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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成熟丰满熟妇av无码区 发布时间:2024-01-06 14: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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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殴美男男gayxxxx户。清兵们先是要银子,后来就无所不要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嚎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仆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最要紧的是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逐渐地,一股疯狂席卷了入侵者。任何女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一些市民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卫生。由于这种人的生命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其余的人也极力想加入进去,但是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来,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拦住,乱棒打死。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又过了几天,那场雨——它使大火没有毁灭整个城市——终于停止了,太阳也出来了。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史可法功过评价

                      史可法的尸体没有在死者中找到,这并不令人奇怪。传说他还活着,这甚至还为一些在城市陷落之后起义反满的民军提供了旗号,他们宣称,史可法领导着他们。尽管史可法幸存的亲属向当局保证说,那个军事将领是个冒充者,但是这个疑问一直存在。史可法的旧日幕僚阎尔梅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这些疑问:元戎亲帅五诸侯,不肯西征据上游。今夜庐州灯下见,还疑公未死扬州。阎尔梅耿耿于怀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这表达了他对史可法防守战略的失望。不太令人理解的,是清朝总督洪承畴也不相信史可法的死讯。他在一年以后,曾向昆山的忠君之士顾咸正打听史可法是否还活着。因为参与吴圣兆起义而被捕的顾咸正,面带嘲笑地回答了洪承畴的问题。他暗示说,洪承畴自己也曾被误报死亡:“汝知洪承畴死乎,不死乎?”不过,看来已不必研究关于史可法死刑执行的清官方记载了,特别是在史可法就义时目击者的证明材料后来由他的养子和一个当时在场的卫兵公布出来以后。尽管没有尸首用来祭奠,但是史得威还是尽力为他父亲建造了一座坟墓。第二年,得威把他父亲的衣物收集到一起,象征性地埋在扬州北门外的梅花峰下。甚至在进行这种追孝之举以前,多铎本人已经下令,在已经破落不堪的扬州城内建祠,以纪念史可法的在天之灵。这样,这位已故的前明将领很快就成了日益增多的英雄崇拜者的偶像。人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对多铎本人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这场疯狂的掠杀变成一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从抽象的价值观来看,史可法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满人与汉人的冲突。正因为如此,人们后来把他当作“忠正”的楷模,认为他是仅次于文天祥的忠君榜样,而乾隆皇帝为了清朝本身也利用了史可法这种臣僚的忠诚。随着不断地受到赞美,史可法的历史地位被大大提高了。他的信件——甚至他给密友的私信——也被认真地收集起来,他许多警策的话语也一直为人所传诵。到18世纪末,他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被刻成受人欢迎的雕像在扬州出卖,此时,他已成为超凡的人物。到了20世纪,他的死难使他成了“民族英雄”,一个受到人们“最衷心地”尊敬的“民族英雄”。不过,即使在史可法成为这样一个中国人民的民族英雄以后,关于他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仍然充满着矛盾。对于那些1966年在公开出版物上热烈讨论史可法地位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他在扬州的遇难只不过是一件偶然的光荣事件,但同时他却由于“封建的忠君思想”和“对农民起义军进行16年之久的反革命镇压”而受到了斥责。有人说,“史可法是镇压农民革命的最大刽子手,是历史的罪人”;而同时,一些人坚持认为,他的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已在“客观上”弥补了他名声的疵点,因而可以继续鼓舞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一个较少教条主义的当代中国史学家,曾经大声问到:“为什么这样一位鞠躬尽瘁和自我牺牲的人最终不能免于失败?”因为,如果史可法的牺牲只是为了自新补过,那么它肯定就不能够弥补扬州城的战略失误。正像17世纪在史可法死后一位作者指出的那样:史道邻有才,然无力回天。江淮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史可法不仅因为没有分权而受到批评,而且因为他没有勇敢地抵制像马士英这样的人也受到了清初史学家们更多的指责:史可法忠有余而才不足。其可有重于选君择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可”,然其已从之。士英晨入而可法暮出。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认为,史可法并不精明老成,史可法的功绩不可避免地因在扬州的失败而打了折扣。不过,洞察得更为敏锐的清代史学家认识到,仅仅根据军事上的成功与否对之进行轻率的功过评价,并不公允。在描述扬州的失陷时,李天根写道:“众将甫逃,黄河一线十里空营,故皇清军整队入城,毁扬州而断外援,可法死而国家随之亡。悲夫!我时思之,古之亡国之君者,无若刘禅之昏庸者,其有诸葛武侯之才亦不足以救之。何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不识其将败者乎?然则,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之谓‘任重而道远,人死而道尽’乎?细思之,我等当勿以成败论史阁部也。”因而,就面对困境的坚忍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史可法的殉难和扬州的失陷猛然掀起了一股死节的浪潮,这既包括那些曾经供职南明的人们,也包括这场大崩溃的直接目睹者。对于一些忠君之士而言,满兵对这个城市的征服引起了他们强烈的自责。他们对这场苦难的耳闻目睹考验着他们个人的操守;可以说,他们个人生命的意义也到了最后关头。诸生韩默听说了这场悲剧的详情之后,对他妻子说:“吾读圣人书,当守义死,不可苟活!若自为计。”说完,他自己跳进了水井,随后他妻子和最大的儿子也跳了进去——因为这种义务感,韩默的妻儿在后来的地方志中受到了同等赞誉。对许多人来说,扬州的陷落既粉碎了人们收复中原的希望,却也鼓舞了人们用不断反抗满人统治的方法把人们从绝望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比如说后来,在宋江式的忠君分子头脑中时时浮现的,就是史可法的殉节。

                      弘光帝出逃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清军获胜的消息一传到南京,弘光皇帝立即召集他的高级阁员会商。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反对这个建议,同时也拒绝接受马士英的意见,即把朝廷撤到长江南岸防线,可能有希望沿长江固守这道防线。南明防守低岸的部队由47岁的杨文驄率领。杨文驄(贵州1618年的举人)曾在华亭做过学官,在那儿他曾随董其昌学习绘画。他是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的一个密友,也是马士英的连襟。尽管他在1644年因为贪污被免去了江宁(南京)的地方长官职务,但是他又被任命为南京政权兵部的文官,并且接管了南京的长江防务。这个时候他可能极清楚自己作为阮大铖和侯方域之间的调停人该做些什么。事实上,日后国人也正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调停角色的。到1645年5月29日,多铎的满汉部队渡过瓜洲,抵达长江。第二天,多铎沿着与大运河相交的长江北岸摆开阵势,与对岸保卫浙江的杨文驄的水军和福建水军指挥郑鸿逵(海盗郑芝龙的兄弟)对峙。明军水师忙着杀死那些想渡江逃走的高杰残部,但是6月1日深夜,清军把一些粗粗赶制的木筏送进江中并用火把照亮,于是明朝水师中了圈套,以为是敌人进攻了,浪费了大量的弹药,而同时李率泰带领的清军先头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穿过西部防线,一举包围了明守军。放弃浙江之后,郑鸿逵和他的士兵慌忙逃往长江,然后从海上逃往了福州,在那里他帮助了唐王登基,也就是隆武皇帝。杨文驄跑到了苏州,在那里他帮助领导了江南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参加了唐王政权,任兵部侍郎。这时,因为浙江轻而易举地落入手中,清军主力开始进军南京。清军挺进的消息传到了南明首都。一本日记写道:顺治乙酉五月初十日(1654年6月3日)连日警报叠至……夜分北风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进迫神京,时日将晡,弘光计无所出,召内臣韩赞周问策,韩云:“此番势既汹涌,我兵单力弱,守和无一可者。不若御驾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弃城出逃的主张再次出现,像他的叔父在北京时一样。弘光皇帝得知,他的臣民已经做鸟兽散。不过,和崇祯不同,弘光皇帝发现他要走的小路并没有被封锁。一本匿名的日记记述了弘光皇帝的出逃:时将二鼓(6月3日),从通济门出。携带惟太后、一妃及内相多人,文武绝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云贵,或云往太平,纷传不一。是举,旬日间,啧有人言,未尝不叱其伪。不论是在史书里还是在戏剧里,在历史中还是历史外,这位逃跑中的福王都哀叹着他的失败——实际上正是他放弃了这个首都。在《桃花扇》里他唱道:堪伤,寂寞鱼龙,潜泣江头,乞食村庄。在道白中,他又说到:“寡人逃出南京,昼夜奔走,宫监嫔妃,渐渐失散,只有太监韩赞周,跟俺前来。”根据一些记载,弘光皇帝最初逃到南京东南的太平地区,但是刘孔昭闭门不纳。遭到拒绝以后,他接着去了长江在安徽的港口芜湖。在那里,他可能死在百川桥。一些人说,有一个忠臣,眼看他就要被清军抓住,于是就用手把弘光皇帝按进水里,以防被俘。另外的材料记载了他的自杀,而且还像崇祯一样,在桥上留下了绝望的遗嘱:我家养士300年,现在众官何以如此绝情弃我而去?不过由于这些记载可能反映了一些官吏们的负罪感或者充满了弘光同时代人对传奇的偏爱,因此,它们不是完全真实的。弘光皇帝确实在逃出首都后跑到了太平,而且城门也确实向他关闭了;但是后来在6月5日,他于安徽中部长江南岸铜陵的黄得功营地找到了避难所。当弘光帝被领进指挥部时,黄得功禁不住失声痛哭。起初他想推卸掉现在已落到他身上的历史责任。“陛下死守京师”,黄得功对他说:“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至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弘光帝凄厉地说,黄得功不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将军,黄得功深受刺激,以至终于同意承担起保卫弘光的任务。黄得功说:“愿效死”。6月15日,叛徒刘良佐到达了黄得功在芜湖的营地。他带着多铎的一支旗军,同时还有前瓜洲驻军将领张天禄及其队伍。他们要求南明皇帝投降。黄得功拒绝了。但是在刘良佐身后,张天禄突然施放冷箭,正中黄得功喉部,这位忠君的指挥官一会儿就死了。他的主要助手们没有犹豫,两个支队指挥官马得功和田雄马上就把弘光皇帝交给了刘良佐将军,并且投降了清朝。此时,弘光皇帝出逃的消息传回南京,引起了一场大混乱。十一日(6月4日),昧爽,哄传上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时隐遁,有不去者,将门首封示尽行洗去,男女蜂拥出门,扶老携幼者,不可胜数。间有妩媚少艾,金莲踯躅,跬步难行,见者心恻,既出而复,十有八九,以路多兵也。已而闭门,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终矣。一部分人——在史书中径称“百姓”——更想所做的却不是冲出城去。他们决定任命那个冒名的太子做皇帝。带着做为人质的大学士王铎,他们打进了城里的监狱,要求狱长指太子给他们看。因为害怕,监狱很快就屈服了,尽管他一个劲地发誓说,把这个年轻人投进监狱的不是他而是马士英,但还是差点儿被这些暴民杀死。由于太子的说情,王铎的性命得以幸免。人们把这个假太子扶到马上,穿过新华门,拥入武英殿。暴民们没有时间为这个冒牌者的登基进行准备,但是在发现一个箱子里存有戏剧服装之后,便挑选了一件戏剧中皇帝穿的龙袍给这个年轻人穿上。他穿着这件漂亮的龙袍,坐在弘光皇帝旧日的皇位上,众人便围在阶下高呼万岁。此前连着几天,天气都是阴云笼罩,而那天天空却放晴了。旁观的人们认为,灿烂的阳光是一种好兆头。让假太子在武英殿坐上皇位,是城市百姓的一种自发行为。王之明(如果这确实是他的名字的话)与其说是学士和高官的君主,还不如说是庶民和小吏们的头领。几个小时后,几乎南京各部门的小官吏都来向这个人鞠躬效忠,他们相信他会成为这个政权的皇帝。不过,高级官员中只有几个人来了。实际上,这位假太子的登基,在那些曾经建议福王把这个年轻人关进监狱去的人当中引起了一片恐慌。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张捷在一座庙里悬梁自尽,而杨维垣则投井自杀了。曾最早建议福王登基的官员李沾命令轿夫火速将他送至赵之龙的家,在那儿,他请求赵的帮助,并且得到了赵之龙使他安全出城的令节。反对这位假太子登基最为坚决的自然是马士英。不过,就在王之明身着戏服、被一群暴民加冕之时,马士英正平安地来到了城外,有400名贵州籍精兵保护他前往南方。马士英在6月4日逃离南京的表面原因是为了保护弘光皇帝的母亲邹氏的安全。不过,有些人认为,那天随他离开南京的老妇人其实是他自己的老母,但打扮成了皇太后的模样。可是那人当时的身份是皇太后,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尽管她后来死于事变,但是声称皇太后的人在马士英的车中,就为马士英提供了一个借口——尽管只是一种花言巧语的借口——以推卸他在首都所负的责任。然而,马士英不光彩的名声仍然留在了城里。尽管他不论走到哪里几乎都遭到反对,他仍在不断地努力以再次加入到南明的事业中去,即使是在福建,他还是站在复明分子一边继续奋斗。不过,到他最后被俘并在浙江一个集市上被砍头示众为止,他的名声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就像人们习惯上认为明北京城失守的责任应由奸臣周延儒承担一样,马士英也是一个要为南京政权的败亡承担责任的败类。实际上,在公众眼里,马士英与周延儒是一丘之貉,因为当时一首流行的歌谣说得很清楚: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颈,一同狐狗之毙;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腹藏草,草贯士英皮,遂作犬羊

                      老百姓去共同谋划新生事物,而只能和他们共享成功的快乐。所以说,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对老百姓有利,便不必遵循旧的礼制。说一千道一万,主上您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秦孝公故作矜持地点了点头,刚说一个“对”字,上大夫甘龙便说:“这件事要慎重!”甘氏是秦国的名门望族,甘龙本人在秦献公时期出力甚多,也算是当年的改革派。但是,对于卫鞅那种推倒重来的激进式变法,他还是感到吃不消。甘龙对秦孝公说,自古以来,圣人不通过移风易俗来教育民众,智者不改变已形成的法令来治理国家,不如保持原有的风俗,袭用旧有的礼制,因势利导,徐徐而进,这样老百姓能够保持安定,官吏们也容易接受。“您所说的,乃世俗之见。”卫鞅的词措甚为锋利,“平常的人自然安于旧俗,书生则拘泥于书本上的见识。这两种人,让他们奉公守法还可以,但是不能和他们谈论变法图强,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甘龙勃然大怒,以手按剑,作势欲起。卫鞅神色如常,继续侃侃而谈:“敢问上大夫,夏、商、周三代的礼制难道相同吗?当然不同,而且有很大区别,可为什么它们都能治理天下?春秋五霸的法制都一样吗?也不一样,各有各的特色,可为什么他们都能称霸一方?这些问题,在座的诸位大夫想过没有?自古以来,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拘泥于成法;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平庸的人被礼制约束,不是吗?”甘龙听着,按剑的手不觉松开,半晌沉默不语。另一名重臣元老杜挚见状,大声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言变法;没有十倍的功劳,就不能轻易更换旧制。遵循过去的法度,不容易犯错误!”“您想的是不犯错误?”卫鞅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的确,什么事情都一成不变,最不容易犯错误。可是您想,夏桀、商纣,他们因循旧制,不也是亡国了吗?商汤、周武,他们积极变革,最终还不是得到了天下?请你们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竞争有多残酷!魏国通过变法而强大,夺取了秦国的河西,至今没有归还。如果你们还停留在不犯错误的认识上,那么接下来,魏国人就会继续蚕食秦国的土地,直到让你们走投无路!”杜挚也被说得哑口无言。甘龙、杜挚在秦国德高望重,这两个人被说服(至少表面上),意味着卫鞅变法的主要障碍被扫除。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考验卫鞅的真才实学了。但是在实施变法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他要找一个人,一个搬得动木头的人。变法前须取信于民公元前359年的一天,秦国首都栎阳的南门人头涌动,热闹非凡。原来新上任的左庶长卫鞅发布了一则告示,全文如下:“有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者,赏金十两。”告示旁边确实竖着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还派了两名卫兵把守。围观的百姓有数千人,大伙议论纷纷,就是没有人上前去搬那根木头。“这是左庶长在变着法子消遣咱们呐!”所有人都这样认为。确实,从南门搬根木头到北门,花不了一顿饭工夫,连汗都不会出,怎么可能赏金十两?赏十个铜钱就不错了。到了下午,有个文官过来,奉左庶长之命,在告示上加了个“五”字,将赏金十两提高到五十两,然后顾自摇着头笑着走了——连他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有个在栎阳城中当搬运工的小伙子,围观了半天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走上前,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扛起了木头。按照他的想法,搬根木头嘛,就当是锻炼身体,至于有没有赏钱,那都无所谓。数千人都跟着他从南门来到北门看热闹。北门那儿,也有两个卫兵站在城墙下。看到小伙子过来,有一个卫兵便上城楼去禀报。没过多久,卫鞅便在一群官吏的簇拥之下来到城墙下边。“这根木头,是你从南门搬过来的?”卫鞅问道。小伙子腼腆地点点头。数千人都屏住了呼吸,就像是看一台精彩的舞台剧,终于等到了高潮部分一样。不用说,他们心里面比台上的演员还期盼戏剧的结果,等待着看到小伙子失望的表情,然后爆发出一阵集体狂笑。卫鞅微笑着环视了大伙儿一圈,招了招手,立即有人端着一个朱漆的盘子上前。盘子上边盖着一块红布。卫鞅亲手揭开它,并将盘子端到小伙子跟前。“这是你的了。”当天阳光灿烂,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那五十两黄金反射的光芒刺得睁不开眼。小伙子差点晕厥。这件事情很快传遍了全国,听到的人无不咋舌,一方面是对这小伙子的好运气艳羡不已——五十两黄金,作为一个平民而言,几辈子都不用干活了;另一方面则是——原来左庶长是这样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啊!只有一个从魏国河西地区来的老头儿,听到这件事后捶胸顿足,连声说:“为什么我不在场,为什么我不在场?”据《韩非子》记载,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秦国有个哨所靠近魏国境内。这个哨所的守军时常袭击魏国农民,但是又不值得征调部队攻打它。于是吴起就在北门外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赏赐他上等田地、上等住宅。”起初没有人去搬它,最终有个人把车辕搬到南门,吴起立即按照命令行了赏。不久吴起又在东门外放了一石红豆,下令说:“谁能把红豆搬到西门,赏赐如前。”百姓们都抢着去搬。最后吴起下令道:“明天要攻打秦军哨所,能冲锋陷阵的,就任命他做大夫,赏赐上等田地和住宅。”百姓们争先恐后参战,一个早上就把哨所攻占了。卫鞅立木赏金,取信于民,自然是从吴起那里学来的。变法的重点之一:农民问题立木赏金后不久,卫鞅就正式粉墨登场,上演他的变法大戏了。他和李悝一样,认为农业是国家的基础,要想国家强大,首先必须保证粮食生产。因此,他颁布了第一条法令——《垦草令》。自古以来,农民种田,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要让农民多种田,只种田,努力开荒种田,除了种田不作他想,就需要用点特别的手段了。首先是从思想上实行愚农政策,让农民变得易于摆布。卫鞅认为,对于发展农业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知识。农民的本性和可贵之处就在于无知,一旦有了知识,就必定不甘于种田,会去想其他的事。因此必须改革秦国原来那种重视学问的风气,将做学问的人排除在政权之外,不让他们有上升的空间,这样农民就不会想做学问,也就不会变质了。他特别警惕儒家学派的影响,命令各地官吏焚烧儒家的经典著作《诗》《书》等——坑儒的事他也许没有做过,但在焚书这件事上,他比秦始皇还早一百多年。他还下令取缔农村的一切休闲娱乐活动,因为那些娱乐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导致道德败坏。他必须确保农民“意一而气不淫”,将全部精力用到农业生产上。总之,在卫鞅的理想中,农民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感情,就是一群会种田的机器。但是,仅仅通过愚农政策,还是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相应的强制手段来迫使农民就范。他规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家庭,可以免除徭役。这相当于对先进生产者的奖励,也是《垦草令》中为数不多的奖励措施之一。卫鞅更擅长使用的是惩罚。紧接着这条奖励措施之后,就是对落后生产者或者不务正业者的恐吓:凡因从事工商业或不生产导致贫困破产的,连同妻子儿女收入官府为奴。农田之外的山川湖泊,一律被收归国有,农民被严格禁止进入。山上有鸟,河里有鱼,但是不许农民捕猎,由此断绝农民想在种田之外找点副业干的幻想。事实上,农民除了家里和田里,基本上哪也去不了。因为卫鞅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禁止百姓擅自迁徙。走亲戚也罢,逃荒也罢,必须经过官府批准。旅客住店,必须要有官府出具的介绍信。旅店如果收留无证旅客住宿,店主人与旅客同罪,一并送入收容所。但这些还不够。卫鞅算无遗策,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还针对商人、官吏和贵族制订了多项限制措施。商人首当其冲。卫鞅认为,商人不事生产而谋取重利,对社会大大不利,必须从重打击。他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奴隶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对市场上流通的酒肉课以重税,比商品成本高十倍;最重要的是,不准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在他主政期间,秦国“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粮食生产和销售完全被国家把持,计划经济已见雏形。对于官吏的限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寄生虫;二是强化廉政,不许官吏干扰农业生产。贵族是卫鞅变法中重点打击的对象。他刻意加重贵族的赋税,要求贵族子弟必须和平民百姓一样服徭役,而且解除徭役的条件比平民百姓还高。禁止贵族、官吏雇佣仆人,迫使贵族子弟必须亲自劳动。他甚至规定,公室子弟如果没有军功,不得列入宗室,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可想而知,《垦草令》一下,天怒人怨。贵族恨得直咬牙不说,农民也很有意见。各地百姓跑到栎阳来上访申诉的多达数千人。太子嬴驷在一帮贵族元老的撺掇下,公开对卫鞅的变法表示不满。当然嬴驷不会上访,他的抗议方式很简单——犯法。至于是犯了哪条法,正史上没有记载,本书也不能杜撰,总之这件事闹得很大,全国人都知道了。嬴驷扔给了卫鞅一个烫手的山芋。卫鞅如若视而不见,则威信扫地,变法权当笑话;如若要依法行事,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且看他如何判太子的罪。卫鞅却是一点也不为难。在征得秦孝公同意后,他下令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抓起来,一个判了劓刑(割鼻子),一个判了黥型(脸上刺字)。太子犯法,当然不能与民同罪,但是太子的老师可以当替罪羊。卫鞅用近乎铁腕的手段,向世人表明了变法的决心。而在这铁腕的背后,是秦孝公坚定不移的支持。《垦草令》实施三年,效果逐渐显现。秦国地广人稀,荒地众多,经过三年的强制开发,大片荒地变成农田,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国家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老百姓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再加上贵族的权力被限制,知识分子被赶走,农民们很容易便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感。原来那些上访专业户现在又跑到栎阳来,敲锣打鼓给卫鞅送万民伞,感谢“左庶长的政策好”。卫鞅很高兴,问他们:“现在不觉得新法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了?”“方便得很,方便得很。”“那就好。”卫鞅回头对官吏说,“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下来,将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戍边。”所有人都傻了眼。“原来你们批评我,我没有出声,是因为新政推行尚未见成效,我忍住了。现在你们表扬我,我却要将你们迁去戍边,你们肯定很想不通。那我就告诉你们,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农民应该议论的。做得不好,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做得好,也不需要你们歌功颂德。希望你们以后安守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该看的书不要看,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总之乖乖地照着官府的话去做就好了。”从此之后,无人再敢议论朝廷的政令。说句题外话,这个故事教育世人,任何时候给专制政府唱赞歌,都是自讨没趣。变法的重点之二:天天严打《垦草令》实施之后,一系列法令陆续出台,卫鞅变法全面铺开。可以肯定的是,卫鞅在秦国颁布的法令,基本上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但是加入了很多创新的内容,大大超越了李悝。总的来说,管得更宽了,管得更严了。前面说过,秦献公年间,秦国已经实施户籍法,按五家为一伍的方法编制全国户籍。卫鞅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连坐制度。简而言之,一人犯法,全家有罪,邻居受牵连。对罪行知情不报者,或者藏匿罪犯者,处以腰斩之刑,全家财产充公。但是如果有人向官府告发罪行,则告发的人不仅可以免罪,还能够受到重赏,赏格等同于在战场上获得敌人的首级。连坐法一经颁布,秦国人人自危,学习法律的自觉性大幅提升,与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发动人民斗人民”这件事上,卫鞅无疑是始作俑者。此后两千余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连坐法视为统治人民的不二法门。在量刑方面,卫鞅主张轻罪重罚,认为这样可以使得国人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就更不敢犯。比如说,偷盗牛马者,死刑!(因为牛马是生产资料)一步超过六尺者,重罚!(罪名是破坏度量衡)往街上倒垃圾者,黥型!(倒垃圾影响他人,容易引起争斗,而“私斗”在秦国是绝对禁止的)总之,在卫鞅的治理之下,秦国天天都是严打,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连吐口痰都要三思而后行。但是严打的成绩是显著的。新法推行后,秦国“道不拾遗,乡邑大治”“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成为当时治安最好的国家。不消说,变法的手也伸向了军队。卫鞅大刀阔斧,改革了秦国的等爵制度,将爵位分为二十个等级,由下而上分别是: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簪裹,第四级不更,这四级相当于原来的“士”;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这五级相当于原来的“大夫”;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又称为大良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这九级相当于原来的“卿”;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列侯(或称为彻侯),是原来没有的,相当于诸侯。每一个等级都与军功挂钩,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根据军功来享受爵秩。军功的计算很简单,以在战场上斩获的敌人首级多少来确定。凡是斩得敌国甲士首级一颗者,赐爵一级,赏田一顷,赏宅基地九亩,配备跟班一名;如果不要这些赏赐,想要做官的,可以当俸禄五十石的官。如果斩得五个甲士首级,不但可以升爵,还可以升官;累功做到大夫,便可以当县长,国家还赏赐六个奴隶,那就相当舒服了。当然,所谓甲士,也不是一般的敌人,至少是魏国的武卒这一级别的战士。即便如此,卫鞅定的赏格还是很具诱惑力,对于那些梦想着跻身于贵族的平民来说更是打开了一扇晋升的大门。这个政策一推行,秦国的士兵就像打了鸡血一般,在战场上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不但想打仗,敢打仗,而且敢打硬仗,专挑敌人的精锐部队进攻,前仆后继,虽死无悔。秦国人“狠”的名声,就是从那个时候获得的。有赏就有罚,连坐法也被引入到军中。在秦国军队中,五人为一伍,由伍长统率;五十人为一屯,设有屯长;再上则有统领百人的“百将”、统领五百人的“五百主”等。一伍中如果有一个人在战场上逃跑,其余四人就要受刑罚;但是如果谁能斩得敌人首级一颗,本人可以免除刑罚。屯以上的部队都设有斩首指标。以屯为例,如果在一场战斗中得不到一颗敌人首级,屯长和百将都是要被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首级三十三颗以上,则算是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屯长可以升爵一级。军队围攻敌人的城池,斩首级八千颗以上,或在野战中斩首级两千颗以上,整支军队统统有赏,所有军官都升爵一级。卫鞅还建立了“短兵”制度。短兵即卫队,每个五百主有短兵五十人,率千人的将领和享受千石俸禄的县令都有短兵一百人,国尉有短兵一千人,大将有短兵四千人。如果将官战死,全体短兵都要受刑罚——当然,如果某位短兵得到敌人首级一颗,本人也是可以免罪的。相对于孙武、吴起等人而言,卫鞅在军事方面显然稍逊一筹,但是他通过制度设计弥补了这一缺憾。而这些制度的核心内容只有两个字,就是“赏”与“罚”。赏要赏得令人眼红,罚要罚得让人胆寒。隐藏在秦国人身上的狼性,就这样被激发出来了。这种狼性造就了一个无比强大的秦帝国,也为它的灰飞烟灭埋下了伏笔。变法的重点之三:土地改革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公元前358年,秦国对韩国发动了进攻,秦军大败韩军于西山(今河南省熊耳山)。三晋之中,韩国最弱。因此,这一战的胜利并不能充分体现卫

                      人带来一种别样的压抑。城南的越洋仓库是一处废弃有待改造的地段,除去一些流浪者偶尔会暂留在此外,平日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员出入。看了一眼那块锈迹斑驳的“六”字标牌,我和林岳、莫炎自半掩的铁门鱼贯而入。昏暗的光线下,整个仓库显得格外阴森。“嗒……嗒……”几声响动,仓库顶部的大灯瞬间开启,强烈的灯光一处不漏地将仓库内照得雪亮。这里似乎已被清理过一番,地面上丝毫没有任何的灰尘,空无一物的场地正中,风钺正标枪似的站在那里。“准时是国王的习惯。”风钺微笑道,肩头的金毛猴子一并咧嘴,“也是我的习惯。”“秘诀我带来了。”我扬了扬手中的笔记本电脑,“但在给你之前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条件?你觉得自己的筹码足以和我谈条件吗?”风钺眉毛一扬,“记得三天前我说过,以长生换余生,这就是唯一的条件。”“那好。”我冷冷一笑,手中的笔记本电脑高高扬起,“那就以余生换余生!”“哈哈……”风钺仰头大笑起来,那金毛猴子突地在他肩头站直了身形,口中发出尖利的嘶叫。在他身后不远处,搭建的简易铁皮屋中走出了三个人,那是晖儿和S,满脸亲切的莫曹正将手搭在她俩的肩头。“你大可以无所顾忌地摔碎它。”风钺淡淡道,“就像摔碎你妻子的脑袋一样。”铁皮屋架在三米多高的支架上,莫曹的手掌始终没有离开她俩的肩头,如果他发力将两人摔下地面的话,以我们现在的距离要救人也是鞭长莫及。况且,面前还拦着个不知根底的风钺。“也罢,就算我听风一派为轩辕后人尽最后一次人事吧。”风钺口气忽地一缓,“说说你那三个条件。”“条件很简单,第一,我父母在哪里?近况如何?第二,秘方的内容只能由你一人参看。”我沉声道,“第三,自此之后,你不能骚扰我们中任何一人。”“的确简单,好,我答应你的条件。”风钺爽快地点头道,“在你父母移居海外的第二年我找到了他们,彻夜长谈了一次。”“那他们现在在哪里?”我隐隐觉得有些不祥。“只可惜他们两位有些迂腐,还采取了最不合作的办法。”风钺叹了一声,嘴里慢慢地吐出了两个字,“自杀。”一阵眩晕自脑中袭来,浑身的血液瞬间达到了沸点,在狂怒的催动下,地面猛然生出无数的金属尖刃,恨不能将眼前这个残忍的家伙撕成碎片。风钺微微一笑,抬手轻轻一抚,肩头那猴子炸起浑身的金毛,凶狠地嘶叫着。地面陡然一震,满地杀气腾腾的金属尖刃倏然飞出,瞬时将我们三人围在了当中,雪亮的刃口散发着丝丝寒意。“你所拥有的驭金能力,是我附加在那块轩辕铜镜上的,只要我愿意,你随时都会失去它。”风钺一字一顿道,“别忘了,我才是听风传人。”眼见他如此雄厚的实力,众人心中不禁都是一凛。如果我的能力是来自于风钺的赋予,那他所具备的力量又何止是我的百倍?!平端笔记本电脑,我缓缓地将两手伸出,风钺眉尖一动,数把金属尖刃聚成了一块平板,载着笔记本电脑缓缓飞回他的面前。啪,金属板迅速将笔记本电脑包裹了起来,以极快的速度飞射出窗外,深深落入了草丛中。“你……”我不由得失声惊疑道,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秘方,到手时却置于一旁,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听风的能力虽然始创于你们轩辕一族,但却是我的祖先将之提升到了最高境界。”风钺嘲弄般地笑着,“你们的计划我早已了然于心,耿老,您还是现身吧!”说话间,风钺的右脚重重地跺在了地上,一阵疾速的金属响动声频频传来。轰的一声,眼前的地面爆开一个硕大的深坑,巨虎般的狴犴驮着耿婆自坑中跃出,落地时却有些站立不稳。“好小子,居然被你练到了‘六耳听风’的地步。”耿婆脸色苍白地咳道。“雕虫小技,不足挂齿。”风钺欠身道,“您老保重身体,不然筑壤一派可就后继无人了。”深坑中不住地生长出一些奇怪的金属枝条,那些枝条像是有生命一般疯狂地在风钺身边围绕了起来。土生金,金生水,风钺正是用了五行的生克之法,以这种金属枝条吸收了狴犴的土性力量,并以此快速提升水性能量,激得耿婆暗藏的水性攻击反噬。举手抬足之间便化解了这一人一兽的绝强力量,这个风钺究竟有多强?!“既然各位早已准备停当,那我也尽下地主之谊。”风钺的面容显得更加谦和了起来,“就在一个回合内见分晓吧。莫曹!”清越入空的鸣叫声中,巨大的朱雀自铁皮屋处飞下,晖儿和S已被一根银色长索牢牢地绑在了铁栏之上。“以二敌五,优势应该在你们这边。”风钺悠悠道,在他的身周隐隐出现了一只张牙舞爪的白虎幻像。“悠悠长流我自归,滔滔白浪几人回,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亟亟催!”耿婆撑起身形,左手拔出腰间的弱水铜壶,右手一掌击在壶底,口中高声念道。空中的乌云猛地一抖,倾盆的雨水自天而降,势如破竹般地砸穿了仓库的顶棚,与弱水铜壶中喷洒出的水汽混作一体。林岳大喝一声,双手翻掌向上击出,漫天的雨水中蓬然生出无数的绿色枝叶,千万条细长的藤蔓自其中伸下,堪堪将朱雀和风钺拢在了其中。“好气势!”风钺高喝道,身周的金属枝条倏然晃动,飞卷着绞向空中的藤蔓枝条,在雨水中纠结作了一团。眼见空中的绿色渐渐不支,莫炎两掌一错,在胸前翻动起一片七色火团。那火团不住地涨大,由深到浅地变幻着色彩,最后化作一道无色的气柱直冲云霄。无比灼热的高温下,空中的绿色和银色全数化去,那些金属枝条被熔作了液体,在雨水中蒸腾起大片的白雾。风钺微微一笑,双手合于胸前,向前猛地推出,熔化的金属竟汇作了汹涌的银色波涛,狂暴地向众人袭来。大片飞卷的黄土源源不绝地冲散了银色波涛,我倾尽全力将所有的金属牢牢包裹压下,坚实的护墙抵御着四周流窜而出的金属液滴。脚底下的地面渐渐升起,水、木、火、土,逐层递生的四行攻击全力与风钺的金性攻击对抗着,整个场面已进入了相峙阶段。空中再度传来高亢入云的鸣叫声,巨大的朱雀盘旋了数圈后,飞速扑袭而下,浑身的火羽已变作一种奇诡的怪色。狴犴昂首怒吼,身躯涨大得有如巨象一般,浑身顿显出淡金色的气雾,对着朱雀抬爪迎上。“糟了!”我心中暗叫一声,火土互生互克,这两只神兽如果硬碰硬的话,整个战局中五行循环的能量就会被引发,到时我们都会被力量反噬受伤,只是依据各自的能力伤的轻重程度不同罢了。可晖儿和S是毫无抵御之力的啊!朱雀俯冲的速度愈来愈快,地上的狴犴虎虎生威地等待着迎头搏击,可是朱雀的飞行轨迹……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飞掠的朱雀一头扑在了风钺身上,大蓬怪色火羽横空飞起,聚集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将风钺牢牢困在当中。吱喳一声惨叫,金毛猴子连蹦带蹿地逃到了一边,不住地用爪子拍打着烧焦的长尾,望着空中燃烧的朱雀,眼里满是怨毒。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实在是出乎意料,火焰中莫曹渐渐化作了人形,脸上的笑容宛如三月的春风。“大哥……”莫炎仿佛明白了什么,在空中低低地呼唤道。“风爷,那杯茶中蕴含的意味您明白了吧?”莫曹恭敬道,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扣在了风钺的腋下。“总算明白了。”风钺竟似十分释然,脸上并没有显露出痛苦的表情,但被高温焚化的衣物和皮肉却不住地化灰飘飞。“你的能力……”莫曹眉头一皱,抬头望向四周,身子却突地震了一下,围绕着的怪色火焰陡然狂涨,随即渐渐熄灭。“兄弟……交给你了……”在陡然狂涨的怪色火焰中,风钺的面容倏然消失,一片飞灰随风飘向空中。莫曹脱力似的站在那里,满面微笑地望着莫炎,正如一位慈爱的兄长看着自己的兄弟。“想不到他身上竟无半点能力。”莫曹的声音竟变得毫无生气,“我也是该去见下爸妈了,和他们说声对不……起……”未完的话语中,莫曹一头栽倒在地上,任凭莫炎如何摇晃呼唤,却再也没有睁开双眼。耿婆探视着莫曹的身上,那几处诡异的伤痕竟与老田身上的如出一辙,看来那时偷袭老田的正是风钺了。我疾步走在湿滑的黄土上,赶去铁皮屋放下晖儿和S,却没有注意到林岳正奇怪地看着一旁那只须发怒张的金毛猴子……尾声耳畔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是一种物体在空气中高速飞行的摩擦声,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细小到了极点。“小心那猴子!”林岳高呼一声,双掌不住地翻动着,大片缠绕着藤蔓的树木拦在了众人面前,肥厚的叶片花朵一层层地铺就在树干上,疯狂地弥补着不知被什么撕开的缺口。响声停下,林岳面前已紧贴着树木花草,瞬间聚集出如此巨大数量的植物,这小子的反应和爆发力的确非同小可。“嗤嗤!”林岳的身体突然僵直在了那里,踉跄着倒退了几步,仰面倒在了地上。那些树木花草上不知何时支出了不少的金属细刺,而林岳的身上那些细刺则更是数量惊人。“林岳!!!”我狂吼一声,向他狂奔过去,迎面却被耿婆和莫炎拦住。“嘿嘿……”一个金属质感的怪笑声传来,“死了兄弟朋友,难受吧?”树丛中一个影子快速蹿出,落在了我们的面前。那……那是……风钺肩上的金毛猴子?!“害死我兄弟……”金毛猴子怪声道,“死,你们都要死。”我这才发现在它的脖项上带着一根项圈,靠近喉部的位置隐隐有个银色的钮扣状物体,声音便是自那里发出的。“引虚入孕……风钺竟是你的兄弟?”耿婆脸上一寒,“你才是那个会‘六耳听风’的!”“会的还有。”金毛猴子怪笑一声,前爪在地上拍击了起来,大片细小的金属颗粒浮现在空中。全力一战之下,我们三人已是精疲力竭,面对这只强势夺人的金毛猴子,胜算寥寥。呜的一声低吼,一团黄影自地下扑出,将那金毛猴子扑倒,空中的金属颗粒立刻疯狂地四散飞舞起来。我不住地以黄土抵挡着,却见大半的金属颗粒已落在了地上。和金毛猴子扭作一团的正是狴犴,扑打间狴犴身上不住地穿出各色形状的金属物。只不过,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于神兽狴犴而言是毫无作用的。金毛猴子屡攻不下,龇牙狂叫了数声,身上涌起一股巨大的力量,滔滔不绝的液态金属冒着灼热的气焰将狴犴围了起来。“吼!”狴犴身上黄光暴涨,一掌将猴子击入土中,身形顿闪随即没入了地下。轰的一声大震,四周立刻恢复了平静。不多时,泥土翻动中,一只脚爪伸出了地面,金毛猴子那身金黄的长毛此刻已污秽不堪,眼中的怨毒愈加浓重。“你们……都要……死……”金毛猴子颤声道,两只前爪再度抬起。空中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金属,甚至连落在地上的金属颗粒也都没了动静。金毛猴子呆了呆,毫不死心地将前爪击在了地上。这一击用力过猛,折伤了它的指爪,腥红的鲜血顺势滴了下来。“金土互搏,土涨金生。狴犴用土性把你的驭金能力激发到了极点。”耿婆淡淡道,“可惜,你是只猴子,经络结构不同,涨到顶点就是消失了。”金毛猴子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但渐渐地又冷漠了下来。“嘿嘿……”它惨笑道,“那杀了我。”“你想死?”莫炎冷冷地走近金毛猴子,手上闪出一道灵火。金毛猴子漠然地闭上了双眼,似乎静待着死亡的来临。“嚓!”一个断作两截的项圈掉在了地上,金毛猴子睁开双眼,满是疑惑。“猴子该去猴子待的地方。”莫炎的脸上露出了亲切的微笑,那表情像极了他的大哥。猴子该待在森林里,可这里是城市,它唯一该去的地方便是动物园的猴山。一根银色长索拴在了金毛猴子的脖子上,无论它怎样绝望地嘶喊,却再也发不出人的声音了。三年后,我的家中。“叮咚!”门铃声响起,开门间莫炎微笑着出现在面前。“稀客啊,晖儿。”我大笑着叫道,“看看谁来了。”“你这么激动,肯定是莫大哥来了。”晖儿笑盈盈地走出房门,手里抱着我们的一对孩子。“听说你们生了对龙凤胎。”莫炎进门放下手中的包袋,“我来看看这对轩辕后裔。”茶饭过后,莫炎满脸神秘地拿出了一台手持DV。“怎么,现在越玩越先进了。”在我的印象中,莫炎除了那部高性能手机之外,很少会涉足这类IT产品。“是公孙托我带来的。”莫炎笑着打开了电源。林岳死后,S一直守在他的身边,仔细地为他拔去身上那多如牛毛的金属细刺,不停地擦拭着涌出的鲜血,身前的衣襟渐渐被染红。可她始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莫炎不忍地上前用灵火封住了林岳的伤口,默默地站在一边。“布荫缘木,根余则不息。”耿婆探了探林岳的手腕,缓缓道,“潇丫头,这小子或许还有救,或许就这么走了,如果你愿意和老婆子花上个三年五载……”“我跟您走!”S坚定地打断了耿婆的话语,用力扶起林岳道,“哪怕是更多的三年五载……”一只黄色的小猫表情严肃地出现在了镜头中,也许是拍摄者干扰了它的情绪,这个小家伙满脸不乐意地转过了头去,可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了它额头的那条龙纹。“这家伙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S的声音自画面外传来。镜头移动了起来,满目绿色间出现了一座小屋,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正在屋前轻快地跳着绳,一旁的收音机中传来欢快的流行歌曲。镜头渐渐接近,老太太有趣地冲着镜头眨了眨眼,咧嘴一笑。“咱们耿老可是越活越年轻啊!”一个人影自画面中闪过,那熟悉的语调是……“啪!”也许是对这个会发出声音画面的物件产生了兴趣,我那两个调皮的小家伙争着去抓它,全神贯注的观看中,一不留神竟被他俩将DV摔在了地上。“好像摔坏了。”晖儿仔细检查了一下,遗憾道,“家里的DVD光驱读不了这种盘。”“没事……”我笑着抱起身边两个调皮的小东西,“有些东西并不需要深究下去。”窗外,徐徐的清风送来楼下孩子的嬉笑声,欢快中隐隐透着对周围事物的好奇与不安。“平淡、快乐,只要这样就好……”公元前455年夏天,晋国晋阳的空气骤然紧张。晋国亚卿、赵氏宗主赵无恤突然率领大批家臣和族兵,从首都新田返回晋阳。无恤进城后,即令紧闭城门,加派岗哨,给护城河加注河水。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战争即将来临。对于上了年纪的晋阳人来说,战争并不陌生。很多年前,晋阳城也经历过一场大战。那是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乱,中行氏和范氏讨伐赵氏,先主赵鞅退守晋阳,抵挡两家联军达四个月之久。后来因为智、魏、韩三家出手相救,晋阳才得以解围。时隔四十二年,晋阳再度面临战火的考验。令人感慨的是,斗转星移,风流水转,这一次进攻晋阳的不是别人,正是上一次解救晋阳的智、魏、韩三家。在这四十二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昔日的盟友变成今天的敌人?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那个名叫荀瑶的人说起。晋国四卿,智氏一家独大晋国的六卿执政体制持续长达百年,因公元前497年的中行氏和范氏之乱而被打破。中行氏和范氏狼狈为奸,本想一举吞并赵氏,却因智、魏、韩三家出手干涉而失败,中行氏和范氏因此被驱逐出局,晋国从此进入四卿执政时代。四卿之中,一卿为正,称为上卿;三卿为副,称为亚卿。公元前493年,时任上卿的智氏宗主荀跞去世,其子荀申继承家业,上卿之职则由赵氏宗主赵鞅接任。赵鞅为人宽厚,知书达理,在他的领导下,四大家族相安无事。这种局面持续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476年荀申去世。据《资治通鉴》记载,荀申去世前,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很费了一番心思。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原则,这个问题本来没什么好考虑的——正妻所生的长子即为世子。如若正妻无子,则在众多侧室所生的儿子选择一个,原则是子以母贵,女人的地位越高,她的儿子当选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随着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选择一个“对”的而不是“贵”的继承人,显得越来越重要。为了智氏家族的未来,荀申必须在诸多儿子中作出正确的选择。荀申看中的是荀瑶,理由很简单:荀瑶身材高大,须髯飘逸

                      中,有各种消遣娱乐,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擅自外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出身高贵,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的法律规定。因为皇帝希望杜绝皇室中有可能发生的任何阴谋,以维护政权的稳定。佩雷拉(GaleotePereira)也记录了当时桂林许多朱门大户的情况。他听说那些人完全依靠皇室按月供给的钱粮为生,他们因饮食无度而身体臃肿。耶稣会士金尼阁在同一世纪晚些时候曾写道,皇室宗亲已超过6万户。他强调说,这些人对社会毫无价值,对君主权力却构成威胁。由于不能入仕,又不能参政,生活放荡、傲慢无礼的皇室宗亲发展成有闲阶层。皇帝清楚地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特务组织,因而将他们视如仇敌,严加防范。他们全都住在指定的城市中,未经皇帝允许不得离开,违者处以极刑。他们中甚至没有一人被获准留居在北京或南京城里。经过努力,身份较低的皇族成员获得了入仕的机会。1595年以后,朱姓宗亲被鼓励去参加科举,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考中,其余的人继续在贫困中生活。少数上层贵族,则始终被皇帝认为有谋反的可能,而受到猜疑和防范。宝书网www.baoshu2.com地位较高的亲王及其王府,在明初原是被用作抗衡士绅集团和富户势力以及抵御蒙古入侵的军事力量。明太祖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在各省辖区之外的地方,9位亲王被置于接近今蒙古边界一线,分别统领3000—80000人。在其辖区内,他们可自建宫殿,任命自己的官属。然而,他们对辖区内官员的控制权,最终遭到对这种独立势力深感担忧的建文帝(1399—1402)的反对。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登基后不久就被其叔父燕王推翻了。燕王就是后来将明朝都城迁至北京(燕京)的永乐帝(1403—1424),北京原是他的封地。永乐帝同样感到其他诸王有谋篡的危险,所以开始建立新制度以控制自己的兄弟和侄子。他尽量削弱诸王的经济实力,使他们依靠俸禄为生,又限制诸王军队的规模,同时增强由中央委派到诸王手下的长史的权力尽管如此,最强大的亲王仍保有发动叛乱的力量。16世纪初,便发生了两次迫使朝廷出兵镇压的较大叛乱——1510年安化王谋反和1519年的宁王之乱。这些叛乱,使诸王拥有侍卫武装的制度受到更加严厉的责难,由此便产生了16世纪头10年后期外国传教士所看到的那种金碧辉煌的“监狱”。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和皇帝最亲近的王府的财产在这一时期却逐渐增长,这主要是靠把罪臣(如1561年谋反的太监曹吉祥)的土地没收为皇帝及其近亲的皇庄。到16世纪头10年后期,这一没收政策也被广泛运用于一般平民的土地。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用16世纪中原及南方富户的庄园堡垒来证明,皇帝正开始失去强夺乡绅土地的能力或愿望。但明朝后期的皇帝又逐渐将剥夺目标转向了更容易对付的小土地所有者。到17世纪初,诸王的地产已十分庞大(与穷困潦倒的下层皇室成员相反)。1605年,四川巡抚报告说,该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明朝后期,贵族在整体上缺乏社会凝聚力,他们甚至不能被称作一个集团。那些仅被登记为皇族成员的姓朱的人既多又穷,可是皇帝的少数近亲却可以乘机积累巨资,发挥巨大影响。万历帝(1573—1619)有一个爱子朱常洵,其生母是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多年来,郑贵妃不顾朱常洵的次子地位,一直谋划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因朝中多数大臣(包括许多后来与东林党有关系的人)的反对,皇上只得于1601年立其长子(后来的光宗)为太子。作为朱常洵未能立为太子的损失,万历帝封他为福王(封地在古都洛阳),并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2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被没官的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因此,福王的生活极其奢华。他喜欢嫖娼,并为此挥霍了30余万两。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为了满足其贪欲,他手下的宦官继续肆意掠夺土地,并用天下最残酷的手段管理这些掠夺来的庄田。福王在府中饮酒作乐,其佃户却饿死在遭受饥荒的洛阳郊外。河南百姓纷纷传言:“先帝耗天下以肥王。”当时,一支明军奉命渡洛河增援正与农民军作战的部队,军中有人大声喊道:“王府金银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此后不久,李自成的军队于1640年攻入洛阳,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李自成杀福王,饮其血,并令将士分食其肉。福王的家人几乎全部被杀,只有王妃和一个王子设法逃过黄河,幸免于难。这个王子即朱由崧,他于1643年被其叔祖崇祯皇帝封袭福王爵。这位福王,据说同他的父亲一样沉溺于酒色,被后来史家称为“暗弱”的典型。当崇祯死讯传到南京的南明政府时,他的坏名声甚至使他险些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

                      皇位继承危机

                      南京的大臣们在发誓与农民军血战到底之后,便想到要将他们的军队联合起来,拥立一位皇帝。他们知道,崇祯的儿子们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落入农民军之手。淮河流域有许多从山东、河南弃家南逃的明宗室亲王正在巡抚路振飞处避难。除福王外,周王、潞王和荣王也都为躲避大顺军而来到了淮安。对南京一些有影响的官员来说,逃难诸王中最有号召力的是潞王。在皇位继承的竞争者中,他被认为是最贤明和最谨慎的,他得到著名东林党人兵部侍郎吕大器、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的支持。但潞王只是皇帝的侄子,而福王则是万历皇帝的嫡孙。在皇位的继承资格上,潞王较福王逊色。因此,尽管福王无知、贪婪、酗酒、凶残、专横、好色、不孝,但在现存的诸王中却与皇室的血缘最近。于是,在决定由谁继承皇位的问题上,以“贤”取人的一派同以“亲”取人的一派发生了冲突。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其领袖是凤阳总兵马士英(1619年进士)。1632年,马士英在北方任宣府巡抚时,因贿赂罪被流放戍边,后来经其同年阮大铖说情,得以免除流放。1642年,大学士周延儒擢其为凤阳总督,不久便因击败农民军而立下赫赫战功。作为淮河流域掌管军政与民政的主要官员,他与巡抚路振飞展开了争夺淮河流域控制权的斗争。5月8日,马士英得知福王已到达其对手路振飞所在的淮安避难,即邀请这位可能的皇位继承人前往凤阳,以便尽力促成其即位。于是,到1644年5月下旬,在南京便出现了两位皇帝候选人。一位是得到吕大器和南京政府多数文职大臣支持的潞王。另一位则是凤阳总督马士英支持的福王。军事实力的比较使天平倾向后者。马士英本人并无足够的军队操纵此事,但他派遣人马船只接福王南下长江之后,又小心游说,争取到因北京陷落而由北方南下淮河流域的将领们的支持。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和刘良佐很快都相继作出支持福王的明确表示。说穿了,福王在这场“贤”与“亲”的竞争中获胜,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军事政变。《明史》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记述这一事件的:〔南京〕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当然,马士英欲兵不血刃地实现拥立福王的计划,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还要具备其他条件:在南明朝廷中培植同党,并说服南京兵部尚书相信福王在当时形势下是皇位的最佳人选。在朝廷勋臣中,马士英可以找到足够的同盟者。其中最重要的是: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南京提督忻城伯赵之龙。这些勋臣都是帮助朱元璋创建明朝的将军们的后裔。他们对文官当权心怀不满,将福王视为自己的保护人,将马士英视为强大的盟友,希望恢复其家族自明初便已失去的某些权力。刘孔昭和赵之龙在朝中鼓吹支持福王。马士英则直接致书兵部尚书史可法,力陈福王与皇室血统最近,应为皇位的最佳继承人。史可法已卷入此事,他复信马士英,坦率地陈述了福王的劣迹。但这位兵部尚书在复信的同时也感到,没有马士英及其军事同盟的支持,南京政权就难以长期存在下去。当南京大臣们决定拥立福王以稳定局势时,史可法正在长江对面的浦口。他对此的默认,宣告了这场皇位继承危机的结束。6月4日,福王抵达南京时,朝臣们早已修缮了武英殿供其居住。福王抵达南京城下,大臣们在观音门外列队迎接,请他入城。福王身穿粗布袍,旧被铺床,态度谦卑地坐在帐中,一再推让,表示不愿当此重任。6月5日,史可法亲自拜见福王,告诉他说,南京十分欢迎他的到来,已整理出南京守备府作为其行宫。经再三劝说,福王方骑马拜谒了南京城外的孝陵。然后,便去了南京城内的行宫中。有的官员劝他从专供皇帝及其仪仗通过的东门进宫,福王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拒绝了。他从西门进入行宫,在守备府下榻。次日,即6月6日,群臣又力劝福王登基,但他只同意接受监国称号。6月7日,他接受了监国玺绶,并搬进了皇宫。福王在东门前的犹豫预示了他即将采取的步骤。他刚就任监国,便开始考虑接受让他立即登基称帝的建议。吕大器和张慎言强烈反对如此草率地登基,但史可法感到,由于请求福王就任监国,大家已承担了支持福王的义务。此外,他又强调指出,尽管马士英还在凤阳,但安徽的军队和北方诸将领仍可用武力迫使南京立福王为帝,而这种内部冲突势必彻底摧毁明朝复兴的一切希望。史可法的观点赢得了朝中官员的赞同,于是登基的准备工作便开始了。史可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支持潞王即位的官员仍坚持阻止或拖延福王立即登基,势必引起两派的军事对抗。6月17日,马士英不等获准进京,便登上了他那支拥有1200艘战船的水师的旗舰。两天后,福王在就任监国仅10天,并不顾原太子的下落尚未弄清,便登上了皇帝的龙椅,并宣布次年改元为弘光。

                      四镇

                      弘光皇帝即位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酬谢支持他的将领。他撤销了马士英的对手路振飞的淮安巡抚之职,而为四位北方军阀加官进爵,任命他们为“四镇”藩将,各镇其“藩”。分封“四镇”的计划于6月21日得到马士英、高弘图、姜曰广的赞同。而作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不仅在五天前就提出了这一建议,还在计划在上呈皇帝时明确阐述其合理性:兵马钱粮皆听(四镇)自行征调。四藩即用得功、杰、泽清、良佐为我藩屏,固守江北,则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结果,四位将军奉命驻守要害城市,并各统定员3万人的军队。刘泽清奉命管辖淮安和海州地区的11个州县,负责收复山东。其驻地将是淮安。高杰驻徐州,统领泗州和徐州地区的14个州县,负责收复开封。刘良佐驻凤阳,统辖凤阳和寿州地区的9个州县,负责收复河南的淮阳。黄得功则管辖和州及滁州地区的11个州县,驻守庐州,负责收复河南东南部各州县。四镇之上又设督师一名,驻扬州,直接统领各镇。这一部署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战略,它反映了史可法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总之,在史可法看来,最主要的敌人显然是农民军而不是清军。在过去的16年中,他一直与农民军作战而不是对付外来的入侵,那么,从理论上讲,御敌之“藩屏”应符合南京政权的需要,由一位朝廷大臣驻扬州负责调度。然而,事实上,南京政权几乎无力为这些军队提供军饷,但又依赖于他们出于自愿的支持,以致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使各镇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于是四镇将领便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南京政府答应每年为这些军队提供饷银240万两,但物资与兵器费用要从当地税收中支出。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入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农民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管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进爵为公,并子孙世袭。分封四镇之举在当时遭到严厉批评。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1644年7月12日,著名哲学家刘宗周从杭州上疏朝廷,请抑藩屏:一重藩屏。刘泽清、高杰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的确,当时许多人都清楚地看到,所有安排不过是一种极易识破的诱饵。对四镇统帅的封赏是因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战功。显然,史可法也认为,除非正式封拜四镇藩将,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尽管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否则,南京政权就毫无收复北方的希望。在四镇统帅中,史可法最器重高杰所统领的4万晋陕壮士。他认为,这支部队虽然纪律涣散,却是江北各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他对黄得功所统率的明朝正规军也评价甚高,因为黄得功是一名优秀的战略家,其才干曾在1642年抗击张献忠的战役中得到证实。史可法相信,有了在他统帅下的这些军队,他是能够打败敌人的。史可法似乎还相信,通过让四镇兵轮流上藩南京的办法,可将四镇置于中央控制之下。例如,他曾建议今兵部修改永乐皇帝制定的京师卫戍之制,让当时驻扎淮扬地区的三四十万军队轮流卫戍南京,以维持中央对这些将领的控制,并防止高杰和刘泽清之流将其辖区变为独立王国。但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实际上,朝廷很快就因担心京师遭劫而害怕这些军队靠近南京。由于住在乡村,这些军队的将领及士兵有一种特有的寄生性:喜欢抢劫而不是保护城市。淮安是抗击农民军进攻的坚固防御区之内的一个城市,当得知军纪松弛的刘泽清部将要进驻时,当地士绅便要求朝廷召回刘泽清(他们说“镇环攻,生灵涂炭”)。但由于路振飞已经离去,巡抚田仰束手无策,只能坐视刘泽清的军队于6月30日接管了该城,并在进城之时肆意劫掠。在淮安以南,其他将领的部队也与当地百姓发生了冲突。一位员外郎报告说:扬州、临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纪律。民近更乖张。一城之隔,民以兵为贼,兵以民为叛,环攻弗释。危害尤甚的是“垂涎扬州”的高杰部队。6月2日高杰屯兵扬州城下,尽管这座富庶城市中的居民向高杰进献了大量钱财,但他仍然拒不撤离,反将此城包围,并放任部下在郊外肆意劫掠。福王在高杰支持下就任监国之后,局面更为严峻,对扬州巡抚黄家瑞来说尤其如此。高杰声称,他本人作为南明官员有权进城,但扬州市民却坚决不让他进城。黄家瑞夹在当中,两面为难。于是,他派遣当地的一位士绅去高杰营中调解。这位士绅回来后,建议允许高杰入城,结果被愤怒的扬州市民打死。扬州驻军亦随之哗变。黄家瑞被迫逃之夭夭。作为兵部尚书,史可法有责任将扬州的军队重新置于控制之下,他的第一个措施是让朝廷派他手下的职方员外郎万元吉以重金诱引高杰部离开。但万元吉没能说服高杰让步。他向史可法报告说:“臣等虽有爱民之心,绝无销兵之术。”与此同时,扬州士绅向朝廷紧急求援。他们指责高杰的军队“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显然,这种情况要求有一位足以代表皇帝的朝廷大臣立即对高杰进行干预。因此,史可法请求尚未登基的福王委派马士英担当这一重任,并负责协调淮扬地区其他将领的行动,形成统一的防区。然而马士英却巧妙地斗败了史可法。当福王考虑史可法的建议时,马士英暗中与

                      个谜,史料提供了两种说法。主流说法是桂系老板陆荣廷派人干的,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干掉孙中山手下为数不多的高级指战员。非主流说法是孙中山的亲信朱执信干的,杀人动机是——程璧光与孙中山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原因不详。无论如何,程璧光的死对陆荣廷和唐继尧来说总是件好事。这之后,陆荣廷拿钱收买了“非常国会”里的议员们,并让他们提议:目前这个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不太合理,过于专制和独裁,咱们应该放弃大元帅单独首领制,多选几个总裁来搞民主集中制,这比较公平,对吧?比起陆荣廷,唐继尧表现得更加嚣张,他直接跳出来说:“我们应该拥戴黎元洪或者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还是比较适合游历各国、办理外交。”意思是孙中山你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召开会议,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虽然坚决反对,但仍然无法获得多数投票,“非常国会”通过了陆荣廷、唐继尧出品的《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士可杀不可辱,孙中山立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他在电文中回顾了护法以来的艰难历程,愤然指出: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军人干政,武夫当国,南北各省如同一丘之貉,没有人愿意遵守法律,顾及民意!孙中山此时才真正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手中没枪,革命能成吗?枪杆子里出政权,诚哉斯言!孙中山辞职后,非常国会选举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至此,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广西、云南军阀所控制。孙中山于1918年5月21日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那温馨的家中。“护法运动”宣告失败。粤军护法运动是失败了,成了“过家家”,但孙中山并没有完全失败。奋斗了这么多年,他总算有了一支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可以借用。这支武装就是陈炯明整编完毕的警卫军,一般称为粤军,因为陈炯明、孙中山以及这支军队的主要军官都是广东人。这支队伍对外号称有两个军的编制,其实水分很大,一共才五千人,两个团而已。虽然编制的水分很大,但这五千人并不水,其中有不少人才后来成为在中国军政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譬如,李济深、邓演达、叶挺、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薛岳、余汉谋、陈可钰。有了军队,说话底气足,你们几个臭军阀不是在广州搞政府吗?我孙文不陪你们玩了,我去福建另辟一个天地。1918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话,让陈炯明与许崇智各统一军进攻福建,开辟闽南根据地。蒋介石也在这支充满希望的队伍中,他的身份是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孙中山之所以让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蒋介石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不外乎是因为蒋介石在之前的两份作战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杰出的战略构想和敏锐的军事眼光。粤军出发了。一路行来,大旗招展,山河如画。蒋介石内心世界激昂澎湃,他坚信自己扬威天下的梦想和抱负即将照进现实。在这支队伍中,除了充满雄心壮志的蒋介石外,还有两个人,一个邓铿,另一个是朱执信。算上不久之前和蒋介石桃园结义的老牌革命干部许崇智,他们四人是孙中山核心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统兵的军事人才。粤军的主要对手是皖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在战争的初期,双方互有胜负。但在关键的大埔和漳州之战中,蒋介石初露锋芒,力挽狂澜,亲上前线率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粤军一路攻破嵩口、丘滨、永泰,直逼福州。历时半年,粤军成功占领福建南部,孙中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闽南护法区。虽然蒋介石同志曾在永泰之战里中了李厚基的坏招,因非战之罪打过一场败仗,但是蒋介石在此役中展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和总体表现实属上佳,连“残仔明”都猛夸: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此话跟美国人几十年后说五个师的精兵也抵不上一个钱学森颇具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听得人起一身鸡皮疙瘩,但还是间接说明了蒋介石的能干。然而,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蒋介石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选择:辞职。乖乖,他这是怎么了?是淡泊名利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对工作环境不太满意。一是他资历尚浅,年纪又轻,却抢着干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被委以重任,因此受到粤系将领的忌妒和排挤,提出正确的建议也没有人听,才学无法施展。二是他看不上陈炯明的军阀作风,尤其是陈炯明的口号“广东人的广东”,令他觉得陈炯明迟早会叛变革命。还有一点,蒋介石希望能在稳定两广之后北伐,可是孙中山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重病的母亲为由离开了部队。不用惊奇,这是蒋介石人生经历的常态,每当形势不如意,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逃避,这一次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他辞职的频繁程度令人咂舌。然而,蒋介石也因此有时间走出年轻时的放荡与懵懂,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并做出修正。第五章五四狂飙

                      新一轮的国会大选举

                      “武力统一”暂告一段落,孙中山也被西南势力驱逐,冯国璋和段祺瑞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件棘手的事——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任期将满,必须按照法律进行重新选举,以确定新的大总统。但是,这新的大总统该怎么选,又该选谁?现任武林盟主段祺瑞当仁不让地站出来定下基调:先别考虑这些,先把预备工作给做了。什么预备工作?弄一个国会出来。孙中山辛辛苦苦地护法近一年,也没能让段祺瑞恢复国会。为何段祺瑞这会儿却主动恢复国会?因为段祺瑞同志想升官,想当总统。说起这个国会吧,自民国有国会之后,好像没做过几件正经事情。据当时的北京老百姓考证,有不少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陪红颜知己,享受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小日子。虽然他们很腐败,但政府不能没有他们。少了他们还怎么选出总统?万一不能选总统,那段祺瑞的总统梦就要破灭了。所以段祺瑞不能也不想炒掉这些议员,他还需要利用议员们的选票坐上总统宝座。刚好,冯大总统也有结束实习争取转正的想法。于是,两人商量过后,目前还是总理的段祺瑞找来两个人策划选举事宜。一人叫王赓,另一人叫那彦图,都是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请注意,此王赓并非一代名媛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两人碰巧同名而已,这个王赓又叫王揖唐。其人暂时没什么名气,但后来名气很盛,因为他是第一批投降日本的铁杆汉奸,干了许多没有人性的坏事,人称“华北第一奸”。显然,王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好在他是一个有些能力的坏人,多少有些用处——办事效率不错。王赓和那彦图为了尽快进行总统大选,一切都从简从速。相关法律是简化版的,议员的数量也从八百罗汉减为五百大仙,唯一提高的只有选民资格,他们认为这样能剔除很多人,省得人多嘴杂添乱,还浪费纳税人的钱。万事俱备,只欠选票。“安福俱乐部”说到拉选票的工作,徐树铮同志肯定是最忙最积极的人,没有之一。小徐最近几年一直上蹿下跳地忙得不行,真是难以理解他的精力为何如此充沛。可能除了智商不错,诸如精力过剩、乐于适应繁重而复杂的公务、再累再苦都不在话下此类,也都是他事业得以如此红火的原因所在吧。虽然此人行事不择手段,性格暴戾,但他的确有几分本事。杀了陆建章之后,行事变得稍微低调的徐树铮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搞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史上大大有名。安福安福,安国福民。打这么明显的政治口号,招待的对象自然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政客。但这一次小徐同志一反常态,没有一上来就冒失地拉帮结派买选票。他反而以今人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恒心毅力,将铺垫工作做得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偏又入木三分。在小徐的安排下,安福俱乐部起初也就是举办一些诸如文化沙龙、茶话会、棋牌竞赛此类的活动,借机组织大力人士联络交情、加深友谊。等选举法颁布后,联络友谊的成果就显现出来了。安福俱乐部天天高朋满座,宾客盈门,个个都是来投机的政客。这些在官场中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女人而已。因此,对于这帮目的十分鲜明的政客,徐树铮的招待方式同样鲜明:送钱许官。好处当然不是白拿的,徐树铮同时告诉他们:你们得拿着这笔巨款去买选票,竞选议员。有计划的经营,使得安福俱乐部的会员遍布全国各省。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人品卑劣,身上的负能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但是他们有能力、有地位,对徐树铮很有用处。果然,等到议员名单新鲜出炉的时候,议员总共不到五百,安福俱乐部会员独占三百三十名,这也就意味着段祺瑞会得到三百三十张选票。在徐树铮的英明领导下,议员差不多让安福俱乐部一家包干,因此这届国会史称“安福国会”。在小徐的光辉战绩映衬下,冯总统寄予厚望的梁启超显得十分凄惨。梁启超搞了一个叫“研究系”的组织,却只帮冯总统拉到区区二十票。而且研究系祸不单行,另一名领袖汤化龙因为之前老跟革命党作对,结果被孙中山的手下刺杀于加拿大温哥华。肯定有人好奇,轻松击败前辈梁启超、汤化龙的小徐,用什么办法搞到了这么多的政治资金?一部分钱来自“西原借款”,另一部分钱来自小徐的创造性思维。只是小徐发散思维想出来的办法虽然实用,但不能效仿,因为他的办法是讹诈。第一个遭讹的人,是曾经的梁大财神梁士诒。梁财神当年因为拥护袁世凯当皇帝而被判有罪,一直畏罪潜逃,结果被小徐挖地三尺给找到了。小徐问他想不想咸鱼翻身,梁士诒何等人物,瞬间就明白了小徐的言外之意:破财消灾。而梁士诒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这也是徐树铮辛苦寻他的理由,一下就捐了两百万。遭徐树铮讹诈的还有各地军阀。徐树铮太有才了,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讹诈这些军阀,钱财自然就滚滚而来。行文至此,大家应该知道,议会已被段总理操纵于掌中,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总统梦碎安福俱乐部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这一届总统选举就是走走过场而已。冯总统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转正没戏了,既然如此,还不如急流勇退,落个好声名。因此,冯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出山一年,力保和平的任务没有完成,既对不起国家,又对不起人民,实在不配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待下去。冯国璋是打算闪人了,但他一点都不想便宜段祺瑞:你不是为了爬上总统宝座而不按规矩出牌吗,你不是想当总统吗?我偏不让你当。于是,直系门下的那些军区司令、省长们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和平,反对武力!全中国还有谁想“武力一统天下”?这明摆着是反对段总理。段总理本来信心十足,就等着国会选他做总统了,没想到冯国璋这个老小子又使坏,玩阴的,自己吃不到嘴里的也不让别人吃。除了直系反对段祺瑞当总统,西南也反对他当选总统。道理很简单:如果段祺瑞上台,那他铁定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西南的那些势力当然不希望选一个时刻准备着抽他们的大总统。周围一片反对之声。如果段总理强行出任总统,不但会使南北对峙局势恶化,也必然导致北洋系统中直皖两派的公开决裂。作为一个有野心也有良心的人,段祺瑞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与冯总统一起引退,共同退出大总统的竞争。徐世昌粉墨登场段祺瑞就这么爽快地退出了?当然不能这么说。段祺瑞敢退,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的实力看起来足够强大,能保证自己即使不当总统依然可以遥控朝政。除了听命于他的众多督军,段祺瑞还有一支强大的亲军——“参战军”。这支部队是段祺瑞担任对德参战督办时,日本为了回报他转赠山东的“功劳”,打着派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号,特意为其训练的一支王牌部队。为了训练这支部队,日本不仅提供教官——为首的教官就是那个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还提供贷款,甚至提供全军装备,包括山炮、重机枪等重武器。也就是说,这几乎就是一支日军。全军三万余人,其中包含一个由保定军校毕业生、从北洋各军抽调的优秀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官教导团”,实力看起来很好很强大。由于此时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这支军队根本没来得及参加一战。倒是袁世凯生前所办的模范团以及一部分海军被分别派去西伯利亚和海参崴逛了一圈,但也没有打仗,算是代表中国军队在国际上阅了一次兵。此外,千万不要忘记,段祺瑞的政治代言人安福国会可以光明正大地替他说话。据说安福国会的兄台们都特别具有主人翁精神,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为自己代言”。因此,段祺瑞军事政治两手都过硬,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当不了幕后老大。不过,段祺瑞和冯国璋都退出了竞争,那由谁来继任大总统?两人的目光同时转向了另一位北洋大佬徐世昌。徐世昌作为北洋元老,论资格当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上,其权术手段更非这两个武夫所能比拟。所以段、冯两人一合计,就是徐世昌了。徐世昌对段祺瑞和冯国璋推他接任大总统的反应很冷淡,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事实上,在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大事件的幕后都有徐世昌的身影,对于大总统的椅子,徐世昌自己也认为还是他坐最合适。但黎元洪、冯国璋的遭遇也让他感到总统风光虽好,但风险太大,在这个武夫当权的时代,如果一个不小心成了傀儡总统,那自己的一世英名必定付诸东流。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态度也很坚决,非要徐世昌出山不可。在经历了欲迎还拒、欲擒故纵以及讨价还价等把戏后,徐世昌终于给出了自己的出山条件——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台,冯、段两派人物也同时去职。这个条件看似苛刻,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下台就下台,去职就去职,反正无损段祺瑞和冯国璋的硬实力——地盘和军队。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表示无异议。那好吧,就这么办。1918年10月10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徐世昌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去,同时裁撤皖系内阁所有成员。皖系的二号人物徐树铮自然也在下岗大军之中,但段祺瑞在徐世昌那里为小徐争取到了一个上岗再就业的机会:担任西北筹边使,去外蒙古靖边。名义上是协助日本防俄,实际是借机在西北一带布下一颗棋子,为皖系多留一条退路。外蒙古边境一直不太安宁,因为俄国军队动不动就乱来,越境骚扰,分裂外蒙古,借机顺些东西走。徐树铮自然不会空手防俄,他把一部分“边防军”(即“参战军”,一战都结束了,自然得换一个名字)带入了外蒙古。没想到俄国人没吓跑,倒是让已经“独立”的外蒙古又赶紧取消了独立,这也算是徐树铮这一辈子唯一有资格永载史册的功德。南北议和失败在话题回到徐世昌身上之前,让我们暂时将目光转向一战。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及其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欧洲的政局因为这场惨烈的战争而发生了剧变。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国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奥匈帝国瓦解。英法虽然获胜,却元气大伤。但不管怎么说,残酷的战争终究是结束了,全世界的人们都沉浸在和平和欢乐之中。中国人民也不例外,因为那些赴欧参战的劳工用巨大的牺牲为祖国换来了战胜国的荣誉。咱们也成了战胜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徐总统的运气着实不错,上任刚刚一个月,就遇上这个特大利好消息,可谓是喜从天降。北京的街道上插满彩旗,学生游行,人满为患,万民欢腾,普天同庆。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兴奋大军中的一员,可能是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次吧,蔡元培基本上每天都要参加公开演讲。蔡先生的演讲精彩动

                      军事、文学才能,但继承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后果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种种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显出可贵,甚至是唯一。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责任,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种事的主谋。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人早就贬过了长江,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离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政治旋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只是开创者范仲淹一生的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这沉淀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了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终身不得录用。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确,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确最终死在了南方,也是由于他个人身体的原因,国家从来没说过这种狠话。现在矛盾升级,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会变得更恶劣。这让以后的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无法保障,要怎样工作?这样置国家于何地?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当时的朝政把持在章惇手里,章惇的用意更加明显,就是要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了,自然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矛盾!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把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众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起程。随州,在现在的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淡定。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了。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随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子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上岸去。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八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有豁免权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根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利器了?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如此而已。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伶牙俐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的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要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牒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片儿,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居处比从前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七十,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还派去了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衰,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只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他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道德苦旅”。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旅,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漂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令苏轼到昌化去报到。昌化,在今天海南詹县的东北部,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隅,是天涯海角里的犄角旮旯,最偏僻不过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打下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不平。实在是欺负人嘛,苏轼只是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换个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出乎意料的是,苏轼一路上谈笑风生悠游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和范纯仁是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独处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只是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他在静静地度过这段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苏轼不这样,他来者不拒,但凡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娱,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能主动出击,找人聊天。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这个词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是相当的高。结果就是,他越是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他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从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外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贬到了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了很多,是唐朝重相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了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李德裕死在了这里,他没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没法忍受政敌的欺侮。这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甚至范纯仁都出身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一种责任。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旋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七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以作长住久安之计。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他根本就没盼望再回什么朝廷。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想回归自然……你想悔婚?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全部的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别说回京升官了,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儿地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儿要向中央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好保证各种“关怀”及时地降临到苏轼身上。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和尚朋友,拜佛教弟子间超级庞大的联系网所赐,他走到哪儿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结果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为报诗人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待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N多的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点天伦之乐,突然间被打入地狱——历史上基本上没人能从海南岛的流放里活着回来!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种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做的游戏,如果能在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船的金银珠宝美女奴隶,那么就更加完美了。而在中国,出海是不名誉的。父母在不远游,亲族在不过洋,因为还要每年祭祖的,一旦死在外面,难免要做个不孝之人。苏轼,居然要犯罪过海,自古杀心惨于杀身,苏轼有何大罪,不过是些意气之争,居然被逼迫到这步田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过海,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昌化之行。这三年是苏轼人生中最困苦的一段,也是他生命光芒绽放得最饱满最充实的一刻。海南的生活是极其严酷的,苏轼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可是生

                      污,连续的奋战已经使他精疲力尽。但他依然尽力地砍杀冲过来的叛军,他并不甘心就此低头认输,此前不久在皇帝面前说的话,他依然记忆犹新。叛军越聚越多,封常清且战且退,不知不觉中已经撤到了洛阳城宫苑的西墙之下。“将军!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您应该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部将继续劝说。最终,封常清在几个部将的保护之下,从宫苑西墙的残破之处突围出来,一路向西直奔陕郡而去。洛阳至此沦陷于安禄山叛军之手!封常清一路之上,回想着身在洛阳激战的场景,他实在没有想到安禄山的叛军兵锋如此之盛,不由得为自己先前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而自责,现在他能做的就是将先前的战况报告给驻守陕郡的东征副统帅高仙芝。此时的高仙芝已经知道洛阳失陷,他将手中的兵马绝大部分集结在陕郡,准备坚守在这里,打一场持久战。错杀十二月十五日,封常清率领残部进入陕郡,太守窦廷芝闻听洛阳失陷,吓得连夜逃到河东去避难,封常清马不停蹄地去面见高仙芝。见到高仙芝后,封常清详细汇报了先前洛阳的战况,以及他对未来战局的看法。“属下连日血战,叛军势头很盛,现在元帅将人马聚集在陕郡。但潼关却防守薄弱,属下建议将军暂时放弃陕郡,退到潼关据守,这样长安才可以安全。”封常清不愧是名将,虽然在洛阳遭遇惨败,但到底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此刻思维丝毫不混乱,并且敏锐地点出了存在的问题。封常清的建议,高仙芝采纳了。在经过怛罗斯之战的惨败后,很长时间以来高仙芝心里一直郁闷着,先前的自负似乎收敛了很多。怛罗斯之战的惨败对他影响至深,成了的心中挥之不去阴影,以至于有些畏首畏尾。在高仙芝看来,封常清作为久经沙场的战将,是有资格对战局提出自己的看法的,而且先前和叛军的较量中,唐军将领中只有封常清的腕儿最大,连封常清都惨败而退,那目前的形势的确是万分危急。应该说封常清的建议没有错,高仙芝采纳他的建议也没有错。但两个人在决定退守潼关的方针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没有进行周密的安排和部署,甚至连为什么退守潼关也没有和士兵讲清楚,就匆忙命令军队急速向潼关撤退。事实证明:由后队变前队容易,但必须要让后队明白,前队并不是战败溃逃。由于高仙芝和封常清的疏忽,唐军在撤退的时候,居然出现了混乱的情况,说是急速溃退一点也不为过,士兵丢盔卸甲,狼狈逃窜,互相踩踏,甚至出现了踩踏致伤致亡的情况。就是在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下,高仙芝和封常清急急如丧家之犬般的终于将部队带到了潼关。在他们进城的第二天,安禄山的叛军便尾随而至,随后叛军展开攻城战,由于潼关城墙高大,加上高仙芝和封常清带领部队拼死抵抗,所以叛军一时没能攻下潼关。或许是因为先前的连续作战也让安禄山感到疲劳,或许是因为攻下东都洛阳,让安禄山迫不及待地做起了皇帝美梦,总之在进攻潼关未果之后,安禄山命令叛军暂时停止一切战事,而他自己在洛阳开始计划称帝事宜。面对渐渐撤去的叛军,高仙芝和封常清不禁长抒一口气,现在他们终于有时间可以重新整顿兵马,认真筹划一下接下来的战事了。但就在他们认真准备的时候,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潼关将是他们两个人生命的最后一站。导致他们最终悲剧结局的,其导火索恰恰是这次混乱不堪的撤退。自古以来将帅在外掌握重兵,都会为皇帝所忌惮,因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以说这是个敏感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皇帝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除了让将军们掌握重兵出征之外,还经常派宦官监军,其实所谓的监军,不过就是监视那些带兵的将军们。这次高仙芝挂帅东征,李隆基就派了宦官边令诚前去监军。而边令诚恰恰是一个多事的人,在军中随便发号施令,将高仙芝冷落在了一旁。他的这种举动让高仙芝十分不满,加上高仙芝骨子里本身就很自负,所以两个人经常当着众人的面,吵得面红耳赤。高仙芝采纳封常清的建议退守潼关,边令诚本身是不同意的,当然他的这种想法谈不上有什么深谋远虑,完全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在高仙芝带着人马撤退的时候,边令诚借机离开了高仙芝,但在临走之前,他看到了撤退时混乱的那一幕。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在边宦官的头脑中瞬间形成了。回到长安后,边令诚立即向李隆基汇报自己先前在潼关看到的溃退场景,并添油加醋地谗说高仙芝自作主张放弃陕郡,私自贪污军饷;封常清故意在洛阳战败,有意纵容扩大叛军的声势,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警觉。在经历了家奴顶撞、宰相混战后,李隆基更加对宦官信任有加,居于深宫之中的他,本身就对封常清的战败和高仙芝的退守有所怀疑,而且李隆基又想起了高仙芝在怛罗斯之战中的惨败,让大唐在西域威信扫地。尤其是封常清先前的大话此刻依然在他的耳畔回响,但实际战况却是封常清如此不禁打,现在边令诚点出了全部奥秘所在,这让李隆基很是恼怒。事实上,一个已经很久不问国事的皇帝,是不可能在面对一团糟的局势时,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的,所以高仙芝和封常清的结局已经注定。“你带着我的诏书,立即回到潼关,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斩首,以防有变。”“老奴遵旨!”随着李隆基下达的一纸诏书,边令诚终于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不过李隆基一定想不到,他这次的一时冲动,会是致命的错误。事实上,就在边令诚再一次从长安启程,还没有到达潼关的时候,高仙芝和封常清已经得到了边令诚又回来的消息,对此高仙芝倒是没什么过多的想法,但封常清则不同。自从洛阳战败后,封常清内心始终再自责,他曾经派人到长安汇报洛阳的战况,但却被李隆基拒绝。他隐隐觉得边令诚二次来到潼关,很可能是带着某项任务而来,甚至他觉得自己可能性命难保。终于,对自己前途的绝望以及对大唐未来命运的担忧,促使封常清满腔衷情地给李隆基写了一封奏表。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居然成了自己的遗表。在这封奏表中,封常清详细陈述了安禄山叛军的情况,以及洛阳之所以这么快失陷的根本原因。针对当时朝廷上下普遍轻敌的情绪,封常清情真意切地提醒李隆基切不可轻视安禄山,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做圣朝之鬼,若使没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贼寇之戈铤,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封常清在奏表的最后,仍然没有忘记表达自己的忠心,可谓是字字带血,催人泪下。十二月十八日,于潼关驿南西街之上,边令诚首先召见了封常清,当封常清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走到他的面前时,边令诚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封常清那无助的眼神流露出的一丝迷茫。“封常清守卫洛阳不利,致使大军惨败,贼兵势盛,更有在皇上面前口出狂言,扰乱圣心,其罪难免,皇上有旨将其处斩以正军法。”边令诚说完后,在场的所有人全都大吃一惊。在他们看来,封常清领着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在很多人望风而逃的情况下,不畏强敌拼死守卫东都,而且在叛军攻入洛阳后,依然能够身先士卒和叛军展开巷战,实属难能可贵,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洛阳失陷责任不在封常清。但现在边令诚已经宣读了圣旨,即使众人心中不服,也无法为封常清开脱,所以全都低着头沉默不语。“讨逆无果,死乃甘心!”封常清跪在地上仰天长叹,他的声音已经沙哑,虽然他早已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但当边令诚宣读完圣旨后,他依然流露出了悲愤不甘之情。作为多年从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名将,坦白地讲,封常清并不怕死,然而他并不甘心就这样死在自己人的手里。“臣常清虽死无憾,请边公公将这封奏表带给皇上,以表臣之忠心!”言罢,封常清拿出了先前写好的奏表,转交给了边令诚。很多人亲眼目睹了封常清被斩的全过程,他们的心在滴血,他们希望今天这一刻早些过去,但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的一幕更加出乎他们的意料。就在封常清刚刚被斩之时,高仙芝带着人马匆匆赶来。在此之前,他得到了封常清即将被斩的消息,所以他快马加鞭地赶了过来。但没等他高喊“刀下留人”四个字,他便看到了封常清的尸体。高仙芝此刻浑身犹如电击一样,僵在了原地!然而在边令诚看来,高仙芝此时来得正好,因为皇帝陛下圣旨上写得明白,封常清之后就是高仙芝。“元帅来得正好,皇上让老奴为元帅带来了恩命。”边令诚阴阳怪气地说道。高仙芝恍惚之中回过神来,他立即走向边令诚,然后跪倒在地。“高仙芝擅自放弃陕郡,致使大军溃退,死伤无数。又私自贪污军饷,其罪当诛!”边令诚在宣读这封圣旨的时候,语气明显加重,很长时间以来,高仙芝对他的蔑视,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今天他终于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如果说先前见到封常清的尸体让高仙芝犹如电击一般,那此刻在听到圣旨的内容后,高仙芝几乎要昏厥过去,还好旁边的几个兵士急忙将他扶住,才没让他倒在地上。半晌过后,高仙芝终于缓过神来,他咬紧牙关用力地说道:“如果说因为放弃陕郡致使大军溃退死伤无数,仙芝死不足惜。但是上有苍天,下有黄土,说仙芝贪污军饷,实乃诬陷之词,仙芝死不瞑目!”此刻,高仙芝的眼睛死死地盯住边令诚,这不仅让边令诚有些毛骨悚然。“不要辩解了,来人!行刑!”边令诚连忙催促。“哈哈哈!”刹那间高仙芝发出了凄厉的惨笑,然后他环顾众人拱手抱拳,高声说道:“仙芝如果真的贪污了军饷,你们就说个‘有’字,如果没有的话,仙芝恳请众将士还仙芝一个清白,说个‘冤’字!仙芝并不怕死,但大丈夫光明磊落,仙芝并不想走得如此冤枉!”在场的所有人全都被此情此景所感动,终于在刽子手的刀头即将落在高仙芝的脖子上时,所有人共同喊出了那个字。“冤!冤!冤!”那一刻,声震天地,苍茫之间久久回响。高仙芝可以瞑目了!……边令诚终于完成了他的复仇计划,带着心满意足回去向他的皇帝陛下复命。但对于李隆基来讲,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斩首,完全是自毁长城的表现。因为在他们之后,防守潼关的重任落在了另一个将领哥舒翰的肩上,和高仙芝、封常清比起来,哥舒翰虽然也算是名将,但终不如高、封二人强强联合有利。此时安禄山的叛军在第一次进攻潼关未果后,他们并没有立即发动第二波进攻,安禄山的兵锋之盛似乎有所减弱。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此时腰肥肚大的安禄山正在洛阳做着他的皇帝美梦。当然这也给了唐军极为有利的喘息之机。事实上,就在唐军和安禄山的叛军在中原腹地陷入胶着状态时,已经沦陷于叛军之手的河北、河南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反抗的义士们用热血之躯和赤胆忠诚谱写下了名垂青史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扯旗举兵安禄山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之后,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仅一个多月便连下河北、河南诸多州县,一直到攻陷洛阳后,才稍稍停止前进的脚步。不可否认叛军南下的速度极为惊人,但安禄山或许过多地考虑战场因素,而对自己所攻占州县的治理工作做得一塌糊涂。叛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并不是进行有效的治理,而是采取“三光”政策,导致很多老百姓家破人亡,从整个战略来看,安禄山叛军可谓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叛军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很快激起了河北、河南很多州县的反抗,在山河破碎的危急之秋,很多人自发组织起来,勇敢地肩负起了救亡图存的重任。其中声势最大的、最有成效的当属河北常山颜杲卿、颜真卿兄弟组织的反抗斗争。颜氏兄弟出身名门望族,是北齐年间儒家学者、经学家颜之推和唐朝初年儒学大家颜师古的后人,兄弟二人品行出众,居官政绩突出,多获赞誉。当时颜杲卿担任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真卿担任平原郡(今山东陵县)太守。安禄山举兵叛乱后,很快进至槁城(今河北槁城)。当时颜杲卿深感以常山的守备力量,是无法对抗安禄山叛军的,但常山地处要冲,非但是安禄山叛军进退的咽喉之地,其西南又有土门之险,实为河东通往河北的重要门户。在颜杲卿看来,以安禄山的兵锋之盛拿下常山易如反掌,与其以卵击石做无谓的牺牲,不如忍辱负重从长计议。于是,颜杲卿便同长史袁履谦商议决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暂时放弃对叛军的抵抗,并一同前往槁城面见安禄山。安禄山早已久闻颜杲卿的大名,在得知他献出城池后,不禁喜出望外,遂任命颜杲卿仍为常山太守,并赐其金紫鱼袋。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禄山叛军铁蹄的践踏下,当时河北地区只有常山一地因为颜杲卿忍辱负重的计策,而暂时免遭战火,自此颜杲卿和长史袁履谦私下不断密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伺机举事。就在颜杲卿在常山紧锣密鼓地筹划反戈一击的时候,他的从父弟颜真卿率先在平原郡举起抗击安禄山叛军的义旗。对比颜杲卿,颜真卿更加刚烈和果敢。颜真卿,字清臣,汉族,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唐代杰出书法家。他创立了“颜体”楷书与后世的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颜真卿的书法堪称一绝,但在我看来他这一生能够真正实现其不朽价值的,却是在河北聚兵二十万与安禄山的叛军做殊死搏斗的壮举。颜真卿原本身在长安担任侍御史、武部(兵部)员外郎,因为看不惯杨国忠的所作所为,被杨国忠排挤出长安出任平原郡太守。到达平原郡没多久,他就发现安禄山谋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于是他暗中加紧了防备。由于平原郡处于安禄山老巢范阳的眼皮底下,为了减少安禄山的怀疑,他以防止降雨水灾为理由积极修筑城防工事、储备粮草。同时颜真卿也明白安禄山是个多疑的人,自己的举动未必能够瞒住他,为此他故意和诸多当地的文人天天泛舟于湖上,充分营造出一种不理政务的假象来麻痹安禄山。就在颜真卿暗中准备一切时,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大举南下,河北诸多州县纷纷陷落,而平原郡由于不处在战略要冲,所以叛军没有经过这里。但安禄山本着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的原则,虽然没有攻占平原郡,却让颜真卿以平原、博平两郡共计七千人人马防守河津。颜真卿明白,这既是安禄山的战略,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试探和考验。颜真卿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不过这也为他带来了极大的益处,那就是打着防守河津的旗号,公开招募兵士。据史料记载,颜真卿招兵的文书一经散发到各地,河北沦陷的州县多有响应,短短十天之内,就招募了将近五万人。很多地方官带领人马前来投奔,这其中包括济南太守李随、清河长史王怀忠、景城司马李炜、邺郡太守王焘等人。这些人虽然在各自的属地没能抵抗住叛军的进攻,但此时各自手下依然有五千至一万人不等的军队,在听到颜真卿招兵买马的消息后,这些人杀掉安禄山委任的官员,义无反顾地去投奔颜真卿。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以颜真卿的性格和对大唐的忠心来看,他是不可能就此甘心投降安禄山的。随着颜真卿兵力的不断增长,以及各地伪官接连被杀的消息传到叛军那里后,此时身在洛阳的安禄山终于意识到自己原来正被颜真卿玩弄于股掌之间。愤怒的安禄山想让部将李庭望率军东征颜真卿,无奈从起兵以来由于战线拉得过长,兵力分散,已经不能再抽调更多的人马出来,不得不放弃东征的想法。此时饶阳太守卢全诚忽然反戈一击,杀掉饶阳的伪官据城反抗。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安禄山只好派部将张献诚在上谷、文安临时招募了几千人前去围攻饶阳,同时意图切断颜真卿西进的道路,以缓解自己紧张的局势。安禄山无暇顾及颜真卿,给了颜真卿极大的发挥空间,在很多州县官员到来后,颜真卿的兵力急速增长,应该

                      政治风浪互相间却经久不变的认同。在这层意义上,对这个群体的叙述,可以看作是本书上编对“府门儿”群体的延续和补充,二者是应该结合起来看的。那桐官服照注208张寿蓉、张寿崇为姐弟,他们的父亲绍曾是那桐的儿子。对金鱼胡同那家这个曾经煊赫一时的大宅门,我选择5人做了3份口述。这5人分别是那桐的孙子孙女、五服以内的堂孙女,以及这个堂孙女的亲戚蒋家姐妹注209。这就好像一颗石子入水泛起的涟漪,一波一波荡漾开去,观赏水纹的时候,如果能在看石子入水之余,也看看由它激起的整个水波动态,方才有趣。何况它的边缘,很有可能是另一波水纹的中心。注210张寿崇(1921—2002),生前曾任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等职。其父绍曾(1892—?)一直未任过高职,与其祖父那桐共同在那家花园生活。张寿崇也在祖父家的这所花园里长大成人。在天津公学、天津新学书院读完小学、中学。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燕京大学停课后,1942年再次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后未谋职业。其间曾出资兴办福兴汽水厂,后因资金和管理问题停产,1951年转让。1955年到东城区人民委员会民政科正式参加工作。1959年东单区和东四区合并为东城区,张寿崇被任命为东城区政协的副秘书长。1981年后任政协副主席,此后在此职位上连任九届委员、四届副秘书长、四届副主席。并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直至1998年退休。这样的经历在北京市各区县政协中罕见。张先生在东城区政协工作的40年间,一直致力于保护文物、收集整理文史资料和民族古籍等工作。1984年又积极筹办北京市第一个满文班,该班于1984年开课。张先生曾发表《那家花园话旧》《满族史料拾零》《有关满族的社团组织回顾》等文。编辑辑校《满族说唱文学子弟书珍本百种》,晚年整理出版祖父那桐的日记并将日记捐赠给北京市档案馆。该日记在他去世后,是由他的子女完成捐赠仪式的。我与张先生相识于1985年,在沈阳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会议上。因工作上的关系,又因我母亲与他是大学同学,于公于私都有来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民委拟编写民族志时,他指名令我加入,因此而往来频繁。我曾跟随他到北京香山的健锐营和大兴南苑的满族聚居区参观考察,可惜的是因各种原因,这些成果都未能发表。注211张寿蓉、张寿崇姐弟在清华园(图中牌坊上“清华园”三字为那桐所题)(张寿崇提供)张先生一直跟随祖父在那家花园长大,经历自非一般人可比。但我因为与他过于熟稔,因为总觉得会有很多与他长谈的机会而一次次地拖延,直至有一天听到他溘然长逝的消息,才意识到损失已经不可挽回。也是在他逝世之后,我才知道了许多他生前从未与我讲过的、令我感叹唏嘘的坎坷隐忍的经历。谨以此文表示我对他的悼念,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这篇口述是本书诸篇口述中较早的一篇,本以采访张寿蓉为主,我是在张寿崇先生的陪伴下到张寿蓉女士家中做的,谈话间二人多有互相提醒互为补充之处,所以一并罗列于此。张寿蓉(以下简称蓉):我1919年出生,今年80了。我没有满族的名字,就有个小名叫“枣”,小枣。那桐是我祖父,我还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刚记点事儿吧,他就半身不遂了,我就记得他坐在一个椅子上,说话就“嘞嘞嘞”地说不清楚。我就是早起来请安去,下了学以后过去作个揖,看一眼,就出来了。张寿崇(以下简称崇):我家不算贵族,算官僚。我家的老姓是叶赫那拉,老家谱上说是从朝鲜那边过来的。我们说姓那,是因为我祖父的名字是那琴轩那桐,到我父亲就姓绍了。实际到我们这辈应该用“寿”,我家不论男女都按寿字排。姓张是民国以后改的,其实应该姓章,因为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边,叶赫那拉氏第一个出名的叫章嘉,注212我们家谱里是章嘉,后来民国时期排满,汉人里姓张的不是比姓章的普遍么,就用了这个张。蓉:我母亲家里的事就不太知道了,就知道姓奚,那阵儿最出名的,反正后来自杀的那个裕禄注213不是她大爷就是她叔叔,好像是差两辈儿,不是直系下来的。崇:好像满族有个姓是喜塔腊,所以她娘家就姓奚。其实按官位说,裕禄比我祖父高,他们哥儿仨都是大官。他们是真正的八旗,不是内务府。我们家多少是内务府后来抬旗,我祖父已经做到一品大员,当然就抬旗了。蓉:这些事我都不太清楚了。我的姥爷我就没见过,他做什么官我也不知道,他庚子时候殉了,自杀了。姥姥也是我很小就病死了,那时候觉得这殉了不是什么好事,就都不提。我们也不上姥姥家去,我母亲也不常去,因为父母都没有了,就知道有一个婶儿,就是庆王的四格格,陪着慈禧的,相片里老有。她是我爷公的妹妹,从这边说是我姥姥,叫九姥姥,从那边又等于是我的姑太太。我上我母亲家去也就是去见这个九姥姥。崇:这说的就是三家儿了,四格格是我母亲娘家的婶儿,也是我三姐(指张寿蓉)结婚以后庆王府的姑太太,这三户都是一品大员。注214蓉:我祖父的前一位夫人姓赵,大概就是民人,汉人。生了四个女儿,没男孩。第二个太太就是续弦的这个,就是我祖母,姓邓,是汉军旗人,家里也是有名的,盖动物园的诚玉如那是我们的舅姥爷。注215她头一个生的是男孩,就是我父亲,跟着下边也生了四个女孩。两个都是正太太,我祖父没有姨太太。崇:我家没有姨太太,没有丫头,没有抽大烟的,所以才能延续到现在。要有就不行了,反正一抽大烟,再有姨太太,再有使唤丫头,就完了。我们家是从困境中起来的,经过一段波折,咸丰时候肃顺和柏葰相争引起的那个科场案,我曾祖父就被牵涉,所以我家就很困难,到我祖父才又起来。我祖父那时候上朝连靴子都不肯穿,先走路到那儿然后再穿靴子,生活困难到我家老姑太太在家里打带子。我们不是一帆风顺的人家。蓉:我这八个姑姑,大姑我就没怎么见过,那时我很小。注216二姑嫁给蒙古八旗人,言菊朋他们家的。三姑嫁给皇族了。注217五姑爷是我公公,五姑就是我婆婆,那时候可以亲上加亲,姑做婆婆。六姑就是我婶,姐儿俩嫁给哥儿俩。崇:那时候庆王是总理大臣,我祖父是协理大臣,在外交上是这么一个关系,在朝里最后也是这么一个关系。一个一把手,一个二把手。注218我们七姑嫁给铁良家的,注219八姑嫁给杨儒,注220到俄国当钦差的,那是汉军旗。蓉:我父亲那阵儿在中国银行做个不要紧的事儿,接电话,好像接线生似的。崇:他主要是股东,董事,中国银行就是接着大清银行,一脉承下来的,我家是大股东。注221我曾祖父哥儿好几个,就都不在一块儿了,我们家三代同堂,也算大户了吧。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帝制以后变化很大。蓉:反正那些事也不让小孩儿知道,小孩儿也就是吃喝玩乐而已。那阵儿军阀打仗,是不是炸张作霖哪?我们就往外跑呗。崇:军阀混战嘛,跑过两三次。我们是天津有个家,注222北京有个家。我们家在(北京)苏州胡同也有房。苏州胡同也算是好地方,离东交民巷近,中国兵不能进,北洋政府也好,国民党也好,到苏州胡同就不能派兵进去了,外国兵放哨就放到苏州胡同。我们主要就这仨地儿,金鱼胡同假如说不安定了,就跑到苏州胡同,还不安定就奔天津,奔天津租界里住。我们是如此,北京这些个大户差不多也都是如此。上到溥仪,下到铁良,没有说天津没有家的,再往上肃王什么的就去大连、青岛了,摄政王也到天津去,都是这样。真正不进租界的那很少了,除非他没落了。蓉:我们小时候也跑过。乱了,没有客车了,就坐运兵的铁皮车,也钻过铁道。那时的房子也不算贵,家里有钱的主儿都买得起,就置一所,两边跑呗。解放以后就都卖了。我们家姐儿7个,4个男孩4个女孩,中间死了一个女孩,所以女孩是3个,都是一个妈生的。我大哥是属耗子的,比我大3岁。二哥现在还有,在天津,比我大一岁。一个弟弟属猪的,比我小4岁。大姐比大哥小两岁,大姐完了是二姐,我是女孩里最小的。没了的那个是我姐姐,两三岁时得传染病死的,什么病也不知道,可能是虎列拉什么的。1920年那桐的全家照注223我小时候也没什么,家里就跟《春》了、《家》了那种书注224里头很像,大家庭。父母都忙自己那点事,我母亲要管理家里的事,还要出去应酬红白喜事,一天见不了两次面,早上请个安,晚上说个明儿见,一天就完了。孩子多,也管不了,生下来就雇奶妈子,吃奶妈的奶,不像现在跟父母这么近。奶妈抱走就归她了。所以奶妈是太要紧了,好像就是受她们的教育。我们管奶妈叫嬷儿,就比叫老妈子强多了,府门都叫嬷儿,谁是谁的嬷儿。长辈的用人叫“达”,是宫里的叫法。我奶妈是顺义县的,她二十几岁来的,比我母亲大一两岁吧,自己的孩子让人给看着,一年也就回去一趟,十几天。她从我小时候到我结婚,一直跟着我,那阵儿叫陪房。我结完婚以后她又给我哄了3个孩子。后来得心脏病死的。她一辈子,跟我的时候比跟她丈夫多。像我这样一直到结婚生孩子还跟着的太少了。崇:像我的奶妈就不行了,反正奶妈走了以后有看妈,老有一人跟着。蓉:我虚岁6岁就念书了。那阵儿我哥哥他们上学校,也让我去,我一听就害怕就哭,家里说那就甭去了,就在家里读私塾,请老师来。哥哥是在学校念完了还得在家里念。我那阵儿也糊里糊涂的。反正按老式规矩,9点钟上学,11点半才下课,下午一点半上学,5点下课。开蒙在北京,几年后上天津,老师也跟着。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一点儿念“四书”。我们头一个老师是山东人,简直就是哄小孩儿。后来的高老师学问好点儿,就教点诗什么的。还学过几天英文。我父亲三十几岁就半身不遂了,我就陪着他,也没上学也没出去,一直到结婚。崇:我们中学全在天津念的,只有暑假回北京玩儿来。蓉:我13岁就订了婚了,13岁就等于12岁,我生日又小。等了这么几年,到虚岁17岁就是现在的16岁就结婚了。我先生是庆王府毓字辈的,溥字辈完了不就是毓字辈嘛,他比我大两岁,结婚时虚岁是19岁。那阵儿都是19岁就结婚了。他1984年死的。他就是上学,完了高中毕业就工作,没上大学。先在外国公司做点事,然后就在保险公司,解放以后就一直在照相机厂。我结婚时公公上头还有爷公呢,爷公就是庆王爷载振。崇:农工商部尚书,出使英国的那个。注225蓉:他们家那派头!原来好几个姨太太呢,死的死走的走,我结婚时就剩一个了。我公公哥儿仨,一个小的是姨太太生的,这哥儿俩是一个母亲的,就娶了我们家那俩姑姑。注226他二婶就是我六姑。那时候讲门当户对,没有悬殊太大的。我丈夫就哥儿一个,有俩妹妹,他们这支挺稀。那阵儿他们的王府还在北京,定阜大街,我结婚以后在那里住过一阵儿,还有宝座,就是皇上过去坐的那椅子,那时候就等于是一个摆设了。天津的那是住宅,老宅子很大,光地窨子就好几十间呢。注227我们在天津结的婚,他们的房和我娘家的房离得不远,就隔一条街,两处一说合就给了。他们家境那时候也挺好,清朝倒台了也有地,还有企业,天津劝业场有他们十分之三的股,人家十分之七。还有渤海大厦。府门跟我们普通的门不一样,他们家规矩礼数特别多,丫头也特别多。咱们这儿随便磕头不是磕仨头么,他们得磕六个头。我那阵儿是个小姑娘,16岁,什么都不懂,结婚时规矩也不懂,就找懂这种事情的一个老太太,胖赵。今日的天津庆王府(定宜庄摄于2009年)崇:就好像伴娘,她就懂这个,对于两家的情况都熟,规矩礼数她全都知道,到时候就提醒新娘子:这个应该叫什么,应该行什么礼,儿媳妇过门早上应该什么时候请安去,晚上应该什么时候回屋,都得听那胖赵的,她都给你递话儿,等于听她导演。胖赵一肚子没有别的学问,就是这个。北京有名的府第她都去,溥仪结婚她就陪着皇后。蓉:她一递话儿呢,甭管对不对,人家也就都觉得对了。她像司仪似的,在旁边搀着你,该请安的请安,该磕头的磕头。各家她都去,你可以给她钱,找她,用一个月还是多少日子。府门的规矩,普通人家的规矩,民家的规矩,她都懂。我和我大嫂都请的她。崇:长得就像电影里的胖黑奴,嘻嘻哈哈,人非常聪明,见的也多。大家门儿,你找我也找,越来越熟,她肚子里就像有本经似的。北京就有这么一伙人,有男的有女的,女的就这个胖赵是最厉害的。新娘子遇到谁捣乱,她也能给搪(搪塞)一气。她也待不了多长,也就待一个月,报酬也相当高。蓉:我结婚时还按老式规矩,坐轿子,他(指弟张寿崇)还扶着我那个轿杆儿。他和轿杆儿高矮差不了多少。注228崇:弟弟得送姐姐去,扶着轿杆儿。我就等于到我姑姑家。蓉:我婆婆就是我姑姑,多少也好点儿,怎么也有个原谅劲儿吧。不过那大家庭也够呛,磕头请安、抽烟倒茶的事特别多,还不能和他们一块儿坐,老得站着,出门也得说一声儿。虽然是姑姑也还得按规矩走。不过我那爷公对我特别好,老拿我当小孩似的,老说你下去吧,别跟这儿站着了。老头每天起得很晚,到下午三点多才起,吃饭还得递漱口水什么的。后来就好多了。第二年我就有小孩了。我4个孩子,17岁生我大女儿,我年龄太小还难产。3年以后又生了第二个,又3年以后生了第三个,俩男孩挨着。我一直也没工作,就这么样下去了。十年以后了,到1952年又有了这女儿。崇:大的变化是解放战争。天津解放和北京解放不一样,天津是战争解放,这些户在解放前已经很紧张了,国民党到处占房,这些人就都被由老宅子里撵出来,再租一间房住,我们也是这样。国民党就进驻,算是给赶出来了吧。跟着就解放了。我们家房就卖了。庆王府就没算卖,移交给共产党了。蓉:也说不清楚,房子都交了,那时候就兴这个,就像现在兴人人买,那阵儿就兴人人交。什么都没有了那是“文化大革命”。我大姐嫁给了袁世凯的十三公子袁守安,袁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后来他们离婚了。二姐夫是内务府大臣增崇的后人。注229我大嫂是卓王的后裔,姐夫的哥哥叫贺西伊尔图墨尔根,注230就住在什锦花园,已经没什么蒙古人样儿了。二嫂是杨儒的重孙女。我姑姑嫁的那个是庶出的,杨四老爷之子杨朗之。崇:我爱人是军机大臣世续的后人,就是保溥仪的那个世续,他家姓索勒豁金,注231属朝鲜。四弟媳是汉人,大银行家岳潜斋的女儿。注232蓉:反正那时候门第是太要紧了,先要尽可能找满族,然后就是门第。那时候汉人不愿

                      殴美男男gayxxxx娅之外不可能是其他人。他唱了两首他最喜欢的歌,这两首都是情歌。当他正在唱第三首的时候,窗户突然被关上了,好像是有人走进了对面的房间。这使马基雅维里的雅兴多少有些被搅乱,心里浮起一片疑云,怀疑是不是女仆在偷听他的歌唱,被走进来的女主人所惊动,为了不让女主人发觉她因为偷听对面房间的男人唱歌而疏忽了要做的正事,赶紧关了窗户。到了吃晚餐的时候,通过精心引导的对话他发现那个被打开窗户的房间正是巴托罗缪和他年轻妻子的主卧室。那天的晚些时候他去了宫里。但是他既没有见到公爵,也没有见到他的秘书们。于是他就和那些在宫里逗留,显然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人攀谈了起来,问他们近来有什么新闻。这些人什么也不知道。但他得出一个印象,这些人至少知道有件事情刚刚发生。不论这件事是什么,事件本身暂时还是保密的。正在这时他碰巧遇见了巴托罗缪。巴托罗缪告诉他,他本来和公爵约好了见面,但是到了时候公爵又突然不能见他了。“我们在这儿是浪费时间,”马基雅维里用他那特有的、讨人喜欢的亲切态度说道,“让我们去饭店喝上一杯。我们可以玩纸牌,如果你下棋的话,我们可以杀上一盘。”“我喜欢下棋。”在去往金狮饭店的路上马基雅维里问他为什么今天城里面每个人都那么忙碌。“我也是没个头绪。没有人能告诉我任何情况。”巴托罗缪语气中流露出一丝气恼,马基雅维里猜想他这次讲的是真话。他自视甚高,当他发现他并没有获得公爵完全信任的时候,他觉得十分丢面子。“我听说,若是公爵企图保守某个秘密,就是连他最亲近的人都不会了解这个秘密。”马基雅维里说。“他今天一整天都和他的秘书们在一起。传令兵像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向外派遣。”“很明显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知道今天早上有一个信使从佩鲁贾过来。”“是信使,还是一个装扮成信使的人?”巴托罗缪很快地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怀疑吗?”“没有。我只是问问。”到饭店的路并不远。他们叫了一大壶酒和一副象棋。马基雅维里棋艺不错,没过多久他就发现巴托罗缪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他故意让棋局杀得难分难解,最后输给巴托罗缪,从中取乐。巴托罗缪豪气昂扬,于是边喝着酒,边向马基雅维里指出他哪里犯了什么失误,以及对付敌人所应该采取的策略。马基雅维里于是责备自己缺乏远见。在返回他们各自的寓所的路上巴托罗缪问道:“我岳母说她今天早晨听到在你的房子里有人唱歌。歌喉相当不错。是你还是我年轻的表亲皮埃罗?”“皮埃罗的嗓音比我好,但今天唱歌的确实是我。得知卡特琳娜夫人没有嫌弃我的努力,实在是十分荣幸。比亚乔,我和另外两个朋友经常用唱歌来打发时光。”“我的男低音唱得不错。”“皮埃罗唱男高音。我们仨在一起将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如果你不介意寒舍的简陋,在方便的时候来我这里唱歌,将是我极大的快乐。我们也可以顺便给我们的好朋友塞拉菲娜一个小小的音乐会。”对于这个巧妙地抛掷出去的鱼饵,鱼儿会咬吗?还没有看出征兆来。“我们一定要这么做一次。这将唤起我对青春的回忆。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在士麦那的时候,我们意大利人总是歌唱个不停。”“耐心,”马基雅维里对自己喃喃自语。“耐心一些。”回到寓所,他取出一副油腻腻的扑克牌来,他开始玩一种叫作“耐心”的扑克游戏。他一边玩着牌,一边在脑子里翻腾着巴托罗缪告诉他的事,以及他从塞拉菲娜那里听到的情况。他想出了一个计划,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但是执行这个计划却需要一些创造力。他越是想起奥莱莉娅,他就越是欲火中烧。一想到他有可能替巴托罗缪生个孩子,而且最好还是个巴托罗缪十分希望要的男孩,他就心痒难耐。“这种机会可不是常有的,”他思忖道,“当你在做一件好事时还能给自己带来这么多的快乐。”很明显他必须取悦卡特琳娜,因为没有她的话他将什么也做不成。但是困难在于如何才能与她建立起足够亲密的关系,以便在整个计划中获得她的支持。她是一个肉感的女人,马基雅维里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心想也许他应该劝说皮埃罗和卡特琳娜上床。皮埃罗年轻,在她那样一个年纪她不可能不为此心怀感激。但是他立刻打消了这个想法。让皮埃罗成为那个女仆的情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他的需要。人们传说卡特琳娜年轻的时候曾经风流快活过。如果有一件事马基雅维里深信不疑的话,那就是当一个女人自己已经丧失魅力的时候,她就开始当起鸨母来了。他想,性的本能之一就是,当一个人年事渐高,以至于性的享受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时候,会以幻想身临其境而体验这种快乐。另外,她为什么要操心巴托罗缪的荣誉?奥莱莉娅能有后代也符合她本人的利益。但是那个提莫提欧神甫那边又该怎么办呢?他是他们家的一个忏悔神甫,是这一家子的朋友。也许有必要去见一下这个人,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也许能够派上好的用场。马基雅维里的思路被百叶窗上的一声敲打一下子打断了。他没有动,只是抬头仰望着窗户。敲窗的声音很低,而且很谨慎地又重复了一次。他走到窗口,稍稍开启了一些百叶窗。来人用低低的声音报了自己的姓名。“费里奈利。”“请等一下。”“你是一个人吗?”“只有我一个人。”他穿过走廊,打开了门。在夜色中他只看见一个人站在那里。费里奈利,也许你还记得,就是马基雅维里抵达伊莫拉之后第二天就会面的那个来自佛罗伦萨的会计。他蜷缩在一件披肩下面,一条围巾遮住了他的面孔,他溜进了门,跟着马基雅维里进了客厅。房间里只点了一支蜡烛。他在桌子旁坐下,紧紧地挨着马基雅维里,这样他就可以不用抬高自己的声音,只用耳语就可以和马基雅维里谈话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请讲。”“如果我透露的情况对执政团的长官有用的话,你们会给我一笔慷慨的酬谢吗?”“绝对没有问题。”“一个骑着驿站快马的信使今天到了宫里。叛乱分子相互之间终于签定了协议。他们决心与本蒂沃留一起,保卫博洛尼亚,使那些被赶下台的贵族们在他们原来的领地上重新恢复权力,并相互保证不与公爵单独讲和。他们决定招集七百名军人,一百匹快马和九千名步兵。本蒂沃留将要攻打伊莫拉,维泰洛佐和渥西尼则是预备向厄比诺进发。”“这确实是个新的情况。”马基雅维里说道。他又是高兴,又是兴奋。变幻的局势使他感到振奋,他期待这个大戏中精彩的一幕出场,想亲眼看一下公爵会如何对付他现在面临的危机。“另外还有一件事。维泰洛佐和公爵暗通款曲,向公爵提出,如果他能够从公爵那里获得保证,他可以永久地保有他在卡斯泰洛的领地的话,他可以加入公爵的阵营。”“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的?”“你只需知道我知道这个就足够了。”马基雅维里有些困惑了。他了解维泰洛佐。一个阴沉,多疑,情绪不定的人,极其容易发怒,也非常容易陷入抑郁的状态。他染上的梅毒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以至于有些时候他完全没有理性可言。谁能了解那个遭受折磨的脑袋里在谋划些什么邪恶的计划?马基雅维里于是请会计打道回府。“我能请您为我保守秘密吗,尼科洛大人?如果被人发现我向您透露了上述情况,我的小命恐怕就难保了。”“我知道。我不会宰掉一只下金蛋的鹅的。”第十三章从那以后事态的发展就变得很快了。接到厄比诺造反的报告之后,公爵派了两个西班牙籍的将领,唐·乌哥·达·蒙卡达和唐·米盖尔·达·科莱拉去镇压叛乱。这两个人将部队的总部设在普哥拉和福松布朗两地,大肆抢掠周围的地区。他们攻陷城镇,屠杀了绝大部分的居民。在福松布朗,女人们将她们自己和孩子们投入河中以逃避士兵们的暴行。公爵把马基雅维里召来,用一种十足的幽默来描述这些战果。“看来天时对于这些叛乱者来说不太有利。”他冷笑着说。公爵刚刚收到一个消息,教皇派到佩鲁贾的使节一到佩鲁贾,渥西尼就跑过来见他。渥西尼向他保证他将忠于教皇,请求教皇原谅他以前的行为。马基雅维里想起了费里奈利告诉他的有关维泰洛佐的事。“真是很难理解他们在做些什么……”他说道。“书记官大人,请您开动脑筋。这只能是意味着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想通过佯装依然有可能同我讲和来换取一些时间。”几天以后维泰洛佐攻下了厄比诺城。公爵于是再次召见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预期会见到一个被这个坏消息搞得心烦意乱的公爵,但是这事他连提都没提一下。“和平常一样,我想和你商讨一下与贵国政府及我们的共同利益有关的事务,”他说道。“我收到了一封我派至锡耶纳的人寄来的信。”他开始大声地朗读。信是奇瓦利埃·渥西尼寄来的。奇瓦利埃是渥西尼这个高贵而有权势的家庭的一个私生子,现在正为公爵效力。他和那些搞阴谋的头头们进行了商谈,他们表达了他们愿意和公爵重归于好的心意,而且表示,如果公爵可以放弃攻打博洛尼亚的计划,而代之以专攻打佛罗伦萨的领地,他们愿意重新归顺公爵,出兵协助公爵攻打佛罗伦萨。“你看我对你有多么信任。”他念完信之后补充道,“我对你们的政府抱有真诚的信赖。相应地,贵国政府也应该更加相信和依靠我,一改以往的态度。他们可以放心,我不会让他们失望。”马基雅维里不知道这番话中有多少可以让人相信。渥西尼是佛罗伦萨不共戴天的敌人,自然十分欢迎任何可以使流亡的美第奇家族复辟的机会。如果他们向公爵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从情理上讲确实不无可能。马基雅维里猜想公爵没有接受渥西尼的建议,主要是害怕让法国人生气。现在他把这个内幕透露给马基雅维里,是为了让执政团觉得欠了他的人情,应该考虑重新与他签署一个雇佣协议。不久之前,公爵用武力威逼执政团签署了这一协议,然而危机解除之后,执政团方面收回了这一成命。这一反复使公爵十分恼火。雇佣协议是用来聘用一个雇佣军首领的,有一定时限的协定。根据协定,以及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公爵将会领到一笔薪水。这笔钱他用来支付他手下人的饷银,剩下的部分归他本人所有,这笔落入他私人腰包的金钱也很可观。两天以后叛军向公爵手下两位西班牙将领率领的军队发动了攻击,将后者击溃。唐·乌哥·达·蒙卡达被俘,唐·米盖尔·达·科莱拉负伤逃到了福松布朗的要塞。这就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挫折了,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是这一消息在伊莫拉遭到了封锁。原因就像马基雅维里向执政团报告的那样,公爵宫廷中的事情,除非已经打算让人知道,否则是不会有所泄露的。但是马基雅维里自有其办法发现他要了解的事情。当他听说某种情况后,他就进了宫,请求晋见公爵。马基雅维里带着极大的好奇心进了会客厅。他想看看这个到目前为止一直充满自信和处变不惊的公爵目前是个什么状态。目前的形势简直就是距离彻底毁灭只有一步之遥。他不可能不清楚,他不可能指望他的敌人们对他手下留情。但是他很平静,甚至有些高兴。他用一种鄙夷的口吻谈论叛军。“我不想吹牛,”他说道,“但是我预期,无论最后出现什么结果,都将证明他们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而我又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我对他们所有的人都了解,所有他们那帮子人。而且我根本看不上他们,维泰洛佐名声在外,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没见过他做一件需要胆量的事。他的借口是他患有梅毒。事实是,他除了骚扰劫掠那些不设防的地区,抢掠那些没有勇气和他对抗的人之外,他什么都不行。他是一个靠不住的朋友和一个反复无常的敌人。”对于这个面临毁灭却依然有着不可屈服的斗志的人,马基雅维里不由得从内心生出一番敬意来。他的处境是令人绝望的。本蒂沃留以及博洛尼亚的诸侯们压在他的北方边境上,维泰洛佐和渥西尼,肯定会从南方向北推进。在南北两条战线上遭到优势兵力的协同攻击,他无法逃脱彻底被歼灭的厄运。瓦伦丁诺公爵从来不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朋友,他的衰落和死亡将为共和国解除掉一个巨大的威胁。但是马基雅维里在潜意识之中,与他本人的意志正好相反,有一种隐隐的希望——不过也就那么一点点而已——希望公爵能从他目前的困境中挣脱出来。“我从法国收到来信,”公爵停顿了一下开口说道,“从信上我了解,法国国王已经指示贵国政府,向我提供一切我所需要的协助。”“我没有听说这一消息。”马基雅维里说道。“是的,你说的确实是实际情况。你应该向你的上级写一封信,告诉他们给我派遣十个骑兵中队,另外你可以补充说,我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和他们建立一个坚固和永久性的同盟关系,由于这层同盟关系,他们可以预期享有我的援助和好运能够带来的所有的优势。”“我一定按照阁下吩咐的去办。”公爵并不是一个人在屋子里。和他在一起的还有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埃尔纳地方的主教——他的表弟,还有一个秘书。房间里出现了一阵可怕的沉默。公爵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面前的佛罗伦萨的使节。这种沉默和注视的目光会使一个比马基雅维里紧张的人感到不自在。即使是马基雅维里,也必须调动他的自制力来保持镇定。“我从各种渠道获得报告,”公爵最后开口说道,“报告说你的政府正在鼓动博洛尼亚地方的领主们向我宣战,他们之所以这么做,要么就是想置我于死地,要么是为了在和我谈判时获得更有利的条件。”(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马基雅维里竭尽他的所能露出微笑,让他那副一向冷漠,间或严峻的面容挂上最大程度的亲切的表情。“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些,阁下,”他回答道。“我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信件从来不缺乏对教皇和您本人的善意的表示。”“我也不相信那些报告。但是善意的释放只有伴随着实实在在的行动时才更有说服力。”“我确信,我国政府会尽一切力量来显示我们的诚意。”“如果它明智的程度和它拖延的程度一样的话,我相信它一定会这么做的。”马基雅维里内心战栗了。在他一辈子中,还从来没有在一个人的声音中听出如此的冷酷和凶狠。第十四章在这之后的几天当中,马基雅维里一直忙于从各种人那里搜集情报。这些人包括巴托罗缪,费里奈利,还有公爵身边的人。他不能彻底地相信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人,而且他也清楚,瓦伦丁诺公爵周围的亲信只会告诉他一些他们想让他知道的事。但是最令人困惑不解的事情是,那些叛乱的将领们,近来一直毫无动作。公爵到处招兵买马而集结的部队尚未到达,而且,尽管他在叛乱的地区还控制着一些要塞,人们很难相信他可以经受一次决心坚定的进攻。现在就是进攻的时候了。就是现在。但是叛军什么也没有做。马基雅维里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他就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是什么原因迟滞了叛军的进攻。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进一步地增加了他的困惑:渥西尼家族派了一个代表来见公爵,代表是傍晚到达的,第二天走的。马基雅维里费了不少劲去了解这个人来访的目的,但是一无所获。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收到了执政团方面就公爵请求派兵支援的要求做出的答复。为了要探听一下虚实,他于是请求晋见公爵。他在去宫里的路上心里有些发慌,因为他即将告诉公爵的消息是,佛罗伦萨方面无兵可派,佛罗伦萨方面可以给予的仅仅是再一次保证他们对公爵的善意。马基雅维里已经领教过公爵发怒的样子,知道场面会十分凶恶,于是他鼓足勇气,准备以坚毅不屈来迎接这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所以,当他看见公爵对于他带来的这一消息完全无动于衷的时候,马基雅维里大大地吃了一惊,觉得太出乎他的预料了

                      了一场争吵的风波,这场风波的结果就很暴力了。比起不想被吃的赤蛙,想吃赤蛙的老师内心要经历更慌乱凄惨的一场恶战。孤独的老师想收一个徒弟。波斯语和安南语[7]这类东西,就算老师自掏腰包也不会有人来学。鞍马好不容易找到了唯一一名徒弟。说到安慰栗栖按吉,涅槃大学的梵语老师都比不上他。“既然你有这个水平,就说明你有研究语言学的天赋。”鞍马老师测了测他的梵语水平,就大胆地奉承道。他跟涅槃大学的梵语老师不一样,他不露半丝笑容,所以说的话都像真的一样。“拉丁大学的语言学科汇集了全世界的天才,里面有个男学生,才能和你不相上下。你一年多就能学到这个水平,将来能当上日本的梵语学者呀。”鞍马老师这番话没来由地让按吉感到一切都那么安心。他感觉拉丁大学的天才、安南的哲学家、尼泊尔的国王这些人物仿佛都是自己的朋友。就连鞍马老师自己也觉得,区区日本的梵语学者,哪比得上老子的徒弟呢!然而鞍马老师转过脸看着按吉,说他非常有前途,所以要传授他藏语。他说二十世纪学习佛教的人,首先必须学藏语。梵语和巴利语的文献已然残存无几,但与佛教有关的文献绝大多数都被译成了藏语流传下来。所以要从藏语来探索佛教,不然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二十世纪的学者。不巧按吉已经快要看透印度哲学了,因为他没什么希望开悟。头发差不多也长齐了,一直想着借此机会跟印度那边断了关系,跟法国、德国这种更洋气的地方合作。就在他对印度这一块已经燃不起半点热情的时候,鞍马老师却说即便是他这种专门研究梵语的帝大老师也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字典。原来如此,字典是为供人查阅而存在的,但词语却不是为查阅字典而存在的。查阅梵语和藏语词典有益健康,增进食欲,基本能起到像广播体操一样的作用,但词典却不是以体育器具的名号来售卖的。于是栗栖按吉满头大汗地努力推辞学习藏语一事,但鞍马老师这个人向来不知道别人也有意愿,也有好恶。“不,你听好了。”鞍马老师说道,“藏语不是为佛教而存在的语言。你应该马上放弃你不感兴趣的印度哲学,然后成为一名藏语学者。本来日本能说藏语的也就四五个人,换句话讲,你是第六个。通晓一国语言,就等于征服了该国的领土和国民呀,你说是吧。”鞍马老师这番话说得实在太漂亮了。按吉耳根子本来就软,一说征服了语言就相当于征服了该国的国土和国民,那么如果自己跟女人问路,女人要是回了话,这女人不相当于也属于自己了吗?当然,鞍马老师说按吉有可能成为第六个藏语学者,这话绝非空穴来风——他多半也能推测到,帝国大学的老师不太明白语法,也查不了字典。刚好当时藏语的权威——山口惠海老师发表了一篇文章,根据山口老师的看法,那些自古以来我们一直称作高丽人的朝鲜人是西藏人。如今太秦和琦玉这些据说是高丽词汇的地名源自藏语,神乐、催马乐源自藏语,这篇文章中的语气词“呀”据说也是个下流的藏语词。三番叟[8]是藏语,投投塔拉利[9]整句话也与藏语无异。据说西藏那边如今还在跳跟三番叟基本一样的舞蹈。按吉觉得,如果就这么听了鞍马老师的一番漂亮话,恐怕没什么好事,可藏语既然跟我国古代文化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如就放宽心当那第六个学者也不坏。按吉刚欣然答应接受鞍马老师的藏语教学,老师就干劲十足,把一大堆书本堆到按吉大腿上,说这是教科书,这是词典,这是语法书,这是参考书,这是介绍西藏的书籍,这些全给你。按吉暗自对这些书抱有一丝警惕,因为太臭了。——老师是从书架下半截把这些书匆忙拿出来的,这么说来,这些书已经受过了洗礼。然而学问的精神应该在遥不可及的高远之处,因此即便大腿上的书本确实湿漉漉的,按吉也觉得这些是神秘书籍,所以会出汗。按吉自己说服自己:人们在印度不也用指头尖来擦屁股嘛,所以印度语多少也会有点味儿吧。然而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因缘,藏语真的很臭——老师非常容易放屁。授课途中说句失陪,就跑到走廊,咣一声把门拉上,因此老师用何种姿势在走廊放屁,按吉并不知晓。不过老师通常都会迅速放七八个声音洪亮饱满的屁。不管是深夜还是阴沉的雨天,老师这股声音总是饱满圆润,绝不带有湿气和嘶哑感。完事之后老师大概会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趟,等到臭气充分散去再回来,这算是出于礼节和关心而进行的一种散步活动吧。不久老师就会回到屋里,说句抱歉,然后继续授课。笔者在此必须为日本帝国的国威说上几句:就算帝国大学的老师查不了字典,对日本帝国来说也不是什么羞耻之事,因为即便是拉丁大学的才子也查不了字典。鞍马老师是个热心肠的人,会自己代替学生查字典,就算在按吉面前做上二三十分钟的激烈运动,单词也总不现身。紧接着老师就会说句失陪,走到走廊里放一串屁,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遍,再说句抱歉,抱着字典开始做激烈运动。不出所料,单词还是没现身。当时按吉认为,藏语词典可能是为学者的健康而制造出来的东西,要是一两分钟就能查到单词,就不符合藏语原本的性质了,于是他也从没把老师的激烈运动理解为老师无能的表现。然而老师总是说句失陪就跑到走廊,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趟,再回来说句抱歉。按吉觉得老师的这份礼节太可怜,太可悲了。于是按吉有一天说道:“老师,请您放屁不用在意我,这样我会不好受。”这之后,鞍马老师起身打算开门出去放屁,手往拉门上一扶突然想起按吉这句话来,就转过身说了句“那我放了”,像往常一样对着拉门放了七八个屁。于是之后这方法就成了惯例。然而按吉却发现了一件能够一口气颠覆以往定论的事,就算是见多识广的风来山人[10]也会不懂装懂地下定论。从古至今都有定论说,响屁不臭,可是鞍马老师的屁声洪亮,味道能把臭鼬都给熏昏过去。也就是说,老师会在走廊走那么几趟,多半自己也十分清楚这屁有多臭。老师放屁这件事似乎让他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厌世情绪。这授课再持续一年的话,恐怕按吉最后就得厌世自杀了。不过多亏上天保佑,按吉捡了一命。上天的保佑是从鞍马老师失了童贞开始的。鞍马老师在花之巴黎都没失去童贞,对马来的裸女也是闭目无视,堂堂正正守着处男之身平安无事回了国,却偏偏栽在廉价的妓女手上,轻轻松松,一笔勾销了三十几年的童贞。结果鞍马老师也因为一些原因完全厌世了。(原因如下)老师对按吉说道:“我说,你不觉得性交其实没什么意思吗?哪里有什么快感啊。你也这么觉得吧。都把我当傻子耍。我一直深信,只有那个时候才会有一种用尽世上语言都表达不清的神秘的感觉。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像活在谎言之中。我已经对都市的生活厌倦透顶了。我要回故乡,一个人思考一阵子。”鞍马老师本身太神秘了,按吉不太理解老师厌世的逻辑和内容。他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要忍耐三十几年也不去体验这种用尽世上言语都表达不清的神秘感,也不明白为什么期待落空了就要回老家。老师悲叹自己这辈子都活在谎言之中,但按吉完全不明白是谁以何种方式一直在欺骗他。根据老师的这番惨痛的悲叹,老师可能是误会了什么才打算记住所有的词汇,拼了命地学习,也就是说,他以为那件用他毕生所学语言都无法表达明白的事物实际上已经在某处体现出来了;或者老师虽然守了三十多年的处男之身,事实上脑子里一年到头都想着那件事。按吉已经完全搞不清楚了。虽然有一堆事情没搞明白,但对按吉而言,他只深刻认清了一个非常明朗的事实:总之他捡了一条命。他感觉心里的阴云都消散了。于是他衷心感谢上天让老师失去了童贞,这样一来,他的心一时之间也有些飘飘然了。他甚至还若无其事地考虑一些忘恩负义之事,比如跟那个与老师交欢的妓女道谢。当然,幸亏老师失去了童贞,使得我光荣的大日本帝国少了一个奇怪的藏语博士。这也是一件值得国民举杯同庆的无名之功。在那以前,在一个叫泉州界[11]的城里有一个雅号社乐斋的俳句诗人。他学了如何成仙的秘药方子,花了半年炼制丹药,早晚服药,觉得自己差不多掌握了飞行之术,就从屋顶上跳了下来,结果把腰骨给摔断了。传说自那以后,人们就把硬要干办不到的事叫作“不知天高地厚”[12]。按吉偶尔在深夜胡思乱想时,会突然觉得:我该不会是那个社乐斋的后裔吧?进而深深感觉到心里特别没底。这么年轻就想要开悟,再怎么说也不像是思虑周全的人会有的想法。首先,悟这东西怎么会悄无声息地藏在词典等书籍里呢?原来也有个和尚怀着悟藏于书的思想,带着猴子大王和猪精等人去天竺取经,然而旅途艰险,命悬一线。按吉只不过是在电车上一路摇晃着去学校而已。首先,大家可以看看印度的哲学家们。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脑袋一热突然出家的。他们每个人曾经都是让警方束手无策的大恶人,净是色胆包天的大色狼,到了不惑之年,脑子里除了女人装不下别的。佛教首屈一指的大哲学家也立下悲愿[13],要潜入后宫侵犯上千美女,愿望基本实现之后,他才终于动了皈依佛门的念头。更有甚者,一名大哲学家在侵犯母亲之后终于决心皈依佛门。不仅如此,这位老师还在大彻大悟,被大家誉为当代大圣人后,做了个与天女结婚的梦,还梦遗了。这事儿被他的徒弟发现了,一帮人把他围起来诘问他,他却装模作样说什么圣人也拿做梦和生理反应没有办法。弗洛伊德[14]要是听了这话,估计会揍他一顿。虽然这些哲学家彻头彻尾都是一些品质恶劣的圣人,但按吉每次把自己跟社乐斋联系起来,心里暗自没底的时候都会纠结于这件事。虽然社乐斋怎么也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仙人,但大恶人确实有可能变成圣人。话又说回来,日本的和尚事实上也是彻头彻尾的恶劣之徒,但他们的恶劣跟印度哲学家的还不一样。出席佛教讲座,老师们脑袋都很凉爽,其中还有管长[15]猊下[16],都披着袈裟莅临教室演讲,一副一切皆空的态度,悠然自得,宛若天地般看透世间百态似的。他们能淡然解说通悟的哲理,但从他们的话语中,却怎么也感觉不到开悟的明朗、希望,以及这类东西的爽快感。于是按吉只能确信障碍因素不在于哲理本身,而是解说这些哲理的老师们人格(说得再确切些,是肉体)有问题——其实按吉也很清楚地感觉到了,问题只在于他们的肉体。其实,这感觉很黑暗。不知怎的,有种徘徊在人肉市场[17]中的苦闷感。别扭,阴森。有那么几次,按吉曾经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气沉丹田,怀着充分觉悟去拜访高僧。听说和尚会毫不客气地敲人脑袋,甚至打上三十棒[18]。这可不同于打一两棒,所以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觉悟。这种时候,连太阳也为之阴郁,就算选个万里无云的日子出门,途中心情也会沉重憋闷。高僧们碰到按吉这种书生,基本都会愉快接待,见到以后,也会轻易聊到一起去,路上的不安通常都会云消雾散。于是各位高僧都会跟按吉分享他们各自开悟后的喜悦之情。不过即便在这里,按吉也还是有一种徘徊在人肉市场中的苦闷感,只有这种感觉跟在教室里没什么两样。不知为何,按吉每逢拜见这种有威信的高僧,首先就会突然感觉到他们的肉体,而不是人性和心灵。这世上虽有“慈颜”一词,但想要实际体会到这个词,首选就是去拜见高僧。也就是说,高僧们的肉体总是慈眉善目,宛如春风,这梅花绽放般的和煦春风将人们包围。于是,直到告辞之前,这副慈颜都会一直充斥在按吉的眼前。然后,肉体的慈颜就会面带微笑友好地开导按吉。这副慈颜笑眯眯地说:“美女不过白骨。”有时候又会反过来,天真无邪地微笑着说:“不,美女这种丰满的肉感也挺不错的,要是能摸一下,估计真能长寿呢。”住在长屋[19]里的八先生一年到头也叨念这个。不过长屋的八先生完全没有开悟,所以说这种话的时候眼神中都充满了下流的色欲,用言语简直无法形容。不过说真的,虽然八先生没个正形,面带淫笑、嘿嘿嘿地拍着自己的脑门儿,还会忽然重新盘一盘二郎腿,但只要一听八先生说话,就完全不会在意他的肉体了,就连按吉自己也会马上就笑眯眯地,比八先生还要没个正形,重新整一整坐姿。反正大家都是不开悟的人,没办法。两人经常忘了时间,从深夜聊到黎明,就算没喝酒,第二天也会宿醉。按吉听高僧讲话却听不到这个份儿上。自己没法马上就面带笑容,轻易产生共鸣。高僧的肉体以及慈颜,会和话语一起,先于一切慢慢渗透到按吉的脑海中来,把脑子往两边拨开,盘腿坐下。按吉不禁想要掩住双目,结群上涌的开悟毒气侵袭了他,他偶尔还会瞬间心生悚然。这时候栗栖按吉交到了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叫龙海,是个正统和尚。他虽然不是高僧,却有着一具瘦弱的肉体,跟高僧一样经常讨论女人,但因为完全与开悟无缘,也就没有丝毫慈颜的影子。龙海本应在和尚学校学习当和尚的知识,却老想着金盆洗手,他绝不参加什么和尚讲座,还说想当一名画家。偏偏龙海又是贫穷山寺的孩子,学费非常拮据,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实在买不起油画用具。他用水彩和蜡笔画了一整个旅行箱的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画的全是女人。不是按吉小看龙海,在他的想象中,和尚画的多半是南画[20]这类山水画,总之应该画的多半都是风景。于是按吉震惊了——倒不如说是惊叹了。这些画,画得并没有多棒。按吉看完了几百张画,没有一张是风景画,全是女人,就连一朵花都没有看见。“因为我的脑子里除了女人什么也想不了……”龙海看到按吉震惊的样子,整张脸突然涨得通红,低头说道。龙海是正统和尚,就算关系再怎么好,说话也都十分客气礼貌。龙海身形瘦弱,感觉一阵风就会把他刮跑,可他心里却一直藏着一个执着又顽固的念头——一定要买套油画用具给他们瞧瞧!决心虽小,却毫不动摇。于是他为了每顿饭能省下八钱[21],每天都去非常远的食堂吃饭,上下学也徒步走上四英里[22]路来攒钱。后来钱差不多快攒够了,他正打算去买油画用具的时候,却得了盲肠炎住院了,医学博士一口断定他身体太弱了,他攒下的这点钱也就全用光了。龙海意志消沉,感觉前途无望,然而有一天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因为他偶然认识了一个从法国回来的流浪画家,从这个画家口中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据说只要能设法去到巴黎,就算没有一分钱,也能在学习绘画的同时靠副业来维持生计。这是画家自己的经验之谈,对龙海而言,非常有说服力。自那天以后,自听到那话开始,龙海就突然变成了攒钱鬼。一天三顿每顿八钱的饭也减到两顿,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晃晃悠悠来上学,饿了就喝水,捡到的钱也自己攒起来。“今天,我捡到了五十钱。马上,我就给攒起来了。”龙海捡到钱,必定会跟按吉坦白,满脸通红,低着头坦白。龙海心里肯定觉得,自己必须找个人坦白才行。比起跟警察坦白,跟按吉坦白更合适。虽然龙海不会一捡到钱就立刻跑去邮局存上,但他一年到头怀里都揣着存折。于是龙海就怀着这种绝不退缩的决心开始积累偷渡到巴黎的路费了,同时也一下子达到了营养不良的极致,整个人呈现一副死相。按吉很担心。他有种不好的预感:这次可不是得个盲肠炎就能收场的。恐怕龙海一攒够这笔他朝思暮想的钱,就会过了鬼门关,只有魂魄咬牙切齿地飘往巴黎了。然而龙海很镇定,为了达到目的,他根本不在乎什么营养不良。这时刚好发生了一件事。龙海有一位和尚前辈,大概四十二三岁,在其所属宗派里已经是位名人了。这位学长是管长的随从,大家都把他看成管长(具体哪一代不清楚)的候补人选。由于某种机缘,这位前辈有一天拉着按吉和龙

                      我想,吃药能帮助你,”我说,“我建议继续服药。”“好吧,”她轻声回答。“这几天觉得怎么样?”“我还是会痛。从脖子开始,沿着背绕过胸部底下,这里,”她指指自己的胸部。卡伦再次提起上回见面时的怨言:我无法拒绝别人。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妈在我生病的时候帮我,现在我欠她人情。我尽力让大家满意。生病之后,我的婚姻一直没有起色……从她描述的内容来判断,我认为我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她不曾暗示自己去做任何努力,去解决问题——她只是一再受苦。我一边听她说,内心再度涌上恼怒的念头。身为心理咨询师,察觉自己对病患的反应并从中学习是相当重要的。在卡伦的生活中,也有其他人感受到相同的恼怒吗?我纳闷。我建议卡伦,如果她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她一定办得到,而她也不需要像现在这样感觉如此无助。我用她提过的几个情境,举例给她听,建议她怎么做才能更果断决定,改变长期以来总是唯唯诺诺、自怜自艾的模式。但她提出不少借口,告诉我她为何不能这么做,于是我明白我在对牛弹琴。我开给她双份剂量,嘱她两周后再来复诊。※※※※卡伦再次就诊时,双手不停颤抖。她的穿着一如往常;尽管换了衣服,但整洁、单调的印象依旧。她的前额多了几道深纹,直下眉心。她看着我,别扭地变换坐姿,眼神哀伤。“我……我晚上睡不着,”她先是试探性地轻声说话,旋即展开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冗长抱怨。“你有过伤害自己的念头吗?”我问道。任何一个如此沮丧、无助的人几乎都有过这种想法。卡伦开始轻声啜泣。“我想过自杀,”她说,但旋即补上一句,“但我想我应该办不到。”听她絮絮叨叨诉说压在肩上的、却不曾试图摆脱的重担,我感觉我对她的不满又增多了些。她说话时语气勉强、单调,却不容我打断;我提出建议,她义务性地点点头,却自顾自往下说,完全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我感觉她似乎以被动的方式忽略我的存在,仿佛她已下定决心在自怜的情绪中来回打滚。我在心里尝试将她沮丧的症状和被动、自怜的倾向分开。我想把目标放在治疗沮丧,这应该是短期可完成的目标。我不想涉及人格分析的部分,因为那得花上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吃药改善了她的症状,但她态度保留。我把她的药量提高至原来的3倍,请她一个月之后再来就诊。那天,卡伦是我的最后一名病人。我迫不及待想回家。家里有妻子、4岁大的儿子和8个月大的小女娃儿在等着我。听了一整天别人的问题,我知道,家人绝对能重振我的精神。※※※※4星期后,我走进候诊室找卡伦,但她不在那里,于是我回到办公室翻阅前几次的病程记录。这是我的习惯。病人复诊前,我都会看看之前的笔记,提醒自己回忆病人的思绪状态与情绪轨迹。他们通常会从上次结束的地方继续往下说;也许陈述的内容并非问题症结所在,但概念大多一脉相承。当然,病人也可能改变话题,不过情绪几乎是连贯的,说不定(老天保佑)还有些进展。起初,我坐在办公室等待卡伦赴约。我开始思索她迟到的可能原因:难不成是我触及某个敏感话题,或是她不愿表露的人格特质?莫非她害怕亲近我,以致宁可晚来,减少相处时间,好削弱会面治疗的效果?10分钟后,我再次走出去找她,她还是没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顿时理解她并非迟到——她根本不打算来了。卡伦一直是个很难帮助的对象,因此我再次翻阅笔记,试图找出她不复诊的任何可能线索。看完她曾告诉我的一切,再回想我对她的印象,我一下子就看穿自己根本不曾了解她,也从未站在她立场上思考。有时,我会迷失在病人的生活细节与自己对他们的感觉之中,以致无法综观全局。现在我看出来了:她服药是为了讨好我,但她并不认为吃药有效。我气她“没有变好”,也气她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显然,气恼导致我不曾好好听她说话,也因为如此,她认定我终究还是帮不了她。想到我犯的错误,我也开始思考“抑郁症患者常令精神科医生焦虑”这个问题。每一位精神科医生恼怒的原因都是焦虑。但焦虑什么呢?焦虑“沮丧会传染”,确实如此。跟沮丧的人相处时,你会觉得自己是某种食物,而他们正一点一滴地吸出你的生命;这种状况同样会令人意志消沉。这正是我和卡伦的问题,也是我难以接纳卡伦的原因。多年来,我治疗过许许多多抑郁症患者,但他们没有一个像卡伦这般深深影响我。※※※※约莫一个月后,秘书告诉我她收到卡伦寄来的3张支票,一张支付一次治疗费用,但每一张都无法兑现。她联络卡伦,请她付款;拖了好久,她终于付了。如果她想故意惹毛她的精神科医生,她倒是很清楚该怎么做。又过了3个月。某个风和日丽的五月天,我在下午约诊名单上看见卡伦的名字。她还是老样子。深色宽松长裤,褪色短袖绿上衣;有点颤抖,神情一如往常郁郁寡欢。我问她为何好一阵子没来,她说,支票被退回了,她不敢来找我。她不敢把账单拿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因为她怕他的同事会知道她来看心理医生。我认为,这番解释只是为了合理化她下意识对我的不确定感——所以她回来给我第二次机会。我希望我能明智地利用这次机会。我向她保证并且告诉她保险公司必须遵守保密规定,因此她丈夫的同事绝对不会知道她来找我。由于她不愿以保险费支付,又担心无法准时付款,因此我建议先从一个月就诊一次开始。她感到宽慰,点头同意了。问题是,我们一个月只谈半小时,我担心自己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出并治疗困扰她的问题。※※※※卡伦于6月19日复诊,我提醒自己必须专注并设法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助;无论她有多么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都要好好了解她。我决心做得更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贝尔医生。我好不安,心情很差,”她噘着嘴,下唇微微颤抖,“我甚至不想活了。”我拋出几个能诱她具体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唱了几分钟独角戏之后,她似乎稍微振作了些。“我跟我丈夫的问题比我告诉你的还多。”“嗯哼,”我等着。“他让我好难过。如果不顺着他的意,做他叫我做的事,他会说他讨厌我。”她停下来,等我说点什么,但我只是继续等。“他会在半夜捶醒我,叫我去买麦当劳……看球赛转播的时候,如果他支持的棒球队输了,他会打我、怪我——而且他是认真的!”她抬头望着我,想知道我是否了解。“因此你害球队输球?”我说。她点点头。“这种情况有多久了?”“我猜大概是从我女儿莎拉出生以后吧。他爱喝啤酒。喝完头几罐,心情还不错,再多喝一点就不说话,然后变得很暴躁。”她猜的?难道她不知道吗?我感到纳闷。※※※※就在下一次诊疗前,她打电话来取消约诊。两周后,我收到这封来信:1989年11月1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现在是凌晨1:30,我睡不着。我不知道这样下去我还能撑多久。我真的好想死。我讨厌我自己,讨厌我的人生。我一直哭,停不下来。我只是在等待时机,等着去死。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但我想应该就快了。我麻木,没有感觉,我想就这么睡下去,永远不再醒来。拜托你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求求你,帮助我。你的病人卡伦·奥弗希尔又及:你真的在乎我会出事吗?我就不在乎。读完信,我担心卡伦已濒临自杀边缘。我很在意她目前的危险处境,她似乎更绝望了,而且她从来没有令我如此地相信她是决意赴死的。我立刻打电话给她。“卡伦?”“我是。”声音很小,电话上的她听起来很遥远。“我是贝尔医生。我收到你的信了。”“哦。”我们聊了几分钟。言谈之间,我发现卡伦当真有寻死的念头,而方法很可能是吃我开给她的药——服药过量。在那一刻,我明白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你的安全,”我坚定地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医院。”我试着说服她住院。让人同意住进精神病院并不容易,有时甚至非常困难。卡伦沉默了片刻。“如果你觉得这样最好,就这么办吧。”第一部苟且偷生第2章云霄飞车卡伦于11月19日住院,待了一个月。我去看她,她交给我一叠她以前写的记忆中的事。给我这些似乎令她颇为尴尬。当我一开始读它,我立刻被一段残酷、恐惧、充满毁坏终而幸存的人生所吸引。从笔迹、错字、随意使用标点符号的状况来判断,她写得又快又急,仿佛受到某种压力。关于我爸我爸,他恶心,令人讨厌,不成熟,懒惰,散漫,有毒瘾,爱偷东西,喜欢敲诈,没品位,不可靠,性变态。他满脑子都是性。他老是喜欢挑逗我的女性朋友。他曾给我朋友一角钱,要她们10年后打电话给他,学几堂爱情课。我讨厌他。他经常虐待我,无论生理或心理。他让我觉得很不安,觉得自己很丑,没人要,一无是处。他总是叫我娼妓、婊子、淫妇、贱货等等的。他不曾说他爱我,也从不拥抱我,但我也不想让他抱。不管什么事他都爱发牢骚,没有一件事不靠我祖父母帮忙。他还把没钱怪到我头上。这人有病。他没救了。他老对我说“我欠他这条命”。除了自己,他不关心任何人,甚至还把我妈当女佣和性机器对待。直到现在,他还要我妈每天早上帮他穿袜子。我爸曾叫我们脱掉衣服,躺在床上;把我们的手绑在床头板上,然后用皮带——有金属头那一边——抽我们。我们哭喊得越凶,他抽得越起劲。所以我必须学会控制情绪,不让自己哭出来。我得活下去。然后他会去起居室开投影机,看色情电影。我爸和我妈经常为这些电影吵架。我爸跟我妈说,他要教她正确的做爱方法。他们两个都让我觉得好恶心。我们明明就在隔壁,也听得到,他们怎么就这样讨论起来了?在我5岁到16岁这几年间,每个礼拜平均被打3到5次。我总觉得感情受创,希望爸妈死掉。我向天主祈祷,求他帮忙,但啥也没用。我没办法信任别人。我希望我可以死。我想逃走,但我怕万一被他们找到,他们会杀了我。除了这几页,她还给我另一张纸,但字迹截然不同(相较于前几张的潦草字体,这张是用印刷体写的)。这是写给我的,她问道:我可以信任他吗?我该告诉他什么?他会放弃我吗?他会背叛我吗?我有可能好起来吗?痛苦真的会消失吗?万一我失控崩溃了怎么办?他要怎么帮我扛过这一切?我怕贝尔医生。※※※※某个阴沉的傍晚,卡伦还在住院,我在郊区的与人合办的办公室。结束当天最后一名病人,我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惊慌。和过去7年一样,我望向窗外,看着第95街缓缓移动的车流,心想自己再不离开这里,往后20年都将看着同一幅景象。我当下决定将事业重心完全移到芝加哥闹市区。我和城里的心理学家相处起来比较自在,但若以创业的角度来看,从郊区开始似乎是比较实际的做法。城里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临床社工多如过江之鲫,尽管我受过良好训练,但缺乏实际经验令我很难受病人青睐。而在郊区(特别是南边这一带)少有训练水准与我相当的精神科医生,因此比较容易有病人上门。还有就是,郊区的病患几乎都有不错的医疗保险,至少比保健组织(HMO)为城里白领阶层规划的好得多了。既然我感觉自己已准备好进军大城市,于是便拜访几位在城里大学教学医院任教的同行,看看有什么兼职机会。我得到了一个跟住院服务部头头一起工作的机会(我曾在此经历了高级专科住院实习期[1]),希望能借这个职务转介病人到我的私人诊所,好弥补我不在冈萨雷斯那里工作后流失的客源。我在城里的诊所跟南郊区那边很不一样。绿色天鹅绒长沙发占了一整面墙,沙发一端是我的专属埃姆斯[2]椅(病人在沙发区讨论问题时,他们刚好看不见我),沙发上面挂着四幅鸟与蝴蝶的中国国画。我的埃姆斯椅对面摆着一张白绿花纹折叠椅,折叠椅后方有张安妮女王朝代的桌子,桌旁是矮橱;越过矮橱(高度约莫在病人的头顶上方),正好可以看见我的杰斐逊电子钟,这座钟的时针分针看起来仿佛飘浮在空中。我的精神分析师也有一座,我去过的精神分析师办公室大多都有这么一座钟。我不知道这个小传统从何而来,但我觉得我有义务遵守。地上的东方地毯也呼应房里的色调。有着刻花玻璃门的书柜占去沙发旁的那堵墙,而对面那片墙(紧邻我的椅子)则嵌了一扇可从40楼凭栏俯瞰湖滨公园的大型落地窗。几位从南郊区转来的病人认为这里的环境令他们有压迫感,但我却觉得舒服自在。若无意外,卡伦应该会同意随我转到这处新地点。※※※※时间是1989年圣诞节后,卡伦和我认识已将近一年了。她说,自从我们开始讨论她的过去,有些记忆频频跳出来,令她颇为困扰。“有一次,”她略带歉意说,“我爸对我发脾气,然后拿肉叉扔向我——结果插进我的大腿。我竟站在那儿,眼睁睁看肉叉刺中我的腿。后来的事我不记得了,我甚至不记得叉子是怎么拔出来的。”“嗯哼。”我等她说下去。“我从小就一直有自杀的念头,”她继续说,“但我从没试过,只是一直在计划这件事。”“你曾经用自杀以外的方式伤害过自己吗?单纯只是想伤害自己?”卡伦扭过头,红晕瞬间爬上脖子。她沉默不语。哦,我刺探过头了。我不该用这个问题打断她原本想说的话。我改变话题,尝试弥补。“现在的药有用吗?”我问。她耸耸肩,但她的眼神告诉我,“没用。”我换另一种抗忧郁症的药给她,然后讨论用药的目的。我提议,等我度假回来后,改成每周见面一次,这样也许能给她更多帮助。她微笑,告诉我她会把账单交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好支付额外的疗程费用。离开时,她在门口停下来,转身对我说:“我不确定这件事重不重要。不过,结婚当天,我在祭坛前昏倒了3次。”※※※※时值1990年1月。圣诞假期后,我首次与卡伦见面。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二年,我发现我很担心她;度假时尤其如此。“这几个礼拜我过得很糟,”卡伦说。她环顾这间新办公室,然后像个奋战十回合、精疲力竭的职业拳击手,颓然跌坐在椅子上。“说给我听。”“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她说,哭丧着一张脸。“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一直想着自我了断。”她的表情似乎还想多说什么,但她只是缩得更远,向后躲进椅子里。“你想过自己可能会用什么方法自我了断吗?”现在,我和卡伦的例行治疗程序已不是问她“是否”想自杀,而是评估她有多接近自杀边缘。“我家里有药——大概足够达到我的目的——但我并不觉得我想吃,”她说。若病人吃你开的药吃到过量,对医生来说可真是格外讽刺,感觉就像是你拿子弹纵容她开枪的。这是针对性很强的一种背叛。病人背叛医生。因此,我对卡伦的反应是开另一种全新的抗抑郁药(百忧解)给她,同时再给她一些提升睡眠质量的药物。假使她过量服用百忧解,这种药也不致害她丧命。“为了自杀,你还做过什么其他准备吗?”我问。“嗯。我远远避开我的家人,反正他们不再真正需要我了。”她蜷进椅子里。“我该怎么让你安安全全活着?”我问。“我不想回医院,”她迅速说道,然后看着我,把下巴一沉。我非常担心她可能计划自杀,但也不想逼她回医院。说真的,除了暂时保障她的安全,我不相信短期的住院治疗能对她起多大帮助,即使出院,大概也还是维持原样吧。也许情况还没糟到这一步,但我想我有办法维护她出院后的安全。“今天是星期三,”我说,“我们星期五再碰面,还有,你得把原来的抗抑郁药扔掉。假如你的感觉还是很糟,觉得你可能做出伤害自己的事,请你马上打电话给我。”我直视她双眼,搜寻背后隐藏的情绪。“你同意吗?”“好。”她静静地说,扭过头去。“你保证?”我刺激她。她再次望着我,然后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我保证。”每天晚上,我通常都在意识到当天有两三名病人的状况与卡伦相当

                      三个男人用一个女人,她们受得了。他们又笑起来,问这里有多少女人的那个盲人下达命令说,你们吃完饭就去找我们,随后又补充了一句,要是你们明天还想吃饭,想让你们的男人们吃你们奶的话。这些话他们在每个宿舍都说,但现在说起来仍然像发明了这句话的时候那样开心。他们笑得前仰后合,连连跺脚,用粗粗的棍子在地上敲打着,其中一个突然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人闹月经,我们可不想要,留着下次再去,没有一个闹月经的,医生的妻子从容地说;那好,你们准备准备吧,不要耽搁时间,我们等着呢。说完,三个人转身走了。宿舍里一片寂静。过了一分钟,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再也不能吃了,手里只有这么一点点东西,但我咽不下去;我也一样,吃不下去,失眠的女人说;我也吃不下去,那个不知是何人的女人说;我已经吃完了,酒店女佣说;我也吃完了,诊所女接待员说;我要吐在头一个靠近我的人的脸上,戴墨镜的姑娘说。所有女人都站起来,虽然浑身颤抖,但没有一个动摇。这时,医生的妻子说,我在前面走。第一个失明者拉起毯子,捂住脑袋,仿佛这对他这个失明的人还有什么用处似的。医生把妻子拉到身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飞快地吻了吻她的前额,他还能做什么呢,至于其他男人,他们对任何一个即将离去的女人都没有做丈夫的权利和义务去那样做,因此没有任何人能对他们说,心甘情愿忍受的耻辱是双重的耻辱。戴墨镜的姑娘站在医生的妻子后面,之后依次是酒店女佣,诊所女接待员,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不知为何人的女人,最后是失眠的女人,这些女人排成一支怪诞可笑的队伍,臭气熏天,衣衫褴褛,面目肮脏,看到她们,禽兽也不可能有强烈的性欲,也不可能模糊诸感官中最灵敏的嗅觉,甚至有神学家说,当然不是原话,要在地狱勉强活下去,需克服的最大困难是那里的气味。在医生的妻子带领下,这些女人各自把手搭在前面的人的肩膀上,开始慢慢地往前走。她们都赤着脚,因为不想在即将经受的折磨和痛苦中丢掉鞋子。到了天井,医生的妻子朝门口走去,大概是想知道世界还在不在。酒店女佣感到一阵冷风吹来,大吃一惊,我们不能出去,外边有士兵;失眠的女人说,那样更好,不到一分钟我们就会死去,我们所有人本来早就该死了;我们,诊所女接待员问道;我们,不,这里所有的女人,至少我们将拥有失明的最佳理由,自从被送到这里来以后,她从来没有一口气说过这么多话。医生的妻子说,走吧,只有必定要死的人才会死,死神选中谁并不事先通知。她们穿过通往左侧的那扇门,钻进一个个长长的走廊,之前两个宿舍的女人们如果愿意会告诉她们前面有什么在等待着,但那些女人都像挨了打的牲畜一样蜷缩在床上,男人们不敢碰她们一下,甚至不敢走近,否则她们立刻会大喊大叫起来。到了最后一道走廊,医生的妻子看见最里边像往常一样有个盲人站岗,他大概听到了拖拖拉拉的脚步声,报告说,她们已经来了,她们已经来了。屋里传出喊叫声笑声和马一样的嘶叫声。有四个盲人赶紧把堵住门口的床挪开,快,姑娘们,进来,进来吧,我们都像公马一样等急了,把你们那玩意儿装得满满的,其中一个人说。盲人们把她们团团围住,伸出手想摸她们,但立即又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原来是他们的首领,就是有手枪的那个盲人,他大喊了一声,我先挑,这你们已经知道。所有那些男人的眼睛都在焦急地寻找女人们,有几个偷偷伸出贪婪的手,如果摸到了其中一个,就知道朝什么地方看了。女人们站在两排床中间的过道里,像列队准备接受检阅的士兵。盲人首领拿着手枪走过来,动作轻快敏捷,仿佛他那两只眼睛能看见。他把闲着的那只手放在第一个,即失眠的女人身上,摸摸前面,摸摸后面,摸摸臀部,摸摸乳房,摸摸两腿中间。失眠的女人大声喊叫起来,首领把她推开,婊子,你不行。接着摸下一个,就是不知是何人的瞎眼女人,现在他已经把手枪塞进裤子口袋里,用双手摸,嘿,这女人还算不错;他马上又摸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然后是诊所女接待员,然后是酒店女佣,这一次大声欢呼起来,小伙子们,这些娘儿们都挺好啊。几个盲人一边大声号叫,一边跺脚,快干吧,我们等不及了;安静,有手枪的人说,让我先把其他的女人看一遍;摸到戴墨镜的姑娘时他吹了声口哨,哎呀,我们的好运气来了,这么好的牲畜我们这里还没有见过呢。这时他已兴奋不已,摸到医生的妻子时又吹了声口哨,这个是个成熟的女人,不过看样子也很有滋味。他把最后这两个女人拉到自己身边,几乎是滴着口水说,这两个我留下,用完以后交给你们。说完他把她们拉到宿舍最里边,那里简直像足够供应一团人的食物贮藏室,堆放着无数食物。女人们无一例外都在喊叫,殴打声,打耳光的声音和命令声响成一片,住口,你们这帮婊子,全都一样,非号叫一通不可;使劲,她马上就安静下来;你们等着瞧吧,轮到我的时候她们就要求饶了;你快干呀,我一分钟也忍不住了。失眠的女人被一个胖子压在身下,拼命地号着,其他四个女人被男人们团团围住,他们已经把裤子脱下来,互相推搡着,活像一群鬣狗在争夺一个骨架。医生的妻子被拽到床边,她站在那里,用痉挛的双手紧紧拉着铁床的床头,看着有手枪的盲人揪起戴墨镜的姑娘的裙子撕开,手握着阴茎对准姑娘的阴户,用力往里扎,她听见几声吼叫,几句不堪入耳的话,戴墨镜的姑娘一声不吭,只是把头往一边歪着,眼睛盯着另一个女人的方向,张开嘴就吐了,有手枪的家伙并没有发现是怎么回事,呕吐出的污秽气味只有与空气里其他东西的气味不同时人们才能发现,最后,那家伙抖作一团,像头猪似的喘着粗气猛地用了三次力,仿佛在打进三根桩子一样。现在他干完了。戴墨镜的姑娘静静地哭着,有手枪的盲人抽出还滴着液体的阴茎,伸出胳膊去拉医生的妻子,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不要忌妒,我马上就照顾你,然后又提高声音说,喂,小伙子们,可以来取这个了,不过你们要好好对待她,说不定我还要她呢。半打盲人从两排床中间的夹道连滚带爬地涌过来,抓住戴墨镜的姑娘,几乎是把她拖走的,我先要,我是头一个,他们一齐喊着。有手枪的盲人坐在床上,软绵绵的阴茎搭在床垫边,裤子堆在脚踝。你给我跪下,跪在我两腿中间,他说。医生的妻子跪下了。给我嘬,他说;不,她说;要么你给我嘬,要么我揍你,你还带不走食物,他说;你就不怕我把你的东西咬下来吗,她问;你可以试一试,我两只手都在你的脖子上,没等你给我咬出血来我就把你掐死了,他回答,过了一会儿又说,我听出你的声音来了;我认出你的脸来了;你是瞎子,看不见我;看不见,我是看不见;那为什么你说认出我的脸来了;因为这样的声音只能有这样的脸;给我嘬,少废话;不;你要么给我嘬,要么你的宿舍连一个面包渣都得不到,你去告诉他们,他们吃不到东西是因为你拒绝给我嘬,然后你再回来告诉我那里出了什么事。医生的妻子弯下腰,用右手两个手指的指尖捏住男人黏糊糊的阴茎,抬高一点,左手去扶地面时却碰到了他的裤子,感到了手枪那坚硬冰冷的金属;我可以杀了他,她想;不,裤子堆在了脚踝,不可能抽出口袋里的手枪,现在杀不死他,她想。她头往前一伸,张开嘴,闭上眼,免得看见,开始嘬起来。盲人歹徒们放女人们走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失眠的女人不得不由女伴们抬出去,而她们自己也几乎走不动了。一连几个小时,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一次又一次的凌辱,一次又一次的作践,凡是能对一个女人做的他们都做了,不过总算给她留下了一条命。你们已经知道,我们用食物给你们付费,告诉你们那些不中用的男人,让他们来取食,告别的时候,有手枪的盲人嘲弄说。随后他又卑鄙地补充了一句,姑娘们,再见,回去准备下一场吧。其他盲人们也都异口同声,大致重复了首领的话,再见,一些人说娘儿们,一些人说婊子们,但从他们缺乏自信的声音里可以发现他们都累得有气无力了。女人们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话也不说,跌跌撞撞地往前挪,只想拉住前边那个人的手,而不是像来的时候那样扶着前边那个人的肩膀,可以肯定,她们当中谁也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手拉着手呢,这个问题本身就不该问,有些动作,并不能轻而易举地解释,有时甚至费尽心机也解释不清。她们穿过天井以后,医生的妻子朝外面望了望,士兵们还在那里,另外还停着一辆小卡车,大概是向各检疫隔离地点分发食物的汽车。就在这个时候,失眠的女人两条腿瘫到了地上,确切地说像是两条腿突然被砍断了,心脏也瘫了,它刚刚开始收缩但还没有来得及收缩完就停止了跳动,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睡不着觉了,现在让她睡吧,我们不要吵醒她。她死了,医生的妻子说,声音毫无生气,一个活人嘴里竟然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像死人一样。她把死者抱起来,死者的身体像是突然散了架,两腿间血迹斑斑,腹部青一块紫一块,可怜的乳房露在外面,一个肩膀上还有被疯狂地咬出的牙印。这是我自己的身体的写照,她想。是所有这些女人的身体的写照,在她所受的屈辱和我们的痛苦之间只有一点区别,那就是我们暂且还活着。我们把她抬到哪里去呢,戴墨镜的姑娘问;先抬到宿舍去,以后再掩埋,医生的妻子说。男人们都在门口等着,只有第一个失明者发现女人们来了又用毯子把脑袋蒙起来,斜眼小男孩还在睡觉。医生的妻子无须一张一张地数床便毫不犹豫地把失眠的女人放到原来的床上。其他人可能感到奇怪,但她并不在意,因为这里所有人都知道她最熟悉宿舍的各个角落。她死了,她重复说;发生了什么事,医生问道;但妻子没有回答。医生的问话包含的可能只是表面的意义,即她怎么死的,但也可能是,他们怎样对待你们了,而无论对前者或者后者都不该回答。她死了,就这么简单,至于怎么死的,这无关紧要,只有笨蛋才问怎么死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被人们遗忘,只留下两个字,死了。我们已经不是从这里出去时的那些女人,那些女人要说的话我们已经不能说了,至于她们,她们无名无姓,仍然存在,仅此而已。你们去取食物吧,医生的妻子说。偶然,厄运,幸运,命运,或者其他确切表达这个意思的名称,都充满了名副其实的嘲弄,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偏偏选中其中两个女人的丈夫代表本宿舍去拿食物,而谁也不曾想到,刚刚有人为这些食物付了账。本可以由其他男人去,比如单身汉们,他们与此事无涉,无须保护夫妻的体面,但却偏偏选中了这两个人,可以肯定,现在他们不会愿意不顾羞耻地伸出手向强奸了他们妻子的歹徒们乞食。第一个失明者说话了,每个字都透着坚定不移的决心,谁愿意去谁去,反正我不去;我去,医生说;我和你一起去,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食物不会多,但也够重的;运自己吃的面包,我还有力气;最重的往往是别人的面包;我没有权利抱怨,承受别人的面包的重量就算为我的食物付费吧。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不是想象这番对话,对话到此为止了,而是想象对话的人们,他们面对面地站着,好像能看到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并非不可能,只要他们每个人在记忆中竭力搜索,白光闪闪的世界里就能冒出说这些话的那张嘴,以此为中心渐渐辐射,两个人的脸庞会渐渐显现,其中一个是位老汉,另一个年岁小一些,既然能这样看到对方,就不应当称其为盲人。他们走了,就像第一个失明者满怀义愤振振有词说的那样,去取蒙受羞辱的酬劳。医生的妻子对其他女人说,你们留在这里,我马上回来。她知道她想去干什么,但不知道能不能办到。她想找一个桶,或者能代替桶的其他东西,装满水,即便是浑水臭水,把失眠的女人洗干净,洗净她身上自己的血迹和别人的污迹,把她干干净净地交还给大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精神病院里,既然灵魂的纯洁已无暇顾及,也许肉体的干净还有点意义。一些盲人躺在食堂的长桌上。一个污水池上面的水龙头没有关好,流下一股细线一样的水流。医生的妻子环顾四周,看有没有桶或者其他容器,但什么也没有找到。一个盲人好像发现有人,感到奇怪,问了一声,谁在那里。她没有回答,知道不会受到善待,谁也不会说,你想找水吗,如果是为了给一个死去的女人洗澡,拿吧,需要多少就拿多少吧。地上胡乱放着些塑料袋,是用来盛食物的,有的还挺大。她想,大概都是破的,后来又想,两三个一起用,一个个套起来,水就流不走多少了。她立即开始行动。盲人们从桌上下来,七嘴八舌地问,谁在那里,听到流水声他们更加惊慌,朝那个方向走去。医生的妻子走过去,把一张桌子改变方向,又推了推,使他们无法靠近,然后回去继续用塑料袋接水,水流得太慢,她急得用力拧水龙头的开关,水像是挣脱了压力,猛地喷出来,把她淋成了落汤鸡。盲人们吓得赶紧后退,以为水管破裂,直到流出的水淹没了他们的脚,他们更觉得刚才想得对,他们不会想到有陌生人进来放水,而那女人也明白,水太多太重,会拿不动。她在袋口打了个结,背起袋子,竭尽全力往外跑。医生和戴黑眼罩的老人带着食物走进宿舍,他们没有看见,也不可能看见,七个女人都赤条条的,失眠的女人躺在床上,她一辈子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干净过,另一个女人在一个接一个地为女伴们洗澡,最后又给自己洗。12第四天,歹徒们又出现了。他们是来叫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去服淫役的,但在第一个宿舍门口停留了一会儿,问这里的女人们经过那一夜放荡的侵犯以后是不是已经恢复过来,先生们,那一夜过得不错呀,其中一个人舔着嘴唇大声说;另一个也说,这七个女人顶十四个,当然,她们当中有一个不顶用,但是在那么混乱的情况下几乎察觉不出来,你们这帮家伙要是真正的男人算是运气不错;最好他们没有足够的男子汉气魄,那样女人们就更愿意去了。宿舍最里边的医生的妻子说,我们已经不够七个人了;有人逃走了吗,那伙人当中一个笑着问;没有逃走,死了;活见鬼,这样的话下次你们必须多干活了;损失不大,她不大顶用,医生的妻子说。来传达命令的盲人们糊涂了,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们觉得刚才听到的话有点放肆,其中一个甚至认为,原来这些女人都是骚货,太不尊重死去的女人,竟然用这种语言说她,只因为她乳房太小,臀部不够丰满。医生的妻子看了看他们,见他们站在门口,一个个像玩具人似的摇晃着身体,不知道怎么样回答她才好。她认出了他们,她被这三个人蹂躏过。最后,他们当中一个人用棍子敲敲地面说,我们走吧。一边敲击一边嚷嚷,闪开,闪开,我们来了。他们渐渐走远了,一阵寂静之后,传来模模糊糊的嘈杂声,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正在接受晚饭后前去报到的命令。又响起棍子敲击地面的声音,闪开,闪开,三个盲人的身影经过,又消失了。医生的妻子刚刚在给斜眼小男孩讲故事,这时她抬起胳膊,把剪刀从钉子上拿下来,没有发出一点响动。她对小男孩说,以后我接着给你讲这个冒险故事。宿舍里没有任何人问她为什么以那么轻蔑的口气提到失眠的女人。过了一会儿,她脱下鞋子,走到丈夫身边说,我不会耽搁,一会儿就回来。说完,她走到门口,在那里停下来等着。十分钟后,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出来了,一共十五个。有人在啼哭。她们没有排成一队,而是分成几伙,用绳子相互连接在一起,看样子是把毯子撕开做成的绳子。她们刚刚走过,医生的妻子便跟了上去。她们当中谁也没有发现有人在后面跟着。这些女人知道什么事在等待着她们,遭受凌辱对任何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实

                      ,甚至连新官上任的几把火都没能烧起来。第一把火,日军为配合他投敌而发动的“枣宜会战”没有达到目的。这也就忍了,毕竟日本人打了几年也没能拿蒋介石怎么样。但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把火也烧失败了。投日后的汪精卫,非但没有改变自己一贯坚定的反共立场,反而下定决心利用自己与日本人的“共同防共”政策,彻底消灭心头大敌——在敌后战场活动的共产党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和民兵。但汪精卫万万没想到,在他配合日本人发起的各种扫荡根据地的战斗中,他手下的伪军不但未能消灭对方,反倒成了对方练手的沙包,促成了共产党的日益壮大。下面就来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事。自从一一五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后,本书就再也没有讲过共产党八路军的相关消息,他们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其实,他们哪儿也没去,还在山西。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华中、华南相继沦陷了,国军才好不容易止住了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步伐。战场形势变化了,国军的对策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因此国军随即变更了战斗系列,情况大致如此——三分之一用于正面战场,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三分之一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国民政府把大量实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抗衡的杂牌部队安排在了沦陷区(敌占区),坚持敌后游击战,拖住日军,消耗日军,破坏其战争能力。比如孙殿英就在敌后战场,在台儿庄大捷中立下战功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和那个杂牌中的杂牌庞炳勋部,也被安排到了敌后战场。在蒋介石眼里,八路军肯定也算是杂牌军了,所以八路军被派到了华北战场。但蒋介石显然太小瞧八路军了。坚持独立自主抗日的八路军,那可是游击战的绝顶高手,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用得炉火纯青,水平远超国军游击部队的平均水平。八路军依靠出众的游击战术,在敌后战场杀伪军,打鬼子,破坏伪政府政权,如鱼得水。八路军扎根于群众中间的抗日行为和战略战术,让广大沦陷区人民重新认识了八路军这一抗日队伍。而八路军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官兵平等,还有良好的军纪,也使得他们颇受老百姓拥戴,再加上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八路军的招兵扩军变得比较容易。不到三年,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从三万发展到了几十万。当然了,八路军并非一直在打游击,八路军也有实力做到正面战场决胜。“枣宜会战”结束后不久,中共这边就打了一场漂亮仗——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八路军动用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广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近四个月之久的大规模战斗。对于日本人来说,百团大战来得太突然了。别看八路军有几十万人马,但平时化整为零藏兵于民,不显山不露水。日本人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后方会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一刻不消停。所以,日军不得不暂停正面战场的攻势,回过头来稳固后方。鉴于教科书、电视和电影已经把百团大战讲得很详细了,这里就一笔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百团大战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令正面战场上疲于奔命的国军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也就可以了。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最危险境地的时刻,彭老总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可是,百团大战在使八路军的知名度大规模提高的同时,也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带来了两个副作用。其一,八路军得到了日军的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开始了。黄埔军校一期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百团大战发动者之一的左权因此牺牲,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其二,让蒋介石起了猜忌之心:本来只给了你三个师十二个团的编制,你现在居然有了一百个团,没经过我允许,你就自由扩编,这算怎么回事?蒋介石心里的这个小九九引发了一个大事件——我们熟知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

                      大家还记得吗?红军长征时项英、陈毅被留了下来,率军打掩护。后来,这支部队竟然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神奇地坚持下来,并发展到了一万多人。抗战爆发后,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广州起义失败后退党的叶挺为军长。但项英才是这支部队的实际掌控者,任政委兼副军长,陈毅是第一支队的司令员。差不多就在百团大战打响的同时,陈毅率麾下新四军向长江北岸(江苏北部)进军,目的是使长江南岸的新四军与黄河北岸的八路军接上关系,更好地向东(华中地区)发展。陈毅的这次转移,让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很不高兴。韩德勤麾下的国军和新四军同属敌后游击部队,但是由于在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问题上存在矛盾,双方已经“摩擦”过若干次了。韩德勤输多胜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而现在新四军居然打算在自己身边长期发展,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韩德勤一咬牙,也不顾什么抗日统一战线,调集了一万五千多人,与陈毅部五千余人在江苏黄桥打了一仗。战斗结果很丢韩主席的人。他的手下从一万五缩水到四千。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打!不过此时才来后悔,悔之晚矣。黄桥之战是1940年10月6日结束的,也许是黄桥之战的结果让蒋介石很没面子,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蒋介石在19日才做出反应。他让何应钦和白崇禧给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没有相关命令,你们怎么能擅自扩军?而且作战编制应和作战任务相一致,既然你现在有五十万人了(指八路军有一百个团),那你就得多干点事情。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我把河北一带与你们发生过冲突的国军调离了,现在请你们也把黄河以南的部队迅速集结于河北,这样既可避免摩擦,也能让你们集中力量对付华北的日军……当日,毛泽东给予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项英部)调到长江以北。蒋介石一看,毛泽东只同意把军队调到长江以北,这可不行!于是蒋介石又发了一封电报:必须开到黄河以北作战,不过我可以多给你们一个月时间,1941年1月30日以前必须完成移防!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于是,新四军项英部北渡长江一事便提上了日程,国共双方也商量好了移防路线。但是,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突然偏离了预定的轨道。以下是两个公认的事实:一、新四军正式北上时,与前来换防的国军四十师发生了摩擦。二、1941年1月6日,新四军正式北上的第二天,行至茂林一带时,被顾祝同的部下上官云相率八万余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不到一万人的新四军在苦撑七天七夜之后,仅有一千余官兵成功突围。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叛徒杀害,其他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或阵亡,或自杀,或被叛徒杀害。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共产党方面说:这是国军有预谋的伏击,蒋介石下令新四军北上绝对是一个阴谋!蒋介石则替自己辩解说:新四军非但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移防,还率先攻击前来接收新四军防务的国军。既然新四军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北进,我有什么办法事先派兵埋伏?共产党方面驳斥他:如果不是你预谋伏击,怎么一下子就冒出了八万人?蒋介石自有理由:你新四军是在我国民党的防区行走,我从我的防区就近调集区区八万人有何困难?……项英为何不按照规定路线行进?众多史料的观点大相径庭,殊不可考。但不能否认的是,蒋介石肯定有心趁机消灭这支国民政府根本指挥不动的新四军,打击共产党的有生力量。要不然为何非得消灭新四军不可?难道不能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至少以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把新四军“护送”到黄河以北。“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以“叛军”罪名,取消了新四军番号。中共当然不会理他那一套,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国共斗得不亦乐乎之际,汪精卫伪政府的伪军们也来接收地方了。国民党、共产党、汪精卫上演三国演义,小日本看了肯定一边偷笑一边摇头。话又说回来,即使中国人一边对敌,一边与自己人一拳来一拳去的,日本也无法趁火打劫,借机获胜,可见它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杀出个黎明第八章军统,特高课,76号

                      军统

                      讲过了明刀明枪的战斗,现在来关注一下另一处激烈的抗日战场。这处战场俗称“隐蔽战线”。“隐蔽战线”的主角们,大家都熟悉,就是在那些很火的谍战剧中被塑造成毫无人性,酷爱迫害进步势力的恐怖组织——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前文穿插介绍过的中统和军统。虽然中统、军统同属特务机构,偶尔会有业务上的交集,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业务范围是有很大区别的。中统的业务工作集中在党务这一块,如监控己方的忠诚度,打击反对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的话,中统类似美国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主要负责对内的工作。军统则不一样,主要负责对外的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前面讲过了军统的机构传承史,但没讲军统的壮大史。这是因为,军统主要是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华民族需要一支强大的特工队伍,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以配合正面战场制胜。有鉴于此,蒋介石给戴笠的军统频出优惠政策,大开绿灯。蒋委员长早期给戴笠开的绿灯之一,是任命戴笠为浙江警官学校(简称“浙警”)政治特派员。大家不要小看“浙警”,那时不像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浙警”当年可是中国少有的几所专业警校之一。戴笠从“浙警”招纳了不少人才,像将级特务中的毛万里(毛人凤的弟弟)、文强(毛泽东的表弟)、姜毅英(军统中唯一的女将军)和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等。基本上可以认为,“浙警”也算是军统的摇篮之一。要说蒋委员长为戴笠所开的那颗最大的绿灯,一定是让其负责组织康泽之外的另一支“别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淞沪会战期间,蒋委员长命令戴笠赶赴上海组织“别动队”,负责在淞沪战场牵制、袭击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戴笠靠着自己的本事、蒋委员长的尚方宝剑和好朋友杜月笙的帮衬,还有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很快就搞定了一支人数高达万余的“别动队”。虽说别动队的成员是什么人都有,既有知识青年,也有失业工人、市民,甚至还有帮会中人、“地痞流氓”,完全可用“鱼龙混杂”来形容,但别动队的近一千五百名干部还算靠谱,大多来自黄埔军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和军统自身,甚至还有从抗战前线抽调的老兵。“别动队”一组建完毕,就立即投入了惨烈的淞沪会战。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据军统中将特务文强后来回忆,别动队后来只剩下两千余人。但就这两千多人,居然成了军统的“火种”。1939年,打剩下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即样板戏《沙家浜》中胡传魁、刁德一所属的队伍——忠义救国军。显然,忠义救国军并非《沙家浜》的台词所说,是一支“汉奸部队”。当然了,由于“忠义救国军”也曾在敌后的江苏一代打游击,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确实不少。忠义救国军,这个抗日的准军事组织,巅峰时期人员编制高达五万,是军统的主要力量。为了提高军统的战斗力,戴笠满世界高薪聘请一流的特工教官,开设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班,从射击、爆破、下毒、电讯、反侦测诸多方面,对以“忠义救国军”为主体的特工进行全方位培训。如余乐醒就是教官中的佼佼者。此人的背景很不简单,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攻读化学和机械专业,他曾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并列的负责人,他曾去苏联接受情报组织“契卡”的特训,他曾在黄埔军校当教官,他曾是叶挺独立团的党支书,他还参加过南昌起义。但是,所有的辉煌都在南昌起义后戛然而止。南昌起义后,对革命前途失望的他脱离了共产党,随后加入军统,成为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负责人,职务相当于如今的训练总监。《潜伏》中余则成的“母校”青浦技术训练班,就是此人负责的。连他的小舅子、大特务沈醉也是被他引入军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戴笠也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他觉得国内的特工技术和装备不够高精尖,特地引入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特工人才。至于引入美国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就是与美国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当然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在技术和装备过硬的同时,思想作风也必须过硬。但怎么才能保证技术、政治两手都要硬呢?戴笠有办法,一个他当年混江湖时接触过的办法,一个很俗很老套却很有效的办法——制定好规矩,并让军统成员宣誓遵守,否则严惩不贷。成员正式加入军统时,必须得宣誓。军统成员对着领袖蒋介石的艺术照宣誓的过程,这里就不细说了,此处只谈戴笠为军统定制的两个十分关键的规矩。规矩一:以终身贡献团体……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也就是说,军统是终身制,一旦加入军统,你生是军统的人,死是军统的鬼。戴笠的这一招太狠了,一入军统就得干一辈子,想不忠心都不行!想半道退出?没门,既然承诺了“愿受最严厉制裁”,那中统就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再者,愿意加入军统的人,大都是奔着救国救民来的,有很纯粹的精神追求,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根本不像如今的宣誓大都沦为了作秀。规矩二:抗战期间,不准结婚。这一条看似不通情理,实际上有它的道理。一个人结了婚,自然就多了一份(老婆)甚至是两份(如果有了孩子)牵挂,一旦被捕,出问题的几率要比单身人士高得多。像《红岩》中著名的共产党叛徒甫志高,他老婆被国民党特务一抓,意志就垮了。严格说起来,电视剧《潜伏》的情节有一处瑕疵:余则成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左蓝搞对象,还声称要结婚,后来更是有了“老婆”王翠平。这要放在现实的军统,余则成早就挨处分了,不仅会丢掉饭碗,还有可能吃牢饭,何谈潜伏。戴笠不仅训练特务有办法,管理能力也不赖。抗战期间,在戴笠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军统的绝大部分特务都深入敌后,在危机四伏的秘密战线与敌人殊死搏斗——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暗杀,策反,搜集情报,发动金融战争等,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手段之中,暗杀显然是最有效的震慑手段。1939年2月,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被军统特工刘戈青刺杀。1940年8月,军统王牌杀手陈恭澍亲自指挥,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大汉奸张啸林,被军统外围人员林怀部击毙。1940年10月,南京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外围人员朱升源乱刀砍死于梦中。陈箓、张啸林和傅筱庵的保镖有几十人之多,戒备森严,又都在敌占区的大本营,可还是被干掉了。这对于那些意欲做汉奸的人,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做汉奸躲不过军统的子弹,不做汉奸大不了躲不过日本人的子弹。左右就是一个死,还不如不做汉奸,混个好声名。这么一来,汉奸就少了许多。军统的设置是以“站”为单位的。比如,军统北京站、军统南京站等。因为一部电视剧《潜伏》,军统天津站成为了我们心中最熟悉的军统代名词。据军统元老沈醉回忆,抗战期间军统至少有一万八千人英勇殉国,大都为各站的特工人员。军统的损失为何如此之大?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两个强大的特务组织——特高课(科)和76号。

                      特高课(科)

                      在特高课(科)成立之前,一直在中国鼓捣情报的是日本黑龙会,以青木宣纯为首的

                      剑推到背后去。这样、剑柄向下,剑锋向上,秦王就可以从下部朝上向前抽剑,便会有足够的空间让秦王顺利地拔出长剑。一旦秦王拔出长剑,手持短小匕首的荆轲就完全处于劣势了一。因此,荆轲尚未接近秦王,秦王的长剑就砍伤了荆轲的左腿,荆轲一下子瘫倒在地。受伤的荆轲孤注一掷,奋力将匕首投向秦王,结果没有击中,只击中了他旁边的柱子。又怒又惊的秦王上前连刺荆轲八剑。荆轲此时知道大势已去,倚着柱子,放声大笑;用最能侮辱人的方式,叉开双腿(由于古代中国衣服的形制,又开双腿,即意味着“走光”,对对方是最大的侮辱),大骂秦王(柯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今天之所以让你小子保全小命,完全是因为我想劫持个活人,逼你立个契约,以回报太子。”(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秦王左右的人此时也一拥而上,杀死了已经身受重伤的荆轲。第2章有心为报怀权略可在於期与地图每读至此,我都不禁在想:如果秦舞阳能够上来帮助荆轲会怎么样呢?如果陪同荆轲前来的不是秦舞阳而是荆轲最知己的那位朋友又会怎么样呢?如果荆轲的剑术再精到一些呢?如果荆轲投掷匕首的技艺像小李飞刀一样呢?如果秦王的动作再慢零点几秒呢?如果荆轲的动作再快零点几秒呢?如果秦王的衣袖扯不掉呢?如果御医夏无且想不起来用药囊砸荆轲呢?如果我猜想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出现了,历史将会怎样呢?按照《史记》的这段记载,荆轲与秦舞阳应该是同时上殿,既然捧着督亢地图的是秦舞阳,因此,负责展开地图的也应当是秦舞阳,而且秦舞阳有十三岁就杀人的英勇历史,照此推断,担当刺杀任务的应当是秦舞阳。但是,秦舞阳一进秦廷就在关键时刻突然掉链子,让秦王嬴政多了个心眼,只准荆轲奉图上殿,秦舞阳不能上殿。虽然荆轲替秦舞阳作了解释,但是,秦舞阳在关键时刻的意外表现还是让整个计划大打折扣,功亏一篑。为什么呢?第一,秦舞阳因为形迹可疑不能上殿,这使得千斤重担只能由荆轲一人承担了。如果两人能一块行动,成功的几率肯定远远高于一人行动的几率。第二,从整个行动来看,秦舞阳负责持凶劫持秦王,荆轲的任务只是忽悠秦王。现在秦舞阳根本上不了殿,忽悠秦王与劫持秦王的双重任务必须由荆轲一人来完成,这就叫“双肩挑”,二人分工协作,尚无把握一定能成功,何况现在是由荆轲一人来完成呢?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荆轲表面上非常豪放不羁,曾在集市上与人一会儿高歌,一会儿大哭,好像很粗枝大叶,其实他做事十分精细。在刺杀秦王一事上,他重点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才能靠近秦王,二是助手。所以,他向太子丹索要樊於期的人头与督亢地图,因为樊於期的人头是一张进入秦宫的通行证,督亢地图则是燕国投降的标志。荆轲还考虑了助手。他在太子丹为他准备好匕首和助手秦舞阳之后,还迟迟不出发。那么他在等什么?等朋友!这位朋友史书无载,但是;这位朋友一定是荆轲非常信任的,一定是比秦舞阳更为可靠的杀手!荆轲对自己的剑术当然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尚未达到化境的剑术可能会在关键时刻出向题,所以,他坚持要等自己亲自挑选的朋友;但是,他的这位朋友因为路远失期。太子丹又一再催逼,甚至于怀疑荆轲不敢去了,这才激怒了荆轲。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之中,在素衣白马的目送卞,他匆匆带着秦舞阳头也不回地上路了。荆轲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到太子丹为自己装配的帮手秦舞阳外强中干,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真是百密一疏啊。荆轲被当场杀死了,但是,秦王嬴政看着殿上荆轲的横尸,呆坐了很久很久没有出声,心中的惊吓伴随着他,后怕缠绕着他(秦王不怡者良久)。这场虚惊可能使秦王嬴政第一次领教了什么是死亡,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做一只脚踏进鬼门关。事后,秦主论功行赏,御医夏无且理所当然地被赏了黄金二百镒。秦王当着所有朝臣的面说:“无且爱我,才会想起来用药囊砸荆轲。”(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后来,夏无且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好友公孙季公与董生,他俩又详细地给司马谈讲述,这件事就被写进峪史记·刺客列传》(根据刺秦时间和司马迁存世时间推测,《史记·刺客列传》应为其父司马谈所写)。于是、“荆轲刺秦王”成了中国历史上万人注目、千年流传的历史故事。直至今日,各种影视、文学作品还在不断演绎着这段历史。荆卿成尘渐离死异日还逢博浪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荆轲刺秦王这件事呢?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千古伟业。嬴政灭六国统一中国,遭遇到六国反秦势力的顽强抵抗、原因非常简单,嬴政灭六国虽然客观上符合历史前进的潮流,主观上却是他想当天下的霸主。因此,他成为六国的公敌。既成天下的公敌,想杀他的岂止是一个荆轲、荆轲只是当时众多想行刺秦王嬴政且最终几乎得逞的一人,荆轲不自觉地代表了六国的反秦力量。秦始皇一生遇刺多次,荆轲刺秦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在荆轲刺杀秦王后不到十年,嬴政又经历了至少两次暗杀。一次可以视为荆轲刺秦王的后续。荆轲死后,秦王嬴政追杀荆轲余党时,荆轲密友高渐离逃亡。一后来,高渐离在为人打工时,对其所服务的这家主人的一位客人的击筑水平多次进行点评,点评之事传到了主人那里,于是主人让高渐离击筑。高渐离高超绝伦的击筑技艺让倾听的受众无一不刮目相看。于是,高渐离重新击筑,再次走人公众的视野,声名大噪。此时的秦国已经统一了中国,秦始皇嬴政也非常喜欢流行音乐,听说了此人的高超技艺,便下诏召见高渐离。嬴政不但喜欢击瓮叩缶、弹筝搏髀等本土音乐,更喜欢郑、卫之地的异国之音。一个人的偏执与爱好有时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高渐离入宫后不久就被秦始皇身边的人认出。秦始皇酷爱高渐离的技艺,舍不得杀他(可见掌握一门技术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便熏瞎了他的双眼,让他为自己继续演奏。日子慢慢过去,高渐离逐渐取得了秦始皇的信任,一日,他用藏铅的筑掷向秦始皇,企图砸死他。高渐离是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行刺的,自然命中率很低,没有成功(乃以铅置筑中……举筑扑秦皇帝,不中)。这一次秦始皇杀了高渐离,从此不敢再接近六国之人。但是,即使秦始皇不接近六国之人,仍然免不了被刺。后来成为刘邦手下重要谋士的张良在韩国被灭、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变卖家产,收买刺客,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也未能成功。由此可知,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曾经遭遇不止一次的行刺。因为,灭掉六国、统一中国是秦始皇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一项千秋伟业,故其遭到六国的顽强抵抗也是必然的。其中,荆轲刺秦王是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刺杀秦王行动。如果秦始皇不统一六国,让战国纷争的局面继续下去,对中华民族来说,无疑失去了一次历史发展机遇。第3章易水年年流不尽荆卿代代名不消从古至今,对荆轲的解读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侠义英雄。从战国末年直至司马迁写作《史记二刺客列传》,荆轲始终被视为一位侠义英雄、千古义士。看看历代咏叹荆轲的诗篇就可明白。“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陶渊明),“易水悲歌歇,秦庭侠骨香”(白云上人英),这些诗句都高度赞颂了荆轲的侠义精神。荆轲曾经漫游邯郸,与一个叫鲁句践的游戏,发生争执。鲁句践发怒,大声呵斥他,荆轲默无声息地逃走了(嘿而逃去),之后不再见面。荆轲刺杀秦王的消息后来传至鲁句践那里,鲁句践深感后悔。这件小事,说明荆轲不好冲动,而是一个办事沉着冷静的人。荆轲不是一个愤青,也不是殉国志士,是一位侠义英雄,所以,他刺秦王绝非一时冲动。因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评价较多地是从道德角度肯定了荆轲的侠义精神。第二种观点:愚蠢之人,匹夫一个。这一观点最先提出者是汉人扬雄,发挥其观点者是司马光:“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扬雄认为荆坷不能算是一个义士,以君子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个强盗罢了(荆轲,君子盗诸)。司马光进一步认为,荆轲就为了报答太子丹一个人的豢养之恩(“豢养”二字让人黯然神伤),不顾家族无数条性命,企图用一把小刀就能使秦国衰落、燕国强盛起来,明摆着就是一个傻瓜。朱熹也认为荆轲只不过是一介匹夫,其勇、其事何足挂齿,不值一谈(柯匹夫之勇,其事不足道)。所以,荆轲之举绝不是“义”士,而是一位愚蠢之辈。第三种观点:雇佣者。这是今人提出的。荆轲刺秦王并不是为了天下苍生,他只是受雇佣者,因为他欠太子丹太多,太子丹通过各种手段拉拢、收买荆轲,最后荆轲以命相还,充当了职业雇佣杀手。第四种观点:反动派。中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秦始皇是第一位统一中国的皇帝,因此,秦始皇的作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名副其实的时势英雄。因此荆轲刺秦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荆轲刺秦王是自不量力的蛙臂当车。他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因为他刺杀的是秦始皇,是秦始皇成就了荆轲的盛名,这是荆轲的幸运。荆轲是最幸运的刺客,但并不是最伟大的刺客。因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荆轲是反动派。刺客以为杀掉某个人就可以改变历史走向或改变两个集团军力量的对比,这是不可能的。刺杀最多能做到的是延缓六国的覆灭,但绝不可能改变历史走向。元人郝经《咏荆轲》诗说:“纵使杀一秦,宁无一秦生。”讲得非常有道理。因为,即使荆轲刺杀了秦王嬴政,秦国还会推举出一位新的继位者,新国君凭借秦国的优势照样可以横扫六合,一统天下。这一派认为,“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不可取。这个信条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恩于己或信任自己,但是,这种牺牲是否值得,是否是正义之举,刺客们对此都缺乏理性分析。所以,荆轲代表了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死硬派的垂死挣扎。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在解读荆轲这位历史人物时,我们不能不提当代两部电影:张艺谋的《英雄》与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两位著名导演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演绎了两千多年前荆轲刺秦王的事件。张艺谋的《英雄》套用了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框架,但是,其中的刺客连名字都不叫荆轲。残剑、飞雪、如月三人曾联合起来刺杀秦王,但以失败身亡而告终。最后只有无名获得了秦王的信任,得以打入秦宫内部。无名怎样获得秦王的信任呢?无名练就了“十步一杀”的独门武功,这种武功可以在十步之内迅速置对方于死地。无名杀死了著名刺客长空、残剑、飞雪,获得了接近嬴政十步的机会。但就在无名接近秦王决定下手时,却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发现,自己试图刺杀的秦王嬴政其实也是一位“英雄”;因为,嬴政要统一天下,给百姓带来和平。在《英雄》中,张艺谋借残剑之口说,我们不能再刺秦王了,因为刺了秦王,天下会更乱,受苦的还是百姓。不如让秦王顺利地灭了六国,天下从此就太平了,人民也就安居乐业了。所以,在《英雄》这部电影中,英雄必须是和平的代言人。只有追求和平的人,只有为和平而战而死的人,才能算得上英雄。无名为赵人安宁想刺杀秦王,是英雄;残剑为“天下”太平不杀秦王,也是英雄。他们的行为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和平。长空舍身保无名,是英雄,残剑不杀秦王,使其取“天下”之大义,是英雄;秦王临危不惧、“刺客”当前识英雄,是英雄;无名不计个人恩怨、不计赵国一国的得失,着眼整个天下的太平,留得英雄秦王,性命,成就天下大同伟业,自己却背负“刺客”骂名,走完万箭穿心的生命旅途,是天大的无名英雄。这种解读是当代艺术家对“英雄”的一种诠释。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较之张艺谋的《英雄》更贴近《史记》中的荆轲。陈凯歌认为,荆轲在那样一个历史潮流中去刺秦王,不是出于一个概念、一种简单的民族大义,或者只是为燕国、只为太子丹本人,他是自发、自觉地去刺秦王的民族英雄。陈凯歌给荆轲的定位是:他是一个普通的平民。荆轲以杀人为职业,他经历了职业杀人者良知觉醒的过程。荆轲用自己的死证明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用寻求生路的方式去证明。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荆轲与秦王嬴政呢?首先,我们应当承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赞扬是出于对一种对抗暴力的侠义精神的赞扬。侠为名节,为尊严,为知己者死。“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侠客一诺千金,不负知己。自古艰难唯一死,而荆轲却从容赴死,悲壮苍凉,感动千载。在传统中国人的道德观中,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其次,我们不能因为承认秦王统一中国顺应了历史潮流就简单地否定荆轲的行为。如果这样简单化地看问题,屈原为了楚国不被秦国吞并,多次抗争,直至沉江殉国,不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吗?如果这样看,屈原岂不也成了反动派?秦国要统一天下,楚国也要统一天下,齐国也可以统一天下,主观上要统一天下的并非只有一个秦国,我们不能因为最终是秦国统一了天下,就把所有曾经想统一天下的各国反秦志士都说成是反动派。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大英雄”的观念:秦王嬴政统一夭下,是时势英雄;荆轲刺秦王,是侠义英雄;屈原为自己的国家奋斗终生,自沉泪罗,是悲情英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荆轲因刺秦王而死,是侠义英雄,被荆轲在大殿上追杀得绕柱而逃的嬴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开创统一帝国的鼎鼎大名的秦始皇。秦始皇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留下的谜团最多:第一,秦始皇的生父是吕不韦还是子楚?第二,秦始皇到底长得什么样?第三,秦始皇为什么不立皇后?第四,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第五,秦始皇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真如司马迁《史记》所写的那样吗?所以,这位千古一帝是一位让人说不尽的皇帝,他既是西周王制的终结者,又是皇帝制度的开创者。因此,要说清楚这位皇帝,必须先说清楚这个时代,说清楚秦国的崛起之路。因为,秦王嬴政毕竟是站在秦国先君的肩膀上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的。那么,秦国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崛起的呢?第4章襄公立国秦朝作为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肇始,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正是这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他先后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东方六国。然而,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家族为这个目标奋斗了将近六百年。秦始皇的丰功伟’业自然要浓笔重抹,他的先辈们的不懈奋斗亦不能小觑。秦始皇的祖上并非显赫家世,但因一技之长得到了周孝王的任用,业务精湛,深得周王赏识,被封为卿大夫,遂有食邑,从此踏出了从政的第一步。但是,多年以后,秦始皇的祖上并没有继续实现太大的作为。随着周室的衰微,尤其是到了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周幽王时代,秦始皇家族抓住了历史机遇逐渐兴起,被封为诸侯,在形式上获得了与东方诸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虽然当时秦始皇家族并没有太多的土地,但是却获碍了周王“尊王攘夷”、攻伐西戎大片土地的正义号令。面对强天、善战的西戎,到秦穆公时,秦始皇家族才最终称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而这完全得力于一个人的援助。那么,一秦始皇的祖上是干什么的呢?他们抓住了怎样的历史机遇?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帮助秦穆公称霸西戎?复续赢氏祀非子获食邑据历史记载,在秦始皇继位之前,秦国的先君有三十五位,秦始皇是第三十六位。从有确切时间记载的秦庄公开始到秦始皇嬴政继位的时间将近六百年,而这六百年恰恰是中国的西周、东周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从公元前11世纪的

                      清史》,第378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9页。满达海、博洛和尼堪都在同一年死去了。尼堪恐怕是战死的,另两人死因不明。?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0页。1651年以后只有一旗(除直属皇帝的各旗外)在某一家族的单独控制下,这就是由当时已故的代善的家族统帅的正红旗。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4页。?萧一山认为,因为当时与复明分子斗争已不是紧迫的大事了,所以清廷才有可能着手整肃行政法规。浙江和福建已经平定,郑成功部队和永历拥立者手下的兵卒是剩下仅有的主要反清武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顺便一提,1651年4月9日,孔有德克梧州,这标志着对广东永历武装的一次重大胜利。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官吏靠常俸无法度日。一个一品官年俸白银180两,外加禄米,而一个七品县官年俸则只有白银45两。但平均起来,每位品官光雇佣书手佣人,每年就得花上好几百两银子。京城官吏不像各地行省官,有机会从下属攫取“暮夜之金”,就只有要么依靠不时由各省送来的“常礼”,要么依靠受贿。因为常礼主要是送给大臣们的,所以最会贪污的常常是那些低级官员。吏部(它用抽签来注授官职的制度是可由人随意操纵的)、户部(它可以在量衡器具上弄虚作伪,更改税入的计量)、刑部(它可以改变司法程序,以使有利于某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和兵部(它可以提前给将领们晋级),受贿的机会最多。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5、27—28、33、38—39页。在雍正皇帝下诏给官吏养廉金之后,18世纪县官平均的年俸达白银1000两左右。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3—4页。因为起初清政府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是有区别的(品官犯贪污罪通常会被放逐或处死,而胥吏则仅监禁数月),所以当一起贪污案子东窗事发后,常由属吏承揽罪责,被监禁一段时间,出狱后再化名重新跟随旧主为吏。顺治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在1655年下诏规定,对贪污罪的惩罚须依罪行的轻重而定,而不应依罪犯身份量刑。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5页。?同上书,第4页。党崇雅则反过来从刑部调到户部,另外还有几个部曹的尚书互相对调,包括金之俊从工部调至兵部,刘余祐从兵部调至刑部。最初,顺治皇帝对于贪官污吏特别严厉,1651年,规定贪污为不赦之罪。顺治在位时间很短,但他处理的贪污案比康熙时期还要多。康熙在位的时间比顺治长五倍。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3、6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同上书,第3786页。?造成这些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江南地区长年拖欠赋税。1648年,巡抚土国宝上奏说,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运输苏州、松江和常熟的税粮;1649年他又奏请增加江南田赋。这两道奏章,多尔衮均未同意。这样,想要按既定税额征集钱粮或增加税额的地方官员,得不到朝廷的任何支持。多尔衮显然不愿意与江南缙绅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交锋。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3页。关于清初私派的例子,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0—10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632—63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同上书,第48页。吴伟业的女婿陈之遴,是著名的海宁陈氏的子孙。海宁位于杭州与江浙边境的中间。从1500至1900年,陈氏家族出进士31人,举人103人,贡生74人以及秀才千人。陈氏子孙在科场出人头地,是以其雄富的家产为基础的。在16世纪,陈氏靠榷盐制度积攒了大量财产。当时这个家族最著名的成员是陈与郊,他仕途亨通,官至提督四夷馆,但接着在1605年,就因他的儿子参与私盐贩子与巡搏斗哄事件而入狱并被罢黜,以致陈氏财运中衰。不过,陈与郊的兄弟陈与相又努力重建了家业。然而,真正使陈氏子孙屡屡出任清廷要员的,则是陈与相的孙子陈之遴。陈之遴投降满洲时年仅40,他可以盼望自己有个光明的未来,与新朝共享好运。他的家族中有13人官至三品以上,而大学士就有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到18世纪末叶,民间普遍传说乾隆皇帝本人实际上就是陈氏子孙,这部分原因在于乾隆特别喜爱陈宅著名的花园一隅园。陈之遴本人在清廷官运亨通,1645年降清后,即授秘书院侍读学士。1648年,除礼部侍郎。次年,加右都御史。他的夫人徐灿是著名的女诗人。《贰臣传》第九卷,第10—1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6—9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80—190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9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有些改革虽然在经济上产生过极重要的影响,但其建议者则不易考详。譬如,清代中前期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匠役制度的改革所促成的。另一方面,北方手纺织业的发展,则是既受到清初河北与山东棉花种植业扩展的刺激,同时又受到关外纺织品市场开放刺激的缘故。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的农业经营》;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410页。明朝后期,政府设置有19个官营机坊,雇用世袭匠人织造,或由匠人出银招人代役。清廷削减了官营机坊数额,在南京、苏州和杭州(1645到1651年间,杭州织造处的布机进行了整修)设立了三个织造中心,改用“买丝招匠”之制,即按市价购买生丝,以计件制支付匠人佣金。关于对江南纺织业的合理化改革,见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缫的研究》,第91—96页。虽然在1697年之前,清廷仍在向手工匠人征敛特殊的赋税班匠银,到了1726年,赋税中这一特殊项目则已摊入地亩,世袭人户的劳役制已经废除。见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6页。景德镇官窑的经营大致也发生了相同的演变。明朝官窑主要由宦官监管,在清朝,世袭工匠制被逐渐废除,匠人按工种付酬。据认为,由于匠役的废除进一步刺激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由于保证了匠人几乎所有剩余的纺织品及瓷器等投入市场,清政府促进了社会生产。尤其到了18世纪,经济得到发展。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1—6、11页。?17世纪水利系统所遭受的破坏面远不如元明时期那样大。在元末明初,河流的外堤和主要的堤坝都毁坏了。而且,在14世纪,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简直杳无人烟。而在17世纪40—50年代,水利系统的总体结构完整无损,动乱时期的幸存者得以从早先较为安全的避难地返回原居。斐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13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44—51页。?顺治年间,工部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汉人尚书是张凤翔(山东人氏),他仕途多舛。天启年间,曾任兵部侍郎、保定巡抚。魏忠贤专权期间,他因与东林党有牵连而被夺职。接着,在崇祯年间官复原职以后不久,又因由他监制的一些兵器质量极差而被捕入狱,后复任兵部侍郎。李自成攻陷北京时他在城内,遭到拷掠追赃。后回老家堂邑,接着又南下参加了福建的南明唐王政权。唐王任命他为浙江及南直隶总督。当清军攻陷福建时,他就投降了满人,任户部侍郎,后迁工部尚书。这主要是一个荣誉性职位。《贰臣传》第九卷,第1—2页。工部实际由侍郎叶初春(1628年江南进士)掌管,他是由州府衙吏出身,而后应荐入流的那种极少数官员之一。在北京陷落时,叶初春为工部侍郎,他的命运与陈名夏相同,被南京的南明政权入从贼案,不得不到北方逃命。但他很快复任工部原职,颇著政绩,直到1652年调任兵部侍郎。《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7—38页。关于17世纪40—50年代清朝水利系统的重建,参见裴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276页。?这一时期任户部左侍郎的是范文程的长子范达礼。谈迁:《北游录》,第376页。?河道总督衙门系储才之地,它能够将原先作为通才培养的文人学士训练成理财专家。例如,陈名夏中进士时的同年,也是江南同乡吴国龙曾为总督蔡士英属官,后来在鳌拜摄政期间,吴国龙在精简工部管理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2页。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5—846页;胡昌度:《清代的黄河治理》,第505—507页。王永吉的儿子王明德还是一名法律专家,在1674年他印行了一部讨论刑法的名著《读律佩觿》。?米勒:《派系斗争》,第142—143页。17世纪50年代初以及1670年中国北方两次出现洪水泛滥,灾情严重。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第444页。?清初主持水利工程最得力的人员之一是朱之锡(1646年浙江进士),他最初是应大学士刚林和范文程之荐出仕的,初授弘文院学士,1657年,除河道总督。在这第二年就发生一场灾难,黄河在山阳(江苏)决口,洪水从开封向南泛滥,经徐州,至宿迁与大运河合流,顺流至清江浦,再度决堤泛滥,直至朝东北方向入海。这是中国历史上黄河的第五次改道,在1855年前黄河河道一直维持这个状态,于是修整新河床就成为朱之锡的职责。他不仅致力于扫除弊政,以保证对建筑新河堤的人丁物资供应,而且还认识到淮河淤泥对洪泽湖东堤造成的威胁,因而建议修造了两条渠道,将多余的湖水向东南排到其他湖里,由此,减轻了运河本身的压力。朱之锡一直担任河道总督之职,1666年,卒于官任。沿何州郡均立祠祀之。运河流域的百姓称他为“朱大王”。清廷后来封赠给他一个谥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8—17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00页。?这些庞大的建设工程,绝大多数是由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勒辅主持的,靳辅系奉天人氏、隶汉军镶黄旗。他在出任河道总督以前,曾供职于翰林院,当过安徽巡抚、兵部尚书。靳辅招徕了一批出色的幕僚,其中包括著名的治水专家陈潢。靳辅任河道总督的时间为1677年到1692年。《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8页。参见米勒:《派系斗争》,第144—145页。黄、淮流域水情的演变,最终落入了与明朝相同的循环模式:初期是重建河堤水坝,继而向这一地区移民,各种水利事业得到了发展。但对易受水灾地区的控制不够,私坝日多,以致人口与水利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到18世纪末,水情的危机达到顶峰。接着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由于太平军入侵对地方造成的破坏,促发了近乎于全面的崩溃。不过,清朝的这个循环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它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以及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一套运转得特别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威尔:《中国水利》,第278页。?胡昌度:《清朝的黄河治理》,第508页。不过到了19世纪,将黄河与大运河交由同一个官衙负责的体制,可能已经妨碍了清政府取得最佳效益。到了那时候,黄河水利已从属于保持大运河畅通的工作。这样,清廷就尽全力治理黄河淤塞,防止河水泛滥,生怕那条被视为帝国命脉的大运河因此不能保持贡粮运输的畅通。所以,黄河沿岸的灌溉工程便遭到了轻视,结果损害了农业生产。而且,清初河道总督的强有力的管理制度渐渐松驰起来,地方政府对漕运的财政负担加重了。士兵漕卒船工人数激增,漕粮的散失和被窃日益严重。到19世纪中叶,对大运河的管理几乎如同对盐课的管理一样不可收拾,漕粮的浪费严重到每一石实际运到京城的大米的成本四五倍于市价。然而,清廷既然在建立黄河与大运河的联合管理上投入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以致干脆就不接受改用海运的意见。顺治、康熙年间最初的那些成就的重大影响,加之他们不愿更改“祖宗家法”,都使得嘉庆和道光等皇帝对放弃已经变得代价极高的内河航道犹豫不决。这条航道已耗尽了江南的财源。詹姆斯·蒙特尔·波拉切克:《19世纪初中国文人政治中的文人团体》。?1578年,中国在册人口16692856口,耕地总数7130976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1647年,山西巡抚上奏说有荒地75525顷。同年,湖南巡抚报告说当地田宅荒废,城镇空寂;在四川,野兽漫游街市,夜入村落。1647年一年,某县有42人丧生虎口。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2页。里甲制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里长每年应由不同的户主担任。里长职在“敦促”其他户主由里长经手向政府交纳赋税,不过里长常常成为政府向这一组人户征取赋税的人质。到明朝末年,里甲制度逐渐被地丁合一的赋税所取代,后者直接分摊于地亩,而不是向介于个体纳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里”这类中介体征收。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1—53页。关于1644年重编赋役簿的最早建议,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赋役全书》估计是1646年汇编成书的。它包括各省田赋役钱额、耕地总数、服役丁数,以及上供钱物数。它的副本依令发往各州县供地方官参考,同时还在各地的孔庙存放一本,以便儒生查阅。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意味着除加派外,各地仍应用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实际上,有时户部命行省按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外,仍加派“辽饷”。这就是说,天启、崇祯年间的加派虽未开征,而万历年间的加派却已开征了。根据1649年江西巡抚王志佐的一份奏章说,江西民户因赋敛过重,遗弃田地。他声称江西省的荒废土地已达半数以上。多尔衮因此下令罢辽饷之征,其时在1649年8月22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153页。参见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84—8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8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由于中国乡村地方结构极为复杂,可以预见,这两种理想的制度到1670年已互相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却又互相区别的地方组织:北方的“里社”及旗地的“庄”,南方的“图长”或“牌头”。到18世纪初叶,至迟在1709年,这种新的统一的制度干脆就被称为保甲制。它同时兼有治安和财政两种职能,将控制地方(每户公开悬挂印牌)与征敛赋税结合在一起。咸丰以后,保甲制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财政组织而不是治安组织,地方警察机构地保局则在替政府维护法制、维护地方秩序方面取代了保甲,地位日重。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8页;《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356—36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6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50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9页,1649年6月3日诏。根据以前的法令,无主荒地应免费分给农民垦种(山东、湖南除外,那儿名义上仍收地价银)。例如四川

                      “一群喜欢酒馆、掷骰子赌博胜过家宅、教堂和学校的人”,于是便热血沸腾了。随后,他们记起了自己公开展示的历史,便冷静了下来。以过热的决心开始,却以冷血缠身结束了。“他们不知道我们也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一个人这样说,“我们现在和他们一样自由,以前和他们一样是奴隶。干吗要有这种区别呢?”他们遭到拒绝和防范,便改变了路线,取道未分配土地的西边——洛根县之南,越过加拿大河,进入阿拉巴霍地界。随着一次次的厄运,他们变得更倔强,更自豪,种种细节都刻进了这对双胞胎兄弟强有力的记忆之中。一个个未经修饰的故事,在礼拜天祈祷会时的夕阳中,在大炉灶近旁阴暗的谷仓中,被人们讲了又讲。有的讲的是四个黑肤劫匪的马鞍,劫匪在抢夺枪支以前,先给了他们野牛肉干吃。有的讲的是围绕在他们帐篷的通风道的无声无息、醒来会飘在空气中的睡着的儿童,值更的乔克托人骑的马的闪光。晚饭时光,除去能靠火光做的事情之外,天黑得什么都干不成,父辈们便讲述那次旅程中的故事:上帝给他们引路的迹象——指向水源,指向他们可以用劳动向当地人换取大车、马匹和牧草的克里克(当年居住在阿拉巴马、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北部的印第安人穆斯科格部落的联盟,英文为Creek(小溪),因多溪而得此名。);远离广达五十英里的草原犬占领的镇区和撒旦的罪恶:被遗弃的一无所有的妇女,以及黄金河床的谣传。双胞胎兄弟相信,他们的祖父就是在发现正义之路有多窄时,选定了后来在大炉灶口刻下的字句。家具都是用木销钉拼接在一起的,因为铁钉太贵了,不过他牺牲了自己的三乘四英寸的珍藏,弯也罢直也罢,道出了一些可以永存的重要事情。那几个字一经到位,在还没人来得及揣摩那些字母构成的词句之前,就有一个屋顶在等待启用的大炉灶旁边盖了起来。黑文人坐在板条箱和临时凑合的板凳上,聚在一处聊天交流,品尝着热乎乎的猎物。后来,野牛草地让位于一座惬意的小镇,镇中心有一条街道,还有木板房,一座教堂,一所学校,一家小店,居民们仍要在这里聚集。他们切开珍珠鸡和整只的鹿,放到炙叉上烧烤;他们翻转着肋骨,把多余的盐拨到冷了的小牛肉旁边。那还是慢慢做饭的年代,火苗很低,一只二十磅的火鸡要烤上一整夜,半扇牛肉要烤两天才能熟到贴骨的部位。每逢宰完家畜或是馋得要吃未熏的猎物,黑文人就把切好的肉拿到大炉灶来,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小题大做地和摩根家争论调料和火候的适当性。他们待在那里东拉西扯,怨天尤人,放声大笑,还在屋檐下的阴凉中边走动边喝咖啡。听见他们招呼的随便哪个孩子便要乖乖地遵命去扇苍蝇,拖木柴,清理工作台,或者用一个木夯夯土。一九一○年,黑文有了两座教堂、一家全民银行、一家四间教室的学校,以及五家出售干货和粮食、食品和调料的店铺——但来往车辆要以大炉灶前出现的为多,超过其余地方。有大炉灶在,各家只消一个简单的灶就够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着。甚至在一九三四年,镇上百业俱废,很明显通电还只停留在口头上,而煤气管道和缝纫机成了塔尔萨的奇迹时,大炉灶依然在使用。直到大旱灾时,水流也没有中断,因为井很深。双胞胎兄弟当时还是孩子,他们从三角叶杨斜向水面的树枝上手举过肩跳入水中,还危险地吊在上面欣赏自己双脚在清水中的倒影。他们一次次地听到那些故事,讲述的是男人们用第一次收成或第一次割草换来的现金为妇女们购买蓝色的衣裙和女帽。圣路易的钢琴戏剧性地来了,锡安山的地板很快便铺好了。他们俩想象着他们的母亲才只有十岁,和别的少女一起悄悄围在钢琴四周,在教堂女执事轰开她们之前,偷偷伸手摸一下,捋一下键盘。她们在排练中用清纯的女高音唱着:“他(这里和后文黑体的“他”均指上帝。)会关照你……”他确实这样做了,不过说得准确些,一直做到他不再关照之时。双胞胎兄弟生于一九二四年,足足听了二十年有关以往四十年的故事。他们聆听着、想象着、记忆着每一件具体的事,因为每个细节都是一次愉悦的震撼,梦幻般地令人心旌神摇,比他们投身的战争还要令人冲动和目的明确。一九四九年,他们还很年轻,而且新婚不久,他们绝不是傻瓜。早在战争之前,黑文的居民都在外迁,那些还没有打点行装的人也在盘算着了。双胞胎兄弟眼睁睁地看着战后的前景越来越渺茫,不用费劲儿就说服了别家的小伙子重新踏上老一辈人在一八九○年所走的道路。十代人都知道留在那里的都有什么:曾经召唤过他们的自由空间变成了无人过问的混乱地方,变成了随时随地都有散乱或结伙的邪恶涌现的空白区——发生在任何大树后面,在不管简陋还是宏大的宅门后面。还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你的孩子们游戏的地方,在你的女人挖地的地方,在你本人可能被解除合同的地方,在人们携带武器去教堂和在每个马鞍上盘起绳子的地方,还在成群的白人像是结伴而行的地方,因为只身一人就意味着死亡。但是最近的三代人还是一再吸取了教训,学会了如何捍卫一座镇子。于是,像那些原先的黑奴知道要先干什么一样,这些退伍军人在拆卸自己的床铺之前,先把大炉灶拆掉并装上了两辆卡车。在八月中的某个黎明到来之前,十五家居民搬出了黑文——不像先前有些人去了马斯科吉或加利福尼亚或圣路易斯、休斯敦、朗斯顿、芝加哥,而是往俄克拉荷马的深处走去,尽可能远离玷污了他们先辈建造的那座镇子的卑屈。“多远?”孩子们从车后的座位上发问,“还要走多远?”“快了。”父母们答道。一小时又一小时,回答总是一样的。“快了。马上就到了。”他们看到比弗河流经一块枪支状土地的凸出部分,继而穿过数英亩的草地(经过一九四九年的那场龙卷风,价钱已经贱得不能再贱了),那是用他们被解雇的钱买下的,现在长势良好,赶上了时候。他们抛在身后的镇子,曾经引为自豪的街道如今杂草丛生,由十八户固执的人家监管着,他们不知道怎样到邮局去,说不定那里会有一封来自早已失去的孙子们的信呢。在大炉灶原先所在之处,小青蛇在阳光下酣睡。谁又能想象得出,二十五年之后,在一个崭新的镇子里,一座女修道院比青蛇、大萧条、收税人和铁路更显凶险呢?此时,双胞胎之一,一切事务的领头人,用他的枪托砸开地下室的门。另一个则带着他们的外甥退后几步等着。舅甥三人一起走下台阶,心情激动地准备弄清情况。他们没有失望。他们看到的是魔鬼的卧室、厕所和那令人作呕的婴儿学步车。那个外甥始终知道,他母亲曾经竭力坚持着。她勉强看完他骑着那匹获胜的马匹,但之后就没力气了。连对她兄弟和小儿子跋涉到达的这块地方应该叫什么名字的争论都提不起兴趣了。在三年之中,大多数人都同意叫纽(新)黑文,虽然有少数人大声建议叫别的名字——他们说,名字不要涉及失败,不要叫“新”什么的重复以往。太平洋的老兵喜欢叫关岛,另一些人喜欢叫仁川,而那些在欧洲作过战的总是想到一些只有孩子才乐意发音的地名。妇女们直到那个外甥的母亲辞世前一直没什么坚定的意见。她的葬礼——是镇上的首次——中断了讨论地名的计划及必要。她们用一个自己人的名字来命名这座新镇,男人们也没怎么反对。好吧,就这样吧。鲁比。年轻的鲁比。这使他的双胞胎舅舅很高兴,因为他们能够以此来悼念妹妹并纪念他们的朋友和妹夫,他生前未能获此殊荣。而那个外甥本是奥西的“紫心”勋章的获得者,是他父亲身份识别证的继承人,在他的有生之年还是他母亲的名字印到路标上、写到信封上的见证人,但这一切全被那些伤心的标记取代了。伤心、身份识别证、邮局标志在某种程度上让他难以承受。那些认识并照顾过他母亲的妇女,宠爱着鲁比的这个男孩。和他父亲一起入伍的男人们,特别喜欢鲁比丈夫的这个孩子。做舅舅的更是义不容辞地收养了他。在大炉灶处作出决定时,他也在场。但在此刻之前的两个小时,当他们吞下了最后一块红肉时,舅舅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我们在车里有咖啡。去拿上你的枪。”他照做了,不过他把那个棕榈叶十字架也带上了。他们出发时是凌晨四点,五点就到达了。由于不想让引擎声或车头灯破坏黑夜的掩护,最后几英里他们是步行的。他们把卡车都停在一棵枯橡树边,因为在这一带,灯光会无遮拦地一英里一英里传向远方。哪怕在五十英里的范围内伸手不见五指,一划火柴点生日蜡烛马上就会被发现。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半英里,浓雾已经把他们浑身都包裹起来了。他们刚好赶在日出之前几秒钟到达女修道院,还来得及看见并终生记住那座豪宅如何漂浮着,黑糊糊、恶狠狠地脱离了上帝的地面。在原先是餐厅,如今只存放着推到墙边的课桌的教室里,情况一目了然。鲁比的男人在窗边聚集了。他们虽然没发现什么,却都确信证据就在女修道院的别的地方,所以才在此聚集。俄克拉荷马州鲁比的新一代父亲们。他们起初遇到的凉意已经消失,雾也散了。他们生气勃勃——因为出汗和正义的夜间气味而发热。情况一目了然。跑道。这是外甥唯一能想起的。四百码甚至三英里跑的选手。其中两个人尽量回过头去,随着摆臂,握紧拳头,在赛道上前进着。一个人低下了她微醺的头,冲击着空气和敞开的时间,一只手伸向她的未来中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终点线。她们的嘴张开着,吸着空气,毫不放松。所有的腿都离开了地面,在三叶草上劈得开开的。引人注目的黑夏娃们没有得到玛利亚的拯救,她们如同受惊的母兽朝前跃向太阳,而太阳在烧光晨霭的同时,也将其圣油洒向了猎物的后腿。上帝在他们一边,男人们找到了目标。为了鲁比。玛维斯婴儿窒息时,邻居们似乎很高兴。可能是因为那辆薄荷绿的凯迪拉克轿车让他们烦恼了一段时间吧,而婴儿正是死于这辆车中。当然,他们做了一切正确的事:购买食物,打来电话表达哀伤,整理搜集来的东西,但他们眼睛里闪现出来的那种激动却是清晰可见的。记者到来的时候,玛维斯坐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拿不准该把土豆片的碎渣从塑料罩面的缝隙中抠出,还是把它们再往下塞一塞。但是记者想先照相,于是摄影师就吩咐玛维斯坐到沙发的中间来,让还活着的孩子坐在他们悲哀得方寸已乱的母亲两旁。记者当然也要孩子们的父亲一起拍照。吉姆?是叫吉姆·阿尔布赖特吧?但玛维斯说他身体不太舒服,没法出来,他们尽可以进行他们的工作,不必非要他来不可。记者和摄影师交换了一下眼色。玛维斯心想,他们反正也知道,弗兰克——不叫吉姆——正坐在浴缸边上,嘴对着瓶口喝着施格兰酒。玛维斯挪到沙发正中,剔着指甲里的土豆片渣子,直到余下的孩子坐到身旁。“余下的孩子”是今后他们绝无仅有的了。萨尔(后文“萨莉”的昵称。)用一只手臂搂住母亲的腰。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挤在她右边。萨尔用力掐着她。玛维斯马上领悟到,她女儿面对镜头一点儿都不紧张,因为掐的时间很长,而且就集中在一点。萨尔的指甲想掐出血来。“这对你一定很可怕。”记者说。她叫琼恩。“是啊,女士。这对我们大家都很可怕。”“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那些你想让别的母亲知道的事情?”“女士?”琼恩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玛维斯这才看到她穿着一双白色高跟鞋,鞋底上净是泥。“你知道的,说些警告她们、让她们小心的话,有关不经意之类的话。”“唉。”玛维斯深深吸了口气,“我一点也想不出来。我琢磨是这样。我。”摄影师蹲下身去,歪着头检查各种可能的位置和角度。“这样才能从这种可怕的悲剧中引出些好事来嘛。”琼恩惨笑着。玛维斯挺了下腰板,因为萨尔掐得越来越疼。相机咔嗒一响。琼恩把签字笔放到本子上。这玩意儿不错。玛维斯从没见过这类东西——墨水写到纸上却不会洇出一大片。“眼下我没什么可对生人说的。”摄影师又一次调整了窗户的遮板,然后回到沙发前,举着一个黑匣子对准玛维斯的脸。“我理解。”琼恩说,她的目光变柔和了,但眼中的闪光却和邻居们的一样,“而且我实在不愿意逼着你说,要不你也许能只跟我讲讲出事的情况?我们的读者全都吓坏了。双胞胎,这一切。噢,他们想要你知道,他们每一天都在为你祈祷。”她让目光掠过两个男孩和萨尔,“也为你们全家。他们为你们每一个人和全家祈祷。”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赤脚。萨尔把头靠在母亲的肩头,同时继续掐着玛维斯后腰的肉。“你能跟我们说说吗?”琼恩笑了笑,意思是“帮我一个忙吧”。“好吧。”玛维斯皱了下眉头,这次她想好好说说了,“他不想要加香料的火腿。我是说,孩子们喜欢,可他不喜欢。在这样的大热天,你没法存很多肉。有一次我存的一整块牛颈肉变绿了,所以我就去开了车,就是为了些肉肠,我原以为……唉,莫尔和珀尔。我起初是反对的,可他说——”“莫——尔?”“是的,女士。”“接着说吧。”“他们没哭也没闹,可他说他头痛。我理解。真的。你不能指望一个大男人干完活儿回家来,还得在我忙正经事时照看两个放到他眼前的婴儿。我知道那样是不对的。”“所以你就带上双胞胎了。你为什么不把别的孩子也带上呢?”“后院里有一只鼬鼠。”弗兰基说。“土拨鼠。”比利·詹姆斯说。“闭嘴!”萨尔倚着玛维斯的肚子,指着她的两个弟弟。琼恩微微一笑。“要是把别的孩子带到车里,”她继续说,“是不是更保险呢?我的意思是他们大些嘛。”玛维斯将大拇指插进乳罩吊带下,把它拽回到肩上。“我没想到会有危险。希格利迪·皮格利迪食品店就在那边。我当然可以去便利店,可他们的东西不太新鲜。”“所以你就把新生下的婴儿放在车里,开车去买牛颈肉了——”“不,女士。是买肉肠。”“对,肉肠。”琼恩迅速地记着,似乎没有划掉什么东西,“不过我想问的是,就买一样东西,为什么耽搁了那么长时间?”“没用很长时间。我在那儿也就待五分多钟,最多了。”“你们的婴儿闷死了,阿尔布赖特太太。在一辆那么热的车里,窗户又关着。没有空气。很难明白这种事发生在五分钟之内。”可能是汗,但掐得那么疼,大概是出血了。她不敢把萨尔的手拍开或者认可疼得不厉害。她只是搔了搔嘴角,说:“我已经为这事惩罚过我自己了,不过我当时是尽可能做到最快了。我走进店里,直接到乳品区,取下两包盔甲牌肉肠,你知道那东西很贵,可我连价钱都没看。有些肉肠一样好,可是要便宜些。可我急匆匆的,根本没看。”“你急匆匆的?”“噢,是啊,女士。他得吃好。罐头猪肉可不是一个干活儿的人要吃的。”“肉肠就成了?”“我原来想过排骨的。我原来想过排骨的。”“你不知道你丈夫要回家吃晚饭吗,阿尔布赖特太太?他不是每天都回家吃晚饭吗?”她真是个好人,玛维斯心想。客客气气的。她不四下打量这间屋子,不看男孩子的脚,也没被屋后冲马桶的声音吓一跳。马桶声响停下之后,摄影师摆弄相机的声音就显得大了。“拍好了,”他说,“与你会面真是好极了,女士。”他探身过来握玛维斯的手。他的头发和记者的头发颜色一样。“给凯迪拉克也照够了?”琼恩问道。“挺多的。”他用拇指和食指比画了个“OK”。“愿你们大家都好,听到了吧。”他把手伸到帽子处,转身走了。萨尔不再掐她母亲的后腰。她俯身向前,两眼盯着自己一只晃动的脚,只是偶尔碰一下玛维斯的小腿。从他们坐的位子上,屋里谁也看不见停在房前的凯迪拉克。然而所有的邻人都已经看见那辆车好几个月了,如今摄影师拍下了这么多从未有过的照片,全马里兰的人都能看到了。薄荷绿。葱绿。冷静点

                      11月12日电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1日,美国新任众议长约翰逊提交了一份临时融资计划,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政府停摆,该法案中并未包含向乌克兰或以色列提供资金的内容。据报道,与在特定时期为联邦机构提供资金的普通持续决议(CR)不同,约翰逊宣布的这项计划分为两步,将为政府的某些部门提供资金直到1月19日,其余部门则延期至2月2日。路透社称,众议院共和党提出的这项计划中不包括对以色列或乌克兰的援助等补充资金。报道称,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表示,该提案“只是一份会带来更多混乱和停摆的处方”,称“众议院共和党人在用一项遭到两党成员抨击的不严肃提议浪费宝贵的时间”。据此前报道,美国前任众议长麦卡锡主导国会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有效期为45天,为联邦政府提供支持其运转至11月17日的资金。这意味着,距离美国政府可能发生的停摆还有不到一周时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称,“国会已经没有犯错的余地了”。NBC援引消息人士称,预计众议院将留给议员72小时阅读法案文本,最早将于14日对该计划投票。大连11月12日电(记者杨毅)针对近日“知名网络博主在大连遭遇‘鬼秤’”一事,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日发布相关案情通报,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在经营中使用的电子计价秤经无锡市计量测试院检测,检定结论为不合格。近日,某知名网络博主先后到大连的多个市场探访,称其在个别商户处遭遇“鬼秤”,并联系相关部门进行处理。该系列视频发出后,引发诸多网友关注和讨论。本月9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4起案情通报,沙河口区福之源生鲜超市等3家店面涉嫌在经营中故意使用破坏准确度的计量器具,目前已立案调查,并将依法严厉查处。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涉嫌在经营中使用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进行检定,已将该秤送至国内权威机构进行检测,将根据检测和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12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再次发布案情通报,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在经营中使用的电子计价秤经无锡市计量测试院检测,检定结论为不合格。通报称,该商户涉嫌在经营中故意使用破坏准确度计量器具的行为,违反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五条第九项的规定,依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大连市市场监管局已立案调查,依法严厉查处。据报道,该飞机是10日晚间在进行训练作业时坠毁的,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军方称“没有发现敌对活动的迹象”,强调这起事故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或以黎边境发生的冲突无关。该司令部也没有透露坠落的飞机型号、是否有人员伤亡以及机组人员状况,“出于对受影响家庭的尊重,我们目前不会透露有关涉事人员的进一步信息。”美联社称,目前尚不清楚这架飞机的具体归属,美国空军近期向该地区增派了多个中队,美国“福特”号航母打击群正在地中海东部执行任务。吴杰是一名“90后”文物修复师,机缘巧合下学习了文物保护专业,从大学毕业至今,在新疆博物馆已经修了10年文物。曾经的他是一个急性子,是一个浇花都能浇枯萎的人。但如今,吴杰可以日复一日坐在操作台前,从事一天仅完成一毫米修复的极细致工作,他却依然乐在其中。在吴杰眼中,修复文物可以与文物对话,与古人一起穿越过去。从锁子甲中可以看到战火的洗礼,感受到战士身披锁子甲英勇战斗的痕迹。吴杰认为,修复文物的原则是修旧如旧,他们要做的不是让文物更精美,而是首先要保护它,用科学的手段延续它的寿命。吴杰希望投入自己的“青春时光”从事修复文物的“千年时光”,让文物无声地证明他的人生意义与价值。洛杉矶11月11日电(记者张朔)由中国嵩山少林寺主办的2023北美洲少林功夫考功大会11日在美国洛杉矶开幕,来自美国40余州和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海外少林弟子、少林功夫传习者与爱好者济济一堂、以武会友。这是继2013年“北美少林文化节”之后,少林寺时隔十年再度在美举办大规模文化交流活动。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王太钰等各界人士出席考功大会开幕式。释永信在致辞时表示,少林功夫是享誉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禅宗祖庭和少林功夫传承圣地,中国嵩山少林寺和六大洲少林联合会共同发起组织2023-2024世界六大洲少林功夫考功大赛。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体现少林功夫健身、明心、和谐的价值,增进全世界少林功夫习练者、爱好者的彼此理解、友谊与合作,共同传承好少林功夫。王太钰在致辞时说,释永信方丈亲率武僧团到北美出席少林功夫考功大会,体现了少林寺对海外弟子的关爱和重视。他表示,希望海外少林功夫传习者积极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各族裔民众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喜爱,为深化中美人民友谊做出贡献。2023北美洲少林功夫考功大会11日至12日在洛杉矶举行,包括首届“北美洲少林考功大赛”、世界和平祈福法会、少林功夫段品制晋段培训认证、少林功夫公演等。当地时间11日上午开幕的“北美洲少林考功大赛”是重头戏。记者在大赛现场采访美国少林寺文化中心释延续时了解到,约500人参加本届大赛,最小的参赛者年仅6岁,还有一些参赛者已年逾花甲。他们按年龄分组,在少林拳术、长兵器械和短兵器械等项目上一争高低。大赛选出的“功夫之星”将同少林寺武僧一道参加“不朽少林”公演。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市的14岁华裔少年张锴,当天身着绣有“少林”字样的中式练功服参赛。“我出生在美国,学习少林功夫快9年了。”他说:“我很喜欢少林功夫,也喜欢中国文化,希望今天能拿到奖牌!”11月12日电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气温偏低;甘肃、新疆北部等地有雨雪天气,关注对交通运输、农牧业等的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关注雾或霾天气对交通出行、人体健康等的影响。江南华南等地有明显降温过程12日至13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淮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及青藏高原中东部等地最低气温或日平均气温累计降温4~8℃,其中,广西南部、青藏高原中东部等地降温8~10℃、局地10~12℃;最低气温出现在13日至14日早晨,最低气温0℃线位于黄淮南部至江淮北部一线,江汉、江淮南部、江南北部、贵州北部和东部等地最低气温将降至2~4℃。12日08时至13日08时,新疆沿天山地区和南疆盆地、青海东部和西部、福建东南部沿海地区、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将有5~6级、阵风7~8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北部湾将有7~8级、阵风9级的大风,其中台湾海峡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级、阵风10级。13日08时至14日08时,新疆南疆盆地、西藏北部和西部、青海西部、福建东南部沿海地区、台湾岛等地将有5~6级、阵风7~8级的大风;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北部湾、琼州海峡将有7~8级、阵风9级的大风,其中台湾海峡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级、阵风10级。中央气象台11月12日06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作为我国居民肉篮子的主要部分,猪肉价格一直备受关注。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11月7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20.49元/公斤,比9月7日的22.35元/公斤下跌8.3%。“猪肉供给充裕,价格持续走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对记者说。自9月份第1周以来,全国生猪价格连续8周下跌,累计下跌1.63元/公斤,跌幅达9.5%;全国猪肉价格连续8周下跌,累计下跌1.66元/公斤,跌幅达6.1%。10月份第4周,全国猪肉平均价格25.60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1.2%,同比下跌38.5%。全国仔猪平均价格自8月份第5周以来连续9周下跌,累计下跌7.51元/公斤,跌幅达22.7%。10月第4周,全国仔猪平均价格25.63元/公斤,同比下跌45.4%,跌幅进一步扩大,已经跌至2021年同期水平。“11月3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是18.25元/公斤,比上月同期19.65元/公斤下降7.12%,比去年同期的32.0元/公斤下跌42.97%,月环比明显下降,年同比大幅下跌。”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通说。猪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朱增勇认为,由于猪肉供给充裕,国庆后猪肉消费需求短期下降。国庆节后,生猪出栏量增加,母猪淘汰力度加大,消费回落。部分地区仔猪价格明显低于生产成本,带动10月份母猪淘汰加大,淘汰母猪价格明显下跌。从供给来看,三季度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分别同比增加4.7%和4.8%。1月至9月,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屠宰量24247万头,同比增长15.0%。其中,9月份屠宰量2775万头,环比增长4.9%,同比增长31.6%。1月至9月,全国累计进口冷鲜冻猪肉127.38万吨,同比增长4.4%,加之国内冻品库存仍然较高,猪肉供给充裕。生猪价格9月初即开始下跌,国庆节后跌幅加大,除了生猪出栏季节性增长外,北方一些地区养殖户避险情绪提升,短时增加生猪出栏量也有影响。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例,上周,日均上市量为1902.14头,比10月初的日均1088.86头大幅增加74.69%,比去年同期日均1361.86头增长39.67%。猪肉价格下跌,那生猪养殖行业如今是什么状况?“猪价持续下跌,生猪养殖由9月份微幅盈利转为微幅亏损。”朱增勇说。近期虽然饲用玉米价格和育肥猪配合饲料价格持续下跌,降低了养殖成本,但生猪价格跌幅更大,自10月中上旬开始,全国生猪养殖已转入微幅亏损。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监测,10月份,猪粮比价为4.46∶1,比上月下降0.13个点,生猪养殖头均亏损约10.42元。好消息是,龙头企业的养殖成本正显著降低。比如,牧原集团8月份优秀区域生猪养殖成本已经控制在14元/公斤以下,今年第三季度全集团平均成本已降低到14.5元/公斤,从饲料、育种、健康管理、养殖、屠宰5个环节进行测算,每头猪都有600元的成本挖潜空间。牧原股份总裁助理袁合宾表示,今年年底成本要控制在14.5元/公斤,明年有望将全年平均成本控制在14元/公斤以内。11月8日,国内生猪期货2401主力合约以15710点报收,如果以此价格计,在全行业亏损的时节,牧原集团生猪养殖利润依然不错。未来猪价走势如何?业内专家表示,由于供给充裕,不太看好明年上半年行情。朱增勇预计元旦前猪价将季节性上涨,但明年上半年猪价存在下跌风险。从供给端看,生猪出栏将逐渐进入高峰期,生猪出栏活重增加,加上冻猪肉库存仍然较高,猪肉供应充裕。从需求端看,冬季腌腊等活动将带动消费需求增长,猪肉消费进入旺季,带动供需关系改善。随着避险情绪逐渐稳定,生猪出栏节奏将会回归常态,元旦前猪价将以季节性上涨为主。由于猪肉供应充裕的特征没有改变,猪价上涨空间不大。9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4240万头,比4100万头正常保有量高出3.4%。同时,母猪生产效率也在提升,一头母猪比上年多提供约0.5头肥猪,下半年仔猪供给量增长,预示明年上半年生猪出栏量仍然较高,猪价仍然可能有下跌风险。但随着下半年产能调减,特别是四季度消费旺季到来,猪价将会逐渐回升,但缺乏大幅上涨的基础。“目前,生猪养殖大势是产能过于充足,猪价反弹难持久。按照目前能繁母猪的存栏量推算,猪价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实质性的反转。压栏硬扛不是办法,顺时出栏才是首选。适度压缩产能应尽快提到养殖场的议事日程上来。”刘通说。本报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郁静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伴随玉米大豆及中稻收获进入尾声、南方晚稻收获加速推进,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达96.2%,基本实现丰收到手。今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克服局部地区洪涝干旱等灾害影响,全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新高。种植面积增加,产能基础不断夯实。今年秋粮面积连续第四年增加,预计达13.1亿亩,比上年增加700多万亩。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预计增加1300多万亩,大豆面积连续2年稳定在1.5亿亩以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达到2000万亩,比去年增加500万亩左右。大面积单产提升落地见效。今年我国重点在200个玉米大县、100个大豆大县整建制推进单产提升,耕种管收、地种药肥全环节综合施策,重点推广玉米大豆增密、精准肥水调控和中后期“一喷多促”关键措施。初步测算,300个重点县单产提升对粮食丰收的贡献率达到了73%。目前,各地秋冬种正有序推进。截至11月10日,全国冬小麦完成意向播种面积过九成。其中,西北地区播种基本结束,黄淮海地区九成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过七成半,西南地区过六成。全国冬油菜完成意向播种面积过九成半,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播种基本结束,西南地区过九成。各地积极推广良种良法,持续提高播种质量。近日,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以下简称“CPSE安博会”)和全球数字城市产业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落幕。在6万平方米的数字城市产业展区中,随处可见AI摄像头和AI综合数据分析图,而行业大模型在展会上也出现得更多了。记者采访了解到,AI大模型如今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安防行业则成为AI的“第一着陆点”,丰富的感知设备和数据维度,让这一领域更加成为AI大模型等前沿技术的试验田。而中国企业在智能安防领域的“领跑式发展”,也为安防产品“出海”奠定基础,在AI技术的加持下,安防行业又迎来了一轮革新,将成为民众更好的“隐形守护者”。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冯秋瑜数字孪生、视觉分析:智慧安防营造安全、舒适社区记者在现场采访发现,大到天地传感,小到社区“最后一公里”,在新技术的助力下,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正在加速向“智慧城市”转变,计算机视觉(CV)作为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的应用领域,在人脸识别、视频监控、门禁卡、防盗报警等智慧安防领域率先实现了商业化。“相比于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智慧社区’更加以人为本,以不断满足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为核心,为居民提供更便捷、安全的社区环境,让孩子茁壮成长,让老人尽享天伦。”英特尔中国区物联网及渠道数据中心事业部总经理郭威告诉记者,之前的摄像头只是“看得见”,而智能视频分析系统可以“看得懂”。据了解,智能视觉分析通过对采集社区中的人、车、公共设施等管理对象的视觉数据进行智慧化的数据洞察,实现“入侵”“攀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违停”“乱丢垃圾”“高空抛物”“水域入侵”“占道堆物”等方面的识别需求,在事件发生后,系统能够在3秒内通过AI应用对图像进行识别并判断该事件是否违规,并在5分钟内处置完成,从而营造更智能、安全、舒适的社区和公共环境。“地面沉陷、暴雨成灾、交通拥堵等是城市发展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利用时空大数据建设好基于数字孪生的智慧城市,可以推动城市升级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向记者介绍了

                      知道恐怕会受到重罚。这可是自己眼下最想要的东西。伸夫又翻看了一下就赶快合起书来,真心感谢岛野的好意。八初中生里的明星有两种类型。第一类自然是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如果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连模样也长得帅,那就近乎完美了。而且,如果能以“我没怎么用功”的态度跟所有的同学都轻松交谈的话,那就更受欢迎了。不过,这类明星多为态度严肃认真的孩子,因为老师的评价也很高,所以或许堪称体制派明星。与此不同,学习成绩较差的所谓反体制派中也有明星。他们大都附属于差生团伙和不良少年团伙,是校方加以注意的学生。他们既然标榜为反体制派,就要不分好歹地反驳一切,直言不讳地提出异议并博得喝彩,搞些奇思异想的恶作剧引得同伙们哄堂大笑。其中还有人早已俨然混世魔王,貌似深知男女和世间之事,得到一般同学们的仰视。岛野君正是这种反体制派团伙中的明星。他父亲就曾经是帮派分子,而他自己也是留着大人发型、猫腰驼背,架势就像帮派中的喽啰一样。当然,在那个年代,不管是什么样的不良学生,都不会对老师施加暴力。即使因为做坏事暴露受到训斥,也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吭。在这一点上,当时的落后生或许更善于看场合行事,也显得更有大人样。总而言之,通过接近岛野君,伸夫感到心情振奋起来了。伸夫以前在优等生团伙中也有好几个亲密朋友,而接近不良团伙这还是第一次。而且,对方又是在那个团伙中都被刮目相看的岛野君。在接近岛野君之后,伸夫感到自己突然变得强大起来。虽说如此,他却不想直接加入他们的团伙。就算被他们接纳,以伸夫的膂力和魄力根本不能与之匹敌,倒不如还像上次那样,在岛野考试不会做题时悄悄告诉他,以这种方式助他一臂之力较为妥当。伸夫为自己能给岛野君提供帮助感到高兴。虽说膂力和魄力尚有不足,但在学习方面却多少有些自信。只要从这方面接近岛野君,伸夫既不失体面,也不会被卷入他们的团伙。这且不说,岛野君给他的书确实充满了刺激性。那本书封面只在淡粉色软纸上写着《源平男女盛衰记》,既无作者名称亦无出版社名称。而且书页用的是草纸誊印版,多处还有手绘插图。虽然号称书籍,却是只有三十页的所谓自制手册。可是,书的内容却从开头就充满了性描写,而且从第一页就直接进入男女秘事。虽说封面上写的“源平盛衰记”,可里面却几乎没有历史方面的内容,全都是平清盛[3]以各种方式与朝臣家的公主及戏子发生关系。甚至还有源赖朝、源义经和静御前[4]登场,反复多次地发生淫荡行为。伸夫虽然以前也看过几本黄书,即使标题和目录特别抢眼,但关键的性爱场面却含混不清。与其相比,这本书从男女对话到淫声浪气都描述得十分逼真,充满了冲击力。伸夫回到家里开卷阅读,于是浑身冒汗脑袋发胀,根本无法着手学习。“原来如此啊……”伸夫一口气读完书后发出感叹。男女在做那种事时会说这种枕边话,做这种淫荡事,发出这种尖叫!那些以前只是在想象中考虑的事情突然以天然的色彩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伸夫惊讶不已。“真够刺激呀……”伸夫嘟囔了一句,随即想起了岛野君的面孔。“那小子们总是在看这种书啊……”他们常常在上课时传看书籍,大都是在历史、社会等老师不会指名提问的课堂上,就把那些可疑书本压在课本或笔记本下边偷看。伸夫他们也隐约有所耳闻——那都是特别黄的黄书。不过,那种书绝不会传到一般同学手上,大都是在以岛野君为中心的七八人团伙之间。伸夫虽曾想看那些书却没能说出口,因为如果说出“让我看看”并真的看了的话,就等于加入了他们的团伙。伸夫想看那种书却害怕加入他们的团伙,就在远处望着他们偷偷看书的情景。尽管如此,依然偶然会有团伙之外的人偷看到那种禁书,安井君也是其中之一。他可能是在暗中巧妙地讨好他们,并在上课时偷偷传看。“真够刺激!看着看着脑袋就不对劲儿了,根本听不见教书先生的声音。”安井君难掩兴奋地说道,“看过那个,就觉得街上卖的黄书简直没法儿看了。”安井君明明只是扫了几眼,可说起话来就像成了大人。伸夫只是默默地听着,虽然真想知道具体的内容,可在周围吵吵闹闹的课间休息当中,那种事情就是问了也未必能说得清楚。而且,伸夫看到安井君越来越得意,心里也很窝火。真想有一天不受任何干扰好好地看看……这个希望现在终于得以实现,而且结果比想象中更富于刺激性。那小子们上课时看的就是这种书呀!伸夫刚开始读时浑身血涌上头,别的什么都顾不上考虑了。可他们却边读边嗤嗤偷笑,合起书来还坦然自若地谈论。明明是同龄人,可为什么他们就能坦然自若呢?岛野君的态度更令伸夫惊奇,只有他从未在上课时看过那种书。虽然其他同伙看得入迷,可他却要么若无其事地听老师讲课,要么交抱臂肘打盹。可能是因为他已经看腻了黄书,所以对此几乎不屑一顾。那小子到底是与众不同。伸夫对岛野君那种成年人般的态度钦佩有加,同时对岛野所营造的帮派圈子感到了几分向往和畏惧。九从伸夫上初中的一九四六年到毕业的一九四九年,正是日本处于战后最混乱的时期。粮食匮乏,大米实施配给制,无论去哪里都是凭票供应。流浪汉屯聚街道,车站的长凳总是被他们占据。由于在澡堂里稍好的鞋子和毛衣都会被偷走,所以必须收进衣筐锁在存衣柜里,然后把带皮圈的柜门钥匙套在手腕或脚腕上。街上几乎没有路灯,偶尔在市区装上灯泡,可当天就会被偷走。自行车失窃事件频发也是在这个时期。不过,即使是在如此贫困的环境当中,人们的性欲却不会衰减。不,岂能衰减,在贫穷中崛起时,性的欲望总是更加强烈。伸夫清楚地看到出卖肉体的女子是在上初二的时候。从薄野[5]的繁华街尽头南五条一带向东向西几百米,都可以看到那些女子就站在街边的暗处。在黄昏稍迟时经过那里,就能看见烫了头发、脖间缠着花哨纱巾的女子们倚在路灯下抽着烟招呼过路的男人。据说她们多数都是以占领军为交易对象的娼妇,但好像也有跟日本人做生意的。因为伸夫曾听朋友说,他跟父亲一起路过那里时,父亲还被那些女人叫住过。“在大白天都有人跟占领军亲嘴呢!”依然是消息灵通的安井君如此告知伸夫。伸夫每次听到这些情况,都会禁不住诱惑想去那个有站街女的地方看看。亲嘴到底是怎么搞的?说实在话,伸夫还没有看到过现场实况。听说在外国经常搞这种事情,但他还没跟老外打过交道,而且父母当然也不会当着他的面搞这个。即使伸夫不在场,父母也不可能搞这个。“上次吧,还有个女人在我眼前撩起裙子穿袜子呢!”女人露出光腿穿袜子的姿态实在够刺激。当然,这种程度的动作姐姐似乎也会做,可姐姐的样子看了却不会引起兴奋。“那些娘们儿来回溜达,好像都有自己的地盘呢!”伸夫听安井君这样说,心里就期待他带自己去,可安井君却根本没那个意思。虽说如此,伸夫却不愿主动请求安井君“带我去吧”。学习方面暂且不论,一旦在性方面向对方求教,感觉就像从此拜在了对方门下。如果学习落后还能努力赶上,但性知识落后的人可能一生都抬不起头来。九月底的星期天,伸夫趁上街去了一趟薄野。时间已过五点钟,周围有些昏暗,风有些凉。从站前大街下去,走过五条时行人骤然减少,前方只能看到街角杂货店的灯光和“三和旅馆”的红色霓虹灯。霓虹灯的斜对面是稻荷神社,神灯的火苗在风中摇曳,前面向右拐是在昏暗中延伸的石墙。听安井君说,占领军的“伴伴女郎”就在沿墙路边。可是,好不容易来一趟,却看不到那种打扮的女子。是不是时间太早?伸夫环视周围继续向前,这时右边小巷里出来一个女子。她的头发烫得像蜘蛛窝,肩挎皮包走向站前大街。伸夫目送那个女子远去,后边一辆人力车疾驰而来,又有个女子提着篮子在瑟瑟凉风中缩着肩膀走了。周围普通民居之间似乎坐落着几家旅馆,却不见行人来往,只有秋风穿过夜幕降临的街道。难道安井君说的不是这里吗?伸夫有些扫兴,再次环视周围,却见街角杂煮店旁暗处站着两个女子。其中一个右手夹着香烟,另一个把左脚轻轻蹬在石阶上。在昏暗中也能看到她们涂着浓厚的口红,身穿花哨衣服,显然不是普通女子。两人刚才像是在谈论什么,当伸夫走近时就停下来望着这边。伸夫顿时感到恐惧,随即快步离开她们。径直走了四五十米回头再看,已经不见那两个女子的身影。伸夫怀着一半放松一半被忽悠了的心情朝行人较多的电车大街赶去。说实在话,伸夫并不清楚所谓“卖淫”究竟是怎么回事。看过几本黄书以及厕所涂鸦之后,他明白了男人和女人干的事情,女性身体局部的解剖图也记得很清楚,甚至能随手画出图来。但是,说到在现实当中去找女人买春,他却根本不知道该怎样交涉,在房间里只有两人时该怎么做。即使他知道要把自己那个东西插入女性的下体,但具体步骤却无从知晓。他独自去观望伴伴女郎也只是出于对她们外貌的好奇心,近乎于去动物园观看珍禽异兽。当然,他丝毫不想接近对方。虽说如此,他对受到对方的藐视却有些不满。自己确实还只是个初中生,但至少也该打个招呼吧?可她们却向自己投来充满狐疑的目光,似乎在说一个小屁孩怎么误撞到这种地方来了?虽说如此,可如果她们真的打了招呼,伸夫也许会一溜烟地逃走。因为他仅仅被两个女子盯着看,就会感到后脖颈被抓住一般惶恐不安。伸夫更加佩服能够花钱找那种妖艳女子买春的男人了。自己一看到那种女人就吓得抱头鼠窜,而成年男人真能摁住那种女人满足欲望吗?倘若没有相当的胆量和勇气根本做不到。如果自己真能做那种事情的话,感觉该会有多棒呀!伸夫即使真的看到了伴伴女郎,依然仅仅感到她们都是另一个遥远世界的女性。伸夫即使拥有足够买春的金钱,也是只看一眼就感到满足,憋闷的欲望重又返回孤独而谨慎的自慰世界中去。确实如此,如果是自慰的话就不必那样操心费神,也不必考虑对手如何。只有自慰是不会受到任何人打扰的、仅仅属于自己的世界。但是,从初二那年秋季开始,伸夫对自慰开始产生疑问了。其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做这种事情会使学习成绩下降。这种担心并非刚刚产生,从初识自慰起就存在于大脑的角落里,只是当时被意外的快感冲昏了头脑,无暇思考其善与恶。然而,如今却已不同于当初,最可怕的就是自慰行为带来的昏昏沉沉的虚脱感。当然,在射精的瞬间会产生升天般飘飘欲仙的快感,可到达巅峰之后的抑郁状态却相当严重:突然浑身无力、眼皮沉重,仿佛坠入十八层地狱的空虚感笼罩全身。在昏沉之中感到惶惑不安,好像以前所学的东西全都忘掉,记忆力再也不能恢复。事实上伸夫第二学期的成绩明显开始下降。当然,这也未必能够完全归咎于自慰行为。伸夫在暑期常去游泳场,还帮母亲外出采购粮食,在自家小院里帮着做农活。他对很多事物都产生了兴趣,博览群书、初次观剧,观看职业棒球比赛也相当投入。虽然诸多原因都有关联,但自慰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夜晚,独自在房间里触摸那个部位,学校的事情就变得无关紧要,消失在远方。而且在自慰之后浑身瘫软,需要休息很长时间才能恢复精力开始学习,有时嫌麻烦就直接睡觉了。在这方面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不可小觑,其实在某本书中就载有关于自慰使学习成绩急剧下降的自白文章。岛野君他们学习成绩较差或许就是因为自慰过度……伸夫还有一个担心——过度玩弄会使阴茎发育迟缓。伸夫还没跟同学们比过,在小学低年级时做的那些事情暂且不提,上初中后就不能再搞那种儿戏了。不过,在澡堂和游泳场的更衣室里,他却偷看过同龄伙伴的那个物件。乍看上去自己的似乎跟他们没什么两样,虽然不大也不算太小,也就跟普通人一样。但是,根据某本书中介绍,男性最重要的是勃起时大小如何,跟平时的状态没太大关系。还有一本书中介绍,把明信片卷起的状态就是日本人阴茎的标准尺寸。伸夫重新观察自己裆间翘起的物件。看样子并没有明信片卷起来那么大,毕竟现在还是初中生。再过四五年高中毕业时,应该能够达到标准。不过,另有书中介绍“太早过度自慰对阴茎发育不好”。这是真的吗?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早熟的岛野君他们就应该都比较小。但是,伸夫认为他们的并不算小。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他们的同伙相原等人曾夸口说“因为太大碍事还得用兜裆布勒紧”。难道这些记述都是为了劝阻自慰行为?就像小时候有人想阻止就吓唬说“刚吃完饭就躺下会变成牛”一样。但尽管如此,写那种事仅仅是为了劝阻吗?虽说是黄书,却也是较为正统的《夫妻生活》花边新闻,所以未必是虚构。如果它不再长大该如何是好?想到这里,伸夫愈发忧心忡忡了。尽管在现实当中不可能与女性发生关系,但伸夫还是希望长得更大些。这个愿望并非现在刚刚产生,懂事之后的男孩应该都有。不过,那个部位的体毛发育却并不迟缓……近来去澡堂时就会看见同学们都开始捂着下体,从更衣室到浴池、从浴池出来坐在池边都一定要用汗巾捂住下体。这既有阴茎长大的原因,更是由于阴毛也开始长出。在自己那个部位长出体毛之后,少年不知何故会产生既骄傲又害羞的奇妙感觉。在切实感到自己由此终于接近成年人的同时,又觉得那个部位变得猥亵不堪。“哎,你那儿长出来了吧?”在一个月之前,安井君曾经这样问过。当时,伸夫只是含糊地点了点头。虽然他想明确回答“长啦”,又觉得安井君接下来会说“那就让我看看”。他还感到突然问起长毛的安井君总爱暴露别人的弱点,心里便有些不快。“岛野君吧,说他那儿已经漆黑一片了。”“你真的看见了?”“是相原君说的,所以不会有错儿!”伸夫想起当时的对话就独自点了点头。果然是早摆弄的家伙长毛也早……尽管比不上岛野君,但伸夫长毛的时间与常人相仿,所以他那个物件的大小或许也与常人相仿。伸夫如此安慰自己,但仍未完全放下心来。“再不能做那种事儿了!”伸夫在心中告诫自己,却几乎没有信心严格实行。十初中时代给伸夫心中留下了几段性的回忆。那些事在当时还模糊不清,并不觉得具有什么意义,仅仅感到有些奇怪,因此没有产生过深入思索的冲动。然而,心中感到奇怪却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而且长期留在记忆当中。所以,从这一点来看,那些事本身确实印象深刻。明确地讲,那个时期伸夫非常胆小。家里房子本来并不很大,可他晚上却不敢独自去厕所。另外,在冬天傍晚独自留守家中时也会忐忑不安,感到会被雪的魔力抓走。他白天在学校里跟同学们撒欢闹腾,看上去实在想象不出一到晚上就会如此怯懦。母亲常常叱骂他说“亏你还是个男孩子……”。确实如此,在大四岁的姐姐和小七岁的弟弟眼里,他简直太软弱了。可是,在那个时期伸夫脑袋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可怕东西。例如,他在夏祭期间去杂耍戏棚看到了地狱图画和妖怪,在书中读到了鬼故事,听大人和同学们讲了奇怪现象,还有对死亡世界的胡思乱想……林林总总交织重叠。当伸夫晚上进被窝之后,它们就像养熟的小兽般悄悄来到枕边。小弟之所以能满不在乎地自己去厕所,是因为他年纪还小真不知道那些惊悚故事。而姐姐似乎由于女性所特有的迟钝,对惊悚故事不屑一顾。可是,伸夫在上初中后见闻骤增,也随之听到了很多惊悚故事。而且,他一旦听过便轻易不会忘掉,还会从中展开更加恐怖的想象翅膀。明明胆小却越想看更可怕的东西,于是变得越来越胆小。伸夫记得,当时听说有的家庭全家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他还感到特别羡慕。因为如果大家睡在一起,即使深夜有强盗潜入也不会害怕。而且厕所离得很

                      措中逐步地完善着,比如从太湖、灵壁运来的石头摆在了艮岳的四周;石旁植有蟠木瘿藤老树异花,随山势曲折蜿蜒,凿石成路,从山脚直到峰顶,号为朝天磴;主峰外小山都是堆土垒石而成,峰凌如削,飘然有出尘云鹤之姿,名为飞来峰。植梅最多处名梅岭,种丹杏最多处叫杏岫;增土垒石,中间留隙穴栽黄杨的山坡叫黄杨岭;于山崖险处种丁香,称为丁香嶂;以红石砌山其下种椒兰,名为椒崖;在山之尾部增土成坡,植柏树万株,枝干柔密,搓之不断,树叶结成幢盖、鸾鹤、蛟龙之样,命名为龙柏坡。沿艮岳西行,栽竹成林,林外用清一色的紫色石堆积成山,山北放置一蓄水柜,山顶凿挖深池,每当赵佶前来游玩,命水工在山巅放水,形成瀑布,命名为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凡此种种,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有了这些仍然不够。景物虽美,都是死物,必须要有灵禽瑞兽点缀,才能变成人间仙境。于是,找来一位驯兽名人叫薛翁,这老儿每天用大量珍贵饲料和艮岳中的禽鸟走兽套近乎,一个多月以后,鸟儿们熟了,他一叫就来,赶都不走。这时,可以请赵佶来观赏了。当赵佶来时,一声清啸万羽腾空,环绕在皇帝车驾周围,仿佛万鸟朝凤。从此,这里叫做来仪所。这时,又有能人巧匠把众多的油绢做成绢囊,加水润湿,挂在山崖之间。这样,每天早晨的晨露纤云都浸入其中,附于绢囊之上。当赵佶再来,一齐把绢囊打开,顿时雾气氤氲朦胧生花,十步之外山崖隐现,百步之内不辨从人,在若隐若现之间登艮岳,仿佛进入仙界,非复人间之境也。如此享乐,尚人间否?尚有憾乎?答曰有,至此境地仍然是外部享受,身外之趣而已,作为顶级的欣赏家,终极的艺术追求者,赵佶怎么会满足呢?有道是艺术的终极是宗教,他开始转而追求心灵方寸间的神秘了。第八章神仙大卖场有一首诗把人类的追求层次从低到高地排列了一遍,从无例外,古今中外,只要是人,都坠入其中,无从逃避。它很著名,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得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人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时来运转做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四海万国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洞宾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做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起,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还嫌低。玉皇大帝让他做,定嫌天宫不华丽。以这首诗为准,赵佶在短短不到十年之间,就跃升到了最后一步的关口上。他想要成仙,想要超凡,想要脱离低级趣味了。那么,只能从宗教入手,可是宗教太多了,时光长河流淌到宋朝时,出现在东亚大陆上的宗教各式各样,连传说中的波斯拜火教都查有实据。选哪个呢?自然是道教,赵佶的曾曾祖父真宗赵恒信的是什么,曾经怎样信过,有这种光辉先例,赵佶还用从头思考吗?何况,他本人亲眼目睹过道士的神奇。那是位道士中的领袖,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大人在哲宗时期进京大显神通,为当时的皇后孟氏取出了误吞入喉的绣花针。这是很尖端的外科手术嘛。另一件事就非常惊人了,据说有一天刘宗师默默无言,一动不动,皇帝派人召见也跟没听见一样。当他终于起身,到赵佶面前后,赵佶问他:“搞什么,这么久才来?”刘宗师说:“刚才上天散步去了,本来很快就回来,可是正看到南天门外放春榜,榜上是明年开科考中的贵人名单。俺多看了一会儿,所以来迟了。”赵佶问:“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好,写下来,藏进这只小盒子里,明年放榜见分晓。”第二年春榜发放,金殿唱名,前两位是蔡、柯棐。打开刘宗师的小盒子,发现里边有张纸,上边写着“二草二木”。全都没话说了,完全正确。由此,刘宗师的地位确立,道教的灵验无可置疑。接下来,赵佶也变得灵异了。他先是做了一个梦,梦中扶摇九天,登上了一处仙宫。里边的神仙告诉他,“汝以宿命,当兴吾教。”该神仙做道士打扮。赵佶把这个梦郑重地告诉了身边的大臣,大臣们心领神会,向下边层层通知。可是效果不大好,没多少人震惊。事后想来,很可能是因为没有旁观者,他自己做了个梦,再单独向大臣们宣扬,可信度不高。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规模太小了,经过真宗造神运动的宋朝人免疫力太高,导致无动于衷。怎么办呢?聪明的赵佶想了想,什么都没再说,也没再做什么,直到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的十一月,某天按惯例他要盛装出行,去圜丘祭天。当天仪卫盛大,臣子俱全,赵佶乘玉辂出南薰门,奔圜丘。刚刚出城,赵佶忽然遥指前方,问身边一个年轻人:“蔡爱卿,你看玉律园之东若有楼台重重,是何处也?”蔡,是著名的小蔡。蔡京的长子蔡攸。蔡京有很多儿子,蔡攸是很特别的,他并不是走老爹的门路才搭上了皇帝,在赵佶还是皇子时,他就博得了未来皇帝的好感。当年赵佶出宫,经常会遇到一个比他大两三岁的青年。那青年见到他之后会立即下马,拱手立在一边。久而久之,赵佶问这是何人,左右回答说这是蔡承旨的公子。蔡攸之名,就在此刻进入赵佶的心里,算是半个贫贱之交。这时,小蔡心领神会,回答说:“臣看见了,云间的确有楼台隐隐数重,仔细再看,它们都离地有数十丈高。”“是吗?爱卿你视力很好,还看到了什么,有人物吗?”“有,有道教的童子举着幡幢节盖,保持队形在云间行走出没,臣能看见他们的眉目神情,历历如在眼前。”四周大臣侍卫们听了,齐声高呼万岁,神仙真的下凡了,只是我们太蠢,只有皇帝和蔡攸有仙缘,所以才看见。于是,赵佶在这里修建了道观,取名“迎真”,并作《天真降灵示现记》。从这时起,宋朝再一次刮起了全国性的道教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道教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成为中国正朔朝代里唯一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赵佶就是那个合一体。首先他是皇帝,可他宣称除了神宗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爹。该爹是玉皇大帝,简称上帝。他是上帝的元子,即长子。在天上的官儿叫神霄帝君,因为爱中原这片土地,在天上往下看时,发现茫茫大地上全是光头,即佛教信徒,心里实在有气,才主动要求降生下来,拯救黎民百姓。在他的嘴里,佛教叫“金狄之教”。金,五行中西方属金,这是方向感,指向了天竺古印度;狄,夷狄外族,带有鄙视性,源于中央华美之族的优越感。堂堂中华贵嗣,怎能剃光了头,向异族的神灵膜拜?简直是数典忘祖!于是,赵佶以教主加皇帝的合一体身份,给道教信徒加持了若干光环。先是要学习,赵佶要求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挖掘道教知识遗产,谁能上缴孤本、珍品的道教典籍,立即升官发财。典籍由官方指定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最后合成一部万寿道藏。据传说,《九阴真经》就是这次抢救典籍运动中的副产品……接着还是要学习。宋朝的州学、太学等各级学府从此多加了一门科目,大经,或者小经。学子们任选一经,仔细钻研,学好了有奖。大经,指《黄帝内经》《道德经》;小经指《庄子》《列子》。学习中,道士们发达了。他们有了身份,从低到高分二十六阶,品级和朝中士大夫官阶相等。有阶即有权,他们见到官员时,可以不必施礼,不必俯首。这就不只是分庭抗礼了,简直是出乎其上。有权即有钱。道士们在全国各地大修神霄宫,宫观使不再由官员们兼职,都由教中兄弟们担任,于是宫观职的丰厚工资都成了自留田。最后是一项终极特权。无论谁犯了什么罪,除了反宋反赵反人类,只要加入道教,立即恢复名誉,重新做人。在这个过程里,和尚们倒足了大霉。先是名字改了,和尚叫德士,佛叫金仙,菩萨叫仙人,罗汉叫无漏,金刚叫力士,僧伽叫修善。接着住的地方没了。各地要盖神霄宫,官方的说法是由各地的道观改修,可在实际操作时,有二十六阶官身在手的道士们笑嘻嘻地拦住了装修工程队。何必奢侈浪费呢,屋子还是原来的屋子,再怎么修能搞出什么花样?你们到四周转转,实地测量一下,找到最大的那座佛寺,把里边的和尚赶走,在那儿改建神霄宫……再有就是原来的衣服穿不得了。赵佶说过,他在天上时就看着地上密密麻麻的光头来气,连带着袈裟、法冠、锡杖等东西也不顺眼。这些都要改。改成半道士模样。头上要戴星冠,但不许有日月星辰图案,只是一顶乌沉沉的帽子。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用根带子勒在脖子上。可帽子下边就没法处理了。正牌的星冠下边是冠巾,配着道士们飘逸的长发,显得潇洒漂亮。可和尚是光头啊,这怎么搞?和尚们有办法,他们戴上了假发。在假发上梳成发髻别上簪子,离远了看非常和谐,没一点破绽。以上种种,只是常规设施,在民间、官场的层面上实施。怎么说呢,一句话,都是给凡人们定的规矩。人之上有神,在凡间之上的境界里,才是赵佶所追求的真正目标。当年的法令公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挟阴阳卜祝及诡怪诞妄之术,得先生处士之名,官视正郎,恩数越于道流。”也就是说,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的待遇比官员要高,比普通的道士要高。高到什么程度,以最高的那个人在京城的遭遇为例说明。说到神仙、特异功能,现代社会应该不陌生。中华大地上曾经雨前蚂蚁一样涌现出了无数的特异人士,他们能隔空发功给人治病,可以聚众开会引发气场,全体与会人员一起又哭又笑且歌且舞,更可以透过近百米的河水看见河床上的一只罐头瓶子。如此等等,让人大开眼界,觉得身为人类真是荣耀,的确是万物之灵。但翻看宋史之后,你就会发现,时隔近千年,各项神奇功能不仅没有发展,居然还倒退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灵异的时代。根据记载,只有先秦、始皇、汉武等几个极特殊的时代才能超过它。但精确计算的话,上面这些还各有不足。与宋朝相比,先秦时代各种传说、诸般神奇的确更炫目,但史料不精确,基本上没有证据;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寻找仙方,派人渡海,看着很壮举,但境界实在太低。长生,本就是仙法中最低等、最初步的层次。秦始皇找仙方,被方士嘲笑,气得大开杀戒;渡海找蓬莱岛,结果人员一去不复还,搞出了个疑似徐福传人的日本国……至于汉武,他在这方面是微缩版的始皇,嬴政大哥干过的他都干了一遍,在他身后西汉还能再挺几代人,算是相当不简单了。之后连唐朝都算上,统统没有宋朝的神仙风光。在赵佶的时代里,各路货色应有尽有,说哪一种,都有代表人物。预言类,有前面说过的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曾经预言第二年春榜的前两名名字。这很帅,但很儿科,灵异界人士都能说点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事,其中跨度最远、预言最准的一个,叫张虚白。张虚白掌管太一宫,官太虚大夫、金门羽客。他的宫里由赵佶亲自下令增设宏道、真学、会宾、隐真四堂。又造庵堂、小轩,名字都由赵佶亲笔题写。是什么让赵佶这样看重他呢,因为他经常喝酒。张虚白是典型的酒后吐真言的人,每当喝醉,他都会突然卧倒,躺在赵佶的大腿上,喃喃自语,说一些云山雾罩的话。这些话,在某些天之后都会应验。更有甚者,某一时刻他一高兴,会直接说在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极其罕见了,要知道就连大名鼎鼎的《推背图》《烧饼歌》或者外国灵异界杰出人士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也都是用图片、用诗歌等暗语晦涩地暗示一下将来而已。谁也不能准确地说,哪一天发生什么事,并且百分之一百准确。但张虚白做到了。他最经典的一次预言是多年以后,辽国崩溃的消息传进开封,金国人宣称抓住了辽国皇帝耶律延禧。这时赵佶问张虚白:“这事儿真假,你怎么看?”张虚白当时正巧喝醉了,他躺在赵佶的大腿上,缓缓地说:“天祚帝在海上筑宫室等待陛下,已经很久了。”这句话让周围的大臣集体出汗,耶律延禧是亡国之君、阶下之囚,而赵佶当时刚刚获得宋朝历代皇帝最高成就奖,达到的高度连开国之君赵匡胤都比不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张虚白居然把这样的皇帝预言成第二个耶律延禧,还有比这更大逆不道的吗?简直是恶毒的诅咒!换谁都得把这妖人踢出去,不砍头也毒打一顿,去去晦气。可赵佶只是一笑,他拍拍张虚白的后背,说:“张胡,你又醉了。”多年以后,历史证明了张虚白的预言是否正确。在唐朝时,有过一段神仙佳话,唐明皇李隆基失去杨贵妃之后非常想念,找来方士去寻找,哪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找到杨贵妃的踪迹。这位方士很神勇,他不仅在海外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还带回来了一些当年李、杨两人的私密话语,让当事人无法怀疑。很牛吧,宋朝也有,而且更上层楼。濮州(今山东鄄城县西南临濮集)人王老志,本是个地方小官,后来弃官学道,神仙得不得了。在山东老家时有人找他麻烦,结果突然间脚下陷了一个深坑。坑底里露出了斗大的鳞甲,吓得前来找麻烦的人掉头就跑。跑出五里后,头顶上雷霆剧震雨雹俱下。他能随时操纵人间祸福了。王老志进京之后,刚巧赶上赵佶的爱妃刘氏病死了,赵佶悲伤之余请他进宫,询问刘贵妃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情况。王老志说,刘贵妃是天上的紫虚元君,现在已经魂归道山,重修正果,但通过他,赵佶能和刘贵妃对话。赵佶将信将疑。另一位贵妃乔氏问,自己曾和刘氏很好,现在刘氏还想她吗?王老志没说话,他拿出了一封信。这封信里写的居然是一年前乔、刘两人和赵佶在一起时说的私房话!豫章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人王仔昔是个全能型神仙,号称无所不能。据记载,赵佶时代某年非常罕见地干旱了。这不是乱讲,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天气也一样的特异。中华大地上,风调雨顺了好多年,全国出产丰富,五谷丰登。这次罕见的干旱让赵佶不爽,决定派重量级选手一次搞定,在灾祸的苗头初发时就摁死它。于是,王仔昔出场,为了隆重气氛,赵佶御赐了一张黄纸,以便王神仙画符。那一天万众瞩目,王神仙提起朱砂笔来,笔走龙蛇在黄纸上画了一道小符,却没按正常程序当场烧掉,和上天的神仙沟通。他突然转过了头,向旁边送纸来的御使说:“把符拿走,放水里煮开了洗。”“啊?”御使蒙了,神仙在说什么,这是祈雨好吧,又不是熬汤喝!他拒不接受,说:“皇上要你祈雨,你这么搞全拧了!”王神仙却大怒,厉声喝道:“少废话,马上拿去!”于是,御使只好持去。符送到了赵佶的面前,徽宗陛下在迷茫中突然灵光一闪,进而冷汗直流。他一边派人把符扔进水里烧开,一边叫来了一个爱妃。该爱妃正害红眼病,看着跟兔子似的,多少御医都治不好。等符水烧开之后,洗了一会儿,居然立即痊愈。什么是神仙,这才是神仙。能体谅领导辛苦,为领导着想的,才是真正有用的神仙!王仔昔改善了赵佶的生活,这很可贵,但终究不算太难能。因为治病救人、未卜先知,都是神仙的初段本领,下面出场的这位才是神仙里的上层人物。修道者以虚御实,万事皆空,逐渐修炼下去,能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这是中华道教的普及型纲领,在这之上,每个时代总有些修道界里的个别人物搞特殊。他们信奉的是“修而优则反”。这实在是没办法,就像手里抓着一大麻袋的金元宝,要是不花出去,实在让人心痒痒。这些金元宝,就是世俗凡间的人心。修道达到一定层次,总会有大量的信徒。信徒,是最忠实的追随者,就算在无神论成为主流的现代,都不断有人被蛊惑,何况是封建时代?于是,教徒多了,难免不造反。如汉朝的张角,清朝的洪秀全。这类人物在赵佶

                      殴美男男gayxxxx己能力有限,无法达到朝廷要求的标准。但是皇帝李儇也明白无论是谁来干,也不能够马上收拾烂摊子,所以对杨岩的辞职申请不予批准。后世的胡三省在读《资治通鉴》关于上述的相关记载后,发出了十足的感叹,认为追求高官厚禄是人的本能,但是唐朝末年居然出现有不愿意做官者,从中可以看出大唐帝国已经是濒临衰亡。当朝廷内部一片焦头烂额之时,除了黄巢在全国大范围的流动作战外,江南地区尚有王仙芝战败身死前就已经分离出来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一支由王重隐率领,于当年二月攻下饶州(今江西鄱阳),四月攻下洪州(今江西南昌),迫使江西观察使高湘出逃。另一支由曹师雄率领,四月间活跃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一带。皇帝李儇只得又改令让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援救宣、润二州,黄巢得到消息后,一方面看到东都洛阳的唐军守卫森严,不愿意采取强攻进而耗损实力;另一方面也想与江南义军互相配合作战,于是黄巢作出决定,引兵从和州、宣州之间渡江南下,进入宣州境内继续对抗官军。曾元裕为了援救宣州,派部将王涓带领先锋军日行百里率先赶至南陵(今安徽南陵),可是在那里突遇黄巢大军,王涓猝不及防战败身死。次日曾元裕领兵赶到,只得收拾王涓的残兵四五千人进入宣州守卫。黄巢渡江后,相继攻克虔州(今江西上饶)、信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和饶州,不过当时黄巢、王重隐、曹师雄三支人马始终没有直接联系和配合作战,依旧是各自为战。不久,王重隐陷入官军包围战败身死,曹师雄在进攻湖州(今浙江吴兴)时被镇海军节度使裴璩击败身死,两支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使得朝廷可以集中力量对付黄巢大军。王重隐和曹师雄的失败,使得黄巢本来转战江南的战略意图瞬间落空。但此时江北的官军防务做得十分严密,黄巢渡江北上实属不易,于是他决定继续向东南方向推进,将进攻中心转向朝廷赋税的供给之地浙东地区。乾符五年(878年)八月,黄巢进逼杭州,并转攻越州。早在六月间,朝廷就看到两浙地区因为黄巢大兵压境而导致局势万分紧张,为了加强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朝廷将高骈调任镇海节度使。高骈到任后派部将张麟、梁绩在越州附近击败黄巢的部分起义军,成功收编其部将秦彦、毕师铎等数十人。为了避开高骈大军的锋芒,黄巢带领大军从越州向南撤退,准备由浙东地区取海路进入福建,但一时间找不到足够的船只,便开山七百里,由陆路进入了福建地区。进入福建后,黄巢兵分两路,他亲率主力人马由今浦城、崇安、建瓯、南平进军福州,另一路人马由今浦城东向政和、福安、霞浦攻取福州。十二月,两路大军在福州城下会和,时任福州观察使的韦岫见黄巢军势大,慌忙弃城而逃。黄巢成功进占福州,稍事休整后,继续采取流动作战方针,于乾符六年(879年)春向岭南进军,五月间包围岭南重镇广州。不过,由于常年流动作战,导致大军疲惫不堪,黄巢的军队需要休养,所以他没有立即发动对广州的进攻,而是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为大军腾出休养的时间。为此,他送信给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让李迢代他向朝廷请降,并求广州节度使的官衔,作为请降的条件。皇帝李儇接到李迢的奏报后,召集朝臣们进行商议,朝廷上下再次展开一场辩论。以宰相郑畋为代表的官员,主张可以暂时同意黄巢的条件,以收到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黄巢起义的效果。而且郑畋认为黄巢起义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而且国家久不用兵,将士对战争的概念十分模糊,进而导致各路人马不能协同作战,所以不如同意黄巢的请降,这样可以免去用兵的诸多麻烦。只要遇到丰收之年,那些起义军的中的农民一定会思念故土,一旦其部众离散,黄巢就只能束手就擒,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恐怕很难平息这场祸乱。郑畋的意见当时得到众多朝臣的认可,但是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则明确表示反对,相比于郑畋,卢携的反对则是出于私利。高骈移镇浙西地区就是卢携的主张,在黄巢攻占福建之后,卢携又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想让高骈立下奇功,自己能在朝廷实现大权独揽。所以卢携反对招抚,主张继续进剿黄巢,他认为,高骈将略无双,他辖下的淮军战斗力很强,剿灭黄巢不算个事儿,目前情况下不应该让黄巢看出朝廷有胆怯之心,这样会涣散军心。为了彻底激怒黄巢,卢携在朝堂之上玩了个花招,他建议授予黄巢“率府帅”的官职。这种官职是明显的闲散官职,他试图通过这种做法,为自己主张继续镇压黄巢找到借口。而且时任左仆射的于倧也认为,广州地区有海上贸易的厚利,一旦被黄巢占据,可能会严重减少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也不同意授予黄巢广州节度使之职。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反叛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之所以召集朝臣商议如何应对黄巢请降一事,是因为黄巢实在势大。当他听到卢携如此信心满满后,他便采纳卢携的意见,诏令高骈继续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皇帝李儇倾向于卢携,让郑畋十分不满,而且对于卢携保举高骈,郑畋也是一直郁闷不已。因此在和卢携草拟诏书时,郑畋实在忍无可忍,禁不住对卢携破口大骂:“高骈贻误战机,想以战养战,根本无意剿灭黄巢,你想依靠他用兵,后果将是不堪想象。”郑畋一上来就为卢携来了个下马威,直接挑明了卢携的用意所在,而卢携似乎早有准备,也丝毫不示弱地反击道:“这是陛下做出的决定,你郑畋凭什么对我喊?”卢携说完拂袖而起,袖子甚至沾上了砚台的墨迹,气得他一把将砚台摔到地上。眼见双方剑拔弩张,在场的其他朝官立即将两个人拉开。皇帝李儇得知后,认为身为朝廷宰相,郑、卢二人犹如市井之人争吵,实在有失体面,于是一怒之下将两个人贬往东都洛阳。不过,对于这件事儿,史书还有一种记载,说卢携与郑畋争吵对骂时,卢携将砚台扔向郑畋,时人笑传为“宰相斗击”。经过一番争论,朝廷最终决定继续对黄巢用兵。而这段时间里,黄巢也得到了休养的机会,所以当朝廷决定继续进剿时,黄巢也已经完成休养准备继续作战。在接到李迢送来的皇帝李儇的诏书后,黄巢冷笑了一番,然后将诏书撕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里不是目的地!”乾符六年(879年)六月,黄巢大军急攻广州,活捉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随后又占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当时黄巢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文告,痛斥朝廷的腐败,指责诸多朝臣与宦官贿赂勾结,以及科举考试主考官徇私舞弊,导致人才埋没的弊政,就连当时朝廷的史官也不得不承认黄巢所言“皆当时极弊”。在岭南一番征战之后,正像黄巢自己所说的那样,岭南绝非其目的地所在,在黄巢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立下的誓言,那就是“冲天香阵透长安”。进兵河洛黄巢在岭南不断攻城略地,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朝廷可谓是忧喜交加。忧的是岭南本是朝廷兵力薄弱之处,黄巢大军兵锋在那里所向无敌;喜的是黄巢大军毕竟远离了富庶的江淮地区,对京城长安的威胁更加遥远。因此朝廷决定将黄巢防堵在岭南,不让其继续北上,并为此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乾符六年(879年)四月,宰相王铎毛遂自荐,主动向皇帝李儇申请统率诸军出江陵地区平定黄巢。于是,李儇任命他为荆南节度副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当时荆南(治所湖北江陵)号称重镇,当年颜真卿评价该地区是“荆南巨镇,汉江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所以王铎出镇江陵是企图利用长江天险阻止黄巢大军沿荆、襄北上。与此同时,王铎奏请任命泰宁节度使李系为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率领精兵五万及当地军队屯驻潭州(今湖南长沙),以扼守秦岭以北之路阻止黄巢北上。八月,高骈向朝廷提出一份出兵攻打黄巢的建议,高骈的计划是让部将张麟领兵五千屯驻株洲(今湖南株洲),扼守住西路;兵马留后王重任领兵八千于循州(今广东惠州)、潮州(今广东潮县)拦阻,自己则领兵自大庚岭进攻广州。除此之外,高骈海建议朝廷让王铎带领本部兵马三万人于梧州(今广西梧州)、桂州、昭州(今广西平乐)、永州(今湖南零陵)拒险以守;邕管军五千屯驻端州(今广东肇庆),防止黄巢从广州逃遁。然而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认为,高骈的计划虽然犹如一张大网牢牢将黄巢罩住,但由于朝廷财力匮乏,支持战线拉得过长,难度颇大,所以没有批准高骈的计划。当时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目的是想首先将黄巢困在岭南地区,然后再将其一点点地消灭,但这只是朝廷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黄巢在乾符六年(879年)已经发布文告宣布要打进长安,这表明黄巢不甘于仅在岭南一带活动,而且其内部多是北方人,不服岭南地区的水土,当时黄巢大军因为水土不服者已经开始出现士兵死亡事件。因此乾符六年(879年)十月,黄巢决定冲破岭南地区,开始发动直捣长安的战争。黄巢一开始行动,朝廷布置的防线就漏洞百出。先是李系在潭州一带遇到黄巢大军一触即溃,当时身为平叛副都统的李系带领精兵五万,加上当地的军队号称有十万之众,而黄巢从桂州编造数十只大竹筏,乘水涨流急沿湘江而下,经过永州、衡州(今湖南衡阳),于当年十月二十七日抵达潭州城下。李系是名将李晟的曾孙,可是虽然出自将门,才能却和他曾祖李晟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史书评价他是“无将略,微有口才,军政不理”,是个赵括类型的纸上谈兵式的人物。或许王铎正是看中李系的口才,所以将精兵交由其指挥,但战场上的事不是靠一张嘴就能解决问题的。眼见黄巢大军前来进攻,李系龟缩城中不敢出战。黄巢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攻陷潭州,官军伤亡惨重,尸体沿着江面顺流漂走。李系早在城破之前,便带着亲信逃往朗州(今湖南常德)。攻下潭州后,黄巢让部将尚让领兵,号称五十万大军向江陵进军。王铎虽然主动向皇帝李儇自告奋勇请战,但事实上打仗不是其擅长,而且王铎赴任时带了大量的姬妾前往,更像是游山玩水,而不是拼死疆场。对于这一点,《太平广记》曾经记载过一则笑话,说王铎带着姬妾赴任,其正妻十分嫉妒,忽然一天有人奏报王铎说夫人离京也即将来到江陵。王铎十分震惊,对手下人说:黄巢自南而来,夫人自北而来,这叫我怎么生存啊?手下人调侃他说,不如投降黄巢,王铎听完后也是大笑不已。这则记载虽然可以当作笑话去看,但至少可以看出当时官军是个什么状况,不仅军纪不严,就连主将也是心不在焉。当时从各地调往江陵的人马尚未到齐,江陵守军不满万人,王铎听到李系兵败,黄巢大军乘胜进兵江陵,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让部将刘汉宏留守江陵,自己借口要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会师,率众逃往四百多里外的襄阳。不过刘宏汉也不肯当替死鬼,王铎刚一出城,他便纵兵大肆劫掠江陵,然后领兵率众北归。而江陵城中百姓被迫四处逃亡,当时正值天降大雪,百姓的凄惨景象让人惨不忍睹。当时对于官军在潭州和江陵的失败,诗人韦庄在其诗作《又闻湖南荆渚相次陷没》一诗中描写道:几时闻唱凯旋歌,处处屯兵未倒戈。天子只凭红旆壮,将军空恃紫髯多。尸填汉水连荆阜,血染湘云接楚波。莫问流离南越事,战余空有旧山河。王铎和刘宏汉相继逃离后,黄巢半个月后才抵达江陵,他们完全有时间加强对江陵的防务。江陵是岭南通往关中地区的要道,其失守意味着黄巢打通了进兵关中的通道,而后黄巢由江陵北进,准备攻取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驻襄阳南边二百七十多里的荆门(今湖北荆门)准备拦截。十一月二十二日,刘巨容带领精兵埋伏于丛林之中,曹全晸带领轻骑兵向黄巢挑战。当时黄巢接连取胜,产生轻敌之心,于是带领人马追击曹全晸,见义军出战后,曹全晸佯败退走,将义军引到刘巨容埋伏的丛林中内,而后刘巨容领兵杀出,一举打败黄巢,并一路追击到江陵,黄巢这一战损失十七万人马,被迫收拾余众渡江东逃。当时有人建议刘巨容乘胜渡江对黄巢穷追猛打,但刘巨容和先前的宋威想法一样,认为如果剿灭了黄巢,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是自己,所以放弃了追击黄巢。刘巨容和宋威都生出这种想法,可谓是“心有灵犀”,这再次表明由于朝廷政治昏暗腐败,内部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对待黄巢农民起义的态度上各怀心志,步调难以统一。曹全晸领兵渡江追击一阵,听到朝廷以泰宁军都将段彦谟取代他为江西招讨使后,也闷闷不乐地退兵回来。刘、曹二人的举动无疑有利于黄巢从战败的挫折中恢复过来,《资治通鉴》评价说:“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可以说,江陵之战其实是朝廷剿灭黄巢的绝好机会,可惜因为朝廷内部的矛盾,最终导致黄巢再次崛起。而皇帝李儇和朝臣们一定想不到,黄巢的这次重新崛起,居然会使他们犹如丧家之犬,逃离长安。由于朝廷未能有效地阻挡黄巢北上,乾符六年(879年)十二月,皇帝李儇鉴于王铎临战逃遁,致使江陵地区不战自乱,贬其为太子宾客出守东都洛阳。同时经过与朝臣们的商议后,他认为高骈多次击败过黄巢,而高骈移镇江南是宰相卢携举荐,所以重新起用卢携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重新将其召回宰相班子。卢携执政后立即将王铎、郑畋任命的关东节度使撤换掉,并于广明元年(880年)三月推举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使他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军事统帅。对于曾经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高骈,现在又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统帅。他深知这一次责任更加重大,所以他一上任立即传檄征调各道之兵,另外在当地广为招募,很快就在淮南聚集了七万人马,在经过周密的部署后,他立即派部将张璘渡江进攻黄巢,一时间高骈司户成为摇摇欲坠的朝廷的支柱(“朝廷深倚之”)。张璘渡江后一度颇为顺手,先是收降了黄巢的义军将领李罕之、王重霸等人,然后成功收复饶州,又收降义军将领常宏及其数万之众,进而又在大云仓击败黄巢,迫使黄巢移军信州。刚刚移军信州,黄巢人马便遭到了瘟疫的侵袭,加上张琳在江边咄咄逼人的态势,形势对黄巢十分不利。于是为了赢得休整的机会,黄巢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先是以重金贿赂张璘,缓解其攻势,然后写信给高骈表示愿意归降。而高骈则和他的前几任统帅一样,认为黄巢在其强力镇压之下,已经陷入绝境,于是答应黄巢的请降。当时昭义、武宁、义武等镇的人马已经抵达淮南,高骈内心不想让其他镇人马夺了平定黄巢起义的功劳,于是上疏皇帝李儇,请求让诸道人马回归本镇。由于朝廷对高骈的绝对信任,以及很长时间以来官军纷纷虚报战果,卢携带领百官不断向皇帝李儇进贺,导致皇帝李儇误认为平定黄巢指日可待,于是同意了高骈的建议,让诸道人马撤回本镇。黄巢得知诸道兵马已经返回本镇,于是立即重新发动攻势,突袭张璘,成功将其杀死。而后黄巢乘胜分兵攻克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和宣州,进抵长江南岸。七月,黄巢又率军从采石(今安徽当涂)飞渡长江天险,直抵淮南,并包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锋甚锐,号称十五万之众。黄巢一路所向披靡,让高骈十分震惊,他终于明白黄巢是个比庞勋更加厉害和诡道的角色。此时高骈虽然坐镇扬州,麾下尚有精兵十余万,但他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避过黄巢大军的锋芒,不与其展开大规模作战。一来部将张璘战死对高骈是个沉重的打击,使高骈一时间产生畏战情绪;二来他怨恨朝廷中如郑畋等人对自己曾经有非议,怀着幸灾乐祸之心,想让起义军纵横河洛地区,让朝廷感受到

                      虽然这些情况尚未得到验证,政府的公报对已掌握的数据进行了处理,结果强调,现在已明显地接近最终解决的转折点,从该病的病原学发展上看,发病率有趋于减弱的迹象。一位电视评论员用了个恰当的比喻,说现在的时疫,或者叫别的什么名字吧,如同一支射向高处的箭,上升到最高点之后停留了片刻,像悬在空中一样,随即开始勾勒下落的必然曲线,如同上帝期望的那样,带着这样的愿望,评论员又回到琐碎的人类话语病症和真正的时疫上来,在重力作用下它必然加速,直到现在折磨我们的可怕的噩梦消失,这样的说法不断在各种社会媒体中出现,它们最后总是虔诚地祝愿不幸的盲人们尽快恢复失去的视力,但同时又许诺整个社会不论官方机构还是私人团体都将提供支持。很久很久以前,平民百姓就以其不屈的乐观主义精神把类似的道理或者比喻用颇具嘲讽意味的话表达出来,例如,好不永存,坏难持久,用文学语言说就是,正如没有永远不败的好事一样,坏事也不会永远存在,这成了有机会从生活和命运的挫折中求取经验的人们的绝好的座右铭,如果把这些话搬到盲人的国度里,就应当是,昨天我看得见,今天我看不见,明天我将看得见,在说第三句话的时候稍稍带一点疑问口气,好像为了谨慎起见,在最后一刻无论如何要显得言犹未尽,为让人产生希冀的结论保留一点余地。不幸的是,这些祝愿不久便成了连篇空话,政府的期望和科学界的预见通通付诸东流。失明症在蔓延,但不像突然出现的海潮那样汹涌澎湃,摧枯拉朽,淹没一切,而是如同千万条涓涓细流缓缓渗透,逐渐把土地泡软,悄然间把它变成一片泽国。面对惊恐万状且濒临失控的社会,当局不得不改变做法,慌忙举行医学会议,尤其是眼科和神经病学医学会议。由于组织工作必定需要时间,来不及召开某些人主张的代表大会,但总算举行了一些座谈会研讨会和圆桌会议,有些向公众开放,有些则秘密进行。会议的讨论显然毫无用处,并且在会议进行当中某些发言者突然失明,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使几乎所有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不得不放弃这类活动,当然也有例外,个别传媒采取了一些不事声张,但从各种意义上讲都值得赞美的举措,因为它们靠他人的幸运或不幸造成的各种轰动效应而存活,不肯放弃任何以符合当时状况的戏剧性口吻现场报道突发事件的机会,例如一位眼科教授突然失明。政府本身的作为也反映出人们的精神状态普遍恶化,在五六天的时间里它两次改变战略。政府先是相信,只要把盲人和受传染者关进诸如我们所在的精神病院这样一些地方隔离起来,就能控制疫情。很快,随着失明症案例的无情增加,政府某些要员担心官方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需要,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转而主张各家各户把自己的失明者关在家里,不让他们到街上去,以免使已经相当困难的交通状况更加混乱,以免刺激还能用眼睛看的人,这些人听不进让他们放心的竭力劝告,相信白色眼疾就像杀人魔鬼一样以目光接触传播。确实,如果一个人正在想什么伤心的事,无所谓的事或者高兴的事,假设现在还有人高兴,突然看见从对面走来的人脸上出现惊恐万状的表情,接下去就是免不了的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时候指望他的反应与后者不同显然不合情理。任何人的神经都承受不了。糟糕的是,各个家庭,尤其是人口少的家庭,全家很快都成了盲人,没有剩下一个人看护他们,给他们引路,保护他们不受眼睛还好的邻居和其他人的伤害。不用说,不论是父子或母子,都不能互相照顾,他们只能像图画上画的盲人那样,一起走路,一起跌倒,一起死去。面对这种形势,政府别无他法,只得紧急开倒车,放宽关于隔离地点和空间的标准,立即临时征用废弃的工厂,无人礼拜的庙宇,体育馆和闲置的仓库。两天前已经在谈论建立野战帐篷营地,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最早的时候,一些慈善组织还有志愿者去照顾失明者,为他们整理床铺,清扫厕所,洗衣服,做饭,没有这些起码的关心,生活很快会变得难以忍受,甚至对看得见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些可怜又可亲的人们也立刻失明了,不过至少他们的义举永垂青史。他们当中有人来这里了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没有,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一个也没有;说不定是谣传呢;城市怎么样,交通情况怎么样,第一个失明者问,他想起了自己的车,想起了把他送到诊所的出租车司机,那位司机还是他帮助掩埋的呢;交通一片混乱,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接着他又详细讲起了交通情况和交通事故。第一次正在马路上行驶的公共汽车因为司机失明而造成惨祸的时候,虽然有许多人死伤,人们还没有太在意,由于同样的原因,即习惯的力量,交通运输业的公共关系部主任仅仅宣布这场灾难是人为失误造成的,结论无疑令人痛心,但仔细想一想,这和从来没有患过心脏病的人突发致命的心肌梗塞一样不可预见。我们的所有职工,这位主任说,像我们的公共汽车的机械和电路系统一样,定期进行极为严格的检查,至今我们公司的车辆整体事故率极低就直接而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各大报纸均刊登了他的长篇谈话,但是,人们需要想的事情绝不只限于区区一次公共汽车交通事故,说到底,这场事故并不比汽车的刹车失灵更糟糕。偏偏两天以后,另一次事故正是由于刹车失灵,广泛流传的说法却是因为司机失明,世界就是这样,真相往往以谎言为伪装达到其目的。没有人再有办法让公众相信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于是后果很快出现,转眼间人们不再乘公共汽车,说宁愿自己失明也不想因为别人失明而死去。随后的第三次事故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发生在一辆没有乘客的汽车上,人们议论纷纷,几乎众口一词,嘿,遭难的本有可能是我。这样说的人想象不到他们说得多么正确。不久以后,由于两位驾驶员同时失明,一架商业飞机在着陆时摔成碎片,起火燃烧,乘务员和所有乘客全部遇难,事后对唯一幸存的黑匣子所做的检查表明,飞机的机械和电子系统均状态完好。如此大的悲剧不可与区区的公共汽车交通事故同日而语,结果是那些还抱有幻想的人彻底失望,从此以后街上再也听不到马达声响,大大小小或快或慢的车轮都不再转动。那些从前常常抱怨交通越来越拥堵的人,那些经常因为停着或走着的汽车挡住去路而好像不知该往哪儿走的行人,那些转了一千零三个圈才找到停车位的人,所有这些人通通成了步行者,他们在表达了各自的不满之后,又出于同一个原因齐声抗议,现在他们全都该心满意足了,除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谁也不敢再开汽车,无论到哪里去都不敢开,私家车,卡车,摩托车甚至自行车,都乱七八糟地散布在全城各地,一声不响,哪个地方恐惧的力量战胜了私有财产的意识就把它们丢在哪个地方,那台触目惊心的起重机颇具象征意义,它伸出的前臂上吊着一辆私家车,可能是因为吊车司机突然失明。所有人都处境艰难,盲人们更是苦不堪言,因为,按照通常的说法,他们看不见正往哪里走,看不见脚踩在什么地方。看到他们一个接一个撞在被丢弃的汽车上,碰破了腿,有的还倒在地上哭泣,真让人心酸,他们说,这里有人扶我站起来吗。但也有生性粗鲁或者因为绝望而脾气暴躁的,高声咒骂着推开好心人伸过来的手,您等着吧,有轮到您的时候,好心人吓了一跳,赶紧逃走,消失在浓浓的白色云雾之中,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善心可能招致的危险,谁知道呢,说不定他走出几米远就会失明。外面的情况就是这样,戴黑眼罩的老人最后说,我知道的还不是全部,只是一些亲眼看到的,这时他停下来,过了一会儿才纠正说,说亲眼看到的不太准确,应当说用一只眼睛看到的,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现在连这只眼也没有了,就是说,我有一只眼睛,但这只眼也没有用;我从来没有问过,您为什么不用玻璃眼球,免得戴眼罩嘛;我为什么要装假眼呢,请您告诉我,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这是习惯,为了美观,另外,也卫生得多,可以取下来,洗一洗再放回去,像假牙一样;说得对,先生,但请您告诉我,如果现在这里的盲人都失去了两只眼睛,我指失去了眼球,那么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那些玻璃眼球又会有什么用处呢;确实,没有任何用处;既然我们所有人都要失明,看来一定会这样,我们还要美观干什么呢,至于卫生,医生先生,请您告诉我,在这里还谈得上什么卫生呢;说不定只有在盲人的世界一切东西才显出其真正的样子,医生说,人呢,戴墨镜的姑娘问,人也一样吧,在那里谁也看不见他们;我有个主意,戴眼罩的老人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消磨时间;看不见,怎么玩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不是什么真正的游戏,是我们每个人讲一讲自己失明的那一时刻正在看什么;可能不合适吧,一个人提醒说;谁不想参加就不要参加,但重要的是不能编造;您先做个示范吧,医生说;好吧,先生,我来做示范,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失明的时候正在看我这只瞎眼;什么意思;非常简单,我觉得空空的眼眶里边有点发胀,就摘下眼罩看看是怎么回事,在这个时刻我失明了,像个寓言故事,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眼睛看不见不在的眼睛;我呢,医生说,我当时正在家里查阅眼科论文,正是因为现在出现的情况才查阅的,我最后看见的是放在书上的双手;我最后看见的景象不同,医生的妻子说,是救护车里面,当时我正扶我丈夫上车;我的情况已经向医生先生讲过了,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在一个信号灯前停下,当时正是红灯,行人们横穿马路,这时候我失明了,几天前死了的那个人把我送回家,当然我没有看见他的脸;至于我,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最后看到的东西是我的手绢,当时我正在家里哭,拿起手绢擦眼睛,这时候我失明了;我呢,诊所的女接待员说,我刚刚走进电梯,伸出手去按按钮,突然就看不见了,想想我多么着急吧,电梯的门关上了,我一个人在里面,不知道该上还是该下,又找不到开电梯门的按钮;我的情况,药店伙计说,我的情况比较简单,听说有些人失明了,我就想,要是我也失明了会是什么样子呢,于是我就合上眼睛试一试,等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失明了;像另一个寓言故事,那个陌生的声音说,你想失明就失明;此后大家谁也没有说话。其他盲人已经回到各自的床上,这也不是小事一桩,因为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号码,却需要从宿舍两头数起,从一往上数或者从二十往下数,才能到想去的床位。像连祷一样单调的数数声消失以后,戴墨镜的姑娘讲了她遇到的事情,我当时正在一家酒店的房间里,我身上有个男人,说到这里她停住嘴,不好意思说正在干什么,以及看到一切都成了白的;但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了一声,您看到一切都成了白的吗;对,她回答说;也许您的失明症和我们的不一样,戴黑眼罩的老人说。现在只剩下酒店女佣了,当时我正在整理一张床,有个人刚刚在这床上失明了,我把白床单撩起来,照常在床上铺开,把每个边掖好,就在我用双手慢慢把床单抚平的时候,就在这时候,我看不见了,是下面的床单,她最后说,好像这个细节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似的。所有人都已经讲过还能看见的时候经历的最后一刻了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要是没有人了,那我就讲讲,那个陌生的声音说;如果还有,之后再说,您讲吧;我最后看见的是一幅画;一幅画,戴黑眼罩的老人重复一句,当时您在什么地方呢;到博物馆去了,画上有农田,有乌鸦和柏树,还有一个太阳,这个太阳使人觉得它是由其他几个太阳拼凑成的;从各方面看是个荷兰人画的;我想是吧,还有一条狗,被埋进土里,已经埋了一半,可怜的狗,这只能出自一个西班牙人之手,在他之前谁也没有这样画过狗,在他之后也没有人敢画了;很可能是,还有一辆车,装着干草,由几匹马拉着,正穿过一条小溪;左边有座房子;对;那就是个英国人画的了;可能是吧,但我不大确定,因为有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抱着孩子的女人,这在画上出现得最多了;确实,我也注意到了;我弄不明白,一幅画上怎么能有这么多不同的内容,出自这么多不同的画家之手呢;还有几个人正在吃饭;艺术史上关于吃午饭野餐和夜宵的题材太多了,只凭这一点不能知道是什么人在吃饭;是十三个男人;啊,这就容易了,您接着说;还有一个赤身裸体的金发女人站在贝壳里在海上漂浮,她周围有许多鲜花;意大利人画的,没错;还有一场战斗;正如那些描绘吃饭和怀里抱着孩子的母亲的细节一样,这个情景不足以告诉我们作者是谁;有许多死人和负了伤的人;当然,所有儿童迟早都要死,士兵们也一样,还有一匹胆战心惊的马,马的两只眼睛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了;大概是这样;马就是这样,您看的这幅画上还有什么吗;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正在看这匹马的时候失明了;胆战心惊让人失明,戴墨镜的姑娘说;这话说得对,在失明的那个时刻我们已经是盲人了,害怕让我们失明了,害怕让我们仍然失明;这是谁在说话呀,医生问;一个盲人,那声音回答说,只是一个盲人,我们这里只有盲人;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问,需要多少盲人才能构成失明症呢。谁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戴墨镜的姑娘要求打开收音机,也许正播报新闻呢。新闻是后来才播报的,他们先听了一会儿音乐。不知何时几个盲人来到这个宿舍门口,其中一个说,可惜没有带把吉他来。收音机播报的新闻并不让人振奋,盛传最近将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救亡政府。9最初,这里的盲人还屈指可数的时候,只消说两三个字陌生人就能成为难友,再说三四个字就能相互原谅一切过失,即使是某些很严重的过失,如果还没有完全原谅,只须耐心地等上几天。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每当躯体急切地想在我们通常所说的需要方面得到满足,急切地想轻松一下的时候,那些可怜的人们是多么焦急不堪,多么滑稽可笑。尽管如此,尽管我们知道在教养方面白璧无瑕者凤毛麟角,并且即使最谨慎的品德高尚者也有其弱点,但必须承认,最早被送来进行检疫隔离的盲人们能够以不同程度的良知和尊严承受住人类排泄方面的痛苦。但现在,所有的床位都已占满,二百四十人,还有些人睡在地上,不论有多么丰富而富于创造性的想象力,不论运用什么样的对照和比喻,都不能恰切地描绘出这里有多么肮脏。不仅厕所很快成了这种状况,成了臭气熏天的巢穴,大概地狱里被判罪的幽灵们的排泄地也不过如此,而且,由于一些人缺乏自尊自爱之心,一些人突然急不可耐,走廊和其他必经之地在很短的时间里都成了厕所,先是偶尔使用一下,后来形成了习惯。那些不拘小节或者急不可耐的人想,没关系,谁也看不见我,于是不再往远处走。当无论如何,不管在哪种意义上,也无法走到厕所所在的地方时,盲人们便开始在围栅旁边解决身体需要。那些因为天性或所受教育而温文尔雅的人则整整一天蜷缩着身子尽量忍耐,等到晚上再说,估计宿舍里睡觉人数最多的时候就是晚上,那时他们才用手按着肚子,两条腿紧紧地夹着往那边走,在被人们踩过一千遍的粪尿地毯上寻找一块三拃宽的干净地方,而且还要冒着在不知道有多长的围栅旁边迷失方向的危险,那里没有其他用来辨认方向的记号,只有几棵历经原来住在这里的疯子们丧心病狂的折磨之后幸存下来的光秃秃的树干,还有那些难以完全埋住死者的几乎平了的小土丘。每天傍晚,像调好的闹表一样准时,扩音器里的声音开始重复人们熟知的训令和禁令,一再告诫人们按规定使用卫生用品,提醒人们每个宿舍有一部电话,用于缺少这些用品时请求给予必要的供应,但那里真正

                      深的顾虑,但他一直没有剥夺高骈的军权。虽然皇帝李儇任命郑畋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但从官职的名称来看,郑畋只是关中地区的领兵统帅,高骈依旧是全国行营的最高统帅。为了让高骈明白自己的意图,皇帝李儇于中和元年(881年)九月特意下诏为高骈做了解释,但这封诏书尚未到达扬州,高骈已经事先得到消息,宣布拒不出兵,经过近半年多的等待,皇帝李儇终于做出了撤换人选的决定。与此同时,李儇还允许王铎自己任命将佐,王铎在数日之内就组成了新的军事指挥班子,他以周岌、王重荣为右司马,以诸葛爽和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以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监,以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同时为了保障江淮漕运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北上,王铎任命感化军节度使时溥为崔遣纲运租赋防遏使,负责徐州辖境的漕运安全。另外任命王重荣之兄、时任陕虢观察使的王重盈为东面都供应使。在进行人事安排调整的同时,王铎传檄四方,命令各地藩镇派兵进入关中增援,并得到藩镇们的积极响应。经过王铎的一番努力,到了四月间,官军对长安形成了新的包围圈。长安东面有王铎率领的禁军以及山南西道、剑南东川两镇军队共计三万人屯驻周至;长安西面有杨复光率领的忠武军、沧州、寿州等几支军队屯驻武功;朱玫率领的邠宁军、李昌言率领的凤翔军以及泾原军等三镇数万人马屯驻兴平;长安之北有王重荣率领的河中军和王处存率领的易定军屯驻渭北;而长安西北方向有东方魁率领的保大军和拓跋思恭率领的定难军屯驻渭桥。面对官军打造的新一轮的包围,黄巢首先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中和二年(882年)五月,黄巢派部将尚让向西北方向进军,攻打坊州的宜君寨。时值遇到严寒天气,由于尚让为士兵们准备的御寒衣物不足,导致大量士兵冻死,结果被官军击败。七月,义军虽然在涝水击败李昌言,接着又攻打武功,迫使官军稍稍后撤,但总的来说,黄巢以攻为守,想要打破官军包围圈的战术未能实现,依旧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长安作为国都,由于人口密集,本来就是一个粮食供应比较紧张的地区。唐朝向来是依靠漕运山东和江南的粮食来维持庞大的粮食供应。而黄巢数十万大军占领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狭小之地,处于官军的包围之中,而且遇到严寒天气,很快便陷入严重缺粮的困境。当时长安城中一斗米的价格高达三万钱,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也写到了“一斗黄金一斗粟,尚让厨中食木皮”。《旧唐书?僖宗纪》也记载了中和二年“天下勤王之师云会京畿,京师食尽,人食人”。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同州和华州发生了义军将领投降官军的事件,最严重的是同州防御使朱温的降唐,而这起事件也成为黄巢败亡的导火索。起义失败朱温,宋州砀山人,年幼丧父,跟随母亲寄人篱下,生活经历十分坎坷,所以黄巢起义后,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义军,而且屡立战功,逐渐受到重用。邓州败退后,朱温被黄巢任命为同州防御使,与渭北的王重荣隔河对峙。在此期间,朱温曾经领兵出战,取得不少胜绩,一度打败过王重荣的数千骑兵,迫使诸葛爽闭关不战。他曾经拦截王重荣从河中发来的数十艘粮草船只,当王重荣带领三万大军来夺时,朱温下令将船只全部凿沉,气得王重荣破口大骂,并领兵围攻同州。面对官军的大举围攻,朱温闭城不战,多次请求身在长安的黄巢派兵增援自己。可是,左军使孟楷由于和朱温矛盾颇深,拒不上报朱温的增援请求,最终导致长安方面没有派出援军。此时杨复光再度派人招降朱温,朱温身边的谋士谢瞳认为,朱温现在是孤军奋战,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早晚会被官军剿灭,不如趁势投降官军。谢瞳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跟随朱温左右,深得朱温的信任,对于谢瞳的建议,朱温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眼看身在长安的黄巢被官军紧密包围,所以他决定投降官军。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十七日,朱温斩杀黄巢的监军严实、大将马恭、举同州之兵投降了王重荣。当时诸军统帅王铎闻讯大喜,一方面派遣谢瞳奉表前往蜀中向皇帝李儇报捷;另一方面依据皇帝李儇授予自己的“便宜行事”的权力,加封朱温为同华节度使。后来皇帝李儇正式加封朱温为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不过,朱全忠降唐虽然极大瓦解了黄巢的势力,但由于其官职的加封,当时或许谁也想不到,朱全忠后来会成为大唐帝国的掘墓人。朱全忠降唐事件在黄巢义军内部引起极大的辐射效应,黄巢委派的华州刺史李祥与朱全忠日常交往密切,受朱全忠降唐的影响,也企图背叛黄巢。但被黄巢事先发觉,结果骗至长安秘密处死,改派其弟黄邺为华州刺史。不过,李祥的亲信将领依旧在华州,所以华州地区的倾向性依旧不明朗。与此同时,平卢军留后王敬武也举兵背叛黄巢,王敬武本来是平卢镇一员普通的军将,在举兵反叛黄巢的前一个月,他发动兵变驱逐节度使安儒师,接受了黄巢委任的官职。可是当王铎传檄四方,藩镇们纷纷增兵关中地区包围黄巢后,王敬武认为黄巢的形势十分危急,于是经王铎派遣的都统判官、谏议大夫张浚的劝说,他也举兵反叛黄巢,派兵跟随张浚进入关中,包围黄巢。不过,虽然不少藩镇响应王铎的号召从四面八方向关中增兵,但是黄巢此时依旧有二十万大军集结在长安附近,这让王铎感觉到,镇压黄巢存在很大的难度,而且王重荣也有进退两难的感觉。因此为了增强军力,行营都监杨复光提出援引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率领的沙陀骑兵进入关中参战。前边我们说过,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在懿宗李漼在位末年时背叛了朝廷,到了皇帝李儇即位后,对朝廷的态度依旧是反复无常,并不时侵扰北部边境。到了广明元年(880年)七月,李氏父子被唐将李琢和吐谷浑都督赫连铎联手打败,被迫带着宗族逃往阴山下的鞑靼部族。事实上,当李氏父子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后,依据当年懿宗皇帝请他们出兵帮助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他们已经预见到,朝廷可能会再次求助于自己,所以积极训练自己的骑兵队伍,准备随时听候朝廷的召唤。当时赫连铎暗中联系鞑靼部族统帅,他认为李氏父子不是甘心寄人篱下的人,现在训练骑兵,是为了最终兼并鞑靼部族,并建议找到合适的时机依据除掉李氏父子以绝后患。当时以李氏父子的实力,还无法做到兼并鞑靼部族,所以李克用在得知鞑靼部族有意清除其父子时,一方面在与鞑靼将领们外出打猎时,故意显示自己精湛的武艺,以此来威慑鞑靼人,使其不敢轻易下手;另一方面故意宣称李氏父子不会在鞑靼部族驻留过长时间,只要朝廷征召,会立即回到中原,协助朝廷围剿黄巢。鞑靼部部族统帅通过观察,见李氏父子没有久留之意,也就打消了清除他们的念头。与此同时李克用也不断向朝廷上表请降,希望能够协助朝廷平定黄巢。于是,在杨复光的积极建议和李氏父子的积极努力下,中和二年(882年)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李氏父子带领骑兵返回中原,协助朝廷平叛。十一月十二日,李克用和代北监军陈景思带领沙陀骑兵三万人挥师南下,十二月,李克用领兵抵达河中府。当时沙陀骑兵全都身穿黑衣,被称为鹀军。由于沙陀骑兵英勇善战,特别是有过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这对于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心理颇有影响,进而产生畏敌情绪。黄巢看到这种情况后,派使者带着诏书和大量的财物前往河中府与李克用讲和。可是,李可用接受财物后却翻脸,烧毁黄巢的诏书,将使者驱逐,下决心剿灭义军,并亲自引兵至夏阳(今陕西韩城)渡河,屯驻同州,成为包围长安的官军先锋人马。与此同时,身在华州的李祥亲信将领发动兵变,他们赶走黄邺,共举王遇为统帅。稍后王遇即举华州之军投降王重荣,作为长安重要屏障的同、华二州就这样在两个月内先后重新回到官军手中。随着李克用的沙陀骑兵加入官军,从中和二年下半年起,官军和义军的实力发生变化,官军的兵力明显增多。特别是李克用沙陀骑兵的到来,官军取胜的信心有所增强,而黄巢则陷入粮草匮乏和军心不稳的困境之中。进入中和三年(883年)以后,战局继续向着官军有利的方向发展,当时田令孜看到黄巢已经呈现衰败趋势,便着手为宦官集团抢夺胜利果实。正月二日,王铎任命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这样使得宦官的兵权进一步增强。但即使这样,田令孜依旧不满足,正月八日,他为了进一步笼络杨复光、陈景思等宦官,又以“讨黄巢无功”为理由,奏请皇帝李儇罢免王铎的诸道行营都统之职和崔安潜的副都统之职,以宦官西门思恭为右神策军中尉,充诸道租庸兼催促诸道进军等使。而皇帝李儇则任命田令孜为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统管全部禁军。对于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宦官集团主要依靠李克用的沙陀骑兵,正月十日,李克用的部将李存贞在沙苑(今陕西大荔与朝邑交界)击败黄巢的弟弟黄揆。二月,进军沙苑西南的韩沆,与河中、易定、忠武等军会合,黄巢得到消息后派部将尚让、赵璋、王璠、林言以及弟弟黄邺、黄揆等人率领十五万大军屯守于华州城西三十里处的梁田陂,准备与官军决一死战。二月十六日,双方展开大战,由于黄巢大军缺乏统一指挥最终战败,史书记载“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不过,梁天陂之战后,王璠和黄邺转而就近攻打华州,并成功驱逐王遇,重新占据城池据守。李克用得到消息后,立即领兵将华州团团包围。三月六日,尚让领兵援救华州,李克用、王重荣闻讯在距离长安大约九十里的零口(今陕西临潼)加以阻截,将尚让打得大败而归。李克用趁势进军至长安东北的要冲之地东渭桥,并每天夜间派部将潜入长安,四处焚烧粮草制造混乱,搞得长安城内人心惶惶。三月二十七日,在官军的进攻之下,华州守将黄邺弃城逃跑,官军二次夺回华州。纵观整个战场局势,梁天陂之战和零口之战,可以说是黄巢义军试图扭转不利战局的两次努力,是直接关系到长安大齐政权存亡的两次重大战役,而两战连续失利,标志着黄巢义军已经无力遏制官军的进攻,尤其是李克用的沙陀骑兵。身在皇城中的黄巢眼见以沙陀军为首的官军来势凶猛,加上长安城中粮草匮乏,便产生了退出长安的想法,因此发兵三万扼守蓝田(今陕西蓝田)通往武关的道路。四月八日,李克用、王重荣联合从渭桥发动对长安的进攻,义军虽然拼死抵抗,但一日三战皆败。两天后,杨复光命令部将杨守宗带领人马跟随李克用从光泰门攻进长安,在这期间李克用带领沙陀骑兵作战神勇,《资治通鉴》评价认为:克用时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时人谓之“独眼龙”。就在李克用攻进长安外城的当天晚上,黄巢带领十五万义军在夜色的掩护下仓促撤离长安,从兰田进入商山向东退去。官军入城后,随即开始大肆劫掠,由于没有统一的调度,对长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资治通鉴》评价“官军暴掠,与贼无异,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从某种角度而言,官军重新夺回长安后,在几天之内所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占据长安两年多的黄巢义军。《旧唐书?黄巢传》将这次以藩镇为主力部队的官军对长安的劫掠,与当年安禄山占据长安以及代宗李豫时期吐蕃侵入长安所造成的破坏做了比较。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庐舍。朱乱定百余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至(黄)巢败,方镇兵互入掳掠,火大内(大明宫),唯含元殿独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官军的贪婪,黄巢义军在撤退之时,沿途故意丢下大批财物,官军一路拾取,没有追击黄巢义军,致使黄巢义军得以全身而退。黄巢虽然撤出了长安,但由于保留了完整的军队,所以此后在河南地区与官军继续展开拉锯之战。中和三年(883年)五月,黄巢派左军中尉孟楷带领一万人马为先锋军进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降,孟楷随即从蔡州移师攻打陈州(今河南睢阳)。当时担任陈州刺史的,是自曾祖父以来曾担任过忠武军牙将的赵犨,而忠武军也是自王仙芝、黄巢起兵后一直参与镇压的一支官军主要力量。早在黄巢刚刚占领后,赵犨就预感黄巢如果有一天撤出长安,必定向东进兵,而陈州是其首当其冲的必进之地。所以他一直修筑城池,囤积粮草,积极进行备战,他将陈州城外六十里内有钱粮的居民统统强制迁入城内,目的是为了增加城中的粮食储备,而且如果黄巢前来进攻,让其无法在当地募粮。当孟楷领兵走到项城(今河南项城)时,赵犨趁其不备,突然发动猛攻,结果孟楷兵败身死。黄巢闻讯大怒,与秦宗权合兵围攻陈州,可是由于赵犨事先做了充分的守城准备,义军一时间难以攻克。黄巢一心要为孟楷报仇,竟在陈州城外建起一座“八仙营”,而且布列百官曹署,做长期攻打陈州的准备。黄巢包围陈州将近一年的时间,大小数百战虽然互有胜负,但始终拿不下陈州。在我看来,黄巢当时颇有些感情用事,因为失去长安的根据地,黄巢有意继续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围攻陈州将近一年,实际上是自捆手脚,更加不利于已经处于战略劣势的黄巢。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围困陈州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正是从此战开始,黄巢逐渐走向败亡。赵犨在陈州一边拖住黄巢大军,一边派人向邻道求援,当时武宁节度使时溥、忠武节度使周岌和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全都领兵前来救援。十二月间,朱全忠在鹿邑(今河南鹿邑)小胜义军,并趁势进驻亳州,但是他们看到黄巢兵势依然强盛,在没有必胜的把握下,他们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攻占长安后,在局势稳定后便领兵返回雁门,不久便被皇帝李儇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并坐镇晋阳(今山西太原)。中和三年(883年)二月,李克用在接到陈州方面的求援后,亲率五万大军渡过黄河,与朱全忠、周岌、时溥等人会师。四月二十九日,几路大军连续对黄巢发动进攻,先在陈州附近的太康击败尚让,又在西华(今河南西华)击败黄邺,义军损失万余人和大批粮草,黄巢被迫从陈州撤围,退军至陈州城北的故阳里。当时朱全忠的治所汴州就在陈州的西北处,他担心义军乘虚进攻自己的辖地,于是急忙领兵退回大梁(今河南开封)。就在朱全忠退军的没几天,五月三日,黄巢因为陈州当地大雨滂沱,军营被雨水淹没,无法继续屯驻,加上李克用的沙陀骑兵不断进逼,便亲自领兵进攻汴州,并派尚让领兵攻打大梁,朱全忠早已经料到黄巢会有这一手,所以在积极抵抗的同时,继续向李可用求援。五月六日,李克用与忠武军监军田从异领兵从陈州西北处的许州出发,于两天后在中牟(今河南中牟)北面的王满渡追上黄巢,并乘义军渡河之际发动进攻。黄巢被击败后带领残部继续向北撤退,这次李克用吸取了官军攻占长安后没有立即追击黄巢的经验教训,领兵对黄巢紧追不舍。从五月六日开始一直到五月十日为止,连续四天的时间,李克用分别在封丘(今河南封丘)、冤句、汴州打败黄巢,义军一败再败,而且很多将领看到大势已去,纷纷投向了官军。尚让投降了时溥,其他将领例如李党、周霍存、葛人周、张归霸、张归厚等人则投降了朱全忠。此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黄巢虽然依旧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而且由于大批将领降唐,使得黄巢手下无人可用,只得亲自领兵作战。中和四年(884年)六月十五日,在和官军交战数十次之后,黄巢进入莱芜境内。让他想不到的是,李克用和时溥在这里已经布下天

                      人不会都活下来的,留下两三个人给我们吃了吧!”彭遵泗《蜀碧》记载,一个人看到一个茅屋炊烟四起,便进去看锅,一看,里面都是人的手掌腿足。四川人烟几乎灭绝,于是到处都是老虎,《蜀警录》记载“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前。”大屠杀、大瘟疫、大饥荒、大老虎后,四川几乎没人了,清廷对于四川也作为化外之地,压根儿不管了,直到张献忠之乱结束三十八年后,《清史稿·列传六一·王骘传》记载,四川松威道王骘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给康熙的奏折中说四川(含重庆)“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康熙于是下令湖广填四川,把湖北湖南人向四川移民,康熙下令来四川的人,最初五年不用交税。到如今四川(含重庆)人口已经达到一亿一千万人了,短短三百多年时间,人口涨了六千倍。当然,王骘的数字肯定不准,四川蜀道之难,许多地方的人口是没法统计的,但人口的大规模繁衍也确是事实。康熙也很好奇四川究竟为何人口如此之少,《陶庐杂录》记载康熙曾说:“张献忠在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有写这些事的书吗?”大学士张鹏镉说:“没有。”康熙:“李自成张献忠在河南邓州分兵后张献忠进军至四川,你爸今年八十七岁了,张献忠入川的时候应该十七八岁,肯定有见闻,你问明后写下来上奏,朕要看。”在张献忠屠川期间,整个四川只有秦良玉的辖区石柱和黎州免于涂炭,秦良玉是咱们前面写己巳之变时提到过的美女军事家,她一直与张献忠做坚决抗争。张献忠覆灭后,她继续抗清,被南明朝廷封为太子太保、忠贞侯,她刚要起身率军去福建抗清,奈何郑芝龙叛变,未成行。1648年秦良玉被南明永历帝封为太子太傅,四川招讨使,秦良玉说道:“老妇我朽骨余生,实先皇(崇祯)恩赐,定当负弩前驱,以报皇恩!”然而,她还没来得及出发,就去世了,她是后人心目中的女英雄。四川要是能多一些秦良玉,何至于有如此兵祸?!西欧从公元8世纪起,才有关于农民起义的记载,到公元16世纪为止,这八百年间,西欧总共发生了七次农民起义。并且,西欧的几十个国家和王朝没有一个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再看中国,明朝农民起义最少的朱元璋、朱棣时期,五十六年间就爆发了一百零三次起义(据《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统计),中西反差如此之大!在中国,每隔一二百年,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人口激增,人口激增导致人多地少,人多地少导致一部分农民无法生存,而如果在这个时候爆发水灾旱灾,而官府却一味压榨农民的话,农民中的一部分人会因活不下去,最终铤而走险,这就有了农民起义。中国老百姓是世界最温顺、最好统治的百姓,不到生路全无,绝不会铤而走险。一旦铤而走险,他们就会把长期以来压抑的天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如此,他们的破坏力便不可估量了。统治阶级兼并土地的贪欲,惨无人道的剥削,骄奢淫逸的享乐,将人民逼上绝路。而人民一旦铤而走险,就会出现大量杀戮,而他们杀戮时外族往往会乘虚而入,最终导致王朝覆灭。最后,就像《红楼梦》说的那样,“白茫茫大地一片干净。”历史在杀戮中后退,在杀戮中前行。历史和人在某种理性造成的非理性的杀戮中寻找着理性。在视人如蝼蚁的杀戮中,中国没有人。有的,只是凄惨而悲凉的历史的回声。其实,张献忠这样的没文化的底层人物才是最容易成为杀人魔王的,而真正的上层人士,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少有做出如此为人类不齿的事的。每个人的灵魂最隐私处总是存在善与恶的碰撞,善大于恶,那么就是个正常人(不一定是好人,好人需要善远大于恶)。善只要小于恶,犯浑基因必定像癌细胞那样蔓延,一个人恶看不出什么来,如果这个人成了声震一方的“起义领袖”,那么在他影响下手下上万人就都“恶”了,在张献忠这样低智商、没家教、少理性的人的操控下,必然导致一场不可收拾的人间悲剧。真正的造反者——贼只在专制制度中,专制制度有贼性才使贼欲与专制制度共存。在民主国家,没有造反,只有罢工。专制国家则不然,皇帝老贼不死,那么局势永远无法改变,这就有了造反。既然你朱元璋通过暴力革命能夺取政权,那我张献忠为什么不能造反?你能革元顺帝的命,我为什么不能革崇祯的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于是为了民而换君,便有了无数次改朝换代,才有今天的走向共和。历史发展到今天,生产力高度发达,粮食产量早已能“解放”全人类,可仍然有十亿以上的人在挨饿,这就是西方学者说的“制度性贫困”。不是财富不够,而是分配不公,有的富人们宁可将粮食倒进海里或喂狗(当然肯定是名犬)也不给穷人,这是为什么?因为人的优越感只有在贫富对比差距很大时才能体现,没有穷哪有富,没有吃不上饭的怎么体现我这吃澳洲鲍鱼的高贵,这就有了现在的局面,于是乎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则是我们今后要深思的。附录明朝vs日本、明朝vs荷兰、明朝vs英国、明朝vs西班牙明亡清兴大变局中明朝不仅跟后金、李自成、张献忠三线作战,而且还和日本、荷兰、英国打过仗,并且几乎都打赢了,这也算得上明末那段凄惨的历史中少有的亮点,对于明朝与西方殖民者交锋的这段历史,其他史书少有涉及,本卷最后,让我们从明朝在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与日本在台湾的冲突开始,重温这几段中华民族早期反侵略的辉煌篇章。(1)最不出名的民族英雄从1588年参与讨伐叶赫部后,沈有容就再也没露面,估计许多读者已经忘记他了。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沈有容与备倭总经略宋应昌一起出兵朝鲜,但因为与宋应昌不合,于是主动辞职回家。1597年丰臣秀吉第二次出兵朝鲜,这次丰臣秀吉打算南北两线作战,从浙江福建登陆夹击大明,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行。此时的大明与日后甲午战争时的清廷不可同日而语,大明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丰臣秀吉的计划,于是万历皇帝下令在浙江与福建沿海集结大量水师,严阵以待。福建巡抚金学曾上疏建议,不如动用这些兵力去直接攻击日本本土,来个围魏救赵,以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他的建议被万历皇帝采纳,万历皇帝成为中原王朝第一个曾计划攻击日本本土的皇帝。金学曾把攻击日本本土的任务交给了此时赋闲在家的沈有容。谋定而后动,沈有容先派人侦查日本的情况,就在侦查期间,丰臣秀吉就死了,日本计划从朝鲜撤军,于是大明不必再冒风涛之险而东征日本了,自然,沈有容此次的使命又告吹了。在此期间,金学曾派给沈有容一个叫刘思的助手,并从府库中拿出一千两白银作为赴日本侦查的经费。这笔钱沈有容分毫未动,而刘思则在日本大多用于泡日本娘们了,事后刘思被抄家,而沈有容则因为清廉而越发被看重,金学曾上奏保举沈有容任福建都司。丰臣秀吉虽然死了,大规模的日本侵略战争不会发生了,然而小规模的倭寇侵略依然不断,沈有容在福建沿海数次与倭寇作战,他“枭捷善战,每临敌先登,意气闲暇;两舟相隔丈许,提刀飞身过之,立斩数人,一舟披靡,而后众将士从之。又加以沉毅多谋,料敌出奇无穷”。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七艘日本战舰来到闽浙侵略,被明军打败,窜到台湾,在此安营扎寨。为捣毁倭寇巢穴,沈有容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春节前夕杀牛犒赏士卒,随后宣布了自己打算率军直捣台湾的计划,因为当时正值腊月,不是出海的季节,诸将及水手都面露难色,沈有容以民族大义说服了大家,于是亲率二十一艘战船冒巨大风浪前进,在澎湖登陆时因赶上风暴仅剩十四艘。登陆后,沈有容“与倭斗,格杀数回,纵火烧沉敌船,斩首十五级”,明军勇猛,以一当百,殊死战斗,打得倭寇无还手之力。倭寇为争取逃跑时间,就把新抢来的财物扔进海边,诱使明军捡财物来延缓对自己的进攻。明军有的人看着地上的财宝动心了,此时沈有容大喝一声,打完日本人再捡!于是明军“无一人取其秋毫”,继续前进,越战越勇,全歼倭寇,日本人的鲜血染红了海水,我军烧毁六艘敌船。真是神兵飞出鬼不觉,谈笑成功人始知。这是中国军队首次从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的行动,也是明军第一次主动从海上出击打倭寇。此后十年日本人没有在东南沿海挑事儿,但荷兰人来了。17世纪初,荷兰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后也加入殖民者的行列。荷兰这个低于海平面,不得不年年筑大堤以防海水的灭顶之灾的小国却焕发出征服世界的勃勃雄心,号称海上马车夫的他们赶着能蹈海穿浪的“马车”走向了世界。1604年8月荷兰人派两艘战舰驶向澎湖,当时正值明末北方抗清前线吃紧,明朝海军从澎湖撤退,于是荷兰人以通商为名顺利占领澎湖。抗倭英雄沈有容率二十艘战船来收复澎湖,荷兰人说:“中国兵船到此,是不是要和我们干一仗,如果是的话,我们奉陪。”沈有容说:“中国惯于杀贼,你们既说通商就优容你们,你们还蹬鼻子上脸。要想打仗吗?你们难道没听说过我大破倭寇,使海水尽赤吗?我不想让你们步日本人的后尘。”荷兰人韦麻郎无奈,他说等风暴平息就撤走,实际是赖着不走。沈有容严肃地说:“我们福建巡抚说要调大军剿灭你们,我说你们是来通商的,不必动武,只要我交涉,你们就撤走,大军这才没来。谁知你们不听劝告,赖在这里,干不可告人的烂事,我打算回去禀报,让巡抚发兵。”韦麻郎吓得胆战心惊,表示一定退兵,可他贼心不死,私下里送三万两银子给沈有容,让他别赶他们走,被拒绝。韦麻郎这才死心,在十月二十五日离去。荷兰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澎湖,沈有容不费一枪一弹收复澎湖!韦麻郎临走时将铜炮、炮弹和荷兰特产赠给沈有容,沈有容只留下炮弹和铜炮,其余一概奉还,真是不杀而威,不令而行呀!人们在澎湖立石碑永久纪念此事,上书:“沈有容谕退红毛韦麻郎等”。这块碑在今天仍然存在,作为中华民族的光荣载入史册。荷兰的战舰“舟长二十余丈、高数丈,双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鋈金锢之。四桅,桅三接,左右两樯列铳,铳大十数围,皆铜铸;中具铁弹丸,重数十斤,船遇之立粉”,作战能力十分强。而这时福建水师的战船却多是商船与渔船改造的,虽有五十艘之多,但未必稳操胜券。所以沈有容能够兵不血刃逼荷兰人退兵也是难能可贵的,或者说也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荷兰人走了,日本人又来了,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通过琉球致书明朝,要求恢复贸易,否则他将“令日本西海道九国数万之军进寇于大明,大明数十州邻于日本者,必有近忧矣”。但由于琉球并未将此等无礼的文件传达,所以明廷不知此事。德川家康一看,你不理我,那老子我就自己来了,他给村山等安颁发了“高砂国渡航船朱印状”(当时日本称台湾为高砂国),并派给他三千士兵,委任他侵略台湾。村山等安派遣自己的儿子村山秋安率领着十一艘战船从长崎出发,但舰队在途中遭遇风暴,船队漂散,一部分骚扰闽浙沿海;一部分去了越南贸易;明石道友所率的三艘船虽然到达了台湾北部,其中一艘小船上的日本兵仓促登陆,被台湾土著民围攻,打打不过,突围突不出去,最后这些日本兵集体高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剖腹自杀。明石道友手下三艘船变成了两艘,他率领两艘船流窜至福建海面,烧杀抢掠,于五月来到浙江东沙岛(不是南海上的东沙岛)。福建巡抚黄承玄派董伯起前去侦察,董伯起虽然化装成渔人,但被明石道友看出来了,于是明石道友拿刀逼他,问:“说!你是干什么来的?”董伯起骗他说:“我军门知道你来犯,已经造好五百艘战舰等着你呢,我们的舰队马上就要到了!”明石道友还真实在,他信了,于是率船队撤回日本,但没放走董伯起,以便将他作为与福建政府谈判的筹码。此后五年时间,不知道村山等安去忙什么了,反正是杳无音信,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明石道友奉村山等安之命,以送回董伯起为名,携带礼物及上明朝表章来到福建王崎澳,要求恢复通商。福建巡抚黄承玄命沈有容跟日本人交涉,当时明石道友在交涉时没佩刀,沈有容问:“你为何不佩刀?”明石道友答道:“不敢。”沈有容亲自取来一把太刀给他配上,明石道友感激涕零,因为佩刀毕竟是武士的象征。明石道友此前听说过沈有容在台湾大破日本海军的事,加之被沈有容镇住了,没敢提别的,放了董伯起后就回船上了。明石道友还未离开,日本人桃烟门又率领三艘战船、倭寇百余人进犯浙江,击沉了浙江的一艘明军兵船。他们在驶进东沙白犬澳时,触礁搁浅,于是日本人就在岸边盖房子,打算长期盘踞。福建巡抚黄承玄得到消息后,将此事交给沈有容负责。沈有容率兵三路围困,用大炮猛轰,焚毁了倭寇的房舍与积聚,但倭寇依然拼死顽抗。把总何承亮要进攻,沈有容说:“倭寇困兽犹斗,很难让其投降,这一带多礁石,我军如硬攻,很容易损失战舰。不如诱敌出战,将敌人擒获。”随后他派精通日语的王居华前往劝说日本人,王居华用日语说:“你们日本人的命就在须臾之间,如果你们没有冒犯我大明的罪过,把事情讲清楚,或许还能有一线生路,不然的话,你们必死无疑!要知道,明石道友都已经受招抚了。”桃烟门听后,有些犹豫。次日,有倭寇率三艘船前来救援,三艘船都被沈有容击沉。桃烟门见突围无望,就说:“只要有明石道友的书信来让我投降,我就听他的。”沈有容于是让明石道友写信,明石道友也听话,他写了书信交给了沈有容,桃烟门等人见了明石道友的书信,便投降了。时人董应举听闻沈有容这次击败倭寇的消息后,叹息道:“东沙之役,某生六十一矣,未见有此不伤一卒、不折半矢、不糜斗粮、不旷时日,去如振叶、归若系豚,捷速而完,功难而易;就使俞(俞大猷)、戚(戚继光)再生,亦当首肯矣。”1620年,由于努尔哈赤的强大,东北形势吃紧,沈有容被调任山东副总兵,以防努尔哈赤从辽东半岛跨海侵略山东。辽东民众有乘船从努尔哈赤占区逃亡山东的,沈有容都派人接应,共三万四千人得到接应。沈有容在登州结识了戚继光的长子戚柞国,当时戚柞国正在编辑《戚少保年谱耆编》,但年谱完成后,戚柞国等无力将其刊行,幸而得到了沈有容的资助,使得此书出版,今天我们所知的戚继光的赫赫功业赖此书得以保存。1624年沈有容因病而辞官回乡,三年后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岁。(2)西班牙、荷兰亮剑台湾台湾是个风景迷人之地,海岸上悬崖壁立,树木蓊郁葱茏,在葱兰叠翠的狮球岭后面,是基隆城。夜晚遥见岗峦起伏之处闪着点点渔火,一轮圆月当空照,夜色幽蓝,海水潮起潮落,让人心醉。也正是台湾迷人的景色,富饶的物产引来了西方殖民者的贪欲。1604年,第一次侵略澎湖失败后,荷兰人没有就此罢休,澎湖列岛与台湾始终被列入其计划占领的名单中。1621年荷兰人获取重要情报——西班牙人要占领台湾,于是荷兰人打算先下手为强。荷兰巴达维亚总督决定先攻击澳门的葡萄牙人,如不能攻陷,则在澎湖寻找适当的港口,先于西班牙人占领台湾。1622年,荷兰将领雷尔生率一千零二十四人乘八艘战舰进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1623年7月23日,荷兰海军司令高文律率一艘大型战舰、四艘小型战舰占领澎湖。10月,高文律来到厦门想和明朝谈判,用和平方式使对澎湖的占领合法性,但由于中国海军提前得到了

                      在著名的“二十一条”历史事件当中,袁世凯与日本签署的实质性条约,只有十条。不但如此,到了1922年,北洋政府又和日本签约,废止了《关于山东之条约》,只剩下《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共九条,其中无实际意义条款有两条,实质性的条款,仅有七条。换言之,近代史上著名的这个“二十一条”事件,事实及其发展逻辑如下:1.1915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政治要求,作为日军从青岛撤兵的条件。2.在洽谈过程中,北洋政府利用外部政治力量对日本施压,日本自行删除了七条。实际签署时,名义条款合计,一共仅有十三条(实质条款只有十条)。1922年,日本和中国废除了四条,只剩九条。剩下的九条当中,无实际意义条款占了两条,实质性条款仅有七条。这才是所谓“二十一条”事件的历史事实。附:《二十一条》全文第一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以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中国政府允诺,今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第二款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别国。第三款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第四款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第二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承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第二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第三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第四款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第五款中国政府应允,关于下列两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由他国借款之时。第六款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第七款中国政府允准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第三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密切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第二款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第四号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订立专条如下: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号第一款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第二款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第三款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第四款中国向日本采购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购日本材料。第五款中国允准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第六款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定。第七款中国允准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附:《民四条约》全文《民四条约》之一:《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第一条.两缔约国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之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第二条.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经营农业,得商租其需用地亩。第三条.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一切生意。第四条.如有日本国臣民及中国人民愿在东部内蒙古合办农业及附随工业时,中国政府可允准之。第五条.前三条所载之日本国臣民,除须将照例所领之护照向地方官注册外,应服从中国警察法令及课税。民、刑诉讼,日本国臣民为被告时,归日本国领事馆,又中国人民为被告时,归中国官吏审判;彼此均得派员到堂旁听。但关于土地之日本国臣民与中国人民之民事诉讼,按照中国法律及地方习惯,由两国派员共同审判。将来该地方之司法制度完全改良时,所有关于日本国臣民之民、刑一切诉讼即完全由中国法庭审判。第六条.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东部内蒙古合宜地方为商埠。第七条.中国政府允诺,以向来中国与各外国资本家所订之铁路借款合同规定事项为标准,速行从根本上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将来中国政府关于铁路借款事项,将较现在各铁路借款合同为有利之条件给予外国资本家时,依日本国之希望再行改订前项合同。第八条.关于东三省中、日现行各条约,除本条约另有规定外,一概仍照旧实行。第九条.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力。《民四条约》之二:《关于山东之条约》第一条.中国政府允诺,今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于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第二条.中国政府允诺,自行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于胶济路线之铁路。如德国抛弃烟潍铁路借款权之时,可向日本国资本家商议借款。第三条.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合宜地方为商埠。第四条.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力。

                      段祺瑞吃素为哪般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段祺瑞吃素整整6年后,他吃素是为自己在以往的军旅生涯中杀人的罪孽而赎罪,并非为了“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屠杀刘和珍之后,段祺瑞开始终生吃素,为学生赎罪”——这是中国互联网流行最广的近代史谣言之一。段祺瑞吃素,到底是不是为“三一八惨案”而忏悔?我认为不是。我手上的证人证言很多。请听我一一道来。首先,段祺瑞的毕生老友曹汝霖,在他的《一生之回忆》里面说:段祺瑞信佛吃素。曹汝霖并没有提到段祺瑞吃素是为“三一八惨案”赎罪,而只是说段祺瑞吃素是因为信佛。或许读者觉得曹汝霖的证言很单薄。没错,但是别急,再往下看。曾经在段祺瑞公馆长期当仆人的王楚卿,写下了如下的回忆:“……1920年,终于发生了直皖战争,战争失败……老段在北京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全家第二次搬到天津……自从来到天津之后,老段开始吃斋念佛起来……现在他开始吃素,家里面仍旧吃荤,请客时也用荤席,他自己专备两三样素菜……他吃素,可是吃鸡蛋,他专养了几只母鸡,没有公鸡,这样下的蛋,据说是素的,可以吃,他在家里辟了一间佛堂,清晨起来,焚香诵经,成为他照例的功课……”王楚卿作为段祺瑞的身边人,这段证言表明了早在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段祺瑞移居天津之时,段祺瑞就已经开始吃素,而“三一八惨案”则发生在1926年。换言之,段祺瑞在开始吃素整整6年时间之后,才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也就是说,段祺瑞吃素,与“三一八惨案”,并没有因果关系。王楚卿的这段证言,收录在以下两本史料里面:1.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75页。2.《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段祺瑞公馆见闻》。也许,挑剔的读者还会说——王楚卿说了算吗?不用着急,再往下看。我再搬出来一个证人: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写下了如下的回忆:“……我父亲信佛吃素,平时一口长斋,早饭常备一碟咸雪……但并不要求全家都吃素,只是在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才全是素菜……”段式巽的这段话,也证明了这个事实:段祺瑞吃素,是因为信佛。段式巽在回忆中,也没有提到过什么“三一八惨案”。段式巽的这段证言,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21页。段式巽的证言,也旁证了上述王楚卿证言的可信度,因为有几个细节是可以相互印证的,例如,段祺瑞吃饭备小菜,段祺瑞家人吃荤等。我们再看一个证言。此人是临时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名叫楚溪春,他是“三一八惨案”的亲历者。楚溪春写下了以下的回忆:“(三一八惨案)事件发生之后,我赶往吉兆胡同段祺瑞的住宅去报告,段祺瑞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可见,依照楚溪春的证言,段祺瑞别说为“三一八惨案”忏悔,段祺瑞简直就是觉得卫队开枪杀学生是对的,段祺瑞根本毫无忏悔之意,更别说为死难学生而吃素赎罪了。楚溪春的这篇证言,名叫《三一八惨案亲历记》,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不但没有忏悔,而且还发布《临时执政令》,通缉闹事的学生,这件事在鲁迅、李葆华、曹汝霖等人的多种著述里面,都有明确的记载。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再看一篇文献,这篇文献名叫《三造共和、六番执政》,是合肥文史工作者戴健于1990年采访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之后,所整理的文字,在本文当中,戴健记录下了段祺瑞生前说过这样的话:“作为武人,难免打仗死人,应该忏悔罪过。”换言之,段祺瑞吃素,是为自己在以往的军旅生涯中杀人的罪孽而赎罪,并非为了“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并不属于“打仗”,再说,该惨案也不是段祺瑞下令开的枪,根本就轮不到他忏悔。这篇文献,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109页。曹汝霖、段式巽、王楚卿、楚溪春四个人,分别是段祺瑞的下属、女儿、仆人、卫兵,都和段祺瑞有密切的交往。戴健虽然和段祺瑞没有交往,但是他采访过段祺瑞的女儿。整理他们五个人的文字,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基本事实:1.段祺瑞认为军人杀业太重,并于1920年开始信佛、吃素。2.3月18日,“三一八惨案”爆发,执政府卫队枪杀学生。3.事后,段祺瑞认为:学生是暴徒,被枪杀是活该。4.段祺瑞对于被杀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忏悔之意。5.所谓“段祺瑞吃素为学生赎罪”,与史料相悖,不能成立。我认为分析到这里,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段祺瑞吃素和“三一八惨案”根本无关。大家可以停止传谣了。

                      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

                      这几年,中国的网络上,兴起了一股“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的大讨论,并且笑谈“中华民国是由一位美国友人缔造的”。孙中山的确曾经“订做”了一份夏威夷出生地证明,并且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但是,如果说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人缔造的,恐怕也未必十分符合事实……“孙中山是美国人”?别的先不说,单是这七个大字,就足够吓死一头牛。如果它属实,那么意味着:“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友人”缔造的,这显然将令我们中国人啼笑皆非。“孙中山是美国人”这个论点,是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历史论坛上堪称“重磅炸弹”的轰动性信息。在前一段时间里,网上冒出来不少哭笑不得的评论,说“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人建立的”、“国际友好人士帮助中国人民推翻清朝”等,凡此种种,确实吸足了眼球,大大地哗众了一把。那么,我们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到底是不是美国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以下三个分支问题:1.孙中山在革命低潮流亡美国时期,有没有加入美国国籍?2.孙中山如果有美国国籍,那么这个国籍有没有被吊销?3.孙中山本身的大清国国籍,又有没有曾经被注销过?这三件事,还得仔细研究研究,而且要有根有据,方能使人心悦诚服。所幸,美国移民管理部门,早就将孙中山在美国居留时期的相关文件解密并且公之于世了。一整套的文书,包含孙中山的“夏威夷出生证明”、“孙中山上诉状”、“美国政府裁定书”等一系列的文件,早就公之于众了。我研读过这一套文件,全英文的泛黄的老文书,所以,我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的: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属广东省香山县户籍。当然,当时的清政府,是没有户口簿管理制度的。但是,事实也是相当清楚的,孙中山生在中国,他的父母是中国人。总之,孙中山是中国人。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关键在于后来,事情是怎样演变的。1878年5月,十三岁的孙中山赴夏威夷,投靠自己的亲哥哥孙眉,当时,孙眉在夏威夷经商。抵达夏威夷之后,孙中山在夏威夷上学念书。1883年,孙中山回到中国。189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起义失败,逃亡日本。1896年6月,孙中山首次踏进旧金山——美国本土。说到这里,有必要交代一条信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伪造“夏威夷出生证明”,以骗取美国居留权。在1904年3月14日,孙中山也托人“办理”了一张这样的“夏威夷出生证明”。1904年4月6日,孙中山手持这份“订做”的“夏威夷出生证明”,再次从美国旧金山登陆,并向旧金山移民局提交了这份“夏威夷出生证明”,以证明自己有资格取得美国的入境权和居留权。旧金山移民局在审查了孙中山的文件之后,对孙中山产生了怀疑,于是,移民局将孙中山拘留到了木屋子里面候审。1904年4月16日,旧金山移民局做出了“拒绝孙中山入境”的决定。移民局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孙中山曾经在1896年,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入境美国旧金山,这个举动,视为孙中山放弃了原本可以成为美国公民的资格。在孙中山被关在旧金山移民局的木屋期间,孙中山收买了一个报童,报童帮他送信出去,向美国的华人社团求救。接到孙中山的求救信件之后,美国华裔报人伍盘照和华人社团“致公堂”,对孙中山组织了营救。当然,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这里所说的“营救”,当时不是指“劫狱”的意思,而是请律师,请大律师帮助孙中山。1904年4月26日,华盛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Ralston&Siddons)代表孙中山,向美国移民管理部门提起了上诉。1904年4月28日,令人十分意外的是,美国“商务及劳工部”作出了这样的一个复议决定:准许孙中山入境美国。美国“商务及劳工部”做出这个复议决定的理由是:因为早在1896年的时候,旧金山当局没有对孙中山“我出生在夏威夷”的声明提出过异议,所以,1900年4月30日生效的《美国移民新法案》,自动赋予了孙中山“美国公民”的入境权。就这样,孙中山打赢了这场移民官司,并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并从木屋子里被释放了出来,顺利入境美国。从此,孙中山取得了一份美国护照。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此时所取得的美国护照,是一份“美国夏威夷护照”,或者说——“美国殖民地护照”,又称“疆省护照”,它和美国

                      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闲住。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而真正让崇祯动心的,是彼时内阁大学士温体仁(此人后来被编入《明史?奸臣传》)的评价。曾与孙传庭在吏部共事过的温体仁说孙传庭“可比唐之郭子仪也”。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此时陕西农民起义四起,孙传庭临危受命,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将当地马金忠、刘国能等17路农民军尽数剿灭。与卢象升一样,他的方法也是练兵,不同的是,卢象升的“天雄军”,是集中训练数年后拉出来作战,孙传庭却是“在实战中锻炼”,他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号称“秦兵”。不容易的是,明末用兵军饷多依靠上级调度,孙传庭到任后整顿当地军屯,发展生产,特别是清理被势豪大户侵占的土地,保障士兵利益,真正让麾下将士感激不尽,殊死为他效命。仅是西安一地的“秦兵”,每年靠“自力更生”就能收税银10多万,行军打仗,基本不花朝廷的钱。也正因如此,孙传庭曾遭人弹劾,说他“拥兵自专,置国家法度不顾”。用人之际,崇祯并未追究。这以后的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高迎祥,这个一度是明末农民起义最强领袖的“闯王”束手就擒。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认为这样是“以火浇油”。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的清军入寇事件里,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聋,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竟认为孙传庭在推卸责任,一纸诏书把孙传庭下狱。就在孙传庭下牢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挠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响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声势浩大。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崇祯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1万多新招募士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保住陕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但崇祯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连发诏书,催促孙传庭进兵。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顿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然而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明王朝再次严令孙传庭主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孙传庭接诏后痛哭道:“吾固知去而不返也。”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战,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50万大军,孙传庭再度战败,全军覆没下,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孙传庭的战死,让明朝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挽救危局的军队,和最后一个可以挽救危局的人,与卢象升一样,孙传庭不但是被瞎指挥坑死,更在死后遭到冷遇,一直到明朝灭亡,他都没有得到崇祯的追谥。孙传庭战败后,李自成轻易占领了陕西,继而东进夺取北京,灭亡了明王朝。第二十二章明末为什么这么穷要说有一个字可以概括明末最主要的特点,那恐怕就是一个“穷”字。明末最大的特点就是穷,尤其是末代皇帝崇祯在位的时候格外穷。先是政府穷,北方九边的军饷,除了辽东部队可以保证足额发放(也经常晚发),其他的地区大都欠着。不管是打仗还是赈灾,统统没钱。当兵的也穷,拿不到军饷就要闹事,闹事了就造反,造反了就要镇压,但连镇压造反的钱也没有。没有钱只能加税,可老百姓也穷,交不上税,就官逼民反,激起民变,民变了还是没钱镇压。如此下来,内忧外患十几年,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亡国,有说亡于李自成,有说亡于清朝,但观整个过程,更像是经济破产。可就是这个穷得叮当响的明末,是现代中国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勃兴”的时期,中国的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那真是富得流油。苏杭自然是天堂,吟诗弄月,小资情调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福建、广东的海商们,也多富可敌国。后来清军南下的时候,劫掠当地明朝退职官员的家产,好多都装了几艘船。像东林党的那些骨干们,比如“及时雨宋江”李三才,家中存银就有470万两,折合人民币上亿。如此富庶的一个王朝,怎么会穷死?明朝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搞清一个问题:为什么会穷?一说明朝的穷,第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税收。明王朝的税收体系,是朱元璋建国后建立的,主要是以收农业税为主。世人都说明朝“重农抑商”,但明朝建国后,首先减免的就是商业税,废除了元王朝时期许多苛刻的税务条令。明朝商税主要分两种,分别是“过税”和“住税”。过税即货物过境要缴纳的税赋,住税即货物储藏、交易、买卖所要缴纳的税赋。明朝的农业税,却从一开始就不合理,虽然明朝的田税总体很低,但是江南地区却要征收重税。农业税的收入,在朱元璋时期占到国家税收的九成,此时可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总数,是中国历史最高,有850多万顷,比康乾盛世的最高水平640万顷要高得多。所以从明朝建立后开始,明朝的政府收入一度很高。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可以五征蒙古,大修运河,威服四夷,做成生前身后的帝王们都做不成的事,经济基础即来自于此。事情到后来就起了变化,明王朝税收里有一个重要漏洞,就是士绅以及公爵王室可以免税。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税收,都是由中下层来完成。这个政策后来越发被人钻空子,比如土地税,许多地主乃至小民,都把田地寄放在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家中,美其名曰为“寄主”,以用来逃避赋税。而后来明朝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地主阶层兼并土地,他们拥有广袤的土地却不用交税,无地的农民,反而要承担苛刻的税赋,因此民变也就不断。到了明朝“弘治中兴”的时候,明王朝可以用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已经由朱元璋时期的800多万顷下降到此时的400多万,足足缩小了一半。为了应对税收危机,从明孝宗朱祐樘开始,明朝主要是通过扩大税源,即向人少地多的湖广地区移民的方法来增加税收,对于要承担重税的江南地区,明王朝也一直在进行改革,通过减免税收流程,增加税收效率的办法,来尽可能地解决税收矛盾。特别是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征收海关税,对外国贡使来华贸易,也开始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到了明朝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明王朝税收几乎到了“匮乏”的程度,北方蒙古部落不断侵扰,军费激增,南方倭寇不断进犯,东南的税赋大半泡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只能不断在中路地区,尤其是江西、湖广地区增税,以及在西南地区把持贸易特权,通过与西南民族的“茶马贸易”来扩大财源,这样的方式只是拆东墙补西墙。明朝虽然平定了倭寇,抚和了蒙古,但到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时,明王朝的政府存粮,竟然只能支持一个月。经济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这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出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二今天说起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张居正改革,总把其中的“一条鞭法”作为张居正的独创成就。其实早在此之前,一条鞭法就已经产生。最早出现在宣德年间的江南,只是当时叫“征一法”。明朝经济的重新整合,开始于张居正之前的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时期,当时主政的大学士高拱,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一条鞭法的试点,河南、江苏、安徽,实行一条鞭法,几年之后张居正推广全国,已经是水到渠成。一条鞭法的着眼点,是明朝此时可以用来缴纳田赋的土地减少,且税收的名目多,给了地方官员贪污截留的机会。一条鞭法把所有的农业税,都统一成一样,化繁为简,折合成白银一次性征收,这样既能使小民百姓少受盘剥,也能将国家的税收效率发挥到最大。在一条鞭法之前,中国老百姓缴纳的主要是实物税,一条鞭法实行后,就变成了货币税,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不仅发展了国家的商品经济,也提高了货币流通效率。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同时,张居正大刀阔斧,开始了全国的清丈土地,主要是清查那些用各种名义寄存,偷税漏税的土地。清丈的结果,就是明王朝可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由过去的400多万倾,变成了此时的700多万顷。虽然不及朱元璋时期,但是税收效率却远高于那时,因此这也是明王朝税收效率和税收总数最高的一段时期。张居正改革的最高峰时代,明王朝的年税收是800万两,如果结合当时白银的购买力,不但远高于明王朝建国时,也远高于后期清王朝康乾盛世时,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税收最高的时候。明朝末年的崇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田赋,但最后的结果,每年的赋税也不过400万两,而军费开支却增加到了600万两,年年财政赤字,以至于最后破产。农业税的整顿并不是张居正改革的全部,张居正改革的另一个着眼点,是商税改革。张居正主张“农商并举”,他的方式,是减少税收环节,减免商税,增加税收的效率。一方面,他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权力下放,将贸易的权力完全下放给沿海商人,并且根据每次贸易的数额和利润征税,而不是像过去根据出海时间的长短来征税,这样就保证了大部分商人的利益。另外张居正减免走税的关卡,减少走税,增加贸易税,也就是根据商业贸易的利润征税,并且严禁商人与当地势豪大户勾结。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时候,明王朝的商业税收益,占到了明王朝国家年收入的四成,这是明王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在1582年他去世后遭到了废止,他的“考成法”被废除,一条鞭法成为仅有的保留项目,清丈土地也因此停止。万历在位的后期由于大批东南商人背景的官员当职,开始了对商税的调整,将主要的商税,分摊到了中小商人身上,大商人们通过与势豪大户的合股经营,获得了免税的特权。万历后期工商业勃兴,万历也希望增加商业税,但他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办法,即派太监做“税使”收税。这样的做法自然收上了钱,却让大批中小商人破产,更开罪于商人,因此举国反对,除了太监以及万历本人捞了钱外,几乎是得罪一大片,对商品经济的打击也是惨重的。三到了明朝末年,特别是崇祯时期财政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是土地兼并以及连续的天灾,导致国家无法收上农业税。明末极端天气四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瘟疫灾害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他们的税收,也被转嫁到了其他无灾的地区。到了崇祯当政时,国家可以用来收取税赋的土地,已经下降到了300多万顷,内忧外患下要增加赋税,自然激得民乱四起,恶性循环。天灾,收税范围少;税重,王朝的根基,自然就摇摇欲坠了。和土地兼并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明王朝失去了对国家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的经济控制。明末东南,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地区。东南海商云集,但此时的海商们,大多选择了与当地有免税特权的家族合伙,以达到免税的目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民富国穷,农民和中小商人成为了税收的承担者。百姓无力缴纳税务破产后,土地被大地主兼并,国家收不上税;中小商人破产后,产业被大商人兼并,国家的税,是越收税源越少,竭泽了却连鱼都打不到。比如福建郑芝龙,就通过结好当地官员,获得免税特权,最后迅速壮大,甚至操控了南明的政权。其实往根上说,明朝的问题,根本上在于国家政治体系和经济方向的脱节。在国民经济向近代化转变的时候,国家的税收体系,却依然保持在农业社会。明朝张居正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国家跟上这个转型,但可惜张居正改革只维持了10年,整个转型因此戛然而止,裹足不前,最后造成了亡国的恶果。世间已无张居正,诚非虚言。第二十三章细解台湾郑氏小朝廷一明末清初,以“大明台湾府延平郡王”的身份割据台湾自立,高举“反清”大旗,与占有中国大陆的大清王朝隔海对立整整22年的台湾郑氏王朝,对于今人来说,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全是因《鹿鼎记》等武侠小说的流传,这个王朝在各类“戏说”电视剧以及武侠小说中出镜甚高,诸如明王朝的末代郡王郑克爽,股肱重臣冯锡范,老太妃董氏,是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奸角”。而有关这个王朝的印象,也因之打上了许多不光彩的符号:荒淫、无道、贪婪、奸诈,狼子野心却保守怯懦不思进取……然而“戏说”终究是“戏说”,郑氏王朝的真实风貌,在明末清初的各类国内史料中,从来都仿佛一团模糊的迷影。一则是20多年隔海相望,中国大陆本土文人,对这个有些神秘的政权知之甚少。平定台湾后,郑氏家族全体归降,出于天下一统的需要,大清王朝当然要对这个曾经的割据政权“选择性失明”。有关这个家族过往的各类记录,也当然因此而被埋没。后来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时,许多珍贵的资料更被销毁。鄙薄,于是有了今人的“陌生”。与中国大陆对此的“陌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甚至西方持续数百年的“台湾郑氏热”。日本方面尤其积极,现存最完整记录台湾郑氏政权的著作,是日本人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记事》。日本近代历史学家内藤湖南也对其评价颇高,称赞郑氏政权为“亚洲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明治维新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曾4次在日本长崎、广岛等地举行大型的纪念郑成功的活动,并赞扬说“其奋斗之足迹,为今日日本崛起之精神”。甲午战争后日本盘踞中国台湾半个世纪,其间大行“去中国化”运动,拆毁岛内汉人宗庙无数,唯独对台湾郑氏宗庙礼敬有加,至今保存完好。即使在今天的日本,郑氏家族宗庙神社多达240处,远多于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日本“杰出人物”。西方也不甘落后,与郑氏政权打了一辈子仗的原荷兰台湾总督揆一(FrederickCoyett)在其著作《被贻误的台湾》里称赞郑成功为“东方最杰出海战英雄”。荷兰历史学家菲克梅杰评价郑氏家族为“航海时代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西方启蒙运动的泰斗人物伏尔泰给予郑氏家族至高无上的评语——“中国文化精髓的最后守护者”……歪曲、戏说、失明、陌生、赞叹、崇仰……海内外评价泾渭分明的台湾郑氏朝廷,真实的容貌究竟是怎样?还是让我们抽丝剥茧,细细地梳理

                      面对危险,自己毕竟被安全地捆在牢固的金属上。后来她带孩子们去游乐园时,萨尔却不喜欢转盘火箭,那两个男孩也一样。此时,在逃往加利福尼亚的路上,乘转盘火箭飞驰的记忆随时陪伴着她。根据地图,路是直的。她只需找到七○号路,沿路开到犹他州,向左转,然后一路驶到洛杉矶。后来她回想起像这样的旅程——直行,一个州,又是一个州,完全和地图指示的一样。到她的现金减少到只有硬币时,她被迫去找搭车的人了。可是除去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她都记不得那些姑娘的顺序了。让姑娘们搭车是最容易的。她希望有她们做伴,很安全,而她们还会替她出加油费和餐费,有时候还邀她到她们可以休息的地方。她们驶过主路、立交桥、上桥的斜坡、路边的加油站和汽车旅馆,姑娘们为沿途增添了光彩,她们穿着腰带低到臀部、裤脚开衩的牛仔裤,长发飘拂或是把头发剪成与众不同的非洲式样。白种姑娘最为友好,有色人种的姑娘融合得要慢些,不过所有的人都向她讲述前面的加利福尼亚。在会意的谈话、银铃般的笑声和含蓄的沉默之下,她们描述的世界和她自己来加利福尼亚之前的生存天地分毫不爽——悲凄、惊恐,全都错位。高级中学破破烂烂,家长们傻傻乎乎,约翰逊(指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Johnson,1908-1973),其任内使越南战争升级。)令人生畏,警察是猪,男人是耗子,男孩子是傻瓜。第一个姑娘是在曾斯维尔郊外遇到的。当时玛维斯正坐在路边的小吃亭里数她的钱,这出走的姑娘出现了。玛维斯此前已经注意到她进了女卫生间,后来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出来,换了一身打扮:一条长裙,一件平滑的上衣齐到大腿。在停车场,那姑娘跑到凯迪拉克的右侧前窗外,请求搭便车。玛维斯点头同意,她便满脸欢笑地打开了车门。那姑娘说她叫桑兹拉——不过叫我达斯蒂(原文为Dusty,意为“沾满灰尘”或“含糊其辞”。)好了——一直喋喋不休地说了三十二英里。达斯蒂对玛维斯的事丝毫不感兴趣,她吃了两块点心,聊个没完,大部分是关于她脖子上吊着的六个身份识别证的主人的故事。那些男孩是她高中的同班同学或是她上初中时认识的。有两个识别证是她约会时得到的,其余的则是她找他们的家人要的——纪念品。那些男孩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玛维斯同意穿过哥伦布市,把达斯蒂放到她女朋友的家门口。她们到达时正下着细柔的雨。有人完成了那个季节的最后一次剪草。达斯蒂的棕色头发缠成了一绺一绺;新割过的草在雨中散发出阵阵清香,身份识别证叮当作响,还有半块点心。这就是玛维斯对于和第一个搭车人绕路的记忆。除去最后一个,她记不起别的搭车人的顺序了。她看到有个男人坐在高速路休息区松树下的一条长凳上,是在科罗拉多吗?他边读报纸边吃东西,吃得很慢很慢。是在到科罗拉多之前吗?那天太阳高照,可气温很低。在什么地方,反正在那——带她载了一个搭车的姑娘,那姑娘却偷走了她的仿钻石耳夹。但更早的时候—在圣路易附近,是吧?——她打开车门,让两个站在七○号路上发抖的姑娘上了车。她们在大风中用军用外套的衣领紧裹住下巴,脚上穿的是皮面木底鞋、灰色的厚袜子——她们的双手插在衣袋里,用衣领蹭着鼻子。她们说,要去的地方不远。她们说,去一处只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那地方是一个绿莹莹的墓地,但像公园一样住着人。入口处围着一排排的汽车。成群结队的人和只身的散步者在大风中都耐心十足,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来自军校的小伙子。那两个姑娘谢过玛维斯之后下了车,跑了几步,便加入了一伙在墓旁悼念的人当中。玛维斯没有急着走,她对草木一片不自然的绿色感到惊讶。她心里想的是军校学生原来是地道的士兵——只是年轻,实在年轻,而且和他们身后的墓碑一样有着崭新的面貌。玛维斯载了本妮——最后一个搭车人,也是她最喜欢的,可本妮偷了她的内衣和萨尔的靴子。本妮很高兴地听到,玛维斯和她一样是要径直到洛杉矶去。本妮自己是去圣地亚哥。本妮无论如何算不上爱说话的人,但她唱歌,唱的是真正的爱、虚假的爱、救赎,唱的是无缘无故的高兴。有些引人落泪,别的则是故意犯傻。玛维斯偶尔跟着她唱,但多数时候都在听,在一百七十二英里的路程中没有听厌过。伴着本妮嗓音中那种华彩式的痛苦,车子驶过一英里又一英里,而且行进得很轻松。本妮不喜欢在公路的休息站吃东西。如果赶上在这种地方,出于玛维斯的坚持,她就喝些水,而玛维斯则吞下溶化的奶酪和油炸食品。有两次,本妮指点着玛维斯穿过镇子,寻找有色人种的居住区,以便照她的说法吃到“健康的”东西。在这种地方,本妮吃得很慢,每次要的食物都一样,总是些附加菜和配餐。她花钱很仔细,但看来并不担心,加油的时候都是分担一半费用。玛维斯始终没听到本妮计划做什么或者去洛杉矶(噢,在圣地亚哥)见谁。每逢玛维斯问起的时候,她的答复总是简单的“往前走就是了”。然而,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和劳伦斯之间的一处地方,她溜掉了,还拿走了玛维斯鲜亮的塑料雨衣和萨尔的黄靴子。怪事,玛维斯的五美元钞票还用橡皮筋系在挡杆上。她们在一家叫希基的下等餐馆刚吃完烤肉和土豆色拉。本妮的“打包”食物包得好好的摆在桌上。“我来付款,”她朝账单点着头说,“趁我们上路之前,你去一下厕所。”等玛维斯从厕所出来,本妮和她“上路”的笑话一起不见了。“我怎么会知道?”女服务员这样回答,“她连一分钱的小费都没留下。”玛维斯取出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放到了柜台上。她在车里等了几分钟,才找到返回可爱的七○号路的路。本妮一走,凯迪拉克车内的沉寂简直难以忍受。玛维斯一直开着收音机,如果播出了本妮唱过的歌,她就随着哼唱,为那些劣等表演哀伤。在一处埃索石油加油站,玛维斯吃了一惊。她还掉洗漱间的钥匙以后,便向窗外看着。在掩蔽着油泵的霓虹灯下,弗兰克正俯身隔窗看着凯迪拉克车内。他可能在两周内长出那么多头发吗?还有他的衣服。黑皮夹克,衬衫几乎敞到肚脐,还戴着金链子。玛维斯弯下腰去,当服务员盯着她看时,她竭力做出一副像是脚下绊了一下的样子。没地方可跑。她翻看着架子上的科罗拉多地图。她再往外看。他走开了。她想,他把车停在附近,等着她出现。她对自己说,我要大喊大叫,假装不认识他,和他动手,叫警察来。汽车已经不再是薄荷绿的了,啊,天哪——车牌可是原来的。她有注册证。也许他有购车时的车主证。出了新闻简报吗?她不能干等,而且又没有退路。玛维斯向前走去。没有跑。没有绊倒。一往直前,从她的钱包里拿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回到车里,等着服务员收钱的时候,她从后视镜和侧视镜中察看着周围的情况。没有什么。她交完费,转动了点火开关。就在这时,那个穿黑夹克、敞着衬衫的身影在右侧的镜中出现了。金链子闪映着霓虹灯光。她吓慌了,忘记了在找什么地方。是什么交叉路口?向右转到南边。不,是西边。在什么地方进入七○号路?可这是东边。出口坡道是向哪里去的?一小时之后,她驶在一条先前已经走过两次的道路上。为了尽快出去,她发现自己行进在一座窄桥和一条两边都是货栈的街道上。她想好了,无论如何,二级路会好些。警察少,路灯少。每遇到红绿灯,她都心惊胆战,便取道出城。夜幕降临时,她到了一八号路上,就这样一路驶下去,直到引擎里只剩下冒着的烟。凯迪拉克既不叹气也不咳嗽了,干脆在一团漆黑中停了下来,车头灯照出了三十英尺远的柏油碎石路。玛维斯关掉车灯,锁上车门。她悄声对自己说,要有点勇气,就像那些跑来跑去的姑娘们。如果她们能四处游荡,跳上汽车,搭车去墓地,找陌生的居民区要吃的,独自找出路或者只是相互保护,她当然也能在黑夜中等候着黎明到来。她长大成人之后就做过这一切了,能够在大白天睡上安稳觉。何况,她毕竟不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了;她是个二十七岁的母亲……时代牌威士忌毫无助益。泪水淌湿了她的下巴,一直流到脖子上。酒最终把她击倒了。玛维斯醒来时,口干舌燥,面目难看,视线模糊。她知道自己感到饿,是因为红红的西瓜似的太阳看着就像能够下肚。周围的蓝天却不那么诱人,当然也不至于招人厌烦,由亿万英里中不止一样东西支撑着。无可选择。她照达斯蒂教她的办法放松一下自己,回到车里等候再有一辆汽车经过。本妮很精明,她总要在离开任何地方的时候丢下食品盒。玛维斯感到自己的愚蠢像个干口袋似的在头上套紧了。一个成年妇女,竟然不能穿越这个国家,不能作出超过二十分钟的计划,还要人教如何在杂草中擦干身子。脑子成了一团乱麻,以致没打开车窗让婴儿能够呼吸。如今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从向她迎来的金链子跑开。弗兰克是对的。从一开始他对她的看法就完全没错:她是地球上最蠢的女人。等待期间,没有轿车、卡车或公共汽车驶来,她打着瞌睡,在可怕的想法中醒来,再昏然睡去。她突然坐起身,完全清醒明白了,决定不干待着挨饿。路上那些姑娘会不会就这么干坐着?达斯蒂会吗?本妮呢?玛维斯向四下仔细打量。在那不止一样东西的亿万英里中,远处有些树。这是草呢,还是什么庄稼?每一条路都通向什么地方,是吧?玛维斯收拾起她的钱包,寻找她的雨衣,却发现已经不见了。“天啊!”她惊叫一声,砰地把车门关上。上午余下的时间,她仍待在同一条路上。太阳升到头顶之时,她转到了一条较窄的路上,因为那里有树荫。还是柏油碎石路,而且窄得容不下两辆车,非轧上路肩不可。在路上没有树的地方,她看到左前方有一栋房子。那房子看着很小,而且关着,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发现那房子既不小也没关着。她不得不穿过几英亩的玉米地才来到跟前。那房子要么是背向着她,要么是没有车道,随着越走越近,她才看出来房子是石头砌的——可能是砂岩吧,而且已经旧得发黑了。起初看着仿佛没有窗户,但后来她找到了门廊的起点,并且看到底层大窗的反光。她绕到右边,便瞥见了一条车道,不是通向前门,而是转到了侧面。玛维斯向左绕去。靠近门廊的草是修剪过的。石阶两侧都刻有抓着顶端装饰物的动物爪子。玛维斯走上台阶,敲了敲门。没人应答。她走到有通道的一侧,看到一个妇女坐在菜圃边上的一把红色木椅上。“打扰了!”玛维斯两只手在嘴边拢成喇叭状,高声叫喊。那女人朝她转过脸来,但玛维斯说不清她向什么地方看,因为她戴着墨镜。“打扰了,”玛维斯向前凑了两步,现在没必要大喊了,“我的车在那边抛锚了。有谁能帮帮忙吗?有什么地方可以打电话吗?”那女人站起身,边用双手拽了拽围裙的边缘,边走向前来。她穿着一件有小白花、纽扣很奇特的黄色棉布衣裙,系着的围裙看着就像是帆布做的。她的平底鞋没系带。头上戴着一顶宽边草帽。烈日当头,一股热风吹来,掀起帽檐的后部。“这里没有电话,”她说,“到里边来吧。”玛维斯随着她走进厨房,那女人把围裙里的山核桃倒进炉边的一个盒子里,随后摘掉了草帽。两根海华沙(或译哈依瓦萨,印第安人传说中的始祖。)式的辫子拖在她的双肩上。她脱掉鞋子,用一块砖顶着门,让它开着,随后摘下了墨镜。厨房很大,充满各种香味,还有足够一个女人吃一顿的饭菜。她背对着玛维斯,问道:“你是喝酒的女人吗?”玛维斯不清楚对方是要给自己喝一杯呢,还是请求自己准许她喝一杯。“不,我不喝酒。”“这地方是不准撒谎的。在这里,一切真事都是可以的。”玛维斯吃了一惊,往手掌里吹了口气。“噢,过去我有时候喝一点我丈夫的酒,可我不是你所说的喝酒的女人。我实在是……唉,受尽折磨了。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然后又用光了汽油。”那女人忙着点炉子。她的辫子垂向前边。“我忘了问你的名字了。我叫玛维斯·阿尔布赖特。”“人们叫我康妮(后文“康瑟蕾塔”的昵称。)。”“我挺想喝些咖啡,康妮,你要是有的话。”康妮没转身,点了点头。“你在这儿工作?”“我在这儿工作。”康妮把辫子甩到肩后。“这儿住着一家人吗?我好像敲了好长时间的门呢。”“没有一家人。只有她一个人在楼上。就算她愿意,也没法应门,何况她根本不愿意。”“我要去加利福尼亚。你看能帮我弄些油到我的车里吗?能指给我从这儿出去的路吗?”那女人对着炉子叹了口气,但没有回答。“康妮?”“我在想呢。”玛维斯打量着厨房,这四下里看来和她初中学校的咖啡室一样大,而且也有木头弹簧门。她猜想着在一道道门外是一间又一间屋子。“你一个人待在这地方,不害怕吗?这外边多少英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呢。”康妮笑了。“吓人的东西不总在外边。最吓人的东西在屋里呢。”她拿着一只碗从炉边转过身,放到玛维斯跟前。玛维斯绝望地望着上面融化着一块黄油的冒着热气的土豆。时代牌威士忌造成的醉意使饥饿感变成了恶心,不过她还是说了声谢谢,并从康妮的手中接过了叉子。无论如何,咖啡的香气还是有指望的。康妮在她旁边坐下。“我也许可以跟你去。”她说。玛维斯抬头看着她。这是她第一次看到那女人没戴墨镜的面容。她很快又把目光收回到食物上,把叉子伸进碗里。“你说什么,你要和我去加利福尼亚?”玛维斯感到了,却无法面对那女人的微笑。她在热土豆前洗过手吗?她身上有一股胡桃而不是山核桃的气味。“那你在这儿的工作怎么办?”玛维斯强迫自己尝了一小口土豆,咸的。“加利福尼亚在海边吧?”“是啊,就在海岸上。”“再看到水真是太好了。”康妮目不转睛地盯着玛维斯的脸,“一浪又一浪的。一大片水啊。蓝,蓝,蓝蓝的,对吧?”“人们都这么说。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海滩,橘子……”“对我也许太明媚了。”康妮突然站起身,向炉子走去。“不会比这里更明媚了。”黄油、盐和胡椒掺进土豆里还不是那么糟糕,玛维斯很快地吃着,“走了好多英里,不见一点阴影。”“真的,”康妮说着在桌上摆了两杯咖啡和一罐蜂蜜,“这世上阳光太多了,把我都弄烦了,再不想吸收了。”一阵微风吹过厨房门,以一种更甜美的芳香取代了食物的气味。玛维斯原以为咖啡一上来,她会一口喝光,但又热又咸的土豆使她得到了满足,变得不那么急迫了。她照康妮的样子把蜂蜜舀到咖啡杯里,慢慢地搅拌着。“你想好了我怎样才能弄到汽油吗?”“稍等一会儿。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吧。外边的人会来买东西的。”“买?买什么?”“园子里的东西。我做的饭菜。他们自己不想种的东西。”“其中会有人带我去弄到油吗?”“肯定。”“要是没人来呢?”“总有人来的。总有人会来的。每天都有。今天上午我已经卖了四十八个玉米和整整一磅胡椒。”她拍了拍围裙的口袋。玛维斯对着杯子轻轻吹着,随后走到厨房门口向外看。她刚到的时候,见有人在家很高兴,没有好好看园子。此时,她看到在红椅子的背后,花卉散种或间种在一畦畦的蔬菜中间。一些地方,用杆子撑着的作物在土岗上种成圆圈而不成行。视线之外有鸡在咯咯地叫。园子的一部分她原以为已经长了杂草,仔细一看,原来种了一片甜瓜。再往远处是一大片玉米地。“你不是一个人种这么多东西吧,嗯?”玛维斯指着园子说。“除去玉米。”康妮说。“哇。”康妮把早餐碗放进水池。“你想洗洗吗?”玛维斯想象着一道道门后是一间套一间的屋子,无法开口问卫生间的事。她在这厨房里感到很安全,想到要离开厨房,心中有些不踏实。“我要等着瞧瞧谁会来,然后再把自己收拾一下。我知道我这样子够难看的。”她

                      交的时候,南方的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为何如此平静?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发展的良机吗?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孙中山甚至与段祺瑞达成了和平协议,他要为闽南“护法根据地”赢得一个和平的外部发展环境。孙中山在革命了数十年之后,终于悟透了一个道理:要想赢,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所以他很在意那支在名义上听命于自己的部队——粤军。尽管从本质上看,粤军还是一支雇佣军。自从1918年下半年,陈炯明、许崇智、蒋介石等人率领粤军在福建南部成功开辟了一块拥有二十六个县的“护法根据地”之后,陈炯明便在孙中山一个接一个的命令或建议下,一边扫荡被击溃的北洋军残部,一边利用并不充裕的经费——孙中山的金钱支援和地方上缴的税收大肆扩军,终于将原本人数不满五千的部队扩编成两万多人的两个军。回首当年靠几十上百人的会党跟数十倍于己的清军干仗时的惨不忍睹,来自粤军的这些变化是非凡的,是可喜可贺的。但问题是,孙中山对这支军队的司令陈炯明不太满意。陈炯明虽说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老同盟会会员,但并没有宣誓效忠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而且陈先生并不信仰三民主义,至于他信仰什么,下文再说。所以孙中山对他并不放心,要不是陈其美死得早,司令的椅子肯定轮不到他坐。因此,孙中山派了四个人去分陈炯明的权,他要掌控这支部队。这四个人就是之前提过的邓铿、朱执信、许崇智和蒋介石。邓铿有领导才能,但过于方正。朱执信革命斗志旺盛,但过于勇猛激进。许崇智能力还行,但革命斗志不甚昂扬。至于蒋介石,才能自是四者之中最高,但过于意气用事。军事人才的问题,令中山先生十分头疼。但与用人相比,眼前有更加迫在眉睫的问题:怎么养活这支军队?这简直伤透了孙中山的脑筋,说到底还是不知道去哪里搞钱。说到弄钱,要按孙先生以前的工作方式,那就是四处募捐。可一晃数十年过去了,孙中山的革命项目似乎越做越差,远不如那些军阀做得出色。这让当年倾家荡产支持他的那些老朋友作何感想?估计孙中山自己都不好意思上门再提钱的事。所以说,毁灭友情的方式有许多种,或许最彻底的一种就是借钱。这一路失败过来,连老朋友都不再信任孙中山,更何况他人?因此募捐这条路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况且募捐来的钱实在太少,根本不敷使用。看看人家段祺瑞,赞助一拉就是数千万美元。有了这种心理,孙中山便把目光转向了他最靠谱的理财顾问——张静江。“民国吕不韦”张静江,浙江南浔人,富三代,爱冒险,好交友,擅长搞对外贸易,其生意遍及美、英、法三国,十分有钱。由于当时没有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因此大家都搞不清楚他身家多少。好在有一个标尺可供我们研究他的有钱程度,这个标尺就是吕不韦,因为张静江被称为“民国吕不韦”。吕不韦可是战国时代的超级富豪,完全有实力去竞争那个时代的首富名头,所以张静江应该也是一个超级富豪。不过与吕不韦相比,张静江更加热心直率,这一点在他帮助孙中山的过程中就能体现出来。1906年初,未到而立之年的张静江在去新加坡(也有说去法国)的轮船上与孙中山邂逅,主动提出为其筹集经费。孙中山起初完全不在意张静江的话,以为自己碰到了一个大忽悠,一年之后孙中山实在弄不到钱了,就抱着试一下的心态给张静江发了封电报,没想到张静江竟然如数汇来。从此以后,张静江就充当起孙中山的钱袋子。他跟孙中山约好,汇款的暗号是ABCDE,譬如A代表一万,那么E就代表五万,而孙中山动辄给他发一个D或者E,让他穷于应付。虽然如此,张静江还是一一兑现承诺。据后来统计,张静江这一辈子赞助孙中山的革命经费几近百万银两之巨。这些钱可不是贪污来的灰色收入,都是他自己掏腰包。后来国民党定都南京,张静江又为蒋介石募集军饷,往来奔波。最神奇的是,他在当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时,手上只有十余万元公款,却建成了价值五千多万元的基础设施。连毛泽东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弄钱有办法。如此一个搞经济的天才,为什么对革命如此尽心竭力?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外号“民国吕不韦”找到答案。吕不韦先生最擅长什么?政治投资。秦始皇嬴政他爸嬴异人(子楚)于落魄之际邂逅了吕不韦。别人都看不起这个在赵国当人质的落难王孙,但吕不韦看到了他身上的巨大价值(此奇货可居),于是不惜血本,四处活动送礼,打通各种关节,成功将其送回秦国登上王位。最终,吕不韦在嬴异人父子身上收获了回报——权倾天下的秦国宰相的位子。权有了,钱也就有了。因此,张静江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他是一个会投资的商人,是一个会搞政治的商人,他懂得利用政治地位去获得更广阔的舞台以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他陪伴孙中山走过了无数次的失败——从同盟会时期的诸次起义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到护法战争,在孙中山孤独无助的岁月里,他始终如一,不离不弃。所以,他与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待其亦师亦友,屡屡为其雪中送炭,甚至在陈其美死后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凭借高超的经济能力、忠诚的立场、准确的眼光以及无悔的付出,他后来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经济人才中的一员,也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中的一员,孙中山称他“革命圣人”,蒋介石当他“革命导师”。孙中山的突破刚才说到孙中山向张静江求助。孙中山问张静江,如何才能快速搞到大量的钱。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张静江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他想了很久,才答复孙中山:做证券交易吧,炒股票,当股民,这个来钱快。孙中山对于资本运作是不大在行的,于是将此事交给张静江和一个叫戴季陶的人负责。戴季陶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此人跟蒋介石的关系很铁——同窗、同袍、同嫖,彼此之间几乎没有隐秘,并因此结为兄弟。此外,这位仁兄的身份也是相当复杂,他是同盟会会员,是孙中山的御用随从秘书,却又在后来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又半道退出,终究还是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干部。话题回到中山先生炒股票上。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第一家综合性的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了,主要股东里有一名叫做虞洽卿的超级大富豪。当时正在提升自我修养的蒋介石,也对经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迫不及待地跑过来找到大哥张静江,表示自己想为革命炒股,想在这里实践刚从马克思等人那里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张静江不能不给义弟面子,于是干脆给了他一笔钱,帮助身无分文的蒋介石成为交易所的股东。就此,蒋介石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营业部门(恒泰号)干起了经纪人,帮助投资者买卖股票。开始的一年多,交易所盈利很不错,连蒋大经纪都赚了很多钱。当然,交易所的相当一部分利润都被用来建设粤军和闽南护法根据地。可到了后来,一些商家眼红跟风,导致交易所资金短缺,两年之后关门大吉。交易所垮了,麻烦也就来了,股票变成废纸,股票持有人上门逼债,股东蒋介石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只好投在青帮大佬黄金荣门下做了门徒,才摆平了那些债主。蒋介石这两年的路走得不太顺,内心常常惆怅。心烦的时候,他就找一些莺莺燕燕谈谈心解解愁,着实放荡了几番。好在他没有忘记曾国藩和王阳明同志的名言警句,总能在即将彻底堕落的千钧一发之际悬崖勒马,保住了自己的美好未来。让我们暂别在沉沦与救赎之间挣扎的蒋介石先生,先来关注一下孙中山先生。做生意不可能稳赚不赔,而且光靠一个交易所也不够花,于是孙中山想到了结交强援。曾经的好朋友日本是指望不上了,因为日本已经看上了其他强力人物,那就把目光投到美国人、德国人身上吧。不管成功与否,先派人联络了再说。孙中山为钱殚精竭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改组中华革命党。不过孙中山需要一个得力帮手,因为他整日劳顿都还忙不过来。孙中山心中的理想帮手是汪精卫。汪精卫在上次护法运动中短暂现身之后,又返回法国跟陈璧君过上了逍遥二仙的生活。这让孙中山很是生气:革命尚未成功,怎能如此颓废!好在汪精卫有一个好处——只要是孙中山召唤,总是随叫随到。于是,孙中山一封电报就把他从法国叫了回来。神雕侠侣回归,且看他们夫妇搅出怎样的风起云涌。找对了得力帮手后的孙中山干起活来确实轻松多了。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注意此党并非宋教仁的国民党,多了两个字:“中国”。这一次,孙中山去掉了按手印宣誓效忠的那一套,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些年的经历,教会了孙中山一个道理,胜利不是靠宣誓效忠得来的。随着众多有志青年纷纷入党,孙中山终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回想过去的这一年多,确实走得很顺,可是来年情况又会如何?内斗就在孙中山对未来充满了疑虑的时候,曾经叱咤风云的“北洋之狗”、直系掌门、前任民国代总统——冯国璋,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抛下了他的北洋兄弟,独自奔赴极乐。他的死的确称不上重于泰山,却也很要命。因为直系、皖系在“五四”中的一番暗战,将关系本就势如水火的两派逼到了火拼的边缘。如果冯国璋还在,以他的妥协艺术和江湖地位,也许还能控制事态。可是冯国璋一死,直系掌门由曹锟接任,而曹掌门最得力的干将是吴佩孚。这两个人可都是吃不得亏、得势不饶人的爷,偏偏皖系掌门段祺瑞、核心弟子徐树铮也都强势得不行。针尖对麦芒,直皖两派之间的火拼已经不可避免,就看何时爆发、因为什么事件爆发。很快,时机就到了!还记得护法战争结束后,吴佩孚驻守在湖南衡阳的事吗?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两年过去了,吴佩孚的军队已经在衡阳待得十分不耐烦。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吴佩孚的士兵大都是北方人,受不了潮湿闷热的南方气候。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吴佩孚受不了一个人——湖南省军区司令张敬尧。一来这个家伙是皖系门下,老给吴佩孚小鞋穿。二来这个张敬尧是个人渣,坏得流脓,无恶不作,湖南老百姓实在是受不了他的祸害,连毛泽东都曾代表湖南人民跑到北京找徐世昌总统告状。吴佩孚以前也提过撤兵的事,可段祺瑞没批准。但是这一次,吴佩孚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撤回北方,他不想看段祺瑞的脸色,也不管政府是否批准。当然,表面工作还是要做的,吴佩孚按照正常办事流程,先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请求“撤防北归”。段祺瑞见吴佩孚不听话,异常愤怒,立刻回电,给吴佩孚扣上一顶大帽子:你藐视中央,你不守军人纪律!吴佩孚眼见段祺瑞不肯上道,也就彻底撕破了脸,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回电痛骂中央领导段祺瑞:你穷兵黩武,卖国求荣,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已经决定北撤,不可更改!吴佩孚不仅嘴巴骂得痛快,行动也很痛快。1920年5月,吴佩孚率军从衡阳前线北撤。吴佩孚前脚刚走,赵恒惕后脚就到,跟在吴佩孚屁股后面“收复失地”。时机掌握得太好了吧?那是当然,赵恒惕已经投靠吴佩孚,两人合伙演戏罢了。张敬尧欺压百姓和手下的本事过硬,但打仗的本事平平。赵恒惕的湘军只用了十几天就拿下了湖南。这么看来,当初段祺瑞以一己之私,将湖南交给张敬尧这个大草包,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决定。彻底撕破了脸皮,吴佩孚完全没给段祺瑞留面子。面子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问题。士可杀不可辱,何况段祺瑞还不是一般的士。他一直是一个只准自己欺负别人不让别人欺负自己的狂士,所以段祺瑞下定决心给吴佩孚几分颜色看看。吴佩孚的老上级新任直系掌门曹锟,自然早就得到了内幕消息——吴佩孚的通报。可他非但没有埋怨吴佩孚给自己找麻烦,还乐呵呵地站出来给吴佩孚擦屁股。因为曹锟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上位当大总统的机会。他也想尝尝大总统的滋味。不过曹掌门和吴猛将知道自己实力并不占上风,打起来不见得能赢,怎么办?两人想到了“军阀混世三要诀”之首——拉人下水,能群殴就绝不单挑。人多力量大,若是实在打不过,大家一起完蛋,拉一个垫背的即便输了心里也好受一些。可拉谁呢?还真有这么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张作霖。反皖联盟张作霖不是一直跟段祺瑞合作得挺愉快吗,怎么又成了反段祺瑞的上佳合作人选?这事跟徐树铮有关。成也徐树铮,败也徐树铮。具体地说,是因为徐树铮和张作霖的友谊破裂了。破裂的原因就是一个字:钱。钱这个东西,用得好是蜜,用不好是刀。上次张作霖拿了徐树铮的好处却出工不出力,耍了徐树铮一把,这伤到了徐树铮的自尊。徐树铮决定把场子找回来,于是他动用手段把中央拨给张作霖的军费私自扣下了几百万。一来给张作霖一个教训,二来用之扩充自己的军队。可张作霖岂是肯吃亏的人,立刻在段祺瑞那里告了徐树铮一状。段祺瑞不能不给“东北王”面子,以免破坏统一战线,于是让徐树铮把训练好的军队分张作霖一部分,以了结此事。徐树铮再度吃下闷亏。两人就此闹翻。徐树铮本就心胸狭隘,不太讲道理,谁敢和他过不去,他就一定要解决对方。现在,徐树铮的机会来了。直系要跟皖系开战,徐世昌邀请张作霖先生来北京充当和事佬,帮助直皖双方清醒清醒,不要动不动就拿枪说事。可是没有人想得到,胆大包天的徐树铮居然以“吃大餐叙旧情”的名义摆下鸿门宴,要杀张作霖。还好张作霖的鼻子跟古龙笔下的陆小凤大侠一样机警,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在关键时刻借尿遁逃走。据史料反映,徐树铮后来又暗杀了张作霖两次,但无一成功。因此,面对直系的邀请,张作霖有拒绝的理由吗?直系、奉系为了对付利益上的共同敌人,走到了一起,成立了反皖联盟。短命的直皖之战曹锟和张作霖要动手,不就是给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以借口吗?段祺瑞苦等这个机会久矣。直皖双方的战前准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时间很快进入了7月,这些日子,中国北方的天空中,战争乌云密布。根据“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做婊子也得立牌坊”推演出来的政治形象美化大法“做人可以无耻,但不能不要脸”,直皖双方决定打出“正义”这个金字招牌。因为一旦让全国人民知道了自己不但行为无耻还不要脸,就会招来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着实不好应付。曹锟、吴佩孚给自己的“讨逆军”安了非常正义的出师口号——段祺瑞、徐树铮卖国媚外,实为汉奸,今日之战,是为救国而战!是为民族而战!是为和平而战!张作霖也非常配合盟友,他通电全国说:我奉军将东出潼关,与讨逆军会合,协力清除段祺瑞、徐树铮此等卖国贼子!段祺瑞不甘示弱,部队起名“定国军”,比“讨逆军”还威风,出师的理由也算正义——吴佩孚勾结南方,背叛中央。因为吴佩孚收了唐继尧和陆荣廷控制的广州政府给出的三十万开拔费用之后才率军北撤。互喷口水的花把式玩过之后,双方都已筹备完毕,接下来唯有真枪实弹大干一场。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开始。河北涿州及高碑店一带是主战场。双方在这块还算宽阔的地带上投入了十几万的兵马捉对儿厮杀。直系三路出击,总兵力近五万人,分别由西路吴佩孚、中路王承斌、东路曹锳统领。皖系的对阵也很工整,西路总指挥段芝贵,中路总指挥陈文运,东路总指挥徐树铮,共领军六万余人。总体来说,皖系兵力占优。可是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兵力不一定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兵员素质、统帅的指挥艺术往往更关键。头两天的进攻是试探性的,双方投入的兵力也不算太多,吴佩孚小胜段芝贵,徐树铮小胜曹锳,陈文运与王承斌各有胜负。战争在7月1

                      抵抗运动。当时在松江境内,他们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是著名的画家李待问和曾经促成郑芝龙降明的德高望重的前总督沈犹龙。8月1日,复明分子们一起召集起民众,高举着明太祖的画像。陈子龙依靠他的镇兵发起进攻,杀死当地的清朝官吏,接管了这座县城。松江地区复明分子的军事领导人得到了沈犹龙的任命,他指挥着几千名战士。不过,当时担任沈犹龙监军的陈子龙,对于这些仓猝招募起来的部队的战斗能力并不抱太大希望,认为他们是既无粮饷又少训练的“市井之徒”。他认为,取胜的关键是同时利用他那遍及江南的乡绅关系网,以共同造成一个地域性的起义,同时还可以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那里取得军事援助。因此,他和夏允彝首先就在几社同人周围团结了一批朋友作为骨干,包括像徐孚远和黄家瑞这样的人。而通过这些朋友,又与其他文人朋友建立了联系。比如,黄家瑞既是陈子龙的好友,也是诗人万寿祺在徐州时的同学。万寿祺当时正在苏州前南京江防监军、马士英女婿杨文驄之处。尽管杨文驄本人没有参加松江组织,但是万寿祺确实参加了这次运动,在苏州东北面的陈湖加入了沈自柄和钱邦范的队伍。在明亡之前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存在,除了造成组织庞杂(其结果表明这是不利的)之外,还使得松江抵抗运动具有了社会的自发性(这却是一种优势)。当万寿祺通过社会团体关系应募从军时,陈子龙自己也直接会见了或与夏允彝分别致信而联络其他一些人,邀请他们共同筹划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要进攻徐州,借以切断那里的清军营部与当时在苏州威胁着鲁王政权的满汉军队的联系。陈子龙还想与崇明岛上的明水军取得联系,这支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长期以来,以海盗巢穴而出名的崇明岛现在成了南明水军的避难所。一部分水军由前政府官员荆本彻(1634年的进士)指挥,而大部力量则由吴淞地方总兵吴志葵统领,他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了崇明岛。吴志葵极力想与鲁王朝廷和浙江其他复明分子的活动中心取得联系,因此就宣布了他希望通过占据江南一块根据地而由此光复明朝。这时,为了响应江南形势,他调动其水军靠近上海,在那里他的部队向刚刚任命的清朝县官发动了进攻。太湖地区的起义和陈子龙、夏允彝(他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发动的抵抗运动鼓舞了吴志葵,他调动他的水手和水兵经江南的水道入泖湖,在那里他吸收了苏州水军的忠君分子领导人黄蜚。吴淞总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会总兵黄蜚拥千艘自无锡至。尽管夏允彝实际上去了泖湖,并且担任了吴志葵在松江方面的联络官员,但是陈子龙没有能够使吴志葵和黄蜚听从自己的指挥。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战略上观点不一致。就像陈子龙自己说的那样:黄文禄以二万众至松,欲移营黄浦,予力争以水隘不利旋转,未有舟师单行数十里,首尾不相应而不败者也。不听。同时,清军已经派出了李成栋步骑2万多人的勇悍军队,直扑吴志葵停泊在春申浦(十方庵)的战舰。李成栋不仅使用轻舟,而且也使用了炮船,他的部队的机动性优于吴志葵那些笨重而不灵活的海船;而且,就像陈子龙曾经预言的那样,由于吴志葵的船队拖得太长,以至不能够有效地反击这种进攻。更糟的是,大风猛刮大船,结果复明分子的水军是全军覆没。志葵、蜚既败,执至江阴城下,令说城中人降。志葵说之,蜚不语。城迄不下。后皆被杀。同时清军继续向前推进,平定了松江附近的其他南明军队,使那里的义军失去了进一步的帮助。在吴淞附近,当地军事领袖吴之潘领导的义军被打败了,那里的居民剃发而自称“大清顺民了”。在冒险家潘复杀死了清朝官吏的上海城,老百姓转而反对义军。在吴江的“白头军”也迅速地失去了地盘。趁事变而起的鲁之玙最初要占领吴江、进攻苏州、焚烧巡抚衙署。一些反叛的湖上渔民也把清军骗进了事先准备好的伏击区。但是总督土国宝的部将王佐才重聚旧部,关闭城门把义军挡在外面,并且用骑兵和大炮打败了他们。鲁之玙本人被害;孙兆奎被俘;吴易和赤脚张三逃回沼泽地带,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这一连串的失败,使得松江的乡绅义士只能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当然这就意味着要完全依赖于沈犹龙招募的那支缺乏战斗力的“市井之徒”的军队了。正如陈子龙所言,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战斗经验。确实,如同温睿临后来讥讽地叙述的那样: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率市井无赖子,见敌辄蹶,迄于无成。这段叙述并没有完全否定沈犹龙作为地方总督的经验,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市井白徒”在李成栋凶猛的部队面前,很可能是“金鼓一震即作鸟兽散”了。可能因为松江的百姓对自己的力量并不抱希望,他们一直相信黄蜚的部队会来救援他们。9月22日,这支援军好像是开到了。在城墙下出现一支头缠红巾的部队,他们自称是黄将军派来的。然而当城民打开大门,这支队伍鱼贯而入之后,他们便扯去了头巾,露出剃了发的光头。接着,他们就为藏在外面的其他清军大开城门,这座城市就落入他们手中了。在随后的肉搏中,沈犹龙和李待问全部被害。在城外的泖湖,黄家瑞被杀死了,他最好的朋友、诗人万寿祺被俘并被投进了监狱。还有许多乡绅忠君之士想方设法死里逃生,躲避敌人搜捕,比如陈子龙,就在李成栋部队进攻时逃了出去。陈子龙自己回忆道:三日,城陷。予于西郊遇兵,几不免。携家走昆山。四日与夏考功别。自此,遂永诀矣。大母以病留昆山,予走金泽,未几,走陶庄。其他乡绅复明分子想方设法逃到南方,在福建唐王朝廷中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然而,夏允彝感到,他的末日已经来临。今往辅新主,图再举,策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遁以求生,何以示万世哉!不如死也。在黄道周带着鲁王邀请他参加福州复明政府的信件来到这里的前三天,夏允彝投河自尽了。在松江复明义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江南地区仍然有一些分散的抵抗力量。江阴城仍然处于重围之中,参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仍然在金山领导着英勇的斗争,一部分忠君复明的水军在崇明岛重新聚集起来。但是,社会上下层之间反对满人剃发令的民族反抗的联盟已经瓦解,江南的绅士们在社会关系上与下层百姓过于隔绝,因而他们不能单独坚持更长的时间。不久,江阴陷落了,于是就给李成栋腾出了足够的兵力集中进攻金山。荆本彻的复明水军在六合取得了对清军的一次重大胜利,但这时他的部下因为战利品问题与海盗同盟者发生了争执,其后不久他们就驶向远离海岸的定海,远远地离开了长江口。因此,在1645年12月17日,多铎在他的定期军情报告中可以对多尔衮说:擒福王朱由嵩,前后战败水陆马步敌兵,凡一百五十余阵。江南、浙江等处悉平。招抚文武官二百四十四员,马步兵三十一万七千七百名。除了更南的地方以外,活跃的复明分子的抵抗运动看来是完全平息了。

                      遁世隐居

                      在1645年的抵抗运动中,一大批参加了战斗的士大夫复明分子被杀害了。对于其他死里逃生或身陷囹圄的人们,旧日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既是为了逃避清朝当局的迫害,也是为了表明对异族统治的消极抵制,避世之举在当时成了一种普遍行为。诗人阎尔梅写道:事已至此,更复何言。唯当披发入山,修省悔过而已。异日,以忧勤德业之劳,为发愤补愆之举。就像阎尔梅主张的一样,这种逃避经常采用了皈依佛教的形式。不必奇怪,像广东这样的一些省份,在被征服期间,学者身份的佛教徒成了那些寻求避难和慰藉的旧日复明分子团体的中心人物。江南也有像登尉的三峰和尚、华山的开元和尚这样的佛教徒,复明文人常常过“居士”生活;取一个法名,住在寺庙的附近,而同时又进行道家的玄修,一只脚还留在了文人生活一边。在松江起义中被捕并被投入监狱的万寿祺,就是这样一个人。多亏有人暗中相助,万寿祺在被捕两个月后逃出了监狱,并且离开了苏州地区,回到江北,在淮安找到了一个避难所。第二年,他想方设法回到了他的老家徐州城。他发现家宅和花园大部分已经被毁掉,大量地产也被征服者及其同伙占有了。一些房屋在政权交替之际被攻占了城市的土匪们占据过,很少的几幢矗立着的建筑物变成了统治这座城市的清朝官员的住宅。万寿祺的朋友、诗人阎尔梅在征服战争之后路过徐州,他在一首《至徐州过万年少故宅》的诗中描述了这片被毁坏了的家园。当世谁堪语,斯人复水违。生前家已弃,没后榇何归。荒草埋虚阁,秋风鼓败扉。多情惟燕子,还向旧巢飞。万寿祺想卖掉还没有被别人占夺走的几块贫瘠的田地,但是他这笔家产换来的钱寥寥无几。为了养活妻儿,他最初依靠卖字、篆刻和作画。随后,他买了一个菜园,在那儿种上了药材。居陋巷中,前后多牧啄人,剥啄者少。西邻普应寺,时时曳杖入退院中,与沙弥争余渖也。嗟乎,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所争者不知何许人。圣帝明王、忠臣义士,此时皆不知何往。在1646年初的某个时候,万寿祺决定“抛却浮世遁入空门”,并且起了一些佛教名字,如慧寿,沙门慧寿,还有明志道人。但是他皈依佛门并不妨碍他吃肉喝酒,他同时代的人视之为一个复杂的人物。徐州铜山的一个人写道:吾乡万年少先生,为有明名孝廉。国变后,隐居不仕,儒衣僧帽,卖卜佣书,逍遥吴楚间,与诸畸士遗老吊半壁沧江,续六朝之昔梦。一边穿着儒生的衣服,一边又戴着僧人的帽子,脸由于胡子而更显尖瘦。万寿祺这种不伦不类的外貌象征着那些在江南的征服中想方设法活了下来的大多数文人的命运。他的儒生装束使人想起了他曾经是明朝的一个监生、并为这个王朝揭竿而起的历史;他的僧人帽子表明了他目前的处境,以及他为自己的忠君行为付出的代价。就在1646年同一年,万寿祺以前的朋友李雯来淮安访问了他。在过去两年里,投敌分子李雯充当了满族摄政王多尔衮的幕僚,在1645年起草了许多针对复明分子的文告。现在,作为对他所做贡献的报答,他请求多尔衮同意让他请假回华亭老家去。途中,他在淮安停车去看望他忠于故主的朋友。因为,尽管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但是这两个文人并没有中断联系,特别是对他们来说清人的征服是大局已定之后。不过,对李雯来说,这是一次很难堪的见面,部分原因在于万寿祺的和尚打扮像是对他降清的一种谴责。当他与万寿祺相对而坐时,不禁泪流满脸,大声说自己好比就是投降了匈奴的声名狼藉的李陵。这意味着,他把万寿祺比作了为汉朝守节的苏武。当李雯在淮安离开万寿祺之后不久,又拜访了陈子龙。同样的场面又出现了。陈子龙在松江陷落后,离开了他在昆山病重的祖母,一直颠沛流离。当时博洛的军队正在扫荡浙江东部,如果有人留着长发,或者一副富有的儒生的样子,那就很难躲避逮捕了。陈子龙先是在嘉善的一个禅宗的寺庙中找到了避难的地方,后来他又搬到了附近的旧日学生家里,不久又搬走了。在这个时候,绍兴的鲁王和福州的唐王都任命他担任职务。在1646年4月或5月,他祖母去世后,他想去绍兴,但是他没有能穿过满人在杭州湾的巡逻线。他终于在夏初见到了鲁王,向他报告了钱塘江北面军事形势。随后他又绕道回到了松江,在1647年初李雯来访问他时,他正住在他的朋友钱漱广的叫做“天宁”的乡村庄园中的一个小屋里。尽管陈子龙热情地招待了李雯,而且他们的谈话也非常的亲切,但是这位降清人士——清政府的笔杆子——肯定再次强烈地感到了他这位旧日的学友和朋友,对他的无言的指责。他甚至可能又把自己比做了汉朝的叛徒,因为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后来把这次见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在这次访问后不久,李雯变得极为压抑,害了重病,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这一奏章在1645年12月。《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尽管一些清朝官吏认为,继续像明朝那样把南京作为首都是个好办法,但是陈名夏强烈反对这样做。多尔衮同意陈名夏的看法,只把南京作为一个省会。尽管后来更名江宁,但是这座城市还是以其旧称“南京”而闻名。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1页。直辖区南直隶正式划入了江南省。1647年江南、江西和河南只有一个总督,总督府设于南京。1649年以后河南从中分离出来,南京改称为“驻防”。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38—24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57—258页。1645年8月末,多铎把374名前明官僚和将领编进了八旗。斯特鲁弗:《南明》,第34页。?当然,并非总是如此。比如高进库在投降多铎以后表明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将领。他是陕西人,在进攻赣州中指挥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后又在洪承畴指挥下,在广东讨伐李成栋,被提升为将军,1652年他负责高州和雷州的军务。《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材料记于1646年10月8日。《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70页。?对多铎单独控制江南的能力的怀疑,见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材料记于1645年12月。?当然,也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清政府对此曾略作考虑,但没有实行:即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被剥夺的贫民一边,而不是向地方豪强提供支持。为此,朝廷上讨论过对没收土地进行再分配,从而实行“均田”的可能性。这个计划的反对者认为,这在北方或许可行,但在南方就行不通,因为那里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太大。据他们的测算,在松江地区,均田只能使自耕农的田产略有增加。刘重日:《明末“均田”口号质疑的质疑》,第120页。?满人最初极力宣扬其“代报君父之仇”的使命。这个口号在北方非常有效,但是在南方似乎并不受欢迎,就像一个肆言无忌的生员在南京对多铎所言:“闯贼破我北京,著称为我报仇;贼未尝破南京,若来何为?我昔仇闯,今仇若矣!若谓天下无能复仇者耶?”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4页。这样,清军就不得不为自己寻找新的堂皇借口了。这个任务由多尔衮的幕僚、中原人彭明较完成了,他强调了忠君之士的武装行动使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彭明较写道,所有的明军将领都在聚兵残害良民,所以清廷要派“六师”以讨灭之。“六师”一词是指远古时期帝王的一种正义征伐,见《孟子·告子》。?文秉:《甲乙事案》,第184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1页。?钱谦益后来确实帮助过一些忠君之士摆脱了政府迫害。比如,他帮助黄宗羲使浙江忠君之士王珝将军安全获释。S.K.劳:《东林运动的分裂及其后果》,第3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9页。这可能是为什么在黄宗羲的著作中会有称赞他的传记,尽管主要是讲钱谦益的事佛之事。此外,1655年,顾炎武因谋害家仆而受审讯时,也曾通过一个朋友请钱谦益帮忙,钱谦益确实帮顾炎武摆脱了监禁。?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8页。这种人殉难的情感也曾在法国维希时的投敌者中甚至是帕坦本人身上表现出来过。在最高法庭接受审

                        不适用。因过去中国是一大陆农国,人群和合了,同时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财用充裕了。因此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这一番理论,贡献给此下中国作为一种传统的经济政策之张本,我们不可不注意。其三、荀子云:“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主张,我们的物质欲望不可超过现有的物质限度。当然现有的物质限度亦须能适应现有人之物质欲望。在此两者间,须能相互调节。使人的内心欲望与外在物质生产,双方相持而长。荀子此番话,亦是一种人文本位的经济理论。可以说,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文本位为立场,或说是以道德主义或礼义主义为立场的。人生的欲望,本可无限地扩张提高,但欲望无限提高,并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质经济常追随于人生欲望之后,而亦求其无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成一无限。无限向前,却是无限的不满足,与无限的无休止。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决非人生之幸福与理想。故领导人向前者,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经济。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同须受人生理想与道德之领导。四此项理论到汉代时,又出了几位有名人物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负与经济理想,大体言之,均是因袭上述儒家思想而来。我姑举董仲舒所言以资证明: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当知社会决不能绝无贫富相差,但当使富者仅在社会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较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他们在社会上贡献比别人大,自当获得一份比别人较高的地位与待遇。此种差别是有理由的。即如当前共产主义国家里面,岂不是此辈人之地位与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吗?此等差别,我们实无法反对。只是不要让人由富生骄,丧其明德,则于己无益,于人有害了。至于穷人,与富相较,则自见其穷。既有富,必有贫,亦所难免。但也要使贫者能获得他们低水准的必需,有他们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让他们内心老忧虑。此处所引董仲舒之所谓富与贫,其实只是在同一水准上比较有此分别而已。无论富与贫,同样不该超水准,而此水准则以人生的理想为依归而树立。人都该能活着,而尤该活得近理想。即如目前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所以不得人缘,有些就是患了富而骄的病。他们因和人贫富相差太悬殊,便不免视别人为落后民族,以为予以一些经济援助,便是拯救了这些地区。这一种内心,正是骄的表现。仅知有经济,不知经济以外有人生,则富必然会骄,因骄而生出人类相与之不和与不睦来。这些不和不睦,却非经济所能解决。但富而骄固不可,贫而忧也须防。经济条件降落到一种必需水准之下去,这亦会发生人群间之不安与不和。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以此为限度而调均之。“此”字所指,主要即是一种德,如不骄不忧之心理状态,更重要过于不必需的经济条件。汉武帝采用了董氏政策来节制资本,裁抑兼并,尤著者,如盐铁政策。据司马迁《史记》所云:“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盐铁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当由私家操纵专利。汉武帝此项制度之用意,永为后世所承袭,遂使此后中国社会永远不能有垄断为利之大资本家出现。我们当知在此种制度之后面,实有一番人生理想与经济理论在作领导,故使中国社会在封建政制崩溃之后,不转到资本主义社会路上去。故自汉武帝开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后,货殖游侠一批人物便潜消于无形。而自《史记》以后,除班固《汉书》因袭《史记》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货殖游侠列传了。即班氏《汉书》亦以此讥史公,谓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班氏此一评语,正可说明此下中国社会何以不再容游侠货殖中人得势的一般意见。现在人不悟此中因由,以为惟有太史公有史学特识,故能提出此两列传,以后史家无太史公般识见,遂不知为货殖游侠写列传。其实此后中国社会已正式成为四民社会了,商人与游侠已失却其素封与新贵之地位,不能如汉初般在社会上发生出特殊作用,故后来史家也就无法再为他们另立专传。正为的是历史上无此现象,却不便是史家无此识见呀!五我们可以说,中国此下经济制度大体承袭了此一传统。先说保持必需经济的低水准方面。我将姑举几项大纲目言之。首先当言平均地权之一项,此即向来学者所爱言之井田思想。其在历史上见之实施者,为各时代之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并,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此乃中国历代政府所力求纠正者。随于土地政府而来者,如废除奴隶使成为自由民,以及历代赋税制度之主于轻徭薄赋,以及各项悯农、恤贫、救荒、赈灾、公积、义仓,及奖励社会私人种种义举善行,以宽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国两千年来政府所传统倡导尽力履行者。这些工作之背后,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与支持。其意只在使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堕落于过低水准。再说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准,走上不必需的经济之无限发展者,除上述盐铁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为商人所垄断专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进入仕途,此亦为中国传统法制一大端。董仲舒尝云:“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此所谓小人,乃指只为私家私人谋生计满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国家之重任。明明求仁义,则是存心在公,非士人专一诗书,求明义理,不能有此。故付托以国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辈。董仲舒又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知道义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则往往有不必需又超于必需之外者,故当以道义为经济立限度。偏重功利,则易趋于无限度。董仲舒之言,极为近人诟病,其实就中国历史传统言,此等言论,皆有甚大影响,而非诚可诟病者。我们当细求其意旨所归,不当因其骤然看来和我们意见不同,便肆意轻蔑,不求理会。又如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但若因此而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一向轻贱商人,则亦不尽然。《左传》云:“通商惠工”,此四字为历来所奉守。通商者,即通商贩之路,令货利往来,给予商人以种种之便利,又如说“关市讥而不征,”当知历来商税皆不高,有些时且不征商税,商品在全国各地可以自由流通,绝无阻滞留碍之虞。如在晚清咸同年间,为平洪杨乱事,创办厘捐,当时曾引起极大争持,此等皆是一时不得已而为之。诸位当知,中国政治传统,只是防止商人专为牟利而妨害了社会,却并不允许政府专为牟利而妨害了商人。可知贱商之说亦不公允。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在古代已甚发达,如南朝以下之广州,唐代以后之扬州,此等城市,其商业繁荣之情况,屡见于历史记载,多有超出吾人所能想像之外者。即如宋人所著《太平广记》一书,其中所载琐事轶闻,大可想见在当时中国各地之商业情况,足可打破我们所想像中国永远留在农村社会之一假想。我们尽可说,中国工商业一直在发展情况下繁荣不衰,惟遇到达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足以满足国民需要时,中国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转换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中国历代工商业生产,大体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诸项目发展到一个相当限度时,即转而跑向人生意义较高的目标,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业品能予以高度之艺术化。远的如古代商、周之钟鼎、彝器,乃至后代之陶瓷、器皿,丝织、刺绣,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们所谓文房四宝,笔精墨良,美纸佳砚,此类属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质之精美,制作之纤巧,无不远超乎普通一般实用水准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艺术境界。凡此只求美化人生,决非由牟利动机在后作操纵。又如中国人的家屋与园亭建筑,以及其屋内陈设,园中布置,乃及道路桥梁等,处处可见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放纵牟利上。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说到工业,中国历史上有几项著名的大工程,如秦以后的万里长城,又如隋代与元代所开浚之运河。此种大工程,亦莫不与国防民生实用有关。总而言之,中国人只注意经济之必需。如此而有裕,即着意在人生美化上。虽中国民族亦具有伟大的制造工艺才能,但亦都不从牟利上着眼。故经济之向上发展,虽同属于一种物质方面的,而西方则偏在科学机械方面,中国则偏在艺术陶冶方面。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人生美化艺术化,亦属仁义方面。科学与艺术,亦是一种义利之辨。至如核子武器之发明,则为一种大不仁。可见中国传统经济观,均是一种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经济。经济只以辅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于是经济发展,遂成为有限度的。六在中国古代有一书,名《周官》,亦称《周礼》。此书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奇书,犹如西方希腊哲人柏拉图之著有乌托邦《理想国》。此书当属战国末年人作品。书中假托周代官制,有意把政治、社会、经济、教化冶于一炉,是亦主张一种人文主义之经济政策者。后人遂多疑以为乃周公著作。后代曾有三位政治人物,想依照此书推行新政。一为西汉末年之王莽,一位南北朝时代北周之苏绰,一位北宋神宗时之王安石。此三人中,结果二王推行新政都失败,惟有苏绰一人成功了。这因王莽、王安石皆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佳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裁抑工商业太甚,以至失败。而苏绰则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不佳之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故不见有裁抑工商业过甚之病。此处亦可看出中国历史进程中之一种中和性,不走极端,不为过甚。而同时亦见中国历史传统,本不专向裁抑工商业一方推进。过分裁抑工商业,必然将招致恶果无疑。若我们仔细一读王莽、王安石两人之政治失败史,便可透悟此中消息。尤其当王安石时,一辈旧党反对新政,此辈人亦多属儒士,可谓与王安石在学术上仍是同一路线者。我们若仔细去读当时那些反对派的言论,更可透悟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经济观点之内涵意义之另一方面来。近人粗治西方思想,震惊于王莽、王安石两人之经济措施,有些与西方意见若相暗合,却不懂他们究竟为何失败,于是尽骂中国人守旧,尽骂中国传统轻视工商人,此等皆是推想失实。七根据上述,我将重新指出我以前所一再提及的,即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故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循此以往,中国历史之传统与其特殊性,便不难找出答案来。现在再论到中国经济中几项特有情况,有很多问题乃在西洋史中所未见或少见者,而亦遂为今日国人所忽略了。就中国人传统观念言,一个时代,若其物质上之积聚多而消散少,此时代即富而安,否则反是。在上如帝王之骄奢淫逸,而浸淫及于士大夫生活。又如政府之冗官冗吏,过量开支。对外则有防边与开边,或穷兵黩武。凡此种种,皆足以招致国库空竭,人民贫乏。如汉武帝远征匈奴,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但到末年,终不免有轮台之诏,自悔当年之措施。唐中叶以后,亦可说是因于有一种接近帝国主义之向外扩张,而招来国内之不安,乃至生出五代之黑暗时期。又因中国国防线太长,如宋代,如明代,皆因防边而动用浩大之财力,耗散浩大之人力,亦为造成当时国势衰弱之一因。又如河患与漕运两问题,此亦为中国历史所特有。黄河屡有泛滥溃决之患,历代专设机关特命大员设法防治,耗费甚巨,常因此而激起社会的经济危机。漕运乃指水道运输粮食言,或运至京师,或供应边防,或沿途分储食廒,皆称漕运。此亦为中国历史上一大消费,皆因中国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起。此黄河与漕运之两大问题,在中国史书中,历代均有详细叙述。此两事,每使历代政府岁糜巨帑,耗费国家财力,不可计算。欲研究中国经济史,此等特殊问题亦不可不一加注意。又如唐以前之门第社会,虽若迹近封建,导致不平等,然当时之大门第实为社会财富之积聚中心。社会因由此积聚,而使一般经济易于向上。唐以后,则是一个白衣进士的社会,财富分散了,经济无积聚,好像更走上平等。但一切社会上应兴应革之事,反而停滞,无法推动。此因社会力量因平铺而瘫痪了,不易集合向前发展。此一问题亦极重要。但在今日讲来,已是历史上之过去陈迹,因亦没人注意了。但此实是宋以下中国常苦贫乏之一因,值得再提醒。但若总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情况,自秦迄清,直到道咸年间,向来可说是较佳于西方的。经济落后,只是近百年事。我们尽可说,在近代科学兴起,而中国经济遂见落后。此下我们将如何引进近代西方之新科学而又能保持中国经济旧传统,即仍然保持中国一向坚守的人文本位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使新科学兴起后之经济发展,仍不致超水准而走向无限度与不必需的发展上面去。此是一大问题,有待中国自己此后新起的经济学家来设计,来督导,来创立一种适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新经济思想与政策及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能特创新制度,来解决当时代之种种问题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固已代有辈出。但今天我们则失却此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惟此厥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西方人有他们一套浮士德式的无线向前精神,有他们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财利主义。他们一意提高物质生活,而把其他人生尽追随着向前。我们明知此一套精神实为中国社会所不易接受。而他们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但我们偏要勉强学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即就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而言,如钞票是发明在中国的,如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亦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若把中国经济史上种种出自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方法和制度等,一一罗举,亦足增长国人之自信。我们今后正须在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则首先得回头一看中国过去的一套经济史。这更是我们研究此下经济发展所应注意的。第五讲如何研究学术史一今天所讲是“如何研究中国学术史”。根据以前数讲,有关政治、社会及经济诸端,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而中国历史之所以能不分裂与无中中断,亦颇于此可见。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其内里,实有一种一贯趋向的发展。我们并可说,中国历史上之传统理想,乃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之活泼机体之组织下,遂使中国历史能稳步向前,以日臻于光明之境。上讲我已提及中国历史上之伟大人物周公。周公实近似于西方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要求的理想政治领袖。但周公不是一“哲人王”,仅是一“哲相”。他可说,是以一学者哲人身份,而来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礼制,奠定了中国此下数千年的优良基础。周

                        过的、或因清军进军而农田遭到破坏的乡村,该年的赋税减轻一半。而且,北直隶的各府、州、县,皆减税1/3。尽管如此,在北京仍然有人散布谣言蛊惑民众,说是满族人有返回东北的计划。减税之后不久,北京市民开始风传征服者们将在阴历七八月份返回辽东。当他们看到一些士兵离开北京、返回盛京时,他们便认定这种推测已被证实了。对于那些满族人对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的说法,多尔衮甚为恼怒。他在7月21日发布了一个告示:我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念民为邦本,凡可以计安民生者,无不与大小诸臣,实心举行……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他又解释说,那些东去的士兵只是接家眷去了,他们还要回到中原来。那些与事实相违的谣言传播者,显然是企图捣乱的歹徒奸人,如果他们不思改悔则必将遭到严惩。然而,多尔衮对自身是否能长保天命护佑,也没有十分的信心。在上朝时,大学士刚林进言说,由于减免赋税与整肃弊政,新政权远比明朝好;但多尔衮则谨慎地回答说:“善与不善,惟天可表。”这时,六岁的顺治帝正准备从盛京迁都燕京。根据多尔衮的建议,皇上在8月9日把这个新都城改称为“北京”。9月2日,皇上任命了负责盛京事务的官员;9月20日,他便移驾入京了。然而,北京的大街小巷中依然流言不断,或说满人准备弃城而去,或说他们还在密谋尽屠汉人。1644年10月1日,多尔衮不得不再次发表了一项公告:予至此四月以来,无日不与诸臣竭尽心力,以图国治民安。但寇贼倡乱之后,众心警惧。六月间流言蜂起,随经颁示晓谕,民心乃宁。向传有八月屠民之语,今八月已终,毫未惊扰,则流言之不足信明矣。今闻讹传“九月内,圣驾至京,车兵俱来,放抢三日,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语。民乃国之本,尔等兵民老幼,既已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等试思,今皇上携带将士家口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正印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挽运者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且予不忍山陕百姓受贼残害,既已发兵进剿,犹恨不能速行平定,救民水火之中,岂有不爱京城军民而反行杀戮之理耶?此皆众人所目击之事,余复何言?其无故妄布流言者,非近京土寇,故意摇动民情,令其逃遁,以便乘机抢掠;则必有流贼奸细潜相煽惑,贻祸地方,应颁示通行晓谕,以安众心。仍谕各部严缉奸细,及煽惑百姓者,倘有散布流言之人,知即出首,以便从重治罪。若见闻不首者,与散布流言之人一体治罪。仅仅靠这样一个公告,或许还不足以安定北京居民。然而10月19日以后,当顺治皇帝终于驾临北京、举行庆典登上龙位时,关于弃京而去与屠杀汉人的谣言才销声匿迹了,然而,多尔衮仍然担心着这个根基未深的新生政权的命运,所以也意识到了对清朝所承袭的前朝旧制迅速改弦更张的重要性。多尔衮对有负天命的担忧,以及明朝覆灭的前车之鉴,使他尽其努力避免重蹈万历、天启、崇祯诸帝的覆辙。明廷的腐朽无能的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内廷的擅权。一大批宦官事事染指,从皇族的饮食起居直到秘密警察的鹰犬之责。当多尔衮进入武英殿时,内廷的太监头目毕恭毕敬地迎候他,宦官们也摇身一变地对紫禁城的新主子谄媚效忠。然而,由于汉人合作者的提醒,他早已清楚,在大多数官僚眼中——更不用说广大民众了——这些刑余之人是多么罪恶昭彰。他的这种警觉,再加上他住在紫禁城外的南池子官邸之中——在此宦官头目没办法影响他——都意味着他当政期宦官权力已大大削弱了。交泰殿的墙上的一个金属牌告诫内廷官员,如果他们干预朝政,则将严惩不贷。宦官也已不许再管理皇庄收入。一些可供营私舞弊的职务以及宫室营造被停止了。1646年有令,凡自阉以充太监者,斩立决。

                        部分的改良

                        除了抑制宦官权力外,对于曾在崇祯朝力图变法图治而遭失败的汉人降官的建议,多尔衮也非常乐于接受。浙江人曹溶,是1637年进士、《学海类编》的编纂者、崇祯时的都御史。降清后,他官复都察院旧职,巡视北京的西城。他为恢复北京城郊的秩序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其中包括:一、重振吏治,据贤授任,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援引;二、整顿盐法、钱法和改革军需,以确保军队供给;三、禁止军官出卖军马、粮草与土地;四、命有司多方严缉盗匪,为首者诛,胁从者许以不杀,劝其向善;五、发帑金于北直隶麦熟处平籴,以备赈恤;六、派军打通京西山区的交通线,以解都城煤炭供应问题。宋权呼吁废除明末为筹集军需征派的“三饷”,许多官员加以响应。1644年8月18日,清廷明令废除“三饷”,禁止官员私收讼费,命令对府县财政进行审计,并号召检举惩治“衙蠹”。这些法令中反复提及明朝官吏的“弊习”,主要是针对吏员的种种劣迹的。它并没有抓住制度上的缺陷,而这正是明代政治的主要遗留问题。繁冗的法律条文,庞杂的水利管理机构,无底洞似的赈济项目,特别是巨大笨重的财政机关,都必须恢复工作秩序。在三个世纪以前,明朝以元朝组织制度为蓝本,建立了它的地方行政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帝国的政治目标与行政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一致命的裂痕,可以说正是法家控制、支配社会的意图与儒家不去破坏社会自然运行的愿望之间的矛盾。那么,就只能诉诸一种大规模的、甚至是激烈的解决方式。然而那种一揽子的解决并未实行。作为另一种选择,清朝的官员对帝国的实际事务采取了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主要致力于对政府行政的某些方面进行修补。事实上,最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达到把官僚制行政机器的效率提高到可能的水平这一目的,实际上并不需要做多少事情。需要调整,但用不着取代;要做些修补,但并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进一步说,这些法律、水利与财政的改良,主要是这样一批人的任务: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朝的行政,如今又得到了一个旧日未曾得到的机会,来对他们早已熟悉的那种体制进行某种调整,以使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参见下表)。总之,这种修补和调整是那些“局内人”的工作,他们如今正在与入侵者合作;这或许部分地又因为,他们也认识到新政府将为他们提供一个在明朝所没有的革故鼎新的机会。从另一面说,新政权也很乐于鼓励与促成这些改良。因为它的领袖、摄政王多尔衮完全相信,天命的维系在于通过一个有效率的、能带来公益的政府,来赢得帝国臣民的忠诚。满族的早期改良的推行,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以臻完美的精神,这与南宋的谨小慎微的保守态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却大不同于北宋那种富于进取的,然而又有教条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例如,安徽人、1634年进士、1644年和1645年的刑部给事中孙襄,此刻正关注着法制的改良。那时,部分地由于战争状态,地方官员在司法上颇少约束。孙襄发现,许多年来在量刑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明律之下,不同的判决并无合理的依据。所以,他请求要统一司法体制,使之具有一致性,制定量刑标准,并下发给官员。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后来,在1647年担任了刑部尚书的李化熙的支持下,这种范围有限的改良仍在继续进行。新的刑典被颁布了,各种条格的制定也被提到了日程上来。李化熙的继任者、1631年进士、安徽人张秉贞,清理了刑部一些多年的积案,平反了一批错案,并释放了一批冤囚。这些改良措施的累积效果,是使整个司法体制恢复了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种正常秩序,并为18世纪的严密的治安和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前明官员在多尔衮摄政初期(1644—1646年)的改革建议表注:1.赵尔巽纂:《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6—7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6页。2.《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8—9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0—41页。3.《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8—9页。4.《清史稿》第二五六卷,第2—4页。5.《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48页。6.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8—49页。7.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50页。8.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5—26页。9.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4—25页。10.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7—8页。11.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12.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3页。13.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页。14.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3—54页。另一些改革在户部进行。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多尔衮进京后的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废除额外的赋税,特别是明朝最后50年中加派的“三饷”。1644年11月8日,即顺治皇帝登基后不久,这又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在随后颁布的一些法令中,降低了商品税与贸易税,颁行了新盐法,放松了关卡控制,并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非法现象。如同一再申明的那样,其目的,是把税额严格限制在明朝万历时期额外加征以前所确定的那个额度之内。根据1645年7月21日清政府颁布的诏书:河南、江北、江南等处人丁地亩钱粮及关津税银、各运司盐课,自顺治二年六月初一日起,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解。官吏加耗重收,或分外科敛者治以重罪。凡各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永行蠲免;即正项钱粮以前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大军经过地方免征粮一半,归顺地方不系大军经过者免三分之一。贯彻这一政策的困难,在于明廷财政账簿的令人惊讶的状态。当满族人接管了明廷户部账簿后,他们发现税收账目一片混乱。最后两个朝代没有任何税收登记,所以清廷只好以万历年间的赋额为基础来确定税收标准。1646年6月9日,多尔衮下令纠矫财政的混乱状态。这一天颁布了一项诏令,命令大学士冯铨对京城各衙门的钱粮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并且弄清帝国现在的耕地有多少,解赴京师的税收有多少,存留地方的有多少,以及诸衙门的经费各是多少,而行政长官手中又有多少。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这是自从16世纪80年代大学士张居正的税收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查。尽管这些措施的贯彻情况并不总能让最高统治者完全满意,但这毕竟使政府开始把财政机器上紧了发条。如同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那样,政府的财政管理经数十年之久才再次稳定下来;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毕竟已经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在此,如同其他方面的行政改良一样,清政府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明朝原来的制度。但由于这一官僚机器的“祖宗成法”并不是清人自己所有的,因此,他们能够自由地对之做些改动。新政权能够利用一些不大的变动使这一体制重新获得活力与效率。最终,这些行政改良促进了社会繁荣,并逐渐复兴了中国的经济。但在短期内,那还没有带来直接的社会效益,来减小在中国许多地方激烈的阶级冲突所引起的普遍不满。确实,清政府实行的另一些政策,甚至还加剧了社会动乱,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反清起义。

                        满人的弊政

                        尽管北京的占领军纪律严明,但是,在1644年6月14日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满军驻防区之后,由于这影响城中61%的居民,一场社会混乱仍然发生了。汉人居民被从这一区域赶了出去,被迫到城南寻找居所。由于1644年天花的传染率特别高,由于满人相信只要与汉人接触就会染上这种疾病,许多汉人被赶到农村去了,过上了长期的隔离生活。尽管京师的一些富裕粮商捐谷接济难民,但这种大规模的种族迁居,仍然引起了极大的困难与怨恨。当满族进入中国北部时,在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也出现了贸易的萧条。这部分地是战乱的结果,但也是因为主顾关系改变了,以及满人利用特权地位大占其便宜。早在1644年9月18日,多尔衮就指出“东来之人”向汉人兜售人参是“扰害地方”、强买强卖、漫天要价。确实,满人一进入中原就开始压榨商业。他们的汉人追随者被命令接管了商务机构,或结伙去敲诈行商。在统治上层里,贵族控制了木材贸易,并为汉人私盐贩子提供保护。与此同时,一些汉族不法商人加入了汉军八旗,甚至身着满服,口操满语。因为最初几年中,几乎没有汉人敢于冒犯旗人。在1645年秋,多尔衮因而再次重申了对人参贩子的警告,并且宣称,如果他们在贸易中为非作歹,那么,无论他是汉是满,地方官有权将之逮捕,解送京城严惩。尽管多尔衮有令在先,诸多弊端却依然故我。穷困潦倒的汉人继续卖身投靠于旗人,并利用抬高了的身价在市场上胡作非为,和进行盐、茶、人参的走私贩运。1647年夏,户部得到命令加强措施制止非法的私盐贩运,当时这种走私活动在一些官员支持下已经公开化了。这些法令看起来毫无效果。在1649年2月19日,户部再次接到谕旨:人参商人“扰乱地方”,其措辞与1644年的那次指责一模一样。在起初,在临清、济南及扬州等几个城市中,允许合法的人参买卖。而现在则命令,这些规定要加以变动,人参贸易将完全由京师的官方机构专营,对违法的私商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最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上层满人经商,并消除汉族降人在满人庇护下经商的诸多弊端。在1648年6月3日,所有属于皇室的商人和所有旗人家族成员,都不准从事对外贸易。三年后,多尔衮告诫汉人官僚,不要因为皇族的生活方式而使自己也变得腐化了。在1651年,朝廷命令地方官员,对犯有上述罪过的旗下奴仆与依附人加以严惩。然而很清楚,只要旗人在中国社会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类弊端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果然,1651年的诏令在权贵的力请下很快就被取消了。“皇商”在外贸中的这种优越地位,一直到18世纪对中国的零售商人们还有重大影响。在1679年,汉人依附者如果违反了专营法而经营参盐,仍然要立刻受到惩治。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征服后拖家带口进入中国北部地区时,满族人及其依附者的经济特权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政府鼓励这些背井离乡的移民到旗下登记,或是返回辽东。但这种迁徙仍在持续。那些登记于旗下的人得到了政府分配的土地,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种紧张与社会混乱,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由汉族农民在耕种着。

                        旗地与奴隶

                        当满人刚刚进入北京时,他们就没收了明朝皇室及北直隶达官显贵们的土地。那些其田主死于战事的无主土地或忠明抗清分子的土地,也被充公了。这种征服前曾是田庄的充公土地,被再分配给满族的王公或皇室成员。早在1645年就已决定取消口粮配给,自诸王以下,每名满族成丁分给土地6垧(约42亩)。1月20日,户部受命清查北京周围的土地,包括有主之田。在此地的一些地方,旗人已经圈占了一些无主耕地。那些荒地,再加上重新分配的土地,在4万多旗人中被分配下去了。已经占有土地者,在这种圈占的土地中也得到了一份,其多少则依家庭人口而定。而且,满人被要求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分隔开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这意味着要实行迁移政策

                        朝”来,非自己属地。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日本还有个更强大的“北朝”。其后朱元璋多次派使臣与“北朝”建立关系,都被怀良设法阻止。值得一提的是,怀良派到中国的使臣,多次重金贿赂彼时明朝“宰相”胡惟庸,与之狼狈为奸,“通北朝”之事,也是胡惟庸屡屡作梗。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遣使朝拜朱元璋,朱元璋见其贡书里未提“称臣”一事,因此拒绝收其贡物,但允许日本“光明天皇”的小儿子来南京学习,朱元璋“尤善待之”,但中日关系至今依然处于“冰河期”。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又有多股倭寇入侵辽东、山东、海南三省。此时明王朝经过10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渐渐强大,朱元璋遂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79年)命开国名将汤和与周德兴在浙江、福建沿海铸“备倭城”59座,屯兵8万人,继而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次挫败窜犯东南沿海的倭寇,“斩俘甚众”,至洪武末期,明朝从北至辽东,南至广东的海岸线上,修筑各类卫所200多所,置“备倭军”近30万人,精锐兵舰3000多艘,构筑起一条海上长城。因此从洪武二十年开始至朱元璋过世,倭患暂稀。这其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查知胡惟庸“通倭”,日本“南朝”怀良又送来书信,措辞傲慢,使朱元璋一度想征讨日本,但终被大都督李文忠等人劝阻。为防前元征倭失败覆辙,朱元璋在其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定为“不征之国”,称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不轨,故绝之”。因此200多年后的大明“抗倭援朝”战争里,万历皇帝虽调集精锐水师云集天津,意欲直捣日本本土,终因丁应泰等大臣以“祖制”劝阻而作罢。在朱元璋过世前的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已经平灭南朝,完成国家统一。这之间他屡派使者来华朝见,皆被朱元璋拒绝。朱元璋过世后的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足利义满又派使者前来朝见,在国书中自称自己是“臣日本国王源道义”,正式向大明称臣。建文帝欣然接纳,热情招待使者,但日本国使前脚刚走,倭寇就趁江南、浙江一带明朝的“备倭军”北上参加“靖难之役”之机,于建文元年,二年,三年连续掳掠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给风雨飘摇的建文王朝,来了次“雪上加霜”。朱棣夺取皇位一年后,永乐元年九月(公元1403年),足利义满再派使者来华朝见,朱棣甚为高兴,给予日本“永乐堪和”,两国正式建立了“朝贡贸易”。但次年四月,山东、辽东等地接连发生倭寇入侵事件,令朱棣甚为恼火,恰好日本使臣前来祝贺朱棣册封皇太子,朱棣便严厉申斥,要日本打击海盗。足利义满闻讯后,在国内大力“严打”,并派重兵全歼了对马岛上的倭寇“大本营”。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将倭寇头领20人送至大明治罪。朱棣命令日本使臣“自行裁处”。日本使臣在宁波海边设铁锅,点火将这些倭寇“蒸杀之”,获朱棣赏赐。从此时起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中国沿海暂时风平浪静。两国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也迅速发展,堪称是明朝中日关系的“蜜月期”。转折从足利义满病逝开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病逝,继任的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恃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其后日本对倭寇的约束渐松,沿海地区倭患再起。永乐八年二月,倭寇掳掠浙江清南县,朱棣谴使责问,足利义恃立刻抓捕10余名倭寇送至中国请罪。一年后,明朝使节王进出使日本,与室町幕府官员发生纠纷,险些被扣留,朱棣震怒下拒绝日本前来“朝贡”,继而倭患又生,永乐十三年倭寇犯山东,永乐十五年倭寇犯辽东,永乐十六年倭寇犯浙江,因明朝东南沿海守备森严,才未造成大祸。朱棣本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经常将捕获的倭寇放回,坚持要“怀之以德”,并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派吕渊为使至日本申斥足利义恃,命其“悔过自新”。同年六月,日本派使团来华道歉,声称倭寇是“无赖鼠窃,非臣所知”。朱棣再次允许日本“朝贡”,但限令严格。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任日本室町幕府首领足利义教被明宣宗册封为“日本国王”,再次在国内全力捕倭,以求通好。明宣宗放宽了对日本朝贡的限制,从此时开始至嘉靖朝,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络绎不绝,倭寇进犯虽时有发生,但一则明朝海防森严,二来日本国内此时打击倭寇甚严,因此和平终是主流。二说到明朝初年,乃至终明一世的倭患,有个关键词不得不提——朝贡贸易。明朝初年,日本室町幕府之所以几次在明朝的压力下主动捕杀倭寇,甚至送倭寇头目到明朝治罪,其原因不仅仅是惧于大明强盛的国力,更有对“朝贡贸易”巨大利润的垂涎。每次“朝贡”,大明不仅有丰厚的赏赐和回赠,而且其在中国购买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倒卖到东南亚地区,转眼就是10倍的利润。朱棣时期,明朝屡屡以取消“朝贡贸易”相要挟,加上彼时明朝国力强盛,对朝贡的管制限令森严,沿海更囤积重兵,因此但凡大明“发怒”,日本方面就立刻“致歉”“捕倭”。用此法“和平解决”倭患问题,几十年来屡试不爽。但是在朱棣死后,事情却起了变化。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明政府对日本朝贡使团的限制日益放松。朱棣时期,日本每次朝贡的人数、规模、携带货物,都有严格的限制,但从宣德年间开始,管制逐渐松弛,日本使节经常夹带私货到中国贩卖,包括明朝三令五申的违禁品“武士刀”。有时候,使臣私自夹带的物品,甚至比官方贸易的货物多10倍。日本使臣每次到来也非常跋扈,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即发生过日本使臣在南京殴死平民的事,当时刑部要求严惩,朱棣最终“从宽”,只是让日本方面赔偿死者家属千两白银。此后日本使臣更加跋扈,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和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发生了两次日本使臣殴死中国商人的事,明宣宗仅发文“申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临清当地的指挥使谭敏,因劝解日本使臣莫要抢掠商旅,差点被日本使团围殴致死,其麾下士兵,因有朝廷“严令”,皆不敢管。事情报到明景泰皇帝处,景泰皇帝却下旨宽大,最终不了了之。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日本使臣在徐州驿站因对饭菜不满,竟当众鞭打驿站官员。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日本使臣在济宁闹事,当场杀死商人3名。诸多“外交纠纷”,明朝政府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开始,日本使团开始违反朱棣时代规定的每次朝贡“船不过三条,人数不过三百人”的限制,其使团常携带武器和士兵,遇到中国军队,则出示“勘合”与之贸易,如遇到平民百姓,则大肆抢掠,烧杀之后扬长而去。在与中国民间商人贸易时,更是强买强卖,有时甚至明抢。官方贸易时更张口要中国高价收购,一旦中国官员有所犹豫,他们立刻威胁说“若买卖不成,到时候大批倭寇杀到,抢掠贵国沿海,你负得了责吗”?所以,大多数时候,明朝方面选择忍气吞声,花钱买太平。即使如此,沿海依旧时常有倭寇骚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40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日本船,突袭浙江地区、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卫,一路荼毒平民无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抓到孕妇,皆用武士刀剖开孕妇肚腹,取出婴孩挑在刺刀上为乐。宣德朝至嘉靖朝中日“朝贡贸易”的100多年间,日本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八成左右都是这类日本“经贸代表团”。三明朝中前期虽有倭患,但终未如后来嘉靖朝那般酿成旷日持久的战火。论原因,一则彼时日本还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其政府对于本国海盗尚能控制,为了中日贸易的经济利益,也多次配合中国剿灭倭寇。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军民们长久以来的浴血奋战。与明朝中期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相比,明朝前期抗倭将领们的声名相比之下逊色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彼时明朝最大边患不在海边。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苏州指挥副使王湛率军“斩倭寇二百人”,是为大明抗倭战争的第一个胜仗。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汤和属下千户李鼎率“轻舟三十条”,在浙江定海击破倭寇水师,“夺大船三条,溺死百人”,是大明朝第一次在海上击败倭寇。洪武一朝三十年,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7次,其中被明军击溃5次。之后的整个15世纪100年里,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历史记录的达14次,被大明击溃有10次,正是诸多官兵的浴血奋战,保卫了彼时中国海疆边民的平安。而这期间最著名的胜利,当属发生在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涡大捷。望海涡,位于今天辽宁大连金州南端,自明朝立国起,就是防卫倭寇入侵的前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朱棣任命早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亲信刘江为辽东左都督,镇守辽东广宁卫备倭。刘江,江苏宿迁人,是早年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的亲兵,朱棣北征阿鲁台时,曾亲率骑兵冲击阿鲁台后阵,“手刃敌人十余”,迫使阿鲁台大溃,可谓勇将。刘江到任后经过勘察,认定离金州70里的望海涡乃“咽喉之地”,遂在当地驻兵,严阵以待。他还“发动群众”,招当地“精于水性之良民”,在周边海域一带乘小船布控侦查,严防倭寇入侵。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侦查到东南海域有火光,确认倭寇即将来袭,立刻调遣精兵在当地设伏,次日2000余倭寇登陆攻击,刘江不为所动,派属下徐刚埋伏于望海涡山下,另派百户江隆率领他精心挑选的“健锐勇士”绕道敌后,约定“旗举而伏起,闻炮鸣而奋击”。不久倭寇进入伏击圈,刘江命令鸣炮,继而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明军伏兵大起,艰苦的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倭寇仓皇逃命到山下樱桃堡内,企图负隅顽抗,刘江严令部将不许攻击,故意露出一个缺口,引诱倭寇逃命,然后命士兵在倭寇出逃时截击,终将倭寇大部歼灭,少数逃到海边的倭寇,也被刘江早已安排好的水师活捉,是役斩首1900余级,生擒数百人,2600名倭寇无一漏网。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全军覆没”。捷报传来,朱棣大为高兴,封刘江为“广宁伯”,赐名为刘荣。当地乡民也自发为刘江修筑“真武庙”以表纪念。次年四月,刘江病逝,朱棣甚为悲痛,赐谥号为“忠武”,安葬于北京永定河畔四平山。今天北京官园南边广宁伯街,就是其先前府邸的遗址。望海涡大捷,在明朝前期的抗倭战争里有重要意义,此战后100年间,除了日本“经贸代表团”的贸易纠纷外,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基本消失了。倭寇再次以千人以上规模大肆侵扰,应是百年后嘉靖朝中后期的事了。第四章明朝西域第一将宋晟2002年2月22日,南京《江南时报》发表了一则名为《金陵古迹屡遭破坏堪忧》的报道,报道声称:“位于南京雨花西路114号旁的宋晟墓,遭到了周边建筑物的挤占,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文物保护政策,其墓碑的本身更遭涂抹,碑文已辨识不清。”报道出炉后,一度引起了互联网上各地文物爱好者的关注,但即使资深的文物爱好者,这时也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宋晟是谁?报道该新闻的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也摆了一个“大乌龙”,在新闻中竟称宋晟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而事实上,这位今天已不为人所熟知,甚至墓葬都遭侵扰的明朝开国元勋,在悠悠青史之中,虽几经涂抹、歪曲、沉浮,生前身后连遭非议攻击,却终不能抹杀其赫赫的沙场功业。虽与徐达、常遇春、邓愈、汤和等“大明英烈”们相比,他的声名不大,在大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的大业中,他起初只是跑龙套的角色,在西北战场才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明王朝对西北大地的主权,因他的战功而奠定。横扫中亚,威震世界的帖木儿大帝,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曾与他有一次擦肩而过的对决机会。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独独对他信任有加,命他可在西北“专断边事,不必事事奏报”。引起清初“文字狱”的“明史”《罪惟录》中,更给予他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建卫霍之功业也。”将他比作西汉横扫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霍去病。宋晟,字景阳,安徽定远人。史载他“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洪武王朝励精图治的大业里,永乐盛世万国来朝的繁华中,他是中国西北大门沉默的守护者。一和明朝诸多开国名将一样,身为安徽定远人的宋晟,也是最早跟随朱元璋起兵的“老乡”。那是公元1353年的事,当时还在郭子兴麾下的朱元璋回乡募兵,胡大海、邓愈、常遇春、蓝玉等“开国名将”们皆在这次征募中投军。宋晟家更积极,宋晟之父宋朝用,宋晟之兄宋国兴皆入伍从军。比起正值壮年的父兄来,彼时宋晟只有11岁,是个十足的“娃娃兵”。11岁的“小鬼”,自然上不了战场。倒是宋晟的父兄,在朱元璋起兵的开始阶段屡立战功。和常遇春等人的“穷苦出身”不同,宋家原本就是当地富户,不但家境殷实,为防蒙古官吏欺辱,很早就拉起了民团。宋晟之兄宋国兴,年轻时就是定远当地的“壮士”,最善武枪弄棒。投奔朱元璋后,以宋家早年“民团”为班底的“宋家军”,开始崭露头角。朱元璋攻克滁州之战,正是宋晟之兄宋国兴率军夜袭,经浴血奋战打开了滁州城门,朱元璋也因此拥有了自己争天下的第一座城池。朱元璋曾赞他为“勇国兴”。宋晟之父宋朝用是朱元璋早期的重要将领,明史说他“因积功至元帅”,一度与徐达、常遇春等人并列。朱元璋定远募兵后,打通东进道路的和州之战,正是由他指挥完成。刘基在《诚意伯文集》里赞他“智勇兼备”,也是个名噪一时的名将。小宋晟11岁就从军,被编在当时另一名将邓愈麾下。家庭的渊源外带南征北战里的耳濡目染,宋晟想不会打仗都难,可毕竟岁数小,冲锋陷阵还不现实。邓愈对这位“老战友”的儿子很是器重,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除了每天干些端茶倒水的杂活外,邓愈还时常“以兵书战策勤教之”。满腹的韬略,从此时开始生根。如果照这样下去,小宋晟很可能会在邓愈的教导下,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待到天下太平后论功行赏,运气好了,还能以“功臣之子”的身份承袭爵位,从此风风光光。宋晟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还超越了诸多的“功臣子弟”们,成为他们之中的翘楚。建功、封侯、赐爵,一步一步,但这些是以他13岁那年的一场悲伤开始的。元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5年),正在开疆拓土的朱元璋,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新的目标——集庆(江苏南京)。这是六朝古都,元王朝江南重镇,拿下它,就拿下了统一天下的关键点,这是朱元璋霸业的天王山战役。是天王山就要啃下来,从当年七月,九月,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朱元璋集中重兵,连续3次发动了对集庆的猛烈进攻。朱元璋攻得猛,元王朝守得也猛,咬紧牙关死战不退。几番攻坚下来,朱元璋伤亡惨重。在当年九月第二次攻打集庆的战役中,为突破元军防线,朱元璋精选军中壮士做敢死队,企图强行渡江。统领敢死队的,恰是宋晟的兄长——“勇国兴”。“勇国兴”还是一如既往地勇,身先士卒渡江猛冲,却没了之前的好运气,一支箭不偏不倚,射中了宋国兴的额头,宋国兴壮烈殉难。噩耗传来,朱元璋痛惜不已,随即下令全军撤退,二攻集庆的战役就此结束。随后,朱元璋在军中隆重举丧,宋家上下自是悲痛万分,这时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孩子——一家老小都在号啕大哭,唯独他例外,虽满脸悲愤,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郑重地在死者的

                        本人可不会跟你客气。到了20日,沈阳、营口、长春相继失陷;中国当时最强大的空军——东北空军的数百架战机都成了摆设,全部“免费赠予”日军;东北军大批大批地降日,高大威猛的招牌“东北大汉”,就因为“九·一八事变”,几乎被砸得稀巴烂。之后,张学良下令没有投降的那部分东北军“向关内撤退”,这一撤就撤到了关外通往关内的最后战略要冲——锦州。东北军不知道,这一退,就是漫长的十四年的等待。张学良更不知道,这一退,就是七十年的漂泊,终老不得还乡。张学良认为自己忍一忍,日本人就会见好就收,就会跟之前日本人的数次寻衅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日本是要占领整个东北。这可不是瞎猜,在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接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采访时承认说:很多书里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这些话都是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说的,那时老蒋小蒋都已入土,国共两党的当事人也都差不多过世了,不存在任何政治压力,他没必要说假话。

                        东北沦陷

                        张学良在下令东北军放下武器的同时,也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外交行动。但是,国民政府的当家人蒋介石并不在南京。蒋介石当时在江西南昌行营。因为江西不仅是共产党的中央苏区所在地,而且南临广东,是防御广东方面的军队北上的一线阵地,所以蒋介石来到南昌是为了在“剿共”和防守广东之间平衡资源。一起来翻看蒋介石的小日记本吧。一、19日,蒋介石从上海和南京发行的报纸上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实上,上海、南京的报纸也只是在19日才报道了日本突袭沈阳的消息。蒋介石读报获讯,显然与所谓东北军是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之下才后撤的说法大相径庭。二、20日,蒋介石离开南昌。三、从19日起,一连数天的日记开头,蒋介石都写下了一句话:雪耻,人定胜天。由此可见,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是有的。但是,他并没有下达反攻的命令,而是寄希望于和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列强来干预调解。此外,蒋介石希望中国能团结起来,练好内功,等国力强大之时,给日本一棍(团结内部,共赴国难……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从“济南惨案”,再到“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一贯的对日策略就是: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总而言之一个字——忍。除非忍无可忍,才能无须再忍。若是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看,他当时这么想、这么做的原因无非是觉得内部不稳。一、中原大战刚刚结束,战略储备不足;二、国民党分裂,广东另有中央;三、他的对头共产党在全国搞武装割据;四、东北军逃得比什么都快,消极避战。所以,蒋介石坚定地认为这时候不适合跟日本全面对抗,“攘外必先安内”。当然,蒋介石当时也不是没有做过比写日记更有意义的事。他把胡汉民给放了出来,并向广东的汪精卫释放出和平信号。他对汪精卫说:国家危难之际,咱们就别内讧了。只要你们广州政府可以负起国家统一之责,我可以和你们合作……我可以交出权力下野,欢迎你来南京执政。汪精卫一听,你蒋介石可以下野,我也能够不上台,咱们共赴国难。于是取消了广州的国民政府。只是汪精卫不知道,这事他说了不算,陈济棠说了才算。表面上政府是取消了,实际上广东仍是处于独立状态。蒋介石没放空话,果真辞去了所有职务。此后,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做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基本上就是右派当家。国民政府这边内讧结束之前,日本这边也暂时平息了内部矛盾。鉴于关东军几乎没有花费任何代价就拿下大半个东北的现实,日本内阁也就没有挑事,甚至在得到日本军部“战争不扩大化”的承诺之后,还给关东军支付了军费。日本内阁都没秋后算账,日本军方对关东军的表现自然是满意到了极点,尤其是天皇裕仁,这小子以日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对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大片土地的“功绩”进行了确认和表彰:……或在嫩江、齐齐哈尔地方,或在辽西、锦州地方,冒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三铃书房《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裕仁的表态,算是对关东军擅自采取的战争行动作为国策予以追认,也给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三人打了一针兴奋剂,使之更加肆无忌惮。其中,最为兴奋的要数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带着川岛芳子,单刀赴会,来到天津“请”已经定居于此的溥仪出山做傀儡。溥仪本来还扭扭捏捏地不愿意,土肥原贤二就给溥仪送了一个水果篮子,里面装的全是炸弹,意思是你去不去?不去就炸死你。溥仪怕了,于是乖乖地答应了土肥原贤二。为了顺利离开东北军控制的天津,土肥原贤二还廉价聘请了约两千的土匪、兵痞、流氓、吸毒客等汉奸,在天津一带制造混乱,吸引中方的注意力。土肥原贤二则趁机离开,顺利将溥仪带到沈阳,这就是“天津事变”。后来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溥仪又登基了,成为“满洲国”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土肥原贤二搞定溥仪的同时,日军也追到了锦州。新官上任的孙科决定热血一次,他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不走蒋介石对外妥协的老路。孙科没想到手提近二十万军队的张学良,根本没有身为封疆大吏卫国守土的觉悟,此刻仍在私心作祟,担心自己的势力受损。日军进逼锦州,东北即将全部沦陷。在这种危急存亡之时,张学良仍然将了孙科主导的国民政府一军:日军很强大,请中央军费支持,请中央援军支持。可是,国家一直在打仗,国民政府花的没有赚的多,而且能弄钱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等人也不会好心到帮老对头孙科四处举债,孙科哪里拿得出钱。再者,北方几乎都是各地方军阀的私家军,难道让孙科从千里之外的南方调兵?张学良一看中央没钱没人,遂下令放弃锦州,撤到关内。这里澄清一下,并非所有的东北军都撤到了关内,有些不怕死的硬骨头留了下来,留在日军的包围圈里打游击,跟小日本干仗。比如邓铁梅的东北义勇军,杨靖宇的东北抗联,马占山的东北救国抗日联军。张学良不听使唤,这才让孙科明白蒋介石在这个位置上的难处——军阀拥兵自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民族存亡之上,中央政府想脚踏实地地做件事情确实很难。东北军不战而退,东三省沦陷。失去东三省,留下“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让张学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这时开始,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张学良才品尝到了人间冷暖,学会了忍辱负重,知道了做军阀也是要有底线和原则的!不过,张学良再一次的爆发已经是在四年后的西安了。

                        “蓝衣社”与军统

                        上面谈了“九·一八事变”中的几大主角,现在咱们重点关注几个被“九·一八事变”刺激到了的黄埔军校热血毕业生。军阀割据,国难沉重。这让黄埔四期的滕杰,一个留日归来的26岁的青年军人,心里萌生了复兴国家的渴望。通过研究总结世界各大国尤其是德国的发展历史,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当一个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领袖专制”和“国家主义(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的反面)”双管齐下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自中国从1912年走向共和,民主政治非但没有成功,反倒把国家弄成了一团乱麻——群龙无首,天下无所适从,国家建设毫无效率可言。在他看来,唯有独裁政治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内耗和斗争。所以他要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建立一个法西斯风格的组织,以辅助最适合的独裁人选——信奉“一个领袖,一个党,一种主义”的校长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中华民族!难得的是,他的未婚妻陈启坤,他的师兄——“黄埔三杰”之一,时任政训处处长的贺衷寒也支持他的想法。贺衷寒是蒋介石很看重的后进英才,因此他们的这个想法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并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赞赏。蒋介石还给他们计划中的这个组织取了一个名字——“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1932年1月,力行社成立,蒋介石亲任社长。滕杰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黄埔将领比起来,完全属于默默无闻之辈。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国民党的党史。力行社的骨干号称“十三太保”,几乎都是黄埔学生,像滕杰、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郑介民等,这些人都是搞政治的天才,短短两年,力行社就在他们的手中发展到了极致,延伸出了多个外围组织。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要数“复兴社”,其成员多达五十万人。因为复兴社成员均穿蓝衣黄裤,所以它还有一个流传度很广的名字:“蓝衣社”。蓝衣社之所以知名度极高,完全是因为它那堪比德国纳粹的运动社会的能力和特务工作。蓝衣社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拿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进行大规模肃贪、反腐、禁黄赌毒、端正官风的事就不说了,毕竟对于国民党这种搞一党专制的政党,贪污腐化就如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腐倡廉的效果不可能好。倒是由蓝衣社发起的端正民风的社会生活军事化运动,像以“讲文明树新风”为壳,行全民军训之实的“新生活运动”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的学校升国旗、唱国歌,对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军训,处处挂领袖像,这都算是蓝衣社的“创举”。相比于对社会形态的影响,蓝衣社重点投入的项目——特务工作,显得更加厉害。像戴笠的“军统”,太子蒋经国赖以“登基”的势力“三青团”,康泽手下声震民国、编制数万的“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全都出自蓝衣社。想来这三个例子,足以说明蓝衣社的可怕和厉害。虽然大家对充满了神秘和刺激的特务很感兴趣,但是一来特务工作的隐蔽性导致其难以考证,二来特务也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所以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下文还会屡次出现的“军统”。军统的前身是蓝衣社下面的特务处,特务处的一把手自然就是大家熟知的戴笠。大家都知道,军界和政界最讲资历,而戴笠的资历有点浅。前文交代过,戴笠岁数不小,却只是个黄埔六期生,而蓝衣社的其他骨干,几乎全都是戴笠的黄埔学长。既然如此,为何蒋介石将资历最浅的戴笠提拔为特务处的一把手?有两个原因。天赋。戴笠谨言慎行,有耐心,具备极强的记忆能力、观察能力、抽象思考能力以及人脸识别能力——只要他见过此人一面甚至面部的某些器官,多年之后他仍然能够识别出此人。拥有这些好条件,不从事特务工作就是暴殄天物。忠诚,这是决定性的原因。两人相识于微末——都在上海滩混过,后在黄埔重逢,特别是在“四·一二政变”中,戴笠男士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积极检举揭发了几十名黄埔同学——全都是他平日观察总结出来的共产党员,证明了自己对领袖的忠诚。由此,戴笠进入了特务领域。不过在大展特务才干之前,戴笠首先得应对来自内部的挑战。同行是冤家,所以同属特务系统的中统老是针对特务处的同仁们。在对付共产党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统,欺负“晚辈”军统自然不在话下,可戴笠也不是愿意服输的人,所以两家斗得不亦乐乎。发展到后来,双方甚至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或者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狠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为解决这种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这就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注意,此军统不是后来众人所知的那个军统,此军统局的局长是陈立夫。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而成,处长自然是中统的带头大哥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丁默邨落水当了汉奸,成了张爱玲《色·戒》中写的那位“易先生”的原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邮检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军统。枯燥的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发展史大概就算说完了。在下文中,凡是徐恩曾的特务咱都叫中统,戴笠的则叫军统,这样比较方便叙述和理解。蒋记王朝第十二章“一·二八”,碧血长流驱倭寇

                        川岛芳子“立功”

                        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以极小的代价,轻松牟取三倍于日本本土面积的领土。不过,也正是由于付出的代价太小,得到的好处太大,从而引起了美、英、法的不满。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三国决定给日本施压。但是,中国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决心将其变成自己将来与美、英、苏一争雌雄的霸业基地,自然不可能放手。面对列强的压力,日本想了一个绝招——声东击西,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可是找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转移注意力?答案是再打一仗。日本是岛国,优先发展海军及相关工业。此刻,三菱造船厂已具备自行生产航母的能力,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更是位居世界前三。因此,眼见陆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立下如此大功,日本海军岂甘落后。在日本海军的压力下,日本军部决定让海军出马,再打一仗,拿下上海。日本人选择进攻上海,自然是有原因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要想吸引眼球,转移注意力,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再者,上海不但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国际通商港口,也是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中心,这给前仆后继的抗日组织提供了最佳的攻击目标——上海的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的生意。简而言之,发生在上海的以“抵制日货”为主体的抗日运动,阻碍了日本人赚钱。跟往常一样,开战之前,日本人又搞了一个“事件”。倭寇还就喜欢搞这一套,“九·一八”之前就弄了好几个事件。其实强盗抢劫还需要理由吗?!倭寇也太虚伪了!1932年1月18日,位于上海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几个日本和尚和一群中国工人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死了一个日本和尚。接下来,日本人对外宣扬,这个和尚是被中国工人殴打致死。这当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打死日本和尚的人是日本人自己雇用的,而直接策划和实施此事的就是中国籍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和他的老板之一坂垣征四郎。接下来就是老套路了,日本侨民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保护他们的安全。日本政府见状,“义愤填膺”,下令海军出马保护侨民。

                        “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下旬,以“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为主力的日本舰队驶入黄浦江。开战前,日本人照例对国民政府喷了一大通废话,提了一堆过分的要求,诸如中国必须在1月29日之前乖乖地道歉、赔偿、惩凶,解散反日组织,撤掉驻防上海的军队此类,若不按要求照做就开打。孙科上台前猛烈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自己上任后本想来点强硬的,对日宣战,却基本一事无成。而且国民政府的财政空虚、军阀的各自为政,也让孙科头疼不已。更惨的是,没过几天,日本海

                        说,我并非一演说家,亦非一语言学家,但此均非我之短处。讨论我之长短者,不应在此方面立论。我此刻是来讲历史文化,诸位找我短处,正该从我所讲中去找寻、去指摘。因此我们讨论文化,正该先了解其长处,然后指摘其短处。不能说一人长于游泳,但偏要他比赛打网球。若不会,便是他短处。有人说,我向来讲中国史总爱举其长处,如此则容易误认为中国文化有长无短。其实要讲中国史,盛衰进退治乱兴亡都该讲。不能只讲汉、唐,不讲三国与五代。但若你来写一部希腊史,自然只该写希腊出生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历山大,却不必历数希腊没有出生过孔子、释迦和耶稣。希腊后来衰了,但当希腊盛时,那些优点也不该一笔抹去不提。而且写希腊史的,正该在其盛时多着笔,衰了便无语可着了。我上面说过,讲文化依然只是讲历史。不能说今天中国不像样,便对以往不该叙述其长处。这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在我幼时,六十年前的中国,抱此见解的真不少。他们当然亦是激发于一时爱国热忱。但我们若平心静气来讨论文化问题,则似乎不宜如此般一意自谴。太过自谴了,至少不客观,不真实,没有历史根据。上面说过,文化只是人生。我们在实际人生中,也哪能专找人短处的呢?无论在家庭、在社会、或交朋友、或处师生,人与人间则总有种种关系。若一意专找别人短处,此诸关系也都不可能存在。若真说中国文化只有太监、姨太太、麻雀牌、鸦片烟、长辫和小脚,那真成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但试问此世界上岂不仍还有中国和中国人之存在吗?不能因为一意要骂中国和中国人,却骂到上帝瞎了眼,丧了良心,说此是无天理呀!因知做人自谴过甚,也是一病。讨论文化问题,我们也不该只如是般一味自谴自责!上述关于如何研究文化问题,我特就我们中国此六十年来学术界风气,提出下列诸点:一、应根据历史真情。二、求其异,不重在指其同。三、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四、从汇通处看,不专从各别处看。五、看得远,不可专从一横切面只看眼前。六、不可专寻短处,应多从长处着眼。三以上讲了些研究文化问题所应保持的几种心习和态度。此下再略谈有关讨论文化问题的其他方面。首先谈到所谓文化精神与文化病。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出毛病,但所谓文化病往往恰好正从其文化优点上生出。此层骤似颇难说,但以浅显例言,如骑者易坠,操舟者易溺,歌唱者易失音,演剧者易失态,历史上亦尽不乏其证。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方面可说是最见长的。但中国历史上大病,正以出在政治方面者为多。近几十年来,中国病痛主要亦出在政治方面。若说近代中国工商实业不发达,新科学不生根,这些话也都对。但这些只是外在短处,我们尽可设法补救,或说迎头赶上。所以老不能如此,则正为内在有病。此一病,从中国近代历史讲来,显然仍是政治病。若使政治上没有病,我们想要提倡科学,振兴实业,该不是做不到。故我说,所谓文化精神,应指其特殊长处。而所谓文化病,则正亦出生在其特殊见长处,而不在其短缺处。若要把别人长处来弥补自己短处,便有所谓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但文化体系譬如一七巧板,只是那七块板,却可拼成一头鸟,或一个老人,或一艘船,或一所屋子,或其他种种拼法,可成种种形态。只在此七巧板中,一块位置变动,其余各块也得随着全部变。此处可见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之不易。在文化传统大体系中,从外面加些微影响,亦可使整个文化体系改头换面。当知别人长处与自己长处,骤然间未必能配合上。所怕是引进别人长处,先把自己长处损害了。自己陷入病中,则别人长处亦将不为我有。故文化交流,先须自有主宰。文化革新,也须定有步骤。此六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既对西方文化并为加以审慎别择,而对自己固有传统更不能深细剖析其利病得失之所在,随便引进一些,却转对自己损害一些。于是意志愈激,遂有提出所谓全盘西化之说。但所谓西化,究向西方哪一国哪一民族的文化模型来化呢?这其间也得有别择,仍须有步骤,否则如何全盘地化法?“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终是件危险事。其实这六十年前乃至六十年中,文化何尝不时有革新。只为是无别择、无步骤。譬如那七巧板,初时一两块稍微移动,还依稀见得原来模样是老人、是马。后来逐块都变乱了,原来模样早已消失,但又尽拼不出新样子来。演变到近年如大陆,总算在全盘西化中选出一模子,可以照拼照凑。又无奈是文化旧根柢太深固,苦于一时斩不断。在看得见的方面纵使都西化了,但中国的自然背景还在,中国人的传统心习究难尽情铲除,势将仍受多少中国旧传统的影响。从前有人主张,要劝中国人搬全家去外国留学。但此主张决难彻底。这一家纵西化了,待这一家回到中国,岂非仍在中国社会里?若使我们能把全体中国人一口气都搬到外国,则岂不仍在外国凭空搬进了一个中国社会?我们人口又多过了任何一个外国,那岂不要把外国社会反而中国化了?这六十年来的中国人,一番崇拜西方之狂热,任何历史上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也都难相比。所惜只是表现了些狂热的俗情,偏激的意气,最高也只算是空洞的理想,没有能稍稍厝意到历史与现实方面去作考虑。至此,我们要讲一些文化的共态与个性。文化有共同处,是其共态。文化有相异处,是其个性。个性有长有短,贵在能就其个性来释回增美。共态是一种普通水准,个性则可有特别见长。但亦不能在个性上太发展,而在共态上太落后。如印度文化,便有此毛病。六十年来的中国人常说:“西方人用电灯,我们用火水灯。西方人乘汽车,我们坐独轮车。我们如何能与人相比。”此亦不错。但此所指,亦只在文化共态方面。在此共态之上,总还得有些自己的个性。又有人说:“我只要能和人一般地用电灯,坐汽车,个性生而俱有,却不怕遗失了。我们尽说全盘西化,但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莫要老在这上面操心。”此一说,骤看像有理,其实是一大荒唐。创为此等说法者,实全不知文化与人生为何事。当知文化与人生,莫不由人的心智血汗栽培构造而成。哪有如哥伦布寻新大陆,一意向西,结果却仍回到东来之理。若果我们全心全力来求全盘西化,西化不成是有此可能的。若谓东方依然仍还是个东方,这却在从来的人类文化历史上难于得证。我们继此再谈一问题,即是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之别。究竟统一性、大同性的世界文化将在何时出现?此问题谁也不能答。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一种世界文化,在今天已在酝酿开始了。但何时能成熟确立,此尚有待。在我认为,世界文化之创兴,首在现有各地区各体系之各别文化,能相互承认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该是一条正路。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共同圭臬,硬说惟此是最优秀者,而强人必从。窃恐此路难通。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我们能发扬自己文化传统,正可对将来世界文化贡献。我能堂堂地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参加做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何来有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文化传统,又何来有世界文化?我下面将再略说文化的陶冶与修养,及其承担与护持。或有人问:你上面所说诸项文化问题及发挥中国文化优点,固然也可能很对。但中国文化在今天,确已像到了一条山穷水尽之路。要何人来承担此一番文化复兴之大任,以及如何来护持此一份文化业绩于永存呢?此一问题,该是很艰巨。但我的答案则很简单。中国古人说:“道不虚行。”又说:“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文化的责任,只在人身上。明末大儒顾亭林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一番文化业绩之护持,其职责正落在我们当前各人的身上。自然非有一番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的人,便无法来善尽承担文化与护持文化之责。上次我说过,只要有中国人,在其背后则必带一套中国的文化传统,此是从一面说。但话又得说回来,今天的中国,对自己以往那一套文化传统,有的存心鄙薄,有的漠不关心,似乎中国人对中国自己文化传统,并不能如其他民族般保守与固执,此亦或可是中国人一长处。但今天若要护持与承担中国文化,则非先有人能受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陶冶不可。此事可以深言,也可以浅说。今天我们或许对政治、对经济、对学术各方面感到自己力量薄弱,无法来分担此责任。但如何像样地做一个中国人,这总该是人人有责,而且人人可能,这是在人人自己本分内能力所及之事。难道我们便不能自信我自己能做一个中国人吗?你不信你自己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难道你准自信能像样地做一外国人?若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此人便已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亦已对中国文化有所承担有所护持了。或有人还要问,中国文化究竟在将来有无出路?此则触及文化自信与文化悲观的问题上去。我上讲曾指出,在目前,连西方人也对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陷于悲观,失却自信,则无怪我们要提出此问题。但文化本是由人创造的,文化要人继续不断地精进日前永远去创造。路在前面,要人开,要人行。不开不行,便见前面无路。却不是前人创下此文化专来供后人享受。一个文化中所留下的物质成就,是可供人享受的。一个文化中所蕴有的精神力量,则待后起人各自磨炼来发扬,来持续。文化本身是属于精神的。仅存着一堆物质,到底不成为文化。因此,此一问题无可讨论。失却自信,便真可悲观。只有我们把各自信心先树立起,便见无可悲观处,接着的问题才能有讨论。以上所讲,只就我个人针对着近六十年来中国人讲文化的一般流弊和短视之处说起。我只因生在此时代,深受此一种时代思潮观念之影响,心中老觉苦闷不安,总想在此问题上找一出路,让自己心下得一解决,因此引生出这许多想念来。但我此种种想念,亦非凭空随便地想。我自问是曾在以往历史上下过一番功夫,而始引生起此种种想念的。这次一连八讲,由于时间所限,所讲总嫌空泛肤浅,又是语焉不详。我不能站在纯历史纯学术的立场来讲话,有时不免带有情感,随便空说,请诸位原谅。附录略论治史方法一历史本系复杂人事之记录,尤以中国史绵历之久,包涵之广,记载之详备,所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更何论于今日。近人治史好言系统,然系统亦未易求,晚近学人言国史系统,不越两途。一谓自秦以来,莫非专制政体之演进。无论历史上任何事情,莫不以帝王专制一语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表彰五经,排斥百家,尽属专制。乃至隋唐科举,明代八股,莫不谓其便于专制,其他一切率类此。此等说法,起于晚清革命变法潮流之下,不过为当时一种党人之宣传。细按之,无当史实。待满清倾覆,专制政体推翻,此等历史观,早应功成身退。而谬种流传,绵延不绝。据此辈人之见解,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之政治传统,全属不合理。直到最近民国建立,光明稍露,乃始谓骤然有长足之进步。而此等进步,明属模仿西洋,则中国此下岂不只有西化之一途。此等见解,我故名之曰“近代中国人之维新观”,实即是一种“崇洋媚外”观。又或根据西洋最近唯物史观一派之论调,创为第二新史观。其治史,乃以社会形态为躯壳,以阶级斗争为灵魂。所论厥为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形态之阶段分别。若谓中国尚在封建社会之阶段中,绝未走上商业资本社会之阶段。自谓其对中国史已全部通透,而无奈其误解。照彼等意见,历史上种种事迹,总之为上层经济榨取之一种手腕,与下层无产民众之一种反抗,相互为消长起伏。如是则仅为彼等政治趋向之一种工具,一种说法,惜亦同样无当于国史之实际真相。中国以往历史,究有何等意义?中国以往文化,究有何等价值?中国将来之前途,除却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究有何等生路?此则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或谓国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统,未免过早。今日急务,端当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罗,与旧材料之考订,至于理论系统,暂可置为缓图。此说亦可商。历史范围过广,苟非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则史料尽如一堆流水账,将见其搜之不胜搜,将终无系统可言。此如清儒治经,初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论亦非不是。而极其所至,训诂小学日明,经学大义日晦。精熟《说文》、《尔雅》,岂遂通得语孟义理。窃谓今日治史要端,厥当先从通史入门。中国今日尚无一部适合于时代需要之通史,但以研读通史之方法治史,为又一事。此两事虽属相关,然无第一事仍不妨其可有第二事。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而其对于史料之搜罗与考订,亦有规辙,不致如游魂之无归。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麓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治史者先横亘一理论于胸中,其弊至于认空论为实事,而转轻实事为虚文。近人每犯此病。史迹浩繁,或与自己所抱理论渺不相关,或捍格不入。不悟所抱理论不能涵括史实,而转疑史籍别有用意。循至于前代史实,毫不研寻。自抱理论,永此坚持。当知治史先重事实,事实未了,而先有一番理论条贯,岂得有当?昔人治史,先从一方面再转别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国史,苟能于政治制度上,或于食货经济上,先事寻求。事实可以范围理论,而理论不足以改变事实。超越事实空言理论,则理论尽可有千百样不同,而事实则只此事实。此乃所谓历史,虽千头万绪,不胜浩繁,须虚心耐烦以求认识。认识事实亦非易。人事繁赜,复杂万状,其相互间,轻重大小,先后缓急,至不易辨。处世阅历,只是其中之一部分。治史者贵能上下古今识其全部,超越时代束缚。故首当虚心耐烦,先精熟一时代之专史,乃能深悉人事繁赜之一般。而对于各方面事态之互相牵涉影响,及其轻重大小,先后缓急之间,亦渐次呈露。如是,其心智始可渐达于深细邃密,广大通明之一境。然后再以通治各史,自知有所别择。然后庶几可以会通条理而无大谬。能治通史,再成专家庶可无偏碍不通之弊。一九三六年九月三近人治史,每易犯一谬见。若谓中国史自秦以下,即呈停顿状态,无进步可说。此由误用西人治史之眼光来治中史,才成此病。今试设譬,有两运动家,一擅网球,一精足球,若为此两人作年谱,乃专事抄袭网球家定稿,来为足球家作谱,岂得有当。近人治中国史,正多抱此意见。若谓中国惟先秦一段尚见光彩,此下即渐入歧途。惟洗伐净尽,扫地赤立,另起场面,庶可赶上他人。是不啻以网球家成格,来批评足球家,宁得有当。中国史与西洋史精神上之差异,至少尚远过于足球家与网球家之不同。或仍过于运动家与美术家之别。今治西洋史,以其走上近代化的步骤,如十字军战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殖民地之寻觅、法国大革命、机械工业骤起、社会主义种种,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史殆如半死不活,绝无生命可言。惟春秋战国时代,尚有封建贵族宗教神权等等,几分近似西洋史处。今完全以西洋目光治中国史,则自秦以下宜为一个长期殴美男男gayxxxx

                        ,你就压住它了,你不读书你穷了你就得卖这些东西,它就把你给压死了。它就这个道理呀。所以讲诗书传家,特别重视读书。定:你们家那边都是老郑家的王庄对吧?你们家后来不是和郑王府没关系了吗,可是那老王庄还是他们家的?旗:我爷爷说是犯天犯地犯不了祖地。你犯了再大的罪,祭祀祖宗的香火田不能动,不能没收你的,以维持这种礼数,就是孝道。祖地就叫香火田,那香火田的租子呢,卖的钱只能是祭祖宗用,烧香啊,杀猪啊,祭祖啊,春祭然后秋祭,用于这些方面,所以王庄不在没收之列。后来我爷爷跟我说这个,我以后看《红楼梦》的时候就联系起来了,《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临死之前托梦给薛宝钗,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你们要多置点田,别在京城里头多买房子,要在京城外多置田产,以后祖宗死了以后呀也有几分香火,实际上也指的是这个。注84我们村就在定州。王庄的土地在文献里找不到的。王府自己没有典,王府自己不敢造典。王府的东西最不容易保存下来,因为它这个爵位吧,尤其像清朝,爵位不是世袭,就是那八个铁帽子王,有的一下子就不是王了,继承不了了,给你的世子的号是别的号,这东西你也就没有了。你可以到河北的大王庄、小王庄去看看嘛,现在还叫大王庄、小王庄,定县,庄户还在,但是你要再问,知道的恐怕不多了,实际上说不清楚了。定:那你爷爷周围已经没有旗人了,他完全是生活在一个汉人的环境里啦?旗:那边旗地庄园有一些旗人,但是地位比较低。定:旗地庄园就是那些庄头壮丁、庄户。坟户不多是吧?旗:坟户不多。那儿没有坟。定:除了你们这一支,你们不是好多支,其他那些支呢?旗:其他那些支,我们就跟保定那支还有一点儿来往,但是也隔得很远。保定那一支也挺惨的,他们有庄园,跟我们一样,分了几大家,他们在大王庄、小王庄那儿有地,然后解放以前他们把地都卖了,卖给长工了,挺惨的。主要是他们后来有人抽大烟,抽穷了,还有的是做生意,不会做生意,我爷爷说他们根本不会做生意,赔本。现在来往不多。另外还有一些家族分财产哪,有些过节儿,越来越淡。

                        3.我爷爷真是不一般

                        旗:我的感觉,我爷爷的长相跟康熙特别特别像,就是那种瘦脸儿。就跟我这样,脸特别瘦。那个老头儿真是不一般,真是不一般。我感觉那个老人很难摸透,脾气很怪,脾气特别坏,但是对人极好,对人特别好。我爷爷那人特认命,他从小就给我讲“命”,他讲人有“三命”:“随命”“遭命”“定命”。定:你怎么解释这“三命”?旗:“随”是你这一生只要在社会上遇到大事,你原来定的这个命就都给改了,你只能随波逐流,这叫“随命”。“遭命”呢,就是你个人遇到一些突然的灾难,这叫“遭命”。还一个“定命”,一生早给你定好了,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特别信命。我觉得这玩意儿不算是迷信,是对人生中个人、家庭与社会各种关系的理论叙述。我爷爷的满名叫载儒,是按照绵英那一支来的。他是1898年生的,在河北那边受的教育。因为他生下来,长大的时候已经迁到那边去了。十一二岁的时候,当然主要还是在家里受的教育。后来就是上的公学。原来是私塾,后来改成公学。他先当私塾先生,后来就当了中学老师,人家不知道他是满人,就知道他是汉人,知道他的汉名。保定这地方很有意思,到了二三十年代那时候,美国一个传教士和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和晏阳初,在保定和定州那一带搞了一个“平教运动”,就是平民教育运动,注85那是1933年,是我父亲出生的第3年,我父亲1930年出生的,我爷爷就参加了平民教育运动。搞平民教育运动以后,当时比较左倾,就受到党的影响,我姥爷是保定二师的老师,当时就是共产党,在我姥爷的介绍之下,我爷爷以后在高蠡暴动注86中就入了党。高阳和蠡县,两个县的农民因为抗捐,搞暴动,规模不是很大,这就是1932年、1933年了,我爷爷那时候三十六七岁。然后很快日本人就来了。初期是国民党搞民军,在河北这一带,组织地方武装抗日,到1937年、1938年以后党的势力就彻底来了,北方共产党转入武装。怎么配合武装?当时我们家有点钱,等于捐了好多钱,八路军抗日改编以后这边就并入冀中分区,这边是七分区,我爷爷一直在定南县做民众、财务,就是筹集钱粮、军粮这些工作,具体任职在冀中分区总务处,我姥爷当时也在这儿,我姥爷的弟弟当时是五台山五台县的县长,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她们是汉族,所以我姥姥是小脚。1968年她老人家来北京住,每天晚上洗脚时,我都好奇地看她尖笋一样只见三个脚趾的小脚。我姥爷50年代做副部长,后来因为周小舟事件注87牵连,说他右倾,给了他处分连降三级,调出京外工作。“文革”期间挨批斗,被红卫兵把牙全打没了,肋骨也打断了,到了1987年去世的。我姥爷进城以后又找了一个(妻子),所以我姨特别多,我有13个姨,我母亲这边有5个,那边有7个。我姥姥是他原配的,他进城以后休妻,这种事那时候很普遍。这是我另外一个家里的事儿。我爷爷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在冀中。他当时打交道最多的有几人,后来都是中央组织部、财政部的高官,他们当时都在我们那儿住,实际当时接待人都是在乡下,在定县,根本没有在直隶保定。保定我们家那个宅院很大,平时很少在那儿接待人,很少在那儿住,就等于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我们家一些老东西之所以能够完整地留到现在,主要就是因为一直在保定。当时我们定县那地方是犬牙交错,白天是日伪控制,晚上是咱们党,咱们共产党和八路军。那地方打得很厉害,后来那一段就成为解放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您知道那里打了一场仗,清风店战役,国民党新六军,全军就在那儿被围住了,就在西南河村,当时国共双方死了两万多人,挖一个大坑,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就这样。注88我爷爷他主要是组织伤员呀,太残酷了,我爷爷受刺激特大。他知书达礼,算是知识分子,那时候组织南下工作队,要他南下,就因为受那次刺激他就没去,他就留下来了。就给他背了处分,级别等都受了影响,对他打击挺大,但是好在他也无所谓。到了解放初期他是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的干部,实际上有级别无实位,是个闲差了。到了50年代,1956年、1957年挖水库,搞水利,他就是逞能,就跟着年轻人一块干,上大坝,挑东西,特别逞能。下大雨一下给激着了,激着以后就弄成肺病,肺气肿、哮喘啊,非常厉害,就没办法干活了,在1957年“反右”之前,他就退了,病休,级别很高,养起来了。定:就是说那个年代,60年代他已经到保定乡下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很好?旗:当然,他是专员,每月有工资呀,他的级别是十三级干部,而且是老十三级。高干,就是每月180多块钱。还有人给送东西,家里根本不愁吃不愁穿。而且我爷爷那时候老接济别人。有一句土话,我们满人的话,只要一说什么事,比如说你给办这什么事吧,是你帮我接济着点儿。后来我就弄不清是什么字,就问我爷爷,接是接受的接,济是救济的济,就是给人帮点忙。我跟我爷爷接触最多的时候,是6岁到10岁这个期间,后来到十二三岁又一段时间。我记忆力很好,我现在唐诗宋词基本一半可以背下来,都是他教的,他尤其喜欢宋词,随便你挑一首宋词他都能背下来。我的文化修养完全是从他那儿得来的。我父亲的文化修养不如我,主要原因是他没有跟我爷爷的这一段。定:因为他和他爷爷就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了。旗:对。而且我父亲出去早,他14岁就走了。他那个14岁之前,受教育恐怕还不是那么系统。还有就是我父亲小时候身体弱,曾有一段被我爷爷送到一位中医郎中家去住,并拜人家为干爹。那时候毕竟还是没那么优越,不像现在。到我那代,反正吃喝都不愁,没事就聊天呗,就在一起聊天。我的感觉就是我爷爷这个家族对文化特别重视,所谓诗书传家。我爷爷比较重视文化,他参加革命实际上当时……定:什么动因呢?旗:因为他是文化人,是中学教员,他又参加“平教运动”,他不满那个社会的腐败现象,因为他“左”倾哪,那个时代有知识的人一般都“左”倾,就是因为他有文化。他有传统的中国的文化,他从小受这种传统教育,他不认为这是封建的东西,全套全有,包括烧纸呀,春节的时候磕头啊,压岁钱,凑份子,而且他家里头哪怕是这月工资没有了,也得去接济别人。他在那地方人缘特别好。我就记得我爷爷过去跟我讲过,什么事亏着自己没事,别亏着别人,从小就教育这个。后来上升到理论就叫忠恕,所谓忠呢,很简单,尽己叫忠,做事呀尽最大力量,恕是推己及人,人家怎么想的,先想想你自己怎么想的,如果你是他。尽己为忠,推人为恕。定:满族的老人好像特别典型的就是这种为人的方法。旗:不能亏着别人。定:对外人好。旗:对自己家的人脾气大,您不知道,我爷爷、我父亲都脾气特大,你别招他,但人是非常好,你一招他那一发起火来不得了。虽然不砸东西,但咆哮如雷,火气冲天,只是情绪调节特别快。就是发完火之后有时特怪,不到几分钟他哼着又唱开京剧了。拿着俩核桃玩呀,然后又开始去看古董,就干这个。就像我是后来磨的,实际上我脾气也特别不好。也有这个。特别明显。但是对别人、对外人好,礼儿多,礼特别多。讲面子就不得了,家里来客人了得换衣服,一来客人了要换新衣服穿。送客人走也得换衣服。Elliott:咦?旗:指的是到你家来住几天的客人。要送人家走,换衣服,特别讲究。平常的这些都跟汉人就一样了。过年过节这些压岁钱了,很长时间的那种礼尚往来呀。我们在家里跷二郎腿都不允许,现在我女儿靠着坐我爸爸都说她,腰得直起来坐。小孩要求坐座位的三分之一,大人才可以坐实。说不完,太多。你像我们出去排队,从来不能加塞儿,即使有人加塞儿,人家加是人家加,自己不能加。爱面子。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静下心来,就回忆起我爷爷给我讲的那些,原来都不懂,就是听,稀里哗啦都能背下来了。包括说“天晴了,下雨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刚死人的时候,叫叫丧,叫丧我也听过,就是满人的叫丧,喊,家里有人死了以后,站在房子上又哭又喊,就是喊的第一句,当时都不明白,后来慢慢才明白。它叫风来了,雨来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什么意思?蛤蟆骨朵儿长大,长腿了,变成青蛙了,慢慢长。然后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死了。它用自然界的变化,就跟人的一生一样,用这话来代替哭丧调,然后一边哭一边讲他的好。我爷爷是1976年去世的。我爷爷肺气肿,最后喘得厉害,一夜一夜耗人哪,躺不下去,枕头摞得那么高,每天就那么靠在枕头上,最后他也是喝药,喝安眠药,他把安眠药一片一片留着,他不吃,攒成一包一块儿就吃了。他就觉得拖累别人,拖累我奶奶,他老讲我奶奶一辈子跟着他没享上福。我奶奶从来不说任何话,这么多年每天就是端水呀,照顾他,甚至连什么:“啊,你看你都病成什么样了”,这样的话都从来不说。我爷爷去世时我没回去,因为我已经去工作了,到河北这边工作,是我姐姐回去的。但是那时候必须有人摔盆,您知道,打幡儿,结果就没人摔了,按说应该是我摔,结果是我父亲摔了。我们那儿的规矩是有孙子的话儿子就不能再摔了,儿子去摔就挡了孙子的路,但我没办法。我没回去,办丧事都是他们。我爷爷埋在定州,保定不让埋嘛。定:我可以打断一下吗?你爷爷他有几个太太?都是什么家庭的?旗:悫善的太太也是满人,罗特氏,姓罗。到我爷爷的老婆,就是我奶奶,也是满人,是正白旗,家里背景不知道,没姓没名,他们都管她叫二妞,过门之后叫某某氏,但她是典型的蒙古血统,大平脸,脸特宽。满姓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定:你小的时候,你爷爷教你的时候,你奶奶还在么?旗:在呀。我奶奶也不错。到我爷爷那时候,她们家境还算不错,那时候我爷爷等于是破落了,但是我奶奶的家族挺富裕,在保定也有庄园,就在我们那儿,叫胡坊,胡坊村,地名,那一带的庄园都是她们的,正白旗的。为什么嫁给我爷爷呢,这都是家族的隐私,我奶奶舌头有点短,说话有点大舌头,说话呜噜呜噜不是很清,长得非常漂亮,就是因为有缺陷才嫁给我爷爷,否则她根本不会,她家族大,没破落。她父亲当时在朝廷做官,在吏部。定:在京中做官?旗:但是她家在直隶,根本没搬到北京来,根本就没在北京住。在直隶安家,在北京做官,是这么一种情况。我奶奶也有些文化,但她的文化不是那种,因为那时候受系统的教育不是特别多。她给我的熏陶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儿歌。儿歌、方言、土语,什么“锔锅锔碗锔大缸,缸里有个大姑娘,十几了,十八了,再过一年聘人了。开门呀开不开,三把钥匙就开开……”不明白,现在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这个:“拉大锯扯大锯,就是不让小妞去,”就是这些东西,一大堆,什么“榆钱红榆钱亮”。整天都是这个,“懒老婆不做活儿,一天到晚着世界磨,东家转,西家磨,一直磨到日晌午,狼抱柴,狗烧火,兔子碾米烙饽饽”,就是这个。他们管太阳不叫太阳,叫老鸦儿,乌鸦。因为中国古代管太阳曾经叫乌鸦。然后还有好多。我奶奶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世的。我爷爷去世后她就觉得活着没意思,要接她到北京来住,她不肯,守着老宅院,等着呗。上厕所蹲着站起来一下就完了,脑溢血。我奶奶皮肤特别白,出奇地白,70多岁我记得那时候皮肤还特别细嫩,给人感觉就是有修养,衣服也穿得特别好,特别利落,我记得她好多衣服都是用金丝绣的,蓝色的绸子,上头用金丝绣的那个花。70年代我叔叔生小孩儿,把那个东西改成了斗篷,叫大氅,不带袖的。弄一个帽子披在身上,一系,冬天的时候实际上是个披风。棉的,过去那一套都有。我们叫铺陈,朝里那些布啊,看这些铺陈以后,我后来才明白,这东西是朝廷命妇的服装。诰命夫人的礼服。定:后来你们家跟你奶奶家族的联系密切不密切?旗:不密切的原因是我奶奶家族啊,孩子少。到我奶奶那儿只有我一舅爷,就是我奶奶只有一个哥哥,哥哥还有些孩子,到哥哥去世以后,然后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跟那边,原来西单那边有,在头发胡同注89,我们有个姑姑,就是我舅爷的女儿,也去世了。过去他们家也不错,在北京也有房产,大官。但是他们家后来不行了,以后没有受太高的教育。但是我爷爷每次到北京来,都要到那儿去看看,我从小就对那儿特别熟悉,我甚至都能知道哪年哪个房子什么时候拆的。我发现满族很有意思,受教育才能把家维系下来,如果不受教育,顶多就是“口述历史”。那一支就越来越破败。

                        4.北京的老宅与坟户

                        旗:直到后来,郑王府的老家人还有住在北京这儿的,一直跟着悫善、侍候悫善的,都在这儿。到了我父亲参加革命以后进了北京,还又回到评剧团这个院子住过,但是那时候评剧团把整个正房都占了,我父亲就住在后院月亮门内侧室的耳房里,就住在我们原来家里的老仆人的家里。这个老仆人的后代跑到台湾去了,留下一个太太,我们管她叫张奶奶,也是老满人,个儿特别矮,才不到一米五一个老太太,性格特别开朗,好,真是典型的满族王府里的仆人那种,说话特别有分寸,特别特别有分寸。张奶奶知道的特别多,可惜就是那时我太小,那时候她到我们家来就老跟我讲

                        丽特·安绝对没有忧郁症,不无精打采,不动不动就要晕倒,我不允许提及现实中这类可怜女人常有的这些身心失调的症状。因为她不让自己变得无聊,无聊是一个人会背痛或者偏头痛,因此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年的原因。(我在考虑要不要写一本论著,叫《无聊感对于艺术的贡献》。就拿海达·加布勒[8]做例子,她奇怪的行为举止源于她令人发疯的无聊。)不,玛格丽特·安没有这些毛病,唯一困扰她的是自己对于一位年轻医生的暗恋,她常在这些穷人家碰上这位医生,他也爱她。但是他有一个麻烦的、长期患病的妻子。这两个高尚的灵魂自然根本不会想到要逾规。他们在垂危病人的卧榻、病榻边相见,齐心协力减轻病人的痛苦,他们的目光偶尔会相遇,无言的歌,甚至有时眼里莹莹有泪,不过这种情况少之又少。真是一堆陈词滥调!和《楼上,楼下》挺像,而我特爱这类东西,我们大家都一样。但是我为此查找的资料(大量资料),让我对这些默默无闻的女英雄们,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慈善家们,生出由衷的敬佩和尊重。当时她们十有八九(说真的,我们又怎么知道?)受丈夫的管制,如今又遭人鄙视。真是可惜,她们对于自己做的事一般保持沉默,人们经常写她们的事迹,但她们从来不自己站出来说话。她们一定是一群生性坚强的人,杰克·伦敦、狄更斯和梅休[9]知道贫穷的滋味,他们短暂地涉足贫困,攒足了素材就抽身,而这样的贫困,她们却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辛努力而得以知晓。当我想到她们那时去那些人家的情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一切多可怕,十足的可怕,破败、寒冷、压抑、肮脏,筋疲力尽的妇女,患佝偻病的孩童,遭受粗暴对待的男人——不,不,我不说下去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很清楚,那就是和这些人比起来,莫迪、安妮,还有伊莉莎,简直是富足、幸福。看着来帮忙的社工们进进出出,安妮会说:“我在想我可怜的老妈妈,这些她都没享受过。”“那她怎么办,谁来照顾她?”“她照顾她自己。”“她身体好吗?”“她手抖,经常失手打了杯子、碟子。她跌了一跤,摔坏了股骨,她就推着一把椅子走路,好撑住自己。我们有时给她带点食物啊烈性啤酒什么的。”“那她是一个人住吗?”“她一个人住——好多年。她活了七十岁。我比她厉害,是吧?多了十多年呢!”我很清楚,关于伊莉莎的生活,我从伊莉莎那儿听来的那些不全是事实,也许和事实一点边都沾不上;我赞扬她,就像我会赞扬一个好故事的作者一样。那些炎热的漫漫夏日,从来没有一丝阴云!和丈夫的那些出游!那些公园里的野餐!那些圣诞节!那帮友爱的好朋友们,总是聚会,从来没翻过脸!偶尔,帐幔会掀起,哦,只是片刻。可怜的伊莉莎,她喜欢批评人,满脑子道德规范,无法理解这个女人怎么能做那种事,或者那个怎么能做这种事。报纸上登了一则新闻,说一个年纪不小的妇女为了一个青年男子而抛弃了自己的丈夫,这则新闻让她生了好几天气。真龌龊,她说,龌龊。然后,她换了口吻,轻快、匆忙、做梦似的声音:要是现在我也可以离开,我可以离开他,甩了……我基本确定,这里又是一例,她想甩了的是性生活……伊莉莎没有生过孩子。她想要孩子。她有没有去找医生问过?“哦,去过,我去过,他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应该叫我的丈夫来看看。”“我猜,他不肯?”“哦,你不能叫他做这种事,他根本不会同意。”她提高声音,“不,不,要知道,贝茨先生知道自己的权利……”楼下,伊莉莎,我们大家的榜样……楼上,可悲的安妮·里夫斯。薇拉·罗杰斯和我共进午餐,匆忙得很,就挤出了半个小时。我对薇拉说:“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安妮是什么时候做的决定,要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都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做了决定。”“哦,不,根本不是这样的。伊莉莎一直就是这样的,安妮一直就是这样的!”“真是个悲观主义者。那我们根本不会变咯?”“对!看看莫迪·福勒!要我说,她以前就一直是这样。最近我遇到了一个二十年没见的表亲——什么都没变,说话方式没变,习惯也一点没变。”“好家伙,薇拉,你弄得人真想跳崖!”“我可一点都看不出来。不,人一辈子都是一个样。”“那你为什么在安妮身上费这么大劲儿?”“你算问住我了。我觉得她不会变。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她已经决定放弃了。不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再努力一阵子吧,到时我们就会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力了。”我们“拯救”安妮的计划可谓深思熟虑,富于人情味。这是个被人抛弃了的老太太,没有朋友,虽有家人,但是他们觉得她这个样子只是个负担,是桩丑事,不理会她的恳求。她的记性越来越糟,五分钟前说的话都记不住,不过久远的往事倒还记得清楚;她一生的习惯、一直用来支持自己的东西都日渐凋萎,她一脚踩下去,以为还是坚实的陆地,结果却摇晃不稳……而她,坐在椅子里,突然周围环绕着笑脸和好心肠,这些人知道如何让一切都恢复正常。看看伊莉莎·贝茨吧——大家都这样喊。看她有那么多朋友,去旅游过那么多次,总是在外面玩……但是安妮不肯好好走路,不肯出门,不肯重新开始真正的生活。“等夏天来了再说吧。”她说。因为伊莉莎·贝茨,我意识到有多少出游活动、短程旅行、义卖会、聚会、集会等莫迪应该享受,却没有享受。我仔细考虑了这事。我给薇拉打了电话,一明白我想请她干什么,她的口气立即变得职业和圆滑起来。“你在说什么?”我终于问,“你的意思是,让莫迪·福勒尝试新生活没什么意义,因为她现在这样的良好状态维持不了多久?”“呃,现在这的确算是个奇迹了,不是吗?她那个病一定是已经拖了好几年了,她现在还挺着,但是……”一个星期六,我去莫迪家,给她带了些我从阿姆斯特丹带回来的樱桃甜酒,我去那里参加了春季服装展。和伊莉莎一样,莫迪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也喜欢最好的。我们对坐着喝酒,屋里一股樱桃香。窗上的帘子放下来了,外面下着细细的春雨,雨水从破旧的排水沟往下滴,弄出不少动静。她不让希腊人请来的工人修那排水沟。“莫迪,我想问你个问题,又不想你生我的气。”“那看来这不是件好事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从不参加市政府组织的那些去乡间的旅行?你有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假日计划?还有午餐中心?他们有好多这种活动……”她坐在那儿,一只手遮着脸,手上沾满了煤灰。早上她打扫了烟囱。失火:她告诉我她会做关于失火的噩梦。“我完全可能会死在这床上,”她说,“不知不觉地就被烟闷死了。”她回答:“我一向不与人来往,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忍不住会想到那些你本可以度过的美好时光。”“我有没有和你说过一次圣诞聚会?那是我认识你之前的事了。警察局办了一个聚会。我爬上台,跳了舞。我把衬裙露出来了,他们大概不太高兴。”我想象着,莫迪掀起厚厚的黑裙子,露出脏兮兮的衬裤,喝得有点醉了,玩得开心。“我觉得不是那个。”我说。“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再请我去?哦,别费劲了,反正我现在也不高兴去了。”“还有这些教堂组织的活动呢。你以前上教堂的,不是吗?”“我去过的。我去参加过一次茶会,后来又去了一次,因为教区牧师说我对他们不公平。我坐在角落里,喝我的茶,他们那些人,连句欢迎都不说,自己聊自己的天,当我不存在呢。”“你认识伊莉莎·贝茨吗?”“贝茨太太?嗯,我认识她。”“然后呢?”“我认识她,可我就一定要喜欢她吗?你的意思是,我们年龄差不多,所以就该坐在一起嚼舌头。她年轻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喜欢她,这点我确定。她结了婚以后我也不喜欢她,她可让她那可怜的男人够受的,他都没法管那家叫自己家。那以后她的事我知道的,我都不喜欢,她一直是独自就没法过,身边总是有十来个女人,叽叽喳喳,叽里咕噜。所以,我为什么现在要喜欢她,喜欢到和她一起吃饭、一同喝茶的地步?我从来都只喜欢和一个朋友待在一起,不喜欢一群人因为无处可去而聚作一堆。”“我只是觉得那样你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点。”“伊莉莎·贝茨嫌我不够档次。过去二十年来都没够过。哦,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偶尔出去一趟,有的时候教堂组织杂货义卖,我也会去,我找找有没有围巾或是好靴子,但是教堂那些女人根本不搭理我,就跟我不在场似的。”“不如你再和我去公园?或者我带你去河上坐一次船?为什么不呢?马上就是夏天啦。”“有你来和我坐坐,我现在这样就很高兴了。我回想在玫瑰园过的那个下午,这就足够了。”“你真固执,莫迪。”“我还是要我行我素,拜托啦!”乔伊丝离开几周后,早上五点,她打来一个电话。“你生病了?”我脱口而出;好像我已经从心里的什么地方把她给勾销了似的。“没有,我该生病吗?”“一大早打电话来。”“我刚要上床呢。哦,是了,时差。”“没事,反正我刚好起来准备工作。”“好简娜,老伙计,”乔伊丝说,这是种含糊的新口吻,并且是嘲讽的。“啊,乔伊丝,你喝醉了吗?”“你绝对是没醉!”“你打电话来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你的近况?公寓?丈夫?孩子?工作?”“才不是呢。我心里想,简娜怎么样了,我的老伙计简娜怎么样了?所以说,你怎么样?还有那个老太怎么样了?”我说:“据我所知,他们怀疑她得了癌症。”“祝贺你。”乔伊丝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癌症。到处是癌症。唉,我可不觉得它比别的病更糟。你觉得呢?我的意思是,肺结核、脑膜炎、多发性硬化……”于是乔伊丝接着报了一大串疾病名称,我坐在那儿想,她不可能醉成那样。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在装醉。没过多久,她就谈起疾病如何逐渐被淘汰了。她古怪的措辞。“你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他们大批大批地死于一些我们如今根本没有的疾病。比方说白喉。比方说猩红热。这么说来,还有肺结核。”我们就这样又聊了半个多小时。最终我说:“乔伊丝,这通电话可要破你一笔财呢。”“的确是。好简娜,老伙计。所有的东西都要钱?”“嗯,是的,我的经验是这样。”“那是因为你把它当作了你的经验。”然后她就挂了电话。没过几天她又打电话来了。早上五点。“我喜欢想象你在那边一直不停地工作,我的老伙计,而我在这里的聚会上瞎混……”“我写了一本浪漫小说,”我告诉她,“你是我第一个告知这消息的人。他们喜欢这本书。”“浪漫……很好。比方说我,就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浪漫。我回头看看,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一直工作得太辛苦,一点乐趣都没有。你回头看也是这样的,简娜。很显然。”“我现在很开心。”久久,久久的沉默。“别和我说这个,因为我不会相信的。”“写这种浪漫小说于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已经开始写另一本了。《仁慈的女士》,你喜欢这名字吗?”“仁慈。这个词我现在懂了。关于美国女性性格,我抓到了一条重要线索。仁慈心。这是从《白雪公主》来的。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姑娘看《白雪公主》,学她的样……仁慈大方地对待这个人,那个人,一个又一个人……”“我也很喜欢写严肃文章。”“你肯定是工作得太辛苦了,不会给自己找乐趣了。”“胡说。正是因为我这么努力工作,我才觉得是享受。而且我还享受和那些老太太在一起的时间。我享受那个世界,那个世界里发生的事,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有那么一个世界存在。”“真有你的。”又是乔伊丝。“又开派对了?”我问。她回答:“在这里,人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我总是问她穿的是什么,好想象她的样子,而她总是回答,和其他人穿的一样。她说美国人是地球上最行动一致的人,就算他们叛逆,也是成群结队地叛逆,衣服也穿得和其他叛逆们一样。她的风格已经被批评过了好几次。她以为是因为她真的年龄大了,不适合那个风格了。但不是这样的,美国人严厉地质问她为什么英国人“总是看上去像吉卜赛似的”。这是我们浪漫狂野的本性,她回答,但还是舍弃了自己的风格,剪了头发,现在有一衣橱剪裁合身的长裤、衬衫、套衫以及式样各异的短礼服。她说,当你走进一个屋子,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要把你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确保你没有出格。她现在过得快活,因为人就该这样。她的丈夫也过得快活:他又交了个新女友,那人还正巧是乔伊丝的同事。我的老天啊!乔伊丝对我大呼。她那里是凌晨一点、两点、三点,她正要上床,而我这边则正在一杯一杯地喝清晨的咖啡。乔伊丝感叹,想想我离开前经历的痛苦,真是荒唐!这里,一旦夫妇中有一个觉得在这段婚姻里不快活了,那说断就断,一秒钟都不拖。孩子们也过得快活,觉得自己的故乡落后而蛮荒,因为我们穷,没有塞得那么满的冰箱。杂志社发展出了新事物:政治。我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当真。我想,大概……是真的吧。社里有一种新的气氛,我不喜欢,当然,我年纪大了,不喜欢变化,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开始很宽容。屈尊俯就?可是我觉得他们才是屈尊俯就。革命不对我的胃口,但我生命中也不是没有过革命,而在我看来,我不值得像现在这样受到容忍。像以前那样受到容忍。因为我镇压过了。突然间,我出入办公室时,遇到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的人们,他们似乎立即沉默下来,好像他们刚才的交谈太深奥,这个局外人没法领会。可他们说的内容我们都听了上千次。到处都是陈腐的政治套话,我实在没法把它们当真。尤其没法让我严肃对待的,是那些年轻人,自己就属于中产阶级,却没完没了地议论中产阶级价值观,说它要被摧毁,被取而代之,它腐朽透顶,理应受到揭露。这里头的确有一个真正出身劳工阶级的年轻人,是一个摄影师,他的父亲是个印刷工人:对于这说法,我可以展开一大段分析,讨论一下在我们这块如此中产阶级的土地上到底什么是、什么不是劳工阶级。不过我不准备跟着这帮繁琐哲学家去纠缠这种细枝末节。他们身上唯一真实的,不是他们五花八门的宗教观点,或是教条,而是他们注入自己论点里的狂热。员工中间现在蔓延着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情绪,一种互相撕咬、彼此忌恨的卑鄙气氛,大家情不自禁地要批判、打压任何立场和自己不一模一样的人;同样地,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批判、谴责任何一个虽和自己处在同一阵营却暂时或总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叫我受不了的是,这种情况,我们从书里、电视里、广播里,通过很多很多渠道见识过,可这些小年轻们却弄得好像他们做的这些事前人从未做过,好像所有那些陈词滥调都是他们发明的一样。这一切让我越来越不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理解了薇拉和我说的一段话。我和薇拉四处奔波时,很享受我们的午餐,烘豆子或者一块煎蛋卷,再来一杯咖啡。我们享受我们做的事,或者准确点说,我们享受自己能做,并且能做好的事。“老天啊,”薇拉说着,一屁股坐下来,伸手去拿香烟,把一摞两英尺高的文件碰落在地上,“老天啊,简娜,我告诉你,要是当初我递申请的时候知道会这样就好了,不用,你坐着,我就是有气要发泄发泄,你肯定无法相信……”“要不是我们杂志社也有这种事的话,”我说,“我的确不会相信。”她口中我不会相信的事,是现在才周四,而这周已经开了七个她原该参加的会。“这些会全是瞎折腾,瞎折腾,简娜。请相信我,不管他们要讨论的是什么,任何有脑子的人三言两语五分钟就能搞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会,是因为他们热爱开会,开会就是他们的社交生活,真的,简娜,这就是事实。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但是一旦明白了……他们到底什么毛病?一开始,我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我自问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你知道

                        伙子们则塑造新的店主形象,并给其面具涂上新漆。妇女们做玩具娃娃,孩子们则绘制彩色的圣诞晚餐,主要是甜食——糕、饼、糖果条、水果——的图片,因为烤火鸡对小小的手指来说画着太难了。小家伙们把铃铛和松树涂成银色之后,帕特丽莎本人就要在图画顶上的环里穿线了。东方之星是归哈珀负责的。他每年都要检查和修正,确保星星的角都是尖尖的,而且要在深色幕布做成的天空中亮得恰到好处。帕特丽莎设想着老内森·杜波列斯会再次发表开场白。他是个和蔼亲切的人,可是讲话往往不得要领。教堂的节目要更正式些——布道,合唱和儿童唱诗,以及为那些没有结巴、没有哭泣、没有僵住地背诗的孩子发奖——但以耶稣诞生为主题的学校演出是全镇都要投入的,是早在教堂建成之前就有的保留节目。与近年来不同,一九七四年的十二月份温暖而多风。天空如同歌舞女郎般色彩缤纷:从单调的灰白色晨光变成绚丽的晚霞。空气中有一股矿石气味,是从天地初创时爆发的火山和不停地经受风吹而迅速冷却的熔岩上飘荡而来的。风吹刷着冰冷的石头,然后又刻蚀着,最后将其粉碎成猎犬钟爱的石块。同样的风曾吹起沙伊安和阿拉巴霍部落印第安人的绺绺头发,也把束束长毛从美洲野牛的肩上拂开,告诉每头牛另一个同类就在近旁。帕特丽莎注意到那种矿石气味整整一天了,这时她给纸花分完类,装饰好,便抬头观看歌舞女郎般的天空反复变化。后来变化停止了,只有晚霞后丁香花形的淡紫色余晖。她父亲早就上床了,他在晚餐桌上大谈了一通他计划中的加油站,最后说累了。鹰牌石油公司鼓励了他——和大型石油公司谈话是没用的。迪克和斯图亚特对提供贷款表现出兴趣,条件是他要说服别人把地卖给他。这样问题就在于选址了。在安娜店铺的对面吗?地点很好,可是圣救世主教堂也许不这么想。那就再往北?挨着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那里会有很多顾客——人们不用再为了加油跑上九十英里或者在住处存上几箱汽油。道路呢?从鲁比铺的街道向南北两边延伸与县级公路相接的两条土路,这方面是可以做些文章。不过,争取当地居民同意申请修路时可能会有问题——老年人会大动干戈的。他们喜欢远离县级公路,只让迷路的人和有见识的人接近。“不过,好好想想吧,帕特丽莎,要好好想想。我能修汽车、发动机,出售轮胎、电池、风扇皮带,还可以卖苏打汽水。安娜不经营的东西。没理由惹她生气的。”帕特丽莎点点头。她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他的点子一向都不错。他当兽医的经历(是非法的——他没有执照——可又有谁知道或者愿意跑上一百英里路程去帮威斯顿·普尔猛拽卡在母马腹中的驹子呢?),他的屠宰生意(带给他一套屠宰的本领——剥皮、宰割、剔骨并冷藏),当然还有急救和殡葬活动。因为他曾想过当一名医生,而且学习过,他从事的多数行当都与在病者或死者身上开刀有关。开加油站的主意还是她记忆中第一次与开刀无涉的提议(尽管他在谈到拆卸引擎时眼睛确实闪着光)。她本希望他是个医生,上过医学院。机遇在于她母亲要活到今天。也许不成。也许狄利亚去世时他会外出到麦哈里去而不是进殡葬学校。帕特爬上楼梯,进了她的房间,决定将晚上余下的时间用到她的历史项目上,或者确切地说,曾经是个历史项目,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起初这项目是赠给鲁比居民的一份礼物——家谱汇集,十五个家族的家谱。像是倒置的树,树干伸向半空,树枝向四下蔓延。当这些家谱树完成之后,她开始给支系加上附录,注明谁与谁的关系种种,比如他们做什么工作,住在哪里,属什么教派。她还从她学生们的自传作文中搜集一些更细微的线索。(“托马斯·布莱克霍斯之妻密西·瑞沃斯出生在密西西比河一带?她的姓名似乎暗示了……”)再无其他了。家长们抱怨孩子们像长舌妇似的,净跟人泄露些可以视为隐私甚至秘密的情况。后来,她的大部分笔记来自和人们的谈话,以及查看《圣经》和阅读教堂记事。当她要求看看信件和婚书时,事情就有点失控了。妇女们眯起眼睛,还笑着提出给她再加些咖啡。看不见的门纷纷关闭,谈话转到了天气上。但她并不想也不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了。家谱还需要在细处作些订正——生死、婚嫁——但她对附录的兴趣随着笔记的进展而增强了,随之放弃了自己全部的客观评述。这个项目除了她自己谁也看不懂。已经写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一个带句点的小写m,即婚配,成了一个玩笑,一个变幻,一次违法,让她沮丧得直咬拇指指甲。那些像她母亲一样有名无姓的女人是什么人呢?塞列斯特,奥利夫,索柔,伊芙琳,潘西。那些姓氏很普通的女人呢?布朗,史密斯,瑞沃斯,斯通,琼斯。一些妇女的身份依托于她们所嫁的男人——如果婚姻有效,就会成为一个摩根,一个弗拉德,一个布莱克霍斯,一个普尔,一个弗利特伍德。多薇曾让她把摩根家的《圣经》拿去了几个星期,但她在翻阅了布莱克霍斯家的《圣经》二十分钟之后,便认定了需要进一步发展新支系,以精确记录这十五家鲁比人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们的先祖来自黑文,再上溯则在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本来是闲暇时间的自愿行为,变成了深入细致的工作,而且对邻家的事情知道得太多时,就会贯穿着一种极坏的感觉,就像花粉沾在皮肤上。在布道坛上、学校教室里和典礼讲话中详细阐述的镇子故事的官方版,具有强烈的公共生命力。要添加脚注、指出漏洞和疑问,都需要敏锐的想象力和不懈的思考,往往与口头流传的历史彼此相左。帕特本想在文献中找到可能的证据来与故事相互印证,或者在证据不足之处加上她个人的诠释——她认为虽然是自由的但一定要有洞察力,因为只有她才具备所需要的情感距离。只有她才能揣摩出,为什么从布莱克霍斯家的《圣经》中通过伊坦·布莱克霍斯的名字会拉出一条线,在摩根家书中隐藏在撒迦利亚名字旁边的浓墨点又是什么含义。她父亲跟她讲过一些事情,但又拒绝讲另一些事情。像凯特和安娜这样的女性朋友倒是畅所欲言,不过年长些的妇女,像多薇、索恩和娄恩·杜波列斯,却讲得极少,隐藏得极多。“噢,我想他们兄弟之间有某种不合。”这是索恩在提到她叔祖的名字被勾掉时所说的全部内容。此外再无一言。共有九个完整的大家族经历了最初的行程,他们都是从俄克拉荷马的菲尔立被驱逐和抛弃,出走之后在黑文创建镇子的。他们的姓氏都有传奇色彩:布莱克霍斯、摩根、普尔、弗利特伍德、比彻姆、卡托、弗拉德和两家杜波列斯。连同他们的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总共是七十九或八十一个人(取决于那两个偷得的孩子算不算在内)。与他们一起来的是一些其他家庭的零散人员:一个姐妹和一个兄弟;四个堂表兄弟姐妹;一串姑姑姨妈和姑奶奶姨姥姥,照看着她们死去的兄弟姐妹、侄甥女、侄子外甥的孩子。这些零散人员又共有五十多个,他们的故事在帕特学生们的作文中,在野餐、教堂正餐时的闲聊和往事回忆中,在妇女干杂活和准备做头发时的谈话中,浮现了出来。老奶奶坐在地板上让孙女搔着头皮的时候,喜欢出声地回忆往事。每逢这种时刻,一段段故事就会源源道出,如同点点星火照亮了他们童年时代盘旋着的缺憾和他们成人后的阴影。奇闻轶事标出了他们围坐在篝火旁的空间。趣谈勾起了人们的回忆——一枚戒指,一块怀表,他们睡觉时曾攥在手里——还有对穿戴的描述:原本属于哥哥的太大的鞋子,姨奶奶的围巾,妹妹的缎檐女帽。他们谈论那些孤儿,有男有女,年龄在十二到十六岁之间。孩子们看到了这支跋涉的队伍,就要求参加进来。有两个蹒跚行走的孩子,他们干脆收养了,因为孩子被发现时的那种状况使他们别无选择。又多了八个人,所以总共大约有一百五十八个人走完那段路程。他们走到菲尔立的郊外时,商妥由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列克特及其两个兄弟普莱阿和谢波德宣布他们的到来,而其他人则和撒迦利亚一起等着,因为当时老爷爷已经瘸得不让人扶着就不能在生人面前挺直站着,而生人的尊重是他的要求,生人的怜悯会让他瘫垮。他的一只脚被射穿了——是谁和为什么开的枪,没人知晓或承认,因为故事的要点似乎是当子弹射到他的脚时,他既没叫出声也没有瘸着走开。正是那脚伤,迫使他留在后面,而由他的朋友和三个儿子替他去搭话。不过,事后证明,那倒是个福分,因为他没有目睹真正的回绝,也没听到和他们只在一个方面不相像的人们口口相传的不可信的言辞。后来,人就不再是九家,而是更多了。他们成了由遭遇过的种种艰难困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伙步行者。他们对白人的恐惧虽然强烈,却是抽象的。他们牢记下对那些百般侮辱他们的人的清晰仇恨,那种侮辱难以形诸言语:先是驱逐他们,然后又在驱逐的过程中只给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差的食物。人们想知道的有关黑文或鲁比居民的任何事情,都存在于许许多多遭到冷落的事例的细节中。然而,那些细节中的细节则是另一个故事了。帕特走到窗前,抬起了窗子。她母亲的墓就在院子边上。风刮得飕飕的,似是要从黑暗的天穹上吹下亮晶晶的星星。百合花丛在屋宅旁窸窣作响。矿石的残味被空气中晚饭的气味盖住了。帕特关上窗户,回到桌边,为她的记录准备另一个条目。四月份结婚的阿涅特和K.D.期待着第二年三月能够有个小孩。或者是娄恩·杜波列斯这么说的,她是应该知道的。娄恩是偷来的婴儿之一。当年费尔里·杜波列斯发现她像块石头似的安静地坐在一间茅屋门外。这个穿得脏兮兮的默不作声的孩子坐着的景象,本可以作为他们沿途所见的又一个孤独的画面而保留,只是那地方的与世隔绝令人难忘。费尔里当年十五岁,有些死心眼。她和密西·瑞沃斯走过去想弄清情况。屋里是死去的母亲,看不见一块面包。密西叹息了一声就吐了口唾沫。费尔里说了句“遭天谴的。原谅我,主”,并把婴儿抱了起来。当她们告诉别人见到的情景时,七个男人便去取铁锨了: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及其两个儿子托马斯和彼得、列克特·摩根、阿奇尔·弗拉德、布鲁德·普尔和内森·杜波列斯的父亲贾弗纳尔。他们挖坟的时候,费尔里给那婴儿喂水泡的糕。普蕾斯·康普顿把她的衬裙扯开,裹起婴儿。福尔顿·贝斯特做了个结实的十字架。撒迦利亚由他的两个儿子谢波德和普莱阿一左一右搀扶着,让那只伤脚靠脚跟撑着,做了一次殡葬祷告。他女儿拉芙英、埃拉和塞拉妮为坟墓采集了一些粉色的欧蓍花。人们认真讨论了该如何安排那孩子——把她安置在哪里——因为男人们似乎坚决不肯在他们自己吃不饱的孩子中间再加上一个饿得要死的婴儿。费尔里与他们力争才把他们说服,而后又为起名字的事与比蒂·卡托争论起来,她再次获胜,命名婴儿为娄恩(原文为Lone,意为“孤独”。),因为他们发现她时她无依无靠。而娄恩至今依旧孑然一身,因为她从未结婚。当把她带大并教会她如何做接生婆的费尔里去世时,娄恩自然而然地接替了她,给大家接生,只有眼下阿涅特坚持要到丹比的医院去临产。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娄恩(她仍然相信,正经女人都是在家中生产的,只有酒馆的女人才在医院生产),但她知道,弗利特伍德家的人依旧认定她对斯维蒂和杰夫的孩子们负有部分责任,尽管自从弗利特伍德家最后一个残疾婴儿出生以来,她已经为顺利分娩的母亲们接生了三十二个健康的婴儿。因此,除去阿涅特的预产期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之外,她别的话一句也不说了。帕特翻阅着摩根家的资料,找到其支系,到目前为止只有一项内容:科菲·史密斯〔又名K.D.(如肯塔基·德比)〕娶阿涅特·弗利特伍德为妻她又一次猜想,鲁比·摩根嫁的那个小伙子是谁呢?据说,是她哥哥们的一个战友。可是他是哪里人?他的名字“科菲”和撒迦利亚为竞选副州长而改名之前的名字是一样的,而他的姓又是随处可见再普通不过的了。他死在欧洲战场,所以人们对他所知甚少,连他妻子都对他了解不多。从他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儿子丝毫不像列兵史密斯。K.D.是布莱克霍斯和摩根血统的一个翻版。在K.D.和阿涅特的条目下没有多少空余地方,但帕特认为他们可能不需要更多的空白了。如果他们期待的孩子活了下来,肯定是个独生子。阿涅特的母亲只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成了父亲,他的孩子都有缺陷。何况,摩根家的这些后人也不像前辈那样人丁兴旺了。他们不像——撒迦利亚·摩根(又名老爷爷,即科菲)娶明迪·弗拉德(注:安娜·弗拉德的姑奶奶)为妻他们生了十四个孩子,九个长大成人。帕特的手指划过他们的姓名:普莱阿·摩根、列克特·摩根、谢波德·摩根、埃拉·摩根、拉芙英·摩根、塞拉妮·摩根、伽瓦纳·摩根、奎恩·摩根和斯考特·摩根。沿着用Skip黑色墨水画出的页边向上看去,她早期的一条注释写道:“经过七次生育,他们终于给一个女孩起了一个有掌管一切意义的响亮名字,我敢说他们叫她奎恩妮。”(奎恩一名原文为Queen,有“女王”之意。奎恩妮由奎恩转变而来。)从撒迦利亚的名字下引出并用箭头指出的另一条评论一直延续到那页纸的背面:“他给自己重新起了名。科菲是他的乳名——大概是柯菲的误写。而由于路易斯安那没有一家姓摩根的人或姓摩根的黑文人曾经为白人工作过,他为自己选择的姓大概和他的名字一样,源自他喜欢的某种东西或某处地方。撒迦利亚一名源自施洗者约翰的父亲吗?或者是有过幻象的撒迦利亚?就是那个看到过写满一卷书的诅咒和坐在篮子里的女人的人,那个看到过约书亚的脏衣变成华服的人,那个看到过不听话的后果的人?对不发慈悲或不懂同情的人的惩罚,是把他们分散到所有的民族中,而让乐土无人居住。这一切都极其符合撒迦利亚·摩根:诅咒,被塞进篮子盖上铅盖、藏到房子里的妇女,尤其是分散。分散可能使他备感恐惧。一群人、一个部族或者几个家庭形成的联合体的四分五裂,或者在科菲的实例中,早在居于邦克山之前就相互依存或近为邻居的几家人结成的伙伴关系的分裂。他不难想象他熟悉的人们一旦分裂、被抛到异国他乡的不同地方,彼此如同陌客的可怕后果。他一定是深怕认不出标志着这家人特征的下巴轮廓,那家人特有的眼神或步态。他唯恐在第三代或第四代子孙中看不出自己的影子,唯恐不知道他的祖辈葬于何地或者如果不知道该如何与他们联系。这就是科菲为自己选了撒迦利亚这个名字的原因。如果他曾听过某个了不起的教士讲过约书亚加冕的故事,这就是对他最具吸引力之处。他不会给自己起当了国王的约书亚的名字,但在上帝和天使们对那个见证者讲了一些合乎常理的事情之后,科菲明白了一些道理。”当帕特询问斯图亚特他祖父从哪儿得到的姓氏,他哼唧了半天才说,他觉得本来该是摩伊涅,不是摩根。或者是莱莫恩什么的,不过,“一些乡亲叫他黑科菲。我们叫他老爷爷,管我爹叫老爹”,说到这儿算完了。有点像受到了侮辱,因为他本人既不是爷爷也不是爹爹,不管加不加什么老字。因为摩根家族衰微了。撒迦利亚(老爷爷)的一个儿子,列克特,和他妻子贝克生了七个孩子,但只有四个成活了:埃尔德、双胞胎迪肯和斯图亚特,还有K.D.的母亲鲁比。埃尔德身后留给他妻子苏珊娜(史密斯)·摩根六个孩子——全都搬出黑文到北方的州去了。撒迦利亚不会满意这种做法的。搬走对他而言就意味着“分裂”。他的想法没错。十分肯定的是,从那时起家族的人丁就不再兴旺了,尽管生育补助金成倍地增长。钱越多,孩子反倒越少;孩子越少,能分配到的钱就越多。假设你以此

                        、甲胄、弓矢、刀、枪、火炮、鸟枪等物,以杜盗源。从户部尚书英俄尔岱请也。17世纪初年东亚火器大量增加,在中国,叛乱分子和正规军队、土匪强盗和地方豪族都大量使用外国大炮和国产枪支。在西北或山东这类战事频仍的地区尤其如此。在那里,反叛和入侵导致和迫使许多地主和农民拥有了兵器。尽管清朝还要用许多年的时间才能使这一法规得到彻底贯彻,但是清朝将领极其详尽地列数从敌军手中缴获的各种兵器,反映了官府从平民百姓手中收回兵器、并制订法规来阻止他们重新获得兵器的决心。首先,政府通过管辖交通系统,致力于控制火器与马匹。过往旅客是主要盘查对象。1647年4月,宣布在北京及京畿一带实行如下特别法规:1.京城所有军器匠人必须向税司注册。除官兵外,任何人欲购置兵器,均须上税报名立案,私营军器者,坐以重罪;2.各区设保甲;3.逮捕陌生人携带兵器者;4.严禁不良分子入满洲家为奴,及充禁卫军随从,再犯者科以重恶;5.外城各门,每门俱设立满官,严查每一入城者;6.各城设有窝铺,每面派一将官,带领兵丁巡防;7.行文各省,喂养马匹之家,今后须经特许,并限制向“〔不〕可靠”的人出售牲口;8.住家店家,凡遇投宿之人,若有骑马者,须察问有无牌票。若有嫌疑,即具手本报知本坊坊官。不过,这种因袭的军事管制措施仅仅减少了兵器和坐骑的买卖。到1648年10月,清廷意识到许多土匪强盗自己锻造兵器,进行马匹交易。兵部于是奉命检查,除文武官员之外,不许任何人养马或拥有兵器。官员受命扣押这类家畜,付给主人一笔相当的价钱,并且没收所有兵器,能用的入库,其余一概销毁。最重要的是,总甲或保甲的头目必须保证其负责的人户不养马或窝藏兵器,并被告知,这两种行为都被视同于谋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越来越依赖保甲组织来防止兵器落入贼党手中,甚至又将兵器还给了原合法主人,只要他们能由“十家长”担保是“良民”即可。在首次下令禁藏武器后不到一年,多尔衮颁发敕令,将兵器交还良民,以便他们能够防御歹徒的袭击: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已交官者,给还原主。这样,属于保甲的“良民”就有权武装自己以自卫,略似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编制严格的“保甲”和“团练”组织的成员了。

                        有区别的恩赦

                        如有效的武器控制似乎有赖于区分“良民”与“贼”一样,聪明地利用赦令,看来也需要一种类似的对大多数农民与其中常常出现的骚乱分子的区分。这一区别依据以下设想:即绝大多数暴动与叛乱不是由专意谋反者所引起的,就是由“煽惑”民众的巫术法师所造成的。而1646年和1647年发生在北京西面的山西省的几起巫教起义,则强化了这一设想。1646年5月,一个名叫刘光溥的僧人在山西省的西北角煽动了一场短暂的起义,继之在同一地区又发生了另一起“左道”叛乱事件。这后一次叛乱经吕梁山蔓延到太原西面的宁乡。由杨春畅领导的这批宗教起义者中,有许多人在1647年秋遭到了屠杀;不过同时那里又有一股“邪教”开始作乱,领导者名叫高飞,他们直到1647—1648年冬天还在抵抗朝廷大军。这与当时最令人震惊的郑登启的教徒叛乱遥相呼应。郑登启叛乱发生于1647年12月,地点在黄河弯附近的山西西南部。起义是由于政府的迫害所引起的。郑登启和郑怀法被控纠集徒众,官府设法逮捕了郑怀法,但郑登启却逃入稷山县一带接近陕西边界的山区。他与其徒众占据了马岭寨,自称“大成教师”,纠合妖僧王月天、王明。两个和尚帮助郑登启在龙门山脉的一个山顶庙中设立大帐。郑登启在那里又招徕了更多的信徒,其中包括亡明宗室朱梅川。根据巡抚祝世昌收到的情报,龙门山庙团伙“借名答醮”,实为图谋不轨。这接二连三的教派起义,加之被认为已安定的地区不断发生土寇武装袭击官府的事件,导致清政府再一次强调“招抚”政策。这一次它采用了两项新的措施。第一是让朝廷抚臣认识到,必须将“良民”与那些煽惑良民的妖人区别对待。清廷告诉抚臣,一方面,他们不必害怕报告自己辖区内的民众“反侧之情滋生”;另一方面,他们不应再将某些地区看作天然的匪区。甚至在那些长期为贼党占作营盘的地区,也还是有一些“安良之民”居住其中,而这些“良民”不应该一概受到怀疑,重要的是要将他们与“真正的贼徒”及用左道旁门之术煽诱民众的巫师术士区别开来。第二项措施是针对贼党与反叛分子本身的。1647年4月18日,清廷许诺说,所有向当地官府或军镇自首的党徒,都将受到宽大处理:近来盗贼窃发,讹言繁兴,人民惶惑,无端惊避,深可轸念。兹特开自首之门,许以更新之路,务使盗贼革心,良民安业。自今以后,凡曾经为盗之人,无论犯罪轻重,有能赴所在官司,或径赴兵部,将真贼姓名及居住地方详悉陈首者,除本身免罪外,仍将贼赃酌议给赏。1647—1648年冬季,这种不寻常的让步政策,以及精确的情报和严厉处死教派头领的做法,使得山西省政府驱散了龙门的宗教结社活动。在河北,地方治安措施看来已控制了武器的销售与生产,而户籍制度似乎制约了邪教的动乱和土寇活动的发生。到1648年头几个月,北方中国的绝大部分相对平定下来。在周边地区如汉水山地这样的动乱区域,就用无情的、有计划的屠杀政策来保证城市以及交通干线的安全。在中原核心地带,有选择性的恩赦与地方控制措施安定了民众,控制住了除最虔诚的邪教分子之外的所有人。一时间,清廷松了一口气。在过去的几年里,如此之多的关于农民暴动及复明密谋的报告,使得它几乎一直处于惊恐之中。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安定,这个喘息之机马上就被证明是短暂的。
                          1645年3月13日,张鸣骏上奏道,在一个叫做蒋家峪的小村庄里发生了暴动。一位名叫蔡羽的起义领袖自称“尉迟”。尉迟是画在各官衙大门上的两个门神中的一个。主要的起义首领据说名叫李义梅,从未捕获。尽管有许多人被捕,然而在5月26日,一个名叫刘伯泗的“妖民”声称挖出一篇天书,便自称为“天罡星”。他还没来得及招徕足够的信徒开始起义,就被逮捕并关押了起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1—72页。?根据清朝资料记载,善友会是一个称作“都掌教”教派的别支。这是一个姓崔的“妖妇”创立的。她还在长城另一边的朔州煽动起义,此次起义由一名叫武大宽的男子领导。武大宽被捕杀后,他的一批部属就越过长城加入了宁武的善友会,然后该组织就着手袭击那个地区的一些军事要塞,一支由清朝副将率领的分遣部队被击败。1645年夏季,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抽调各地区驻军,集结起一支主力部队,打败了善友会,将崔氏斩首,杀死该会成员,烧毁其部属的住所。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此处与史料原文有出入:“都掌教”系崔氏自称,即都掌“善友会”一教之意——译者)。?《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同上书。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何洛会部主要由汉军蓝旗兵卒组成,由侍卫李国翰以及固山额真巴颜指挥。巴颜是所知第一个降清的明朝官员李永芳的儿子,有一半满族血统。见《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0页。任珍在明朝镇戍和州,大顺干戈纷扰年间,他坚守和州,后降于阿济格。此后,他为新朝屡建功勋。姜瓖起义期间,就是他率劲旅收回了山西的蒲州。任珍还把陕西叛乱首领孙守法逐至湖广。后官至副都统,驻守兴安,辖陕西东南诸军。《贰臣传》第十卷,第27—28页;《清史列传》,第38页。?例如,甘肃被划分成12卫,由当地首领统率。这些卫是部落领地,行政机构随首领行帐而设。明末虽然部族领地依然如旧,但卫的地位下降了。这些领地的汉人官吏既是该省的军事长官,又是该省的财务主管。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255—271页;卡米勒·伊鲍勒-华特:《甘肃回民起义》,第496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4—5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26页。蒙古土人(Mongours)是部落民族,在蒙古人统治下定居于西宁多山的边地。这一地区介于甘肃走廊与现在的青海之间。湟中位于甘肃中部,西有南山山脉,将它与西部甘肃分割开来;东有黄河,其东是东部甘肃。路易斯·M·J·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第52页。?虽然拉铁摩尔认为蒙古人是自给自足的(只要保持有牧群,他们确实能够自备一切他们所需的物品),罗塞比还是坚持认为遇到紧急情况时,诸如白雪覆盖牧场的严酷冬天之类,蒙古人需依靠某些外来商品及储藏的谷物。此外,自阿勒坦可汗1577年改信黄教之后,佛教的传播意味着他们由于宗教原因而需要茶叶。莫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0—41、49—50页。杰格甚至坚信,蒙古人对汉人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依靠中原王朝的农业社会来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而中原的锁国政策阻止了蒙古人与当地的正常交易;塞群·杰格:《中国与蒙古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78—183页。参见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托马斯·J·巴菲尔德:《匈奴帝国联盟》,第52页。?在撒马尔罕(贡物从这儿输往中国),夏鲁克死于1447年。他的继位者幼鲁格·贝格在1449年被他自己的儿子杀死。此后不久,吐鲁番——15世纪早期一个相对安宁的邦国——要求汉人承认其为一穆斯林强国。可是,1469年,明朝礼部拒不将四爪龙袍授给吐鲁番苏丹阿里。四年之后阿里夺取了哈密,进一步阻扰商队贸易。15世纪中叶以后,没有一个纳贡使节从赫拉特到达明代的中国。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38页;《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52—153页;《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78—179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6页。?莫里斯·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2—5、174页。不过也可以参见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15页。费莱彻宣称:“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定居的中亚经济,还是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势力,都不能被视为主要依靠于东西商旅贸易。”不过,在这篇具体论述他的观点的长篇论文中,弗莱彻没有提出证据。从全球性经济来看,17世纪的特征显然在于世界贸易结构的大革命。16世纪欧亚人经商从陆车到海船的转变使葡萄牙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税征收者。但自伊比利亚人在最初的扩张之后,他们在胡椒、香料、药材和丝绸等方面的商业没有重大进展。相反地,欧洲人消费的扩大,都是通过列万特人而得到满足的。然而,随着在17世纪荷兰及英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些商品许多干脆就从洲际商旅车马贸易路线中消失了,而从西欧派出的船只数量则显著增加。以1622年荷莫兹岛的灭亡为象征的这一结构变革,势必会影响中国中亚边地的经济,不过其影响的确切性质还有待研究。关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可见尼尔斯·斯廷加德:《17世纪亚洲的贸易革命》。就区域性外交与政治关系而论,到满族人入侵之时,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与莫卧儿王国已经分裂为诸多小王国与公国。东土耳其斯坦划分为城邦,其居民说土耳其语,带有一点伊斯兰教文化的特征,但是他们缺乏独立的民族意识。因为这些人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与什叶派波斯人的正常关系就被割断了。然而,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接近中国。中亚人“通常视中国为一遥远的帝国,部分依赖于中亚商业的一个市场,以及穆斯林有朝一日会使其皈依的庞大的异教徒团体”。约瑟夫·F·弗莱彻:《中国与中亚》,第218页。?巴图(约1464—1532),号达延汗。他统一了东部蒙古人,击败瓦刺,平定外蒙古。自1480年汉人拒绝了他的互市贸易的要求后,蒙古人每年都越境大规模进袭中原。到满族征服的时候,卫特拉蒙古人在哈刺忽喇及他的儿子巴图尔浑台吉统帅下,正试图通过促进宗教,创造一种新的蒙文经本和发展农业,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90页;《中国和中亚》,第44—45页。?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7页;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6页。?同上书,第28页。1551年,西宁东北部藏民起义,击败了被派来镇压的明军。?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9页;施拉姆:《蒙古人》,第51—53页。?其他人包括刘文炳、贺弘器、郭金镇、黄金鱼、焦容和仇璜。郭金镇与郭君镇很可能是同一人。?陈德部侧击西翼,任珍部出北门侧击东翼,侍卫李国翰和固山额真墨尔根担任正面主攻。又据一份原始资料记载,任珍防守西门。《清史列传》,第38页(“墨尔根”系满清将领的一种称号,这里当成了人名,误。天命六年,清太宗赐李国翰号墨尔根。这里的“固山额真”疑指当时奉命前来增援的巴颜——译者注)。?《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三卷,第273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5页。?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当时因兵员不足,无法为分散于各地的戍堡配备兵卒。1646年11月,孟乔芳分所部随豪格进攻四川。豪格部于1647年2月2日在西充与张献忠相遇,并将之斩杀。?1646年8月31日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0页。在这份奏章中,延绥巡抚王正志称其辖区内的暴动是刘文炳煽动的,他与张应元一道“纠合各处土寇”,发动大起义。?这两个人——他们可能还是穆斯林教友——后来在南方也屡建战功。刘芳名于1659年后与郑成功作战,马宁在四川供职,在三藩之乱时他们坚定地站在康熙皇帝一边。《贰臣传》第三卷,第21—24页;第六卷,第29—30页。?关于此事以及上述宁夏兵变细节的资料,主要根据《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其例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参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0页。郭君镇多年来与孙守法并肩作战。同上书第三十卷,第353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页。这一地区也因有许多来自安徽、江西、广东和福建的“流民”而出名。傅衣凌:《清代中

                          醒道。我回过神来,转眼用十数支吴钩短刃钉住了来不及起身的恶魈。说也奇怪,那恶魈在地上只是不住挣扎,完全失去了方才的凌厉凶猛。莫炎抢上前挥出一团灵火,恶魈在火焰的灼烧下发出一阵刺耳的吱吱声,顷刻间化作数块卷起的焦皮,在山风的吹动下片片飞散而去。“我刚才就在猜想,它们是不是对空气流动十分敏感。”晖儿对我说道,“你用金属针之类的武器慢慢接近它们,应该可以对付。”“瘪了不能飘,似乎有道理。”莫炎望了一眼圈外剩下的恶魈,“照晖儿的办法试试。”“好,你吸引它们的注意。”我低声招呼莫炎,环视着辨别了一下周围恶魈的位置。火圈蓬然升起,五色的光焰不断交替闪烁,圈外的恶魈果然被吸引,各自漂浮在空中不住观察着圈内的动静。莫炎在火圈上动了点手脚,自外部看去虽然十分耀眼,但圈内的人却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外部的动静。四根尖锐的金属丝自地下悄然升起,缓慢地接近漂浮着的恶魈,我稳住呼吸尽可能地让金属丝不引起它们的注意。恶魈们并没有查觉慢慢接近的危险,在莫炎的全力施为之下,依旧将注意力集中在火圈上。在即将触及恶魈时,金属丝伸长的速度突然加快,尖锐的一端猛地穿透了恶魈的身体,恶魈在空中频频抖动,发出一片吱吱怪叫。金属丝穿出之后速度继续加快,尖端向下一转直往下冲,深深地扎入了地面。就这样,四只恶魈被倒“U”型的金属丝牢牢地固定,虽然怪叫不停,但却都没有大力挣扎,唯恐穿透的金属细丝将它们的薄皮身体撕碎。“砰”,S瞄准其中一只恶魈开火,全无躲避之下,子弹射中了它的手臂,一蓬火光闪过,手臂顿时干瘪下去,化作一块破烂的薄皮随风飘动。“哈哈,晖儿真聪明!”一击得手,S兴高采烈地转向莫炎,“你那种会爆炸的灵火可以借用吗?”莫炎点点头,翻手间掌中多出四个不住闪烁的小火球递了过去,S像个拿到糖果的小孩兴高采烈地接过火球,转身向圈外的恶魈走去。“凶,再给我凶……”S嘴里一边嘀咕一边将手中的火球用力抛向恶魈,那火球有粘性似地贴在了恶魈的身体上,但却没有如她预期般地爆炸。“你给我的是不是次品啊?!”S急了,冲着莫炎喊道,“怎么一个都不炸?”莫炎看着S,无奈地摇摇头,挥手示意她退后,右手缓慢有力地捻了一个响指。“轰……轰……”一串猛烈的火团爆裂开来,空中的烈焰直冲云霄,人皮恶魈在爆炸的高温中立即烟消云散。“夸张~~”S目瞪口呆地看着空中火云,转而怒道,“这么大的威力,你想害死我啊!”“我没必要得罪你。”莫炎摊手道,“至少得为自己的鼻子考虑。”众人一片绝倒,看来莫炎还是记得之前S的“配药事件”。“莫炎,刚才的那个假警察是你师侄?”晖儿对莫炎道,“听你们的对话,似乎有很大的不合,他这么做是冲你来的?”莫炎的脸部微微抽动了一下,眼中掠过一丝怒意:“教他的混蛋是个败类。”“这是派系家事,我们不便多问。”看神色我觉察到了些隐意,“我只关心他的出现是冲你还是冲大家。”“他们师徒认钱办事的。”莫炎轻叹了一声,“应该是冲着钱。”“那他就是冲大家来的,雇用他的人和这次龙脉事件肯定有关。”我沉思道,“找龙脉的富商和了然那些前后相悖的邮件,这些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莫炎没有答话,弯腰捡起散落在地上的一块人皮,仔细端详了会,又放在鼻尖细细闻了闻,眉头不住重复着聚紧和放松的动作。“还是先回老田家再说吧。”晖儿建议道,“这里不是太安全。”一旁几乎已经站立不住的老田立刻点头称是,忙不迭地收拾起我们散落的背囊物件,一头钻进警车,在后座上缩作一团。……回到老田家中,我向莫炎要过他的手机,将之前署名了然的几份疑点邮件传到了晖儿的笔记本电脑上。晖儿接驳手机上网,十指如飞地查询了起来,黑底白字的界面中攒动着大排的数据,看得我不住眼花。“邮件不是一个地方发出的。”晖儿看着查询结果道,“预言危险的邮件来自丽江,而取消预警的邮件则来自蒙化。”“两小时之内飞越云南?”S看着自己电脑上的地图疑道,“他有私家飞机还是会瞬间转移?”“筑壤一派的确会遁术。”莫炎古板地答道,把S的玩笑当成了话题,“但速度绝对没那么快。”他的话让我不禁有点犯晕,转而问晖儿:“会不会是用了代理之类的伪装?”“绝对没有代理,我先前也担心有代理跳板之类的伪装,但对方似乎很有把握,丝毫没有伪装自身信息。”说道这里,晖儿下意识地看了看莫炎,“这样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对方有恃无恐,二是吃准了收件人不懂计算机知识。”“我只管实用,对电脑不感兴趣。”莫炎板着脸老实道,“查下雇主发来的邮件。”这次的查询时间比刚才长了很多,晖儿发现这份邮件的发出时间较早,存储信息已经残缺,再三比对查证后得到了数个残片信息。“残片信息需要处理一下。”晖儿仔细地对比着那些令人头大的数字编码,时间已近深夜,疲惫的感觉袭来,我不觉有些担心她的身体。“改日再查也可以。”莫炎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晖儿聚精会神地操作着,并没有回答莫炎,我冲莫炎摆摆手,示意他不必劝解。晖儿的个性就是这样,如果不查出结果,只怕今晚她是不会睡觉的。“Bingo!”一声欢叫,晖儿兴奋地抬起头,“头几份邮件是在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发出的,最后一份的发出地则是在云南省蒙化县。”“蒙化……绥德县……”莫炎看着屏幕上的显示,脸色一阵冰寒,“看来我是被人利用了。”“那人事先就锁定了这条龙脉。”我还是有些疑问,“但你又是怎么会选这条龙脉的呢?而且一开始你是约我去丽江的。”“了然提供的龙脉线索。”莫炎望着窗外的夜色道,“在我发邮件询问后回复的。”“那份回复邮件也是绥德县发出的,但要你自丽江改道玉溪的邮件却是在丽江发出的。”晖儿查证了一下,“照之前发生的情况来看,对你提供有利建议的邮件都来自丽江,而迷惑你的邮件则来自绥德和蒙化。”目前的局面已是相当清楚,莫炎的雇主不但事先就锁定了这条龙脉,并且还第一时间截获了他与了然之间的电子邮件,伪装了然给莫炎提供线索。了然似乎对这件事情也有所查觉,同样也用邮件给莫炎一些有帮助的建议,但却不知为何没有道破其中的秘密。“照你说的,了然没有可能会害你,那他为什么不向你说明这个骗局?”S歪着脑袋道。“这倒是他的作风。”莫炎摇头道,“王亦凡应该也领教过。”这话的确没说错,在之前与了然的联系中,他始终一付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架势,说话向来只说半句。莫炎虽然言简意赅,但与了然的滔滔不绝比起来倒还显得清晰明了,似乎了然很乐衷于引发他人苦思。“管他那么多呢!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毫无顾忌了。”S拍着桌子不耐烦道,“既然知道是陷阱,索性散伙不找龙脉就是。”莫炎看了S一眼,没有答话,转头又望了望我,眼中透露出一丝担忧。“毫无顾忌?唉,你未必太过乐观了吧。这一路上都被人抢在前面,而且对方似乎很了解我们。”我叹了一声,冲S道,“他们在暗,我们在明,现在是聚在一起才能守望相助,如果散伙,单是莫炎的那个师侄就足够将我们逐一击破。”“那……”S一时语塞,低头默许了我的看法。“那个小子不难对付。”莫炎缓声道,“人皮恶魈是他师父的,他只懂操控。”老田在一边虽然听得云里雾里,但也大致清楚了情况的严峻,见大家的谈话暂缓,他咳嗽了一声插话道:“老汉不懂啥法术哈,不过,年轻时倒也跑过云南各地咯。几位不嫌弃的话,老汉愿意给你们做个向导,在地方上老汉还是认识不少朋友哈。”我感激地冲老田笑了笑,这位热心的老人说的不无道理,但之前的几次遭遇却也没少让他受罪,带着他虽然便捷许多,不过在紧急关头我们未必能保证他的安全。见我犹豫,老田又道:“老汉吃的盐巴不少,懂得看人,各位都是好人哈。莫要担心咯,老汉无儿无女无牵无挂,这辈子没做过啥大事,反正这条老命也是你们救的,能帮得你们,不怕掉脑壳。”说话时,他挺起胸膛,苍老的声音带着几分豪迈,众人不禁对这位老猎手产生了一种敬意,眼神交流之下,都已是默许了他的加入。“在哀牢土司府的时候,文鳽曾经提到秦始皇派蒙恬押运物件埋进龙脉,是不是?”晖儿看着电脑屏幕问道。“没错,文鳽的确说过。”莫炎点头道。“看来那些人在这方面的线索并不比我们少。”晖儿将电脑屏幕转向大家,“绥德县的文物古迹很多,最著名的要数这两个墓。”“扶苏墓和蒙恬墓?蒙恬因为支持秦长子扶苏,当年被秦二世赐死”屏幕上赫然显示着这两个古墓的介绍,我不由一愣,“他们去追查蒙恬墓,难道认为胡亥是在灭口?”“这可说不定,我刚查了一下,史料记载上蒙恬的弟弟蒙毅先被胡亥杀死,而蒙恬则是后来被逼服毒的。”S在电脑上也列出了几个窗口,“因为蒙毅的尸体一直下落不明,两兄弟又出奇的相似,因此野史上有很多关于蒙恬假死的记载,有推断说蒙家兄弟是偷梁换柱。”大家的眼睛都是一亮,这个发现无疑将线索推进了许多,虽然野史未必可信,但也不是空穴来风,中国古史本就扑朔迷离,何况蒙恬之死史书上早有质疑之说。“单凭这些不可考证的野史记载也不能找到龙脉。”晖儿仔细看着资料道,“不过倒是可以从蒙恬和蒙化县这两条线索入手,或许可以打开缺口。”“说到蒙恬将军,老汉年轻时听得老人们说过,唐朝云南六诏的时候有个蒙舍诏。”老田眯缝着眼睛道,“诏里做了云南王的那个说是原本就姓蒙的汉人哈,祖上是做过将军的咯。”“越国公蒙归义?”莫炎似乎也知道这段历史,“他祖上好像是哀牢夷。”“对咯,就是这个蒙归义,哀牢山的土司据说是他们的家臣哈。”老田不住点头道,“不过,蒙家消失地很快哦,最后一批好像就是在蒙化哈。”“蒙化县……”我恍然道,“他们果然在挖蒙恬这个口子。”“茶马古道上的血案终于可以解开了。”莫炎突然冒了一句。“什么?”他的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我父母的血案。”莫炎淡然地说道,眼中透出一片无尽的空洞。从他淡淡的神情中,我能感受到一丝别样的忧伤,听话里的意思他父母是在茶马古道上遭遇了毒手,但怎么会令他与今天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就无从可知了,至少现在我不会去主动问莫炎,那应该是他心中一块很大的疮疤。“那时我只有十三岁……”莫炎似乎沉浸在了那段回忆中。饲虚一派的人过着游侠般的生活,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虽然在现代听来有些奇怪,但千百年来他们一直以捕捉饲养虚灵,收钱做事为生。莫炎的父亲叫莫念非,是饲虚一派中顶尖的好手,许多棘手难办的生意多数都是经他解决的,加上精通巫蛊之术的妻子,可以说没有什么生意是他不敢接手的。三十年前国内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很多港澳海外华人纷纷与国内恢复联系,而莫念非这次接到的就是一个香港神秘富商寻宗的委托。刚看到委托时,莫念非并不很重视,甚至感到有些被侮辱,象寻宗这样的小事根本用不着他出手。但对方再三申明要派内的顶尖高手接办此事,饲虚一派在生意上一贯守信,于是他才勉为其难地接了下来。既然没有什么危险,那么让两个儿子见见世面历练一下的念头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莫念非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接下生意的第二天就带着妻儿出发了。一切都很顺利,沿途打探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按照富商提供的线索要求莫念非很快便查到了有关他先人的情况和资料。按莫念非的调查结果,富商要找的先祖应该就是越国公蒙归义一族,蒙氏曾建立和统治着赫赫有名的南诏国,政权稳固程度与当时的唐朝并驾齐驱。不过,在第十三位蒙氏皇帝统治时期,皇帝连带太子都莫名其妙地死在了丞相郑买嗣的手里,事后蒙氏皇族八百人一夜之间惨遭灭族,南诏蒙氏从此便销声匿迹了。莫念非不但找到了富商的先祖资料,还查出了蒙氏一族乱葬堆的位置,照理来说所有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可接下去的事情却让这笔看似稀松平常的生意变得奇怪了起来。情况查明之后,没等莫念非联系,富商的代理人竟先一步找到了他。这人对蒙氏一族为富商先祖的调查结果不屑一顾,说是已经查明富商的先祖其实就是灭了南诏国的郑买嗣,并对莫念非的办事不力深表遗憾。莫念非哪里肯给自己的金字招牌抹黑,当即便和那人言语冲撞了起来。一阵争辩之后,那人却又软了下来,加付了一笔丰厚的报酬,要求查找郑买嗣墓葬的下落。收钱办事向来是饲虚一派的风格,莫念非虽然有气,但也不愿和钱过不去,于是便一口答应下来。不知道是郑买嗣性格多疑,还是心存顾忌,他的墓葬地在云南历史上一直是个迷,几番查找居然都没有墓葬的消息。莫念非发了狠,召集了饲虚一派的骨干精英,人、兽、虚灵轮番上阵,最终将目的地锁定在了被称为“茶马第一重镇”的蒙化。“郑买嗣灭了蒙氏一族,蒙化则几乎断送了饲虚一派。”莫炎的声音颤抖了起来。十七、古道惊魂莫炎平时并不多话,但却将这段往事叙述得十分生动,屋内的众人在他那缓慢的语调中都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你父亲的本事应该比你厉害吧?”S听得有些入迷,唐突的问话脱口而出。“超出我很多。”莫炎的语气中带着崇拜和佩服。“你都那么大本事了,他为什么还……”S忽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有些不合时宜,后半句话直接咽了下去。“只有那个混蛋知道答案!”莫炎恨道,“如果当时我不病倒……”与结实健康的哥哥相比,莫炎小时候身体比较弱,到了蒙化的当天便因劳累而发起了烧,趁大家停歇休整的时候,莫炎的母亲特意为他采了些药来。一碗药汁还没喝完,屋外就冲进了一个浑身紫胀的男子,进门后便倒在地上不住地打滚脱衣,不多会便脱了个精光。可脱完衣服之后,那男子的动作还在继续,他脱的是自己的皮肤和肌肉,就像是在除去衣物一般,直到变成一具残留着脏器的骷髅,两只挂在颅骨上的眼珠中满是惊恐。莫炎吓得连碗都丢了,一头钻进被子死活不敢再看。莫念非一众人等虽然见多识广,看到如此的惨状也不免一阵寒慄。那人进门时样貌早就肿胀走形,眼下更是已成白骨,众人从衣着和缺落的牙齿方才辨出他就是负责先遣查探的弟子——陈子浩。这陈子浩最是熟悉土性虚灵,对墓葬风水方面也小有研究,经常混迹于蜀滇闽一带做些摸金倒斗的缺德活计,并用盗来的老金包了一嘴金牙。饲虚一派最忌偷鸡摸狗,为此陈子浩被莫念非活拔了满口金牙,吊在太阳下晒了足足三天。为了将功补过,这次他主动请缨查探郑买嗣的墓葬地,莫念非见他积极,又是专长此道,便应允了下来,却不成想他会死得如此之惨。陈子浩的衣袋里有一张画得十分详细的地图,上面标注了一个重要地点,莫念非估计那里便是郑买嗣的葬地所在,而陈子浩大概是在探墓时故态复萌着了道。原本和陈子浩同行的还有一名弟子,此刻两人不在一起,看来也是凶多吉少。莫念非当即将众人分为两队,自己带第一队前往地图标注的地点,第二队留在驻地作为后援。莫炎的母亲将一对雌雄蛊的雄蛊交给丈夫,自己则带着雌蛊留守了下来。第一队出发的一个小时后,雌蛊突然躁动起来,翻腾了没几下便爆成了一滩酱汁。莫炎的母亲见状大惊,知道丈夫一定遇到了危险,嘱咐莫炎的哥哥照顾好他,匆忙地随着第二队赶往营救。莫炎心急之下晕了过去,再次醒来的时候哥哥已不在身边,他支撑着唤出遁鬣,一路循着气味追踪而去。走出没多远,一股奇怪的皮肉味传来,莫炎随即发现荒凉的古道边躺满了死尸,尸体的头颅被剖开,皮囊般地敞着口子,颅内空空如也,大脑已被人取走。更让他惊恐的是,满身黄白汁液的哥哥正拿着一把短刀不紧不慢地切割着父

                          承受的。长不大的妻子。他终于死了,一切都结束了,我才意识到自己当初待他多糟。他的姐姐有时会过来,他们大概聊过吧。她待我如同他待我一样。很温和。可怜的简娜,不可以指望太多。他去世以后我就没有见过她了,他家的人一个都没再见过。终于滚蛋了,谢天谢地。我是说,他们是这样看我的。我倒不介意和弗雷迪的姐姐聊起他,因为我对他没什么了解,没什么真正的了解。不过想重新认识他,那会儿为时已晚。他去世后,我发现自己十分想念他,我很想知道在他很少提起过的那些年月里他是怎么过的。比方说参军打仗。五年。从十九岁到二十四岁。那几年对于我来说是美好的时光。1949年我十九岁,开始忘掉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业起步。不过我们又很亲密。我们的房事很是欢畅淋漓。也许别的方面不行,但在这个方面我们和谐得很。但是我们没法交流。不对,是不交流。不对,是他没法和我交流,因为每当他尝试的时候,我就会逃避。我觉得事实是,他是个严肃内敛的人。正是我如今求之不得的那种人。十年以来,我一直要什么有什么;他死后,我想云雨之欢想得发狂,那会儿我到处滥交,我不愿想到底有多少人,或者是哪些人。有一次办公室聚会,我环顾四周,发现我和在场的半数男人都上过床。这吓了我一大跳。我其实一直痛恨那样的性爱,一顿好饭后有点醉醺醺的,我还有事情急着去办,那种情况下的性事。不是他们的错。乔姬姐姐来看我,说是轮到我照看妈妈了,那些事情也就随之结束了。我当时又自怜自惜起来。现在我倒觉得,她的确早该开口了!丈夫、四个孩子、一栋小房子——而自从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一直住她那儿,八年了。我没有孩子,而且我和弗雷迪都工作,所以不缺钱。但他们从来没提过妈妈该来和我们住。或者说,我反正是记不得有过这种提议。不过我也不是那种会照顾孤寡老母的人。妈妈以前说,我花在脸上和衣服上的钱都能养活一家人了。的确。我也没法违心说对此我很后悔。现在有时想想,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刻,就是早上走进办公室,知道自己看起来不错。大家都留意观察我穿了什么衣服,怎么穿这些衣服的。我每天都对这一刻翘首以盼:我打开门,穿过打字室,姑娘们羡慕的笑容。然后穿过一间间行政办公室,那儿的姑娘们羡慕欣赏,希望也能有我这样的品位。嗯,就算我别的没有,品位的确是有的。以前我经常一周买三四件新衣,只穿一两次,然后就扔一边堆着。我姐姐把它们拿去做好事,所以倒也没有浪费。当然,这都是在乔伊丝接手了我,教会我如何真正地打扮——风格,而不仅仅是时尚——之前。妈妈来和我住时,我才意识到我是个寡妇了。一开始倒也不太糟糕。她身体不是太好,不过她会自娱自乐。我要是看上了哪个男人,也没法带他回家了,不过我暗自挺高兴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我的老母亲在家呢,可怜的简娜!来我这儿一年后,她生病了。我对自己说,听好了,这次你不能装作没这么一回事了。我陪她去医院。他们告诉她,她得了癌症。他们讲了好久,告诉她会发生什么。他们和蔼可亲,通情达理。以前医生没法和我谈我的丈夫怎么了,但是他们可以直接和妈妈谈她怎么了。因为她是那样的人。生平第一次,我想要和她一样。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她让我难为情,她的穿着,她的发型。以前我和她一起外出的时候,我会想,不会有人相信我是她的女儿,过度古板、讲究体面的她与我,我们是两个世界。我坐在她身边,听她和医生说起即将来临的死亡,那样优雅,那样庄重,我感觉糟透了。但是那时我吓得六神无主,因为吉姆叔叔死于癌症,现在是她——父母两家都有病史。我想: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我了?那时我的感觉是,这不公平。妈妈临死前那些日子,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像弗雷迪那会儿我压根就不想弄清楚。但我还是没做到,问题就在于此。我那会儿时时刻刻觉得难受和恐慌。她很快就垮了下去。垮了下去——就是这样。我痛恨身体的痛苦。那会儿出门上班前我会去看她。她穿着睡衣在厨房里慢条斯理地做些琐碎事情。她的面色蜡黄,泛着不健康的光亮,皮包骨头。不过至少我没说:你是不是感觉好些了,那太好了!我陪她坐下来,喝咖啡。我说,要不要我去药店——她有那么多的药丸、药片、药剂要吃。她会说,嗯,买点这个那个。但我没法亲吻她。唉,我们这家人不是喜欢身体接触的那一类!我根本记不得好好地拥抱过姐姐。面颊上轻吻一下,就差不多了。我想要抱住妈妈,也许再轻轻地摇摇她。到了最后,她那么勇敢,病得那么厉害,我觉得我应该伸开胳膊好好抱着她。但是我没法碰她,没法好好碰她,没法温柔体贴地碰她。那味道……他们尽可以说这不会传染,但他们知道什么?根本不知道多少。以前她常常那样坦诚地直视我,但我根本没法直面她的眼睛。倒不是她的眼神里对我有什么索求,而是我深以我的情绪为耻,为自己感到惊慌。不,不像当初对待弗雷迪那样,我不冷酷无情。但是对于她来说,一定感觉不到什么——我的意思是,感觉我算不上什么。每天早晨几分钟而已,然后便赶着去办公室。我一般回家都迟,和同事,一般是乔伊丝,吃过饭才回来,那会儿妈妈已经上床了。她还没入睡,要是睡着就好了!我走进她的房间,坐在她身边。她经常疼得死去活来。我总把她的药准备好。她喜欢这样,我看得出来。这算是一种鼓劲支持吧。我们稍稍聊聊。后来乔姬姐姐开始每周来两三个下午,来陪她。我没法一直陪她,我要上班,而她的孩子都上学了。我走进房间,会看见她俩坐在一起。我常常嫉妒得难受,她们这样亲密,母与女。等妈妈住院以后,我和乔姬轮流去探病。那时乔姬得从牛津来伦敦。我没法去得更频繁。每隔一天,在医院里待两三个小时。我痛恨那每一秒钟。我想不出来讲些什么。但乔姬和妈妈总是时时刻刻有话可聊。都聊的是些什么呀!——我那时听着,完全难以置信。她们会聊乔姬的邻居,乔姬邻居的孩子,她们的丈夫,她们朋友的朋友。她俩聊得一刻也不停。她俩对这些话题是如此投入,真是有趣。妈妈去世了我很欣慰,当然了。乔姬也很欣慰。不过我知道乔姬这么说与我这么说是大不一样的。她有资格这么说。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妈妈去世前的那个月,乔姬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地陪着她。那个时候,我终于学会不过于反感肉体层面的东西,妈妈几乎已是一具盖着蜡黄皮肤的骷髅。但她的眼睛还和原来一样。她痛得很。她没假装不痛。她抓住乔姬的手。关键是,乔姬的手是合适的手。然后我们的公寓里只剩我孤身一人。那些男人里有的来过一两次。不怎么样。我一点都不怪他们,我怎么能?那会儿我已逐渐明白我变了。我懒得烦。如何!倒不是我不需要性事了。有的时候我想得发狂。但这里头有些乏味、重复的东西。而且那屋子里到处是弗雷迪。我能看见自己变成一座弗雷迪的纪念碑,不得不铭记他。那有什么用?我决定卖掉这套房子,寻一处自己的地方。我仔细考虑了很久,好几个月。就连在当时我也知道,这于我而言,是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在杂志社工作,我的思想方法不同,迅捷果断,就像一直处在一股水柱的顶端。这些都是我如今的拿手好戏。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他们给了我这份工作。说来好笑,那会儿我可没料到会这样。其他人都知道他们要给我副主编的职位,我自己不知道。原因之一,我沉浸于我的自我形象中,拘泥于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和表现。我的形象一开始是无忧无虑、风趣滑稽、衣着怪诞的简娜,聪明伶俐,永远得力的女秘书。然后,经乔伊丝一番指点后,奢侈、完美、聪慧、可靠,办公室里的老资格,背后有一个潇洒时髦的丈夫——弗雷迪听到这形容肯定认不出自己来。然后,突然地(好像是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中年妇女。机敏精明,大气端庄。这让人难以接受。现在依然困难。一个大气端庄、在杂志界有一份好工作的中年寡妇。与此同时,我一直在考虑我应该如何生活。在我和弗雷迪的套房里,我觉得自己像一小团绒絮或者一根羽毛,随风飘荡。下班回家以后,我好像指望能在那里找到秤砣或锚之类的东西,但那东西根本不存在。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单薄、多么不独立。发现自己不独立,这很叫人痛苦。当然,不是指经济上不独立,而是作为一个人不独立。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我没打算再婚。我无法想象自己再婚。但是我又对自己说,你必须结婚,必须,趁着还不迟。而就连现在,我有时也还这么想,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么糟糕了。但当我认真考虑时,我就知道我不应该结婚。说来说去,反正也没人向我求过婚!我卖掉了原来的房子,买了现在这套。一个房间睡觉,一个房间起居,一间书房。很大的豪华公寓区。不过我很少在这儿,而在的时候,我常常在思考。这种思考方式……其实算不上是思考,只是把事情放在脑子里,让它们自行归拢整理。如果你真能这么做,慢慢地,会有出乎意料的结果。比方说,你的想法会与你原以为该是的样子大相径庭。有些事我需要思考,但我还没来得及思考。比方说乔伊丝。我们的那间办公室,顶楼,可以看阳光普照,风雨变幻。她坐在她的长桌后,我坐在我的长桌后,两张桌子面对面。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坐了好几年了,保证杂志运转。然后这一边是一张长桌,上面放着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机器、绘图板、照片。另一边是一张小桌子,秘书们进来做记录,或者有人进来谈话时,就坐那儿。想到这一点我就很高兴,因为这一切是如此恰当、合适,和这儿做的事正相配。但是我必须思考,思考……总觉得不舒服,好像有什么不大对劲。我搬进新屋后,很快就发现我的生活全在办公室里。我在家里根本没有生活。家。好一个词!那不过是我为去办公室做准备的地方,或者是下班后休息的地方。我在思考的事情之一,是如果我丢了工作的话,我就不剩下什么了。我看着那些聪明的姑娘们一路奋斗,向上爬。我发现自己会看着其中某一个,比方说菲丽丝,心里琢磨,嗯,她是块好料子,会遣词造句,能采访任何人,可以胜任编辑工作,她的大脑好似剪刀,她从不惊慌失措。她知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这话是指什么?指很多很多东西。一切。她急于求成,毫无耐心,而你得知道怎么顺其自然。我思考得最多的,是我让弗雷迪失望了,让妈妈失望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如果再发生什么,发生什么需要我面对的事情,比方说疾病或死亡,如果我需要对自己说,“现在,你得像个成人,别再像个小姑娘似的了”——我做不到。这不取决于你有没有意志,这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学些别的本事。我在报纸上看到这则广告,“你想和一位老人交朋友吗?”一张可爱老太太的照片,一个可亲可爱的老太太。大家最喜爱的奶奶。哈!我打了电话,去看望她们。斯诺小姐,慈善家。我和她一起去拜访了约克太太。我们三人一起,在肯辛顿的一座小公寓里喝了茶。整个过程我觉得假惺惺的,糟糕极了。我觉得斯诺小姐显得有点屈尊纡贵而不自知。约克太太是一个身材庞然、动作迟缓的病人,面色苍白,脸庞浮肿,像个面团,小眼睛里满是牢骚。我看得出来她不喜欢斯诺小姐。我坐在那儿,心想,我他妈到底在这儿做什么?这对约克太太能有什么好处?我难道要每个星期天都来看她一次,带蛋糕给她,问她风湿有没有好些?斯诺小姐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在人行道上道别的时候,她对我很敷衍。嗯,好,要是你觉得自己想做这事的话,到时候给我打电话,萨默斯太太。然后她钻进她的MiniCopper,开走了。失败。嗨,不足为奇,她是这么想的。他们得找别人陪约克太太。不过这次我没有自觉无用。约克太太只是不适合我罢了。那时我会看着照片里那可亲可爱的老太太,想着糟糕的约克太太,心生几分讥嘲。与此同时,在我对面的楼上,有个彭妮太太。她七十岁了,孤身一人,十分渴望我能与她结交。这我心知肚明,但我不想去。她也知道。她会全面介入我的生活。想到我得听她使唤,我就觉得喘不过气来,心慌得很。可是那天我在药店里,这事就发生了。我看到了一个老巫婆。我瞪着这老东西,心里想着,巫婆。这是因为我整个一天都扑在一篇专题上:《过去和现在的女性形象模式》。文章没有具体说过去是什么时候,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吧,优雅的妇人,一大帮孩子的母亲,羸弱的老处女姑妈,新女性,传教士的妻子,诸如此类。我有四十多张照片可以选用。那其中就有一张巫婆,不过我没选她。可她现在就在这里,站在我身边,在一家药店里。一个弯腰驼背的小个子女人,鼻子几乎能碰到下巴,穿着灰扑扑、厚厚实实的黑衣服,头上是顶无檐软帽样的东西。她看见我在瞪她,就塞给我一张药方,说:“这是什么?帮我买一下。”灰色的粗眉毛下,是凶巴巴的蓝眼睛,但是那双眼睛里却有些无比亲切的东西。莫名其妙地,从那一刻起我就很喜欢她。我接过纸,知道我接过的不止那张纸,而是更多。“好。”我说,“但是为什么呢?难道他对你态度不好?”开玩笑呢,而她立刻有了回应,使劲地摇着苍老的脑袋。“不好,哎呀,他没用,我就没听懂过他在说什么。”他是年轻的药剂师,站着,手撑在柜台上,等着接单,面带微笑。他和她很熟悉,我看得出来。“这张方子上开的是镇静剂。”我说。她说:“这我知道。”我把方子靠在我的手袋上,她伸出手指戳着纸头紧贴手袋的地方,“但不是阿司匹林,是吧?”我回答:“这东西叫安定。”“我就知道。那不是止痛剂,那是麻醉剂。”他大笑。“没那么糟糕啦。”他说。我说:“这药我也一直在吃的。”她说:“我告诉医生,阿司匹林——我要的是阿司匹林。但是他们是些笨蛋,那帮医生。”气势汹汹、声音颤颤的,又有些快乐活泼。我们三人,站在那里,放声大笑,但她又很生气。“那你要我给你拿点阿司匹林吗,福勒太太?”“是啊,是啊。我才不要麻醉人的东西呢。”她从一个又大又破的包包深处掏出钱来,慢慢地一个硬币一个硬币地数。他把阿司匹林递给她,接过她的钱,然后又接过我的钱——我买了指甲油、腮红、眼线、眼影、口红、珠光唇膏、化妆粉、睫毛膏。一大堆:这些东西我都存货不足了。她站在边上看着,现在我知道她那时脸上的表情是她特有的,拼命思索的样子,真正地想要理解。想要领会一切。我放慢脚步,合上她的步子,和她一起走出店门。我们站在人行道上,她没有看我,但是能感受到她在请求。我走在她身边。慢吞吞地走路真难。那时我才知道,原来之前我走路都是在飞。她迈出一步,停下来,打量打量路,然后再跨另一步。我想到自己天天都在这路上来去匆匆,可从没见过福勒太太,但她就住在我附近,我仔细打量着大街,突然看见——老太太们。也有老先生,但还是老太太居多。她们慢吞吞地走着。她们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谈天说地。或者她们坐在街角法国梧桐树下的长凳上。我以前从没见过她们。那是因为我害怕自己会变得像她们。走在她身边,我很害怕,害怕她的味道,一种泛甜带酸、尘土般的味道。我看着她苍老瘦弱的脖子上的污垢,她手上也有。她住的房子有一面破破烂烂的矮墙,豁了口的台阶。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因为她不准备开口邀请我。她小心地走下老旧的台阶,站在一扇门前,门已关不太拢,一块粗糙的木板拦腰钉在上面。这扇门连一只下定决心要进去的猫都拦不住,不过她还是摸来摸去地找钥匙,好不容易找到以后,又眯着眼睛找锁孔,然后把门打开了。我跟着她进了门,屋里的气味让我心里不舒服,胃里也不舒服。

                          了孙中山的队伍。这就是最早期的国际纵队。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跨国际的革命友谊确实存在。虽然日本是近代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之一,不过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确实算得上中国人民的朋友,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其中,山田良政不久之后就在惠州起义中牺牲,成为日本革命志士在华殉难第一人。朋友多了,路也就多了。孙中山后来又认识了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和内田良平,不过这两个人不像前面的那几位日本友人那么纯真无邪。后来有人问头山满:为什么要起名黑龙会?这家伙回答:我要把黑龙江变成大日本帝国的内河!这个国际黑社会组织的邪恶可见一斑,可以预见他们结识孙中山的目的是龌龊的,不就是想借孙中山之手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吗?还好暂时双方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推翻清朝,算是求同存异吧。不过与狼共舞终归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迟早有一天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来到了1905年。孙中山这些年一如既往地做着两件工作——拉人入伙、筹款。在黑龙会的帮助下,这两件事情都做得不错。他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收服了两个广东老乡做小弟,一个叫汪兆铭,一个叫胡汉民。汪兆铭,1883年生,属于80后。他家庭清贫,祖上至少五代贫农,兄弟姐妹九人,生活着实不轻松。尤其是命运在他13岁那年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父母先后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兄弟姐妹。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不过老天总是公平的,在给你磨难的时候,又总是给你希望。老天爷给了汪兆铭两个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特长:一是长得相当帅,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儒雅中又闪烁着几分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民国时期总有好事之人非得整个“四大美男子排行榜”,虽然四大美男子有多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是汪兆铭排第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二是他很有才华,18岁考中秀才,而且还是第一名。了不起!碰巧那会儿袁世凯他们正弄公费留学生的事,凭汪兆铭的本事,自然是手到擒来。1904年9月,汪兆铭挤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东京的土地。同船的乘客之中,还有跟他同时被录取的好朋友兼老乡胡汉民。胡汉民,字展堂,1879年生。此人也是一个读书的好手,考秀才就跟玩儿似的。不仅如此,通过考秀才,胡汉民还琢磨出了一条生财之道:做枪手,在科举中为人代考。胡汉民在枪手生涯里枪枪命中,因此信誉好得出奇,开枪费用飙升至六千银圆!实在是价格不菲。现在代考英语四六级的那帮人跟他一比,估计要气得跳楼。钱赚得差不多了,也就意兴索然了,于是胡汉民跟汪兆铭一起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公费留学去也。那时候在东京特别流行同乡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东同乡会的聚会上,汪兆铭和胡汉民见到了世界闻名的孙中山,他们有没有两眼冒小星星没人知道,但他们相当的激动是肯定的。两个小屁孩被孙中山的平易近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即就表示要入伙孙中山的团队创业!孙中山自然是来者不拒,人才越多越好。除了把汪兆铭这种特别优秀的人才招入麾下外,孙中山还走出了一条特色道路——在江湖中取得了相当之高的地位。虽然距离武林盟主的地位还有点远,但是称雄一方已经没有问题。孙中山的动作如下:一是合并了好几个省的江湖门派哥老会、三合会,壮大了兴中会的队伍;二是正式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职位是“洪棍”——掌管刑法的内八堂当家大爷。孙中山的这一身份意义重大,从此将世界各地的洪门兄弟纳入革命的旗帜下。不过据史料记载,海外洪门准备的约二十万美元的见面礼才是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目标。要知道当时美国人民的收入平均每个月也就是几十美元而已,这笔钱是绝对的巨款!双雄等孙中山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在等他了,他就是黄兴。黄兴,原名黄轸,字克强,187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22岁中秀才,后入张之洞的两湖书院深造,毕业后被选派去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只不过他上的是速成班,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函授班。这么说来,黄兴算是张香帅的门生。黄兴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这一年里,没有谈恋爱,也没有玩游戏,他只关注军事课程,尤其是骑马和射击。跟他一起念速成班的人之中,有一个与他同岁的年轻人叫杨度。此人才华卓绝,抱负不凡,两人常常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黄兴主张革命,但杨度拥护宪政。虽然黄兴老是说不过杨度,但也输得非常开心,非常佩服杨度的才学。这个叫杨度的仁兄后来差点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下文再谈。这两个人不知道,在弘文学院的校园里,与他们擦身而过的人之中有个叫做周树人的,也在这里补习日语,打算学好日语之后去日本最好的医科大学学医,拯救国人。不过,此人后来弃医从文,笔名叫作“鲁迅”。除杨度之外,黄兴还结识了好几个朋友,比如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蔡锷这样优秀的人才。不过这几个人上的学校比他好,读的是最好的日本军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他们是三年制,不像黄兴只一年就完事儿了。这里提一下这个蓝天蔚。他是湖北人,跟吴禄贞、张绍曾合称“北洋士官三杰”,在日本留学生中的地位就是老大哥,什么阎锡山、蔡锷、唐继尧、孙传芳都是小字辈。他后来去了日本陆军联队实习,相当于在一流外企工作过的人,之后回到湖北帮助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1903年春夏之交,镀完金的黄兴归国。途经武汉的时候他被母校邀请前去发表演讲,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演讲,捎带着宣传了一下自己的革命主张,竟然就让一个小师弟佩服得五体投地,要跟着他出来闹革命。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像经年未见的师兄突然从国外一流大学学成归来,立于台上传授成功经验,而台下的满堂师弟师妹佩服得要命一样。不过这个小师弟不是普通人,很有才也很有名,他叫宋教仁。接下来,黄兴和宋教仁两人办了“华兴会”,为了招纳人马,黄兴又加入了兵强马壮的湖南哥老会,并在慈禧七十大寿那一年(1904年)搞了一次长沙起义,虽然小小地扫了老佛爷的兴致,但起义也失败了,跟孙中山的广州起义失败原因完全一样:消息走漏。最后,黄兴和宋教仁逃到了日本。“同盟会”宝刀屠龙在日本,黑龙会无孔不入。在他们的撮合下,黄兴见到了大名传遍宇宙的孙中山。这次见面很愉快,两位造反界的巨擘决定联合成立一个更强大的组织。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同盟会”在黑龙会东京总部成立,孙中山、黄兴分别当选头号领袖(总理)、二号领袖(执行部的庶务,地位相当于副总理)。22岁的汪兆铭当选评议部部长,分管宣传工作这一块,核心任务是负责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于是,《民报》理所当然地成了同盟会宣扬自己主张的阵地。孙中山在这个阵地上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他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里,他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就是“三民主义”,全文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与十年前那份写给李鸿章的信已经是天壤之别。《民报》影响力很大,汪兆铭的见识也很高,文笔也很好,风格也很有趣。连北京深宫内院的慈禧老美女在没事的时候也买两份,见识一下美男子的风范,末了,还两眼杏汪汪地感叹一句:帅!真帅!也不知道慈禧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位美男收进后宫。不过慈禧不知道他叫汪兆铭,因为他用的是笔名——精卫,我们一般都叫他汪精卫。伟大的同盟会就这么诞生了,不过为什么叫同盟会呢?它的名字本身已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再加上许多革命个体户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拼盘。从同盟会成立起,会中就分为三大派——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的湖南派(华兴会)、章太炎的浙江派(光复会)。前面两位大家都知道,重点说一说这个章太炎。无论是在学问界,还是在造反界,他的地位都是相当得高,犹如金庸小说中的周伯通:功力奇高,辈分至尊,但人疯疯癫癫的,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他有两个外号:“神经病”、“章疯子”。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分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例如某人是兴中会成员,他同时也是同盟会的会员。这样一来许多会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伟大的同盟会后来果然因为这个原因而四分五裂,不过这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同盟会暂时还是拯救神州的屠龙宝刀!接下来,不少一时之秀都被孙中山顺利地纳入彀中,如廖仲恺、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胡汉民、李烈钧、程潜、阎锡山、张群、唐继尧、蓝天蔚、吴禄贞、陈其美、陈炯明、马君武、李四光、陈天华、秋瑾……这么说吧,只要后世有点名气的民国人物基本上都是同盟会会员,这里也就不再罗列了。不过孙中山的一揽子人才计划在杨度那里吃了闭门羹。话说杨度这些年靠着天才的智商、高水平的情商以及出众的宪政研究水平,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人缘很好,如蔡锷就经常找他蹭饭吃。总之,杨度很是混得开,他也凭此当上了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这么一颗希望之星,孙先生哪能放过。孙先生也以为凭他和同盟会如今的声望,那是吃定了杨度。于是他亲口力邀杨度加盟。面对孙先生的美意,杨度不仅没给孙先生面子,还向前辈发起了挑战:我主张君主立宪,我的事办成了,希望您帮助我。您号召民族革命,您若成功,我将完全抛弃自己的主张,来帮助您。努力国事,就在今日,希望不要相互妨碍!你杨度虽有才学,也自信得过了头吧!居然敢跟孙先生对着干。不过你还别说,他还真不是说着玩的,他是来真的。他要跟孙先生来一场比赛,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胜者!在杨度和孙中山上擂台之前,我们得关心一下擂台上的另一名主角。第十四章袁世凯吹起立宪大泡泡

                          “梁大财神”

                          袁世凯应该不知道未来的对手孙中山都在忙些什么,或许知道了也不会在意,因为他笼络的人才毫不逊色。越接近权力的中心,朋友会越少,敌人则越来越多。所以,袁世凯必须强大自己,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了权力和地位,才能做那些他想做的事情。显然,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需要一些帮手。地位越高,事业越大,需要的帮手就越多。还好,官场有一个显规则,允许你请一种专业人才来帮助你。这种人才善于出点子,只要他看得上你,或者你出得起钱,又或者你有本事挖到墙脚,那么就可以无限制地拥有这种人才,我们一般把这种人才称作幕僚,也就是参谋。袁世凯的幕僚团队阵容很强大,但其中功劳最大也最忠心的,当属梁士诒和杨士琦。梁士诒,广东人,进士。这个人也很特别,他不算纯种的幕僚,可能那个时代流行把自己往全面发展培养吧。他精通西方经济学,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尤其喜欢应酬。在人才市场上,他是能熟练运用西方现代实用经济知识的明星。不过这位兄台运气不大好。1903年,梁士诒参加朝廷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中了状元。可惜慈禧看梁士诒不大顺眼,严格来说是他的名字有点问题——“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康有为又名祖诒。慈禧是非常讨厌梁启超和康有为的,于是一下子把他的功名给撸了下去。连榜眼杨度也受到了牵连,一块儿丢了功名,仅仅是因为这个榜眼曾经听过梁启超讲课。别人都不敢用梁士诒,怕得罪了老佛爷,不过袁世凯听说了梁士诒的经济才能之后,赶紧用厚礼把他请了过来,赋予他重任。袁世凯最初让其督办铁路(铁路局局长),梁士诒由此发挥专长,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又办了交通银行(今中国交通银行的前身)。当时,西方列强的财团、民间资本都只愿意跟梁士诒的交通银行合作,可见他在金融方面的才能和做人的成功。梁士诒也基本上成了袁世凯的管家和钱袋子,人送绰号“梁大财神”。总而言之,只要有用钱的地方,袁世凯就找梁士诒。后来袁世凯把综合性人才梁士诒放到了一个更加适合他的位置上——秘书长,行政和金融一把抓。虽然梁士诒如此厉害,但我在这里真正要重点推荐的人是杨士琦,他足智多谋,深不可测,是袁世凯的参谋班子里最纯正的幕僚。“谋王”杨士琦杨士琦,字杏成,安徽人,举人。杨士琦当了十余年的试用道员(代理市长),一直没有转正,表面上是四品官员,干的却是最基层的业务员的活,没少被人排挤,这一切都一直在磨炼着杨士琦。多年的摸爬滚打,让杨士琦对人性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所以他掌握了相当的阴谋诡计和权谋手段。虽然杨士琦精于权谋诡计,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滑头的两面派,在多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了袁世凯一边,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忠诚最终战胜了政治对手,为袁大官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还有一个叫杨士骧的哥哥,人称他俩为“杨氏双杰”,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对淮系旧人都是礼贤下士,每日都挤出一段时间在办公室约谈这些旧人,谈话完全是平等的、朋友式的,让这些老臣子们心里很舒服,觉得这新来的总督真不错,完全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感觉。袁世凯就这样接收了淮系的几乎全班人马,重点目标“杨氏双杰”自然也在其中。杨氏两兄弟特长各有不同,哥哥是管理型人才,弟弟是谋划型人才。袁世凯因材施用,提拔杨士骧接替自己的山东巡抚一职。对于杨士琦,因为徐世昌已被外放,所以袁世凯给杨士琦安排的角色是自己身边的首席智囊。此时的袁世凯虽然地位已经很高,但是根基还不是很稳固。毕竟他曾经的两个靠山都已经离他远去,老师李鸿章死了,欣赏他的老上司荣禄也在1903年年初去世。刚刚跳槽的杨士琦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对袁世凯说:要想迅速强大起来,在没有大力丸吃的时候,再寻找一位强有力的盟友也是壮大实力的好办法之一。袁世凯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拿不准谁才是合适的盟友。杨士琦的眼光很毒,他说:我看中了一个人选——庆亲王奕劻。一来奕劻是个没本事的家伙,而且极其贪财,容易操控;二来我认为奕劻会接替死去的荣禄成为新任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虽然很忠心,但也有一个大缺点——太有个性、太有主见,这让慈禧太后有所不喜。所以慈禧太后一定会从现在的军机大臣里面挑一个肯听她话的人出任新任领班军机大臣。奕劻胆小且没主见,正是不二人选。袁世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但这正是袁世凯所擅长的。所以袁世凯告诉杨士琦:你办事,我放心!你全权运作此事!杨士琦带着巨额银票找到了奕劻。他把银票送到了奕劻手中,奕劻顿时眉飞色舞,表面上却假惺惺地推辞说:项城太费心了,我怎么能收他的?杨士琦的回答很巧妙,给奕劻找到了台阶下:袁大人知道王爷不久必定出任领班军机大臣,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又有许多的太监和宫女,他们一定会向您道喜讨赏,而这一笔开销非常可观。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于是,奕劻非常好意思地收下了银票。不久之后,奕劻果然成为领班军机大臣。一切都在杨士琦的预料之中!好在杨士琦之前的牵线搭桥令袁世凯占据了人情的制高点,毕竟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要珍贵太多!从此以后,杨士琦每个月都要去奕劻家串串门,联络联络感情,当然主要是去送礼。杨士琦也没有白孝敬奕劻,因为每次朝中有什么事情,他的老大袁世凯都知道得比别人要早。好了,杨士琦同志的事迹就先介绍到这里,因为与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相比,这连牛刀小试都称不上!预

                          就是他们如此高看我的唯一原因。”“我住在塞拉菲娜女士的家里,她的家正好在巴托罗缪大人房子的后面。如果我可以邀请您明晚来我的寓所一起用晚餐的话,我们可以详细谈论这件事。并且,有您光临晚餐,塞拉菲娜一定会十分高兴的。”提莫提欧神甫接受了邀请。马基雅维里于是打道回府。在回家的路上,他顺便拜访了一下巴托罗缪,向他借一笔钱。他解释说,为了执行他的使命,他在伊莫拉开销甚大。然而执政团方面的款子还没有到。他详细地诉说佛罗伦萨政府的悭吝,抱怨说,为了保持他作为一个使节的体面和支付买情报的代价,他有时不得不掏自己的腰包。巴托罗缪打断了他的叙述。“亲爱的尼科洛,”他用他那种快乐的方式说道,“你用不着告诉我,在这里的宫廷中一个人可以不付钱就拿到东西。为了你,也为执政团,我愿意借给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你需要多少?”马基雅维里又惊又喜。“二十五个杜卡特。”“就这么点儿?等着,我马上给你拿来。”他走出了房间。一两分钟后带着钱回来了。马基雅维里后悔他要得太少了。“往后,你如果还有需要,尽管告诉我,”巴托罗缪笑着说道,“你必须把我看成是你的钱庄。”“笨蛋看不住他自己的财富,”马基雅维里在回自己寓所的路上这么想道。[1]萨沃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多明我会宣教士,抨击罗马教廷和暴政,一四九四年领导佛罗伦萨起义,建立该城民主政权,事败后被判火刑处死。第十八章提莫提欧弟兄准时过来用晚餐。马基雅维里吩咐塞拉菲娜采购一些城里能找到的最好的食物。神甫一点也不见外,放开了肚皮大吃。马基雅维里一直注意给神甫的酒杯斟满酒。酒足饭饱之后,马基雅维里带神甫来到客厅,在那里他们可以进行不受干扰的谈话。马基雅维里吩咐一名仆人再拿一壶酒来。“现在让我们来谈正事吧。”他说道。提莫提欧神甫告诉马基雅维里,他已经仔细地考虑了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要求,提了三个在伊莫拉城中在布道这方面有些名气的神甫的名字。他以诚恳的态度描述了这几个人各自的优点,但是他又用高度的技巧,在他对每个人的赞美中加上一两句贬评,而这些贬评有效地推翻了他所做出的推荐。他在做这些介绍和点评时的匠心独运,使马基雅维里不禁暗自钦佩。马基雅维里和蔼地笑着。“你以一种诚挚的,不偏不倚的立场介绍了这些优秀的神职人员,正如我们希望你应该去做的那样。但是,神甫大人,你却遗漏了一个人的名字,此人的才能和虔诚远远超过你提到的这些人。”“那么此人又可以是谁呢?大人?”“提莫提欧神甫。”神甫脸上露出了一副故意做出,但十分逼真的惊讶的神情。“一个不错的演员,”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道。“一个布道的人必须有表演才能。如果执政团真的委托我去找这么一个人的话,我估计也一大半就倾向于选用这个流氓神甫了。”“你开玩笑了,大人。”“是什么让你以为我会拿这么重要的事情开玩笑,神甫大人?我也没闲着。我了解到,在最近的这个封斋期内,你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在伊莫拉的历史上没有哪个传道人能够比得上你。我了解到你雄辩过人,我也注意到,你的嗓音悦耳动听。你仪表非凡,我只是和你交谈了几句话,就发现你十分聪慧,很有策略,富于教养。我十分肯定你对于基督教先贤的知识,一点也不逊于你对古典著作的了解。”“大人,你确实把我给搞糊涂了。执政团方面要的是一个有声望的神职人员,我不过是一个贫穷的偏远小城中的穷神甫。我出身贫寒,也没有显赫的朋友。对于你慷慨的高看我从心底里表示感谢,但是我配不上你所建议的那份荣耀。”“有些时候,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了。”马基雅维里心里十分受用,他尽管赞赏神甫对于小教堂的感情,但是凭他锐利的眼睛,他还是一眼看出此人的贪婪和野心。在这么一个诱饵面前,马基雅维里深信他可以让他做任何事情。“我想我应该诚实地告诉你,我在佛罗伦萨政府里面无足轻重。我只有建议权,最后还得靠执政团的大人们来定夺。”“我无法想像他们会轻飘飘地忽略他们派往罗马尼阿和瓦伦丁诺公爵处的使节的建议。”提莫提欧神甫带着谄媚的笑容说道。“确实,我们新任的终身执政官,皮埃罗·索德里尼,是我的朋友。我想我也可以不带任何虚荣地说,他的兄弟,沃尔泰拉地方的主教,对我的诚实和良好的判断力还是有点信心的。”从这个话题马基雅维里就很自然地向神甫说起了他陪同当时还是一个主教的红衣主教去厄比诺见切萨雷·博尔贾的事情,那次出使是为了向后者抗议维泰洛佐向阿雷佐发动的进攻。从这件事他又自然而然地向神甫介绍了他本人在比萨战争中的那些活动,还有他出使法国的事。他很小心地使自己在那些活动中所担当的角色显得并不那么显眼,但是仍然设法向神甫暗示,他是在背后掌控形势的人。他轻松自如,谈笑风生,用一种十分熟悉的态度谈论着国王,红衣主教,王子和将军们,就这样巧妙地,不露痕迹地让他的听众相信,他在意大利和法国有着很深的人脉,消息十分灵通。国家机密对于他而言根本不是什么机密。只有傻子才会认为他不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提莫提欧神甫完全被折服了。“大人,你不知道,能和你这样一位才智出众,阅历丰富的人交谈,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这就像让我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个乏味的小城市中,对外界一无所知。整个伊莫拉城里找不出一个富有教养或才能出众的人。我们的智慧,如果我们还有那么一点的话,也因为长期以来缺乏使用而生锈了。一个人简直需要像约伯那样有耐心才能应付众人的愚昧,并在这群愚昧之人中间度过自己的一生。”“神甫大人,我必须承认,凭着我对你的了解,以及我听到的别人对你的评价,我认为一个有着你这样才华的人在这个地方浪费光阴,实在是万分可惜。你应该不需要我来提醒你那十锭银子的寓言给你发出的召唤。”“我也经常想起这一点。我已经把我的银子埋在地底下。如果主问我我把银子派了什么用场,我将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他。”“神甫大人,除了给予一个人一个机会,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一个人了。这个得到机会的人一定要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个机会。”“谁会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僧侣机会呢?”“我是你的朋友,神甫大人,如果我还有一点影响力的话,我这份影响力也完全供你使用。当我向沃尔泰拉主教提起你的时候,你就不会完全不为人所知了。让一个有着像你一样习惯的人毛遂自荐是不合适的。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就这件事与巴托罗缪商量。我毫不怀疑,我可以说服他,让他心甘情愿地写信给他那些在佛罗伦萨的、有影响力的朋友。”提莫提欧神甫笑了。“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他本人就是善良的化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还是有些头脑简单。他还没有办法将蛇一样的策略与鸽子一样的纯洁结合起来。”就这样,马基雅维里将他们的谈话引到了他一直在瞄准的目标。他给空酒杯斟满了酒。火盆所带来的温暖让人感到很舒服。“巴托罗缪是个不错的家伙。我经常想到,商人在商场上往往很成功,但是对于世间的一些其他事物却完全没有头脑。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减少我对他的敬意。我愿意尽我所能增加他的实际收益。神甫大人,你对巴托罗缪还是有着不少影响力的。”“他还不错,还总算看得上我给他提供的一些个建议和咨询意见。”“在许多地方他展现出良好的判断力。但是一个像他那样出众和应该得到上天保佑的人物,却无法实现自己最大的愿望,真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提莫提欧神甫用探询的眼神看着马基雅维里。“你一定像我一样,知道他如果能有一个儿子,他愿意捐出一半家产。”“这简直就成了他的心病,他整天就说这件事情,我们在神奇的圣母面前为他求情,但是毫无效果。他对我们很不满意,因为我们的祈祷没有产生他所期望的效果。但是他实际上毫无道理,因为他本人是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人。”“神甫大人,我在离佛罗伦萨不远的一个叫卡西亚诺的地方有一处小小的庄园。为了补贴我从执政团那里领来的菲薄的薪水,我一直靠卖森林里的木材和耕种我的土地赚一点钱。我有一些母牛,有的时候得到一头公牛来配种,这头公牛看上去强壮而健康,但是却因为一些原因有着像我们亲爱的朋友巴托罗缪一样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做的就只有将这头公牛宰了,将它的肉卖钱,用卖肉的钱再买一头新的公牛。”神甫提莫提欧笑了。“如果照搬照抄让人也这样干有些不太可行。”“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话糙理不糙。”神甫愣在那里好一会才完全明白马基雅维里的意思。等他明白过来,他又笑了。“奥莱莉娅女士是个贞洁的妻子,另外她也被看得很严。看管她的包括她的母亲和丈夫,当然这两个人的动机并不一样,巴托罗缪不会傻到不明白他年轻貌美的妻子一定会招惹城里那些放荡的年轻人。而卡特琳娜女士久经贫寒,一定会小心地确保她来之不易的舒适生活不会因为她女儿不谨慎的行为而失去。”“但是一个不谨慎的行为也可能成为高度谨慎的行为。如果她可以膝下有个外孙的话,卡特琳娜女士的地位会更加安全和稳固。”“我不否认这一点。现在公爵已经将这份产业赐给了他,另外加上封号。巴托罗缪就更想有个儿子了。他家里的两位女人发现,巴托罗缪正在考虑过继他的两个外甥。他有一个守寡的姐姐住在福力,她倒是十分乐意让自己的兄弟来抚养她的两个孩子,但是她并不愿意和他们分开,所以开出了一个条件,也就是巴托罗缪必须也将她一起收留,住在一个屋檐下。”“一个母亲不想与自己的孩子分开,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当然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这一前景让卡特琳娜女士和奥莱莉娅女士十分沮丧。她们猜想,一旦情况真是如此,她们的处境将会变得十分艰难。奥莱莉娅嫁过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嫁妆。康司坦扎女士,巴托罗缪养子的母亲,会严重地危害奥莱莉娅作为一个妻子的地位,因为她的地位早就不稳固了——巴托罗缪出于虚荣,一直固执地认为他的妻子生不了孩子。可以想像,不用多久,康司坦扎就会成为家里的女主人。卡特琳娜女士曾经求我劝说巴托罗缪放弃这个念头,很明显,在卡特琳娜这方面看来,这件事对于她和她女儿来说危险太大了。”“巴托罗缪问过你的意见吗?”“当然问过。”“那么你又给了他什么建议呢?”“我尽量拖延时间。他姐姐在福力地方的忏悔神甫是个多明我会的修士。如果她过来的话,她有可能会从这个教派中挑一个人做忏悔神甫。多明我会的人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受巴托罗缪恩惠甚深,如果康司坦扎女士利用巴托罗缪对于我们为他求嗣不成而失望这件事从中作梗,让他转而宠信多明我会的修士,那就太糟糕了。”“没有人比我更能明察你的困难处境了,神甫大人。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我所建议的那样。”“大人,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么做,我们会有一些罪过?”“只不过是一件小小的罪过而已。从这个罪过中将会生出许多好的事物。你可以使一个美妙的妇女得到幸福,使秉性虔诚,值得你帮助的两位妇女得到平稳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还能够让你保住巴托罗缪弟兄作为一个慷慨施主的不断支持。让我对着你引用《圣经》一定是件狂妄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想斗胆提醒你,那个撒马利亚的妇女如果没有触犯通奸罪的话,我们这个宗教的创始人就永远不会有机会阐述他那些关于容忍、宽恕的教义了,而这些教义对于我们这些悲惨的罪人来说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真是精辟的论断,大人。”“我是一个凡人,神甫大人。我不想向你掩饰奥莱莉娅女士的美貌让我燃起了熊熊的欲望之火,我要么把她搞到手,要么我就要烧死了。”“我也从来没有想像过你如此关心巴托罗缪的利益,以及两位女士的幸福是完全出于你的一片好心。”神甫不冷不热地说道。“你的修道院并不富裕,而且无疑你也会有许多人让你出钱赞助各种事情。神甫大人,我在此奉上二十五个金杜卡特,以寻求你的善意。”马基雅维里从神甫的黑眼睛中看到一道贪婪的目光。“什么时候?”“就现在。”他从衣服里面的口袋中掏出了一袋钱币,漫不经心地扔到了桌子上。金币掉在木质桌面上的时候发出了一种令人舒服的咣啷的声音。“大人,你已经通过你充满魅力的谈吐和无比优雅的举止获得了我的善意。”神甫说道。“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帮助你。”“我不会请你做任何会让你良心不安的事情。我想请你费心安排一下,我可以同卡特琳娜女士私下里见个面。”“我不认为这会带来什么坏处。但这也帮不了你什么。巴托罗缪是个傻瓜,但是他也是个精明的商人,不会冒不必要的风险。如果他有事要外出的话,他的仆人总是在那里看着奥莱莉娅,严防一些放浪和好色的男人的纠缠。”“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对你十分信任,这种信任是心照不宣的,也是完全应该的。他曾经带着奥莱莉娅去洗温泉浴,也曾经带着她去朝圣,希望那些出名的圣地能够显灵,让不孕的女人怀上孩子。我建议你对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说,如果他能够带上他的仆人,去拉维纳一趟,在装有圣·维塔里骸骨的石棺前沉思祈祷一个晚上,你可以向他保证,奥莱莉娅女士一定会怀孕。”“圣·维塔里很明显是一个伟大的圣徒,否则教会也不会为了纪念他而建造一座教堂;但是是什么东西让你揣测他的遗骨会有如此的效力,会治愈男人的不育?”“圣徒的名字本身就明显地暗示了这一点[1]。无论巴托罗缪,或你和我,谁也不见得知道这个圣徒有没有这么大的神力。一个快淹死的人会拼命抓住任何一根稻草的。拉维纳距离伊莫拉只有二十英里,对巴托罗缪来说,做这么一次短途的旅行,却能获取他向往已久的结果,你以为他会为这事犹豫吗?”“大人,让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有什么理由认为奥莱莉娅女士,一个贞洁而胆小的女人,会响应你对她的追求呢?你已经告诉她你的心愿了吗?”“我跟她也没有说过几句话。但是除非她和其他女人不一样,她应该能看出来我对她有那个意思。妇女们容易犯两个错误,好奇心和虚荣心。”“可以宽恕的小罪过。”“但是这些小小的罪过却常常比激情更容易让她们放弃那条坚持操守的羊肠小道。”“这种小瑕疵太多了,我一直是习惯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当你有一天因为你杰出的才能提升到一个高位后,你会认识到,你如果想获得权力,不是靠培养人们的品德,也不是纵容他们的邪恶,而是宽容他们的一些小小的缺陷。”“你的计划是具有独创性的。我毫不怀疑你将能够说服卡特琳娜女士帮助你。为了能够阻止巴托罗缪过继他的外甥,她愿意做任何事情。但是我非常了解奥莱莉娅女士,她是不会被你或她的母亲说服,来犯下一件到死才能摆脱的罪孽的。”“这确实有可能。有许多事情从远处看让人感到陌生和恐怖,但是走近了再看,这些事物对你说来就变得自然,容易和合理了。我没有理由假定奥莱莉娅女士要比那些绝大多数的女人聪明多少。你应当向她解释说,如果一件事肯定可以带来好的结果,但是会不会带来坏的结果却不能肯定,我们如果单凭这一点就恐惧恶果而不去做那件好事,一定是错误的选择。在这里,我能够肯定的好事就是,她会怀孕,会因此而诞生一个不朽的灵魂,而坏的结果就是她会被人发现。但是如果能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这些坏的结果就不可能出现了。至于说到罪过,我觉得这只是一件杞人忧天的事。因为在这里,只是人的意志产生了罪过,而不是人的肉体。只有使丈夫生气才是一个妻子的罪过,而在这

                          了,我藏有一块金章宗时的土地交易合同铭文砖,全用汉字,而且表达方式、称谓、官职也都是汉文化。就是在金哪,金亡了之后也不是一下子没了。定:也和白狄一样,也跑了。旗:还是跑,往北跑。你算算从金和蒙古,到我们满族的再次兴起,实际上隔的时间并不长。中间就元朝一百多年,明朝刚建国的时候已经跟我们开始打交道了。定:这个观点我特别感兴趣。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你这个观点是从哪儿来的,主要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你父老那里来的,还是主要从书里看来的?旗:从我爷爷那儿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满族有很多提到回老家的问题。我爷爷就跟我讲过圈地的事,他说为什么在河北这地方圈地,他说我们入关之前老根儿就在这儿,要圈地就圈这一块,各王府、上三旗都要在这儿圈一块。但他没讲过白狄,从他的话我只能上推到女真。我从来没有在史料里见过这种说法,就是听我爷爷说的。否则我不会那么系统地思索这一问题,导致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根弦。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强的历史感、时间感,一到傍晚就心里难受,怕美好的东西失去,就知道、体验过什么是死。我六七岁的时候,您知道那时候吧,在学校挖防空洞,一下挖出清朝的墓来,人穿的那个绸缎衣服,戴着朝珠的朝服,也没有烂,死人。我那时候就有恐惧感,然后就有提问:我是谁,我是哪儿的人?然后就是我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这个。我爷爷再给我讲完之后我老是这么考虑,我们这个民族这么精细,这么厉害,这么有修养,它不可能就从一个荒蛮的部落一下子爆发出来,两次跨入中国历史,成为正朔的王朝。再说我研究过历史呀,我是专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五胡乱华,进了中原以后一塌糊涂、宫闱秽乱,除了北魏孝文帝受母亲影响推动鲜卑族汉化以外,其他贵族几乎一点文化没有。但是满族为什么一进入汉文化就井井有条,就好像是把自己家的东西重新拿回来一样。Elliott:对。历来的解释都是有汉人在辅助。旗:匈奴也是,契丹也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中国,我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时也讲过,在台湾做短期客座时在大学讲课也讲过。就叫中原舞台论。中原这地方不过是个舞台而已,哪个民族兴盛了都在这儿演一出戏,败了以后就退到边陲,就有一个核心和边陲之间的关系。退到边陲之后呢,蛰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来了,这叫光复,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重光复啊。日本人也有这个观念啊,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一个所谓的重要理论根据,包括日本军阀,日本军部当时的教科书我都看过,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的历史学上讲,说他们过去就是在中国。日本是秦汉以后各代流亡的中原、沿海移民们迁过来形成的,所以他们回来寻根来了。说出一个什么理论?一个日本学者当面跟我讲,当年的军国主义汉学家们认为,蒙古人可以在中国统治,满人可以在中国统治,为什么大和民族就不可以在中国统治?这是多么荒谬的理论!Elliott:这个理论在当时日本的很多书里都可以看到。旗: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什么原因呀?就是因为世界进入到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了。Elliott:对。旗:这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原因,像是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国界以前,你来了以后你叫逐鹿中原,如果有了这个原因,你来了以后你叫侵略。就这么简单。因为过去人的传统边境以及传统国际法则和1900年以后现代国际法规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推出去再远的话,日本文化确实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Elliott:为什么当时日本学者对蒙古史、满洲史这么感兴趣,这句话太对了。因为作为异民族统治,非同类,他们写书的时候还写异民族统治下的中国,或者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旗:您说得对。我研究近代思想史,特别是明清思想史,明亡了之后,清这个期间,我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线索,证明日本侵略中国较早的理论基础。明亡了以后,明朝有个亲王的后裔叫朱舜水,注95他是著名的理学家,对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也颇有造诣。他有两千弟子,这里边当然也有南明小朝廷的残官余吏、散兵游勇,但大部分是学者,跑到日本去了,大部分在幕府里,给德川家康当私人老师,德川拿出天皇给他一年俸禄当中的一半,给他养他的两千弟子。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朱舜水给德川讲了一个道理。说我们三万万的汉族,被一个区区40多万的小民族就是我们满族啊给打败了,你们大和民族要吸取我们汉人的教训。另外你们也要励精图治,将来你们也可以打到中原去,就给他说这个。而且把理学的“理”“气”的观念和“心学”的“心”“诚”的观念给了德川,德川以后就以朱舜水为精神领袖培养出一个水户学派,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诚”,忠诚的“诚”,和“勇”放在一起,加上中国唐以后传入日本的禅宗中“禅”“静”等观念,变成为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主要就是尊王攘夷,就把幕府的地位压下来,抬高天皇的地位。这是为了什么?统一日本,统一日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准备力量,经朝鲜半岛过对马海峡进入朝鲜,再入东北,再到中原。所以以后的丰臣秀吉、德川家族给天皇写的信都是,我们的战略就是先过对马海峡拿下朝鲜,通过朝鲜到达东北,从东北逐鹿中原,天皇的首都应该在北京。史料都有。前年我到日本访问,我参观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游泳的游,就义的就,这个馆举办了一个“明治维新130周年纪念展”,从中可见日本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和右翼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展览中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史料都有。但是日本人始终没有能完整地提出这个观点。我在日本有一次讲学,我提出这个观点,人家非常赞同,说你的观点戳到军国主义理论的根子上了,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理论。但是我说我是很理性的学者,我理性地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看游就馆,包括靖国神社的建社,每一个馆的名字都有出处,“游就馆”是荀子《劝学篇》里头的一句话,叫“君子游必就义”。我们后来有句成语叫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就义就是这个意思,君子要以义为榜样,宁可死,也要跟好人在一起。日本文化继承了很多我们中国的那些很纯正的东西。边疆民族史,特别东北亚民族史没人敢碰,因为涉及朝鲜、日本、蒙古、满族几个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后来想得特别系统。比如我爷爷给我讲,过去我们家里有个甲胄,我记得特清楚,我们是镶黄旗,都是镶边的黄色盔甲。它外边是布的,绫罗绸缎,然后里边是一层甲片,很小的,黑铁,用金属编在一起的,最里边是一层鹿皮。老头就跟我讲,说为什么用鹿皮,铁东西跟身体一磨身上就出血,有鹿皮作为内衬,就跟我们穿西装要穿衬衣一样。鹿皮是哪儿来的?都是日本和台湾。当时我就不明白,他跟我讲这个,我就觉得好玩儿。后来到台湾访问讲学,我也出去采访,我突然发现了,台湾有个鹿港,日本有个鹿儿岛,我就看了一下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海外贸易史,我发现很有意思,明朝和清朝打仗,大量的鹿皮来自台湾和日本,两宗大的贸易当中重大的货物。日本的鹿皮也很好,日本鹿皮的贸易是通过东北,通过朝鲜,台湾的鹿皮贸易是通过郑氏家族的海盗集团过来的。一下子就把当时我爷爷讲的那些小片段都串起来了。非常非常有意思。Elliott:东北的鹿皮也不少,为什么……旗:也许是鹿种不一样。那时候鹿皮是大宗。我小时候见过那个东西,里头是带铁片的,然后一层是鹿皮内衬。后来我不知道我爷爷把它给谁了,现在家里还有一套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阅兵大甲胄,里衬也是用的鹿皮。类似这种,好多民俗有些片断实际是保留了历史整段的信息。定:这句话有道理。有时候很容易就会把一些片段给放过了。旗:因为我们历史大量是靠信史,所谓信史一个是流传典籍,当然都是正史了,大部分都是那些个胜利者写的,后朝修史往往是否定前朝的多,刻意回避的多。其二是靠挖掘,但是挖掘出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历史研究往往都是靠那些基础的很小的一部分材料和胜利者的正史传下来的,往往有大量没有进入历史主流的东西,曾经是过去的历史主流被埋没了。所以大姐,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我们被打败过,跑到边疆以后,蛰伏,然后回来一趟,不行了,又回去了,到了清朝又回来了。我潜意识当中就感到我们这个满族不是突然一下子爆发的,肯定有相当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附录一淑绀:《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访谈者按]淑绀是毓旗之女,历史学硕士。参加工作后一直发奋用功,治史亦颇有心得。数年之前,她在参加我与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刘小萌教授合办的海峡两岸满学研习营的时候,就曾针对其父这篇口述做过多方考证,引起研习营诸多参与者的好评。此次本书出版,我遂邀她将所作考证中的一部分写成文章,她欣然同意,撰成这篇短文交付于我,文章虽然不长,文字也略显稚嫩,但搜求爬梳,广征博引,用力甚勤,特将其文附录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

                          1.弥勒州所在地

                          我父亲说太爷爷告诉他巴尔堪征讨吴三桂一会儿死在了广西弥勒县,一会儿又说是在云南弥勒县,弄得我一头雾水。查当代县志,了解到弥勒县清朝为弥勒州,属云南广西府,今为云南省弥勒县注96。《大清一统志》记载:“弥勒县在州城西九十里,明属广西府,本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为县。”注97这样弄清楚了原来阵亡地点是云南广西府的弥勒州。

                          2.巴尔堪阵亡的地点和时间

                          《清史稿》仅记巴尔堪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九月广东韶州莲花山中流矢,十九年(1680年)八月创发,之后于行军途中死于广西:“(康熙)十九年八月,喇布(济度第二子,简亲王)师次广西,上命以巴尔堪从。病作,语固山额真额赫纳等曰:‘吾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也。’遂卒于军。”注98《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喇布传》载:八月,移驻南宁。十月,诏选所部付大将军赉塔进攻云南。注99《清史稿》中《喇布传》亦有相同记载注100。进军云南的时间是从八月到十月,因此巴尔堪应该是在十九年九月至十月左右死在了由南宁到云南昆明的半路上,位于广西和云南交界的弥勒州。又,《功绩表传·巴尔堪传》中记载:“十六年(1677年)九月,剿贼韶州莲花山陷阵,中创,裹创力战,大破贼。十九年八月,简亲王统师广西,上诏王进征,时宜以巴尔堪总统营务,俾立功自效。十月创发,自度不能痊,语都统阿赫纳、副都统干都海曰‘吾为宗室,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卒年四十有四,丧还,上命大臣宗室辉塞往奠。”注101但是《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的横格宗谱上记载的巴尔堪阵亡时间却与传记略有出入:“巴尔堪,显祖宣皇帝曾孙,和硕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十九年八月卒于军,复原封。”注102那么《巴尔堪传》与同一书《横格宗谱》记录的死亡时间哪一个更准确呢?翻检《爱新觉罗宗谱》丁册:“(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崇德二年(1637年)丁丑闰四月二十五日丑时生……康熙十九年庚申十月十一日寅时卒于军,年四十四岁。”注103原来巴尔堪死于康熙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总之,太爷说的时间地点应该是确实无误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就已经死了,此时喇布和巴尔堪军队应该与吴三桂孙吴世璠的军队作战注104。巴尔堪的儿子巴赛也是战死的,父亲说他在雍正年间打噶尔丹死在新疆腾格里海。《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巴赛传》记为与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淖尔(和通呼尔哈诺尔、和通泊)交战时死在哈尔哈纳河附近注105(《查弼纳传》作哈尔噶纳河注106)。对此我有些疑惑。《蒙古族通史》中考证出确切地点在和通淖尔。注107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注108,在今新疆阿勒泰北与蒙古边界地区。和通淖尔其实是一个小湖,和通是蒙语中的链之意,淖尔就是蒙语中的湖,合起来就是链状的湖。而腾格里海即蒙语天湖之意应该是指大湖的,太爷可能将淖尔与海弄错了。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巴赛战死的地点在和通淖尔附近。巴尔堪和巴赛本未被封为亲王,只是后代辈出了亲王后被追封的。注109
                          附录二淑绀提供的家族谱系图
                          五、守坟的“四品宗室”

                          ——金秀珍、金竹青、金恒德口述

                          [访谈者按]清朝皇族在清中叶以后就已明显分化,清朝覆亡之后,王公地位一落千丈,有钱的跑到天津,更多的则沦于贫困。北京的西北角,也就是靠近西直门城根儿的地方,由于房价远较城内便宜,很多贫穷宗室与八旗子弟便迁居到城墙根儿下,这里人烟稀少、房屋简陋、环境肮脏,日久成为贫困旗人的聚居地,遂有“穷西北套”之称。北城之谓“贫”,这是因素之一。这些没有爵位的爱新觉罗子弟,在清朝被称之为闲散宗室,到乾隆朝时为他们的面子起见,又赐给他们每人一个“四品顶戴”的空衔(犯罪者除外),于是又被称为四品宗室,但实际上的待遇,却比一般的八旗马甲高不了多少,如遇婚丧嫁娶、意外变故,或者食指浩繁,也会如普通旗兵一样陷入贫困境地。注110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的生活更是陷入绝境。这组口述与前面几组不同的是,几名被访者都是一家人,分别是四品宗室毓珍的妻子、妹妹和女儿,她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这个康熙皇帝的直系后裔、“一出生就是四品宗室”的一家两代人几十年来艰辛惨淡的生活。在本书中,这可能是一组最接近于“女性视角”的访谈了,不仅因为三位被访者都是女性,还因为在她们的讲述中,相当细腻地再现了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她们生活中琐琐碎碎的平庸、磕磕绊绊的烦恼,以及当生计濒临绝境时的挣扎,还有更重要的,是旗人男子所不及的坚忍。毓珍的家计,主要就是靠他长年离家在外当保姆的母亲和做挑活的妻子支撑的,他妹妹老大出嫁,之后也挑起了一家的生计。在旗人家庭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我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提到过这点。《爱新觉罗宗谱》中毓珍家族支脉一览:允禔(固山贝子品级)注111毓珍(第一子)注112毓珠毓珮毓瑞

                          (一)金秀珍口述

                          时间:2000年1月15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佟鸿举注113、金恒德(金秀珍之女)[访谈者按]金秀珍原名董秀敏,嫁到爱新觉罗家之后即改夫姓为金,名秀珍。与爱新觉罗家族结婚的女性大都如此。1999年秋,《北京晨报》刊登一条消息,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拆房时,在校园里发现了一通乾隆朝的石碑,当时碑身和驮碑的赑屃已经分离,但碑身文字保存完好,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注114这通碑以及住在石碑附近的弘晌后人也由此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一时间探访此碑者络绎不绝。这并不是新发现,因为此碑的拓片早在数十年前就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注115而我在转过年的年初专程踏访此碑,是因为在后来有关此碑的陆

                          的女儿,获得了秦穆公的敬重,于是,秦穆公对重耳报以重礼,坚决支持他回国继位。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二月,在晋国大臣的支持下,重耳被秦穆公武装护送回国,继位为君,史称晋文公。之后,晋文公重耳派人杀死了自己的侄子晋怀公圉。秦穆公围郑烛之武退师晋文公是一位英主。他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强大的楚国,迅速成为一代霸主。面对晋文公治理下迅速强大的晋国,秦穆公首先采取了全面合作的态度。一是协助晋文公解决周襄王时的内乱(秦穆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二是秦穆公三十年(前630)帮助晋文公围郑。但是,这一次围郑,对秦穆公触动很大。晋文公这一次攻打郑国主要是出于私怨。当年晋文公重耳流亡到郑国时,郑国国君对他很不友好(过郑,郑文公弗礼),重耳耿耿于怀,因此,重耳当上了晋国国君后,便要讨伐郑国,以雪此仇。面对秦、晋两个大国的围困,郑国决定派出使者烛之武游说秦穆公。夜间,郑军把烛之武用绳子从被围困的城墙上放下来,让他面见秦穆公说:秦、晋两国攻郑,郑国已经知道自己要灭亡了;但是,灭了郑国,对秦国并不利。因为从地理上看,郑国与秦国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灭了郑国,只能扩大晋国的领土,对晋国有利,而不是对秦国有利。邻国的土地增多了,只能使秦国的领土势力相对变小(邻之厚,君之薄也)。而且晋国贪得无厌,向东灭了郑国,必然向西扩张,如果不侵占秦国的土地,它还会向哪里扩张(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烛之武这番话深深触动了秦穆公(秦伯说),秦穆公马上与郑国订立盟约,而且派了三位将领帮助郑国防守(使祀子、逢孙、扬孙戍之),自己才撤兵。秦穆公突然撤兵,晋文公无奈,亦撤兵而回。这次围郑,不了了之。两年后(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晋文公去世。赛叔哭师穆公伐晋恰在此时,两年前秦穆公派驻郑国的秦将杞子捎信给秦穆公,说郑国人已经非常信任我们,让我们掌管了郑国北门的钥匙(北门之管),如果派兵悄悄进军,郑国的国都就可以轻松地拿下来(国可得也)。秦穆公听说后,立即征询两位重臣百里奚、蹇叔的意见。这两位重臣都坚决反对远程袭郑。因为,秦国的势力在今陕西,郑国的都城在今河南新郑,中间隔着一个强大的晋国。所以,百里奚、蹇叔认为:“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我们没听说过千里奔袭能成功的。因为,如果长途跋涉去偷袭一个国家,最终很有可能会拖垮自己的军队;对方也一定会有所准备,恐怕劳而无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但是,这一次,秦穆公是铁了心,决心奔袭郑国,连百里奚和蹇叔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在与晋国周旋的三十余年中,秦穆公一直非常谨慎,一直不急于东扩。为什么这一次秦穆公要坚决东扩了呢?第一是因为晋文公去世;第二,秦穆公自我感觉良好。秦穆公自继承王位以来,和晋国四位国君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接触频仍,只有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他还没有来得及打交道。这四位晋国国君中,秦穆公最器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的去世让他感到晋国有作为的国君已经没有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东扩了。秦穆公自继位以来,在东扩的道路上一直非常谨慎,从不敢迈大步。秦穆公三救晋难,打的都是政治牌,但是,此时秦穆公已经在位三十二年,人生的旅途已经走完大半,秦穆公的耐心也到了极限。所以,这一次,秦穆公重新部署,开始打军事牌了。于是,他任命了三位将军,其中,就有百里奚的儿子百里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出征的那一天,百里奚和蹇叔两个人放声大哭。赛叔一边哭,一边说:“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秦穆公派人冲着蹇叔大吼:“你懂什么?如果你活到中年,你墓地上的树都有两手合围那么粗了。”(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他还怒气冲冲地对百里奚、蹇叔说:“孤发兵而子沮吾军,何也?”两位老臣回答:我们不敢影响军队士气,只是我们俩的儿子都要从军。俺俩年龄大了,恐怕他们这一去我们就见不到儿子了。然后,两个老臣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肯定要打败仗,而且一定是在殽山。那就是秦军的葬身之地,我们只能等着在那里给你们收尸了。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秦兵东进,到了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带着十二头牛到周地去卖,刚好碰见秦军,他害怕被秦军杀掉或俘虏,就献上他的牛,并且假托郑国国君的命令说:听说贵国要丢讨伐郑国,郑君已认真做了防守和抵御的准备,还派我带了十二头牛来慰劳贵国士兵(闻大国将诛郑,郑君谨修守御备,使臣以牛十二劳军士)。秦国的三位将军一听这话,立即商量说:我们要去袭击郑国,郑国现在已经知道了,去也袭击不成了。于是灭掉滑国。滑国当时是晋国的附属国。此时,晋文公还没有安葬。太子襄公愤怒地说:秦国欺侮我刚刚丧父,趁我办丧事的时候攻破我国的滑国(秦侮我丧,因丧破我滑)。于是发兵在殽山阻截秦军,把秦军打得落花流水,不仅全军覆灭,还俘获了秦国的三位将军。晋文公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儿,她替秦国三位被俘的将军求情说:我父亲对这三个人恨之人骨,您放他们回国,好让我父亲亲手杀了他们。晋襄公便放了这三位将军归国。百里孟明视等三位将军回国的时候,秦穆公穿着自色丧服亲自到郊外迎接他们,向他们三个哭着说:寡人因为没有听从百里奚、蹇叔的话,让你们三位受了屈辱(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二三子),你们三位有什么罪呢?你们要准备全力洗雪这个耻辱。秦穆公不但恢复了三个人原来的官职棒禄,还厚待他们。秦穆公三十六年(前624),穆公派孟明视等人率兵进攻晋国。秦军渡过黄河就把渡河的船全部烧掉,以示不凯旋不回国之心。我们都知道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但一般不知道沉舟这一战法的专利应当属于秦穆公。秦军众志成城,沉舟而战,晋军震恐。结果,这一仗秦军大败晋军,夺取了王官(今山西闻喜南)和鄗(jiāo,郊)地,为殽山战役报了仇。秦穆公渡过黄河,亲自为殽山战役牺牲曝骨三年的将士筑坟、发丧、痛哭三天,并向秦军发誓说:古人办事都要虚心听取老年人的意见,所以不会有什么过错。我自己没有采纳百里奚、蹇叔的劝告造成重大过失,我要让后代永远铭记这次过失(令后世以记余过)。秦穆公毕生致力于东扩,终于打败晋国,报了殽山战败之仇。但是,秦军虽然取得了这次胜利,晋国的军事实力仍然没有受到重创,晋国仍然是秦国东扩的最大障碍。遗憾的是,秦穆公并未完成这项历史使命就撒手人寰。秦穆公是一代英主,他在位三十九年,东平晋乱,西伐诸戎;招贤纳士,用由余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用百里奚、蹇叔,与东方强大的晋国周旋,见机行事,逐步蚕食其土,并在诸侯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然而,穆公去世之后,秦国历经十五代国君,近二百六十年,都忙于争权,无所作为。直到秦孝公,才重新续写了秦国的崛起之路。那么,秦孝公是如何重整旗鼓、开疆拓土的呢?第6章孝公变法公元前338年的一夭傍晚,一位匆匆忙忙从秦国商地(今陕西商县)逃往魏国的人,想在边关的客店里住上一夜,第二天再继续向东行进。但是,客店的主人告诉他:商君立法,没有证件的人住店,店主人若留宿,也要连带判罪。你没有证件,我不能留你。这个人长叹一声说:商君变法怎么弄到这种程度!这位客人万般无奈只好离开了这个客店。其实,这位要住店的客人就是立法的商鞅。他在秦国成、功地实施了变法,使秦国走向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吞并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是,这位对秦国作出如此巨大责献的变法者,现在却如丧家之犬,惶惶逃命,最终他也未能逃脱五马分尸的悲惨结局。那么,商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逃离秦国呢?为什么他制定并实施的能使秦国富强的变法给他带来的是惨死的结局?公叔痤举荐卫鞅魏惠王佯应实违商鞅原本是卫国国君的妾所生的儿子(庶孽公子),原名公孙鞅,因为生在卫国,也叫卫鞅。商鞅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他初人政坛是在魏相公叔座(cuó,搓,阳平)手下做官。公叔座深知商鞅的才能,他想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是,这个机会还没到来,公叔痤自己就病危了。魏惠王听说公叔痤病危,便马不停蹄地赶到公叔痤家中探视,并向他询问:万一您有什么不测,有谁能像你一样辅佐我治理国家?公叔座回答:我手下有一个叫公孙鞅的人,很年轻,但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家交给他治理(愿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听了之后,默然无语。魏惠王临走的时候,公叔座斥退左右之人,悄悄对魏惠王说:如果大王不用公孙鞅,一定要杀了他,千万不要让他到其他国家去(王即不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魏惠王表面上答应了奄奄一息的公叔痤的请求。公叔痤请求魏惠王若不用商鞅必杀之,本意是想说服他起用商鞅,公叔痤看出魏惠王不想重用商鞅,所以魏惠王一走,他马上把公孙鞅叫来说:刚才魏惠王问我谁可以代我为相,我推荐了你,但我看他没有重用你的意思。因为我做事一直本着先国家后个人的原则,所以,刚才告诉魏惠王,如果不能用你,一定要杀了你,千万不能让你到其他国家去。你赶紧逃命去吧,晚了就来不及了。公孙鞅听后,很平静地对公叔痤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事实也的确如此,魏惠王从公叔座家里出来,就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座这个老头真是病昏了头,竟然想让我把国家交给毛头小子公孙鞅去治理,简直荒唐之极!因此,公孙鞅并没有离开魏国,魏惠王也没有杀害他。公叔痤贵为魏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对商鞅推崇备至,极力推举,首先是因为商鞅确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同时更显示出公叔座不一般的胸怀和勇敢。古今中外,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如公叔痤)赞扬一个比他更有能力的人(如商鞅),不仅仅需要慧眼识才,更需要勇敢无畏。可惜的是,公叔痤对商鞅的赞扬为时已晚。赞扬本身是一门大学问:赞扬与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是胸怀宽广;赞扬不值得赞扬的人,是借力打力;赞扬比自己更强大的人,是勇敢无畏。公叔座了解商鞅,却不了解魏惠王。商鞅断定魏惠王不会杀害自己,证明了商鞅的聪慧。商鞅一再有才,到此为止也只不过是已故魏国国相手下的一位小官(中庶子),他又怎么会跑到秦国施行变法呢?秦孝公广招贤才公孙鞅火速人秦商鞅人生的改变都是秦孝公惹的祸。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去世,年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继位。秦孝公继位之时,当时秦国东边的六个强国韩、赵、魏、齐、楚、燕都已经成了气候。周天子的力量更加衰落,诸侯之间不断厮杀,互相吞并。秦国远处雍州(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能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被山东六国当作夷翟(dí,敌)看待,并且时刻有被他国侵吞的可能。这种政治局面使颇有雄心壮志的秦孝公忧心忡忡,他迫切希望能够恢复秦穆公时代那种“东平晋乱”、“西霸戎翟”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所以,秦孝公痛下决心,公开提出:谁能够出谋划策让秦国强大起来,我愿意给他高官厚禄,而且将土地分给他(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与之分土”这句话出自一位国君之口极其不易,分量极重。说它不易,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许下分地与人的国君;说它分量极重,因为这句话对天下贤才的杀伤力极强!谁不愿意在有生之年能够分到赏地?除非他一无所求!秦孝公之所以要变法图强,主要出于两大原因:一是对秦穆公业绩的仰慕,秦穆公当年“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孝公对穆公取得的丰功伟业与荣耀钦羡不已。二是对当时秦国地位低下的痛心,穆公时夺来的河西之地,又被夺走,东方诸侯看不起秦国,鄙视其为戎翟,不把秦国当成正式成员看待,这使秦孝公感到了强烈的耻辱(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知耻而后勇,秦孝公痛感秦国必须变法图强,奋起直追。而要强大富强,超越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人才。所以,秦孝公决心求贤。秦孝公求贤不仅决心极大,而且撒开大网,范围极广。以他自己的话来说,选拔人才的范围是“宾客”和“群臣”。不仅限于秦国的“群臣”,六国来的“宾客”也不拒绝。这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全世界招募人才。秦孝公大张旗鼓地以土地与官爵为饵、网罗天卞人才的政令,就像电波一样,越过边界。有一个人匆匆忙忙从魏国赶来,参加秦国的人才招聘大会,他就是在魏国一直郁郁不得志的商鞅。满怀着求取富贵的目的,商鞅来到秦国,找到秦孝公最宠幸的景太监、(景监),请他安排自己和秦孝公见面。太监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后世不少人也曾经因为商鞅最初通过景监求见秦孝公一事批评商鞅,但是,商鞅当时急于见到秦孝公,推行自己的一套富国强兵之术,而他在秦国又一无亲朋,二无好友,不找秦孝公宠幸的景监能找谁?商鞅见到秦孝公后,秦孝公对商鞅先后进行了四场面试。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大讲“帝道”(五帝之道——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事后大骂景监:你那位客人是个只会说大话的人(妄人)。第二次见秦孝公,商鞅大讲“王道”(三王之道——夏禹、商汤、周文王),秦孝公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见秦孝公,大讲“霸道”(春秋五霸),秦孝公听得有点兴奋了,但还是没有特别感兴趣。第四次见秦孝公,商鞍大讲“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傻了,一个劲儿往商鞍跟前凑,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富国强兵的人才。从此,商鞅大得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在秦国实施变法。商欺没有辜负秦孝公的赏识与信任,他的变法政策使秦国从此走上了国富兵强的道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寻觅人才时的承诺,给商鞅加官晋爵、赐予封地。那么,求富得富、求贵得贵、要官有官、要地有地的商鞅怎么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呢?怎么会可能发生本篇开头叙述的像丧家之犬匆匆逃离秦国的事呢?富贵,缘于变法;逃奔,亦缘于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军功建县制要了解商鞅为何匆忙逃命,必须从他变法的具体内容谈起。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对秦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第一,改革政治制度。商鞅变法是一场政治制度的深刻变改,这种制度变革在商鞅变法中表现在四个方面:1.中央集权制的雏形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合并乡邑为县,每县设立县令、县丞,在全国设立了三十一个县,每个县又都安排了县令、县丞(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商君列传》,《秦本纪》是四十一县),县令、县丞必须由国君直接任命。这项制度看起来并不起眼,只是合并了一些行政区划,但是,它的内容绝非那么简单。把国家的基层政权设置为县,由国君直接任命县令、县丞,这一套基层政权的建制刚好是秦始皇统一帝国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郡县制的雏形。此项措施具有两个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一是基层政权的长官由国君亲自任命,而国君直接任命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是中国两千多年中央封建集权制的肇端。二是它初步打破了世卿世禄的世袭制,直接催生了官僚制。2.官僚制的雏形西周、东周时期,从天子、诸侯到卿大夫、士,他们的爵位、封邑、官职都是父子相承的,这项制度被称为世袭制,它的基础是血缘宗法关系。其中,爵位和官职的世袭叫世卿,封邑的世袭叫世禄。世卿是政治地位,世禄是经济地位。世卿世禄制和分封制、宗法制是三

                          无止境的关爱。虽然马丁的母亲朱迪思总是尽可能在他父亲看不到的时候发挥母爱,但朱迪思是个软弱、教育程度不高的女人,对丈夫言听计从,所以她很难成功安抚马丁的感受。马丁小时候顽皮又固执,喜欢吵闹,隔三差五就得下最后通牒才管得住他。进了高中,这些特质使他变成撒谎不眨眼(也没有罪恶感),油腔滑调,胡说八道的人。他曾试图诱哄不少女孩跟他约会。然而,若他要求上床却被对方拒绝,他会暴怒相向、虐待对方,然后甩掉她。卡伦的姑姑告诉她,若马丁的约会对象想分手,他会用力抓扯对方的手臂直到淤青,但事后又是道歉又是保证(当然是信口开河),恳求她再给他一次机会,试图和好。他会设法装出很在乎、很伤心的模样,直到下一次沮丧来临,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朝鲜战争期间,马丁受召入伍,被派往匈牙利。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卡特里娜和她的姊妹。当时她16岁。虽然她不会说英语,而他也不会说匈牙利话,他仍找机会约她,希望得到她家人的认同。他请求卡特里娜的父亲把她嫁给他,一等他退伍便立刻接她到美国。卡特里娜初抵芝加哥时是个未经人事的17岁少女,不懂英语。直到她能嫁给马丁之前,她一直与老马丁、朱迪思同住。老马丁意欲染指卡特里娜,多次强迫她屈从。马丁父子经常为此爆发严重争吵。老马丁扬言,要是他们不如他的意,他就要把两人赶到街上去。卡伦不知她祖父最后是否成功得手。卡伦的母亲告诉她,有天晚上,家人差她上楼叫马丁吃饭。马丁把她摔在床上,强暴她。她哭着说想回匈牙利,但马丁不让她走。他哀求她原谅,送她礼物,如此循环往复。卡伦说,她祖父曾教父亲如何指使、控制妻子,而马丁照单全收,言听计从——强暴、殴打,样样都来。卡特里娜和马丁结婚后,马丁持续强占她的身体,因此卡特里娜没多久就怀了卡伦。祖母曾告诉卡伦,马丁在卡特里娜怀孕期间仍继续强暴她,甚至她才刚生下孩子,从医院返家,马丁也不放过她。因此10个月之后,卡伦的弟弟(跟着父亲叫马丁)也出世了。童年期间,卡伦和两个弟弟不时听见父亲凌辱母亲。马丁总是不顾自己的身份,跟各式各样的女人打情骂俏,搞了一堆婚外情。他曾因性骚扰遭公司开除。在他眼里,女人全是发泄性欲的对象。※※※※卡伦拿了一盒录有她父母对话的录音带给我。这是她母亲在等候审判期间偷偷录的,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卡特里娜在可听见两人对话的地方架好录音设备,录下这盒带子。我和卡伦推测,她这么做是为了证明自己与丈夫猥亵孙女无关——甚至想把卡伦受虐的事也推得一干二净。卡伦听过一部分,但已令她恶心想吐。她说,她一辈子都在听这种话。她再也不想听见半个字了。当天晚上,我结束工作,准备回家前,我放了录音带来听。录音一开始即是进行中的对话:父:过来躺着。母:不要。我不要躺下来。父:就躺几分钟嘛,好不好?我又没叫你干我,而且干我也没错啊。但我也没叫你干我啊。母:闭嘴!不要跟我讲这么下流的话。我一辈子都在听你说下流话。父:你也许是累了,可是你有哪次不依?怎么这会儿叫你这样突然变成了天大的罪恶……母:噢!闭嘴啦!父:你还亲它咧。母:没有!我哪有每次都做!你这下流胚……父:这么做又没有错!母:问题在你说话的方式!太粗俗了!父:可是,你他妈的老公我——快、死、了,而且我要去坐牢了!母:如果你要死,也该是时候了!我刚好可以找回我自己!父:你应该说,“我老公要死了,所以我绝不能丢下他的那个不管。”而且你该好好疼它,因为我就快死了。你难道不能多关心我一点吗?母:不能!因为我要走了!父:好吧,可是你又不是现在马上要走。你可以躺在我旁边,陪我说话呀。我不想对着你的背说话。不要这么冷嘛!而且,假如我叫你干我,舔我亲我那个,哟,这也没什么不对啊。好嘛,来亲亲它嘛,几分钟就好……难道你连几秒都不愿意?为什么?它长得又不丑。母:你想说的就是这些?父:哎,不是啦,可是小娜……母:怎么会有人受得了!父:(语气温柔)你说话好过分哦。母:(大吼)你才过分!父:小娜,嘘,你可以好好跟我说吗?母:好好说话?你还虐待我呀!父:哪有!不不不,老天,你胡说八道!你他妈的胡说八道!母:我他妈的胡说八道?父:你不要脸,他妈的胡说八道。你讲话很不客气,你不尊重我,就因为我没钱,因为我是穷光蛋!母:(大吼)因为我再也受不了你了!你满嘴……父:才不是,不是这样。母:满脑子……父:小娜……母:……就只有性!父:你他妈的搞你自己吧!你去啊,继续当个蠢婊子啊!不过小娜,你会很痛苦。伤害我,你也不会好过,因为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你尽管去啊,好好玩啊,反正你连碰都不碰我,我甚至不期待你还会干我什么的。母:噢,你这条下三烂的狗!父:我到底哪里肮脏、哪里有问题了!我在跟我太太说话!我又不是跟陌生人说话!快过来,过来陪我。听马丁如何诱哄卡特里娜尽“他认为理所当然的”妻子义务,若她拒绝就骂她蠢婊子,我感觉既恶心却又强烈地被他们的对话吸引。马丁威胁利诱,卡特里娜脾气暴躁;她越是抗拒,他纠缠得越紧。父:(再次轻声细语)想做爱并不肮脏嘛,没关系啦。做一下又没关系。让我碰碰你的腿中间……你没反应,小娜,你怎么都没反应啊。别这样嘛!当个好老婆,让我碰碰你、亲亲你的身体嘛……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丑陋、这么肮脏、这么下流……来嘛!把衣服脱掉,舒服一点。穿这么多衣服哪会舒服呀……不要因为我要你碰我就觉得自己很贱。不要因为我要你跟我做爱就觉得自己很廉价。不要这样想。你要打从心里为自己做。母:我根本不想跟你做!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这两个人的对话令我惊骇莫名地僵坐在椅子上——如此锲而不舍专注于性需求的父亲和假装愤怒的(我认为她是装的)母亲。她知道正在录音,丈夫被判刑后,她亡羊补牢地想证明丈夫的性沉迷,以及自己是受害者。这些不堪入耳的对话,卡伦不仅听了一辈子,她同时也是受这些言语骚扰的对象。第一部苟且偷生第7章坚定承诺2月底见面时,卡伦的态度比往常更勉强,更被动。我等她开口,但她局促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最后好不容易才说,“我有几个问题……有几件事……想问你。”“什么事?”我问。卡伦把手伸进皮包,拿出一张纸。“我把它写下来了,”她边说边把纸条递给我。我看着它,大声念出来:1.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2.你的父母亲是什么样子?3.你有兄弟姊妹吗?4.你是哪里人?5.你被虐待过吗?6.你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7.你有过自杀的念头吗?8.你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9.你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10.学校教你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11.被爱是什么感觉?12.你能接受安乐死吗?这些问题很有趣。我能了解卡伦为何想知道这些:每一位病人都会对医生的私生活感到好奇。我的双亲跟卡伦的父母差不多岁数,他们于40年代晚期结婚,1950年生下我姊姊,我在1952年报到,我弟弟则生于1957年。我父亲的屋顶工程公司破产后,他在橱柜公司担任推销员,经常出差。由于他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身边也不乏女伴,因此我父母在我8岁那年离婚了。接下来3年,我母亲非常辛苦,抚养3个小孩的压力远超过她的能力范围(我父亲每周需支付50美金的赡养费,但支票总是很晚才寄到,并且经常是空头支票,总被拒付退回)。我15岁(念6年级)时,我母亲白天在一家小型工厂当秘书,晚上在大型百货公司的外套部门工作。在我家,断电是家常便饭,我还记得自己常翻遍她的皮包和大衣口袋找零钱,看看能不能凑到足够的数儿买面包,做三明治带去上学。离婚后的3年间,我母亲渐渐有高血压、胃溃疡、甲状腺功能异常等问题,全都是压力造成的。我小时候很活泼,精力旺盛,参加考试进了专收有天资的儿童的课后辅导班;班上有12个像我一样的孩子,来自同学区但不同学校。对比于白天冗长乏味的课程,下午的课后辅导有如快乐的缓刑时光。辅导班的特殊课程多是独立作业,我们各自寻找有兴趣的题目,然后在上课时提出报告。我的表现令母亲十分骄傲——除了我以外,她的人生几乎毫无成就可言;也因为如此,我全心全意忠于我的母亲。升上7年级的夏天,母亲再婚。尽管我们3个小孩与继父的关系并不亲密,但我们搬家,生活逐渐步上轨道,家里的经济危机也解除了。三四年之后,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开始出问题,但我的课业表现依旧十分亮眼,也一直让母亲感到骄傲。自中学、高中、大学甚至医学院期间,我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想象出了我心目中的男人形象,也成为自己日后仿效的对象。我离家上大学时,我的弟弟正在高中学习的压力下挣扎。他对我父亲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我们每年会去宾夕法尼亚州探望父亲一两次,但他渴望更稳固的父子关系——我也曾尝试着付出,但父亲终究是无可替代的。升大二那年,他搬去与父亲同住,适应得很好,也很快乐。但某天晚上,考上驾照才6个月的他开车撞上电线杆,当场死亡。我母亲不曾从这场悲剧中恢复过来,因为她一开始就反对我弟弟搬去跟父亲住。之后几年,我甜美、可爱却脆弱的母亲逐渐沉迷于杯中物,一整队的看护也救不了她。当然,我什么都没告诉卡伦。若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提出这些疑问,我多半会技巧性地转移话题。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显示卡伦已将注意力转向我,并且非常投入治疗,但也象征她试图主导我们的关系,将其转变为能让她直接获得满足、类似友谊的关系。然而,直接满足病人需要基本上都会破坏治疗效果。诚如真实的人际相处,若你满足她,她会停止沟通与探索,转而将注意力放在获得满足上。精神科医生处理这种状况的技巧是:满足病人“问”的动机,同时避免泄露过多个人信息。“卡伦,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些问题,”我开口,“不过,在回答之前,我想先稍微聊聊你提问的理由。这些问题你已思考了好一阵子吗?”“嗯,有一段时间了,”卡伦说。看得出来,她对自己莽撞提问的举动有些不好意思。她看看我,但我回望她,静静等待。“我一直在想这些事,”她继续说,“我想知道你离开办公室之后的生活。我想知道你家的状况,你为什么当医生……”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假如这些问题已经在你心里思考好一阵子了,你为什么觉得‘现在’问很重要?”守株待兔的时候到了:无论卡伦回答什么——即使看似不相关——都是我要的答案。此刻我最重要的任务是闭嘴。若病人沉默不语,医生最糟糕的反应就是提供选项或换问题,协助病人脱困。至于刚刚那个问题何以如此重要?理由是我认为卡伦心里真正的答案应该是:因为我开始非常认真想投入治疗,我必须确定你是最适合陪伴我经历这场恐怖之旅的人选。我相当好奇卡伦会如何发掘自己的答案。“我刚好想到,”她试探性地问,“万一这要花很多时间呢?”她望着我,寻求保证。“你是指,我会不会一直陪着你?”我问。“对,你会……即使……”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即使……?”“唔,我不知道,即使……”她很挣扎,但我不能介入,拉她一把。“即使你不喜欢我说的话,”她终于说出来了。“你怕你说的话可能会伤害我,导致我拋下你不管?”“对,”她轻轻地说。这声“对”显示她可能想告诉我某个可怕的秘密。有了这句坦白,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帮她一点忙。“你在这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的工作就是谈话。在这里,我们不做事,只说话。我们讨论。讨论很安全,所以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伤到我;但行动就可能造成伤害。你可以跟我聊‘想死’的念头,没关系。但是万一你做任何跟‘想死’有关的事,那就不好了。”卡伦听进我的话,缓缓点头。“你的问题很有趣,”我说,仔细浏览一遍。“有些问题很普通,像是生日、兄弟姊妹一类的,但这个——‘我被虐待过吗?’我猜,你可能好奇我是否有过类似经验,所以我才能倾听、了解你告诉我的发生在你身上的遭遇。”我想,这些提问可能跟卡伦的恐惧有关。她担心她说的话会逼走我。“无论你渴望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你曾经如何受到伤害,”我继续说,“我都有兴趣,也愿意听你说。”卡伦看着我,再次缓缓点头。我继续下一个问题,“‘我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有。我曾连续9年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我的医生是个很棒的人,教我许多东西,他在我受训的精神分析研究所担任教授。”卡伦双眼大睁。我之所以告诉她这项信息,原因有二:第一,让她了解“接受治疗”也是我受训的项目之一;第二,让她明白我很习惯长期、密集的治疗——她或许凭直觉知道自己有此需要。“咱们再往下看吧,”我说,“‘我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没有,就我所知没有。”这是另一个和“我是否会拋下她不管”有关的问题,她的意思其实是“我会活得够久吗?”我再度低头研究那张纸条。“‘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因为精神病学是我在成为医生的过程中觉得最有趣的一门科目。能够了解另一个人的情绪,进而帮助他,没有任何事比这个更令我感兴趣了。”这是真的,是我的肺腑之言。但我这么说也是在暗示卡伦,让她知道我何以如此专注治疗她的心理问题。“‘学校教我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我看看卡伦,我知道这个问题对她非常重要。对她而言,知道我是否有兴趣了解她还不够,她想知道我能不能关心她。我该怎么回答?“不是,‘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并不是真的,”我说,“不产生感情是不可能的。”卡伦稍微放松了些。“但我所受的训练教导我必须尝试了解这些感情,避免它们过度妨碍、干扰我为病人所做的最好的选择。”我看看剩下的问题,“其他这几个问题也很重要,但我想我们必须了解一件最重要的事:这些问题象征你已经越来越投入我们一起进行的工作,关系也越来越深。你投注的精力、感情越多,你越需要知道我会一直陪着你,想要帮助你。”卡伦眼看别处,咬住下唇。“我还有一个问题,”她说。“嗯?”她戏剧性地停顿几秒。“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她注视我好一会儿,然后靠回椅背。她被观察够了,我想,现在她要好整以暇等待我的响应。我考虑了一秒钟,衡量该如何回答她。我不想吓着她。“在我看来,你显然深受沮丧困扰,”我开始铺陈,“导火线应该是你生莎拉时的疼痛,但主因还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伤害你、让你感到痛苦的亲属关系。”这部分还算容易,毕竟我们几乎天天公开讨论、诊断抑郁症。“另外,你也受‘人格障碍’所苦,”我继续解释,“也就是说,你的整体人格结构受到损害——比方说,承受压力时就会遗失时间。这可能肇因于早期和父母的痛苦关系,若再向前延伸,或许也和你祖父有关。”这样解释很模糊,我自己也知道,但我决定用“这就是我目前所知”的口吻告诉她。究竟受到哪种伤害,我略去不谈,因为我并不全然清楚她到底受到何种伤害,至少我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她似乎接受了我的说法。为何我不直截了当告诉卡伦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呢?因为我是胆小鬼。我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但我害怕她的反应会很糟:也许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逼她走上绝路。我很确信,等她自己准备好,她会敏感地察觉到事实真相。下次会面时,最值得注意的是卡伦特地把头发扎起来了——3年多来,这还是我头一次见她如此打扮;这也许是件小事,意义却很重大。她变活泼了,还说她在她家附近的药店担任夜间收银员。她希望多少争取一

                          人不会都活下来的,留下两三个人给我们吃了吧!”彭遵泗《蜀碧》记载,一个人看到一个茅屋炊烟四起,便进去看锅,一看,里面都是人的手掌腿足。四川人烟几乎灭绝,于是到处都是老虎,《蜀警录》记载“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前。”大屠杀、大瘟疫、大饥荒、大老虎后,四川几乎没人了,清廷对于四川也作为化外之地,压根儿不管了,直到张献忠之乱结束三十八年后,《清史稿·列传六一·王骘传》记载,四川松威道王骘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给康熙的奏折中说四川(含重庆)“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康熙于是下令湖广填四川,把湖北湖南人向四川移民,康熙下令来四川的人,最初五年不用交税。到如今四川(含重庆)人口已经达到一亿一千万人了,短短三百多年时间,人口涨了六千倍。当然,王骘的数字肯定不准,四川蜀道之难,许多地方的人口是没法统计的,但人口的大规模繁衍也确是事实。康熙也很好奇四川究竟为何人口如此之少,《陶庐杂录》记载康熙曾说:“张献忠在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有写这些事的书吗?”大学士张鹏镉说:“没有。”康熙:“李自成张献忠在河南邓州分兵后张献忠进军至四川,你爸今年八十七岁了,张献忠入川的时候应该十七八岁,肯定有见闻,你问明后写下来上奏,朕要看。”在张献忠屠川期间,整个四川只有秦良玉的辖区石柱和黎州免于涂炭,秦良玉是咱们前面写己巳之变时提到过的美女军事家,她一直与张献忠做坚决抗争。张献忠覆灭后,她继续抗清,被南明朝廷封为太子太保、忠贞侯,她刚要起身率军去福建抗清,奈何郑芝龙叛变,未成行。1648年秦良玉被南明永历帝封为太子太傅,四川招讨使,秦良玉说道:“老妇我朽骨余生,实先皇(崇祯)恩赐,定当负弩前驱,以报皇恩!”然而,她还没来得及出发,就去世了,她是后人心目中的女英雄。四川要是能多一些秦良玉,何至于有如此兵祸?!西欧从公元8世纪起,才有关于农民起义的记载,到公元16世纪为止,这八百年间,西欧总共发生了七次农民起义。并且,西欧的几十个国家和王朝没有一个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再看中国,明朝农民起义最少的朱元璋、朱棣时期,五十六年间就爆发了一百零三次起义(据《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统计),中西反差如此之大!在中国,每隔一二百年,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人口激增,人口激增导致人多地少,人多地少导致一部分农民无法生存,而如果在这个时候爆发水灾旱灾,而官府却一味压榨农民的话,农民中的一部分人会因活不下去,最终铤而走险,这就有了农民起义。中国老百姓是世界最温顺、最好统治的百姓,不到生路全无,绝不会铤而走险。一旦铤而走险,他们就会把长期以来压抑的天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如此,他们的破坏力便不可估量了。统治阶级兼并土地的贪欲,惨无人道的剥削,骄奢淫逸的享乐,将人民逼上绝路。而人民一旦铤而走险,就会出现大量杀戮,而他们杀戮时外族往往会乘虚而入,最终导致王朝覆灭。最后,就像《红楼梦》说的那样,“白茫茫大地一片干净。”历史在杀戮中后退,在杀戮中前行。历史和人在某种理性造成的非理性的杀戮中寻找着理性。在视人如蝼蚁的杀戮中,中国没有人。有的,只是凄惨而悲凉的历史的回声。其实,张献忠这样的没文化的底层人物才是最容易成为杀人魔王的,而真正的上层人士,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少有做出如此为人类不齿的事的。每个人的灵魂最隐私处总是存在善与恶的碰撞,善大于恶,那么就是个正常人(不一定是好人,好人需要善远大于恶)。善只要小于恶,犯浑基因必定像癌细胞那样蔓延,一个人恶看不出什么来,如果这个人成了声震一方的“起义领袖”,那么在他影响下手下上万人就都“恶”了,在张献忠这样低智商、没家教、少理性的人的操控下,必然导致一场不可收拾的人间悲剧。真正的造反者——贼只在专制制度中,专制制度有贼性才使贼欲与专制制度共存。在民主国家,没有造反,只有罢工。专制国家则不然,皇帝老贼不死,那么局势永远无法改变,这就有了造反。既然你朱元璋通过暴力革命能夺取政权,那我张献忠为什么不能造反?你能革元顺帝的命,我为什么不能革崇祯的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于是为了民而换君,便有了无数次改朝换代,才有今天的走向共和。历史发展到今天,生产力高度发达,粮食产量早已能“解放”全人类,可仍然有十亿以上的人在挨饿,这就是西方学者说的“制度性贫困”。不是财富不够,而是分配不公,有的富人们宁可将粮食倒进海里或喂狗(当然肯定是名犬)也不给穷人,这是为什么?因为人的优越感只有在贫富对比差距很大时才能体现,没有穷哪有富,没有吃不上饭的怎么体现我这吃澳洲鲍鱼的高贵,这就有了现在的局面,于是乎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则是我们今后要深思的。附录明朝vs日本、明朝vs荷兰、明朝vs英国、明朝vs西班牙明亡清兴大变局中明朝不仅跟后金、李自成、张献忠三线作战,而且还和日本、荷兰、英国打过仗,并且几乎都打赢了,这也算得上明末那段凄惨的历史中少有的亮点,对于明朝与西方殖民者交锋的这段历史,其他史书少有涉及,本卷最后,让我们从明朝在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与日本在台湾的冲突开始,重温这几段中华民族早期反侵略的辉煌篇章。(1)最不出名的民族英雄从1588年参与讨伐叶赫部后,沈有容就再也没露面,估计许多读者已经忘记他了。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沈有容与备倭总经略宋应昌一起出兵朝鲜,但因为与宋应昌不合,于是主动辞职回家。1597年丰臣秀吉第二次出兵朝鲜,这次丰臣秀吉打算南北两线作战,从浙江福建登陆夹击大明,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行。此时的大明与日后甲午战争时的清廷不可同日而语,大明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丰臣秀吉的计划,于是万历皇帝下令在浙江与福建沿海集结大量水师,严阵以待。福建巡抚金学曾上疏建议,不如动用这些兵力去直接攻击日本本土,来个围魏救赵,以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他的建议被万历皇帝采纳,万历皇帝成为中原王朝第一个曾计划攻击日本本土的皇帝。金学曾把攻击日本本土的任务交给了此时赋闲在家的沈有容。谋定而后动,沈有容先派人侦查日本的情况,就在侦查期间,丰臣秀吉就死了,日本计划从朝鲜撤军,于是大明不必再冒风涛之险而东征日本了,自然,沈有容此次的使命又告吹了。在此期间,金学曾派给沈有容一个叫刘思的助手,并从府库中拿出一千两白银作为赴日本侦查的经费。这笔钱沈有容分毫未动,而刘思则在日本大多用于泡日本娘们了,事后刘思被抄家,而沈有容则因为清廉而越发被看重,金学曾上奏保举沈有容任福建都司。丰臣秀吉虽然死了,大规模的日本侵略战争不会发生了,然而小规模的倭寇侵略依然不断,沈有容在福建沿海数次与倭寇作战,他“枭捷善战,每临敌先登,意气闲暇;两舟相隔丈许,提刀飞身过之,立斩数人,一舟披靡,而后众将士从之。又加以沉毅多谋,料敌出奇无穷”。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七艘日本战舰来到闽浙侵略,被明军打败,窜到台湾,在此安营扎寨。为捣毁倭寇巢穴,沈有容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春节前夕杀牛犒赏士卒,随后宣布了自己打算率军直捣台湾的计划,因为当时正值腊月,不是出海的季节,诸将及水手都面露难色,沈有容以民族大义说服了大家,于是亲率二十一艘战船冒巨大风浪前进,在澎湖登陆时因赶上风暴仅剩十四艘。登陆后,沈有容“与倭斗,格杀数回,纵火烧沉敌船,斩首十五级”,明军勇猛,以一当百,殊死战斗,打得倭寇无还手之力。倭寇为争取逃跑时间,就把新抢来的财物扔进海边,诱使明军捡财物来延缓对自己的进攻。明军有的人看着地上的财宝动心了,此时沈有容大喝一声,打完日本人再捡!于是明军“无一人取其秋毫”,继续前进,越战越勇,全歼倭寇,日本人的鲜血染红了海水,我军烧毁六艘敌船。真是神兵飞出鬼不觉,谈笑成功人始知。这是中国军队首次从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的行动,也是明军第一次主动从海上出击打倭寇。此后十年日本人没有在东南沿海挑事儿,但荷兰人来了。17世纪初,荷兰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后也加入殖民者的行列。荷兰这个低于海平面,不得不年年筑大堤以防海水的灭顶之灾的小国却焕发出征服世界的勃勃雄心,号称海上马车夫的他们赶着能蹈海穿浪的“马车”走向了世界。1604年8月荷兰人派两艘战舰驶向澎湖,当时正值明末北方抗清前线吃紧,明朝海军从澎湖撤退,于是荷兰人以通商为名顺利占领澎湖。抗倭英雄沈有容率二十艘战船来收复澎湖,荷兰人说:“中国兵船到此,是不是要和我们干一仗,如果是的话,我们奉陪。”沈有容说:“中国惯于杀贼,你们既说通商就优容你们,你们还蹬鼻子上脸。要想打仗吗?你们难道没听说过我大破倭寇,使海水尽赤吗?我不想让你们步日本人的后尘。”荷兰人韦麻郎无奈,他说等风暴平息就撤走,实际是赖着不走。沈有容严肃地说:“我们福建巡抚说要调大军剿灭你们,我说你们是来通商的,不必动武,只要我交涉,你们就撤走,大军这才没来。谁知你们不听劝告,赖在这里,干不可告人的烂事,我打算回去禀报,让巡抚发兵。”韦麻郎吓得胆战心惊,表示一定退兵,可他贼心不死,私下里送三万两银子给沈有容,让他别赶他们走,被拒绝。韦麻郎这才死心,在十月二十五日离去。荷兰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澎湖,沈有容不费一枪一弹收复澎湖!韦麻郎临走时将铜炮、炮弹和荷兰特产赠给沈有容,沈有容只留下炮弹和铜炮,其余一概奉还,真是不杀而威,不令而行呀!人们在澎湖立石碑永久纪念此事,上书:“沈有容谕退红毛韦麻郎等”。这块碑在今天仍然存在,作为中华民族的光荣载入史册。荷兰的战舰“舟长二十余丈、高数丈,双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鋈金锢之。四桅,桅三接,左右两樯列铳,铳大十数围,皆铜铸;中具铁弹丸,重数十斤,船遇之立粉”,作战能力十分强。而这时福建水师的战船却多是商船与渔船改造的,虽有五十艘之多,但未必稳操胜券。所以沈有容能够兵不血刃逼荷兰人退兵也是难能可贵的,或者说也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荷兰人走了,日本人又来了,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通过琉球致书明朝,要求恢复贸易,否则他将“令日本西海道九国数万之军进寇于大明,大明数十州邻于日本者,必有近忧矣”。但由于琉球并未将此等无礼的文件传达,所以明廷不知此事。德川家康一看,你不理我,那老子我就自己来了,他给村山等安颁发了“高砂国渡航船朱印状”(当时日本称台湾为高砂国),并派给他三千士兵,委任他侵略台湾。村山等安派遣自己的儿子村山秋安率领着十一艘战船从长崎出发,但舰队在途中遭遇风暴,船队漂散,一部分骚扰闽浙沿海;一部分去了越南贸易;明石道友所率的三艘船虽然到达了台湾北部,其中一艘小船上的日本兵仓促登陆,被台湾土著民围攻,打打不过,突围突不出去,最后这些日本兵集体高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剖腹自杀。明石道友手下三艘船变成了两艘,他率领两艘船流窜至福建海面,烧杀抢掠,于五月来到浙江东沙岛(不是南海上的东沙岛)。福建巡抚黄承玄派董伯起前去侦察,董伯起虽然化装成渔人,但被明石道友看出来了,于是明石道友拿刀逼他,问:“说!你是干什么来的?”董伯起骗他说:“我军门知道你来犯,已经造好五百艘战舰等着你呢,我们的舰队马上就要到了!”明石道友还真实在,他信了,于是率船队撤回日本,但没放走董伯起,以便将他作为与福建政府谈判的筹码。此后五年时间,不知道村山等安去忙什么了,反正是杳无音信,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明石道友奉村山等安之命,以送回董伯起为名,携带礼物及上明朝表章来到福建王崎澳,要求恢复通商。福建巡抚黄承玄命沈有容跟日本人交涉,当时明石道友在交涉时没佩刀,沈有容问:“你为何不佩刀?”明石道友答道:“不敢。”沈有容亲自取来一把太刀给他配上,明石道友感激涕零,因为佩刀毕竟是武士的象征。明石道友此前听说过沈有容在台湾大破日本海军的事,加之被沈有容镇住了,没敢提别的,放了董伯起后就回船上了。明石道友还未离开,日本人桃烟门又率领三艘战船、倭寇百余人进犯浙江,击沉了浙江的一艘明军兵船。他们在驶进东沙白犬澳时,触礁搁浅,于是日本人就在岸边盖房子,打算长期盘踞。福建巡抚黄承玄得到消息后,将此事交给沈有容负责。沈有容率兵三路围困,用大炮猛轰,焚毁了倭寇的房舍与积聚,但倭寇依然拼死顽抗。把总何承亮要进攻,沈有容说:“倭寇困兽犹斗,很难让其投降,这一带多礁石,我军如硬攻,很容易损失战舰。不如诱敌出战,将敌人擒获。”随后他派精通日语的王居华前往劝说日本人,王居华用日语说:“你们日本人的命就在须臾之间,如果你们没有冒犯我大明的罪过,把事情讲清楚,或许还能有一线生路,不然的话,你们必死无疑!要知道,明石道友都已经受招抚了。”桃烟门听后,有些犹豫。次日,有倭寇率三艘船前来救援,三艘船都被沈有容击沉。桃烟门见突围无望,就说:“只要有明石道友的书信来让我投降,我就听他的。”沈有容于是让明石道友写信,明石道友也听话,他写了书信交给了沈有容,桃烟门等人见了明石道友的书信,便投降了。时人董应举听闻沈有容这次击败倭寇的消息后,叹息道:“东沙之役,某生六十一矣,未见有此不伤一卒、不折半矢、不糜斗粮、不旷时日,去如振叶、归若系豚,捷速而完,功难而易;就使俞(俞大猷)、戚(戚继光)再生,亦当首肯矣。”1620年,由于努尔哈赤的强大,东北形势吃紧,沈有容被调任山东副总兵,以防努尔哈赤从辽东半岛跨海侵略山东。辽东民众有乘船从努尔哈赤占区逃亡山东的,沈有容都派人接应,共三万四千人得到接应。沈有容在登州结识了戚继光的长子戚柞国,当时戚柞国正在编辑《戚少保年谱耆编》,但年谱完成后,戚柞国等无力将其刊行,幸而得到了沈有容的资助,使得此书出版,今天我们所知的戚继光的赫赫功业赖此书得以保存。1624年沈有容因病而辞官回乡,三年后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岁。(2)西班牙、荷兰亮剑台湾台湾是个风景迷人之地,海岸上悬崖壁立,树木蓊郁葱茏,在葱兰叠翠的狮球岭后面,是基隆城。夜晚遥见岗峦起伏之处闪着点点渔火,一轮圆月当空照,夜色幽蓝,海水潮起潮落,让人心醉。也正是台湾迷人的景色,富饶的物产引来了西方殖民者的贪欲。1604年,第一次侵略澎湖失败后,荷兰人没有就此罢休,澎湖列岛与台湾始终被列入其计划占领的名单中。1621年荷兰人获取重要情报——西班牙人要占领台湾,于是荷兰人打算先下手为强。荷兰巴达维亚总督决定先攻击澳门的葡萄牙人,如不能攻陷,则在澎湖寻找适当的港口,先于西班牙人占领台湾。1622年,荷兰将领雷尔生率一千零二十四人乘八艘战舰进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1623年7月23日,荷兰海军司令高文律率一艘大型战舰、四艘小型战舰占领澎湖。10月,高文律来到厦门想和明朝谈判,用和平方式使对澎湖的占领合法性,但由于中国海军提前得到了

                          在许多问题(包括东北战略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1626年宁远大捷后,辽东经略袁崇焕向天启皇帝保证,五年内收复明朝全部失地。然而,此时明朝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即努尔哈赤1621年占领辽阳后,当地汉人纷纷逃往鸭绿江西岸,寻求军阀毛文龙的保护,从而使毛文龙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毛文龙是杭州籍军人,曾为王化贞部将。1621年,他一度攻占了鸭绿江畔的镇江,在明军连连惨败的这一年,这也算是辉煌战绩了。尽管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很快又夺回了镇江,毛文龙仍然以功升任副将,镇守朝鲜边境的铁山——位于鸭绿江东一个半岛之上,距海仅几公里。辽阳陷落后,明军的残兵败将纷纷投入毛文龙帐下。1624年,他又在朝鲜军队协助下,深入长白山,袭击了后金的老巢,从而在朝廷中赢得了有力支持。尽管镇守登州的山东经略表示反对,毛文龙还是得到了朝廷拨给的军饷,甚至还于1625年得到了天启皇帝御赐的礼品。1627年2月,后金出兵朝鲜,攻破了毛文龙的铁山营寨,迫使其退入鸭绿江口附近的一个海岛。该岛名为皮岛,原是岩石裸露、荒凉不毛之地,此后却成了山东——辽东贸易线上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并且是辽东将领及所属雇佣兵投奔毛文龙旗下的一条“门径”。毛文龙多次以皮岛为基地袭击大陆的金军,但朝中大臣对此评价不一。温体仁赞同毛文龙的作法,其他大臣,包括袁崇焕,则将其视为无谓的冒险,并指出毛文龙占据皮岛将耗尽朝廷有限的军饷。此外,毛文龙又逐渐表现出欲独霸一方的企图。他一面同后金暗中勾结,一面吸收、利用登、莱二州的财货,并拉拢那里的将领。1627年后,当袁崇焕着手整顿东北防务之时,毛文龙之所为明显损害和危及了他的边帅统一指挥权,从而为皇太极及其后金政权离间前线明军将帅提供了机会。1629年夏,袁崇焕为了重申自己的权威,也为了直接同后金谈判,决定对毛文龙采取行动。他先同自己在朝中的保护人钱龙锡交换了意见,然后宣布要亲往辽阳前线视察。抵达宁远后,他又率领一支由水兵和步卒组成的小分队,包括一队甲士,渡海前往毛文龙的双岛营寨。7月24日,袁崇焕到达双岛,向毛文龙手下部分将士发放了10万两饷银和一些黄金。然后,他以检阅将士为名,令甲士在毛文龙帐外四面围住,将毛文龙和其部众隔开。袁崇焕先向毛文龙的部将慷慨陈词,使其感泣顿首;既而语气一变,突然转向毛文龙,诘责他滥用军饷,专制一方。袁崇焕一一列举了毛文龙所犯下的12项斩罪,并且声称已在皇上面前对毛文龙提出了弹劾。毛文龙一时魂飞魄散,无言以对。袁崇焕遂又转向毛文龙的部将,大胆提出自己情愿以身试剑,令其或杀毛文龙,或杀袁崇焕。毛文龙的部将们顿时不知所措,趁此机会,袁崇焕立即命令手下一员将领把毛文龙斩于帐前。毛文龙死后,袁崇焕便将其军队分为四协,令毛文龙的养子毛承禄统领其中的一协,而将全军收归自己麾下。毛文龙之死使皮岛陷入了混乱,袁崇焕只得将毛文龙手下的许多海盗遣散,任其劫掠为生;此事还使袁崇焕极易受到朝中流传的这样一种谣言的攻击,即毛文龙对袁崇焕与后金私下谈判之事有所了解。不久,当袁崇焕正向朝廷解释诛杀毛文龙的理由时,战事又起。1629年11月,皇太极出兵围攻宁远,并借道蒙古土默特和喀喇泌部,由喜峰口入关。金军的这次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措手不及,急忙调总兵祖大寿率军2万自山海关入援京师。祖大寿赶到北京城下,奋力拼杀,终于将金军击退。尽管打了胜仗,但金军此次入关毕竟使明朝大为丢脸,因此袁崇焕还是没能逃脱罪责。崇祯皇帝以部将不和、玩忽职守、致使东线明军混乱无力,诏责袁崇焕。于是,关于袁崇焕与后金暗中勾结的谣言便流传开来了。甚至有人说,他为了强调自己是朝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便故意引狼入室,邀请金兵前来攻打京师。1630年1月13日,袁崇焕被因越权与后金议和,被劾通敌,定为死罪。结果,袁崇焕被磔于市,家人也遭到了株连,或被杀,或没为奴婢,或充军流放。其后台钱龙锡、成基命,也因此被牵连入狱。辽东战事的失利,很容易被温体仁之流用作扩大一己势力的机会。结果,许多大臣莫名其妙地变得目光短浅了。虽有人在真诚、积极地寻求北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也有人将每次辽东战事危机仅仅看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例如,1630年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共同执政,而名义上,周延儒的地位又在温体仁之上。于是,温体仁为了独揽朝纲,决意排挤周延儒。他巧妙地利用了原毛文龙手下的海盗袭扰登州的机会,攻击周延儒软弱无能。稍后,当宦官王昆指责周延儒受贿之时,温体仁竟无一句辩护之辞。皇上怕引起朝廷内讧,只得抛弃了这位宠臣。1633年7月25日,周延儒被迫辞职,温体仁遂独揽了内阁大权。复社成员密切注视着温体仁的崛起。随着他的权势一天天扩大,张溥逐渐意识到,必须在朝廷以外寻求更多的支持。于是,他辞官离京,返回江南去主持1632年在苏州虎丘召开的复社第三届年会。当时,许多复社成员希望得到周延儒的庇护,因为他是吴伟业父亲的挚友。但第二年周延儒辞职后,这一希望便破灭了。1634年,复社又为争取任命郑三俊为吏部尚书而四出游说,但最后皇上却将这一职位给了温体仁推荐的南京吏部尚书谢升,将其从南京召回,1634年10月22日拜为北京的吏部尚书。然而就在这一年,温体仁也因西部地区发生叛乱而有所失宠。皇上又令礼部考官文震孟入阁办事。文震孟是宋朝爱国将领文天祥和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后代,也是复社的好友。那年会试选定头名状元前,他曾私下征求过张溥的意见。此人是个敢作敢为的政治家,入阁后立即着手策划,再给温体仁一次沉重打击。争取外朝大臣的支持毫无问题,九个月来,已不断有人疏劾温体仁收受贿赂,败坏吏治。困难在于,必须在阁臣当中找到既受崇祯帝信任又支持弹劾温体仁的第三派人物。正如钱谦益事件所表明的那样,除非皇上能被一个完全中立的人说服,从而相信问题是真实的,否则他会将众人齐声弹劾看作群臣非法串通的证据。文震孟选中了嘉善名士钱士升。因为此人入阁后,完全置身于党争之外,而对东林党人及其宗旨又颇有赞同之意。于是,文震孟入阁仅四个月,便在皇上面前公然指责温体仁与谢升串通一气,操纵选举,既而转向钱士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钱士升却一言不发,拒绝证实文震孟的指控。结果,皇上以煽动党争为罪名,将文震孟革职。然而,此事并未结束。文震孟被革职后,原东林党领袖郑曼公开批评朝廷清洗敢于直言的大臣。在崇祯皇帝看来,这正是党争猖獗的又一证明。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令锦衣卫将郑曼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郑曼的同窗理学家黄道周为此辞官还乡,以示抗议。钱士升把文震孟对温体仁的攻击,看作与己无关的政治争吵,因而不愿支持文震孟。但当此事发展为保护南方士大夫经济利益的问题时,他便主动充当了积极角色。文震孟事件过去六个月后,武生李进奏陈朝廷,建议向江南富户加征赋税,以供对内平定李自成和张献忠、对外抵御后金之用。1636年5月7日,朝廷大臣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钱士升终于说服了崇祯帝,使之相信向江南加税势必在这一仍保持着安定的地区激起叛乱,并使朝廷失去江南士人的拥戴。李进的建议被否决了,此项搜刮落到了山东、河南富户的头上。结果,北方地主替南方士绅承受了这一额外的经济负担。在1637年3月钱谦益及复社领袖张溥、张采被劾事件中,负担过重的北方地主对生活奢侈的南方士绅的忌恨,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幕后操纵者是温体仁。他决意破坏钱谦益等人刚正清廉的政治声誉,以削弱他们在朝中的势力,遂暗中怂恿苏州士人张汉儒、陆文声,疏劾钱谦益为官不廉,家臣在常熟依权仗势,横行乡里;又指控二张贪污腐败,并图谋削弱朝廷对江南的控制,“以复社乱天下”。这些指控或许触到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温体仁有一次也超越了他向来恪守的谨慎界线。当时,他得知钱谦益拜访了宦官曹化淳,因担心于己不利,便一面装作漠不关心,一面警告皇上:钱、曹二人正在暗中勾结。1637年6月16日,崇祯皇帝命令钱谦益辞职,同时又暗遣心腹宦官向他透露,背后捣鬼者就是首辅温体仁。曹化淳闻讯后立即做出了反应,揭露温体仁一直在破坏钱谦益的声誉,并暗中指使张汉儒等人带头奏劾。皇上闻知此事后大吃一惊,既而又大发雷霆:这位经常向他告发朝中阴谋的大臣,眼下却在筹划自己的阴谋。于是,张汉儒被打入死牢,温体仁则被迫辞职。1637年8月1日,温体仁在作了近10年宠臣之后,灰溜溜地致仕还乡了,并且直到第二年命归黄泉之时,也未能挽回皇上对他的信任。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温体仁被罢免,为复古派重整旗鼓提供了一次机会。早在温体仁垮台之前,南方就出现了创建文社的新高潮。1636年,徐州诗人万寿祺在南京创立了一个新的文社,成员有原南社的沈寿民、几社的李雯,以及正欲跻身科举的陈名夏、方以智等少年士子。自从复社摆脱了人们的怀疑和攻击之后,此类活动更加活跃,复社成员又继续操纵科举。1637年中举的进士共301人,其中37人为复社成员。陈子龙就是这一年中举的,而主考官则是初次读到其文章的黄道周。这些文社的大部分活动,都以南京为中心。当时,大批南方乡绅正纷纷举家逃入南京避难。在那厚重坚固、令人心安的城墙背后,生活一切如常,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会来打扰这些特权者的享乐。诗人冒襄——与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惠并称江南“四公子”——描述了1642年中秋节,他冒险穿过盗匪出没之地到达南京后,与妓妾重聚欢宴之情景。秦淮中秋月,四方同社诸友……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冒襄与其爱妾董小宛,是1639年赴南京乡试时初次相遇的。董小宛是秦淮河畔最有才艺的名妓之一。她七岁起便随母学习音乐戏曲、女红烹饪和诗词书法,又是当时公认的绝代佳人之一。冒襄到南京后,方以智想把他这位潇洒的朋友介绍给董小宛。而董小宛因厌倦妓女生活,渴望委身于一位名士,已同母亲一道离开秦淮回苏州去了。冒襄立即赶去会她,但不久便与之分手了,并一度迷上了另一绝色美人陈圆圆。这位苏州名妓陈圆圆最后被军阀吴三桂霸占,而在这之前,她曾是冒襄之妾。后来,冒襄离开了南京和苏州,回到家乡如皋。其原因之一,是他不断受到许多文人的纠缠,要他加入他们的文社。当时,各文社正为招纳社员而激烈竞争;而某人声望之高低,也直接取决于其文社影响之大小。阮大铖便是众多谋求声望者中的一个。此人原是个阔绰的安徽剧作家,1629年因阿附魏忠贤被列入逆案,革职还乡,后因家乡怀宁响马横行而逃至南京。到了南京后,他一面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希望能以边才得到起用,一面筹建自己的文社,极力挽回他在士人中的声誉。许多游学南京的青年士人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得到慷慨盛情的款待。阮大铖的成功使复社大为震惊,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东林被难诸孤。陈贞惠便是其中之一。陈贞惠之父陈于廷,是位刚直不阿的东林党人,1624年被革职。陈贞惠本人则是明季“四公子”之一,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在江南享有盛誉。陈贞惠还与金坛周氏关系密切。其子陈维嵋娶了周镳之女为妻。周镳则是复社骨干周钟的异母兄弟,也是江南著名的才子,1627年中举。1628年崇祯皇帝刚刚即位并着手清洗阉党之时,他又考中了进士,入礼部供职。周镳有两位叔伯被当作阉宦同党列入逆案。也许正是由于对此家丑深感耻辱,他才不惜丢弃乌纱,以换取天下盛名。一次,他公然出言不逊,讥刺崇祯皇帝任人唯亲。崇祯皇帝为之大怒,将其革职为民。于是,周镳立刻博得了耿直、忠诚的美誉。当其亲家陈贞惠着手联合东林诸孤及其他士大夫反对阮大铖时,周镳便充当了领袖的角色。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所谓《留都防乱公揭》的出笼。这份写于1638年的《公揭》,对阮大铖进行了猛烈抨击,揭露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操纵官府,寻花问柳。1639年,当《公揭》呈至皇上面前时,上面已有140人的签名,其中包括黄宗羲、吴应箕、杨廷枢(1626年苏州暴动的领袖)等名士,而以顾杲(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侄)居首。阮大铖的阴私被揭穿后,大感丢脸,欲买下所有南京《公揭》,却未成功,遂满怀怨恨地逃离南京,到别处藏身去了。“小东林”在北京的势力远不如在南京,因此在朝廷中,皇上选定的下一任内阁首辅仍是个中间派,即温体仁的门徒薛国观。此人同温体仁一样,也极力想让崇祯皇帝相信,朝臣们提出的所有挽救内外危局的建议,都是党争的手段,而非真正的救国大计。其实,1636年为镇压李自成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曾经提出过一项明智的主张。杨嗣昌未加入任何文社,也不是复社控制下的翰林院的官员。但温体仁被革职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朝廷无力同时应付两场战争。1638年6月18日,他以彗星的出现等神秘的天文现象为由,力劝皇上立即同清朝议和,同意割让领土和恢复边市贸易,以便集中兵力镇压内地的起义。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复古派之好斗,显然不合时宜。1638年最后几月间,清军突破长城,直入中原。这年冬季,他们洗劫了济南、天津等许多城镇。在1639年3月清军撤回关外之前,驻守安徽六安的明将史可法,准备率众北上,入京勤王。行前,他给夫人写信说:北边破了五七十州县,不知杀了多少人。昨山东济南满城官员家属都杀绝了,真是可怜。看到此处,可见凡事有命。奇怪的是——虽然这不是无法解释——徐州画家万寿祺及其同仁好友竟如此健忘,于当年夏天便聚集北京编撰诗集。清军撤出关外才三个月,他们就又在京城无忧无虑地聚会狂欢了。四方之良,皆来会于京师,东海姜垓,润州钱邦范,新安程邃,彭城万寿祺,各以事至,良夜高集,望舒南流,举觞赋诗。李雯当时也在北京。其父李逢申刚从前线回来,因此他对清军入关的危险当有更多了解。然而,他似乎也对此漠不关心,只一味抱怨朝臣的官僚主义,倾诉对南国家乡的怀恋之情。在给江南的好友宋征舆的一首诗中,李雯写到:京室非我宅,燕云非我乡。冠盖非我俦,趋谒非我长。良朋隔远道,夙昔梦仪光。芙蓉发清池,玄蝉鸣路傍。在野之士对朝廷面临的威胁视若无睹,而必须对国家安全负责的朝中大臣却肩负着同时进行两场战争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再次加派赋税,以筹集更多军饷。首辅薛国观表示反对,但崇祯皇帝认为,除暂时加税之外,已别无良策了。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薛国观的意见,是从朝廷预算中砍掉不必要的支出,特别是闲职俸禄和贵戚资产等最为明显的浪费。崇祯皇帝迫于战事危急,不得不令皇室贵戚献资助饷。首当其冲的是孝定太后兄孙李国瑞,

                          要在五年之后才会积蓄到足够的力量找金国算账,在这之前,他退出了辽、宋、金之间的大舞台,主角继续由耶律延禧担任。耶律延禧的复国之梦熊熊燃烧,不可遏制,哪怕众叛亲离,手里的军队都不是本族人了,也不后退。这人带着五万室韦兵,加上全体后妃、儿子、宗室人员一起出征,杀向了南方。决心很大,可惜命运糟糕,他就是这个时代的衰神,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发动战争,遇上错误的敌人,没有一次例外。他刚刚翻越渔阳岭(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大青山的南支),就迎头遇上了完颜宗翰。他面子真大,哪怕落魄到这地步,金国都超级重视他,把金国的二号首长火速派来了。没有悬念,耶律延禧输掉了最后的希望,他靠着五万人的肉盾,再一次成功逃跑,跑回了夹山老巢。他的故事还没有完,两个邀请函跨越千山万水送到了他的手里。一个是宋朝的。由一个和尚秘密送到,赵佶向他许诺,只要他到达宋朝边境,一切就安全了。他会得到宋朝皇兄的称号,一千间大屋的住宅,以及三百个女乐的享受。一千间大屋!知道北京的故宫有多少间屋子吗?九百九十九间半。另一个是西夏的。夏崇宗觉得自己是耶律延禧的女婿,更因为几乎每一个西夏皇帝都是辽国的女婿,这时老丈人出事了,不能不有个态度,于是派人送信,请耶律延禧过黄河。耶律延禧真的去了,屁股还没坐稳,金国的使者也到了。一句话,请众多的党项大脑冷静思考之,是不是想跟辽国一个下场?夏崇宗不想,但又不情愿,就小试探了一下,结果派出去的兵被金军打得一败涂地。这下,他终于清醒了,转身请老丈人哪儿来的哪儿去。耶律延禧又逃回了夹山深处,他的逃亡生活还会再继续近两年的时光。这时顺便说一下西夏,自从送走耶律延禧之后,它变得非常安宁,几乎游离在时代的大变革之外。辽、宋、金之间的大博弈对它来说几乎没意义,直到蒙古人崛起之后,才动摇了它的生存根基,主要的原因还是它自己找死。为什么呢?因为它穷。西夏这块不毛之地,说实话,除了宋朝因为太多的历史原因,非要跟它打个清楚明白之外,几乎没人答理它。又穷又硬,还不讲理没信义,跟它往来有什么好?比如金国,眼放着肥到人类之巅的宋朝不抢,难道去和这群党项人死磕?简直莫名其妙嘛。这就是从此以后近百年的西夏国运的基调。它很平静地生存了下去,在以后天翻地覆的格局下,我会很少提及它,在此算是有个交代吧。回到中原,这时历史的焦点在平州。对金国来说,平州的张觉已经是个刺头,不是切不切的问题,而是稍微切晚一点,就会带着整个燕云十六州一起滑向宋朝,把金国的桥头堡给毁掉。燕云十六州,永远是东亚大地上的异域。谁得到它,都会得到财富与机遇,而失掉它,会失去未来的安宁和话语权。在完颜吴乞买招回各占地首领,商量继位大事的阶段,张觉有了新动作,除了自己的平州外,他带着营州、滦州一起归降了宋朝。前面提过,平、营、滦三州在辽国统称为“平州路”,而平州之东是榆关。榆关,就是后来的山海关!历来兵家入关,必经山海关。这是燕云区域防务的重中之重,谁得到它,就等于得到进出中原的大门。这时,张觉带着这三州一起倒向了宋朝,军事意义无比重大。金国人立即就急了,没等调集重兵,就地派了三千人攻向了平州。三千人,这点兵力就算是在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也只够和辽军在野地里打架,想攻下燕云区域的重镇,简直是做梦。张觉只是关上城门,这三千人自己就走了。张平很兴奋,派他的弟弟到开封城报功。赵佶很兴奋,派专人带着敕书、诰命去平州发奖。当天的发奖仪式很盛大,张平带着平州的头头脑脑们出城迎接,就在这时,危险已经到了他的身边。金军突然杀到。统帅是完颜宗望,军力是十万人!完颜宗望是阿骨打的二儿子,本名斡离不,俗称“二太子”,和后来那位家喻户晓的“四太子”齐名。查一下这人的生平,这时是他一生中最郁闷最窝火最想杀人的时候。阿骨打起兵反辽,他的军功只在宗瀚之下,以他的资历、血统,金国皇位只能是他的。可是事到临头,居然便宜了他的叔叔。完颜吴乞买,他有什么功劳,何德何能,居然当上了皇帝?!尽管不服,也仍然得服。吴乞买的政治手腕是非常高的,有他在,金国超强的军力不仅用来开疆扩土,更是他操纵政局达到平衡的砝码。在完颜吴乞买的统治期间,宋、辽两国的君主大臣们遭遇很惨,金国本身的上层建筑也一批批地倒下,悄悄地说,他是一个成功版的赵光义。回到平州城外,这种级别的敌将,这样庞大的军力,已经运动到了身边还毫不知情,那么死得再难看也不冤了吧。张觉反应非常快,他推开奖金证书一跃而起,上马就跑。这人真的被吓着了,哪怕平时喊过一万遍金军不可怕,平州守得住的口号,这时也全都忘了。平州城就在他的身后,有五万以上的军力、超级坚固的城墙作后盾,他都没敢回头。此人一路狂奔,跑向了幽州城,投靠前“怨军”,现在叫“常胜军”的郭药师部了。在他身后,十万金军冲向了平州城。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都认为平州城没救了,之前金军所向披靡,辽国五京都被一一攻破,平州城再强,难道比辽国的都城还结实?在这种对比下,张觉逃跑似乎也情有可原。但是这些都错了。完颜宗望以十万兵力围困平州城达半年之久,仍然无法攻破。半年之后,城里的兵打光了,只剩下几千人。城里的粮吃光了,连耗子都找不着,到这种地步,平州人也没投降,他们冲了出去,突围南逃。金国人得到的,只是一座空荡荡的死城。平州人用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了世界,金军没什么可怕的,哪怕是第一代的金军,也不是吃人的妖怪,只要敢于反抗,不仅能守得住,更能冲出去自由骄傲地活着。形象地描述,平州城就是一支火炬,它熊熊燃烧在无边的黑暗里,显得璀璨壮丽;准确地描述,平州城像一支火炬,壮丽璀璨地燃烧着,而它的周围,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真的太黑了,所有人都眼睁睁地看着它陷落,不仅不救,还彻底无视。该怯懦的仍然怯懦,该昏庸的继续昏庸。先是它旁边的营州没顶住,被金军迅速占领,满城的居民都成了奴隶,里面就有张觉的母亲、妻子。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张觉还能挺住,他弟弟崩溃了,为了救他妈妈,他选择了投降。他不仅把张觉的去向泄露了,还交给了金军几页纸。那是宋徽宗赵佶亲笔写给张觉的御笔金花笺,封官许愿的话都写在上面。这东西到了完颜宗望的手里,就不只是张觉的事了,是宋朝私下里搞小动作的铁证。怎样才能编织出一根小绳子,一步步地绕到一个超级大国的脖子上,一点点地收紧,直到勒死?这个过程,金国人已经很熟悉了,完颜宗望迅速制定出了一二三的步骤。第一步,向宋朝要张觉。金国派使者先去了开封,告诉赵佶老实承认伤害盟友感情的错误,把张觉交出来。别想打马虎眼,张觉就在幽州城里,现在改了个名字,叫什么赵秀才。金国不要活人,你们杀好了送脑袋。人证物证俱全,赵佶无话可说,他派人带着金国使者去幽州取人头,暗地里吩咐幽州安抚使王安中把张觉藏起来,杀个长得像的人送去了事。王安中照办了,可不知道怎么搞的被金人识破了,人头有假,再杀真的送来。宋朝无可奈何,只能秘密地杀了张觉,用注满水银的匣子装好,送给金军,同行的还有张觉的两个儿子。金国的第一个要求满足了,宋朝觉得又一次过了关,却不知道当时有个人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当张觉的人头被送出城之后,他悲愤地小声说了一句话:“若金国索要我郭药师,难道也要交出去吗?”这时的郭药师非同凡响了,他是赵佶钦定的幽州城防司令,手下除了近万人的常胜军之外,还有临时招募的三十多万民兵。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心理动态,就是燕云区域稳定系数的晴雨表。第二招是找后账。张觉事件过后,完颜宗望派人到燕云地区来,说某年某月宋朝的某位使者曾经许诺了多少钱粮,一直没兑现,现在该给了。这实在是太闹心了,在这几年的宋、金交易之中,到底金国提过多少条件,宋朝给了多少好处,老实说在事情过后几百年,全盘掌握过程的情况下,统计起来都很费劲。在信息不发达的当时,要前线指挥官的手里有一本明账,根本是不近人情。双方吵了起来,吵得不尽兴,完颜宗望使出了第三招。他悄悄地给西夏人带了个话,要他们出兵攻打武、朔两州。宋朝在燕云地区的最高长官是谭稹,这人还真不含糊,金国要后账他敢赖,西夏人趁火打劫他敢反击,在这块人生地不熟刚刚收复的土地上,他把西夏人赶了回去。三招过后,完颜宗望有点郁闷,这人软硬不吃得怎么办?想了想,他决定把情况反映给赵佶,让宋朝的皇帝收拾宋朝的官。谭稹下台了,他被调回国内,停职反省,好好去想到底欠没欠金国人东西。接替他的是金国的老熟人,武装太监、广阳郡王童贯。童贯在这段时间里坐了一次过山车。收复燕云之后,他的地位上升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之后突然摔了下去,被勒令停了前线的一切公职。理由是花钱太多了,燕云的价儿实在太高,根本没提前后两次大败的事。其实,真正的理由是赵佶的政治手段。在中国的官场,一直有个很好玩的现象,不管是哪个朝代,如果某位大将出兵立下不世战功之后,回国时耀武扬威万人空巷,那么基本上可以为他默哀了。这人的政治生涯、军事生涯、人类生涯都已经结束。相反,如果皇帝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一顿臭骂,战绩了、功劳了什么也不提,相反全是错误,之后全体朝臣一拥而上,发挥集体力量骂他个半死,那么此人可以放心了。这是组织上对他严加要求,希望并培养他向更高的台阶迈进。童贯就是这样。所以这时前线一旦有事,还是第一时间把他派了出来。童贯来了,金国方面突然变得安静。什么幺蛾子都没了,世界很和谐。这让童贯还有宋朝的上层都很满意,在他们的心里,天朝上国的尊严、荣耀都在迅速回归。在这种情绪里,童贯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派人去向金国大太子完颜宗翰索要山后九州。赵良嗣、谭稹要不回来的,不等于他童贯也要不回来,广阳郡王的封号是与燕云十六州紧密结合的,这块土地注定了要在他的手里彻底回归!这时是公元1125年(宋宣和七年)的十月份,远方的风雷动荡,在极远的西方,辽国的末代皇帝耶律延禧终于在余睹谷被金将完颜娄室活捉,押往金朝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至此,辽国彻底灭亡,它对金国威胁全部解除。金国纵目四望,世界广阔,它已没有敌人。但是完颜吴乞买却急需一个死敌。他的皇位非常不稳定,翻开资料,这人在女真人的建国历史上几乎没有战功,一直隐身在后方,给哥哥阿骨打看家。这样的“业绩”,放在汉民族的价值观上都不让人信服,比如宋太宗赵光义。赵光义登基一直存在争议,那么在极其重视战绩的女真族开国第一代人物面前,吴乞买有多大的分量呢?答案是太轻。他的一生,注定了要在本国战将派系之间走钢丝,既要联合他们,更要分化他们,实在不行就要派事给他们做,指定好东西让他们去抢,绝对不能让他们闲着。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一股暗地里涌动的反宋情绪,之后用行政手段把它完美地融进了国策里去。这股反宋情绪来自于金国顶级战将的家属团里,比如完颜宗翰的妻子萧氏,她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的前妻;完颜宗望的妻子金辇公主,是耶律延禧的女儿。再比如辽国降将耶律余覩、刘彦宗、时立爱,这些人都在金国成了新贵。他们牢牢地记着宋朝乘人之危攻打燕云十六州的仇恨。辽国是没力量报仇了,可金国可以利用,比如两位完颜太太,就一直在吹各自丈夫的枕头风。善解人意的成熟的政治家完颜吴乞买先生怎么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呢?反正是慷他人之慨,抢宋朝之财,同时转移国内军事大佬们的视线,何乐而不为?公元1125年(宋宣和七年)的十月份,童贯派人去向完颜宗翰讨还山后九州的时候,正是吴乞买下令正式伐宋之时。屠刀已经临头,可叹宋朝上层仍在做梦。金军在十一月初时南下,兵分两路。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出平州,攻幽州;西路军的主帅是完颜宗翰,他由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进攻太原。各自攻克目标后,渡黄河会师开封,进攻宋朝的都城。童贯当时在太原,面临的是金国军事排名第一的完颜宗翰。这很相衬,由宋朝兵马大元帅,对敌金国军事领袖,双方当量对等。可结果居然是空白。童贯先是愕然,惊叫出了一句名言,堪称是宋朝官场的共同心声:“金国刚刚在边外远处立国,怎么敢做这样的事?!”连东亚最大的辽国都灭掉了,来打你宋朝很奇怪吗?童贯的脑子还真就转不过来。他稍微等了几天,当确定了消息的真假之后,瞬间变得灵动无比。逃跑!童贯第一时间上马南逃,速度之快,让太原知府张孝纯猝不及防。他跟着快跑,才拦住了广阳郡王,换来的却是一声怒吼。“俺是宣抚,不是守土。留下我打仗,那么多的将军都是干什么吃的?”之后,童贯纵马狂奔,消失在民众的视线里。从这一刻起,他数十年建立起来的赫赫威名彻底坍塌了,岁月再一次证明,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坚韧到底,更多数的,都是童贯这样曾经勇敢的心。其实,他本不必这样紧张的,他面对的是完颜宗翰,这个敌人的锐气已经在灭辽的过程中消耗得差不多了,尽管掌有重兵,但征伐之心不再炽烈,更何况他背靠的是太原城。太原千年古都,要说文明什么的倒也说不上太多,它最著名的一点是“硬”!超乎寻常,不可思议的硬度。历朝历代打到这儿的战争都会卡壳,远的不说,五代时以柴荣之强拿不下它;宋初时赵匡胤终生常胜,也拿它没办法;赵光义举倾国之兵把它攻克了,可是却耗时半年,累得全军半死不活,最后在远征燕云时掉了链子,埋下了宋朝不能统一中土的祸根。这时,金军来了也是一样,完颜宗翰连取朔、代两州,到了太原时突然被顶住了。不管他们怎么进攻,太原城就挺在那里岿然不动。时间一长,完颜宗翰放弃了,不能为了一个太原耽误整个战役计划,他留下了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攻,带着大部队向宋朝内境穿插。完颜宗翰的脚步至此被绊住,太原城让他腹背受敌,首鼠两端,他的西路军一直在黄河周边转圈,想攻心里没底,想回去心有不甘。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直到历史书翻过了这一页,他都没想好要怎么办。而直到那时,太原城仍然是宋朝的。回到东路的完颜宗望,这个人才是宋朝的灾星。完颜宗望在金国内部憋了一肚子的气,他的心情恶劣到了不杀人就会杀自己的程度。这是真实的,不久之后,他的生命就会走到终点。当然,更多的人在他到站之前早已提前下车。东路的金军先是在两天之内迅速攻破了檀、蓟两州,接着就杀向了燕云的首府幽州。在进攻的路上,完颜宗望终于遇到了挑战。宋朝的军队走出城墙,到野外与他交战了。来的人是张令徽、刘舜仁,以及幽州城防司令郭药师。这三位都是渤海人,带来了四万五千军队,可以说,幽州方面能拉出来野战的全部家底都在这里了。宋朝把燕云的命运交给了渤海人,在张觉事件发生之后!当天的战斗是个笑话,两军对垒,张令徽、刘舜仁转身就跑,搞得像阵前哗变一样,郭药师稍微抵抗了一阵,带着人以更快的速度撤退。他精确地计算着与金军的距离,抢在完颜宗望到达之前回到了幽州城。之后,他把全幽州的宋朝干部从上到下抓了个遍,送给完颜宗望当礼物。郭药师终于“叛变”了……叛变两字是官方史书里给郭药师定的性,说这人在短短的七八年里接连叛变了两个东家,宋、辽两国前后都被他出卖了,这人的品质真是恶劣!这样说的根据不知是什么,于辽国,渤海国是它亲手毁灭的,渤海人一直是二等公民;于宋朝,自己做过什么应

                          殴美男男gayxxxx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李亨在得知张巡等人被害的消息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他亲自下诏对睢阳保卫战中立下功劳的众将给予嘉奖: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许远为荆州大都督,南霁云为开府仪同三司、灵州大都督,又优恤其子孙,免除睢阳三年的赋税徭役。同时封张巡之子张亚夫为金吾将军,许远之子许玫为婺州司马,并在睢阳修建祠庙,以不时凭吊张巡等众人英灵。事实上,张巡等人血战睢阳的事迹能够流传到今天,我们还应该感谢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李翰,时任监察御史。在张巡等人被害后,并不是所有人全都对他们抱有同情之心,很多人认为张巡死守睢阳不肯撤离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与其在城中杀人而食,不如弃城以求东山再起。有鉴于此,李翰专门为张巡撰写了传记呈献李亨,他认为很多人不知道睢阳的战略地位对于大唐帝国的重要性,所以胡乱发表议论。张巡坚守睢阳孤城,是为了保住江淮的物资供应基地,在城内杀人而食,实属于无奈,并非张巡的本意,希望皇帝陛下不要听信。李亨看完李翰为张巡撰写的传记后,下令将张巡等人血战睢阳的事迹写进国史中,以让千秋万代明晰张巡等人的功勋。千百年后,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厮杀早已经远去,但张巡等人表现出的那种赤胆忠心、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却依然被人们称颂,他们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将千古流芳,永垂青史。有的人活着,但犹如死了一般。而有的人死了,却仍如活着一样,让人们永远不能忘记。光复两京睢阳保卫战虽然最终以唐军失败告终,但由于张巡等人的奋力抵抗,不仅粉碎了叛军南下江淮的计划,更让身在凤翔的李亨喘了一口大气。郭子仪在清渠之败,让安庆绪找到了进攻睢阳进军江淮的机会,但他在睢阳投入了过多的兵力,致使无暇再率兵西进顾及凤翔。事实上,睢阳之战进行得最为惨烈时,客观上也是李亨最为轻松的时候,虽然他无法替睢阳解围,但他却利用睢阳战事颇紧,叛军无暇西顾的时候,决定收复长安。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就在张巡等人血战睢阳的时候,李亨命令唐军主帅广平王李俶和副帅郭子仪率领各路人马出扶风直奔长安,决定以最快的速度趁机收复长安。九月二十七日,唐军在长安城西四十里处安营扎寨,稍事休整后李俶决定迅速开战。在他的指挥下,唐军在香积寺(今陕西长安县南)以北、沣水以东摆开阵势,前后绵延三十里,宛如一条长龙。当时郭子仪吸取了此前清渠之败的教训,为了避免第二次遭到安守忠步骑兵夹击,郭子仪特意加大纵深部署,增强侧翼的掩护,以李嗣业为前军,王思礼为后军,郭子仪自己坐镇中军形成首尾呼应。面对唐军布下的阵势,安庆绪派出部将李归仁率领十万人马出长安城迎战,在唐军北面布下阵势,一场事关双方胜败,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大会战至此正式开打。及战,李归仁率先出阵挑战,唐军前军在李嗣业的率领下急速冲杀过去应战。李归仁故技重演佯装败逃,将唐军诱至其阵前,然后叛军迅速合围,致使唐军措手不及,一时间阵脚大乱。幸好在危急时刻李嗣业一声疾呼,稳住了阵脚,然后脱下战袍裸露上身,手执战刀一边高呼冲锋,一边杀入敌阵,长刀挥处叛军人马死伤无数。叛军见到李嗣业勇猛无敌,一时间有些心虚,所以包围圈开始逐渐散开,李嗣业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唐军手执战刀排成横队,如一面墙一样,开始向叛军反攻。在怛罗斯之战中,李嗣业率领的陌刀手阵形,曾经让大食人尝尽了苦头。这一次面对叛军同样不例外,渐渐的唐军的反攻开始显露出威力,在这些陌刀手的进攻下,叛军开始向后撤退,但李归仁显然并不甘心就此失败,唐军进攻的时候,他下令自己的主力部队向后撤退,尽量不和李嗣业率领的陌刀手进行正面交锋,然后他又下令让埋伏在东侧的骑兵部队从唐军前军的侧面绕到背后,准备突然发动冲击。事实上,李归仁确实找到了破解陌刀手阵形的办法,但让他想不到的是,他的骑兵刚一开始移动时,就被唐军的探马发现。于是探马急报郭子仪,郭子仪果断下令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率领回纥精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从叛军骑兵的侧部迅速迂回到其后方突然杀出,结果叛军惊慌失措四散而逃,仆固怀恩几乎全歼叛军的骑兵部队。在双方骑兵交战的过程中,李嗣业率领陌刀手依然冲击着叛军战线,当得知仆固怀恩的骑兵打败了叛军骑兵后,他下令让陌刀手阵形分成两段,其中一段继续冲击叛军的防线,达到吸引叛军注意力的目的,另一段从侧面迅速绕到叛军背后,与大军前后夹击叛军。刹那间,战场上万马奔腾,刀剑撞击声不绝于耳,士兵的喊杀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这场血战从晌午时分一直持续到夕阳西下,最终以唐军大获全胜告终,共歼灭叛军将近三万人。这场战役对于唐军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歼灭了多少叛军,而是在叛军大败后的当天夜里,如惊弓之鸟的叛军守将安守忠、李归仁、田乾真各率本部人马仓皇逃出长安,退保陕郡。至此,长安又再次回到大唐的手中。九月二十八日,李俶和郭子仪率领各路大军高奏凯歌进入长安,京城百姓倾城而出,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唐军重新回到这座本应属于他们的城池。这一刻很多人已经等了很久很久,当他们看见唐军那迎风招展的旌旗时,很多人甚至喜极而泣,口中始终重复“不图今日复见官军”的话语。九月二十九日,重创叛军与收复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凤翔,李亨知道后高兴得热泪盈眶,当天即派宦官啖庭瑶前往蜀中向李隆基报捷,同时命令尚书左丞裴冕先入长安,告慰诸位先帝并代自己安抚百姓。唐军虽然收复了长安,但广平王李俶和郭子仪并没有在长安过多停留,经过三天的休整后,他们留下太子少傅虢王李巨为西京留守,率领人马踏上征程,准备乘胜一举收复东都洛阳。从长安出来后,郭子仪率领前军人马首先攻打潼关,歼敌五千旗开得胜,继而又接连收复华阴(今陕西华阴县)、弘农(今陕西灵宝)二郡。进入十月又攻下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上洛(今陕西商县)二郡,唐军挟带收复长安的勇猛,一路势如破竹地逼近到洛阳附近的陕郡。唐军的行进速度如此之快,的确出乎安庆绪的意料,还在唐军攻打上洛的时候,安庆绪就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丢了长安已经让他很是不爽,无论如何洛阳是必须要保住的。为此他急忙征调驻守洛阳的叛军,由严庄率领倾巢而出陕郡,与从长安败退过来的安守忠、李归仁等部会师,合力抵抗唐军。就当时的叛军实力来讲,虽然刚刚丢掉了长安,但防守陕郡的力量并不薄弱,安庆绪派出的人马加上安守忠、李归仁等部的人马,加起来将近有十五万人,所以说唐军这一仗并不轻松。十月十五日,李俶和郭子仪率领唐军进至曲沃城(今河南灵宝东北),安庆绪得知消息后,命令严庄带领人马主动应战,于是双方在新店(今河南陕县西)展开了一场遭遇战。新店地势险要,山高壁陡峰回路转,叛军依据这种地势依山布阵,准备和唐军决一死战。及战,叛军由于居高临下,在唐军刚刚进入山区时,叛军从山体两侧发起猛烈的冲击。和先前在长安沣水旁一样,唐军开始处于不利境地,尤其是前军士兵死伤无数,不得不且战且退。叛军乘胜下山追击,唐军前军基本上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不成样子。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原本在唐军中军侧翼的回纥军忽然绕道南山之下,在叛军的后方排成箭阵,这下让叛军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回纥部落由于士兵身强体壮,善于骑射,而且骑兵突袭的方式很特别,是唐军陌刀阵的“骑兵加强版”,所以中原的士兵和回纥骑兵交手时从内心会产生一种抵触情绪。“回纥至矣!”人群中不知道是谁高喊了一声,就是这一声高喊,开始让叛军阵脚大乱,先前对唐军前军的冲击逐渐转变为叛军人马四散惊逃。而唐军这边的郭子仪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有利时机的,他重整唐军人马和回纥军前后夹击趁势大败叛军,严庄、安守忠等人只得率领人马放弃陕郡退守东都洛阳。对于安庆绪而言,洛阳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城。严庄逃回洛阳后,向安庆绪报告了前方的战况,应该说新店之战安庆绪几乎将自己的老本搭了进去,当得知自己彻底血本无归之后,他不禁开始慌乱起来,在他看来,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自己很有可能被唐军围歼在洛阳城里,所以安庆绪决定撤出洛阳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安庆绪此时最现实的想法。十月十六日夜,安庆绪见大势已去,遂趁黑夜率领余部从洛阳南门奔逃而出,直往河北而去,在那里他将继续进行最后的殊死挣扎。十月十八日,唐军成功进占洛阳城,继成功收复长安后,沦陷叛军之手一年零十个月的东都洛阳也重归李唐王朝。唐军在新店之战中,能够成功反败为胜,回纥援军居功至伟,但天底下没有人会做亏本的买卖,在回纥援军尽力帮助李唐王朝收复两京的时候,他们也提出了条件,他们的条件是两京收复后,大唐要允许回纥援军在两京之内大肆劫掠三天。先前收复长安后,回纥由于考虑到洛阳还没有收复,所以他们尚且能够收敛。但这一次成功收复了洛阳,他们不再有所顾忌,争先涌进洛阳城进行长达两昼夜的疯狂抢劫,最后在郭子仪的强烈要求下,李俶凑足了锦缎万匹送给回纥,方才止住回纥的抢掠行为。无论是李亨还是李俶或许都未曾想到,正所谓成也回纥败也回纥,回纥这个名字与藩镇和宦官一样,居然在未来会成为李唐王朝的心腹大患,而且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不过当时在李唐上层决策者看来,即使让回纥兵抢掠一番也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尤其对于时刻想证明自己的李亨来讲,毕竟成功收复了两京,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十月二十三日,李亨率领人马回到了京城长安,很多人本以为李亨会继续扩大战果,向依然占据河北的安庆绪发起最后的进攻,但出人意料的是,李亨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在长安城内搞起了封赏。先是大肆封赏有功之臣,而后便是对回纥的奖赏,全然忘记了身在河北的安庆绪依然具备较强的实力。事实证明,李亨的这种贻误战机做法,又给了安庆绪苟延残喘、重整旗鼓的机会,而唐军在不久后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功成身退唐军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重创叛军,接连收复两京,除了前方将士前仆后继英勇作战之外,叛军内部的混乱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当然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当时身在凤翔的以李亨为核心的唐廷空前稳定。凤翔朝廷的稳定为收复两京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它不仅避免了当时朝廷内部同室操戈、自毁长城的内耗与纷争,而且也让后方朝野内外同心同德,竭尽所能地支持平叛。可以说,两京的迅速收复正是这种“合力”所产生的巨大效应。这种效应的产生李亨固然当居首功,但我们依然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个名字,这个人就是李泌。李泌一出山便利用自己的才智成功保障了广平王李俶的安全,为李俶后来能够继承太子之位奠定了基础。李泌不是那种权势欲很强的人,在他刚出山那会儿,就曾经告诉过李亨等到两京收复后有意重隐山林。只是那个时候由于平叛任务重,李亨没有将李泌的话放在心上,一直到收复长安后,李泌重提旧话,李亨方才重视起来。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当李亨听到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收复长安的消息后,他喜不自胜,在欣喜之余他一边让贴身宦官带着自己亲笔写的上表前往蜀中报告太上皇李隆基,恭请太上皇还京。一边急招行军长史李泌回到凤翔。李亨告诉李泌自己已经派出宦官准备迎回太上皇的消息,而且李亨有意在李隆基回来后,自己重新回到太子位置继续做一个臣子。但李亨的这种想法为李泌所反对。在李泌看来,如果太上皇李隆基看过李亨的上表后,一定是不敢回来的。因为李泌明白,李亨的这种态度虽然很是恭谦,但在太上皇李隆基看来,这明显带有一种讽刺。这等于是在说李隆基能够重新回来,完全是李亨的功劳,而且李亨是以皇帝名义写的上表,虽然他现在是皇帝,但面对太上皇的时候,皇帝这个身份还是收敛些比较好。虽然李亨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李泌作为旁观者看得却是十分清楚。于是,李泌让李亨急速召回已经派去前往蜀中的宦官,然后利用群臣的名义,重新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贺表,然后重新入蜀恭迎太上皇李隆基回来。对于李泌的提醒,李亨心怀感激之情,这件事情办完之后,李亨当晚将李泌留在宫中宴饮并同榻而眠。当夜君臣二人畅谈甚欢,李泌趁着这个机会再次提出了重隐山林的请求,君臣二人由此展开了一番颇为生动且充满玄机的对话。“陛下!臣现在已经报答了陛下的知遇之恩,臣想要重新归隐山林,恳请陛下恩准。”李泌趁着君臣二人氛围和谐的时候,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李泌的请求让李亨有些始料不及,虽然此前李泌曾经提过这件事,但他始终没当回事,今天当李泌再次提出这个请求时,李亨开始不解地问道:“朕与先生这些年来风风雨雨,患难与共,现在已经到了同享荣华富贵之时,不知先生何故想要离开朕?”“臣有五条理由不能留下来,所以恳请陛下能体谅臣的苦衷,允许臣离去吧!”显然,李泌早已经考虑好能够说服皇帝陛下的理由。“哦?五条理由?朕愿闻其详!”“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发迹太奇,此五条理由所以臣不能留也。”李泌说完后,翻身下床跪倒在李亨面前。看到李泌态度如此坚决,李亨明白今夜如果针对这个话题无休止地讨论下去,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于是他伸手试图搀起李泌,然后笑着说道:“夜已经深了,先生先与朕安歇吧!这件事情以后再谈好吗?”“陛下现在与臣同床而眠,臣的请求尚且不能答应,更不要说日后在朝堂之上了,臣还敢能够有所请求吗?陛下如果现在不答应臣离去,这与杀死臣无异!”李泌没有理会李亨的搀扶,依然跪在地上斩钉截铁地说道。这下李亨愣在了原地,他没有想到李泌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这让他颇为惊诧,于是他长叹一声,感慨地说道:“没想到先生对朕还有这样的疑心,朕怎么可能杀死先生呢?先生难道真将朕当成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的越王勾践不成……”“陛下!您误会了!”李泌打断了李亨的话,然后抬起头来动情地说道,“臣正是知道您不能杀死臣,臣才斗胆要求离去归隐,如果陛下真要杀死臣,臣还敢如此直言吗?更何况杀死我的不是陛下,而是那五条理由啊!陛下过去待臣如此之好,臣遇事尚且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何况现在两京已经收复,臣还敢直言吗?”言罢,李泌重新叩头在地。李泌的话语让李亨忽然想起此前不久他没有听从李泌先出兵攻占范阳的建议,这可能让李泌有些失落。“朕明白了,你是不是因为朕没有听从你先出兵攻占范阳的建议,而耿耿于怀?”“不!臣不是因为这件事,其实臣是因为建宁王李倓的事!”“建宁王?先生你应该知道建宁王是朕的爱子,在艰难之际立下大功,朕心中有数,可惜他受到小人的教唆,想要谋害广平王李俶,图谋太子之位,朕从江山社稷出发,不得已忍痛除掉他,这些先生都是知道的啊。”李亨的语气似乎开始急促起来。“陛下!建宁王如果真的想要谋害太子殿下,按说太子殿下应该憎恨他才对,可是每次太子殿下与我谈起建宁王时,都失声痛哭,说建宁王冤枉,现在臣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所以才敢将此事向陛下说明。”李泌的声音似乎有些颤抖。“建宁王曾经夜晚偷摸广平王的门,是想要害死广平王的啊!”“陛下啊!这都是居心不良的奸佞之徒所进的谗言,建宁王孝友聪明,怎么可能做如此不仁不义的愚蠢之事呢?再说陛下过去想任用建宁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是我请求陛下任用广平王的,如果建宁王真想谋害广平王,他应当对我恨之入骨才对。但他却认为我

                          行惩处的例子。另外,满洲人在围攻大凌河时将自己的都城交由蒙古军留守一事,对祖大寿等人也是一种明确提示。这一引人注目的迹象表明,满洲人愿意信任那些归顺金汗以求恩养之人。而一旦双方誓诸天地,他们也会得到同等的信任。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隔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文饰之言耶?最后,书中建议,祖大寿遣使至后金营中莅盟,同时后金也遣使进城与祖大寿莅盟。皇太极的宽宏或许是真诚的,而尽快促成大凌河守将的归降也是目的之一。金军虽大败张春,但其粮草也已渐渐不支。当地全无可以抢掠的村镇,因而无法就地筹饷。相反,所有汉族居民都集中在自己修筑的台堡之中,连牲畜也带入其中,以防盗窃和抢劫。皇太极不见祖大寿回音,便决定全力争取最大的一座台堡——明参将王景驻守的鱼子嶂台——归降。佟养性率领全部旧汉兵,携“红夷”大炮6门、“将军”炮54门,配合500名满洲士兵攻打鱼子嶂台。该台依山而立,垣墙坚固。佟养性用大炮连轰三日,炸死台中守军57人,幸存者皆慌恐不安。11月5日,王景见部下力已不支,遂弃台出降。攻克鱼子嶂台,是个决定性的胜利。其余各台皆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金军从中缴获了大批粮草,足供其人马一月之用。很明显,金军得以继续围困大凌河,主要是由于取得了这次胜利;而这次胜利则显然是皇太极事先组建了汉军炮兵的结果。后金军获得了充足的给养,从而能继续围攻一月之久,而城内明军此时却陷入了骇人听闻的艰难境地。11月3日,一个名叫王世龙的人越城来降,说城内的夫役商贾全已饿死,战马多被杀而食之,只剩了30匹,士兵则开始以人肉充饥。几天后,金军又获悉,城内明军走投无路,正在有计划地杀人为食。11月7日,皇太极令一名和张春同时归降的明朝官员,至城下与祖大寿对话。皇太极要祖大寿派一名官员到金军大营中来看一看。不久,游击韩栋出城,到金营中进行了短暂的拜访。当晚返城后,他告诉祖大寿,金军确实从张春手中及周围陷落的台堡中缴获了大批火器和粮草。自被围以来,祖大寿终于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投降问题了。这时,皇太极决定改变劝降对象。11月16日,他派人将一封写给守城士兵的信射入城中。信中指责明军将领仅仅为了保全名节而拒绝归降,致使部下遭受如此困苦;并提到城内攫人而食的现象,指出守城将领将来到了阴间也要为吃人肉而受到惩罚;然后宣布,凡杀其长官归顺后金者,皆赦免其罪,并量功授职。“尔等小人,死亦何名。”次日,城内一人设法逃了出来,被金兵抓获讯问。此人透露了两条重要情报。一条是城中将领正在杀食士卒为生,这意味着城中守军正在自己消灭自己。另一条是祖大寿计划于11月18日或19日全力突围。皇太极对突围的可能性并不在意。自开始围城以来,他的部下一直在大凌河城四周加修壕沟和栅栏,饥饿无力的明军根本不可能逃出。祖大寿肯定也做出了同样判断,因为就在计划突围的11月18日,一支箭从城上射入了金军的阵地。箭上有祖大寿和其长子祖泽润的两封信,分别要求皇太极派手下的一名汉官、副将石廷柱进城面谈。这两封信有力地说明,大凌河守将正在考虑归降之事。第二天,后金使者来到南城门外,其中包括副将石廷柱、参将宁完我、达海及其他几位官员。达海代表众人向韩栋喊道,城中必须交出一名人质,石副将方可进城。一会儿,城上缒下一人,自称是祖大寿的义子祖可法。后金使者将其带回金营,去见济尔哈朗与岳讬,后者时为管兵部事,是“恩养”汉族降人政策的有力支持者。祖可法上前欲向两位满洲贵族叩拜,岳讬阻拦道:“前此对垒,则为我仇敌。今已讲和,犹兄弟也。何以拜为?”于是,祖可法——其身份已被证实——被让至两位贵族右边的客座。石廷柱等后金使者这才返回大凌河城,去见祖大寿。石副将走后,岳讬与祖可法做了长时间的重要交谈,从而使满洲人认识到了永平大屠杀在东北武人中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岳讬开口便问,祖可法和他的父亲为何如此不愿归顺,为何宁守空城而死。祖可法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他说,因为所有明军将领都记得永平发生的事情。当时,后金答应优待永平全体官民,但结果却将他们全部屠杀了。岳讬极力解释,此事乃一贝勒所为,并非皇太极之意。他说,自皇太极即位以后,后金便敦行礼义,抚养黎民。当被问及是否听说过皇太极倡导“仁心仁政”、爱惜士卒之时,祖可法小心翼翼地答道,确曾听说皇太极向贫民发放衣食,并善待富人,这都体现了他的人君之德。然而,永平之事毕竟难以忘却。一年前曾有许多人目睹了那场大屠杀。现在他的许多同胞对后金恩养和奖励降人的许诺根本不愿相信。当晚,石廷柱返回金营后,祖可法被带至城南放回,此后他可能向祖大寿等人转达了岳讬重申的诺言。石副将则向皇太极报告说,他与祖总兵的会见未能如愿。明军将他吊入城中后,没像事先约定的那样带他去见祖大寿,但向他转达了祖大寿对皇太极欲征服天下“成大事”之志向的关切。祖大寿及其部将不愿归顺将和占领永平之后一样很快撤回沈阳的金汗。因为他们来大凌河巡察时都把妻子留在了锦州,归顺金汗并随之去沈阳,便意味着永远抛弃了他们的家人。不过,金汗若确实有“成大事”之志,下一步便应筹划攻取锦州。“倘得锦州”,祖大寿最后说,“则吾妻子亦得相见。”第二天,即11月19日的清晨,又有两封书信射入后金营中。两书都是祖总兵之子祖泽润写的,一封致石副将,一封致皇太极。致石副将之书中对皇太极“成大事”之志表示了和祖大寿一样的关切,同时也对阻碍祖总兵与后金使者面晤的城内混乱局势做了解释。他说原因是在石副将到来之前,许多将领对会见后金使臣一事表示反对。这说明城中将领仍普遍担心永平事件重演,因而宁可光荣地战死城中,也不愿在出降后束手被杀。祖泽润本人赞成归顺,但“我独力不能胜众口”。因此,他向石副将建议,后金大汗可亲自率众前来招降。这将有助于使城中疑虑重重的人们相信,金汗确实欲图“大事”,从而使那些和他一样将亲属留在锦州或燕京(北京)的人们为之动摇。如汗果欲成大事,我等甘心相助。若能设策,将燕京舍弟救出,足见吾兄全我祖氏之大恩。和其父一样,祖泽润也很愿意帮助满族去征服天下,如果这能使他同实际已被明朝扣在北京作人质的亲属团聚的话。由于信中明确指出的原因,祖泽润在写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表现出比对石副将更多的信任感。他写道:前遣人来招降,时难以一言立决。盖众官不从者甚多。或云:“汗非成大事之人,诱降我等,必仍回军。”或又云:“此特诱降而杀之耳。”是以宁死不肯归顺。我对众言,前日汗所遗书,明言向曾有所杀戮,今则概与安全,此人所共知者。今不信此言,摇惑众心者,惟何可刚、刘天禄、祖泽洪三人。何可刚云:“汗非成大事之人,得永平先回,又屠永平人民。我等若降,纵不杀,亦必回军,我等安归?”平彝营祖泽洪,诱诳众蒙古,使不降汗。又有逃来人,言汗于敌国之人,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一死。以此众议纷纭。虽有归顺之意,一时难决。且祖总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为念。汗可令石副将来,祖总兵将以心腹事告之。前石副将来时,祖总兵即欲相见,众官不从。今泽润在内调停,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是以系书于矢,射出。汗可遣能言者来。此乃机密事,城中人疑我者多。我书到时,望汗密藏,毋令阵获官员,及往来传语之汉官见之。与我同心者,副将四人,不便举名,故不书。看来,促成大凌河归降的关键,是让城中动摇不定的人们相信,皇太极定能成其“大事”;而这便意味着要做出攻打锦州的具体部署。因此,皇太极再遣石廷柱至大凌河对祖大寿说:“尔等欲定计取锦州,可遣大员来议。”当晚,祖可法再次出城送来简短的回音:后金若认真做出立即攻打锦州的计划,祖大寿便率部归顺;否则,劝降无益。皇太极深知自己的军队,尤其是眼下可能要增加数千饥饿疲惫之降人的时候,无足够给养继续去攻打锦州。后金的满、蒙、汉大军经此苦战之后,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能去攻打另一座重镇。但若不向祖大寿明确表示锦州将很快被攻克,他又无法促成大凌河的归降。皇太极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将攻取锦州的任务推给祖大寿自己。石廷柱和达海奉命向祖大寿传递了如下信息: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过劳,难图前进。尔等降后,锦州或以力攻,或以计取,任尔等为之。11月20日,祖大寿复书皇太极。书中提出的攻取锦州的计划,被有意弄得模棱两可。他说,他可派一人潜入锦州,与其弟锦州守将祖大乐联系,但潜入之人有被抓获受审的危险;或者,他可亲自率军诈作逃走之状,进入锦州并夺取之。究竟采取哪种方案,“惟汗睿裁”。无论皇太极做何选择,范围已经确定了。最后,祖大寿写道:“我降志已决。至汗之待我,或杀或留,我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1631年11月21日清晨,大凌河城门大开,祖大寿令二人押副将何可刚出城,于后金营前示众。二人声称,这是唯一拒绝归顺的明将,奉命斩于大汗之前。何副将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其尸首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不久,4名副将、2名游击出城,代表祖大寿及其他37位官员,与皇太极和众贝勒对天地盟誓。誓词曰:“凡此归降将士,如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之后,复离析其妻子,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吾纪算。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或逃或叛,有异心者,天地亦降之谴,夺其纪算。”双方盟誓完毕,祖大寿遂正式献城投降。城中原有3万人,被围82天后,只剩下11682人了。当天,皇太极又遣使入城至祖大寿营,要他定计取锦州。祖大寿不想同来使谈此事,坚持要面见皇太极。皇太极起初不愿接待祖大寿,谨慎地推托说,盟誓虽申,然民心未定。但最后他还是同意祖大寿于当天一鼓时分(下午七点)前来拜见。接到这种犹犹豫豫的邀请后,祖大寿以为将受到冷淡、傲慢的接待。因此,当他看到诸贝勒出营一里隆重迎接他时,不禁喜出望外。他来到御营,皇太极又亲自出幄相迎,并免其跪见,行抱见礼,像接待贵宾那样与他并入幄中。入幄之后,皇太极像对待孟乔芳那样,令祖大寿坐在自己身旁,亲自以金杯盛酒赐之,又赐以御服黑狐帽、貂裘、白马等物。到了开宴入席时,祖大寿又被待以最高礼节,只有汗兄代善坐于其上。在此前的通信中,祖大寿曾经提出过攻取锦州的两种方案。这时他又对皇太极说,后一方案——即祖大寿率军佯装逃走——似乎更为稳妥。皇太极表示同意,第二天(11月22日)即命多尔衮等贝勒准备配合祖大寿袭取锦州。为了能和祖大寿所率350名亲随士兵一起混入城中,参加此次行动的金军(官48员,兵4000人)都奉命改穿了汉装。然而当天夜里,大凌河城内发生了严重骚乱。约二鼓时分,城内枪炮声不绝。祖大寿和皇太极都派人前去调查,但适逢大雾,放枪炮者逃之夭夭。此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似乎使皇太极感到不安,因为他毕竟煽动过祖大寿的士兵反抗其将领。第二天,皇太极召集众贝勒议事,说他担心祖大寿可能复叛,特别是当其率亲随士兵进入锦州城后。既而,他又说,此事一本万利,因而不妨冒此风险。如果祖大寿信守诺言,令锦州归降,那么,明朝就再也不能以锦州或宁远威胁后金了。何况祖大寿的子侄实际已被后金留为人质;这也将使他不敢轻易地背叛后金。当天晚些时候,祖大寿又向皇太极献计。他计划当晚赶赴锦州,徒步入城,然后对城中人说,昨夜他是突围逃出来的。他不打算将扮成明军的满洲士兵带入城中,而准备说服锦州军民——他们本来归祖大寿统辖——同他一道归顺后金。邱巡抚若赞同此事,则他的性命可以保全,否则只好将他除掉。如次日皇太极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经顺利入城;如果第三或第四天又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大功告成,那时皇太极便可率军前往,与祖大寿会合了。皇太极同意了这一计划。当晚,皇太极赐宴后,祖大寿便率领26名士卒,由副将石廷柱等陪送,乘马出发了。到了小凌河,祖大寿一行下了马。他们徒步过河,趁着夜色,奔向锦州城。此处一别,石廷柱和祖大寿到10年后才得以重见。11月24日,皇太极及其将士听到了锦州传来的第一次炮声,但其后再也没听到第二次炮声。1631年11月26日,祖大寿派人到后金营中传话说,他前日带人太少是个错误,锦州新兵甚多,所以原计划眼下难以实现,只能慢慢想办法了。五天后,即12月1日,祖大寿又派人送信到金营,说相约之事,难以骤举,并重申了所带心腹之人太少、新近调集锦州由邱巡抚统领之兵太多、以及邱巡抚对他颇有疑心等理由。此外,大凌河陷落前,有三人越城逃到了锦州,邱巡抚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大凌河之事,对祖大寿就更加怀疑了。所以祖大寿目前必须潜伏下来。因信使有被捕的危险,他建议停止联系一年,待邱巡抚的疑心消除后,再恢复联系,共图约定之事。皇太极小心翼翼地答复道: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此书未得回音,双方遂不再互通书信;直到1635年,皇太极才明确意识到,祖大寿虽已完全控制了锦州,却仍旧忠于明朝。皇太极的冒险失败了:锦州仍然在明朝手中。

                          边民与海盗

                          虽然祖大寿背叛了誓约,但其他大凌河降将——包括祖大寿的子侄——仍然忠于后金,并将为最后征服天下做出巨大贡献。只此一役,皇太极便赢得了明朝军队中一批最有经验和能力的将领的支持。其中许多人得以继续统领旧属,为皇太极及其继承者效力,并立下了赫赫军功。例如:祖泽润,祖大寿长子,后隶正黄旗,1644—1645年,曾参与招抚山西军旅,后又随洪承畴招抚湖南,驻守长沙。祖可法,祖大寿义子,曾参与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吴三桂和镇压李自成,官至湖广总兵,驻守武昌。祖泽溥,祖泽润之弟,授山西总督。祖泽洪,祖大寿之侄,亦隶正黄旗,对明作战,屡立军功。刘良臣,北直隶人,隶镶黄旗,曾参与征讨山西,擢为甘肃总兵,1648年镇压当地回民叛乱时被杀。刘武,归降时为明朝游击,后任南赣巡抚,1646—1647年出兵平定当地叛乱。及李成栋起兵广东,附明桂王,刘武讨平之,以功擢升兵部侍郎。此后他一直忠于清朝,并曾剿灭流贼罗荣。孙定辽,辽阳人,大凌河明军副将。降后赐银币、鞍马等物,后隶汉军镶红旗。随军征山西,又随多铎攻取扬州,平定江南,官至湖广提督。后于镇压原张献忠部将李兴泰时,溺水而死。张存仁,辽阳人,降后授一等副将世职。1636年授都察院参政,仍兼军职。1640年和1641年,提出诱降城内蒙古兵以取锦州之策,又力主劝服洪承畴归顺。1644年,作为济尔哈朗手下的主要炮兵将领,随叶臣招抚山西(其炮兵在攻打太原时起了关键作用),又作为攻坚战专家随多铎征河南、江南。浙江及福建部分地区平定后,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1652年以子爵卒。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

                          纯青,以至于李辅国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便在睡梦中实现了去地下侍奉先帝的愿望。二十多年前,名不见经传的李辅国从皇家马房里走出来,前往东宫服侍太子李亨,正如他此刻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一样,全都是悄无声息。但其一生的经历,却是让人们尽皆以鼻嗤之,即使有他当年劝李亨北上灵武和后来诛杀张皇后的闪光点,但依然摆脱不了人们对于他这类弄权者的诟病。李辅国虽然悄无声息地死亡,但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人击掌相庆,有的人则暗自捶胸顿足,而李豫则不被外界所干扰,假意下令追查真凶,派人安抚李辅国的家人,并以刻木代替其首级全身安葬,追赠为太傅。李豫终于将李辅国送到地下去侍奉先帝,这也让他长舒一口气,不过任何一场政治斗争都会有得利者,李豫固然是最大的赢家,但他是依靠程元振才铲除了威胁自己地位的李辅国,所以清除李辅国后,程元振理所当然地取而代之,握有禁军的全部指挥大权。早在李辅国被迫搬出皇宫居住时,李豫就加封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并进封邠国公,追赠其父程元贞为司空,母亲郄氏为赵国夫人,当时程元振的权势可以说已经超过了李辅国,朝廷大部分人尊称他为“十郎”。虽然当时程元振内心十分喜悦,但皇宫之外的李辅国依然过得逍遥自在,这让程元振并不踏实,一直到李辅国死后,他才彻底长舒一口气,虽然他此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达到如日中天的权势,但此刻万人之上的感觉还是让他逐渐飘飘然起来。事实证明,权力这个东西虽然会让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但它也会瞬间蒙蔽人的心智,让人在一片懵懂中逐渐迷失自己。树敌坦白地讲,程元振不具备李辅国那样的阅历,更不具备李辅国那独到的眼光,李辅国可以在关键时刻力劝李亨北上灵武,这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反观程元振,无论是向李辅国告密还是建议李豫削减李辅国的权力,都带有投机的色彩。最关键的是,程元振的心中没有“忠义”二字,程元振和李辅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李辅国虽然专权,但对肃宗李亨还存有一份忠心,而程元振则完全是利益至上,即使是给予他权力的皇帝李豫,如果遇到非常时刻,他也敢把皇帝拉下马。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人地位达到一定高度后,必然会无所顾忌。纵观程元振掌握权力后的所作所为,如果说李辅国是专权跋扈,那么程元振则是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例如原为淮西节度使的王仲升在与安史叛军作战中被俘,当时由于屈从叛军而得以保全性命,叛乱平定后,又重新归顺朝廷。按说王仲升这样的人应该会遭到秋后算账的,可就是因为他与程元振交好,不仅未被治罪,反而被程元振推荐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进而打破了唐代军将不曾兼任御史大夫的传统。不过从最后的结局来看,程元振的结局要明显好过李辅国,至少没有身首异处,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虽然他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但并没对皇权形成威胁,而之所以他最终也像李辅国那样被李豫所打压下去,完全是因为他不知轻重树敌过多。事情的起因源于冤杀来瑱事件。来瑱,邠州(今陕西彬县)永寿人,唐朝名臣,以忠义闻名,曾任北庭行军司马,后经拾遗张镐推荐,在天宝初年“智谋果断、才堪统众”,进士及第从而踏上仕途之路。安禄山造反后,来瑱死守颍川,箭法高超,敌兵应弦而倒。叛军又派降将、来瑱父亲的部下毕思琛劝降。毕在城下凭吊来父。来瑱不领情,派众将冲杀出城,杀敌甚众。安禄山部下开始畏惧来瑱,称其为“来嚼铁”。乾元二年(759年),来瑱移镇河西,改任陕虢节度使兼潼关防御团练镇守使。次年,再改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上元二年(761年)春,来瑱击破史思明余众于鲁山,再战汝州斩首万级。来瑱虽然英勇善战,智谋果断,但其性格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傲慢。随着自己不断创建军功,来瑱逐渐开始翘起了尾巴。宝应元年(762年),李亨下诏让来瑱回朝述职,来瑱居功自傲,让将士以平叛战事紧张为由,上表请求挽留自己,结果李亨只得无奈让他回去,但来瑱这种做法是纸里包不住火的,李亨知道后对他非常不满,行军司马裴奰趁机上表参其有不臣之心,说来瑱善谋而勇,恐后难制,即除之可一战擒也。当时李亨虽然认为裴奰说得很有道理,但他并没有下定决心就此除掉来瑱,并且随着李辅国突然发动兵变,以及李亨的去世,除掉来瑱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李豫即位后,并没有忘记除掉来瑱这件事,虽然表面继续优待来瑱,任命其为襄州节度使、奉义军渭北兵马使,但暗中却让裴奰伺机除掉来瑱。裴奰率军自均州东下,来瑱知其来意不善,也不想束手就擒,因此率兵迎击。双方在谷水北相遇,裴奰兵发箭射击,来瑱手下大将薛南阳以三百骑绕出其后,突然攻击,来瑱又从正面冲击,裴奰大败,被俘送京师。由于一时杀得兴起,来瑱虽然当时出了一口恶气,但当他冷静下来后,知道闯了祸,于是入朝谢罪。李豫念及他有功于社稷,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按说这件事情随着皇帝陛下的不予追究,应该到此为止,但来瑱偏偏和程元振不和,原因是程元振曾经求来瑱办过事情,来瑱因为瞧不起程元振所以置之不理,这样一来程元振便怀恨在心。程元振和裴奰的观点一样,认为来瑱有不臣之心,绝不能留,但他的出发点和裴奰却完全不同,裴奰完全是为朝廷着想,而程元振则是为了公报私仇。所以这次来瑱来京城,程元振岂能让他再回去,虽然皇帝陛下已经不再追究来瑱,但程元振却发誓一定要借皇帝之手除掉来瑱这个眼中钉。想来想去,程元振决定采取“诬告”这种屡试不爽的招数。应该说程元振还是很能洞悉人心的,他十分清楚皇帝陛下最反感什么:八年的平叛战争让大唐帝国国势衰微,李豫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向叛军屈膝投降的人,以及与叛军同流合污反叛朝廷的人。看准了这一点,程元振的诬告之词随即而来。“陛下!来瑱虽然已经谢罪,但奴家认为这个人还是不能饶恕。”“哦?为什么?”“陛下其实并不知道来瑱曾经和叛军做过什么,我相信陛下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饶过他的。”“有这等事?那你和朕说说来瑱曾经做过什么。”“陛下知道王仲升为什么会被俘吗?”“为什么?”“那是因为来瑱和叛军串通一气,致使王仲升没有防备所以被俘,先帝在世时,裴奰曾经说来瑱有不臣之心,就是指的这件事。”程元振拿准了李豫的死穴,知道李豫听完后一定会勃然大怒,所以他的这几句话等于宣告了来瑱的死刑。果然,李豫听完后直接下令削除来瑱的官爵流放播州(今贵州遵义),后来又下令赐死于途中。来瑱之死虽然让程元振报了私仇,但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件事居然在来瑱据守的襄、汉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其部众听到来瑱被杀后,全都齐聚襄阳,共推来瑱的部将梁崇义为帅,并联名上疏李豫,要求为来瑱平反,并为其立祠。当时的形势可谓剑拔弩张,如果李豫不答应这些部众的要求,以梁崇义为首的襄汉守军大有反叛的迹象,本来就已经被安史叛军搞得焦头烂额的李豫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又起战端,最终不得已下令以功臣的礼节改葬来瑱,并任命梁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李豫实在没有想到来瑱事件最终居然会差点生起战事,憋了一口气的他将所有的怨气发泄在了程元振身上,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的辐射力度远远不止于此。当诸镇节度使知道来瑱被杀的消息后,无不大为震惊,这些人在朝廷宣他们入朝时,均以害怕被程元振进谗为由而不敢奉诏。当时听到这个理由后,李豫差点没背过气去,如果一个人因这种理由可以被兴师问罪,但如果所有人全都是这个理由,那这就叫“民意”。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程元振在李豫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可是程元振并不知道皇帝陛下的内心所想,在他看来,连诸镇节度使全都害怕自己,那自己的权势俨然已经超过李辅国,他为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而无限自豪。在我看来,程元振这个投机分子此时完全应该清醒一下头脑,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如果他这样做或许还能救赎自己,但他的个人素质又决定了其位置越高,就越是如水田里的蛤蟆,叫的声音越大。但这世上无论做什么,总是有不能突破的界限,可惜程元振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接下来他只能是在为非作歹的道路上继续一路撒欢,直到他触及了道德底线,坏了国家原则。前边我们曾经说过,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大军入寇大震关时,边将和地方官接连向朝廷求援,但求援文书却被程元振隐匿不报,致使吐蕃大军长驱直入,一直到达邠州后,李豫才得知消息,李豫当时派遣郭子仪出兵咸阳抵御吐蕃大军,但吐蕃二十万人马已经快速渡过渭水,直逼京师长安,郭子仪急忙派使者入奏李豫,请求增兵咸阳,但使者却被程元振阻拦在外。如果说来瑱被杀事件是程元振被打压的导火索,那么阻拦使者面见李豫就是程元振最终被打压下去的直接原因。逃过一死程元振阻拦使者面见李豫的直接后果,就是让皇帝陛下不得不放弃京城长安,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出逃陕州,但在陕州李豫多次下令征召各地兵马勤王,却因为诸镇节度使痛恨程元振,而无一人应诏,这让李豫备感尴尬。李豫此时忽然明白,程元振虽然不像李辅国那样让自己觉得受到钳制,但这个奴才却在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使自己和整个国家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所以李豫下定决心一定要铲除程元振。时任太常侍、翰林待诏的柳伉看透了李豫的想法,他不失时机地向李豫上疏请求杀掉程元振,他在奏疏中详细说明了李豫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吐蕃大军胆敢一路直逼京城,虽然是因为各路勤王人马消极所致,但根本原因是他们担心自己会得到来瑱的下场,而导致来瑱被冤杀的元凶就是程元振,只要杀掉程元振,各路勤王之师很快就会到来,收复京城长安指日可待。“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请赤臣族以谢。”这是柳伉在奏疏上写的最后一句话。应该说当时上疏李豫请求杀程元振的虽然只是一个不入流的翰林待诏,但柳伉这种芝麻官都敢上疏弹劾程元振,说明这在朝廷内部已经形成一种倾向。事实上李豫从柳伉的奏疏中已经嗅出了这种味道。如果说先前李豫还有一丝犹豫的话,那么柳伉的这封奏疏让他下定决心清除程元振。李豫认为程元振虽然人人痛恨,使自己几乎陷入绝境,但毕竟在李辅国发动的那场兵变中,程元振充当马前卒立下汗马功劳,对自己也算是有拥立之功,所以他并没有对程元振赶尽杀绝,而是下令削除程元振的所有官爵放归家乡。程元振虽然为非作歹,但他的资历显然无法和李辅国相比,所以得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他无法像李辅国那样直面皇帝对质,只得卷起铺盖走人。但程元振依然没有丢掉信心,这个投机分子始终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现在他虽然暂时成了一介草民,但他坚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事实证明,从某种角度而言,程元振也有让人佩服的一面,那就是他可以完全置自己的尊严于不顾,只要能够重新回到皇帝身边得到重用就是胜利。当后来程元振得知吐蕃大军已经撤出长安,皇帝陛下重新回到京城的消息后,他打扮成妇人模样悄悄地重新回到长安,以期寻找机会接近皇帝,重新得到任用。程元振还是十分聪明的,至少妇人的打扮很符合其自身具备的功能,但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程元振凭借着妇人的打扮重新回到长安,但他在长安并没有保持低调,终于因为和御史大夫王升饮酒作乐,被京兆府的人上疏弹劾,李豫下令逮捕他。重新回到京城长安的程元振犹如秋后的蚂蚱,没有蹦跶几天,就到了监狱之中,应该说李豫还是十分仁慈的,他依然没有将程元振置于死地,而是下令将他流放到更远的地方——溱州(今四川綦江县东南)。在李豫下达的诏令中,详细列举了程元振的罪行,同时也宣称并没有忘记他曾经立下的功劳,所以综合起来为了防止他再次回来,只得将他流放远地。“纵有非常之赦,不在会恩之限,凡百僚庶,宜体朕怀。”这是李豫在诏令上写下的最后一段话,从这封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豫对程元振的凶顽有了很深的认识,但他同时也明白程元振在主观意识上并没有胁迫皇帝的意思,这一点和李辅国有着本质的区别,程元振最多是由于其性格和水平原因祸乱朝纲,但李辅国却实实在在让李豫备感压力。如果没有程元振阻拦使者致使吐蕃大军占领长安,迫使李豫逃奔陕州,没有因为他各镇节度使不听诏令这两件事,程元振的地位或许不会动摇。所以程元振虽然是罪有应得,但也算是政治牺牲品,因为正是在他被处理后,各镇节度使开始纷纷调兵遣将前来勤王。当程元振第二次看到皇帝陛下流放自己的诏令后,他既感到庆幸又感到绝望,绝望于他东山再起的愿望破灭,庆幸于仁慈的皇帝陛下依然没有忘记他曾经的功劳。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豫又念及程元振的曾经的功劳,将他改为流放比较富庶的江陵(今湖北江陵),未过多久程元振便病逝。程元振终于走完了他投机的一生,他的崛起有侥幸的成分,同样他的结局也有幸运的成分。程元振崛起于在那场政变中的告密,但实际上他没有资历和能力让自己得到的权力平稳地运行,尤其是在原则问题上,程元振的政治水平不是一般的低。幸好他的行为并没有让皇帝陛下感觉受到钳制,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从这一点来讲,他的确是幸运的。对比李辅国和程元振两个人的经历可以明显看出,在那个专制的社会,官场中决定人生死的可能不是什么所谓的法律,而是你的行为会为皇帝带来什么样的感受。李辅国让皇帝有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受,所以他只有死。程元振虽然祸乱朝纲,但在皇帝眼中他也不过是自己的玩物,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李辅国、程元振接连迅速上位,又以俯冲之势急速衰落,事实上无论他们怎样兴风作浪,都没有对皇权产生根本性的威胁,他们是宦官群体的代表,李豫虽然清除了这两人,但他内心明白,对于宦官,自己还是可以操控的。而继李辅国、程元振之后,李豫也并没有就此对宦官进行限权,相反他却很快找到了这两个人的替代者。对比前二者,这个人从经历上看,比李辅国和程元振要丰富很多,因为这个人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可以说当时就连这个人可能也没有想到,当皇帝陛下相中自己后,他的权势居然超过了李、程二人,这让他开始有了非分之想,却最终也没能逃过李、程二人的宿命。这个人就是鱼朝恩。权侔人主鱼朝恩,泸州泸川(今四川泸县)人,开元初年入宫当太监。安史之乱发生后,随李隆基出逃,侍奉太子李亨,颇得信用,历任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主管内侍省。乾元元年(758年),鱼朝恩被封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军。值得一提的是,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官职就是从鱼朝恩这里开了先例,后来一直到唐朝灭亡成为了定制。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在邙山之战中,由于鱼朝恩不懂军事过分参与指挥作战,致使唐军惨败,河阳、怀州先后失守,鱼朝恩最终狼狈逃回陕州。洛阳收复后,鱼朝恩虽然被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但由于有邙山失利的阴影,使得他开始归于沉寂。李辅国、程元振接连兴风作浪时,鱼朝恩始终默默无闻,一直到广德元年(763年)十月,他才迎来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李豫被吐蕃大军逼迫得奔逃陕州,禁军士兵一时间四散逃亡难以召集时,只有鱼朝恩率领的神策军自陕州迎驾于华阴(今陕西华阴),并始终护卫在李豫身边,这让李豫很是感动,由此开始宠信鱼朝恩。李豫重新回到长安后,鱼朝恩率领神策军一同进入长安,自此之后神策军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安。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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