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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产成人av在线播放国的热土上追梦、筑梦、圆梦，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年力量和科技智慧。据了解，作为面向全球青年高层次人才的峰会，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以“汇聚天下英才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由中国科协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发起、共同主办，自2019年“落户”温州以来已连续5年举办，2023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为期两天，聚焦“青年创新聚力可持续发展未来”年度议题展开峰会各项活动。中新网11月11日电据教育部网站消息，近期，教育部联合公安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开展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安全守护”专项行动，全面守护中小学生培训安全。针对舞蹈、体育等以身体训练为主、较易出现伤害风险的培训活动，特在此做出校外培训安全提醒“五不要”：一不要在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培训。孩子培训需要相关专业防护。在亮面瓷砖和水泥地等场地进行训练、未充分热身整理进行训练、无保护进行高危险性训练、疲劳状态下训练等，会增加孩子受伤风险，应该避免。二不要过早对孩子进行过强柔韧训练。孩子身体发育过程有不同阶段，需科学练习。过早过强的柔韧性训练可能产生孩子器官发育不良、肌肉发育缺陷等问题。三不要过度对脊椎和腰部做外力挤压。孩子存在个体成长差异，过度进行外界受力、按压、拉伸等关节、脊椎、韧带训练，可能发生骨骼错位变形、关节疼痛等，严重的会影响骨骼生长和发育。四不要做过高难度系数的训练。练习身体腾空翻转、下腰、掰腿、劈叉等动作需有系统化的专业训练基础，并在专业人员指导和成人看护下进行，不适合初学者和非专业人士。专家建议未满10周岁的儿童慎做“下腰”等脊椎、腰部身体训练，避免出现伤害。五不要让孩子练习与身心健康不符的内容。教学表演内容应符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所选作品避免出现暴力、血腥、色情等少儿不宜的内容，要积极培育孩子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教育部等部门再次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要理性看待校外培训，根据孩子自身兴趣爱好、年龄特点、身体状况等，综合考虑是否参加培训或选择哪种培训项目，不盲目、不跟风，要随时关注孩子身体情况，如有不适切勿勉强坚持；要选择合规的培训机构，看机构办学许可和营业执照是否齐全，师资队伍和课程教学是否规范，场地设施是否安全合格等，务必选择正规机构，为孩子的身心健康多一份安全保障。中新社深圳11月11日电(记者郭军)第四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11日在深圳市8个球场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32支球队(大陆球队20支、台湾球队12支)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进行80场比赛，角逐大学组、U18组、U15组和U12组共4个组别的冠军。本届总决赛共有840名选手参加。赛事期间将开展“选手之夜”、参访交流、观看无人机表演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据悉，本届总决赛首次将交流活动和比赛穿插进行，比赛以外交流的时间大幅增加。两岸大中小学选手切磋球技，结交朋友，通过棒球运动交流增进“两岸一家亲”。据了解，经过6年努力，目前深圳多所大中小学开展棒球运动，越来越多学生棒球社团应运而生，棒球运动已成为深受学生喜爱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本届总决赛前推出“2023海峡两岸少棒深圳训练营”，邀请台湾优秀棒球教练到深圳培训、指导、交流，共同提高两岸棒球运动水平。对于本次比赛，海峡两岸棒球交流合作委员会执行长徐勇充满期待。他表示：“第四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让两岸学生相聚相识、意义重大，为两岸学生搭建更好的平台，希望他们通过这次比赛成为好球友、好伙伴、好兄弟。”“期待能在这次比赛中拿到冠军。”开赛第一天虽然阴雨不断，但抵挡不住台湾选手参赛的热情，来自台中北势中学二年级的蔡政谕，虽然是第一次来大陆参加比赛，但对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信心满满。蔡政谕的教练陈衍瑞告诉记者，这次带了16位队员前来参赛。其中大部分队员都是首次来大陆比赛，他们感到很新鲜也很亲切，“适应得比较快。”陈衍瑞说，大陆的棒球运动发展很快，实力不断增长，希望以后能有更多与大陆球队切磋的机会。在大陆执教超过7年的台湾棒球教练欧立诠告诉记者，这是他连续第四次带队参加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他认为，这样的参赛机会非常难得，两岸学子可以累积比赛经验，切磋技艺，增进友谊。中新社北京11月11日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日前发布10月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数据显示，2023年10月1日至31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病毒感染重症病例209例、死亡病例24例，均为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10月1日至13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热门诊(诊室)诊疗量相对稳定，波动处于13.3万至15.1万之间。之后波动增加，10月30日上升至20.5万，10月31日为19.6万。10月，全国哨点医院流感样病例占门(急)诊就诊人数比例有小幅波动。第四十周(10月2日至8日)为4.5%，第四十一周(10月9日至15日，4.1%)稍有下降后连续增加，第四十三周(10月23日至29日)为5%。流感样病例新冠病毒阳性率从2023年第四十周的8.7%持续下降至第四十三周的4%。10月，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报送7646例本土病例新冠病毒基因组有效序列，均为奥密克戎变异株，涵盖73个进化分支。主要流行株为XBB系列变异株，占比前三位的分别为XBB.1.9及其亚分支、XBB.1.22及其亚分支、XBB.1.16及其亚分支。根据采样日期，XBB及其亚分支的占比持续高位，2023年第四十周为99.6%，第四十一周至第四十二周保持在99.7%左右，第四十三周为100%。中新网乌镇11月11日电(张煜欢)11月10日，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下称乌镇峰会)正式落下帷幕。今年，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名嘉宾以线上线下方式参会，国别数创历年来新高。十年前，一“网”情深的故事从这座江南水乡落笔。如今，以乌镇峰会为契机成立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已吸引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30家互联网领域的机构、组织、企业及个人加入成为会员。十年来，为什么乌镇峰会能成为世界互联网发展的“聚光灯”“主舞台”？到今年，世界互联网诞生已有五十余载，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也即将迎来第30个年头。乌镇峰会的十年，恰好见证了中国在世界互联网跑道上，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先的历程。从“人人互联”到“万物互联”，十年前，世界互联网发展来到新阶段，数字经济成各国谋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网络空间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新领域。领跑，是在顶尖领域实现突破，在网络空间命运体中共享成果。2015年，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及“互联网+”行动计划，世界互联网的“创意集散地”来到了中国。从2016年起，乌镇峰会连续七年举办“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已发布超110个世界范围内的领先科技成果项目，涵盖量子计算、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高性能芯片等众多前沿科技领域。今年该活动升级为“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致力于为时代凝聚起更大科技价值。除了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的成果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精品案例”发布展示、“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十年来，乌镇峰会不断以行动促进数实融合，极大推动了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与各类产业相结合，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注入崭新动力。十年来，以乌镇峰会为媒，中国更在发展中与世界共享机遇，于数字领域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在东南亚，中国企业助力泰国打造东盟首家5G智慧医院；在拉美，中国与巴西、厄瓜多尔等国利用数字技术开展创新合作；在非洲，中国与国际电信联盟合作启动技术援助及培训项目……今年的乌镇峰会上，《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3》蓝皮书发布，进一步关注欠发达国家的互联网发展情况。“非洲互联网之父”尼·奎诺在今年乌镇峰会期间表示，同中国进行交流对话，有助于世界各国更多地参与和发展技术。“我们期待着向中国学习，同时也希望更多地参与到其中来。”在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评审委员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看来，乌镇峰会正进一步成为互联网技术创新发展的驱动者、新时期国际科技合作的示范者。同命运，共呼吸。中国正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让互联网之光照进更多角落、造福更多民众。关注挑战共创和平安全发展中充满机遇，更带来挑战。近年来，携手应对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挑战，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识。网络安全是网络治理中的重要主线，信息安全是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携手构建多元协作网络安全治理新格局，亦需久久为功。历经十年发展，乌镇峰会已成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共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的重要平台。在去年的“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黑客如何利用“AI换脸”破解线上银行的人脸核验系统等网络安全场景，聚焦网络安全风险管理主题，诸多企业就网络安全保障作相关展示。作为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在中国，随着互联网行业褪去青涩进入成熟期，反垄断、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系列政策逐步填补监管盲区，日益完善的制度框架和行为监管，为其铺下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面对数字世代的重重挑战，中国更与世界携手，不断探索全球化治理路径。2020年9月，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制定全球数据安全规则提供了蓝本；同年11月，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进一步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今年的乌镇峰会的前沿数字技术创新与安全论坛上，嘉宾们再次就前沿数字技术发展背景，共议安全风险应对之策；在数据治理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论坛上，专家就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开展思维碰撞……在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稳定、共同推动网络秩序公正合理等方面，与会嘉宾达成了广泛共识。十年间，中国持续推动构建和平、安全、有序的网络空间，乌镇峰会亦营造起公平开放安全绿色的网络生态，这份中国担当赢得了越来越多认同和支持。“过去十年乌镇峰会的成功举办和中国互联网的进步，是中国飞速发展的缩影。”世界互联网大会副理事长弗朗西斯·高锐表示，乌镇峰会对于全球互联网安全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随着峰会的国际参与度逐年提升，会议的全球声誉正在稳步建立。在应对互联网带来的种种挑战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也在不断重塑，人类文明一脚迈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如何在网络空间搭建增进文明对话的新平台，成为新的全球课题。从首届乌镇峰会开始，中国就在不断探寻这一时代答案。十年探索，乌镇峰会始终以行动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提升“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数字公共服务水平，增进网络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探索出文物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的新方向、新模式和新方案，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多维度、多向度的时空支撑，促进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充分展示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十年携手，乌镇峰会进一步推动世界变成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当前，世界互联网大会拥有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30家会员。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已从互联网领域的国际盛会发展为常设国际组织，更好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和国际互联网的共享共治，乌镇峰会也由此升级为国际组织年会。十年积淀，乌镇峰会凝聚共识、搭建平台，始终坚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从概念文件到行动倡议，再到实践案例全球开花，把思想共识化为具体行动，更好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建设网上精神家园，实现“文明共生”。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当前，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在今年的乌镇峰会上，就如何构建更加普惠繁荣的网络空间、更加和平安全的网络空间、更加平等包容的网络空间，中国携手世界话前路、谋未来。“展望未来，乌镇峰会将始终致力于搭建全球互联网共商共建共享平台，积极开创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新格局，续写下一个十年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新华章。”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说。信息时代，互联网承载人类梦想，关乎民众福祉。从201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乌镇开始，这座江南水乡小镇的“命运齿轮”就已在悄然间开始转动。如何让互联网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心向“网”之的小镇故事，未完待续中新网婺源11月11日电(徐雪莹)第十五届健康中国论坛·乡村康养(婺源)主题论坛11日在江西婺源举行，主题为“和美乡村，幸福婺源”。本次论坛由中央统战部、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指导，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北京同心共铸公益基金会主办，婺源县人民政府、中国健康好乡村组委会承办。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副会长安七一致辞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现了城市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站到世界前列。到了2035年，中国完成乡村振兴目标，实现了农村的现代化，城市的现代化和农村的现代化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安七一表示，这次从北京来了300多位专家，在最美乡村植入健康乡村的元素。乡村振兴需要大家一起想、一起干，在服务人民群众健康的路上，以乡村发展为抓手，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助力健康中国。在论坛上，“赋能乡村康养——系列基金揭牌仪式”接连进行。此次论坛还向乡村康养事业参与者发出《中国乡村康养倡议书》，呼吁“打造一个健康、美好、富有活力的乡村康养生态圈，为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做出我们的贡献”。此外，《中国乡村康养白皮书(2023)》也在本次论坛上发布。中国工程院院士廖万清、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席教授李曰庆、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业工程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崔永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等专家在论坛上做专题报告。此次论坛为期两天，还包括美丽乡村调研、三甲助三农·婺源爱心义诊等多项活动。中新网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徐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中国获奖项目(2021-2022)颁奖典礼11日在北京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相关负责人指出，伴随着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和方法的更新，中国遗产保护项目呈现多样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展现了传统智慧在应对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挑战的特定价值。主旨报告环节，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凌明发表了题为“北京世界遗产的创新实践”的主旨演讲。凌明介绍了近年来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实践案例，提出“以北京老城为核心、线性文化带为总览、国家公园为驱动”的综合保护体系。他指出，综合保护体系的建设是对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和保护工作的强化，不仅维系了文化遗产本体的历史价值，也为公众提供了良好的游览及教育环境。同时，北京通过“理念引领”“成果惠及”和“资源服务”三种理念，将文化遗产转化为经济发展、文明互鉴的重要支柱。通过提高本地居民遗产保护活动的参与度，提升“

在。我身上一寒，隐隐觉得四周有无数双同样的眼睛正在注视着我们，虽然眼光温和之极，可却令人心中不由惧意顿生。言二冲众人微一欠身，像似行了个礼，随即身子一扭，双腿连环在空中旋踢数下，腿风愈见刚猛，落地却是轻描淡写地一腿横劈在地下。耿婆给言二安排的对手便是我，出行前曾详细介绍了形煞鬼眼宗的一些看家本领，言二方才的那一腿正是形煞起手式“百鬼憾地”。“波”地一声震动，言二运劲传入地下的力道反震上来，地面波动中隐隐现出一些规则的沟坎。一片银色光芒瞬间布开，地面立刻覆上了一层坚韧的金属层。早在言二起腿时，我便已暗自蓄力，在他落地一腿的同时，驭金能力便全力发动了。言二似乎早已料到我会如此对付，当下不愣不慌，身影一动幻化作了无数的鬼影在我们身周游走起来。看来他也留有后手，“鬼影随行”的身法下应该隐含着另一次杀招。我索性闭起双眼以耳代目，听辨着他的脚步变化，游走间言二不住地挥动着手中的明杖，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形态各异的图案，大开大合的动作下竟是形煞三绝中的“厉鬼画符”。突地，言二身形一顿，双手剑指左右太阳穴，一双鬼眼暴张开来，一时间四处隐隐闪现出无数双鬼眼，频频亮起柔和的光芒，在这柔光下，一圈诡异的图形凭空出现在众人周围，那竟是八道宫位对错的八门卦象图！形煞三绝的杀招“鬼眼加身”将言二之前凌空留下的卦象图全数映出，这宫位对错的八门卦象正是奇门五凶的另一局——八门伏吟。此局凶象环生，五行错乱，入局者行径颠倒，暴戾自残，往往会狂性大发力竭而死。这个凶局的布设完全依仗了言二的形煞绝技，但伤在凶局之下的却正是言二。在鬼眼柔光亮起的同时，四道光滑的金属板将我们围了起来，明亮如镜的板面堪堪映出八门的倒相，形影两厢生克作用，一个完美的凶局顿时土崩瓦解。只是言二却被自己运出的鬼眼柔光波及，煞气反噬，僵直地站在那里浑身颤抖不已。金属板撤去，林岳笑嘻嘻地走到言二跟前，变戏法似地掏出五六个不同模样的果实，伸手捏烂劈里啪啦地摁在了言二的四肢和脸部。紧接着一个硕大的果壳自空中落下，狠狠地砸在了言二的脑袋上，哗地一声，言二顿时成了一个香甜可口的“落汤鸡”。“咳……咳……”言二身子一软，瘫坐在地上，不住咳嗽起来，一双鬼眼光华逐渐隐去，削瘦的身子蜷作了一团。“何必以德报怨。”言二喘息道，“我未必领情……”“你不领情，我们领。”我笑了笑，“旅店门外布煞，你是提醒我们即将涉险，这样的举措我们怎能以怨报德？”言二沉默不语，众人也不便逗留，当下转身前行。“留步……”言二在身后虚弱地叫道。脚下一停，我转身疑惑地望向言二，他撑起身形，喘息了几下，脸色不住变换着。“前面只有一局，却又是三局。”言二面上坚定了下来，“切记子途典故，莫要凭眼观物。”两句似是而非的话语却似隐含着深意，言二并不像是在撒谎的样子，但却言而未尽。不过，守局的毕竟是他亲兄弟，如此提醒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我暗暗记下，冲他点点头，转身跟上众人。“攀附权势，纵凶结怨。”言二低声叹道，“大哥要是早听我一句就好了。”“听不听都是同一个结果。”一个阴狠的声音传来，“那就是——死！”二十一、亦幻亦真子路，孔子的学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为人伉直好勇、重友朋、讲信义，是孔门弟子中性格较为独异的一位。子路有个非常有名的习惯——“闻过则喜”，但凡有人指出他的过失，他都会欣欣然地拜谢接受，一时被传为佳话。子途心胸狭窄，常为人们所厌恶，心下甚是烦恼。当听说了子路的事情后，便立即效法，拿着册子向妻儿邻人恳请指正，众人见他诚恳，便畅所欲言，子途也一一记录在册。但不久，子途就故态复萌，并依据册中记录逐个报复众人，人们对子途的行为摇头不已，均感叹道：“闻过则记，后会有期。”……言二的话我并未完全理解，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清楚的，剩下的一局应该是由言大、言三和言五共同主阵的，其中必定隐含了奇门五凶的其余三凶。穿过空地，一条山道拐入边坡后的山梁，两侧怪异的山石崎岖突起，伴着渐暗的天色显得分外奇诡。山道并不宽敞，仅容两人并排走过，众人分作三排，拉开些许距离小心地向前行进着。走出不多远，山石稍见稀疏，走在头前的林岳身子忽地一矮竟不见了踪影，他身边的S也是一晃，相继消失在视线之外。“靠，这地形专门害人用的啊？！”惊疑间林岳的声音从前方传来，但却带着回响，似乎正身处于一个空洞的环境中。“湘西山势地形复杂，你小子看着点路。”耿婆笑着上前，身子一闪跟了下去。原来前面的山道在平伸中突然打了个下折，四周地势凹陷了数米有余，暮色中林岳没有看清直接滑下凹地，S一把没拉住他反而也被带着滑下。这片凹地大约一里见方，远处有个豁口，山道自其间延伸而下，整个凹地像是一个干涸了的天然蓄水池。只不过，凹地内并不平整，犬牙参差的山石遍布四处，山道延伸至此便从这些山石间扭曲穿过，沿路走去像似一个迷宫石林。“咔咔咔……”凹地内的山石相继碎裂，一些奇怪的物事在身周林立了起来，三个身影飘然出现在凹地边的高处。“天为甲子，亦甲戌！”低沉的声音自西南位响起，人影一闪瞬时又出现在了东面，那人单手捻诀，扬起一蓬闪亮的物事拍入地下。脚步间的罡斗变化连踏八卦，分辨之下足劲直透坤二宫和震三宫。“甲申归入，甲午生！”东北面紧接着传来冰冷的声音，削瘦的身影转而遁至南面，双手并起，脆响声中掷下两个瓷瓶。那脚步遵循的是罡斗步法中的八卦倒踏，方位则是艮八宫和离九宫。“甲辰甲寅双盘会！”年轻的声音在东南面嘻嘻一笑，身影原地不动，双手垂放间身周围起一圈三尺来高的东西，脚下稳稳站在了巽四宫的方位。子刑卯，戍刑未，申刑寅，午自刑，辰自刑，寅刑巳。出手便是最毒的杀招，言家这三兄弟疯了……“六仪击刑百煞争！”三人齐声高喝，我忽地发现，周围竟无端地变成了五个人影，六股诡异的白色雾气迅速在空中扭动着，竟形成了一条青黑的大蛇，蛇头处四散分叉，枝丫地长出了九个人头，一股恶臭顿时自九张大口中涌动而来。“呸！玩什么六仪击刑啊？还把个臭虫相柳搞出来了。”林岳被臭的直吐吐沫，“丫的这不污染环境嘛？”“相柳者，虚灵之恶煞也，其性水属，蛇身而九头，身踞九山，成于煞气。口涎如川成泽，百毒尚为不及，其臭无比。”眼前这条恐怖的家伙便是传说中的恶神相柳，随着身躯逐渐实体化，相柳发出的恶臭愈加浓烈，灰白的雾气弥漫包围着我们，有如流水般嘀嗒的声音不住响起。莫炎双手一张，灵火蓬然自身周亮起，火光流动着将众人围起。说也奇怪，恶臭竟被挡在了外围，仿佛无法穿透灵火。灰白的气雾散开，那景象让人不由心中大寒：相柳九口巨张，黏稠的涎液瀑布般地流淌着，短短时间内凹地几乎变成了一片小湖。若不是莫炎的灵火支撑，只怕这会我们已经浑身粘满这些有毒的涎液，乌黑浮肿地漂在这里了。林岳狡黠地眨了眨眼，蹲下身子用食指在地面上不住地画起圈来，方才他吐吐沫的地方突地流动起一道暗绿色的光流，直冲东北面。那高地上的人影见状一愣，正要翻身跃开，脚下却凭空生出了半人多高的阔叶绿草，叶片上满是粘液钩刺，死死地将他钩粘在了那里。不容他缓过气来，两棵矮树在他前后长起，长满钉子般尖刺的树干调戏似地在他身上轻轻碾压起来，那人疼得闷声冷哼，双手一撤间，南面的人形哗啦倒地。原来他们的身形得以瞬间移动是采用了木偶替身，正主被袭，那替身则应声倒地。随着东北面和南面的局势崩溃，相柳的身子立刻缥缈了起来。莫炎双眼一亮，口中暴喝一声，手掌上下翻合，身周灵火的势头猛涨数倍声势巨大地爆向四面。一阵狂风卷过，四周恢复了原样，那条可怕的相柳早已不知去向，被林岳制住的那人应该就是毒王言三，相柳正是他用百毒混合入六仪击刑的煞气而生的。西南位射出一条细索，直奔南面，方才倒地的木偶应声而起，这手功夫老到沉稳，出手的应该是言大。东南位的言五双掌轮番击在身周三尺高的物件上，脚下一抬勾起一个酒坛狠狠砸在面前，一股血腥的气息立刻弥漫开来。那边言大单手立掌劈开数道木匣，一片粉末随风而起，另一只手振臂急挥，南面的木偶双手立刻捶向胸前，木甲砰地碎裂，倾出大股腐臭的黑水。莫炎一拍我和林岳，三人分作三角形站立，各守一面，晖儿和S迅速翻下背囊，取出两具金属结构的物件来。地下一震，一股隐隐的吸力牵动着我们的身体，四周的黄土不住翻滚，大有将众人活埋的架势。失去言三援助的二人孤注一掷，竟由言大操控木偶代替，发动了奇门五凶的“三奇入墓”。S架起了一个金属支架，八根金属管伞状分列在顶端，一旋机簧，尖锐的镖头带着一道银色细索射向四周堪堪钉在了凹地的边壁上。S紧接着在机簧上一摁，金属管猛旋起来，八根银色细索拉动弹开，化作一片银色的屏障。晖儿拎起一个粗大的金属长筒，旋动底部机括，一股银色光流夺空而出，堪堪自银色屏障间穿出，摆动着在银色屏障上划出一道轨迹。那银色屏障隐隐现出一个奇门三盘，银色光流自六戊、甲子而出，横摆晃动直冲丙奇。狴犴狂吼一声，身上冲起一道暗黄的光影，跃过银色屏障绞入那光流，四周空气猛地爆开，龙吟之声顿起，黄土的吸力与波动倏然停止。震动之下，言大和言五相继翻倒，莫炎身形一晃，闪向高地，一旁的林岳也不见了踪影。不一会，言大和言五被拖到了面前，莫炎的银色长索将他俩捆得好似两个粽子一般。林岳不知什么时候溜了回来，身后一根粗大的藤蔓上吊着半死的言三。“辰州言家果然名不虚传，奇门凶局布得巧妙啊。”耿婆示意莫炎林岳将三人放开，“既然我们侥幸获胜，还请言大先生履行诺言。”言大脸上微微一红，单手扶住歪倒的言三，垂头不语。言五嘴角微微一咧，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又咽了回去，复杂的表情在眼中闪动了起来。天色忽地一亮，继而星光月色全无，周围顷刻间陷入一片黑暗。一股冰冷的水气自莫炎身侧卷起，将他围了个严实；铮铮大响间，林岳被一片枝丫的锐利金属包围起来；耿婆脚下黄土上涌，眨眼间包裹了她的全身。情急之下，我刚跃到晖儿和S身边，灼热的火焰便将我们团团围住，热辣的火舌凶猛地燎烧而上。“闻过则记，后会有期……”我脑中顿时闪过言二的忠告，奇门五凶方才经过四凶，这余下的一凶……今天是辛日！难怪他们要约在申时，原来是为了辛日丁酉时的“五时不遇”！五时不遇是奇门五凶中最古怪的一个凶局，但凡入局者都会遇到与自己相克的东西，正如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境地一般。言五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转身扶起言三的另一条胳膊，与言大架着他缓步离去。他根本不必看结果，即便是绝世高手，在“五时不遇”的凶局克制下，也只能坐以待毙。不过，他漏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那东西方才还在众人附近，现在却已不知去向。“吼……”惊觉天地的狂啸平地而起，凹地间裂开了一道宽大的缝隙，清越入云的龙吟频频不断地自缝隙中传出，青黄的光芒中，九条隐隐发光的龙形气流直冲霄汉。空中云雾卷动，九道龙气旋动着盘起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明月星斗陡然闪现。星月光华中，九道龙气凌空扑下，分别击中地面上的九人。身周一松，众人受到的禁锢全然解除，六道龙气已化解了“五时不遇”所带来的煞气困局。只不过，另外三道龙气却是将言家的三个兄弟撂翻在了地下，本就半死的言三，现在已是奄奄一息了。“既然能用‘青龙回首’破你的‘三奇入墓’。”耿婆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笑道，“我又怎么会忘记‘五时不遇’的克星是‘九龙转神’呢？”言大喘息着咳嗽数声，眼神黯淡了下来，看看身边昏死过去的两个兄弟，脸上掠过一丝悔意。“那人自称‘风爷’，没露过面，只是叫东三爷和我们联络。”言大低声道，“一千万，要张良墓里的司南斗盘，还要我们试试你们的身手。”“三爷，风爷，靠，这爷还真多。”林岳撇撇嘴，沾沾自喜道，“想不到我那么值钱。”“是两百万。”莫炎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平均数，不算我。”正自得意的林岳被莫炎兜头一盆冷水，脸上多少有些挂不住，涨红着脸想要反驳，但却瞥见S在一旁偷笑，当下讪讪地挠挠脑袋，不再多话。“走吧。”耿婆看了看言大，挥挥手背过身去。“耿老，他们的话你信？”莫炎望着三人远去的背影道。“信，为什么不信？”耿婆转脸看着莫炎，“这种为钱卖命的人没必要照顾东主，更何况，现在他们根本拿不到那一千万。”“呀？您老能掐会算，连这也能算出来？”林岳奇道。“还掐算呢，用脚趾头都能想到。”耿婆笑骂道，“你小子吃饭的那二斤半不还长在自己脖子上吗？”……言大的一双眼睛满是血丝，怨毒地瞪着眼前那个长着鹰钩鼻子的白发老头。老头的手上正抛动着一个圆形的物事，细看去竟是言三那脸颊削瘦的人头。就在言大架着两个兄弟走到边坡附近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道热风擦肩而过，侧脸间只见言三的脑袋不翼而飞，跟着人影一晃，那老头便出现在了面前。“东三爷……”眼看兄弟横遭惨死，言大恨得连话都不成调了，松手放下两兄弟，身子一挺猛冲向眼前的老头。但前冲的身躯却生生地顿在了那里，一根带着倒钩的利刺自软肋深深扎入了言大的体内。“老五，你……”言大难以置信地看着身边那张熟悉的面孔，上面满是阴险的笑容。“大哥，走好。”言五笑着拧动利刺狠狠拔出，言大随即一头栽倒，当场断气。陈子浩咧嘴一笑，抛去手中的人头，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精致的纸片，冲言五招了招。言五笑嘻嘻地凑上前去，双手接过纸片，眼中露出狂喜贪婪的目光。但那目光很快便凝结在了眼中，陈子浩的右手不知什么时候搭上了言五的肩头，一股悄无声息的火焰如刀般掠过他的脖颈，言五那装满美梦的脑袋重重地掉在了地上。陈子浩拾起那张纸片，鄙夷地看了看言五那死不瞑目的脑袋，突地飞起一脚将人头踢出老远。“一千万，是你们这种人能拿的吗？”……每每经过一场大战后，疲劳总是不失时机地前来拜访，且不谈体力的消耗如何，单就绷紧的神经在舒缓后所带来的副作用便足以让人消受不起了。回到旅店已是半夜时分，众人洗漱之余互道了晚安，各自回房沉沉睡去。……两小时后，旅店西面的地窖口，一个鬼魅般的身影闪了进去。地窖并不宽敞，但没有存放什么东西，那人影在地下比划了一番，摆设起几支香烛，燃起的瞬间，一股奇特的香气充斥了整个地窖。“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那人影阴声笑道。……疲劳中的人特别容易入睡，我也决不例外，沾上枕头之前脑中还在思考着事件延续的问题，可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便已酣然入梦。不知过了多久，大脑皮层的某处渐渐活跃了起来……“好久没来这里了。”咖啡吧里，我捧着一本杂志舒适地将自己埋进柔软的沙发。这间咖啡吧离我家不远，有时我会和晖儿去那里坐坐，安静地翻翻杂志，读上一本并不太厚的小说，彼此享受着安静祥和的生活。“先生，您的咖啡。”女服务生端来一杯蓝山，那是我常点的口味。端起咖啡杯，正要品尝，眼角的余光无意间瞥见了女服务生的表情。那是一种很奇特的表情，就像一只猫科动物，正看着猎物进入自己的捕猎范围。“我脸上有什么吗？”放下杯子，我奇怪地问道。“对不起，我只是……”女服务生稍显慌乱了一会，立刻换上一付甜美腻人的笑容，上前端起咖啡杯，转身坐在了我的腿上，丰满的胸部紧紧贴近我的胸口。“这是您最喜欢的咖啡。”腥红的嘴唇凑近我的耳边柔声低语道，“快喝了它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抽动起来，裂帛声中黑影被撕成无数的碎片飞散而去。细看间，那草叶的边缘遍布着细小的硬齿，像极了一根根柔韧的锯片。“我的鲁班锯草味道不错吧？”我跳下车子，正听到林岳得意的话语。“是什么东西？”顶着风沙，我翻动了下被狴犴扯碎的黑色东西。碎裂的黑色长袍下裹着残缺的肢体，像是被风干的人类尸身残块，一旁散落着一些木块碎片，似乎是这些东西身上掉落的。“吼～～”威猛的咆哮传来，身躯涨大如巨虎般的狴犴站在山谷的出口处，凶猛彪悍的气势似乎正面对着什么强敌。……山谷尽头，扩张喇叭形谷口向两边侧伸，形成了一个双月环抱的宽阔地域，周围隆起的山势恰好使之成为了一处绝佳的两兵交锋之地，这里应该就是古战场的正地所在。无数黑色长袍乌云般的布满了整个战场，在狂风卷动中发出猎猎的声响，弯刀的寒光有如乌云中的闪电不住闪现，扑面而来的戾气杀意几乎将我们扼杀在了当场。十六、墨者非攻“唐天宝十载，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伐石国，擒胡王斩首阙下，群胡怨忿不已，遂领众番集结大食，共谋反唐。是年春，大食王遣精锐三百，乔装入关，欲结朝中乱党以谋内应，事败，被歼关中。”……狂风扯动的黑色长袍连成一片，黑压压地在面前铺开，完全无法分辨那究竟是人还是别的什么，一股难以名状的压迫感油然而生，手心中渐渐渗出了汗水。“这……是什么东西？！”林岳皱眉道，“好像很眼熟啊。”“这群家伙像是古代大食的打扮。”耿婆的声音自背后传来，晖儿和S不知何时也已站在了我们身后。大食是我国古代对中亚阿拉伯国家的称呼，源于古波斯的悠久民族，古代波斯帝国一度曾称霸欧亚非大陆，其精悍的军队和巧妙的战术至今常为军史界所称道。低沉的号角响起，浑厚悠长的声音在山谷间不断回荡，那些雕像似的黑色身影整齐地移动起来。随着间隙的增大，一群头裹黑色布巾，身着黑色长袍，面遮黑布的身影落入了眼帘。我有些吃惊，方才对我造成极大压迫感的竟然只有百十余人，也许是密集排列后宽大的黑袍给人造成的视觉假象所带来的效果。但即便如此，那种压迫感却依旧没有消失。“双十阵列，老婆子还不算眼花，是大食黑魆兵。”耿婆一拍我和林岳，反手抽出小玉槌，“我们迎上去，要是被困在谷里，只怕就没命了。”大食黑魆兵属于轻步兵，古代大食的轻步兵单兵配备锋利的波斯弯刀和直木弓，行进迅速，冲锋前以排箭攻击敌方，近身时以弯刀斩杀，强而有效的战斗力在中亚一带称霸多年。不过，这些黑魆兵与普通轻步兵不同，隶属精锐禁军编制，以十人队为基础组合，攻防得体，全军配合战术类似于我国易理兵法中的某些精要理论，在唐朝时期曾大败突袭大食的盛唐军队，其战斗实力可见一斑。他们的阵势完全是将我们当作了捕杀目标，可这些数百年前的古董兵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脑中思索但脚下不停，众人随着耿婆快步冲出谷口，狴犴一马当先地冲在头前，威猛的气势直逼黑魆兵的阵脚。号角声连响三下，黑魆兵的阵形突地散了开来，整齐地分作了十队，一阵黑袍抖动间五队黑魆兵快速将我们围住，另外五队则附在外围，两道五边形的包围圈中传来弓弦的响动。“小心排箭！”耿婆高喝一声，玉槌在地下划出四道半弧。飞蝗般的箭矢随声而来，我和林岳还未动手，只见耿婆玉槌一摆，横空带出一片水滴，地下的半弧随即涌出白色寒雾，空中凝结起无数细小冰粒。咯啦声响不断，箭矢撞在冰粒间竟无法穿透，扭曲地卡在了半空，一时间周围完全被箭矢所包围，我们像是待在了一个白色的仙人柱中。号角再起，第一道五边形包围圈立刻变动，每边队伍以中间兵卒推进，左右两侧雁行排开，迅速形成一个五星阵形，雪亮的弯刀齐声出鞘，迎着狂风发出嗡嗡地响声。五队黑魆兵并没有直接攻击，手中弯刀互相磕碰，外围阵形也相继改变，如法炮制地磕碰着弯刀。起初只是发出清越的金属脆响，随着磕碰速度的加剧，响声骤然大起，隐隐挟着风雷之势。“轰！”上百名黑魆兵突地同时将弯刀斩向地面，暴雷声卷动着一股凌厉的杀气直奔冰粒壁垒而来。狴犴大吼一声，长尾猛地一旋，在周围带起一阵疾风，林岳双手猛按，十二棵苍柏瞬间围立。空气凝结了数秒，轻轻爆开，微风拂面的感觉几乎令人产生错觉。圈外的狂风依旧大作着，圈内却已和风习习，强烈的反差中耿婆布下的冰粒壁垒悉数落下，化作水滴渗入了黄土。十二棵苍柏数段断开，轰然倒地，切口平滑整齐，却完全看不出任何的砍斫痕迹。“金风雷杀！”耿婆眉毛一挑，“老婆子轻敌了，没想到是墨家的人到了。”“墨家？墨者非攻，兼爱天下的墨子？”我惊疑道。“墨者机巧，专于五行，奇门异阵，遁甲成兵。”耿婆笑了笑，“大家打起十二分精神来，这回可是一场硬仗！”黑魆兵一击得手外围阵形立即退开，内围五星阵形围着我们迅速跑动起来，整齐的步伐使得队形毫不改变。跑动中左手握刀，尖刃冲外，右手扳住刀身蓄势用力。阵形一顿，破空声骤起，反弹的弯刀上奇异地飞出弯月形飞刃，袭向众人。我集中心念横空拦截飞刃，凶猛而来的攻击在叮当互碰之下全数瓦解。旋身一挥，飞刃自地下再起，从各个角度反攻了回去。那些黑魆兵并不慌张，队形倏然一变，内圈蹲下，抬刀上磕，外圈赶上落刀砍斫，任由我攻击的角度多么刁钻，在黑魆兵整齐有序的攻守下丝毫起不了任何作用。“他们的阵法挺厉害嘛。”林岳嘻嘻一笑，“那试试我的招数。”说着两手在地上一抹，一圈绿色波动开去，黑魆兵的脚下出现了无数湿滑的苔藓。歪扭几下，黑魆兵摔倒一片，我立刻挥起一批圆锯飞斫过去。“还是损招管用吧？”林岳得意道，但很快笑容便凝结在了脸上。倒地的黑魆兵席地而坐，弯刀竖在了胸前，其余黑魆兵则站在了他们的肩上，上下挥刀将圆锯挡开。挡过攻势，坐在地下的黑魆兵翻身躺倒，任由同伴站在自己身上，一片刀光急速飞舞，地下的湿滑苔藓顷刻削平。“阵法变化的奥妙就是配合，你俩奈何不了他们。”耿婆沉声道，“也好，就让墨家的人见识一下奇正六爻。”狴犴列在阵前，我和林岳各居左右，晖儿和S反顾后部两腰，耿婆立在正中。所谓奇正六爻即是以奇门遁甲的三奇循环配合六仪六甲，听来似乎有些晦涩，但在耿婆的诠释指挥下却并不复杂。随着狴犴的一声狂啸，地下蓬然扬起一圈厚重的灰土，瞬时间将我们笼罩了起来。黑魆兵阵形一顿，肃立静观，按兵不动以防我们有诈。借着灰土的掩护，晖儿与S转到了狴犴两侧，我和林岳则换到她俩原有的位置上，耿婆脚下轻划，双手捻诀，再度与晖儿她们配合施展“六仪遁甲”。S丹凤眼圆睁，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两手顺时针划动，在身前形成一道黑色气圈，随即左掌平端，右手握拳，拳掌击打中高喝一声：“灭！”雷声隐隐，气圈中闪出数个颤动的球形闪电，直扑黑魆兵阵形。晖儿双手柔若无骨地在胸前摆动起优美的曲线，双掌翻动中，掌根对抵，十指虚拢如莲花，快速旋动中清叱一声：“化！”四周的狂风陡然一停，继而分作两道互错的风带，呼啸不已地压向黑魆兵。风雷声中，黑魆兵的阵形终于土崩瓦解，狂雷炸得残肢四处飞散，烈风中撕裂的黑影漫天飘舞。然而这一战并未将黑魆兵尽数消灭，听风在脑中形成的景象告诉我，在狂雷烈风袭击的瞬间，黑魆兵的阵形突然化整为零，十来个黑魆兵挺身迎上球形闪电，将其引爆，而剩余的黑魆兵则翻起身上的黑袍互抱成团，围做一个巨大的黑色壁垒，烈风只撕裂了那些黑袍和外围的黑魆兵。灰土散去时，一群怪异的东西出现在面前，那样子有些像干尸，但身上的肌肉却似弹性依旧，如果不是拿着弯刀，我很难将它们与之前的黑魆兵联想到一起。更为诡异的是，在这群干尸的背后都嵌着一个木质的圆形东西，既不像盾牌也不像护甲，八根竹制的细条紧紧扣在了肌肉上。狴犴摆动长尾，吸气张口间一股狂风直奔黑魆兵而去。“风雷已去，五行顿生！”耿婆一声低喝，手中玉槌凌空劈下，这一槌敲在坚硬的黄土地上竟完全没入，数目惊人的细小水珠陡然出现，如枪弹般直射黑魆兵。借助狴犴的狂风，疾速飞射的水珠自四面八方包围攻击，避无可避的黑魆兵被打得满身是孔，朽木似的身体不住断开翻倒。林岳乐不可支地打了两个喷嚏，黑魆兵阵中长出了几棵枝干光滑的大树，那些树木长出后不断地开裂，流出大量气味刺鼻的液体，似乎是某种易燃物质。我微微一笑，十来个长满尖刺的圆球凭空而出，只要它们在黑魆兵阵中碰撞开来，一场熊熊大火便可彻底地结束战斗。“呼……”圆球疯狂地砸出，锐利的尖刺带起一阵撕裂空气的声音，在它们的面前没有人会泰然自若。这一点，连林岳也不例外。“我靠！老凡你丫吃错药啦？！”圆球落在了林岳的脚下，两棵坚实的大树遍体鳞伤地倒在了一边。脑中混乱不已，就在挥出圆球的那一刹那，背部肌肉隐隐有些刺痛，随即拉紧，一股酸麻热胀的感觉自背后传来，整个四肢百骸无比舒畅，似乎体内蕴含了无穷的力量，想要爆发开来。但我的动作却着魔似的改变了，变得让我难以想象……“你的背上……”晖儿惊声提醒，却被我挥手带起的一片刀刃阻断，林岳返身击出一根圆木，立即被无以计数的刀刃钉满。“木甲机关！”耿婆脸上闪过一丝惊异的表情，反手拉开S，四人与我直直面对。这是怎么回事？慌乱急躁的情绪立刻堵满大脑，我想开口问话，但嘴里发出的却是野兽般的低吼。背后咯地一声轻响，我猛一弯腰，双掌狠狠拍在地上，抖动间地面突起无数尖锐的金属利刺，似乎想将眼前众人活活钉穿。林岳反应灵敏地荡出四根藤蔓，脚下木桩托起四人，在藤蔓的帮助下躲过一劫。我心中一松，两手却直直插入了泥土中，双臂奋然发力，遍布尖刺的黄土竟像地毯般地被我掀动起来，疯狂挥动下卷向空中悬吊的众人。“横空惊雷破万山！”耿婆大喝一声，翻手掷下两个黑色石球，手中玉槌直射而出，撞在石球上蓬然爆开。一声震耳欲聋的雷声伴随着无数电蛇闪动，黄土粉碎落下，金属尖刺亦被熔为废铁。咯，背后一紧，刺痛中左侧一根经脉猛地一热。我双手抱拳，狂吼着砸向地面，一片大浪般的泥土平地扑起，毫不留情地将空中的众人牢牢裹住，化作一个巨大的泥球凶狠地拍向地面。泥球表面疯长起无数的藤蔓，迅速包裹着外围，撞击到地面时，泥球已然变成了藤球，起伏弹动了几下后倏然裂开，晖儿等人所幸安然无恙。视野中泛起了微微的粉色，我的双眼此刻已布满血丝，圆睁之下眼角几乎迸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控制着我的身体，难道是想要我手刃妻子和好友吗？！“老凡，对不住了……”林岳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忍，双脚急急连跺数下，泥土内隐隐传来一阵涌动声。“不要用你的缘木能力攻他！”耿婆冲林岳喝了一声，后者半信半疑地停了下来，这一喝一停的数秒内，几乎酿成了弥天大祸。咯，咯，咯，连续三声轻响，莫名的力量充满全身，我直直站立不动，一片银白自脚下无限延伸，阳光从逐渐退去的乌云中落下，整个古战场发出一阵雪亮的光芒。是金属，整个地面被金属完全覆盖了！这……这是我的能力吗？！金克木，也许是那东西改变了我身上能力的自然反应，在林岳的缘木能力诱发下，驭金能力疯狂甦醒，厚重的金属抑制了任何可能长出植物的土壤，林岳此刻如果可以自保，那便是我的福音了。“好小子，能力底蕴这么足……”耿婆惊叹一声，脚下快速走动，轻盈的步伐竟在坚硬的金属表面落下了不浅的脚印，那格局图案赫然是奇门水泽卦局。随着耿婆踏下最后一个脚印，金属表面开始波动扭曲了起来，耿婆略带气喘地翻手划破掌心，满是鲜血的手掌击在了卦局正中。波，波，几声连响，金属被数道水柱击穿，喷出的水柱顷刻在我身周形成了一层厚重的雾气，那雾气似乎带着黏稠，渐渐困住了我四肢和身体的行动。“快杀了我！”我心中默念道，如果任由我这样疯狂下去，只怕所有人都会死在我的手下，现在的能力发展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透过水雾间，我看到晖儿那双满是泪水的眼睛，她没有作声，眼神中充满了悲哀和不舍，我……我该这样死去吗？一连串的咯咯声爆豆般地响了起来，身体中的力量膨胀到了极限，周围的水雾仿佛受到了什么压力，渐渐退让开去，耿婆一声低咳，脸上浮现出奇怪的笑容，嘴角竟已溢出血来。哗啦……地面的金属碎裂成无数的细小碎片，极为壮观地漂浮在整个古战场中，所有人都沉没在了这片金属的海洋中，只要碎片在我的意念下稍稍加速，面前的人们便不会在世间留下任何成形的东西。不知是心中的悲愤还是背后那东西的作用，我仰头狂啸起来，原始野性的呼啸下金属海洋波动起一阵涟漪。晖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要我亲手杀死你和朋友们？！为什么！！！背部猛然一震，咯啦声连连爆响，金属碎片终于动了起来。我完全绝望，无助地闭上了眼睛，这也是此刻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若是无法面对却又无力挽回时，人唯一能做的便是逃避，哪怕只是自欺欺人……大脑旋晕着，浑身已没有任何的力气，伴随着金属碎片的脆响声，我倒在了地上，朦胧中眼前闪过那些亲切的面容，晖儿、林岳、S、耿婆…………山谷边的小路上，一个黑瘦男子悄然潜行着，走出不远，回头望了望，口中低叹了一声，似乎遗憾不已。“很不甘心是吧？”淡淡的语声飘来，“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一定能做得干净漂亮。”那黑瘦男子一凛，身子僵直不动了，他的面前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满面微笑的人，那笑容亲切得像是三月的春风。春风很快便熔化了黑瘦男子，地上留下了一滩淡淡的痕迹，狂风带过的沙土迅速覆盖了上去，仿佛什么都没发生。风继续呼啸着，那人却毫不费力地迎风而去，悠然舒缓的脚步完全是一派赏景野游的意境，甚至连一个衣角都不曾被吹起。“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些人能成长到什么地步。”那人俯瞰着古战场，幽幽叹道，“不过，这个答案只怕连风爷也不知道。”古战场中大片残缺的尸体铺陈在地上，四周遍布着无数的金属碎片，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令人不禁眼花缭乱。如果适应了那眩目的光芒，你应该可以依稀看到隐隐晃动着的人影。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也许只是一个，其余的只是你眼中的光斑在作祟……十七、湘西赶尸小时候常常会梦到这样的情景，自己在柔如白棉的云端间奔跑玩耍，累了便躺在云絮中，仰面看着清澈的蓝天，心情舒畅不已。我记得那云絮特别柔软，贴在肌肤上的感觉有如丝缎，轻飘飘地悬在空中那感觉美妙之极。不，这不是儿时的梦境，刚才我还疯狂地攻击着我的晖儿和朋友们，脑中依旧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情景，漫天的金属碎片闪着寒光，涌动着绞向他们……身子猛地一颤，双眼生涩地睁开，并不刺眼的光芒却令得我眩目不已，几经努力后方才适应。眼前出现一张奇异的面孔，扁圆的脸上布满了黄色的绒毛，睁大的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表情极为严肃。这是什么生物，难道是死亡后见到的东西吗？我死了？还是……那张面孔晃动了一下，发出呜呜的低叫，打了个哈欠，显出一副毫无兴趣的样子。“总算醒了。”一个显得有些年长的声音传入耳中。“亦凡，你感觉怎么样？”这是晖儿的声音，她不是……眼前的面孔倏地消失了，耿婆和晖儿探过脸来，活生生的表情和面容完全打消了我的疑惑，可是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得了，全搞定了，让大猫下来吧。”林岳探过头来，S伸手从我身上抱走了那张毛茸茸的面孔，混乱的脑中这才反应过来，那严肃的表情是狴犴常有的面容啊。“老凡，你丫够狠，等你恢复了我一定好好揍你一顿。”林岳满脸坏笑道，“差点把我们都给灭了

派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针锋相对，主张必须收复新疆，左宗棠认为，保卫新疆即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即是保卫北京。而这时，阿古柏暗中请求英国帮忙。英国公使乌亚德向清廷提出：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中亚细亚的和平局面。清政府许多官员因害怕英国，都主张答应英国的要求。对此，左宗棠坚决反对说：“既然英国如此爱护阿古柏，为什么不把印度让给他呢？”由于左宗棠的分析言之有理，震动了整个朝廷，连原先主张放弃新疆的一些官员也对他的见识和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说：“左大人的话才是髙论，叫人没法不佩服！”有的说：“左宗棠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谁说中国没有人才。”军机大臣文祥完全支持左宗棠的主张，竭力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其他掌握朝中大权的人也认为丢失领土很不光彩，既然有人愿意率兵出征，且左宗棠又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中节节胜利，一直是个常胜将军，就不妨试试。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带兵去收复新疆。1876年，左宗棠率兵分三路入新疆，他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很快收复了迪化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攻陷吐鲁番，打开了南疆的门户。第二年，他率军越过天山天险，挥师南下。由于左宗棠的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以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主动给清军带路，送情报，支援粮食，当地人民还纷纷拿起武器，与清军一道打击阿古柏的军队。阿古柏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最后左宗棠把阿古柏撵到库尔勒城，在大军压境、一触即溃之际，阿古柏王梦已醒，服毒自杀。清军迅速收复了喀什噶尔，并趁阿古柏子孙内讧之机加紧围剿余党，将其二子三孙俘获并处死。于是除伊犁外，脱离中国十四年之久的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接着，左宗棠又想起了仍在俄国手中的伊犁。他上书朝廷，请求以先礼后兵，外交加军事的策略，收回伊犁。清廷同意了这一主张。清政府先派崇厚与俄国交涉，崇厚丧权辱国，被判处死罪。接着又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国交涉，俄方百般要挟，左宗棠为向俄国表明志在收回伊犁的决心，命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行军，他在哈密安营扎寨，做好武力解决的姿态。俄国人知道左宗棠不好惹，也不敢轻易诉诸武力，这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终于收回伊犁。但因俄强清弱，清政府还是让俄国割走了霍尔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俄国还蛮横地勒索了九百万卢布的赔款，扩大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通商权利。当然，这已不是左宗棠力所能及的事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左宗棠性情耿直，不喜欢官场上那一套虚假应酬，不久左宗棠又被外调出京做他的封疆大吏，担任两江总督。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先后向台湾的基隆和福建的马尾军港（在福州市东）发起攻击，驻守基隆的清军官兵在著名将领刘铭传的率领下，奋起还击，打退了敌军。但在马尾战役中，由于守将何如璋和张佩纶在战前的头晚得到李鸿章的电报说，与法军的议和已有进展，便放松了备战，结果仓促应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三天之后，即1884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对法宣战。1884年九月，左宗棠奉命赴福建督师，指挥闽海战役。他到防地后，见备战松弛，非常着急，昼夜奔波，加紧备战。将士们一看左大人身先士卒，决心抗法，全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胜仗。1885年春节来临，将士们都想消消停停过个好年。但左宗棠早已料敌在先，说：“洋鬼子早了解了咱中国过年的风俗与他们的圣诞节不相上下，所以他们一定会钻这个空子，趁我们欢欢乐乐过年之际，攻我不备。今年都免过年吧，跟我出击，我亲自充当先锋。”正在这时，福建总督杨昌漫与将军穆图善前来向左宗棠拜年，听说中堂大人要亲临前线，纷纷劝说他不要去。此时，左宗棠已七十三岁，然而他斗志却丝毫未减，训斥二人说：“我不去打，洋鬼子如何害怕？怕，是因为打怕的。你们二位是高官，不肯出去打仗，我去打！”杨、穆二人见左宗棠执意上前线，也不敢再劝阻，只好吐吐舌头打道回府。左宗棠一处一处检查布防，作好了迎战准备。法国果然在过年这天来突袭厦门，出动了大批舰队，但舰队驶到中途便调头返航，因为法军侦察快艇已探知厦门的清军早有准备，还了解到左宗棠也在前线督战。左宗棠的威名，法国人早已耳闻，知道这是个不怕死、不好惹的硬茬子，所以法军便退避三舍了。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谅山、镇南关等地大胜法军，中法之战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然后，1885年六月，李鸿章在与法国的谈判中，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在福州戍边的左宗棠得到和约文本，气得手直颤抖，竟无法读下去，大骂道：“李鸿章啊！李鸿章！你这个卖国贼！”骂着骂着，他突然面如白纸，手脚发软，猛然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昏倒在地。1885年七月，左宗棠满怀遗恨逝世。真是投降派当道，诸葛亮再世也无力回天。四、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张之洞张之洞，1837年生，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张之洞的家庭“三世为州县官”，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少时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十六岁时，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早年，张之洞以攻讦时政而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三十岁时被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接着督办湖北学政，开始主管一省的教育，继而任四川学政和国子监司业。三十四岁起，担任山西巡抚，继升为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期间除1895—1896年和1902—1903年两次临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及入京定学制外，他在湖北任职长达三十七年，是清代总督中在一个地方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任职期间，张之洞除了兴办洋务、设枪炮厂、开矿务局、置军舰和训练军兵外，尤其重视教育事业建设，他创办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洋务学堂，并大力提倡留学教育，晚年跻身于军机枢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的教育改革，供职中枢，主管学部。在四十余年的仕官生涯中，张之洞勤理学政，关心教育，不仅有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系统的教育思想理论，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是新洋务派的首领，与早期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虽然他的教育活动后起，但是他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目的与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待中西文化与教育的看法也有更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它的核心是“中体西用”的教育救国论。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由十载学官到出任巡抚时期。这一时期，张之洞属于顽固派营垒的旧学捍卫者，其办学的目的在于“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学校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他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等，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纲常名教的“通经学古之学”。张之洞作为学官，主持过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做湖北学政时，鉴于士风败坏，他强调“以根柢之学砺砺诸生”，并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在四川任学政时，大力整顿科举积弊，并亲自讲学于尊经书院，著《辅本酋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前者将科举考试注意事项逐条列出，对考生加以指导，实为科举考试指南；后者列举经、史、子、集要目，实为旧学入门。在这一时期，张之洞所取用和培养的代表人物有袁昶、许景澄、陶横、孙诒让、张祥龄、范容、宋育仕、扬锐等。第二阶段，即中法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督粤、湖广和暂署两江期间。这一时期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化成洋务派，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坚持传统的旧学为基础外，提倡增添传授西文、西艺的新学。同时他逐渐将过去所兴办的旧式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他说，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学校，即合古制，且以名实相符”。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变器不变道”，即主张学习西方某些近代艺能，但必须保存中国的封建政治、伦理传统。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湖北经心书院初期学习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之类。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内容。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西湖书院，课目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又以新学方兴，还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以及兵操等学科。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张之洞暂署两江。由于身处文化发达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扩大，加上中日战争的刺激，他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恢复水师学堂，兴办陆军学堂，在江西高安办蚕桑学堂。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出国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开始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以及创办文化设施，这时期，他雄心勃勃，决心在教育上大干一番事业，他致力于军事教育、实业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等。军事教育方面：他早先在广东时创办了水陆师学堂，这是当时一所规模较大的洋务学堂，以培养海陆军事官员为主要目标，水师聘英国人做教官，陆师由德国人做教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在南京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实业教育方面：他提出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裕国民之利”。他在湖北创办的实业学堂，有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都是零星创办的，并无系统规划，办学宗旨，专在实用，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近现代各方面的技术人才。普通学堂方面：他在湖北创办的有初等小学堂、湖北五路小学堂、湖北普通中学堂、湖北高等学堂、湖北存古学堂等。张之洞主张，小学由民间自办自主。中学教育培养方向有二，一是“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二是“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课目为十二门，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和体操，教学方法仍以讲诵为主，同时兼用西方教育实验、观察等方法。大学堂的宗旨他规定为造就通才。他选择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附高等学堂学习经学（道德学、文学）、中外史学（国朝掌故学）、中外地理（测绘学附）、算学（天文学附）、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和兵事学。后两门均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各国游历一年，以后高等学堂的学生来源主要由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升入，三年学制年限，毕业后出国游历一年。这样，张之洞就把普通教育初步系统化和制度化了。留学教育：张之洞认为学习外文是学习外国的必要准备，他说：“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自强之道，贵乎国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自强学堂就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设有英、法、俄、德、日语等科目。在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他还极力提倡编译西方书籍，后来他在两江和湖广地区合设江楚编译局。张之洞还认为，在国内读洋书不如出国留学，留学一年胜于国内读洋文五年，所以他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曾派遣二人到比利时学炼钢铁，派学生分赴英、德、法、日本留学军事和制造技术。师范教育：在兴办各类教育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师范教育尤为关键。他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先后在湖北创办了一批师范学堂，如湖北师范学堂，除普通学科外另设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又如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大、学生多，内设附属小学，当时李四光、闻一多就是该师范学校的学生。此外，他还创办了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即各府）师范学堂，建立了全省师范教育网。此外，张之洞对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他先后在湖北兴办了一些妇幼学堂。如湖北敬节学堂，是当时的幼儿师范学校；湖北育婴学堂相当于今日的保育员学校；湖北女学堂，为湖北近代女学之始。在湖北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图书馆、《湖北商务报》、《汉报》、《楚报》、《湖北日报》、《湖北官报》等，为湖北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之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表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制定癸卯学制。《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劝学篇》共四万余字，分二十四篇。内篇九，讲中学；外篇十五，讲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劝学篇》的一贯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艺，以此技艺来救清王朝封建制度和学术文化之“阙”，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张之洞晚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越来越暴露出洋务教育的反动性一面，他害怕资产阶级利用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武器，所以他禁止私学教习政治法律与兵操，查禁反对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办报刊杂志，乃至残酷杀害革命党人等。但张之洞晚期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和拟定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亦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促使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起了重要作用。癸卯学制包括二十个文件，其中主要是“学务纳要一册，管理学校通则一册，实业学堂一册，请讲学生章程一册”。这个学制的教育宗旨是“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与学习目标，采用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这个学制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彻底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新学堂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全国官办学校为数很少，新学制推动后不到八年，全国新学堂发展到五万二千多所，学生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1909年去世，著作有《张文襄公全集》。【点评】从晚清中兴四大臣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有诸葛亮再世，也不能中兴晚清的缘由了。这四大臣之间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特别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对外软弱派在政局中占着主导地位，把强硬派取得的功绩给化为了乌有。软弱派在洋务运动中，崇洋媚外，对洋人采取了一种过分依赖的态度，到处表现出一种奴颜媚骨的嘴脸以讨好洋人，想以此来换取洋人的支持，结果被人越发看

时期是“小冰河期”的话，那么明王朝不止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期，至少，明朝弘治皇帝朱祐樘（公元1488―1505年）在位的最初时段，也是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的时段。但这时期的明王朝，非但没有像崇祯时期那样亡国，反而在朱祐樘的合理施治下浴火重生，不但抵抗住了自然灾害，更开创了后人津津乐道的“弘治盛世”。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赞美之词，史料上可以查到很多。然而被忽略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明孝宗弘治帝登基早期的“大抗灾”。一如果要评选明王朝历史上苦命的帝王，明孝宗朱祐樘或许可位列一席。先是身世苦，其父明宪宗朱见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庸君”之一，其在位22年，其中有16年不上朝，首开了明朝皇帝消极怠工的“先例”。施政上他宠信宦官汪直等人，导致朝政败坏，政府效率低下，一批能臣遭到贬罢去职，文武百官，多是庸碌混日子之人，民间有民谣讽刺说“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私生活上也非议颇多，专宠年长他19岁的万贵妃，任由她祸乱后宫。朱祐樘的母亲，是后宫的一名普通宫女，得朱见深宠信生朱祐樘时，就险些遭万贵妃堕胎，后为躲避万贵妃迫害，在深宫里隐姓埋名6年。朱祐樘与朱见深父子相认后，朱祐樘之母遭万贵妃迫害致死。其后，万贵妃一直谋求废黜朱祐樘，导致朱祐樘数年来小心翼翼，在万贵妃的不断刁难下生活。最后平安即位，可谓历经磨难。平安即位后的朱祐樘发现，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这时期的明王朝，是极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仅仅是朱见深去世时的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陕西发生大地震，河南发生水灾。朱祐樘登基后，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广西瘟疫……除了自然灾害，国家的内外部问题更多如乱麻，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崩溃，朱见深在位时沉迷修道炼丹，几乎把国家财富挥霍殆尽。政府官员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贪污腐败日益严重。外患方面，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持续骚扰，边关战火不断。朱祐樘登基后厉行拨乱反正，罢黜昏聩官员，提拔能臣干吏，整顿吏治腐败，减免百姓负担。而要励精图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抗灾救灾。关键是：怎么救？别的不说，钱呢？一分钱难死英雄汉，抗灾需要钱，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也变不出一毛钱来。朱祐樘不是孙猴子，他只做了一件事就解决了问题——割肉。事实上当时明王朝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关键在于钱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个肥胖病人，不该长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决财政问题，既得勤俭，又得舍得割肉。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时代留下的庙宇寺院，关门的关门，充公的充公，什么法师方丈的，劳改的劳改，还俗的还俗，吃斋念佛管啥用，统统干活去。然后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养了，宫廷的日子当然也得勤俭：仅光禄寺用于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10万减到每年4万，香料用量由原来的每年2685斤减少到每年1635斤。人员当然也缩编，皇宫的人员编制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类开支竟然缩减了六成。政府改革当然也不闲着。闲职官员裁撤的裁撤，采办之类的土匪行动一律叫停。宫廷宴会，包括接待外国使节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都一概从简。总之四个字：能省则省。节衣缩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类开支，竟比成化朝减少了八成。这些钱大都变成了一批批发往灾区的粮食与物资，都是朱祐樘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抠出来了，就该救灾了。在当时，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水灾。白花花的救灾银填不平这无底洞，折腾下去，比尔?盖茨都得破产。朱祐樘知道，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修水利工程。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3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治水患的关键在于：要选择正确的人。朱祐樘找到了3位熊猫级水利人才：白昂、徐贯、刘大夏。二第一个人：户部侍郎白昂。开工点：河南开封。斗争对象：黄河。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5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灾情总算缓解。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此时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更大的水灾必将风云再起，连京杭大运河都有阻断的可能。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20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把黄河治好了。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黄河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翻翻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卷册，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像是一头疯狂的怪兽，无数血泪斑斑的水灾记录由此而写成。怎么对付这头怪兽？黄河两岸的地区都把修坝当做主要工作，结果要么是堤坝被咆哮的黄河水冲毁，要么是东家不闹西家闹，摁下葫芦起来瓢。那就挖掘人工运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这么做的？可开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远赶不上洪水暴涨的速度快。你正挥汗如雨地赶工程，却发现已被淹没在茫茫波涛里了。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奸臣徐有贞（即害死于谦的那位）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操作如下：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徐有贞用这个实验说明：在开挖运河缓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开窍，窍十者先竭）。这个实验在400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理论虽然正确，并取得过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白昂，字廷仪，江苏常州武进人。天顺年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治水的人未必会带兵，但会带兵的人肯定会治水。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水利人才，都有过沙场横刀立马的光荣历史。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对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20年前他科场登第，坐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徐有贞不久后就倒台），但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学得青出于蓝。这一次，46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壮志满怀的白昂来到了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波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他和他的治河大军，仿佛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下大海，就是胜利！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运河，分流入淮。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运河的修筑与挖掘，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运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大水风云再起，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难而上了。他充分延续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因为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瑕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终于，当他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了当地水情后，他找到了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叫山东张秋河。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公元1453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太平无事。但白昂却敏锐地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12条运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夺得，万无一失。然而，白昂收到的中央回复是：不准！愕然的白昂反复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现在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喷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白昂叹了口气，继续干活了。弘治三年夏，这项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从此，饱受洪涝灾害的黄河中游地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解除了水灾的困扰。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今天立于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弘治五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如果当年听从了白昂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说到这场水灾，就引出了第二位水利人才：刘大夏。刘大夏，字时雍，湖北华容县人，天顺七年进士，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然后于成化元年被调入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长期从事国家军事行动的谋划工作，在这个单位里，他一干就是23年。到弘治朝开始的时候，刘大夏52岁，长期被下派于地方，从广西干到浙江。弘治五年他是浙江布政使，正在浙江惩办贪官，追缴流失的公款，突然新任命又下来了：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收拾好包袱，刘大夏才知道，所谓的升官，其实是个苦差使：黄河发大水了。弘治五年春，黄河在张秋镇、黄陵港等地决口，夺汶河入海，两岸尽成千里泽国。更为危险的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南方漕运完全瘫痪。这可麻烦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的，漕运一旦瘫痪，国计民生且不说，京城的老少爷们吃什么。必须要尽快解决！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调15万民夫修治河道。这时，前线总指挥、工部侍郎陈政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后“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人死了，活还没干完，派谁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这时，一边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刘大夏去吧。于是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这次他的任务远比平乱艰巨。工程进展缓慢，漕运的恢复又刻不容缓，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没个几年功夫根本治不完，漕运必须马上恢复，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几条干道，引导黄河进入淮河，经淮河入海。总之，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此时刘大夏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运河。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么，怎么还要往北挖？这不是胡闹么？看似胡闹，其实是对的。因为刘大夏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漕运中断了，要想尽快恢复，必须开挖一条临时河道，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这么做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这么做就是最快捷的办法。同时，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运河，还能分流入淮，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南北漕运再次恢复，连接大明帝国的运输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漕运恢复，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几十万民工勤扒苦作，日夜赶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刘大夏豁出去了，50多岁的老头天天连轴转，没一天睡囫囵觉，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领导都“模范带头”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终于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施工任务。经过两年努力，黄河成功改道，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得以重新恢复生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刘大夏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创举，从此长留在黄河两岸。今天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每年都要进行拜河神活动，而河神，正是刘大夏。顺便说一句：刘大夏的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上沿用了元朝治黄河的方法，外带自己一点小创举。但元朝治黄河，却治得矛盾丛生，治出了一场推翻帝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刘大夏治黄河，却治出了国泰民安，由此可见，好方略也需要好人执行才是。经过白昂与刘大夏两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消停了，中原四省恢复了生产，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另一位熊猫

军主力遂退回到庙湾。几天之后赶来的援军因此感到形势远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险恶。清军在杨声远统帅下开向庙湾，接着去摧毁复明军，夺回了该城，杀死了许多落到他们手中的抵抗者。虽然张华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义王却削发扮成和尚，设法逃出了庙湾城。杨声远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下落不明的义王，悬赏招贴布满整个苏北地区。在衙吏俘获并审讯了一个认识义王的和尚后，官府搞清楚了义王的长相，画图招贴四方。经过逮捕审讯其他几名和尚，盯住了一个名叫孙胜宇的匪首，此人是道士，所谓义王可能就躲在他的家里。孙胜宇住在淮安以南如皋城附近一个叫“双店”的村子里。从扬州派出的捕快和一队士卒在1月18日深夜，包围了双店，突然搜查孙胜宇宅邸。孙胜宇被捕，在他的家当中搜出南明小帖一个。次日捕快彻底搜查村庄，逮捕了另外三名也藏有明朝公文的当地复明分子。这三人中有一人在审讯中招架不住，供认说那个他们称作义王的人早先是躲在村里，但就在捕快到来之前逃到附近的村庄去了。捕快迫使犯人供出了义王逃去藏匿的那家住户的姓名，然后包围那个小村子，袭击了这位反叛者最后的避难所。与义王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儿子。杨声远在如皋建立了一个临时督府监督审讯，俘虏押到后，经审讯发现，他们是前明低级贵族，原属河南周王世系。杨声远认定他们无足轻重，遂下令处死，义王父子于是立即被处决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也在对义王的追捕中被发现了。其中某些人完全是单枪匹马、毫无危害的。但是，此刻清廷神经过敏，认为在漕粮船只聚集地这样敏感的地区，任何复明分子活动的迹象都需要加以最为审慎的对待。清朝当局这时对关于单枪匹马者——尤其是文人——情况的报告，特别感到烦扰不堪。这些人本来已经剃发，归顺新朝，后来却又恢复明朝发式，或主张复明。例如，当奉命前去逮捕义王的清兵返回双店村时，一个军官注意到当地关帝庙墙上写着几个字，向一名“可疑的客人”发出警告。此人是在一个名叫吴心田的人家中被发现的。这些字引起了这位军官的好奇心，他便来到吴宅。吴宅的塾师十分无礼，使他颇感意外，就将这位塾师拘留起来。此人名叫许元博。经再三审问，原来他的父亲许之卿在明朝曾出仕为官。不过，1645年8月第一支清军进入双店地区时，他父亲告诉儿子必须剃发服从清人统治。许元博顺从地照做了。此后不久，这个年轻的士子应聘为吴家塾师，得以读到吴家的藏书，了解到中国战乱时期一些英雄的事迹。许元博为这些英雄的气概和儒家的忠义气节所激励，悄悄地在自己身上刺了三条复明口号：胸前是“无愧我朝”，右臂上有“生为明人”，左臂上为“死为明鬼”。为了向雇主隐瞒对复明事业的赞许态度，他身上的纹字，从来都秘不示人。可是，就在淮安被攻之前，他在脱衣洗澡时，被吴家几个在暗地窥探的孩子看见了。塾师身上刺有复明口号的消息在这个家院中从孩子传到大人耳中。于是就有人——也许是一个妒忌的仆人——在关帝庙写了那些引起清朝军官警觉的短语。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按察使特别关心许元博与其他复明分子的联系。他是否暗中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有过接触？许元博坚持说没有，于是审讯人员向扬州做了报告。但按察使十分关心，便赶到如皋来亲自审问这个嫌疑犯。他有一肚子疑惑，比如他身上刺的这些文字，许元博怎么能自己纹身呢？难道他确实没请别人帮助吗？只是在看到纹字刺得极其笨拙之后，按察使才相信许元博确实是独自干的。不过担忧一消除，按察使仍然感到许元博的罪行必须予以严惩。他这样上奏北京：自本朝立国，尽除暴虐，万民感德归心。逆贼许元博妄为，自绝于治世，背弃皇恩。初剃发以匿其心，后复以此等文字纹身，尽露叛逆之意。欲赦其罪，得否？其妻朱氏当赐功臣之家为婢，没入家产。其父虽居别所，不谙此事，然逆谋不当以地异赦之，国法无贷。所以，由于许元博的罪行实属十恶不赦，就是他那与此毫无牵连的父亲，也应受到惩罚。

清廷的猜疑

于是，在1647—1648年间的冬季，清朝的一些大臣疑心越来越重。他们怀疑原来的一些归附者也暗中怀有叛逆之心。这种猜疑甚至扩及到负责镇压复明活动的高级官员身上，例如杨声远（他不久就因“疏于防务”而被撤职）和洪承畴（他已经由于那封截取的黄斌卿的信件而引起嫌疑）。不久，洪承畴受到的连累就更为严重了。1647年10月，大约就在叛军进攻淮安的同时，南京城门卫兵拦住了一个想离城的和尚，要看他的文牌。这和尚出示了一份由洪承畴签印的文牌，其条文约束甚严。也许是由于文牌有许多约束性条文，卫兵命令和尚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卫兵发现几份看上去十分可疑的文件。经检查，原来是弘光皇帝给阮大铖的一封信，以及表明远在南方的复明分子与南京洪承畴总督接触的通信。这和尚法名函可。第一个“函”字表明他是由南康（江西）归宗寺著名的住持道独剃度的。道独也是广州和尚函是的老师。函是的许多弟子都是广东复明分子。函是与函可在小时候是密友。函可俗名韩宗騋，他一家为反清事业牺牲了许多人，函可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为反清复明而死。将洪承畴与南方复明分子联系起来的信件本身，并不说明总督是南明事业的秘密代理人。然而，南京首要的降清大员与广东复明分子之间有来往，是十分可能的。这一点，尤其在这一时刻，不禁使清廷不寒而栗。1647年8月初，广东两个重要的复明军领袖陈自壮和陈邦彦，合谋在珠江三角洲同时发动了几起暴动，旨在把清军主帅李成栋引出广州。李成栋果然离开广州去守卫新安，陈自壮随后就向防卫虚弱的广州发动了进攻。这时，陈邦彦将自己的部队和战船精心布置在新安与广州之间一个叫鱼珠州的地方，李成栋的兵船一到，战斗就打响了。遭遇战的第一阶段是复明军占上风，陈邦彦的火船开入李成栋舰队，使许多战船燃烧起来，李军伤亡惨重。接着，一阵暴风雨袭击了双方的船队。尽管陈邦彦自称船术高明，但是李成栋的水手们却扭转了战局，他们将战船重新编队，顺风扑向已在他们面前转身逃跑的明军。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尽管陈邦彦一直逃到清远（广州西北大约60公里处），李成栋却穷追不舍，一路消灭小股部队，攻城夺寨。1647年11月25日，陈自壮在高明被俘，押回广州，于12月1日被处决。此时，李成栋已包围清远，用火药炸开城墙，率2万兵马攻入城中。陈邦彦到死都是一个英雄，他三次负伤，在一个朋友的幽静的花园里写下了他的墓志铭：无拳无勇，何饷何兵。联络山海，喋血会城。天命不祐，祸患是撄。千秋而下，鉴此孤贞。然后他试图在一个池塘里投水自尽，但是水太浅了。他昏倒在那儿，被清军抓到，五天之后被凌迟处死。1647年起义就此终结了。然而，当函可两个多月之前在南京城门被俘之时，上述这些事件尚全无预兆。函可携带的文件又向巴山和多尔衮暗示：洪承畴一直与广州复明分子有联系，也许江南文人与南方抵抗分子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当然，这种信件也极有可能是为引起猜疑而伪造的。尽管如此，函可的父亲为前明礼部尚书韩日缵，这一点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而韩日缵，众所周知，曾是洪承畴的主考官。所以，在审问了函可的四个弟子后（结果他们都是相当清白的），总督洪承畴上奏皇帝，承认了他与这个和尚之间的私人关系，供认为他签发过文牌：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四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洪承畴最后说，他将把发给函可的文牌送到北京内院，并将函可案件移交有关部门。北京有司毫不怀疑问题的严重性。函可在巴山人马护送下一到北京，他的案件就受到仔细复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函可是密谋分子，但他的日记里有好些反清文字，为此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发配辽东。同时，皇帝下诏：“洪承畴偏袒其师，擅用职权，授予文牌。极为失当，有司皆应记取。”于是各部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洪承畴应受严惩，提议褫夺其一切功名爵位，削职为民。任何其他官员都会为此立刻受到惩罚，但洪承畴却不同于其他人，他象征着南方归附者对现政权始终不渝的效忠。这样明显地罢免他，就意味着公开怀疑朝廷最高级汉族大臣中有人怀有贰心。所以多尔衮决定暂时不理睬吏部的提议，饶恕洪承畴。几乎同时，洪承畴母亲患病，他马上申请休假去照顾母亲，得到恩准后，勒克德浑接任了他的南京总督职位，洪承畴暂时退出了清朝政府。

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1647年秋季和初冬，清政府继续平定江南。像中国北方一样，长江下游地区也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1648年初，当清政府所依仗统治南方的两个前明官员先后于2月和5月举兵造反时，形势急转直下了。首先起义的是替清朝征服了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金声桓希望能封官晋爵，总揽一省权柄，所以当他只被授予江西提督一职，并被置于一个满人总督的监管之下时，就心猿意马起来。在一名道士以及一个原是李自成部下、绰号叫“王杂毛”（实际就是王得仁）的怂恿下，金声桓于1648年2月22日反叛，杀死清朝大臣，宣布自己效忠永历皇帝。他很快就得到了几个最主要的南明人士的支持，例如姜曰广、邱祖德，控制了江西北部，同时围攻该省南部的赣州。广东征服者李成栋被任命为提督，处于两广总督佟养甲的监视之下，他也被惹恼了。与金声桓一样，李成栋不满于清廷将满人或汉军旗人安置在可以控制这些新依附者的职位上这种方法。佟养甲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以稍稍缓和清廷的这种人事安排。因为作为一个“旧臣”，以及作为像博洛这样的满族主要亲王的知己，佟养甲认为自己有资格轻慢李成栋。李成栋则因暗中受到他的一个宠妾的煽动，傲慢的自尊心更加强烈。这个女人原是陈自壮之妾，为李成栋所获，强迫与之成亲，但她对明朝的忠心却始终不渝。所以，1648年5月，当佟养甲命李成栋率军北进为赣州解围时，李成栋遂举兵造反。佟养甲开始被强迫穿上明装，接着，五个月之后，他企图暗中与清政府联系，就被处死了。在南宁避难的永历皇帝应邀回到肇庆，1648年9月20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朝廷，封李成栋为国公。这时，湖广南部的其他永历将领受到鼓舞，在何腾蛟率领下，夺回了许多重要城镇。到1648年10月，南明政权控制了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清政府仅在广东和赣南，主要是赣州，还占有几块土地。然而，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赣州并没有落到复明军手中。清廷却在中原迅速聚集了兵力，遣大军分两路南下。一支由蒙、满、汉人组成，共3万人，在孔有德、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的率领下，逼向湖广。另一支由谭泰、何洛会、尚可喜和耿仲明率领，从江西扑向南昌的金声桓和广东南部的李成栋。1649年3月1日，南昌陷落。金声桓身负重伤，自溺而死。次日，不断损兵折将的李成栋在徒步涉过新丰附近的一条河时意外淹死。同时，在湖广，孔有德率部逼近何腾蛟，俘获了他，并将其处死在湘潭。到1649年11月，湖广再度牢牢地处于清朝控制之下。在1650年的头几个月里，广东南部大部分地区都被占领了，永历皇帝和他的小朝廷向西逃到梧州，最终经由南宁到了贵州。最后，1650年11月24日，经过10个月残酷的围攻，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7万多人被杀。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堆积结成块的骨灰。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复辟希望的真正破灭。然而，东南沿海鲁王的军事支持者，继续努力与参加过悲惨的1647年起义的江南复明党残部建立联系。这一活动主要是由海上豪强张名振领导的。1647年北伐失败后，张名振重建了他的海军，在闽浙边境的沙城建立基地。它成了监国鲁王政权的总部，从此出发袭击沿海一带，远至江南。1649年7月，张名振决定从他的活动中心进一步向北发展。到8月，他和鲁王已安坐在浙江海门与宁波之间的健跳所了。在那里，张名振又开始计划与岸上的起义相配合，从海路进攻江南。在1647年，许多缙绅复明分子曾期望发动一场与之类似的联合进攻，现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流放了。所以，鲁王政权人士不得不求助于那些下层社会中的人物：低级士绅、冒险家、僧人，甚至盗匪。鲁王政权把印信官告授予江南复明分子。将这些使者作为秘密代理人遣回清人占领区，联络其他同情者，准备起义。如果被联络的人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就由使者本人颁给官告，授予军衔。对复明分子来说，不幸的是，这并非一种可靠的组织武装起义的方法。当一个名叫罗光耀的人在苏北海州联络到许多地方权贵和匪首，准备在1649年夏天联合发起对天津的海陆进攻时，阴谋被发现了，罗光耀被捕。他的被捕以及此后兵部官员对他的审讯，暴露了长江南北地区其他阴谋分子。关于这个阴谋的消息一定使北京的清廷感到惊恐，但它也大大延迟了鲁王政权从海上北伐的计划。南明从海上进攻的希望还因张名振和黄斌卿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内讧而暂时受挫。黄斌卿控制着舟山岛，1649年10月，最终被一个将领出卖给张名振，因而自杀了。不过这一斗争刚结束，张名振就再度计划在北方煽动起义。11月23日，张名振把他的帅府以及鲁王都迁到舟山岛，再次怂恿江南的反清分子计划起义。这次的联系主要是由嘉兴一个名叫毛远斋的和尚负责的。1650年3月13日，在一个名叫韩功树的明朝遗臣的庄园空楼里，毛远斋和其他六名复明分子聚会。会上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然后一起宣誓造反。10天以后，其中两人，毛远斋和吴庸之，动身到舟山，受到鲁王的召见，被任命为南明官员。吴庸之留了下来，毛远斋则携带特别官告文书返回大陆，进一步与他最初的那伙复明分子联系，并与其他人讨论起义计划。与此同时，张名振向苏南发动了一场海上远征，并携鲁王同往。十分凑巧，陈锦这时正率领一支清军扫荡四明山，清除浙东的复明武装。1651年10月15日，有几个黄斌卿旧部叛变，陈锦兵马遂占领了舟山岛的主要防御工事。张名振家人大多遇害。丢失了据点的张名振不得不与鲁王到了厦门，去寻求郑成功的保护。同时在北面的江南，一个曾被毛远斋授予鲁王政权文书的人叛变，并向苏州官府出卖了所有密谋者名单。此人交给清朝官员的那封文书包括有进攻南京并发动一场对北京的北伐的计划，上面盖有张名振的官印。到1652年4月，所有密谋分子都遭围捕，复明分子被彻底挫败了。

万寿祺和顾炎武

随着江南江北恢复了和平，当地居民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1648年，画家万寿祺决定迁出他的“陋巷”，把家搬到距洪泽湖附近的淮安大约35里的浦西。在那里他为自己盖了一个画室，称“隰西草堂”，四周环水。迁到浦西后不到一年，万寿祺暂返江南，谒拜明太祖的陵墓。他还访问了密友、归附清朝的黄家瑞的后嗣。黄家瑞是在1645年松江起义期间被杀的。万寿祺乘船从徐州返

条水平线上。由于国军普通士兵的战斗力不佳，因此相对文化素质较高的中下级军官才是国军战斗力的核心。在一线战斗中，战斗力主要依赖于中下级军官的临阵指挥和牺牲精神。换而言之，评价国军是否为精锐之师的标准，主要就是中下级军官的教育背景和实战经验。话题回到战场上。日军的负隅顽抗，为援军争取了时间。第三、六、九、十一、十三、十六、十八师团，第五师团一部相继投入战斗。之前提过，日军序号前二十的师团为甲种师团，而第五、第六师团则是甲种之中的甲种，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两支部队。通过日军的兵力分配，可见其对上海战场的重视程度。日军虽是在战役开始后才进行兵力调动，却很快在上海完成了陆海空三军高达三十万人的部队集结。要知道这些部队分别来自中国东北、华北、台湾，朝鲜甚至日本本土。与日军超强的战斗动员能力相比，国军的运兵能力就差远了。中国铁路、公路包括航道的运输能力都太小，兵力根本无法一次性地调上来。在这种运输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很多部队甚至是同一支部队都被迫拆分，有的坐车，有的步行，迫不得已形成了兵家所忌的“添油战术”——军队只能是梯次投入战斗，编制混乱，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兵力和火力不能集中使用。别看战后国民政府号称有七十万军队投入了淞沪会战，但真正有效投入的军队远未达到七十万。所以完全可以认为，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并未处于下风。日方不仅兵力不吃亏，还可以依靠其优势空军以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舰载大炮，支援其陆战部队的作战。中国军队被迫在日军的空中优势火力和重型武器压迫下与敌对抗。日本空军的轰炸机以及海军的舰炮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军队阵地成吨成吨地倾泻着钢铁和炸药，战斗进入最惨烈焦灼的状态。在争夺最为激烈时，一个连上去十分钟就全部阵亡，一个师扔进去几小时就没了，淞沪战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国军牺牲的壮烈程度，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没有前例！蒋介石的中央军精锐损失惨重，班、排、连、团的基层骨干损失大半，这些人都是打了很多年仗的职业军官。大量中下级军官的牺牲，令部队的战斗力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在中国驻印远征军未成军之前，国军面对日军时多缺乏战而胜之的底气，也不是毫无理由的。中央军的巨大牺牲，令蒋介石很心痛，但也很欣慰。因为他独揽军政大权的十年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出如山。调令所到之处，原本习惯于为一己私利而各自打小算盘的军阀们——粤军、桂军、湘军、川军、滇军、被改编的东北军，居然不讲条件，不提困难，不远万水千山，杀向了淞沪战场。如川军杨森的二十军，徒步、乘船、坐车，花了整整一个月，终于在10月初赶到上海，没有休整就直接投入战斗中。就这么一支穿着草鞋，装备低劣，身无长物，又刚刚经过长途跋涉的羸弱之师，竟然以伤亡七千人的代价与日寇激战了七昼夜。尽管无数国军闻义赴难，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即便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但现实情况是，国军在经过头两个月的狂攻之后，不仅被迫由攻转守，且渐渐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战局危急！这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精英尽出的中央军在头两个月的战斗中损失惨重，而之后补充上来的大都是各地军阀的杂牌部队，战斗力大减，这一进一出，形势逆转，国军再也无力压制日军。其二，我们的后勤系统跟不上。抗战发生时，我们是以一个近代农业国家拼死抵抗一个近代工业国家。我们的大部分武器都是进口的，仅枪支便来自十几个国家，更别提如飞机、坦克此类的高端武器，基本是打一架（辆）少一架（辆），根本无从补充。枪、弹的生产能力也有限，无法满足战场消耗。而日本则拥有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所有武器均可以自行制造，且产量充足。这样的两支军队交手，除了以惨烈的牺牲换取胜利一途，再无其他的路可走！其三，我们失去了制空权，天空变成了日机的天下。日本轰炸机连难民都不放过，何况是行军中的部队，这就使得上海周边的交通几乎完全堵断，军队运输非常困难。后勤补给跟不上，战伤者得不到救治不说，打到后来士兵连口粮也没有了。说一千道一万，原因只有两个字——国力，绝对的力量是一切的基础。拼到10月底，由攻转守的中国军队已经几无还手之力。为避免全军覆没，国民政府决定将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阵地。为掩护大军撤退，必须留下一支部队牵制日军。这个任务最后交到了孙元良麾下八十八师五二四团手里。说是一个团，其实它的建制已经被打残了，只剩下一个营。原团长已经阵亡，接受断后命令的是刚刚由副团长晋升为团长的谢晋元。谢晋元，黄埔四期生，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有死无生的任务，率领麾下仅有的四百余官兵在闸北四行仓库布防。四行仓库与英美租界只相隔一条苏州河，因此这场防御战将进一步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中国军队在整个上海就此一支孤军。当时谢晋元接受采访时，为了虚张声势便说了句“我们有八百人”，从此“八百壮士”威名远播。谢晋元和他的部下们抱定殉国的决心，即便只剩下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这一周旋就是四天四夜，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抗战到底的决心，也赢得了世界对中国的尊重与同情！四天后，谢晋元接到蒋介石“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的手令，撤到租界。主力这边撤退得并不顺利。大军在撤出上海时不够果断，舍不得退出战斗。就这么一磨蹭，让瞬间的迟疑变成了永久的遗憾，日军指挥官趁机使出了他们使用频率最高的战术——迂回包抄：一部正面强攻，一部从侧翼包抄，两面夹攻。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突然登陆，从侧翼迂回包抄了国军的后路。国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11月初，蒋介石被迫下令全线撤退。淞沪会战就此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此役中国军队伤亡三十余万，团以下军官半数殉国，但也迫使强大的、团结的、凶悍的、野蛮的、世界一流的日军付出近九万精锐伤亡的惨痛代价！此役中国跟敌人耗掉了三个月的时间，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三个月解决中国”的计划，为从上海等地内迁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坚持长期抗战争取了时间！相比之下，我们太过弱小，我们国力不足，我们战略部署欠妥，我们战役指挥不当，但我们决心以全面的牺牲来面对历史危机的挑战！面对强敌的入侵，面对蹂躏与侮辱，我们誓死抗争，我们矢志不渝，我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全国军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壮丽悲歌，这不仅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时间！换了现在的中华民族，小日本你再来上海试试？！

太原会战

上海作战陷入困境之时，北方的战火还在熊熊燃烧。“七七事变”后，日军遭到了中央军汤恩伯部在北京南口与河北张家口一带长达十九天的坚决抵抗，史称“南口战役”。日军在付出近万人的伤亡后，迅速完成对北京、天津、察哈尔、河北等地的占领，而后直扑山西。日本人所打的如意算盘，是从南方的上海和北方的华北同时发起攻击，形成南北夹击向西合围的态势，迅速灭亡中国。日军先锋是板垣征四郎。前文说过，“九·一八”和“一·二八”都有他参与，当时这小子不过是一个大佐（上校），而现在他已晋升为中将，担任日军成名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第五师团（广岛师团）第十九任师团长。可能因为板垣征四郎缺失了一些正常细胞导致其少根筋，所以与一般的鬼子相比，他的精力和斗志格外旺盛，更加好战。他率领的第五师团在中国的八年间，先后对阵中国七十多个师，鲜有败绩，人称“钢军”。因为中国人民对小鬼子板垣征四郎印象太深，所以第五师团又被称为板垣师团。不过，鬼子的如意算盘完全在中国军方的预料之中。面对入侵的日军，蒋介石命阎锡山和卫立煌在长城一线率众抵抗，史称“太原会战”。这个“众”绝对名副其实，阎锡山的晋绥军、中央军卫立煌、老西北军孙连仲、单衣赤足的川军邓锡侯，还有共产党的部队，合计近六十万人马。国军的对手日军的数量约为十五万。其间，阎锡山安排了十一个军近十万人在平型关附近阻击日军，被称作“平型关战役”。但这十一个军中唯有国军第八路军取得了胜绩，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平型关大捷”。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国军第八路军？“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虽然履行了停止“围剿”红军的承诺，但在如何改编红军的谈判中，双方却是难以达成一致。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本人的枪炮、亡国灭种的危机迫使双方不再犹豫。于是国共双方重启谈判，并迅速达成一致，蒋介石同意给予红军一个军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的编制，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下辖一一五师（主要由红一方面军缩编成）、一二〇师（主要由红二方面军缩编成）、一二九师（主要由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缩编成），师长分别是林彪、贺龙、刘伯承。编制规整后，八路军立即奉命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八路军的派驻地是山西，受阎锡山节制。1937年9月25日，林彪指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设伏，消灭了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辎重部队。辎重部队说白了也就是管后勤的运输部队，负责运输军械、粮草等物资，非正规作战部队。出于抗战的需要，当时共产党和国民政府对外都大大地夸大了战果，后来我们的教科书沿用了当时的战报。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论调才逐渐改变，歼敌数目一降再降，终于降到不到一千人。探究歼敌数目的多少不是重点，此处只想强调一点，战斗过程绝不像今天那些为了吸引眼球而设计出种种匪夷所思桥段的抗日神剧所描述的那样：神功盖世的中国人民玩弄日军如虐杀蚂蚁——徒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杀猪刀、石块、弹弓、飞针也成了杀鬼子的利器！一个个愚蠢猥琐、无能弱智的日军，主动把身体送到我方帅哥靓女们打不完用不尽的子弹前面！各种雷人的台词层出不穷——同志们，八年抗战开始了！我爷爷9岁的时候就被日本鬼子残忍地杀害了……抗日神剧对强悍和先进的对手进行丑化与贬低，实际上只是在贬低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和活下来的胜利者，把一段悲壮的历史记忆变成搞笑的娱乐节目，实在是对不起为国家存亡而英勇奋战的英雄们！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一一五师是八路军的第一主力，参加伏击战的官兵几乎都是从长征中走过来的老红军，战斗意志与战斗技术均属国军中的出类拔萃者，尤其在改编过程中，由于缩小了编制，营长变连长，连长变班长，班长变战士，导致部队中干部的比例非常高，其战斗力不言而喻。八路军占据有利地形进行偷袭，人数十倍于敌，且攻击的只是敌人的一支运输部队，打起来的激烈程度还远超常人想象。八路军付出了约千余人的伤亡，又厮杀了大半天，才分出胜负。据说，毛泽东在陕北得到内部战报后，亦曾为牺牲的将士数量之多心疼不已。亲自指挥此役的林彪在事后专门做过经验总结，他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国共十年内战）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好在付出收获了回报。一是获胜的一一五师缴获了不少好东西。最重要的当数军大衣，因为马上就要入冬了，而大部分八路军将士都只有单衣。后来林彪穿着这次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出去兜风，被阎锡山手下一个尽职尽责的哨兵当成日本军官一枪给撂了，林彪重伤，就此退出抗日战场。等林彪再次出山时，已是国共争天下之际，林彪好似专为内战而生。二是八路军通过此战积累了宝贵的抗日经验。据老八路王汝林回忆，八路军后来找到了跟日军打白刃战的办法——“群殴”，即以班组为单位同日军拼刺刀的战术，至少三个人结成一个小组与鬼子拼刺刀，有防守的，有助攻的，还有佯攻的。八路军没有和第五师团的主力交成手，但中央军卫立煌和晋绥军傅作义，在雁门关附近的忻口，跟以第五师团为主力的日军打了一仗，历时一月，史称“忻口战役”。因为双方主力精锐尽出，所以此战成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北方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尽管将有必死之心——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战死，尽管士无贪生之念——国军将士牺牲高达十万，尽管国军的前线指挥官表现得可圈可点，尤其是突然冒出来的“无名之将”——晋绥军将领陈长捷超水平发挥，几乎做到了独当一面，尽管国军歼敌万余，但整个战役还是以中国失利而告终。在忻口战役中，国军不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还消耗了四万多发炮弹，可以说把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这几年生产的炮弹清仓甩卖给了鬼子。这次几乎称得上孤注一掷的战役输掉之后，娘子关和太原也相继失守，整个太原会战以失败告终。就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在北方的大规模战事宣告结束。1937年11月初，太原失守后，众将领都玩了命地逃，大多数人都一口气逃过了黄河。没逃几天，蒋委员长的电报就来了，过黄河的人都挨了一顿臭骂。于是，众人只得收拾行囊，卷好铺盖，转身折回山西。阎锡山躲到了晋西，就此玩起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高难度杂技：有时联共，有时反共，有时抗日，有时联日，有时拥蒋，有时拒蒋。当然了，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为了保住他的地盘。傅作义去了草原大漠，厉兵秣马，两年后创造出了“五原大捷”，成为“射雕英雄”。卫立煌则跑到了晋南，从此在中条山附近以半正规、半游击的方式抗日，日子过得虽不易，但也打过十余次小胜仗，在日军的包围圈中勉强站住了脚。杀出个黎明第五章中国伤得起，日本输不起

双面唐生智

话题回到南方战场。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常识：打胜仗并不能完全显示一支军队的素质，军队在战场失利，被击溃打散之后有序撤退、重新组织、再次投入战斗的能力，才能真正彰显一支军队的素质！从这一点来看，国军还需要在不断的战斗中尤其是大规模的高强度战争中提升自己，国军离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淞沪会战末期，国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从上海逆长江而上三百公里的土地上，国军在日军的追击下，撤退逐渐变成了溃败，溃败又逐渐变成了溃逃。军官们已经无法收拢部队，无法有效组织第二道防线来保卫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首都南京门户大开，日军即将兵临城下。南京守军大都是刚刚从上海战场上退下来的残破疲惫之师，如中央军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俞济时第七十四军、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以及临时补充入伍的新兵。也就是说，南京一无可用之险，二无可用之兵。战还是不战，这是个问题。可蒋介石从政治角度出发，决定守一下。他认为南京是国家首都，是孙总理陵寝所在，一枪不放就撤出，自己怕是会被民众的口水淹死。蒋介石甚至提出由自己来守城，但之前老跟蒋介石唱反调的唐生智站出来反对说：委员长，国家还需要你，你负责撤退和迁都以统领全局，此处就交给末将吧。于是唐生智临危受命，誓与南京共存亡。南京背靠长江，可谓是背水一战。可唐司令觉得这还不够绝，因此组织了一个督战队驻扎于出城渡江北上的通道——挹江门，还把大部分船只都给砸破了，只留下少量船只让督战队统一掌管，意思是谁也别想弃城逃跑。接下来他又命令驻防长江北岸的胡宗南第一军：谁敢乘船北逃，你给我格杀勿论！大家可能会奇怪，那支一统广东和北伐的绝对主力——第一军，居然沦落到了当大刀队的境地？第一军初到上海时，尚

亚洲国产成人av在线播放每晚上床睡觉前，她会检查车子的里程表，作记录，隔天早上再去检查；有时里程表的数字会多出好几百英里。霍尔顿喜欢晚上开车出去兜风。霍尔顿担心，将来卡伦再也无法自我分离时，她会变成什么样子？万一她再度遭受巨大压力，她会创造新的人格吗？或者她会“重新复制”这些旧人格，回复以往的操作模式？“我们会重生吗？”他问道。对于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我也担心她会再次分裂，但我告诉霍尔顿，我对目前的成果很有信心，所以我也对卡伦有信心，我相信她能痊愈并好好活下去。卡伦2也为卡伦带来不同的挑战。卡伦说，卡伦2的记忆令她焦虑，她不喜欢她发现的事实。她曾有过约会，谈过恋爱，跟别人发生关系——但这些她完全不记得。我问她，这些经历让她感觉愉快还是不愉快？愉快，她说，但她不觉得是“她的”经历。她不喜欢她做的事情。卡伦2的朋友也令她沮丧。她常接到不认识的人打来的电话，不得不闲聊，最后才终于想起对方是谁，她们又是如何认识的。我安慰她，她会慢慢想起过去，所以也一定会记起这些人。她说，当她遇见某几个人，她会反射性地与对方拥抱问候，但她得停下来，想一想这样做好还是不好。她不知道自己经常拥抱孩子们。每到睡觉时间，卡伦2会出来送孩子们上床睡觉。我记得，她曾说过她不敢碰她的孩子，因为最后她可能会虐待他们；但结果恰恰相反，原来她始终恰如其分地展现对孩子们的钟爱。这次融合耗去她大半的精力，她几乎没力气做其他事了。她说她有好多东西想写，无奈时间根本不够用。她交给我第二部分的卡伦2融合记录。1997年10月与卡伦2融合（续）卡伦2与我的融合仍持续进行，她的作为着实令我惊讶。我的生活很复杂，却也丰富多彩。最近我深受过去的“我”与其他男人交往的记忆困扰。尽管都是正常、健康的记忆，但我仍觉得不安。我无法想象我的身体能感受任何正常的性快感，这些原本不属于我的想法令我感到丢脸，有罪恶感。虽然多年来我一直渴望能拥有这种感觉，但我仍挣扎了好一段时间才终于接受这是“我的”记忆。我想起过去每一次性经历的细节，好像它们昨天才刚发生；我不曾想象我能拥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的身体再次获得尊重。我强烈而急切地想了解自己的身体，但这些念头却令我尴尬，尴尬到我没办法写下来。我想这整个过程应该会耗上好一段时间。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找回女人的自觉。这次融合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还要困难，因为我无法接受这么多美好经历而没有一丝罪恶感，我常发现自己莫名其妙流下泪来。即便如此，我仍继续将各种正面、积极的感受填入我的人生，这种感觉很刺激、很兴奋。在面对过去数不尽的伤痛之后，我要开始往前看，朝未来迈进。我还不知道怎么踏出第一步，但我必须放下过去，好好享受。卡伦2习惯让人以为她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她轻松待人，但态度坚定；她决不允许别人亏待她或孩子们。她总是开开心心，处处展现幽默，我常怀疑我有没有办法活得像她一样，不辜负她的人生。现在她已和我合为一体，这我明白，但我总是无法克制自己不去想——比起她，我实在太令人失望了。“以前，我常常为了遗失时间而沮丧，”卡伦给我一个扭曲的微笑，“但现在我很生气，因为我再也无法遗失时间了。”我看着卡伦，为她难过。这种感觉肯定很恐怖。“还有，我有很强烈的冲动想做很多事，我想不顾一切往前冲，但我把这种感觉压抑下来。”“卡伦2不曾受过伤，”我评断道，“但也不曾受到适当的处罚。她并未养成‘自律’的观念。”“嗯，我想也是，”卡伦说，但她似乎颇为困扰。“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跟卡伦2的朋友相处。有时我觉得自己喜欢交际，态度得体，有时候却不这么认为。这礼拜，我又得到一些卡伦2的记忆，但这些记忆却让我觉得卡伦2无时无刻都戴着面具。”她继续，“大家都喜欢她。她拥有幸福童年——她的经历确实如此——但我没办法跟这些女人闲聊，聊些指甲美容什么的，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我能感觉到卡伦2想穿哪件衣服，但是当我穿上它，我却觉得我不是我自己。”“听你这么说，卡伦2就是那层面具，”我说。“对，我也这么想。只是现在大家都在问我哪里不对劲？”“这个问题真难解，”我说。“你觉得卡伦2很完美，但我却在她身上看见许多不成熟和自私的倾向。我想，她在这方面跟你的双亲很像，冲动，不计后果，却又喜欢维持万事太平的假象。我想，你不要认为自己比不上她。你必须汲取她好的部分，然后用你更成熟的内在——也许来自其他人格——驾驭她冲动的那一面。”我这番话似乎令卡伦颇感惊讶，但她决定好好想一想。※※※※接下来几个星期，融合的脚步慢了下来，卡伦继续注意自己的变化。现在她已能不受强烈冲动驱使，轻松选择自己想做的事。她首次跨进教堂，听她女儿唱歌。卡伦2一直都这么做。卡伦听神父讲道，头一次把他当普通人看待。她甚至决定重新安排定期的妇科检查，心中没有丝毫畏惧。她已有14年未做子宫检查；因为过去只要一想到骨盆腔检查，她就没来由地感到惊慌。※※※※从卡伦开始人格融合到现在，一年过去了。她的改变虽然微妙、不易察觉，但意义非凡。与卡伦谈话时，我仿佛能瞬间见着克莱尔的柔媚、朱莉的绝望、卡伦2的爽朗或安的体贴。另外，卡伦也描述一些居家琐事给我听，包括她如何像迈尔斯一样顶撞她丈夫，或者像桑迪那样屈从于母亲的意志。只是现在的主角全都是“她”了。1997年11月12日是预定融合詹森的日子。詹森把他最重要的宝物带来给我：3枚假金币，一枚内战[2]时期的一分钱硬币，一块大理石，一张边缘呈锯齿状、贴有骷髅头贴纸的唱片，两只动物黑色石雕（大象和熊），一块刻了黑色蜘蛛的象牙白色石头，6英寸高的“飞人乔丹”塑料胸像——他说：“因为他是黑人，跟我一样。”卡伦的高中毕业纪念册，显示她曾加入计算机社、话剧社、德语研究社、学生议会、管乐团、剧团、几个我不认得英文缩写的社团组织。另外还有卡伦领受圣餐的照片，几段针织花边，一本剪贴簿（里头是她丈夫写给她的情书）。我仔细阅读这些书信，发现他俩当时竟意外地热情与真诚：他毫不掩饰他的感激，感谢天主让他拥有卡伦的爱；若两人发生争执，他也会写信向卡伦道歉。詹森说，他把几星期前答应要给我的画放在家里的衣橱里，并请我转告卡伦，让她把画带过来。詹森太害羞，不好意思亲自交给我。“我准备好了，”詹森说，“可是我感觉不太好。”他在发抖，咬嘴唇，双手无意识地动来动去。看得出来，他正试着勇敢以对。“别担心，詹森，不会有事的。卡伦和我已经合作过好几次了。”我不确定他是否放心了些，也许我该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再告诉我一次，你如何诞生？你希望我怎么向卡伦介绍你？”詹森想了想，然后条理分明地回答我的问题。“卡伦喜欢‘看’，却无法‘欣赏’。我们在殡仪馆受虐的房间是灰色的，啤酒窖也是灰色的，所以我诞生的目的是为了将颜色带进我们的生活，教卡伦欣赏美丽的事物。我帮她做美术作业，参赛，然后在青少年夏令营教小孩子画画。高中时，社团表演的剧本是我写的、舞台布景也是我画的。”詹森停下来，欲言又止。“怎么了？”我问，“还有别的话想说吗？”“嗯……”詹森犹豫着。“没关系的。”“嗯，这事是从卡伦母亲拿烫发夹烫她开始的。烫伤在卡伦的脖子上留下伤疤，结果她父亲认为那是吻痕。我不知道吻痕是什么，但父亲因此狠狠揍了她一顿。从那时候起，只要卡伦身上有淤青，我就会用衣服或化妆品帮她掩盖。我以为我是在保护她……”詹森频频颤抖。显然他隐约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你掩盖她身上的伤，不让人看见，反倒让能够帮忙的人也看不见她受虐的伤痕，”我打开天窗说亮话。“现在我知道了，”詹森的泪水即将溃堤，“我只是想帮她！”“你确实是想帮她啊，詹森。不过，我打心底认为结果不会有任何不同。不管你怎么帮她，她父亲都会找方法伤害她。他随便找个理由就能伤害她。”“你真的这么想？”我毫不迟疑地立刻点头，詹森叹口气，放松下来。“我好担心是我害她受伤的。”“融合后，你的体贴和美术天分一定能为卡伦带来很大的帮助。”詹森想了一会儿，问我：“卡伦会介意我是黑人吗？”我很惊讶他会这么问，但我立刻回答：“不会。我确信她不会介意的。”这时我突然很想知道：“你为什么是黑人？”“她父亲对深色人种有偏见。不过就像我说的，我是为了教她色彩才诞生的。”是啊，那还用说。有时候我真是个猪脑袋。我们开始融合的例行程序。当詹森进入卡伦的小房间，为了缓和气氛，他朝卡伦吐舌头、咧嘴微笑着。卡伦描述詹森的模样：黑人，一头卷而纠结的黑发，约4.5英尺高；她以为他的个头会再高一点。他主动跟卡伦说话，为遮盖伤疤的事向她道歉，并请她转告“他会想念我”，但我知道他永远都在。此外，詹森要我记得告诉卡伦藏画的地方。他在发抖，她说，两只手紧紧攀住她的双臂。他问她是否准备好了？他爬上她的膝盖，准备融入。卡伦停顿了几秒钟，之后意外地说整个过程比她原本预期的快多了。他已经融入，她可以感觉到他。她脸庞涨红，转为深红色；她感觉到他的焦虑，抱怨光线和噪音。她说她感觉有些悲凉。“因为他经常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一旦卡伦离开催眠状态，我便这样告诉她。之后我说，詹森把画摆在她的衣橱里。1997年11月16日与詹森融合1997年11月12日，礼拜三，我和詹森融合。这次融合跟以前不太一样，我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融入我了。融合后，我并未立刻感受到异状；然而到了晚上，我突然被大量的记忆与感觉淹没。我在那些灰色房间受罚或受虐时，他会出来，将灰色变成彩虹般的缤纷色彩，让我无心顾及肉体的伤害。现在，詹森融入我两天之后，那些最黯淡无光的日子霎时有了颜色。过去我完全不曾意识到詹森的力量。除了画画以及将艺术带进我的生活，我不知道他究竟为何存在。现在我终于了解，詹森之于我的意义远远超乎我的想象。詹森是我身上唯一的黑人人格。他之所以生为黑人，乃是因为我父亲对黑人有很深的偏见。他的出现使我慢慢懂得欣赏各个民族、人种，他给我正确的观点，让我不至于跟父亲一样偏颇。詹森熟读他的种族的历史，并且选了18世纪某奴隶的名字为自己命名。因为詹森给我的知识，我对各种族的历史与冲突有了初步的了解。我尤其对埃及人，还有他们创造文化的方式特别感兴趣。詹森能使左手，右手也很灵活。他可以同时用两只手写字。詹森也让我的孩子接触艺术，他陪他们剪剪贴贴、涂涂抹抹，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他会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安排艺术培养计划；我儿子还不满一岁时，他把巧克力布丁倒在手工纸上，开启詹姆斯的创作生涯。詹森喜欢乱涂乱画，我们经常因此惹上麻烦。他在某次宗教课的涂鸦把我吓坏了，多年后仍余悸犹存。现在我发现他为你再画了一次，令我相当困扰。我不明白。难不成这幅画是在预告未来？它究竟有什么含义？我不懂他为何重绘这幅场景。这幅画潜藏的邪恶令我害怕。我想撕了它扔掉，但某件事阻止了我的行动。我想起他第一次画这幅画的场景，当时的一切历历在目；我读6年级，坐在第2排。修女对我们讲道，说我们全是罪人；由于我不懂自己何以是罪人，因此詹森替我出来画了这幅耶稣受难图：画中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钉子刺穿掌心；有个女孩（我猜那是我）正在喝滴落的血，魔鬼的阴影潜伏在女孩身后，伺机夺取她的灵魂。我想詹森肯定是太着迷于他的作品了，他没看见修女正朝他走来。她抽走他的画一看，吓坏了。詹森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他十分害怕，于是迈尔斯出来帮忙。修女拿圣水往我们头上浇，拼命摇我们的身体，摇到我们快要昏过去变成植物人。当时，我们仍握着画画的铅笔，后面的男生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用力踹我们的手，但他不知道铅笔的笔尖正对我们的手掌心；于是笔尖刺进掌心，流出的血凝聚在掌中央，形成小小血洼。我请求修女让我去洗手间。结果她一看见我的手就开始尖叫，说我是恶魔撒旦之子。之后我爸妈被叫到学校来，当晚我也受到比以往更严厉的处罚，理由是“我让家人彻底蒙羞”。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看见越来越多不曾知其存在的美丽事物。与詹森融合后，我会注意每样东西的每个细节。然而，此次融合最糟糕的部分是“孤独”。我好怀念大家一起参与的内在会议。虽然我从未真正听见他们的讨论内容，但是，知道他们就在那里仍令我感到安慰。我很难过自己不再自我分离了。不再遗失时间的感觉好怪，尤其当我非常需要帮助的时候，这种感觉更为强烈。一个人要处理这么多事，对我来说真的好难。其他人究竟如何只靠一个人格生活？我不知道霍尔顿怎么了，可是我真的不太了解他。我不懂，假如他还在，我为何不能把时间给他？难道他拒绝再帮助我了吗？※※※※“你准备好完成最后融合了吗？”我问卡伦。詹森已逐渐融入，卡伦正在吸收他的记忆与感觉。“我很害怕，”卡伦说。她望着我，希望我能拉她一把。“现在我还有一个可以托付时间的对象，他是我的安全网。我觉得遗失时间好像也不是什么太奇怪的事。”我继续保持沉默，让她与自我挣扎。“我完全不记得最初几个融合人格的事了，但家里仍不时出现一些我知道不是我造成的改变。”“虽然你的人格融合已趋近完成，”我说，“但有待整理的记忆和感觉还是很多，我想至少得再花好几个月才能完成整个合并过程。”“可是，万一真的发生很糟的事，我该怎么办？”她问道，微微提高音量。她终于得完全靠自己生活了。看得出来，这个即将成真的事实令她开始惊慌。“就算大部分的我都融合了，”她继续，“我还是有很多细节想不起来呀。以前我是秘书，我会打字，会速记——但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以前我有一整个内在家庭，我不需要别人。”她交叉双臂，抱在胸前，表情严肃。“霍尔顿已经好一阵子不出来活动了。他让我一个人应付所有的事！”她板起脸，不高兴了好一阵子，“我一直到昨天才猛然惊觉，我的内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我可以跟他聊一聊吗？”她看着我，表情有些厌恶，但仍闭上眼睛接受例行的催眠程序。“以前的她不必承担任何后果，”霍尔顿说，“我已支撑这一大家子好多年了。”我总不免想到，他取名“霍尔顿”[3]不是没有原因的。“你对自己的融合有何看法？”我问。“我必须融合，我知道，但我认为我有责任继续照顾她一阵子。我已经关闭她的心灵之屋了。”“你的意思是？”“所有房间都被封住，他们再也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而我呢，我从来都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一分子。我一直都住在心灵之屋外头，负责保护他们。不过，我还没关闭卡伦的安全小窝。”“你需要她的小房间来完成融合吗？”“倒也不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屋外进行。但是，最后我也必须关闭她的小窝。”“为什么？”“我怕卡伦会利用这里发展更多内在人格。”※※※※圣诞节假期的难关结束后（这回卡伦应付得比过去几年好多了），她终于把詹森的最后一幅画带来给我。她之所以迟迟不肯带来，我想应该是“詹森”害怕因此受罚所致。这是一幅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图画。多年前，詹森曾因相同主题遭修女惩罚；然而，詹森没有时间感，未曾察觉时空环境早已不同；因此对他而言，当时的处罚就像才刚发生一样，深刻且鲜明。在卡伦的印象中，多年前的那幅画比这一幅更怵目惊心。旧作中，她身后的黑影面积更大，而且

还是真理？以后世的眼光看，崇祯至少用错了三个人，很巧，都是文臣。一崇祯用错的第一个人，就是孙承宗。孙承宗，字稚绳，河北高阳人，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老师，天启年间官至大学士。对于这个人，清朝人编的《明史》里有一句至高无上的评价：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意思是说，明王朝如果给他百分之百的信任，保卫现有的国土，是完全可以的。观孙承宗的履历，这句话毫不过分。孙承宗在参加科举前，一直在做游学教师，特别是常年在边境给边将家做家教，边关形势早已尽察。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42岁的时候参加科举，谁料一鸣惊人，竟考取了榜眼，之后官运亨通，先做明光宗朱常洛的老师，又做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可谓是“两代帝师”。尤其难得的是，一生沉迷木匠活的明熹宗朱由校，唯独对孙承宗格外尊重，自始至终称他为先生。朱由校登基后，作为东林党的一员，孙承宗入阁拜相，官居内阁大学士。这时候的辽东战局，已经糜烂触底，熊廷弼下狱了，辽东几乎全境沦陷，明朝之后连着换了几个辽东经略，不是去了临阵脱逃，就是被打得丢盔卸甲，后来兵部侍郎王在晋甚至建议明军全面退守山海关，加强山海关防御。孙承宗经过实地勘察后，否决了王在晋的荒唐建议，主动要求督师蓟辽。到任蓟辽后，孙承宗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略，趁努尔哈赤松懈时，先在宁远筑城屯垦，然后推进到锦州，经过3年稳扎稳打，终于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建成了一个立体防御体系——关宁防线。这条由宁远、锦州、山海关三地为核心的防御体系，成功阻滞了后金军南下。与此同时，孙承宗大胆卓拔了袁崇焕，打造出一支堪与女真八旗抗衡的强军——关宁铁骑。东林党覆灭后，孙承宗也遭株连，被迫退休归乡。他走后，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力挫后金，击败努尔哈赤，令努尔哈赤含恨而死。皇太极即位后，又在宁锦会战中击败皇太极。这场胜利让躲在深宫里做木匠活的天启皇帝也兴奋不已，下诏书表彰道：“十年之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随着魏忠贤专权日重，同属东林党的袁崇焕也遭排挤去职。崇祯即位后诛杀魏忠贤，为蒙冤的东林党人平反，大批当年遭迫害的东林党纷纷得到启用。在担负防御辽东重任的蓟辽督师一职上，崇祯舍孙承宗不用，反而启用了孙承宗的爱将袁崇焕。之所以“老姜不敌新葱”，恐怕还因孙承宗是天启帝老师的缘故，年轻的崇祯担心不好驾驭。和孙承宗相比，袁崇焕的最大欠缺就是战略眼光，他就任后，先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接着杀掉驻守皮岛多年，牵制后金军的大将毛文龙，令朝野上下哗然。还没等袁崇焕去“平辽”，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却绕开关宁防线，取道蒙古入寇河北，杀气腾腾地来平大明了。北京周边军队明军哪里是八旗铁骑的对手，被打了个溃不成军。率军回援的袁崇焕虽然在北京城下重创皇太极，但最终落了个被崇祯下狱处死的结局，直到今天，袁崇焕是不是汉奸的话题，依然被人津津乐道。袁崇焕下狱后，崇祯根本顾不上想他是不是汉奸，因为后金军虽然暂撤，但北京北面的遵化、栾城、永平、迁安四城却被皇太极占据，北京城依然岌岌可危。危急之下，孙承宗被崇祯拉来救火了，崇祯命他回任兵部尚书，负责京城防务。此时的局面，万分糟糕，因袁崇焕下狱，本来救援北京的辽东军哗变，竟跑回辽东去了。周边明军虽然有20多万，却慑于八旗军的兵威不敢进攻。孙承宗沉着应对，先劝服辽东军众将，再缜密制定作战计划。次年二月，孙承宗发动反击，仅用4天时间就收复沦陷四城，重创留守后金军近万人，将后金军彻底赶出了长城。这场力挽狂澜的胜利，史称遵永大捷。遵永大捷使孙承宗在时隔6年以后，再次得到了经略辽东的机会。而雄心勃勃的他，也希望完成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1627年）未完成的事业。遵永大捷后两个月，孙承宗向崇祯打报告，要求在锦州以东的大凌河铸城。大凌河，是辽东战略要地，一旦明军在这里站住脚，就可以威逼后金都城沈阳。如果成功的话，即使不能迅速平定后金，至少不会再发生崇祯二年后金绕过关宁防线破关南下的事。但后金不是傻瓜，孙承宗派祖大寿铸城，刚修了一半，后金军就打来了。战端突起，孙承宗急忙组织援军，但未曾想，他遭到了当年熊廷弼同样的命运——经抚不和。此时辽东的留守部队，大多掌握在辽东巡抚邱禾嘉手里，对修造大凌河一事，邱禾嘉本来就反对，开战了更来了一个“非暴力不合作”，孙承宗要兵，他阳奉阴违，本来应该立刻派出的援军，他竟然一拖就是数月。无奈之下孙承宗只好四处调兵，直到第二年初才终于凑齐一支4万人的援军。而在大凌河外围，8万后金军已经严阵以待。以寡击众下，明军终于不支，4万援军全军覆没，而驻守大凌河的祖大寿，用“假投降”的方式放弃了大凌河。大凌河之战，成为戎马一生的孙承宗唯一的败仗，却是最致命的败仗。大凌河败后，明朝言官炸了锅，本来对此败负有主要责任的邱禾嘉，把战败的罪过全算给了孙承宗。众议汹汹下，孙承宗黯然去职。纵观大凌河之战全过程，并非孙承宗无能，实在是他已没有天启朝初年的施展环境。此战过后，内地农民军战乱四起，明朝干脆撤了蓟辽督师一职，在关宁防线消极防御。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清军攻破孙承宗的家乡高阳，孙承宗率全家人上城抵抗，被俘后壮烈捐躯，其举家6个儿子和12个孙子全部殉难。忠烈如此，崇祯却只是下令“复官职，允祭葬”，连个谥号都不给。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得到崇祯完全的信任。二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的破关南下，以及袁崇焕“被汉奸”的结局，对崇祯皇帝本人的打击是巨大的。不仅仅因为他一直倾心相信的袁崇焕最终让他失望，也不仅仅因为明军在大多数时间里丢盔卸甲，被打得溃不成军的惨状，更因为在整个战役中，外围赶来救援的明军，竟大多不敢主动向皇太极发起进攻。身为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此情此景无疑是痛彻心扉的。有这么一个人，在这个痛苦的时候给他送来了春天般的温暖：一个不到30岁的大名府知府，竟然在当地招募了1万多民团，千里迢迢到京城来勤王，比起诸路军队的畏首畏尾，他多次主动请战，积极性相当高。当然，由于不久后关宁铁骑在北京城外击退皇太极，敌人全线退兵，这支积极性很高的民团最终没派上用场。但老实人不吃亏，崇祯因此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记住了他的慷慨忠义——卢象升。卢象升，又一个最终被崇祯用错的人。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中进士。之后先做户部主事，又做大名知府，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在崇祯二年那场兵灾前，他的日子过得很普通，当然也间或有些不普通的事。比如东林党众正盈朝时，大家都忙着巴结东林党，他偏不巴结。后来魏忠贤当权了，大家又忙着巴结阉党，他还不巴结。别人都忙着拍马逢迎混日子，他忙着埋头干活；别人闲着的时候喜欢看书下棋听戏，他闲着的时候喜欢骑马射箭练武；别人读的书，最多是四书五经，他偏爱读兵书，最喜欢的一本，多年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就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然后就是崇祯二年，他彻底不普通了一把，后金军来了，别人要么缩头要么逃命，他招了1万人，雄赳赳气昂昂要上战场。从这以后，不普通的卢象升，就走上了一条不普通的人生路。先是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升了官，提拔成负责练兵的昌平、大名、邢台三地练兵的参政。巧合的是，这三个地区，恰是当年戚继光蓟州招兵的地方。卢象升捧着戚继光的书，有样学样地摸索着干，外带自己一点发明创造。经3年努力，到了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真个练出了一支精锐来。这时明朝西北农民起义已经大起，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没完没了地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折腾。卢象升临危受命，先率军开赴山西，在山西冷水村大破农民军数万人。此战异常凶险，卢象升先率军破敌，将农民军逼至山崖，对方用冷箭射伤卢象升额头，卢象升不惧，抹着满脸血提刀带头冲锋，终把这股农民军击溃。此战得胜后，卢象升有了一个绰号“卢阎王”。这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被命名为“天雄军”。天雄军之所以战斗力强，与卢象升对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研读不无关系，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发明。天雄军的士兵，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且相互之间多有亲属关系，凝聚力极强。与此同时，天雄军的中级军官，许多都是由富有战斗经验的文官担任，这些人无匪气有血气，打起仗反而更勇猛，纪律性更强。当然如此凝聚力，也得益于卢象升本人的“干部带头作用”，每次打仗，他都是冲在最前面，另外军队有军规：冲锋时，军官要冲在士兵前面，军官落在士兵后面的，战后定斩不饶，真个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从崇祯六年起，卢象升率领他的天雄军，先战湖北旬阳六县，率孤军深入山谷绝地，九战九捷，消灭农民军马回回部数万人，继而又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官升“五省总理”，节制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并被赐尚方宝剑。6个月后，卢象升在洛阳大破李自成，并一路追杀到滁州，与30万农民军血战，经一天一夜战斗，再次打垮李自成，迫使李自成逃往陕西。短短3年间，卢象升大小百余战，先后击败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部，可谓大明朝的擎天柱石。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是内忧外患，如此擎天柱石，自然是哪里有裂缝往哪里顶。内战的裂缝刚刚顶住，外战又来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一月，清军（此时后金已经改国号为清）大举进攻宣府、大同地区，这两地自隆庆年间和蒙古封贡互市以来，已经“六十年不识兵革”，自然不是八旗军的对手。当地守将不敢接战，只是龟缩堡垒消极防守，清军撤退时，甚至在沿途树上写下“百官莫送”几个字，以示羞辱。二月，明王朝把正在与农民军血战的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之后两年，卢象升在当地整顿军队，修筑边防工事，“宣大兵威大震”。他更将一直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天雄军”带来，在当地吸纳精壮，扩军备战，到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时，已有了2万人规模。他深信，这支彼时中原战场最精锐的军队，将是他匡扶天下的利器。这段时间，崇祯对卢象升保持了推心置腹的信任，期间朝中不断有言官弹劾他，有人说他“杀良冒功”，也有人说他在宣大“滥用民力”，崇祯皆充耳不闻。特别是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卢象升的好友户部尚书侯旬（即戏剧家侯方域的父亲）获罪，刑部尚书郑三俊意图从宽发落，被大怒的崇祯连带陪绑，眼看两人性命不保，远在宣大的卢象升主动为二人说情，崇祯随即应允，将两人开释。这时期的崇祯，对卢象升是信任备至的，然而到了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八月，卢象升遭遇了崇祯最大的信任危机。这年八月，清军再次集结8万大军，由多尔衮率领经蒙古草原绕道南下，进攻北京外围。九月二十二日，清军破密云，杀蓟辽总督吴阿衡，兵下通州，眼见北京城危在旦夕。卢象升火速驰援，临危受命被崇祯委任“总督天下兵”，赐尚方宝剑。比起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率1万民团救援京城的情况，彼时卢象升，手握宣大精骑、关宁铁骑等诸路劲旅，旌旗招展，与清军八旗相持。深知责任重大的卢象升决定主动出击，九月三十日，卢象升进军保定，决定先打保定清军。是日深夜，卢象升发起夜袭，派3000精锐奇袭，战前下死命令“刀必见血，马必喘汗，人必带伤，违者斩”。战事爆发后，卢象升身先士卒，明军奋勇冲杀，清军反应不及，一度溃却。当卢象升欲主动出击时，却惊讶地发现，他的后续部队竟突然消失了。原来崇祯派来的监军太监高起潜竟擅自撤退，把率先冲阵的卢象升给“晒”了。还好明军死战，终从清营突围而出，但是伤亡过半。经此一战，保定清军稍却。可兵部尚书杨嗣昌却大肆渲染，指责卢象升擅自出战，以至大败。次日卢象升被崇祯下诏申斥，满腔杀敌之心，连遭冷水。高起潜给卢象升捣乱，是因为人品问题。高起潜此人性情贪婪，是崇祯信任的“御马监总管”，出外监军时常大肆索贿，如洪承畴、邱禾嘉等人皆大笔贿赂，唯独卢象升不买账，自然结了梁子。杨嗣昌整卢象升，是因为“路线问题”，彼时明朝内忧外患，杨嗣昌坚信“攘外必先安内”，主张与清军媾和，卢象升坚决反对，在驰援京城面见崇祯时，就曾以“臣只知带兵打仗”一句，讽刺杨嗣昌的求和政策，二人因此结怨。而崇祯本人也在战和之间犹豫不定。卷进这个漩涡，卢象升自然处处掣肘。保定之战后，崇祯求和之心大起，杨嗣昌又添油加醋，说卢象升“坏事”，为不让卢象升给议和大事捣乱，崇祯一面命卢象升进兵巨鹿，一面将卢象升本部兵马尽数拆分。十一月，卢象升进抵巨鹿抗敌，身为“总督天下兵马”的他，手里竟然只剩下1万兵马，他的精锐天雄军大部以及原本应由他指挥的关宁铁骑，皆被高起潜扣着。巨鹿地处要冲，是清军必争之地，见卢象升兵少，清军起初存轻视之心，多次发动进攻，都被卢象升奋力打退，整整一个月，清军竟数度攻巨鹿不克。这时杨嗣昌又添乱，将卢象升的士兵又调出5000归高起潜，十二月，多尔衮集中8万主力围攻巨鹿，开战之前，卢象升抱定必死之心，召集当地乡民哭泣说：“我等死在旦夕，不愿连累百姓遭兵。”为免当地百姓生灵涂炭，决定主动进攻，向清军主力发起“自杀式攻击”。百姓无不感动，纷纷捐出家中仅有口粮。十二月十五日，卢象升率部在蒿水桥与清军接站，8万清军将卢象升部重重包围，战斗从中午打到深夜，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清军终于全歼了卢象升部5000兵马，卢象升本人在格杀了20多名清军后，率仅有20余人冲向清军军阵，乱箭之中壮烈殉国。可恨的是，卢象升血战时，高起潜率领的数万精兵与他相隔50里，却见死不救。卢象升殉国后，杨嗣昌还在拼命整他的“黑材料”，甚至逼迫巨鹿知府诬陷卢象升“畏敌怯战”，卢象升尸首被杨嗣昌扣押50天不上报。卢象升死后，崇祯竟然两年多不给抚恤，直到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才给予追谥，可谓刻薄之极。崇祯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卢象升坚决主战，不合他的心思。一棵擎天柱石，虽是被清军杀死，不如说是被崇祯坑死。卢象升的死，对明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在明末农民起义时期，卢象升是对农民军胜率最高的将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皆一度被他打得奄奄一息，他亲手打造的天雄军，即使在对阵满洲八旗时也毫不逊色。人品上，卢象升属于绝对苦行僧式的人物，为官清廉，作战身先士卒，公平处事，凡事起带头作用，比如部队缺粮，他就带头断粮，部队打仗，他就带头冲锋。其人格魅力，就连许多嚣张跋扈的兵匪也格外敬服，比如关宁铁骑的悍将祖宽，镇压农民起义初期，是个出了名的贪婪横暴的角色，洪承畴、杨嗣昌皆不能节制他，他唯独对卢象升服服帖帖。如此人物，竟无法在崇祯手下施展拳脚，晚清名臣左宗棠西征时，读到卢象升传，不禁感叹道：“如此际遇，诚为天下志士恨。”三孙承宗和卢象升的悲剧，证明了崇祯拙劣的用人水平，但即使崇祯十一年两人双双殉难后，崇祯依然有再造社稷的机会。因为在明朝灭亡后，后人有一句通用的说法：“传庭死，明朝亡”，这里的“传庭”，就是彼时和卢象升齐名的另一杰出人物：孙传庭。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和卢象升相似的是，史书上说他“性沉毅，多筹略”，是个性格内向多谋的人物。他也是在天启年间就入京为官，担任过吏部主事，

议，九卿会议显然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正如议政王大臣会议体现了贝勒们集体统治的传统（与太宗这样的个人统治权力相对），从而反映了满族的特征，大学士的地位对于满人来说也是一开始就不同于明朝。在清太宗时，大学士一职的地位绝没有像明朝后期那么高贵。两员满洲大学士、一员汉人大学士实际充当皇帝——可汗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权力都来自皇帝，品位也仅仅等同于一位参将。清廷迁都北京后，大学士的职责仍然主要是秘书兼顾问。六部直接向皇帝呈递奏章，所以只有那些与这六个职能部门无直接联系的奏章才通过内三院。有两个新的情况结合起来加强了内院的重要性，虽说起初并不一定加强了大学士本身的地位。其一就是征服本身。俘获的军队越来越多，北京的政府机构错综复杂，以及京城与行省之间的隶属关系交叉混乱，这一切都要求上传下达的渠道进一步正规化。1645年4月11日，多尔衮最终颁定新制，下令从今往后，一切衙门，不论内外大小，须基本承袭明制呈递奏章。总的方针是六部作为奏章呈递的主要机构，其本身有权拟定政令，上呈天子，待制敕恩准后付诸实施。其余衙门应依据其职能分隶六部，并通过六部呈递奏章，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六部代替它们上奏。这一合理调整极有意义，因为一些特定的部门力图直达于摄政王，以致奏章愈来愈多。然而，行省高级文武官员与君主之间所应有的恰当的联系，事实证明更难予以调节。在满清统治中原的第一年中，无论军国要务还是相对次要的政事（如后勤、降官等等），都由满汉方面大员直接上奏天子。现在，为日常政务而直达人主的做法将予以制止。4月11日敕令规定，行省大臣应对打算上奏的事务提出处理意见，递交相关的部曹，由该部请旨定夺。如果部曹不同意，此件就应该提交都察院，由都察院代表官员再做一次陈请。最后，军国机务则应该直呈皇帝自己的内院。其有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这种程序很难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首先，何谓“政事”仍不明确。在制订秘密政策的边缘，有一个十分模糊的范围，此间相关的事务既可通过六部提出，也可递交内院。在前一种情形下，由于其中许多公文按常规由吏员抄录，并在官僚机构之外流转，国家的安全自然受到了威胁。所以，清廷最终必将制订一套专门的秘奏制度，它完全不同于转达有关日常行政事务的例行奏章的普通机构。这对于内院地位的加强，关系甚大。不过，内院制度的发展不仅仅是君主热衷于拥有一批自己的侍从顾问的问题。京城各官衙按职能分隶六部，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合理调整，这一点诚然很有意义，而上述新的呈递奏章制度的主要缺陷，则在于行省当局与中央各部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处理日常事务，那么一个总督与某部尚书相持不下，还可以将就。如上所述，可以将事件送都察院审断，并将其最终上呈皇帝。但是，发生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办？征服战争的紧急军务不允许行省当局与中央政府官员间没完没了地协商。由此，内院的地位必然会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像内院这样接近皇帝，以致成为绝对可靠的传递者，才能迅速地将机密要件直接递呈皇上，以便即刻裁决。这也构成了后来出现的密奏制度的一个部分。

多尔衮专权

增强内院职权的第二个因素，是因为征服北京后多尔衮权位甚高。京城的占领和取代了汉人天命的清朝的建立，极大地加强了多尔衮的地位，使他既能继承努尔哈赤和太宗所开创的武功，又自以为成了中国另一位贤明的政治家。当以年幼的顺治皇帝为象征的清朝的首都从盛京（沈阳）迁到燕京（北京）时，这两者就合而为一了。皇帝及侍从于1644年10月9日经山海关进入中原，10月18日抵达通州大运河，给多尔衮和北京宫廷以充分的时间准备接驾的仪式。次日，10月19日，那个六岁的男孩由正阳门而入，接受摄政王隆重的欢迎。现在就能完成5月9日制订的计划了：让顺治即位，成为中国的皇帝。皇帝正式登基典礼的乐歌是冯铨所作的，他此前已与谢升一同受命制订太庙和社稷坛的典礼仪式。年届半百的冯铨尽管政治上臭名昭著，但被公认精于礼仪，尤长于登基之典。他这一次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新天子须于新的一轮甲子开始时君临天下，而标志这样一个开端的下一个甲子日落在阴历双十日（1644年11月8日）。所以，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冯铨和礼部其他官员，让那个小孩经历一连串精心安排的仪式演练。这些仪式既是为了纪念他自己即将登临龙座，又是为庆祝多尔衮本人征服北京的胜利。阴历十月初一（10月30日），顺治被带到南郊的天坛，预定在那儿祭拜天地。与此同时，仪仗人员来到紫禁城里的太庙和社稷坛，举行冯铨和谢升制定的仪式。翌日，顺治拜孔子第六十五代孙为衍圣公，圣徒后裔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在11月1日，“以睿亲王多尔衮功高，命礼部建碑纪绩。”这样，当11月8日甲子日到来时，既是顺治登位之日，又是多尔衮庆祝他新任显赫无比的摄政王之时。顺治皇帝让人正式宣告清朝统治新时代的来到，以此宣布了自己的登基，并大赦天下，减免赋役，赦免刑徒。还颁下了制书，对多尔衮的功绩做了言过其实的称誉，其中许多是关于他的军功的。制书不仅将征服北方中国的战略计划归功于睿亲王，还称誉他在1628年和1635年征伐察哈尔蒙古部落、屯田义州、围攻松山和锦州城时功勋卓著。制书盛赞多尔衮率领满人入主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的“洪业”，而且还将扶持顺治称帝归功于他。六岁的皇帝被安排这样说：又辅朕登极，佐理朕躬，历思功德，高于周公。昔周公奉武王遗命，辅立成王，代理国政，尽其忠孝，亦皆武王已成之业。根据起草制诰的人——可能是范文程——的说法，多尔衮的功劳甚至超过了可敬的周公。因为：叔父又帅领大军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由于多尔衮与皇帝的特殊关系，顺治的制书最后宣布封睿亲王为“叔父摄政王”，把他的权位又提高了一等。两天后，11月11日，顺治复肃亲王豪格原封，并封阿济格为英亲王。但在同一敕书中，降辅政济尔哈朗为辅政叔王。至此，满州贵族中遂无人能与多尔衮匹敌。顺治正式在北京登基后，儒家宫廷礼仪又在进一步强化多尔衮在权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礼部制订出种种关于朝廷班位的新制。当济尔哈朗建议凡政事先白多尔衮，次及其他辅政时，他本心是并不希望这成为事实的。但1645年6月16日，即多尔衮的地位超过诸亲王才六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就又被晋封了。清廷宣布朝仪的一项更动，规定日后凡上政事，均称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当时，礼部宣布：一切大礼，如围猎出师、操验兵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聚集之所，礼部具启，传示聚集等候，其各官则视王所住，列班跪送。侯王回，令诸王退则退，贝勒以下，送及王府门方退。其集侯各官跪迎如前。诸王与其他贵族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可以在仪式开始时迎接了皇叔父摄政王之后就退下，但仍需对他依礼结队迎送。而且，纵然诸亲王以及像阿巴泰那样几个地位较高的郡王不必与其他贵族一起向多尔衮叩头，他们毕竟就范于这些新的礼仪了。因此，这些礼仪也就正式地被包括在整个朝廷已经遵行的那套仪式之内了。虽然他们与其他地位较低的众王不同，在朝廷大宴上领受多尔衮亲手赐食时不必下跪，但确实需要起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皇叔父摄政王颁布了一项命令，携带他的命令或礼物的使节在途中碰见诸王中的任何人，以及路过任何王府的大门，都不必下马，而不管他们的品位。品级，而不是人，就这样成为调整朝廷人际关系的尺度；同时，诸王中地位最高的皇叔父摄政王的使节，不向任何人鞠躬。随着多尔衮与其他皇帝之间的地位差别越来越大，内院的重要性提高了。多尔衮尤其重视在内院中任用在明朝已取得功名的年轻名士，例如复社成员王崇简。1645年，他还在将其并入内三院的条件下，同意恢复了翰林院。曾任明翰林院检讨的冯铨的弟子李若琳，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李若琳作为国子监祭酒，提出了一份名单，向内院推荐六位前明翰林院的中级官员，其中包括胡世安（1628年四川进士）和成克巩（1643年大名进士），这两人在17世纪60年代出任大学士。礼部与内院之间的联系并不尽然出于巧合。固然，冯铨此人体现了这两者之间某种主要的联系，因为1645年他出任内院大学士，而同时仍兼任礼部尚书。但是，除了宫廷典礼与摄政王的私人内院势力之间的联系外，在儒家礼仪与恢复明制例如翰林院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思想联系。无论是冯铨对祭祖仪式的制定，还是其他人对明朝的宫廷典礼的引入，热衷于礼仪的人们总之是在力图维护那夷狄和义军所曾威胁过的统治体制。其出发点是极为守旧的，而且当然远非仅是因为感情用事。如果那种体制能够维持下去，或者在消除了弊端后得到恢复，那么儒生就将再次在宫廷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正的政府将获得成功，社会将按照最符合明亡前统治天下的精英们的胃口的方式重建等级制度。所以，提倡旧体制在思想上是合理的，在政治上也是机敏的。因此，正是带着不仅仅是怀旧的情绪，冯铨说服洪承畴与他一起上奏，请求恢复公文传送的某些重要方法。他们所提出的是明朝政府曾使用过的“票拟”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部奏章抄本均送于内院由大学士审阅。相对于上述将有关军国要务公文递交内院的办法，这将是清朝制度中更加根本的一个变革。如果票拟制度恢复，那么六部的一切公文都得按例递送内院，而大学士将在清政府中享有和在明朝一样的权位。虽然绝大多数入仕清廷的汉人大臣对于加强汉官权力的重要性可能别无异议，但是这一保守的改革是由这样一名官员提出的，他使人联想起明朝内阁及与其相勾结的宦官的一些最令人痛恨的弊端。这一事实应该就是这项提议一时没能通过的原因。当时冯铨的一些活动也开始招致了非议。就在举行皇帝登基典礼后不久，给事中兼太常卿孙承泽上章弹劾冯铨，内三院其他成员如洪承畴和谢升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南北之争

多尔衮拒不允许冯铨辞职。他似乎把孙承泽对这位宠臣的指责，看做是党争重新开始的一个征兆。冯铨越来越被看做是“北党”，而他的反对者则越来越被看做是“南党”。“南党”估计是以陈名夏为首的。多尔衮试图以有力地支持双方的“党魁”，来保持两派的势均力敌。陈名夏是在1645年40岁时参加多尔衮政府的。他是著名的复社成员，1643年参加会试，为会元，同年殿试，名列第三。陈名夏曾经降附于李自成。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他回到家乡江苏溧阳，在那儿他听说南京的福王政权以其背明从贼为由，下令逮捕他，遂乔装为僧，出逃安徽。在合肥东南巢湖边上的姥山旁，他路遇了旧友与姻亲方以智。方以智是从桐城附近过来的。他给了陈名夏一大笔到福建去的盘缠。陈名夏从福建几经转折，最终设法北上进入内地，在睢州附近渡过黄河，来到大名。他在大名拜访了同年成克巩，成克巩刚好应邀出仕清廷。此时已是1644年农历十一月（11月29日—12月28日）了。陈名夏于是客居成宅，而成克巩去找保定巡抚王文奎，告诉他说陈名夏可用。王文奎上疏推荐，多尔衮遂亲召陈名夏入京晋见。陈名夏在晋见时，大胆劝进多尔衮自居大位。摄政王不从，说道：“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但多尔衮对他的劝进显然十分高兴，接着就任命陈名夏为吏部侍郎。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作为新朝负责选官的主要汉人大臣之一，陈名夏得以从南方的复社成员中，提名任命其他的文人学士为官。他还能够使清廷的官吏铨选、考课更为正规有序。而且，他在其他问题上的见解也很受重视。例如，多铎部攻占南京后，九卿科道议承明制，以南京为陪都。但多尔衮却宁愿听从陈名夏的意见：“居北制南”，因此只向南京派遣了与其他一般行省一样的行政官员。虽然陈名夏对改革清廷用人制度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不少人认为他过于纵情好恶，尤其是喜欢以籍贯取人。正如冯铨因为主试不公而受到南人的指责一佯，陈名夏也被北人指责在吏部任人唯亲。他还直接向君主荐引名士。正是他首先使多尔衮注意到江南诗人李雯。不过也就是在这一事件中，人们感到他的荐引越格，因为他想直接除授李雯以新置的翰林院之职。这被其他大臣指责为徇私植党，遭到了反对。1644—1645年冬季，陈名夏有点失宠了，在满洲诸王部臣的坚持下，他被罚俸三月。然而，冯铨由于行为不检，以及与宦官魏忠贤关系亲密，曾被魏忠贤认为义子，名声极坏，可能远比陈名夏更容易遭受类似的指责。所以，他必然比陈名夏更加依赖于他的满洲主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冯铨1645年7月决定自动剃发编辫以取悦满人的原因。多尔衮宁愿把让汉族归附者采用满洲发式的要求搁置起来，已经有一年多了。他最初做出这项决定是很勉强的。所以，当冯铨与他的两位密友李若琳和孙之獬以满洲发式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多尔衮非常高兴，并要求所有汉人都得接受满洲的“国俗”。冯铨的这种姿态不仅致使多尔衮颁发了臭名昭著的剃发令，激发了江南的抵抗运动，而且使摄政王重新恢复了对冯铨本人的宠爱。当冯铨于1645年10月再次遭到弹劾时，他受到了多尔衮的着意保护。

弹劾冯铨事件

10月6日，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呈上长篇奏章，斥责大臣中腐败现象故态复萌。他特别提到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狐媚成奸，豺狼成性，蠹国祸民，如今日之冯铨者也”。据吴达的奏文说，当冯铨蒙皇上特恩，列身于内院时，四海为之浩叹，半年之中，京城淫雨雷电异常，各省冰雹水灾叠告，决非偶然。而冯铨不图收敛反省，反而视若无睹。吴达将冯铨比作宋代奸相王安石。吴达接下去说，他要求范文程和其他大臣支持他弹劾冯铨的努力，他们都欣然应诺；但是迄今为止，朝廷还没有任何反应。因此，冯铨公然蔑视弹劾他的臣僚，时日愈久，劣迹弥彰。当姜瓖归顺之时，他向姜瓖索馈3万两，大失朝廷任用之厚意；并许其儿子冯源擅入内院，大张筵宴；还与李若琳结党营私。他的罪恶一如先为魏贼谋逆、后亡南明之国的巨奸阮大铖。吴达上书后，另外七人也交章弹劾冯铨，所列冯铨的罪行也越发增多了，包括向孙之獬行贿，以使其子到其标下任职。有一个上奏者李森先，再次提起了冯铨与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的关系问题。他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魏忠贤的腐化残忍，并进一步痛斥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为虎作伥。因此他建议新朝应将冯铨戮之于市，以彰大法。在多尔衮看来，这一切有点儿太过份了。他自己曾发誓扫除一切明廷弊政，但他显然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朝廷变成一种工具，去惩罚那些被东林党的同情者认作与明朝朋党有联系的官僚们。一般认为，正是这些朋党导致了朱明王朝颠覆。当刑部以所奏事谳询后，上言说弹劾不实，摄政王于是召集诸大学士及科道各官，于中和殿廷议。众官一到，多尔衮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冯铨和李若琳是首先自愿遵奉满俗而剃发的官员，孙之獬家中男妇并改满装。因“三人者皆恪遵本朝法度”，弹劾他们的诸臣显然私下形成了一个朋党，全力攻击改从满俗的汉官。正是这种行为，而不是冯铨以往的举止，真正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他多尔衮将不会允许这种行为继续下去。众官一时震恐无辞。之后，太常少卿龚鼎孳还竭力想把话题转向理

出了一个这样的决议：“陆军部决于明年（1912年）正朔，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参见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月3日版。）这就是辫子的真相。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笔者是否可以依据这些第一手史料，大胆地推测一下：就算清王朝不倒台，全民剪掉辫子，也是大势所趋，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结语：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大清国从上到下，相当多的人已经明白到辫子这个东西，与刚刚引进的西方生产方式和军事生活，已经严重脱节，已经到了非废不可的地步了。资政院和陆军部的决议，事实上已经几乎相当于宣布了辫子的死缓。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东西，几乎都是不得长久的。

再谈“东亚病夫”

在近代史上，外国人歧视中国人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同时也不能否认当时的中国人的确也有一颗十分敏感的玻璃心，于是，当我们的自尊心脆弱到极点的时候，别人有意无意地往地上吐一口唾沫，我们就会觉得是在骂自己。唾沫也许本身就有一点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人心也出了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谈到中国近代史，中国人的心中，有无数的淤血团，其中，所谓“东亚病夫”这起辱华事件，就是这样的淤血团之一。可是，如果用放大镜去审视近代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这件事，与我们一向理解的似乎还不太是一回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请听我细细说来。首先，令你大跌眼镜的是：在近代中国，最早称呼中国为“病夫”的，其实还并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者”，而是一个中国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严复。严复于1895年3月发表于《直报》的文章《原强》，文中有以下两处称呼中国为“病夫”：“……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严复的这两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人的身体，懒惰则败坏，活动则强健，这是常理。但是如果叫一个病夫超速飞奔，跑得太快，则只有使他走上死路。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病夫……”“……国家大事和人的健身，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国，难道不就是一个病夫吗？更何况中国早就知道应该学习西方，并不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我挖掘出严复在当年所写的这两段文字，是要告诉大家以下几点鲜为人知的事实。1.在近代中国，最早称中国为“病夫”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严复。2.严复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没有侮辱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是一个“病夫”，严复所说的，其实是真话,他并没有错。那么，外国人最早嘲笑中国为“病夫”的出处，又是哪里呢？原来出自清末年代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一份英文报纸，名叫《字林西报》，英文名字是《NorthChinaDailyNews》。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登载了某位英国记者所撰写的一篇批评大清国国政颟顸、不思进取的文章，原文中含有如下的英语词句：“……Therearefoursickpeopleoftheworld——Turkey，Persia，China，Morocco……China……SickManoftheEast……”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世界上有四大病夫：土耳其、波斯（伊朗）、中国（大清国）、摩洛哥……（其中）中国，是东方的病夫……”我们把原文挖掘出来并弄清楚了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以下几个基本要点：1.英国记者并不仅仅称中国为“病夫”，而是在原文中，同时还批评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2.英国记者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而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因此，这位英国记者似乎也并没有要侮辱中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可以比喻为一个“病夫”。这位英国记者所说的不过是一句真话而已，他并没有错。类似于医生告知病人“你有病”，实事求是。这似乎并不带有太浓重的感情色彩。4.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既谈不上“友好”，也算不上“恶意”，只是一篇典型的混稿费的文字。中国人太拿它当一回事，其实是过分在意它了。5.退一步而言，就算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确实是在蓄意侮辱中国人，那也只能代表这位记者他自己一个人，而并不能代表全世界。难道不是吗？读到这里，读者要注意了，这份《字林西报》是一份英文报纸，它要面对的读者群，是当时旅居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上述的这篇文章，原文是用英语发表的，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而是给西方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翻译它，那么中国人根本就读不到。既然读不到，似乎也就很难谈得上是什么蓄意侮辱。可是，有人翻译它并传播了。这个人是谁呢？正是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梁启超读了这份《字林西报》之后，翻译了这篇社论，并于不久之后，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评论。梁启超是这样翻译的：“……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鲜为人知的是，和当时很多的国民不同，梁启超对英国记者用“病夫”一词批评中国一说，却是深表赞同的。梁启超于第二年（1897年），也特地撰文评论道：“……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梁启超的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病夫，不好好治病，而偏要学强壮人士飞奔快跑，所以说，这种（步子迈得太大）的言论，会亡国的啊……”不久之后，梁启超更是写道：“……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缚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耇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笫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跶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狰狞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梁启超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概括地说，是以下的意思：“……中国人不讲卫生，结婚生育太早，不利于优生，而且中国许多人终日闭门读书，根本不做运动，身体所以不强健，而且不少人还房事过度，而且还抽鸦片，身体当然不可能强壮。所以啊，中国人的体格根本就是病夫，由病夫组成的国家，怎么可能不是病国呢？希望我的同胞们，要锻炼身体啊……”可见，梁启超从外国人称“中国”为“病夫”的社论当中，引申出了中国人的体格问题，并批评中国人不爱运动，因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是“病夫”，而由一群“病夫”所组成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国家，自然也是一个“病夫”。读到这里，有几点重要事实，需要注意。1.梁启超是当年洛阳纸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字对当时国民舆论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国民没有能力阅读英文社论的原文，因而只能以梁启超的评论为参考。2.清朝末期的中国人的确没有做体育运动的习惯，我们所熟知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口号是1949年之后才提出来的。到了1904年，梁启超更是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一文里写道：“……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很清楚了，身为当年中国人意见领袖的梁启超认为“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只是实话实说，谈不上污蔑”。这是梁启超的原话，读者要不服，可以找梁启超去理论，因为这是他的原话，并不是我的杜撰。这里有一个魔鬼般的细节，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用英文评论“中国是病夫”，而到了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该事件的时候，却逐步演变成了“中国人是病夫”。“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显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所谓“东亚病夫”这条信息，从梁启超这里，就开始被扭曲了。随后，“东亚病夫”这个名词，再一次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在1904年，中国出版了一本畅销小说《孽海花》，作者名叫“曾朴”，而笔名为“东亚病夫”。这本小说在当年，热销得不得了，多次重印，作者笔名“东亚病夫”也就随着这本小说的走红，而名声大噪。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史实，鲁迅在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看到幻灯片里日本军队砍杀一个给沙俄军队当间谍的中国人，同时看到许多围观的中国人表情很麻木，因此，鲁迅认为“中国人有病”，所以他“弃医从文”，走上了当作家的道路。鲁迅说“中国人有病”，这恐怕是各位在小学年代就耳熟能详的片段了吧？鲁迅说“中国人有病”，因而成了伟人。而英国记者说“中国有病”，却被中国人记恨了一百多年。其实，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难道不是吗？前文提到了英国记者最早嘲笑中国是“病夫”的同时，也嘲笑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事实上，西洋鬼子的品性，远远不止如此，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内部，也是互相嘲笑“病夫”。在此，我特列举几个例子。早年西方人在19世纪中期，嘲笑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TheSickManofEurope）。2009年4月3日，美国知名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登出评论文章，嘲笑日本是“亚洲病夫”(SickManofAsia)。2009年10月29日，英国BBC电台，英国评论员笑骂本国（英国）为“欧洲病夫”(SickManofEurope)。2007年，《经济学人》杂志(《TheEconomist》)，讥笑葡萄牙为“新欧洲病夫”(ANewSickManofEurope)。在更早前的2005年，同一本杂志《经济学人》(《TheEconomist》)，还曾经讥笑意大利为“真正的欧洲病夫”(TherealSickManofEurope)。除此之外，法国、德国、希腊……都有被西方媒体笑称为“病夫”的历史。这些事例，根本列举不完。可见，在英语媒体里，“病夫”（SickMan）这个词语，原来是一个常用的比喻词，在英语世界里，记者、编辑们频繁使用这个词语，用来评论那些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出了问题，或者遇上了麻烦的国家，而被西方记者扣过“病夫”（SickMan）帽子的，其实远远不只中国，而还有俄国、日本、英国、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希腊……可见，在西方被称为“病夫”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或者至少可以说——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不但如此，在近代史上，还有一个被我们严重忽略的事实。早在近代（清朝中叶）之前，有一些清朝统治者就看不起外国人，发明了相当多的贬义词来称呼外国人，例如：“红毛鬼”、“番鬼”、“鬼佬”、“洋鬼子”、“蛮夷”、“夷人”、“倭奴”……读者只要换个位置思考一下，立马就能知道，这些名词，就其字义而言，只有比“病夫”更难听，而绝不比“病夫”更高雅。总之，最早是某些清朝统治者蔑称外国人，后来才轮到外国人蔑称大清国的官民，这似乎也是一个铁的事实，但又是最容易被国人忽视的事实之一，也是国民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之一。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朝的统治者用双重标准看待自己和他人，因此，判断问题当然不可能做到客观实际。凡事贵在换位思考。难道不是吗？我挖掘了这么多事实，自信已经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上讲得很清楚了。在此，请容我作一个简单的总结如下：1.最早将“中国”比喻为“病夫”的是中国人严复。2.英国记者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评论：“土耳其、波斯（伊朗）、摩洛哥、中国，这四个国家，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病夫”。3.这条信息，经过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之后，变成了“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使信息产生了严重的扭曲。4.“东亚病夫”一词，被畅销书作家曾朴采用为笔名，随着其小说《孽海花》的畅销，“东亚病夫”一词成为了近代史上的“热词”，继而家喻户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亚病夫”一词，从产生——传播——扭曲，再到发扬光大的基本过程。

“支那！支那！”

比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更早的，是一个唐代的中国人，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著作《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拘摩罗王：“自何国来，将何所欲？”玄奘法师：“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拘摩罗王：“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日，去斯远近？”玄奘法师：“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支那国是也。”这段文献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拘摩罗王：“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玄奘法师：“我从大唐国来，是来求佛经的。”拘摩罗王：“大唐国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远的路程？”玄奘法师：“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玄奘法师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古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至那”、“支那”、“脂那”。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唐朝。当时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于是，从唐朝开始，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称呼大唐国为“支那”——注意：那时的日本，不但对大唐丝毫没有恶意，而且还相当地仰慕大唐。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为什么称呼大唐为“支那”呢？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读的，是同一批的梵文佛经——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支那”，唐僧也跟着学，于是，日本僧人也跟着学。可见，“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其实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支那”一词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的扩大，是从江户时代（17世纪初）起，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时期。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日本为什么不称中国为“中国”，而是沿袭旧称，继续称呼中国为“支那”呢？因为——日本要避免混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明朝以前，“中国”这个名词，并不常用。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都知道“大明国”、“大明”，而不知道“中国”——反而是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名叫“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在日语中，合称“中国地方”，也简称“中国”。因此，如果把大明国硬称为“中国”，则在日本国内必然会造成混淆。两个地方叫同一个地名，很显然会造成误会。所以，日本从明朝开始，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支那”，而不叫“中国”——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区别开来。直到后来抗战胜利，日本迫于战胜国——中国的压力，才普及了“中国”的称呼，并开始迁就中国，将日本的“中国地方”改称“山阳地方、山阴地方”。事实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远远不止日本一国，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都称呼中国为“支那”：泰语、法语、马来语、德语……更有甚者，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支那”

人囚禁起来，连会盟仪式都没让他参加。直到鲁国人交出一笔贿赂金，晋国人才将他释放。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脸，因此在《春秋》中记载鲁宣公参加了黑壤之会，而不写黑壤之盟。毕竟，堂堂一国之君遭到囚禁，未免太窝囊了。公元前601年春天，鲁宣公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鲁国。论面积，鲁国不是一个小国；论综合实力，鲁国在列国之中至少也可以排到前八强；而且鲁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身份，是周公的后裔，在列国中地位崇高。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的祖庙称为大庙，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而鲁国的祖庙也称之为大庙，享受与天子同等待遇；天子家里举行典礼，用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诸侯则只能用六六三十六人的舞蹈，而鲁侯也可以用六十四人之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体现鲁国的地位超群。可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本应受到尊重的鲁国却屡屡受到欺负，而且总是敢怒而不敢言，隐忍了事。如：公元前694年，鲁桓公携夫人前往齐国访问，不但被齐襄公戴了一顶绿帽子，还被齐国人谋杀在车中，成为一桩离奇死亡事件的男主角。鲁国人对此事的态度之离奇，有甚于谋杀案本身。他们给齐襄公送去一份含糊其词的外交照会，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却回不了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很没面子，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云云。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同时，在当年的《春秋》记载中，也仅仅用“公薨于齐”四个字一笔带过。没有比鲁国人更善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解自己的了。公元前613年，鲁僖公派兵吞并了小国项国，当时天下的霸主齐桓公大为震怒，在淮地会盟中将鲁僖公扣押起来。鲁僖公夫人声姜原为齐国公主，亲自跑到齐桓公那里说情，才将鲁僖公放回来。《春秋》连鲁僖公被扣押的事都不书，只写“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鸵鸟将头埋在沙子里，以为看不到敌人就可以躲避追捕；鲁国人则总是在历史记录中不经意地遗忘一些不开心的事。可见，早在鲁迅之前两千多年，阿Q的祖先们便已经很有阿Q精神。公元前625年，鲁文公前往晋国朝觐晋襄公，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人为了羞辱鲁文公，只派了阳处父来见他。《春秋》记载此事，只用了区区“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可以理解，头埋到沙子里了嘛。更近的事，是前面说的，齐国上卿高固为了娶鲁国公主，要求齐惠公将前来访问的鲁宣公强留了几个月。有这些历史前科，可以想象，公元前601年，当鲁宣公回到曲阜的时候，曲阜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国君遭受外国的侮辱，倒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愤怒，没有人上街游行，没有人到使馆区示威，也没有人宣布要抵制晋货。鲁宣公安安静静回到公宫，继续当他的国君。同年六月，一直扶持鲁宣公的公子遂在访问齐国途中病逝了。由于他对鲁宣公的贡献，或许也由于他与鲁宣公的母亲敬嬴的特殊关系，公子遂的葬礼被办得很隆重，采用了“绎”的方式。所谓“绎”，简单地说就是连续两日祭祀，而且第二日之祭不用头日之牲，又新杀畜牲以祭。按照周礼的规定，绎是天子与诸侯之丧礼，卿大夫之丧礼只能用一日之祭。孔夫子对此批评道：“非礼也，卿卒不绎。”鲁宣公当然也知道这是非礼的行为，所以在祭祀的过程中，“万入去籥（yuè）”。万，就是万舞，是春秋时期祭祀用的舞蹈；籥，是一种竹制的乐器，用于吹奏。万舞有文舞和武舞之分。文舞文质彬彬，舞者左手执籥，右手执羽，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前面说的：天子用六十四人，叫做“八佾（yì）”；诸侯用三十六人，叫做“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则用“二佾”。武舞显示力量，舞者手持兵器，动作狂野。当年楚国的公子元想诱惑寡妇文夫人，派人在文夫人住所旁边跳万舞，就是武舞。鲁宣公既要给公子遂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又不想让太多人指责，所以在跳万舞的时候，故意让人不使用籥。这样就不会弄出太大的声响，惹人注意了。也许是兔死狐悲，公子遂死后的第七天，敬嬴也去世了。敬嬴的身份是诸侯夫人，按照诸侯死后五月而葬的规矩，她的葬礼一直等到冬天才举办。据《左传》记载，敬嬴下葬的当天，久旱的鲁国突然下起了大雨，所以只好将葬礼延期。敬嬴和公子遂通过阴谋而使鲁宣公上台，为此杀死了哀姜的两个儿子。如果要荷马或是莎士比亚来写这个故事，他们会说这是被害者的眼泪。然而中国的古人没有这种情调，他们想到的是另一回事。《左传》干巴巴地说，鲁宣公延迟哀姜的葬礼，是合乎礼制的。按照礼的要求，儿子在为父母选择下葬的日期的时候，要举行占卜，以示隆重。而且，对于备选的日期，要尽量延后。这是因为父母下葬之后，儿女的悲哀会渐渐削减，所以不急于下葬，略表孝心。虽然发生了这些个事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0年正月，鲁宣公仍然不辞辛苦地来到齐国，给齐惠公拜年。鲁宣公对母亲的孝心可嘉，对齐惠公的孝心也不遑多让。公元前599年春天，鲁宣公又早早来到齐国拜访。这是他上台以来第四次访问齐国了。鲁宣公这种孜孜不倦的问候打动了齐惠公，由此得到的回报是，齐国归还了当年鲁国割让的济西土地。当然，齐惠公此举也许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一个人，在快死的时候，总是比较大方。到了夏天，齐惠公就去世了。鲁宣公得到消息，再次来到齐国，参加了齐惠公的追悼会。这又是超出常规的殷勤。按照传统，诸侯不奔诸侯之丧。鲁宣公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客观地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他确实是不遗余力了。同年夏天，齐惠公的葬礼在临淄举行。鲁国又派公子遂的儿子公孙归父作为特使，前往齐国参加葬礼。同年秋天，季孙行父访问齐国，参加齐国新君齐顷公的即位大典。同年冬天，公孙归父再次来到齐国，就不久前鲁国派兵讨伐邾国，攻占了邾国的绎城一事进行专题汇报。后人解释，鲁国以大欺小，怕受到齐国的责备，所以主动前去汇报。其实，在此之前，鲁国已经有多次讨伐邾国的历史，攻占邾国的领土也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急着去向齐国汇报，倒确实是第一次。公元前598年，齐顷公派兵讨伐莒国。虽然这事与鲁国没有任何关系，鲁国还是客串嘉宾，派公孙归父带兵参加了讨伐。这些年间齐鲁两国的关系，用如胶似漆来形容也不过分。知其雄，守其雌，鲁国人这样做，也是乱世之中的生存智慧罢。相比对齐国的殷勤，鲁国对王室的态度就不仅仅是冷淡了。据《春秋》记载，公元前600年，鲁国大夫仲孙蔑前往雒邑拜访当时的周天子，也就是周定王。《左传》不无讽刺地解释道，仲孙蔑此行不是鲁国主动所为，而是周天子派了使者到鲁国来，要求鲁国遣使访问王室，才“应邀”前往的。仲孙蔑就是孟献子，是庆父之孙，文伯之子。前面说过，季友、庆父、叔牙都是鲁桓公的儿子，他们的后代枝繁叶茂，分别以季、孟、叔孙为氏，在历史上被称为“三桓”。很多时候，他们又被称为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那是因为“孙”是鲁国贵族的尊称，“三桓”的族长均被尊称为“孙”，是以得名①。公元前599年秋天，周定王派卿士刘康公访问鲁国。刘康公同时代表周定王，对鲁国的几家权臣进行了拜访。结果发现，季孙行父、孟献子家里比较节俭，而叔孙侨如家、公孙归父家过得相当奢侈。刘康公回到雒邑，周定王问：“鲁国的大夫们，谁更有贤能？”刘康公回答说，季、孟两家可以久，叔孙、东门家就算不败亡，他们目前的家长恐怕也难逃祸患。东门家就是公孙归父家。公孙归父是公子遂的儿子，而公子遂久居东门，即以东门为氏。刘康公解释说，臣有臣道，君有君道。宽厚、严肃、周全、仁爱是为君之道，忠诚、谨慎、谦虚、节俭是为臣之道。现在季、孟两家虽然注重节俭，但是足够保证日常的开支与用度，而且让族人得到庇护；而叔孙、东门两家过得奢侈，而且不体恤族人的贫困，亲戚也得不到周济，忧患很快会降临。像叔孙、东门这样的家族，只顾自身，必然不顾君主，而且他们这么奢侈，国家财政也受不了，这是自取灭亡。周定王饶有兴趣地问：“那以你之见，叔孙、东门两家还可以维持多久？”“两三代吧。”刘康公说，“东门的地位不如叔孙，奢侈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很难侍奉两代君主；叔孙的地位不如季、孟两家，奢侈却大大超过，不可能侍奉三代君主。倘若这两人早死也还好，如果活得太长又不收敛，宗族必然灭亡。”从后面发生的事看，刘康公的预见相当精准，精准到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过，具体的历史事件也许可以捏造，勤俭持家者兴旺，奢侈浪费者败亡，却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冲冠一怒为红颜】话说远古的时候，尧统治天下。尧顺天应人，他的仁德如天之广阔，泽被大地；智慧有如神明，无所不知。天下人对尧的景仰之情，如同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可是，尧毕竟很老了，他很想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来接自己班，大伙向他推荐了一个叫舜的人。从族谱上看，尧的父亲高辛是黄帝的曾孙，而舜的父亲瞽叟是黄帝的第七世孙，两个家族虽然自黄帝的儿子那一代就分支，却也多少有些血缘关系。瞽（gǔ）叟是个瞎老头，在舜的母亲死了之后又娶了个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象。自古男人爱后妇，瞽叟爱屋及乌，把所有的爱心都分给了象，甚至常常想杀死舜，好让象来继承家业。不过，舜是个超级孝顺的儿子，对于父亲的厚此薄彼毫不介意，反而对父母和弟弟更加亲善。尧是个很负责任的统治者。为了考察舜的品德，他将自己两个美丽的女儿一股脑儿嫁给了舜这傻小子，以观察舜的治家能力；又派自己的九个儿子与他交往，以观察他处事的能力。舜带着一家人居住在妫水的拐弯处，于是因地制宜，以妫为姓。由于他的仁德，人们都来投奔他，与他为邻，接受他的领导，那地方三年便变成了一座大城。尧对舜的表现很满意。他赏赐给舜一套上等衣服和一把古琴，又派人为舜修建了谷仓，并且送给他一些牛羊。看到舜突然阔绰起来，瞽叟又动了杀他的念头。他让舜爬到谷仓顶上去修葺屋顶，自己却在底下放火。没想到，舜对空气动力学有一定的研究，一手持着一顶草帽，像一只大风筝一般飞了下来，毫发未损。瞽叟不甘心失败，又让舜去挖井，待至井挖深了，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填土，把舜活活埋在了井底。这缺德的父子俩很高兴，于是着手瓜分舜的财产，当然也包括老婆。瞽叟分到了谷仓和牛羊，而尧的两个女儿和琴被分给了象。又是一个没想到，舜对隧道工程也有一定的研究，他早在井壁上挖了一个秘密通道，从这个通道逃走了。象住进了舜的房子之后，坐在里面弹琴取乐，还没来得及享用舜的老婆们，舜便回来了。“我正想你想得伤心，所以弹琴解闷呢！”象连忙说。“是啊。”舜说，“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真是很不错啊！”在这之后，他对父亲仍然孝顺，对兄弟仍然友爱。他的逆来顺受，被中国人树立为孝顺的典型。舜就这样通过了尧的考察，成为天下的统治者。舜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多年，又传位给禹，而他的后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衰落，到商朝的时候竟然失传了。周武王消灭商朝后，大规模分封建国，派人到民间寻访舜的后人，居然还真找到了一个叫妫满的人，于是将他封到陈地，让他以诸侯的身份，世代祭祀舜，并且将自己的长女太姬嫁给他为妻，以示恩宠。这就是春秋时期陈国的来历。这个故事当然有诸多疑点，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毫不怀疑：陈国的国君就是舜的后代。乌飞兔走，斗转星移，到公元前600年的时候，陈国的第十九任君主陈灵公已经在位十四年了。弱肉强食的乱世中，舜的后裔这一曾经显赫的身份并没有给陈国带来任何庇护。晋楚两大强国为了争夺中原的霸权，就像两股不定时造访的飓风，将陈、郑、宋、蔡等第二世界国家吹得东倒西歪，无所适从。陈灵公在位期间的历史，就是一部弱国无外交史。陈国不是被讨伐，就是被会盟，不是被晋国威胁，就是被楚国摆布，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两面不是人。也许是过度的不安全感导致人性扭曲，也许是礼崩乐坏使得人丧失最基本的羞耻之心，在陈灵公身上，祖上的种种美德已经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放荡。他喜欢上了一个叫夏姬的女人。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嫁给了陈国大夫御叔。御叔的祖上，曾经有一位名叫少西的，字子夏。因此，御叔以夏为氏，有时又被称为少西氏，而夏姬的“夏”也因此得名。御叔去世得早，留下一个儿子叫夏征舒，夏征舒子承父业，也在陈灵公的朝廷中担任了大夫的职位。“那夏姬生得娥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见者无不惊魂，颠之倒之。”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作者冯梦龙如此生动地描述，继而写道，“更有一桩奇事，十五岁时，梦见一伟丈夫，星冠羽服，自称上界天仙，与之交合，教以吸精导气之法。”天生丽质加上吸精导气之法，使得这位夏姬成为不折不扣的床上尤物，再加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使得一众登徒子趋之若鹜，争相献谄。这夏姬也并非来者不拒，在众多追求者中，只选择了区区三位来当自己的情人，那就是当朝国君陈灵公、大夫孔宁和仪行父。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在男权社会中是一段逆向性的四角关系。一位寡妇同时拥有三位情夫，其中一位是国君，两位是大夫，同时自己的儿子也在朝为官，大家每天都要见面，让人难免替她担心，这种关系很难处理吧。担心是多余的。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完全不避她的另外两位情夫。事实上，这段四角关系在陈国不是公开的秘密，而是头版头条的八卦题材。三位情夫之间为了炫耀夏姬对自己的宠爱，甚至在朝堂之上公然穿着夏姬穿过的汗衣，嬉皮笑脸地打闹。大夫泄冶看不下去了，他对陈灵公劝谏道：“国君和卿大夫公然倡导淫乱，叫民众如何效仿呢？而且名声也不好。您实在喜欢穿，好歹将汗衣穿在里边，别拿出来炫耀！”陈灵公当场说：“我知错了，一定改。”一转身就将这事当笑话告诉了孔宁和仪行父。孔宁和仪行父听了，便对泄冶动了杀心。他们对陈灵公说，不可轻视泄冶的危害，这老头子的嘴很难管得住，如果听任其胡说八道，总有一天会坏了咱们的好事。陈灵公愣了半天，问道：“那该怎么办？”孔宁做了个“杀”的手势。陈灵公点点头，表示默许。几天之后，泄冶便陈尸于公宫之外。对于泄冶的悲剧，孔夫子以“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这样一句诗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见于《诗经》大雅，意思是：既然国人多行邪恶，就不要特立独行，乱发表意见。自古以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也是孔夫子“邦无道，其默足以容”的中庸之道的具体表现。陈灵公的淫乱不只是在国内享有盛名，连远在雒邑的周定王都有所耳闻。公元前600年，周定王派单襄公出访宋国和楚国，途经陈国。时值十月，单襄公看到的是一片萧条景象：道路上杂草丛生，路旁没有绿化，负责到边境迎送宾客的官员不见踪影，主管建设的司空不巡视道路，塘堰上没有水利设施，河流上没有桥梁，田野里的粮食也没有收割完毕，庄稼长得像杂草。首都的国宾馆已经荒废了，普通城市也没有像样的旅舍，外交部对于天子的使臣不闻不问，连最起码的伙食都不能安排。要问陈国人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给夏姬家筑亭台楼阁去了。夏姬家贵客盈门，陈灵公、孔宁、仪行父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相约前

些，就会发现姑娘的脸虽然肮脏，但泛起了红晕，尽量理解女人们吧，其中一个与不大相识的男人们睡过不知多少次之后突然产生了羞耻之心，而另一个，我们已经知道，她非常可能凑到前者耳边以世界上最平静不过的口气说，你用不着害臊，他看不见你，显然，她指的是她本人的丈夫，我们不会忘记，那个不知羞耻的姑娘怎样把他勾引到床上，确实如此，女人们，只有不了解女人的男人才去花钱购买。但是，她脸红也许出于别的原因，这里还有另外两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其中一个曾在床上接待过她。医生的妻子把丢在地上的衣服拢到一起，裤子，衬衣，一件西服外套，背心，女衬衫，一件内衣脏得发黏，即使用洗涤剂泡上一个月也难以洗净，她把这些衣服通通卷成一团，抱起来，你们留在这里，她说，我马上回来。像刚才收拾鞋子一样，她把衣服也送到阳台上，在那里她脱下自己的衣服，望着阴沉的天空下漆黑一片的城市。一扇扇窗户没有一丝微弱的灯光，房屋正面不见半点反射出的光亮，眼前不是一座城市，更像沥青熔化了，冷却之后在硕大无比的模子里铸成了楼房屋顶和烟囱的形状，一切都死气沉沉，寂无声息。舔泪水的狗来到阳台，显得心神不安，但现在没有人哭泣，没有泪水可舔，眼睛已经哭干，一切绝望和疯狂都埋在心里。医生的妻子感到有些寒冷，想到伙伴们，想到他们赤条条地站在客厅中央，不知道在等待什么。她走进屋里。他们都成了没有性别的轮廓，成了边缘模糊的污渍，成了隐没在黑暗中的阴影。但是，对他们来说并不这样，她想，他们溶解在自己周围的光亮里，正因为这光亮他们才失明。我来点上灯吧，她说，现在我几乎和你们一样瞎；已经有电了吗，斜眼小男孩问；没有，我要点上一盏油灯；什么是油灯，小男孩又问；过一会儿我告诉你。她从一个塑料袋里掏出一盒火柴，走到厨房里，她知道橄榄油放在什么地方，找出来不用费事，把一块洗餐具的抹布撕成条作灯芯，然后她返回客厅，油灯就放在那里，自从人们造出这盏油灯以来它将头一次派上用场，一开始这似乎不该是它的宿命，不过，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包括油灯，狗和人在内，一开始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油灯的喷嘴一个个点着了，摇摇曳曳，像三个发光的杏仁，有时伸得长长的，仿佛尖尖的火苗要消失在空气中，随后又蜷缩回来，仿佛变得浓密结实，成了光亮的小石块。医生的妻子说，现在我看得见了，我去给你们找干净衣服；可是，我们都很脏，戴墨镜的姑娘提醒说，她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都用手捂着乳房和阴部。这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医生的妻子想，是由于油灯的光亮在看着她们。随后，她说，脏身体穿上干净衣服总比干净身体穿上脏衣服好。她端起油灯，到里边的衣柜抽屉和衣架上翻了一通，几分钟以后拿来了睡衣，白大褂，裙子，女衬衫，连衣裙，裤子，背心，足够七个人穿戴整齐，当然，他们高矮不同，但瘦弱方面却像孪生兄弟姐妹。医生的妻子帮助他们穿上衣服，斜眼小男孩穿的是医生的短裤，就是去海滨或者乡间时穿的那种，任何人穿上它都会变成孩子。现在我们可以坐下了，医生的妻子叹了口气说；请扶我们一下，我们不知道坐在哪里。客厅和所有客厅一样，中间放张小桌子，周围有几个沙发，足够全体都坐下，医生和他的妻子以及戴黑眼罩的老人坐在这个沙发上，戴墨镜的姑娘和斜眼小男孩坐那一个，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和第一个失明者坐另一个。人人都筋疲力尽了。小男孩把头偎在戴墨镜的姑娘怀里，很快便睡着了，再也没有想起油灯的事。就这样，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也是一种幸福，在极为柔和的灯光下，一张张肮脏的脸也仿佛已经洗过，没有睡着的人眼睛闪闪发光，第一个失明者摸到妻子的手，紧紧攥住，从这个动作上可以看出，消除肉体疲劳对精神的和谐起着多么大的作用。这时候，医生的妻子说，过一会儿我们就吃点东西，但吃饭之前我们最好就如何在这里生活下去达成一致意见，请放心，我不会重复扩音器里那个通告，睡觉的地方够用，我们有两间卧室，两对夫妇各住一间，其他人在这个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每人一个，明天我必须去寻找食物，现有的东西快吃完了，你们当中要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去，帮助我拿食物，不过也是为了让你们学会辨认道路和拐角，知道怎样回到家里来，说不定哪一天我会生病，或者失明，我一直等待着出现这种情况，那时我必须向你们学习，还有一件事，谁需要方便的话就到阳台上去，那里有一只桶，我知道，外边一直在下雨，很冷，到阳台上去方便不是件惬意的事，不过总比把屋里弄得臭气熏天要好，我们不该忘记，在精神病院的时候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所有的人，各种凌辱都忍受过，甚至干了那么下贱的事，同样的事也可能在这里发生，当然形式不同，在那里，我们还能以其他人的下贱行为为自己开脱，而现在则不然，现在我们在恶与善面前人人平等，请你们不要问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失明症还是例外的时代我们从每个行为中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谓正确与错误，只不过是对我们与他人关系的着眼点不同而已，这里不是指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容置疑，请你们原谅我这番伦理道德方面的说教，你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盲人世界里有眼睛是什么滋味，我不是女王，绝对不是，只是个生来注定目睹这悲惨场面的人，你们能感受，而我既能感受又能看到，好了，我的高谈阔论到此结束，吃饭吧。谁也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只有医生说，如果我恢复了视力，我就要真正地看看别人的眼睛，就像看他们的灵魂一样；灵魂，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或者说精神，名称无关紧要；奇怪的是，戴墨镜的姑娘开口了，此人从来不曾研究过高深的学问，她说，我们当中有件没有名称的东西，这东西就是我们。医生的妻子把所剩无几的食物拿出一些放在桌子上，然后帮助他们坐下，她说，你们都细嚼慢咽，这样能欺骗肠胃。舔泪水的狗没有来乞求施舍，它已经对挨饿习以为常，再说，大概它以为自己吃了那顿丰盛的早餐之后，没有权利再从先前那个流泪的女人嘴里抢一丁点儿东西，对其他人它倒似乎不大在意。桌子中间有三个喷嘴的油灯正等着医生的妻子讲一讲它是个什么样子，这是她许下的诺言，但直到吃完饭她才开口。把你的两只手伸过来，医生的妻子对斜眼小男孩说，然后她拉着小男孩的手慢慢摸油灯，一边摸一边说，这是灯座，圆圆的，感觉到了吧，这是灯柱，支撑着上面的贮油碗，这里，小心，不要烧着你，这里是喷嘴，一个，两个，三个，灯芯从喷嘴里伸出来，这些缠在一起的细布条把油从里边吸上来，划根火柴就点着了，只要还有油它们就一直亮着，灯光很弱，但有它我们就能看得见；我看不见；总有一天你会看得见，那时候我把这盏油灯送给你；油灯是什么颜色的呀；你从来没有见过洋铁皮做的物件吗；不知道，记不得了，什么是洋铁皮呢；洋铁皮是黄色的；啊，斜眼小男孩考虑了一会儿，叹了一声；现在该打听他妈妈了，医生的妻子想，但他想错了，小男孩只说他非常渴，要喝水；只能等到明天了，我们家里没有水，就在此刻，她想起来了，有水，对，有水，水箱里的水还没有动呢，大概有五升，也许更多，这宝贵的水不会比检疫期内喝的水差。屋里漆黑一片，她走进洗手间，摸索着掀起水箱盖，看不清里边是否真的有水，但手指告诉她，有，她找来一个杯子，按进水里，小心翼翼地灌满，文明回到了原始洪荒时代。她走进客厅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还坐在各自原来的地方。油灯照着一张张脸，仿佛在对他们说，我在这里，看着我吧，不要错过机会，我不会永远亮着。医生的妻子把水杯送到斜眼小男孩唇边说，喝水吧，慢慢喝，慢慢喝，仔细品尝品尝，一杯水就是珍宝，她不是在对小男孩说，不是在对任何人说，仅仅在告诉整个世界，区区一杯水成了珍宝。你在哪里找到的，是雨水吗，她丈夫问；不是，从水箱里舀来的；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不是还有一大瓶水吗，丈夫又问；妻子喊道，对呀，我怎么没有想起来呢，一个瓶里还有半瓶，另外一瓶还没有开封，啊，真让人高兴，你不要喝了，不要再喝了，这话是对小男孩说的，我们大家都喝纯净水吧，我把家里最好的杯子拿出来，要喝纯净水，这一回她端起油灯，走进厨房，提着大水瓶回来了，灯光照进大瓶里，里面的珍宝闪闪烁烁。她把大水瓶放在桌子上，转身去取杯子，家里最好的杯子，精致的水晶杯，然后一杯杯斟满，动作缓慢，仿佛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最后她说，干杯。一只只盲手摸索着找到了各自的杯子，颤抖着举起手。干杯，医生的妻子又说了一遍。桌子中间的油灯如同被群星围绕着的太阳一样。众人放下杯子，戴墨镜的姑娘和戴黑眼罩的老人哭了。这是个不平静的夜晚。一个个起初空泛模糊的梦在客厅里游荡，带着从这里那里搜罗来的新回忆新秘密和新愿望从这个沉睡的人心里走到那个沉睡的人心里，所以他们不时叹息一声，嘟嘟嚷嚷地说，这个梦不是我的；但梦回答说，那是因为你还不认识你自己的梦，这样，戴墨镜的姑娘知道了在离她只有两步远的地方睡觉的戴黑眼罩的老人是什么人，同样，老人猜想他也知道了姑娘是什么人，当然，这仅仅是猜想，因为那些梦还没有达到相互交融完全一致的地步。天刚刚亮，开始下起雨来。狂风卷着倾盆大雨敲打窗户，像甩起了一千条鞭子，发出呼呼的声响。医生的妻子醒来了，睁开眼睛，低声说，好大的雨呀，接着又把眼睛闭上了，卧室里还是深夜呢，可以接着睡。没有过一分钟，她又猛地醒来，想到该做什么事情，但一时弄不明白究竟要做什么，雨对她说，起床吧。这雨想干什么呢。为了不吵醒丈夫，她慢慢走出卧室，穿过客厅的时候停下脚步，看了看睡在沙发上的人们，然后沿走廊走进厨房，建筑的这一部分迎着风头，雨势也最猛。她用身上穿的白大褂的袖子擦擦门上灰暗的玻璃，朝外边望望。天空乌云密布，大雨如注。阳台的地上堆着他们脱下的脏衣服，塑料袋里装着应该洗的鞋子。洗。梦境的最后一层面纱突然揭开，该做的就是这件事。她打开门，朝前迈了一步，就像到了瀑布下边一样，马上被雨水从头到脚淋成了落汤鸡。必须利用这雨水，她想。她返回厨房，尽量不发出响动，把盆锅等一切能盛点水的器皿都找到一起，如注的大雨形成的水帘在风中晃动，风像一把巨大的发出嘈杂声的扫帚，把雨水从城市的一个个屋顶上扫下来。接着她把器皿搬到外面，沿阳台的栏杆排好，现在该用雨水洗肮脏的衣服和令人作呕的鞋子了。但愿不要停，这雨不要停，到厨房去拿肥皂洗涤剂和抹布的时候她嘟囔道，把一切能用来擦洗的东西都拿去，洗一洗灵魂中难以忍受的污垢，哪怕洗去一点点。洗去身上的污垢，她说，仿佛在纠正刚才抽象的想法，又说，其实两者是一样的。于是，好像这是最自然不过的结论，即所想和所说和谐统一，她猛地扯下湿漉漉的白大褂，把衣服脱光，任凭身体让雨水时而轻轻抚摸，时而像鞭子似的抽打，她一边洗衣服，一边洗自己。周围尽是雨声和水声，她没有发现这里早已不只她一个人。戴墨镜的姑娘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站在门口，至于是什么样的预感直觉或内心的声音将她们唤醒的，人们不得而知，更不知道她们如何找到了来这里的道路，不过现在无须对此探究，人们不妨随意推测。你们帮着我做吧，医生的妻子看到她们说；我们看不见，怎样帮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先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需要晾干的衣服越少越好；可是，我们看不见呀，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重复了一句；没关系，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们尽量做嘛；我马上洗完，医生的妻子说，然后继续洗还脏着的东西，好，干活吧，我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两只眼睛六只手的女人。也许，在对面楼房紧紧关闭着的窗户后面，几个被不休的暴雨惊醒的盲人男女正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口中哈出的气使夜晚更加模糊不清，他们正回忆着往日这种天气，那时节也像现在这样，但能看到天上哗哗落下的雨水。他们不会想到，那里有三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像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样一丝不挂，像是疯子，大概真的疯了，精神正常的人不会这样在阳台上洗衣服，任凭邻居们窥视，即使所有人都已失明她们也不会这样做，不应当这样做，我的上帝呀，雨水从她们身上往下流，在两个乳房中间往下流，在黑乎乎的阴部停留一下，消失了，后来又沿大腿倾泻下来，也许我们这样想象她们有失体统，行为不端，也许我们看不见本市有史以来这最美好最壮观的景象，从阳台地板上落下一帘白毛巾似的泡沫，但愿我和泡沫一起落下去，无尽地下落，干净，纯洁，一丝不挂。只有上帝看得见我们，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尽管历经了一次次绝望和不快，她依然坚信上帝没有失明；医生的妻子反驳说，不仅上帝失明了，天空也被乌云遮住了，只有我能看见你们；我长得丑吗，戴墨镜的姑娘问；你瘦，你脏，但你绝对不丑；我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你和她一样瘦，一样脏，不如她漂亮，但比我好看；你很漂亮，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从来没有看见过我，怎么知道呢；我梦见过你两次；什么时候；第二次在昨天夜里；你梦见的是这所房子，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一切之后，你感到了安全安宁，当然是这样，你梦中的我是这个家，要是看见了我，你总得让我有个长相，臆造出我的长相；我看你也长得很漂亮，可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你，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这只能表明失明症是丑陋的人的幸事，可你并不丑；不丑，我长得确实不算丑，就我的年纪来说；你多大岁数了，戴墨镜的姑娘问；快五十岁了；像我母亲一样；她呢；她，她什么；还漂亮吗；原来更漂亮；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总不如当年漂亮；你不是这样，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就这样，话语中有许多言不由衷的成分，你一句，我一句，信马由缰，不知道到哪里为止，突然，因为两个三个或者四个词同时涌现，它们本身意义简单，一个代词，一个副词，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会使我们难以抗拒的激情涌上皮肤，涌出眼睛，抑制不住的情感突然爆发，有时是神经像身着甲胄一样，一再经受打击，一切都承受住了，但现在再也无法承受，都说医生的妻子有钢铁般的神经，但医生的妻子现在也在一个代词，一个副词，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的作用下泣涕涟涟，尽管它们只是区区的语法现象，只是符号，同样，那两个女人，另外两个女人，两个不定代词，也哭哭啼啼地和她拥抱在一起，三个赤身裸体的淑女立在瓢泼大雨中。她们在阳台上站了一个多小时，这种时刻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该感到寒冷了。我觉得有些冷，戴墨镜的姑娘说。衣服，只能洗到这种程度了，鞋子上的大部分脏东西已经洗去了，现在该这些女人们洗澡了，在头发上打肥皂，互相搓背，像没有失明的时候，女孩子们在花园里玩捉迷藏那样咯咯地笑。天完全亮了，第一缕阳光从世界的肩膀上朝这里窥视，一会儿又被乌云遮住。雨还在下，但比原来小多了。三个洗衣妇走进厨房，用医生的妻子从浴室取来的毛巾擦干身子，皮肤散发出洗涤剂的气味，不过，这就是生活，没有狗的人就带猫去打猎，香皂转眼之间就用完了，尽管如此，这家里好像还是一应俱全，也许是因为她们善于利用一切现有的东西，最后，她们穿上衣服，要说天堂，还是在外面，在阳台上，医生的妻子的白大褂早已湿透，现在她穿上了一件有树枝和花朵图案的连衣裙，这件衣服已弃置多年，但这时却使她显得比另外两个女人更美。她们走进客厅，医生的妻子看见戴黑眼罩的老人坐在他睡觉的沙发上，双手抱着头，

国签订了和平条约；郑国则派公子去疾到楚国当人质。就在楚军第二次围攻新郑的同时，荀林父率领的晋国大军正日夜兼程，前来救援郑国。此时的晋军仍为三军之制：荀林父为中军元帅，先谷为副；士会为上军元帅，郤克为副；赵朔为下军元帅，栾书为副。除此之外，赵括、赵婴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从这十三个人的名单不难看出，晋国的军政大权仍由晋文公年代的老臣及其后代把持，而赵家子弟占了四人，风头不减当年。晋军抵达黄河的时候，郑国已经臣服于楚国，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得到这个消息，主帅荀林父便想打道回府，他对众将说：“现在就算赶到郑国也已经晚了，我们又何必日夜兼程？不如等到楚军回国，我们再进军讨伐郑国，也不算晚。”士会赞同荀林父的意见：“言之有理。我听说用兵之法，就是要发现敌人有漏洞才进军。如果对方品德、刑法、政令、祭祀、礼仪都保持了常态，也就无隙可击。楚王讨伐郑国，恼怒其三心二意而可怜其低三下四，郑国背叛就讨伐它，臣服就放过它，楚国的仁德和刑罚已经完善了。楚军去年入陈，今年入郑，百姓不感觉疲劳，君王没招致怨恨，说明施政有方。大军在前方作战，国内的农、工、商各行各业均不受影响，车兵和步卒也能团结和睦，各安其分，实属难得啊！”士会此言并非夸大其辞。那些年间，楚国在令尹孙叔敖的治理下，各项法典不断完善，军政事务井井有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以作战为例，楚军被划分为五个职能单位，右军追随主将，左军准备粮草，前军负责开路，中军侧重谋划，后军由精锐部队组成，负责致命一击。军官各司其职，军务自成体系，而且形成了完备的法典。孙叔敖的管理水平在当世首屈一指。一年之前，楚庄王命孙叔敖亲自监督沂城的建设。孙叔敖先派人拟订工程设计，报告给司徒审批后付诸实施，从计量工程、测算日期、分配材料、委派人员、计算远近到施工现场管理，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只用三十天就顺利完成任务，没有出现任何浪费和工程质量问题。另外，楚庄王本人也勤于政事，在人事方面，既重用王族亲戚，也注重在外姓贵族中选拔骨干，对于品德高尚的人予以重用，对于努力工作的人给予奖赏；平时还注意安抚老人，关心下层官吏的待遇；贵族和平民区别对待，贵族不能越权，平民亦有尊严，积极有效地促进了各阶层的团结。士会接着说，适时而进，知难而退，是用兵的原则，请主帅整顿军备，等待时机，大不了我们还可以攻打弱小而昏乱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与楚国正面交锋？这话也许不中听，但是有道理。打仗的原则就是要避实就虚，避强击弱，不怕碰硬，更不硬碰。当时晋国众将听了荀林父和士会的发言，照旧产生了分歧。中军副帅先谷主张继续前进，称：“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是因为军队勇敢，将士尽力。今天如果弃郑国于不顾，自然不能说是尽力；有仗不打，也算不得勇敢，还不如去死！况且整顿军队出来，一听说敌人强大就撤退，实非大丈夫所为。身为统帅，却以不是大丈夫告终，在座各位做得到，我是做不到！”讨论的最后结果，主退派占了上风，荀林父于是命令全军停止前进，准备打道回国。第二天一早，众将齐集中军大帐，安排退军事宜，唯独先谷不见人。荀林父派人去找，却发现不仅先谷不见了，连他手下的数千部队也不见了。原来早在头天晚上，先谷偷偷拔营，渡过了黄河。如果估计没错的话，此时他应该已经离楚国大军很近了。先谷的擅自行动使得晋军全军陷入被动。下军大夫荀首悲观地说：“这军队危险了！周易上说，军队出征，必须以律法治理，否则大凶。有统帅而不能服从领导，真的打起来，必定失败，先谷此去，就算不战死，也有大灾难！”司马韩厥瞅了一眼荀林父，说：“先谷以偏师冒险，您的罪责最大。作为全军统帅，将士不听命令，是谁的责任？失去郑国，丢掉军队，这个责任太重大了。不如干脆进军，就算打了败仗，还有大伙共同承担责任，总比呆在这里，由您一个人承担责任好。”属下不听号令，统帅确实罪责难逃。但是，自从晋文公去世，晋国的众将就以桀骜不驯而著称，屡屡发生违令而行的事情，当事人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先谷擅自行动，又岂是荀林父纵容的结果？但事已至此，荀林父也只得听从韩厥的建议，命令全军渡河，接应先谷。楚庄王大军驻扎在郑国的郔城，由孙叔敖担任中军主帅，公子婴齐为左军主帅，公子侧为右军主帅，打算饮马黄河之后就回国。有趣的是，听到晋军渡过黄河的消息，楚庄王的第一个念头和荀林父一样：黄河水不喝了，立刻班师回朝。楚庄王害怕战争吗？当然害怕。自古以来，越是雄才大略的君主，越是对战争怀有敬畏感。因为战争不是游戏，是以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生命为赌注的生死之搏，能够不打，尽量不打。远如周武王第一次伐纣，召集八百诸侯会于盟津，兵强马壮，大家都说“纣可伐矣”，周武王却以“未知天命”为由，解散了队伍；近如齐桓公带领八国联军讨伐楚国，兴师动众，结果一箭不发，与楚国人签订了召陵之盟就回去了；又如晋文公在城濮大战前退避三舍，因害怕与成得臣争锋，直到临战的前一天晚上还在犹豫不决。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战争的辉煌，没有留意这些人在战前所作的思想斗争和痛苦抉择。楚庄王想逃，他手下有一个“嬖（bì）人”，名叫伍参，却力劝他打这一仗。所谓嬖人，就是宠臣，尤其指身份低贱而受到国君宠幸的人。可想而知，在门第观念很重的封建社会，嬖人实际上是不太被人看得起的。作为名门之后的孙叔敖对于嬖人伍参议论军机大事十分反感，他冷冷地说：“去年入陈，今年入郑，战事不断，将士们都已经很疲劳了。这次如果战而不胜，你伍参的肉够我们吃吗？”伍参针锋相对道：“如果战而获胜，是你孙叔敖无谋；战而不胜，伍参的肉早被晋军吃光了，哪轮得到你？”孙叔敖懒得跟一个嬖人耍嘴皮子，命令将自己的战车面向南方摆放，中军大旗也朝南而立，以示南下之意。当天夜里，伍参又跑到楚庄王帐中，说：“晋军统帅荀林父刚上任不久，不能做到令行禁止。他的副手先谷刚愎自用，残暴不仁，根本不听他的指挥。三军主帅想要独断专行却办不到，想要听从命令却没有上级，导致将士们无所适从。这一仗，晋军必败无疑。再说，您堂堂一国之君，竟然在晋国的卿大夫面前逃跑，楚国的面子何在？”伍参这话说到点子上了。那个年代的人，是很讲究地位等级的，楚庄王权衡再三，觉得这场战争的胜算很大，而且有非打不可的理由，于是命令孙叔敖改变战车的方向，全军北上到管城，等待晋军的到来。顺便说一下，伍参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后人，叫做伍子胥。得到楚军前进的消息，晋军也在敖山附近安营扎寨，等待战机。自城濮之战以来，晋楚两国屡有战事，但都是小规模的战争，如此大规模的决战，还是第一次。一时间，郑国境内弥漫着大战之前的紧张气氛。做惯了墙头草的郑国人感觉到前景不明，不敢把宝都押在楚国人身上，又派大夫皇戌跑到晋军大营，对荀林父说：“郑国之所以屈服于楚国，只是为了保存江山社稷，并非对晋国有二心。楚军这些年连打胜仗，必定骄傲轻敌，加上这次出国作战已经半年，疲态已现，防备也不周密。您如果进攻楚军，郑国愿意配合，楚军必败！”平心而论，郑国人的所作所为很不厚道，皇戌这番话也不过是在忽悠晋国人。但是先谷听了很受用，跳起来说：“打败楚国，收服郑国，就在此一举了，就听他的！”下军副帅栾书不同意了，说：“自从楚国平息庸国的叛乱以来，楚王没有一天不教育国民说，百姓安居乐业来之不易，祸患随时可能发生，不可以放松戒备。也时时训诫军队不可以坐在胜利结果上骄傲轻敌，绝不可学商纣王百战百胜却最终亡国。还用先祖若敖、蚡冒坐着柴车、穿着破衣开辟山林的事迹来鼓舞大家。这样的楚国怎么可以说是骄傲轻敌呢？当年城濮之战，先大夫狐突就曾说过，‘师出有名则理直气壮，师出无名则疲态毕现’，现在是我们做事情不合道德而和楚国结怨，理在楚国，又怎么说楚军疲态已现呢？我听说，楚君的亲兵分为左右两广，每广有兵车三十乘，右广值班到中午，再由左广接替，直到黄昏，再由亲近的内臣值班通宵，以备意外发生，这难道是防备不周密吗？“潘尫和公子去疾在各自的国家都是地位很崇高的人，潘尫代表楚国与郑国签订盟约，去疾跑到楚国当人质，楚郑两国的关系分明是如胶似漆！现在却跑到我们这里来劝我们打仗，我们如果赢了就投靠我们，如果输了就投靠楚国，郑国人的鬼话完全不可信！”听了栾书的话，皇戌心头一惊，脸色煞白。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大夫赵同却站起来说：“领兵而来，就是为了寻找敌人决战。打败敌人，收服郑国，又有什么好犹豫的？我们听从先谷的领导。”这又是两个不知死活的。身为军中大夫，应该听从统帅荀林父的领导，怎么说是听从先谷的领导呢？荀首白了他们两兄弟一眼，不屑道：“你们两个，不过是自取其祸之徒！”下军元帅赵朔是赵盾的儿子，也就是赵括和赵同的侄子，他对两位叔叔的鲁莽很不满意，但又不好得罪他们，只好含含糊糊地说：“栾伯（指栾是个好人，听他的话，必能使晋国长治久安。”正当晋国众将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楚庄王派少宰（官名）为使者，来到了晋军大营。少宰客客气气地说：“我们的国君自幼经历坎坷，不善于辞令。听说成王和穆王两位先君曾经奔波于楚、郑之间，为的就是教训和平定郑国，并非想与晋国争利。请你们几位不要误会，别在这里呆得太久！”意思是说，楚国人教训郑国人，不关你们晋国人什么事，请你们走吧！士会回答说：“当年周平王曾经命令我先君晋文侯，说‘你与郑伯一道辅助王室，不要废弃王命！’今天郑国不遵循平王的旨意，与晋国离心离德，我们也不过是为了这事来质问郑国，哪里敢劳烦您前来过问？请回去向贵国国君转达我们的谢意。”士会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是说，晋国人教训郑国人，也不关你们楚国人什么事，请你们别自讨没趣。这一来一往很有意思，好比两个人抢一张烧饼，又都不肯承认是抢，只肯说“我是来拿烧饼的，没你的事！”——两个人如果这样吵架，一般是打不起来的了。先谷认为士会这是在谄媚楚国人，私底下派赵括跟着少宰，走出营门之后才拉着少宰说：“刚刚那个人说的不算数，他没有资格代表晋国说话。我们国君派我们来，就是为了把你们赶出郑国，而且一再强调说，‘不要逃避作战！’我们不能推卸责任。”赵括此言一出，好比两个人抢烧饼，本来都不想打架，只是吵吵嘴皮子，其中有一个人突然蛮横起来，说：“我就是来打你的，怎么着？”结果可想而知，这两个人很快就要大打出手了。没想到，楚庄王听到少宰的回复，不怒反笑，又派使者来到晋营，直接与晋军统帅荀林父会谈，请求和平解决冲突。荀林父自然求之不得，答应了楚国方面的请求，双方还约定了举行会盟的日期和地点。想当年城濮之战，晋文公一让再让，一忍再忍，总是摆出一副委曲求全的样子，而成得臣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死死咬住晋文公不放，结果却是晋军大胜，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事隔四十年，晋楚两雄第二次狭路相逢，形势刚好倒过来，晋国人步步紧逼，而楚国人不断让步。到了这个时候，楚庄王还不放弃和谈的努力，他究竟是胆小懦弱，还是高深莫测？【第二次晋楚大战：邲之战】与楚庄王的使者谈妥了和平协议的条款之后，荀林父总算轻松了两天。自从两个月前离开绛都，他对这次远征就有一种不祥之感，而一路上发生的事情，更使得他情绪低落，甚至后悔当初不该接任这个所谓的中军元帅。表面上看，他带领的是当世最强大的一支军队，事实上却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他就像一个白胡子老公公，赶着一群不听话的鸭子来到黄河边，耳朵里充满了“嘎嘎”的叫声，一不留神就发现一只鸭子已经不见了，而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赶着剩下的鸭子去找那只鸭子……如果不是做恶梦，他上辈子一定是个鸭司令。最可恨是那个叫做先谷的家伙，仗着祖上的余威，根本不把他这个中军元帅放在眼里，胆大妄为，居然敢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将全军拖到战争的边缘。他也不想想，以这样的一盘散沙，怎么能够面对楚国的虎狼之师？幸好，那个楚王似乎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否则的话，一旦开战，他荀林父的一世英名很有可能就要毁于一旦了。正当荀林父微微眯上眼睛，准备小憩一阵的时候，中军帐外突然一阵骚动，一名侍卫匆匆跑进来汇报道：“楚军进攻了！”荀林父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吃了一惊，连忙问：“多少战车？多少步卒？”“这个……战车一乘，战将三人，为首的似乎是楚国大将乐伯。”“哦？”荀林父陷入沉思。前来进攻晋军的确实只有一车三人，为首的是楚庄王的猛将乐伯，驾车的是许伯，担任护卫的是摄叔。春秋时期各国交战，仍留有些许商周之际的古风，每逢会战，先遣勇士单车挑战，进犯敌阵，称之为“致师”，意在压制敌方气焰，提高己方士气。楚庄王派人与荀林父和谈，盟约尚未签订，又派乐伯前来致师，用意是很明显的：既然晋军内部对于是战是和的意见分歧很大，将帅不团结，那就再放个烟雾弹，搞得他们无从判断楚军的真实意图，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需要说明的是，“致师”是一项很危险的任务。在前往晋营的路上，许伯说：“我听说致师时驾车的人，要像风一样掠过敌人的阵地，所到之处，敌人的旌旗靡倒，直到敌人的营垒门口，才能回来。”许伯驾车，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乐伯点点头，也不含糊，说：“我听说致师时立于车左的人，要以长箭射击敌人，然后代替车夫执掌马缰，车夫下车整理好马身上的饰物和皮带，再上车而回。”乐伯以主将的身份，负责引弓射敌，同时还要求这个三人小团队保持优雅的姿态，出入敌阵就如同出门做客一般，连马匹身上的饰物都要打理得整整齐齐——这种临危不乱的武人气概，在日本叫做武士道，在欧洲叫做骑士精神，但是在中国，自从秦朝“统一”中国以后，似乎就渐渐变得稀缺了。摄叔听完，也给自己提了个标准：“我听说致师时立于车右的人，要跳入敌人的营垒，杀死敌人并割下耳朵，抓住俘虏后返回。”摄叔担任护卫，又称为“车右”，他给自己定的目标也不低。三个人说着就到了晋军阵前。许伯快马加鞭，战车飞驰闯入晋军阵中；乐伯连发数箭，每箭皆不落空；表现最突出的是摄叔，像凶神恶煞一般跳下车，连砍数人，然后挥拳打晕一个已经吓得半死的士兵，抱着他跃回车上。做完这一切，许伯将缰绳交给乐伯，下车从容不迫地整理好战马身上的饰物。等到晋军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冲出了营寨，朝着楚营的方向急驰。晋将鲍癸（guǐ）带着数十乘战车，兵分三路追击乐伯。乐伯弯弓搭箭，左射马，右射人，箭无虚发，致使左右两路追兵乱成一团，只有鲍癸的中路人马仍然紧追不舍。乐伯本来想射鲍癸，伸手一摸箭囊，只剩一支箭。恰好前面有一群麋鹿，被突如其来的喧哗声惊动，作势欲逃。乐伯一转念，弓弦响处，长箭稳稳地钉在一头鹿的背部。乐伯叫摄叔下车，捧起死鹿挡在鲍癸车前。鲍癸心里泛了一个嘀咕，正在想这南蛮耍什么花样，就听见摄叔笑咪咪地说：“因为时节未到，应当奉献的动物没有来，只好将它奉献给您的左右作为膳食。”按照周礼，以猎物献人，要根据不同的季节献不同的品种。时值六月，献麋鹿尚为时过早，所以摄叔有此一说。鲍癸不知道这已经是乐伯的最后一支箭

次大惊失色，那是在1939年12月他对华北工作告一段落，从参谋本部来到畑俊六大臣官邸汇报，正当他在会客室等候之际，我因向大臣请示人事问题也同时在座，这时，参谋本部电报班的军官仓皇赶来，交给大将（土肥原贤二）一封电报，顿时见他（土肥原贤二）惊慌失措，慌忙进入大臣办公室，我当时也感到震惊，事后才知道，是因为经他苦心谋略且成功在望的吴佩孚突然死去，使他大失所望……”额田坦的证言，说明了土肥原贤二在得知吴佩孚死亡的消息的那一刹那，感觉相当的意外和震惊。注意，土肥原贤二当时是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全力负责策反吴佩孚的工作，换言之，日军如果要暗杀吴佩孚，按理应该事先征得土肥原贤二的首肯，除非日军下层将士擅自为之。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外务省给日本内阁的报告。有一份名叫《建立华北新中央政权的运动》的报告，收录在《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中，是这样写的：“……只有吴佩孚一派的运动，因日本军土肥原机关积极援助而逐渐具体化，曾一时与唐绍仪取得联系，唐被暗杀后，即单独进行，吴佩孚为了响应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及民间的希望，终于决心出山，昭和14年（1939年）1月26日，（吴佩孚）向全国发出了和平救国通电，1月30日，吴佩孚就任绥靖委员长，该会在达到吴佩孚出山的目的后，于2月8日宣布解散，2月11日在开封设置以吴佩孚为绥靖委员长的绥靖委员会，这个运动，结果在当年12月4日，因吴佩孚的去世而夭折……”很清晰，日本外务省的报告显示：吴佩孚至少是有和日本合作的希望的，吴佩孚对于日本是有利用价值的。日本人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我们仔细研读、对比以上九位“证人”的证言（吴运乾、吴运坤、陈文会、李炳之、汪崇屏、张绍程、今井武夫、额田坦、日本外务省），似乎可以梳理出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1.吴佩孚吃饭时，鸡骨刺入牙缝，请日本医生拔牙。2.拔牙之后，吴佩孚感染，得了败血症。3.吴佩孚服用中医的中药，延误了治疗，病情恶化。4.吴佩孚拒绝入住德国医院动手术。5.吴佩孚进入病危状态。6.吴佩孚的老部下齐燮元带了日本医生伊东来给吴佩孚动手术。7.吴的家属及随从阻拦，但齐燮元强硬地说服了吴家接受手术。8.动手术时，吴佩孚的妻子、儿子都在现场帮忙。9.动手术过程中，吴佩孚当场身亡。10.吴佩孚的家人和不少部下怀疑日本医生，并要动粗，被劝阻。而侵华日军人员今井武夫、额田坦以及外务省的证言，则似乎说明了以下事实：1.吴佩孚是个亲日人士，至少在表面上是。2.吴佩孚并不拒绝出任伪职，只是条件没谈拢。3.到了后期，吴佩孚对日军似乎已经不再重要。4.但是，吴佩孚对日军还有“招抚杂牌军”的利用价值。5.负责“吴佩孚工作”的首脑土肥原贤二对吴佩孚的死亡感到意外。本案的研究难点在于，研究者需要同时具备以下的专业知识：1.牙科临床手术知识，分析日本医生的动作。2.对比证人证言，理清基本事实。3.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历史背景，分析日军动机。我显然不具备牙科手术知识，因此只能在分析证言、分析作案动机等方面入手。依据上述的各种证言，我认为，日本医生故意杀死吴佩孚的指控如果要成立，则需要合理解释以下的疑点：1.尽管合作条件谈不拢，但是吴佩孚对日军仍有利用价值，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军的利益。2.北平当时是日军占领的地盘，要杀吴佩孚似乎并非难事，似乎不必请医生当着吴佩孚妻儿的面公然动手。3.吴佩孚当时已经进入病危状态，暗杀垂死之人，似乎没有必要。4.日本医生胆敢进入警卫森严的吴佩孚住宅公然行凶，似乎不合常理。5.日本医生不是日军派来的，而是吴佩孚的心腹部下齐燮元请来的。6.土肥原贤二得知吴佩孚死讯时的意外和震惊，也需要合理的解释。7.吴佩孚的心腹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似乎没有必要为日本人开脱。综上所述，我认为，吴佩孚一案，医疗事故的可能性，大于蓄意谋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也必须坦言，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医疗死亡案件，必须及时开展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才能及时得出肯定的结案判词，而一旦错过了时机，相隔几十年再回头，单凭证人证言去对比分析，则恐怕只能判断个大概，而不太可能做到准确断案。这就是我的看法。诸位读者也不妨来琢磨琢磨。

川岛芳子死亡之谜

电影里面川岛芳子的故事，其实还远远不如现实中的真实故事精彩，川岛芳子找替身代死，真人还活在人间的说法，靠谱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此人原名金壁辉，为肃亲王善耆的女儿。1912年，年仅六岁的川岛芳子被父亲（肃亲王善耆）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养，并于同年赴日本居住、求学。长大之后，川岛芳子成为了侵华日军的一员间谍。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川岛芳子和日本军官田中隆吉一起，策划了打死日本僧人事件，并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战事，以转移国际视线，掩护伪满洲国在中国东北的“建国”活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川岛芳子旋即在北平被捕。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以汉奸罪，被中华民国政府在北平处决。一了百了。这件事本来也就这样完了。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冒出了一条惊天新闻：川岛芳子当年并未被国府枪毙，而是花钱买通了替死鬼，川岛芳子被秘密释放了，从此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农村，一直到1978年2月21日，安然终老。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关于川岛芳子（金壁辉）到底是被国府枪毙了，还是被私下释放了，我依据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证人证言，在本文中，也来一个分析。首先，我们看看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是被国府处决了。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原文摘录如下：“河北省高等法院于1948年3月25日凌晨，将金壁辉枪决了，她的尸体由她在北平的十姐爱新觉罗·显狮和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并且火化了。金壁辉的尸体被火化之后，她的骨灰一半送去了日本，一半则留在了中国。”很清楚，作为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被国府枪决了。当然，也许读者会说：爱新觉罗·宪均是川岛芳子的哥哥，当哥哥的，当然要保护妹妹，不可能诚实地告诉你“我妹妹还活在人世”吧？应当承认：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于是，我们再来看看台湾那边的国民政府狱政档案。1948年3月时任北平第一监狱典狱长的吴峙沅，在台湾当局法务部编纂完成的《百年狱政档案》中，留下了这样的证言：川岛芳子确系被民国政府处决了。吴峙沅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川岛芳子）执行死刑并经何承斌检察官验明正身，讯留遗书后，命令法警执行一枪毙命，事后经检察官率同检验员三次覆验，确已死亡，始将尸体交由本监移出非常门外停放，以备各新闻记者参观暨拍照，同日午后并准由日僧古川大航具领掩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方面的狱政档案，和大陆这边的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哥哥）的证言，是相互吻合的。即川岛芳子不但的确被枪决了，而且尸体是由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了。说到这里，毋庸讳言，证据仍然不是十分充分。我们再来看看川岛芳子的亲妹妹、肃亲王善耆的第38个孩子金默玉的证言。2008年11月19日，在东北调查“川岛芳子没死”传闻的记者，电话采访了身在廊坊的金默玉，当时，金默玉是这样对记者说的：川岛芳子在1948年，的的确确是被国民政府枪毙了。金默玉的证言，是这样的：“当年她（川岛芳子）被枪决时，也有被替身赎出的传言，我们看了行刑后的照片，确信是她本人，没有假的，你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谣言。”于是我们进一步知道，不但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深信川岛芳子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川岛芳子的亲妹妹金默玉，也坚信川岛芳子的确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当然，前面所引用的川岛芳子的兄弟姐妹以及当年的典狱长，也许都与川岛芳子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因此，从理论上而言，这些人的证言，都不是绝对可信的。以下，我们来看一个利益不相关的第三者，看看第三者又是怎么说的。大家跟我来看看声称当年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毙的国民党老兵——谭良泽老先生的证言。谭良泽老先生是原国民党宪兵19团驻西区宪兵队少校军官，当年负责枪毙川岛芳子的刑场警戒任务。2004年，谭良泽老先生在四川自贡接受媒体采访，是这样说的：“川岛芳子被处决是铁的事实，之所以传出未死的谣言，是因为此次处决的开枪过程没有允许记者公开目击，所以引起了记者不满所致。”谭良泽老先生作为刑场目击者，他的这篇证言采访文章，名叫《帝国谍报之花的末日：处决川岛芳子的全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但是，尽管谭良泽声称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决，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谭良泽此前从未见过川岛芳子，他所见到那个被枪毙的“川岛芳子”，只不过是一个替身。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可能，也是有的。201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庆祥所编著的新书《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出版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一本书中，历史学者王庆祥，在调查了“川岛芳子逃脱死刑”传闻的相关人士之后，挖掘出了以下两条最为关键的证据：关键证据一：长春市居民段连祥，在生前告诉过他的女儿段续擎和外孙女张钰，川岛芳子在1948年并未被枪毙，而是花钱买通狱卒，并逃脱了，此后一直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村子，直至1978年去世。段续擎和张钰长期接触的“方姥”，正是川岛芳子本人。但是，这则证据的瑕疵在于，段连祥早已去世，死无对证。原话是不是他所说的？不能十分确定。关键证据二：清廷贵族后裔爱新觉罗·德崇，于1955年或1956年的冬天，在沈阳市皇姑屯三义栈胡同的一个大院里，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川岛芳子”走后若干天，爱新觉罗·德崇的姐姐额温对他说了以下的一番话：“那天来家的壁辉有学问，有能耐，能文能武，多才多艺……连死都有人替。”注意这里的“壁辉”，有可能就是指的“金壁辉”——川岛芳子的汉文名字。这件事，是爱新觉罗·德崇亲口告诉历史学者王庆祥的——但是，这一条证据也是有瑕疵的：这句话毕竟是额温说的，而额温又不在人世了，死无对证，其真实性也是无法确定的。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王庆祥在《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一书当中，还分析了所谓“川岛芳子”的一些遗物，例如一架刻着“HK”两个英文字母的望远镜、一张写着“小方阁下”的纸条……但是，由于这些遗物，并不能证明遗物的主人就是川岛芳子，也就是说：从证据的角度来看，这些证据缺乏足够的关联性——因此，我在此恕不一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一下《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分析到这里，毋庸讳言，《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所考证到的两条关键证言如下：1.段续擎、张钰的证言。2.德崇的证言。就在世人而言，目前只有这三个人，声称自己在1948年之后，亲眼见过川岛芳子本人——也就是说，他们三个人声称川岛芳子并未受死，而是一直活在了世上，直至1978年老死。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将本案中的各个证人的说法，总结如下：1.川岛芳子兄长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确于1948年被枪决了。2.川岛芳子的妹妹金默玉：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3.典狱长的吴峙沅：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4.刑场警戒兵谭良泽：我亲眼目睹川岛芳子在1948年被枪决了。5.段续擎、张钰：川岛芳子脱逃，此后在长春一直活到1978年。6.德崇：我在1955～1956年间，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因此，这件事到了现在，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罗生门”事件，证明川岛芳子被枪决的证据有，证明川岛芳子逃脱死刑的证据也有。但是，正反两方的证据，似乎也都并不十分充分。说到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当年国民党的狱政，的确是比较腐败的，一个有钱的犯人，愿意花足够多的钱，买下自己的一条命，这并非是鲜见的事情。川岛芳子这个“罗生门”案件，也许要等待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才能开展进一步的探讨了。

疑点重重的“冯玉祥之死”

冯玉祥的一生，叱咤风云，民国史上的重大事件，他几乎都参与其中。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访美归国的轮船上，由于轮船意外失火而去世，死因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1948年9月1日，冯玉祥乘坐苏联轮船“胜利号”，在黑海海域，轮船发生火灾，冯玉祥在船舱内被烟火窒息而死。冯玉祥的命案，是众多民国命案中最难破解的案件之一。此前，国内传言最广的说法是“国民党暗杀之说”。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通过本文我带领读者们，去重新审视这个案件。当时在案发现场，有一个关键证人——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因此，首先我们来听听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对事发经过是怎样说的。1965年，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在山东青岛亲口对冯玉祥的老部下张宣武说了以下一番话，收录在《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这册史料中：“……冯玉祥自赴美国，蒋介石的特务始终跟踪不离左右，但是，在乘坐苏联“胜利号”轮船抵达埃及开罗时，冯玉祥已经下船，特务也跟着下了船，启碇时，冯玉祥悄悄上了船，但那帮（国民党）特务却没有赴苏联的船票和签证，他们上不去，于是，才把特务甩开了……”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认为有一群疑似“国民党特务”的人在跟踪冯玉祥一家人，但是，这群被她和冯玉祥怀疑是“国民党特务”的人，在火灾事故发生之前，已经被冯玉祥成功地甩下了船。在这里，读者需要注意以下两点：1.冯玉祥怀疑人家是国民党特工，但不代表人家一定是。2.跟踪的目的可以有许多种（例如监视），跟踪不等于蓄谋暗杀。另外，读者也许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国民党特工已经跟踪冯玉祥很久了，为什么不直接开枪射杀冯玉祥？国民党对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就是直接开枪射杀的，后来国民党派特工到美国暗杀作家江南，也是这样干的。冯玉祥的太太李德全的说法还没完，我们继续往下读：李德全接着对张宣武说：“……（1948年）8月31日，船抵达黑海，晚餐后，冯玉祥一家和部分乘客到船上电影室看电影，冯玉祥在船上的电影室亲手放自己在美国拍摄的纪录电影胶片，在倒片时，机轮滑落，快速旋转摩擦生电导致起火，由于室内胶片很多，而拷贝非常易燃，故而起火，刹那间满室内都是火，冯玉祥和其他观众一起争先恐后地夺门而出，被烟雾遮蔽视线，看不到出口，脱逃不及，窒息死亡，李德全也被烧伤，同时遇难者七十多人……”注意细节，本场火灾似乎不仅仅是烧死了冯玉祥，而是一共烧死了七十多名国际乘客——因为这是一艘国际客轮。我们再来听听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的说法。为什么要听周海婴的说法？因为周海婴和冯玉祥一家的后人有交往。周海婴在其《鲁迅与我七十年》的《李德全谈冯玉祥之死》一章中，是这样说的：“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就有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他们之中有蔡廷锴、李济深、王昆仑、章伯钧、章乃器、朱学范、彭泽民、谭平山、邓初民、孙起孟、阎宝航、吴茂荪、洪深、朱明生等知名人士。还有一位仅比我年长１岁的王金陵

始猛烈地攻城。太原城虽然城墙高大，但在和攻城的叛军交锋时，城墙难免会出现破损，这个时候那数万个土坯起了关键作用，哪里有损坏的地方，李光弼让人立即用土坯堵上，由于土坯结实耐用并且运送方便，叛军虽然进攻猛烈，但太原城依然稳如磐石，十万叛军围攻太原城足足将近一个月，但就是破不了城。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那“三板斧”的气势开始削弱，双方陷入了拉锯战中。李光弼明白，太原之围虽然暂缓，但叛军已经将太原围了个水泄不通，自己手中这点人马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时间长了太原城早晚会被叛军所攻占。可是目前又无法指望外部增援，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利用目前掌握的资源，使其实现最大化的价值来尽可能地逼退叛军。在所有的资源中，李光弼最为看重的还是“人”，为此他在军中张榜招贤，哪怕只会雕虫小技的也被选中做自己的参谋，然后根据他们的能力予以适当的使用。在这些人中有擅长制造投石机的，每发射一次巨石能击毙二十多个叛军，攻城的叛军被巨石击中而死伤的达到十之二三。不过在这些人中，对李光弼帮助最大的还是三个擅长铸钱的工匠，当然李光弼并不是看重了他们的铸钱本领，而是因为这三个人除了铸钱之外，还擅长挖掘地道。随着这三个工匠的出现，随着李光弼的灵光一现，中国战争史上一种全新的战法出现了，名曰——地道战！史思明看到太原城屡攻不克，而李光弼更是死守不出战，无奈之下他只能派人使出了老的不能再老的方法——骂战，试图激怒李光弼出城与自己决战。面对史思明的挑衅，李光弼让士兵们协助三个擅长挖地道的工匠，将地道一直挖到城外，那些在城下辱骂挑衅的叛军士兵，在没有任何征兆下，忽然被脚下伸出的一双手应硬生生地拖进了地底，叛军中所有人全都傻了眼，很快他们就看到太原城头上那些人被斩首示众。于是，叛军之中开始流传唐军中出现“土行孙”的传闻，许多人走路时全都盯着脚下，唯恐被伸出的双手拽进地底，渐渐地搞得人心惶惶。当史思明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在他二十多年的征战中，从来没见过这种打法，所以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但史思明明白一点，那就是要尽快攻克太原城，否则还会节外生枝。所以，在第一波猛攻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史思明下令掀起第二波攻势，这次他甚至让人制造出了一种叫“飞楼”的攻城器械，然后蒙上木幔，修筑土山，试图居高临下攻城。史思明虽然准备充分，但李光弼似乎并不为所动，就在史思明开始修筑土山的同时，李光弼干脆让三个工匠带领士兵挖一条直通史思明土山工程的地道，结果是史思明的土山工程竣工之日，也是这个工程的崩塌之时。据史料记载，当时死于崩塌者将近万人，最关键的是由于李光弼的地道战法作战隐蔽，史思明完全找不到唐军的影子，这让他十分郁闷。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史思明有些黔驴技穷，只好下令将围城部队后撤几十里，以减轻在军中逐渐蔓延的恐慌心里。从开始的猛烈围攻到现在叛军的后撤，李光弼的地道战发挥了巨大作用。太原城中的老百姓对李光弼的足智多谋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李光弼却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他知道太原之围如果不彻底解除，叛军虽然后撤，但时间长了还是难以长久坚持。李光弼的地道战虽然让叛军恐慌至极，但并没有产生致命的一击。如何能在地道战的基础上给予敌人致命的一击，或者是利用地道战创造出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的机会，这是摆在李光弼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名将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名将，除了作战勇敢、足智多谋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在战局完全被动的情况下，看似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中，寻找出有效的办法，变被动为主动，直至最后的胜利。李光弼就是这样的人。在李光弼看来，地道战已经发挥了作用，接下来是要利用“地道”这个出其不意的通道，来实现主动进攻的机会，为此他想到了诈降。李光弼的计划是：继续将地道向前挖至叛军后撤之后驻扎的营地地底，在上面留下一层薄薄的土层，从表面看上去和普通的地面没有任何区别，然后以木支撑作为陷坑，派几千人出城诈降吸引叛军的注意力，而城中则埋伏准备出击的几千士兵，利用叛军准备受降的机会，让敌人纷纷陷落坑中，然后利用叛军营地大乱的机会，迅速出击一举击垮叛军。当李光弼实施这个计划时，史思明看到李光弼这段时间似乎没有什么动作，他并没有进攻太原，而是在中军大帐仔细思考先前的失败原因，以及未来攻克太原的方法，他距离蔡希德所率的前军还有几里的距离，所以前军准备接受投降的事情，史思明并不清楚。直到史思明得到前军校尉的急报，说前军大部分士兵纷纷陷落坑中，李光弼率领人马已经杀出太原城时，史思明才知道原来李光弼为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而自己却浑然不知。由于李光弼突袭的速度实在过快，等到他想组织反击时，前军和中军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尤其是蔡希德所率的前军基本上已经失去抵抗力量，所以史思明已经没有时间再采取任何应对之策。他目前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撤退。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七日，在前后经历了五十余天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后，李光弼取得了太原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在这期间李光弼只在太原城内东南的一个角落里搭了一个小帐幕稍事休息，如果有紧急情况他马上赶去处理，几次路过自己的家门而不入，一直等到彻底打败叛军后的第三天，将各项公务处理完毕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家中。应该说除了英勇善战和足智多谋之外，李光弼的人格魅力也是太原能够坚守到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原保卫战可以说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李光弼及太原军民的壮举，是中国古代城邑守卫战中“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李光弼以就地组建的劣势兵力守城，采取加固城防、顽强坚守、创造新型战法和不断寻找战机出战相结合的灵活多变的策略，不仅使十万叛军始终无法攻破太原，最终更给予叛军歼灭性的打击，前后共击毙叛军六万人，扼守住了河东通往朔方、河西、陇右的通道，有效掩护了李亨身在的朔方战略基地。由于太原一战实在太过重要，当李亨得知李光弼的胜利后，他亲自下诏褒奖，以示荣宠，进封李光弼为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就在李光弼坚守太原的同时，另一位名将郭子仪利用李光弼牵制十万叛军的机会，从洛交出发，一路攻取了冯翊（今陕西大荔），继之挥师向东，直逼河东。二月二十一日，郭子仪率兵渡河进至河东城下，河东司户韩雯打开城门投降，叛将崔乾佑连夜奔逃到马邑（今山西运城西北）。但马邑守军已经归顺唐廷，崔乾佑没能入城，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一路向北逃窜，河东地区就此收复。如果说李光弼坚守太原是为守住通往朔方的要道，那郭子仪进兵河东则是为了清除攻取两京道路上的障碍，更主要的是截断身在长安的叛军退路。平定河东后郭子仪并没有停止脚步，立即让儿子郭旰及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柞率兵南渡黄河攻取潼关。由于当时叛军疏于防守，唐军破关斩将，重新夺回潼关，但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听到潼关失守后，立即重兵增援潼关，使得郭旰等人大败而回，潼关再次落入叛军之手。不过从整体的战局来看，唐军当时虽然还没完全掌握主动，但因为没有丢掉太原和郭子仪不失时机地收复河东，使得唐军不再像最初那样被动，至少和叛军形成了相持局面，甚至大有反攻之势。就在李亨厉兵秣马，重新集结兵力准备全线反攻，以光复两京时，占据洛阳的安禄山，其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安史之乱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场内讧中，元凶安禄山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第四章光复两京元凶授首自从安禄山占领洛阳之后，在很多人看来他似乎不再是那个最初站在范阳城楼上那个意气风发的人，从自封皇帝到延迟进攻长安，安禄山似乎有些满足现状不求进取，从客观结果上也给唐朝政府以喘息的机会。李亨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才得以在压力不那么大的情况下，积极重整兵力试图反攻。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事实上安禄山并不是没有进取心，迟迟不进兵长安，反而在洛阳做起了“临时皇帝”，是因为他占领洛阳后，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安禄山早年患有眼疾，自从起兵以来，由于日夜操劳加上精神紧张，使得他的眼疾越来越严重，视力亦随之大幅减退，进入洛阳后加上纵情声色过度，使得他在进入至德二年（757年）以后，双目逐渐失明。安禄山本就是个性格暴躁的人，无奈因眼疾失明使他的性情变得越来越古怪，不久他又患上了痈疽，发作起来疼痛难忍，这让他更加凶狠暴躁，左右侍从稍不如意，就立即被他辱骂鞭打，甚至被无故残杀，致使人人自危忧惧不安。由于身体的原因，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逐渐怠于政事，手下的将领很难见其一面，所有的军国大事悉数委托给他最为信任的谋士严庄。严庄本是范阳一介书生，后来安禄山招募有才之士充当自己的谋士，严庄应征前往，由于才学俱佳，得到了安禄山的重用。安禄山起兵之前，严庄是力主安禄山起兵反唐的，而且出了不少好计策。安禄山称帝后加封严庄为宰相，不过严庄虽然深得安禄山的信任，但由于安禄山生病后变得异常暴躁，所以严庄有时也逃不过一顿皮肉之苦，长此以往不仅使严庄与安禄山开始离心离德，而且也让严庄产生怨恨之心，甚至产生杀死安禄山的想法。很快，严庄找到了机会。安禄山有个小妾段氏看到安禄山病魔缠身恐有不测，遂想趁安禄山活着的时候，立亲生儿子安庆恩为太子，以图日后把持朝政。安禄山为了讨段氏的欢心，欣然同意了段氏的请求，可问题的关键是安庆恩此时尚且是个襁褓中的婴儿，这让安禄山的另一个儿子安庆绪大为不满。安庆绪是安禄山的次子，当时已过而立之年，被封为晋王，跟随安禄山起兵反唐一路南下，立有诸多战功，是安禄山所有儿子中最为能干的一个，也是安禄山手下的重要将领和得力助手，他继承了安禄山身上的特质，但却是个比他老爸更加心狠手辣的主儿。安禄山决定立安庆恩为太子，让安庆绪不满之下又生出一种恐惧之情，他不甘心就这样被人取而代之，甚至坐以待毙，而且对手尚且是一个婴儿，安庆绪实在不明白老爸安禄山的脑子里到底少了哪根筋。安禄山的决定让他和安庆绪之间的矛盾陡然尖锐起来，《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当时其内部是“虽腹心雅故，皆为仇敌”，也就是说看似风平浪静之间，实则蕴含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而这一切当然全被精明的严庄看在眼里。所以，严庄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机会，采取借刀杀人的策略泄私愤，怂恿安庆绪莫失良机除掉自己的父亲，自己取而代之。当然严庄之所以有把握这么做，正是看重了安庆绪是个狼子野心的主儿，为了得到权力，他可以将自己的老爸杀掉。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严庄的预判十分精准。虽然最初安庆绪有些犹豫不决，但在严庄那“大义灭亲之举”等慷概激昂言辞的忽悠下，安庆绪最终下定决心干这桩不成功则成仁的买卖。决心已经下定，接下来则是如何实施的问题，当时安庆绪和严庄一致认为由他们亲自动手不是上策，应该找一个安禄山身边的人充当杀手，这样可以掩人耳目，对外宣称安禄山是暴毙而亡。想来想去他们共同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安禄山的贴身宦官，名叫李猪儿。李猪儿应该不是本名，但谁也不知道这位宦官本来的名字，他从十岁起就开始服侍安禄山，颇受宠信。安禄山因为腹大过膝，每次都是李猪儿用头顶住安禄山的大腹，然后帮他系衣带。或许正是因为过于亲近的缘故，在安禄山失明后性情越来越暴躁时，李猪儿是所有人当中被安禄山鞭打次数最多的人，正所谓记仇不记恩，李猪儿也成为最怨恨安禄山的人。李猪儿作为一个下等人，本来是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的，杀死安禄山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直到严庄和安庆绪向李猪儿表明了态度，才燃起了李猪儿心中复仇的怒火。于是一场争权夺利的父子相残、同室操戈的政变由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开始发起。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初五子夜！在万籁俱寂之时，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各执兵器悄悄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寝宫之外。在此之前为病痛与暴躁的情绪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安禄山已经进入梦乡，而且不时发出震耳欲聋的鼾声。把守寝宫的士兵在看到安庆绪等三人到来后，没有提防的心理，放三人进了寝宫，就这样三个人顺利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床边。安庆绪俯身仔细端详安禄山，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十分敬重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安禄山决定起兵反唐的时候，他简直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对神的崇拜。但是今天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不择手段杀掉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的生身之父，虽然此前安庆绪已经下定决心，但当这个时刻真的到来时，他的心不禁猛烈地跳了起来，手心开始出汗。“晋王！别再看了，我们出去放风，让李猪儿赶快动手吧，如果陛下醒来麻烦可就大了！”严庄低声说道。安庆绪依旧出神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似乎并没听见严庄所说的话，直到严庄拽着他往外走，安庆绪方才回过神来。就这样安庆绪和严庄携带兵器站在安禄山的帐外以防不测，李猪儿则留在帐内充当杀手。“啊！”随着帐内的一声惨叫，安庆绪和严庄在帐外清楚地知道李猪儿已经得手，不过正待他们要进去的时候，只见李猪儿满身血污地跑了出来，严庄一把抓住李猪儿低声问道“怎么样？成功没有？”“成，成，成功了！不过……”李猪儿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向帐内，严庄顺势望去，只见安禄山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鲜血和肠子不断从他那肥大的腹中流出，或许是因为李猪儿力道不够，或许是因为安禄山腹部实在过于肥大，以致安禄山在挨了刀后，居然没有立即死亡。“这一定是家贼所为！”安禄山不愧是曾经的一员猛将，在中刀之后疼痛难忍的情况下神志依然清醒，甚至还不断用手左右摸索，试图寻找兵器以自卫。面对此情此景，安庆绪和李猪儿已经吓得不知所措，只有严庄依旧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快步走到安禄山的面前，抽出身上的佩刀，狠狠地向安禄山的脖颈砍去，霎时间鲜血迸出，安禄山犹如一摊软泥一般，顷刻间倒地身亡。脸上被溅满鲜血的严庄丝毫没有慌乱，他将佩刀重新插回腰间，回头对安庆绪和李猪儿说道：“咱们赶紧在他的床下挖个深坑，将他的尸体先埋进去，然后擦干这里的血迹，后边的事情我来办。”在严庄的组织下，安庆绪和李猪儿协助严庄以最快的速度在安禄山的床下挖了个巨大的坑，然后用毡子包裹好安禄山的尸体，连夜掩埋在坑中，严庄尤其叮嘱内宫的人不要走漏风声，否则格杀勿论。转天清晨，朝官们依然像往常那样上朝，而严庄也像往常一样率先出来和官员们见面，不过今天和往常不同的是，严庄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大燕皇帝安禄山病危。“陛下病危，已经下诏书立晋王为皇太子监国。”严庄一边说着，一边拿出那封他昨天夜里伪造的诏书开始高声宣读起来。等他读完后一把拉过安庆绪坐上了那个宝座，然后带头跪下行礼。在严庄的妥当安排下，安庆绪就这样坐上了太子宝座，三天后又在严庄的策划下，宣布安禄山驾崩，安庆绪成为大燕第二代皇帝。面对朝臣们的庆贺，安庆绪终于长抒一口气，而严庄在君臣一片欢呼声中，也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是在叛军集团内部，或许谁也想不到安禄山的死亡会是一个标志，它仿佛隐约预示着叛军终将败亡的命运，正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安史之灭，自灭也，互相杀而四贼夷，唐不能俘馘之也。事实上，当李亨听到安禄山死亡的消息后，这件事的确让他信心倍增，在此不久后，他即开始将自己收复两京的计划付诸实施。再图进取几乎就在安禄山

总督的职位，并召其至京，授以大学士之位，时为1660年。次年，许其致仕，此时，洪承畴为满洲效劳已近20年了。洪承畴无疑是满族人最可贵的合作者之一，当四年之后（1665年）他去世时，被正式赐予谥号。同时，清廷接受了他关于抚靖云南的建议，命吴三桂继续进军，穷追亡命的僭越名号的明朝余部。大将军吴三桂与满洲内大臣爱星阿奉命征缅，终于在阿瓦附近捕获了永历皇帝，将之带回云南府，并在1662年6月11日用丝帛将他绞死。明朝最后的这位皇帝时年40。吴三桂以杀君之举，受封亲王，实际总督云、贵两省。

清廷信用汉人的后果

当时，满人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征服南部中国的，他们不得不依赖归附的汉人来完成这一任务。然而，他们显然并未预见到这一军事方针的危险后果。首先，最为显而易见的是，清廷实际上是授予了吴三桂及另外两位协助征服中国南部的藩王耿精忠、尚可喜无法抑制的权力。事实上，清朝已经出现一种贵族势力的威胁，本来它担心这种威胁会来自满洲内部，但现在它却从汉人军事贵族身上体现出来了。吴三桂的亲王地位，以及作为其仆从的私人军队，正是多尔衮及顺治一直避免使他们自己的满洲贝勒得到的那种割据力量。为了维护皇权，清廷迟早得回击这个威胁。当这个时机来到时，内战注定会爆发。其次，也是更为根本性的后果，是满人对军权的垄断地位的丧失。这一点在1660年陆光旭事件中就能清楚地看到。陆光旭1651年进士及第，他在任陕西按察使时，于1660年9月上章抨击满人的腐化现象。他列举了满洲贵族处处阻格按察使的批评之事，还指责他们在各省的军事行动，尤其是他们对民众竭泽而渔、僭权妄为的行为，等等。清廷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来详细讨论陆光旭的奏章。在会上，大学士、礼部侍郎兼吏部侍郎梁清标为汉族官员的意见做了辩护。梁清标也是在明朝科举及第的。在会议的讨论之中，陆光旭提出的意见变成了一个程序性的问题。对在军事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像陆光旭这样的按察官是否有权议论？这类敏感的问题是否仅仅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限？满官对此的意见是：汉官不应涉足军务。凡议军情，汉官从未与议。果汉官与议，而置其言于不论，辄自擅专，臣等自应甘罪。在另一方面，梁清标则认为，满汉官员对这类事务都应不受限制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双方可以事先草拟出建议，这样就可以找出双方意见的相异之处。虽然顺治皇帝并未特别表示赞同这一方法，但当时他确实肯定了陆光旭上章论奏军务的权利，这就等于允许高级汉官参与对军事战略问题的讨论了。满洲贵族关于唯独他们才有这一权利的意见被否决。皇帝决定让汉人参与制订军事政策，反映了汉人在战场上的实际领导地位。它还进一步坚定了皇室早已形成的一个决心：不把满洲贵族和旗人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特等阶层，实行分封。当多尔衮一旦在汉族士大夫身上发现了他自己统治这一国度的关键线索，他就决心不要在中国内部形成一个凌驾于这些皇位拱卫者之上的食封阶层。这并不是因为封建军事精英的政府与那种儒家官僚体制两不相容。如果多尔衮当时访问过日本的话，他就可以发现确实有可能建立一个食封——官僚体制，在这一体制内，军事贵族服从于一个藩国的封建律令，同时又作为其国君的官员，领受特定的俸禄与官品。有着明确的结果与酬劳的封建义务，就这样维持了那种显然应被视作一种封建军事阶层的伦理责任。但是满、蒙及汉军旗人不可能在儒家的文官体系内长期担任这样一种官僚角色，而不放弃其军人身份。正因为皇室需要将满洲贵族、汉人藩王及新的汉军旗人的最高阶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所以就需要使一个完全的文职官僚体制永久存在。如果清朝的八旗贵族不想完全成为能够拥立皇帝的权臣，像当时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人一样，那么，他们就必须与另一种文职政府的代表分享中央与地方的军权，同时，不得不在同那些与自己有区别的官僚竞争时，接受其价值观念。由于文职官僚体制深深地扎根于儒家的政治价值观之中，而且在根本上由它所维系，这就转过来无情地嘲弄了武夫们永久保持权势的理想。只要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依然存在，士大夫的美德就会占据优势：学识渊博，谙熟伦理道德，精通书画，兼文人和官僚于一身。因而，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清廷十分成功地支持了自己在旧归附者及新承皇恩者中的儒学盟友，结果使得军人去竭力效仿文臣。有抱负的武将凭其举重、舞戟、开弓的本领来划定等级，这是在体力上对八股文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而满洲旗人，则力图成为经学家和诗人（虽不一定高明），以跻身正式的文臣队伍，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到了18世纪中叶，绝大部分旗人已经既不会骑马，也不会狩猎了。其中居住在北京的大多数人，成天以饮酒、赌博、看戏、斗鸡度日。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早已灭亡，占城市人口不小比例的北京旗人，不是当了黄包车夫，就是做了警察，职业五花八门，但已无权无势了。这就是约3个世纪以前曾在中国大地上纵横驰骋的武士的后裔。

郑成功的进袭

在遥远的南方最终击败了永历帝复明军，这不仅伴随着军权向汉人手中的转移，而且标志着在长江三角洲大规模反清斗争的结束。长江三角洲仍是帝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因为摧毁了最后一个复明政权，洪承畴与吴三桂也就割断了国内怀有贰心者与皇统的联系。在沿海，还有郑成功及其海军，但当他们真正对长江地区造成威胁之时，各省的官员已使他们在江南的同伙们无所作为了。自从吴圣兆失败后，苏州南部水草丛生的太湖沿岸地区，及松江西面的泖湖，便成了小股穷苦渔民及非法居住者的领地，他们相机出动“打饷劫掠”。1654年初，这些贼徒有了一个新的首领：钱应。他参加过早年的复明起义，后来在老家潜居数年，接着又复出冒险拉起队伍。他大约召集了30人，有小船10余只，与另一个贼党陆二合伙。但这一群人总的说来还是势单力薄，不过搞些零散的劫掠而已。1656年，这伙人时来运转了。该年年初，永历政权的两个信使来到泖湖地区，一为扬州人李之椿，一为僧人丘戒。他们带来了盖有明朝玺印的空名告札十道，并一下子把钱应从本伙的首领及另一伙人的搭档，提升为明朝总兵。一夜之间，钱应及其同伙不再仅为糊口过日子，而是开始招兵买马，征集钱粮（其中有些可能是乡绅中的支持者捐赠的），准备起义了。“身一得了札付”，钱应后来回忆道，“招的人越发多了，船就有了二三百号”。钱应用捐赠之财置买兵器，以永历政府的告札指派拥有人和船的入伙者为“头目”。4月份，密使王秀甫又给钱应送来了更多的告札。关于钱应活动的消息甚至传到了南方郑成功的总部，于是这位海军将领就派王秀甫带着盖有永历玺印的黄绢告札前来，任命钱应为明朝地方官、平南将军。又许以成功之日，任命钱应为江南挂印总兵，陆二为横跨浙江边境的嘉兴总兵。钱应反应积极，王秀甫成了泖湖复明军营地与福建郑成功海军之间的信使。他从南方又带来书信，让钱应多招兵众，预备船只器械，以接应海上的进攻。王秀甫还告诉他，一旦得知吃水很深的海船已离岸出发，他就应在苏松举起反清大旗。但这预计的进攻还没来得及开始，钱应就因为在江、浙间来回袭击，此剿彼遁，而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汉军旗人、两江总督郎廷佐虽然不知道预谋的起义，甚至不了解钱应人马的目的及其规模，但仍然认定这类盗贼应该立即剿灭，便在两省同时对他们展开了攻势。第一次战役失败了，郎廷佐的军队仅将钱应水军赶出了泖湖，驱至海上。钱应的船队在海上曾经远至浙江的台州，然后又折回江南沿岸，并于途中击败一支清朝水军。郎廷佐意识到，钱应人马的规模比他预想的要大得多，遂提醒浙江巡抚封锁其南逸之路，接着动员属下的各营人马，进剿泖湖。但钱应听到了风声，及时地逃走了。郎廷佐又组织了第三次进剿。这次，他严格封锁消息，兵分九路，在泖湖外围的不同地点分别屯驻，以避人耳目，又请毗邻的两省派遣兵将这一地区团团围住。1658年2月4日，他的努力收到了效果。松江有人来报告，说看见钱应人船在松江东北部的黄浦江边几个小村之中，郎廷佐立即整军进发，决定亲自指挥这一战役。当郎廷佐率部与钱应人马交手开战时，这位总督一开始十分惊异。这是一支比他原来想象的规模要大得多、装备要好得多的舰队。但钱应及其部属同样大吃一惊，他们被包围在驻地之内了，自清军开始进攻，他们就完全处于守势。在混战中，钱应至少有10条战船起火，许多贼徒跳河淹死。陆二及其他几位头目被捕，包括钱应的母亲。此时夜幕降临，钱应得以率数船沿黄浦江遁去，但郎廷佐紧追不舍。而且这位清朝的总督为这次战役曾广做动员，以使钱应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几乎不可能逃脱追捕。3月17日，钱应及其余下的头目中了清军埋伏，他的部下被杀，许多人淹死了，妻子毛氏被捕。钱氏想乔装逃走而未成，被捕入狱。这样，当郑成功于1659年最终决定冒险向江南大举进攻时，在江南已经不存在有组织的起义来接应他了。有少数人的确曾经起兵响应，但他们的作用微不足道。被捕入狱的约有100人。郑成功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过，他的兵力是颇为可观的，有船400只、兵25万，装备精良，多数持盾牌短剑，有些则双手操长柄大刀；上身披有铁片层叠的甲衣，以防御枪弹。郑成功也有自己的枪炮弹药，及两队黑人士兵，他们以前是荷兰人的奴隶，学过使用枪炮的技术。此外，还有一大队精良的弓手，善于远射，甚至比枪手还厉害。他的盾牌手在整个东亚是最精锐的军队。守卫南京的清军主要是汉军旗兵，有500满洲兵协助他们。如果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也许根本不是郑成功水陆大军的对手。但是1659年8月4日夺取广州，并在六天后又占领了浙江以后，郑成功未能听取副将甘辉一举猛攻夺取南京的建议，而是决定以小心推进来围困这个明朝的陪都。对南京的围攻自8月24日开始，持续了20天。起初，南京城里的人处境异常艰难，许多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自杀了。在城中甚至发现了数百名支持郑成功的人，称为“羊尾党”。满洲将领轻率地决定要大搜捕，处死所有可能的复明分子，但被其他官员所劝阻，他们担心这将引起恐慌。尽管如此，民众一直士气颇盛。而且更重要的是，郑成功的包围并不严密。有三个城门仍然可以出入，总督郎廷佐得以从周围的农村搞到一些大米，并派人向北方的满洲骑兵求援。考虑到他的士卒刚从西南远征回来，个个英勇善战，郎廷佐决定不再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9月8日，正当郑成功的士兵出来打柴之时，满洲轻骑兵发起了进攻，占领了郑成功的前沿阵地，迫使郑成功将自己的大帐迁离南京。次夜，就在黎明之前，清兵马步军从南京西北面的两个城门出发，发起总攻，冲散了郑成功盾牌手组成的方阵和长刀队。失败变成了溃逃，郑成功部队退回船上，扯起风帆逃出海去。复明分子在江南对清朝政府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就这样被挡住了。

社会与政治的均平

尽管响应郑成功的北伐而密谋复明的江南人士只有少数人，长江三角洲的士绅阶级还是遭到了北京清廷的敌视。就如在1645到1646年间，清廷官员将江南的复明分子与他们的文学党社完全等同起来一样，在1659年，他们仍然持有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等量齐观式的态度。而且，文学党社的活动好像总归是体现了江南地区本身的社会复杂性。这个人口密集的地区看来到处都是难以管束的文人、腐败的士绅以及危险的盗匪。江南社会错综复杂的状况似乎使得顺治皇帝实现理性统治与专制统一的意图落了空。江南、浙江、福建一直是帝国中最难统治的地区之一，相比于这一像百纳布一样拼凑起来的社会，北方的大平原和单纯的社会结构是多么的顺从而易于统治。朝廷对江南社会复杂情态的不耐烦，必定已被称为清初最杰出的谏官杨雍建感觉到了。杨雍建本身也是南京人，系海宁（浙江）人氏，但又是一位“新人”，1655年进士及第，他发誓要清查腐化违法行为，不管违法者是谁。1660年，杨雍建任礼科右给事中。主持教育与科举工作的当然正是礼部，因此，由杨雍建来处理八年前就已被禁止的士大夫党社问题，正是再恰当不过了。1660年4月，他向顺治的上奏，这一奏章，无疑是一件令江南文人党社骤然晕头转向的起诉书，它第一次就朋党问题为顺治皇帝提出了一个涉及社会根源的解释。顺治皇帝长期以来一直想同朝廷中的朋党现象作斗争。杨雍建声称，宗派、朋党并非是在政府内部生成的，而是由在官僚体制之外形成的社会组织派生而来的。他说：“臣闻朋党之害，每始于草野，而渐中于朝宁。”最典型的旧例就是复社，它在江南有众多的成员。杨雍建坦率地承认，这些活动有其一定的合法性，其初大约是出于好名，刻印诗集，或从事其他文学活动。而且，党社本身是在同学或师生间最密切的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党社何以如此地难以清除，以及何以直至现在，它们仍在江南的苏、松及浙江的湖、杭等地兴盛不衰的原因。然而众所周知，这些党社不仅与朝廷大臣结成了政治联盟，而且也为缙绅阶级在人民中赢得盟友提供了机会，阻碍着君主与其臣民之间的直接联系。“而缙绅大夫各欲下交多人，广树声援，朝野之间，人皆自为。”党社成员还干扰地方行政，“结交有司，把持衙门，关说公事。”在福建，党社甚至控制地方市场，结众敛财。所有这些均属“恶习”。“皆始于儒生，而流及于市井小人”。杨雍建含蓄地警告说，此类行径，曾经导致了明朝的覆亡。即便在本朝，南方士子的党社也严重地威胁着政治稳定，将同样的扰乱政治的朋党纷争带入了清廷的朝议。处于社会最高政治中心的顺治皇帝一向在努力抑制上层中朋党的蔓延，防止它的萌生。而杨雍建认为，皇帝还应从产生朋党的更低的社会层次中，去除掉其更为基本的原因。“拔本塞源之道，在于严禁社盟”。杨雍建奏章意义深远。在他看来，朝廷中政治性朋党实质上是缙绅家族统治的一种体现，它与势力遍于一地的非正式组织相关，这类组织由地方名流把持，危险地阻碍着皇帝与其臣民的直接联系。不仅如此，朋党还显示了一种同样的自卫能力，在明代，这种能力在损害中央政府利益的情况下，维护缙绅阶级自己的经济利益。1636年，李进抨击了明末豪富士绅的免税特权，而杨雍建又重复了李进的观点，事实上他认为，乡居地主、城市食利者及为官居职的士大夫，一同在南方的党社之中找到了他们私人利益的表达方式。如果允许这些组织像天启、崇祯时期的缙绅组织一样活跃起来，清朝国家控制这一富庶地区经济资源的能力就会受到削弱。如果失去了与国内最富生产能力的农业人口的畅通无阻的联系，无法在这些地区行使意志征收赋税，清朝政府就会发现自己像晚明朝廷一样软弱无力。杨雍建关于对缙绅特权阶级的政治活动实行制约的呼吁，一方面正好与中央政府限制地方贵族对其依附民的控制的努力相一致，另一方面，又与中央政府克服缙绅阶级对赋税征集的抵制的努力相合拍。因为既然天下业已太平，缙绅们就试图再次构筑起保护自己利益的沟堑。政府制约缙绅阶级奴役佃农权力的努力，真正开始于1660年，当时，江宁巡抚魏祯远请顺治皇帝下令禁止许多“大家”将其佃农变为“庄奴”，顺治下令完全依请照办。官方的禁令，及当

也俛首焉，又风俗之一变也。”《太仓风俗记》中也有同样的描述：士大夫为时局所迫，“杜门谦退，苦身自约，渐不为闾巷所尊矣。”引自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5页；又见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0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8—139页。另一个这种异想天开的阴谋的例子涉及到祁彪佳的两个儿子：祁班孙与祁理孙。他们俩皆因收藏珍本书籍和参加无休止的聚会而闻名遐迩。“其诸子尤豪，喜结客，讲求食经，四方簪履，望以为膏粱之极选，不胫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国之乔木，而屠沽市贩之流，亦兼收并蓄。家居山阴之梅墅，其园亭在寓山，柳车踵至，登其堂复壁大隧，莫能诘也。”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35页。大约是在1660年，这两位游手好闲之徒和一个名叫魏耕的冒险家相遇了。此人是杭州湾南岸慈谿县的一个布衣，在安徽北部建立了一个称为亳社的秘密团体，并暗中散布说，他打算将该地所有的明朝忠臣重新联合在一面旗帜下。祁氏两兄弟兴奋地将他邀至他们的田庄。然而魏耕只有在其欲望得到满足时才会显得愉快、有礼，兄弟俩也就只好用美酒、妓女和剑谱取悦于这位亡命之徒。他们对此甚感厌恶，但为“忠义”之故仍然维持着这种关系。最后，到1662年，清政府将魏耕列入通缉名单，兄弟俩也被以同谋罪逮捕入狱。祁家为营救他们俩而上下打点，结果弄得倾家荡产。理孙死在狱中；班孙被放逐辽东，于1677年设法重获自由，遂回到江苏削发为僧。谢国桢：《党社运动》，第235—236页；也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6页。?1656年，正负责编纂太祖和太宗二帝《圣训》的吴伟业，请求归乡以葬其继母张氏。1657年阴历二月，他抵达太仓。科场丑闻爆发后，他写了几首诗寄托对他的几位遭到惩罚的朋友的痛惜之情。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62—66页。?吴伟业：《圆圆曲》，见其《吴诗集览》第七卷上，第9页。越女，即西施。她是公元前5世纪越王送给吴王夫差的美女。夫差为之倾倒，在她身上大肆挥霍，而她则将此情形秘密告知了越王。夫差被越军打败后自杀。西施最后知道了自己在这场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遂也自杀。“屉廊人”指的是在空旷的白色大理石长廊中漫步，并用陶罐敲出银铃般悦耳声响。“羽”和“宫”是五声音阶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音阶。?伯奇：《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第134页。?其例见吴伟业：《吴诗集览》第十五卷下，第13页。吴伟业的诗始终反映出一种负罪感，因为他的许多同窗好友都在1644—1655年间以身殉国，而他却没有自杀。例如：“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吴伟业：《遣闷诗》，引自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3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七四卷，第7页。弘储是江南著名高僧三峰的弟子。?吴伟业：《吴诗集览·谈薮》上，第2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78页。邓尉山在吴县西，灵岩山在该县南，紧靠太湖。赵尔巽：《清史稿》第一一七卷，第8页。?肯定有许多人用这种方式理解明朝的衰亡。对南明政权的失败表示同情的人也相当普遍。《桃花扇》于1699年秋在北京上演，直到1700年春仍场场爆满，许多观众泪流满面。作者孔尚任当时写道：“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城遗老，灯施酒阑，唏嘘而散。”见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22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和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1页。宋濂是明初政治家，曾做过元朝的官。人们对他这样的过渡性人物极感兴趣。宋濂被视为在异族统治期间保持中国文化的人物。吴伟业认为他的文章登峰造极，恰逢圣贤之君。即出仕于朝，助创大业，这正是那些草泽隐逸之士，执守斯文，翘首以待圣人之起，并由此而给他们带来无限荣耀与业绩所走的一条共同的道路。（“斯文”出自《论语·子罕》第五章，孔子的意思是，贤君既没，文化必将保存于贤人之中。）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72页。?《谈孺木墓表》。见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第3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0页。另一著名画家龚贤，感叹道：吾等实乃“小人”；如僧人之避肉欲。西尔伯格德：《龚贤柳林中的自画像》，第8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1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54页。在许多同类的例子中，明朝忠臣有意引起对13世纪的画家龚开或文学家邓牧等南宋“遗民”的怀念。邓牧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何惠鉴：《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第93—95页。?当然，有些人确实想在入清后继续他们在明代就喜欢的活动。色情小说《肉蒲团》的作者、冒襄的同乡李渔，仍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职业墨客。清军入关后，他的剧本常由他的戏班在达官贵人家中演出。1657年游历北京后，他回到南京，在南城门附近建了一座有名的芥子园，并开起了书坊。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95—496页。许多学者，尤其是第二代学者，对入仕清朝仍有着强烈的矛盾心理。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6—331页。?林侔圣：《人与思想》，第188页。在此后的日子里，黄宗羲致力于振兴其老师刘宗周的学术，并于1667年在绍兴重开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黄宗羲写道：“始学于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各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中，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引自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2页。有两种不同的忠明思想需加鉴别：一是“代际调节”，这是鼓励其子侄入仕清朝的黄宗羲与顾炎武等人物的特点；一是“大汉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丧失了生员资格并认为下一代人不应为外来征服者效力而损害自身名誉的吕留良。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37—43页。黄宗羲和吕留良原是朋友，后来为争夺祁彪佳的书楼，即著名的淡生党，而发生争吵。同上书，第9页；又见费席尔：《吕留良的生平》，第38—41页。?白乐日曾指出，许多明朝遗民的生活实际上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充满着狂热的政治活动；第二阶段——更为长久、更为重要、但对政事保持沉默——则属于创造性工作时期。”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19页。艾尔曼也提到：“1644年清军入关后，南方文人率先找到了摆脱因明朝灭亡而造成的进退两难境地的办法。他们从追求道德修养向从事刻板的学术研究的转变，是汉人对明朝灭亡所作出的反应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艾尔曼：《清朝的学术流派》，第6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儒林外史〉与清代的社会批判》，第47页。关于此时欧洲思想界出现的类似“冷却”状态的富于启发性的评论，见鲍斯玛：《17世纪社会的世俗化》，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33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与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2页。?这一客观记述其历史的要求是17世纪40年代庄廷鑨编纂明史的主要动机。然而，这部私修的《明史纪略》因使用明朝正朔和直呼清朝先帝之名而过多地表现出对明朝的忠诚。结果，1663年，编者与出版者共有70人被杀，其家属被发配东北为奴。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81—282页。?这次特科考试是1678年2月宣布的，此时“三藩之乱”已经爆发，康熙帝试图通过它来阻止旧明遗臣投奔吴三桂。其举行是在1679年4月，应试者共有152人，中举者50人。其中80％（40人）来自浙江和江南。这或许是唯一公正的考试。《南疆绎史》的作者温睿临认为，明朝忠臣子孙的这次成功是上天报偿为明朝殉难者的一种方式。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41页；凯斯勒：《康熙》，第15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97页；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8、329页，及其《康熙时期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资助》；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1680年，黄宗羲致书于刚刚被任命为明史馆监修的大学士徐元文，要求为他的儿子在史馆中谋一职位。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4页。?实际上，1679年的特科考试恰好是在招揽下一代学者的时候举行的，因而为编修《明史》提供了一批史学家。这些参与编修《明史》的人在清朝入关之初几乎都只有10岁或15岁。斯特鲁弗：《康熙时期的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性资助》，第16—17页。?编修《明史》为那些因明朝灭亡而心灰意冷的清初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以公开的和分析的方式探讨明朝灭亡原因的机会。“《明史》的编修决定性地结束了汉族士绅阶级中重要分子的顽固态度，并恢复了他们对清廷作出的尊重其传统价值观和特权的许诺的信任。”凯斯勒：《康熙》，第166页；又见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41、153—154页，及其《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36页。?对具有治国才干的明朝忠臣来说，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最为尖锐。他们出于对明朝的感情不能接受清朝的官职，但又不能忘怀作为进士所承担的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义务。对他们来说，自我修养不过是清静无为，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便是学问或“汉学”。即使最入迷的学者——像黄宗羲一类的历史学家，或顾炎武一类的文献学家——也肯定对其撰写的著作同其拒绝参与管理的社会之间的差距产生过痛苦的疑虑。当然，这就是他们著述如此之多的原因。关于这一矛盾的透彻研究，见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5页。顾炎武的确想努力将个人为一个王朝效力同为保存一种文明所必需的共同努力区别开来。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条中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引自暮泊：《中国文化与天下观念》第六卷第十期，第9页。于是，顾炎武终于放弃了面对紧要关头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承担起一种共同的义务，即趁全面重建之机，使天下趋于合理。?这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英雄道德观”与“常人道德观”的差异十分相似。见玛丽安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382页。当然，以前也有大量这样的例子，即许多官员选择了恪守职责的道德，而抛弃了那种极端的道德。例如：赵孟頫（1254—1322）是宋朝开国皇帝的后裔，他在宋朝任过职，后来又接受了元朝的官位。有人将他斥为叛徒，然而他正是这样一位高于此类吹毛求疵的伟大政治家。莫特：《元朝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36—238页。许衡（1209—1281）据说曾这样为自己与元朝的合作进行辩护：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这样做。据说宋朝忠臣刘因尖刻地回敬道：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以此为荣。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58页。无论如何，在13世纪和14世纪由于元朝和明朝的建立，“忠”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样，17世纪也出现了一场脱离具有宋代理学特征的“非理性的绝对效忠”观念的运动。恪守职责的道德观比容易被接受的千篇一律的史书编纂——特别是清代的史学——更为盛行。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第29页；又见刘子健：《岳飞与中国忠君传统》，第297页。富于理性的历史学家墨子刻，试图孤立地观察晚清时期出现的一种“趋势”，他称这种“趋势”为天下一家的现实主义，并使韦伯受到了启发。他认为，这种“趋势”使更早的“温和的现实主义”得以继续发展，同时中断了“新儒家通过逻辑推理和圣贤的造诣去追求‘内心’改造”的运动。墨子刻：《对建立现代中国哲学体系的一些基本看法》，第9页。我认为，这种“趋势”在清初实际表现为抛弃“英雄道德观”而转向“常人道德观”，而追求英雄主义的冲动和达到圣贤境界的愿望直到19世纪初公羊学派复兴之时才被重新恢复。关于后一观点，见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101—114页。?格雷：《20世纪中国历史方面的创作》，第195页；麦克莫兰：《爱国者与激进派》，第159页。?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与行政现实》，第43—44页。?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82—86页。关于这点的一个有趣的讨论，见林：《人与思想》，第205—207页。王夫之认为，形而上的道离开具体环境就没有生命力，任何“道”都只是一种有形的“气”之道。他并未将形而上的道归结为纯粹的关系调理模式，因为像“仁”这样一种绝对规范具有超越具体环境的优先权。而“孝”和“忠”一类道德原则的存在，则是由于它们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关于王夫之对适应实际的观念和形而上的思考所作的区分，见布莱克：《王夫之哲学思想的性质、思路和表述》，第277—280页。关于王夫之的“调理”概念，见麦克莫兰：《王夫之与新儒家传统》，第438—439页。?王夫之：《读通鉴论》，第1114页。?比利特：《王夫之两探》，第156页。?关于黄宗羲、顾炎武和方以智，彼得森写道：“他们都关心考证。他们都趋向于用考证方法去研究历史。这种方法包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即只有抓住伦理学、政治学、地理学、语言学或其他学科具有开拓意义的能动性，才能获得深刻的理解。他们都通过强调历史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元性，来证明他们厌恶乃至反对这样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即存在一种能够、也应当向人们揭示的根本不变的统一性。彼得森：《苦果》，第12页。在我所说的王夫之思想中的“联系论”与清初传统的绘画风格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有趣的联系。正如高居翰所指出的，传统派通过竭力仿效董其昌来保持元代风格，而董其昌运用的在元代风景画中常见的那种构图法，就是用按规范画法画出的各个部分来构成画面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便是构图的基础。”高居翰：《清初画界的正统运动》，第174页。高居翰还注意到，对各种规范的局部画法的运用是极有限的。因为，这些局部画法都能在以前的绘画大师的作品中找到渊源，致使传统派的作品在整体上并未离开前人创造的价值，而只是在旧的价值之间寻求新的相互关系。结果是“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如同“巴赫的逃赋格曲一样复杂、正规和抽象。”同上书，第176页。这样，我们赞赏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是因为他们作为画家的成熟和技巧的完美，而非他们的独立性。在其早年经历中，他们总结了董其昌画派的构图原理，但到中期“他们全都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同一条有害的道路，安于墨守成规和创作呆板的千篇一律的风景画”。同上书，第171页。?杜维明

亚洲国产成人av在线播放民起义，后金可以趁机从东面进攻，这至少能迫使明朝与后金议和，从而达成有利于后金的和约。郑克晟：《多尔衮》，第4—5页。同年，张文衡也主张：“今正取天下之时，入中原之机……明之东南，苦于徭役，必不堪一击。今明国东西不能相顾，正吾发兵中原之机……汗若乘此天赐良机，国人争劝之时，决意进取，则天必佑汗。”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6—13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387页。?张春被俘后，达海对他说，金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政府竟无一言相报。《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1页。?康熙皇帝后来曾引用过皇太极的这番话。史景迁：《中国皇帝》，第144页。大凌河城陷落后，一些汉官试图说服皇太极乘胜南下。1632年5月8日，宁完我上疏指出，大凌河的胜利是明朝“内患”的结果，认为进军“南朝”，围攻山海关的时机已经成熟（称明为“南朝”，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后金已取得了与明朝平等的地位，今后将要与明朝争夺霸权，就像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所明确规定的那样；见苏珊·E·卡希尔：《宋代宫廷中的道教》，第24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14页。1633年8月26日，祖可法对皇太极说，一旦攻下北京，明朝其他城市都会投降；而欲攻下北京，必须先夺取山海关。同上书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32—33页。但皇太极仍然否定了这一建议。1634年，皇太极进军中原并已打到大同城下时，仍表示他的愿望是议和。任长正：《清太祖太宗时代明清和战考》，第49页。?“其结果是改革了女真族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汉化的政治制度，而且，其中央集权的程度比北宋王朝还高。”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7页。1635年7月4日，皇太极：下令对金、辽、宋、元的历史要特别重视。《皇清开国方略》，第37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页。随着皇太极对满洲后人可能忘却本族文化的担忧与日俱增，他对多尔衮的态度逐渐产生了矛盾。他把极大的权力交给多尔衮，但又因多尔衮主张实现更全面的汉化而对他怀有戒心。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同上书，第154—155页。?据《实录》载，5月12日，皇太极召集众官举行了更改年号（改天聪为崇德）和国号（改金为清）的仪式。皇太极——自此以后史称太宗——宣称此次改号符合天意，并强调说他已征服了朝鲜（当时其使臣在场），统一了蒙古，因而鸿名伟业，丕扬天下。《清太宗实录》第二十八卷，第17—22页。满族人相信，君主需要遵从天命来建立自己的统治。戴维·M·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1、204页。奥克斯南认为，“阿巴海（即皇太极）清楚地认识到，摆出一副能使中国摆脱明朝腐朽统治的架式，而非以金朝女真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这具有宣传价值。”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5页；又见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1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8页。熙宗是第一个热衷于汉化的金朝皇帝。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的汉化研究》，第99页。?世宗的排外运动，还强调了狩猎的重要性。陶晋生：《女真的汉化》，第76—83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9页；又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3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183页。?太宗日益增强的排外主义倾向，使他对力求改善汉人俘虏之地位的汉族官员，不像以往那样言听计从了。1638年，于努尔哈赤时代降金的祝世昌，对将俘获的良人妇女卖充乐户的作法提出批评。为此太宗斥祝世昌为身虽在清、心犹在明的叛徒。郑克晟：《多尔衮》，第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420—42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5—170页；郑克晟：《多尔衮》，第2页。引起这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拒绝承认太宗的地位高于明朝皇帝。另一重要原因是满足经济方面的需求。此前，正白旗之鞑靼人英俄尔岱，一直负责向朝鲜征收粮草。1636年，朝鲜国王将英俄尔岱软禁起来，并停止向清朝纳贡。其后，朝鲜军队被击溃，其国王逃走，英俄尔岱又继续在朝鲜履行其职责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94—395页。?沈世魁死后，沈志祥继承了他的军队和总兵头衔。明廷对此颇为不满，沈志祥遂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贰臣传》第七卷，第20—2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五卷，第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27—529页。?关于洪承畴在陕西镇压起义的概括叙述，见李光涛：《洪承畴》，第229—231页。?陈奇瑜在陕西东南将起义军包围后，接受了义军的投降，派安抚官护送他们回乡务农。但在途中，义军却杀死了安抚官，再度反叛。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5页。?《贰臣传》第三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8—35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381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1641年4月25日，兵部从一逃亡奴隶口中获悉，济尔哈朗率一支清军，携30多门“大红夷”炮，已经到达锦州东北数公里处的义州，并准备进攻锦州。分守外城的蒙古雇佣军经清军劝降而放弃了阵地，祖大寿弹压失败，只得退守内城。城中积粟足供坚持数月，但清朝之汉军及一支朝鲜援军的猛烈炮火，使守城明军伤亡惨重。这支朝鲜军是被迫而来的，战斗中又大量死于疾病。这时，明朝派职方郎张若麒赶赴洪承畴军中。洪承畴认为，清军攻势太猛，应当谨慎从事。而张若麒认为这是与清军进行决战并将其一举击溃的好机会，故一味催战。后来，张若麒因提出这一鲁莽的计划而受到弹劾。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680、3683—3686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1—233及236—237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4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这块沿海平川被流向大海的山洪隔开。1641年11月11日，朝鲜将领柳琳向其国王对这一战场做了生动的描述。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明清史料》乙编，第296、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2、236页；《清实录》，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9—20页。?城中一名官员设法逃出了清军的防线，去报告洪承畴及其残兵败将在松山的困境。他估计城中粮草只能维持到1642年初春，要求派兵增援。《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大同守军的估计则更为悲观，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松山人马每天要消耗粮食3000石。《明清史料》乙编，第335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明《题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24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7页。?明朝可以派出的援军有：吴三桂部兵1万人，战马5000匹；白广恩部兵5000人，战马2500匹；李辅明部兵5000人，战马500（应为700——译者）匹。此外，马科部有兵6500人，战马3400（应为2400——译者）匹；唐通部也有大约10000人的军队。但他们正镇守关隘，不能调动。《明清史料》乙编，第33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页。到1641年12月，清军已在被围各城四周“挖地为壕，壕上有桩，桩上有绳，绳上有铃，铃边有犬。”《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松山城内一部分水源被切断了，而到1641年10月18日两名士卒冲出包围时，城内只剩下三月粮草了。守城士卒每五天才能分到两碗米。《明清史料》乙编，第331、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6、239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这支清朝汉军的将领是佟养性之孙、炮兵专家佟国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6页。?由于雪太大，清军主力返回义州躲避去了。《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6—537页；《贰臣传》第三卷，第3—4页。沈廷杨亦由天津海运粮饷前往增援，但却拖延了数月之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页。?《贰臣传》第三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6—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4—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7—538页。?同上书，第8页。?1643年，夏承德及其所领500庄丁、1000依附农民，被编入汉军正百旗，后被派去占领山东。《贰臣传》第九卷，第6页。?《东华录》，1642年4月29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据说，太宗在大清门内的崇政殿接见了洪承畴，问他明朝皇帝为何对手下将帅的生死如此漠不关心，竟在战争中将他们轻易抛弃。洪承畴说，这是由于崇祯皇帝周围的众多文臣提出的策略纷纭不一。太宗直截了当地驳斥道：“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帛赎而得之，亦所当为，而况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洪承畴被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因为他估计自己的亲属一定遭到了明朝的诛戮。《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24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根据郑天挺的看法，是张存仁使洪承畴改变了主意。他曾在太宗面前自告奋勇，要求奉命为洪承畴剃发。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有许多想象出来的描述。1644年以后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他被俘后曾绝食9天，经强行灌入参汤后才苏醒过来。但此后他仍以自己是朝廷大臣，又是南人，而拒绝背叛明朝。清人见劝降无效，便将他放掉，并派甲士护送。将入关时，他遇见一个家仆。此人告诉他，京师中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并特别提醒他说，他如今是“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于是，洪承畴感到除了回去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4页。还有一些记载，或说是由于范文程的极力说服，洪承畴才放弃了绝食而死的念头；或说是皇太极让他年轻美貌的妃子蒙古科尔泌贝勒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去服侍洪承畴，使他恢复了健康；或说是皇太极亲至其室，解貂裘而与之服，使洪承畴大为感激，遂叩头请降了。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20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产生这些传说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洪承畴本人的特殊性。虽然后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南方士大夫为清朝效力，但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加入清政权及早已归附的辽东汉人集团，势必使人感到震惊。文秉：《甲乙事案》，第35页。不加深究地把洪承畴说成是乱臣贼子，总是很容易的；但人们对这一令人困惑的事件，显然渴望得到更详尽的解释。?《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00页。洪承畴很快就赢得了这些贝勒的信任和尊重，被他们视为清政府中最好的汉官。郑克晟：《多尔衮》，第8页。后来，洪承畴在陕西时的几员部将也在他的影响下叛明降清，其中包括总兵李本深和刘泽清。李本深率手下10.3万人归降于多铎。刘泽清在背叛南明而降清时曾写信与洪承畴联络。《明清史料》丙编，第9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55—256页。?1642年5月10日，圣旨称他“节烈弥笃”，令“速与优旌”。5月25日，兵部公布了吴三桂手下一人的报告，描述了洪承畴临死前每日面朝西南向明朝皇帝叩拜的情景。《明清史料》乙编，第39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1644年2月27日关于洪承畴之死的一次廷议。见万言：《崇祯长编》，第81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5页。该祠后来使明朝颇感为难，遂改奉观音了。根据一种记载，洪承畴的一个家仆，为了筹集一笔盘缠将洪承畴的妻妾及十名家仆送回福建老家，而上疏崇祯皇帝，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其主人尽忠死节的经过。崇祯皇帝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遂亲至洪承畴祠祭奠，而不顾大臣们对此报告之真实性的怀疑。皇上既然已经公开对洪承畴表示了哀悼，所有辽东籍官员便都不敢将洪承畴仍然活着的传闻上奏了。张怡：《谀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229、243—244页。?谢国桢：《党社运动》，第90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19页。佟图赖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也以同样内容上疏皇太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6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0页。?但太宗并未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念头。1642年10月，阿巴泰准备率军入关骚扰，太宗嘱咐他说：“若明国差人来讲和，尔等可答之云：‘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讨，敢不奉命行事。尔国果欲讲和，可与我皇上请命’。”另一方面，太宗又对阿巴泰说：“若遇流贼兵，亦对他说：‘尔等见明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流贼若差人来，就带他的人来。”郑克晟：《多尔衮》，第5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同上书，第12页。最初，围攻锦州的清军由多尔衮统领。但他未经太宗批准，便擅自决定各牛录每五人为一批轮流回家休整，以恢复其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以及无处放牧的战马的体力。太宗闻知此事后大怒。多尔衮因罪请死，太宗便将其由亲王贬为郡王，罚银1000两，夺两牛录，并于1641年5月1日将他召回盛京，留在朝廷。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关于多尔衮原来的头衔，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2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3—14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539—543页。?赵尔巽：《清史稿》“列传”第二十一卷，第20页。?虽然吴三桂的军队和声望都在1641年衡山附近的那次战役中被摧毁了，但他又在宁远重整旗鼓。到1644年，他手下已拥有4万正规军，七八万来自辽东的非正规军。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11页；又见曹凯夫：《三藩叛乱》，第13页。?锦州陷落后，张存仁曾至书吴三桂，简要叙述了清军连破数城的战绩，进而指出，“明气运已衰。”由于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吴三桂此时自然会考虑降清问题。《贰臣传》第二卷，第21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7页

是谈判双方摆实力而非讲道理的地方。好在袁世凯也没想和日本讲道理，他谈判的目的是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拖。中方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陆征祥、副部长曹汝霖和驻日大使陆宗舆，这三人彻底地贯彻了袁大总统的指示：拖。拖的办法有两个。办法一，减少谈判次数。日寇的代表日置益说：“我方希望每天谈判，以赶快解决为原则。”陆征祥先生则讨价还价道：“每周谈一次，且谈判只能在下午举行，我上午还要处理其他公务。”讨价还价的最终结果是每周谈三次，下午举行，每次谈两小时。办法二，缩短谈判时间。每次开会，陆征祥先生尽量多说几句开场白，好不容易说完开场白，又让服务员上茶，茶杯还特别大，等茶喝完，才开始谈判，可是陆先生那慢悠悠的说话节奏堪比电影里的慢动作分解……如此一来，正事还没谈，会议时间倒是悄悄从指缝间溜走了。陆征祥先生熬得很辛苦，开场白编不出来了，茶也喝到想吐了，幸好事情有了转机。原来，袁世凯准备了一明一暗两套办法。明的办法自然就是“拖”，至于暗的办法，落在一个日本人身上。在陆征祥度日如年的时候，袁世凯把自己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派回了日本。有贺长雄肩负的责任很明确，替袁世凯出高价收买日本人的情报，分析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如果自己拒绝“二十一条”日本人会不会出兵。最终，袁大总统花大价钱搞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人要袁世凯保密了，因为“二十一条”不仅不能让其他列强知道，在日本国内也见不得光。接下来，袁世凯动用人际关系把“二十一条”相关的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两国。据考证，英国方面由袁世凯亲自出面搞定，因为英国大使朱尔典和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都是他的故人，关系很不错。而美国方面则是被一颗冉冉升起的外交新星顾维钧（唐绍仪的女婿）摆平的。随后，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日本人的本意是趁“一战”这个列强都抽不出手的良机，在中国浑水摸鱼赚一把。袁世凯则摸准了日本人不希望其他列强来捣乱这一点，非要把这事透露出去。于是，袁世凯的老上级李鸿章当年用过的办法登场了——以夷制夷，以利益制利益，联英美制日。1915年5月7日，受到英美两国压力的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这么谈下去谈到哪天是个头，于是发出最后通牒：“就这样，我们一步也不让了。5月9日下午六点前，再不答应签字就开打！”小日本并非虚言恫吓，他们已经在搞小动作——向山东和南满增兵。没办法，国弱民贫。袁世凯政府被迫认怂，答应签字。但是，袁世凯签的不是“二十一条”，而是经过艰苦谈判而取得的《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简称《民四条约》。陆征祥、曹汝霖和陆宗舆等中方代表苦撑了四个月，抗争了四个月，数十轮谈判，坚持了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以弱势姿态迫使日本人在原来的条件上做出了几次让步。尤其是“二十一条”中最恶劣的第五项——干涉中国内政的部分被全部删除。屈辱的外交谈判终于告一段落，副作用却刚刚开始。袁世凯本来认为，自己在国家衰败的情况下，通过努力达成此目标也算勉强交代得过去，可他发现自己想错了。由于《民四条约》中含有“中国同意日本向德国索要其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清政府与德国所签条约有效期为99年，还未到期，因此日本必须找德国办理好交割手续才算完事），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日本人可向满蒙移民”这样的条款，导致报纸舆论对袁世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全国各地学潮此起彼伏。在学潮的队伍之中，有我们的三个熟人。来回奔走的17岁南开中学才子周恩来。辛亥革命后退伍求学的21岁湖南一师才子毛泽东。喊着“誓死反对”口号的14岁少年张学良。不过十六年之后，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年袁世凯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这就是共和吗？袁世凯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年后，此事与他干的另一件事将成为他一生之中最让人诟病的两大罪状。张作霖从一颗棋子起步《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不仅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还放出豪言：卧薪尝胆，奋发向上，十年之后跟日本抬头相见。可对袁世凯的寿命来说，十年奋斗显然太久了，相对而言还是搞破坏见效快。于是他计划在东北扶持一颗棋子，暗中抵制日本。候选人还没有开始海选，袁世凯的粉丝团体——“凯子”之一的段芝贵，便向偶像隆重推荐了给过自己好处费的张作霖。这个走后门的张作霖需要重点提一下，此人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大帅。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跟之前介绍过的那些牛人一样，他家里也很穷。为了生存，他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干过兽医相过马，投过清军，做过土匪。总之，从业经历丰富而复杂。也正是由于复杂的工作背景，让他集狐的狡黠与狼的凶猛于一身。若论出身和背景，张作霖跟他日后的对手如留过洋的阎锡山等人比起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张作霖的情商和手段，在土匪中那是相当出众。当了很短时间的土匪后，他就明白土匪这份工作没前途，遂脱离土匪，凭借之前的人脉拉起了一支雇佣兵性质的非法私人武装——“保险队”，收起了雇佣费。接下来的几年间，农村居民张作霖不仅收获了宝贝儿子张学良，而且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生活质量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于是，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的张作霖，将个人的前途问题正式提上日程。1902年年底，政府部门知道了张作霖的事迹，本想灭了他，但考虑到张作霖手下的私人武装战斗力不错，不好收拾，便把他给招安了。张作霖由此成为一名副营级的清军干部。加入政府编制后，张作霖的主要工作是拿之前的同行们开刀——剿匪。由于对土匪的那一套工作流程十分熟悉，因此他的剿匪工作干得不错。张作霖的官位也伴随着出色的工作业绩越来越高，在辛亥革命之前爬到了镇守使一职。在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中，他跟着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砍了不少革命党人，成功镇压东三省的革命党起义。当然，他们说自己的行动是“保境安民”——不革命不保皇，走中立路线，一切从维护当地稳定的大局出发，为士绅服务，为人民服务。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论功行赏，张作霖被提升为中将师长。《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交给张作霖一个以搞破坏为核心业务的艰巨任务：“我把东北的抗日任务交给你，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日本人买到或租到东北的一寸土地，不要让我失望！”这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是很有权威的，张作霖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兵头子，听到袁总统要重用他的消息后，其反应用受宠若惊形容都不到位。张作霖这样向袁大总统保证：“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话水分有些大。张先生不但没有兑现承诺，而且还跟日本人眉来眼去，搞些军火生意。好在双方的合作点到为止，日本人想让他做傀儡的想法一直没成，彼此既利用又防备。因此，袁大总统的棋子战略，倒也没有偏离预想的轨道太多。张作霖除了能力出众，拍马屁的本事也很好。凭借这两个特长，他成了一名“凯子”。张作霖把袁大总统当偶像一般供着，袁世凯自是不会亏待他。在袁大总统的保护和支持下，张作霖大肆扩军，开始了称霸东北之路。第十四章必须做皇帝

“为什么要当皇帝”论文报告会

日本人出于占便宜的目的不让中国和“一战”有关系，但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知识分子把中国和“一战”扯上了关系，他们说：“在战争中有厉害表现的国家，如英国、日本、德国，哪个不是君主立宪制？再看看咱们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惨不忍睹！”于是，1915年，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争成了年度热门话题。最热衷于这个话题的，当数杨度。杨度写了一篇论文《君宪救国论》，洋洋洒洒数千字。在文中，杨度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以老百姓目前的思想意识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还不能理解共和、法律、自由、平等为何物，而且中国也没有民主传统，若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会令国家陷入混乱，强国无望……而且，君主立宪还能降低为争夺国家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的风险。总之，杨度的意思就是要废掉现行的共和制度，转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袁大总统见此奇文后，十分兴奋，当即挥毫泼墨，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赠予杨度。也不知道袁大总统是欣赏杨度的才华，还是看到了做皇帝的机会？好了，杨度的这篇论文咱们先放一放，现在给大家引见两位博士生导师级别的人物。话说袁大总统正式就任以来，一来苦于自身的理论水平不足，二来为了装点门面，于是高薪聘请了两位外国法律专家做自己的高级顾问。一位是之前露过脸的有贺长雄博士，另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古德诺教授。这二位先生没白拿袁大总统的钱，各自贡献了一篇出色的论文。古德诺教授轻松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就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而言，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关键在于是否适合本国国情，而政治制度的决定，关键在于本国的历史沿脉和传统。前面持正秉公，却在最后一句峰回路转，以“传统”二字暗示君主立宪适合中国。进可攻，退可守，古德诺的忽悠水平还真配得上他的高薪资。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写了一篇《新式国家三要件论》，他说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强，就是因为采取了君主立宪政体。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中国实行君主立宪，那么也会迅速强大起来。这三位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赞同君主立宪。不过就表达方式而言，后面二位要含蓄得多。含蓄，在官场生态系统中有一个别名：圆滑，俗称滑头。事情办成了少不了功劳，事情办不成问责时也便于推脱责任。进可攻，退可守，左右逢源。不过，这实在不是值得鼓励的行为。有了这三篇极具理论指导意义的开场白，实干家们就可以依葫芦画瓢，开始干活了。袁大头终于昏了头若将政体改为君主立宪，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那就是皇帝。好在皇帝的候选人并不多。论传承，自然是溥仪；论实力，自然是袁世凯。但让满人世代承袭皇位，国人恐不答应吧？因此，在溥仪和袁世凯之间做一个选择，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最先采取行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度，另一个是袁克定。杨度最擅长的本领是帝王之术。据他观察，袁世凯是一颗很有希望的帝星，这也正是他弃孙中山投袁世凯的根本原因。袁世凯死后，他又加入了孙中山的国民党。1922年，他又脱离国民党，成了周恩来的手下，做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几经波折，他最终还是猜准了谁会取得天下，总算不负生平之学。不过话说回来，他自以为把握了命运，其实是命运把握了他。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杨度正一心一意地为袁大总统登基筹划造势，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一定要把袁世凯推上皇帝的宝座。8月中旬，杨度谋划许久的“筹安会”正式挂牌开张。帝制运动的帷幕终于拉开！简单介绍一下杨度在筹安会的几位名人同事。严复，这位早年的北洋水师学堂教导主任，后来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杨度的头号助手。除了严复，还有四位关键人物——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四位都曾入过同盟会，也曾为共和革命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这次的华丽转身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不过，这几位精英可都是主动要求加入杨度团队的，没有武力胁迫，没有美色陷阱，也不是经济利益驱动。因为在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背后，以及之前讲过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这样一样东西——它既是世上最坚固的堡垒，却也是世上最为可怕的武器，它的名字叫信仰。而他们的信仰，就是君主立宪能救国救民。这五位，再算上杨度，就是名扬千古的“筹安六君子”。就在杨度努力“造皇”的时候，大公子袁克定也在打如意算盘：总不成把拥立之功全让给外人了吧？皇帝可是世袭的，如果老头子当皇帝，那自己岂不是名正言顺的继任者？因此，这位仁兄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专业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办了一件经典的事情给老头子加油打气。袁世凯很喜欢看《顺天时报》。这份报纸刊载了很多赞成复辟帝制的文章，比如，以中国当前的国民素质还是有皇帝好啊，袁大总统不做皇帝则中国必定国将不国、纲常不再、四分五裂此类，直让袁大总统看得心花怒放。但他不知道，这份报纸是他的宝贝大儿子袁克定为他炮制并限量供应的。袁克定出钱印刷，版式仿照真正的《顺天时报》，一期只出一份，专供老子阅读。后来袁世凯知道此事的真相时，悔之晚矣。袁大公子后来再接再厉，把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梁大财神等七名“凯子”也拉进了“造皇”队伍，凑齐了一支名字非常威风的队伍——“七凶”，与“筹安六君子”合称“十三太保”。在“十三太保”的舆论和金钱攻势下，全国各地的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纷纷成立团体，联名请愿——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早日行君主立宪政体强大中国。这当中有将军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清室贵族请愿团……最出奇的是，还有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一时间群魔乱舞，即便金庸大师笔下的星宿派重新出山，也只能甘拜下风。这些人要出风头，抢拥立之功，但问题是袁世凯乐意当皇帝吗？若从权力的角度出发，当皇帝貌似不是一个好选择。袁世凯此时权倾天下，权势远超英王、日皇、德皇，甚至是美国总统。而君主立宪的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也就是说，袁世凯若想当皇帝，必先拱手让出一部分权力。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袁世凯是想当皇帝的。由于袁世凯同志是一名政治家，政治家的嘴巴向来很严，不会轻易透露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我们只能根据非著名原理：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勉为其难地猜测一下他想做皇帝的原因。理由一，为袁氏家族的源远流长计，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考虑。当立宪皇帝最大的好处，当属皇帝世袭制，其传承的稳定性远比封建君主专制靠谱。看人家英国王室都传承多少年了。理由二，去追寻当年的政治梦想——走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强国之路。只不过在当年的梦想中，他给自己安排的角色是内阁总理，而现在随着权欲的膨胀，角色与时俱进升级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理由三，满足他因为长期独裁而日益膨胀的个人权欲。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更有绝对的欲望，而且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以袁世凯如今的独裁地位，他也许有办法在不交出权力的情况下坐上立宪皇帝的椅子。权力不交，皇帝照做，这个想法无疑很酷。当然了，也许真正的原因永远埋藏在袁世凯的心中。不管如何，眼看“民意”难违的袁大总统，并未经过艰苦卓绝的激烈思想斗争，只假意推托了一下，便半推半就地答应了称帝。好大的两个反贼袁大总统不会想到，所谓的“民意”，只不过是一场绑架而已。绑匪是杨度狭隘的理想、袁克定以及袁世凯的私欲。强行绑架民意，只会加速灭亡。所以，袁大头正在走向灭亡。一起来研究一下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将军请愿团名单，因为出现以及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上的人对袁世凯能否坐稳皇位都

老凡，你干嘛？！”林岳紧追上来，当他觉察到我脸上的喜悦时，不由一脸的狐疑，“难不成你看到盒子里有金翅天龙了？！”“嗯，嗯。”一时间被喜悦占据了整个大脑，已经完全丧失了组织语言的能力。“靠，忙活了半天，让你捡了个便宜，轻轻松松的当了回有缘人。”林岳撇了撇嘴，沮丧地钻进了车里。兴奋之余，我向林岳和盘托出了整件事情的缘由，这家伙跟听新闻似的问长问短八卦了半天，并自告奋勇地要求晚上一起去S家除去那只应蚺。不过，在去之前必须送他回宿舍去补觉，于是只好绕了个圈把他送回了宿舍，顺手把S家的地址抄了给他。回到家里，简要地向晖儿描述了一遍经过，晖儿高兴地在我脸上印下了无数个唇印。但当给晖儿看盒子中的金翅天龙时，她却象林岳一样失望不已。“也许真的是有缘人才能看到。”晖儿叹道，“就象你那天看到S身上的奇怪现象一样，不是我没注意，而是根本看不到。”“呵呵，这东西也够邪门的，在我眼里就是活生生的，但你和林岳却看不到。”我感叹道，这两天的发生的事情几乎颠覆了三十年来所有的知识观念，“不过，不管怎样，S有救了！”……一阵充足的补充性睡眠后，精神恢复得异常迅速。熟睡酣眠的时候，晖儿已经和S通过电话联系确定了去她家的时间。出发前半小时，我再次用电话赶走了林岳的美梦。半个小时后，一行三人已站在了S的公寓前。“乖乖，在这城市里呆了快十年了，倒还真没注意这片还有这么个建筑。”林岳看着公寓的外表，满身寒颤的说道，“跟个鬼屋似的，挑在这里住的也不会是什么好鸟。”“古人有云：‘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所好亦异’。”晖儿在淡淡地说道，“好鸟同志，您先请进吧。”林岳被说的一顿语塞，白眼乱翻，冲我一个劲的摇头：“你这个老婆被你调教的可算是牙尖嘴利，连之乎者也都能用来损人，佩服佩服。”“呵呵，要不要我老婆给你也介绍个？”我幸灾乐祸的笑道，“看看你能调教个什么样的出来。”“得了吧，寡人我是身在群芳中而不为一花折腰。”“臭美吧你，真成了孤家寡人你就该哭死了。”说笑间，我们已来到了S家的门前，使劲揿了半天门铃才等到她开门。那无精打采的神情和苍白的脸色令得晖儿不断的向我摇头。“这是林岳，我的高中同学，市中医院的神医，上次我发病就是他妙手回春的。”在客厅坐定后，我向S介绍道，“下午他正好来我家做客，就自作主张请他一起过来了，一则大家认识认识，二则顺便帮你看看头晕的毛病。”“哦，麻烦你了，林医生。”此刻的S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神采，连声音都变得有气无力了，但奇怪的是她身上那如影随形的怪物却有如蒸发一般完全消失了。“呵呵，叫我林岳好了。”林岳一脸善良的笑道，我几乎能看到他头上那闪耀的光环了，“大家都算是朋友，称呼上就不必那么客套了。”在一阵寒暄过后，林岳借口给S把脉，将S诓进了隔壁房间，晖儿则机灵地站到了房间的门口，一边装作探视的样子一边把风。我迅速从背包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盒子，溜进了S的卧室，将盒子放在了松软宽大的枕头下面。随后溜出卧室，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凑到门边隐蔽地向晖儿和林岳做了个“OK”的手势。晖儿顺势靠在了我的身上，身体微微的颤抖着，我伸手扶住她的双肩，慢慢地使她平静下来。林岳则诡异的冲我笑了笑，继续甩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在那里滔滔不绝。时间在不经意间就这么过去了，S的气色愈发萎靡，在客厅里的挂钟敲过十一下后，晖儿将S扶上了床。“S，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哦。”晖儿轻轻地带上了卧室的房门。我向林岳使了个眼色，揿灭灯，三人重重地走近大门，将门用力打开又用力地关上。三人偷偷地走回卧室的门前，自微开的门缝间向屋内观察。客厅里夜光挂钟的数字在黑暗中闪烁，时间已慢慢地指向十一点二十分。子时，这个古代的计时以现代换算的话就是北京时间的23：20到1：20，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应蚺现身的时候了。“咝～～”耳中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仔细往屋内望去，只见S安静地躺在床上，但身上的被子却不住的翻动，渐渐地，自被中游出一条身泛青光的小蛇，若不是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几乎很难查觉它的出现。竭力遏制住狂跳不已的心脏，轻轻地碰了碰身边的晖儿和林岳，示意他们注意那蛇，可两人似乎完全没有看到，只是茫然地眨了眨眼。难道是眼花了？我又仔细地看去，那条青蛇见风暴涨，只一会的功夫便有如水桶般粗细，身上那指甲盖大小的青色鳞片在床头夜灯的照耀下闪动着着妖异的绿光，丑陋的蛇头不断地扭曲变形起来，象雪块似慢慢地融成了椭圆形，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人类头颅的模样，随着头颅的成型，一张满口利齿，双眼没有眼白的苍白的女人面孔猛然浮现在眼前！身边的晖儿猛地抬手掩住了自己的嘴巴，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从胳膊上传来的力度和痛感，能感受到晖儿此刻心中的恐惧，她应该也已看到了应蚺。林岳的身体因呼吸的加剧微微地颤抖着，不知怎地却有种兴奋多于恐惧的感觉。一阵拍动翅膀的“扑扑”声自屋内传来，声音虽然微弱，但却十分地清晰，看来金翅天龙要出动了。应蚺仿佛也发现了屋内的异动，原本已伸向S的头警觉地缩了回去，扭动着肥硕的身躯，似乎在找寻着声音的来源。然而“扑扑”声倏然消失了，金翅天龙并没有如所想的一般出现。怎么回事？我努力地向S的枕下望去。糟了，心中一凉，在安放盒子的时候，没有注意到S的枕头是特大号的，盒子完全被封在了宽大的枕头和床垫之间，盒子上的孔洞被遮住，金翅天龙根本感觉不到应蚺的存在！应蚺在一阵搜寻无果后，松懈了下来，安心满意地又将脑袋伸向了熟睡中的S。一个冒险的方法在脑中闪现，我拿起靠在门边的金属画架，一把塞给林岳，一抬脚，大力地踹开了卧室门，大吼一声：“林岳，掩护我！！”应蚺在吼叫声中嘎然停止，猛地扭转过来，恶狠狠地盯住我，肥硕的身躯迅速甩动起来。我不顾一切地向床头冲去，就在手即将触到枕头的时候，脚下一紧，被应蚺的尾部缠住，整个身体顿时被抛向空中，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坚硬的天花板上。“老凡！！”林岳这小子总算清醒了过来，抄起手中的金属画架，猛扑上前，玩儿命地抽打着应蚺的躯体。应蚺受到攻击，不退反进，肥硕的身躯猛然变细，顿时长了数米，只一卷，便将林岳捆了个严严实实。刚才的一撞着实不轻，浑身的骨头痛得跟散了架一般，硬撑着从地上爬起来，试图再次扑向枕头，但又被应蚺的尾巴卷住。这次应蚺没有把我抛向天花板，而是慢慢地将头部伸到了面前，那张狰狞无比的面孔几乎贴在了我的脸上。一条乌黑色的蛇芯嘲弄地舔舐着脸颊，一股难以名状的腥臭味令人几近窒息。“王～～亦～～凡～～”自应蚺口中传来幽幽的呼唤声，那声音如此的亲切柔和，仿佛亲人般的呼唤，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去应答。我心中一寒，知道此刻绝不能应答，但此起彼伏的呼唤声不断的在耳边回响着，竟似有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魔力。就在意志近乎崩溃的时候，应蚺的身躯突然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尾部一甩，将我抛在了地上，“咝～～”头部高昂着发出一阵令人发怵的声音。“亦凡！！快！！”晖儿的叫声令我猛然清醒，此时她正被应蚺卷起，双手握着一把厨刀，刀身全数扎入了应蚺的身体！我不敢怠慢，用尽全身力气扑向床头，一把掀开了盖在盒子上的枕头。“扑扑扑”几声轻响，自盒子的孔洞中飞出几道金色的光芒，箭也似的射向应蚺的头颅。“咝～～”应蚺发狂般地再次嘶叫了起来，身体抽搐般地甩动着，晖儿和林岳纷纷被抛在了地上。随着应蚺身体疯狂的摆动，床周围的一切都被扫落散开，只见它猛然一摆脑袋，金色光芒竟被甩脱开来，随着一声腐木开裂似的轻响，应蚺的头部融进了一旁厚实的大橱之中。金色光芒在大橱外围绕着飞翔，仿佛一下失去了目标，难道金翅天龙只是对应蚺的脑袋有感应？就在那一愣间，应蚺露在橱外的身躯啪地一甩，不可思议地又长了数米，卷动间有如长眼一般将我们四人全数缠绕了起来。该死！几度挣扎无用下，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暴烈的愤怒，眼见金翅天龙就要得手，却功败垂成，如果自己有能力手刃这条应蚺又何必将赌注全数压在那无头苍蝇一般的金翅天龙身上？刀！挣扎间手中攥到了一把刀。金克木，晖儿方才用厨刀可以刺伤应蚺！我不及细想，手起刀落直斩应蚺，在恶心的血肉爆裂声中，蛇身断成了两截，伴随着抽搐的抖动，四人身上的束缚尽数解开。呼，应蚺的上半截身体自橱柜中浮现，凶恶无比地直扑上前，下意识地双手抬刀格挡，刀身被死死地咬在了它的齿间。一股大力传来，手中的刀几乎脱手飞出，我转双手握住刀柄，意图抽出，却无力对抗。几道金光突然自眼前略过，应蚺再度被袭，但下半身断去却令得它身形迟缓了许多，不一时便被金光尽数钻入头部渐渐软了下来，最后整个身躯有如一滩烂泥般地堆叠在了床上。过了良久，几道金色光芒自应蚺的头部飞出，一眨眼便消失在一旁的盒子里。与此同时，应蚺的身躯象冰雪融化般地慢慢开始融解，只短短的十数秒，便在我们眼前消失殆尽。四、朱印“夸张……”这两个字已经是第N遍出自S的嘴里了，应蚺消失后不久，S便大梦初醒般地坐了起来，看到狼狈不堪的我们自然是问题多多。在林岳口若悬河地大肆描述了一番之后，她瞪大了眼睛坐在床上，几乎将十个手指完全塞进了自己的嘴巴。“先别急着听书了，打扫下战场……唉唷……”我刚想坐起身，一阵刺痛自肋下传来，身子一歪整个人竟倒在了地上。“亦凡……”晖儿满脸紧张地过来想扶起我，不想更加剧了我肋下的疼痛。“暂时别动他了。”林岳一脸严肃的说道，顺手在我肋下轻抚了几下，我不由得又是一阵呲牙咧嘴，“肋骨骨折，至少三根以上，但没有伤及内脏，具体情况去医院检查一下才能确诊。”骨折？！从小到大我连一次骨裂都没碰到过，没想到三十岁的老骨头居然碰了次骨折，还是一次三根以上！我暗暗咬牙，这该死的应蚺，如果不是已经消失的话，我现在就会用尽剩余的力气去鞭尸一番。“别担心，小小的骨折对咱们老凡是没什么妨碍的。”林岳像变脸似的瞬时换上了一付无关痛痒的表情，“打个120，送我们医院去看看，骨科方面那里是全市一流的。”救护车呼啸着把我带离了S家，晖儿一路小心地守在我的身边，轻轻地抚着我满是汗水的面颊。如果没有对面坐着的那两个窃窃私语的家伙，那情景一定可以温馨到胜过任何一部感情剧。在林岳和S一路的小声议论中，我被送进了市中医院。林岳看了我的X光片后，兴奋地跑进病房，宣布他的神机妙算绝对灵验，我的确是有四根肋骨轻度骨折，随后一溜烟地又不知所终了。我和晖儿一脸的哭笑不得，也许这个家伙只有在行使医生天职的时候才会变得像个正常人，除此之外实在是不能保证。……早晨的阳光自窗外照射进来，带来了一种暖意。如果不是因为周围那过于洁白的布置和满屋的消毒水味，我的心情一定会格外的舒畅。合上手中的书稿，懒懒地靠在枕头上享受着铺满床头的温暖。今天是入院的第四个星期，林岳也许并没有夸大医院的实力，肋骨的伤势在精心的治疗下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若非晖儿和林岳的一再坚持，我恐怕早就申请出院了。不过也好，这次伤病带来了一个难得的假期，可以脱离开一向执著的工作，安心地修养生息。当然，休息时也并不是完全像猪一般地吃睡，养病期间，我把那本《闻风拾水录》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遍。也许是因为捕捉金翅天龙时在林岳面前的出丑，抑或是应蚺事件对我的某种刺激，这本有些晦涩难懂的书稿竟成了我废寝忘食的研究对象。“日上三竿，拥被酣睡者，猪也。”我几乎不用抬起眼皮就能“看”到林岳那满脸的坏笑，“老凡啊，你还真能睡，嫂子和小潇来看你了。”“大叔，省省吧！小潇？”S满脸杀气地从门外蹿了进来，“老气横秋酸不溜丢的，S！我叫S！贫嘴大叔先生！”“身体感觉好些吗？”晖儿笑盈盈地走到我的床边，放下手中的东西，关切地抚了下我的额头。我笑着点了点头，在她手上吻了一下，对身边的那两个乌眼鸡视作无物。“最近公司里很忙？”晖儿稍显消瘦了，脸颊已不如往常般丰润。“嗯，最近有些业务比较麻烦，这几天晚上在家开夜车。”晖儿淡淡地语气让我听着不禁有些心疼。“温存时刻完毕，现在是会议时间。”S的脑袋毫无预兆地在我俩之间出现，看着她神气活现的样子，似乎应蚺并没有在她身上造成什么不良的后遗症。林岳关上了病房的门，一脸神秘的对茫然的我挤眼道：“这个会议将直接影响到你的生命安危和你的美好将来。”晖儿嗔怪地白了林岳一眼，轻声说道：“是这样的，这次发生在S家的事情总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应蚺和金翅天龙都是传说中的东西，为什么现在都会出现……”“夸张的是你能看到我们却看不到。”S在一旁急切地抢回过话头，一边从包中拿出她随身的小型笔记本电脑，“看在你救了我的份儿上，我和小林子查了几周的资料，终于找到一点能帮到你的线索。”小林子？怎么听起来像古代宫廷里某种职业人员的姓名？我忍着笑转脸向林岳望去，这小子面不改色地凑了过来，看来这两人在我住院期间似乎有了一层不太一般的关系。电脑屏幕上显示的资料文件数目并不多。原来S和林岳在这段时间里搜遍了全互联网的相关资料，并且走访了市里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些为数不多的资料便是他们这几周来的劳动成果。有关应蚺和金翅天龙的古代记载并不多，唯一与之相近的是出自清代丁治堂的《仕隐斋涉笔》的一段记载，但记载中提到的是一种叫作“应声蛇”的怪蛇，并没有人首蛇身的描述。除此之外，其余的资料都是一些中医药学上对蜈蚣和蛇的类似记载，看得我全无兴趣。之后是十来张图片资料，其中夹杂着的两张地图一时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民国时期的地图吧？”我指着其中一张图片问道，“红色圆圈标记的应该就是S现在住的位置，看起来格局变化不大嘛。”“眼力不错，这个地图是我从城市规划院的朋友那里要来的。”S转动了一下鼠标的滚轮，出现了一张扫描下来的残页图片，“这张是档案馆里保存的一张民间小报，上面有一篇类似鬼故事的文章，说的就是应蚺害人的事情。”“而地点正好就是你家附近？”我脱口而出，报纸木版插图上所绘的建筑与S的公寓十分神似。“是的，我和S走访了她家附近的住户，询问了一些老人家。”晖儿在一旁说道，“不过据说只是有人看到应蚺，却没有被害，其余的估计是小报上的骇人听闻。”“那这张又是什么图？”随着鼠标的滑动，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张结构草图，确切的说，是一张类似工程基建的图纸，只不过它比一般的图纸范围要广泛的多，似乎是某个地域的地下基建格局。“这个是我一时好奇让S从城市规划院弄来的基础建筑图，是市政公司动迁办前不久勘测绘制的。”半晌没吭声的林岳憋不住了，弯腰在图的中央用手指点了点，“这里是S的公寓位置，这上面标注的全部都是地基和地下管道的位置。”“切，他说可能是地底下埋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所以才会招来那只应蚺的。”S不屑地撇撇嘴，“害我费了半天功夫弄来这张图纸，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其实我倒没什么，就连这次查那么多资料也是为了还你个人情。”“我可不要你还我什么人情。”我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再说了，这些资料和我又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林岳笑嘻嘻地凑了上来：“你不觉得就你一个人做了‘有缘之人’有些奇怪吗？我们三个对过口供的，应蚺是你发现的，现身的时候也是你在我们之前就看到

的，新人都这样。他们会说，你不来开这个会那个会吗？我会去。你知道吗，他们当真会安排那种会议，会上他们搞角色扮演，绝了吧？他们说，现在你扮老太太，你扮她的丈夫。或者他们会讨论这个那个。你知道吗？有些兼职工，他们根本没有出过办公室门，从没真正接触过这些需要照顾的人。我的助手，所谓的助手，她就是一个兼职工，打周一早上起，她就不出办公室的门，一直在开会。我觉得她认为开会就是她的工作。然后下班后接着开，每天晚上都一样，每一个该死的晚上。之后他们一起去酒吧，完全相同的一批人。他们可舍不得分开。你要是觉得就这些了，那就大错特错啦，还有生日聚会，各种周年聚会。我告诉你，如果他们能买到一张现成的足够大的床，他们肯定会在上面一起赖上一辈子，开会。啊，我的确是开过几个会，尽了最大努力，然后我说，我不奉陪了。所以如今他们觉得我是个怪人。他们总是对我说，今天晚上要开这个会，你不来吗？好像我很另类似的，也许我的确是另类，不过我觉得不大可能。我说，明早告诉我说了些什么。你可以给我解释解释，是这样的，我很蠢，我好像搞不懂政治。”我带着这番新见解回到社里。的确没错。他们天天召开集会，讨论各种事项，工作时间、午餐时间、工作量、经营管理、杂志政策、我、杂志的政治偏见、国家现状。很多这种会议占用了工作时间。我找来特德·威廉姆斯，他是工会代表，我对他说在我看来，他是这帮人里唯一一个没昏头的，从此以后，除了他召开的会议，其他的我统统禁止。他哈哈大笑。他觉得这帮中产阶级革命者们是个笑话。（但愿不是他们笑到最后。）我召开了一个全体员工会议，来了近百号人。我说这是最后一个在工作时间召开的集会，从此以后除了工会代表召集的会议，严禁在工作时间集会。从今往后，想要搞社交，下了班再搞。震惊。恐慌。但是当然了，他们完全享受这次和敌人的对峙，敌人说白了就是我，就是反动势力。我和薇拉一起吃午饭，她抱怨这周开的十个会，我对她说：“打住打住。你好像觉得这是你们社会福利工作者特有的毛病。不是的，举国上下都得了这个病。遍地都是，就像一场瘟疫。集会，议论，这是不做事的方法。这是他们的社会生活。他们是帮寂寞的人，大部分都是，没有合适的社会群体听他们倾诉。因此，要集会。总之，《莉莉丝》那头我已经把它们给禁掉了。”“不会吧！”“我规定，一周开一次会。大家都得来。每个人发言不许超过一分钟，除非是紧急的事。当真迫在眉睫的事。于是他们去酒吧聚会议论我。”“关键是，可怜的家伙们，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他们的社交生活，他们真的相信这是政治。”我坐在这里，认真地回顾我这一年……我看着这个词，认真地。我不收回它！我看着，想到了乔伊丝那句懒洋洋、亲昵的：好简娜，老伙计。啊，好吧。我坐在这里，认真地回顾这一年，我再次意识到我工作得多辛苦，多辛苦。我亲爱的外甥女吉尔打电话来说：“简姨，我希望你没有工作得太辛苦。”她的意思是，哦，千万不要拼命工作，不要变得乏味无趣，不要尽职尽责，不要做复杂困难的事，不然我梦想里光鲜、轻松、有趣的生活该怎么办？但是，就像我那时回答她的那样——“我这辈子都没有像你妈妈那样辛苦工作过，就算我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这句话也照样成立。”“我能来过周末吗？”“尽管来啊。你可以帮我个忙。”她来了。这就是一个月前的事。我叫她写一篇文章，谈谈两次大战对时尚的影响。我留心她的表情。智囊会上，我已经检验过这个想法了。我说，在一战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习惯了看照片上大队大队穿着制服的人。那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思维里适应了制服这个概念，你就更容易追随时尚潮流；追随着时尚潮流，你就更容易接受制服。二战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数以百万计的人穿着制服。强国老大的军人穿性感的紧身裤子，臀部凸显。自从二战以后，全世界的人都穿紧身性感的制服。全球时尚。就是源于一场世界大战。我讲得冷漠、客观，一点都不激动。我想看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她听着。我留心观察她。她的确不自然，但在拼命掩饰。“我觉得我写不了那样的文章。”“现在不行，还是根本不行？”“现在不行。”“你什么时候参加考试？”“再过几个星期。你还去看那个什么太太吗？”“福勒太太？是的，我还去看她。”她的脸上突然露出强烈的拒斥，她真的感到紧张，这让我明白她觉得受到了多大的威胁。就像我以前会的那样——唉，也就是不久前——她大喊：“她的家人为什么不照顾她？社会福利部门为什么不把她送到养老院去？她为什么要缠着你？”我刚请了三周的假。他们欠我好多假呢。就连弗雷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从没把我的假休足过。弗雷迪自己也没有休足过假。我突然想：弗雷迪的公司是他的家吗？如果是的话，那全是因为在家里他得忍受我的各种别扭。我们会驾车出游，通常是很短的假日，一般去法国，吃得好睡得好。回到家里我们都很高兴。菲丽丝自然很高兴趁我不在时掌管大局。她脸上有一种得意的神情，必须拼命遮掩住。为什么？所有的东西她都得来全不费功夫。比方说她的服饰。她的风格照搬了我的，对她合适极了。轻柔的丝质衣服，一切都考究、精巧，金褐色的头发。有的时候手腕上和领边有小荷叶边——唉，这些我可穿不了，我太结实了。朴素的咖啡色衬衫，柔柔地泛着光泽，领口露出细细的精致的金首饰，袖口下可以看到一条漂亮的手链，袖子上细细的条纹和手链交相辉映。她用我的裁缝，我的发型师，我的编织工，上我告诉她的店里买东西。可看上去却像她从我这儿偷艺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我对她不坦诚，故意藏着掖着。因此，当她看到我打量她的装扮，看出我在想，“哦，菲丽丝，做得好！”时，她必须掩饰住那傲慢得意的微笑，那微笑后的意思是：没错，我可胜你一筹啦！令人吃惊的姑娘。不知道菲丽丝新添的性感是不是反映出了内心里的什么，对此好奇的不只我一个人。我观察她在摄影师办公室的样子。他们，他们的工作区，相对于我们的办公室，乔伊丝和我的——菲丽丝和我的，一直是另一个极点，一种平衡。两个权力中心。迈克尔以前没注意过这个姑娘，现在感兴趣了。她对他也有点意思。两人同我和弗雷迪那时完全不一样：鲁莽，随便，平等。反正他们谁都不肯退让一步。这是我看到的典型一幕：他斜倚着搁板桌，双脚交叉，因此身体正面完全展露，穿着软灯芯绒，可以看见鼓鼓的肌肉。他稍微偏着点头，朝她微笑时，脸颊形成一个弧度。这个迈克尔相貌不错，但这是我最近才注意到的。菲丽丝半个屁股坐在一张桌上，另一条长腿折出一个角度。她穿着漂亮柔软的衣服，比方说黑色的绒面革，或者是某种出人意料的亮色，向他展示自己的全身。他们讨论工作时——哦，多么的干练——她的发丝落在脸上。他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她的身体，这是一种冷静的欣赏，带着一点自嘲。而她睁大眼，目光嘲弄地掂量着展示给她看的肌肉。然后他们一起去吃午饭，很有可能会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杂志版式或者广告。我很享受旁观这种游戏，但是得注意不能过于显露我的享受，不然菲丽丝会觉得我偷了她什么。唉，乔伊丝，这些场景我无人分享。这三周我过得多么快乐。我没有外出，因为要是离开莫迪太久我受不了：如果这很疯狂的话，那就疯狂吧。乔伊丝打来电话。最近她喝得实在是太多了。“简娜，为什么你从来不给我打电话？”“就该是你给我打电话。是你离开的。”“老天，你还真没完没了。”“没错，我就是没完没了。”“我可以看见你坐在那儿，写——叫什么来着的？《仁慈的女士》？”“我都差不多完成另一本书了，严肃社会学类的，叫《真实结构和表面结构》。”“我看，你这么有精力是因为你没有感情生活？”“所谓感情生活就是指丈夫，孩子，或者甚至是一个情人？”“甚至是一个情人。你不想要一个吗，简娜？”“我害怕呢。”“啊，这话至少坦白。”“比你坦白，比如今的你坦白，乔伊丝。”“坦白？我全身上下都流露着真情实感。我参加交友小组了，我告诉过你吗？一共十个人。我们互相大声辱骂，重温我们可怕的童年。”“我不知道你的童年很可怕。”“我也不知道。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我肯定有个糟糕的童年。”“真相终于出来了，是吗？感情方面的真相？”“你不会理解的，简娜。”“对于爱，我的确是一无所知。是的，这一点我知道。”“所以？”“所以，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们坐在一起工作，从来没有吵过架，互相理解，在我看来，那就是爱。你现在觉得爱是那种叫啊、嚷啊、发生关系。”“那是当然了，我现在是美国人了。差不多是了。”“我还是我行我素吧，拜托。”又有一次：“你在做什么，简娜？”“我十分钟前刚写完《真实结构和表面结构》。”“这速度够可以的嘛。”“我休了三个星期的假。”“没有动心去巴黎、阿姆斯特丹、赫尔辛基转一圈？”“信不信由你，我这一阵子在自己的城市过得很开心。”“和无聊老太们聊得很开心？”这个城市永远有无限的可能，像一场盛宴，我实在喜欢这一点。但以前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喜欢它，直到我过了美好的三个星期，春季的白天很长，全部归我一个人随心所欲地享受。突然我手头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就像泡在时间的大海里。我意识到，我的时间过得同老人或者特别年轻的人一样。我会坐在花园的墙头上，看鸟儿在灌木丛里忙上忙下。黑鹂还是椋鸟，我可分不清。我会坐在咖啡馆里，整个一下午都归我，我坐在那儿听着、看着两个姑娘聊自己的男朋友，聊得咯咯笑。她们强烈的快乐感。乐趣，我的生命中缺的就是这个，我连它叫什么都不大清楚，我一直那么忙碌，哦，我一直那么辛勤地工作。我可以从年龄非常大的人那里学到真正地、缓慢地、充分地享受乐趣，他们坐在长椅上，看人来人往，看一片叶子在街边石沿上努力保持平衡。一阵小风把它掀起来：它是会掉下去，还是会被吹到车轮下，被碾碎？不，它还躺在那里，这片厚实多汁的绿叶，充满了叶液，亮晶晶的，大概是哪只鸽子从哪根枝头啄下来的。一辆购物推车经过，轮子差一点没碾上这片叶子。推车是一个年轻女子的，里面坐着一个小孩。她爱极了那孩子，小家伙抬头，亲昵信赖地看着她。她弯下腰来，冲小东西微笑。两人在人行道上沉浸在对彼此的爱中，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老人们望着他们，和他们一起微笑。我喜欢和某个老人一起坐在长椅上，我现在不再畏惧老人们了，而是等着他们对我产生足够的信赖，和我讲述他们的故事，充满历史的故事。我问，告诉我，你婚礼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会哈哈一笑，或是展颜微笑。“啊，原来你想知道这个，是吗？喏，是这样的，它是白色的，上面有……”或者我问，你参加过旧的那场大战吗，你知道的，就是1914年到1918年间那场大战。“可以算是参加过吧……”于是我就坐在那儿，听着，听着。我喜欢——所有这一切，全部这一切。我越发地喜欢，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那么不可靠。只要我的背说一声，够了，停下！只要我摔断一根骨头，鸡肋骨一般长短吧，只要我在浴室滑一跤，我的浴池瓷砖上沾满了各种精油——随时随地，在命运的指示下，上百种疾病中的一种，或是上百种意外中的一种，就会向我袭来，都是意料之外，却又存在于我的身体构造或是性格特点之中，然后，好啦，我就哪儿都不能去了。就像莫迪一样，像所有那些老人一样。如今我走在他们中间，会向他们微笑，现在我了解他们了，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地弯下腰，把购物筐的轮子拽上人行道，或者他们突然停下脚步，扶着灯柱以便站稳，看到这情景，我就知道仅仅是能站直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多么不可靠——因为他们都被多次打倒，努力爬起来，再次振作，一次比一次困难，而他们走在人行道上，手里满满的，拎着手袋、购物包、拄着拐杖，这就是个奇迹……独处，这美好的馈赠，是要仰仗健康的身体的，或者说基本健康的身体。我早上醒来，知道自己可以购物，烧饭，打扫房间，梳头，在浴池里放满水、泡进去……现在我以这样的心情迎接每一天——我过这一天不需要谁来帮忙，所有的事我都能自己做，这是何等荣幸、何等美妙、何等珍贵。我去莫迪那儿小坐，这些天，她身体好多了，很高兴见到我，因此不会大叫大嚷，也不摔门。对于我光鲜生活里的逸闻趣事，她永远听不够。我拼命回忆，找故事告诉她。“莫迪，我能喝杯茶吗？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它发生在……”“坐下，亲爱的。歇会儿，歇会儿。”“发生在慕尼黑。”“慕尼黑，是吗？那么，那是个好地方啦？”“好地方。也许哪天你能去看看。”“是的，也许。呃，发生了什么呢？”“你知道那些时装模特表演的时候换衣服得多迅速吧？喏，那里的一个姑娘，走出来的时候穿着一件绿色的晚礼服，然后她的黑头发散了……”我看了看莫迪的表情，看她是不是看到了我看到的景象，还没有。“一件华丽的绿色晚礼服，闪闪发光，她的头发盘在头顶，黑色的，漂亮极了，然后，突然地，它就垮了下来……”莫迪看到了，她双手向上一挥，坐在那儿，哈哈大笑。“我们大家，买家、主持人、所有人，我们哄堂大笑，笑了又笑。那个姑娘，那个模特，她站在那里，满头的黑发落在肩上和背上，她不断甩头，像演戏一样啊。”“于是你们就坐在那儿哈哈大笑……”“是啊，我们笑得停都停不下来……是这样的，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简直是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笑。”“哦，简娜，我真喜欢听你谈你的工作。”我也有时间听安妮·里夫斯说话，听伊莉莎·贝茨说话。安妮坐在堵上了的壁炉边的一把小硬椅上，裹着一条旧花披肩。披肩正前方，食物、烟灰的痕迹连成了条。“你不要以为我对你帮我做的这一切毫不感激，贝茨太太说这房子是你打扫的。”“我和薇拉·罗杰斯。”“你大概是个‘好邻居’吧。”“不，我不是。”她若有所思、久久地打量我。“薇拉·罗杰斯也不能算是‘好邻居’，她其实是个社会工作者？”“是的。”“啊，这我有点不大理解了。”她说这话时，是字斟句酌的。安妮·里夫斯说话基本上全用的是套话，但是对于她来说，它们不是陈词滥调，它们闪耀着明明白白的真知灼见。听她说话，就像回到了我们语言早期阶段。她说：“心未老则人不老。我的心未老。”她听过这些话，琢磨过它们，知道它们符合她的情况，恭敬、郑重地使用它们。她说：“我不喜欢和老年人在一起，我喜欢和你这样的年轻人相伴。”她说：“倘若我年轻时，他们告诉我将是如此结局，我不会相信。”她说：“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时间不等人。”安妮一辈子都做女招待。从十四岁一直做到七十岁不得不退休，安妮曾步履轻快，端着鸡蛋、薯条、午餐肉、烘豆、煎牛排和煎鱼从上菜口送上客人的餐桌。她在咖啡馆、餐厅，以及大百货商店的职工餐厅工作过，两次大战的时候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来的士兵、飞行员们端饭送菜，这些军人中有几个想娶她。但她说，她是伦敦人，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安妮攀上其理想的巅峰时是六十岁。一家真正高档的咖啡馆聘请了她。她切三明治，往面包卷里塞那种神奇的外国奶酪（那玩意儿她自己是不会尝的），给顾客们上意式咖啡、卡布奇诺咖啡，还有重料蛋糕。她在一个讨厌的男人手下干了十年，那个人剥削她，但是她热爱那份工作，所以不在乎。七十岁的时候，他们让她走人。由于她在那里只工作了十年，所以领不到退

，以此有名诸生间。而对二张——张溥、张采——来说，建立应社则是为了某种与之不甚相同的需要。由于对江南文学界其他领袖人物浅薄的教学及晦涩的文风早已深感不满，张溥、张采二人自初就互相勉励，发愤求知，追求对文学与哲学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早在1623年，张采就搬进了娄东张溥的书斋。此时，两人又一起鼓动杨彝，为应社起草了一份社约，以保证所有成员共同针对谈禅说“空”的盛行，来澄清义理，并坚持对文学的衰落提出恰当的评论。这就是最早的47名应社成员在盟主周钟带领下立下的誓言。为了实现这一誓言，应社又大力吸收新成员，并出版经典注释及其文集。然而，和江南其他许多文社一样，应社很快也卷入了以东林党同魏忠贤的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旋涡。特别是1626年，当魏忠贤的爪牙企图逮捕带头抨击阉党的原吏部官员周顺昌时，应社成员竟参加了苏州的暴动。明朝末叶，士大夫常常卷入市民的反抗运动。在江南各城镇中，下层士人、商贾子弟、差役小吏、歌女娼妓，以及充斥市场一切角落的摊商小贩之间，有众多的联系。当其利益受到外人特别是奉命前来统治他们的官吏威胁时，这些市民就会迅速作出反应。1567年，常州首先爆发了生员与市民反对当地官府的骚乱。从此，反对贪官污吏和横征暴敛的市民抗议风潮便此起彼伏，接连发生。朝廷将这种骚乱归咎于民风浇薄，尤其是缺乏对权威的敬畏。迩来习竟浇漓，人多薄恶，以童生而殴辱郡守，以生员而攻讦有司。非毁师长，连珠偏布于街衢；报复仇嫌，歌谣遂锓于梓木。1587年，抗议风潮经短暂平息之后又再次兴起。在当时人看来，这似乎意味着某种转折。也许是由于当时江南正闹水灾，反“贪官污吏”的呼声比以往更为高涨了。在苏州、嘉兴、常州、镇江、松江等城市中，青年士人带头围攻官府，辱骂当地长官及致仕大臣。时人惊呼：生员、市民“皆一时蜂起，不约而同，亦人心世道之一变也。”晚明的市民运动有两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上述的那一种：下层阶级与生员结为联盟，反对使他们遭致剥削与贫困的上层阶级。不过，这种生员与市民的联盟，并不总是敌视官府的；他们也会声援那些保护非特权阶层之利益的地方官。其常用的手段，则是阻止朝廷将清廉正直、体恤民情的官员调走。1593年的松江暴动便是一例。当时，松江知府李侯，依法惩治了几家欺压百姓的大户，并减轻了工匠的差徭，因而得到中、下层人民的拥护。后朝廷欲将李侯调往别处，松江生员群起反对，并在所属县镇张贴抗议揭帖。结果，朝廷出兵弹压，才将李侯调走。另一种类型是城市各阶层共同联合，反对朝廷。16世纪末，江南地区形成了许多中心市场，从而使苏州、松江等大城市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这些重要的工、商、行政城市为中心，又逐渐形成了牢固的地方观念。当那些东厂特务和宦官充任的税监危及某城市人民或其正常运行的经济时，其结果多半是促使他们团结得更加紧密，甚至形成以上层士人和富商大贾为领袖、以生员和下层市民为主力的市民集团。1601年的苏州抗税斗争是如此，1626年因朝廷下令逮捕周顺昌而激起的那场著名的苏州民变，也是如此。1626年春，魏忠贤遣缇骑四出搜捕东林党人，其中包括苏州的周顺昌。消息传开后，苏州各地生员立即动员起来。在应社成员杨廷枢率领下，数千人拥至衙门，要求巡抚向天启皇帝转奏他们的请愿书，释放周顺昌。巡抚断然拒绝，请愿群众顿时“哭声动地”。如果此事只涉及周顺昌个人，他的命运只能引起为东林党的事业所吸引的青年士人的关切与帮助，那么，其他市民就不会参加这一运动。然而，以邪恶残暴著称的缇骑的出现，激怒了苏州其他市民。他们一哄而上，直捣衙门，殴打缇骑，将其中一人当场踩死，将另外几人投入河中，并且——不顾人群中一些士大夫的劝阻——继续拥至驿站，围攻御史黄尊素，撕毁了他携带的诏书，焚烧了他乘坐的官船。但暴动群众没能救出周顺昌。他被缇骑押至京师，备受酷刑而死。事后，他的朋友竟然辨认不出他那血肉模糊的遗体。暴动群众也遭到镇压。巡抚毛一鹭报告说“吴人尽反”，将为首的五人逮捕处决。他们的名字及苏州市民为纪念他们而修建的墓冢，成了正义和无畏的象征。许多亲身参加了这次民变的士大夫，则由此而扬名；那些为援救周顺昌而奋勇当先的应社社员，突然发现自己已是天下闻名的人物了。的确，1626年的苏州暴动，意味着应社正从一个文人社团向一种逐渐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转变。他们从福建、江西等省吸收了许多成员；1628年，张溥有幸作为恩贡生到北京参加崇祯帝的登基大典，遂在北京建立了应社的支部。第二年，张溥和孙淳又进一步扩大应社的活动。他们发出大量请柬，邀请各地名士至苏州聚会。应邀前来的共有674人，他们同堂宣誓，建立联盟，并将其名称定为复社（见下图）。复社系统图张溥之流自认为是承袭了东林党人的衣钵，但在政治上却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复社的誓约是模仿明太祖的宣言而来的，由若干消极保守的道德禁令组成，如不得背逆道统，不得指斥经典，不可无视圣贤等等。比誓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次活动的形式：一群来自全国的文人士大夫公开聚会，填写社员名册，并在张溥发向全国的公告上签名。继1629年的苏州会议后，他们又进一步开展了活动，筹集更多资金，出版新的文集，在有复社成员的各地指定或推举领袖，以协调复社的行动。复社虽然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但它只是一种联盟，而非一个政党。社员身份主要体现为每年到江南参加一次会议（1629年在苏州，1630年在南京，1632年又在苏州），而张溥收集的、附在复社公告上的社员名单，仅是会议盛况的记录。复社的成员都在各自原来的文社中继续保留资格和参加活动，并且比他们在以年会为象征的复社中的资格与活动更为直接和积极；也正是由于这些地方文社的广泛存在，复社这一更大的联盟才得以迅速形成。而且，在社员心目中占第一位的，通常仍是其原来所在的核心文社，而不是复社这样的组织。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复社成员。虽然可以被动员起来围绕某个问题在更高层次上开展活动，但他们主要仍然各自属于当地的文社。复社中最著名的组织之一是松江几社。该社建于1629年，以当地大户子弟彭宾、周立勋、夏允彝、徐孚远等人为首。其中徐孚远是徐阶的重侄孙，徐阶曾于16世纪60年代任内阁首辅，后来成了江南最大的地主之一，遭到著名改革家海瑞的敌视；徐孚远还是前锦衣卫指挥徐本高的堂兄弟。然而，在思想上对几社影响最大的，是所谓云闲三子——李雯、宋征舆和陈子龙。李雯是该组织的核心人物，而真正的领袖则是陈子龙。1625年，陈子龙曾痛斥魏忠贤的一个党徒，由此在政治上名声大噪。此外，他还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作为诗人，他推崇古文，曾向艾南英宣布，宁愿追随王世贞，而不愿接受艾氏刻板的怪癖文风。作为学者，他和徐孚远一起编辑了著名的《皇明经世文编》（1638），力图恢复明初盛世的吏治，并将其与传统的儒学价值结合起来，以求振兴明朝的统治。

科举生涯

陈子龙等几社成员之被吸引到复社中来，除了与张溥等复社领袖有共同的基本政治观点以外，还因为由此可获得更多的乡试、会试中举的机会。关于诗文风格体裁的争论，毕竟不全是个人爱好问题。假如周钟、张溥等提倡的古文能成为考官喜爱的文体，擅长古文的复社成员在1630年的南京乡试中就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于是，复社的这届年会被安排在这个可爱的南方城市，且正值应试生员云集之时。这些考生从南直隶各地一起涌入南京后，便开始体验一种矛盾的生活。一方面，乡试（每三年一次，阴历八月初九开考）之前的准备已经使人精疲力尽；赶考期间，又要在秦淮河北岸潮湿发霉、拥挤不堪的贡院中挨过两天三夜，这更是一种折磨了。蒲松龄曾多次乡试落榜，后以尖刻笔触描述了入闱秀才之“七似”。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意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另一方面，在南京应试期间，他们又过着独居生活，无论结婚与否，都离开了自己的家庭，享受着两次备考之间短暂的悠闲轻松的气氛。剧作家孔尚任抓住了考生生活这一自相矛盾的特点，在《桃花扇》陈贞惠的一段唱词中写道：贡院秦淮近，赛青衿，剩金零粉。剧中描写的夜生活，有观剧、宴乐和郊游。在这些场合，松江或苏州学者常可遇到淮安或徐州等地的友人。陈子龙可能就是在这种场合，结识了著名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万寿祺的曾祖父以行医为业，祖、父皆官至御史。当其父万崇德先后在云南、京城任职，后又奉命提督辽饷之时，这个早熟的孩子在家中受到几位私塾先生的良好教育。据说，他15岁（14周岁）便能诵20余万言，五年后，即1621年，入庠为诸生。不久，其父托疾去位，出为山东按察副使。其实，这是万崇德在魏忠贤日益专权的形势下，有意率家人离开朝廷。然而山东也不安全。1622年，山东西南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1623年，万寿祺避难江苏淮安，与密友黄家瑞共舍。万寿祺遵从父命，拜著名学者、浙江王紫芝为师，精研经史，同时在诗、画方面亦名声日盛。1628年，万寿祺以恩贡应廷试，遂为新即位的崇祯皇帝所知，又与张溥等少年名士会饮于天坛。在1630年南京乡试前，陈子龙对万寿祺之大名或许早有所闻，而这次乡试则可能为他们提供了直接见面的机会。陈子龙及其复社同仁，在1630年的乡试中获得了巨大成功。松江生员只有彭宾和陈子龙中举。但30名应试的复社成员全部中举了——因为魏忠贤同党已经失宠，考官偏向复社。其中名列榜首的是苏州暴动的领袖杨廷枢，其次是执意要拜张溥为师的太仓青年吴伟业，及张溥本人。为庆贺胜利，吴伟业、杨廷枢、陈子龙，与同榜中举的万寿祺一起，于秦淮舟中设宴会饮。应邀前往者还有张溥、沈寿民、黄宗羲、彭宾，和其他一些乐于同这群才华横溢、充满自信、前途无量的举人们交往的文人学士。未来似乎真的要属于他们了。第二年，即1631年，北京举行会试，举人们纷纷北上。张溥借此机会，又一路为复社招兵买马。朝中大臣们开始窃窃私语：一场“小东林”运动正在形成。会试发榜，中进士者共347人，其中62人——近1/5——为复社成员。张溥的弟子吴伟业，在会试中名列榜首，其后又在周延儒任主考之殿试中获第二名。复社的成功过于触目了，以至一些本应中举的复社举人，例如陈子龙，竟因周延儒害怕其政敌告诘他偏袒复社，而名落孙山。眼下，吴伟业公开将其中举归功于张溥，而复社又即将看到其成员入翰林供职。这样，复社经过两年努力，将要在翰林院占据重要位置，由此便可对大臣进行评议。此事之后果不难预见。崇祯皇帝一旦充分认识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含义，就会更加坚信自己对党争的疑虑完全正确。在前朝，品评人物是东林党人干预朝政的主要武器。如今，“小东林”显然也想采取同样策略。因此，在崇祯皇帝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保住对内阁大臣任免权的控制。崇祯皇帝自入承大统始，便十分注意大学士的任用。登基后，他又创造了会推之法，规定凡阁臣因革职或致仕出缺，皆由廷臣推举其候选之人。当时，他最宠幸的大臣是温体仁和周延儒。然而，令他吃惊的是，在朝臣奏上的候选人名单中，竟无周延儒，列于首位的却是钱谦益。这显然是多数大臣协商的结果。钱谦益（1582—1664）是当时最有才气的文学批评家和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出身于常熟的一个儒学世家，17岁时通过童试，1606年乡试中举，名列第三，1610年又通过了会试。但他未及就任翰林院编修，便回故里为父守丧去了。由于他性好奢华，又长于鉴赏，此后10年间，长江下游一批最有才气的青年诗人和画家，便逐渐聚拢到他的周围。此外，他同南京许多知名画家也颇有交往；还作为诗人参加了对16世纪的“七子”的抨击。1620年，钱谦益终于回朝作官，授浙江学政。但第二年，一起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只被看作恶作剧的事件，使他陷入了窘境。一名举子在其试卷中对每段文字的末尾做了巧妙处理，使之从上下文看来全无恶意，但若将各段末尾一字连读，便是一首骂人的打油诗。其内容涉及主管科举的礼部，并间接涉及到批准科举制度的皇上，因而犯下了不敬之罪。此诗被识破后，该考生试图贿赂考官，遮掩过去，但他们还是向钱谦益报告了这一诽谤朝廷的事件。钱谦益便立即转奏礼部。由于钱谦益在这一事件中全无过错，因而只受到轻微处罚，并于不久后被调去编修实录。1625年，钱谦益执掌起居注和国子监时，魏忠贤集团开始对同情东林党或与之有交往的士人进行大清洗。钱谦益因被劾参加了东林党运动而辞职。及至1628年东林党人恢复权力之时，钱谦益的文学背景、曾供职翰林院的资历、与江南社会的联系以及同以往的党争几乎全无干系等条件，使他成了内阁首辅的颇为理想的人选。因此，当1628年底首辅刘鸿训被革职后，钱谦益——此时已被召回朝任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便被东林党人推举出来，以同温体仁和周延儒竞争。温体仁立即寻找借口，以否定钱谦益的候选资格。他上疏崇祯皇帝，攻讦钱谦益1621年为考官时曾接受贿赂，并强调入选阁臣者应绝对清白。然而更大的威胁，还是温体仁对钱谦益参与党争的指控。温体仁指出，钱谦益1621年的表现，是一种常见的不负责任的投机行为，其中包括以结党营私来谋取首辅之职。三天后，崇祯皇帝召集群臣至文华殿议事。其议题事先未向任何人透露。皇上令钱谦益与温体仁当堂对质，群臣大惊。钱谦益在辩难中态度强硬，因为他已设法让崇祯皇帝对温体仁的党派活动产生了怀疑。但是，当群臣——包括一位吏科给事中——纷纷斥责温体仁为诬陷贤臣之小人，而为钱谦益辩护之时，崇祯皇帝却从中看到了钱谦益结党的证据。换言之，正是朝臣普遍支持钱谦益这一事实，使崇祯帝感到温体仁对钱谦益结党营私的指控显然更为可信。于是，他突然转向钱谦益，厉声斥责他煽动党争，令锦衣卫当场将其拿下，投入大狱。和冯铨一样，钱谦益也被判处徒刑，赎为民，当月获释，返回江南。此事被当时的人们视为崇祯皇帝独断专行的突出事例，而对温体仁来说，这却是一大胜利。他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五年后又荣升内阁首辅。

温体仁当政

1628年后，尽管温体仁的权势盛极一时，但朝廷

。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秩序变动》，第156—157页。?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农民经济和乡村社会》第一章；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5—47页。?最有名的“优秀”粮长可能是大画家沈周（1427—1509），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2—4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8—9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5页。当然，粮长也可能具有很大的剥削性。关于剥削的普遍性及其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关系的深入讨论，见李约瑟和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14页。?这以后，粮长、塘长和里长的负担开始多于特权，导致主要打击了中等和一般小地主的“役困”问题。滨岛敦俊：《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9—10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6页，及其《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埃尔文：《论明清时期水的控制和管理》，第95—9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26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37、48页；又可见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各章；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43页。他嘲笑宫崎市定所描述的、作为保护者的乡绅阶层一员的一位和善的乡居退隐者的形象。?常熟谭家就是这种多种经营的好例子。谭家兄弟16世纪末在太湖岸边起家之后，决定不做渔民了。他们围造圩地，并用其收入雇用当地的其他渔民，把雨水最多的沼泽改成渔塘，在渔塘上架起了浮桥，盖起了可以容纳上百名劳力的工舍；这些劳动力先后把大部分土地变成了果园。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7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6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0—31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官僚集团中常常流行的一种看法是“业食佃力”的观点。L.S.杨：《中华帝国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75页。“业食佃力”一词始于宋代，不过，在晚明，它的使用与因为里甲制度破坏和地主外住风的兴起导致的灌溉系统危机直接相关。由于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不再承担维修沟渠和水利设施的责任，由于新的科举乡绅利用免役权逃避灌溉责任，因此地方官开始认为政府应该加以干涉，以免这种在长江三角洲下游精心建造的河渠和圩堤系统无人照管。政府的干预看来是必需的，因为正如一些日本历史学家所言，农民中没有什么社会共同体组织主动承担照管水利设施的责任。1566年工部下令实行照田派役。这个制度的弊端是免除了乡绅的徭役。因此为了公平地摊派力役负担，17世纪初官吏们建议乡绅地主把他们的力役用米或银（业食）的形式付给佃农，佃农则提供力役（佃力）修复沟渠。这个制度在一些县里实行过，乡绅们答应予以合作。在1660年，耿桔在常熟主持这项改革时，乡绅却利用他们在京城的关系，毁掉了这位亲近东林党的官员的前程。1611年，大学士徐民式下令在浙江实行“照田派役”，但也失败了。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9、128—129、133、142—143页；《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7—9页；《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80—91页。?清代的官吏对“长随”这种官员个人奴仆习以为常。“长随”暂时依附于长官，是自己主动投靠主人的，希望以此与衙门胥吏相勾结从普通百姓那儿敲诈钱财。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3页。?关于一些地主在田庄中安装织机的事例，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关于妇女手工业对农民家庭的经济重要性的一些较晚的例证，见马乔里·托帕里：《广东农村的抗婚斗争》，第70—73页。关于晚明时期女性文人的社会文化影响，见汉德林：《吕坤的新读者》。灌溉危机同样促进了可以换钱的作物的种植。在16世纪40年代因为水渠系统开始受到破坏，江南东部丘陵县的农民便转去种植棉花，它不像水稻那样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因此，随着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灌溉系统几乎都被破坏了，因为农民不愿意用手工制作的时间去疏通河道和修复沟渠。这样，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发生了明显变化。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8、88—89页。?从粮食生产转到为丝织市场进行生产的刺激是很强的。在17世纪初嘉兴，五亩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4—38页。不过价格上升的并不快。16世纪50年代福建的永安县，生产一石地租的土地可以卖到4两白银，1782年，同样的土地可以卖到11两，但是直到1864年它的价格也没有超出这个水平。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20—24页。?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47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7—78页。相对小一些的灌溉系统而言，交通系统很少遭到破坏，因为运河渠道连结着大多数城镇。今天，南京和上海之间，仍可以看到593条河道。黄仁宇：《大运河》，第4页。?关于晚明到18世纪这段时期江南对湖广地区稻米输入的日益依赖，见全汉升和克劳斯：《清代中期的粮食市场和贸易》，第40—71页。16世纪末，政府实际上在管理着跨地区的谷物交换。1596年，太湖东南的秀水地区出现了一种制度，当地政府挑选20—30名本地商人，让他们负责私人输进3000石稻米。当地官员也得到省级政府的特别许可，在各个关津处由军队用船只运送大米。在1621年，湖州也实行了相似的制度，因为督责漕运的专使向产粮地区的官员解释说，让粮商们购买足够的谷物供应太湖地区居民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4—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58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5—136页。利玛窦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可以生产出足以供给全世界的棉花，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13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4、138页。在晚明，松江棉纺业所用的棉纱是那些商人从农村家庭纺织者那里收买来的。在万历晚期，这些棉纱大多由城市里上百家的工厂制成长短筒袜。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6—10页。?据17、18世纪之交的文人记载，那些精美的镶边罗纱和各色丝绸都是很流行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7页。苏州也有棉纺织作坊，多在阊门之外。但是，这些规模较小的、只有20多个短工的“堂”，较之城东北角的那些大丝绸工场则相形见绌了。在那儿，棉织工每天早晨聚集在著名的花桥一带，而丝织工则聚于广化寺。时人记载说，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2页。?这个时期商业和土地财富的增长远不像以前那么互不相关了，富裕的乡绅家族不再贮存粮食和银钱，而是把资金投放到高利贷或商业中去了。商人也变成了地主，而且与明中期的土地所有者们相比，他们在谋取地租上更精于计算、长于管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9—31页；第五章，第35—37页。根据1605年编著的嘉定地方志记载，乡绅和平民之间的地位差距，以及老人和青年间的等级差别感已变得模糊不清了。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137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2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1—32页。在1643年的一份记载中，方以智叙述了明末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之风笼罩着中国的上等阶层。他抱怨道，文人变成了官僚，并通过交结权势而大发其财。一旦他们当了官，他们就开始积聚家财。就像一般人贪图享乐一样，他们也追求豪华奢侈。他认为，对于文人来说，远离经商致富之事是很重要的，这是有鉴于他的前一代人在17世纪20年代商人与政府的辩论中支持了商人的主张。彼得森：《苦果》，第72—74、77页。?在中国北部地区，特别是像华东地区，明初的家仆也逐渐成了自由受雇的劳动力，叫做“雇工子”或是“做活路”。尤其典型的是，这些打短工的劳力早晨聚在市场上，手里拿着锄头，等着受雇于那些需要暂时帮忙的农民。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61—265页随处可见。?关于奴仆法律地位的详细分析，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6—41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3页；王伊同：《北朝的奴隶》，第301—331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4页。比如在安徽南部，特别是在新安，“佃仆”和“奴仆”的地位常常混淆不清。在对一个主人或一个家族承担了额外义务而且被限制在土地上之后，这样的依附人口还是要交纳地租，还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财产。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26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14页。另一方面，在近代广东，那些“佃民”的地位被一个人类学家形容得近似于北美黑人奴隶。奴役和世代租佃在主家和仆家之间维持下来，这种“联结世袭佃农与地主的纽带，作为以亲缘为基础的合作之间的一种交换是极好理解的。双方的这种交换是通过家族的媒介进行的……从社会角度来看，佃户被当做主人家族的从属……”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的个案研究》，第180—181页。地区与地区之间对人身依附者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在17世纪，武进县人以为佃户是世袭的。而在附近的无锡，主仆关系则相当灵活多变。在无锡，如果奴仆很快就换了主人，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满意。实际上，许多无锡的奴仆就像一种职业的家仆阶层，在全国各处受雇。据说在晚明的北京，大多数豪势人家的佣人中至少有一个无锡的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5—6页。?在明代，各种法律身份不是互相排斥的。比如，一个地主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奴仆。有些奴仆甚至参加了科举考试。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37页。?一些学者愿意使用“奴仆”而不愿用“农奴”一词，因为他们认为，使用后者就意味着把明代受束缚的劳动者与宋代农奴化的劳动者视为一事。这样他们就等于赞成了东京学派的论点——元、明、清是庄园农奴制的中世纪时代。可参见居密：《主人与奴仆》，第4、36页。严格地说，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农奴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属于其主人所有，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更广意义上把农奴定义为处于奴仆状态的人，因为，世仆或奴仆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处于就住在本地管理田庄的地主手下者，是在除道德习惯外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听凭主人使唤的，那么“农奴”一词就是很恰当的了。不过事实上，农奴在法律上依然是依附者。这一点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7—678页。?仁井田升《中国的国家权力与农奴制》随处可见。?“一田三主”的制度在福建是普遍存在的。田底的主人或“苗主”（他可能连地产在哪儿都不知道）把土地转租给收租者或“赔主”，他们再转租给佃户。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晚明时期，在福建，特别是福建北部，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市场关系在加强，即所有权的出卖和再出卖变得非常容易，而且也刺激了收租人的投资。比如，表示最后出卖的“断契”逐渐地被“活契”所取代，它给出卖者一个买回土地的机会，一个可以以更大的价钱卖给第三者的权力。杨国桢：《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5—6页。?陈张富美：《明清时期中国租佃关系初探》，第3—4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因此，当所有权以这种形式让渡时，它并没有与原来的所有者完全脱离，原来的所有者也没有把所有权永久出让。比如，在上海附近，奴仆只是暂时地出让了他的所有权和个人。如果这位新主人有所失势，他就会抽身而去另觅新生。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4—685页。?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卷，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0页；又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8页。根据明代法律，只有公、侯和三品以上官僚才可以雇用奴仆。但实际上，这常常是整个统治阶级的特权。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0—681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66—68页。有一些学者对“投献”（交出自己的土地）与“投靠”（作为家奴为某家族干活）加以区别。参看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6—247页。实际情况中，“投靠”往往同时包括了这两种行为。大多数被雇用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奴仆，他们受雇的条件包括一种债务奴役，有时叫做“佃雇”或“佃佣”。因为这家的主人可以抵押他的劳动力或其家庭的一个成员以换取谷物和银钱。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3页。?对这种劳动者的工资的一些观念可以从1606年在江南使用的小学算术书中找到。在这个小学读本中有一个问题是：“今有四人，来做工八日，工价九钱银。二十四人作半月，试问工钱该几分？答曰：一十两一钱二分五厘。”（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那么一个劳动力一天的报酬就是2分8厘，见刘永成：《论清代前期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第92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又见《吴江县志》，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换句话说，在明清时期，在法律条文中雇工是从奴仆形式的“短期化”而来的。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9页。?麦克德谟特认为：“明代的奴仆最好看成一种人的法律地位，他们有穷人也有富人，对于其主家承担特殊的或一般的契约性义务。男人和女人或是通过买卖、收养、雇用和强制，或是通过结婚和投靠，而沦为奴仆。其义务、为奴时间和报酬，都不大相同。这些奴仆中有一种一般被称作‘佃仆’的田间奴仆，几乎占城乡人口的1/5；他们的奴役地位常常是限于地主的特殊义务，即使有

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满汉之间的战争。从那以后，后金的许多作战计划和准备工作都是由汉人指导的，所以将此后的战争描述为东北边地武人集团同明朝的斗争，或许更为确切。大凌河降官几乎都是世代为明朝效力的辽阳土著边民。他们是职业军人，严格遵守维护个人荣誉的生活准则。自从他们决定归顺后金之后，便成了金汗麾下极为忠诚和自豪的追随者。两年后，又有另一伙东北武人加入了皇太极的伟大事业，但其背景与前者却大不相同。他们是原籍山东的辽东海盗，是一群投机取巧、变易无常的军事冒险家。憨厚朴实的辽阳边民，将这群海盗视为赌徒和酒鬼，轻蔑地称其三位首领——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为“山东三矿徒”。这些冒险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曾是皮岛军阀毛文龙（他已于1629年被袁崇焕当众斩首）的部下，最先学会了操作欧式大炮（他们受过登莱巡抚孙元化的训练），有丰富的海战经验（他们经常驾船往返于山东半岛和辽东、朝鲜各岛屿之间），并有吸引忠实追随者的能力（他们组成了完全由他们个人控制的依附性很强的半封建军队）。其中有几位后来受封而成为著名的“三蕃”，并在17世纪70年代起兵叛清，几乎摧毁了这个新建的王朝。他们的来历虽然复杂，但这不仅表明了他们的社会特征，还说明了明朝对北方沿海地区的控制早已瓦解。1629年夏，辽东经略袁崇焕杀毛文龙时，以为自己能够制服毛文龙的健校悍卒。有些人还比较顺从。例如，陈继就同意编入明朝正规部队。尚可喜也属此类，并随总兵黄龙对在皮岛发动叛乱的毛文龙旧部进行过镇压。其他人则不那么容易驯服。曾在1621年的鸭绿江战役中随毛文龙立下大功的孔有德和耿仲明，拒绝服从黄龙的指挥，遂叛离皮岛，渡海至登州，投奔了登莱巡抚孙元化。孙元化能将这些逃亡兵将收在自己麾下，正是当时军权分散的一种表现。例如，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该要塞正是孙元化在特谢拉·科雷亚所率葡萄牙士兵的帮助下铸成欧式大炮的地方。其实，孙元化和祖大寿在东北的艰难经历也有密切关系。1630年他督师抗金，祖大寿就是在那时收复了永平。后来他又下令修缮大凌河城，祖大寿就是在前往巡察修缮情况时，突然被困在城中的。孙元化得知大凌河被围后，令孔有德率800骑兵同锦州驻军一道前往救援。北上途中并不轻松。北方已经下了第一场冬雪，而这支部队虽是奉命北上，沿途却得不到官府的给养。尽管孔有德有令在先，部队纪律仍日益松懈，劫掠之事时有发生。孔有德同手下一名部将商议后，决定折返山东半岛，并将士兵的随意劫掠，变为对该地城镇的有组织的袭击。1632年2月22日，在耿仲明的协助下，孔有德率众占领了登州。特谢拉·科雷亚及其葡萄牙炮手除三人幸存外，全部战死。巡抚孙元化被叛军放还，后以玩忽职守罪被劾，下狱弃市。孔有德很快将这座登州城变成了他的“都元军”和其他来投奔入伙的辽东海盗的基地。他们由此出发，去抢劫周围乡村，并攻打当地另一明朝要塞莱州。虽然莱州足以坚守六个月之久，但朝廷仍然担心这支割据势力会迅速控制整个山东东部地区。兵部立即从保定和天津调集大军，令祖大寿的姻兄弟总兵吴襄率领，前往讨伐。吴襄之子武举人吴三桂也随其父参加了这次战役。孔有德在同这支仍然忠于明朝的辽东人军队的交战中损失了几员部将，遂决定放弃登州，渡海逃往辽东。途中他与黄龙的巡海舰队及朝鲜水师发生了多次激烈的海战，又损失了许多人马。然而当他最后抵达辽东沿海的运河岸时，他和耿仲明仍然拥有近1.4万人，其中包括军中家属。登陆时，他们得到了奉皇太极之命驻扎于海岸等待他们到来的后金使臣的接应。金军帮助他们击退追兵后，又赐以黄金和酒食，并答应他们，若归顺后金便可在辽阳附近定居。1633年5月24日，孔、耿二人向皇太极宣誓效忠；皇太极在沈阳亲自欢迎他们，他们又向皇太极献上了大炮，然后他们获准率其“天佑兵”驻扎辽阳以北的新建城市东京。总兵黄龙在同这群辽东海盗的交战中战死。继任其位的沈世魁，对盘据广鹿岛的原毛文龙部将尚可喜极不信任。因担心发生兵变，沈世魁决定先发制人。尚可喜得知可能会遭到袭击后，打算逃往皮岛；但连日风暴使他无法率众出海。于是他随机应变，于1633年12月，派人携重金到朝中进行活动，迫使沈世魁放弃了袭击计划。同时，他又遣人与后金通款，为其攻占石城岛等几座当地明军要塞献计。作为回报，后金邀他归附。1634年2月，尚可喜遂率所属数千户，携辎重乘船登陆，前往沈阳。到沈阳后，他也受到皇太极的盛情迎接。此后，他的2000将士改称“天助兵”，驻守辽阳以南的海州。和孔有德、耿仲明一样，尚可喜也仍旧控制着自己的军队。这群辽东海盗与其他汉族军队仍然不同。他们名义上隶属于正规部队，但实际上只对他们曾向其宣誓效忠的他们自己的将领负责。而大凌河降军则被编入了自大凌河战役之后便以大炮闻名的旧汉兵。1632年，佟养性死后，该军由马光远统领，并在此后10年间发展为汉八旗军。1637年，随着其规模的不断扩大，旧汉兵被分为两翼，由马光远、石廷柱分领；两年后，两翼又分为四旗。1642年，四旗又分为八旗。至此，大凌河降人，旧汉兵及其未成年男丁和所属民户，便完全按照满洲制度编入了八旗组织。其将领为管旗大臣，实际相当于地方长官，负责本旗的民政、财政、社会教育和司法事务。与满洲八旗不同的是，汉军八旗无护军，而只有配备火器的骑兵（不像满蒙骑兵只用弓箭）和使用弓箭的步兵。1631—1633年间归顺皇太极的这些汉族军队，极大地增强了后金军队的作战能力，但同时也加重了后金的经济负担。“今我国军兵数万，实力大增”，《满文老档》1632年载，“然今年粮草不足，仓储空虚”。因此，有必要向辽西以外进行掠夺。或西入内蒙，那里有肥美的牧场和马市；或南下入关，劫掠中原。1632年，皇太极遣军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并于张家口开立边市。1634年，这支金军又侵入山西，在孔有德部配合下进攻大同和代州。同年，皇太极又派出另一支约1.1万人的军队进入内蒙，击败了林丹汗所率察哈尔部，并征服了蒙古南部的其他部落。这些内蒙部落不仅成了后金的重要军事盟友，还成了向后金提供战马的基地。15世纪初，明军从内蒙得到了170万匹马，而如今连骑兵所需要的10万匹马也难以保证了。通过占领察哈尔部的牧场，以及用优良种马发展自己的马群，和用谷物、丝绸向其他蒙古部落换取马匹，后金既能配备足够的战马以同明年作战，又切断了明军的蒙古马来源。

皇太极称帝

1634—1635年间，后金征讨察哈尔部的胜利，还有一项始料未及的收获，即夺取了元朝的传国玉玺。这意味着皇太极可以自称为成吉思汗及元朝皇帝的继承者了。这一新的名号不仅提高了他在中亚的地位，使他进一步获得了当地共主的身份，包括蒙古族信奉的西藏喇嘛教教主的身份；同时，这还为他登上中国皇帝宝座，确立了比作为金朝后裔更充分的权利。皇太极对将来统治天下怀有矛盾心理。他想当皇帝，但未必渴望北京的龙床。他的主要汉族谋士宁完我（1635年因醉心于赌博而失宠）、范文程和马国柱，经常劝他出兵明朝，占领中原。但皇太极坚持说，他并非“好杀掠而兴兵”。相反，他与明朝交兵是因为对方拒绝响应他的和平建议。围攻大凌河时，皇太极曾致书祖大寿，表示诚恳希望与明朝议和，而明朝大臣却将议和错误地比作南宋的绥靖政策。“然尔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不久，其大臣又劝他设法夺取北京，他被认为多少有些自负地说，明朝不以后金为友，讨之甚易，但他知道推翻中国皇帝是多么难以容忍的举动。皇太极还意识到高度的中央集权与中原王朝的历史关联。就像1140年以后直接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金朝大汗通过称帝，以部落贵族的利益为代价，大大强化了自己的权力。但问题是，汉化在提高皇帝权威的同时，也腐蚀了女真将士的战斗力。这一历史很容易在满洲人身上重演。皇太极则深恐其人民会由勇敢的猎手与斗士变为“游手自娱”之徒。因此，皇太极在其统治前期，曾大力提倡对满汉官员子弟进行儒学教育，并公然偏爱汉族合作者；而自17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他却更为关心保持满洲人的价值观和部落制的优势了。这时，恰恰由于成“大事”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大了，皇太极对汉化的忧虑也更为强烈。由于大多数蒙古部落已被统一在他的旗帜之下，朝鲜也在名义上成了后金的附庸，皇太极感到，需要一个与金朝君主或喇嘛教教主的历史传统大不相同的中国式的皇帝称号，以维护自己的专制权力。他将女真改称“满洲”之后，又于1636年5月14日改国号为“清”。按儒教礼制，这象征着新纪元的开创；而在其臣民眼中，他的皇帝称号更为明确醒目；此后，他主要是以汉式庙号“太宗”，而不是以满、蒙式名号“汗”、“皇太极”，著称于世。然而，就在太宗自称获得了在汉语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天命”，抛弃了仅具特殊意义的源于女真族系的统治合法性，而创建了新王朝的同时，这位刚刚登基的大清皇帝仍然在回顾金朝的历史，以寻求有益的指导。因为他希望在依照汉族模式制定政策的同时，避免满族社会的汉化；而了解了金朝的历史，就可以对目前提供有益的借鉴。1636年12月9日，太宗召见所有亲王、贝勒、固山额真、文馆大臣及其他高级官员，要求他们阅读《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本纪》。他说，世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可与上古贤君尧舜媲美，被称为“小尧舜”。其原因在于，征服中原的金初二帝（太祖，1115—1122年在位；太宗，1123—1134年在位）之盛世结束后，金朝曾一度衰落。熙宗（1135—1148年在位）“效汉人之陋习”，耽于酒色。而世宗即位后，女真旧俗又迅速恢复起来。他禁止子孙仿效汉人习俗，从而使金朝的武功得以长盛不衰。太宗说，满洲人应以此为鉴，若仿效汉人服饰制度，宽衣大袖，左侧挟弓，废骑射之术，则社稷将倾，国家将亡。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太宗之意十分清楚：他将效法金世宗，维护部落旧俗，以使其民族之武功长盛不衰。这就是满族为了使其寻求扩张与成功的努力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为自己确定的方针。此后几年间，太宗继续扩大满族对亚洲东北地区的统治。1638年12月，他洗劫了中原的保定之后，又派遣满、蒙、汉八旗军，及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都已受封为王）部，出兵朝鲜，不到两个月便征服了朝鲜国王。随后，清军便将目标转向了由尚可喜的宿敌军阀沈世魁驻守的明朝海上要塞皮岛。清军（包括尚可喜部）对皮岛发动了猛攻。沈世魁战死，其侄沈志祥率皮岛4000军民逃至明朝另一海上要塞石城。但不久，沈志祥与明廷发生了争吵，遂率众降清。到1639年，太宗已征服了朝鲜和内蒙，并完全控制了辽东沿海及直隶海湾北部地区。侧翼威胁既除，他又遣军北上至黑龙江流域征服当地部落，同时派人南下刺探明军长城一线的防务。祖大寿答应为他打开锦州城门，到现在毕竟已有六年了，这位大清皇帝显然认定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多铎、尚可喜和孔有德率军攻打锦州。但尽管马光远的炮兵对城墙进行了轰击，攻城部队还是被祖大寿军及蒙古援军击退了。1640年，第二次进攻也失败了。于是，1641年，皇太极决定亲自率军全力攻打锦州和离锦州仅18里、由3000明军驻守的另一重镇松山。

攻克松山

当时，明朝的蓟辽总督是洪承畴。此人来自福建，1616年中进士。他虽是文官，但一生主要成就却在军事方面，并很有组织后勤保障的才干。17世纪20年代末，在陕西镇压西北叛乱时，他负责为明军筹集和运送粮草，由此初露头角。1629年，他在义州粉碎了王左挂的进攻，从此名声大振。1631年，他出任陕北总督，主张直接以武力镇压当地起义，而不愿像其前任杨鹤那样，以赦罪和封官对义军进行招安。1634年，负责镇压这次起义的明军最高将领陈奇瑜，恰恰因为赦免了李自成和张献忠，致使他们返而复叛，被削职听勘。洪承畴遂接替他担任总督五省（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军务之职。1638年，洪承畴在潼关一举击溃了李自成起义军，迫使李自成逃入商雒山中藏匿了一年多。也许是因为他作为总督在当地的声望增长太快，引起了朝廷的恐惧，洪承畴受到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弹劾；但他被贬后，又被崇祯皇帝召回，委以军职，1639年授任蓟辽总督，负责主持直隶东北及辽东一线抵御清军之防务。现在，洪承畴从报告中获悉清军正集其精锐攻打锦州和松山，立即遣兵1万支援松山，又尽其所能，从关内的宣府、大同等处调集军队。援军与祖大寿的外甥新任总兵吴三桂所统领的宁远守军会合后，总兵力达到13万人，战马4万匹。然而，兵部尚书陈新甲不许洪承畴集中大军同时北进。他不顾洪承畴极力反对，坚持将部队一分为四。各路明军在大雾弥漫、海岸环绕的山地集结后，与其说是一支军队，不如说是一群乌合之众，几乎没有统一指挥的意识。他们匆忙扎下了七座各不相连的营寨，又未制定协调作战的计划。9月23日，明军惊悉清朝皇帝已亲率大军抵达锦州、松山之间，绵亘驻营20里。恐慌气氛笼罩了明军营地。次夜初更，清军发动了进攻，明军大败。总兵白广恩、李辅明、唐通率其残众乘船入海；吴三桂率部败回宁远，洪承畴则逃入松山，试图率众据城固守。9月25日清晨，清军打扫战场，只见从松山到乳峰山沿海一线，明军尸首“多如雁鹜”，共有53783具。松山惨败的消息使明朝内部对清策略之争骤然又起。相当一部分大臣主张息兵停战。但给事中张缙彦等人提出的占优势的意见认为，停战不仅意味着抛弃洪承畴及其军队，还等于放弃松、锦前沿阵地，从而使山海关暴露在敌人面前。于是，崇祯皇帝命令吴三桂、白广恩、李辅明率部重新集结于松山之南，命令刘应国率所属8000水师从海上登陆，又令松山守军做好准备，待援军到达后一同出击。援军迟迟不出。这主要是因为兵力不足。据明朝兵部报告，这支援军实际只有2万名士兵和8000匹战马，而敌军则布满了锦州、松山之间的整个辽西海岸。此外，清军对松山、锦州的包围似铁桶一般，城中守军已粮草俱尽，被迫杀马而食了。最后，明朝政府勉强放弃了从海上登陆的计划，只派出3000人出山海关由陆路北上，企图冲破清军的包围，救出被困在前线城中的士气低落的明军将士。洪承畴确实曾经试图突围，但他派去冲开突围道路的部队，被清朝两白旗汉军彻底击溃了，残兵又退回城中。1642年1月，洪承畴又派6000步骑出城，希望与来自山海关的3000援军会合。但这一行动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援军胆战心惊，拒绝越过宁远去冒险。洪承畴的部队深夜突围，冲进了驻守恒山的多尔衮部正红、正黄两旗阵中。结果，突围的明军或死或逃，全军覆没。洪承畴的人马所剩无几，要冲出重围打通逃往宁远的道路，已毫无希望了。太宗知道洪承畴已陷入困境，决定采

想到桂娘一个女流之辈会玩什么花活，所以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就是这样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让桂娘抓住了。桂娘用帛书写下李希烈的死讯，然后用蜡封好，夹在含桃中送到陈先奇那里，这样一来李希烈的死讯算是公开了。“杀进府中去！”这是当时陈先奇唯一的想法。第二天，陈先奇和副将薛育带领一千人马迅速包围节度使府。李希烈之子见到陈先奇来势凶猛，知道老爹的死讯已经泄露出去，于是跪在地上请求陈先奇。“只要你们拥戴我为主，我愿意去掉帝号，仍然做节度使。”“你的父亲大逆不道，天子已经下令必须诛杀！”陈先奇面对李希烈之子的央求，并没有心软，随即不待其子起身，便一刀砍下他的头颅，然后指挥士兵血洗李希烈的府中，杀死其全家七十余口人，而且陈先奇没有忘记抬出李希烈的尸首，将其拖到街道上示众。相信李希烈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自己最后如此悲惨的下场而羞愧不已。李希烈，一个残忍凶狠的人，兴于藩镇动乱，毁于欲望难填，其中桂娘这个烈女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世的大诗人杜牧撰写了《窦烈女传》，详细记载了窦氏桂娘的事迹，让后人知道了在枭雄李希烈败亡的过程中这个女子所做的贡献。如果颜真卿在天有灵，相信可以瞑目了！平定河中当建中时期的动乱渐次平息，大河南北关陇上下的烽烟将要消失之际，在长安东北三百多里的河中府，依然有一支叛军盘踞在那里，成为皇帝李适的心头大患。河中府即是今天山西的永济县，在黄河东岸与关中地区隔河相望。地处汾河下游，土地肥沃，又有盐池之利，全盛时期拥有人口五十五万，是长安和北都太原之间的交通必经之路，历来是大唐帝国的经济和战略要地。安史之乱后在这里设立河中节度使，管辖河中府与周围的晋州（今山西临汾）、绛州（今山西新绛）、慈州（今山西吉县）和剻州（今山西剻县）一府四州之地，军事和经济实力较为强大，是关中在东北方面的重要屏障。这个地方由解围奉天之乱却遭到皇帝李适猜忌而出走的李怀光占据。自从兴元元年（784年）以来，李怀光因在关中叛乱受挫，率领本部人马占据河中后，又出兵攻占河中北面的绛州与黄河西岸的同州（今陕西大荔），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割据力量，观望关中地区官军与朱泚叛军的形势变化。最初李怀光是稳坐钓鱼台静观其变，但兴元元年（784年）七月李晟收复长安后，李怀光的内部开始产生变化。判官高郢劝说李怀光趁京城光复之际，向皇帝李适请罪重新归顺朝廷，李怀光同意了其建议，派儿子李璀前往长安觐见李适，李适虽然对李怀光的反叛心有余悸，但鉴于战乱刚刚平定，为了息事宁人同意了李怀光的归降，派孔巢父前往河中宣慰李怀光，并加封其官职。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但给孔巢父带来了杀身之祸，而且使李怀光的归降功败垂成。七月十八日，孔巢父从长安来到河中，向李怀光宣读皇帝的亲笔诏书。李怀光由于是请降，所以穿着白色素服带领部下跪在地上恭敬地听孔巢父宣诏。按照惯例，孔巢父可以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表示朝廷的宽大与恩惠，就在面对这个本可以尽释前嫌的机会时，孔巢父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孔巢父站在那里宣诏，丝毫没有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的意思，对于经常出使藩镇的孔巢父来讲，是不可能忘记这个环节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过于趾高气扬，内心深处瞧不起李怀光。我是钦差我怕谁？可是孔巢父恰恰忽略了一点，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生猛的武夫。“太尉无官矣！”李怀光身后一个响亮的声音响起，随即他的部下全都猛地从地上站起。孔巢父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他宣诏完毕后，又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语：“李怀光将要赴京请罪，大家看谁能够代替他统领军队呢？”在我看来，置孔巢父于死地的正是这句话。李怀光虽然是朝廷的反叛者，但在朔方将士中素有威信。当时他的许多部下听到孔巢父的话语，全都认为朝廷是有意剥夺李怀光的军权，于是愤怒地一拥而上，没等孔巢父反应过来已经是身首异处。“朝廷根本就是想置太尉于死地，与其这样不如反抗到底！“对！反抗到底！”李怀光的诸多部下高声喊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对于李怀光具有非常大的触动。李怀光的心中本就对孔巢父没什么好感，几个月前孔巢父出使魏博镇，结果田绪发动兵变诛杀了田悦，李怀光始终认为这是孔巢父在搞鬼，现在自己的部下杀掉了孔巢父也未必不是件好事。杀掉孔巢父意味着李怀光只能向着对抗朝廷的道路上一路走到黑，当然这对于他来讲或许本身就是件愿意的事情。河中府发生的悲剧宣告李适争取李怀光归降的做法彻底失败，接下来不出意料的肯定是大兵讨伐。八月，李适任命浑瑊为河中、绛州节度使，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在太原的河东节度使马燧为晋、慈、剻节度使，先管内诸君行营副元帅，从南北两面夹攻李怀光。当时马燧率领步、骑人马三万，由晋州出发向南进攻，首先攻取绛州的属县稷山、龙门、夏县等地，迫使大批李怀光的守军投降，由于马燧出兵迅速，使得绛州成为一座孤城。到十月为止，马燧攻下绛州外城，守将达奚小俊见城破在即，利用夜色弃城而逃。攻下绛州后，马燧率领人马沿黄河东岸南进，在河中府以北的陶城（今山西永济）击败李怀光主力骑兵部队，不过官军虽然大获全胜，但李怀光驻守蒲州仍旧拼死抵抗，一时间马燧进兵受阻，战事陷入胶着状态。事实上纵观当时朝廷的整个形势，速战速决是最为有利的，一旦陷入胶着的战局，则意味着朝廷失掉了主动权，因为当时帝国上下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灾荒。就在上一年的秋天，太行山以东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蝗灾袭击，从太行山东到大海的河北平原上，蝗虫遮天蔽野，不仅庄稼，就连地上的青草树叶也几乎被吃光。转过年来刚刚过完元旦，一场罕见的大雪席卷关中地区，天气骤然酷寒，长安城中随处可见冻死的百姓。这场大雪过后还没等百姓们缓过神来，从春季开始一直到八月中旬，关中地区居然滴雨未落，长安城郊外的灞水和浐水只剩下涓涓细流，京城长安内外的井水完全枯竭。面对灾难频至的局面，皇帝李适不断拨款赈灾，可是与严重的蝗灾、雪灾、旱灾相比，更严重的是关陇、河北、河南地区发生了大饥荒，粟米涨到每斗十文钱，李适把皇室的内孥全部拿出赈灾也不够。然而祸不单行的是贞元元年（785年）四月十五日夜间，江陵的度支院失火，烧毁了存积待运关中的赋税钱谷百余万，让本来想用这批物资赈灾的朝廷损失惨重。据史料记载，当时不仅普通百姓，就连中央政府也几乎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国家仓库中存储的粮食和货币仅够十七天之用，更别说什么拿出军饷支援前线。由于灾荒严重，皇帝李适不断下罪己诏，当时许多朝臣上疏请求停止征讨李怀光，暂时缓解朝廷的财政危机。面对朝臣们给予的压力，李适一时间犹豫不决，当领兵收复长安的李晟得知消息后，上疏李适万万不可在此关键时刻赦免李怀光。李晟的奏疏很长，概括起来他的理由就是诸多藩镇尽数平灭，只剩下李怀光还在作乱，如果停止征讨就会让他逐渐坐大，而国家现在四周形势并不平稳，如果不平定李怀光，日后遇到与邻国发生战事，李怀光定会成为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当时远在河东的马燧得知李适犹豫是否继续征讨李怀光的问题时，立即命令部队暂住原地，然后自己率领数百名亲兵昼夜奔驰到京城，面见皇帝李适上奏万万不可赦免李怀光。“陛下！李怀光凶顽异常，如果现在赦免他，以后陛下就再难以号令天下，现在眼看大功即将告成，怎么能够半途而废呢？臣保证再有一个月就可剿灭李怀光，请陛下万万不可下令停止征讨。”马燧说得言辞真切，让李适瞬间重拾信心，于是在看到李晟和马燧两位重臣极力主张讨伐的情况下，李适决定继续征讨李怀光。八月一日，马燧返回河东前线，立即布置发动对河中府的进攻。河中府以北的长春宫，是李怀光主力部队据守的重要据点，李怀光派大将徐廷光领兵六千守卫。长春宫本是大唐皇帝设在河中的行宫，周围宫城高耸，防卫森严，易守难攻。马燧认为如果长春宫不能攻下，李怀光仍然可以继续坚守下去，那么这场战争就会陷入旷日持久之中，所以他决定先从长春宫下手。马燧明白长春宫重兵把守，如果强攻恐怕一时间未必能够攻下，当他得知长春宫的守将是徐廷光时，马燧嘴角露出了笑容，因为十多年前徐廷光曾经是马燧的老部下。有了这样一层关系，马燧决定劝说徐廷光归顺朝廷，兵不血刃地拿下长春宫，在马燧看来，以自己的威望，还是能让徐廷光敬服的。为了表现出足够的诚意，马燧转天仅带领三五个随从来到城下，高叫徐廷光的名字。不出马燧所料，当徐廷光听到曾经的老领导马燧来到后，立即在城楼上向马燧下拜，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各为其主，徐廷光很可能会出城相见。“我是皇上派来的，廷光啊！你不应该拜我，应该向西跪拜！”马燧因势利导地说道。徐廷光听出了马燧话语中的含义，于是向西跪拜在地。“你们都是朔方将士，不应该毁了郭老元帅的英名！”在看到徐廷光没有产生抵触情绪后，马燧进一步诱导着说道，他口中的“郭老元帅”显然是指德高望重的郭子仪。因为马燧知道，在朔方军人的眼中，郭子仪具有无人企及的威望。“安史叛乱以来，朔方将士为国建功，至今已经三十余年，在所有的军队中功绩最高，怎么会忽然间置祖辈和父辈的功勋于不顾，做出背叛朝廷应该灭族之事呢？如果你们听从我的，不但可以免除祸患，还可以获得富贵。”马燧说完，环顾城上的徐廷光众人，见众人都低头不语，似显出尴尬，马燧继续说道：“如果大家担心我所说的不实诚，现在我们与你们相隔不远，你们可以用箭射我。”言罢，马燧敞开衣襟闭上眼睛挺身而立。刹那间，城头上徐廷光等人被马燧真诚的话语打动了，马燧在这些人心中本来就具有崇高的威望，再加上这样一番颇为煽情的话语，徐廷光等人内心着实感动。“我等愿归顺朝廷！”徐廷光眼里噙着泪水伏在地上说道，左右的人也跟着他一起跪拜在地。长春宫就这样在马燧的几句话之间，被兵不血刃地收复。第二天徐廷光下令打开城门迎接马燧进城，马燧为了表示诚意，仅带几名卫士入城受降，丝毫没有任何防备，这更让徐廷光等人大为感动。八月十日，马燧与浑瑊、韩游环率领人马逼近河中府，进至河中府的外围焦篱堡，李怀光的守军不战而降。焦篱堡的失守让李怀光彻底失去与河中府外围诸郡的联系。八月十二日，马燧带领八万官军开始向河中府主城发起进攻。当时河中府分为两城，河西为西城，河东为东城，两城隔黄河相望，中间有浮桥相连。官军从东西两面合围东西两城，李怀光由于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所以军心动摇，城池即将陷落的谣言传遍城中，东城传言西城已经被攻破，西城传言东城已经投降，在这样一种惶恐的氛围中，李怀光见大势已去，遂在府内自缢而亡。李怀光的死意味着河中地区被彻底平定，李怀光的部将牛名俊砍下其头颅出城投降。从马燧出兵到攻下河中府，只用了二十七天，实现了对皇帝李适的承诺。河中府的平定使唐廷消除了最后一个心腹之患，从建中二年（781年）春天开始，一直到贞元元年（785年）夏天，历时四年多的时间，遍及黄河流域的战乱终于结束。李适因为反对河北藩镇的传子制而一怒发动平藩战争，最初以全国兵力讨伐三镇，几乎取得决定性胜利。但他没有想到由于决策失误，这场战争居然差点演变成为一场几乎覆亡大唐帝国的灾难。经过四年多的战乱后，李适仿佛又回到了原点，那就是不得不承认河北藩镇的传子制度，来换取河北藩镇的顺从，这似乎对李适是莫大的讽刺。最关键的是经历了这场动乱，本就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再次呈现衰败之势，它不仅让百姓们深陷战争的浩劫，更让很多人对帝国昔日无限繁华产生怀念，以及对帝国未来深深地忧虑。第十三章贞元治乱分歧当河北、河南和关中地区藩镇叛乱引起的大风暴将近平息时，李适君臣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财政和经济问题。因为从建中时期（780—783年）延续到贞元初年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已经极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也将帝国的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据《旧唐书?德宗纪》记载，从建中元年（780年）到贞元四年（788年），地震、蝗灾、旱灾、水灾等灾难加起来将近十次，天灾人祸相继降临，不但百姓们流离失所，就连皇帝李适的膳食都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当动乱初平，李适君臣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财政的窘困。贞元二年（786年）夏天，由于东南漕运粮食没有及时运到关中，关中和京城长安的所有粮库全都见了底儿，就连拱卫李适的禁军口粮也无法发放到位，当时很多士兵产生了抵触情绪。李适得到报告后，害怕再一次发生泾原兵变式的动乱，所以极为忧虑。就在局势将要失控的时候，时任镇海军节度使的韩滉从驻地润州（今江苏镇江）运来三万斛大米，暂时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李适当时高兴得几乎掉出眼泪，他兴奋地对太子李诵形容韩滉的这三万斛大米是让他们父子又重新找到了生路，可见当时李适已经窘困到什么程度。不过李适明白韩滉的大米也仅仅是解燃眉之急，如何让帝国摆脱财政危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从贞元二年（786年）起，李适的施政重心开始由平定藩镇叛乱转向最为紧迫的财政问题，其中施政重心转移的标志是贞元二年正月崔造出任宰相。崔造，河北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年轻时以博学闻名，李豫在位时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结为好友，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以辅佐君主为志向，时人称之为“四夔”。“夔”是传说中尧舜时代的良臣，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崔造的看重。崔造能够进入仕途还应该感谢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当时李栖筠十分欣赏崔造的才能，将他征辟为幕僚，由此崔造进入仕途。不过在李豫当政时期以及李适即位初年，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崔造的仕途之路并不顺畅，始终没有进入帝国官场的高层。不过命运之神总是垂青有才能和有准备的人，朱泚之乱成为崔造命运的转折点。当时他担任建州（今福建建阳县）刺史，听到泾原兵变皇帝李适仓皇出逃的消息后，他立即写下檄文，派人飞速送到相邻的几个州，约请他们共同招募军队，以备朝廷随时调遣平叛。崔造在本州招募了两千人马，虽然还没等奔赴长安，朱泚之乱已经被平定，但他的忠诚却被李适得知，于是李适在返回京城后，立即征召崔造进京担任吏部侍郎兼给事中。一年后，崔造由于在其位善于决断，能够独当一面，所以被皇帝李适提拔进入宰相班子，同时原官职照旧不变。当时很多人都赞叹崔造在官场是青云直上，而皇帝李适之所以破格提拔崔造，也是希望他能够竭尽所能在解决帝国财政危机方面做出成绩。事实证明，崔造没有辜负李适的期望，进入宰相班子伊始，就向李适提出改变当时的财政体制来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崔造之所以提出改变财政体制，是因为从李豫时期到李适即位初期，唐朝中央的财政管理实际上已经形成度支和盐铁转运使两套系统。度支掌管农业税收，即通过两税法征收货币和粮食、绢帛等实物上缴朝廷。盐铁转运使掌管工商税和漕运事务，主要负责东南地区海盐的专卖，并将江淮地区的两税征收粮食漕运到京城长安。崔造由于长期在江南地区担任地方官，所以十分熟悉一些地方的“钱谷诸使”在财政收入上欺瞒朝廷的情况，崔造认为这是导致帝国财政陷入危机的首要原因。同时他认为由于度支、盐铁已成为独立的中央财政系统，宰相对财政的控制正在逐渐削弱，这是造成帝国财政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因此他建议废除度支

时间出来，真的太多了！迈尔斯、凯瑟琳和安的个人特色变得越来越模糊，克莱尔和西娅也是。但是他们很不舒服，心烦意乱！”这是个大问题。我原本希望他们之间的界线会因为越来越常共享时间而逐渐瓦解。但现在霍尔顿却告诉我，卡伦无法忍受这个过程。“霍尔顿，目前我还不确定该怎么办，”我说。“我一方面想鼓励每个人格彼此共享时间，趋向融合，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希望让你们太痛苦或太忧伤，也不想害你们生病。能不能请你帮个忙，想想我们能怎么做？”※※※※1996年6月至7月间，卡伦体验到越来越多来自其他人格的想法和记忆，但她遗失时间的状况也越来越严重，逼得她快发疯了。每天都有一堆麻烦等着她。她去参加婚礼，只认得几个人，但她发现好多人都认识她，而且还叫她不同的名字。于是她只好不停遗失时间，好正确应付每个人。她从家里出发，打算去食品店，但两小时后，她在店里醒来，却没有这两个小时的记忆。当天稍晚，在内部系统的“会议”上，她被告知隔天有一场早已约好的午餐会，但她却毫不知情。她在皮包里找到一只她不曾买过的呼叫器。她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在百货公司，一旁还有店员等她为刚才挑的衣服结账。朋友气她失约，实则不同人格各自订了约会，时间却互相冲突。她管教小孩的标准也不一致。有时候，她觉得身体比较好了，也开始服用控制血糖的药物，但她发现血糖值会因不同人格出现而改变。※※※※我通知卡伦我要出门度假，大约两周后回来。我预期卡伦会有些惊惶。启程之前，我收到霍尔顿的来信——不如说是备忘录吧。收信人：贝尔医生寄信人：霍尔顿回复：我的人格融合施行方针几经思索，我想出着手进行人格融合的计划。我了解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不过，除非你有机会先知道我的想法，否则我不能贸然跟你讨论。其他人或许能听到我说话，但他们无法得知我的想法，也看不到我的信。假如你也同意以下的施行方针，或许等你回来后，我们可以再详细谈谈。1.催眠卡伦后，你必须请求她让你进入她的安全小窝。我相信她会让你进来。2.你必须向她解释，未来你将协助她融合她身上的独立人格，一次一人，依序渐进。3.从小窝外的房间挑人（一次选一个）。我觉得以下这几个已经准备好，可以接受融合了：西娅（6岁）、卡尔（10岁）、爱丽丝（8岁）、桑迪（18岁）、卡伦博（2岁）、朱莉（13岁）、卡伦1（10岁）、克莱尔（7岁）。目前，连我在内的其他9个人还不宜进行融合。4.贝尔医生请待融合的人格现身，向卡伦介绍此人以及此人诞生的目的。5.贝尔医生向卡伦解释，此人格已不再需要独立存在了。6.贝尔医生请该人格踏入卡伦的形体（身体）。7.融合完成。霍尔顿这封信我反复阅读好几遍——霍尔顿给我的是一套为卡伦进行人格融合的详细步骤。我太惊讶了。这方法可行吗？霍尔顿的办法跟普特南在《多重人格障碍的诊断与治疗》里描述的融合仪式相当类似。当时我不太明白普特南的意思，感觉有几分模糊不清，而且也有点吓人。虽然我们已渐渐消融各人格之间的分界，但融合是一瞬间的事，将两个人的一切全部融合在一起。我无法想象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还好这套办法是霍尔顿想出来的，所以应该不难教其他人格接受。我谢过霍尔顿并告诉他，等我度假归来，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度假归来，卡伦又是一团乱。她母亲持续不断对她提出各种要求。若她有半点迟疑，她发现自己会遗失时间——换桑迪出来。桑迪妥协，安抚她母亲。安有罪恶感，觉得自己需要被处罚。迈尔斯想掐人杀人，他已再度和凯瑟琳、安分开，不再与两人共享时间，但他现在却觉得很奇怪、很孤单。凯瑟琳无法再维持秩序，让一切井井有条；这些分身们接二连三陷入一个又一个危机中。她抱怨大家不分时段，想出来就出来。霍尔顿说他已如行尸走肉，失去所有感觉。我决定我们必须尽快开始融合卡伦的内在系统，因为这个系统快要分崩离析了。我与霍尔顿讨论应该先融合哪一个，他建议从朱莉开始；她是最痛苦的一个，而且她的症状会影响其他所有的人。1996年8月1日，我手里拿着霍尔顿的信，等待卡伦来临。我想建议卡伦一起试试霍尔顿的办法，但我又担心万一这方法不成功，一切将再次回到原点。就在我苦恼不已，想理出头绪时，卡伦一如往常准时出现，浑然不知今天即将出现的挑战。“霍尔顿提出一套程序，好让你内在的其他人格与你完全融合，”我开门见山地说了。我把信上的步骤从头到尾念一遍。“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试着进行第一次融合。你觉得呢？”我话还没说完，卡伦已频频点头。她问我，“他们要怎么进入我内在？”她问倒我了。“我也不太清楚，”我说。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完全没有融合多重人格的经验，而且我也不知道最后会不会成功。病人对医生的信心是很重要的。信心是最佳良药。“融合会在催眠的虚构世界中进行，你会看见自己和另一人格完全合而为一。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想我不是个称职的心灵支柱，但我尽力了。我俩完全信任霍尔顿的智慧。“你害怕吗？”我问。“不怕。我很想试试看，”卡伦说，“不过我对未知的状况仍有些疑虑。融合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你会跟现在一样，只不过你会成长，你会拥有新的感觉和记忆。每个分身或人格都是一小部分的你。虽然这些记忆和感觉分属不同人格，但他们一直是你的一部分，所以这些资产最后也会成为你的。你应该不会改变太多。”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朱莉是我们第一个要融合的人格。你和她融合后，我想你的头痛症状应该会减轻，腿也不会那么痛了。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卡伦调整好自己，但她的表情却背叛了她，微微透露出恐惧。此刻她已完全放松，闭上眼睛。我多花了点时间引导卡伦，为的是想确认她已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我的心脏怦怦狂跳，我努力稳住它，不让声音泄露出我的紧张情绪。虽然我觉得这一切真是诡异到了极点，但我必须乐观，相信她（通过霍尔顿的协助）已找到将分裂的自己重新融合在一起的办法。于是我们继续前进。“你在安全小窝里看见自己了吗？”我说。我也闭上眼睛。有一度，我甚至更能感觉到卡伦的放松，还有她深深潜入自我内在的状态。“你在你的小窝。所有能让你自在、舒适的东西全都在这里。看看你的四周，仔细瞧瞧它们的颜色、纹理。如果你觉得舒服，就点点头。”几秒钟过后，卡伦缓缓点了点头。她看起来好像深深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你能退后一步，让朱莉跟我说话吗？”“好的，”卡伦慢慢说道。她的表情变了，显出一张苦脸。她开始咳嗽。“朱莉？”“对，是我。”“霍尔顿跟你谈过吧？你准备要融入卡伦了吗？”“嗯，我想我准备好了。不过我很害怕。”“我明白。我想，等你融入卡伦后，你会感觉好多了。现在的你承受太多痛苦了。”她点点头，仿佛快哭了。“待会儿我要把你介绍给卡伦，你希望我怎么形容你？”“嗯，我13岁，”她的陈述不时被咳嗽打断。“我生于1970年。”她皱起眉头，突然向前倾。“假如我不能走路，以后卡伦也不能走路吗？昨天我出来的时候，我就不能走了。”“卡伦可能会感觉到你腿部的疼痛，但她还是可以走路。”我希望。“我还能怎么介绍你？”“我诞生在卡伦祖父猥亵她的那一刻。因为我的出现，卡伦可以不必承受与祖父的恶劣关系。有时我也会在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现身。我是常常跑医院的那个，大概是从卡伦11岁那年，她得肺炎又被父亲掐住喉咙那时候起。他拿带插座的电线抽我们的时候，也是我在承受所有痛苦。有时候，我会把这些感觉传给卡伦，如此我才能喘口气。我曾让大家耳聋，住院两礼拜，好让耳根子清净点，暂时不用听他们说那些糟糕透顶的话。他们以为我们昏迷了，但我们只是停工罢了。”“受伤的是你？”“嗯，詹森也帮忙啦。事实上，有4个人出来帮忙。”“那么，现在你的角色是什么？”我问。“我多半在生病的时候才出来……”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倒回椅子。“我想在融合之前介绍你，并且把这些故事告诉卡伦，好吗？”她点头。“好，那么请你先退一步，让卡伦回来。别走远，我很快就会找你回来。”“好。”朱莉离开，卡伦先是没了表情，然后再回到原来的卡伦的模样。“我已经跟朱莉谈过，她准备好接受融合了。我们可以开始吗？”“我准备好了，”卡伦慢慢说道。她似乎在很远的地方跟我说话，吐字缓慢、含糊不清；她轻轻点头，仿佛想从内心深处挣扎脱身，来到我所在的地方。我暂停几秒，让她重新在座椅上放松下来。“我可以进入小房间，跟你在一起吗？”我问，“我想从你进入小窝的那个入口进来，可以吗？”卡伦再次缓慢点头。“那么就请你先往旁边站一点，看着我进来吧。”我停下来，观察卡伦的表情，看她在心里描绘这些动作。“我在你旁边吗？”卡伦点头。“现在我想请朱莉到你的特别房间来，加入我们……卡伦，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我看见一个小女孩，你对她伸出手。她的头发是黑色的。她进来了，走得很慢。她跛脚，拄着拐杖。”“卡伦，这位是朱莉，”我开始了。现在全看我的了。霍尔顿的信就在旁边，我可以一步步按照他的指示进行。至于接下来该说些什么，我可以一边摸索一边学习。“她13岁，”我继续说，“她是为了不让你受祖父伤害而诞生的。”我缓缓陈述朱莉方才与我分享的细节。我一边说，一边在心里描摹卡伦小窝里的景象，好让我能跟她一起经历这段过程。陈述完毕，我暂时不说话，让一切沉淀下来。“你准备好了吗？”我问卡伦。她点点头说，“好了。”“朱莉呢？”我问。“她在点头，”卡伦说。好，现在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如何让她们合而为一，但我猜她们必须在催眠世界的小房间里做出动作才行。霍尔顿说，分身必须踏进卡伦的身体。“朱莉，可以请你走向卡伦吗？”我等待片刻，让卡伦进行动作。“朱莉不太能走，”卡伦说，“我躺下来好了，这样比较容易。”“那么我会协助朱莉，让她躺在你旁边，”我提议。“她还拄着拐杖，”卡伦说。她似乎在等待，等我有所行动。“现在朱莉可以拋开拐杖了，连同她的不舒服、疾病一起拋开。那些都是过去的记忆了。”加入一点暗示应该没关系吧，我想。“朱莉在你身边了吗？”“是的，我在，”朱莉说。“现在我退到旁边，”我说，“朱莉，你必须慢慢滑过去，移入卡伦的身体。你做得到吗？”片刻之后，朱莉轻轻地颤抖着开口。“我们彼此接触了。感觉好怪。我感觉到变化了。一切都锁在一起了。”卡伦在椅子上痛苦扭动，她正在经历某种有意义的重要的过程——我只能如此猜测。“感觉好像小爆炸，”朱莉说，“我觉得自己好像X光线。”朱莉在挣扎。卡伦的表情紧张，身体也绷得很紧。“你再也不会跟我说话了，”她幽幽地说。“你将成为卡伦的一部分，并且以这种方式永远跟我在一起。”我向她保证。“卡伦很痛苦，”朱莉说，声音越来越微弱。“她正在经历你过去的记忆。”我想让她知道，我依然在她身边。卡伦全身绷紧，两手握拳，蹙着眉头，深陷在自己的思绪里。“你还好吗？”“我好像在宇宙飞船上，”朱莉从很远的地方对我说话，“在星星之间快速穿越。我觉得我快死了，越来越虚弱……你会记得我吗？”“我会的，”我真心诚意、温柔地回答，“而且我也会在卡伦身上找到你。”“那么我放手了。再见。”我向她道别，看着她从卡伦脸上消失。卡伦仍深陷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看起来相当震惊的样子。我不想催促她，但我想知道她是否平安无事。我又等了几分钟，直到我看见融合的痕迹从卡伦脸上消退。“卡伦？”我出声，她微微苏醒。“你还好吗？”“好怪，”她挤出两个字，仿佛太沉浸于内心世界，说话有些费力，“我的手麻麻的。脾气好像变了。我的心……跳动方式也不一样了。”她微微扬起头，“朱莉没有回应了。”“慢慢来，”我说。“我看见好多她曾经历过的事，我最信任的家人竟然伤害我。好像在看电影。他们用难听的话叫我……好丢脸。关于我妈的记忆。我觉得我好像全身是伤。”她叹了口气，陷进椅子，“我全身无力……精疲力竭……”“你休息一下，”我说，“现在我要离开了。你可以看见我走出你的安全小窝，回到我的办公室。”我让卡伦静坐片刻。结束催眠之前，我告诉她，她要记得今天发生的每一件事。然后我按照平常的程序，带领她脱离催眠状态，回到办公室。卡伦清醒后，她骤然往后缩，仿佛光线会灼人。“你还好吗？”“我不知道。一切变得好明亮。我可以听见所有声音，听见我自己的心跳。”她困惑而迷惘。“你记得刚才的事吗？”我问。“记得。我记得每一件事。”她试着让心情平静下来。我多给她几分钟恢复，但时间快到了。“回到家以后，假如你有任何疑虑，或者担心什么事，都可以打电话给我。还有，你对这次经历有什么想法？要不要试着写下来？”“好。”她准备动身了。卡伦站起来，步伐仍有些不稳，蹒跚地走出办公室。我回想发生的一切。这对她是帮助，还是伤害？我仿佛踩在薄冰上。手中没有方案，凭着霍尔顿的一纸备忘录，我们完成第一次人格融合。我只希望她没事。但我也累坏了。※※※※虽然我跟她通过好几次电话，确定她安然无恙，但直到两星期后，我才见着卡伦，听她详细描述与朱莉融合后的生活。她告诉我，融合当下遗留的感觉已经消失了。她不再颤抖，也不会不协调，腿部的疼痛与视力不清楚的问题也消失了。这段经历确实很难受，因为她接收所有原本属于朱莉的感受。“起初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她指手画脚地说，“但这些新记忆与我自己的某些记忆重叠了。比方说，我记得有一次，外面气温是华氏55度，但我却跑去游泳。我不明白我怎么会做这种事。但现在我知道，这是因为朱莉想用冷水舒缓腿部的疼痛。除了疼痛那部分，其他我都想起来了。”“还有呢？”“哦，刚开始那几天，我会照镜子，仔细看我的样子。有时我会看走眼，头发会短暂呈现黑色，手也残废了，但马上又恢复正常。我常觉得自己很笨拙，因为我得想一下才知道换哪只脚走路；还好每天都有起色，一点一点越来越好了。”这一切令我着迷。但我始料未及却印象深刻的是，卡伦不仅接收了朱莉的记忆，也得到朱莉的生理感受——这与卡伦原本对自己的身体认知完全不同，而这种差异是最需要时间适应和调整的。卡伦将第一次人格融合的感受写在信上给我。1996年8月24日收信人：贝尔医生与朱莉融合3周半以前，我首次和我的多重人格之一进行融合。起初我很犹豫，但很快就被内在的其他人说服；他们说，该是与他们融合的时候了。我很紧张，不知道这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我不知道我是否想起那些被夺走——为了保护我而夺走的记忆。我想逃跑，想躲起来，但我同时也觉得自己需要有人引领我进入这个过程。接下来几段，卡伦描述她进入小房间以及融合的过程。然后她继续写道：我和朱莉融合后，我立刻对周遭的声音十分敏感。我能听见你在呼吸，你的笔划过纸上的声音，楼下的车声，空调的声音……你一开口说话，听起来好像在对我尖叫，好像你只会、也只能跟我说话似的。当我睁开眼睛，屋里明亮的光线令我什么都看不见。我的眼睛好痛，好希望有人快把窗帘拉上。我似乎对周遭的一切都很敏感。我觉得我在发抖，觉得自己四肢不协调；我没料到会有这种感觉，而且我怕这种感觉永远都不会消失。我不禁怀疑是不是哪儿出了问题？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融合？卡

朝奇迹般地展现在世人眼前。王巍：殷墟发掘表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世系与出土甲骨的记载基本上吻合，因此，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以此类推，既然《史记·夏本纪》同样详尽地记载了比殷商更早的夏王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史记·夏本纪》也是有相当的可信性的。但是夏代毕竟没有像商代那样发现文字，因而持怀疑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在国外，由于受到当年疑古派2的影响，许多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文时仍然不相信夏的存在，而认为夏只不过是个传说。所以建国以后，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夏这样一个王朝到底是否存在。二、二里头遗址20世纪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由于没有历史的考据，夏王朝究竟是否存在，学术界仍存有诸多质疑的声音。1959年，中国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南，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代遗迹，并将其定名为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似乎能为夏王朝的存在提供让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呢？二里头遗址青铜爵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王巍：二里头遗址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规模巨大，大概不少于400万平方米；第二，发现多座宫殿、高等级墓葬、青铜爵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等最早的青铜容器，甚至是最早的道路车辙，从而用车的痕迹证明了这个遗址不是一般的等级。王鲁湘：不是一般聚落。王巍：对，因为它规模大，人口多，而且它有一些高等级遗迹，比如建筑、精美的手工业制品等，由此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是一个都城。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根据考证，这些精美的青铜器以及装饰品正是在这里制作完成的。从这些只有高级权贵阶层才可以使用的器物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分化非常明显。经分析，史学家们认为这座城池存在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那么，它会是夏朝的一个都城吗？王巍：考古学界原来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的都城，因为它比商代最早的都城要早，但这次探源工程的年代学研究使这个认识受到了动摇。我们原来认为二里头遗址应该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500年或1600年，但由我们这次的年代测定看，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00年，而公元前1750年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夏朝的初年，所以它仅仅相当于夏代后半期的一个都城。王鲁湘：跨夏到早商。王巍：就是这样一个都城。现在二里头遗址因为缺乏文字资料，所以还不好确定，但是越来越多的遗迹证明，它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都城。探源工程目前在二里头发现遗迹170多处，这一数量已是早年探测结果的三倍。更加令人激动的是，考古队员在这里确定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宫城。宫城总面积达十万平方米，周围有宽10米到20米的道路环绕着，城门处修有门楼，内部修建了众多四合院结构的宫殿建筑，东西厢房对称设计，院落前后相连，逐层递进。王巍：二里头的这些发现让我很吃惊。我在1996年到1998年带队在二里头附近的偃师商城进行挖掘时，已经可以将宫城上溯到商代前期，但是没想到在夏王朝时期已经有了这样的宫城。这些中轴线的理念，包括左右对称、前前后后的递进院落，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宫殿制度的典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紫禁城，那就是一个有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宫殿。王鲁湘：多进院落，然后是宫城、都城、皇城，多层围合。王巍：对。夏代的后期已经有这种理念了。王鲁湘：也就是说，这种关于都城的建筑理念和制度形式在夏王朝的后期已经确定下来了，而且一直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王巍：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夏王朝，至少是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形态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形态。而这个国家又位于传说或文献记载中夏的中心区域，其年代又紧接着商之前，所以这个国家除了是夏朝还能是哪个别的国家或朝代呢？我们当时还发现了数座贵族墓葬，其中的一座墓葬出土了一件珍贵的绿松石龙。它的长度有64公分，大概由20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制作这个龙，先要用大大小小的绿松石块磨成小薄片，再进行镶嵌，这个工艺是很复杂的，我们估计它是在宫城南边的绿松石作坊里做的。王鲁湘：绿松石的颜色很漂亮，所以在当时它比玉器还受人欢迎。王巍：它的档次很高，起码在二里头这个时期，绿松石是最好的东西了。龙的出现，再度证明了二里头的特殊地位，但是，能否将二里头遗址确定为夏王朝的所在地，到目前为止依旧是个难题。王巍：考古学最重实证，只要没有出现关于夏的实证材料，比如说文字资料，就不能说二里头是夏王朝的所在地。所以，我们很希望什么时候能在某一个宫殿里面发现一些确证性的东西。像在陕西的周原，就是周人的老家，发现了甲骨文，因为有甲骨确定那是周，所以我们相信。王鲁湘：夏朝的可能是没挖到。王巍：我们相信夏这个时期肯定有文字。为什么呢？因为在河南舞阳有一个贾湖遗址3，它是一个距今八千年的史前村落。我们在这个村落的墓葬里面发现了很特别的龟壳——乌龟的腹甲上所刻划的符号非常令人吃惊，比如有“曰”字、有“目”字。这跟商代的甲骨文造型特别像，如果不告诉大家这是哪个遗址出土的，很多人可能一看就认为是殷墟的，实际上这些是八千年前的。贾湖遗址墓葬龟壳王鲁湘：这比殷墟的甲骨文字早了五千年。王巍：所以我们现在隐隐感觉，殷墟的甲骨文一定有一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它到商代晚期已经相当发达了。现在不仅仅是夏有没有文字的问题，而是说文字的起源可能会更早，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记载更早文字的线索。应该说贾湖遗址给了我们一个提示：要到更早时期的遗存中去寻找。浩浩荡荡的寻夏之旅在二里头遗址的逐步发掘中显露出来，夏王朝的存在已是毋庸置疑。司马迁的记录，再次与现实奇迹般地吻合在一起。于是，当历史无法回避地继续向前推进时，人们开始盯着《史记》里的上古传说，期盼着有一天尧舜禹时代也被认定是曾经的真实存在，禅让、治水的传说可以如夏商一样在考古研究的领域里找到有力的佐证。王巍：文献记载尧、舜、禹时期洪水滔天，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我们确实发现，尧、舜、禹这个时期，即距今4300年到4000年，黄河流域确实有这种气候异常的现象。举一个例子，河南新密有一个新砦遗址4，它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也是夏代的中期，比二里头早一点。现在该遗址附近有一条河叫双洎河，其河床高度距离遗址约25米。但是我们发现，在遗址的这个高度上曾经有洪水泛滥的迹象，这就说明洪水曾高达25米，把当时的遗址都淹没了。王鲁湘：古书记载洪水到来的时候“怀山襄陵”5，刚才说的二十多米高的洪水差不多就是“怀山襄陵”了。王巍：是的，这是考古学上的一个证据。三、王城岗遗址为进一步证实尧舜禹时期的真实性，考古人员对比新砦遗址时间更为久远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进行了进一步的测量，并在遗址一带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砖瓦，上面刻有“阳城”的铭文。种种迹象表明，这座遗址所在地区与传说中记载的“禹都阳城”极为相似。王巍：王城岗遗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当时大家都很兴奋，但是城的面积才一万平方米（100×100），跟二里头遗址的一个宫殿差不多大，如果这是禹都阳城的话，那么禹的势力也太小了。王鲁湘：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号令天下好像不太可能。王巍：不可能。不过我们的探源工程进一步考察这个遗址时，有了重要的发现：原来这个一万米的小城只是城的一部分，这个遗址是一个有三十万平方米的大城，这在中原地区就很大了。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初步的工作，没有来得及深入发掘。不过从年代上来说，这个遗址起码比新砦遗址要早，我们称这个时段为河南文化晚期，即距今4000年前左右。这个遗址规模很大，位置又在阳城，因而有可能就是禹的都城——阳城。王鲁湘：我们可以将它与古史传说中的禹都阳城做一些印证。王巍：对，做一个比对吧。四、陶寺发掘考古证明，尧舜禹时期不是传说，那么哪里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呢？考古人员选择了距今4300年前的山西陶寺遗址进行重点发掘。王巍：我们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两个城，一大一小，这个遗址的小城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即距今4300多年前。它有58万（1000*580）平方米，高等级的人住在城的东南角，周围是一般的贵族，其他的地方是一般的居民，墓地在城外。此后这里又建起一个大城，有280万平方米（1800*1500），高等级的人仍然在原区居住，但是因扩建而变成了城中。在它的右边是仓储区，也就是大型窖穴集中的区域。王鲁湘：小城的早期墓地现在是不是变成生活区了。王巍：没有，一般的人是在城的西南居住。可以看出，这个遗址的中期，城市已经严格划分成高级贵族居住区、一般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仓储区、墓地和祭祀区域，还有作坊。而且，这么一座280万平方米的大城确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修建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城需要动员相当多的人力，耗费相当长的时间。王鲁湘：就是说社会组织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才可能搞这么大的工程。王巍：是的，这恰恰是它权力强化的一个标志。在深入挖掘中，考古人员对城墙的夯土层进行了分析和检测，很快，他们便得出了一个一致性的结论，这里应该是宫殿式建筑。王巍：这座宫殿是很精美的。遗址中发现的墙都是用泥抹的，泥的表面专门做出各种纹饰，然后再抹上白墙皮，把纹饰变成白颜色。令我们吃惊的是，与刻花墙皮一起出土了一种陶做的建筑材料，一面很粗糙，一面很光滑而且有纹饰，这种东西跟战国秦汉之后一些宫殿上常用的瓦是相似的。王鲁湘：我们常说“秦砖汉瓦”，现在看来“秦砖汉瓦”要往前提很多年了。王巍：以前我们所谓的“秦砖汉瓦”，砖是从秦代开始的，瓦是从汉代开始的。后来考古发现证明，西周时期已有比较多的瓦，但也只是高规格的建筑才能使用。商代所发现的瓦极少。但是没想到在4100年前瓦就出现了，而且数量、种类都很多，这表明这个高等级建筑的上面是有瓦作为装饰的，所以这座建筑的主人应该就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陶寺遗址陶器碎片这样的结果带给考古人员的兴奋不言而喻。对如此大型的宫殿和精美的瓦片，他们有了更高的期待。那么，在显然早于二里头的情况下，这里会不会就是尧舜的都城呢？于是，他们马上与之前发现的陶文联系了起来。王巍：陶寺遗址出土的有些陶器上有陶文，而且是用类似毛笔的书写工具书写上去的，不是刻划的符号。王鲁湘：其中一个陶片上有个“文”字，是用红色的颜料写的。王巍：对，而且还有另外两个字。其中一个字上面一圈，中间一横，下面的有些残缺。有些学者认为可能是“尧”字，有的学者还有不同意见，但是陶片上的“文”字跟甲骨文的“文”字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王鲁湘：在各种器皿中发现图案的会多一点，发现文字或者符号的要少。王巍：少得多。因为这些是在墓里随葬的，出土时一般比较破碎。我们从上百片上千片中挑选出来进行复原，这个工作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将陶寺与二里头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很多变化。比如陶寺有大的都城了，但是还没有发现宫城，宫殿虽然有一些，但是没有发现很成格局的、又有围城围绕的区域；二里头则出现了宫城，出现了中轴线对称的理念。我们在陶寺还没有发现官营的、为王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区，但是二里头宫城的旁边就有个区域专门做青铜器和绿松石制品。二者应该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陶寺中期大城代表了最早的、有点国家意思的时期，或者称为古国、邦国的阶段；二里头遗址时期则进入到一个新的王国阶段。王鲁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陶寺中期大城的这个时代，我们的文明起源已经跨入了国家的门槛；到了二里头的时候，王国已经存在了。那么，王国是在什么时间存在的？王巍：应该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对墓葬的挖掘，一向是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旦墓主的身份被确定，一切的问题便都迎刃而解。2001年，为了揭开陶寺的谜团，还原尧舜禹时代的真相，考古队对富人区最大的墓葬进行了深入挖掘。不久后，一个巨大的扰坑6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惊，队长何驽的心一下子凉到了谷底。何努7：这个墓基本上被一直从上挖到底，将墓室的90%都挖掉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墓已经空了。但是既然已经挖下去将近五六米深了，快到棺了，我们想看看究竟还能剩下什么。愈向下挖，情况就愈加不妙——被拖上来的棺板、被拉上来的用比较细腻的红色纺织品做的棺罩，还有许多绿松石片，都在盗洞的底部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片应该是原来墓主人身上戴着的某种饰品，或者是棺内所放的某种饰品，而现在居然出现在盗洞底部，墓穴破坏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了。王鲁湘：当时你们应该很失望吧？何努：不过这时候忽然峰回路转——我们在清理墓壁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它的头端出现了玉器，而且不止一件，竟然有六把玉钺8。当然这些不都是玉的，有些是美玉即大理岩的，也很精美。它以猪的下颌骨为对称轴，一边摆三把，倒立着靠在头端的东侧墓壁上，每一把玉钺都有很精美的漆木棒，木胎，彩漆绘，非常漂亮。从这个发现，我们得到启示：这个大墓的重要随葬品，可能都在四壁上。随后，在大墓的四壁，考古人员发现了重要的随葬品：8件彩绘陶器，18件套的玉器和漆器，以及一对罕见的玉兽面。最令人兴奋的是，整个大墓挖出来，长1.7米，宽1.2米，墓棺本身已具有小墓的规模。整个墓棺好似一艘弧形的船，四壁嵌有随葬品。这些发现给考古人员的鼓励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多年的经验，队员们最终将目标锁定在最有可能标注和反映墓主身份的六把玉钺身上。陶寺遗址玉钺王巍：实际上这个“王”字，根据学者的研究，就是由“钺”的象形字演变而来的。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王”字就是一个“钺”的形象。王鲁湘：下面的一横是钺的刃部。王巍：上面是顶部，两边是风字形。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认为，起码是在陶寺这个时期，钺恐怕已经从实用的武器变为军事权力的象征了。王鲁湘：就是一种军队指挥权。

改名为天京，并定都于此。但洪秀全万万想不到，这辈子他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南京。就在洪秀全忙于建都、封赏的相关重要工作时，咸丰皇帝送了他一份大礼，一个由清军做成的笼子。咸丰令以绿营、八旗为主力的清军于江苏建立江南大营、于浙江建立江北大营，在南京周围编织了一个大笼子，咸丰要把太平军囚在笼子里，太平军的破坏能量太大了，绝不能放虎归山。太平军事实上的一把手杨秀清自然也不会束手待毙，在经过周密准备后，杨秀清兵分三路反攻清军。第一路是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的两万偏师——北伐军。李开芳、林凤祥是来自强力“黑社会”组织天地会的悍将，他们的使命是把战火引向华北、引向北京，替南京城里的太平军分担压力，顺便学学朱元璋由南统北，看看有没有去风水更好的北京成就帝业的可能性。孤军向北，深入敌境，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缺乏补给和支援，全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序幕拉开之前，北伐军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这支孤军深入的北伐军虽然杀得清军屁滚尿流，一路打到天津。但北伐军在天津城下遇到了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北方的酷寒。如果是与清军作战，还可以想办法鼓舞士气，但面对这种防无可防、攻无可攻的酷寒，在孤军深入后继无援的条件下，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人心散了，地利也不在北伐军这一边，华北平坦的地势，特别适合清军“战神”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作战，在骑兵的冲击之下，北伐军没有任何机会。1855年，北伐军全军覆没。第二路是以丞相胡以晃、石达开先后为主帅的西征军，他们的使命是占据长江中上游，据长江天险以保东南半壁江山。西征军出兵初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陆续攻下重镇安庆、九江、武昌，将湖北、江西纳入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不过西征军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他们就要对上宿命中的对手——湘军。第三路则是由坐镇大本营的杨秀清指挥的太平军主力，杨秀清亲自对付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感谢众多太平军普通将士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奉献精神。感谢以石达开为首的日夜坚守在第一线的众将领，发挥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革命精神，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感谢北伐军分担了清军火力。历经三年鏖战，1856年，杨秀清指挥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至此，太平天国占据长江以南大部，与清朝划江而治，国势升至巅峰。欲望是把双刃剑翻开人类所有的斗争史，你会发现什么无间道、反间计、借刀杀人等从对方内部下手的办法都有神奇的效果。无独有偶，农民起义大多失败的历史教训也深刻地印证了这个道理：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那些领导起义的农民领袖在起初造反的时候，生活艰苦，生命没有保障，活过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反而能够抛开个人利益，舍身冲锋陷阵，生猛得不得了。但是在造反事业刚刚有点样子的时候，那些农民领袖或是由于贪图享乐玩女人、或是由于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从而开始内斗……这大概与其农民出身没玩过政治有关系，在有机会接触到权力与美女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控制权欲和处理胜利的果实，从而导致失败。南京的洪教主和他的手下们就重蹈了这个比较庸俗的覆辙。太平军自威望很高、能力也很强的冯云山战死之后，军政大权就落到了能力与野心成正比、经常装爹欺负儿子洪秀全的杨秀清手上。其实，小弟们野心勃勃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只要当大哥的自己有本事、驾驭得当，小弟的野心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他自己对老大的敬畏感所埋葬，逐渐适应做小弟这一压力不大却前途不小的职业。可惜洪教主正是这一规律的反例。洪教主不仅个人能力有点问题，而且进取心严重不足，尤其是在进入南京后，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搞搞宗教活动、写写打油诗、玩玩美女（史书记载说洪秀全老婆的数量在八十个以上）等低级趣味十足的腐败生活上。洪秀全沉溺于腐败生活的不作为让杨秀清给自己的图谋不轨做好了思想预备：这些年来，论处理政事、论出兵打仗，他洪秀全起了什么作用，他能比得上我吗！这天下是谁打下来的，是我杨秀清！洪秀全必须退位！杨秀清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呐喊。1856年，杨秀清的时机似乎到了。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杨秀清此生的得意之作，率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了。顺带插一句，列强本来很看好洪教主的这个信奉基督教的政权，有心跟洪教主来个里应外合，合伙灭掉清朝，然后搞搞商务合作什么的。但在派人接触过洪教主之后，这个想法就破灭了。首先是洪教主的基督教义太山寨，让人无法接受，然后是洪教主太不与时俱进，坚持将列强当做藩属国来对待！杨秀清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少见地跟洪教主保持了一致：我太平军的实力足以消灭臭虫（清军），何须与尔等海外番国合作！虽说杨秀清先生瞧不上英法这种藩国的实力，但他对英法联军与清军厮杀替自己分担火力的行为还是持赞赏态度的。清军新败，且要应付英法联军，无力挑起新的战事，洪秀全这个废物只知道把自己关在宫里风流快活，现在岂非是我杨秀清夺权的上佳时机？杨秀清仿佛看见自己登上了太平天国的头把交椅。野心够大，实力够强，还有什么能阻挡杨秀清夺权的脚步？于是乎，杨秀清越来越热衷于上帝下凡表演事业，但是剧情老套不说，连台词都懒得创新，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秀全！你犯了错误，你知道吗？刚才你们说的那事儿应该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对……譬如杨秀清同志的意见就很中肯嘛，怎么，你不愿照做？那好，把屁股准备好吧，挨了打你就知道怎么做了。虽是老套路，毫无新意可言，但效果很好。洪秀全发现，自己的支持者一个一个地消失了，自己发布的命令的有效范围仅限于自己的王宫，天京城里几乎都是杨秀清的人。洪秀全被架空了！获得初步胜利的杨秀清，放松了警惕。在杨秀清眼中，现在的洪秀全不过是一个任他宰割的弱者而已。但杨秀清错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的对手可不仅仅是洪秀全，他得罪的高级同僚太多了，里面有开国元老北王韦昌辉、新贵燕王秦日纲，甚至还包括被杨秀清自己看成心腹的中央大员——丞相陈承瑢。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被杨秀清借机在众将士面前狠狠地鞭打过屁股，他们都被杨秀清的极度专权伤过自尊，他们都受够了天父下凡这种无休止的精神折磨，他们都想让杨秀清去死！而且，洪秀全也不是真傻，他之所以任杨秀清作为，只是因为一个字：忍。他知道自己的机会不多，务必要一击必中，所以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反击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杨秀清轻视于他，暂时不会动手，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一场著名的大悲剧在两位超级大牌导演杨秀清和洪秀全的努力下按照历史规律正式上演了。“天京事变”1856年9月，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秦日纲（有史料说秦日纲并没有收到洪秀全的密令，是被韦昌辉拖下水的）领兵回京救驾。韦昌辉积极响应，率精兵三千急进，与秦日纲在天京城外会合，在陈承瑢的接应下，趁夜色掩护秘密进城，突袭东王府。杨秀清根本没有做好被杀的思想准备，一代枭雄就被诛于睡梦之中！照理说，杨秀清完蛋了，洪秀全本应该很开心，但洪秀全实在是难以高兴起来，因为杨秀清的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专权精神并没有随之而去。韦昌辉同志完美继承了杨秀清的专权和嚣张。韦昌辉杀掉杨秀清之后并没有收手，反而继续高举屠刀，又杀掉了近两万人。当然，他说自己是在从事光荣的平叛事业，他杀掉的都是杨秀清的人，是反贼。只不过，定义谁是反贼的权力，掌握在他韦昌辉手中。总之，他说谁想造反那个人就必须想造反，他想杀谁就杀谁。许多得罪过韦昌辉的同事没有死在清军的刀下，却死在了自己人手中。韦昌辉既没有在杀人之前请示洪秀全，也没有在杀人之后通报洪秀全，这令洪秀全很是担忧。好在石达开是个好同志，洪秀全正担心韦昌辉成为下一个杨秀清，无人可制，石达开就送上门来了。石达开为表诚意，只带了几个随从回京调解，让韦昌辉不要滥杀无辜。韦昌辉在回复石达开之前做了一道算术题，当年的六人领导班子，冯云山、萧朝贵战死，杨秀清被杀，现在只剩下洪秀全、韦昌辉自己和石达开三个人，如果再减去一个石达开，那么他韦昌辉在朝堂上的视野将是何等开阔！那么他韦昌辉的表演舞台将是多么的宽广！被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力冲昏了头脑的韦昌辉给了石达开一个很特别的答复：我要杀掉你，除掉你这颗绊脚石！意外发生了，石达开因其完美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在平时深得人心，于韦昌辉率领大部队包围翼王府之前，在众人的帮助下趁着夜色逃离天京。深沉的夜色完美隐藏了石达开的逃跑路线，却掩盖不住天京城头韦昌辉气急败坏的怒火，暴怒燃尽了韦昌辉本就不多的理智：我韦昌辉杀不了你石达开，就先杀掉你在天京的家人收点利息！韦昌辉这一念之间的冲动就断送了他的生机。道理很简单：一、不杀石达开全家，石达开不一定会挥军反抗；你杀人全家，石达开挥军反抗是一定的。要命的是，石达开不仅手下很多，而且战斗力也很彪悍。二、杀石达开全家会让更多的人站在石达开那一边。三、杀石达开全家不如软禁其全家，要挟石达开，给自己留一条退路。韦昌辉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只能说他已经疯了，疯子做事是不需要理由的。逃得一命的石达开还没来得及享受劫后余生的喜悦就收到了全家被杀的噩耗。韦昌辉，不报此仇，我石达开誓不为人！石达开迅速挥师进逼南京，要求洪秀全诛杀韦昌辉以谢天下。韦昌辉本来想抓住洪秀全来个鱼死网破，但石达开陈兵城外，城里的军民也已经恨透了他这个杀人狂魔，外有雄兵，内有群众基础，韦昌辉岂能成功？不出所料，韦昌辉造反失败。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玩火者必将自身葬送在烈火之中！接下来，洪秀全以叛乱的罪名杀掉了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瑢三人，给杨秀清平反，并在名义上让石达开总理政务，但实际上提拔自己的兄弟们为王，处处挟制掣肘石达开。1857年，深感自己不受领导信任的石达开，不愿因权力斗争引发窝里斗的悲剧重现，遂另起炉灶，带兵“远征”不归。六年后，石达开转战四川，被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疲惫的英雄就此走上末路。前有天险，后有追兵；苦战不胜，兵败被俘。后遭凌迟大刑，结束了他那灿若流星的一生，时年32岁。面对凌迟的痛苦，石达开一直默然无声。他一世风华，惯看秋月春风，再多成败，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空。一声叹息，唯有以酒祭英雄。……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太平天国从此由盛转衰。这就是“天京事变”，又称“杨韦内乱”。有很多人对洪秀全把叛乱的帽子送给韦昌辉却给杨秀清平反的做法感到不解，其实只要你站在洪秀全的立场上，就很容易理解此事。道理很简单，杨秀清有天父下凡的“特权”，信众深信不疑，如果天父下凡的杨秀清被定性为谋反，那么天父之子下凡的洪秀全又算什么？如此一来，太平天国的合法性恐怕就要动摇。更何况杨秀清本非直接死于洪秀全之手，而韦昌辉的形迹又太过猖狂，众人与洪秀全均容纳不得，所以事后的处理必然是顺水推舟地将一切责任推到韦昌辉身上，继续肯定杨秀清并利用其死后的剩余价值。若是按照正常剧情，“天京事变”后的太平天国本应就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直至灭亡，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继石达开之后又一位天才将领横空出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凭一己之力，几乎挽狂澜于既倒。他出身贫寒，从小兵一步步成长为百战将军，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此人就是忠王李秀成！1858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北大营！1860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硝烟未散，李秀成已率大军收复除上海、镇江之外的江苏全境及浙江大部，控制江南财税。此所谓“太平天国中兴”。李秀成能取得这么辉煌的战果，首先要感谢以天生猛将的陈玉成（陈承瑢的侄子）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同事的群策群力，然后得感谢洪教主没有捣太多的乱子拖后腿，最后，还必须得感谢一支友军的大力配合，这支友军在北方为他分担了不少清军的火力。捻军在太平天国横扫南方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北方也起火了：一位安徽人扯旗造反了。扯旗造反的这位仁兄叫张洛行。与同样来自安徽的老前辈朱八八（朱元璋）从撞钟的和尚转业到起义战士的经历相比，张洛行就逊色一些，因为他在起义前就已经是杀人放火的专业户了。要说张洛行其实出身不错，家里是地主。在那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年代，能吃饱穿暖的他完全就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简直羡煞了旁人，不过张洛行并不满足。他是一个有野心并且喜欢冒险的人，绝不满足于小富即安。于是他开始努力赚钱，只不过他赚钱的方式有点特别——贩卖私盐。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食盐的税收都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食盐由国家垄断经营，属于受管制物品，任何贩卖私盐的个人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是要被杀头的。但是张洛行不这么想，海水就在那里搁着，我不晒有人晒、我不卖有人卖，放着这么容易的发财之道不用，那是缺心眼。而且张洛行不怕违法，他有钱，还讲义气，因此他有很多来路不正的江湖朋友。后来，他就以这些朋友为骨干，组织起了一支不小的武装，搞起了武装走私。自然而然，他的私盐生意越做越大，当地的政府也拿他没有办法。1852年，张洛行眼瞅着洪秀全的事业做得如此红火，都快当皇帝了，张洛行意识到，自己要是还不行动到时候连汤都喝不上。于是他也在兄弟们的支持下，团结种不上土地也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扯起了造反的大旗。这支起义军，史称“捻军”。自此，太平天国与捻军南北呼应，搞得天下大乱。得益于在贩私盐的岁月里跟官府的反复交锋，张洛行的嫡系部队成员都特别擅长一种战法——运动战，一种特别适合防守反击的战法。当清军进攻时，他们就大踏步地退却，然后趁清军不备突然来个回马枪，或者在一个地区转圈圈，拖到清军疲倦，忽而攻之。清军，我们要在奔跑中打垮你！一时之间，清军被捻军打得节节败退。就在和清军你进我退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捻军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基本上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来去自如。满汉之别就在太平军、捻军与清军内战时，英法联军来了。咸丰没有“攘外必先安内”，而是做了抵抗，只不过既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又死爱面子，结果只能无奈地割地赔款，然后死掉了。咸丰挂得倒是轻松，却给老婆留下了一个大乱摊子。对慈禧来说，摆平顾命八大臣之后，接下来的工作重心自然是搞定洪秀全和张洛行。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把屁股下面的椅子坐稳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平定太平军和捻军，要平定这些农民起义，就必须用对人，用最能打仗的大臣去替她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慈禧的思路很正确，但她看中的几个大臣都不是满人，而是汉人，这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慈禧又没病，她为何放着满人将领不用，而是去提拔汉人？答案很简单，无将可用，无兵可用。清朝的正规军——满军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以及由投降的明军整编而成的绿营，除了战斗力较强的“僧林格沁牌”蒙古骑兵是被英法联军和捻军打残的以外，其他几支正规军与很多王朝末年的正规部队一样，也彻底腐化了。抛却吸食鸦片不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合格的将兵，他们之所以当兵就是为了吃饭挣钱。换而言之，他们把重要精力放在了搞第二职业之上。良心好的替人帮工、做点小本生意，良心坏一点的就敲诈勒索、收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皇帝委派来担任大多数中央政府高级职位并管辖十三衙门的汉军旗人，例如范承谟和丁思孔，多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清朝拥护者，身处社会的最高层，他们的父祖早在辽东就已投靠了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这批汉官的第二、三代后裔与满洲贵族区别很少。耿仲明一家就是这种融合的突出例子。1648年，在对南明政权的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虽然在1649年12月30日，他被指控庇护隐匿了300逃奴的下属，自缢身死，但他的军队仍然在其子耿继茂统帅之下，继续与复明分子作战。1654年，他请求遣其两子耿精忠与耿昭忠入朝侍候皇上。顺治为加强与汉族大臣的关系，不仅恩准了这一请求，而且赐其两子子爵，并安排耿精忠娶了豪格之女，耿昭忠娶了亲王阿巴泰的孙女。因为这后一位是郡主，耿昭忠这个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被授予了一个满洲贵族的世职：都勒额附。最后，皇帝召耿继茂的第三子耿聚忠入朝。耿聚忠娶了岳乐之女，授以太子詹事。在稍低一点的层次中，汉军旗人的第二、三代后裔也由其父祖的陈请，入朝为官，成为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马雄镇，他由其父马鸣珮荐举，任工部副理事。马鸣珮出身于辽阳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的女人于1621年集体自杀。他在皇太极麾下步入仕途，出任新设的工部启心郎。此后，如前所述，他在山西的骚乱地区平乱安民，颇建功勋。马鸣珮为户部侍郎，受户部特遣出使江南，组织漕运系统，迁户部尚书。1654年，任两江总督。其子马镇雄隶汉军镶红旗，任职于工部，初于1656年主管在北京南部的皇家制币厂和琉璃厂，接着，像他父亲一样，任宗人府启心郎。后来，马镇雄成了清朝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详见下文）。顺治好任用汉军旗人为各省督抚，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确实，在顺治年间，汉军旗人开始变为新的心腹权要，几乎是扮演着北京的皇帝在行省亲信的角色。这部分地是因为清廷有意不让满人与蒙古人统治各省。在1658年以前，从未任命过一位满洲巡抚；在排他主义者鳌拜等辅臣于1668年开始任命满洲总督前，也从未有过满人出任此职。因此在顺治朝，汉军旗人替代满人治理各省，甚至还取代了汉人的科举及第者，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员阙。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一般汉官与汉军旗人出任各省巡抚的人数大致相等。但当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之时，人数比例变化了。至1659年，1/3的巡抚都是汉军旗人，并在1668年鳌拜决定开始大量任命满人与蒙古人为巡抚之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这一比率。事实上，如果将清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巡抚一职而言，这个王朝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1650至1700年，汉军旗人统治各省；1700至1800年，一般汉官与满人大体平分地方的统治权；1800至1900年，一般汉官在各省政府中占据优势。就总体看，清朝总督人选情况也大致与之类似，虽然在18世纪中叶，满洲总督相比于一般汉人总督占绝对多数。不过在清初，甚至在顺治朝以前，总督官位实际上早已被汉军旗人所垄断了。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在三藩之乱前，总督是一种特殊职位，主要视军事征服的需要而设置。其职位常常依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地区，并随其出巡使命的结束而废罢。因此，在1659年之前，实际上只存在七个总督官职。在军事征服的最初几年，对平定地方的计划举足轻重的非八旗汉人，清廷是授予他们总督之职的。例如北方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迎多尔衮进北京，多尔衮即命他总督天津军务（供职共四个月，直至军事危机结束）；或如明朝御史吴孳昌，他在满洲军队占领京城后，即被命为大同巡抚，宣达、山西总督。但到1646年，这些最初任命的汉官，或与其职位一齐罢废，或全被汉军旗人取代了。在此后九年的时间里汉军旗人包占了所有的总督职位。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位一般的非八旗汉人被任命为总督，然而自1651年顺治亲政后，90％的总督都是汉军旗人。由于总督统领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之政，既指挥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动员常规行政机构征集赋税，供应给养，那么很显然，50年代进行的对南部中国的征服，主要就是由汉军旗人完成的。这一最高层集团人员的构成是各式各样的。部分汉军旗人为原辽东本地人，早已降清；另外一些是1644年后归附满洲的明朝官员；还有一些则是降臣的第二代，或是在清朝官场中从初仕升迁至高位者。他们多数为职业军人，但其真正的共性当然在于他们的种族：都是汉人。因此，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1652—1653年间，孙可望“庇护”永历帝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他与李定国等率明军在广西、湖南及四川等地出击，战败清军。为对付明军这一攻势，顺治认定最重要的是派一名经验丰富、多能善战、秉领大权的指挥官到南方去，协调各省众多战线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命洪承畴出任湖广、两广、云南、贵州总督，令其起复，驻扎长沙，全面调度出征的朝廷大军。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集中进攻原来的起义军李定国、刘文秀部，1655年，追击至广西，次年，将义军逐出了南宁。同时，在安隆，孙可望似乎想废黜永历，自立为帝。永历皇帝惟恐被杀，秘密与孙可望的对手李定国联系。李定国当时已退至贵州，决定营救永历帝。他在安隆附近击败了孙可望，遂将南明最后的这位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云南府孙可望刚完工的宫殿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永历朝廷。孙可望最后一次试图打败李定国，但1657年10月24日在云南东部交水之战中大败，这位军阀只得逃到宝庆，投降了总督洪承畴。孙、李交恶，为洪承畴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进犯贵州，拟定了一个攻击李定国南明军队的计划。清军分三路进兵：一由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统率出四川；一由铎尼统率，出广西；一由总督洪承畴统率，出湖南。此战之结果，是清军大获全胜。1659年1月23日，云南府被清军攻陷；3月7日，南明军队主力在大理（云南）被击溃，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年迈的洪承畴无意穷追逃敌，以目疾日重，请求还京，他建议顺治皇帝封大将军吴三桂为亲王，负责抚靖云南。亲王为最高的爵位。1645年吴三桂助阿济格败李自成后，曾一度以亲王为号。清廷准许洪承畴离开

怕漏掉一个字（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当年不给他做饭的嫂子，匍匐在地，爬到苏秦身边，向他道歉（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谢）。苏秦问：嫂子前后两次待我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苏秦曰：嫂何前踞而后卑也）？他的嫂子说：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还那么有钱（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听完之后，仰天长叹：人穷了，父母都不认儿子；富贵了，家人都害怕自己。一个人活在世上，对权势富贵怎么能不重视呢（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而据《史记》的记载，苏秦学成之后，第一个求见的是周显王，但是，周显王身边的人一向看不起苏秦，周显王也不信任他。苏秦没有办法，只好西行奔赴秦国。此时，秦孝公已经去世，于是，苏秦对秦惠文君说，秦国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四面环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国家。东面有华山、黄河，西边有汉中，南面有巴蜀，北面是代地，这是一个纯然的天府之国。秦国凭借众多的士兵和百姓，凭借精锐的军队，完全可以称帝而统治天下。秦惠文君因为刚刚车裂了商鞅、非常忌讳说客，他一看苏秦又是一个说客，一来就劝他称帝，便婉言谢绝了苏秦（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对苏秦至少可以了解三点。一是读书为君。苏秦是一位说客，他读书就是为了能为某一位君王服务。至于自己服务的对象是周天子还是秦惠文君，他才不在乎呢！二是苏秦曾经想为秦国服务，因为秦国当时强大，有实力，是理想的工作单位。三是苏秦有着极强的功名利禄之心，其实这也是其根本目的，因为这个时候他的价值观有了很大变化，原先君臣父子的那套价值体系，在功名富贵的冲击下溃不成军。所以说，苏秦这种功名利禄之心有着深刻的背景：一是时代因素，二是个人因素。前者指当时天下的形势造就了一批像苏秦这样的谋略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才华从而谋取富贵的巨大平台；后者则是指苏秦如果不能成功，在家中都毫无地位，更不用说在社会上立足。在秦国没被接纳的苏秦又来到赵国，赵国国君这时候正用他弟弟为相，这位赵相也不欣赏苏秦的主张。就这样，苏秦只好离开赵国来到燕国，这是他寻找工作的第四站了。见到燕国国君，苏秦先夸燕国的富有，再夸燕国的军队：“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结论是：“此所谓天府者也。”然后接着谈到，燕国富庶是因为连年太平，燕国连年太平是因为赵国在燕国的南方，挡住了秦军的进攻之路（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如果没有赵国作为屏障，燕国早就深受秦国之害了。所以，对于燕国来说，和赵国处好关系远比和秦国处好关系重要得多。如果赵国攻打燕国，发出号令不出十天，几十万大军就会进驻东垣了，再不出四五天，大军就能直抵燕国都城。秦国攻打赵国是在千里以外作战，赵国攻打燕国是在百里以内作战，现在贵国不担心百里以内的祸患，而去关注午里之外的战事，这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啊，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吗（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因此燕国必须和赵国联合抗秦，燕国才能平安。苏秦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燕国与赵国联合，整个六国结为一个联盟（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天下为一”，就是苏秦针对当时天下唯一的超级大国秦国而提出来的六国的生存策略。这也是秦惠文君即位之后所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苏秦提出来的这个方法，叫“合纵”。“合”，就是联合；“纵”，指南北，当时六国从燕至楚，是从北至南。“合纵”，就是六国南北联合共同对付秦国，所以也叫“合众弱以攻一强”。但说“攻一强”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合众弱以抗一强”，是联合六国应对强秦，而不是进攻秦国。燕国国君对苏秦的这个主张非常感兴趣，但是，燕国国君非常现实。他指出，燕国是个小国弱国，西边是强大的赵国，南面是强大的齐国。你说得很动听，但是，燕国参加合纵，是为了保证燕国的安全（合纵以安燕），所以，必须让赵、齐两国不侵犯燕国。只要能保证这一条，我愿意举国参加。于是，出重金资助苏秦。这是苏秦得到的第一笔创业基金。苏秦第二次来到赵国，原来讨厌苏秦的赵相已经死了，于是，苏秦对赵国国君说：当国君的最大任务是“安民无事”，而要“安民”，最重要的是“择交”，就是要选准自己的朋友。如果朋友选不准，百姓就不安宁。对赵国来说，西边是强秦，东边是强齐。如果赵国把齐、秦都当作敌人，民不能安。而不论是依靠齐国攻秦，还是依靠秦国攻齐，民也都不能安。秦国在六国中最担心的是赵国，但是，秦国却不敢集中军力攻打赵国，因为秦国担心出战后韩国，魏国切断它的后路，所以，韩国、魏国是赵国南部的屏障。韩国、魏国和秦国接壤，又没有天然的山河作屏障，一旦受到秦国的蚕食、很容易让秦国打到国都。所以，韩、魏如果不能对抗秦国，一定会成为秦国的附庸（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国要是不受韩国、魏国的牵制，一定会将赵国定为头号敌人。苏秦又说：看看天下的地图，六国的土地是秦国的五倍，六国的兵力是秦国的十倍（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如果六国结合成一个整体（六国为一），全力以赴对抗秦国，一定可以打败秦国。而现在却相反，主张和秦国友好的人，都劝说六国国君向秦国进贡，事奉秦国（今西面而事之）。我的主张是：让六国结为盟友，一致对抗秦国（一韩魏齐楚燕赵以从亲，以畔秦）。让六国的将相白马盟誓：秦国若进攻六国中任何一国，其他五国都要派出精锐之师联合作战；诸侯中如果有人不遵守盟约，其他五国有权联合讨伐它（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赵王听了苏秦这一番颇为新颖的意见之后，立即表示同意，而且也给了苏秦一笔重金。苏秦得到了第二笔创业基金。苏秦对赵国国君所说的，正是当时六国对付强秦合纵之术的完整表述。燕国是一个弱小之国，赵国是当时的强国之一，所以，赵国投的这一赞成票对苏秦完成合纵非常重要。苏秦的下一站是韩国。苏秦对韩国国君讲了两个问题。一是讲利害。韩国若向秦国让步，秦国一定会索要韩国的战略要地宜阳、成皋，韩国如果把这两个军事重镇给了秦国，明年秦国又会来要求割地。如果你继续割地，你很快就会发现无地可割；如果你不给秦国，秦国一定很恼火，那等于是“弃前功而受后祸”，前功尽弃啊。大王的土地是有限的，但是，秦国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以你有限的土地，去填补秦国无休无止的欲壑，结果必然是“不战而地已削矣”。二是讲荣辱。以韩国的强大，却“西面事秦”，让国家蒙受耻辱，没有比这更让天下人耻笑的了（为天下笑莫大于此）。而且，我苏秦听过一个谚语：“宁为鸡尸，无为牛后。”宁做鸡中之王，也不跟在大牛后边作小牛犊。你现在如此低三下四地事奉秦国，和尾随在大牛后边的小牛犊又有什么区别？我都为你感到羞耻！苏秦这番话把韩国国君羞得满脸通红，他挽起袖子，仰天长叹：我就是再没有才能，也不能再事奉秦国了（寡人虽不肖，必不能事秦）。经过逐一的不懈游说，苏秦终于组成了六国的反秦联盟。苏秦一人佩带六国相印，成为六国合纵的领袖。苏秦的成功，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各国自身利益的需求。苏秦生活的时代，秦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余六国都不是秦国的对手。唯有六国联手，才能有效地抵抗秦国的东扩。这种自身利益的诉求，是苏秦合纵成功的客观基础。其次，是苏秦等纵横家的个人努力。苏秦顺应了六国联合抗秦的现实诉求，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促使六国结成了反秦抗秦的联盟。苏秦个人的努力绝不可低估。作为一位纵横家，必须熟悉天下大势，必须有极好的口才，必须懂得各国国君的心理，必须明晓各国的强弱，必须了解各国的软肋。这些条件苏秦都完全具备，因此，他的游说获得了意料之中的成功。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完成六国合纵之后，回到赵国，被赵肃侯封为武安君。苏秦把六国合纵的协约送到秦国，秦国在十五年内没有敢出兵函谷关（苏秦既约六国从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从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六国合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遭羞辱张仪负气西入秦连横破纵苏秦游说六国，促使六国合纵抗秦，这是苏秦的成功，也是六国的成功，然而却是秦国的失败。因为六国联合起来抗秦，这也就意味着秦国崛起的道路被封堵了，秦国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秦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应对策略才行。而提出这个应对策略的人，恰恰就是苏秦的老同学张仪，而张仪的飞黄腾达又是苏秦一手造就的。那么，张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跑到秦国去，提出对付六国合纵抗秦的应对策略呢？张仪是苏秦的同学，他们师出同门，都是著名学者鬼谷子的学生，而且，张仪学得比苏秦还好。张仪学成之后，也像苏秦一样在诸侯中游说。可是，很不幸，他成功得比苏秦晚（有的学者认为苏秦在张仪之后）。张仪未发达时，曾经和楚相吃过一次饭，饭吃完了，楚相的一块玉璧莫名其妙地找不到了。丢了这么贵重的东西，自然要查找。楚相手下的人一口咬定是张仪偷了，理由是“仪贫无行”，因为张仪贫穷，所以肯定没有道德底线。结果，他们一哄而上，不问青红皂白，抓住张仪暴打一顿。张仪不服气，因为他确实没有偷楚相的玉璧。那些人也没有证据，最后把白白挨打的张仪给放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张仪回到家中，遭到妻子的嘲讽：你要不读书，不去结交权贵，你能挨打吗？张仪听了妻子的嘲笑，不卑不亢地问：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他的妻子笑着说：在。张仪回答：这就足够了（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对于苏秦、张仪这类纵横家来说，只要舌头在，能说会道，一切就够了。因为，他们靠的就是这三寸不烂之舌。苏秦在已得到赵国国君全力支持的时候，张仪还没有成功。苏秦担心秦国攻打诸侯而破坏他的合纵之谋，于是他想找一个人到秦国去，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的老同学张仪。于是，他派人暗示张仪：你和苏秦是老同学，如今苏秦已经发达了，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的老同学呢？张仪一听，有道理啊，于是，张仪就来赵国求见苏秦。苏秦事先安排他的手下，张仪来了之后，不要替他通报。这样，张仪来到苏秦的官邸，一连几天见不到苏秦，而且还拖着他走不了。等他好不容易见到苏秦，苏秦高高在上，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给张仪吃的是仆人、侍女吃的那种饭。而且，苏秦还数落、挖苦张仪：你就那么点本事，才成为今天这副样子，我不是不能让你富贵，可是你根本不值得我收留，回去吧，回去吧（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一听这话，张仪气得差一点背过气去。他这次来，满心以为老同学一定会念及旧情，帮自己一把，万万没想到不但没得到帮助，还受了一肚子气，他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思来想去，诸侯中没几个能成气候的国君，只有秦国可以收拾赵国。于是，他决定到秦国去。苏秦和张仪是老同学，又深知这位老同学是个贤士，各方面比自己都强。苏秦为什么要引诱他来赵国？为什么张仪来到赵国又要羞辱他呢？原来，这是苏秦的一计。张仪一走，苏秦立刻跟自己的门客说：张仪是天下的贤士，我都比不过他，我只不过是幸运地先取得成功。将来能够掌握秦朝朝政的，只有张仪（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但是，他比较穷，我怕他贪小利而忘大业，所以，召他来，激怒他，让他奋发有为。苏秦马上向赵王汇报，让赵王立项、批钱，准备了车马，让一位门客暗中跟随张仪，做张仪的贴身管家。这位门客先和张仪住进同一家宾馆的客房，似乎是偶然相识。然后，再逐步接近他，把赵王特批的这笔钱给张仪用，一路上他这个贴身管家当得尽职尽责。张仪有了这笔巨款的资助，一路全住高级宾馆，舒舒服服地到达秦国，面见秦惠文主。一席话后，秦惠文王立即任命张仪做客卿，和他商量对付六国的谋略（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张仪一在秦国当了高官，苏秦派的这位门客就前来告辞。张仪非常惊讶：靠你的资助，我才有了今天，正想报答你，你为什么走呢？这位门客说：我并不了解你，真正了解你的是苏秦（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秦担心秦国攻打赵国，毁了合纵，认为天下英才中只有你才能得到秦国国君的信任。所以，他才有意激怒你，并让我担任你的贴身管家，一路上照顾你。所有这一切，都是苏秦的安排。现在你已经得到秦王的重用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所以，该回去交差了。张仪一听，大为感慨：我处在苏秦的计谋之中我都不知道，我实在比不上苏秦（此吾在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秦明矣）。何况我刚受到信用，怎么可能去算计赵国呢？你替我好好谢谢苏秦。有苏秦在，我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但是，飞黄腾达的苏秦做出的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他这一手并不高明，他把比自己还有才华的张仪送到了秦国。张仪到秦国后，他的才华有了施展的舞台，提出了一个帮助秦国破坏六国合纵的应对策略，这个策略和苏秦的合纵抗秦策略，正好针锋相对。张仪到了秦国，虽然因感谢苏秦，短时间内不会攻打赵国，但是，张仪毕竟是一位天下奇才，而且备受秦惠文王的重用。一旦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平台，张仪的能量之大远远超出苏秦的估计。况且，张仪即使要报苏秦之恩，也只是短期的；因为他一旦成为秦惠文王的重臣，必然要将秦国利益置于第一位。秦国当时最现实的需要就是打破苏秦的合纵，张仪怎么能够不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施展才华呢？张仪的努力最终会使苏秦所有的心血化为泡影，而苏秦恰恰又是送张仪登上这一历史平台的人。张仪的连横是苏秦合纵的掘墓者，苏秦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那么，张仪怎么攻破六国的合纵呢？张仪的策略是在六国合纵的链条上先找一个薄弱环节，从中截断，使整个链条断裂。他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魏国。他对魏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一是明任魏相，暗中为秦服务。他选中的是和秦国接壤的魏国这个薄弱环节。张仪是秦国重臣，他来魏国任职，魏王当然不敢怠慢，马上任命他为魏相。但是，张仪出任魏相却是要为秦一国谋取利益。他的目的就是让魏国率先背叛合纵，尊奉秦国，再让其他国家仿效魏国（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可是，张仪在魏国期间，颇费唇舌，也未说动魏襄王背叛合纵。二是军事高压和政治利诱两手并用。一计不成，张仪改变策略，先对魏国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阴令秦伐魏，魏与秦战败”，“明年，齐又来败魏于观津，秦复欲攻魏，先败韩申差军，斩首八万”。魏国与他国作战，先败于秦，再败于齐，而此时秦国斩首八万韩国士兵，使得天下“诸侯震恐”，也让魏主惊恐不已。在连续受到军事重创之后，魏王“于是乃倍从约”，通过张仪与秦结盟。魏王的屈服是不得已的，所以，张仪回到秦国再次担任秦相之后，魏国又恢复合纵；秦国因魏国合纵而再次出兵攻魏，并占领了魏国的重镇曲沃，魏国只好再次屈服（魏复事秦）。魏国尊秦之后，张仪的下一个目标是哪一国呢？第二个目标是楚国。继魏国之后，张仪又引诱楚国背叛盟约。颇有意思的是，张仪飞黄腾达以后，仍对当年楚相诬陷他偷玉璧一事耿耿于怀，曾写书信给楚相说：当初我和你一起喝酒，没有盗你的玉

0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他才辞去职务，移居上海。甲午战争前，严复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知识分子，像其他人一样热衷于功名，愿得一官半职。他曾几次参加科举考试，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中举。甲午战争后，日军的侵入，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严峻的形势使他警醒起来，他放弃了走科举做官的道路，转而成为提倡变法维新、救亡图强的鼓动者。1895年，严复在《直报》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1897年他又参与创办了《国闻报》，报道国内外大事，抨击当时腐朽的政治和旧文化，继续倡导维新变法。从1894年起，他着手译述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本书成为轰动一时的传世名作。《赫胥黎文集》第七卷前两部分专述进化论，题为《进化与伦理》，严复将它译为《天演论》。他每译完一篇，都加了按语，共二十九条，与译文的篇幅不相上下。1895年初，严复在他主办的《国闻报》的增刊《国文汇编》第二、四、五、六期陆续发表，1898年四月，又以《天演论》书名出版。《天演论》强调生物是进化而来的，不是万古不变的。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物竞”是生存竞争，“天择”是自然淘汰，一竞一择，促使自然界生物进化。赫胥黎认为这种生物进化，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严复在译《天演论》时，每每结合时势，加按语，写译注，使国人洞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理，激发人们“自强保种”，救亡图存。《天演论》上半部阐述的是达尔文主义，用生物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宣扬西方弱肉强食的理念。下半部阐述“人治日新”、“终将胜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复兴的信心，成为爱国志士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对当时和“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先进的中国人起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天演论》由于赫胥黎新奇的思想和严复流畅的笔力，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奠定了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地位。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这几年，是严复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但他不太赞成康、梁掀起的政治改革运动，而是看重教育，强调搞教育、办报纸、“开民智”，并把这看作是救国之本。“百日维新”后，严复在政治上的立场更加趋于保守了。严复一直没有停笔，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他又翻译出版了许多重要著作，其中主要有亚当·斯察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和穆勒的《穆勒名学》（上部）。这三部译著，加上先前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全称“严译四大名著”。此外，严复还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君学肆言》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点评】严复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从西方引进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开阔了封闭多年的旧中国人的眼界，为中国近现代文明的演变播下了种子。第二十章义和团运动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对外国列强侵略的一忍再忍，一退再退，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列强的炮舰威逼下不断地签出，大量的割地赔款使中国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外民族矛盾越发尖锐起来，终于爆发了灭洋兴国的义和团运动。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义和团组织最早是在白莲教的基础上产生的。嘉庆时期的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几十年间，白莲教的各个支派继续暗暗流传。在京津、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有八卦教、经阳教、荣华教的秘密结社，都属于白莲教系统，其中以八卦教传播最广。清朝官方规定，凡传习八卦教的，不但要查拿禁止，而且为首的要处以极刑。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八卦教徒便用传习拳术来隐秘自己。中日甲午战争时，山东有些地区已有义和拳组织的活动。战后几年在鲁南活动的大刀会，也同义和拳组织有联系。这种组织有过“拳会”、“红拳会”、“义和拳会”等名义。参加义和拳的，以农民、手工业者最多，他们平时在家里从事各自的生产劳动，在劳动之余，在一起练习武术。加入义和拳组织，需要履行一种仪式：练拳时要先跪在地上给师傅磕头，面朝南发誓，还要口中叨咕咒语。师傅告诉徒弟，只要按照这种方法练下去，就会练成“神拳”，能躲避枪炮的射击，刀枪不入，所向无敌。这种因对西方火炮的野蛮而产生的幻想迷信对当时无知的民众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人们纷纷加入义和拳的行列。在山东，由于德国军队入侵胶州湾，德国教会变本加厉地盘剥，教会势力不断扩张，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终于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1898年十月，山东冠县义和拳首举义旗，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冠县城的梨园屯与京津威县交界，这里的天主教民在法国传教士的指使下，与村民长期争用玉皇庙基，并于1897年春在旧庙基上重建教堂，结果“村民大哗，群起抗拒”。村民阎书勤、高元祥等，绰号“十八魁”，率众驱逐教民，拆毁教堂，重建玉皇庙。他们还邀请威县著名梅花掌首领赵三多前来护庙，赵三多率领拳众在梨园屯亮拳设厂。传教士要挟清政府镇压拳民，山东巡抚张汝梅一面派兵镇压，一面建议清政府“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于是，1898年十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率众起义，竖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并改称义和团，率众直攻红桃园教堂，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多次搏斗，队伍发展到千余人。随后，起义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阎书勤率领，活动在了鲁交界地区，继续打击教会势力；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势力扩展到京津南部和中部。当犁园屯义和团起义之际，鲁西北的长清、高唐、禹城等州县义和拳，也在朱红灯等人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洋教斗争。1899年秋，平原县木工子李庄村民李金榜欺压拳民首领李长水，勾结平原县令蒋楷，以“闹教”得罪洋人的罪名逮捕拳民六人，朱红灯由荏平率队前来救援。十月，朱红灯带领拳民击退蒋楷的进攻，接着又在平原县的森罗殿大败前来镇压的清军，声威大震。山东义和团运动迅速高涨起来。义和团以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他们多次宣布义和团为“邪教”，严加禁止。以袁世凯等人为代表的“主剿派”，多次派兵镇压、围剿。在这种环境下，朱红灯等著名将领带领义和团东挡西杀，毫无畏惧，一方面抵抗清军的不断剿杀，另一方面痛击西方教会势力，去除百姓的重压。他们在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等地拆毁车站及铁路，使西方各国使馆大为惊慌。由于义和团在起义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加之指挥有方，秩序井然，从不骚扰当地居民，贫困的百姓非常支持、拥护义和团的斗争。运动发展得异常神速，短短几个月，各地便形成了数以万计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同时义和团“助清灭洋”的口号，又得到了一些爱国官绅、士大夫和清军爱国将士的支持，使这次运动空前高涨。慈禧等人也害怕一味“剿办”会“激成变端”，于是便采取“抚”的办法默认了这个组织的存在，企图利用和收编这支武装力量。义和团在斗争中无形地争得了合法地位，不久迅速在北京、天津附近发展起来。随着北京附近各县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发展，外州县团众三五十人一队队陆续涌入京城。清政府的各个大小衙门、王公住宅多有义和团把守监视，并在各重要路口、内外城门口布岗设哨，满汉各营的士兵，如神机营、武卫后军等军士几乎全部参加了义和团。京城里到处都是义和团的揭帖：“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此时，总理衙门的权势一落千丈，北京政权虽没有被义和团直接控制，但义和团却在北京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二、八国联军的进攻义和团运动使西方列强十分恐慌，列强开始率领侵略军进攻北京，英海军提督西摩尔首先率领侵略军一千八百余人由天津乘车向北京进攻，但遭沿途义和团英勇截击，狼狈逃回天津。此时的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武装入侵及义和团运动的日益髙涨深感进退维谷。几个月以来严厉查禁义和团的结果都是“卒未有获”，而被起义军在北京的运动吓得恐惧万分的外国侵略者，企图用屠杀来阻止运动的发展。使馆卫兵屠杀无辜团众数百人的罪行，激起了北京群众的极大愤怒，也遭到了义和团的英勇回击。西什库教堂在外国军队及教堂武装的保护下，被义和团围困了六十三天之久。同时，他们还进攻各国使馆，给西方列强以狠狠的教训，日本使馆书记杉木彬、德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面对义和团如此浩大的声势，慈禧一面调兵二营专保颐和园，一面任命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正式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慈禧发布对外宣战的命令，派清军配合义和团去进攻使馆，并不断把北京的义和团调赴通州、天津等地去抵抗外国的侵略。1900年六月十日，八国联军两万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分批由天津乘五列火车向北京进犯。义和团以破坏铁路相阻截，侵略军只得边修路边推进，津京全线火车原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结果侵略军用了八十多个小时才到达离北京尚有一半距离的廊坊车站。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八月初，各国侵略军统帅举行会议，商量进攻北京，当时京津铁路已被破坏，侵略者决定沿运河取道通州西进。八月四日，侵略军约二万人从天津出发，美、英、日三国侵略军沿运河西岸，俄、德、法、奥、意五国侵略军沿东岸向北京进犯。当时，京津之间的清军尚有数万人，但慈禧不想抵抗，开始向侵略者乞降。她一面电催李鸿章北上与列强议和，一面命人通知各国统帅，乞求停战。随着侵略军的推进，清军望风而逃，仅少数部队抵抗，京津沿线的义和团战士则顽强地战斗。侵略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义和团的阻击。八月五日，八国联军到达离天津仅十公里的北仓。驻北仓的是从天津撤出的马玉昆率领的清武卫右军，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余部把守着运河西岸的韩家墅。侵略军到北仓后，即与马玉昆部遭遇。义和团大队人马数千人立即从附近各地赶来，和清军会合，阻击侵略者。五日凌晨，侵略军向北仓发起攻击，义和团战士和武卫右军在运河两岸挖战壕，顽强抗击，与敌人展开血战。义和团战士还掘开运河，放水阻遏敌人。双方激战时，八国联军见打不下北仓，就转向进攻韩家墅，守卫在那里的清军人数少，韩家墅被日、美、英军队占领，于是敌人渡过运河，从侧翼进攻北仓阵地，义和团和清军遭到敌人夹击，马玉昆的军队在混战中撤退，大批义和团战士壮烈牺牲，北仓失守。北仓阻击战，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途中遭遇到的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官兵英勇作战，歼灭侵略军一千三百余人。随后，八国联军便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马玉昆等统帅的清兵抵挡不住洋兵的进攻，撤人城内。洋兵驻扎城外，向城内开炮，流弹纷飞，许多房屋被毁，平民死伤无数。1900年八月十四日凌晨，慈禧携带光绪等数百人逃出了北京，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随后清军又开始剿杀义和团士兵，在八国联军和清兵的联合剿杀下，义和团运动不久被镇压下去了。最后，清政府同八国联军签订了又一个卖国条约——《辛丑条约》。【点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反对西方列强的斗争，它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屈辱的斗争精神。它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基本上是几十至几千人的各自为战的战斗，这无疑影响了它的发展和成功。对于它的失败，用当时俄国陆军中将苏罗捷科夫致陆军大臣的电报中的一段话来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他说：“中国现在已经表明，它能够为种族斗争提供多么巨大的兵力、金钱和精力，所缺乏的只是组织和组织者。”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第二十一章清末谴责小说清朝末年，官场上的腐败、黑暗，简直达到了见不得人的地步。于是不少具有正义感的文人拿起了自己的笔，用当时流行的章回体小说，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形象鲜明的贪官污吏形象。其中最著名的是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其笔力之锋利，揭露之深刻，达到了讽刺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吴趼人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字茧人，后改为趼人。他生于广东南海，因住在佛山，自称“佛山人”。吴趼人性格刚毅，虽一生坎坷，却从不低眉俯首，奴颜媚骨。在二十多岁时，他到了上海，以给日报撰写小品文为生。后来到山东住过一段时间，接着又去日本旅游，但都不如意，最后又回到上海，担任《月月小说》主笔。吴趼人一生主要从事于办报，并写过三十多部小说，在当时也属于多产作家，主要著作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近十年之怪现状》、《新石头记》等，他的作品风格清幽明快。吴趼人的力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书共一百零八回，主要描写了一位自称“九死一生”的主人公，在1884年中法战争后的二十多年里所见所闻的种种奇闻怪状，书中涉猎的范围比较广泛，重点暴露了官场的黑暗和商场、洋场及封建家庭的丑恶。小说突出了一个“怪”字，用漫画的手法，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可笑可鄙的人物形象。他们当中有把国土拱手让给洋人的外交大臣，有愚昧荒唐、胆小怕死的海军管带，也有为了升官发财做贼的知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杀人、出卖国家、巴结奉承、出卖良心。吴趼人用传神之笔勾勒出一幅幅沽名钓誉、附庸风雅的官吏及没落文人的丑态。主人公能从这个光怪陆离、乌烟瘴气的世界里冲杀出来，真可谓“九死一生”了。无疑，小说中展现的这个污浊的世界，正象征着腐朽黑暗的清王朝，预示着清朝即将崩溃的命运。二、李伯元与《官场现形记》李伯元（1867—1906），原名李宝嘉，别号南亭长，出生于他父亲做官的山东。李伯元的父亲在他很小时就经常督促他学习经史之作，所以李伯元少年时就擅长于诗赋和制艺，也喜好篆刻。上学时，他成绩优秀，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但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他却次次榜上无名，这使他开始厌恶官场的营私舞弊。同时，科举的失意，激化了他对社会的不满，他不再谋求为官，而要用笔去揭露官场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后来，他到上海开始办报。最先办的《指南报》，不长时间就停刊了。之后，他又办了《游戏报》、《世界繁华报》。在办报期间他写出了《文明小史》，以及《庚子国变弹词》、《中国现状记》、《活地狱》等，他的作品透彻清新，讽刺力强，深受人们喜爱。每次，他刚一完稿，大家便争着想先睹为快。《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也是谴责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这部书共六十冋，由许多短篇故事连成，重点抨击清末官场的腐朽黑暗，暴露了晚清崩溃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昏庸腐朽的状况。李伯元痛恨那个罪恶的世界，他把自己的憎恶化为笔下一个个丑恶不堪的形象，从身居高位的大官僚到芝麻大的县令杂役，都没有逃出他的斥骂。其中第十三回，制台见洋人那段最为精彩。这位制台平日里专横跋扈，对属下轻则破口大骂，重则拳脚相加，可是一遇到洋人，立即就换了一副面孔，卑躬屈膝，就差下跪磕头了。制台有个习惯，吃饭时客人来访不准通报，一天，他吃饭时属下通报有客人来，制台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对其大骂，可一听说来的是洋人，顿时气焰就矮了半截，但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他又打了属下一个耳光，责备他为什么知道是洋人还不早点回禀，让人等了那么长一段时间。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正是清朝腐败官僚的缩影。虽然是用轻松可笑的故事编写，亚洲国产成人av在线播放

叫你来这里自然有我的道理。”消瘦男子微笑着从唇齿间挤出一丝细微的话语。这两名男子便是我和林岳。在比对了书稿记载和手头所记录的虚灵事件之后，市中心的目标便锁定在了美术馆的位置，而城西工业区的冶金仓库则成为了另一个目标。在今早开始探寻计划的时候，我临时改变了策略，将原本排在第二目标的美术馆提前了。美术馆的一楼陈列着各类雕塑和陶瓷器皿，两个多小时的探查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收获，事先排定的方法也没有起到作用。林岳渐渐焦躁了起来，抱怨之前计划准备都在城西，而对美术馆却准备不足，此行只怕是要空手而归了。“看下那边出口的消防导图，找下这里的地下室。”环视了格局之后，昨晚的文字在脑中浮现，一个大胆的念头蹦了出来。林岳望了我一眼，走到出口探了下头，回身做了个手势，我紧跟上前，一前一后悄然避开旁人的视线溜进了楼梯隔间的通道。在昏暗的照明下，大约五十平米的一个地下室显现在面前。“美术馆非常像北欧建筑，类似的建筑都有这样的地下室。”林岳低声道，“不过，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北欧建筑的供暖都应该来自这样的大号壁炉。”这个壁炉的设计与西欧不同，开孔较小，但炉膛却非常之大，这里的燃烧热量将通过火墙全数提供到建筑的各处。“这也是北欧建筑的一个典范，我们东北就有很多类似风格的建筑。”林岳忽然醒悟似地说道，“你难不成想进壁炉？！”“刚才在上面我发现所有的火墙都已被拆除，但却能感应到地下连接的孔道中还有空气流动。”用手杖敲打了一下炉口周围，我示意林岳将手臂伸进炉膛。“嗯？这里的湿度与地下室的湿度相差很大。”林岳疑道，“看炉灰就知道它很久没用了，怎么还能保持炉膛的干燥？”“我只是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拆掉这个壁炉，可能是懒得动。”我拿出了一个铜制的罗庚，摆定方位后笑了笑，“果然没错，东方木位，看来壁炉里应该有玄机。”说话间，我矮身钻入了炉膛，林岳紧跟在后，一片漆黑中手上的猫眼电筒发出了雪亮的光芒，里面陈积着厚厚的炉灰，壁上沉闷的声响表示着并无中空夹层。我用脚磨蹭了几下底部，本应凝固结实的炉灰却松散不已。“有戏！”林岳低呼着俯身钻出炉膛，复又进入，手中多了一把老旧的炉锹，只轻轻地数下，便清理掉了掩盖着的浮灰，脚下顿时浮现出一个硕大的篆字图案。“参木印！”两人同时低呼，那图案正是天罡七印中的参木印。林岳用炉撬勾勒了几下，图案旁露出了四道缝隙，两人将炉锹插入其中一条缝隙，用力撬动，一块厚重的木板应声而起，现出一个不大的入口，隐约间有段阶梯通向黑暗深处。“有你的老凡。”林岳盖好头顶的木板说道，“你怎么知道下面别有洞天的？”“壁炉一般都在南面，这里却变成了东面。”我探索着脚下的阶梯回答道，“东木南火，火克木而生土，木克土，壁炉放在木位一来平衡消减火的力量，二来不至与土性的虚灵形成能量对抗循环。”“不懂。”林岳老实果断地回答道。“说简单点，出口里面是土性虚灵的死门，出口外面是布局者的后门。”脚踏已是松软的土地，我站在通道底部回身说道。“懂了，您真内行。”林岳嬉笑道，但脸部的表情却瞬时凝固在了那里。“怎么……”他的表情似乎预示着身后的异状，快速转身间手中的电筒照向空间的深处。眼前的情景恐怕只有在儿时的噩梦中才会见到，偌大的地下空间在黑暗中不见边际，棵棵不知名的树木在那里布成了一片密集的树林，枝干在头顶茂盛地伸展着，但枝头却看不见一片叶子。混杂排列的树木凌乱间仿佛有着某种规律，在黑暗的魔力下已无法去探寻这个问题，只是在电筒的照射下树干的表面竟有些光点闪动着。“丹麦童话里的黑色森林？”林岳嘀咕道，“木克土，也没这么个克法的，比妖怪还妖怪的地方。”我没有搭腔，转身脱下外套，迅速地在手中挥动了数下，沉寂的空气中带起了一阵阴森的气流。“这个空间并不算大，十字形，三百平米左右，没有虚灵，只有树木，中间有个坑。”穿上外套，我知会林岳道。“哐哐”，身后的林岳不知何时已站在一棵树木的边上，手中的炉锹在树身上敲打了几下，发出金石相碰的声音。“靠，这里都是石化了的树！”林岳惊呼道。我走近仔细端详了一下，竟真是石化了的树木，如此庞大的地下石化森林怎么会在美术馆下埋藏了那么多年而不被发现呢？！不对！我又仔细看了一下其他几棵树木的外形和纹理，这是大陆地区罕见的桧树，每棵树身上都刻有参木印篆文，但在那树木间竟有几棵依旧保持着正常的木质结构。混杂的化石森林，桧木，无光生长，脑中数条文字闪过，我急冲林岳身旁伸手拉去。噼啪几声脆响，在林岳好奇的敲击下，树上掉落下几根树枝。看似平常的现象却让我感到了一阵莫名凶险的杀气，那树枝下落的速度出奇的快，在牵拉之间只听得林岳一声惨叫，肩头已被一根树枝插穿！十二、驭金竭力的拖拽下终于将林岳带离险境，两人藏身于阶梯一侧，躲避着不断落下宛如利箭般的树枝。我急切地探视着他肩头的伤势，那根锐利的树枝贯穿了肩头，黑暗中无法确认创口的情况，只能看到树枝歪斜地卡在林岳的肩上。“搞什么啊？！妈的，我这件衣服很贵的！”林岳猛地回手一拔，树枝应声而出。他的语声丝毫没有痛苦的意味，我这才发现那树枝只是穿透了衣服的肩衬部分，这小子竟然在肩部塞了一块超厚的垫肩。“臭小子，还以为你真受伤了，鬼叫成那样！”我笑骂着给了他一下，“有你这么塞垫肩的嘛，买件衣服还后期加工。”“靠，那是惊吓时的正常反应！”林岳一脸懊恼地看着衣服的破口，“我天生溜肩你又不是不知道，先天不足总可以后天补吧？”隆隆的震动迅速将两人拉回了现实环境，短短的对话间，身周不知何时已被那些树木全数包围。不，确切地说是我们脚下的地形发生了变化，原本处于边缘的位子却不知怎地移入了密集的树木之中。“这都什么玩意儿？不是说这里没有虚灵吗？”林岳四周张望着叫道，“怎么跑这么些个树精出来了？”“不是虚灵，是天罡参木阵！”我沉声道，这树木的移动方式和排列结构，完全是依照天罡北斗的变幻而来的，但这种阵法大多是用以围困或防御的，像这样能够自动攻击的连书稿上都不曾有过记载。“破阵，破阵。”林岳一边呱噪着一边伸出手中的炉锹试探，随着一连串的叮当声大作，他苦着脸递给我一把超大号的漏勺，“这根本就不是人玩的东西，木头比金属还狠。”我摇摇头，这家伙今天根本就是个闯祸精。那些石头树木应该是在围困土性虚灵期间被感应石化的，只有少量排在主阵枢纽位置的树木还保持着木质的特性。虽然五行中金可以克木，但对于这些石化的树木来说，普通的钢铁根本奈何不了它们。“别啰唆了，跟我来。”静心听辨了一会，我就地一滚闪入木阵之中，贴身依靠在一棵树干上，林岳依样画葫芦，很快跟了过来。树枝在身后地上整齐地射成了一排栅栏，入地三分的力量足以将我俩活活钉死在当场，但在栖身的树干边却并无任何动静。看来判断是正确的，欣喜的感觉占据了心头。天罡参木阵的变化数可以拓展到七的七次方，但按书稿的阵法记载，只要看准天枢、天权和摇光三星的位置，就可以忽略这八十二万多种变化的阵形，直接进入阵法中心。那里是阵法最为严酷的地方，却也是关键所在——只要占据天枢的位置，就可以阻止正在攻击的天罡参木阵。“那上面是出口啊！”林岳心有余悸地望着地上的树枝，怔怔道，“既然没有虚灵，干嘛不从出口逃走，跑阵里来做什么？”“啪”，一块石子打在阶梯上，两旁的树木一时间枝干速长，树身有如转轴般旋动起来，坚实的枝干飞速地抽打着石阶，一阵碎石乱飞过后，眼前的阶梯早已荡然无存。“你觉得自己能比那石梯硬？”这景象早在预料中，林岳可能早已忘记那出口在阵中是个死门，布局者根本不会在此留下活路。林岳一言不发地随我在树木间翻滚穿梭，显然刚才的情景已让他深信不疑，虽说这家伙平日里总是唧唧歪歪的，但关键时刻还算是头脑冷静。过了许久，我俩终于来到了西南角的一棵树下，这棵树的树干大约是其他树木的两倍有余，依旧保持着木质的结构。在电筒的灯光下树身上现出排列有致的印阵雕刻。冲林岳点点头，我从兜里拿出一把瑞士军刀，翻开折刀部分仔细地削去了天枢、天权和摇光三星位置上的印纹。没有任何的预兆，阵中的树木嘎然停止了声响，一片死寂中唯有我俩的呼吸声清晰可辨。林岳欣喜地在我肩上锤了一下，刚想开口，身后却突然有一股极大的冲击气流猛冲过来。“趴下！”一把拽倒林岳，两人双双贴地，漫天的枝干如飞鸟般贴着身体略过，几棵树干顿时被射成了蜂窝。一口干涩的泥土呛进口中引得我咳嗽不已，林岳则趴在地上丝毫不敢动弹。“怎么回事？老凡，这阵不是破了吗？”林岳小声地问道，眼睛则不停地在黑暗中搜索。“呸、呸，我也不知道，按阵法的规律……”吐去口中的泥土，我刚答话，身下无端地又是一震。泥土霍然翻开，枝杈如枪般锐利的树干自地下升起，直直撞向顶部。灰土飞扬中，两人滚动躲避着突如其来的攻击，瞅准一个空档双双翻身跃起，牢牢地将身体贴在天枢树的树干上。树干不断地钻出，身边的空间被挤得越来越狭窄，这样下去即便不被枝杈开膛也会被树干挤压成肉饼。抽出一叠锐金印纸，迅速点上鲜血，我团出七个纸团在脚下丢出了一个印阵。随着金光亮起，围困着身周的树木竞相开裂，爆出满地的木屑飞扬开来。趁着这个间歇的当口，我将余下的锐金印纸在身周的其他三个方位再次布下了印阵，以防还有其他的攻击。果然，伴着嘎嘎的声响，一排树干扭曲着如巨龙般挥舞冲击而来，那虬结的枝杈仿佛龙须怒张，呼啸着撞在锐金印阵形成的金色护壁上溅起片片木屑。印阵在“木龙”的撞击之下金光暴盛，隐隐传来刀兵之声，喀嚓声中断枝碎木落了一地。“这鬼阵法也太厉害了，怎么树木都跟动物似的？”林岳在阵中大喊，“不长眼的家伙，我们又不是什么虚灵，死缠着不放干嘛？！”“要怪只能怪你小子多事，那把炉锹就是引发的祸根。”看着“木龙”在金光下渐渐败退，我慢声答道，“金克木，你的行为正好被木阵认作是蓄意攻击，所以引发了阵法自身的攻击状态。”“又怪我？！”林岳郁闷道，张大嘴巴的他忽而一脸愕然地指着我的身后，口中竟似不能言语。“砰”，有什么东西攻击到了身后的印阵屏障，转身时如巨爪利齿般的树杈赫然出现面前！不知数量的树木横倒在地面，两两为阵，顶部的树杈弯曲张合，那样子像似巨兽的大口不断地撕咬着金色的屏障，疯狂的攻击竟已打开了一块缺口。绝不能让它们攻击进来，匆忙间我又布下了浩土印阵，屏障再度合拢。外围的两只“木兽”不甘心地停止了攻击，但却并为离去，摆动着枝干在圈外等待着什么。“飙飙”几声，空中不知何处飞来一片枝杈，比方才攻击来的体积更大了数倍。这次树杈并未被金光所粉碎，而是有如钉桩般卡在了屏障之上。随着枝杈数量的不断增加，屏障上渐渐围上了一圈木质的外壳。不好！难道这个阵形有着自己的智慧？！在我的思维尚未完全作出思考的时候，脚下的震动再次传来，一片粗大得惊人的树干自地下徐徐钻出，那位置竟正好处于“木壳”覆盖的地方。在巨木的支撑下“木壳”被完全顶起，而卡在“木壳”上的金色屏障也随之离开了地面。外围的两只“木兽”缓缓地摆动着，开合扭动的枝杈呈现出一种恐怖的狞笑。面前的屏障渐渐打开，两人像困在笼中的老鼠一般等待着死亡的降临。这简直荒谬至极！原本为了除去虚灵，却要死在封印虚灵的阵法之中，一股怨怒在心头燃烧起来，真想废了这片六亲不认的木疙瘩！随着心念的闪动，地面上突然尘土微扬，无数银色的弹丸自泥土间跃起，神奇地悬浮在空中。是锐金印阵对面前阵法的反抗吗？不像！我满是茫然，金属弹丸若是高速密集地弹射或许可以将这些树木击碎，但此刻……脑部皮层细胞的活动刚刚活动起来，银色弹丸竟瞬间划出点点银光暴射开去，扑扑声连响不绝。圈外的“木兽”木屑乱飞地退后而去，身前的巨木也在攻击中断裂了几根。猛见困境得以解脱，两人正欲夺路而出，但随着地面上接连钻出的巨木，那缺口再度被封堵了起来。新出现的巨木上升的速度比刚才更快，不及反应便轰然撞上了顶部，金色屏障连带“木壳”尽数粉碎。“笃笃”几声，四处疾飞的银色弹丸嵌在了巨木上，面前的巨木数量不断地增加，我俩被一圈木质的牢笼完全封闭了。“老凡，用飞弹打破它们，然后再……”一言不发的林岳兴奋地叫道，显然刚才的情景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但他的话语很快就被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木兽”吓了回去。弹丸迅速在两人面前聚集了起来，头顶传来轻响，大片树枝如鸟般在空中盘旋，枝杈间不住颤动。面前的“木兽”似乎吃了刚才的亏不敢轻易接近，只是在我俩身边不住游走，摆动的后部渐渐附进了密集的木壁之中。“呼”地头顶一股疾风拂过，鸟状树枝扑击而下，部分弹丸迅速拦截。漫天的枝杈尚未落地，面前的“木兽”紧跟袭来，剩余的弹丸交错飞行起来，飞速地在我俩身边形成了一道银色的网状屏障，在两只巨兽的频频攻击下竟比适才的锐金印阵更为稳固。浑身忽然一阵束缚，紧张地观战间，脚下不知何时慢慢地爬上了几条宛如蛇般的树根，从脚至腰将我和林岳牢牢捆住。该死，那些弹丸正在阻挡攻击，丝毫没有空隙来援助这突如其来的偷袭，而粗大的树根又不是瑞士军刀所能割开的。就在我情急之时忽觉手上一沉，无端地多出一把战刀，欣喜间连挥数下，身上的束缚应声而开。“老凡，快帮我砍开这些东西！”林岳的呼声传来，我急忙上前，刚要挥刀却被随即跟来的树根纠缠住无法上前。“你先撑着点！”我大吼道，手中战刀疯狂地砍向身前的树根。“靠，帮我也弄把刀不就得了。”林岳用力挣扎道，“你手里的刀是突然凝结成形的……”林岳的话忽然提醒了我，那次在S家对付应蚺的时候也是莫名地拿到了一把刀，这次……会不会和彭侯的宝物一样，可以靠意志驭使金属？！于是心念一动，林岳的手中慢慢地聚起银光，一把锋利的战刀顿时出现在他的手中。狂砍猛剁下，大片的树根渐渐逃进了土地，两人手持战刀警惕着周围的动静，将视线回到面前的战局。“木兽”和树枝被弹丸击得木屑乱飞，但不久便又恢复如初，虽然此刻它们无法靠近，可弹丸的攻击也讨不到任何的好处，困局之下必须找出办法尽快脱离此地。思考片刻，意念中漫天飞舞的弹丸全数回到了我俩的面前，“木兽”也似有思想般停下攻击撤身观望。弹丸在空中急速旋舞着形成了十几把半月形的弯刀，“嗡嗡”飞转着带起一股金风。“去！”心中一声低喝，半月弯刀飞旋着形成一圈刀轮，狂怒地飞击开去。喀嚓声此起彼伏，眼前的银光照亮了整个地下空间，片片木屑有如雪花般飘舞落下，仿佛冬日飘雪似的奇异场景在这黑暗的地下显得如此诡异而美丽。良久，当两人周围只剩下满地雪片般木屑时，一切再次安静下来，飞转的弯刀停止了下来，悬浮着围转在我们的身旁，仿佛一群待命的士兵正在保护着主将。“帅！太帅了！”林岳用力挥下手中的战刀，摆了一个不伦不类的造型，“简直就是横扫千军、锐不可挡、势如破竹……”“青龙盘转，朱雀掠扑，白虎击爪，玄武突兀。”没有时间顾及林岳的得意声，我自语着完全沉浸在阵法的怪异中，“这个布阵的完全是个混蛋！”“啊？混蛋？”林岳闻声好奇道，“这可是前世高人布的阵，你不怕冒犯阴魂啊？”“冒犯个头！”我没好气地说道，“他混合了四象阵和天罡参木阵

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闲住。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而真正让崇祯动心的，是彼时内阁大学士温体仁（此人后来被编入《明史?奸臣传》）的评价。曾与孙传庭在吏部共事过的温体仁说孙传庭“可比唐之郭子仪也”。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此时陕西农民起义四起，孙传庭临危受命，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将当地马金忠、刘国能等17路农民军尽数剿灭。与卢象升一样，他的方法也是练兵，不同的是，卢象升的“天雄军”，是集中训练数年后拉出来作战，孙传庭却是“在实战中锻炼”，他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号称“秦兵”。不容易的是，明末用兵军饷多依靠上级调度，孙传庭到任后整顿当地军屯，发展生产，特别是清理被势豪大户侵占的土地，保障士兵利益，真正让麾下将士感激不尽，殊死为他效命。仅是西安一地的“秦兵”，每年靠“自力更生”就能收税银10多万，行军打仗，基本不花朝廷的钱。也正因如此，孙传庭曾遭人弹劾，说他“拥兵自专，置国家法度不顾”。用人之际，崇祯并未追究。这以后的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高迎祥，这个一度是明末农民起义最强领袖的“闯王”束手就擒。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认为这样是“以火浇油”。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的清军入寇事件里，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聋，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竟认为孙传庭在推卸责任，一纸诏书把孙传庭下狱。就在孙传庭下牢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挠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响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声势浩大。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崇祯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1万多新招募士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保住陕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但崇祯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连发诏书，催促孙传庭进兵。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顿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然而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明王朝再次严令孙传庭主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孙传庭接诏后痛哭道：“吾固知去而不返也。”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战，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50万大军，孙传庭再度战败，全军覆没下，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孙传庭的战死，让明朝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挽救危局的军队，和最后一个可以挽救危局的人，与卢象升一样，孙传庭不但是被瞎指挥坑死，更在死后遭到冷遇，一直到明朝灭亡，他都没有得到崇祯的追谥。孙传庭战败后，李自成轻易占领了陕西，继而东进夺取北京，灭亡了明王朝。第二十二章明末为什么这么穷要说有一个字可以概括明末最主要的特点，那恐怕就是一个“穷”字。明末最大的特点就是穷，尤其是末代皇帝崇祯在位的时候格外穷。先是政府穷，北方九边的军饷，除了辽东部队可以保证足额发放（也经常晚发），其他的地区大都欠着。不管是打仗还是赈灾，统统没钱。当兵的也穷，拿不到军饷就要闹事，闹事了就造反，造反了就要镇压，但连镇压造反的钱也没有。没有钱只能加税，可老百姓也穷，交不上税，就官逼民反，激起民变，民变了还是没钱镇压。如此下来，内忧外患十几年，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亡国，有说亡于李自成，有说亡于清朝，但观整个过程，更像是经济破产。可就是这个穷得叮当响的明末，是现代中国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勃兴”的时期，中国的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那真是富得流油。苏杭自然是天堂，吟诗弄月，小资情调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福建、广东的海商们，也多富可敌国。后来清军南下的时候，劫掠当地明朝退职官员的家产，好多都装了几艘船。像东林党的那些骨干们，比如“及时雨宋江”李三才，家中存银就有470万两，折合人民币上亿。如此富庶的一个王朝，怎么会穷死？明朝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搞清一个问题：为什么会穷？一说明朝的穷，第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税收。明王朝的税收体系，是朱元璋建国后建立的，主要是以收农业税为主。世人都说明朝“重农抑商”，但明朝建国后，首先减免的就是商业税，废除了元王朝时期许多苛刻的税务条令。明朝商税主要分两种，分别是“过税”和“住税”。过税即货物过境要缴纳的税赋，住税即货物储藏、交易、买卖所要缴纳的税赋。明朝的农业税，却从一开始就不合理，虽然明朝的田税总体很低，但是江南地区却要征收重税。农业税的收入，在朱元璋时期占到国家税收的九成，此时可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总数，是中国历史最高，有850多万顷，比康乾盛世的最高水平640万顷要高得多。所以从明朝建立后开始，明朝的政府收入一度很高。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可以五征蒙古，大修运河，威服四夷，做成生前身后的帝王们都做不成的事，经济基础即来自于此。事情到后来就起了变化，明王朝税收里有一个重要漏洞，就是士绅以及公爵王室可以免税。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税收，都是由中下层来完成。这个政策后来越发被人钻空子，比如土地税，许多地主乃至小民，都把田地寄放在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家中，美其名曰为“寄主”，以用来逃避赋税。而后来明朝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地主阶层兼并土地，他们拥有广袤的土地却不用交税，无地的农民，反而要承担苛刻的税赋，因此民变也就不断。到了明朝“弘治中兴”的时候，明王朝可以用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已经由朱元璋时期的800多万顷下降到此时的400多万，足足缩小了一半。为了应对税收危机，从明孝宗朱祐樘开始，明朝主要是通过扩大税源，即向人少地多的湖广地区移民的方法来增加税收，对于要承担重税的江南地区，明王朝也一直在进行改革，通过减免税收流程，增加税收效率的办法，来尽可能地解决税收矛盾。特别是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征收海关税，对外国贡使来华贸易，也开始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到了明朝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明王朝税收几乎到了“匮乏”的程度，北方蒙古部落不断侵扰，军费激增，南方倭寇不断进犯，东南的税赋大半泡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只能不断在中路地区，尤其是江西、湖广地区增税，以及在西南地区把持贸易特权，通过与西南民族的“茶马贸易”来扩大财源，这样的方式只是拆东墙补西墙。明朝虽然平定了倭寇，抚和了蒙古，但到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时，明王朝的政府存粮，竟然只能支持一个月。经济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这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出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二今天说起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张居正改革，总把其中的“一条鞭法”作为张居正的独创成就。其实早在此之前，一条鞭法就已经产生。最早出现在宣德年间的江南，只是当时叫“征一法”。明朝经济的重新整合，开始于张居正之前的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时期，当时主政的大学士高拱，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一条鞭法的试点，河南、江苏、安徽，实行一条鞭法，几年之后张居正推广全国，已经是水到渠成。一条鞭法的着眼点，是明朝此时可以用来缴纳田赋的土地减少，且税收的名目多，给了地方官员贪污截留的机会。一条鞭法把所有的农业税，都统一成一样，化繁为简，折合成白银一次性征收，这样既能使小民百姓少受盘剥，也能将国家的税收效率发挥到最大。在一条鞭法之前，中国老百姓缴纳的主要是实物税，一条鞭法实行后，就变成了货币税，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不仅发展了国家的商品经济，也提高了货币流通效率。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同时，张居正大刀阔斧，开始了全国的清丈土地，主要是清查那些用各种名义寄存，偷税漏税的土地。清丈的结果，就是明王朝可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由过去的400多万倾，变成了此时的700多万顷。虽然不及朱元璋时期，但是税收效率却远高于那时，因此这也是明王朝税收效率和税收总数最高的一段时期。张居正改革的最高峰时代，明王朝的年税收是800万两，如果结合当时白银的购买力，不但远高于明王朝建国时，也远高于后期清王朝康乾盛世时，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税收最高的时候。明朝末年的崇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田赋，但最后的结果，每年的赋税也不过400万两，而军费开支却增加到了600万两，年年财政赤字，以至于最后破产。农业税的整顿并不是张居正改革的全部，张居正改革的另一个着眼点，是商税改革。张居正主张“农商并举”，他的方式，是减少税收环节，减免商税，增加税收的效率。一方面，他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权力下放，将贸易的权力完全下放给沿海商人，并且根据每次贸易的数额和利润征税，而不是像过去根据出海时间的长短来征税，这样就保证了大部分商人的利益。另外张居正减免走税的关卡，减少走税，增加贸易税，也就是根据商业贸易的利润征税，并且严禁商人与当地势豪大户勾结。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时候，明王朝的商业税收益，占到了明王朝国家年收入的四成，这是明王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在1582年他去世后遭到了废止，他的“考成法”被废除，一条鞭法成为仅有的保留项目，清丈土地也因此停止。万历在位的后期由于大批东南商人背景的官员当职，开始了对商税的调整，将主要的商税，分摊到了中小商人身上，大商人们通过与势豪大户的合股经营，获得了免税的特权。万历后期工商业勃兴，万历也希望增加商业税，但他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办法，即派太监做“税使”收税。这样的做法自然收上了钱，却让大批中小商人破产，更开罪于商人，因此举国反对，除了太监以及万历本人捞了钱外，几乎是得罪一大片，对商品经济的打击也是惨重的。三到了明朝末年，特别是崇祯时期财政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是土地兼并以及连续的天灾，导致国家无法收上农业税。明末极端天气四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瘟疫灾害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他们的税收，也被转嫁到了其他无灾的地区。到了崇祯当政时，国家可以用来收取税赋的土地，已经下降到了300多万顷，内忧外患下要增加赋税，自然激得民乱四起，恶性循环。天灾，收税范围少；税重，王朝的根基，自然就摇摇欲坠了。和土地兼并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明王朝失去了对国家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的经济控制。明末东南，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地区。东南海商云集，但此时的海商们，大多选择了与当地有免税特权的家族合伙，以达到免税的目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民富国穷，农民和中小商人成为了税收的承担者。百姓无力缴纳税务破产后，土地被大地主兼并，国家收不上税；中小商人破产后，产业被大商人兼并，国家的税，是越收税源越少，竭泽了却连鱼都打不到。比如福建郑芝龙，就通过结好当地官员，获得免税特权，最后迅速壮大，甚至操控了南明的政权。其实往根上说，明朝的问题，根本上在于国家政治体系和经济方向的脱节。在国民经济向近代化转变的时候，国家的税收体系，却依然保持在农业社会。明朝张居正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国家跟上这个转型，但可惜张居正改革只维持了10年，整个转型因此戛然而止，裹足不前，最后造成了亡国的恶果。世间已无张居正，诚非虚言。第二十三章细解台湾郑氏小朝廷一明末清初，以“大明台湾府延平郡王”的身份割据台湾自立，高举“反清”大旗，与占有中国大陆的大清王朝隔海对立整整22年的台湾郑氏王朝，对于今人来说，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全是因《鹿鼎记》等武侠小说的流传，这个王朝在各类“戏说”电视剧以及武侠小说中出镜甚高，诸如明王朝的末代郡王郑克爽，股肱重臣冯锡范，老太妃董氏，是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奸角”。而有关这个王朝的印象，也因之打上了许多不光彩的符号：荒淫、无道、贪婪、奸诈，狼子野心却保守怯懦不思进取……然而“戏说”终究是“戏说”，郑氏王朝的真实风貌，在明末清初的各类国内史料中，从来都仿佛一团模糊的迷影。一则是20多年隔海相望，中国大陆本土文人，对这个有些神秘的政权知之甚少。平定台湾后，郑氏家族全体归降，出于天下一统的需要，大清王朝当然要对这个曾经的割据政权“选择性失明”。有关这个家族过往的各类记录，也当然因此而被埋没。后来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时，许多珍贵的资料更被销毁。鄙薄，于是有了今人的“陌生”。与中国大陆对此的“陌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甚至西方持续数百年的“台湾郑氏热”。日本方面尤其积极，现存最完整记录台湾郑氏政权的著作，是日本人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记事》。日本近代历史学家内藤湖南也对其评价颇高，称赞郑氏政权为“亚洲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明治维新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曾4次在日本长崎、广岛等地举行大型的纪念郑成功的活动，并赞扬说“其奋斗之足迹，为今日日本崛起之精神”。甲午战争后日本盘踞中国台湾半个世纪，其间大行“去中国化”运动，拆毁岛内汉人宗庙无数，唯独对台湾郑氏宗庙礼敬有加，至今保存完好。即使在今天的日本，郑氏家族宗庙神社多达240处，远多于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日本“杰出人物”。西方也不甘落后，与郑氏政权打了一辈子仗的原荷兰台湾总督揆一（FrederickCoyett）在其著作《被贻误的台湾》里称赞郑成功为“东方最杰出海战英雄”。荷兰历史学家菲克梅杰评价郑氏家族为“航海时代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西方启蒙运动的泰斗人物伏尔泰给予郑氏家族至高无上的评语——“中国文化精髓的最后守护者”……歪曲、戏说、失明、陌生、赞叹、崇仰……海内外评价泾渭分明的台湾郑氏朝廷，真实的容貌究竟是怎样？还是让我们抽丝剥茧，细细地梳理

所以它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交互影响，正是因为这两个区域的文化交融互动，才推动着中华文化不断地创造发展，同时又有传承。因此，我觉得成都平原这二十年的考古发现，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特别重要的贡献。王鲁湘：那么在这样一个序列中，金沙遗址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王毅：我刚才说了，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它去哪里了？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谜团，而金沙遗址则为我们解开了。金沙遗址具有王都级的规模，我们怀疑这个地方是古蜀国的最高统治者专用的祭祀点。最早发现的是祭祀区，现在我们正在发掘祭祀区北边大约500米左右的宫殿型遗址。就我们所知，金沙遗址的范围已经达到五平方公里。我们由此知道，在距今大约3200年到2800年左右这个时期，这个区域有一个非常高的文明，而这个文明正好把三星堆消失以后的一个时段给接起来了，它充实并从新确立了我们这个区域的文化发展序列。对此，无论何种积极评价，都是不过分的，甚至可以说它的发现改写了中华文明起源史。王鲁湘：好像到现在为止，三星堆遗址除了发现两个大型的祭祀坑以外，其他遗迹的考古发现还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是吧？王毅：我想三星堆肯定还会有重要发现，它有城墙，而且有些区域文化堆积特别丰富，只不过因为它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因此发掘它是受限制的。金沙遗址正好处在城市的中心，城市要建设，我们考古学家必须配合基本建设进行发掘，从这种角度看，考古学家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从2001年到今天，我们已经发掘几十万平方米，对一个考古学家来讲，对一个遗址进行如此集中的发掘，这种机会是弥足珍贵的。王鲁湘：现在大家都可以断定，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有一种源与流的关系，或者是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我对三星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青铜文化，像面具啊，人像啊。另外，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还有大部分象牙。这些东西在金沙遗址也大量出现，但是相对而言，金沙的大型青铜器件好像比较少，而且很多青铜器不是整件，而是一些构件。这是什么原因呢？王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确实还没完全到位，从金沙目前出土文物的现状你可以感觉到，金沙确实是刚刚发现，它应当还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土。从器物类型来讲，几乎凡是三星堆有的，金沙都会有，但是，三星堆那么巨大辉煌的青铜器在金沙竟然没有发现，这是很奇怪的。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你就感觉到金沙一定会有大型器物，只不过在于考古学家有没有机会。金沙遗址已经出土了很多青铜器的残件、构件，而且它的祭祀区在探测时有强烈的金属反应，也就是说下面肯定有巨大的文物。但考古学家不能以一种挖宝的目的来处理这些事情，而是要对那个时代的整体有一个研究。三星堆出土了很多金器，也有象牙，而金沙的金器和象牙数量更为巨大，是中国那个时期出土金器、象牙件数最多的遗址，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文化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他们之间是有变化的。王鲁湘：这种变化表现在什么地方？王毅：比如鸟箭鱼的纹饰，在三星堆是出现在一个金杖上面，而在金沙遗址则出现在冠带上面，金杖和冠带同样是权力的象征，但是构成部位不一样了，图形也有一些变化，比如人头的形状。三星堆曾经出土巨大的青铜立人像，在金沙则只出土了一个小立人，它可能是跟祭祀有关的器物的某个构件。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种祭祀跟金沙的祭祀是不一样的，三星堆的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全放到一个坑里。王鲁湘：肯定是发生了某些事变。王毅：可能是巨大的政治变化造成了三星堆那种特殊的祭祀，但是金沙是很多一个一个的小坑，是常规性的。金沙有些祭祀坑很小，两米宽，几十厘米深，但却埋藏了金面具，是非常非常的隆重，所以说三星堆的文物情况跟金沙是有差别的。跟三星堆相比，金沙文物的工艺技术水平不仅有继承，而且也有创造。王鲁湘：三星堆出土的这些东西给人一种灵异的感觉，与殷商的东西更近一些，器型比较大，线条比较锐利伶俐、方正，显得杀气更重一些；而金沙的东西开始由方变圆，由粗变细，变得更和谐、柔润，弧线更明显。再比如青铜人像和金面具的人像，三星堆出土的给人感觉更夸张，不太像真人，倒更像神，尤其它的两个嘴一直裂到脸后；而金沙面具的嘴已经像我们正常人的嘴的宽度，颅形也更接近正常人，这跟今天成都平原的文化性格更接近一些。王毅：你说的非常有意思，三星堆的那些东西还是显得比较狰狞一些，夸张一些；金沙出土的好多文物出现了一种新的审美状态，但这种创新是不是达到了很特别的程度，还是需要进行研究。王鲁湘：革命性的变化没有出现，但是更精细化，更雅致化了。特别是那件有六个翅膀的浮雕小玉件，在那个年代极有可能是绝品，而这种精细性在成都平原保持下来了，使蜀地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精细手工业的核心地区之一。比如三星堆的玉璋，杀气腾腾的，给人一种冷兵器的感觉，可是金沙出现的居然是袖珍的、用作吊坠的那种玉璋，已经完全是装饰品了。所以说，工艺的精致化在金沙时期可谓达到了极致。王毅：对，我们后来发现的遗址当中再也没有发现像金沙这么精细的东西。另外，金沙文物的另一个特点是体系更完善。在金沙遗址发现过两件石磬，其中之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件，而且声音非常好。王鲁湘：昨天我在馆里面听到的背景声，朱馆长告诉我就是这个石磬敲打出来的录音，我当时还以为是金属敲打出来的。王毅：由此你可以想象，当时它的祭祀场面是非常宏大的：这个地方濒河，靠近河边搭了一个很大的祭祀台，罄声庄重。金沙还有从大到小的成体系的石璧，它到底是一种祭天的礼器还是乐器，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你可以感觉到，金沙在祭祀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场景。我们通过这些文物的不断复原，形成了对金沙文化的整体认识。与三星堆所相比，金沙给我们传递的文化信息量，在有些领域要大得多。文化的交流王鲁湘：根据出土的东西，我们可以概括地说，金沙时期是金石交响的文明。它的金有两种，一个是真正的黄金，再一个就是青铜；石的话，有玉也有石，比如石磬、石璧。与中原相比，特别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黄金。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东亚地区的文明，从整体上来讲，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没有对黄金产生一种崇拜。可是世界其他的一些文明地区，很早就进入了黄金时代，用黄金来做最神圣的东西，以及和天地沟通的媒介。西亚、地中海、玛雅文明都是这样，恰恰在东亚不是。然而在东亚的成都平原却发现一个例外——金沙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对黄金有一种崇拜的感情，并赋予黄金神人一种沟通的功用。金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还是自身就是原发的？王毅：你所谈的问题考古学家一直在思考。在当时的黄河流域甚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们也使用金器，但还没有成为主流，人们对青铜的酷爱是远远超过黄金的。但是三星堆和金沙这样一个文明传统却出土这么多金器，这确实与众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跟这个区域的位置肯定有关系。第一，这个地区当时肯定是产黄金的，而且是天然金，不是冶炼金；而黄河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那个时候要得到天然金是不容易的，我称此为“产地优势论”。其次，这个区域跟周边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频繁的，它的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跟中原不完全一样。尽管这种交流的路线、时间、阶段特点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但从后来的一些历史文献来看，当时东西方之间确实是存在交流的。比如汉代张骞出使大夏的通道，我们认为就跟从四川到云南一直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有关系。金沙、三星堆器物上海贝的造型也是从印度洋那边过来的。南方尽管山川阻隔非常厉害，但它可能有另外一个交流的孔道，这个交流孔道并不是简单的文化传播与复制，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欣赏，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化变化。很多人正在探索，在中国的西南是不是存在一个跟西亚相连接的孔道。王鲁湘：它还不止这一条孔道。我们过去更多地强调了成都平原作为一个盆地的封闭性，但实际上它是有多条通道与外边联系的，比如刚才说的向南通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而岷江也是一条通道，由此顺流而上就进入了河西走廊，通到西亚；由嘉陵江可以直达汉中，过秦岭就和关中地区联系起来了。当然长江也是一条通道，这样成都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就联系在一起了。这些通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某种方式使各个区域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我特别注意到，我们馆里摆着一件玉钺，它与河南二里头和陕西陶寺的造型一样，只不过是形态略小一点。因此我完全有理由推断，这件东西是从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过来的。还有那件特别漂亮的十节玉琮，完全是良渚晚期的东西，是长江下游的文化。王毅：你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些东西，很多人觉得好像是因为贸易关系交换来的，但这种如此高档次的东西，应该是统治阶层才具有的。王鲁湘：对，它们都是国之重器，不可能做贸易交流，一定是政治交流的东西。王毅：甲骨文中就记载了蜀国的各种交流事件。武王联合诸侯伐纣的时候，蜀国也是联盟的一分子，这个蜀应该就是成都平原的蜀。其他甲骨文当中还有征蜀、入蜀、蜀人献穷宝的记载，由此可见，古蜀国与当时中原的商、周王朝有很多的联系，而且是在高层之间。那时候人们靠天吃饭，如果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灾难，便会进行迁徙。他人的迁来可能给蜀地带来了一种异样的文化，所以说蜀文化是很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成就。金沙有卜甲，也有卜骨，但是中原用腹甲，这里则用背甲，正好反过来。所以，金沙跟中原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又有意跟中原不完全一样。金沙的青铜器和玉器有符号，有图像，但就是没有刻字。对金沙的文化，我们必须站到一个更高的视野来思考，要考虑到在整个东亚文化当中它与其他文化发生的交流，以及与西亚、东南亚文化之间的关系。金沙遗址玉璋王鲁湘：在金沙出土的大量玉器中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叫玉璋的玉器。在中原出土的玉器中，其实很少看到璋，但是三星堆以及金沙都有大量的璋，从微型的到大型的，应有尽有，而且成为古蜀国玉器最具个性的一种形态，这是怎么回事呢？王毅：其实不仅仅是玉璋，玉琮在金沙也数量巨大，有十几个，在其他遗址中能出一两件就不得了了。中原那个时期的青铜器一般是鼎、簋、爵这些东西，而金沙则是青铜罍、青铜尊，而且有自己的一套独立的礼乐制度。这种礼乐制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创造的，另外一部分是对其他文化加以改造，甚至是对其借鉴的某一个方向进行无限放大形成的。当然，它有自己的思考，不是全盘借用。它在礼乐制度方面就吸收了商、周王朝行之有效的尊卑有序的体系。其实从今天来看，凡是跟周边发生剧烈的文化碰撞、不断吸收周边文化的文明，它的创造能力就特别强；如果它跟周边的交流终止了，或者是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它就开始衰落了。三星堆到金沙这段时期，它频繁地与周边文化相碰撞，所以很快就有一种新的创造能力出现。而它之后的开明王朝就出现问题了，开明王朝时的蜀国自以为是，竟然嘲笑秦国是东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最终被秦国灭掉。所以从三星堆到金沙，再到以后蜀国的消亡，可以给我们很多启迪。王鲁湘：其实文化就是在交往中间不断发展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都搞不清楚它们的源流关系了。这个地方出现了大量用玉器做的牙璋。《周礼》记载，玉璋在古代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礼器，上拜天下拜地，中间拜四方。而玉璋中，这类有V字刀刃状的又被称作牙璋，是玉璋中的极品，也只有权力在握、地位尊贵的人才能以它祭天拜地祈福。牙璋的形状也很像两个牙齿绑在一起，我由此有一个联想：我们南方人经常把偶尔吃一顿好东西叫做“打牙祭”，我搞了这么多年文化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弄清楚“牙祭”的词源在什么地方。我在金沙找到了依据：用牙进行祭祀就叫做“牙祭”，而且这个璋的形状就是两个牙捆在一起，或者是野猪牙，或者是象牙，璋下面的旋纹就是捆绳的形象。人们开始用真实的野猪牙或象牙进行祭祀，但是到后来玉越来越贵重，人们可能认为玉比真实的牙更能博得神的欢心，于是牙璋就出现了。牙璋最先的使用地一定是在我们古蜀国，但是后来到了周朝，这样一种来自于蜀国的特殊祭祀仪式就被纳入到周朝礼制文化系统中，成为中国礼制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这个联想推理有一定的根据没有？王毅：你的说法有些很有道理。其实我们所有祭祀的器物，都是在实际生活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的。你说的金沙的这个獠牙跟金沙的玉璋之间的关系，从学术意义上来说还不确定，但我觉得你这种解释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三千年前的金沙人留下这么个东西就是让你猜。金沙完全可以用你的说法做广告。考古的期望过去我们所知道的古蜀王的历史，只是一些文献记载的简略片断，而这些简短的记载也带有神话传说的性质，让人半信半疑。从开明王朝以上至蚕丛王怎么会有三万四千岁呢？蚕丛为什么是纵目？鱼凫王是如何得道仙去的？杜宇王为何又化成杜娟鸟？鳖灵王怎能死而复活？凭这些文献记载，难以弄清古蜀历史的真实面貌，也许在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后，当我们真正找到蜀王墓葬的时候，那些文明的碎片将告诉我们更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王鲁湘：现在金沙的考古发掘，从面积上来说只是揭开了一角，从文化层面上来说仅仅才揭到第八层，下面可能还有七八层，而且更精彩的东西好像都在下面，所以金沙的考古发掘，以后肯定还会继续做下去。那么以后，金沙考古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方面的惊奇呢？王毅：金沙遗址从发掘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不只是属于考古学家思考的问题，而且是好多老百姓都在关心的问题。目前金沙真正的发掘不到十分之一，但这不到十分之一的范围却出土了三千多件玉器、象牙、金器。那么对于剩下的十分之九，我们如果有计划地进行发掘，肯定还会有更多的重大发现，再出几万件东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老祖先的遗存，我们是不可以轻易处置的，我们的保护技术如果没有达到保护状态，不可以轻易动，我们已经遇到过象牙难以保护的问题。我觉得考古学家还是不要只想满足个人的发掘欲望，有些发掘，还是等技术水平提高了再说。我们现在正在发掘北边跟金沙遗址的最高统治者活动有关系的一个遗迹。作为金沙文明的最高统治者，它还会有墓地，我们现在还没找着。如果每一个地方在动工之前，考古工作者都先去进行文物勘探，埋在地下三千多年的蜀王陵墓总有一天会被找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金沙遗址那个时代的文化状况，我们可能会了解的更多、更深。王鲁湘：三星堆留下了一些谜，金沙遗址又留下了一些谜。成都平原更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可能会解答一部分的谜，但是又会带出更多的谜，而这恰恰是考古工作者的乐趣所在。王毅：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不过今天考古学家走到哪里，我们的媒体就跟到哪里，所以说，考古学家所做的考古，已经不是单纯的考古行为了，已经变成了一种公众行为。也许，考古学家和公众一起进行研究，要比考

就在他的脑海的记忆中搜寻，看在这两位剧作家写过的剧本中有没有一些独创性的想像，而且是可以用来启发他的，他也想不出什么来。他的思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不同的场景，有趣的对话和一些可笑的情形，这让他更加难以集中思想解决这个故事核心的问题。时间过得很快，当他们到达计划要住宿一夜的目的地的时候，他吃了一惊。“让爱情见鬼去吧。”他嘟哝着下了马，“跟艺术相比，爱情又算什么！”第三十六章这个地方叫卡斯蒂良尼·阿莱蒂诺。这里有一家小旅店，从哪个方面看这个旅店都不比他离家之后下榻过的其他任何旅店差。在户外赶路和放任他的想像力驰骋之后，他的胃口又回来了，于是进了旅店之后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晚餐给预订了。然后他洗了脚，这件事是他作为一个注重整洁的人每四五天就要做一次的。擦干脚之后他给执政团写了一封短信，然后就派信使立刻送走了。旅店已经住满了人，但是旅店主人告诉马基雅维里说，他和他太太睡的大床足够大，如果马基雅维里不嫌弃的话，他可以和他们两口子挤一下。马基雅维里看了店主一眼，回答说，只要旅店在厨房的地板上铺上几张羊皮，他就应该能睡得很舒服。接着，他就开始吃他眼前那盘盛得满满的空心粉。“跟艺术相比，爱情又算什么？”他重复道。“爱情是暂时的，但是艺术却是永恒的。爱情只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工具，引诱我们将一些新的生命带到这个邪恶的世界上来，这些新生命从降生到死亡，会面对饥渴，疾病，悲伤，嫉妒，仇恨和恶意。这份空心粉煮得不错，超乎我的预期，拌面的调味汁也做得香浓醇厚。还有鸡肝和鸡肫呢。上帝造人不仅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简直就是一个荒谬的灾难。那么上帝造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我想应该是艺术。卢克莱修，贺拉斯，卡图卢斯，但丁和彼特拉克。如果他们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的磨难，他们也许永远不会去从事创作，因为毫无疑问，如果我和奥莱莉娅上了床的话，我将永远不会动念头去写一个剧本。所以你能这么看的话，最后的结果还是一件好事。我丢了一件小饰物，却换回了一颗足以镶在王冠上的宝石。”一顿美餐和这些思想活动又让马基雅维里恢复了他常有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他和一位云游神甫玩了一会纸牌，输了一点小钱，但还保持了应有的风度。然后他就在羊皮上躺下，一觉睡到了大天亮。当他再次上路的时候，太阳才刚刚升起。看上去这天将会是个晴朗的日子。他兴致很高。想到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到家了，真是让人高兴。他希望玛丽埃塔见到他之后会因为高兴而忘记去责备他丢下她不管这些事，晚饭后比亚乔会过来看他，亲爱的老好人比亚乔，而且明天他就会见到皮埃罗·索德里尼和执政团里的其他的绅士们。完了之后他会去见他的朋友们。回到佛罗伦萨是多么地好啊！每天可以去官署上班，走过那些他从小就熟悉的街道，而且他几乎记得任何一个在街上能碰到的人的名字，尽管他也许不会停下来和他们说话。“欢迎回家，大人，”一个人会说。“我说，尼科洛，你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另一个人会问。“我猜你大概是腰缠满贯回来的吧？”第三个人会这么问。“什么时候会喜事临门？”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会这么问。回家了。佛罗伦萨。回家了。还有卡罗琳娜夫人，现如今她没什么事可做了，因为包养她的红衣主教实在是太有钱，结果死于非命了。她是个出类拔萃的女人，很会说话，和她谈话是一种享受。有时你可以通过取悦她的办法从她那里不费一分钱就拿到一些别人愿意付上一大笔钱才可以得到的东西。托斯卡纳的田园是多么美好啊！再过一个月杏子树就要开花了。他又一次开始思考他那在脑海中酝酿的剧本。构思剧本让他觉得愉快和年轻，也让他有一种空腹喝酒那样的微醺的感觉。他反复地念叨着那些他即将要让提莫提欧神甫在剧本中说的愤世嫉俗的话语。突然之间他勒住了马。仆人们于是一齐赶上去看他是否需要些什么。出乎众人预料，他们看到他正在悄无声息地大笑个不停，身子都剧烈地抖动了起来。他看到众人脸上的表情，于是就笑得更加厉害了，接着他一声没吭地用马刺戳了一下马的两侧，于是马匹拼了命地向前冲去，一直到这可怜的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激烈的运动的马匹慢慢缓过劲来，恢复到它平常稳健和轻松的步伐。他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为了这个主意这几天他绞尽了脑汁。如今它突然出现了，他甚至说不清楚这个灵感如何而来，为何而来，从何而来。这正是他要寻找的主意，下流的，奢靡的，而且是喜剧性的。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大家都知道，轻信的女人们常常购买曼德拉草来帮助受孕，这是一个常见的迷信，关于这个迷信有着不少黄色的小故事。现在，他要劝说巴托罗缪——在剧本中巴托罗缪以尼西亚大人的名字出场——他的太太应该可以通过喝曼德拉草熬成的药汤而受孕，但是让她受孕的第一个男人会在同房之后死去。怎样才能让他相信这个办法呢？很简单。他，卡利马科，将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位在巴黎学过医学的医生，然后开出这么一个处方。很明显尼西亚先生肯定是不愿意为了生个儿子而丢了性命的，所以头一天晚上一定要找个陌生的男人来代替他。这个陌生人，在另外一个伪装之下，将又会是卡利马科本人，也就是说马基雅维里本人。既然他现在有了情节，他脑海中的一些场景就不可避免地一个接一个地串了起来。它们像一个谜语的各个组成部分那样各就各位了。这一切就好像剧本是自己在演绎撰写，而马基雅维里不过是个抄写员而已。如果说，当他想到可以利用他不成功的爱情历险来创作一部喜剧时，他曾经为之激动不已，那么现在，当这出喜剧已经清楚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就如同一个有着阳台和喷泉，林荫小径和令人赏心悦目的凉亭的花园那样时，他此时的激动则是倍增了。当他们停下来吃饭时，他是如此沉浸于他创作的人物之中，以至于他一点都没有注意到他吃了些什么。等到他们再次上路时，他也完全没有留意他们走了多少路。他们已经接近佛罗伦萨了。这一带的乡村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就像佛罗伦萨他出生的那条街一样熟悉和亲切，但是此刻他却完全没有在意。太阳早就过了子午线，在西边的天空落下，即将没入地平线以下了，他也完全没有留心。他沉浸在他那虚幻的世界里，结果让他觉得现实世界也虚无缥缈了。他觉得自己已经不仅仅是自己了，他是卡利马科，年轻，英俊，富有，无畏，快乐；他那对于卢克莱齐娅的激情像暴风骤雨那样猛烈，相比之下，马基雅维里对于奥莱莉娅的爱情就像一张纸那样苍白无力。后者只是一个影子，而前者则是实实在在的。如果马基雅维里意识到了的话，他正在享受着一个人能够体验到的最高快乐，那种从事创造性活动而带来的快乐。“看，大人，”他的仆人安东尼奥喊道，一边追上来和他齐头并进，“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抬头望去，在远方，由于白昼渐渐缩短，冬天的天空呈现出灰暗的色调。他看见了圆顶，那个布拉曼特建造的，令人骄傲的圆顶。他停了下来。确实是佛罗伦萨，一个他爱之尤甚于自己生命的城市。当他向瓦伦丁诺公爵提起佛罗伦萨的时候，他所说的那些话绝不是空洞虚假的，佛罗伦萨，鲜花的城市，那里有独立的钟楼，有圣若望洗礼堂，还有众多的教堂和宫殿，她的花园，她弯弯曲曲的街道，他每天上班要经过的那座古老的桥，那里有他的家，他的兄弟托托，他的妻子玛丽埃塔，他的朋友们，那是一座他熟悉每一块石头的城市。一座具有伟大历史的城市，他和他祖先诞生的地方。佛罗伦萨，但丁和薄伽丘的城市，一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捍卫自己的自由而奋战的城市，被人热爱的城市，鲜花的城市。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眶，在他脸颊上滑落。他咬紧了牙齿来控制住袭上身来的抽泣。佛罗伦萨现如今已是毫无力量了，由一群缺乏勇气和腐败的人统治着。她的公民们，曾经一度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去对抗那些威胁他们自由的人，如今却只关心买卖。她之所以还享有自由，是因为法国国王的荫庇，为了这个所谓的荫庇她付出了多得不相称的贡金，此外，她仅有的防御部队是那些毫无忠诚的雇佣军，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如何去抵抗那个疯狂的，胆大妄为的人的攻击？那个疯狂而狂妄的人根本没有把佛罗伦萨放在眼里，以至于他都不愿意隐藏他对佛罗伦萨的罪恶的企图。佛罗伦萨是命中注定要遭到劫难了。她也许不会沦丧于切萨雷·博尔贾的武力，但如果不丧于他的武力。她也会丧于其他人的武力，也许不会当年或者下一年就沦陷，但是现在正当中年的那群人会在有生之年看到佛罗伦萨的沦陷。“去他妈的艺术吧。”他说道。“和自由相比，艺术又算得了什么！丧失自由的人们会丧失一切。”“如果我们要在天黑以前进城，我们必须加快步伐了，大人。”安东尼奥说道。马基雅维里耸了一下肩膀，收紧了手里的缰绳，疲惫的马匹又开始向前赶路了。尾声四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去世了。瓦伦丁诺公爵对于自己父亲死亡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的任何一种情况都做了准备，但是他没有想到，当这个时刻终于来临的时候，他自己也病得奄奄一息。他病得很厉害，病势严重到了如此的地步，如果不是凭着他一向身体很强健，他早就一命呜呼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地确保一个他毋庸惧怕的红衣主教，庇护三世被选为教皇。但是他先前打败和驱逐走的那些领主抓住了这个时机，又重新夺回了他们的领地，而公爵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而无能为力。基多巴尔多·德·蒙蒂费尔特罗回到了厄比诺，维泰利收复了卡斯泰洛城堡，吉安·保罗·巴利昂尼夺取了佩鲁贾。只有罗马尼阿还效忠于他。不久庇护三世，那个又老又病的人，逝世了。圭利亚诺·德拉·罗维莱，一个博尔贾的死敌，登上了教皇的位置，成为尤利乌斯二世。为了能获得公爵所掌控的那些红衣主教的选票，罗维莱向公爵许诺，一旦成为教皇，会重新任命他为教皇国的总司令，并确认他对所占有的地区的领主地位。切萨雷心想别人的承诺应该比自己许下的承诺更可能得到贯彻。他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尤利乌斯是一个报复心很重的人，富于谋略，行事果断和冷酷无情。不久他就找了一个借口将公爵逮捕了，然后他迫使公爵交出他的手下仍然为他保持着的罗马尼阿，在这件事完成之后。他又让公爵逃到了那不勒斯。在那里他待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就因为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的命令而再次遭到逮捕，不久就被送到了西班牙。他先是被送到穆尔西亚的一个城堡中，之后，为了更加安全起见，他被送到老卡斯蒂利亚中部的坎波城的一处城堡囚禁。看上去意大利总算一劳永逸地摆脱了这个冒险家，这个人无边的野心搅得意大利不得安宁。但是几个月以后整个国家吃惊地听说他逃了出来。在化装成一个商人，经历了一番艰险的旅行之后，他到达了潘普洛纳。潘普洛纳是他的内弟，纳瓦拉王国国王的首都。这个消息鼓舞了他的追随者，在罗马尼阿的各个城市出现了人们狂欢的景象。意大利的那些小领主们在他们各自的城市里瑟瑟发抖。那瓦拉国王当时正在和他的男爵们做战，他任命切萨雷来统率他的军队。在这四年当中，马基雅维里辛勤地工作着。他担负了好几次出使别国的任务。他被赋予了组建一支民兵部队的重任，这项任务的目的是让佛罗伦萨不至于完全依靠雇佣军来保卫自己。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使命，马基雅维里就负责处理第二厅的日常事务。他的消化系统一直都不太好，那些在酷暑严寒、风霜雨雪中骑着马的旅行，沿途客栈极度恶劣的住宿条件，以及不能定时吃饭和低劣的食物质量使得他精疲力竭。在公元一五〇七年的二月，他终于病倒了。他被医生放了血，灌了肠，并且用了他自己最爱的偏方，一剂他自己配制的药丸，在他眼中，这是一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他坚信是他这颗药丸，而不是医生们的治疗最终治好了他的病。但是他的疾病和治疗过程使得他是如此虚弱，以至于执政团决定让他休假一个月。他于是去佛罗伦萨城外三英里地方的他在圣·卡西亚诺的农庄，在那里他迅速地恢复了健康。那一年的春天来得早，在乡下，树木开始长出新叶，野花遍地盛开，原野上的青草呈现出嫩绿之色，麦穗也长得饱满丰盈，这一切都让人赏心悦目。对马基雅维里而言，托斯卡纳的景象所带来的是一种友好亲切的喜悦，这种喜悦诉诸他内心世界，而非诉诸他的感官。这种景象没有阿尔卑斯山那样崇高，没有大海那样伟大，这是一块特别的工地，体体面面的，愉悦典雅的，这块土地供养着那些热爱机智、充满智慧的辩论，漂亮女人和美酒佳肴的人们。她不会让你想起但丁那神圣的音乐，但是会让你联想起洛伦佐·德·美第奇的令人轻松的乐曲。三月的某个早晨，马基雅维里天亮就起了床；去了他的小庄园一处他正在砍伐中的林地。他在那里转了转，看了一下前一天完成的工作，和伐木工人聊了几句，然后走到了一条泉水边，在泉沿上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这是一本奥维德的书，脸上带着笑意，他开始阅读书中那亲切和生动的情节。诗人在这些词句中描述了自己的爱情，马基雅维里想起自己的爱情故事，于是饶有兴致地玩味着那些诗句。“犯了罪孽而忏悔，”他喃喃自语道，“比从来都没有犯过罪孽不知要好多少！”然后他沿着路往下走，走到了旅店那里，和过路的人闲聊。因为他是一个喜欢社会交往的人，如果没有好的伙伴做陪，他也愿意用差的伙伴将就对付一下。当他的饥饿感告诉他现在差不多快是中饭时间了，他就慢悠悠地走回家里，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一道坐下来享用农庄提供的那份简单的午餐。吃完午饭后他又回到旅店。那里有旅店主人，还有屠夫，磨坊主和铁匠。他就坐下来和他们玩上一回扑克牌，游戏是吵闹和争执的，他们会为了一分钱而大动肝火，朝着对方大喊大叫，朝桌那边的对家骂上一两句难听的话，并在对方的面前晃自己的拳头。马基雅维里也和他们一样吼叫和发脾气。夜幕降临了，他又走回自己的房子。正怀着第三个孩子的玛丽埃塔，正准备给他们的两个小孩子吃晚饭。“我想你是不打算回来了，”她说道。“我们在玩纸牌。”“和哪些人？”“还是同样那帮子人，磨坊主，屠夫和巴蒂斯塔。”“一群下流坯。”“他们能帮助我保持我的机智和敏锐不会随着时间而发霉。另外，说到底他们也不比国务大臣们笨多少，并且，总的说来，也不比他们更有流氓习气。”他抱起他的长子，快四岁的伯纳多，放在膝盖上，开始给他喂饭。“别让你的汤凉了，”玛丽埃塔说道。他们在厨房用餐，和他们在一起吃的还有女仆和一个雇来的男用人。当他吃完了汤之后，女仆给他端上了六只插在了烤肉叉上烤熟了的云雀。他很吃惊，也很欢喜，因为晚饭一向只有汤和色拉而已。“这是什么？”“焦万尼捕捉了这些鸟儿，我想你会很高兴在晚餐时享用它们的。”“这全是给我的吗？”“全是。”“你是一个好女人，玛丽埃塔。”“我嫁给你五年了，还不至于不知道要获得你的心必须抓住你的胃。”她淡淡地回答道。“为了这个中肯的见解，亲爱的，你应该得到一只云雀，”他回答道，一边用手指夹起了这些小鸟中的一只，不顾玛丽埃塔的抗议，塞到了她的嘴里。“它们在狂喜中飞向天堂，胸中洋溢着欢乐的歌，但是接着就被一个无所事事的男孩子所捕获，结果被煮成盘中餐而被人吃掉。所以对人来说，尽管他有着义薄云天的理想，对高度的理智所能带来的美好事物的憧憬，以及他对于永恒的渴望，到头来他还是被恶毒的命运所控制，除了死了之后喂蛆虫之外毫无用处。”“趁肉还热着赶快吃，亲爱的，你可以吃完再说。

990年10月30日，我收到这封信：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必须让你知道，上次我说伤害自己的事，我说谎了。我告诉你事情发生在3个月以前，其实根本不到一个礼拜。我很抱歉。我只是突然被卸除心理的防备，很害怕你会怎么想我、看我。我不是故意要说谎的。当时我没办法一次把全部的真相都告诉你。我真的很害怕自己有什么很恐怖的毛病。我需要你帮忙。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想伤害自己。高中时，我曾像这样伤害自己；但19岁之后就没再这么做了。去年10月，我又开始故态复萌；在讨论我被性侵害的那段治疗期间，我自虐的状况更加严重。我不知道怎么停止这一切。※※※※她告诉我，大约一年前，这种迫切惩罚自我的念头再度找上她。她说她会把铁衣架戳进自己的身体，借此伤害自己。她认为，如果她把自己伤得够重，往后就不必再忍受性行为了。为此，伤口必须维持在“新伤”的状态。她甚至把部分细节写给我看。约定的诊疗时间到了，卡伦一如往常准时出现；打开门，我发现她比平常站得更远。她眉头深锁，鱼尾纹也跑出来了；进了办公室坐下来，她也不太看我。“我看了你的信，”我说。她脸上的痛苦又加深了些。“你还想看见我吗？”她问，“或者我是不是太恶心，恶心到你根本不想跟我说话？”她无法直视我。“我很高兴你终于愿意把秘密告诉我了，我也非常想帮助你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感觉。”“其实我并不想告诉你，我跟你距离太近了；可是我已经说了这么多，现在我反倒怕你会生气，怕我会失去你。”她能以正面态度看待我们的关系，让我很高兴。“这么说来，你好像有点受不了我，又不能没有我啊。”我支持她对这层关系的看法。她同意我的说法，但也认为这渐渐是个问题；尤其是从她自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之后，她开始害怕吐露她的遭遇。有时候，我无法以言语安慰她赤裸裸的伤痛。我试着说些什么，试着表示我了解她的感受——甚至我偶尔也能感受到她的部分感受。我不能说我能体会，因为我根本无法想象她曾经历的一切。然而，因为卡伦，我正开始学习当个更好的倾听者。※※※※1990年圣诞节过后不久，我去度假，但实在很难不带着罪恶感出门；不仅对卡伦感到抱歉，还有其他处于不同危急或需要程度的病人。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可能受苦，甚至又回到治疗前的状态；但卡伦似乎会是最惨的一个。我想跟她多聊聊遗失时间，但每当我们快要聊到那一点的时候，又冒出新的问题或自杀危机，硬生生扯开这个话题。我建议卡伦，在我度假这段时间，她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梦境记下来，等我回来以后就能一起检视她写的东西，帮助她跨越障碍。但我怀疑我真的有办法了解她。第一部苟且偷生第4章选择死亡1990年12月29日今天我努力说服自己恨你、讨厌你。我好伤心。我觉得你遗弃我了。其实我知道你去度假，但我的感觉还是很糟。我想，我真正恨的人——那个需要你的人——是我自己。我决定不吃药了。我不需要它。我什么都不需要。1991年1月4日恐怖的事发生了。我大概有两个钟头的时间不见了。在这段时间内，我攻击我丈夫。他说我狠狠地踹他，揍他，抓他。我看见他身上有伤，但我不记得我曾伤害他。另外，我又割伤自己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1991年1月10日我想起越来越多过去的事了，觉得很恶心。我写不出来。我甚至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说出来。我想忘掉它们，但我忘不掉。我没办法封锁那些言语口角，没办法锁住痛苦。度假归来，一封信躺在信箱里等着我。卡伦的笔迹。见面之前，我读了好几篇她的手稿。她垂头丧气慢慢走进来，状况似乎不太好。“我丈夫好像很喜欢折磨我，”卡伦终于开口，“但我不觉得我有能力离开他。”“我明白。但有什么是你现在比较可能做到的？有什么办法能让你保护自己不受他欺负？”我问。卡伦耸耸肩，摇了摇头。“我被他逼得无处可逃，”语气充满无奈，她说，“我幻想杀了他，就像我曾幻想杀了我爸一样。”我观察她，看她是否流露任何可能付诸行动的蛛丝马迹；但她眼神绝望，肢体动作也感觉不到这方面的意图。“你怎么处理这些幻想？”我问。“越想越难受的时候，我就伤害自己。”“为什么伤害自己能帮助你？”“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不再幻想。”“你之所以伤害自己，有没有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避免在盛怒之下伤害丈夫和父亲——所以改变对象，转而发泄在自己身上？”卡伦望着我，没搭腔；但我看得出来，这番话令她迷惑不解。“另外，这是否也足以解释，在我度假期间，你为何更急切地想伤害自己？”我再补上这一句。卡伦不明就里地望着我。我一下子跳过好几个步骤，期望卡伦能发现“我外出度假，遗弃她——她很气我”与“她增加自残频率”之间的连结。她必须明白：虽然她没说出口，但我知道她有多气我拋下她出门度假，但她的愤怒却不会摧毁我们之间的关系。当晚，卡伦做了一段预知梦。我梦见我去找你，你在厨房，拿着大锅子使劲搅拌。锅子是白色的。我坐在凳子上，突然有好几个人从我身体里跑出来——有些是成年人，有些是小孩，他们好像全都很想见你。这些人是透明的。有个孩子往锅里看，有个躲在我背后；有个大人看起来粗鲁无礼，另一个却一副害怕模样。你看不见他们，但我却能感觉到他们围绕在我身边。等我们开始谈话，这些人便一个一个消失了。然后画面突然快转起来，但我们俩仍说个不停，仿佛一下子就过了好几年；只不过，你仍在搅拌东西，手里还是那个大白锅。但其他人全都不见了。有时，病人在治疗初期会做一种类似“摘要”的梦，他们以几近预知的方式，将自己往后的治疗轨迹完整压缩，封存于梦境中。我想，卡伦做的正是这种梦。我在梦中的角色仍维持不变。我是厨师，但我只做一件事：持续搅拌锅中物。她的梦中经历令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影子般的人物——大人和小孩——从她体内冒出来；然而当我们继续说话，我持续搅拌锅子，这些人又陆续消失了。这个梦不只证明卡伦确实有多重人格（有大人，有小孩，各自独立的不同人格），同时也暗示我和她共同努力的方向：让这些独立人格消失。不可否认，要卡伦和我维持长期信任关系确实有些困难。换言之，“厨房”的热度令她惊慌，使她经常动不动就想逃离。任何人一旦如卡伦这般受尽虐待，往后最困难的便是信任他人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折磨自己。卡伦在日记里写了封信给我：我知道我在烦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是我让自己陷入这一团混乱，所以必须把自己给弄出去才行。你去度假时，我突然了解到：我和你正在建立一种对我来说非常危险的关系。我知道最后我一定会受伤。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我已经变得太依赖你。你不在，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自己变得支离破碎。我不记得以前曾经有过这种感觉。你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吓坏了。后来有一天，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没跟我打招呼——直直走向她的椅子坐下。这很不寻常。她走得很慢，但若有所思；坐定之后，她神色一凛。“我觉得我只能选择自杀，”她不带一丝感情说道，“我一直在等待适当时机，现在时候到了。”然后，她直视我的双眼。“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很自在。”“为什么是现在？”我问。我知道，每次她觉得跟我拉近距离，自杀的念头就会更强烈。幸好时间还早，我们可以在下一位病人到访之前好好处理这个问题。“我妈计划去匈牙利旅行。那儿是她的故乡。”卡伦已向我描述过，她这辈子如何受她母亲批评和羞辱。“所以你觉得现在时机正好？”我问。“不是，我根本不在意时机这档事。”哦，既然如此，你刚才为何那样回答我的问题？母亲出门应该不至于引发她如此反应。她会这么做肯定另有隐情。“你让我对自杀感到内疚，”她垂下视线。沉默好一会儿之后，她继续说道，“你是唯一试图帮助我的人。”“你有没有想过，我对你选择自杀可能会有什么感觉？”我问。她猛然抬头，“嗯，想过，我曾写信跟你提过这件事。但我没把信寄出去。”她手在皮包里摸索，然后倾身向前，眼望他处，把信递给我。我接过信，放在一旁，继续专心与她对话。“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终究会走上自杀一途……现在时机正好。”她失神了好一会儿。“我只是不想活了。”我没搭腔。心想，她究竟给自己挖了多深的坑呀！“治疗期间，你会和我一起经历一段过渡期，”我终于开口。“多年来，你一直试着不去理解自己究竟遭受何种程度的虐待，但现在你慢慢看见了，在这里，和我一起，这让你不知所措。”我试图引导她朝“为何是现在？”思索，搜寻她会意的神情；她似乎稍微理解，但未明显表露情绪转移的征兆。我没抓住机会，还得再试一次。“我曾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我继续说，“对任何一个像你这样、曾受过严重伤害的人来说，这段时间肯定很难熬。而且你们可能也很难信任别人，相信别人会帮助自己。”她哭了起来。好现象。“你母亲要出远门，你觉得很孤单，而且只剩下我能帮助你。你纳闷：你能相信我吗？”卡伦埋首于掌心，嘤嘤啜泣。哭泣有净化的作用。“我对你越来越重要，你对我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却也更危险。你该让自己信任我，还是选择死亡？”卡伦崩溃了。她呜咽出声，胸口剧烈起伏。我没再说话，给她时间平复情绪。“我不要你自杀，”我说，倾身靠向她。“我们该怎么预防？”我看看她，等她回答。我需要她的合作。她勉强耸了耸肩。“至少我们能做一件事：让你住院，”我说，“保障你的安全。”我知道这是专业上的必须建议，但也是个很差劲的选项。前次住进精神病房已用光她的保险给付，一旦挂急诊，她肯定依法院发出的把病人关进精神病院的制度被转诊到州立精神病院。若她谎称自己没有自杀意愿，州立医院会很快放人，她不但不会好起来，我也可能找不到她。我跟这些机构打过交道，很清楚他们的规矩。我必须另外想办法。“我不想去医院，”卡伦态度坚决，“住院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没有什么比失去你更糟糕，”我直截了当地说，试图说服她。现在她开始专心听我说话了。刚才那番声明使她平静下来，我们静静坐着。“如果能再多了解你为何有这么强烈的寻死念头，”我说，“也许我们就有办法帮助你了。”这会儿我该闭嘴了。当你拋给病人一个重要问题，不管他们接着说了什么，那就是答案。对我而言，最困难也最重要的就是比她更能忍受提问后随之而来的静默，耐心等待答案。我看着卡伦思索，暗忖她可能往哪方面想；但她的脸庞仅仅流露哀伤。大约一分半钟之后，她在椅子上动了动，说，“我一直都知道妈不爱我，但我从来不曾真正领悟这个事实，”她稍稍停顿，“我以为，假如我能给她足够的爱，也许她就会爱我了，但我就是办不到。”我认为她话里还有别的意思：她害怕我会跟她母亲一样。既然我也不爱她，干吗老黏着她，一直说要帮助她？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爱她，她又怎能期盼我会关心她？“为什么是现在？”我问。“只是觉得现在好像是时候了，”她说，旋即绝望地叹息。“我觉得，你只是害怕自己太靠近我，想找理由逃避。”我瞅着她。我的话是挑战，极具吸引力的挑战。她转移视线。眼前又是我该闭嘴的时刻。加入或退出，她得做决定。卡伦犹豫了一会儿，不自在地扭动。“我不知道……我不敢抱希望。”卡伦面色困惑依旧，但她比刚才坐直了些。也许她会选择加入。“我有个计划，”我说。我必须让她更接近我，强化她的希望。“现在我终于了解，你母亲无法爱你的事实一直让你很难受，所以你绝望地以为我可能比你母亲更值得信赖、更能支持你，陪你熬过治疗。然而，因为你父亲曾经虐待你，所以你担心万一跟我太亲近，我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我等待卡伦吸收这一超大剂量的真心话。“但重要的是：你不会有事的，”我继续说，“今天是星期三。晚上我打电话给你，明天晚上也一样，然后星期五下午1点我们碰面。你可以保证，从现在直到晚上我打电话给你之前，你会让自己平平安安的吗？”我看着她，四目相对，等待她的保证。“好，”她说。“那么，你会让自己好好的，直到我明天晚上打给你吗？”我再次等待。“我试试看，”她说，语气不太确定。我紧盯着她，片刻后，她点头了。“目前就先这么办吧，”我说，“如果我找不到你，或者星期五你没出现的话，我会报警叫他们找你。”我要她知道我是认真的，我把她的人身安全视为我的职责。“好。”卡伦挤出感谢的微笑。她离开办公室时，我暗自松了口气。信任对卡伦而言着实不易。我们的治疗已持续两年半，但她直到刚才才开始认真解决问题。希望她最难熬的一段已经过去了。至少，她离开时比进来时看起来有精神多了。以下是这次诊疗刚开始时，卡伦给我的那封信：1991年6月13日亲爱的贝尔医生：非常感谢你这么帮我。有你做我的医生，我十分感激。如果没有你，我想我不会活到现在。我只想要你知道，无论我发生什么事，都是我的错。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所以我计划逃离这一切。这么做与抑郁无关，我只是不想活了，因此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结束。我会尽我所能、用我知道最好的方式解释我的想法。我选择死。死总比活着好。我将永远摆脱一直困扰我的梦魇，再也不必面对我父亲和我祖父，不需要应付我母亲。我会很开心，很平静。选择离开，我丝毫不觉得内疚。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肮脏不洁，也不会再伤害自己了。我不再需要处理我对你的感觉，内心深处的空虚也将不再是负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我都安排好了。我在我家附近的汽车旅馆订好房间。我决定用我手边的药试试看，如果行不通，我还有枪。我真的觉得好孤单。我真的很想把这些都告诉你，但我知道你一定会试着要我说出来，而我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请你谅解，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我好难过。我很高兴能遇见你，希望你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恨我。祝福你的未来一切顺利。你是非常棒的医生，值得拥有最好的人生。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保重。敬爱你的卡伦·奥弗希尔那天傍晚5点20分，我打电话给她，但无人接听。我知道她很绝望，但我希望我们的约定能让她决定不终结自己的生命。这是精神科医生面临的诸多艰难时刻之一。面对像卡伦这样深受创伤的病人，你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看他们决定要不要继续活下去。如果她选择活着，就表示我是她选择活下去的部分理由；如果她选择死，意即就算有我在，她仍执意赴死。我再拨一次，她接了。那晚我和她聊了好一会儿。隔天晚上也一样。两天后，她来复诊。尽管征兆并不明显——脚步也许轻盈了些，动作快了些，心情似乎好点儿了，眼神接触的次数也变多了——她看起来确实好多了。尽管穿着和往常差不多，至少也稍微打扮了一下。她说她每天都觉得比昨天好一点。虽然卡伦曾经以为，就算自己消失了，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但现在，她对自杀有些犹豫，举棋不定。部分的她开始改变心态，想好好活下去。昨晚，她首次被自己想自杀的念头吓一跳。不知怎么着，以前的她竟不曾理解：万一她自杀，就真的什么都没了——孩子没了，丈夫没了，就连我也不在了。“我在想，我想死的部分原因是不是我不想再跟我先生有亲密关系？”她问自己，“好笑的是，我甚至不记得跟他发生过关系。”我疑惑地望着她。“我知道我们做过，”她继续说，“我一定是完全封锁了这部分的记忆。”完全封锁？她不发一语，静静坐着，仿佛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在我内心深处，”她说，“我知道自己不想活下去。我甚至连子弹都买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皇帝委派来担任大多数中央政府高级职位并管辖十三衙门的汉军旗人，例如范承谟和丁思孔，多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清朝拥护者，身处社会的最高层，他们的父祖早在辽东就已投靠了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这批汉官的第二、三代后裔与满洲贵族区别很少。耿仲明一家就是这种融合的突出例子。1648年，在对南明政权的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虽然在1649年12月30日，他被指控庇护隐匿了300逃奴的下属，自缢身死，但他的军队仍然在其子耿继茂统帅之下，继续与复明分子作战。1654年，他请求遣其两子耿精忠与耿昭忠入朝侍候皇上。顺治为加强与汉族大臣的关系，不仅恩准了这一请求，而且赐其两子子爵，并安排耿精忠娶了豪格之女，耿昭忠娶了亲王阿巴泰的孙女。因为这后一位是郡主，耿昭忠这个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被授予了一个满洲贵族的世职：都勒额附。最后，皇帝召耿继茂的第三子耿聚忠入朝。耿聚忠娶了岳乐之女，授以太子詹事。在稍低一点的层次中，汉军旗人的第二、三代后裔也由其父祖的陈请，入朝为官，成为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马雄镇，他由其父马鸣珮荐举，任工部副理事。马鸣珮出身于辽阳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的女人于1621年集体自杀。他在皇太极麾下步入仕途，出任新设的工部启心郎。此后，如前所述，他在山西的骚乱地区平乱安民，颇建功勋。马鸣珮为户部侍郎，受户部特遣出使江南，组织漕运系统，迁户部尚书。1654年，任两江总督。其子马镇雄隶汉军镶红旗，任职于工部，初于1656年主管在北京南部的皇家制币厂和琉璃厂，接着，像他父亲一样，任宗人府启心郎。后来，马镇雄成了清朝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详见下文）。顺治好任用汉军旗人为各省督抚，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确实，在顺治年间，汉军旗人开始变为新的心腹权要，几乎是扮演着北京的皇帝在行省亲信的角色。这部分地是因为清廷有意不让满人与蒙古人统治各省。在1658年以前，从未任命过一位满洲巡抚；在排他主义者鳌拜等辅臣于1668年开始任命满洲总督前，也从未有过满人出任此职。因此在顺治朝，汉军旗人替代满人治理各省，甚至还取代了汉人的科举及第者，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员阙。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一般汉官与汉军旗人出任各省巡抚的人数大致相等。但当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之时，人数比例变化了。至1659年，1/3的巡抚都是汉军旗人，并在1668年鳌拜决定开始大量任命满人与蒙古人为巡抚之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这一比率。事实上，如果将清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巡抚一职而言，这个王朝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1650至1700年，汉军旗人统治各省；1700至1800年，一般汉官与满人大体平分地方的统治权；1800至1900年，一般汉官在各省政府中占据优势。就总体看，清朝总督人选情况也大致与之类似，虽然在18世纪中叶，满洲总督相比于一般汉人总督占绝对多数。不过在清初，甚至在顺治朝以前，总督官位实际上早已被汉军旗人所垄断了。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在三藩之乱前，总督是一种特殊职位，主要视军事征服的需要而设置。其职位常常依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地区，并随其出巡使命的结束而废罢。因此，在1659年之前，实际上只存在七个总督官职。在军事征服的最初几年，对平定地方的计划举足轻重的非八旗汉人，清廷是授予他们总督之职的。例如北方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迎多尔衮进北京，多尔衮即命他总督天津军务（供职共四个月，直至军事危机结束）；或如明朝御史吴孳昌，他在满洲军队占领京城后，即被命为大同巡抚，宣达、山西总督。但到1646年，这些最初任命的汉官，或与其职位一齐罢废，或全被汉军旗人取代了。在此后九年的时间里汉军旗人包占了所有的总督职位。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位一般的非八旗汉人被任命为总督，然而自1651年顺治亲政后，90％的总督都是汉军旗人。由于总督统领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之政，既指挥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动员常规行政机构征集赋税，供应给养，那么很显然，50年代进行的对南部中国的征服，主要就是由汉军旗人完成的。这一最高层集团人员的构成是各式各样的。部分汉军旗人为原辽东本地人，早已降清；另外一些是1644年后归附满洲的明朝官员；还有一些则是降臣的第二代，或是在清朝官场中从初仕升迁至高位者。他们多数为职业军人，但其真正的共性当然在于他们的种族：都是汉人。因此，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1652—1653年间，孙可望“庇护”永历帝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他与李定国等率明军在广西、湖南及四川等地出击，战败清军。为对付明军这一攻势，顺治认定最重要的是派一名经验丰富、多能善战、秉领大权的指挥官到南方去，协调各省众多战线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命洪承畴出任湖广、两广、云南、贵州总督，令其起复，驻扎长沙，全面调度出征的朝廷大军。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集中进攻原来的起义军李定国、刘文秀部，1655年，追击至广西，次年，将义军逐出了南宁。同时，在安隆，孙可望似乎想废黜永历，自立为帝。永历皇帝惟恐被杀，秘密与孙可望的对手李定国联系。李定国当时已退至贵州，决定营救永历帝。他在安隆附近击败了孙可望，遂将南明最后的这位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云南府孙可望刚完工的宫殿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永历朝廷。孙可望最后一次试图打败李定国，但1657年10月24日在云南东部交水之战中大败，这位军阀只得逃到宝庆，投降了总督洪承畴。孙、李交恶，为洪承畴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进犯贵州，拟定了一个攻击李定国南明军队的计划。清军分三路进兵：一由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统率出四川；一由铎尼统率，出广西；一由总督洪承畴统率，出湖南。此战之结果，是清军大获全胜。1659年1月23日，云南府被清军攻陷；3月7日，南明军队主力在大理（云南）被击溃，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年迈的洪承畴无意穷追逃敌，以目疾日重，请求还京，他建议顺治皇帝封大将军吴三桂为亲王，负责抚靖云南。亲王为最高的爵位。1645年吴三桂助阿济格败李自成后，曾一度以亲王为号。清廷准许洪承畴离开

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起来，强烈要求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二、林则徐虎门销烟对于鸦片毒品，早在雍正时期，雍正就开始禁烟，乾隆也下过禁烟令，嘉庆也屡下令禁烟，但都收效甚微，且愈演愈烈。到道光时，鸦片已经泛滥成灾，禁烟的要求已经成为举国的共识。道光皇帝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鸦片一天不禁，人民便一天不能安宁，统治阶级的政权便有倾覆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鸦片走私活动最猖獗的广东禁烟。林则徐，福建侯官县人，出生于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传说在林则徐降生的时候，新任的福建巡抚徐嗣曾，正好乘坐一顶大轿，在侍卫随从的簇拥下，从他家门口经过，林则徐的父亲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便给儿子取名则徐，希望他长大后能像徐嗣曾那样读书做大官，光宗耀祖。林则徐四岁入私塾，七岁开始习作，他聪明早慧，十三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中进士，他历官十四省，任过监察御史、布政使、河道总督、巡抚、总督和钦差等官职。1839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吏，晓谕外商呈缴鸦片。当时，英国商人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广东当地群众群情愤怒，很多群众来到英国使馆前，要求公使义律交出逃到这里的大鸦片贩子颠地，石头和瓦块成了中国老百姓的武器，纷纷投向英国使馆院内，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终于迫使英美烟商缴出鸦片一百一十多万公斤，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虎门海滩燃起熊熊大火，所有鸦片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它表现了我国的民族尊严和浩然正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三、第一次鸦片战争“虎门销烟”以后，林则徐下令恢复了中英贸易，但坚决禁止鸦片输入。他对外国商人实行了“奉法者来之，违法者去之”的方针，任何国家的商船，只要不夹带鸦片，都允许进口。而义律则利用各种机会扩大事态。他下令英国商船一律不准进口做买卖，并要求英国政府派兵，准备武力解决。1839年七月，在九龙的尖沙咀发生了英国水手行凶伤人事件，村民林维喜被重伤致死。林则徐要求英方交出凶手，义律无理拒绝，并于九月率英舰闯进九龙借机挑起战事，炮击九龙山口，中国方面予以还击，打退英舰进攻，此为九龙之战。十月，义律又率英舰闯人珠江口，在穿鼻洋阻拦英国商船，并与中国水师接战，这就是穿鼻之战。此后，英军在十天之内六次进犯中国军队的驻地，均被击退。1839年十二月，道光帝在接到穿鼻之战的奏报后，命令停止中英贸易，1840年一月，林则徐奉旨宣布断绝中英贸易。而英国资产阶级挑起侵略战争蓄谋已久，禁烟问题成了他们发动战争的导火线。早在1832年，英国船只“阿美士德”号就来到中国测量沿海港湾的船道，调查沿海港口的情况，并绘制成图。同时，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进行刺探。1835年，该船船长胡夏米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武装侵略中国的建议，并提供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于是虎门销烟事件一传到英国，英国内阁便于1839年十月一日召开会议，作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去”的决定。1840年二月，英国政府任命曾在好望角舰队担任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乔治·懿律和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四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六月，一支由四十八艘舰船、五百四十门大炮和四千名士兵组成的远征舰队，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海面。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对华战争”正式爆发。战争从1840年六月下旬开始到1842年八月下旬结束，历史上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六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1841年一月义律发布《穿鼻条约》为止，历时七个月。其过程是：英军到达中国海面后，对广州进行了封锁，广州军民在林则徐的带领下，对入侵英军已严加防备，懿律见无隙可乘，调转船头，率兵北窜。七月，英军进犯福建厦门，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已有防备，英军也未能得逞。英舰又继续北驶，进犯浙江，攻陷防御薄弱的定海。接着又部分兵舰北上，于八月到达天津白河口，懿律在这里递交了英政府给清廷的照会，英国在照会中提出赔款、割地、自由贸易等要求，并声称，如不答应，将“相战不息”。定海的失陷使清廷大为震动，道光帝十分恐慌，决定对英军实行笼络政策，寄希望于和谈，并派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白河口，与英军谈判交涉。琦善在交涉中屈膝求和，他表示：林则徐等人在广东查禁鸦片“操之过急”，实属“办理不善”，一定要“重治其罪”，希望英军退回广东具体谈判，保证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英国侵略者在得到琦善的保证后，于九月中旬折回南方。道光帝于九月十七日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抵抗派因此受到沉重打击，妥协派开始占上风。琦善到达广州后，对义律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无不一一允诺，只是对割让香港一事，不敢做主，表示要“代为奏圣恩”。1841年一月，英军发动突然进攻，强占大沙角炮台，炮台守将陈连升等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战争中，陈连升以身殉国。然而，琦善却下令撤退各炮台的守兵。一月二十日，义律单方公布了《穿鼻草约》，草约包括清政府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两等条款。一月二十六日，英军强行占领香港。第二阶段，从1841年一月清政府又宣战开始至五月《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四个月，其过程是：一月二十七日，大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大为恼火，感到定海尚未交出，英军又在广东挑衅，立即下诏对英宣战。他将琦善革职问罪，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扬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军队一万七千人开赴广东，重新开战。义律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后，先发制人，于二月下旬抢先对虎门炮台发起了进攻，六十二岁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上炮台，率军英勇抵抗。在战斗中，他多处受伤，血染衣甲，依然紧守阵地，誓死不撤。而这时还在广东前线负责军队的琦善，竟拒绝派兵增援。关天培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与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四月，奕山等人才带领军队来到广州。五月下旬，在没有切实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对英船发动了一次夜袭，结果溃败逃回广州。英军趁机反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轻易占领了城郊的泥城、四方的炮台，包围了广州城，并炮袭城内。于是奕山等人高悬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五月二十七日，奕山与英军订立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和约规定：清军在六天内撤驻广州城外，七天内缴纳六百万两的“赎城费”，赔偿英国商馆损失三十万两。第三个阶段，自1841年一月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到1842年八月《南京条约》签订止，历时十二个月。1841年四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发布的《穿鼻草约》内容后，大为不满，认为这个条约中所获取的权益太少，决定撤回义律，改派曾在印度任职的蹼鼎查为全权公使。八月下旬，蹼鼎查率军进犯厦门，总兵江继芸领兵御敌，力战牺牲，厦门陷落。九月，英军又北犯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率部抵抗了六个昼夜，重创英军。十月一日定海再度失陷，三个总兵先后遇难。十月中旬，英军进攻镇海。负责镇海防务的总督裕谦率军抵抗，而浙江提督余步云却临阵逃脱，镇海失守，裕谦投水自尽。随后，英军又攻占了宁波。浙东三城的失陷，大大震动了朝廷。为了保住江南财富之区，道光帝下令重新迎战。十月十八日又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多省调集军队两万人赶赴浙江前线，奕经一路游山玩水，于1842年二月才到达绍兴。随后又同奕山一样，对战事不作认真准备，兵分三路袭取浙东三城，结果被打得大败。奕经等人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出战。于是道光帝从忽战忽和转为一意求和，下令沿海各省不许进兵，并任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浙江前线办理议和停战事宜。然而英国侵略军拒绝了议和的请求，开始大举入侵长江流域。五月，英军攻陷海防重镇乍涌。六月，英舰进攻吴淞口要塞，年近七旬的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守军五千人顽强抵抗，而后援两江总督牛鉴却闻风逃遁，陈化成孤立无援，战死在炮台。随后，上海、宝山相继陷落。英舰又溯长江西上，七月攻陷镇江。八月初，英军侵入南京下关江面。耆英到达南京，向侵略者乞降。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报中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于是耆英接受了蹼鼎查提出的全部条款，不敢提任何异议。八月二十九日同英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给英侵略者以特权。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标志。四、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十多年，西方列强发现了清王朝已经软弱无能的本质，于是步步紧逼，扩大在华的利益。尽管清政府一再妥协退让，也根本满足不了侵略者贪得无厌的胃口。为了扩大在鸦片战争中所获取的权益，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英、法经过精心周密的蓄谋策划，准备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为了制造战争借口，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先后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56年二月，法国传教士马赖窜人广西西林县以传教为名，进行非法活动，因他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被当地政府处死。同年十月，中国走私船“亚罗号”因窝藏海盗受到广东水师搜捕，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出面横加干涉，谎称该船为英国的舰船，诬告中国水师侮辱英国国旗。法、英两国政府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分别以“马神夫”事件和“亚罗号”事件为借口，组成英法联军，悍然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打着全面修改鸦片战争所订条约的幌子进行的，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从1856年十月开始，英军以香港为基地，向广州附近各地炮台发动了疯狂猛烈的进攻。十二月，法国派军来华协同英军对中国守军作战，美国和俄国见此，也出兵充当帮凶，公开支持英法的侵略行径，没多久，这些外国的侵略军就占领了广州。1858年四月，英、法、美、俄四国又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派出大批军舰长驱直入，沿海北上到了大沽口，又一路耀武扬威，直达天津城外，并大肆扬言要攻取清朝的心脏“北京”。在侵略者的淫威恫吓之下，清政府再次屈膝投降，被迫于六月与美、俄、英、法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再次割地赔款，以换来一时的安宁。1859年六月，侵略者利用换约之机，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1860年八月，英法军舰浩浩荡荡，由俄人引路，占据北塘，后占领天津，进逼北京。清廷上下，慌作一团，争相逃命。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率后妃、大臣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向侵略者求和。十月，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在京津地区肆意烧杀淫掠。有“万园之园”美称的圆明园被侵略者彻底洗劫后纵火焚毁。十月下旬，在英法联军的武力威逼和沙俄的恫吓下，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然后又与英、法、俄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趁火打劫，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短短几年之后，沙俄轻而易举地从中国掠夺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美国也趁机掠取了和英法两国同样的侵略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五、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及责任认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严禁派与主战派，其代表是林则徐，道光帝于是罢了林则徐的官，并将他充军新疆伊犁。后来一些人认为责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应当说，后者的认识较前者进了一步，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的确比较先进，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清政府经济落后、君主专制、吏治腐败和军备落后，这是主要原因。但事物还有其特殊性，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地历史分析，鸦片战争，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讲，清朝是有可能打胜的，而不是弱国就必然失败。清道光时人口四亿，俨然是东方一个大国，而当时英法等国没有强大到无法抗拒。军事上英法等国跨越重洋，长驱远袭，以动对静，以劳对逸，而且兵少，同时当时欧亚交通艰难，英法等战线太长，补给困难。当时英法军等使用的武器，如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稍先进一些，但并不像后来差距那么大。相反，清朝却是本土防御作战，以静对动，以逸对劳，而且兵多。再从民心看，英法是侵略一方，清朝是反侵略一方，并得到国民的支持。况且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也是很多的。道光、咸丰皇帝的先祖在当年的萨尔浒之战和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在国外也有相似的例子。光绪二十年（1849），意大利寻找借口，入侵非洲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号召军民抵抗侵略，发布公告：“我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给予敌人反击，一切有力量的人都跟我来吧。”随后，孟尼利克二世积极备战，埃塞俄比亚军民也空前团结，有力者出力——指参军，有钱者出钱——指出衣物、粮食，组成了一支有十一万人和四十余门大炮的军队。经过两年奋战，埃塞俄比亚军民用落后武器打死打伤意军一万一千余人，打败了意大利侵略者。意大利不得不乞和，签订了《亚多斯亚贝巴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完全独立，赔款一千万里拉。因此，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清朝都是有可能打败英国及其他西方列强的，但清朝却打败了。这失败的主要原因和责任都应归结于清王朝的腐败。道光帝三十九岁登基，在位三十年，没有什么才能，只知道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朝中大臣竞相模仿，穿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便没有多少气数了。他不能采纳忠言，在关键时刻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对国外列强过于无知，竟问部下：“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这本是早在康熙时期就已经解决了的常识问题，他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却无知者无畏，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顾。他又过于无勇，假如他有当年努尔哈赤亲自指挥萨尔浒大战的精神，有皇太极抱病亲自指挥松锦大战的意志，有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气魄，率军御驾亲征，调动天下勤王，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口登岸后聚而歼之，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不会打输的，当然也不会有《南京条约》之耻，无知无勇，不能正确决策，在战和之间反复无常，自毁长城。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帝应负主要历史责任。道光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列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道光的儿子咸丰，更是无胆、无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他做了十一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有历史学家曾用陆游《钗头凤》里的三个“错”来评价他十一年皇帝生活的三个特点：“错……错……错！”他的第一错是错坐上了皇帝的宝座。道光晚年，立储大事，犹豫不定，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之间徘徊。皇四子奕詝（即咸丰），“长且贤”

的祖母，当然，只是名份上的，并非亲祖母。事实上，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宋襄公夫人是不是一位老太太，还值得商榷。因为据《礼记》记载，“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瓮。”说他给夫人办葬礼，用了一百缸醋。由此可见，宋襄公的原配夫人早已经先宋襄公而去，宋昭公得罪的这位奶奶，应该是宋襄公的继室。宋襄公夫人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当朝天子周襄王的亲姐姐。众所周知，这个身份在春秋时期虽然显赫，但并不代表任何实际的权力。然而，如果有人要利用这个身份来达成某种目的的时候，它又变得很有价值了。“六卿和公室”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19年冬天，华氏、乐氏、皇氏等“戴之族”（宋戴公的子孙）打着宋襄公夫人的旗号发动叛乱，杀死了宋昭公的拥护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去年才上任的大司马公子卬。作为宋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公子卬死于内乱，显然死得不是地方，然而死得很壮烈，至死都紧紧握住象征大司马权力的符节，表示不敢放弃使命。而新任司城荡意诸（前任司城公子荡之孙）逃亡到鲁国。连年动荡的宋国，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当然，如果晋国有所作为，形势或许会有所改观，但是晋国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司寇华御事向宋昭公提议说：“楚国大军压境，目的是要我国屈服。那我们主动屈服就是了，他们又何必动刀动枪呢？”宋昭公还在犹豫，华御事又自我检讨说，“宋国羸弱，受到楚国的欺负，是因为我们这些人领导无方，为什么连累人民跟着受罪呢？”宋昭公掰着指头一算计，晋国显然是靠不住的了，单凭宋国之力与楚国抗衡，实在是太勉强。于是听从华御事的建议，亲自跑到厥貉去觐见楚穆王，毕恭毕敬地听命于帐下。为了把郑穆公、陈共公、蔡庄公都比下去，宋昭公还殷勤地邀请楚穆王到宋国的孟诸湖举行狩猎活动。孟诸湖是宋国的大湖，水草丰美，湖畔山林茂盛，是春秋时期有名的猎场。前面讲过，城濮之战的前夜，楚军统帅成得臣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河神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麋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意思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楚国人得到宋国。可惜成得臣舍不得自己的马饰，在城濮被晋军打得大败，孟诸湖也就成为楚国人心里头永远的痛了。事隔十五年，楚穆王不折一兵一卒，反而以宗主国元首的身份来到孟诸湖，难免让人感慨，真是风水轮流转啊。根据自古以来的传统，君主举行狩猎，既是娱乐，又是军事演习。楚穆王自然担任了中军主帅，宋昭公以东道主的身份担任左翼指挥，郑穆公担任右翼指挥，楚国期思县（地名）的县公复遂担任右司马，息县的县公公子朱和申县的县公文之无畏担任左司马。狩猎要用到烟熏之术，中军主帅楚穆王命令，各车都要带上取火之物，以备使用。狩猎之中，楚穆王自中军追逐一群狐狸驰入右阵，狐狸逃入洞穴，于是命紧随其后的宋昭公点火烧熏。没想到，宋昭公耸耸肩，意思是没带引火之物。楚穆王的脸当场就黑了。他还没发话，左司马文之无畏已经命令手下将宋昭公的驾驶员给揪下车来。“宋公违令不从，应以军法处罚。然而国君不可以受刑，请您下令惩罚其仆从。”文之无畏向楚穆王请示。楚穆王瞄了宋昭公一眼。这家伙大概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老老实实立在车上，浑身发抖，直冒冷汗。楚穆王不禁莞尔一笑，对文之无畏说：“你是左司马，此事听由你处置。”说罢扬长而去，将皮球踢给了文之无畏。行军打仗，司马就是司法官，对于违反军令的行为，自然有权处置。当时陈、蔡两国国君在场，想做个和事佬，劝文之无畏说：“一国之君不可辱，请您务必手下留情。”楚穆王如果只是想吓吓宋昭公，目的已经达到了。再加上有陈、蔡两国诸侯求情，按理说，文之无畏完全可以顺水推舟，放宋昭公一马。毕竟宋昭公是一国之君，文之无畏以楚国一县之长的身份，没有必要在宋昭公面前太过强硬。但是文之无畏显然是个认理不认礼的人。他瞪着眼睛，板着脸，毫不客气地说：“楚王既然命我为司马，我就要忠于职守，行使职权，并非我强硬。古人有诗云，‘硬的不吐出来，软的不吞进去’，又说，‘不要放纵狡诈之人，以检点放荡的行为’，都是教育人们不要怕认真啊。我就算是死，也不敢放弃职守。”于是下令对宋昭公的戎车驾驶员执行鞭笞之刑。文之无畏是楚文王的后裔，因此以“文”为氏，无畏则是他的名字。他在孟诸狩猎中的行为，倒是解释了他为什么叫做无畏——无知者无畏。当然，文之无畏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不过那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事了，在此不提。孟诸狩猎的鼓噪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国的不安。自公元前618年楚国人重入中原，短短两年之间，已经有郑、陈、蔡、宋等国先后弃晋入楚，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有甚于城濮大战之前。公元前616年夏天，晋国郤缺和鲁国大夫叔仲惠伯在承筐会晤，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并就如何分化争取宋、郑、陈、蔡等国达成一致意见。两年前的夏天，楚穆王派斗越椒访问鲁国，鲁国给予了斗越椒合乎外交礼仪的接待。作为晋国的盟国，鲁国与楚国的这种非亲密接触体现了鲁国人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准则，同时也是对晋国不尊重同盟国家的态度的一种心理反弹。然而，当楚国的动作越来越大，并且将宋国纳入势力范围的时候，鲁国立刻与晋国亲密起来。可以这样说，在西方的晋国与南方的楚国之间，鲁国不是摇摆不定，而是理性地保持了一种势力均衡的政策。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受命访问宋国，向宋昭公提出建议，让三年前因内乱而流亡鲁国的司城荡意诸回国，同时别有用心地向宋国表示祝贺：“去年楚国大军压境，没有给贵国造成任何伤害，实在可喜可贺。”宋昭公听了，脸上红白交错，又不好生气，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有些伤害是表面的，有些伤害深深地藏在心里。对于宋昭公而言，孟诸狩猎中所受的侮辱，已经成为他心底永远的痛。还好，这种痛并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仅仅是五年之后，他再一次来到孟诸湖边，结束了动荡不安的一生。当然这也是后话。鲁文公派公子遂访问宋国，自然是郤缺与叔仲惠伯承筐之会的直接后果。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鲁国将楚国当做潜在的威胁，则宋国是鲁国的屏障。一旦宋国完全沦为楚国的附庸，鲁国也就暴露在楚国的刀剑之下了。所以说，晋国想拉拢宋国，是出于其霸业考虑；而鲁国拉拢宋国，则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就在公子遂访问宋国期间，鲁国北部边疆也受到了威胁。鄋（sōu）瞒部落（狄人的一支，别称长狄）在其首领侨如的带领下，入侵齐国，顺势袭扰鲁国。鲁文公命叔孙得臣为大将，率军追击鄋瞒人。叔孙得臣以侯叔夏为战车驾驶员，绵房甥为护卫，富父终甥为别乘后卫（一车四人，有别于当时一车三人的战车编制），在咸地大败鄋瞒军，俘虏并杀死了侨如。为了纪念这场胜利，鲁国人将侨如的首级埋于首都的子驹之门（城门名），叔孙得臣更是得意洋洋地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以表彰自己的功绩。关于鄋瞒部落和侨如这个人，还有些类似于神话的传说。据《国语》记载，很多年后吴国讨伐越国，在会稽得到一根异常巨大的骨头，仅骨节就载满一车，无人能识，于是派人把骨头带到鲁国，向孔子请教。孔子博古通今，立刻认出这是防风氏的骨头。防风氏何许人也？大禹治水的时候，命群神齐聚会稽山，防风氏迟到，被大禹处死，骨头被埋在会稽。而防风氏的后人，就是商朝的汪芒氏，到了周朝则被称为长狄，也就是说，鄋瞒部落其实就是上古神话中巨人防风氏的后裔。《国语》的记载已经怪诞不可信，《谷梁传》则进一步发挥想象说，侨如兄弟三人为害中国，毛深皮厚，刀枪不入。神箭手叔孙得臣射中了侨如的眼睛，才将他打倒，身体横躺在地上，占地九亩，头颅装在车上，高过了车轼——这哪里是写春秋，分明是《荷马史诗》嘛！从《左传》的记载来看，鄋瞒侵犯中原诸国，前后有很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早期，就有鄋瞒侵略宋国的记录。当时宋武公派司徒皇父带兵迎击，在长丘打败鄋瞒人，杀死了其首领缘斯，而皇父的两个儿子也战死沙场。侨如死后数年，鄋瞒侵略齐国，被齐国人打败，侨如的弟弟荣如被杀，齐国人将他的头颅埋在周首（齐国地名）的北门之下。侨如的另一个弟弟简如则被卫国人杀死，鄋瞒部落宣告灭亡。鲁国人打败侨如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秋天，秦康公派西乞术出访鲁国。如果说公元前618年秦国人的来访是投石问路的话，这次西乞术来访的目的就明确了，他向鲁文公通报了秦国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讨伐晋国。晋国在山西，鲁国在山东，两国相距甚远。秦国人当然没指望说服鲁国人东西合围，夹攻晋国。秦国人的目的是，鲁国作为晋国的主要盟国，在秦晋之争中至少保持中立的态度，不要帮助晋国来对付秦国。不难看出，晋国的两大强敌——秦国和楚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战略，而且“远交”的目标一致锁定鲁国。鲁文公对秦国人此来既喜又忧。喜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忧的是，朋友来得不是时候。对于鲁国来说，现在首要的方略不是联合秦国来制约晋国，而是联合晋国来应对楚国的蚕食。秦国在这个时候出兵攻打晋国，等于在晋国背后插一刀，无疑将大大削弱晋国对抗楚国的力量，这是鲁文公不愿看到的。《左传》记录了当时西乞术访问鲁国时的情景：西乞术身穿朝服，手捧秦康公送给鲁文公的礼物——圭玉，来到鲁国朝堂的中庭，向鲁文公奉上礼物和国书。公子遂入内庭报告鲁文公后，再走出中庭，代表鲁文公答谢秦国的好意，并推辞不接受圭玉，说：“贵国国君没有忘记两国的传统友谊，派您光临鲁国，安抚鲁国的土地和人民，又赠送如此厚礼。敝国愧不敢当，情谊心领了，圭玉不敢接受。”西乞术对答道：“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不值得贵国辞谢。”公子遂辞谢三次，西乞术说：“敝国国君仰慕上国已久，想与贵国分享先祖周公、鲁公的鸿福，所以准备了这些微薄的礼物，交由下臣带来，作为吉祥的象征和两国交好的信物。这些礼物承载了国君的使命，期望能够加深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故此才敢致送。”按照当时的外交礼仪，使者奉玉，是代表尊重；主人辞玉，是表示重情轻财。但是，西乞术此来不是单纯的礼节性访问，而是希望鲁国成为秦国在东方的盟友；而鲁国对于秦国的拉拢，保持了理性的态度，既不想得罪秦国，又不想得罪晋国，所以双方拉拉扯扯，纠缠再三。最后公子遂给秦国人戴了一顶高帽子，说：“如果没有仁君贤臣，难道能够治理国家？贵国之礼，一点也不微薄。”并以厚礼还赠西乞术。同族相争造成宋国的动荡不安。实际上，鲁国也因公族内部事务差一点发生内乱。事情与一个叫做莒（jǔ）己的女人有关。大夫公孙敖从莒国娶了一个老婆，历史上称为戴己。戴己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谷，字文伯。戴己的妹妹声己陪嫁到鲁国，也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难，字惠叔。公元前620年，戴己不幸早逝，公孙敖又向莒国提出求婚，要求莒国再嫁一位公主给他做正室夫人。莒国人不同意，认为戴己虽然死了，按照传统习俗，她的妹妹声己应当继承姐姐的地位，成为公孙敖家的女主人。莒国人说得在理，公孙敖不便强求，但又觉得白跑一趟很没面子，转而要求将公主嫁给公子遂。前面说过，公子遂就是东门襄仲，是鲁庄公的儿子。而公孙敖是庆父的儿子。庆父是鲁庄公的异母弟弟。因此，公孙敖与公子遂是堂兄弟关系。同年冬天，莒国遭到徐国入侵，派人到鲁国请求救援。鲁文公派公孙敖到莒国会盟，顺便替公子遂迎娶莒国公主回国。在这种情况下，莒国对于鲁国的要求当然不能拒绝，于是安排公孙敖在鄢陵（莒国地名）迎接公主莒己。没想到，莒己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公孙敖一见之下，犯了一个男人很容易犯的错误——将莒己据为己有。在这场政治婚姻交易中，公孙敖好比一个不讲信用的代理商，翻云覆雨，视诚信如无物。莒国人急于与鲁国结盟，对公孙敖的荒唐行为也感到无可奈何，只好让他把莒己娶了回去。可想而知，当等着当新郎官的公子遂知道自己的老婆被公孙敖夺走，心情是何等郁闷。所谓“杀父仇，夺妻恨，不共戴天”，公子遂立刻向鲁文公提出，要动用自己的私人武装攻打公孙敖。我们在生活中也许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两个人在街上吵架，一直吵到脸红脖子粗，仿佛要大打一场。有经验的看官都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打不起来，要打早打了，何必浪费那么多口水？公元前620年冬天，当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想发动内战，而是希望借此引起鲁文公的注意，出来主持公道，替他出一口恶气。没想到，鲁文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政治是什么？政治在很多时候就是踢皮球。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就是向鲁文公踢出了一个皮球。而鲁文公不愧为资深政客，轻描淡抹地一脚，又将皮球踢回给了公子遂：你不是要攻打庆父吗？那就打吧，我不干涉。鲁文公真的那么潇洒吗？非也。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位和事佬登台，否则事情将变得无法收拾。这位和事佬就是大夫叔仲惠伯，当时正在公堂之上。据《左传》记载，叔仲惠伯对鲁文公说了如下一番话：“臣听闻，动刀兵于国内叫做‘乱’，于国外叫做‘寇’。寇祸及他人，乱则只能殃及自身，死伤都是自己人。现在臣子要作乱，您身为国君不但不制止，反而推波助澜，结果必将是亲痛仇快，外敌也会趁乱而入，到时该怎么收拾呢？”鲁文公听了这番话，又看看公子遂，意思是：怎么样，你还想攻打公孙敖吗？公子遂沉默了。叔仲惠伯好事做到底，在公子遂和公孙敖之间奔走调解，要求两兄弟消除怨恨，握手言和。在他的安排下，事情以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得到解决：将莒己遣返回国，大家都不要。然而，莒己虽然遣返，公孙敖对她的爱慕却没有结束。第二年秋天，在位三十四年之久的周襄王去世，鲁文公派公孙敖前往雒邑吊丧。年近六旬的公孙敖再一次老夫聊发少年狂，居然带着吊丧的财物中途逃到莒国，放弃名誉与地位，投奔心爱的莒己去了。公孙敖叛逃后，鲁文公让他的大儿子文伯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过了几年神仙日子，又与莒己生了两个儿子，估计是因为家庭支出日益增加，而贪污的公款也用得差不多了，于是厚着脸皮给鲁文公写信，提出回国的请求。文伯也替父亲求情。鲁文公听从公子遂的意见，折中处理这件事：准许公孙敖回国居住，但是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利，不让他到朝中参与政事。但是，公孙敖在鲁国深居简出过了三年，忍不住对莒己的思念，又席卷了家中的金银财物，再次出逃到莒国去了。文伯历来体弱多病，而父亲公孙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又使得他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终于于公元前613年去世了。临死前，他向鲁文公请求由弟弟惠叔来继承家业，获得批准。公孙敖在莒国得到消息，又写信给惠叔，要求惠叔以重金贿赂朝中大臣，好让他再次回鲁国。惠叔照做了，鲁文公也同意了。但是这一次，一代情圣公孙敖没有踏上鲁国的土地，途经齐国的时候，死在了路上。他的家人赴鲁国告丧，请求以卿的礼节回鲁国安葬，被鲁文公断然拒绝。公孙敖的灵柩在齐国一停就是数月。第二年夏天，齐国有人给他家里人出主意，将灵柩抬到齐鲁交界的堂阜（齐国地名）停放。鲁国边境的军政长官将这事报告给了鲁文公。惠叔则仍然穿着孝服，带着悲伤的神情，向鲁文公请求取回公孙敖灵柩，回国安葬。鲁文公开始不答应，惠叔就立在朝堂上守候，直

此满族人需要进一步学习文物之邦的基本义理。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殆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独不思上年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义理之故欤？遂令满、汉官员子弟，8岁以上15岁以下，皆就学读书，声称二三年内，“就学者既众，我等将成礼义之邦。”占领永平的直接后果，是皇太极更加羡慕汉族的统治方式，更加依赖汉族合作者在政治上对他的启迪。在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年里，他经常求教于参将宁完我。这是一个为满洲政权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辽东边民。1633年，在皇太极欲将金朝作为自己治国的楷模之时，正是宁完我向他提出，要理解文治的艺术，就应阅读“四书”；要改进战术，就应研究孙子等军事家的著作；要探究王朝兴衰之理，就应求助于《资治通鉴》。也是这个宁完我，主张依仿明朝六部之制，草拟六部章程，以管理后金政府。六部（建于1631年8月5日）分别由一名贝勒主管，但大部分实权掌握在承政、参政等官员手中，并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总管。汉人在六部中的作用虽相当有限，但行政官员作为一个整体，同皇太极任命的监察官一道，实际已取代了贝勒的作用。几年之后，徒有其名的贝勒分主六部之制便废止了。占领永平的另一后果，是由愿意为满族效力的汉族士兵组成了独立的汉军。其实，自1626年以来，就已经有汉族军队同满族人并肩作战了，那时他们主要是隶属各旗的使用中国火炮的炮兵。在皇太极看来，这些“乌真超哈”（满语，意为重兵）不如他的满族武士凶猛、勇敢，但在攻坚战中他们确实是有效的突击力量。永平守军投降后，后金统治者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将他们编入各旗作“乌真超哈”呢，还是组建一支由忠诚可靠的汉官统领的独立部队？最后他们选定了后一方案，3000名汉族士兵（其中可能有从后金占领的东北地区征募来的汉人）组成了“尼堪超哈”（汉军），由一名虽非境外居民、但已忠心耿耿地为后金效力了14年的明朝降官统领。此人名叫佟养性，和许多辽东籍明军将领关系密切。1616年，他与努尔哈赤暗通书信，密谋叛明降金。后来，明朝查获了这些书信，将佟养性逮捕入狱。但他越狱逃走，投奔了后金。努尔哈赤封他为男爵，并妻以宗女，以示褒奖。从此，佟养性便成了后金的额驸（满语，意为驸马）。1621年，他协助努尔哈赤攻破了辽阳。现在，他奉皇太极之命统领新建的“尼堪超哈”，并准备投入战争。与此同时，佟养性还奉命督率从永平俘虏来的一队汉族铸炮工匠。他们通晓铸造葡萄牙大炮即“红夷”炮和“大将军”炮的新技术。其中包括出身于翻沙匠和铁匠的游击丁启明。1631年2月8日，这些铸炮工匠完成了任务，40门崭新的欧式大炮宣告铸成了。13天后，皇太极下令：自今以后金国所属汉人皆归额驸佟养性总理；他的命令就是法律，所属汉官皆须服从。佟养性训练的这支军队及其大炮，使满族在争夺亚洲东北霸权的斗争中，具备了新的有利条件。这支装备了欧式大炮，并由葡萄牙炮手直接或间接训练的士兵进行操作的汉族突击部队，将使皇太极有可能恢复其父1626年在宁远明军的大炮前所失去的军事优势。为此，皇太极已花了五年时间，并对中原发动了俘获这些炮手和工匠的那次关键性的袭击；而今，由于后金已将突然、凶猛的骑兵战术同持续、猛烈的炮兵技术结合起来，东北战场的力量对比就将发生决定性的转变了。佟养性还没能使这一新的军事技术臻于完善，汉族降人今后还会为后金带来更丰富的军事经验。但目前，作为初次尝试，这种新式武器将用来摧毁大凌河城的明军工事，并成为金军在这次战役中获胜的关键因素；而这次胜利在后金寻求扩张的进程中又将是重要的转折点。因此，对大凌河的长期围攻，是值得详细考察的事件。它既可以证实皇太极对旧的汉族同盟者的深切倚重，也可以说明他在招纳新的汉族同盟者时所使用的高明手段。

大凌河之围

大凌河城是明朝在东北的军事重镇和贸易中心，有着坚固的综合防御工事。该城四周有厚实的城墙，城外险要之处又设有台堡百余座，在金军的传统战术面前，简直坚不可摧。所谓“台”，都是一个个小城堡，各由一名将领统辖。他们多是明朝的军官，偶尔也有科举出身者。最小的台只有约70人；最大的台，即鱼子嶂台，则有男女老少600余人，及牲畜70头。这些可用大门紧紧封闭起来的城堡，还有充足的物资贮备；一旦遭到围困，可能出现短缺的是火药，而不是粮草和水。但1631年秋，大凌河城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当时，总兵祖大寿（镇锦州）正在巡视大凌河防务，其部下统计城内居民，竟多达3万人。由于人口太多，城中粮草最多只够食用一个月了。总兵祖大寿是城中最高将领，也是著名的沙场老将。三年前，他作为一个辽东武人家族的族长，受命统辖锦州驻军。在所有现任的明军主要将领中，他的功绩最为卓著。只有他能够声称曾经令人难忘地打败过金军：首先，他曾在北京城下击退过皇太极；其次，他曾将阿敏的军队赶出滦州。他所统领的大凌河守军，两年来历经战火，其1.4万将士（半为步兵半为骑兵）全都顽强善战。1631年9月1日凌晨，即后金铸成葡萄牙大炮仅七个月之后、沈阳设置六部仅四个星期之后，皇太极便率领满、蒙、汉大军共2万人，分两路集结于大凌河城下。这时，皇太极尚未意识到自己面前是一座不易攻克的堡垒。但就在当天，金军哨探抓获了一名当地汉人，经讯问，皇太极立刻知道了祖大寿的实力，并得知大凌河城刚刚修缮完毕。显然，直接攻城势必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当晚，皇太极对大凌河的防御情况进行了侦察，次日，便召集贝勒大臣们商议对策。最后决定，由满洲军对大凌河城进行长期严密的包围，由佟养性率汉军携“红夷”大炮扼守大凌河通往泉州的要道。同时沿城四周修建栅栏，并掘出一条宽5尺（1.8公尺）深7尺（2.5公尺）的壕沟，以防城内明军逃走。在此后的几天中，明军派出小股部队出击，后金骑兵则随时阻击。双方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交锋，皇太极则在城南山坡上观战。这几次交手多数是后金军队获胜，但皇太极很快就意识到，要攻下大凌河城，必须首先扫平其周围的台堡。于是，皇太极一面派遣使者致书祖大寿劝其归顺，一面令部下尽力争取大凌河周围台堡的投降。离大凌河城最远的几座台堡，最易为金军中汉人的劝降所动摇。台中明朝军民全都知道一年前发生的永平惨案。因此，一个为后金效力的汉人，比一个可能在阿敏命令之下亲身参加了永平大屠杀的满族人，更能使他们相信投降后不会遭到屠杀。一年前在永平降金的明朝将领马光远，设法使城南一座山台的守军向他打开了大门；1618年抚顺陷落时降金的范文程，也于9月5日说服城西一台的90名军民（包括一名和他一样的生员）停止了抵抗，并归附于他。离城较近的各台不易劝降，但经不住金军新式大炮的攻击。佟养性的炮兵从9月7日开始轰击大凌河城及城东、城北各台。数百间房屋中炮起火，其中一台的守军因无处藏身企图深夜弃台而逃，但遭到金军拦截而未能成功。9月10日，金军已攻下城外四台，突然哨探来报，明朝援军正从松山赶来，于是，对大凌河的进攻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明朝援军的前锋只有2000人马。9月11日，他们被300名满洲士兵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援军的主力则有6000之众。皇太极早有准备，事先已派其弟英亲王阿济格率500名满洲骑兵和500名蒙古兵中途拦击。但明军乘雾而来并扎下营寨，使阿济格大吃一惊。幸亏大雾一度散开，及时将明军暴露出来，既而又弥漫开来，及时将阿济格的部队掩盖起来。金兵虽在数量上处于1∶6的劣势，但他们悄悄溜到明军背后，将其一举击溃。明军仓皇逃向锦州，金兵又尾随其后一路追杀。事后，一员被俘的明军游击被带至大凌河城下，告知城中守军，援军已大败而还，以此来打击他们的士气。但明朝又派出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前来援救祖大寿。大学士孙承宗带着祖大寿的姻亲、总兵吴襄等步骑4万人，自山海关奔赴锦州。10月7日，金军获悉其前锋已至锦州城外，扎营于小凌河对岸。皇太极立即将帐下护军分出一半，令其前去迎击。四天后，他又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包括佟养性的500名旧汉兵，赶往锦州。与先行出发的护军汇合后，皇太极便甩下大军，唯与多铎（豫亲王，努尔哈赤第十五子）率领200名亲随护军快速前进。这支精锐的小分队缘山潜行，赶到小凌河。对岸驻扎着7000明军。皇太极毫不犹豫，披挂上马，令部下准备战斗。随后，他一马当先，全速渡河，冲入明军营寨。明军顿时大乱，其兵力虽相当皇太极所率护军的35倍，却急忙向城中退却，金兵则尾随其后，尽情砍杀。几小时后，皇太极又指挥满汉大军同明军主力进行了一次交锋，并再次获胜。虽然这次交战俘获了一员明军副将，但前一次奇袭的成功才是最辉煌的胜利。当天，皇太极率军返回大凌河，代善等众贝勒出营三里相迎，对皇太极的大胆和果敢倍加赞贺。的确，大凌河及锦州城下的胜利，使皇太极和他的兄弟们拉开了距离。此时，大凌河城内被困的军民渐渐粮绝薪尽。皇太极通过对俘虏的巧妙讯问，了解到了这一情况。10月13日，他刚刚凯旋而归，便决定再次致书祖大寿，告诉他后金已经知道城中的困境，并以保证其财产、荣誉和地位为条件劝其投诚。满洲国皇帝，致书于祖大将军。兵，凶器也；战，危事也。人未有不愿太平，而愿战争者。即战而获胜，岂若安居之乐乎。我屡遣使议和，尔君臣自视如在天上，而卑视我，竟无一言相报，我是以忿而兴师。自古以来，两国构兵，不出战与和二者。今和议既绝，朕故留兵居守，亲率大军深入。幸遇将军于此，似有宿约，深惬我仰慕将军素志。意者天欲我两人相见，以为后图乎。但祖大寿并无回音。几周前，皇太极离开大凌河时，祖大寿曾遣军出城，企图夺回被金兵占领的城外西南各台。那次行动虽未成功，但当时颇令皇太极担忧。为此他还专门召集群臣，商议防止祖大寿主力大举突围的对策。而现在，皇太极在大败孙承宗后，变得信心十足，遂决定引诱祖大寿军再次出城。10月14日，他派遣部分士卒和炮兵悄悄朝锦州方向运动。走出10里后，鸣放数炮，便返回大凌河，并故意扬起灰尘，装作一支大规模援军。同时，皇太极率其护军佯装退却，伏于山内。祖大寿见金军弃营而走，果然中计，遂再次出兵攻打城外西南各台。明军刚刚架起云梯，皇太极的护军便掩杀过来，杀死杀伤明军数百人。在这场战斗中，祖大寿损失不大，但心理上似乎受到了沉重打击。从此，大凌河守军便将自己封闭起来：紧关城门，不敢复出。但城外的明军对突围仍抱有希望。因为皇太极在小凌河的胜利不过是一次小规模战斗。在那次战役中，他显示了自己的胆略，但孙承宗援军的主力并未真正与其护军交锋。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未进行过真正的较量。当然，金军曾以迅速、隐蔽和突然的行动，打败过前来援救大凌河的明军；但如果遇到严阵以待的明军主力，他们怎么办？那时他们的结局又将如何？1631年10月19日，张春率百余名战将和四万步骑，渡过小凌河向大凌河城进逼。这支大军的行进缓慢而谨慎，一过小凌河便掘壕筑寨，排开车盾枪炮。后金的哨探很快发现了这支明军的位置，报告了皇太极。皇太极遂留下一半人马继续围困大凌河，亲自率领另一半人马前往迎击。但他看到明军兵多将广、壁垒严整之后，又改变了主意。为了避免遭受太大伤亡，他下令撤回大凌河。张春停了三天才率军继续前进。10月22日凌晨四更时分，明军起营出发。由于天色昏暗，明军进至离大凌河城15里处，才被金军哨探发觉。皇太极迅速集合人马，率满、蒙、汉军2万人迎战两倍于己之敌。后金军来到明军阵前，见张春已将4万大军摆成防御阵形，大炮鸟枪四面排列。皇太极令骑兵分两翼从正面突阵。右翼直扑张春大营，冒着猛烈炮火冲破了明军阵地。左翼在明军炮火下伤亡惨重，未能破阵，遂拨转马头随右翼之后冲入阵中，并在张春营外重整旗鼓。然而，明军也重新部署了兵力；而且，要不是因为另外两项因素，即佟养性的大炮和明军的一次导致相反后果的行动，明军的武器优势本来会使之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正当后金骑兵在张春营外无能为力地乱转时，皇太极令佟养性率众来到明军阵地东侧，用大炮和火箭发起进攻。明军在佟养性的轰击下伤亡甚多。为了对付金军的大炮，他们乘风点燃了地上的干草。大火迅速逼向金军。但命运之神站在金军一边。当燎原大火刚要烧及佟养性的炮队之时，风力突然加大，向相反方向刮了回来，于是，大火浓烟反扑向了明军。这时，皇太极再次发起正面攻击，满洲、蒙古步骑虽然遭到明军炮火重创，但仍然奋力冲击，有的砍杀明军步卒，有的策马追杀或生擒明军骑兵。被俘的明军将领共34人，包括张春本人。战斗结束后，他们被带至皇太极面前，依次叩拜。但轮到张春时，他坚决不跪。皇太极大怒，从身边的护军手中夺过弓箭，欲当场将其射死。代善挺身谏曰：“我前此阵获之人，何尝不收养？此人既欲以死成名，奈何杀之以遂其志乎？”其他官员也纷纷上前为其说情，众贝勒甚至跪在皇太极面前，请求看在他们的面子上饶恕这位明朝将领。最后，皇太极怒气渐消，放下弓箭，草率打发了张春。当晚，皇太极派达海以珍馔赐张春，但他拒绝说：我死志已决，不食上之所赐。蒙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此语非我所创，乃古之定理也。他还为崇祯皇帝辩护，说他是公正、贤明之君，只是为执政大臣所蒙骗；既而又感叹自己在朝中受大臣冷遇，并重申了为主捐躯之志。此后三天，张春绝食求死。但第三天，皇太极亲来探访，并亲手赐与酒食。张春大为感动，遂接受了“恩养”，饮食如故，以示愿为新主效忠。

祖大寿降金与复叛

皇太极成功地压抑了心中怒气，并再次施展了他那曾经征服了目前正为他攻打大凌河的孟乔芳等永平降将的个人魅力。现在，由于张春这位明朝援军统帅也已归降，皇太极手中便有了一份用来劝降祖大寿的颇有分量的名单。1631年10月31日，他令23名文武降官，各以己意写招降书，然后派遣其中一人来到大凌河城，将其交给祖大寿及另外两名守城将领何可刚和张存仁。此人到达大凌河后，被拒绝入城，遂跪于城外，向祖大寿说明了这些书信都是何人所写，以及张春全军覆没的经过。祖大寿听罢，赐之饭食，令其返回金营，并说：“尔不必再来，我宁死于此城，不降也。”此人回到金营后，向皇太极报告了祖大寿的决心，并补充说，祖、何、张都不信任满洲人，认为投降后必死无疑，就像七八年前辽东百姓惨遭屠杀那样。于是，皇太极又一次致书城中，以消除祖大寿和其他守城将领的疑虑：夫我国用兵，宜诛者诛之，宜宥者宥之，酌用恩威，岂能悉以告尔？至辽东人被杀，是诚有之，然心亦甚悔。其宽宥者，悉加恩养，想尔等亦已闻之矣。现在恩养之人，逃回尔国者亦少。且辽东、广宁各官，在我国者，感我收养之恩，不待命令，自整汉兵，设立营伍，用火器攻战，谅尔等亦必知之。至于永平攻克之后，不戮一人，父子夫妇，不令离散，家属财物，不令侵夺，加恩抚辑，此彼地人民所共见者。皇太极还在书中举出许多对违反金汗禁令擅杀汉族俘虏的满、蒙贵族施

结婚。那简直人就一天比一天瘦，就是心病。尤其是我五姐嫁给金王家，她有时回娘家，再到人家家一看，完全符合她的心理，本来应该是她的家，是她的事儿，所以她就郁闷。走的时候就已经有病了，结婚三天回门摔一跟头，由门槛外头摔到门槛里头，这就不吉利，结果一百天，死了。正好他(指乐)五大爷采药去了，他跟我四姐感情非常好。回来哭得要自杀呀，哭得要当和尚，(对乐)你五大爷还要当和尚呢，要上五台山。乐曙青之妻金玲：我也听说这五大妈，说就是看不惯这洋派儿。净亲嘴什么的，看不惯。这是那个一百岁的老保姆跟我说的。刘：外边有言论，说根本我这四姐是吞金死的，自杀死的，白天还挺好，就一夜的工夫。她就不喜欢那环境和家庭，所谓洋派，晚上开舞会，她也不会跳舞。她喜欢坐轿，梳两把头，他们乐家那儿做不到。估计确实是服毒自杀，所以他五大爷受刺激呢。我写回忆录写的是服毒。因为什么证实的呢，是从乐家他们姑奶奶证实的。郭松义：郭沫若故居原来好像是乐家的？刘：乐家的房子挺多的。咱们现在正是吃桃子的时候，前两天还有人送我桃，我说这乐家花园那桃啊，可以说是北京第一。每一个够一斤，海淀乐家花园。那当初是西太后吃的。我们是沾亲戚的光。我们这些亲戚家是吃尽三绝。凡是北京的好东西，就说水果吧，最出名的是乐家花园的桃，每年我们都吃桃。最讲究的梨，梨按说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但这个梨，只有袁家，北池子袁家，那跟我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跟乐松生一门没有关系，松生是服毒自杀的。松生这人也是属于积极，拥护共产党。要不他也当不了副市长。同仁堂是轮流执政，正好赶上乐松生他们这房当经理。把同仁堂都卖了嘛，一个鹿场一百多头活鹿，取鹿茸用的，才给一百块钱，一百块人民币。乐松生就签字了么。定(问乐)：你们刚才说的那个百岁的老保姆是你的奶妈？乐：我弟弟的看妈，九几年才没的，活到103岁，100岁时候街道还去给她做整生日。她在庆王府看过孩子，在金王家也做过。是由金王家出来的，1945年过来的。那时候就五十多了，到我们家就快六十了。刘：那个保姆的话，百岁老人，跟我亲着呢。她先在我五姐那儿，由我五姐那儿才上你们乐家去的。她年轻的时候在那家待过，在金王家也待过。后来金王家那老三姨太的厨子也跑我们家当厨子去了，我们管他叫二厨头，你说连他们下人，带厨子，都在我们这圈儿里转来转去，就别说这联亲了。所以你要了解老北京过去旧家庭的关系，就是这么个关系，盘根错节。

5.戏楼与京戏

定：现在动不动就讲大宅门，我想问问在您那个年龄，大宅门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刘：大宅门有几个概念，第一你在北京得有名得有钱。第二你得有够大宅门那房子。起码你得四合带后罩，三进四进，像我们家是四进，由大门起得五个院子，并且还得有回廊走廊，下雨淋不着，你到哪个院儿全通着，这叫大宅门。有的不够走廊的都不叫大宅门，这是说房子。并且按现在大宅门的概念来说，要不是做官的，也得是做商的，必须是有名的，名人。像我们家能够上大宅门，第一我们这房子出名，而且房子都特别好，哎，特别讲究，一提马大人胡同刘家谁都知道，这叫大宅门。我们家里头有戏楼，是我父亲过生日，办喜事，为了摆阔，花了五万现大洋，特地把那一个院改成一个戏楼，就为唱戏。用了没有几次。那个时候做买卖的，他为的是拉关系，你家里有戏楼，身份就不一样了，用现在新名词儿呀，就是提高知名度，为能够有那个投资。这个我原来不理解，这不是花冤枉钱么，你平常又不能住，一年你不就办一回生日么是不是呀。现在理解了。可也别说，我们这戏楼还真出了名了，比那家的戏楼讲究啊，一品大员可以用排山脊，但是只能两卷，那家戏楼就是两卷，可是我们三卷。为什么呢，就是有品级的，你要是盖三卷，御史马上就参你，你得拆了。因为我们家不是做官的，没人参。我们那房子是五卷的，前边是两卷，后边是三卷。所谓两卷就是前后都一边儿大，中间没有截断。一进垂花门，第一厅叫西厅，这西厅是外客厅，一般不太熟的客人，来了在西客厅接待。还有办生日唱戏的时候摆座儿用，男宾都在西厅。这两卷能摆十桌，前边五桌后边五桌。后边的三卷是花厅，铃铛排山三卷哪，叫排山脊，跟一块砖抠的似的，只有宫里头有。我们管它叫大厅，唱戏的院儿，这单是一个门牌，可以坐300多个座位，那家的戏楼有多少根柱子，我们那个，我父亲专门不要柱子，洋式的，五五二十五间的大戏楼。增崇到这儿一说：“哎，你这谁给你盖的，这么好啊。”我父亲办生日那次是500多人。我出生是在后罩房，我们那大院的第四进，第四通院子，那是最后院，没有厢房，那时候也是洋灰地吧，也不知怎么墁的，当间儿还有万寿字儿，为办生日么，连地都是万寿字儿。定：现在没了吧？刘：有。现在全归中央军委了，是个俱乐部。你未必能进得去啊，都是了不起的，都是国防部长，大将级呀，住在那儿，牡丹池还在，地方换了。我家里有戏台嘛，梅兰芳、马连良都在那儿演过。您知道梅兰芳那出《凤还巢》，外面没公演，先是在我父亲生日演的，刚排得了，到我们那儿问去，说干脆咱们老头生日吧，这边说好，给现洋四百大头，这我都知道，《凤还巢》。马连良的《苏武牧羊》也是第一次在我们那儿演的。所以京剧界的人我没有一个不熟的。梅先生这人是最大的好人，戏曲界里没有骂他的。他不单是善良，而且特别照顾同业。梅先生的艺德是最好的。他不用真正有名的给他当配角儿，尤其他成名以后，专门拉那些个也行，但没有名气，起不来的，他带。挎刀是内行话了，给他傍角儿的，陪着他唱的，叫挎刀。所有给他挎刀的，他绝不用那已经成名的。所有他的配角都是他自己带起来的。你看×××就不一样，他是谁有名我就要你陪着我唱，这样才能把我捧起来。可惜你是不知道戏曲界的事，这戏曲界的事啊，我知道的不比清朝的事少。要没梅兰芳，奚啸伯也不会弄成四大须生。奚啸伯说起来我们好几层关系，小时候是发小儿，他比我大7岁。他祖上也是红顶大员呢，家里头败了，家败了没辙，怎么办呢，自己不就跟戏曲有缘么，玩票玩的，真正指点过他的人是韩慎先，那是很有名的，一直在天津，夏山楼主，一提夏山楼主没有人不知道的。注315奚啸伯最后下海，一直跟着梅先生，梅先生给他带出到美国，得，这一下子就起来了。人有死后走运的，啸伯就是死以后走运，由他故去以后这慢慢儿地四大须生的名字起来了。我们很多跟奚啸伯熟的，都给他下定论了，他苦相，他那扮相啊一看就绝对没有什么后福。定：您那时候也听八角鼓吗？刘：我会弹单弦儿。唱八角鼓也有一个了不起的旗人，荣剑尘，注316那是唱得最好的。旗人就是衰败了，家破了，没辙呀，就会这个，就以这个为生了。哎，他成名了。可以这么说啊，我是相信人呢，一个是机遇，你有多大本事，你没有机遇，这不成，所有的名人，出名的，干出点事来的，完全凭能力是不行的，能耐是得有，您一点能耐没有不行。但没有机遇也不行。奚啸伯赠刘汝舟的照片(刘汝舟提供)

6.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

定：说说您的简历。刘：我是辅仁大学毕业的。日本投降以前。定：哪个系？刘：我原来去的是西语系，那时候不叫西语系，外国语啊。我大哥那时候让我学外语的原因是能跟外国人联系，现在不是外国人吃香吗，非得让我选这个。后来又转到社会经济系，那神父告诉我说，你就应该转到社经系，因为你家里是做买卖的，你干吗学外语啊？我现在学也白学了，那时候我外语最好，哪一次考试都超过90分。定：您毕业以后到解放这段时间做什么工作？刘：我也没正式工作，完全是替我大哥跑应酬啊。头顶四大恒，脚踩十三家，这说的就是我大哥。我大哥在家里头又是姨太太又是大烟枪，他忙不过来，他一天有三四个应酬，不要紧的地方，我就得替他。那时候我不到二十岁，我就帮着他出去应酬。那时候大宅门有名的人都老见。你问我解放后是怎么参加工作的。我跟奚啸伯不是有这层儿女亲家的关系么，我们同时也是一块儿玩儿，我也会拉，我会拉会唱，我到他家里去，拉一段唱一段，可是没上台正式给他拉过，都是在家里，或是我家里，或者朋友家里头。我这胡琴别瞧拉得不好，但是所有的名角儿我都给伴奏过。现在早就不行了，嗓子也不行了，唱不了了，胡琴因为我做过手术也拉不了了。奚啸伯五几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私人京剧团，叫啸声京剧团。刚一解放的时候私人剧团叫私营公助，就是国家不投资，但是由文化局领导。我就是因为奚啸伯的关系到他那儿，我又不能唱戏去，我又不能给他当拉胡琴的，就只能给我个顾问名儿，有这么个名，给他改改词儿什么。后来改成北京市京剧团，改公私合营了，我这名呢随着也就进入文化局了。正好文化局成立编导委员会，曾白融是我们的主任，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主任，我担任一个组长，我那会儿才多大啊，我才三十多岁，那会儿就不得了了。因为就是我作品多，我在那儿8年，写了16个剧本，奚啸伯私人剧团的时候我给他编的是《屈原》，他演了。还有北京京剧团演的《升官图》那是我的创作，是1957年上演的。我在北京市文联编导委员会的时候编的最有名的剧本，也就是最倒霉的，京剧《关汉卿》，北京市京剧四团排的，吴素秋演的。我是根据田汉的话剧改编成京剧，结果我算是沾了田汉的光了，到“文革”的时候扣我一个田汉的死党。这还都是“文革”前呢。文联有三个组，一个是美术组，一个是戏曲组，一个是文学组，我三个组都到了。乍一参加的时候是戏曲组，干了6年，又转到文学组，就是写点什么散文哪，那时候我们搞什么北京文艺，不是现在卖的那种北京文艺，是内部参考的，单篇，一个星期出一个周刊。文艺界内部散发的，我在那儿当过编辑，一个短时期的。我们1963年就完了。1963年毛主席指示，说文化部成了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了，注317由这儿周总理批下批文，说文联及下属各协会解散，把我们就轰了，摘牌了。我们这些人都得下放改造，下放到哪儿呢，让我们印票子去，就是白纸坊，新华印刷厂，印刷四厂。我们过去都拿稿费，拿上演税呀，我稿费一千字是11块钱，那时候不能拿这个啦，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行啊，不许当干部，只能当工人，给每人定工资，固定工资每人70元。乐：够多的了。科长级了。刘：给我们开会，大部分人都不干。那时候我得养活四五口人，家里头还有两个孩子没参加工作，加上给我做饭的保姆。我拿稿费，拿上演税的时候每月平均能拿200多块钱、300块钱。70块钱工资怎么养得活。所以我就不去，不去你就自谋生路，档案转给你的住家所在地，你自己爱怎么解决怎么解决。那时候我怎么想的，就是艺高人胆大，我想我又是大学毕业，我有学历，我又会画，我又会写，我还有成绩，我哪儿弄不了一百二百的，我还能挣不了这70块钱去？街道也不是不负责任，还真负责任，让我到十三中教课去，我说我不当孩子王……人要早有自知之明的话，那时候那傲啊，所以说人千万别有傲气，你有多大本事啊？现在我是特别地服共产党，他要能说到啊，就真能够做到什么，这确实是我服了，确实服了，没想到连摆个花生摊都不让你摆了(众笑)。那时候不知道下面还有“文化大革命”啊(众又笑)。到“文化大革命”的话我挣50块钱生活费呀。这还算照顾我了。因为家里人口多，我爱人又没工作。给我50块钱的时候不是也活过来了吗。咱现在不说旗人，咱说名人，我们这一阶层的人哪，来往的一般都是商界的名人，文人很少。反正你提起来，南方不敢说，说北京、天津的名人，我们都有来往，只是有的关系密切一些，有的一般。像天津的八大家，我没有没去过的，虽然我那时年岁比较小，但是我们都有来往，都认识，都知道。像资耀华，资家，就是耀华玻璃公司，现在有股票了都，资家的后人都在国外。李善仁家，盐业的，贩私盐赚钱哪，是我们邻居，在天津是最有名的。还有卞家也是大户，可是他们家人太多了，全认识不可能。还有关系就是袁家的关系。崇文门外五老胡同查家，也是过去的盐商，注318北京提起查家没有不知道的。那时候北京最有名的是查良庆。他们家里头我认识查弼臣，老大，我们这一代的，我们经常也是在一起。注319北京的名人，哪家你需要采访，我都可以给你联系，后代也都和我来往，还都拿我当个老长辈儿，所以我确实是老古董了。我这一生，有的时候也是带有传奇性，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哪，绝对不是你自己能够想象怎么样的，自己想不到，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但是你还得承认，你必须走这条道。而且我特相信有因果报应。我退休写完回忆录以后写了个循环因果论，写的就是我本身接触的大宅门也好名人也好，这因果，噢，太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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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刘氏家族兴衰史：刘汝舟回忆录(节选)1991年1月24日整理(二稿)目录：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第一章我的家庭1.我的曾祖父刘文祥2.我的祖父刘槐庭3.我的父亲刘禹臣4.我的母亲梁夫人5.我的生母郭夫人6.我的长兄刘贡南7.我的二姐刘俊卿8.我的三姐刘淑卿9.我的四姐刘敏卿10.我的五姐刘毓卿第二章鲜为人知的内幕1.中和当失火的真正原因2.无辜的使女冤沉海底3.大宝金店丢失珠宝案的牺牲者篇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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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我们刘氏家族的堂号是藜照堂，由哪一代开始使用则无从查考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藜照堂这个堂号，刘氏家族已经沿用了不知有多少代了。在过去的年代里，老北京的许多住宅大门口左上方都挂着一个长约尺余的小木牌，上写某某堂某，那就代表着他家的堂号，并且把这个堂号写在家谱上显要的位置。所谓家谱，就是把这个家族的人口的名字(家谱上的人口只计男不计女)一代一代地记录下来，堂号自然也就一代一代地沿用下去，因此不管传了多少代以后，只要你仍然保留着家谱，不管走到哪里看见人家大门口的堂号牌子，就能知道与自己家是否同姓或同宗。如果同姓并且堂号也相同，就肯定是同宗了。因为堂号的沿用非常严格，各家族用的堂号极少有相同的。几十年前的老北京经常有凭着家谱和堂号认本来素不相识的本家的。当然，这必须是两厢情愿，当时也有虽系同姓同宗同一堂号，因隔代较远贫富相差悬殊而不愿认本家的。总之，堂号已成历史的名词，它是由封建的宗族社会沿袭下来的。它对保全和延续宗族的整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我们刘氏家族用的藜照堂，还有一个传说。据说当年刘氏远祖为了教子成名苦读诗书，因家贫买不起夜间点灯的油，老人只能用自己用久了的藜木做成的手杖被明月照射的反射光来帮助儿子夜读。后来儿子果然一举成名做了高官，老人为了叫后辈子孙永远记住改换门庭得来不易，所以把自己的堂号叫作藜照堂。

第一章(2)我的祖父刘槐庭

我的祖父刘槐庭(名侃)。上面说过刘文祥接家属到北京定居时有四个儿子，我祖父刘侃行六，看来是子女中的大排行，字槐庭。是刘文祥所有子女中最聪明能干和有创业能力的人。他当年随父兄进京落户定居时，年仅二十余岁，正是宏图大展之

说是最惨的，当然他活着的时候势力也是最大的，他依靠神策军发家，同样最终也是毁在因为掌握神策军这一点上，鱼朝恩的结局告诉我们，手中握有的资源可以成为通往成功的资本，但同样也可能会成为杀伤自己的利器。其关键因素在于心灵是否能够不被欲望过度侵占。第九章平乱之后李豫自从继位伊始，始终处于一种焦头烂额的状态。史朝义刚刚被平定，吐蕃大军打上门来，他一边忙于对付吐蕃人，一边又忙于对付朝廷内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个嚣张跋扈的宦官，一直到他继位的第七个年头，他才从焦头烂额的状态中逐渐恢复过来，仔细回想继位以来的种种经历，他颇为感慨。同时他也想到了一个始终困扰他的问题，那就是在平定种种动乱之后，接下来他该如何治理这个国家。但事实证明，先前种种政治因素所带来的辐射力量，使得李豫必须要继续努力开始新一轮斗争。纵观从清除鱼朝恩之后，一直到大历十四年（779年）他去世为止，虽然李豫曾努力想治理好这个国家，但因为种种原因，他始终没能腾出手来像他的先辈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等人那样，认真地治理这个国家，使这个帝国再现盛世图景。铲除元载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大宦官先后倒台，让李豫一朝彻底摆脱了受宦官钳制的局面，但李豫一定想不到，危害朝廷的宦官虽然被铲除，但因宦官而事件而带来的余波却并未消除。事实上就在李豫庆幸平定宦乱的同时，一个人也在暗自庆幸自己终于等来了机会，从本质上讲，这个人具有和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一样的野心，唯一不同的是，他是个身体健全的人，而且从官职上来看，他也具备这样的机会。这个人就是时任首席宰相的元载。作为首席宰相，元载清楚知道自己具备三大宦官永远无法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宰相本身就应该具备除了皇帝之外的最高行政权力。所以，在他看来，如果运作得当，实现专权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前边我们说过，元载是依靠李辅国而受到李豫的重用的，但李辅国被除掉的时候，元载在暗中也帮助李豫出了不少主意，而且李辅国死后，元载立即转向投靠内侍宦官董秀，时刻掌握李豫的所思所想，其言行尽量与李豫旨趣相合，所以逐渐开始成为宠臣，可见这个人在政治上也是个投机分子。事实上，在鱼朝恩兴风作浪之时，元载就已经露出了自己那凶顽的面目了，如大历元年（766年）二月，元载因为苛刻对待朝廷官员，担心官员们联合上疏弹劾他，所以他秘密上疏李豫提出：如果各部的官员有事情需要上疏皇帝，需要先向自己部门的最高领导报告，然后各部领导再上报宰相，由宰相最终向皇帝陛下汇报。由于李豫当时的注意力全在鱼朝恩的身上，所以对元载的建议他没有认真地思考便同意了，但政令一经发布，便遭到了时任刑部尚书颜真卿的反对。颜真卿果断上疏争辩，请求皇帝陛下收回成命，于是遭到了元载的嫉恨，他诬告颜真卿上疏诽谤朝廷，结果颜真卿被贬为峡州（今湖北宜昌）别驾。当时因为鱼朝恩的存在，所以元载的擅权不是那么显眼，可是鱼朝恩死后，元载的所作所为一下子显得十分扎眼。最关键的是，鱼朝恩死后，元载并没有收敛的迹象，他不仅恃宠专权，而且打击忠良偏用奸佞。吏部侍郎杨绾为官清廉，主持典选人才甚为公允，但却因为不依附元载而被元载改任为国子监祭酒，他先前的官职由奸险小人岭南节度使徐浩接替。成都司录李少良秘密入京准备上疏李豫，意图揭发元载，却因为友人对话不慎将秘密泄露出去，被元载得知后，来个恶人先告状说李少良意图离间君臣关系，结果李少良被杖杀。不仅如此，大历六年（771年）七月，元载为了掩盖自己无端打压朝臣的行为，上疏李豫建议以后凡是六品以下文武官员的升迁，吏部、兵部不得检查勘验。元载提出这个建议，显然是怕有司监察部门上疏揭发自己，目的是为了集权力于一身。可是他没有想到，李豫虽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从这一刻起，他越来越被皇帝所厌恶，元载仿佛和先前的三大宦官一样，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有过先前铲除三大宦官经历，李豫显然提高了警惕，为了限制元载的权力，李豫有意识地提拔朝臣中不依附元载的人，如任命浙西观察使李栖筠为御史大夫，而且事先故意不和宰相班子进行商议。李豫释放出的强硬信号，让元载感受到了一丝压力。事实上，他既没有李辅国、程元振那样的拥立之功，也没有鱼朝恩那样在皇帝危难时刻始终护驾之功，他之所以能够在宰相位置上干上十几年，完全是因为皇帝看得起他，所以面对皇帝陛下的暗示警告，元载不得不稍稍收敛。但此时元载已经形成了继鱼朝恩之后又一专权乱政的局面，如果他仅仅是像李林甫那样专权，但还能做些实事，或许李豫也不会对他心生杀机，正是因为他不仅专权而且乱政，致使怨声载道，所以他的结局只能像杨国忠一样。大历八年（773年）九月，决定元载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当时晋州（今山西临汾）平民郇谟以麻束发，手持竹筐苇席，在长安东市大街痛哭不止，他的这个举动引起了京兆府官员的注意，便询问他为什么要在大街上痛哭，郇谟回答说希望面见皇帝陛下，并愿意贡献三十个字，一个字便是一件事情，如果所说的没有可取之处，就请京兆府的官员用苇席包裹自己的尸体，丢掉野外去。由于郇谟说得信誓旦旦，而且料想一个平民百姓也不敢如此忽悠皇帝，所以京兆府的官员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李豫，李豫听到汇报后，对这个平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于是下令单独召见郇谟，想当面听听这个人究竟要反映什么问题。为了消除郇谟第一次面见皇帝的紧张情绪，李豫见到他后，首先特意赏赐了他一身新衣服，然后让他说出了那三十个字。在李豫看来，郇谟所说的三十个字中，最重要的当属“团”和“监”两个字，因为这涉及大唐帝国地方军队的管辖问题，事实上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让李豫撤销各州的团练使和各道的监军使。李豫之所以重视郇谟所说的这两个字，是因为当时各州的团练使和各道的监军使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各州和各道的掣肘之碍，因为他们的存在，让各州和各道的百姓产生极大的负担，但团练使和监军使的最终任免权却在宰相手中。换句话说，郇谟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事实上他是将矛头指向元载。作为帝国的最高决策者，李豫岂能听不出郇谟的弦外之音，所以郇谟说完后，他并没有进行反驳，而是赏赐了他诸多钱财后，打发他离开了长安。郇谟虽然走了，但李豫并没有停止思考，直到这时他才明白元载究竟有多大危害，李豫明白百姓中绝不会只有郇谟产生这样的想法，郇谟只是其中的代表而已。在我看来，元载其实不是倒在他专权上，而是倒在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民愤。如果某个人的行为引起了民愤，那这个人必须被清除！这是李豫不可触碰的原则，也是他最终的底线！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豫有了清除元载的想法，只是清除三大宦官的经历已经让李豫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的游刃有余状态。对李豫的心中所想，傲慢的元载并没有察觉，他依然将权力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甚至在权力面前，元载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他和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的王缙最为要好，两个人不理政事，宰相班子所有的事情全都委托给秘书去做，而且士人准备入仕，如果没有攀上元载这棵大树，势比登天还难。对于这些，李豫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仁慈的他像从前忍受三大宦官一样，对元载也是尽量地予以包容。可是元载和王缙并不领这份情，利令智昏的他们认为皇帝陛下是一个很好欺瞒的人。事实证明，元载和王缙一旦过分运用自己的智商去衡量李豫的智商，那他们的结果只有一个——被清除。于是，在郇谟面见李豫的三年后，在李豫极度包容元载和王缙，但他们依然将皇帝不放在眼里的情况下，李豫决定不再包容，他下定决心在清除三大宦官之后，继续施以重拳严惩元载和王缙。坦白地讲，清除鱼朝恩的时候，李豫可以依靠元载，但现在他放眼望去，似乎绝大部分朝臣都和元载走得很近，李豫唯恐清除元载和王缙的消息泄露出去，进而打草惊蛇，所以他不能和朝臣进行商议，选来选去他认为能够依靠的只有他的舅父、时任金吾卫大将军的吴凑。一来吴凑是李豫的至亲，二来金吾卫大将军本身的职责就是护卫皇帝，且手中掌握有一部分禁军，要知道，李豫要干的事情手中没有刀把子是搞不定的。至于采取什么方式，李豫丝毫没有犹豫，因为三年多前在清除鱼朝恩的时候，元载已经为他找到了很好的方式。用元载的方式对付元载，恐怕元载先生至死也不会想到。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二十八日，元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清晨，李豫早朝之后，忽然在政事堂召见元载和王缙。皇帝的紧急召见对于元载和王缙而言，也不算新鲜事，所以两个人和往常一样，前往延英殿面见李豫，但当他们进到延英殿后，忽然发现这里的气氛有些反常。元载和王缙看到殿内除了端坐在宝座上的李豫之外，两旁还有众多的金吾卫士兵，尤其是站在殿堂之下的金吾卫大将军吴凑脸上似乎透露出一股杀气。相比较王缙而言，元载是个更加敏感的人，两个人行礼过后，元载率先开口说道：“陛下今日威仪甚盛啊！”元载的话既是一种试探，同样也是变相表达一种不满，因为他压根就没想到李豫今天会对自己不利，所以他说出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准备看看皇帝陛下的反应。可是当他说完后，发现李豫忽然从宝座上站起来，然后铁青着脸眼睛直勾勾瞪着自己时，他立即意识到今天的问题显然比他预计的要严重很多，所以他开始后悔自己刚才所说的话。就在元载刚想缓和气氛时，李豫终于说话了，虽然他的语气很轻，但句句却犹如刀刃一样，扎进元载和王缙的心脏。“你们两个人祸乱朝纲，惹得民怨沸腾，今天朕不会再让你们从这里走出去，金吾卫将这两个人拿下，暂且囚禁在政事堂。”随着李豫一声令下，吴凑带领十几名金吾卫士兵一拥而上将元载和王缙绑了起来。“陛下！臣等所犯何罪啊？陛下，陛下！”霎时间王缙瘫倒在地，但元载还没有失去理智，他没有进行反抗，嘴里却依然为自己辩解。没有人去理会元载，李豫看到金吾卫士兵捆绑住元载后，又坐回宝座之上，但眼睛一直没离开朝堂之下，而且脸上的铁青之色一直没有消褪，直到元载和王缙被金吾卫士兵连拖带拉地押进了政事堂，李豫的脸上才恢复了先前正常的表情。元载和王缙就这样在一种他们认为很莫名其妙的状态下，被李豫顺利清除掉了。李豫让时任吏部尚书的刘晏和御史大夫李涵共同审讯这两个人，当然所谓的审讯只是个过场，其中讯问的要点全都出于李豫的指示，所以元载和王缙的结局就是必须认罪伏法。有了犯人的签字画押，接下来的事情就会顺理成章，在两个人认罪的当天，李豫立即赐元载自尽。接到皇帝陛下的命令后，元载彻底绝望了，他请求监督行刑的官员，希望能让自己尽快死去，不要受太多痛苦，但监刑官不仅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反而进一步羞辱这个平时嚣张跋扈的宰相，脱下脏袜子塞进元载的嘴里，然后强行将元载的脑袋塞进脖套中，将他缢死。不仅如此，李豫下令查封元载的家产，其妻王氏以及儿子元伯和、元仲武、元季能全部斩首示众。元载直到临断气的那一刻，也不明白自己一生显赫，怎会落得个如此屈辱下场，而且元氏一门基本上断子绝孙，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站得越高，摔得越狠！和元载比起来，王缙还是比较幸运的，虽然他先前也和元载一样被勒令自尽，但因为刘晏上疏李豫认为应该依法量刑，要有首从轻重的区别，所以王缙捡回了一条命，被改判贬为栝州（今浙江丽水）刺史。四月一日，针对宰相班子人员空缺的情况，李豫任命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加封二人为同平章事，一同充实进宰相班子。直到这时，李豫似乎方才感觉从重压之中突围出来，在此之前从李辅国一直到元载，李豫一直处于一种忍耐状态，现在他终于可以将注意力真正转移到国事上来。在他看来，新充实进宰相班子的杨绾和常衮有能力协助自己，使这个已经历经诸多劫难的帝国重新返回正途。革除时弊李豫在位时始终没能真正腾出手来认真治理国家，事实上仁慈的李豫内心深处无时不刻不在思考如何让大唐帝国重现昔日的辉煌，在成功清除权臣元载之后，李豫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了一些事情的，本节我们就来仔细说一说李豫革除时弊的一些做法。李豫将杨绾和常衮充实进宰相班子，就是想发挥两个人的才能，将这个国家治理好，而在李豫看来，杨绾和常衮无论从人品还是才学上都具备这样的能力。杨绾出身官宦世家，为官清廉，其祖父在武则天时任国子监祭酒，其父在开元年间任醴泉（今陕西礼泉西北）县令。杨绾早孤家贫，年长后好学不倦，博通经史，尤工文辞，但不喜言谈，淡泊名利。李亨在灵武即位后，杨绾从叛军控制的地区冒险奔赴灵武，使得李亨大为感动，被任为起居舍人、知制诰，历任官司勋员外郎、职方郎中、中书舍人、兼修国史。在担任中书舍人之后，杨绾建议恢复古代察举制的孝廉、力田等科，为天下所称颂，后又升迁为吏部侍郎，主持选举，精心完成考察官员工作，其公平、公正、公开的作风受到所有人的称赞。相对于杨绾性格的沉静而言，常衮是个清直孤洁的人，不轻易结交朋友，同时也是个炮筒子。天宝末年举为进士，宝应二年（763年），任为翰林学士、考功员外郎、知制诰。永泰元年（765年），升迁为中书舍人。在鱼朝恩专权的时候，常衮是为数不多的敢于同他叫板的人，曾直接上疏李豫指出宦官不宜担任过多的官职，而且李豫诞辰之时，面对各地方官进献来奇珍异宝，常衮直面指斥这些东西是聚敛于民以求媚上，请求李豫原封退还给进献的人。不仅如此，常衮还主张对于那些借皇帝诞辰，于寺观中写经造像、焚币埋玉，无节止地赏赐和尚、道士，借着为天子祈福的机会大肆敛财的行为，应该明令禁止，得到了李豫的赞同，并升迁为礼部侍郎。正是凭借着这种敢于揭露弊端、勇于上疏言辩的作风，常衮与另一名中书舍人杨炎，共为朝官们所推崇，时称“常杨”。事实证明，李豫将杨绾和常衮充实进宰相班子，算是选对了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个人共同协助李豫，着实做了一些实事，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李豫一朝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革除了一些时弊的，使朝廷风气焕然一新。大历十二年（777年）五月，杨绾在刚刚进入宰相班子一个月后，就向李豫上疏请求罢除诸州刺史所带的团练使、捉生将官职。杨绾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针对此前不久郇谟面见李豫时的控诉，而当时由元载和王缙的个人喜好随意任命，各州团练使、捉生将无论是权力还是收入都无法监控，往往徇私舞弊，以至于刺史的工资每月可以达到几万钱，这就是郇谟所说的团练使、捉生将的存在造成百姓苦不堪言的症结所在。可以说杨绾适时地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元载集团覆灭后，需要对他当政时诸多弊端的一种革除，当时李豫诏令准其所奏，杨绾又趁热打铁提出减除诸道观察判官的人数，也得到了李豫的批准。在杨绾建议的基础上，李豫进一步发挥，下诏规定各团练使除非军事紧急要务，不得擅自召见刺史，也不得任意撤免判决的职务另外派人兼任。又规定各州士兵都限制在一定的人数，招募来的民兵，由官府供给其家人粮食和衣物，这种做法称为“官健”。除此之外，凡各地的壮丁被差遣点召（春夏归乡耕地，秋冬召集服役）的，由官府发给口粮，这种做法称为“团结”。可以说杨绾一上来就出手不凡，协助李豫首先完善了各地方官的俸禄制度。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各地方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

二卷，第15页；参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12页。?龚鼎孳，安徽合肥人氏，与吴伟业、钱谦益同称“江左三大家”。崇祯年间为兵科给事中，后臣事李自成，授直指使，巡视北城。他因迷恋于名妓顾眉生而为时论所非。顾眉生精于诗画，后为龚鼎孳之妾。据计六奇的记载，龚鼎孳曾说，当北京失陷于大顺叛军之时，“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明季北略》，第631页。1646年，龚父忧，请赐卹典，以“亏行灭伦”，为人所劾。尽管他在顺治朝政绩颇佳，但弹章对他最主要的指责在于他的行为不检；不闻夙夜在公以答朝恩，惟饮酒醉歌，与俳优调笑取乐。又用千金置名妓顾眉生，多为搜罗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为江南众士所耻笑。而且更严重的是，龚鼎孳置其父母妻孥于度外，及闻父丧，歌饮留连，依然如故。龚鼎孳因此被降两级调用。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1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与唐初儒教中兴有密切关系，并以对唐太宗直谏而著名的魏征，亦曾臣事过多位主人。617—618年，魏征为割据北方的两位义军首领（柴保昌、李密）担任谋臣；618年，他投唐高祖，为太子李建成担任侍臣；626年，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中为李世民所杀，他又转而投向李世民。李世民后为唐太宗。韦克斯勒：《天子之镜》。?《东华录·顺治朝》第二卷，第15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多尔衮由于像这样的一些行为，在当时人中赢得了异常宽宏大量的美名。张怡：《搜闻续笔》，转引自郑天挺：《多尔衮》，第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页。在这段时间里，范文程常说：“我大明骨、大清肉耳。”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7页。范文程此时专注于在扬州重建宋代著名哲学家范仲淹的祠堂。他称范仲淹为自己的祖先。姚文田编：《扬州府志》第二十五卷，第26页。?凯斯勒：《康熙》，第123页。?谈迁：《北游录》，第349页。?同上书，第355页；查慎行：《人海记》第一卷，第1页。?在明朝，百官从长安门到正午门都必须步行，年老体弱者则可乘轿。到清初，满洲诸王、贝勒、贝子可骑马入紫禁城，至景运门下马步行。昭梿：《啸亭续录》第一卷，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55页。?1644年，六部侍郎中满洲7人，汉军旗人9人，蒙古1人，汉官1人，出身不明者4人。两个职位空缺。所有这些人中有11个是从沈阳迁来的。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2页。?1644年后，多尔衮在京城的秘密代理人被称为启视员。他们主要是满人。1649年这一系统扩展到各行省。多尔衮还派遣称作启心郎的满洲官员到各巡抚和总督衙门，他们有权将满文密奏直呈摄政王。不过应该注意的是，由于他们不能随意接近汉人，所以启视员和启心郎的调查活动是受到牵制的。吕元驄：《清初的御史、摄政和皇帝》，第87页；《清初中国的腐败》，第5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8、899页。谭泰在多尔衮的亲信中居于首位，1652年4月顺治皇帝指出这群亲信是：拜伊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和冷僧机。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4、8—11页。?1598年，一个名叫索尔果的苏完部酋长率所部500户归努尔哈赤。他的儿子是著名的费英东（1564—1620）。费英东是努尔哈赤最杰出的将领，1618年他指挥攻打抚顺；跟从努尔哈赤夺金台石，破叶赫部。他的儿子图赖（1600—1646）从军多尔衮，战败李自成，后在南方多铎和博洛部下任职，以功超授三等公。但他死后，被指责密谋支持豪格，于1648年被追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7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5页。刚林还任明天启朝实录总裁。李自成占领北京期间，大顺军士卒破坏了大量明朝中央政府的档案，洗劫了诸王侯的藏书楼。据钱谦益说，尽管各大学士官衙及皇帝御书文件幸免于难，但内阁藏书全部被毁了。明朝实录中崇祯一朝事迹无可考求，1624年及1627年6月条亦缺。满清入京后，调吏员书手100人，分类整理幸免于难的文书档案。1651年3月26日，刚林力主下诏京师及行省诸官，寻访各朝实录、邸报。他还下令搜集野史。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斯特鲁弗：《康熙年间许氏兄弟对学者的半官方性庇护》，第12—1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多尔衮一次甚至谨慎地问过冯铨：“亦忆旧主否？”冯铨颇为老练地答道：如果多尔衮还记得崇祯皇帝的话，那么作为崇祯的一个旧臣也会想起他来的。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这些简要记载见于《多尔衮摄政日记》。此书收录了多尔衮与他的大学士们廷议的记录，起于1645年6月22日，迄于同年8月29日，极有史料价值。在廷议中，多尔衮总是先让大学士们向他大声朗读官员的奏文，接着询问详情，然后才说出自己的意见。对话是以白话形式记录的，间注有文言的赞论。对话的内容从建造宫殿所用横梁的尺寸和费用，到明朝皇帝的婚姻习俗，无所不包。这份廷议记录在宣统时被发现，后由故宫博物院刊行。?《多尔衮摄政日记》，第4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同上。?黄毓琪是著名的反清人士，他于1648年5月18日在江苏通州一座寺院里被捕。在被捕时，发现他带有总督官印。钱谦益当时已致仕，有人认为他认识黄毓琪，一定是这次阴谋的同党。如前所述，钱谦益暗中与南方的复明分子包括瞿式耜有接触。彭国栋：《清史文献志》，第1—2页；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0—105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79页；葛万里编：《钱牧斋先生轶事及年谱》，第1—2页。?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1页。?大约1624年在西安附近发现景教碑的时候，钱谦益正在北京。他是第一个研究唐朝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的中国人。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1—102页。钱谦益的文化成就也证明他与清廷的合作是有道理的。钱谦益认为文化具有无限的潜力，在异族统治下是能够繁荣的，他甚至常常暗示异族入主之时，就是表达汉文化传统的最佳时机到来之际。在这些王朝统治下，政治相当松弛，“法网宽弛，人们不必身役为官”，因而，比如在元朝，我们可以发现有众多的诗社，而文化受到促进并发展了。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70页。?例如，顾炎武拒不与钱谦益有任何交往，从不与他交换名帖。当顾炎武因旧仆陆恩告发而入狱时，他的好友归庄去向钱谦益求情，而顾炎武并不知道此事。归庄请钱谦益开恩，告诉说顾炎武要来拜访他，认他为师。有鉴于此，钱谦益答应为顾炎武说情。在钱谦益插手之后，顾炎武被释放出狱了，但他立即在大街上写了一张揭帖，公然署名声明：“我不是钱谦益的门生。”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第50页。当时，有人说钱谦益热衷于功名，颇多欲求，朝三暮四，没有原则。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11页。?钱谦益直到死时，才重新得到了人们对他的些许敬意。例如，1664年，黄宗羲及其兄弟黄宗炎前往钱谦益家。实际上，黄宗羲是前去料理他的丧事的。汤姆·费希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8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轶事及年谱》，第2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3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七卷，第2—6页。?同上书，第7—1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99页。?多尔衮的头衔是在1648年12月21日皇帝在天坛和社稷坛行冬至仪式的时候改动的。当时据宣布，多尔衮以及几位先祖将得到晋升。多尔衮这次晋级的表面理由如三天后所宣布的，是因为他给天下带来了和平。实际上，多尔衮做此变动是因为他想把自己与顺治皇帝真正的叔父区别开来，想更加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高于其他像济尔哈朗那样的亲王。满文中Haniamawang（汗，伊，阿玛，昂）意为“汗（君）的父王”。在原始满文书籍中，Oiama（斡伊，阿玛）则为尊称。例如，当努尔哈赤与布占泰相遇时互称对方为“ama”（即汉文“父”）。郑天挺：《探微集》，第113—11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1页。?阿济格还反对破例由多铎次子多尼袭封王位。《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1645年7月26日，多尔衮问他的大学士们明朝皇帝的宫女选于何处。大学士等奏：朝廷传旨，令礼部选王府，请圣旨，选于其国。当多尔衮提议满洲皇亲现在也可以这么办时，大学士们坚决反对：“此时天下初定，民心惊恐，此事必不可行。”他们还警告说，清朝各王府应节俭，不要给予大量俸禄。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众王侯成了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多尔衮同意了这个策略，他宣布他将等以后再渐次定制，颁赐宗禄。《多尔衮摄政日记》，第7页。后来，多尔衮还与其他满洲谋臣商量，告诉他们他在考虑向所有王侯授予封地，就像明太祖所做的那样。索尼和其他满洲贵族反对这个措施，也说明朝时王侯独占太多的土地，损害了百姓的利益。1650年最后制订了授封田地条例。亲王授地1440亩，郡王900亩，贝勒720亩，贝子540亩。这一相对有限的封地制度，遂为一朝通制。比较起来，它远远少于明朝贵族的财产。郑天挺：《多尔衮》，第10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70—71页。?批评王大臣会议权势式微的人抱怨皇帝控制了议事日程，他们提议各部自己准备议事日程，有自己的代表讲话。他们还力主同僚更加大胆地发表意见。“近来会议，有迎合上意而言者，有因一己之爱憎而言者，有缄默以从众者，有观望大臣不肯轻言者，不几有悖会议之意乎？”《世祖实录》第一三六卷，引自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7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4页。?陈名夏陈情请求终制，因而实际上被允许暂假归葬。?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第八卷，第6页，列刘子壮为复社成员，参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1—102页。我们可以确知有150多名复社成员参加了科举考试，或已出仕满清。艾维四：《陈子龙》，第145页。?米勒：《父与子》，第8页。?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1—102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5页。我们可以想象参与编史的汉人大学士是欢迎有机会来制造这种印象的，即满族人的王朝在亚洲东北部具有悠久的历史，这样其本身就有了正统的地位。同时，它又与明王朝分享它们所共同拥有的王土。强调满人的王朝起源于从前的金朝，也可将它的正统地位上溯得更为久远，这样有助于证明他们自己臣事于征服者是正当的。这有点像罗马人卡西奥多罗斯的情况。他是南哥特统治者西奥多的检察官，西奥多从488年至526年统治罗马。他写了一部哥特人历史，表明哥特人有过17代国王，其起源属于罗马历史。另一方面，满族人看来没有哥特人那种文化上的自卑感。相反，他们像蒙古人入侵波斯时那样，感到自己在军事上强大的优势。“如果合赞汗和合儿班答委托拉施都丁来为他们撰写历史，照理说他不应该在蒙古人和从前光荣的波斯人之间搭上什么联系，这就使蒙古人显得可敬。他们把自己的功绩看成自己的历史的恰当主题。”D.O.摩根：《蛮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和波斯》，第309页。?1650年3月，令部事不须题奏者，付博洛、尼堪和满达海料理。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5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九卷，第11页。?同上；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第122页。?喀喇城（黑城）即现在的滦平县，位于滦河边，靠近热河。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4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6—47页；金声：《金忠节公文集》，第217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一卷，第11页。?吴伟业：《吴梅村先生编年诗集》第十二卷，第1页，见《太崑先哲遗书》。?第十三章顺治朝江风吹倒前朝树。吴敬梓：《儒林外史》一回多尔衮对于由谁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并未做出安排。他由于自己没有子嗣，就不顾阿济格的反对，收养了多铎的儿子多尔博。不过多尔博还太小，不能在皇父摄政王猝死后发生的阴谋和勾心斗角的斗争中起多大的作用。对多尔衮所曾占据的统揽摄政大权并统帅三旗满洲军队的显赫权位，马上就出现了两个主要的竞争者。一个就是阿济格，另一个是多尔衮的部将武拜。武拜声称他得到过多尔衮的口谕，充当多尔博的保护人，不过这不是他参与竞争的唯一根据。他真正的基础在于他实际上控制着正白、镶白两旗军队，这是多尔衮交给他统率的。所以，阿济格如果想要接替多尔衮的位置，就绝对有必要从武拜手中接管那两旗军队，于是他准备在1651年1月8日多尔衮灵柩还京后的几天之内行动。要是由武拜独自对付阿济格，动员两白旗军队，坚持由多尔博继承摄政王位，那么就可能会从这一继位危机中产生一种满洲人的幕府。但历史事实却是武拜及其支持者转而求助于其他满洲亲王，尤其是济尔哈朗，来反对阿济格。前辅政王济尔哈朗是在湖南击溃桂王军队、捕获了何腾蛟后，于1650年班师回京的。这个53岁的亲王不愿意坐视阿济格继承多尔衮的摄政王地位，因此，他与其他几位主要的亲王密谋策划，在1月26日多尔衮的葬礼上派人逮捕了阿济格，控告他密谋作乱。以当时14岁的顺治皇帝的名义，把阿济格投入监狱。阿济格后来就在狱中被迫自尽了。济尔哈朗与武拜的共同敌人被击败了，这两个同盟者互相之间现在开始为控制政权而争斗。在武拜一方，他让顺治任命自己及好几位他的追随者为各部尚书。而在另一方面，济尔哈朗则开始培植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的固山额真和高级军官效忠自己。这前两旗本来直属皇帝，自然是被多尔衮强占去的。济尔哈朗显然力图争取这些将领，他们因多尔衮夺去了自己的军权而颇为怨恨。与此同时，他也在试图暗中瓦解正白旗，正白旗是武拜兵力的支柱。而当他最终真的设法在阿济格被捕后把正白旗的苏克萨哈争取过来时，力量对比的优势就从武拜转向了济尔哈朗一边。正黄、镶黄、正白三旗被赋予一个新名称：上三旗。2月1日，宣布摄政期正式结束，皇帝亲政的新时期开始。

皇帝亲政

如果济尔哈朗指望从幕后操纵顺治皇帝，就像多尔衮（2月8日，清廷追封多尔衮为帝，庙号成宗）一样，而在幕前支配朝廷的话，那么他是大大低估了福临利用亲政来统揽朝政的能力了。顺治皇帝虽然才14岁——按西方人讲实岁算法只有12岁——但在多尔

。下面举一些例子：我们知名的中国皇帝唐玄宗，写过一篇名叫《题梵书》的诗，行文如下：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可见，咱们这大唐朝的堂堂皇帝，也把自己的国家叫作“支那”——这简直是反了，反了，成何体统。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戌戍政变记》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看到了吗？我们近代史上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叫作“支那”，而且还往上加了个“我”字——“我支那”。还有更疯的。章太炎写过一篇《正疆论》，他说：“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章太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拿支那和日本来选择，我亲近支那；但是如果拿日本和清廷来选择，那么我宁愿亲近日本！”可见，“章疯子”不但称自己的祖国为“支那”，而且还高声唱道——“日本比清廷还要亲”。肉麻死了。还有，中国近代知名学者严复，曾经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原富》，他是这样翻的：“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以内地市场已广，不愿有外交致窥伺。然而是三国，皆古盛而今衰。”很清楚，严复也将自己的伟大祖国——中国称呼为“支那”。孙中山，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孙中山远远不止一次称呼中国为“支那”。知名的革命女英雄秋瑾，写过一篇叫作《支那逐魔歌》的诗歌，也把中国叫作“支那”——该诗的行文如下：四邻环绕欲逐逐，失权割地无时止，这等人儿还昏昏，如梦如醉如半死。吁嗟乎!我国精华渐枯竭，奈何尚不振衣起?无心无肝无脑筋，支那大魔首推此。还有，康有为流亡印度期间，他的女儿康同璧，从中国步行到印度去找她老爸。西游成功之后，她写诗自夸，夸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支那人”：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再举一个例子，近代知名文学家、诗人闻一多写过一首名为《我是中国人》的诗，在这首诗中，闻一多曾多次高呼“我是支那人”。该诗歌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这还不算呢，许寿裳在其回忆录性质著作《我所认识的鲁迅》里面，记录了鲁迅的一段往事如下：“鲁迅在日本住旅馆，要登记姓名、籍贯。鲁迅写下：周树人。但是籍贯却不能写中国。因为日本的山阳地区也叫中国，如果鲁迅写中国，会造成混淆，结果鲁迅写下‘支那’两个字。不料，日本旅馆店主见是清国人，认为是贵客，免费给鲁迅升级了房间。”许寿裳作为日本留学生和鲁迅的知心好友，他的这一段回忆，说明了以下的几个问题：1.在近代史上的日本，说“中国”二字，的确会造成混淆。2.鲁迅称呼自己的祖国为“支那”，毫不以此为耻辱。3.鲁迅自称是“支那人”之后，不但没有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反而还因此被日本人视为贵客，免费给升级房间。那么，为什么“支那”一词在近代史上，会被视为一个侮辱性质的词语呢？其实是因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在中国民间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反日、仇日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中日两国之间任何的事情，都变得十分敏感——“支那”一词，也就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客观的事实，在近代史上，部分日本人的确歧视中国人，这种歧视是客观存在的，在史料里也是有迹可寻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支那”这个原本是中性的词语，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侮辱”的色彩了。这个逻辑用一个加法算式来演示，是这样的：日本人歧视中国人＋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支那”是侮辱词我们从这个等式里可以看出来，“支那”称呼本身并不是问题，“歧视”才是问题的所在。因此，我们这个算式再简化一点，是这样的：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歧视你＋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也就是说：在民国时期中日关系恶化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当时的中国人不但不在意这个，而且还跟着这样叫。但是中日关系恶化之后，“支那”这个称呼就成为一个事了。当时民族自尊心较强的国民意识到，日本人歧视我们中国人，因而，“支那”这个词就成为了一个带有侮辱性质的词语了。这就是“支那”一词的历史由来以及它的含义演变的过程。

“扶清灭洋”里的经济诉求

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不敢说全部，至少绝大多数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不外是经济问题，或隐，或现。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当中也许含有仇恨西洋人的情感，但是，从史料上来看，从义和团在这场运动中的种种实际作为来看，不难看出：义和团造反的许多参与者，在内心深处，有着他们强烈的“经济诉求”。举个例子。我们首先来看看1899年义和团早期和洋教士打架，摆出的谈和条件是什么。1899年冬，义和团围攻河北省景县宋门镇洋教堂。清朝的地方官害怕在自己的辖区惹出事来，影响自己的乌纱帽，急急忙忙派人过来劝说解围。当时的洋神父，中文名字叫作“任德芬”。义和团对任德芬，提出了和洋教堂和解的三个条件如下：第一个条件：洋教士要宴请义和团；第二个条件：洋教士要请义和团看戏；第三个条件：洋教士要到义和团的神坛来叩头。可见，义和团的第一、第二个诉求，都是经济诉求：要吃饭，要看戏。我们再来看看，义和团两位知名首领的出身。首领一：曹福田，清兵出身，退伍之后，找不到工作，待业青年。首领二：张德成，船夫出身，外国人的客运轮船把他的生意抢走了，他因而失业。这也可能是张德成仇恨洋人的一个原因。可见，义和团的两位知名领袖，都是“失业青年”的背景。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张德成，最终是怎么死的，这也许很能说明问题。天津城被八国联军攻破之后，张德成逃到“王家口”这个地方，并对当地一个姓王的盐商进行勒索。那姓王的盐商不甘心被勒索，纠集了村民，大家一起动手，抓捕了张德成，并将张德成杀死了。义和团的这位重量级首领，不是死于洋人之手，而是死于中国的一位富人之手，而导致杀身之祸的，正是张德成的勒索行为。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看看义和团抓到了基督教的女信徒，是用来干什么的。1900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河北省霸州县，在义和团的攻击之下，“圣若瑟会”的洋修女，带着二十二名女孤儿，逃亡到固安县地界，被义和团发现并抓住了。义和团在各个农村贴上广告，称：“我们抓到二十二名黄花闺女，哪家儿子缺媳妇的，过来赏个香油钱，就可以领一个回家去！”答案很清楚：义和团抓到修女之后，是将她们用来出售、牟利的。也许有人会说义和团抓到洋人，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杀死，而不是抢劫钱财。但是事实上，部分义和团杀洋人的最初动机，是想得到清政府的奖励。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之后，北京的街头贴出了悬赏杀洋人的官方告示：“杀一洋鬼，赏银50两。杀一洋妇，赏银40两。杀一洋童，赏银30两。”值得一提的是，堂而皇之记录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种种劣行的，并不是外国人的文字，而是清政府的官方文字。其中，在“庚子国变”中对慈禧太后“护驾”有功的怀来县县令吴永，在其所著的《庚子西狩丛谈》里，白纸黑字地对义和团的出身和性质，下了这样的定义：“拳匪多属市井无赖，及被胁诱之乡里农民。”而史料《西巡回銮始末》，则以多处笔墨，记载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事实，笔者摘录两则如下：“初五日，副都统晋昌亲率兵拳攻打沈阳各教堂，杀害西士数人，教民数百，抢劫洋货店十余家，挥刀切齿，举国若狂。”这里的文字记录得很明白：清军将领晋昌所率领的这批义和团和清兵，在杀死西洋传教士之后，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就是抢劫“洋货店”，而当时的“洋货店”是谁开的？是中国人开的。以下是第二则，《西巡回銮始末：东抚袁慰帅剿匪记》记载：“有拳匪头目王玉振者，因与清和某村有仇，特借此纠集其党和尚徐福，及朱西公，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等各率党数百人，于庚子二月初九日窜入茌平，博平，司家营一带，扰犯清平县境之许庄，掳人勒赎。清平令梅汝鼎率勇役等追捕，而匪已窜入高唐之袁王庄。十一日傍晚，又窜入夏津之师提庄，肆行抢掠。”这一则史料，也很清楚地记载了：义和团在山东省清平县，依靠的是抢劫和勒索起家，抢了“许庄”，又抢“师提庄”。总之，四处劫掠。义和团事发在北京当年，国子监的官员罗惇曧，在其所著的《庚子国变记》里面，也写下了这样的忆述：“董军、武卫军与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荼，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伦翟基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廛，数里焚掠一空。”可见，身为中央官员的罗惇曧，也毫不含糊地写下了义和团和清兵狼狈为奸，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实际上干的却是抢劫清政府高官的事情，在罗惇曧的笔下，有以下的清政府高官，都遭到了义和团的抄家和洗劫：1.贝子溥伦；2.大学士孙家鼐；3.大学士徐桐；4.尚书陈学荼；5、阁学贻谷；6、副都御史曾广銮；7.太常陈邦瑞。这还不算，义和团还将延绵几里地的北京民居，洗劫一空，而且还放火烧屋，夷为平地。其中，甘军（清军的一支部队）士兵伙同义和团，闯进大学士、礼部尚书孙家鼐的家中，实施抢劫，将孙家鼐的儿子，除了一件短袖衣服之外，全部剥光。兵匪们还用步枪，顶着孙家鼐的腰部，逼迫他交出金银首饰。孙家鼐为了活命，只好把家中的珠宝首饰，全都交了出来。当年在刑部，还有一位官员名叫“李希圣”的，也写了一篇同名的资料《庚子国变记》，在这册资料中，李希圣还记录了清政府高官那桐、许景澄也遭到义和团抢劫的事实：“是曰，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敌兵，令无入。遇拳匪劫之，景澄几死。”这一类的历史资料，实在是列举不尽。总之，史料已经很清楚地记录着：有些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不但抢劫洋人，而且还抢劫大清国的老百姓，而更荒唐的是，义和团连清政府的高官也是照抢不误。这些，都是在“扶清”的旗号下所做的事情。亲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日本人植松良三，也写下了同样的记载：当年，义和团的团员，大多来自于农村，见识不广，他们之中许多人，没有见过“金”和“铜”。在当时的天津城里面，有一家和英国太古公司有生意来往的商店，名叫“联茂号”。义和团以“勾结洋人”为罪名，将“联茂号”洗劫一空。当时，“联茂号”的墙上镶嵌着许多铜牌，铜光闪闪，义和团没有见过铜，以为那是金子，于是，他们将这些铜牌全部掀了下来据为己有。打着爱国的旗号闹事，火中取栗，抢劫发财，这种事情被民间一些流氓地痞看在眼里，他们也眼红了，觉得当义和团有利可图，于是，京津一带，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许多假冒的义和团，并且引来了义和团首领之一张德成的查处。根据史料《天津一月记》的记载，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津假团太多，我特来查拿。”例如，在当时的河北易州，有一个名叫“张玉山”的人，假冒义和团，敲诈紫荆关的富户张芝华。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平民百姓，化装成义和团“公”报私仇，趁乱杀死自己的仇人。甚至，清军士兵也有穿上义和团的衣服，假冒义和团参与抢劫老百姓的财产。中国有句老话：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有些答案往往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上干了些什么。

“善后大借款”与镇压革命党

1913年，袁世凯找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了二千五百万英镑，这笔借款，史称“善后大借款”，不少人认为：这是袁世凯镇压革命党的“专款”，因此，这笔借款，是蓄谋已久的，这也是袁世凯反革命的铁证之一……然而，事实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的近代史读物对袁世凯的诸多指责，其中之一是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借了2500万英镑，用以镇压1913年6月～7月间爆发的、由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我认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是事实。但是，这笔借款，恐怕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这笔钱与镇压“二次革命”之间，似乎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袁世凯为什么要找外国银行团借钱？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央政府没有钱。其实，早在清廷倒台之前的1911年，清政府也没有钱。而在中国的南方，当年的革命党也没有钱。总之一句话：清政府、北洋军阀、革命党都没有钱，大家都穷得叮当响。事实上，孙中山早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暴动枪响之后，就拍发电报，找了各国政府去借款，可是，各国都不予理会。清政府没有钱打仗，革命党也没有钱打仗。于是，大家就只好坐下来谈。结果谈出了这样的结果：清廷倒台，由袁世凯组建“中华民国”，南北和平达成。“中华民国”政府（北洋政府）成立之后，立即开始着手向外国银行团寻求借款。依照民国第一位“财政总长”熊希龄在其《熊希龄遗稿》中的记录，民国政府（北洋政府）在组建初期，其北京财政库存只有六万元，是名副其实的“穷得叮当响”。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是要借款的——换了任何人上台，都是要筹备借款的。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成，尤其是一个新生的国家，百废待兴。没有钱，能干什么？说到这里，就有一则相当重要的而又长期被人忽略的史实，必须要指出来了：孙中山早在1912年8月，曾经公开声明赞成“善后大借款”。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收录的《孙中山三次北京之行》这篇历史资料，透露了这么一个重大事实：1912年8月，应袁世凯之邀，孙中山抵京共商国是。在京期间，孙中山和袁世凯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是这样评价“善后大借款”的：“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孙中山的这段话，翻译成现代白话文，是这样的意思：“现在中央政府（北洋政府）穷得叮当响，必须向外国借钱，以解决燃眉之急，只是最好不要借得太多，以防止政府滋生奢侈浪费的风气。”由此可见，早在1912年8月，孙中山不但赞成“善后大借款”，而且还严肃地指出，借款是“燃眉之急”。不料，短短一年之后，爆发了“二次革命”，革命党人于是突然反口，说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是蓄谋镇压革命党之用的。所以说——“历史为政治服务”，不过如此。这笔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分47年还清，利息是每年5%，有理财经验的读者都知道这个利率是正常的，从47年的期限看来，甚至可以说是优惠的。而至于这笔借款的用途，是不是如近代史读物说的“专为镇压革命党”而用呢？不是的。“善后大借款”，是有多种用途的：例如“裁撤军队”、“政府行政费用”、“整理盐务”等。在本文的尾部，我特摘录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的三个附件，分别是：《丁号附件：裁遣军队》、《戊号附件：行政费》、《己号附件：整顿盐务》。从这些附件，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笔“善后大借款”，其初衷，不但不是

然别人不能看见我，我也没有权利看他们，她想。姑娘用颤抖的手往眼里滴了几滴眼药水。这样她就可以说，眼里流出来的不是泪水。几个小时以后，扩音器又通知可以去取午饭时，第一个失明者和司机自告奋勇执行这一使命，确实，干这种事眼睛并非必不可少，有触觉就够了。饭盒离连接天井和走廊的门很远，要拿到食物不得不在地上爬着前行，伸出一只胳膊，另一只胳膊则成了第三条腿，回宿舍时之所以没有遇到困难，多亏了医生的妻子想出的主意，她费心示范证明其行之有效，把一条毯子撕成条，系成绳子状，一头绑在宿舍门外边的把手上，另一头拴在出去取食物的人的脚踝上。两个人去了，带回了盘子刀叉和勺子，但食物依然是供五个人吃的，最为可能的情况是指挥警卫小分队的中士不知道那里多了六个人，因为身处大门外，即便是警惕地注视着大楼里面的动静，也只能偶然看到阴暗的天井里有人从一侧转到了另一侧。司机主动提出去索要缺少的食物，他独自去了，不想让别人陪伴。我们不止五个人，是十一个，他朝士兵们喊；那个中士回答说，你们放心吧，以后还会多得多，司机大概觉得中士说话的口气粗鲁，我们留意一下他回到宿舍以后说的话就会明白，他说，那个人好像在嘲笑我。众人把食物分了，五个人的饭分成了十份，因为受伤的人还是不吃，只是要水喝，请给我点水，润一润嘴唇。他的皮肤烫得灼手。由于不能让毯子长时间压迫和接触伤口，他不时掀开毯子，露出伤腿，但宿舍里寒冷的空气又迫使他立刻把腿盖上，一连几个小时这样周而复始。他还不时呻吟一阵，像是积蓄力量之后定时启动，仿佛一直在顽强地折磨他的疼痛突然增强，超过了他忍耐的极限。半下午时，又进来三个被从对面房子里赶出来的盲人。其中一个是诊所的女接待员，医生的妻子马上就认出来了。另外两个，真是命中注定，是在酒店里跟戴墨镜的姑娘上床的男人和把姑娘送回家的粗鲁的警察。刚刚找到各自的床位坐下，诊所女接待员就绝望地大哭起来，两个男人则一声不吭，好像还弄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突然间，外面街上传来乱哄哄的喊声和下达命令的吼叫，一片怒气冲冲的喧哗。宿舍里的盲人全都把脸转向门口，等待着。他们看不见，但知道几分钟之内将有事发生。医生的妻子坐在床上，紧挨着丈夫，小声说，必然这样，预想中的地狱生活就要开始了；他紧握她的手，小声说，你不要离开，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别做。喊叫声小了，天井里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那是一群从外面被赶进来的盲人，他们你碰我，我撞你，挤在过道里，几个人迷失了方向，走进其他宿舍，但大部分人还是磕磕绊绊，相互拉扯着排成一串，或者零星地散开，双手焦急地比比画画，一副落入水中就要被淹死的样子，终于他们乱糟糟地涌进这间宿舍，酷似被一台卷扬机从外面甩进屋来。有几个人跌倒了，被踩在脚下。他们挤在两排床中间的夹道里，渐渐游走到床与床之间的空当，仿佛一条船在风暴中终于驶进港口，人人都为自己抢占停泊地，而这里的停泊地就是一张床。有人表示不满，说这里再也容不下一个人了，让后边的到其他地方去找找。医生从屋子最里边大声说，还有别的宿舍，但还没有找到床位的几个人害怕在他们想象中的迷宫里走失，一间间屋子，一扇扇关着的门，一道道走廊，还有直到最后一刻才能发现的楼梯。最后他们总算明白了，不能继续留在这里，只得艰难地找到进来时通过的屋门，到陌生的世界去冒险。第二批盲人，就是那五个人，好像为了寻找最后一个还算安全的栖身之处，早已占据了他们与第一批人之间的那几张空床。只有受伤的那个人孤立无援，他的床是左边十四号。一刻钟以后，除了哭泣声叹息声和小心翼翼地整理床铺的声音，宿舍总算又安静下来，但并非真正的心灵的安静。现在，所有的床都占满了。下午正在结束，昏暗的灯光好像亮了一些。这时候扩音器里又传来那生硬的声音。正如第一天宣布的那样，他们要重播对各宿舍的指示和住宿者必须遵守的规矩，注意，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等等，等等。扩音器里话音刚落，宿舍里就响起一片愤怒的抗议声，我们被关起来了；全都会死在这里；没有任何权利；他们许诺的医生在哪里，这事新鲜，他们答应过这里有医生，给我们看病，也许还能完全治好。医生没有说，如果他们需要医生，这里有一个，有他在。他绝不会说这种话。对于一个医生来说，只有手是不够的，医生治病必须用药，用药片，麻醉剂，化合物，用这种那种手段配合治疗，而这里连这些东西的影子都没有，更没有得到它们的希望。甚至没有一双眼睛去检查患者的脸色是否苍白，观察循环系统引起的潮红，有多少次，无须再仔细检查，凭这些外部症候就能确诊，或者判断黏膜和色素的色度，可能性极高，就是这种病，你跑不了。现在旁边的床都占满了，妻子已经不能随时给他讲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他能察觉到，自从最后一批盲人来了以后，气氛变得沉重紧张，已经出现了激烈冲突的苗头。宿舍里的空气好像变得浓密起来，恶臭在其中缓慢地滚动，不时突然袭来，令人作呕。一个星期后，这里会是什么样子呢，他暗暗自问，不敢想象今后的一个星期里他们仍然被关在里面。我猜在食物供应上不会出现困难，当然也不能肯定，例如，我怀疑外面的人是否能及时知道我们这里一共多少人，主要是如何解决卫生方面的问题，现在我指的已经不是我们这些刚刚失明几天的人，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如何洗澡，也不是淋浴器能不能用，还能用多长时间，我指的是废物如何处理，包括各种废物，只要大便池堵塞，只这一项就能让这里污秽横流。他用手摸了摸脸，摸到了三天没有刮的胡子。最好就这样，希望他们不要有什么给我们送刀片或者剪刀来的糟糕念头。他有刮脸所需要的一切，装在箱子里，但他意识到刮脸将是一个错误。在哪里刮呢，在哪里，不能在这宿舍里，在所有这些人中间，当然妻子会给我刮，但用不了多久别人就会发现，对我们当中有人能做这种需要小心的事感到诧异。在淋浴室里，乱糟糟的，我的上帝，我们多么需要眼睛，需要看，需要看见，即使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子，站在镜子前面，望着一个边缘模糊不清的阴影，可以说，我的脸在那里，亮的地方不属于我。抗议声渐渐平息下来，从另外一个宿舍来了几个人，问有没有剩下的食物，回答他们的是出租车司机，连面包渣也没有；为了表示善意，药店伙计设法缓和一下这种断然否决的口气，可能还会送来吧。不会了。天完全黑了。外面，既没有食物也没有人说话。旁边的宿舍里有人大喊大叫，随后安静下来，即便有人哭，声音也很低，哭声是穿不透墙壁的。医生的妻子走到病人旁边，看看情况怎么样，是我，她说，随后小心翼翼地掀起毯子。那条腿现在样子吓人，臀部以下全都肿了，伤口成了一个黑色的圆洞，比原来大了许多，里边有紫色血污，好像里面的肉被拉了出来，散发出一阵阵甜腥的臭味。您感觉怎么样，医生的妻子问；谢谢您来看我；告诉我，您感觉怎么样；不好；疼吗；疼，也不疼；说清楚一点；我觉得疼，但是，好像这条腿不是我的，好像离开了我的身体，我说不清楚，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好像躺在这里看着我的腿疼；这是因为发烧；是吗；现在尽量让自己睡着。医生的妻子把手从他的前额上拿开，正转身要走，晚安二字也还没说出口，病人就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往自己身边拽，迫使她靠近自己的脸，我知道太太您看得见，他的声音非常低。医生的妻子大吃一惊，颤抖了一下，嘟嘟囔囔地说，您弄错了，您从哪里冒出这么个想法呢，我和这里所有人一样，看不见；太太，您别想骗我，我清楚地知道您看得见，不过，请您放心，我不对任何人说；睡吧，睡吧；您不相信我；我相信；您不相信一个小偷的话；我已经说过，相信您；那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呢；我们明天再谈，现在睡觉吧；好吧，明天，如果我能活到明天；我们不应当往坏处想；我是这样想，或者是发烧让我这样想的。医生的妻子回到丈夫身旁，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伤口样子非常可怕，会是坏死吗；时间这么短，我看不大可能；无论如何，情况很糟糕；我们在这里，医生故意提高声音，让别人听见，我们不仅双目失明，而且好像被捆住了手脚。病人从左边十四号床上说，医生先生，谁也不会来捆我。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盲人们一个接一个睡着了。有的用毯子把脑袋捂得严严实实，仿佛想让黑暗，一种真正的黑暗，黑色的黑暗，彻底熄灭他们的眼睛变成的两个模模糊糊的太阳。高高的屋顶上挂着三盏灯，它们把肮脏的黄色光亮撒在一张张床上，因为距离太远，甚至投不下一点影子。四十个人正在睡觉或者拼命想睡着，有几个人在梦中长吁短叹，喁喁低语，也许在梦中看见了梦想的东西，也许在说，如果这是一场梦，那么我不想醒过来。所有人的手表都停了，忘了上弦或者认为没有必要上弦，只有医生的妻子的手表还在走。已经过了凌晨三点。前面，偷车贼慢慢用臂肘支撑起上身。他感觉不到伤腿的存在，那里只有疼痛，除了疼痛，那条腿已经不属于他，膝关节早已僵硬。他把身体转到好腿一侧，任凭它耷拉到床外，然后两手垫在臀部下面，试图让伤腿向同一方向转动。这时候，疼痛像一群恶狼突然醒来，向四面八方狂奔，随即又回到那个阴森可怖的养活它们的火山口。他双手撑在床垫上，慢慢把身子移向两排床之间的夹道，当移到床腿挡板外时，他不得不休息一会儿，艰难地喘着气，好像患了哮喘病一样，脑袋在肩上摇来摆去，似乎难以支撑。几分钟之后，呼吸稍稍正常了一些，他开始靠那条好腿慢慢站起来。他知道，伤腿帮不了他任何忙，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他都必须把它拖在后面。一阵晕眩感袭来，难以抑制的颤抖传遍全身，寒冷和发烧使他上下牙不停地打战。扶着床上的金属栏杆，像沿着一条铁链似的经过一张又一张床，在熟睡的人们中间前行，拖着那条伤腿，活像拖着个口袋。没有人发现他，也没有人问，这时候了您到哪里去呀；如果有人问，他知道该怎样回答，我去撒尿，就这样说，他最不愿意发现医生的妻子叫他，他不能欺骗医生的妻子，不能对她撒谎，只能把脑子里的想法如实告诉她，我不能继续在这里腐烂下去，我感谢您丈夫做了能做的一切，但是，当我不得不偷汽车的时候不能请求别人替我去偷，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应当去的不是别人，是我，他们看到我伤势如此严重，就会把我塞进救护车送往医院，肯定有只收留瞎子的医院，医院不会在乎多一个人，然后他们为我处理腿上的伤口，彻底治好，我听说过如何对待死刑犯，如果他们患了阑尾炎，就先给他们做阑尾切除手术，做完以后才杀他们，让他们健康地死去，对于我，他们以后可以把我送回来，我不在乎。他又往前走了几步，咬紧牙关，没有呻吟，只是到了那排床的尽头失去平衡的时候才忍不住痛苦地叹息了一声。数床的时候出了错，本以为还有一张，结果却没有了。他倒在地上，在确信没有任何人被他倒下的声音吵醒之前一动也没有动。后来他觉得现在的姿势对一个瞎子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在地上爬行更容易找到道路。他继续往前爬，到了天井，停下来，想了想下一步该怎样做好，是在门口喊呢，还是利用绳子靠近铁栅门，原先用过的那根绳子还在，扶着它肯定能到大门那里。他清楚地知道，要是从这里喊，请求帮助，他们会立即命令他回去，但是，之前有床作牢固的依靠尚且备受折磨，如今只有一根没有系紧摇摇晃晃的绳子做支撑，他开始怀疑这求救的唯一出路了。几分钟以后，他认为找到了解决办法，我爬着往前走，他想，在绳子下面爬，不时抬起手摸一摸，看是不是走对了，这和偷汽车一样，总会有办法。突然，良知出乎意料地觉醒了，声色俱厉地斥责他竟然偷一个可怜的瞎子的汽车，我现在处于这种境地，他争辩说，不是因为偷了汽车，而是由于陪他回家，这才是我犯的大错。良知不肯听他诡辩，提出了简单明确的理由，盲人是神圣的，不能偷盲人的东西；从技术上说，我没有偷他的汽车，汽车没有在他口袋里，我也没有用手枪指着他的脸，被告辩解道；不要再狡辩了，良知咕咕哝哝地说，去你该去的地方。凌晨的冷空气使他脸上感到清爽。在外面呼吸多么痛快，他想。他好像发现腿上的疼痛轻了许多，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此之前同样的情况出现过不止一次。现在他已到了外面的平台，很快就能到台阶上，这会是最麻烦的，他想，要头朝下下台阶。他举起手，确信绳子还在才继续向前。正如预先估计的那样，从一层台阶下到另一层确实不容易，特别是有那条伤腿，帮不了任何忙，这一点马上就会得到证明，身处两层台阶中间，一只手滑到下面一层做支撑，身子翻向一侧，但那条该死的腿却死死拖住他。疼痛立即袭来，像锯子在锯，像钻头在钻，像锤子在敲打，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怎样忍住了，没有喊出声来。在漫长的几分钟里，他一直趴着，脸伏在地上。一阵疾风贴着地面吹过，他冷得打了个寒战，身上只穿着背心和裤衩。整个伤口挨着地面，他想，这样会感染的，愚蠢的想法，从宿舍开始就是这样拖着伤口过来的。好，没关系，在伤口感染以前他们就会给我治疗，他又想到这一点，为的是让自己放心。他侧过身子，以便抓到绳子，但没有马上找到。他忘记了，从台阶上滚下来的时候身体正好与绳子垂直，但直觉使他以为还处于原来的位置。后来，经过思考，他辨清了方向，坐起身来，慢慢挪动，直到臀部碰到了第一层台阶，抬起手摸到粗糙的绳子时他感到一阵胜利的喜悦。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情感，他随即发现了既能移动又不让伤口与地面摩擦的方法，坐在地上，背对着大门所在的方向，像从前的下肢残废的人那样以两只胳膊作拐杖一点一点挪动。不错，是向后走，这与其他情况下一样，拉总比推省力。这样，伤腿也不会疼得那么厉害，而且，地面微微向大门那边倾斜，也有利于挪动。至于绳子，几乎就蹭着他的脑袋，没有走丢的危险。他暗暗问自己，离大门还有多远呢，这和用脚走路不同，当然，用两只脚就更好了，现在退着挪，每次只能挪半步甚至更少。一时间他忘记自己眼睛瞎了，转过头去看还有多少路，却发现还是那层厚厚的白色。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呢，他问自己，嗯，要是白天他们早看见我了，还有，只吃过一次早饭，是许多小时以前的事。他发现自己思维敏捷准确，符合逻辑，反而吃了一惊，觉得与以前大不相同，几乎成了另一个人，若不是这条倒霉的腿，他一定敢发誓说，自己从来不曾感觉像现在这样好。想着想着，他的脊背碰在大门下方包着的铁皮上。已经到了。因为怕挨冻躲进了岗亭里的哨兵，这时似乎听到了轻轻的响动，但没有弄清是什么声音，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会是里边发出来的，可能是树枝摇动，可能是风让树枝轻拂着铁栏杆。又一声响动忽然传到耳朵里，这一次和上次不同，是碰撞声，准确地说，不可能是风造成的。士兵慌了，扣着自动步枪的扳机从岗亭里走出来，朝大门方向瞭望。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是，声音又响了，这一次更大，像是用指甲在抓挠什么粗糙的表面。大门上的铁皮，他想。他朝中士睡觉的行军帐篷走了一步，但马上又停下，因为想到，发出假警报一定会遭到训斥，中士们都不喜欢被人叫醒，无论有没有原因。他又朝大门方向看去，紧张地等着还有什么动静。这时候，慢慢地，在两根竖着的铁栏杆之间出现了一张幽灵似的惨白的脸。是盲人的脸。士兵吓得血液都凝固了，正是由于害怕，他举枪瞄

亚洲国产成人av在线播放第四次落榜。这一年，他30岁，还称童生。然而洪秀全二十三年寒窗、十五年不辞辛苦地与最低级别的院试进行战斗的过程还是挺痛苦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洪秀全的痛苦，也为了给后面发生的故事做一个铺垫，特在此简单介绍一下科举制度。隋朝以前，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无论其品行、才能是优是劣，这些官N代、富N代都可以做官。后来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他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研发出来一个选拔人才的好办法——读书取士，也就是后来流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从此，想做官的人纷纷以读书为业，即使挤破了头也没有人在意。虽然科举制度自隋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清朝基本与明朝保持一致。有清一代，考试共分四级。第一级，院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院试的，要想参加院试，必须参加前期的选拔考试获得考试资格。选拔考试的范围是县（县试）和市（府试），通过县试和府试的人统称为童生。虽然称做童生，但童生可不都是小孩儿，三四十岁的大叔、七八十岁的老大爷也是有的。在院试中考试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秀才。当上秀才后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还有些特权，比如国家免征除秀才自己之外一到两个家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用下跪、骂大街不会被打屁股等。但秀才并不是官，若想当官，那还得继续奋斗！第二级，乡试。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在省城举行的省一级的统考，一般三年一次，只有秀才或者拥有同等学历者如监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通过，晋级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如大名人唐伯虎。举人学历已经很不错了，是有资格做官的，但国家不保证你一定能当官，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第三级，会试。在京城举行，考上举人的各省精英才有资格参加。第一名，称会元。通过会试的精英们将面对最后一道考验，或者说是将迎来科举的最高荣誉——殿试。第四级，殿试。殿试，即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始于武则天，完备于赵匡胤，算是此二人的联合发明。具体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最后根据表现给考生排名。殿试共设三等奖：一等奖：即一甲，获奖人数为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等奖：即二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进士出身。三等奖：即三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同进士出身。恭喜，熬过这一关的考试精英们，当官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一本神奇的书落榜的洪秀全不认为考试失利是由于自己实力不够，而是把考试失败的原因全部归结到清朝政府身上：譬如考试题目太难，招生比例太小等。所以洪秀全很愤怒，他恨清朝政府，恨它给了自己凭借读书出人头地的希望，却又将希望在自己面前掐破。面对屡次不第的现实，洪秀全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愤怒而已。因为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除非你有实力改变规则乃至制定规则。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要是没有什么转机的话，洪秀全的命运应该也就是继续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乡村老师或者下地当农民。命运是神奇的，因为洪秀全的命运转机很快就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洪秀全在家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拾起了一本布满了灰尘的小册子。这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多年前他去广州应试时一个叫梁发的基督教徒免费发给他的。现在看来，由于作者梁发的水平问题，这本“梁发学习《圣经》读后感”谬误很多，最多算得上一本山寨版的《圣经》。洪秀全当时对这本小册子也不感兴趣，但还是抱着不拿白不拿的态度顺手带回了家。失望无助的洪秀全开始仔细研读《劝世良言》，越看越觉得相见恨晚。因为洪秀全注意到，他的名字洪火秀（洪秀全小名）多次在书中出现，如淹没世界的“洪”水、燃烧的“火”焰、上帝的名讳“耶火华”（现译作耶和华）等。事实上，任何人随便拿起一本出版物，都能发现自己名讳中的某些字出现于其中，根本不值得惊讶。但洪秀全不这么认为，他认定自己肩负着上帝的使命，他要用上帝的教义来改造这个社会──当然，顺带做个教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1843年7月，某天。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拜上帝教成立了。这一天，洪秀全自己进行了洗礼，成为拜上帝教的第一人。为避耶火华之讳，为预兆自己成为人中之王（秀全二字可以拆为我乃人王），博个好彩头，他正式将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几天后，洪教主后来最忠诚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乡村教师冯云山加入拜上帝教。接下来，洪教主为了打响拜上帝教的名气，同时出于科举屡次不第而对儒教经典产生的愤恨，他决定拿孔子开刀——砸碎了他所任教私塾里的孔子牌位！从这一砸的效果来看，这绝对是一个昏招。首先，这令他和冯云山丢掉了饭碗，成了下岗待业人员。这样的老师，哪个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他？其次，挑战孔子地位的举动固然轰动，但这并不明智，孔圣人可是所有读书人的祖师爷，你砸读书人的祖师爷那不就是砸所有读书人的脸吗？因此，从那一刻起，洪教主就站在了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对立面，这为将来太平天国的覆亡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祸根。创教伊始的第一枪就打歪了，接下来拉人入伙的工作也进展得不大顺利，这让洪教主意识到自己不是搞组织工作的材料。因此洪秀全对自己说：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些理论工作吧，做一个理论家和精神领袖就足矣！之后的数年间，洪秀全便集中精力为拜上帝教提供理论支撑或者说让拜上帝教更好地为自己服务而进行理论创作。不过由于底子一穷二白，洪教主弄出了不少纰漏，因为他连基督教最基本的“三位一体”概念都没有弄明白。所谓“三位一体”，指的是圣父（上帝耶和华）、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一体，是一个神，并非是分开的三个神。而洪教主则是这么解释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是他爸爸，救世主耶稣是他哥哥，而他自己则是上帝的二儿子。还好洪教主出生在中国，要是生在西方的话，他这种敢让上帝超生的行为早被当做异教徒烧死了。好在洪教主也知道自己水平比较菜，所以特地跑到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去学习真正的《圣经》以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或许是因为罗牧师觉得洪教主野心太大，又或许是洪教主不小心得罪了罗牧师的助手，总之罗牧师拒绝了为洪教主施行洗礼的要求，这让洪教主到死也没能做成真正的基督徒。带头大哥冯云山洪教主从罗牧师那里打道回府的途中，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好兄弟冯云山已经给他挖到了第一桶金。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宗教的传播，除了需要一个教主以其精深的教义和精神影响力召唤追随者之外，还需要一个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把教众的力量组织起来。虽然洪教主的教义算不上正宗，很是有些山寨，但把他放到拜上帝教这个山寨版、愚昧版的基督教中，做一个精神领袖还是马马虎虎的。而那个在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则非冯云山莫属。冯云山这个乡村教师很有政治头脑，眼光长远，做事干练，尤其是组织才干举世无双，这让他成为拜上帝教事实上的带头大哥（谋立创国者南王（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李秀成自述》）。当年砸孔子牌位砸失败之后，冯云山就知道拜上帝教在花县没有市场，因为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离广州城太近，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洪秀全那粗浅的宗教理论根本没有吸引力，所以冯云山决定换一个合适的地方继续战斗。最终，冯云山挑中了广西。因为广西符合冯云山心目中理想之地的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越穷越好。越穷的地方朝廷的统治基础越薄弱，官方很少会干涉自己；越穷的地方信息越闭塞，信息不通则民众比较好忽悠。当然，广西穷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人祸，失业情况太严重了。事情是这样的：为贸易而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作为赢家的英美法商人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中国倾销洋货。洋货疯狂涌入造成的后果就是通商口岸的商品经济兴起。商品经济异军突起，那通商口岸的传统家庭手工业自然就玩不转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广州正是重灾区。既然广州经济形势不好，那么众多来自广西的、依靠对外贸易服务为生的打工仔自然就会纷纷失业。这样问题就来了：外出打工的他们是自己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没有了他们的收入，家里人只有坐等饿死。然后是天灾，老天爷太不给力，广西连年灾荒，饥民遍地。天灾人祸都让广西赶上了，想不穷都不行！财富虽可召号天下，但灾难更能聚拢人心。天灾人祸是广西人民的痛苦，却是冯云山的福音。冯云山的第二个标准是要有矛盾可供利用，这样才能通过团结一派打击另一派，借力壮大队伍。广西恰好符合要求，因为广西有著名的“土客之乱”。当时广西的居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地人（土著）；一类是外来人口客家人——这类人主要是为了逃避战乱，从中原地区南迁而来，他们非常讲求宗族的团结抱团。因为客家人占去了不少土地资源，而且客家人语言、生活习惯、信仰也与本地人不同，导致客家人和本地人的冲突非常严重，再加上政府偏帮本地人，所以本地人和客家人常常生死相搏，矛盾十分尖锐。冯云山很好地利用了广西的这两个条件，在三年的时间里，冯云山不仅在广西招募到了三千多忠实信徒，更为重要的是，他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领导团队，按地位高低排列如下：杨秀清，客家人，纯度很高的文盲，职业是一名优秀的烧炭工，此人除了烧得一手好炭，还很讲义气，极富组织才能和野心，后封东王。萧朝贵，农民，武力值较高，善战，后封西王。冯云山自己，后封南王。韦昌辉，客家人，受过一点教育的农民，后封北王。石达开，客家人，家境小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是天生的将才。搁在当时肯定算“高富帅”，“高富帅”加入团队时不过十六七岁，少年得志，创业干劲十足，后封翼王。弄错了吧？以冯云山的功劳和才能，怎能屈居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后？没弄错，事出有因。由于冯云山的拉人入伙事业越来越出色，因此被一个很有危机感的本地地主以聚众谋反之罪给抓了，随后被打入官府大牢。当时洪秀全在广东，拜上帝教的广西根据地一时群龙无首，大有崩盘之势。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男主角杨秀清携男配角萧朝贵勇敢地站了出来，浑身发抖，口吐白沫。杨秀清说自己是天父（上帝），带着天兄（耶稣）萧朝贵下凡人间是为了点化众人：你们不要慌，冯云山肯定没事，这只是一个考验而已，考验大家是否能够同心协力渡过难关……广西这地方本就迷信，而且杨秀清和萧朝贵扮演的上帝和耶稣与洪教主发明的“三位一体”理论相符，再加上杨秀清演技精湛，情节逼真，生动自然，教众都让杨秀清给忽悠了。军心稳住后，事情就好办了。本来事情也不好办，毕竟冯云山的罪名不小，好在清朝贪官多，用钱可以征服他们，杨秀清带着众人卖炭攒了一笔钱，把冯云山给赎了回来。李开复先生曾经用他的成功经历鼓舞世人，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但刚刚立下大功的杨秀清先生是不敢说这句话的，因为他绝不希望有人复制他的成功，用六个字可以概括杨秀清其人：有才、志大、骄狂，这样的人是不甘久居人下的。从他选择上帝附身开始，他就踏上了追逐更高权力的征途。因为杨秀清救出冯云山挽救拜上帝教于危难的背后，隐藏着他更深的意图。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杨秀清能成功地以上帝的名义下凡，那么假借上帝儿子下凡的洪秀全今后就得听他的。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家都玩附身游戏，你洪秀全敢拆穿他杨秀清吗？所以，在这个领导班子里，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这三位高贵的天外来客位居前三，尽管冯云山功劳如山，也只能屈居第四。好在冯云山并不在乎，他有团结至上的胸襟，为了顾全大局，个人得失算什么！六人领导班子的权力分配是这个模式：政教分离。洪秀全在地位上是老大，其权力相当于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杨秀清地位上是老二，由他节制其他四个人，权力相当于政府首相和内阁总理。也就是说，实权掌握在杨秀清手中，另外四人分权制衡杨秀清。横扫南国六大核心归位，三千铁杆会众在手，看起来洪秀全马上就要造反了，很多书里也都是这么写的，在那些书里面，洪秀全被塑造成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天生英雄的洪秀全看到了鸦片战争后两广地区民不聊生的现状，感受到了清朝的腐朽和麻木，于是创建拜上帝教，高举反清大旗，表现了他彻底的革命性等。这绝不是真实的洪秀全。洪秀全绝不是什么天生的英雄，真实的洪秀全只是个普通凡人，正常人有的弱点他都有。而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选择时，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事情的真相是洪秀全是被顺水推舟地一步一步逼上了梁山。当时，拜上帝教的会众会定期搞团队建设（团营），在今天看来，这仅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但问题是：一大群贫苦人民一起搞一个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之后，再加上平时受够了官府和本地人的欺压，于是难免情绪激动，情绪一激动就会做出一些铲富济贫、吃大户的激烈行为。虽说广西的官府统治力量不够，但官府也不可能放任他们聚众滋事不管，所以有时就会调兵弹压，冲突就这么产生了。1850年12月，拜上帝教团营史上最大的一次冲突产生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金田村团营时，刚好碰到一些不开眼的官兵试图向一些身为拜上帝会会众的烧炭工人强索非法捐税，冲突爆发了，官军被打死、打伤数百人。这一下不反都不行了。事情紧急，不过好在洪教主的37岁生日就要到来了，干脆就借这一天的彩头正式造反吧！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教在广西金田村举事，以“太平”为号，洪秀全自封“天王”，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称之“万寿起义”，也就是教科书上说的“金田起义”。补充一句，有学者认为举事的具体时间还值得商榷，这里姑且采用主流观点。敢亮出旗号造反，那就得有应对政府大军围剿的办法。太平军的办法就是且战且走，以战养战，在战斗中锤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最有战斗力？不是拥有优良武器的军队，也不是人数众多的军队，而是有信仰的军队。如果将士们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只是为了吃饭挣钱而打仗，那么肯定没有战斗力，失败是必然的，这与人数和武器装备无关。这时的太平军将士大都是拜上帝教的忠实信徒，他们深切地相信自己敬爱的洪教主是由上帝派来凡界消灭不公平的，如果自己为了这个事业献身的话，自己将升入天堂永远与上帝同在。因此，有着共同信仰的他们凝聚力极强，能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爆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人数不多、武器装备也很粗劣的他们却将人员武器装备都远远胜过他们的清军斩落马下，屡战屡胜。当然，胜利来得这么快跟另外两个原因也有些关系。首先，他们的对手综合素质太差。一来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李星沅虽然写道德文章的水平不错，但打仗是个外行，最要命的是喜欢瞎指挥是他最大的乐趣；二来清军将士大多是没理想、没道德、没文化、没纪律的“四没废才”。其次，太平军的口号“均田以赈贫穷”很有吸引力，能引起广大没有土地的农民朋友们的共鸣。所以为了有地种，混口饭吃，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中途加入太平军的队伍。太平军虽然节节胜利，但对洪秀全来说，胜利的代价太昂贵了。1852年6月，洪秀全的挚友和最忠诚的战友南王冯云山战死，壮志未酬。冯云山的死对洪秀全的影响无法估量。同年12月，西王萧朝贵战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的死换来了太平军的继续前进。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入南京。江南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便于筹粮筹款，亦能割断清政府的财税来源，所以洪天王把南京

为强敌，呈现孤军独挡强寇之势。处在这种劣势之中，李晟依然信心十足，忠于朝廷之心不衰。当时李晟面对周围复杂的形势，决定采取孤立朱泚，拉拢李怀光的策略。他在给李怀光书信中用词极其谦卑，暂时稳住了李怀光，使自己减少一个强敌，同时委派判官张彧临时担任京兆尹，让他选择一批官吏前往渭北地区征收赋税。短短十多天的工夫，张彧在其辖地征收到了大量的税钱，使得李晟的部队得到充足的保障。看到军饷大致齐备后，李晟召集军队决定将收复长安付诸实际行动。兴元元年（784年）五月，李晟鉴于自己的人马逐渐丰足，而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之力。看到收复长安的时机已到，李晟在五月二十日召集人马誓师进军。为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长安，李晟决定以叛军主力盘踞的苑北为突破口，直接攻打朱泚所在的皇宫。为此他特地和在长安外围协同作战的浑瑊、骆元光、尚可孤约定，几路人马一起在长安城郊会合。五月二十五日，李晟进逼长安东北光泰门近郊。转天李晟正在指挥部队修筑营垒，朱泚看到李晟的人马原地未动后，企图趁官军立足未稳发起冲击。看到叛军有行动迹象后，李晟迅速布置口袋阵，派人前往城下挑战。朱泚果断命令部队出城迎战，结果不慎钻进了口袋阵，两军在长安城外展开一场激战，最终以朱泚大败逃回城中结束。李晟首战告捷，这让他平添了很多信心，但李晟同时也明白以自己目前的能力和朱泚展开一场攻城大战是不行的，准确地说长安城下的这一战是为了迷惑朱泚，让朱泚认为李晟准备打一场攻城战。事实上，李晟的心中另有打算。三天后他带领人马开始向长安苑城发起冲击，在进攻之前李晟命人在夜间推倒数十丈苑墙以扫清障碍，天明时亲率主力部队前进。朱泚显然没有预料到李晟可能会从苑墙下手，所以当李晟推倒苑墙后，仅有数十名叛军当即砍倒树木立成栅栏，然后从中射箭阻挡官军。面对这种情况，李晟亲自督军，冒着生命危险带领数十名亲兵，冒着飞来的箭矢冲上前去，拔开栅栏杀入禁苑。叛军见状立即溃退，只有叛将姚令言率部抵抗，唐将唐良臣率领步兵与姚令言的人马进行肉搏战，姚令言寡不敌众逐渐向白华门撤退。此时身在皇宫之内的朱泚得知李晟领兵攻进苑城，吓得魂不附体，他实在没有想到李晟居然会以推倒苑墙的方式攻进来，这等于他苦心布置的准备抵抗李晟攻城的几万大军已经形同虚设。情急之下朱泚首先想到了逃跑，匆忙召集几十名护卫后，朱泚急如丧家之犬般逃出皇宫。途中与同样溃退的姚令言相遇，两个人带领残兵败将几千人一路向西逃去。李晟随后进驻大明宫含元殿西边的右金吾仗院内，在简单整顿军纪之后，便向身在梁州的李适传去捷报。李适得到消息的一瞬间竟然喜极而泣：“李晟将军是上天为了社稷而生的，绝不是为了我啊！”兴奋之下的李适立即命令浑瑊、韩游环带领人马拦截朱泚。朱泚从长安逃出后，开始准备向东和田悦等人会合，无奈潼关被官军占领，最后决定前往吐蕃求救，但刚走到泾州（今陕西泾县）的时候，朱泚发现身边只剩下百余名亲兵。最关键的是，泾州守将田希鉴看到朱泚大势已去闭门不纳。“你的官职是我授给你的，怎么能在危难之时背叛我呢？”当朱泚知道田希鉴拒绝自己进城时，气得在城下破口大骂。随后他便让士兵焚烧城门，想要强行进城。田希鉴一边命令城头上的士兵对着朱泚放箭，一边将朱泚曾经赐给他的节度使节杖扔到城下。“都还给你！”田希鉴说完后转身下城而去。朱泚的人马在城下不断抵挡着从城头上射下来的箭矢，当士兵们看到田希鉴将节杖扔下城头后，都知道朱泚已经是大势已去，所以瞬间开始倒戈。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朱泚只得带领少数亲兵以及朱氏家族众人慌忙向北逃窜。当朱泚走到彭原（今陕西宁县）时，部将梁庭芬看到朱泚已经穷途末路，突然发动兵变。朱泚在逃跑中被箭矢射中坠马，梁庭芬砍下朱泚的头颅前往泾州请降，一场几乎再一次拦腰斩断李唐王朝的叛变，最终以朱泚之死落下帷幕。兴元元年（784年）六月十九日，李适从汉中启程返回京城长安。同样翻越秦岭的艰辛，但这次李适的心情显然与来时不同，其中既有对自己君临万邦但失守京城，险些断送祖宗基业的惭愧，也有对李晟、浑瑊等人浴血奋战击败叛军的感激，更有历尽艰险重返京城的喜悦。但生性多疑的李适在诸多复杂的心绪中，同样掩藏着担心经历这次动乱后，群臣对自己统率无能心存轻视，以及对诸多功臣功高震主后如何统御的忧虑。不过眼下能够再次回到长安，李适心中更多的还是兴奋、欣喜之情。七月十三日当李适到达长安近郊时，李晟、韩游环、浑瑊等将领率军迎接。当时十余万人马浩浩荡荡，行进在从凤翔进入长安的大道上，李适的心情固然十分兴奋，但从他这段颠沛流离的艰辛中，这位本就缺少历练的皇帝究竟能吸取到什么教训呢？因为这个问题会对大唐王朝的未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是关系到整个帝国的命运。分化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适因为强行平藩而引起的动乱差一点导致大唐帝国再一次被拦腰斩断，那个时候在帝国的版图上，关中地区可谓是刀光剑影。事实上朱泚在长安发动叛乱，李适出逃奉天以及避难山南的时候，河北的局势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个变化对李适重返长安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变化主要是昭仪镇节度使李抱真促成的。李抱真是唐朝开国初年间接导致西凉李轨灭国的安兴贵后代。安史之乱爆发后，安氏家族耻与和安禄山同姓，肃宗李亨赐其姓氏为“李”，李抱真的哥哥李抱玉在代宗李豫时期，做到了泽潞节度使，大历十三年（778年）去世后，弟弟李抱真继任泽潞观察使留后之职。泽潞地区在今天的山西南部长治和晋城地区，是扼守河北、河南、山西地区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李抱真接任之后，仔细分析当时河北的形势，认为河朔三镇早晚会生出变乱，而泽潞处在交通要冲之地，定会受到波及，应当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他上任伊始就颁布政策，每三个成年男子中选出一个有勇力的人，给予免除赋税的待遇，由官府发给刀剑、弓矢等武器作为乡兵，农闲时乡兵们进行军事训练，年底进行考核，按成绩进行赏罚。这样经过三年的时间，李抱真训练成了一支足足拥有两万人的强劲部队，同时他还不断修造铠甲制造战具，优化武器装备。随着时间的推移，昭义镇的军队逐渐成为一支劲旅雄视太行山以东地区，甚至被人认为是帝国之最。田悦、朱滔等人在河北发动叛乱时，李抱真作为征讨河北藩镇的主力部队，参加了不少战斗，可是当泾原兵变的消息传到河北后，身在魏县行营征讨田悦的唐军闻讯大惊，皇帝被迫逃亡，讨伐河北藩镇的行动自然也就无法再继续，为平定河北藩镇而成立的魏县行营也被迫宣告解散。当时李怀光回援奉天，马燧退守太原，李抱真则退守太行山以东靠近泽潞两州的临洺城（今河北永年县）。李抱真虽然撤退到临洺城，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尤其当他得知王武俊并不满意朱滔对自己的态度时，李抱真果断决定利用这种矛盾来分化瓦解叛军。他让亲信参谋贾林以投降的名义前往王武俊那里进行劝降，虽然最终没有达到目的，但李抱真许诺可以让王武俊得到朝廷任命的合法官职时，王武俊还是有些动心的，就这样双方开始了秘密的往来。田悦见唐军突现一盘散沙的局面时，为了尽快消灭在河北战场上的唐军，他派使者游说王武俊，让他带领人马和朱滔一起围攻临洺城。结果这个消息被李抱真及时探听到，李抱真立即派人赶在田悦使者的前边游说王武俊，说临洺城易守难攻，轻易不会被攻破，田悦之所以让你攻打临洺城，其实是在消耗你的兵力。双方本就私下往来密切，所以王武俊听从了李抱真的话，拒绝了田悦的要求，于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十八日率兵北归。直到现在为止，李抱真可以说成功分化了河北藩镇，使得田悦和王武俊开始产生裂痕，这无疑对河北的局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但随着后来局势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李抱真可以做得更好。朱泚在长安称帝后，曾经派使者告诉其弟朱滔，让他在河北一定要坚持住，只要坚持住，最后兄弟俩一定会在洛阳会师（当与卿会于洛阳），而后又立朱滔为皇太弟，这让朱滔十分高兴，随后他向回纥借兵意图帮助哥哥攻打洛阳，虽然最终借来的人马不多，但至少可以壮壮士气。朱泚在长安的所作所为，让身在河北的李抱真很快得到了消息，在他看来，朱泚和朱滔的联合，让拒守在河北、山西地区的唐军有可能陷入东西夹击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李抱真再次派人游说王武俊，意图用他这颗棋子来牵制叛军。李抱真派使者为王武俊仔细分析了形势，他说朱滔自起兵起来，对待盟军很是轻蔑。本来自古以来河北地区就没有成立过国家，这片地方最多就是块封地，但现在朱滔在河北称王，在西边依仗哥哥朱泚，北边又向回纥借兵，其意图是想吞并河朔地区，这不是让王武俊老实做他的臣子就万事大吉那么简单。而且王武俊英勇善战，朱滔根本无法相比，本来可以做唐廷的忠臣，就是因为朝廷宰相处理问题有失误，才导致王武俊最终反叛。如果他能和昭义镇联合，共同讨伐朱滔一定会成功，朱滔覆灭，朱泚也不会坚持太久，这样还能做唐廷的忠臣。如果迟疑不决，等到诸镇人马平定了叛乱，将军再想行动那就彻底晚了。显然，李抱真是在进一步利用王武俊和朱滔的矛盾来进行游说。他坚信自己这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话语一定能打动王武俊，因为在他的话里不仅奉承王武俊贬低朱滔，而且让王武俊感觉走上反叛的道路是迫不得已，其本质还是想做个忠臣的。事实证明，李抱真的话极具煽动性，当王武俊听完这一大串分析后，他猛地拂衣而起，然后说道：“二百年的天子我都不能臣服，怎么会向那个田舍儿（朱滔）屈膝称臣呢？”自此之后，王武俊与李抱真和马燧暗中结为兄弟，但表面上依然对朱滔称臣，并派使者向朱滔祝贺朱泚称帝，进而迷惑朱滔。奉天解围后，在李抱真的建议下，李适为了孤立朱泚、朱滔兄弟，派使者前往河北地区答应赦免田悦、王武俊等人的罪过，于是田悦、王武俊等人利用这个契机答应归降朝廷。但田悦和王武俊为了自己留了后路，表面上没有解除和朱泚、朱滔的联盟。朱滔为了配合身在长安的朱泚尽快打败关中的唐军，派使者前往魏州游说田悦，让他派兵和自己一起南渡黄河进攻汴州（今河南开封），进而缓解朱泚的压力。但田悦却再三找理由不出兵，不过他明白这只是权宜之计，未来自己该何去何从，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为此田悦秘密召集亲信幕僚商议今后的去向问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幕僚许士则的一番话让他找到了方向。许士则认为朱滔和哥哥朱泚以及另一个部将朱希彩曾经一起发动兵变，杀死李怀仙后，拥立朱希彩为节度使，但没过多久朱滔又诛杀朱希彩，拥立哥哥朱泚。朱泚担任节度使后，朱滔力劝朱泚进京，事实上是为了夺掉朱泚的权力。这一连串的事情，说明朱滔是个狼子野心的人，所以田悦首先是不能信任朱滔的。既然不能信任，那么接下来就要采取应对之策。许士则建议田悦一定不要开城迎接朱滔进城，如果开城迎接，以朱滔的为人，田悦很可能会被活捉。但同时也不能生硬地回绝朱滔，可以表面上答应出兵汴州，暗中却要加紧提防。如果朱滔的人马来到，可以找借口派个部将带领少部分人马跟着朱滔出征，这样对外没有失去报德的名声，对内也不会有措手不及的隐患。许士则的建议对于田悦的现状来讲，算是上上之策，而且田悦本身已经有降唐的想法，只是迫于朱滔解围的恩情，不能公开与其决裂。恰好此时王武俊听说朱滔邀请田悦共同出兵汴州的消息后，急忙派人游说田悦不可动摇降唐的念头。在反复权衡许士则和王武俊联合利害关系的打动下，田悦终于下定决心反叛朱滔。于是他采纳许士则的建议稳住朱滔，派人给朱滔回话，表示自己会遵守共同出兵汴州的约定。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几乎在李适避难山南的同一时间，朱滔在取得田悦同意出兵的承诺后，率领范阳的步兵、骑兵五万人，回纥军队三千人从幽州南下，据史料记载当时朱滔运输物资的车辆前后绵延达到40里，在冬天的平原上卷起滚滚烟尘，可见朱滔这次出兵可谓是志在必得。于是，在关中地区烽烟不断的同时，中原地区的藩镇大战又拉开了序幕。朱滔败亡朱滔领兵南下，沿途所经过的地区王武俊和田悦表面上供应十分充足。不过在进兵的过程中，朱滔得知李希烈已于建中四年（783年）底攻陷汴州，并以汴州为都城，自称大楚皇帝，改元武城。汴州已经让李希烈捷足先登，所以朱滔只得改道前往田悦所在的魏州北面的永济（今河北馆陶县）。兴元元年（784年）正月五日，朱滔到达永济，他派使者去见田悦，让田悦按照先前的约定，率兵与他在永济会合，然后两军共同渡过黄河。田悦则按照许士则先前的建议回话告诉朱滔，说自己即将出兵的时候，遭到了手下士兵的反对，自己目前必须先要安抚住部下，所以只能调拨五千人马由部将孟佑带领出征。朱滔一听便知道田悦是在玩花活，于是怒骂田悦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而且他还清楚地记得田悦当时曾经许诺，朱滔替他解围后，他将把贝州赠给朱滔。不过那个时候两个人关系处在蜜月期，朱滔没有接受田悦的馈赠。但现在在朱滔看来两个人已经是形同陌路，所以朱滔立即下令围攻魏州辖下的宗城、经城和冠氏县，并同时进兵贝州。面对朱滔的来势汹汹，田悦自知难以抵挡，索性闭城固守，最终导致朱滔在田悦所辖的郡县大肆抢劫掠夺。朱滔虽然大肆侵略田悦的领地，但因为田悦据城坚守，所以魏州城暂时没有受到威胁，可是谁也想不到田悦最终没有败在朱滔的手上，而是栽在了自己人的身上。当时李适在梁州，为了安抚住田悦，特意让给事中孔巢父前往魏州安抚田悦。这是因为田悦自继任以来，好几次用兵失败，士兵战死者十分之六七，很多人产生了厌战的情绪，朝廷借机宣慰，进而增加田悦的威信。应该说朝廷的宣慰让那些产生厌战情绪的士兵再次重燃斗志，同时也让田悦欣喜不已，这至少说明朝廷是十分重视他的。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件好事情，但同样他也为田悦带来致命的伤害，那就是看到士兵们重燃斗志后，田悦放松了警惕，这就给了他那野心十足的堂弟田绪以机会。田绪为人阴险，经常犯有过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经常遭到田悦的处罚，甚至是杖刑。于是田绪怀恨在心，意图伺机报复田悦，无奈田悦防范严密，没有机会下手。不过，孔巢父的到来终于让田绪找到机会。当时田悦十分满意孔巢父的宣慰，并在他到来的当晚宴请这个朝廷派来的给事中，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方才结束。田悦因为酒醉放松了警惕，只带着几个随从醉醺醺地返回节度使府衙，当夜他没有下令让亲兵对府衙严加防卫，从而给了田绪以下手的机会。田绪见到节度使府衙防备空虚，便召集几十个亡命徒从府衙后院的墙上打洞杀入。由于帅府没有防备，田悦又大醉而睡，所以田绪轻而易举地杀掉田悦及其母亲、妻子共计十余人，然后假借田悦的名义召见田悦最为器重的行军司马扈鄂、幕僚许士则入府议事。许士则率先走进帅府，结果被乱刀砍死，扈鄂稍迟，刚走到大门口听见许士则在府里大声惨叫，知道出了乱子，于是转身逃走召集士兵准备平乱，可是田绪早已经做好准备，当扈鄂带兵赶来时，他不仅没有躲闪，反而迎上前去。“我是先相公（田承嗣）之子，大家都受过先相公的恩惠，如果能够拥立我为主，兵马使赏钱两千贯，大将减半，士兵每人一百贯，大家放心，我的承诺五天内一定办到。”于是，在田

反正赶上这倒霉的病啊你说怎么着？我恢复得不错，我住院的时候体重是92斤，现在我穿着棉衣棉裤约(yāo,称体重之义)，是61公斤啦。我一个是吃得好，过去什么都不吃，过去就是白菜豆腐，因为不是有这结肠癌么，吃什么都不香，什么都不能吃啊，后来就查出来了，可是我发现得也早，10月8号做的手术，做得挺好。10月24号就出院了，就决定出院以后继续做化疗，这个医院是肿瘤医院的分院。定：看来控制得不错，挺好的。何：基本上还行吧。我本身拿这个也不当病，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个比方可能不太恰当，关云长活54岁，诸葛亮呢，活60多岁，那些人活的岁数都不高，我本身已经六十了，我比关云长活的岁数大。可是相比之下呢，人家那么大能耐，我说我臭狗屎，假如我现在走了，我说我有什么遗憾的啊。没什么遗憾的。普通老百姓，太普通啦。所以我拿这个生和死啊，我也没当回子事，成天老乐乐呵呵的。就是我在最难受的时候吧，腰疼，胯骨疼，躺都躺不下，怎么办呢？给我老伴说书，一说书，我的疼痛就暂时缓解，给她说狸猫换太子，一说就是两个半小时。定：您可真能说啊。何：啊，后来把那个肿瘤开出有多大？有茄子那么大。一约(称)呢，是两市斤，完了以后这疼痛就全没有了。我心态特好，这我老伴知道，我特爱帮助人，这是没病的时候，与人为善，你看这是杰二爷注174对我的评价：“乐善好施仁者寿。”我经常给人看病。专心勤学博而精，他说我学的东西太多了，满文吧，我还教过日文，高等自学考试，我日语通过了。我的俄文可以教到初中，但是我没考过本儿，从五几年学俄文到现在我不忘，我一点儿也不精。定：这都是多少年前写的了？何：壬申年，这还是猴年呢，十几年了。杰二爷去世都不少年了。殷芳：1992年写的，杰二爷1994年去世的。溥杰送给何秉钧的字(何秉钧提供)

1.我祖父

定：咱们从头讲，您今年多大岁数？何：我今年61周岁。1946年生人，合民国是三十五年，日本投降第二年。我出生地点在德胜门内甘水桥大街，跟摄政王府就隔两三个门儿，那段儿它的尽西院叫果子市，果子市正好对着摄政王府，注175我们那儿正好也是马路南边，现在我们那个故居啊，已经没有了。拆完之后改成一百七十几中啊，不知道是什么。这老卫生部啊，过去叫香厂子。我在那儿呢，长到了6岁，就搬到东城区了。殷芳：您是什么旗？何：应该说是镶红旗。代善后裔，祖上呢，是礼亲王代善注176。代善第四子瓦克达注177，这后裔传下来，就是我们这支吧，大部分没有得到什么功名。瓦克达原来是镇国公，好不容易袭祖先一个爵呢，后来把这差事还丢了。后人就都是四品宗室。定：就是闲散宗室。何：对了。后来就到我祖父了，到我祖父跟我这大爷爷了，这闲散就下来了。定：那您祖父的父亲呢？何：我祖父的父亲？他们两个人哪，就是我祖父的父亲跟母亲，一块儿死的，听说是吸鸦片成性，可能是有了我祖父之后，那会儿，他们吸的。那会儿就说是抽大烟抽死了。定：怎么还一块儿？何：前后脚吧。他们家出事那年他13岁。有一件事连我祖父也说不清，就他13岁的时候，他到姥姥家去住了些日子，由姥姥家回来走到家门口，一看门上让人给贴了封条啦，给封啦，赶紧就拍门：“怎么回事啊？”这就过来几个番子。番子你懂吗？就是侦探。过去规矩宗室见了老爷都不下跪，过去有个礼节，就是请安。Kūwaran，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Kuada，其实就是满语念白了，Kūwaranida(夸兰大)注178，是官名，局长营长，说我们由姥姥家回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堂上有一个站班的，我祖父认得他，他把我祖父也认出来了，他是我们家的下人，是我们家的家生子儿，叫塔子。咱们旗人把这男丁啊，就是名字的头一个字叫什么，加上个子，就代表这是对他的称呼。譬如安德海吧，叫安子；李莲英，叫李子。现在有些人还这么叫，这人姓杨，就叫杨子，实际这是满人的叫法。这塔子呢，是我们家的家生子儿注179，我们家既然被封了，他没地儿去，就跑到堂上给人站班去了。“哥儿”，他说，“你回来啦？”怎么来怎么去，跟老爷一说，“这是我们家哥儿。”老爷说行，这事也别过堂了，你给领走得了。我祖父管他叫塔爹爹，就是叔叔。这塔爹爹也不能老养活我祖父啊，就找了我们家族长，族长又找了宗人府，后来是通过谁帮忙呢，通过庆老头帮忙，庆老头啊，就是庆亲王奕劻。就把他们俩，就是把我大爷(指祖父的哥哥)分到南苑海子里，注180当近卫军的夸兰大，就是当营长。我祖父就分到乐部注181，太常寺当差。实际到那儿去就学礼、乐，就是一边学习，国家就给养起来了，你就有吃饭的地儿了。我祖父进去的时候是光绪年啊。定：您讲的这段呢我没太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呢？您说您家让封条给封了，送到官里去，遇到一个你们家的家生子儿？那是把谁给送到官里去了？何：把我祖父。他上姥姥家住姥姥家，回来到家门口一看，哟，家让封条给封了。到厅上一看，有我们家的家生子儿，塔子，我祖父管他叫塔爹爹。定：你们家为什么给封了呢？何：我祖父也不知道。我祖父那年13岁，他上头就一哥哥，其他的事他也说不清。就给封了。我大爷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定：就是说他后来再也没见到他的父母？何：没，他父母是哪年亡的，我就不知道了。那会儿啊，咱们旗人把自个儿的亲生父母叫奶奶，不叫妈，管奶妈叫妈，实际上是奶妈带起来的，管奶妈叫妈叫得亲着呢，所以说我妈怎么怎么着，就是奶妈。您听说过乐部么？乐部从前叫和声署，后来为什么又改乐部呢，这是听说啊，可能就是安排一些不吃香的皇族，不吃香的王爷，比如说惇亲王注182，就是西太后的第五个小叔子，就弄到乐部当堂官来了。堂官还是最高的长官，当堂官呢没别的，您拿份钱，国家大事可没有您。所以我祖父家里没生活了，怎么办呢，得了，也上乐部去吧。鬼子六注183吃香吧，鬼子六人家弄洋务；七爷，醇贤亲王奕哪，那都是西太后的大红人儿，那都给安排好差事。我不爱搞戏说，我为什么(对那些事)记得这么清楚？我说的东西都是我祖父亲口告诉我的。我祖父为什么研究这么深？老头也有野心，脑子也好使，记性也好。他13岁刚到乐部，有一次跟着光绪到万寿山当差，当时皇帝太后要进行什么典啊，乐部奏些礼乐，挺麻烦的，这光绪表面窝里窝囊，背着西太后脾气可大了，他恨不能马上就到颐和园，一路上就跺那个轿底啊，“当当”，(皇上说)“yabu！yabu！”，就是“走啊”。他问：“皇上说什么呢”？人说：“让你赶快走呢，以后你好好学啊，咱们这儿有清文师傅。”打那儿起啊，给安排的清文师傅，还有蒙文师傅，学清文学蒙文，拉弓射箭。我祖父在乐部衙门里头属于培养对象，他本身一马三箭，骑射通过，国语通过，满、蒙也会。还有什么呢？数弓子儿。这数弓子儿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两只手，一手拿着一个硬木棒，不是红木就是紫檀吧，站直身体，自己数数，用满语数数，看你的臂力究竟能坚持多久。这满洲人过去尚武，过去评个职称，起码是一马三箭。(用满语数1到15)，这手实在不行了，把这棒子搁一边了，把这膀子啊恢复了以后，接着还要练，很辛苦的。你在拉弓的时候你射出多少支箭，练好了，要不然弓这么一拉，射两箭你的膀子就不行了。这个数弓子儿，我想啊，就是打弹弓，拿那弹子，一般人都不知道。所以我祖父练就了一手好弓箭和好弹弓，写得一笔好书法，满文、汉文，甚至于他的满文和汉文的字近似于笔帖式。这个证明我们那老老头还是挺有信心的，他说那会儿我祖上把这差事丢了，我把这差事找回来，我在乐部怎么也耗一个红顶儿。所以呀，特别特别地用功。没想到呢，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就全完了。定：蒙文他什么时候学的？何：他们老师啊，满文蒙文全教。不过这老师的蒙文底子不算太好，很一般。那会儿叫清文清语。这当中我再给您加一个插曲儿，《满汉辞典》怎么来的？多咱有机会您看，过去的书都是厚厚的，往套子里头一套。他们乐部衙门里头都看着这个辞典好，就说：“这归我啦”，都抢啊，这个也抢那个也抢。有个人拿起剪子“咔”就铰。“别铰别铰，”我祖父也有点仗势欺人吧，说：“别吵啦，这归我啦”，给他们劝架的意思，书没伤着。这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黄带子注184，无赖子”，您听过么？什么叫无赖子？就是矫情。跟衙门里头您不是黄带子么，谁惹无赖子去？别吵了，归我了，得了，我得着了。这书就在我家里，手写的，《增订三合》，满文蒙文汉文，道光也不是多少多少年，岁次谷旦，后头我也没看，不知道怎么掉旮旯了，没找着。“文化大革命”烧东西，四书五经啦，圣谕广训啦，各个皇帝圣旨，那些满文资料啊，那个辞典要是在也得烧了，后来从柜里一看哟它还在，该着，这东西能幸免。这么着呢，就存下来。事先我也知道有这本书，我祖父还告诉过我。这书编的跟安先生他们编的还不一样，过去的老辞典，是按字头走的。后来我祖父跟我大爷还失去联系了。怎么回事呢？听我祖父说，我那大爷啊脾气不好，他在南苑海子那儿跟冯玉祥打起来了。定：啊？何：你想想他们这帮八旗子弟哪儿打得过冯玉祥啊。定：是不是冯玉祥逼宫注185的时候？何：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打不过冯玉祥，没地儿去了，就跑到乐部找我爷爷来了，我爷爷还得管吃还得管喝还得管抽大烟，他喝醉了酒拔刀还要砍我祖父，凶，还跟我祖父的师傅说：“他不听话你就打他！往死里打他！”俨然一副家长的样子。我祖父一看，我不能跟他在一块儿了，我非得让他给我捏死不可。后来有一次，我祖父就给我祖父的哥哥写了一封信，说我现在在京津两地，行踪不定，你别找我。不知道这位大爷是不是懂得这封信的意思了，这老哥儿俩后来就再也没有了来往。我祖父到民国以后担任礼俗司乐务主任。礼俗司，相当于现在的礼宾司，大洋一个月挣200。从我祖父那儿讲呢，他来到乐部是13岁，认了个老师，师傅，实际就是照顾我祖父的，一个负责人吧，照顾他生活起居啊，就住在乐部衙门，老师把俸禄全拿走，什么宗人府开的钱粮月米啦，乐部那点薪水啦，老头全拿走了，他花钱就跟老头要，情同父子但是不能认父子。跟老头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祖父跟我太太结婚，住的全是他们家的房子。由于家里没底儿，大清国完了，就得吃民国的饭，人家排满复汉，一听你这名字就是满人，人家不用，(我祖父)干脆跟师傅就一块儿，把名字就改了，民族也改了。师傅呢，是苏完瓜尔佳氏，改成什么呢？苏完苏完苏完，满语suwayan-suwyan，就是黄色的黄。干脆，他说我姓黄，他原来名字叫文全，后来打那儿起就叫黄文全。我祖父原来叫松锡，这怎么改呢？原来我们家里有一个叫锡昆的，就叫锡昆，可是锡昆还像满人，怎么办呢？头里加个姓，祖先叫和硕礼亲王注186，写一个和平的和，一看，这跟和珅的和还一样，还不行。后来师傅说，干脆你来一个立人的何，这就变成汉人了。旗人指名为姓，让我姓张姓李都可以，满人就这么个特点。我祖父他师傅的孙子，比我大一岁，叫黄培华。去年6月份还是几月份到家里来了，求我一件事。什么事呢？让我给他写他们家的家谱，写他们家的事情，他说那会儿咱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知道我们家的事多，你给我写写得了。我呢，都说不上来，往后我要跟孩子们再一说，咱们黄家门，以前都干过什么呀，我都不知道。我说行，我给你写吧，我给他写了6000多字，用格纸写的，用白纸做了个封皮，写上《黄门轶事》，底下用满文写上Huanghalabaoyinenehebaita。他那天高兴就来了，我说你祖父那会儿的职称是六品骁骑校注187，这他都不知道，都是我祖父跟我说的。那会儿他们应名在乐部当差，叫“文差武职”，满人后来大部分是文差武职的多，好多人都不拿刀枪了，像好些参领、佐领，这都属于是武衔，都耍笔杆了，拿着骁骑校这个职称，干的那活呢，抡笔杆，这都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我祖父是干什么的呢？我祖父练八佾舞，这是为皇上祭天用的，天坛，皇上祭祖，还祭孔。我没学过，这我都是看的图像，因为我们家里头有那书啊，没事我拿着翻。“子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188封建皇帝最高的等级他用八，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八佾舞是八八六十四，这么着8个人，那么着8个人，加到一块儿64个人。穿的都是古代的衣服，一手拿着硬木棒，是红木的，这是我看的啊，像是红木棍；一手拿着雁翅翎。这叫文舞。这一个人能做出字儿来，比如说怀念的怀，就把这只手攥着一个雁翅翎，搁这儿，这儿就好比是那个竖心儿，这么着打开就好像是怀字的那个半拉，一个人能组成一个字，这边简单多了。咱们这文圣啊，大成至圣文天王，一说至圣，这是孔夫子，一说亚圣，有人就含糊，亚圣是孟子，孔孟么。武舞呢，是一手拿着盾牌，一手拿着斧头。祭谁？祭关公。也存在着至圣和亚圣，武至圣就是关公，亚圣是谁呢？殷芳：张飞(众笑)。何：岳飞。在我祖父跟前不许说岳飞，不许说关羽，老说关夫子、岳夫子。定：看来满人也祭岳飞。何：是啊是啊，这满人祭岳飞啊，可以这么说，纯粹是乾隆爷那会儿搞统战搞得好(笑)。祭孔呢，我赶上一个小尾巴，那时候是1956年，1956年祭孔是怎么回事呢？周恩来有批示，说清朝那会儿和民国那会儿，祭孔是谁组织的啊，责成郭沫若去找，说咱们把这帮人呢组织起来到山东曲阜，不是祭孔，实际上为的是收集资料，拍成电影，说今后这些就没有了。定：周恩来是有这种意识。何：对！这些人就通过翻档案，把我祖父给找着了。找着了就到山东曲阜，连这个礼仪什么的，都给安排好了，是谁当这个组织者呢？是天马剧团的团长，吴晓邦注189，知道吴晓邦么？殷芳：大百科音乐舞蹈卷有个吴晓邦。何：对。这吴晓邦先生是老革命，在四川梅园新村的时候就跟周恩来呀，那会儿他就能跳(舞)，可具体到八佾舞这一块儿他是外行，就找到我祖父，我祖父就把他们音乐家协会和天马舞蹈都给弄起来，给他们讲了讲八佾怎么行礼乐，到山东把这套就都给搞下来了，搞了一个片子。这片子哪儿去了呢？在1977年的时候，吴晓邦当上了4届的文联主席……殷芳：副的吧？应该是1978年的第四届文代会。何：不知道。时间你给我更正去啊。我说我得见见吴晓邦，原先他上我们家经常来。我有一老朋友是电话局的，他说你要见吴晓邦很容易，他们家的电话是我给装的，我带你去吧。后来就带我去了。吴晓邦先生一口扬州话，哎呀，那是相当难懂，我说我是何锡昆的孙子，(学扬州话)“噢，你是何锡昆的孙子，有的有的有，那时候你还很小很小。”那时候我祖父在舞蹈学校，还有音乐家协会，给他们讲课，讲八佾舞。讲这些东西论小时计算，一个小时是2块5毛钱，那会儿可是不少钱哪。车接车送。可是这些人哪，那会儿他们不管饭，借这机会到我们家送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