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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精品VIDEOSSEX的年代，这种友谊委实为稀罕之物。其次，从国家利益上来看，寤生已经在鲁隐公身上进行了巨额的感情投资，不仅奉献了泰山脚下的一座祊城，还将郑国将士用鲜血换来的郜、防两城也做了人情，赢得了鲁隐公乃至整个鲁国的尊重，使鲁国成为了郑国的坚强盟友。现在，随着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这些感情投资会不会付诸东流，鲁国下一步将何去何从，是继续与郑国友好合作，还是反目成仇，转而成为宋国的盟友？都是让寤生感到揪心的问题。第三，暗杀事件本身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躁动与不安。自从周平王东迁以来，不但王室的影响力呈直线下降趋势，诸侯的权威也屡屡遭到卿大夫阶层的挑战，前几年卫国的弑君悲剧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现在鲁隐公又死于非命，怎能不令同为诸侯的寤生感到兔死狐悲？鲁隐公的死，还得从鲁国的上一任君主鲁惠公说起。鲁惠公的元妃（嫡妻）孟子是宋国的公主。孟子没有生育，而且很早去世，鲁惠公便又续弦娶了宋国的另一位公主声子，声子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息姑，也就是后来的鲁隐公。虽然是续弦，声子本人的地位却不高，没有被立为嫡妻，反倒是鲁惠公后来又娶了另一位宋国公主仲子，成为了正牌的国君夫人。根据《左传》的记载，这位仲子公主，可以说生来就是注定要嫁到鲁国去当夫人的，因为她出生的时候，手掌心清清楚楚地写着“为鲁夫人”四个字。既然是天意，仲子长大成人之后，便义无反顾地嫁给了鲁惠公这个老头子，并且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轨，也就是公子轨。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轨被立为大子。但是，公子轨还没有成年，鲁惠公就去世了。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垂帘听政的说法，仲子也不好抱着个娃娃南面称君。鲁国的群臣们商议了一下，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决定先立息姑为君，替公子轨代理国事，并且约好，等到公子轨长大之后，再将君位奉还给他。息姑的身份，有点类似于后世的“摄政王”。隐公是他死后的谥号，“隐”代表的含义是：摄其政而不尸其位。三国同盟讨伐许国的时候，鲁隐公在位已经十一年，公子轨也已经十四岁。按照当年的约定，还政于公子轨的事情，按理说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但是，鲁隐公愿意按照约定奉还大政，退居二线吗？在一般人看来，肯定是不愿意的。艺人到了年老色衰的时候，尚且频频出镜，不愿退出舞台，何况是万人之上的国君？大夫公子翚，也就是当年不听鲁隐公号令擅自率军参与围攻郑国的那位仁兄，觉得这是一个讨好国君的大好时机，于是偷偷地跑去找鲁隐公，向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请让我杀掉公子轨，您就不用考虑退位的事了！”当然，公子翚这么做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事成之后，鲁隐公任命他为鲁国的大宰。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互不相同，大宰一职在别的国家也许并不重要，但在鲁国就是首席执政官，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鲁隐公听了公子翚的建议，先是一愣，继而大笑。他对公子翚说：“这些年来，因为轨还年幼，寡人才勉为其难，代为摄政。现在他已经成年，我正打算尽快将君位奉还给他，因此早就派人在菟裘（鲁国城市）营造宫室，准备退位之后就去那里养老了。你说，到那个时候，我再想去哪里看鱼，应该不会再有人指指点点了吧？”公子翚讪讪而退。从鲁隐公宫中出来，他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害怕：如果鲁隐公将这件事告诉公子轨，等公子轨即位，还不把他整死？公子翚辗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来到公子轨的府上，对公子轨说：“昨夜国君将我召入宫中，交给我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公子轨冷冷地看着他。这位十四岁的少年与他那位憨厚的哥哥完全不同，眼神中总是带着一种旁人难以揣测的冷漠。“他……他要我将您杀死，并许诺我当太宰。”“那你为什么还来告诉我？”公子轨眼中掠过一丝惊慌，但很快掩饰过去。“您是先君的世子，鲁国的君位本来就应该是您的，我不效忠于您，难道效忠于他？”公子翚一本正经地说。这句话他说得如此义正辞严，以至于自己都深受感动，差点流出了眼泪。听他这么一说，公子轨连忙正襟危坐，双手作揖恳求道：“请大夫救我。”“他既然不仁，您也不必有义。为今之计，只好先下手为强，我愿为您刺杀息姑……只不过，事成之后，您当上了国君，请别忘了我的功劳，封我为大宰。”公子翚说。“唔。”对于公子翚的要求，公子轨没有正面回答，反而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宫中禁卫森严，大夫打算在哪里下手？”“宫禁当然森严。”公子翚迟疑了片刻，“您想必也知道，每年秋天，他都要出宫祭祀钟巫，在别人家里过夜吧？”公子轨长长一揖到地，说：“那就托付给大夫了。”原来，鲁隐公还在当公子时候，鲁国与郑国发生过战争。鲁惠公派他带兵入侵郑国的狐壤，结果打了败仗，被郑国人俘虏，囚禁在大夫尹氏家中。鲁隐公以重金为许诺，买通了尹氏，并且在尹氏家族供奉的神祗钟巫面前发誓，只要能够平安回到鲁国，一定在鲁国树立钟巫的神位，年年祭祀。钟巫是位什么样的神，史料没有任何记载。大约当年的名门望族，都有古时流传下来的家族之神，钟巫便是尹氏的家族之神罢。鲁隐公在尹氏的帮助下逃回鲁国，将钟巫的神位也带回了鲁国，当了国君之后仍然信守承诺，每年都为钟巫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公元前712年十一月，鲁隐公再度祭祀钟巫，并在大夫寪（wěi）氏家中住宿，接受了寪氏的招待。当天晚上，公子翚派刺客潜入寪氏家，将鲁隐公刺死。当然，这笔账被算到了寪氏头上，寪氏全家都遭到杀戮。鲁隐公死后，公子轨在公子翚的扶持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鲁桓公。对于哥哥鲁隐公的死，鲁桓公没有任何愧疚之意，甚至没有按国君的礼节为鲁隐公举办一场像样的葬礼。但是，对于鲁隐公的盟友郑伯寤生，鲁桓公倒是毕恭毕敬，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新郑通报情况，要求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鲁桓公为什么急于讨好寤生？因为他的上台并不光彩，鲁国朝野对于鲁隐公的真正死因都心存怀疑，大家虽然敢怒而不敢言，心里面却不约而同地认为鲁桓公就是幕后真凶。在这种情况下，他急于得到王室和国际社会的承认，而郑伯寤生的承认显得尤其重要。另外，郑国和鲁国是盟友关系，如果他上台之后不及时向郑国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寤生必定会对两国的关系产生猜疑，很有可能利用其王室卿士的身份，打着为鲁隐公报仇的旗号，联合齐僖公对鲁国进行武力干涉，这是鲁桓公最怕看到的事情。鲁桓公的巴结正中寤生下怀。寤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坐地起价的好机会，于是派使者前往曲阜，一方面承认了鲁桓公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向鲁国人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当年我国承诺在许田祭祀周公，一直未能实现，现在再次提出这一要求，请贵国务必答应。”前面说过，郑、鲁两国交易祊与许田，祊已入鲁，许田却一直赖着未交给郑国。鲁隐公在位的时候，寤生对这件事绝口不提，等到鲁桓公一上台，他便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提醒鲁国人，现在该将许田移交给郑国啦。有求于人的鲁桓公没法拒绝这一要求。公元前711年三月，两国国君在卫国的垂地举行了会晤。鲁国正式将许田割让给郑国，而寤生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不但没有要求鲁国支付利息，反而加送了一双玉璧，作为与鲁桓公初次会晤的见面礼。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书是这样记载的：“郑伯以璧假许田。”假，就是交易。按照这种说法，许田不是郑国人主动要去的，而是郑伯用一双玉璧交换的。鲁国人爱面子，可以说是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鲁国人爱面子，郑国人就给面子，两国元首在垂地的会晤极其愉快，有甚于鲁隐公的年代。一个月之后，两国元首又在越地签定了和平友好条约，双方举行了隆重的盟誓，誓言是：“渝盟，无享国！”意思是，谁违背了盟约，就不能享有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大名之间签订盟约，仍基本采用这一誓言，可见中国文化对其影响之深。同年冬天，寤生对鲁国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受到鲁桓公的热情款待。此时距鲁隐公之死刚好一年。一年的功夫，昔日的朋友已成旧鬼，而蓄谋杀死朋友的人，又成为了觥筹交错的新朋友——这真是应了邱吉尔先生那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就在这个堪称“鲁郑蜜月”的冬天，在郑国的宿敌宋国，发生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件事，如果刊登在《壹周刊》之类的八卦杂志上，或许很合适。但它竟然煞有介事地记载在《左传》这样严肃的史书中，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华父督，既不姓华也不姓华父，华父是他的字，督是他的名，古人名字连读，所以称为华父督。他是宋戴公的孙子，宋戴公是宋殇公的曾祖父，所以华父督是宋国的公室成员，论辈分则是宋殇公的叔伯辈。孔父嘉，就是前面说过的大司马孔父嘉。和华父督一样，孔父嘉也是名字连读，字孔父，名嘉。这个人在历史上因为两件事而出名，第一，他的老婆很漂亮；第二，他有一位后人，名丘字仲尼，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孔夫子。华父督看见孔夫人（姑且这样称呼她，虽然并不准确），可谓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后人无从得知当时孔夫人是否与他眉来眼去，但华父督已是三魂不见了七魄，以至于回家之后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但是他只能想，只能独自辗转反侧，不敢去找孔夫人，因为孔夫人的老公不好惹，是宋国的国防部长，手握重兵的实权派人物，深受国君信任的红人。但是啊但是，孔夫人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她的娇好面容和曼妙身姿在华父督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有如醇酒一般被珍藏，而且偷偷发酵。一个月之后，公元前710年的正月，饱受相思之苦的华父督断然作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他派人袭击了大司马府，杀死了孔父嘉，将梦寐以求的孔夫人抢到了手。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不只是一个八卦新闻，而是一桩政治丑闻了。宋殇公得到消息，勃然大怒。色胆包天的华父督这才想起害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带人杀入宫中，将宋殇公也杀掉了。如果说，鲁隐公之死曾经给寤生带来过一丝不安的话，宋殇公之死带给他的则全都是重大利好。这件事发生过之后没多久，华父督就向郑国派出了使者，请求郑国将公子冯送回宋国，继承君位。使者同时也向寤生表达了结束两国之间的争端、睦邻友好的愿望。公子冯被送到郑国，是公元前720年的事，至今已经有十年之久。因为有寤生这样一位强有力的保护者，十年的流亡生涯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困苦，他吃得饱，睡得好，不用担心被人追杀，也不怕仇人动用数个国家的部队来取他的性命。但是，当宋国来的使者跪在他面前，举着群臣联署的文书，请求他回国当国君的时候，他反倒是吃了一惊，仿佛不相信命运会发生如此重大的逆转。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保护人，而寤生正一脸慈祥，如同老父亲一般看着他。他没有理会使者，反倒是跪倒在寤生面前，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没有您，我又怎么能够苟延残喘至今？这次有幸回国，得以延续祭祀祖先，宋国世世代代臣服于郑国，不敢有二心。”寤生微微一笑，将公子冯扶起来。他相信公子冯此时说的是真话，但他也明白，真话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别看公子冯现在感恩戴德，等到回国南面为君，能够在他寤生有生之年臣服于郑国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谈什么世世代代？公子冯回国之后，在华父督等人的拥戴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庄公。同年三月，齐、鲁、郑、陈、宋等国元首在宋国的稷地举行了高级会晤。会晤的主题，一是“以成宋乱”，也就是对宋国发生的弑君事件表示谅解，各国承诺不干涉宋国内政，尊重宋国人民的选择；二是承认宋庄公继承君位的合法性，认可他为宋国的最高领袖；三是确立华父督在宋国的首席执政官地位。“宋乱”之所以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宋殇公自即位以来，十年之间，发生了十一场战争。从战争的起因上看，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利，斩除公子冯；从战争的结果上看，丧师、辱国、失地、丢人。连年的战争使得宋国的人民疲惫不堪，早就无法忍受了。而孔父嘉作为大司马，对这些战争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样难辞其咎。这两个人的死，在宋国朝野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大伙心里反倒是松了一口气，庆幸这连年征战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第二，公子冯原来就是宋穆公的大子，继承君位也在情理之中，再加上他在外流亡了十年，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第三，在华父督的操纵之下，宋国花了大本钱，对齐、鲁、郑、陈等国进行贿赂，用金钱收买国际承认。以鲁国为例，宋国送给鲁桓公的礼物中就包括“郜大鼎”这样贵重的礼器。郜国是姬姓小国，很早就被宋国吞并，因此郜国的大鼎也成为了宋国的器物。公元前713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讨伐宋国，郜被攻占，又成为了鲁国的领地。自古以来，鼎就是权力的象征，宋庄公将郜大鼎送给鲁国，等于是承认了鲁国对郜的主权。鲁桓公对此喜不自禁，郜大鼎运到曲阜后，派人将它安放在大庙之中。这一举动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大夫臧哀伯（臧僖伯的儿子）劝谏说：“将作为贿赂的大鼎放在大庙，以此向官员和民众炫耀，百官必定以此为榜样。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员的邪恶；官员的邪恶，是由于索贿受贿成风。郜鼎放在大庙里，还有比这更明显的贿赂吗？昔日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将九鼎迁到自己的首都，尤且受人诟病，现在您竟然将代表弑君叛乱的器物放在大庙，究竟是想干什么呢？”这番话很有道理。可是，臧哀伯还没来得及想明白，鲁桓公不也正是通过弑君才上台的吗？用这番道理来教育鲁桓公，岂不是变相地掌他的嘴？【挑战权威的尺度：有礼、有据、有节】现在，从地图上看，郑国周边的几个国家，东边的齐、鲁是铁杆盟国，宋国已经化敌为友，成为友好邻邦，南边的陈国是姻亲，许国是附庸，西边的周王室则风雨飘摇，不足为患。北方的少数民族北戎曾经于公元前714年，也就是齐、鲁、郑三国同盟谋划进攻宋国的那一年，趁着中原动荡，从今天的山西省平陆县一带出兵，南侵郑国。寤生起兵抵抗入侵。半个世纪之前犬戎大军血洗镐京的记忆仍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对于北戎军的战斗力，寤生不敢等闲视之。他私下对公子突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戎人以步兵为主力，而我军以战车为主力，我很担心戎兵穿插于我战车之前后，扰乱我军阵势。”战车是当时中原各国的主要的军事装备，一辆战车加上一定数量的步兵，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战车具备冲锋的力量，而步兵起到掩护的作用，攻防兼备，类似于现代的坦克加步兵组合。但是，在实际作战中，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战车冲锋的速度过快，将步兵远远扔在后面，前后脱节，不能相互照应。另外，战车不是骑兵，不能灵活转身，必须跑到开阔地才能掉头，一次冲锋过后，战车找不到自己的步兵，反而被敌人的步兵围攻，在当时也是屡见不鲜。寤生久经沙场，对于战车的弱点当然了如指掌。他担心，戎军步兵的战斗力强于中原的步兵，如果郑军战车的一次冲锋不能有效击溃戎军，则很有可能被戎军分割蚕食，导致全军失败。对此，公子突回答道：“戎人轻率而无秩序，贪婪而不团结。如果打了胜仗，就在战场上为了争夺战利品互不相让；如果打了败仗，只顾各自逃命互不相救。我军可以派出一支部队作为诱饵，与戎军接触之后，扔下少量装备，佯作逃跑，戎军见有利可获，必定追击。我军事先埋伏下三路伏兵
时期是“小冰河期”的话，那么明王朝不止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期，至少，明朝弘治皇帝朱祐樘（公元1488―1505年）在位的最初时段，也是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的时段。但这时期的明王朝，非但没有像崇祯时期那样亡国，反而在朱祐樘的合理施治下浴火重生，不但抵抗住了自然灾害，更开创了后人津津乐道的“弘治盛世”。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赞美之词，史料上可以查到很多。然而被忽略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明孝宗弘治帝登基早期的“大抗灾”。一如果要评选明王朝历史上苦命的帝王，明孝宗朱祐樘或许可位列一席。先是身世苦，其父明宪宗朱见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庸君”之一，其在位22年，其中有16年不上朝，首开了明朝皇帝消极怠工的“先例”。施政上他宠信宦官汪直等人，导致朝政败坏，政府效率低下，一批能臣遭到贬罢去职，文武百官，多是庸碌混日子之人，民间有民谣讽刺说“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私生活上也非议颇多，专宠年长他19岁的万贵妃，任由她祸乱后宫。朱祐樘的母亲，是后宫的一名普通宫女，得朱见深宠信生朱祐樘时，就险些遭万贵妃堕胎，后为躲避万贵妃迫害，在深宫里隐姓埋名6年。朱祐樘与朱见深父子相认后，朱祐樘之母遭万贵妃迫害致死。其后，万贵妃一直谋求废黜朱祐樘，导致朱祐樘数年来小心翼翼，在万贵妃的不断刁难下生活。最后平安即位，可谓历经磨难。平安即位后的朱祐樘发现，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这时期的明王朝，是极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仅仅是朱见深去世时的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陕西发生大地震，河南发生水灾。朱祐樘登基后，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广西瘟疫……除了自然灾害，国家的内外部问题更多如乱麻，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崩溃，朱见深在位时沉迷修道炼丹，几乎把国家财富挥霍殆尽。政府官员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贪污腐败日益严重。外患方面，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持续骚扰，边关战火不断。朱祐樘登基后厉行拨乱反正，罢黜昏聩官员，提拔能臣干吏，整顿吏治腐败，减免百姓负担。而要励精图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抗灾救灾。关键是：怎么救？别的不说，钱呢？一分钱难死英雄汉，抗灾需要钱，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也变不出一毛钱来。朱祐樘不是孙猴子，他只做了一件事就解决了问题——割肉。事实上当时明王朝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关键在于钱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个肥胖病人，不该长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决财政问题，既得勤俭，又得舍得割肉。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时代留下的庙宇寺院，关门的关门，充公的充公，什么法师方丈的，劳改的劳改，还俗的还俗，吃斋念佛管啥用，统统干活去。然后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养了，宫廷的日子当然也得勤俭：仅光禄寺用于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10万减到每年4万，香料用量由原来的每年2685斤减少到每年1635斤。人员当然也缩编，皇宫的人员编制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类开支竟然缩减了六成。政府改革当然也不闲着。闲职官员裁撤的裁撤，采办之类的土匪行动一律叫停。宫廷宴会，包括接待外国使节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都一概从简。总之四个字：能省则省。节衣缩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类开支，竟比成化朝减少了八成。这些钱大都变成了一批批发往灾区的粮食与物资，都是朱祐樘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抠出来了，就该救灾了。在当时，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水灾。白花花的救灾银填不平这无底洞，折腾下去，比尔?盖茨都得破产。朱祐樘知道，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修水利工程。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3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治水患的关键在于：要选择正确的人。朱祐樘找到了3位熊猫级水利人才：白昂、徐贯、刘大夏。二第一个人：户部侍郎白昂。开工点：河南开封。斗争对象：黄河。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5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灾情总算缓解。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此时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更大的水灾必将风云再起，连京杭大运河都有阻断的可能。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20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把黄河治好了。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黄河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翻翻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卷册，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像是一头疯狂的怪兽，无数血泪斑斑的水灾记录由此而写成。怎么对付这头怪兽？黄河两岸的地区都把修坝当做主要工作，结果要么是堤坝被咆哮的黄河水冲毁，要么是东家不闹西家闹，摁下葫芦起来瓢。那就挖掘人工运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这么做的？可开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远赶不上洪水暴涨的速度快。你正挥汗如雨地赶工程，却发现已被淹没在茫茫波涛里了。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奸臣徐有贞（即害死于谦的那位）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操作如下：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徐有贞用这个实验说明：在开挖运河缓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开窍，窍十者先竭）。这个实验在400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理论虽然正确，并取得过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白昂，字廷仪，江苏常州武进人。天顺年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治水的人未必会带兵，但会带兵的人肯定会治水。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水利人才，都有过沙场横刀立马的光荣历史。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对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20年前他科场登第，坐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徐有贞不久后就倒台），但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学得青出于蓝。这一次，46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壮志满怀的白昂来到了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波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他和他的治河大军，仿佛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下大海，就是胜利！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运河，分流入淮。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运河的修筑与挖掘，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运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大水风云再起，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难而上了。他充分延续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因为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瑕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终于，当他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了当地水情后，他找到了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叫山东张秋河。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公元1453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太平无事。但白昂却敏锐地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12条运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夺得，万无一失。然而，白昂收到的中央回复是：不准！愕然的白昂反复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现在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喷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白昂叹了口气，继续干活了。弘治三年夏，这项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从此，饱受洪涝灾害的黄河中游地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解除了水灾的困扰。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今天立于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弘治五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如果当年听从了白昂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说到这场水灾，就引出了第二位水利人才：刘大夏。刘大夏，字时雍，湖北华容县人，天顺七年进士，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然后于成化元年被调入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长期从事国家军事行动的谋划工作，在这个单位里，他一干就是23年。到弘治朝开始的时候，刘大夏52岁，长期被下派于地方，从广西干到浙江。弘治五年他是浙江布政使，正在浙江惩办贪官，追缴流失的公款，突然新任命又下来了：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收拾好包袱，刘大夏才知道，所谓的升官，其实是个苦差使：黄河发大水了。弘治五年春，黄河在张秋镇、黄陵港等地决口，夺汶河入海，两岸尽成千里泽国。更为危险的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南方漕运完全瘫痪。这可麻烦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的，漕运一旦瘫痪，国计民生且不说，京城的老少爷们吃什么。必须要尽快解决！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调15万民夫修治河道。这时，前线总指挥、工部侍郎陈政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后“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人死了，活还没干完，派谁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这时，一边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刘大夏去吧。于是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这次他的任务远比平乱艰巨。工程进展缓慢，漕运的恢复又刻不容缓，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没个几年功夫根本治不完，漕运必须马上恢复，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几条干道，引导黄河进入淮河，经淮河入海。总之，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此时刘大夏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运河。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么，怎么还要往北挖？这不是胡闹么？看似胡闹，其实是对的。因为刘大夏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漕运中断了，要想尽快恢复，必须开挖一条临时河道，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这么做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这么做就是最快捷的办法。同时，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运河，还能分流入淮，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南北漕运再次恢复，连接大明帝国的运输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漕运恢复，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几十万民工勤扒苦作，日夜赶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刘大夏豁出去了，50多岁的老头天天连轴转，没一天睡囫囵觉，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领导都“模范带头”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终于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施工任务。经过两年努力，黄河成功改道，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得以重新恢复生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刘大夏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创举，从此长留在黄河两岸。今天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每年都要进行拜河神活动，而河神，正是刘大夏。顺便说一句：刘大夏的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上沿用了元朝治黄河的方法，外带自己一点小创举。但元朝治黄河，却治得矛盾丛生，治出了一场推翻帝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刘大夏治黄河，却治出了国泰民安，由此可见，好方略也需要好人执行才是。经过白昂与刘大夏两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消停了，中原四省恢复了生产，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另一位熊猫
往夏姬家参加派对，因此不见任何宾客。单襄公回来之后就对周定王说：“陈国也许快要灭亡了吧。”他接着说，按照先王的遗训，雨水稀少，就修整道路；河水干涸，正好搭建桥梁；草木凋零，应当储藏粮食；天寒地冻，则准备冬衣；寒风吹袭，赶快修整城墙和房舍。现在的陈国，十月已过，道路仍然无人修整，田地里的庄稼没人收割，水面上既没有水利工程，也没有桥梁，这是违背先王的教诲啊！按照周朝的官制规定，外国派使者前来，边境官员要立刻向国君报告，并派专人迎接、引导、慰劳客人，陪同客人到宗庙向列祖列宗行礼献花。外交部要安排好宾馆，司徒派人服务，司空巡视道路，司寇安排保卫，膳食工作人员、马夫、工匠等人员全部到位，做到热情洋溢，宾至如归。如果是大国的使者到来，接待档次还要提高。天子的使者到了，档次更高。如果是天子本人巡视，国君必须亲自出面监督接待工作。现在我单某人虽然不才，好歹也是天子的亲戚，奉天子之命经过陈国，居然无人理睬，这是公然蔑视王室啊！更离谱的是，陈侯违背人间伦理，置夫人、妃子于不顾，带着臣子去夏家开淫乱派对，这不是侮辱‘妫’这一高贵的姓么？身为太姬之后，不穿戴我周朝的礼服和帽子，却戴着楚国的帽子招摇过市，这不是太随便么？公元前599年夏天，夏家的亭台楼阁竣工，陈灵公又带着孔宁和仪行父到夏家饮酒行乐。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如果不是因为问病或吊丧而前往卿大夫家，叫做“君臣为谑”，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行为。陈国人对此议论纷纷，有诗为证：“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夏南就是夏征舒，这是陈国的百姓讽刺陈灵公与夏姬淫乱，不辞辛劳地驱车前往夏家，朝夕都不休息。最感难堪的是夏征舒。他既对国君的无耻感到愤怒，又为母亲的荒淫感到羞愧，而在愤怒和羞愧之外，更多的是感到无奈。虽说士可杀不可辱，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要维护士的尊严，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智慧，甚至是狡黠，而这些都是夏征舒所不具备的。陈灵公等人一连几天在夏家饮酒作乐，猜拳行令，当然还干了更糟糕的事。酒醉半酣中，陈灵公突然对仪行父说：“我怎么越看越觉得征舒长得像你？”“是嘛？”仪行父装作端详了陈灵公半天，说：“我看他长得也很像主公您啊！”一群人笑得前仰后合，夏姬脸色绯红，更加楚楚动人了。这个下流的玩笑通过仆人传到了夏征舒耳朵里，这位一直处于痛苦煎熬中的年轻人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拿着一副弓箭埋伏在自家的马厩里，等陈灵公心满意足地走出来，便一箭射穿了陈灵公的咽喉。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旁边的人都惊呆了，夏姬看看倒在地上的陈灵公，又看看从马厩中缓缓走出的儿子，脸色变得煞白。这个时候，孔宁和仪行父趁着大伙不注意，偷偷从侧门溜出了夏家的花园。他们驾上马车，一路狂奔，跑出上蔡（陈国首都）的城门，跑出陈国的边境，然后转向南方，一直跑到楚国境内。楚庄王看到孔宁和仪行父，立刻意识到这两个人是来送枕头的——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的时候，有人给你送枕头。自从晋成公即位，晋楚之间的争霸就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战略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地带，也就是郑、陈、蔡、宋几个国家。处于中国心脏地位的郑国首当其冲，陈、蔡、宋三国也不能幸免。同时，晋楚两国又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巩固各自的后方，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公元前601年，晋国为了解决后顾之忧，联合白狄部落发动了对秦国的进攻。有传言说晋国人俘虏了秦军的间谍，拉到绛都的闹市区公开处斩。六日之后，间谍竟然死而复生。这自然是天方夜谭。但也有人认为，自晋文公去世后，秦晋两国总是刀兵相见，冤家易结不易解，间谍的死而复生，正是两国兵争不断的象征。同年，楚国的附庸、位于今安徽省境内的舒国背叛楚国。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一举将舒国消灭，将它并入楚国的版图。自此之后，楚国的边境与吴、越的江南诸国接壤。楚庄王与吴、越两国的国君举行会盟，三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回顾楚庄王的争霸之路，先是灭掉了庸国，稳固了楚国西北的边防；与秦国建立同盟关系，使秦国成为打击晋国的“左勾拳”；现在又将吴、越二国纳入同盟，则东南无忧，战略布局基本成型。公元前600年九月，晋、宋、卫、郑、曹等诸侯再一次在扈地会盟，陈灵公缺席。缺席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与楚国达成了秘密同盟，因而懒得搭理晋国。但也有可能是，陈灵公此时正沉溺于与夏姬的淫乱之中，不想参与任何国际事务。作为此次会盟的直接成果，晋国派荀林父为大将，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陈国。不过，由于晋成公突然在扈地去世，大军尚未抵达陈国便草草收兵，无功而返。晋成公的儿子据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景公。大约就是在晋景公即位后不久，赵盾去世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郤缺。不久之后，楚庄王又一次挥鞭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参加扈地会盟的背叛行为。郤缺率军救援郑国。没想到，晋楚两国尚未交锋，倒是郑国人主动出击，在柳棼（郑国地名）打败了楚国部队。因为这次胜利，郑国举国欢腾，只有郑襄公的哥哥公子去疾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郑楚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郑国逞一时之强，偶尔打败楚国，但是从长远来看，仍然处于弱势，因此，打了胜仗非国家之福，而是国家之祸。基于这种担忧，郑国人在打了胜仗之后，又主动与楚国和谈，请求楚国的原谅。这一举动惹恼了晋国人。公元前599年夏天，晋国又带头发动诸侯联军讨伐郑国。夹缝中求生存，真是不容易，郑国人再一次妥协，转而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协议。楚庄王不干了，于是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可怜的郑国）。这一次，晋景公派了老臣士会带领诸侯联军保卫郑国，在颍水北岸赶走了楚国人，并且驻军郑国，防备楚国的再次入侵。正当楚庄王为战争相持不下而暗自焦虑的时候，孔宁和仪行父失魂落魄地站到了他面前，向他报告了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的消息。楚国群臣中，有位担任申县县公的公族大夫，名叫巫臣，曾数次出使陈国，在陈国偶遇夏姬出游，惊为天人，只恨不能将其据为己有，久而久之，竟成为心病，于是力劝楚庄王讨伐陈国，企图借机掳取夏姬。即便没有巫臣的鼓动，楚庄王也打算好好利用陈灵公被杀这个题材，名正言顺地干涉陈国内政，以获得对陈国的绝对控制权。他好言安慰了孔宁和仪行父几句，然后表态道：“此事非同小可，寡人断无坐视之理！”公元前598年春天，中原再次陷入战火。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郑国，一直打到栎城。此时士会率领的诸侯联军已经撤走，两面不讨好的郑国人万念俱灰，公子去疾说：“晋国和楚国这两个国家不以德服人而总是诉诸武力，谁打过来我们就听谁的。他们毫无信义可言，我们又为什么要信守什么诺言呢？”于是郑国再次屈服于楚国。同年夏天，楚庄王、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在辰陵举行了会盟。大子午是陈灵公的嫡长子，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之后，大子午迅速出逃，流亡国外。辰陵会盟被视为楚庄王霸业初成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不久，楚庄王派他的弟弟、时任左尹的公子婴齐率军入侵宋国，而楚庄王本人亲率楚军主力在郑国的郔城坐镇。到了冬天，楚庄王大军突然自郔城出发，直奔陈国而去。楚军进入陈国之前，楚庄王发布了《告陈国同胞，全文简洁明了，只有八个字：“无动！将讨于少西氏。”意思是，陈国的百姓不用惊慌，楚国大军是为了讨伐少西氏（指夏征舒）而来，与其他人无关。饱受战乱之苦的陈国人本来就没有斗志，看到这八个字的檄文，觉得这事确实和自己无关，于是歌照唱，舞照跳，任由楚国大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了陈国的首都上蔡。夏征舒被楚国人抓住，处以车裂之刑。车裂之刑又被称为五牛分尸。确切地说，不是分尸，而是分大活人，其残酷可想而知。在《左传》的记载中，尚只有齐襄公对郑国的高渠弥使用过这种酷刑，主要是为了扬威于诸侯，同时给自己树立一种嫉恶如仇的光辉形象。楚庄王此举，出发点和齐襄公是一样的。处死夏征舒之后，楚庄王本人却对夏征舒的母亲——夏姬动了凡念，想纳其为妾。这也难怪，按照冯梦龙的描述，男人见了夏姬，没有一个不动心的，楚庄王自然也不例外。这事遭到巫臣的强烈反对。巫臣说：“大王召集诸侯，是为了讨伐有罪之人；现在纳夏姬为妾，是贪恋她的美色。贪恋美色就是淫邪，万恶淫为首。《尚上说，‘明德慎罚’，周文王依此建立了周朝。明德，就是推崇美好的品德；慎罚，就是有恶必除。如果发动诸侯讨伐有罪之人，自己却陷入罪恶之中，岂不是太不慎重了？请三思而后行！”楚庄王不知道巫臣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只是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听从了巫臣的劝告。大将公子侧在一旁见了，肾上腺素激增，马上站出来说：“既然大王不要那个女人，那就赏赐给在下吧。”巫臣感叹道：“这是个不祥的女人啊。她嫁给御叔，御叔便死得早；与陈灵公私通，陈灵公便死于非命；她的儿子夏征舒因她而死；孔宁和仪行父因为她而流亡国外；陈国也因为她而被我楚军占领。世界上还有比她更不祥的吗？人生在世已经不容易，你又何必惹祸上身？天下有的是美女，你又何必只在乎这一个呢？”被泼了这瓢冷水，公子侧也冷静了下来，表示放弃。但是，这么漂亮的女人，如果谁都不要，未免太浪费资源，楚庄王想了半天，决定将她赏赐给连尹（楚官名）襄老。不幸被巫臣的乌鸦嘴说中，襄老得了这个宝贝，也没享用多久，便于第二年的晋楚大战中被射死，连尸首都被晋国人抢走。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楚庄王打着替天行道、讨伐逆臣的旗号进入陈国，处理完夏姬母子的事务之后，真实的嘴脸就露出来了。他宣布：自此之后，陈国就不存在了，改为楚国的陈县。前面说过，自楚武王兴起以来，楚国每吞并一个国家，就将这个国家改为楚国的一个县，已成惯例。楚王既然称王，县的长官也就比于公侯，称为县公。随着楚国的扩张，楚国的县公一度多达十七人，可以说是蔚为壮观。大子午本来指望靠楚国的力量夺回君位，楚庄王这么一宣布，他立刻逃往晋国寻求政治避难。其时楚国大夫申叔时奉命出访齐国，回到楚国之后，他向楚庄王汇报了出访的情况后，就准备告退。楚庄王一时适应不过来，说：“夏征舒大逆不道，以下犯上，杀死了自己的君主。寡人替天行道，率领诸侯讨伐他，并且杀死了他，诸侯和各县县公都来歌功颂德。唯独你当做不知道，连句祝贺的话都没有，这是为什么？”申叔时倒是不含糊，问：“我还可以为自己辩护么？”“可以。”“夏征舒犯上弑君，罪大恶极，您讨伐他，并且将他治罪，乃是君王的责任和义务。不过，我们乡下有一句话，‘牵牛踩坏了人家的田，而田主夺了他的牛。’牵牛踩田，当然有罪，但是因此而没收他的牛，惩罚就太重了。诸侯跟随您，是因为您替天行道，讨伐有罪之人。现在您将陈国改为陈县，是贪图陈国的富庶，所以据为己有。您以讨罪号召诸侯，最终却以满足贪心而结束，这样好吗？”楚庄王一拍大腿，说：“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那我恢复陈国，如何？”申叔时面露喜色，说：“这就是我们乡下人常说的，从人家怀里偷了东西，然后还给他呀！”楚庄王于是命人将大子午从晋国迎接回来，立他为陈国的君主，撤销陈县而恢复了陈国。大子午也就是历史上的陈成公。楚庄王又命令，从陈国的每一个乡中迁出一人，带到楚国，划出一块地方给这些人集中居住，并将这地方命名为“夏州”，以纪念讨伐夏征舒的功绩。据后人考证，夏州应当就在今天湖北省武汉市的汉阳区。【晋国的内讧，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辰陵会盟是楚庄王称霸的标志性事件。然而，辰陵会盟本身的成果并不显著。除了楚庄王自己，参与会盟的诸侯仅有两位，那就是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也就是后来的陈成公。而且，对于夹缝中求生存的郑襄公来说，会盟没有任何约束力，今天参加楚国的会盟，明天就派人向晋国汇报情况，两边都不敢得罪。料理了陈国的事务之后，楚庄王决定不再与晋国磨叽，一劳永逸地解决郑国问题。公元前597年春天，楚军入侵郑国，包围郑国的首都新郑，日夜攻打。围城到第十七天，郑国人快顶不住了，想向楚国人求和，问卜，结果不吉；转而又就“临于大宫”和“巷出车”举行问卜，结果大吉。所谓临于大宫，就是跑到郑国的祖庙去大哭；巷出车，则是将战车陈列在街巷之中。这两种活动都带有决一死战，绝不妥协之意。既然天意如此，郑国人也就放弃了投降的念头，作好必死的准备，全体人民一起放声大哭，连坚守在城墙上的将士也号啕大哭，直哭得惊天地，泣鬼神。想当年，郑庄公纵横河雒，打遍中原无敌手，一百多年后，他的子孙却只能以号啕大哭的方式来作困兽之斗，真是让人唏嘘。哭声传到了楚军大营，连楚庄王都听到了，骇然道：“两国交战，百姓何罪？”于是命令楚军停止攻城，后退数十里地安营扎寨。这一退为楚庄王的“霸道”写下了注脚，深得世人好评。所谓霸主，原本就是打着仁义的旗号杀人的人。自古以来，识仁义而不会杀人的，被人们视为笨蛋，比如宋襄公；会杀人而不识仁义的，被视为暴君，比如齐襄公；既会仁义又会杀人，则成为天下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就是这样的人。郑国人没想到这一哭果然起作用，还以为是祖宗庇佑，趁着楚军撤退，连忙修筑城墙，加强新郑的防卫。不久之后，楚军卷土重来，再一次包围新郑。这一次，新郑的城防比原来坚固多了，楚军攻打了整整三个月才突破郑军的防御。六月上旬，楚庄王带领部队从皇门进入新郑，这也是自公元前666年子元入侵新郑以来，楚国军队第二次踏进郑国的首都。郑襄公肉袒牵羊（光着上身，牵着瘦羊）来迎接楚庄王，说：“全是我的错，白活了一把年纪，却不知道天命所归，不自量力与大王对抗，殃及郑国，辱及先人，更无脸拜见大王的尊颜。”楚庄王将身体靠在车轼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表演。肉袒牵羊原本是商纣王的哥哥微子首创。当年周武王灭商，微子就是这样向周武王表示降服，获得周武王的宽恕。而对于楚国人来说，这样的投降仪式也许并不陌生，公元前654年，许僖公就曾经对着楚成王表演过一次。“无论大王怎么惩罚我，我都唯命是从。就算您将我发配到江南，或者迁徙到海边，我也心甘情愿，因为那是我应得的。就算您消灭郑国，将郑国的男女作为您的仆人，我也不敢有意见，因为那是对抗您的下场。”说到这里，郑襄公抬眼偷偷看了一下楚庄王，后者正认真听着，而且用鼓励的眼光看着他，分明在说：“继续，继续。”“但是，”郑襄公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如果大王顾念楚、郑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不绝郑国的社稷，让郑国的列祖列宗能够继续享受祭祀，使郑国臣服于您，成为楚国的附庸，则郑国上下都感念您的大恩大德，心悦诚服地接受楚国的领导。这也许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但也是我的真心话，请大王考虑。”楚国的群臣都劝楚庄王不要接受郑国的投降，直接将郑国并入楚国的版图。更有人说，从郢都千里迢迢来到新郑，连续作战半年，将士们付出了太多血汗，怎么能够轻易就答应人家投降呢？楚庄王摆摆手，制止了群臣的议论：“这个人身为国君，却能够这样低三下四地求我，必能得到郑国人民的信任，还是很有希望的嘛。再说我们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不服；现在既然服了，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还要怎么样呢？”于是接受了郑襄公的投降，并亲自挥动战旗，指挥楚军从新郑撤出。紧接着，楚国派潘尫（wāng）为代表，与郑
就会来到。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从那个老傻瓜那里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肯定了的。”第三十三章晚餐没有让他们失望。这是马基雅维里一行自从离开伊莫拉之后吃到的第一顿像样的晚饭。巴托罗缪从佛罗伦萨带来的香蒂葡萄酒品质也很不错。酒足饭饱之下，马基雅维里变得热情洋溢起来。他说了不少下流的笑话，讲了一些淫秽的故事，他三分下流，七分粗俗，讲黄段子的兴致高昂。他让巴托罗缪笑得前仰后合，两肋都笑痛了。所有的人都有些微醺之意。在西尼加利亚发生的事在意大利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众多富于想像力的意大利人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叙述着发生了的事。巴托罗缪非常想从目击者那里听到第一手的事实，马基雅维里在心情大好之下，也十分愿意满足巴托罗缪的愿望。就近来发生的事件他已经写了三到四封信报告给执政团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事件的性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因为在他出使期间，至少有一封函件没能送回佛罗伦萨。他对于所发生的各个事件都做了深入的思考，也从接近瓦伦丁诺公爵的人士那里搜集了不少细节，到现在为止，对于那些曾经一度让他困惑的事情，他已经是刨根问底地全搞清楚了。他讲述了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当维泰洛佐离开卡斯泰洛城堡前往西尼加利亚时，他召集家人和朋友以便向他们辞行，好像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他委托朋友们照看他的房子和财产，并关照他的侄子们要牢记他们祖先的各种美德。”“如果他知道此行要冒极大的风险，他为什么要离开他的城堡呢？”巴托罗缪问道。“他又如何才能逃避他的命运呢？我们整天想着让别人屈服于我们的意志，我们计划着让事情的发展顺从我们的意愿，我们努力，我们出力，卖命，流汗，但是到头来不过是命运手中的玩物而已。当那些将领被逮捕时，帕格洛·渥西尼开始抱怨公爵两面三刀，维泰洛佐唯一的责备是：“你看你犯了多大的错误。由于你的错误，我和我的朋友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如此糟糕的困境。”“他是一个流氓，早就该死了，”巴托罗缪说道。“我卖给他一些马匹，但是他从来没有付过钱。当我向他要钱时，他告诉我到卡斯泰洛城堡去取。我当时就决定认栽了。”“你的选择是明智的。”马基雅维里心里在揣度着，那个又老，又疲，又病的冷酷无情的人，在被逮捕之后，被捆绑在椅子上，和奥利维洛托背靠背地坐在一起，最后被米盖洛托用手掐住喉咙而死，在这整个的过程中，这个家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米盖洛托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家伙，他会和你喝上一瓶酒，和你说上一些淫荡的笑话，在吉他上弹奏一些奇怪的西班牙的曲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吟唱那些来自西班牙的野性的，悲哀的歌。很难想像他会是那个你所知道的杀人的野兽。当他用自己的双手去了结别人的性命时，他又得到了怎样一种令人恐惧的满足感？当想到日后公爵把这个人利用完了之后，会毫不在乎地像宰杀他那忠实和被信任的助手拉米洛·德·罗尔卡一样解决此人，马基雅维里不禁微笑了。“一个奇怪的人。”他嘟哝着说道。“也许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你在说谁呢？”巴托罗缪开口问道。“当然是说公爵啦。除了他我还能说谁？他用如此天衣无缝的狡诈手段清除了他的敌人，旁人只有惊叹和钦佩的分儿。那些用颜料和画笔的画家们经常吹嘘他们的画作，但是和那些以活人为颜料，计谋和狡诈作为画笔创造出来的艺术品相比，它们又算得了什么呢？公爵是一个行动派，是个急躁冲动的人物，你根本不会想到他会如此小心翼翼地，耐心地将他完美的战略成功地付诸行动。整整有四个月的时间他让他的对手们揣测他的意向；他利用他们的恐惧，利用他们之间的嫉妒和猜忌，他使用诡计迷惑他们，他用虚假的许诺愚弄他们，用层出不穷的手段离间他们，其结果是博洛尼亚的本蒂沃留和佩鲁贾的巴利昂尼抛弃了他们。你看到了结果对巴利昂尼来说是多么地糟糕，而本蒂沃留的结局还在后头，根据自己的需要，公爵一会儿可以是友好和亲切的，而一转身又可以是严厉和带有威胁性的。但不管怎样，在西尼加利亚发生的一切是伪装欺骗手法的杰作，这一事件将因为它计划之缜密，贯彻之完美而流传后世。”巴托罗缪作为一个喜欢说话的人，正要开口，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没有讲完他要说的话。“他已经为意大利除去了祸害国家和人民的小暴君，接下去他会做什么？在他之前有另外一些人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上帝拣选出来拯救意大利的，但是在各种力量和行动相互作用的历史大潮中都被命运无情地抛弃了。”他突然站起身来。他已经对这个晚宴感到厌烦了，不打算听巴托罗缪那番即将到来的老生常谈。他感谢了他的慷慨招待，在他忠实的皮埃罗的陪同下，回到了客栈。第三十四章第二天，当巴托罗缪处理完了生意上的事之后，他就沿着通向佩鲁贾的路回家去了。稍后马基雅维里带着皮埃罗和另外两个仆人与一班公爵的手下，骑马出城去迎接佛罗伦萨的使节。当这位叫乔科莫·萨尔维亚蒂的大使卸下旅行时的装束，换上一个有身份的佛罗伦萨人所穿的体面的正装之后，马基雅维里带着他到城堡中去向公爵递交国书。马基雅维里归心似箭，但是他在没有向新大使介绍完他所应该认识的人之前还不能随便就走。在公爵的宫廷中没有免费的午餐。马基雅维里要向他的继任人介绍某个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及这个人会期望得到什么样的酬劳。他必须要告诉新任大使某人的可信程度是多少，另外一个又是如何地不可靠。尽管乔科莫阅读过马基雅维里写给执政团的所有报告，但是还是有许多情况马基雅维里没敢在信里面汇报。因为信件在中途被截留检查的危险一直存在着。于是他不得不用很长的时间来亲自介绍那些新大使必须了解的大量情况。结果是他六天以后才可以踏上回乡的路程。旅途很长，路又不好走，也不是十分安全。为了要在天黑以前尽可能地多赶些路，他决定早点动身。于是他黎明就起了床，没花多少时间就穿好了衣服。用人们从楼上拿来了昨夜就已经打包好了的马褡裢，不一会儿客栈的女主人就出来告诉他一切都已就绪，他可以走了。“皮埃罗和马匹在一起吗？”“没有，大人。”“他在哪儿？”“他出去了。”“出去了？哪里？为什么？讨厌的家伙，难道他不知道我讨厌等人吗？快派一个我的仆人去把他找来，要快。”女店主慌忙去执行他的吩咐，走的时候连门都没有关上。当门再次被推开时，皮埃罗走了进来。看到皮埃罗的样子，马基雅维里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没有穿上他那平常的寒碜的旅行装束，而是穿着公爵部队所特有的红黄两色的军装。他嘴唇上露出调皮的微笑，但是又有些显得不是十分自信。“我来向你告别，尼科洛大人。我参加了公爵的部队。”“我也没有以为你穿上这身华丽的军装是闹着玩的。”“别生我的气，大人。在过去的三个半月中我跟着你大大地开了一下眼界。我亲眼目睹了一些重大的事件，也和其中一些相关人士有幸说上了话。我身体好，年轻力壮，我不能回佛罗伦萨，在第二厅里舞文弄墨度过我余下的人生。我不是那块料。我要生活。”马基雅维里沉思着注视着他，一丝怀疑的微笑浮现在他那刀锋一般薄的嘴唇上。“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的想法？”“我猜想你会阻止我去这样做的。”“如果你告诉了我你的想法，我会本着我的职责提醒你一个战士的生活是艰苦的，危险的，并且薪水也是很菲薄。他要冒生命危险，而到头来指挥官获得了荣誉。他要忍饥耐渴，经受一个基层人员所需要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要是被敌人抓住，对方会将他剥得衬衣都不会留下。如果受了伤，他会被抛弃，等待死亡。如果他侥幸活了下来，不能再上战场了，那他就只有在大街上讨饭的份儿。他一辈子在粗野，野蛮和无法无天的人们中间厮混，最后彻底败坏了自己的人品，让灵魂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觉得我有义务告诉你，在共和国的政府里，你可以有一个既受人尊敬又安全的职位，在这个岗位上，只要你勤奋，能够按你上级的意图去办事，你就可以挣上一份足以养家活口的薪水。经过许多年忠实的服务之后，如果你是机灵的，有那么一点闯劲，并且非常幸运的话，你会获得提拔，前提是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内弟或太太一方某个侄子碰巧并不想要那个给了你的职位。但是在尽了我的努力向你指出这些之后，我也不会再做其他什么事来阻止你想要做的事情。”皮埃罗宽慰地笑了。尽管他给马基雅维里当差，又很崇拜他，但是他并不害怕马基雅维里。“这么说，你不生我的气了？”“一点都不，我亲爱的孩子。你为我服务得很好，我认为你诚实，忠诚和精力充沛。命运垂青于公爵，你去追随他我一点也不会责怪你。”“这么说，你会在我母亲和比亚乔舅舅那里为我解释和辩护，免去他们的担心了？”“你母亲会伤心的。她会认为我把你引入了歧途，并且会因此责怪我。但是比亚乔是个头脑清楚的人，他会尽量安慰你母亲的。我亲爱的孩子，我必须动身了。”他将皮埃罗揽到怀里，在他的两颊上各亲了一口。但是在亲吻的同时，他注意到了皮埃罗正穿着的衬衣。他一把揪出了那装饰着华美刺绣的领子。“你从哪里得到这件衬衣的？”皮埃罗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尼娜送给我的。”“尼娜？”“奥莱莉娅夫人的女仆。”马基雅维里认出衬衫的料子就是他从佛罗伦萨带给巴托罗缪的那块。他皱着眉头注视着那精美的针线活。然后他盯住了皮埃罗的眼睛。男孩的额头上渗出了一片汗珠子。“奥莱莉娅夫人在为巴托罗缪大人做完衣服之后还剩下一些多余的面料，于是她就将这些剩余的面料给了尼娜。”“这么说，这些精美的刺绣是尼娜绣上去的？”“是的。”这是一个笨拙的谎言。“她给了你几件衬衣？”“只有两件。想多做也没有更多的料子了。”“这很不错。这样的话，当其中一件在换洗的时候，你还有另外一件可穿。你是一个幸运的年轻人。当我和女人们睡觉时她们从来不给我礼物。她们指望着我给她们礼物。”“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履行你的嘱咐，”皮埃罗说道，脸上带着一副旨在让对方消除疑惑的笑容。“是你鼓励我追求尼娜的。”马基雅维里心里很清楚，奥莱莉娅即使在睡梦中也不会送几码价格昂贵的面料给自己的女仆。他也清楚女仆也绝对没有可能绣出那样精美的图案。卡特琳娜夫人曾亲自告诉他，只有奥莱莉娅才能做出那样精巧的针线活。衬衣肯定是奥莱莉娅送给皮埃罗的。但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他是她丈夫的远房表弟？不可能。事情的真相，那个令人难以面对的真相，正赤裸裸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在那个计划中要幽会的夜晚，当马基雅维里被公爵召去会谈时，和皮埃罗一起欢度春宵的不是那个女仆，而是女仆的女主人。巴托罗缪的妻子要生儿子这件事并不是因为圣·维塔里奇迹般的干预，而是极其自然地借助于这个当下就站在他面前的年轻人。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卡特琳娜为什么会用一些可笑的理由来拒绝再一次安排他与奥莱莉娅幽会，以及为什么奥莱莉娅后来一直避免和他再有联系。马基雅维里一下子心中充满了愤怒，但又不便发作。他们把他彻底给愚弄了，这两个弃妇和他一直友善对待的小伙子！他退后了一步，仔细地打量眼前这个年轻人。马基雅维里从来没有重视过肌肉型的男性美。相对于令人愉快的风度，轻松的交谈和那种让他征服所中意的女人的无所顾忌的手段，这种肌肉型的男性美在他看来并不重要。尽管他认识到皮埃罗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但他从来都没有费心去好好地观察他。他现在用一副恼怒的眼睛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小伙子。他身材颀长，长得很匀称，有着一副宽阔的肩膀，紧致的腰身和美观的腿。一身军装让他看上去更加英武。他长着一头褐色的鬈发，像一顶紧扣在脑袋上的帽子。浓眉之下一双褐色的大眼睛，橄榄色的皮肤像女孩子的一样光滑和无瑕，一只小而直的鼻子，一副红而性感的嘴唇和紧贴着头颅的两只耳朵。他的表情是大胆的，坦率的，单纯的和迷人的。“是的，”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道。“他确实具备吸引一个愚蠢女人的美貌。我过去一直没能注意到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会对此加以提防的。”他诅咒自己一路以来的愚蠢。但是他又怎么会预料到奥莱莉娅竟然会打起皮埃罗的主意？虽然皮埃罗是他丈夫的表弟，但也不过是一个刚刚从学校里出来，为主人跑腿办事的书童呀。马基雅维里用他跑跑龙套，在主人的召唤下鞍前马后地伺候，之所以他对皮埃罗有一点现在让他后悔的溺爱，也是因为他是比亚乔的外甥。皮埃罗不是不聪明，但是他没有那种经历过大场面后学到的优雅。在一群更高明的人物在场时，因为常常无话可说，所以大部分时间皮埃罗也只是默不出声。马基雅维里很清楚自己对女人很有一套，当他要表现出迷人的风采时，他永远能够吸引对方，他同时也认为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在对女人献殷勤这件事的艺术和技巧上胜过他。皮埃罗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想到奥莱莉娅会垂青于这个年轻人，而置一位已经拜倒在她脚下的杰出人物，一位见过世面、谈吐风雅的绅士于不顾呢？这也太反常了吧！皮埃罗从容地经受住了主人长时间的审视。他已经从先前尴尬的状态中摆脱了出来。态度中带了几分审慎的味道，显示出他提高了自己的警觉。“我挺走运。”他平淡地谈道，但是看上去他乐意将好运看成是他应该得到的。“洛德维柯·阿尔维西伯爵的书童在来西尼加利亚的路上病了，不得不被送回罗马。伯爵大人让我填补了这个空缺。”这个洛德维柯伯爵，是瓦伦丁诺公爵的一位亲信，是一位来自罗马的绅士，在公爵手下当一名枪骑兵首领。“你是怎么办成这件事的？”“巴托罗缪大人向公爵的司库谈起了我，司库大人替我安排了这件事。”马基雅维里微微地扬了一下自己的眉毛。这个男孩不光睡了巴托罗缪的老婆，而且还利用他本人为自己谋得了一份炙手可热的差事，服侍的主人又是公爵的亲信之一。如果他本人和这些事没有瓜葛的话，他也许会觉得上述的情形非常好笑。“命运垂青于那些无所畏惧的人和青年。”他说道。“你将来前途无量。但是让我来给你一些忠告。注意要像我那样避免给自己招来具备小聪明的名声，因为一旦你有了那样的名声，没有人会认为你是个理智的人。注意别人的情绪，进而去调整适应他们。当他们开心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大笑，在他们严肃的时候也能够拉长面孔。不要对愚人谈理智，也不要对理智的人说愚蠢的话，否则就是不可理喻的。注意礼貌，它成本极小但收益却极大。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但是如果你还懂得如何显示自己是如何地有用的话，那将会是加倍地有用；如果你不能取悦于别人，那么即使你能取悦于你自己，那也是毫无用处的，并且记住，相对于鼓励别人实践美德，照顾别人人性方面的弱点更加能够取悦于别人。千万不要与某个朋友过分亲热，以免这个人一旦翻脸成仇时可以伤害到你，也不要把事情做绝，导致一个敌人再也不可能成为你的朋友。注意谨言慎行，你永远可以再多说一句话，但将无法收回一句话。真相是一个人可以挥舞的最危险的武器，所以使用这件武器时要格外小心。几年以来我从未说出我确信的话语，也从来没有相信过我说出的话语。如果碰巧有天我说出了事实的真相，我也会将它隐藏在众多的谎言中，让别人难觅踪迹。”当马基雅维里随口说出这一大堆老生常谈时，他的思维却集中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所以他根本就信口说去，完全没在意自己说了些什么。他明白，一个公众人物可以或腐败，或无能，或残酷，或复仇成性，或摇摆不定，或自私自利，或软弱，或愚蠢，但是却仍然可
在这些将领身上如法炮制了一遍，而且还不用让他花钱置办个宴会来达到目的。帕格洛·渥西尼抗议公爵背信弃义，大声叫公爵回来，但是他已经离开了宫殿，他下令这四位将领的部队必须全部解除武装。奥利维洛托的部队就驻扎在附近，听到消息后大吃一惊，有些人反抗拒捕，于是给当场处决了。但是驻扎在稍远一些地方的部队就幸运一些，他们听到风声，知道他们的主公遭了大难，于是联合起来，杀开一条血路，蒙受了惨重损失之后逃了出去。结果公爵只好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两人的亲随处决，聊以自慰。然而公爵的士兵并不满足于劫掠奥利维洛托的士兵，他们于是开始在城里大肆劫掠。如果不是公爵下了严峻的命令，他们可能会把整个城市洗劫一空。公爵不愿意毁坏这个城市，他要的是一个繁荣的城市来为他创造财富，于是他把抢劫的士兵判处绞刑，整个城市一片混乱，店铺老板们早早地关了门，竖起了栅栏门，诚实的老百姓躲在上了锁的屋子里面瑟瑟发抖。士兵们闯入卖酒的铺子，用剑威逼店主给他们拿出酒来。街上躺着死人的尸首，一些野狗在舐着尸身上的血。第二十九章马基雅维里是跟着公爵来到西尼加利亚的。他度过了心急如焚的一天。独自一个人或不带武器出门是很危险的。如果实在是需要他暂时离开他栖身的寒酸的客栈，他也很小心地带上皮埃罗和他的仆人。他不想被那些容易激动的加斯孔战士杀死，或者更糟糕地，被喝醉了酒的士兵杀死。当天晚上八点钟，公爵召见他。在此之前，每次马基雅维里面见公爵的时候，都有公爵方面其他的人员随侍在侧，或是秘书，神职人员，或是公爵幕僚班子的人。但是这一次，出乎他的预料，带他面见公爵的官员把他领进公爵所在的房间以后，立即退了下去。于是他和公爵头一次单独在一起了。公爵兴致很高。顶着一头深褐色的秀发，带着修剪整齐的络腮胡，红润的面孔，炯炯有神的目光，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英俊。他也许不过是一个狡诈的神甫的私生子，但是他却有着像一个国王一样的仪容举止。像往常那样，他直奔主题。“现在，我帮了你的那些主公一个大忙，把他们的敌人除掉了，”他说道。“我希望你给他们写上一封信，请他们将步兵召集起来，然后和他们的骑兵结合起来，派到我这里来，我们可以一起向卡斯泰洛或佩鲁贾进军。”“佩鲁贾？”公爵脸上浮现出了愉快的笑容。“巴利昂尼拒绝和那些人一道签署协议，在离开他们的时候他说：‘如果切萨雷·博尔贾想要找我的话，他可以带着部队到佩鲁贾来找我’。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那些个签了协议的人不也没有落个好下场吗。但是他克制住自己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摧毁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会耗费执政团一大笔钱，并且他们远远不能做得像我这样干净利落。我想他们可不能忘恩负义。”“我敢确信，他们没有半点这样的意思，阁下。”公爵面带微笑，但是一双狡诈的眼睛，死死地盯住马基雅维里。“既然如此，就请他们拿出诚意来。他们到目前为止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我为他们做的这一切对他们来说也应该值上个十万杜卡特了。他们的义务并没有什么法律规定，只是默契而已，我看他们最好现在就开始履行这些个义务。”马基雅维里很清楚，执政团对于这样一个诉求一定会勃然大怒。他可不想让自己来传递这么一个要求。他很高兴自己早就想好了脱身的办法。“我想我应该告诉阁下，我已经要求我的政府将我召回。我向他们指出，他们在此地应该有一位地位更崇高，授权比我更大的使节。我想，阁下若能够与我的继任谈论这件事，将会更有收获。”“你说对了，我对你们政府拖延时间的做法实在是厌烦透了。现在该是时候请他们下个决心，是和我站在一起，还是与我为敌。我本来应该离开这座城市，但是如果我那样做了，这座城市会陷入一场浩劫。安德利亚·多利亚明天早上就会献出城堡，完事之后我就会向卡斯泰洛和佩鲁贾开拔。我在那里办完事之后，我会将注意力转向锡耶纳。”“法国国王会同意你去占领那些处于他保护之下的城市吗？”“他不会的，我也没有蠢到认为他会同意。我的建议是将它们召集统一在教会的旗帜下。我自己想要的不过就是我的城邦罗马尼阿。”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他不得不佩服此人斗志之旺盛和他确信自己一旦下定决心就攻无不克的高度自信。“没有人会怀疑您得到了命运的垂青，阁下。”他开口道。“命运垂青那些懂得如何抓住机会的人。难道你以为，城堡的主人只愿意向我献出城堡，是一个偶然的，碰巧又是对我有利的巧合，结果让我占了点便宜吗？”“我不会那样认为，这对阁下您会很不公平。看到今天发生的事，我猜想您是早有准备的。”公爵大笑起来。“我喜欢你，书记官大人。你是一个可以与之对话的人。我会想念你的。”他停顿了看上去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带着探询的目光看着马基雅维里：“我差不多真的希望你是在我手下效力。”“阁下真的很有心。但是我对于向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觉得十分满意。”“给他们效力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他们给你的薪水是如此的菲薄，以至于你为了维持你的开支，要向朋友开口借贷。”马基雅维里刚刚觉得来了一个机会可以反驳一下，猛然间他想起了巴托罗缪借给他的二十五个杜卡特。“我不善理财，又性好奢侈，”他带着愉快的笑容回答道，“如果说我时不时入不敷出，实在是我自己的过错。”“你要是为我服务，就绝不会是这个样子。能给一个漂亮的女士找一只戒指，一个手镯或一只胸针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当一个人要讨这位女士欢心的时候。”“我的原则是只找那些随和的和不事招摇的女人来满足我的愿望。”“这个原则只有在一个人可以控制自己欲望的时候才是好的原则。谁又能预料爱情可以在一个男人身上施展多大的魔力呢？书记官大人，难道你就从来没有发现，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佳人时，会是多么地费钱？”公爵用一种嘲弄的眼神看着马基雅维里。有那么一瞬间，马基雅维里不禁不自在地暗中问自己，公爵有没有可能了解到他对于奥莱莉娅的欲望没有能够得到满足呢？但是这个念头一上来，就被他打发走了。公爵要操心的事太多了，犯不着去关心一个佛罗伦萨共和国使节的风流韵事。“我还是宁愿相信我的原则是可行的，愿意让别人去拥有那些快乐，以及为了这些快乐要付出的代价。”公爵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马基雅维里。你也许可以猜想，公爵正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这个疑问只是出于无聊的好奇，而非什么隐藏的动机。这就好像是当你一个人和另一个陌生人在办公室的会客厅一同坐等的时候，你会试图从对方的样子来判断他从事什么行业，职业，他有什么样的习惯和性格一样。“其实我应该想到，你如此敏锐，是不会愿意在余下的岁月中屈为人臣的。”公爵说道。“我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只有上等的智慧才会使人培养出中庸的处世之道。”“难道说你一点野心都没有？”“完全不是这样，阁下。”马基雅维里笑着回答。“我的野心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我的国家效力。”“这正是你所不能获得支持去从事的事情。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一个共和体制里，一个有才能的人是不会受到信任的。一个人能够身居高位，靠的是他的平庸无能，因为只有平庸无能才会使他的同僚不觉得受到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民主政体并不是由那些称职干练的人在领导和统治，而是由一帮子微不足道，不会引起众人恐慌的人们在统治的原因之所在。你知道是什么腐蚀了民主政体的心脏吗？”他看着马基雅维里，似乎在等马基雅维里的回答，但是马基雅维里没有回答他。“妒嫉和害怕。衙门里的那些小人们妒嫉他们的同僚。他们不愿意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获得声望，而是宁可阻止某个人采取某项措施，即使这项措施对于国家的存亡兴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他们也是恐惧的，他们知道他们身边有许多人，正准备用一切手段，包括撒谎和使用诡计来取代他们。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这些人恐惧做错事情的程度要远远大于他们热心去做正确的事情。有人说狗不咬狗，发明这句谚语的人从来没有在一个民主政府中生活过。”马基雅维里保持着沉默。公爵的一番话中有多少真理，他自己是最清楚不过了。他清楚地记得，他目前所拥有的这个官位的竞选过程是如何地激烈，他又是如何惨胜对手，夺取了这个位置。他也很清楚他的那些同僚是如何虎视眈眈地看着他的每个步骤，时刻准备逮住他一不小心犯下的过错，以便让执政团将他解雇的。公爵继续说了下去。“一个像我这样的君主是可以自由地任人唯贤的。他不需要因为要获取一个人的影响力，或者酬谢某个人身后的某个集团的支持，而将职位授予一个不能胜任的人。他不惧怕任何竞争，因为他超然于竞争之上。因此相对于垂青和提拔庸才，他追求的是才能、能量、主动性和智慧。难怪在你的共和国里情况愈来愈坏。衡量一个人是否应该升迁至某个职务要看的是他的才能是否能够称职。”马基雅维里浅浅地笑了。“阁下如果允许的话，我想提醒一下阁下，一个君主的青睐是臭名昭著地不可靠的。君主的意愿可以将一个人捧上天，也可以将一个人踩在地上。”公爵不禁也给逗乐了，坦率地笑了起来。“你在想拉米洛·德·罗尔卡这个人了。一个君主必须懂得如何奖赏及如何惩罚。他的赏赐必须是慷慨的，惩罚则是严厉的。拉米洛犯了可憎的罪行，他死有余辜。如果他在佛罗伦萨的话又会怎么样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对他被判处死刑不满，也肯定有一些人会出来为他说情，因为他们从他的恶行中获得了利益。执政团最后会犹豫不决，到了最后他们会把他当作一个使节派遣到我这里或法国国王那里。”马基雅维里大笑。“相信我，阁下，执政团方面要派遣到您这里的使节人品上无可挑剔。”“他也许会让我无聊厌烦到极点。毫无疑问，我会想念你的，书记官大人。”说到这里，好像是有个念头突然浮上心头那样，他对马基雅维里露出温暖的笑容：“你为什么不加入我的团队？我会委托你去做一些用得着你敏捷思维和宽广阅历的工作，并且，你会发现我会慷慨地酬谢你。”“对于一个为了钱而背叛自己国家的人，你又可以多放心呢？”“我没有要求你去背叛自己的国家。通过为我服务你可以更好地为佛罗伦萨服务，你所能够做的事要比作为第二厅的秘书能做的多得多。不少佛罗伦萨人为我服务，我相信没有人是后悔的。”“美第奇的追随者们在他们的主公被逐的时候，为了谋生，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也不完全是。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也没有高傲到不接受我的聘请的地步。”“艺术家。他们愿意为任何一位赞助人服务。他们不是负责任的人。”公爵回答马基雅维里的时候，盯着马基雅维里的眼神中还是带着一片笑意。“我在伊莫拉近郊有一处庄园，那里有葡萄园，有可以耕种的农地，草场和林地。我愿意将它送给你，我想这处庄园为你带来的收入，可以是你在圣·卡西亚诺那几英亩可怜兮兮的土地能够产出的十倍。”伊莫拉？为什么切萨雷会想到这个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马基雅维里的心头又一次飘过一片疑云，莫非公爵已经知道了他那对奥莱莉娅徒劳无功的追求？“圣·卡西亚诺那几英亩可怜兮兮的土地在我们家庭里面传承了有三百年，”他尖酸地回答道，“伊莫拉边上的庄园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别墅是新的，非常漂亮，盖得也结实。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避暑山庄。”“阁下，我不知道您要说什么。”“我准备把阿加皮托派往厄比诺去当总督。我知道依你的才能你是最适合接替阿加皮托成为我的首席秘书的人。但是我如果如此安排的话，你就会与佛罗伦萨派来接替你的人展开谈判，那会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我准备派你去担任伊莫拉的总督。”马基雅维里一下子觉得心脏停止了跳动。这可是个重要的职位，一个他从来想都不敢想的职位。时不时地佛罗伦萨也会兼并一些城邦，但是共和国派去管理这些城市的人都是出自豪门，或是有着广泛和深入的人脉，如果他担任了伊莫拉的总督，奥莱莉娅会自豪地成为他的情人，另外，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可以很容易地找出一个借口将巴托罗缪打发到别的地方去。现在看来，公爵做出这样一个许诺，如果他完全不知道前些时间围绕着他和奥莱莉娅的那些事，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他又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呢？马基雅维里面对着当下的双重诱惑，但是内心还是无比坚定，不为所动，想到这一点，他也不禁为自己叫好。“我热爱自己的国家，胜于自己的灵魂，阁下。”瓦伦丁诺公爵是不习惯于碰钉子的，马基雅维里心想，公爵应该会生气地挥一下手，让他走人了。出乎预料，公爵无聊地玩弄着胸前的圣·米歇尔勋章，仍然沉思着看着他。当公爵再次开口讲话时，好像时间过去了很久。“我一直是和你开诚布公的，书记官大人，”公爵最后开口说话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容易被欺骗的人，我也不会浪费我的时间企图去欺骗你。我会把所有的牌都放在桌上。一旦我向你透露了我的计划，我也不会要求你为我保密；另一方面，你也不会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因为没人会相信我告诉了你这些。执政团会认为你只不过是想通过呈送你自己的臆想而非事实来提高你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公爵只是停顿了一小会儿。“我对于罗马尼阿和厄比诺的掌控是牢固的。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掌握卡斯泰洛、佩鲁贾和锡耶纳。比萨对于我来说完全是唾手可得。我要是想拿下卢卡，卢卡也会是我的。如果佛罗伦萨周围的城邦全部被我控制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无疑是危险的，但是我们还有和法国的条约。”马基雅维里的回答看上去逗乐了公爵。“一个条约是两个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而签订的。在条约的某些条款不再是有利的情况下，一个谨慎和明智的政府应当摒弃这个条约。如果我向法国国王建议，如果他默许我夺取佛罗伦萨，我拿到佛罗伦萨之后，我会愿意与他一起进攻威尼斯，你觉得他会怎么说？”马基雅维里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他心里太清楚了，路易十二为了利益是不会犹豫牺牲自己的荣誉的。他用了一些时间去思考，然后回答公爵。他回答时带着慎重的态度。“阁下如果认为佛罗伦萨可以用很小的代价攻取，那么你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将为了捍卫我们的自由战斗到死。”“你们可以凭借什么呢？你们的公民一向忙于挣钱，从不愿意训练自己去保家卫国。你们一直是用雇佣军来为你们打仗，以便于你们都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你们的事业。这是愚蠢的！雇佣军上战场打仗，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些个钱。但那些钱不足以让他们为你牺牲生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卫自己就注定要灭亡。而要做到具备自卫能力，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自己的公民中间招募士兵，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但是你们这些佛罗伦萨人已经做好准备去承担这些牺牲和责任了吗？我不这么认为。你们是由一帮子生意人来治理的，一个生意人的想法永远是不惜代价达成协议。他们要的是短期的利润和回报，现时的和平，即使蒙受耻辱和冒日后大灾难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你的李维教导你，一个共和国的安危系于组成它的人们的诚实和正直。你们的人民软弱无能，你们的政府是腐败的，就应该灭亡。”马基雅维里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他无话可说。公爵把道理讲得非常透彻。“当前西班牙已经统一，法国人也已经摆脱了英国人。小国家可以维持他们独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的独立是个假象。因为这些独立不是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他们之所以还算拥有独立，是因为维持它们的独立暂时还符合各个大
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蒋记王朝第六章国民党分家
汪精卫又回来了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失控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迁都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虎，1950年生；四女儿是1953年生的；小女儿属鸡，1957年生的。现在你们这一辈儿呀，还有像我的这些女儿们，生了孩子都觉得哎呀多美呀，有个小宝宝。我那时候生哪个孩子都是：“哎呀，怎么又让我生孩子!”生孩子是负担。没想生，说家里穷也好，没有劳动力也好，不要生孩子，可没办法，也不懂怎么避孕，没那说法，医学上也不许可避孕，你能生就生吧。跟男人一沾边儿就能怀上孩子，身体又好，又没病。比如我生小五的时候，是在宁夏马家滩，是旷野荒郊了，我在外边出差，那时我就不想要她了，可那是回族自治区，必须得党委批准才能不要呢。她为什么叫“多余”呢？就是多余多余。后来她长大一点，也挺好的，长得最漂亮的就是这最小的，我们现在还叫她小余子小余子。那时候根本不能带家眷，所以我怀了孩子。回家来生，生完，满月不到就又接着走。孩子都是奶奶带。或者奶奶家里请了人帮着带。奶奶对我真好，是真善良，真疼我。给我做鞋，把这孩子都带起来了。所以现在我孩子跟我不亲。就说你没带过我，都是奶奶带的。后来奶奶没有了，怎么办呢，北京要是请人的话，我工资又那么低，我就把小女儿带着，一边上班一边带着。我在胜利油田时一个月才挣50多元，奖金补助的什么都没有，我每月往北京给孩子寄40元，那人(指丈夫)什么也不管。我这几个孩子，学习各方面都挺好，都挺要强的，差不多现在都是高工，还有的去法国留学，都还不错。
6.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
臻：我现在学佛，我皈依好多年了，差不多近十八九年了吧。为什么学佛呢？我后来退下来了，没事了，总得找点事情干吧。再说咱们满族人不就是以佛学治国的吗，你看过去家家都有佛堂，从顺治朝起就以《大乘无量寿经》治国，后来不知道哪儿触犯了慈禧，不让读这经了，可是到宣统还是学这个。我们学的是净土宗，这是国家支持的。我一人，经济上也不紧，我有房子，有票子，有老朋友，就差老伴儿，老伴儿大早就走了，我觉得还挺充实。我订了很多报纸，我有经书，我研究这些，《认识佛教》我看过三遍。因为我是学佛的，我就要清净下来，什么都不想。吃饭也很简单。我把以前的一些书，还有技术书、文学方面的，都收起来，存放在那边去了。我这儿摆的都是佛学方面的书。如果你研究什么需要佛学的东西，就到我这儿来找，我还一箱子呢，这是我随时看的，只要我到哪个庙里去，他们就给我一摞书，有时我不要，我嫌往回带沉。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如果你认为佛学是迷信，那就是你迷信。最好你能认识一下。信佛的纲领就是五句话，叫作“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用这来指导工作、生活和处世为人，心里就坦然、舒服，我就用这个原则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现在印名片上贴着相片呢，因为我有作品，他们也喜欢我写的，因为我一贴上爱新觉罗，盖上我的满族那个章，这品位就高了，所以就有人冒充爱新觉罗。你看这幅，这是我用3年时间做的，篆刻心经。心经是六百部大波罗经的精华，学佛的人差不多都会背，我用的是小篆，可是为了让一般人都认识，又用了一些楷书的笔体，这就是我的风格。我签的是满文，爱新觉罗·毓臻。这件作品刊登在《法音》1992年第12期创刊百期号的封面上，很多人见了都喜欢，都来问我要，我都无偿地给他们印，结缘么。三、“府门儿”风雨毓蕴口述时间：1999年10月27日地点：北京南沙滩毓蕴家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毓蕴，也名毓蕴华，出生于1918年，她是恭忠亲王奕訢59的曾孙女，著名画家溥心畬的侄女，本人在画界也颇有名气。辛亥革命后，满洲皇族中以画家、书法家著称者不计其数，仅《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注60一书收录的近支直系宗室后裔中的女书画家，就有十余人，还未算上远支与嫁给爱新觉罗之后冠以夫姓的人。但毓蕴老回顾一生，最看重的不是自己在绘画上的成绩，而是以她那样的家庭背景而脱离家庭参加革命的经历。这与她父亲在恭亲王府中的特殊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我接触过的很多爱新觉罗后裔不同的是，毓蕴老对自己出身的家庭、环境乃至她那位大名鼎鼎的画家伯父溥心畬的为人，都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她对她那因“服中生子”而过继出去的父亲溥佑的行为以及恭王府对她一家人的冷漠等的叙述，与她兄长毓崟在诸篇采访中的讲述，构成有趣的对比。这样客观和直率的态度，随着清宫“辫子戏”的红火和清史学界对此的推波助澜，以及人们越来越讲究“为尊者讳”的今天，已经越来越罕见了。我与她虽然只有一面之交，但她身上那种冷峻峭直的气质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因此对她怀有一种特别的尊重。毓蕴老见多识广，仅仅跟随她的伯父溥心畬学画一段，就有很多心得，但这篇口述所录只是些片断，她最想讲述的解放初期参加革命的经历尚未述及，十分可惜。当时没有把这份口述做完，固然也有忙于出国访学等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我对自己一度丧失信心，我曾几次因为找不到这项工作的意义而打算放弃，待最终决定拾起重做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一切都已无法弥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应该记取的沉痛教训。恭亲王奕后代：长女荣寿固伦公主(1854—1924)，被慈禧认作己女，按固伦公主待遇。长子载澂(1858—1885)，郡王衔多罗果敏贝勒，享年28岁。嗣子溥伟，载滢嗣子。次子载滢(1861—1909)，1868年出继忠郡王奕詥为嗣，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享年49岁。长子溥伟(1880—1936)，过继与长子载澂，袭恭亲王。次子溥儒(1896—1963)，著名书画家，清亡后改名溥心畬，其诗、书、画与张大千齐名，故后人将两人并称为“南张北溥”。三子溥僡(1906—1963)，著名书画家。三子载浚，早殇。四子载潢，早殇。溥佑本应该排在溥儒之下，为载滢第三子，由于是“服中生子”而被过继出去，所以《爱新觉罗宗谱》中没有他的名字，而将溥僡作为第三子。又按：我对毓蕴老的访谈是在北京城北郊南沙滩的某工厂宿舍进行的，那是她女儿的住所，她的女儿也加入了谈话并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特此致谢，并先录她女儿的一段话作为开头。毓蕴之女：上回楚云注61和我们说了您要来的事以后，我和母亲把情况谈了一下，先从思想上捋了捋。说实在的，我妈整个的经历，这几十年也挺不容易的。原来自己手好的时候，老说还想自己写写什么东西，后来呢也不可能了，拿笔也拿不了了。要是有人采访采访，给写一写，也挺好。我母亲是想把重点放在解放初期参加革命以后，因为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毓蕴(以下简称毓)：如果说这个我就滔滔不绝。毓蕴之女：过去是那么一个家庭背景，后来等于是背叛家庭也好，是脱离家庭也好，就参加革命了。而且在解放初期还是地下党的时候，就参加党组织了，后来一直就在党校学习。爱新觉罗家族里面像这样儿的没有几个，就我母亲，还有我舅舅，就他们两个人。启骧也是，启骧他是后来的注62。爱新觉罗家族里边入党的人不多，寥寥无几，而且这些人还都是搞书画的，搞艺术的。我母亲参加革命以后，就等于脱离这个家庭了。过去受家庭的影响也不是特别深刻。您想详细了解我们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情况，过去的生活怎么奢侈腐化呀，怎么没落呀，这方面我们也知道一些，可是了解不是特别多，也没有受到什么腐化。定：您也看过我写的这本书(《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我不是要批判爱新觉罗家族怎么奢侈，也不是对皇室的生活特别感兴趣。我就是想听听你们这些老人的故事，你们自己一生的故事，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你们这些人的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您参加革命的时候多大岁数呀？毓：大概没有30岁吧，解放初期的时候没有30岁，就参加市委办的党员干部学习班，党校第二期。出来以后就等于党员干部，由市委分配在各个工厂。所以说后面一段经历印象非常深刻。定：对这一段我也觉得挺有兴趣，可是我们只能从头聊起，不能从半截说起对吧。您参加革命也得有一个背景是不是？所以我不问您的背景也是不可能的。您从您小的时候说起好吗？毓：说的时间太长了我就腰疼，昨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你得多提醒提醒我。定：您又不是作报告，咱们就闲聊天，关键是您别紧张。
1.我父亲是“服中生子”
毓：我是老北京，1918年出生的，出生在西城，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过西城，几代人了。平时我就不出去，唯一出去就是笔会。定：西城什么地方，您还记得吗？毓：跟我说过，我没注意，哪儿生的怎么回事都没注意。对过去的事，我以前根本不入脑子。反正不是出生在那种大宅院里。我父亲是过继，他不是府里的公子哥儿。他已经受公子哥儿的影响了，但在实质上，他不是什么王爷的后代了。他是过继出来的，是服中生子，服中生子是犯罪，为什么他得过继出去呢？为蒙混这个。注63定：怎么回事我不太明白。毓：这就得从恭亲王开始说，恭亲王有四个儿子，二儿子载滢是我祖父，可我都没瞧见过。这儿都有家谱，你要让我背我背不下来。毓蕴之女：这儿有个表呢，你看啊，这是一代、两代，第三代这是恭亲王，恭亲王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载澂，然后载滢、载浚、载潢，这是他四个儿子。二儿子下边又有这么四个儿子，溥伟、溥儒、溥佑、溥僡。毓：溥儒就是溥心畬注64，溥佑就是我父亲。他这四个儿子都是亲生的儿子，为什么就把我父亲过继出去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是服中生子。正好穿孝的时候生的他，可是穿的是谁的孝，我还弄不清呢，是穿他父亲的孝呀，还是穿祖父的孝呀？注65他祖父就是恭亲王啊，就是六爷，老六，那时候权势相当大的，几个府里头他是挺有势力的，那不得了，这是您都知道的历史。六爷死的时候，那时候穿国孝。可是儿子哪能随便给人家呀，所以找的也是爱新觉罗，宗室，这是不能给外边的。那会儿生孩子都得报宗人府，就要上那《玉牒》，将来好袭缺呀，可我父亲就没户口。后来出过一本书，写什么恭亲王家中的黑户口，说的就是溥佑，就是我父亲。注66定：那您父亲就没上那《玉牒》？毓：没有没有，后来也不兴啦，后来去哪儿上去呀？宗人府也没了，谁还追随那个？我父亲对那个不在乎，爱上不上，有的玩就行了，更自由了，他母亲又管不了他。定：您知道您父亲哪年出生的吗？毓：我不记得，那(家谱)上面有。定：把他过继给谁了呢？毓：那一大串的名字，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找的一个穷人家儿的，就是一个老太太，也不是顶有钱的，明儿好再回来呀！注67他就想完了事以后呢，过一时期再回来。这老太太家等于是来了一个财神爷，小祖宗似的，都惯着，他想怎么就怎么着，不念书就不念书，玩儿就玩儿，成天玩。会玩儿着呢，养狗、养猴儿。那真是公子哥儿。就说养的那猴儿，那猴儿啊淘气，那院子不是有好几重么，不是有那二门么，木板子做成的，上头有油漆彩画什么的，这不是有柱子么，那猴儿啊跑到那个架子上去了，吊着柱子玩呢。正赶上进来一个生人，结果，嗬，跑到人家肩膀上去了，它也怕人啊，哎哟撕人家，拽人家。吓得(家人们)赶紧把那猴给拿住了。这是我小时候他跟我说的。过继后他就逍遥法外没人管他了，没人管他，没人盯着教训，他就随心自然发展。他听人说跟地下刨一坑把人埋到这儿，人就死了，他就想实验实验，把跟他一块儿的小伙伴，就是陪着念书的书童吧，实际他也不念书，他就玩，给穿上衣裳，系上根绳儿，就把人家埋起来了，还有人伺候他，往里铲土，这不就等于活埋人嘛！正赶在这时候我的祖母去了，就是他的亲母亲，看他去了，看见他刨坑埋人，老太太直掉眼泪，说你看我儿子怎么这样呀，你们赶快把我搀出去吧。后来老太太也没有再来，他就那样，想入非非，什么都想体验体验。另外呢，他有好多的嗜好。就是跟社会上那些人学了很多，当时环境不怎么好，给他养成坏习惯，抽烟，养猴，养这个养那个……所以说是当时的环境，是社会上给他造成的。抽大烟，那会儿大烟不像现在这毒品这么厉害，那会儿好像是平常的事，抽香烟似的。家里富裕点儿的抽大烟的很多，基本都抽，教育跟不上，挺随便的，所以那会儿人受毒腐化的很多很多。定：他多大开始学抽大烟的？毓：那我就不知道了，他也是逐步逐步(沾染)上的。他就是那样生活。注68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俩是怎么结的婚呢？是有一个老师，姓白，这边教过我父亲，那边又教过我母亲，好像这个老头给这边也教馆，给那边也教馆。合着都是他的学生。定：就是说也在您父亲家里教，也在您母亲家里教是吧？毓：是把老师请到自己家里头去。老师对我父亲也无可奈何，让你好好学，让你作诗，你也作不下去，你就别闹得了，你就别埋人得了。我母亲比我父亲学得好，比父亲念书念得多，写的大字都挺不错，还留着呢，后来没有了。我母亲真是过去的旧式家庭，学什么规矩，学什么贤妻良母。可是我父亲还有一个女朋友，拿现在来说叫女朋友，那会儿叫外家。我也没看见过，他也不回家，没钱了就找他妈(指亲妈)要钱去。他妈那会儿也没什么办法呀，也没有很多的钱。那府里已经慢慢衰退了，穷了。没有进项就卖点儿字画、卖点儿古玩。老太太就是还有点儿东西。就给他一块石头、一块玉、一个赑屃啦，粉色的，挺好，那么大一块，还有什么坠儿，那也是早就存在手底下的，我父亲就拿着出去当了，卖了，那时候也不值钱。我父亲拿钱就给那女人送过去，跟人家花花，在那儿住。那儿也无所谓家，人家也不承认他，人家还有一家人呢，跑到人家家庭里去那是干吗呢那是！后来跟那儿好几年，人家不要他了，人家也穷，后来老太太就是我的祖母病死了，不能给他大量的钱了，他就回来了。那会儿我哥哥都十几岁了，我也有十岁了。我母亲始终也不去。定：您知道不知道您祖母是什么人？毓：她不是大福晋，她是侧福晋，你知道什么是福晋吗？定：福晋就是夫人啊，王妃啊。侧福晋就是他的侧室。……您见过她吗？毓：就是见过也很渺茫了。2.恭王府中
定：那您父亲后来回没回恭亲王家呀？毓：在那儿(指恭亲王家)就是我和我哥哥。我们在(与恭王府的)关系上，逐步地感情比过去浓厚了，谁敢不服？如果想以武力服人，我楚国以方城山为城，以汉水为池，请尽管放马过来好了。”第二次口舌之争，齐桓公又没占到便宜。《左传》记载，齐桓公带领八国联军讨伐楚国，以双方和解而告终。屈完代表楚成王与各诸侯国签订了盟约，史称“召陵之盟”。对于这件事，历史上很有些争论，有人认为召陵之盟意义非凡，有人认为齐桓公这次南征是无功而返，或者成效甚微。现将正、反两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评论简述如下。反方观点认为：楚国于春秋年间不断向北扩张，争夺中原，消灭了靠近楚国的吕、申、息等小国，而独蔡国延存，是因为蔡国死心塌地臣服于楚国，并且为虎作伥，成为楚国“有事”于中原的工具。从地理位置上看，蔡国既是楚国进出中原的捷径，也是楚国抵御中原各国进攻的屏障，所以要讨伐楚国，必先讨伐蔡国，拿下这块兵家必争之地。按照这种观点，齐桓公伐楚的最大收获在于击溃蔡国，斩断了楚国在中原的爪牙，但是对于楚国本身没有丝毫的影响。楚国反而在召陵之盟后变本加厉，加快了侵并中原的步伐。因此，召陵之盟的意义十分有限，远远不及后来晋文公在城濮一战中大败楚军的意义。正方观点认为：“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遇上“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可谓是棋逢对手。八国联军在陉地驻兵数月，楚军一直按兵不动，只派了屈完来谈判，寥寥几句，双方便息兵罢战，是因为双方都认识到打下去是两败俱伤，谁也占不到便宜。齐桓公远居山东，因其地理位置所限，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平定北方的狄、戎之乱，无暇顾及南方。但是他仍然关心中原安危，为了解除中原诸国的心腹大患，不远千里跑到南方来讨伐楚国，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而且齐桓公南征的战略目标，不在于使楚国屈服（这点显然做不到），而在于打击蔡国和坚定郑国抗战的决心，确保天子脚下的这片净土不受楚国的侵犯。达到这个目的，他的任务就算是完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我看来，齐桓公和管仲最值得肯定的一点在于，他们虽然有志于称霸诸侯，而且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却很少真正付诸刀兵，更多的是采用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这种做法，不但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理念不谋而合，而且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召陵之盟后，八国联军自楚国边境撤退，一路迤逦北行，顺便将被俘的蔡穆公释放回国。其间发生了两件小事。第一件事，许穆公在军中病逝。前面说过，许穆公娶了宣姜的小女儿为夫人，而齐桓公娶了宣姜的大女儿为小妾，所以两个人是连襟。许穆公对齐桓公这位姐夫可以说是唯命是从，而齐桓公对这位穷亲戚也不薄：许穆公本来是男爵，在他死后，齐桓公命人以侯爵的规格为他举行葬礼，算是对他鞍前马后效力的奖赏。第二件事则有点复杂。联军部队中，陈国的重臣辕涛涂找到郑国的大夫申侯，说：“如果大军取道陈、郑两国之间回师，则贵国和我国都要供应粮草物资，负担十分沉重。如果大军能取道东方，自海滨回师，就不会有这些麻烦。”申侯听了，说：“这主意不错，您去和齐侯建议一下嘛。”辕涛涂便跑去向齐桓公说了，齐桓公觉得走海边看看风景也好，表示同意。没想到，申侯这家伙听到大军改道而行的消息，也跑去找齐桓公，装作很惊讶的样子说：“唉呀，您怎么会下这样的命令呢？大军劳师远征，已经很疲惫，如果再绕道海边，万一遇到夷人袭扰，恐怕难以抵挡。还是取道陈、郑两国之间，物资粮草的供应都有保障，才是万全之策啊。”申侯这么一说，齐桓公立刻明白自己上了辕涛涂的当。他很感慨：同样是诸侯的大夫，为什么辕涛涂这么阴险，而申侯这么厚道呢？于是他把郑文公给找来了，一是宣布大军将接受郑国的热情邀请，从郑国过境，请郑国准备充分的粮草物资供应；二是告诉他申侯这位同志很不错，要提拔重用，请郑文公把虎牢赏给申侯作封邑。前面说过，虎牢就是制的别称。当年武姜要求郑庄公把制封给弟弟段叔，郑庄公犹且不肯，说了一大堆理由来推搪。现在齐桓公要求郑文公把虎牢封给申侯，郑文公心里一万个不乐意，却也只能表示同意。一句话，一座城，齐桓公还真是慷慨——慷别人之慨。因为这件事，齐桓公派人把辕涛涂给抓了起来。大军回国之后，他仍然觉得不解恨，又于当年冬天组织了七国联军讨伐陈国。陈国立刻表示认错，齐桓公索取了一笔军费开支后，才将辕涛涂放回陈国。辕涛涂深恨申侯的无耻行为。被释放之后，他到郑国去看望申侯，看了他的新封邑虎牢，赞不绝口，建议申侯加高城墙，把虎牢建设得漂漂亮亮的，好让子孙不忘记申侯的功德。申侯好大喜功，果然照办。这边，辕涛涂又对郑文公咬耳朵说：“申侯加高虎牢的城墙，恐怕是有了叛逆之心吧。”郑文公莫明其妙丢了一座虎牢，本来就对申侯不满，听了辕涛涂的话，意见就更大了。【春秋首霸是怎样炼成的】八国联军南征楚国，虽然没有占到楚国人任何便宜，却仍然让“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楚国人深受震动。联军撤退后，楚成王根据盟约的协定，派人前往王都雒邑，向周天子进贡地方土特产和金帛。这一举动，意味着楚国改变了多年以来秉承的“去中国化”政策，而转向“入中国化”政策。很多年以来，楚国就以蛮夷自居，倚仗国力强横，根本没有把周王室放在眼里。这次前来朝贡，可谓是破天荒头一回。可想而知，周惠王对此十分高兴，不但热情招待了楚国使者，还命人分给楚国祭肉。按照周礼的规定，祭肉原则上只分给周王室的兄弟之国，不能分给异姓诸侯。如果分给异姓诸侯，也只能分给二王之后，也就是周朝之前的夏、商两个朝代国君的后人，以示尊重。给楚国人上祭肉，这一礼遇高得实在有点吓人，恐怕连楚国的使者都觉得受宠若惊。周惠王一时高兴，还不忘吩咐一句：“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意思是要楚国镇守南方，弹压蛮夷诸族，不要让他们入侵中原。这一句话让机敏的楚国人如获至宝，拿着鸡毛当令箭，更加有恃无恐地在南方扩张势力。据《史记》记载，周天子说过这句话之后，“于是楚地千里”，楚国人洗脚上田，楚国一跃成为实至名归的南方大国。按理说，楚国这次主动向周王室示好，应该归功于齐桓公。如果不是他带着八国联军讨伐楚国，让楚国人感受到来自中原的压力，楚国人才不会搭理什么周天子。但是，周惠王此时不但不领齐桓公的情，反而因为一件家事和齐桓公闹得很不开心。这件事说来还是因为“以少陵长”引起的。前面说过，当年郑厉公跑到王城去打探王室的情况，正好遇上虢公、晋侯朝觐天子，三个人做了一件好事，促成了周惠王与陈国公主的婚事，将一个叫陈妫的女人娶到王室来了。这位陈妫，在历史上被称为惠后。惠后深得周惠王宠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带，也就是王子带。周惠王爱屋及乌，想立王子带为大子，而废除原来的大子郑。大子郑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于是向当时中原的霸主齐桓公求援。齐桓公当然很乐意帮大子郑这个忙，这笔政治生意简直是一本万利，即使没有管仲的教导，他也会主动去做。但是如何才能使周惠王放弃废长立幼的念头呢？人家好歹是天子，废长立幼又是内政，齐桓公纵使强势，但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干涉天子的家事呀。这个时候，还是管仲给他支了一个高招：会盟。据不完全统计，自公元前681年齐桓公首次举行北杏会盟以来，终其一生，总共举办了十五次诸侯会盟。会盟成为了齐桓公实施霸业的主要手段，其作用远远大于军事征伐。欲修霸业，会盟；讨伐不臣，会盟；扶危救难，会盟；讨伐楚国，会盟；与楚国息兵罢战，会盟；这次干涉王室内政，还是会盟。齐桓公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雒邑，对周天子说：“天下诸侯在卫国的首止举行会晤，请您派世子参加，以体现您的关心和厚爱。”周惠王没办法拒绝这一邀请。《春秋》记载，“公（鲁僖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而《左传》进一步阐释说：“会于首止，会王大子郑，谋宁周也。”直接指出，这次首止会盟的目的就是想平息周王室的继承权之争。会议开得很轻松，既不讨论卫国重建，也不讨论防御楚蛮，和我们现在的很多会议一样，以游山玩水为主要议程，顺带开会学习。各国诸侯众星捧月一般陪着世子郑，白天举行酒会请他坐中间，他不举杯大家也不举杯；晚上看文工团演出请他坐第一排，他不鼓掌大家也不鼓掌；齐桓公更是早问安，晚问寝，让他好好过了一把当王世子的瘾。说实话，自周平王东迁以来，也没有哪一任周天子享受过众诸侯的如此抬爱。齐桓公这样做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世子郑作为周王室的继承人来参加会议，而且享受这般尊荣。周惠王想要更换世子，就得三思而后行了。所以，这次会议虽然是游山玩水，其目的却不在山水之间。玩了十几天之后，总算正儿八经坐下来开了一次会，干啥？做会议总结——会议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总结还是要有一个的，否则没办法对史官交差。这时候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周惠王意识到了齐桓公此举的真实用心，派大臣宰孔找到郑国的国君郑文公说：“您是天子非常倚重的诸侯，怎么也跟着这些人瞎起哄呢？”郑文公这个人没主见，一听说天子非常倚重他，心里就热乎乎的，脑子也热乎乎的，“我这也是随大流……”宰孔打断他的话说：“您怎么能随大流呢？您想想，当年您的父亲郑厉公奋力勤王，立下盖世奇功，天子至今仍然念叨他的好处。您作为他的儿子，也应该像他那样特立独行，卓然不群，要有自己的思想，而不应该受人摆布，东摇西晃。”郑文公一时无语。宰孔接着说：“您别看齐侯现在神气活现，动不动就把诸侯叫到一起开会，当年您父亲在世时，根本没把他这一套放在眼里。您肯定还记得那一年，因为您父亲没去朝见他，他还恼羞成怒，不顾国际公法，将前去访问的贵国大夫叔詹给扣留起来了。这完全是流氓行为嘛！”郑文公听得热血沸腾，但很快又低下头来，喃喃道：“话虽如此，今时不同往日，齐侯霸业已成，天下诸侯，莫不依附于他，以我郑国之力，怎么敢和他较劲？”“这事您别担心。”宰孔拍拍他的肩膀说，“天下并非他齐侯的天下，诸侯也并非齐国独大，西方的晋国、南方的楚国，都足以和齐国抗衡。天子说了，只要您听他的招呼，别掺和这次大会，他会叫楚国、晋国都支持您，齐国也拿您没办法。”很显然，天子这话说得有点大。但是郑文公听了，却如同打了一针鸡血，当场决定逃离首止，不参加会议总结。郑国大夫孔叔连忙阻止说：“身为一国之君，怎么可以如此草率行事？这样做必定失去别人的援助，失去援助则祸患很快就要降临。如果等到祸患降临再回过头来求人家帮忙，乞求结盟，恐怕就亏大了，您一定会后悔。”郑文公听不进去。他来参加会议的时候，按规矩带了一支部队随行；他急急忙忙逃离首止，又怕齐桓公发现，干脆将部队留在首止，自己仅仅带着几个随从跑回郑国去了。说起来，这不是他第一次干这样的事。早在公元前660年狄人入侵卫国的时候，郑文公也派了一支部队前往黄河驻防，防止狄人顺势入侵郑国。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高克是郑文公非常讨厌的一个人，平时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修理他，等他带兵驻防黄河，郑文公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整人的损招：只给高克出兵的命令，不给他回师的命令。结果几千人的部队在黄河边上驻守了几个月，没等到狄人入侵，又没有后续指令，军粮吃光，就一哄而散了，高克也只好逃到陈国避难。《春秋》记载这件事，只用了四个字：“郑弃其师。”一个弃字，令人扼腕叹息：这个人难道真是郑厉公的儿子吗？齐桓公这次干涉天子内政，可谓有得有失。得，是确立了王世子郑的地位，以后世子郑即位，周王室就会成为齐国的铁杆大旗；失，是得罪了现任天子周惠王，周惠王因此胳膊往外拐，与第一次前来进贡的楚国发生亲密接触，并且帮助楚国从内部分化齐桓公的幽地同盟，成功地促使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暗中投向楚国的怀抱。楚国与郑国的暗中勾结，郑国大夫申侯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申侯原来是申国人，侯是他的名字。当年楚文王灭掉申国后，将申国改为申县，申侯投靠楚文王，以其能说会道，深得楚文王宠信。楚文王既爱申侯之才，又很了解申侯的毛病，临死时把他叫到身边，给了他一笔钱财，让他逃离楚国，并且说：“只有我最了解你，你这个人爱财如命，难以满足，从我这里拿了不少钱财，我都不怪罪你。但是我的儿子不会这样对待你，恐怕迟早要拿你开刀。我死之后，你立刻离开楚国，寻找新的依靠。”楚文王死后，申侯逃到了郑国，又受到郑厉公宠信，一直在郑国担任大夫。现在郑国在天子的斡旋下，有意与楚国交好，申侯有过在楚国做官的经历，自然成为双方牵线搭桥的最理想人选。有了天子的支持，楚成王抓紧分化中原诸国，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召陵之盟后的第二年，公元前655年，他派令尹子文带兵进攻弦国。弦国是个小国，与周边的江、黄、道、柏等小国都有亲戚关系。江、黄等国这几年被齐桓公、宋桓公外交拉拢，与齐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弦国国君因此认为自己攀上了齐国这棵大树，可以不再听令于楚国。去年的八国联军讨伐楚国，更让这些小国家看到了齐桓公这位中原霸主的实力，越发没把楚国放在眼里。楚成王讨伐弦国，一方面是为了杀鸡儆猴，警告原来仆从于楚国的小国家，不要以为变了天，从此可以当家做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敲山震虎，试一试周天子命他镇守南方这面大旗的功效。弦国在楚国的军事打击下，很快灭亡了。弦国国君逃亡到黄国。公元前654年，齐桓公纠集鲁、宋、陈、卫、曹等诸侯，派兵讨伐郑国，包围郑国的新密。这次讨伐郑国的罪名有二：一是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二是郑国没有征得齐国同意就加高新密的城墙，意在防御诸侯的进攻，图谋不轨。楚成王倒是个很仗义的人，立刻派兵进攻许国，以救援郑国。这一招很见效，齐桓公不忍心抛弃幽盟中的这位小弟弟，只好放弃进攻郑国，转而率领诸侯救援许国。齐、楚两个大国，第二次狭路相逢，大战一触即发。但是，万众期待的齐楚之战再次令人失望，楚成王主动选择了回避，将军队撤至武城观望。自从有了周天子的支持，楚国分化中原诸国的战略，实施起来就很得心应手了，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必要和齐桓公真刀真枪地干上一仗。等到齐桓公的大军一撤，在楚国的铁杆拥趸蔡穆公的劝说之下，许男（许国国君）亲自跑到武城的楚军大营，向楚成王认罪投诚来了。据《左传》记载，许国的这次投诚，搞得非常有声有色：许男反绑双手，嘴里衔着一块玉璧，许国的大夫们则披麻戴孝，士族人士抬着一口棺材，跟在许男后面。这支队伍缓缓穿过楚军大营，一直来到楚成王的中军大帐，齐刷刷地跪下。楚成王自幼生活在南蛮之地，没见过这种中原文化的大阵势，搞不明白对方什么意思，只好偷偷地问大夫逢伯。逢伯倒是很博学，回答楚成王说，当年周武王灭商，商纣王自焚，纣王的哥哥微子也是用这种方式向周武王表示投降的。对此，周武王的做法是亲自给微子松绑，接受了玉璧，举行除凶趋吉的仪式，烧毁棺材，以礼相待，并且让微子及商朝遗民仍居住在原来的地方，建立了宋国。楚成王暗自吐舌头，庆幸自己问了一下，否则还不知所措，要让中原人贻笑了。他照着逢伯的指点，将周武王对微子做过的事，对着许男做了一遍。许国君臣感恩戴德之余，对这位传说中的南蛮君主不禁另眼相看：人们都说楚人文身断发，茹毛饮血，不懂礼仪，现在看起来，完全不是那回事嘛！许
欧美精品VIDEOSSEX积聚了足够多的钱财，就可以理解最富有的迪克和斯图亚特对K.D.的婚姻如此热衷的原因。反正帕特是这么看的。不过，这九个完整家庭的姓氏后面，她都记下了自己挑选的小记号：8-R。这是煤矿最深层八层石头的简略名称。这些黑人肤色蓝黑，身材高大而优雅，他们清澈的眼睛毫不流露对那些不像他们这些八层石头的人的真正看法。就是那些曾经住在路易斯安那的人的后裔，那块土地开始属法国，后来属西班牙，后来又属法国，后来被卖给杰斐逊，最后在一八一二年成为一个州；他们始终住在那地方，说的是由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混在一起的他们自己的语言。就是那些在南北战争之后，尽管白人想方设法迫使他们留在路易斯安那充当佃农去干活，却蔑视和躲避白人的黑人的后裔。就是那些德高望重者的后裔，他们有三个孩子被选进州立法机构和县办公室：在未经法律程序也没有劣迹证据的情况下，他们无缘无故地被逐出政府时，拒不相信他们所猜测的是导致他们找不到别的脑力工作的真正原因。几乎所有被逐出或请出办公室（在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佐治亚）的黑人在一八七五年的清洗之后，找到了虽然影响较小但还算白领工作的活计。一个来自南卡罗来纳的黑人以街道清扫工的职业终其一生。可是他们（撒迦利亚·摩根和贾弗纳尔·杜波列斯在路易斯安那，德拉姆·布莱克霍斯在密西西比）却沦为赤贫阶层，成为农工。在重建一个国家的五年辉煌岁月之后，是十五年祈求在棉田、伐木场或稻田干汗流浃背的辛苦活的生涯。他们大概猜疑过但没敢说出口，他们不幸之不幸就在于他们有别于同种黑人的唯一特征：八层石头。在一八九○年，他们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了一百二十年了。于是他们便分别背负着那段历史、那些岁月，以及他们腐蚀不掉的价值，走上了“出逃”的道路。他们从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走到俄克拉荷马，来到了他们仔细地叠在鞋里或塞进帽檐里的广告上描述的地方，结果却是被轰走。这一次他们总算彻底清醒了：他们十代以来始终相信，他们力求弥合的分界线处于自由与奴隶之间，富裕与贫穷之间。通常，但并非总是：白人与黑人。如今他们总算看到了一个新的区分：浅肤色和黑肤色。噢，他们原先就知道，在白人的头脑里有一种区分，但他们以前从未想到，这会在黑人中间产生后果，严重的后果。严重到他们的女儿在当新娘时会被别人回避，他们的儿子成了挑剩下的，有色人种被人看见与他们的姐妹交往会感到尴尬。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种族纯净的标志反倒成了污点。那种分裂让撒迦利亚感到惊悸，是因为他相信那样会掏空他们，而如今已成为更加危险的邪恶，因为如果他们分裂，并被不是纯种的人轻视，那么，如同死亡一样确定无疑的是，前十代人定会搅扰他们子孙的安宁，永不停息。帕特确信，当八层石头的后代男性恰如撒迦利亚所担心的，确实分散了，进了军队，也就此一了百了了。应该一了百了嘛。他们称作“不承认”的拒绝，无异于一次灼伤，到一九四九年其疤痕该不痛不痒了吧？噢，不然。那些在那场大战中幸存的人一回到家乡，马上看到了黑文变成的样子，听到了其他黑人士兵被割掉睾丸的事件，以及勋章被红脖们（对美国南方农民的贬损称呼。）和南部邦联（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南方政权。）的子孙们从胸前扯下的例子——认为这就是“不承认”的续篇。简直就像看到一支游行队伍的旗子上写着：厌战的士兵们！不欢迎你们回家！于是他们再次行动。恰如当年的跋涉者在第一次遭到冷拒之后绝不再找另一个黑人居住区一样，这一代人不参加组织，不进行城市战斗。他们巩固了八层石头的血统，并如以往一般高傲地进一步向西迁徙。新一代的父辈：迪肯·摩根、斯图亚特·摩根、威廉·卡托、爱斯·弗拉德、阿伦·普尔、内森·杜波列斯、摩斯·杜波列斯、阿诺德·弗利特伍德、奥西·比彻姆、哈珀·朱里、萨金特·波森、约翰·西赖特、爱德华·桑兹和帕特的父亲罗杰·贝斯特——他是第一个破坏了血统规矩的人。没人承认他的存在，是在密西西比那伙人注意并记住“不承认”来自浅色皮肤黑人之时被承认的人。蓝眼睛或灰眼睛的黄褐色皮肤的人，穿着优质西装。不过，如故事所说，他们心地善良。给过他们食物和毯子，为他们凑过钱，但在拒不让八层石头再多歇一夜这一点上却是毫不动摇。故事接着说，撒迦利亚·摩根和德拉姆·布莱克霍斯禁止妇女吃那些食物。朱普·卡托把毯子留在了帐篷里，上面整齐地堆着他们凑下的三美元九美分。但索恩说，她奶奶塞列斯特·布莱克霍斯偷偷溜回去，拿了吃的（但是没动那钱），又悄悄把吃的传给她妹妹萨莉·布莱克霍斯、比蒂·卡托和普蕾斯·康普顿，再分给孩子们。规矩就这么立下了，并且默默地历经悸动的生活，因为人们从不提起它，只在撒迦利亚铸在大炉灶上的词句中有所暗示。不仅仅是一个规矩，还是一个谜：“当心他皱起的眉毛。”句中的“你”（被视为）这个呼语，不是对信仰者的命令，而是对不承认他们的那些人的威胁。他一定是花费了数月的心思才想出了那句话——不过如此——有着多重含义：显示严厉，敦促遵从上帝，却狡黠地不明指不言自明的代词，也不特指皱眉可能会引起什么后果或者这后果发生在谁身上。因此米斯纳组织的那帮十几岁少年想把它改成“是他皱起的眉毛”，其实比他们更具洞察力。瞧瞧他们对米努斯都做了些什么吧：强迫他退回或送还他带回家来结婚的女人，那个从弗吉尼亚来的沙色头发的漂亮姑娘。米努斯失去了（或者被迫放弃了）他为她买下的房子，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清醒过来。尽管他们都把他周末酗酒归咎于他对越南战场的记忆，尽管在让他给他们理发时拿他取笑，但帕特知道绝望中的爱是什么样子，这是她亲眼看到的。她相信她曾经在米努斯的眼睛里，也在她父亲的眼睛里看见过，那被他生意上的冒险可怜地掩盖着。帕特在翻过K.D.的那些页之前，在页边空白处草草写下：“有人打了阿涅特。据乡亲们说，是女修道院的女人吧？要不，就像人们缄口不语所表明的，是K.D.打的？”随后，她拿起了记载罗杰·贝斯特情况的档案。内封上的标注是：罗杰·贝斯特娶狄利亚为妻她写道：“爸爸，他们不恨我们，因为妈妈是你的第一位顾客。他们恨我们，是因为她的模样像南方穷白人，而且注定会有像我这样白人长相的孩子。尽管我嫁给了比利·卡托，一个像你、像他们一样的八层石头，我却把肤色传给了我的女儿。你和大家都知道会是这样的。注意看看，许多与西赖特家的男孩结婚的桑兹家的女孩，多么在意要他们的孩子一定要与别的八层石头家庭成婚。我们是第一批看得出来的肤色突变的人，但还有与肤色无关的看不出来的东西。我知道所有相恋的男女都愿意有教士主持的婚姻，而且许多人办到了。但也另有许多人采用的是费尔里·杜波列斯所谓的“接收”办法。一个年轻的寡妇可能接收一个单身汉的住房。一个丧偶的光棍可能询问一个朋友或远亲，他能不能接收一个没什么指望的年轻姑娘。就像比利的家庭。他母亲弗恩生于布莱克霍斯家，被他外祖母的叔叔奥古斯特·卡托接收了。或者换句话说，比利的母亲成了她自己叔祖父的妻子。或者也可以说：我丈夫的父亲奥古斯特·卡托也是他外祖母（比蒂·卡托·布莱克霍斯）的叔叔，因此也就是比利的曾叔祖父。（比蒂·卡托的父亲斯特尔·卡托接收了一个叫奥尼斯蒂·琼斯的女人。应该是她坚持要给她女儿命名为弗伦德希普，听到那孩子后来一直叫比蒂大概很生气。）由于比蒂·卡托嫁给了彼得·布莱克霍斯，而她女儿弗恩·布莱克霍斯又成了比蒂叔叔的妻子，而且彼得·布莱克霍斯是比利·卡托的外祖父——唉，你能看出血缘规矩出的问题了。我知道，乱了辈分，何况，奥古斯特·卡托在接收小弗恩·布莱克霍斯时已经是老人了。要是没有布莱克霍斯家点头，他是绝对娶不成这门亲的。而如果他因为婚外配偶而名声不佳，或者接收这种方式不仅令人不满，还可能造成彻底驱逐，让私通双方打点行囊离开也是活该的话，他也是绝对得不到点头的。伊坦·布莱克霍斯——德拉姆最小的弟弟——和一个叫索拉丝的女人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可以通过他的姓氏来解释家族谱系），而米努斯的母亲玛莎·斯通的案例（尽管哈珀·朱里说不准他认为他妻子跟谁好而背叛了他）则被坚信是如此。所以奥古斯特·卡托不受诱惑或不想在两家之外去寻亲，便向托马斯和彼得·布莱克霍斯兄弟俩提亲，要娶彼得的女儿弗恩。很可能是由于他的高龄，她只有一个孩子，即我的丈夫比利。不过，布莱克霍斯的血统存在着，这就使我女儿比莉·狄利亚成了索恩和多薇的第五代表妹？因为彼得·布莱克霍斯是托马斯·布莱克霍斯和萨莉·布莱克霍斯的兄弟，而托马斯·布莱克霍斯正是索恩和多薇的父亲。好了，萨莉·布莱克霍斯嫁给了阿伦·普尔，并有了十三个孩子。阿伦本准备给其中一个取名叫迪普，可是萨莉刚好犯了一阵病，于是阿伦就以别人想不到的更可怜的幽默，给他取了迪帕的名字。（“迪普”原文为Deep，意为“深的”，“迪帕”原文为Deeper，意为“更深的”。）十三个孩子中另有两个是比莉·狄利亚所爱恋的，其中的不对劲不仅在于数量和血统规矩，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帕特在最后几个字下面画了线，然后便写下了她母亲的名字，也在下面画了线，并用一个心形圈起来，继续写道：“妇女们真的尝试过了，妈妈。她们当真试过了。凯特的母亲凯瑟琳·朱里，你记得她的，还有费尔里·杜波列斯（她去世了），以及娄恩、多薇·摩根和查理蒂·弗拉德。但当年她们谁也不会开车。你大概相信，她们内心深处是恨你的，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这样，说不定没有一个人呢，因为她们请求男人们到女修道院去求助。我听说过她们所做的。多薇·摩根边哭边出去找人，挨家挨户地找：凯瑟琳的丈夫哈珀·朱里，查理蒂的丈夫爱斯·弗拉德，萨金特·波森（那个无知的黑人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姓是皮尔森呢）。所有的借口都是正当的、合理的。哪怕他们的妻子请求他们，他们也会找到借口，因为他们看不起你，妈妈，我知道。而且他们也鄙视爸爸娶了个没有姓的妻子，没有亲人的妻子，长着阳光般肤色的妻子，有损种族的妻子。两个接生婆都遇到了麻烦（事情发生得太快了，孩子的腿朝下呢），而她们只想在女修道院找到一个修女。费尔里小姐说，她们当中有个人曾经在医院工作过。凯瑟琳·朱里到索恩家去看迪克在不在。他不在家，倒是多薇在。是多薇去了西赖特家，又到了弗利特伍德家。去了步行可到的每一家。摩斯·杜波列斯住得很远。内森（他会跨上“硬货”，飞驰到耶稣那儿去求救的）也是。斯图亚特、普尔、桑兹和别的人家也是。最后他们得到了普立安牧师的同意。但在他把鞋带系好时，已经太迟了。费尔里小姐从你的床边跑到普立安家，隔着门大声叫嚷——她累得敲不动门，气得不想进屋——并且说：‘你可以把鞋再脱掉，牧师！还可以把你的布道袍备好，这样你就来得及赴葬礼了！’说罢她就从那儿走了。“爸爸回来前，大家都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尸体能存放多久，而不管有没有父亲、有没有丈夫，你们俩都得下葬。但爸爸第二天回来了。来不及像样地守灵了。于是你就成了他的第一件工作，而且也是他做得很出色的工作。你很漂亮。臂弯里抱着婴儿。你准是挺为他骄傲的。“他没有埋怨别人，只是责怪自己，为的是出席殡葬学习毕业典礼一事。我们曾经争论过，他不同意我的观点：那些八层石头不愿意带个白人进镇子，也不肯开车出镇到一个白人家里求援；可以说，他们对你的白皮肤恨之入骨，想出了各种不能去的理由。爸爸说了很多，说不只是一个妇女死于生产。我说，谁呢？那位母亲不是一个人死的，还有一个婴儿：要是女孩，你们打算给她取名弗斯汀；要是男孩，就按爸爸大哥的名字叫理查德。婴儿也死了。那是个女孩，妈妈。弗斯汀。我的小妹妹。我们本该一起长大的。帕特丽莎和弗斯汀。也许肤色太浅了，但我们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了。我们会结伴。我没有姑姑或叔叔，记得吧，因为爸爸的兄弟姐妹全都死于他们所说的支原体肺炎，但实际上那应该是一九一九年的流行性感冒。所以，我嫁给比利·卡托，一方面因为他长得漂亮，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使我开心，还（主要地？）因为他有卡托家和布莱克霍斯家黑夜一般的皮肤，以及布莱克霍斯家笔直的头发。就像索恩和多薇的头发一样，还像伊斯特和斯考特的一样。可惜他死了，比利死了，我便带上我的浅肤色但不是白肤色的婴儿，搬回到你的漂亮小房子，房后就是殡仪馆和你的墓碑。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这么教着孩子，他们跟别人一样，用爸爸的姓氏称呼我为贝斯特小姐，我叫帕特·卡托的短短日子就此结束了。”她的这些话早已写满了那页纸的背面，于是就换了张新纸，继续写下去：“我还可以告诉你，除去你和K.D.的母亲，住在鲁比的人都还健在。请注意我说的是住在鲁比的人。他们当真骄傲地相信他们有福气，这全是因为在一九五三年以后，人全都死在欧洲、朝鲜或镇子以外的什么地方。连斯维蒂的孩子们也都还活着，而上帝知道，他们本来没理由活下来的。嘿，这事虽然听起来荒唐，我却相信这种永生的要求是这个镇子与爸爸的殡葬生意格格不入之处。因为他只能干等着人在战场上阵亡，或者死在女修道院那边或在别处发生的事故中，除此之外，他的汽车只能用做急救车而不会充当灵柩车。（比利死的时候，除去‘影响’没什么可埋葬的，那还包括一枚金戒指，扭曲得无法伸进一根手指。）他们认为爸爸理应遭到非难，因为他率先破坏了血统规矩，而他们若是为了阻止爸爸成功就拒绝死亡，对此我也认为不是不可能。事实上，阵亡事件和发生在其他镇子的死亡事故（费尔里小姐死于回黑文的路上；爱斯·弗拉德死于丹比的医院，但葬在黑文）就是爸爸接下的所有的活，可远远不够。急救车的活儿也不多，所以我就努力工作，让他相信，镇上为我教书付的钱就是给家里过日子的，他不必以他的股份向迪克的银行借款，也应该忘了加油站这一切。”帕特把两手叠在脑后，靠到椅子上，心里琢磨着，当更多的人像内森或娄恩一样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到那时，她父亲的手艺会不会派上用场？或者，他们会不会做他们走出路易斯安那后在路上做的事？一倒下便就地埋了。也许他们是对的？死神是不是被拒于鲁比之外呢？帕特丽莎此时已经累了，想要睡觉，但她一时还不能不去想狄利亚的事。“从天上到这里，妈妈，有很长一段路呢。你和我，妈妈，身处那些瘦得皮包骨、皮肤黑得发蓝的人当中，无论他们还是他们的妻子都不看你长长的棕发，你有蜜色亮斑的眼睛。爸爸和你说过没有，不必担心你的头，那没问题？记得他们怎样需要你吧，利用你到商店去买日用品或是一听奶，而他们却挤在店外墙角处躲着？那是你的肤色唯一可以利用的长处。别的场合都只能惹麻烦。提醒他们黑文何以存在，一座新镇子何以建起来取代它。白人制定的‘一滴血法’（1910年被列入田纳西州法律，规定任何人身上只要流有一滴黑人血液即被视为黑人。），如果没人告诉你它的存在，你根本不知道如何遵循。我们开车穿过一座镇子或者有警车在附近时，爸爸就让我们从座位上下来，趴到车子的地板上，因为对一个陌生人讲你是有色人种是没用的，说你是他太太只能更倒霉。索恩或多薇也是新娘子的时候，跟你有过女人间的谈话吗？你觉得你又怀孕了，她们也怀孕了，你
绪恩情策略和银元策略的打动下，士兵们纷纷倒戈，杀死扈鄂后转投田绪的麾下。田绪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稳住了魏州城的局势，然后向孔巢父通报，孔巢父大为惊讶，但也无可奈何。为了稳住田绪，只得暂时代表皇帝李适任命田绪为魏博镇留后。等到回去奏报李适后，深陷困境的李适无暇顾及此事，只得顺水推舟任命田绪为魏博节度使。魏州城的动乱朱滔很快得到了消息，当知道田悦在这场动乱中身首异处时，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在他看来，背信弃义的田悦是罪有应得，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个吞并魏博镇的好机会的。于是他立即派遣部将领兵一万趁魏博内乱攻打魏州城。别看田绪闹内乱在行，当外敌来袭时，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情急之下只得向朱滔求和。田悦已死，朱滔终于达到了报复的目的，所以对于田绪的态度，他采取了宽容的策略，依然承认田绪节度使的职位。不过这样一来唐军就缺少了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当时李抱真、王武俊都极力争取田绪，不断派遣使者对田绪重申田悦在世时和唐军定下的盟约。由于魏州处在朱滔和唐军的双重包裹之下，所以田绪面对朱滔和唐军两股势力的争取开始犹豫起来。于是，他召集幕僚商议究竟该倾向于何方，幕僚们认为大唐已经立国将近二百年，天子是天下人所尊奉的，朱滔虽然现在强盛，但终究不过是叛逆，相信灭亡之日可待，现在皇帝在梁州避难，如果魏博镇此时尊奉天子，一定会得到天子的封赏。田绪虽然为人阴险心狠手辣，但并不是没有脑子的二杆子，他明白自己已经成为魏博镇的首脑，就必须要为这个地方的所有人负责，所以他听从了幕僚们的建议，派使者向身在梁州的皇帝李适上表，表示归降唐朝，并下定决心坚守城池。田绪刚刚上表完毕，朱滔便得到了消息。“这个反复无常的家伙，看来和田悦是一样的货色！”朱滔愤恨不已，如果早知道田绪阳奉阴违，他绝对不会给田绪任何喘息的机会，早就发兵荡平魏州。在朱滔看来，现在田绪已经露出了狐狸尾巴，所以自己也不需要再顾忌什么，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撕破脸皮全力拿下魏州。可是出乎朱滔意料的是，他亲自领兵猛攻魏州辖城贝州一个多月，其部将马是领兵围攻魏州一个多月，全都无法攻取。原因就在于田绪尊奉大唐的态度，让魏州城中的每一个人重新激发斗志，进而拼死守城。但“斗志”这种精神食粮必须是在吃饱肚子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的，魏州城坚持了一个多月，城中基本上已经是弹尽粮绝，田绪不得已只得向李抱真和王武俊求援。兴元元年（784年）四月二十八日，王武俊率军到达贝州以北的南宫县（今河北南宫县）东南，李抱真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从临洺城赶来会合。不过由于王武俊先前曾经反叛过，李抱真对其并不放心，所以将大营驻扎在距离王武俊将近十里的地方，并下令全军戒严严加防备，这样一来就引起了王武俊的极大反感。李抱真明白仅仅是采取提防之策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毕竟两股人马是来援救魏州，不是来较劲的，所以他决定亲自前往王武俊大营面见这位刚刚归降大唐的统帅。见到王武俊后，李抱真坦诚相对，向王武俊仔细陈述了当前的形势，据《旧唐书?李抱真传》记载，当时李抱真推心置腹地告诉王武俊说朱泚、朱滔、李希烈等人实属大逆不道，事实上都想将王武俊掌控，但王武俊却没有实力驾驭这些人，如果就此臣服这些贼子，而舍弃合法的天子，那将是大错特错，更何况皇帝李适经常下罪己诏，乃有禹、汤之主的风范，王武俊不应该选择错误。李抱真坦诚的态度，让王武俊大受感动，于是这位刚刚归降大唐尚有一丝疑虑的将军完全打消顾虑，和李抱真相约共同对抗朱滔。五月五日，李抱真、王武俊两军行进到距离贝州城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与贝州城内的魏博镇军队形成对朱滔两面夹攻之势。朱滔顿时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召集正在围困魏州的马是回援。当时朱滔的幕僚认为王武俊擅长野战，所以应该避其锋芒，不要与他针锋相对，最好步步为营向他逼近，并派本部的回纥人马断绝其粮道。朱滔率领主力大军依靠营垒设防，等到王武俊、李抱真粮食紧缺时再后发制人。如果按照幕僚的建议去做，这场战争的胜负的确很难预料，可是就在朱滔犹豫不决时，马是领兵回来，朱滔顿时觉得兵力充足，各方面似乎占尽优势，所以他决定第二天与王武俊、李抱真进行决战，试图速战速决拿下魏州。但朱滔的这个决定遭到了马是的反对，其理由是自己领兵急速赶回，士兵们已经疲劳至极，应该多休息几天再行出战。马是的人马是朱滔所有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所以马是的反对朱滔不敢不理，不过就在他再一次犹豫之时，本部的回纥将领达干请求出战。“我回纥在本国与邻国作战时，常常只用五百骑兵就可以击败邻国的数千骑兵。自从来到唐境，我们前后接受大王赏赐的金银绢帛和牛羊美酒不计其数，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正是报答大王的时候，明天请大王在高坡观看我等为大王一举击败王武俊的骑兵。”达干说得坚定有力，似乎有着必胜的把握，他的话让朱滔无法反驳。于是在看到达干信心百倍的情况下，朱滔可以不再只依靠马是的人马，于是他终于决定第二天进行决战。五月六日清晨，这场决定大唐王朝在河北地区命运的决战拉开序幕，不过从整个进程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朱滔居然会栽在这场战争中。王武俊和李抱真得知朱滔想要进攻，便派兵马使赵琳率领五百骑兵埋伏在桑林，李抱真在其后方布阵，王武俊则率领骑兵作为前军。两军刚一接触，回纥骑兵率先发起冲击，王武俊的应对之策是让骑兵迅速向两边让开，等到回纥骑兵冲过去到达李抱真的方阵时，李抱真的步兵弓箭手立即放箭阻拦，然后王武俊的骑兵再合成队形，从回纥骑兵的后方冲击，这等于将回纥骑兵做了汉堡包馅。从结果来看，或许回纥骑兵过于轻敌，以至于冲上来的骑兵部队一个也没有逃出去。而且王武俊的战法截断了回纥与朱滔大军的联系，此时赵琳也带领骑兵从林中横冲而出，回纥人马受到三面夹攻狼狈败退。王武俊趁势下令乘胜猛追，回纥的狼狈逃回，使得朱滔大军一时军心大乱，随即也跟着四散溃逃。这样一来朱滔本来比较完整的阵型就出现了很大的缺口，而且王武俊、李抱真的骑兵冲击速度很快，失去骑兵支持的朱滔大军，根本无法抵挡唐军的冲击，尽皆溃退向东而去。这种兵败如山倒的场景，是朱滔所始料未及的，虽然他极力阻止，却已经无法挽回，无奈之下朱滔只得带领数千人马退回本部营垒坚守。这一战朱滔总共出战三万人，除了回纥骑兵损失殆尽之外，自己本部人马损失了将近一万人，可谓是伤亡惨重。最关键的是，朱滔自从起兵以来还未尝败绩，这一次却败在了他没放在眼里的昭义镇军队和王武俊的手上，这让心高气傲的朱滔倍感窝囊。朱滔退回本部大营后，正好夜幕降临雾气弥漫，王武俊和李抱真两军为了慎重起见，没有立即进兵。于是王武俊驻扎在朱滔营垒的东北，李抱真驻扎在西北，准备第二天再行合围一举歼灭朱滔。朱滔虽然打了败仗，但并没有失去理智，还算是稳得住阵脚。多年的征战经验告诉他，王武俊和李抱真突然停止进兵，一定会有什么大动作。为了慎重起见，朱滔当夜趁着雾气未散焚烧营垒，率领人马向老巢幽州退去，由于走得匆忙，以至于很多财物、兵器尽皆丢弃。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大战结束的二十天后，李晟就收复了长安，朱泚的败亡使得大唐王朝除去了最大的心腹之患，同时也使得朱滔成为惊弓之鸟。朱滔在幽州每天都在惊恐中度过，他生怕李适令旗一挥，唐朝诸镇人马一起进攻幽州，如果是那样的话，朱滔根本无法抵挡，而最终以他先前的所作所为一定是死无葬身之地。虽然此后皇帝李适因为担心王武俊、李抱真趁机吞并幽州逐渐坐大，下令他们停止进攻幽州，并恢复朱滔所有的官职和待遇，但深感愧疚焦虑的朱滔还是迈不过内心深处的一道坎。贞元元年（785年）六月，在度过了漫长的惊恐岁月后，朱滔终究没能熬过那个炎热的夏天，在内心一片煎熬中吃下了伸腿瞪眼丸一命归西，跳梁小丑虽活跃至极，但终要谢幕离场。朱滔死后部将刘怦因为素得人心被推举袭位，被李适任命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朱滔的败亡标志着李适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同时河北战场暂时恢复了平静。但此时的河南地区战火依旧燃烧，和朱泚、朱滔相比，虽然这股叛军不是李适绝对的心腹大患，但其实力亦不可低估，而且在所有叛将中这个人是最具有狼子野心，以及心狠手辣的。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的，杀害颜真卿的李希烈。平定河南李希烈自从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攻陷汴州（今河南开封）自称皇帝后，为了控制大唐王朝的财赋重心江南地区，挥兵进攻位于汴州东南二百多里的宁陵（今河南宁陵县），将战火燃向东南地区。当时李希烈大军沿汴水而下，舟船绵延七十里，江淮地区为之震动，就连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也畏惧李希烈的兵威，秘密派遣使者到汴州请降，并解除了辖内濠、寿、舒、庐四州的防备，等待李希烈的到来。陈少游投降让李希烈一时间狂傲不已，他指挥大军南下宁陵，并计划最多用三天的时间攻下宁陵，然后挥军占领江淮诸地。可让李希烈想不到的是，他的大军竟在小小的宁陵县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当时曹濮观察使命手下大将刘昌与高彦昭率领三千士兵守卫宁陵，而李希烈攻打宁陵的人马达到了五万之众，而且将宁陵城团团包围，准备挖开汴渠水灌城。在这种危急的局势下，刘昌下令让士兵在城内挖掘深沟，李希烈几次派兵准备开挖地道都被击退。就这样李烈在宁陵城下足足待了四十五天，宁陵城居然没有被攻破，在这期间刘昌衣不解甲，昼夜在城上巡视，激励士兵坚守待援。李希烈见到水攻无效，于是下令采取火攻，用被点燃的箭矢向宁陵城头猛射。当时正值风吹向城头的方向，城楼与战棚一时间火光四起，叛军趁宁陵城头守军忙乱之际架云梯趁势登城。宁陵另一员守将高彦昭见势不妙，亲自抓起一张弓矢，向着登城叛军一通猛射，并同时组织起弓箭手进行反击，士兵们看到主将亲自抵抗叛军，全都深为感动，于是瞬间恢复了秩序，继续在刘昌和高彦昭的指挥下英勇守城。由于刘昌和高彦昭指挥得当，士兵们拼死守卫，所以多次打退李希烈的进攻，但三千人马经过多番乱战，也是损失惨重，刘昌不得不向外围求援。当时驻守润州（今江苏镇江）的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见宁陵形势危急，立即派部将王栖曜和柏良器领兵前去救援。兴元元年（784年）二月，两位主将领兵达到宁陵城外，因为被叛军阻隔，所以无法和城内取得联系。不过王、柏二人见汴渠与宁陵城内相通，于是心生一计，选派数千名善于游泳的弓弩手，利用夜色的掩护游入宁陵城内。王、柏二人的策略李希烈并不知晓，第二天李希烈下令再次攻城，事先进入城中的数千弓弩手在城楼上万箭齐发，叛军纷纷坠城而亡，一时间伤亡惨重，不得已向后撤退。由于李希烈的大营距离宁陵城不远，有几支箭甚至射到了在后方督战的李希烈大营之外。当他看到箭矢上的标记后，他猛然间意识到宁陵城一定是来了援军，由于不能立即辨明援军的数量以及行军路线，为了慎重起见，李希烈解除了对宁陵城的包围，撤回汴州。事实上，在我看来，李希烈当时疑心过重，因为从整个战局来讲，他依然掌握着主动，撤回汴州固然让他保存了实力，但也同样让他在此后的战局中逐渐陷入被动。江淮地区终于得到保全，这对于大唐王朝在河南进行的平叛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在关中、河北接连取胜，整个战争的形势开始出现逆转，官军进而对李希烈形成压制之势。李希烈在看到进兵江淮无望后，为了夺回战场的主动权，十一月开始向汴州南方的陈州（今河南淮阳）进兵，但由于准备并不充分，在陈州城下再次遭到了宋亳节度使刘洽的部将刘昌和曲环的顽强阻击。结果主将翟崇被擒，损失了三万人马，最重要的是当时驻守滑州（今河南华县）的李希烈部将李澄看到李希烈连战连败后，突然易帜降唐，并领兵攻陷汴州，最终迫使李希烈率众逃回老巢蔡州（今河南汝南）。李希烈从起兵以来，攻城略地兵锋甚盛，但却因为过于轻敌败在小小的宁陵城下，又因为过于急功近利，最终转回了原点回到了老巢蔡州。不过虽然李希烈进兵受阻，但并没有元气大伤，当时河南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在其掌控之中。针对李希烈依然猖獗于河南的现状，皇帝李适十分忧虑，为此他向时任翰林学士的陆贽征求方略。陆贽就此为李适做出了详细的分析，陆贽的分析既是平定李希烈的策略，更是平定整个藩镇之乱的战略规划。陆贽认为在战乱逐渐平定之后，最重要的是保持安定收拾人心，万万不能被人摸透急于平定叛乱的情绪。如果被人摸透了情绪，那很多人就会认为官军所向无敌，建议乘胜调集军队进攻李希烈。这样李希烈一定会派人劝诱河北的藩镇，大肆宣扬李适不追究藩镇的态度是权宜之计，到时王武俊、田绪、刘怦很可能会起兵响应，国家将会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针对李希烈作乱的现状，陆贽认为李希烈的内心未必没有降唐的意愿，只是他已经窃据皇帝的称号，如果降唐也担心李适不会饶过他，所以只能硬着头皮一条道走到黑。现在李希烈退回本部，而且朱泚、朱滔已经败亡，李希烈基本上已经成为孤军，朝廷只要让各个藩镇守好自己的疆土，不让李希烈有机可乘，相信用不了多久李希烈就会走向穷途末路。陆贽的分析和建议其实就是政治上孤立，让其自乱方寸。果然，贞元二年（786年）三月，李希烈试图做困兽之斗，领兵再次攻打郑州，结果被义成节度使击败，自此之后只得固守蔡州一隅之地。由于其处境和先前的反差实在太大，不久后李希烈忧惧生病。贞元二年（786年）四月，李希烈暴病而亡，其子严密封锁消息秘不发丧，并准备诛杀父亲的老部下，提拔那些拥护自己的年轻将领，但此事事关重大，所以迟迟商议未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希烈集团内部已经是阴云密布，事实上当李希烈之子密谋发动政变的时候，他已经是螳螂捕蝉，却不知道黄雀在后。事情是因为一个女人而起，这还得从李希烈的肆意妄为说起。早在李希烈攻取贝州时，听说汴州户曹参军窦良的女儿桂娘十分美丽，便派士兵到窦家将桂娘抢到府中做妾。事实上李希烈并不了解桂娘这个女子，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十分有心计的女子，当时面对李希烈的威逼，桂娘并没有反抗，临走前还宽慰其父母，并发誓一定要消灭叛贼，让父亲得到皇帝陛下的赏赐。桂娘就这样成为了李希烈的小妾，由于她为人机灵，善于察言观色，所以深受李希烈的宠爱，如果说最初李希烈只是想占有桂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真的爱上了这个女人，以至于他的很多谋划只告诉桂娘一个人，甚至连他的正房妻子也不告诉。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负数，事实上在我看来男人也不例外。李希烈是真的爱着桂娘，但桂娘的心中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复仇”。桂娘通过平常的仔细观察发现李希烈的部将陈先奇虽然深受重用，但陈先奇似乎总是有意降唐。于是在李希烈从汴州退回蔡州后，桂娘在李希烈面前夸奖陈先奇，并愿意和陈先奇的夫人结为姐妹，进而好让陈先奇更加效忠李希烈。但事实上，桂娘的本意是想接近陈先奇，然后尽快策反陈先奇降唐。桂娘通过陈先奇的夫人不断劝说陈先奇尽快降唐，这样使得陈先奇暗中开始筹备策划，也就是在这时，李希烈吃下了伸腿瞪眼丸一命归西。李希烈之子严密封锁消息，让桂娘敏锐地判断出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恰好此时有人进献含桃，于是桂娘趁机禀告李希烈之子，请求将含桃送一些给陈先奇的妻子。李希烈之子断然不会
这儿自己走掉。然而就连这一行为也变得麻烦了。人要丢掉东西，好比丢掉纸屑，内心都会有一些挣扎和洁癖。伊泽只是连丢掉这个女人的挣扎和洁癖都丧失掉了而已。伊泽对这个女人既没有一星半点的爱情，也没有不舍，然而就连要丢掉时的内心挣扎都没有。因为伊泽没有供他生存下去的对于明天的希望。到了明天，就算丢弃了女人的身影，又能有什么希望，希望又在何方呢？他要靠着什么活下去呢？哪里是他的住处呢？虽然地上有坑可以睡觉，可就连这个也说不准了。等到美军登陆，天崩地裂，想必这场战争巨大的破坏力就会裁决一切吧。到时候连思考的机会也都没有了。伊泽想着等到天亮了就叫醒女人，看都不看火后废墟那边，总之先找个睡觉的地方，尽量向着远方的车站走。电车跟火车应该还没瘫痪。伊泽想着：等靠着车站附近枕木围成的围墙边休息时，天空就一定会放晴，那时阳光就会倾注到我跟我身边的猪身上吧。因为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冷了。[1]日本从江户时期起就有几个人合起来包养同一个小妾的做法，因为包养小妾很贵，所以男人们会平摊费用，约好去小妾那里的日程，以免撞上，当时通常是三五个男人包养一个小妾。——译者注[2]明治时代的扒手老大。本名富田银藏。此处暗指隔壁住的是个小偷。——译者注[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日本政府设置，在日本政府行政管理监督下运营的大众酒场。——译者注[4]日本在“二战”时期的一种电影类型，基本等同于“教育片”和“纪录片”。——译者注[5]指参拜“四国八十八所”。“四国八十八所”是指日本真言宗创始人弘法大师为修行而到过的八十八所寺院。寻访这八十八所寺院的旅行被称为“四国遍路”或“四国参拜”，全程长达1400公里。——译者注[6]日本1939年发布的一首流行歌曲。——译者注[7]日本锦蛇身长100厘米至200厘米，无毒。——译者注[8]蝮蛇体长60厘米至70厘米，有毒。——译者注[9]约等于4.5厘米。——译者注[10]约等于152厘米。——译者注都会中的孤岛倘若没有战争，必然不会发生像安纳塔汉岛[1]这样的悲剧。首先，这些人连见都不会见过彼此，想必会过完毫不相干的一辈子。然而，倘若没有战争，像安纳塔汉岛这种性质的事件也未必就不会发生。即便表面的环境氛围不像安纳塔汉岛这种深山里的工棚，围绕一个女人相互残杀的事例，也能常见于都会之中。安纳塔汉岛没有法律也没有刑警，每个人的心理状态跟我们不同，比较开放，所以自然就会有所差别——这种看法也太过牵强了。三十多个人在一起生活，自然就会产生法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再说了，对每个人生活圈子里的人数而言，三十个人的话就太多了，一般情况下，在二男抢一女时，我们不会感到背后有三十个人在看着，顶多也就几个人而已，这在都会生活中都算不上什么稀奇事。有许多人即使身处都会正中央，也像是生活在孤岛之中。他和她们会乘着电车和巴士去上班，去购物，但这只是去外面走一圈而已，不少人的个人生活过得完全就像住在孤岛上一样。举个这类人群里的例子，我们就来说说这故事的女主角宫子吧。在她孤岛般的生活圈子里，人们都叫她宫子皇后。她在东京某条繁华街道一角的酒馆当服务员，但从没看过什么报纸。她每天大概睡到正午才醒，正赶上第一版晚报差不多要出来的时候，早报自然就是旧报纸了。虽说她的生活在时间上跟报纸不合拍，不过她并非因为这个才不看报纸，只是单纯对报纸不感兴趣而已。即便看了报纸，上面也不可能有关于自己的报道。对她而言，那些每天不按部就班看报纸就感觉不到自己活着的人才奇怪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过，报纸上不可能有关于她的报道，不过对她而言，事实上可能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如此，对上班族来说，“哎呀，一万日元起步”“冷战”之类的都是一些跟自己好像非常有关系又好像没有关系的报道。而直接关系到各自私人生活的这种报道，却一辈子也见不到几回。不过对宫子而言，报纸上什么时候登出跟她有关的报道都不稀奇——比如说，她那些情夫的名字。不管是慢性子阿弁，还是右平，谁都不会觉得他们是小角色。说他俩是黑市商人吧，花钱又大手大脚，然而穿着打扮却很差，因此大家认定右平多半是当小偷的，可能是个相当有名的通缉犯，不，十有八九就是。就连宫子自己也这么认为。因此宫子从来没有因为当前社会上有什么著名的通缉犯而动过看报纸的想法。换句话说，右平是小偷还是杀人犯都没关系，宫子不关心这个。他在人们眼里是什么人都不要紧。慢性子阿弁和右平在哪儿上班，住哪儿，就连本名她都不知道。这就是她在东京正中央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慢性子阿弁和右平都很热烈地向她求婚，她对他们的回答都一样：“要是没有那个人的话……”也就是说，虽然她说不出“要是有一方死了”这种话，但是“有一方不在”这一事实必须成立，总之几乎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杀了对方就能娶到她。于是两个人彼此也就都理所当然地开始思考这件事。不管是在都会中，还是在农村里，到处都有这种孤岛。于是，这里也就不奇不怪地发生了跟安纳塔汉岛一样的事情。☆☆☆慢性子阿弁已经四十一岁了。虽然他一直都比较老实，把公司和家里的情况对宫子和孤岛的常客全盘托出，但谁都不相信他。而且，大家不相信他，不是因为他人品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心里都明白，不会在这种地方谈自己的真实经历。也就是说，其他人当然也包括宫子，一直以来既没有跟任何人谈论过自己的真实经历，同时也深信大家都跟自己一样。慢性子阿弁在公司里也一样被叫作慢性子阿弁。不，应该说他在公司因为讲了自己的真实经历而博得了人们的信任，但在这家酒馆，大家只采用了他“慢性子阿弁”这个绰号而已。战争爆发前，他就一直在那家运输公司当司机，在蓝领里他也是资格最老的领导。这里的蓝领除了公司的固定收入，出差还有补贴，别看他这个上司穿得跟黑市商人似的，他比黑市商人可有钱多了。因此也就没人相信他所说的经历。他穿衣不只不讲究，甚至还有些邋遢，因为他老婆在三年前死了。长女初中毕业后就开始打理家务，再加上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所以这年纪轻轻的免费保姆无暇顾及父亲的日常生活。认识宫子以后，慢性子阿弁的生活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经常不在家，还只给孩子们一点点刚够活下去的生活费。因此他跟长女间的关系也就带了少许冷战气息。以上这些事实他都在富士之家[2]跟人们全盘托出了，然而却没有人相信他。即便是慢性子阿弁，也知道在富士之家这种氛围的地方不应该把本性展现给众人。然而他一想到跟宫子结婚，就积极地把真实情况全盘托出了。因为阿弁觉得，女人这种东西肯定更想嫁给会对他人展露本性的男人，而不是小偷杀人犯这种来历不明的男人。然而，有些女人并不关心男人本性如何。不久慢性子阿弁也明白了，宫子就是这种女人。宫子跟慢性子阿弁上床不是为了结婚，而是为了钱。宫子不会搭理没有钱的男人。当眼前有好几个情夫的时候，就凭当天身上钱财的多少来决定晚上跟谁当一夜的恋人，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当然，宫子不可能让大家大张旗鼓把钱掏出来比一比，就凭直觉估计一下对方身上有多少钱，然后低声说一句：“你今晚回去吧。”到头来跟大张旗鼓地比谁钱多没什么两样，不过凭借她的本事，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夫们不得不服从的惯例。有些时候大家甚至会把熟客赶走，让新人当晚留下。这个新人也就那一夜能扬扬得意，觉得自己“帅压群芳”，等到下次明白了情况，基本就不会再出现了。当然也有两男争一女的情况。然而要是这么明摆着用金钱来买卖孤岛女王，就跟公娼没两样了。事实上对那些熟客来说，公娼那种一日接多客的行为也时常波澜不惊地进行着。有些男人明明知道对方是这种女人，却还是不忘初衷，想娶她进门，这类例子并不少见。爱情就是这么一回事。倒不如说，这种爱情才认真。起码，慢性子阿弁是认真的。许许多多情夫来了又走，留到最后没有变心的就是慢性子阿弁和右平了。他自称右平，但多半不是本名。他喝醉了，就会故意喊一声：“嘿！”然后他就双手撑在桌子上低头行礼。从他这嘶哑的嗓音和做派来看，可以嗅到他原来做过摊贩之类的职业。然而现在他好像不干那一行了，干的是什么也搞不清。不过，右平花钱可真是非常阔气，因此大家都说他八成应该是小偷。这家店的所有常客都跟宫子发生过关系。有些常客在放纵一夜后就宣告结束了，而后来时不时又眷恋那一夜，最后就选择了这种较为轻松的方式。有些人知道“这姐姐没钱可搞不定”，就自然而然放弃了，在这些稍许冷静的男人看来，慢性子阿弁和右平这种缺乏冷静的对立关系早晚会激化到必须杀死另一方才能收场的地步。也就是说，旁人都能看出这两人想要独占宫子的强烈意欲。在这些稍许冷静的常客里，也有人想到了一点——除了他俩以外，宫子皇后或许还有一个真正的情夫。宫子皇后只不过是这家店的服务员。店主是一对遣返夫妻[3]，没做过这行。这对夫妻似乎不仅对这行没有好感，甚至还有些嫌恶，然而为了吃饭不得不把店开下去。另外，店主夫妻似乎也完全不招呼客人，把店里的事情都甩给宫子来做。宫子住在店里，若无其事地把客人拉到自己的房间里留宿。不过，宫子经常过了中午就出门，有些常客来得早，自然而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宫子皇后有情夫吧？”即使这么问店主夫妻，他们也会回答道：“我们哪里知道呀，那孩子的私事儿。”从回答中就能感觉到，他们不光不满宫子的私生活，还对其私生活的所有对象——客人们怀有敌意。这对夫妻极度避免胡乱在敌人面前露脸，生怕要陪着闲聊那么一句，两人似乎只想着专门在背地里挑唆宫子，冷酷无情地从敌人那儿把钱卷走。只有慢性子阿弁能在这对夫妻这里得到几分“人的待遇”。因为慢性子阿弁每逢休假（非周日），大白天就会来这家店里玩，这会儿基本是宫子出门的时候，自然就总有机会跟店主夫妻说上话，或者也可以说店主夫妻对他有几分好感。当然了，慢性子阿弁并没有得到过店主夫妻好友般的礼遇，也没有赢得他们的信任。看上去只不过要比仇人、强盗、杀人犯高那么一级。因此，慢性子阿弁就比其他常客更了解深层的真相。虽然大家都叫他慢性子阿弁，可你要是跟大家一样把他当成慢性子，就上了他的当了。他并没什么机灵之处，所以像他这种人才容易被大家看作傻瓜。好比他当年当兵的时候，有个机灵人物的配给品被人偷了，那人为了补缺，就看上了慢性子阿弁那份，也就是说，大家都认定慢性子阿弁是一个可悲的存在，他注定是那些机灵人士的牺牲品。然而，事实上慢性子阿弁鲜少成为别人的牺牲品。因为他自身有一种强烈的本能：他明白自己生来就容易遭遇这种状况，所以自然就会去努力防止这种事情发生，这种战战兢兢的本能让他看上去更像个慢性子了，但因为这种本能和谨慎，他基本没有吃过亏，即使吃了亏，他也会趁没人察觉的时候补上缺，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这是他的天分。谁都不知道他有这种天分，因为大家都认定他是个慢性子，不可能办到这种事。大家很容易认为他是慢性子，而他甚至还具备了利用这一心理的本能。这种本能看上去跟变色龙的变色本能一样朴素，然而对人类而言，其实可能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才能。他真心迷恋宫子，真的渴望跟她结婚，掩盖在他慢性子面纱下的才能开始无人知晓地发光发热了。于是就连宫子真正的情夫是谁，他都第一个查明白了。☆☆☆大约半年以前，有一个经常来这家店吃关东煮的兼职学生。他不喝酒，只吃关东煮，所以不久留，也不跟常客来往。他连得到宫子的钱都没有，所以谁都没把他当回事，然而这个叫中井的学生却是宫子的真正情夫。慢性子阿弁通过种种状况判断和实地侦察，查到了宫子白天去的是中井的公寓，当时他立刻下意识察觉到：这个人才是我的真正强敌。因为中井是兼职学生，不可能有钱。宫子会搭理没有钱的男人，就说明情况有别于其他男人，也就是所谓真正的谈情说爱。慢性子阿弁很早以前就怀疑宫子的钱都去哪儿了，富士之家的店主夫妻是这么说的：“宫子不需要交餐费，也不用缴税，再加上几乎天天晚上都出卖身体，不知道揣着多少钱哟。”和服跟手提包之类的基本都是男人买给宫子的。主要是右平买的，而慢性子阿弁也不服输，每个月总会给宫子买一两次穿的用的。然而，慢性子阿弁做不到右平像小偷那样的大手大脚。于是光凭右平和慢性子阿弁买的那些东西，宫子就不缺衣服穿了，事实上宫子基本也没有用自己的钱买过什么东西。宫子连衣柜都没有。而且每逢换季，男人们给她买的那些和服都会不知不觉就不见了，宫子在阁楼的睡房里除了常年摊开的被褥以外什么都看不到。宫子是个睡觉很熟的女人，熟到能失去意识。这也就间接证明了她房里没有什么东西怕偷。“也许她其实住在别处？”慢性子阿弁首先想到。不然的话，就说不通了。所有的东西都去哪儿了呢？慢性子阿弁想，背后应该有个人捏着她的存折。因为早就存有这种疑惑，所以慢性子阿弁怀着异样的执念，为查清宫子白天的去处而展开了行动。于是，当他查到那去处就是中井的公寓时，他一下子理解了——中井才是宫子真正的情夫。于是他感觉到了恐惧。☆☆☆每次慢性子阿弁恳求宫子嫁给他时，宫子都会说：“是呀，你是个靠得住的人，我也想跟你结婚，可是右平跟你一样积极啊。如果我跟你在一起，我们两个多半都会被右平杀了的。哪怕是现在，他好像都觉得你很碍事，想杀了你独占我呢。”她这么说道，接着，又补了一句。“要是那个右平不在，我就能跟你在一起了。”然后又哀哀地作叹气状。在知道中井这个人之前，这句话在慢性子阿弁听来是真的很舍不得，很悲伤，很痛苦。然而，知道中井这个人以后，慢性子阿弁才觉得这句话简直是在耍人玩。宫子之前强调说，不能结婚是因为右平多半会杀了两人，即使不这样，右平也一直打算让慢性子阿弁消失。接着宫子就会叹气，非常伤感地说：“如果要是右平不在，我就能跟你在一起了。”这么看来，恐怕右平每次求婚，宫子也用了同样一套话来回答他。这样一来，右平在脑海里形成“慢性子阿弁是结婚的绊脚石，要除掉他”这个想法以前，这个想法肯定早已在宫子的脑海里形成了。“对宫子来说，我跟右平都是绊脚石。所以她想让我们两块绊脚石互相残杀，一个被杀，另一个变成杀人犯消失掉。因为中井马上就要从学校毕业了，我们这两个男的已经没用了。”这样一来一切都水落石出了，慢性子阿弁想到。接着，慢性子阿弁切身感受到了之前未曾真切感受到的危机——宫子说的话非常重要，右平正在找机会杀他。因为慢性子阿弁被迫理解到了一点：这不是右平的想法，而是宫子的想法。也就是说，这想法比右平自发形成的想法远远有着更强劲的执行力。“宫子肯定会让右平杀了我，然后右平就成了杀人犯。”这比慢性子阿弁杀死右平的可能性大得多。右平本来就是一个能被大家想成小偷、杀人犯的家伙，力气很大，也有很多打架的经验。这么想来肯定还有前科，说不定身上还背着案子。估计右平再犯事的话，这牢就得坐很久了。之前我们已经说过，这家店是都会中的孤岛，尤其是从这里的居民和常客的心理层面来讲，更是如此。他跟宫子都不知道什么拉斯科里尼夫[4]心理、斯塔夫罗金[5]心理，甚至连现代小说的心理，
学和老乡把关系搞和谐是很重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对方就能拉你一把。在接下来的广东统一战争和北伐中，主要靠最能打的第一、四、七军作战，另外四个军只能锦上添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四个军是综合素质——军官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士兵的训练和装备都不到位的军阀部队。按照正常情况，蒋介石应该给这些军阀部队开展为革命建功立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忠于党忠于民族的忠诚教育，想办法清除他们脑袋中的封建糟粕。但问题是，蒋介石当前的实力不够，对第一军之外的部队缺乏掌控力，没几个人听他的，像革命资历比他老的程潜就不怎么给他面子。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把最重要的道德操守和思想政治问题留到以后再头痛。但他绝对料不到，日后他会为此吃尽苦头。
一统广东
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国巡捕枪杀、逮捕游行示威的普通民众，致死致伤数十人，这就是“五卅惨案”。惨案引发了为期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就在反帝爱国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次没被打死的陈炯明又回来了，蠢蠢欲动，计划东山再起。1925年9月，陈炯明从上海回到广东，再次反叛。陈炯明上次不是被打残了吗，怎么死灰复燃了？有两个原因。一来直系军阀扶持和控制的福建、江西与广东国民政府控制的两广相距太近，他们必须扶持一个人来给国民政府找些麻烦，让国民政府忙于处理内乱而无暇进攻他们，而“残仔明”无疑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选。于是，直系门下的福建省军区司令周荫人、江西省军区司令方本仁不断给予陈炯明特殊关照，出钱出人，甚至还划了专门的地盘给陈炯明养军。二来省港大罢工触犯了列强尤其是英国人的利益，于是英国人想了一招“以华制华”——收买军阀去破坏省港大罢工和农会组织。这样的机会，陈炯明自然不会放过。于是，陈炯明跑去香港争取到了英国人的“赞助”。但广东国民政府现在兵强马壮，岂容陈炯明再次生乱。汪精卫主席随即任命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主动出击，与陈炯明决战。1925年10月，蒋介石自广州出发，再度东征。第二次东征与第一次东征有些不同，里面多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二百三十七人的政治宣传队。这是周恩来的创造性发明。政治宣传队的队员是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班、黄埔军校等处挑选的。他们负责激励士气，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运动，密切军民关系，算是共和国现在规模庞大的军政文工团的前身。二次东征是蒋介石第一次独立指挥战役规模的军事行动，事关个人威信和革命前途，不容有失，因此他亲临前线指挥。蒋介石的策略是“中央突破”，即先突破陈炯明最坚固的堡垒，然后再向两翼进攻，把陈炯明的地盘分割成一块一块，各个击破。所以东征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惠州，因为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家，也是他最重要的据点。惠州，“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地势极其险要，历来被视为金城汤池。第一次东征时，因守将杨坤如投降，东征军才轻易拿下惠州，可惜许崇智为了显示政府对失足军阀的宽大为怀，在得到杨坤如不再与革命为敌、愿意接受改编的保证后，又将惠州交与对方防守。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守承诺的顽固分子，因为杨坤如在陈炯明打回来后，果断地投向了老领导的怀抱，惠州被陈炯明重新占领。看来对待顽固分子，还是采取强制措施为好。惠州之战打响之初，面对攻城的主力——战斗力极为强劲的国军第一军，拥有地利和兵力优势的守军并没有败象。战况十分激烈，在第一次东征中表现得十分骁勇的教官刘尧宸英勇阵亡，国军伤亡很重。蒋介石被迫调整策略，不再平均用力，而是集中所有的重武器以优势火力猛烈轰击杨坤如重点防守的北门，实施重点突破。关键时刻，重武器部队——炮兵营的一把手、技术标兵——“炮神”陈诚再立新功，他一炮将敌人的机枪打哑，敢死队趁势登城。登城十分不易，蒋先云中弹，陈赓伤了左腿，好在黄埔同学中有名的“拼命三郎”陈明仁表现得够生猛，举着校旗第一个登上惠州城头，并把守住了国军占领惠州的胜利之门。拿下惠州打开了胜利的通途，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荡平盘踞东江上游的陈炯明残部。此次行动中，蒋介石遭逢一生中最危险的局面：在向东江上的重镇——华阳进军途中，他率领的部队遇到优势敌军的猛烈抵抗，久战不克，反被敌人的钳形攻势所困。蒋介石亲临前线督战，希图激励士气，扭转战局。但蒋介石督战的这支部队，是最近由军阀部队改编而来的，思想道德水平不够，战斗力不强。虽奋力苦战，仍毫无建树。部队在敌军冲击下全线崩溃。打到最后，总指挥蒋介石也受了伤。伤不致命，致命的是，总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已各自逃命去也，此时蒋介石的身边只有侍卫长陈赓寸步不离。一个光杆司令，一个光杆侍卫长，这仗还怎么打？打不了，只能逃跑。此时的蒋介石因为受伤不能走动，面对越来越近的敌军，蒋介石万念俱灰，竟欲杀身成仁，但被陈赓劝止。陈侍卫长背起蒋介石就跑。蒋介石比陈赓高且重，背起来相当吃力，可陈赓始终不肯放下蒋介石自己逃命。就这么跑了几里地，才逃出了包围圈。之后，陈赓不眠不休，跋山涉水，疾行百里，找到何应钦和周恩来，搬来援兵，蒋介石才得以脱险。陈赓的腿功和体力真是了得！“黄埔三杰”的综合素质果然不是盖的。蒋介石对陈赓的“护驾”深为感激，遂将其留在身边做侍从参谋。因为这次救命之恩，国共分家后的陈赓在上海被捕后，蒋介石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任凭共产党将陈赓营救了去，表现得很是仗义。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难不死的蒋介石，还真有后福——刘峙出奇制胜，率军攻克华阳，扭转了战局。这次立功，为刘峙后来竞争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加上了一枚重重的砝码。这个刘峙平时一副“大智若愚”的老实人模样，待人接物几乎都是打哈哈，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被他人畜无害的外表欺骗了，这位兄台打仗有两把刷子，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少有败绩，屡创新功，是当时军中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拿下华阳之后，东征军长驱直入，彻底击溃陈炯明，于1925年11月底取得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随后，广东国民政府又发起南征战役，在李宗仁哥仨的协助下，彻底消灭了广东南部甚至包括海南等地的小军阀。至此，广东一统！输得精光的陈炯明逃到了香港。在军阀的舞台上出局的陈炯明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因为他手中还有一张牌，可以让他光明正大地改走社会名流路线，继续参政议政，在政治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这张牌是个政党组织——在陈炯明的大力协助下，由会党“洪门”改造而来的致公党。致公党的一把手——总理自然是由陈炯明来干，副总理则是咱们的老熟人唐继尧。致公党到现在仍然是共和国“参政议政”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陈炯明也算是因此流芳后世了。1933年9月22日，57岁的陈炯明在香港病故，临终前连呼：“共和！共和！”此临终遗言，成为陈炯明至死仍坚持民主联邦制的最后表示。一代枭雄就此结束了复杂的一生。他是前清秀才、广东谘议局议员，也是帝制的掘坟者。他是辛亥元勋，也是革命的叛徒。他是孙中山的战友与追随者，最后又跟孙中山兵戎相见。他毕生追求“联省自治”，为建设地方自治不遗余力，缔造了闽南、广东的新政，却也将战火烧向了闽粤大地。他是粤军的奠基者，成于粤军，却也被粤军所败。他改变了历史，最后也被历史埋葬。蒋记王朝第三章大势欧洲巨变
鉴于广东国民政府即将走出广东争雄天下的大势，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列强的近况，因为它们有实力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中国的局势。“一战”结束后，“二战”开始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一战”的主战场欧洲。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欧洲局势，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欧洲的政治地理概况。尽管欧洲人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所有的文化都根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也有相近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但是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战争就是欧洲永不褪色的主题，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像欧洲那样战乱迭起。此话并不夸张，在“二战”结束之前的欧洲大地上，若能出现短短几十年的和平时光，欧洲人民就要欢天喜地地感谢上帝保佑。欧洲人民如此爱好打架，自然是有特殊原因的。欧洲与中国不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自秦朝一统天下后，就一直采用君主制，搞中央集权，皇帝自从爬上宝座之日起，就喊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采用以武力为核心的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地消灭对自己存在威胁甚至只是潜在威胁的势力，大大降低了造反事件出现的概率，从而保证了中国的和平时期远长于战乱时期。而欧洲走的路子却有所不同，他们一直是分封领主制，大大小小的领主（贵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只有个人主义，没有集体主义，乱打一气实属必然。除了上述政治体制的原因，欧洲的地缘环境也是导致其战乱频发的关键原因。欧洲虽有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减去横跨欧亚两洲的“怪胎”俄罗斯所占的四百万平方公里之后，也就剩下了六百万平方公里。在这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这片远称不上广阔的土地上，却聚集了约五十个国家，一百多个民族。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面积和人口还没有中国一个省的面积和人口多。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占据欧洲绝大多数的面积和人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这块土地上拥有绝对的统治力。这种复杂的力量格局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谁也不服谁，战争不断，群雄并起。有意思的是，欧洲的这些国家不仅喜欢打架，还喜欢通过联姻拉帮结派。他们的这种搞法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现象：欧洲各国的皇（王）室基本上都是亲戚。但是在冰冷的利益关系面前，往往亲戚比陌生人表现得更加现实。甚至因为相对了解的缘故，动起手来也格外的精准狠。像外甥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为了和舅舅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争夺地盘和霸权，就掀起了一场为时116年的战争——英法百年战争。这种时间跨度，这等斗志和决心，着实令其他钟爱战争的专业人士汗颜。当然了，这种钟爱打架且擅长打架的习惯跟欧洲当时太穷的现实也有一定的关系，越穷越折腾。可问题是大家都是穷光蛋，打一架根本就捞不着几个钱。后来有聪明人想出了解决办法：走出欧洲，去外面的世界打劫，快速致富，争当光荣的暴发户。将这一思路转变为现实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5世纪，在这两个国家的支持下，以迪亚士、哥伦布、麦哲伦为代表的冒险人士，靠着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逐步发现了通往非、亚、美三大洲的航路，即所谓“新航路”运动。由此，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得以走出欧洲，并通过“海盗、殖民、掠夺、贸易、贩毒、贩奴”的超级流氓行径，积累了足够的物资原料和原始资本，掀开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变成了第一生产力。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源头的英国，其实力自然是一骑绝尘。至于法国，虽然其工业革命起步较晚，但仗着底子厚，还是勉强维持住了和英国一起制霸欧洲的局面。但后来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此人就是普鲁士王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于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一举击败法国，统一德意志民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喜欢搞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德国。德国虽然起步晚了些，但晚有晚的好处，至少能踩在英、法等国的肩膀上取长补短，少走弯路，再加上德国人创新能力强——德国不仅是“二战”前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也是当时全世界化工产业、电子工业（如西门子）和汽车工业（如奔驰）的领头羊，所以尽管德国是后来者，但是德国只花了短短的四十年，就不仅做到了在高端技术领域和美国两分天下——以电力为动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两只领头羊之一，还可以在综合国力上与英、法一争高低，实在是厉害！德国自然也需要通过向外扩张取得原料供应地和市场以满足其工业发展的需要，可问题是，当时全球能瓜分的地盘几乎都被英、法两国拿下了，所以得另想办法。德国人冥思苦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抢，从法国和英国手中抢。于是，德国拉上跟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有利益冲突的奥匈帝国，组团打劫英、法，正好法国也想找德国报“普法战争”的仇，而英国也需要保证巴尔干半岛附近的几大贸易航道的顺畅。由此，一场超级群架——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六千余万士兵参战，消耗十分巨大，连英、法这种强国都不得不从美国手中购买大量的军火和食物以维持战争。德国对美国拉偏架的行为自是十分不满，所以一拍脑袋想出来一个昏招：诱使美国人的宿敌墨西哥人进攻军火贩子美国。于是，德国人自掘坟墓，使得美国在双方两败俱伤的时候加入战争，成为压垮德国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18年11月，这场费时近5年的大战终于结束了。战争的主力俄、德、英、法四国基本都没有落着好。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英法这两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虽然赢得了战争，但失去了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优势，所以也算输家。英法混成这般模样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一战”的主战场在英、法两国本土。在自己家里和别人打架，怎么着都讨不了好。毕竟破坏的都是自己家的东西，死伤的也大都是自己的家人。英法两国不但工业设施被严重破坏，人口也大幅减少，两国经济因此大幅衰退。元气大伤的英法两国，由此变得无力进取，对其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对远东包括中国的影响力也日趋变小。雪上加霜的是，在其经济实力还未恢复之际，即1929年至1933年，世界又一次爆发了经济危机，导致这对难兄难弟的经济滑入了深渊。严格来说，法国要比英国惨得多。因为法国不仅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不给力，导致其经济衰退程度远比英国严重，而且它还面临严重的内斗，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的短短20年间，法国更换了近四十届政府，平均下来一年换两届，实在是奇葩。至于战败国德国，则身背两百六十亿美元左右的战争赔款，“一夜回到解放前”。要知道，那时的美元是很值钱的，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赔款加一块也就相当于德国赔款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德国面临的压力之大。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世人皆知德国只花了短短20年就再次发动了世界大战，德国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而与其说是德国人厉害，还不如说是愚蠢的政治家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初商议德国赔款金额的时候，英、法各有打算。法国抱着利用赔款把德国整垮了报仇的心态，一个劲地提高赔款金额。而英国却担心一直与其不和的法国趁机利用赔款坐大，以后不好收拾，所以一门心思地玩平衡、造均势——扶持德国，抑制法国，顺便利用德国距离苏联很近的优势，遏制苏联这个搞共产主义的“异类”。可英、法两国费尽心机，也没分出个高下。在拼心机不管用的时候，还得靠实力说话。论实力，法国自是不如英国。因此，在英国人的坚持下，德国的赔款金额一降再降，最终降至两百多亿美元。而且，由于英国担心巨额赔款会把德国压垮，导致对方没法还债，所以没好好学过“农夫与蛇”的英国人，决定把好人做到底。英国联合想往欧洲伸手的美国，向德国提供巨额贷款。英国人泥菩萨过江，自然掏不出几个钱来，贷款的主力只能是有钱的美国人。当然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有各自的小算盘。“一战”时，英法向美国申请了近百亿美元的贷款以向其购买军火和食物，而战海，去了浅草的某家饭馆喝酒。和尚喝般若汤[23]这事儿，大家在落语[24]跟小笑话里都常有耳闻。不过那说的都是酒肉和尚，他们连寺里的经书也不怎么了解。这位在人们眼中身为候补管长的高僧就截然不同了，他不会把自己喝成八先生、熊先生那样，给人拿来当落语里的笑柄。这位前辈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首先就是他那副慈颜，那是世上少有的慈颜中的慈颜。他总是面带浅浅的微笑，就像暖春的轻风，悠然自得。嗓音也是柔柔的，就算喝醉也很少大声嚷嚷。他潇洒地调笑女服务生，灌龙海和按吉喝酒，却不会主动去灌自己。于是这位候补管长带着两个小沙弥走进了茶馆[25]的大门。这位候补管长可怜这两个小沙弥——他们没醉的时候就开始谈论女人，醉了以后谈论得越发热烈了，从头到尾都在谈论女人，开不了悟，真是极其可悲，因此也就萌生了恻隐之心。高僧打算教授他们具体该如何享受女色，如何把握享受女色的度。来了几名艺伎。大家都跟候补管长有着多年交情，众人聊演戏、聊旅行、聊恋人，除了佛经以外什么都聊了。到了深夜，一群人一起在一间茶室里睡得横七竖八。天亮了，大家洗了洗脸，换上和服，候补管长帮女人系好和服带子，动作之熟练让两位小沙弥目瞪口呆。龙海和按吉并不是不感谢候补管长的一番好意。这确实是一番纯粹的好意。他尽量把这两个愚昧的小沙弥引向开悟，而且还故意采用召伎这种最容易被误解的方式来引导后辈，真是一番苦心。然而两人却无法释然。不知怎的，两人心头总笼罩着一层吹不散的阴云。“我心里怎么就是过不去呢？”按吉问龙海。“何止过不去！简直臭不可闻！”龙海气得浑身直哆嗦。两个人彻底颓丧消沉，在街上失落地游荡了一阵子。两人首先能想到的是：既然都能做到那个份儿上，为什么不干脆堂堂正正跟女人一起睡觉呢？然而问题绝不在这里。按吉认为，和尚即便堂堂正正跟女人睡了觉，也绝不可能就因此朝气蓬勃。这种散不去的奇妙毒气不光是跟不跟女人睡觉的问题，而来源于更根本的东西。和尚们只把女人当成发泄性欲的对象。他们会守身如玉，只是在守自己的性欲而已。然而，俗人是会迷恋女人的。为女人不惜付出生命，做尽一切愚蠢之事，舍弃名誉，舍弃情义，执迷不悟。在高僧所认知的女性里，并没有这种让人爱得发狂的女性。按吉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个道理。谁对谁错已经没有讨论价值了。他深刻体会到：只要还有沉迷之心，就只能沉迷到底，无可救药。他意识到这点以后，再看那些没有慈眉善目、没有散发阵阵毒气的人，就发觉这些人很脆弱——他们似乎下一秒就要为女人痴狂，抛弃情义丢掉性命。有那么一天，按吉在学校大门前捡到了一张传单。从那一天起，到报名截止日期为止，按吉都在认真地思考。他渐渐想去朝圣了。按吉想，干脆下定决心，成为横跨沙漠的一分子吧。他觉得只有到了那里，他才能体会到生命的存在。他莫名感觉到一种近乎乡愁的、强烈的冲动。报名截止当天，他下定决心去了丸之内大厦。接着他来到了公开课的会场入口。他又犹豫了，在门前来回走了三趟。然而，他最后还是没有进去。他就转身下了楼梯。因为他在来丸之内大厦的路上，在电车里见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学生，美得让人眼前为之一亮。他的心强烈地悸动了。于是，他觉得想去阿拉伯的那些念头都假得不能再假了。他一边下着丸之内大厦的楼梯，一边为自己有生以来头一次做了件真实的事情而感到亢奋。他边走边对自己说：“今后，我也得一直这么做下去。”自那天以后，他就放弃了开悟。龙海在正要偷渡去巴黎之前迷上了个女人，于是从此行踪不明，生死不知。[1]指关东大地震，又称关东大震灾。是一场在1923年（大正12年）9月1日日本时间上午11时58分，发生在日本关东平原的地震灾害，里氏规模高达7.9，又称东京大地震。——译者注[2]卡尔·马克思用德语写作、由恩格斯等编辑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这部作品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对日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有着深远影响。——译者注[3]这里说的“主义人士”是“二战”前期和“二战”中期的日本左翼思想分子。[4]日本和尚是可以结婚的。——译者注[5]现在的东京大学，原称日本帝国大学，简称“帝大”。——译者注[6]旧地名，今北海道西南部和安平町北部。——译者注[7]越南语旧时的称呼。——译者注[8]日本传统表演剧目。——译者注[9]能乐剧目《翁》里开头的唱词，语意不详。——译者注[10]指平贺源内，江户中期的人物，多才多艺，身兼诗人、发明家、医生等多职。——译者注[11]今大阪府堺市。——译者注[12]原文写出来是“洒落臭い”，其日语发音和“社乐斋”一词相同。——译者注[13]佛教用语，本意是指慈悲的誓愿。现一般多指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达成的悲壮的心愿。——译者注[1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犹太人。——译者注[15]日本宗教团体的最高指导者之职（首长）。——译者注[16]原本是佛教对高僧长老的敬称，在日本也引申为对天主教枢机的敬称，意义等同于殿下或阁下等对世俗人物的敬称。——译者注[17]原作为《DieWelsseSklauin》，德国作家ElisabethSch?yen著。描写了惨遭国际人口贩卖组织捕获的退役海军少佐之女春满子的故事。——译者注[18]为了打破有些人的执迷，不少禅师或用棒，或用喝，或者“棒喝交驰”，作为一种特殊的施教方式。“棒”始于德山宣鉴。僧来参问，“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后用于形容高僧严厉教导和警示修行者。——译者注[19]是日本集体住宅的一种形式，一般为一层（也有两层），各个房间并排挨在一起，共享墙壁，走廊相通，共用厕所等设施。类似于我国当年的筒子楼。——译者注[20]南画，日本绘画因受中国“南北宗论”影响而称“文人画”为“南画”，并形成宗派。——译者注[21]1钱等于十分之一日元。——译者注[22]1英里约等于1.609千米。——译者注[23]和尚称呼酒的隐语。——译者注[24]日本的一种传统表演艺术，类似于中国的单口相声。——译者注[25]这里的茶馆指“待合茶屋”，过去曾是召妓女和艺伎的地方。——译者注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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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村子出了一个陆军大佐和一个海军大佐。陆军大佐小野在南方战死，海军大佐佐田在战争结束后回了村子。我就是那个海军大佐。我并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才当上了村长。碰巧上任村长病死了，又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大家就把这差事推给我了。大家说，只要去村公所，坐在村长位子上就行。然而在我印象中，我舅舅当村长的时候，如果有事村公所打杂的就会来接，若非如此，他就会成天在家里下围棋。我把这段回忆讲给了我的助理羽生，跟他说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就不妨试试。他回答说：“您也知道，这仗打完了以后世道完全变样了，哪怕在咱这种小山村，也有像城里那样喜欢到处讲理的人，虽说挺麻烦的，还是烦请您做到每天按时上班。您可以不用顾忌任何人，在村公所下一整天围棋。”“不，我对围棋什么的都没有兴趣。搞搞园艺，整整田地这点乐趣就够我忙的了。所以啊，我一旦确定每天要来上班，这对我来说就不算什么苦事儿了，况且这应该也有益于身体健康。”我就这么轻率地接下了这份差事。村里的小学因为去年起了一场怪火，全都烧没了。幸好新建没多久的初中还没烧干净，就暂时在初中和寺院实施轮流上课，目前好歹还搭了个木板房当校舍，之后就该动工盖真正的校舍了。然而，资金方面却搞不定，没人想当村长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可是，没有村长这事儿也没法搞，所以助理和村公所的委员们找到我，说新建学校和资金的问题全都他们自己弄，不用我操心，所以麻烦我来当村长。就算我什么都不做，我的头衔也会自然而然发挥作用，事务也都由助理代办。换句话说就是名义上的村长。原来如此，世上这种村长应该不少吧。我也就大笑着当了村长。从我刚上任起，小学的事儿就很成问题。等我实地考察后，才渐渐发现这件事运作起来要比操纵军舰困难得多。在南方战死的陆军大佐小野的女儿原先一直在这所小学当老师，这位女士在村里风评相当差。不过她父亲是她父亲，她是她，尤其他父亲跟我都是军人，我也就没见外。想着谈一谈多半就能相互理解，私底下还很期待与她见面。有一天，她往村公所打了个电话，说有话想当面跟我谈，让我来学校一趟。羽生助理有事出去了，我也找不到其他合适商量这事的人，正好又该下班了，我就决定去学校看看。冬日傍晚，刮着凛冽的寒风。校工把我领到办公室，有位女性肩披外套，正蹲在火盆边取暖，这人就是她。她看到我，轻轻点头致意。“太无聊了，我就给你打了个电话。我今天值班。又没有别的事可干，烟也抽完了，就捡烟屁股抽，初中办公室的火盆我也翻了个遍，想敲竹杠也没有人可敲，正想着会不会来个笨蛋给我敲，突然就给你打了个电话。村长，您好吗？村公所有意思吗？”“你捡烟屁股抽？”“对，用旱烟袋抽。”“哈哈，你平常就把旱烟袋挂在腰间呗？”“怎么会，我是从男老师的抽屉里找到的。你有烟吗？”我并不讨厌她。原来如此，她跟大家说的一样，没什么礼貌，但是位很直率、很有意思的女性。我从怀里拿出了香烟递给她，她笑着接过去，非常高兴地说：“不出所料，真好骗。可能是我坑他们太多回了，只有其他村子里的人才会给我烟抽。”“你这么喜欢抽烟吗？”“废话。要不还能干些什么？”“看书吧，身为教育者也需要读书。”“小学老师有武力就够了，另外就是要有以物易物的概念吧。付出就该有回报，虽说我什么都给不了你，不过我总觉得这村子里的东西我基本都可以拿吧。难道烟这玩意还要钱买吗？都跟不要钱似的。”“你拿钱买什么呢？”“我那点儿钱哪够买东西。来，你看看，这就是二十五岁未婚女性穿的衣服！胸口，胳膊，连裙子上都是补丁。胸口和胳膊还是小孩拿小刀割的。我也想穿尼龙袜子，你看，这袜子，比残兵败将的袜子还要寒碜。”“没那么惨，这袜子在这村子里算华丽的了。换条灯笼裤，不穿裙子就用不着袜子了。絣织的衣服开个线，打个补丁倒不显眼，不过你这身衣服穿起来，却跟蝾螈开膛破肚了似的。”“真会说话，这村子里的男人比东京报纸还会耍嘴皮子，尤其是在挑女人毛病的时候。好像这村子里的男人这辈子的事业就是打倒女人似的。”我跟小野真理子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如此。没过多久，值班的男老师来学校了，我也就准备告辞，可那个男老师一看见我，就跟看见宿敌似的冲到我面前，逼问我说：“我们今年就要靠这临时盖的木板房过冬了吗？窗玻璃基本都碎了，您是没看见吗？教室地板也都没铺。等积了雪，教室里就该满是泥泞了。您是要让孩子们在这种地方学习吗？！”他打开门，给我看了看教室内部。我没回答他就走了。我跟我老伴两个人在这村子里生活，所以跟他人的话题自然也很有限。但没有想到临时校舍连地板都没铺，也不知道窗玻璃大部分都碎了。那男老师对我这个长辈说这种话虽说是有些出格，不过这番质问也没什么错。我打算第二天跟羽生助理谈谈这件事，看看怎么应急处理一下。然而第二天我刚到办公室，就发现助理早就在那等着我了。“您昨天去了小学是吧。您跟那女老师做了什么，跟那位堕胎老师？”他怒气冲冲地逼问我。我不知个中缘由，就回道：“这村子不准村长跟女老师说话是吧？”“您还给那人香烟了是吧，一根香烟？”“我看她没烟抽，就给了她一根。”“她一直都没烟抽呀。要不您就一直给她？身为村长，给那个堕胎老师香烟。”“堕胎老师是什么？”“就是堕过胎的老师啊。村里人都这么叫她，没人叫她的名字，连小孩背地里都这么叫她。只要给她根烟抽，她可能就会陪你上床，是比妓女还不如的浪货。因为那人在这村子里当老师，所以小学就是伏魔殿[1]。”“伏魔殿？指的是宫殿吗？魔王是谁呢？”“区区一个原海军大佐的话，连魔王都当不上啊。战场都上不了的海军大佐，干什么都成不了气候。”再没有比他这几句更能侮辱我的话了。没错，我是个连战场都上不了的海军大佐。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前，我被编入了预备军。在这种缺人缺到随便拉个人就上的关键时刻被编入预备军，不就意味着上面认为我非常无能吗？！要是晋升到少将才当的预备军，心里还能好受一些，然而我并没有，因此我茫然自失，也因为这份奇耻大辱动过自杀的念头。之后，我调整心态，在一个叫作海军水路部的地方当了一个小雇员，既然是雇员，预备大佐这个名号也就派不上用场了。我一面挨着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的中尉少尉的骂，一面告诉自己这是在修身养性。忍着忍着，终于熬到了战争结束。身为军人，在遭遇未曾有过的大战之时却被免去官职，不许参加大战——多么可笑！这段历史连子孙都不能告诉，只能拿来自嘲。羽生甩出了几句我最害怕的话，于是我很奇怪他是怎么想的。就算是仇人，多少也会留点情面，能面对面说出这种话，肯定是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可我却完全没有头绪。“我不知道我去了一趟小学，就能让你这么不高兴。你是不是有把给妇女香烟的男人想成恶人的怪癖？”“嗯，算有吧。跟村长被本村的招牌骚货叫出去拿烟给她抽差不多怪的怪癖。”“话说，小学的临时校舍好像没铺地板呀，玻璃大部分也都碎了，能不能想想办法呢？”“您还好意思提这个？”他脸色大变。一时间好像在思考什么，突然又下了什么决心似的，从书架上翻出了几本书。“您先看看这个吧。那临时盖的木板房就已经让我呕心沥血了。如果要是没有我，就连那木板房都没得盖。哪儿有钱呀？没有钱，那木板房是怎么盖起来的呀？”他嚷嚷着，又来来回回从书架上取了好些书。没过多久，我的桌子上就堆起了一座书山。“您先看看村里的经费吧。看看到底有多少收入，有多少支出。然后是新建小学的额外收入，您看看到底有多少支出？盖木板房又需要多少，还有大概一半没付清。您再看看我把村里的经费都用在哪儿了，您查查我的差旅费。自我上任以来这七年，我都没有要过出差补助。我自己出钱，我跟那些卖解毒药的住一样的旅馆，到处求人，总算才盖成了那样的木板房。您跟我提这个，不觉得自己厚颜无耻，不觉得害臊吗？您什么心血都没付出过，还好意思说这种话。”“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那我就如您所说，拜读这些文件以后再谈我个人的看法，不过你太激动了，你把我说的话都给听岔了。咱们都冷静点，好好谈谈，齐心协力为村子办事。”我安慰了助理羽生，之后花了一星期翻看那些旧文件。他说得没错。这村子非但不景气，而且村里的财政简直都空空如也了。因此他无欲无求、尽忠职守的作风堪称伟大。他东奔西走一向是自己掏腰包。他会这么愤怒，多半是因为自己这份努力不为人知吧。这么看来，他会生气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很羞愧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我为我的无知向他道了歉。但我又重申了一遍：“我知道预算不够，不过，能不能勒紧腰带给学校铺上地板呢？”我话音刚落，他的眼神就突然又凶恶了几分。“这样呀，那您自个儿来吧，村长。别客气，咱就弄到您满意为止，村长。”当时我第一次体会到在被人叫作村长时的那种不寒而栗的屈辱。羽生说道：“不过嘛，反过来一想，不铺地板就不用担心着火了。干脆把教室铺上地板人有严重的智商和情商问题：短视、浑球、无知无畏。大本营显然也对这两个家伙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明白，给这两个家伙讲信仰、讲国家、讲民族、讲和平是没有用的，因为对方只相信实力，只有当你的拳头比他更硬时，他才会听你的，因此大本营主张坚决平叛。但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无知无畏的家伙，根本没把大本营放眼里，不耍阴招，一切造反行动都是公开进行。两人在派兵拿下广东最好的兵工厂——石井兵工厂之后，就把军队开进了广州，还放言挑衅：请代帅（胡汉民）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对于这两个脸上写满了“你们快来打我吧”字样的家伙，广东大本营自然不会客气。1925年6月7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通电宣布杨希闵、刘震寰罪状，正式派兵讨伐。战斗也在这一天打响。滇桂联军展现出来的战斗力远不如他们老板表现出来的狂妄自信心。五天后，四万滇桂联军被“平乱总指挥”蒋介石率领的以党军为主力的平乱军击败，或溃或降，杨希闵、刘震寰逃亡香港。广东的革命山河一片鲜红，拉开了建立国民政府的序幕。蒋记王朝第二章刺杀廖仲恺
汪精卫主席
1925年5月中旬，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见到了从北京善后归来的汪精卫，宣言誓守孙中山遗嘱，与恶势力斗争到底。6月底，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原来的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压倒优势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当然，这也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结果。论资历，国民党内已无出其右者；论忠贞，几十年来孙中山身边的朋友战友走了一拨又一拨，又有几人能如汪精卫这样始终不离不弃；论献身精神，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也不缺乏。汪精卫上台后，没有弄什么新思想、新主义，还是高举孙中山的伟大旗帜，不走样地“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三大政策，坚持“挥师北伐、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另外两名元老也是重任在肩。胡汉民兼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常委之一、中央军事委员会八名委员之一、外交部部长三职于一身。廖仲恺的重要性则只高不低，同样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身兼极其重要的财政部部长。表面上看起来，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紧密团结在以汪精卫主席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周围，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继续走革命统一之路。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国民党内部远非铁板一块。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改进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与国民党之间的根本分歧，从而坚定了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决心。长而久之，围绕着苏联顾问、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以及对革命的领导权，国民党内形成了以廖仲恺、邓演达为代表的赞成和积极推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左派，与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不能容忍国民党内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的右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两派人，两条路。路线冲突决定了左派和右派注定有一派要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中立派又没有孙中山的威望，表现得过于优柔寡断，无法制衡两派趋于白热化的斗争。无法制衡的权力斗争演变到后来，必然会异常残酷，也许唯有鲜血才能解脱这些沉溺于权力斗争中的人。廖仲恺被刺
1925年8月19日上午九点，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子弹的火花迸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党军党代表、农民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中四弹，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这绝对是一起严重的暗杀暴行。汪精卫大怒，遂与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统归管理军政事务及警权，戒严广州，彻查此案。在党内级别不够、政治地位不高的蒋介石为何能加入特别委员会？答案很简单，因为蒋介石是当时最适合的侦破工作负责人人选。本来应该承担侦破重任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不放心。而蒋介石当时属于中间偏左派，且手握最忠心于国民政府的党军，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比较放心。此外，蒋介石与廖仲恺的关系非同一般，这能保证他以顽强的斗志与饱满的热情投身侦破工作。过去一年多来，蒋介石与廖仲恺在黄埔合作建校建军，其中的艰难蒋介石心中非常清楚。当初建校之时，廖仲恺数次忍辱负重，从杨希闵、刘震寰手中讨得些许款项，甚至变卖家中财物，将一笔笔经费交到蒋介石手中。平定商团、建立校军、建立党军，表面上看是他蒋介石在领导，可廖仲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在背后为他挡了多少明枪暗箭，又有谁能数得清。蒋介石能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廖仲恺用肩膀扛起来的……应该说汪主席的用人水平不错，因为他选中的破案负责人蒋介石的工作效率很高，真相很快浮出了水面。这是一起仇杀案，种种证据都指向了两个国民党元老。背后主谋——以胡汉民弟弟胡毅生、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就是否坚持三大政策的争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廖仲恺在汪精卫和共产党的支持下，处处都占了上风。由此，胡毅生因为觉得哥哥让人骑在头上欺负心生不爽而萌生了杀掉廖仲恺的念头，当然也可能是受到了胡汉民的暗示甚至是指示，总之，胡毅生找到了邹鲁等右派骨干，合伙密谋杀掉廖仲恺。凶手——粤军许崇智手下的旅长朱卓文等人收买的歹徒。如果说廖仲恺与胡汉民有思想路线之争的话，那朱卓文与廖仲恺就有利益之争。国民党改组之后，朱卓文混得一天不如一天。孙中山在世时还念着他往日的功劳，给他安排了一个县长做做。当孙中山去世后，廖仲恺发现这小子基本不做好事只干坏事——利用职务之便破坏经济秩序（贩卖烟土、逃税漏税），乱搞男女关系，窝藏不法分子保护黑恶势力，于是顶住朱卓文的老大许崇智的压力，硬是把朱卓文的县长职务给撤了，家产也给充了公。所以朱卓文是官也没了，钱也没了，女人也没了，生活档次大大降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朱卓文决定报复断他财路的廖仲恺。这就是他被胡毅生选为合作伙伴的真正原因。这一查，居然跟胡汉民、许崇智脱不了干系！胡汉民是国民党内唯一和汪精卫资历相当的人物，而许崇智虽说资历不及胡汉民，但也是地位显赫——同样是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还是广东省政府主席。虽然证明这二人直接与案的证据不足，但他们也难逃嫌疑。面对汹涌而来的质疑，胡汉民选择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卸去职务，去苏联考察。而许崇智选择了肤浅的自我批评——轻飘飘的一句“自己治军不严”，令党内党外人士都大为不满。更大的问题是，许崇智的私生活很是糜烂——吃喝嫖赌毒俱全，根本不配称为革命军人和党员干部。汪精卫趁机算总账，将他免职。许崇智从此离开广州闲居上海，远离军界……暗杀是阴谋者罪恶的嗜血，暗杀也是热血者狂热的献身。可无论是阴谋者还是热血者，最终都没有从暗杀中得到好处，这无疑是历史的讽刺。蒋介石上位
“刺廖案”所产生的后果，在当时看来是没法估量的，但通过之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勉强可以这样认为：这场阴谋至少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这是因为，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相继离去，产生的权力空白必须由这两个人来填补。第一个人，自然就是大家熟悉的蒋介石。蒋介石虽然在“炮轰总统府”那会儿就已经深得孙中山信任，当前是军队的最高领导班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但自从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对军人掌权非常警惕，所以一直不让蒋介石插手党务和政务。除了黄埔军校党部外，蒋介石基本不能干预校外党务，其党内地位至多相当于一个候补委员，党内职务甚至低于同期的毛泽东，根本不能与上述党政要员相提并论。然而这一次，蒋介石水涨船高，先是成为广州卫戍司令，全盘接收与自己因为地盘和“钱途”而嫌隙渐生的大哥许崇智的军权，后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权力中枢——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跻身国民党权力中心，成为国民党中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但蒋介石的上位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廖仲恺是广州政局中的关键人物，他在政治上保护了蒋介石也压制了蒋介石，如果廖仲恺还活着，蒋介石就不可能超越廖仲恺，担任政治军事的一把手。如此一来，蒋介石将来与汪精卫、与苏联顾问的冲突就不会那么激烈。廖仲恺是润滑剂，也是缓冲区，有他在的话，后来的中山舰、“整理党务案”等事件就很可能不会发生。当然了，在历史的词典中，假如、如果这些词汇是没有市场的。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二个幸运上位的人——宋庆龄的弟弟、孙中山的小舅子宋子文。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算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廖仲恺的地位。宋子文也算是个重要人物，这里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宋子文，19世纪的90后，时年29岁。他的教育背景非常出彩：他既是史称“东方哈佛”的美国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士，又是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他的工作经历也很出彩：由于从本科开始就接受全英文教学，他的英语水平远超今天那些操着半吊子英语在外企职场磕巴的人，非常厉害，因此他从事的工作大都跟英语和大学专业有关。他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过，也在当时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大的重工业公司——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当过秘书，还当过姐夫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他当前的职务是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董事兼行长。就其个人素质和能力而言，他肯定是那个年代最为出色的金融人才之一，但他有一些致命的臭毛病：傲慢，刚愎自用，没有耐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恶劣，这些毛病令他在未来的国共内战中吃饱了亏。最为关键的是，他还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参照西方的经济理念，为中国打造一套统一的现代经济制度。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来自西方先进国家的想法有些水土不服。因为当时的中国执政者们大都急功近利，他们需要的是那种有求必应而且不问用处的自动取款机式的理财好手，而不是宋子文这种或许眼光更远也更有能力但不听话的财政专家。就这一点而言，宋子文不如他一直看不上眼的同行——山西佬姐夫孔祥熙。尽管孔祥熙喜欢搞贪污，官品远低于宋子文，但他有一个宋子文没有的优点：听话。所以后来取得独裁地位的蒋介石欣赏孔祥熙的程度远胜于宋子文。宋子文不仅不受蒋介石待见，还常常因为太有主见、敢于反抗而挨对方的揍，主要表现为被打耳光，很是凄惨。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双方暂时还是可以合作的。两位后起之秀瞬间上位。只能令人感叹人生际遇变幻无常。处于政治旋涡之中的人，身份转换之迅速，往往令人难以置信。“刺廖案”发生之后，手握兵权的蒋介石坚定地站在了汪主席一边，汪蒋之间也因这次合作而进入了蜜月期。汪精卫上台后坚决执行孙中山的既定路线，俨然代替廖仲恺成为了左派领袖。蒋介石则成了新的中间势力。而失去胡汉民的右派们看广州已无法立足，竟然跑到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开了个“西山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停止广东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在此事中负责挑头的林森、张继等人后来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汪精卫和蒋介石自然不会理会“西山会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想到，右派并没有就此罢手，一场争对他们的阴谋即将展开。“西山会议”一事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严重分裂，其影响极为恶劣，导致国民党内部矛盾公开化，并且愈演愈烈。就凭这些人的分裂行为——用郭德纲的话说——被拉出去枪毙半小时也不算过分。值得一提的是，廖仲恺遇刺这一血的教训，也从反面教育了当时年轻的共产党——凡事做好预防和提前得知重要情报是非常重要的。自此，共产党广东区委在党内开展了最早的情报保卫工作，为建立传奇的“中央特科”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国民革命军
就在廖仲恺被刺杀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干了一件大事，将之前的“讨贼军”、“建国军”和“党军”名目取消，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国民革命军”的名字是蒋介石抓掉不少头发才想出来的。电视剧里面的“国军”就是这么来的，国军这个称呼也一直持续到国民党退出大陆。现在，国军即将接受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考验，在铁与血中走出来的它还要在即将爆发的抗战中用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描述一下它的编制。初期的国军依照苏联体制，在军、师两级设党代表及政治部。第一军：主力仍然是黄埔军校师生。军长蒋介石（后为何应钦接替），党代表原是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期生“黄埔三杰”中的贺衷寒、蒋先云已做到了团级干部。第二军：由谭延闿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第三军：由朱培德麾下的滇军改编而成。军长朱培德，他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与朱德并称“两朱”，其政治素养和军事能力都过得去。第四军：由原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第五军：由“福军”改编而来。军长李福林，本为悍匪，是澳门香港地区黑社会的元老级人物。此人文化水准很低，大家可以通过歇后语“李福林看报纸——倒转来”感受一下此人的人文风貌。他在逃亡南洋的过程中结识了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孙中山早期的革命军事干部，此后他拉起了一支以江湖悍匪为核心的队伍——“福军”。第六军：由程潜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程潜。第七军：主力就是新桂系的全部家底，此军从1925年10月开始分批入粤助战，次年3月正式被改编。军长李宗仁，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参谋长白崇禧。七个军，共八万人左右。各军的军事素质相差很大，战斗力也参差不齐。虽然说不好哪个军战斗力最差，但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第一、四、七军战斗力最强。第一军的中基层骨干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他们是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青年，他们接受的是来自苏联的先进军事教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叫“黄埔系”。第一军的高层军官，则大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简单来说，第一军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来自两所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军校，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第一军的战斗力。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的军官差不多都是按照“四校”模式培养出来的。所谓“四校”，其实就是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慈禧模仿日本军事教育体系，弄出来的一个培养高级军官的固定套路：先上军事小学，再进军事中学，然后考入保定军官军校（相当于大学），最后去北京的陆军大学深造（相当于研究生）。能从四校毕业的学生不算多，所以这帮毕业生几乎不用为就业问题发愁。不过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稍有区别，首先是第四军军官中的保定军校优秀毕业生数量远超诸友军，睥睨全中国，然后是第四军军官的籍贯几乎都是广东，而第七军的军官大都是广西人。换句话说，除去指挥官的谋略天赋、练兵水准、领导艺术等因素，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主要是靠同学和乡土关系聚合出来的。由此可见，在咱们中国，跟同法，他把这一万多朝鲜士兵发放到各旗为奴隶，最终只有不到三千人逃回朝鲜，其余都被后金杀掉或者虐待至死，也算是恶有恶报。最后该南路了，也就是清河路。指挥官李如柏，他的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他是名将李成梁的儿子，但水平最低，你要说他不会打仗，比较冤枉，你要说他会打，比较扯淡。他是个纵情声色，饮酒无度，怯懦愚蠢的家伙。他领兵出虎栏关时听见螺声，山谷响应，木叶震动，仿佛有千军万马杀来。李如柏忙下令撤军，士兵也以为后金军杀来，各自逃生，互相践踏，死了一千多人。其实山上没有敌军，只有后金侦察兵二十人，他们见明军出关，就通过螺声告诉努尔哈赤，偏偏这个没用的李如柏上了他的当。至此四路明军一个不剩。随着后金军的完胜，他们的强大表现足以向当时的整个世界证明，他们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骑兵，最强大的陆军。萨尔浒之战中几乎每一场战斗明军都是以鸟铳、火炮对着后金军狂轰。但那时的火器威力还不够，后金军总能冒死往前冲，快速杀至明军阵前，一直想着用大炮把后金军炸死的明军压根儿对于能冲到眼前的后金铁骑没有心理准备，心理防线一被突破，被干掉就是在所难免了。随着八旗的世袭罔替，到了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满族骑兵就已经丧失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的勇气，而属于大清的蒙古骑兵依旧有这股血性，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八里桥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就是这样，三万蒙古骑兵冲向六千英法联军，英法联军用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将三万蒙古骑兵打得死了一万五千人，而英法联军只死了四个人。假如萨尔浒之战时明军的火炮和火枪能有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的一半火力，后金早已成为历史名词，努尔哈赤则跟突厥、柔然等犯边的部落酋长历史地位相同，至于什么康乾盛世则压根儿不会发生。萨尔浒之战明军之所以惨败，与盔甲也有关，明军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现在他们阅兵时的导弹也是用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八旗军几乎人人都披精铁制成的铠甲，他们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这也是为什么八旗军在战争中很难被明军杀死的原因。人难以超越时代，既然武器和盔甲都不够强大，那么就应该在战法上改进。萨尔浒之战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明朝滥用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是不能随便用的，得把以下七点考虑周全，才能使用：（一）地形因素制约部队机动能力，在“分进”时要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如果各“分进”队伍消息不畅通，就会出现萨尔浒之战的后果。与此同时，作为统帅，应尽量让部队在地形平坦交通便利之地上“分进”。（二）不单纯用人数衡量分进合击的胜利概率，而应根据自己“分进”的每一队在没“合击”前遇到一股敌人后的胜算来判断胜利概率，决定是否用分进合击。（三）从理论上讲，分兵会造成一路或几路弱势，只有当各军会合时弱势才会小，所以要让部队提高机动性，快速进军，缩短“分进”时间，为此最佳办法就是加大骑兵比例。（四）分兵不是均分，如此战明军均分四路兵力，结果在任何一路都处于绝对弱势。（五）分进合击，重在合击，要精确计算各部队行进所需时间，然后精确安排各路人马出击时间。（六）明确各部任务。统帅要做的不是在地图上画个圈，然后说你去打吧，而应明确在多长时间行军多远距离，占领什么地方，需要注意什么，遇到敌人应追击还是就地防御。（七）必须考虑行军时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这样的话在友邻部队遭攻击时就可去进攻敌人的纵深，来他个围魏救赵，友邻部队脱离险境，自己也能立战功。这些明军一个都不考虑，不败才怪！此战明军损失惨重，军官310人殉国，士兵45870人殉国。大明的国威也受到极大挑战，这是明清历史的转折点。此战后明与后金攻守易势，明由进攻转为防守，后金由防守转为进攻。努尔哈赤在战后放声大笑，他说：“大明皇帝以二十万军队，号称四十万，兵分四路来战，蒙古、朝鲜各国听到此战我军的胜利，如果他们以为是我们兵分四路来灭明军，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多将广。如果以为我们就是以一支部队分四次揍明朝，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强马壮。总而言之，胜报闻于四方，没有不说我们强大的！”乾隆说此战使“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嘉庆在来到自己祖先鏖战的萨尔浒后赋诗一首：“开基创业自兴京，廿万明师一鼓平。心膂股肱克大敌，父兄子弟肇皇清。据崖设伏选精骑，列阵飞驰尽劲兵。瞬间崖头方破队，斐劳山畔复摧营。八旗赫濯雷霆迅，四路奔逃风鹤惊。”由于此番叶赫部出兵帮助明朝打自己，明朝大军撤退后，努尔哈赤率大军，集中力量进攻叶赫。努尔哈赤立下誓言：“不克叶赫，誓不回师！”叶赫部两大贝勒金台石、布扬古分别固守东、西二城。努尔哈赤命后金军掘地为穴，挖空底下后叶赫部两座城池的城墙倒塌，后金军攻入城中。金台石自焚而死。布扬古见东城已破，孤城无援，在得到努尔哈赤降后不杀的保证后，便出降。努尔哈赤为防止叶赫东山再起，就杀了布扬古，叶赫部遂告灭亡。至此努尔哈赤彻底统一女真，统一东北，吉林、辽宁东北部、黑龙江、俄罗斯远东地区尽数成为努尔哈赤的地盘。叶赫部首领布扬古临死前曾对天发誓：“我叶赫那拉就算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建州女真。”二百四十年后，叶赫部的女子叶赫那拉·杏贞垂帘听政，主宰清国四十八年，死后谥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这是中国古代最长的皇后谥号，简称“慈禧太后”。慈禧死后三年，清朝灭亡，主流说法认为慈禧执政无能最终导致近代中国丧权辱国，清国灭亡，真是因为慈禧吗？这将是本书最后一卷要交代的。第四章熊廷弼守辽德国陆军元帅冯·施利芬说：“如果不把部队分隔开就不能防御这个地区的话，最好坚决放弃这个地区。”萨尔浒之战三个月后，努尔哈赤对开原发动了进攻。而此时开原的防守却十分松懈，主官韩原善不在开原，推官郑之范看名字是个政治犯，但其实这厮是个贪污犯，他“赃私巨万，天日为昏”，将领马林是戴罪之身，他在萨尔浒之战逃跑，朝廷正在追查此事，他根本没心思守城。底下的官兵几个月领不到军饷，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钱粮，一个月都领不到，各军士兵于是把衣服卖了换钱买吃的。马没有草料，士兵没有饭吃就杀马充饥。士兵武器奇缺，有的拿着一根木头棍子，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努尔哈赤直抵开原城下，马林慌忙登城守卫。后金八旗军一面在西南北三面攻城，布战车，树云梯，鱼贯而上，杀得城上守军溃散，一面在东门布重兵，进行血战。由于后金内应在城内开门，后金军冲入城内，郑之范仓皇逃窜，后因战败被捕，死于狱中。马林在激战中阵亡。城破后努尔哈赤在开原杀七万人。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开原城中最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努尔哈赤拿下开原后，与开原互为犄角的铁岭就成了下一个目标。那么努尔哈赤的对手，铁岭守将李如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一次在北京，他喝多了后放枪放炮玩闹，声音惊动大内，因为他是李成梁的儿子，所以一个处分就过去了。这种人守铁岭能有什么好结果？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李如桢此时压根儿就不在铁岭，他躲在沈阳，此时的铁岭根本没有守将。努尔哈赤的胜利已成定局，他率后金军猛攻铁岭，明军用火炮和矢石给了后金很大杀伤，此时被后金策反成功的参将丁碧打开城门，后金军蜂拥而入，铁岭失守，明军殉国四千人。开铁之战战败后，万历皇帝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文武双全，能在骑马时拈弓搭箭左右开弓，他来到辽阳后，辽阳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绅都已离去，道员和将领也备下快马欲逃，人心惶惶。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以将自己家眷送走、动摇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二，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震慑欲逃者。三，公开祭奠开原、铁岭战斗中的殉难者，激励士气，从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但辽东形势并不令人乐观，熊廷弼在给万历的奏折中说：“现在辽东有四种兵，一种是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在部队里空耗饷银，装死扮活，就是不肯出战。第二种叫额兵，开原这一道兵全额已经亡了。第三种叫募兵，都是临时招募的无赖之徒，这帮人打仗还能靠得住？刚听到警报就能跑一半。第四种叫援兵，也就是别的地方来援助的，谁肯把好的兵来援助，因此来的都是次品。现在的一万多匹马，大多是瘦弱的马匹，这是因为许多士兵故意少给马草料，设法把马弄死，这样他们就可以当步兵了，以免出战。现在士兵所拿的弓都是断了弦的，箭镞嘛，更应该叫箭，因为已经没有镞了，刀都缺一块或很钝，枪的枪头都秃了……各部队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各营逃跑的每天都有上百人。”（《熊襄愍公集》）更可怕的是，由于长期欠饷，许多士兵居然靠卖弹药库里的火药来谋生，“自辽阳至镇江，其间许多镇堡，官上火药暗里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余斤……数年以来，辽阳一带火药，尽皆见失。镇堡之官，亦不时点检，徒闭虚库”。此时真可谓形势危急，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认为，从当前形势出发，漫谈收复失地、剿灭后金显然过于草率，不如以固守为稳着，挡住后金的进攻势头，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以守为攻。万历皇帝批复熊廷弼说：“卿审度贼势，分布战守方略，颇合机宜。防守既固，徐图恢复进剿，尤是万全之策。”熊廷弼适当收缩兵力，并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于辽阳，犒劳军士，准备干粮、行具，佯示进兵。努尔哈赤果然疑虑，没有立即进攻辽阳。熊廷弼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敌前进。在此基础之上，熊廷弼进一步采取措施。他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着冰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大张旗鼓，坐在马上，挥舞着马鞭指点地形，他说：“这可以扎营，那可以设伏，那可以打仗。”故意让后金间谍知道，然后取道而回。努尔哈赤以为熊廷弼要袭击他，随后砍树堵山口，运石整修关隘、山城。熊廷弼趁着努尔哈赤瞎忙活的时候，大修辽阳城，辽阳防卫空前加强。随后，熊廷弼进一步加大防御纵深。熊廷弼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每路三万人，各路相互策应，敌人小股来犯，就自己解决，大军压境，就互相支持。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主攻。到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熊廷弼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熊廷弼的守辽部署是非常正确的，而英明的万历皇帝更是对熊廷弼坚决支持，熊廷弼此人性情刚直，看见不好的官员就喜欢骂街，因此在朝廷的文官中人缘相当不好，言官们几乎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攻击诋毁诽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次逼熊廷弼辞职。万历则毫不犹豫地支持熊廷弼，不理那些罪恶的家伙，他说：“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专制社会帝王很少能说对自己的大臣“深切依赖”的，但万历就能说对熊廷弼“深切依赖”，一方面可见万历皇帝对熊廷弼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可见万历是个真性情的皇帝。此时万历与熊廷弼的关系，已经不只是君臣关系，而是有一定朋友关系了。第五章万历，内心孤独的皇帝时间很快就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病重，临终前，他依然对熊廷弼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然而遗憾的是，就在辽东局势被熊廷弼搞得眼看就要扭转，就要让后金混不下去了的时候，万历皇帝在1620年去世了。对于万历皇帝，传统说法都说他二十年不上朝，酒色财气，样样俱全，“明之亡，非亡于崇祯之失德，实亡于万历之怠政”。而事实上，正是万历皇帝凭明朝一国之力打赢了抗倭援朝战争，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打败日本的最高统帅只有唐高宗、万历皇帝和蒋介石，唐高宗是在663年派兵东征百济时，日本派海军援助百济，两军于白江口（朝鲜西南锦江口）遭遇，唐朝海军烧毁日本四百艘战舰，大获全胜，而这其实只是一场遭遇战。蒋介石抗日战争中败多胜少，抗日战争共二十八场大会战，蒋介石打赢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随枣会战、上高会战、鄂西会战、粤北战役、雪峰山战役、缅甸会战、豫西鄂北会战、广西反攻作战这十一场会战，徐州会战和常德会战可算作平手，此外，南口战役、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这十五场会战都以失败告终，要不是有美国人帮忙，莫说八年抗战，十八年都赢不了。万历皇帝的抗倭援朝战争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单凭自己的实力彻底战胜日本的大型战争。一个能打败日本的皇帝，为什么会二十年不上朝？难道是因为他才导致明朝灭亡的吗？别急，让我们从头说起。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亲政，那么他的政绩如何呢？万历三大征中，平定哱拜叛乱，万历皇帝安定了宁夏，平定杨应龙叛乱，安定了西南边陲，抗倭援朝战争，更是打出了中华国威，把朝鲜从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臣洪大容依然动情地说：“万历年间，日本倭寇大举侵犯朝鲜，朝政糜烂，大臣毫无办法，明神宗聚全天下的兵力，耗费全国的财力，用了七年之久的时间平定倭寇，到今天已经有二百年了，民生的安乐富足，都是明神宗的功劳啊！”1。有的专家学者说万历纵情酒色财气，并举出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的奏疏，该奏疏批评万历纵情于酒色财气：臣闻嗜酒则腐肠。陛下八珍在御、解酌是耽，卜夜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变色则伐性。陛下溺爱郑贵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变色也；贪财丧志。陛下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献则谴怒，此其病在贪财也；尚气则戕性。陛下今日榜宫女，明日赀中宫，此其病在尚气也。关于万历醉酒的问题嘛，按说明朝的正史记载是相当丰富，但是写万历醉酒只有万历八年万历酒醉后让太监唱歌那一次，其他并无任何记载说万历酒后误事，男人嘛，多喝几杯酒没什么，只要不误事，根本就不能算罪行。再说色，这个倒还不是没有任何根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记载，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的时候，万历“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身体虚弱”，按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无非是四肢乏力，脑袋发晕而已，可是，有个叫卢洪春的礼部祠祭司主事却借机大做文章，他说：“医家曰气虚血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
王巍：我们发掘了一千多座墓葬，其中有九座大型墓，每个大墓中都有一个龙盘，直径约五六十公分，画着一个盘龙，好像正在吐出舌头信子一样。这个盘上的龙跟后来龙的形状实际上是不同的。
的明显优越性面前动摇了。广宁陷落后，基督教徒孙元化同徐光启一道研究了欧洲的数学和工艺学，建议用葡萄牙大炮装备一支明军，以加强东北防务。在侯震旸等东林党人支持下，孙元化的建议终于被朝廷采纳。1623年，4名葡萄牙炮手自澳门北上。孙承宗、袁崇焕等关外驻军，都装备了欧式大炮，并投入了使用。孙元化本人则出任登、莱二州巡抚，将山东半岛作为此项行动的中心。1630年，又有200名澳门炮手在高卡乌斯·特谢拉（GoncalvesTexeira）和安东尼奥·德尔·卡波（AntoniodelCapo）率领下，受雇前往登州。虽然他们大部分行至南昌便被阻留，既而又被遣回澳门，但其中的翻译乔奥·罗德里戈斯（JoaoRodrigues）神甫，却得以抵达登州，并向孙元化及其部将（包括辽东武人孔有德和耿仲明）传授了制造和使用新式大炮的技艺。与此同时，在较为宽容的崇祯皇帝统治下，朝中的天主教徒，再次要求更多地相信和采用欧洲技术。经徐光启推荐，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了一次历法改革，又于1642年7月应崇祯帝之邀去创建一座铸炮厂。这位耶稣会士虽然经验不足，但还是勉强同意由他指挥工匠在皇宫附近修建这座铸造厂，并铸成了20门大炮，其中多数可发射40磅重的炮弹。这样，从1623年起，经过30年代，直至40年代初，明朝在东北的军队逐渐装备了欧式枪炮，从而加强了防卫和进攻的能力。由于具有了这种新的能力，明朝政府便决定去改变自己在辽东的命运。在这次军事反击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是袁崇焕。此人来自广东，原为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遂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袁崇焕的顶头上司是王在晋。同其倒霉的前任熊廷弼一样，王在晋也担心采取进攻策略会缺乏后勤的支持。因此，他不准备去加强边远的前线阵地，而宁愿让蒙古科尔沁部驻守关外，以为缓冲之计，还打算在山海关之八里铺修筑重城，置4万兵守之，以加强长城与北海接合处这一战略要道的防卫。天启皇帝对此计划颇感兴趣，遂遣亲信大臣孙承宗（1563—1638）前去检验其可行性。但孙承宗丝毫未被打动。相反，他向王在晋提出质询后，回朝报告说，王在晋不打算从山海关调出4万士卒，而准备向困难重重的兵部请求增兵。孙承宗认为，增加援兵并无明显的必要。因此，他力劝天启皇帝另作抉择，包括考虑袁崇焕的更富有进取精神的计划，将防御重点放在山海关以北200里处的宁远，使之成为收复辽东的跳板。这时，皇上决定支持孙承宗、袁崇焕。1622年9月21日，王在晋被罢免，由孙承宗接替其职，又兼任大学士和兵部尚书，并授以处置前线事务之权。袁崇焕则奉命赴宁远修缮城墙，以此作为收复锦州附近城镇的基地。天启皇帝对孙承宗等人的支持没能持续多久，因为他又从其他大臣那里听到相反的忠告。事实上，这场防御策略之争，日益明显地卷入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与皇上身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主要冲突之中。前者支持东林党，主张恢复儒学在官僚政治中的基本价值而结束专断专制；后者则是围绕皇权的不受约束的内廷专断权力的代表。此时，东林党人的立场早已形成，那基本上是按照12世纪主张抗金的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模式，来评述袁崇焕等人的行事的老套。一些东林党人认为，收复辽东、阻止女真继续入侵的“进取”策略，定能成功，不应因为出了主张绥靖、首鼠两端的熊廷弼之流而放弃。高攀龙和不久即被处死的杨涟等东林领袖的主张，通常是建立在对前线形势真相全然不明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议和并削减军费的保守策略，等于怯懦和卖国。于是，将明军防线置于何处的争论，又常常被说成是爱国者同卖国贼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历史性的斗争。反对东林党之进攻策略的意见认为，袁崇焕的计划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军备甚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此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遥远的前线，更是目光短浅，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镇压内地叛乱这一更为急迫的任务。徐如珂等人坚信，一旦平定了内地叛乱，外敌——关外夷狄——便不难平定。当时，辽东局势还能维持，朝廷完全可以先解决内地的真正危机，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然而另一些官员却从这一诚恳明智的建议中，引申出极为阴险的含义，即：进攻策略不仅是刚愎自用的表现，还是东林党人为谋求私利而策划的阴谋。那位极力鼓吹收复失地的大臣、韩爌的门生袁崇焕，不正是东林党的拥护者吗？他不正是杨涟的同门生成基命一手提拔的吗？这些人不正是通过掩盖辽东惨败的真正原因，即内阁的腐败无能，而互相保护的吗？为什么每次被选来为战败承担罪责的大臣到头来都成为东林党的政敌呢？这不就是朝廷大权渐渐落入结为“邪党”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之手的关键所在吗？朝廷近来日趋腐败，不正是由于他们对皇上不忠而结党营私吗？在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的1624—1625年，支持进取策略的大臣们，又要求将山海关守军的一半调往前线，以夺回广宁。魏忠贤则千方百计阻止孙承宗进见皇上详述其理由。此外，他还诋毁奉命前往山海关督师的孙承宗是军阀，并暗遣手下宦官至前线军中，为攻击孙承宗搜集证据。后当魏忠贤以受贿为罪名，欲将东林党领袖杨涟下狱查办时，孙承宗曾极力相保；但他自己也因部下一次小小的军事失利，横遭报复而受到弹劾，并被迫于1625年11月辞去辽东经略之职。其继任者高第，则是公认的魏忠贤的同党。高第向天启皇帝夸下海口，说他能整肃辽东的腐败和弊政，包括设法清除潜在的叛徒，防止叛明降金之事继续发生，令手下将领各负其责，改善部队装备，强化士兵的纪律。最后，高第认为最重要的，是将防守薄弱、易受攻击之处的军队全部撤回。他辩解说，与其千里迢迢向宁远等镇运送给养，不如全力加强关内防线。于是，锦州一线各城堡都被放弃，袁崇焕也被告知今后其给养将被削减。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袁崇焕有充分理由撤离宁远，但他决意坚守，凭借布列于内城城头的葡萄牙大炮，抗击努尔哈赤未来的进攻。努尔哈赤得知明廷已改变战略，任高第为辽东经略，遂决定攻打宁远。1626年2月19日，金军将宁远团团包围，第二天便发起攻击。袁崇焕有意放弃外城，将敌人放入“红夷”大炮及矢石、燃油的射程之内。但努尔哈赤仍奋力攻城。战斗持续了6天，明军的顽强抵抗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被迫率众撤回。七个月后，即1626年9月30日，这位后金大汗伤重而死。高第及朝廷本已放弃宁远，忽闻袁崇焕大胜，顿时惊喜若狂，连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也表示要支持袁崇焕。一时，收复失地之主张的正确性似乎已被证实。然而袁崇焕竟因胜利而飘飘然，以致没能充分利用后金愿意议和这一大好时机。宁远之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后金第二代大汗、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倾向于同明朝改善关系。1627年2月23日，后金使者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书中列述了“七大恨”，详细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之冤屈，随后表示愿意重修两国之好，并要求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云云，只是外交辞令，实际上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先输纳值银数百万两的和好之礼，然后每年纳贡。其数额无疑大大少于辽东地区每年的军费开支，但仍是一项沉重且带有屈辱意味的负担。4月20日，两名后金使者自宁远返回，三名明朝使者携袁崇焕复书随同前往。这封复书，语气凌人，甚至含有警告之意。它主要就“七大恨”问题进行辩解，指出双方都有无数人民惨遭杀戮，并要求金汗若真想议和，笔下应少些动气之言。此外，书中还提出，后金必须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城池和战俘退还明朝，和平才能实现。这一次，皇太极作出了更大让步。1627年5月22日，他再次致书袁崇焕，断然拒绝退还所获城池战俘，因为这是上天所赐；但他表示对“七大恨”可既往不咎，并保证将信守诺言。为申明此意，皇太极将索要的初和之礼削减了一半，将每年往来之礼减至黄金9万两。袁崇焕没有继续讨价还价，因为当时朝廷对他的支持甚至比宁远大捷后还要有力。天启皇帝之死，导致了其心腹宦官魏忠贤的最后失宠和覆灭。许多因和东林党有牵连而被清洗的士大夫，暂时恢复了权力。他们以钱龙锡为首，无疑是支持袁崇焕的。袁崇焕深知于此，遂在东北推行了更为积极的进攻策略，下令在曾被放弃的锦州和大凌河一线实行军屯，将其重新建为军事重镇。这当然不是皇太极所期待的答复，但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627年6月18日，皇太极得知明军正加紧修缮前线城堡，便令其贝勒大臣做好向明朝进攻的准备，一旦议和不成，便重操干戈。这时，袁崇焕奉诏回京，单独进见新即位的崇祯皇帝，商讨明朝对东北的战略。在这次重要会见中，袁崇焕将其战略计划概括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并且又一次向皇上许下诺言：“计五年全辽可复”。但这一次袁崇焕没能实现其诺言。尽管崇祯皇帝将他擢为兵部尚书，并授予坐镇宁远监督辽东战事之全权，他的计划仍以失败告终。仅仅一年多之后，登基未久的皇太极便挥师南下，入侵明土，并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 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2—54、56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13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2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74—75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11—14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年以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2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18—19页。16世纪20年代，士大夫祝允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441—442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136页。?1369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74—75页。?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52—53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12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页；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330页；兰德彰：《前言》，第14—15、17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1367年11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卷，第10—11页。?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位，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又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守御千户所设于冲要之地，每所1128人。应当指出的是，卫所制度使明朝能在战争频仍的14世纪将庞大的军队分散于全国。罗梅因·戴乐：《明王朝的社会来源》，第1—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罗伯特·B·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5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0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4—66页。?这种体制是1363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287—28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38—39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6—37页。?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52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9页。?14世纪末，共有都司17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至15世纪，内外卫增至547个，千户所增至2593个。1467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310多个卫所。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7—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6—47页；查尔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34—35页。?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39—43、56—57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7—68、290页。?“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9—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53—57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1569年卫所军士只剩下1/4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0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6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1472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15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页。?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11—13页。?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135页。?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97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274—275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
会彻底完蛋。所以日本人必须趁苏美两强尚未从欧洲抽身之机，救出被困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一带快被饿死的五十万军队。日本要想救出被困的五十万军队，就必须在中国的土地上打通一条陆上交通线，也就是连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这样才能让东南亚的日军与中国大陆的日军结成一体，即便没有海上交通，一样可以通过陆路补给后勤。而且，日本还必须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此刻从中国起飞的美国飞机已经可以攻击日本本土。这对于日本来说绝对是一件很致命的事情，会严重动摇日本人的作战意志。基于此种情形，苟延残喘的日本人决定以回光返照之势，倾尽最后的力量组织一次最大规模的会战——豫湘桂会战，也就是日本人早就开始酝酿的“一号作战计划”。
临死前的一击
日本悄无声息地进行了国内有史以来最痛苦的战争动员。日本人的作战准备，周全到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把压箱底的油料、武器弹药、马匹、运输汽车、船艇、医疗设备、军粮等能支持战争的物资全都翻出来了。连在中国战场上从未使用过的坦克师团，包括慰安妇也全部出动。总之一句话，日本人把能拿上的全都拿上了，反正这次不拿就再也没有机会拿了。日本人还从“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抽调了大量精锐，加上从国内勉强征召的十几万人，凑齐了五十万人马。等新征召的部队开赴中国后，日本国内的男丁除了十六往下的就是六十往上的，基本上都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和走不动路的大爷。这是日本成军以来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甚至大大超过了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这次赌博彻底掏空了日本最后的战争潜力。……日本人上蹿下跳搞赌博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进展得十分顺利，欧洲盟军也开始大规模反攻。于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大部分人——包括下面即将再度出场的汤恩伯、薛岳和白崇禧，都感觉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普遍出现了“等胜利”的思想，完全没有意识到日本这个把内裤都押上了的赌徒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因此，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很简单、很稳妥，就是四个字——固守待援。也就是说，牢牢守住通往重庆的几条路，保住首都和中央政府。然后一方面静待精锐的远征军肃清东南亚日军，扫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等苏美从欧洲战场抽身，介入对日作战。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战略——仗已经打到这个地步，根本没必要再去冒险。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既然有强大的盟友兄弟们，那就等人凑齐了再打。以多胜少，以强凌弱，多么安全！况且蒋介石也给自己留了一手——别拼光了，以免让中共坐收渔利。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种想法非常要命，差点要了他的命。豫中会战
历史跨入了1944年。4月，豫湘桂会战正式打响。日军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打通平汉铁路，会战发生在河南，史称“豫中会战”。日军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手下有十五万人；他的对手是汤恩伯，带兵三十万。自花园口决堤后，河南人民就陷入了极端困苦之中，水灾过后是蝗灾，蝗灾过后是旱灾，可当地人却认为河南不是有三害而是有四害：水、旱、蝗、汤，这个汤就是汤恩伯。客观地说，阿汤哥抗日的决心还是有的，他在抗战初期的“南口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得还不错，但此人的行政能力大有问题。为了养活自己手下的军队，阿汤哥用了两个办法。办法一，搞贸易。说是搞贸易，其实就是做“倒爷”。倒买倒卖商品，赚取差价。钱是赚到了不少，但也腐化了不少军官。办法二，收税。他不顾河南连年大灾的现实，毫无顾忌地将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到了穷苦百姓身上。再加上他麾下有不少部队军纪散漫，经常滋扰百姓，称他为一害恰如其分。话又说回来，汤恩伯之所以名声如此不堪，跟当时的大环境也有些关系。常年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使民众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部门只在意收税，很少帮助民众。这就使得民众在最需要政府帮助时，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而国家遭到外敌侵略时，政府又要求民众担负起对国家的义务，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命。因此不少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和谐。话题回到战场上。一支部队如果腐败滋生，且没有军纪约束，那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战斗力？何况汤恩伯手下的这支部队多是新兵，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没和日军打过一场硬仗。没打过硬仗，战斗力自然没有保障。最要命的是，冈村宁次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这老小子为了让自己最拿手的“突然袭击”战术更快更高更强，不但调动了大量的坦克和空军，还做了十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有心算无心，用狮子搏兔的打法去攻击心理准备不足、实力也处于绝对下风的对手，结果不难预料。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会战中，尽管河南战场有不少国军做了坚决抵抗，比如洛阳保卫战、许昌保卫战都打得很惨烈，三十六集团军上将司令——川军将领李家珏也在战斗中壮烈殉国，但阿汤哥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被冈村宁次打得丢盔弃甲。好在关键时刻阿汤哥指挥得当，率大军逃脱。虽说狼狈了些，但总算保存了实力。拿下洛阳之后，日军面前有两个选择。选择一，进兵湖北，西进重庆。选择二，攻打潼关进兵陕西，从北面杀入重庆。重庆一旦失守，蒋介石只有退守鸟不拉屎、没有工业、农业上也养不起军队的川北和藏区打游击，那么中国的抗战大业将陷入绝境。可是，日军在拿下洛阳、打通平汉铁路之后，居然就此停住，完全没有进入重庆的打算。这是为什么？仔细想来，不外乎日军“强盗气短”，心有余而力不足矣。对于选择一，日军跌倒在湖北四川边境很多次了，不敢再行冒险。对于选择二，“西北王”胡宗南在陕西一带陈兵数十万，而且这一带还是中共中央总部延安所在地。虽说胡宗南布重兵于此，除了拱卫重庆，也是为了封锁延安，但在一致抗日的大原则下，日军如果将此处作为突破口，将会受到胡宗南部中央军和敌后数十万八路军的前后夹击，在战略上极为冒险。总之，日军不敢冒险，以免影响“打通陆上交通线”的计划。如此看来，日本与七年之前的骄狂相比，现在已近山穷水尽。长衡会战
日军第二阶段的目的是拿下长沙和衡阳，为接下来占领桂林、彻底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做好准备。这场会战发生在湖南长沙、衡阳两个地方，因此又叫“长衡会战”。该地区的国军最高司令长官薛岳，此前已经三次击退日军，难免有些骄傲大意，以为自己的“天炉战术”已经修炼得出神入化，拿下小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但他没有想到，世上从来没有不败的战术。这次的日军大将横山勇通过废寝忘食、挖空心思地深入调研，早就找到了对付“天炉战术”的招数：一是人海战术。你不是靠人数优势烤我吗？我人比你还多，看你怎么烤！二是绕道奇袭。你不是步步退后、节节抵抗吗？我就先攻取长沙两翼的据点，占住两侧，再从正面进攻长沙，三面合围，让你退无可退。横山勇集中了三十六万人马的优势兵力猛扑长沙，而薛岳手下的军队还不到三十万。薛岳根本没想到日军有这么多人，“天炉”刚拉开架势，就被潮水般的日军扑灭。虎将薛岳落荒而逃。横山勇就此不可一世，挟横扫长沙之威进逼衡阳。衡阳是连接东南与西南的战略要地，集航空、水运、铁路、公路网络于一身，战略价值其实要高于长沙。击败薛岳让横山勇信心爆棚：长沙已在我脚下，小小的衡阳更不在话下！然而就是在这小小的衡阳，横山勇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强大的对手——方先觉。方先觉，1905年出生于安徽宿州。他老爸学历不错，是个秀才，其为人也不错，人称“方大善人”。这么说来，方先觉也算出身书香门第，理应把祖师爷孔子作为偶像，可他崇拜的偶像却是关羽，落实到性格上就是：喜好武功——武功学没学到家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敢于动手，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很讲义气——本来已经考上了上海政法大学，却投笔从戎进了黄埔三期。好不容易进了黄埔军校，却又因为暴打克扣军粮的军需官而被开除学籍。就这么个被黄埔开除的学生，从军队底层逐渐做起，因为战功卓著而屡获升迁，目前已是第十军军长。虽说方先觉手下有三个师，但实际人数不到一万八，根本不满员，而围攻衡阳的日军光是主攻部队就有四五万之众。敌众我寡，且“抗日战神”薛岳新败，谁还能对方先觉的第十军抱很大的希望？所以没有人料到，此战居然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也最悲壮惨烈的城市争夺战。横山勇的计划是三天拿下衡阳，而蒋介石给方先觉的命令是：坚守十天，援军必至。衡阳激战中，日本人连芥子毒气都用上了，而第十军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英勇——轻伤不下火线；伤稍重但尚能走动的也回到前线，反正下去也只是等死；实在走不动的，遇上敌人冲过来，就拉手榴弹同归于尽。方先觉及其麾下第十军的英勇表现，震惊了中日双方统帅。横山勇发现攻下这座衡阳城绝非易事。蒋介石也觉得真有可能来一个成功的反包围，当即调动了五个军驰援衡阳。横山勇当然不甘心让这么一座孤城将自己拖死，于是一面派出重兵坚决阻击援军，一面加派兵力抓紧攻击衡阳。衡阳就在这种困境下，一天一天地坚持了下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援军没到。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十天了，援军还是没有到。以上句式重复三遍。四十天过去了，援军还是没有到。时间已经进入了8月，正值三伏盛夏，不要说打仗，就是站在太阳下面暴晒几个小时，恐怕都少有人能坚持得住，可方先觉他们已经在战火与骄阳中煎熬了四十天。不得休息，人困马乏；没有补给，弹药稀缺。伤亡已高达一万余人，几无可战之兵。最为关键的是，方先觉他们并不能确定兄弟部队是否会真心来救自己，也不知道兄弟部队是否有能力救出自己，绝望的感觉是令人窒息的。血战衡阳的第四十七天，1944年8月7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方先觉发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容有略、葛先才、铙少伟、孙鸣玉同叩。蒋介石正在为党国即将痛失一员悍将而悲伤万分的时候，又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万分的消息：方先觉率众投降。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原因使已经坚持了四十七天、以伤亡约一万六千人（牺牲人数近七千）为代价毙伤日军六万余人的方先觉最终放弃抵抗而选择打出白旗？总结众多史料，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其一，方先觉讲义气，不愿放弃伤兵突围。如果突围，则日军必定会用屠杀来报复那些不得不留下来的、给日军造成严重伤亡的第十军将士。许多人据此认为，方先觉是假投降，是为了保全将士的性命。毕竟方先觉并没有真的替日本人做事，并在戴笠的军统帮助下逃回了重庆，甚至还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其二，援军迟迟不至，导致方先觉愤恨乃至绝望。至于援军为何增援不力，通过探寻汗牛充栋的史料，发现了如下三个可能性：可能性一，日军强力阻击。可能性二，方先觉是中央军，而中央军与地方军（部分援军）不团结，各打小算盘。可能性三，方先觉的人际关系不好，与上司薛岳的关系尤其不好。方先觉本事大，脾气也大，非常狂傲，平时也不怎么给直接领导薛岳面子，因此薛岳很不喜欢这个不怎么听话的属下。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导致薛岳没用全力救援方先觉。就性格而言，方先觉跟他的亲家张灵甫（方先觉的女儿嫁给了张灵甫的儿子）很相似，都很狂傲。以至于两人的结局也很相似，张灵甫后来战死孟良崮时，援军也是迟迟不到。虽说大部分援军都不给力，但也有一路援军真心营救方先觉。方先觉投降的第二天——8月8日，他的朋友——已经因功升任七十四军副军长的张灵甫，率领部下经半月苦战，以伤亡四成的代价收复鸡窝山，打开了通往衡阳的大门。如果方先觉再咬咬牙，多挺一天时间，他也许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可惜历史的市场上不流行假如。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可以理解方先觉的投降，但不能接受。方先觉确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本分，他做了他所能做出的努力，他取得了抗战以来少有的辉煌战果。我们可以认为方先觉是一个有才华的军人，是一个有大功的军人，却绝不应该认为他是一个英雄的军人！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们更需要的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精神！史迪威，再见
衡阳战役之后，日军由于伤亡惨重，足足休整了一个多月才向“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后一站——广西发起进攻。广西战场的中国军队，主要是新桂系的军队和一些地方杂牌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士兵素质，在日军面前自是居于劣势。有鉴于此，蒋介石想了一个办法——让史迪威带领远征军从日军背后发起进攻策应一下国内战场，如果史迪威不同意出兵，送些装备也行。但这些提议都被一心反攻缅甸的史迪威拒绝。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靠广西现有的资源硬抗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开打之前，白崇禧居然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主力调走了。可能白崇禧认为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还是保存实力要紧吧。看到白崇禧如此厚此薄彼，广西战场剩下的部队自然愤愤不平，军心涣散。所以当战斗打起来之后，流血牺牲抵抗的国军固然不少，但脚底抹油逃命的国军更多。因此，日军并没有遭遇到曾在豫中会战和长衡会战中出现过的那种激烈而持久的抵抗。1944年12月，日军拿下广西，为期八个月的豫湘桂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失利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国家实力贫弱，政府人员行政效率低下，武器装备落后，军队腐败，地方军阀私心作祟，决策层面出现失误，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这些原因之前大都提过，此处不再多讲。国军吃了败仗，日军也没有达成战略目标。尽管日本打通了平汉线、湘桂线和粤汉线，又多占了中国二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消耗——伤、亡、病合计十多万人马，且日军有限的兵力还被进一步分散在了漫长的战线上，以至于打通了交通线也守不住。一直到日本战败，大陆交通线也没有全线通车。尽管日本攻占了美国空军在西南的部分基地，但美国空军转换基地继续轰炸。正如陈纳德先生的名言所说：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十四航空队一天的出击，或减少我们进击的强度。尽管由于国民政府（准确地说，是史迪威的决定）把大量的精锐用于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让日军钻了国军主力多不在正面战场的空子，但国民政府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国军主力精锐，这都是将来反攻的本钱。而且由于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作战，导致华北空虚，客观上便利了八路军等抗日武装未来在敌后的反攻。总而言之，豫湘桂会战于国民政府的硬实力无大损。只是此战输得有些窝囊，让中国在盟友面前很没面子。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全线溃败。相比于盟军的表现，中国国内战场的拙劣表现，据说把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是，这三位只看到了中国的失败，可能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困难——美、苏、英、法与德、日、意的国力差距是正数，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是负数。而法、意、德三国，短则六个星期而亡，长则不到六年而亡，而中国已经坚持了七年多！美、苏、英三大强国分摊强敌德国和日本的火力，而盟国主要国家当中工业实力和财力最弱的中国，则独自拖住了日军的主力，导致日军投入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的兵力果不探清底细也许后面的事情还会更糟。“景颇人的谚语说得好哦～～”老田在一旁感慨了起来，“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咯。”“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莫炎无力地闭上眼睛，昏睡了过去。也许是我太过心急，一时间让他说了那么多话，精神有些不济。招呼着老田，继续拉起藤架向着村落里走去。……在村落挨过一晚，村里人安排了一架牛车将我们送到了二十里之外的老田家。老田是个鳏夫，无妻无子，住在村子边上的一座吊脚楼里，二层的主房让给了晖儿、S和养伤的莫炎，我和老田则睡在了存放物件的三层阁楼上。莫炎足足修养了两天才勉强能够下床行走，老田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植物根茎，成锅地煎煮，一大碗浓浓的药汁端来把个鼻子灵敏的莫炎呛了个半死。良药苦口利于病，折腾归折腾，可莫炎的身体却迅速地恢复了起来，四天之后便好了大半。这段时间里，S一边帮着老田熬药，一边好奇地问这问那。十个猎户九个医，这老田不但了解中药医理，而且还很有耐心，掰着手指一样样地解释过来。这下S就更来劲了，成天和老田捣鼓着什么蝴蝶梅、千头红、冷饭果、血当归、钻地风，扎堆地钻在草药窝里乐颠乐颠的。研究归研究，可她那马大哈的毛病却总也根治不了，一天自己配药下锅，刚端到莫炎面前，那家伙的鼻子直接开闹，接连打了三四十个喷嚏，就差没断气了。老田拿来一闻，当下就乐了，原来她多加了一味鸡矢藤，活血化瘀倒是没错，可却忘了照顾莫炎的鼻子。我看得连连摇头，对S这股子莫名奇妙的“中药热”深表费解。晖儿笑着点了下我的额头：“所以说你情商低，S是在积累和林岳较劲的资本呢。”听到这话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女人的心思只有女人最懂，林岳那小子估计这会也窝在哪个角落里大打喷嚏呢。不过，男人的心思似乎并不是男人最懂，莫炎的伤势日渐好转，但脸色却一天比一天难看。不知道是沉浸在饬金人面蝎的挫败感中，还是在苦思了然的动机，也可能是在筹划着沾益天坑之行。“莫炎，你最近愁眉不展的在思考什么？”男人的心思不用猜，我索性直接问。“搬头尸应该是守卫天坑的。”莫炎顺着自己思路的话显得没头没尾，“按道理它们会布下陷阱。”“陷阱的问题不是纸上谈兵就能解决的，不入虎山焉得虎子。”我劝解道，“与其在这里想破头，倒不如小心点去闯一下。再说时间有限，S身上的山鬼巫已经长出肩膀了。”“嗯，我心里有数。”莫炎点点头，递过手机，“你看看这两份邮件。”接过手机，我打开了莫炎所说的两份邮件。从时间上看这是同一天发送的，相隔大约两小时，邮件署名都是了然，但表述的内容却有些奇怪。邮件一：“此行数难，当防饬金之灾。”邮件二：“数难皆无碍，饬金当无恙。”我反复看了半天，总觉得两份邮件间前后矛盾，但却找不出问题的症结。莫炎拿回手机，轻舒了一口气：“饬金之灾虽无碍，但却绝不是无恙。”“你的意思是……”我眼睛一亮，“了然会推算，而且很准？”“筑壤搬山，天象辨凶。”莫炎点头道，“好的不准坏的灵，他不该犯这样的错误。”心头的疑云渐渐被拨开了一层，那谜团背后的影子虽然模糊，但已开始有了轮廓。“龙脉之行可能是圈套。”我大胆地判断道，“雇主是下套的人，随后通过某种手段渗入你和了然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些虚假信息给你。”“他也在云南。”莫炎望着远处的山脊道，“合作了二十年却从未露过面。”我这才知道，莫炎和了然之间完全是靠信件往来，从未直接接触过，即便是天大的事情也只是一张信纸或一份邮件。“吃饭了～～”晖儿的叫声打断了我俩的对话，闻着喷香的饭菜，肚子里不觉已是咕噜作响。“老田和S呢？”饭桌上只有我们三人，那两个“中药专家”却不在屋里。“他们去大坡乡采草药了，说能赶上午饭的。”晖儿望了下窗外，“估计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对了，晖儿，你能不能通过邮件的发送信息追查到邮件始发地？”看着晖儿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理论上是可以的，只要转发服务器没有刻意的伪装，邮件发送时间又不是拖得很长。”晖儿放下碗筷解释道，“如果邮件发送的时间太久，服务器信息就会更新覆盖。”“近半个月前的邮件。”莫炎似乎明白了我的用意，“准确地说是九天前。”“应该可以，一般大型邮件服务器的清除间隔是十二到十五天。”晖儿一脸肯定地答道。“那……”我刚想继续说下去，却见S一头撞了进来，盘起的长发上尽是草叶和泥土。“老……老田掉下去了……”S气急败坏地喘着粗气。“掉下去了？！”众人被她说得一愣，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脑间徘徊了起来。“老田掉到哪里去了？”我连忙追问道。“小天坑。”S平静了一下气息道。“小天坑？！”莫炎一下站了起来，“你们去了大坡乡的子母天坑？！”“嗯……”S点点头，一脸无辜道，“老田说那里有很好的草药而且是四个天坑里最安全的一个。”“最安全……”莫炎的脸上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苦笑，“我们要去的就是这个子母天坑。”十三、无界毛龙莫炎的话让众人都是一惊，看来老田只怕是凶多吉少了。缓过劲来的S和我们说明了事情的始末，原来他俩是去天坑附近采药，在子坑坑口老田发现了一种稀有的补气草药，于是便去采摘。坑边的植物茂盛，S依稀看到老田在坑壁上打了个滑，连喊都来不及喊就掉了进去。惊恐的她呼唤了半天，却只听到坑内的传来的回音，无奈之下只得原路返回，在乡里雇了辆车赶来通知我们。听完S的叙述，莫炎的腮骨不住鼓动，沉默片刻之后便决定要去天坑探询老田的下落。天坑之行原本就是迟早的事情，何况现在老田又在那里出了意外，当下由莫炎去村里安排代步工具，大家收拾行囊直奔出事地点。说到办事效率，莫炎是我所见过最高的一个，十分钟内不但找来了牛车，还拉回了一大捆结实的绳索。他用最快的速度将我们带到了天坑附近的山域，当然大家的屁股也没少吃苦，拉车的犍牛几乎是狂奔着在山路间行进，车子停下的时候口角已泛出了白沫。路上莫炎将天坑的情况大致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大坡乡境内有四道天坑，大大小小各有特色，子母天坑发现的时间最早，也是最为人们熟知的一个。由于天坑特殊的自然环境，其中生长着不少条件各异的中草药，采药者时常会进入这里采取一些新鲜药草，不少好奇猎险的旅游者也时常光顾。初听莫炎对子母天坑的介绍，我心中不住怀疑，像这样早就被人探明，甚至开发作旅游景点的地方，怎么会是埋藏龙脉之谜的去处？子母天坑的母坑其实就是一个垂直的巨大地面凹陷，与其说是坑，倒不如称之为巨井。红色石壁四周环绕着各种青翠的树木，但由于坑口直径太大，任这些树木如何地疯长，也只是天坑的一种小小的陪衬。老田出事的地点便在几十米之下的那个子坑，坑的周围密布着各种茂密的树，针叶阔叶相互交缠在一起，将坑口重重围住，只在中间漏出了一片空隙，让人大致能分辨。想看清这天坑的真实模样倒是件很难的事情，脚下小心的探着地面，我们牵着树枝走近坑口。透过交织得有些夸张的树枝树叶，隐隐可以窥见徒峭的绝壁。深不见底的洞穴活像一只神秘的黑眼望着天空，山风拂动间让人有些不寒而栗。“老田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S心有余悸地指着坑边的一处。莫炎并没有顺着S的指向去探查，而是不住地打量着四周的环境。我发现他的鼻尖一直在抽动，急速的频率像似一只正在寻找目标的猎犬。“下过子坑的没活人。”他自言自语似地说道，“这里好像有局。”有局？莫炎的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当下便抬眼望去。从现在的位置能看到母坑上沿的红色石壁，远远地像一面鲜艳的旗帜挂在山上。环视四面几乎都是这样的石壁，陡峭垂直地凹入地面，加上正中的这个子坑，整个子母天坑就像大井中套着小井。“造成石壁发红的是什么成分？”我隐约间感到不妙。“那些石壁里有丹硝。”莫炎若有所思地又看了下子坑，扬手射出一道银色长索，飞没入子坑深邃的绿色中，猛力一拽，一片绿叶被带出了子坑。“蕨类植物。”端详着叶子，莫炎眉尖一扬，“是桫椤。”“阴阳无界局……”额头渗出一层冷汗，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大脑抽筋的感觉。“至阳外规，极阴中生，地脉吐纳，阴阳无界。”自己都很难相信这是我的声音。“你漏了下半句。”莫炎将绳索捆在坑边一棵结实的大树上，“其聚寒水，灵物滋生，难入五行，仙魔不分。”听我俩一人一句地打着哑谜，晖儿和S完全一头雾水。帮着莫炎将绳索放下子坑，我大概地解释了一下其中的缘由。天坑是喀斯特中的一种罕见现象，子母天坑外大内小，就像一个朝天的鼻孔，在风水格局中被称作“脉孔”，是地脉纳阳吐阴的呼吸器官，也是自然调和地脉属性的关键所在。丹硝是一种红色的矿物，相传是朱雀的口涎落入山间所形成的，为世间至刚至阳之物，是古代道教各派绘制符籙咒文的上品。桫椤是源生于爬虫时代的蕨类植物，传说中上古女娲补天时曾被用来炼制阴火溶解五彩阳石，为世间至阴至柔之物。但这三种不同领域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却恰恰形成“阴阳无界局”。由于脉孔内至阳极阴的特殊构局，使得这里成为了一个不受阴阳五行概念约束的区域，而且局内通常会有某种生物存在，强大而不知善恶，因此堪舆者自古就将这类格局定为禁区。“不管下面是什么都得进去。”我咬了咬牙，卸下背囊，“晖儿和S在上面留守，我和莫炎下去。”“我们一起下去。”晖儿有些急了。“多一个人多一份力。”S拿起猎枪跃跃欲试。“多一个人多一份负担。”莫炎试了试绳子的牢固度，“下面是普通人应付不了的。”冷冷的话语让两人都是一愣，但却无法再坚持下去，在她们的目送下我和莫炎沿绳索进入了坑中。陡峭的坑壁横生着许多枝叶，起初顺绳索下滑中，我俩不断被钩缠挂住，但下落了数十米后便通畅无阻。接近绳索尽头时，我在岩壁上固定了三个金属环钉，两人将绳索栓在一处，同时也将另一捆绳索缚了上去。在第三捆绳索即将用尽时，一片高大的天坑森林出现在眼前。所谓的森林中生长的并不是乔木，而是一株株高大的桫椤，宽大茂盛的长圆形树叶像一层厚实的屏障，将坑底遮得严严实实。“绳索用完了。”莫炎照了一下坑底，“有没有胆子跳下去？”我细细听了一下坑底的环境，冲莫炎一点头，纵身跳向枝叶最为茂盛的一处。落下的地方本不是很高，加上柔韧宽大的枝叶缓冲，身形几个颠簸便停在了枝干上，攀沿着褶皱的主干，双脚很快便踏上了坑底那松软的地面。随着的空气微动，莫炎像只狸猫般地出现在身边，从容不迫的样子好像刚从自家楼上下来似的。桫椤覆被的坑底近乎漆黑，虽然凭借着听风的能力我大致能看清周围的一切，但下意识间还是打开了手提矿灯。这里的面积并不大，除了桫椤和一些奇异的植物外，就是满地的腐叶。在靠近坑壁处我们发现了几具人类的骸骨，从姿势和腐化程度来看，应该是很久之前掉落坑中的遇难者。我和莫炎搜索了整个区域，却没有发现老田的踪迹，莫炎凭着嗅觉在一棵桫椤的枝杈上发现了老田采药的竹篓，距离枝杈上方不远处悬挂着一条长长的绳索。“绳头上绑着红线。”莫炎指着绳索向我说道，“是老田上山常用的绳子。”“看来老田并没有死，估计是被坑壁上的树枝挂住了，再放绳子下来的。”心里一阵安慰，但也不禁有些疑惑，“他上山带这么长的绳子干什么？下到这里我们用了上百米呢。”莫炎没有答话，飞出的银色长索缠住了绳头，上下一阵抖动，绳索竟自落了下来。“果然是蝎虎绳。”莫炎指着绳索上一个古怪的钩子道。原来这是当地猎户常用的一种攀山绳，绳头挂钩固定在一处，下去后拉抖一下绳索，挂钩便会松脱，如此反复利用，是上山下崖的必备之物。老田就是凭借着这条长不足三十米的蝎虎绳且下且停地来到这里的，可奇怪的是出了绳索和竹篓外，这里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阴阳无界局里有寒水和灵物。”莫炎嗅了嗅空气，“这里似乎过于简单了。”他的话没错，坑底周围虽然有些喀斯特地貌的深洞，可却没有水声传出，而且从空气的流动可以断定，这些深洞都是死胡同。“可能有什么地方被落叶埋住了。”我向莫炎说道，可一转头他却不知去了哪里。心中一惊，我全力聆听，整个坑底就只有我和这片茂密的桫椤森林。以莫炎的身手，断不会被人悄无声息地掳走，但他此刻却是的的确确消失了。突然，身边那棵粗大的桫椤发出了悉窣声，呼地伸出一只大手将我一把拉了过去。惊慌中腰间的户撒刀噌地出鞘，向那只大手直砍过去，可还未到跟前便被另一只手紧紧夹住，莫炎那冷冷的面孔自桫椤主干间露了出来。“反应挺快的。”将刀送回刀鞘，他指了下身后，“果然是别有洞天。”走近莫炎现身的地方，我才发现这是两棵毗邻生长的桫椤，主干上部紧紧贴靠在一起，接近根部的地方则渐渐分开留出一个约为两米高的空隙，漆黑的坑底加上附近浓密的小枝覆盖，的确很难觉察出来。我跟着莫炎进入空隙，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在地，细看间地面有个大洞，斜斜地向下延伸，洞口和内壁有些潮湿的苔藓。莫炎侧身错开双腿，一手伏地缓缓探入洞中，微一弓身径直滑入洞中。依样照做下滑行了大约十多米，身下地势渐缓，莫炎挺直的身板出现在眼前，他正用矿灯四处照射。我们进入了一个宽敞的地洞，洞壁隐隐透着灰黄的颜色，脚下稍许有些湿滑，向着洞内望去，远处的黑暗不断延伸。“这里怎么到处是黏糊糊的？”洞壁上湿漉的液体并不像水，我随手抹了一把，手指间竟是些滑腻黏稠的汁液。“我们是在桫椤的根系里。”莫炎从洞壁上抠下一片东西，“它们的根长成了一团。”那片东西看上去像植物嫩茎上撕下的组织，庞大的地下桫椤根系居然连生在一起，可根系怎么会构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地洞呢？继续向内行进，地洞的走向正如根系延伸一般的扭曲，洞壁上时常能看到一些大大小小的空洞，头顶不时会滴下一些桫椤的汁液，好在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气味。“我们现在倒像是两只在土豆里找洞钻的虫子。”我自嘲地说道。“充其量只能算虫卵。”莫炎停在了转弯的洞口前，“马上就该见到真正的虫子了。”空气中传来一种奇怪的响动，像是沉重的呼吸声，又像是病人哮喘时的痛苦声，低沉的感觉让我的心脏产生了一股压迫感。凭着声音的颤动，耳内自然地产生了反应，模糊的景象出现在脑中，但无论我如何辨识却总是迷雾似的混作一团。“别听了，没用的。”转入洞口的莫炎说道，“这里有东西吸音。”我几步跟上前去，莫炎正站在一处饶有兴致地看着什么。定睛一看，浑身的汗毛顿时直立。转角处本应还有个洞口，但却被一个松软的东西完全盖住了，那个东西竟然是——两只超大的蛞蝓！这种俗称鼻涕虫的东西我小时候没少见过，可如此巨大的还是头一回碰到，两只蛞蝓并排地附在凹陷的洞壁上，松软的身体正好将洞口遮蔽。警惕地闪在一边，脑中思索着对付它们的办法，却发现莫炎依旧聚精会神地站在那里，像是一个正在做生物观察的小学生。“你在干什么？”我急了，这家伙不紧不慢的在搞什么鬼。“别紧张。”莫炎淡淡地答道，“这对蛞蝓只是在恋爱。”我几乎绝倒，这么大个的蛞蝓拦住去路，居然只是窝在这里谈情说爱？莫炎见我一脸尴尬，不觉摇了摇头，抬手捻了几下响指，那节奏忽长忽短，完全没有规律。两只蛞蝓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头部软软的触角伸出摆动着，不一会便相依相偎地缓缓向另一处洞口爬去，蠕动的身体再次让我一阵寒慄。蛞蝓爬开的地方是一个不大的洞口，方才的声响正是从这里传出的。我的脑中顿时出现了一片景象，凹洞，
欧美精品VIDEOSSEX今河北定州）发起进攻。李克用的部下时任邢洛节度使的李存孝得到消息后，建议李克用进攻镇州（今河北正定）进而牵制王镕，以解定州之围。十月李克用命令李存孝从南面攻打镇州，又让李存信、李存审自井径方向出兵增援。由于沙陀军队骑兵优势明显，河东军队在临城西北的龙尾冈打败镇州军队，杀敌近万人，并一举攻克临城，随后又包围了元氏、柏乡。王镕抵挡不住李克用的进攻，于是向幽州的李匡威求援，李匡威领兵前来增援后，李克用鉴于军队刚刚结束战争需要休整，于是在大肆劫掠之后，退兵邢州（今河北邢台）驻守。面对失败，李匡威、王镕当然不肯干休，景福元年（892年）正月，李、王二人继续合兵一处，发动大军十余万人对李克用掌控的尧山发起进攻，李克用派大将李嗣源领兵迎击，结果幽镇联军大败而归。当时处在幽、镇之间的王处存感受到了来自李、王二人的极大压力，担心就此会被吞并掉，于是主动联合李克用，趁势合兵攻打王镕，并成功攻克了天长镇。天长镇是王镕的治所门户，王镕急忙组织人马反扑，在新市（今河北新乐）偷袭李克用得手，将其打败。李克用没有想到王镕居然还有还手的实力，他担心王镕的背后或许会有增援部队，于是在没有摸清敌情的情况，他决定退守栾城以观其变。当时面对藩镇们在河北地区的互相征伐，朝廷无计可施，只能是下诏劝其和解，但丝毫没有效果。河东、卢龙、成德、义武四大藩镇对朝廷的诏令置若罔闻，所以攻伐依然不断，战火依旧继续。八月，李克用带领少量兵马进行北巡，当到达代州（今山西代县）西北的天宁军时，他得到了一个紧急消息，李匡威与赫连铎领兵八万攻打云州，鉴于自己手中兵马不多，李克用急忙派人回晋阳召大将李君庆出兵救援，自己则带领兵马悄悄进入新城（今山西朔州），又派人在神堆（今山西大同西南）设下埋伏，俘虏了吐谷浑巡逻骑兵三百人。李匡威与赫连铎听到吐谷浑骑兵被擒的消息后，以为李克用对云州早有防范，于是不再敢向云州进兵，而是就地驻兵观望。事实上，以李匡威与赫连铎的实力来看，如果不进攻云州，应该立即撤兵回到本镇，留在半路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果然在八月二十七日的时候，李君庆领兵赶到新城，与李克用合兵一处进入云州，开始对云州加强守卫。这样一来也就使李匡威与赫连铎失去了进攻云州的绝好机会，而且李克用并不想就此打一场云州守卫战，而是在次日就发起对李匡威的反攻。当时李匡威实在没有想到李克用会主动出击，结果因为仓促应战被打得溃不成军，被迫烧掉营垒一路逃窜而去，李克用驱兵全力追赶，在天成军（今山西灵丘东北）两军再次展开激战，李匡威再一次被打败。就在李克用在河北地区耀武扬威地接连打败李匡威与赫连铎时，一个消息传到了他的耳中，使他不得不主动退出与李匡威、赫连铎之间的征战。因为他的养子、时任邢洺节度使的李存孝与王镕、朱全忠结盟，上表朝廷将邢、磁、洛三州之地交还朝廷，并请求皇帝李晔赐旌节讨伐李克用。河朔战火李存孝，本名安敬思，自少年时代起就跟在李克用身边，因善于骑射勇冠三军，被李克用收为养子，身经百战，为李克用立下汗马功劳，河东军将士皆畏惧三分。李克用还有个养子名叫李存信，出身回鹘，也是能征善战，而且文武双全，甚得李克用的宠爱。但是李存信与李存孝二人互相争功，各不相让，矛盾十分突出。大顺元年（890年），李存孝在李克用与朱全忠争夺潞州城时表现十分英勇，一举从朱全忠的手中夺回了潞州，他本以为李克用会将潞州划归自己管辖，没想到却划给了康君立，因此对李克用开始产生不满，并怀疑是李存信从中作梗而致。大顺二年（891年），李存孝镇守邢州时，想立个大功与李存信争宠，于是他建议李克用攻打镇州的王镕。虽然李克用同意了李存孝的建议，但时间已经是两个月后的事情。后来王镕围攻尧山，李存孝救援不力，李克用任命李存信增兵救援，而两个人互相猜忌，致使救援工作停滞不前，李克用只得改派另一员大将李嗣源前去迎战。战事结束后，李存信回到晋阳，来个恶人先告状，诬陷李存孝私自与王镕、朱全忠结盟，而李存孝在邢州得到消息后，怀着对李克用的不满，干脆扯旗造反，公开与王镕、朱全忠结盟。李克用没有料到李存孝会背叛自己，于是在景福二年（893年）二月，他亲自率领大军围攻邢州。当时王镕派部将王藏诲送书劝其二人和解，李克用恼羞成怒，不仅处斩了王藏诲，还兴兵攻打王镕，并在大平山将王镕打败。李克用又领兵进攻天长镇，连续进攻数日没有攻下。王镕接连派三万大军前去救援，但全被李克用击败，李克用进而又攻克井陉，虽然在此之前李存孝派兵进入镇州增援王镕，但自感形势危急的王镕，还是决定向朱全忠求救。面对王镕的求救，当时正与时溥打得难解难分的朱全忠，无法抽调出兵力增援王镕。于是他只得写信威胁李克用，告诉他如果继续攻打王镕，自己将发兵救援。李克用早知道朱全忠是在蒙人，在回信中的态度也是十分强硬，他告诉朱全忠，如果手中真有能够作战的军队，尽管派出来，自己将尽力应战，并约好交战地点，就在常山。朱全忠接到李克用的信后，鉴于和时溥一战还没有结束，便没再继续挑衅，所以李克用继续攻打王镕。不过王镕虽然没能得到朱全忠的增援，但幽州的李匡威还是很够意思，当他得知王镕遭到李克用的攻击后，立即发兵赶来增援，并在元氏打败李克用的军队。李克用担心会遭到王镕、李存孝、李匡威的三军连击，于是领兵南下直扑李存孝所在的邢州。景福二年（893年）七月，王镕派兵增援李存孝，不过其援军却在平山坡被李克用击败。此时王镕因为在此之前连续失利，形势已经极为不利，当时面对李克用这个强敌，王镕内心十分畏惧，因此他向李克用请求议和，并声称愿意出兵二十万帮助李克用打下邢州。而李克用当时急需粮食，所以接受了王镕的请和。王镕与李克用议和后，李克用可以全力对付李存孝，他从栾城会合王镕的三万兵马南下任县，而李存信则屯兵琉璃坡，将邢州城包围。面对几路大军的围攻，李存孝毫不畏惧，时常出兵交战，并曾经利用夜色偷袭李存信的营地，俘获其手下部将孙考老。李克用的几路大军围攻邢州，很长时间没有攻下，这对于手中粮食不多的李克用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他准备在邢州城外环城挖濠筑垒之后，只留下王镕和李存信继续围攻邢州城，自己则领兵退回晋阳。针对李克用的这种部署，有人建议李存孝暂时闭城不战，等到李克用离开之后，再与王镕、李存信等人决一死战。李存孝采纳了这个建议，但他低估了李克用挖濠筑垒的作用，等到李克用完成挖濠筑垒之后，李存孝才明白，所有的人马都无法逾越出城，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困在城里等死。乾宁元年（894年）三月，邢州城内粮食断绝，李存孝无计可施，只得登上城墙向李克用求饶。他告诉李克用之所以会反叛，完全是因为被谗言中伤，希望能够和李克用见上一面，当面将事情解释清楚。李克用当时让夫人刘氏入城去见李存孝，刘夫人说服李存孝出城来见李克用。李存孝伏地请罪，说自己立有战功，如果不是李存信逼迫，自己断然不会背叛义父。但是李克用不为所动，他斥责李存孝说他给朱全忠、王镕写信骂自己，难道也是李存信逼迫的吗？最终李克用命人将李存孝押回晋阳，在牙门外将其处以车裂之刑。事实上，当李存孝被押回晋阳决定判处死刑之时，李克用因为爱惜其才，依然希望能够有人站出来为他求情，然后趁势免其死罪。然而当时诸将全都嫉妒李存孝的才能，竟无一人站出来说话。李存孝死后，李克用一连十多天不理军务，情绪产生极大的波动，最关键的是他的这种不稳定情绪，最终致使他自剪羽翼，使自己的实力受到损耗。例如大将薛阿檀，因为与李存孝关系密切，在李存孝死后。担心受到牵连，看到李克用情绪失控后自杀身亡。又如乾宁元年（894年）八月，时任昭义节度使的康君立到晋阳拜见李克用，本来李克用十分高兴，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可是在席间忽然想起死去的李存孝，不禁放声痛哭起来，康君立因为与李存信关系较好，便出言劝慰李克用说李存孝之死是罪有应得，不足为惜。没想到李克用听完后勃然大怒，抽出宝剑向康君立砍去。康君立被砍成重伤，李克用却不让人为他医治，将其囚于马步司。过了几天，李克用觉得如此对待康君立有些过分，便下令将他放出来，可是那个时候康君立已经死去。对于李克用而言，接连失去几员大将，使得本镇的实力大为受损，自此之后，更是无力再与身在汴州地区的朱全忠对抗。这反而让朱全忠渔翁得利，成为了藩镇中最为强大的一支（“朱全忠独盛矣”）。而且情绪的失控不仅让李克用自损羽翼，更让本有机会成功占领幽州的他失去了独占幽州的绝好机会。当王镕得到李匡威的援救，解除了李克用的威胁后，李匡威便带兵返回幽州，没想到当他走到博野时，其弟李匡筹在幽州自称留后，夺了李匡威的兵权。当时幽州的局势十分混乱，李匡筹虽然自称留后，但是人心不服。幽州的刘仁恭戍守蔚州（今山西灵丘）时听说李匡筹篡立，便带着人马攻打幽州，可是在居庸关被李匡筹打败，刘仁恭只得逃奔河东投靠李克用。不过，刘仁恭虽然投靠了李克用，但他不想长期客居河东，多次请求李克用拨给他一万人马继续攻打幽州。当时李克用正在集中精力攻打邢州，一时抽调不出更多的人马，只给了刘仁恭几千人马让他去攻打幽州，这无异于以卵击石。李匡筹看到李克用不过如此，便多次派兵侵扰河东之地。乾宁元年（894年）十一月，李克用被李匡筹彻底激怒，在平定李存孝叛乱后，开始组织兵力对幽州卢龙军发起猛攻，很快便攻克了武州（今山西繁峙），并进围新州（今河北涿鹿）。十二月，李匡筹派一万人马营救新州，李克用选精兵在段庄进行阻击，当时由于卢龙兵猝不及防，几乎全军覆没，多人被活捉，河东兵将这些人用绳索连成一串，绕新州示众。当天夜里新州守将见大势已去，于是举城投降。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克用又发兵进攻妫州。次日李匡筹派兵出居庸关增援，李克用再次选派精兵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打败李匡筹的增援人马。二十六日，李匡筹见幽州城难以坚守，于是携带家眷逃往沧州，结果被义昌节度使卢彦威杀害，幽州城就这样落入了李克用的手中。乾宁二年（895年）正月，幽州数万军民载歌载舞地迎接李克用进城。李克用在幽州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后，带兵返回河东，只留下义子李存审和刘仁恭分兵讨伐还未归顺的州县。为了使幽州更牢固地掌控在自己手中，李克用上疏朝廷，请求以刘仁恭为幽州留后驻守幽州。皇帝李晔批准了李克用的奏请，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安排，但在李克用离开幽州后，驻守幽州的河东兵骄横不法，完全不将刘仁恭放在眼里，刘仁恭被迫处死了许多河东士兵。李克用对此十分生气，写信责备刘仁恭，而刘仁恭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自此之后李克用与刘仁恭的矛盾开始不断加深。乾宁四年（897年），李克用为了迎回流亡在外的皇帝李晔，决定出兵关中，为皇帝李晔回京扫平障碍。他向刘仁恭征兵，而刘仁恭却谎称契丹时常南下入侵，需要大军防御，拒绝为李克用提供兵源。李克用因此多次写信催促，而刘仁恭却是拒不从命，而且在回信中秽语连篇，搞得李克用十分恼怒。八月，情绪失控之下的李克用亲率大军讨伐刘仁恭，九月五日领兵抵达介于蔚州和妫州中间的安塞军，随后开始展开了对刘仁恭的进攻。刘仁恭派部将单可及率领骑兵迎战，当时李克用正在营帐中饮酒，而且喝得有些神志不清，当他听到探马来报，说刘仁恭的军队到达时，神志不清的他仓促带兵出击，当时天降大雾，单可及的部将杨师侃在木瓜涧设下伏兵，打败河东军队，后来只是因为天降大雨方才撤兵，但是此时河东兵马已经损失过半，李克用醒酒后才知道军队战败，只得带领残部撤兵回到本镇。幽州本来是李克用新占据的地盘，但终因为情绪失控，使得幽州之地从自己的手中丢失。虽然他的实力依旧强大，但比起他的老对手朱全忠，李克用实力下降得十分明显，而反观朱全忠则在中原地区打得顺风顺水。吞并徐兖朱全忠在解除秦宗权的威胁后，便想进一步兼并兖、郓之地，然而朱瑄、朱瑾二人对自己有恩，而且又已经和自己结为兄弟，他为找不到借口而苦恼。当时手下谋士敬翔为朱全忠献上良策，让士兵们扮作叛逃者，逃进兖郓之地，到时可以打着惩治叛徒的名义进兵兖郓之地。朱全忠依计而行，命令部分士兵逃往兖郓之地。朱瑄、朱瑾早就羡慕朱全忠有一支强悍的军队，因此面对叛逃过来的汴州之兵，他们全部收留。这就给了朱全忠以口实，他写信责备朱瑄招降自己的士兵。朱瑄为此大为不满，在回信中语气强硬，朱全忠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终于找到了出兵的借口。光启三年（887年）八月，朱全忠派朱珍、葛从周进攻曹州（今山东菏泽），杀死刺史丘弘礼，并乘胜进军濮州（今山东甄城）。朱瑄、朱瑾领兵迎战，双方在刘桥相遇，结果朱氏兄弟被朱全忠大败，被迫只身逃跑。九月，朱珍对濮州再次发起进攻，朱瑄派其弟朱罕带领万余人进行增援，而朱全忠则在濮州以东六十里外展开对朱罕的阻击，致使朱罕全军覆没。十月，朱珍攻克濮州，进而包围郓州，在形势危急之下，朱瑄让弟弟朱裕写信向朱珍诈降，约定充当内应，结果朱珍中计，领兵偷袭郓州，朱瑄打开城门放朱珍进城，结果入城者全部被歼。朱瑄乘胜收复濮州，自此之后朱全忠与朱氏兄弟公开决裂，双方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朝廷因淮南地区久经战乱，想找一个强藩加以镇抚，便任命实力较为强大的朱全忠兼任淮南节度使、南面招讨使。野心勃勃的朱全忠接到诏令后，立刻委任宣武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派牙将郭言领兵千人护送李璠上任。而时任感化节度使的时溥认为，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自己的功劳要比朱全忠大，听说朱全忠被朝廷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心中颇为不平。他知道从汴州到淮南，朱全忠必须要经过自己的领地，所以朱全忠派人向时溥借道时，时溥不仅断然拒绝，而且派兵袭击了保护李璠即将进入自己领地的郭言的军队。郭言无奈之下只得退回汴州，而时溥就此也与朱全忠结怨。从整体实力来看，朱瑄、朱瑾兄弟和时溥都无法与朱全忠相比，因此羽翼渐丰的朱全忠决定趁天下大乱，唐室衰微之际，全力经营东方，在灭掉秦宗权后，吞掉时溥，再行兼并兖郓之地。可是让朱全忠想不到的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使他暂时推迟了自己的计划。文德元年（888年）二月，魏博镇发生叛乱。魏博节度使乐彦祯残酷暴虐，将其辖区六个州的百姓都征调到魏州，修筑方圆八十里的罗城，百姓深受其劳苦之害。乐彦祯之子乐从训尤为凶狠，早在中和四年的时候，宰相王铎路过其辖境，他在高鸡泊设伏将王铎杀害，朝廷对此也无可奈何。乐从训还组织了一支由五百名亡命徒构成的亲兵人马，魏博镇的牙兵对此经常惴惴不安，担心地位被这五百人取代，因此伺机铲除这些人。乐从训知道后，担心被牙兵加害，最终逃出魏州，被乐彦祯任命为相州刺史。乐从训虽然逃出了魏州，但他经常派人向魏州城运送武器。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魏州牙兵极大的恐惧，乐彦祯见牙兵情绪不稳，担心发生动乱，急忙向朝廷申请辞职，愿意到龙兴寺削发为僧，而后牙兵们推举都将赵文玠为留后。乐从训听说其父被迫退位，便率领三万兵马攻打魏州，赵文玠闭城不战，牙兵们认为他畏怯，于是将其杀害，又拥立牙将罗弘信为留后。罗弘信当时倒是十分有胆量，率领牙兵
秋》的精彩故事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我们只能留给时间来做解答。千年阅一城今天，如果让你说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都市，你会想到哪里呢？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还是香港、上海或者北京呢？答案可能是仁智各见。但如果把时光拨回到1500年以前，答案恐怕就是唯一的了：那便是中国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背依400里巍巍邙山，南临千年流淌的洛水，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帝王建都之所。当年，一座浩大的城池曾在这里岿然傲立。城中殿堂楼阁鳞次栉比，高台宝塔巍峨耸立，船车商贾周于四方，文人雅士往来不绝，繁华景象丝毫不逊明清的北京城。然而造物弄人，公元534年，统治中国半壁江山的北魏王朝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各自营建新都，而原来的国都洛阳则在连年不断的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隋统一全国，隋炀帝另辟新址，在现代洛阳城附近大规模营建都城，盛极一时的汉魏洛阳城最终被岁月遗弃，空留下一截截若隐若现的断壁残垣。现在，这里被称为“汉魏洛阳故城”。一、故城兴衰汉魏洛阳故城，位于今天洛阳城东15公里处，那些在地面上隐约隆起的土台、土堆，便是故城的遗存。通过对这些城垣的解剖和试掘，考古人员发现，现存的遗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其中外郭城南北东西各长10公里，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古代都城。
子把门打开了，气味更加呛人；这气味确实很不好，丈夫说；你留在这里，我马上回来。她沿着走廊往前，里边越来越暗，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好像被人拖着往里走。充满腐臭味，空气好像变得黏稠了。半路上，医生的妻子一阵阵作呕，在干呕的间隙，她想，这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呀，离通往地下室的金属门越来越近，她嘟嘟嚷嚷地重复着同样的话。恶心让她头昏脑涨，刚才没有发现最里边模模糊糊闪着火光。现在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小小的火苗在两扇门的缝隙中跳跃，就是楼梯门和运货电梯门。又一阵呕吐，这一次十分厉害，她胃中翻江倒海，难以支撑，摔倒在地。舔泪水的狗发出一声长嚎，接着吠叫起来，凄凉的叫声仿佛永远不会停歇，在走廊里回荡，似乎是地下室的死者们最后的哀鸣。丈夫听到了呕吐声干呕声和咳嗽声，竭尽全力跑过去，绊倒了，爬起来，又绊倒了，最后总算抓住妻子的胳膊，出了什么事，他哆里哆嗦地问；妻子只是说，把我带走，快，让我离开这里；自从失明症出现以来，这是头一次由他领着妻子，领着妻子，不知道领到哪里，只想领着她远远离开这两扇门，远远离开他看不见的火苗。两个人走出走廊，妻子的神经一下子崩溃了，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这样的泪水是无法擦干的，只有时间和疲劳能使它渐渐减少，因此那条狗没有靠近她，仅仅舔了舔她的一只手。出了什么事，医生又问，你看到什么了，他们死了，妻子一边抽泣着一边说；到底谁死了呢；他们，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安静一下，等能说话的时候再说吧。过了几分钟，妻子说，他们死了；你看到什么东西了吗，打开门了吗，丈夫问；没有，我只看到门缝里有冥火，一闪一闪，紧攥着门缝在那里跳舞，不肯松开；那是腐尸产生的磷化氢在燃烧；我想是这样；究竟出了什么事呢；大概他们发现了地下仓库，沿楼梯涌到下面去找食物，我还记得，在楼梯那些台阶上容易滑倒，一个人滑倒以后所有人都跟着滑倒，可能他们没有走到想去的地方，或者走进去了，但楼梯被后去的人堵塞，他们回不来了；可是，刚才你说门关着；肯定是其他盲人关上的，把地下室变成了巨大的坟墓，而我对这件事负有罪责，我拿着那些塑料袋快步离开这里的时候，他们怀疑我带的是食物，于是就去里边找；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吃的一切食物都是从其他人嘴里抢来的，我们抢得太多了，就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从根本上看，我们所有人差不多都是杀人凶手；这是苍白无力的自我安慰；我实在不想让你在艰难养活这六张实实在在而又无用的嘴的时候还因想象中的罪过自责；要是没有你这张无用的嘴，我怎能活下去呢；你会为了养活家里那另外五张嘴而继续活下去；问题是还能养活多久；不会很久了，到一切都用完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到田野里去寻找食物，从树上摘各种果实，杀死所有能捉到的动物，当然，要在这里的狗和猫吞噬我们之前。舔泪水的狗没有作任何表示，此事与它无关，这是近来它变成了舔泪水的狗使然。医生的妻子几乎已经拖不动两只沉重的脚，刚才的刺激耗尽了她的力气。走出超市以后，妻子极度虚弱，丈夫双目失明，谁也说不清两个人是谁搀扶着谁。也许因为阳光太强，医生的妻子感到一阵眩晕，以为要丧失视力，但她没有害怕，只不过是头晕，没有摔倒，也没有完全失去知觉。她必须躺下，合上眼睛，喘一口气，如果可能的话安安静静地休息几分钟，镇定下来，肯定能恢复体力，必须恢复体力，塑料袋还空着呢。她不肯躺在肮脏的人行道上，宁肯死去也不返回超市。她望望四周。马路对面不远的地方有座教堂。里面一定有人，正如所有地方一样，不过，大概是个休息的好去处，至少从前是这样。她对丈夫说，我要恢复一下体力，你把我送到那边去吧；那边，什么地方；对不起，你搀着我，我告诉你怎样走；那是什么地方；教堂，只要躺一会儿，我就可以完全换个人了；好，走吧。进教堂要上六级台阶，请注意，六级台阶，医生的妻子费了很大力气才上去，还要给丈夫指路。教堂的大门敞开着，这帮了他们的忙，即便有一扇普普通通的门关着，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到了门槛前，舔泪水的狗停下来，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这是因为，尽管近几个月来犬类行动自由自在，但在头脑中一代复一代遗传下来一个远古的禁令，这项禁令不准犬类进入教堂，可能这要怪古代流传下来的另一部基因法典，它规定，狗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划定它们的势力范围。在一些圣徒被宣布成为圣徒之前，舔泪水的狗的先辈们曾为他们舔舐肮脏的伤口，出于仁慈，出于最大公无私的仁慈，但先辈们的这些善举和忠诚的效力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哪一个乞丐能成为圣徒，不论他身上和灵魂上有多少伤口，不论这些伤口狗的舌头是不是能够触到。现在，舔泪水的狗闯进了这块圣地，门开着，没有看门人，更加强有力的理由是，流眼泪的女人已经进去了，我不知道她是怎样拖着沉重的脚步进去的，一边走一边对丈夫重复同一句话，扶着我。教堂里挤满了人，几乎找不到一块空地方，甚至可以说，这里没有一块石头能让她的脑袋在上面歇息，舔泪水的狗又一次帮了忙，它吠叫了两声，向前冲了两次，这样做全无恶意，但总算使人们让出了一块空地方，医生的妻子再也支撑不住，倒在那里，终于完全闭上了眼睛。丈夫摸了摸她的脉搏，跳动正常，只是稍稍微弱一些，随后他又试图让妻子坐起来，现在的姿势不好，必须使血液迅速向大脑回流，增加脑部血液补给，最好的办法是坐起来，把头伏在两个膝盖之间，应当相信大自然，相信重力的作用。几次努力失败之后，他最后终于把她扶起来了。过了几分钟，医生的妻子深深叹了口气，又稍稍动了动，开始恢复知觉。现在还不要站起来，丈夫对她说，再这样低着头休息一会儿。但是，她觉得自己好了，不再眩晕，眼睛已经隐隐约约看见铺在地上的石板，在此之前，舔泪水的狗为了让她卧下，用力在地上刨了三下，所以那几块石板还算干净。医生的妻子抬起头，望望细细的柱子，望望高高的拱顶，证明血液循环稳定可靠，然后才说，现在我感觉很好，不过在那一瞬间她以为自己疯了，或者是眩晕过后产生了幻觉，她的眼睛看到的不会是真的，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男人的眼睛被一块白布捂住了，旁边一个女人的心被七把宝剑刺穿，眼睛上也捂着一块白布，不仅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如此，教堂里所有的偶像都被捂住了眼睛，塑像是被一块白布缠住头部，画像则用白色颜料重重地涂抹，那边有个女人正在教女儿读书，她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男人拿着一本打开的书，书上坐着一个小男孩，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蓄着长长胡须的老人手里拿着三把钥匙，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被无数支箭射中，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女人拿着一盏燃着的灯笼，她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男人的手部脚部和胸部受伤，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与一头狮子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和一只绵羊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与一只雄鹰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手持长矛，制伏了一个倒在地上，头上长角，脚上长羊蹄子的男人，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手中拿着一个天平，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谢顶的老人手中拿着一朵白色百合花，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老人拄着一把出鞘的宝剑，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女人与一只鸽子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男人与两只乌鸦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只有一个女人的眼睛没有被捂住，因为早已经被剜下来放在她手中的银盘子里。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要是我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你一定不肯相信，教堂里所有偶像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太离奇了，这是为什么；我怎么知道呢，可能是某个教徒知道自己要和其他人一样失明，对信仰感到绝望，干出了这种事，也可能是这里的神甫干的，也许他正是这样想的，既然盲人看不见偶像，那么偶像们就该看不见盲人；偶像看不见；你错了，偶像们用看他们的那些眼睛看，只不过现在所有的人都失明了；但你仍然看得见；我会越来越看不清，即使不丧失视力，我也会一天比一天瞎，因为没有人看我；如果是神甫捂上了偶像们的眼睛呢；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这是唯一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假设，唯一一个能使我们这悲惨处境具有某种尊严的假设，我想象那个人从盲人世界走进这里之后，觉得自己也要失明并回到那个世界中去，我想象这里有一扇扇关着的门，一个被遗弃的教堂，一片寂静，我想象一个个塑像，一幅幅画像，我似乎看到他从这个跟前走到那个跟前，之后爬上神龛，用布条裹住他们的眼睛，再打两个结，以免布条松开或者坠落，用两只沾上颜料的手在画像上涂抹，使它们所在的白色黑夜夜色更浓，这位神甫大概是所有时代所有宗教中最大的亵渎圣物者，最公正最激进的人类，他来到这里是为了最后宣布，上帝不值得一看。医生的妻子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旁边便有个人说，这是什么话，你们是什么人；和你一样，是盲人，她说；可是，我听见你说你看得见，这是说话的习惯，难以改变，以后不知道还要说多少次；你说偶像们的眼睛都被捂上了，这是怎么回事；确实如此；既然是盲人，你怎么知道的；如果你和我一样做，也会知道，去用手摸摸吧，手是盲人的眼睛；你为什么那样做呢；我想，我们已经落到这般地步，一定还有人会失明；你说是这座教堂的神甫捂上了偶像们的眼睛，这又是怎么回事，对于他，我非常了解，他不会干出这等事来；永远不能事先知道人们能够干出什么事来，必须等待，耐心等待，时间决定一切，时间是坐在牌桌对面的伙伴，他手中有各种牌，我们必须想法打出与生命同样的牌，我指的是我们的生活；在教堂里谈打牌是罪孽；如果怀疑我的话，你就站起来，用手去摸摸；你敢发誓说偶像的眼睛真的都被捂上了吗；你觉得发什么誓才行呢；以你的眼睛发誓；好，我以我的眼睛和你的眼睛发两次誓，真的吗；真的。这番谈话被离他们最近的盲人们听到了，无须说，不等刚才的誓言得到证实，消息便传开了，从一张嘴到另一张嘴，低语声渐渐变了口气，先是狐疑，然后是不安，接着又是狐疑，糟糕的是人群当中有许多人迷信并且善于幻想，圣像们都失明了，他们那仁慈而屡屡忍受痛苦的目光只能看见自己的失明。这个想法很快变得难以忍受，无异于有人来告诉他们诸神像被活着的死人包围，只要听到一声喊叫，立即喊声四起，所有人都吓得站起来，被恐惧推向教堂门口，我们知道的混乱状况在这里重演了，由于恐惧比吓得屁滚尿流的人那两条腿快得多，所以逃命者的两条腿总会相互绊在一起，盲人更是如此，于是突然倒在地上，恐惧对他说，站起来，快跑，他们要来踩死你，他很想站起来，很想快跑，但别的人已经跑过来，也跌倒了，身体与身体摞在一起，个个想多长几只胳膊好挣脱出来，多长几只脚赶紧逃命，面对这极端混乱的局面，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不笑出声来。外面那六层台阶成了悬崖峭壁，但毕竟摔得不厉害，常常跌跤的人腰板硬，落地本身就是种安慰，我不再离开这里了，这是第一个念头，在致命的情况下也是最后一个。同样一成不变的是，一些人利用了另一些人的不幸，这一点早已清清楚楚，从世界开端的那天起，继承人与继承人的继承人之间就是如此。这些人不顾一切地争相逃命时把所带的东西丢在了身后，等需要战胜了胆怯，再回到这里，将无法以令人满意的方法分清哪是我的，哪是你的，除了这个难题，我们还将看到，原来那点食物中有一部分不见了，莫非这一切是那个说神像的眼睛都被捂住了的女人所施的诡计，某些人过于卑劣，竟然编造出这样的谎言来抢劫可怜的人们仅余的一点食物。啊，这是舔泪水的狗的过错，看到院子里空了，它东闻闻，西闻闻，这番努力没有白费，收获颇丰，这理所当然，无可非议，但也可以说，它指明了矿藏的入口，结果医生的妻子和丈夫离开教堂时手中的塑料袋一半已经装满了，并且对其偷窃行为毫无歉疚。如果能利用上拣来的东西的一半，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而对另外一半，他们会说，我不明白，人们怎么能吃这些东西，即使灾难降临在所有人头上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生活得更糟。两个人以各自的方式讲述这些事的时候，伙伴们既害怕又悲伤，但值得注意的是，也许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医生的妻子没能告诉他们她在地下室门前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恐惧感觉，矩形门里惨白色的火苗在摇曳，沿楼梯下去就是另一个世界。偶像被捂住眼睛强烈地震撼着所有人的想象力，尽管方式各不相同，以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为例，从他们脸上看到的是气恼，他们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不恭之举。他们全都失明了，这里指人类，完全是命中注定，他们本人没有过错，谁也不能逃过这场灾难，但是，他们觉得，仅仅因为这一点就捂上圣像的眼睛，那就成为不能饶恕的罪行了，假如是教堂的神甫所为，则更是如此。戴黑眼罩的老人所发的议论大不相同，我知道你会感到惊讶，但我想到了博物馆里的展廊，所有塑像的眼睛都捂住了。这倒不是因为雕塑家不想雕刻石头上该有眼睛的地方，而是被捂住了，就像你刚才说的，用布捂住了，好像只有一种失明症还不够似的，有时候这会让人增加浪漫的风度，奇怪的是，我戴的这个眼罩却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说完，他笑了，仿佛在嘲笑刚才那番话，嘲笑自己。至于戴墨镜的姑娘，她只是说不希望在梦中看到那倒霉的展廊，她做的噩梦已经够多了。他们吃了饭，饭很糟糕，但这还是现有食物中最好的，医生的妻子说，找食物越来越难，也许应当离开城市，到农村去生活，那里的食物至少新鲜，大概有无人看管的奶牛和绵羊到处游荡，我们可以挤奶喝，还有井水，我们想做什么饭就做什么饭，问题是找个好地方，后来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意见的热情程度不同，但大家都明白，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做，毫无保留地对此表示高兴的是斜眼小男孩，可能外出度假给他留下的美好回忆还在。吃过饭就躺下睡觉，早在隔离检疫的时候就一直这样，经验告诉他们，身体呈躺卧姿势确实能忍受饥饿。晚上没有吃饭，只有斜眼小男孩得到了一点让嘴消磨时间和欺骗食欲的东西，其他人坐起来听医生的妻子读书，至少精神不会抱怨缺乏营养，糟糕的是身体的虚弱有时让头脑心不在焉，这倒不是由于对知识不感兴趣，绝对不是，而是大脑不知不觉滑向半昏睡状态，就像动物准备进入冬眠，再见吧，世界，因此，听众们轻轻合上眼皮的情况屡屡发生，他们开始用灵魂的眼睛伴随书中的情节跌宕，直到某个强有力的情节，而非仅仅是硬皮书合上时发出的声响，把他们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唤醒，医生的妻子就是如此温文尔雅，不想让他们发现她知道听众没有沉思遐想，而是睡着了。第一个失明者似乎是悠悠然进入梦乡，其实不然。不错，他合上了眼睛，模模糊糊听到医生的妻子读书，但是，大家都到农村生活的主意使他不能入睡，他认为远离自己的家是个严重的错误，不论那位作家多么和蔼可亲，还是应该偶尔到那里看看，提防他一点为好。所以，第一个失明者非常清醒，如果还需要别的证据说明，那就是他眼睛里令人头晕目眩的白色，可能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变成黑色，而没有任何人能够同时既醒着又睡着了。第一个失明者以为终于消除了这个疑团，就在这时候，眼皮里面突然变得漆黑一片，我睡着了，他想，可是，不对，没有睡着，仍然听得见医生的妻子的声音，斜眼小男
又离王室最近，好歹按时到雒邑来点个卯，在表面上维护一下王室的尊严。当然，在维护尊严的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很现实的考虑，那就是希望郑国做个表率，履行向王室进贡的义务。按照周朝初年定下的规矩，王畿之外千里的地区称为甸服，甸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天的祭祀所需物品；甸服之外五百里的地区称为侯服，侯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月的祭祀所需物品；更远的宾服、要服地区则应该分别按季、按年向天子进贡；诸侯不分远近，一生之中，至少要亲自前往雒邑朝觐天子一次。在周朝强盛的年代，各诸侯国基本能够按照规定朝觐与进贡；但在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微，王畿面积大大缩水，王室的经济越来越拮据、越来越依赖于诸侯的进贡，诸侯们反而将自己的义务抛到了爪哇国，进贡的周期越来越长，进贡的物品越来越少，有的甚至根本不来进贡。周平王并非昏庸的天子。如果与他的父亲周幽王相比，他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敬业的一位统治者。只不过他生不逢时，从登上王位的第一天，便要直面这个封建王朝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内忧外患。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周武王再世，恐怕也难以有所作为吧。每逢祭祀远祖的大祭，他总是出神地看着大庙中供奉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心里遥想着两百年前周穆王以没有按时进贡为由远征犬戎的故事，难免又想到近在咫尺的郑国居然已经大半年没有进贡任何物品，而那个叫寤生的家伙竟然还堂而皇之地担任着王室的卿士……“一定要撤掉他在王室的职务。”周平王对亲近的朝臣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朝臣们面面相觑。半晌，有人小声地说了一句：“那个人可是对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啊！”又有人接着说：“差点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放过！”“那就更该将他撤掉，另找有德之人担任这一要职。”周平王说。其实，在他心里，已经有一个人选，那就是虢公忌父。在周朝的历史上，曾经有东、西两个虢国。其中东虢国已经被郑武公吞并，其领地成为郑国的一部分；而西虢国在春秋初年仍然存在，虢公忌父就是西虢国君，当时也在周王室担任了某一公职，因此常在朝廷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忌父的父亲名叫石父，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的要职，位列三公，与寤生的爷爷姬友同朝为官。然而，这位虢公石父的历史名声并不好，属于戏台上的白脸奸臣。人们通常认为，周幽王千金买一笑和烽火戏诸侯这两件荒唐事，实际上均由石父一手策划。因此，西周的灭亡，石父是负有直接重大责任的。和石父不同，忌父是一位知书达理、谨言慎行的诸侯，加上他对王室的态度依然保持了十分的恭敬，使得周平王对他另眼相看，产生了倚重之意。再说，既然石父曾经位列三公，现在由忌父担任卿士的话，也算是子承父业了，在众人面前容易通得过。周平王把忌父找来说：“我关注你很久了。你这个人平时为人低调，办事也勤勤恳恳，能力又强，而且最重要的，你对王室忠心耿耿，这是众人都看在眼里的。”忌父谦虚地说：“这是为臣应该做的。”“郑伯一家在朝庭担任卿士已经有三代了，当然啦，他们家也确实曾经为王室作出过一些贡献，但成绩都是过去的。最近几年，那个寤生基本上都不理朝政，总是猫在自己的家里处理家务事，这样下去恐怕不是办法。”这里要说明一下，姬友在王室担任司徒，这个官职实际上也可以算作是卿士之一。忌父说：“也许他家里的事多，您就体谅一下吧。”周平王说：“你就别替他说好话了，我了解他，他根本就是目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涣散，不把王室放在眼里。这样吧，我决定对你委以重任，由你来代理国政，你可千万别推辞。”说完他微笑着满怀期望地看着忌父。按理说，忌父这时候应该扑通一下伏在天子脚跟前，热泪盈眶，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说：“臣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周平王笑得脸部肌肉都僵硬了，也没等到这一幕出现。忌父先是惊愕，继而脸上出现惊恐的神色，他眼睛瞪得老大，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郑伯不来朝庭，必定有他不来的理由，您最好亲自批评教育他，如果要臣取而代之，他还不恨死臣？”当天晚上，忌父就不辞而别，回到虢国去了，跑得比兔子还快。周平王气得一口气摔了十八只陶罐。气归气，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不知道怎么搞的，寤生竟然知道了这事。一直不理朝政的他突然赶到了雒邑，出现在周平王面前。“我们家三代蒙受圣恩，在朝中担任要职已经有很多年了。现在听说您想将朝政委以虢公，所以赶来交还卿士的职位，以满足您的愿望。”寤生客客气气地说。“没有的事。”周平王干笑了两声。面对这个传说中杀弟逐母的冷血动物，他竟然突然失去了撤销其职务的勇气，也忘记了自己贵为天子的身份，极力否认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说来也是我寤生命苦，家里有个不听话的弟弟，一直跟我作对，所以这几年我处理家务事，忙得不可开交，抽不出时间来打理朝政。现在家里的事基本摆平了，我想这下可以好好尽忠王事，替您分忧了，没想到，唉……”寤生一脸惋惜。“寤生你误会啦。我也是考虑你家里事多，不忍心让你两头跑，所以要忌父权且帮你把工作做一做，让你好安心处理家里的事，没有说要撤你的职啊。你说说，这工作你要是不干，谁还敢干呢？”周平王连忙解释。“虢公有才啊，我哪比得上？不如就按您的意思，我把卿士一职让给虢公得了。否则的话，人家还会说我贪恋虚名，素餐尸位，不体谅天子的苦衷。您说，我这又是何苦来呢？”“我真没那意思，你就别怀疑了。”天子着急了。“寤生不敢怀疑，只求辞职。”“不许。”“一定要辞。”“仍然不许。”“坚持要辞。”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一个是底气不足，急于表白；一个是老谋深算，就等着对方犯错误。那光景，有如赵本山和范伟在互相忽悠。果然，忽悠来忽悠去，周平王说了一句胡话：“寤生你要实在信不过我，我就只好派狐到郑国作为人质，如何？”寤生倒是一下子愣住了，想说“成交”却又张不开嘴。狐是何许人？狐就是王子狐，周平王的世子，下一任周天子的法定人选。自古以来，诸侯之间为了取得信任或结成同盟，互相遣子入质，是很正常的外交行为。但是，天子遣子入质诸侯，却是闻所未闻的事。寤生瞪着天子看了老半天。事情显然超出了想象范围。他弄不明白，眼前这位天子究竟是大智若愚、深不可测，还是仅仅因为昏了头。“您……该不是开玩笑吧？”“君无戏言。”寤生深呼吸了一口空气，快速计算着这事带来的好处与风险。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周平王也太不按常理出牌了，即便是寤生，也难免踯躅不前。“这样做还不能消除你的疑虑吗？”周平王有点受不了了，鼻尖上开始冒汗。“好吧，圣命难违，做臣子的也只能照办。为表示寤生的忠心，消除您的担忧，我自愿派世子忽作为人质到雒邑来居住。”寤生终于一本正经地说。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周郑交质。周郑交质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王室威信扫地，沦落到与诸侯等量齐观的地位。《左传》对此有一段评论：“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大概意思是说，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人质也没多大意义；双方互相诚信，不违礼制，即使不交换人质，又有谁能够从中挑拨离间？话说得很好，只是在那个尔虞我诈、云谲波诡的年代，诚信究竟能值几个钱？命运坎坷的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于公元前720年驾崩。这个时候，王室的法定继承人王子狐还在郑国的首都新郑当人质，父子俩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不久之后，王室将世子忽送回了新郑，而寤生也安排人将王子狐护送回雒邑，准备继承王位。不料王子狐尚未来得及登基，突然又一命呜呼，追随他父亲而去了。关于王子狐突然死亡的原因，史书上没有过多记载。后人只能推测，这位尊贵的人质在郑国生活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快乐（快乐才怪），加上父亲过世的时候还不能尽孝送终，所以悲伤过度，没来得及过把当天子的瘾就“薨”了（天子之死称崩，诸侯之死称为薨，王子狐未即位为王，所以只能称薨）。国不可一日无主，周王室的诸位大臣转而奉王子狐的儿子林为君。林就是历史上的周桓王。说起来也是令人心酸，周平王死的时候，王室的财政拮据到了无钱举行一次像样的葬礼的地步，只好派人到鲁国，低三下四地请求鲁国赞助一点丧葬费。周平王和王子狐的先后去世，引发了王室对寤生的强烈不满。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决心继承爷爷的遗志，任命虢公忌父为卿士。不知道被两代天子一致看好的虢公这次有没有勇气挑起大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消息传到新郑后，寤生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生气就要发泄，否则会内分泌失调，影响身体健康。当然，寤生不会躲在家里摔东西，不会像祥林嫂那样到处去诉苦，也不会冲冠一怒就起兵和王室对着干起来，更不可能跑到雒邑去和天子据理力争。即使是在最恼怒的情况下，他都不会做出不理性的事情，这是寤生真正可怕之处。他派大夫祭仲带领一支军马，优哉游哉地开到周王室的边境一个叫做温的地方，对当地的官员说：“不好意思，今年鄙国收成不好，所以把部队开到贵地来开饭，请领导支援麦子一千钟，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就会回去，不会给贵地添太多麻烦……什么，不给？没关系，不劳您亲自动手，我们自己来。”这是公元前720年四月发生的事，周平王父子尸骨未寒。祭仲的人马在温吃喝拉撒，呆了三个多月，又移师到成周地方，正好这里的禾熟了，继续吃。面对这群武装蝗虫，当地官员紧闭城门，也不敢出来管事，只好派人向王室报告。王室的反应出人意料的冷静。据说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很想放手与寤生一搏，被辅政大臣周公黑肩给劝阻了。黑肩也没有给天子讲多少大道理，一来实力差距摆在那里了，二来考虑到寤生好歹也是周王室的后代，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些许小事，忍忍就算啦。这件事在历史上叫做“周郑交恶”。【州吁的“妙计”：越是家丑越要外扬】接下来要说的几件事可能有点复杂，不但互相牵连，而且要翻历史的老账。第一件事仍与“郑伯克段于鄢”有关。公元前722年，京城大叔起兵反叛寤生，派自己儿子公孙滑到卫国求援，鼓动卫国出兵占领了郑国的廪延。后来段兵败，公孙滑则以流亡者的身份留在了卫国。为了报这一箭之仇，同时也可能是为了斩草除根，公元前721年，寤生利用王室卿士的地位，动用王师（王室的军队）和虢、邾等国的军队联合讨伐卫国，夺回了廪延。这一段历史，成为郑、卫两国之间不愉快的记忆。第二件事，公元前720年，宋国的君主宋穆公去世。宋国的前一任君主宋宣公是宋穆公的哥哥。当年，宋宣公临死的时候，本来应该将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与夷的，但那时候与夷还很小，没有执政的能力，为了政权的稳定，宋宣公干脆将君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公子和，也就是宋穆公。宋穆公是个厚道人，对于兄长的恩情念念不忘，临死的时候，他对大司马孔父嘉说：“先君以国事为重，不立与夷而立寡人，寡人一直不敢忘怀。如果托您的福，寡人得以善终，在黄泉路上遇到先君，先君要是问起与夷的情况，寡人将如何回答呢？寡人死后，请您务必辅佐与夷即位，主持社稷。那样的话，寡人就算死也瞑目了。”“可是，”孔父嘉低下头回答，“群臣们都愿意奉公子冯为君啊。”公子冯是宋穆公的儿子，和与夷的关系是堂兄弟。宋穆公对孔父嘉说：“你们万万不可违背寡人的意愿。先君之所以将社稷交给寡人，是觉得寡人品德良好。如果现在寡人不让与夷当上国君，那就太对不起先君了！”话说到这个份上，孔父嘉也就不好反对了。但是宋穆公仍然不放心，以他对与夷和公子冯的了解，他知道无论是谁上台，对另外一个人都将极为不利。为了避免出现堂兄弟相争的悲剧，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他派人将公子冯送到郑国，交给寤生照顾。在这种安排下，与夷顺利继承了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殇公。应该说，宋穆公人很好，后事也考虑得很周全，但是他对人性的阴暗严重估计不足——与夷虽然当上了国君，仍然对远在郑国的公子冯很不放心，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公子冯对于本来属于自己的君位也念念不忘，总想着借助郑国的力量将它抢回来。与夷和公子冯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宋国与郑国之间的矛盾。第三件事，卫庄公娶了个齐国老婆，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姜，虽然一直没有生育，却是一位绝世美女。卫国人很八卦，写了一首《硕以示对她容貌的赞美：〖硕人其颀，衣锦褧（jiǒng）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fén）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gǔ）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qiè）。〗这首诗被收录于《诗经·卫风》之中，鲜活地描述了这位皮肤白皙，身材高挑，凹凸有致的庄姜夫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中国古代美女最传神的写真。然而，这位绝世美女竟然不能生育，真是让爱管闲事的卫国人扼腕叹息。除了大老婆庄姜，卫庄公还娶了个陈国老婆，史书上称为厉妫。当时流行买一送一，所以厉妫的妹妹也跟着姐姐嫁到了卫国，史书上称为戴妫。厉妫给卫庄公生了个儿子，但不幸夭折。戴妫给卫庄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公子完，一个叫做公子晋。此外，卫庄公还和一个侍女生了一个小孩，叫做公子州吁。庄姜不能生育，就把公子完、公子晋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但是对于公子州吁，她没有任何好感，甚至感到相当厌恶。这三件事之所以放到一起讲，正是和这位公子州吁有关。史料记载，公子州吁虽然不受庄姜待见，却深受卫庄公溺爱，从小喜欢舞刀弄枪，想要当一名军事家。大夫石碏（què）对此很有看法，他当面劝谏卫庄公说：“我听说父亲爱儿子，就应该教他怎么遵守礼法，而不养成坏习惯。小孩子养成骄、奢、淫、逸的坏习惯，主要原因就是太溺爱了。您是不是打算立州吁为世子，以继承大业呢？如果是这样考虑，那就宜早不宜迟，快点定下来；如果没有这想法，您又那么溺爱他，其实是害了他。”卫庄公转过头，“哦”了一声，不置可否，走到一旁去。石碏追在庄公屁股后头说：“自古以来，被宠惯了的孩子没有不心高气傲的，心高气傲就必定不能忍受地位的下降，一旦地位下降心里就会懊恼，心里懊恼则难免有出轨的举动。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是所谓的‘六逆’；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是所谓的‘六顺’。您现在这样宠爱州吁，是去顺效逆的行为，祸患无穷。”这番话大道理讲了不少，归结到一点，与州吁的出身有关。我们来看看卫庄公的几个女人（请注意，这只是有记载的几个女人，并不代表他全部的女：大老婆庄姜，“齐东宫得臣之妹”，东宫就是太子，太子的妹妹，自然也就是齐国的公主；二老婆厉妫，陈国公主；三老婆戴妫，厉妫的妹妹，也是陈国公主；州吁的妈妈，没有名字，身份是“嬖（bì）人”。什么叫做嬖？身份低贱但是得到宠幸就叫做嬖。身份低贱到什么程度？活着的时候也许有个玉儿、兰儿的小名，但历史书就根本不屑于记载其名字。由此可见，完、晋、州吁同为公子（诸侯统称为“公”，诸侯之子均称为“公子”，并非姓氏），不只有长幼之别，更有贵贱之分。春秋时期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决定儿子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的地位。在石碏看来，州吁这种人，说得好听是公子，
我们应该每天去学习这种生活吗？我们不仅是针对这件事在讨论问题。我们讨论的是贯穿这故事最底层的精神，是生活应有的状态。战争期间，我一直在日本电影社做委托员工。当时不出所料，委托员工里有一个叫O的意气风发的男人，好像是给联合报社做理事的。他大发议论，说吉川英治和佐藤红绿是日本伟大的文学家，就是这么一位“专家”，在会议上说要拍一部电影。据他说，这部电影要拍出老农夫粗糙枯瘦、骨节突起的双手，还有打满补丁的衣服，要把这些由父至子、由子及孙的吃苦受穷的灵魂象征都串在一起拍出来。他还说，因为日本文化必须得是农村文化，从农村文化转到都市文化则是日本的堕落，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悲剧。他这一席话在会议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专务董事（实际上的总经理）等人都大感佩服，回头看我，问我要不要以此来写个剧本。我好不容易才谢绝了他们，这故事简直就是只存在于战争期间的一场噩梦。战争期间，人们一直在声嘶力竭地喊着：“回到农村文化里去，回到农村的灵魂里去。”这是一时的流行思潮，也是日本大众的一种精神。虽说都叫作农村文化，但农村真的有文化吗？农村或许有盂兰盆会舞，有祭典风俗，有吃苦受穷精神等本能的积累精神，但文化的本质是进步，农村连一丝一缕进步的影子都没有，有的只是排外精神，对他人的不信任，强烈的猜疑心，兴旺发达的只有一门心思算计得失的本事。人们向来都不加反省地用“淳朴”这个奇妙的词汇去形容农村，然而农村自从建立以来就不存在淳朴这种性格。自大化改新以来，农村精神是不屈不挠想方设法逃税的精神，通过当上流浪汉来逃税，隐瞒户籍逃税，于是这些农民们各自不起眼的“艰苦奋斗”的逃税行为，事实上就成了日本经济的纽结，庄园据此兴起，繁盛，衰败。贵族亡而武士兴。农民们跟税做着斗争，这种不屈不挠的逃税行为使得日本的政治产生变动，使得日本的历史发生变迁。看谁都是贼——这才是王朝的农村精神。事实上，这里强盗横行，地头[1]出类拔萃，就算摔倒了，爬起来的时候也要抓上点什么。对他人的猜疑和排外精神是农村的灵魂。他们总持消极被动的态度。他们想做什么自己不说，或者是不能说，于是他们就用他们特有的狡诈来处理那些强加到他们头上的事情，于是这种被动的狡诈就孜孜不倦地推动着日本的历史。日本农村直至今日还是奈良时代的农村。就拿如今各个农村里类似的民事诉讼来说，有人背着邻居把用于分界的田埂移了三五寸；有人不签契据就管好友借田地，借了却不还。他们不是在执着地背叛好友和邻居吗？算计利害得失就是他们生活的根柢，至于对更高尚的精神的渴望，对自我的反省和新的发现，在农村精神里是找不到的。既然没有新的发现，就不可能有真实的文化。既然没有自我反省，就不可能存在文化。人们都说，农村的美德在于吃苦受穷的精神。受穷精神怎么就成了一种美德？有句话叫需求是发明之母。因为人们受不住穷，耐不住不便，追求需求，所以发明才会兴起，文化才会兴起，人们才会不断进步。日本的军队是受穷的军队，他们不渴望方便的器械，讴歌玩命驱使肉体、压榨肉体的行为，没有先进的兵器，从根本上缺乏作战基础，所以今日才会招致目不忍视的惨败。绝不只有军队如此。日本精神本身就是受穷精神，不想改变，不想进步，憧憬赞美过去，偶尔出现的进步精神吃了这受穷的反动精神一击后，总是被拖回到过去。需求是发明之母。这种追求需求的精神在日本被视为懒汉精神，受苦则被誉为美德。走个一二里地没问题，用电梯爬个五六层楼就是懒惰至极了。依赖机械，忘了劳动精神就是亡国之本了。一切都搞反了。真理是不会作假的。也就是说，我们根据真理被迫复仇，仰仗肉体的劳动，仰仗受苦的精神才招致了今日亡国的悲惨命运？光是按下一个按钮、转动一下把手就能解决的事，非得辛辛苦苦忙碌一整天，然后说什么汗水的结晶，劳动的喜悦，真是愚蠢。而且整个日本，日本的根柢本身都是如此愚蠢至极。时至今日，各位代议士[2]说到天皇制还会吵吵闹闹，说一些“皇室的尊严”之类的蠢话。天皇制虽然是一种贯穿日本历史的制度，但天皇的尊严基本不过是受人利用的工具，没有真正实际存在过的先例。对藤原氏和将军一族而言，他们为什么需要天皇制呢？他们为什么不将最高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比起他们自己掌握主权，天皇制来得更合适，他们心里明白，比起自己号令天下，不如挟天皇以令诸侯，自己一马当先摆出一副服从号令的样子，这样命令就会更行之有效。这里所说的天皇号令不是天皇本身的意志，实际上是他们的号令，他们借天皇的名义来干自己想干的事，自己一马当先服从号令以示众人，自己做出服从天皇的榜样，再把榜样强加到人民身上，这样就能把自己的号令强加给人民。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称作神明，向人民要求绝对的尊敬。然而，他们可以向天皇叩头行礼，把天皇奉为神明，再将其强加给人民。这样一来，他们一面擅自拥立天皇，一面在天皇面前叩头行礼，通过自己的叩头行礼来强行让人民尊敬天皇，再利用这份尊敬发号施令。上面所说的不只是很久很久以前藤原氏和武家的故事。看吧，这场战争不也一样吗？事实上天皇并不知情，也没有下命令。这场战争只是军人的意愿。“据说事变之火是在东北一角燃起的”，“据说事变之火是在华北一角熄灭的”。甚矣！连总理大臣都未能得知实情，军部竟独断专行至此！而且身为军人，却如此轻侮天皇，一面从根本上亵渎天皇，一面却又盲目崇拜着天皇。荒谬！简直是荒谬至极！更何况，这就是贯穿日本历史的天皇制的真相，是日本史真真切切的本质。藤原氏自古以来，就是最崇拜也最亵渎天皇的一群人。他们真正从骨子里盲目崇拜天皇，同时又把天皇玩弄于股掌之中，当作替自己谋求方便的工具，一直在竭尽所能亵渎天皇。直到现代，直到现在，各位代议士还说什么天皇的尊严，大部分国民居然还在予以支持。去年8月15日，战争在天皇的名义下结束了。[3]人们都说是拜天皇所救，但就日本历史来看，天皇通常是日本历史针对紧急情况而编排出的一种独创的作品、策略、王牌。军部出于本能知道这张王牌，我们国民又出于本能在盼望这张王牌，于是在军部和日本人民的合作下，这场戏终于在8月15日落幕。说什么“耐难耐之苦，忍难忍之痛，听朕号令”。于是国民只好流着眼泪，难忍也得忍着，乖乖听话，因为这是天皇陛下的命令。放屁！放屁！放屁！我们国民巴不得战争结束。我们早就受不了苦练竹枪直面坦克，像泥偶一样被啪啪地碾死了。我们一直打从心底盼望战争结束。然而，我们不能说出口。于是大家就说什么仁义道德，又说什么天皇的命令，忍难忍之痛。这是什么机制？！这不是一场惨烈又可悲的历史性大骗局吗？！而且我们对这场骗局并不知情。要是没有天皇的停战命令，我们就真的会用身体去抵挡坦克，不情不愿却仍旧奋勇地一个个变成泥偶，被啪啪地碾死了。我们国民虽然不像最亵渎天皇的军人崇拜天皇那样崇拜天皇，却已经习惯了利用天皇，他们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狡猾，以及仁义道德这张奸诈的招牌，一直在讴歌“天皇的尊严”所带来的好处。这又是什么机制？！何等狡猾！我们被这种历史性机制附了身，于是失去了人类，以及人性的正确形态。人类，以及人性的正确形态指的是什么呢？想要就老实说想要，讨厌就说讨厌，说白了就是这么点事。喜欢的东西就直说喜欢，喜欢的女人就直言爱意，脱掉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人情世故这些伪装，回到那颗赤裸裸的心吧！找出这种赤裸的姿态首先就是人类复活的第一个条件。然后才是自己，以及人性和真实的诞生跟起步。各位日本国民，我呼吁各位，呼吁日本人以及日本自身走上堕落之路！日本以及日本人必须堕落！只要天皇制存续，只要这种历史性机制还残留在日本的观念中发挥着作用，人类和人性的真实之花就不可能在日本绽放！人类的真实之光将被永远禁锢，人类真正的幸福，真正的苦恼，一切人类真正的样貌都不可能在日本出现了！我虽然高喊着要日本堕落，真正的意图却刚好相反，当今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思维如今都沉沦在巨大的堕落之中，因此我们要从这种充满着封建陋习机制的“健全道义”中堕落下来，赤裸裸地踏在真实的大地上。我们必须从“健全道义”中堕落下来，恢复真实的人类之身。总之我们必须把什么天皇制、武士道、受穷精神、五十钱缩减成三十钱的美德等种种伪装脱掉，一身赤裸，变回人类重新出发。否则，我们不就又倒退回了昔日的那个谎言之国吗？！先回归赤裸，抛开囚禁自己的禁忌，追求自己真实的声音吧！寡妇去恋爱，去下地狱吧！复员军人去当黑市商人吧！堕落本身是坏事，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用表面的光鲜亮丽是换不回真实的回报的，我们必须赌上血，赌上肉，赌上真实的悲鸣。该堕落的时候，就得真真正正大头冲下地往下堕落。道义颓废吧！混乱吧！流血吧！染毒吧！我们得先穿过地狱之门，才能向天国爬去。只有让双手双脚的二十只指甲渗血，剥落，才能一步步向天国靠近。堕落本身通常是没有价值的。堕落本身不过是一种恶，但其本身所拥有的性格之中，却包含着一个伟大的人之实相[4]——孤独，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堕落总是孤独的，它担负着一种宿命——被他人抛弃，甚至被父母抛弃，除了依靠自己以外无计可施。善人就轻松了，善人能安眠于跟父母兄弟以及其他人建立的虚无的道义和约定之上，一心扑在社会制度上，随后从容赴死。然而堕落者总会突出于这些框架之外，独自走在旷野上。恶行虽然是没有价值的，但孤独这条路是通往神明的道路。“善人尚且得以往生，何况恶人乎？”[5]说的就是这条路。耶稣基督向妓女行礼也是在走这条旷野独行之路，只有这条路能通往天国。即便数以万计、数以亿计的堕落者基本都到不了天国，都是徒劳一场，只能独自在地狱徘徊，这条路也永远是通向天国的道路。哀哉！人之实相就在于此。诚然，实乃哀哉，人之实相就在于此。这实相是永远无法靠社会制度、靠政治来得到救赎的。尾崎咢堂[6]被称为政治之神，然而战争结束后，又开始鼓吹世界联邦论。据他所言，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一直是对立关系。日本直到明治时期为止，都没有日本这一观念，藩和藩对立，大家不是日本人，而是藩人。当时出现了一类叫非藩人的人，打破了藩和藩的对立意识，从而才有了日本人。现在的日本人是日本国人，对立是国与国之间的对立。我们需要像明治时期的非藩人那样，成为非国民，通过打破国家意识来成为国际人，他称非国民是一个极为荣耀的词汇。这就是他世界联邦论的根柢，他主张区分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是受残留的原始思想附体，要成为世界人，消除天下国籍之分才对。这论调好歹值得一听，他信口开河，说国人不应有什么日本人的血统一说，不该将血统视为珍宝来守护，论调中透出几分认真和魄力，然而如果我没记错，他的夫人应该是个英国人，如果他有个日本老婆，有个日本女儿，就很难说出这种话了。然而，我敢问咢堂，咢堂有曰，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是对立关系，再往后是藩和藩对立，国和国对立，总之对立就是因为文化水平低，确实如此。然而咢堂忘记了人类这一关键的因素。虽然对立感情是由于文化水平低，但即便没有国和国之间的对立，人和人之间，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的对立都永远存在。倒不如说，随着文化的发展，这种对立只会越来越激烈。在原始人的生活中，没有确立家庭这种东西，多夫多妻制野合，妒忌也少有发生，个体间的对立极为稀薄。随着文化的发展，家庭的形态越来越明确，个体间的对立也越发激化，尖锐化。在忘记了这种人类的对立，这种基本的、最巨大的深渊的基础上去谈论对立情感，讴歌世界联邦论，谈论人类的幸福，这是要施什么法啊！把家庭的对立、个人的对立忘个干净，再去谈论人的幸福，这本就是荒唐透顶的事。而政治，本来就是这么荒唐透顶的玩意。确实，政治不可能触及人类，更不可能触及人性。政治，以及社会制度都是大孔渔网，人类是渔网永远兜不住的鱼。即便人们打破了天皇制这种机制，建立了新的制度，到头来也不过是进化成另一种机制罢了，这也是人类难以避免的命运。人类总要漏网，堕落，然后向制度复仇。我向来认为世界联邦这种观点也非常棒，如咢堂所说，我一直认为日本人的血统不值得守护，然而这样人类就能幸福了吗？人类的幸福不在于此。人类真实的生活不存在于这种地方。日本人不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人，事实上，日本人非常简单就能成为世界人，然而人类和人类的对立，个体之间的对立不应永远消失，而且，人类真实的生活往往只存在于这种个体之间的对立生活之中。任凭世界联邦论等理论再费力气，也都不能拿它怎样。并且，文学就是这种个体生活所倾吐出的灵魂之声。文学往往是对制度、对政治的叛逆，是对人类制度的复仇，而且还在通过这种叛逆和复仇协助政治。因为叛逆本身就是协助，是爱。这是文学的宿命，是文学和政治间绝对不变的关系。人类的一生很虚幻，然而，人类是一种极端乐观、滑稽荒唐又轻佻冒失的生物。这场战争期间，大部分东京人住处被烧，住在防空壕里淋着雨，或许有些人一直在抱怨想走也没有地方可去，然而应该也有不少人对这种生活感到意外的安心，从中体会到了一种难以诀别的爱。有很多乐观主义者每天一面淋着雨，被轰炸吓得瑟瑟发抖，一面却还非常享受这种日子。我家附近有位太太在开“井边会议”[7]的时候不小心说漏了嘴，说“没有轰炸的日子真无聊呀”，众人笑了笑她，也就这么混过去了，我却觉得笑的那些人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人们说妓女是社会制度的缺憾，可那些人心里或许想的是，总比一大拨人都被征去围着机器转要有意思。给女人套上制服命令她们工作，谁又能断言这种生活就是健全的呢？我们的一生对于人类生生不息、无限而永远的未来而言，不过是易逝的朝露。这样的我们谈什么绝对不变的制度，永远的幸福，要与未来定下约定之类的都不过是在拼命耍小聪明，毫无意义。这一行为难道不是在亵渎无限而永远的时间，亵渎人类的进化吗？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自己一点点变好，事实上，人类也就能堕落到这个地步而已。上天没有赐予人类足以无限堕落下去的坚强意志。人类多半得依靠某种东西，或是某种机制来阻止自己下落。只有创造这种机制，击溃这种机制，人类才会前进。堕落是制度的母体，只是我们首先必须极为严肃地看待这一可悲的人之实相。[1]日本旧时负责管理庄园和公领（即公家领地），征收税款的人。——译者注[2]日本议员的旧称。——译者注[3]指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4]实相，汉传佛教术语，最早源自鸠摩罗什，被用来代表诸法真实的相貌。——译者注[5]日本思想家亲鸾提出的看法。——译者注[6]指尾崎行雄，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政治家，民权思想家。——译者注[7]主妇们聚在水井旁谈八卦唠家常。也比喻主妇们在做家务的时候聚在一起聊天。——译者注水鸟亭
一条沙丁鱼
一到周日晚上，梅村亮作的妻子信子就会迅速盖上被子，躺下睡觉。女儿克子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把被子一蒙就躺下睡觉。九点半或是十点左右，后门就会传来这样的声音：“梅村，睡了吗？”亮作原本蹲在没有火的火盆边，正找烟草渣往旱烟袋里当时下令把这名士兵及全队两千人杀光。”（《鞑靼战纪》）张献忠在四川期间曾派兵十八万北伐汉中，久攻不下，有四万士兵倒戈，最终汉中也未能攻下。撤军后，张献忠大怒，下令将另外十四万士兵全部屠杀，屠杀持续了四天。这十八万士兵都是四川人，“其间他命令把许多人的皮剥下来，塞进稻草，缝上头，命人大张旗鼓地送往他们的出生地，以使居民的心更感恐惧。”（《鞑靼战纪》）5.对家人、朋友、妃子的屠杀。《蜀破镜》记载，有一天他喊自己的幼子，幼子没答应，他就杀了幼子，第二天后悔了，他责问妻妾为何不阻止他，于是将妻妾杀尽，并将杀幼子的刽子手砍死。张献忠灭绝人性，无论亲疏。他曾召自己的老乡来王府痛饮，酒足饭饱后，友人们告退，张献忠笑嘻嘻地赠给每个人金银，目送老朋友们离去。张献忠事先伏甲士于路，把自己的老乡们尽数斩杀，再拿回所赠金银。接着，兵士们把张献忠老乡的首级盛于锦匣内洗净送回。有时张献忠独饮不乐，喊一声：“唤好友来！”士兵们立刻把冰镇的人头摆放于巨大的宴桌上（此类事中国历史上除张献忠外十六国石虎也干过）。张献忠本人持盏酌劝，亲切热情如对活人，并名之为“聚首欢宴”。（《蜀龟鉴》）张献忠立一陈姓女子当皇后，陈氏厌恶他，他说：“摆你娘的千金臭样！来人哪，把这臭婆娘拖出去勒死，连她那屌爸爸一家通通杀光。”（《蜀碧》）这是陈皇后的一种死法，还有的书记载陈皇后的另一种死法。一次张献忠打了败仗回宫，他的胡子被烧得只剩几根了，非常滑稽，宫女宛儿看见了，掩面一笑。张献忠大怒，“你个小婊子，老子打了败仗，连你也看不起咱老子吗？”于是一刀将宛儿捅死。张献忠持刀入宫，陈皇后说：“皇上，你怎么刀上有血？”“老子把你的宛儿杀了。”皇后问：“你怎么随便杀人，宛儿犯了什么罪？”张献忠：“你这个臭婆娘，咱老子在你心中还比不了你的宛儿，一起去死吧！”张献忠将手中滴血的宝刀抡圆了从陈皇后的左肩砍中，右胯砍出，陈皇后的身子像被风吹折的残柳，鲜血喷涌而出。旁边两个宫女赶紧跪下，连呼：“皇上饶命！”张献忠：“你们去死吧！”接连飞起两脚，一脚一个将她们踢进旁边的荷花池淹死。6.张献忠在攻略四川各城池时的暴行。张献忠打绵州时对官员富绅先勒令交银子，然后用锅将银子熬成水，从这些人口中灌入烫死。（《绵阳县志》）他在绵州屠杀时，有诗为证：“一时天悲地并惨，万家街巷流血满。平原荒草俱销魂，夜夜青磷千万点。”张献忠攻入简州，把所有百姓驱赶到城墙附近，离他的兵近的就被乱棍打死，靠近城墙的人更惨，张献忠下令将城墙推倒，把靠近城墙的百姓全部压死。张献忠攻保宁，见一黑色巨人坐在城上，脚浸泡在江水中，很恐惧，他询问后得知黑色巨人是张飞的神灵，于是面对空中祭拜，保宁竟因此得以保全。保宁的保全还有另一种说法，《绥寇纪略》记载张献忠要屠城，一个和尚来劝他，张献忠拿出狗肉和猪肉，说：“只要你吃肉我就封刀。”和尚：“老僧救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于是把肉吃完，保宁人得以保全。张献忠打通江时，所部假扮明军，欲骗开城门，路上抓一儿童带路，儿童不知他们不是明军，张献忠说：“不准说我们假扮官兵。”儿童明白了，他答应了，到城下，他大喊：“贼来了！”他被一刀砍死，城破后张献忠尽杀人民。（《蜀碧》）张献忠打长安坪时，守军退至山洞，他说：“出来投降吧，让你当官。”洞内人知道张献忠是个什么东西，无人投降，张献忠于是烧山洞，三千人被烧死。7.张献忠屠刀下的幸存者。张献忠杀人如麻，但却从来不杀外国人，一天他对传教士安文思说：“你们不是说啥子要传播天主福音吗？老子杀那些人实际就是让他们不受世上万般痛苦，是解救他们，老子虽然杀了他们，实际上是爱他们呀，中国老百姓太多，又狡猾狠坏，所以老天爷让咱老张下界杀人，咱还常惭愧力所不及杀人太少呢！我愿上天降灾殃，让中国人他娘的都死光算啦！”（沈荀蔚《蜀难叙略》）他还说：“四川人之罪好比咱老张的头发，数不胜数，故老天爷震怒，派老子下凡，以惩罚四川人。”（《圣教入川记》）张献忠多少次要杀传教士，但都没杀，他对安文思说：“我饶了你的命，因为你是外国人，你要是此地人一定把你千刀万剐。”张献忠一次说：“为啥中国人都说天圆地方？”利雷斯：“地球是圆的。”张献忠：“你说地球是圆的咱也有些相信，但我们中国说地球是方的，这个更好，中国在中央，四方为外国，所以才叫中国，才坚定不移，咱老张的江山也要有八百年之久！老子有许多名言，说一句你听听：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日冰雪下，黄花不如松。你应把咱的话翻译成外文，尽快寄到欧洲，让西方人先睹为快，以传播咱老张的英明智慧，老子再花两年时间平定中国后就送你们回欧洲。”利雷斯：“我们1641年到四川传教，已经五年，对四川已有感情，恳请老万岁对四川人民宽厚些。”张献忠：“四川人不知天命，被天抛弃，老天爷知四川人性恶，才把孔夫子降生到山东，山东人爱圣人，尊圣道，四川人不这样，所以老天爷降灾殃惩罚四川人。如今老天爷派我为天子剿灭四川人，惩罚他们违天之罪！”由于张献忠讨厌明朝，且和李自成的大顺朝反目，所以凡说明、顺二字被听见的都要十家连坐杀光。百姓张成恩被绑，说：“我没说啥，就说些张家长李家短。”张献忠哈哈大笑，“说咱老张家长，李自成李家短，果然是咱老张的顺民，来人，赏银十两，放他回家见他婆娘去吧！”（《滟预囊》）张献忠一次要杀一个人，此人说：“小人姓张，大王也姓张，奈何自残同姓？”张献忠竟然放了他。（《蜀龟鉴》）当然，幸存者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四川人都沦为张献忠的刀下之鬼，当然，张献忠并非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张献忠杀人太多，他自己都有些心虚，他说：“宫中阴气太重，耗子太多，卫兵必须每天交一只死耗子，否则把他脑壳换成耗子。”张献忠杀人太多，每天喝酒，总出现幻觉，一天他仿佛看见空中千百只手来夺自己的食物，他一抹眼，又什么都没有了。（《蜀难叙略》）1646年元旦的时候张献忠接受群臣朝见，他仿佛听到身后都是哭声，他一回头看，见都是无头鬼。他在正殿坐着坐着就看见一个白衣大人，他拿出弓箭射杀之，但怎么也射不中，自己却头晕目眩。（《蜀龟鉴》）杀人太多的恶魔都心虚，此言不假。一天，张献忠要来拜佛赎罪，可是到了寺庙佛塔前，张献忠却说：“和尚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咱老张杀了那么多人，这佛塔对老子不利，来人哪，用大炮轰塔。”（《蜀难叙略》）在四川的最后阶段张献忠常趁人多时从怀中拿出一个黑皮小册子，跟阎王生死簿似的，还说：“天教我杀，我岂能不杀？”他还说：“皇帝真是难做，我手中有金银数万，驴马千头，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去南京做生意。”有人问：“如果这样的话，我军可以解散，何必杀那么多人？”张献忠：“我脸上有刀痕，不把四川人杀掉，怕日后有人认出我。”（《明季南略》）此时张献忠只剩下残暴，一点都不会打仗了，官军贺珍曾拿三千人击败过他三万人。（李馥荣《滟预囊》）张献忠说：“老子来四川两年了，蜀人一不感老子恩德，二不怕老子杀人，老子到底该怎么办呢？说啥杀人不行？只有靠杀人平息反叛，弄烂就弄烂，四川人杀光，老子带你们回关中去，夺西安，另外建国以图大事。”（《纪事略》）他还说：“老子如今心灰意冷，也不想一统天下了，只有把四川人杀尽，他们才不闹什么起义。”（李馥荣《滟预囊》）此时，四川人民纷纷反抗，大西国“宰相”汪兆龄劝张献忠：“皇上您血战终得蜀地。但蜀人不怀德，不畏威，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如今您放弃四川去陕西的话，说不定会有人趁机据蜀为王，不如将成都人尽数杀尽，四道州县之人，另行分剿屠灭，而宫殿房屋，可效仿楚人一炬（项羽烧阿房宫），使千里蜀地成为废墟。空地难留，可使后来据蜀地者，有土无人，势难久留。皇上您收复中原后，先在长安正位，然后再驱他省人民入蜀，以实户口，如此，不劳而获，大功易收。”一席话，当时说得张献忠哈哈大笑：“四川反兵逼迫成都，是因为四川人还未杀尽吗？老子既然占了四川，如果又失去，不如就干脆毁灭它，不留丝毫给他人。”（《蜀碧》）他为什么那么恨四川人呢？《蜀碧》的记载给出了答案，他小时和他爸来四川贩枣，把驴系在富绅门口，驴粪弄脏了富绅家的白柱子，富绅用鞭子打张献忠他爸，并让他用手把驴粪清理了，张献忠说：“我再来时要尽杀尔等，方解我心头之恨！”此外据张献忠自己说：“老子第一次到四川，在野外拉屎，随手扯一把野草擦屁股，结果扯了荨麻草，一擦，老子屁股又疼又痛还长泡，疼得哇哇叫。四川野草都这么凶，四川人更可恶了。”这也是他在四川暴行的原因之一。鲁迅这样说张献忠，“他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到后来只剩了没落这条路，于是就开始杀杀杀，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风流皇帝在死前烧了祖宗或自己搜集的宝贝的心情完全一样。”（《华盖集续编·记谈话》）明亡清兴之际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它不外是大量可怖的暴行，我甚至不怀疑，最温和的读者会把这个人看成是恐怖野兽，而不是人类，或者，如找不到更可恶的名字，那就名之曰披着人皮的魔鬼。这个野熊一样的怪物（张献忠）窜到各省，带来了抢劫、死亡、烈火、屠刀和其他难以想象的悲剧，他想毁灭一切，这样就没有人与他为敌，不留下一个活人，以免他们反抗。他在四川称王，把那里变成了屠宰场。”2002年，成都新南门修路时发现了万人坑，经专家考证，这就是张献忠的罪证，看来铁证如山呀！张献忠在清军临攻入成都前，说：“我也是个英雄，不可让儿子被人生擒。”张献忠将自己住的成都蜀王府焚毁，只剩两个五代十国留下的盘龙石柱因为是石质而不能被毁，张献忠大怒，用纱裹石柱数十层，用油浸泡纱三日，之后一把火就把石柱烧断了。他在撤出成都时杀死男女数十万，制成腌肉以作军粮。张献忠怕部下因为女人而分心，便对他们发表自己在四川的最后一次讲话，他说：“等我赶走了鞑靼人，我要依靠你们夺取天下。我希望你们比以往更行动迅速……现在还有个妨碍我们征伐大业的包袱，那就是你们的老婆。现在是除掉她们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取得全国，那少不了有美女。我是皇上，应有特权，使我这皇帝与你们不同，但我甘心这样做，给你们做出一个首领的示范。”说罢，张献忠把自己的三百个妃子除留下二十个外，当场斩杀二百八十个。而后张献忠下令杀尽军中妇女，已经结为夫妇的夫妻在一起抱头痛哭诀别后，妻子被杀死。张献忠下令将四川的所有牛和狗都杀死，“意谓无为后人遗种”。张献忠下令任何军人不得私藏金银，私藏金银一两者斩杀，十两者剥皮，只要是把财宝藏在地窖或井内的，一旦发现，一营连坐全杀。于是没有一个士兵敢私藏金银，张献忠把这些金银收缴上来后，他要干什么呢？他的做法是让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他把收缴上来的金银和入川以来搜刮的数以亿万计的财宝全埋在锦江边深数丈之地，而后引锦江水淹没藏宝之地，他说：“我没有享受的永远不要被后人拥有！”最后他下令将埋宝藏的所有工匠全部处死。当清军进入成都时只见成都都是残垣断壁，树木丛杂，走兽野犬游走其间，两万口井竟被尸体填平……（张献忠在成都最后的疯狂见《蜀龟鉴》）张献忠离开成都后行至顺庆，忽然下令，尽杀军中四川籍士兵十余万人，全都活埋，仅有都督刘世忠一营闻讯先逃。他自川北遁去，投降清军。最终，顺治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647年1月2日），张献忠在与清军对阵时，他瞄准清军左侧一将射箭，清军右侧一将瞄准他射箭，两声箭响，二人同时倒地，张献忠结束了自己恶贯满盈的一生。（查继佐《罪惟录》）他果然“一箭贯当胸”了。关于他的死还有多种说法，如王夫之《永历实录》说张献忠兵败自刎死，《明史纪事本末》说张献忠病死，《蜀碧》说雅布兰一箭射中张献忠的喉咙，将其射死。蔡东藩《清史演义》说张献忠被清军大将雅布兰一箭射中额头，翻身落马，清军一阵乱刀将他剁成肉酱。《蜀龟鉴》说雅布兰一箭射中张献忠左胸，张献忠拔出箭来，未及反抗，被清军生擒后斩杀。《明史》说张献忠在大雾时行军，因为看不清，结果走着走着跟清军撞一块了，清军乱箭齐发，射中张献忠，张献忠栽下来后躲进柴堆里，随后被清军搜出，斩首。张献忠究竟是怎么死的已无法考证，但这几种说法我更喜欢蔡东藩的说法，您呢？《蜀碧》记载张献忠死后尸体被剁成肉酱，剖腹后发现张献忠的心是黑色的，很扁，他的人头被传到成都，在张献忠屠刀下残存的人民“竞持其首掷荡削割，践踏污秽，无所不至”。张献忠的骨头被埋起来，不久张献忠葬地毒草丛生，只要碰一下就会身上长大疮，而且埋葬张献忠的山经常有黑虎出没吃人，时人称张献忠余毒仍存。一句话：张献忠在四川除了好事什么都干，除了脸什么都要。张献忠在四川共杀人五百万。他死后四川“百万军民流血漂杵，骨山血海”，“千里无烟，荒如大漠。”《蜀碧》说，张献忠杀得四川“男尽矣，及妇女；民尽矣，及僧道；人尽矣，及犬马；物尽矣，及兵卒。又焚其殿，碎其砌，毁其屋，湮其井，平其城。”《明史》记载：“张献忠之乱后狗吃人肉就像虎豹猛兽似的，将人咬死后往往弃之而去，因为吃的人肉太多了，吃腻了。人民为躲避张献忠之乱逃到深山中，以树木为食，时间长了浑身长满毛发。”《滟预囊》记载四川“尸骸遍野，荆棘寒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由于张献忠几乎把四川人杀绝，《蜀龟鉴》记载，四川许多城市“城中杂树成林”，到处有疯狗吃人，疯狗都是得了狂犬病的，咬了人后人立马就死，一条疯狗叫后，上千疯狗循声而来，用利刃都杀不退它们，没有多人手拿兵器的话都不敢出门。大灾之后必有大的瘟疫，四川在张献忠之乱后有三种瘟疫，一种叫大头瘟，病人头肿胀大如斗；一种叫马眼瘟，病人眼睛像马一样大，要瞪出来；还有一种叫马蹄瘟，得病的人从膝盖到脚踝都肿起来，像马蹄一样。这三种病都是不治之症，得病者立死。有一个道士说马蹄瘟能治，用木桶盛放小便，用小便泡脚数次就能治病，结果这招还真管用，许多人因此病好了。（《蜀龟鉴》）《蜀龟鉴》记载，大的瘟疫之后是更大的饥荒，四川赤地千里，一斗米要二十两金子，鸡和小猪毛还没长齐就值钱数金。有的人饿得不行倒在地上，还没死就被人砍杀吃了。有的人因为争抢死人肉而打架，一人被打死后众人分食其肉。“父子、兄弟、夫妻、叔侄，转相贼杀以为食”。久而久之，刚死的人都被吃光了，于是成都千里内的坟墓都被刨开，开始吃死人肉。《蜀警录》记载，作者欧阳直本人因为没有粮食，饿得不行，忽然听一个小孩喊让大家过来吃牛肉，自己过去一看，里面有人头。“有腌人肉数方，状如腊羊”。一次欧阳直遇到十几个饥民，饥民见欧阳直这边人多，于是不敢过来，他们狂呼说：“你们这些
钱壮飞不着痕迹地清理完现场后，悄然走出了办公楼，但他并没有径直逃走，而是来到了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用小刀在办公桌的地图上画出一个十字。这里是钱壮飞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这个暗号则表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做完了这一切，钱壮飞疾步而出，彻底融入茫茫夜色之中。
蠢蛋顾顺章
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是的。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他并没有直接返回上海，而是在武汉汉口“新市场”游艺场表演起了魔术，据说是为了给他的小蜜挣些零花钱。一连好几天，场场爆满，连报纸都开始报道这位奇人。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什么背景。这种横空出世的人，向来都是中统感兴趣的。顾顺章行事历来谨慎，从不照单人相片。就是在今天，翻遍史料，搜尽互联网，也找不到顾顺章一张清晰的照片。按道理，当时的中统也拿他没办法，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档案记录！想必这也是他敢于在白色恐怖之中抛头露面、登台表演的信心所在。可是，百密终有一疏。前面说过，中统手下有很多中共叛徒，而尤崇新就是其中一人。此人担任过中共上海公共租界区委书记（尤崇新的前任叫张耘，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生，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因此像顾顺章、周恩来等人他都是熟悉的。鬼使神差的是，尤崇新被徐恩曾分派给了“铲共专家”——武汉的中统负责人蔡孟坚，也就是说尤崇新此刻正在武汉。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武汉“走钢丝”的顾顺章被叛徒尤崇新认出来了。共产党大员顾顺章被捕了，旋即叛变。顾顺章坚持说他掌握着大秘密，只能面陈蒋介石，别人他不说。弄得湖北省政府主席——“两弹专家”何成浚和“铲共专家”蔡孟坚也紧张得不知该怎么办。何成浚先是说让南京派军舰押送，未等回复，又决定改用客货轮马上押顾顺章赴南京。顾顺章登船之前，叮嘱蔡孟坚：在我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要给南京发电报。顾顺章担心万一消息被钱壮飞获知，他将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他为什么不肯告诉蔡孟坚这其中的玄机和风险？他有非常强大的理由：在领导面前邀功，抢功劳。尤其是揭发“龙潭三杰”的身份，这可是一项大功劳，这份功劳顾顺章要留给自己在蒋介石面前挣表现。可惜，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立功心切的蔡孟坚没有听进去顾顺章的警告。凭什么要听顾顺章的！这么大功劳，几辈子才能碰上一次，我必须得给南京发电报，留个凭据以便将来论功行赏！因此，这便有了之前的五封电报。发完五份电报之后的蔡孟坚，从兴奋与紧张中冷静了下来。恢复了正常智商的他认真一想，便发现了不对之处：顾顺章一定要面陈蒋公，自然是想直接邀功，但他又叮嘱不要发电报，难道说我们中统内部有共产党的人？情急之下，蔡孟坚补发了第六封电报。最危险的叛徒
刘杞夫一夜奔波，终于在4月26日上午见到了李克农。听完汇报，李克农头都大了：大家都是单线联系，他只能找陈赓，可26日不是大家约定的接头时间，如果找不到陈赓的话，中共中央和党组织面临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可是到哪儿去找陈赓？顾顺章的船即将到达南京，中统的大队人马即将杀来，李克农知道不能再拖了。李克农决定破坏保密工作的规矩，直接越级去找江苏省省委书记陈云，陈云赶紧找到聂荣臻，聂荣臻又找到周恩来。可是，时间太紧迫了，中央机关几百号人分布在全市各处，一一通知起来难度实在太大。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电话也不够多，一般人根本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最靠谱的通信方式仍是靠两条腿走和一张口吼。退一步讲，即使所有人都通知到了，这么多人拖家带口地搬家，转移设备，都不是简单的事。这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是转移多少算多少了。周恩来在陈云、聂荣臻、陈赓等人的协助下，一方面即刻组织中央机关撤离，切断一切与顾顺章相关的联络方式，另一方面组织人马去截杀顾顺章。仓促之间去截杀一个被重重保护的重要人物，难度可想而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说的就是这种无畏却又无奈的情形！与此同时，李克农给在天津的“长城通讯社”（中统的下属机构）当社长的胡底发去了一份电报：胡底，克潮病笃。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底一见就懂了，随后安全逃离天津。28日凌晨，在中统特务已经开始全城大搜捕的时候，李克农终于找到了王明和博古两位中央领导，并将这二位安顿在了安全之处。在顾顺章的“努力”下，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先后被捕的有八百多人，中央特科也遭严重破坏，一些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中央军委保卫组、《红旗》报社、中央地下印刷厂等都被破获，连共产国际的老毛子们都被逮捕了好几个。因为顾顺章的背叛而暴露的共产党要员有恽代英、蔡和森，他们因为不愿意“悔过自新”，很快被杀。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也给抓住了，同时被抓的还有向忠发的情人杨秀贞，此人乃从良妓女。杨秀贞被抓后表现得非常顽强，拒不揭发老工人的真实身份。她这边还咬牙坚持着，那边老工人已经下跪求饶。气得周恩来直叹：此人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不过这个总书记职位虽高，却没有什么油水。一问三不知，没办法，能力有限，正事都是别人做的。既然如此，中统只能用他的人头来震慑一下共产党了。几天后，向忠发被杀。这次虎口脱险的共产党人之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如下几位：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也有先前提到的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从此，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当时最大的苏区——毛泽东建立的江西苏区。各共产党要员或去江西苏区，或远赴苏联到共产国际任职，譬如王明。顾顺章的叛变掀起了滔天巨浪，他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是啊，如果上述那些牛人都被逮住的话，中共的历史甚至中国的历史都将被改写。不过，这位“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在风光了三年后，再次显露出某种心理疾病，大概是臆想症。这小子提出了一个天才的想法：让蒋介石支持他成立一个新共产党，由他实现和蒋介石的所谓“国共合作”。蒋介石这么评价他的这个“天才想法”：你小子是唯一叛变后又想回到故主怀抱里的人！1935年春，蒋介石手谕徐恩曾：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徐恩曾得到Boss手谕后，立刻执行，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一命呜呼。中共特科这支队伍立下的功勋鲜为人知，留下的更多是神秘和传奇，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中共夺取政权的战斗中居功至伟。从未带兵征战过的李克农，更是在建国后和萧克、王震等沙场名将同享上将殊荣。蒋记王朝第十一章“九·一八”，家仇国恨的背后宁粤分裂
1931年5月，和煦的春风远走，初夏的炎热已至。虽说“共匪”的地下组织被破获无数，可蒋介石的心情却好不起来，因为国民党又分裂了。这事是蒋介石弄出来的。这些年，蒋介石虽然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但忙的原因大致相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清党），“攘外必须安内”（消灭反对者，一统全国）。说白了，就是搞中央集权，搞个人独裁。应该说，蒋介石在独裁的大道上走得还算欢快。他不仅接替了已经去见孙中山的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了行政院院长，还通过二陈掌握了党务实权，绝对属于头号实权人物。即便如此，他依然受到了来自于“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掣肘，办起事来很麻烦。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春风得意的他决定趁势干掉这些掣肘，怎么干呢？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蒋介石正为找突破口发愁，帅哥学者胡适就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等文章，批判当时中国严重缺乏人权、政府滥用权力的现象，提倡制定宪法，建设法制国家。于是，蒋介石提议：提前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即宪法），实行总统制，选举总统。这个总统当然是蒋介石为他自己量身打造的，目的是以合法的制度保障他搞独裁。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国务会议的常委——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胡汉民的反对理由不难想到：争夺领导权。原本胡汉民和蒋介石平起平坐，可一旦行总统制，蒋介石当上了总统，那蒋介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领导五院，胡汉民就会降级成为下属。胡汉民仗着资历老，发出的反对声音特别激烈，特别不给蒋介石面子。而蒋介石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尤其是受不得刺激。一旦受到刺激，就会失去冷静。他一失去冷静，就会走军人干政的老路。“中山舰事件”、“四·一二”都是如此。老子说不过你们，还打不赢吗？于是，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请吃大餐”的理由把胡汉民诳出来软禁于南京郊外的汤山，史称“汤山事件”。这种法理情三方面都站不住脚的极端行动，立即给了蒋介石的反对派们一个造反的良机。首先跳出来的是立法院副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此人联络了一批自己人，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就在此时，远在广东的陈济棠很敏锐地感觉到，他的机会来了，他要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陈济棠领衔诸小弟表示响应《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有地方实力派响应就好办了，再说了，广东本就是“革命”的大本营。就此，各派反蒋人士纷纷南下，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加上桂系，齐聚广州。1931年5月底，反蒋联盟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领袖。因为此次反蒋的人马几乎是清一色的广东户口，所以此次分裂被称为“宁粤对峙”或“宁粤分裂”。闹分裂也就算了，反蒋联盟还要求蒋介石辞职滚蛋，否则武力相见。这帮人可不是说着玩的。原本已经被蒋介石整废了的阎锡山、李宗仁在他们的照应下，奔赴老家造反。几个月后的9月18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令正在遭受群攻的蒋介石更是无暇他顾，阎锡山、李宗仁也得以成功地东山再起。加强版“变色龙”石友三接受了广东国民政府汪精卫的任命和资助，率众在河北造反。前面说过石友三原本是冯玉祥手下的将军，先后倒冯投蒋、倒蒋投冯、倒冯投张、倒张投汪、投共反共，这还不算，后来又投日，脸皮之厚厚绝人寰。但是，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此人后来被部下活埋于黄河岸边。当然，这是后话了。此刻石友三借汪精卫的东风，一通左右逢源，坑蒙拐骗，手头又有了六万多人。石友三在河北造反后，坐镇北京的国民政府华北地区最高长官张学良慌了，因为他关内的那点人马守土都不够用，哪够镇压石友三。张学良只好匆匆忙忙地从东北调嫡系部队入关，倾尽全力，杀到8月底，才将石友三打败。张学良摆平石友三后，没有让手头的十多万嫡系人马回师东北，而是就地驻扎。这可能是因为他想让兄弟们暂别东北苦寒之地，享受一下关内世界的花红柳绿。也可能是因为他对东北军留守部队的实力比较放心，一来看护大本营沈阳的嫡系精锐——第七旅和东北空军实力不错，二来虽说留在关外的东北军大多各有山头，不怎么听他指挥，但数量有十几万，张学良自信日本人的两万关东军没法逆天。但实际情况是，东北已经危机四伏。近半年，日本人不仅在东北连续进行挑衅性质的军事演习，还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寻衅滋事。面对挑衅，张学良信手拈来的妙策是按既定方针办——从他老爸张作霖开始，东北军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一直是“避免直接冲突，小便宜可给，但大亏不吃”。事后看来，这个办法的效果似乎“不错”，因为日本人的屡次挑衅都是不了了之，并没有发动战争。可是张学良不知道：日本人不开战，只是因为没到开战的最佳时机。因此，在时间来到1931年9月18日这天晚上的时候，少帅张学良一如既往地享受莺歌燕舞。但是，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张学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晚十点左右，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谎称奉军破坏铁路。晚十一点左右，近两百日军（一个中队）以此为借口，突袭沈阳北大营。那场刻骨铭心的国耻，那场涅槃重生前的灾难——“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但是，“九·一八”的枪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血性与觉醒，伟大的抗日战争亦由此拉开序幕！根据史学家们的调查，对于“九·一八事变”，日本内阁基本不知情，天皇和军部也只是默许。日军的这次行动，实际是由“关东军三杰”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这三个倭寇包办的。要知道这三个家伙，级别最高的才是大佐，也就是一个上校而已，不过这在“下克上”蔚然成风的日军里，也不算奇怪。三个鬼子之所以选择在此时发动战争，只有一个原因：时机合适。前文介绍过，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经济并不景气。随着经济大萧条的爆发，1931年的日本，形势更加严峻：经济全面倒退，失业率屡创新高，民众生活困难，社会矛盾一触即发。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内形势，日本军部想了一个符合军人利益的解决办法：走军国主义之路，发动战争，全面控制中国东北地区。这样既能取得广阔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以解决本国经济危机，也便于他们建功立业，致富留名。但日本军部的想法遭到了日本内阁和国会的反对，不是因为这帮政客心地善良，同情中国，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侵略，或者尽可能地推迟战争发动的时间。相对来讲，政客的目光往往比军人长远，不像军人那般急功近利，因为他们不想为风险埋单。站在日本内阁的立场上看，战争带来的巨额军事拨款、国际干涉以及中国必然做出的抵抗，都可能导致日本的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更严重的是，一旦国内局势持续恶化，这帮政客就必然要辞职滚蛋，他们手中的权力就会消失，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日本内阁坚持认为：通过战争能拿到的好处，也许结合外交谈判和军事恫吓就能拿到，又何必非要发动风险巨大的战争不可？可问题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所代表的军方势力，与日本内阁和国会所代表的政党势力，各有自己的主张和利益，都想用自己的方式主导日本。所以要想结束这种看似属于方向路线分歧实则属于权力利益冲突的内部矛盾，必然需要一场充斥着阴谋、流血和杀戮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但不管如何，对迫不及待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关东军而言，此时的局面十分有利：军部有出兵之意，又逢东北兵力空虚，还有国民党闹“宁粤分裂”，此刻不发动战争，更待何时！由于日本内阁持反对态度，所以关东军发动战争一事只能先斩后奏。既没有通知内阁，也没有让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明文批准，以免给上级领导添麻烦。关东军发起进攻时，张学良正在看戏（一说观梅兰芳唱戏，一说看褚民谊唱《空城计》），当然不可能及时联系上，所以时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荣臻，按照老大张学良的一贯做法，命令部下们宁可缴械投降也不要抵抗，等老大的消息。如果沈阳北大营的张学良嫡系第七旅（加强旅，人马近万。它是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也是当时中国陆军中装备首屈一指的部队，配备有重武器，十余辆坦克，还有东北空军的炮火支持）即刻奋勇还击，跟数百日本鬼子斗上一仗，结果还真是难说。张学良得到荣臻的消息后，于19日凌晨一点左右对其下达了应对方针（《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毫无例外地还是老办法：避免冲突，不予抵抗，等待外交交涉。即所谓的“不抵抗”。既然你不抵抗，日是做吃做喝。我跟我二叔学的拉胡琴儿。您知道燕守平注203吗？京胡高手，全国第一把。燕守平拉胡琴，我二叔给伴二胡。后来“文化大革命”，我拉过全本的《沙家浜》，因为我们房管局有《沙家浜》剧组。《红灯记》的“痛说革命家史”，还有《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玩儿呗也是。定：您祖父后来一直跟您家生活？何：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我父亲养着。我父亲是80多岁去世的。定：您妈妈是旗人吗？何：旗人哪！端方您知道吗？他们大排行，端五爷，端方行五，我太姥爷行二，端锦是行六。我妈管端方叫叔爷。端方、端锦俩人到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镇压去了。
3.北京人及其他
何：我还跟您说，这第一代的北京人是谁？牛街的回族人。为什么？因为当初啊，成吉思汗征服世界，从阿拉伯弄了好些个小青年儿，东打西打，其中一部分人打到哪儿？就是牛街，到最后那个是元什么宗来的，把他打跑了，这些回族人他没带走，就留在北京了。他们算第一代。第二代北京人，就是明成祖迁都的时候，到了北京了，说皇上吃菜怎么办呢？就从山西洪洞县大量移民，移到北京菜户营。在这儿扎下来以后，专门给皇上种菜。菜户营这人是第二代北京人。第三代北京人就是咱们，满洲。咱们都是抱着老太罕龙尾巴过来的。我分析得有没有道理啊？定：挺好玩儿的。何：我跟您说，这府门头，原来啊，东城，够称上几个府门头的，不多。你看东厂胡同怀家，就是怀塔布家，那算。定：还有麻花胡同继家，秦老胡同增家，金鱼胡同张家。何：还有一家，文董家，还有仓赵家，头上都有一个封号似的。定：咱们说的都不是府门儿，是宅门儿。何：我没赶上过，我听家里老人说，这宅门进去，不是就进它这院子，您得进那垂花门。外头有几间房子，那是下人住。定：传达室。何：除了传达室之外，有水房，有赶车的，拴马的，他们这些人的房子，也是干干净净，都弄得好着哪！进了影壁之后，才见了垂花门，里面这是一溜廊子，东西廊子。这下多大的雨都不用张伞，直接就进了屋子了。这咱们都没赶上。还有说乾隆他妈梳大两把头，这不对。她头发没这么多，再有西太后，头发没那么多，梳小两把头。头发多的时候梳大两把头，根据头发多少来定两把头。定：那我们不懂，我以为头发不多了可以用假发代替。何：不行不行，小两把头就是小两把头。西太后到晚年就小两把头，有重大的仪式，她就不是两把头了，就戴钿子了。珍珠拴成的小盆儿似的。您到内蒙古，王爷福晋什么的戴的那珠子，那叫钿子。公共场合非常隆重的时候，就戴钿子了。这女同胞后头啊，这叫燕尾儿，过去那梳头刘，给宅门儿啊，给宫里头啊，经常梳头，那会儿他也上我们家来，说这头发呀，梳的时候怕梳得不好，怎么办呢，拿那长头发纫上一根大针，这针可扎不着你啊，把头发缝上它，那燕尾儿规规矩矩的，可好看了。还有汉军旗人梳喜鹊尾儿。定：怎么这汉军旗人和满人的发式还不一样？何：有的汉军旗人啊，她为省事。还有一种，也是汉人，有钱的汉人，梳苏州撅，还有一个名字叫搭拉苏，也是它。这都是清朝那会儿梳的头。北京的事儿，这犄角旮旯儿的故事啊，我自个儿都在写。地坛抓蝎子的事儿您知道吗？定：不知道。何：地坛逮蝎子的故事啊，是说有一个小伙子，他逮蝎子，一天啊来一老头：“干吗哪？”“逮蝎子。”“逮蝎子卖钱。”“我呀，给你点儿钱，做个小买卖吧，别逮了，太损。”“哎。”给了点儿钱，不少，几百几千吧，没做买卖啊，胡花乱花，花没了，花没了又逮蝎子去了，草高啊，第二天一看，那小伙子浑身都肿了，光着脊梁死在那儿了。有人说，那个老头是蝎子精，把小伙子蛰死了。这是地坛的故事。马莲的故事我给你讲过，忘啦？定：不记得了。何：也是八旗兵，镶黄旗啊，说那操场啊，老年间不长马莲，说马莲是地门的钥匙。那八旗兵天还没亮呢上那儿遛弯，一瞅怎么长出马莲来了？嘿……一把拔下来了，说这是地门的钥匙，真的假的啊？他随身带着火镰呢，唰唰唰，点着了，“轰”，开了一扇大门，看见一小驴儿啊拉着一个磨盘，在那儿轧黄豆呢，桌子上搁着瓶子罐子的，什么都有，小伙子就纳闷儿，这小驴拉着磨轧黄豆干什么呀，这时候地门就要闭了，他不能白来呀，抓了一把黄豆就跑出来，地门“咵”地就闭上了。他一看这黄豆，全是金豆子。别人就说，你看你这命啊，就是把金豆子，那茶壶茶碗，你要抓出来全是金的。诸如此类的故事，我这儿多极了……下编宅门儿本书序言提到，满洲和蒙古的王公亲贵曾跟随爱新觉罗家族打下清代江山，是清朝统治集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与爱新觉罗家族结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集团。事实上，这个集团中人与清皇室的关系也有远近亲疏之分，其中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专门管理皇族事务亦即皇室家事的内务府大臣。内务府，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是清朝创设的专管皇室“家事”的机构，与管理“国事”的外廷互相独立，不相统属。隶属于内务府的包衣三旗是从皇帝亲自统率的镶黄、正黄和正白三旗亦即“上三旗”所属的户下包衣(Booi，满语，即家的、家人之义)中挑选组成的，称为“内三旗”，与“外八旗”之间，恰似内务府与外廷的关系。内务府旗人既然是皇帝的“家人”，与皇帝的关系就比外廷朝臣更亲近、更特殊。清代外任肥缺如盐政、织造、粤海关监督、淮安监督、九江道等，均用内务府旗人，清朝中叶以后尤其如此。他们在为皇室效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族获取并集聚了大量财富，有些家族还数代累任内务府总管大臣等重任。《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上曹寅是如此，本书中选择来做访谈的金鱼胡同那家、秦老胡同增家，以及他们不断提到并与之结亲的继禄与奎俊家族也莫不如此。除了满洲王公贵族之外，蒙古王公也是与爱新觉罗皇室关系非常密切的部分。蒙古诸部是满洲统治者最重要、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满蒙通婚则是“怀柔蒙古”的重要手段之一，甚至被清廷提到一代国策的高度。因此，本书把与爱新觉罗家族结亲之后仍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列入到宅门儿之中。至于不是由于通婚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居住于京城的蒙古王公后裔，也并入此类。
一、最要紧的是门第张寿蓉、张寿崇口述时间：1999年1月19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张宅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与老北京人谈天，常提到旧日京城有“八大宅门”，但我迄今未听到谁能把这八家说全。反正有两家是必提的，一个是金鱼胡同那家，一个是秦老胡同增家。而其中的金鱼胡同那家，尤其是旧日“大宅门”的代表。“那”不是代词，是姓，读nā音。那家，指的是内务府镶黄旗满洲、清末军机大臣那桐的宅邸。那桐在清末政坛上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称：“清光绪初，满部员之最负时望者为荣禄、端方、那桐，皆于部中最有权，当时所谓红人也。”注205京城百姓称其为“那中堂”。注206那中堂的府第即“那家花园”始建于清光绪朝，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1号，是老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宅门，它曾是清朝与民国两朝官员和达官显贵的政治、交际场所。这里在清末招待过外国公使，民国时国务总理陆征祥和清皇室又都在这里设宴欢迎过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还在这里发表过重要演讲。许多京剧名角如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也曾在此演唱，可称一时之盛。这一切都使那家花园当之无愧地成为北京乃至中国近代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舞台和历史见证。注207那桐的行迹在清代官书文献中记载甚详，即使私人生活甚至逸闻野史，也有诸多材料出版，我对他的政治生涯、是非成败一概不作评价。我在这里，就像前面对清朝皇族子弟一样，是将他和他的家族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展示的。我关心的是处于这个既不同于汉族官僚，也不同于八旗外廷文武官员的、独特的内务府旗人圈子中的人，以及他们这个圈子形成与交往的方式、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就是经过这百年大起大落的兴衰之后，他们后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对旧日荣华所具有的记忆。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凭借通婚建立起的极其复杂紧密的社会关系，其中又尤以他们与王府之间的婚姻最值得注意和耐人寻味。互通姻娅，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结构组合的重要方式。细察内务府世家的婚姻网络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这样的网络保存及伸展相互间的势力，是政治史中不可忽略的内容。同时，如这篇口述提到的那桐两个女儿与一个孙女分别嫁给庆王奕劻两子一孙的姐妹嫁兄弟与“姑做婆”婚姻，以及一个口述中提到的索家姐妹分别嫁与醇亲王(光绪之弟、宣统之叔)府载涛、载洵兄弟家的婚姻等等，都提示我们内务府臣僚与皇室王公间存在的“主子”与“奴才”特殊的紧密关系，亦可见形成于他们之间的婚姻圈具有的特别狭小的特点。此外通过访谈还可以展示的，一是身处其中的家族中人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评判，张寿蓉说“反正那时候门第是太要紧了”，就是一语中的的一例。二是我做口述之前从未注意到的，就是当这个官僚集团已经倾覆并且势力不再的时候婚姻网的仍然延续，这既表现了他们这个家族与社会圈子相对于政治的变迁要较为滞后和紧密，也表明了他们虽屡经
申明：儒佛殊途同归，是“爱河之舟楫”，可以“涤除昏妄，调伏魔冤，天人洗心于度门，龙鬼受职于神印”。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豫的信仰开始改变，只是他的这种改变有些过度，以至于让元载和王缙等人利用皇帝信奉佛教的机会大肆敛财。李豫佞佛除了受元载和王缙的影响之外，个人生活际遇和多情的性格也有间接的影响。幼年丧母、第一任夫人沈氏离散、华阳公主夭亡、贵妃独孤氏早逝，这一切都让李豫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可以寄托哀思的载体。所以当元载和王缙在他面前大肆宣扬信奉佛教的好处后，李豫很难找出相应的理由来排斥佛教。应该说多种因素促使李豫从大历二年开始逐渐推崇佛教，甚至一度出现佞佛的局面。但随着他渐渐看透元载和王缙专权乱政，李豫瞬间对他们鼓吹的佛教产生了一丝怀疑，因为在李豫看来，如此信奉佛教的元载和王缙，他们的实际行动和信誓旦旦所说的话完全不符，所以李豫清除元载和王缙不能不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当元载和王缙彻底倒台后，李豫佞佛也就走到了尽头，开始重新回到那个所谓正统的儒道治国的道路上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历史上，李唐皇帝对于佛、道二教因为历史时代的不同，存在着很极端的态度，在后边我们还会详细说到。不过，在这两种信仰之间开始产生动摇的应该始自李豫。事实上，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心态大多受到三方面条件的制约，一是所处的历史时代，二是社会地位，三是个人的教养和性格。李豫因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拥有一颗仁慈之心；一生情路波折，又让他养成了多情的性格；而时事的混乱，又使他必须树立坚毅的信念，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从他整个的一生来看，李豫其实是在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下度过的。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在位已经十六年的李豫忽然一病不起。五月二十一日，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下诏让皇太子李适监国，当天晚上五十四岁的李豫病逝于长安宫紫宸殿，两天后皇太子李适正式继承皇位。继位的这天，李适刚满三十七岁，从先前的经历来看，虽然他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磨炼，但也非昏庸之辈，如今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这个年轻的君主踌躇满志，决心大有作为。第十章初示天威戏剧性的变化随着皇太子李适的继位，所有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已经走向中年的帝王，有的人无比期待，有的人仍在迟疑。可以说摆在李适面前的是父皇留下来的一个不算动荡的局面，而之所以朝臣内心对李适态度不一，是因为这位皇帝虽然即位时已经不算年轻，但先前并没有经过太多的锻炼。李适出生于天宝元年（742年）四月，那个时候正是大唐帝国的黄金时代，沐浴在盛世中的李适尽享安定富足的皇家生活，这种生活到十四岁时却瞬间宣告结束。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让大唐帝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更让李适和生母沈氏离散。前边我们说过一直到后来李适继位，他也没能找到生母沈氏，应该说失去母亲是李适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也让他那年少时开朗乐观的性格逐渐蒙上一层阴影。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适亲身经历了马嵬驿兵变、平定安史之乱、李辅国兵变等影响帝国命运走向的一系列事件，虽然在父皇李豫继位后，李适接过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职位，但坦白地讲，由于身份所限，这个官职对于他来讲只是个名誉职务。李适的经历如果和他祖父李亨相比，那自然是差了很远，甚至他也不如父皇李豫那样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和宫廷斗争的骇浪。史料记载李适为数不多的一次独立完成任务，是在宝应二年（763年）十月，李适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前往陕州与赶来支援唐军的回纥登里可汗会合。没想到李适就是这么仅有的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却遭到回纥登里可汗的侮辱！当时还是雍王的李适接受父皇李豫交给的任务，前往陕州与登里可汗会和。到达陕州后，李适知道回纥军队驻扎在黄河北岸，所以率领十余名亲兵前往北岸回纥大营，与登里可汗见面。本来李适是带着诚意去见登里可汗的，他以为对方也会以诚相待，但当他来到回纥大营之外，让侍卫药子昂进去通报时，登里可汗的表现可以用傲慢无礼来形容。“你们雍王为什么不在帐前跪拜？”“我们元帅是肃宗皇帝的嫡孙，现在两宫去世尚未安葬，按照礼法不应该行跪拜礼。”面对登里可汗的刁难，药子昂不卑不亢地说道。登里可汗还没说话时，他身边的宰相和车鼻将军再次刁难说道：“大唐天子与我们可汗已经约为兄弟，所以我们可汗就是你们雍王的叔父，现在侄子来见叔叔，为什么不赶快进帐来拜见，还在外边等什么？”药子昂实在没有想到回纥的人居然这么不讲道理，但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稍稍加强些口气说道：“我们元帅是大唐的太子，也就是国家的储君，哪有国家的储君跪拜外国可汗的道理？”没想到药子昂情急所说的话，让登里可汗大为恼怒，这一次他不再斗嘴，而是让手下人将药子昂及其随从全部按倒在地一顿痛打。药子昂等人的惨叫声让身在帐外的李适听得十分真切，这也让第一次走出深宫大院的他一时间惊慌失措，他本能地想到了逃跑，可是在他刚刚转身准备离开大帐时，就被回纥士兵拦住了去路。一直到药子昂等人被鞭打了一百下之后，登里可汗才派人走出大帐告诉李适，说看在他这个侄子年少不懂事的分上不予以处罚，暂时放回本营以观后效。就这样李适搀扶着浑身是伤的药子昂勉强回到唐军大营内，好几个随从因为伤势过重死去。由于唐军急需回纥人的援助，所以李适不得不暂时压制住怒心中的怒火，但第一次走出深宫就遭受这样的羞辱，还是让李适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定要让我的国家强盛起来，只要国家强盛了，对待意欲羞辱者才能以强硬的手段还击！这是通过本次耻辱的经历，李适悟出的一个对他日后行为方式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道理。在此后的日子里，李适虽然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但并没有参与到具体的实战之中，在父皇李豫去世以前，他都一直待在深宫之中，安心地做一个等待接替老爸皇位的储君。现在皇帝老爸突然撒手西去，李适终于登上了皇位，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到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这个国家了。还在居丧期间的时候，李适为了显示自己遵守礼法，在饮食丧服等细节上十分注意，目的就是为了给大臣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尤其对对他抱有迟疑态度的那些人，李适更是谨小慎微，生怕让那些人挑出毛病，甚至他与弟弟韩王李洄一同吃饭时，居然撤掉了酒肉，只有马齿苋一种野菜，并且不放任何调味品，以粗粝的饭食表示自己对丧礼的遵守。但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在他如此精心在意的情况下，居丧期间还是发生了一起戏剧性事件。事情的起因源于宰相常衮的多事。很长时间以来，朝臣们因为常衮性格固执急躁而对他颇有微词，更对他亲自过问鸡毛蒜皮小事的做法不以为然。李豫的灵柩停放在大殿上，大臣们早晚都要到灵堂前致哀，这其中的细节有很大的规矩。但常衮在致哀时，却哭得特别悲伤，按说皇帝驾崩，臣子哭得悲伤应该说是件好事，这至少说明君臣感情甚笃，但常衮的哭法儿实在有失身份，众人发现这位老先生哭着哭着居然在地上打起滚来，颇有些市井泼妇撒泼的感觉。你爹死时恐怕都没哭得那么厉害，现在面对新皇帝你作什么秀？当时一起在灵堂前致哀的大臣全都对常衮的做法嗤之以鼻，但绝大部分人只是冷眼旁观，即使有天大的不满也埋在心里，而且很多人还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准备将常衮从地上搀扶起来，但时任中书舍人的崔佑甫却偏偏是个大炮筒子，看到常衮的表现后，立即当众发飙：“臣子在君主灵堂前哭泣，怎么还有让人扶持的礼节呢？”常衮听到这句话后，立即从地上站起来准备和崔祐甫理论，结果被众人拉住，才没有当场发作。崔佑甫的话犹如尖刀般深深扎进常衮的心窝中，要不是碍于自己的身份，以及诸多同僚的面子，常衮早已经和崔佑甫对骂起来。面对崔祐甫的挑衅，常衮硬生生地忍下了这口气，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不久后一场关于皇帝服丧时间的论战，使两个人的矛盾彻底爆发。在灵堂祭拜事件的七天后，朝臣们在私下的场合讨论作为大臣究竟该为代宗皇帝李豫服丧多长时间的问题时，常衮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陛下！按照礼法臣子要为已经逝去的君主服丧三年，到汉文帝时改为三十六天，我朝从高宗皇帝以来，都遵守汉朝的制度，一直到玄宗、肃宗皇帝去世才改为二十七天。臣认为至少二十七天是不能变的，虽然先帝有‘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遗诏，但既然皇帝都服丧二十七天，所以朝臣也应当一样。”常衮的声音还没落地，他最讨厌的崔佑甫便站出来反驳：“常相别忘了，先帝遗诏中所说的‘天下吏人’是包括所有的公卿大臣和天下所有的百姓，我认为应该按照先帝的遗愿去做，只服丧三日足矣。”“祖宗的规矩是不能破的，难道崔大人不明白吗？”常衮厉声问道。“现在是讨论为代宗皇帝服丧，理应考虑先帝生前的遗愿！”崔佑甫据理力争。“你……”“常相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可以到皇帝那里去告我的状！”言罢，崔佑甫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去，只剩常衮站在原地气得浑身颤抖。“好！我现在就到陛下那里去！”常衮冲着崔佑甫离去的背影气急败坏地咆哮着。然后，他便真的去面见李适。老油条常衮明白，如果他真的按照崔佑甫所说的到皇帝陛下那里去陈说两个人吵架的事情，皇帝陛下不仅不能理解，反而还可能会因为服丧期间心烦意乱而被治罪，所以常衮面见李适时并没有直接说和崔佑甫争执的事情，而是祭出了礼法这件利器。当然，精明的常衮更明白在皇帝陛下面前，一定要保持淡定的态度。“陛下！今日众多朝臣讨论该为先帝服丧多长时间时，大臣们各抒己见很是热情，只有崔佑甫随便耍性子，轻议国典！”常衮坚信“轻议国典”这四个字，一定会触碰李适敏感的神经。“轻议国典？他是怎么说的？”果然，李适对常衮说的话，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崔佑甫说为先帝服丧三日足矣，臣却认为虽然先帝确实说过‘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话，但那是先帝体谅众臣，做臣子的万万不可失去礼节，就是因为这件事，崔佑甫当着众人的面不断奚落臣。”常衮说这番话的时候，情绪并没有过于激动，似乎在用自己的淡定向李适传达一种完全就事论事的态度。“崔佑甫如此轻易说出这种话，是不是事出有因呢？”“陛下！不管怎样，崔佑甫作为朝臣，也不应该轻议国典，他说的话影响实在不好，臣建议外贬崔佑甫为潮州刺史，以树天威。”“嗯……这件事容朕慎重思考后再做决定，卿退下吧！”……应该说常衮在皇帝那里说的话，产生了一定作用，至少皇帝陛下没有当场驳斥。不过对于常衮来讲，他并不想就此打住，他决定趁热打铁，上一封奏章，让李适下定决心外贬崔佑甫。转天，李适便收到了常衮的奏章。奏章中将崔佑甫轻议国典的事情重叙一遍，然后进一步述说崔佑甫这么做的危害，最后继续建议将其外贬为潮州刺史。值得一提的是，奏章的落款是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常衮、郭子仪和朱泚。朱泚最初是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怀仙的部将，后来其其部将朱希彩取代李怀仙后，朱泚又得朱希彩的信任。大历七年（772年），朱希彩为部下所杀，众人推举朱泚为留后，朝廷即授他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大历九年（774年），朱泚入朝以示恭顺。朱泚赴京师，以其弟朱滔留管州务。不久，他察觉朱滔有自立野心，遂上表请留京师，李豫命他统领汴宋、淄青人马以防吐蕃。大历十一年（776年），朱泚加同平章事，出屯奉天（今陕西乾县），从“同平章事”的官职来看，朱泚算是宰相班子的成员。李适看到常衮的奏章中落款是三个宰相的名字，心中不由一惊，本来想息事宁人的他开始对这件事情重视起来，因为三个宰相同时建议外贬一个人还真是不多见，最终李适认为仅凭“轻议国典”就贬潮州刺史有些过重，于是他大笔一挥改为外贬河南少尹。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李适一定想不到这封奏章落款的三个人名，除了常衮是亲笔签名之外，郭子仪和朱泚居然不知道内情，更搞笑的是，这也不是常衮有意欺骗李适，完全是因为当时唐帝国的公文制度存在严重漏洞。最初肃宗李亨在位时，因为平叛军情紧急，所以让几个宰相轮流值班，值班时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马上处理，由值班宰相代替休假的宰相班子成员署名上奏，久而久之这种做法成为惯例。李适继位后，朝廷内实际行使宰相职权的只有常衮一人，郭子仪、朱泚都只是以军功进位宰相之职，并无对朝政的处理决断之权，所以常衮在给李适的奏章上按照以往惯例也写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可问题正是出在常衮事先没有和郭子仪、朱泚沟通这件事，他本以为外贬崔佑甫是小事一桩，但郭子仪和朱泚恰恰却不这么认为。崔佑辅的被贬在郭子仪和朱泚看来有些冤枉，所以二人联名上疏李适请求从宽处理。他们的奏章递上去后，搞得李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李适询问两个人既然已经在常衮所呈的奏章上签字为什么又反悔。皇帝陛下的发问，让郭子仪和朱泚也是一头雾水，两个人害怕被治罪，立即解释说根本没在奏章上签字。直到此时，李适才明白原来这其中一直是常衮在搞鬼，盛怒之下，李适立即召见常衮询问事情的原委，可是他没想到常衮来到后居然振振有词，说自己是按照惯例行事。既然你是按照惯例行事，朕就偏偏打破惯例！“你这是假借他人名义欺骗朕！”常衮那无所谓的态度让李适异常震怒，他向常衮咆哮道。说完后，李适狠狠地拍了下桌子，然后起身退回内室，而此刻早已吓呆的常衮，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前程很可能就毁在这件事上。大历十四年（779年）六月五日，也就是在李适怒斥常衮的转天，李适召见群臣亲自下诏，贬黜常衮为潮州刺史，同时即刻召回已经被贬上路的崔佑辅回来担任门下侍郎并加封同平章事，这等于是让崔佑辅顶了常衮的位置。常衮虽然先前已经预感情况不妙，但当他听到皇帝陛下的决定后，还是几乎要晕倒过去。他没有想到原本准备留给崔佑辅的那个潮州刺史的职位，居然最终会落到自己头上，受到打击的常衮被迫离开京城前往潮州赴任，两年后转为福建观察使，于贞元元年（785年）病逝于福建。李适下达追回崔佑辅的命令时，崔佑辅已经走到了长安东边的昭应县（今陕西临潼），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他立即赶回长安重新接受任命，算是进入了宰相班子。服丧事件是一个偶发事件，虽然最初这不是李适有意为之，但从结果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李适一朝宰相班子的调整工作居然会以这么戏剧化的方式来完成。最关键的是，崔佑辅回来后只干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便病逝，在病重期间他向李适推荐了一个能够代替自己做宰相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前边提到过的杨炎。在此之前，杨炎因为身为元载的同党，被李豫外贬为道州司马。这些年他一直远离朝廷，如果没有崔佑辅的推荐，杨炎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但现在他必须收拾行囊赶赴京城接受皇帝的陛下的任命。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杨炎重新回到朝廷后，居然完成了一件唐代历史甚至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件大事就是杨炎制定和实施了对后世财政税收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两税法！两税法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杨炎从道州赶到京城，被李适破格提拔为宰相，开始了他崭新的仕途之旅。杨炎出任宰相期间的最大政绩当属实行两税法，但为什么大唐历史偏偏行进到李适这里时，两税法才应运而生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唐代的赋税和财政制度变迁说起。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朝廷颁布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作为唐代的基本赋税制度。均田制规定：十八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由国家授予
中，有各种消遣娱乐，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擅自外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出身高贵，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的法律规定。因为皇帝希望杜绝皇室中有可能发生的任何阴谋，以维护政权的稳定。佩雷拉（GaleotePereira）也记录了当时桂林许多朱门大户的情况。他听说那些人完全依靠皇室按月供给的钱粮为生，他们因饮食无度而身体臃肿。耶稣会士金尼阁在同一世纪晚些时候曾写道，皇室宗亲已超过6万户。他强调说，这些人对社会毫无价值，对君主权力却构成威胁。由于不能入仕，又不能参政，生活放荡、傲慢无礼的皇室宗亲发展成有闲阶层。皇帝清楚地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特务组织，因而将他们视如仇敌，严加防范。他们全都住在指定的城市中，未经皇帝允许不得离开，违者处以极刑。他们中甚至没有一人被获准留居在北京或南京城里。经过努力，身份较低的皇族成员获得了入仕的机会。1595年以后，朱姓宗亲被鼓励去参加科举，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考中，其余的人继续在贫困中生活。少数上层贵族，则始终被皇帝认为有谋反的可能，而受到猜疑和防范。宝书网www.baoshu2.com地位较高的亲王及其王府，在明初原是被用作抗衡士绅集团和富户势力以及抵御蒙古入侵的军事力量。明太祖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在各省辖区之外的地方，9位亲王被置于接近今蒙古边界一线，分别统领3000—80000人。在其辖区内，他们可自建宫殿，任命自己的官属。然而，他们对辖区内官员的控制权，最终遭到对这种独立势力深感担忧的建文帝（1399—1402）的反对。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登基后不久就被其叔父燕王推翻了。燕王就是后来将明朝都城迁至北京（燕京）的永乐帝（1403—1424），北京原是他的封地。永乐帝同样感到其他诸王有谋篡的危险，所以开始建立新制度以控制自己的兄弟和侄子。他尽量削弱诸王的经济实力，使他们依靠俸禄为生，又限制诸王军队的规模，同时增强由中央委派到诸王手下的长史的权力尽管如此，最强大的亲王仍保有发动叛乱的力量。16世纪初，便发生了两次迫使朝廷出兵镇压的较大叛乱——1510年安化王谋反和1519年的宁王之乱。这些叛乱，使诸王拥有侍卫武装的制度受到更加严厉的责难，由此便产生了16世纪头10年后期外国传教士所看到的那种金碧辉煌的“监狱”。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和皇帝最亲近的王府的财产在这一时期却逐渐增长，这主要是靠把罪臣（如1561年谋反的太监曹吉祥）的土地没收为皇帝及其近亲的皇庄。到16世纪头10年后期，这一没收政策也被广泛运用于一般平民的土地。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用16世纪中原及南方富户的庄园堡垒来证明，皇帝正开始失去强夺乡绅土地的能力或愿望。但明朝后期的皇帝又逐渐将剥夺目标转向了更容易对付的小土地所有者。到17世纪初，诸王的地产已十分庞大（与穷困潦倒的下层皇室成员相反）。1605年，四川巡抚报告说，该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明朝后期，贵族在整体上缺乏社会凝聚力，他们甚至不能被称作一个集团。那些仅被登记为皇族成员的姓朱的人既多又穷，可是皇帝的少数近亲却可以乘机积累巨资，发挥巨大影响。万历帝（1573—1619）有一个爱子朱常洵，其生母是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多年来，郑贵妃不顾朱常洵的次子地位，一直谋划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因朝中多数大臣（包括许多后来与东林党有关系的人）的反对，皇上只得于1601年立其长子（后来的光宗）为太子。作为朱常洵未能立为太子的损失，万历帝封他为福王（封地在古都洛阳），并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2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被没官的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因此，福王的生活极其奢华。他喜欢嫖娼，并为此挥霍了30余万两。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为了满足其贪欲，他手下的宦官继续肆意掠夺土地，并用天下最残酷的手段管理这些掠夺来的庄田。福王在府中饮酒作乐，其佃户却饿死在遭受饥荒的洛阳郊外。河南百姓纷纷传言：“先帝耗天下以肥王。”当时，一支明军奉命渡洛河增援正与农民军作战的部队，军中有人大声喊道：“王府金银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此后不久，李自成的军队于1640年攻入洛阳，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李自成杀福王，饮其血，并令将士分食其肉。福王的家人几乎全部被杀，只有王妃和一个王子设法逃过黄河，幸免于难。这个王子即朱由崧，他于1643年被其叔祖崇祯皇帝封袭福王爵。这位福王，据说同他的父亲一样沉溺于酒色，被后来史家称为“暗弱”的典型。当崇祯死讯传到南京的南明政府时，他的坏名声甚至使他险些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
皇位继承危机
南京的大臣们在发誓与农民军血战到底之后，便想到要将他们的军队联合起来，拥立一位皇帝。他们知道，崇祯的儿子们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落入农民军之手。淮河流域有许多从山东、河南弃家南逃的明宗室亲王正在巡抚路振飞处避难。除福王外，周王、潞王和荣王也都为躲避大顺军而来到了淮安。对南京一些有影响的官员来说，逃难诸王中最有号召力的是潞王。在皇位继承的竞争者中，他被认为是最贤明和最谨慎的，他得到著名东林党人兵部侍郎吕大器、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的支持。但潞王只是皇帝的侄子，而福王则是万历皇帝的嫡孙。在皇位的继承资格上，潞王较福王逊色。因此，尽管福王无知、贪婪、酗酒、凶残、专横、好色、不孝，但在现存的诸王中却与皇室的血缘最近。于是，在决定由谁继承皇位的问题上，以“贤”取人的一派同以“亲”取人的一派发生了冲突。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其领袖是凤阳总兵马士英（1619年进士）。1632年，马士英在北方任宣府巡抚时，因贿赂罪被流放戍边，后来经其同年阮大铖说情，得以免除流放。1642年，大学士周延儒擢其为凤阳总督，不久便因击败农民军而立下赫赫战功。作为淮河流域掌管军政与民政的主要官员，他与巡抚路振飞展开了争夺淮河流域控制权的斗争。5月8日，马士英得知福王已到达其对手路振飞所在的淮安避难，即邀请这位可能的皇位继承人前往凤阳，以便尽力促成其即位。于是，到1644年5月下旬，在南京便出现了两位皇帝候选人。一位是得到吕大器和南京政府多数文职大臣支持的潞王。另一位则是凤阳总督马士英支持的福王。军事实力的比较使天平倾向后者。马士英本人并无足够的军队操纵此事，但他派遣人马船只接福王南下长江之后，又小心游说，争取到因北京陷落而由北方南下淮河流域的将领们的支持。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和刘良佐很快都相继作出支持福王的明确表示。说穿了，福王在这场“贤”与“亲”的竞争中获胜，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军事政变。《明史》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记述这一事件的：〔南京〕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当然，马士英欲兵不血刃地实现拥立福王的计划，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还要具备其他条件：在南明朝廷中培植同党，并说服南京兵部尚书相信福王在当时形势下是皇位的最佳人选。在朝廷勋臣中，马士英可以找到足够的同盟者。其中最重要的是：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南京提督忻城伯赵之龙。这些勋臣都是帮助朱元璋创建明朝的将军们的后裔。他们对文官当权心怀不满，将福王视为自己的保护人，将马士英视为强大的盟友，希望恢复其家族自明初便已失去的某些权力。刘孔昭和赵之龙在朝中鼓吹支持福王。马士英则直接致书兵部尚书史可法，力陈福王与皇室血统最近，应为皇位的最佳继承人。史可法已卷入此事，他复信马士英，坦率地陈述了福王的劣迹。但这位兵部尚书在复信的同时也感到，没有马士英及其军事同盟的支持，南京政权就难以长期存在下去。当南京大臣们决定拥立福王以稳定局势时，史可法正在长江对面的浦口。他对此的默认，宣告了这场皇位继承危机的结束。6月4日，福王抵达南京时，朝臣们早已修缮了武英殿供其居住。福王抵达南京城下，大臣们在观音门外列队迎接，请他入城。福王身穿粗布袍，旧被铺床，态度谦卑地坐在帐中，一再推让，表示不愿当此重任。6月5日，史可法亲自拜见福王，告诉他说，南京十分欢迎他的到来，已整理出南京守备府作为其行宫。经再三劝说，福王方骑马拜谒了南京城外的孝陵。然后，便去了南京城内的行宫中。有的官员劝他从专供皇帝及其仪仗通过的东门进宫，福王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拒绝了。他从西门进入行宫，在守备府下榻。次日，即6月6日，群臣又力劝福王登基，但他只同意接受监国称号。6月7日，他接受了监国玺绶，并搬进了皇宫。福王在东门前的犹豫预示了他即将采取的步骤。他刚就任监国，便开始考虑接受让他立即登基称帝的建议。吕大器和张慎言强烈反对如此草率地登基，但史可法感到，由于请求福王就任监国，大家已承担了支持福王的义务。此外，他又强调指出，尽管马士英还在凤阳，但安徽的军队和北方诸将领仍可用武力迫使南京立福王为帝，而这种内部冲突势必彻底摧毁明朝复兴的一切希望。史可法的观点赢得了朝中官员的赞同，于是登基的准备工作便开始了。史可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支持潞王即位的官员仍坚持阻止或拖延福王立即登基，势必引起两派的军事对抗。6月17日，马士英不等获准进京，便登上了他那支拥有1200艘战船的水师的旗舰。两天后，福王在就任监国仅10天，并不顾原太子的下落尚未弄清，便登上了皇帝的龙椅，并宣布次年改元为弘光。四镇
弘光皇帝即位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酬谢支持他的将领。他撤销了马士英的对手路振飞的淮安巡抚之职，而为四位北方军阀加官进爵，任命他们为“四镇”藩将，各镇其“藩”。分封“四镇”的计划于6月21日得到马士英、高弘图、姜曰广的赞同。而作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不仅在五天前就提出了这一建议，还在计划在上呈皇帝时明确阐述其合理性：兵马钱粮皆听（四镇）自行征调。四藩即用得功、杰、泽清、良佐为我藩屏，固守江北，则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结果，四位将军奉命驻守要害城市，并各统定员3万人的军队。刘泽清奉命管辖淮安和海州地区的11个州县，负责收复山东。其驻地将是淮安。高杰驻徐州，统领泗州和徐州地区的14个州县，负责收复开封。刘良佐驻凤阳，统辖凤阳和寿州地区的9个州县，负责收复河南的淮阳。黄得功则管辖和州及滁州地区的11个州县，驻守庐州，负责收复河南东南部各州县。四镇之上又设督师一名，驻扬州，直接统领各镇。这一部署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战略，它反映了史可法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总之，在史可法看来，最主要的敌人显然是农民军而不是清军。在过去的16年中，他一直与农民军作战而不是对付外来的入侵，那么，从理论上讲，御敌之“藩屏”应符合南京政权的需要，由一位朝廷大臣驻扬州负责调度。然而，事实上，南京政权几乎无力为这些军队提供军饷，但又依赖于他们出于自愿的支持，以致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使各镇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于是四镇将领便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南京政府答应每年为这些军队提供饷银240万两，但物资与兵器费用要从当地税收中支出。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入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农民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管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进爵为公，并子孙世袭。分封四镇之举在当时遭到严厉批评。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1644年7月12日，著名哲学家刘宗周从杭州上疏朝廷，请抑藩屏：一重藩屏。刘泽清、高杰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的确，当时许多人都清楚地看到，所有安排不过是一种极易识破的诱饵。对四镇统帅的封赏是因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战功。显然，史可法也认为，除非正式封拜四镇藩将，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尽管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否则，南京政权就毫无收复北方的希望。在四镇统帅中，史可法最器重高杰所统领的4万晋陕壮士。他认为，这支部队虽然纪律涣散，却是江北各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他对黄得功所统率的明朝正规军也评价甚高，因为黄得功是一名优秀的战略家，其才干曾在1642年抗击张献忠的战役中得到证实。史可法相信，有了在他统帅下的这些军队，他是能够打败敌人的。史可法似乎还相信，通过让四镇兵轮流上藩南京的办法，可将四镇置于中央控制之下。例如，他曾建议今兵部修改永乐皇帝制定的京师卫戍之制，让当时驻扎淮扬地区的三四十万军队轮流卫戍南京，以维持中央对这些将领的控制，并防止高杰和刘泽清之流将其辖区变为独立王国。但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实际上，朝廷很快就因担心京师遭劫而害怕这些军队靠近南京。由于住在乡村，这些军队的将领及士兵有一种特有的寄生性：喜欢抢劫而不是保护城市。淮安是抗击农民军进攻的坚固防御区之内的一个城市，当得知军纪松弛的刘泽清部将要进驻时，当地士绅便要求朝廷召回刘泽清（他们说“镇环攻，生灵涂炭”）。但由于路振飞已经离去，巡抚田仰束手无策，只能坐视刘泽清的军队于6月30日接管了该城，并在进城之时肆意劫掠。在淮安以南，其他将领的部队也与当地百姓发生了冲突。一位员外郎报告说：扬州、临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纪律。民近更乖张。一城之隔，民以兵为贼，兵以民为叛，环攻弗释。危害尤甚的是“垂涎扬州”的高杰部队。6月2日高杰屯兵扬州城下，尽管这座富庶城市中的居民向高杰进献了大量钱财，但他仍然拒不撤离，反将此城包围，并放任部下在郊外肆意劫掠。福王在高杰支持下就任监国之后，局面更为严峻，对扬州巡抚黄家瑞来说尤其如此。高杰声称，他本人作为南明官员有权进城，但扬州市民却坚决不让他进城。黄家瑞夹在当中，两面为难。于是，他派遣当地的一位士绅去高杰营中调解。这位士绅回来后，建议允许高杰入城，结果被愤怒的扬州市民打死。扬州驻军亦随之哗变。黄家瑞被迫逃之夭夭。作为兵部尚书，史可法有责任将扬州的军队重新置于控制之下，他的第一个措施是让朝廷派他手下的职方员外郎万元吉以重金诱引高杰部离开。但万元吉没能说服高杰让步。他向史可法报告说：“臣等虽有爱民之心，绝无销兵之术。”与此同时，扬州士绅向朝廷紧急求援。他们指责高杰的军队“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显然，这种情况要求有一位足以代表皇帝的朝廷大臣立即对高杰进行干预。因此，史可法请求尚未登基的福王委派马士英担当这一重任，并负责协调淮扬地区其他将领的行动，形成统一的防区。然而马士英却巧妙地斗败了史可法。当福王考虑史可法的建议时，马士英暗中与也要受到处罚。仅在李诵服丧的半个多月内，李实就在自己的府衙内打死了十多个欠租的百姓。李诵一登上帝位，王叔文立即上奏请求罢免李实。诏书刚刚颁布时，长安城的百姓们齐聚京兆府前，捡起石头和砖块藏在袖子里，准备等李实出门后一起砸死这个暴官。如果不是李实事先得到消息从后门溜出，恐怕他这条命就交代在自己的府衙门前。李实被贬黜，开启了永贞革新的序幕。二月十一日，李诵任命韦执谊为宰相，十一天后又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兼翰林学士。这样即王叔文成功组建东宫集团后，李诵又搭建了一个以韦执谊为核心的朝廷事务决策集团。在此后的几个月内，这个集团继续实行革新，使得朝廷风气为之一新。细数永贞革新的具体改革事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革除旧制。永贞元年（805年）二月二十四日，李诵在大明宫宣布大赦天下，在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建议下，诏书宣布免除百姓所欠官府的租税，又规定各藩镇今后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两税之外，额外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同时禁止藩镇以“进奉”的名义，向皇帝进献各种金银珍宝和锦绣异物。对于百姓最为痛恨的贞元时期的弊政如“宫市”和“五坊小儿”予以废除。贞元时期与吐蕃战争中擒获的俘虏全都放回吐蕃，并要求官员对时政有什么意见可以直言上封事。二、去除奢华贞元后期李适的宫廷生活堪称奢华，仅是供他娱乐的女乐官就多达千人。李诵即位后下令释放后宫的三百名宫女和六百名掖庭教坊女乐，并让他们的亲戚可以到九仙门迎接。当时长安的百姓纷纷聚众围观，那些女乐重见天日脱离苦海的喜悦欢呼，让永贞新政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三、打击宦官势力东宫集团与宦官集团从一开始就是水火不容的两股势力，所以东宫集团在实施新政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打击排挤宦官势力。当时韦执谊建议李诵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都得到了李诵的支持。除此之外，东宫集团意识到宦官拥有兵权是对朝廷巨大的威胁，所以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为了防止宦官作乱，王叔文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所以东宫集团夺回禁军兵权的目标未能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包括王叔文在内的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没有夺回禁军兵权居然会成为他们这个政治势力走向覆亡的关键因素。三月十七日，经王叔文的建议，李诵颁布诏令任命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第二天李诵又让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握财政实权。而后王叔文任用程异和陈谏协助管理财政，程异曾经担任过盐铁转运使，陈谏此前担任仓部郎中判度支案，两个人都是精通财政官员，事实上王叔文已经将帝国财权抓到了手中。至此，东宫集团的权势达到顶峰。当然顶峰往前一步即是悬崖！前边我们说了很多永贞革新实施的新政，这些都是让人拍手称赞的事情，然而随着永贞革新的逐步实施，东宫集团的弱点也同时开始暴露。具体来说就是东宫集团成员权力基础薄弱，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改革堪称是“休克疗法”，这种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但往往不能长久。这一切都从这个集团的内讧开始，“堡垒是从内部开始攻破的”这句话用在东宫集团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步履维艰东宫集团达到权势的顶峰，但皇帝李诵的中风后遗症却越来越严重，只能偶尔在内殿接见群臣，群臣也只能是远远瞻望，就连宰相班子成员也无法与李诵当面议事。李诵病情如此严重，也就使他无法亲自决策很多事宜，这也让东宫集团逐渐失去最为强有力的支持，而前边所说的东宫权力基础薄弱，正是指的这一点。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李诵口不能言，群臣不能亲自面对皇帝奏事，李诵的意思只能通过宦官和嫔妃传达给群臣，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李诵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为后来宦官俱文珍等人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打击东宫集团创造了条件。东宫集团失去了李诵的强有力支持后，在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人同时也失去了相关约束，进而导致盲目骄傲自大，甚至是个别人接受贿赂为人求官，也让那些反对派和宦官抓到攻击的口实。据《资治通鉴》记载，东宫集团的成员当时商议事情完全是一唱一和，完全不听其他朝臣的意见，互相吹捧互相称赞。例如王叔文称赞王伾是周公，王伾恭维王叔文是伊尹，还有谁是诸葛亮、谁是管仲等等，很是洋洋自得。官员的任免完全是拍脑门决定，凡是和东宫集团走得近的，全都受到提拔，甚至一天之中任命好几个官员。这样一来，以王叔文为核心的东宫集团成员十几家的门前，日夜车马喧闹像市井一样，很多人为了求见王叔文、王伾等人，不惜夜间排队睡在周围的酒馆、饼铺里。其中最为过分的是王伾，这位仁兄为了收取贿赂，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柜子用以存放贿赂来的金银财宝，而且夫妇两个人晚上在柜子上面睡觉。上述这段记载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东宫集团由于失去约束乃至为所欲为是确有其事。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和曾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关系不好，同时由于武元衡反对东宫集团为所欲为，因此王叔文擅自将武元衡贬为太子左庶子。东宫集团的为所欲为，让很多朝官十分不满，而且东宫集团的大多数人既非大族门阀，也非科举出身，社会地位较低，在很多朝官看来，这些人的发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所以受到很多朝官的排斥，例如侍御史窦群在拜访王叔文的时候，就讥讽王叔文在当年李实权倾一时的时候，王叔文只能在路边看热闹。王叔文和王伾，一因围棋、一因书法发迹，这在正统科举出身的那些朝官看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即使是韦执谊、柳宗元和刘禹锡是科举出身，却因为参加东宫集团，而受到朝官们的排斥。针对东宫集团，当时朝官们形成了反对派，俗话说得好，凡事都有左中右之分，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王叔文和王伾因为眼界狭窄，并没有注意争取中间派的支持，这也是东宫集团最终走向绝对孤立的原因。随着反对派们日益增加的压力，东宫集团的内斗终于开始，起因则是对待反对派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问题。王叔文是强硬派，主张全力打压，直到反对派都变成顺从派。而韦执谊因为身居宰相，比其他人站得更高，所以想走中间路线，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都反对王叔文的意见。例如宣歙观察使巡官羊士谔公开反对王叔文，王叔文知道后愤怒将其下狱，并准备以李诵下诏的方式将其处斩。但韦执谊反对这样做，王叔文最终不得已只好将羊士谔贬为汀州（今福建宁化县）尉。事实上韦执谊并不是想当叛徒，他曾经派人私下向王叔文解释过，他的本意是想更妥善地解决问题。显然韦执谊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失去李诵强有力的支持，东宫集团已经开始步履维艰，如果再不联合某些人，恐怕东宫集团的日子未来会日益艰难。从这一点来看，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与正统科举出身的韦执谊相比，政治韬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韦执谊态度的转变，让王叔文异常愤怒，事实上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矛盾从李诵即位后的人事安排上就已经埋下了隐患。王叔文是东宫集团的实际缔造者，在李诵即位前东宫集团一直是以王叔文为核心。但李诵即位后，任命科举出身的韦执谊为宰相，这等于在东宫集团处理政务上，成了以韦执谊为核心。不过这也不能怪李诵的人事安排不妥，因为无论如何李诵也不可能让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担任宰相，那样会让朝官们笑掉大牙，同样王叔文也不能服众。当时东宫集团中资历较为显赫的，又是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执谊，可以说李诵的选择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并不为错。当东宫集团步调一致时，这个问题还不凸显，一旦出现矛盾，这个问题便凸显出来。现在韦执谊和王叔文在对待反对派上，出现了路线之争，尤其让出身本就低微的王叔文十分不满。为了报复韦执谊，王叔文诟骂韦执谊背信弃义。也就是从这时起，东宫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开始产生裂痕。东宫集团的内斗让那些反对派们敏锐地察觉到扳倒东宫集团的时机已然到来，于是他们逐渐形成联合之势，同时王叔文诟骂韦执谊的莽撞行为，也将韦执谊推向了反对派阵营。贞元元年（805年）四月十四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上表李诵，请求让皇太子李纯监国，在奏表中韦皋详细说明了让李纯监国的理由，那就是皇帝陛下的病情短时间不易恢复，而太子李纯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聪慧贤明，让太子监国是避免让繁多的政务受到阻滞。在为皇帝上表的同时，韦皋也写信给太子李纯，在信中详细列举了以王叔文为首的东宫集团的诸多劣迹，希望李纯成功监国后，能够驱逐东宫集团成员，进而委任贤良人才。事实上，韦皋突然上表请求李纯监国，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支持着他，其中就包括宦官和诸多朝臣。当然，韦皋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和王叔文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做了二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看到东宫集团得势后，便产生了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想法。为此他派副使刘闢出使长安，私下拜会王叔文，希望王叔文能够让自己统辖剑南三川，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王叔文的拒绝。可以说韦皋当时掀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当时以韦皋为榜样，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相继上表，要求皇太子李纯监国和罢免东宫集团成员。进而朝廷内的宦官、门阀、科举出身的很多官僚和地方藩镇迅速结成联盟，以各种方式对皇帝李诵及东宫集团成员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宰相班子成员贾耽和郑珣瑜称病在家不上朝，拒绝处理政务，就连韦执谊的岳父太常卿黄裳也劝韦执谊上表请李纯监国。面对反对派施加的巨大压力，李诵和王叔文等人并没有轻易屈服。王叔文与度支郎韩泰等人商议，决定铤而走险采取直指反对派要害的行动，那就是夺取宦官所掌握的禁军兵权。在前边我们说过王叔文夺取禁军兵权失败的过程，那就是遭到了宦官们的坚决抵制，如果说此前双方仅仅是停留在骂战层面上，反对派势力仅仅是想通过皇帝李诵罢免王叔文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王叔文想要夺取禁军兵权则彻底激怒了宦官势力。于是以俱文珍为核心的宦官势力随即对王叔文展开了极端报复行动。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假借李诵的名义下诏，免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只保留其户部侍郎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这对于王叔文来讲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意味着不能进入翰林院议事，也就等于失去了进宫面见皇帝参与决策的资格。俱文珍的这一招可谓是将王叔文排挤出了中枢机构。当然，对于俱文珍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仅仅十天后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到俱文珍的身上，不用俱文珍出手，王叔文不得不离开京城回到老家，因为他的母亲身患重病即将离世。按照唐代的礼法和惯例，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安葬父母，并为父母服丧三年，称为丁忧。除非皇帝有特殊的诏令，不允许官员回家，称为夺情。显然东宫集团现在如此步履维艰之下，王叔文如果离开了朝廷，东宫集团或许就此陷入灭顶之灾。现在李诵已经不能独立控制朝廷，指望皇帝夺情已不现实。无奈之下，王叔文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他终于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向反对派释放和解的信号，为此他特意在翰林院宴请反对派核心成员，其中就包括俱文珍。在这场宴席上，王叔文几乎是在用恳求的语气，希望反对派们能够高抬贵手奏请皇帝李诵夺情。然而没有人去理会他，宴会在一片沉重的气氛中匆匆结束。第二天，王叔文收拾行囊离开京城回家服丧，让他想不到的是踏出京城后他就再也没能回来。王叔文的离去，使东宫集团失去了绝对靠山，同时也加剧了东宫集团内部的分裂。韦执谊见大势已去，及时脱身投靠朝官集团。王伾为了能够让王叔文重新回来，还在不断做着努力，他每天去拜访宦官和宰相班子成员，希望王叔文服丧三年后重新起用他，王伾曾经一连三次上疏，请求重新起用王叔文，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于是心灰意冷的王伾在一天晚上利用在翰林院值班的机会诈称中风，然后命人抬自己回家，从此之后远离了朝廷。王叔文、王伾的相继离去，意味着东宫集团彻底土崩瓦解，同时也注定了皇帝李诵的命运，俱文珍等宦官趁李诵病重，断绝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并不断逼迫李诵同意让太子李纯监国，在这样的一种窘境中，李诵被迫同意让李纯监国。七月二十八日，李诵下达了让李纯监国的诏书，这一天距离李诵登上皇位仅有六个月零两天的时间。五天以后自感身体恢复无望的李诵，决定下诏宣布退位，令李纯继承大统，李诵自称太上皇，退居兴庆宫。李诵同时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这也使得李诵成为唐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退位后才更改自己年号的皇帝。八月九日，李纯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正式成为大唐的第十一任皇帝。一个经历了独自两代人和革新保守两派生死搏斗的短暂时代，随着李纯登上大位而拉下了历史帷幕，但东宫集团成员的命运却并没有就此宣告终结。尾声在太子李纯接受父皇李诵传位的第二天，即永贞元年（805年）的八月五日，李纯就迫不及待地颁布了第一个诏令，将王叔文贬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户参军，王伾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在诏令中李纯详细开列了王叔文和王伾的罪名，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篇诏令并没有反映出李纯对二王如何仇视。事实上，李纯下令贬黜二王，一是平息反对派的声音，二是因为东宫集团成员曾经力劝李诵暂缓立太子。《新唐书?杜佑传》记载：（王叔文）欲摇东宫，冀杜佑为助，佑不应，乃谋逐之，未决而败。上面这段记载说明了王叔文在立太子问题上，是不同意立李纯的，而且向杜佑求助，杜佑没有答应，王叔文于是想要驱逐杜佑，只是没等来得及行动，自己便被迫离开了朝廷。从李纯后来对宦官俱文珍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在自己即位问题上起过关键作用的宦官大为提拔，累次升迁俱文珍的官职，最终让俱文珍做到了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元和八年（813年）俱文珍去世时，李纯还曾给其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可见李纯对宦官的敬重。李纯贬黜二王，总算是出了胸中这口恶气。但反对派的声音并没有停止，在这些反对派看来，二王只要活着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唯有他们死了，这个世界才算彻底消停。李纯无奈之下终于在贬黜二王的一年后，下令二王在贬所自杀。王伾没赶上诏书送到便病逝，而王叔文则没那么幸运，他在自己的贬所内，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后，然后整理衣冠从容赴死。王叔文，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政治理想，但因为底蕴过浅，加上失去皇帝强有力地支持，终于倒在了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正如后世王夫之所评价他所说的那样：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二王作为东宫集团的核心成员虽然已被扳倒，但李纯和反对派们同样没有放过东宫集团的其他成员。此后李纯将东宫集团其他成员分别贬到偏远地区做刺史，但反对派们认为这样处罚过轻，永贞元年（805年）十一月十四日，李纯下诏贬韩泰为虔州（今湖南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今湖南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值得一提的是，韦执谊虽然早已经与东宫集团划清了界限，但他早先与东宫集团的
，嗣准文部省所拟章程十五条抄稿送来，寻读全文，有为整顿学校者，亦有间接管理学生者，实无苛待之意，旋即公布……”杨枢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日本文部省考虑到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这些人良莠不齐，而日本有坏人，开办了不少野鸡学校，引诱中国留学生去读，真是败坏学风，因此，日本政府打算立一个法，整一整这个歪风，日本政府的用意良好，当然，至于日本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于是，我亲口告诉日本文部省：整顿学风，当然是好事，但是因为对我中国的学生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希望贵国能在这个法律公布之前，先给我看一看。于是，他们果真就送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觉得那条文确实是整顿学校、监管学生的，没有虐待中国留学生的意思，于是，我就同意日本颁布了……”将法案草稿交给清国公使杨枢审阅并且征得杨枢的同意之后，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这个《规程》的条文很长，读者不必一一研读，它里面有相当多的条文是约束日本人开办的“野鸡学校”的。在这个规定当中，关于监管清国留学生的，主要有如下四条的规定：第一条，清国学生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第四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第九条，清国学生到校外租房子的，所在的学校需要加强监管。第十条，因品行不端被学校开除过的清国学生，其他学校不准录取。颁布了这个《规程》之后，1905年12月15日，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清国）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他们经此次省令，必然蒙受一大打击……”木场的这个评论，进一步旁证了日本出台这个《规程》，是为了讨好清政府，帮助清政府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他们被革命党策反。《规程》出台之后，日本的中文报纸《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旅日华人撰写的名为《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的社论，其对《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作了以下七点的评论：1.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何以故？以损辱我国权故，日本人留学于欧美各国者，宁乏人？何以不闻某国有取缔日本学生之规则？即我国人留学他国者，宁止一日本？何以不闻某国开日本之先例？别为规则以取缔我也，若是夫彼日本明蔑视我国权也。2.此规则之名，原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也，不过恐我国不认，姑为朝三暮四之计，去韩留清之尔，夫其使我与受被保护之韩国为伍，是可忍孰不可忍也。3.规则第一、第四条言入学、转学需要经公使之介绍、承认，明侵害我入学自由。4.规则中有侵害我书信秘密自由之件。5.规则中有学生卒业后将姓名通告于我国政府，清其登用之语，使日本人欲结好我政府，愚弄我学生，以握我教育权，且渐干预我用人行政之权。6.规则第九条剥夺我居住自由权，查日本唯待娼妓乃有勒令居住于指定场所之制，是娼妓我也。7.规则第十条性行不良一语，不知以何者为不良之标准，广义狭义之解释界说漠然，万一我辈有持革命主义为北京政府所忌者，可以授意日本污指为性行不良，绝我入学之略，其设计之狠毒不可思议。《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其中第一点是值得读者注意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这句评论翻译成现代中文，是这样的意思：“日本政府出台的这个规定，叫作《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无论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不能接受！”评论的意思是：因为它起名叫“取缔规则”，“取缔”二字十分刺眼，十分侮辱人，而至于这个规定的内容，就不再重要了，总之，一部连名称都叫作“取缔中国人”的法律，无论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我们都是要反对的。《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中的最后一点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依照这个规定，日本学校可以根据清政府的要求，以“品行不端”的名义将和革命党有瓜葛的清国留学生开除，而且不准这些有革命倾向的学生再入读任何日本学校。这无疑是断绝了众多革命派留学生的前途。但是，从文字上而言，这部法律本来名叫《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为何下发到了旅日华人那里，却改了名字变成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呢？原来，这是日本报纸“标题党”惹的祸。日本报纸在报道这个新闻拟定标题的时候，或许为了吸引读者，或许出于排版原因，总之，日本报纸采用了一个简化了的新闻标题，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简称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以下简称《取缔规则》）。其中，“取缔”二字十分刺眼。报纸一出，留学生和旅日华人哗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电台，日本政府出台一个新法规，许多清国留学生其实是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法规的原文的。许多时候，除了读报，甚至要靠口口相传，三人成虎因而在所难免。这里有一个不太显眼的陷阱：在日语里面，“取缔规则”的意思是“管理规定”。日语里面的“取缔”两个汉字，并非是“取缔”的意思，而是“管理”的意思。例如，日本企业里面的“取缔役”是“董事长”的意思。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误解。可是，当时在日本的许多清国留学生，吊儿郎当，日语学得并不精，他们直接把日语的“取缔”理解成了汉语的“取缔”，换言之，他们是把“管理”错误地理解成“开除”和“禁绝”。这个新规定一出台，顿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之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清国留学生纷纷扔下课本，蜂拥般冲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示威、抗议活动，风风火火，沸沸扬扬。其中，依据张篁溪在《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的记录，以秋瑾为代表的部分清国留学生，鼓动全体清国留学生罢课回国，一些清国留学生更是组成了“纠察队”，带上棍棒武器，满东京跑，看到清国留学生就威胁他们：“你回不回国？”说“不回国”的，立即被群起围殴之。但是，终归还是有明白人。黄尊三《三十年日记》记录了有一个清国留学生站出来说：“我们连那个所谓《取缔规则》的原文都还没有读过，发什么怒呢？我们是否应该先调查、研究，搞清楚之后，再反对也不迟呀！”愤怒的留学生们当即这样回应他：“不用查了，还有什么好查的？！我们认为是这样，就是这样！”而依据亲历者吴玉章的《辛亥革命》，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留日学生的抗议回国潮中，汪精卫一派革命家，和秋瑾一派学生代表，立场是对立的。汪精卫是不主张留日学生回国的。因为，汪精卫的上司——孙中山——担心这批革命派的留日学生回国之后，会被清政府一网打尽。于是，孙中山让汪精卫在东京办了一个叫作“维持会”的组织，规劝留学生不要跟风回国，尽快回归课堂，恢复学业。与此同时，清国留学生胡瑛则成立了一个“联合会”，公开和“维持会”叫板。“联合会”私设法庭，对反对回国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一些革命党人判处了死刑。当然，他们没敢实际执行死刑，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法治国家，随便杀人可不行。在这次罢课回国的风潮当中，先后一共有八千二百名清国留学生离日返国，日本《东京朝日新闻》1905年12月14日发表了这样的社论：“……要回去的，随便他们回去，别让他们在这里无理取闹，这种学生，就算我们有心培养他们，也是白费心机……”在中国湖北这边，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闹事的学生进行了这样的批评和指责：“……盖此次中国学生八千余人先后全行退学，实为革命党所煽惑威逼，其中胁徒者十之八九，倡首滋事者不过十之一，特以乱党凶顽过甚，良善不能与抗，钦使监督避祸不遑，无从理论，近日本学生种种逆谋真情毕露实堪发指……”这篇文字可参《张文襄公全集》。清国留日学生陈天华在细细耕读了日本政府这个《规程》之后，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收录在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故不待言……（然而）此次规则，出于文部省，专言我国学务，且细观条文，重在办学方面，与前报迥乎不同……”这时，同在日本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也认真地研读了日本政府的这个所谓《取缔规则》。读完之后，梁启超认为：“此规则利大于弊，与中国国家主权没有关系，也并没有侵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相关文字收录在《饮冰室合集·集外集》。同在日本的章士钊读完这个所谓《取缔规则》之后，也评价道：“与我国国体毫无关系”、“留学生是误解、胡闹”。不久，日本报纸又有评论员发表社论，认为清国留学生根本没有认真理解，甚至根本没有读过日本政府这次出台的新《规程》，就蜂拥罢课闹事，真是——“放纵卑劣”。这里，“放纵卑劣”四个字，对陈天华的刺激很大。隔了没几天，陈天华跳海自杀了。陈天华是不是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自杀？不是。因为陈天华的遗书，把自己的自杀动机写得十分清楚。陈天华留下来的《遗书》（又名《绝命辞》），白纸黑字，是这样写的：“……诸君而如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唯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陈天华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文，是这样的意思：“……（我死之后）大家如果想起我，就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今天说的话，但是也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我陈天华跳海自杀，并非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进而做一些意外的事情，要知道：我向来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己争气，而不要怨天尤人，我死了之后，《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这个问题，能了结就了结它，不要太过偏执，只是要做好善后工作，要使大家中国人振作起来，不要再让日本人在报纸上侮辱中国人，大家要尽力救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尽管是死了，也虽死犹生啊……”可见，陈天华跳海自杀，根本就不是为了抗议《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陈天华跳海自杀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清国留学生更加悲愤，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罢课闹事活动，并且放出狠话：“（留学生）谁敢不跟从（罢课），给我狠狠地打！”这就是那场“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陈天华自杀事件”的基本经过。梳理上述的史料，我们可以大概还原本案的发展逻辑如下：1.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帮助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清国留学生被革命党策反。2.日本政府在征得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的首肯之后，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3.这个规程在入学、转学、退学、在校外租房等方面对清国留学生进行了监管，限制了革命党活动的自由，而且规定一旦清国留学生因涉嫌革命党被开除，则再也不能入读日本的任何学校。4.《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先后被日本报纸和中文报纸《新民丛报》错误地报道成《取缔规则》。“取缔”二字的中文、日文字义的区别使误会进一步深化。5.《取缔规则》的出台使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哗然。清国留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课、回国运动。6.一向忧国忧民的清国留学生陈天华，目睹日本媒体对中国人“放纵卑劣”的评论，同时也目睹留学生中“维持会”和“联合会”之间的内讧等诸多原因，悲愤交加，跳海自杀身亡，但是，他在遗书中自述：他并非为了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而自杀。我认为，这就是“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基本事实，供读者鉴。
辫子真相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纠正部分国民对近代史上“辫子问题”的一些错误认识。部分国民典型的错误认识有如下三点：1.国民开始剪辫子，是清政府灭亡之后的事；2.晚清政府对剪辫子的人严厉处罚；3.晚清政府不考虑剪辫子。事实上，如果从第一手史料去管窥，这部分国民的以上三点认识，全部有待商榷。剪辫子的真相如下。真相一：在晚清最后十几年，国民剪辫子的风气已经渐开。事实上，在晚清的最后那十几年间，已经有不少人剪掉了辫子。例如，依据张群先生的回忆：在日本留学的日子，尚处于晚清时代，那时，他和好友蒋介石，都剪掉了辫子。（参见《张群先生话往事》）再举个例子：黎元洪所在的清军武昌新军部队，有的士兵就剪掉了辫子，对此，作为部队小首长的黎元洪，不但不反对，而且还称赞那些士兵：“剪得好！早就该剪掉了！”还有，依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的记载，早在1900年，革命党人秦力山就剪掉了辫子，而且他还在中国走南闯北，肆无忌惮，以至于由于缺少辫子，惹来义和团对他的偏见。又举一个例子，在1898年开办的天津“北洋硝皮公司”里面，为了方便生产，工人一律剪掉了辫子。（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96页。）有心的读者，只要你有时间广泛阅读近代史的第一手史料和浩如烟海的历史老照片，你就会发现：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其实有不少国人，早就剪掉了辫子。真相二：晚清政府已经开始逐渐容忍国民剪辫子。那么，晚清政府对于剪掉辫子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是什么态度呢？也许有一些地方政府对这种行为实施了各种各样的处罚，但是，我从近代史第一手资料中读出来的，却是相当多的官员对国民剪辫子的行为，竟然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例如，1906年的时候，前国军将领周斓在湖南高等学堂预科念书，他和几十个同学都剪掉了辫子。当地政府并没有处罚他们。在一所公立的、为清政府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堂里，多达“几十个”同学剪掉了辫子，校方对此的处置竟然是：不处罚。周斓的这个案例，出自《湖南文史》第46辑第133页。再如，1909年，广西陆军小学（注：这是一所清政府的公立军事学校）的全体学生突然全部剪掉了辫子！广西巡抚张鸣岐（相当于省级“一把手”）获悉之后，仅仅装模作样地训斥了学生一下：“务必重新留回辫子。”可是，学生们竟然没把张鸣岐这个省级“一把手”的话当一回事，没有一个人重新留回辫子！由此可见，在晚清时期的广西，剪辫子的处罚仅仅是“训斥”。广西陆军小学的这则史料，出自《李品仙回忆录》第7页。近代史中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有心的读者可以再去找找。真相三：晚清政府已经在认真考虑废除辫子。这是关于晚清辫子问题最鲜为人知、最令人震惊的真相：晚清统治者，实际上已经在很认真地考虑：废掉辫子。比较早期的，是在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言：废掉辫子。这个议案虽然暂时未能获得通过，但是，康有为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处罚。过了不久之后，竟然演变成一群清廷贵族提议：废掉辫子！这些清廷贵族例如：荫昌、善耆、载泽、载涛。其中，载涛在1909年的时候，对剪辫子这个议案，是这样评论的：“非剪发易服，不足振起全国之精神！”1910年冬天的时候，大清国资政院召开第一届常会。在大会上，议员罗杰、周震麟勇敢地提出了这样的议案：“剪掉辫子”。更惊人的是这个破天荒的、“政治不正确”的敏感议案，竟然经资政院表决并获得多数票通过！资政院的这个资料，出自《清实录》宣统三年十月下。到了次年（1911年），大清国陆军部作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卢洪春的意思是，万历皇帝因为胡搞女人太多，肾虚，“腰痛精泄”，才导致得病。由此说万历皇帝好色。但凡有点医学常识的人就知道他的话是否靠谱了，合着身体虚弱就是肾虚，肾虚是因为干女的，许多情况都会导致身体虚弱，比如劳累过度，比如身体其他疾病，卢洪春这种无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联系起来的荒谬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现象，举个例子，鲁迅有一篇文章说：“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鲁迅全集》第一卷《从胡须说到牙齿》）牙痛居然跟阴亏联系到一起，最后定性为不自爱，胡搞女人。这就是中国古人的逻辑。你说，这种逻辑靠谱吗？关于正史记载万历好色的证据也就是《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的这篇奏折的不靠谱的分析了。至于野史的记载嘛，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皇帝在夏天明月高悬时，便与宫女嬉戏，他让宫女四处捕捉萤火虫，装入袋子里，在和宫女嬉戏时将萤火虫放出来，萤火虫落到哪个宫女身上，他当晚就临幸哪个宫女。因此宫女为得到万历宠幸，纷纷把能吸引萤火虫的香水洒在身上。秋天，万历在红叶上写下唐朝王建的宫词前两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然后让宫女写宫词的后两句，“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而后把红叶都抛到御沟中，如果万历写字的红叶和宫女的红叶能漂到一起，就令人取出红叶看，这张红叶是哪个宫女的，万历就临幸哪个宫女。到了冬天，万历会挑选美女和他一起在洛阳殿池子里玩鸳鸯戏水，沐浴后在锦榻上拥美女喝酒。这种野史的记载完全不靠谱，供人一笑尚可。万历好色说完了，再说万历贪财，为什么一个皇帝居然会被自己的大臣说成是贪财？日本明史专家田口宏二朗说：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作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换句话说，万历皇帝之所以“贪财”，是因为皇室没有专项财源，于是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获得一些私房收入，这才是所谓“万历贪财”的实质所在。最后说气，这指的是万历皇帝脾气大，那么万历皇帝脾气有多大呢？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张养蒙在奏折中给万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大罪名，结果万历一笑了之，压根儿没理他。田大益在奏折里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汉桓帝、汉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难道把日本打趴下，三百多年才缓过劲来的君主就成了这个样子？显然，田大益是血口喷人，万历皇帝依然没理他。吏部尚书赵焕指责万历不上朝，上奏说：“等到有一天蓟门遭到蹂躏，铁蹄兵临京郊，陛下您还能高坐在深宫中，以生病为理由推辞不上朝吗？”2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得体无完肤”，这是“士风日下，部分言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心而故意耸人听闻”，“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得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面对这些言官的污蔑，万历皇帝在万历十八年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大臣也有许多同情万历皇帝的，比如于慎行就说：“当今圣上在位日久，熟知人情，每次看见言官骂自己的奏折，就说：‘这就是那老一套（此套子也）。’对于直言激切，直接骂得很厉害的，有时万历皇帝全不动怒，说：‘这不过是沽名钓誉，如果重重处罚他，反倒成就了他的名声。’”（《谷山笔尘》）雒于仁说万历皇帝酒色财气，酒没什么，色没有确凿证据，财有特殊原因，气根本就不对，于是万历皇帝这次真动气了，说要收拾雒于仁，首辅大学士申时行说陛下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最后，万历将雒于仁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万历对申时行等人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说完了酒色财气，现在说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的问题，有清史大家说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这六项当中除了不朝、不见、不批以外，其他三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是小题大做。万历之所以不做这三项，是因为他的身体很差，行动不便。杨仕和《南渡北归》的作者岳南在详细记载发掘万历陵墓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愈演愈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第十四章《打开皇帝棺椁》）(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至于不朝、不见嘛，的确如此，但不批则绝对不对，万历皇帝是二十年不上朝，但不代表二十年不办事儿，要不然脑袋早搬家了。黄仁宇说：“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樊树志在《晚明史》中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综上，万历皇帝虽然二十年不上朝，但这二十年他一直在处理政务，也就是说，虽然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也并没有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万历皇帝是个追求真实的人，不喜欢祥瑞之类的造假，《明神宗实录》记载，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石础，忽然显现“天下太平”的字样，大臣都以为是祥瑞，万历很不高兴地说：“这是造假！”皇宫中一旦有这一现象，素来都当作吉兆，然而万历却当场戳穿，可见他是个毫不虚伪的君主。这点比起后世称作一代英主的雍正皇帝强多了，雍正喜欢听人报告祥瑞，例如有人报告一颗玉米长四个穗子，稻田禾苗长数尺高，皇陵出现五色祥云，等等，雍正都对报告者加官晋爵。人无完人，万历的确有值得抨击之处，那就是万历后期对于太监的横行不管不问。万历刚即位时，他对于太监的不法也是想管的。一次万历跟大太监冯保去内市，发现宫里有什么，内市里就有什么，万历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冯保：“这些东西都是宫里出来的，先皇也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就用银子在这里买，赎回去。”万历：“朕不让这些东西流出不就行了？而且这些东西大到镜架，小到珠宝，是怎么从宫中出来的？每次宫里人出来，不是都有搜检（安检）吗？”冯保：“陛下，从宫里出来的，只有一样是不用搜检的，那就是粪车，这些从宫里偷东西的都是通过粪车运出来，总不至于粪车出宫的时候也检查吧？”万历一听，明白了，但他不甘心，他先后想了七个办法来治偷东西的，第一个办法是查宫中太监的祖宗三代，看是不是根正苗红，但这条没用，越是根正苗红的，家里越穷，越穷就越偷。于是万历想了第二个办法，清点宫中财物。他下令把宫中物品一样样登记造册，但也没用，宫里的东西，先用粪车从外运进来一个假的，放在那登记造册，然后再把真东西运走，结果导致宫里的东西假货越来越多。万历一看不行，就想了第三个办法，加税。万历下令在内市征收高额赋税，但是也没用，你加税，内市加价，嘉靖年间卖十两的珠宝，此时卖两百两，照样有人买。之后万历想了第四个办法，下令对从宫中偷东西的严加惩罚，可是也没用，太监的命根都剁没了，还怕死？死就死了，不死就赚了，接着干。之后万历想了第五个办法，对太监们进行教育，说这些宫里的财物都是大明朝的，要爱惜，但也没用，太监们觉悟没万历爷那么高。而后万历想了第六个办法，减少内市的开张时间，本来内市在每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开张，万历下令改为每月只在十二日这一天开张。可还是没用，内市虽然只开一天，但变成了日市加夜市，一天一夜连轴转，照样不耽误。最后万历怒了，想取消内市，冯保说：“陛下取消了内市，东西就不通过内市往外卖了，今后宫里的东西被偷出去连回都回不来了。”万历一听，彻底无语，从此对内市不管了，对太监也不管了。这样就有了万历后期太监的胡作非为。万历时，太监高寀奉旨去福建征税，爪牙魏天爵、林宗文两人千方百计向他献媚，有一次提供一个秘方，说活取一千个小儿的脑髓作为药引子，可以使睪丸重新长出来，而且能御女生子。高寀非常高兴，就派亲信购买幼童，敲开头颅骨，取出脑浆。贫困的百姓不知高寀的“妙用”，有的就把亲生骨肉卖给他；市井无赖还用蒙汗药诱捕民间的儿童，献给高寀，换得重赏。高寀害死了许多人，以至于税监府院里的水池中，白骨累累。但是，他的性功能并没有半点儿的恢复。吴承恩得知此事后将其写进了《西游记》，详见比丘国那段。而在万历后期，有个小太监把假阳具插入宫女的下体，没想到拔不出来了，那女子竟活活胀死。（《万历野获编》卷六）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长期被病痛折磨的万历皇帝去世，年五十八岁，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史称明神宗。三百三十八年后，1958年9月19日，安葬万历的定陵在当时的北京政府主持被挖开，参加挖掘的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在日记中十分详尽地这样描述了进入万历地宫的情景：我显然是置身于这阴间世界中了。仿佛觉得前方就有阴间的人影，他们的脚步在走动，他们的鼻息在轻轻地呼吸。他们静静地望着外边，望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此时，我感到这是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正飘落着毛毛细雨，我独自走到一块荒无人烟的墓地，野草丛生、碑石林立，猫头鹰依石而卧，黑暗里瞪着圆圆的、绿绿的眼睛冲我发着灿灿光芒，刺进我的心脏、我的肺管、我的血液，使我越发慌乱和沉闷，四顾茫然而不知所措。我想快速离开这阴森可怕的墓地，想尽量不发出一丝响动，免得引起死神的注意和追赶，但腿却在荒草泥泞中不能自拔，阴风凄凄、雾雨迷蒙，似有亡魂用手轻轻挡住我的眼睛，又好像死神在背后用力拽扯我破碎的裤管，我感到死尸的魂灵就在眼前，他那粗犷的鼻息热烘烘地在我脸上喷射，既像人，又像是浑身长毛的怪物，轻轻地、无声无息地引我前行。我知道这是幻觉，尽量保持头脑清醒。我在心中默念着，这虽是在幽黑的暗夜里穿行，但我仍置身于风尘飘摇的阴间世界。我是生活在阳间的人类来到阴间探索死神的秘密。但这种默念效果，似乎起不了多少作用。因为尘世间的烦恼忧愁、悲欢离合、恩恩怨怨、情情爱爱，统统都在心中消失。我记不起我来自哪里，要向哪里去。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路也没有尽头，前方一片苍茫，似是秋后的茅草地，又似一片干裂的沙滩。我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父母的容颜，并连自己的生存也不再记起，整个身心进入一个虚幻缥缈的世界。似入仙境，又似魔窟，天地一片混沌，阴阳融为一体，万事万物都成为似有似无，似明似暗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东西。这种东西组成了一个诱人的世界，让人去寻觅，又让人望而却步……（《风雪定陵》）直接参与定陵发掘的人员，都未能善终：力主发掘的明史专家吴晗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担负发掘指挥工作的郑振铎在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开棺时的摄影师刘德安上吊了；考古专家白万玉神志不清，脑溢血去世……而关于万历皇帝的真相，酒色财气的指责大多靠不住，二十年不上朝对国家并没造成什么影响，一场抗倭援朝战争足以让他名垂青史。那万历皇帝执政的主要过失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评价他呢？谈迁《国榷》中收录的民族英雄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对万历皇帝的评价，是我觉得最客观的：“万历皇帝幼年继位，聪明睿智，一开始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依法治国，朝令夕行，虽然有些过于苛察，但是人们守法严谨。万历注重边防，用大帅戚继光在蓟镇，以谭纶为督抚，一切唯戚继光之言是从。戚继光修建寨堡，又把自己在浙江练的昔日打倭寇的军队调到北方来与北边的军队一起训练，于是蒙古人二十年不敢犯边。万历皇帝用李成梁大帅在辽东，李成梁敢战深入，把东北各族杀得畏服。”“张居正骄悍，妄自尊大，最终他去世后全家倒霉了。接替张居正的人则远远没有张居正的才能，于是万历皇帝大权在握。万历为政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士大夫都珍视气节，虽然没有姚崇宋璟那样的宰相，但与开元盛世不相上下。但自从郑贵妃得宠后，万历皇帝就逐渐怠政了，满朝文武纷纷上奏，万历皇帝更加厌恶，于是把这些大臣一个个罢免。但剩下的大臣一个个上奏劝皇帝勤政的呼声更高了。万历一看，干脆不如不理，从此不上朝。此后吏治废弛，风俗大坏。辽东一出事儿，将驽兵骄，练兵就要花钱，只能加税，赋税越来越高，老百姓越来越穷，于是流寇揭竿而起，朝廷土崩瓦解。胡虏和贼寇进攻越急，朝廷朋党内斗越甚，虽然持论者各有短长，但可以定论的是朝廷里的小人都是真正的小人，君子未必是真正的君子。老百姓越穷，当官的越贪污，风俗日坏，将士不知杀敌，只知害民，百官不知做事，只知聚敛，最终崇祯以一天上朝两次的勤政，也于事无补，只能任由明朝土崩瓦解。”第六章明宫三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其子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在此前后，发生了明宫三案，朝局大乱。明宫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先说梃击案。“梃”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打的是新皇帝朱
在这些将领身上如法炮制了一遍，而且还不用让他花钱置办个宴会来达到目的。帕格洛·渥西尼抗议公爵背信弃义，大声叫公爵回来，但是他已经离开了宫殿，他下令这四位将领的部队必须全部解除武装。奥利维洛托的部队就驻扎在附近，听到消息后大吃一惊，有些人反抗拒捕，于是给当场处决了。但是驻扎在稍远一些地方的部队就幸运一些，他们听到风声，知道他们的主公遭了大难，于是联合起来，杀开一条血路，蒙受了惨重损失之后逃了出去。结果公爵只好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两人的亲随处决，聊以自慰。然而公爵的士兵并不满足于劫掠奥利维洛托的士兵，他们于是开始在城里大肆劫掠。如果不是公爵下了严峻的命令，他们可能会把整个城市洗劫一空。公爵不愿意毁坏这个城市，他要的是一个繁荣的城市来为他创造财富，于是他把抢劫的士兵判处绞刑，整个城市一片混乱，店铺老板们早早地关了门，竖起了栅栏门，诚实的老百姓躲在上了锁的屋子里面瑟瑟发抖。士兵们闯入卖酒的铺子，用剑威逼店主给他们拿出酒来。街上躺着死人的尸首，一些野狗在舐着尸身上的血。第二十九章马基雅维里是跟着公爵来到西尼加利亚的。他度过了心急如焚的一天。独自一个人或不带武器出门是很危险的。如果实在是需要他暂时离开他栖身的寒酸的客栈，他也很小心地带上皮埃罗和他的仆人。他不想被那些容易激动的加斯孔战士杀死，或者更糟糕地，被喝醉了酒的士兵杀死。当天晚上八点钟，公爵召见他。在此之前，每次马基雅维里面见公爵的时候，都有公爵方面其他的人员随侍在侧，或是秘书，神职人员，或是公爵幕僚班子的人。但是这一次，出乎他的预料，带他面见公爵的官员把他领进公爵所在的房间以后，立即退了下去。于是他和公爵头一次单独在一起了。公爵兴致很高。顶着一头深褐色的秀发，带着修剪整齐的络腮胡，红润的面孔，炯炯有神的目光，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英俊。他也许不过是一个狡诈的神甫的私生子，但是他却有着像一个国王一样的仪容举止。像往常那样，他直奔主题。“现在，我帮了你的那些主公一个大忙，把他们的敌人除掉了，”他说道。“我希望你给他们写上一封信，请他们将步兵召集起来，然后和他们的骑兵结合起来，派到我这里来，我们可以一起向卡斯泰洛或佩鲁贾进军。”“佩鲁贾？”公爵脸上浮现出了愉快的笑容。“巴利昂尼拒绝和那些人一道签署协议，在离开他们的时候他说：‘如果切萨雷·博尔贾想要找我的话，他可以带着部队到佩鲁贾来找我’。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那些个签了协议的人不也没有落个好下场吗。但是他克制住自己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摧毁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会耗费执政团一大笔钱，并且他们远远不能做得像我这样干净利落。我想他们可不能忘恩负义。”“我敢确信，他们没有半点这样的意思，阁下。”公爵面带微笑，但是一双狡诈的眼睛，死死地盯住马基雅维里。“既然如此，就请他们拿出诚意来。他们到目前为止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我为他们做的这一切对他们来说也应该值上个十万杜卡特了。他们的义务并没有什么法律规定，只是默契而已，我看他们最好现在就开始履行这些个义务。”马基雅维里很清楚，执政团对于这样一个诉求一定会勃然大怒。他可不想让自己来传递这么一个要求。他很高兴自己早就想好了脱身的办法。“我想我应该告诉阁下，我已经要求我的政府将我召回。我向他们指出，他们在此地应该有一位地位更崇高，授权比我更大的使节。我想，阁下若能够与我的继任谈论这件事，将会更有收获。”“你说对了，我对你们政府拖延时间的做法实在是厌烦透了。现在该是时候请他们下个决心，是和我站在一起，还是与我为敌。我本来应该离开这座城市，但是如果我那样做了，这座城市会陷入一场浩劫。安德利亚·多利亚明天早上就会献出城堡，完事之后我就会向卡斯泰洛和佩鲁贾开拔。我在那里办完事之后，我会将注意力转向锡耶纳。”“法国国王会同意你去占领那些处于他保护之下的城市吗？”“他不会的，我也没有蠢到认为他会同意。我的建议是将它们召集统一在教会的旗帜下。我自己想要的不过就是我的城邦罗马尼阿。”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他不得不佩服此人斗志之旺盛和他确信自己一旦下定决心就攻无不克的高度自信。“没有人会怀疑您得到了命运的垂青，阁下。”他开口道。“命运垂青那些懂得如何抓住机会的人。难道你以为，城堡的主人只愿意向我献出城堡，是一个偶然的，碰巧又是对我有利的巧合，结果让我占了点便宜吗？”“我不会那样认为，这对阁下您会很不公平。看到今天发生的事，我猜想您是早有准备的。”公爵大笑起来。“我喜欢你，书记官大人。你是一个可以与之对话的人。我会想念你的。”他停顿了看上去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带着探询的目光看着马基雅维里：“我差不多真的希望你是在我手下效力。”“阁下真的很有心。但是我对于向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觉得十分满意。”“给他们效力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他们给你的薪水是如此的菲薄，以至于你为了维持你的开支，要向朋友开口借贷。”马基雅维里刚刚觉得来了一个机会可以反驳一下，猛然间他想起了巴托罗缪借给他的二十五个杜卡特。“我不善理财，又性好奢侈，”他带着愉快的笑容回答道，“如果说我时不时入不敷出，实在是我自己的过错。”“你要是为我服务，就绝不会是这个样子。能给一个漂亮的女士找一只戒指，一个手镯或一只胸针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当一个人要讨这位女士欢心的时候。”“我的原则是只找那些随和的和不事招摇的女人来满足我的愿望。”“这个原则只有在一个人可以控制自己欲望的时候才是好的原则。谁又能预料爱情可以在一个男人身上施展多大的魔力呢？书记官大人，难道你就从来没有发现，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佳人时，会是多么地费钱？”公爵用一种嘲弄的眼神看着马基雅维里。有那么一瞬间，马基雅维里不禁不自在地暗中问自己，公爵有没有可能了解到他对于奥莱莉娅的欲望没有能够得到满足呢？但是这个念头一上来，就被他打发走了。公爵要操心的事太多了，犯不着去关心一个佛罗伦萨共和国使节的风流韵事。“我还是宁愿相信我的原则是可行的，愿意让别人去拥有那些快乐，以及为了这些快乐要付出的代价。”公爵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马基雅维里。你也许可以猜想，公爵正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这个疑问只是出于无聊的好奇，而非什么隐藏的动机。这就好像是当你一个人和另一个陌生人在办公室的会客厅一同坐等的时候，你会试图从对方的样子来判断他从事什么行业，职业，他有什么样的习惯和性格一样。“其实我应该想到，你如此敏锐，是不会愿意在余下的岁月中屈为人臣的。”公爵说道。“我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只有上等的智慧才会使人培养出中庸的处世之道。”“难道说你一点野心都没有？”“完全不是这样，阁下。”马基雅维里笑着回答。“我的野心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我的国家效力。”“这正是你所不能获得支持去从事的事情。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一个共和体制里，一个有才能的人是不会受到信任的。一个人能够身居高位，靠的是他的平庸无能，因为只有平庸无能才会使他的同僚不觉得受到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民主政体并不是由那些称职干练的人在领导和统治，而是由一帮子微不足道，不会引起众人恐慌的人们在统治的原因之所在。你知道是什么腐蚀了民主政体的心脏吗？”他看着马基雅维里，似乎在等马基雅维里的回答，但是马基雅维里没有回答他。“妒嫉和害怕。衙门里的那些小人们妒嫉他们的同僚。他们不愿意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获得声望，而是宁可阻止某个人采取某项措施，即使这项措施对于国家的存亡兴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他们也是恐惧的，他们知道他们身边有许多人，正准备用一切手段，包括撒谎和使用诡计来取代他们。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这些人恐惧做错事情的程度要远远大于他们热心去做正确的事情。有人说狗不咬狗，发明这句谚语的人从来没有在一个民主政府中生活过。”马基雅维里保持着沉默。公爵的一番话中有多少真理，他自己是最清楚不过了。他清楚地记得，他目前所拥有的这个官位的竞选过程是如何地激烈，他又是如何惨胜对手，夺取了这个位置。他也很清楚他的那些同僚是如何虎视眈眈地看着他的每个步骤，时刻准备逮住他一不小心犯下的过错，以便让执政团将他解雇的。公爵继续说了下去。“一个像我这样的君主是可以自由地任人唯贤的。他不需要因为要获取一个人的影响力，或者酬谢某个人身后的某个集团的支持，而将职位授予一个不能胜任的人。他不惧怕任何竞争，因为他超然于竞争之上。因此相对于垂青和提拔庸才，他追求的是才能、能量、主动性和智慧。难怪在你的共和国里情况愈来愈坏。衡量一个人是否应该升迁至某个职务要看的是他的才能是否能够称职。”马基雅维里浅浅地笑了。“阁下如果允许的话，我想提醒一下阁下，一个君主的青睐是臭名昭著地不可靠的。君主的意愿可以将一个人捧上天，也可以将一个人踩在地上。”公爵不禁也给逗乐了，坦率地笑了起来。“你在想拉米洛·德·罗尔卡这个人了。一个君主必须懂得如何奖赏及如何惩罚。他的赏赐必须是慷慨的，惩罚则是严厉的。拉米洛犯了可憎的罪行，他死有余辜。如果他在佛罗伦萨的话又会怎么样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对他被判处死刑不满，也肯定有一些人会出来为他说情，因为他们从他的恶行中获得了利益。执政团最后会犹豫不决，到了最后他们会把他当作一个使节派遣到我这里或法国国王那里。”马基雅维里大笑。“相信我，阁下，执政团方面要派遣到您这里的使节人品上无可挑剔。”“他也许会让我无聊厌烦到极点。毫无疑问，我会想念你的，书记官大人。”说到这里，好像是有个念头突然浮上心头那样，他对马基雅维里露出温暖的笑容：“你为什么不加入我的团队？我会委托你去做一些用得着你敏捷思维和宽广阅历的工作，并且，你会发现我会慷慨地酬谢你。”“对于一个为了钱而背叛自己国家的人，你又可以多放心呢？”“我没有要求你去背叛自己的国家。通过为我服务你可以更好地为佛罗伦萨服务，你所能够做的事要比作为第二厅的秘书能做的多得多。不少佛罗伦萨人为我服务，我相信没有人是后悔的。”“美第奇的追随者们在他们的主公被逐的时候，为了谋生，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也不完全是。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也没有高傲到不接受我的聘请的地步。”“艺术家。他们愿意为任何一位赞助人服务。他们不是负责任的人。”公爵回答马基雅维里的时候，盯着马基雅维里的眼神中还是带着一片笑意。“我在伊莫拉近郊有一处庄园，那里有葡萄园，有可以耕种的农地，草场和林地。我愿意将它送给你，我想这处庄园为你带来的收入，可以是你在圣·卡西亚诺那几英亩可怜兮兮的土地能够产出的十倍。”伊莫拉？为什么切萨雷会想到这个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马基雅维里的心头又一次飘过一片疑云，莫非公爵已经知道了他那对奥莱莉娅徒劳无功的追求？“圣·卡西亚诺那几英亩可怜兮兮的土地在我们家庭里面传承了有三百年，”他尖酸地回答道，“伊莫拉边上的庄园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别墅是新的，非常漂亮，盖得也结实。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避暑山庄。”“阁下，我不知道您要说什么。”“我准备把阿加皮托派往厄比诺去当总督。我知道依你的才能你是最适合接替阿加皮托成为我的首席秘书的人。但是我如果如此安排的话，你就会与佛罗伦萨派来接替你的人展开谈判，那会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我准备派你去担任伊莫拉的总督。”马基雅维里一下子觉得心脏停止了跳动。这可是个重要的职位，一个他从来想都不敢想的职位。时不时地佛罗伦萨也会兼并一些城邦，但是共和国派去管理这些城市的人都是出自豪门，或是有着广泛和深入的人脉，如果他担任了伊莫拉的总督，奥莱莉娅会自豪地成为他的情人，另外，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可以很容易地找出一个借口将巴托罗缪打发到别的地方去。现在看来，公爵做出这样一个许诺，如果他完全不知道前些时间围绕着他和奥莱莉娅的那些事，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他又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呢？马基雅维里面对着当下的双重诱惑，但是内心还是无比坚定，不为所动，想到这一点，他也不禁为自己叫好。“我热爱自己的国家，胜于自己的灵魂，阁下。”瓦伦丁诺公爵是不习惯于碰钉子的，马基雅维里心想，公爵应该会生气地挥一下手，让他走人了。出乎预料，公爵无聊地玩弄着胸前的圣·米歇尔勋章，仍然沉思着看着他。当公爵再次开口讲话时，好像时间过去了很久。“我一直是和你开诚布公的，书记官大人，”公爵最后开口说话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容易被欺骗的人，我也不会浪费我的时间企图去欺骗你。我会把所有的牌都放在桌上。一旦我向你透露了我的计划，我也不会要求你为我保密；另一方面，你也不会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因为没人会相信我告诉了你这些。执政团会认为你只不过是想通过呈送你自己的臆想而非事实来提高你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公爵只是停顿了一小会儿。“我对于罗马尼阿和厄比诺的掌控是牢固的。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掌握卡斯泰洛、佩鲁贾和锡耶纳。比萨对于我来说完全是唾手可得。我要是想拿下卢卡，卢卡也会是我的。如果佛罗伦萨周围的城邦全部被我控制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无疑是危险的，但是我们还有和法国的条约。”马基雅维里的回答看上去逗乐了公爵。“一个条约是两个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而签订的。在条约的某些条款不再是有利的情况下，一个谨慎和明智的政府应当摒弃这个条约。如果我向法国国王建议，如果他默许我夺取佛罗伦萨，我拿到佛罗伦萨之后，我会愿意与他一起进攻威尼斯，你觉得他会怎么说？”马基雅维里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他心里太清楚了，路易十二为了利益是不会犹豫牺牲自己的荣誉的。他用了一些时间去思考，然后回答公爵。他回答时带着慎重的态度。“阁下如果认为佛罗伦萨可以用很小的代价攻取，那么你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将为了捍卫我们的自由战斗到死。”“你们可以凭借什么呢？你们的公民一向忙于挣钱，从不愿意训练自己去保家卫国。你们一直是用雇佣军来为你们打仗，以便于你们都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你们的事业。这是愚蠢的！雇佣军上战场打仗，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些个钱。但那些钱不足以让他们为你牺牲生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卫自己就注定要灭亡。而要做到具备自卫能力，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自己的公民中间招募士兵，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但是你们这些佛罗伦萨人已经做好准备去承担这些牺牲和责任了吗？我不这么认为。你们是由一帮子生意人来治理的，一个生意人的想法永远是不惜代价达成协议。他们要的是短期的利润和回报，现时的和平，即使蒙受耻辱和冒日后大灾难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你的李维教导你，一个共和国的安危系于组成它的人们的诚实和正直。你们的人民软弱无能，你们的政府是腐败的，就应该灭亡。”马基雅维里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他无话可说。公爵把道理讲得非常透彻。“当前西班牙已经统一，法国人也已经摆脱了英国人。小国家可以维持他们独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的独立是个假象。因为这些独立不是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他们之所以还算拥有独立，是因为维持它们的独立暂时还符合各个大欧美精品VIDEOSSEX
，四远云集，自旦至暮，得数千人”，应募者多为贫苦农民。看到自己的队伍不断壮大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至此，兵变性质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朝廷十分明白宿州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汴河上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是国家漕运及商旅必经之地，所以官军急赴救援。在庞勋攻占宿州的两天后，元密带领唐军匆匆赶到宿州，他见农民军守备森严，加上此前原驻守宿州的官军为阻止庞勋进攻而绝汴水以护城，此时依旧是水深难涉，因此只得在城外扎营。十月十二日，元密引兵开始渡水围城，当时刮起大风，农民军射火箭引燃城外的茅屋延烧唐军营寨，官军一下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民军趁势出城杀敌，杀死唐军三百余人，入夜时分庞勋用妇女打更以迷惑官军，然后乘大船满载粮草，主动撤离宿州顺流而下，准备进入淮河。次日天亮，元密得知庞勋连夜撤出宿州，又匆忙带领人马急速追赶。庞勋得知官军将要追来，便命令农民军将船隐藏在大堤之内，船中埋伏上千名士兵，然后派小股士兵在大堤外布阵，看到官军追来后，大堤外的人佯装溃败全都撤向大堤之内，元密见状以为农民军怯阵，继续纵兵追赶，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诸多将领战死堤内。元密率领的三千人马被庞勋生吃后，徐州已经到了无兵可守的境地。庞勋从降卒口中探明这一情况后，决定趁势攻打徐州。直到十月十五日夜晚，崔彦曾才惊悉元密已经全军覆没的消息，于是他一边向邻道求救，一边堵塞城门，并强迫城中壮丁参加守备。但是，当时城内人心恐惧，毫无斗志，十月十七日，庞勋带领大军攻城，并安抚城外的百姓，进而得到了百姓们的支持，百姓们协助农民军“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很快便攻克城池，活捉崔彦曾及其部将，当天庞勋又得到城中万余人加入农民军。庞勋攻克徐州后，又分兵攻占濠州、泗州等地，并对其他要害城池都派兵驻守。此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庞勋的起义军，由于农民的争相加入，不仅徐州一地得农民军迅速壮大，攻城略地的各支义军也犹如滚雪球般地沿途壮大，例如奉命进攻濠州的农民军将领刘行及本来只带了一千五百人，由于沿途农民的参加，抵达濠州时部众倍增，濠州刺史卢望回手下只有数百名士兵，不得已只能开城投降。农民军队伍的急速壮大以及四处攻城略地，让朝廷逐渐开始重新审视这次由戍卒哗变引发的农民起义。皇帝李漼在得知徐州失守后，决定采取大规模的武装镇压，下诏征调河南、河东、山南诸道军队，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统领二十多万兵马，从西、南、北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强力围剿，而且康承训为了增强战斗力，请求调动沙陀、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骑兵参战。在军事准备的同时，朝廷也没有完全放弃诱降庞勋的想法，为此，皇帝李漼特地派一名宦官手持敕书前往徐州宣慰庞勋。不过，庞勋识破了朝廷的用意所在，在宦官到来后，庞勋自任山列兵三十里到徐州子城，号令金鼓呼震山谷，然后在马球场宴请前来宣慰的宦官，宴会期间故意让人不断前来告捷，变相地拒绝了朝廷的诱降。一直到十二月为止，朝廷派出的各路大军的围剿军事行动效果不甚理想，在江淮地区的几次出兵援救泗州的行动全都失败，例如淮南节度使令狐绹的部将李湘领兵五千援救泗州，结果半路上中了庞勋的缓兵之计，在淮口被全歼。又如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部将带领四千人马想要与李湘会合，在屯驻都梁城的时候，被装扮成淮南军的农民军引诱出来歼灭。值得一提的是，都梁山设有转运仓，淮口则是汴水进入淮河的要津所在，被农民军占领后，朝廷的漕运和驿道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官军竭力反扑。闰十二月，戴可师带领南路三万围剿大军渡过淮河，迅速包围都梁城，想要夺回淮口，然后援救泗州。守城的农民军见到官军声势浩大，便谎称准备出城投降，然后乘戴可师缓兵之机于夜间撤离，留给戴可师一座空城。次日大雾漫天，戴可师见农民军人去城空，立即领兵进行追击，农民军将领王弘立带兵突然回军反攻，官军来不及迎战仓促溃败，戴可师被打死于乱军之中。而后农民军连战连捷，庞勋乘胜分兵南攻舒州（今安徽庐山）、庐州（今安徽合肥）、连破下蔡（今安徽风台）、巢县（今安徽巢县）、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控制了江北大片地区，同时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此时庞勋已经拥有将近20万人马，而且依旧继续招兵买马，淮南的地主富豪纷纷到江南躲避。戴可师的南路围剿大军被全歼后，王晏权率领的北路军也多次遭到重创。而康承训统领的西路军才集结了万人，在他看到庞勋势力浩大，一时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暂时退守宋州（今河南商丘）。而且淮口失守后汴河不通，朝廷江淮地区的漕运改道从寿州（今安徽寿县）进入淮河，然后经颍州（今安徽阜阳）、汴州（今河南开封）北上。不久，庞勋围攻寿州，截堵朝廷诛道送往长安的大批物资，因此江淮与关中的漕运线路基本算是断绝。我们多次说过江淮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在庞勋成功截断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通道后，朝廷的物资供应已经能够断绝，这对于朝廷来讲是个灭顶之灾。面临如此危局，皇帝李漼再也坐不住了，咸通十年（869年）正月，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任命左威卫大将军马举为徐州南面招讨使，又将王晏权撤职，改派泰宁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同时任命的还有十六位将领，共率将近八万人，接受康承训统一指挥，屯驻于宿州以北九十里处的柳子（今安徽宿县）一带，连营三十里，准备继续大规模地围剿。皇帝李漼对于剿灭庞勋起义不可谓没有决心，但如果起义军精诚团结，朝廷的大举镇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就在皇帝李漼重新调兵遣将誓将庞勋起义镇压下去时，起义军的内部也开始出现败亡之兆。败亡庞勋率领的农民军虽然转战各地声势浩大，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庞勋自身。庞勋并不是真正的贫农出身，被推为首领之前是粮料官，虽然官职不高，但好歹也算是朝廷命官，所以他率众起义后不可能和那些贫农一样，具有彻底的反唐意志。事实上，从上次宦官宣慰之后，庞勋看到了来自朝廷的示好，所以他夹杂着为自己谋求富贵的私念，暗中多次向朝廷索要官职，只是朝廷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才使得他选择继续对抗朝廷。庞勋带着这样一种杂念，作为接受安抚的条件，以致多次错失扩大战果的机会。例如他一直没有杀掉徐州观察使崔彦曾和监军、宣慰使等人，也是企图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但是在他的势力急剧扩张后，庞勋又开始盲目自信，自诩“无敌于天下，官军不足畏”，整天游宴无度，导致军纪涣散。庞勋虽然领导的是农民起义军，但其班底骨干仍然是那些桂林戍卒，前边我们说过这些人都是骄兵悍卒，在攻城略地中夺人资财，掠人妇女，而庞勋却不加约束，由此很快引起了地方百姓的怨恨。所以当官军大兵压境时，庞勋下令扩军却再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在各地不断派人前来要求增兵的压力之下，庞勋不得不采取强制征兵的手段，派人“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官军则采取了收买人心的措施，皇帝李漼颁布敕令，如果诸军作战中抓到农民，必须就地释放，《资治通鉴》记载“自是贼每与官军战，其驱掠之民自先溃”。咸通十年（869年）二月，康承训以朱邪赤心率领的三千沙陀骑兵为先锋，向农民军发动强力进攻。沙陀骑兵作战勇猛，康承训曾经带领千余人马在渡过涣水时遭到农民军的伏击，是朱邪赤心带领五百沙陀骑兵冒死闯入重围，成功解救出康承训。在沙陀骑兵的协助下，农民军与官军交战屡战屡败。当时农民军将领王弘立自诩淮口全歼戴可师大军，亲率三万人马应战官军，包围了官军屯驻的鹿塘寨，王弘立认为大功即将告成，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官军。不过，沙陀骑兵左右突围，在他们的强烈冲击下，农民军根本无法有效抵挡，官军趁势出战，大败农民军，王弘立只率数百人逃回，几乎算是全军覆没。随后，官军又趁势攻下虚竹屏障柳子，守将姚周兵败逃走后被官军半路截杀。一直到了四月，农民军战事不顺，庞勋的部将周重认为柳子一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姚周兵败身亡，徐州已经危如累卵，不如倾徐州之兵而出，全力死战夺回柳子。而且周重鉴于军心不稳的现状，建议庞勋立即杀掉崔彦曾等人，以示和朝廷彻底决裂之心，不然的话很难再得到百姓的支持。庞勋无奈之下采纳了周重的建议，当即杀掉崔彦曾等人，并召集部众重新表明造反的决心，倾境内之兵，勠力同心，转败为胜。在庞勋的努力下，暂时又募得三万人以保持和官军对抗的资本。当时魏博镇兵马正围攻丰县，庞勋决定先解丰县之围，便亲率大军从徐州出发，乘夜悄悄潜入丰县。魏博军分为五寨，靠近县城的一寨有数千人马，庞勋纵兵包围，其他寨出兵相救，被庞勋伏击，趁势斩杀两千人。取得丰县小胜后，庞勋立即从丰县出兵西攻康承训，并抽调其他地方兵力共计五万人一起发起进攻。可是由于对官军败卒看管不严，导致败卒逃回康承训那里报告了庞勋的动向。针对庞勋的动向，康承训着手进行部署，他在境内部下口袋阵专等庞勋的到来，准备打一场歼灭战。不过，庞勋自己却未能如期而至，结果如期到达的其他各路农民军中了康承训的埋伏，等到庞勋赶到时，见官军势盛不战而溃，被迫带领残兵败将逃回徐州。在官军的强力围剿下，到咸通十年（869年）七月为止，官军接连收复下邳（今江苏邳县）、丰县（今江苏徐州）、襄城（今河南襄城）、定远（今安徽定远）、蕲县（今安徽宿县）、钟离（今安徽凤阳）等地。而后康承训率领大军包围了农民军占领的重镇宿州。当时数万农民军在将领张实的带领下，在城下列阵对敌，深挖护城河以护城，并且暗中派人送信给庞勋，建议他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引兵出其不意地进攻宋州、亳州，康承训必定解除对宿州的包围而引兵西救，到时庞勋设埋伏于要道伏击官军，张实自己带领兵马出宿州断其后路，肯定能大败官军。庞勋采纳了张实的建议，亲率两万人马奔袭宋州，结果康承训闻讯立即引兵西救。不过，张实的前后夹击之计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原因在于庞勋委任治理宿州的人是原唐朝旧将张玄稔，在康承训的引诱下，张玄稔暗中已经投降。九月，张玄稔设计围杀张实等将领，然后举城投降官军。随后他又为康承训献策：趁他投降的消息尚未公开，由他带兵假装溃逃，进入农民军占领的蕲县取而代之。最后张玄稔进兵包围徐州，原徐州官吏路审中做内应，打开城门迎入唐军。庞勋此时已经攻下宋州南城，但北城始终无法攻克，便转而进攻亳州，可是又被沙陀骑兵偷袭，只好又退往徐州。当他行至蕲县时，因为在此之前蕲县已被张玄稔占领，守将李兖吊起护城桥，使得庞勋无法入城，结果在西城西面遭到官军包围，庞勋虽力战却因寡不敌众而最终战死，所率的两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至此，由庞勋领导的由戍卒哗变引发的两淮农民起义，历时一年半后以庞勋战死而宣告失败。十月，皇帝李漼下诏褒奖在镇压庞勋起义过程中的有功之臣，并在诏书中宣称“载戢干戈，永销氛祲”，认为成功镇压了庞勋起义，从此朝廷可以高枕无忧。但从当时帝国的整个形势来看，两淮农民起义虽然未能置大唐帝国于死地，却给了大唐帝国致命的一击，具体表现就是对唐朝的经济和财政造成了严重破坏。《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徐寇虽殄，河南几空。有力地说明了庞勋起义对于地方破坏的严重性。同时参加起义的农民军并没有全部被消灭，很多人逃散到各地，到后来黄巢起义时，又重新加入了黄巢的队伍。当时路岩、韦保衡就是因为上述理由，不断在皇帝李漼面前攻击康承训剿匪工作做得不彻底，导致康承训因此被贬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庞勋起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唐末的很多历史事件与这次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祖禹在《唐鉴》中就认为：庞勋之乱，起于桂林之戍；黄巢之寇，本于徐方之余。而《新唐书》中《南蛮中?南诏下》的篇末也有这样一段话：懿宗（李漼）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当皇帝李漼认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大唐帝国已因为庞勋起义而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只是这颗种子还需要继续生根发芽。第四章靡费佞佛内结道场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使得佛教势力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不过，宣宗李忱即位后一反会昌之政的做法，重新恢复佛教，使得佛教势力很快复苏和发展。皇帝李漼即位后，依旧延续父皇李忱的做法，继续崇奉佛教，他本人也日益沉溺于诸多佛事活动中。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即位后在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所谓内寺尼指的是宫人出家者，这些人就居住在公众为她们专门设置的寺内，所以称之为“内寺尼”。咸通三年（862年），李漼又下令在京城慈恩寺、荐福寺、福寿寺和庄严寺之内各置戒坛，以做剃度僧尼之用。尽管皇帝李漼亲自举行的剃度僧尼的活动似乎不多，但其影响却不可低估。依旧是提出“民有八苦”“国有九破”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还提出了“人有五去”之说：势力侵夺，一去也。奸吏欺隐，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人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而其中的“避役出家”指的就是剃度僧尼，因为自中晚唐以后僧尼享有免役特权，本身就加剧了赋役征调对象的流失。除了剃度僧尼之外，李漼还内结道场，中开讲会。所谓的内道场是设置在宫禁之内供皇室成员从事礼佛活动的场所，例如译经、受戒、念诵、斋会和接待高僧等，都在内道场举行。内道场自东晋以来就见诸史料记载，到了唐朝空前繁盛，武宗李炎会昌废佛之后，宫中的内道场活动一度停废，但到了皇帝李漼即位后，内道场活动又开始热闹起来。李漼虽然懒于处理朝政，却对参加佛事活动热衷不已。例如《旧唐书?李尉传》记载：“懿宗奉佛太过，常于禁中饭僧，亲为赞呗……逢八饭万僧。”“逢八”即逢入斋日之意，而“亲为赞呗”是指在讲会上，皇帝李漼亲自参加念诵。正如时任吏部侍郎萧仿所说的“陛下留意天竺，属意桑门，内设道场，中天讲会，或手录梵夹，或口扬佛音”。《资治通鉴》也记载：“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皇帝李漼大肆参与佛事活动，与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资财的耗费无数，他即位之后，行幸长安诸寺常常是给予寺庙过多的钱财，为此萧仿曾经上疏劝谏，却没有效果。例如李漼赐给安国寺高僧的两座沉檀木制成的宝座，高二丈，镂刻龙凤，饰以金，顺着台阶登上宝座顶部，上面设有座位，座前摆有陈放佛经的矮几，四隅雕刻着高达数尺的瑞鸟神人，座前垂挂着绣囊锦幅，从中可以看出是多么的奢华。咸通十一年（870年），李漼又下诏令福寿寺的尼姑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又雕造真檀像一千躯，花费之大让当时的很多朝臣惊叹不已。在李漼的提倡下，从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逐渐复苏过来的佛教，其发展速度让人为之惊叹，当时整个国家兴建佛寺成风，使得国力急剧损耗。事实上，除了刘允章之外，早在咸通五年（864年），谏议大夫裴坦就曾经上疏李漼，认为现在国家急需征兵，财政状况已经到了匮乏的地步（“财赋方匮”），不宜过多地热衷于佛事活动以及大规模的修建寺庙，使得国力受困。不过，无论是裴坦还是刘允章，其上疏的内容虽然切中时弊，但皇帝李漼并不为所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热衷佛事
望了。但事实上，却是每下愈况，愈变愈坏。我们当问，这些变究自何处来？究竟是要变向何处去？为什么总是变不好？我们须从逐件事上会通起来看。此中实是大可研究。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大问题，要人具备大见识，才能对此问题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这一部现代史，试问何从妄生揣测，或空下断语来评判现代？即此一例，诸位可知史学之重要。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深入机微。初看好像说故事，到家却需大见解。六如此说来，事若甚难，但我们只须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题、分类，各就才性所近，各择方便所宜，乘兴量力，只莫以为自己便是史学正宗，只此一家，别无分出。大家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钻研下去，也就够了。中国人向来讲史学，常说要有史才史识与史德。一、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如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达到六通四解，犁然曲当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由外面看来，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或两件以上的事，要能将它合起来看，能窥见其大源，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二、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块石的坚与白，并不能分，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与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们能如是来看历史，每件事便都能见其大。而且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我们若能如是来看历史，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这样的见识即便是史识。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三、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所谓德，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即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我们如能兼备上述三条件，自可研究历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们从事研究历史，正可训练我们分析和综合的头脑，正可增长我们的心智修养，正可提高和加深我们的见识和智慧。七最后我须指出，研究历史也随着时代而不同。时代变了，治学的种种也会随而变。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与从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们需要获得适合于我们自己时代所要求的知识。古人对历史诚然有许多研究，但有些我们已用不着。我们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们须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来撰写新历史，来贡献我们自己这个新社会。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史学。当知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有了《史记》、《汉书》和《东汉书》、《三国志》等等断代史，到宋代司马温公，仍可以从头来写一部《资治通鉴》，这是重新撰写旧历史。我们今天又和司马温公当时的宋代远不同，我们又该来把旧历史重新撰写才是。写历史有两种分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例如中华民国开国后，我们就该添写一部中华民国史。这也不必定由一人写，尽可由许多人同时来写。又如在此期间，有许多大事，亦该分别写。如国民革命军北伐，如对日抗战，这些大事件，都可分头写。在一个时代，必须有了一本本的小历史，才可由后人来汇集成一部大历史。现在大家都束手不写，将来变成一笔糊涂账，试问叫后人再如何下笔。所以历史该随着时代而增写。譬如过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着加上《清史》，就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说中国历史即止于此，以下便断了。诸位研究历史，最大责任，就在此增写新史上，如此才好让这部通史直通下去。另一种是旧史新写。我们今天仍可再写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战国史，或是秦汉史，乃至其他各种的旧史翻新。时代变了，我们所要求的历史知识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该重来写新历史。这不是说旧历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谓旧史翻新，第一条件自该根据旧史，不违背旧史原来之真实性。旧史翻新了，旧史依然存在。只可惜此项旧史翻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我们如再不尽责，这也是一时代悲剧，总该有人来负起此责任的。总之，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而且也需要随时翻新改写的。我们自己不能翻新改写，却埋怨旧历史不适用。那是把自己的不尽责来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们，真是不该。试问孔子写《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岂是为着我们而写的？诸位若真研究一些历史，便不致随便埋怨历史。本人曾写了一部《国史大纲》，也是属于通史的，大家不妨参考一下。在我前后的人，已写了不少本中国通史，都不妨一看。只可惜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少，连看历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这一门学问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识货人也多，就会有个比较，有真行情出现，此下便可有进步。目下由于写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学变成独家冷门货，无可选择，也无从评价。这须要有人多写，多比较，自然可望不断有更好的新货新花样出来。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发愿来写中国通史的，预定花二十年时间自可下笔。以历史时间论，二十年并不长。如一人要能对历史有贡献，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而且写通史，也可有各种各样写法。譬如写一部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为成年人看的，为中学生看的，为儿童看的，为研究历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人肯写，就决不会嫌多。怎样着手写呢？不妨先看近人写的，作初学入门。再正式看旧历史，看得多了，逐渐自己有了见解，再着手写。你也写一本，我也写一本，写的人多，公平意见也可从此产生，这就成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定论。如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他们不可能随便做翻案文章，因为他们对历史意见多已有了定论。此一时代有此一时代之定论，要翻也翻不多。举其大者，如耶稣在西方历史上是有其确定的地位的。可奇怪的是中国历史，从现代人看来，似乎一切无可有定论。有人可以轻易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烦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责怪。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腊，总是称赞希腊文化之伟大，这也已是一定论。但我们中国呢？春秋战国时代是好是坏，谁也可以随便说。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权，所以有多数意见可凭。但我们此刻大家都放弃了这权利，只做一个旁观者，只凭少数人甚至是独家的判断，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于是就不能有共见，有定论了。若果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多了，其间便可看出一个行情，得出一个定论，这是国人之共见，当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几人把它轻易随便推翻。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诸位中，有一位或三两位或更多位，能贡献出他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来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出现才行。今天我们确实是在需要有新的历史的时代中。但诸位在发愿写新历史以前，当先细心读旧历史，不能凭空创新。我希望在这八次空泛的讲演中，能得几位后起青年，激起他们志愿，使他们肯献出一生精力，来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便是我这番讲演的莫大收获了。第二讲如何研究政治史一今天是第二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上次是讲的普通史，以下各讲为专门史。先对普通史求了解，然后再分类以求。从历史的各方面分析来看，然后再加以综合，则仍见此一历史之大全体。但较前所见的自更深细，更透彻了。政治与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统一，汉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内政、外交、军事等，都该属于政事，归入通史范围。若讲政治，则重要在制度，属专门史。一个国家，必该有它立国的规模与其传世共守的制度。这些制度，相互间又必成一系统，非一件件临时杂凑而来。从前人学历史，必特别注重政治制度方面。亦可说中国历史价值，即在其能涵有传统的政治制度，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说就不能懂得中国史。中国专讲政治制度的书，有所谓“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后人又承续此三通，再扩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国史书中最大两分类两结集，为治史者知识上所必备。为何讲制度的书，必称为“通”？这因中国正史照惯例是分代编纂的，即所谓断代史，如《汉书》、《晋书》、《隋书》、《唐书》等。如将断代史连贯起来逐年合并叙述，则变为编年史，如司马光之《资治通鉴》，此通字寓有编年通贯之意。但历史上的事件可以编年通贯，也可断代划分。如秦代完了，接着有汉代，汉代结束，接着有魏晋南北朝。此等朝代更迭，即成中国历史上之时代划分，此在第一讲已讲过。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则自古迄今，却另有其一种内在的一贯性。在此一贯中，有因有革，其所变革处虽不少，但亦多因袭前代仍旧不改的。直到今天，亦仍还有历史上的传统制度保留着。这证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许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维持久远而不弊。因此遂为后世所传袭，此即中国历史传统一种不可推翻的力量与价值之具体表现。因此中国人把此项专讲政治制度的书，也称为通史了。我们研读中国史，普通是先读编年史，再分期转治断代史，然后再来研究制度方面的通史。其实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专讲制度的一部分。在《史记》中称“书”，如《平准书》、《封禅书》等。到《汉书》改称“志”，《汉书》共有“十志”，都属讲制度方面的。以后历代正史中多数有“志”，或有“书”，这些志与书，因其讲的是制度方面，比较专门，普通读历史的往往忽略过，不仔细去研究。不如《资治通鉴》这一类专讲人事方面的历史，大家能读。其实我们要学历史，政治制度方面这一项，亦非通不可。清代阮元曾说过，一个人不读二通，即不得谓之通人与通学。彼所谓二通者，一指《通鉴》，即编年通史。另一部指《文献通考》，即指讲政治制度方面的专门史。这亦是说，要学历史，不可不通制度之意。二我们讲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体可划分为两段落。前一段落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后一段落为秦以后之郡县政治。封建政治结束，即为中国古代史之结束。此一分法，显然又与西方历史不同。在西方历史上，并无此两种政治制度之分别与存在。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显见有此大划分。这亦证明我上讲所说，每一国家民族的历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不同之处之一说法了。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亦可说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因此研究中国史，该特别注意其政治制度之一面。中国历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后二千年是郡县政治。从前的中国人，人人俱知，但到现在的中国人，对此分别，却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说封建社会，其实今天所谓的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只因中国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方历史，遂有此一名词，以至中西双方混淆不明，这实在是不妥的。中国在西周初年，周公创出了一套封建制度。其实这一套制度，本是连接着周公以前夏、商两代的历史传统而来。只是经周公一番创作，而更臻完美。此一套制度，其实即是把全国政制纳归于统一的制度。自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各自分封其国内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这已是自上而下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我们该称此时期为封建之统一。在西洋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则是在下面，不属上层的。罗马帝国崩溃了，各地乱哄哄，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社会无所依存，于是一班人相率投靠小贵族，小贵族们又各自投靠依附于大贵族。他们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样希望有一统一政权，但却无法实现。譬如筑宝塔，由平地筑起，却没有结顶。在他们那时期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一名称，则只是一理想，一空中楼阁，在人心想像中的一个影子组织而已。因此中西历史上之所谓封建，原是截然不同之二物。可惜我们今天没有人来详细写一部周代封建制度的书。事实上在今天来写此书却不易，因关于此方面的材料，大都不在历史书中，而分散在古代的经书中。今天我们大学开科设系，有史学，无经学。经学更少人研究，因此此项历史上重大的专门题目，竟难觅位胜任愉快的人来撰写。周室东迁，封建制度濒临崩溃，乃有五霸乘时而起。据《春秋左传》中记载，当时各地诸侯，为数不下两百。在当时，国与国间种种交涉来往，仍多少遵守着周公所定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礼文来维系。此种礼文，在当时乃为霸业所凭。若无此种种礼，霸业亦无法出现。此种种礼，若用近代新名词说之，实即是一种国际公法。我们可以说，中国之有国际公法，系在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在清末，曾有人依照西方所谓的国际公法，来和春秋时代诸侯各国间种种交际来往的礼文作比较，写一书，名《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当时著过与此相类之书的，也不止一人。可惜此等书今俱亡佚难觅。客岁本人赴美讲学，途径旧金山，晤华侨某君，彼正亦有意欲写此书，闻已积有成稿，惜未能一读其内容。窃以为此等比较研究，实非穿凿附会。在中国，实自有那时一套国际间共同遵守之礼法，以之与近代西方的国际公法乃至联合国宪章等相互对比，虽古今时代不同，然双方不妨各有短长优劣。好在《左传》全书俱在，人人可以把来作参证。我们通常说中国自秦汉以下是统一支开始，其实此说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国早已具有统一规模了。只是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而秦汉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虽其间有些不同，到今天民国时代还存在，中国之永为一统一国，此项政治制度实贡献过其甚大之绩效。三讲到此，有一问题须提出。即秦汉以下的中国，早非封建，而改行郡县制度了。但秦汉以下人，仍崇拜周公孔子所订之封建制度的人物，何以秦代大一统以后，封建制度彻底消灭，而周公孔子仍受当时人崇拜？此问题之解答，首当注意到中国历史文化之传统性，政治制度则只是其中之一例。秦以后之政制，有许多精义，仍沿袭周制而来，直至近代皆然。但最近的我们，接受西方学说影响，遂若西周封建制度一无是处。而秦以下之政府，则只以“君主专制”四字目之。这因依照西方人说法，谓凡国体，可分为民主与君主。凡政体，可分为专制与立宪。于是谓世间政体不外三型：一、君主专制；二、君主立宪；三、民主立宪。但中国传统政制，自秦以后有君主，无宪法，而又非专制。此项政体，实无法将之硬归纳入西方人所定的范畴格式之内。若我们不能确切抉发出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而处处只照西方人意见，把中国史硬装进去，则中国历史势成一无是处。无怪近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传统如此轻漠不关心，而又有人竟抱深恶痛疾的态度来对待国史呀。讲至此，忆起三十多年前，本人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讲中国政治制度史一选修课，当时史学系学生多不愿修习此课。彼辈认为此刻已是民主时代，开这门课，对时代来讲没有意义。后来还是北大法学院同学，受了该院院长及政治系主任的忠告，劝他们说，你们学的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妨也知道一些中国以往的，来作比较。因此他们倒有许多人来选修此课。开讲既久，文学院历史
命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源休为中书侍郎兼首席宰相，彭偃为中书舍人。没有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李唐皇室成员，纷纷表示抗议，却遭到了大肆诛杀。据史料记载，在几天之内被朱泚杀掉的李唐皇室的王子、王孙多达一百七十七人之多。初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朱泚在源休的建议下，开始向奉天进攻。此时身在奉天的李适身边仅有不到万余人保护，当得知朱泚叛变准备进攻奉天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到河北向攻打田悦的唐军告急。结果马燧率领人马回救奉天，由此开始了奉天保卫战。十月十日，朱泚留下李忠臣守卫长安后，亲自率领大军向奉天进军。邠宁镇留守韩游环和庆州刺史论惟明得知奉天危急，急忙各自带领三千人马援救奉天，走到礼泉（今陕西礼泉）时，正好与朱泚的大军不期而遇。论惟明本想和叛军交战，但却被韩游环阻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韩游环迅速带领人马绕过朱泚的大军，急速进入奉天城，但即使是这样，由于目标太过明显，在韩游环和论惟明刚刚进入奉天后，朱泚率大军已经到了奉天城下。叛军将奉天城围得水泄不通，韩游环见固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率军主动出击，在东门城外与叛军展开激战。但朱泚的人马声势浩大，韩游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有招架之功，无奈之下被迫退回城中。朱泚趁机向东城门发起冲击，唐军在城墙之上抵挡着叛军的攻城，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虽然唐军接连打退叛军的几次攻城，但叛军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守城将领浑瑊见死守不是办法，于是利用城内几辆装有干草的大车，命令士兵们推车塞住城门，然后点燃干草，顿时城门之下烈火熊熊，趁着这个机会浑瑊带领士兵趁着火势直冲朱泚的中军大营，叛军万没想到唐军会直冲过来，顿时阵脚大乱，被迫后撤30里安营扎寨。唐军虽然勉强打退了叛军的进攻，但并没有解除叛军对奉天的包围之势。而且守卫奉天的唐军兵力远不及朱泚人多势众，如果就这样守下去，奉天城沦陷是早晚的事情。迫于奉天城形势危急，李适急令距离奉天较近的灵武镇留后杜希全带领人马入援。杜希全即将到达时，李适召集朝臣商议杜希全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才能避过朱泚的大军进入奉天城内。当时浑瑊认为奉天城西北的漠谷道险谷峡，叛军容易在那里埋伏，不如从乾陵北面绕过，行军到奉天城东北扎营，这样可以与城内遥相呼应。但卢杞却认为，从乾陵边上通过，会惊扰陵寝，现在奉天危急，杜希全究竟是个什么想法，谁也拿不准，所以一定要谨慎。生性本就多疑的李适最终还是采纳了卢杞的建议，让杜希全从漠谷行军。但事实证明，朱泚早已经在通往奉天的各个要道埋下伏兵，其中就包括漠谷。十一月三日，杜希全带领1万人马经过漠谷时，遭到了朱泚人马的伏击。叛军用弓弩巨石在山上向峡谷内的杜希全的人马进攻，杜希全损失惨重，不得已退到榷州（今陕西彬县）驻扎，第一波援救奉天的人马就这样在李适和卢杞君臣二人的猜忌之下，被朱泚轻而易举地打败。奉天城从十月初被围到十一月初为止，一个月的时间城中粮食已经基本耗尽，李适派人出城打探敌军的情况，得到的消息是朱泚完全没有退却的意思，这期间叛军也曾几次攻城，但均被唐军打退，后来朱泚干脆来个围而不打，目的就是想困死李适。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十一月八日李怀光领兵5万从河北启程赶赴奉天援救，渡过黄河后在朱泚身后的蒲津城驻扎。与此同时，身在河北助战的神策军将领李晟也带领人马赶来援救。由于叛军将奉天通往关东的道路封死，所以李晟只能翻越太行山的飞狐关（在今山西涞源县），昼夜兼程经代州（今山西代县）雁门关南下，从河中府西渡黄河进入关中，进驻长安以北的东渭桥，在朱泚的西侧形成威胁。两天后神策军兵马使尚可孤领兵三千从武关（今陕西商南县）成功偷袭朱泚在要道埋伏的守军后，进占长安东南的蓝田（今陕西蓝田）。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趁着朱泚围攻奉天之际，领兵从潼关收复长安东侧的华州（今陕西华阴县），成功扼制住了朱泚大军东去的要道，朱泚多次派兵攻打骆元光，却因为分兵太少的缘故未能得手。从战略角度来看，潼关和华州的成功坚守，对于阻断朱泚与身在河北、河南战场的田悦、王武俊等人的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由于各路援军的援救，唐军在战略上渐渐对朱泚形成合围之势。朱泚十分清楚奉天城对于每一路人马的关键意义，如果奉天陷落李适被俘，则意味着唐军无论有多少路援救人马也是白搭。所以他不顾留守长安的李忠臣的一再求援，决定集中全力攻陷奉天，为了攻陷奉天朱泚将可以利用上的攻城利器全部用上，但由于李适曾经对奉天城加固，使得朱泚一连五次的进攻均被打退。十一月十四日，朱泚改变策略，由先前的集中攻打一门，改为分兵攻打各门，其中着重攻打南门。韩游环知道朱泚是想分掉奉天城的兵力，于是率领人马在城东北部严密布防。转天叛军利用云梯开始向城墙逼近，朱泚为了防止出现首次攻城时遭遇的火攻，提前让士兵用浸湿的毯子覆盖在云梯上，并悬挂水囊防止城上投下火种，叛军人多势众，爬上云梯开始登城，守城将士拼命向下射箭和投掷火炬，但因为朱泚事先做了准备，所以对云梯基本没有损伤，与此同时叛军在奉天城各门均采用此种方法攻城，本就兵力极少的守城唐军不得已与登上城头的叛军展开肉搏战。身在行宫之内的李适隐约可以听见厮杀声，这位缺少历练的皇帝担心城将陷落，不禁痛哭起来。虽然守城的士兵一次次大量砍杀已经登上城头的叛军，但由于连日作战伤亡极大，看起来奉天城似乎危在旦夕。就在这危急存亡关头，李适得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进驻蒲津的李怀光正在向奉天急速赶来，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李怀光的到来让李适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他发布诏书鼓舞奉天军民坚守城池，告诉他们李怀光带领人马即将前来援救，在这样的一种鼓舞下，奉天城始终在坚守，终于在五天后迎来了李怀光的人马。李怀光率军从蒲津关直指长安北面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沿着关中平原北面向西突进，十一月二十日，进抵奉天以东的醴泉（今陕西礼泉），由于其行军速度极快，完全超出了朱泚的预料，所以其在要道埋伏的人马被李怀光成功偷袭，进而形成李怀光与奉天城对叛军的夹击之势。直到现在为止，叛军围攻奉天城一连四十余天也已经呈现出疲态，所以在得知李怀光前来援救后，朱泚担心受到前后夹击，所以不得已下令撤回长安。值得一提的是，朱泚撤走的时候，奉天城内已经是弹尽粮绝，如果李怀光再晚到两天，奉天城定会陷落。李适被困奉天是他平生最危险的关头，由于他在对待河北、河南藩镇的决策上浮躁冒进，从而犯下了一个又一个战略错误，使自己几乎陷于绝境，更让大唐帝国自安史之乱以来第二次险遭覆没。奉天城解围后，很多朝臣纷纷上表向李适祝贺，但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却上疏李适，提出了不同意见：“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泚败亡，忧患还在前头。”事实证明，贾隐林的眼光十分独到，他所说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变为现实。第十二章动乱余波避难山南李怀光从河北迅速率兵入援解救了奉天之围，使得李适转危为安，这让李适十分高兴。但李怀光生性鲁莽，在从河北向关中进军的途中，经常对手下人说，宰相卢杞、户部侍郎赵赞、神策军使白志贞都是奸佞之徒，现在天下大乱都是这帮人造成的，等到解了奉天之围面见天子时，一定请求诛杀他们。这些话很快传到了宰相卢杞等人的耳朵里，由于李怀光手握重兵，所以以卢杞为首的朝臣们很惧怕李怀光。奉天解围之后李怀光认为自己立下大功，皇帝李适一定会用最高礼仪接见自己。而李适的本意也是如此，但卢杞等人却担心李怀光见到李适后，会真的请求皇帝陛下诛杀自己，所以卢杞、赵赞一起面见李适，开始为李怀光挖坑。“李怀光解了奉天之围，确实立下了大功，现在朱泚士气低落，如果能让李怀光一鼓作气收复长安，则可以一举平定叛乱。但现在要是让李怀光觐见陛下，他在奉天停留时间过长，等到朱泚做好了防守长安的准备，再想收复恐怕就不容易了啊！”李适刚刚摆脱奉天之围的尴尬处境，生性急躁的他无时无刻不惦记长安的情况，听到卢杞等人的建议后，李适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没有过多思考，就下诏告诉李怀光不必觐见，迅速领兵进驻长安西面的西渭桥，和神策军将领李晟共同收复长安。李怀光收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彻底愤怒了！作为郭子仪的老部下，李怀光在李适即位后逐渐冷落郭子仪的情况下，心中始终存有心结。虽然李适并没有用“站队”的概念来看待李怀光，依然重用他，但性格直率的李怀光依然为老领导郭子仪打抱不平，认为郭子仪受到冷落是因为卢杞、赵赞等人向皇帝进谗言的结果，他始终想为郭子仪报仇，所以才说出请求皇帝诛杀卢杞等人的话语。现在皇帝陛下居然都不和自己见上一面，这让李怀光十分恼怒，而且感到前途黯淡，于是在简单整顿兵马后，李怀光离开了奉天，在长安西郊咸阳屯兵不动。进驻长安西郊后，李怀光迟迟没有收复长安的意思，他向李适上疏陈述卢杞等人的卑劣行径，希望李适能够警醒。诸多朝臣也纷纷上疏，认为现在国家动荡卢杞等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李怀光和诸多朝臣的努力下，十二月二十九日，李适不得已下诏贬卢杞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司马，白志贞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赵赞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按说李适已经做出了姿态，但李怀光在咸阳足足屯兵两个月，丝毫没有向长安进军的迹象。这两个月的时间使得朱泚在长安重新稳定住阵脚，将国号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看到朱泚逐渐强大，让逼迫皇帝的李怀光内心十分不安，在他看来，目前皇帝还需要自己平叛，所以自己有充分的利用价值。如果朱泚一旦败亡，自己定会遭到秋后算账，于是他开始有了叛唐之心，秘密地与朱泚开始联系。李适见李怀光迟迟不肯动兵，多次派使者前去督促，但李怀光总是找理由推三阻四，让李适十分不满。为了防止出现变故，李适让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人马进驻咸阳，名义上归李怀光统辖。但李晟察觉出李怀光有异心，上疏请求李适让自己移军长安西渭桥驻扎，却并没有得到李适的批准。不过李适这次吸取了一些先前的经验教训，并没有立即动怒，而是让翰林学士陆贽去咸阳宣慰李怀光。名为宣慰，实为窥探。应该说陆贽很好地完成了李适交给的任务，回来后为李适提出了一个对后来战局发展影响深远的建议。陆贽在宣慰李怀光的同时，他看到了李怀光虽然按兵不动，但其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每次部下提出迅速进兵长安的建议时，都会遭到李怀光的痛斥，而且对于李晟的到来，李怀光显得十分轻视。陆贽认为现在皇帝李适已经对李怀光十分容忍，但李怀光的所作所为对李适实乃大不敬，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节制他，一味姑息求安，恐怕最后变故难测。现在李晟请求移兵，李适应该赶快同意，否则李晟的人马定会被李怀光兼并。陆贽的建议得到了李适的批准，于是李晟得以从咸阳撤出，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李晟的人马挽救了再一次深陷困境的李适。李适对于李怀光的态度可谓是十分矛盾，他意图前往咸阳督军各镇收复长安，却被李怀光认为是效仿汉高祖游云梦。所谓汉高祖游云梦是指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上报韩信谋反，结果刘邦采用陈平的计策，巡游云梦泽大会诸侯，等到韩信前来拜见的时候，一举擒获韩信。李怀光认为李适前来咸阳恐怕也怀有当年刘邦的想法，所以加紧了叛唐的准备，在给李适的各种奏疏中言辞颇为不逊。李怀光的态度让身在奉天的李适大为惶恐，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决定前往咸阳的想法让李怀光忧虑。在李适看来，李怀光越来越不敬的态度，恐怕是他怀疑有人在自己面前进谗言，为了打消李怀光这种顾虑，李适在兴元元年（784年）二月二十三日，特地下诏升迁李怀光为太尉，并赐他免死铁券。李适本以为外贬卢杞等人和升迁李怀光的官职，会让安抚住李怀光，但事实却是当使者到李怀光那里宣读诏书和赐给铁券时，李怀光愤怒地将铁券扔在地上，然后说了句彻底与朝廷决裂的话：“皇上难道怀疑我吗？人臣造反赐给铁券，怀光没有造反，今天却赐铁券给我，这是要我造反啊！”使者连夜回到奉天将李怀光的态度告诉李适，李适听后大为惊讶，他本来指望自己一连串的忍耐，会换来李怀光的悔过，但却事与愿违。现在的局势是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的可能，但李怀光如果回师反攻奉天，那将是天大的麻烦。所以，李适产生了离开奉天的想法。当时韩游环在奉天掌兵，韩游环是李怀光的老部下，所以李怀光派使者和韩游环联络，想让他在奉天叛变，充当自己的内应。一直对唐廷忠心耿耿的韩游环上报李适，并建议李适名义上继续提升李怀光的官职，但罢去其兵权，让各军将领不再受他的调度，这样即使李怀光发动叛乱，危害也会减轻，但对这个建议，李适始终摇摆不定。李怀光动员韩游环造反，可是迟迟等不到这个老部下的行动。于是在二月二十六日他又准备派遣部将赵升鸾潜入奉天，让他在奉天城中充当内应。可是赵升鸾也将李怀光的计划报告给了奉天城中的浑瑊，鉴于李怀光距离奉天实在太近，浑瑊建议李适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梁州即是今天的汉中地区，位于秦岭南坡和大巴山之间，当时与关中地区的交通以栈道相连，可谓是险阻异常，而且距离长安更为遥远。李适其实是不想去梁州的，但在朱泚和李怀光的双重压力下，似乎也只有这一条较好的退路，所以他只能委曲求全地前往梁州避难。离开奉天城的那一天，当走到渭水河准备南渡的时候，李适遥望京城长安的方向，不住的对身边的大臣哽咽地说道：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势，言罢李适的眼泪夺眶而出。当时谁都明白李适是在比喻自己未来可能会像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偏安一隅，其实朝臣们心中对今后何去何从，以及平定叛乱重回长安同样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个问题犹如沉重的石头压在李适及其诸多朝臣的心上。李适在前往梁州的路上一度想效仿先辈李隆基避难成都。如果不是神策军将领李晟极力劝阻，恐怕当时大唐帝国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收复长安李适在李怀光的威胁下前往山南避难的消息传到长安后，留在长安的诸多唐朝官员顿感唐室复兴无望，纷纷出来投靠朱泚，可以说朱泚在长安已经将自己的“国家”经营得有模有样。反观李怀光这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威逼皇帝李适避难山南之后，他的许多部下认为李怀光实属大逆不道，所以纷纷背叛了他，其势力日益弱小。先前朱泚看到李怀光实力强劲还颇为忌惮，等到李怀光犹如秋天的蚂蚱时，朱泚于是用皇帝的身份给李怀光下诏，将他当作自己的臣子。面对朱泚的欺辱，李怀光十分愤怒，但苦于实力无法与之相抗，于是烧掉军营向东进发，抢掠关中东部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等十二个县，最后撤到黄河东岸的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驻扎。李怀光和朱泚反目，对李适是个好消息，但当时很多军队不是按兵不动坐观其变，就是跟随李适一同前往山南，能留在关中坚持抗敌的只有神策军将领李晟。李适在前往山南的路上时，让李晟的部将向其传达口头诏命，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希望李晟能够跟随自己前往山南护驾。但李晟接到口谕后，却哭拜在地说道：“长安是京城，是大唐的根基所在，如果都跟随陛下去避难，那谁来收复长安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晟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收复长安迎回皇帝。我们不能否认李晟的决心，也不能否认李晟的兵马之强壮，但其四周皆
，待戎军主力进入伏击圈便迎头痛击。戎军先行者遇伏，必将四处逃散，而后继者自身难保，更不会相救。如此，我军可获全胜！”兵法并不深奥，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寤生的担忧，正是基于对自身缺点和对敌人优势的认识；而公子突的回答，切中了戎军的弱点，并根据其弱点提出了应对之策。寤生采纳了公子突的意见。这一战打得干净利落，一如公子突所料，北戎军前锋遭到伏击之后即刻崩溃，郑军大将祝聃率军冲出，将北戎军截为三段，各个击破。北戎军全军溃败，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这一战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对郑国威胁。环顾四周，寤生的江山一片太平。就在寤生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令由右卿士虢公全权代理王室政事，从而将左卿士郑伯完全架空，实际上也就是将他驱逐出王室政局了。周桓王与寤生之间积怨已久，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周桓王选择在这个时候对寤生动手，让人难以理解。首先，郑国现在正处于全盛时期，国力强大，政治清明，军事过硬，外交如鱼得水，连齐国和鲁国这样的大国都争相讨好郑国，昔日的宿敌宋国也变成了朋友，陈国变成了姻亲，北戎被打得落花流水。毫不夸张地说，寤生虽然没有称霸，实际上已经领袖群伦，成为中原国际事务的主导者，比之后世的齐桓公、晋文公也毫不逊色。其次，自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任命虢公担任右卿士以来，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一直是礼让有加，甚至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向寤生提出，要以王室的温、原、絺（chī）、樊等十二座城邑交换郑国的邬、刘、蒍（wěi）、邗（hán）四邑，这是一笔看似有利于郑国、实际上带有欺诈性质的交易，因为周桓王开出来的这些土地，虽然都在王畿之内，实际上并不是王室的资产，而是畿内贵族苏氏的传统领地。苏氏占有这些领地，可以追溯到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周武王封苏忿生为司寇，同时将这些土地赐给了苏氏家族。现在周桓王要用苏氏的领地交换郑国的土地，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不但对苏氏不公平，也对郑国不公平。而事实上，王室将郑国的四邑划走之后，郑国也没能从苏氏手中得到天子许诺的十二邑。有人对此评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的准则，是礼义的常规。拿着并非自己拥有的东西去送给别人，难道还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吗？”虽然吃了一个哑巴亏，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仍然恭顺。这种恭顺，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日趋成熟，虽然他至今没能如后世的管仲一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实际上他已经明白，王室虽然衰微，却仍然是一张不可替代的王牌。在很多事情上，如果打着王室的旗号去做，就很顺利；如果得不到王室的支持，甚至被王室暗中拆台，就障碍重重，处处遇敌。因此，他很看重自己那个周王左卿士的身份，不希望因为些许土地就与王室闹翻。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王室这门近亲的感情也越来越接近，同宗同种的归宿感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了一丝叶落归根的人间晚情——他毕竟老了，如果在黄泉路上遇到周朝的列祖列宗，他希望自己能够坦然面对。然而，周桓王似乎将寤生的逆来顺受视为人到晚年的软弱，偏偏在寤生笑得最和煦的时候，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全天下人都静静地等着看热闹。寤生的反应，却是再一次保持沉默，只是取消了当年朝觐天子的计划——这在当时只能算是很微弱的一种抗议，要知道，普天之下，偶尔来朝见一下天子的诸侯都已经很少了。有理不打笑面人，寤生做到这个份上，周桓王如果及时收手，事情还不至于不可收拾。但是，他紧接着发出另一道命令：整顿军备，讨伐郑国！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来，所谓王室的军备就是一只纸老虎，这是普天之下都知道的。否则的话，公元前720年郑国派人到王室的领地割禾夺麦，王室也不至于闭城自守，任其自由行动。现在，事隔十三年，郑国的军力比往日更胜一筹，而王室的势力一如继往地向下沉降，此消彼长，天子难道有把握打赢一场侵略战争吗？毫无疑问，他没有把握。既然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主动出击？答案是：周桓王想赌一把。但是他要赌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赌那个姬寤生究竟敢不敢放手与自己一搏。他毕竟是天子啊！寤生这些年来逆来顺受，连续吃亏都不吭气，不就因为他是天子吗？不就是想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一个尊王的良好形象吗？现在天子带兵打过来了，他还能够怎么办？寤生如果奋起反抗，那就是对天子不忠，煞费心思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必定轰然倒塌；如果俯首听命，那就得听从天子的发落，承认自己的错误，乖乖跑到雒邑去朝觐天子，这在天下人面前也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周桓王将一个两难的题目交给了寤生。当然，周桓王之所以悍然动武，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周桓王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将才，也有一定的指挥能力（这一点很快可以得到证明），但是长期以来，他都没有机会一显身手，因此从他内心深处讲，他是很愿意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才能的。讨伐郑国的部队匆匆组成。周桓王亲自率领中军，也就是王室的嫡系部队；虢公林父率领右军，主力是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周公黑肩率领左军，主力是陈国军队。如果将王室视为联合国的话，这次参与河雒风暴行动的联合国军大概就是由赤道几内亚、津巴布韦和爪哇等几个国家派出部队组成的吧。卫国与郑国多年为敌。蔡国自当年参加东门之役，与郑国之间就存在不友好的回忆，一直未能消解。而陈国作为郑国的姻亲，之所以也派出军队参与讨伐，是因为不久前陈桓公去世，公子佗杀死了世子免而自立为君，陈国人心涣散，因此公子佗想通过效力王室而获得承认。面对来势汹汹的王军，寤生没有作太多的思想斗争，下令动员部队，起兵抵抗。两军在濡葛（今河南长葛）相遇并发生战斗，因此这一战又被称为濡葛之战。王军摆出的是传统的左中右阵型，以中军为主力，左右两翼为掩护，四平八稳，整齐有序。这也是中原各国当时普遍采用的阵型，比较适合以车战为主的战争环境。一般来说，战斗打响之后，双方的主力部队将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敌阵，利用战车的冲击力撕破敌人的防御，击垮敌人的斗志，而两翼的掩护部队进行左右包抄，乘虚而入，扩大战果，最终以三股合力将敌人击溃。但是，郑国军中有一位战争天才，那就是寤生的儿子公子突，他反对用传统的阵势迎击王军。公子突对寤生说：“从王军的阵型分析，其弱点是左翼的陈军，因为陈国刚刚发生内乱，民心涣散，军心自然不稳。我们如果先打击陈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击溃。陈军崩溃后，天子的中军受到影响，必然慌乱，而且波及右翼的蔡军和卫军。蔡、卫两军屡次败于我军，斗志不强，见势不妙，也会跟着陈军逃跑。这样的话，我军就可以集中力量进攻天子的中军，三面夹击，一举击破。”公子突的建议，实质上是加强郑军左右两翼的力量，特别是加强左翼的力量，率先击破王军右翼，然后击破王军左翼，最后才围攻王军的中军。寤生听从了公子突的建议，派世子忽为右翼，祭仲为左翼，自己则在原繁、高渠弥的护卫之下，率领相对薄弱的中军，摆出了所谓的“鱼丽之阵”。关于鱼丽之阵是个什么玩意儿，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鱼丽就是鱼鳞，战车和步卒层层相附，互补缝隙，称之为鱼丽之阵；有的说鱼丽就是鱼网，鱼丽之阵的确切形态，是左右两翼向前张开，处于进攻态势，而中央部队相对靠后，处于防守态势。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后一解释似乎更为准确，因为战斗一开始，郑国的左右两翼就率先发动进攻，中军则坚守阵地，以待时机。果然如公子突所料，陈、蔡、卫三国军队一触即溃，周桓王的中军也随之混乱。乱军之中，郑国的猛将祝聃张弓搭箭，瞄准周桓王，一箭射中了他的肩膀！周桓王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为这次失败的讨伐挽回了一点面子。虽然左右两翼都已经溃逃，他本人又身受重伤，但仍然咬紧牙关伫立在战车上，指挥部队坚守中军阵地。临危而不乱，可见天子并非无能之辈，确实是有一定的指挥能力的。战场上纷纷乱乱，血肉横飞，王军士兵在郑军的攻击下不断倒下。周桓王如同一尊石像，既不躲避飞来的冷箭，也不理会左右护卫的劝说。那一刻，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是祖辈们坚定的身影，大庙里那些写在一块块木牌上的显赫名字，仿佛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在他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他终于觉得自己像一位天子，或者说有着天子般的尊严了。他不明白，接下来的年代已经不再是天子的年代，而是权术家、阴谋家、政客、外交家、军事家的年代。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一种叫做改革家的人物，他们几乎将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位受着传统的周礼教育长大的尊贵人物，势必在历史的大潮中被席卷而去。但至少在当时，他这种悲壮的姿态，即使在寤生看来也是值得尊重的。当祝聃前来促请发动全军进攻，一举消灭王军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下令：“退军。”“退军？”祝聃几乎要从车上跳起来。“没错。”寤生说，“以多欺少不是君子所为，何况对手是天子！我们打这仗只是为了自卫，能保住祖先的江山社稷，就已经满足了。”他把祝聃的耳朵揪过来，低声骂道：“你这头蠢驴，刚刚那箭已经够悬了，你难道还真想置天子于死地，让我在天下人面前落得个大逆不道的骂名？”当天夜里，寤生派祭仲代表他到天子的军营中慰问天子和诸位王室大臣。打一巴掌，再给颗糖，是郑庄公用来对付天子的最有效策略。如果不给巴掌，光给颗糖，天子就不太受用，会主动找上门来讨要那巴掌，然后郑庄公再给颗糖，才能将此事了结。公元前707年发生濡葛之战，是春秋时期由王室主导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自此之后，王室偃旗息鼓，断绝了征伐的念头，即使是到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年代，那些新兴的霸主们主动前来讨好王室，抬高王室的地位，请天子出面领导他们讨伐征战，王室也仅仅是象征性地派出小股部队，不再掺合诸侯们的战争游戏。寤生成为了这次战争的绝对赢家，不只是战场上的胜利，更是政治和外交上的胜利。毛泽东曾经说过：“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毛泽东本人在国际斗争中的策略，用六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而寤生在濡葛之战前后的表现，正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典范。首先，濡葛之战不是他主动挑起的。虽然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他的利益，他都保持了一颗平常心，处处忍让，仅仅采取了有限抗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有理。其次，在濡葛之战中，他采用公子突的战术，大胆创新，推出鱼丽之阵，将王军打得大败而归，再一次打出了郑军的威风，这是有利。最后，在濡葛之战中，他没有乘胜追击王军，而是网开一面，放了天子一马，又在战后派祭仲前去安抚天子那颗受伤的心，进退有度，获得天下人的好感，这是有节。后世的专制统治者和御用文人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往往将濡葛之战视为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一场战例。然而，《史记》的记载很客观，明确指出，这场战争不过是“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既然是自救，而且也没有防卫过当，应该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吧。【郑庄身后，一山不容二虎】公元前709年，鲁桓公即位的第三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一年秋天，鲁桓公迎娶了齐僖公的女儿文姜，成为了齐僖公的女婿。齐僖公显然对这桩婚事十分重视，亲自送女儿出嫁。但是这种高调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十分失礼的行为。《左传》对此作出了解释：第一，但凡诸侯国的公主出嫁到“敌国”（即地位相等的国家），都应该派大臣送亲。如果这位公主是现任国君的姐妹，则派上卿送婚，以表示对先君的尊重。第二，如果出嫁的是现任国君的女儿，则派下卿送婚。如果公主出嫁到大国，即使是现任国君的女儿，也要派上卿送婚。第三，如果是嫁到天子家里，则众卿全体出动送婚，国君本人不去。如果公主出嫁到小国，只派上大夫送就行了。一句话，公主无论嫁到哪里，国君都没有必要亲自送亲，否则就是失礼。说起这位文姜公主，乃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原本齐僖公是打算将她许配给郑国的世子忽的。当时，郑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在齐、鲁、郑三国同盟这个铁三角中，郑伯寤生也是一个最核心人物，齐僖公希望通过婚姻这种形式来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希望和郑国的下一代建立感情，将这种友谊持续下去。而站在郑国这个角度，如果能够通过婚姻加固与齐国的同盟，对于郑国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无疑也大有好处。世人看来非常一桩美满的婚姻，世子忽却婉言谢绝了。他的理解是：“结婚要门当户对。齐国是大国，郑国是小国，我如果娶了齐国的公主，人家会觉得我高攀了齐国。人要自求多福，凡事靠自己，靠岳父算什么本事？”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世子忽的想法无可挑剔，甚至很令人钦佩。但《左传》论及此事，评论是“善自为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意思是，世子忽只顾洁身自好，没有站在世子的立场上考虑国家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世子忽这个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点孤高。这种孤高，在他父亲寤生的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影子——遗传这玩意儿，确实让人难以捉摸。公元前706年，北戎入侵齐国。因为郑国有打败北戎的经验，又是齐国的盟国，齐国派人向郑国求援。寤生派世子忽率领军队前往齐国救援，大败北戎军，杀敌三百余人，并虏获两名首领大良和少良。那个年代，郑国的军队真是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是当之无愧的威武之师、雄壮之师。郑国的强大令世人瞩目，世子忽的英武善战更令齐僖公青眼相加。齐僖公放下架子，再一次向世子忽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此时距文姜嫁给鲁桓公已有四年，但是没关系，齐僖公有的是女儿，没嫁出去的更年轻更可爱，只要世子忽愿意，买一送一也不成问题。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世子忽再一次拒绝了齐僖公的美意。如果说前一次拒婚还情有可原，这一次拒婚则未免太偏执了。祭仲私下批评世子忽说：“娶齐国的公主有什么不好呢？娶了齐国公主，您就是齐侯的女婿，如果有什么事，齐国就是您的后盾。上次您说门不当户不对，又怕大国公主不好应付，我们也就姑妄听之。这次您有恩于齐国，齐侯又那么殷勤地想把女儿嫁给您，谁还能对您说三道四呢？再说了，您要好好想想，主公并非只有您一个儿子，那几位公子也非泛泛之辈，您要想在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否则的话，主公百年之后，谁当郑国的国君，还很难说呢！”祭仲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世子忽没办法反驳，搪塞道：“当年我没为齐侯做什么事，都不敢娶他女儿，现在我奉了主公之命前来救援齐国，如果带个老婆回去，老百姓见了，难道不会说我打仗是为了人家的女儿？你叫我把脸往哪搁？”世子忽死活不愿意娶齐僖公的女儿，其实另有隐情。公元前716年，世子忽已经娶了陈桓公的女儿妫氏为妻。虽然那也是一桩政治婚姻，世子忽对妫氏却十分喜爱，还没来得及举行结婚仪式，就和她圆房了，这在当时传为笑谈。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妫氏对于世子忽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否则的话，世子忽既然这么爱面子懂礼数，为何会猴急着与她上床呢？世子忽与妫氏做了十年夫妻，一直琴瑟合谐，感情相当不错。当然，他也不可能只有妫氏一个女人，肯定还有其他的侧室，但这些侧室都不能危及到妫氏的地位，因此相安
了阿台就是此城之主，于是所有人都奔着阿台的人头去了，阿台很快被杀死，古勒寨被拿下。这些渔猎民族降而复叛是常事，李成梁下令“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这其中被杀的包括努尔哈赤的堂姐、爷爷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明军共斩杀2222人，4个“2”的斩首结果预示着什么？明朝二死了？不！从这一刻起，明朝彻底为自己埋下了掘墓人。惊闻噩耗，努尔哈赤前去质问明朝官员：“我父亲、爷爷为什么被害？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明朝官员的回答是：“非有意也，误耳！”对于一个母亲早已去世的人而言，自己的父亲和爷爷同时被杀，原因只是误会的回答，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接受的。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此时努尔哈赤的心情想必与伍子胥得知父兄被楚平王车裂时心情一样，恨不得有朝一日带兵杀来，手刃仇人。但不一样的是，伍子胥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儒家从道不从君、为父报仇天经地义的理念，而努尔哈赤身上则是一种无可调和的民族仇恨。掀起冲天大火的往往只是一丝火星，想见微知著、洞若观火，真的太难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丝火星会燃烧，哪一片云彩会下雨。就因为这该死的一个人——王杲，不该死的两个人——觉昌安、塔克世，明朝敲响了自己的第一声丧钟。杀人如麻的李成梁没有把努尔哈赤变成这次战斗的第2223颗人头，他也没有因为努尔哈赤的自投罗网而杀他，李成梁或许早已想通，单凭脚上有七颗红痣就断定眼前这个壮硕的蛮夷之徒今后能当天子，显然是不太靠谱的。越是行军打仗的人，越是唯物主义者，越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什么无厘头的天子气。于是李成梁给了努尔哈赤三十份敕书，三十匹马，并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敕书就是贸易许可证。此时，明朝跟蒙古人开放互市，有贸易，因为明朝可以从蒙古人那里买到马，而明朝跟女真人做生意能买到什么？蘑菇？这个太常见了，狗熊？这个有用吗？东北虎？——所以，明朝不愿意跟女真人做定期贸易，只是对于特定的招抚对象才颁发敕书允许其贸易，三十份敕书就是允许努尔哈赤干三十笔买卖的凭证。努尔哈赤收下了敕书、马和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委任状，回到家中（森林中的小木屋，可能跟动画片《熊出没》中光头强的住所差不多），召集族人，杀牛祭天，拿出祖上流传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宣布起兵，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当然，努尔哈赤的起兵并不是要跟明朝撕破脸，毕竟王杲、阿台的前车之鉴不远，他的起兵指的是从此自立门户，有自己的独立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就在努尔哈赤起兵的同时，李成梁却在不断为他扫清障碍，此时努尔哈赤的作为在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李成梁的行动则对于日后整个中国历史有巨大影响。李成梁认为，北方的少数民族边患永远不可能解决，人是杀不绝的，只要人在，就能反叛，就如鲁迅在《花边文学》所说：“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是极少的。”李成梁唯一能做的就是哪个强大就干掉哪个，始终维持动态均势平衡。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中，建州女真最强者王杲已经被干掉，野人女真还没进化好，完全对人类不构成威胁，于是李成梁将打击的目标对准了海西女真。海西女真主要分为四部——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叶赫部。所以李成梁用兵的重点就指向了叶赫。公元1583年12月，李成梁利用叶赫贝勒清佳努和杨佳努到开原进行一次马市贸易的机会，事先在贸易地点埋下了伏兵。叶赫部来了两千人，守军拦住他们，“你们人太多了，不能全部入城。”清佳努是个实在人，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就只带三百人入城，可是当他入城后，却发现，这里没有商人，没有小贩，只有一片空地。清佳努脑子里猛然浮现出三个字——上当了。突然一声炮响，明军从四面杀出，三百叶赫部当场全军覆没，城外明军也杀出，此战明军斩首一千二百五十二人，夺马一千零七十三匹。叶赫部元气大伤。万历十五年（1587年），李成梁进攻哈达部，也将其杀得大败，至于乌拉部、辉发部，实力弱小，不在李成梁的兵锋之列。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成梁再度出兵叶赫，作战最勇敢的是沈有容，他接连斩杀敌军数人，所乘战马中箭而死，又换了两次马，皆被敌兵箭矢所伤，沈有容的右腿也中了一箭，一下子站不起来了。可是叶赫的士兵因为见他铠甲鲜亮，没有杀他，用挠钩将他钩住，想要拖他入城，把铠甲从他身上扒下来后再杀他。女真人素缺铠甲，像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也算一部之长，却也仅留下遗甲十三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宁远副将祖成训杀到，救了沈有容一命。收兵后第二天再战，沈有容用红夷大炮炮轰叶赫部的营寨，很快将敌营炸塌了，最终叶赫部乞降。这场战斗其实就是明史上很平常的一场战斗，我真正想说的是沈有容，正是他日后在台湾打退日本人，从荷兰人手中兵不血刃收复澎湖列岛，当然，这是后话。在李成梁打击女真出头鸟的同时，努尔哈赤在李成梁面前拼命表现自己的忠诚，《山中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不只是立功，据《明实录》记载，努尔哈赤把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妾，故而当时有百姓说“奴酋女婿做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努尔哈赤还经常给李成梁送礼，东西是一车车地拉，用孟森《清史讲义》的话说，“太祖（努尔哈赤）之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而李成梁本人此时也日渐腐化，据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记载，李成梁的家院“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妓者至二千人，以香囊数十缀于系袜带，而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十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明经世文编》卷四二八中，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记载了李成梁家丁的胡作非为：“每丁军所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马蹄经过，鸡犬一空。民谣有云：若遭建虏（努尔哈赤）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此时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与李成梁截然相反，他在不断打着李成梁的旗号去吞并建州女真其他各部，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浑河南岸努尔哈赤率步骑五百，征讨哲陈部。时洪水泛滥，行军困难，努尔哈赤遂令众兵回寨，只带八十人继续北进。努尔哈赤所派侦察兵未能及时报告敌情，八十骑兵行至浑河附近时，他才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的是哲陈部八百敌军。如果是一万人面对十万人的话，打起仗来只要用兵得当，将略过人，其实还是有希望取胜的，而八十人面对八百人就不一样了，重量级的差别使得兵法在此时用不上了，加一起不足一千人，这更像是打群架而不是打仗，打架讲究人多，打仗才讲究兵略。打架时有本葵花宝典即可，而打仗时才用得上《武穆遗书》。努尔哈赤亲执大旗率先进战，率领八十人冲杀八百敌军，结果显而易见，敌阵岿然不动。怎么办？跑？岂能跑得掉！努尔哈赤横下心来率弟弟舒尔哈齐和两名勇士，共四人杀出包围，掉头拈弓搭箭，连续射死二十多人。与此同时，他派人去报知那回军的五百人，让他们快速赶来。敌军因努尔哈赤连续射死二十多人，无一人敢靠近，阵营大乱，纷纷渡河逃命。努尔哈赤稍作休息，待自己的五百名部下赶到，继续追敌，全歼八百敌军。努尔哈赤以四人击败敌军八百人，创造战争史上奇迹。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攻打鄂尔浑部，昔日杀父仇人尼堪外兰就在这个部落，当初就因为尼堪外兰在城下的喊话最终导致努尔哈赤的父祖被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努尔哈赤单枪匹马就冲进了鄂尔浑部，他身上受伤已三十多处，前胸也被箭镞射中，箭镞在肩胛骨的位置上穿透而从后肩露出，一身是胆的努尔哈赤却浑然不觉，接连射杀八人，最终攻克鄂尔浑部。尼堪外兰却在混战中得以幸免，逃到了抚顺，为明军收留。努尔哈赤大怒，一连杀死十几个汉人以泄愤，而后又抓住六名中箭的汉人，把尚未拔下的箭镞更深地插入他们的伤口，让肉体带着箭镞的他们去抚顺作为信使来索要尼堪外兰。此时的尼堪外兰对明朝而言已毫无价值，明朝抚顺官吏回话说：“尼堪外兰既入我城，岂有送出之理？你可自来杀之！”努尔哈赤怕明朝借机设伏，于是派四十人前往，自己没有亲自前去，事实证明努尔哈赤多虑了，明朝把尼堪外兰送到城下，然后四十人一拥而上把尼堪外兰剁成肉泥。努尔哈赤把名义上的杀父仇人干掉了，但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因为在他心中，真正的杀父杀祖敌人是明朝。努尔哈赤不只是懂兵略，而且有心胸，他在打翁克罗城时被敌军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流到脚面，努尔哈赤拔下箭，并用拔下的箭回射敌人。这时有一个人叫罗科，一箭射中努尔哈赤的脖子，这支箭镞卷曲如钩，努尔哈赤拔箭时把肉都带下来了，他一手捂着创伤，一手拄着弓，一步步走，不久昏迷。醒来后努尔哈赤的部下已攻下该城，生擒射中努尔哈赤的二人，部下打算用乱箭将其射死，努尔哈赤说：“两敌交锋，志在取胜，他为了他的主人来射我，现在为我用，不就会为了我而射敌人吗？如此勇敢之人如果死在阵前尚且可惜，怎能因为给我报仇而杀死？”于是为二人松绑。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在成吉思汗身上早已发生过。公元1201年，成吉思汗（那时还应该叫铁木真）征讨泰赤乌部，铁木真被泰赤乌部的只儿豁阿歹一箭射中脖子，后来泰赤乌部被全歼，只儿豁阿歹被生擒，铁木真亲自为其松绑，并因其箭术高，赐名者别（蒙古语，意为箭），日后者别率军一直打到乌克兰。鄂尔果尼和罗科比起者别，当然是差得远，但后来二人的确为努尔哈赤拼命立功，成为他的生死勇士。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的用人之术。据《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说：“用人之道宜因人而异，人有所能就有所不能，有所善就有所不善，勇于战阵的人用于战阵，长于辞令的人用于出使，本领因人而异，岂能求全责备？”所以努尔哈赤麾下人尽其才，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努尔哈赤主张直言，他曾说：“为国之道，存心贵公，谋事贵诚，颁布法令，则以严为贵。如果不采纳大臣明智的谋划，轻慢法令，这种人就是国家的蠹虫。朕所言岂能都恰到好处？只要有不当之处，你等不要随声附和。朕一人才智有限，难道诸位贝勒大臣言论皆无足取吗？你等的见解一定要直言不讳。”（《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日渐壮大，成了建州女真其他各部的眼中钉，据《清帝外记》记载，努尔哈赤有天夜里睡觉，突然听见窗外有声音，他抄起刀来就准备砍，但又意识到，如果把刺客砍死，那么他究竟是谁派来的，就无从得知了，于是努尔哈赤瞬间调转刀锋，用刀背将刺客打倒，然后把他绑起来。此时侍卫方才赶来，见到努尔哈赤把刺客绑起来，便问：“他是要害您，当场就该杀了他，何必绑他？”努尔哈赤：“如果杀了他，他的主子还会派别人来的，倘因此酿成战争，我们寡不敌众呀。”随后努尔哈赤假装问这个刺客，“你是来偷牛羊的吧？”刺客一看，赶紧就坡下驴，便回答“是”。于是努尔哈赤把他放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努尔哈赤即将就寝，突然感觉心跳加速，他觉得要出事儿，赶忙跑进厕所，昏黑中看见一个人影，而后努尔哈赤拉弓以待，见此人逼近自己所在的地方，努尔哈赤一箭射中他的脚，他倒下了，此时侍卫们方才赶到。看来努尔哈赤的侍卫们实在太不靠谱，若不是努尔哈赤身手敏捷，怕是早就去见阿骨打了。侍卫们过来举火把一看，刺客还是上次那个人，大家都请求杀了他。努尔哈赤说：“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杀他容易生事，我怎能因杀一个人而给敌人借口来打我呢？”于是又把他放了，此后再没人行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实力在渐渐壮大，逐渐被麻痹的李成梁则剪除了女真各部的强者，事实上是帮努尔哈赤扫清了敌人，此消彼长中，辽东局势在发生变化。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山下的费阿拉城称王。其实费阿拉城只不过是一座三面崖壁，以木栅、山石筑成的山城，与女真各部首领的寨子相差无几。然而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定国政、创法制、练军队，打算一步步实现自己的野心。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进攻朝鲜，而朝鲜“人不知兵二百余年”，故而一触即溃。努尔哈赤听说朝鲜败绩后，在李成梁（从1591年起，由于身体原因，李成梁同志不再担任辽东都督佥事，赋闲在家）的指示下，派人联系朝鲜，说：“我建州有马军三四万，步军四五万（实为努尔哈赤吹嘘，此时努尔哈赤总兵力大约万余），皆精勇惯战，听说倭寇入侵朝鲜。我与贵国唇齿相依，愿出兵援助贵国。”朝鲜婉言谢绝。李成梁祖上是朝鲜人，据孟森《满洲开国史》的说法，李成梁有借助努尔哈赤的部队趁乱占领朝鲜以自立的想法，但我觉得，李成梁占领朝鲜以自立其实只是停留在想法阶段，家中养着两千妓女，妓女的袜子上都缀着香囊的李成梁，怕是没有太多精力去想割据一方的事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在朝鲜拒绝努尔哈赤出兵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他的强大引起了各部警惕，从明朝初年开始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就是女真最强大的部落，此时努尔哈赤的崛起成了叶赫部的威胁，于是海西女真叶赫部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让他把建州女真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自己。努尔哈赤拒绝，并说：“我乃建州，你乃海西，你国虽大，我岂肯去取？我国虽广，你岂得来分？”叶赫部于是派使者再来找努尔哈赤，说：“我主人要分你的地，你不给，要令你归附，你又不从，假如两国兴兵，我国之兵将踏入你的地盘，而你的兵安能进入我们的领土？”努尔哈赤大怒，说：“你叶赫部各贝勒何曾亲临阵前，与敌人马颈相交经历大战？过去我因为我的父祖被杀而向明朝问罪，明朝归还我父祖的遗骸，给我敕书马匹，此外还封我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龙虎将军，你们的主人清佳努和杨佳努也被明朝杀了，至今尸骨未收，更遑论明朝给你们补偿，你们有何资格在我面前口出狂言？你的部落四周都设有关隘边墙吗？我军蹈你之地如入无人之境，即使白天不去，夜里也能去，你们能奈我何？”于是双方彻底撕破脸，叶赫部和哈达、乌拉、辉发这海西女真四部，联合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以及长白山珠舍里、讷殷二部共九个部落共三万多人进攻努尔哈赤。面对强敌，努尔哈赤做了有条不紊的部署：在敌军的来路两旁埋伏精兵，在高山峻岭安放滚木礌石，在沿河狭窄道路设置横木障碍。布置完后他就睡了，他老婆富察氏把他推醒：“你吓傻了吗？人家大军压境，你还有心思睡觉？”努尔哈赤说：“我要是害怕，还能睡得着吗？以前不知道他们来的准确时间还有点惦记，这下他们来了，我也就放心了。”《清帝外纪》和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五记载了此事，每当读历史读到这种事时，我都会有很大疑问：努尔哈赤在床上和自己的女人说的话，这种事究竟是如何被历史记录在案的？再比如《史记》中公叔痤临死前屏退左右和商鞅说的那番话，项羽乌江自刎前与虞姬的最后一夜说的那番话，《左传》里刺杀赵盾前鉏麑的心理活动，等等，这些要么是死无对证，要么是在场者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不可能为外界知道的地方。而这些历史事件的记载看起来都仿佛历史记录者亲临现场一样，这些历史事件或出自司马迁，或出自左丘明，都是中华史学奠基人，而他们笔下的这些历史，如今的我们细想来，都可以打个大问号，遑论他哉？历史可以被证伪
我想，吃药能帮助你，”我说，“我建议继续服药。”“好吧，”她轻声回答。“这几天觉得怎么样？”“我还是会痛。从脖子开始，沿着背绕过胸部底下，这里，”她指指自己的胸部。卡伦再次提起上回见面时的怨言：我无法拒绝别人。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妈在我生病的时候帮我，现在我欠她人情。我尽力让大家满意。生病之后，我的婚姻一直没有起色……从她描述的内容来判断，我认为我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她不曾暗示自己去做任何努力，去解决问题——她只是一再受苦。我一边听她说，内心再度涌上恼怒的念头。身为心理咨询师，察觉自己对病患的反应并从中学习是相当重要的。在卡伦的生活中，也有其他人感受到相同的恼怒吗？我纳闷。我建议卡伦，如果她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她一定办得到，而她也不需要像现在这样感觉如此无助。我用她提过的几个情境，举例给她听，建议她怎么做才能更果断决定，改变长期以来总是唯唯诺诺、自怜自艾的模式。但她提出不少借口，告诉我她为何不能这么做，于是我明白我在对牛弹琴。我开给她双份剂量，嘱她两周后再来复诊。※※※※卡伦再次就诊时，双手不停颤抖。她的穿着一如往常；尽管换了衣服，但整洁、单调的印象依旧。她的前额多了几道深纹，直下眉心。她看着我，别扭地变换坐姿，眼神哀伤。“我……我晚上睡不着，”她先是试探性地轻声说话，旋即展开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冗长抱怨。“你有过伤害自己的念头吗？”我问道。任何一个如此沮丧、无助的人几乎都有过这种想法。卡伦开始轻声啜泣。“我想过自杀，”她说，但旋即补上一句，“但我想我应该办不到。”听她絮絮叨叨诉说压在肩上的、却不曾试图摆脱的重担，我感觉我对她的不满又增多了些。她说话时语气勉强、单调，却不容我打断；我提出建议，她义务性地点点头，却自顾自往下说，完全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我感觉她似乎以被动的方式忽略我的存在，仿佛她已下定决心在自怜的情绪中来回打滚。我在心里尝试将她沮丧的症状和被动、自怜的倾向分开。我想把目标放在治疗沮丧，这应该是短期可完成的目标。我不想涉及人格分析的部分，因为那得花上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吃药改善了她的症状，但她态度保留。我把她的药量提高至原来的3倍，请她一个月之后再来就诊。那天，卡伦是我的最后一名病人。我迫不及待想回家。家里有妻子、4岁大的儿子和8个月大的小女娃儿在等着我。听了一整天别人的问题，我知道，家人绝对能重振我的精神。※※※※4星期后，我走进候诊室找卡伦，但她不在那里，于是我回到办公室翻阅前几次的病程记录。这是我的习惯。病人复诊前，我都会看看之前的笔记，提醒自己回忆病人的思绪状态与情绪轨迹。他们通常会从上次结束的地方继续往下说；也许陈述的内容并非问题症结所在，但概念大多一脉相承。当然，病人也可能改变话题，不过情绪几乎是连贯的，说不定（老天保佑）还有些进展。起初，我坐在办公室等待卡伦赴约。我开始思索她迟到的可能原因：难不成是我触及某个敏感话题，或是她不愿表露的人格特质？莫非她害怕亲近我，以致宁可晚来，减少相处时间，好削弱会面治疗的效果？10分钟后，我再次走出去找她，她还是没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顿时理解她并非迟到——她根本不打算来了。卡伦一直是个很难帮助的对象，因此我再次翻阅笔记，试图找出她不复诊的任何可能线索。看完她曾告诉我的一切，再回想我对她的印象，我一下子就看穿自己根本不曾了解她，也从未站在她立场上思考。有时，我会迷失在病人的生活细节与自己对他们的感觉之中，以致无法综观全局。现在我看出来了：她服药是为了讨好我，但她并不认为吃药有效。我气她“没有变好”，也气她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显然，气恼导致我不曾好好听她说话，也因为如此，她认定我终究还是帮不了她。想到我犯的错误，我也开始思考“抑郁症患者常令精神科医生焦虑”这个问题。每一位精神科医生恼怒的原因都是焦虑。但焦虑什么呢？焦虑“沮丧会传染”，确实如此。跟沮丧的人相处时，你会觉得自己是某种食物，而他们正一点一滴地吸出你的生命；这种状况同样会令人意志消沉。这正是我和卡伦的问题，也是我难以接纳卡伦的原因。多年来，我治疗过许许多多抑郁症患者，但他们没有一个像卡伦这般深深影响我。※※※※约莫一个月后，秘书告诉我她收到卡伦寄来的3张支票，一张支付一次治疗费用，但每一张都无法兑现。她联络卡伦，请她付款；拖了好久，她终于付了。如果她想故意惹毛她的精神科医生，她倒是很清楚该怎么做。又过了3个月。某个风和日丽的五月天，我在下午约诊名单上看见卡伦的名字。她还是老样子。深色宽松长裤，褪色短袖绿上衣；有点颤抖，神情一如往常郁郁寡欢。我问她为何好一阵子没来，她说，支票被退回了，她不敢来找我。她不敢把账单拿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因为她怕他的同事会知道她来看心理医生。我认为，这番解释只是为了合理化她下意识对我的不确定感——所以她回来给我第二次机会。我希望我能明智地利用这次机会。我向她保证并且告诉她保险公司必须遵守保密规定，因此她丈夫的同事绝对不会知道她来找我。由于她不愿以保险费支付，又担心无法准时付款，因此我建议先从一个月就诊一次开始。她感到宽慰，点头同意了。问题是，我们一个月只谈半小时，我担心自己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出并治疗困扰她的问题。※※※※卡伦于6月19日复诊，我提醒自己必须专注并设法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助；无论她有多么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都要好好了解她。我决心做得更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贝尔医生。我好不安，心情很差，”她噘着嘴，下唇微微颤抖，“我甚至不想活了。”我拋出几个能诱她具体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唱了几分钟独角戏之后，她似乎稍微振作了些。“我跟我丈夫的问题比我告诉你的还多。”“嗯哼，”我等着。“他让我好难过。如果不顺着他的意，做他叫我做的事，他会说他讨厌我。”她停下来，等我说点什么，但我只是继续等。“他会在半夜捶醒我，叫我去买麦当劳……看球赛转播的时候，如果他支持的棒球队输了，他会打我、怪我——而且他是认真的！”她抬头望着我，想知道我是否了解。“因此你害球队输球？”我说。她点点头。“这种情况有多久了？”“我猜大概是从我女儿莎拉出生以后吧。他爱喝啤酒。喝完头几罐，心情还不错，再多喝一点就不说话，然后变得很暴躁。”她猜的？难道她不知道吗？我感到纳闷。※※※※就在下一次诊疗前，她打电话来取消约诊。两周后，我收到这封来信：1989年11月1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现在是凌晨1：30，我睡不着。我不知道这样下去我还能撑多久。我真的好想死。我讨厌我自己，讨厌我的人生。我一直哭，停不下来。我只是在等待时机，等着去死。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但我想应该就快了。我麻木，没有感觉，我想就这么睡下去，永远不再醒来。拜托你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求求你，帮助我。你的病人卡伦·奥弗希尔又及：你真的在乎我会出事吗？我就不在乎。读完信，我担心卡伦已濒临自杀边缘。我很在意她目前的危险处境，她似乎更绝望了，而且她从来没有令我如此地相信她是决意赴死的。我立刻打电话给她。“卡伦？”“我是。”声音很小，电话上的她听起来很遥远。“我是贝尔医生。我收到你的信了。”“哦。”我们聊了几分钟。言谈之间，我发现卡伦当真有寻死的念头，而方法很可能是吃我开给她的药——服药过量。在那一刻，我明白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你的安全，”我坚定地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医院。”我试着说服她住院。让人同意住进精神病院并不容易，有时甚至非常困难。卡伦沉默了片刻。“如果你觉得这样最好，就这么办吧。”第一部苟且偷生第2章云霄飞车卡伦于11月19日住院，待了一个月。我去看她，她交给我一叠她以前写的记忆中的事。给我这些似乎令她颇为尴尬。当我一开始读它，我立刻被一段残酷、恐惧、充满毁坏终而幸存的人生所吸引。从笔迹、错字、随意使用标点符号的状况来判断，她写得又快又急，仿佛受到某种压力。关于我爸我爸，他恶心，令人讨厌，不成熟，懒惰，散漫，有毒瘾，爱偷东西，喜欢敲诈，没品位，不可靠，性变态。他满脑子都是性。他老是喜欢挑逗我的女性朋友。他曾给我朋友一角钱，要她们10年后打电话给他，学几堂爱情课。我讨厌他。他经常虐待我，无论生理或心理。他让我觉得很不安，觉得自己很丑，没人要，一无是处。他总是叫我娼妓、婊子、淫妇、贱货等等的。他不曾说他爱我，也从不拥抱我，但我也不想让他抱。不管什么事他都爱发牢骚，没有一件事不靠我祖父母帮忙。他还把没钱怪到我头上。这人有病。他没救了。他老对我说“我欠他这条命”。除了自己，他不关心任何人，甚至还把我妈当女佣和性机器对待。直到现在，他还要我妈每天早上帮他穿袜子。我爸曾叫我们脱掉衣服，躺在床上；把我们的手绑在床头板上，然后用皮带——有金属头那一边——抽我们。我们哭喊得越凶，他抽得越起劲。所以我必须学会控制情绪，不让自己哭出来。我得活下去。然后他会去起居室开投影机，看色情电影。我爸和我妈经常为这些电影吵架。我爸跟我妈说，他要教她正确的做爱方法。他们两个都让我觉得好恶心。我们明明就在隔壁，也听得到，他们怎么就这样讨论起来了？在我5岁到16岁这几年间，每个礼拜平均被打3到5次。我总觉得感情受创，希望爸妈死掉。我向天主祈祷，求他帮忙，但啥也没用。我没办法信任别人。我希望我可以死。我想逃走，但我怕万一被他们找到，他们会杀了我。除了这几页，她还给我另一张纸，但字迹截然不同（相较于前几张的潦草字体，这张是用印刷体写的）。这是写给我的，她问道：我可以信任他吗？我该告诉他什么？他会放弃我吗？他会背叛我吗？我有可能好起来吗？痛苦真的会消失吗？万一我失控崩溃了怎么办？他要怎么帮我扛过这一切？我怕贝尔医生。※※※※某个阴沉的傍晚，卡伦还在住院，我在郊区的与人合办的办公室。结束当天最后一名病人，我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惊慌。和过去7年一样，我望向窗外，看着第95街缓缓移动的车流，心想自己再不离开这里，往后20年都将看着同一幅景象。我当下决定将事业重心完全移到芝加哥闹市区。我和城里的心理学家相处起来比较自在，但若以创业的角度来看，从郊区开始似乎是比较实际的做法。城里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临床社工多如过江之鲫，尽管我受过良好训练，但缺乏实际经验令我很难受病人青睐。而在郊区（特别是南边这一带）少有训练水准与我相当的精神科医生，因此比较容易有病人上门。还有就是，郊区的病患几乎都有不错的医疗保险，至少比保健组织（HMO）为城里白领阶层规划的好得多了。既然我感觉自己已准备好进军大城市，于是便拜访几位在城里大学教学医院任教的同行，看看有什么兼职机会。我得到了一个跟住院服务部头头一起工作的机会（我曾在此经历了高级专科住院实习期[1]），希望能借这个职务转介病人到我的私人诊所，好弥补我不在冈萨雷斯那里工作后流失的客源。我在城里的诊所跟南郊区那边很不一样。绿色天鹅绒长沙发占了一整面墙，沙发一端是我的专属埃姆斯[2]椅（病人在沙发区讨论问题时，他们刚好看不见我），沙发上面挂着四幅鸟与蝴蝶的中国国画。我的埃姆斯椅对面摆着一张白绿花纹折叠椅，折叠椅后方有张安妮女王朝代的桌子，桌旁是矮橱；越过矮橱（高度约莫在病人的头顶上方），正好可以看见我的杰斐逊电子钟，这座钟的时针分针看起来仿佛飘浮在空中。我的精神分析师也有一座，我去过的精神分析师办公室大多都有这么一座钟。我不知道这个小传统从何而来，但我觉得我有义务遵守。地上的东方地毯也呼应房里的色调。有着刻花玻璃门的书柜占去沙发旁的那堵墙，而对面那片墙（紧邻我的椅子）则嵌了一扇可从40楼凭栏俯瞰湖滨公园的大型落地窗。几位从南郊区转来的病人认为这里的环境令他们有压迫感，但我却觉得舒服自在。若无意外，卡伦应该会同意随我转到这处新地点。※※※※时间是1989年圣诞节后，卡伦和我认识已将近一年了。她说，自从我们开始讨论她的过去，有些记忆频频跳出来，令她颇为困扰。“有一次，”她略带歉意说，“我爸对我发脾气，然后拿肉叉扔向我——结果插进我的大腿。我竟站在那儿，眼睁睁看肉叉刺中我的腿。后来的事我不记得了，我甚至不记得叉子是怎么拔出来的。”“嗯哼。”我等她说下去。“我从小就一直有自杀的念头，”她继续说，“但我从没试过，只是一直在计划这件事。”“你曾经用自杀以外的方式伤害过自己吗？单纯只是想伤害自己？”卡伦扭过头，红晕瞬间爬上脖子。她沉默不语。哦，我刺探过头了。我不该用这个问题打断她原本想说的话。我改变话题，尝试弥补。“现在的药有用吗？”我问。她耸耸肩，但她的眼神告诉我，“没用。”我换另一种抗忧郁症的药给她，然后讨论用药的目的。我提议，等我度假回来后，改成每周见面一次，这样也许能给她更多帮助。她微笑，告诉我她会把账单交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好支付额外的疗程费用。离开时，她在门口停下来，转身对我说：“我不确定这件事重不重要。不过，结婚当天，我在祭坛前昏倒了3次。”※※※※时值1990年1月。圣诞假期后，我首次与卡伦见面。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二年，我发现我很担心她；度假时尤其如此。“这几个礼拜我过得很糟，”卡伦说。她环顾这间新办公室，然后像个奋战十回合、精疲力竭的职业拳击手，颓然跌坐在椅子上。“说给我听。”“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她说，哭丧着一张脸。“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一直想着自我了断。”她的表情似乎还想多说什么，但她只是缩得更远，向后躲进椅子里。“你想过自己可能会用什么方法自我了断吗？”现在，我和卡伦的例行治疗程序已不是问她“是否”想自杀，而是评估她有多接近自杀边缘。“我家里有药——大概足够达到我的目的——但我并不觉得我想吃，”她说。若病人吃你开的药吃到过量，对医生来说可真是格外讽刺，感觉就像是你拿子弹纵容她开枪的。这是针对性很强的一种背叛。病人背叛医生。因此，我对卡伦的反应是开另一种全新的抗抑郁药（百忧解）给她，同时再给她一些提升睡眠质量的药物。假使她过量服用百忧解，这种药也不致害她丧命。“为了自杀，你还做过什么其他准备吗？”我问。“嗯。我远远避开我的家人，反正他们不再真正需要我了。”她蜷进椅子里。“我该怎么让你安安全全活着？”我问。“我不想回医院，”她迅速说道，然后看着我，把下巴一沉。我非常担心她可能计划自杀，但也不想逼她回医院。说真的，除了暂时保障她的安全，我不相信短期的住院治疗能对她起多大帮助，即使出院，大概也还是维持原样吧。也许情况还没糟到这一步，但我想我有办法维护她出院后的安全。“今天是星期三，”我说，“我们星期五再碰面，还有，你得把原来的抗抑郁药扔掉。假如你的感觉还是很糟，觉得你可能做出伤害自己的事，请你马上打电话给我。”我直视她双眼，搜寻背后隐藏的情绪。“你同意吗？”“好。”她静静地说，扭过头去。“你保证？”我刺激她。她再次望着我，然后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我保证。”每天晚上，我通常都在意识到当天有两三名病人的状况与卡伦相当
了孙中山的队伍。这就是最早期的国际纵队。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跨国际的革命友谊确实存在。虽然日本是近代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之一，不过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确实算得上中国人民的朋友，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其中，山田良政不久之后就在惠州起义中牺牲，成为日本革命志士在华殉难第一人。朋友多了，路也就多了。孙中山后来又认识了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和内田良平，不过这两个人不像前面的那几位日本友人那么纯真无邪。后来有人问头山满：为什么要起名黑龙会？这家伙回答：我要把黑龙江变成大日本帝国的内河！这个国际黑社会组织的邪恶可见一斑，可以预见他们结识孙中山的目的是龌龊的，不就是想借孙中山之手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吗？还好暂时双方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推翻清朝，算是求同存异吧。不过与狼共舞终归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迟早有一天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来到了1905年。孙中山这些年一如既往地做着两件工作——拉人入伙、筹款。在黑龙会的帮助下，这两件事情都做得不错。他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收服了两个广东老乡做小弟，一个叫汪兆铭，一个叫胡汉民。汪兆铭，1883年生，属于80后。他家庭清贫，祖上至少五代贫农，兄弟姐妹九人，生活着实不轻松。尤其是命运在他13岁那年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父母先后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兄弟姐妹。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不过老天总是公平的，在给你磨难的时候，又总是给你希望。老天爷给了汪兆铭两个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特长：一是长得相当帅，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儒雅中又闪烁着几分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民国时期总有好事之人非得整个“四大美男子排行榜”，虽然四大美男子有多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是汪兆铭排第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二是他很有才华，18岁考中秀才，而且还是第一名。了不起！碰巧那会儿袁世凯他们正弄公费留学生的事，凭汪兆铭的本事，自然是手到擒来。1904年9月，汪兆铭挤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东京的土地。同船的乘客之中，还有跟他同时被录取的好朋友兼老乡胡汉民。胡汉民，字展堂，1879年生。此人也是一个读书的好手，考秀才就跟玩儿似的。不仅如此，通过考秀才，胡汉民还琢磨出了一条生财之道：做枪手，在科举中为人代考。胡汉民在枪手生涯里枪枪命中，因此信誉好得出奇，开枪费用飙升至六千银圆！实在是价格不菲。现在代考英语四六级的那帮人跟他一比，估计要气得跳楼。钱赚得差不多了，也就意兴索然了，于是胡汉民跟汪兆铭一起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公费留学去也。那时候在东京特别流行同乡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东同乡会的聚会上，汪兆铭和胡汉民见到了世界闻名的孙中山，他们有没有两眼冒小星星没人知道，但他们相当的激动是肯定的。两个小屁孩被孙中山的平易近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即就表示要入伙孙中山的团队创业！孙中山自然是来者不拒，人才越多越好。除了把汪兆铭这种特别优秀的人才招入麾下外，孙中山还走出了一条特色道路——在江湖中取得了相当之高的地位。虽然距离武林盟主的地位还有点远，但是称雄一方已经没有问题。孙中山的动作如下：一是合并了好几个省的江湖门派哥老会、三合会，壮大了兴中会的队伍；二是正式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职位是“洪棍”——掌管刑法的内八堂当家大爷。孙中山的这一身份意义重大，从此将世界各地的洪门兄弟纳入革命的旗帜下。不过据史料记载，海外洪门准备的约二十万美元的见面礼才是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目标。要知道当时美国人民的收入平均每个月也就是几十美元而已，这笔钱是绝对的巨款！双雄等孙中山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在等他了，他就是黄兴。黄兴，原名黄轸，字克强，187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22岁中秀才，后入张之洞的两湖书院深造，毕业后被选派去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只不过他上的是速成班，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函授班。这么说来，黄兴算是张香帅的门生。黄兴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这一年里，没有谈恋爱，也没有玩游戏，他只关注军事课程，尤其是骑马和射击。跟他一起念速成班的人之中，有一个与他同岁的年轻人叫杨度。此人才华卓绝，抱负不凡，两人常常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黄兴主张革命，但杨度拥护宪政。虽然黄兴老是说不过杨度，但也输得非常开心，非常佩服杨度的才学。这个叫杨度的仁兄后来差点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下文再谈。这两个人不知道，在弘文学院的校园里，与他们擦身而过的人之中有个叫做周树人的，也在这里补习日语，打算学好日语之后去日本最好的医科大学学医，拯救国人。不过，此人后来弃医从文，笔名叫作“鲁迅”。除杨度之外，黄兴还结识了好几个朋友，比如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蔡锷这样优秀的人才。不过这几个人上的学校比他好，读的是最好的日本军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他们是三年制，不像黄兴只一年就完事儿了。这里提一下这个蓝天蔚。他是湖北人，跟吴禄贞、张绍曾合称“北洋士官三杰”，在日本留学生中的地位就是老大哥，什么阎锡山、蔡锷、唐继尧、孙传芳都是小字辈。他后来去了日本陆军联队实习，相当于在一流外企工作过的人，之后回到湖北帮助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1903年春夏之交，镀完金的黄兴归国。途经武汉的时候他被母校邀请前去发表演讲，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演讲，捎带着宣传了一下自己的革命主张，竟然就让一个小师弟佩服得五体投地，要跟着他出来闹革命。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像经年未见的师兄突然从国外一流大学学成归来，立于台上传授成功经验，而台下的满堂师弟师妹佩服得要命一样。不过这个小师弟不是普通人，很有才也很有名，他叫宋教仁。接下来，黄兴和宋教仁两人办了“华兴会”，为了招纳人马，黄兴又加入了兵强马壮的湖南哥老会，并在慈禧七十大寿那一年（1904年）搞了一次长沙起义，虽然小小地扫了老佛爷的兴致，但起义也失败了，跟孙中山的广州起义失败原因完全一样：消息走漏。最后，黄兴和宋教仁逃到了日本。“同盟会”宝刀屠龙在日本，黑龙会无孔不入。在他们的撮合下，黄兴见到了大名传遍宇宙的孙中山。这次见面很愉快，两位造反界的巨擘决定联合成立一个更强大的组织。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同盟会”在黑龙会东京总部成立，孙中山、黄兴分别当选头号领袖（总理）、二号领袖（执行部的庶务，地位相当于副总理）。22岁的汪兆铭当选评议部部长，分管宣传工作这一块，核心任务是负责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于是，《民报》理所当然地成了同盟会宣扬自己主张的阵地。孙中山在这个阵地上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他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里，他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就是“三民主义”，全文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与十年前那份写给李鸿章的信已经是天壤之别。《民报》影响力很大，汪兆铭的见识也很高，文笔也很好，风格也很有趣。连北京深宫内院的慈禧老美女在没事的时候也买两份，见识一下美男子的风范，末了，还两眼杏汪汪地感叹一句：帅！真帅！也不知道慈禧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位美男收进后宫。不过慈禧不知道他叫汪兆铭，因为他用的是笔名——精卫，我们一般都叫他汪精卫。伟大的同盟会就这么诞生了，不过为什么叫同盟会呢？它的名字本身已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再加上许多革命个体户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拼盘。从同盟会成立起，会中就分为三大派——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的湖南派（华兴会）、章太炎的浙江派（光复会）。前面两位大家都知道，重点说一说这个章太炎。无论是在学问界，还是在造反界，他的地位都是相当得高，犹如金庸小说中的周伯通：功力奇高，辈分至尊，但人疯疯癫癫的，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他有两个外号：“神经病”、“章疯子”。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分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例如某人是兴中会成员，他同时也是同盟会的会员。这样一来许多会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伟大的同盟会后来果然因为这个原因而四分五裂，不过这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同盟会暂时还是拯救神州的屠龙宝刀！接下来，不少一时之秀都被孙中山顺利地纳入彀中，如廖仲恺、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胡汉民、李烈钧、程潜、阎锡山、张群、唐继尧、蓝天蔚、吴禄贞、陈其美、陈炯明、马君武、李四光、陈天华、秋瑾……这么说吧，只要后世有点名气的民国人物基本上都是同盟会会员，这里也就不再罗列了。不过孙中山的一揽子人才计划在杨度那里吃了闭门羹。话说杨度这些年靠着天才的智商、高水平的情商以及出众的宪政研究水平，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人缘很好，如蔡锷就经常找他蹭饭吃。总之，杨度很是混得开，他也凭此当上了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这么一颗希望之星，孙先生哪能放过。孙先生也以为凭他和同盟会如今的声望，那是吃定了杨度。于是他亲口力邀杨度加盟。面对孙先生的美意，杨度不仅没给孙先生面子，还向前辈发起了挑战：我主张君主立宪，我的事办成了，希望您帮助我。您号召民族革命，您若成功，我将完全抛弃自己的主张，来帮助您。努力国事，就在今日，希望不要相互妨碍！你杨度虽有才学，也自信得过了头吧！居然敢跟孙先生对着干。不过你还别说，他还真不是说着玩的，他是来真的。他要跟孙先生来一场比赛，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胜者！在杨度和孙中山上擂台之前，我们得关心一下擂台上的另一名主角。第十四章袁世凯吹起立宪大泡泡
“梁大财神”
袁世凯应该不知道未来的对手孙中山都在忙些什么，或许知道了也不会在意，因为他笼络的人才毫不逊色。越接近权力的中心，朋友会越少，敌人则越来越多。所以，袁世凯必须强大自己，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了权力和地位，才能做那些他想做的事情。显然，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需要一些帮手。地位越高，事业越大，需要的帮手就越多。还好，官场有一个显规则，允许你请一种专业人才来帮助你。这种人才善于出点子，只要他看得上你，或者你出得起钱，又或者你有本事挖到墙脚，那么就可以无限制地拥有这种人才，我们一般把这种人才称作幕僚，也就是参谋。袁世凯的幕僚团队阵容很强大，但其中功劳最大也最忠心的，当属梁士诒和杨士琦。梁士诒，广东人，进士。这个人也很特别，他不算纯种的幕僚，可能那个时代流行把自己往全面发展培养吧。他精通西方经济学，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尤其喜欢应酬。在人才市场上，他是能熟练运用西方现代实用经济知识的明星。不过这位兄台运气不大好。1903年，梁士诒参加朝廷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中了状元。可惜慈禧看梁士诒不大顺眼，严格来说是他的名字有点问题——“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康有为又名祖诒。慈禧是非常讨厌梁启超和康有为的，于是一下子把他的功名给撸了下去。连榜眼杨度也受到了牵连，一块儿丢了功名，仅仅是因为这个榜眼曾经听过梁启超讲课。别人都不敢用梁士诒，怕得罪了老佛爷，不过袁世凯听说了梁士诒的经济才能之后，赶紧用厚礼把他请了过来，赋予他重任。袁世凯最初让其督办铁路（铁路局局长），梁士诒由此发挥专长，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又办了交通银行（今中国交通银行的前身）。当时，西方列强的财团、民间资本都只愿意跟梁士诒的交通银行合作，可见他在金融方面的才能和做人的成功。梁士诒也基本上成了袁世凯的管家和钱袋子，人送绰号“梁大财神”。总而言之，只要有用钱的地方，袁世凯就找梁士诒。后来袁世凯把综合性人才梁士诒放到了一个更加适合他的位置上——秘书长，行政和金融一把抓。虽然梁士诒如此厉害，但我在这里真正要重点推荐的人是杨士琦，他足智多谋，深不可测，是袁世凯的参谋班子里最纯正的幕僚。“谋王”杨士琦杨士琦，字杏成，安徽人，举人。杨士琦当了十余年的试用道员（代理市长），一直没有转正，表面上是四品官员，干的却是最基层的业务员的活，没少被人排挤，这一切都一直在磨炼着杨士琦。多年的摸爬滚打，让杨士琦对人性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所以他掌握了相当的阴谋诡计和权谋手段。虽然杨士琦精于权谋诡计，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滑头的两面派，在多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了袁世凯一边，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忠诚最终战胜了政治对手，为袁大官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还有一个叫杨士骧的哥哥，人称他俩为“杨氏双杰”，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对淮系旧人都是礼贤下士，每日都挤出一段时间在办公室约谈这些旧人，谈话完全是平等的、朋友式的，让这些老臣子们心里很舒服，觉得这新来的总督真不错，完全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感觉。袁世凯就这样接收了淮系的几乎全班人马，重点目标“杨氏双杰”自然也在其中。杨氏两兄弟特长各有不同，哥哥是管理型人才，弟弟是谋划型人才。袁世凯因材施用，提拔杨士骧接替自己的山东巡抚一职。对于杨士琦，因为徐世昌已被外放，所以袁世凯给杨士琦安排的角色是自己身边的首席智囊。此时的袁世凯虽然地位已经很高，但是根基还不是很稳固。毕竟他曾经的两个靠山都已经离他远去，老师李鸿章死了，欣赏他的老上司荣禄也在1903年年初去世。刚刚跳槽的杨士琦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对袁世凯说：要想迅速强大起来，在没有大力丸吃的时候，再寻找一位强有力的盟友也是壮大实力的好办法之一。袁世凯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拿不准谁才是合适的盟友。杨士琦的眼光很毒，他说：我看中了一个人选——庆亲王奕劻。一来奕劻是个没本事的家伙，而且极其贪财，容易操控；二来我认为奕劻会接替死去的荣禄成为新任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虽然很忠心，但也有一个大缺点——太有个性、太有主见，这让慈禧太后有所不喜。所以慈禧太后一定会从现在的军机大臣里面挑一个肯听她话的人出任新任领班军机大臣。奕劻胆小且没主见，正是不二人选。袁世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但这正是袁世凯所擅长的。所以袁世凯告诉杨士琦：你办事，我放心！你全权运作此事！杨士琦带着巨额银票找到了奕劻。他把银票送到了奕劻手中，奕劻顿时眉飞色舞，表面上却假惺惺地推辞说：项城太费心了，我怎么能收他的？杨士琦的回答很巧妙，给奕劻找到了台阶下：袁大人知道王爷不久必定出任领班军机大臣，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又有许多的太监和宫女，他们一定会向您道喜讨赏，而这一笔开销非常可观。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于是，奕劻非常好意思地收下了银票。不久之后，奕劻果然成为领班军机大臣。一切都在杨士琦的预料之中！好在杨士琦之前的牵线搭桥令袁世凯占据了人情的制高点，毕竟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要珍贵太多！从此以后，杨士琦每个月都要去奕劻家串串门，联络联络感情，当然主要是去送礼。杨士琦也没有白孝敬奕劻，因为每次朝中有什么事情，他的老大袁世凯都知道得比别人要早。好了，杨士琦同志的事迹就先介绍到这里，因为与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相比，这连牛刀小试都称不上！预乐设施一应俱全。到了天宝年间，这个地方已经是中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地了，很多大事就发生在这里。关于如何应对安史之乱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也是在华清宫举行的……天宝十四年，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华清宫的幸福和欢愉，伴随着杨玉环生命的结束戛然而止。繁盛的大唐虽未在玄宗手下丢弃，却也从此一蹶不振，没了生气。在此后的数百年里，华清宫的一切被蒙上了黯淡污秽的颜色，成了不祥之地，再没有帝王在那里修建离宫别苑。清末的老佛爷慈禧就连路过那里也要绕道而行，以免沾染颓败之气。然而，即便如此，华清宫造就的传奇，经历的兴衰，仍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文人墨客咀嚼玩味的蓝本。而那首让人肝肠寸断的《长恨歌》，也一直缭绕在无数痴情人的心中。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这是一座雄视天下的古老学府。一座座石碑、一块块匾额、一幅幅对联，历经千年风雨洗礼而不灭，见证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旷代奇观：从朱熹到王夫之，从魏源到曾国藩，从梁启超到毛泽东。任你“风云变幻”，我自“弦歌不绝”。这里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古代中国之所以被誉为“礼仪之邦”，教育受到极高尊崇是主要原因之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称千古帝王，大教育家孔老夫子却是“万世师表”。在社会上，知识阶层的地位也远非后来可比，排序位于士农工商之首。至于教育机构，战国时候就有了专管教育的学官，称为“祭酒”，是位列公卿的人物；汉朝出现了正式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也于西汉普及，私塾的创办就更早了。官学、私学交织发展，一派“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中国古代，文化道德主流能够千年一同，文官制度得以领先世界，可以说完全依赖于高水准的教育。而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就是其不朽杰作。朱汉民56：中国一直是以教育立国，在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政府把儒家定为意识形态之后，就把教育抬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地位。从夏商周，就是中国文明起源开始，我们国家的机构中就有学校。
清政府也曾试图制止衙役们的非法勒索，下令禁止征敛耗银。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5页；《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3页，第五卷，第8—9页。?1660至1661年间任大学士的10名汉官中，有7名是直隶、山东及山西人氏。在1662到1675年间垄断了大学士职位的北方汉人，绝大多数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的进士及第者。接着，从7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80年代末，新一代科举及第的高级官员接管了翰林院与康熙皇帝的南书房。他们主要是在陈之遴、陈名夏权力鼎盛时期通过殿试的南方人。关于康熙年间籍贯与党争的讨论，见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31页；米勒：《派系斗争》，第117—121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08—210页。?本章的标题及结语，当然是受到了卡瓦菲名诗《盼望蛮人》的启发。见C.P.卡瓦菲：《诗集（1896—1918）》，第108页。?
最后的明朝忠臣
由于诗人有意借此抒发情感，明室衰亡的历史已开始呈现出悲剧性的浪漫色彩。因1657年的江南科场案而辞去清朝国子监祭酒之职并被没收了大部分家产的吴伟业，曾咏颂过名妓陈圆圆，据说吴三桂是为了她才背叛明朝的。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迳尘生鸟自啼，屉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吴伟业毕竟归顺了清朝，因而深怀负罪之感，并使其怀旧之情罩上了一层阴影。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似乎是为了赎罪，吴伟业写了许多诗作来纪念殉国的忠臣。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但他在一个阔绰朋友的庄园里安下新家之后，仍有大部分时间是同彭师度、吴汉槎和陈其年——“江左三才子”——等诗友一起度过的。表面上，他似乎无忧无虑，“贲园花木翳然，有林泉之胜，与四方士友觞咏其间，终日忘倦。”但他的内心却充满忧郁，而这种心情看来与1644年崇祯帝自缢时他没能做出自杀的决定有关系。1671年吴伟业在弥留之际要来纸笔，写道：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他终年63岁。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政治家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由此，亡国的哀伤便会激起人们对诗的兴趣，并增加其美感。正如17世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的编者卓尔堪所言：“当天步移易之际，天之生才反独厚”。那些诗才不如吴伟业的文人通常都转而写史。这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这段历史。黄宗羲曾写道：“予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当时，这一代明朝的忠臣对自身的历史有着强烈的羞耻感；他们以1644年为界，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有些人，如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1599—1652），在明亡之后更改了自己的名字，这反映出他们对自己以往那段历史的悲剧意识——即陈洪绶所谓“悔迟”。其他人，如历史学家张岱，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张岱是绍兴一家以好善乐施著称的望族的后裔，其曾祖父是1571年的状元。1644年以前，他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他在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时，清军征服了浙江，从此他便放弃了所有这些享乐。他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他自己的书斋和稀世古玩，而归隐山林，去编撰他那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当时，他写道：陶菴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无论是否有人有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这种悔恨之情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不再仕进，并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正如黄宗羲在自己的画像上所题写的那样：“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岂其时为之耶？抑夫之有遐心？”。做学问当然是这些亡明遗臣的一条出路。“类皆胸蕴英奇”，卓尔堪写道，“不克见之行事，不得已而寄之于言。况既谢绝尘事，自毕力学问”。学问迫使这些抗清运动的幸存者采取一种超然态度；而历史——他们的历史——则要求客观的记述。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康熙帝作出的于1679年举行特科（“博学鸿儒”）考试，然后邀请中试者参与编写官修《明史》的决定，是欢迎这些明朝忠臣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姿态的缘故。尽管其中许多人不能公开参加编修工作，但他们至少可以通过已接受康熙帝邀请的朋友，将其记述晚明历史的著作呈交上去。通过这种编修《明史》的方式，他们自身的历史存在得到了证实，而这正是其他任何表示赏识的做法所不能达到的，于是，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们便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明朝忠臣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最后阶段，还削弱了一种关于模棱两可和相对主义的道德观的强烈意识。正像黄宗羲所指出的，明朝忠臣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在晚明残酷的权力争夺中，东林党运动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党争，而这对导致明朝衰亡所起的作用决不小于其他任何因素。这些激烈的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仍在继续，先后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简言之，明朝忠臣对遥远的道义目标的追求导致了眼前政治的混乱。此外，他们在继续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的同时，也能注意到那些通过与满族合作来完成其士大夫之使命的汉族同胞正逐渐取得具体的成就，后者实际上正在进行晚明士大夫想进行但未能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改革。那么，他们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是作为明朝忠臣而蔑视清廷，还是那种拒绝为清朝效力但终究空虚无力的姿态？那些降清汉官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结束之后，为了完成重建帝国的迫切任务而抛弃了英雄主义的幻想。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对他们作出更高的评价呢？这些问题不只是道德上的困惑；它们也促使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历史动因的复杂性获得了比前哲更加深刻的认识。王夫之的鲜明的历史循环论，将各种制度都放入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发展系列中。一方面，这意味着旧式的复古主义在理智上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可能在封建制已经过时的帝国时代恢复井田制。另一方面，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又确实消除了王朝兴衰的悲剧意味。他所看到的，不是制度与其时代的冲突（就像黄宗羲常常认为的那样），或更为天真地将此视为道德政府与暴君之间的永久冲突；相反，他指出，各种政治制度都完全适合于它们形成时的特定历史阶段。在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中，这种观念包含着一定的进化论因素：从原始社会，经过野蛮时代，进入封建社会，最后出现高度文明的时代。但就王夫之所阐述的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更为有趣的理性思潮——这些思潮盛行于前明忠臣这一代人求学的时代——而言，最富启发性的是他的功能主义。如果制度与其时代相适应，那么，任何社会现象都仅仅是其时代的表现或特征。简言之，道德观念不是一些抽象的超历史的和超验的概念。相反，道德与道德批判不得不依赖于对特定时期内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深刻而全面的考察。在对司马光《资治通鉴》这部11世纪的史学名著的评述中，王夫之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因而，王夫之坚信，一般性隐存于众多的特殊联系之中。每一种联系都有自身的要求，并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运作。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异常高妙，但其“联系论”——他反对将单一抽象的道德范畴与他们所描述的联系相分离——并非独一无二。在明朝覆灭后的最初几十年间，所有严肃的道学家都被迫想方设法对这一巨大的文化创伤作出反应。某些儒家学派有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并很可能把17世纪10、20年代的作者同17世纪后期的哲学家密切联系起来。但这些都是道德哲学最基本层次范围内的联系。其表层在明末与清初之际被深深地切断了，而这种断裂本身又是明清两朝同这场征服战争之间的分界。为了回答那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变，许多儒家学者摆脱了“理学”或“心学”的先验唯心论。例如，哲学家惠栋（1697—1758）把新儒学的“理”简单地描述为超自然的扩张力（表现为“好”或“仁”）与收缩力（表现为“恶”或“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朱熹的“理”——宇宙间的合理关系——便同物质紧密结合起来，精神的价值被理解为事物之间的关系。公德与良知
王阳明的先天良知的概念也失去了说服力。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晚明社会世风日下主要应归咎于王阳明的这样一种幻想——即所有人，不论其学识或道德修养的水平如何，都有足够的道德控制力以形成他们自己的道德权威。因此，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呼声更为激烈。王阳明的著作，被顾炎武轻蔑地说成是“无文之书”。陆陇其（1635—1692）则不仅斥责王阳明学派以“伪学”为基，还将晚明社会的混乱完全归咎于他的邪说的影响。陆陇其认为，王阳明及其门徒以新兴的圣人自居，反对古训，好像王阳明本人胜过所有先贤。而当王阳明的影响使学者们背离程朱之学时，“邪说”便败坏了公德。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尽管黄宗羲、李颙（1627—1705）和孙奇逢（1585—1675）等哲学家为调和王阳明和其批判者之间的矛盾，同时保留先天良知论和程朱“格物致知”论中好的内容，而作了许多努力，但知识界普遍的反王潮流已无法逆转。事实上，它甚至压倒了王夫之及后来的惠栋的精妙的功能主义。当一种新的经院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反对所有认识论）吸引了所谓朴学和汉学学派的注意力时，道学家们便回到了清教徒式的宋代理学中去了。张履祥起初可能是刘宗周的学生，但他最后抛弃了心学；并与陆陇其一样，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党争、流贼和王阳明的《传习录》。此后，张履祥又投入了重申程朱“究经穷理”之学的陆世仪（1611—1672）的门下。由于程朱学派在清初得以复兴，并得到康熙等皇帝的直接支持，曾因1644年的事变而引起争论的该学派的价值又一次体现出来。于是，作为一剂矫正道德相对论的良方，清王朝的反对者与支持者都企图恢复像忠、孝这样的绝对义务与责任。忠于明朝的人可能怀有的一切内心疑虑，都随着他们自己的历史渐渐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利用与尊崇，而被抛弃一旁。这种利用并非突如其来。清朝统治者对明朝忠臣，特别是有反满思想的人，必须忍受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作为直到1662年仍拥有一个皇帝和一支试图恢复中原的军队的南明政府的坚定支持者，这些明朝的忠臣被视为清朝的叛徒。然而，作为一种能为任何符合儒家愿望的政府服务的抽象美德的典范，这些人在道德上的贡献又应当受到表彰。清朝皇帝及其汉族大臣对一般意义上的忠君观念都持赞美态度。在“忠”被表述为对在位天子的赤胆忠诚，而清朝君主又赞赏这种政治上的坚贞的同时，他们手下的儒生官僚也意识到应使这种绝对的忠进一步抽象化为支持当今王朝的天命。比干（他的心被暴君商纣王剖出）因甘愿冒死向违背天命的无道暴君谏争而受到后世的景仰。8世纪的唐朝学者李翰认为：比干的死意味着暴君末日的来临，比干的生命是挽回天命的关键；他难道不是商代史上一位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物吗？正是他那种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使比干成了那些在1644年的事变中幸免于难并保持了名节的人们心目中的不朽的形象。孙奇逢曾把比干的灵魂比作永远高悬太空的日月，给人以鼓舞和希望，令人景仰之至。正如比干备受敬仰是因为他的坚贞而非他的成功一样，明朝的忠臣们也愈益以其未失名节，甚至以其失败而自夸。他们的事业没能成功，他们肯定不知道他们的事迹是否为人们所传诵，但这些为明朝殉节的忠臣在顺治时期便受到称赞，而且其声名在清朝一代不断上升。康熙帝也赞扬过这些忠臣，但一个多世纪以后真正使他们获得儒士最高荣誉的是乾隆帝；而十分有趣的是，他主要是出于对早已去逝的降清汉官钱谦益的愤怒才这样做的。在1768—1769年间，乾隆帝通读了钱谦益的全部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贬低满族及其他“夷狄”之处。乾隆帝声称，如果这些贬词出自真正的忠臣笔下，他或许会感到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些诽谤竟出自一个变节者之手，因此他尤为震怒。或者，像乾隆帝在1769年阴历六月颁布的一道圣谕中所解释的：夫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乾隆帝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恰恰是由于钱谦益投降了清朝，才感到如今不得不对清朝进行攻击。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因此，一方面，或者越来越累。“你现在想回小房间吗？”我问。卡伦点点头。“你何不挥挥手、说再见，让他们知道你很快会再回来？”我可以从卡伦的表情看出来，她正在执行我的指示。“你可以关上门，把门锁好，回到小房间好好放松。”卡伦松懈下来。我给她一点时间调整。“我从5倒数到1，然后你就会回到这间办公室，跟我在一起。5……4……3……2……1。”卡伦缓缓睁开眼睛，仿佛她已睡了好几个小时。她看起来困扰而烦乱，眯起眼睛适应屋里的灯光。另外，她似乎也有点尴尬。我对她微笑。“怎么了？”她害羞问道。“你记得什么？”我问。“我不确定。我记得我在看一样东西，但不记得那是什么。”“我想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说，“你不但看得见你体内的其他人格，还能描述给我听。大体上，他们似乎都挺友善的。”大家都很自制，霍尔顿也成功控制住“坏脾气”，为此我真的很高兴，也大大松了口气。卡伦虚弱地微笑。整个催眠过程不过才15分钟，但感觉似乎过了很久。“我想我们有个不错的开始，”我说。几分钟后，卡伦起身走向大门，神情仍略显茫然。我重重靠上椅背，跟她一样茫然。[1]英文书名为：DiagnosisandTreatmentofMultiplePersonalityDisorder。纽约吉尔福德出版社1989年出版。——译者[2]亦称追思弥撒，安魂弥撒，因举行仪式时神父穿黑衣，故名黑弥撒。——译者[3]指美国政府于1965年设立的两种医疗保险计划之一，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以及医生账单和其他健康照顾账单的补充保险。——译者第二部分身第10章自我介绍再见面时，我们又试了一次催眠；但这次进行得并不顺利。卡伦一直在椅子上动来动去，无法自在放松。她频频皱眉，连眉心都挤出纹路。她无法深入催眠状态，但或许是我太急躁了。她说克莱尔有话想告诉我，但她却不出来。我想可能是我太紧张，连带感染到她。我一再试图让她安心，告诉她克莱尔什么时候想出来都行，如果她太害怕，往后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出来跟我说话。几分钟后，我决定终止催眠。我必须确定我能给卡伦一个安全、平静、值得信赖的环境，使她顺利体验催眠状态。我发誓下次一定要做得更好。又到了诊疗时间。这次卡伦晚到10分钟，泪汪汪地进门。她快步冲向椅子，一副不太认得这是什么地方的模样，并且告诉我她一度找不到诊所在哪儿。她的情绪相当激动，但她并不明白为什么。我提议，假如我们可以跟她体内的其他人对话，说不定能找出问题所在。她同意，也很高兴能暂时脱离目前的痛苦。我一如往常引导她放松，要她深深进入自己的内在。一旦她彻底沉浸于催眠状态中，脸上的表情即刻开始迅速变换，同时也有好几个不同的声音轮流发言。“好痛！”“他死，我们就得死！”“其他人出生了！”“唯有你死，疼痛才会消失！”“他说这是神的旨意。”“她这辈子都希望他死掉，所以她才必须先杀死自己。”卡伦正在跟自己对话，又或者是她的分身们一起跑出来对我说话。她时而尖叫，时而咕哝，有时像警告，有时又像在预告未来。这一切令我毛骨悚然。我告诉卡伦（她仍处于催眠状态）或任何可能听见我说话的人：她不需要死。我坦白对他们说，她不需要跟随父亲走上死亡之路；就算没有她父亲，她照样可以活下去。她将因此获得自由，不需要害怕。她没有响应，但我看得出来她渐渐放松，当我引导她脱离催眠状态，先前的激动情绪已不再出现。我不知道刚开始到我办公室的是哪一个她。我想继续催眠治疗，但陆续发生的事件打乱我的安排。卡伦的父亲在一周后过世了。也许和父亲过世有关，卡伦开始写信给我。虽然我说是卡伦，但我怀疑这其实是团体合作的成果。第一封信以圆润的草写字体写就，日期是1994年5月14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爸葬礼那天，我很晚才起床，感觉有些迷惘。无论睡着与否，我都在遗失时间。我们之中有些人总是静不下来，焦躁不安。在教堂时，我觉得头晕，没办法专心进行弥撒。之后，我开车前往墓园，但于追思过程中再度遗失时间。这段时间，我们“每个人”轮流忙进忙出，评论、关照各种状况；我冷眼旁观，看着这一切在我眼前发生。追思弥撒持续约15分钟，但这也是我听“他们”说的。卡伦博：“Szeretlek！”（匈牙利语，意为“我爱你”）克莱尔（对霍尔顿说）：“你确定他在里面吗？这会不会又是他的伎俩之一？那里面一定很黑。你确定我们不会受伤？我还是很害怕。”霍尔顿：“他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他死了，不会回来了。记得贝尔医生说的吗？‘世界上没有鬼。’”“坏脾气”：“我希望他在地狱里腐烂！我们去把棺材打开来看看，确定他在里面。”西德尼：“我可以拿那个十字架吗？有圣水保护他吗？”卡伦1：“我知道他还是会伤害我。他不曾说过一句抱歉。他怎么能不道歉？也许天主不曾要他做任何事。说不定错的人是我。”桑迪：“好难过。我好难过好难过好难过。我觉得好沮丧。他一直很爱我。没有他，我活不下去。”朱莉：“我还是很痛。我感觉不到我的腿，我无法呼吸。我想死。”卡伦2：“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继续向前走。如果我们愿意尝试，我们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凯瑟琳：“他必须以这种方式死去，很难过。他还没向自己和其他人认错，他完完全全被否定了。我想不到有谁真的爱他，而我也不会想念他。我还有好多琐事要处理。时间紧迫，得走了。我得去登讣文。”卡伦3：“为何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们为什么要哭？他们不觉得解脱了吗？这里只有不到20个人。根本没有人在乎。”这封信似乎概略呈现卡伦——或者说全部的她——对父亲过世的情绪反应。我注意到卡伦身上的人格不仅能独立运作，卡伦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的观点也和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些都相当令我着迷。两天后，卡伦寄了一张谢卡给我，感谢我在她父丧期间的支持。她在谢卡最后写道：“虽然我感觉终于卸下千斤重担，但我同时也觉得好害怕。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请你千万不要放弃我。”※※※※除了那个“到诊所接受咨询”的卡伦，还有其他人格也在向我求救。根据邮戳，她在前面那封信的两天前曾写了另一封信给我。亲爱的贝尔医生：迈尔斯说不可以跟你说话，因为你会伤害我们，他说你会笑我。我想跟你说我的事。我出生在1967年10月29日，卡伦领受圣餐那一天。有人伤害卡伦。卡伦在那天就死了，然后我出生。莎拉也会受到同样的伤害。因为天主说，假如你想上天堂，就要先做这件事。你可以阻止那个男人吗？克莱尔迈尔斯？谁是迈尔斯？显然克莱尔还陷在往日被男人伤害的记忆里，认为他们随时都会跑出来伤害她。※※※※卡伦父丧后，她身上又陆续浮现几个独立人格，同时也开始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症状：疹子发了又退、退了又发，全身无力，腿部肿胀疼痛（显然是朱莉的毛病），但只持续数分钟，还有持续发作的头痛。医生为她安排核磁共振显像检查，想找出原因。桑迪说她“脑袋肿起来了”。卡伦的部分人格——尤其是朱莉和桑迪——与她的父母特别亲近，因此父丧再加上母亲远赴匈牙利度假令她们伤心欲绝，心力交瘁。她们渴望再次经历痛苦与羞辱，借此重建与双亲的联系。因此，卡伦表示她会故意激怒丈夫，逼他吼她打她。她说一直有人告诉她，受苦是应该的，唯有通过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才能维持与父母的亲密关系。现在他们都不在了——父亲亡故，母亲在匈牙利，因此部分的卡伦试图承受更大的痛苦，希望象征性地与父母重聚。6月14日，我又收到一封信。这次是凯瑟琳写的，笔迹跟之前的信都不一样。女性字迹，大写字母第一笔都会出现一个小圈圈（卡伦不曾这么写过），“r”的写法也比较老式。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凯瑟琳，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我负责照料所有孩童，维持卡伦正常运作也是我的职责。我不是没有痛苦，但我尽可能好好应付。我的人生道路上出现许多我并不明白的阻碍，但这些问题并非不公平的意外，这是我的选择。我生于卡伦1岁那年。卡伦17岁时，是我促使卡伦离家、离开父母的。1977年，我接管她的秘书工作。我们这个系统有好几个小孩：7岁的克莱尔，迈尔斯8岁，西德尼5岁，卡伦博2岁，朱莉13岁，还有卡伦1。霍尔顿和我把这些孩子管得好好的。他们每个人都曾受过严重伤害。我想尽我所知向你解释他们存在的理由。克莱尔（7岁）虽然她已7岁，但她的年纪永远不会改变。她诞生于卡伦领受圣餐那一天。那天，她父亲一边祷告，一边拿十字架凌辱她，同时还为她浇圣水，驱除她体内的魔鬼。卡伦无法应付这种痛苦，因此创造出克莱尔。克莱尔需要温暖，需要爱。迈尔斯（8岁）迈尔斯无法相信任何人，但是贝尔医生，他渐渐对你产生好感。迈尔斯乃是为承受愤怒而生。他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的存在。迈尔斯出现在1967年，一出生就是6岁；1969，也就是他8岁那年，当虐待事件开始时，他就停止长大了。迈尔斯是男生，他讨厌生在女性身体里。若被他逮到机会，他可能会伤害你；万一你先伤害他，那他就更有可能伤害你了。西德尼（5岁）西德尼需要别人注意他，因此他以偷窃博得大家开心。为了保护卡伦不受伤害，他撒谎。西德尼也会耍诡计骗人。他喜欢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找乐子。西德尼诞生于1962年，当时卡伦3岁。她父亲吓她，害她拉大便在裤子上，于是她父亲逼她吞下自己的大便。西德尼是为了替卡伦抵挡父亲虐待而出现的，但他总摆出一副不曾为她做过任何事的模样。卡伦博（2岁）生于1960年，出生时已两岁。卡伦博不懂英文，只会匈牙利语。她的头和腿经常痛得厉害。卡伦进行血管瘤切除手术期间，卡伦博听见双亲想放弃她，送给别人领养。从那时候起，她便替卡伦承受痛苦——卡伦假装听不懂英文，卡伦博因而诞生。卡伦的父亲掐她，用胶带捆住她的手脚并封住她的嘴，想置她于死地的时候，都是卡伦博承受了这些痛苦。手术后，卡伦博也被她父亲往墙上甩。卡伦博很丑，脸上有瘤，没有人爱她，而且大家都喜欢取笑她。没有人愿意拥抱她。朱莉（13岁）朱莉一出生就是13岁，当时是1970年，她父亲把她借给朋友玩性游戏。那年卡伦11岁。朱莉很怕男人，怕黑，一看见血就恶心想吐。朱莉有气喘病，没办法好好呼吸；另外，她也不能走路。朱莉为消除卡伦的记忆而存在。她非常非常痛苦。朱莉快要死了。卡伦1（10岁）1969年，卡伦10岁时，卡伦1出现了。卡伦1非常敏感，也很害羞。她希望永远都不要长大，永远都这么瘦小不起眼。她经常剧烈头痛。她很孤单，觉得没有人喜欢她——也包括你，贝尔医生。她用纱布紧紧缠住卡伦的胸部，导致刚发育的胸部痛得不得了。她极度害怕噪音，也常常受到惊吓。她瞧不起父亲和祖父，她祖父常戴小丑面具吓卡伦，虐待卡伦。卡伦1痛恨小丑和圆点花样。我希望这些信息多少能帮助你治疗卡伦。不过，虽然我完全理解，也信任你使用这些信息的方式，但我认为卡伦可能还没准备好。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好好谈一谈。尽管我能听见卡伦听见的一切，但她完全不了解我的想法，也不知道我会采取哪些行动。你诚挚的凯瑟琳这一次，我听从凯瑟琳的建议，并未拿信给卡伦看。卡伦对信上所写的，对他们的保护行动一无所知，我无法确定她何时才有能力承受这一切。这个迈尔斯令我不知所措，他好像有点危险，无法预测。另外几名人格——特别是朱莉和卡伦博——似乎是某种痛苦承受体，若能多了解他们一点，不知会发现什么？我对卡伦的了解又更进一步，但也更吓人。※※※※1994年7月，卡伦表示她可能在一天中经历多次人格分离。也许她一向如此，只是她现在比较能意识到自己的人格转换了。由于卡伦大多时候都处于人格转换的混乱状态，她越来越没办法掌握自己，集中意识。7月底最后一次治疗时，卡伦无法控制地哭个不停，于是我只好结束谈话。她头痛，心里也痛，最近的经历令她沮丧且精疲力竭。凯瑟琳的信寄到两天后，我又收到另一封信。最亲爱的贝尔医生：很抱歉，这么晚才写信给你，但我最近一直很忙，抽不出空来写信。你也知道，咱们这里头有太多问题要处理，我希望这些问题都能在你的帮助下顺利解决。卡伦实在太需要帮助了。感谢天主，有你在外面助我们一臂之力。她已无力胜任药店的工作，我也决定不再出手帮她。现在是迈尔斯和西德尼在顶着，但他们根本做不来。迈尔斯完全不会安排工作，西德尼一天到晚偷东西。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现在我要说发生在里面的事。最近迈尔斯很活跃，他出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想尽办法抹煞你对卡伦的治疗成果。但迈尔斯逐渐明白自己赢不过你，并且第一次好好冷静下来。我相信他开始喜欢你了。请你继续努力。我和霍尔顿会尽可能掌握每个人的活动和任务，但是真的很困难。你诚挚的凯瑟琳有凯瑟琳这样的盟友在卡伦体内跟我配合，真好，而且迈尔斯也喜欢我。以前他挺难弄的，能跟他改善关系，降低卡伦自残的可能性，这点非常重要。我开始收到其他分身的来信。通信对我帮助很大。他们多半会把信直接寄给我，偶尔也请卡伦转交（卡伦不会拆开来看）。如果卡伦在车钥匙旁发现其他分身写的信，她会带来给我。这次克莱尔的信有些心神不宁，却也解释了卡伦前次何以仓皇结束咨询。亲爱的贝尔医生：很抱歉，上次我哭着跑出你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我要付钱才能跟你说话。我好难过。我觉得你不想跟我说话了。现在我好想死。克莱尔两天后，另一封来自卡伦家、以铅笔写就、字迹紧密规矩的信寄到了。我必须承认，我总是不安又兴奋地等待每封信到来。这封信上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迈尔斯，8岁，黑头发、蓝眼睛。我很坏，任何你想得到的最恶劣的话我都说得出来。我很冷酷，个性阴沉。除非我们聊到跟邪教有关的事，否则你不会听见我的声音。大多时候都是其他人代替我发言，主要是霍尔顿和西德尼。霍尔顿说，我说的话一般人很难接受，所以我得闭上嘴巴，别人才会喜欢我。我一直很痛苦。他们说我很坏，把我归类为坏人。他们说，假如我敢告诉别人，他们会回来杀死我和我爱的人。我代替卡伦参加那些邪教仪式，这样卡伦就不会痛苦了。我除了我自己，另外还有两个独立的部分：爱丽丝帮我分隔邪教与非邪教的生活，卡尔则负责应付日常状况。现在我累了。迈尔斯我找出以前卡伦描述她身上11个人格的信来研究。现在又多了迈尔斯、爱丽丝和卡尔，一共是14个。我怀疑卡伦的分裂人格不止这些，但究竟有多少？最近这一阵子，卡伦体内的人格开始逐一浮现，而书信似乎是他们与我沟通的最佳桥梁。照这样看来，大家都想帮我——甚至包括迈尔斯。依照“标准精神治疗技术”（不给病人指示或施与压力，也不触碰病人）进行治疗最主要的好处是，我得以在“大家”观察我如何治疗卡伦的状况下，和每一个独立人格建立良好互动关系。数日后，我收到两封信（装在同一只信封里）：一封来自凯瑟琳，一封来自霍尔顿。他们俩继续为我上课，尽力协助我了解卡伦的内在世界——也就是他俩所在的世界。我渐渐分得出两人的字迹了。凯瑟琳在信中写道：最亲爱的贝尔医生：希望你已收到我寄给你的整套资料，也希望这些资料多少能派上用场。如我之前向你承诺过的，我想再详细解释这里面的其他人。朱莉安15岁，她是咱们这个大家庭里最甜美可爱的一个。她精力充沛，迫
就会来到。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从那个老傻瓜那里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肯定了的。”第三十三章晚餐没有让他们失望。这是马基雅维里一行自从离开伊莫拉之后吃到的第一顿像样的晚饭。巴托罗缪从佛罗伦萨带来的香蒂葡萄酒品质也很不错。酒足饭饱之下，马基雅维里变得热情洋溢起来。他说了不少下流的笑话，讲了一些淫秽的故事，他三分下流，七分粗俗，讲黄段子的兴致高昂。他让巴托罗缪笑得前仰后合，两肋都笑痛了。所有的人都有些微醺之意。在西尼加利亚发生的事在意大利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众多富于想像力的意大利人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叙述着发生了的事。巴托罗缪非常想从目击者那里听到第一手的事实，马基雅维里在心情大好之下，也十分愿意满足巴托罗缪的愿望。就近来发生的事件他已经写了三到四封信报告给执政团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事件的性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因为在他出使期间，至少有一封函件没能送回佛罗伦萨。他对于所发生的各个事件都做了深入的思考，也从接近瓦伦丁诺公爵的人士那里搜集了不少细节，到现在为止，对于那些曾经一度让他困惑的事情，他已经是刨根问底地全搞清楚了。他讲述了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当维泰洛佐离开卡斯泰洛城堡前往西尼加利亚时，他召集家人和朋友以便向他们辞行，好像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他委托朋友们照看他的房子和财产，并关照他的侄子们要牢记他们祖先的各种美德。”“如果他知道此行要冒极大的风险，他为什么要离开他的城堡呢？”巴托罗缪问道。“他又如何才能逃避他的命运呢？我们整天想着让别人屈服于我们的意志，我们计划着让事情的发展顺从我们的意愿，我们努力，我们出力，卖命，流汗，但是到头来不过是命运手中的玩物而已。当那些将领被逮捕时，帕格洛·渥西尼开始抱怨公爵两面三刀，维泰洛佐唯一的责备是：“你看你犯了多大的错误。由于你的错误，我和我的朋友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如此糟糕的困境。”“他是一个流氓，早就该死了，”巴托罗缪说道。“我卖给他一些马匹，但是他从来没有付过钱。当我向他要钱时，他告诉我到卡斯泰洛城堡去取。我当时就决定认栽了。”“你的选择是明智的。”马基雅维里心里在揣度着，那个又老，又疲，又病的冷酷无情的人，在被逮捕之后，被捆绑在椅子上，和奥利维洛托背靠背地坐在一起，最后被米盖洛托用手掐住喉咙而死，在这整个的过程中，这个家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米盖洛托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家伙，他会和你喝上一瓶酒，和你说上一些淫荡的笑话，在吉他上弹奏一些奇怪的西班牙的曲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吟唱那些来自西班牙的野性的，悲哀的歌。很难想像他会是那个你所知道的杀人的野兽。当他用自己的双手去了结别人的性命时，他又得到了怎样一种令人恐惧的满足感？当想到日后公爵把这个人利用完了之后，会毫不在乎地像宰杀他那忠实和被信任的助手拉米洛·德·罗尔卡一样解决此人，马基雅维里不禁微笑了。“一个奇怪的人。”他嘟哝着说道。“也许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你在说谁呢？”巴托罗缪开口问道。“当然是说公爵啦。除了他我还能说谁？他用如此天衣无缝的狡诈手段清除了他的敌人，旁人只有惊叹和钦佩的分儿。那些用颜料和画笔的画家们经常吹嘘他们的画作，但是和那些以活人为颜料，计谋和狡诈作为画笔创造出来的艺术品相比，它们又算得了什么呢？公爵是一个行动派，是个急躁冲动的人物，你根本不会想到他会如此小心翼翼地，耐心地将他完美的战略成功地付诸行动。整整有四个月的时间他让他的对手们揣测他的意向；他利用他们的恐惧，利用他们之间的嫉妒和猜忌，他使用诡计迷惑他们，他用虚假的许诺愚弄他们，用层出不穷的手段离间他们，其结果是博洛尼亚的本蒂沃留和佩鲁贾的巴利昂尼抛弃了他们。你看到了结果对巴利昂尼来说是多么地糟糕，而本蒂沃留的结局还在后头，根据自己的需要，公爵一会儿可以是友好和亲切的，而一转身又可以是严厉和带有威胁性的。但不管怎样，在西尼加利亚发生的一切是伪装欺骗手法的杰作，这一事件将因为它计划之缜密，贯彻之完美而流传后世。”巴托罗缪作为一个喜欢说话的人，正要开口，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没有讲完他要说的话。“他已经为意大利除去了祸害国家和人民的小暴君，接下去他会做什么？在他之前有另外一些人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上帝拣选出来拯救意大利的，但是在各种力量和行动相互作用的历史大潮中都被命运无情地抛弃了。”他突然站起身来。他已经对这个晚宴感到厌烦了，不打算听巴托罗缪那番即将到来的老生常谈。他感谢了他的慷慨招待，在他忠实的皮埃罗的陪同下，回到了客栈。第三十四章第二天，当巴托罗缪处理完了生意上的事之后，他就沿着通向佩鲁贾的路回家去了。稍后马基雅维里带着皮埃罗和另外两个仆人与一班公爵的手下，骑马出城去迎接佛罗伦萨的使节。当这位叫乔科莫·萨尔维亚蒂的大使卸下旅行时的装束，换上一个有身份的佛罗伦萨人所穿的体面的正装之后，马基雅维里带着他到城堡中去向公爵递交国书。马基雅维里归心似箭，但是他在没有向新大使介绍完他所应该认识的人之前还不能随便就走。在公爵的宫廷中没有免费的午餐。马基雅维里要向他的继任人介绍某个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及这个人会期望得到什么样的酬劳。他必须要告诉新任大使某人的可信程度是多少，另外一个又是如何地不可靠。尽管乔科莫阅读过马基雅维里写给执政团的所有报告，但是还是有许多情况马基雅维里没敢在信里面汇报。因为信件在中途被截留检查的危险一直存在着。于是他不得不用很长的时间来亲自介绍那些新大使必须了解的大量情况。结果是他六天以后才可以踏上回乡的路程。旅途很长，路又不好走，也不是十分安全。为了要在天黑以前尽可能地多赶些路，他决定早点动身。于是他黎明就起了床，没花多少时间就穿好了衣服。用人们从楼上拿来了昨夜就已经打包好了的马褡裢，不一会儿客栈的女主人就出来告诉他一切都已就绪，他可以走了。“皮埃罗和马匹在一起吗？”“没有，大人。”“他在哪儿？”“他出去了。”“出去了？哪里？为什么？讨厌的家伙，难道他不知道我讨厌等人吗？快派一个我的仆人去把他找来，要快。”女店主慌忙去执行他的吩咐，走的时候连门都没有关上。当门再次被推开时，皮埃罗走了进来。看到皮埃罗的样子，马基雅维里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没有穿上他那平常的寒碜的旅行装束，而是穿着公爵部队所特有的红黄两色的军装。他嘴唇上露出调皮的微笑，但是又有些显得不是十分自信。“我来向你告别，尼科洛大人。我参加了公爵的部队。”“我也没有以为你穿上这身华丽的军装是闹着玩的。”“别生我的气，大人。在过去的三个半月中我跟着你大大地开了一下眼界。我亲眼目睹了一些重大的事件，也和其中一些相关人士有幸说上了话。我身体好，年轻力壮，我不能回佛罗伦萨，在第二厅里舞文弄墨度过我余下的人生。我不是那块料。我要生活。”马基雅维里沉思着注视着他，一丝怀疑的微笑浮现在他那刀锋一般薄的嘴唇上。“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的想法？”“我猜想你会阻止我去这样做的。”“如果你告诉了我你的想法，我会本着我的职责提醒你一个战士的生活是艰苦的，危险的，并且薪水也是很菲薄。他要冒生命危险，而到头来指挥官获得了荣誉。他要忍饥耐渴，经受一个基层人员所需要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要是被敌人抓住，对方会将他剥得衬衣都不会留下。如果受了伤，他会被抛弃，等待死亡。如果他侥幸活了下来，不能再上战场了，那他就只有在大街上讨饭的份儿。他一辈子在粗野，野蛮和无法无天的人们中间厮混，最后彻底败坏了自己的人品，让灵魂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觉得我有义务告诉你，在共和国的政府里，你可以有一个既受人尊敬又安全的职位，在这个岗位上，只要你勤奋，能够按你上级的意图去办事，你就可以挣上一份足以养家活口的薪水。经过许多年忠实的服务之后，如果你是机灵的，有那么一点闯劲，并且非常幸运的话，你会获得提拔，前提是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内弟或太太一方某个侄子碰巧并不想要那个给了你的职位。但是在尽了我的努力向你指出这些之后，我也不会再做其他什么事来阻止你想要做的事情。”皮埃罗宽慰地笑了。尽管他给马基雅维里当差，又很崇拜他，但是他并不害怕马基雅维里。“这么说，你不生我的气了？”“一点都不，我亲爱的孩子。你为我服务得很好，我认为你诚实，忠诚和精力充沛。命运垂青于公爵，你去追随他我一点也不会责怪你。”“这么说，你会在我母亲和比亚乔舅舅那里为我解释和辩护，免去他们的担心了？”“你母亲会伤心的。她会认为我把你引入了歧途，并且会因此责怪我。但是比亚乔是个头脑清楚的人，他会尽量安慰你母亲的。我亲爱的孩子，我必须动身了。”他将皮埃罗揽到怀里，在他的两颊上各亲了一口。但是在亲吻的同时，他注意到了皮埃罗正穿着的衬衣。他一把揪出了那装饰着华美刺绣的领子。“你从哪里得到这件衬衣的？”皮埃罗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尼娜送给我的。”“尼娜？”“奥莱莉娅夫人的女仆。”马基雅维里认出衬衫的料子就是他从佛罗伦萨带给巴托罗缪的那块。他皱着眉头注视着那精美的针线活。然后他盯住了皮埃罗的眼睛。男孩的额头上渗出了一片汗珠子。“奥莱莉娅夫人在为巴托罗缪大人做完衣服之后还剩下一些多余的面料，于是她就将这些剩余的面料给了尼娜。”“这么说，这些精美的刺绣是尼娜绣上去的？”“是的。”这是一个笨拙的谎言。“她给了你几件衬衣？”“只有两件。想多做也没有更多的料子了。”“这很不错。这样的话，当其中一件在换洗的时候，你还有另外一件可穿。你是一个幸运的年轻人。当我和女人们睡觉时她们从来不给我礼物。她们指望着我给她们礼物。”“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履行你的嘱咐，”皮埃罗说道，脸上带着一副旨在让对方消除疑惑的笑容。“是你鼓励我追求尼娜的。”马基雅维里心里很清楚，奥莱莉娅即使在睡梦中也不会送几码价格昂贵的面料给自己的女仆。他也清楚女仆也绝对没有可能绣出那样精美的图案。卡特琳娜夫人曾亲自告诉他，只有奥莱莉娅才能做出那样精巧的针线活。衬衣肯定是奥莱莉娅送给皮埃罗的。但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他是她丈夫的远房表弟？不可能。事情的真相，那个令人难以面对的真相，正赤裸裸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在那个计划中要幽会的夜晚，当马基雅维里被公爵召去会谈时，和皮埃罗一起欢度春宵的不是那个女仆，而是女仆的女主人。巴托罗缪的妻子要生儿子这件事并不是因为圣·维塔里奇迹般的干预，而是极其自然地借助于这个当下就站在他面前的年轻人。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卡特琳娜为什么会用一些可笑的理由来拒绝再一次安排他与奥莱莉娅幽会，以及为什么奥莱莉娅后来一直避免和他再有联系。马基雅维里一下子心中充满了愤怒，但又不便发作。他们把他彻底给愚弄了，这两个弃妇和他一直友善对待的小伙子！他退后了一步，仔细地打量眼前这个年轻人。马基雅维里从来没有重视过肌肉型的男性美。相对于令人愉快的风度，轻松的交谈和那种让他征服所中意的女人的无所顾忌的手段，这种肌肉型的男性美在他看来并不重要。尽管他认识到皮埃罗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但他从来都没有费心去好好地观察他。他现在用一副恼怒的眼睛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小伙子。他身材颀长，长得很匀称，有着一副宽阔的肩膀，紧致的腰身和美观的腿。一身军装让他看上去更加英武。他长着一头褐色的鬈发，像一顶紧扣在脑袋上的帽子。浓眉之下一双褐色的大眼睛，橄榄色的皮肤像女孩子的一样光滑和无瑕，一只小而直的鼻子，一副红而性感的嘴唇和紧贴着头颅的两只耳朵。他的表情是大胆的，坦率的，单纯的和迷人的。“是的，”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道。“他确实具备吸引一个愚蠢女人的美貌。我过去一直没能注意到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会对此加以提防的。”他诅咒自己一路以来的愚蠢。但是他又怎么会预料到奥莱莉娅竟然会打起皮埃罗的主意？虽然皮埃罗是他丈夫的表弟，但也不过是一个刚刚从学校里出来，为主人跑腿办事的书童呀。马基雅维里用他跑跑龙套，在主人的召唤下鞍前马后地伺候，之所以他对皮埃罗有一点现在让他后悔的溺爱，也是因为他是比亚乔的外甥。皮埃罗不是不聪明，但是他没有那种经历过大场面后学到的优雅。在一群更高明的人物在场时，因为常常无话可说，所以大部分时间皮埃罗也只是默不出声。马基雅维里很清楚自己对女人很有一套，当他要表现出迷人的风采时，他永远能够吸引对方，他同时也认为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在对女人献殷勤这件事的艺术和技巧上胜过他。皮埃罗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想到奥莱莉娅会垂青于这个年轻人，而置一位已经拜倒在她脚下的杰出人物，一位见过世面、谈吐风雅的绅士于不顾呢？这也太反常了吧！皮埃罗从容地经受住了主人长时间的审视。他已经从先前尴尬的状态中摆脱了出来。态度中带了几分审慎的味道，显示出他提高了自己的警觉。“我挺走运。”他平淡地谈道，但是看上去他乐意将好运看成是他应该得到的。“洛德维柯·阿尔维西伯爵的书童在来西尼加利亚的路上病了，不得不被送回罗马。伯爵大人让我填补了这个空缺。”这个洛德维柯伯爵，是瓦伦丁诺公爵的一位亲信，是一位来自罗马的绅士，在公爵手下当一名枪骑兵首领。“你是怎么办成这件事的？”“巴托罗缪大人向公爵的司库谈起了我，司库大人替我安排了这件事。”马基雅维里微微地扬了一下自己的眉毛。这个男孩不光睡了巴托罗缪的老婆，而且还利用他本人为自己谋得了一份炙手可热的差事，服侍的主人又是公爵的亲信之一。如果他本人和这些事没有瓜葛的话，他也许会觉得上述的情形非常好笑。“命运垂青于那些无所畏惧的人和青年。”他说道。“你将来前途无量。但是让我来给你一些忠告。注意要像我那样避免给自己招来具备小聪明的名声，因为一旦你有了那样的名声，没有人会认为你是个理智的人。注意别人的情绪，进而去调整适应他们。当他们开心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大笑，在他们严肃的时候也能够拉长面孔。不要对愚人谈理智，也不要对理智的人说愚蠢的话，否则就是不可理喻的。注意礼貌，它成本极小但收益却极大。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但是如果你还懂得如何显示自己是如何地有用的话，那将会是加倍地有用；如果你不能取悦于别人，那么即使你能取悦于你自己，那也是毫无用处的，并且记住，相对于鼓励别人实践美德，照顾别人人性方面的弱点更加能够取悦于别人。千万不要与某个朋友过分亲热，以免这个人一旦翻脸成仇时可以伤害到你，也不要把事情做绝，导致一个敌人再也不可能成为你的朋友。注意谨言慎行，你永远可以再多说一句话，但将无法收回一句话。真相是一个人可以挥舞的最危险的武器，所以使用这件武器时要格外小心。几年以来我从未说出我确信的话语，也从来没有相信过我说出的话语。如果碰巧有天我说出了事实的真相，我也会将它隐藏在众多的谎言中，让别人难觅踪迹。”当马基雅维里随口说出这一大堆老生常谈时，他的思维却集中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所以他根本就信口说去，完全没在意自己说了些什么。他明白，一个公众人物可以或腐败，或无能，或残酷，或复仇成性，或摇摆不定，或自私自利，或软弱，或愚蠢，但是却仍然可
。但这只是他的一块遮羞布而已。搞经济的人都懂得，凡是搞经营事业最主要的是资金，也就是经营的资本。只要是有了资本，不怕什么盛世或者乱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越是身逢乱世，倒更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换句话说，刘氏前辈的两代创业史不也是在乱世创造起来的吗？只可惜两代辛辛苦苦创起来的巨大家业，瞬间就因不善经营而败尽了。这是他对外改变经营的结果。再看看他十几年掌权期间对内理家的结果，自然也是可悲的。他自从1932年独掌大权以后，一改从前勤俭持家的作风，在家内马上大兴土木，自己的住房和卧室全部安装了卫生设备和暖气，以满足自己豪华的生活享受欲，连续购买了三部汽车，并且给自己的妻妾们购置了大量的珠宝首饰，其中大部分首饰当然是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当铺中选购来的便宜货，同时他自己也动用了大量现金购买了许多钻石。用他的话来解释：钻石是当今世界上最值钱的宝贝，因为它体积小便于携带和收藏，因此他收集钻石的事当时常被同行业的人和他的几个好友所称道。后来曾有他一个当铺中的伙计在北京文史资料上写文讽刺他，说他是：“烟枪在手，钻石在囊，头枕京津两地，脚踩十三家。”以他当时的权势和财力再加上他的权术和策略，如果都用在事业的经营上，抑或赶上了政治和经济上不稳定也不至于败到后来的惨地。主要是因为他聪明才智有余而文化不足，由于文化不足，在政治上更是一窍不通，不懂政治在动乱的社会里搞经济事业的人一定是要吃亏的。何况他在当政中远君子近小人总听不进去有识之士的忠告，在国民党统治后期，物价暴涨，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他仍在变卖家产搞当铺的复业，还想恢复他那“脚踩十三家”的黄粱美梦，最后终于到了一败涂地的境地。这就是以当业发家积聚的财富开始，以大部分家财仍还回衰败而告终。北京解放前夕的刘贡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地步，全家的生活开支完全靠变卖家里的不动产以维持。先卖全院的地毯，再拆卖全院的暖阁，然后又拆卖全院内的镜子，最后又拆卖全院的洗澡盆。等到把所有的木器家具都卖光了以后，竟然将院内的大树也锯了卖掉。当他正在发愁因房子卖不出，而没有人买就要拆房卖瓦的时候，北京解放了。马大人胡同曾有刘氏三代家族的祖产，他以特别低的价格卖给了政府。从此刘氏家族离开了这个人海沉浮可歌可泣的发源地。刘贡南在北京解放后曾两度移居天津，晚年的生活尚可维持一般，但神经有时不正常，曾数次走失，后由家人领回。于1971年病故于天津寓所，享年八十岁。
第一章(7)我的二姐刘俊卿
我的二姐刘俊卿，出生于1886年。因大姐夭亡，实际上她就是我们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大姐。同时她也是父母心中最疼爱的一个女儿。前文曾提过，她因在变乱中保护财产有功，父亲刘禹臣对她更加器重和信任。从成人到出嫁前一直由她主管着家庭里的一切。父亲为了她的出嫁曾仔细和慎重地选择门第和人才。他选择的所谓门第，不是一般讲的门当户对和低女高聘，而是要找一个从前也是比较富有的大户可现实家道中落的人家；他选择的所谓人才，重点放在相貌堂堂性格老诚方面的人上。他的这个比较独特的见解和选择，主要的目的就是以自己和财势做后盾，使自己的女儿不但不会受委屈而且还能让她主管着婆家家庭的一切。最后终于选定了做金店生意的王紫山的长子王兆年做了女婿。刘俊卿婚礼的嫁妆在当时是比较丰富的，因为木器家具比较多，厢房三间放不下，当时不但她的公婆在厢房住，就连王紫山的父母也把北上房五间让出来给孙子做了新居，而他们老夫妻也搬到了厢房居住了。这样一来，刘禹臣嫁女的第一目的算是达到了，后来没过多久，又在西城酒醋局给她买了十几间房，因此刘俊卿果然掌握了王家日常家务之大权，父母对她的一片苦心终于完全达到了目的。刘俊卿自与王兆年结婚后，先后生有二子五女，她出嫁后还经常带子女等在娘家居住，每次回娘家时，所有的家人和仆人们都要列队迎送，刘家的这种最高殊荣，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能享受的只此一人。这当然是由于父母的偏爱所造成的，但是却给她种下了晚年悲剧和不幸遭遇的根源。因为父亲刘禹臣在临终前留有遗言，每月给刘俊卿生活费用四百元。在刘禹臣死后虽然由刘贡南照办不误，但姐弟二人已然是貌合神离。这种关系一直延迟到1942年，终于爆发了姐弟间争夺遗产的诉讼，由于诉讼爆发，刘贡南借机终断了每月给刘俊卿的生活费，由于断了生活的来源，刘俊卿一家处于极端困难之中，因此她神经错乱一病不起，最后于1942年冬病故于东华医院，时年五十六岁。刘俊卿晚年的悲剧，是谁造成的？应该引起后辈们的深思和注意。附：知情人谈刘汝舟定：我问问您刘老他们家。某：当铺刘就开当铺啊，他们(指刘贡南和刘汝舟)哥儿俩，他(刘汝舟)是姨太太(生)的，在他们家里他就不占什么地位，可是他父亲叫什么来着……定：刘禹臣。某：一故去，大家伙儿抢，这姨太太跟他小啊，抢的东西不多。他的大哥(刘贡南)是拽子，胳膊锯了，得了叫什么癌什么，住天津。后来解放以后，马大人胡同那房子挺大的，里边有戏楼。他们就把这房子卖了，就搬到协和医院那正门，把角儿那地方，这儿是协和，这是那个胡同的把角儿，这个门儿。就是他大哥。定：他大哥后来怎么着了？某：很有钱啊，“文革”以后死的。大太太，邪门儿就在这儿，他(刘汝舟之父刘禹臣)一个，岳效鹏一个，盐业银行的，俩人都娶了姨太太，这两位姨太太都不如大太太好看，这两个姨太太就跟戏台上那架子花脸似的，那两个原配夫人啊，真是大家闺秀，您一瞅那说话，言谈举止，特斯文。邪门儿就在这儿。然后刘大爷跟他这小夫人就住在帅府园这儿，大太太在天津跟儿子。定：那刘老跟他哥哥关系也不是……某：不是太好。他们那院儿我没进去过。定：他们家的事我在相关的史料里都找不着，不像同仁堂乐家，一找那材料，就比他们自己说的还多好多。某：因为开当铺啊，解放后在人心目里就不是太好的事。肯定是剥削。定：不能当红色资本家。某：当不了。四、科尔沁王公的子孙
——包义、包平、包安、方虹口述
清朝的北京城，尤其是它的内城，是一个主要以少数民族居民构成的城市。所谓的少数民族，除满族王公和八旗官兵之外，还有回族与蒙古族。从崇文门往北直到北新桥，那一条条胡同以及胡同中的深宅大院，居住的主要角色，便以满洲与蒙古为最多，他们才是“京味文化”的主要载体。我敢说，对于北京社会生活史，目前的研究之所以流于空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这个特定的非汉群体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准确的定位和细致入微的探讨所致。有清一代，蒙古是满洲统治者最亲密、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所以满、蒙关系非同一般。清代生活在北京城的蒙古人，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因清朝实行“满蒙通婚”政策而来到京师并从此定居下来的蒙古“额驸”(“女婿”)与公主；二是八旗蒙古的官兵；三是因各种原因来到京师的蒙古王公贵族。这三种蒙古人中除了八旗蒙古之外，都属于居住在宅门儿的王公贵族的后代。这些蒙古人的祖先，身上带着草原、大漠的鲜明性格，有着骑马民族自己的语言、习俗与宗教信仰，他们是如何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中一代又一代地生存下来的，他们的子孙对于自己的民族又有什么样的意识、记忆和表达，这是一个很少为研究者关心过的问题，因为研究北京史的学者，几乎都忽略了京城还有这样一个族群的存在。而事实上，自清朝到民国乃至如今，蒙古人在京城政治与宗教活动中一直发挥着自己独特的、有时是不可或缺的影响。这个人群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圈子，在京城文化中有着自己特有的色彩和声音，正因为京城能够包容像他们这样来自各种地域与文化的族群，才构成了如此绚烂多姿的文化层次与生活样式。和敬公主府是京城中典型的、蒙古王公居住的宅门之一。它位于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7号院，自从修建平安大道之后，它就从胡同深处脱颖而出，成为路北一座引人注目的古建筑，现在院中又修建起一家宾馆，我在里面开过会，却被禁止进入府内的主要部分，所以未得一睹它的芳颜。和敬公主(1731—1792)是清乾隆皇帝第三女，系孝贤纯皇后所生。乾隆十二年嫁蒙古科尔沁部辅国公色布腾巴勒珠尔。在蒙古诸部中，科尔沁部与清朝关系非同一般，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世为肺腑，与国休戚”，注320又称：“科尔沁以列朝外戚，荷国厚恩，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有大征伐，必以兵从……”注321科尔沁部是最早与满洲爱新觉罗皇室互通婚姻的蒙古部落，皇太极所立的五宫后妃都是蒙古王公贵族之女，其中有三位就出自科尔沁部，内中最有名的，就是如今被电视剧一演再演、一炒再炒的皇太极的庄妃，也就是顺治帝的母亲、康熙帝的祖母孝庄，到康熙朝的时候她已经是太皇太后了。满蒙联姻作为清朝的一代国策，在争取蒙古王公贵族为清朝效力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使远嫁的公主安心留在蒙古，清廷制定了一系列的约束条例，最突出的就是凡下嫁外藩的公主必须离京。注322而和敬公主未遵此例，当与色布腾巴勒珠尔其家与清廷的特别深厚的姻亲关系有关。色布腾巴勒珠尔9岁即入内廷随诸皇子读书，婚后一直与和敬公主居住于京城的公主府内。不仅如此，他们夫妇的后人从此也长住京师，再未返回科尔沁草原。从色布腾巴勒珠尔算起，到达赉贝子是第七代，他的儿子多尔吉，人称多贝子，就是第八代了。多尔吉有四个子女，均姓包，分别以“儒、义、平、安”命名，包儒已经去世，我采访的是包义、包平与包安三人。对于和敬公主府自清以来的沿革兴衰，冯其利先生有大作出版，作过精审的考证。注323至于这个家族与清朝的联姻关系，我也曾撰专著作过论述。注324不拟再作重复。我在这里关注的问题有二，一是这样一个在清朝曾经十分显赫的蒙古族家庭，他们的后裔是否还有蒙古族的民族意识和认同，他们身上究竟还留有多少蒙古人的本色。二是清朝衰亡百年来，这个北京的蒙古人家庭经历过什么样的变迁，他们又是怎样看待这些沧海桑田的变化的。对此，包家三兄妹的回答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从中可知，至少在清朝与民国时期，与其说他们被“汉化”，倒不如说被“满化”更确切些。包家兄妹四人中有三人在1949年前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那个时代的那样一个家庭，作为从旧中孕育出的“新”因素，也很具代表性。这是当时有机会上学读书、能够接触到新思想的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的道路，与时代背景有关，与民族身份则基本无关了。(一)包义、包平口述
时间：2003年7月23日地点：北京市西二旗安宁庄南区包义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注325注359定：你爸爸是在和敬公主府长大的，也是兄妹四人中唯一在那里生活过的。方：叔叔姑姑都没在那里生活过。定：你爸爸对那段生活给你讲了多少，他怎么看待那段生活的？方：我爸对在和敬的那一段没有特殊的回顾，也许因为小吧，就是片断地讲一点儿他小时候的生活，后来好多是我妈说的。说当时家里请戏班子唱戏，说他比较小，不让他过去，他就天翻地覆地闹，最后把脑袋撞到墙上还是哪儿，撞得头破血流，结果全家听不成戏。就那样。家里还有一张照片，我爸挺小的，穿着长袍马褂，推着一个小自行车，在花园里头，因为过去都有花园，还挺好玩的。还有一些过去的老照片，可是我们家吧，一贯地，就是从我爸开始，对这段历史呢，不愿意提起，所以照片什么的也没特意地留。定：就是说你爸小时候在和敬公主府，后来没有多大就离开了。那离开了以后的日子，您知道多少？方：爸爸常和妈妈聊过去的事。我问过我妈，我妈说别看他们生活是节节往下降啊，后来经济上不是特别肥的那种，还是保持着过去那种谱吧。我妈就说都那种情况了，我奶奶还是成天挥霍，从早上起来，一天三顿酒，你不能喝粥喝酒嘛对不对。送饭都是各饭庄拿大圆笼送饭，还养着一个中餐厨子一个西餐厨子。想吃什么随时再点。完了就是打牌，要赢钱的。我妈嫁过去就挺晚的了，还各有各的用人，做衣服，那还是绸布庄带着布料、绸子料到府上去挑，挑完了给量，你想做什么，做完了再去试样子，再去送，特讲究。我最深的一体会是什么呢，我小的时候，鼓楼那儿有一个商场，我妈带我去看布，结果一个售货员，是一老头，就跟我妈悄悄说话，说大少奶奶，我妈吓一跳，说你是谁呀，他说我上你们府上去量过衣服，我妈特紧张。我回家问我妈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妈说以后少到那儿去，人家认出我来了——反正都是那种特排场的，那时候已经到秦老胡同了，别看已经没落了，现在要说起来还是那种特豪华的生活。我爸(在家)是啥都不动。我爸的手永远是细细的，软软的，都不沾水。所以就是说，虽然解放后了都是干部都是啥的，其实跟过去一样，也就是在家里头啥也不做，我妈就说，说你爸解放后别看是干部，这个那个的，就跟在家当老爷一样，就没有这习惯，你想过去小时候……定：你们家好几个保姆呢。方：我妈有时候评论评论，说他们老包家，反正是……嗨，公子哥儿，享乐长大的。我们老家在东蒙，科尔沁的，听我爸讲当时那儿有林子，有牛有羊，特别大的，每年人家来送，跟《红楼梦》似的，到时候就送钱送东西。解放以后我爸还挺庆幸呢，说解放以后，咱们这儿倒是纷纷地，不是参加革命了，就是上政协了，摇身一变又成红人了。那儿的二地主说是恶霸，全给枪毙了(笑)。定：其实你们家那时候还算是很有钱的，虽然没落了，是不是从和敬公主府那儿还能有进项呢？方：分了。听大人说，当时我爸的爷爷他有六个还是几个姨太太，我爷爷这边分的算多的，好像因为我爸是长房长孙，等于我爸跟他们那一辈的也一样占一份，等于我爷爷这边占了两份。其他的姨太太可能权力比较大，照理说我们这家应该算正份儿的吧，可是主份儿是在姨太太家，我是听姑姑和四叔说的，可是因为有我爸爸的关系，还是多分了，所以还能继续享受，买房子买这买那的，过去在秦老胡同，还有在帽儿胡同，不是都有一些大宅子么，当时有一段是租的，租的然后又从和敬公主府弄的银子，买的帽儿胡同还是秦老胡同的房子，我不清楚，他们搬到那里头，反正是能折腾。我妈结婚的时候说那里头还有祠堂呢，有牌位的，包括公主的都有，一到过年挨着个儿磕头，磕完了头就到长辈的屋里头，人家给红包，这程序一完了，我爸拉着我妈说走了，没事儿了，钱拿完了就走了，骑自行车跑了，玩儿去了。我们家败就是从我太爷爷，我爸的爷爷把大注的钱给姨太太。那回包安还说呢，说：“哎呀，老包家有一毛病，大注的钱，主要的钱都不给正室，都给歪地儿了。”定：一个是姨太太败，一个是东北的土地让日本人“土地奉上”了。方：所以老包家挺恨日本人的。我爸中学是上的崇实，蒙藏学校也待过。崇实中学的毕业证我看见过，蒙藏学校因为他老讲，我没特别着耳朵听。我爸在燕京学习挺好的，在学生中地位也挺高，学生会主席。燕京的学费不是挺贵的么，他念得好，很多学费都是免的，优秀学生才免呢，我爸就拿缴费的单子，贿受贿，就和今天一些不良警察为了抓收入就以上路查案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一样。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打仗，只知道吃饭挣钱的军队当然是没有斗志的，没有斗志的军队当然打不了胜仗。所以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所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成了杨秀清、李秀成二位先生登上人生巅峰的垫脚石。第二个问题是满汉之别。终清一朝，满汉之别是横亘于清王朝统治者心中的一道无法坦然面对的伤痛。一起来看看清朝入关之后做的几件大事：一、杀人和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狱，敢用文字怀恋汉人王朝影射清朝的人，不管出自故意还是无意，统统杀掉。三、历朝历代以来，对老百姓盘剥较轻的赋税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技术手段上看，这三件事情也就是大棒加甜枣；从心理角度分析，这三件事情透露出来的清朝统治者的心态就是自卑。没法不自卑。大家再看一组数字对比就更明白了，满洲八旗满打满算也就一百万人口，可汉族有多少人呢？明末时的不精确统计表明，在一亿五千万左右。咱们把零头去掉：一亿对一百万，这是何等的差距。因此，清朝统治层是很自卑的，也正是这种强烈的自卑心理的驱动，才催生了一个著名的潜规则：压制汉族，不让汉人握有兵政实权。但他们错了，真的错了，错到因此而覆亡。他们不明白，要想统治汉族占主体的中国，就必须融入整个汉族中。当你不能战胜它，就该融入它。如果你把它当做你的敌人，那么你潜在的敌人终将成为你的敌人。虽说慈禧也不明白这一点，但慈禧作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的实际掌舵者，她有责任把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这个世界上，敢将活马当做死马医的人并不多，但年轻时候的慈禧正是其中之一。她对自己说：我可以选择放弃，但绝不放弃选择！我弱小时都能把“八大臣”扳倒，难道大权在握后还怕使用汉人吗？！慈禧决定乾纲独断，按照自己的办法拯救大清江山，她要破格重用能干的汉人。她的麻烦很快就来了。满人亲贵们手拉手，及时地跳了出来：你起用汉人，这不是要断送祖宗两百多年的江山吗？！断断不可！慈禧从心里鄙视这些保守而愚蠢的家伙，她的回答冷漠而坚定：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语出，一片寂静……两个汉人前面说到慈禧要重用汉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汉人的个人简历。姓名：曾国藩性格：典型的“湖南骡子”——谨慎执拗，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情多少匹马都拉不回生存理念：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地位：镇压太平天国的领头羊，“同治中兴”头号功臣曾国藩，湖南湘乡人，1811年出生，属羊。此人28岁中进士，40岁任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史书上说，曾国藩的外形很像一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衣着土气、行动拘执、谨慎内敛。无独有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曾国藩，都会觉得他像个呆子。这些人明显是被曾国藩的外表所迷惑了。曾国藩这个人左看右看都傻乎乎的，但在他糊涂的外表下，却有着无穷尽的智慧和打不倒的坚韧。后来，有无数人都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完人，包括蒋介石等都将之视为偶像，这不仅仅因为他有了不起的本事，更因为他会做人、会处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当然，这都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他还没有日后的地位。1852年，曾国藩因母亲逝世回家丁忧。曾国藩丁忧的日子并不平静，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了他的家乡：清军节节败退，太平军已杀入湖南。清军战斗力不行，最高领导咸丰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使用“拿来主义”，借鉴爷爷嘉庆用团练对付白莲教的成功经验，一口气任命了几十位团练大臣，把那些退休、请假、养病，甚至死了爹妈在家戴孝的大员统统叫回来，让他们自己召集民众组成民团，边学边干。曾国藩正是其中一员，43岁的他受命围剿太平天国。团练大臣并不是一个常设职位，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务，没有编制、没有级别、没有工资，换而言之也就是“民兵司令”。团练大臣的手下由自己招募，有能力的可以招收数十万，没能力的几百上千也勉强过得去。咸丰很失望，因为团练在与太平军、捻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但咸丰还没有绝望，因为曾国藩给了他一线希望。虽说曾国藩在太平军的西征战场上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的对阵中也经常讨不了好，但因为工作态度端正，韧劲十足，在众人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曾国藩居然能够偶尔打个胜仗，所以曾国藩的官位越坐越高，咸丰死的时候他已是两江总督。等熬到慈禧上位时，曾国藩又中了一个大奖：安庆大捷，拿下了太平军的西线屏障安庆。就在此时，曾国藩收到了慈禧的旨意：我知道你的本事，我也很清楚你对帝国的忠心，像你这么既有本事又忠心的人才真的是不多了，我要将帝国的“剿匪”事宜交由你全权负责。我命你为钦差大臣，总领江南四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军政，地方大小文武官员皆受你节制，全权负责“剿匪”。这一决定无疑是把江南半壁江山托付给了曾国藩。授予汉人如此重要实权，清朝开国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就连引清入关的那位平西王吴三桂，军政实权亦不过云贵两省而已。由此可见，慈禧之所以能成为慈禧，那还是因为她有很多过人之处的。慈禧的懿旨让曾国藩一时之间幸福得懵了。不过曾国藩毕竟是曾国藩，几秒钟之后就从巨大的幸福之中清醒过来，复旨道：臣必倾力而为！曾国藩带着这番承诺沉重地踏上了新的征途。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虽然曾国藩的得力手下胡林翼在这一年离他而去，病死于战场，但幸好此时他手下还有几个好帮手，譬如擅长杀人纵火屠城的九弟曾国荃，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自视甚高到有些看不起他的左宗棠，当然最得力的还是他的得意弟子——1823年出生的李鸿章，啰唆一句，李鸿章也属羊。曾国藩就是慈禧重用的第一个汉人。第二个汉人则是一个叫做袁甲三的汉人，他当时的职位名称很长——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长兼粮食部长兼八省军区司令，是官居一品的大员。鉴于袁甲三的级别已经如此之高，所以慈禧对他的使用算是继续重用。袁甲三与曾国藩一样，同为咸丰时期的老臣。难得的是，两人还是同学关系，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而且两人都擅长“剿匪”业务，他们唯一的区别是业务范围不大一样，曾国藩专门对付太平天国，而袁甲三则专心对付捻军。因此，袁甲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慈禧全权剿灭捻军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成功秘诀在曾国藩踏上新的征途之前，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解释一下，曾国藩一介文人，凭什么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猛人掰手腕？因为曾国藩拥有一支高素质的部队，这是他能够获胜的秘诀。曾国藩是一个明白人，他明白死抱着团练不放只有死路一条。要想赢，就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军队模式。因为太平军绝非被团练镇压的白莲教，他们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有自己的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无人不饱”。这样的军队是可怕的！要想抗衡太平军，必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自己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并具备坚定信仰的军队！这个难题没有难倒曾国藩，他很快就想到了办法。训练有素？好办。办法就在明朝抗倭大将——戚家军的领袖戚继光身上。戚继光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率领的戚家军在面对倭寇时战无不胜，更在于他的无私。戚继光将自己创立的那套历经时间考验的练兵打仗的方法与心得都总结出来，编撰成书，留予后人。在明朝战神戚继光逝世三百年后，他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光辉著作成了湘军的必备军事教材。坚定信仰？好办，你洪秀全不是反孔孟吗，不是仇视成功的读书人吗？我曾国藩就反其道而行之，捍卫孔孟传统，收天下士子之心！你洪秀全以宗教成军，我即以儒生士大夫为将成军。士兵从哪里来呢？这个也好办，自己在湖南亲戚朋友、子弟门生多，让他们各自回家乡招兵，而且只准招那种老实巴交的乡农，乡农不仅听话心眼少，而且大家一个村出来的，有吃一起吃，有架一起打，玩命自然也是大家一块上，团队精神相当不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最要命的问题来了，去哪里弄钱养活军队？找人借钱不是长久之道，这个问题可把曾国藩给难住了。这时，好朋友胡林翼给他出了个金点子：我有一个双赢的办法，收税。虽然我们没有权力收商税，但那个满人湖广总督有，所以我们可以跟那个满人合作。只要他答应帮我们征税养活军队，那我们则保证在打完胜仗向领导汇报的时候，把他的名字放在功劳簿的最前面。多征点税又不会让他少根毛，对他来说政绩最重要，他一定会跟我们合作！胡林翼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湖广总督虽没有拍着胸脯给曾国藩打包票，却默许：只要你把首功让给我，你就放心地收税吧，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万事齐全。一支令史书铭记的军队终于诞生了。因为士兵和将领大都来自湖南，所以曾国藩的这支战力强悍的私军被称为湘军。当然，曾国藩的湘军也不是没有失败过，最初的时候他失败过多次，还败得很惨。在江西九江，湘军水师先后两次被石达开打得近乎全军覆没，曾国藩也两次跳水自杀，幸好小弟们给力，奋勇相救，才没让他成功自杀。在安徽三河，湘军精锐主力李续宾部被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杀得全军覆没，曾国藩哀恸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在写战报时，曾国藩犯了难，要照实写，自己吃败仗得军法从事，要虚报战况，被上边知道后自己是欺君，还得掉脑袋，于是他写“臣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把“屡战屡败”这四个字倒过来写，朝廷反而夸他坚持作战，下令嘉奖他。虽然曾国藩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他从未头脑发热，急不可耐，犯下低级错误，从而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恰好相反，曾国藩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对自己在修身、为政、用人、治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把这些心得体会写进了他给家人的书信之中，十几年如一日，后人把他的这些家书整理成了《曾文正公家书》，供世人拜读。与此同时，曾国藩也渐渐地摸清了太平军的进攻套路和方法，至于湘军这支刚成军不久的部队，也得到了难得的实战经验。在铁与血的淬炼中，曾国藩和湘军都变得像冰一样冷静、像竹一样坚韧。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太平军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这就是曾国藩获得胜利的原因。湘军是一个好榜样，这之后的近一百年，从湖南走出来的部队，总是特别彪悍、特别坚韧。他的徒弟他的团除开创立湘军，曾国藩之所以被后人称为完人或宗师，是因为他的境界和气量确实比其他人高一个档次，堪称大家，大巧不工，形似王道。譬如部下左宗棠，老是自认为学识、带兵打仗的本事都比曾国藩强，因此一直牛皮哄哄的，态度傲慢，不怎么听话。但曾国藩不以为意，宽容地原谅了他的无礼，还尽力提携他，让他独掌一军（楚军），终于收服了左宗棠这颗骄傲的心。曾国藩的处世方式告诉我们：宽容从来就不是软弱。曾国藩接到慈禧的旨意后，师出有名的他决定大举反攻太平军，他做了两件事情来支撑他的这个决定：一是开始科技强军。在见识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之后，曾国藩决定打造一支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铁血军队。于是，曾国藩借刚刚取得的“安庆大捷”的好势头创建了安庆军械所，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没多久，各种各样的子弹、火药、枪炮，甚至包括蒸汽机舰船，都陆陆续续地武装到湘军各部队。二是开始新的战略布局。哪怕是反攻，曾国藩的计划也是集中优势兵力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清理如江苏和浙江等外围战场，断其财源，阻其外援，稳固推进，最后湘军主力从西往东，沿江而下，围攻南京。这个战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执行起来有一个问题：地位极其重要的江苏战场缺乏一个靠谱的人去指挥。思来想去，曾国藩决定派遣能力出众的弟子李鸿章去上海开展工作，拖住李秀成的主力，配合大本营作战，以便将来湘军对南京发起总攻。李鸿章走之前被曾国藩召去见面，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你这一去，从此我就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李鸿章谦虚地回答：老师这儿人才济济，胜过我的有很多。曾国藩磨磨叽叽半天后，终于说出此次召见李鸿章的本意：徒儿，现在湘军人手不够，你这一去我可没有富余的兵给你，这次我让你去做统帅、做江苏巡抚，官职不小，权力颇大，只是手下无人，所以兵将的事就只能由你自己解决了。闹了半天，李鸿章原来是个光杆司令。不过李鸿章也不是吃素的，这么高难度的任务没有难倒他。出身名门望族的李鸿章利用家族的关系招来许多安徽老家的世交弟兄。“刘麻子”刘铭传也慕名而来。就这样，李鸿章两个月就招到了近七千人，这就是淮军的初始班底。不过淮军的军官大都来自安徽的乡间，这些农村汉子缺乏现代军事知识，后来甲午战争的失利与这不无关系。淮军成形后，曾国藩的总攻时机也到了。他用冷静而温和的口吻下达了足足等待了十年的决战命令：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攻江苏，浙江巡抚左宗棠攻浙江，曾国荃攻南京！一声令下，万军齐发，万众瞩目的江南战场决战开始！李秀成，这一次，你的末日一定到了！湘军大营中的曾国藩，其内心世界远不像他的外表看起来的那么平静。太平军总司令李秀成的日子确实很难过，因为太平天国人才凋零。太平天国之所以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秘密就在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上。洪秀全出于屡试不第对科举的愤恨，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大搞“文化恐怖”活动。按照“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专业人员具体抓”的工作原则，洪教主不仅成立了“删书衙”亲自抓删改四书五经的工作，还安排心腹带着小弟们焚烧古书，禁绝儒家文化。一系列动作下来，有文化的人几乎都不愿意参加太平军，极少数参加者也没有好下场。因此，太平军的骨干力量就是起义之初的那些矿工和农民，随着这些人的逐渐牺牲，太平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雪上加霜的是，超级猛将英王陈玉成庐州战事不利，突围中死于背叛，时年26岁。陈玉成宛若一朵樱花，在劲风中怒放却又迅速凋谢。出卖他的人叫苗沛霖。此人在清政府、捻军、太平天国三个平台之间来回投靠，他的字典里没有敌、我、友，只有反复无常，只有利益，是近代史上最无原则性的军阀之一。以后还会讲到一个叫石犮三的人，其无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故事主线，苗沛霖的事迹就不多说了。陈玉成轰然倒下，李秀成更是独木难支。所以决战开始后，李秀成在南京、上海、浙江三地来回奔波，疲于奔命，每打完一仗，都累得半死不活。此消彼长，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苏州失守，浙江告急，南京危殆！太平天国江河日下，其势已非人力可以挽回！真正的赢家1863年12月，李秀成向洪秀全进“让城别走”之策，意思是说咱们困守南京肯定是死路一条，还不如放弃南京换个有利的地方打游击以图再起呢！人最先衰老的从来不是容貌，而是那份不顾一切的闯劲！年近五十的洪秀全早已失去当初的创业勇气，果断地拒绝了李秀成：怕什么！我们就据城一战，我的天兵多过水，将会把天京守得像铁桶一般！1864年6月，死也舍不得离开南京的洪教主“升天”，死因一说为病死，一说为自杀。同月，洪秀全16岁长子洪天贵福继位，是为幼天王。7月下旬，曾国荃攻陷南京，纵火，屠城。火光映天，血水横流！不时传出被烧死和杀死的太平军士兵、普通老百姓的惨叫声，这是惨无人道的人间炼狱！无力回天了！城外不远处，李秀
暗示，逐渐吸引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遂于1902年5月13日责成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的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清政府怎么管理媒体由《南方周末》改稿事件引发的“中国之春”遐想究竟会怎样继续发酵，引来怎样的故事，还有待于观察。但从这件事情上，明显感觉到大陆媒体传统管制手段面临着非改不行的处境。怎样管理媒体，怎样看待媒体的意义，对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执政当局来说，可能还有学习提升的空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值得重新研读。对于中国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只有几年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也不过百年，与西方相比为时甚短。最早的中文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的，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真正属于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不存在。在那之前三十年洋务，是凭借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空间被挤压到最低限度，自由办报对于洋务时期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是一种权力奢侈。甲午战败，中国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进入“维新时代”，全面释放社会。报刊杂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原来不知报纸杂志为何物的中国人，很快便熟练利用报纸来了解朝政，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大势，甚至精明的商人知道利用报纸来了解各地物价、市场行情，报纸很快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寻常物品，不足为奇。最初引领潮流的报纸，是政治类别的，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这个报纸最初借用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大名，是一个典型山寨或克隆版。经教会抗议，康有为等人将这个冒牌的《万国公报》更名为《强学报》。《强学报》热衷于议论政治，开启了维新运动言论新声，贡献极大。但由于以议论政治为主要内容，也衍生许多问题。一些守旧官僚相当恼火，只是因为报纸是个新生事物，朝廷支持，反对者只能用传统政治手段指控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涉嫌经济犯罪或贪占，促使朝廷查禁。由此反推，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出台管理报纸的律例或办法，处于一种无法治的自然状态。《强学报》北京版在反对声中关门大吉，康有为很快又在张之洞等维新大员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版。清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怎样管理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就在那几年获得空前发展，除了《时务报》、《国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刊，还有很多地区性的报纸杂志，大家分别用内容分割市场。不经意间，新媒体为新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从未有过的新职业——报人，成为那时许多年轻读书人的首选，他们普遍羡慕梁启超、严复这样的知识人，以自己的笔锋搅动天下。维新时代的报纸杂志是中国新媒体的初期，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制定管理规则。从总体上说，政府认为报纸杂志的正面功能大于负面影响，因而对传媒业的发展乐观其成。直至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清政府开始考虑创办纯粹为政府发声的官报，准备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甚至准备为报刊立法树规。根据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朝廷责成康有为参照东西各国律例和中国情形，为大清制定一部“报律”。遗憾的是，康有为的《大清报律》还没有踪影，中国政治在那年秋天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杀。又经几年蹉跎，1901年，清政府在各国压力下开始新政。中国开始全方位学习东西方各国，报纸杂志在这个时代获得新机遇，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报纸杂志的重要性。报纸杂志大发展又使立法树规成为迫切任务。郑观应当此时第三次修订《盛世危言》，不失时机加上《日报》一篇，集中讨论制定报律的原则和目标。根据郑观应的看法，报纸杂志的大发展使报馆主笔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报律，没有规矩，执政当局或许会因噎废食，因小事查禁报纸，阻断朝廷耳目；外国报纸一定会借着这些事件大肆炒作，任意诽谤中国政府打压舆论，剥夺自由。中国人无从争辩，这显然是不利的。为此，郑观应建议朝廷参照英、日法律，尽快制定报律，准许人民自由开设报馆，报馆言论准则一律遵从报律。1898年中断的新闻出版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此时制定报律的目的，根据汪康年的说法，不是去限制报纸杂志的发展，而是为报纸杂志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报律的根本目标是准许人民自由办报，报馆言论行为一律以报律为依归。汪康年说，报律颁布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担心朝廷随意查处而挂上洋人招牌，寻求外国人保护的假合资报纸，必将随着报律颁布而回归，忠于国家的言论必将越来越多。新政到了1906年转化为预备立宪。所有主张立宪的人都知道集会、言论、出版是宪政基本标志和要求。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实行宪政。宪政必须保证人民享有这些权利。根据这些原则，清政府在随后几年相继颁布几个相关联的法规。主要有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的《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的《钦定报律》；这些律条大致构成了大清新闻出版法律体系。实事求是说，这些法规在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专家主持下，全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新闻法规的基本精神，全面移植了西方各国对报馆的管理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渐渐摸索。此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在政策目标上希望适度放开言论空间，落实人民基本权利，有助于宪政改革进行，有助于政治透明化。但是，正如所有社会都信奉的，自由不是无限度，更不能侵害别人权利，所以此时颁布的几部法律，都明确给报馆划出自由言论的边界：一是不能轻易、轻浮议论宫廷。这毕竟牵涉国家安全、元首尊严。这也是一般宪政国家的共同准则。二是不得立论怪异，不得妖言惑众，歪理邪说。三是不得有意攻讦，制造事端。四是不得有偿新闻，妄受贿赂。《大清报律》的颁布为混乱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找到了管理凭借，人民自愿自由创办报纸的权利得到了落实。新报新刊立案注册非常方便，想办报的只要按照规定向民政部提交资料，在一个规定时间就能得到同意的最终批复。如果在审核中发现问题，民政部相关部门会提前协助申请者准备。报律的功能是让想办报的人能如愿以偿，不是借着法律遏制办报。对于违禁报纸的处罚，一般由民政部奉谕或自行通过各省督抚、警察机关进行查禁。查禁内容主要为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王章，违背报律，或担心引起外交纠纷等。但凡出现这类问题，民政部探访局、阅报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都有负责检查的责任。根据《大清报律》，负责检查的这几个机关并不享有处罚的权力，对于违反报律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民政部向京师或各地审判厅提出，由审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清政府将过去检查权、纠察权、审判权、处罚权混乱不堪的关系真正理顺，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迈出了一大步。假如没有《大清报律》1908年，中国宪政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按照规划，这一年必须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公布宪法大纲前，清政府于3月公布与宪法大纲相配套的《大清报律》。这是清末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怎样看待这一步，由于后来历史发展急剧转型，加上意识形态困扰，我们今天已很难明白其前因后果了。按照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以及当时报界比较激进的看法，《大清报律》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新闻管理和审查制度，没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然而到了后来，当人们总结清亡教训时，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是：大清王朝之所以亡，就亡在其政治改革，亡在其开放舆论，亡在其颁布这个《大清报律》，让言论自由无度泛滥，因而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灭亡。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任何体制下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自由边界，《大清报律》确实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报纸注册手续、文稿预审、违规处罚，尤其是规定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能发表。实事求是说，这些规定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均属于正常，有制度的检查总比有检查无制度要好许多。根据《大清报律》，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见于第十条至第十五条：第十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一条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三条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四条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第十五条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假如我们不带成见去分析，应该说这六条规定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大清报律》最值得诟病的是文稿预审规定。其第七条规定：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这种提前预审制度确实不是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所当有，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在政治转型特殊期，政治改革刚刚启动，几千年君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报律》这些今天看来稍感严苛的制度可能还是必要的。其实，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有了透明公开的预审文稿制度，因而除了鼓吹暴力，鼓吹革命，鼓吹造反推翻政府的言论受到控制外，相当激烈的政治言辞，大都能发表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总结清亡教训时觉得清政府不应该放开言论，不应该公布《大清报律》，而应继续无规则严格控制舆论的理由。这种说法在政治上的有害性不必说了，即便从清亡具体原因看，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大清报律》，大清王朝照样要结束，但中国那时必将大乱，决不会南北妥协，平稳过渡。中国之所以在辛亥年避免了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灾难，主要得益于《大清报律》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武昌起义发生后，负责管理报纸的民政部于1911年10月12日确曾下令北京各报不要刊登来自武昌的军事消息，这个禁令的法律依据就是《大清报律》第十二条规定，但凡海陆军事件，没有经过主管衙门同意，报纸不得登载。武昌起义，本质上就是新军哗变，没有军事主管衙门发布，报纸自然无权刊登。但是，武昌发生的事情毕竟太大了，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内比较机灵的报纸，特别是倾向于革命的报纸也隐约报道了，尤其是在北京发行的《国风日报》以开天窗的方法发布：“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假如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禁止继续下去，谣言必然满天飞，人心惶惶，社会动荡。禁止刊登的命令依据是《大清报律》，各个报纸同样根据这个法律要求刊登。他们的理由是，《大清报律》相关法律解读规定很明确，所有关涉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没有确切消息时不能刊登，但经同业调查，所有确切消息，似乎还是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持大局稳定者，就在消息公开透明。报业的要求与理由是成立的，也是有利的，于是留在北京主持陆军部日常事务的副大臣寿勋14日接受新闻界访谈时，就明白表示新闻界可以按照《大清报律》约束，自主如实报道武昌前线的消息。陆军部稍后进一步解释说，此次武昌动荡事起仓促，不免谣言纷起，为镇定人心起见，陆军部认为应该让各报馆如实刊登一些确实消息，以真实消息抵消谣言的传布。民政部、陆军部相关衙门按照《大清报律》允准各报登载前线消息，这对于稳定大局意义重大，先前听闻小道消息惊慌失措的人渐渐镇定下来，因为他们从各方面都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信息，作出了正确判断。在北京，在全国，并没有因为武昌战局出现大规模持续混乱。南北妥协，清帝退位，这样超乎想象的重大事件竟然波澜不惊，仔细想来，都得益于《大清报律》。假如没有《大清报律》，必然是一场混乱，混乱一场；必然是中原板荡，生灵涂炭。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清廷本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在民间看来颇有国进民退之味。如同近代中国一切新奇玩意儿一样，铁路也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送进历史。民间资本进铁路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
欧美精品VIDEOSSEX罗地网，最终黄巢再次战败，被迫退入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两天后，由于粮草断绝，黄巢见大势已去，遂自杀身亡。十年前，黄巢带着对李唐王朝的满腔仇恨，决心起兵反唐，也曾一度让李唐皇族面临灭顶之灾，但高傲、自负以及对时局判断有误，导致黄巢最终功亏一篑。千百年来人们对黄巢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对腐朽的唐王朝予以致命的打击；也有人说他起兵十年，杀人无数，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魔王。但无论如何，黄巢起义都是大唐帝国历史上无法绕开的话题，除了加速大唐帝国灭亡的步伐之外，还因为在此之后各路藩镇趁着帝国的混乱局势，逐渐将大唐帝国肢解。中和四年（884年）七月二十四日，时溥派人将黄巢的首级及妻妾送往蜀中。皇帝李儇看到黄巢的首级后不禁喜极而泣，他顿时感觉到十年心惊肉跳的日子将就此结束，自己终于可以安稳地回到京城长安，继续他的游宴与嬉戏。然而，此时的李儇一定没想到，黄巢虽然失败，但未来各路藩镇带给他的依旧是接连不断的噩梦。第六章帝国肢解汴州之乱中和四年（884年）十月，关东地区藩镇联合上表奉请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动身返回京城，于三月十二日到达长安。不过重返故都的他在进入长安城后，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不仅因为他看到长安城内一片狼藉而内心悲凉，更因为这段时间他越来越感觉到各路藩镇加剧纷争，让本已经满目疮痍的大唐帝国更加雪上加霜。《旧唐书?僖宗纪》中用极其概括的话语，勾勒出皇帝李儇还京之际所面临的藩镇割据一方，不断蚕食国家的图景：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立方据邢、；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朱温）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宣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大唐帝国藩镇割据由来已久，但黄巢起义失败后，朝廷对于藩镇割据的局面呈现无力制止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唐时期以来对藩镇实行姑息策略的必然恶果，更是因为经历黄巢起义打击之后，朝廷对于藩镇问题无论从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无力解决，而且皇帝李儇逃往蜀中的经历，在藩镇们看来朝廷不过如此，所以黄巢起义失败后，皇帝李儇便逐渐失去了政治偶像的作用。藩镇们本来就怀有称霸一方的野心，再加上朝廷无力遏制，所以相互之间展开了更加无所顾忌和残酷的兼并战争，而本章我们就来说一说对朝廷、对后来时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个藩镇的情况。藩镇之间互相攻伐的源起之处首先是蔡州的秦宗权，而且在朝廷依旧存在的情况下，秦宗权居然是第一个敢于称帝者。秦宗权是许州人，本是忠武军的一员牙将。前边我们说过，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徐州增援关中的士兵在到达许昌时发动过兵变，并驱逐忠武节度使薛能，后来被周岌平定，于是皇帝李儇任命周岌为忠武节度使。当时秦宗权因战事需要正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听到许昌有兵变，就以想要平定叛乱为由，整合蔡州兵马驱逐当地刺史，自称权知蔡州事，他又以防备黄巢为名，趁机将蔡州据为己有。周岌上任后无力驾驭，只好任由秦宗权掌管蔡州。当时蔡州兵力有万余人，秦宗权就是靠着这些人在汝州打败黄巢义军。中和二年（881年），皇帝李儇曾经指望秦宗权出兵镇压黄巢，并采纳忠武军监军杨复光的建议，在蔡州以设置奉国军之名，任秦宗权为节度使。可是，没想到在中和三年（883年），秦宗权便因为对抗黄巢失败而投降，并与其合兵围攻陈州。黄巢败亡后，秦宗权自恃兵马强悍，认为称霸一方的时机已到，于是四处出兵，攻城略地。中和三年（883年）七月，杨复光病死于河中府，其手下八都头将领在忠武军鹿晏弘的率领下一路向南，并接连攻下襄、邓、金、洋等州，声称要前往蜀中投奔皇帝李儇。十二月，鹿晏弘到达兴元，驱逐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勖，自称留后，占据兴元。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他的猜忌，加上田令孜派人诱以厚利，八都头将领中的王建、韩建、张造、晋晖和李师泰率领数千兵马奔往成都，投靠田令孜。田令孜收他们为义子，封为诸卫将军，让他们各统旧部隶属神策军，号称“随驾五都”。随后，田令孜派兵攻打兴元，鹿晏弘由于失去八都头将领的支持，战败放弃兴元向东逃往襄阳。秦宗权闻讯，命令部将秦诰、赵德湮与鹿晏弘会合，一起攻陷襄阳，迫使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逃往成都。有了秦宗权兵马的支援，鹿晏弘便引兵转攻邓、均、房、庐、寿等州，然后回到许州，忠武军节度使周岌担心鹿晏弘发动兵变，于是闻风而逃。鹿晏弘兵不血刃地占领许州，并自称留后。当时身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只得无可奈何地加封鲁晏弘为忠武军节度使。事实上，谁都知道真正占领许州的是秦宗权，鹿晏弘不过是个摆设，而且秦宗权此后相继派其弟进攻荆南；部将陈彦进攻江淮、秦贤进攻江南；孙儒进攻洛阳、陕州；张致进攻汝州、郑州；卢塘进攻汴州、宋州。前边我们说过，黄巢退出长安后，在洛阳几乎没有停留，所以没有对这座古城造成破坏，倒是官军后来到达这里后，对洛阳城肆意劫掠，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秦宗权的兵马到达洛阳后，更是对这座古城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孙儒攻下洛阳后，在盘踞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纵兵焚烧宫殿和民居，并四处烧杀抢掠，最终席卷而去，使得“城中寂无鸡犬”。其时，藩镇们早在中和四年（884年）十月便上表奉请皇帝李儇回京，而李儇直到转年正月才动身，这其中也是惧怕秦宗权作乱。因此，在光启元年（885年）正月，李儇特意下了一道安抚秦宗权的诏书，见秦宗权无意为难自己，才于正月二十三日动身奔回长安。但是秦宗权虽然没有为难皇帝李儇，却全然不将朝廷放在眼中，在皇帝李儇回到长安的同时，自己便在蔡州公开称帝。这下皇帝李儇彻底发怒了！对于藩镇们之间互相攻伐，朝廷无力制止，只能听之任之，甚至对蔑视朝廷的行为也可以忍让，但对于公然称帝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皇帝李儇得到秦宗权称帝的消息后，立即下诏以武宁节度使时溥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着手组织对秦宗权的讨伐。此时，秦宗权已经接连攻下蔡州附近的二十余州，可谓是春风得意，在河南地区只剩下两个对手没有解决，一个是陈州刺史赵重，另一个就是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最初朱全忠被秦宗权打败过，幸好天平军节度使朱宣派兵相救，方才转危为安，并几次打退秦宗权的进攻。而陈州方面由于距离蔡州只有百十里的距离，而且兵力不多，便遭到秦宗权的猛攻，不过赵崇坚守城池，秦宗权一时间难以攻下。光启二年（886年）五月，朱全忠在尉氏（今河南尉氏县）打败来犯的秦宗权部将秦贤，并趁秦宗权攻打荆南地区之际，派部将郭言领兵三万攻打蔡州。秦宗权担心兵力不足无法抵抗，于是引兵攻下许州，杀节度使鹿晏弘，以许州为根据地继续扩充地盘。秦宗权自光启元年（885年）九月进兵荆南地区的一年多来，荆南留后张瓌始终坚守城池。城中粮食奇缺，一斗米价值四万钱，士兵们只能吞食铠甲、鼓皮充饥，以至于无鼓传递信息，夜晚依靠打击门扉以警夜，但张瓌依旧坚守不懈，秦宗权久攻不下，最终只好撤兵。当时秦宗权自恃兵力比朱全忠强大，但却多次被其击败而恼羞成怒，调集重兵进攻汴州。朱全忠闻讯后急忙派部将朱珍越界到青淄一带募兵万人，并抢得马千匹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光启三年（887年）四月，秦宗权带领大军进至汴州城郊，其部将张晊屯兵汴州北郊，秦贤屯兵城西的板桥，各自拥兵数万人，列阵三十六营，绵延二十余里。当时秦宗权并不知道朱全忠已经募到兵马，而且部将秦贤一路的人马相对薄弱，所以朱全忠突袭秦贤一路。秦贤因为没有防备被朱全忠连破四阵，秦宗权的其他各路人马得到消息后产生畏战情绪，全都撤兵而回。秦宗权进攻朱全忠，为朱全忠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他可以利用抵抗秦宗权进攻的名义大肆招兵买马。连续取得胜利后，朱全忠派部将郭言到河阳、陕州、虢州等地继续募兵，使得朱全忠的实力急剧扩充，也使得他在与秦宗权的对抗中逐渐占得上风。光启三年（887年）五月，朱全忠领兵进击张晊，大胜而归。秦宗权见朱全忠接连打败自己两员大将，便亲自率领精兵从郑州赶来与部将们会合，准备与朱全忠决一死战。而朱全忠则求得兖州朱宣、郓州朱瑾以及义成军的支援，于五月七日以四镇之军在汴州北郊的边孝村与秦宗权展开决战。经过惨烈的搏杀，秦宗权之军大败，被斩杀两万多人，而秦宗权则连夜逃遁。其驻扎在洛阳、许州、郑州等地的将领们听到秦宗权在汴州惨败的消息后，纷纷领兵撤回蔡州。汴州之战后，秦宗权的实力急剧削弱，而经过这一战，朱全忠迅速崛起。可以说，汴州之战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其今后称霸天下的基础就是源于这一战。两镇争雄汴州之战一举奠定了朱全忠在藩镇中的地位，但秦宗权却不是朱全忠称霸天下的道路上最主要的对手。纵观朱全忠所走过的道路，为其制造巨大麻烦的其实是李克用，而两个人结怨是源于上源驿事件。中和四年（884年）五月，李克用追击黄巢至冤句，因人疲马乏和粮草断绝而被迫退回汴州。五月十四日，李克用和监军陈景思带领三百多士兵抵达汴州，先是露宿城外，后来在朱全忠的再三邀请下入城，驻扎在上源驿馆舍内。当时朱全忠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款待李克用，可是李克用居功自傲，完全不把朱全忠这个黄巢的叛将放在眼里，并对其不断进行嘲讽。朱全忠不禁怒火中烧，但因为忌惮李克用的武功，一时间不敢发作。等到夜色降临后，李克用及其随从喝得酩酊大醉。朱全忠见时机已到，与部将杨彦洪密谋后，立即发兵放火围攻上源驿，顿时火光四起，浓烟滚滚。而李克用却依旧烂醉如泥，幸好他的数十名亲兵竭力拼杀，其中一名随从吹灭蜡烛，将李克用拖到床下，用冷水将其唤醒。此时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李克用惊醒后，在几名亲兵的保护下翻墙突出重围，借助闪电之光且战且退，终于登上南城墙，然后跳出城外逃走，而监军陈景思等三百名士兵则全都死于朱全忠之手。天亮后，李克用狼狈逃回自己的军营中，立即集合部众要攻打朱全忠，不过被其妻刘氏阻止，她认为此时攻打朱全忠，不但不能明辨是非，反而很可能会为朱全忠提供借口，不如就此上疏朝廷说明原委，请求名正言顺地加以讨伐。于是，李克用便写信责骂朱全忠一番，然后引兵返回河东，双方就此结下仇怨。李克用返回治所晋阳后，一边整顿兵马，一边派人送奏章到成都，向皇帝李儇陈说上源驿事件的来龙去脉，并请求朝廷允许自己出兵讨伐朱全忠。但是皇帝李儇却对藩镇心存余悸，不敢轻易下命令，只是不断地和稀泥，派宦官安抚李克用，希望他能够顾全大局，不计前嫌。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他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让李克用、朱全忠等人全都看到了朝廷极其软弱的一面，从此更加飞扬跋扈。《资治通鉴》评价认为：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辩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禀畏矣。而范祖禹在《唐鉴》中说得更加直白：唐之政令不行于藩镇，实自此始，后虽复欲为强，其可得乎？事实上，李克用和朱全忠反目为仇，表面上看是个人恩怨所致，其实是辖境毗邻的两个具有扩张野心的藩镇之间的必然矛盾的体现。后来朱全忠以河南为根据地征服淮河以北、河北以及关中部分地区建立后梁；而李克用则以山西为根据地，隔着黄河与朱全忠形成南北对峙。其子李存勖后来建立后唐与后梁互相征伐不已，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世仇不共戴天，乃是在于双方都要争当北方霸主。上源驿事件之后，尽管朱、李二人互相视为眼中钉，但无论是谁，一时间都吃不掉对方，双方只能各自施展计谋与武力，利用藩镇之间或藩镇与朝廷之间的矛盾，火中取栗，弱肉强食，进行兼并战争，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朱全忠所控制的汴州地处中原腹地，号称“四战之地”，如果想称霸中原，势必与四周的藩镇进行兼并战争。他遍观周边藩镇之后，将目光首先瞄准了先前援助过自己的兖州、恽州两镇。前边我们说过，朱全忠与秦宗权的对抗乃至转败为胜的争战中，得力于兖、恽两州的朱宣、朱瑾兄弟的援助。但是，秦宗权的威胁解除后，朱全忠一方面忌惮朱氏兄弟的骁勇；另一方面垂涎兖、恽两州的地盘，于是开始盘算如何兼并两州。可是朱氏兄弟有功于自己，想要出兵征伐却又师出无名，一时间让朱全忠有些左右为难。当时朱全忠手下有一个谋士名叫敬翔，是个颇有见地的秀才。朱全忠本人诡诈多权术，其部将全都视他高深莫测，只有敬翔能事先猜出朱全忠的心计，所以颇得朱全忠的赏识。敬翔建议朱全忠派一些士兵假装叛逃进入天平军境内，然后写信指责是朱氏兄弟到宣武军辖境边上悬挂重赏招诱所致，进而激怒朱氏兄弟。朱全忠按照敬翔的建议去做后，朱氏兄弟见朱全忠对自己恩将仇报，自然满肚子怨气，回信也指责朱全忠是狼子野心。于是，朱全忠以此为借口，派部将朱珍和葛从周出兵进攻天平军。葛从周是一员参加过黄巢起义军的猛将，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说明其骁勇善战为人所忌惮。在朱珍和葛从周的进攻下，朱氏兄弟连吃败仗，先是丢了曹州，进而在濮州的刘桥又遭到惨败，可以说兖、恽二州在朱全忠的进攻下已经危在旦夕。值得一提的是，朱全忠四周攻城略地，除了其兵强马壮之外，张全义在洛阳的经营，则从经济上对朱全忠称霸中原起了很重要的支持作用。张全义，濮州临濮（今山东甄城）人，参加过黄巢起义军，在黄巢的委任下担任过吏部尚书。黄巢兵败后，张全义依附于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从一名普通的军校开始做起，以战功逐渐升任刺史。光启二年（886年）十月，诸葛爽病死，部将张经拥立其子诸葛仲方为留后，但是诸葛仲方年幼，张经大权独揽，招致诸将不满。后来张全义与张经反目，在李克用的支持下，于光启三年（887年）六月被任命为河南尹。张全义带领麾下百余人进入洛阳，眼见惨遭秦宗权劫掠后的洛阳城一片狼藉。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他挑选手下十八人，任命为“屯将”，让他们每人带上一张旗、一块榜文，分散到洛阳十八个属县的村落中，召集流散人员开垦荒地，种植生产。而且张全义亲自督课农桑，经常于农耕时节出巡村落，看到庄稼长得好的便招来种田人赐予酒食慰劳，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亲自到丰收之家，赏赐全家老少绸缎、彩衣等物。当时洛阳城流传着“张公不喜好声色犬马，见到这些东西未尝发笑，唯有看到佳麦良茧，则笑逐颜开”的传说。如果看到庄稼收成不好，张全义就叫来耕种者问责，对有严重过失的张全义毫不留情地施以杖刑。经过数年的经营，洛阳城逐渐从战乱中恢复，人口增加了五六万，田野间形成一片桑麻蔚然的景象。不过，张全义虽然是经李克用而得到河南尹的职位，但洛阳毕竟靠近朱全忠的势力范围，两年之后在朱全忠的威逼下张全义不得不依附。在朱全忠四处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他从张全义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支持，进而保证其争霸中原的实力。事实上，在朱全忠争霸中原的过程中，李克用也是摩拳擦掌，磨刀霍霍。不过与朱全忠不同的是，李克用发展势力的策略，除了采取武力兼并之外，由于其骁勇善战，往往成为其他藩镇互相征战时需要借助的力量，因此他善于利用各种矛盾纵横捭阖，在藩镇动乱中占了不少便宜，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大强藩。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统辖定
情报，所以他一登陆就被中国海军逮捕后杀死，此时船上的荷军还不知道他们的司令的下场。于是明军派人和荷兰人说你们的司令正在我们摆的宴席上吃饭，你们也一块来吧。荷兰人一看，中国人挺好，咱们占他们的地盘，他们还给咱们吃的。于是荷兰人除留少数人守船外其余就都上岸去参加宴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荷兰人都感觉自己腹中一阵阵疼痛，“不好，有毒！”一个荷兰人大叫，随后他们一个个痛苦倒地。这批荷军就这样被毒死了，明军守备王梦熊趁夜以几十艘小船假扮渔船靠近荷军战舰实施火攻，荷军大型战舰被烧毁，四艘小船被烧毁一艘，荷兰海军狼狈逃回。1624年崇祯在北方努尔哈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还是下了收复澎湖的决心，于是派南居益率二百艘战舰载一万人攻打澎湖。荷兰人还算聪明，知道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形势于己不利，故而还没打就退出澎湖，并与明军总兵俞咨臬（俞大猷之子）交涉，俞咨臬说只要荷兰人退出澎湖既可。在明军强大的压力下，荷兰人于8月24日竖起白旗投降，随后退至台湾安平，在台湾建立热兰遮和赤崁城两个军事基地。当时穷于应付动荡时局的明朝没有彻底歼灭荷兰人，对其占领台湾采取默认态度，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在荷兰人占领台湾安平后，西班牙人也来了，他们攻陷台湾基隆。此后的事情正如两百年后的日俄战争一样，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展开争夺战，而中国人则袖手旁观，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种悲哀。当时，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向崇祯汇报荷军情形时这样说：“红毛一番远去中国四万里，晨昏昼夜皆相反……其人深目长鼻，赤须朱发，其性贼虐，尚仇杀，诸夷畏之。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板，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长技有如此者。”崇祯已经被李自成、张献忠、皇太极搞得焦头烂额了，自然没工夫理会荷兰人了。一开始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势均力敌，两边兵力都很少，直到1641年由于荷兰人援兵到来，均势被打破，1641年8月24日，荷兰上尉特佳率三艘战舰载三百人至基隆，将基隆外围村落烧毁，并要求占据基隆的西班牙人投降，被拒绝。其实西班牙是死要面子，他们在台湾的兵力很弱，只有西班牙军五十人，菲律宾兵三十人，中国汉奸的伪军一百三十人，还有从非洲买来的二百名奴隶。在向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求援后也只得到两门火炮和不到二十人。1642年8月17日，荷军在又得四百人增援后开赴基隆，向城内射击，十天后西班牙人投降，从此西班牙被迫退出在台湾的角逐，台湾由荷兰一家独占，史称“荷据时期”。直到1662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才将荷兰人赶走，不过这将是下册书我们会讲述的内容。（3）英荷葡日澳门混战荷兰人除了发动过对澎湖的侵略外，还先后五次侵略澳门。1601年荷兰第一次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二十名荷兰人被俘，其中十七人被绞死，三人被送到马六甲关押。1604年荷兰海军上将率军攻澳门，因刮大风而使船漂到澎湖，在澎湖荷兰人知道了台湾的富饶，为前文第二次中荷澎湖之役埋下了祸根。1607年不甘心失败的荷兰人第三次攻澳门，结果被葡萄牙六艘军舰赶跑了。1622年荷兰人决心不再单干，而是把英国拉过来，他们组成了一只庞大的舰队，共有荷舰十二艘，士兵一千零二十四人，英舰四艘，他们在6月22日抵达澳门。23、24日英荷联军猛攻澳门，他们攻上了海滩，向东望洋炮台推进，葡军顶不住这凌厉的攻势，处境十分被动，荷军很快冲上了东望洋炮台，澳门城敲响了警钟，澳门军民纷纷拿起武器共同抗击联军。正在荷军眼看就要拿下澳门时荷军的弹药库被击中后着火，荷军失去了供应，攻势缓和了。于是荷军调整部署，就在荷军调整部署时其中一名日本士兵临阵开溜，逃向葡军，报告了荷军缺少弹药的情况。葡军随即开始反攻，没有了弹药的荷军阵脚大乱，全线溃退，死尸狼藉。荷军有五百人被打死，在往船上撤退的途中又有士兵还没来得及回船，船就开走了，他们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只好一步步走向海洋，成了鱼的盘中餐。荷军有四名军官和舰队司令被击毙，一名军官被俘。联军共阵亡一百三十六人，受伤一百二十六人，被俘四十人。此为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总之，此事可以总结为荷兰人与英国人在进攻被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领土时因为一个日本人的告密而失败了。荷兰人不撞南墙不回头，1627年荷兰人第五次进攻澳门，仍然以失败告终，从此在荷兰再也没有人敢提澳门了。（4）中国大海盗PK海上马车夫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修长城，认定自己的敌人来自草原，而事实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海上。”不过我认为他的话不全面，至少在明末中国人还是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的。1633年郑芝龙指挥的对荷兰的战役就是证明，《清史稿》对此战只字未提，大概是因为指挥此战的郑芝龙降清后被杀的不光彩结局吧。事实上，此战是东西方海上力量的大碰撞，几乎动用自己在远东地区的血本的荷兰人面对日落西山的明王朝仍不能战而胜之。从澎湖之役到料罗湾再到郑成功收复台湾，中国海军用连续重创海上马车夫的战绩打完了他们在走向衰落前的最后绝唱。此战起因很简单，在欧洲纵横驰骋的荷兰人企图垄断与明朝的贸易特权，他们提出让中国立即停止与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只能和荷兰贸易，否则开战。当然，明朝很快拒绝了荷兰人的无理要求，崇祯下令严惩荷兰人。荷兰动用了十一艘重型战舰、四十八艘小型战舰炮击厦门，首战告捷，荷兰人得意了，认为此战很快就见分晓。此时料罗湾海战的主角郑芝龙闪亮登场，郑芝龙是郑成功他爸，懂葡萄牙语、荷兰语、日语，有个外国名字叫尼古拉斯·加拉巴德。郑芝龙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年少时“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台湾外记》），1621年郑芝龙离开泉州，到澳门投奔了舅舅黄程，学习经商，经常往来于澳门、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在此期间，郑芝龙学会了葡萄牙语、荷兰语，还接受了天主教洗礼。这段时间，他除了学习经商之外，也兼职做翻译，赚钱糊口。不久，舅舅黄程有批货需搭乘大海盗李旦的船，送到日本平户，便派郑芝龙押送，郑芝龙于是与李旦（跟唐睿宗同名）结识。刚到日本时，郑芝龙“为人缝纫以糊口”（《广阳杂记》），也有人说他“卖履为生”（《华夷变态》）。但他很快就加入了李旦的海盗团。由于郑芝龙长得很帅（张遴白《难游录》说他“少年姣好”），他很快成为李旦的同恋情人，“以龙阳事之”（《难游录》）。“龙阳”是战国时魏安僖王的男宠，“龙阳之癖”与“断袖之癖”（汉哀帝跟男同胞董贤睡在一起，一天起床时因为怕吵醒还在梦中却压着自己袖子的董贤，他割断自己的袖子）一样是中国古代同性恋的代名词。在日本，郑芝龙除了跟男人睡外，也睡女人，他认识了一位当地女子田川氏，并结了婚，郑成功就是他们两人的爱情结晶。1625年李旦和颜思齐（李旦海盗集团二号人物）在日本举兵，试图推翻德川幕府，结果战败，李旦战死，颜思齐、郑芝龙死里逃生，并在台湾建立基地。不久，颜思齐在台湾病死，临终前说：“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郑芝龙随后接替颜思齐为海盗首领。1626年趁福建遭遇旱灾，郑芝龙对福建沿海发起进攻，他“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重纂福建通志》）。“所到地方，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与明末大多数海盗一上岸就对所有人烧杀抢掠不同，郑芝龙只杀明朝守军，对于百姓则不杀，对穷人还赈济，郑芝龙当海盗的风格很像张作霖当土匪时的风格。1627年厦门之战中，郑芝龙攻陷厦门，入城后郑芝龙约束手下，秋毫无犯，由此，郑芝龙除台湾的基地外，也多了大陆的一座城市。不久郑芝龙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与荷兰人占领的台南安平同名）建立了大本营。郑芝龙的强大在荷兰方面也有记载，荷兰派驻台湾总督德韦特（DeWitt）在致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报告中说：“中国海贼日益壮大，几乎足以控制整个中国海，将所有海岸的戎克船（Junk，‘船’字的闽南口音jong辗转传到西方而得，船上悬挂妈祖旗）破坏烧毁殆尽，更在陆地大肆掠夺暴行。他们已壮大到拥有四百艘戎克船和六七万之徒众。此头领称作郑芝龙，曾在大员商馆担任公司之通译，后不告而别，前去投靠海盗，转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地步，连中国官方都不知该如何将海盗自海岸加以驱除。”郑芝龙攻陷厦门的消息传到北京，让刚即位的崇祯煞是头痛，崇祯同时要面对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已经很头痛了，但在崇祯眼里，郑芝龙只是癣疥之疾，李自成张献忠是肘腋之变，而皇太极才是心腹之患，所以招降郑芝龙被崇祯摆上了日程。此时郑芝龙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他在台湾与荷兰人已经形成了对峙状态，另一方面，他虽是海盗中最强者，但许多股海盗并不听他的，他的局面并不稳定。福建的旱灾还没结束，郑芝龙毕竟是福建人，对于桑梓之地的人民，他决心救其于水火，他除了赈济灾民外，还大量移民入台湾，人数高达数万。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为了吸引饥民渡海入台，他提出所有移民台湾者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移民，郑芝龙需要政府方面的配合，而饥民移民台湾，也能大大减轻福建的压力，福建是人口大省，但沿海五十里外几乎都是山，很难耕作，因此这对政府也是有利的。就这样，崇祯与郑芝龙一拍即合，郑芝龙被崇祯封为副将，然后他打着官军旗号剿灭其他各股不听招呼的海盗，部队扩展到了三万余人、战船千余艘。郑芝龙以厦门为据点，开始规范内部管理，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建立了五大流通体系，管辖遍布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另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建立五支舰队，航行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他同时颁布“令旗”，实际上就是海上的“保险单”，缴纳了保护费的船上可以挂上他的“令旗”，如果出事，他全额赔偿。这项“保险”收入，达到了每年四百万两黄金。郑芝龙彻底垄断了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贸易，这是荷兰人不可能接受的，于是1633年7月7日，荷兰舰队主力占领了郑芝龙控制的南澳岛，对郑芝龙发起进攻。7月12日，荷兰人偷袭厦门港，击沉郑芝龙大型战船30艘，小型战船20艘。7月14日郑芝龙派出使者与荷兰人交涉。荷兰人向郑芝龙收买路钱，让他每周给荷兰人二十五头猪、二十五头牛、一百只鸡，此外荷兰人还提出一系列条件：在鼓浪屿建立贸易据点，荷兰人在中国沿海无障碍收购商品，不准任何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荷兰人在中国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法律权利。郑芝龙拒绝了荷兰的这些要求，决定让荷兰人吃火炮，并下令每斩杀一个荷兰人赏银五十两，随后他率一百五十艘战舰（其中的五十艘战舰配有英国火炮）从海澄誓师出发，在遭遇战中击沉了荷军侦察船，随后继续前进，于1633年10月22日在料罗湾包围了荷军。郑芝龙以火船为先锋，对荷兰舰队猛烈冲锋，与荷兰九艘战舰作战。此战据福建巡抚《奉剿红夷报捷书》记载，郑芝龙击沉了荷兰五艘战舰，俘获了一艘战舰，而据荷兰人的记载，荷兰有一艘战舰被郑芝龙烧毁，一艘被俘虏，三艘战舰在战役中受伤后撤退的途中遭到台风袭击而沉没，“还有三艘不知去向”。战后荷兰人不得不接收明朝苛刻的条件，赔偿大量军费，彻底放弃垄断中国沿海贸易的企图，以书面方式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在清朝历史上，一贯是中国人给外国人赔款，然而在明朝，即便是明末，依然是西方列强给中国赔款。这一仗，郑芝龙首开东方国家在海战几乎全歼西方殖民者的先例。“崇祯中，（荷夷）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明史》）。郑芝龙被崇祯称为“海疆长城”，并提拔为南澳镇副总兵。料罗湾海战后郑芝龙彻底取得西太平洋制海权，一时“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明季北略》）“各国皆飞黄（郑芝龙）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大洋深处实施了有效管理。而郑芝龙的联合舰队规模也达到二十万人，三千艘战船，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军，台湾海峡则完全成为郑芝龙的内海。占城、越南南部、吕宋、孟买、长崎、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六甲、柬埔寨、暹罗（泰国）等地全都成了郑芝龙舰队的通商港口。郑芝龙通过“令旗”来收买路钱，壮大舰队，崇祯则从郑芝龙的买路钱里获得一部分作为税收，明朝官方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赢得东南沿海的和平与繁荣，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政府与海盗真正的精诚团结，各得其所。这种合作的意义，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海盗德雷克的合作完全一样，有效地整合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对比西方的殖民扩张史，郑芝龙的发迹史恰恰是西方无数海商发迹史在中国的翻版。此战后福建广东海外贸易日益繁荣，如能照此发展，以明朝中后期中国人思想的开放程度和科学技术发展程度而言，古老中国将走向自己独有的近代化历程。遗憾的是，随着清军入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商品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希望随着清国的海禁破灭了，硕大无朋的帝国又回到了那片黄色的土地，回到了农业社会。有明一代也许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写的那样：“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那样的时代，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很快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哎，痛！明朝那么富裕，把海上马车夫都打跑了，为什么此战十一年后明朝就灭亡了呢？看西班牙人冈萨雷斯的《中华大帝国史》的一段话您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和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他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还要比实际疆域大三倍的国土。而且只要是一个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就会对饥荒时易子而食感到司空见惯。”贫富差距悬殊，穷人们自然都跟着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而起，最终到处攻城略地，杀掉富人，将其财富据为己有，最终大明王朝就在李自成农民军的山呼海啸中走到了终点。在明朝走向毁灭的途中，大英帝国的舰队来了，这次明朝能否在毁灭前写下最后浓墨重彩的一笔呢？中国近代史是复杂和精彩的，有时又是颠覆的，这里的讲述，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绝非一般历史书上的忠奸两列、黑白分明。作者让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故事再次拥有震撼人心的温度与力量，激发思考，助力当今，彰显历史巨大的魅力和诱惑力。
邓世昌和他的“太阳犬”
在甲午海战当中，邓世昌抱着他的爱犬一起沉入大海，这件事情到底是否真实？时过境迁，由于史料不足，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事件原貌。当然，这也丝毫不影响邓世昌的进行教育改良。《世祖实录》第七卷，第79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6—57页。孙上书的时间是1644年8月30日。?《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页。?清政府深刻地认识到重建驿递制度的重要性。驿传使各个城市联结为一个网络，而统治者正是通过它来统治帝国的。至晚明，驿递制度实际上被私商所控制了（至1629年，只有20％的交通是官办的）。1647年，多尔衮警告了那些利用国家驿传谋私的人。同时，他调拨了地方的一部分人力、物力以资助这一体制的建设。但是，这只是恢复瘫痪的交通管理和复杂的地方税收体制的艰巨计划的一个开端。文献对此的详细记载，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七辑，第1—60页。关于明代驿递制度的衰败，参见星斌夫：《明代的运输》，第2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7页。皇太极与多尔衮都赋予御史以很大的进谏之责，但当给事中或监察官员直言抨击皇帝的过失时，他们却也常常为之恼怒。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3页；罗思·李：《早期满族国家的兴起》，第135页。1644与1647年间，御史们31次上疏陈述改进行政管理之策，多尔衮（勿论他性格如何）只反对过其中的三项建议。然而，他却驳回了他们的许多通常是缺乏证据的告发、检举。吕元驄：《清初的御史、摄政王和皇帝》，第83—84页。孙承泽在这一事件中并没有受到惩罚，事实上，1647年他又被擢为兵部侍郎了。《贰臣传》第十二卷，第28—29页。?张若麒，山东人，1631年进士。1642年与满洲人作战中国谎报战绩，遭人检举，论死系狱。后为李自成所释，并委以御史，负责山海关军事重镇。此后，降于多尔衮，任为顺天府丞。《贰臣传》第十二卷，第6—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页。然而，霸州县在1647与1649年间一直屡遭“贼匪”的袭击。《贰臣传》第八卷和《世祖实录》；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55页。从该世纪60年代初开始，沿大路和运河两岸植了树，但是茂密森林已不复存在，至少是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铁路线两侧是如此，只有清东陵周围仍有森林?《贰臣传》第十卷，第29—31页。在接受清廷的宽赦之前，唐通在一片石被图赖这位攻陷过松山的英雄所战败，《清代著名政治家评述》，第98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信送出之日为1644年9月6日。?同上书第八卷，第96页。1644年10月15日，唐通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页。?金砺和雷兴的事迹见《清史稿》本传和《文献丛编》第三辑，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2—5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7页。?同上书第一卷，第16页。?方大猷，浙江人，1637年进士，也是曾为李自成效过力的明朝官员之一，南明因此将他定入逆案。所以，他不可能返回本省，只得留在北京，加入了多尔衮的政府。他被授任盐法道，然后随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8月被擢为该省巡抚。《贰臣传》第十二卷，第9—1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正如方对他的上司所解释的那样，山东的离心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官兵刚从一个“平定了的”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原地区便又爆发了动乱。除非向该省多派兵力，否则要控制该省是不可能的。?《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的时间是1644年10月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的时间是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为了避免北京出现与主抚派意见对立的主剿派，杨允诺“贼匪”，只要他们“纳马匹、纳器械、塞其洞穴、毁寨撤营”，即可招安。尽管清兵设法让那些放归故里的战俘充当传声筒，广为传播朝廷的赦免允诺，但“招抚”仍然只是一个动摇不定的政策。杨方兴坚信，任何起义军都不能赦免。他认为，“屡抚屡叛，视若儿戏……必非一抚所能收拾者也。职一莅任，即思先剿后抚”。《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上书的时间为1644年10月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5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5—7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6页。李率泰是李永芳的二儿子，与清朝公主结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4—485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36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页。?同上书第十三卷，第148页。满旗与汉旗人派往山东与河南驻防，标志着前述八旗驻防制度的开始，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页。多尔衮主要依赖汉军旗人充当山东文官人选。1644与1649年间，有14人被委以该省的按察使和税使，其中有9人是汉旗旗人。在济南府，1644与1648年间的五任府丞中，有3人是旗人。该府6县的24名县官中至少有6名是汉旗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93页。?这也许是“高等级行政区划分”的结果。根据施坚雅所说：“将直隶的一部分远伸向这一中心地区的南部，其后果之一，是割裂了位于两省之间的开封和东昌两府的都会与区镇贸易体系，并把大名府（直隶之南部）的乡绅豪强的利益与直辖省而不是与河南或山东紧密联系起来。该省是大名商人的利益之所在。”施坚雅：《城市和地方等级体系》，第343页。?1640年，“土贼”袁时中起事于饥民之中，即是突出的一例。袁本人来自大名，但是他率领的“土贼”劫掠了整个河南北部，并参加了尔后杀死他的李自成的部队。佐藤文俊：《明末袁时中之乱》。?程定恒：《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5页。赵二良是一个土匪，他的忠明思想是后来产生的。在他举起弘光旗帜起兵不久，即杀死了一名乡绅领袖和100多名县官属吏。于是，清丰知县组织了乡勇以抵击赵的进攻。起义后来被总兵土国宝所镇压。关于大顺军的进攻，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时间是1644年10月1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5—66页。?《明清史料》丙编，时间是1644年9月9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9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时间为1644年9月23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9—70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5页，时间是1644年10月8日。?《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6页。?同上书，第67页。?沈文奎的传记见《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六，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1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8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3—64页。“绿林”指土匪或歹徒。?例如，1648年秋，鲁国南的官军消灭了一支打着明王朝旗号的起义军，见《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461页。上奏时间是1648年9月23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5页。?直至1656年，顺德地区始终没能得到清的完全控制。本府官军“掘壕挖沟，周围七里，弭盗安民，地方赖之”。乾隆版《顺德府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0页。?爱松古的事迹见《清史稿》。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6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2—14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7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4年10月20日。又据上书第十卷，第118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4年11月11日。据叶臣言：在后一次出兵中，招抚了太原附近地方的居民，并将5州、20县纳入了清朝统治之下。陈永福在保护李自成撤退中牺牲。张：《陈永福》，第65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为1644年12月6日。石还接受了几名明朝军官和3000名士兵的投诚。?《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8—129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为1644年12月12日。?同上书第十二卷，第138—139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5年1月3日。朝廷给军队的训谕是：“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在此，以言抚慰之，申戒将士，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1页。像在辽东一样，一个前明官员的投降往往是他以前的将领和朋友推荐的结果。例如董学礼，降于李自成时是明朝的一个副将。大顺军首领命令他驻防于河南怀庆府，它近于山西南界。当多铎的人马经过山西，南下至河南北部时，董防守失败了。1644年10月下旬，他迅速撤至潼关。然而，在他再次进入大顺军的中枢地区之前，他收到了一封清廷的邀降书。他接受了这一邀请。董的降清举动大大地鼓动了其他前明将领的投降。例如，董的一位老友陈之龙（江西举人），在董学礼的推荐下被授以御史之职。当起义军攻占陕西之时，像其他众人一样，陈投降了李自成，并担任了宁夏节度使。在董学礼投降清朝后，陈收到了这位他以前上司的来信：解释归附后的情形，并请他也参加新朝。陈欣然应允，随即向阿济格表示归降之意；陈被清廷委以三边总督的重任（三边包括陕西北部的榆林，陕西中部与西部的固原以及宁夏与甘肃）。次年，陈之龙进京陛见，正式任为御史，被授以安徽凤阳总督大权。《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2页。关于董学礼之降，见《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7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8—129页。?《贰臣传》第十卷，第32页。后来唐通被召至北京，隶汉军正黄旗，晋封定西侯。?阿济格的进军如此之快，是与西北几位军事将领的迅速投降分不开的。由于这里的穆斯林、藏人和蒙古人的影响是那样的大，因而他们甘愿降清也就并不奇怪。这里可以说是操各种语言的不同民族的大熔炉。例如，南一魁，原明朝官员，陕西人，曾归顺李自成并被授以参将之职。在他认识到李自成不可能再成为皇帝后，便弃李而去，投奔蒙古的鄂尔多斯部。当阿济格从陕西北向进军延安时，南一魁甘愿为清效劳；并同另一明降将杨镇邦一道，在南击延安时与满、蒙、汉旗军协同作战。最后，南成了汉军镶红旗人。《贰臣传》第十卷，第10—12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5页。李过是在陕西进攻中幸免于难的少数重要的大顺军人物之一。后来，他仍然与南明抗清。据当时人记载，李自成的谋臣、算命先生宋献策，在延安被捕入狱。由于一位捕俘他的满人对他的神奇才干十分赏识，这个矮子成了一名旗人，卒于1662年。谈迁：《北游录》，第386页；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4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55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2页。但是，直至1645年1月19日，多铎的前锋同潼关守兵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的小规模战斗。而此时，李自成正在从西安调兵加强此关的防御。?《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5—156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55页。?李命令田见秀殿后，并要他在与后卫撤离时毁掉此城。但西安居民很幸运，因为田没有这样做。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65页。?根据一种详细记述，李自成部还有13万人。斯特鲁弗：《南明》，第27页。?顾山贞：《客滇述》，第92页。?图赖是一个极卖力的追击者，策马日夜兼程。《清代著名政治家评述》，第98—99页。河南的明朝官员，如曾与张献忠部和地方“贼匪”作战多年的徐起元，迅速地接受了清朝统治，并为清军装备船只以待长江作战之需。然而，直至1647年5月12日，长沙才纳入了清朝统治之下。30名官员、3500名士兵投降湖广巡抚高士俊。《贰臣传》第六卷，第1—2页；《世祖实录》，第370页。?采取这一决定是在1645年5月30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7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210页。?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65—16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2页；汪宗衍：《读〈清史稿〉札记》，第207—209、496—498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7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61页。?第七章南京的陷落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孔尚任：《桃花扇》，第312页1644年12月，多铎派遣图赖和他的远程骑兵部队去试探南明在睢州的防卫情况。在那里有4万到5万明军，其指挥官是以镇压了1622年山东白莲教而闻名于世的许定国。这时，他听说那个省的许多官吏和绅士已经归顺了满族政权，而且还得知，那些前明官吏在他们死心塌地地投降以后得到了清政府的礼敬，遂暗中与多铎通款，表示愿意与睢州将领李际遇一起投降，以换取恩赦。多铎小心翼翼地作出了反应，坚持要许定国在进一步谈判之前，把他的儿子送来作人质。这样，许定国转而决定就地对满族人进行进攻。1645年1月初，在丢失了宿迁一带的黄河北岸之后，史可法命令高杰收复归德和开封附近的地区，并保卫开封和洛阳之间的虎牢关。在那里，高杰不仅能够阻止满族人，而且可以进而越过黄河，实现光复中原的民族愿望。根据这个计划，高杰驱马北上，渡过淮河，赶到睢州。然而当他接近许定国的营部时，却听到风传，说许定国的儿子已经被当作人质送往多铎的军营。由于怀疑不定，高杰派遣了几名使者，要求许定国立即亲自来解释这些事情。高杰和许定国之间素无好感。当高杰还是一个起义军的时候，他的部队曾经进攻过太康，并且杀死了许定国一家老小。所以当任命高杰为“四镇”之一的命令宣布时，许定国曾痛骂高杰，并且上书弘光皇帝，说高杰仍然不过是一个强盗。如今高杰的部队已接近睢州，许定国很担心以前那封信的后果。于是，许定国在城外10里的地方跪见了这位前叛军首领。他解释说，他本不识字，写给弘光皇帝的那封信实际上是由一个文吏起草的，那个文吏已经逃跑了。高杰释然，便接受了许定国请他们进城的邀请，并且受到了盛情款待——依照迎接明朝将帅和显贵的礼仪。1645年1月8日，高杰和他的卫队来到了许定国的营部，并且受到热情的欢迎。他似乎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许将军的宴请。然而，当他们坐到宴会桌旁时，他和他的卫队突然遭到了许定国士兵的袭击，并被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