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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抛石机孙华：宋朝的军队进行防守是非常善于用炮的。陈规在《守城纪要》里面就谈到，守城最重要的一环就在用炮，而且他总结金兵攻陷汴梁城，当时宋朝有很多失策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守城将领把炮摆到了城墙外面，如此一来，军队一溃，炮就留给金人了。王鲁湘：留给敌人了，敌人就拿着这个炮来打我们。孙华：当时的炮有好几种：重炮可以把很大的石块，甚至石碑放出去，另外还有轻炮、泥蛋炮。按照陈规的说法，用泥巴做炮，把它凉干了也能把人打死，而且敌人还不可能捡回来打我，因为它一打就碎掉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讲的这个炮，实际上是冷兵器时代的炮，也叫抛石机，所以不是热兵器时代的炮。炮的动力不是火药，而是人的肌肉。要想使抛石机抛得越远，拉炮绳的人就要越多。像在前沿江防炮兵阵地上的炮，应该是重炮，拉绳子的人数是最多的。整个山城防御体系，还实施了使敌人既攻不上据点、又抢不到军资的“坚壁清野”策略。袁东山：因为蒙古人生长在北方的草原高寒地带，不太适应南方潮湿炎热的气候，所以他们每次进攻几乎都是秋来春往。钓鱼城将整个山城防御体系作为一个巨大的依托，蒙古人来的时候，要一个城一个城地过，每个城都会打，每个城在打仗的同时，就会把信息传递到下一个或下几个城，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有两个核心的东西：一个是信息的传递，从考古上我们很难把这套信息系统破译出来；另外就是“坚壁清野”，以点控面。在蒙古人来以前，它利用山城把周边几十平方公里，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老百姓、粮草、牲畜全部集中到山里边，而蒙古人正好是游击性和流动性作战，它的辎重是很有限的。王鲁湘：因为是长距离的奔袭，他们不可能有一个庞大的后勤部队，源源不断地从千里之外给他们输送辎重和粮草，所以他们只能就地取食。而这边一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以后，元军实际上就坚持不了多久了。袁东山：所以，钓鱼城之战的胜负，往往取决于粮食，谁的粮草更多一点，谁就可能是胜利者。在这种情况下，“坚壁清野”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钓鱼城是靠什么办法，能在蒙军到来的间隙，将周围上百平方公里的军资、粮草全部纳入城中呢？毫无疑问，城内必定有设计独特的军事通道与外界相连！根据零星的史料记载，当时余玠委派的冉氏两兄弟，调集了合川地区的五县民众，在钓鱼山上开山采石，凭险建垒。他们在钓鱼城内峭壁和江面相连的地方，设计了好几道一字型城墙和水军码头，这些军事设施是钓鱼城得以坚守三十多年的重要保障。一字城墙复原图那么，传说中的一字城墙、水军码头是否存在？它又是如何有效地抗击蒙军的屡次进犯的呢？2008年的一次意外发现，使得钓鱼城南的一字城墙和水军码头浮出了嘉陵江。袁东山：2008年，重庆有一个叫草街航电枢纽的重点工程，这个工程会把嘉陵江的水位提升20米，相当于每年最大的洪水的高层。钓鱼城附近江面每年的枯洪差，大概是18米左右。20米的提升会高出正常的枯洪差1米到2米，这对钓鱼城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重庆市考古所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最后进行了一些“揭露”。常规的考古叫“发掘”，我们在这个地方使用了一个有点特色的词叫“揭露”，因为钓鱼城是个国宝，它的核心资源就是抗蒙的东西。它作为一个江城，不仅有山城，还应该有水城。我们当时就想找到它的水城，于是从传说中的南一字城开始勘查。南一字城逐渐被揭开，这个深入江畔的城墙依靠峭壁，北高南低，长达400多米，残墙平均高5米。这个看起来不过是用一堆石头垒起的线型城墙，在过去的冷兵器时代，却能起到控制嘉陵江防线的重要作用。袁东山：一字城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作为钓鱼城的外围防线，它跟嘉陵江和这个峭壁形成一个封闭体；第二个功能是，它的顶面是一个通道。王鲁湘：是个马道。袁东山：对，一旦有战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出兵的快速通道。其实，这场战争之所以能打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粮草集中。也就是说，在战前，它能把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甚至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住，然后顺江而下，把辎重粮草全部顺着这个码头运进来。一字城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钓鱼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因为伸入江边的城墙，其实还兼备了进攻功能。在一字城墙靠近峭壁的地方，还有一个飞檐洞。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南宋的一员猛将王坚负责守城，他训练自己手下的敢死队借助一字城和一字城下面的飞檐洞屡次偷袭蒙军。钓鱼城飞檐洞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进行，钓鱼城的防御系统逐渐清晰，从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它有一南一北两个一字城，南一字城墙旁边还设有水军码头。通过钓鱼城的这套军事系统，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所谓的“坚壁清野”战略，以及攻防相结合的战术。该城有两重防御，它外围的巨大防线就是南一字城、北一字城，这两座城形成了一个10平方公里的巨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般的小规模战争是没法突破的，因为有金城汤匙。如果敌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宋军就放弃外围，把所有的物资收到山城。钓鱼城还跟前援的其他城形成了整体攻防，跟后援的重庆城又形成了整体性的互相增援。所以在这场战争中，它不光是被动的防守，还利用战争的空闲机会积极主动地开展小规模的进攻和骚扰。三、上帝折鞭王鲁湘：在十三世纪的历史上，蒙古汗国的军队是一支震撼世界的可怕力量，它三次西征，横扫千军如卷席，使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四十多个国家，在其铁蹄下呻吟挣扎。罗马教皇曾惊呼这是“上帝的罚罪之鞭”，这条上帝之鞭不可一世，它指向哪里，哪里就“粉身碎骨，灰飞烟灭”。然而，这支常胜之师，却被阻挡在钓鱼城下，屡战屡败，损兵折将，不得寸进。因为坚持守城36年之久，钓鱼城成为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这个传奇中最重要的一项，要从蒙哥大汗死在钓鱼城说起。蒙哥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率兵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以骁勇善战著称。公元1252年，43岁的蒙哥被推举为大汗。几年后，蒙哥因四川战事的不甚明朗而御驾亲征。1259年初，蒙哥大汗亲自带兵从四川主战场南下，试图与忽必烈率领的军队会合，直取东南夺取南宋政权。然而之后所发生的意外，却无意中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孙华：史书记载，蒙哥说话很少、很精炼，为人很稳重，经常沉思，下决定也很果断。蒙哥像但是他在攻打四川的时候，却没有听取有些大臣的意见。当他在钓鱼城下受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大将给他进言，说钓鱼城奇险，非常难攻，不如舍弃它直接东下，派支军队进行骚扰就是了。只要东下夺取了临安，南宋政权覆灭，钓鱼城自然不战而降。但这个大将的进言受到了其他大将的否定，他们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示：要夺取全国，却连一个钓鱼城都征服不了，怎么能显示大元的武力？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舍钓鱼城而下，蒙哥觉得后一种意见是有胆略的意见，便听从了这种意见。王鲁湘：因为他们在全世界所向披靡，已经太自信了。在蒙哥的带领下，蒙古精锐之师势在必得，这一次他们攻克了钓鱼城的第一道防线，直击钓鱼城的护国门一带，但是钓鱼城的军民却誓死守卫第二道防线。袁东山：蒙古人对第二道防线久攻不下，就采取了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地突法，就是从地下突击，挖地道。他们挖过了钓鱼城的第二道城墙，最后攻进来了。可钓鱼城的军民也很勇猛，你蒙军挖地道，我就挖个大坑等着你，你进来以后就让你摔到大坑里边，然后反攻，就把蒙古人打了出去。打出去以后，就对那个地道进行了回填。当时钓鱼城山上最多的物资就是垒石，直径大概30公分。我们考古所在清理过程中清理了35米全部是垒石塞填的地道。1259年的夏天，重庆地区又到了潮湿多雨的季节，御驾亲征的蒙哥大汗已经被钓鱼城拖住几个月了，他未曾料想，这样一个弹丸小城，竟困住了自己精锐部队的铁骑。由于攻城心切，蒙哥亲临钓鱼城北一字城对面的脑顶坪督战，没想到却中了宋军猛将王坚部队的伏击！王鲁湘：前面就是钓鱼城东南的脑顶山吧，当时蒙哥率元军占领了这个山头。从钓鱼城这边到脑顶坪大概有多远？刘智：大概有200米。王鲁湘：当时宋代的抛石机能打多远？刘智：我请教过社科院考古所的杨洪先生，他是专门研究中国兵器史的。他做了个试验发现，抛石机最远能打400米。王鲁湘：那这个蒙哥的胆子也太大了一点，作为蒙军的皇帝和最高统帅，他居然敢到这么近的距离来。刘智：可能因为夏天潮热，又久攻不下，所以他心情急躁，想亲自督战。而王坚又经常去激他，老把鲜鱼、面饼抛下山去，这相当于告诉蒙哥军队：你再围困我多少年，我都顶得住，我上面有吃的，还有鲜鱼、饼。王鲁湘：这是心理战。袁东山：蒙古人从2月份开始攻城，到那时候大概已经4个月了吧。一个在欧亚大陆攻城灭国所向无敌的人，却遇到了钓鱼城这个史上最牛的钉子户。蒙哥做梦也没想到：蒙古军身经百战，却在钓鱼城折兵损将。当然，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也会命丧钓鱼城！传说脑顶坪一战，蒙哥中了宋军的飞弹，最后死在军营。因为蒙哥的死，历史在此拐了一个弯。当时奉命西征欧洲中亚的军队统帅、南征大理和交趾的将领以及正在长江中游与宋军鏖战的忽必烈大军，都匆忙停下战事，不远千里，赶回大漠参加蒙哥葬礼并争夺大汗之位。孙华：正在西亚远征并已经打到意大利的这支军队，本来是可以一鼓作气拿下埃及的。听到了蒙哥的死讯后，主力马上就后撤了，想回去争夺大汗的位置。忽必烈听到这个消息后，先是犹豫了一下，他想如果我听到消息就立刻回退，有损于声望，所以他还是先下江南。王鲁湘：先立一功再说。孙华：忽必烈先打垮了宋朝在长江中游的最大的一支军队，然后就急着开走了。所以蒙哥之战对西征军来说，结束了西征军的使命，保卫了阿拉伯世界；对正在灭宋的南征军队来说，这一战也暂停了他们的任务。他们都回去争夺汗位了，这使得南宋得以苟延残喘。“上帝折鞭”组合图正是因为钓鱼城所取得的战绩，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也延缓了南宋王朝的灭亡，钓鱼城因此被赋予了“上帝折鞭处”的美名。然而，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此时的钓鱼城已经成了一座抵抗蒙军的孤城，还在守城的将领王立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是弃还是守？在一个叫熊耳的女人的斡旋下，王立只得做了一个现实的选择。孙华：南宋的首都临安被蒙军攻克以后，这个时候的坚守实际上已经到了尾声。在最后的坚守时期，四川的山城一个一个地陷落，甚至连后方重庆也都被包围了。这个时候怎么结束战事？有两种选择：一是投降，一是抵抗到底。在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可能会很排斥熊耳、王立，认为他们是汉奸。不过，后来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说这个时候钓鱼城已经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城里的粮食已经没有了，坚守下去徒留象征意义。为了保全全城10多万军民的生命而去投降，这是非常人性的做法，是可以被谅解的。1279年，钓鱼城将领王立见南宋大势已去，为了保存10万军民的性命，忍辱递上了一纸投降书。钓鱼城36年抗蒙守城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汩汩嘉陵江日夜奔流不息，“独钓中原”的钓鱼城青史留名。故宫大修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旧称紫禁城，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这里曾居住过24个皇帝，是明清两代（公元1368～1911年）的皇宫，现辟为“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建筑群。故宫全部建筑由“前朝”与“后寝”两部分组成，四面环有高10米的城墙，城墙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城外有一条宽52米、长3800米的护城河环绕，构成完整的防卫系统。其总体布局为中轴对称，布局严谨，秩序井然，寸砖片瓦皆遵循着封建等级礼制，映现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宏图霸业，都消失在历史的云烟深处，惟余这座曾经不可一世、富丽堂皇的皇城，孤独地横卧在夕阳下，凄凄诉说着注定要被遗忘的前尘往事。一、故宫的格局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前通天安门，后倚景山，东近王府井街市，西临中南海。总体分为南部的“前朝”和北部的“后寝”两部分。南部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两侧辅以文华、武英两殿，是皇帝上朝接受朝贺、接见群臣和举行大型典礼的地方。北半部则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及东、西六宫和御花园为中心，其外东侧有奉先殿、皇极殿等，西侧有养心殿、雨花阁、慈宁宫等，是皇帝与后妃、皇子和公主们居住、举行祭祀和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故宫结构图王鲁湘：故宫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古建筑群，这个建筑群有多大的规模？晋宏逵67：从护城河的外围算起，它的占地面积应该是100万平方米。王鲁湘：人们都说故宫的房子多，进到故宫里头最主要的事就是数房子，数着数着就数迷糊了。有人说，故宫有9999间房子，这个说法是真的吗？还只是民间传说？晋宏逵：这恐怕是民间的传闻。故宫从建成到现在一直处在不停地变化中，从明到清延续将近500年，它的房子有新建的，也有拆除的，怎么会有这么整齐的9999这样的数字呢？王鲁湘：估计是民间认为故宫是皇上所在的地方，就给他个吉数，说一万好像不太好，就说9999。晋宏逵：说一万太满了。王鲁湘：刚才您说从护城河算起，这个长方形是100万平方米，那么从城墙算起是多少？晋宏逵：应该是72万平方米。里面的建筑面积大概是14.06万或14.07万平方米的规模。护城河在最外围，宽度有52米宽，城墙东西750多米，南北960多米，是个长方形。城墙四周有四个门，南面正门是午门，东西是东西华门，北侧是神武门，明代叫宣武门，四个角有四个角楼，这样就和护城河一起构成了紫禁城的防御体系，这一块防御体系占总面积的将近三分之一。城墙内部可分为三大块，一是外朝，在中轴线的前半部分，也就是乾门的前面横街向南的部分。它两侧的两个轴线上，东侧轴线上是文华殿，西侧是武英殿，这就构成了外朝的全部。外朝的北侧，这个凹字形的部分，就是它的内庭。王鲁湘：这是个“负阴抱阳”68的格局。晋宏逵：这块看起来比较密集，怎么认识它？我觉得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分块。它既然是一个城，就有街道。四条长街把紫禁城从纵轴线分成五块。中轴的前半是常说的后三宫，就是乾清宫，坤宁宫和它中间的交泰殿；它的左右就是东西六宫，东西六宫的前端各有一个重要建筑，这边是诚肃殿和斋宫，那边是著名的养心殿。西六宫的外侧是太后们住的地方，最前面的是慈宁宫，慈宁宫的旁边是寿康宫。

少妇被爽到高潮喷水久久内乱，所以要以这种方式来批评他。又评价说，当初公子归生拿畜生说事，劝阻公子宋，是“仁”的表现；然而没有揭发公子宋的阴谋，反而被迫成为公子宋的同党，是“不武”的表现。所以，公子归生不能达到“仁”的境界而陷入弑君的罪名。郑灵公死后，郑国人准备立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去疾（字子良）为君。公子去疾推辞说：“如果以贤良为标准选择君主，我显然达不到；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我又不及公子坚年长。”于是立郑灵公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坚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襄公。郑襄公既然即位为君，按照当时的习惯，郑穆公的其他儿子被统称为“穆氏之族”。郑襄公上台之后，准备驱逐郑穆公的其他儿子出境，以免他们威胁自己的地位。唯独公子去疾因为曾经让位于他，所以特别开恩，允许公子去疾继续在郑国生活。公子去疾对此坚决反对，说：“穆公的后人都应当留在郑国，这是他老人家的愿望。如果您一定要驱逐他们，就应该一视同仁，单独留下我有什么用？”郑襄公才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于是放了兄弟们一马，让他们都留在郑国做大夫。楚庄王的一只乌龟，引起了郑国的政权更迭，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是，他没有心情看郑国的热闹，因为他本人正面临亲政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危机的根源是楚国现任令尹斗越椒。前面说过，斗越椒是若敖氏的后人，与楚庄王是同祖同宗。自楚成王年代的斗谷於菟当上楚国的令尹以来，若敖氏基本上垄断了令尹这一职务，成为楚国的令尹专业户。斗越椒的父亲字子良，是子文的弟弟，在楚成王年代担任司马一职。子文对斗越椒这个侄子历来不感冒，甚至可以说是很反感。他曾经劝子良说：“你这个儿子有熊虎的外表和豺狼的声音，最好现在就杀掉他。否则的话，将给我们若敖之族带来灭顶之灾。谚语说，‘狼子野心’，你儿子就是狼，又怎么能够畜养？”子良对于子文的这一番话，将信将疑，慢慢也就忘了。但子文对斗越椒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还把自己的族人召集起来说：“一旦斗椒当政，你们就赶快逃离楚国，免得受其牵累，大祸临头。”子文越想越不放心，潸然泪下，哀叹道：“就算是鬼，也要求食，难道我们若敖氏之鬼，就要没有饭吃了吗？”鬼靠后人供养。子文这样说，自然是指若敖氏即将灭族，以至于没有后人可以供奉祭祀先祖了。楚庄王年代，子文的儿子斗般担任令尹，斗越椒担任司马，蒍贾担任工正。斗越椒与蒍贾结成政治同盟，联合起来在楚庄王面前说斗般的坏话，将斗般赶下台，由斗越椒取而代之，蒍贾则升任司马。后来，斗越椒又与蒍贾发生矛盾，于是利用若敖之族的势力，将蒍贾囚禁在轑阳（楚地名），后来又将他杀死。司马是卿一级的大官。斗越椒敢通过家族的势力囚禁和杀死司马，可见其在国内是何等飞扬跋扈，完全没把楚庄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放在眼里。他凭借的是什么？是若敖之族在楚国的地位。自子文以来，若敖之族盘踞在楚国令尹的高位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者，他们的门生旧吏、亲戚朋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根系，牢牢地扎根于楚国，若敖之族已经成为不可一世的政坛哥斯拉。毫不夸张地说，若敖之族跺跺脚，荆楚大地都能感觉到震动。而斗越椒杀死蒍贾之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烝野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楚庄王。面对斗越椒的挑战，楚庄王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起兵讨伐，而是妥协。他向斗越椒提出，以三王之子作为人质，送到斗越椒处，换取楚国的和平。所谓三王之子，就是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的后人，也是楚国王室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庄王提出将这些人送给斗越椒做人质，打的也是一张亲情牌，希望斗越椒看在同一个祖宗的份上，不要分裂楚国。但是，这一建议被斗越椒拒绝了。他带领大军向郢都前进，并在漳澨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事到如今，楚庄王不打都不行了。他只好率领部队从郢都出发，前去迎战斗越椒。双方相遇于皋浒。从人数上讲，楚庄王的部队占优势。但是，从质量上讲，斗越椒率领的若敖之卒，自古以来就是楚军的精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与普通的楚国部队相比，是职业军人与义务兵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斗越椒本人更是文武双全，出得朝堂，下得战场，尤其以善射闻名于世。当时两军对峙，斗越椒艺高人胆大，单车独乘跑出队列，要求楚庄王出来对话。楚庄王早就听过斗越椒的箭术，没有上他的当，远远地躲在射程之外，甘当缩头乌龟。斗越椒在阵前叫骂了一通，也不见有人出来应战，于是认准楚庄王所在的位置，远远地弯弓搭箭，一箭射过来。按照人们的常识判断，斗越椒这一箭无论如何伤不到楚庄王，因为它在半路就会失去劲道，掉在池塘里。楚庄王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他看到斗越椒弯弓搭箭的时候，心里一点也不紧张，等到他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那箭已经“嗖”地一声，射穿了戎车的车辕，牢牢地钉在战鼓的鼓架上。楚庄王冒了一身冷汗。斗越椒一箭不中，又射一箭。这一箭再次射穿车辕，而且将戎车的车篷射穿，不知所终。楚庄王再也受不了了，连忙下令全军撤退，避其锋芒。当天夜里，楚庄王派人在大营中巡视，安慰士兵说：“当年先君楚文王讨伐息国，在息国的大庙中获得三支长箭。斗越椒偷走了其中两支，已经射完了，没什么好怕的了。”这话连楚庄王本人都不太相信，但是对于鼓舞士兵们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天一早，楚庄王率领全军扑向斗越椒的部队，将斗越椒和他的若敖之卒全部消灭。关于这一战，《左传》的记载可谓简之又简，仅有“（楚庄王）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干巴巴的九个字。但是，在后世人的杜撰中，这一战却是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出现了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神箭手养由基，与斗越椒两人隔着一条河比赛射箭，结果养由基轻而易举地将斗越椒射死，为楚庄王平息叛乱立下了头功。既然是杜撰，我们姑妄听之罢。值得一提的是，养由基这个人物，在《左传》的记载中，还将多次出现，毕竟不是凭空捏造的人物。通过皋浒之战，楚庄王彻底清除了若敖之族对楚国政局的影响，对稳定楚国内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想当年，子文在临死之前劝自己的族人远离斗越椒，可谓有先见之明。但是，在斗越椒当上令尹之后，若敖之族非但没有逃离楚国，反而助纣为虐，帮助斗越椒囚禁和杀死蒍贾，走上了叛乱和分裂楚国的道路，因此才会有灭族之灾。若敖之族也并未因此完全绝后。斗越椒举兵反叛的时候，若敖有一位后人，名叫克黄，时任楚国的箴尹（官名），被楚庄王派去出使齐国。回来途中，他听到斗越椒反叛和战败的消息。跟随他的人都说，不能再回楚国去了。克黄说：“抛弃君主的使命，这样的人谁敢收留？君主就是天啊，获罪于天，哪里有地方可以逃逸？”于是从容回国复命，然后跑到司法官那里去听候发落。克黄的行为使得楚庄王相当感动，他不禁又想起子文担任令尹期间为楚国所作的重大贡献，说：“如果连子文都无后于楚国，我们又如何能够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建设楚国的美好明天呢？”于是网开一面，让克黄官复原职，并且给他改名为生，生生不息的生。在这之后，一个名叫蒍敖的人登上政治舞台，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蒍敖又被称为孙叔敖。在历史上，“楚庄王加孙叔敖”这对组合的名气，并不亚于“楚成王加子文”组合。【外戚干政：外公政治】公元前608年，在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之后，鲁文公的儿子公子倭终于登上了鲁国君主的宝座，成为了历史上的鲁宣公。春秋时期，子以母贵。儿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的地位，而母亲的地位取决于两点：一是她的娘家的地位，二是她在夫家的受宠程度。而前者往往又决定后者，也就是说，一个女人的娘家地位高，她在夫家自然容易受到尊重和宠爱，这是政治婚姻的本质决定的。母亲的娘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公家。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中能否脱颖而出，成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公的地位与实力。而外公们（有时候是舅舅们），大多也热衷于关心和干涉女婿家的内政，替自己的外孙撑腰打气，帮助他们争权夺利，这就导致了春秋时期独特的政治现象——外公政治。遥想当年，郑庄公的儿子世子忽因为屡次拒绝齐僖公的好意，没有娶齐国公主为妻，结果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外援，继承君位没几天就被自己的弟弟公子突赶下台。而公子突之所以抢夺世子忽的君位，更多则是因为公子突的外公——宋国的权臣雍氏家的主导与谋划。世子忽和公子突兄弟阋墙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外公政治的现实性。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去世。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赵盾为此大会诸侯，动员了兵车八百乘讨伐邾国，要为捷菑讨回公道——这是外公政治的又一典型案例。公子倭本来无权继承君位，他的母亲敬嬴只是鲁文公的小妾，也没有实力雄厚的娘家作为后盾。而且，鲁文公的嫡妻姜氏是齐国的公主，所生的儿子公子恶早就被立为大子。站在外公政治的角度，公子倭与公子恶竞争，毫无胜算。可是，敬嬴是个有心计的女人，早早就搞掂了鲁国的权臣公子遂，获得了公子遂的支持。公子遂跑到齐国，和新上任的齐惠公达成一笔交易，居然使得齐国抛弃了公子恶这位外孙，转而支持非亲非故的公子倭，使得公子遂可以放心大胆地干掉公子恶，将公子倭扶上君位，也算是外公政治中的小概率事件。根据公子遂和齐惠公达成的交易，公元前608年正月，鲁宣公正式即位的当月，就派公子遂为迎亲大臣，前往齐国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先君鲁文公尸骨未寒，便急急忙忙给自己办喜事，鲁宣公此举在当时无疑受到舆论的谴责，后人对此也多持讥讽的态度。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是鲁宣公急于讨好齐惠公，以此换取齐国更大支持的实际举动，倒也无可厚非。毕竟，为了政权稳固，为了国家安全，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也是难免。《春秋》这样记载：“公子遂如齐逆女。”逆就是迎接，女当然是齐国公主。接着又记载：“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至自齐，是当时习惯的语序，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自齐至，从齐国回来之意。为什么去的时候称为“公子遂”，回来的时候称为“遂”呢？《左传》解释，是为了对齐国来的新夫人表示尊重。公子，是当时贵族通常的尊称，舍去公子的称号，则是尊重更为显贵的人。以此为始，齐鲁两国迅速进入一个新的蜜月期。当然，这种蜜月关系并不对等，就像冷战时期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一般不对等。有大量史实为证。同年夏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带着大量财礼访问齐国，请求安排齐鲁两国元首会晤，希望通过会晤这种形式，齐国正式确认鲁宣公政权的合法性——毕竟是通过“弑君”上台的，心里总想着寻求外交承认。齐惠公收了鲁国人的贿赂，倒也不含糊，很快与鲁宣公在平州见面，承认了鲁宣公的诸侯地位。受宠若惊的鲁宣公回国之后，马上又安排公子遂再次访问齐国，专程对齐惠公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不是一句话，要拿出实际的东西才行。同年六月，齐国人正式接收了鲁国的济西土地。说句题外话，以土地换承认，是从古至今对自身的合法性没信心的统治者惯用的手段。公元前605年，今山东省境内的两个小国，郯国与莒国发生外交纠纷。自认为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鲁宣公配合齐惠公，想以大国的身份平息小国的纠纷，要求郯莒两国举行谈判，和平解决纷争。没想到，莒国人拒绝了调解。鲁宣公恼羞成怒，派兵进攻莒国，夺取了向城。对此，《左传》冷冷地评价说：“非礼也！”理由是，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当以礼为之，而不能以乱为之。动用武力就是以乱冶乱，不可能达到解决矛盾、共享太平的目的。其实，鲁宣公并非不知道这些大道理，可是为了在齐惠公面前效犬马之劳，非礼就非礼吧。公元前604年春天，鲁宣公又主动跑到齐国去朝觐齐惠公。这一去就呆了好几个月，直到夏天才回到鲁国。之所以住那么久，不是因为齐惠公好客，而是因为齐国的世袭贵族高固看中了鲁国的公主叔姬，要求齐惠公将鲁宣公强行留下来，商讨高固迎娶叔姬的事宜。前面说过，国、高二氏世代为齐国的上卿，最早是周天子派到齐国去监管齐侯的贵族，身份非常显贵。可是，高固再显贵，也不过是卿一级的人物，和诸侯不能平起平坐。在等级观念相当强大的春秋时期，诸侯之女如果嫁给邻国的卿大夫，是相当没面子的事。鲁宣公很难答应齐国人这一无礼的要求。没关系，那就乖乖呆在齐国吧，不打你也不骂你，只要你坐坐冷板凳就行。到了夏天，鲁宣公终于投降，接受了高固的求婚，才被解除软禁，回到鲁国。同年秋天，高固兴高采烈地来到鲁国，迎娶了他的新媳妇叔姬。高固这样做，倒是符合当时的婚礼习俗：诸侯娶老婆，派卿出境迎亲；卿大夫娶老婆，就得自己亲自出马了。三个月后，抱得美人归的高固又带着老婆回娘家行“反马”之礼。所谓反马，也叫返马。春秋时期，卿大夫娶妻，女方乘坐娘家的车马到夫家来。成婚之后三个月，夫家将车留下，而将马送回其娘家，就是反马。据介绍，留车是新媳妇表示谦逊，不敢自认为必定能够得到夫家欢心而长久居住，一旦发生休妻事件，则将乘此车回娘家；而反马则是夫家接受新人，表示不至于发生休妻之事。公元前602年，鲁宣公跟从齐惠公，带兵讨伐山东的莱国。莱国是小国，从地理位置上看，莱国位于齐国之东，而鲁国在齐国之西，莱鲁两国根本不搭界，也没有产生任何外交上的不愉快。因此，鲁国讨伐莱国，完全是为齐国效力。《春秋》记载：“（鲁）公会齐侯伐莱。”《左传》解释，之所以用“会”这个字，是因为齐鲁两国在这件事上没有共同利益。但凡出兵，如果有共同利益，就应该用“及”字，没有共同利益则用“会”。由此可见，虽然有叔姬下嫁高固之辱，鲁宣公在齐惠公鞍前马后效力，仍然是积极得很，不敢有丝毫懈怠。鲁宣公这样委曲求全，对于加强齐鲁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保障鲁国的安全，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天下的霸主不是齐国，而是晋国。自鲁宣公即位以来，只顾给齐国人擦鞋，竟然完全把晋国抛到了一边。晋成公上台，他没有前去祝贺，也没有派大夫代表他前去祝贺。这在当时是十分失礼的事。晋国人嘴上不说，心里却有了一个大疙瘩。虽然现在的晋国与晋文公、晋襄公时期相比，国势已经大不如从前，但仍然是一个不容轻视的庞然大物。晋成公即位之后，晋楚之间的争霸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郑国。公元前605年冬天，楚庄王刚刚解决完国内的斗越椒之乱，就派兵攻打郑国，企图将郑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前604年冬天，楚军再次入侵郑国，顺便与陈国签订了盟约。晋国则派荀林父为将，带兵救援郑国，同时讨伐陈国。公元前603年冬天，楚军连续第三年进攻郑国，终于迫使郑国臣服，与楚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公元前602年，郑国在大夫公子宋的主持下，又与晋国秘密谈判，背弃楚国而投入晋国的怀抱。于是，同年冬天，晋国在黑壤（地名）召开诸侯大会，重温霸主的旧梦。一向不搭理晋国的鲁宣公这次冒冒失失地跑到黑壤，准备在中原各国诸侯面前露露脸。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鲁宣公一到黑壤，就被晋国

年我的导师王钟翰教授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沈阳实习，曾特地带我们去拜见金先生，那是我第一次与金先生见面，那时候金先生似乎被聘请到刚刚创立的辽宁民族所就任不久，由于居所尚未安排停当，全家还住在宾馆的一间套房里。我是后来才知道，早在1957年，王钟翰先生就曾介绍金先生赴中央民族学院讲授辽金史，却因“反右”风波遽起，此事遂寝，注6可知二老当时已是故交了。金先生退休回到北京之后，我曾几次到他在梅园的家中拜望，却从未与他提起那本《三家子屯调查》给予我的影响。而与他真正深入的交谈，则是从这个口述才开始的。我和与我同往的乌兰教授夫妇，曾有过一个很长的访谈计划，打算每周到金先生家里去谈一次，金先生也同意了，还不仅仅是同意，据他的女儿金适说，他还为我的访谈准备了提纲——可是，这一切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只做了第一次，一切竟然就结束了。那次访谈之后，我去日本大阪大学访学仅短短半月，回京后正打算与他预约下次访谈的时间，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而算起来，从我为他做这个口述的3月10日开始，到他逝世的4月10日，其间相隔仅仅一个月，我想，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了。这当然不是一篇完整的访谈，我也从未想过要将它发表，但11年倏忽而过，老一辈学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开始模糊。将这篇口述记录拿出来重新检阅，发现它虽然简短，却不仅提到一些其他著作包括金家三代学者自己的著作中迄今未公开提到的往事，而且一读此文，金先生的音容笑貌便宛然重现，我决定还是将它发表出来。至于金先生家从荣亲王世代相传的文献史料和记载，以及金先生父子父女三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乃至金先生的三世祖奕绘和夫人、女词人西林太清诸事，由于都有专书介绍，这里就不复赘言了。在这篇口述中，金先生谆谆嘱咐我：“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我钦佩金先生的眼光，感激他的指点。府门儿这卷，本是以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即“溥毓恒启”排序注7的，金先生在辈分上并不靠前，但我仍将他的口述作为本卷开篇，以示对他的纪念。又及，金先生的女儿金适教授认真审阅了这篇整理稿并做了仔细的订正，在这里，我对她给予的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金启孮简历：启孮，字菉曾，一字麓漴。1918年6月生于北京，出生时清帝业已逊位，故以金为氏。曾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1940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从和田清、山本达郎、三上次男、榎一雄诸师研习金代女真史和清代满族史。1944年回国，在北京育英、贝满等中学执教。1949年1月北京解放后，辍教入华北大学史二班学习。1949年10月华大毕业后，重返育英中学任教，兼北京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院讲师。1958年调入刚建校的内蒙古大学，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研究蒙古史的同时，继续研究女真学、满学，历时25年之久。1982年赴沈阳，主持筹建以满学研究为中心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长；创办《满族研究》及《满族研究参考资料》两种刊物，并任主编，以研究满学为中心任务。八十岁时的金启孮先生注81989年离休，定居于北京市。2004年4月10日卒于北京。金家自述的荣亲王府世系：荣纯亲王永琪：字筠亭，号藤琴居士。清高宗弘历第五子，封荣亲王。生于乾隆六年(1741年)，卒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享年25岁，谥曰纯。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对天文算法亦有深入研究，所著《八线法》手卷，至为精密。又擅长书法，与成亲王永瑆齐名于世，并长于绘画、琴艺。著有诗文集《蕉桐賸稿》。荣恪郡王绵亿：字镜轩，号南韵斋，荣纯亲王第五子，封荣郡王。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享年52岁，谥曰恪。精于画仙佛，尤擅书法。著有《恪王诗稿》一卷。多罗贝勒奕绘：字子章，号太素道人，荣恪郡王世子，封贝勒；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享年40岁。绘贝勒著述极丰，从诗人创作到学术考证，包罗甚广。传世作品有《南韵斋宝翰录》(三卷，内载恪王书画题跋写真)、《读易心解》，等等。绘贝勒福晋西林觉罗·太清：讳春，字梅仙，号太清，镶蓝旗满洲人。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光绪三年(1877年)，享年79岁。当代中国文学界一般认为，西林太清不仅是满洲第一女词人，而且是清代第一女词人。代表作为《东海渔歌》。晚年著有章回体小说《红楼梦影》(24回)，笔名云槎外史。固山贝子载钧：奕绘第一子。道光十八年(1838年)袭贝子。咸丰七年(1857年)卒。奉恩镇国公溥芸：载钊第三子。同治五年(1866年)袭镇国公。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卒。奉恩镇国公毓敏：溥芸第二子。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袭镇国公。宣统三年(1911年)卒。奉恩镇国公恒煦：字纪鹏，晚年始字光平。1912年袭镇国公。毕业于朝阳大学法律系。早年受满文于舅氏松贤(即满文辞典《祖国渊源录》作者)。中年以后又攻语言学，喜以语言证史，颇多创见。除治清史、满族史外，专攻金史，并治女真文。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荟萃了煦公一生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工作，1960年退休。煦公曾任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大代表，这也成为他不幸于“文革”殒命的主要原因。注9乌兰：风太大了，沙尘暴又起来了。金启孮(以下简称金)：见到您几位我还是很高兴的，现在老没有这么常说话了。定宜庄(以下简称定)：我们想听您讲讲这样几个方面，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跟我们聊，就是您这一生做满族史，还有女真语、满语，您在这些方面的主要成就，您都是怎么走过来的，给我们讲讲这些经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如果您愿意讲……金：我得记上啊。定：没关系。一会儿我给您写。我想听听您小的时候北京的故事。第三方面呢，我想听听您自己家庭的情况，您个人生活的一些情况，包括您父亲的家庭，还有您母亲啊，祖母啊，外祖母啊，婚姻的情况啊什么的。咱们满族特有的风俗啊，规矩啊。金：我的外祖母家不是满族。……可以是可以，但是第一方面呢，我谈不到什么成就，我有什么成就？定：任何一个好的学者都会说：我没有什么成就！金：(笑)……定：可是至少您有好多体会。咱们慢慢聊，反正也不着急。

1.从始祖荣亲王到祖父毓敏

2.父亲与父亲的家学

还是真理？以后世的眼光看，崇祯至少用错了三个人，很巧，都是文臣。一崇祯用错的第一个人，就是孙承宗。孙承宗，字稚绳，河北高阳人，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老师，天启年间官至大学士。对于这个人，清朝人编的《明史》里有一句至高无上的评价：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意思是说，明王朝如果给他百分之百的信任，保卫现有的国土，是完全可以的。观孙承宗的履历，这句话毫不过分。孙承宗在参加科举前，一直在做游学教师，特别是常年在边境给边将家做家教，边关形势早已尽察。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42岁的时候参加科举，谁料一鸣惊人，竟考取了榜眼，之后官运亨通，先做明光宗朱常洛的老师，又做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可谓是“两代帝师”。尤其难得的是，一生沉迷木匠活的明熹宗朱由校，唯独对孙承宗格外尊重，自始至终称他为先生。朱由校登基后，作为东林党的一员，孙承宗入阁拜相，官居内阁大学士。这时候的辽东战局，已经糜烂触底，熊廷弼下狱了，辽东几乎全境沦陷，明朝之后连着换了几个辽东经略，不是去了临阵脱逃，就是被打得丢盔卸甲，后来兵部侍郎王在晋甚至建议明军全面退守山海关，加强山海关防御。孙承宗经过实地勘察后，否决了王在晋的荒唐建议，主动要求督师蓟辽。到任蓟辽后，孙承宗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略，趁努尔哈赤松懈时，先在宁远筑城屯垦，然后推进到锦州，经过3年稳扎稳打，终于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建成了一个立体防御体系——关宁防线。这条由宁远、锦州、山海关三地为核心的防御体系，成功阻滞了后金军南下。与此同时，孙承宗大胆卓拔了袁崇焕，打造出一支堪与女真八旗抗衡的强军——关宁铁骑。东林党覆灭后，孙承宗也遭株连，被迫退休归乡。他走后，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力挫后金，击败努尔哈赤，令努尔哈赤含恨而死。皇太极即位后，又在宁锦会战中击败皇太极。这场胜利让躲在深宫里做木匠活的天启皇帝也兴奋不已，下诏书表彰道：“十年之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随着魏忠贤专权日重，同属东林党的袁崇焕也遭排挤去职。崇祯即位后诛杀魏忠贤，为蒙冤的东林党人平反，大批当年遭迫害的东林党纷纷得到启用。在担负防御辽东重任的蓟辽督师一职上，崇祯舍孙承宗不用，反而启用了孙承宗的爱将袁崇焕。之所以“老姜不敌新葱”，恐怕还因孙承宗是天启帝老师的缘故，年轻的崇祯担心不好驾驭。和孙承宗相比，袁崇焕的最大欠缺就是战略眼光，他就任后，先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接着杀掉驻守皮岛多年，牵制后金军的大将毛文龙，令朝野上下哗然。还没等袁崇焕去“平辽”，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却绕开关宁防线，取道蒙古入寇河北，杀气腾腾地来平大明了。北京周边军队明军哪里是八旗铁骑的对手，被打了个溃不成军。率军回援的袁崇焕虽然在北京城下重创皇太极，但最终落了个被崇祯下狱处死的结局，直到今天，袁崇焕是不是汉奸的话题，依然被人津津乐道。袁崇焕下狱后，崇祯根本顾不上想他是不是汉奸，因为后金军虽然暂撤，但北京北面的遵化、栾城、永平、迁安四城却被皇太极占据，北京城依然岌岌可危。危急之下，孙承宗被崇祯拉来救火了，崇祯命他回任兵部尚书，负责京城防务。此时的局面，万分糟糕，因袁崇焕下狱，本来救援北京的辽东军哗变，竟跑回辽东去了。周边明军虽然有20多万，却慑于八旗军的兵威不敢进攻。孙承宗沉着应对，先劝服辽东军众将，再缜密制定作战计划。次年二月，孙承宗发动反击，仅用4天时间就收复沦陷四城，重创留守后金军近万人，将后金军彻底赶出了长城。这场力挽狂澜的胜利，史称遵永大捷。遵永大捷使孙承宗在时隔6年以后，再次得到了经略辽东的机会。而雄心勃勃的他，也希望完成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1627年）未完成的事业。遵永大捷后两个月，孙承宗向崇祯打报告，要求在锦州以东的大凌河铸城。大凌河，是辽东战略要地，一旦明军在这里站住脚，就可以威逼后金都城沈阳。如果成功的话，即使不能迅速平定后金，至少不会再发生崇祯二年后金绕过关宁防线破关南下的事。但后金不是傻瓜，孙承宗派祖大寿铸城，刚修了一半，后金军就打来了。战端突起，孙承宗急忙组织援军，但未曾想，他遭到了当年熊廷弼同样的命运——经抚不和。此时辽东的留守部队，大多掌握在辽东巡抚邱禾嘉手里，对修造大凌河一事，邱禾嘉本来就反对，开战了更来了一个“非暴力不合作”，孙承宗要兵，他阳奉阴违，本来应该立刻派出的援军，他竟然一拖就是数月。无奈之下孙承宗只好四处调兵，直到第二年初才终于凑齐一支4万人的援军。而在大凌河外围，8万后金军已经严阵以待。以寡击众下，明军终于不支，4万援军全军覆没，而驻守大凌河的祖大寿，用“假投降”的方式放弃了大凌河。大凌河之战，成为戎马一生的孙承宗唯一的败仗，却是最致命的败仗。大凌河败后，明朝言官炸了锅，本来对此败负有主要责任的邱禾嘉，把战败的罪过全算给了孙承宗。众议汹汹下，孙承宗黯然去职。纵观大凌河之战全过程，并非孙承宗无能，实在是他已没有天启朝初年的施展环境。此战过后，内地农民军战乱四起，明朝干脆撤了蓟辽督师一职，在关宁防线消极防御。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清军攻破孙承宗的家乡高阳，孙承宗率全家人上城抵抗，被俘后壮烈捐躯，其举家6个儿子和12个孙子全部殉难。忠烈如此，崇祯却只是下令“复官职，允祭葬”，连个谥号都不给。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得到崇祯完全的信任。二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的破关南下，以及袁崇焕“被汉奸”的结局，对崇祯皇帝本人的打击是巨大的。不仅仅因为他一直倾心相信的袁崇焕最终让他失望，也不仅仅因为明军在大多数时间里丢盔卸甲，被打得溃不成军的惨状，更因为在整个战役中，外围赶来救援的明军，竟大多不敢主动向皇太极发起进攻。身为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此情此景无疑是痛彻心扉的。有这么一个人，在这个痛苦的时候给他送来了春天般的温暖：一个不到30岁的大名府知府，竟然在当地招募了1万多民团，千里迢迢到京城来勤王，比起诸路军队的畏首畏尾，他多次主动请战，积极性相当高。当然，由于不久后关宁铁骑在北京城外击退皇太极，敌人全线退兵，这支积极性很高的民团最终没派上用场。但老实人不吃亏，崇祯因此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记住了他的慷慨忠义——卢象升。卢象升，又一个最终被崇祯用错的人。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中进士。之后先做户部主事，又做大名知府，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在崇祯二年那场兵灾前，他的日子过得很普通，当然也间或有些不普通的事。比如东林党众正盈朝时，大家都忙着巴结东林党，他偏不巴结。后来魏忠贤当权了，大家又忙着巴结阉党，他还不巴结。别人都忙着拍马逢迎混日子，他忙着埋头干活；别人闲着的时候喜欢看书下棋听戏，他闲着的时候喜欢骑马射箭练武；别人读的书，最多是四书五经，他偏爱读兵书，最喜欢的一本，多年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就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然后就是崇祯二年，他彻底不普通了一把，后金军来了，别人要么缩头要么逃命，他招了1万人，雄赳赳气昂昂要上战场。从这以后，不普通的卢象升，就走上了一条不普通的人生路。先是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升了官，提拔成负责练兵的昌平、大名、邢台三地练兵的参政。巧合的是，这三个地区，恰是当年戚继光蓟州招兵的地方。卢象升捧着戚继光的书，有样学样地摸索着干，外带自己一点发明创造。经3年努力，到了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真个练出了一支精锐来。这时明朝西北农民起义已经大起，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没完没了地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折腾。卢象升临危受命，先率军开赴山西，在山西冷水村大破农民军数万人。此战异常凶险，卢象升先率军破敌，将农民军逼至山崖，对方用冷箭射伤卢象升额头，卢象升不惧，抹着满脸血提刀带头冲锋，终把这股农民军击溃。此战得胜后，卢象升有了一个绰号“卢阎王”。这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被命名为“天雄军”。天雄军之所以战斗力强，与卢象升对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研读不无关系，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发明。天雄军的士兵，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且相互之间多有亲属关系，凝聚力极强。与此同时，天雄军的中级军官，许多都是由富有战斗经验的文官担任，这些人无匪气有血气，打起仗反而更勇猛，纪律性更强。当然如此凝聚力，也得益于卢象升本人的“干部带头作用”，每次打仗，他都是冲在最前面，另外军队有军规：冲锋时，军官要冲在士兵前面，军官落在士兵后面的，战后定斩不饶，真个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从崇祯六年起，卢象升率领他的天雄军，先战湖北旬阳六县，率孤军深入山谷绝地，九战九捷，消灭农民军马回回部数万人，继而又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官升“五省总理”，节制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并被赐尚方宝剑。6个月后，卢象升在洛阳大破李自成，并一路追杀到滁州，与30万农民军血战，经一天一夜战斗，再次打垮李自成，迫使李自成逃往陕西。短短3年间，卢象升大小百余战，先后击败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部，可谓大明朝的擎天柱石。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是内忧外患，如此擎天柱石，自然是哪里有裂缝往哪里顶。内战的裂缝刚刚顶住，外战又来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一月，清军（此时后金已经改国号为清）大举进攻宣府、大同地区，这两地自隆庆年间和蒙古封贡互市以来，已经“六十年不识兵革”，自然不是八旗军的对手。当地守将不敢接战，只是龟缩堡垒消极防守，清军撤退时，甚至在沿途树上写下“百官莫送”几个字，以示羞辱。二月，明王朝把正在与农民军血战的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之后两年，卢象升在当地整顿军队，修筑边防工事，“宣大兵威大震”。他更将一直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天雄军”带来，在当地吸纳精壮，扩军备战，到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时，已有了2万人规模。他深信，这支彼时中原战场最精锐的军队，将是他匡扶天下的利器。这段时间，崇祯对卢象升保持了推心置腹的信任，期间朝中不断有言官弹劾他，有人说他“杀良冒功”，也有人说他在宣大“滥用民力”，崇祯皆充耳不闻。特别是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卢象升的好友户部尚书侯旬（即戏剧家侯方域的父亲）获罪，刑部尚书郑三俊意图从宽发落，被大怒的崇祯连带陪绑，眼看两人性命不保，远在宣大的卢象升主动为二人说情，崇祯随即应允，将两人开释。这时期的崇祯，对卢象升是信任备至的，然而到了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八月，卢象升遭遇了崇祯最大的信任危机。这年八月，清军再次集结8万大军，由多尔衮率领经蒙古草原绕道南下，进攻北京外围。九月二十二日，清军破密云，杀蓟辽总督吴阿衡，兵下通州，眼见北京城危在旦夕。卢象升火速驰援，临危受命被崇祯委任“总督天下兵”，赐尚方宝剑。比起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率1万民团救援京城的情况，彼时卢象升，手握宣大精骑、关宁铁骑等诸路劲旅，旌旗招展，与清军八旗相持。深知责任重大的卢象升决定主动出击，九月三十日，卢象升进军保定，决定先打保定清军。是日深夜，卢象升发起夜袭，派3000精锐奇袭，战前下死命令“刀必见血，马必喘汗，人必带伤，违者斩”。战事爆发后，卢象升身先士卒，明军奋勇冲杀，清军反应不及，一度溃却。当卢象升欲主动出击时，却惊讶地发现，他的后续部队竟突然消失了。原来崇祯派来的监军太监高起潜竟擅自撤退，把率先冲阵的卢象升给“晒”了。还好明军死战，终从清营突围而出，但是伤亡过半。经此一战，保定清军稍却。可兵部尚书杨嗣昌却大肆渲染，指责卢象升擅自出战，以至大败。次日卢象升被崇祯下诏申斥，满腔杀敌之心，连遭冷水。高起潜给卢象升捣乱，是因为人品问题。高起潜此人性情贪婪，是崇祯信任的“御马监总管”，出外监军时常大肆索贿，如洪承畴、邱禾嘉等人皆大笔贿赂，唯独卢象升不买账，自然结了梁子。杨嗣昌整卢象升，是因为“路线问题”，彼时明朝内忧外患，杨嗣昌坚信“攘外必先安内”，主张与清军媾和，卢象升坚决反对，在驰援京城面见崇祯时，就曾以“臣只知带兵打仗”一句，讽刺杨嗣昌的求和政策，二人因此结怨。而崇祯本人也在战和之间犹豫不定。卷进这个漩涡，卢象升自然处处掣肘。保定之战后，崇祯求和之心大起，杨嗣昌又添油加醋，说卢象升“坏事”，为不让卢象升给议和大事捣乱，崇祯一面命卢象升进兵巨鹿，一面将卢象升本部兵马尽数拆分。十一月，卢象升进抵巨鹿抗敌，身为“总督天下兵马”的他，手里竟然只剩下1万兵马，他的精锐天雄军大部以及原本应由他指挥的关宁铁骑，皆被高起潜扣着。巨鹿地处要冲，是清军必争之地，见卢象升兵少，清军起初存轻视之心，多次发动进攻，都被卢象升奋力打退，整整一个月，清军竟数度攻巨鹿不克。这时杨嗣昌又添乱，将卢象升的士兵又调出5000归高起潜，十二月，多尔衮集中8万主力围攻巨鹿，开战之前，卢象升抱定必死之心，召集当地乡民哭泣说：“我等死在旦夕，不愿连累百姓遭兵。”为免当地百姓生灵涂炭，决定主动进攻，向清军主力发起“自杀式攻击”。百姓无不感动，纷纷捐出家中仅有口粮。十二月十五日，卢象升率部在蒿水桥与清军接站，8万清军将卢象升部重重包围，战斗从中午打到深夜，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清军终于全歼了卢象升部5000兵马，卢象升本人在格杀了20多名清军后，率仅有20余人冲向清军军阵，乱箭之中壮烈殉国。可恨的是，卢象升血战时，高起潜率领的数万精兵与他相隔50里，却见死不救。卢象升殉国后，杨嗣昌还在拼命整他的“黑材料”，甚至逼迫巨鹿知府诬陷卢象升“畏敌怯战”，卢象升尸首被杨嗣昌扣押50天不上报。卢象升死后，崇祯竟然两年多不给抚恤，直到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才给予追谥，可谓刻薄之极。崇祯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卢象升坚决主战，不合他的心思。一棵擎天柱石，虽是被清军杀死，不如说是被崇祯坑死。卢象升的死，对明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在明末农民起义时期，卢象升是对农民军胜率最高的将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皆一度被他打得奄奄一息，他亲手打造的天雄军，即使在对阵满洲八旗时也毫不逊色。人品上，卢象升属于绝对苦行僧式的人物，为官清廉，作战身先士卒，公平处事，凡事起带头作用，比如部队缺粮，他就带头断粮，部队打仗，他就带头冲锋。其人格魅力，就连许多嚣张跋扈的兵匪也格外敬服，比如关宁铁骑的悍将祖宽，镇压农民起义初期，是个出了名的贪婪横暴的角色，洪承畴、杨嗣昌皆不能节制他，他唯独对卢象升服服帖帖。如此人物，竟无法在崇祯手下施展拳脚，晚清名臣左宗棠西征时，读到卢象升传，不禁感叹道：“如此际遇，诚为天下志士恨。”三孙承宗和卢象升的悲剧，证明了崇祯拙劣的用人水平，但即使崇祯十一年两人双双殉难后，崇祯依然有再造社稷的机会。因为在明朝灭亡后，后人有一句通用的说法：“传庭死，明朝亡”，这里的“传庭”，就是彼时和卢象升齐名的另一杰出人物：孙传庭。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和卢象升相似的是，史书上说他“性沉毅，多筹略”，是个性格内向多谋的人物。他也是在天启年间就入京为官，担任过吏部主事，

然极其雷同。王鲁湘：朱馆长，这条金冠带出土的时候，是完整的还是成一团的？朱章义：是完整的，不过有点褶皱。它也不是团成一团，而是在中间断开了。王鲁湘：那怎么知道它是一个围成一圈的冠带呢？朱章义：它断开之后，我把它弯过来一看，接上断口是完整的一个环。不过它不是均匀的，上面的直径大一点，下方的小一点。它的大小应该和头基本一致，所以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戴在头上的冠带，而且它可以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相对应，因为冠带和杖都是权力的象征。它上面的纹饰和三星堆金杖上的纹饰也是一样的。王鲁湘：当时发现这个纹饰的时候你们肯定非常欣喜，因为找到了一件和三星堆文化有关联的直接性物证。朱章义：这件文物当时出土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开修下水管道时，挖掘机挖上土来之后就堆在一边。下水管道修完之后，旁边的土还得回填下去，而且还进行夯打。这是我们又重新开挖的时候发现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它在挖掘机开挖的时候掉出来，人们一看是金子，那么肯定就被拿走了。这些土在那里摆了半个月呢，能够保存下来非常幸运。王鲁湘：这个和三星堆的那个金杖的图饰有哪些地方是完全一致的，有哪些地方是不一致的呢？朱章义：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小的地方也有一点差异。比如说三星堆那个人面和这个人面是有差异的，三星堆图案上的那个人是一个正在跳舞的形象。茑纹饰也有一点差异，金沙的那个鸟尾是一个三角，三星堆的则有点像弧形。鱼尾也有些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是非常细微的。王鲁湘：两个图案都是一根箭经过鸟，再扎到鱼。但是箭好像没有扎到鸟身上，只是从鸟前边掠过去了。朱章义：箭扎在鱼眼上，然后扎进去，没有扎到鸟的身上。这给人感觉图案里的人要射的是鱼，而不是鸟，这和三星堆也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应该有传承关系，而且不是一般的装饰图案。王鲁湘：也就是说，三星堆和金沙的这个图案，都象征着极高的权力。朱章义：跟世俗权力有直接的关系，是权力的一种表现。金沙出土的铜器零部件跟三星堆青铜神树上面的青铜鸟非常相似，看起来也是插在一个大型器物上面的。但是到今天为止，金沙还没有出土像三星堆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一样的大型青铜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王毅：我们还没有挖到像三星堆大立人那样辉煌的东西，这是跟金沙遗迹的构成形式有关系的。我们感觉，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被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是特别隆重的一个祭祀。跟金沙的祭祀不同，三星堆的那个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代表权力的那些东西都埋在一个坑里面。太阳神鸟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箔器王鲁湘：这就是太阳神鸟金箔。朱章义：对。这件东西做得非常精美，但并不大，直径只有12.5厘米，厚度只有0.2毫米，质量总共只有20克。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剪纸工艺，空心部分才是它要反映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它的中间应该是一个太阳，周边有12道光芒，这些光芒刚好是弧形的，是太阳在运行的动态表现。太阳的周边有四只高度抽象化的鸟。王鲁湘：好像是水鸟。朱章义：差不多，它的腿特别长，颈也特别长。王鲁湘：这个金光闪闪的太阳神鸟应该就是我们金沙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了。它和我们凤凰的标志太神似了，而且其基本内涵也是一样的，凤凰的标志是一个凤一个凰旋转成为一个太阳鸟，这个实际上也是太阳鸟。朱章义：凤和凰也是太阳的一种表现。这个饰品更直观地把太阳和鸟放在一起，把人们对太阳和鸟的崇拜有机地结合在一块，来表现生生不息、追求光明的寓意。王鲁湘：这个金箔是完全用沙金敲出来的？朱章义：对，敲出来之后再把图案画上，然后慢慢进行刻划。我们可以看到它刻划的痕迹。王鲁湘：我觉得当时刻划的艺人的手艺相当好，四个鸟完全一样。据说这个东西当时团成了一团，那个喙都还留着。朱章义：能保留下来确实非常不容易。当时我们慢慢把它打开的时候非常惊奇，那么薄的一件东西，做得那么细，而且又竟然保存得那么好。青铜立人除了太阳神鸟的金箔器以外，金沙出土的这件青铜立人头上还戴着旋转光芒的太阳形帽，这个带柄的有领璧上面也有象征太阳的圆孔和三只绕日飞行的鸟。它和在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铜器和栖息了九只鸟的神树一起，给我们传递着一个共同的信息：那就是古蜀人对太阳和鸟的崇拜。金沙遗址青铜立人王鲁湘：这个小青铜人的姿势和造型很奇特啊，特别是头上戴的那个东西。朱章义：对，这个小青铜人戴的是一个太阳形帽，帽子上面表现得还是太阳的一种光芒。王鲁湘：如果从上面俯瞰的话，它的确和金箔上的太阳鸟很相似。但考虑到咱们现场出土了很多野猪的獠牙，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帽子是不是用野猪的很长的獠牙一个一个插起来，然后做起一圈的？因为它实在太像野猪獠牙了，而且野猪獠牙也是这么弯过来的。朱章义：古金沙人用排成一圈的野猪牙代替太阳的光芒，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王鲁湘：这样的造型也相当酷了，也是金沙的一件标志性器物吧。这个仅19.6厘米高的青铜小立人是金沙最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而当年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个高达两米多的青铜大立人。它们的造型极其相似，两者的一脉相承由此可见。当然，继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朱章义：金沙发现的青铜立人和三星堆的那个非常大的青铜立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王鲁湘：比如它手的姿势和三星堆那个一样，都是双手空握，好像拿着什么东西。朱章义：是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一个最显著的差异就是，金沙铜人戴的是太阳帽子。再者，它还有腰带，还插了把剑，或者是权杖，这跟三星堆的铜人也不太一样。我们从背面可以看到，它扎的是长辫，一直垂到腰部，每一个辫子下头都是三股辫子，还打了结，而三星堆的铜人则是梳着发髻的。在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是梳着发髻的，他是位大祭司，属于宗教阶层。而有专家认为，三星堆的头像中，梳辫子的应该是宗教阶层之外的另一个贵族阶层。根据这两种发式的对比，我们可以联想，3500年前，在三星堆这两个不同的贵族之间很可能引发了一场纷争，谁胜谁负不得而知。但是后来梳辫子的一族辗转来到金沙繁衍下来，延续着他们过去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玉琮金沙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青绿色玉琮随着金沙遗址被一层层地剥开，考古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这是一个柱状的物体。工作人员除去上面的泥土后，在场的人都惊呆了——竟然是一个青绿色的玉琮！朱章义：在成都平原三千年前的遗址里边，居然出土了一件距成都平原几千公里以外的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件东西，这件东西的时代比金沙文明早了一千多年。良渚文化是指距今5000年左右浙江、江苏环太湖一带的水稻文明。它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玉器。而良渚文化中体积最大、制作最精美的玉器就是玉琮。琮体通常分为多节，每节上都雕有神人兽面像。这件金沙发现的玉琮上面也出现了和良渚相同的纹饰。那么，这件在金沙发现的良渚玉琮是怎么穿越时空、不远万里来到四川的呢？朱章义：它在一千多年之后，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作为蜀王的一个重器，在祭祀祖先神明之后被埋了下去，这个非常难得。王鲁湘：一在江之头，一在江之尾啊。金沙遗址四节玉琮朱章义：很多专家检查过之后，都认为这绝对是良渚晚期的一件东西，而不是蜀人做的。有少数专家怀疑，是不是当时的良渚人到了成都平原之后在这里制作的？我觉得可能性不存在。经过一千多年，这种工艺早就消失了。而且能够明显地看出，这个琮上边有把玩的痕迹。所以我认为，它就是良渚的东西。但这个东西是怎么过来的？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有可能会成为千古之谜。王鲁湘：金沙出土的其他几件玉琮，从材质、工艺、神韵上一看就是金沙的东西，但是这件东西则是良渚的。朱章义：比如那件四节的玉琮，从外形上来看还是良渚的风格，但很明显是仿那件良渚的玉琮做的，比原来的更为简洁了。玉钺金沙不是一个封闭文明，它的统治者们和中原地区的上层社会之间有着广泛的交流。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各种型制的玉器，似乎都在以其独特的精美来替统治者祈求上苍的厚爱。朱章义：这个是我见过的玉钺中最精美的一件，当然是否应当称为钺，我们觉得还有待商榷。它实际上是用一块整玉来做的，上边和下面的玉皮22还在。它上面的兽面纹做得非常精细，两面都有纹饰，而且是对称的。但很奇怪的是，它的下边这部分采取阴刻的手法，而且阴刻的水平相对也比较低。王鲁湘：那就是不同时期刻上去的。金沙遗址兽面纹玉钺朱章义：很难说，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匠人做的。王鲁湘：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件玉钺不是本地玉匠做的，而是从商传过来的。因为它的整个纹饰和商的青铜纹饰是相同的。朱章义：我们以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这种玉料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其他地方没有。王鲁湘：它上面阳刻部分的技艺如此精湛成熟，不会是偶尔为之的东西。朱章义：应该是经常做才能达到的那种熟练程度。但下面的阴刻那部分的确相当粗糙，所以说这件器物很值得研究，金沙的很多文物都有这个问题。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到底是交流的结果，还是本地原生的东西，这是一个要好好研究的问题。二、金沙的谜团与启迪在成都平原这片土地上，考古工作者们一直在找寻古代蜀国人的遗迹。继1986年发现广汉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之后，1995年，在成都发现了宝墩古城遗址，2000年在成都商业街发现了船棺墓葬遗址，2001年又发现了金沙遗址。它们时代最早的应该是距今5000年的宝墩、而后是与商同代的三星堆、商末到春秋时期的金沙，最后是战国早期的船棺墓葬遗址。考古学家们已经证明出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继承关系。可以说，这里已经诞生了一个长江文明的典型代表。也正是因为金沙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成都平原上古蜀国序列的空白。从三星堆到金沙三星堆文明是土生的古蜀国文明，没有来源、没有去向。对于它的突然消失，有人说是外族的入侵，有人说是内部的骚乱，也有人说是肆虐的洪水逼迫三星堆居民匆忙逃亡。根据年代测算，三星堆文明比金沙文明早500年，那么，金沙人是否就是三星堆人的后裔呢？他们又从三星堆人那里继承了什么呢？王鲁湘：根据您对这个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您觉得那个时候的人大概具有什么样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王毅：你说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在探索：这个区域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对于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开，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去了解。我们曾经以为这个地方在两千多年前是蛮荒之野，这里的人群都是从外边过来的，它的文化一定比中原滞后。但是金沙的发现，包括1986年三星堆的发现，让我们彻底改变了对成都平原，以至于对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的认识。金沙出土了大量的象牙、玉器、金器这些东西。考古学家在一个遗址里面能出一件象牙，一件玉器都不得了，而这个地方的象牙是数以吨计，几十根上百根的出现。王鲁湘：而且玉器也是数以千计。王毅：对，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你会感觉到这个区域的文化具有极高的水平，而且有一个独立的思维体系，天地人的体系。很多的出土文物都代表着对祖先的崇敬，大量的象牙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这时应当出现了统治者，进入了某个王国时代。这个古蜀国的世界观已经把成都平原作为世界的中心，它的世界观当中也有无限崇敬的上帝。王鲁湘：那些国王可以直接与上天对话。王毅：在三星堆出土了很多神树，那是沟通天地的。而金沙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玉器金器都是通灵的。金沙村就曾经是古蜀人专用的祭祀场所，这个祭祀遗迹的分布面积很大，有五千平方米以上，而且它的祭祀品也非常丰富，埋藏了一坑一坑的象牙、玉器、金器，每一次埋藏都是一次祭祀活动，到底有多少祭祀活动，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统计出来。王鲁湘：我觉得金沙遗址的发现，使考古工作者的视野有了突破性的扩展。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包括历史学界有一个很顽固的观点，即“中原文化中心论”，认为中原地区以外的区域在上古时期不会有太发达的文化，即便是有某种文化现象，也是中原文化辐射的结果。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在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流域的上游，离中原有相当距离的古蜀国，居然有这么发达的上古文明，而且这种文明的形态与个性又是那么强烈。在这个意义上，金沙和三星堆遗址对我们整个成都平原的考古，乃至对整个中国学术界都有一种解放思想的作用。王毅：你说的非常对。我们都珍视我们的文化，但是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过去一直是黄河中心论。黄河是我们的母亲，这肯定是没错的，很多的文化创造者都在黄河流域居住生存，大量的文献典籍都可以让我们感触到这个母亲，以及母亲河给我们中华文明带来的深刻影响。但是我们也应当思考，黄河流域之外的区域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文化？我记得上个世纪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良渚文化的发现、长江中游的一些发现，确实让我们感觉到长江流域也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从那时起，已经是长江文明、黄河文明并提了。王鲁湘：所谓中华文明的双子河，也是中国的“两河流域”。王毅：这种提法是真有考古依据的。除了长江中下游的那些发现，像三星堆、金沙都证明了这一点。三星堆是一个非常发达的青铜文明，它表现出的博大精深你怎么说都不过分，它可以跟任何同时期的青铜文明相媲美。但三星堆才发现时有种说法，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外来的。九十年代以来有了新的考古发现，比如在三星堆文明之前的宝墩古城，它的时期在四千到五千年前，是文明的门槛。那个时候成都平原已经出现巨大的城墙，出现了阶级分化：城里边居住的人和城外居住的人是不一样的，城里边居住的人也分群而居。比如我们在郫县古城中发现一个长方形的房子，它周边所有房子的门都朝向这座大房子，可以看得出当时已经有统治的事实和理念了。王鲁湘：已经有社会核心的概念了。王毅：城墙的出现，说明当时可能有战争，不同族群之间有利益冲突。那时候农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们能生产更多的粮食，出现了社会的分层，还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三星堆遗址，正是这些遗址文化的延续，但三星堆文化到晚期好像突然消失了。王鲁湘：而2001年金沙遗址的发现，一下子就把三星堆前面的东西和它后面的东西联起来了。王毅：这样一来，从宝墩古城、三星堆，一直到金沙这么一个5000年前到3000年前之间的文明体系，就很清晰了。我们现在可以说，成都平原已经是长江文明的典型代表，它的文化发展序列很清晰，它的文明程度是过去的人们完全想象不到的。它跟长江下游是有交流的，跟黄河上游也是有交流的，

石卖他一个面子，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业绩失望至极，岂会如数拨给？可是，东北军此时已经背井离乡近五年，想起自己的家乡就心痛。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却跑到这处穷乡僻壤“免费”打共产党。东北军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张学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你张学良当的什么破老大，我们命都要搭进去了，钱却没挣着，还回不了家，大爷我不干了！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消极避战的时候，高福源同志带着使命回来了。一番活动之后，高福源见到了曾经的领导张学良，一个心力交瘁的中年男人，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党的善意。渐失的军心，良心的压力，卖国的骂名，生命的尊严，自我救赎的理想，复杂现实的无情，林林总总，交织缠扰。经过痛苦的思考，张学良决定放弃自己曾经坚信的“攘外必须安内”，联共停战。1936年4月，在没有知会蒋大哥的情况下，张学良极富诚意地私自来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见面，相聊甚欢的双方初步确认了合作方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还约定设立专用电台，有事电报沟通，张学良的电报代号叫李毅。此后，张学良省吃俭用，在自己也没有“余粮”的困境下，赠送了红军大量急缺物资如棉衣、药品及银元，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却无药可医，幸好张学良的医药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一步之差，历史就要改写！不仅张学良和红军停战，杨虎城也不愿意跟红军交火。前面讲过，杨虎城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冯玉祥手下跳槽过来的，他在中原大战中抢到了西安这块地盘，于是在此驻扎下来。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实力要弱得多，其处境也差得多——老被红军痛揍，蒋介石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一旁的张学良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杨虎城主要依靠磨洋工的手段，在蒋介石、张学良和红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之中自保求存。鉴于杨虎城的这种心态，中共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人，试图把他争取过来。如杨虎城的喉舌——《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和兼职秘书宋绮云（黄埔六期，小萝卜头儿宋振中他爸）、第三任老婆谢葆真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说，共产党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仅在杨虎城的身边安排了人，甚至还把共产党员熊向晖输送到了胡宗南身边做机要秘书。在共产党的联合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结成了统一战线，史称“三位一体”。讲到这里，肯定有人奇怪，难道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对此毫无察觉吗？当然不是，早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际，戴笠就着手成立了军统西北区，专门对付共产党、监控西北军和东北军。但问题是，搞情报工作是个慢功夫，环境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这都需要时间。而西北区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基础可言，所以军统在西北的工作出现了纰漏。像军统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和他手下的侦缉队长许忠五，就出现了严重失误。他们明知道杨虎城身边的宋绮云是共产党，但派去监视宋绮云以图放长线钓大鱼的军统特务白冠五，其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党。派一个共产党去监视另一个共产党，钓鱼不成反被“钓”，岂能不误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军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不佳，却在广东战场表现上佳。

“两广事变”

“西安事变”

三个“反骨仔”

女人——慈禧。一、叶赫那拉氏慈禧慈禧出生于满洲镶蓝旗一个官宦世家。她的曾祖父吉郎阿，曾在户部任员外郎，遗留下银两亏空，离开人世。祖父景瑞，在刑部山东司任郎中，相当于现在部里的一个司局长，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因没能按时退赔其父吉郎阿在户部任职时的亏空银两而被革职。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当副都统，父亲名叫惠征，在吏部任笔帖式，是一个相当于人事部秘书、翻译的八品文官，后屡有升迁，最大职位做到安徽省的一个五品道员。慈禧姓叶赫那拉氏，小名叫兰儿。惠征是官场中的老手，经常走南闯北，往来各地，兰儿跟着父亲，从小就学会了随机应变的本领。兰儿的父亲惠征病死于安徽安庆任上。随后兰儿随母亲返回北京老家。兰儿十八岁的时候被选入皇宫，因为是叶赫族，始终不能接近皇帝。叶赫族是清军入关前，在东北灭掉的最后一个部落。其部落首领布扬古临死时曾愤恨地说：“就是仅剩一女子，也要颠覆满洲。”故清朝祖训，不准选叶赫氏女子入宫。但兰儿长得确实迷人，不仅能歌善舞，而且通晓各地音律，特别是江南民曲。有一天，兰儿看到咸丰帝在圆明园的花丛竹林中散步，便故意躲在树林深处，娇声娇气地唱起歌来，歌声把咸丰帝吸引住了，他循着歌声的方向慢慢地走到了兰儿身边，发现兰儿长得很标致，就看上了她，封为兰贵人。那拉氏为人机灵，很会猜测皇帝的心思，甜言蜜语，得到了咸丰帝的宠爱，又被封为懿嫔，过了不久，那拉氏就生了皇子载淳。咸丰帝虽然嫔妃很多，却没有一个生儿子的，这回得了儿子，非常高兴，马上把那拉氏封为懿妃，过了些日子又封为懿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因为咸丰帝经常生病，不能料理国事，有时就让那拉氏代笔批阅。从此，那拉氏能和皇帝议论国事，谁也不敢得罪她。皇后钮祜禄氏因为没有生儿子，凡事都让懿贵妃三分，其他嫔妃就更不在话下了。由于长期参与国事，那拉氏渐渐对皇权产生了极大的欲望。而恰在这时，咸丰帝因英法联军进攻北京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又急又气，不久就病死了。机遇、胆识和手腕，使她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二、辛酉政变咸丰死后，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即咸丰临终时指定的辅助皇太子载淳治政的八个大臣：肃顺、载垣、端华、景寿、穆芮、匡源、杜翰、焦祐瀛，其中以肃顺为首。二是皇族势力，就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皇室亲王集团，其他成员还有淳亲王奕宗、醇郡王奕譞、钟亲王奕惠，以及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宝鋆等人。三是帝后势力，也就是两宫皇太后，主要是慈禧。这三股势力都想执掌朝政大权，彼此争斗着，哪股势力能够同帝后相结合，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从咸丰承德断气之时，三股权力便开始了较量。八大臣先拥立载淳继位为皇帝，改年号为“祺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那拉氏因为是皇帝生母，也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当然，叶赫那拉氏并不满足，她的目的是要掌握朝政大权，由自己垂帘听政。肃顺等人早就受到咸丰帝的信任，掌握着军政大权，他们对那拉氏也早有戒心，不让她干涉朝政。这样，那拉氏就把八大臣恨上了。她表面上不露声色，却一反常态地对钮祜禄氏亲热起来，对她说：“八大臣不可靠，不把他们处置掉，咱们就处处受制。”钮祜禄氏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同时也对八大臣对自己的限制不满，听了那拉氏的话，就说：“可咱们手中没有实权，不掌握军队，怎么能把八大臣处置掉呢？”那拉氏说：“这个不用你发愁，我已经秘密派心腹太监去请恭亲王了。”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那时刚三十岁，本来对咸丰登上皇位心怀不满，咸丰时，被免去了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八旗都统等要职，成了空有爵位的闲散亲王。但当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咸丰帝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外逃到了避暑山庄，几乎没有一个人身临前线，却让恭亲王奕挺身在第一线，处理那么一个乱摊子。当奕听到咸丰死时任命的赞襄政务大臣名单中也没有自己的名字时，更是旧怨新恨，汇聚在一起。想往承德奔丧又遭拒绝，奕正在家里发牢骚的时候，侍从们递上了那拉氏的密信，奕拆开一看，顿时喜出望外，认为夺取大权的时机来了，他紧张地进行了一番准备，就快马加鞭地到承德奔丧去了。当肃顺等见到恭亲王出现在避暑山庄时，全都大吃一惊，他们责问奕说：“六王不留守京师，擅离职守，其意如何？”恭亲王奕说：“本王接到两宫皇太后懿旨，令我前来哭灵，以尽手足之情，难道有什么不妥吗？”肃顺等人这才知道恭亲王是接到太后懿旨而来，毕竟他是咸丰帝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人伦之道是不能不讲的，于是无话可说了。奕第一日哭灵，第二日便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等人又竭力阻挠，但奕又振振有词地说：“怎么，皇兄驾崩，皇嫂异常悲苦，我做小叔的劝慰一下，也不可以吗？平常百姓还有个婚丧嫁娶，难道皇上的家事你们也要管吗？”正说话间，一御前太监走来叫道：“两宫皇太后已等候恭亲王多时，请六王爷即刻进见。”肃顺等只好躲过一边，于是恭亲王在行宫见了两宫太后，商量好了除掉八大臣的办法。奕在热河滞留了两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以麻痹顾命大臣。然后返回京城作部署。不久，醇郡王奕譞被任命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的奏折。于是，两宫太后就着御史董元醇的奏折召见八大臣。肃顺反对说：“大清朝从来没有太后听政的先例，而且先皇有遗诏，太后不能擅自更改。”那拉氏说：“你们连太后的话都不听吗？”肃顺大声说：“我们是奉命协助皇上，不能听太后的命令。”接着，双方争吵起来，那拉氏连哭带嚷，八大臣也高声议论，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拉氏气得两手发颤，指着八大臣说不出话来，连怀抱着的小皇帝也吓得直哭，把尿撒了那拉氏一身。八大臣从那拉氏那里出来，立刻发出指令，驳回了让太后听政的建议，并规定大臣的奏折上，只能写皇上，不准写“皇太后”字样。那拉氏知道，没有兵权就不可能掌权。她便和奕一起，把掌握兵权的胜保拉拢过来，完全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布置就绪后，那拉氏催促八大臣早日动身，护送咸丰灵柩回京。她对八大臣说：“我们两位太后和皇上由载垣、端华七人陪着，从小路先走。肃顺带领军队护送灵柩，由大路走，我们先到北京好率文武百官迎接。”八大臣不知是计，就照办了。其实，那拉氏这么做，是为了把载垣、端华等七人和八大臣的核心人物肃顺分开，以便各个击破。那拉氏一行从小道急行，比肃顺早四天回到北京。这时，恭亲王奕早就做好了政变的准备。他对那拉氏说：“万事齐备，只等太后降旨了。”果然，就在当天，朝廷上下掀起了一片要求太后垂帘听政的声浪。掌握兵权的胜保说：“事到如今，非皇太后临朝听政执掌权柄不可。否则，没有办法安定人心，维持政体。”文武官员们看到生死大权都已操在奕、胜保等人手里，谁也不敢出面反对，王公大臣照例到皇宫去给小皇帝请安。那拉氏突然拿出早已写好的以小皇帝名义发布的圣旨，宣布解除八大臣的职务，将载垣、端华等人逮捕。载垣、端华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事先安排好的侍卫就如狼似虎地扑上来把他们按倒，押送监禁了。那拉氏又立即派侍卫去捉拿远在路上的肃顺。肃顺护送灵柩走到密云县，天已经晚了，他刚刚睡下，逮捕他的侍卫就闯进门，把他从被窝里拉出来绑了。政变成功了，由于这一年是旧历辛酉年，所以叫“辛酉政变”。在向王公大臣宣布八大臣的罪行会上，那拉氏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肃顺等人如何不遵法度，怎样欺侮她和小皇帝，说得活灵活现。她还说：“先皇根本没有让这些人赞襄政务，这是肃顺等人私自搞的鬼把戏，那先皇的遗诏是假的。”小皇帝载淳也按照那拉氏预先教好的话说：“这些人忘恩负义，应该杀头。”最后，恭亲王奕被任命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那拉氏和奕等商议，决定把他们最恨的肃顺斩首，命载垣、端华自杀，其他五人分别充军或者革职。接着，那拉氏和奕安排载淳登上皇帝的宝座，废除八大臣拟定的“祺祥”年号，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那拉氏假装谦卑地说：“宋朝有皇太后垂帘听政先例，我不敢独自临朝听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同听政吧，年号‘同治’，就是我们俩一同治理天下的意思。”三、辛酉政变获胜的原因和影响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重大的冲突，它胜利的直接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利用顾命大臣对慈禧和奕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着“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但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而两宫太后与奕却有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即能生效的有利条件。其次，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咸丰帝的灵柩同行，从而提前返回争取了时间，同时利用七月十七日咸丰死到咸丰灵柩运往皇宫，其间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再次，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人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推到当时主政的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和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辛酉政变，表现了慈禧和恭亲王奕的权谋智慧，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否定了“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同时，恭亲王奕成了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既由皇族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就出现二元：议政王奕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的最大特征是皇太后与奕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满洲两人，汉人两人。在同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军机结构的局面。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又遇上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上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政局如同处于两次大风暴中间的缓冲期。同治之前的道光、咸丰，之后的光绪、宣统都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于是开始了同治新政。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在此时进行。在奕集团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有：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派人出洋、办厂开矿、修筑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近代化举措，开始走向开放、进步。然而，这一新政的效果却与人们的期望相差太远，没有使中国走出困境，基本上只是为中国的未来播下了一些种子，却没有收获；而同期的日本明治维新却一下子使日本成为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原因不可能是单一的。中国强大的儒家专制文化传统、几位中兴大臣之间的内耗、国民的素质低下等等都是。在所有阻碍中国复兴的原因中，经过“辛酉政变”登上清朝权力巅峰的叶赫那拉氏慈禧的个人因素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慈禧看起来“具有一般女子没有的远见、胆识、机智、谋略和手腕”，但是，她在综合素质上仅仅只能算是一个“小市民”，一点也不具有雄才大略，她至多只能算是一个贪权的、充满心机的女人，她所有的心智几乎都化为了权术，一辈子用尽心机只是为了如何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不知道自己手中的权力根本上应该用来干什么。为了稳住自己的大权，她让政治观点相反的几大朝臣势均力敌，相互内耗，而这却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停滞不前。慈禧将皇权紧紧抓在个人手中，达到了清朝权体制的顶峰。她为了永远垂帘听政，同治死后，又立了一个六岁的儿童做皇帝，当光绪快要成人亲政时，她为了独掌朝纲，先毒死慈安皇太后，进而又免去奕议政王和军机大臣的职务，使奕重新成为一个闲散的亲王。光绪从太和殿亲政大典时起，就被慈禧掌控在手里，或被作为显示自己威严的权杖，或被看作御座上的玩偶。她表面上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即规定每隔一日，光绪必须亲自向她奏报政务，听候训示，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旨，名为皇帝，实为傀儡。戊戌变法被她镇压后，光绪被囚禁起来，慈禧又重新出面训政，她到老死也不让光绪掌权，竟有意把光绪毒死。她把自己的私利凌驾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贪恋政权到变态的地步。也不教育皇子读书的要领，她常在重华宫漱芳斋办事、看戏、传膳，没有协同治国的文化谋略，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同治皇帝也培养成了废物。她独裁中国四十八年，使中国失掉了一次次变革图强的机会。慈禧是这样一个贪恋皇权、善于玩弄权术，而实际上没有一点政治远见和经国大略的女人。由这样的女人统治中国近五十年，是我之民族的悲哀。【点评】辛酉政变是慈禧权力的顶峰。她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纯粹是一种偶然，根本不是那种时势造英雄、应运而生的英雄豪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女人竟主宰了中国命运近五十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进程，这里面，历史的偶然性又转化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其戏剧性和悲剧性令人感慨回味不尽。第十七章晚清中兴四大臣在晚清中国专制王朝走向没落的时期，崛起四位中兴大臣，他们凭借才能剿灭农民起义，开启洋务运动，企图力挽中华几千年封建专制体制纲常名教的覆灭。一、湘军头子曾国藩曾国藩，生于1811年，原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五岁开始在家塾随父亲读书，后在长沙府应试中举，名列第七。1834年，毕业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年底进北京参加会试，一连两次均落第。1838年，再进北京参加会试，终于中第三十八名进士，然后入翰林院，成为主和派重要人物，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并被穆彰阿改名国藩。1840年，曾国藩以庶常馆散馆授检讨而步入仕途。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他潜心研究宋明理学，从韩愈、周敦颐、朱熹到陆象山、王阳明的思想，他都一一探究过，成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位道学家”。这一时期，他虽不曾飞黄腾达，也还一帆风顺，只十几年工夫就升任为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起来后，在家守孝的曾国藩披袍挂甲，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大柱石。1853年，他接到督办团练的上谕，赴长沙就职。到职后曾国藩以罗泽南等人的“湘勇”为基本力量，成立一个大团，镇压湖南境内各地的农民暴动。他采取乱世重典的方针，杀人如草芥，被时人称为“曾剃头”。他在督办团练、镇压起义的同时，开始实行他早在1851年就萌生的计划，即训练一支有别于满清绿营军队和地方团练的新式武装，这就是湘军。鉴于当时官军的腐败无能，他订出训练士卒的严密方法：首先是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对招募士兵，他主张要在山区和偏僻地区招募，认为“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对招募军官，则主要招聘绅士、文士充任，并有具体标准：一要才堪治民，二要不怕死，三要不计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其次他将“兵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仿效明代戚家军的办法，以营为单位，下设四哨，每哨又辖四队，层层管辖，这样的军队编制，平时便于训练，战时便于布防；在治军方面，他又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营制”、“营规”，并把封建的纲常名教编写成通俗的民歌，对士兵进行教育，控制军队的灵魂。湘

亲王典兵制度，但他也隐约感觉韩建的动机极其可疑，可是一时间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应对，于是只得将韩建召进宫，想从中调解一下。可是韩建却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进宫，无奈之下李晔让诸王前往韩建的府邸亲自解释明白，但却被韩建拒之门外。事实上此时的韩建早已经计划好，在拒见诸王的同时，他再次为皇帝李晔送去奏文，在这篇奏文中，韩建终于向皇帝陛下吐露了真实的想法：“诸王忽然来到我的住处，我事先没有思想准备，担心他们发动叛乱，臣经过认真的思考，觉得还是不与诸王见面为好，诸王应该自闭嫌疑，不可轻举妄动。如果陛下具有友爱之心，请依据祖宗旧制，让诸王重新回到十六王宅，为他们选个好老师，教以诗书礼仪，不要让他们典兵干政。另外，也希望陛下能够下令解散那些由乌合之众组成的禁军，以此来光大皇家的威严。”韩建德的奏文显然是在逼宫，但他明白以皇帝李晔的性格，是不会轻易解散禁军、取消亲王典兵制度的。于是在奏文刚刚送上去，还没等皇帝李晔有任何反应，韩建便带领精兵将李晔的行宫团团包围，以武力胁迫李晔同意取消亲王典兵制度。李晔看到一场兵变即将到来，被逼无奈之下只得同意韩建的要求，当天就下令诸王统领的军士全都回归故里，诸王回归十六王宅，其武器装备全部由韩建接管。剥夺了诸王的兵权后，韩建并未善罢甘休，他知道要彻底解除属于皇帝李晔的军队，解除诸王的兵权只是第一步，解散安圣、捧宸、保宁、宣化四军是他的下一个目的，所以接下来他开始实施第二步措施。韩建继续上疏皇帝李晔，再次透露自己的想法：“陛下如果能够选贤任能，就足以澄清天下的祸乱，何必另置四军？这样给人的感觉是陛下对军队有亲疏之分，背离了无偏无党之道，况且四军所招募的都是些市井无赖及奸险刁蛮之徒，太平时期尚且想发动变乱，遇到危难时必不为用，让这些人整天张弓持刀地守在您的身边，臣很不放心，因此臣请求解散四军。”皇帝李晔至此终于明白了韩建德的意图所在，不过，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韩建德奏疏虽然言辞谦和，但李晔明白这是先礼后兵，如果不同意韩建德请求，接下来他定会再次以武力相逼。于是他勉强同意了韩建德的请求，将重新组建的四军两万多士兵全部遣归故里。至此，李晔辛苦组建的四军转眼之间化为乌有。值得一提的是，捧日都头李筠在几次动乱中始终保护保护皇帝李晔，特别是承天门之乱的时候，如果没有李筠的护卫，李晔很可能已成为李茂贞的阶下囚，而且此后一路护送李晔至石门，堪称其功居首。可是韩建认为，李筠如此能干，是自己的心头大患，于是请求皇帝李晔将其处斩。最终李筠在华州大云桥被斩。韩建只用了两封奏疏就成功剥夺了诸王的兵权以及解散了四军，这让他感觉皇帝陛下已经牢牢被掌控在自己手里。不过，虽然诸王的兵权已经被解除，而且四军也已经不复存在，但诸王只要存在一天，韩建也不得安宁，因为谁能保证他们将来哪一天不会协助皇帝李晔东山再起，因此他下定决心必将诸王置之死地而后快。事实上韩建并不惧怕已经没有兵权的诸王，他唯一惧怕的是李克用插手此事。因为当时延王李戒丕前往晋阳向李克用求援，如果自己贸然出手，身在晋阳的李戒丕一定会让李克用出手相救，所以韩建没有轻举妄动，等到八月李戒丕回到华州后，韩建知道李克用自顾不暇，无力发兵顾及皇帝李晔，因此决定实施自己的第三步计划。和先前的两次上疏一样，韩建这次依旧想用上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在第三封奏疏中这样写道：“自陛下即位以来，与邻近的藩镇关系不断恶化，都是因为实行了亲王典兵制度，因此凶暴之徒趁机作乱，致使陛下一再流亡。先前臣奏请革除诸王兵权，其实就是担心发生不测，最近臣又听说延王、覃王等人还想谋反，希望陛下尽快下定决心将他们除掉，臣这是为了大唐社稷着想。”韩建本以为李晔这次还会像前两次一样，被迫同意自己的请求。但让他想不到的是，皇帝李晔是有自己的底线的，让他亲手除掉自己的兄弟，这样的事情他是不可能答应的，所以他严词拒绝了韩建的请求。不过皇帝李晔的拒绝，所带来的结果就是韩建采取武力措施解决。几天后，韩建和枢密使刘季述矫称奉诏令发兵包围十六王宅。当时正值清晨，诸王尚未起床，闻讯后每个人都披头散发，惊慌失措地向四处逃跑，有的人爬到墙头，有的人登上屋顶，并大声呼喊，请求来人救命。不过他们的呼喊声并没有奏效，韩建带着士兵闯进宅邸后，将通王、沂王、睦王、济王、韶王、彭王、韩王、覃王、延王、丹王共计十个亲王一起挟持到城西的石隄谷，将他们冠以谋反的罪名全部杀死。当皇帝李晔得知消息后，他顿时震惊了，诸王是他的兄弟，如今惨死在自称“臣子”的藩镇手上，这不能不让李晔为之痛心。但李晔也没有失去理智，他明白现在不是对韩建问罪的时候，此时他必须强忍悲痛，想尽办法尽快摆脱韩建德控制，回到京城长安再作打算。为此，光化元年（898年）新年刚过，李晔为了尽快回到京城长安，以及尽早解除关中地区的战乱，下罪己诏反思自己的过错，解散各地前来勤王的军队，恢复李茂贞的官爵。李茂贞此时正与蜀中的王建交战，在看到皇帝李晔妥协，自己暂时无暇东顾的情况下，也做出了让步，表示愿意改过，与韩建共同拥戴皇帝李晔。当李茂贞听说朱全忠已经吞并徐兖地区，正在加紧营建东都洛阳，准备奉迎皇帝陛下前往洛阳的时候，他们因担心失去皇帝李晔这块招牌，于是急忙上奏皇帝李晔，请求重建京城长安的宫殿，然后护送其回京。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同时也为了对抗强大的朱全忠，李茂贞和韩建结成了联盟。考虑到自己实力尚且弱小，他们又极力拉拢李克用，声称皇帝陛下已经流亡在外很长时间，作为臣子的互相之间应该和睦相处，共同辅佐王室，使皇帝陛下早日回京，并请求李克用派河东的能工巧匠协助修筑宫城，而李克用的头号劲敌便是朱全忠，所以他答应了李茂贞和韩建的请求。李茂贞和韩建因为朱全忠的存在，而极力促成皇帝李晔回京事宜，这对于李晔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所以他立刻诏令韩建为修宫阙使，全面主持重修长安宫城事宜，韩建派其部将蔡敬思负责具体的修缮工作。当时长安城因为屡遭战火，特别是李茂贞攻占长安后，破坏更为严重，宫城连同市井焚烧殆尽，经过韩建等人将近八个月的紧张维修，皇宫内院修缮完毕，而且韩建亲自主持验收工作。随着李茂贞的归顺，关中地区总算安定下来。光化元年（898年）八月，皇帝李晔结束了两年的流亡生活，自华州启程，于八月二十五日回到京城长安。重新回到京城长安的皇帝李晔无疑是兴奋的，在他看来自己再一次获得了重整朝纲的机会。不过，他一定想不到，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片荆棘坎坷之路。第十章身陷囹圄权臣专政皇帝李晔自华州返回长安后，藩镇们更是不将他放在眼中，朝廷政令不通，威信进一步下降。而且在朝廷内部宦官依然嚣张跋扈，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执掌大权，目无法纪，专权乱政，皇帝李晔时刻想剪除骄横的宦官，可是当时朝中大臣几乎都依附宦官，并无可用之人，李晔选来选去只得选中了崔胤。李晔之所以选中崔胤，是因为崔胤与宦官素有积怨，而且这种积怨早在他的父辈时代就已经形成。崔胤是宣宗李忱在位时期的宰相崔慎由之子，文宗李昂在位时期，崔慎由担任翰林学士。有一天崔慎由在宫中值夜班，将近午夜时分，一个宦官将他召进秘书殿。此时宦官仇士良正坐在堂上等待崔慎由的到来，见到崔慎由后，仇士良告诉他皇帝陛下身体长期不好，而且自即位以来政令不行，皇太后有意册立新君，崔慎由身为翰林学士，这个诏书应由他起草。崔慎由当时听完后大吃一惊，表示自己宗族将近三百人绝不做这种灭族之事，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仇士良见崔慎由严词拒绝，沉默良久后打开后门将其带到小殿，只见文宗李昂身处其中，仇士良当着李昂的面细数其过失，而李昂却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仇士良手指李昂对他说，如果不是崔学士拒绝起草诏书，陛下就不能坐在这里了，然后将崔慎由送出殿外，并叮嘱他千万不要泄露此事，否则其宗族都要受到牵连。崔慎由将此事的详细经过记录下来，始终藏在枕下，从来没对外人说过。后来临终时，将记录本交给了崔胤，才使得崔胤了解了宦官们到底有多么嚣张跋扈，自此之后，崔胤十分痛恨宦官。崔胤虽然外表庄重，但内心却诡计多端，皇帝李晔虽然讨厌其为人，但为了除掉宦官又不能不暂时利用，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皇帝李晔和崔胤每天密谋如何除掉宦官。虽然两个人是密谋，但宦官们对此却一清二楚，因此以崔胤为首的南衙和与宦官为首的北司之间矛盾日益加剧。崔胤外有朱全忠作为靠山，在朝廷内始终趾高气扬，而宦官们也是外结藩镇对崔胤针锋相对。为此，时任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王抟因担心这样会导致宦官作乱，便上疏皇帝李晔，认为作为人君应该识大体、顾大局，做到无偏无私。宦官专权由来已久，其势力已经形成，想一下子加以剪除是不可能的，应该采取因势利导之策，用正常的手段将其除掉，而不是和宰臣简单的商量去除宦官之事，这样会让宦官们生出祸乱。应该说，王抟的话很合乎实际情况，也很有针对性，但崔胤一向与王抟不和，而且先前崔胤被罢相，他也是怀疑是王抟在背后搞鬼，因此记恨在心。这次王抟的上疏让崔胤找到了搞倒王抟的机会，于是他向皇帝李晔进谗，说王抟是奸恶之人，已经被宦官宋道弼等人收买，成为了宦官的内应。不过，皇帝李晔虽然抵触王抟的上疏，但他也知道崔胤的为人，所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事实上，崔胤积极协助皇帝李晔铲除宦官，除了他憎恨宦官之外，还因为他想独揽朝廷大权，而且有了朱全忠这个强大的后台做保证，崔胤可谓是有恃无恐。皇帝李晔虽然痛恨宦官专权，可同时又忌惮藩镇的嚣张跋扈，更担心朝政被藩镇把控，因此在看到崔胤和朱全忠走得越来越近时，便决定将其清理出朝廷。光化三年（900年）二月，李晔下诏任命崔胤为清海节度使出镇广州。崔胤明白皇帝陛下这是将自己排挤出朝廷，他实在不想出京，可是作为臣子又不能抗旨，因此他再一次向朱全忠求援。在离京前崔胤写信给朱全忠，称自己是受到了王抟的排挤才被皇帝陛下逐出朝廷，希望朱全忠能够为他主持公道。朱全忠得知自己在朝廷的代理人遇到了麻烦，于是立即上疏皇帝李晔，公然表态说崔胤绝不能离开京城，而且王抟与宦官相互勾结，将会对大唐的江山社稷产生威胁，要求罢免王抟以及宋道弼、景务修。朱全忠的奏疏是一封接着一封地送到皇帝李晔的龙书案上，一方面是表明自己态度坚决；另一方面也是为皇帝李晔施加巨大的压力。朱全忠作为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藩镇，有着可以征服任何一地的实力，皇帝李晔面对韩建、李茂贞这样实力相对弱小的藩镇尚且忍气吞声，更何况是强大的朱全忠。因此，李晔思虑再三，为了避免关中地区在生战乱，他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召已经在半路上的崔胤重新回京。六月十一日，崔胤重新回到京城后，被皇帝李晔再次起用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同时罢免王抟的宰相职务，以宋道弼为荆南监军、景务修为青州监军。次日又下诏将王抟贬为溪州刺史，后来又贬为崖州司户；改诏将宋道弼流放欢州、景务修流放爱州。十三日下诏令三个人自尽，王抟最终死在了蓝田驿，宋、景二人则死在了灞桥驿，崔胤由此实现了独揽朝廷大权的目的。崔胤仰仗朱全忠，在朝廷中大权独揽，逐渐形成飞扬跋扈之势，宦官们虽然失去权势，但却不敢与之相争。可是崔胤却仍不满足，因为从职位角度来讲，他还不是名义上的首席宰相，当时位于崔胤之上的是时任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徐彦若，崔胤为了成为首席宰相，千方百计地想将徐彦若排挤掉。徐彦若也很识时务，主动向皇帝李晔提出要到外地担任节度使的请求。当时地方藩镇基本上已经不听朝廷诏令，只有薛王李知柔控制的广州地区依然听命于朝廷，所以皇帝李晔下诏以徐彦若为同平章事，出任青海节度使。挤走了徐彦若之后，崔胤并未善罢甘休，不久，在他的运作下，另一位宰相崔远也被罢免职务。此时的皇帝李晔处境极为艰难，对于强大的藩镇他已经是一筹莫展，且要处处仰起鼻息，而朝廷内宦官专权已使其无计可施，现在崔胤又依靠强大的朱全忠开始独断专行。面对外有强藩、内有权臣的局面，李晔逐渐感觉自己有些无能为力，曾经的雄心壮志开始一点点地泯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地变成一个情绪暴躁之人，难以听进大臣的劝谏。例如右拾遗张道古上疏痛陈时弊，说国家现在有五危、二乱之难，从前汉文帝即位不久，就明习国家事务，可是陛下登基已经十几年了，却还没有掌握驭臣之道。想当年太宗贞观时期，天下安定，四夷顺服，而现在国家的疆域在一点点地缩小，臣真的担心朝廷社稷会被奸臣把持，最终被贼臣所有。张道古的奏疏虽然说得句句在理，但因为言辞过于激烈，导致皇帝李晔看罢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将张道古贬为施州司户。事实上李晔未必不认为张道古说得有道理，只是这封奏疏直接揭开了李晔内心深处的伤疤，让身为九五之尊的李晔颜面尽失，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李晔已经不愿意再直面国家的各种矛盾以及弊政。张道古的上疏不仅没有带来积极效应，反而因为言辞过于激烈，触痛了李晔灵魂深处的痛楚，让李晔在此后的日子里更加意志消沉。为了排泄心中的苦闷，他整日借酒消愁，性格也变得越来越暴躁，而且喜怒无常，时常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擅杀宫人，弄得宫中上下人人自危。李晔心理状态的变化，使朝廷内的不同人有着不同的表现，崔胤因为有着强大的靠山而完全不在乎，更何况朝政还需要他这个首席宰相去处理。而那些地位卑微的宫人只能是看着皇帝陛下的脸色行事，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但是先前被削弱的宦官势力，内心却是想法多多，在他们看来，皇帝李晔已经将宦官视为眼中钉，而且朝廷大事都与宰相商议，早晚有一天自己会被皇帝除掉。所以他们想以皇帝李晔意志消沉不理朝政为由，逼迫李晔退位为太上皇，让太子李裕即位。最关键的是，皇帝李晔虽然先前将把持朝廷大权的宋道弼、景务修除掉，但宦官势力中把持左、右神策军军权的人还依然存在，所以军队将是他们实现自己计划的依靠所在。宫廷政变皇帝李晔虽然先前打击过宦官，但左、右神策军依旧掌握在宦官手中。当时担任左军中尉的刘季述、右军中尉的王仲先以及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等宦官头目，一直密谋逼迫皇帝李晔退位，要将太子李裕扶上皇位，进而达到通过拥立之功重新纵揽朝廷大权的目的。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五日，皇帝李晔带着刘季述、王仲先等人在皇宫北部禁苑打猎。由于当天捕获了很多猎物，所以傍晚时分，李晔命手下人在禁苑里摆上酒席品尝自己捕获的猎物，君臣一直狂饮到午夜，而后李晔醉醺醺地回到后宫。酒后的李晔心情更加烦闷，为了发泄怨气，他挥剑砍杀了几个宫女和宦官，随后便脱衣睡下。此时的李晔一定想不到，就是他的这个冲动之举，为他带来了一场祸事。次日，已到日上三竿之时，皇帝李晔因为昨日喝得头昏脑涨还未起床，宫门也紧闭未开。刘季述等人见此情形，知道机会已然来临，便前往中书省对崔胤说，鉴于宫门紧闭，担心宫中发生大事，自己作为内臣，有权处理宫内事务，所以想要带兵前往后宫查看。面对刘季述等人的要求，崔胤也是一时拿不定主意。按照规定，刘季述的做法不妥，但近日来往于宫中的闲杂人员很多，例如

民起义，后金可以趁机从东面进攻，这至少能迫使明朝与后金议和，从而达成有利于后金的和约。郑克晟：《多尔衮》，第4—5页。同年，张文衡也主张：“今正取天下之时，入中原之机……明之东南，苦于徭役，必不堪一击。今明国东西不能相顾，正吾发兵中原之机……汗若乘此天赐良机，国人争劝之时，决意进取，则天必佑汗。”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6—13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387页。?张春被俘后，达海对他说，金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政府竟无一言相报。《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1页。?康熙皇帝后来曾引用过皇太极的这番话。史景迁：《中国皇帝》，第144页。大凌河城陷落后，一些汉官试图说服皇太极乘胜南下。1632年5月8日，宁完我上疏指出，大凌河的胜利是明朝“内患”的结果，认为进军“南朝”，围攻山海关的时机已经成熟（称明为“南朝”，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后金已取得了与明朝平等的地位，今后将要与明朝争夺霸权，就像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所明确规定的那样；见苏珊·E·卡希尔：《宋代宫廷中的道教》，第24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14页。1633年8月26日，祖可法对皇太极说，一旦攻下北京，明朝其他城市都会投降；而欲攻下北京，必须先夺取山海关。同上书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32—33页。但皇太极仍然否定了这一建议。1634年，皇太极进军中原并已打到大同城下时，仍表示他的愿望是议和。任长正：《清太祖太宗时代明清和战考》，第49页。?“其结果是改革了女真族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汉化的政治制度，而且，其中央集权的程度比北宋王朝还高。”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7页。1635年7月4日，皇太极：下令对金、辽、宋、元的历史要特别重视。《皇清开国方略》，第37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页。随着皇太极对满洲后人可能忘却本族文化的担忧与日俱增，他对多尔衮的态度逐渐产生了矛盾。他把极大的权力交给多尔衮，但又因多尔衮主张实现更全面的汉化而对他怀有戒心。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同上书，第154—155页。?据《实录》载，5月12日，皇太极召集众官举行了更改年号（改天聪为崇德）和国号（改金为清）的仪式。皇太极——自此以后史称太宗——宣称此次改号符合天意，并强调说他已征服了朝鲜（当时其使臣在场），统一了蒙古，因而鸿名伟业，丕扬天下。《清太宗实录》第二十八卷，第17—22页。满族人相信，君主需要遵从天命来建立自己的统治。戴维·M·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1、204页。奥克斯南认为，“阿巴海（即皇太极）清楚地认识到，摆出一副能使中国摆脱明朝腐朽统治的架式，而非以金朝女真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这具有宣传价值。”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5页；又见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1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8页。熙宗是第一个热衷于汉化的金朝皇帝。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的汉化研究》，第99页。?世宗的排外运动，还强调了狩猎的重要性。陶晋生：《女真的汉化》，第76—83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9页；又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3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183页。?太宗日益增强的排外主义倾向，使他对力求改善汉人俘虏之地位的汉族官员，不像以往那样言听计从了。1638年，于努尔哈赤时代降金的祝世昌，对将俘获的良人妇女卖充乐户的作法提出批评。为此太宗斥祝世昌为身虽在清、心犹在明的叛徒。郑克晟：《多尔衮》，第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420—42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5—170页；郑克晟：《多尔衮》，第2页。引起这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拒绝承认太宗的地位高于明朝皇帝。另一重要原因是满足经济方面的需求。此前，正白旗之鞑靼人英俄尔岱，一直负责向朝鲜征收粮草。1636年，朝鲜国王将英俄尔岱软禁起来，并停止向清朝纳贡。其后，朝鲜军队被击溃，其国王逃走，英俄尔岱又继续在朝鲜履行其职责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94—395页。?沈世魁死后，沈志祥继承了他的军队和总兵头衔。明廷对此颇为不满，沈志祥遂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贰臣传》第七卷，第20—2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五卷，第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27—529页。?关于洪承畴在陕西镇压起义的概括叙述，见李光涛：《洪承畴》，第229—231页。?陈奇瑜在陕西东南将起义军包围后，接受了义军的投降，派安抚官护送他们回乡务农。但在途中，义军却杀死了安抚官，再度反叛。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5页。?《贰臣传》第三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8—35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381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1641年4月25日，兵部从一逃亡奴隶口中获悉，济尔哈朗率一支清军，携30多门“大红夷”炮，已经到达锦州东北数公里处的义州，并准备进攻锦州。分守外城的蒙古雇佣军经清军劝降而放弃了阵地，祖大寿弹压失败，只得退守内城。城中积粟足供坚持数月，但清朝之汉军及一支朝鲜援军的猛烈炮火，使守城明军伤亡惨重。这支朝鲜军是被迫而来的，战斗中又大量死于疾病。这时，明朝派职方郎张若麒赶赴洪承畴军中。洪承畴认为，清军攻势太猛，应当谨慎从事。而张若麒认为这是与清军进行决战并将其一举击溃的好机会，故一味催战。后来，张若麒因提出这一鲁莽的计划而受到弹劾。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680、3683—3686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1—233及236—237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4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这块沿海平川被流向大海的山洪隔开。1641年11月11日，朝鲜将领柳琳向其国王对这一战场做了生动的描述。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明清史料》乙编，第296、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2、236页；《清实录》，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9—20页。?城中一名官员设法逃出了清军的防线，去报告洪承畴及其残兵败将在松山的困境。他估计城中粮草只能维持到1642年初春，要求派兵增援。《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大同守军的估计则更为悲观，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松山人马每天要消耗粮食3000石。《明清史料》乙编，第335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明《题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24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7页。?明朝可以派出的援军有：吴三桂部兵1万人，战马5000匹；白广恩部兵5000人，战马2500匹；李辅明部兵5000人，战马500（应为700——译者）匹。此外，马科部有兵6500人，战马3400（应为2400——译者）匹；唐通部也有大约10000人的军队。但他们正镇守关隘，不能调动。《明清史料》乙编，第33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页。到1641年12月，清军已在被围各城四周“挖地为壕，壕上有桩，桩上有绳，绳上有铃，铃边有犬。”《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松山城内一部分水源被切断了，而到1641年10月18日两名士卒冲出包围时，城内只剩下三月粮草了。守城士卒每五天才能分到两碗米。《明清史料》乙编，第331、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6、239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这支清朝汉军的将领是佟养性之孙、炮兵专家佟国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6页。?由于雪太大，清军主力返回义州躲避去了。《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6—537页；《贰臣传》第三卷，第3—4页。沈廷杨亦由天津海运粮饷前往增援，但却拖延了数月之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页。?《贰臣传》第三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6—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4—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7—538页。?同上书，第8页。?1643年，夏承德及其所领500庄丁、1000依附农民，被编入汉军正百旗，后被派去占领山东。《贰臣传》第九卷，第6页。?《东华录》，1642年4月29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据说，太宗在大清门内的崇政殿接见了洪承畴，问他明朝皇帝为何对手下将帅的生死如此漠不关心，竟在战争中将他们轻易抛弃。洪承畴说，这是由于崇祯皇帝周围的众多文臣提出的策略纷纭不一。太宗直截了当地驳斥道：“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帛赎而得之，亦所当为，而况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洪承畴被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因为他估计自己的亲属一定遭到了明朝的诛戮。《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24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根据郑天挺的看法，是张存仁使洪承畴改变了主意。他曾在太宗面前自告奋勇，要求奉命为洪承畴剃发。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有许多想象出来的描述。1644年以后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他被俘后曾绝食9天，经强行灌入参汤后才苏醒过来。但此后他仍以自己是朝廷大臣，又是南人，而拒绝背叛明朝。清人见劝降无效，便将他放掉，并派甲士护送。将入关时，他遇见一个家仆。此人告诉他，京师中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并特别提醒他说，他如今是“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于是，洪承畴感到除了回去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4页。还有一些记载，或说是由于范文程的极力说服，洪承畴才放弃了绝食而死的念头；或说是皇太极让他年轻美貌的妃子蒙古科尔泌贝勒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去服侍洪承畴，使他恢复了健康；或说是皇太极亲至其室，解貂裘而与之服，使洪承畴大为感激，遂叩头请降了。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20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产生这些传说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洪承畴本人的特殊性。虽然后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南方士大夫为清朝效力，但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加入清政权及早已归附的辽东汉人集团，势必使人感到震惊。文秉：《甲乙事案》，第35页。不加深究地把洪承畴说成是乱臣贼子，总是很容易的；但人们对这一令人困惑的事件，显然渴望得到更详尽的解释。?《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00页。洪承畴很快就赢得了这些贝勒的信任和尊重，被他们视为清政府中最好的汉官。郑克晟：《多尔衮》，第8页。后来，洪承畴在陕西时的几员部将也在他的影响下叛明降清，其中包括总兵李本深和刘泽清。李本深率手下10.3万人归降于多铎。刘泽清在背叛南明而降清时曾写信与洪承畴联络。《明清史料》丙编，第9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55—256页。?1642年5月10日，圣旨称他“节烈弥笃”，令“速与优旌”。5月25日，兵部公布了吴三桂手下一人的报告，描述了洪承畴临死前每日面朝西南向明朝皇帝叩拜的情景。《明清史料》乙编，第39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1644年2月27日关于洪承畴之死的一次廷议。见万言：《崇祯长编》，第81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5页。该祠后来使明朝颇感为难，遂改奉观音了。根据一种记载，洪承畴的一个家仆，为了筹集一笔盘缠将洪承畴的妻妾及十名家仆送回福建老家，而上疏崇祯皇帝，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其主人尽忠死节的经过。崇祯皇帝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遂亲至洪承畴祠祭奠，而不顾大臣们对此报告之真实性的怀疑。皇上既然已经公开对洪承畴表示了哀悼，所有辽东籍官员便都不敢将洪承畴仍然活着的传闻上奏了。张怡：《谀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229、243—244页。?谢国桢：《党社运动》，第90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19页。佟图赖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也以同样内容上疏皇太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6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0页。?但太宗并未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念头。1642年10月，阿巴泰准备率军入关骚扰，太宗嘱咐他说：“若明国差人来讲和，尔等可答之云：‘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讨，敢不奉命行事。尔国果欲讲和，可与我皇上请命’。”另一方面，太宗又对阿巴泰说：“若遇流贼兵，亦对他说：‘尔等见明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流贼若差人来，就带他的人来。”郑克晟：《多尔衮》，第5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同上书，第12页。最初，围攻锦州的清军由多尔衮统领。但他未经太宗批准，便擅自决定各牛录每五人为一批轮流回家休整，以恢复其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以及无处放牧的战马的体力。太宗闻知此事后大怒。多尔衮因罪请死，太宗便将其由亲王贬为郡王，罚银1000两，夺两牛录，并于1641年5月1日将他召回盛京，留在朝廷。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关于多尔衮原来的头衔，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2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3—14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539—543页。?赵尔巽：《清史稿》“列传”第二十一卷，第20页。?虽然吴三桂的军队和声望都在1641年衡山附近的那次战役中被摧毁了，但他又在宁远重整旗鼓。到1644年，他手下已拥有4万正规军，七八万来自辽东的非正规军。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11页；又见曹凯夫：《三藩叛乱》，第13页。?锦州陷落后，张存仁曾至书吴三桂，简要叙述了清军连破数城的战绩，进而指出，“明气运已衰。”由于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吴三桂此时自然会考虑降清问题。《贰臣传》第二卷，第21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7页

判时帕坦说：“我把法国与我个人视同一体。在这种非常时刻，应该没有人怀疑我做出了自我牺牲。”法默：《维希的政治两难》，第347页。吕留良在1666年被正式取消大清生员资格之前，他曾表示同样的个人情感困扰。他写道：现在我知道了，以节义求生难，以饥饿求死易。费席尔：《吕留良的早期》，第136页。变节行为——就像维希事件表现的那样——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是是非难辨的，因为未来政局的发展几乎永远是难解之谜。不仅要认真思考帕坦和拉瓦尔的决定是否在法律上是犯罪，而不仅仅是个错误，而且在倒霉的维希最终失败以后，历史学家就必须避免仅仅使用道德尺度、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评价。而且，就像奥托·柯克黑默指出的许多与中国此期类似的情况一样（如在德军占领下的荷兰、挪威和比利时，那里外国入侵者和卖国者之间的关系相对说来是直截了当的），这时总会有许多脚踩两只船的情况，特别是在低级官吏之中。“比如说，为了管理百姓的日常事务而保持自己的官位，与含有认可入侵者权威意味的行为界限在哪里？那种既反映了对强权的屈从，但又并没有进一步为虎作伥，去把赤裸裸的权力奉为统治权威的形式和做法是什么？许多当代人都很希望有个答案。”柯克黑默：《政治公正》，第18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又见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0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13页。?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第5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5页。归顺者尽其所能帮助在没有伤害平民的情况下实现和平接管，因而为之自负，这个省的地方志中的《马弘良传》中就有这种好例子。湖北人马弘良在任江南池州知府以前，曾是洪承畴的幕僚。在任知府时；他尽力避免了清将于永绥调军镇压当地的反抗力量。省地方志记载，马弘良以“安抚”的办法挽救了几万人的生命。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11页。?《江南通志》第一一四卷，第3页。上海已经投降了王世焯，他是一个前明官员，也是本城人，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9页。明代那些坚持正统信仰的人（如沈炼），相信君臣关系类似于天地的自然差异，这加强了对君主的忠诚。沈炼：《青霞集》第二五○卷，第8—10页。特殊的隐士忠君行为，特别是在宋代思想家对“忠”极力推崇之后的这种行为，参见莫特：《元代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09—212、234—235页；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张其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忠臣》，第26—27页。?如果现代的数字统计可以为凭的话，那么大致来讲，中国男子并不比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男子更容易自杀。20世纪台湾的男子自杀率实际上低于美国、德国、日本和瑞典。另一方面，台湾妇女自杀率与男子大致相同，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反，因为那些国家男子自杀率常常是女人的三到四倍（见马杰里·沃尔夫：《中国妇女与自杀》，第117页“表”）。根据这种定性的材料进行判断，有地位的中国人（像明清绅士）的自杀率在世界上肯定属于自杀率最高的社会集团。?参见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页，第一三五卷，第17、29、30页，第一五四卷，第19、24页，第一五八卷，第21页；以及张其濬：《全椒县志》，第704页；黄宗羲：《南雷文定》第五卷，第4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2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20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7页。?同上书第一五四卷，第8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7页；第一四五卷，第5页。?有个樵夫殉难的故事，见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6页，当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当地一个准备殉节的地方小吏，对朋友说：“吾虽布衣，独非本朝臣子乎？”见上书第一五五卷，第20页。?北京陷落时江南绅士自杀的人数，多于南京政权垮台时自杀的人数。关于后者的一些例子，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10—21页；第一五四卷，第3页。这时江南也有大量隐士的事迹。同上书，第一五四卷，第19页；第一五七卷，第11页；第一六三卷，第43页；第一六五卷，第45页；第一六八卷，第10、2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4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61—62页。对士大夫既想保护平民又担心阶级冲突的这种矛盾的深入分析，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7—28页。?1646年后政府要求地方官员在出现社会秩序混乱时要做出详细的调查报告。这种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确定是不是出现了“激变”，因为由此就可以把忠明起义与没有政治意义的纯粹盗匪活动区别开来。例证可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陈邦彦在广东三角洲地区制定了一项特殊的民军条例，他要求3/5的兵士和全部军官要由外地人担任，目的在于防止当地人争夺民军职位。肖尔：《最后的朝廷》，第63页。?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第十卷，第359页。前唐王内阁大学士苏观生的广东忠明政权，起用了声名狼藉的“四姓”，这些海盗家族在广东兵部里把无辜受害的过路人的肠子悬挂起来，以作消遣。黄宗羲：《兴朝录》录二，第2页；又见肖尔，《最后的朝廷》，第27页。苏观生之传见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第九卷，第328页；彭人杰：《东莞县志》第二十八卷，第19—21页；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第六十二卷，第16—18页。晚明人推崇岳飞，在16世纪以前他还没有受到如此歌颂。见刘：《岳飞和中国忠君传统》，第295页。关于这些海盗，见庄延龄：《满洲的海战》，第278页；鲍尔弗：《英国统治之前的香港》，第460—462页。?如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所指出的一样（见第七章），在16世纪和17世纪，那种惩恶除冤、见义勇为的“侠”的理想复活了。（《论语·为政》：“见义不为，非勇也。”）对武艺日益浓厚的兴趣与之相伴随。比如说，孙临（方以智的内弟）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弓箭手和骑手，他懂得兵法，背负箭囊，身穿短袄，代替了以前长长的学士服装。彼得森：《苦果》，第85—88页。这些慷慨激昂的义士的想法与王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有关。反对偶像崇拜的李贽，赞美过在海战中108位战士的英雄行为，他写道：事君与交友，忠义为本。其无此德者，虽生犹死，其文华美者，终将亡佚。欧文：《中国小说的演变》，第18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一卷，第1、10—15页。?黄宗羲：《行朝录》第六卷，第2页。?麦克莫兰：《爱国者和激进派》，第145—14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4—35页。杨廷枢是侯峒曾的侄子。太湖的忠明武装开始用农民平均主义要求的方法来招收贫苦农民时，苏州的士大夫们就立刻指责他们是“湖寇”。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9—3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9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3页。郭松义曾经认为，尽管经历了1644—1645年农奴和佃户的起义，江南地主都不太愿意接受清廷的统治以换取对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并没有直接面对北方那种急风暴雨般的农民大起义。他还指出，江南乡绅们低估了清军的力量，这部分地因为他们一直相信那些“文人义士”的宏论，那些人更多地把南京政权的陷落归罪于马士英的短视，而不是敌人所向披靡的力量。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2—124页。还可参见福格尔译的《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第2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8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91页；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变动》，第140页。?1583年，嘉定地区大多数农民的谷税折银交纳后，棉田便不断扩大，16世纪后期蒲原（桐乡县）地区精美的丝绸纺织业的发展，也大大改变了杭州和苏州间太湖地区的乡土经济。根据石锦的看法，一种新的农民生活方式开始出现。以往，农村里的穷人（如佃农、雇农和农奴）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的耕作和地主，特别是那些有权势的士大夫地主。穷人为地主耕作、纺织，也为地主经商。穷人既不是市场商品的提供者，也不是主要消费者。商业的作用主要是为地主的货物提供市场并满足其物质需求。然而，那种新的农民生活方式却表现为村民对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他们的生产活动不再受地主的垄断。他们开始极力追求利润以改善生活。他们的家庭生产品，成为市场货物不可缺少的来源。与此同时，他们家庭收入的来源，从完全依靠农业和地主转变为既依靠地主又依靠家庭副业。这种转变表明，农民对地主和农业的经济独立性逐渐出现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页；又见第四章，第16页；第六章，第2—3页。晚明棉田和烟田的扩大（在1639年吸烟是被禁止的，1640年首都一个文人的家仆因为违犯禁令被处死），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全编》，第47、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3—65页。傅衣凌发现了一些湖州地区拥有10万棵桑树的大地主的材料。这些桑田约20亩一块，其时约在万历朝。每块桑田需要三个人长年照管，每年总消费为八两银子。现存的合同中有桑叶必须出卖的规定，就是说这里的劳动力自己并不养蚕。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69—71页。16世纪晚期，在因为城市高工资以及雇佣诱惑导致的农村自由劳动力的缺乏与乡绅地主对男奴耕作和女奴纺织的日益依赖之间，显然存在着联系。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二章，第9—12页。农业中的这种变化对租佃关系的影响，见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14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地主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明代，江南因建立了良好的灌溉系统而特别著名。供他们使用的水车和渠道，需要高昂的费用来修建和维护。就像晚明时期的当地一份材料指出的那样，越是远离灌溉费用便宜的河岸，越容易发现富户的大田庄。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5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初期，中等富裕的地主和土地所有者好像拥有了沿大多数河流和圩地一带的土地。圩是他们做当地粮长时加以维修的。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8—125页；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6—27页。17世纪的人们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土地占有的规模。大多数大土地所有者拥有大约2000亩可耕土地。在每个县里，拥有500亩或更多土地的人加在一起可占有25％以上的可耕地，他们占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每县大约有500户。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5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24页。?一个最为普遍的逃避交税的办法，是使纳税田亩数与实际田亩数不相一致。一旦土地易手，大胆的买主就会改变那些需要征税的土地的亩数。如果卖主是强硬的一方，他就会把大部分税收义务转嫁到卖出的土地上去，这样没有出卖的土地就会只征很轻的赋税。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4页。?在交纳给帝国的谷物总数中（每年平均400万石），南直隶省占（180万石）45％。在那里，苏州所交（79万石）占总数的17％；松江（23万石）占总数的6％。因此，就谷税负担而言，苏州和松江二地几乎占整个国家用这种形式交纳的赋税的23％，或者说近1/4。这种异常沉重的负担由于使用银两折算而得以减轻了。1436年以后，谷税部分地改成了银两支付。实际上，从整个帝国来看，有14％的谷税是用银子支付的。在苏松地区，37％的赋税——比其他地区高得多的比例——是折合成银两支付的，根据谷物交换的比率计算成现钱每石0.25两纯银。因为那个时候实际的市场谷物价格要大大高于这个价格，因此苏松地区土地所有者的真正赋税负担是比较轻的。在16世纪部分地由于大量白银从日本和新西班牙输入，货币紧缩，支付谷物的比率直线上升，这样实际上要花整整一两白银才能支付一石谷物的税钱。黄仁宇：《明朝的大运河》，第72—78页。?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0页。供职和退休的官员被免除徭役，就像那些买到或获得国子监生身份者那样。一般说来，免丁役和免地税不可以互换。但实际上常常有人这样做。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3页。?梁方仲：《明代“十段锦”赋税制度》，第272页；又见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4—77页；《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18—119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6页；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4页；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学术研究》，第404页。在太湖地区，那些土地被乡绅兼并了的土地所有者们，往往迁往江南那些当时迅速兴起的新城市中心。有许多关于这些家庭迁往城市、参与商业活动的事例。如果他们的商业活动成功了，他们就会在故里购买产业，极力恢复他们的农村根基。关于这种迁徙和投资形式的事例，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三章；关于松江地区乡绅土地兼并的事例，见郑昌淦：《明末至清代前期的封建租佃关系》，第165页。乡绅家族利用其地位侵占土地的方式，见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兼论“奴变”性质》，第39—40页。有一些理由使我们相信：16世纪末南京附近地区住在外面的地主的急剧增多，是因为一条鞭法改革的实行，它把徭役折银支付，附加在现有土地税上面。这可能会减轻当地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并且刺激他们对土地的需求。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2—13页；约瑟夫·P·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的奴隶》，第77—78页。?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5—32、38—40、56页。“乡绅”一词最早出现在1588年的《明实录》中。它指那些在职的和已经退休的官吏。那些获得了科举功名但还没有做官的人，一般叫做“士人”或“士子”。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47页；重田德：《乡绅的历史性格——乡绅观念的系谱》，第8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51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6—77页。这样在16世纪的后半期，我们看到那些老的当地地主被新的“乡绅”所取代，这些乡绅是可以利用他们“缙绅”和“衣冠”的地位贱买土地、逃避赋税、役使地位较低者的“宦室”

荆轲，最后和盘托出刺杀秦王的计划。太子丹要求荆轲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劫持秦王嬴政，让他完全归还侵占的各诸侯国的土地（劫秦王，使尽反诸侯地）。如果劫持不成功，或者秦王不答应，就刺杀他（则不可，因而刺杀之）。从而造成秦国内乱，然后各诸侯国趁机合纵，破秦。荆轲听了太子丹的计划，沉思很久，最后回答太子丹说：这可是国家的大事，我没这个本事，恐怕不足以胜任（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荆轲在田光死后已经知道太子丹让他干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无论成败与否，生还希望都非常渺茫。听到荆轲的拒绝，太子丹不断叩头，并再三请求（顿首，固请毋让）。荆轲见此，便同意了（然后许诺）。荆轲听完太子丹的计划之后，完全可以全身而退，或者当面拒绝，或者佯装答应而暗中抽身。但是，荆轲最终郑重答应了太子丹。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让他住在最豪华的宾馆里，为他提供美味佳肴、豪华车辆、缤纷美女，供其享乐。只要荆轲想要的，太子丹无不答应（恣荆轲所欲，以顺其意）。但是，荆轲享尽了人间富贵，还是没有动身之意。因为荆轲在思索接近秦王的方式。公元前228年，秦军攻克赵国都城邯郸，俘虏赵王迁，秦军兵临燕国。此时的太子丹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催促荆轲动身（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荆轲说：我去秦国，如果没有可以打动秦王的东西，就不能见到秦王（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也就无法完成使命。现在能够打动秦王的东西只有两样，一是樊於期的人头，二是督亢地图。樊於期是秦王嬴政最恨的叛将，这颗人头能使荆坷获得秦王的信任，领取一张走进秦廷面见嬴政的门票；督亢是战国时期燕国最富庶的地区，包括今河北琢州、定兴、新城、固安一带，它能激发起秦王嬴政的贪欲。有了这两样东西，秦王嬴政一定会接见荆轲（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就在太子丹犹豫未决之时，荆轲私自会见了樊於期。荆轲对樊於期说：秦王与你可以说是结下了深仇大恨。你的父母妻子全部被秦王杀掉，现在秦王又以赏金千斤、封邑万户悬赏你的人头，你打算怎么报仇呢（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荆轲这番话刚好说到樊於期的痛处，樊於期顿时泪如雨下：我现在就是想木出复仇之计。荆轲说：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解燕国之危，报将军之仇（今有一言，可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樊於期赶紧问荆轲是何计，荆轲说：我如果带着你的人头去面见秦王，秦王一定会接见我。那时，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右手直刺他的胸膛，这样，将军的大仇可报，燕国所受的凌辱可以雪耻，不知将军是否同意？樊於期说：我日日夜夜想的就是如何报仇，今天我才找到了报仇的方法，说完，立即刎颈自杀。荆轲获得了进入秦廷的一张通行证。太子丹为了确保行动成功，还准备了一把著名的匕首（赵人徐夫人匕首），并把烧红的匕首放在毒药中浸泡。这种经过毒药浸泡的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其毒性就会见血封喉，置人于死地。太子丹又为荆轲准备了一位副手，此人叫秦舞阳，是燕国名将秦开的儿子，十三岁就曾经杀过人，胆量过人，燕国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太子丹准备好这一切之后，就等荆轲出发了。但是，荆轲始终没有行动。太子丹怀疑荆轲临阵怯懦（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便对荆轲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您是否有动身的打算，要不我让秦舞阳先动身？太子丹这句话惹恼了荆轲，荆轲十分恼怒地说：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是在等我的一个朋友。他住得远，来得迟；既然太子怀疑我，那就不等了，立即出发。荆轲要等的这个朋友是谁？《史记·刺客列传》没有交代，但是，据推测可知，此人应当是荆轲十分信任而且武功高强的一位杀手。临行那一天，太子与知道这件事的全体人员，全都穿上白衣；戴上白帽，在易水边上为荆轲送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亲自击筑，荆轲动情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别的场面极其悲壮。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头也不回地走了。荆轲登车而去，奔赴秦廷，他自己要等的朋友没有如期到来，随同他去的却是他并不了解的秦舞阳。荆轲在秦廷刺杀嬴政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舞阳临阵怯懦。总之，荆轲刺秦的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荆轲刺秦一事彻底激怒了秦王嬴政，他命令王翦攻燕。秦王政二十年（前226），秦军击败燕军主力，二十一年，攻占燕国都城蓟（今北京），燕王喜逃往辽东地区。二十五年，秦兵攻占辽东，俘虏燕王喜，最终灭掉燕国。可悲的是，燕王喜逃到辽东之后，为了讨好秦王，竟然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丹，却终究难逃亡国的命数。荆轲行刺惹恼了秦王嬴政，但是，如果荆轲不刺秦，秦国就不会灭燕了吗？其实，即使没有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秦王嬴政也要灭燕，这是既定方针。对于燕国来说，它的灭亡也不是太子丹造成的，荆轲刺秦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索。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之后，轲政不是照样要灭掉燕国吗？那么，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燕王哙禅让乱国齐滑王趁火打劫燕国虽然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燕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比较弱小，所以在很长的时期里默默无闻，没有参与逐鹿中原的争斗，对别国也没有大的威胁。因此有人认为，导致燕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荆轲刺秦，这给了秦国一个进攻燕国的借口。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三个因素：一是禅让乱国；二是灭齐自削；三是疲赵自弱。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传位赵惠文王，导致自己饿死沙丘。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在位君王放弃强权的特例。燕国也出现了一例国君放弃强权的案例，而且，比赵武灵王更为荒唐。这位燕国国君叫哙。燕王哙继位以后，子之做燕国的国相。子之是一个非常有政治野心的人，他想让燕王哙重用他，于是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利用齐宣王的重臣苏代。苏代使燕，燕王哙问，齐王这个人怎么样？苏代回答，齐王肯定不能称霸。燕王问为什么呢？苏代说齐王不信任他的重要大臣。燕王哙听了苏代的话，对子之更加信任。子之因此赠给苏代一百镒黄金。二是利用亲信游说燕王。子之有一位亲信叫鹿毛寿，鹿毛寿受子之嘱托，对燕王说，您不如干脆把国家禅让给国相子之。尧被称为贤圣，就是因为他要把天下让给许由，才有了让天下的美名，但是，尧并没有失去天下。如果现在您把燕国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而您会得到和尧一样的美誉。燕王哙三年（前318），燕王哙听了苏代、鹿毛寿的花言巧语，把国家禅让给相国子之。子之掌握了燕国实权之后，又有人对燕王说，如今大王说是把国家托付给了子之，但官员都是太子的亲信，名义上您把国家托付给子之，实际上还是由太子掌握实权。燕王哙听后，干脆把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交给子之。子之面南而坐，行使燕王的权力；燕王哙因年迈不再处理国政，反而成了臣子，国家大政全都由子之裁决。子之执政三年，燕国大乱，百官恐惧。燕王哙的所作所为，受害最大的是太子平。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密谋攻打子之。齐国大臣对齐滑王说，燕国现在发生内乱，我们趁机出兵燕国，肯定能把燕国打垮。齐湣王于是派人对燕太子平说，我们齐国支持你。太子平本来就想夺回权力，听了齐国使者的话，率领将军市被包围王宫，攻打子之，但没能攻下来，将军市被和百官又反过来攻打太子平。结果，将军市被战死，燕国国内出现了几个月的内乱，死了好几万人（太子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民心恐惧，百官离心。齐湣王借机派出齐军讨伐燕国。燕国的士兵既不迎战，也不关城门，齐军攻入燕都，杀死燕王啥和子之（齐人取子之醢之，遂杀燕王哙），只用了“五旬”时间就占领整个燕国。燕国被齐国占领达两年之久。燕国百姓原以为齐国可以给燕国百姓带来和平、幸福。但是，齐国作为占领军，在燕国随意杀人，毁坏燕国宗庙，大肆掠夺燕国的国宝（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最终，齐军的作为使燕国百姓极其反感，不久，爆发了大规模的燕人叛乱。于是，公元前312年，齐军不得不撤出占领两年的燕国。燕国人共立太子平为王，他就是燕昭王。燕昭王招贤秦始皇东进燕王哙由于听信他人蛊惑，贪图让贤的虚名，稀里糊涂地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把燕国搞得大乱。燕昭王就是在这种国家残破、民心离散的形势下登上君位的。为了使燕国振兴，燕昭王四处寻找治国的良才，那么燕昭王究竟有何妙招来延揽人才呢？当燕国由于招揽人才逐步走向强盛，连强大的齐国也臣服于燕的时候，实际上，燕国的力量也在逐步削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燕昭王是在齐国占领军撤走之后继位的。昭王即位之后，痛感被齐灭国的耻辱，痛下决心招纳夭下贤才，复国报仇。他对大臣郭隗说，齐国趁我们燕国内乱，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小、力量弱，不足以报仇。可是，我希望能得到天下贤士和我一起来治国，雪洗先王的耻辱，这是我莫大的愿望！请问我要怎样做才能找到贤士？郭隗回答，只要天下听说大王求贤如渴，天下的贤臣就会到燕国来了。燕昭王大惑不解地看着郭隗说，我要怎么做呢？郭隗说，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喜欢千里马的国君，找了三年也没有得到一匹千里马。他身边一位清洁工（涓人）花了五百金，给他买了一个死千里马的马头，这位国君很不高兴，涓人说，天下的人知道您肯花重金买一马头，那千里马很快就会不请自来的。果然，不到一年，送来的千里马就有好几匹。假若大王一定要招纳天下的贤士，那就先从我郭隗做起吧。我这样的人都能被您重用，那些比我更有才能的人，还会不从千里之外赶到燕国来吗？于是，燕昭王给郭魄建了宫室金台，堂号为“尊贤堂”，并把他当作老师来尊重。燕昭王招贤一事迅速传遍天下，有一个人获悉此事，风尘仆仆地从魏国来到了燕国。他就是乐毅！乐毅酷爱军事，听说燕昭王礼贤下士，礼尊郭隗，就想到燕国来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乐毅到了燕国，燕昭王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乐毅先礼让，后来向燕昭王表示愿意辅佐他，燕昭王立即任命他为亚卿。尽管燕昭王得到了乐毅这样的优秀人才，但是，以燕国一国之力要想打败齐国非常不易。怎么办呢？燕昭王一心想复仇。于是，他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等，二是做。“等”是等待机会，“做”是创造机会。这时，燕昭王苦苦等待的攻打齐国的时机终于来了。齐国当时国力强大，一心想吞并宋国。公元前287年，韩、赵、魏、齐、楚五国攻秦。就在五国攻秦的同时，齐国出兵灭掉了宋国，扩地千里。因为齐国知道当时各国都忙于战争而无暇顾及其他，所以，齐国选择这个时候伐宋。但是，齐国一国独吞宋国，引发了韩、赵、魏、楚、秦各国的不安和不满。各国频繁出访，寻机攻齐。秦国丞相魏冉想通过伐齐，得到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陶邑为封地，力主伐齐，遂使秦昭襄王决定参加伐齐之战。公元前285年，秦将蒙骜带兵攻齐，攻下九城。此后，各国之间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心是伐齐。燕昭王积极参与了伐齐的外交活动。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燕昭王动员全国兵力，派乐毅担任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国大印交给乐毅。乐毅统一指挥着五国联军攻打齐国。济水一仗，五国联军大败齐军。各诸侯国军队都停止了攻击，撤回本国；燕国军队却在乐毅的指挥下单独追击败逃的齐军，一直追到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乐毅集中力量攻击临淄，一举拿下齐都，并把齐国的珍宝财物以及宗庙祭祀的器物全部运回燕国。燕昭王大喜，亲自赶到济水岸边慰劳军队，用酒肉稿劳军队，封乐毅为昌国君（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燕昭王带着战利品回到燕国，让乐毅继续进攻余下的齐国城邑。乐毅在齐国坚持战斗了五年，攻占齐国七十多座城邑，全部设为燕国的郡县，只有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未被燕兵攻占（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齐国就这样被燕国攻打了五年，但是，五年之后齐军又把燕军悉数逐出齐国，收复了全部失地。齐国确实是燕国的仇国，但是，一向对燕国示好的秦国也是燕国的仇国。燕国只看到了仇国齐国，却忘记了秦国更是亡燕之心不减。灭齐实现了燕昭王复仇的愿望，齐经此五年亡国，一蹶不振，从一流强国滑落到谷底。齐国的衰落使其对燕国的威胁大大减小。谁是齐国衰落的受益者呢？燕国是受益国，另一个重大受益者是秦国。灭齐是一把双刃剑，燕国雪耻的同时，齐国的实力也一落千丈。齐国本是战国七雄之中能和秦国一决雌雄的国家。齐国的强大严重制约了秦国对三晋的蚕食，秦国在对付三晋之时必须要考虑齐国的态度。如果三晋有齐国的支持，秦对付三晋就非常困难，至少不敢放开手脚。如果齐国衰落了，秦国兵锋便可直指三晋，肆无忌惮地攻打三晋。三晋的衰败又洞开了攻打燕国的大门。燕国最后的亡国就是在韩、赵、魏相继灭亡之后发生的。此时，秦国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对燕国用兵了。到秦国攻燕之时，燕国已是不堪一击。所以，灭齐对燕国来说是一种自我削弱。燕国其实处在两难的困境之中，齐国是燕国的世仇，当然必须努力打击齐国。这是从燕国自身利益出发的明智之举。但是，打击齐国又必须掌握分寸。分寸不够，齐国对燕国是威胁；分寸过了，齐国衰落又导致秦国对燕国的威胁加大。燕国的国君完全不具备这种战略眼光，因此，也不知如何把握这个分寸。燕王喜攻赵赵王迁亡国燕国灭亡的第三个原因是“疲赵自弱”。所谓“疲赵”，就是不让赵国在与秦军大战后进行休整。燕国不仅利用五国攻齐之机占领齐国长达五年，而且，在邯郸之战秦军失败后，又打起了赵国的主意。我们在“赵国之亡”中已经讲过，公元前251年，燕王喜趁赵国长平之战损兵四十五万的机会，派出大军攻赵，企图在赵国再大捞一把，结果被赵国大将廉颇、乐乘打得大败。主战的相国被杀，赵军一直追杀到燕都。接下来赵军又在公元前250年、公元前249年两次围攻燕国都城，打得燕国喘不过气来。但是，赵国在长平之战后最需要的是休整，而不是疲于奔命地应对燕国的入侵。燕国的趁火打劫使赵国疲惫不堪。赵国是三晋之中唯一能够和秦国过招的国家。由于秦国施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再加上五国攻齐的教训，齐国奉行明哲保身的策略，不再过问秦与三晋之间的争斗。因此，战国后期中原战场上只有赵国一国在努力阻挡秦国东进。赵国以一国之力保护了“远交近攻”的受益国燕国、齐国，给燕国、齐国以和平；但是，对于赵国的战略性作用，燕国没有一点点认识。燕国君臣是否有这样的战略眼光？一点也没有。燕国当时完全不具备纵览天下兴亡的战略眼光，所以，丝毫不懂“疲赵”也是一种自我削弱。赵国疲劳，军队得不到休整，便会被秦国打败。如果赵国战败，燕国还能享受赵国用鲜血和战火换来的和平吗？所以，燕国灭亡的原因“灭齐”、“疲赵”，都说明燕国毫无战略眼光。当齐国衰落之时，当赵国疲惫之日，也就是燕国的亡国之日了。燕王喜根本看不到这一点，甚至于在丢失国都逃往辽东之后，还幻想用亲生儿子太子丹的性命来换取燕国的维系，结果杀了儿子，燕国还是被秦国所灭。就这样，秦王嬴政易如反掌地就吞灭了燕国。灭燕之后，东方六国只剩下齐国和楚国在苟延残喘了，

霸主作派仍然使得他颇为不满。公元前677年春天，郑厉公派大夫叔詹前往齐国朝觐齐桓公。这个在他看来已经尽到礼数的行为却引起了齐桓公的指责：别的盟国都是由国君亲自来朝觐，为何独你郑国只派了个大夫来呢？从这件事情来看，齐桓公和郑厉公存在认识上的偏差。齐桓公认为，幽盟既然建立起来了，也就是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而所谓霸主，地位是比一般诸侯高的，是仅次于天子的第二号人物，而且是实权派，理应受到特殊的尊重。郑厉公则认为，自天子以下，诸侯皆平等，幽盟作为一个国际合作组织，是一个平等合作的实体，不存在所谓的宗主国，只有轮值的主席国。因此，他派个大夫来朝觐齐桓公，已经是对主席国极大的尊重，别的就不用再想了。齐桓公越想越不是滋味，想发兵攻打郑国吧，去年才结盟，今年就为了些许小事翻脸，恐怕为天下人耻笑，也影响同盟国的内部团结。再说了，郑厉公这个人用兵如神，跑到他的地盘上去作战，齐军不一定占便宜，只怕劳民伤财，无功而返。想来想去，齐桓公出了个损招，把叔詹扣留起来，不让他回国，看看郑厉公有什么反应。郑厉公的反应很出乎人们的意料，他打点行装，前往王城雒邑告御状去了。当然，说是告御状，其实也就是想看看周王室的近况。齐桓公不是打着天子的旗号吓唬我们这些人吗？我倒是要看看，天子和你的关系到底亲近到什么程度。搞不好，我把这张虎皮扯过来，让你喝一壶！郑厉公这样想是有道理的：第一，周天子姓姬，他也姓姬，而且是近亲，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第二，郑国就在周王室旁边，想去就去，想回就回，便于沟通感情；而且，万一王室“有事”，他这位近在咫尺的亲戚难道不比你远在山东的齐桓公来得快？郑厉公跑到雒邑，正赶上虢公、晋侯朝觐天子。虢公、晋侯也是姬姓，三个人越说越亲，凑到一起拉家常，居然促成了当时的天子周惠王与陈国公主的一段婚事，将一个叫做陈妫的女人给迎娶到周王室来了。郑厉公没有白去王城。就在他从王城回来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5年，周王室果然“有事”，五位王室重臣在苏氏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企图将周惠王赶下台去。事情的起因还得追溯到周惠王的爷爷周庄王（周桓王的儿子）头上。周庄王宠爱一个叫王姚的嬖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颓，按照当时的习惯，被称为王子颓。如果按照辈分，这位王子颓也就是周惠王的叔叔了。周庄王对王子颓宠爱有加，派大臣蒍国担任王子颓的老师。周惠王即位之后，有一个很不好的爱好，和我们现在某些开发商一样，热衷于占地皮，而且不想花钱，喜欢强拆强建。短短数年间，他抢了蒍国的菜园，用来建自己的动物园；抢了边伯的住宅，用来扩大王宫；还抢了子禽、祝跪、詹父的田产，停发了王室膳食总管石速的工资……那几个人受不了，凑到一起阴谋作乱，并找到了苏氏，要他牵头起事。前面说过，苏氏乃是周王室的传统贵族，其先祖苏忿生在周武王年代担任司寇。到了周桓王年代，天子与郑庄公交换土地，拿着苏氏的十二座城池交换郑国的四座城池，虽然当时郑国没有拿走那十二座城，苏氏却对王室产生了强烈的怨恨。公元前675年秋天，蒍国、边伯、子禽、祝跪、詹父五位大夫发动了宫廷政变，企图拥立王子颓为王，然而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苏氏带着王子颓逃到卫国，并在卫国、燕国（南燕国）的帮助下，起兵进攻王城，于同年冬天赶跑了周惠王，立王子颓为王。郑厉公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公元前674年，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王子颓，劝他迷途知返，尽快把王位还给周惠王。这个建议自然没被王子颓采纳。郑厉公也不生气，派人不声不响地把南燕国的国君燕仲父给抓来了。这么做的目的是斩断王子颓的手脚。至于怎么抓到南燕国君的，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我想，郑厉公经历过宋国雍氏绑架祭仲的事件，多少学到了一些雍氏的手段吧。而到了那年夏天，郑厉公又把流亡在外的周惠王给找到了，并将他安顿在自己曾经居住多年的栎城。我们不得不感叹，经历了一些风雨之后，郑厉公的手段越发层出不穷了。同年秋天，郑厉公率军保护周惠王进入邬城，攻入成周，将王室存放在成周的宝器席卷一空，然后安全撤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王子颓还在乐悠悠地享受胜利的果实，到了冬天在雒邑举办了大型的宴会，热情招待造反有功的五位大夫。宴会上表演了自黄帝以来六代的大型音乐和舞蹈。参加宴会的老人都说，自平王东迁以来，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隆重的节目啦。郑厉公听到这个消息，跑去找虢公，说：“哀恸有时，欢乐有时，不该高兴的时候瞎高兴，必有祸至。你看看那个王子颓，成天歌舞升平，不知节制，这就是所谓的幸灾乐祸。过去司法官给犯人执行死刑，君主就不吃大餐，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以示悲哀，哪里敢幸灾乐祸啊！王子颓欺君犯上，为天下所不容，祸莫大矣，居然还敢乐而忘忧。咱们何不奉天子归位？”虢公与之一拍即合。公元前673年夏天，郑厉公与虢公共同出兵，讨伐王子颓。从军事实力上讲，周王室的部队根本无法和郑国大军相抗，何况还有虢国军队的支持？郑国军队保护着周惠王从圉门攻入王城，虢公则自北门攻入王城，杀死了王子颓和五大夫。郑厉公在雒邑设宴，庆祝周惠王重登王位，并且也把六代的音乐舞蹈都表演了一番，真正是春风得意，齐桓公若是看到那幅场景，不羡慕得吐血才怪。当年周平王曾经许诺将虎牢关以东的土地全部赐给郑武公，现在周惠王为感谢郑厉公，将周平王的承诺全部兑现，郑国的土地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即使郑庄公再生，也会为这个儿子的表现感到骄傲。当然，在那场盛绝一时的宴会上，也出现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周惠王将王后使用的一块铜镜赐给了郑厉公，而将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了虢公。酒爵是礼器，而铜镜只是普通日用品，显然厚此薄彼，令郑厉公深感不快。不过那只是很短一段时间的不愉快。因为两个月之后，郑厉公死了。郑厉公年轻的时候，随父亲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兄弟中的佼佼者；哥哥郑昭公即位后，他在宋国人的帮助下，半推半就地发动政变，赶走了郑昭公；他的首任国君生涯维持不过三四年，因与祭仲争权失利，被迫流亡他乡，而且一去就是十七年，将自己风华正茂的岁月消耗在忍耐和等待中；等他重新回到新郑，天下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北方的齐桓公和南方的楚文王，霸业初成；而他带领郑国这样一个中等偏小的国家，在夹缝中求生存，既保持了国家的独立，又维护了自己的尊严；短短的数年，他稳定了国内政局，又致力于参与王事，扶助周天子复国，立下奇功，使得一心称霸的齐桓公相形见绌。无奈，正当他踌躇满志，欲与齐桓楚文一较高低的时候，天妒英才，撒手西去，功亏一篑。郑国由桓公肇始、武公奠基、庄公扬鞭的强国之梦，也就此戛然而止。【寡妇门前是非多】郑厉公的死让齐桓公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抓紧时间，广泛开展外交，同时辅以军事手段，巩固幽盟的成果。公元前672年秋天，齐桓公派高傒前往防城与鲁国结盟，决定将自己的妹妹嫁给鲁庄公为妻，作为关系巩固的纽带。同年冬天，鲁庄公不顾礼数，亲自跑到齐国下聘礼，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公元前671年，鲁庄公前往齐国学习考察，观摩了齐军的军事演习。同年十二月，齐、鲁两国元首在郑国的扈地会盟。公元前670年，鲁庄公再一次不顾礼数，亲自前往齐国迎娶齐桓公的妹妹哀姜（诸侯下聘和娶妻，只需由卿大夫代劳，本人不用出马）。鲁庄公和他的父亲鲁桓公一样，对于齐国来的公主总是抱有一种敬畏感，以至于分寸大乱，“非礼”之事时有发生。哀姜来到鲁国，鲁庄公命同宗的妇人手执玉器列队迎接。按照周朝的礼仪，贵族相见，手上必须执物以表诚敬，同时通过所执之物的贵贱来体现贵贱等差。一般来说，男子所执之物为玉帛或禽鸟，女子则用榛子、栗子、枣子等果实。鲁庄公命妇人手执玉器迎接哀姜，主要是因为他在这位大国公主面前缺乏自信，怕人家看不起自己，所以才虚张声势罢了。公元前668年秋天，齐桓公发动鲁、宋两国共同讨伐徐国，迫使其加入到幽盟组织。公元前667年，距第一次幽盟十一年之后，齐、鲁、宋、陈、郑等国元首在幽地再次会盟。这时候郑国的国君是郑厉公的儿子郑文公。与桀骜不驯的郑厉公比起来，郑文公显然好打理得多，没给齐桓公造成任何麻烦。第二次幽地会盟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落下帷幕，齐桓公进一步巩固了同盟内部的团结。公元前666年春天，周惠王命齐桓公讨伐卫国，理由是当年卫国曾帮助王子颓谋叛。此时卫惠公已经死了三年，当政的是他的儿子卫懿公。卫国军队战败，紧接着认罪、赔款，齐桓公满意而归。公元前664年，齐桓公通过外交施压，逼迫小国鄣国依附于齐国。同年冬天，北方的少数民族山戎入侵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亲自带兵驰援，打败了山戎军队，并且趁胜追击，一直打到今天的辽宁省境内的孤竹才班师回朝。为了矜夸自己的战功，齐桓公派人把一批北戎战俘赠送给鲁国。此举热情可嘉，但是遭到左丘明的严肃批评，理由是：但凡诸侯打败蛮、夷、狄、戎等野蛮人，应该献俘于周天子，由周天子来警惧他们，而不应该献俘于诸侯。但是，不管礼不礼，鲁庄公对于齐桓公的馈赠受宠若惊，于第二年春天开始参与修筑小谷城，以此作为礼物赠送给管仲。诸侯筑城赠送给他国的大臣，这在春秋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大手笔。齐、鲁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如胶似漆的蜜月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在当时看来也许不值一提，可是很多年后，人们又不得不将它大书特书，那就是：陈国的公子完逃亡到齐国。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厉公的儿子公子完逃亡到了齐国。春秋乱世，各诸侯国的公室子弟像蒲公英一样被风吹着飘来飘去是常有的事，齐桓公本人就有过避难于他乡的经历，因此对于公子完不但没有歧视，反而惺惺相惜，热情地接待了他。公子完是个很稳重的年轻人，即使在流亡之中，仍然保持了高贵的气质，谈吐相当不俗。齐桓公和他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候，突然说：“你就在齐国住下来吧，即便陈国政局稳定下来，你也不用再考虑回陈国的事了，我想任命你为齐国的公卿。”公子完听了，毕恭毕敬地拜伏在地上，表示感谢，然后说：“国家有难，我跑到贵国来逃避责任，能够得到您的宽容，就已经很满足了，哪里还敢窃居高位，让人家说闲话啊！”这种谦恭的态度使得齐桓公更加坚定了重用公子完的决心，于是任命他当了工正，也就是掌管百工的官，类似于后世的工部尚书。后来有一天下午，齐桓公突然带着随从跑到公子完家里，坐在院子里和公子完喝酒聊天，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天就黑了。齐桓公酒兴正酣，下令说：“举起火把，不醉不归。”公子完一听，马上跪倒在齐桓公跟前说：“对不起，我只知道白天招待国君，不知道晚上如何陪饮。”坚决将齐桓公送走了。《左传》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喝酒是一种礼仪，不能豪饮无度。白天喝酒合乎礼法，晚上喝酒就等于淫乐，公子完这样做是不想让主君违背礼法而陷入淫乐啊！公子完还在陈国的时候，陈国的大夫懿氏想把女儿嫁给他，因此要老婆算了一卦，得到的结果是：“吉利，所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齐是姜姓，陈是妫姓，这段并不晦涩的文字似乎是在说，有陈国的公子将跑到齐国去安家，五世之后家业大兴，成为齐国的正卿，而八世之后，无人可以匹敌。作为臣子，正卿已经是极限；无人可以匹敌，那不就是要当诸侯吗？事实上，公子完很小的时候，有位王室的周易大师来到陈国，曾经给他算过一卦，结果得到“观卦变成否卦”，其爻辞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大师解释，这是说他出国观光，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所谓天子的上宾，自然就是诸侯，难道这是说公子完将成为陈国的主人吗？不是。因为从卦象上来看，不是在陈国而是在异国；也不是公子完本人，而是说他的子孙。简单介绍一下，《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每卦皆由上下两“经卦”——也就是基本卦构成。观卦的上卦为巽（代表风），下卦为坤（代表地），也就是所谓“风地观”；否卦的上卦为乾（代表天），下卦为坤，也就是所谓“天地否”。观卦变成否卦，是因为上卦的风变成了天。大师接着解释说，光的特点，是照亮他物而非自身。风变成了天，而行于地上，这就是山。有了山上的物产，又兼天上的光照，美好的事物都具备了，所以说“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但是仍然有待观察，所以说并非他本人，而是他的子孙。大师还准确地算出，公子完的后人如果在异国发迹，必定是在姜姓之国。公子完在齐国定居下来，并且改其姓氏为“田氏”，建立了齐国的田氏宗族。两百多年后，他有一位叫田乞的后代消灭了齐国传统贵族国、高二氏，成为齐国的首席执政大臣。田乞的儿子田常扶立齐平公，成为齐国的实际控制人。到了公元前379年，田氏干脆取代姜氏家族，成为了齐国的君主。当然，这是后话。当时齐桓公也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一时善举，又或者叫做政治投资，竟然彻底改变了姜姓宗族的命运。这叫不叫引狼入室呢？就在北方的齐桓公专注于建立自己的霸业的时候，南方的楚国也没闲着，灭了息国，控制了蔡国。这两件事情均与一个叫息妫的女人有关。息妫是陈国公室的女儿，嫁给了息侯为妻，因此被称为息妫。不用说，一个女人如果能够对历史事件产生重大影响，必定是国色天香，美艳不可方物。公元前684年，息妫出嫁，从陈国出发，途经蔡国，前往息国。当时蔡国的国君名叫献舞，也就是历史上的蔡哀侯，同样也娶了陈国的公主为妻，按关系算是息妫的姐夫。这位姐夫听说小姨子出嫁，非常高兴，一定要亲自请小姨子吃饭，这在当时是有些失礼的事情。而在吃饭的过程中，姐夫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姨子看，两杯酒下肚，玩笑就开得很过分了。有没有动手动脚我们不知道，总之息妫后来跟老公息侯一说，息侯立刻火冒三丈。是男人都应该火冒三丈。只是息侯发泄怒火的方式很特别，他既没有当面谴责那位连襟的无耻举动，也没胆量提出和他单打独斗，一决雌雄，而是不动声色地派一位使者去了南方的楚国，对楚文王说：“请您派兵来打我。”楚文王傻了眼，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使者说：“我们国君深惧大王威名，很想为您效犬马之劳，以获得您的欢心。现在蔡侯献舞仗着自己是姬姓，国家不大，架子不小，完全没把您放在眼里。这种不识时务的态度，我们国君看不过去，所以宁可以身作饵，请大王派兵讨伐息国，息国则向蔡国请求支援，献舞必定亲率部队来救，到时我们配合您，合而围之，给他点教训，也让他从此知道要尊重楚国。”这可真是一个令人难以拒绝的建议。楚国自楚武王年代崛起，一直苦心经营汉水流域，稳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到了楚文王年代，楚国国力强大，早就不满足于独霸一方的格局，而有志于逐鹿中原，企图成为天下的霸主。楚文王天天摩拳擦掌，在姬家村外探头探脑，正不得其门而入呢，冷不丁跑出一个息侯来，谄笑着对他说：“我来带路。”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有人送枕头。楚文王真是做梦都要偷笑了。同年九月，楚国大军如约出发，攻打息国。息侯派使者向蔡国求救。献舞听说楚蛮子要攻打小姨子的国家，果然很紧张，马上带领部队前往息国救援。论实力，蔡国、息国加起来也不是楚国的对手，更何况息侯吃里扒外，将蔡军出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三国联军却创下了历史奇迹。依靠邯郸军民的殊死抵抗和魏、楚救赵之兵，邯郸之围得以解除，赵国暂时免掉了亡国之灾。但是，秦国会甘心这次失败吗？虞卿力辩拒割地秦军邯郸无所得秦兵当然不甘心邯郸之战的失败，所以在解邯郸之围时，要求赵国割六县议和。赵国因此而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争论的焦点是给不给秦国六个县。赵国正卿虞卿坚决主张不割六县。虞卿认为，秦国清楚地意识到邯郸之战是打不下去的，而不是因为喜欢赵王而罢兵（赵孝成王也认为秦国攻赵竭尽全力，是“倦而归”）。所以，秦国以强兵都得不到的六县我们却要拱手相送，这岂不是帮助秦国打自己吗？但是，赵国有一个深受赵孝成王宠爱的赵郝却力主割六县给秦国。理由是什么呢？一是若不割六县给秦，秦明年必来攻赵；二是秦不攻韩、魏而攻赵，说明赵国对秦国不如韩、魏对秦友好，所以，割六县给秦国可以表示赵国的好意。虞卿认为这是谬论！第一，毫无意义。割六县给秦并不能阻止秦国再次对赵国进攻，所以，割六县城给秦国毫无作用。第二，这是自杀！若秦兵凭武力都拿不到手的土地我们都得白送给秦国，秦兵再来，我们还得割让秦兵夺不到手的土地，这是壮大秦国而削弱赵国。赵国的土地是有限的，秦国的欲望是无穷的，这样的割法早晚会有一天落到无地可割的境地，那赵国不就彻底完蛋了吗（且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此时，原在赵国任职后到秦国任职的楼缓回国，赵孝成王向他征求意见。楼缓绕了一个大圈子，先说自己不好表态，最终还是劝赵孝成王割地给秦。楼缓也有自己的一套理由：一是虞卿不了解秦国，二是赵国被秦所困会给其他国家瓜分赵国提供机会。虞卿听说楼缓的言论后，立即拜见赵孝成王，据理反驳说：楼缓是为秦国当说客。赵国即使能拿出六座县城也不能给秦国，我们可给齐国，齐、秦之间水火不容，齐国如果得到了赵国白送的六县之地，一定会全力帮助赵国。这样，我们虽然给了齐国六个县的土地，却还可以从秦国那里得到补偿。我们只要放出这个口风，秦国议和的使者就会主动到赵国来（王以此发声，兵未窥于境，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媾于王也）。虞卿苦口婆心，据理力争，总算说服了赵孝成王。赵孝成王派虞卿到齐国去，虞卿还没有回来，秦国议和的使者已经到达赵国了。楼缓知道后，立即逃出赵国。求救援同仇敌忾围邯郸秦军落败在邯郸之战中，刚刚受过重创的赵国最终打败了取得重大胜利的秦军，为什么赵国最后竟能打败秦军呢？一是哀兵必胜。赵国在长平之战后精锐之师损失殆尽，但是，赵国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共赴国难，连平原君都散家财以助国难。这便是所谓的“哀兵必胜”。二是秦军混乱。秦军这次攻打邯郸非常混乱、开始时打算用白起为主将伐赵，但是，白起有病，不能成行，只好派王陵担任将领，攻打邯郸。由于赵国军民的殊死抵抗，王陵的攻打很不顺利。此时，白起的病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准备派白起代替王陵。可是白起死活不干，秦昭襄王只好另派他人率部攻赵，扛了两个月，还是没攻下来。三是合纵成功。邯郸之战赵国所以能够成功，与联合魏、楚共同抗秦密不可分。秦国攻打邯郸，是想一举灭赵。如果秦国灭赵得手，魏、楚两国将成为下一个羔羊，加上信陵君窃取兵符，毛遂逼迫楚王，最终形成草国联合抗秦的合纵态势。邯郸之战以秦军大败而告终。赵孝成王虽然靠合纵成功保住了邯郸，但是，赵孝成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赵国日渐衰弱的趋势，仅仅是延迟了赵国的亡国时间。这样，本在秦昭襄王时期就可以完成的灭亡赵国的重任留给了秦王嬴政。嬴政将怎样灭亡赵国完成统一天下的重任呢？第22章赵国之亡赵国是秦国统一六国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因此，秦国多次不遗余力地对赵国进行军事打击，规模最大的就是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长平之战赵国损失了四十多万大军；邯郸之战，赵国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最终使赵国的都城邯郸得以保存。但是，两场大战使赵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秦灭赵国已经是指日可待。公元前229年，秦国大将王翦奉秦王嬴政之命又一次进攻赵国都城邯郸，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俘虏了赵国最后一位国君赵迁。赵王迁的太子嘉逃到代地称王，七年之后（前222）也被秦军所俘，赵国彻底灭亡。赵王迁是导致赵国亡国的第四位国君，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君呢？导致赵国最终灭亡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掌实权嬴政伐赵斩李牧赵迁亡国公元前235年，赵王迁继位。赵王迁继位之时，已经是秦王政十二年，嬴政已经掌握秦国大权四年了。赵王迁二年（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处理完吕不韦事件的秦王嬴政立即派兵大举攻赵，赵迁派兵迎战。结果，主将被杀，赵军士兵损失十万。这次赵军被杀的人数仅次于长平之战，而且距长平之战也仅仅二十七年，因此，赵国刚刚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兵员再次遭到毁灭性的屠杀。赵王迁三年，嬴政再次派遣大军从上党郡翻越太行山，直指赵国都城邯郸。在危急关头，赵王迁从北部边疆调回李牧为大将，抵抗秦军，李牧统领赵军大败秦军。秦将桓齮（yǐ，以）因为战败，畏罪逃到燕国（一说桓齮就是樊於期，嬴政非常恼恨樊於期，所以荆轲才拿他的人头做见面礼），李牧因功被封武安君。三年后，秦军进攻番吾，李牧再次击败秦军。秦国东扩灭赵的进程又一次受挫，这是因为赵国尚有一支精锐之师，尚有大将李牧。李牧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能够在赵国即将亡国的危难时刻屡屡重创秦军？李牧原是赵国北部边境的良将，长期驻守代郡、雁门郡，防备匈奴。李牧守边有三招：一是稿赏士卒。李牧非常关心士卒生死，每天宰杀几头牛搞赏士兵，对将士们非常厚道。二是精心防守。平时让士兵学习骑射，派人非常小心谨慎地看守烽火台，还派了很多侦察员侦察敌情。三是死不出战，这是一条铁律。一旦遇到匈奴入侵，要赶快退入营垒防守，胆敢迎战者，斩首（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次入侵，李牧部队都谨慎地点燃烽火，立即退入营垒，绝不出战。一连好几年，他的防地、人员、物资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匈奴人把李牧这种守边策略视为胆怯的表现，赵国官兵也认为主将胆怯。赵王因此多次斥责李牧，李牧依然如故，我行我素。赵王发怒，把他召回，另派他人领兵，李牧什么也没说，回家休息。此后一年多，匈奴每次入侵，继任的主官都出兵迎战。但是，屡屡失手，损失极多，伤亡惨重，导致边境地区不能种田，也无法畜牧。赵王别无他法，只好请李牧再次出山。李牧闭门不出，坚决称病推脱。赵王一再强迫李牧任职，李牧说：大王一定要用我，我还是老三招，请大王恩准。赵王立即答应了李牧的要求。李牧重返边境，还是按既定方针办事。匈奴几年来又一无所获，但他们也一直认为李牧胆小怯战。虽然边地官兵每天都能得到李牧的赏赐，但就是无用武之地，都想和匈奴痛痛快快打一仗。李牧看到和匈奴决战的时机成熟了，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策略，痛击匈奴。第一步，精选优质战车一千三百辆，良马一万三千匹，勇士五万人，神射手十万人。全军一律投入备战。第二步，示弱。匈奴小股人马入侵，李牧就佯装战败，有意把几千人扔给匈奴。匈奴单于看到这种情况，觉得有利可图，就率领大批人马入侵李牧防区。第三步，打大仗。李牧正面迎战，同时，从左右两翼包抄敌军，结果大败匈奴，一仗歼敌十多万人（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最后只有单于逃走了，几个小的部落也投降了。这一仗匈奴吃了个大亏，此后十多年，匈奴人不敢接近赵国边境。李牧不但能够防守边疆，而且也擅长攻坚。公元前244年，赵王派李牧进攻燕国，李牧一举攻占燕国两个县。赵王迁七年（前229），秦国派大将王翦进攻赵国，赵国派李牧、司马尚率兵抵御秦军。因为李牧善战，秦军虽有名将王剪，灭赵之战相持达一年多仍无进展。秦国深知李牧善战，很难对付，如果不除掉李牧，灭赵非常困难：王翦便向赵王的宠臣郭开行贿，让他施反间计。郭开收了秦国送来的重金，便不断散布流言蜚语，在赵王面前说李牧的坏话，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要谋反。赵王迁听说之后，便派人接替李牧，李牧不受命。赵王乘李牧不备，秘密逮捕了李牧，将他处死，还撤了司马尚的军职（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三个月之后，王翦猛攻赵国，大败赵军，杀死赵将，俘虏了赵王迁。最后只有赵王迁的太子赵嘉逃到代地，自称代王，持续了七年之久。公元前222年，秦军攻取代地，俘虏了赵王嘉。昏庸信谗斩将败兵主次不明割地求和赵国自公元前403年立国到公元前228年灭亡，历经了一百七十余年，它曾在今天的河北、山西等交界之地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赵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后世传诵颇广的故事，如“窃符救赵”、“完璧归赵”、“毛遂自荐”等，赵国为战国时代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赵国除了灿烂的文化，还有一点是后人最为称颂的，就是赵国军民的积极抗战，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唯独赵国是最能打也是打得最为惨烈的国家。但是历史没有选择赵国，这除了历史的必然性之外，还存在哪些因素呢？赵国灭亡有四大因素：用人失误、政治腐败、主次不分、疆域锐减。先说用人失误。赵国人才济济，远非他国可比。但是，赵国的国君从赵孝成王开始，重用的人多是公族贵戚。比如说长平之战，这是决定赵国生死存亡的大决战，然而，在这场生死大决战之前，赵孝成王找谁谋划？一个是平阳君赵豹（赵惠文王的舅父），一个是平原君赵胜（赵惠文王之弟），全是公族贵戚。廉颇等一批名将，蔺相如等一批名臣，全不在决策人之列。赵豹主张不要上党郡，赵胜主张接收上党郡。虽然两人主张不同，但是，他俩都没有意识到接受上党郡将引发秦、赵两国之间的一场生死大决战。这两位参与决策的人都没有把大决战这一点给赵孝成王讲清楚：赵孝成王既想要地，又无充分思想准备要打硬战、恶战，最终一败涂地，元气大伤。赵迁继位之时赵国已处于亡国前夜了，但是，赵迁还是听信谗言，杀了支撑赵国半壁江山的名将李牧。这是自毁长城啊！三个月之后，赵王迁被俘。虽然李牧就算不被杀，是否能支撑赵国这盘残局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杀了名将李牧，赵国一定灭亡。因为，李牧至少还能让赵国坚持下去，不至于三月亡国。赵王迁死到临头还冤杀名将，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最后也满怀愤慨地写道：“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谬哉！”第二，政治腐败。赵国政治腐败成风。我们看看郭开这个人即可知赵国的政治腐败到何种程度。郭开是赵国大臣，囿于文献的缺失，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晓郭开曾担任的职务，但是，郭开对赵国最后的亡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国时期有“四大名将”之说，秦、赵两国各占两位。赵国的两位名将是廉颇和季牧。李牧死于郭开之口，原因是郭开受秦重金贿赂，诬陷李牧。廉颇也毁于郭开之口，但并非受秦反间之计一事。赵孝成主错误地撤廉颇而用赵括，使赵国损失了四十五万精兵。长卑之战以后，赵孝成王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廉颇的重要，让廉颇再次领兵，廉颇不负王命，屡屡为赵立下战功。赵孝成王死后，继任的赵悼襄争王又不信任廉颇了，派乐乘代替廉颇为将。廉颇不服气，一怒之下，打跑了乐乘，这样，廉颇在赵国就待不下去了、逃到魏都天梁（今河南开封）。廉颇到魏国后，魏王长期不信任他，廉颇自己也很想回赵国再次带兵。赵悼襄王此时也感到用乐乘代替廉颇做得有些过分，想重新起用廉颇，但又不知道廉颇近来的身体状况如何。于是，赵悼襄王派使者丢魏国着望廉颇。郭开作为赵国重臣，率先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对出一使魏国的赵使行贿，让他设法阻止廉颇回国。使者在魏国见到了廉颇，看到廉颇饭量很大，还能披甲上马，身体极好。但是，这位使者由于收了郭开的重礼，回来对赵王说：廉将军虽然老了，但是饭量很大，不过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他去了多次厕所。赵王听了使者的话，认为廉颇真的老了，使不再考虑起用廉颇（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郭开是赵国重臣，自然知道廉颇对赵国非常重要。但是，他嫉贤妒能，不容廉颇，不惜以重金贿赂赵国使者，毁掉了赵国一员虎将。后来，楚国听说廉颇闲居在魏国，便派人暗中将廉颇接到楚国。廉颇虽然在楚国当了将军，但是，并没有立过什么战功；还总是念念叨叨地说，我喜欢用赵兵。最终廉颇客死楚国。廉颇是赵国名将，屡立战功。长平之战为秦反间计所害，长平之战后，廉颇又率兵对付趁火打劫的燕国，大败燕军。就是这么一位德高望重、屡立战功的名将，在赵国竟然待不下去。除了秦国反间之外，赵王身边的重臣也进谗言陷害他。郭开之口胜过秦人雄兵，三寸之舌胜过百万秦军，廉颇没有死在秦军刀下，却毁于郭开口中。赵国的政坛黑暗到了这种程度，除了亡国还有什么路可走？在赵国的历史上，不乏大将、名将，可惜的是，这些名将的结局都非常惨，李牧被杀，廉颇最后客死他乡，政治的腐败加快了赵国灭亡的脚步。唐朝末年的周昙曾有诗云：“秦袭邯郸岁月深，何人沾赠郭开金。廉颇还国李牧在，安得赵王为尔擒？”虽然，廉颇回国、李牧不死最终不一定会阻止赵国的灭亡，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延迟秦军东扩的速度。第三，主次不分。赵国不仅面临着秦国巨大的军事压力，同时还不断遭受北面燕国的骚扰。燕国是一弱国，实力远远比不上赵国。但是，在赵国的亡国过程中，燕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燕、赵两国本来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赵国为燕国阻挡了秦军的进攻，仅此而言，燕国应当帮助赵国，抵挡秦军，但事实并非如此。邯郸之战尚未结束，赵国的武垣令傅豹等人率领该地原燕国百姓叛逃到了燕国，为赵、燕两国关系埋下了矛盾的种子。赵孝成王十年（前256），秦派兵进攻赵国，攻占赵国二十多个县，杀死九万赵军。赵派乐乘等率兵进攻秦信梁军，打败秦军。此时的燕国非但不帮赵国抗秦，反而趁秦、赵大战之机，攻占了赵国昌城（今河北冀州），这进一步激化了燕、赵矛盾。赵孝成王十五年（前251），燕王派丞相栗腹出使赵国，送了五百金的重礼给赵王。但是，这个栗腹一回到燕国，马上向燕王报告，赵国的壮年人都死在长平了，未成年人还没有长大，可以趁此机会讨伐赵国。燕王召见重臣乐间，询问他的看法。乐问回答，赵国是一个四面都需要应敌的国家，因此，这种国家的应战能力超强，不能打。燕王又问，以众伐寡，用二打一的办法攻打也不行吗？乐间肯定地回答，不行。燕王赌气地说，那我用五倍的兵力去伐赵，行不行？乐间还是坚定地回答，肯定不行。燕王一听，勃然大怒。大臣们一看燕王震怒，便齐声附和燕王（王召昌国君乐间而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众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为可）。面对失去理智的燕王，乐间不再说话。于是，燕王派出两路大军、两千辆战车。一路以栗腹为帅，进攻鄗（今河北高邑）；一路由卿秦为将，攻打代（今河北蔚县）。赵国兵分两路、一路由廉颇率领

壮士，能轻而易举地把大盖扔到城门之上，你要惩罚他，最好杀掉，不要打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再回过头去把荦抓起来杀掉，显然不太合适。久而久之，这件事也就被淡忘了。后来鲁庄公又娶了齐桓公的妹妹哀姜做老婆。这是一段政治联姻，出于对齐国的尊重，鲁庄公对哀姜礼遇有加，其尊重程度，甚至到了“非礼”的地步。史料没有记载鲁庄公如何妥善处理两位夫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很可能为了国家利益，孟任不得不屈就哀姜，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了她。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哀姜嫁到鲁国来的时候，孟任已经撒手西去，所以不存在第一夫人之争。虽有这些变故，公子般的嫡长子地位却没有被改变。因为哀姜一直未曾生育。诸侯去世后，嫡长子继承君位，这一点是无须置疑的。唯一的问题是，鲁庄公弥留之际，公子般还只是一个小孩，与庆父、叔牙、季友三位叔叔比起来，他实在是太弱不禁风了。鲁庄公很担心，如果自己的几位兄弟对公子般怀有异心，在他死后，公子般就会像汪洋中的一叶扁舟，被政变与夺权的浪潮席卷而去。在那个年代，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反而是很有必要。他将叔牙和季友找过来，问他们谁能继承君位，实际上是在试探这两个弟弟的心迹。可想而知，季友的回答令鲁庄公很满意，而叔牙的回答让鲁庄公很不放心。顺便说一下，季友这个人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注定是鲁国的栋梁之材。据《左传》记载，季友即将出生的时候，父亲鲁桓公找人来给他算命，算命先生告诉鲁桓公：即将出生的是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友，将成为国君的左膀右臂，协助国君处理朝政，成为公室的辅政大臣。“季友亡，则鲁不昌。”算命先生甚至这样说。鲁桓公又命人给他算卦，得到“大有卦变成乾卦”。对此，算命先生解释道：这孩子将来可以享受父亲的尊荣，人们崇敬他如同崇敬国君。说来也是神奇，等到小孩出生，打开手心一看，赫然写着个“友”字，自然给他取名为友了。有了季友这句话，再联想到上面那个传说，鲁庄公心里那块石头也就落了地。“如此，我就将般托付给你了。”他郑重其事地说。季友长久地拜伏在地上，接受了嘱托。“我也问了叔牙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庆父有才。”鲁庄公若无其事地提起。“哦？”“我早听说庆父怀有二心，只是一直未能确证。今天叔牙的回答，更让我不放心了。”兄弟俩对视了一阵。季友点点头，说：“我明白了，请交给我去办理吧。”季友出来之后，立刻派人把叔牙带到鍼（zhēn）巫氏家里。鍼巫氏以巫为氏，想必世世代代均为巫医，既为公室贵族驱邪治病，也善于调配各类毒药，也就是武侠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国师”之类的人物罢。“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季友问。时近日暮，阳光从西边的窗子透射进来，照在他那张年轻而成熟的脸上。“知道。”叔牙说。“你说的这些话，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庆父。”“此事与庆父无关，是我一时糊涂，他并不知情。”叔牙连忙说。“庆父知不知情，我自然会弄明白。”季友将放在膝前的一个木碗推到叔牙跟前，“喝了这杯酒，你的后代还可以幸福地生活在鲁国。否则的话，你同样要死，而且……以后不会有人祭祀你。”叔牙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季友拍拍他的肩膀：“生于公室之家，就应当有随时赴死的思想准备。你死之后，我会告诉你的家人，就说你是得急病而死。他们将受到最好的照顾，请放心去吧。至于庆父，你也可以放心，只要他不胡思乱想，自惹麻烦，就不会有事。”按季友的想法，庆父与叔牙自然串通一气，但看在兄弟的情分上，只杀掉叔牙一人，让庆父好好反省一下，也就可以了。后来的事情证明，他这样想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叔牙喝了那杯酒，回来走到逵泉就死了。季友没有食言，让他的后代继续享有叔牙的俸禄，而且被立为叔孙氏。数十年之后，叔孙氏在鲁国的势力逐渐强大，与庆父的后代孟氏、季友的后代季氏一道把持朝政，被人称为“三桓”（庆父、叔牙、季友均为鲁桓公的儿子，因此为名）。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春秋》记载，公元前662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路寝就是正寝，这段记载直译成白话就是：鲁庄公死于寿终正寝。为什么要特别说明他是寿终正寝呢？我们可以翻回去看看前两任国君鲁隐公和鲁桓公的死亡记录。鲁隐公：“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鲁桓公：“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众所周知，鲁隐公死于公子翚之手（政变），而鲁桓公死于齐国的公子彭生之手（情杀），都属于非正常死亡。《春秋》对此有所忌讳，仅简单以一个“薨”字一笔带过。现在鲁庄公好不容易正常死亡了，开创了《春秋》史上鲁国国君寿终正寝之先河，所以必须强调一下，告诉大家，他可是死在自己床上的。看不出，这群鲁国的史官还有点黑色幽默。鲁庄公死后，季友扶立公子般即位。周礼规定，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也就是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这五个月里，嗣君只能居住在宫外，称为“五月居庐”。因此，公子般就近住在外公党氏家，为父亲守丧。同年十月，鲁庄公尸骨未寒，庆父唆使养马的荦潜入党氏家中，刺杀了公子般。季友得到消息，连夜逃往陈国避难。他的这一举动，在历史上颇受非议。很多人认为，季友受先君之命，辅佐新君，不到两个月就被庆父钻了空子，把新君给刺杀了，这说明季友政治敏感性不强、防备不周、保护不力，是大大的失职。而公子般死后，他没有积极开展对庆父的斗争，反而独善其身，弃国家于不顾，一个人跑到外国去避难，更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批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另一个人物的介入，也许人们会觉得季友这样做，其实也是情有可原。这个人物就是哀姜。《左传》记载，当年哀姜嫁到鲁国来，同样是买一送一，把自己的妹妹叔姜也给带来了。哀姜没有生育，但是叔姜给鲁庄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启方。鲁庄公去世的时候，启方时年八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童。哀姜虽然不会生孩子，但是与姐姐文姜一样淫乱，到鲁国不久，就送给了老公一顶绿帽子。奸夫就是庆父。庆父并非有勇无谋之辈，他想成为鲁国的国君，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事。几个月前叔牙的非正常死亡，更加坚定了他谋逆的决心。他认为，如果不先下手为强，季友迟早有一天会对他动手。他尝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情妇哀姜，哀姜二话没说，给了他一个深情的拥抱。她的身体告诉他，她会支持他的任何一个决定。刺杀公子般的计划正是在得到哀姜的支持后，才得以实施的。哀姜有什么能量使得她成为庆父的后台呢？第一，她是鲁庄公的夫人，鲁国的国母。第二，她是齐桓公的妹妹。庆父正是基于对哀姜的这两点认识，加上他和哀姜的亲密关系，才有恃无恐；而季友基于同样的认识，认为自己不能和庆父硬拼，才逃到陈国去避难。打不过就跑，也是人之常情，实在没什么好指责的。公子般死后，哀姜很想庆父接任国君，但是被庆父拒绝了。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自立为君，等于昭告天下，公子般是他杀的，在舆论上将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另外，他如果想得到齐桓公的支持，就更不能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而应该先取得齐桓公的信任。在作出这一正确的政治判断之后，他继续正确地扶立叔姜的儿子、八岁的启方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闵公。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启方年纪小，便于控制；而且启方是齐桓公的外甥，齐桓公没有理由不支持。为了启方的事，庆父专程去了一趟齐国，向齐桓公汇报工作。“先君与贵国公主的儿子、公子启方被众臣推立，成为敝国国君。”庆父毕恭毕敬地说。“如此甚好。”齐桓公仅仅是象征性地表扬了他一句，心里却在想：这家伙居然拿个八岁小孩来讨好我，八岁小孩能治理什么国家啊，还不是你庆父说了算？忽悠，继续忽悠。话虽如此，齐桓公还是对鲁闵公这个外甥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公元前661年，他正式邀请刚刚即位的鲁闵公到齐国的落姑会晤，史称“落姑会盟”。仔细推敲起来，齐桓公这一举动实在有点可疑。诚如他所想，八岁小孩根本不可能治理什么国家。同样的道理，八岁小孩也不可能参加什么外交活动。试问一下：一个老头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外交成果？您别说，这次会晤还真达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成果。《左传》记载，鲁闵公在会上向齐桓公提出了“请复季友”的要求，而齐桓公欣然应允。“请复季友”，就是请求齐桓公让季友回到鲁国来。这个要求也很奇怪：季友又不是齐国的臣子，他回鲁国，为什么要征得齐桓公同意呢？然而更奇怪的是，齐桓公对这一要求不但表示同意，更正儿八经地派人到陈国找到季友，召他回国。消息传到庆父的耳朵里，他的心都凉了一截：第一，鲁闵公肯定不会自己向齐桓公提出“请复季友”的要求，而是背后有人操纵。而这个人，八成就是季友本人。第二，季友之所以出逃陈国，是因为他害怕哀姜，其实也就是害怕齐桓公对他不利。现在借鲁闵公之口，他知道齐桓公对他并无恶意，便可以放心地回鲁国来了。第三，齐桓公当然也知道，季友如果回国，势必对庆父构成致命威胁。他答应季友回国，其实也就表明了自己对庆父的态度，他并非将庆父视为自己在鲁国的代理人。从这三点看，庆父企图控制鲁闵公和讨好齐桓公的初衷，全部都落空了。鲁闵公在落姑告别了舅舅齐桓公之后，并没有马上回朝，而是带了一批人跑到郎地，眼巴巴地等着迎接季友回国。那光景，就像是独自在家的儿童举着雨伞在巷口等待父亲下班回家。不管庆父乐不乐意，季友就这么风风光光地回来了。同年冬天，齐国大夫仲孙湫前往鲁国“省难”，对鲁庄公和公子般的相继去世表示慰问。说是省难，实际上也是替齐桓公打探鲁国的政治情报。回到齐国之后，他向齐桓公汇报了鲁国的情况，总结起来八个字“不去庆父，鲁难未已”。这句成语无须解释。齐桓公问：“怎么才能去掉庆父？”仲孙湫一躬身，回答说：“不用谁动手，他总有一天会自己害了自己。”嗓子里透着一股轻松。这话类似于“多行不义必自毙”，齐桓公一听就明白了，继而话锋一转，问道：“那么以目前这种形势，鲁国可攻取吗？”这才是这段时间以来，他认认真真考虑的问题。在他看来，现在鲁国由孤儿寡母执政，又有庆父这根捣屎棍作乱，必定人心涣散，趁此机会吞而并之，或者扶持一个完全听命于齐国的傀儡政权，岂不快哉？午后书社？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没有接受庆父的讨好，而且积极安排季友回国。鲁国越乱，他越有机可乘。仲孙湫愣了一下，不动声色地说：“此事万万不可。鲁国是一直坚持周礼的国家，周礼也就是鲁国的建国之本。我听说，一个国家将要灭亡，它的根基必先动摇。鲁国现在虽然有内乱，但是没有抛弃周礼，所以还不到亡国的时候。以我之见，与其对鲁动武，还不如帮助鲁国平息内乱，这样的话，鲁国人感恩戴德，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问题是，”齐桓公这才抬起头来，冷冷地说，“我为什么要加强与鲁国的友好关系？”“亲近有礼有德的国家，依靠稳重强大的国家，离间有矛盾的国家，消灭政治昏乱的国家，是真正的霸主之路。鲁国坚持周礼，就是我们亲近它的理由。”齐桓公怏怏地说：“知道了，不用你教训我，这一套理论管仲早说过了。”鲁闵公在位两年多，再一次陷入鲁国国君非正常死亡的宿命，被人暗杀在宫门之内。而操刀者，不用说，仍然是“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庆父。据《左传》记载，鲁闵公的师傅看中了大夫卜齮（yǐ）的属地，仗着有国君撑腰，强行将那片土地抢夺过来，而鲁闵公也没有禁止。卜齮因此深恨鲁闵公，在庆父的安排下，半夜潜入宫中，将鲁闵公刺杀了。鲁闵公的“闵”字，意思是在国内遭难。季友再一次选择逃亡。不过这次他不是一个人逃，而是带上了鲁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公子申的母亲成风是鲁庄公的小妾，她也听过季友出生时的那个传说，并且深信不疑，因而将儿子委托给季友照顾。当然，季友这个时候带上公子申出逃，还有一个考虑，他怕庆父继续乱来。鲁庄公的儿子虽多，但是按照这个速度死下去，恐怕很快要绝后，他想替哥哥保留一点香火。如果说季友第一次逃亡情有可原的话，第二次逃亡则让人很难以接受了。这完全是不敢承担任何责任的表现嘛！其实不然。只要想想，隔壁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齐桓公，咱们不难明白季友为什么再一次选择逃避：一旦鲁国发生内乱，齐桓公肯定毫不犹豫地派兵进行干涉，趁机吞并鲁国，或者扶持傀儡政权。为了国家，他必须忍耐和等待，等待庆父“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那一天。而那一天，很快就到来了。庆父两次弑君的行为引起了鲁国国内的公愤，而且他与哀姜之间的奸情也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鲁闵公死后，哀姜作为国母，一点也不悲伤，反而积极活动，到处给庆父拉选票，企图立庆父为君。在她看来，如果庆父当了国君，将她这位嫂嫂堂而皇之地立为夫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当年卫国的宣公连自己老爸的小老婆都敢娶，叔叔娶嫂嫂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卫国是卫国，鲁国是鲁国，国情有很大的差别。鲁国人历来以“周礼尽在鲁矣”为傲，加上因为文姜的事，本来就对齐国的女人深有成见，现在哀姜又明目张胆地与庆父淫乱，实在是太伤害鲁国人民的感情了。朝野均有传言说，鲁闵公的死，其实是庆父与哀姜合谋为之。奸夫、淫妇、乱伦、弑君种种罪行加在一起，使得庆父与哀姜在舆论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社会上群情激愤，公室大臣也纷纷密谋，打算将他们绳之以法。庆父见势头不对，顾不上哀姜，仓皇逃亡到了莒国。哀姜得知消息，骂了一句“没良心的”，收拾东西，也连夜逃亡到邾国。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况是一对野鸳鸯？庆父走后，季友带着公子申众望所归地回到了鲁国。公子申被立为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僖公。一场本来要流血的斗争，变成了和平的拨乱反正。季友的智慧与远见，确实对得起“季氏亡则鲁不昌”这句话。鲁僖公即位不久，派使者前往莒国，要求引渡庆父。莒国人要求了一笔贿赂，将庆父送回鲁国。走到一个叫密的地方，庆父派公子鱼先行一步，去找季友说情，希望季友看在兄弟的份上，免他一死。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季友又如何能够赦免他？公子鱼哭着回到了密地。庆父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哭声，哀叹道：“这是奚斯（公子鱼字奚斯）的声音啊。”上吊自杀了。哀姜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齐桓公急于向各诸侯国表白他的正义感，不但不为哀姜提供保护，还派人到邾国把她捉拿归案，并且处以死刑。齐国既然表现出这么高的姿态，鲁国也不能落后于人。鲁僖公派使者前往齐国，请求将哀姜的尸体归还鲁国，并予以厚葬，以示对齐国的尊重。对齐桓公这一大义灭亲的举动，《左传》冷冰冰地评论：齐国人杀哀姜实在是太过分。女人既然嫁出去了，就是夫家的人，如果犯了罪，也应该由夫家来处罚，轮不到娘家人越俎代庖。左丘明不领情应该是有原因的，虽然他不明说，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斗胆猜测一下：鲁国内乱，齐桓公既有趁火打劫之心，则很有可能与哀姜密谋，里应外合，以夺取鲁国的政权。但是没想到形势发展得那么快，庆父与哀姜先后逃亡，齐桓公怕事情败露，坏了名声，所以急急忙忙杀人灭口啊。这样猜测，算不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第三章第一个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九合诸侯：齐桓公的统战工作】一直以来，中原的居民都将自己视为黄帝部落的后裔，自称为“华夏族”，中原诸国也因此自称为“诸夏”或者“中少妇被爽到高潮喷水久久

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8页。?《明史》（中华书局），第3649—3650页；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8页；S.J.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50—53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36页。?1614年福王府由北京迁至洛阳时，动用了1172艘船运送其家人及财物。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3页。?万历年间，山东、湖广、河南的地方官纷纷上疏，指出藩王向农民征收的地租过于沉重。王府的税吏和管家因残酷无情而声名狼藉。顾诚：《明代的宗室》，第11页。?《明史》（中华书局），第3650页。?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65页。这种兽行并非少见。据说张献忠“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压之。”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24页。“吃人肉”是当时的一种隐喻的说法。不管什么阶层的人都会使用。如果说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农民军首领喜食遇害者的血肉，那么乡绅领袖也一再说到要食农民军之肉。例如，在记述溧阳潘茂起义的史籍中，作者写道：“彼党茂者之肉又不足食〔以解恨〕哉。”稍后，在描述潘茂及部下打劫富户钱财时，又记：“人知食茂之肉。”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4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5—196页。崇祯皇帝得知老福王常洵死讯后，召见群臣，当众恸哭，为其得宠的侄子惨遭不幸而悲痛。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2—3页（福王常洵应为崇祯帝的叔父，朱由崧与崇祯帝应为同辈——译者）。?《明史》（中华书局），第3651页。当时持有敌意的史家经常用夸张手法讥讽福王的好色，但看上去他也确实好色。他在南京即位后，在其养母（据说只比他大几岁，而且两人的感情可能超过了母子的界线）的催促下，决定娶亲。他坚持只要以美貌著称的杭州姑娘。奉旨前往那美丽城市选美的钦差，便乘机拐骗少女。当钦差未能使其主子满意时，苏州、嘉兴和绍兴地区的百姓也被责令献出最美的少女以供皇帝挑选。据说，马士英和阮大铖二人还从南京老鸨处买来一些将作娼妓的处女献给福王。有一条史料记载，福王对这些人肆意蹂躏，在一夜之间，便有两人因福王的酒后纵欲而死亡。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4—105页。?《明史》，第3103页。?潞王是隆庆皇帝之孙，也是著名画家和书法家。17世纪30年代，当农民军进攻其封地所在的河南西北部时，他曾亲自督师御敌。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3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潞王继承皇位还得到了周镳的有力支持。此人是1639年弹劾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的最初倡议者，是与潞王有密切交往的人之一。后来他被指责为姜曰广的党徒。徐鼒：《小腆纪年》，第206页。将潞王的支持者视为东林党和复社成员看来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们认为，许多“正直”的士大夫害怕福王会因东林党人曾反对立其父为太子之事而报复他们。斯特鲁弗：《南明》，第3页。武将刘泽清后来声称他支持潞王，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害怕遭到东林党人的批评。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很多有见识的人认为，福王有充分的条件继承皇位。若对此加以否定，势必引起危机。而且会导致各镇将领乘机干预南京文官政府并将其彻底摧毁。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关于洪武皇帝遗训中规定的明朝皇位继承制度，见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永历皇帝在南方的统治》，第15页。?《明史》，第349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9页；黎杰：《明史》，第196页。福王是崇祯的侄子，在皇位继承顺序上，还有三位远离南京的王排在福王之后，潞王则位在第五。斯特鲁弗：《南明》，第3页。当有人不顾法定的继承顺序时，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便可毫不讳言地提醒潞王的支持者们注意，这样做会引起政治和思想的混乱。嘉靖年间使许多官员遭到贬谪的“大礼之仪”（世宗皇帝，即前朝皇帝武宗之侄，用其生父的灵位取代了武宗皇帝的灵位）刚刚过去100余年。卡尼·T·费希尔：《明世宗时的大礼仪》。福王距南京最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最初，马士英并不在乎由谁即位。据说他曾一度倾向潞王。但当南京舆论明显有利于福王时，他便以福王与皇室血缘最近为由，迅速转变为福王的拥护者（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当时，归马士英统领但已失去控制的部队袭击了路振飞部所管辖的地区。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05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38页。?当时的学者认为，江北和江南的大多数乡绅都支持拥护潞王的史可法和姜曰广。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1页。但斯特鲁弗认为，当时的大多数乡绅都不知所措。其主要原因是事件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听到一些零星的谣传而未得到确实的消息。再者，那些支持福王的人是以血统为客观标准而坚持其主张的。而在那些后来因支持潞王而受排挤的人中间，很多人仅仅是因为担心崇祯的某个亲子会突然出现才反对福王即位的。实际上，真正拥戴潞王的人要比后来史家所说的少得多（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关于乡绅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论证，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3页。?陈贞慧对这些著名事件提出另一种颇有道理的看法。他认为：马士英与史可法起初曾达成过协议，即由崇祯帝的叔父桂王继承皇位。但桂王当时尚在远离朝廷的广西；更为重要的是，马士英返回凤阳后，发现高杰、黄得功和刘良佐已被太监韩赞周（他曾在老福王手下做事）纠集起来支持福王。马士英自知无力与他们抗衡，遂隐瞒了他对史可法的承诺，同意加入支持福王的同盟。陈贞慧：《过江七事》，第53—54页；又见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8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56—58页。有关马士英与这些地方军事将领的联盟的更为详细的情况，参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黎杰：《明史》，第197页。?《明史》（中华书局），第7939页。?这些勋臣控制着南京周围的大部分军队。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同上书，第1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明史》，第3081页。例如，刘孔昭是朱元璋最亲近的谋士刘基（1311—1375）的后裔。其伯爵封号在15世纪曾被取消了近100年，至1532年才得以恢复。李文治：《晚明民变》，第936页。另一位福王及马士英的支持者是有侯爵封号的朱国弼。谢国桢认为：太监韩赞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9页。这些主要支持者后来都得到马士英的报答。李沾被任命为左都御史和太常寺少卿；刘孔昭几乎当上大学士；赵之龙得到为京师采办军需物资的肥缺；朱国弼则晋爵为公。《明史》，第3092、313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9页。当时的贵族爵位只是享有一定俸禄的虚号。贺凯：《明代的中国传统国家》，第52—53页。?谈迁：《国榷》，第6077—607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这后一项决定是5月31日作出的。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又见刘献廷：《广阳杂记》，第49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1页。史学家文秉后来又写道：拥立福王而不拥立潞王，意味着选择了以防御为主的政策，抛弃了北方的明室皇陵，而正确的原则应是以宗庙为重，血统次之。文秉：《甲乙事案》，第37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谈迁：《国榷》，第6081页；计六奇：《明季南明》，第2页；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7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7页；顾苓：《金陵野钞》，第4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2—22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6页；斯特鲁弗：《南明》，第4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2页。这位监国在就职典礼上宣称，其祖先使明朝“大业”维持了300年。他还表达了对社稷沦丧的悲痛，发誓要向杀害其父母的农民军报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一卷，第1页。?其实，就在福王就任监国的当天，刘孔昭及一些大臣便请求他登基为帝。?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6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2页。福王将大学士及兵部尚书的虚衔授予马士英，而实际上马士英只掌凤阳总督之权。这当然不能为马士英所接受，他公开率军南下力劝福王登基之举，实际上也是迫使朝廷授予他南京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之实权。斯特鲁弗：《南明》，第7页。整个船队用了三天时间才通过了去南京的必经之路淮安。路振飞的士兵不许马士英水师的任何船只停泊，不许任何人员上岸。《淮城纪事》，第14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7—42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2页。在宣布改元的同时，所有官员都进爵一级。新皇帝亲自向任职六部和内阁的每一位60岁以上的大臣祝酒，愿他们健康长寿；并赦免了被劾免职的官员；任命从北方南逃的未投降农民军的士大夫为官；计划开科取士；宣布大赦天下；废除自1629年始征收的沉重的练饷；河北、山西和陕西免税5年；山东、河南免税3年；长江以北其他地区和湖广的赋税减半；遭到农民军劫掠的四川省及江西部分地区的赋税减免30％。但上述地区都不是南明政权所能完全控制的。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0页。?例如：黄得功得赏银1万两，各城守将皆得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页。?将路振飞革职的借口是，他与王燮越权召集江北民团首领及乡绅8000余人，大行封赏。6月21日，朝廷作出以刘孔昭的密友、马士英的亲戚、原四川巡抚田仰接替路振飞的决定后，淮安士绅曾上书为路振飞辩护。路振飞本人则请求辞官三年为父母守孝。但直到七月初，他仍在淮安地区继续抗击大顺残部。后来，他又为南明的几个政权效力，至死忠于明朝。《明史》，第2844、3103—310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0页；谈迁：《国榷》，第6103页。藩镇亦指“藩屏”。关于这个词在唐代的含义，请参阅柳宗元：《封建论》，第36—40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4—45页。?黎杰：《明史》，第198—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7—8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可法的阶级性十分强调。?《明史》，第3070页。四镇总兵中有人通过控制盐商来经营盐业。他们还设立关卡，对过往的货物征收关税。应廷吉：《青磷屑》第二卷，第8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9页。?同上书，第81—8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1页。顾炎武将此事系于7月25日，大概是南京收到此疏的日期。顾炎武：《圣安本纪》，第7页。?“上借此以为羁糜之术，下受之而无感励之志，胥失之矣。”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1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6页；又见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2页。?同上书，第5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6月16日以前，路振飞的军队曾与刘泽清的军队交战，试图阻止他们劫掠这一地区。路振飞率军撤离后，刘泽清的军队立刻开进了淮安。计六奇：《明季南略》，第64页。?同上书，第39页；又见谈迁：《国榷》，第6097页。?同上书，第35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66—7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5—36页；《明史》，第3066页。?这位士绅名叫郑元勋，进士出身，其兄郑元化是一位富商。这场哗变是守备马鸣□挑起的。谈迁：《国榷》，第6104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35页（第二○四卷，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9页。万元吉是南昌人，1625年进士，杨嗣昌的门生。后在唐王政府中官至兵部侍郎，负责湖广和江西的军务。他的军队未经抵抗就将吉安拱手让与清军，但他本人却壮烈地战死在赣州。《明史》，第3121—3122页。?同上书，第39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8页。高弘图也在史可法的奏折上署了名。让马士英去江北，看来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因为原先邀请高杰进入这一地区的就是他。当赵之龙和袁继咸上疏支持派马士英前往江北时，弘光帝回答说：“其如不肯去何？今史先生愿去。”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6页。?《明史》，第3494页。?这一由几位生员联名的奏章，承认淮扬是江南的门户，但又力陈朝廷是天下之本。若史可法留在南京，江南便可保持稳定，已在百姓中唤起的收复北土的希望也将逐步实现。但若让史可法离开南京，成功的机会就会丧失。“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号呼，不能不伏阙哀吁者也”。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3页。然而，史可法却把亲临江北看作是准备北伐的第一步。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8—5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5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58页；谈迁：《国榷》，第6095、6106页。史可法实际离开南京是在6月22日，有些史料则记为6月23日或24日。姚家积：《明季遗闻》，第92页。史可法临行前，含泪对祁彪佳说，他所以北上，是为了报答已故的崇祯帝之恩。祁彪佳：《甲乙日历》，第29页。据《明史》记载，史可法似乎是被马士英逼迫离开南京的。这反映了当时“正人君子”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土英策划了一次将史可法逐出朝廷的政变。《明史》，第3494页。其中最极端的说法是史可法因受到马士英的讹诈而离开南京。马士英威胁史可法说要将其详举福王劣迹的信交给福王。也有的史料记载说，史可法曾要求马士英归还此信，马士英虽照办了，但抄写了副本。史可法可能对此事深怀疑惧，害怕被指控犯有大不敬罪。为自己的安全计，他决定离开朝廷。袁继咸：《浔阳记事》，第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2—63页（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载福王对支持过潞王的大臣是相当宽容的）。谈迁提出一种似乎更有道理的解释，即史可法认为他在淮安的出现将会推进南明军事计划的实现，因而

”按照赵穿的意见，A如果想讨好B，最好先去欺负B的儿子，然后以不再欺负B的儿子为条件，与A进行谈判。这与当年郑庄公对周天子的“打一巴掌，再给颗糖”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没搞清楚，郑庄公之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周王室的实力远远不如郑国。而秦国与周天子不可相提并论，秦国的实力足以与晋国抗衡，而且秦国人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晋国人老早就领教过的，怎么能够指望秦国人挨个巴掌再来吃你那颗可怜的糖果呢？可笑的是赵盾居然听了赵穿的意见，于同年冬天派赵穿带兵入侵崇国，然后再派使者到秦国要求和谈。可想而知，秦国人给了赵盾的使者一张冷板凳，让晋国人先冷冷屁股再思考问题。《左传》写到这段历史评论说，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主持国政，数次强谏晋灵公而不成，所以晋国势弱，在国际竞争中输给了楚国。从那些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我倒是觉得，责任不在少不经事的晋灵公，喜欢瞎折腾的赵盾才是晋国衰落的真正原因。【权臣和昏君的博弈】公元前608年冬天，赵盾派赵穿率领大军讨伐崇国，使得秦晋之间本来就很恶劣的关系雪上加霜。西边的威胁尚未解除，晋国又联合宋国，再一次发兵讨伐郑国，以雪北林之战的耻辱。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郑国现在是楚国的铁杆盟友，讨伐郑国就是和楚国过不去，楚国必定会派兵干涉。而楚国人一旦出兵，就算是晋国与宋国的联军也未必是楚军的对手。对此，赵盾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是，还是要讨伐郑国。其一，郑国是中原的心脏，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拉拢，就必须通过武力来迫使其转变态度，或是彻底将其征服。其二，晋国和宋国进攻郑国，近在咫尺，来去自由。而楚国要救援郑国，则不免要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等到楚军赶到，晋军大可以主动后撤，避其锋芒，待楚军撤走再实施反攻，如此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楚军疲于奔命，而晋军以逸待劳，则战略优势始终保持在晋国一方。应该说，赵盾的判断是准确的。楚国如果派兵援郑，则不免陷入战略被动；如果不派兵援郑，则很有可能失去郑国的信赖，使得郑国倒向晋国的怀抱。楚庄王接到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倒是一点也不紧张，他派人给郑穆公送去一道指令，命令他以攻为守，立刻派公子归生带兵讨伐宋国。说来也怪，一向只随东风舞秋叶的郑国人接到楚庄王的这道指令，仿佛喝了一剂强力春药，腰杆子立刻就硬起来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7年春天，公子归生率领大军从新郑出发，直扑宋国。宋国人惊讶之余，派右师华元和新任司寇乐吕带兵进行防御。两国军队在宋国的大棘（地名）相遇，郑国人气势如虹，将宋国打得大败而归。战斗中，华元被俘、乐吕战死，郑军还缴获了宋军兵车四百六十乘、俘虏士兵二百五十人，而且割下一百颗首级以炫耀战功。战果之辉煌，恐怕连郑国人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就算当年先君郑庄公纵横河洛，郑厉公用兵如神，也不曾一次战斗就缴获兵车四百六十乘啊！郑国的胜利来得莫明其妙，宋国的惨败却可以找到原因：第一，自宋昭公上台以来，宋国的政局就严重不稳定。而宋文公靠弑君登上君位，并未能扭转局势，使这种状况好转。大棘之战的前两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冬天，宋国又发生了新的内乱，宋文公的亲弟弟公子须联合贵族武氏，阴谋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宋昭公的儿子。宋文公及时觉察，杀子公子须和宋昭公的儿子，并且发动华、乐、向、鱼、荡等贵族讨伐武氏，将武氏族人统统驱逐出境。乐吕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当上宋国的司寇的。第二，宋军的统帅华元在战前杀羊犒劳将士，担任其战车驾驶员的羊斟却没有分到一杯羹，心理极度不平衡。战斗打响之后，羊斟说：“前日分羊是你说了算，今天的事是我说了算。”于是不听指挥，驾着战车直奔郑军，使得华元成为了郑军的俘虏。第三，宋国大夫狂校奉命迎战郑军，郑军将领的战车不慎陷入一块洼地。本来这是一个杀敌立功的大好机会，狂校却颇有先君宋襄公的遗风，不但不落井下石，反而倒持长戟，将郑国人拉了上来。结果可想而知，郑国人一上来就拔刀杀了狂校，狂校的部属也一哄而散。《左传》评价狂校的行为：“狂校犯了失礼、违命的双重错误，死不足惜。战斗之中，果敢坚毅存于耳，而记于心，且表现于外，就叫做礼。杀敌就是果敢，就是坚毅。狂校却反其道而行之，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部队崩溃，主帅被俘，宋国人在大棘可谓丢尽了脸。战后，宋文公马上派了一个使者去见公子归生，要求将华元赎回。公子归生随口说了一个数：兵车百乘，良马四百匹！不许讨价还价，还一次价就翻一番，嫌贵别赎，咱们可以将贵国右师装在铁笼子里，带回新郑去展览一个月，然后再送到郢都动物园去长期饲养。公子归生开出的这个价，在当时差不多可以装备半个三流国家的军队，显然有敲诈之嫌。但宋文公收到账单，二话没说，就照单发货——如果堂堂宋国右师被送到楚国去展览，他这个国君就真的无脸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了。华元本人为宋文公节省了一部分开支。宋国人刚给郑国人送去兵车五十乘和良马二百匹，华元就瞅着个机会，从郑军大营中逃了出来，一路狂奔回到了宋国。宋文公带着各位大夫到城门口去迎接华元，羊斟也在其中。华元见到羊斟，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让大伙都感到很吃惊的话：“如果不是你的马不听使唤，我又怎么会沦为郑人的俘虏？”华元给了羊斟一个台阶，羊斟却不敢顺势而下。他战战兢兢，老半天才鼓起勇气说了一句老实话：“不是马的原因，是人的原因。”当天夜里，羊斟就收拾行李，连夜逃往鲁国。当然，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读。后世有人认为，华元对羊斟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分羊这件事情上确实有过失，所以主动宽慰羊斟；而羊斟对分羊的事仍然耿耿于怀，所以明确地告诉华元：事情就是我做的，而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你！华元纵使在分羊的事情上有失误，羊斟的报复却显然大大超过了他所受到的感情伤害，而且也超出了私人恩怨的范围。《左传》评价羊斟说：“不是人！因私废公，祸国殃民，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并且以《诗经》中“人之无良”的诗句拿来比喻羊斟，说他害民以逞匹夫之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元逃归之后，不但没有追究羊斟的责任，反而用言语来安慰他，也是难得的大度。大棘之战后，宋国加强了战备，重新加固首都商丘的城墙。华元身为司马，每天都亲自巡视筑城的工地。筑城的民工编了首歌来挖苦他：“大眼儿突突，大肚皮挺挺，丢盔卸甲逃回家，好在漂亮的胡须还在脸上，呼儿嘿哟，丢盔卸甲又来做监工。”华元又羞又恼，叫自己的随从回唱道：“有牛就有皮，仓库里多得是，丢盗弃甲又有什么了不起！”古代制造盔甲盾牌，均需要用到牛皮。华元的意思是，盔甲丢了还可以重置，原料很充足。没想到民工的脑子转得很快，又挖苦地唱道：“就算有牛皮，上哪去弄那么多漆材？”华元一听，连忙对随从说：“快，快离开这里，他们人多势众，咱们不是对手。”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华元这个人的心胸确实宽阔，单凭这一点，历史舞台上还有他的一席之地。后人将讲大话说成“吹牛皮”，是否出自华元这一典故？也许是。大棘之战给宋国带来巨大损失，也敲了晋国一闷棍。秦国不失时机，出兵讨伐晋国，扬言要为崇国主持公道。秦兵包围了晋国的焦城。赵盾尽起晋国三军援救焦城，想与秦军的主力决战，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方威胁。但是他扑了个空，秦军已经将焦城劫掠一空，退回国内了。赵盾不愿意空手而归，于是动员宋、卫、陈三国共同讨伐郑国，号称要替宋国雪大棘战败之耻。这一次，楚庄王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也站出来说：“既然要号令诸侯，又怎能不救其难？”于是派令尹斗椒出兵救援郑国。斗椒，又名斗越椒。斗是楚国的显姓，其先祖为春秋初期楚国的国君熊仪，熊仪之子伯比获封斗邑，所以以斗为氏。又因熊仪号称“若敖”，所以斗氏一族又被称为若敖之族。自斗谷於菟（子担任楚国的令尹以来，令尹之职基本由若敖一族担任。斗氏在楚国可以说是贵族中的贵族。斗越椒第一次在国际上露面，是公元前618年奉楚穆王之命出访鲁国，但一露面就给人留下一个傲慢的印象，鲁国大夫惠伯私下对人说：“这家伙恐怕会给若敖之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态度如此傲慢，上天不会赐福于他！”斗越椒率领的楚国大军抵达郑国，就等着晋军前来决战。赵盾却又突然退缩了，对别人说：“若敖之族在楚国太强势了，盛极必衰，咱们姑且避其锋芒，让他们更加得意，可以加速其灭亡。”于是又引兵退回晋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赵盾看问题倒也很准。但是他之所以撤兵回国，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为了加速斗越椒的灭亡，而是不敢与楚军正面交锋。毕竟，这个时候的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力量相较，可以用“今非昔比”来形容。赵盾急于回国，很可能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晋国国内局势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对于赵盾来说，是致命的。问题出在晋灵公身上。晋灵公上台的时候，尚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十多年过去，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当然，按当时的标准，他完全是一个成年人了。人虽成年，但这十多年间，晋国的大局一直由赵盾主持，晋灵公作为名义上的主人，最风光的场面，也就是在赵盾纠合诸侯炫耀武力的时候被搬出来，像木偶一样接受诸侯的朝拜。晋国从晋襄公年代的天下霸主退化成为晋灵公年代四面受敌的二流强国，主要责任当然不在晋灵公身上，而在当时的执政者赵盾身上。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晋灵公是一个大大的暴君、昏君加庸君。晋国之所以沦落为二流强国，主要责任不在于赵盾，而在于晋灵公。即使在《左传》的记载中，也是指责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多次劝谏无效，所以晋国在国际竞争中输于楚国。而事实是，那些年间，晋国的政治全出于赵氏一门，所有的外交和军事失败，基本上与姓赵的有关，晋灵公只是一个傀儡，一颗操纵在赵盾手上的棋子，为什么要担负国家衰落的责任呢？诚然，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而言，晋灵公确实是个纨绔子弟，甚至可以说是个品行恶劣的纨绔子弟。据记载，他的个人爱好之一，是坐在公宫的城墙上，用弹弓打墙外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人惊恐地四散逃去，他就觉得很开心。他的弹弓是绛都的名匠所制，弹丸则是黄豆大小的铜丸子，如果打在人头上，很快会隆起一个巨大的血包。如果正好打中眼睛，那个人就可以宣告变成独眼龙了，而且没有人给赔偿，医药费自负，因此而找不到老婆也就是活该倒霉——幸好晋灵公的弹法一直不怎么准，偶尔打中一次人眼，也是碰运气。久而久之，就没人敢从宫墙外经过了；非要从那里经过的，也会事先准备好一只铁锅顶在头上，弯着身子，碎步疾进，直到离宫墙很远才敢摘掉铁锅，挺直了身子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那段时间卖锅的生意特别好，他们的梦想就是晋灵公不要老呆在宫里，而是跑出宫来弹人，好让绛都城里每个市民都顶上一只铁锅才敢出门。如果说爱打弹弓还只是顽劣的话，晋灵公的另一桩恶行就相当残暴了。据《左传》记载，晋灵公的厨子给他做熊掌，端上来之后才发现没有炖熟。晋灵公勃然大怒，不但当场将厨子杀了，还将他的尸首装在草筐里，命宫女抬着，公然经过朝堂。朝堂是什么地方？是国君与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的地方。晋灵公这样做，一方面是暴戾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赵盾独掌大权，将他排除在国事之外，他希望用这种血淋淋的手段来引起列位大臣的注意——只有他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这和小孩想要通过哭闹等手段来引起大人的注意，具有相似的心理机制。可“巧”，当时赵盾正好在朝堂之上主持政务会议。见到厨子的手垂在草筐之外，一路滴着鲜血，赵盾便派人拦住几位宫女询问情况。宫女们哭哭啼啼把情况一说，赵盾便坐不住了，说：“这小兔崽子也太过分了，我要去教训教训他！”士会连忙拦住他说：“如果主公听不进您的进谏，就没有人会接着去进谏了。请让我先去劝劝他，他不听的话，您再出马不迟。”士会去见晋灵公，先是远远地立于门阶之外，以示恭敬。晋灵公装作没看见。士会于是又躬着身子往前走，来到内庭，晋灵公仍然视而不见。士会不得已，只好一直走到檐下滴水的地方，这下晋灵公也没办法装了，大声说：“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也知道错了，以后改正。”士会恭恭敬敬地稽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则善莫大焉。《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人们常常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好的结果。照此看来，能够补救自己的过错的人是很少的。君主如果有好的结果，不只是群臣有了依靠，社稷也会因此而稳固。《诗经》上又说，‘衮职有阙，惟中山甫补之。’君主如果能够补救自己的过失，则可以保住自己的位置，安享太平。”士会这番话，其实是在提醒晋灵公，如果再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恐怕君位不保。然而，晋灵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后来赵盾又劝谏了几次，搞得晋灵公很烦，越看越觉得赵盾不顺眼，表面上服服帖帖，心里面却恨得直咬牙。终于有一天，晋灵公派了一个叫鉏（chú）麑（nī）的人去刺杀赵盾。鉏麑是晋国有名的刀手，但显然不是一名合格的刺客。他选择了初秋的一个黎明前去赵盾府上。天还没亮，鉏麑施展轻功，轻而易举地翻过赵家的院墙，避过巡逻的家丁，来到赵盾的卧室前——接下来，他应当用小刀拨开赵盾的房门，认准赵盾的卧床，用一个地滚式的标准动作，悄无声息地滚到床前，然后，手起刀落……很久之后，赵盾府上才突然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啊——老爷被杀了！”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让咱们将镜头闪回——鉏麑来到赵盾的卧室前，发现卧室的门已经开了。鉏麑的心往下一沉，因为这就意味着赵盾已经醒了。当他再走近一点看的时候，发现赵盾确实是醒着的，而且整整齐齐地穿好了上朝的衣服，由于时间尚早，他就坐在床上，半闭着眼睛，正在静神养气。这时候，鉏麑如果溜进卧室，仍然能够得手。但是，当他看到赵盾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暗自喃喃自语道：“这人神态恭敬，是人民之主。杀人民之主，是为不忠；不杀他吧，又失信于君主，是为不信。”杀他，还是不杀？鉏麑左想右想，想不出到底应不应该杀赵盾，一时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纠结很灰色，正好看见赵府院中有一棵大槐树，于是一头撞过去，把自己给结束了。对于这个故事，《左传》上记载得言之凿凿，我却表示怀疑：鉏麑既然撞死，临死前那一段独白，又是如何为人所知？当然，如果这样怀疑下去，历史上很多精彩的对白都值得怀疑，很多语言和思想的记录都难以置信，所以就让我们放下疑心，姑妄听之吧。鉏麑之死并没有让晋灵公打消除掉赵盾的念头。这一年九月，晋灵公主动邀请赵盾到宫里来饮酒，埋伏下一批甲士准备袭击赵盾。既有鉏麑之死在前，赵盾就算用屁股想问题，也应该知道这场宴会危机重重。但是，赵盾生来有一种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在政坛上敢作敢为（虽然常常做错），也使得他敢于接受晋灵公这个毛头小伙的挑战，只带了自己的护卫提弥明参加宴会。到了公宫，提弥明被宫中护卫挡在宴会之外。这也很正常，主人与会，仆人当然只能在门外候着。然而，提弥明是个很精明的卫士，他在门外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很快觉察到不对劲，于是往门内走去。宫中护卫想拦他，被他用肩膀一撞，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了七八个。提弥明径

纪末叶在中亚边境及在朝鲜抵抗日本人的战争中开始的。与日俱增的军费开支使得国家财政枯竭，这反过来造成了激起17世纪20到30年代的农民起义的条件。农民起义的爆发，又反过来造成了使武官与文臣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的条件，使得前者的地位超过后者。满人的统治体现了这两个阶层间一种新的稳定关系，一种妥协，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阻塞了低级社会阶层在政治上的活动余地。”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125页。?17世纪转折时期，由帖木儿帝国的采邑主所支持的地方骑兵部队被集中于奥斯曼首都的新常备军所取代。奥斯曼帝国军队不仅使国家财政枯竭（1669年，预算的62.5％是花在兵俸上的），而且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包括包税专利权与广泛的农业开垦权。奥默·巴尔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17—25页。关于涨价对近卫军——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利刃”——的直接影响，见威廉·H·麦克尼尔：《欧洲的大草原边境》，第57—60页。?一个抵消性的影响力是皇帝本人，尤其是像康熙这样的君王。围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南书房的作用。康熙经深思熟虑建立起了围猎制度，把它作为保持满人尚武之风的一种办法。1683年，康熙率骑兵10万、步兵6万，出游长城以北。神父南怀仁随行。正如他所评述的：“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他健壮的士卒安居如临战，一直处于操练之中，这就是何以在广阔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已平定，各省的精兵也被抽调回京以后，皇帝就在这一年极为英明地决定，今后每年举行三次这样的出征活动，各安排在不同的月份。他希望在狩猎的旗帜之下，通过追逐搏杀鹿、豕、熊、虎等，为士卒找到一种新的搏斗活动，这将教会他们怎样去制服反叛，将成为今后真正战争的预演，将防止他的军队在和平时期闲暇、汉式的享乐奢华中松懈软化。”H.博斯曼：《南怀仁》，第420—421页?正是为了防止武备的废弛，清朝的旗人起初不准参加科举。杜维明：《颜元》，第127页。?清政府规定，旗人若非任职外出则必须居住在京城。他们沉湎于京城的享乐生活，武技荒废。1746年，乾隆皇帝检阅特选的八旗禁卫兵，发现他们极不合格。“弓弱技疏，至不知如何开弓放箭。箭未及靶，往往坠地。”驻防福州的八旗兵把战马卖了马肉，1740年，城内有20余家屠铺卖马肉汤。1767年，有令福州驻防兵出征缅甸，许多旗兵不得不乘轿前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82—88页；以上引文见于第86页。?戴维·斯特兰特：《北京警察》，第25—26页。斯特兰特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有120万居民，其中1/3为旗人及其家属。警察中有3/4是旗人。清末出生于旗人家庭的老舍，对20世纪典型的满族旗人曾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用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老舍：《正红旗下》，第15—16页。?钱应的供词，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同上。钱应又名钱大、钱应喜、钱孝。?同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郎廷佐奏章，呈上于1658年3月28日。《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137页。?凭此，总督郎廷佐才能上奏道：苏州、松江这两个要地最终已由官府完全控制，并担保说已能从此地征调赋税，上输国库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7页。?郑成功对长江流域的袭击，是他对清军占领地进攻的第四阶段。最初，从1655年11月到1657年4月，他进兵舟山及福建东北部；接着，1657年9月到11月间，占领浙江的台州；第三阶段，从1658年6月至次年6月，进攻了浙江的东南沿海地区。在进攻的第四阶段中，郑成功打垮了清军在定海的海军基地，进军崇明岛，在这里曾遇到几处顽强的抵抗，1659年7月，将舰队驻泊于长江口外。同时，他最主要的副将张煌言砍断了系于金山与焦山之间的防江缆索，击沉守兵炮船，挥军直前。斯特鲁弗：《南明》，第145、148—149页。崇明岛居民因顽强抵御郑成功，后受到鳌拜等辅臣们的免赋嘉奖。奥克斯南：《政策与制度》，第282—28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5页。按艾德里安·格雷斯伦的记载，郑成功确实曾遣使与主要的地方官接洽，争取他们支持，然而多数人决定观望一下，看郑成功进攻南京进展如何，再作反应。唐纳德·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50页引。共有7府、3州、32个县投降了郑成功或他的合作者张煌言。其中有些是出于被迫，有些则是自愿的。张煌言在上游的安徽共攻占城池29座，后于1659年9月23日，在定港东面为一支清朝水军所败。但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并未普遍起义反清。斯特鲁弗：《南明》，第150—152页；拉尔夫·C·克罗伊齐亚：《郑成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8页。郑成功进攻时，顾炎武正在江南地区，但若说他参加了郑成功的军事行动，则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07—20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6页；《郑成功》，第13页。这与16世纪名将戚继光所发明的抵御倭寇的一种武器很相似。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65—171页。?郑成功征伐长江地区两年后，在台湾南部成功地攻克了荷兰人的赤嵌城，目击者对他的战术做了如下描述：“使用了盾牌手而不是骑兵队，每十人有一头目率全队冲锋陷阵。他们藏身于盾牌后向敌阵猛扑，人人都像家中留有替身一样，毫不胆怯。他们不断推进，尽管许多人中弹倒下，其余人却绝不停顿犹豫，而是发疯般地向前猛冲，甚至不回头看一看同伴是否跟上来了。这些长柄大刀手——荷兰人称之为肥皂刀——发挥着像我们的长矛骑兵一样的作用，既能阻止敌人冲锋，同时又使战阵保持整齐秩序，但当敌人溃乱时，刀手就冲上前去，对逃敌展开令人胆战心惊的屠杀。”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20—421页。但也请注意，学者朱之瑜曾经随郑成功的军队北伐，后来对他们军纪不整、混乱无序的状况有所评述。秦家懿：《朱舜水的实学》，第196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页；张其昀等编：《全椒县志》，第48页。南京（江宁）的守卫是由巡抚朱国治协调的，朱国治属汉军正黄旗。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关于郑成功部队总数，见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56—57页。?《清史稿·姚延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4—68页。?援军由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他未能及时赶到南京，后继续进军福州。斯特鲁弗：《南明》，第152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8—153页；《中国传统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8—29页。当时的一些西文资料记载说，9月8日晚，郑成功部下为他祝寿，耽搁了当天的战事。不过厄尔·斯威舍尔提出郑成功的生日可能在1624年8月24日。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08页；弗郎索瓦·德·鲁热蒙：《鞑靼人新史》，第49—55页，见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51页所引；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40—242页。有一支庞大的清军舰队追逐郑成功海军南至厦门，急于再取得一次胜利。但当1660年6月17日，清军舰队在总督李率泰、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下进攻厦门时，被郑成功所摧毁。数周之内，金门湾海滩四处漂浮着腐烂的尸体。清人不管这次惨败，于八九月间又派遣大军进伐，终于将郑成功从沿海赶到了台湾。次年，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被杀，他对清廷的用途就此终结。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63—66页。1662—1663年，清政府决定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四五十里，沿海村庄被拆毁，所有城镇关闭，在每一可能返回沿海的道口，都置兵设防。凭此严厉措施，终于使江南沿海一些相对孤立的地区平定了下来。例如云台山附近的海州地区，那儿的居民成了职业的匪徒和海盗。1668年，迁海令部分解除；1683年，郑成功的继承人投降、清政府统治了台湾后，迁海令就完全废除了。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3页；《清初的迁海令》；E.C.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29页。关于迁海令对白银输入及物价的影响，见王业键：《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7—478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9页。在六合、天长县，有一些清朝官员被复明分子所杀。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104页。?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第3—4页。?王士祯这样说他。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53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14页。?杨雍建奏章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5页。至此，京城内所有形式的结社都被严厉禁止。例如当1659年颜元赴京参加会试时，他无法与另外的士子结伴，因为此类聚会为禁令所不许。杜维明：《颜元》，第51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6页。?同上书，第253页。?同上。稍后，清朝的一个佚名笔记作者写道：“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缙绅蹑屐向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这并不是修辞上的夸张。像郑廉一样，杨雍建相信，明朝的党争导致了农民起义。郑廉记载了李自成占领其家乡河南一事，把起义局势的激战，归咎于朋党。他认为朋党之争导致君臣不和，君臣不和致使吏治不明，吏治不明最终激发了农民起义。郑廉：《豫变纪略》第一卷，第2—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35页；参见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3—344页。?虽然我并不将它视为“封建”，但“缙绅统治”这一概念，就其包括了缙绅在本乡的政治（司法、调解）、文化（教育、指导公众观点）及经济（市场干预、公共工程、灌溉）地位这一面看，与重田石（音）的“强权统治”一词相同。?这也是李洵在《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中提出来的观点。但李洵强调的是经营地主与地主的重要地位。经营地主的增多，还与经济作物的发展有关，例如清初的烟草与棉花。经济作物使得人们可以耕种较少的土地，来取得较多的收益，这样就削弱了拥有牧畜的富裕家庭的优势，从而拉平了贫富农民之间生产力的差异。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农业的商品化导致了土地占有向经营分工的形式发展，雇佣劳动力被大量应用，农业管理技术进一步改进了。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99—100页。?傅衣凌：《明清农业社会经济》，第149—150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5、23—25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83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9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48—50页。17世纪中叶中国的时疫、饥荒与战争的直接影响，使得人口大幅度减少。从14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人口从约6500万至8000万，增长到15000万，而在585至1645年间，人口减少了约35％—40％。对1661年人口数的一个估计是在7200万到9200万之间，大致比16世纪的人口数减少了40％—50％。何炳棣认为1683年后人口开始回升，但1700年的人口净数比之1600年可能并未增长多少。这一时期欧洲人口的增长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英国人口为500万，法国为2000万。勃兰登堡-普鲁士是个人口稀疏的地区，不足50万，其首府只有1.5万居民。大约到了1750年，欧洲人口才达到15000万，而同时期中国一地的人口就几乎两倍于此。王业键：《清代地税》，第7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64—266页；参见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311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9—11页；E.E.里奇、C.H.威尔森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13页；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258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37—41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1—12页；杨国祯；《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3—8页。在18世纪，契约关系仍在不断取代宗法关系。对乾隆年间的个案分析表明，定额租比例扩大，以力役或分成租形式支付的田租极少。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第57—58、91—98页。?陈张富美：《中国明清时期租佃关系的初步分析》，第5—6、10—11、18、20页。至20世纪，江南地区被承佃农田的30％—40％是拥有永佃权的，并由二地主负责交纳赋税。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9页；参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6—17页；希拉里·J·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93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7—19页。地产经营人、管家及其他地位较高的奴仆被授予比一般佃仆多2—4倍的土地。?居密：《地主与农民》，第34—35页。?在官吏家庭中，可以找到依附关系最一般的例子。1679年，御史上奏：人们一出仕为官，立刻就变成了大族门户，买田置园，雇佣庄丁奴仆，不下百余。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50页。参见马克·埃尔文：《集镇和水路》，第460页。?同上书，第149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7—29页；《主仆》，第60页。不过，某些形式的奴役关系仍然合法地存在。根据1727年制订的一条法规，于汉人家中为奴者，有卖身文契者，及家生婢女，仍然属于家奴。应用于满人家中逃奴的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汉人家中逃亡的奴仆。虽然到18世纪末叶男奴已很少见了，但奴隶制的最终废除，却要等到1910年。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2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9页；马里纳斯·J·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7—33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清初占地在500亩以下的中层地主增长数，见北村敬直：《明末清初的地主》，第17页。由于大土地的转让进一步商品化，通过直接的市场买卖进行，因此私人财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表示着明代“农村特权阶层”的终结，上流社会的地位下降了，而平民百姓的

说，我并非一演说家，亦非一语言学家，但此均非我之短处。讨论我之长短者，不应在此方面立论。我此刻是来讲历史文化，诸位找我短处，正该从我所讲中去找寻、去指摘。因此我们讨论文化，正该先了解其长处，然后指摘其短处。不能说一人长于游泳，但偏要他比赛打网球。若不会，便是他短处。有人说，我向来讲中国史总爱举其长处，如此则容易误认为中国文化有长无短。其实要讲中国史，盛衰进退治乱兴亡都该讲。不能只讲汉、唐，不讲三国与五代。但若你来写一部希腊史，自然只该写希腊出生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历山大，却不必历数希腊没有出生过孔子、释迦和耶稣。希腊后来衰了，但当希腊盛时，那些优点也不该一笔抹去不提。而且写希腊史的，正该在其盛时多着笔，衰了便无语可着了。我上面说过，讲文化依然只是讲历史。不能说今天中国不像样，便对以往不该叙述其长处。这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在我幼时，六十年前的中国，抱此见解的真不少。他们当然亦是激发于一时爱国热忱。但我们若平心静气来讨论文化问题，则似乎不宜如此般一意自谴。太过自谴了，至少不客观，不真实，没有历史根据。上面说过，文化只是人生。我们在实际人生中，也哪能专找人短处的呢？无论在家庭、在社会、或交朋友、或处师生，人与人间则总有种种关系。若一意专找别人短处，此诸关系也都不可能存在。若真说中国文化只有太监、姨太太、麻雀牌、鸦片烟、长辫和小脚，那真成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但试问此世界上岂不仍还有中国和中国人之存在吗？不能因为一意要骂中国和中国人，却骂到上帝瞎了眼，丧了良心，说此是无天理呀！因知做人自谴过甚，也是一病。讨论文化问题，我们也不该只如是般一味自谴自责！上述关于如何研究文化问题，我特就我们中国此六十年来学术界风气，提出下列诸点：一、应根据历史真情。二、求其异，不重在指其同。三、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四、从汇通处看，不专从各别处看。五、看得远，不可专从一横切面只看眼前。六、不可专寻短处，应多从长处着眼。三以上讲了些研究文化问题所应保持的几种心习和态度。此下再略谈有关讨论文化问题的其他方面。首先谈到所谓文化精神与文化病。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出毛病，但所谓文化病往往恰好正从其文化优点上生出。此层骤似颇难说，但以浅显例言，如骑者易坠，操舟者易溺，歌唱者易失音，演剧者易失态，历史上亦尽不乏其证。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方面可说是最见长的。但中国历史上大病，正以出在政治方面者为多。近几十年来，中国病痛主要亦出在政治方面。若说近代中国工商实业不发达，新科学不生根，这些话也都对。但这些只是外在短处，我们尽可设法补救，或说迎头赶上。所以老不能如此，则正为内在有病。此一病，从中国近代历史讲来，显然仍是政治病。若使政治上没有病，我们想要提倡科学，振兴实业，该不是做不到。故我说，所谓文化精神，应指其特殊长处。而所谓文化病，则正亦出生在其特殊见长处，而不在其短缺处。若要把别人长处来弥补自己短处，便有所谓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但文化体系譬如一七巧板，只是那七块板，却可拼成一头鸟，或一个老人，或一艘船，或一所屋子，或其他种种拼法，可成种种形态。只在此七巧板中，一块位置变动，其余各块也得随着全部变。此处可见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之不易。在文化传统大体系中，从外面加些微影响，亦可使整个文化体系改头换面。当知别人长处与自己长处，骤然间未必能配合上。所怕是引进别人长处，先把自己长处损害了。自己陷入病中，则别人长处亦将不为我有。故文化交流，先须自有主宰。文化革新，也须定有步骤。此六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既对西方文化并为加以审慎别择，而对自己固有传统更不能深细剖析其利病得失之所在，随便引进一些，却转对自己损害一些。于是意志愈激，遂有提出所谓全盘西化之说。但所谓西化，究向西方哪一国哪一民族的文化模型来化呢？这其间也得有别择，仍须有步骤，否则如何全盘地化法？“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终是件危险事。其实这六十年前乃至六十年中，文化何尝不时有革新。只为是无别择、无步骤。譬如那七巧板，初时一两块稍微移动，还依稀见得原来模样是老人、是马。后来逐块都变乱了，原来模样早已消失，但又尽拼不出新样子来。演变到近年如大陆，总算在全盘西化中选出一模子，可以照拼照凑。又无奈是文化旧根柢太深固，苦于一时斩不断。在看得见的方面纵使都西化了，但中国的自然背景还在，中国人的传统心习究难尽情铲除，势将仍受多少中国旧传统的影响。从前有人主张，要劝中国人搬全家去外国留学。但此主张决难彻底。这一家纵西化了，待这一家回到中国，岂非仍在中国社会里？若使我们能把全体中国人一口气都搬到外国，则岂不仍在外国凭空搬进了一个中国社会？我们人口又多过了任何一个外国，那岂不要把外国社会反而中国化了？这六十年来的中国人，一番崇拜西方之狂热，任何历史上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也都难相比。所惜只是表现了些狂热的俗情，偏激的意气，最高也只算是空洞的理想，没有能稍稍厝意到历史与现实方面去作考虑。至此，我们要讲一些文化的共态与个性。文化有共同处，是其共态。文化有相异处，是其个性。个性有长有短，贵在能就其个性来释回增美。共态是一种普通水准，个性则可有特别见长。但亦不能在个性上太发展，而在共态上太落后。如印度文化，便有此毛病。六十年来的中国人常说：“西方人用电灯，我们用火水灯。西方人乘汽车，我们坐独轮车。我们如何能与人相比。”此亦不错。但此所指，亦只在文化共态方面。在此共态之上，总还得有些自己的个性。又有人说：“我只要能和人一般地用电灯，坐汽车，个性生而俱有，却不怕遗失了。我们尽说全盘西化，但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莫要老在这上面操心。”此一说，骤看像有理，其实是一大荒唐。创为此等说法者，实全不知文化与人生为何事。当知文化与人生，莫不由人的心智血汗栽培构造而成。哪有如哥伦布寻新大陆，一意向西，结果却仍回到东来之理。若果我们全心全力来求全盘西化，西化不成是有此可能的。若谓东方依然仍还是个东方，这却在从来的人类文化历史上难于得证。我们继此再谈一问题，即是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之别。究竟统一性、大同性的世界文化将在何时出现？此问题谁也不能答。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一种世界文化，在今天已在酝酿开始了。但何时能成熟确立，此尚有待。在我认为，世界文化之创兴，首在现有各地区各体系之各别文化，能相互承认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该是一条正路。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共同圭臬，硬说惟此是最优秀者，而强人必从。窃恐此路难通。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我们能发扬自己文化传统，正可对将来世界文化贡献。我能堂堂地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参加做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何来有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文化传统，又何来有世界文化？我下面将再略说文化的陶冶与修养，及其承担与护持。或有人问：你上面所说诸项文化问题及发挥中国文化优点，固然也可能很对。但中国文化在今天，确已像到了一条山穷水尽之路。要何人来承担此一番文化复兴之大任，以及如何来护持此一份文化业绩于永存呢？此一问题，该是很艰巨。但我的答案则很简单。中国古人说：“道不虚行。”又说：“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文化的责任，只在人身上。明末大儒顾亭林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一番文化业绩之护持，其职责正落在我们当前各人的身上。自然非有一番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的人，便无法来善尽承担文化与护持文化之责。上次我说过，只要有中国人，在其背后则必带一套中国的文化传统，此是从一面说。但话又得说回来，今天的中国，对自己以往那一套文化传统，有的存心鄙薄，有的漠不关心，似乎中国人对中国自己文化传统，并不能如其他民族般保守与固执，此亦或可是中国人一长处。但今天若要护持与承担中国文化，则非先有人能受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陶冶不可。此事可以深言，也可以浅说。今天我们或许对政治、对经济、对学术各方面感到自己力量薄弱，无法来分担此责任。但如何像样地做一个中国人，这总该是人人有责，而且人人可能，这是在人人自己本分内能力所及之事。难道我们便不能自信我自己能做一个中国人吗？你不信你自己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难道你准自信能像样地做一外国人？若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此人便已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亦已对中国文化有所承担有所护持了。或有人还要问，中国文化究竟在将来有无出路？此则触及文化自信与文化悲观的问题上去。我上讲曾指出，在目前，连西方人也对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陷于悲观，失却自信，则无怪我们要提出此问题。但文化本是由人创造的，文化要人继续不断地精进日前永远去创造。路在前面，要人开，要人行。不开不行，便见前面无路。却不是前人创下此文化专来供后人享受。一个文化中所留下的物质成就，是可供人享受的。一个文化中所蕴有的精神力量，则待后起人各自磨炼来发扬，来持续。文化本身是属于精神的。仅存着一堆物质，到底不成为文化。因此，此一问题无可讨论。失却自信，便真可悲观。只有我们把各自信心先树立起，便见无可悲观处，接着的问题才能有讨论。以上所讲，只就我个人针对着近六十年来中国人讲文化的一般流弊和短视之处说起。我只因生在此时代，深受此一种时代思潮观念之影响，心中老觉苦闷不安，总想在此问题上找一出路，让自己心下得一解决，因此引生出这许多想念来。但我此种种想念，亦非凭空随便地想。我自问是曾在以往历史上下过一番功夫，而始引生起此种种想念的。这次一连八讲，由于时间所限，所讲总嫌空泛肤浅，又是语焉不详。我不能站在纯历史纯学术的立场来讲话，有时不免带有情感，随便空说，请诸位原谅。附录略论治史方法一历史本系复杂人事之记录，尤以中国史绵历之久，包涵之广，记载之详备，所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更何论于今日。近人治史好言系统，然系统亦未易求，晚近学人言国史系统，不越两途。一谓自秦以来，莫非专制政体之演进。无论历史上任何事情，莫不以帝王专制一语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表彰五经，排斥百家，尽属专制。乃至隋唐科举，明代八股，莫不谓其便于专制，其他一切率类此。此等说法，起于晚清革命变法潮流之下，不过为当时一种党人之宣传。细按之，无当史实。待满清倾覆，专制政体推翻，此等历史观，早应功成身退。而谬种流传，绵延不绝。据此辈人之见解，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之政治传统，全属不合理。直到最近民国建立，光明稍露，乃始谓骤然有长足之进步。而此等进步，明属模仿西洋，则中国此下岂不只有西化之一途。此等见解，我故名之曰“近代中国人之维新观”，实即是一种“崇洋媚外”观。又或根据西洋最近唯物史观一派之论调，创为第二新史观。其治史，乃以社会形态为躯壳，以阶级斗争为灵魂。所论厥为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形态之阶段分别。若谓中国尚在封建社会之阶段中，绝未走上商业资本社会之阶段。自谓其对中国史已全部通透，而无奈其误解。照彼等意见，历史上种种事迹，总之为上层经济榨取之一种手腕，与下层无产民众之一种反抗，相互为消长起伏。如是则仅为彼等政治趋向之一种工具，一种说法，惜亦同样无当于国史之实际真相。中国以往历史，究有何等意义？中国以往文化，究有何等价值？中国将来之前途，除却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究有何等生路？此则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或谓国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统，未免过早。今日急务，端当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罗，与旧材料之考订，至于理论系统，暂可置为缓图。此说亦可商。历史范围过广，苟非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则史料尽如一堆流水账，将见其搜之不胜搜，将终无系统可言。此如清儒治经，初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论亦非不是。而极其所至，训诂小学日明，经学大义日晦。精熟《说文》、《尔雅》，岂遂通得语孟义理。窃谓今日治史要端，厥当先从通史入门。中国今日尚无一部适合于时代需要之通史，但以研读通史之方法治史，为又一事。此两事虽属相关，然无第一事仍不妨其可有第二事。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而其对于史料之搜罗与考订，亦有规辙，不致如游魂之无归。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麓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治史者先横亘一理论于胸中，其弊至于认空论为实事，而转轻实事为虚文。近人每犯此病。史迹浩繁，或与自己所抱理论渺不相关，或捍格不入。不悟所抱理论不能涵括史实，而转疑史籍别有用意。循至于前代史实，毫不研寻。自抱理论，永此坚持。当知治史先重事实，事实未了，而先有一番理论条贯，岂得有当？昔人治史，先从一方面再转别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国史，苟能于政治制度上，或于食货经济上，先事寻求。事实可以范围理论，而理论不足以改变事实。超越事实空言理论，则理论尽可有千百样不同，而事实则只此事实。此乃所谓历史，虽千头万绪，不胜浩繁，须虚心耐烦以求认识。认识事实亦非易。人事繁赜，复杂万状，其相互间，轻重大小，先后缓急，至不易辨。处世阅历，只是其中之一部分。治史者贵能上下古今识其全部，超越时代束缚。故首当虚心耐烦，先精熟一时代之专史，乃能深悉人事繁赜之一般。而对于各方面事态之互相牵涉影响，及其轻重大小，先后缓急之间，亦渐次呈露。如是，其心智始可渐达于深细邃密，广大通明之一境。然后再以通治各史，自知有所别择。然后庶几可以会通条理而无大谬。能治通史，再成专家庶可无偏碍不通之弊。一九三六年九月三近人治史，每易犯一谬见。若谓中国史自秦以下，即呈停顿状态，无进步可说。此由误用西人治史之眼光来治中史，才成此病。今试设譬，有两运动家，一擅网球，一精足球，若为此两人作年谱，乃专事抄袭网球家定稿，来为足球家作谱，岂得有当。近人治中国史，正多抱此意见。若谓中国惟先秦一段尚见光彩，此下即渐入歧途。惟洗伐净尽，扫地赤立，另起场面，庶可赶上他人。是不啻以网球家成格，来批评足球家，宁得有当。中国史与西洋史精神上之差异，至少尚远过于足球家与网球家之不同。或仍过于运动家与美术家之别。今治西洋史，以其走上近代化的步骤，如十字军战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殖民地之寻觅、法国大革命、机械工业骤起、社会主义种种，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史殆如半死不活，绝无生命可言。惟春秋战国时代，尚有封建贵族宗教神权等等，几分近似西洋史处。今完全以西洋目光治中国史，则自秦以下宜为一个长期

知道恐怕会受到重罚。这可是自己眼下最想要的东西。伸夫又翻看了一下就赶快合起书来，真心感谢岛野的好意。八初中生里的明星有两种类型。第一类自然是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如果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连模样也长得帅，那就近乎完美了。而且，如果能以“我没怎么用功”的态度跟所有的同学都轻松交谈的话，那就更受欢迎了。不过，这类明星多为态度严肃认真的孩子，因为老师的评价也很高，所以或许堪称体制派明星。与此不同，学习成绩较差的所谓反体制派中也有明星。他们大都附属于差生团伙和不良少年团伙，是校方加以注意的学生。他们既然标榜为反体制派，就要不分好歹地反驳一切，直言不讳地提出异议并博得喝彩，搞些奇思异想的恶作剧引得同伙们哄堂大笑。其中还有人早已俨然混世魔王，貌似深知男女和世间之事，得到一般同学们的仰视。岛野君正是这种反体制派团伙中的明星。他父亲就曾经是帮派分子，而他自己也是留着大人发型、猫腰驼背，架势就像帮派中的喽啰一样。当然，在那个年代，不管是什么样的不良学生，都不会对老师施加暴力。即使因为做坏事暴露受到训斥，也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吭。在这一点上，当时的落后生或许更善于看场合行事，也显得更有大人样。总而言之，通过接近岛野君，伸夫感到心情振奋起来了。伸夫以前在优等生团伙中也有好几个亲密朋友，而接近不良团伙这还是第一次。而且，对方又是在那个团伙中都被刮目相看的岛野君。在接近岛野君之后，伸夫感到自己突然变得强大起来。虽说如此，他却不想直接加入他们的团伙。就算被他们接纳，以伸夫的膂力和魄力根本不能与之匹敌，倒不如还像上次那样，在岛野考试不会做题时悄悄告诉他，以这种方式助他一臂之力较为妥当。伸夫为自己能给岛野君提供帮助感到高兴。虽说膂力和魄力尚有不足，但在学习方面却多少有些自信。只要从这方面接近岛野君，伸夫既不失体面，也不会被卷入他们的团伙。这且不说，岛野君给他的书确实充满了刺激性。那本书封面只在淡粉色软纸上写着《源平男女盛衰记》，既无作者名称亦无出版社名称。而且书页用的是草纸誊印版，多处还有手绘插图。虽然号称书籍，却是只有三十页的所谓自制手册。可是，书的内容却从开头就充满了性描写，而且从第一页就直接进入男女秘事。虽说封面上写的“源平盛衰记”，可里面却几乎没有历史方面的内容，全都是平清盛[3]以各种方式与朝臣家的公主及戏子发生关系。甚至还有源赖朝、源义经和静御前[4]登场，反复多次地发生淫荡行为。伸夫虽然以前也看过几本黄书，即使标题和目录特别抢眼，但关键的性爱场面却含混不清。与其相比，这本书从男女对话到淫声浪气都描述得十分逼真，充满了冲击力。伸夫回到家里开卷阅读，于是浑身冒汗脑袋发胀，根本无法着手学习。“原来如此啊……”伸夫一口气读完书后发出感叹。男女在做那种事时会说这种枕边话，做这种淫荡事，发出这种尖叫！那些以前只是在想象中考虑的事情突然以天然的色彩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伸夫惊讶不已。“真够刺激呀……”伸夫嘟囔了一句，随即想起了岛野君的面孔。“那小子们总是在看这种书啊……”他们常常在上课时传看书籍，大都是在历史、社会等老师不会指名提问的课堂上，就把那些可疑书本压在课本或笔记本下边偷看。伸夫他们也隐约有所耳闻——那都是特别黄的黄书。不过，那种书绝不会传到一般同学手上，大都是在以岛野君为中心的七八人团伙之间。伸夫虽曾想看那些书却没能说出口，因为如果说出“让我看看”并真的看了的话，就等于加入了他们的团伙。伸夫想看那种书却害怕加入他们的团伙，就在远处望着他们偷偷看书的情景。尽管如此，依然偶然会有团伙之外的人偷看到那种禁书，安井君也是其中之一。他可能是在暗中巧妙地讨好他们，并在上课时偷偷传看。“真够刺激！看着看着脑袋就不对劲儿了，根本听不见教书先生的声音。”安井君难掩兴奋地说道，“看过那个，就觉得街上卖的黄书简直没法儿看了。”安井君明明只是扫了几眼，可说起话来就像成了大人。伸夫只是默默地听着，虽然真想知道具体的内容，可在周围吵吵闹闹的课间休息当中，那种事情就是问了也未必能说得清楚。而且，伸夫看到安井君越来越得意，心里也很窝火。真想有一天不受任何干扰好好地看看……这个希望现在终于得以实现，而且结果比想象中更富于刺激性。那小子们上课时看的就是这种书呀！伸夫刚开始读时浑身血涌上头，别的什么都顾不上考虑了。可他们却边读边嗤嗤偷笑，合起书来还坦然自若地谈论。明明是同龄人，可为什么他们就能坦然自若呢？岛野君的态度更令伸夫惊奇，只有他从未在上课时看过那种书。虽然其他同伙看得入迷，可他却要么若无其事地听老师讲课，要么交抱臂肘打盹。可能是因为他已经看腻了黄书，所以对此几乎不屑一顾。那小子到底是与众不同。伸夫对岛野君那种成年人般的态度钦佩有加，同时对岛野所营造的帮派圈子感到了几分向往和畏惧。九从伸夫上初中的一九四六年到毕业的一九四九年，正是日本处于战后最混乱的时期。粮食匮乏，大米实施配给制，无论去哪里都是凭票供应。流浪汉屯聚街道，车站的长凳总是被他们占据。由于在澡堂里稍好的鞋子和毛衣都会被偷走，所以必须收进衣筐锁在存衣柜里，然后把带皮圈的柜门钥匙套在手腕或脚腕上。街上几乎没有路灯，偶尔在市区装上灯泡，可当天就会被偷走。自行车失窃事件频发也是在这个时期。不过，即使是在如此贫困的环境当中，人们的性欲却不会衰减。不，岂能衰减，在贫穷中崛起时，性的欲望总是更加强烈。伸夫清楚地看到出卖肉体的女子是在上初二的时候。从薄野[5]的繁华街尽头南五条一带向东向西几百米，都可以看到那些女子就站在街边的暗处。在黄昏稍迟时经过那里，就能看见烫了头发、脖间缠着花哨纱巾的女子们倚在路灯下抽着烟招呼过路的男人。据说她们多数都是以占领军为交易对象的娼妇，但好像也有跟日本人做生意的。因为伸夫曾听朋友说，他跟父亲一起路过那里时，父亲还被那些女人叫住过。“在大白天都有人跟占领军亲嘴呢！”依然是消息灵通的安井君如此告知伸夫。伸夫每次听到这些情况，都会禁不住诱惑想去那个有站街女的地方看看。亲嘴到底是怎么搞的？说实在话，伸夫还没有看到过现场实况。听说在外国经常搞这种事情，但他还没跟老外打过交道，而且父母当然也不会当着他的面搞这个。即使伸夫不在场，父母也不可能搞这个。“上次吧，还有个女人在我眼前撩起裙子穿袜子呢！”女人露出光腿穿袜子的姿态实在够刺激。当然，这种程度的动作姐姐似乎也会做，可姐姐的样子看了却不会引起兴奋。“那些娘们儿来回溜达，好像都有自己的地盘呢！”伸夫听安井君这样说，心里就期待他带自己去，可安井君却根本没那个意思。虽说如此，伸夫却不愿主动请求安井君“带我去吧”。学习方面暂且不论，一旦在性方面向对方求教，感觉就像从此拜在了对方门下。如果学习落后还能努力赶上，但性知识落后的人可能一生都抬不起头来。九月底的星期天，伸夫趁上街去了一趟薄野。时间已过五点钟，周围有些昏暗，风有些凉。从站前大街下去，走过五条时行人骤然减少，前方只能看到街角杂货店的灯光和“三和旅馆”的红色霓虹灯。霓虹灯的斜对面是稻荷神社，神灯的火苗在风中摇曳，前面向右拐是在昏暗中延伸的石墙。听安井君说，占领军的“伴伴女郎”就在沿墙路边。可是，好不容易来一趟，却看不到那种打扮的女子。是不是时间太早？伸夫环视周围继续向前，这时右边小巷里出来一个女子。她的头发烫得像蜘蛛窝，肩挎皮包走向站前大街。伸夫目送那个女子远去，后边一辆人力车疾驰而来，又有个女子提着篮子在瑟瑟凉风中缩着肩膀走了。周围普通民居之间似乎坐落着几家旅馆，却不见行人来往，只有秋风穿过夜幕降临的街道。难道安井君说的不是这里吗？伸夫有些扫兴，再次环视周围，却见街角杂煮店旁暗处站着两个女子。其中一个右手夹着香烟，另一个把左脚轻轻蹬在石阶上。在昏暗中也能看到她们涂着浓厚的口红，身穿花哨衣服，显然不是普通女子。两人刚才像是在谈论什么，当伸夫走近时就停下来望着这边。伸夫顿时感到恐惧，随即快步离开她们。径直走了四五十米回头再看，已经不见那两个女子的身影。伸夫怀着一半放松一半被忽悠了的心情朝行人较多的电车大街赶去。说实在话，伸夫并不清楚所谓“卖淫”究竟是怎么回事。看过几本黄书以及厕所涂鸦之后，他明白了男人和女人干的事情，女性身体局部的解剖图也记得很清楚，甚至能随手画出图来。但是，说到在现实当中去找女人买春，他却根本不知道该怎样交涉，在房间里只有两人时该怎么做。即使他知道要把自己那个东西插入女性的下体，但具体步骤却无从知晓。他独自去观望伴伴女郎也只是出于对她们外貌的好奇心，近乎于去动物园观看珍禽异兽。当然，他丝毫不想接近对方。虽说如此，他对受到对方的藐视却有些不满。自己确实还只是个初中生，但至少也该打个招呼吧？可她们却向自己投来充满狐疑的目光，似乎在说一个小屁孩怎么误撞到这种地方来了？虽说如此，可如果她们真的打了招呼，伸夫也许会一溜烟地逃走。因为他仅仅被两个女子盯着看，就会感到后脖颈被抓住一般惶恐不安。伸夫更加佩服能够花钱找那种妖艳女子买春的男人了。自己一看到那种女人就吓得抱头鼠窜，而成年男人真能摁住那种女人满足欲望吗？倘若没有相当的胆量和勇气根本做不到。如果自己真能做那种事情的话，感觉该会有多棒呀！伸夫即使真的看到了伴伴女郎，依然仅仅感到她们都是另一个遥远世界的女性。伸夫即使拥有足够买春的金钱，也是只看一眼就感到满足，憋闷的欲望重又返回孤独而谨慎的自慰世界中去。确实如此，如果是自慰的话就不必那样操心费神，也不必考虑对手如何。只有自慰是不会受到任何人打扰的、仅仅属于自己的世界。但是，从初二那年秋季开始，伸夫对自慰开始产生疑问了。其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做这种事情会使学习成绩下降。这种担心并非刚刚产生，从初识自慰起就存在于大脑的角落里，只是当时被意外的快感冲昏了头脑，无暇思考其善与恶。然而，如今却已不同于当初，最可怕的就是自慰行为带来的昏昏沉沉的虚脱感。当然，在射精的瞬间会产生升天般飘飘欲仙的快感，可到达巅峰之后的抑郁状态却相当严重：突然浑身无力、眼皮沉重，仿佛坠入十八层地狱的空虚感笼罩全身。在昏沉之中感到惶惑不安，好像以前所学的东西全都忘掉，记忆力再也不能恢复。事实上伸夫第二学期的成绩明显开始下降。当然，这也未必能够完全归咎于自慰行为。伸夫在暑期常去游泳场，还帮母亲外出采购粮食，在自家小院里帮着做农活。他对很多事物都产生了兴趣，博览群书、初次观剧，观看职业棒球比赛也相当投入。虽然诸多原因都有关联，但自慰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夜晚，独自在房间里触摸那个部位，学校的事情就变得无关紧要，消失在远方。而且在自慰之后浑身瘫软，需要休息很长时间才能恢复精力开始学习，有时嫌麻烦就直接睡觉了。在这方面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不可小觑，其实在某本书中就载有关于自慰使学习成绩急剧下降的自白文章。岛野君他们学习成绩较差或许就是因为自慰过度……伸夫还有一个担心——过度玩弄会使阴茎发育迟缓。伸夫还没跟同学们比过，在小学低年级时做的那些事情暂且不提，上初中后就不能再搞那种儿戏了。不过，在澡堂和游泳场的更衣室里，他却偷看过同龄伙伴的那个物件。乍看上去自己的似乎跟他们没什么两样，虽然不大也不算太小，也就跟普通人一样。但是，根据某本书中介绍，男性最重要的是勃起时大小如何，跟平时的状态没太大关系。还有一本书中介绍，把明信片卷起的状态就是日本人阴茎的标准尺寸。伸夫重新观察自己裆间翘起的物件。看样子并没有明信片卷起来那么大，毕竟现在还是初中生。再过四五年高中毕业时，应该能够达到标准。不过，另有书中介绍“太早过度自慰对阴茎发育不好”。这是真的吗？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早熟的岛野君他们就应该都比较小。但是，伸夫认为他们的并不算小。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他们的同伙相原等人曾夸口说“因为太大碍事还得用兜裆布勒紧”。难道这些记述都是为了劝阻自慰行为？就像小时候有人想阻止就吓唬说“刚吃完饭就躺下会变成牛”一样。但尽管如此，写那种事仅仅是为了劝阻吗？虽说是黄书，却也是较为正统的《夫妻生活》花边新闻，所以未必是虚构。如果它不再长大该如何是好？想到这里，伸夫愈发忧心忡忡了。尽管在现实当中不可能与女性发生关系，但伸夫还是希望长得更大些。这个愿望并非现在刚刚产生，懂事之后的男孩应该都有。不过，那个部位的体毛发育却并不迟缓……近来去澡堂时就会看见同学们都开始捂着下体，从更衣室到浴池、从浴池出来坐在池边都一定要用汗巾捂住下体。这既有阴茎长大的原因，更是由于阴毛也开始长出。在自己那个部位长出体毛之后，少年不知何故会产生既骄傲又害羞的奇妙感觉。在切实感到自己由此终于接近成年人的同时，又觉得那个部位变得猥亵不堪。“哎，你那儿长出来了吧？”在一个月之前，安井君曾经这样问过。当时，伸夫只是含糊地点了点头。虽然他想明确回答“长啦”，又觉得安井君接下来会说“那就让我看看”。他还感到突然问起长毛的安井君总爱暴露别人的弱点，心里便有些不快。“岛野君吧，说他那儿已经漆黑一片了。”“你真的看见了？”“是相原君说的，所以不会有错儿！”伸夫想起当时的对话就独自点了点头。果然是早摆弄的家伙长毛也早……尽管比不上岛野君，但伸夫长毛的时间与常人相仿，所以他那个物件的大小或许也与常人相仿。伸夫如此安慰自己，但仍未完全放下心来。“再不能做那种事儿了！”伸夫在心中告诫自己，却几乎没有信心严格实行。十初中时代给伸夫心中留下了几段性的回忆。那些事在当时还模糊不清，并不觉得具有什么意义，仅仅感到有些奇怪，因此没有产生过深入思索的冲动。然而，心中感到奇怪却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而且长期留在记忆当中。所以，从这一点来看，那些事本身确实印象深刻。明确地讲，那个时期伸夫非常胆小。家里房子本来并不很大，可他晚上却不敢独自去厕所。另外，在冬天傍晚独自留守家中时也会忐忑不安，感到会被雪的魔力抓走。他白天在学校里跟同学们撒欢闹腾，看上去实在想象不出一到晚上就会如此怯懦。母亲常常叱骂他说“亏你还是个男孩子……”。确实如此，在大四岁的姐姐和小七岁的弟弟眼里，他简直太软弱了。可是，在那个时期伸夫脑袋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可怕东西。例如，他在夏祭期间去杂耍戏棚看到了地狱图画和妖怪，在书中读到了鬼故事，听大人和同学们讲了奇怪现象，还有对死亡世界的胡思乱想……林林总总交织重叠。当伸夫晚上进被窝之后，它们就像养熟的小兽般悄悄来到枕边。小弟之所以能满不在乎地自己去厕所，是因为他年纪还小真不知道那些惊悚故事。而姐姐似乎由于女性所特有的迟钝，对惊悚故事不屑一顾。可是，伸夫在上初中后见闻骤增，也随之听到了很多惊悚故事。而且，他一旦听过便轻易不会忘掉，还会从中展开更加恐怖的想象翅膀。明明胆小却越想看更可怕的东西，于是变得越来越胆小。伸夫记得，当时听说有的家庭全家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他还感到特别羡慕。因为如果大家睡在一起，即使深夜有强盗潜入也不会害怕。而且厕所离得很

，你就压住它了，你不读书你穷了你就得卖这些东西，它就把你给压死了。它就这个道理呀。所以讲诗书传家，特别重视读书。定：你们家那边都是老郑家的王庄对吧？你们家后来不是和郑王府没关系了吗，可是那老王庄还是他们家的？旗：我爷爷说是犯天犯地犯不了祖地。你犯了再大的罪，祭祀祖宗的香火田不能动，不能没收你的，以维持这种礼数，就是孝道。祖地就叫香火田，那香火田的租子呢，卖的钱只能是祭祖宗用，烧香啊，杀猪啊，祭祖啊，春祭然后秋祭，用于这些方面，所以王庄不在没收之列。后来我爷爷跟我说这个，我以后看《红楼梦》的时候就联系起来了，《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临死之前托梦给薛宝钗，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你们要多置点田，别在京城里头多买房子，要在京城外多置田产，以后祖宗死了以后呀也有几分香火，实际上也指的是这个。注84我们村就在定州。王庄的土地在文献里找不到的。王府自己没有典，王府自己不敢造典。王府的东西最不容易保存下来，因为它这个爵位吧，尤其像清朝，爵位不是世袭，就是那八个铁帽子王，有的一下子就不是王了，继承不了了，给你的世子的号是别的号，这东西你也就没有了。你可以到河北的大王庄、小王庄去看看嘛，现在还叫大王庄、小王庄，定县，庄户还在，但是你要再问，知道的恐怕不多了，实际上说不清楚了。定：那你爷爷周围已经没有旗人了，他完全是生活在一个汉人的环境里啦？旗：那边旗地庄园有一些旗人，但是地位比较低。定：旗地庄园就是那些庄头壮丁、庄户。坟户不多是吧？旗：坟户不多。那儿没有坟。定：除了你们这一支，你们不是好多支，其他那些支呢？旗：其他那些支，我们就跟保定那支还有一点儿来往，但是也隔得很远。保定那一支也挺惨的，他们有庄园，跟我们一样，分了几大家，他们在大王庄、小王庄那儿有地，然后解放以前他们把地都卖了，卖给长工了，挺惨的。主要是他们后来有人抽大烟，抽穷了，还有的是做生意，不会做生意，我爷爷说他们根本不会做生意，赔本。现在来往不多。另外还有一些家族分财产哪，有些过节儿，越来越淡。

3.我爷爷真是不一般

4.北京的老宅与坟户

朝”来，非自己属地。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日本还有个更强大的“北朝”。其后朱元璋多次派使臣与“北朝”建立关系，都被怀良设法阻止。值得一提的是，怀良派到中国的使臣，多次重金贿赂彼时明朝“宰相”胡惟庸，与之狼狈为奸，“通北朝”之事，也是胡惟庸屡屡作梗。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遣使朝拜朱元璋，朱元璋见其贡书里未提“称臣”一事，因此拒绝收其贡物，但允许日本“光明天皇”的小儿子来南京学习，朱元璋“尤善待之”，但中日关系至今依然处于“冰河期”。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又有多股倭寇入侵辽东、山东、海南三省。此时明王朝经过10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渐渐强大，朱元璋遂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79年）命开国名将汤和与周德兴在浙江、福建沿海铸“备倭城”59座，屯兵8万人，继而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次挫败窜犯东南沿海的倭寇，“斩俘甚众”，至洪武末期，明朝从北至辽东，南至广东的海岸线上，修筑各类卫所200多所，置“备倭军”近30万人，精锐兵舰3000多艘，构筑起一条海上长城。因此从洪武二十年开始至朱元璋过世，倭患暂稀。这其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查知胡惟庸“通倭”，日本“南朝”怀良又送来书信，措辞傲慢，使朱元璋一度想征讨日本，但终被大都督李文忠等人劝阻。为防前元征倭失败覆辙，朱元璋在其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定为“不征之国”，称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不轨，故绝之”。因此200多年后的大明“抗倭援朝”战争里，万历皇帝虽调集精锐水师云集天津，意欲直捣日本本土，终因丁应泰等大臣以“祖制”劝阻而作罢。在朱元璋过世前的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已经平灭南朝，完成国家统一。这之间他屡派使者来华朝见，皆被朱元璋拒绝。朱元璋过世后的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足利义满又派使者前来朝见，在国书中自称自己是“臣日本国王源道义”，正式向大明称臣。建文帝欣然接纳，热情招待使者，但日本国使前脚刚走，倭寇就趁江南、浙江一带明朝的“备倭军”北上参加“靖难之役”之机，于建文元年，二年，三年连续掳掠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给风雨飘摇的建文王朝，来了次“雪上加霜”。朱棣夺取皇位一年后，永乐元年九月（公元1403年），足利义满再派使者来华朝见，朱棣甚为高兴，给予日本“永乐堪和”，两国正式建立了“朝贡贸易”。但次年四月，山东、辽东等地接连发生倭寇入侵事件，令朱棣甚为恼火，恰好日本使臣前来祝贺朱棣册封皇太子，朱棣便严厉申斥，要日本打击海盗。足利义满闻讯后，在国内大力“严打”，并派重兵全歼了对马岛上的倭寇“大本营”。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将倭寇头领20人送至大明治罪。朱棣命令日本使臣“自行裁处”。日本使臣在宁波海边设铁锅，点火将这些倭寇“蒸杀之”，获朱棣赏赐。从此时起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中国沿海暂时风平浪静。两国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也迅速发展，堪称是明朝中日关系的“蜜月期”。转折从足利义满病逝开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病逝，继任的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恃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其后日本对倭寇的约束渐松，沿海地区倭患再起。永乐八年二月，倭寇掳掠浙江清南县，朱棣谴使责问，足利义恃立刻抓捕10余名倭寇送至中国请罪。一年后，明朝使节王进出使日本，与室町幕府官员发生纠纷，险些被扣留，朱棣震怒下拒绝日本前来“朝贡”，继而倭患又生，永乐十三年倭寇犯山东，永乐十五年倭寇犯辽东，永乐十六年倭寇犯浙江，因明朝东南沿海守备森严，才未造成大祸。朱棣本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经常将捕获的倭寇放回，坚持要“怀之以德”，并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派吕渊为使至日本申斥足利义恃，命其“悔过自新”。同年六月，日本派使团来华道歉，声称倭寇是“无赖鼠窃，非臣所知”。朱棣再次允许日本“朝贡”，但限令严格。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任日本室町幕府首领足利义教被明宣宗册封为“日本国王”，再次在国内全力捕倭，以求通好。明宣宗放宽了对日本朝贡的限制，从此时开始至嘉靖朝，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络绎不绝，倭寇进犯虽时有发生，但一则明朝海防森严，二来日本国内此时打击倭寇甚严，因此和平终是主流。二说到明朝初年，乃至终明一世的倭患，有个关键词不得不提——朝贡贸易。明朝初年，日本室町幕府之所以几次在明朝的压力下主动捕杀倭寇，甚至送倭寇头目到明朝治罪，其原因不仅仅是惧于大明强盛的国力，更有对“朝贡贸易”巨大利润的垂涎。每次“朝贡”，大明不仅有丰厚的赏赐和回赠，而且其在中国购买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倒卖到东南亚地区，转眼就是10倍的利润。朱棣时期，明朝屡屡以取消“朝贡贸易”相要挟，加上彼时明朝国力强盛，对朝贡的管制限令森严，沿海更囤积重兵，因此但凡大明“发怒”，日本方面就立刻“致歉”“捕倭”。用此法“和平解决”倭患问题，几十年来屡试不爽。但是在朱棣死后，事情却起了变化。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明政府对日本朝贡使团的限制日益放松。朱棣时期，日本每次朝贡的人数、规模、携带货物，都有严格的限制，但从宣德年间开始，管制逐渐松弛，日本使节经常夹带私货到中国贩卖，包括明朝三令五申的违禁品“武士刀”。有时候，使臣私自夹带的物品，甚至比官方贸易的货物多10倍。日本使臣每次到来也非常跋扈，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即发生过日本使臣在南京殴死平民的事，当时刑部要求严惩，朱棣最终“从宽”，只是让日本方面赔偿死者家属千两白银。此后日本使臣更加跋扈，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和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发生了两次日本使臣殴死中国商人的事，明宣宗仅发文“申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临清当地的指挥使谭敏，因劝解日本使臣莫要抢掠商旅，差点被日本使团围殴致死，其麾下士兵，因有朝廷“严令”，皆不敢管。事情报到明景泰皇帝处，景泰皇帝却下旨宽大，最终不了了之。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日本使臣在徐州驿站因对饭菜不满，竟当众鞭打驿站官员。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日本使臣在济宁闹事，当场杀死商人3名。诸多“外交纠纷”，明朝政府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开始，日本使团开始违反朱棣时代规定的每次朝贡“船不过三条，人数不过三百人”的限制，其使团常携带武器和士兵，遇到中国军队，则出示“勘合”与之贸易，如遇到平民百姓，则大肆抢掠，烧杀之后扬长而去。在与中国民间商人贸易时，更是强买强卖，有时甚至明抢。官方贸易时更张口要中国高价收购，一旦中国官员有所犹豫，他们立刻威胁说“若买卖不成，到时候大批倭寇杀到，抢掠贵国沿海，你负得了责吗”？所以，大多数时候，明朝方面选择忍气吞声，花钱买太平。即使如此，沿海依旧时常有倭寇骚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40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日本船，突袭浙江地区、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卫，一路荼毒平民无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抓到孕妇，皆用武士刀剖开孕妇肚腹，取出婴孩挑在刺刀上为乐。宣德朝至嘉靖朝中日“朝贡贸易”的100多年间，日本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八成左右都是这类日本“经贸代表团”。三明朝中前期虽有倭患，但终未如后来嘉靖朝那般酿成旷日持久的战火。论原因，一则彼时日本还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其政府对于本国海盗尚能控制，为了中日贸易的经济利益，也多次配合中国剿灭倭寇。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军民们长久以来的浴血奋战。与明朝中期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相比，明朝前期抗倭将领们的声名相比之下逊色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彼时明朝最大边患不在海边。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苏州指挥副使王湛率军“斩倭寇二百人”，是为大明抗倭战争的第一个胜仗。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汤和属下千户李鼎率“轻舟三十条”，在浙江定海击破倭寇水师，“夺大船三条，溺死百人”，是大明朝第一次在海上击败倭寇。洪武一朝三十年，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7次，其中被明军击溃5次。之后的整个15世纪100年里，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历史记录的达14次，被大明击溃有10次，正是诸多官兵的浴血奋战，保卫了彼时中国海疆边民的平安。而这期间最著名的胜利，当属发生在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涡大捷。望海涡，位于今天辽宁大连金州南端，自明朝立国起，就是防卫倭寇入侵的前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朱棣任命早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亲信刘江为辽东左都督，镇守辽东广宁卫备倭。刘江，江苏宿迁人，是早年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的亲兵，朱棣北征阿鲁台时，曾亲率骑兵冲击阿鲁台后阵，“手刃敌人十余”，迫使阿鲁台大溃，可谓勇将。刘江到任后经过勘察，认定离金州70里的望海涡乃“咽喉之地”，遂在当地驻兵，严阵以待。他还“发动群众”，招当地“精于水性之良民”，在周边海域一带乘小船布控侦查，严防倭寇入侵。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侦查到东南海域有火光，确认倭寇即将来袭，立刻调遣精兵在当地设伏，次日2000余倭寇登陆攻击，刘江不为所动，派属下徐刚埋伏于望海涡山下，另派百户江隆率领他精心挑选的“健锐勇士”绕道敌后，约定“旗举而伏起，闻炮鸣而奋击”。不久倭寇进入伏击圈，刘江命令鸣炮，继而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明军伏兵大起，艰苦的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倭寇仓皇逃命到山下樱桃堡内，企图负隅顽抗，刘江严令部将不许攻击，故意露出一个缺口，引诱倭寇逃命，然后命士兵在倭寇出逃时截击，终将倭寇大部歼灭，少数逃到海边的倭寇，也被刘江早已安排好的水师活捉，是役斩首1900余级，生擒数百人，2600名倭寇无一漏网。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全军覆没”。捷报传来，朱棣大为高兴，封刘江为“广宁伯”，赐名为刘荣。当地乡民也自发为刘江修筑“真武庙”以表纪念。次年四月，刘江病逝，朱棣甚为悲痛，赐谥号为“忠武”，安葬于北京永定河畔四平山。今天北京官园南边广宁伯街，就是其先前府邸的遗址。望海涡大捷，在明朝前期的抗倭战争里有重要意义，此战后100年间，除了日本“经贸代表团”的贸易纠纷外，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基本消失了。倭寇再次以千人以上规模大肆侵扰，应是百年后嘉靖朝中后期的事了。第四章明朝西域第一将宋晟2002年2月22日，南京《江南时报》发表了一则名为《金陵古迹屡遭破坏堪忧》的报道，报道声称：“位于南京雨花西路114号旁的宋晟墓，遭到了周边建筑物的挤占，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文物保护政策，其墓碑的本身更遭涂抹，碑文已辨识不清。”报道出炉后，一度引起了互联网上各地文物爱好者的关注，但即使资深的文物爱好者，这时也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宋晟是谁？报道该新闻的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也摆了一个“大乌龙”，在新闻中竟称宋晟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而事实上，这位今天已不为人所熟知，甚至墓葬都遭侵扰的明朝开国元勋，在悠悠青史之中，虽几经涂抹、歪曲、沉浮，生前身后连遭非议攻击，却终不能抹杀其赫赫的沙场功业。虽与徐达、常遇春、邓愈、汤和等“大明英烈”们相比，他的声名不大，在大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的大业中，他起初只是跑龙套的角色，在西北战场才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明王朝对西北大地的主权，因他的战功而奠定。横扫中亚，威震世界的帖木儿大帝，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曾与他有一次擦肩而过的对决机会。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独独对他信任有加，命他可在西北“专断边事，不必事事奏报”。引起清初“文字狱”的“明史”《罪惟录》中，更给予他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建卫霍之功业也。”将他比作西汉横扫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霍去病。宋晟，字景阳，安徽定远人。史载他“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洪武王朝励精图治的大业里，永乐盛世万国来朝的繁华中，他是中国西北大门沉默的守护者。一和明朝诸多开国名将一样，身为安徽定远人的宋晟，也是最早跟随朱元璋起兵的“老乡”。那是公元1353年的事，当时还在郭子兴麾下的朱元璋回乡募兵，胡大海、邓愈、常遇春、蓝玉等“开国名将”们皆在这次征募中投军。宋晟家更积极，宋晟之父宋朝用，宋晟之兄宋国兴皆入伍从军。比起正值壮年的父兄来，彼时宋晟只有11岁，是个十足的“娃娃兵”。11岁的“小鬼”，自然上不了战场。倒是宋晟的父兄，在朱元璋起兵的开始阶段屡立战功。和常遇春等人的“穷苦出身”不同，宋家原本就是当地富户，不但家境殷实，为防蒙古官吏欺辱，很早就拉起了民团。宋晟之兄宋国兴，年轻时就是定远当地的“壮士”，最善武枪弄棒。投奔朱元璋后，以宋家早年“民团”为班底的“宋家军”，开始崭露头角。朱元璋攻克滁州之战，正是宋晟之兄宋国兴率军夜袭，经浴血奋战打开了滁州城门，朱元璋也因此拥有了自己争天下的第一座城池。朱元璋曾赞他为“勇国兴”。宋晟之父宋朝用是朱元璋早期的重要将领，明史说他“因积功至元帅”，一度与徐达、常遇春等人并列。朱元璋定远募兵后，打通东进道路的和州之战，正是由他指挥完成。刘基在《诚意伯文集》里赞他“智勇兼备”，也是个名噪一时的名将。小宋晟11岁就从军，被编在当时另一名将邓愈麾下。家庭的渊源外带南征北战里的耳濡目染，宋晟想不会打仗都难，可毕竟岁数小，冲锋陷阵还不现实。邓愈对这位“老战友”的儿子很是器重，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除了每天干些端茶倒水的杂活外，邓愈还时常“以兵书战策勤教之”。满腹的韬略，从此时开始生根。如果照这样下去，小宋晟很可能会在邓愈的教导下，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待到天下太平后论功行赏，运气好了，还能以“功臣之子”的身份承袭爵位，从此风风光光。宋晟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还超越了诸多的“功臣子弟”们，成为他们之中的翘楚。建功、封侯、赐爵，一步一步，但这些是以他13岁那年的一场悲伤开始的。元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5年），正在开疆拓土的朱元璋，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新的目标——集庆（江苏南京）。这是六朝古都，元王朝江南重镇，拿下它，就拿下了统一天下的关键点，这是朱元璋霸业的天王山战役。是天王山就要啃下来，从当年七月，九月，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朱元璋集中重兵，连续3次发动了对集庆的猛烈进攻。朱元璋攻得猛，元王朝守得也猛，咬紧牙关死战不退。几番攻坚下来，朱元璋伤亡惨重。在当年九月第二次攻打集庆的战役中，为突破元军防线，朱元璋精选军中壮士做敢死队，企图强行渡江。统领敢死队的，恰是宋晟的兄长——“勇国兴”。“勇国兴”还是一如既往地勇，身先士卒渡江猛冲，却没了之前的好运气，一支箭不偏不倚，射中了宋国兴的额头，宋国兴壮烈殉难。噩耗传来，朱元璋痛惜不已，随即下令全军撤退，二攻集庆的战役就此结束。随后，朱元璋在军中隆重举丧，宋家上下自是悲痛万分，这时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孩子——一家老小都在号啕大哭，唯独他例外，虽满脸悲愤，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郑重地在死者的

渊源实在过深，终究也没能逃脱被贬黜的命运，被李纯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司马，不久后死于贬所。至此，李诵时代的东宫集团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后世称他们被贬的过程为“二王八司马事件”。东宫集团的彻底瓦解，最为痛心的当属太上皇李诵，当他得知自己那个时代星光璀璨的东宫集团成员，每个人居然会落得如此下场，躺在病床上的李诵不禁老泪纵横，而情绪失控的他此时也感到自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日，仅仅做了不到一年皇帝的李诵病逝于兴庆宫，终年46岁。事实上李诵的理想和灵魂，早在两个月以前就已经消逝在长安宫城的迷茫与黑暗之中。五个月后，李纯正式确定父皇的庙号为顺宗，第二年顺宗皇帝李诵被葬在丰陵。随着东宫集团的瓦解和太上皇李诵的病逝，李纯的时代已然到来，这位史书上记载刚明果断的皇帝会以怎样的姿态开始他的时代呢？这是当时留给朝臣们心中巨大的疑问。或许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从老爸手中顺利接班的皇帝，居然开创了先祖太宗皇帝、玄宗皇帝的伟业，他的时代是继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局面，史称元和中兴。

军又打上门来。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停战

“长城抗战”

张学良去西北

己能力有限，无法达到朝廷要求的标准。但是皇帝李儇也明白无论是谁来干，也不能够马上收拾烂摊子，所以对杨岩的辞职申请不予批准。后世的胡三省在读《资治通鉴》关于上述的相关记载后，发出了十足的感叹，认为追求高官厚禄是人的本能，但是唐朝末年居然出现有不愿意做官者，从中可以看出大唐帝国已经是濒临衰亡。当朝廷内部一片焦头烂额之时，除了黄巢在全国大范围的流动作战外，江南地区尚有王仙芝战败身死前就已经分离出来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一支由王重隐率领，于当年二月攻下饶州（今江西鄱阳），四月攻下洪州（今江西南昌），迫使江西观察使高湘出逃。另一支由曹师雄率领，四月间活跃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一带。皇帝李儇只得又改令让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援救宣、润二州，黄巢得到消息后，一方面看到东都洛阳的唐军守卫森严，不愿意采取强攻进而耗损实力；另一方面也想与江南义军互相配合作战，于是黄巢作出决定，引兵从和州、宣州之间渡江南下，进入宣州境内继续对抗官军。曾元裕为了援救宣州，派部将王涓带领先锋军日行百里率先赶至南陵（今安徽南陵），可是在那里突遇黄巢大军，王涓猝不及防战败身死。次日曾元裕领兵赶到，只得收拾王涓的残兵四五千人进入宣州守卫。黄巢渡江后，相继攻克虔州（今江西上饶）、信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和饶州，不过当时黄巢、王重隐、曹师雄三支人马始终没有直接联系和配合作战，依旧是各自为战。不久，王重隐陷入官军包围战败身死，曹师雄在进攻湖州（今浙江吴兴）时被镇海军节度使裴璩击败身死，两支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使得朝廷可以集中力量对付黄巢大军。王重隐和曹师雄的失败，使得黄巢本来转战江南的战略意图瞬间落空。但此时江北的官军防务做得十分严密，黄巢渡江北上实属不易，于是他决定继续向东南方向推进，将进攻中心转向朝廷赋税的供给之地浙东地区。乾符五年（878年）八月，黄巢进逼杭州，并转攻越州。早在六月间，朝廷就看到两浙地区因为黄巢大兵压境而导致局势万分紧张，为了加强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朝廷将高骈调任镇海节度使。高骈到任后派部将张麟、梁绩在越州附近击败黄巢的部分起义军，成功收编其部将秦彦、毕师铎等数十人。为了避开高骈大军的锋芒，黄巢带领大军从越州向南撤退，准备由浙东地区取海路进入福建，但一时间找不到足够的船只，便开山七百里，由陆路进入了福建地区。进入福建后，黄巢兵分两路，他亲率主力人马由今浦城、崇安、建瓯、南平进军福州，另一路人马由今浦城东向政和、福安、霞浦攻取福州。十二月，两路大军在福州城下会和，时任福州观察使的韦岫见黄巢军势大，慌忙弃城而逃。黄巢成功进占福州，稍事休整后，继续采取流动作战方针，于乾符六年（879年）春向岭南进军，五月间包围岭南重镇广州。不过，由于常年流动作战，导致大军疲惫不堪，黄巢的军队需要休养，所以他没有立即发动对广州的进攻，而是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为大军腾出休养的时间。为此，他送信给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让李迢代他向朝廷请降，并求广州节度使的官衔，作为请降的条件。皇帝李儇接到李迢的奏报后，召集朝臣们进行商议，朝廷上下再次展开一场辩论。以宰相郑畋为代表的官员，主张可以暂时同意黄巢的条件，以收到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黄巢起义的效果。而且郑畋认为黄巢起义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而且国家久不用兵，将士对战争的概念十分模糊，进而导致各路人马不能协同作战，所以不如同意黄巢的请降，这样可以免去用兵的诸多麻烦。只要遇到丰收之年，那些起义军的中的农民一定会思念故土，一旦其部众离散，黄巢就只能束手就擒，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恐怕很难平息这场祸乱。郑畋的意见当时得到众多朝臣的认可，但是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则明确表示反对，相比于郑畋，卢携的反对则是出于私利。高骈移镇浙西地区就是卢携的主张，在黄巢攻占福建之后，卢携又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想让高骈立下奇功，自己能在朝廷实现大权独揽。所以卢携反对招抚，主张继续进剿黄巢，他认为，高骈将略无双，他辖下的淮军战斗力很强，剿灭黄巢不算个事儿，目前情况下不应该让黄巢看出朝廷有胆怯之心，这样会涣散军心。为了彻底激怒黄巢，卢携在朝堂之上玩了个花招，他建议授予黄巢“率府帅”的官职。这种官职是明显的闲散官职，他试图通过这种做法，为自己主张继续镇压黄巢找到借口。而且时任左仆射的于倧也认为，广州地区有海上贸易的厚利，一旦被黄巢占据，可能会严重减少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也不同意授予黄巢广州节度使之职。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反叛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之所以召集朝臣商议如何应对黄巢请降一事，是因为黄巢实在势大。当他听到卢携如此信心满满后，他便采纳卢携的意见，诏令高骈继续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皇帝李儇倾向于卢携，让郑畋十分不满，而且对于卢携保举高骈，郑畋也是一直郁闷不已。因此在和卢携草拟诏书时，郑畋实在忍无可忍，禁不住对卢携破口大骂：“高骈贻误战机，想以战养战，根本无意剿灭黄巢，你想依靠他用兵，后果将是不堪想象。”郑畋一上来就为卢携来了个下马威，直接挑明了卢携的用意所在，而卢携似乎早有准备，也丝毫不示弱地反击道：“这是陛下做出的决定，你郑畋凭什么对我喊？”卢携说完拂袖而起，袖子甚至沾上了砚台的墨迹，气得他一把将砚台摔到地上。眼见双方剑拔弩张，在场的其他朝官立即将两个人拉开。皇帝李儇得知后，认为身为朝廷宰相，郑、卢二人犹如市井之人争吵，实在有失体面，于是一怒之下将两个人贬往东都洛阳。不过，对于这件事儿，史书还有一种记载，说卢携与郑畋争吵对骂时，卢携将砚台扔向郑畋，时人笑传为“宰相斗击”。经过一番争论，朝廷最终决定继续对黄巢用兵。而这段时间里，黄巢也得到了休养的机会，所以当朝廷决定继续进剿时，黄巢也已经完成休养准备继续作战。在接到李迢送来的皇帝李儇的诏书后，黄巢冷笑了一番，然后将诏书撕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里不是目的地！”乾符六年（879年）六月，黄巢大军急攻广州，活捉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随后又占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当时黄巢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文告，痛斥朝廷的腐败，指责诸多朝臣与宦官贿赂勾结，以及科举考试主考官徇私舞弊，导致人才埋没的弊政，就连当时朝廷的史官也不得不承认黄巢所言“皆当时极弊”。在岭南一番征战之后，正像黄巢自己所说的那样，岭南绝非其目的地所在，在黄巢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立下的誓言，那就是“冲天香阵透长安”。进兵河洛黄巢在岭南不断攻城略地，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朝廷可谓是忧喜交加。忧的是岭南本是朝廷兵力薄弱之处，黄巢大军兵锋在那里所向无敌；喜的是黄巢大军毕竟远离了富庶的江淮地区，对京城长安的威胁更加遥远。因此朝廷决定将黄巢防堵在岭南，不让其继续北上，并为此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乾符六年（879年）四月，宰相王铎毛遂自荐，主动向皇帝李儇申请统率诸军出江陵地区平定黄巢。于是，李儇任命他为荆南节度副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当时荆南（治所湖北江陵）号称重镇，当年颜真卿评价该地区是“荆南巨镇，汉江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所以王铎出镇江陵是企图利用长江天险阻止黄巢大军沿荆、襄北上。与此同时，王铎奏请任命泰宁节度使李系为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率领精兵五万及当地军队屯驻潭州（今湖南长沙），以扼守秦岭以北之路阻止黄巢北上。八月，高骈向朝廷提出一份出兵攻打黄巢的建议，高骈的计划是让部将张麟领兵五千屯驻株洲（今湖南株洲），扼守住西路；兵马留后王重任领兵八千于循州（今广东惠州）、潮州（今广东潮县）拦阻，自己则领兵自大庚岭进攻广州。除此之外，高骈海建议朝廷让王铎带领本部兵马三万人于梧州（今广西梧州）、桂州、昭州（今广西平乐）、永州（今湖南零陵）拒险以守；邕管军五千屯驻端州（今广东肇庆），防止黄巢从广州逃遁。然而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认为，高骈的计划虽然犹如一张大网牢牢将黄巢罩住，但由于朝廷财力匮乏，支持战线拉得过长，难度颇大，所以没有批准高骈的计划。当时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目的是想首先将黄巢困在岭南地区，然后再将其一点点地消灭，但这只是朝廷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黄巢在乾符六年（879年）已经发布文告宣布要打进长安，这表明黄巢不甘于仅在岭南一带活动，而且其内部多是北方人，不服岭南地区的水土，当时黄巢大军因为水土不服者已经开始出现士兵死亡事件。因此乾符六年（879年）十月，黄巢决定冲破岭南地区，开始发动直捣长安的战争。黄巢一开始行动，朝廷布置的防线就漏洞百出。先是李系在潭州一带遇到黄巢大军一触即溃，当时身为平叛副都统的李系带领精兵五万，加上当地的军队号称有十万之众，而黄巢从桂州编造数十只大竹筏，乘水涨流急沿湘江而下，经过永州、衡州（今湖南衡阳），于当年十月二十七日抵达潭州城下。李系是名将李晟的曾孙，可是虽然出自将门，才能却和他曾祖李晟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史书评价他是“无将略，微有口才，军政不理”，是个赵括类型的纸上谈兵式的人物。或许王铎正是看中李系的口才，所以将精兵交由其指挥，但战场上的事不是靠一张嘴就能解决问题的。眼见黄巢大军前来进攻，李系龟缩城中不敢出战。黄巢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攻陷潭州，官军伤亡惨重，尸体沿着江面顺流漂走。李系早在城破之前，便带着亲信逃往朗州（今湖南常德）。攻下潭州后，黄巢让部将尚让领兵，号称五十万大军向江陵进军。王铎虽然主动向皇帝李儇自告奋勇请战，但事实上打仗不是其擅长，而且王铎赴任时带了大量的姬妾前往，更像是游山玩水，而不是拼死疆场。对于这一点，《太平广记》曾经记载过一则笑话，说王铎带着姬妾赴任，其正妻十分嫉妒，忽然一天有人奏报王铎说夫人离京也即将来到江陵。王铎十分震惊，对手下人说：黄巢自南而来，夫人自北而来，这叫我怎么生存啊？手下人调侃他说，不如投降黄巢，王铎听完后也是大笑不已。这则记载虽然可以当作笑话去看，但至少可以看出当时官军是个什么状况，不仅军纪不严，就连主将也是心不在焉。当时从各地调往江陵的人马尚未到齐，江陵守军不满万人，王铎听到李系兵败，黄巢大军乘胜进兵江陵，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让部将刘汉宏留守江陵，自己借口要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会师，率众逃往四百多里外的襄阳。不过刘宏汉也不肯当替死鬼，王铎刚一出城，他便纵兵大肆劫掠江陵，然后领兵率众北归。而江陵城中百姓被迫四处逃亡，当时正值天降大雪，百姓的凄惨景象让人惨不忍睹。当时对于官军在潭州和江陵的失败，诗人韦庄在其诗作《又闻湖南荆渚相次陷没》一诗中描写道：几时闻唱凯旋歌，处处屯兵未倒戈。天子只凭红旆壮，将军空恃紫髯多。尸填汉水连荆阜，血染湘云接楚波。莫问流离南越事，战余空有旧山河。王铎和刘宏汉相继逃离后，黄巢半个月后才抵达江陵，他们完全有时间加强对江陵的防务。江陵是岭南通往关中地区的要道，其失守意味着黄巢打通了进兵关中的通道，而后黄巢由江陵北进，准备攻取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驻襄阳南边二百七十多里的荆门（今湖北荆门）准备拦截。十一月二十二日，刘巨容带领精兵埋伏于丛林之中，曹全晸带领轻骑兵向黄巢挑战。当时黄巢接连取胜，产生轻敌之心，于是带领人马追击曹全晸，见义军出战后，曹全晸佯败退走，将义军引到刘巨容埋伏的丛林中内，而后刘巨容领兵杀出，一举打败黄巢，并一路追击到江陵，黄巢这一战损失十七万人马，被迫收拾余众渡江东逃。当时有人建议刘巨容乘胜渡江对黄巢穷追猛打，但刘巨容和先前的宋威想法一样，认为如果剿灭了黄巢，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是自己，所以放弃了追击黄巢。刘巨容和宋威都生出这种想法，可谓是“心有灵犀”，这再次表明由于朝廷政治昏暗腐败，内部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对待黄巢农民起义的态度上各怀心志，步调难以统一。曹全晸领兵渡江追击一阵，听到朝廷以泰宁军都将段彦谟取代他为江西招讨使后，也闷闷不乐地退兵回来。刘、曹二人的举动无疑有利于黄巢从战败的挫折中恢复过来，《资治通鉴》评价说：“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可以说，江陵之战其实是朝廷剿灭黄巢的绝好机会，可惜因为朝廷内部的矛盾，最终导致黄巢再次崛起。而皇帝李儇和朝臣们一定想不到，黄巢的这次重新崛起，居然会使他们犹如丧家之犬，逃离长安。由于朝廷未能有效地阻挡黄巢北上，乾符六年（879年）十二月，皇帝李儇鉴于王铎临战逃遁，致使江陵地区不战自乱，贬其为太子宾客出守东都洛阳。同时经过与朝臣们的商议后，他认为高骈多次击败过黄巢，而高骈移镇江南是宰相卢携举荐，所以重新起用卢携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重新将其召回宰相班子。卢携执政后立即将王铎、郑畋任命的关东节度使撤换掉，并于广明元年（880年）三月推举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使他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军事统帅。对于曾经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高骈，现在又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统帅。他深知这一次责任更加重大，所以他一上任立即传檄征调各道之兵，另外在当地广为招募，很快就在淮南聚集了七万人马，在经过周密的部署后，他立即派部将张璘渡江进攻黄巢，一时间高骈司户成为摇摇欲坠的朝廷的支柱（“朝廷深倚之”）。张璘渡江后一度颇为顺手，先是收降了黄巢的义军将领李罕之、王重霸等人，然后成功收复饶州，又收降义军将领常宏及其数万之众，进而又在大云仓击败黄巢，迫使黄巢移军信州。刚刚移军信州，黄巢人马便遭到了瘟疫的侵袭，加上张琳在江边咄咄逼人的态势，形势对黄巢十分不利。于是为了赢得休整的机会，黄巢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先是以重金贿赂张璘，缓解其攻势，然后写信给高骈表示愿意归降。而高骈则和他的前几任统帅一样，认为黄巢在其强力镇压之下，已经陷入绝境，于是答应黄巢的请降。当时昭义、武宁、义武等镇的人马已经抵达淮南，高骈内心不想让其他镇人马夺了平定黄巢起义的功劳，于是上疏皇帝李儇，请求让诸道人马回归本镇。由于朝廷对高骈的绝对信任，以及很长时间以来官军纷纷虚报战果，卢携带领百官不断向皇帝李儇进贺，导致皇帝李儇误认为平定黄巢指日可待，于是同意了高骈的建议，让诸道人马撤回本镇。黄巢得知诸道兵马已经返回本镇，于是立即重新发动攻势，突袭张璘，成功将其杀死。而后黄巢乘胜分兵攻克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和宣州，进抵长江南岸。七月，黄巢又率军从采石（今安徽当涂）飞渡长江天险，直抵淮南，并包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锋甚锐，号称十五万之众。黄巢一路所向披靡，让高骈十分震惊，他终于明白黄巢是个比庞勋更加厉害和诡道的角色。此时高骈虽然坐镇扬州，麾下尚有精兵十余万，但他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避过黄巢大军的锋芒，不与其展开大规模作战。一来部将张璘战死对高骈是个沉重的打击，使高骈一时间产生畏战情绪；二来他怨恨朝廷中如郑畋等人对自己曾经有非议，怀着幸灾乐祸之心，想让起义军纵横河洛地区，让朝廷感受到

？”“进行仪式的时候，他们会逼我们看电影，让我们看见征兆。我在电影里看过恶魔。他有红眼睛，有角，有很多胡子和尖尖的下巴。假如迈尔斯和我都融合了，我们会让卡伦变得非常邪恶。”“可是迈尔斯不再觉得自己邪恶了，”我说。卡尔似乎有点挫折，好一会儿没说话。“我一直想灌输大家死亡的念头。”所以才去天文馆？我想。“我原本想带刀子，我原本想……我好想掐住你。我不知道为什么。”卡尔显然已乱了方寸，他是如此努力想完成他的职责。“你怕我吗？”“我怕你正在做的事。我没办法抢走桑迪的记忆，还有克莱尔和朱莉的，因为她们已经被融合了。她们跟卡伦融合的时候，我也没办法阻止她们跟卡伦分享记忆。我没办法做好我的工作！”“迈尔斯改变他对分享记忆的想法了。他已经明白，保护卡伦、不让卡伦知道往事的那段日子已经结束了。你也可以改变你的想法呀，我可以帮你。”“我不知道。我不喜欢这样……我要再想一想。”“卡尔，我需要你的支持。你对大家很重要，你一直是他们最终的依靠。没有你，我们不可能完成任务。”我知道我太夸张了。“真的吗？”“真的。迈尔斯想在今天融合。假如我们在今天做这件事，你能接受吗？”“这样啊，好吧。我不会插手。”“谢谢。”我故意等了好一会儿才说，“那么，卡尔，现在要请你先回去了。我得跟迈尔斯谈谈。”卡尔退回去。卡伦先是没有表情，片刻后开始动来动去。“我捅了大娄子，嗯？”迈尔斯露出大大的微笑。“卡尔担心恶魔的记忆会跑出来，让他没办法做好自己的工作——把记忆好好包裹起来。”“是啊。假如我没办法应付那些有关撒旦的谈话，那些诵经、奇怪的咒语什么的，卡尔会出来接受它们。”“对，不过我会继续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在你融入卡伦之前，我该怎么介绍你，告诉她哪些故事？”“哦。我8岁，出生时6岁。我只长到8岁。卡伦被欺负的时候，她们需要一个男生出来挡。”迈尔斯正经起来。他倾身向前，耳语似地说话，仿佛只想让我们两个听见。然后他又开朗起来，“她也需要人帮她抵抗坏人。我是唯一敢还手的，虽然也因此讨了不少打，不过还是可以发泄掉一些怒气和痛苦啦。卡伦想当男孩，因为男孩不会被欺负。如果卡伦伤得很重，我会在外面至少待上一个月。”迈尔斯往前坐一点，“有一次——那时卡伦还小——西娅代替她超过一年了。我出来的时候，父亲都会说我脾气暴躁。”迈尔斯坐回去，没再说话，东张西望看着屋里的陈设。“你对融合有什么想法？”“噢，我很期待！我喜欢跟凯瑟琳还有安在一起，因为跟她们在一起，所以我知道那种感觉。”我向迈尔斯道别，并且告诉他我会想念他。我一定会的。进入催眠后，卡伦让我进入她的小窝，锁上门。她说，现在这道门的锁变多了。昨天她被塞入卡尔的寻死念头，所以她想用锁阻挡他的想法。我问卡伦是否准备好接受迈尔斯，她说准备好了，然后邀请他进来。我向卡伦介绍迈尔斯，告诉她他的故事。“你看见他了吗？”我问。“看见了，”卡伦说，“他笑得很贼。”这就是迈尔斯，我心想。“他说他会帮我应付母亲，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他想跟你说话，贝尔医生。”“好的。”“离开之前，我想跟你握手。”迈尔斯毫不畏惧，渴望取悦他人的特质令我想起我儿子。“祝你好运，迈尔斯。”我站起来，靠向卡伦，与她/他真切、温暖地握手。“现在可以进去了吗？我要坐在她腿上吗？这样就好了吗？怎么做？”“怎么做都行，”我说。“他坐在我腿上，”卡伦说。“他对我吐舌头，笑得很开心。”卡伦突然变得痛苦。“噢！好怪！真的好怪！好像我身上的所有细胞都炸开了！我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不太舒服。”“加油，你会没事的。”我试着用乐观的语气喊话。“他已经完全进来了……我可以看见他的部分世界……跟真实世界不太一样。”“你的意思是？”“好冷……灰灰的房间……蜡烛……”“迈尔斯可以给你力量，”我说，“但也会带来一些沉重的痛苦回忆。”“我感觉到他的力量了。他有主张，没有人可以任意摆布、欺负我们。我觉得自己以前很软弱……”她似乎正在倾听内心的声音。“我仍然可以听见他，他的声音，但他确实在我体内。他说我们可以慢慢来，所以我不害怕。我想不会有事的。噢，我的头好痛。”她伸手扶着头，太阳穴的位置。“很吵吗？”“对……我想我应该可以跟上迈尔斯传送回忆的速度。”她的语气依旧徐缓且遥远，“……除非安全回到家，否则不会有记忆进来……他在里面，但很疏离，很有自觉……等我们回到家，他才完全跟我融合。”“你一定会从迈尔斯身上获得许多力量。”我领她脱离催眠，再次叮嘱她记住今天的经历。她离开办公室，步伐仍有些不稳。我希望迈尔斯能看着她安全到家。※※※※与迈尔斯融合后数日，卡伦仍陷于沮丧之中；她甚至无法写下所有记忆与细节。迈尔斯相信的现实太过扭曲，与真实相去甚远。迈尔斯着迷于各种关于撒旦的论述，但这些想法总是与谎言、偷窃缠绕在一起。“大家都说我很贱，”卡伦说。“我可以看见你身上有一点点迈尔斯特有的脾性。”“我说话越来越不留情面了——我根本还来不及想就脱口而出。”卡伦解释给我听。她说，这么多年来，常常有些亲友会突然不再与她联络。现在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她终于知道迈尔斯跟他们说了什么。她记得这些小插曲。迈尔斯会对他们出言不逊，卡尔接着夺走与这些人有关的记忆。迈尔斯一直很想对母亲这么做。“我想目前还算顺利。”卡伦进入催眠后，卡尔现身。“有些记忆我没让卡伦知道，我不想让她写信告诉你。”“你不想让我知道什么？”“迈尔斯不是同性恋！”卡尔脱口而出。“你说什么？！”卡伦和她的内在伙伴永远都有惊奇。“迈尔斯想跟女人做，但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卡伦跟女人上床，你知道，像同性恋那样。”“我想我能了解。迈尔斯是男生，想跟女人发生‘男女’关系，不过看起来却像是两个女人发生同性爱。”“对，不过他没成功。”卡尔陷入沉默。然后他再度爆料：“他希望你伤害他。”“为什么？”我又吃一惊。“这样他才能感觉到爱。”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让卡尔继续说。一个负责保守秘密的人确实有倾吐的需要。“现在她的手好多了。迈尔斯断了四根手指头。如果迈尔斯用手护住自己，他们就用榔头敲他的手；然后他们会把他的手脚绑起来……”卡尔似乎在想象当时的情景，突然安静下来。“卡伦与迈尔斯融合的进展如何？”我问。“昨天结束了。他消失了。”我试着乐观以对，告诉他迈尔斯以前就是卡伦的一部分，以后也是，他永远都会跟大家在一起。卡尔觉得很孤单。我与安短暂对谈。她说她对自己的过去有很深的罪恶感，但她并未解释清楚。我问她是否考虑跟卡伦融合，她说她会想一想。霍尔顿说现在一切进展顺利，并未对他造成任何不便。我问他，安适不适合成为下一个融合的对象？他表示赞同。1996年9月28日与迈尔斯融合与迈尔斯融合的前一晚，我内心有许多疑虑。我知道迈尔斯是为了应付大部分最严重的虐待才被创造出来的，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准备好面对这些记忆。我的内在只有一个人反对这次融合。他——卡尔——给我惹了一整天的麻烦。那晚我准备睡觉时，卡尔仍试图说服大家阻止这次融合。我不知道我们睡了多久，但醒来以后，我觉得自己糟透了。开车去找你的路上，我再次遗失了时间，最后发现自己把车停在天文馆旁，面向湖水，有一股想跳下去的冲动。那感觉强烈到令我全身麻木，愿意服从这不知从何而来的强烈欲望。卡伦继续描述来到我办公室的过程，以及之后与迈尔斯融合的细节。她花了好些篇幅讨论承接自迈尔斯的记忆……融合后，我感受到迈尔斯的力量，也重新获得一些不错的回忆。催眠结束，回到你的办公室以后，我的手腕、手和脚踝突然痛了起来。接下来那几天，我的两只手总是握紧拳头，我一直有股冲动，想叫大家滚开。那天，当我终于回到家，融合的威力就像一吨砖头瞬间砸在我身上。随着迈尔斯的记忆逐渐转移，我开始怀疑自己怎么可能有过这些经历。我好生气，好想揍人。我的心还承受得住吗？关于迈尔斯对性的看法，还有感觉，我觉得我永远没办法说清楚，但我还是尽可能解释给你听，那就开始吧。我17岁那年（1977年），我搬去跟一个叫珍妮的女人同居。她34岁。珍妮是女同性恋者，当时我并不知情。但迈尔斯很喜欢女人，他常常跟珍妮耗在一起，让她以为我也是女同性恋者。珍妮曾表示想开始交往，我拒绝她，迈尔斯却继续误导她，结果这让我和珍妮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难道我真的是女同性恋者吗？现在回想起来，我终于了解自己为何这么气她。迈尔斯曾勾引她、调戏她。迈尔斯融入我之后，我发现我能用他的观点看待女性。我的性倾向真是乱七八糟！我把最糟的记忆留待最后陈述，因为我害怕写下来。我想我必须先警告你，因为这些记忆实在太令我愤怒了。还有，虽然我很想全部告诉你，但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护你，然后把这些事告诉神父或牧师。所以，我会把部分记忆写下来，但不会写得太详细。真希望我可以不用写这些东西。我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人会做出这种事。信仰撒旦有几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引诱我上钩，因为我很好奇、也着迷于他们告诉我的故事。我想知道更多，至少迈尔斯是这么想的。于是他们带我进入下一个阶段：膜拜撒旦，让他控制我的灵魂。然后是第三个阶段：为了保守一切秘密，撒旦创造了我。他们说，完成这些步骤之后，我将拥有强大的力量。假如我们不服从领导，他们说，我们会被杀掉。我还记得他们穿着沾了血的白袍。好多好多血。我不知道那是谁的血，但我确实记得他们会杀动物献祭。我受到鼓励，持续与自我分离，如此一来，他们的秘密也得以保全。我感到困惑，所以我很感谢别人出来替我承受这一切。参与仪式的人都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穿白袍，戴面具。我们被嘱咐不得向人提起这些仪式，假如我们说出去，他们会杀了我们。你知道最令我困扰的是什么吗？邪恶。我们是为了感受邪恶才被创造出来的，而现在我们仍深受邪恶之苦。我想，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没有一个孩子应该承受这样的疼痛和痛苦。欺凌我们的人非常懂得掩盖事实。我想我大概没办法很快从这些记忆中恢复过来。我担心你，贝尔医生。我不希望你因为我们的事而累坏了。卡伦·奥弗希尔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9章安与西德尼1996年10月10日。卡伦看起来疲惫不堪。她说她在路上遗失了时间，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处停车场，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她说，今天已经没有新的记忆（迈尔斯的）进来，所以她应该已经接收完毕了。最糟的记忆，卡伦说，是仪式那部分。她的身体受到太多折磨与伤害。迈尔斯承受痛苦的方式导致他最后想从内在撕裂自己，因为他感觉自己就是魔鬼。他也要我伤害卡伦的身体。她说，他们花了好多年才相信我不会伤害她。迈尔斯的记忆不太有秩序。没有时间架构，没有时间顺序。她最憎恨的记忆是：他们逼她说她想受伤害，所以他们伤害她，或者是他们让她以为唯有受到伤害，她才能得到救赎，于是纵容他们伤害她。卡伦描述迈尔斯的某一段记忆给我听，那次神父也参与了虐待。他先是在她身上洒圣水，看看她是否被灼伤，判定她是否与魔鬼同道。她记得她确实看见红色记号，她想，说不定那真的是圣水，那些红色记号也许真的是她身上跑出来的。我听她叙述与迈尔斯融合的过程，心里却惦记着她信上写的。我必须告诉她，我想不想知道迈尔斯受虐的细节。我反复思索。我承认我很好奇，像普通人喜欢围观他人当众受鞭刑的那种病态迷恋；有时我相信——或者该说担心——我走上精神治疗的道路源自我对奇异、不寻常事件的迷恋或陶醉。但是我必须小心谨慎。我不能以好玩的心情探问这些细节。我甚至无法确定，卡伦与我分享这些恶心、令她痛苦得想吐的回忆究竟对谁有好处。因此，除非我在她身上看见“被治疗”的需要，否则我决定不过问这些细节。我告诉她，她无须担心我被她的记忆伤害，若她想要、需要告诉我，尽管说出来，但我想我没有必要请她特别陈述任何细节。这个部分先这样处理吧。然后，我催眠她；安上前说话。“听说你下一个要融合我。”安直挺挺坐着。端庄迷人、极有教养的谈吐令我一听就认出是她。“我很有兴趣，但首先我得多了解一点。”“没问题。我能为你做什么？”“卡伦需要矫正邪恶的宗教思想。”安生气的方式也很独特，“天主爱我们每一个人，但他们却替我们毁掉了天主的爱。”“你是指他们在仪式中告诉你的那些？”“对。”“你们之中，只有几个人有这种思想，”我说，“也许你能为这些错误信仰带来良好平衡。”“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不配受到天主的关爱。”安几乎直视我的双眼，“你知道吗？他们在进行邪恶仪式时，竟然还播放圣乐！这是很强烈的提示。只要一听见圣乐，就会想起那些仪式。”“卡伦的宗教观想必受到严重伤害。”我肯定她的说法。※※※※迈尔斯的融合经历数周折腾，终于尘埃落定。我本身也为离婚忙得焦头烂额，但我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卡伦的治疗，卡伦也不曾问我这方面的事。我继续讨论与安融合的安排，也获得她的同意；不过，在我们进行之前，西德尼出现了。他认为自己也适合进行融合，而且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他还说，虽然有时卡伦不在反倒比较好做事，但他总是独自一人孤单难过。以前有迈尔斯陪他，还有克莱尔，但现在不再有人跟他一起玩了。里头变得好安静。他问我，“融合会痛吗？”我说那感觉像拥抱。他希望能旁观安的融合过程。“西德尼可以来看，没关系啊。”安拘谨地坐着。她与我四目相对，口齿冷静清晰。“我想这应该可以帮助他，也能帮助其他人克服恐惧，”我说。“我也希望如此。初次跟你讨论融合之后，我一直反复思考我和卡伦的事。我不曾受过虐待，因此我很难相信这些事曾经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看了迈尔斯的记忆之后，我很伤心，因为我终于明白一切都是真的。”“我该怎么向卡伦介绍你？”“让我想想……我16岁，出生时11岁。我是为了天天上教堂，还有礼拜天的告解而诞生的。我替神父工作，但是当神父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会走开。我被赋予当个完美女孩的任务。我负责确认詹姆斯和莎拉顺利受洗，举行领受圣餐仪式。我尝试给他们正确的宗教观，并且让他们在乐观、正面的价值中成长。若卡伦受丈夫虐待，事后我得试着安抚孩子们的情绪。我设法教导他们对与错，明辨是非。”安陷入沉默，平静下来。我向她解释融合步骤，问她是否准备好了。她说，是的，准备好了。我请她暂时离开，然后带卡伦进入安全小窝。我加入她，请她让安和西德尼一块儿进来。西德尼在一旁看着。“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我对卡伦说。“安和西德尼在房间里，”卡伦描绘脑中的情景。“西德尼是个金发小男孩，他笑的方式活像个淘气捣蛋鬼。安很朴素，短发，看起来非常平静，我在她身上感受不到任何害怕或不安……”我抓住卡伦停顿的机会，向她介绍安，建议她们俩准备妥当之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融合。“她拥抱我，拨开我脸颊上的头发。她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她说如果我也拥抱她，她就会融入我了——这样比较快、也比较好。我有点紧张。”卡伦停下来，倾听着。“安在跟西德尼说话。她说融合很棒、很刺激。”卡伦再次沉默。接着换安开口。“贝尔医生，我要谢谢你。能跟你一起合作，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希望你不会生我的气

的屎尿洗掉，而你现在……但我也不得不想到，我说好了的事，却没有做到。这种事我绝不能再做了。花了一个小时她才稍稍消了气，起来给我俩泡了茶。我不得不又多待了两个小时。到我走之前，她又无所不谈了。讲了她父亲情妇的一个故事，说在她母亲“恰当而稳妥”地死去以后，不仅把她，莫迪，当用人使唤——“不过这个我和你说过了，我记得的”——还着手要毒死她。“她毒死了我母亲，就算别人不知道，我是知道的，而且我玛丽姑妈相信我。姑妈说去警察局没有用，他们不会信我的话，不会对我父亲不利的，他和警察是一伙的，所有对他有好处的人，他都和他们一伙，圣诞节的时候他会请巡官来家里喝威士忌，吃蛋糕。他和他的情妇还会送一桶麦芽酒给警察局的小伙子们，外带火腿和布丁。我，一个小姑娘，我那会儿怕得要死，被毒药弄得病歪歪的，如果我跑去和他们说，我父亲的情妇毒死了我母亲，现在她又对我下手了，是毒药啊——哎，他们会听吗？我玛丽姑妈说，听好，你找个机会，只要不惹出麻烦，离开那个家，来我这儿吧。我不想和我那个哥哥正面冲突，他那个人可惹不得，他会报复的。不过只要有了机会，你就来找我，会有你一张床一口饭的。唉，我病得越来越重，越来越虚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我想办法不在家里吃，我会跑到我妹妹那儿去，已经去世了的那个妹妹——没有，我以前没提过她，提起她让我心里不好受。她一直身子弱，让他们心烦。她十五岁就嫁了人。那桩婚事父亲反对，对她说，别再进我的门来了。她男人不行，养不起她。她生了三个孩子，我妈妈以前会派我给她送一个馅饼或是一点面包，这类东西少了也没有人会发现。我看到她，那么苍白虚弱，孩子们嗷嗷待哺。她会咬一小口，好长点力气，然后剩下的给孩子们吃。我母亲死了，她家就一点吃的都没有了。我去找我父亲，说妹妹饥寒交迫，快要不行了。他说，我告诉过她不要嫁给那个人，这是他唯一的回应。她死了，他没去参加葬礼。那个丈夫带着还活着的那一个孩子，我后来再没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她死前，我会去陪她坐坐，我因为不敢吃家里的东西而饿得要晕倒，她因为家里没有吃的而在慢慢饿死，我们同病相怜。那段时间糟糕透了，糟糕透了——我不懂为什么人们要说‘美好的旧时光’，旧时光糟糕极了，除了对我父亲那种人来说……”莫迪没完没了地说她的父亲。我问：“你另一个姐妹呢？”她说：“她嫁人后就离开了家，我们不怎么有她的消息，她躲着父亲呢，父亲也不喜欢她的男人。有一次我去她那儿，说，波莉，缪丽尔妹妹快饿死了，她的孩子也快饿死了，而她只是回答，啊呀，我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分给她。但是她的橱子里塞满了肘子、馅饼、蛋奶沙司。“缪丽尔死后，我就无处可去坐坐了，我能不吃就不吃，因为我知道食物里有毒药。她会上楼到我的房里来——他们把我安排在楼上的阁楼里，就好像我真是个用人一样——端着牛奶和肉汤，说，喝掉，喝掉，我把这些东西倒在痰盂里，然后蹑手蹑脚地下楼倒痰盂，这样她就不知道了。我能吃出那些汤汤水水里的毒药味，我知道那里面加了毒药。有的时候我出去捡人家喂鸟的面包，不过我怕被人看到。是这样的，我们家算有点名望，父亲有各种往来，买得起马车，行为潇洒，而她有她的酒吧，大家对我们看法不差。我是留在家里的大小姐，大家都羡慕我过得舒适。但实际上我睡的是房子顶层阁楼里的一张薄床，没有一丝暖气，从来没有一件新衣服，没有一件我自己的衣服，有的都是她的旧衣服改的，而且不敢吃东西。后来，有一天晚上，这一切终于维持不下去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病得太厉害，太虚弱，爬不起来。她端来满满一杯甜牛奶，说，我就在这儿等你喝完。我不想喝，我说。我不想喝。但是她说，我就坐在这儿。“她穿着一件粉色的丝绸睡袍，上面缀着羽毛，领子是灰色的天鹅绒荷叶边，脚上是粉色的高跟拖鞋。她爱吃好喝，长了不少肉，脸色通红，一边叹气一边说，哦，我的天哪，那些楼梯，哦，我的天哪，这上头真冷。可她从来没想过我天天都要在那些楼梯上爬上爬下，也没想过我就住在这冰冷的地方。而他们卧室所在的那层明明还有两间空卧房。后来我玛丽姑妈和我说，他们当然不会让你和他们住一层了，他们可不想让你听到他们那些破事。哪些破事？我说，因为我从不在乎那一切，我痛恨那一切，我像我母亲，对那些事干脆不闻不问。再说，他们又没有结婚：她还有个丈夫躺在哪家医院，因此她没法嫁给我父亲。现在我回头看看，对那时的状况啧啧称奇：那时的人们循规蹈矩，但是她和我父亲非婚同居，我却记不得她因此受过什么苦。当然了，就算有我也不会注意到：因为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想办法不在家里吃东西上。那天晚上，我最终还是不得不把那牛奶喝了，尽管那味道令我作呕。然后我装作睡着了。她终于行动迟缓地下了楼。我把手指伸进喉咙催吐，把牛奶吐了出来。然后我把衣服装进母亲的小包，悄悄地离开了那所房子。“我身无分文，尽管我帮他料理家务，给他打扫房子，什么都做，他却从来没给过我钱，从来没有过。我去了姑妈居住的村庄。那个地方现在算伦敦的一部分了，你不会知道不久前它还是个村子，比尼斯顿还远。我到那儿的时候，街上满是车马，一片喧嚣。我走着，几乎就要瘫倒。我到了她家门口，按门铃，按了又按，她出来时正好抱住我，没让我倒下。她说我可以和她住，等我身体好了能挣钱了再回报她。她给我父亲写信，说莫迪来和她住一阵子。她是这么写的。而我父亲什么都没说，尽管我等了又等，希望能听他哼一声。好几年他都当我不存在。姑妈给我补身子，让我吃东西。她自己也穷，没法给我吃她说我该吃的那些东西，奶油啊，红酒啊，诸如此类吧，但她尽力而为。我那会儿又瘦又小，走几步路就会发抖，但是我身体渐渐好起来了，姑妈给我在西区一家女帽店找了个当学徒工的机会。她从我父亲那儿拿到了钱。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但是她拿到了钱。”我回到家已接近十点，一肚子都是莫迪喝的那种浓红茶，现在觉得有点犯恶心，吃不下东西。感同身受，这显然是针对那厌食症，我觉得莫迪母亲去世以后，她得的就是这个毛病。我洗了个快速而高效的澡，写完了这些，现在我得上床睡觉了。但是我真的想把我关于杂志社事务的想法写下来。我告诉莫迪我明天晚上不去，但是我周四晚上绝对会去和她喝茶。周三乔伊丝不在办公室，也没有留言。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杂志社里的气氛有些令人不安，有一点让人想咯咯傻笑，就像面临什么不测事件的学校一样。一整天，菲丽丝和我两人都在一起工作，关于该做点什么让大家平静下来，我们啥也没说。我们的对话一直保持简短、有效。但是，啊，她是那么年轻，那么年轻，那么黑白分明，那么非此即彼，那么不取即舍。酷酷的、俏生生的小嘴。俏生生的、干练的微笑。菲丽丝买了自己的公寓，我们——杂志社——帮了忙的。她为工作而活，除了我外，还有谁更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她认定自己就该当杂志主编。为什么不呢？我写下这段，为此觉得很惊讶。现在我准备写写我的职业生涯，这几天我先是因乔伊丝的事而震惊，而紧张，后来又因和菲丽丝在一起，需要时刻保持警觉清醒，因此我心里对我这职业的一切特别清楚。我中学毕业就直接工作了。没上过大学，家里的钱不够。再说我也达不到上大学的标准！上大学从来就不是我的一个选项。我刚开始做《小妇人》的工作时——我和乔伊丝给那一时期的杂志起了这个名字，是个缩略表达——对于能够在新闻界找到一份如此光鲜的工作，我感到无比欣慰，没指望能寻到更高的枝了。1947年，战争阴影还在。杂志粗糙笨拙，因为战争的缘故，用的是劣质纸：登的净是如何用粗肉和蛋粉做菜的窍门。如何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这是乔伊丝对它的描述。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对此感到烦、烦、烦透了。我们那会儿都多么渴望摆脱战争余波，摆脱配给制，摆脱这沉闷枯燥的气氛。那时的编辑也是个女的。我那会儿还不怎么挑剔我的上司，我的最高目标不过是做制作人的秘书，没有更高的眼界。我对南希·韦斯特林汉姆压根就没想法。上面的都是些大神、女神。我现在觉得她正适合那时期的杂志。作风老派，就像我的母亲和姐姐，能干、尽职、善良——我真觉得是那样，善良、和蔼可亲，而且我猜她这一辈子脑子里就没有冒出过一个原创的想法。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如果我有什么后悔的，那就是我那时候没醒过来，弄清楚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当然了，那时我还没学会如何去看周围在发生什么：就是一个组织的内部事务如何发展，该关注什么，事情到底是怎么运转的。他们的确是对杂志进行了改进，纸张质量提高了，专题文章活泼了些，但这些还不够。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编辑，我那时应该发现的，应该关注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还不知道如何观察局势：我沉醉在青春、自我魅力，以及个人成功里。在学校的时候谁都不觉得我有能力，我的父母也绝对没这么认为过。但在我们杂志社里，我却没什么拿不起放不下的。很快，谁要是生了病，或是不称职，能接手的就是我了。我记不得生命中还有什么能比那更让我快乐和满足的：那种宽慰，那种轻松愉快，就因为能处理一件新工作并且知道自己能做好。还有会穿着打扮这件事。当然了，五十年代可算不上时装雅服的好时光，但就连那个时候，我的穿着也能吸引大家的目光。我那会儿走的是性感风格，不过是冷峻的性感，只稍稍有一点倾向于戏仿：就是说，我预见了六十年代，还有我们都有点嘲讽自己穿着的做派。我现在非常想知道当初鲍里斯到底怎么当上主编的。不过现在为时已晚。我问过如今还在我们那儿的老员工，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在问什么，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不是那样的。不管怎么说，1957年鲍里斯当了主编，他代表了“新思潮”。但是他没那个能力。那个时候我的地位和菲丽丝现在的一样：大家都寄予厚望的聪明姑娘。不同的是，我那会儿不自知。我喜欢啥都精通擅长，也不介意不分昼夜地工作。我热爱自己做的一切。那个时候我做的事已经大大超过了我的本分，与付我的工资、描述我职务的说法并不相符。当时我是制作部的秘书。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关注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了。最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鲍里斯不起什么作用。和蔼友好、谦恭有礼、摩登时髦——这些他倒都是。南希辞职，人家让她走，在那以后，理事会指派他来做主编。他用的是现在摄影师们用的那间大办公室，有一张大桌子，一个配了秘书的秘书，还有一个公关小姐。他总是在开会，打电话，用午餐，接受关于女性杂志职责和功能的采访。“妇女解放”这个概念尚未诞生，不过我以前一直没意识到这点，是写这些的时候才想到的。事实是，其他的人在做他应做的工作，我也是其中一员。杂志社的正式人事结构不符合实际情况。杂志是稍微有点起色，但是起色不大，而且好好先生什么都说得含含糊糊的。我们没想清楚过，多半还是照老规矩办事，不过是换了质量好点的纸，加了些像样的照片。乔伊丝一来，我们就意识到了我们在做什么，在为谁工作。市场分析，专家报告；这些我们当然都认真做了，但是我们还有了自己的想法。杂志的支柱和基础，以及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资讯。节育、性、健康、一般的社会问题。我们手头几乎所有关于这些话题的文章都不可能刊登在《小妇人》上，一切都得重新包装。杂志的这部分工作由我负责。至于服饰、食物、酒、装潢部分，变动的是摄影质量。实际内容没变，时尚归时尚、食物归食物，变的是如何展示它们。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杂志上登许多这样的文章：《我是一个寡妇：我如何带大两个女儿》或者《我嫁了一个下身截瘫者》或者《爱丽丝双目失明却办一所商学院》：太低档了！要向上爬一个台阶，《莉莉丝》特意把这个放在了规划里，而我们做到了。我以前说过，乔伊丝六十年代中期来了以后，她改变了我：她也改变了其他的一切。现在我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些变化逆袭了公司架构。她是制作部经理，我是她的助手。我们用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间办公室。主管杂志的是我们。我们觉得清清楚楚的是我们在经营它，但鲍里斯却没注意到。乔伊丝以前总说，她干前一份工作时，什么事都得帮老板做，还得让他觉得是他自己在做。所以对于她来说现在也没什么变化。我们对那会儿那个状态不仅毫无怨言，倒是十分担心人们会注意到。他们当然注意到了。现在我们很纳闷，那会儿自己怎么会以为别人不会注意到。说到底，我们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改造杂志。我们以前会去参加两周一次的理事会会议，安静地坐在一边，鲍里斯坐在首席，理事会代表们坐在另一头，我们几乎不开口。开会前我要向鲍里斯简明扼要地交代他该说什么。当时杂志实际的架构是乔伊丝和我主管一切，摄影师们的地位渐渐上升，因为他们其实是六十年代才跃居一线的。所有的决策都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做的，屋里总是挤满了人。突然——乔伊丝只来了两年——她被提为主编，拥有完全的决策权。新的模式，新的一切。她很聪明：不少杂志太“摇摆的六十年代”了，因此一败涂地，但是乔伊丝创立的模式——我们创立的模式——生存了下来。几乎转瞬间真实架构就和正式的官方架构统一起来了。鲍里斯走人之后，他那死气沉沉得厉害的大办公室就给了摄影师们，它立刻就活了过来。而我和乔伊丝用的那个房间变成了编辑室。那时我才意识到，当实际情况与正式结构不一致的时候，做一件事要投入多少精力，带来多大的精神紧张。现在，看看其他公司、其他企业，我经常发现有这种不一致的现象。那么在这个结构内，有什么在成长呢，未来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不会是乔伊丝和我了！但我不知道会不会真是我和菲丽丝。我看不到，是不是因为我陷在当下太深？在我看来，事情变化太快，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或者好像是这样；但实际上变化是在内部慢慢发展起来的。我看不出内部有什么变化：但是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知道的，就是目前可用的资金大大减少，所以也许得舍弃我们那富丽堂皇、轻松活泼，甚至是放肆鲁莽的模式或者说配方，换一种更为严肃严格、专业专注的。专业专注于什么？唉，要是我能预见就好了！想到我们也许得做起“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的营生，我一点都不开心，一点都不想参与。衣服穿一辈子——唉，这个已经开始了——牛肉当作奢侈品而非主食，买珠宝作为投资……上上期里，我们刊登了战争时期的食谱，当作个笑话，但对于我们这些战时和战争刚结束时年纪尚轻的人来说，那可不是个笑话。我听到打字室里的姑娘们哈哈大笑，菲丽丝在打趣那个把肉做成五香肉丸好多吃些的诀窍。我可以拿莫迪记忆中的食物做一个特写。我想，要是听到莫迪追忆儿时的食物，打字室里的屋顶可能要给笑塌下来的：莫迪说她小的时候，一家之母会做一个巨大的蓬松面糊布丁，好在上肉食前将他们“塞饱”，这样他们只吃一点肉就满意了，吃完肉以后，又上蓬松面糊布丁，涂果酱。当我回想起战争时期，想起那些凑乎、那些将就，那日复一日的无聊沉闷，唉，我没法再次面对那样的生活，没法，没法……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人说我们得再过那种生活。1963年我结的婚。就在乔伊丝来不久前。我把那段历史都写遍了，现在才想起来提一下我是那会儿结的婚。上一篇后一周不对，十天我遵守承诺，去了莫迪那儿，尽管我忙得不可开交。我没有待多久，几乎是进去就出来了。然

的来临，猛力拽扯着向地下缩去。“呛啷……噗……”铁链和一截断舌落在了地上，莫炎的灵火雷刃果然奏效，只可惜我无法拖住寒蜴，那一瞬间被它缩回了脑袋，只切断了半条长舌，但即便这样也给了它不小的打击。“效果不错啊，灵火的确可以对付它。”我欣喜道，“能不能用你的灵火入地诀配合雷刃诀，直接攻击地下的寒蜴？”莫炎站在原地微微喘息着，脸色苍白的样子似乎有些体力透支，难道刚才那一击他是用尽了全力？“贪功失策，雷刃诀太耗力了。”他喘息道，莫炎果然没有能力再攻击了。脚下忽然剧烈震动起来，地面龟裂出道道缝隙，四溢的寒冷地气迅速包围了我们，莫炎布下的灵火在地气的冲击下势头有所下降，那寒蜴竟是想将我们翻进地底。召来的黄土不住地填补着裂缝，我几乎动用了四周全部可以调集的黄土，脚下的地面渐渐升高。填补和破坏不断进行着，地下的寒蜴干劲十足地和我对峙了起来。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我不禁对它产生了怨怒，倾力之下一裹黄土硬生生地将寒蜴带出了地面。粗大弯曲的铁条排排出现，扎根地下死死地将寒蜴的身体箍住固定，方才还在肆虐的家伙此刻在我因愤怒激发的力量下死鱼般地躺作了一条。“快烧了它！”我冲莫炎道，“我禁锢不了多久的。”莫炎苦笑了一下，蓄力作势，灵火应声而起，但那势头已不如往日那般高涨，微弱的火焰非但不能消灭寒蜴，倒像是在给它暖身。看来全力的雷刃诀不是一般的耗力，我完全不了解其间的状况，原本占据的先机几十秒间便消失殆尽。寒蜴张开宽扁的嘴巴，断去一截的长舌甩动了几下，周围阴寒的地气不断翻卷，我顿时感到浑身的血管一阵涨涌，眼前凭空出现无数恍惚的白点，脚下一个趔趄险些跌坐在了地上。“哇”地一声，在无形的压力下一蓬鲜血夺口而出，莫炎挺拔的身子佝偻了起来，如果不是一旁的老田上前扶住只怕已经趴在了地上。在这当口，寒蜴早已挣脱了半数以上的铁箍，恢复自由的尾部开始大力地抽甩着，击得地上一片尘土飞扬。“好冷……”倒在一旁的S颤抖着醒来，一眼看见面前的这只“巨型壁虎”，惊得愣在了那里，相继醒来的晖儿也是怔怔地望着寒蜴，全然没有躲避和逃离的意识。情急之下我上前一手一个地拉住她俩，连拖带拽地将两人带离危险区域。“地气……”莫炎在老田的搀扶下也跟了过来，“寒蜴一直在吸地气。”“这东西好恶心～～”S摸索着扳过身后的猎枪，瞄准寒蜴就是一枪，子弹打在皮肤上却向一侧弹射开去。晖儿帮着老田将莫炎藏在身后，两人举起枪又是一阵连射，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地射中了寒蜴的眼窝，剧烈翻滚下寒蜴的一只眼睛已被射瞎。看准机会我再次用铁箍束缚了寒蜴，这次它并没有急剧挣扎，而是喘着粗气趴在地上，用剩余的一只眼睛狠狠地盯着我们。“现在地脉在回吸地气。”莫炎支撑着走到我身边，“寒蜴很依赖地气。”四周的地气果然不断地向着山腹和地下隐去，现在正是地脉呼吸效应中的回吸阶段，莫炎说的似乎很有道理，寒蜴在地脉呼出地气的时候十分强悍，而当地气回吸时却不再轻举妄动。“它是泰坦的远亲嘛？”我突然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巨人，“那我就当回赫拉克勒斯。”话语未落，寒蜴身下黄土翻滚，一个高高的土台将它抬离了地面，四周出现了一排金属螺旋叶片，一并飞转中将寒蜴身旁的地气驱散得一干二净。“地气为阴，飞火为阳，我怎么把老本行给忘了。”自嘲间土台上出现了天罡七印中至阳的飞火印符，一派阳炎热气升起，寒蜴身躯狂扭中断裂的长舌向我卷来。子弹呼啸而至，晖儿等三人手中的猎枪一齐发射，寒蜴的长舌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偏歪了过去，倏然缩回口中。“莫炎，你还能做那种会爆炸的火球嘛？”S递给莫炎几颗子弹，“在弹头上做些，哪怕一点也好。”拿过子弹，莫炎努力之下在弹头上凝上了星点的灵火，只是灵火的光芒已远不如先前那样明亮。与此同时，我加大控制的力度，再度箍紧的铁箍将寒蜴几乎勒入了土台，四周的螺旋叶片更是快速地飞转不停，寒蜴已完全无法吸收一丝地气。困兽犹斗，虽然寒蜴被铁箍束缚，但却依然不死心地再次吐出长舌，企图扭转战局。填上附着灵火的子弹，S和晖儿瞄准寒蜴的舌头连发数枪，爆裂灵火在剧烈的撞击下立刻发挥了作用，轰然间一片火光在长舌上爆起，整条舌头从寒蜴的口中全然断去，落在地上扭动了几下便僵直了。寒蜴无声地张了张大嘴，用力将身体拉长，脑袋不可思议地扭曲成一个奇怪的角度，双腭间闪现出两排锋利的牙齿，咯咯几声将深嵌体表的铁箍咬断了几根。用力过猛之下，寒蜴将自己的皮肉也撕下了大片。它颤抖着自口中不断呵出寒气，伤口立刻凝结，灰黄外皮间翻露出的惨白肌肉不住抽搐，那只独眼渐渐露出了幽绿的光芒。此举大有壮士断腕的风格，在场的人看得不由都是一凛，这条寒蜴是打算拼命了。咕咕的声响自寒蜴腹内传来，从体表的蠕动看来似乎是什么东西要从它肚子里出来。寒蜴痛苦地扭动着身体，喉间一阵鼓胀，“噗噗”从大嘴里接连吐出四个圆形的东西来。那些东西落地后先是向前滚动了一段距离，接着便像被什么牵动着似的又回滚了一段。隐约间我发现这些圆形东西上连着一段乌色的细索，细索的另一端则没入寒蜴的大口。低沉痛苦的喘息身越来越重，寒蜴小心地咬住口中的细索，甩动脑袋用力一拉，四个圆形物体猛地弹动起来，但奇怪的是，它们并没有随着拉动而飞向寒蜴，而是向着相反的方向飞出。细索绷紧乱颤，寒蜴的身体一抖，拴在它身后的乌色绳索噗地破体而出，生生将寒蜴的身体剖作两片。我们这才发现，那根乌色的绳索是从寒蜴的下体穿入体内，顶端分作四股细索，而那四个圆形物体就拴在这四股细索上。这乌色绳索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但似乎十分坚韧，难怪寒蜴会如此顾忌绳索的限制不敢越雷池半步。寒蜴的行为等同于自杀，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众人一时不知所措，拼死吐出的四个圆形物体啪地挣脱了细索，落在地上滴溜乱转，里面仿佛包裹着什么有生命的东西。难道这是它的卵？！大脑下意识的反应中，地上残存的尖刃立刻飞切地上的圆形物体。咔嚓几声脆响，圆形物体的外壳有如蛋壳般裂开，里面站起四个金色的人形来。那是四个身着奇异服装的人，身高大约一米九的样子，一拢乱发披在脑后，纠结的浓密胡须遮去了三分之一的脸部，圆睁的怒眼炯然有神，让我不禁想起三国时的张飞张翼德。不过这番装束完全没有汉人的痕迹，他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可却给人一种须发俱张的感觉。更为夸张的是，这四人的长相居然一模一样。四人手中各自拿着不同的兵器，这些兵器个个奇形怪状，配着犀牛角的长剑、金吞口的黑刀、曲柄的古怪兵刃和一把像蜈蚣似的东西。伴着奇怪的咯咯声，他们的举手投足之间有些僵硬，与滇王阴墓里的干尸兵卒不相伯仲。“不像是人。”莫炎的身体恢复了些，“身上都是铜臭味。”“好像是自动导航的机器人。”晖儿看着它们的动作道，“古代有这么先进的技术？”“我给它们导航还差不多。”S一枪击中了其中一个机关人，子弹打在它身上发出金属的脆响，果然是金属制造的。我心中暗叹，寒蜴拼着自杀吐出来的杀手锏，居然就是四个金属机关人，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过容易了。那四个金属机关人举止虽然僵直，但行走的速度并不慢，S发难之后，它们几步便来到了我们面前，手中的武器从各种古怪的角度攻击过来。那蜈蚣似的东西竟然是一种弓弩，密集的弩箭夹着劲风铺头盖脸地直射S。我用铁板挡住那片竹制弩箭，又轻车熟路地将它们手中的武器抽离在了半空。失去武器的机关人依旧挥舞着手臂向我们攻击，意念控制下它们身上的金属开始扭曲变形，咯咯几声大块的金属碎片落地，机关人只留下了几个支撑框架在原地晃悠，齿轮、轴箍落了一地。一个金属镂空球滚到了脚边，里面晃动着爬出一条巨大的旱蚂蟥，其他的三个金属球还在不住晃动。“拿蚂蟥做动力装置……”我一阵暴汗，几根尖刃顿时将蚂蟥钉死在地上。“蚂蟥对人和动物的血气最敏感。”莫炎缓声道，“力气也不小，做动力导航没什么错。”“这大壁虎也够冤枉的，为了放这四个东西出来，把自己弄得开膛破肚。”S看了看寒蜴在地上的两爿尸身道，“结果让王亦凡没两下就搞定了，傻啊～～”“那是有人暗中帮忙。”莫炎瞟了S一眼，走近寒蜴的尸身，左右嗅了嗅，在地上捻起了一撮细末，递给老田。“藜芦粉哈，催吐的中药。”老田闻了下细末，摇头道，“帮忙的是个缺德鬼咯。”十九、僰人双卦莫炎和老田双簧似的言语举动把我们三人弄得云里雾里的，不过听意思那些细末是种催吐的中药，而寒蜴就是吸入了这种中药才会呕出那四个藏有机关人的圆球，从而导致自己的死亡。“什么人在暗中帮忙？这又是帮的什么忙？”我疑问连连，心中毕竟只知道了个大概，对整件事还是有些迷糊。“这是雪域冰蚕丝拧成的。”莫炎拾起落在地上的乌色绳索道，“十分坚韧，比刀都快。”“也就是说，有人在地气鼎盛时洒出藜芦粉，让寒蜴吸入后呕吐。”晖儿思索着说道，“吐出的机关人挣动了绳索，拉力使得绳索在瞬间绷直，从而形成了足以杀死寒蜴的力量。”“嗯，是这个原理。”莫炎颔首道，“寒蜴刀枪不入，但冰蚕丝更胜一筹。”“但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晖儿继续道，“为什么机关人在寒蜴体内没有拉动绳索呢？”莫炎摆摆手，走向机关人的残骸，那四条被利刃钉住的巨大蚂蟥居然没有死去，莫炎一接近，便拼命拉长身体卯足了劲地凑向他。“关键就是这种山蚂蟥。”莫炎指着奋力挣扎的蚂蟥道，“这是特别喂养的，对人最敏感。”说话间，老田走上前去，从腰带上取下一个布袋，将一些粗盐撒在了蚂蟥身上，那些蚂蟥像着了魔似的立刻泄劲瘫软下来，不多时便干瘪成了一块皮囊。“我听不出附近有其他人在。”方圆一里地内没有任何声息，“那帮忙的人呢？”“早走了吧。”莫炎好像并不在乎这人的存在，“算是欠他一个人情。”“哦，是你认识的人？”我好奇道。“算是吧。”莫炎服下一颗药丸，凝神调养了起来，不再理会我的问话。“老田，为什么说那人是个缺德鬼？”S在一旁问道。“用催吐的中药让邪龙吐出这些机关人，等于让邪龙自杀咯。”老田笑着摇头道，“能想出这种办法的人，不是缺德鬼是啥子哈？”“寒蜴靠这些撞死的鸟为食，鸟的鲜血就养活了它肚子里的蚂蟥。”晖儿看了下寒蜴的尸体，“这个食物链倒是不错，安排它守在这里的人真不简单。”我看着地上的那条乌色绳索，又探视了一下机关人的残骸，心中再次冒起了疑问。在这里设置疑局对于掩盖引龙大局的帮助并不是很大，这个阴月地气局如果是为寒蜴所设，那寒蜴的任务就是杀死接近这里的人，但为什么设局者又要摘除寒蜴得以成名的毒腺呢？而那些藏在寒蜴腹内的机关金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便向莫炎求证，转眼却失去了他的踪影，方才还在闭目凝神的莫炎，此刻已顺着乌色绳索向山口内摸去。我们跟上莫炎，绳索一直延伸至山口的一块巨岩边。莫炎剔开周围的泥土，原来那巨岩深入地下，乌色绳索顺着巨岩笔直钻入，不知是固定在了哪个深度。莫炎在巨岩周围嗅了嗅，似乎发现了什么，转到靠山口的内侧一面，问S拿过猎枪，用枪柄在巨岩的一处狠狠砸了几下，一片悉窣的碎块粉末落下，巨岩上竟露出了一片人工削平的痕迹。敲落下来的是一些类似云南民居常用的泥灰，看来是有人故意伪装上去的。拂去灰土后，上方隐约可以看出一些镂刻着的文字，而下方则有规律地排列着八个手臂粗细的孔洞。“大长和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敕化，皇恩浩荡泽被吾国，礼佛浮屠万世基业……”这似乎是给某位皇帝歌功颂德的碑文，可不知道这位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是何许人也，在云南以汉人皇室风格立碑似乎有些奇怪，更有趣的是这位皇帝居然还用上了不佛不道的“敕化”二字，这可是堪舆圈内人的用词，类似于道教的“羽化”、佛教的“圆寂”。“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莫炎眼中闪动起别样的光芒，“郑买嗣号称‘桓帝’，建国大长和。”“这里是郑买嗣的墓葬？！”我们都是一阵惊讶，难怪没有人能找到，这个郑买嗣实在离谱的厉害，谁会想到他竟然把自己的墓葬设在了茶马古道的位置上，这岂不是遭千人踏万人踩吗？“上感苍穹，降得神人祥佑，使金甲力士举巨岩移山岳，护桓帝登于岭上，施灵索拘邪龙守穴……”晖儿继续读道，“原来寒蜴是给郑买嗣守墓的，那金甲力士应该就是机关金人了。”“当年陈子浩就是在这里出事的？”想起莫炎之前的故事，我不禁问道，“但这里完全不像有墓葬的样子。”“陈子浩哪里出事我不清楚。”莫炎沉思道，“这里却应该是郑买嗣的墓葬。”“关键可能在这句话上‘举巨岩移山岳，护桓帝登于岭上’。”晖儿道。“机关金人和这个巨岩会不会与打开郑买嗣墓葬有关？”S又看了一遍碑文，“巨岩上有八个洞，刚才又正好四个机关金人。”“可惜王亦凡手脚太快。”莫炎仔细看了下巨岩上的洞，“机关金人已经变铜片了。”自从熟悉驭金能力后，我对金属物体的控制和破坏越来越张扬，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暴戾残忍。莫炎的话让我有些后悔方才的举动，照理应该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处理这些机关金人，可现在的机关线索却生生地断在了我的手上。“这孔洞不深，里面没其他机关。”我不死心，听辨之下有所发现，“大家让开一下，我试试看能不能启动这里的机关。”众人散开之后，我按照孔洞的大小制作了八根金属棍，逐一插入到底。周围依旧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变化，看来机关的奥妙并不仅此而已。我有些不甘心，强行催动金属棍左右摇晃地试探着，却发现岩石的上段往右旋转移动了一些。会不会是转动式机关？我想起天坑里那个石盘机关来，心念一闪，全力推动金属棍向右侧转去。“咯咯……哗……”一片碎石尘土劈头落下，山口的峭壁位置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脱落了下来，全力之下我来不及闪避抵挡，肩背被碎石打中几处，如果不是莫炎及时用灵火挡住，只怕还会添上几处伤痕。晖儿赶上前来，忙不迭地检查着我身上的擦伤，看到我额头破开的伤口心疼不已。“那上面吊着的是什么？！”S指着峭壁叫道。抬眼望去，倒梯形的峭壁上出现了一个不小的缺口，缺口中垂下的几条粗大铁链悬吊着一块巨大的方石。“我上去看看。”莫炎几步蹿上山坡，手中抛出的银色长索射入山岩间，猿猴般地攀上了峭壁。他的身体看样子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只那么一会的功夫便攀住了方石。过了一会，莫炎的身影在方石上晃动了几下，空中传来金属和石头的摩擦声，沉重的移动声。方石上闪起灵火的光芒，这奇怪的咕噜声是什么？难道莫炎碰到麻烦了？我正要设法上去援助莫炎，突然铁链一阵怪响，还未看清状况，只听得一声闷响，那方石已被铁链拉回缺口，峭壁又恢复了原来的样貌。“莫炎！”我大吼一声，峭壁上已看不到莫炎的踪迹，那一刹那他正在方石与峭壁之间，突生变故的情况下只怕难以生还了。“他被卡在石头里了？！”S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赶快用机关放他出来啊！”巨岩果然已经归位，但这次无论我怎样发狠用力也移动不了它一分一毫，整个机关已被卡死。看着被弄得弯曲不堪的金属棒，沮丧、懊恼和愤怒一并冲上头来。“我们再找找，莫炎的身手那么好，应该不会那么轻易被困的。”晖儿安慰道。“山壁太陡峭咯，莫兄弟身手好哈，几下就能上去。”老田叹了一下，伸手抹了抹眼睛，“我们就算是上去了也做不了啥子哈。”悉窣悉窣，山壁一角传来一阵奇怪的动静，微弱的声音立即钻入我

纪末叶在中亚边境及在朝鲜抵抗日本人的战争中开始的。与日俱增的军费开支使得国家财政枯竭，这反过来造成了激起17世纪20到30年代的农民起义的条件。农民起义的爆发，又反过来造成了使武官与文臣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的条件，使得前者的地位超过后者。满人的统治体现了这两个阶层间一种新的稳定关系，一种妥协，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阻塞了低级社会阶层在政治上的活动余地。”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125页。?17世纪转折时期，由帖木儿帝国的采邑主所支持的地方骑兵部队被集中于奥斯曼首都的新常备军所取代。奥斯曼帝国军队不仅使国家财政枯竭（1669年，预算的62.5％是花在兵俸上的），而且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包括包税专利权与广泛的农业开垦权。奥默·巴尔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17—25页。关于涨价对近卫军——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利刃”——的直接影响，见威廉·H·麦克尼尔：《欧洲的大草原边境》，第57—60页。?一个抵消性的影响力是皇帝本人，尤其是像康熙这样的君王。围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南书房的作用。康熙经深思熟虑建立起了围猎制度，把它作为保持满人尚武之风的一种办法。1683年，康熙率骑兵10万、步兵6万，出游长城以北。神父南怀仁随行。正如他所评述的：“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他健壮的士卒安居如临战，一直处于操练之中，这就是何以在广阔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已平定，各省的精兵也被抽调回京以后，皇帝就在这一年极为英明地决定，今后每年举行三次这样的出征活动，各安排在不同的月份。他希望在狩猎的旗帜之下，通过追逐搏杀鹿、豕、熊、虎等，为士卒找到一种新的搏斗活动，这将教会他们怎样去制服反叛，将成为今后真正战争的预演，将防止他的军队在和平时期闲暇、汉式的享乐奢华中松懈软化。”H.博斯曼：《南怀仁》，第420—421页?正是为了防止武备的废弛，清朝的旗人起初不准参加科举。杜维明：《颜元》，第127页。?清政府规定，旗人若非任职外出则必须居住在京城。他们沉湎于京城的享乐生活，武技荒废。1746年，乾隆皇帝检阅特选的八旗禁卫兵，发现他们极不合格。“弓弱技疏，至不知如何开弓放箭。箭未及靶，往往坠地。”驻防福州的八旗兵把战马卖了马肉，1740年，城内有20余家屠铺卖马肉汤。1767年，有令福州驻防兵出征缅甸，许多旗兵不得不乘轿前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82—88页；以上引文见于第86页。?戴维·斯特兰特：《北京警察》，第25—26页。斯特兰特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有120万居民，其中1/3为旗人及其家属。警察中有3/4是旗人。清末出生于旗人家庭的老舍，对20世纪典型的满族旗人曾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用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老舍：《正红旗下》，第15—16页。?钱应的供词，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同上。钱应又名钱大、钱应喜、钱孝。?同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郎廷佐奏章，呈上于1658年3月28日。《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137页。?凭此，总督郎廷佐才能上奏道：苏州、松江这两个要地最终已由官府完全控制，并担保说已能从此地征调赋税，上输国库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7页。?郑成功对长江流域的袭击，是他对清军占领地进攻的第四阶段。最初，从1655年11月到1657年4月，他进兵舟山及福建东北部；接着，1657年9月到11月间，占领浙江的台州；第三阶段，从1658年6月至次年6月，进攻了浙江的东南沿海地区。在进攻的第四阶段中，郑成功打垮了清军在定海的海军基地，进军崇明岛，在这里曾遇到几处顽强的抵抗，1659年7月，将舰队驻泊于长江口外。同时，他最主要的副将张煌言砍断了系于金山与焦山之间的防江缆索，击沉守兵炮船，挥军直前。斯特鲁弗：《南明》，第145、148—149页。崇明岛居民因顽强抵御郑成功，后受到鳌拜等辅臣们的免赋嘉奖。奥克斯南：《政策与制度》，第282—28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5页。按艾德里安·格雷斯伦的记载，郑成功确实曾遣使与主要的地方官接洽，争取他们支持，然而多数人决定观望一下，看郑成功进攻南京进展如何，再作反应。唐纳德·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50页引。共有7府、3州、32个县投降了郑成功或他的合作者张煌言。其中有些是出于被迫，有些则是自愿的。张煌言在上游的安徽共攻占城池29座，后于1659年9月23日，在定港东面为一支清朝水军所败。但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并未普遍起义反清。斯特鲁弗：《南明》，第150—152页；拉尔夫·C·克罗伊齐亚：《郑成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8页。郑成功进攻时，顾炎武正在江南地区，但若说他参加了郑成功的军事行动，则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07—20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6页；《郑成功》，第13页。这与16世纪名将戚继光所发明的抵御倭寇的一种武器很相似。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65—171页。?郑成功征伐长江地区两年后，在台湾南部成功地攻克了荷兰人的赤嵌城，目击者对他的战术做了如下描述：“使用了盾牌手而不是骑兵队，每十人有一头目率全队冲锋陷阵。他们藏身于盾牌后向敌阵猛扑，人人都像家中留有替身一样，毫不胆怯。他们不断推进，尽管许多人中弹倒下，其余人却绝不停顿犹豫，而是发疯般地向前猛冲，甚至不回头看一看同伴是否跟上来了。这些长柄大刀手——荷兰人称之为肥皂刀——发挥着像我们的长矛骑兵一样的作用，既能阻止敌人冲锋，同时又使战阵保持整齐秩序，但当敌人溃乱时，刀手就冲上前去，对逃敌展开令人胆战心惊的屠杀。”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20—421页。但也请注意，学者朱之瑜曾经随郑成功的军队北伐，后来对他们军纪不整、混乱无序的状况有所评述。秦家懿：《朱舜水的实学》，第196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页；张其昀等编：《全椒县志》，第48页。南京（江宁）的守卫是由巡抚朱国治协调的，朱国治属汉军正黄旗。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关于郑成功部队总数，见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56—57页。?《清史稿·姚延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4—68页。?援军由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他未能及时赶到南京，后继续进军福州。斯特鲁弗：《南明》，第152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8—153页；《中国传统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8—29页。当时的一些西文资料记载说，9月8日晚，郑成功部下为他祝寿，耽搁了当天的战事。不过厄尔·斯威舍尔提出郑成功的生日可能在1624年8月24日。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08页；弗郎索瓦·德·鲁热蒙：《鞑靼人新史》，第49—55页，见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51页所引；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40—242页。有一支庞大的清军舰队追逐郑成功海军南至厦门，急于再取得一次胜利。但当1660年6月17日，清军舰队在总督李率泰、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下进攻厦门时，被郑成功所摧毁。数周之内，金门湾海滩四处漂浮着腐烂的尸体。清人不管这次惨败，于八九月间又派遣大军进伐，终于将郑成功从沿海赶到了台湾。次年，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被杀，他对清廷的用途就此终结。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63—66页。1662—1663年，清政府决定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四五十里，沿海村庄被拆毁，所有城镇关闭，在每一可能返回沿海的道口，都置兵设防。凭此严厉措施，终于使江南沿海一些相对孤立的地区平定了下来。例如云台山附近的海州地区，那儿的居民成了职业的匪徒和海盗。1668年，迁海令部分解除；1683年，郑成功的继承人投降、清政府统治了台湾后，迁海令就完全废除了。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3页；《清初的迁海令》；E.C.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29页。关于迁海令对白银输入及物价的影响，见王业键：《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7—478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9页。在六合、天长县，有一些清朝官员被复明分子所杀。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104页。?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第3—4页。?王士祯这样说他。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53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14页。?杨雍建奏章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5页。至此，京城内所有形式的结社都被严厉禁止。例如当1659年颜元赴京参加会试时，他无法与另外的士子结伴，因为此类聚会为禁令所不许。杜维明：《颜元》，第51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6页。?同上书，第253页。?同上。稍后，清朝的一个佚名笔记作者写道：“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缙绅蹑屐向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这并不是修辞上的夸张。像郑廉一样，杨雍建相信，明朝的党争导致了农民起义。郑廉记载了李自成占领其家乡河南一事，把起义局势的激战，归咎于朋党。他认为朋党之争导致君臣不和，君臣不和致使吏治不明，吏治不明最终激发了农民起义。郑廉：《豫变纪略》第一卷，第2—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35页；参见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3—344页。?虽然我并不将它视为“封建”，但“缙绅统治”这一概念，就其包括了缙绅在本乡的政治（司法、调解）、文化（教育、指导公众观点）及经济（市场干预、公共工程、灌溉）地位这一面看，与重田石（音）的“强权统治”一词相同。?这也是李洵在《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中提出来的观点。但李洵强调的是经营地主与地主的重要地位。经营地主的增多，还与经济作物的发展有关，例如清初的烟草与棉花。经济作物使得人们可以耕种较少的土地，来取得较多的收益，这样就削弱了拥有牧畜的富裕家庭的优势，从而拉平了贫富农民之间生产力的差异。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农业的商品化导致了土地占有向经营分工的形式发展，雇佣劳动力被大量应用，农业管理技术进一步改进了。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99—100页。?傅衣凌：《明清农业社会经济》，第149—150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5、23—25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83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9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48—50页。17世纪中叶中国的时疫、饥荒与战争的直接影响，使得人口大幅度减少。从14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人口从约6500万至8000万，增长到15000万，而在585至1645年间，人口减少了约35％—40％。对1661年人口数的一个估计是在7200万到9200万之间，大致比16世纪的人口数减少了40％—50％。何炳棣认为1683年后人口开始回升，但1700年的人口净数比之1600年可能并未增长多少。这一时期欧洲人口的增长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英国人口为500万，法国为2000万。勃兰登堡-普鲁士是个人口稀疏的地区，不足50万，其首府只有1.5万居民。大约到了1750年，欧洲人口才达到15000万，而同时期中国一地的人口就几乎两倍于此。王业键：《清代地税》，第7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64—266页；参见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311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9—11页；E.E.里奇、C.H.威尔森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13页；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258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37—41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1—12页；杨国祯；《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3—8页。在18世纪，契约关系仍在不断取代宗法关系。对乾隆年间的个案分析表明，定额租比例扩大，以力役或分成租形式支付的田租极少。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第57—58、91—98页。?陈张富美：《中国明清时期租佃关系的初步分析》，第5—6、10—11、18、20页。至20世纪，江南地区被承佃农田的30％—40％是拥有永佃权的，并由二地主负责交纳赋税。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9页；参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6—17页；希拉里·J·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93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7—19页。地产经营人、管家及其他地位较高的奴仆被授予比一般佃仆多2—4倍的土地。?居密：《地主与农民》，第34—35页。?在官吏家庭中，可以找到依附关系最一般的例子。1679年，御史上奏：人们一出仕为官，立刻就变成了大族门户，买田置园，雇佣庄丁奴仆，不下百余。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50页。参见马克·埃尔文：《集镇和水路》，第460页。?同上书，第149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7—29页；《主仆》，第60页。不过，某些形式的奴役关系仍然合法地存在。根据1727年制订的一条法规，于汉人家中为奴者，有卖身文契者，及家生婢女，仍然属于家奴。应用于满人家中逃奴的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汉人家中逃亡的奴仆。虽然到18世纪末叶男奴已很少见了，但奴隶制的最终废除，却要等到1910年。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2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9页；马里纳斯·J·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7—33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清初占地在500亩以下的中层地主增长数，见北村敬直：《明末清初的地主》，第17页。由于大土地的转让进一步商品化，通过直接的市场买卖进行，因此私人财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表示着明代“农村特权阶层”的终结，上流社会的地位下降了，而平民百姓的

少妇被爽到高潮喷水久久切想帮助这里的孩子们。唯一的问题是，朱莉安不太懂得打理自己…………迈尔斯渐渐习惯跟你相处了。卡尔10岁，只跟卡伦1说话。爱丽丝8岁，相当害羞。迈尔斯对你暴露她的存在令她十分紧张。她不想别人打扰。霍尔顿的信如下：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大家都参加上次的治疗了——包括安，她已有19年不曾出现。那次谈话多少让大家有了希望。我担心你仍不太了解我们的系统，我很乐意把最新状况告诉你。克莱尔需要立即的关注，因为她开始想起受虐待的往事了。她对自己必须把痛苦丢给迈尔斯感到内疚。迈尔斯喜欢痛苦…………以下是目前仍在这个系统内活动的人的姓名与年龄：克莱尔（7岁），卡伦2（21岁），迈尔斯（8岁），卡尔（10岁），爱丽丝（8岁），西德尼（5岁），朱莉安（15岁），卡伦博（2岁），卡伦1（10岁），凯瑟琳（34岁），卡伦3（30岁），霍尔顿（我，34岁），安（16岁）。我会继续确保卡伦定期去你的办公室。虽然帮助她复原并不容易，但大家都很高兴有你帮助我们。霍尔顿全部的人格都出现了吗？看完信，我仔细数了一下，截至目前，连同卡伦在内共有13个独立人格。我翻阅卡伦几个月前给我的信，当时只有11个——包括叫“坏脾气”的那个，还有朱莉跟桑迪，但霍尔顿完全没提到他们。如果把他们3个算进去，那就是16个了。卡伦体内是否还会组成或重组新人格？或者只是单纯显现出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有两项任务：照顾接受治疗的那个卡伦（无论是哪一个），并且从这些人格身上进一步了解卡伦的内在世界。这些信确实颇有助益。卡伦的分身们似乎急切地想让我快点认识他们。1994年8月17日，我们再次进行催眠治疗。待卡伦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我立刻询问有没有人想出来跟我说话。卡伦的肩膀突然往上拱，两腿蜷向一侧，用眼角余光瞟我；这是个颇为幼小、女孩子气的姿势。她说她叫克莱尔，然后开始告诉我她以前在殡仪馆（邻居家）的遭遇。她被带过去之后，有人把她绑在不锈钢工作台上。她吓坏了。那里有3个人，每个人手上都拿着金属棍。然后克莱尔就昏过去了……她要我帮她挡住那些坏人，不要让他们接近她。两天后，我收到迈尔斯的来信，信里继续描述克莱尔的遭遇。亲爱的贝尔医生：又是我，但你大概不想听我说话吧。我想告诉你克莱尔没办法说完的事。克莱尔被绑在工作台以后，那3个男人拿电棒凌辱她，她叫他们住手可是他们把她电昏了。我很生气，于是就跑出来尖叫，结果他们用灰色胶布封住我的嘴。他们一直说我喜欢这样。假如我摇头表示我不喜欢，他们就电我，假如我点头表示感觉很好，他们会放过我——但也只给我一分钟。那3个人把我们电昏以后，卡尔出来了。这些人把卡尔放进棺材，盖上盖子。我不知道我们在里头待了多久。过了一阵子，我们听见外面有人在说话，我出来听他们在说什么。原来是有人在找我们。我用力敲打棺材盖，卡伦她妈妈打开盖子，我让卡伦出来。她妈妈惊讶地说：“你还活着！你重生了！真高兴看到你。可是你为什么躲在棺材里？你不是在帮爷爷漆客厅吗？”你会因为这件事讨厌我们吗？迈尔斯某次治疗结束后，卡伦递给我3封信，其中一封来自迈尔斯。卡伦离去后，我打开他的信，他向我描述一场名为“午夜圣体”的仪式。亲爱的贝尔医生：昨天晚上我们去参加“午夜圣体”仪式。在仪式上，女孩子必须切掉一样东西，像乳头或一片耳朵之类的。霍尔顿不相信，他说这些人已经不在了。我不相信霍尔顿，因为他们还在那个工厂里。他们在叫我们，我听见他们的声音。这里的其他人都听不见。我该怎么阻止他们？他们会来抓我、杀掉我们。我会抵抗，但其他人怎么办？你觉得他们会来抓我吗？我很害怕，可是我没告诉其他人，因为他们认为我天不怕地不怕。假如他们知道我会害怕，以后就没有人会喜欢我了。迈尔斯我该拿这封信怎么办？迈尔斯告诉我这么恐怖的事，我该如何看待它？这是真的吗？或者只是一场噩梦？迈尔斯相信真有其事，所以我不能不处理。我决定等待，不主动询问，看看往后是否有人会主动提出来。再见到卡伦时，我提到那几封信，并建议她接受催眠治疗，看看其他人是否有话要告诉我。第一个现身的是西德尼。卡伦闭上眼睛，有好一阵子，她脸上完全没有表情。然后她睁开眼，靠上椅背坐好，微微扬起头，形成一特殊角度，斜着眼睛，怀疑地看着我。她迅速观察四周，仿佛初次到访。“我喜欢我们在药店的工作，”她说。卡伦——或者说西德尼——说话速度很快，视线在屋内游走。“我拿了好几样以前没拿过的东西，玩具啊什么的，不过凯瑟琳都会把它们放回去。我偷了一串超级球，放进卡伦皮包里。詹姆斯和莎拉真的很喜欢超级球。我知道我不该偷东西，但是卡伦的爸爸逼我偷。因为偷窃，我必须接受处罚，所以我偶尔也偷拿一些可以割伤自己的东西，比方说指甲锉刀。药店真是个好地方。”西德尼侃侃而谈，但在我听来，他是个毫无自制力、凡事任性而为的小男孩。我不想多作批评，故只说了“小偷必须割伤自己作为惩罚？”他再次确认，但我却在他心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我的提问不带轻蔑，意在告诉他我不认为他的行为有其必要或有何特别之处。这会让他开始思考。我向西德尼道谢，感谢他出来跟我说话，然后请他退回去，看看是否有别人想发言。卡伦闭上眼睛，西德尼的表情消失了。这令我大感惊讶：在不同身份转换之间，卡伦的改变清楚分明——她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下一个出现的是迈尔斯。卡伦稍稍坐直，两眼依旧紧闭，她皱起眉头，声音粗哑。“我也喜欢工作，”迈尔斯说，“工作时我可以当老大。”“全都由你负责吗？”我再次确认。“是啊，我喜欢聊天。如果客人不排队，我也会警告他们。”显然迈尔斯喜欢找机会感觉自己的重要性，我必须好好运用这个特质。我想跟卡伦的所有内在人格建立合作关系，而迈尔斯无疑相当重要：因为他似乎是伤害卡伦的主要几个人格之一（还有西德尼，但西德尼占的比例少一点）。假如他们能视我为值得信任、有分量的人物，或许我能对他们自我毁灭的行为产生正面影响。闲谈几分钟后，我谢过迈尔斯，请他退回，再次询问有没有人想跟我说话。卡伦微微放松，闭上眼睛，表情转为空白。过了一会儿，她的身体突然软下来，变小，缩成小孩儿样。克莱尔对我微笑，两眼闪闪发亮。她说她喜欢看贺卡、香水和珠宝首饰。克莱尔有女性的一面！这是好事。卡伦几乎不容许自己拥有女性的习惯与喜好：她的衣着单调无趣，经常披头散发，也不化妆。我一度担心卡伦的成长过程完全受限，无法表现女性特质，幸好克莱尔仍保有这些特质。这表示，假以时日，卡伦也会重新找回这部分的自我。最后现身的是朱莉安。卡伦阖上眼，表情空白，然后突然挺直腰杆，双臂夹紧于身体两侧，好像在防备什么似的。她两眼大睁，表示有相当恐怖的事要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不该说，但是，既然卡伦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或许她说出来不会有危险，我也会帮忙保护她。她似乎颇为安心。朱莉安描述“午夜圣体”仪式给我听，大概讲了10分钟。这仪式听来像某种巫术。他们将她绑起来，切下她身上的一小块肉。参与这项仪式的人数众多。卡伦首次参加时，年约4岁。他们割她的手臂、她的脸或耳朵，切下一点皮肤或取几滴血，有时则是头发、睫毛、眉毛。等卡伦（与众分身）年纪稍长，他们会割她的胸部……这时卡伦身上的“男孩”会出现——因为受创的是“女孩”，故男性人格感觉不到疼痛。事后，卡伦的双亲会责骂她，表示这全都是她自己在睡梦中干的好事。结束催眠治疗前，我告诉卡伦，她将不会记得催眠过程中的任何谈话——为了保护卡伦，她体内的其他人格多年来始终不让她知道这些故事。我不确定卡伦能不能消化如此不堪的过去，不确定她会不会因而伤害自己。既然前途未卜、状况不明，我决定继续等待。一星期后，我仍反复思量该如何跟卡伦讨论“午夜圣体”仪式。这时卡伦突然造访。她看起来既羞怯又难为情。“我又自残了，”说完，她扭过头去，感觉十分屈辱。显然她又开始伤害自己了。但是用什么方式？受伤至何种程度？“你是怎么弄伤自己的？”我问，“我必须知道你可能是怎么受伤的，”我等她回答。卡伦拱起眉毛，开始哭泣。“我不太记得了——那时候身体不是我的。但我想我可能把衣架拆开，把尖端刺进身体里。”她看起来好像快吐了。“你流血了吗？”“嗯。”“现在还在流吗？”“没有了。”“当时你感觉得到痛吗？”我继续追问。“嗯。”“现在呢？还痛吗？”“一点点，没有之前那么痛了。”“假如你用力按肚子，会痛吗？”我问。“不会，不怎么痛。”我试图借着这一串问题确认她是否弄伤阴道，如果阴道受伤——无论刺穿阴道壁或腹膜——极可能引发腹腔感染。我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听起来似乎伤得不重——至少就生理层面而言。现在我必须找出心理层面的问题。卡伦对事发经过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催眠是唯一的办法。进入催眠状态后，卡伦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双眼紧闭。“我想切掉女生的部分！”“他”说，脸庞因恐惧而显得冷酷无情。他是迈尔斯，我想，这次伤害应该是他造成的。“卡伦的妈妈一直讲卡伦爸爸的事，我很怕他会回来伤害我们。我打算把卡伦的女生部分通通切掉，这样她就不会再受到伤害了。要不是霍尔顿阻止我，我早就成功了。”迈尔斯倒回椅背，依旧紧闭双眼，紧咬牙关。“现在我只要我们全部死掉。”迈尔斯认识我，我们聊过几次，同时他也能意识到其他人格对我的尊重，这让我拥有某种我希望能派上用场的权威与影响力。“迈尔斯，”我和善但坚定地说，“卡伦的爸爸已经死了。他再也不会伤害你，你也不再需要害怕。你不需要想办法躲避他的威胁。”迈尔斯没搭腔，认真思索。他很挣扎，双眼仍闭得紧紧的。“你确定吗？”他问道。“我百分之百确定，迈尔斯。”“那，好吧，”他说。他还在努力消化信息，我看见他脸上挣扎的表情。然后他开始放松，宽慰弥漫整个身体。“他再也不会伤害我们了？”“不会了。”我停顿几秒，观察迈尔斯是否完完全全接受这个事实。他让步了。“所以，你不再需要切割卡伦的身体了。你了解吗？迈尔斯？”“我了解了。”第二部分身第11章圣诞礼物卡伦一只手包着绷带，用吊带吊着，走进我的办公室。她面带愁容，眼神充满畏惧。她迅速瞥了我一眼，态度消沉而疏离。“怎么了？”我警觉地问道，“是你先生打伤的吗？”“不是，”她一边流泪一边颤抖，“药店被抢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店里。”“但是你怎么会受伤？”卡伦盯着地板，摇摇头，“我不记得了。”“其他人出来了？”我问。“大概吧。我告诉警察，是劫匪把我打伤的，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发现有个妇人想偷药，她手上有刀，接下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催眠找出答案。”现在卡伦已相当适应催眠程序。她窝进椅子，调整姿势，闭上眼睛。我念起熟悉的台词，帮助她放松并深深进入内在，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直到她进入那个安全小窝里。待她准备好，我请她走出小窝，看看外头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她究竟是怎么受伤的。没多久，卡伦挺直背脊，两眼紧闭，绷着一张脸，声音也比平常更为低沉、强硬。“是我做的，”她说。“迈尔斯吗？”“对。”“你做了什么？”“我打她。”“你打那名劫匪？”“对。她亮出小刀，想捅我们。卡伦很害怕，所以我就出来了。我才不怕呢。我不怕受伤。”“所以你做了什么？”“我一拳打在她脸上。她摇摇晃晃往后退了几步，然后拿刀扑向我。我举起手臂挡开，所以才被割伤。然后我又揍她，骂她，诅咒她，她就逃走了。我好好教训了她一顿。”迈尔斯坐回去，脸上挂着微笑。这一切令我吃惊。“好精彩呀，”我说，“你真勇敢。”“噢，我只是不喜欢有人在我当班的时候偷东西。”“还好，你的伤势不严重。”“这没什么。”“可是，万一她杀了你，那该怎么办？”“这样我们就会死掉啊，跟我希望的一样。”“是这样啊。”道别迈尔斯后，我引导卡伦回到小房间，再回到我的办公室，结束催眠。她四顾张望，光线令她眯起眼睛。“看样子是你的分身挺身对抗歹徒，”我说。“我想也是，”卡伦响应。“考虑到你的安全，我实在不确定你适不适合继续在药店工作，”我说，“昨晚的事件有可能再度发生，情况说不定更糟糕，而你根本无从防备。”卡伦想了想，缓缓点头。离去前，她似乎突然想起什么，连忙拿出3封信交给我。这信分别来自迈尔斯、凯瑟琳和克莱尔。一听见她关门的声音，我立刻展信阅读。克莱尔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可以跟你住吗？我会很乖的。每个人都好伤心。我想一直睡下去，永远都不要起来。西德尼也是。我们好累好累。凯瑟琳一直叫我们要有信心。你有信心吗？可以分给我一点吗？卡伦博老是哭个不停。她怕迈尔斯会伤害我们。你可不可以叫迈尔斯不要这么坏？迈尔斯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请你告诉卡伦她妈，叫她走开，她惹得我好烦，害我好想杀死大家。她不知道她让我们有多痛苦。有时候我真的好生气，好想把我们的事告诉她，但凯瑟琳和霍尔顿不让我说。我再也受不了她了。她一直假装我们有完美的童年，假装卡伦很快乐。这不是真的。我们变得支离破碎，我好害怕你会扔下我们不管。假如我出现在你的办公室，你会不会生气？我有好多话想说，可是我不能说。虽然卡伦渐渐能了解我的想法，但她还是没办法用我的话说出来。迈尔斯凯瑟琳则写道：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好痛苦。我们需要你的帮忙。你明白我们的状况吗？我们越来越无力，大部分的人都起了自杀念头。我们的沟通一直受到伤害，干扰太多了。我们尽力维持现状，但如果卡伦失去求生意志，我们根本一筹莫展。她有好多烦恼，需要把烦恼说出来，但也只有她觉得无助，又不愿说出来。我觉得她不能再抗拒，她必须让我们出来跟你说话。另外，卡伦也没有听从你的嘱咐按时服药。我们很担心，也都希望这种无力感只是暂时的。你诚挚的凯瑟琳这几封信明显透露卡伦体内的人格各有各的痛苦和烦恼，状况有些混乱，但其中几个人似乎想找我帮忙，也想告诉我更多内情。1994年11月底，严冬的脚步逐渐逼近。卡伦走进诊所，她微拱着背，感觉像个不情愿上门认错的孩子。两天前，她打电话告诉我，她肚子发胀，一阵痛，一阵不痛，但她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这会儿她看起来似乎还在闹肚子疼。她痛苦地坐下来，扭过头去不看我，一脸屈辱的表情。“你看起来很苦恼，”我说，“愿意告诉我吗？”我靠向椅背，暗示卡伦我愿意等。卡伦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她看也不看我便径自缓缓掀开上衣。随着衣摆越拉越高，肚子上的数十道割痕逐渐呈现在我眼前。卡伦紧咬下唇，哭了起来。“我明白了，”我轻声说，“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卡伦无助地耸耸肩膀。显然她压根儿不晓得这些伤口是怎么来的。她放下衣摆。“这是你肚子痛的原因吗？”她再度耸肩却同时摇头，仍然不愿看我。照这样看来，我想找的答案可能不在眼前这位卡伦身上。“眼前似乎有好几个重要问题同时发生，”我说，“我想，你内在的其他人格也许知道些什么，可能帮得上忙。我们可以试着问问看吗？”卡伦点头，闭上眼睛。我们立刻展开催眠。“嗨。”“嗨。你是谁？”我问。“是我。”“迈尔斯？”“唉。”“你可以告诉我卡伦碰上什么麻烦了吗？”“不是我做的。”“你没做什么？

人囚禁起来，连会盟仪式都没让他参加。直到鲁国人交出一笔贿赂金，晋国人才将他释放。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脸，因此在《春秋》中记载鲁宣公参加了黑壤之会，而不写黑壤之盟。毕竟，堂堂一国之君遭到囚禁，未免太窝囊了。公元前601年春天，鲁宣公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鲁国。论面积，鲁国不是一个小国；论综合实力，鲁国在列国之中至少也可以排到前八强；而且鲁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身份，是周公的后裔，在列国中地位崇高。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的祖庙称为大庙，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而鲁国的祖庙也称之为大庙，享受与天子同等待遇；天子家里举行典礼，用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诸侯则只能用六六三十六人的舞蹈，而鲁侯也可以用六十四人之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体现鲁国的地位超群。可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本应受到尊重的鲁国却屡屡受到欺负，而且总是敢怒而不敢言，隐忍了事。如：公元前694年，鲁桓公携夫人前往齐国访问，不但被齐襄公戴了一顶绿帽子，还被齐国人谋杀在车中，成为一桩离奇死亡事件的男主角。鲁国人对此事的态度之离奇，有甚于谋杀案本身。他们给齐襄公送去一份含糊其词的外交照会，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却回不了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很没面子，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云云。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同时，在当年的《春秋》记载中，也仅仅用“公薨于齐”四个字一笔带过。没有比鲁国人更善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解自己的了。公元前613年，鲁僖公派兵吞并了小国项国，当时天下的霸主齐桓公大为震怒，在淮地会盟中将鲁僖公扣押起来。鲁僖公夫人声姜原为齐国公主，亲自跑到齐桓公那里说情，才将鲁僖公放回来。《春秋》连鲁僖公被扣押的事都不书，只写“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鸵鸟将头埋在沙子里，以为看不到敌人就可以躲避追捕；鲁国人则总是在历史记录中不经意地遗忘一些不开心的事。可见，早在鲁迅之前两千多年，阿Q的祖先们便已经很有阿Q精神。公元前625年，鲁文公前往晋国朝觐晋襄公，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人为了羞辱鲁文公，只派了阳处父来见他。《春秋》记载此事，只用了区区“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可以理解，头埋到沙子里了嘛。更近的事，是前面说的，齐国上卿高固为了娶鲁国公主，要求齐惠公将前来访问的鲁宣公强留了几个月。有这些历史前科，可以想象，公元前601年，当鲁宣公回到曲阜的时候，曲阜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国君遭受外国的侮辱，倒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愤怒，没有人上街游行，没有人到使馆区示威，也没有人宣布要抵制晋货。鲁宣公安安静静回到公宫，继续当他的国君。同年六月，一直扶持鲁宣公的公子遂在访问齐国途中病逝了。由于他对鲁宣公的贡献，或许也由于他与鲁宣公的母亲敬嬴的特殊关系，公子遂的葬礼被办得很隆重，采用了“绎”的方式。所谓“绎”，简单地说就是连续两日祭祀，而且第二日之祭不用头日之牲，又新杀畜牲以祭。按照周礼的规定，绎是天子与诸侯之丧礼，卿大夫之丧礼只能用一日之祭。孔夫子对此批评道：“非礼也，卿卒不绎。”鲁宣公当然也知道这是非礼的行为，所以在祭祀的过程中，“万入去籥（yuè）”。万，就是万舞，是春秋时期祭祀用的舞蹈；籥，是一种竹制的乐器，用于吹奏。万舞有文舞和武舞之分。文舞文质彬彬，舞者左手执籥，右手执羽，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前面说的：天子用六十四人，叫做“八佾（yì）”；诸侯用三十六人，叫做“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则用“二佾”。武舞显示力量，舞者手持兵器，动作狂野。当年楚国的公子元想诱惑寡妇文夫人，派人在文夫人住所旁边跳万舞，就是武舞。鲁宣公既要给公子遂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又不想让太多人指责，所以在跳万舞的时候，故意让人不使用籥。这样就不会弄出太大的声响，惹人注意了。也许是兔死狐悲，公子遂死后的第七天，敬嬴也去世了。敬嬴的身份是诸侯夫人，按照诸侯死后五月而葬的规矩，她的葬礼一直等到冬天才举办。据《左传》记载，敬嬴下葬的当天，久旱的鲁国突然下起了大雨，所以只好将葬礼延期。敬嬴和公子遂通过阴谋而使鲁宣公上台，为此杀死了哀姜的两个儿子。如果要荷马或是莎士比亚来写这个故事，他们会说这是被害者的眼泪。然而中国的古人没有这种情调，他们想到的是另一回事。《左传》干巴巴地说，鲁宣公延迟哀姜的葬礼，是合乎礼制的。按照礼的要求，儿子在为父母选择下葬的日期的时候，要举行占卜，以示隆重。而且，对于备选的日期，要尽量延后。这是因为父母下葬之后，儿女的悲哀会渐渐削减，所以不急于下葬，略表孝心。虽然发生了这些个事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0年正月，鲁宣公仍然不辞辛苦地来到齐国，给齐惠公拜年。鲁宣公对母亲的孝心可嘉，对齐惠公的孝心也不遑多让。公元前599年春天，鲁宣公又早早来到齐国拜访。这是他上台以来第四次访问齐国了。鲁宣公这种孜孜不倦的问候打动了齐惠公，由此得到的回报是，齐国归还了当年鲁国割让的济西土地。当然，齐惠公此举也许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一个人，在快死的时候，总是比较大方。到了夏天，齐惠公就去世了。鲁宣公得到消息，再次来到齐国，参加了齐惠公的追悼会。这又是超出常规的殷勤。按照传统，诸侯不奔诸侯之丧。鲁宣公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客观地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他确实是不遗余力了。同年夏天，齐惠公的葬礼在临淄举行。鲁国又派公子遂的儿子公孙归父作为特使，前往齐国参加葬礼。同年秋天，季孙行父访问齐国，参加齐国新君齐顷公的即位大典。同年冬天，公孙归父再次来到齐国，就不久前鲁国派兵讨伐邾国，攻占了邾国的绎城一事进行专题汇报。后人解释，鲁国以大欺小，怕受到齐国的责备，所以主动前去汇报。其实，在此之前，鲁国已经有多次讨伐邾国的历史，攻占邾国的领土也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急着去向齐国汇报，倒确实是第一次。公元前598年，齐顷公派兵讨伐莒国。虽然这事与鲁国没有任何关系，鲁国还是客串嘉宾，派公孙归父带兵参加了讨伐。这些年间齐鲁两国的关系，用如胶似漆来形容也不过分。知其雄，守其雌，鲁国人这样做，也是乱世之中的生存智慧罢。相比对齐国的殷勤，鲁国对王室的态度就不仅仅是冷淡了。据《春秋》记载，公元前600年，鲁国大夫仲孙蔑前往雒邑拜访当时的周天子，也就是周定王。《左传》不无讽刺地解释道，仲孙蔑此行不是鲁国主动所为，而是周天子派了使者到鲁国来，要求鲁国遣使访问王室，才“应邀”前往的。仲孙蔑就是孟献子，是庆父之孙，文伯之子。前面说过，季友、庆父、叔牙都是鲁桓公的儿子，他们的后代枝繁叶茂，分别以季、孟、叔孙为氏，在历史上被称为“三桓”。很多时候，他们又被称为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那是因为“孙”是鲁国贵族的尊称，“三桓”的族长均被尊称为“孙”，是以得名①。公元前599年秋天，周定王派卿士刘康公访问鲁国。刘康公同时代表周定王，对鲁国的几家权臣进行了拜访。结果发现，季孙行父、孟献子家里比较节俭，而叔孙侨如家、公孙归父家过得相当奢侈。刘康公回到雒邑，周定王问：“鲁国的大夫们，谁更有贤能？”刘康公回答说，季、孟两家可以久，叔孙、东门家就算不败亡，他们目前的家长恐怕也难逃祸患。东门家就是公孙归父家。公孙归父是公子遂的儿子，而公子遂久居东门，即以东门为氏。刘康公解释说，臣有臣道，君有君道。宽厚、严肃、周全、仁爱是为君之道，忠诚、谨慎、谦虚、节俭是为臣之道。现在季、孟两家虽然注重节俭，但是足够保证日常的开支与用度，而且让族人得到庇护；而叔孙、东门两家过得奢侈，而且不体恤族人的贫困，亲戚也得不到周济，忧患很快会降临。像叔孙、东门这样的家族，只顾自身，必然不顾君主，而且他们这么奢侈，国家财政也受不了，这是自取灭亡。周定王饶有兴趣地问：“那以你之见，叔孙、东门两家还可以维持多久？”“两三代吧。”刘康公说，“东门的地位不如叔孙，奢侈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很难侍奉两代君主；叔孙的地位不如季、孟两家，奢侈却大大超过，不可能侍奉三代君主。倘若这两人早死也还好，如果活得太长又不收敛，宗族必然灭亡。”从后面发生的事看，刘康公的预见相当精准，精准到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过，具体的历史事件也许可以捏造，勤俭持家者兴旺，奢侈浪费者败亡，却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冲冠一怒为红颜】话说远古的时候，尧统治天下。尧顺天应人，他的仁德如天之广阔，泽被大地；智慧有如神明，无所不知。天下人对尧的景仰之情，如同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可是，尧毕竟很老了，他很想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来接自己班，大伙向他推荐了一个叫舜的人。从族谱上看，尧的父亲高辛是黄帝的曾孙，而舜的父亲瞽叟是黄帝的第七世孙，两个家族虽然自黄帝的儿子那一代就分支，却也多少有些血缘关系。瞽（gǔ）叟是个瞎老头，在舜的母亲死了之后又娶了个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象。自古男人爱后妇，瞽叟爱屋及乌，把所有的爱心都分给了象，甚至常常想杀死舜，好让象来继承家业。不过，舜是个超级孝顺的儿子，对于父亲的厚此薄彼毫不介意，反而对父母和弟弟更加亲善。尧是个很负责任的统治者。为了考察舜的品德，他将自己两个美丽的女儿一股脑儿嫁给了舜这傻小子，以观察舜的治家能力；又派自己的九个儿子与他交往，以观察他处事的能力。舜带着一家人居住在妫水的拐弯处，于是因地制宜，以妫为姓。由于他的仁德，人们都来投奔他，与他为邻，接受他的领导，那地方三年便变成了一座大城。尧对舜的表现很满意。他赏赐给舜一套上等衣服和一把古琴，又派人为舜修建了谷仓，并且送给他一些牛羊。看到舜突然阔绰起来，瞽叟又动了杀他的念头。他让舜爬到谷仓顶上去修葺屋顶，自己却在底下放火。没想到，舜对空气动力学有一定的研究，一手持着一顶草帽，像一只大风筝一般飞了下来，毫发未损。瞽叟不甘心失败，又让舜去挖井，待至井挖深了，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填土，把舜活活埋在了井底。这缺德的父子俩很高兴，于是着手瓜分舜的财产，当然也包括老婆。瞽叟分到了谷仓和牛羊，而尧的两个女儿和琴被分给了象。又是一个没想到，舜对隧道工程也有一定的研究，他早在井壁上挖了一个秘密通道，从这个通道逃走了。象住进了舜的房子之后，坐在里面弹琴取乐，还没来得及享用舜的老婆们，舜便回来了。“我正想你想得伤心，所以弹琴解闷呢！”象连忙说。“是啊。”舜说，“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真是很不错啊！”在这之后，他对父亲仍然孝顺，对兄弟仍然友爱。他的逆来顺受，被中国人树立为孝顺的典型。舜就这样通过了尧的考察，成为天下的统治者。舜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多年，又传位给禹，而他的后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衰落，到商朝的时候竟然失传了。周武王消灭商朝后，大规模分封建国，派人到民间寻访舜的后人，居然还真找到了一个叫妫满的人，于是将他封到陈地，让他以诸侯的身份，世代祭祀舜，并且将自己的长女太姬嫁给他为妻，以示恩宠。这就是春秋时期陈国的来历。这个故事当然有诸多疑点，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毫不怀疑：陈国的国君就是舜的后代。乌飞兔走，斗转星移，到公元前600年的时候，陈国的第十九任君主陈灵公已经在位十四年了。弱肉强食的乱世中，舜的后裔这一曾经显赫的身份并没有给陈国带来任何庇护。晋楚两大强国为了争夺中原的霸权，就像两股不定时造访的飓风，将陈、郑、宋、蔡等第二世界国家吹得东倒西歪，无所适从。陈灵公在位期间的历史，就是一部弱国无外交史。陈国不是被讨伐，就是被会盟，不是被晋国威胁，就是被楚国摆布，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两面不是人。也许是过度的不安全感导致人性扭曲，也许是礼崩乐坏使得人丧失最基本的羞耻之心，在陈灵公身上，祖上的种种美德已经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放荡。他喜欢上了一个叫夏姬的女人。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嫁给了陈国大夫御叔。御叔的祖上，曾经有一位名叫少西的，字子夏。因此，御叔以夏为氏，有时又被称为少西氏，而夏姬的“夏”也因此得名。御叔去世得早，留下一个儿子叫夏征舒，夏征舒子承父业，也在陈灵公的朝廷中担任了大夫的职位。“那夏姬生得娥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见者无不惊魂，颠之倒之。”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作者冯梦龙如此生动地描述，继而写道，“更有一桩奇事，十五岁时，梦见一伟丈夫，星冠羽服，自称上界天仙，与之交合，教以吸精导气之法。”天生丽质加上吸精导气之法，使得这位夏姬成为不折不扣的床上尤物，再加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使得一众登徒子趋之若鹜，争相献谄。这夏姬也并非来者不拒，在众多追求者中，只选择了区区三位来当自己的情人，那就是当朝国君陈灵公、大夫孔宁和仪行父。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在男权社会中是一段逆向性的四角关系。一位寡妇同时拥有三位情夫，其中一位是国君，两位是大夫，同时自己的儿子也在朝为官，大家每天都要见面，让人难免替她担心，这种关系很难处理吧。担心是多余的。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完全不避她的另外两位情夫。事实上，这段四角关系在陈国不是公开的秘密，而是头版头条的八卦题材。三位情夫之间为了炫耀夏姬对自己的宠爱，甚至在朝堂之上公然穿着夏姬穿过的汗衣，嬉皮笑脸地打闹。大夫泄冶看不下去了，他对陈灵公劝谏道：“国君和卿大夫公然倡导淫乱，叫民众如何效仿呢？而且名声也不好。您实在喜欢穿，好歹将汗衣穿在里边，别拿出来炫耀！”陈灵公当场说：“我知错了，一定改。”一转身就将这事当笑话告诉了孔宁和仪行父。孔宁和仪行父听了，便对泄冶动了杀心。他们对陈灵公说，不可轻视泄冶的危害，这老头子的嘴很难管得住，如果听任其胡说八道，总有一天会坏了咱们的好事。陈灵公愣了半天，问道：“那该怎么办？”孔宁做了个“杀”的手势。陈灵公点点头，表示默许。几天之后，泄冶便陈尸于公宫之外。对于泄冶的悲剧，孔夫子以“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这样一句诗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见于《诗经》大雅，意思是：既然国人多行邪恶，就不要特立独行，乱发表意见。自古以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也是孔夫子“邦无道，其默足以容”的中庸之道的具体表现。陈灵公的淫乱不只是在国内享有盛名，连远在雒邑的周定王都有所耳闻。公元前600年，周定王派单襄公出访宋国和楚国，途经陈国。时值十月，单襄公看到的是一片萧条景象：道路上杂草丛生，路旁没有绿化，负责到边境迎送宾客的官员不见踪影，主管建设的司空不巡视道路，塘堰上没有水利设施，河流上没有桥梁，田野里的粮食也没有收割完毕，庄稼长得像杂草。首都的国宾馆已经荒废了，普通城市也没有像样的旅舍，外交部对于天子的使臣不闻不问，连最起码的伙食都不能安排。要问陈国人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给夏姬家筑亭台楼阁去了。夏姬家贵客盈门，陈灵公、孔宁、仪行父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相约前

模仿别人，左顾右盼，完全展现不出自己的力量。他虽然不像那帮落后于社会的人那样自恋，但自恋和自信是不一样的，自信是别人给予的，也就是说，只有自己的才能得到了他人的认可，本人才能真正拥有自信。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天才也是才能得到他人认可，得到名利以后，才有了自信，才相信自己能发挥出自身的所有才能。庄吉这样的作家，跟那些对未来充满希望，一心努力写作的无名作家不同，庄吉他们虽然在文坛有一定名气，但不管过了多久都没有出头之日，写的东西基本也变不成钱，拿到杂志社也会被退回来。持续过着这种生活，就会失去自信，茫无头绪，只剩下自恋，无谓地逞强。于是净身慎心，埋头创作，越逞强写出来的文章越废越空虚，只创作出一些脱离自我，唯有小聪明的复杂工艺品。苦心经营一场，最后写出来的都是一些赝品小说。庄吉具备近代作家的“鬼眼”，也就是物质的、现实的眼力，本来就感觉到了这一真相，也明白这一真相。可是时代的共同认知没有赋予他这份自觉以信念，没有自信，他就会把文人墨客的气质当成一种兴趣爱好去无谓而又偏执地追求。他不可能拿出自信，去洞悉真实的自我、文学的真相。因此就算庄吉想钱想疯了，也会说一些跟心里真实想法完全相反的违心话，什么不给通俗杂志写呀，写不了随笔呀，人家定的其实自己不想写呀，无用而又空虚地装出一副纯洁的样子。从东都头号大型报纸那里接到连载小说的委托，庄吉干劲十足，仿佛整个人要燃烧起来一般。可他又因为专注于文人那无用而又虚幻的习性——看到自家老妈，自家老婆，想到孩子学校的事，心就静不下来，白白消耗了自己的干劲，总之先在小田原找个酒馆租间屋子，把日本流行大作家的写作派头先备齐了。可是等这小说上报，稿费进账，又要四五个月，要是那边说写得不好没法刊登，这房租又该怎么办呢？庄吉一心想着这些，小说那边只在苦心推敲，迟迟没有进展。难得心中燃起了一股干劲，却派不上任何用场；心中这股火苗只忽地亮了一下，却迟迟不见进展；于是庄吉开始怀疑自己的才能，一开始只停留在逞强的高度，后来越来越沮丧，越来越丧失自信，开始无谓的焦虑，最后整颗心就简直像在苦痛中煎熬翻滚一般，彷徨迷失在旷野之中。本来他最近的作品在根本上就脱离了自我本性和现实，是苦心推敲而成的工艺品，已经达到了极限。他得有一个契机，才能一举突破极限，破壳而出，回归自己的本原，而干劲就是最佳契机，可是他却轻易就放过了这天赐的福音，现在还因为这福音而更加焦虑，更加沮丧，把心放空了。他在酒馆的屋子里徒然地盯着稿纸，表面上却装成大型报纸的连载大作家，接见乡里来拜访他的晚辈们，一起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后拼命耍威风，说什么我有的是钱，不用担心，我已经不是原来的三枝先生了，我喝酒感觉会胃胀，喝不了酒，没有威士忌吗，我要喝老伯威[12]。然后烂醉如泥回到家。自家老婆柳眉倒竖，道：“你爬到哪儿去喝酒了？！买米买鱼的钱怎么办？！非得每次都找咱妈哭着要吗？！要找咱妈要的话，那你去要吧！不然我就离家出走了！”“胡说什么！你要有地方去的话，随便！”然而就心底而言，他的心已经瘦得像一根线了。小说怎么办？已经没有信心再写下去了。房租怎么办，连日的酒钱怎么办？如果借此机会还写不出来，他的文学生命就没有活路了，所以他要找地方来发泄这种苦闷。酒醒以后，自家老婆的车轱辘话也扎进了自己的胸口。连一丁点买鱼钱都得哭着找老妈要，自家老婆的苦闷本来是他自身的苦闷。不用担心，我去想办法弄钱。于是庄吉写了几篇随笔去了东京，在各家杂志社来回三拜九叩软磨硬泡弄到了一点钱，跟朋友们喝杯茶，横竖连条鱼干都买不起，于是觉得这都怪自家老婆，不由得怒从心头起，白天还十分谦逊地品着茶水，一到傍晚时分，只觉得不喝几杯就这么坐火车走了，实在不好意思。就喝一点点吧，又想算了，现在火车都被下班回家的人挤满了，于是坐了末班车，深夜才到家。酩酊大醉，晃晃悠悠，跌跌撞撞，一身泥泞，一分钱没有，领口边还沾着口红印。“这口红印是哪儿来的？！”“啊哈哈哈……被你发现啦！啊哈哈哈……这是疑雨庄的老板娘给我亲上的。啊哈哈……”其实这口红印是在新桥一家位于偏僻小巷的三流酒吧里，被长着一张食人族大嘴的女人啃上的。人穷则愚，剩下的只有欺凌弱者的施虐癖，大功告成就仿佛很高兴，笑得跟个白痴一样。自家老婆气得跟烧着了一样，手足无措。她不知道自家死鬼和老板娘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再加上十几年贫苦缠身的流浪生活，长年累月的怨恨，一次次的不尊重和轻蔑，这让她再也忍受不了了。第二天早上，她把日常用品打包好就去了火车站，每一步都像是在踢小田原冷清的街道。她去了东京，找到自家死鬼的徒弟——大学生浮田信之，然后就哇的一声哭了。上次失踪她找的也是这位大学生，哭了一下就受到他诸般照料，回家还是他陪她一起回的，自家死鬼还跟他道歉来着。然而他还在上大学，不知道这社会最普遍的实情——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向来外人就不该掺和。他就把她说的话当了真，把庄吉失踪的老婆送回去的时候，还像个小大人似的训斥庄吉，说他招惹上不三不四的女人可太不应该了，把庄吉气个够呛。本来他就替她愤慨，这次她又去找他哭，他就非常同情她，说你没地方去的话就住下来吧。可是他还是个大学生，也得靠父母养活，也没办法把女人留在家里住。那就一起去旅馆住吧，本来她也有这心思，于是两人就手牵手失踪了。老婆过了一周也没回来。庄吉也完全慌了，跑到她老家去打听，没找到人，再一找发现老婆跟浮田信之一起失踪了。浮田的父亲大吃一惊，跪拜在庄吉面前：“万分抱歉，您要是找着了我家混小子，要杀要砍都随您！”“别别，我不能这么对待您儿子。”他当时虽然表现得很沉着，但从那天起，他就陷入懊恼狂乱，神经衰弱，连面容都急剧消瘦憔悴，病弱得像个废人一样。☆☆☆庄吉迅速给他的后辈栗栖按吉写了封信。这种时候他想起来的只有这个招人恨的家伙。在疑雨庄那会儿，他老婆失踪后，他也想过要跟老婆孩子分开住。他打算到按吉的住处借间屋子一起学习，因为按吉那里没地方，他才不得不逃去小田原。然而逃去小田原的前一天，跟一阵风似的来访，帮他收拾屋子的也是这个招人恨的家伙。于是庄吉给按吉发了封快信，让他看到信以后马上赶来小田原，说自己只想看到他，除此之外无法思考任何事情。然而他这三年来最恨的就是按吉，因为按吉是个招人恨、招人咒的家伙。这家伙原本是个热心肠的人，帮自己找连夜逃跑的落脚处，还帮自己想办法借钱，考虑到每次连夜逃跑自家小子都得转校，他还帮自家小子进了私立小学，这种时候，按吉就是自己的亲人。但他身为后辈，却不懂得尊重前辈。每次见面，按吉都会批评他的前辈庄吉最近的作品。庄吉一喝多了就爱给自己加敬称，自称三枝先生，三枝老师。于是按吉都会叫他别自恋了。“你看看你最近写的东西，亏你还能一副老师样，全是一些耍小聪明的假货，你背上的龟壳都快压得你爬不起来了吧。首先就是你那行为，居然从早到晚朗读自己的小说，别干这么可悲的事儿了。”按吉每次都会说这种话，一定会说。三枝庄吉怒从心头起，他给他们共同的好友写了封信，宣称那家伙是个自恋自傲的疯子，不知礼数，是文人中臭不可闻之辈。愤怒，憎恶，三年来，恨他入骨，然而无意间，每次苦恼都会想起他来。于是庄吉就忍不住写了封快信。那次挚友大门次郎跟庄吉绝交的时候，庄吉立刻给那家伙写了封快信，那家伙也赶来了，然而按吉来了以后，又马上招他生气。按吉看到快信立即赶了过来，却被庄吉皮包骨头的样子给吓坏了。庄吉两颊凹陷，脸小得过分，不比按吉的一只拳头大，其中只有眼口鼻还保持着原来的大小，暗沉得跟木乃伊似的，说起话来只有嘴巴跟妖怪似的动来动去。除了眼鼻口以外，就剩下黄浊的皱纹，还有毛发了。“哟，你终于来了！我很想你，能见到你太好了。这段时间你过得怎么样？你的房间安静吗？能学习吗？哎呀，今天我真幸福。总算见到你了。”按吉又愣住了。因为庄吉除了喝醉酒以外，平时一向是个阴郁沉默、说话极度谨慎的腼腆之人，感情一点儿都不外露。庄吉一直劝按吉住下，按吉推辞说手里有快截稿的活儿，硬是给推掉了。他会如此推辞，是因为跟病弱的庄吉说话令他痛苦不堪。虽然栗栖按吉是个完全不火的三流文士，没有什么稿子要赶，然而庄吉听了却觉得十分对不住他——“这样啊”“你腾时间过来看我的呀”“请原谅我”，小脸看似原本就盈满了泪水似的。不过按吉还是费尽了口舌安慰庄吉。例如，庄吉老婆就算跟浮田一起失踪了，也不一定会发生肉体关系。要是被浮田迷住了才走的就另当别论了，但她是跟自家老公吵架以后走的，这种情况就不同了。按吉自己原来跟一个女孩子谈恋爱，一起旅行过十几天，可女孩子并没有把身体交给他。她这次离家出走也是这种情况，起码肯定不会同意肉体方面的事。对方还是个学生，又是乳臭未干的浮田，不可能硬来的，多半她正为这场极度感伤的旅行感到心力交瘁呢。更有可能失去了回来的机会，想回回不来正烦闷呢。林林总总的，两人或许就算殉情都不会发生肉体关系。世事往往就是这么出人意料，向来只有不惹人注意、不为老公所知的出轨才会发展到难舍难分的地步，这种高调的情侣只是看起来风光，两人反而正在痛苦呢，等等。然后按吉趁天还没黑，赶紧回家了。按吉安慰自己的时候，庄吉感觉心里也很有底气，觉得一切都包在对方身上，于是非常放心，连连称是。然而按吉立即就回去了。盼着人来的这段时间还好，然而人已经来了，已经走了。按吉在的时候，这些话还有些说服力，按吉一走，剩下的这些安慰的言辞又算什么呢？不过是空虚的废话而已。自己老婆不在了，跟别的男人一起失踪了。自己又能拿这事实如何呢？庄吉更加急剧地消瘦衰弱了下去。有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户波五郎，他自打庄吉小学起，就是庄吉的后辈。他的家刚好跟庄吉家面对面隔着一条街，只要庄吉在屋檐下喊一声喂，就能听到他在对面房子里的回应。庄吉在东京的时候，户波也住在东京，他在一家书店当掌柜，两人关系甚好，几乎天天一起出去玩乐，一起跟别人借钱去喝酒。户波回到小田原后，在车站前开了一家叫杂文堂的小书店，这一年来天天出门。他把店交给伙计管，自己偶尔也会跑跑客户，但经常大白天就开始喝酒，一夜就把营业额喝到赤字。户波也快到连夜逃跑的地步了。忧心催得人憔悴。这时候最眷恋的就是朋友。虽然跟朋友在一起，有时候会莫名焦躁生气，但心里总感觉很满足，很安稳。户波是个酒鬼，非常明白宿醉的不安和痛苦，知道人在这种时候会极为眷恋朋友，这类经历对于他自己也是家常便饭了，因此他很同情庄吉对朋友的这份眷恋。只要庄吉在对面房子喂地喊一声，他就会过去，哪怕手头的事都不干也要陪着他。可是他自己除了宿醉和连夜逃跑以外，并没有其他烦恼，也没遇过这种事，不可能去凭空想象出来，所以没办法设身处地去同情庄吉。谁都是如此。当时庄吉话说到一半，突然心烦意乱，捏着和服腰带就往乒乓球桌的桌脚上绑，绑了一个圈，把头往圈里一面塞，一面用力拉扯，念叨着“这样死不了吗”，然后又烦躁地捏着腰带，又把头塞到圈里，使劲拿胳膊往头顶上方拉扯腰带。那眼神简直就像已经疯了似的，混浊发蓝，暗沉而犀利。即便如此，户波也未曾想过庄吉竟然会自杀。那是在那之后四五天后的事。庄吉在家里喂喂地喊了好几声，却没有人回应。于是庄吉蹬上木屐，来到了户波家门外。“户波不在家吗？”户波的妻子原来是做女招待的，是个非常没礼貌，一不如意就怄气睡觉的母老虎。只听房中传来含含糊糊，带着怒气的回话：“他不在！”“他去哪儿了？”“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了！”庄吉就此沉默，回了自己家。户波当时要在家里的话，或许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庄吉来到屋檐下的走廊上坐着，一会儿又焦躁地站了起来，往屋子那边走，从客房走到放着乒乓球桌的房间，再走到内屋，毫无意义地快步走来走去，又回到了走廊上，焦躁地坐下了。刚坐下不一会儿，又唰地站起来，走到了他孩子的房间里。过了十分钟，户波回来了。他听说三枝先生刚刚来找过自己，就没从玄关进去，而是从院子转到了走廊那边。户波总是习惯从院子里转过来找庄吉。孩子的房间在走廊尽头。这房间刚好很像个阁楼，没有顶棚，房梁裸露在外面，离地只有六尺高。也就是说，这屋子原本是间小仓库，在此基础上加盖了外面的走廊，地板上放着桌子椅子。虽然整体很像西式房间，但没有门，所以人在院子里可以察觉到里面的情况。户波感觉屋里有人。于是他从院子里往里瞧了瞧，一瞧之下却发现庄吉的母亲——那个曾是老师，威风凛凛又胖又壮实的老太太正用双手一动不动地摁着什么东西。她背对着他，所以他不知道她在摁着什么东西，但她好像一直在摁着什么会动的东西，让那东西保持不动。于是户波迈上走廊。“老太太，有什么事吗？”户波说着就走进屋里。于是她回过头来盯着他，眼里散发出诡异而锐利的光芒。“傻子死了。”然后她放开一直摁着的东西，走出屋子，说了句，“麻烦你叫医生过来。”户波往里一看，房梁上挂了条腰带，庄吉吊在腰带上。因为房梁离地面只有六尺高，小个子庄吉的脚几乎碰到地板，就像踮脚站着似的，微微摇晃着。只见庄吉垂着两条长长的鼻涕，血红的眼睛大睁着，散发着诡异的光芒，就像是还活着，像是在发疯一样。庄吉的母亲多半是听到孩子房间里传来异样的声音，就马上起身去查看情况了。户波把庄吉从房梁上放下来，赶忙跑去找医生了。☆☆☆我接到电报赶去了小田原，我到那不久以后，庄吉老婆就回来了。她看到了当天的报纸，知道了自己老公自杀一事。她让我去一下，就把我带到另外的房间，一面换丧服（可能是从衣柜里拿出来的），一面说道：“那家伙，是存心想折磨我才寻死的。”“没有的事。人会为了折磨别人干出很多事，但不会寻死。他是四十岁的文士，又不是歇斯底里的小丫头。”“你骗人。那家伙为了折磨我，什么都干得出来。他就是为了让我难过才寻死的。”“算了，你冷静一下。”我转身离开了房间。我很奇怪她会提前准备好丧服。生活过得这么窘迫，什么衣服都偷偷卖掉，为什么她没有把丧服拿去当铺当掉呢？我会这么想，是因为女人的丧服透着一种奇妙的性感气息，尤其是女人正在穿丧服的时候，令人神魂颠倒。这种莫名妩媚又性感的生物正扑簌簌地掉着悔恨的泪水，说那家伙是存心想折磨她才寻死的。我也因为中了这种性感的蛊惑，所以赶紧逃掉了。真是没脸见人。我在那之后不久就去京都闲游了。一年半以后，我回到东京。一天晚上，庄吉夫人过来拜访我。她已经自暴自弃到了极点，她成了一名小妾。说是小妾，不如说是妓女，而且还是最放荡的站街拉客的那种。我都不忍直视了。之后我听说她其实是自愿堕落到这种地步的。庄吉是一个始终在做梦的人。他的文学不光是他的梦，还是他实际的人生，同时也是他的梦。然而，梦能成为文学有一个前提：这个梦的根基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扎根，在他站立的现实的地基上扎根才行。一开始是扎了根的，因此他的老婆才会模仿他在梦里描绘的那个她，不久便毫无二致，他们成功地把现实本身变成了梦。他的人生、文学都像他制作的玩具箱一样，他跟他老婆身为玩具箱中的主人公，却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