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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1区 2区 3区淫秽视频爽，私下说：“当年是我俩去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又是我俩替天子去迎娶隗氏，现在天子这样做，狄人肯定要把怨气都撒我们身上了，都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惩罚和酷刑呢，实在是冤枉啊。”这两个人越想越害怕，仿佛狄人就拿着大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一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找到当事人王子带，鼓动他说：“您私通隗氏，天子现在不露声色，但迟早会降罪于您。您不如先下手为强，利用狄人对天子的不满情绪，请他们出兵进攻雒邑，而我们作为内应，里应外合，事成之后，奉您为天子，您就可以和隗氏做长久夫妻了。”王子带对这样的建议当然是欣然接受。他偷偷跑到狄人部落，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周襄王的不是，将隗氏被废的责任完全推到了周襄王身上，以此激怒狄人首领，诱使其出兵讨伐雒邑，并且许诺，一旦他当上天子，将立隗氏为后。公元前636年，狄人在王子带的带领下，第二次杀到了雒邑。王室近臣准备抵抗，周襄王却突然莫明其妙地说：“如果兄弟相争，惠后（王子带的母亲）将如何看我呢？还是由诸侯来对付他吧。”于是弃城而走，出逃到坎欿（kǎn）。王子带率领狄人尾随而至，在坎欿大败王室军队，而且俘获了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和富辰等王室重臣。虽然觉得很难为情，但周襄王还是出逃到了郑国。富辰说得对，姬姓诸国中，唯有郑国和王室最为亲近——地理位置摆在那里了，不亲近都难。意外的是，郑文公不仅安排周襄王居住在汜地，并且带领诸位大夫前往汜地侍奉他，问寒问暖，殷勤备至，将周襄王安顿好之后，他才回去处理自己的政事。回想起当年他扣押王室大夫的无礼举动，郑文公这次的表现实在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郑文公何故如此前倨后恭？《左传》上没有解释，只是在这一段记录之前，记载了郑国发生的两件事：第一，郑文公杀死大子华之后，大子华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了宋国。公子臧喜欢奇装异服，虽然流亡宋国，还常常戴着插满鸟羽的帽子，招摇过市。郑文公对此深感厌恶，于是派刺客将其引诱到宋国和陈国交界的地方，将他杀死。《左传》对此评价说，“穿着不合身份的服装，是给自己找麻烦。”第二，宋襄公死后，他的儿子宋成公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为了宋国的安全，不计前仇，与楚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宋成公还亲自跑到楚国去拜访楚成王，回来的时候，故意绕道郑国，对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郑文公不知道该按什么规格接待他，于是向大臣皇武子请教。皇武子说：“宋国是商朝之后，地位很特殊。周天子祭祀祖先，祭肉原则上只封给同姓诸侯，但宋国同样享受这一待遇；天子家办丧事，诸侯前往吊唁，天子不用回拜，但如果宋公前往吊唁，天子必须回拜，以示礼遇。所以，您尽管提高规格接待他，错不了。”郑文公听从了皇武子的建议，用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宋成公。左丘明表扬说：“礼也！”我们大胆推测，宋成公访郑的主要目的是促成郑文公与天子和解，减少中原地区的不安定因素。他现身说法，劝郑文公说，为了和平，他对楚成王这样的仇人都可以俯身事之，您郑伯和天子之间又没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不能和好如初呢？周襄王在汜地给秦、晋、鲁等几国诸侯发出了求救信。他给鲁僖公的信中写道：“不谷不德，得罪了母亲的宠子带，被迫居住在郑国的汜地，特来告知叔父。”“不谷”是诸侯自称，天子之所以自称“不谷”，是因为他轻车简从，素服出行，按照周礼应该自降称谓。而称鲁僖公为叔父，是因为天子称呼同姓诸侯，一般以伯父或叔父尊称，称呼异姓诸侯，则以伯舅尊称，并非鲁僖公论辈分真的是天子的叔父。收到周襄王的求救信后，秦穆公迅速作出反应，派兵到黄河边等待晋国的部队，打算和女婿晋文公一起前往雒邑勤王。回想起当年的犬戎之乱，也是秦、晋两国和郑国率先勤王，并且护送周平王东迁至雒邑，事隔一百余年，历史仿佛再一次重演了。而在绛都，狐偃对晋文公说：“如果想称霸诸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勤王，诸侯会因此而信服于您，同时勤王也是一件大大的义举。继承先祖晋文侯的大业，扬名立万于诸侯，就在此一举了！”解释一下，但凡为天子办事，都可称之为勤王；而这里提到的晋文侯，就是周平王东迁年代的晋国君主。晋文公听了狐偃的话，怦然心动。但勤王也是国家大事，不能草率决定，于是命令卜偃进行卜筮，以问凶吉。卜的结果，大吉，乃是“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据上古传说，黄帝讨伐神农氏的后裔姜氏，在阪泉大败姜氏。现在晋文公得到这个预兆，当然是大吉，但他很谦虚地说：“我哪敢做这样的梦啊？”意思是说，我怎么敢与黄帝相提并论啊？卜偃一听，知道晋文公领会错了，连忙说：“周礼还没更改呢，这个预兆是将当今天子与黄帝相提并论。”晋文公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但他很快掩饰过去，说：“我就没那么奢望过嘛！再算算卦，国家大事要谨慎。”算卦的结果也是大吉。卜偃说：“这是诸侯得到天子感谢之卦。战胜而天子赐宴，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晋文公下定决心做这单买卖。他派使者对秦穆公说：“区区一个王子带，不劳您亲自动手，就交给我重耳来处理吧。”秦穆公当年送晋文公回国，在雍城设宴招待他，曾经赋《六月》之诗相赠，其实就是鼓励他担负起辅佐王室的重任。现在听到晋文公这么说，他便顺水推舟，带着军队回国去了。公元前635年三月，晋国大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前往汜地迎接周襄王，右路军前往温城讨伐王子带。四月初，周襄王回到了王城雒邑，而王子带在温城战败被俘，并被带到隰城斩首示众。周襄王在雒邑举行了盛大的酒宴，赐给晋文公甜酒和玉帛。当年郑厉公和虢公送周惠王回国，周惠王分别赐给他们铜镜和酒爵，郑厉公犹且不满。相比之下，现任天子对晋文公的赏赐未免也太小气了。没关系，你不给，我自己要。晋文公在酒宴上向周襄王提出，自己百年之后要用隧道来运送灵柩到墓室。好古怪的要求！各位看官暂且先别笑，按照周礼，诸侯之葬，只能用绳索将灵柩吊放到墓穴里；而用隧道运送灵枢，是天子专享的大礼。晋文公提出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在向天子的权威挑战。周襄王一点也不含糊，说：“不行，那是王的葬礼，不适用于诸侯。周朝的天命虽然衰落，但目前还没有能取代它的。叔父如果要用王的葬礼，等于天下有二王，这难道不是您所厌恶的吗？”言下之意，晋文公讨伐王子带，就是因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现在晋文公本人又要以天子之礼自居，岂不是掌了自己的嘴？晋文公倒是很爽快：“既然这样，我也不强求了，请您赏赐一些土地给我吧。”周襄王刚刚拒绝了晋文公的第一请求，再拒绝他看似退而求其次的第二请求，面子上就很不好看了。周襄王考虑再三，决定将阳樊、温、原、欑（chuān）茅赏赐给晋文公，好将他快点打发走。看来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晋文公心满意足地回到了绛都。然而，接收天子赐给的几座城池还颇费了一些周折。首先是阳樊的居民不服，他们关起城门，将晋国的接收人员拒之门外。晋国人没办法，只好派兵围城。有一个叫苍葛的阳樊人站在城墙上对晋军喊话：“仁德是用来对待华夏各国的，刀兵是用来对付四夷的。你们现在到天子脚下动刀动枪，是把我们当外族对待，我们不服从你们的领导，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城里居住的人，哪家不是天子的姻亲，怎么能当你们的俘虏？”后来双方采取折中的办法解决了问题：晋国人占领了阳樊，而阳樊居民全部迁到了别的地方，坚决不做晋国的臣民。接收原城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晋文公亲自率军包围原城，志在必得，因而只备三日军粮，并且宣布三日之内必定攻下原城。三日之后，原城仍然不降，晋文公就命令军队班师回国。这时间谍来报告，说原城军民已经打算投降了，只要再等一两天就会有结果。晋军众将都建议留下来静观待变，晋文公说：“信任，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国民因此而安居乐业，如果得到原城而失去信任，我怕得不偿失。”于是全军起程回国。原城军民得到这个消息，反倒主动派人来联系投降的事。晋军走了不到三十里，原城就宣布投降了。这件事给晋文公很大触动。在考虑原城太守人选的时候，他问寺人披谁可胜任，寺人披推荐赵衰，理由是：当年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列国，赵衰背着干粮和水壶走小路，和大队人马走失了，虽然饥渴难忍，仍然不敢擅自食用。晋文公认为这件事充分说明赵衰是一个守信之人，因此派他镇守原城，希望他用自己的品德使原城居民信服于晋国。晋国得到阳樊、温、原、欑茅四城，第一次将势力范围延伸到太行山以南，国力大大增加。同年秋天，以秦国为主、晋国为辅，发动了对鄀（ruò）国的联合军事行动。鄀国地处今天湖北襄阳附近，是秦、楚边境上的一个小国，也是楚国的附庸。讨伐鄀国，等于公开向楚国叫板，楚成王当然不能坐视不理，派大夫斗克和申御寇带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这里说明一下，春秋时期，“县”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是一个新生事物。楚国地处荆蛮之地，对外扩张速度很快，先后吞并不少小诸侯国，原则就按照一国一县的规模，将这些诸侯国设置成县，由楚王直接任命县公进行管理。据统计，楚国在春秋时期共设县十七个，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地方武装，而且规模不小，小县有兵车百乘，大县则多达数百乘。因此，楚国派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鄀国，其兵车数量应该在两百到三百之间。讨伐鄀国，对晋国基本上没有任何好处。晋文公跟随秦穆公参与这场战争，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与秦国的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为建立晋国的霸业进行试水——欲称霸于诸侯，必定会与楚国发生冲突，他希望借此机会试探楚国的实力。秦国人采取了欺骗战术，故意绕道鄀国与楚国交界的析城郊外，迂回靠近鄀国的首都商密，并且故意将自己军中的一些人绑起来，装作是从析城带来的俘虏。到了黄昏时分，秦国人又在城下举行了一场盟誓表演，造成的楚军与秦军盟誓的假象。由此给鄀国人带来的错觉，秦国人已经攻陷了析城，而且前来救援的楚国人又和秦国人达成了密谋，出卖了鄀国。鄀国受不了这双重打击，开城降了秦军。击破鄀国的抵抗之后，秦国人回头再杀到析城，将斗克、屈御寇二人生擒而回。楚国令尹成得臣率领大军追赶秦军，企图夺回二人，无奈秦军已扬长而去，没有追上。成得臣不敢空手而归，带兵包围陈国，将曾经因陈国进攻而逃到楚国的顿子（顿国国君）送回了顿城。自从宋襄公战败后，敢于主动捋楚成王虎须的，还只有秦穆公和晋文公。晋国人在这次战争中虽然处于从属的地位，但通过见习战争的全过程，晋文公对楚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楚国人并不可怕，至少不像传说中那么可怕。【大战序曲：晋文公的强国运动】周襄王受卫文公的委托，调解郑、卫、滑三国之间的恩怨，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被晋文公敲诈去四座城池。王室的土地本来就所剩无几，地上的产出难以维持王室体面的生活，经过这么一闹腾，天子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就在晋国军队保护天子从汜地向雒邑进发的时候，卫文公去世了，他的儿子姬郑继承了君位，就是历史上的卫成公。公元前635年十二月，鲁、卫、莒三国在洮地举行了会盟。第二年春天，三国又在向地举行会盟，共商加强地区合作与交流的大计。这两次会盟，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引起了齐孝公的严重不满。在他看来，齐国虽然不如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强盛，但好歹还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强国，鲁国在他的眼皮底下和卫、莒两国会盟，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因为这件事，齐国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而鲁国则采取了三方面的战略来应对齐国的入侵：一是发动同盟的卫国从北部趁虚而入，讨伐齐国，进行军事牵制。二是派大夫展喜前去迎接齐军，名为劳军，实为探听齐军虚实，见机行事。鲁僖公还派展禽为展喜的幕后高参，为展喜出谋划策。展禽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叫柳下惠。展禽也是鲁国公室的后人，以姬为姓，以展为氏，名获，字禽，柳下是他的封地，惠则是他死后的谥号。古人的姓名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我们看到柳下惠这个人，千万别叫他柳先生，至少要称呼他为柳下先生，否则就太没文化了。齐孝公的大军还没到达鲁国国境，展喜已经赶到了齐军大营，他把柳下惠教他的那套说辞搬出来，对齐孝公说：“敝过国君听说君侯您亲抬贵足，不嫌辱没自己的身份，来到区区敝地，特意派在下前来犒劳您手下诸位办事人员。”请注意，展喜不说犒劳齐孝公，而说犒劳他手下的办事人员，是非常谦卑有礼的外交辞令，表示说话的人不敢不自量力，逾越自己的身份慰问尊者。齐孝公背着手，看着天空，很是倨傲，“如此说来，鲁国人是害怕了吗？”展喜马上回答说：“小人确实很害怕，但君子不害怕。”这话似曾相识，和当年吕甥应对秦穆公如出一辙，有抄袭的嫌疑。齐孝公瞥了他一眼，走到门边，依旧看着天空，冷笑道：“现在鲁国的国库空空如也，田野间寸草不生，凭什么不怕？”展喜很镇定地回答：“凭的是先王的遗命。当年贵国的祖先姜太公和敝过的祖先周公都是王室的股肱之臣，如同左膀右臂一般辅佐周成王。周成王慰劳两位先君，并且赐给他们盟誓，要求他们‘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当年的誓言，现在还保存在王室的档案馆里。您的父亲齐桓公继承了先祖的遗愿，团结诸侯，消除矛盾和分歧，而且救助诸侯于水火，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尊重。您即位之后，大家也认为您会遵循令尊的做法，为中原带来和平与繁荣，所以我鲁国对贵国没有任何防备之心，大伙都说，‘齐侯怎么可能即位才九年就放弃自己的使命，如果这样，他哪有脸面对先君齐桓公呢？’君子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一点也不害怕。”展喜这番话，前半段振振有辞，后半段简直就是哄小孩子，但是对齐孝公很有效。当时他的脸就红了，二话不说，将部队撤回了国内。展喜在齐军大营忽悠齐孝公的时候，鲁国对付齐国的第三个战略也在悄然实施。公子遂和臧文仲二人不远千里来到楚国，请求楚国出兵讨伐齐国。臧文仲对楚国令尹成得臣说，当今天下，唯有楚国最强，中原诸国均拜伏在楚王的虎威之下，唯有齐国和宋国没有认清形势，不把楚国放在眼里。如果楚国派大军讨伐齐、宋二国，鲁国愿意效犬马之劳。说明一下，宋襄公死后，他的继任者宋成公委曲求全，主动以身事楚，亲赴郢都朝觐楚成王，两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但是，随着晋文公的上台和崛起，宋成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立刻改换门庭，脱离楚国，投向晋国的怀抱，因此臧文仲有此一说。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有可能导致北美大陆的一场风暴。公子遂和臧文仲的楚国之行，则拉开了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争霸战争的序幕。将当时各诸侯国的综合实力作一个比较，可以将它们大致分为三个阵营：第一阵营：楚、齐、秦、晋四个大国；第二阵营：宋、鲁、郑、卫、陈、蔡等二流国家；第三阵营：燕、曹、许、徐等数十个小国。第一阵营中，楚国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军事力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三国，而且将第二阵营中几乎所有国家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或结成盟友，综合实力首屈一指，称霸的野心也最大；齐国自管仲与齐桓公逝后，不修内政，不亲近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感，甚至连一直与齐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鲁国也受不了齐孝公的粗暴，主动与楚国接近，希望借楚国之力打击齐国，齐国的国际竞争力呈直线下降趋势；秦国偏安西北，秦穆公以仁德闻名，稳中求进，暂时没有问鼎中原之志；晋国虽然经历了骊姬之乱和晋

战定胜负。即便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要随军指挥得当，战局还不至于太糟糕。季梁对楚国人的习俗很了解，建议随侯：“楚国人以左为尊，楚王必定在其左军，其左军必定是精锐部队。请您避其锋芒，率主力进攻其右军。楚右军力量单薄，必定溃败，那时我们再集中力量攻其左军，应该可以获得胜利。”季梁这一套避实就虚的战术，与当年濡葛之战中郑军打败王军是同一个道理，应该说是一条好计。但是，少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用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腔调说：“你这是什么话，咱们难道还怕楚国人不成？这一仗，我们就是要避虚就实，轰轰烈烈地和楚国人大战一场，打得他们不敢再跑到汉东来撒野！”他非但不同意季梁的战术，还执意要将主力部署在楚国的左军对面，与其硬碰硬。随侯被少师这番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给震动了，于是坚决地站在少师这边，不愿意再听季梁的大小道理了。两军在速杞发生遭遇战。不出季梁所料，长年未经战阵的随军根本不是楚军的对手，面对楚国左军的随军部队更是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战争结果：随侯逃逸，连戎车都被楚国人抢走；少师被俘，死于楚军阵中；楚军获得了完全胜利。随侯跑得快，态度转变得更快，连夜派人到楚营认错求和。楚武王很想趁势把随国给灭了，斗伯比又站了出来（打，他谏；杀，他也谏，春秋时期的领导还真不好当），劝谏道：“老天借我们之手替他们除了少师这个祸害，随国一时还亡不了。”楚武王想着打仗的初衷就是杀鸡儆猴，既然随国打算起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听从斗伯比的建议，与随国结盟而还。所谓结盟，其实也就是将随国变为其附庸。楚、随结盟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打下了基础。自此之后，楚武王发动了一系列攻势，逐渐将汉水流域的各个小诸侯国纳入自己的掌控。公元前701年，也就是郑庄公去世的那年，楚军将领屈瑕率军前往汉东，以武力胁迫贰、轸两个小国家与楚国结盟。公元前700年，楚武王亲自率领大军讨伐绞国，绞国人闭城不出，楚军的攻势一度受阻。屈瑕几经波折找到了对方的弱点，对楚武王说：“绞国面积狭小，国人心浮气躁，不善谋略。请派樵夫到其城外砍柴，引诱其出城进攻。”楚武王听从了屈瑕的建议，绞国人果然派兵出击，第一天便俘获了三十多名楚国人。第二天一早，尝到甜头的绞军再次争相出城，将楚国的樵夫赶到山中，结果中了楚军的埋伏，被打得大败。楚武王趁机派人向绞君施压，迫使其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公元前699年，屈瑕又率军讨伐彭水之滨的罗国。斗伯比代表楚王送军出征，回来的路上跟自己的车夫说：“屈瑕此行必败，你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已经飘飘然浮在空中了，还怎么能平心静气领军作战呢？”他越想越不放心，连夜跑去对楚武王说，屈瑕带的兵不够，一定要赶快派援军。楚武王对此一笑了之，不以为然。回到宫里，还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夫人邓曼听。邓曼一听就着急了，对楚武王说：“您误会斗伯比大夫的意思了。他并不是说屈瑕带的人马不够，而是在告诉您，作为一国之君应该以诚信安抚小民，以身作则教育各级官员，以严格的律令制约带兵打仗的将领。屈瑕这些年来连续打胜仗，自信心膨胀，很容易独断专行，犯轻敌的错误。您必须亲自对其进行训诫，好好约束他的行为，才能防止这种错误的发生。您还真以为大夫不知道部队已经全部开出去，在跟您说疯话呐？”楚武王吓了一跳，暗自骂斗伯比：“你这厮有话就直说嘛，还跟老子打什么哑谜哟？”连忙派人前去追赶屈瑕大军，但是没追上。果如邓曼所言，屈瑕刚愎自用，不听任何人的意见，甚至给部下发布了一道命令：“提意见者受刑！”部队开到鄢水，也不防备敌人突袭，乱哄哄地过了河。罗国军队和当地的南蛮部族武装两面夹击，大败楚军。屈瑕自觉无脸见人，一个人跑到山里面自缢了。逃回来的楚军将领自囚于治父，等待楚武王发落。楚武王哀叹：“这全是我的过错啊。”将他们全部赦免了。作为一位领导，在出现重大失误时敢于承担责任，不推三阻四，也不嫁祸于人，就是一位好领导。楚武王统治楚国的时期，楚国在汉水流域不断发展壮大，虽未染指中原，却不断欺凌南方小国，成为地方一霸。然而，屈瑕讨伐罗国的失败，给楚武王很大打击，从此退而整修内政，富国强兵，十年未曾对邻国动武，江汉诸国得以安生十年。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楚武王的统治之下，楚国虽然崛起，力量却仍然有限，一次军事失败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元气。公元前690年，周王室将随侯召到雒邑，调查楚子熊通自立为王这件事，认为随侯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毫不客气地进行了严厉批评。凭心而论，随侯这顿板子挨得一点也不值，周王室如果管得了熊通，大可以自己去管，何必怪罪于他这个小国诸侯？退一万步说，随国好歹还跟楚国打过一仗，周王室却连一个谴责的使者都不敢派往楚国，这不是欺软怕硬么？那边，楚武王得知随侯去雒邑朝觐天子，认为这是没有将他这个楚王放在眼里，一怒之下，再一次举兵讨伐随国。随侯这回两面不是人。十年磨一剑，楚武王此举的目的不仅仅是消灭随国，也许更有一举并吞汉东诸国的意思。一时之间，江汉流域各国战战兢兢，生怕祝融的火把烧到自己头上。出征前夕，楚武王突然对夫人邓曼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突然觉得心里摇摇晃晃。”邓曼听了，半晌没说话。夫妻两个相对无言，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许久，邓曼才眼泪汪汪地说：“大王的天命已尽，水杯注满水，则容易晃出来，乃是天理使然。这是楚国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在召唤您啊！如果此去战争顺利，部队全师而还，您就算逝世于军中，也是国家的福分了。”大军出征，邓曼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本来是不应该。楚武王低头沉吟了片刻，道：“既是天命使然，我避之何益？”有学者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在邓曼这句话里已经得到了体现。而我很佩服这个女人，刚强、温柔、多情、重义、理智集于一身；也很佩服楚武王，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以一种平静的姿态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更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楚军按原定计划出发攻打随国，路程未行一半，楚武王突然发病，死在一棵樠（máng）树下。这一年，是他在位的第五十一年。他的死讯被隐瞒起来，楚军在令尹斗祁、司马屈重的带领之下继续前进，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加快行军速度，直奔随国城下。随国人被楚国人这种势不可挡的气势压倒了，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主动向楚国人求和，再一次与楚国结成盟国。司马屈重以楚王代表的身份会晤了随侯，不但没让随侯看出楚武王已死的半点迹象，还装模作样地与随侯约定，来年两国君主再在汉水之滨举行会谈。做完这些，楚国大军开始胜利班师回国，当全部人马都渡过汉水之后，斗祁等人才对外发布了楚武王去世的消息。如此国君，如此王后，如此众将，如此士卒国家想不强大都难。【坏事的背后总有一个女老爸亲，还是老公亲？一个女人如果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恐怕一时回答不上来。这就好比热恋中的女孩子时常也会问男朋友：“如果我和你妈同时落水，你先救谁？”男孩子恐怕也只好搔头挠耳，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叫雍姬的郑国女人。雍姬从夫姓，她的丈夫叫雍纠，是郑国的大夫。雍姬的老爸叫祭仲，祭仲是郑庄公、郑昭公、郑厉公三朝老臣，在郑国的地位可以用根深蒂固四个字来形容。说起来，雍姬的丈夫雍纠也是有来历的人。公元前701年，宋国的权臣雍氏绑架祭仲，逼他立公子突为君，顺便把这位叫做雍纠的子弟塞给了祭仲做女婿，目的是为了在郑国内部安插自己人，好监视公子突君臣的行为。按照这种关系，雍纠很有可能也就是郑厉公的舅舅或是表兄弟之类的亲戚。郑厉公是靠了祭仲的支持才得以上台的。但是如果纵观整件事情的始末，我们不难看出，郑厉公和祭仲之间并没有多少感情纠葛，只不过是拴在同一条绳子上的两个蚂蚱，不得已而合作罢了。等到政权稳固，宋庄公这个幕后操纵者也不能再威胁他们的时候，两个人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左传》这样记载：“祭仲专。”专就是专权，就是横行霸道，就是飞扬跋扈，就是目无主君，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祭仲为什么这么蛮横呢？第一，他是郑厉公政变上台的执行导演，如果不是他将郑厉公偷偷地从宋国带回新郑，这场政变就不可能发生，郑厉公也就不成其为郑厉公，鬼才知道他公子突在宋国的哪个犄角旮旯里颐养天年呢。换句话说，没祭仲就没有郑厉公的今天。第二，祭仲是三朝老臣，为郑国服务多年，他不但具有居功自傲的资本，而且具有丰富的人脉资源，朝中的大臣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世侄，或者是他的亲戚，总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他的群众基础很牢靠。第三，郑厉公打仗是一把好手，搞政治斗争却是门外汉。而祭仲呢？他是深得郑庄公真传的权术高手，善于揣摩人的心思，极少感情用事，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对主君保持忠诚，什么时候该抛弃自己的主子。换句话说，他能够与时俱进，不拘泥于忠君报国的条条框框。祭仲自然有其蛮横的理由，郑厉公却也不是等闲之辈，更不是甘受人挤捏的软柿子。自从登上君位的第一天，他无日不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除去祭仲？攻城掠地常用的招数——里应外合，他首先想到了祭仲的家里人：雍纠。雍纠是一个身份很特殊的人：首先，他是宋国人，到郑国的时间也不长，政治背景相对简单；其次，他是郑厉公娘家的亲戚，与郑厉公有血缘关系；最后，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祭仲的女婿，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近祭仲。站在雍纠的立场，郑厉公与祭仲，一个是表亲，一个是岳父，究竟谁更亲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是，雍纠之所以娶祭仲的女儿，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因为门当户对，而是宋庄公强行摊派给祭仲的。这是一桩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姑爷的任务是监视泰山，两个人之间又怎么会有好感呢？因此，在郑厉公与祭仲的君臣之争中，雍纠坚定不移地站在了郑厉公这边。公元前697年春天，郑厉公和雍纠商定，借举行郊祀的机会，由雍纠在路上设宴招待祭仲，并趁机刺杀。所谓郊祀，是春秋时期的一种祈祷仪式。每逢春季惊蛰前后，国君要带领众臣前往城郊举行祭祀众神的活动，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称为郊祀。在郊祀的途中，女婿请岳父喝杯小酒，想必不会引起什么怀疑吧。计是好计，但我实在搞不明白，雍纠为什么一根筋会把这事透露给自己的老婆。而他老婆雍姬得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念头也不是告诉老爸，而是急哄哄跑到老妈那里，问了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妈你说，老爸亲，还是老公亲？”按她的想法，如果老妈说“老公亲”，她就捂住嘴巴，不再往下说了。老太太撇撇嘴：“那还用说，当然是老爸亲。”“为什么啊？”老太太说了一句足以雷倒众生的话：“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这句话不难理解：人尽可夫，老爸只有一个。话说得倒也在理，只是“人尽夫也”四个字，让人看了忍不住喷饭。雍姬恍然大悟，连忙将老公的阴谋告诉了老妈。老太太吃了一惊，暗自庆幸自己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说错话。第二天早上，郑国大夫周氏家的池塘里，发现了一具浮尸，打捞上来后，虽然血肉模糊，但还是有人指认出那是大夫雍纠的尸体。周氏连忙跑到宫里向郑厉公报告。郑厉公亲自驾着马车到周家的池塘边看了一下，一言不发，将雍纠的尸体抱上车，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绝尘而去。事情败露，走为上计，他绝不拖泥带水。“谋及妇人，宜其死也。”这是他对雍纠的评价，意思是这么重要的事居然让一个妇人知道了，死得活该。然而他还是带走了雍纠的尸体，找了个地方埋葬起来。雍纠既然为他而亡，他就不会抛弃雍纠，哪怕只是一具尸体。单凭这一点，这个世界上还有他的舞台。公元前697年六月，郑国的前任国君郑昭公又回到了新郑，重新成为郑国的主人。当然，这一切还是出于祭仲的安排。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郑昭公再回来的时候，祭仲已经来回折腾着做了四朝君主的臣工。无论年龄还是精力，他都明显地老了。我们不知道郑昭公有没有发出“前度刘郎今又来”之类的感慨，但我可以肯定，他看着面前这个眼神依旧锐利、身材依旧瘦削、态度依旧谦卑的祭仲，不免百感交集。四年前，就是这个干巴巴的老头儿把自己扶上国君的宝座，屁股还没坐热，又被他赶下台来；四年后，他又派人将自己从卫国接回来，再一次送到了国君的位置上。取舍予夺，仿佛都在这老头的股掌之上。他没有对祭仲说太多，只是拍拍他的肩膀，淡淡地说了一句：“辛苦了。”祭仲将头低下去，眼角流下一滴浑浊的泪珠。谁辛苦？郑昭公辛苦，还是祭仲辛苦？也许生活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大家都很辛苦。毫无疑问，郑昭公和他的弟弟郑厉公一样，都不是善于玩弄权谋的人。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到固执的地步，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两次拒绝齐僖公把女儿许配给他的好意。他似乎总弄不明白，既然生于公卿之家，婚姻就是政治，与爱情和个人气节是没多少关系的。如果那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想必不会有这四年的流亡生涯吧？宋国人就算是想动他，也要考虑一下后果，齐僖公这个岳父老子可不是好得罪的。那样的话，不只是自己免受颠沛之苦，郑国也不会陷于混乱，父亲郑庄公的威名也不会受到损害……总之，一切都会不同。不过，如果他知道那位从齐国抱得美人归的鲁桓公是一个什么下场，也许能冲淡这种后悔。公元前706年，鲁桓公迎娶文姜的第三年，他们的爱情结出了果实——这一年九月，他们的儿子诞生了。因为出生的日期与鲁桓公相同，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同。以“周礼尽在鲁矣”而著称的鲁国人用盛大的排场迎接了这位大子的诞生：鲁桓公斋戒沐浴，以大牢（牛、羊、猪三牲）之礼献祭于列祖列宗；由国家级占卜师郑重其事地卜卦，选择吉利有福气的下层贵族人士来服侍婴儿，又挑选德才兼备、美貌的下层贵族的妻子来给他喂奶；鲁桓公、文姜和血统纯正的高级贵族公室妇女一起为他举行命名礼。大子同诞生的时候，正是齐、鲁、郑三国同盟的鼎盛时期，但是三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简单地说：郑庄公是这个同盟的“轴”，也就是核心人物；齐僖公是这个同盟的“辐”，也就是支撑同盟运转的实力派；鲁隐公本来在同盟中地位不低，但是鲁桓公上台后，三国诸侯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了：齐僖公和郑庄公仍然亲密无间，鲁桓公这位后来者却始终没有被摆到平等对话的位置上。这也难怪，前两者在历史上有“僖庄小霸”之称，鲁隐公之所以能够与这两位平起平坐，主要是因为他正直厚道，为人忠憨，受到他们的尊重。而鲁桓公既不正直，也不厚道，用了阴谋诡计杀死鲁隐公才上台，本来就做贼心虚，在两位小霸面前就显得愈发渺小，更何况齐僖公还是他的岳父，从辈分上来讲，已然矮了两位大爷一辈。对于齐僖公这位岳父，鲁桓公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06年冬天，纪武公来到曲阜朝觐鲁桓公，一方面庆贺大子同的诞生，另一方面是觉察到齐国有进攻纪国的迹象，想请鲁桓公出面，在齐僖公面前说说好话，放弃进攻纪国的念头。纪国是山东的姜姓小国，与鲁国有姻亲关系。纪武公心想，鲁国是齐国的盟国，鲁桓公又是齐僖公的女婿，找鲁桓公帮忙准错不了。但是没想到，鲁桓公听说要他到齐僖公面前斡旋，就开始捻着胡须支吾其词了，又是天气不佳又是道儿不好走又是老婆粘得紧啊…

臣衙门，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丰大业于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见了天津知县刘杰。于是丰大业和刘杰论理，一来二往，性格骄横而且鲁莽的丰大业，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耐心，热血冲上脑盖，他拔出手枪，朝着刘杰“砰、砰、砰”大放一通，刘杰躲得快，但是刘杰的一个幕僚被当场打伤。丰大业开枪伤人了。这下不得了，此时，部分围观的人一哄而上，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书二人，当场活活打死。丰大业开枪逞强，导致他和他的秘书被打死之后，这个事件就失控了，聚集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法国教堂“望海楼”一把火烧了，并且对天津的洋人，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一共杀了多少呢？一共杀了20名外国人，其中含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修女、商人、领事官员等。不但如此，愤怒的群众在当天还杀死了30多名中国籍天主教徒。民众杀红了眼之后，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不分法国、英国、美国，也放火焚烧，造成各处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毁。事发后不久，法国军舰立即开足马力驶到天津，进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个国家的军舰也结集在天津，声援法国——你大清国必须快速处理本案，否则我们就打你。清政府刚刚在十年前被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伤痕犹在，不敢怠慢，于是派了曾国藩到天津调查处理本案。曾国藩在天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终于将本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查清楚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1.大清国认定：本案责任在于大清国一方；2.大清国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国谢罪；3.大清国逮捕并处死16名中国籍的主要凶手；4.大清国向法国及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及抚恤金约合50万两白银。曾国藩对本案的处理，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人们都指责他“软骨头”、“吃里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宣布开除曾国藩的湖南省籍。那么，这起“天津教案”，留给我们后世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及启示呢？魔鬼在于细节当中，我们不妨从本案涉案人员的各种作为来分析，总结一下，这些人都犯了哪些错误：1.教堂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对送来弃婴的好心人给予钱财奖励，这个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却在客观上引诱了坏人去拐卖孩子，这个出人意料的魔鬼细节提醒了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们做这件事，会向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做的一件事，会不会因为手段不恰当而使它最终成为一件坏事？2.部分群众看到修女付钱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残骸出现在郊野、看到教堂里有一罐腌洋葱，将上述三个现象十分不严谨地总结为“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是不是造谣？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在做出任何结论之前，是不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我们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发言应该更为严谨，以免不慎陷入造谣、传谣的陷阱之中？3.法国领事丰大业这个人，在和天津知县论理的过程中，情绪失去自控，竟然拔枪行凶，因而导致自己被活活打死，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任何问题，在“和平救济手段”尚未穷尽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动武——冲动是魔鬼。其实如果单单从本案而言，丰大业也许并非是一个心肠恶毒的人，但是他的死并不太值得同情——他并不是死于心肠恶毒，而是死于脾气暴躁。4.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伤人的这个情节，使部分天津民众的情绪滑向了失控，人们对白色人种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只要你是洋鬼子，无论你与本案有关无关，无论你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无论你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总之只要你是洋鬼子，我们就打死你——愤怒的民众将这件事升级到了这个地步，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该死？“天津教案”留给后人太多的启示。我想，其中造谣、传谣，是一种严重的恶行，我认为这个教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中国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谣、传谣的乐土，谣言在这里很有市场，人们要么信口雌黄，要么偏听偏信，你要冷静，他说你冷血；你要证据，他说你书呆——有时人们往往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相信证据确凿的东西——感情往往胜于理智。当然，我在这里，也只是抛个砖，引个玉。我相信明眼的读者，能从这里吸取更多的营养，悟到更多的东西。

鉴湖女侠秋瑾

史书上说：当年，清兵赶到革命党人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门前的时候，秋瑾从容就捕，而且拒写供词，只挥毫写下了以下七个冷艳的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07年7月14日，革命组织“光复会”成员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捕，次日，秋瑾在绍兴的闹市区——“古轩亭口”被清政府杀害。秋瑾当然是一个女英雄。可是，英雄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传闻的基础上的。秋瑾为革命而死，仅仅算这个事情本身，秋瑾就已经堪称英雄，而如果再杜撰一些英雄的情节，刻意为她“锦上添花”，在我看来，却等同于画蛇添足，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反而适得其反。这不，秋瑾死后，中国社会上，就流传开了关于秋瑾的以下三则传说：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坦白说，我很愿意相信这些传说。可是很遗憾，事实上，以上这些，全部都不准确。我首先谈秋瑾被捕的过程。依据秋瑾的亲生弟弟秋宗章的回忆文章《大通学堂党案》，当天清兵到“大通学堂”里来逮捕秋瑾的时候，秋瑾并没有像影视作品里面那样英勇抵抗或者从容不迫地指挥学生抵抗。恰恰相反，秋瑾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逃跑。这不是刻意要丑化女英雄。事实上，革命人物在遭到官府逮捕的时候，逃跑不单是十分正常的表现，而且还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试问：如果人人都见死不逃，恐怕革命人物都死光了，那么，谁来干革命事业呢？所以被捕的时候，尽量逃跑，保留自己的力量，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大通学堂”是秋瑾参与经营管理的一所学堂。《大通学堂党案》这篇回忆文章，收录了秋瑾在狱中给清政府的一份《供词》。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当年秋瑾给清政府的这篇供词，都说了些什么：“秋瑾即王秋氏供：山阴县人，年二十九岁。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与丈夫离别出洋，往日本游历，与徐锡麟、赵洪富会遇熟识。后我回国，在上海开设女报馆。上年十二月间，始回绍兴。由蔡姓邀我入大通学堂，充当大通附设体育会教员。与竺绍康、王金发均属要好，时常到堂，已有月余，也系熟识。今日闻有营兵前来拿捕，当即携取手枪、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堂内开枪，兵勇等亦开枪，并将我连枪拿获。又论说稿数纸、日记手摺一个。此稿是我所做，手枪亦是我物。我已认了稿底。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了。皮包是临拿时丢弃在堂。至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现逃何处，不知道是实。（下有指模，注明：‘右手二指’。）”秋瑾的这篇文言文供词，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我叫秋瑾，我的丈夫姓王，我是山阴县（浙江绍兴）人，今年29岁，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丈夫的全名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告别了我的丈夫去日本游学，并与徐锡麟、赵洪富结识和交往，我回国之后，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女性报纸，直到去年12月，我才回的绍兴，一个姓蔡的人邀请我加盟‘大通学堂’，并充当‘大通学堂’附设的‘体育协会’的教师。我和竺绍康、王金发关系都不错，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经常来‘大通学堂’了，彼此很熟，今天我听说政府派兵来抓我，我当时就拿了手枪和皮包，准备逃跑，不料‘大通学堂’里面的学生开枪了，于是清兵也开枪了，然后呢，清兵将我连人带枪给抓了，还搜走了我的一些文稿、日记等文件，这些稿子是我写的，手枪也是我自己的，稿子我都看过了，革命党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问了，我的皮包是在拿的时候丢掉在学堂里面了，而至于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他们逃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于是，我们从秋瑾的这份供词里面，读出来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1.当天，清兵来抓秋瑾时，秋瑾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奋勇抵抗，也不是从容就擒，而是逃跑。2.秋瑾并非如民间传闻中所说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供词，而是写下了以上这份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那么，秋瑾在受审的时候，又有没有“视死如归”的情形呢？史料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秋瑾在受审时，一开始坚决不承认自己“造反”的事实，而且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想方设法地去求生。依据是1907年7月21日版的《时报》，报道了秋瑾受审的细节。在庭审的时候，清政府官员贵福和秋瑾有如下的对话：贵福：“你一个女孩子，为何要造反？”秋瑾说：“你误会了，我是造男权的反，没有要造大清的反。”可见，秋瑾出于求生本能，为自己辩解，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造大清的反”的事实，因此，我们大家说她“视死如归”，似乎的确是言过其实了。可是，这也并非是故意丑化秋瑾。事实上，作为一个弱女子，在明晃晃的大刀跟前，不喊“大老爷”，不喊“饶命”，不喊“我错了”，不喊“冤枉”，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毕竟，秋瑾只是一个女子。读到这里，我们回到分析本文三个传闻的事情上来，我们不妨一一纠正如下，以正视听：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不真实。秋瑾在被捕的时候，既没有英勇抵抗，也没有从容就擒，而是带上枪支、皮包，准备逃跑。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不真实。秋瑾在受审的时候，虽然没有低声下气地求饶，但是，秋瑾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反清，也就是说，秋瑾仍然想侥幸求生。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不真实。秋瑾在狱中，为清政府写下了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读到这里，请问诸位：您觉得，秋瑾的英雄形象，有没有被抹黑呢？有没有被丑化呢？我的答案是——没有。相反，秋瑾显得更真实了。事实上，作为革命党人，在面临被捕的时候，逃跑是正确的，在近代史上，在面临被捕危险的时候，撒腿就跑的英雄人物，不知有多少。此外，人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幻想通过“证据不足”来使自己脱身，以求“留得青山在”，出狱之后继续革命，这种事情，也是相当的普遍，不要说一个小女子秋瑾，就算是我们历史上先后登场的众多英雄好汉，做过这种事情的，简直是数不胜数。再者，是写了七个字的供词也好，是写了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也好，字数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秋瑾在她的供词里面，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屈膝求饶，没有背叛革命理想……仅仅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掩盖这份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来为秋瑾“锦上添花”，否则一不小心，搞成画蛇添足，完全不必。这就是我的看法。

吉鸿昌之死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读物，突出地讲述吉鸿昌在胸前挂一个“我是中国人”的胸章访美的故事，努力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英雄……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里，落下了“吉鸿昌死于抗日”的一种模糊印象，可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提起“吉鸿昌”这个人，相信许多的读者心里都会蹦出一个词儿“英雄”。实事求是地讲，吉鸿昌的确是一个英雄人物。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吉鸿昌大义灭亲的一起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记录了吉鸿昌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有一回，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一家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案发当地的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可是，有人报告给了吉鸿昌。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件事，也许就能说明吉鸿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等闲之辈。再讲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吉鸿昌访美。在美国期间，有一回，吉鸿昌到一个小邮局，去寄一个包裹回国内。当他用不标准的英文，对美国邮局女服务员说出‘中国’这个国家名字时，邮局服务员竟然抛出来这么一句：‘中国是哪里？我没有听说过。’吉鸿昌义愤填膺，当即叫人定做了一块写着‘我是中国人’的方形胸章，挂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故事，有些读者从小就读过，不再多费笔墨。出于对吉鸿昌的敬仰之情，长期以来，我们有很多的民间通俗历史读物，想方设法地突出吉鸿昌“我是中国人”的访美故事，刻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为了抗日而死的民族英雄。但是，事实上，吉鸿昌当年被国民政府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是因为吉鸿昌发动了反蒋武装暴动。当然，反蒋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话题，在此不多说。本文所要澄清的是——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反蒋。其实，此事的端倪，并不陌生。吉鸿昌在死前，曾经写下这样一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这首诗里有“恨不抗日死”五个字。很显然，吉鸿昌已经用他自己的话，亲笔告诉各位：他被捕乃至被杀，并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才有他笔下“恨不抗日死”的遗恨自白。那么，吉鸿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丢掉性命的呢？依据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回忆，当年国民党特工潜入天津租界，刺伤并抓捕了吉鸿昌，理由是吉鸿昌组织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暴动。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的回忆，有什么可信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难道军统特务的证言，就一定是谎言吗？其实，关于吉鸿昌被捕、被杀的真实原因，传世的第一手史料，多如牛毛。例如，吉鸿昌生前的战友傅二虞，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里面，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吉鸿昌曾经派代表远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并被蒋介石的人查获。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出于防范，蒋介石于是命令吉鸿昌去“剿共”，可是，吉鸿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冒充红军，倒戈攻击国民党军队。我们来读一读，傅二虞这篇证言的原文：“……第二十二路军驻防潢川一带，蒋介石给该路任务，是对豫鄂皖边区‘剿共’。在1931年4月间，吉鸿昌奉令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他回到潢川时精神沮丧，很气愤地说：‘蒋介石手下这班人，忒骄傲猖狂，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尤其是陈诚，更是气焰逼人，我怎能吃他们这一套！’他还分别给杂牌军队中豫籍将领写信，说刘峙在河南，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反对刘峙主豫。并给刘镇华写信，推他为首领，作倒刘峙运动。据说，刘镇华接到吉鸿昌的信后，就把原信送呈蒋介石了。此时，有人介绍一位姓帅名公字新吾的，来到总部，帅又介绍他一位朋友刘某，代表吉鸿昌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会毕，刘某将会议记录及汪给吉鸿昌的任命状等，装在暖水壶内，由广东北返送吉。刘途经汉口。下火车时，被蒋介石的侦探查觉，人证俱获，解到汉口行营。蒋介石得到这一情况，遂派参议冷欣，携带电台，来到潢川，住在二十二路军总部旁院，名为联络，实系监军，并时常找师长张印湘谈话，企图分化部队。约在5月间，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队向安徽金家寨‘剿共’。吉鸿昌接到命令后说：‘我决不牺牲部队，替蒋卖命。’乃伪造共军大部已出动到潢川西北寨河、竹竿铺附近的假情

。当然，要想重新诠释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比较中立比较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尽量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尽量对辛亥以来几十年中对历史人物的妖魔化有一个“去魔化”的功夫，以日常情理的平常心去观察去描写那些历史人物，就会得出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的观感。一部历史剧，如果没有不一样，或形态稍新的历史观，要想成功，估计会非常困难。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真诚期待能够有一部或几部接近于历史真实而又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剧出现，以反映和记录辛亥那个伟大的时代。其实我们不了解民国清帝退位一百年了，中华民国创建一百零一年了。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许多人、许多事似乎还没有走远，我们望着那些背影，不仅感到亲切，而且容易引起共鸣，毕竟我们就是从那里一步一步走来。只是从学术史意义上说，对于民国，我们其实很陌生。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民国，可能还是一个不太真实的传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如果从1912年中华民国开国算起，至1949年中华民国主体部分在大陆结束，中华民国的历史不过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沧海一粟，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三十八年历史的中华民国相当复杂，我们不仅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还没有办法与台湾学者取得共识，即便在我们的意识中，这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也如云如雾，因为我们不仅反对蒋介石，而且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我们唯一能认同的是孙中山和他的南京临时政府，而这个临时政府恰恰在民国法统中又存在许多争议。不将这些仔细梳理，我们或许真的相信有一个“民国范儿”，如果将这些都说清，那就真的分不清哪段正确哪段错误了。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至少应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样三个大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有着重大差别，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说是民国，但此民国非彼民国，因而各自的法统也就很不一样，所信奉所执行的政策也就有着很大区别。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弄不清孙中山为什么在中华民国开国后一再声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真实意思，一直以为这是孙中山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号。其实，如果将这句口号落到实处，孙中山表达了民国法统中的大问题。在1912年之前十七年，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组织革命呼唤救亡的同时，也在为中国未来设计政治路线图。按照孙中山的理论，满洲人是中国周边一个族群，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过去两百多年对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这个殖民统治的政府，“驱除鞑虏”；然后重建一个汉人的天下，“恢复中华”。只是孙中山毕竟不再是过去年代的草莽英雄，不再一味强调改朝换代，而是期待在这场种族革命的同时，一举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所以孙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论表达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目睹清廷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之耻的重要觉醒，也是此后十几年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凭借着这样的政治信念，孙中山“一个人的战争”终于唤醒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追随其革命的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至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中国革命至此出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潮。为了将中国革命向深度广度推进，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人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制定了革命方略，制订了军政府计划，制定了一旦清廷垮台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国家等一系列方针谋略。根据这些方针谋略，推翻清廷后的新政府应该以“五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个“五权宪法”就是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宪法的改良，增加了检察权与考试权。在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和同盟会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概念，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必须实现的三个基本目标。在革命步骤上，孙中山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构建“军政府”，显然蕴含着三阶段的意思。在对国内民主现状的估计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都是相当悲观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受到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的深刻影响，以为中国长时期处在君主专制下，人民的民主意识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觉觉后觉，先知启后知。所以等到革命告成，在孙中山的意识中依然是传统中国“为民做主”的意思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做主。孙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径的设计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问题。只是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十七年与国内政治几乎彻底隔绝，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开始政治环境略微宽松后，孙中山也没有办法踏进国门，实地考察国内政治实践，所以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也就必然具有相当误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国内政治进步，不知道君主立宪的进展，除了消息隔绝，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革命党的领袖，始终站在清廷对立面，始终用一种有色眼镜看待清廷的政治改革。不过，孙中山确实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人物，当1911年政治改革机会来临时，孙中山并没有教条主义地坚守先前的规范。为了实现推翻清廷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没有顽强地坚持“驱除鞑虏”的原则，反而同意对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给予优待和礼遇。这里面当然有许多不得不如此的压力，但孙中山走到这一步也确实不容易。南京临时政府因机缘巧合成立了，从这个政府实际运作情形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先前的那些理论设计似乎都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没有体现五权宪法的权力制衡精神，更不要说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了。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色彩确实强烈，比如对旧制度的改革，但在现实政治层面，临时政府其实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大致反映了时代思潮主流。袁世凯和民国法统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也确实不足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孙中山拥有新思想，革命党人拥有新精神，但这些都不足以将一个混乱的中国带上常态发展轨道。在当时国内外一切关心时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旧河山一统江湖的，还是政治强人袁世凯。这就是所谓“非袁莫属”的意思。袁世凯是晚清政治强人，他从甲午战后的维新走到戊戌年间的变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都是这一系列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内部旧官僚难得的新见解新思想，而且在过去十几年官场历练中，养成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凡高超的办事能力。他是光宣朝无人企及的能臣，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袁世凯在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突然去世后被开缺回籍，静养三年。把袁世凯开缺回籍的故事非常复杂，但袁世凯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改变对清廷的忠诚。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迅速启用袁世凯，袁世凯也最大限度争取南北和解重回君宪主义政治轨道。这在现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然而到了最后，依然因为满洲贵族在根本问题即国会构成上不愿让步，君主立宪在最后时刻还是毁于一旦。这确实非常可惜。君主立宪无法实现，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协达成后，清帝退位，颁诏宣布委托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商量共建一个新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遵守诺言将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权杖转移给袁世凯，是为中华民国正式开国。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接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思路往下走，更没有接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这是因为袁世凯毕竟是晚清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他的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与君主立宪并没有根本区别，除了一个君主必须废除外，共和体制下其实也应该是一种东西洋通用的代议制形式，而不是孙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中国已在晚清走了十年以上的民主道路了，各省咨议局的成熟度一点都不亚于东西洋各国，全部议员都是经过竞选产生的职业政治家，他们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议制政治的一般训练，熟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运行规则。这是一个现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没有必要绕开晚清十年民主政治的训练和成就，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而是接续晚清君主立宪往下走，将各省咨议局改造成各省议会，将各省巡抚和后来的都督改为省长；将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至于那个责任政府，不论是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还是在民主共和体制下，其实只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政府首脑过去对皇上负责，现在对议会负责，仅此而已。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这样的变通是合乎历史需求的，在当时在后世都没有引起多大问题。即便是1913年因“宋教仁案”引发“二次革命”，中华民国面临深刻政治危机，也没有人从体制上思考有什么不合适。问题在于，袁世凯没有始终如一坚持在民国政治架构中解决问题，没有将民主共和原则贯彻到底。随着内外危机相继爆发，国内的政治动荡和日本的“二十一条”接踵而至，再加上袁世凯骨子里的旧思想不断发酵，身边宵小之徒添油加醋，袁世凯踏上了“帝制自为”的不归路，不仅毁了自己，也坑害了国家，由此引发激烈的民国法统之争。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恢复“约法”，旧国会也予以恢复。然而为时不久，总统府与国务院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向德国宣战问题发生冲突，不可调解。段祺瑞力主参战，而黎元洪和国会对此有保留不愿参战。府院冲突最后演化为黎元洪利用大总统的权力罢免段祺瑞，并援引张勋督军团进京调解。结果辫子大帅张勋乘机复辟，拥立废帝溥仪，中华民国到了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张勋复辟为段祺瑞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段祺瑞马厂誓师，出兵讨伐，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拯救了民国。但旧国会已解散，中华民国原有法统至此不复存在了，南北各方开始对这个民国法统进行激烈争夺。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机会，召集国民党领袖及部分军政要员讨论重建共和，出师讨逆，号召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于是连续数年的南北战争由此拉开帷幕。这也为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找到了最合适的理由。孙中山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的分裂组织，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被外部世界所承认。但是南方革命政府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毕竟在那几年中，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办法一统江湖，吃掉这个革命政府，所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侥幸胜利需要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南北之间的和谈终于提上日程。在这个时间段，中华民国的主导者，确实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些“北洋军阀”，不论是接替袁世凯的黎元洪、段祺瑞，还是稍后的冯国璋、徐世昌，直至吴佩孚、曹锟等，大致都是北洋系的军人。对于这批人，我们过去真的不太理解，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不是来自史料和直接认知，而是来自他们的反对派，即南方革命党人的描述。所谓“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可是我们直至现在还在使用这个表述。北洋系军人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变革中都有相当成绩，基本上都是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像段祺瑞几次拯救共和，成为近代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并不像南方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他们在整个统治时期都努力遵循着民主共和的框架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对此还有什么疑惑的话，看看《建党伟业》就能够明白。不过，到了北洋系第二代比如曹锟等人，虽然民主的信念依然在坚守，比如他宁愿背负贿选恶名也不愿用武力夺取政权。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的民主素养确实没有办法与北洋第一代比，因而这就给南方的革命留下了一个重要契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北洋第二代领袖的退步和堕落为南方革命提供了契机，但真正使南方革命得以成功的其实还有另外几层因素。一是孙中山坚持不懈的革命意志，使南方革命获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同情和支持，南方逐渐成为大革命中心。第二，中国革命重新高涨还与当时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此时思想转轨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苏维埃社会主义激活了俄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苏联垮台而否定当时对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苏联当年的成就和气势，辛亥革命时期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旧有的民主共和模式感到失望，就像鲁迅那时所说，已有的中华民国不合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因为这个民国除了换个招牌，其他一切都没有变，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很可能昔日的奴隶成了主子，只是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到20世纪20年代，由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其实面临南北夹攻，孙中山和南方革命政府不断北伐，而来自北方的俄国不仅源源不断地向中国人传递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帮助中国筹建共产党，而且还源源不断向南方革命政府提供物质的和思想上的帮助。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到了20年代中期实际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至1927年蒋介石利用国共合作领导北伐成功，在南京重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迅即成为过去。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华民国的历史进入第三个阶段，其代价主要是国共由此彻底决裂，进入此后国共纷争的十年。但是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管控地区，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又是中国民族资本急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此后的历史我们大致都知道，国共十年分裂冲突因日本侵华而重新合作，八年抗战，接着就是四年国共内战。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后半程由于我们是胜利者，因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并不太清楚这段历史真相，我们对民国这一段历史其实真的很陌生。我们以为国民党是消极抗战积极摩擦，我们以为国民党腐败不堪，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经济。我们虽然已经胜利了六十多年，但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史观，没有能够从一个中立者的立场去看待这段刚刚消逝的历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写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历史。所以当“民国热”不期然兴起时，真诚期待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对这段历史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重构一个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民国史。我们不仅应该重估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贡献，也要重估袁世凯、蒋介石以及那些北洋和南京的军政要员，他们构成了民国历史丰富多彩的画卷，没有他们有血有肉的身影，书写的历史总是觉得有点苍白，有点不那么自然。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就历史背景而言，我们今天依然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今天的成就是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恩赐，我们今天还存在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大变革时代还没有走完。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历史三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中坚—士大夫—干部阶层应该拥有怎样的官范，信奉怎样的官德，崇尚什么样的官箴，确实值得我们重新思索。治人与治于人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积累了无以伦比的文明遗产，中国文明的奥秘我们至今或许都没有完全解读，但中国文明确实保障了这个国家从黄河流域向四面扩散，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明共同体。在中国与西

那是你的真心话。”然后，过了几天，她显得生硬沉默。“出什么事了，莫迪？”“我不干，我不离开这里，他们强迫不了我。”“这次是谁来了？”“她来了。”“她是谁？”“好像你不知道似的。”“哦，你又来了是吧？我在给你下套是吧！”“当然是了，你们都这样。”我们扯着嗓子冲着对方大声嚷。我一点都不觉得羞愧，但是我从来没有、自打不再是孩子起就没有这样吵过架：心中不觉得怨恨，也不觉得愤怒，甚至有点享受地吵架。不过我知道对于莫迪来说这一点都不享受。她事后会痛苦的。“那是不是说还有别人来看过你？”“是的。”“她叫什么？”蓝眼睛里怒火烧得正旺，她说：“罗杰斯，博杰斯，普洛杰斯，大概这么个名吧。”然后，接着，“他们不能强迫我搬家，是吧？这房子是私产吧？”我派人去查相关信息。如果政府宣布公寓必须拆除，那她就非得搬不可。拿如今的任何住房标准来看，这房子都该禁用了。而拿任何人道主义标准来讲，她都该住着不动。我想要联系这个罗杰斯太太。我知道我可以给“社会福利局”打电话问，但事情不该这么发生——啊，才不是呢！你得让事态自己发展，想抓住什么，你就必须在正确的时机出手。前几天，我发现那两个老太太又在等我。博尔斯太太和贝茨太太。裹着大衣和围巾，不过她们的帽子上插了花，缠了亮色的缎带。春天了。“哦，你真是四处奔忙呢，”贝茨太太说，“莫迪·福勒怎么样？”“还老样儿。”“罗杰斯太太问起你来着。”“你知道她打听什么吗？”“哦，她人可好了，罗杰斯太太，四处奔忙，就和你一样。”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我就等着在哪里撞见这个罗杰斯太太了。又过去了五个星期。什么都没变……但一定有什么变了的。办公室里还是老样子，和乔伊丝相处还是那个样，和莫迪相处还是那个样。不过我见过薇拉·罗杰斯了。在人行道上碰上的，她正和那两个老太太说话。她们喊我，她转过身，脸上挂着急于示好的笑容，穿过街道，来到我身边。她是个个头不大的瘦姑娘。我本来真的是要写：12号尺码。我什么时候才能说起某人时不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穿什么？最近菲丽丝问，我姐姐是什么样子。我回答说，她穿高品质的针织套装、高级鞋子、羊绒衫。菲丽丝笑出声来，那种笑法仅仅一年前还正是我想要的效果。薇拉站在我面前，站在冷风呼呼的人行道上，脸上挂着急切、热情、歉疚的笑。友好的棕色眼睛。粉色的指甲油，不过有些脱落。没错，这当然能反映出她的某些方面了：她工作过度。衣服是耶格旗下的低端产品，好看，但不动人。我知道“关键人”就是她了。不需要做太多铺垫，我们开门见山。我说：“我一直希望能碰上你。”她回答：“是的，我非常想和你谈谈福勒太太的事。”我说：“她害怕得很，怕她会被强制搬迁。”她说：“是的，但这个事我们可以稍微拖一拖。”我说：“另一方面，对她最有用的是送餐服务。”她说：“是这样的，她能动，能四处走动，所以其实没有资格……不过如果你觉得……”我说：“要知道，她已经没有力气做饭了，她只能随便吃点什么度日。”她哈哈笑起来。她说：“我一定得告诉你一件滑稽事，上周发生在我身上的。我去看我负责的一个人，她九十四岁了。耳聋，有关节炎，但是她什么事都自己做，烧饭、清扫、采购。我就站在那儿，看她准备午餐。一个肉馅饼，苏打水泡卷心菜，然后是奶油蛋糕。我对她说，你不吃新鲜的东西，沙拉啊水果啊的？什么？她冲着我喊。”薇拉讲得津津有味，但是她也有些焦虑，生怕我觉得这不好笑，有一两次她碰了碰我的胳膊，好像在说，哦，我希望你能笑。“你一定得吃水果和蔬菜，我对她喊。你需要维生素。每次我来看你，都看不到一丁点儿绿色菜，苹果也没有，橘子也没有。而她回答，什么？什么？什么？但我知道她其实听得见。后来我又重复了一遍后，她说，你上次说你多大来着，亲爱的？然后我就想起自己身上这里疼那里痛的，而我是打小吃健康饮食长大的。”于是我们哈哈大笑起来，她看起来松了口气。“我得回家陪老头子了，”她说，“我来安排送餐的事。不过如果能安排一个我们都有空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谈一次。”说完她沿着街跑到一辆黄色大众前，钻进去，灵巧地驾车汇入了车流。莫迪对于每天中午送来的午餐十分开心，尽管其实那真不是什么好饭。淡而无味，做得很不怎么样。我已经意识到每件事在她心中的分量。是的，我以前就知道，但不是真正清楚，直到我告诉她她上了送餐服务名单，看到了她的欣喜。她一遍又一遍地谢我。“呐，你做到了，她可不行，她才不行呢，不行！”“你向她提要求了吗？”“有什么用，我提得还少吗，但是他们说我需要的是家务女工。”“你的确需要啊。”“啊，唉，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就说出来啊！我一直是自己照顾自己的，没有你也行。”“哦，莫迪，你真是不好伺候。家务女工怎么不好了？”“你请过吗？”听到这话我放声大笑，然后她也笑出声来。夏日将至。自从上次我坐下来记这倒霉的日记以来，又都发生过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不想半途而废。我和薇拉·罗杰斯见过好几次，我们聊了天——在人行道上，还有一次忙里偷闲，抽了半个小时在一家咖啡馆一起吃了快餐饭。我们说话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忙得很。有一次她问我是怎么和莫迪产生的联系，听了我的解释后，她叹了口气：“我原本指望你真的是个‘好邻居’来着的。我认识一个人，也许她肯接受‘好邻居’帮助。她不好相处，但是她很孤独。”这其实是个请求，委婉、尴尬地表达出来，但是我回答说一个莫迪就够我受的了。“啊，是的，的确是。”她立刻说。我告诉她我是做什么工作的，于是她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好像我自己已经搞懂了似的！我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与莫迪拴到了一起？我说：“我喜欢她，真的喜欢她。”“哦，是的，她很不错，不是吗？”薇拉衷心表示，“而有些人，你真的想把他们掐死。我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常觉得自己简直恶毒，我觉得自己必须喜欢他们所有人。但是，我和哪个难伺候的臭老太待上一个小时，一点进展也没有，那时我发现自己心里在暗想，老天爷啊，我总有一天要揍她一顿，总有一天。”“啊，莫迪也经常让我有这种想法。”“是的，但还是有其他的感觉吧。”“是的，是有。”我告诉莫迪薇拉有多喜欢她。她摆出一副气愤、被戳痛了的表情，不理我。“可莫迪，为什么啊？”“她压根不帮忙，手指都不动一下。”“可是你不告诉她你要什么，她怎么帮你？”“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没人来烦我。”“你看，是了吧！”“是的，我就是孤零零地自个儿待着，除了你会来。”“薇拉·罗杰斯要探视的不止你一个人，她有时候一天要走访十家或者更多，她还要打电话安排事情，让人做事情。我每天都能见你，所以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他们得硬把我抬出去，到那会儿我还要大声地嚷嚷。”“她是站在你这边的，她正在想法让你不用搬。”“她就跟你这么说说。他们今天又来了。”“谁？”“你知道他，那个希腊人，怎么说的？你可以住一个房间，我们先搞其他房间。等我们弄完了，你就可以搬回来。那么尘土飞扬、乱七八糟的，叫我一直受那种罪！他们改造房子，一弄就得好几个月。”“那，那一定是那个房东了，是吧？”“没错，我就是这么说的。他们都是串通好的。”我在那家印度小店里东看西看待了好一会儿，这时店主帕特尔先生开口说：“福勒太太昨天在街上又叫又喊的。”“是吗？她说什么了？”“她一直在大叫，我生孩子的时候，你们哪个来给我弄热水、安浴缸了？我没有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你们哪个来了？我这辈子都没有热自来水、没有浴缸，就是这么过来的，你们要是敢再来我就叫警察了。”帕特尔先生说得很慢，严肃、关切的眼睛盯着我的脸，我不敢笑。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责备、严肃，说道：“当初我在肯尼亚，在我们不得不离开之前，那会儿我以为这个国家里人人都很富足。”“那现在你明白了吧。”但是他还有话要说，另一个话题。我等着，拿了几袋饼干，又放了回去，研究起一罐猫粮来。终于，他开口说：“以前，我们印度人，我们是不会让我们的老人沦落到这种地步的。但是现在——我们那儿事情也在变。”我觉得我个人有义务道歉。最后，我说：“帕特尔先生，不会有太多人像福勒太太这样了。”“我店里每天都来六七个。都像她，无人照料。我这只一家店而已。”他的口气听上去像是在指责我。他在指责我的衣着、我的风格。我与这家小小的街角店铺格格不入。然后，他觉得自己是冤枉我了，从货架上拿了一块蛋糕，莫迪喜欢的那种，说：“把这个给她。”我们的眼神又撞上了，这次感觉不一样：我们惊慌，我们害怕，这一切我们无法承受。八天之前的事儿。乔伊丝最终可能还是要去美国。那个女朋友做了人工流产。老公杰克很受打击：他是想要她把孩子生下来的。他这一阵子算是经历了某种崩溃吧，乔伊丝一直在安慰他。这已经好几个星期了。后来她告诉我：“他好像是一直很希望我们能再生一个孩子。”“你以前知道吗？”“呃，我知道他不反对再要一个，但不知道其实他这么想要。”“如果你这以前知道呢？”“会的，我觉得我会要一个的。”“于是现在你们就在互相责怪？”“嗯。”乔伊丝叼着一根香烟，眯着眼睛，一张接一张地举起照片打量。这张行，那张不行。她又染了头发，不过看上去还是灰扑扑的。双手没有做过保养。她看上去五十岁。她身上有一种古怪、女巫似的气质。我对她说过：“乔伊丝，你得换换风格了，现在这显得太年轻了。”而她回答：“等我明白自己到底走不走的时候，我就知道该选哪个了，是吧？”乔伊丝时刻都处于快要哭出来的状态。一个词、一句笑话、一个口气——她会猛地扭过头来，眯起眼睛，盯着我，盯着菲丽丝，盯着任何一个“惹事”的人，眼泪涌上来。但是她甩甩脑袋，把眼泪甩掉，装作什么事都没有。我和菲丽丝现在都心照不宣：说话时，我们每一个音节、词汇、建议，都再三斟酌，免得乔伊丝突然控制不住，又哭起来。后来。多久？我忘了。有几天了。乔伊丝今天告诉我，她对杰克这样说，你的问题是，你想把目前这种状况带到美国去。家、子女、同情、宽慰你的妻子——还有女朋友，另摆一处。你没法选择。这就是你为什么难过成这样。而他对她说，她是铁石心肠。还有四个月他就得动身。他早应该和那边说明他有没有妻子，有没有子女。“也许最后他是一个人去呢。”我若有所思地说，忘了不该刺激她。她吃了一惊，飞快地扭过头来，她如今常这样。她皱着眉头，身子往前探，盯着我。我的老朋友乔伊丝，她在千里之外，躲在什么黑暗的地方，探头打量我，心想这个哇哇乱叫的白痴是谁？“一个人！”她说，听上去像一个尖刻的女教师。“为什么不呢？”“你这人缺了点什么，我一直就这么说的。”她冷冰冰地说，给我定了性。“也许缺了点什么的是你。”我和她说了莫迪·福勒的事，说她到现在已经独身一人过了差不多六十年。我说话的时候乔伊丝站起身，拿起包，公文夹，收起桌上的东西来。“你怎么认识她的？”我告诉她了。乔伊丝听着。“内疚感，”她终于开口，“内疚感。如果你想让内疚感左右你，那是你的事。”她朝门口走去。我说：“乔伊丝，我想和你讲讲这事，好好地讲，我真的很想。我想谈这件事。”她说：“哦，现在不行。”夏天了。不过我可没看到太多夏天的迹象。乔伊丝是什么时候生病的？应该有一个月了。实际上，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让办公室里眼下的实际情况正式化了。我从早到晚四处奔波。在医院，这样的场景：乔伊丝的丈夫、两个孩子、丈夫的前情妇、她的新男友。乔伊丝躺在床上，真身到了某个黑暗的地方，从那里打量着这一屋子的人，记起来该微笑的时候就笑一下。现在他想要她去美国了，但是她说自己没力气考虑这事。不过，她当然会去的。因为这些情况，我在莫迪那儿待得时间不那么长，但是我一天不落都去。她知道是为什么，我告诉她了。但是她的感觉是，我让她失望了。我坐在那儿，努力忍住不去看手表，而她只回忆不好的往事。我说：“和我说说你带约翰尼去汉普斯特西斯公园，发现了黑莓，拿它们做了馅饼的事吧？”但是她叹着气，坐在那里，苍老的手指上下摩挲着自己（肮脏）的裙子。然后她和我讲……她姐姐波莉，有七个孩子，每次坐月子都喊莫迪去照顾她。莫迪每次都很高兴，甚至会放弃当时的工作，去姐姐家，照料一切，一忙就是几周，而且不止一次是连续照顾了好几个月。然后，莫迪说，每次都一样，姐姐忌妒起来，因为莫迪爱那些孩子们，他们也爱她。她寻一个理由：你教唆我的孩子和我对着干，你想要勾引我丈夫。这可能吗，莫迪说，那个讨厌的吝啬鬼，我给你们做牛做马，他还嫌我吃了你们的。要是我拿了一小块肉到盘子里，他就会说，莫迪大驾光临，我们周日得多买一点牛肉。而与此同时，我一天给他们干十八个小时的活。在前后两个宝宝出世之间的间隔期里，莫迪得不到姐姐的任何音信，不过莫迪不担心：总是会又有一个宝宝的，这点我知道，因为他终归得做他不能不做的那件事的。现在莫迪经常谈论性的问题，看得出来，那在她生活中曾很重大又很糟糕，而这件事她从来没弄明白过，也从没摆脱过它的折磨。她说她的丈夫，当初还把她当女王待的时候，也还是会像只老虎一样扑到她身上，就像野兽一样。她说她不明白，一分钟前还情意绵绵，下一分钟他们的爪子就扎了上来。她的丈夫找了一个又一个女人，这一辈子都梗在她心里：为什么？莫迪只和一个男人睡过，她那个糟糕的丈夫。她知道世上有女人喜欢这个，说这话的时候她看着我，神情有些拘谨和羞怯，担心若是我知道她好奇我是不是“那样的”，我也许会觉得被冒犯了。但是，她有过其他经历。有几年，楼上有一个和她做了朋友的女人，这个女人“喜欢这个”。她以前会和莫迪谈，说她一整天都在等夜晚到来，因为夜深时另一段人生就开始了，那才是她真正的人生。莫迪告诉我：“她告诉我他们完事以后，她得睡在他背后，这样她就可以握着他的玩意儿。那个玩意儿……”莫迪提高声音，恶心、诧异、难以置信，几乎都要哭出来，“是的，那是因为尊重，她告诉我。”莫迪坐在那里，惊愕不已，这个问题困扰了她三四十年。突然：“我才不会那样满足他们呢，那是他们用来打你的棒子！”听到这话我笑出声来（我其实一点都不自在，心里在想自己的情况，因为她的话差不多算是个总结吧，至于我们美好的性生活，我和弗雷迪，那不相干）。她说：“我一直在看你的表情呢，看得出来你不这么想。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而现在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成天到晚的性、性、性，我有的时候想，是我疯了，还是他们疯了？”我笑了又笑。她也笑。但那是一种狂乱、不舒服的笑，和她那种我喜欢听的女孩的笑截然不同。莫迪直到今天还管她那差劲的丈夫叫“我男人”，能使得她如此的——？——力量真是巨大。半个世纪里，她见过他的次数也就半打。有一天，有人敲门，门外站着她的丈夫。但这个年轻人说：“妈妈？我是你的儿子约翰尼。”“哦，那就进来吧。”她说，“是这样的，我把这事儿抛到脑后了。在这之前我成天焦虑烦躁，病态得很。有一次到了非去看病不可的地步，医生对我说，福勒太太，你要么找到你的孩子，要么把他忘了，不然不行啊。我怎么找得到他？他搞不好在天涯海角，在美国，在非洲的廷巴克图！慢慢地，我的确把他忘了。而他现在就站在

我们应该每天去学习这种生活吗？我们不仅是针对这件事在讨论问题。我们讨论的是贯穿这故事最底层的精神，是生活应有的状态。战争期间，我一直在日本电影社做委托员工。当时不出所料，委托员工里有一个叫O的意气风发的男人，好像是给联合报社做理事的。他大发议论，说吉川英治和佐藤红绿是日本伟大的文学家，就是这么一位“专家”，在会议上说要拍一部电影。据他说，这部电影要拍出老农夫粗糙枯瘦、骨节突起的双手，还有打满补丁的衣服，要把这些由父至子、由子及孙的吃苦受穷的灵魂象征都串在一起拍出来。他还说，因为日本文化必须得是农村文化，从农村文化转到都市文化则是日本的堕落，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悲剧。他这一席话在会议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专务董事（实际上的总经理）等人都大感佩服，回头看我，问我要不要以此来写个剧本。我好不容易才谢绝了他们，这故事简直就是只存在于战争期间的一场噩梦。战争期间，人们一直在声嘶力竭地喊着：“回到农村文化里去，回到农村的灵魂里去。”这是一时的流行思潮，也是日本大众的一种精神。虽说都叫作农村文化，但农村真的有文化吗？农村或许有盂兰盆会舞，有祭典风俗，有吃苦受穷精神等本能的积累精神，但文化的本质是进步，农村连一丝一缕进步的影子都没有，有的只是排外精神，对他人的不信任，强烈的猜疑心，兴旺发达的只有一门心思算计得失的本事。人们向来都不加反省地用“淳朴”这个奇妙的词汇去形容农村，然而农村自从建立以来就不存在淳朴这种性格。自大化改新以来，农村精神是不屈不挠想方设法逃税的精神，通过当上流浪汉来逃税，隐瞒户籍逃税，于是这些农民们各自不起眼的“艰苦奋斗”的逃税行为，事实上就成了日本经济的纽结，庄园据此兴起，繁盛，衰败。贵族亡而武士兴。农民们跟税做着斗争，这种不屈不挠的逃税行为使得日本的政治产生变动，使得日本的历史发生变迁。看谁都是贼——这才是王朝的农村精神。事实上，这里强盗横行，地头[1]出类拔萃，就算摔倒了，爬起来的时候也要抓上点什么。对他人的猜疑和排外精神是农村的灵魂。他们总持消极被动的态度。他们想做什么自己不说，或者是不能说，于是他们就用他们特有的狡诈来处理那些强加到他们头上的事情，于是这种被动的狡诈就孜孜不倦地推动着日本的历史。日本农村直至今日还是奈良时代的农村。就拿如今各个农村里类似的民事诉讼来说，有人背着邻居把用于分界的田埂移了三五寸；有人不签契据就管好友借田地，借了却不还。他们不是在执着地背叛好友和邻居吗？算计利害得失就是他们生活的根柢，至于对更高尚的精神的渴望，对自我的反省和新的发现，在农村精神里是找不到的。既然没有新的发现，就不可能有真实的文化。既然没有自我反省，就不可能存在文化。人们都说，农村的美德在于吃苦受穷的精神。受穷精神怎么就成了一种美德？有句话叫需求是发明之母。因为人们受不住穷，耐不住不便，追求需求，所以发明才会兴起，文化才会兴起，人们才会不断进步。日本的军队是受穷的军队，他们不渴望方便的器械，讴歌玩命驱使肉体、压榨肉体的行为，没有先进的兵器，从根本上缺乏作战基础，所以今日才会招致目不忍视的惨败。绝不只有军队如此。日本精神本身就是受穷精神，不想改变，不想进步，憧憬赞美过去，偶尔出现的进步精神吃了这受穷的反动精神一击后，总是被拖回到过去。需求是发明之母。这种追求需求的精神在日本被视为懒汉精神，受苦则被誉为美德。走个一二里地没问题，用电梯爬个五六层楼就是懒惰至极了。依赖机械，忘了劳动精神就是亡国之本了。一切都搞反了。真理是不会作假的。也就是说，我们根据真理被迫复仇，仰仗肉体的劳动，仰仗受苦的精神才招致了今日亡国的悲惨命运？光是按下一个按钮、转动一下把手就能解决的事，非得辛辛苦苦忙碌一整天，然后说什么汗水的结晶，劳动的喜悦，真是愚蠢。而且整个日本，日本的根柢本身都是如此愚蠢至极。时至今日，各位代议士[2]说到天皇制还会吵吵闹闹，说一些“皇室的尊严”之类的蠢话。天皇制虽然是一种贯穿日本历史的制度，但天皇的尊严基本不过是受人利用的工具，没有真正实际存在过的先例。对藤原氏和将军一族而言，他们为什么需要天皇制呢？他们为什么不将最高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比起他们自己掌握主权，天皇制来得更合适，他们心里明白，比起自己号令天下，不如挟天皇以令诸侯，自己一马当先摆出一副服从号令的样子，这样命令就会更行之有效。这里所说的天皇号令不是天皇本身的意志，实际上是他们的号令，他们借天皇的名义来干自己想干的事，自己一马当先服从号令以示众人，自己做出服从天皇的榜样，再把榜样强加到人民身上，这样就能把自己的号令强加给人民。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称作神明，向人民要求绝对的尊敬。然而，他们可以向天皇叩头行礼，把天皇奉为神明，再将其强加给人民。这样一来，他们一面擅自拥立天皇，一面在天皇面前叩头行礼，通过自己的叩头行礼来强行让人民尊敬天皇，再利用这份尊敬发号施令。上面所说的不只是很久很久以前藤原氏和武家的故事。看吧，这场战争不也一样吗？事实上天皇并不知情，也没有下命令。这场战争只是军人的意愿。“据说事变之火是在东北一角燃起的”，“据说事变之火是在华北一角熄灭的”。甚矣！连总理大臣都未能得知实情，军部竟独断专行至此！而且身为军人，却如此轻侮天皇，一面从根本上亵渎天皇，一面却又盲目崇拜着天皇。荒谬！简直是荒谬至极！更何况，这就是贯穿日本历史的天皇制的真相，是日本史真真切切的本质。藤原氏自古以来，就是最崇拜也最亵渎天皇的一群人。他们真正从骨子里盲目崇拜天皇，同时又把天皇玩弄于股掌之中，当作替自己谋求方便的工具，一直在竭尽所能亵渎天皇。直到现代，直到现在，各位代议士还说什么天皇的尊严，大部分国民居然还在予以支持。去年8月15日，战争在天皇的名义下结束了。[3]人们都说是拜天皇所救，但就日本历史来看，天皇通常是日本历史针对紧急情况而编排出的一种独创的作品、策略、王牌。军部出于本能知道这张王牌，我们国民又出于本能在盼望这张王牌，于是在军部和日本人民的合作下，这场戏终于在8月15日落幕。说什么“耐难耐之苦，忍难忍之痛，听朕号令”。于是国民只好流着眼泪，难忍也得忍着，乖乖听话，因为这是天皇陛下的命令。放屁！放屁！放屁！我们国民巴不得战争结束。我们早就受不了苦练竹枪直面坦克，像泥偶一样被啪啪地碾死了。我们一直打从心底盼望战争结束。然而，我们不能说出口。于是大家就说什么仁义道德，又说什么天皇的命令，忍难忍之痛。这是什么机制？！这不是一场惨烈又可悲的历史性大骗局吗？！而且我们对这场骗局并不知情。要是没有天皇的停战命令，我们就真的会用身体去抵挡坦克，不情不愿却仍旧奋勇地一个个变成泥偶，被啪啪地碾死了。我们国民虽然不像最亵渎天皇的军人崇拜天皇那样崇拜天皇，却已经习惯了利用天皇，他们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狡猾，以及仁义道德这张奸诈的招牌，一直在讴歌“天皇的尊严”所带来的好处。这又是什么机制？！何等狡猾！我们被这种历史性机制附了身，于是失去了人类，以及人性的正确形态。人类，以及人性的正确形态指的是什么呢？想要就老实说想要，讨厌就说讨厌，说白了就是这么点事。喜欢的东西就直说喜欢，喜欢的女人就直言爱意，脱掉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人情世故这些伪装，回到那颗赤裸裸的心吧！找出这种赤裸的姿态首先就是人类复活的第一个条件。然后才是自己，以及人性和真实的诞生跟起步。各位日本国民，我呼吁各位，呼吁日本人以及日本自身走上堕落之路！日本以及日本人必须堕落！只要天皇制存续，只要这种历史性机制还残留在日本的观念中发挥着作用，人类和人性的真实之花就不可能在日本绽放！人类的真实之光将被永远禁锢，人类真正的幸福，真正的苦恼，一切人类真正的样貌都不可能在日本出现了！我虽然高喊着要日本堕落，真正的意图却刚好相反，当今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思维如今都沉沦在巨大的堕落之中，因此我们要从这种充满着封建陋习机制的“健全道义”中堕落下来，赤裸裸地踏在真实的大地上。我们必须从“健全道义”中堕落下来，恢复真实的人类之身。总之我们必须把什么天皇制、武士道、受穷精神、五十钱缩减成三十钱的美德等种种伪装脱掉，一身赤裸，变回人类重新出发。否则，我们不就又倒退回了昔日的那个谎言之国吗？！先回归赤裸，抛开囚禁自己的禁忌，追求自己真实的声音吧！寡妇去恋爱，去下地狱吧！复员军人去当黑市商人吧！堕落本身是坏事，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用表面的光鲜亮丽是换不回真实的回报的，我们必须赌上血，赌上肉，赌上真实的悲鸣。该堕落的时候，就得真真正正大头冲下地往下堕落。道义颓废吧！混乱吧！流血吧！染毒吧！我们得先穿过地狱之门，才能向天国爬去。只有让双手双脚的二十只指甲渗血，剥落，才能一步步向天国靠近。堕落本身通常是没有价值的。堕落本身不过是一种恶，但其本身所拥有的性格之中，却包含着一个伟大的人之实相[4]——孤独，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堕落总是孤独的，它担负着一种宿命——被他人抛弃，甚至被父母抛弃，除了依靠自己以外无计可施。善人就轻松了，善人能安眠于跟父母兄弟以及其他人建立的虚无的道义和约定之上，一心扑在社会制度上，随后从容赴死。然而堕落者总会突出于这些框架之外，独自走在旷野上。恶行虽然是没有价值的，但孤独这条路是通往神明的道路。“善人尚且得以往生，何况恶人乎？”[5]说的就是这条路。耶稣基督向妓女行礼也是在走这条旷野独行之路，只有这条路能通往天国。即便数以万计、数以亿计的堕落者基本都到不了天国，都是徒劳一场，只能独自在地狱徘徊，这条路也永远是通向天国的道路。哀哉！人之实相就在于此。诚然，实乃哀哉，人之实相就在于此。这实相是永远无法靠社会制度、靠政治来得到救赎的。尾崎咢堂[6]被称为政治之神，然而战争结束后，又开始鼓吹世界联邦论。据他所言，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一直是对立关系。日本直到明治时期为止，都没有日本这一观念，藩和藩对立，大家不是日本人，而是藩人。当时出现了一类叫非藩人的人，打破了藩和藩的对立意识，从而才有了日本人。现在的日本人是日本国人，对立是国与国之间的对立。我们需要像明治时期的非藩人那样，成为非国民，通过打破国家意识来成为国际人，他称非国民是一个极为荣耀的词汇。这就是他世界联邦论的根柢，他主张区分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是受残留的原始思想附体，要成为世界人，消除天下国籍之分才对。这论调好歹值得一听，他信口开河，说国人不应有什么日本人的血统一说，不该将血统视为珍宝来守护，论调中透出几分认真和魄力，然而如果我没记错，他的夫人应该是个英国人，如果他有个日本老婆，有个日本女儿，就很难说出这种话了。然而，我敢问咢堂，咢堂有曰，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是对立关系，再往后是藩和藩对立，国和国对立，总之对立就是因为文化水平低，确实如此。然而咢堂忘记了人类这一关键的因素。虽然对立感情是由于文化水平低，但即便没有国和国之间的对立，人和人之间，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的对立都永远存在。倒不如说，随着文化的发展，这种对立只会越来越激烈。在原始人的生活中，没有确立家庭这种东西，多夫多妻制野合，妒忌也少有发生，个体间的对立极为稀薄。随着文化的发展，家庭的形态越来越明确，个体间的对立也越发激化，尖锐化。在忘记了这种人类的对立，这种基本的、最巨大的深渊的基础上去谈论对立情感，讴歌世界联邦论，谈论人类的幸福，这是要施什么法啊！把家庭的对立、个人的对立忘个干净，再去谈论人的幸福，这本就是荒唐透顶的事。而政治，本来就是这么荒唐透顶的玩意。确实，政治不可能触及人类，更不可能触及人性。政治，以及社会制度都是大孔渔网，人类是渔网永远兜不住的鱼。即便人们打破了天皇制这种机制，建立了新的制度，到头来也不过是进化成另一种机制罢了，这也是人类难以避免的命运。人类总要漏网，堕落，然后向制度复仇。我向来认为世界联邦这种观点也非常棒，如咢堂所说，我一直认为日本人的血统不值得守护，然而这样人类就能幸福了吗？人类的幸福不在于此。人类真实的生活不存在于这种地方。日本人不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人，事实上，日本人非常简单就能成为世界人，然而人类和人类的对立，个体之间的对立不应永远消失，而且，人类真实的生活往往只存在于这种个体之间的对立生活之中。任凭世界联邦论等理论再费力气，也都不能拿它怎样。并且，文学就是这种个体生活所倾吐出的灵魂之声。文学往往是对制度、对政治的叛逆，是对人类制度的复仇，而且还在通过这种叛逆和复仇协助政治。因为叛逆本身就是协助，是爱。这是文学的宿命，是文学和政治间绝对不变的关系。人类的一生很虚幻，然而，人类是一种极端乐观、滑稽荒唐又轻佻冒失的生物。这场战争期间，大部分东京人住处被烧，住在防空壕里淋着雨，或许有些人一直在抱怨想走也没有地方可去，然而应该也有不少人对这种生活感到意外的安心，从中体会到了一种难以诀别的爱。有很多乐观主义者每天一面淋着雨，被轰炸吓得瑟瑟发抖，一面却还非常享受这种日子。我家附近有位太太在开“井边会议”[7]的时候不小心说漏了嘴，说“没有轰炸的日子真无聊呀”，众人笑了笑她，也就这么混过去了，我却觉得笑的那些人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人们说妓女是社会制度的缺憾，可那些人心里或许想的是，总比一大拨人都被征去围着机器转要有意思。给女人套上制服命令她们工作，谁又能断言这种生活就是健全的呢？我们的一生对于人类生生不息、无限而永远的未来而言，不过是易逝的朝露。这样的我们谈什么绝对不变的制度，永远的幸福，要与未来定下约定之类的都不过是在拼命耍小聪明，毫无意义。这一行为难道不是在亵渎无限而永远的时间，亵渎人类的进化吗？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自己一点点变好，事实上，人类也就能堕落到这个地步而已。上天没有赐予人类足以无限堕落下去的坚强意志。人类多半得依靠某种东西，或是某种机制来阻止自己下落。只有创造这种机制，击溃这种机制，人类才会前进。堕落是制度的母体，只是我们首先必须极为严肃地看待这一可悲的人之实相。[1]日本旧时负责管理庄园和公领（即公家领地），征收税款的人。——译者注[2]日本议员的旧称。——译者注[3]指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4]实相，汉传佛教术语，最早源自鸠摩罗什，被用来代表诸法真实的相貌。——译者注[5]日本思想家亲鸾提出的看法。——译者注[6]指尾崎行雄，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政治家，民权思想家。——译者注[7]主妇们聚在水井旁谈八卦唠家常。也比喻主妇们在做家务的时候聚在一起聊天。——译者注水鸟亭

一条沙丁鱼

一到周日晚上，梅村亮作的妻子信子就会迅速盖上被子，躺下睡觉。女儿克子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把被子一蒙就躺下睡觉。九点半或是十点左右，后门就会传来这样的声音：“梅村，睡了吗？”亮作原本蹲在没有火的火盆边，正找烟草渣往旱烟袋里

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作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处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会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的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本来刘槐庭认为他的这个发展兑换业的计划不会很快得以实现，不料这几个东家很快就答复了他，同意他的全盘规划，并又集聚了较大一笔资金交给他扩大恒和钱庄的业务，因此刘槐庭得以大展宏图，几年以后不单把一间门面的恒和钱庄发展成为五间新式门面，因有几十间房而全国闻名的大钱庄“恒和总号”，并且陆续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茂、恒兴。人称四大恒。恒和钱庄总号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兑换庄的原址上买地皮扩建的(今东四北大街闽南餐厅)。恒源钱庄也在东四，就是前面写的东四牌楼东南角(今永安药店)。恒茂和恒兴的地址据说也都在北京的东城地安门附近，详细的地址就无从考查了。……刘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兴起，主要当然是取决于他的创业才能和工作的认真与勤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也与当时北京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开始走向衰亡，各方面的建设都属于落后状况，钱庄的出现，无疑是给社会上各行各业以极大的便利，同时因为开创了存款付息的业务也起到了货币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当时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财万贯金银满库，这是刘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后盾，再加上刘槐庭聪敏过人的待人处世之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四大恒及其总经理刘槐翁(这是当时北京熟悉刘槐庭的人对他的敬称)的业绩很快就誉满帝京，为很多人所称颂。……刘文祥死后刘槐庭和他的兄弟们分居另过……为了去恒和钱庄方便，就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买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门户，专心经营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钱庄总号的一切业务。恒和钱庄从创业到停业他整整当了将近六十年的总经理，他活八十二岁，无疾而终。由于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后着道装入殓。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经营当铺和木厂的商人，因此他死后用的寿木极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因占地迁坟时他的寿木不但完好无损，就连表面上的图漆经用水冲洗后，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这在地下已经埋了将近四十年了。刘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宗淇，次子刘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刘槐庭六十岁那年因患传染病母子二人相继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岁开始随刘槐庭到恒和钱庄学徒，在他将要接任总经理时，就碰上了一次变乱(1900年庚子变乱)，恒和钱庄曾遇上了两次挤兑(大众拿着恒和钱庄的银票去恒和要求兑换白银)，这举动对钱庄来说，可谓遇到了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当时不会把白银存在钱庄，他放给各店铺的借款当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总经理当时的应变能力和他有无坚强的后盾了。这时候的刘槐庭心中有数，赶忙向各股东要求紧急支援。他要求各股东把家里库存的白银拿来支援应急的办法很特别，他只要求将各家的白银装在车上往恒和钱庄门前一放，并不卸车，结果车一到门前，来挤兑的人一看钱庄有如此多的白银大部分就都转身走了，果然很顺利地解救了一次相当大的危机。听说当年恒和钱庄最大的一次挤兑危机是在1900年，那次聚积在门前挤兑的人有几百人之多，各股东拉白银用的轿车由东四恒和钱庄的门前一直排到东四十条口，当时此举曾轰动京城，被人们所称道。这次是最大的一次挤兑，虽然又使恒和钱庄转危为安，但是引起了刘槐庭的深思。那时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儿子继承事业，他要退下来在家安度晚年享几年清福，可是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钱庄的风险性是相当大的，到那时自己的儿子未必应付得了。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做出了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决定。自此之后，他征得股东们的同意，将恒和钱庄总号的业务逐渐压缩，将其他的恒源、恒茂、恒兴三个分号相继停业，将各项压缩下来的资金集中起来在东四六条口外大街上路东(今医药公司)开设了东恒肇当铺和恒肇金店。他这样做在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钱庄风险太大，怕将来自己的儿子应付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内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经营当业的内行，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是当时北京社会上称为常、刘、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刘槐庭将自己的事业和儿子都托给了舅爷，当然是放心的了。谁又能料到，刘槐庭晚年做出的这一决定，果然是给他的儿子刘禹臣奠定了发展当业的基础，进而成就了刘氏家族两代振兴的创业史。

第一章(3)我的父亲刘禹臣

我的父亲刘禹臣(名宗浚)出生于1863年，是刘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刘槐庭晚年的独子，幼年勤奋好学，性格刚直好斗，每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落于人后。自幼随父经营钱庄，壮年时又转入当业。经常出入于官僚富豪之家，周旋于富商巨贾之间，很快便掌握了经营理财之道。由于他有不甘人后的性格和惊人的毅力，几年之内他就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当业中新的四大恒出现了。这四个恒肇当的地址是：东恒肇当在东四北大街(现医药公司)；西恒肇当在西城锦什坊街；北恒肇当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当在前门一带，因它开业不久即被火焚，以后未复业，故今地址不详。(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当业的四大恒开业后，在北京的当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当铺大部分都是门面小资金不多，最多不过万八千元的当物架本，而四大恒肇当的门面大都是五间门面，连同库房客房计算在内都在五六十间左右。资金雄厚各家的当物架本都在几万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业的忌妒与排挤，甚至闹得甥舅反目。前文提过刘禹臣开基的当铺东恒肇当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帮助建立的。高家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但都属于中级水平，虽然是当业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气，但资本并不雄厚。俗称同行是冤家，他见自己帮助外甥开的当铺门面大资金厚，并且还有继续扩张的形势，那就必然影响到高家的声望和利益。于是他一面加紧对外甥刘禹臣施加各种压力，对他在用人理财经营等方面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联合其他同行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和阻止其扩张和发展，最后闹得甥舅二人只好分道扬镳。高立棠退出刘号的总管职务，对用人理财经营等事再不过问。刘禹臣当年在事业方面的遭遇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和拼搏的。而他在家庭内的遭遇也同样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才生存下来的，他在家庭里的对头是他的寡嫂，她处处为难他、迫害他。据说迫害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药想毒死他，后来因为被他的一个表侄媳看见后告了密才得免一死，这件事被揭发以后，他的寡嫂无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终精神错乱，独居于西跨院几年后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刘家后几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它。刘禹臣在中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排挤，这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自从他战胜了内外对手之后，他的事业进取心更加坚定了，此后他的事业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几年之后又创办了中和当(在地安门内烟袋斜街)，利源当(在东华门大街)，恒德当(在宣外大街)，恒盛当(在崇外花市)，福和当(在前外煤市街)，同仁当(在西单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连同东、西、北三个恒肇当，在北京发展经营了九家当铺。另外还有一家常元当开办最晚，经营的时间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创办的最后一家当铺，这家当铺开业于1930年左右，是他专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刘俊卿、五女刘毓卿开设的。另外在天津发展了“四顺”：恒顺、天顺、元顺、和顺四家当铺。连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当铺。他还在1929年左右去过一次大连，当时去的目的是准备在大连创立几家当铺，后因时局动荡不定未能实现。但他在大连购置了四百间房产，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派了一个叫傅海泉的去大连主管经营。他还在北京当业中创办了“思豫堂保险会”，目的是当时北京的当铺已有一百余家，但每一遇到火灾，不但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赔偿当主的损失，因此有的当铺遇火灾后即无力复业。他有鉴于此，经过多方奔走与协商，并经官方批准，以当业公会的会员为基础，创立了思豫堂保险会，每家以当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数额的保险金，如遇到火灾则照损失的程度予以赔偿。此举当时曾赢得全体当业人员的拥护和称赞。记得在他六十岁大庆的时候，思豫堂保险会全体人员曾送匾一块，上书“卓识深远”四个大字，以表彰他创办之功绩。这时刘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变化，首先他把刘槐庭买的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陆续扩建成了三进大院带后罩房共有百余间的深宅大院，然后又把西隔壁两个门牌的房院买下来与正院连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纳500人的演戏大厅，前后还有西客厅和花厅可以同时设摆十桌酒席。总之他扩建的西院耗资数万，只是专供办喜寿事用，平时只能闲置无用。至今回忆，这个所谓的演戏大厅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后刘姓迁出，大用场可能只用过几次，最后用的两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岁寿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后一次他的七十正寿。这两次做寿都连演了两天京戏，演出的剧目都是名演员的拿手好戏。演员也都是当时的名演员，他们荟萃一堂，如梅兰芳的《红线盗盒》《凤还巢》，马连良的《黄金台》《三娘教子》，雪艳琴的《贵妃醉酒》《玉堂春》等。其余的小用场当然也用过很多次，只不过是演电影、皮影和曲艺等。再就是亲友和当权者借用过几次。现在估计当时他肯耗资数万建大厅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为了叫各股东放心借以召来新股东的投资扩充自己的财势。可惜的是他晚年这一雄心壮志和对自己的事业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因外敌入侵东北三省，国家处于危难和动荡不安而终未能实现。刘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长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长子刘贡南名“杶”。侧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长女夭亡，幼子刘汝舟名“楫”。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他最疼爱的是二女刘俊卿。因为民国初年(壬子年)的一次变乱，东恒肇当被抢，刘禹臣事先将当铺里的金银首饰带回家里交给了刘俊卿保管，由于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这批财产，有了复业的资本，因而使得恒肇当在乱后很快就复了业，免受更大的损失。这件事他始终念念不忘，所以刘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终是刘家的头等功臣。晚年的刘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但他认为遗憾的是，国家日渐衰败，外敌压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伟大的事业扩展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国花园买了一所楼房，把全部事业交给长子刘贡南经营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带着幼子刘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里安度晚年。他最后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办完他的七十正寿以后(旧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当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天津寓所。刘禹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创业的一生。他虽继承了刘槐庭创立的一部分基业，但他没有守财守业，而是在父辈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立了新的基业。他的晚年本已积劳成疾的身体，在他得知“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之后，曾大声惊呼“不当亡国奴”！因此病体加重，终于在一年以后忧愤而亡。刘禹臣病故于天津寓所以后，在津停灵吊唁一星期，然后于旧历十二月初二日用运灵专用火车将灵柩运回北京贤良寺庙内开始吊唁办丧事。因年关即至在贤良寺又停灵办事十四天，前后共停灵办事二十一天，于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出殡至朝阳门外白家庄茔地安葬。关于刘氏家族在北京的茔地，还有一种传说。据说当年刘槐庭选择茔地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同时在白家庄买了南北对面的两块地，称为南上坡的作为以刘文祥为主坟的共用坟地；称为北上坡的是以刘槐庭为主坟的自用坟地。他的用意很明显，他认为自己创业一生，自立了门户，死后不愿意再埋到共用坟地里，因此他把北上坡立为以他为主的祖坟，想把自己的子孙将来共埋在一块土地里。谁想他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响了他的下一代刘禹臣，他也认为自己创业的一生，自立门户，死后也不愿意埋在祖坟的左右，因而他也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又买了一块地，作为以他立祖的坟地。这样一来，刘槐庭的茔地变成了两座孤坟。据说当初选择朝阳门外白家庄做茔地还有一说，那就是离市中心近，为将来子孙们上坟祭祖方便。看来智者之心可谓尽矣。谁能料到他的两样愿望，最后都未能实现。北京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次年即在东郊展开大规模市政建设，这几块坟地都是因离市中心近首批开始占地迁坟的。看来真可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第一章(6)我的长兄刘贡南

我的长兄刘贡南(名杶)出生于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学业荒废，十七岁时与冯静安结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后身体一直多病未痊，曾两度为其在西山购别墅养病，并派专人随同护理和照料。两年后病体稍安返家，即随父经营京津两地的当铺，从而学会了弄权术、善谋略的经营之法。自1932年独掌家庭和京津两地各家商号的内外大权之后，即改变了常规，对外则换用了善于逢迎拍马之人作为心腹，因而习惯喜听奉承不听忠于事业之人的直言劝告，以致在他掌权的短短十几年内，把京津两地十三家当铺和两个房产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产败到一无所有和片瓦无存的惨境。在这十几年内唯一可以替他辩白的理由，就是国内发生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不稳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北京沦陷八年和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由于内战的关系，物价飞涨、币制贬值等经济不稳定的因素

一个不剩。这个谋杀的消息传到了高杰部队的大本营，为复仇而急红了眼的将士扑向许定国军营。此时，这位明朝的将军已经投奔满军了。

勤王选择

据说，史可法得知高杰死讯后失声痛哭，大呼：“中原不可复为矣”！但是他仍然希望保住高杰的4万部队，加以统一指挥。这支队伍是长江以北所有队伍中最优秀的。高杰的遗孀，即李自成的宠妾邢氏，也希望为南明保住这支部队，并且可能曾建议史可法任命高杰的女婿李本深继任已故镇将的指挥职位。至少，这是史可法向弘光皇帝的推荐。朝廷拒绝了这个请求。据一些记载说，马士英担心这个任命会加强史可法对高杰余部的控制，使他扩大个人势力。据说，马士英曾经煽动怂恿其余三镇上书抵制这一推荐。最终，南京政府选定了兵部侍郎卫胤文来担任管辖高杰部队的地方总兵官。结果高杰部队的绝大部分没有能作为一支完整而训练有素的军队保留下来。因为不肯接受他们继任将军的领导，他们四散离去。从那以后，直到南明首都的陷落，这支前义军的残部盲目地向扬州和南京流窜。史可法为此十分惋惜。他的沿黄河的第一道防线已经破裂了。在战争的这一如此紧要的关头，有些人仍然相信进攻策略能够挽救南京。他们认为，只有恢复北方的积极努力，才能保证那些其力量举足轻重的地方豪杰的不断支持。不错，李际遇已经随同许定国归顺了满人，但是还有其他的地方豪杰，像河南的刘洪起，山东长山县的刘孔和，他们似乎准备抵抗新的统治者。这时，那些最初因希望率先恢复中原而跟随史可法的激进的文官和将领们，把他们最大的希望寄托于这一可能性：那些乡绅率领的武装会奋起而响应在淮阳的军事进攻。大约就在此时，徐州诗人阎尔梅被聘为史可法的营中幕僚，即私人秘书。他在1645年2月15日与史可法的谈话中，力请史可法派遣他的军队之一部进入河南以保卫其侧翼，并鼓励那里的抵抗运动，并由此他才允诺入幕。阎尔梅之意，一是要说服那些对效忠南明犹豫不定的地方豪强，一是要联系在山东以“榆园军”而闻名的农民军。这群在崇祯年间由两个名为任七、张七的人组织起来的骁勇之军，已控制了该省最西南角曹州的盐碱山地和榆林地区。那个地方也是将领刘泽清的家乡，他曾在1640年的饥荒以后镇压过那里的农民起义，并为此受到非议。这时刘泽清是南明的镇将；一些勤王者，包括刘宗周的学生叶廷秀和阎尔梅自己，都希望联结榆园军，在黄河两岸鼓动人民起义，然后与这些“义军”一起收复中原。阎尔梅在他与史可法的会谈中还没有详细说明所有这些计划，史可法也委婉地拒绝了他的新幕僚的请求。但是在后来写给史可法的一封措辞率直的信中，阎尔梅确实详细说明了他的北伐战略和驱使他采取这样一种战略的强烈感情。在那封既谈到了军事计划，又谈到了义士节操的信中，阎尔梅反复指出，为恢复北方而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流寇初陷京师，中原无主，伪官继至。梅伏居苫块，力未能拒。上书各院道，请兵北伐，又潜纠河北忠勇之士，凡数万，为王师前驱，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这时，就像以前一样，阎尔梅重申“诚以河北皆本朝赤子，忠义未忘”。他说，果决的行动和大胆的进攻，能够振奋人心。人心可鼓，不忍先去以为民望也。天下豪杰少而庸众多，必有人为之倡导，而后闻风者，乃有所观，感而兴起。阎尔梅在他给史可法的信中认为，欲收此效的最好办法是史可法自己率军自扬州开赴此地。与淮阳地区的其他军队不同，史可法的军队不是流寇和乌合之众，它由受徐州百姓欢迎的“义士”组成。此时，那里的百姓正面临着异族的侵略。为了避免这一难逃的厄运，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史可法的拯救。“若惟恐师相之不旦夕至者，此其心何心哉！”实际上，阎尔梅指出，史可法军队在南方的存在已经推动了潜在的抵抗运动。因而，给予那些忠君的百姓以帮助而不是置之不管，就更是他的责任了。譬争渡者，偶失足堕水中，且沉且浮，得一人手援之，未有不应手而出者，顾援之者缓急何如耳。谓其必不肯出，而弃之勿援也，天下有是理乎？简言之，如果史可法不这样做，他就如同是抛弃了一个落水待毙的人，国家的生存也就毫无指望了。

献身与妥协

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不仅细述了采取进攻战略的各种原因，而且也解释了为什么阎尔梅自己感到有责任去这样做。无疑这代表了许多南明忠君之士的同感。阎尔梅告诉史可法，他自己的老师也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固执好辩的学生，可能比大多数人都直言无忌，不过有很多由于南京政权拒绝采取积极军事行动而日益失望的人，也与他心情相同。大之不能酬国家三百年之恩泽，小之不能庇宗族十亩之桑梓。对于他这样的忠君爱国之士，报效国家之责远远重于维顾亲友，尽管履行这种高尚的义务可能意味着“逆祖”、听凭妻室饿死以及族人唾骂。亲戚劝之行而不肯行，朋友招之隐而不肯隐。阎尔梅还把忠君义务置于苟且偷生之上，把良知置于俗论之上。且古贤士所以重知己之感者，不重其恩，重其心也。重其恩者众人，重其心者贤士。重其心之爱之者众人，重其心之敬之信之者贤士。豪杰之士宁为人所不爱，不肯为人所不敬、不信，则知己之故，盖难言之也。这种绝对忠诚的典型是古代的侠义之士，他们的气节象征着礼的至境。阎尔梅说，今人多把礼当作仪式，但是那个概念实际上表明了一个人忠于其信仰的义务。侠义之士对“诚”的执着追求——一己的是非之心——在理想上高于所有其他情感。同样，对阎尔梅来说，体现于“诚”的最高献身，概括了“礼”的古老而崇高的意义，这远高于把“礼”说成是“敬”、“顺”的通俗解释。“礼之中有敬之之意焉，有信之之意焉，甚则有杀之之意焉（如果为了信仰的话）。”阎尔梅写给史可法的信在结尾颇为狂傲不驯。阎尔梅写道，一个豪杰之士可能并不认为别人会赞同他，但是他至少十分希望得到尊敬。可以肯定，如此固执之人在太平盛世是不易为别人所容的。但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需要的却是非常之人。如果有人想起用这样的英雄，那么他要么是认真地采纳其建议，要么就是全部把他们杀死。用其所不得不用，斯杀其所不得不杀，杀之者敬之信之，非易之疑之也。易之疑之则亦不足杀矣。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咄咄逼人的要求了。不过，阎尔梅的个人正义感并非无可争辩。他这种空想的、甚至浪漫的临难不苟行为，构成了一种用以升华自我的目的伦理。在满族征服战争中许多年轻的“有志之士”都是如此。但是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责任伦理，如果需要，甚至可以用孔子的话来证明其权变观。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史可法是一个“惧”多于“豪”的人。因为担负着保卫一个王朝的责任，他承担不了此时轻率决策的后果，也不取莽撞下令。不管阎尔梅解救徐州的呼吁如何激烈，史可法也腾不出手来完成此举。尔后史可法给了阎尔梅一个措辞巧妙的答复，对迅速进军徐州的计策含糊其词，感谢阎尔梅无可怀疑的忠诚，并且谨慎地暗示，他很知道阎尔梅的急躁脾气。此后不久，阎尔梅受命西进河南，加入高杰余部，组织了一道抵抗多铎军队的薄弱防线，以防满军南侵。阎尔梅确实向西出发了，但在3月6日他到达前线之前，他觉得他的使命毫无希望，于是返身而回。因而当满人最后进攻史可法扬州大本营时，他却在安徽中部的庐州平安无事。

满人渡河

然而，与此同时，史可法仍然肩负着指挥淮阳地区各方面防务的责任，以抵抗多铎和豪格对他防线的不断猛攻。有一些迹象表明，他可能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避免北进，以使满人替他消灭大顺农民军残部，但史可法同样知道，一旦清军打败或收编了那里的义军流寇进而占据黄河的右岸，那么他们就会转向南方，进攻沿大运河一线的南明防线。因此，他与阎尔梅以及其他光复者的想法相同，即最好的防御战略是进攻。他上疏皇帝说：自三月以来，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晋之末也，其君臣日图中兴而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能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左懋第的信使也得到指令，朝廷已经决定采取更为保守的防御政策。与此同时，满人已经越过了在河南境内的黄河，并且到达了黄河在江苏境内的北岸。对史可法来说，防御和进攻是一致的。在时机尚未失去的情况下，他希望南明方面发动一次反击，用来援助可能正在守卫徐州的李成栋的明军，也用来保持和激发光复北方的信心。于是史可法从扬州出发，将其部队转移到洪泽湖边的泗州。然而在他要进军徐州之前，他得到消息说，在他离开的时候，黄得功知道了高杰被害的消息，准备对扬州发动突然袭击，洗劫这座城市，并且收编那些已经退到大运河的高杰残部。这样，为了拯救扬州，史可法被迫取消了他的反攻计划，并迅速赶回他在南方的营部。如要解救徐州，阎尔梅发动“河北千万忠勇之士”的简单计划显然是不够的。尽管史可法自己没有能去徐州，但是侯方岩率领的援军已被派往这个城市，而且南明的一支应急部队实际已渡过黄河，并且直接与满人交上了火。清旗军主力由准塔指挥，他的父亲曾是努尔哈赤的卫士。准塔重创了明军。根据满人的战报说：二月初三日（1645年2月28日），闻南兵渡河，围徐州沛县李家楼，随遣固山额真准塔等，领兵星夜前往。贼马步兵二千有余，屯驻徐州十五里外，我兵冲击贼营，贼兵赴河死者无算。擒斩逆渠六人，安抚百姓，秋毫无犯，获人口牛马甚多。3月11日多铎部队的营部正式从西安迁到了河南北部；4月1日，多铎接到圣旨去指挥南征，以平定江南。在豪格从东面加强进攻的同时，多铎率领他的部队兵分三路直奔归德；在那儿一支部队沿淝水直奔临淮，另一支部队沿黄河直奔盱眙，第三支部队沿黄河北岸过徐州直奔淮安。最后这支队伍是由准塔指挥的，他在取得李家楼战斗胜利后乘胜进攻徐州。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抵抗，但是在这些抵抗还没有变成强大的敌对力量的时候，徐州驻军指挥李成栋已经宣布归顺清朝，背叛南京了。同时，在多铎部队的侧翼进攻濠州的西部战场，徐州地区的另一个抵抗首领刘良佐也背叛南明，投降了满军。刘良佐和李成栋的变节，标志着满族征伐中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两个将领实际上把整个南明的西北防线拱手让给敌人，使得多铎与远在东方的豪格连成一体成为可能。因而，为了阻止东部防线的崩溃，史可法沿着从洪泽湖岸边的泗州到黄河南岸尚属稳定的防线，召集尽可能多的南明部队去支援刘泽清的守军，这当然是绝对必要的。这样，在后一个月里，史可法就开始筹划淮安的防务，一切都布置在淮安的南边，在大运河与洪泽湖交汇处的清江浦集结他的兵力。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当他需要南京政权提供所有一切援助的时候，这个朝廷内部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

童妃案

在史可法指挥的西部战区，河南北部明军控制区内的巡抚陈潜夫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自称是福王世子前妃的流亡者。这个妇人告诉他，她姓童，她与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后来因为北方农民起义而离散了。陈潜夫迅速通知朝廷，说皇妃还活着，并且满怀喜悦地在1645年4月5日把她护送到南京。皇帝听到童妃到来的消息并无喜色。他没在宫廷上欢迎她，而是把她移交给锦衣卫，由他的一个太监加以审讯。这位太监审问得很详细，对他听到的回答表示相信，即的确如其所称，她是福王世子（现为弘光皇帝）的第三个妃子。因为识文断字，童妃为冯可宗写出了她入福王世子宫殿的详细证明，包括准确的日期，也叙述了在北京爆发起义后他们的流散过程。于是这位太监给皇帝准备了一份记录，呈上了有关她身份的证明，包括她提供的许多细节。然而，当他把这份奏本呈给弘光时，弘光只瞥了一眼，就脸色陡变，挥手把记录扔在了地上：“朕不识之，速加严讯！”随后，他正式下令，由一个叫屈尚忠的太监来进行所谓的“严讯”。屈尚忠可能是东厂特务组织的成员。这道允许采取最残酷刑法的命令，引起了朝廷的轩然大波。一些像马士英这样的高级官僚相信，童氏确实是前妃，除非是神经错乱，或者是傻子，没有人会假冒皇帝的妃子，因为皇帝本人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确定她的身份。实际上，马士英不能理解为什么皇上拒不认账。根据一份记载，马士英曾对阮大铖说：“童氏系旧妃，上不肯认，如何？”阮大铖回答说：“吾辈只观上意，上既不认，应置之死。”站在一旁的张捷说：“太重。”阮大铖说：“真则真，假则假，恻隐之心，岂今日作用乎！”但马士英坚持说：“真假未辨，从容再处。”童氏声称曾为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一事，对马士英影响尤深。在他看来，一切刑法的动用都应暂缓，直到在河南找到这个孩子并把他带到南京为止，以安抚那些愿意相信她的身世故事的百姓。但是为时已晚。在弘光1645年5月1日下令把她交付给他的太监拷问之后，她备受酷刑。一个当时人记录道：其血肉之模糊，不忍卒观。在她精神失常之后，她被带回扔进地牢，三天以后就死在那里了。童妃案件立即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是使那些忠君之士保住势单力薄的河南营寨的一切希望都化成泡影，因为在这里，浙江的投机分子陈潜夫参与了童妃的“阴谋”。几个月以来，陈潜夫一直努力把许多河南豪杰的营寨联结成为勤王力量的防线。不过，他和他的主要同盟者刘洪起（他在开封和汝宁地区指挥着大批部队）一直与极力想把河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马士英不和。马士英起初想任命阮大铖为河南巡抚，此举失败后，他设法使其妹夫越其杰担任了这个职务。越其杰很快就使得河南最有势力、控制南阳地区的豪强萧应训失去了对南明的忠诚。在镇压大顺农民起义军余部的战斗中，萧应训收复了这个省西南部的一些城镇。但是，当他的儿子萧三杰亲自向越其杰报捷时，这位巡抚指责他们父子二人是土匪。萧应训及其部下向越其杰关闭寨门以示抵制。当越其杰通过这个地区时，遇到的是关团的栅门和敌视的哨兵。另一方面，当陈潜夫经过河南时，却受到了每个寨主和豪杰的欢迎。出于嫉妒，越其杰向马士英诋毁陈潜夫，马士英则一直想方设法煽动人们反对这个人。此时童妃案发，作为发现童妃的南明官吏，陈潜夫受到了可怕的牵连。对马士英来说，已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掉陈潜夫了。陈潜夫以同谋叛逆罪被投进了监狱，但这就把河南的统治权留给了马士英的妹夫、无能的越其杰。这样，那些豪杰对南明的忠诚都相继丧失了，河南暴露在长驱直入的清军兵锋之前了。童妃案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对弘光皇帝本人的信任。根据透露出来的童妃被捕和受虐待的详情，特别是她自己的身世，大多数人都认为童氏确实是福王世子的妃子。但是为什么福世子、现在的皇帝拒绝她返回宫廷呢？是不是他有什么理由不想让她看见呢？他对她有些不放心吧？南京的官吏和百姓们提出了这些疑问，因为这使人们想起，福王世子在马士英的军营里介绍他自己时，是用了一个王侯的玺印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的。那么会不会是有人在北方混乱的起义军占领时期得到了真正的印玺，冒名顶替真正的福王世子，然后向马士英谎称他是一个王室的继承人呢？如果这些确实发生过的话，那么这样一个冒名者当然是无法骗过他的前妻的。那是不是说现在的福王世子是个冒充者，而童氏倒是合法原配呢？这样，童妃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弘光皇帝本人合法性表示怀疑的风波。尽管这些传闻可能

国产1区 2区 3区淫秽视频起手擦了擦眼睛，因为眼前一片模糊，但她没有吃惊，知道是由于眼中的泪水。她接着往前走。来到天井，靠近通往外边围栅的门口，朝外望了望。大门后面有一盏灯，映出一个士兵的身影。马路对面，一座座建筑物全都一片漆黑。她走到台阶前的平台上。没有危险。即使士兵发现了人影，也只有在她下了台阶，靠近那另一条无形的线时才会开枪，而且事前还要警告一次，对士兵来说，那条无形的线就是他的安全边界。医生的妻子早已习惯了宿舍里持续不断的嘈杂声，因而对现在的寂静感到奇怪，这寂静似乎占据了这虚无的空间，仿佛整个人类已经消失殆尽，只剩下一盏亮着的灯和看守着这盏灯，看守着她和其他眼睛看不见的男男女女们的一名士兵。她坐在地上，背靠着门框，姿势和她在宿舍里看到的那个瞎眼女人一模一样，眼睛也望着前方。夜晚天气寒冷，风沿着大楼正面吹来，这个世界上似乎不可能还有风，不可能还有漆黑的夜晚，这句话她不是为自己说的，而是想到了盲人们，对他们来说永远是白天。灯光下又出现了一个人影，大概是士兵来换岗，没有新情况，后半夜要回帐篷里睡觉的士兵会这样说，他们想象不到这扇门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枪声没有传到外边，一把普通手枪发不出多大声响。一把剪刀更发不出什么响动，医生的妻子想。她没有问自己，其实问也徒劳无益，这个想法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只是奇怪它来得非常缓慢，好像第一个字就出来得晚了，后面的字更加磨磨蹭蹭，最后她才发现这个想法早已在那里，在一个什么地方，只差用语言表现出来，如同一个躯体在床上寻找早已为他准备好的被窝，只是为了在里边躺下睡觉一样。士兵走到大门口，尽管逆光，可也不难发现他在朝这边观望，大概察觉到有一个一动不动的人影，灯光太弱，他看不出是只有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双臂抱着双腿，下巴贴在膝盖上，这时士兵用手电筒朝这边照了照，现在毫无疑问，是一个女人，她正在站起来，动作慢得就像她刚才的那个想法一样，但士兵不可能知道她的想法，只知道那个人动作慢得好像永远也站不起来，他心里害怕，一时间曾问自己是不是应当拉响警报，过了一会儿又决定不拉，只不过一个女人，离得又远，无论如何，应当有所防备，先瞄准她，要瞄准必须先放下手电筒，就是这个动作让手电的光线正好照在他的眼睛上，好像把他的视网膜灼伤了，他突然感到一阵晕眩。等到恢复了视力的时候，那女人已经消失了，现在这个哨兵不能向来换岗的人说没有新情况了。医生的妻子已经来到左侧的走廊里。这里也有盲人睡在地上，而且比右侧人还多。她慢慢朝前走，不发出一点儿响动，赤脚粘在黏糊糊的地上。看看前两个宿舍里面，看到的和预想的一样，一个个人影躺在毯子下面，也有一个盲人睡不着，气急败坏地说着他睡不着，还能听到几乎所有人都在发出断断续续的鼾声。至于这一切散发出的气味，她并不感到奇怪，整栋大楼里没有别的气味，全是人们的身体和身上穿的衣服的气味。拐过一个弯，到了通向第三个宿舍的那段走廊里，她停了下来。门口站着一个人，也是一个哨兵。他手里拿根棍子晃来晃去，动作缓慢，像是要拦截某个企图靠近的人。这里没有盲人睡在地上，所以通行无阻。门口的盲人继续单调地摇晃着棍子，似乎不知劳累，其实不然，几分钟以后他把棍子换到另一只手里，重新开始摇晃。医生的妻子沿着另一侧的墙壁往前走，小心地不碰到它。棍子画出的弧形到不了宽阔的走廊中央，谁看见了都会想说，这个哨兵拿着一条没有子弹的枪在站岗。现在，医生的妻子正好站在盲人的前面，可以看到他身后的宿舍。里边的床上并不是全都有人。他们有多少人呢，她想，又往前走了一点儿，几乎到了棍子晃动的边界，停在那里，盲人转过脸，对着她所在的方向，仿佛发现了什么异常，一声叹息或空气的颤动。这个人身材很高，双手很大。他先是手拿着棍子往前伸了伸，飞快地扫了一下前面的空间，接着又跨了一小步，在这一秒钟的时间里医生的妻子担心盲人已经看见了她，只是在寻找进攻的最好位置，那双眼睛没有失明，她惊恐不安地想。但它们是瞎的，当然是瞎的，和生活在这些屋顶之下这些墙壁之内的所有人同样瞎，所有人都一样，都是盲人，只有她例外。那个人压低声音，像窃窃私语似的问，谁在那里，而没有像真正的哨兵那样大喊一声，过来的是什么人，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回答是，好人，然后他回答，请便吧，但这样的对话没有出现，他摇摇头，像是在回答自己刚才的问话，胡言乱语，这里不可能有任何人，这时候全都睡了。他用另一只手摸索着退到门边，因为自己说的这句话而放下心来，两只胳膊垂了下去。他困了，等伙伴来换岗等了好长时间，但他必须等到那个人听见内心响起责任感的声音，自己醒来，因为这里没有闹钟，即使有也没法用。医生的妻子小心翼翼地靠近另一边门框，朝里边望去。这个宿舍没有住满。她飞快地数了数，觉得屋内大概有十九个或者二十个人。在宿舍最里面，她看见一些饭盒摞在一起，空着的几张床上还放着一些，这在意料之中，他们不会把收到的所有食物都分配出去，她想。盲人哨兵好像又一次显出不安的样子，但没有做出任何要调查一下的动作。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了。宿舍里面传来一声咳嗽，吸烟者那种剧烈的咳嗽。哨兵急切地转过头去，终于可以去睡觉了。但躺在床上的盲人没有一个起来。哨兵坐到挡住门的那张床的床边上，动作缓慢，仿佛怕别人当场抓住他擅离职守，或者彻底违反哨兵必须遵守的所有规矩，开始他还点着头打了一会儿瞌睡，但很快就身不由己地坠入睡河，在沉入河底的时候他一定想过，没关系，谁也看不见。医生的妻子把里边睡觉的人又数了一遍，连哨兵计算在内一共二十个，至少能带回去一个准确情报，这次夜间出动没有白费，不过，我仅仅是为了这个来这里的吗，她问自己，但又不想找到答案。盲人哨兵头靠在门框上，睡得正香，棍子滑到地上，也没有发出声响，这是个被解除武装没有进攻能力的盲人。医生的妻子故意把眼前这个人想成偷食物的贼，想成抢劫理应属于别人的东西的贼，想成从儿童嘴里夺取食物的贼，尽管如此，她仍然不能对他感到蔑视，更没有一点儿恼怒，而只是对这个睡成一摊烂泥的躯体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怜悯，他脑袋向后仰着，青筋暴突的脖子伸得老长。从走出宿舍以来她头一次打了个寒战，仿佛石板地把她的脚冻得结了冰，仿佛她的双脚在燃烧，但愿这不是在发烧，她想。不是发烧，只是太疲倦了，想把身子蜷缩起来，眼睛，啊，尤其是这双眼睛，望着身体里面，更里面，更里面，直到大脑最深处，在那里，看得见和看不见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肉眼难以区分的。慢慢地，再慢一些，她拖着身体往回走，到她所属的地方去，到像梦游者一样的盲人那边去，对他们来说她也是个梦游者，无须再装作盲人。两个热恋的盲人已经不再手拉着手，都侧着身子蜷缩着睡着了，为的是保存热气，女人缩在男人的身体形成的凹处，仔细一看，原来他们还在手拉着手，男人的胳膊搂着女人的身体，手指和手指交叉在一起。宿舍里面，那个睡不着的女人依然坐在床上，等待身体的疲劳最终战胜头脑的顽强抵抗。其他人似乎都睡着了，有的蒙着头，仿佛在寻找不可能有的黑暗。戴墨镜的姑娘的床头柜上摆着那小瓶眼药水。眼病已经治好了，但她不知道。11如果为歹徒们记录非法所得账目的那个盲人幡然悔悟，决定带着他的盲文板，厚纸和盲字笔弃暗投明，来到这一边，那么可以肯定，他现在应该正在撰写一篇既富于教益又生动感人的编年史，描写遭受掠夺的新伙伴们如何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忍受着其他种种痛苦。文章一开始就会说，在他离开的那一边，那些掠夺者们不仅把正直的盲人赶出宿舍，自己占据整个空间，为所欲为，而且还禁止左侧另外两个宿舍的人使用所谓卫生设施。写到这里他会评论说，这种无耻的专横行径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急不可耐的人们全都涌到右边的厕所，任何没有忘记这里早先状况的人们都不难想象其后果。他会告诉人们，只要在围栅里边走上几步就会绊在盲人身上，他们有些在腹泻，有些则里急后重，蜷缩着身子，觉得能痛痛快快排泄出来，结果却白费力气。如果善于观察，他不会不刻意记录下人们吃得少而排得多这一明显的矛盾，它也许能表明人们常常提及的著名的因果关系至少从数量角度来看并不总是可信。他还会说，这时候歹徒们的宿舍里大概塞满了饭盒，而在这里，倒霉的人们马上就要堕落到不得不去肮脏的地上拣面包渣。盲人会计也不会忘记自己要以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的双重身份谴责盲人压迫者们的罪恶行为，他们宁肯让食物烂掉也不送给非常需要的人。或许某些食物能存放几个星期不变质，而另一些，尤其是熟食，不马上吃掉，就会酸腐或者发霉，人不宜再食用，如果这些人还算人的话。这时候，我们的盲人编年史作者会改变内容，但不会改变主题，极为伤心地写道，这里不仅有因为营养不良或消化功能紊乱造成的肠胃系统疾病，除了失明，来到这里的人并不都个个身体健康，有些人看上去还好，但现在和另一些人一样，患上了不知道如何传进来的重感冒，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五个宿舍里已经没有一片阿司匹林给他们退烧或者减轻头痛，从女士们手提包的里袋找出来的几片在很短时间里就吃完了。慎重起见，我们这位盲人编年史作者对于近三百人当中许多人在如此惨无人道的隔离检疫中忍受的其他病痛不再分别记述，但他不能不提到其中有两位癌症晚期患者，当局在追捕盲人过程中不想考虑什么人道主义，把他们带到这里，甚至说法律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对所有人同等对待，而民主与特权水火不容。不幸的是，在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一位医生，仅此一位，而且还是我们最不需要的眼科医生。这时候，盲人会计已经被这人间惨状和痛苦折磨得心力交瘁，把盲字笔扔在桌子上，伸出颤抖的手去摸他在履行记录这世界末日的编年史作者的义务时放在旁边的那片硬邦邦的面包，没想到面包没有了，原来已被另一个盲人偷走，可见那位盲人在饥饿之中嗅觉多么灵敏。于是，盲人编年史作者背弃了促使他来到这边的义举，背弃了无私无畏的冲动，决定返回左侧第三个宿舍，如果还来得及，在那里，虽然他对歹徒们的胡作非为义愤填膺，但起码不至于挨饿。确实如此。每当负责去取食物的人带着很少的东西回到各宿舍的时候，宿舍里总是爆发出一片愤怒的抗议声。常常有人建议组织起来，举行大规模集体示威，提出的理由确凿有据，说人多势众，并且以颇为辩证的口气断言，只要有决心就能做到，一般来说，只要众人同心协力就无所不能，在某些情况下力量会成倍增长，直至无穷大。但是，只要有较为审慎的人客观地衡量一下此建议的利弊，提醒那些热心人注意手枪往往产生致命的后果，人们的情绪很快就又冷静下来。走在队伍前面的知道那边有什么在等待他们，审慎的人会说，至于后面的人，非常可能的情况是听到第一声枪响就吓得屁滚尿流，那么我们相互踩压致死的人会比被打死的人还多。其中一个宿舍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并告诉了其他宿舍，他们仍然派人去取食物，但不是原来那几个曾遭到对方训斥的人，还由那些人去显然不合适，而是一伙新人，并且人数更多，比如十个或者十二个，代表所有人齐声向对方表示不满。于是征求志愿者的工作开始了，但是，或许由于谨慎小心的人们发出的警告起了作用，哪个宿舍报名执行这项任务的人数都不够。感谢上帝，在得知做出上述决议的那个宿舍派出的征讨队有何下场之后，人们觉得当初表现出的意志薄弱简直算不了什么，甚至无须为之脸红，显然谨慎从事才是合理的对策。敢于前去的八条好汉遭到一阵棍棒的迎头痛击，失魂落魄地逃了回来。不错，确实只开了一枪，但这一次子弹不是像前几次那样朝高处打的，去提要求的人们都能作证，他们赌咒发誓地说，分明听见子弹贴着脑袋嗖地一声飞过。至于当时开枪者是否真的要杀人，我们以后也许能明白，眼下暂且对此表示怀疑吧，也就是说，要么这一枪只不过是警告，虽然确实是严重警告，或许歹徒首领对示威者们的身高估计错误，把他们想象得矮了一些，而第二种猜测更令人不安，就是错在把示威者们的身高想象得比实际高，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对他杀人的意图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了。现在，暂且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放在一边，关注一下整体利益，这才是最重要的。绝属偶然，但确实幸运的是，示威者们自报家门，说出了他们是某个宿舍的代表。这样，只有那个宿舍受到三天没有饭吃的惩罚，不过，他们运气不错，不是永远断绝供应，毕竟，谁敢于咬给他东西吃的人的手，永远不能得到食物也是天经地义。胆敢造反的宿舍的盲人们没有别的办法，在三天时间里只得沿屋乞讨，说可怜可怜他们，给块面包皮，如果可能，给一点儿佐餐的肉或奶酪。不错，他们都没有饿死，但不得不听尽风凉话和讽刺挖苦，你们既然想出了这种主意，就只能靠喝西北风活着；要是我们当初听了你们的鬼话，现在会是个什么下场；不过，最难听的话是，你们忍着吧，忍着吧，这比咒骂更刺耳，还不如被羞辱呢。三天的惩罚期终于过去了，人们以为会开始新的一天，不料，对四十名造反盲人所住宿舍的惩治并未结束，因为先前勉强够二十个人吃的食物现在更少了，不足以让十个人果腹。可以想象，他们多么气愤，多么恼怒。不过痛心归痛心，事实总是事实，看到饥饿难忍的人们要来抢夺食物，其他几个宿舍害怕了，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是应当履行人类休戚与共的古老义务，另一方面是同样古已有之的法则，即仁爱始于家。就在这个时候，歹徒们传下命令，再次让他们交钱和贵重物品，认为向他们提供的食物的价值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付的财物，而且歹徒们说，对交上的物品估价已十分慷慨，高于实际价值。各宿舍都焦急地回答说，他们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收集起来的东西全都立即交上去了，以及，这个理由确实让人羞于启齿，他们说刻意无视各宿舍交纳的价值不同，一概而论作出决定是不公正的，用简单的话说就是，无罪之人不应当替有罪的人获咎，因此不应当切断那些尚有余额的人的食物供应。显然，任何一个宿舍都不知道别的宿舍交了多少，但每个宿舍都认为自己有理由继续得到食物，而别的宿舍预付的钱财已经用完。值得庆幸的是，潜在的冲突胎死腹中，歹徒们断然决定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命令，如果在估价方面有什么差别，那也是盲人记账员的秘密。各宿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有的甚至动了手。一些人怀疑有些自私自利居心不良的家伙在收集钱财时隐藏了一部分，靠那些为了群体的利益而交出一切的人供养。另一些人则援引之前集体提出的理由为自己争辩，说已经交出去的钱财还够自己吃许多天，如果不是被迫用来供养寄生虫的话。盲人歹徒们一开始就曾发出威胁，要来搜查各个宿舍，惩办违规者，结果是各个宿舍内部先实施了这一行动，好盲人对付坏盲人，还有心地歹毒的盲人。没有搜出什么值钱的东西，只发现了几块手表和几个戒指，从男人身上搜出的比从女人身上搜出的还多。至于宿舍内部进行的惩办，只不过是推搡一下，有气无力地打一耳光还没有打中，听到最多的是咒骂，有的属于自古以来用来斥责他人的句子，例如，竟然偷到你亲娘头上来了，想想看，仿佛这种或者更为严重的无耻行径只有到所有人都瞎了的时候才干得出来，瞎了眼睛，也就失去了自尊。盲人歹徒们接收交去的钱财时威胁说，要对他们

那个讨厌的凯特，但是不是，这是吉尔。那么，到底是什么？我意识到我刚才真是笨。“对不起，是考试，是不是？考得好？”擤鼻子。擤鼻子。“是的，我确定。我准备得那么辛苦，小姨，我准备了。”“那就过来和我说说吧。”我心里没准备让她立刻就来，但口里却那么邀请了。她大喊：“耶，谢谢你，我下午就来，不过得迟点到，因为轮到我给邻居喂那几只猫了，她不在家，而妈妈去医院看贾斯珀了，他踢球的时候弄断了踝骨。”我让自己坐下来思考。我记得，吉尔向来不以成绩好著称。她痛恨考试，经常不及格。如今她考得好。她努力备考：为了简姨。她下定了决心要以好成绩通过：为了简姨。全家上下都参与了。有欢呼，有揶揄，幸福快乐的一家人。但是简姨说：“什么不错？”她来了，兴高采烈，容光焕发。她亲了我，不由自主地，然后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和我说说吧。”“我知道自己考得好。成绩还要好几周才会出来，但是我就是知道。”她叽叽喳喳地讲着，向我描绘了这些日子的情形，吉尔五点起床复习备考，整晚地复习备考，最后就是大奖了：在《莉莉丝》和简姨一起工作。“你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她问道，我意识到她指望我回答，譬如，“下周一”。我心中一惊，一时无语。好长一会儿。我想到了很多。她正期待着搬到这里来，和我一起过，开始在《莉莉丝》工作——期待着自己成人生活的开始。而我坐在那儿，看着——我自己，她那个年龄时的我。满满的欢乐，自信，兴致。吉尔，她没什么雄心壮志。只是想到能够把事情做好，成为这一切的一部分，她就满心激动了。她摆脱了照顾周到的家庭生活，照顾周到的家庭生活可打击人了：“可怜的吉尔，她考试可差劲了，可怜的吉尔，她可做不了学问。”她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她迫不及待地要施展拳脚。她现在还不清楚自己能不能做事。她只知道自己等不及要开始。突然，我意识到我一直没有真正消化这件事：吉尔，乔姬姐姐的孩子，要参与我的生活，要接手我的生活——我突然地、清楚地、彻底地明白过来，这是多么正确、多么恰当、多么合适，我放声大笑，坐在那儿哈哈笑着，停不下来，而可怜的吉尔坐在那儿，喜悦渐渐褪去，眼里涌起泪花。“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们大家？”她倒抽着气，“为什么，我们做什么了？你觉得我们都糟糕，觉得我差劲，哦，我知道！”“不，你不知道，”我说，“我在笑自己呢。是你城外的家人觉得我差劲，而吉尔，你知道吗，此刻我觉得他们没说错。”我望着她的脸，刚才情绪低落、一片惨白、皱成一团的脸慢慢又有了神采和自信；没一会儿，她就微笑起来。她循循善诱：“哎呀，简姨，你对我的认识不正确。我从来不大吵大闹，不摔门，不赌气，不把东西乱放，不指望人家伺候我……”我捉弄她：“这种话，由你妈妈的女儿说出来，谁信。”“我不是凯特。而且我一直在和妈妈说，为什么总是我们想怎么样你就让我们怎么样？你为什么随人踩？”“她给了个像样的回答吗？”她哈哈大笑。我哈哈大笑。“要想讨好我，你可以从不坚持喊我简姨或者小姨开始。”“没问题，简娜，就听你的。”“如果我姐姐的女儿允许自己称呼我简娜，那……”“哦，小姨，哦，简娜，是这样的，你不知道，我们还讨论来着……”“你们讨论了？不错的家庭讨论会？”“当然了。你肯定不会以为大家不谈论你吧？哎呀，你一直算得上是个焦点——呃，所有事情的焦点。家里因为你而产生分歧出现派系呢。”“是吗？”“是啊，而要我看，这事的起源，一定要倒回去到你和妈妈都还小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由于我们现在的行为，比如说十年以后吧，我们之间肯定要起矛盾。尤其是凯特和我。将来我们要肯见面就好了呢。她实在是烦人。”“那么，要是记得我们十几岁的时候都为什么吵架，这对你妈和我会有帮助？”“你们吵些什么？妈妈说你们从没吵过架。”“胡说八道啊。她把我整得够惨。你知道，那会儿是战争时期。所有东西都短缺。她偷偷拿走我那份口粮。我还得捡她的旧衣服穿。”“啊。”小心理学家回答。我告诉吉尔她自然是没法马上开始工作。她得等到有空缺，而且若是求职的人里有条件比她好的，她就得不到那个工作。“我不搞裙带关系。”我说。“我倒是希望你稍微搞一搞。”她诙谐地说，我知道将来她会用这种口吻来“对付”我。她离开以后，我瘫坐下来。我已经认了，这件事已是既成事实，是铁定要发生的事了。等吉尔搬进来，我就得和别人分享生活。美妙的独居生活就此结束。啊，啊，啊，我受不了，受不了。哦，我多么喜欢独自一人，多么喜欢独处的快乐……我和办公室的人说我要再休两周假。菲丽丝的表情。她嘟哝：“新主编来的时候你会在吗？”“我从现在开始休两周。他来的时候我就回来了。”她那表情的意思是，我搞不懂你。我做给她的表情意思是，我懂我自己，这就够了。乐事我早早醒来，太阳还没升起，灰色的天上，金色和粉色的小朵云彩等着阳光的沐浴。初夏，一个真正的夏日。我躺在床上，看着，听着，鸟儿们歌唱，奶瓶叮当响。我感受着自己强壮的身体，那里面充满健康和活力，那身体展开，伸着懒腰，把自己叫醒，然后我跳下床，记挂着《仁慈的女士》。我写啊写啊，乔伊丝打来电话，她正要上床。友好地互损。我说，外甥女吉尔要来接手我的生活了。她回答：“好极了，现在你真的是要有个负担了。含苞待放的年轻灵魂，要是走上歧途，那可是你的错。”“你的看法，不是我的。”“哦，也是你的，你不过是还没意识到罢了，这个游戏你赢不了的。不，不，简娜，歉疚是你的命运。”“不是你的？”“我解放啦。顺便问一句，把我那两个制造歉疚感的家伙接管了吧，怎么样？就我而言那是越早脱手越好。”“不，你知道，我对爱一无所知。你那两个由爱浇灌长大的子女就留给你啦，乔伊丝。”“我得说，这是你能想出的最巧妙的托词了。”“你什么意思？”“如果你把外甥女吉尔接来，你就没有你自己的生活了，没有私人生活了，至于情人，想都不要想。”“你认为我想要一个。”“你当然想要了。至少潜意识里是想要的。要一个是你的权利。鱼水之欢是我们的权利。你肯定知道的吧？”“但是我以前有过了啊。”“不，你有权一直享有。直到九十岁。”“随你说吧，乔伊丝。你的鱼水之欢如何？”“我在努力中。”然后我洗了个澡，很快就洗好了。我可爱、耗时的泡澡活动哪里去了，我的香薰、我的精油、我的香精哪里去了？我没有时间，就是这样。九点时我已经下了楼走在大街上，信步闲逛，以我的方式享受生活。哦，这个城市真是好脾气，多么讨喜，多么友好！太阳忽明忽暗，白云飞速移动，一会儿遮住阳光，一会儿又容它露面。温暖宜人。我走进那家既是精品店又是咖啡屋，还卖健康食品的小店，店里没客人，于是玛丽·帕金离开她的柜台坐到我身边，给我讲那篇长篇连载故事的最新一集，讲她和邻居之间的战争，那个坏女人待她的猫可不好了，她看不下去。我享用了健康、醇厚、美味的全麦蛋糕。然后我沿着商业街往前走，在报刊店里，我旁边有一个帅气的年轻工人在打趣柜台后那两位体面的中年妇女，因为她们卖的一本杂志给一个想重得丈夫青睐的年轻妻子提了个建议，让她把阴毛修剪成心形。他昨天给太太买了这本杂志，结果他们大笑了一场，而现在，他说，他实在是忍不住，要和玛奇和琼分享这个笑话。“啊，谁知道呢，”他说，“我们觉得有必要指出，毕竟，你也许没注意到，但你总不想任阴毛疯长而不加修剪吧，是不是？”“我觉得最近没什么机会注意到我的阴毛啊，”玛奇说，然后问琼，“你呢，亲爱的？”“我的阴毛大不如从前啦。”琼一边回答，一边把《太阳报》和《每日镜报》递给一位老太太，老太太听到了这番对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是莫迪或者伊莉莎·贝茨在，肯定也是这个反应）。“要是我没结婚，”小伙子说，“我还会考虑帮帮忙，不过既然我已经……呃，谢啦，帮我们留着《家居和花园》，莉莉说她既然没有钱重新再搞一次装修，就想至少读读这方面的东西吧。”他说着就走了。两个女人互相看看，一起笑了，那笑声的意思是，过去的好时光啊。然后又把注意力转回到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正在翻包找零钱。她们耐心地等着，知道她听了刚才的那番对话，心里不舒服，然后她们问候了她的丈夫。她和我同时踏上人行道。她那双震惊的眼睛直视我，悄声问：“你有没有听到？”我换了角色，回答：“不成体统。”我心里想着伊莉莎说到广播、电视、报纸上的东西时那种由衷的痛苦，她不解，大家都怎么了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是这个样子？但是琼和玛奇不年轻，这就是她为什么难受。我们一起走在人行道上，她轻声嘟哝着，慢慢地恢复平静。现在去坐公交。这个时间上班族都已经退出这片区域了，公交车上满是女人，简直是女人的共济会，她们身上堆了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挎着购物篮，放松地坐在那儿，享受着舒服的安坐和美好的天气。早上十点半的公交车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和上班高峰时间的公交车毫无共同之处。是这些女人使一切正常运转，我们参与的大事是由她们做的那些繁杂琐事支撑起来的，这些事儿如此微不足道，一天结束，问她们都做了些什么，她们可能——也的确经常——这样回答，哦，没做什么啊。她们要去三段车程[14]以外的一家店，买毛线回来给孙子孙女织毛衣，或者买扣子来配一条连衣裙或是短裙，再要么是去买一卷白棉布，这个东西手头总该备着点。她们要去超市，或者去交电费，或者去领养老金。家务女工们这时去为伊莉莎·贝茨、安妮·里夫斯、科尔斯太太、布伦特太太、霍奇斯先生等人取处方药。有些要去文具店买生日卡片，美国的伯蒂伯伯要过六十四岁生日了，家里人分别都要给他寄一张生日卡。她要寄包裹给移民去开普敦的侄女一家，因为侄女说要一种背心，这种背心好像在南非买不到。或者是寄一包自制饼干给威尔士的表亲。有的要去牛津街，这是一周或者一月一次的远足活动，是她的假日，一种休息方式。她们会花好几个小时试衣服，并且擦亮了眼睛留意有没有适合母亲、女儿、丈夫、儿子穿的衣服。在店里辛苦了好几个小时，她们回家，战利品是一条衬裙，两双尼龙袜，一个小钱包。这些都能在附近的商业街上买到，但那就没什么乐趣了。晚些时候，她们要去探望行动不便的亲戚，带去各种他们特别需要的东西，比方说牙粉，或者某个专门牌子的润喉糖；她们会去医院，陪奶奶、外婆坐上好几个小时；她们去串门，和女儿一起喝茶，或者带孙儿去公园。这些女人，她们整天就在忙这些事，事情做得得心应手，也就心平气和，宽厚温润。善意溢出来，洒在公交车里，于是大家互相点头微笑，聊着天气——换句话说，互相安慰或者互相打气——窗外人行道上发生的事，她们一眼瞥到，会就题发挥，诙谐地评点生活。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我用大把的时间研究着一把小椅子，十八世纪初期，木材如丝缎般光滑，它的一生、它经历过的时光给人的感觉是那么广博，包容一切，就像听莫迪说话，或是伊莉莎。它本身就是一句铿锵有力的话，矜持端庄地坐在那里，看着我！——我看够了，就去了一家餐馆，餐馆里有一位绅士，就是这个词，举止优雅，言语幽默。和我一样，他也愿意吃饭的时候友好地闲聊几句，于是我们坐在一桌，聊聊生活和时代，点到为止。真愉快。出了门，分道扬镳，我这次是坐在公交车上层，因为已经是下午，不再是女人们的时间了。我听着售票员和一名乘客抬杠，伦敦风格，冷嘲热讽，透着一股子超现实主义的味道。商业街上，我坐在咖啡馆里，以前偶尔我能挤出半个小时，就会在这里和薇拉一起吃午餐，但是现在我一坐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听邻桌两个失业青年谈天。一黑，一白。年轻人。打发时间，和我一样。我对自己说，这是出悲剧，你应该感到难过才是，但是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悲戚，有的是平和。是的，的确不能算是快乐，但绝没有绝望。他们开着玩笑，计划着上电影院去。我下决心不要难过，今天，如此完美的一天，不要难过。我和他们稍稍聊了聊，但我是那种不在他们经验范围内的人啦，在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看来，我很可能已经是个“老太太”了。他们态度很好，不过不准备和我推心置腹。他们离开时说：“那谢谢啦，再见。保重。”我去看莫迪，唉，不好，这是一天里糟糕的那个部分。莫迪病得那么重——但算啦。我离开她以后，去了戈尔德斯公园散步，身边有鹿、孔雀和山羊走来走去，我坐在公园的小露台上喝咖啡，周围是一群头脑精明、生活舒适、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他们一整个夏天都坐在那里，晒得黑亮黑亮的；露台上还有不少带着小孩的母亲。连绵的绿地上，一张张躺椅就像风帆，彩色的风帆，一望无际的蓝天，万里无云，人们三三两两，沐浴在阳光下。我踏着暮色回到家里，很迟了，已经过了九点，现在我坐在这里，坐在桌边，是记日记的时间啦。我努力把这一天描绘出来，这美好的一天，这样它就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去不复返了。它太宝贵，太稀有了。哦，我知道如何珍惜它，如此美妙的一天，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要多少时间就有多少时间——但仅此一天，没有我非做不可的事，没有我非见不可的人，除了莫迪，唉，可怜的莫迪，但是我今天不想她的事，明天再说。在伦敦的一天，伦敦这个大戏院，可爱的伦敦，它的特色是诙谐俏皮，轻松愉快，外加亲切善良。一整天都归我自己，就我一人。如此享受，堪称完美。两周过完了。那天是最好的一天，因为阳光特别明媚，不过每一天我都喜欢，一共十五天，漫漫长日，慵懒悠闲——除了去看莫迪的时候。我又开始帮她干这干那了。夏日已接近尾声。我一直在工作，工作，我工作得多卖力，我也多么喜欢能够工作——而当我不再做全职，不再需要工作得如此辛苦的时候，我该有多欢喜。快了，快了。吉尔住进我的公寓了，我的家，她住在我的“书房”里，那间房挺好，不是很大，但是她几乎没多少时间在房里。她喜欢待在办公室里——就像我过去一样。她喜欢上了菲丽丝，菲丽丝也对她有好感。她俩一起工作，吉尔充分吸收、消化一切。她同我对菲丽丝的看法不一样——同我以前对菲丽丝的看法不一样。菲丽丝变了，她的棱角都没了。她对吉尔很好，善解人意，慷慨大方。新主编。我没投票给他，他是理事会选出来的。我和菲丽丝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人会是个甩手掌柜，游手好闲，什么事都不做，实际上社里上上下下都一眼就明白了。菲丽丝觉得事情太不公平了，气得要死：她太年轻了，不能当主编，当然了，没人推选她当主编，因此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她的确能胜任那份工作。这下可好，她得通过他工作。我没法对她说，亲爱的姑娘，不要往心里去，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难过和烦躁上，没什么大不了的。旁敲侧击的指导。我所做的，是说了好多以前我和乔伊丝一起工作时的事，什么都管，所谓的主编只不过是随着我们的音乐跳舞吧。菲丽丝听着，脸上隐隐挂着一丝好看的笑，听得津津有味，眼里满是讥讽。吉尔现在还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是她如此专注地观察着菲丽丝，她很快就会懂的。我一次都没有贬过可怜的查理。我现在在“带”查理，这段时间一结束他将顶替我的位置。他人挺好，我喜欢他。六十年代的产物。一帮马虎散漫的家伙，他们的日子一直过得太舒适轻松。随和，头发渐白，稍微胖了点，几乎让你觉得他的翻领上该有食物留下的污渍。他心不在焉

己已经没有能力再抵抗了，容他今天和手下人准备一下，明天开城投降。当时叛军闻听消息后大喜，遂鸣金收兵等待受降，而李抱玉却乘机修补城池，然后派小队人马从城墙之上用绳子系到城外，悄悄绕到叛军身后，准备做奇兵偷袭叛军。做完一切准备工作后，李抱玉立即向叛军下战书，决定誓死不降，挑衅叛军：有种的就继续攻城。叛军万万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李抱玉的一封挑战书，大怒之下再次攻城。但由于情绪过于激动，他们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怎样攻城上，却忽略了身后还有李抱玉的一支奇兵，最终在前后夹击之下，攻打南城的叛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南城之围暂时缓解。在南城激烈鏖战的时候，身在中城的李光弼事实上面临着比李抱玉更大的压力，因为中城一旦失守，也就意味着整个河阳城失陷。为了有效地抵御叛军，他在叛军还没到达之前，指挥将士在城外设置了木栅，栅外又挖了深、宽各两丈的壕沟，在刚刚挖好的转天，叛军在大将周挚率领下，到达中城之外十里处安营扎寨。李光弼明白如果仅仅是打一场城池保卫战，那么尽管等叛军前来攻城，自己在城墙之上指挥士兵打退敌人的进攻就可以了。但此时叛军势盛，而且自己又缺少守城的器械，所以思虑再三，他决定开城迎战，地点就选在中城外围的低垣之内，李光弼的意图是尽量在城外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不使其靠近中城。当时李光弼派部将荔非元礼率领精兵在中城外的低垣内准备好，伺机向叛军发起冲锋，而他自己则在城东北角树起一面小红旗，进而观察整个战局的发展变化。周挚凭借兵多将广，带领叛军一直推进到城下，并同时用战车载着攻城的器具相随，不时督促士兵填埋壕沟，在城的三面各填了八条道路准备通过。叛军行进得十分顺利，这让中城内的李光弼大为恼火，他派哨兵去质问荔非元礼为什么对行进前来的叛军熟视无睹，没想到哨兵带回来的消息却是荔非元礼的反问，他的问题是李将军究竟是想主动出击，还是想据城坚守？“废话！当然是想主动出击了！”听完哨兵带回来荔非元礼的回话后，他更加急躁起来，但当他再派哨兵前去下达进攻命令的时候，城下荔非元礼的排兵布阵，却令李光弼心生钦佩之意。当叛军填好壕沟准备通过时，荔非元礼立即率领体力充沛、精神饱满的唐军从低垣内冲出，迅速向叛军发起了冲击。由于叛军所有的注意力全在脚下的壕沟之上，所以对唐军的冲锋准备不足，一时间阵形大乱，纷纷向后撤退，李抱玉带领唐军一鼓作气打退叛军，使其攻势土崩瓦解。唐军在城外获胜让李光弼大为欣喜，但也让叛军主将周挚有些心里发虚，先前攻占南城未果已经使叛军锐气受挫，现在进攻中城又遇阻，这不仅让他产生了畏难情绪，而这种情绪让周挚做出的决定就是由进攻中城改为进攻北城。于是在周挚的率领下，叛军开始向北城方向移动。叛军的动向被中城之内的李光弼全都看在眼里，于是他根据叛军的动向也同时移兵到北城，在那里继续抵御叛军的进攻。和先前进攻南城和中城相比，周挚由于信心不足，这次进攻北城组织得并不是很给力，几次进攻由于阵容不整，号令不一，所以被唐军接连打退，但李光弼对这种消耗战显然并不满意。坦白地讲，叛军由于在南城和北城消耗了不少兵力，所以现在进攻北城已经是强弩之末，在我看来这也是周挚为什么信心不足的原因所在，可是史思明已经下了死命令，捉不到李光弼绝不能撤兵，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进攻。而这一切事实上李光弼全都心中有数。几次进攻被唐军打退后，周挚开始偃旗息鼓，他需要让连日劳累的士兵休整。就是这样一个短暂的机会，被李光弼捕捉到战机，从而一举奠定河阳之战的胜利基础。在叛军停止进攻的时候，李光弼通过观察发现叛军在城外的列阵营地，有几处十分坚固，分别是大营的西北角与东南角，只要能以最快的速度端掉这两个角，那么叛军立刻就会土崩瓦解。于是，李光弼下令让部将郝廷玉率领精兵三百人突袭叛军阵营西北角，部将论惟贞率领精兵二百人突袭叛军阵营东南角。“你们必须要看我的令旗作战，如果我的令旗挥动缓慢，就任凭你们选择有利时机出战，如果我突然急速往上挥动三下，你们就要奋力向前，必须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有后退者，必斩！”在两位部将即将出战时，李光弼部向他们部署方略，然后他整装向西面向京城长安的方向跪倒，真挚地说道：“臣身为国家的三公，绝不能死于叛军之手，能否打退叛军全在此一举，万一战事不利，臣自刎于此！”言罢，他伏地叩拜三次，然后站起身来命令打开城门，让郝廷玉和论惟贞带着人马杀出城去。至此，河阳之战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在郝廷玉和论惟贞率领精兵从中城冲出去的一瞬间，李光弼在城头上将令旗高高地举起，只见他急速向上挥动了三下，城下的两位部将立即率领精兵向叛军的营地发起冲击。唐军虽然人数不多，但人人奋勇争先，不避矢石地冲锋陷阵，尤其是郝廷玉和论惟贞两位主将更是身先士卒地杀入敌营，士兵看到主将一马当先闯入敌营，更是士气大振，备受鼓舞，无不前仆后继，以一当十。周挚万万不会想到李光弼会冒险出城进攻，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唐军已经逼近本方大营不过五百米，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再从容组织抵抗，所以他临时带上守卫自己帐幕的几十名亲兵，即刻上马出营应战。由于周挚匆忙应战，致使他刚刚出营就遇到了让他棘手的一幕，唐军在冲到本方阵营后，立即兵分两路，分别向大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而去，这让周挚一时间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在他愣神儿的工夫，郝廷玉和论惟贞已经分别对叛军阵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这两处最坚固的地方，发起了闪电般的突袭。霎时间，呐喊声和兵刃相撞声震天动地，周挚由于没能及时做出决策，致使本方阵营两处最坚固的地方，被唐军一通冲击，叛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不要乱跑，听我的号令，违令者斩！”周挚在乱军之中，想努力控制局势，但无奈人心已乱，任凭他怎样高声呼喊，也无济于事。仓皇之中周挚只得带领少数亲兵，脱离本方大营，前往南城外与准备攻打南城的史思明会和。当史思明得知周挚在中城的惨败后，遂无心恋战引兵退去。至此，河阳之战宣告结束，此役唐军斩首叛军千余人，俘虏五百人，生擒叛军大将徐横玉、李秦授，并缴获战马两千匹，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大胜。李光弼在河阳中城之上看到叛军退去，不禁长抒一口气。但他知道这一切远远没有结束，史思明虽然引兵退去，但依然对洛阳是个巨大的威胁。为了扩大河阳之战的战果，李光弼于上元年（761年）二月，率军主动进攻河阳北部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思明闻讯后遂匆忙领兵前去援救，但半路中了李光弼的埋伏，被打得惨败，只得领兵撤回洛阳。从整个战局来看，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胜利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唐军与叛军的力量对比。史思明也只是解除了对河阳的包围，唐军却依然没有光复洛阳。换句话说，双方只是暂时处于一种蛰伏的状态。事实上，河阳之战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李光弼坚守住河阳城一年半后，史思明再一次卷土重来，进而由河阳之战引发的邙山之战即将开打。邙山失利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的胜利而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使整个中原战局有明显的改观，唐军主帅李光弼仍以固守河阳、相机行事为主要战略方针。而史思明在河阳吃了败仗后，则退守洛阳，休整人马，同时又准备以洛阳为根据地，进一步威逼长安，所以史思明没有就此撤出河南辖境，决定继续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对峙下去。不过当时谁也不曾想到双方的这种对峙局面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六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曾经有人上疏李亨，说现在天下未定，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应该让军事才能极佳的郭子仪赋闲在家。李亨看完奏疏后采纳了相关意见，遂下诏起用郭子仪为河西诸镇元帅，统领禁军与诸道藩汉人马共计七万人，准备从朔方出兵直捣范阳，然后再南下进兵河北，意图在河南与李光弼前后夹击史思明。如果这个计划成行，那无疑会加速平叛的进程，让人遗憾的是就在李亨刚刚起草完诏书后，宦官鱼朝恩前来阻挠，李亨只得作罢。所以，对于李光弼而言，还要平叛重担一人担。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史思明看到李光弼坚守河阳长达一年多不出战，知道这样耗下去于己不利，遂想引诱李光弼出城决战。但无论史思明怎样挑衅，李光弼就是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史思明见没有效果后，于是心生一计，他派人前往长安散布流言，说自己的人马都是北方幽燕一带的人，现在长期背井离乡在外作战，全都厌战思归，所以目前人心不一，貌合神离。史思明释放的这种烟雾弹，是想激起唐廷高层那些目光短浅、只热衷官场斗争的人的猜忌之心，因为李光弼坚守河阳一年多之久，而叛军目前不利的状况，李光弼为什么不出战呢？那一定是想以战养战！事实证明，史思明的策略十分有效，他的流言恰恰在宦官那里找到了市场。当鱼朝恩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上报李亨说自己已经掌握叛军的内部状况，认为李光弼是故意不出战，为了尽早结束战事，皇帝陛下应该立即下诏催促李光弼尽快出战。李亨虽然对李光弼十分信任，但一年多来河南战局依然是对峙局面，也让他内心稍有不悦，所以借助鱼朝恩的这种舆论攻势，李亨趁机下诏催促李光弼全力进攻洛阳。最初李光弼在接到诏书后，给出的答复是：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皇帝陛下一连下了六道催促出战的诏书，尤其是第六封诏书上赫然写着“贻误战机必问罪”的字样，无奈之下，李光弼只得让郑陈节度使李抱玉留守河阳，自己硬着头皮领兵出城向洛阳进发。二月二十三日，李光弼在洛阳城北的邙山摆开阵势，准备与史思明叛军进行决战。一百多年前李世民曾经在这里和王世充展开过一场大战，结果唐军取得胜利。今天当李光弼站在邙山脚下遥望洛阳城时，他的心中不禁有些犹疑，前方旌旗招展，他只能默默地祈祷自己能有太宗皇帝当年的好运气。李光弼首先命令人马占据险要地势，依山扎营布阵。但部将仆固怀恩却执意要在平原地带布阵，李光弼闻讯后立即派人阻止他，并讲明如果在平原地带布阵，等于彻底将自己的劣势暴露给了叛军，以史思明的精明绝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的。很长时间以来仆固怀恩对于李光弼心中并不是那么服气，原因之一在于他的官职是朔方节度使，而起初朔方最高的军政长官是郭子仪，应该说他算是郭子仪的嫡系，可是现在李光弼取代了郭子仪，这让仆固怀恩心中很不爽。最关键的是，仆固怀恩虽然是一员武将，但他和朝廷内的宦官始终保持亲密的关系，鱼朝恩在向李亨进李光弼的谗言时，仆固怀恩为了报复李光弼，极力附和鱼朝恩。这也是李亨下定决心让李光弼必须出战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仆固怀恩准备列阵平原的做法，李光弼坚决持反对意见，甚至说出了“如果不想置我们于死地，那就请赶快改变你的做法”这样的狠话。李光弼素以治军严厉著称，这一点他和郭子仪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仆固怀恩却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主儿，所以结果就是四个字——拒不执行！由于当时诸镇节度使已经是拥兵自重，李光弼这个统帅也只是拥有名义上的指挥权，一旦有不听指挥的，李光弼还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仆固怀恩的固执让李光弼很不能接受，为此他派人多次找仆固怀恩进行交涉，却依然未果，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半日，没有丝毫进展。但就是这半日的工夫，却让精明的史思明捕捉到了战机。李光弼初到邙山之时，史思明便已经派人严密监视唐军的动向，当他得知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因为列阵的问题产生争执，从而导致唐军阵形准备不足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唐军发动了突袭。而尚未做好准备的唐军由于仓促应战，顿时阵脚大乱，溃不成军。这本来应该是李光弼熟悉的战法，但因为内讧的原因，却让史思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李光弼这次本来就是硬着头皮从河阳出来，现在又遇到突袭溃不成军，所以他并没有像先前在河阳时那么信心坚定，立刻带领人马渡过黄河退保闻喜（今山西闻喜县）。李抱玉在河阳自知孤城难守，也主动放弃河阳，奔至闻喜和李光弼会合。仅仅两天的时间，唐军接连遭遇邙山失利和被迫放弃河阳，甚至被迫放弃河南战场，这让史思明的叛军再一次恢复了先前的嚣张气焰，而且京城长安的门户潼关已经暴露在叛军眼前。肃宗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思明在取得邙山之战胜利后，即想乘胜西入潼关再占长安，他计划让儿子史朝义作为先锋军从北道进攻陕郡，自己则继续率领大军向西进军，两路人马在潼关之外会和，然后合力攻打潼关。然而就在潼关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刻，史思明的叛军内部再次发生内讧，而这一次史思明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重蹈安禄山的覆辙，最终也落得个被儿子弑杀的结局。从本性来讲，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是个生性残忍好杀的人，部下稍不如意会遭到他毒打，甚至被诛杀全族也是常事。这让他的部下人人惶恐不安。但其子史朝义却和他父亲完全相反，为人谦恭、爱惜将士，跟随其父南征北战多年，也颇有战功，所以颇得将士们的爱戴，将士多归心于他。按说史朝义这么优秀，应该是很受史思明宠爱的，但史思明却偏爱小儿子史朝清，从范阳出征之前，史思明也是怕这个心爱的儿子有所闪失，所以让其镇守范阳，而带着史朝义上路。问题的关键是，史思明不仅偏爱史朝清，而且想立史朝清为太子。但史朝义因为是长子的缘故，始终是个绊脚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很是困扰他，残忍嗜杀的史思明有时候甚至想用杀掉史朝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战事吃紧，而且找不到相关借口，所以并没有轻举妄动。但就在邙山之战后，史朝义作为先锋军向西进兵的时候，史思明终于找到了借口。三月九日，史朝义率兵进至礓子岭（今陕西陕州东），遭到唐将卫伯玉的阻击而吃了败仗，在损兵折将后史朝义被迫退守永宁（今河南洛宁）。史思明得到消息后大骂史朝义懦弱无能，难成大事，扬言要按军法处置史朝义。当然史思明这么做是有不可告人目的的，在他看来打了败仗不是件大事，关键是这件事让他找到了可以顺势除掉史朝义的机会。但史思明并不想自己的心迹被外人探查到，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故意而为之，所以他便打了个幌子下令让史朝义修筑粮库，限期一天完工。谁都看得出来这明显是在刁难史朝义，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史朝义真的是一天完工，不过只差外部抹泥。“攻克陕州，终斩此贼！”当史思明检查完粮库工程后，依然鸡蛋挑骨头般地奚落史朝义，并在离开时悄悄对身边的随从说出上边那八个字。史思明没有想到，这是他覆灭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行将就木”。史思明说这八个字的时候，虽然史朝义没有听到，但却很快传到了史朝义的部将骆悦、蔡文景的耳朵里，在他们看来，如果史朝义丢了性命，那么自己也将难逃一死。所以，两个人决定劝说史朝义，在如此危急时刻发起绝地反击，化被动为主动。当然，两位部将明白疏不间亲的道理，所以在见到史朝义的时候，他们并没采取单刀直入的方法，而是试探着看看史朝义是个什么态度。“怀王（史朝义）您现在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吗？”“哦？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今早圣上（史思明）和侍卫说等到攻克陕州，就会做不利于怀王的事情，您难道不知道吗？”“不知道啊！我犯了什么错误吗？”史朝义惊恐地问道。骆悦和蔡文景并没有直接回答史朝义，而是跪在地上痛哭流涕道：“看来我们和您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自古以来从没中断过废立之事，末将建议怀王召曹将军前来商议。”曹将军是史思明的贴身护卫，无论史思明走到哪里

休金，只得了一座钟，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她把它当掉了，而她的日子是立马就不好过了的，因为她彻底垮掉了。她的丈夫在一战的时候被弹片打中肺部，后来去世了，而自从他去世以后，她的工作就一直是她的生活。她飞快地垮下去，酗酒，回忆美好的往昔，回忆在最后那家，那个咖啡馆里，她如何认识了那儿所有的顾客，他们也认识她。有时候他们会带她上酒吧去，给她买一杯上好的波尔图葡萄酒，街上的小货郎们还会招呼，啊，是我们的安妮，给她桃子，给她葡萄啊。五十五年来，她一直是一名笑容可掬、母亲般慈祥的女招待，正是这样的女招待成就了餐馆、咖啡馆，让客人回头再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就坐在那家“私密酒吧”里喝酒，直到人家打烊。然后她一个人在街上晃悠，她在自己住的那个区里没有朋友，因为她除了晚上和周日，几乎不在小区里露面。周日的时候她洗头，准备好下一周要穿的那些制服。她自己是个脏兮兮、醉醺醺的小老太，若是在街上碰到了衣着整洁、无可挑剔的伊莉莎·贝茨，她就会背过身去，盯着商店橱窗看，装作没看到她。安妮经常谈起食物。又一次，我听到了关于六十年、七十年前膳食的详情。她们家住在霍尔本区，那栋经济公寓如今已经被拆掉了，以前楼梯是石头的，有两间卫生间，楼两侧一边一个。楼里的住户理论上都该负责打扫卫生间和楼道，但是真正去做的只有两三个女人，其他的都逃避责任。父亲是个卖苦力的。他酗酒，不断地丢掉工作。三个孩子，安妮是老大。日子不好过时——这是经常的——孩子们会跑到店里去买六个鸡蛋，六便士；买前一天剩下来的不新鲜的面包，德国面包师们特意把它们留下来给穷人；讨煮羊头的汤，这是免费分给穷人的。他们抱一罐回来，母亲做点面疙瘩汤，这就是他们的晚饭。他们花六便士，从屠夫那里买油渣，回来炖着吃。还有大个的水果布丁，煮的，上面撒了糖，用来压制食欲——和莫迪记得的一样。日子好过的时候，一家人就挑最好的吃，父亲在周六晚上去参加肉品拍卖，快过期的肉那个时候拿出来卖，他半个克朗[10]就能买回一大块牛里脊，或者一条羊腿。他们吃鳗鱼、土豆，浇欧芹汁，鳗鱼是从鳗鱼店里用盆端回来的。或者他们喝浓浓的豌豆汤，汤里还加了土豆。牛奶是从一个老太太那儿买的，她养了头奶牛，就养在后院的棚子里，脑袋从门上方伸出来，孩子们走进来的时候它就哞哞叫。老太太卖乳酪、黄油和奶油。她们家从菜贩子那里买“残次品”：上面有一点黑斑的苹果，或者前一天的绿色蔬菜。它们和新鲜的差不多，有的时候根本不要钱，白给他们。在面包店里，如果他们买当天的面包，那个德国女人总是会给孩子们添上点前一天的蛋糕。在市场里，一个做糖果的男人站在带遮阳篷的货摊上，在火上煮太妃糖，然后在上面撒椰蓉、核桃，或者榛子，他用小锤子把太妃糖敲开，常把敲碎落的糖渣分给孩子们。还有衣服。安妮，按她自己的话说，是个信奉及时行乐的姑娘，三十多岁了才结婚。她的钱都花在买衣服上了。她那时很苗条，每周花半克朗烫一次头发，会在索霍区的商店买衣服，用分期付款的。她有一条镶黑蕾丝边的舞裙，上面缀着朵红玫瑰，警察局办舞会的时候她就穿这个去。她有一条海军蓝的裙子，白色的滚边，合身极了。她戴有面纱的小帽子，因为她的男朋友们喜欢。一条棕色的百褶裙，侧边从上到下一排扣子，扣子有勺子那么大。一件紧身风衣，翻领，蓝天鹅绒。她回忆着六十、五十、四十年前的服装，每提起一件，就会说，他们现在不做这样的衣服了。她讲到牛肉上的白脂肪时也是这样说，现在没有这样的食物了。她说得没错。我问她以前那些衣服她都怎么处理了：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毕竟，很少人真能把衣服一直穿到破。“我穿它们穿到腻味了为止。”她说，没明白我想知道的是什么。“之后呢？”“那你是怎么处理你那些衣服的呢？”——她打量我的衣服，但不像莫迪那样是以专业眼光打量的。“你的衣服很漂亮，那你一直把它们穿到破为止吗？”“不会，我把它们捐给牛济会[11]。”“那是什么东西？”我解释给她听。她根本听不进去。她听不进去的不仅仅是这个：大概十年前的某一时刻，安妮的大脑就冻结了，或者说停止运作了，或者说饱和了。有的时候，我坐在那儿，听着她重复同样的故事，我会尝试给她灌输点新事物。我告诉过她我为一本女性杂志工作。她听说过那名字，但是从来没读过。她不好奇。不，这么说不对：她大脑那架机器里有一个固定模板，任何东西只要超出这个模板，就无法接纳。于是，我会说，今天我去见了一个年轻的服装设计师，她做的衣服是给……但我几乎立刻就必须抛开整体，转向细节，因为我能从她的眼里看出她没听进去。“我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我说，“蓝色的，上面有……”安妮经常坐在三楼她的窗边，望着大街，等有趣的事发生。除了来去匆匆的家务女工、护理员、送餐员以外，家里只有她独自一人。而直到十年前，她还从来没有缺过伙伴，她说自己根本没单独一个人待过。但是现在的人都闷在屋里，看电视，而不像当初她和妹妹那样，在街上瞎逛、冒险。两个年轻靓丽的姑娘，将整个西区玩弄于股掌之上，她们利用它，也知道如何躲避危险。若是两个心里打着小算盘的推销员上前搭讪，她们也不拒绝，会跟着他们去罗曼诺大酒店，吃一餐真正讲究的美食，然后，指望她们该有所回报的时候，她们就说，若是不介意的话，我们去一下盥洗室，就一会儿——但是她们对进出的明路暗道了如指掌，于是直到现在这些推销员的情也还没还掉呢。或者别人要带她们去音乐厅或是剧院，她们也去，散场的时候就混入人群逃之夭夭，要么编个理由钻进警察局，再要么就是闪进地铁。因为她们是好女孩，她们真的是，安妮每隔一天就要向我申明一次。她生命中的那段时光，妹妹出嫁（她真蠢）前五年，两个年轻姑娘还不到二十岁，安妮还在做第一份工作，那些年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她现在坐在这里回忆它们——它们，还有那个咖啡馆。坐在窗前朝外望，这才是她想看到的，生气勃勃、脑袋灵光、闹闹嚷嚷的人群，若是街上还有推着手推车的卖货郎和顾客讨价还价，那自然是更好啦。但是没有，现如今没有这样的景象了。至于她在街上看到的那些年轻人，对他们她可没什么好话说。但其实这些年轻人便是早年的她和她的妹妹，十来个住在街角公寓里的男孩女孩，精力充沛，黑皮肤，棕皮肤，白皮肤，肆无忌惮，小偷小摸，有的时候在这条街上溜达，这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啊。但他们看到的是窗户后向外张望的一张张老脸，这些房子里住满了上年纪的人，这个区对于他们来说太沉闷乏味了，对于安妮来说也是这样。安妮满腹牢骚，喋喋不休地抱怨，她太无聊了，日子真是枯燥乏味……可怜的伊莉莎·贝茨的故事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那会儿她的丈夫、她的姐妹都还在世。现在她孑然一身。她认为自己在哪里还有一个侄女，但是她把她的地址弄丢了。一个姐夫最近去世了。提到他，她叹气，愁苦。“知道吗，他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她喃喃说道，然后努力挤出来一个微笑。而她的“年轻”朋友，那个七十岁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在午餐中心认识的男人，移居苏格兰了。这让伊莉莎·贝茨大为震惊。经常有事情让她愤慨。认识伊莉莎·贝茨之前，我从来没有弄懂过这个词。听到什么让她震惊的消息——这是常有的事——她会十指张开，双手举到齐肩高，眼睛圆睁，大口抽气，喊道，啊，啊，啊！我怎么也想不到！关于她失去的这个“年轻”朋友，她表示谴责，我哪会想到她是这样的人！她这话的意思，信不信由你，是她怀疑那可怜的女人嫁给那个稀里糊涂、枯柴一根的老情郎，是为了床笫之欢。楼上的安妮可不是这样的，她有的时候颇像《福尔赛世家》里那个精于世故、热爱生活的女人，艾琳被强奸时她奏着手摇风琴，咧嘴笑着，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得意[12]。我们的安妮创造了一个羞涩胆怯、优雅精致、坚忍自制的人格样式，以配合她认为自己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形象，一切不快的事实在她面前都万万不可提及。比方说，她喜欢和我们说起，她父亲、母亲、丈夫经常挡住她，不让她看到街上被撞死的狗，亲戚去世的消息都瞒着她，甚至路上的送葬队伍也不让她看到，因为她是如此多愁善感，纤弱娇柔。（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哦，是的，安妮，伦敦西区漂亮的女土匪，同时也给自己打造了一种噘着小嘴、腼腆娇羞、一脸痴笑的风格，我觉得她那些情郎们看到的也是她的这一面。十有八九，那些加拿大飞行员，澳大利亚士兵，美国水手，两次大战时的战士们，还有那些推销员们，花花公子们，这些“带她出去”、给她买礼物的人，都从没见过这个得意洋洋、肆无忌惮、会占便宜的女人。如今她有时会忘了要面带假笑或者故作优雅，这个时候她就会眨眨眼，说，哦，我那会儿知道如何照顾自己，我知道门道，我不想给人的东西从来就没脱过手。但这个女人几乎是转眼就没了踪影，安妮记起来要保持体面，于是她就又变回腼腆羞怯的小姑娘了，就连坐的时候，用的都是三岁小孩——这个八十五岁的老太——憨态可掬的呆样，那姿势在无声地说，哦，我是多么娇柔的小东西，这么可爱……我感觉安妮很认真地考虑琢磨过什么能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告诉我们，而且她的故事总是被认真编辑过的。但是有的时候事实会一闪而过：广告里的一句台词，或者流行歌里的一句歌词，然后她就容光焕发——小值夜护士，他这样唤我，那天她这样低声呢喃；然后，她记起我还在场，朝我微微一笑，半是害怕，半是得意。是的，值夜护士——哎，我喜欢坐在这里，记得我的人生的确美好。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人行道上有一帮老太太，都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以抵御傍晚的春寒。她们刚坐大巴从哈特菲尔德回来，是教堂组织的郊游。她们中有伊莉莎·贝茨。小老太太们，叽叽喳喳地聊着天。瞧不起莫迪的这伙人。教区牧师也在，身边是几个女助手。伊莉莎的朋友们扶着她。我意识到在她们眼里，她身体虚弱，而且越来越虚弱。我给薇拉打电话；她说：“她最后一个亲戚去世了，她最好的朋友嫁了人搬走了，她这样也不意外吧……”我又看到了莫迪，在刺眼的春光下，拖着步子困难地走着，气喘吁吁。脸色是鲜亮的黄，那种看上去像是涂了颜料的模样。我不需要打电话给薇拉问情况了。三周结束，我决定，简单说吧，少工作一点。他们喜欢我的《女帽工》。他们喜欢我的《时尚变化》。我将只做兼职，他们得找个新主编。我想要享受生活，放慢节奏……乔姬姐姐打电话来，她现在都是这个口气，小心翼翼地、态度含糊地，查验一下她不负责的妹妹。我讲话未加思索，说了我以后不做全职了，不出两分钟，吉尔就打来了电话。“简姨，”她喘着粗气，“不是真的吧，不可能吧。”我沉默着，沉默了太久。她哭起来。“简姨，你答应了的。”我答应了？我做出了承诺？我好好考虑了一番，给她写了信，鼓励她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让她知道成绩以后就来找我。我几乎可以听到乔姬姐姐从北极吹来的冷气，冰冷，责难：真是的，简娜，你除了自己，从来不为别人考虑吗？又是乔伊丝：她说：“我这些天一直在打扫和整理我们的新公寓，我刚把厨房擦洗干净，然后我想到了你。”“那么，新公寓怎么样，美国怎么样，在大学的生活怎么样，当师母当得怎么样？”“我想我要去当顾问。”“去哪个委员会[13]当？”“不是，是咨询顾问，我去给人出主意。”“给谁？”“那些需要别人帮忙出主意的人啊。”“代表谁？”“那些知道答案的人。”“很显然人家不会少你薪水？”“足够的薪水。这钱好赚。但其实真应该你来干，简娜。提供建议你比我强。”“我从来没提供过建议。”“长篇社会学方向的学术论文不是建议是什么？”“你丈夫喜欢美国吗？”“他正在适应。”“你那两个充满活力的孩子呢？”“他们在适应，和同龄孩子们和谐相处。”“那你呢，乔伊丝？”“有可能我太老或者太顽固了，适应不了。”“哦，这是不是说你要回来？”“我可没这么说，简娜。”“我明白了。”“我就知道你会明白。”“嗯，我想你。”“我想你。”“再见。”“再见。”喏，这一年就是这样了。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这是此时此刻。这是现在。我和他们说了他们得找一个新主编，我想一周只来两三天，或者只上午来。菲丽丝有怨言。她做主编助理，和我一起工作，十分出成绩。我要因为菲丽丝，因为吉尔而坚持全职吗？她们的质问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无言的质问——菲丽丝。滔滔不绝、大呼小叫——吉尔。但是大水会轻而易举地、彻头彻尾地将我淹没，就像当初它淹没乔伊丝一样。杂志社里的年轻人以可爱的漫不经心待我，这是办公室里的新风格——肯定不是我的，它是从哪来的呢？做事的效率都降低了，草率马虎。他们又开始集会了，午餐时间、咖啡时间。“哦，对不起，简娜，我们在开会。”“祝你们愉快。”我说，这个斗争我放弃了。他们无一例外全是革命者，这帮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丰厚、营养充足的年轻人，他们像我一样，花在衣服上的钱足够养活一家子。我对他们说，唔，革命之家还是包含多处宅邸的，他们嘴巴上都表示觉得这话很有意思。迈克尔和他的伙伴们全身心“投入”，认真研究洗脑技巧，宣传、使用口号、劝人皈依，等等。当然了，研究的角度是，如果这些玩意儿用在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同志们身上，该如何对抗。我说：“但是你们似乎没有考虑过，你还有你的手下，会把这些东西用在敌人身上——很可能就是我的身上？”“哦，简娜，别这样。”“不，要不是你和你们一伙有很大的可能获得权力，”我说，“我倒是会觉得这挺可爱的。当然了，你们谁都熬不过十分钟。第一波就要被淘汰掉。”“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真的是。”“一个个的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对于新统治阶级来说可不是什么好的特质。”“啊，你自然是了解浪漫的啦，”迈克尔说，挥了挥《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校样，杂志社上上下下都在兴致勃勃地读它，“但是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严肃小说呢？他们受到了那样的剥削和压榨。”他提高声音。“这就留给你做了。”我说，“在我看来，事实叫人无法忍受，我们承受不了，只好将它美化一下。”“逃避主义者。”可我把我那本严肃著作《时尚变化》的校样拿给他，他却没有读。这是因为，我知道，他需要把我归入这样一个类别：无法面对现实的老龄保守派。莫迪生病了。她看起来情况很不好。她坐在我对面，大白天也把窗帘拉上，不让我看到她的脸。但她改变坐姿的时候，我能听到她喘气，看到她抬手护住肚子。她小口小口地抿着茶，好像那是毒药似的，然后突然又一杯接一杯地灌，好像可以用它冲走什么。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在找医生给她开药，但是医生只能估摸着开，因为她不肯去看病。她不肯去。今天我对她说：“莫迪，你应该让医生看看。”“如果你们已经这么决定了，那我就照指示办。”愠怒。“不，去不去由你决定。”“那只是你说的吧。”我意识到她其实是希望我请医生来的，但是不肯这么说。他会开新药片吗？如果某个独裁者想要征服一个民族的话，他只需要上电视荧幕说，好，都给我听好，现在你们该吃小白药片了。乖乖地给我吃小白药片，亲爱的……如果你问安妮，你问伊莉莎，你们在吃什么药？她们从来不会想到要这样回答：我在吃硝基安定、安定、戴奥辛、速尿灵，她们都回答说，是一种黄色的大药片，

暗示，逐渐吸引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遂于1902年5月13日责成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的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清政府怎么管理媒体由《南方周末》改稿事件引发的“中国之春”遐想究竟会怎样继续发酵，引来怎样的故事，还有待于观察。但从这件事情上，明显感觉到大陆媒体传统管制手段面临着非改不行的处境。怎样管理媒体，怎样看待媒体的意义，对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执政当局来说，可能还有学习提升的空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值得重新研读。对于中国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只有几年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也不过百年，与西方相比为时甚短。最早的中文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的，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真正属于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不存在。在那之前三十年洋务，是凭借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空间被挤压到最低限度，自由办报对于洋务时期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是一种权力奢侈。甲午战败，中国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进入“维新时代”，全面释放社会。报刊杂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原来不知报纸杂志为何物的中国人，很快便熟练利用报纸来了解朝政，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大势，甚至精明的商人知道利用报纸来了解各地物价、市场行情，报纸很快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寻常物品，不足为奇。最初引领潮流的报纸，是政治类别的，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这个报纸最初借用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大名，是一个典型山寨或克隆版。经教会抗议，康有为等人将这个冒牌的《万国公报》更名为《强学报》。《强学报》热衷于议论政治，开启了维新运动言论新声，贡献极大。但由于以议论政治为主要内容，也衍生许多问题。一些守旧官僚相当恼火，只是因为报纸是个新生事物，朝廷支持，反对者只能用传统政治手段指控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涉嫌经济犯罪或贪占，促使朝廷查禁。由此反推，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出台管理报纸的律例或办法，处于一种无法治的自然状态。《强学报》北京版在反对声中关门大吉，康有为很快又在张之洞等维新大员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版。清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怎样管理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就在那几年获得空前发展，除了《时务报》、《国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刊，还有很多地区性的报纸杂志，大家分别用内容分割市场。不经意间，新媒体为新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从未有过的新职业——报人，成为那时许多年轻读书人的首选，他们普遍羡慕梁启超、严复这样的知识人，以自己的笔锋搅动天下。维新时代的报纸杂志是中国新媒体的初期，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制定管理规则。从总体上说，政府认为报纸杂志的正面功能大于负面影响，因而对传媒业的发展乐观其成。直至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清政府开始考虑创办纯粹为政府发声的官报，准备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甚至准备为报刊立法树规。根据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朝廷责成康有为参照东西各国律例和中国情形，为大清制定一部“报律”。遗憾的是，康有为的《大清报律》还没有踪影，中国政治在那年秋天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杀。又经几年蹉跎，1901年，清政府在各国压力下开始新政。中国开始全方位学习东西方各国，报纸杂志在这个时代获得新机遇，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报纸杂志的重要性。报纸杂志大发展又使立法树规成为迫切任务。郑观应当此时第三次修订《盛世危言》，不失时机加上《日报》一篇，集中讨论制定报律的原则和目标。根据郑观应的看法，报纸杂志的大发展使报馆主笔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报律，没有规矩，执政当局或许会因噎废食，因小事查禁报纸，阻断朝廷耳目；外国报纸一定会借着这些事件大肆炒作，任意诽谤中国政府打压舆论，剥夺自由。中国人无从争辩，这显然是不利的。为此，郑观应建议朝廷参照英、日法律，尽快制定报律，准许人民自由开设报馆，报馆言论准则一律遵从报律。1898年中断的新闻出版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此时制定报律的目的，根据汪康年的说法，不是去限制报纸杂志的发展，而是为报纸杂志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报律的根本目标是准许人民自由办报，报馆言论行为一律以报律为依归。汪康年说，报律颁布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担心朝廷随意查处而挂上洋人招牌，寻求外国人保护的假合资报纸，必将随着报律颁布而回归，忠于国家的言论必将越来越多。新政到了1906年转化为预备立宪。所有主张立宪的人都知道集会、言论、出版是宪政基本标志和要求。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实行宪政。宪政必须保证人民享有这些权利。根据这些原则，清政府在随后几年相继颁布几个相关联的法规。主要有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的《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的《钦定报律》；这些律条大致构成了大清新闻出版法律体系。实事求是说，这些法规在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专家主持下，全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新闻法规的基本精神，全面移植了西方各国对报馆的管理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渐渐摸索。此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在政策目标上希望适度放开言论空间，落实人民基本权利，有助于宪政改革进行，有助于政治透明化。但是，正如所有社会都信奉的，自由不是无限度，更不能侵害别人权利，所以此时颁布的几部法律，都明确给报馆划出自由言论的边界：一是不能轻易、轻浮议论宫廷。这毕竟牵涉国家安全、元首尊严。这也是一般宪政国家的共同准则。二是不得立论怪异，不得妖言惑众，歪理邪说。三是不得有意攻讦，制造事端。四是不得有偿新闻，妄受贿赂。《大清报律》的颁布为混乱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找到了管理凭借，人民自愿自由创办报纸的权利得到了落实。新报新刊立案注册非常方便，想办报的只要按照规定向民政部提交资料，在一个规定时间就能得到同意的最终批复。如果在审核中发现问题，民政部相关部门会提前协助申请者准备。报律的功能是让想办报的人能如愿以偿，不是借着法律遏制办报。对于违禁报纸的处罚，一般由民政部奉谕或自行通过各省督抚、警察机关进行查禁。查禁内容主要为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王章，违背报律，或担心引起外交纠纷等。但凡出现这类问题，民政部探访局、阅报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都有负责检查的责任。根据《大清报律》，负责检查的这几个机关并不享有处罚的权力，对于违反报律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民政部向京师或各地审判厅提出，由审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清政府将过去检查权、纠察权、审判权、处罚权混乱不堪的关系真正理顺，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迈出了一大步。假如没有《大清报律》1908年，中国宪政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按照规划，这一年必须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公布宪法大纲前，清政府于3月公布与宪法大纲相配套的《大清报律》。这是清末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怎样看待这一步，由于后来历史发展急剧转型，加上意识形态困扰，我们今天已很难明白其前因后果了。按照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以及当时报界比较激进的看法，《大清报律》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新闻管理和审查制度，没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然而到了后来，当人们总结清亡教训时，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是：大清王朝之所以亡，就亡在其政治改革，亡在其开放舆论，亡在其颁布这个《大清报律》，让言论自由无度泛滥，因而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灭亡。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任何体制下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自由边界，《大清报律》确实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报纸注册手续、文稿预审、违规处罚，尤其是规定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能发表。实事求是说，这些规定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均属于正常，有制度的检查总比有检查无制度要好许多。根据《大清报律》，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见于第十条至第十五条：第十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一条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三条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四条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第十五条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假如我们不带成见去分析，应该说这六条规定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大清报律》最值得诟病的是文稿预审规定。其第七条规定：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这种提前预审制度确实不是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所当有，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在政治转型特殊期，政治改革刚刚启动，几千年君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报律》这些今天看来稍感严苛的制度可能还是必要的。其实，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有了透明公开的预审文稿制度，因而除了鼓吹暴力，鼓吹革命，鼓吹造反推翻政府的言论受到控制外，相当激烈的政治言辞，大都能发表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总结清亡教训时觉得清政府不应该放开言论，不应该公布《大清报律》，而应继续无规则严格控制舆论的理由。这种说法在政治上的有害性不必说了，即便从清亡具体原因看，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大清报律》，大清王朝照样要结束，但中国那时必将大乱，决不会南北妥协，平稳过渡。中国之所以在辛亥年避免了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灾难，主要得益于《大清报律》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武昌起义发生后，负责管理报纸的民政部于1911年10月12日确曾下令北京各报不要刊登来自武昌的军事消息，这个禁令的法律依据就是《大清报律》第十二条规定，但凡海陆军事件，没有经过主管衙门同意，报纸不得登载。武昌起义，本质上就是新军哗变，没有军事主管衙门发布，报纸自然无权刊登。但是，武昌发生的事情毕竟太大了，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内比较机灵的报纸，特别是倾向于革命的报纸也隐约报道了，尤其是在北京发行的《国风日报》以开天窗的方法发布：“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假如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禁止继续下去，谣言必然满天飞，人心惶惶，社会动荡。禁止刊登的命令依据是《大清报律》，各个报纸同样根据这个法律要求刊登。他们的理由是，《大清报律》相关法律解读规定很明确，所有关涉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没有确切消息时不能刊登，但经同业调查，所有确切消息，似乎还是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持大局稳定者，就在消息公开透明。报业的要求与理由是成立的，也是有利的，于是留在北京主持陆军部日常事务的副大臣寿勋14日接受新闻界访谈时，就明白表示新闻界可以按照《大清报律》约束，自主如实报道武昌前线的消息。陆军部稍后进一步解释说，此次武昌动荡事起仓促，不免谣言纷起，为镇定人心起见，陆军部认为应该让各报馆如实刊登一些确实消息，以真实消息抵消谣言的传布。民政部、陆军部相关衙门按照《大清报律》允准各报登载前线消息，这对于稳定大局意义重大，先前听闻小道消息惊慌失措的人渐渐镇定下来，因为他们从各方面都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信息，作出了正确判断。在北京，在全国，并没有因为武昌战局出现大规模持续混乱。南北妥协，清帝退位，这样超乎想象的重大事件竟然波澜不惊，仔细想来，都得益于《大清报律》。假如没有《大清报律》，必然是一场混乱，混乱一场；必然是中原板荡，生灵涂炭。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清廷本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在民间看来颇有国进民退之味。如同近代中国一切新奇玩意儿一样，铁路也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送进历史。民间资本进铁路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

，为了消除秦国的威胁，他策划了一场战争，打着王室的旗号号召诸侯出兵讨伐秦国。郤锜奉命出使鲁国，敦请鲁国支持。然而，这位郤氏家族的族长远不如郤至成熟，在外交场合的表现可以用“不严肃”三个字来形容。“三桓”之一的仲孙蔑看见郤锜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对身边的人说：“郤氏家族恐怕要灭亡了！礼，好比人的脊梁；敬，好比人的根基。郤锜身为晋国的卿，受君命到鲁国来请求支援，本来应该以社稷为重，却表现出懒惰的态度，这是不把君命当一回事，哪里能够不灭亡？”郤锜不把自己的君命当一回事，鲁成公却不敢不把晋厉公的命令当一回事。同年三月，他和齐、宋、卫、郑、曹、邾、滕各国国君在晋厉公的带领下，来到王城雒邑朝见了周简王，请周简王发兵讨伐秦国。周简王哪有什么兵，只有一块牌子。在晋厉公的请求下，他派刘康公和成肃公打着天子的旗号参加诸侯联军，共同讨伐秦国。为了显示隆重，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晋厉公满意，王室还煞有介事地在大庙举行了出兵仪式。成肃公心想，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笑的事了，明明只是去做做样子，偏偏要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好像真的能够领袖群伦似的。心有所想，难免表现在外，当周简王按照惯例将祭祀用的肉分给他的时候，他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举动受到刘康公的严肃批评，他摇头晃脑说了一通：“天地有中和之气，人得而生之，这就是所谓的天命。行为、礼义、威仪等法则，是用来安定天命的。有能力的人遵从法则，可以养福；没能力的人败坏法则，所以取祸。你现在这样表现，是放弃了天命啊！”成肃公眨眨眼，没把这话当一回事。同年四月，晋厉公派大夫魏相出使秦国，给秦桓公送上一封绝交书。这封书信一反当时简洁的文风，先是以长篇大论回顾了自晋献公和秦穆公以来，秦晋两国由“秦晋之好”到反目成仇的历史（当然，责任全在秦国，晋国总是无辜），接着批评秦桓公在两年前的令狐会盟中不守信诺，不肯渡过黄河结盟，回去之后又暗地里勾结楚国和白狄人反对晋国。“寡人非常讨厌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晋厉公如此写道，“因此，寡人不得不把这件事公布于天下，以惩戒言行不一的人。诸侯听到您的所作所为，都感到痛心疾首，因此而亲近寡人。现在寡人带领诸侯的军队前来只是为了和平友好。您如果心怀仁慈，顾念诸侯，怜悯寡人，与我们结盟，那正好与寡人的心愿不谋而合。寡人也将马上安抚诸侯的情绪，将部队撤走；您如果不施恩惠，寡人不才，恐怕不能说服诸侯退走了。将这些话开诚布公地告诉您，请一定权衡利害。”这也是典型的流氓逻辑——明明带了一群兄弟来打架，却又说自己是不愿意惹事的，只想息事宁人，只不过兄弟们都对你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不答应啊！秦桓公当然不会轻易就范，也尽起秦国之兵，抵抗入侵，双方在麻隧（秦国地名）展开会战。麻隧会战之前，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六军的编制压缩为四军，即中军、上军、下军和新军。这样做自然是为了顾及王室的面子。毕竟，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拥有六军。晋厉公既然打着天子旗号来讨伐秦国，总不好自己公然僭越天子的礼制吧。六军变成四军，晋国原来的十二卿也相应变成八卿，分别为：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荀庚；上军元帅士燮，上军副帅郤锜；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赵旃，新军副帅郤至。另外，郤至的弟弟郤毅担任了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栾书的儿子栾鍼担任戎右护卫。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时晋国军中的这些世家子弟均非泛泛之辈。鲁国的仲孙蔑看到晋军的阵势，由衷地感叹道：“晋军上下一心，此战必胜。”战争的结果，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大获全胜，俘虏了秦将成差和秦桓公的戎右护卫女父。联军渡过泾水，一直打到侯丽（秦国城市）才告一段落。公元前578年的麻隧之战是晋厉公上台后的第一场大战。战争的胜利表明，晋国无论在军事还是外交方面，都保持了强大的优势。但是，胜利仅仅是晋国的，追随着晋厉公出征的其他诸侯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有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因为战争而导致国内政局动荡。其一，代表天子出征的成肃公中箭受伤，后因伤势过重，死于回师途中。其二，曹国的国君曹宣公在战斗中阵亡。由于大子年龄尚幼，曹国人推举他的庶子公子负刍主持国政，并派另一个庶子公子欣时前去迎接曹宣公的遗体。没想到公子负刍执政几天之后，便起了歹心，将大子杀死，自立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曹成公。当时诸侯联军还没有解散，大伙都对公子负刍的行为感到愤慨，纷纷请求晋厉公讨伐他。晋厉公认为麻隧之战已经取得预期成果，不愿意节外生枝，说：“我们刚刚跟秦国人打了一场恶战，大家都辛苦了，请先回国去吧，来年再找他算账不迟。”曹宣公下葬之后，公子欣时不愿意与曹成公为伍，打算逃亡到他国。曹国的百姓也不支持曹成公，有很多人都表示要跟随公子欣时逃亡。曹成公见势不妙，亲自跑到公子欣时府上认罪，请求他留下来。公子欣时虽然答应了曹成公的请求，却将自己的封地奉还给了公室，以示不与曹成公同流合污。两年之后，公元前576年春天，晋厉公在戚地大会诸侯，讨伐曹成公，并将他抓到雒邑去接受天子的审判。诸侯都想立公子欣时为卫君，公子欣时推辞道：“前人说，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能上能下，皆符合节操；其次是守节；最下等的是失节。当国君不是我的愿望，我虽然做不了圣人，也不能失节啊！”于是逃到宋国。其三，郑国也发生了宫廷事变。前面说过，公元前581年，郑成公被囚禁在晋国的时候，郑国大夫公子班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麻隧之战中，郑成公跟随晋厉公出征秦国，公子班趁机潜返郑国，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君位。阴谋被大夫公子騑（fēi）挫败，公子班和他的弟弟公子駹（páng）等人被杀。麻隧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577年春天，卫定公来到新田朝觐晋厉公。公事谈完之后，晋厉公对卫定公说：“我让你见一个人。”不待卫定公同意，晋厉公拍拍手掌，从帷幕之后走出一个中年男子，朝卫定公跪下。卫定公一见这个人，当场脸就黑了。原来，这个人叫做孙林父，是孙良夫的儿子。七年之前，孙林父因为得罪卫定公，出逃到晋国，便一直居住在晋国。现在晋厉公将孙林父叫出来见卫定公，用意十分明显：希望卫定公不计前嫌，将孙林父带回卫国去。史料没有记载孙林父究竟与卫定公有什么样的过节，但是很显然，卫定公不是一般地讨厌孙林父，即使有晋厉公从中调解，他仍然不同意让孙林父回国。晋厉公恼了，等卫定公回国之后，他便派郤犨将孙林父送回卫国，强行要卫定公接纳他。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卫定公还是只想拒绝，倒是他的老婆定姜识相，扯扯他的袖子说：“别再强硬了，再怎么说，孙林父也是有功的宗室大臣的后裔，又有大国在背后为他撑腰，您要是再不答应，国家就将要灭亡。难道您对他的厌恶，超过对国家灭亡的厌恶吗？”卫定公听到这里，心里已经转过弯来了，定姜趁热打铁，又说：“安定社稷，宽待宗室大臣，没什么不好啊！”于是，卫定公彻底想通了，对郤犨说：“寡人愿意听命于晋君。”并且将孙林父的封地还给他。据《左传》记载，郤犨此次出访卫国，给卫国人留下相当不好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态度过于倨傲。卫国大夫宁殖就曾对人说：“这个人恐怕要家破人亡了！古人举行宴会，是为了观察客人的威仪，省查其祸福的。所以诗上说，角杯弯弯，甜酒甘和，不骄不躁，福泽自来。现在国君招待他，他却摆出一副狂妄自大的样子，这不是自取其祸么？”同年冬天，卫定公去世。弥留之际，他做了一件违反常规的事，给卫国埋下动乱的伏笔——他命大夫孔成子和宁殖立庶子公子衎（kàn）为大子，也就是后来的卫献公。公子衎的母亲敬姒是卫定公的小妾。定姜对卫定公的这一安排敢怒而不敢言，在卫定公的葬礼上，她应付着哭了一阵，回后宫休息，看到公子衎神情并不悲哀，便连水也顾不上喝，叹息道：“这个人啊，恐怕将要导致卫国败亡，而且必先从我身上开始。可叹啊！天将降祸于卫国，我怎么不能看到鱄来主持社稷呢？”鱄，就是公子鱄，也是公子衎的同胞弟弟。卫国的大夫听到这话，感觉大乱将至，无不忧心忡忡。孙林父更是未雨绸缪，将家财都搬到自己的封地戚城内，而且送礼给晋国的诸位大夫，为自己准备后路。中原各国的动乱引起了楚共王的关注。公元前576年夏天，早就按捺不住寂寞的楚共王再一次挥鞭北上，征讨内乱连绵的郑国和卫国。这个时候，距晋楚两国的宋之盟仅仅三年。【晋国的隐忧：三郤乱政】公元前576年夏天，楚共王在郢都举行阅兵仪式，誓师北伐。他的弟弟公子贞对这次出征持有不同意见，劝谏道：“我们不久前才与晋国签订和平友好盟约，现在就背弃它，恐怕不妥。”公子侧不以为然地说：“敌情于我有利则进，有什么不可以的？”在公子侧看来，什么盟约不盟约，统统都是浮云。楚国群臣基本上也是这种论调，只有年老体衰的大夫申叔时在老家听到这个消息，担忧地说：“子反（公子侧字子反）有难了，诚信守礼是明哲保身的根本，无信无礼，祸患就要来到了。”楚国大军一路北上，先是占领了郑国的暴隧（地名），然后入侵卫国，抵达郑卫边境的首止。郑庄公的子孙时有惊人之举。楚军主力进入卫国之后，郑国大夫公子喜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他带兵南下，占领了楚国的北部城市新石，对北伐楚军的后勤运输线形成严重威胁。当时晋国的中军元帅栾书很想出兵与楚军决一死战，韩厥及时制止说：“根本用不着，楚君背弃盟约，役使人民打不义的战争，人民必定会抛弃他。没有人民的支持，他还能打什么啊？”韩厥的这番话倒没说错，然而也使晋国失去了一次打击楚军的绝好机会。更为重要的是，郑成公等不到晋国的援军，内心不安，立场也发生动摇。身在武城的楚共王趁机发动外交攻势，派公子成出使郑国，请求与郑国和谈。公子成给郑成公提出一个不能拒绝的条件——以土地换和平，将汝阴（楚国北部地名）的土地统统划给郑国。另外，由于许国连年遭受郑国的进攻，民不聊生，许灵公向楚共王提出，将国人全部迁入楚国境内，以求种族的延续。楚共王答应了许灵公的请求，将楚国的叶城划给许国人居住，许国的旧地则一股脑儿送给了郑国。这笔人情做得太大了，郑成公大喜过望，马上派公子騑前往武城，与楚共王举行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盟约。楚共王挥师北上的同时，晋国的另一个主要盟国，宋国也发生了内乱。这一年夏天，宋共公去世。当时宋国的政权把握在如下宗族手中：右师华元，宋戴公的后人，“戴之族”的代表人物；左师鱼石，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的代表人物；司马荡泽，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司徒华喜，宋戴公的后人，华父督的玄孙，“戴之族”；司城公孙师，宋庄公的后人，“庄之族”；大司寇向为人，“桓之族”；少司寇鳞朱，“桓之族”；大宰向带，“桓之族”；少宰鱼府，“桓之族”。通过以上名单不难看出，“桓之族”在宋国政坛人多势众，占有绝对优势。宋共公死后，司马荡泽阴谋叛乱，派人刺杀了宋共公的大子——公子肥。老好人华元对此无可奈何，哀叹道：“我身为右师，明确君臣大义，就是我的职责所在。现在公室岌岌可危，我却无能为力，我的罪过大了。既然不能尽忠职守，我怎么还敢占着这个位置呢？”于是出逃到晋国。左师鱼石听到这个消息，想去把华元追回来。鱼府拉住他说：“让他去！他如果回来，必定会讨伐荡泽，桓族受到牵连，就要灭亡了。”“唉，你不了解他这个人。他如果回来，就算给他权力讨伐，他也不敢。而且他立过很多大功，国人都拥护他，如果他不回来，国人对我们群起而攻之，那才是桓族的灾难！退一万步说，他就算真的讨伐荡泽，祸及桓族，也不至于对向戌动手。向戌不死，桓族的血脉也就保住了。”鱼石如是说。这里说明一下，向戌也是宋桓公的后人，历来跟华元走得很近，是华元的亲信，所以鱼石有此一说。而且，这位向戌不是一般人物，在春秋时期的历史上，他的所作所为，甚至比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还闪亮，意义还重大。关于向戌的事，以后会讲到，在此不提。于是，鱼石登上马车，一路狂奔，终于在黄河边上将华元截住了。“请您，请您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务必回到商丘，主持大局，否则宋国必乱！”鱼石上气不接下气，紧紧抓着华元的手。华元沉默了片刻，说：“要我回去不难，请左师您支持我讨伐弑君之贼荡泽。我知道这事对您来说，有点为难，毕竟荡泽是您的同族……”“国事为重，一切就由您作主！”鱼石打断华元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华元回到商丘，马上安排华喜、公孙师带领商丘的居民进攻荡氏，杀死了荡泽。《春秋》记载：“宋杀其大夫山。”山，是荡泽的名字，按照微言大义的原则，直书其名，不书其氏，是对这个人的行为表示谴责之意。果如鱼石所料，华元将讨伐的范围严格控制在荡氏一族，没有扩大到整个“桓之族”。然而，荡泽因弑君之罪而死，宋国朝野对“桓之族”都充满了敌对情绪，要求讨伐“桓之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了避免祸患，鱼石带着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等桓族人士，举家迁出商丘，来到睢水之滨，搭建起茅屋居住。华元派人挽留他们，被他们拒绝。入冬之后，华元又亲自来到睢水之滨，请他们回去。“右师请回吧，我们自知有罪，无脸回商丘。”冬天寒风凛冽，河边尤其刺骨，鱼石穿着粗布大衣，颤颤巍巍地对华元说。“自知有罪，就更应该回去，逃避不是办法。”华元态度很好，“你们要相信国家和政府嘛，至少应该相信我嘛，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判决。”鱼石等人一齐摇头。华元也不再劝说，旋即登车绝尘而去。华元走得这么利索，鱼石等人倒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为什么？这不是华元的风格啊！他至少应该苦口婆心地劝说半个时辰，实在不成，无可奈何地回去才对啊！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鱼府，他说：“我们这次没有听从华元的劝告，以后再想回去就不可能了。华元眼神飘忽不定，说话又这么干脆，恐怕心里已经另有想法了。如果他不是真心想要我们回去，现在一定是快马加鞭，自己急着赶回去了。”五个人连忙登上一座山丘，远远地望去，杯具了！只见平原上一辆轻车在迅速移动，一路烟尘，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向带惊得合不拢嘴，问道：“右师这是……想干嘛？”“不对劲。”鱼府说，“咱们跟踪他看看。”于是五人驾着马车，跟随着华元的马车，一直跟到商丘的城门口。只见华元入城之后，商丘的城门立刻紧闭，守城的士兵全部登上城墙，原本干涸的护城河也被注满了水，这阵势，分明是在防范桓族人士进攻商丘嘛！而且，从行动的迅速程度来看，只能说华元是早有准备要将他们拒之于门外了。鱼石苦笑：“好你个华元，人家都说你忠厚，没想到耍起心眼来，比贼还精！”鱼府冷笑：“这也怪不得人家。当初你请人家回来，人家立马答应，只管提条件；现在人家请咱们回去，咱们还要扭扭捏捏。这下好了，真的回不去了。”向带瞪大了眼睛：“那我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鱼府叹息道，“人家早有准备，我们难道还能硬攻不成？”五个人一合计，睢水之滨的族人也顾不上了，驾着马车直奔楚国而去。后人评价鱼石等人的行为，认为他们的做法很不明智，正确的做法是：一、在请华元回来之前，先将荡泽抓住治罪，划清界线；二

文，通过“日化”重建了日本的法律制度。中国此时通过日本这个媒介，自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日本法律专家帮助下，沈家本等参照东西各国法律体系，大刀阔斧地删减、重建中国的法律体制，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奋斗，大致建立起来了一个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一些重要的、必备的法律、法规也都在那几年匆匆完成。这些新制定的法律法规为新政时期和此后的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和现代社会的运转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援，比如《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法》《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都是当时迫切需要的法律法规，也在后来的政治实践和现代社会运作中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不过，对晚清十年乃至后来数十年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影响和启示的，可能还是沈家本等人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制定的几部根本大法，比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等，这几部根本大法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后来的法律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大清新刑律》抛弃传统诸法合体的旧制，规范为一部单纯的刑法典，废除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旧名词旧概念，诸如“笞、杖、徒、流、死”等五刑终于被规范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和罚金，附加刑有剥夺公权和没收；确定了死刑的唯一原则，彻底废除了旧律中繁杂的死罪名目。此外，还有在西方各国习以为常的禁止刑讯、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改良监狱等，也都在那个时候逐步进入中国的法律体系。凡此，均使大清国的法律制度大踏步前进，大致能够满足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需求，像清廷最初所要求的那样，与东西各国正常交流而无滞碍。清末新政法律体制改革，虽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许多新法典并没有得到完善，且大部分没有得到执行，但这场改革本身确实是中国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是趾高气扬的中华法系第一次低下头来吸收东西各国法律优长，重造中华法系，为此后中国法律的走向规定了大致不变的路线图。即便大清国后来成为历史陈迹，大清王朝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制度也依然被标榜为“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所继承。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同时也表明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法规实际上已不再反映传统中国的社会状态，实际上葬送了自秦汉以来传承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固有法律体系，参照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变动和发展，全面引进了西方法律的大框架大格局，因而这样的法律体系不再反映中国的过去，而是对未来新社会新制度有很高很殷切的期待，为新社会制度的发生准备了种子。袁世凯“有密未告”按照过去流行的看法，1898年“戊戌变法”之所以演变成“戊戌政变”，光绪帝之所以泣血瀛台、幽禁十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之所以流亡海外十几年；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和杨深秀六君子之所以壮志未酬，血洒菜市口，皆源于袁世凯叛变。在指控者看来，他们的计划只有袁世凯知道。袁世凯是维新罪人，是光绪帝的仇敌，所以过了十年有摄政王载沣替乃兄报仇，将袁世凯开缺。这一系列因果报应环环相扣，不由得不信。只是遗憾的是，这些只是传言，不是历史。不速之客1898年9月18日，夜幕沉沉，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独身一人步履匆匆，前往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头报房胡同的法华寺，拜访投宿在那里的袁世凯。袁世凯是甲午战后体制内炙手可热的维新人物，三年天津小站练兵成效显著功名显赫，刚刚被朝廷任命为兵部侍郎，相当于后来的国防部副部长。袁世凯此次北京之行就是为了这件事，是朝廷循任职惯例安排谈话。昨天（9月17日）上午，袁世凯已经在颐和园觐见了皇上，皇上夸他兵练得好，军事学堂办得也好，叮嘱袁世凯继续努力，甚至还说可以与顶头上司、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皇上的格外关照让袁世凯很亢奋。18日，依然留在北京等待更具体安排的袁世凯见缝插针相继拜访了李鸿章和庆亲王。李鸿章是袁世凯的老上司，有伯乐之恩，如果没有李鸿章早年欣赏、提携，不可能有袁世凯的今天；庆亲王是恭亲王之后满洲贵族领袖，是朝廷此时大小事务的总管家。袁世凯与李鸿章就当时日趋紧张的军事形势交换看法，分析英国多艘军舰在大沽口外游弋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至于庆亲王，袁世凯在庆王府等到傍晚也没有见到，据说庆亲王留在颐和园参与军机，大约也是与英国军舰动向有关。疲惫的袁世凯刚回到这个临时寓所，就收到荣禄派人送来的急件，叮嘱袁世凯留心英国军舰异动，让袁世凯尽快归队。由于袁世凯已经奉旨定于20日请训，不便立即离开北京回天津。袁世凯请幕僚起草了一个奏折说明缘由，请军机处变通安排在明天（19日）请训。当袁世凯与幕僚正在秉烛起草奏折时，忽闻门外有人声。很快有人持名片来报，说是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大人有公来见，不候传请，谭嗣同已至会客室。对于谭嗣同，袁世凯当然相当了解。知道谭大人既是康有为的密友，也为今上近臣，而且，谭嗣同在维新阵营中是有思想有见解有担当的，坐而言，起而行，黑白通吃。袁世凯凭经验估计，谭嗣同不请自来，行色匆匆，绝对不是简单道贺，不是一般性寒暄，必有要事相商，于是停笔出迎。围园劫后见面之后当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谭嗣同对袁世凯荣升兵部侍郎表示祝贺，但不容袁世凯回话，谭嗣同立即表示有密语相告。袁世凯稍感诧异，即请入内室，屏退仆役，各自略表久仰及相见恨晚等意。谭嗣同以面相之法恭维袁世凯有大将格局，又不容袁世凯客套，转而忽问袁公的请训时间是不是后天。袁世凯告诉谭嗣同，原本安排请训谢恩的时间是后天，只是现在突然接到天津方面的电报，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具折明日请训，请训后即回天津。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迅即引入正题，正色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谭嗣同的说法激起了袁世凯的注意，急询其故，谭嗣同说：“袁公此次受到破格提拔，必将有以图报。皇上现在面临大难，非公莫能救。”袁世凯闻言失色，急忙辩白：“袁某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皇上难在何处？”听了袁世凯的表态，谭嗣同还算满意，于是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袁公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最近向皇太后献策，将行废立之谋，皇上面临巨大危险。袁公作为荣禄亲信，难道毫无觉察？袁世凯说，在军营的时候，袁某也常与荣大人晤谈。察其词意，忠君爱国，从来没有操纵废立之类的阴谋。谭大人所说闻所未闻，恐怕道听途说，不足为训。对于袁世凯的解释，谭嗣同将信将疑。但是为了说服袁世凯，谭嗣同还是按照先前与康有为等人商定的思路，挑拨袁世凯与荣禄的关系，让袁世凯与荣禄决裂，为我所用。谭嗣同说：袁公固然是光明磊落的人物，但荣禄此人极其狡诈，他表面上对袁公信任有加，甚至让别人都觉得对你不错。其实，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荣禄在内心深处对袁公猜疑、防范甚多。一个最简单的例证，袁公辛苦这么多年，劳苦功高，成就显著，中外钦佩，但去年袁公仅仅晋升了一级，这是什么原因？说白了，就是荣禄故意抑制你。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谭嗣同告诉袁世凯，南海康有为先生对你一直不错，曾在皇上面前保荐过你，但皇上表示曾听皇太后提及你，只是荣禄常常说袁世凯飞扬跋扈，不可重用。皇上对此也很纳闷，以为袁世凯办事甚为明白，但为什么总有人说他不可重用呢。谭嗣同以天子近臣的身份告诉袁世凯，你袁世凯这一次被破格提升，不知皇上为你费了多大劲。谭嗣同当然不是要和袁世凯侃大山，他的目的就是要袁世凯设法救皇上。问题在于，袁世凯根本不相信荣禄谋反弑君，不相信政治高层会发生这样的非常政变。袁世凯的犹疑不决逼着谭嗣同拿出真凭实据，好像谭嗣同也早已想到了这一点。谭嗣同遂从衣兜拿出一张纸片，但见上面写着：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很显然，这张纸片是谭嗣同写给皇上的报告，至于是否送上去，皇上是否有批复，谭嗣同并没有说。久经沙场的袁世凯应该说见过世面，但这张小纸条看得他大汗淋漓心惊肉跳。袁世凯心中暗想，此类据兵谋反的主意，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罪大恶极。他不禁反问谭嗣同：谭大人建议派兵包围颐和园，意欲何为？谭嗣同说，慈禧太后是最大的祸首与罪魁，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政不能改，皇上无权，一切都无从进行。不过，这件事不需劳袁公大驾，自有谭某另外安排，袁公不必过问。剑拔弩张慈禧太后是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谭嗣同等人竟然准备对慈禧太后动手，这件事实在是非同小可。袁世凯深知，多年训练与影响，慈禧太后的地位不仅在内外大臣心目中至高无上，即便是一般士兵，也对皇太后怀有无限崇拜与景仰，以这种军队去捕杀皇太后，根本就不能成功。袁世凯坦率告诉谭嗣同：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袁某带兵，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不必可行。谭嗣同对袁世凯的担忧不以为然，他自信地告诉袁世凯：“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既然谭嗣同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袁世凯已无退路可言。但毕竟此事太过于重大，除了恐惧之外，也必须冷静面对。久经沙场、见过世面的袁世凯并没有被谭嗣同逼到死角，他从容告诉谭嗣同：“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谭大人今晚请旨，上亦未必允准。”谭嗣同告诉袁世凯：“袁公不必担心，谭某自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后天早上袁公请训谢恩时定有硃谕一道面交袁公。”据袁世凯事后描述，由于当时他看到谭嗣同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谭嗣同毕竟是天子近臣，又不知有何来历，如此时明白拒绝，肯定翻脸，谭嗣同或许真敢“即死在”这儿，至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袁世凯想都不敢想。他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推宕，不节外生枝，不过度激怒谭嗣同。袁世凯的推宕理由是：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直隶总督，中外官民必大讧，国势即瓜分。且北洋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袁某统领的新军不过七千人，出兵至多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还没有等到袁某领兵开拔，皇上可能就将陷入危险境地。谭嗣同似乎意识到袁世凯的推宕之意，他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这些理由都不成立，前提是袁公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对方措手不及。待袁公动手，即将硃谕分发诸军，布告天下，照会各国，看谁还敢乱动？确实，如果真照谭嗣同设想这样做，谁敢反对？这又将袁世凯将到死角。袁世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说：“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小站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对于袁世凯的实际困难，谭嗣同也略表同情。他说：“可请皇上先将硃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从这段话分析，谭嗣同等人虽然在预案中意识到政局可能会发生转变，但似乎并没有恶化到必须立即发动，似乎还有从容准备的时间。谭嗣同的建议又引起袁世凯新的疑虑，他说：“我袁某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硃谕。谭大人先回，容袁某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谭大人如何办法。”对于袁世凯有意拖延，谭嗣同当然不会同意，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先前似乎考虑到这一点而有所准备，他一面告诉袁世凯：“皇上意甚急，谭某有硃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一面从容拿出一份所谓硃谕。此份硃谕为墨笔所书，字甚工，亦很像今上口气，大意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显然，这份硃谕只是一个抄件，不是皇上手迹、亲笔。这可疑的硃谕引起了袁世凯的联想，他以为即便这份硃谕为真，其大概语意一若新任四军机章京请求皇上急变法，而皇帝设婉辞以却之者而已。于是袁世凯就此向谭嗣同提出疑问：“此非硃谕，且无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说。”谭嗣同答：“硃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硃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缓兵之计谭嗣同的解释是真诚的，但由此可知第一，他并没有亲眼看过皇帝御旨原件；第二，由于他的真诚，也使极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看到了谭嗣同及其背后那些人作伪的痕迹，从而使袁世凯可以更加从容应对此事发展，他已经没有谭嗣同刚到时的恐惧了。他告诉谭嗣同：“青天在上，我袁某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袁某无此胆量，绝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实际上，袁世凯拒绝与谭嗣同等人合谋。对于袁世凯的态度，谭嗣同心知肚明，但既然已将所有计划向袁世凯和盘托出，谭嗣同只好继续使用挟制办法对付，他再三催促袁世凯立即召开会议，拟订详细计划，以待谭某向皇帝汇报。谭嗣同越说越愤怒，几至声色俱厉，情绪异常。袁世凯看到谭嗣同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谭嗣同不从他这里得到准确回答绝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袁世凯告诉谭嗣同：按照计划，皇上、皇太后很快将巡幸天津，等到那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袁世凯的这个说法当然有理，不过谭嗣同说，现在形势危急，恐怕等不到皇上巡幸天津，就会被废黜。对此，袁世凯宽慰道：不会的。既然朝廷宣布让皇上巡幸天津，必不致出尔反尔，发生意外。他劝谭嗣同不要胡思乱想操之过急。谭嗣同再问：假如朝廷届时取消了这次巡幸，那么有什么办法补救吗？袁世凯说：巡幸天津，已经筹划很久了，花费也不少了。假如一定发生这样的事，袁某一定请荣禄出面力请皇太后和皇上，可以保证巡幸天津不会中止。此事在我，谭君尽可放心。谭嗣同说：“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建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指天发誓：谭大人以为我袁某何人？我袁氏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致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听了袁世凯这番话，谭嗣同方才释然，以为袁世凯是奇男子、大丈夫，作揖致敬，赞叹不已。有了谭嗣同初步信任，袁世凯说：谭君与袁某素不相识，夤夜突来，袁某随身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谭君为近臣，袁某有兵权，最易招疑，谭君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对于袁世凯的这些交代，谭嗣同甚以为然，谈话气氛开始转变。接下来，袁世凯问两宫不和，其因何在？谭嗣同对：“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皇太后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禄密谈，故意见更深。”对于谭嗣同的说法，袁世

谋手段也不错——纪律惩罚、思想教育和个人强权三合一，操作简单，效果出色。开学的喧哗过去后，黄埔军校正式开课，蒋校长把家搬到长洲炮台，将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倾注到黄埔军校的工作中。简单地说，蒋介石同志干的是这样一份工作，没有范围，没有界限，什么都要管。睡得比猫头鹰晚，起得比鸡早，干得好没有奖金，干坏了要承担责任，简直操碎了心。总之，蒋校长为了革命事业还是很拼的。下面就来聊一聊他尽心竭力、夜以继日、任劳任怨干工作，成为业界良心的事。蒋介石综合当年从日本人身上学到的经验以及自己这些年的革命经历，总结出一个规律：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必须拥有严格的军纪，具备为革命不怕奉献牺牲的核心价值观，懂得绝对服从和团队合作。现在，蒋介石决定使用苦苦思索而得的五大绝招来完美地诠释这一规律。绝招一，以身作则，锤炼军纪。几年来，蒋介石每天清晨五点起床，风雨无阻，是第一个出现在操场的人，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宿舍、教室。谁要不按纪律作息，蒋介石不介意在全校师生面前给他开批斗大会，让他长些记性。顾祝同、刘峙这几个来自保定军校的教官有一次早晨没准时出操，结果被蒋介石从被窝中抓出来，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进行严厉地训斥和惩罚，丝毫不给面子。至于蒋介石制定严格军规，整顿军纪，严肃考勤制度，带领大家跑步锻炼身体、站队列的那一套就不多说了，参加过学生军训的同志们都理解，只是黄埔军校的执行强度是咱们学生军训标准的百倍千倍而已。绝招二，三天两头训话，对黄埔师生进行洗脑教育。蒋介石以打了鸡血似的精神头挑灯伏案写作，在经历了数十个夜晚的苦熬之后，他创作出了数十篇优秀的宣传文章，如《服从命令与军人的人格》、《牺牲为革命党惟一要旨》、《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等，以此作为激励官兵士气和增强部队战斗力的演讲材料。绝招三，自学成才，活学活用心理学。自黄埔开学后，蒋介石就频繁地找学生到校长办公室单独谈话，开展他的网罗精英计划。谈话的开场白一般就是“今天找你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看看你在学校过得习不习惯，家中遇没遇到什么困难”此类的暖心话。当然了，蒋校长也不是一味玩虚的，他也是实在人。只要学生肯提条件，他就一定满足，当然一般人也不会提过分的条件。这完全就是慈祥的长者在热情地关心小辈，哪里有校长的架子？对这些敏感而自尊的年轻人来说，蒋校长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足以让他们心折不已，并甘愿效犬马之劳。如果双方相聊甚欢，他就会接着问：你有没有字，不嫌弃的话我给你取一个？彻底地拉近关系。想想也是，名字是每天都挂在嘴上叫的，叫着叫着你还想不起蒋校长？去蒋校长办公室的次数多了，他就会跟学生深入聊一些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之类的话题，趁机判断对方是否可以拉过来。当然是拉到国民党这边来，因为那时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入党。抗日名将杜聿明就是这么被蒋介石忽悠进国民党的。可杜聿明万万没想到，在他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他妻子曹秀清却正在陕西榆林中学加入共产党，举着右手朝斧头、镰刀和列宁像宣誓。绝招四，也是最具特色的招式。蒋校长带头走时尚路线，另辟蹊径，培养师生“以塑造军人魅力凝聚军心为荣，以不重仪表破坏军人形象为耻”的荣辱观。相信有人在民国历史相关的纪录片中见到过蒋校长的那一身行头：黑色的披风、笔挺的军装、整齐的风纪扣、武装带、皮靴和白手套，一整套搭配下来，很威严很酷，让同学们是既羡慕又佩服。无论何时何地，他这身行头是不变的。即便是在凉风习习、淡月当空的傍晚，他领着幼子蒋纬国和新夫人陈洁如在黄埔岛上散步，衣着也是如此。宣侠父当然，蒋介石并非一味怀柔，若有人胆敢挑战他的权威，他绝不介意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由此，这就有了最狠的第五个绝招——“以权服人”。这一招在蒋介石处理“宣侠父事件”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黄埔军校须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即在学校成立特别党部，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可问题是，不仅特别党部的五名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除了蒋介石，其他全都是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员。也就是说，尽管蒋介石身为校长，但没有特权，还受到了强力监督。但是，蒋介石很快就从中发现了机会。蒋介石以校长、特别党部的名义下文，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蒋介石的计划是一箭三雕：一是插手党务；二是控制黄埔学生；三是防范共产党坐大。文件下发后，共产党员宣侠父迅速站出来抗议，这位蒋校长的老乡也是被指定的党小组长。宣侠父给特别党部写了一份十分正式的报告，毫不客气地把矛头直指蒋校长。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替党权，违背了孙中山“以党治军”的原则。蒋介石看见报告后，自然是气得骂了娘希匹：居然有人公然挑战我的权威！但考虑到此事非大非小，处理不好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形象，于是他以老乡和校长的双重身份召见了宣侠父。两人的谈话很快陷入了僵局。蒋介石说：念在你年轻不懂事，赶紧交代背后主使，回去写悔过书，否则开除。宣侠父是个很讲原则并且极有主见的人，不仅不写，还在收到蒋校长的通牒三天后就愤然离开了军校。临走时给同学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宣侠父所维护的，正是孙中山当作命脉的东西，而蒋介石所使的，正是其赖以掌握黄埔的技术手段。当然，蒋介石有自己的底线，他的底线就是北伐。基于北伐大局，他还是懂得让步的。如他对共产党在学生中发展党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使得黄埔的优秀毕业生中，国共所占比例不至于很悬殊。而且蒋校长有空的时候还懂得喊一喊“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口号，江湖人称“红色将军”。表面上大家其乐融融，这就使得国共两党能在最初的几年中顺利合作下去，最终成就了北伐大业。“红埔”蒋介石提拔人才时，有一些“潜规则”，如重用浙江同乡，重用对他个人十分忠诚的人，但最重要的一条一定是重用黄埔学生。蒋介石麾下的核心将领大多出自黄埔军校，象征荣誉地位的“中正剑”绝大部分送予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甚至在败退台湾时也不忘带走黄埔军校，校址迁至台湾高雄县凤山市，而且现在还在办。孙中山、蒋介石把黄埔军校办得如此出色，连毛泽东都十分眼热。1936年红军长征一到陕北，毛泽东便提出：我们要像孙中山先生办黄埔一样，办我们的“红埔”！这就是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其实，黄埔军校虽然不是“红埔”，却也为中共培养了许多红色人才。周恩来入主黄埔军校政治部之后，便建立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军队——一支以黄埔一期学生为核心的一百多人的铁甲车队，这支武装力量日后成为对抗国民党的火种。井冈山期间，包括林彪在内的约五百名黄埔毕业生追随毛泽东。整个大革命期间，红军中有约三千名骨干是黄埔毕业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衔，十大元帅中的五名——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十名大将中的三名——陈赓、许光达、罗瑞卿，均是黄埔军校学生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第十一章创纪录的惨烈直奉大决战

张作霖VS吴佩孚

孙中山正在狠抓枪杆子的时候，北方的张作霖也在磨刀霍霍。第一次直奉大战惨败后，张作霖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折腾了许久，他才终于整明白：问题主要出在义气上。只有义气而无组织纪律，可以说是黑社会都存在的问题。而奉系军权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不少土匪农民一类的人物，这些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凭借哥们儿义气打打小规模战争还行，但战争规模一大，见识和能力就有些跟不上形势。相比之下，那些军校毕业的中青年将领表现突出，虽败犹荣。像救了自己性命的儿子张学良和郭松龄，要不是这些人力挽颓势，自己这次肯定要吃更大的亏。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不服老不行！出于这种考虑，张作霖决定对将领进行大换血。他也玩起了杯酒释兵权，给予老兄弟们好吃好喝，就是不给兵权。这之后，张作霖开始重用名牌军校毕业生、裁军、整顿纪律，以现代军事理论为指导对奉军进行改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练成普通意义上的精兵约二十万。被他重用的拥有正经军校学历的人之中，有三个人值得一说。第一个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杨宇霆。此人不仅搞经济和军队建设有一套，还在军工技术管理方面有专长。他负责建设沈阳兵工厂时，重金聘请外国专家，自行生产步枪和轻重机枪，大大提升了奉军的武器装备水平。第二个人是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的张学良。自从上次挨过吴佩孚的飞机轰炸后，记忆犹新的张作霖便放权给儿子张学良，指示对方与时俱进地建立了一支拥有约三百架飞机的空军，实力远超直系的空军。有了空军，就不用窝在东北了。不过那时的飞机战斗力远不如今天美军F系列的战斗机，既飞不太远，火力也不够强悍，只能锦上添花，不能作为决定性的力量，决定性的武力还是陆军。因此，张作霖还要研发陆军王牌部队。王牌部队的领导人选他早就想好了：宝贝儿子张学良和毕业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的郭松龄。这个郭松龄是唐朝大将郭子仪的后人，而且他和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结识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是战术教官，张学良是学生。两人脾气对路，一见如故，遂结为异姓兄弟。这样一来，张作霖就更加放心地将兵权交给郭松龄。此后，张作霖从人才、武器、军费三方面重点扶持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这两人也不负厚望，他们麾下的部队完全称得上是奉军的王牌。除了这三个人，张作霖的老部下姜登选、韩麟春的表现也不错，堪称大将之选。张作霖在东北秣马厉兵的时候，中原的吴大帅也在大搞军队建设。吴佩孚在洛阳屯兵数十万，日日操练，雄心勃勃。都50岁的人了，仍每天六点前起床，八点到操场阅操，风雨无阻。值得称道的是，吴佩孚两手都过硬，在抓“军事文明”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抓“精神文明”。拥有秀才学历的他，酷爱吟诗作词，吟到动情处还会落泪，是一名功力深厚的军旅艺术家。在他众多的军旅诗词作品之中，最著名的要数下面这首《登蓬莱阁歌》——采用他的偶像岳飞的《满江红》曲调，歌词雄浑有力，情感丰富，吼起来非常悲壮。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吴佩孚的歌词表面上骂的是倭寇，实际上骂的是与日本相勾结的张作霖先生。通过这首作品，他要让士兵们时刻牢记“一战恢复旧山河”的神圣历史使命，打得张作霖连东北风都喝不上！吴佩孚在洛阳的动静太大，以至于惊动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一通采访之后，吴将军创了一个历史纪录——首位亮相《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就连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的“逃亡帝”康有为，在逃经洛阳时也写了一副马屁对联凑热闹，傍一傍这个实力人物，为自己找个护身符，对联是这样的：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先看“牧野鹰扬”，本是周武王的事迹，被他用来称颂吴佩孚的武功，老吴看了，会不高兴？再看“百岁功名才半纪”这一句，老吴刚满50岁，才半个世纪就搞定了半个中国，难道康有为的潜台词是吴佩孚若活到100岁就能统一全中国？下联“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既肯定了吴将军英雄风头正劲的客观形势，也表达了康有为对吴将军吞并八方的美好祝愿。高，实在是高！极品马屁！拍得有气势、有文采、有历史感！不知道风头正劲的吴大帅跟卧薪尝胆的张作霖干上一仗，谁会赢？导火索一场江浙战争，原本平淡无奇，可就是因为它，直接引爆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前面说过，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跟陈炯明打了一仗。当时孙中山的部队借道福建打回广东，这让直系对福建的状态极其不满意。因此，直系想把福建从皖系手中夺过来，掌握在自己手中。曹锟和吴佩孚商量过后，决定派遣得力手下孙传芳去夺取福建。说起孙传芳，还得多交代一下这块蒋介石日后上位的垫脚石。孙传芳，字馨远，1885年出生，山东人。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去过日本留学，镇压过辛亥革命，追剿过土匪白狼，参加过直皖大战，也曾在护法战争中击败南方联军。总之，这名北洋派的少壮军官是一名真刀真枪打出来的悍将。孙传芳当然也是直系门下，目前的职位是长江上游总司令。1922年年底，孙传芳携同学周荫人兵发福建。他没有让领导失望，很快就打败了福建的皖系势力，将福建囊括于直系麾下，孙传芳凭借此功成为福建省军区司令。溃败的皖系势力只好投奔浙江省军区司令卢永祥，毕竟大家都是皖系门下。卢永祥十分高兴地接纳了福建的残兵败将，当即将自己的部队扩编至四个师一个混成旅，六万人左右的兵力。一个省养六万人的军队，实在是有点过于膨胀。在没有实力当红花的时候，最好还是当绿叶，否则招人嫉妒。果然，隔壁邻居——江苏省军区司令齐燮元不爽地跳了出来：兄弟，你搞军备竞赛，对我省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和平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我坚决抗议！如果你不放弃扩军，不从思想上深刻检讨自己这种背历史潮流而行的行为，我决不会放弃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权利！其实这个家伙纯粹是妒忌，不安好心，他是直系的人马，而卢永祥是皖系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势力之一。齐燮元早就想把没有强大靠山的卢永祥吃掉，以把其治下的浙江、上海两地的丰厚商业税收给合法继承过来。正愁没有好借口的时候，卢永祥自己送上门了。齐燮元把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领导曹锟和吴佩孚。越是强大，越是拥有力量，就越是追求权力和财富，这是一条永远都没有尽头的路。因此，分别拿财富和权力当快乐源泉的曹锟和吴佩孚迅速拍板决定：打吧！还给你安排一个好帮手——孙传芳。江苏、福建一南一北刚好夹击浙江，天作之合，浙江顾头便不能顾尾，腹背受敌！卢永祥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找帮手。于是便有了著名的“三公子会议”，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牵头，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配合，三个人代表三方势力，就反对直系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定下孙、张、卢三家一起反直的“三角协议”。张作霖从东北发兵，牵制直系吴佩孚主力。卢永祥以浙江一省对抗直系门下江苏、福建两省之兵。孙中山从广东出发，发兵直系的另一块根据地江西，拿下江西之后从安徽借道进入江苏，直逼南京，包抄齐燮元的后路。如果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不出问题的话，确实很有希望扳倒直系这个强大的敌人。然而齐燮元、孙传芳并没有给“三角联盟”足够的准备时间。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打响。对于卢永祥来说，孙传芳、齐燮元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卢永祥在拼死抵抗了一个月之后，非但自己被揍得满地找牙，也没有等来孙中山的援兵。孤立无援的卢永祥只能宣布下野，随后逃亡日本。“三角协议”的效果貌似不大好，看来诚信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其实孙中山也不是故意失信，当时广东局势非常微妙，所以他不能按约出兵相助，下文会具体解释。这一次孙传芳成了大赢家，一下当上了浙江、福建两省的军区司令，这为他后来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大吉利的是，孙传芳刚进杭州，著名景观雷峰塔就倒了，此事后来成为鲁迅笔下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的重要素材。至

。”“轩辕后裔？”我眉尖一挑，强行按捺住了心头的惊异。“不错，要追溯根源的话，我才是真正的听风一派传人。”风钺悠然道。自他的话中我才渐渐明白事情的始末。上古风水派系正是由轩辕黄帝一手创建的，虽然之后分化作了听风、饲虚、布荫和筑壤四派，但主持整个派系大局的却依旧是轩辕一族的后人。然而，人的欲望是非常可怕的，作为四派中的顶尖份子，听风一派渐渐产生了雄起之心，事实上图谋定世三龙南龙气脉的神秘人便是这派的传人，这也是他踏出的第一步。作为定世三龙之一，通过上古藏穴法，南龙气脉蕴藏的力量足以改变一个家族的运势。而在野心勃勃的听风一派的计划中，所要做的便是将自身的运势与轩辕一族互换。正如之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位“高人”的精心布局被轩辕一族识破，集合其余三大派系的力量将听风一族禁锢了起来。至此，这个野心计划暂时告一段落。虽然之前的计划被完全粉碎，但自那时起，这个夙愿便根深蒂固地在听风一派中代代流传了下来。岁月如梭，蛰伏的听风一派渐渐得到了轩辕一族和其他派系的谅解，禁锢和监视也随即消除，就在这时一个绝好的机会出现了。作为轩辕传人的夫妇二人带领本族和各派参与了抵御外族的战役，这一战死伤无数，这对夫妇也不幸遇难，遗下一个不足三岁的孩子。听风一派看准了这个机会，以狸猫换太子的手法将自己的后代与之交换，在葬礼上示忠，承担起培养“轩辕后人”的重任。而之所以要如此隐密地进行，其原因除了怕剩余三派群起反抗外，还有一个更为深藏的秘密。“长生不老？！”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惊讶，“你们真的相信这种神话里才有的传说？”“神话往往是有依据的，只是大多数人无力达到，却又无限神往，所以才成为了神话。”风钺微微笑道，“我们一派的祖师便是黄帝手下大将‘风后’，当初大破蚩尤的司南车就是出自他的手笔。”“那个司南斗盘……”我脑中忽地一闪，“就是风后亲手所做的？”“黄帝是个绝世奇才，他综合手下大臣的智慧，结合风水堪舆、奇门遁甲和中医药理，参透出了一套能够真正长生不老的秘诀。”风钺似乎来了兴致，“可惜，他在参透这个秘诀的同时也看透了自然与人生，我不知道这算迂腐还是智慧，只不过他的确是放弃了长生的特权。”南龙气脉、金玉药斧、活尸、葬屋棺井，这时我已完全明白，这一路行来，所经历的一切都是风钺试验求证长生不老的证据。“黄帝虽然没有选择长生，但也不曾毁掉秘诀，而是将它封藏了起来。”风钺继续道，“如果他不是那么相信风后，也许这将会成为轩辕一族永远的秘密。”“你是说风后参与了秘诀的封藏？”面对玄妙的传说故事，我也渐渐进入了角色。“没错，但只是参与制作了封藏品——司南斗盘。”风钺又沏了一盏茶，“而且他得到的只是一组经过加密的信息，至于解密的钥匙则被编入了只有轩辕一族才能看到的书籍中。”《闻风拾水录》？！我下意识地想到了这三篇突如其来的书稿，如果风钺所言句句属实，那《闻风拾水录》就一定是那套隐藏着密钥的书籍。“这书籍被黄帝分作三份，以神奇的力量藏入了轩辕铜镜、轩辕息壤和轩辕石中。”风钺的眼神渐渐犀利了起来，“只有继承了正统血脉的轩辕传人才能真正解读到这些文字。”“就算一切如你所说，我是轩辕传人，也解读了这些文字。”心中忽然感到无比的平静，我终于明白了风钺的用意，“可遗憾的是，那个司南斗盘我却依旧无法解密。”“哈哈……”风钺仰头大笑起来，“不急，不急，几千年都等得，又何须在乎多等些时候？”笑声戛然而止，风钺又恢复了方才那亲切谦和的气度：“更何况，尊夫人蕙质兰心，得此佳偶，君复何求？”“如果我放你们走，那就是对不起我师父；如果我不放你们走，那就是对不起我自己。”韩笑的脸上再度露出了调皮的微笑，“不过，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遵循自己的原则办事。”“你身上的案子我已找关系消了。”风钺悠然道，“无后顾之忧，方可全力而为。”“多谢风爷关照。”我冷冷道，“你可算是手眼通天了。”“三天之后，我会约你。”风钺淡淡地笑了笑，站起身道，“到时便是以长生换余生。”“你始终还是没有记住我给你的忠告。”莫曹惋惜道，“如果不是在她们身上下了灵火印，也许我从此就不会再见到你了。”世间的机会总是那么稍纵即逝，也许你只是一个回头，它便悄悄地自你身边滑过，再也不会回来。此刻的韩笑应该深深体会到了这个道理，如果他少一点犹豫，如果他多一点冲动，如果……如果真有那么多如果的话，他和晖儿、S就不会撞上返回的风钺和莫曹了。“你们师徒情深意厚，我就不必多言了。”风钺温和地看了韩笑一眼，“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三天内，任何想带走那两位女士的人都将成为我的敌人。”“你再去见那女的一面吧。”莫曹缓缓上前拥抱了韩笑，暖如春风的笑容中隐隐透着别样的意味，“师徒一场，算是我给你的送别礼。”满是亲切的话语中，莫曹的右手轻轻地拍在了韩笑的背脊上。“很抱歉，我不能再带你们走了。”韩笑关上房门，歉意道。“事情真的很巧啊，说带我们走，出门就碰到你师父。”S冷冷道，“谁知道你们玩的什么鬼花样？”晖儿拉了拉S，奇怪地看着韩笑。“从小我的运气就不太好。”他点起一支纸烟，懒懒地笑道，“有生以来第一次喜欢上一个女孩，却落到了这么个下场。”身子一震，韩笑的脸上闪过一丝扭曲的表情，通常只有人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时才会显露这样的表情。他继续笑着，艰难地将纸烟递向嘴边，狠狠地吸了两口。“我知道……这辈子……你是不可能爱上……我的……”韩笑的声音破碎了起来，半支烟卷悄然自指间落下。在他的身上渐渐浮现出一片扭曲的光影，那是一种近乎透明的火焰。“韩笑，你的身上……”S和晖儿同时惊呼了起来。“也许只有这样……”韩笑雪人似地融化着，脸上的笑容有如孩子般调皮，“你才……会永远……记得我……”三十、今夕何夕对于压力，没有多少人会喜欢，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无形的力量往往会阻挠事情的发展。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尽管它也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动力。在这个充满了两面性的世上，也许本就不存在“绝对”这个概念。从“品茗阁”回来后的两个小时内，大家都一直保持着沉默，或在思考，或在忙碌，或在牵挂。狴犴蜷在一边，落寞的表情似乎正在自责。林岳慢慢地抱起它，放在膝头，手掌轻柔地抚摸着它的背脊，正如S平日习惯的那样。莫炎斜斜地靠在窗边的墙壁上，右手横在胸前，左手平端着，掌中不断变幻着各色火焰。那色彩由深到浅，最后手中只剩下一团微微扭曲的气团，那是在高温状态下才会呈现的空气扭曲状态。画算了良久，耿婆的面前依旧只有一张不大的白纸，两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她却只用去不到四分之一。那块司南斗盘被放在了一边，虽然它蕴藏的秘密足以逆转人类生死的自然规律，可现在却并没有人再看上它一眼。笔记本电脑旁，我静静地坐着，屏幕上那些莫名的计算公式和天文数字像是在嘲笑着我的无能。对于电脑操作，我并不陌生，但对于程序和数学模型却一筹莫展。还记得临去井字楼的那晚，晖儿曾柔声地说会带给我惊喜。那一刻我俩都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微微叹了一声，我终于关闭了那令人头晕的公式界面，电脑桌面上晖儿那双温柔的眼睛正静静地注视着我。那是在家中拍下的一幅照片，平时我俩都不上相，但这照片上的表情却显得很自然。晖儿很喜欢，于是便将这张照片作为自己电脑的桌面壁纸。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程序图标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当时我只是想将它自壁纸中间挪开。那是一个以黑白圆点构成的图标，标称上清晰地注明着“司南破解”。难道晖儿已经编制出了司南斗盘的运算程序？！握住鼠标的手指迟疑了数秒，我迅速点开了那个图标，瞬即弹出的提示窗口上闪动着一排文字：“破解成功，生日快乐！”连日的忙碌，连我自己都忽略的生日，晖儿却一直记在心中。她的礼物珍贵无比。“成大事的人欲望都很少，但不是没有。”风钺望着窗外道，“舍去了其他的欲望，才能更好地专注于自己的野心。”“韩笑顽劣，死不足惜。”莫曹恭敬道，脸上的笑容有如例行公事。“也许我对你的要求过高了，或者说你对他的要求过高了。”风钺转过身，缓缓坐进沙发中，“你三十岁那年和他犯过类似的错误，只不过，那时候你补救得很好。”“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儿女情长则势必英雄气短。”莫曹没有坐下，只是垂手站在了一边，“风爷当时的教诲，莫曹永生铭记。”“亲手杀死自己的父母长辈，毁了心爱的女人和唯一的徒弟。”风钺示意莫曹坐下，“有时你真的让我觉得可怕，当初我只是看中你身上那种别样的戾气，却想不到你能成长到今天的地步。”“风爷一手栽培才有今天的莫曹，当初不是风爷晓以大义，只怕我还沉浸在俗人的情欲纷争之中。”莫曹坐在沙发上微微欠身道，“回首中华历史，皇图霸业者多是横断情欲，才可成得大事。”“好个‘横断情欲’！”风钺大笑道，眼中闪出凌厉的目光，“那你为的又是何种皇图霸业？”“莫曹只为风爷的皇图霸业倾尽全力，不作他想。”在如刀般锐利的目光下，莫曹微笑依旧道。“以你现在的修为涵养，大可去谋求自己的皇图霸业，又何必屈居人下。”风钺眼中的光芒渐渐淡去，口中轻叹道。“论修为涵养，莫曹不及风爷之万一，对您自伐其身的魄力和意志更是臣服不已。”莫曹坦然道。“自伐其身……真的很难。”风钺的脸上浮现出复杂的表情，“对别人残忍很容易，可又有多少人能对自己残忍呢？”茶几上，蹲坐吃食的金毛猴忽地抬起了头，怔怔地注视着风钺，眼中满是悲哀的神情。“靠，这结果也太复杂了。”林岳瞪着眼道，“一个奇阶幻方就够头痛的了，现在这么一算变四个了！”屏幕上显示着四个三排三列的奇阶幻方数列，我将司南斗盘上得出的数列输入了晖儿制作的程序，在一阵运算之后便得到了这样的输出结果。照理来说，算式演化和分析应该是抽丝剥茧地化繁为简，可现在的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会不会是晖儿的程序出现了问题？“灵火九诀源自奇门遁甲。”莫炎没头没尾地冒出一句，“九诀合一便是第十诀。”莫炎的话让我眼前一亮，《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中曾有“合则为一，分则各治。”的记载，这种理论在我国许多数术传承中都有一定的应用，如果司南斗盘的奇阶幻方数列是“合则为一”的话，那通过程序运算所得到的四个奇阶幻方数列应该就是“分则各治”。可这四个奇阶幻方数列只是单纯的数字，无论我将它们演变为与之相关的任何模式，得到的结果却始终还是一团乱麻。“三阶去五，二阶不生……”耿婆端详着其中一个幻方阵列，口中自语道，“像是奇门卦数，但数字组合又不一样，多了几个，似乎又少了几个。”“‘九金以应肺居皮毛，七火以应心居血脉，五土以应脾居肌肉’，我也看着眼熟。”林岳指着另一个阵列头晕道，“可怎么就不对劲呢？三木一水全倒过来了，脉不脉，脏不脏的。”事实上余下的两个阵列我和莫炎也是一筹莫展，它们看来更像是风水五行格局的数字版，但错落之间，数字的规律标识被有意识地打乱了，看去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但细究起来却毫无头绪。“三天为限是否高估了他们？”莫曹缓缓端起茶壶，碧色的茶水注入了风钺面前的杯中。“不可高估，亦不可低估。”风钺望着那恍如碧玉的茶水道，“但最重要的是时间。”金毛猴子自顾自拿起面前的茶杯，慢慢呷了一口，眼睛忽地瞪大，口中不住地吱喳着。风钺见状有些惊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脸上亦是一愣。“气无香，茶清淡，入喉却是回味无穷，蕴含万千气象。”风钺脸上不由得怅然道，“连我这个行尸之躯都能体味到，看来你的茶艺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在中国古代曾流行着这样一种加密方式，取两张同样大小的正方形纸片，画上九宫格，将其中一张挖去指定的三个方格，把它覆在另一张纸片上，透过挖空的方格写下文字，而后旋转覆盖的纸片再写下文字。这样，一份简单的九宫加密文便出现了。要解读这份密文，就必须掌握撰写者使用的那张镂空纸片，而这张纸片便是“密钥”。风钺曾提到过，司南斗盘是由风后制作的封藏品，这位制作者也只是负责封藏了一组经过加密的信息。如果说我们现在得到的四组奇阶幻方数列是破解了风后的加密手法，那接下来要做的便是破解黄帝的加密手法。而解读的密钥应该就在《闻风拾水录》的书稿中。《虚灵》、《藏穴》、《奇门》三篇书稿中各自都有一些深奥晦涩的语句，如果要找寻解读四组奇阶幻方数列的密钥，那么以文字隐喻数字这种晦涩的方式就首先被排除了。既然《闻风拾水录》的书稿只有轩辕传人才能看到，那又何必给自己的后代布下如此重重的障碍呢？与数字最接近，同时提到数字最多的篇章便是《奇门》这一篇，在经过了一天多的排查之后，最终将视线确定在了结篇的一段文字上。“三奇六仪，天地之机。阴阳顺逆，至顺玄微……”我对照着数列道，“如果第一句理解为上三下六，那么‘阴阳顺逆’应该就是遇到阴数顺时针旋转，遇到阳数则逆时针旋转。”“时加六庚，抱木而行……时加六辛，行逢死人……”林岳则死盯着六仪字段，手下不住地画写着，“如果把这些代入到数列里，应该显示的是某些脉象……”“开段两句像总纲。”莫炎端详着手里画好的数列图道，“后面的是详解。”“呵呵，既然有了门道，咱们就好好算算。”耿婆拿出四张画好数列的白纸道，“各司其职，各选其能，看看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花巧。”装潢古朴的房间内。风钺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红木方匣，里面满是泛黄的照片和纸张。“自明日起……”风钺望着手中的照片道，“听风一派追寻的秘密将不再是秘密。”照片上一名身着满清官服的男子正搂着一个幼小的男孩，那孩子稚嫩的面容与风钺十分相仿。男子的肩上蹲坐着一只金毛猴子，形容严肃地正视着前方。照片的一角，一条长尾缀在浑圆的金色皮毛上，像似一只幼猴的半个身体。“天盘三奇、地盘九宫、人盘八门、星盘九星、神盘八神……”耿婆看着手里的白纸，低声喃喃道，“天意如此，造化弄人，那风钺是个天才。”“天才？天才是天生的蠢才！”林岳满脸苦相道，“心、肝、脾、肺、肾，阴阳脉象整了一大圈，你们猜猜最后是啥？”“不用猜，应该是尸厥、行尸、洪脉大涨。”我叹道，“你看看我和莫炎的结果。”两张白纸上各列出了一片布局图形，无论是从方位还是格局形态似乎都那么眼熟。“阳宅阴局和棺井？！”林岳彻底崩溃，“没那么邪乎吧？！”“时加六甲，一开一辟，上下交接。时加六乙，往来恍惚，与神俱出。”莫炎也不禁动容，“这是虚灵伪作八神……”无须再次求证，这一切的结果早已说明了问题。事实上，风钺的确是个绝世奇才，他苦心研制出的延寿方法竟与司南斗盘中的长生秘诀不谋而合。可这种方法非但费时费力，而且“不老”所带来的副作用便是成为徒具思想的行尸走肉，更何况它需要不断维持，根本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长生不老”。难怪黄帝会放弃长生的特权，将思想欲望锁入一个不具备任何欲望实施能力的肉体中，这种长生还是敬而远之为妙。但关键的是，风钺会相信这是真的吗？“呜……”手机震动着发出一阵低低的鸣响。“王亦凡？”“风钺？”“明天午时三刻，城南越洋仓库，六号门。”“一定准时。”“恭候大驾。”“嘟……”午时原本灼热的日头渐渐黯淡了下来，厚重的黑色云块大军压境，整个天空隐隐给

自身命运——也许想到康熙帝曾答应他，如果投降便可得到宽赦——之时，他仍将范承谟囚在福州。在1674年范承谟及其家人、部属初入狱时，他曾试图绝食自杀，从而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不久以后，他决定不用这种方式自杀。相反，在几个月的监狱生活中，范承谟开始为一种更为高尚的牺牲作准备。他对身边的僚属和追随者大声说道：他的希望是法王和如来佛将拯救他们摆脱磨难。为将这种冥想付诸实践，他还将自己及身边的人们比作比丘（能创造奇迹的游方僧）和沙门（和尚）。在其牢房（他称之为“蒙谷”）的墙壁上，范承谟用木炭大书忠臣田横和苏武之名，并反复诵读屈原（公元前？343—？280）的《离骚》。屈原的形象尤其使他着迷，他一遍又一遍地同其文吏嵇永仁讨论屈原之死，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他对这位南方诗人政治家的迷恋。屈原通过自杀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精神上与历史上的不朽，而范承谟如今认为这也将是他的命运。在与其随从颂扬屈原的同时，在牢房中范承谟开始将自己的衣服视作忠和孝的象征。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范承谟都要恭恭敬敬地戴上皇帝赐给他的官帽，穿上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时所穿的长袍，以示对其君主的忠和对父母的孝。他那羸弱多病的身体使他成了追求其狂热信仰中这两种崇高目标的牺牲者。他写道：“既委身事主，父母之身，即君之身。古云：‘君忧臣辱，君辱臣死’。”当范承谟在福州监狱中逐渐产生以身殉国、做清朝模范忠臣的愿望之时，耿精忠得知杰书正南下进攻驻守衢州的马九玉部。1676年9月，杰书攻克此城。耿精忠开始意识到他必须立即向这位清朝将领妥协。然而，如果他打算投降，不让那些可能有朝一日会证实他以前的叛逆行径的见证人留在世上便是重要的。因此，10月22日，耿精忠下令将范承谟及其随从人员杀死。当晚，刽子手就来到牢房，执行这项任务。范承谟为之准备了700个日夜的最后时刻终于来到了。他穿戴好那神圣的衣冠，平静、庄严地面对刽子手；但当其中一人轻蔑地从他头上摘下那顶御赐的官帽时，范承谟悖然大怒。他举起带着枷锁的双手掐住了这位狂妄之徒的喉咙，若不是卫兵及时相救，他几乎扼死了那个家伙。于是，这些已被镇住的刽子手默默地站到一边，范承谟从容地戴好他的帽子，整理了一下衣服，面向北而跪。他不慌不忙地叩了九个头，又朝北大声颂扬了他的母亲和远在京城的皇帝，然后挺身受死。范承谟刚刚完成他的仪式，刽子手们便上前将他一刀砍倒。在这同一个晚上，他们还杀死了范承谟的53名部属。第二天一早，尸首被秘密移至野外火化，以掩盖其丑行。几个星期后，即1676年11月9日，延平城被杰书攻克后，耿精忠向清朝投降了，并主动要求帮助清军平定其他藩镇。

清朝的忠君思想

尽管有人说，对耿精忠的叛乱之罪宜慎重处置（康熙帝不许杰书惩治这位藩将，因为他不想阻止其他叛军将领投降），但朝廷对范承谟之死不能不问。范承谟的贴身仆人中有个幸存者，名叫徐鼎，他设法从火堆中取回了范承谟被烧焦的遗体，将其带到北京，并在北京公布了这位清朝忠臣写在牢房墙上的诗文。正当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之时，范承谟殉国的消息传开了，并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范承谟英勇就义的故事迅速传遍了整个京城，人们普遍期待着为范承谟举行葬礼，其中主要的代言人是著名戏剧家李渔。李渔（范承谟的挚友）在悼词中鲜明地强调了范承谟为拯救清室而进行道义上的反抗的重要性。由于范氏家族是所有源于关东的辽阳大族中的巨族，又因为其父范文程在帮助多尔衮“承天运”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范承谟的态度便决定了其他许多汉族旗人的反应。李渔强调说，如果他加入了耿精忠的叛乱，那么毫无疑问，许多关东的其他大族也会反叛，而清室便会灭亡。确实，这是一个几乎无与伦比的忠臣，一个当然应与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齐名的忠臣。因此，李渔最后说，在他的灵柩之下应放置两个而不是一个人的牌位，一个是范承谟本人，另一个是宋朝的伟大爱国英雄文天祥。盖先生之臣节，求之千古上下，惟天祥一人，足以媲美。不久以后，康熙帝赐给这位大清忠臣谥号：“忠贞”，并追授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在此后的几年中，康熙帝还不断提起范承谟的贡献，并常因想起他的殉难而感动不已。1682年，当三藩终于被决定性地击溃，不再需要谨慎从事之时，康熙帝亲自下令将杀害范承谟的凶手耿精忠处以极刑。但眼下的情况是这样的。1676年耿精忠投降时，他这一重新归顺清朝的举动肯定使广西叛将孙延龄大为犹豫。耿精忠的背叛显然得到了宽恕，他也能得到宽恕吗？不管孙延龄实际上是否这样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反正吴三桂有充分理由相信，他背后的这个同盟者正在发生动摇。因此，1677年秋，吴三桂派他的孙子吴世琮前往桂林。孙延龄以为吴世琮要取道广西去进攻广东，因为那年1月广东的尚之信向安亲王岳乐（江西清军的统帅）投降了。但当孙延龄到桂林城外迎接吴世琮时，却被当场拿下，并被斩首，广西遂被吴世琮以吴三桂的名义接管。吴世琮接管桂林时，发现巡抚马雄镇及其僚属和家属中的幸存者仍被关在牢中，孙延龄一直没杀马雄镇以备将来万一需要投降时用他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吴世琮没有这种打算，但他确实意识到，这位有名的旗人、清朝著名总督的儿子、其妇女曾全部为明朝殉难的辽阳世家的后裔，若能倒向吴三桂一边，那么其他汉官就会步其后尘。因此，他想逼迫马雄镇降“周”，但再三遭到马雄镇的拒绝。最后，吴世琮改变了策略。1677年11月6日，他邀请马雄镇和他的两个幼子参加精心安排的盛宴。以厚礼相待，酒过三巡之后，吴世琮恭恭敬敬地恳请马巡抚加入他们的正义事业。在后来出现的描写这一著名事件的剧本中，马雄镇重申了他对“握神兵，安民杀贼；定中原，天与人归”的清王朝的忠诚。既而他又愤怒地转向吴世琮，斥骂其祖父吴三桂是这样一个奸臣：既事二君，复萌异志，死无面目以见先皇……结皇亲，贪他滟滟杯；恋君王，不若圆圆妓。吴世琮受到如此污辱，立即撕下了尊敬与爱慕的假面孔，气急败坏地命其手下将马雄镇和他的儿子带出去，关进一座铁匠作坊里。在他和两个孩子及其九名仆人被从巡抚署衙押至铁匠作坊的路上，马雄镇仍不停地斥骂吴氏家族卑鄙的叛逆行径。他们来到作坊后，卫兵告诉马雄镇还有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随后，他们抓住了两个孩子，把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威胁马雄镇说，如若不降，就杀了他的儿子。马雄镇拒绝玷污自己和家族的荣誉，但不忍目睹自己的儿子惨遭杀戮。他把身体转向一边，仍坚持认为吴三桂及其军队不过是杀人犯和土匪。不一会儿，吴世琮的人便把他儿子的血淋淋的头颅扔在他脚下。马雄镇浑身颤抖，既而用双手抓住两颗人头，突然向那群士兵冲去。士兵们举刀便刺，马雄镇向后退去，趁被刺倒下之前向他的皇上行礼、祈祷，一遍又一遍，直至死去。终年44岁。最后，那九位目睹了这场屠杀又不得不强压怒火的仆人，被挨个问及是否愿意投降。他们一个个表示拒绝，遂被全部杀死，无一幸免。杀了马雄镇，对吴三桂毫无帮助。至1677年4月22日，岳乐从江西西部的“周”军手中夺取了吉安，并开始对吴三桂湖南老巢的防线进行刺探。这位已经65岁的藩将，亲自部署防守，随着清军的包围越来越紧，他对前线阵地一个个进行巡视。1678年3月23日，几乎表现为一种垂死的挣扎——吴三桂即位了，自命为周朝皇帝，定年号为昭武。有人认为，陈圆圆此时和他在一起，她的容貌虽有些衰老，但仍相当漂亮。1678年夏，这位周朝皇帝撤至衡州，打算在此稳住阵脚。但到秋天，他染上了痢疾，身体十分虚弱。最后，吴三桂于1678年10月2日死去。据说，陈圆圆立下誓言，出家为尼了。吴三桂之孙吴世璠继承了皇位，但这个周政权没能延续多久。尽管这位年轻的洪化皇帝在1679年3月24日衡州陷落后向南远逃至贵州，但1679年11月初，康熙帝命图海指挥西北的清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役。1680年2月，攻陷了成都。一个月后，重庆也落入了清军手中。1680年10月，康熙帝命赍塔率另一支远征军从广西攻入云南；随后他宣布云南境内所有被吴三桂非法强占的土地都将归还原主。由于当地名流站到了清朝一边，两路清军几乎未遇任何抵抗，便于1681年4月到达了云南省会城下。1681年12月7日，吴世璠在其祖父起兵反清近八年之后，于昆明城内自杀身亡。三藩之乱遂宣告结束。当时，康熙帝也知道了吴氏杀害马雄镇的情形。同范承谟之死一样，马雄镇以身殉国，也受到了高度赞扬与褒奖。也同前者一样，在清朝统治集团全力以赴战胜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的时候，马雄镇的殉难象征着又一新的和持久的对清朝皇帝统治的支持。结果，马雄镇之死竟比平定三藩的胜利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由于他的死，以及当时的形势，满族的历史及其对中国的征服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马雄镇的曾祖父马重德毕竟曾是明朝大臣，他对明朝的忠诚和马雄镇对清朝的忠诚同样坚贞。这不仅是由于当桂林事件的细节在北京已广为人知之时，朝廷才了解到，马氏家族的殉难者比那铁匠作坊中的12人要多得多；而且是由于后来发生的悲剧甚至比那12人的殉难更引人注意。就在1677年11月6日那天晚上，马雄镇及其两个幼子的死讯，被带回桂林监狱中仍关着马氏其他成员的潮湿的牢房。牢中马家的妇女听到这一消息后，想起了马氏族谱中自豪地记载着的1621年那悲壮的一天。那是将近60年前的事。当时马家的妇女，包括42名家眷和女仆，在马与进被后金俘获后在辽阳集体自杀。而今，马雄镇之妻李夫人又目睹了同样的场面。首先，马世济之妻董夫人试图悬梁自尽。绳子断了，她掉了下来摔破了脸，但她又再次结好绳索，并且成功了。随后，马世济之妾苗氏、马雄镇的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二姐和五姐，马雄镇的两个妾（顾氏和刘氏），一个接一个地自杀了。每当一个人死后，李夫人便把尸首取下，为其穿好葬衣，用被子盖上。然后，他又目睹了18个女仆自杀。自杀从当天晚上至次日早晨一直在进行。24名妇女全部死后，李夫人面向北，行九叩礼，最后也悬梁自尽了。两个男仆流着眼泪，取下她的尸首，并获准将所有的尸体运到外面火化。他们把骨灰安放在附近的广福寺中。这种逐渐进入高潮的连续自杀的悲剧场面，使清廷大为震惊，并顿生敬畏之情。马家38位成员的殉难甚至比范承谟之死更集中地体现了那些在三藩之乱期间最黑暗的日子里站在清廷一边的人们的忠诚。于是，清廷对马氏家族大加褒奖。1680年，康熙帝举行隆重仪式，赐已故马雄镇太子少保和兵部尚书之职，并赐谥“文毅”。幸存的长子马世济被赐与1669年康熙帝赐给其父的那件龙袍，并授大理寺少卿。1682年8月15日，李夫人也因“深报朝恩”被赐诰命。也在这一年，三藩被彻底消灭之后，清廷特意在广西为马雄镇立祠，以宣扬忠于清朝的思想。马家成员自杀殉国的事迹激励18世纪的剧作家蒋士铨创作了一部题为《桂林霜》的戏剧。此剧在乾隆年间流传甚广。其中一部分颂扬了马家的美德。在最后一段中，那些辽阳女子在来世又得以同桂林英烈重聚，并对他们唱道：六十年人家可怜，六十年人家又传。但剧中大部分内容，以及当时记载这一事件的编年史和家族史，都将马氏家族的殉难描述为超越了而又具体体现出对特定的相互对立的正统王朝之忠诚的最佳象征。明朝有忠臣，清朝也有忠臣。但辽阳马氏却证明，一种始终保持单一门风的家族传统既能容纳在单一世界秩序下对特定王朝的忠诚，也能在统一的道德世界中把平时的理想主义与战时的清教主义结合为一种为个人名誉的纯粹的献身精神。通过马氏家族，历史终于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而清朝如今已同明朝完全相称了，它不仅取代了明朝的统治，而且能够胜任。这位剧作家在《桂林霜》中说道：“古史忠良有万千，国史忠良后媲前。”马氏家族的殉难还激发了百姓的想象力，因为他们总结了天命从一个王朝转向另一个王朝的缓慢而难以驾驭的进程：祖母是一个明朝忠臣；父亲归顺于满洲；儿子是一个清朝忠臣。这是三代人的经历，也是中华帝国60年的历史。在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马雄镇之死集中体现出在长期的军事征服之后，清朝的统治已稳定下来。多年来，对汉族同盟者的依赖曾是清朝的致命弱点。他们多次看到某些汉族同盟者的变易无常，以及（恰恰因为满族人被视为外来的入侵者）他们在姜瓖一类冒险家、或打起明朝或汉族其他王朝之旗号的吴三桂一类军事将领面前的脆弱和动摇。因此，对三藩的战争是同那些认为满族需要他们超过他们需要满族的叛逆者的最后较量。三藩之乱被平定后，主要因为大多数汉官愿意站在朝廷一边，康熙帝及其大臣才认识到清朝的建立并非“伪定”，而是中华帝国历史中又一鼎盛时代的真正开端。当然，他们是对的。在清朝统治之下，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快地摆脱了17世纪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令欧洲君主羡慕的是，在多尔衮、顺治帝和康熙帝奠定的牢固基础上，清朝统治者建起了一个疆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强大帝国。在此后的近两个世纪中，中国的版图几乎比明朝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因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再没有真正的对手能够向清朝的统治挑战。然而，大清统治的和平却在另一方面付出了代价。由于在18世纪席卷欧洲大陆的战争中，双方的兵力几乎相等，因此参战国不得不大力改进其军事技术，并对其专制政体进行合理化改革。中国则缺乏竞争对手，故除了为征服相对落后的亚洲内陆人民、抵御哥萨克的侵扰、及维持对东南亚和朝鲜的宗主权所需要的军事实力外，没有改进其军事技术的强烈愿望。并且，尽管清朝于18世纪建立了军机处，从而导致了清廷最高层权力的又一次集中，但雍正时期的财政改革却没能坚持几年，这些改革本来也许会为清政府提供日后在同西方的斗争中为更有效地征收人头税所需要的财政手段。这不仅是因为缺乏有力的对手迫使清政府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去而进行体制改革；而且是因为清初统治者在运用相当进步但属传统类型的制度与技术以恢复政治稳定的过程中，获得了彻底的成功。权力高度集中，而未得到彻底的合理化改革；君主的权威提高了，官僚政治的积极作用却下降了。1835年，对中国的形象仍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学者式赞美的托克维尔写道：游客告诉我们，中国人安宁但不幸福，有工业但不进步，稳定但不强大，有物质性的秩序但无公共道德。由于这些，社会的发展还算不错，但不是很好。我想，当中国向欧洲人开放之时，他们会发现那是世界上中央集权制的最佳模式。那些最后用武力敲开了中国大门的欧洲人发现，清朝的统治不像托克维尔所认为的那么好。权力仍然高度集中，但行政管理网络的末端已开始同官僚系统的指挥中心脱节。甚至更糟的是，整个系统已放弃了它在清朝初年曾经有过的弹性。而可悲的是，正是17世纪清朝重建统治秩序的成功，使之在19世纪强大的外来干涉再次出现之时，难以作出制度上的选择。在清朝灭亡的最后时刻，整个政治结构也随之崩溃了。清朝的洪业终于被耗尽，帝国的秩序已无法恢复了。

据光绪时所修昆山和新阳两县县志中的风俗条记载：江南士绅因“奏销案”“半归废斥”；“然里巷狡猾不逞之徒见绅士无所畏避，因凌轹之，绅士

：我也没有说就依这个报纸的说法为依据，我只是希望贵大臣再减去若干。伊藤博文说：我日本此次用兵费用远多于八千万这个数字。李鸿章说：究竟是多少数字我不管，我只希望你能够再让少许，即可定议。现在只等你一句话。李鸿章甚至以古稀之人向伊藤哀求，以此少许让步，作赠他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果从李鸿章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挣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也算是他尽心尽责的表示。他们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战，毫不相让，说了用兵费用，又说割让的土地将给日本增加多少财政收入，又说台湾矿产资源，但说来说去，李鸿章就是要让伊藤再让步，而伊藤则坚守不让。眼见赔款数额不让，李鸿章又说到利息，希望伊藤能够免除利息。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讨论。此外，他们还讨论了辽东割让的边界、割让境内居民的安排、换约手续、日本继续驻军的费用等非常琐碎的细节。此次会谈时间最长，结束时已到上灯时分，而其后果并无任何改变，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双方定于后天（4月17日）上午十点钟签字。这个条约因在日本马关签署，史称《马关条约》，或称《中日讲和条约》。这个条约承认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承认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庸；日本获得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中国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万万两；两国间此前所定所有约章均自作废，俟《马关条约》批准互换后，重新谈判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可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需交纳所定进口税；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可派领事官于各口。澳门，现代中国的原点澳门现在的地位是远不如昔了，不过澳门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扮演过重要角色，中国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初接触主要是通过澳门完成的；远东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也是在澳门建立的；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的门槛，也是从澳门这块土地开始的。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视角进行观察，澳门实在是现代中国的原点，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最早的示范地。发现东方大约在15世纪下半期，欧洲的生产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迅速提升的生产能力迫使西方寻求更为庞大的海外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1497年，也就是大明王朝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人达?迦马发现非洲东南海岸那塔尔。第二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由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真正实现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既定目标：这里才是真正的印度，而不是被哥伦布误会的印第安。1511年，葡萄牙航海家沿着达?迦马开辟的新航线继续前行，顺利进占马六甲。又经过三年也就是1514年，大明王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商船终于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中国人借用阿拉伯商人对葡萄牙的称谓，称这些葡萄牙人为“佛朗机”，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误以为他们就是位于马来半岛上的一个部族。[1]而这些东来的葡萄牙商人将错就错，于1518年冒充大明王朝在马来半岛上的属国满剌加朝贡使节，企图获得明朝官方颁发的贸易凭证。此后半个世纪里，这些葡萄牙商人不断扩大对华贸易，只是这些贸易从总体上说在中国并不合法，所以葡萄牙商人与中国地方官府不仅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甚至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暴力事件，中国地方当局不胜其烦，葡萄牙商人也深受其苦，大家都在寻找根本解决的方案。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中国地方政府和葡萄牙商人逐渐从陌生人变成老相识，他们终于通过各种合法乃至不合法的理由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1554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东沿海，他们向中国地方当局谎称船上装载有送往北京的贡品，只是这些贡品在航行途中触礁下沉，不幸潮湿，他们请求广东地方当局能够破例让他们登岸晾晒。葡萄牙商人的理由光明正大，最主要的还在于这些商人已经非常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知道怎样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他们投其所好为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准备了丰盛的礼品，这些礼品或许不过是中国人尚不知道究竟的新奇小玩意而已。可是这些小玩意打动了汪柏，汪柏还真的破例让这些葡萄牙商人登上浪白澳晾晒物品，并允许他们在那里搭建房屋短暂居住。浪白澳位于澳门西南数十里，孤岛悬海，水土恶劣，很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居民，所以葡萄牙商船虽然在浪白澳登陆，但他们实在很难使用这个港口。得寸进尺，葡萄牙商人觉得中国地方当局既然已经准许他们在浪白澳登陆居住，为什么不可以将条件稍好的澳门划拨给他们使用呢？费尽周章几经波折，他们终于获得在澳门建筑房屋居住的许诺，同意他们在那里从事和平贸易，但条件是必须向中国地方政府课以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这个临时性的制度安排不仅开启了中国与葡萄牙之间关系的新时代，两国之间从此大致结束了连年不断的沿海武装冲突，而且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葡萄牙人和后来源源不断东来的西方人不断蚕食、扩大居住范围，澳门从此成为西方世界进入远东抵达中国的桥头堡和一个重要基地。葡萄牙人东来，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与西方接触。中国与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很久远的交往史。早在宋元、汉唐，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已和西方世界有过直接往来和交流。物质的贸易、文化的互换，乃至宗教的传播都曾在东西方留下不少印痕。然而由于文化屏障，中西双方在此之前虽有交往，但实际上相互敌视相互猜疑，并没有多少心灵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认同。中国人恪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祖训，严夷夏之大防；西人则以猎奇的心态看待这个东方古老大国和不一样的文明。自从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来到澳门的西方人开始用力经营澳门，建立进入中国的前沿基地，竭尽全力向中国内地渗透。1562年，新即位的葡萄牙国王指令印度总督派员出使中国，加强联系。明朝政府实在不太明白葡萄牙的用意，这个联系并没有真正建立。然而在这一年，也正因为葡萄牙国王的这个指令，耶稣会传教士培莱思（Francoisperez）抵达澳门，开始筹划向中国内地传教。不久，澳门已有分属耶稣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的传教士。在此后多年里服务于明清两代宫廷中的传教士，差不多都是由澳门登陆然后长途跋涉进入北京，像供职内廷，专事绘画的西洋“画工”郎世宁等，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进入中国内地。[2]甚至到了大清王朝宣布禁教，宣布将那些传教士驱逐出境时，也是要求这些传教士必须经澳门而返国。[3]澳门成为西方来华人士的必经之地，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前接受中国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方面训练的重要基地。澳门能够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重要基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培莱思踏上澳门土地后，他就梦想着早些进入中国本土传教。1565年，培莱思通过各种办法终于到了广州，他在那里用葡萄牙语和中文上书广东布政司，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上岸居住传教。上书大意谓：“本人自幼年读书，深知各种科学。职在周游世界，宣传上主教律。闻知中国地大国强，又系圣贤之邦，敢请允许与彼等相处，借以沟通本人所携来之教义。此外并请求赐予一安身之所，俾能常常为朝廷效力。年老体衰，实已不堪海上风浪之苦，并特借此地举行在海上所不能举行之祭祀典礼，祈全能上主加佑朝廷及其国家与官吏。”[4]负责接待的明朝官员态度友善，接过上书，并询问培莱思所读何书，所奉何教，如何教人得救等道理。对于中国官员的询问，培莱思以《圣经》“十诫”作答，中国官员甚感满意，遂嘱随从将一块粉红丝巾系在培莱思的脖子上，表示培莱思是一位信奉上帝的读书人。紧接着，布政司官员又问道：“你会说中国话吗？”培莱思答称不会。于是中国官员说：“那么最好你先去做学生，学习我们的中国话，以后再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义。”明朝政府用最简单的理由否决了培莱思的请求。这个并非重要的理由给传教士特别是后来的范礼安一个重要启迪，使他们很快意识到要想进入中国，除了等待中国政府政策变化外，他们主观上能够做的事情无疑是要尽快学习且学好汉语。所以，在拒绝入境后，培莱思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返回澳门，修建长久性寓所。这所寓所很快又被改建为学校，在那里创建了澳门第一所耶稣会会院，开始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培训人才，等待适当的机会进入中国内地。这所学校就是后来在澳门非常有名的圣保禄学院，这个学院先后培养出一大批知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成为明清两代来华传教士的一个重要摇篮。为了开辟、拓展远东新教区，罗马教廷于1567年任命葡萄牙人加奈罗（MgrMelchiorCarneiro）为中国、日本教区第一任主教，并从印度移驻澳门，直接管理中国、日本教区。加奈罗就任后，在澳门创建医院和收容所，不断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力，并将进入中国本土创建教区作为奋斗目标，注意健全和发展组织机构，注意汉语人才的培养，寻找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当时，明王朝并不是绝对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规定外国人在每年春秋两季可以两次进入广州，但不允许他们在广州过夜，更不能在那里长期定居。这个政策直到范礼安出任掌管远东传教事务视察员时才逐步改变。范礼安初到澳门在1578年。在澳门，范礼安开始从文化层面深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感到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高贵而伟大的帝国。面对一个具有如此深厚文化、学术修养的民族，唯有那些在学识上和品德上同样具有较高素养的外国人，才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获取在中国居留并传播西方文明的机会。同样，范礼安也相信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勤劳的民族绝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的有教养的耶稣会士拒之于门外。于是他牢记耶稣会总会长临行前的嘱托，设法“再度点燃沉睡之中的远征中国的热情”，“希望开始皈依庞大中国的计划”[5]，决定指派若干神父潜心学习中文，希望能尽快打开迄今为止还对传教士关闭着的中国大门，让一些神父不仅能够进去，而且能够居住下来，生存下去，进而能够向中国人传布基督福音。以范礼安为代表的传教士通过在澳门与中国人实际接触，逐步建立了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新看法，重新发现一个和他们前辈认识并不一样的新东方。[6]西方经验展示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与民间也通过澳门这个地方，在与西人的直接交往中逐步体会西人的善意与执意东来的宗教情怀，逐步改变对西方的看法。东西方在实实在在的交往中不经意地发现对方的优长之处，所以在晚明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尽管中国政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西之间的交流却在一种坦然的正常气氛中进行。如果不是发生后来明清易代的政治变动，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一直维持着晚明时代的气氛，相信不仅中国文化能够启蒙西方，影响西方后来的历史进程，而且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也必将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中国文化的形态，影响着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的进程。而在这个“东西方相互发现”的过程中，澳门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自西人入住澳门后的四百年间，至少在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前，澳门不仅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枢纽、东西方社会与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西人与中国人在澳门杂处，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形态。澳门在西人的直接管理下，一直充当着西方经验在东方的试验基地和示范场所的功能，这对中国后来接受西方文化很有用处。中国后来之所以愿意踏上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在西人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走上变革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在自家土地上久已看到西方化并非想象中那样恐怖与可怕，在适度压力下，中国人完全能够走上与西方人同样的道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在各大中心城市出现大批租界之前，澳门就是中国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对于促动中国后来的变化起到非常重要的功能。西方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教育体制等在澳门的试验与示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启发了中国人的觉悟。在葡萄牙人踏上澳门土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澳门的主权仍在中国政府手里。只是由于定居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多，华人也在逐步增加，社会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问题总会出现。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根据自己的西方经验，于1560年自行选举产生一个自治组织，由一名驻地首领（CapitllodeTerra）、法官和四位较具威望的商人构成，行使社区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力。这个自治组织其理论根据或原初模型似乎是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国组织形态，由这些葡萄牙商人将之移植到远东，所以很像是一个“商人共和国”，也是后来澳门议事会的雏形。澳门早期的这个自治组织在西方的历史上或许意义不大，但从东方、从中国的历史上说则意味无穷。不管怎么说，这是在远东、在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形态，不管这个民主共和国中是西方人居多还是中国人居多，但毕竟是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示范意义不应该低估，它毕竟告诉了中国人，尽管那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很优良，成为西方来华传教士争相赞美的对象，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之外，还是有很不一样的政治体制。这对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政治变革，起到过积极的正面的示范，一大批近代读书人从澳门的发展、政治、市政中获取过重要启示。从历史的角度看，澳门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确实是个不可思议的异数。在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之后很长时间，葡萄牙并没有将澳门视为自己的领地，甚至没有将之纳入葡萄牙在海外在远东的殖民体系中，而完全是因为在澳门毕竟有许多葡萄牙人生活在那里，完全是出于对这些葡萄牙人的关心，由一年一度赴日本的舰队司令或曰巡航首领于途中巡视澳门，就便处理相关事务，比如防务，以及与战争、防务有关的司法管辖权。而对明清两代中国政府而言，澳门或许是太小了，对中央帝国来说似乎从来不值得投入很大的精力进行管理，所以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居住澳门，中国政府始终比较大度，并没有觉得是对自己主权的侵犯。中国政府的放任和葡萄牙政府的不管，为澳门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创造出一种非西方非东方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移植到了澳门，移植到了东方，但这个制度与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制度显然还是那么的不一样，而具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非完全意义上的文明杂交，在中国人的大门里头或者说院子里提供一个与中国传统文明很不一样的示范。1568年，罗马教廷任命卡内罗(D.BelchiorCarneiro）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1575年，澳门教区作为远东第一个主教区开始运转，澳门逐步成为罗马教廷在东方的指挥中心，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这个中介开始向内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于澳门自身，则不断接受西方人的改造，具有越来越多的西方色彩。鉴于此，中国政府于1574年开始在澳门与内地连接的地方设立关闸，管理澳门与内地的往来。然而到了1580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那一年（1580年，明万历八年），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自主选举首席法官，建立自己的市政管理系统，而不是先前简单的自治组织，并决定在澳门实行葡萄牙的法律，第一次将西方的法律体系延伸到澳门。葡萄牙人的做法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或许情有可原，但显然超出了中国政府当时所能接受的底线。1581年，年过七旬的福建长乐人陈瑞（字文峰）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使衔总督两广事务，受命

国产1区 2区 3区淫秽视频璧，你却打我。一现在我告诉你，你要好好守卫你的国家，因为我这次回去，不是要偷你的玉璧，而是要盗取你的城池（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不过，楚国最终并没有背叛盟约。苏秦等纵横家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合纵，最终因为齐、魏两国的负约而崩溃（其后秦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欲败从约。齐魏伐赵，赵主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六国不同心秦国破合纵合纵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之中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从六国联盟的内部来看，首先，六国自身难以长期保持一致。一方面是因为六国关系复杂。既然六国都不是秦国的对手，六国就应该坚持合纵，联合抗秦；但是，六国是六个政治、经济集团，集团内部诸国之间联盟的基础是目标一致、利益一致。阻止秦国东扩是六国联合的目标，六国联合抵制被秦国吞并是六国联合的利益所在。另一方面，六国之间既有利益一致之处，也有利益不相合之处。因为，六国除了需要集体对抗秦国之外，各国之间还经常发生战争。这些利益不一致的地方正是六国的软肋。其中，只要有一至两国违犯纵约，其他国家就会立即停止履约，导致合纵全面瓦解。其次是六国利害不一。在六国之中，韩、赵、魏三国，与秦接壤，是秦国东扩的首要打击对象。燕、齐、楚三国，离秦国遥远，受到秦国的直接威胁较小，这种地缘政治决定了六国对合纵的态度有很大差异。燕、齐、楚三国在韩、赵、魏三国没有灭亡之前，较少受到秦国的直接威胁，因此，对合纵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常常会受秦国的威胁、利诱而坐山观虎斗。韩、赵、魏三国的地缘决定了它们是秦国首要的打击对象，秦国动辄兴兵讨伐。在强秦的高压之下，韩、赵、魏三国也极容易在合纵与连横之间摇摆不定。最后是六国强弱不同。六国之中，齐、楚两国地广国强，因此，齐、楚两国是秦国统一天下的主要对手；秦国对齐、楚两国的联盟最担心，也最下工夫去做“统战”工作。从联盟的外部因素来看，秦国不遗余力地瓦解合纵与有效的应对策略是合纵失败的外因。六国合纵抗秦使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放缓了，但是，当时天下唯一的超级大国秦国当然不愿意就此停止统一的步伐，它必然要想方设法破坏六国的合纵。连横就是秦国化解六国合纵的一剂良方。连横的代表人物是张仪。张仪破解合纵的方法是逐国游说，只要攻破一国即可攻破另一国。张仪就是用与苏秦一样逐国游说、各个击破的办法瓦解了六国的合纵。秦惠文君即位之时，六国兴起了一股称王之风。原来，在周代“王”是最高的称号，只有周天子才能称王。但是，到了此时，周天子势力早已经败落，所以，大家纷纷称王，秦惠文君也改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在位期间，主要精力用于打破六国的合纵，同时，他派司马错伐蜀，得到了蜀地这个天府之国。一个关中之地，一个蜀地，成为支撑秦国统一天下的两个根据地。秦惠文王在位的二十多年，秦国在崛起的征途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明显提速。所以，秦惠文王是秦国崛起之路上的又一里程碑式的人物。那么，秦惠文王之后继承王位的国君又是谁？他还能使秦国在这条崛起之路上走得更远吗？第8章昭王称霸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尤其是经过秦孝公变法和秦惠文王对六国合纵的严厉打击，秦国已经稳居“战国七雄”中的首强地位。秦惠文王死后，继位者为秦武王。秦武王虽然也颇有抱负，但继位三年就因好勇逞能而意外死亡，并且没有儿子。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人不止一个，在秦国宣太后与元老魏冉姐弟联手运作下，远在燕国做人质的赢稷顺利继位，赢稷就是秦国发展史上大名鼎鼎的秦昭襄王。面对东方六国不断变化的局势，秦昭襄王会采取什么策略呢？他在秦国崛起的道路上会有新的动作吗？秦惠文王死后继位的秦武王也是一位富有积极进取精神的君王，他曾经对他的丞相说：我想开一条只能容车子通过的路，到洛阳看看周王的都城，即使死了也不遗憾（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虽然当时已近似傀儡，秦武王的这种愿望实际上不仅是想要称霸天下，而且也是想效仿周室做天子的表露。但是，他有一项爱好，也正是这项爱好，断送了他的性命。秦武王力气很大，特别喜欢举重。不过，秦武王当年举的不是今天的杠铃，而是鼎（三条腿的祭器）。所以，他到处搜寻天下的大力士，授予官职，再与这些大力士比赛举鼎。结果，在一次与大力士孟说比赛举鼎时（据说这一次举的是周室的龙纹鼎），砸断了腿（举鼎绝膑），估计是准备活动不足，或者是缺乏教练的指导。这次受伤非常严重，秦武王不久即因伤痛去世。秦武王继位时就很年轻，当了三年国君就去世了，还没有儿子，这样，法定继承人缺位。而且，他是因伤突然死亡，来不及对继承人做出安排。一场争夺王位的斗争随即上演。姐弟联袂挺赢稷位高权重功震主秦武王死后谁能继位立即成为秦国宫廷中的一件大事，当时秦宫中有条件继承王位的人、无条件继承王位的人都卷入了这场竞争。按照宗法制的原则，能继承秦王之位的只有秦武王的弟弟们，因此，后宫嫔妃中生儿子者都有条件争夺王位。后宫中没有儿子的嫔妃和朝中大臣们虽然没有条件继承王位，但是，有不少人希望自己能有拥立新王之功，于是也卷入了这场争斗。然而此时，秦国有资格、有能力决定这一问题的只有三个人。一是秦惠文王的王后，此时已经是王太后；二是秦武王的王后；还有一个人，虽然不是王室成员，但是，很有实力。他是谁呢？他叫魏冉。在秦惠文王、秦武王时代，魏冉已经在朝廷任官，而且是手握大权的人物（任职用事）。从表面上看，三个人都拥有一定的决定权，这叫三票制。秦惠文王的王后、秦武王的王后，从来没有干预过政事，力量不足，因此，这两票只是个样子。而魏冉则不同，他是秦惠文王、秦武王的两朝元老，在朝中非常有势力。他这一票是三票中最为关键的一票。秦惠文王的王后、秦武王的王后在立谁为继承人的问题上和魏冉的意见不一致，但是，魏冉有权，他利用自己的权力一票搞定此事，强行立秦武王的异母弟赢稷（一称赢侧）为秦昭襄王。此时，赢稷正在燕国当质子（做人质的公子）。在宣布赢稷被立为新秦王的继位人之后，赵武灵王为了与赢稷建立友好关系，派代相赵固前往燕国迎接赢稷，燕国也愿落个人情，便全力配合（赵王使代相赵固迎公子稷于燕，送归立为秦王，是为昭王）。于是赢稷得以顺利回到秦国，并被立为秦王（武王死时，昭襄王为质于燕。燕人送归，得立）。赢稷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他的继位完全是魏冉敲定的。远在异国他乡的公子完全没有左右自己命运的能力，但是他的继位却为他的重孙嬴政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魏冉的决定引起秦武王其他弟弟与支持这些公子的大臣的不满。《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二年，赢稷的弟弟庶长赢壮（秦二十级军功爵制，第十级左庶长到第十八级大庶长都是庶长）和一些大臣、诸侯及秦武王的其他弟弟密谋暴乱，被发现后，全部被杀（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秦惠文王的王后支持赢壮，赢壮被杀之后，她心情不好，郁郁寡欢而死（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秦武王的王后本来是魏国人，在拥立新王的斗争中也遭到失败，被迫回到了魏国（悼武王后出，归魏）。然而，她支持的到底是不是赢壮，史书没有记载。赢稷是在燕国做质子时被魏冉拥立的，此时，国内那么多秦武王的弟弟都没有被立为秦王，魏冉为什么非要立赢稷呢？这事其实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是谁呢？她就是秦惠文王的殡妃“芈（mǐ，米）八子”。“八子”是秦国后宫嫔妃的一种官职。“芈八子”是楚国人，史称宣太后（昭襄母，楚人，姓芈氏，号宣太后）。魏冉是宣太后同母异父的长兄，而秦昭襄王赢稷是宣太后的儿子，这便是魏冉鼎力支持赢稷继位的根本原因。按常理说秦惠文王的王后最有决定权：她是秦武王所有弟弟的嫡母。但是，在秦武王死后确立继承人时，这位嫡母却失败了，因为她没有得到握有实权的魏冉的支持。由于昭襄王此时尚未成年，国家大事便由宣太后负责。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不是一位等闲之辈。她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生活、工作两不误的著名太后。她与义渠戎王私通长达三十年之久，还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她最后又诱杀了义渠戎王，并趁义渠戎人没有任何戒备的情况下，迅速派兵彻底打败戎人，一下子让秦国扩建了三个郡（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作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从此，秦国再无后顾之忧。如果秦国硬碰硬地对义渠用兵，代价一定非常大；而凭借宣太后诱杀情夫，秦国轻松地灭了义渠。赢稷继位时因为未成年，不能亲政，国政都由魏冉亲自掌握。三年后，赢稷举行了加冠礼，正式亲政。由于魏冉是秦昭襄王继承王位最坚定的拥立者，又是他的舅舅，所以，昭襄王亲政之后，魏冉仍然是秦国国政的执掌者。他在昭襄王一朝五次担任丞相，位高权重。魏冉协助秦昭襄王打击六国，立下不少功劳，被封为穰侯。宣太后同父同母的弟弟芈戎，被封为华阳君（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昭襄王也有两个弟弟，坚决支持他，于是一个被封高陵君，一个被封径阳君。所以，昭襄王在位的前三十多年，他的两个舅舅、两个弟弟都握有重权。范叔奔秦倾九州远交近攻杜私门在魏冉和宣太后的运作之下，远在燕国做人质的赢稷顺利继位，三年后亲政。但是，秦昭襄王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秦国虽然是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秦国要想吞灭六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六国的土地、人口、兵力都数倍于秦国。秦昭襄王怎么才能完成历史赋予他统一天下的使命呢？这件关系秦国统一天下的大政，最终亩一个人解决了，他制定了一个最符合秦国利益和现实的统一六国的总方针。这个人是谁？他为秦昭襄王定下了什么样的统一大计呢？这个人叫范雎（jū，居），魏国人，字叔。他曾经周游列国，希望有一位国君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干一番事业，但是一直没有成功。最后，他只好回到魏国，打算为魏王服务，可是家境贫寒的范雎没有资金运作这事，只好在魏国中大夫须贾门下做了个随从。有一次，须贾带着范雎出使齐国，他们在齐国逗留了几个月，没有获得什么成效。就在须贾进退两难的时候，作为随从的范雎却得到了齐襄王的一份重礼——十斤黄金以及牛肉美酒。原来齐襄王得知范雎很有口才，所以派专人给范雎送了礼。当然，齐襄王这份礼也不是白送的。那个年头，每个国家的国君都想得到人才，齐襄王送礼其实是想让范雎为齐国服务。范雎看到自己的主人都没有见到齐王，而齐王反倒给自己送来了礼物，他马上意识到不能私自接受齐襄王的礼品，便一再推辞，不敢接受。但是，这事还是让须贾知道了。须贾得知后，大为恼火，他认为范雎一定是出卖了魏国的国家机密，因此才得到馈赠（以为雎持魏国阴事告齐，故得此馈）。但是，这是在齐’国，他不便发泄，便让范雎收下牛肉美酒，把黄金退了回去。范雎一切照办，但是，一回到魏国，须贾便向魏国宰相报告了这件事。当时，魏国宰相是魏国公子魏齐。魏齐听后大怒，下令用板子、荆条死打范雎，打断了范雎的肋骨、牙齿（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范雎眼看自己要被活活打死，只好装死。魏齐以为范雎死了，就派人用席子把他卷起来，扔到厕所里，还让喝醉酒的宾客轮番往范雎身上撒尿，以此羞辱他，惩一儆百。其实，卷在席里的范雎还活着，他趁着无人，对看守说：您如果放了我，我日后必定会重谢您。看守动了心，想放走范雎，便向魏齐请示，把席子里的死人扔掉算了。刚好，魏齐喝得酩酊大醉，顺口答应说：行。范雎因此得以逃过一劫。魏齐酒醒后后悔把范雎当死人扔掉，又派人去搜寻范雎，结果死人竟然不见了。魏国人郑安平听说了这件事，找到范雎，带着他一起逃走，秘密隐居下来，还让范雎改名换姓，叫张禄。就在这个时候，秦昭襄王派使者王稽出使魏国。郑安平寻找机会给王稽当了个差役，侍候王稽。王稽问他：魏国有没有贤士愿意跟我到秦国去（王稽问：魏有贤人可与俱西游者乎）？郑安平回答说：我有一位老乡张禄先生，想与您畅谈一下天下大事。不过，他有仇人，不敢白天来。王稽说：那夜里你跟他一起来。晚上，郑安平带着张禄夜访主稽。还没说几句话，王稽就意识到张禄是个难得的奇才（郑安平夜与张禄见王稽，语未究，王稽知范雎贤），便对张禄说：我马上回国，请先生先在都城西南等我。范雎与王稽约好见面时间就匆匆离去。王稽到了城南，拉上范雎很快进入了秦国国境。王稽的车队走到湖县（今河南灵宝）时，远远望见有一队车马从西边奔驰而来。范雎问：那边过来的是谁？王稽答道：那是秦国国相穰侯去东边视察郡县。范雎一听是穰侯，便说：我听说穰侯独揽秦国大权，最讨厌六国的人士。如果见面，恐怕要受辱，我得在车里躲一躲（吾闻穰侯专秦权，恶内诸侯客，此恐辱我，我宁且匿）。不一会儿，穰侯到来，看见王稽，便停车询问说：关东的局势有什么变化？王稽答道：没什么变化。穰侯又问：大使先生不会带着说客来吧？这种人只会扰乱别人的国家（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王稽连忙回答：臣下不敢。两人随即告别而去。范雎对王稽说：穰侯是个有智谋的人。刚才他怀疑车中藏着人，可是忘记搜查了。这事穰侯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后悔刚才没有搜查车子。于是，范雎跳下车一路狂奔，大约跑了十几里，穰侯果然派骑兵赶回来搜查车子，没发现人，这才作罢（范雎曰：吾闻攘侯智士也，其见事迟。乡者疑车中有人，忘索之。于是，范雎下车走，曰：此必悔之。行十余里，果使骑还，索车中无客，乃已）。王稽擦了一把额上的冷汗，和范雎一块进了咸阳。王稽向秦昭襄王报告了出使情况，趁机对他说：魏国有个张禄先生，是天下难得的贤士。他说，秦国现在处境非常危险，如果能采用他的方略便可使秦国转危为安。但这事只能面谈，不能书信转达（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得臣则安。然不可以书传也），所以我把他拉到秦国来了。此时，秦昭襄王已经即位三十六年了。这三十六年中，秦昭襄王武功赫赫，向南夺取了楚国的焉队郧（楚国都城，今湖北江陵）重镇，楚怀王也已经在秦国被囚禁而死；向东攻破了齐国。秦国还曾多次打败韩、赵、魏三国，使这三国处境危险（南拔楚之鄢郢，楚怀王幽死于秦。秦东破齐，湣王尝称帝，后去之。数困三晋）。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使秦昭襄王讨厌那些说客，不相信那些说客，所以，他并不相信王稽的话。但是，秦昭襄王也没有赶走范雎，还让他留了下来，只是给的待遇很低，住很差的旅店，吃很差的饭。范雎此时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等下去。一年多以后，范雎终于等到了一次机会。这是一次什么样的机遇呢？原来，秦国国相穰侯魏冉打算跨越韩、魏两国去攻打齐国，以便扩大魏冉的封地陶（及穰侯为秦将，且欲越韩、魏而伐齐纲、寿，欲以广其陶封）。范雎知道这件事后，立即给秦昭襄王上了一封奏书。范雎究竟从穰侯的伐齐建议中看到了什么呢？范雎看到了穰侯谋取一己之利的私心。穰侯拥立秦昭襄王，这是他的第一大功；穰侯举荐名将白起，屡屡大败六国，更进一步地奠定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这是穰侯的第二大功。但是，穰侯在获得成功的同时，自己的私欲也在同步放大。穰侯的封地陶（今山东定陶）靠近齐国，因此他主张

不起，洋务运动始终只能学到别人的浮表和过时的末技，这就根本谈不上中兴之路了。因此，晚清的中兴之举，只能给未来播下一些种子，要想国家富强，只能化为了一场梦。晚清中兴的失败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永远不要让软弱派主政，软弱派只能使强国变弱，使弱国灭亡，依靠他们来变革图强，无异于缘木求鱼。值得回味的是，软弱派在主观上也是希望国家富强的，所以才会掀起一场洋务运动，实践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有道是，吃一堑长一智。这些中兴的大臣，皆是智慧之士，看到此“软弱姿态”无效了，为什么不改变方略？难道这是一种性格使然？政治上的软弱性是由一种人格的软弱性决定的吗？但他们对农民起义，又为什么那么残酷强硬呢？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对外政治上永远的软弱性？第十八章百日维新始末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举国震惊，它标志着洋务运动救国的彻底失败。在全国上下的群情激愤中，预示着将有一场新的风暴来临。一、戊戌变法《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立刻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全国人民奋起反对，痛骂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此时，正是全国举子在北京会试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两人一起写了份长达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参加会试的各省一千多名举人都签了名，然后集合起来，到都察院门前请愿，求都察院向皇上转达他们的意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这次“公车上书”，虽然皇帝没有看到，但影响极大，康有为、梁启超成了维新派的领袖。“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考中了进士，清廷授予工部主事，但并没有影响他的维新思想。不久，康有为又用进士名义，第三次给光绪帝上书，这一次，光绪看到了，他读后非常赞赏康有为的主张。一个月后，康有为又写了《上皇帝第四书》呈了上去。康有为这些“上书”，光绪的教师翁同龢都读过，觉得说得在理，并积极向光绪推荐。光绪读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的心被炽烈的火焰所燃烧，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光绪亲政六年来，耳闻目睹的内政外交，皆是一本失败的记录，他从康有为的文章中，看到了振兴大清王朝的一线希望，为保大清社稷，非实行新政不可，但这必须征得慈禧的同意。光绪决心向慈禧摊牌了。他来到乐寿堂，向慈禧跪地请安后，将公车上书的内容大致说了一遍，然后陈述了自己酝酿巳久的新政方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慈禧并未训斥，也未阻挠。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1898年六月十一日），由军机处颁布了诏定国事的圣训，向中外宣示。光绪在圣谕中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主大小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准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从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授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听了不少有关改革方面的意见，其变法的要点就是“富国”、“养民”、“散民”之法，实行“议郎制”，开设十二局。一言以蔽之，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光绪很高兴，授康有为暂时为总理衙门章京（主持文书工作），任梁启超为大学堂主事，维新派的骨干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批阅奏折、起草上谕的工作。同时，李鸿章、敬信给因筹办新政不力而被撤出总署。于是，维新变法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起来。因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故史称“戊戌变法”。二、袁世凯叛变变法刚开始时，慈禧并不反对，她对光绪说：“变法也是要紧的，但勿违祖制，勿损满洲权势，方准施行。”但随着变法的进行，触动了一些守旧派的利益，于是反对之声四起。御史文悌就在木箱中投入不少弹劾光绪帝“倒行逆施”的记录文字。不久又索性上了一个奏折，严参维新人物康有为等。光绪阅过奏章，怒不可遏，将其革职。皇帝的态度对守旧大臣是当头一棒，他们觉得在皇上那里是无法行通，便转向慈禧那里下工夫，他们私下串联，唆使文悌到天津，向慈禧的心腹直隶总督荣禄诉苦。荣禄也十分明白，一旦维新派羽翼丰满，光绪掌握实权，自己的下场也将是一个未知数。他先通过文悌散布“皇上病重”的谣言，又串通李莲英唆使太监到酒楼哄传“皇上与维新派阴谋加害慈禧太后”的谣言等等，这些谣言很快传到了慈禧耳中。看到火候已到，顽固派代表人物荣禄，就开始频频出现在颐和园，向慈禧报告新政的流弊以及众大臣的意见。慈禧太后听完气得脸色发青，半天不说话，心想：“看来这个皇帝是不能让他当了。”过了几天，光绪到颐和园去见慈禧，慈禧铁着脸对他说：“你实行法政，我不管，可你要随便裁用大臣，任用那些维新派小人不行。”光绪帝说：“不变法不能救国，不把把守旧无能的大臣罢免，任用有为之士，就不能变法。请太后理解我的心情。”慈禧冷笑说：“你倒该想想，你的皇位还要不要了！”光绪一走，慈禧就同荣禄密计乘天津阅兵之机进行兵变，实行废立，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颐养天年”的样子，假作脱离了朝政。但这个密计被梁启超的内党得知并告知了维新派。光绪同康、梁等人反复研究后，决定利用手握兵权的袁世凯除掉荣禄，从而打乱“天津阅兵”的计划。这袁世凯是个怎样的人物呢？袁世凯祖籍河南项城，他少年虽有学，却没有取得什么功名，平时喜欢使枪弄棒，与一帮浮浪子弟结交，恶少之名远近皆知。学业上已没有了指望，但他认为凭军功可以飞黄腾达，是做人上人的捷径，于是便投奔嗣父袁保中同寅弟兄吴长庆处。吴长庆时为山东提督，不久，袁世凯随军赴朝鲜，其时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海军的创建者，大学士兼直隶总督，位高权重。袁世凯察言观色，发现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于是就在李鸿章面前说吴长庆的坏话。不久，李鸿章果然将兵权从吴长庆手中削去一半交给了袁世凯，结果吴长庆郁愤而死。而后，年方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在李鸿章的保奏下升为三品道员。中日甲午战争时，袁世凯见李鸿章年近七旬，利用价值已不大，于是故伎重演。他将自己在朝鲜办理军务、外交的情况以及同李鸿章的来往电报，汇编成一本小册子，含沙射影地攻击李鸿章，分送给王公大臣。他知道荣禄与李鸿章有芥蒂，就频频出入荣府，一有机会就说李鸿章的坏话，荣禄很快将他收为心腹。就是这个见利忘义、善于投机钻营、反复无常的势利小人，却被维新派看中了。一天，光绪召见袁世凯，作了一番抚慰后，任命他为侍郎候补。袁世凯返回法华寺，兴奋得连饮数杯，蒙胧中听见一阵响声，袁世凯忙命护从去打探，只见三个背剑的陌生人前来造访，口称：“要见尉帅。”护从阻止不住，三人大步登堂入室，袁世凯不禁吓了一跳，来者中一位高个子见袁世凯神色不定，急忙拱手一揖道：“我乃军机处章京谭嗣同，这两位乃是我的朋友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下官此来别无他意，谨向尉帅高升致以恭贺之意！”这时，袁世凯才松了口气。谭嗣同是维新派代表人物，又是在皇上面前红得发紫的人，袁世凯自然心中有数，至于王五、胡七乃京师大侠，尽人皆知。他连忙客套说：“鄙人才疏学浅，有幸升迁，还望大人关照。”谭嗣同审视了一番袁世凯，试探着问：“你对皇上的印象如何？”善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马上顺水推舟地说：“鄙人曾在海外任职，同洋人打过不少交道，深知圣上非用康南海变法之术，中国绝无中兴之望。我之所以参加强学会，也是为了能够积极投身到变法中去。”谭嗣同见状，就索性告诉袁世凯天津阅兵是个阴谋，慈禧和荣禄要加害皇上。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掏出一幅黄锻密旨和一支小令箭，令袁接旨。袁世凯跪地双手接过，迅速浏览了一下圣旨，原来皇上命令他回天津铲除荣禄，夺过兵权，带兵赴京勤王。他极为惊骇，半晌无语，愣愣地跪在那里，像一段呆木桩。“尉帅请起！”袁世凯这才如梦方醒，颤巍巍地站起身。谭嗣同接着又讲了太后和荣禄的密谋，最后说：“现在皇上大难临头，只有你能救皇上。”谭嗣同盯着袁世凯又说：“眼下皇上有难，正需臣子报效，你办了这件大事，可升为直隶总督。如若不然尉帅可到颐和园去告发，这个功也不小，这全凭尉帅裁处了。”袁世凯抖动着两撇小胡子，显出无比激动的样子，正色说：“大人将袁某看成什么人了！请你转告皇上，放心就是。皇上对我恩重如山，我袁某虽肝脑涂地，无以报效！荣禄逆贼，我杀他岂不和宰一条狗一样容易吗？”谭嗣同仍不放心地说：“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可大意。”“老弟放心，袁某明白，明日即回天津布置。”袁世凯一脸庄重诚恳的样子。谭嗣同走后，袁世凯权衡利弊，最后去见荣禄，将谭嗣同的密访一字不漏地报告给了荣禄，还将密旨和小令箭一起交给荣禄。荣禄见了这些，大吃一连夜去见了慈禧。三、戊戌政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光绪帝正在睡梦中，御前太监王商唤醒了他：“万岁爷，太后老佛爷回宫了！”光绪一听，脑袋顿时“嗡”的一声，神色为之一变。因为按惯例，每年端午节到万寿节这一段初夏到中秋之际，慈禧一向住在颐和园中消暑，此时尚早，她突然回宫，其中必有缘故。王商又低声说：“万岁爷，听说老佛爷的气色不大好……”光绪两只大眼睛转了转，皱了一下眉头，不禁满腹狐疑：难道袁世凯那里出了什么岔子？他定神吩咐道：“叫过珍妃，跪迎老佛爷！”光绪和珍妃来到慈禧跟前，跪拜说：“亲爸爸，孩儿给您请安。”慈禧瞪视着光绪，手指着他道：“哼，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亲爸爸吗？”亲爸爸，是满族人对姑母的一种尊敬而又亲切的称呼。光绪四岁进宫时，慈禧就命乳娘、太监教小载湉称她“亲爸爸”。光绪支吾道：“连日政务繁忙，不曾到颐和园去给亲爸爸请安，实是孩儿的不是。”慈禧挖苦道：“我知道你很忙，一会儿部署斩杀荣禄，一会儿部署兵力包围颐和园，如此军国大事，岂能不忙！”光绪不听犹可，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几乎昏倒在地。他知道机密已经泄漏。半晌，才讷讷地说：“亲爸爸言重了，孩儿岂敢？孩儿因不愿大清倾覆，不愿做亡国之君，才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以求中兴大清太平盛世。而那些老耄们极力阻烧，孩儿不得不杀一儆百……”没等光绪说完，满脸铁青的慈禧用手猛拍了一下御案，叫道：“杀一儆百，你不是杀到我头上来了吗？你好大的胆！你本是旁支侧出，四岁时是我把你抱进宫来，二十多年，我替你成婚，让你亲政，可如今你长大了，你却报答得好啊，你听信小人的话要杀我这老耄，天理良心何在？你从小就读过圣贤书，知道‘子不违父命’的道理，如今你贵为天子，我倒要问你这做儿子的要杀父母，该当何罪？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慈禧说着，不禁有些哽咽了，一双老眼溢满了泪水。光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亲爸爸，孩儿绝不是此意，莫听小人谗言。”“那谕旨和令箭也是小人谗言吗？”光绪已经解释过了，不想再说话。慈禧说：“可惜啊，可惜，你辜负了我这份心哪，你口口声声大清江山，可是大清江山就要断送在你手里了，你这个不孝——”慈禧想说“逆子”二字，但对皇上说“逆子”有些不妥，就咽了冋去，接着又说：“你也不想想，今天没了我，明天还能有你吗？你根本不配做皇上，我一定废黜你，另立明君！”这天上午，王公大臣们集聚在乾清宫，慈禧在御座上正襟危坐，荣禄、李鸿章、庆亲王、端郡王等都跪在案前。慈禧开门见山地说：“近年来我归政以后，不料皇上听信康逆妖言，闹得举国上下乌烟瘴气，坏了大清的体统，皇上既然已经辜负祖宗寄托，已不堪为帝，我意应当废黜，众卿以为如何？”群臣面面相觑，半晌不敢出声。荣禄因听到一些风声，知道洋人对光绪新政颇有好感，都支持他变法，如果真的废了光绪帝，国内、国际皆会有人反对，于是壮着胆子说：“废立恐引起国际干涉，臣以为暂缓为妥，臣等再请老佛爷训政。”其实，谁当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这样大权在握，一切都好办了。荣禄提出此议，既合慈禧之意，又省去了不少麻烦。慈禧又问群臣：“众爱卿以为如何？”荣禄乃慈禧第一心腹，谁还敢有异议，遂纷纷说：“制台大人所言甚妥，我们请老佛爷重新训政。”“只有太后重新训政，大清才有希望。”于是当天下午，荣禄命军机处拟旨，以帝诏布告天下，略称：朕躬疾脞，再请慈禧皇太后亲政；由即日起，在便殿设朝办事。钦此。第二天一早，光绪被软禁到了瀛台。他站在涵元殿，望着茫茫的西苑湖秋水，仰天叹道：“吾不如汉献帝也！”这样，戊戌变法失败了，从宣布变法到变法失败，前后只有一百零三天，于是人们又称之为“百日维新”。慈禧重新走上前台的头一道懿旨，就是下令缉拿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光绪在风声鹤唳的时候，并没有忘记与他休戚与共的维新派。他在去瀛台之前，曾下了一道密旨，令康有为等逃匿。康有为接到密旨，知道不妙，立即乘火车前往天津，又从天津搭一艘英商太古公司的“重庆”轮船去上海，在英国领事白利南的保护下，从上海乘快艇去了香港。梁启超接到密旨后急赴日本大使馆避难，后来在日本人保护下伺机逃到了日本横滨。谭嗣同知道政变消息后，一面深悔自己认错了袁世凯而误了皇上的大事，一面暗自打定主意，国难当头，以死来唤醒国人。大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无论怎么劝，均告无效，最后谭嗣同慷慨赴死，他在狱中用炭写了首诗表达自己的壮志：望门报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898年九月二十八日，清政府杀害了谭嗣同和另外五个被捕的人：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后来，人们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点评】戊戌变法的失败，把人们依靠朝廷本身的改革来强国的最后一丝梦想也给破灭了。戊戌政变，清朝皇室自相残杀，错过了变革维新的机会，丧失了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清廷拒绝维新，终遭灭顶之灾。而对于改革家来说，空有政治理想而没有适宜的手段和谋略，政治理想就会落空，就会被玩弄权术的反动势力击败。第十九章严复和《天演论》在戊戌变法兴起的同时，另一位重要人物以他对西学的研究成果，影响了康有为等维新派，这个人就是严复。严复，字几道，福建候官县人。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他十四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严复的父亲对他的教育十分重视，使他自小就养成良好习惯。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就在他父亲去世那年的冬天，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福州船政学堂。这是一所海军学校，附属于福州船厂，是左宗棠督闽浙时创办的。严复在这所学校的五年间，除了学习英文和驾驶船舶技术外，还学习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课程。1872年秋，严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被分配到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了五年。由于他工作勤奋，又被选派到英国去留学。在1877—1879年英国留学期间，严复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对英国的社会也进行了一番考察。课余时间，他都用来学习和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两年后，严复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做教员。第二年被李鸿章聘到天津担任北洋水师学堂的教务长，十年之后又任该校校长，严复在这所学堂工作了二十年，直到19

；擅长驾车，射术超群；多才多艺，技能出众；文思敏捷，能言善辩；坚决果断，敢做敢为。五种美德集于一身，休说继承智氏家业，简直和中国上古传说中后羿这样的神话人物有一拼。然而荀申的这个决定遭到族人智果的反对，他提出了另外一个人选——荀宵。荀申对此不理解：荀宵面相凶狠，人们看到他都怕，你怎么会推选他呢？智果回答：荀宵凶狠，是狠在表面，荀瑶却狠在内心。荀瑶有五种美德，独缺仁义。长得漂亮，武艺高强，能言善辩，才艺出众，敢于任事，这都是好事，但是如果内心无仁义的话，这些美德只会助长他的暴戾之气。恕我直言，如果您一定要荀瑶继承家业，智氏必亡。荀申考虑再三，还是立了荀瑶为世子。智果带着家人跑到晋国太史那里，改了族谱，宣布脱离智氏，自称辅氏。这就意味着，此后智氏家族不论兴废存亡，都与他没任何关系了。直到二十多年后，人们才会拍着大腿，称赞智果是个聪明人。但在当时，人们对他的行为并不理解，他们看到的是，智氏家族在荀瑶的带领下越来越强盛，甚至超越了荀跞和荀申的时代。公元前472年，荀瑶以亚卿的身份率军讨伐齐国，在犁丘与齐军相遇。战前，他亲驾战车巡视晋军，战马突然受惊，朝着齐军阵营狂奔。以荀瑶的驾车技术，要控制住战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他意识到，如果这样做，会让齐国人误以为自己胆小，于是他放马疾驰，一直冲到齐军营垒前才掉头。此举极大鼓舞了晋军士气。在后来的战斗中，荀瑶又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亲手擒获齐将颜庚，取得了此战的胜利。公元前468年，荀瑶伐郑。齐国权臣陈恒（即田恒，古代陈、田同音，陈氏即田氏）率军救援郑国。荀瑶得知消息，主动引兵退去，但是派人给陈恒送去一封信。信上说：“您的祖先是陈国公子，陈国的灭亡（陈国于公元前478年为楚国所灭），郑国是出了力的（完全是胡说），所以寡君才派我攻打郑国，是为了替陈国报仇。但是您却跑来救援郑国，让我感到很不理解。难道您一点都不在乎陈国吗？既然您都不在乎，我又有什么所谓呢？所以我主动撤军了，恕不奉陪。”这封信东拉西扯，不着边际，显然只是为了调戏对方。陈恒阅后大怒，但又想不出什么词来回骂，只得提笔回信说：“老是欺负别人的人，不得好死！”不消说，荀瑶很快赢得了晋国人的好感。该有的他都有了：显赫的家世，尊贵的地位，伟岸的身躯，机智的谈吐，一往无前的勇气，货真价实的战功，还有调弄敌人的闲情逸致。他宛如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光芒四射，照耀晋国，连赵鞅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公元前464年，荀瑶再度伐郑，赵鞅派世子赵无恤随行，担任荀瑶的副手。赵鞅的本意，一是让无恤亲历战场，获得经验和名声；二是向荀瑶表明，晋国日后必定是荀瑶的天下，请他对无恤多多关照。可以说，这既是“知其雄，守其雌”的政治智慧，也是一位垂垂老矣的父亲对儿子的关怀与呵护。但是，荀瑶对赵鞅的拳拳之心并不以为意。据《左传》记载，这一战进行得并不顺利。晋军包围了郑国的首都新郑，却遭到郑军的猛烈反击，攻势一度受阻。战斗最危急的时刻，荀瑶命令身边的无恤出战，带领敢死队强攻新郑的南门。听到这道命令，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冷兵器时代，攻城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强攻更是险上加险。守城者可以凭借着城墙和箭垛保护自己，而进攻者则暴露在箭矢檑木之下，还要扛着云梯等攻城器具越过护城河，极易伤亡。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进攻方一般不会采取这种“杀敌八百，自损三千”的笨办法。退一万步说，即便是强攻，也不该由无恤来担当。这倒不是说无恤不能冒险，而是没有让一支军队的副统帅去当敢死队长的道理。大伙都将目光集中在无恤身上，看他如何应对。无恤只说了三个字：“主在此。”主在此，这三个字看似简单，实则可软可硬，大有乾坤——软一点说，“有主将在，我不敢争先。”硬一点说，“你是主将，为什么不自己去？”总之就是我不去，你看着办吧！荀瑶盯着无恤看了几秒钟光景，突然操起案几上的一个铜酒壶，朝无恤狠狠砸去，发疯似的骂道：“懦夫！贱人！你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当世子，我真替赵氏感到羞愧。”如果不是无恤躲得快，再加上众将死死劝住，荀瑶非将无恤砸死不可。无恤灰头土脸回到自己帐中，家臣都很愤怒，摩拳擦掌，要去和荀瑶拼命。无恤用一句话将大伙都劝住了。“父亲立我为世子，不就是因为我能忍吗？”强权之下不屈服，不妥协，但也不乱来，这就是在乱世之中的生存法则。事情到此，本来应该过去了。但荀瑶显然不解恨，从郑国回来后，他专门找赵鞅谈了一次，一本正经地建议赵鞅废掉无恤，另立世子。赵鞅听了，一脸错愕，不明白眼前这个人是过于颟顸（mānhān）还是过于跋扈。要知道选择继承人乃是家族内政，岂容他人插手？更何况赵鞅现在是晋国上卿，智氏家族虽然强盛，荀瑶也不过是个亚卿，凭什么对他的家务事指手画脚？荀瑶却没有关注赵鞅的情绪变化，仍在那里滔滔不绝，极力向赵鞅证明：不废无恤则赵氏必亡。可是赵氏亡不亡跟他有什么关系呢？站在竞争者的角度，赵氏的继承人越是不堪，不是对他越有利吗？赵鞅半眯着眼睛，听着听着，终于弄明白了：荀瑶这个人，从骨子里头有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质，但凡他看不惯的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果是这样的话，选择外柔内刚的无恤来对付他，倒是没错了。赵鞅睁开眼睛，老练地打了几个哈哈，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便将荀瑶打发走了。新郑城下的这场冲突，为九年之后的晋阳之战埋下了伏笔。外柔内刚的赵氏族长赵无恤其实赵鞅选择无恤为继承人，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赵鞅骨子里头是个旧式贵族，对一切传统事物抱有一种温婉的敬意。他当权的时候，晋国公室已经极度衰落，大权完全把控在四大家族手里，但他以上卿之尊，仍然保持了对公室的尊重（至少表面如此），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一开始他也是严格遵守周礼的规定，立了嫡长子伯鲁为世子。那时候，无恤还小，而且是奴婢所生之子，在众多兄弟中，地位最为低下（是以荀瑶称之为贱人）。赵鞅即便不立伯鲁，恐怕也轮不到无恤。直到有一天，一位名叫姑布子卿的相士来到赵鞅府上。赵鞅将自己的儿子都叫出来，让姑布子卿给他们看相。姑布子卿看完之后便摇头说：“您的儿子不少，但都不是大将之才。”赵鞅很紧张：“照您那样说，赵氏岂不是没希望了？”姑布子卿说：“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孩在院子里玩泥巴，不知道是不是您的儿子？”赵鞅赶紧叫人将那小孩带进来，拍着脑袋想了半天才说：“这个是我儿子，叫什么来着……对了，无恤。”姑布子卿站起来说：“这位才是真正的贵人。”赵鞅说：“您不是开玩笑吧？这孩子的母亲，是我从狄人那里买来的奴婢，一点也不贵！”姑布子卿高深莫测地说：“天命所赐，虽贱必贵。”赵鞅再问时，他便笑而不答，飘然而去。赵鞅将信将疑，但是从此之后，便开始注意观察无恤的言谈举止，发现这个小孩确实有与众不同之处。有一次，赵鞅将自己总结的一些人生格言书写在竹片上，发给儿子们学习。过了些日子去检查，其他人都背不出来，只有无恤倒背如流，还能举一反三，说出自己的见解。赵鞅很惊奇，便问无恤为什么学得这么好。无恤从怀里掏出一个锦囊，小心翼翼地打开，从里边掏出那几块竹片，说：“我每天将父亲的教导带在身边，不时拿出来温习，自然记得牢。”这件事无疑大大增加了无恤在赵鞅心目中的分量。过了一些年后，无恤也成年了。有一天赵鞅将儿子们全召到跟前说，他在常山（即北岳恒山）埋藏了一件宝贝，谁先找到它，就有重赏。大家赶紧驾车出发去寻找，唯有无恤慢慢吞吞，不紧不慢，最后一个出发。几天之后，大伙都空手而归。无恤回来之后，却对赵鞅说：“我找到了。”“哦？”赵鞅很高兴地说，“在哪？”无恤说：“您所谓的宝贝，就是我们可以凭借常山之险，吞并代国。”代国位于今天的山西东北与河北西北交界之处，是白狄人建立的国家。赵鞅为了拉拢代国，将自己的女儿（也就是无恤的姐姐）嫁给代王为妻。但是在他心里，早就盘算着如何吞并代国来扩大赵氏的地盘，同时获得代地盛产的良马。这么多儿子去找宝贝，只有无恤看穿了他的心思。经过这件事后，赵鞅下定决心，废除伯鲁，改立无恤为世子。公元前458年，赵鞅去世。无恤办完丧事，还没脱掉孝服，就带人跑到夏屋（今山西省代县），请姐夫代王前来相聚。代王欣然赴会，他把这次宴请当作无恤上台后向他示好的表示，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阴谋。席间宾主相谈甚欢，从无恤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失去父亲的悲痛。如果是中原人，必定能够看出不对劲的地方——父亲去世不久，就算是装也得装出悲伤的样子，怎么能够谈笑风生呢？但是代王显然不懂中原文化，他毫无防备，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他的随从也喝得东倒西歪。这个时候上来一队光膀子的精壮厨子，一人拿着一个长把铜勺，给客人分羹。无恤咳嗽一声，用宽大的袖子将脸遮住。代王还没反应过来，脑袋上已经挨了铜勺重重一击，立马脑浆迸裂。他带来的人也被如法炮制，悉数杀死。无恤迅速兴兵北上，轻而易举拿下代国。如果要问无恤这一票捞得有多大，其实也不算太大——一百多年后，赵氏的后人赵武灵王在这里设置代郡，下辖区区三十六个县而已。无恤的姐姐听到代王被杀的消息，呼天抢地，悲痛万分。当无恤派人接她回晋国，她哭泣道：“因为是自己的亲弟弟，就忘记杀夫之恨，是不仁；因为自己的丈夫死了，就怨恨弟弟，是不义。”于是跑到一座山上磨笄（jī）自杀。所谓磨笄，就是将发笄磨得尖尖的。代地的百姓怜悯这位刚烈的女子，将她自杀的地方称为磨笄之山（今河北省张家口）。而后人以“磨笄”代称后妃自杀殉国，典故就出于此。无恤为了姐姐的死，很是内疚。那时候伯鲁已死，无恤便将代地封给了伯鲁的儿子赵周，称之为代君。他这样做，也许是想告诉天下人，赵无恤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赵氏。智伯的致命弱点：贪婪与傲慢赵鞅死后，荀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晋国上卿，三位亚卿分别是赵无恤、韩虎（韩不信之孙）和魏驹（魏曼多之子）。荀瑶一上台，便雷厉风行地干了几件大事。公元前458年，荀瑶谋划进攻仇由。仇由是狄人建立的山中之国，交通极为不便，战车无法通行。荀瑶命人铸造了一口大钟作为礼物，载在牛车上送给仇由国君。仇由人欢欣鼓舞，在山中开辟道路迎接。道路开好后，晋国大军随着那口大钟一拥而入，消灭了仇由。公元前457年，荀瑶剑指中山。中山地处今天的河北省中西部，是白狄的一支——鲜虞人建立的国家。据《吕氏春秋》记载，中山军中有一种“力士”，身穿铁甲，手持铁棒，“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战斗力极强。但是荀瑶显然不怕中山力士，一举攻下了穷鱼之丘（今河北省易县），后来又派人攻占了左人和中人（今河北省唐县），使中山遭受重创。公元前456年，荀瑶又命韩虎、魏驹率军讨伐居住在伊水和雒水之间的戎人部落，攻取卢氏城（今河南省西部），将戎人在伊、雒之间建立的大小政权全部摧毁。这一次行动的意义重大，“自是中国无戎寇”，解决了自春秋时期以来就一直困扰中原的戎患。应该说，荀瑶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烧得很旺，赢得了满堂喝彩。有人甚至认为，若荀瑶照着这个路子走下去，必能成为晋国中兴的名臣。但是很显然，荀瑶的志向不在于晋国中兴。他将三位亚卿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讨论原来范氏和中行氏的土地归属问题。这些土地，自从二氏灭亡后，一直由公室代管。荀瑶提出，现在公室人才凋敝，难以管理这么大片的土地，不如分给四大家族来管理。三位亚卿都无异议——谁会有异议呢？当然，有一个人很有意见，那就是晋国名义上的统治者晋出公（晋定公于公元前475年去世，晋出公是他儿子）。晋出公一怒之下，向齐、鲁两国发出密函，请求他们发兵“清君侧”，讨伐四大家族。这下捅了马蜂窝，四大家族联手起来，将晋出公赶出了晋国。国不可一日无君。晋出公出逃后，一个名叫姬骄的公室子弟被立为国君。姬骄是晋昭公的曾孙，他的祖父公子雍是晋昭公的小儿子，他的父亲公孙忌跟荀瑶的关系很好。因为这层关系，他才被荀瑶选中。姬骄在历史上是如此不重要，以至于在《史记》的记载中，他一时被称为晋哀公，一时被称为晋懿公。而在其他史料中，他又被称为晋敬公。到底哪个才是他真正的谥号，没有人花心思去考证。荀瑶现在成为了晋国的第一人，智氏家族也成为晋国的第一大家族，实力远在另外三家之上。从公室瓜分来的土地，智氏获得最多，超过其他三家的总和。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大兴土木，给自己盖了一座宫殿。宫殿落成之日，家臣都来祝贺。有一位名叫士茁的，一直拖到晚上才来。荀瑶半带着醉意，不无炫耀地问士茁：“这房子壮观吗？”士茁回答：“壮观是壮观，但是下臣总觉得有些担忧。”荀瑶说：“你有什么好担忧的？”士茁说：“下臣为智氏掌管文书，看到书上说，高山峻岭，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土质不肥。您这房子造得太壮观了，我怕它不太适合居住。”士茁这些话，记载于《国语》。该书还煞有介事地说，荀瑶的宫殿建成后三年，智氏果然灭亡，仿佛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荀瑶的致命伤，绝不是他喜爱豪宅。喜爱豪宅有什么错呢？家大业大了，建所大房子难道不应该吗？荀瑶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他目中无人。有一次荀瑶从卫国出差回来，韩虎和魏驹设宴为他接风。好好的一场宴会，却因为荀瑶戏弄韩虎并侮辱其家相（家臣之长）段规，最后不欢而散。事情具体经过，据明人冯梦龙杜撰，是荀瑶喝醉了，对韩虎说：“我曾经查遍史册，天下与您同名的，只有齐国的高虎和郑国的罕虎，加上您也就三个人。”韩虎无言以对，段规在一旁听了，很不是滋味，站起来说：“君子以礼相待，不直呼其名，请不要拿我家主人的名字开玩笑。”那段规生得五短身材，站在韩虎身边，头顶还不到韩虎的胸部。荀瑶也不生气，用手拍着段规的头顶说：“小朋友知道个啥，这不是你玩儿的地方，小心三虎把你给吃了！”说完一阵大笑。段规气得浑身发抖，但是不敢发作。韩虎则佯装喝醉，闭着眼睛说：“智伯说得对啊！”然后告辞而出。荀瑶被称为智伯，是他自己要求的。当时的习俗，地位高的卿大夫一般尊称为“子”，如韩虎被称为韩子，魏驹被称为魏子，鲁国的三桓也被称为三子。荀瑶显然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不屑与他们为伍，便给自己进了个“伯”——伯者，诸侯之长也。荀瑶的狂妄，由此可见一斑。宴会结束后，家臣伯国向荀瑶进言：“您今天得罪了韩虎和段规，以后得防着他们一点，否则的话，必有灾难降临。”荀瑶不以为然：“是不是有灾难，那要看我高不高兴。我不发难，谁敢对我发难？”伯国说：“恐怕不是这样。《夏书》上说，一个人屡犯错误，结怨于人，虽然矛盾没有显露，也要加以防范。《周书》上说，怨恨无大小。君子注意细节，所以没有大难。今天您在宴席上戏弄了人家，又侮辱他的家臣，还认为他们不敢发难，这可真是大错特错。要知道，连蚊子蚂蚁都能害人，何况是韩虎、段规这样有实力的人！”荀瑶嗤之以鼻。韩虎算得上有实力吗？也许有，但是跟他比起来，还差得远。四大家族中，韩氏的地盘最小，军力最弱，荀瑶只消伸出一根手指头就可以将韩虎掀翻。段规就更不值一提了，众卿饮酒，他一介家臣，五等残

暗示，逐渐吸引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遂于1902年5月13日责成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的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清政府怎么管理媒体由《南方周末》改稿事件引发的“中国之春”遐想究竟会怎样继续发酵，引来怎样的故事，还有待于观察。但从这件事情上，明显感觉到大陆媒体传统管制手段面临着非改不行的处境。怎样管理媒体，怎样看待媒体的意义，对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执政当局来说，可能还有学习提升的空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值得重新研读。对于中国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只有几年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也不过百年，与西方相比为时甚短。最早的中文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的，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真正属于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不存在。在那之前三十年洋务，是凭借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空间被挤压到最低限度，自由办报对于洋务时期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是一种权力奢侈。甲午战败，中国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进入“维新时代”，全面释放社会。报刊杂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原来不知报纸杂志为何物的中国人，很快便熟练利用报纸来了解朝政，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大势，甚至精明的商人知道利用报纸来了解各地物价、市场行情，报纸很快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寻常物品，不足为奇。最初引领潮流的报纸，是政治类别的，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这个报纸最初借用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大名，是一个典型山寨或克隆版。经教会抗议，康有为等人将这个冒牌的《万国公报》更名为《强学报》。《强学报》热衷于议论政治，开启了维新运动言论新声，贡献极大。但由于以议论政治为主要内容，也衍生许多问题。一些守旧官僚相当恼火，只是因为报纸是个新生事物，朝廷支持，反对者只能用传统政治手段指控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涉嫌经济犯罪或贪占，促使朝廷查禁。由此反推，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出台管理报纸的律例或办法，处于一种无法治的自然状态。《强学报》北京版在反对声中关门大吉，康有为很快又在张之洞等维新大员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版。清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怎样管理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就在那几年获得空前发展，除了《时务报》、《国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刊，还有很多地区性的报纸杂志，大家分别用内容分割市场。不经意间，新媒体为新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从未有过的新职业——报人，成为那时许多年轻读书人的首选，他们普遍羡慕梁启超、严复这样的知识人，以自己的笔锋搅动天下。维新时代的报纸杂志是中国新媒体的初期，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制定管理规则。从总体上说，政府认为报纸杂志的正面功能大于负面影响，因而对传媒业的发展乐观其成。直至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清政府开始考虑创办纯粹为政府发声的官报，准备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甚至准备为报刊立法树规。根据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朝廷责成康有为参照东西各国律例和中国情形，为大清制定一部“报律”。遗憾的是，康有为的《大清报律》还没有踪影，中国政治在那年秋天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杀。又经几年蹉跎，1901年，清政府在各国压力下开始新政。中国开始全方位学习东西方各国，报纸杂志在这个时代获得新机遇，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报纸杂志的重要性。报纸杂志大发展又使立法树规成为迫切任务。郑观应当此时第三次修订《盛世危言》，不失时机加上《日报》一篇，集中讨论制定报律的原则和目标。根据郑观应的看法，报纸杂志的大发展使报馆主笔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报律，没有规矩，执政当局或许会因噎废食，因小事查禁报纸，阻断朝廷耳目；外国报纸一定会借着这些事件大肆炒作，任意诽谤中国政府打压舆论，剥夺自由。中国人无从争辩，这显然是不利的。为此，郑观应建议朝廷参照英、日法律，尽快制定报律，准许人民自由开设报馆，报馆言论准则一律遵从报律。1898年中断的新闻出版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此时制定报律的目的，根据汪康年的说法，不是去限制报纸杂志的发展，而是为报纸杂志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报律的根本目标是准许人民自由办报，报馆言论行为一律以报律为依归。汪康年说，报律颁布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担心朝廷随意查处而挂上洋人招牌，寻求外国人保护的假合资报纸，必将随着报律颁布而回归，忠于国家的言论必将越来越多。新政到了1906年转化为预备立宪。所有主张立宪的人都知道集会、言论、出版是宪政基本标志和要求。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实行宪政。宪政必须保证人民享有这些权利。根据这些原则，清政府在随后几年相继颁布几个相关联的法规。主要有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的《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的《钦定报律》；这些律条大致构成了大清新闻出版法律体系。实事求是说，这些法规在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专家主持下，全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新闻法规的基本精神，全面移植了西方各国对报馆的管理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渐渐摸索。此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在政策目标上希望适度放开言论空间，落实人民基本权利，有助于宪政改革进行，有助于政治透明化。但是，正如所有社会都信奉的，自由不是无限度，更不能侵害别人权利，所以此时颁布的几部法律，都明确给报馆划出自由言论的边界：一是不能轻易、轻浮议论宫廷。这毕竟牵涉国家安全、元首尊严。这也是一般宪政国家的共同准则。二是不得立论怪异，不得妖言惑众，歪理邪说。三是不得有意攻讦，制造事端。四是不得有偿新闻，妄受贿赂。《大清报律》的颁布为混乱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找到了管理凭借，人民自愿自由创办报纸的权利得到了落实。新报新刊立案注册非常方便，想办报的只要按照规定向民政部提交资料，在一个规定时间就能得到同意的最终批复。如果在审核中发现问题，民政部相关部门会提前协助申请者准备。报律的功能是让想办报的人能如愿以偿，不是借着法律遏制办报。对于违禁报纸的处罚，一般由民政部奉谕或自行通过各省督抚、警察机关进行查禁。查禁内容主要为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王章，违背报律，或担心引起外交纠纷等。但凡出现这类问题，民政部探访局、阅报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都有负责检查的责任。根据《大清报律》，负责检查的这几个机关并不享有处罚的权力，对于违反报律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民政部向京师或各地审判厅提出，由审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清政府将过去检查权、纠察权、审判权、处罚权混乱不堪的关系真正理顺，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迈出了一大步。假如没有《大清报律》1908年，中国宪政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按照规划，这一年必须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公布宪法大纲前，清政府于3月公布与宪法大纲相配套的《大清报律》。这是清末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怎样看待这一步，由于后来历史发展急剧转型，加上意识形态困扰，我们今天已很难明白其前因后果了。按照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以及当时报界比较激进的看法，《大清报律》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新闻管理和审查制度，没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然而到了后来，当人们总结清亡教训时，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是：大清王朝之所以亡，就亡在其政治改革，亡在其开放舆论，亡在其颁布这个《大清报律》，让言论自由无度泛滥，因而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灭亡。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任何体制下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自由边界，《大清报律》确实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报纸注册手续、文稿预审、违规处罚，尤其是规定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能发表。实事求是说，这些规定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均属于正常，有制度的检查总比有检查无制度要好许多。根据《大清报律》，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见于第十条至第十五条：第十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一条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三条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四条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第十五条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假如我们不带成见去分析，应该说这六条规定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大清报律》最值得诟病的是文稿预审规定。其第七条规定：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这种提前预审制度确实不是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所当有，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在政治转型特殊期，政治改革刚刚启动，几千年君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报律》这些今天看来稍感严苛的制度可能还是必要的。其实，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有了透明公开的预审文稿制度，因而除了鼓吹暴力，鼓吹革命，鼓吹造反推翻政府的言论受到控制外，相当激烈的政治言辞，大都能发表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总结清亡教训时觉得清政府不应该放开言论，不应该公布《大清报律》，而应继续无规则严格控制舆论的理由。这种说法在政治上的有害性不必说了，即便从清亡具体原因看，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大清报律》，大清王朝照样要结束，但中国那时必将大乱，决不会南北妥协，平稳过渡。中国之所以在辛亥年避免了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灾难，主要得益于《大清报律》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武昌起义发生后，负责管理报纸的民政部于1911年10月12日确曾下令北京各报不要刊登来自武昌的军事消息，这个禁令的法律依据就是《大清报律》第十二条规定，但凡海陆军事件，没有经过主管衙门同意，报纸不得登载。武昌起义，本质上就是新军哗变，没有军事主管衙门发布，报纸自然无权刊登。但是，武昌发生的事情毕竟太大了，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内比较机灵的报纸，特别是倾向于革命的报纸也隐约报道了，尤其是在北京发行的《国风日报》以开天窗的方法发布：“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假如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禁止继续下去，谣言必然满天飞，人心惶惶，社会动荡。禁止刊登的命令依据是《大清报律》，各个报纸同样根据这个法律要求刊登。他们的理由是，《大清报律》相关法律解读规定很明确，所有关涉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没有确切消息时不能刊登，但经同业调查，所有确切消息，似乎还是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持大局稳定者，就在消息公开透明。报业的要求与理由是成立的，也是有利的，于是留在北京主持陆军部日常事务的副大臣寿勋14日接受新闻界访谈时，就明白表示新闻界可以按照《大清报律》约束，自主如实报道武昌前线的消息。陆军部稍后进一步解释说，此次武昌动荡事起仓促，不免谣言纷起，为镇定人心起见，陆军部认为应该让各报馆如实刊登一些确实消息，以真实消息抵消谣言的传布。民政部、陆军部相关衙门按照《大清报律》允准各报登载前线消息，这对于稳定大局意义重大，先前听闻小道消息惊慌失措的人渐渐镇定下来，因为他们从各方面都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信息，作出了正确判断。在北京，在全国，并没有因为武昌战局出现大规模持续混乱。南北妥协，清帝退位，这样超乎想象的重大事件竟然波澜不惊，仔细想来，都得益于《大清报律》。假如没有《大清报律》，必然是一场混乱，混乱一场；必然是中原板荡，生灵涂炭。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清廷本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在民间看来颇有国进民退之味。如同近代中国一切新奇玩意儿一样，铁路也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送进历史。民间资本进铁路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

青浦江面上，俞大猷部浴血奋战，杀退徐海。恩威并施下，徐海终于服软，卧底的王傲又故意给徐海放风，说徐海的同伙陈东、麻叶二人也准备投降。几番权衡下，徐海降心渐定，主动从浙江沿海撤退，并放还先前抓获的200多明朝俘虏。就在徐海松懈间，胡宗宪突然发动进攻，派俞大猷奇袭徐海的老窝乍浦岛，一举端了徐海老巢，徐海多年打劫积累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众多部下的亲眷也落入了明军之手。如此一来，先前被胡宗宪“求着投降”的徐海，如今却不得不投降了。胡宗宪的几招彻底制服了徐海，随后徐海俯首帖耳，表示愿意诚心归降。胡宗宪趁热打铁，让徐海率兵消灭自己的老搭档陈东、麻叶，作为归降的“投名状”。人在屋檐下，徐海只好低头，随后徐海再次发挥“水战天才”，连续消灭陈东、麻叶两个同伙，将两人绑了送给胡宗宪。如此一来，横行东南一世的徐海，终在海盗里众叛亲离。得此结果胡宗宪立刻传话徐海，允许他归顺。徐海立刻带上万部下来到杭州，杭州城外，徐海旌旗招展，军威浩大，明朝官员无不心惊。胡宗宪不惧，摆出总督派头镇住了徐海。接着解除徐海部下的武装，安置在杭州城边的沈庄，此时徐海正在憧憬着“太平日子”的美梦，面见胡宗宪的时候就表示：“此次归顺，不求大富贵，但愿得一闲职，全家太平度日足矣。”他不知道，一场灾难马上要降临了。是夜，胡宗宪调集了最精锐的俞大猷部，对徐海的降兵发起突袭。明军忽然杀到，毫无防备的徐海部登时大溃败，经一夜杀戮，徐海部上万人被歼灭，全军覆没的徐海，走投无路下愤然投水自尽。这支仅次于王直的东南第二大“海寇”势力，在胡宗宪一步一步的算计中，就此覆灭。主动做倭寇的王直，和“被倭寇”的徐海，至今依然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比起这两位有理想的海商，此时的明朝东南，还有第三股海商势力，这个没理想的人虽然今天知名度不高，却也是彼时明王朝头疼的角色——吴平。王直是半路出家做海盗的，徐海是“被海盗”的，相比之下，吴平的资格却老得多，他家世代都是做海盗的。吴平，福建邵安梅岭人，从明朝正统年间开始，这里就是走私的重灾区，吴平的祖父、父亲，皆上过明朝当地政府的通缉令，到吴平这一代更闯出了名堂。横屿岛之战时，他只是一个跟着李光头冲锋的小头目，一场横屿岛之战，闽浙地区有影响力的海盗头目，大部分都被明军捕杀了，小头目的吴平从此脱颖而出。他先是做了大海盗林国显的侄女婿，在林国显的帮助下有了一支自己的团伙。而后就随帮附伙窜犯东南，王直嚣张的时候，他跟着，徐海嚣张的时候，他也跟过，等着王直和徐海相继伏诛后，吴平收罗了两人的不少部下，实力一下子膨胀，一跃成为了东南沿海势力最强大的华商，并接下了王直死后与日本方面的“合作关系”。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开始，吴平大肆窜犯福建一带，相继攻克兴化、走马溪、吾屿等沿海重镇，杀掠平民无数。明朝倭患的重灾区，也从浙江转到了福建广东。要说吴平的发家全靠捡了王直、徐海的“洋捞”，却也不尽然，和徐海一样，吴平也是个擅打海战的高手，连船坚炮利的葡萄牙舰队都被他打劫过，人送绰号“闹海长鲸”。比敢赌的王直，他胆子更大，不但和倭寇合作，打劫上也很有“国际主义精神”，不止劫掠福建广东，也时常窜犯朝鲜、越南、爪哇等周边国家，他的部下也是华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越南人都有，堪称“国际海盗团伙”。他的据点，是今天广东福建交界的南澳岛，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打劫方便，明军曾数次强攻，皆无功而返。此时嘉靖帝急欲解决倭寇问题，连下诏书申斥当地地方官。为求政绩，明王朝又拿出了“招安把戏”（这次是真心想招安），吴平狡猾，先答应了招安，却死守着南澳不挪窝，中间不断向明朝狮子大开口要军饷，且抽个冷子就出去打劫。到了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吴平“降而复叛”，大肆掠夺福建、广东地区，一度兵逼福州，被耍得团团转的明王朝才知道上当了，而彼时吴平，已拥兵数万，且有巨型战舰百艘。无论当年的王直还是徐海，论实力都难与他同日而语。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五月，经过精心准备，明王朝发重兵围剿吴平，这支大军由名将汪道昆为总督，麾下包括俞大猷的俞家军，戚继光的戚家军，还有四川刘显的川军。三支明朝最精锐的王牌军皆拿出来对付吴平，可谓动了血本。五月中旬战斗打响，吴平收缩防御，将战船集中在梅岭，阻遏明朝水师突进，另在南澳山头上挖掘战壕，储备了3年的口粮，意图长期坚守。孰料戚继光出奇兵，亲率千人敢死队，从山路小路杀入，一下子抄了吴平的后路。明军随即发动总攻，俞大猷的水师奋力突击，在梅岭全歼吴平水师。全军覆没的吴平不愧“闹海长鲸”，硬是在明朝水师炮火下驾船冲开缺口逃生。可叹的是，因此事，在此战中立下头功的俞大猷遭总督汪道昆弹劾，竟遭撤职查办。次年，始终耿耿于怀的明王朝决定“跨国追捕”，由汤克宽与戚继光联合率军，进入越南继续追杀吴平。明军从越南金兰湾登岸，分路搜捕吴平下落，终于在万桥山包围吴平，经一场激战，全歼吴平部390人，吴平死于明军炮火下。这场小规模的战斗，在明王朝历史上有重要意义：他是最后一伙被明军歼灭的倭寇，此战之后，中国东南沿海，再无大规模倭寇侵扰。三持续数世纪的倭寇之乱落幕了，但海禁问题，并没有结束。其实一个多世纪以来，明朝质疑海禁的声音始终未停息过，嘉靖皇帝登基初期的名臣欧阳德就曾进言：以海禁防海匪，如抱薪救火也。嘉靖皇帝登基后，在海禁“松”还是“严”的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朱纨的愤然自尽，王直的壮志未酬，悲剧根源皆于此。随着明王朝政局的变动，越来越多的“阳明心学”学派的大臣执掌国家大政，这些“新思想”洗礼下的官员，不少都有商人背景，对海外贸易持开明态度。嘉靖晚年，徐阶为内阁首辅，曾奏请开放海禁，遭到诸多“清流”们的反对，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海禁之开，已为时不远。嘉靖皇帝去世后，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开放海禁再次提上日程，彼时隆庆皇帝，接过的是嘉靖皇帝留给他的“烂摊子”，国库的存粮，只能支持一个月。财用匮乏下，开放海禁自然成了必然的选择。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二月，朱载垕正式下诏，解除自朱元璋时代起已实行近200年的海禁，允许沿海商民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一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关”。此后至明朝灭亡的70多年里，据西方经济学家统计，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白银都输入了中国，中国东南沿海经济从此蓬勃发展。原本是“非法武装”的海商，终于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在大航海时代已然进行了近100年后，古老的明王朝，终于敞开大门，迎接世界。第十七章不败神话戚家军俗话说：世界上哪有不败的将军。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山东蓬莱一所简陋的房舍里，一个戎马一生，此时已到弥留之际的老将军，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豪言：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他说，他是不败的将军。然而悠悠青史下，历代后人，无一人说他口出狂言，无一人质疑他吹牛皮，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是不折不扣的事实。这个将军是戚继光，那支他统帅下未尝一败的虎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戚家军。一在戚家军出现之前，自土木堡之变开始，至明朝中期，从北到南，不管是对付北方游牧骑兵，还是东南沿海的海盗倭寇，明军都败了很多次，败了很久。明朝军队，在开国的时候，曾是一支横扫天下的雄师。徐达、常遇春、蓝玉，一次次追亡逐北，打得蒙古部落仓皇北逃。到明成祖朱棣时代更是极盛，朱棣5次北伐漠北，除了前两次蒙古部落尚敢接战外，余下3次，皆避明军锋芒，仓皇逃窜。明朝历史上最耻辱的败仗，当属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亲自统帅的50万大军被瓦剌全歼，明英宗被俘。但这场惨败是拜瞎指挥所赐，外加此时明军精锐正在南方平定邓茂七。等到紧接着的北京保卫战，明军硬碰硬的在北京、大同等地和瓦剌军厮杀，一举击败对手，迫使瓦剌放还明英宗。可见此时明军尚能打硬仗，明朝军队战斗力真正大幅度退化，应该是从明宪宗朱见深开始。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期，蒙古鞑靼部已经占领了河套，明王朝曾多次发动“搜套”战役，企图驱逐河套的蒙古人，但事与愿违，几次北征，诸路军队皆畏敌如虎，不敢硬打，明军的怯懦，畏战，从此暴露无遗。此后虽有明孝宗18年“中兴”，但随后的荒唐皇帝朱厚照怠政，他虽自号武宗，时常统兵北巡，还和蒙古鞑靼可汗达延汗硬碰硬地打了一仗，但正是这时期，明朝完全丢失了河套草原，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战略要地。到了嘉靖帝朱厚熜在位的时候，明朝简直是“惨败大连环”，先是继达延可汗后成为蒙古草原最强力量的鞑靼阿勒坦可汗，持续肆虐明朝边陲，年年破关南下，抢掠人口财物无数，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搞起了大突袭，绕过明朝边防城关直冲到北京城下，差点逼得嘉靖帝签城下之盟。北京城外十几万明军竟无人敢出战，只敢跟在后面“礼送”蒙古军出境。北部边防败绩连连，东南沿海也好不到哪去，明朝水师虽然数次挫败葡萄牙殖民者，却屡屡被倭寇海匪打得灰头土脸。特别是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40个倭寇登陆江南抢掠，一路杀到南京，沿路杀害军民数千人，明朝当地部队竟然无力阻止。军队战斗力如此不堪，明朝只能在北方加固长城，凭城抵御蒙古人，在东南剿倭中，胡宗宪也不得不拉下脸皮，机关权谋算尽，诱降战斗力强悍的王直、徐海部。王直伏法后，余部一千多人盘踞岑港，明朝调动数万精兵，打了8个月方才全歼，怎一个灰头土脸了得。当年横扫天下的大明雄师，怎会如此不堪？说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明朝自中期开始的重文轻武，文官带兵，少不得有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又比如明朝军制分散，都督府有统兵权却无调兵权，兵部有调兵权却无统兵权，相互牵制造成事权不一，还比如明王朝政治腐败，军官贪墨，吃空额扣军饷，造成战斗力低下，都是原因，但核心的问题，却是士兵。明王朝的政府军，从开国时就实行军屯卫所制，这个制度借鉴了唐朝时候的府兵制，明朝洪武、永乐两朝军力强大的根基，即来自于此。军屯卫所制的前提只有一个——土地保障。明朝士兵，基本都是国家划拨土地，战时打仗平时耕种，士兵世代服役，土地所有制完善的情况下，这个政策自然能激发士兵的作战积极性，且节约国家钱粮。明朝初期有军队180万，朱元璋曾自夸说“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分钱粮”。从明宣宗朱瞻基在位开始，明朝土地兼并日重，土地兼并的黑手，自然伸向了军屯。明朝宣德、正统、成化年间皆曾多次清丈军屯，但治标不治本。到了明孝宗“弘治中兴”时期，为保障军队战斗力，明孝宗一面清丈军屯，重新给军队划拨土地，一面颁布了《民壮法》，即各省州府，皆有义务挑选精壮农民，由国家给予补贴，战时打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度。此举一度奏效，但好景不长，明孝宗过世后，即位的朱厚照“行政不作为”，军队的土地兼并日重，大公公刘瑾就曾企图借清丈军屯来树立政绩，却激起反对，酿成安化王叛乱。此时明朝，军队土地侵占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了，至嘉靖朝开始，越演越烈。军队土地流失的最大危害，就是大量士兵流离失所，或者沦为军官家里的佃农。有的无地士兵为了活路，不得不给权贵家当杂役、奴仆，到了嘉靖朝中期，甚至达官贵人家修楼盖庙，也就直接调部队当苦力，保卫大明江山的百万雄兵，就这样沦为了苦役、杂役、佃农。这样的军队要战斗力，显然不可能。结果，就有了明军战场上屡战屡败的情景。中国封建王朝的军事历史，总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剧本，早期国家军队强大的时候战无不胜，后期国家军队战斗力衰退腐化，就不得不依赖大量带有私家军性质的军队，来继续保家卫国的使命。东汉末年的各路诸侯，唐朝末年的各路藩镇，宋朝的岳家军等等，都属于这类性质。从明朝中期开始，随着政府军战斗力的退化，大批有卓越指挥才能的将领开始自己募兵，编练有浓厚私人烙印的军队，以期建功沙场。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就是其中之一。二其实建立私人烙印浓厚的募兵军队，并非戚家军所首创，早在土木堡之变时，大同总兵郭登就曾“招募健儿五千”，用以补充兵力不足，但那时明军战斗力犹存，募兵只是补充。到了明朝中后期，边防形势日益严峻，大批募兵军队悉数粉墨登场。在戚家军扬名立万之前，嘉靖年间，北方有宣府总兵马芳在宣化编练的“马家军”，南方有谭纶曾在南京、台州等地“招募壮士，教以战阵”，四川有大将刘显的“刘家军”，还有早期在苏州抗击倭寇，由任环招募苏州乡民组成的“任家军”，和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俞大猷，也有一支精锐水师“俞家军”。然而众多的“X家军”中，大多都是昙花一现，时至今日，名声最响亮的，还是戚继光亲手打造的那支英雄部队——戚家军。戚家军之所以名声响亮，自然因为战斗力强悍，战绩辉煌。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封建王朝中后期，私家军性质的部队，往往比政府军更有战斗欲望。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统帅的个人威望，士兵对敌人的苦大仇深，打起来不用动员，严明的纪律，同宗的地域性。戚家军，不但兼而有之，且有独创。和其他的X家军相比，戚家军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戚家军的士兵几乎都来自于浙江义乌，对倭寇苦大仇深，戚继光个人，也建立了在军队里的绝对威信，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在封建社会上，怕是只有岳家军可以比肩。但与其他X家军不同的是，其他的募兵军队，多数只能依赖于其原统帅的调度，一旦统帅换人，不是战斗力溃散，就是士气懈怠。戚家军不同，后来的历史证明，即使在戚继光晚年遭罢斥后，他留下的戚家军依然保持了强悍的战斗力，在后来的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建立功勋，并在辽东与后金的会战中用一场壮烈的战斗走完了最后的路程。在各类“X家军”中，戚家军更像一支国家军队，一支无论由谁统帅，都能保持坚决的纪律，绝对的服从，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的军队。这一切，都来自于戚继光个人的独创——制度建军。戚家军与其他军队最大的区别，就是严格到极致的军事制度。这是一支从选拔士兵，军事训练，乃至思想动员上都有严格纪律条令的军队。戚家军的选拔条例是最严格的：城市中人不要，相貌油滑的不要，在衙门里做过事的不要，性格暴躁的不要，优先挑选的，是憨厚朴实的农民。戚家军的练兵条例也是严格的，根据现存戚继光家乡蓬莱的有关记录，戚家军的训练科目，是明军中最多的，包括阵法、号令、练心、胆气、力量、武艺六方面。戚家军的待遇也好，虽说工资不高（士兵一年十两白银，折合人民币六千元，只相当于自耕农一年收入），但奖金丰厚，比如每杀死一个敌人，就奖赏30两，缴获的战利品，士兵平分。没仗打的时候，就拿训练来发奖金，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二，是戚家军训练考核的日子，考核成绩好的，就发奖金，成绩差的，就扣工资。另外比如作战有功，勇敢冲锋，再小的功劳，都找由头奖励，再小的错误，也找由头扣钱。除了严格外，戚家军也有人性的一面，规定除“军机”“谋反”“杀人”“奸盗”“赌博”等“原则问题”外，其他错误只要初犯，都可免于处罚，但一旦受罚，就要集合同队士兵，将军律高悬供桌上，当场处罚。戚家军的“思想工作”

本人可不会跟你客气。到了20日，沈阳、营口、长春相继失陷；中国当时最强大的空军——东北空军的数百架战机都成了摆设，全部“免费赠予”日军；东北军大批大批地降日，高大威猛的招牌“东北大汉”，就因为“九·一八事变”，几乎被砸得稀巴烂。之后，张学良下令没有投降的那部分东北军“向关内撤退”，这一撤就撤到了关外通往关内的最后战略要冲——锦州。东北军不知道，这一退，就是漫长的十四年的等待。张学良更不知道，这一退，就是七十年的漂泊，终老不得还乡。张学良认为自己忍一忍，日本人就会见好就收，就会跟之前日本人的数次寻衅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日本是要占领整个东北。这可不是瞎猜，在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接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采访时承认说：很多书里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这些话都是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说的，那时老蒋小蒋都已入土，国共两党的当事人也都差不多过世了，不存在任何政治压力，他没必要说假话。

东北沦陷

张学良在下令东北军放下武器的同时，也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外交行动。但是，国民政府的当家人蒋介石并不在南京。蒋介石当时在江西南昌行营。因为江西不仅是共产党的中央苏区所在地，而且南临广东，是防御广东方面的军队北上的一线阵地，所以蒋介石来到南昌是为了在“剿共”和防守广东之间平衡资源。一起来翻看蒋介石的小日记本吧。一、19日，蒋介石从上海和南京发行的报纸上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实上，上海、南京的报纸也只是在19日才报道了日本突袭沈阳的消息。蒋介石读报获讯，显然与所谓东北军是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之下才后撤的说法大相径庭。二、20日，蒋介石离开南昌。三、从19日起，一连数天的日记开头，蒋介石都写下了一句话：雪耻，人定胜天。由此可见，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是有的。但是，他并没有下达反攻的命令，而是寄希望于和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列强来干预调解。此外，蒋介石希望中国能团结起来，练好内功，等国力强大之时，给日本一棍（团结内部，共赴国难……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从“济南惨案”，再到“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一贯的对日策略就是：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总而言之一个字——忍。除非忍无可忍，才能无须再忍。若是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看，他当时这么想、这么做的原因无非是觉得内部不稳。一、中原大战刚刚结束，战略储备不足；二、国民党分裂，广东另有中央；三、他的对头共产党在全国搞武装割据；四、东北军逃得比什么都快，消极避战。所以，蒋介石坚定地认为这时候不适合跟日本全面对抗，“攘外必先安内”。当然，蒋介石当时也不是没有做过比写日记更有意义的事。他把胡汉民给放了出来，并向广东的汪精卫释放出和平信号。他对汪精卫说：国家危难之际，咱们就别内讧了。只要你们广州政府可以负起国家统一之责，我可以和你们合作……我可以交出权力下野，欢迎你来南京执政。汪精卫一听，你蒋介石可以下野，我也能够不上台，咱们共赴国难。于是取消了广州的国民政府。只是汪精卫不知道，这事他说了不算，陈济棠说了才算。表面上政府是取消了，实际上广东仍是处于独立状态。蒋介石没放空话，果真辞去了所有职务。此后，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做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基本上就是右派当家。国民政府这边内讧结束之前，日本这边也暂时平息了内部矛盾。鉴于关东军几乎没有花费任何代价就拿下大半个东北的现实，日本内阁也就没有挑事，甚至在得到日本军部“战争不扩大化”的承诺之后，还给关东军支付了军费。日本内阁都没秋后算账，日本军方对关东军的表现自然是满意到了极点，尤其是天皇裕仁，这小子以日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对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大片土地的“功绩”进行了确认和表彰：……或在嫩江、齐齐哈尔地方，或在辽西、锦州地方，冒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三铃书房《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裕仁的表态，算是对关东军擅自采取的战争行动作为国策予以追认，也给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三人打了一针兴奋剂，使之更加肆无忌惮。其中，最为兴奋的要数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带着川岛芳子，单刀赴会，来到天津“请”已经定居于此的溥仪出山做傀儡。溥仪本来还扭扭捏捏地不愿意，土肥原贤二就给溥仪送了一个水果篮子，里面装的全是炸弹，意思是你去不去？不去就炸死你。溥仪怕了，于是乖乖地答应了土肥原贤二。为了顺利离开东北军控制的天津，土肥原贤二还廉价聘请了约两千的土匪、兵痞、流氓、吸毒客等汉奸，在天津一带制造混乱，吸引中方的注意力。土肥原贤二则趁机离开，顺利将溥仪带到沈阳，这就是“天津事变”。后来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溥仪又登基了，成为“满洲国”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土肥原贤二搞定溥仪的同时，日军也追到了锦州。新官上任的孙科决定热血一次，他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不走蒋介石对外妥协的老路。孙科没想到手提近二十万军队的张学良，根本没有身为封疆大吏卫国守土的觉悟，此刻仍在私心作祟，担心自己的势力受损。日军进逼锦州，东北即将全部沦陷。在这种危急存亡之时，张学良仍然将了孙科主导的国民政府一军：日军很强大，请中央军费支持，请中央援军支持。可是，国家一直在打仗，国民政府花的没有赚的多，而且能弄钱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等人也不会好心到帮老对头孙科四处举债，孙科哪里拿得出钱。再者，北方几乎都是各地方军阀的私家军，难道让孙科从千里之外的南方调兵？张学良一看中央没钱没人，遂下令放弃锦州，撤到关内。这里澄清一下，并非所有的东北军都撤到了关内，有些不怕死的硬骨头留了下来，留在日军的包围圈里打游击，跟小日本干仗。比如邓铁梅的东北义勇军，杨靖宇的东北抗联，马占山的东北救国抗日联军。张学良不听使唤，这才让孙科明白蒋介石在这个位置上的难处——军阀拥兵自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民族存亡之上，中央政府想脚踏实地地做件事情确实很难。东北军不战而退，东三省沦陷。失去东三省，留下“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让张学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这时开始，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张学良才品尝到了人间冷暖，学会了忍辱负重，知道了做军阀也是要有底线和原则的！不过，张学良再一次的爆发已经是在四年后的西安了。

“蓝衣社”与军统

上面谈了“九·一八事变”中的几大主角，现在咱们重点关注几个被“九·一八事变”刺激到了的黄埔军校热血毕业生。军阀割据，国难沉重。这让黄埔四期的滕杰，一个留日归来的26岁的青年军人，心里萌生了复兴国家的渴望。通过研究总结世界各大国尤其是德国的发展历史，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当一个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领袖专制”和“国家主义（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的反面）”双管齐下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自中国从1912年走向共和，民主政治非但没有成功，反倒把国家弄成了一团乱麻——群龙无首，天下无所适从，国家建设毫无效率可言。在他看来，唯有独裁政治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内耗和斗争。所以他要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建立一个法西斯风格的组织，以辅助最适合的独裁人选——信奉“一个领袖，一个党，一种主义”的校长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中华民族！难得的是，他的未婚妻陈启坤，他的师兄——“黄埔三杰”之一，时任政训处处长的贺衷寒也支持他的想法。贺衷寒是蒋介石很看重的后进英才，因此他们的这个想法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并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赞赏。蒋介石还给他们计划中的这个组织取了一个名字——“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1932年1月，力行社成立，蒋介石亲任社长。滕杰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黄埔将领比起来，完全属于默默无闻之辈。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国民党的党史。力行社的骨干号称“十三太保”，几乎都是黄埔学生，像滕杰、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郑介民等，这些人都是搞政治的天才，短短两年，力行社就在他们的手中发展到了极致，延伸出了多个外围组织。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要数“复兴社”，其成员多达五十万人。因为复兴社成员均穿蓝衣黄裤，所以它还有一个流传度很广的名字：“蓝衣社”。蓝衣社之所以知名度极高，完全是因为它那堪比德国纳粹的运动社会的能力和特务工作。蓝衣社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拿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进行大规模肃贪、反腐、禁黄赌毒、端正官风的事就不说了，毕竟对于国民党这种搞一党专制的政党，贪污腐化就如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腐倡廉的效果不可能好。倒是由蓝衣社发起的端正民风的社会生活军事化运动，像以“讲文明树新风”为壳，行全民军训之实的“新生活运动”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的学校升国旗、唱国歌，对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军训，处处挂领袖像，这都算是蓝衣社的“创举”。相比于对社会形态的影响，蓝衣社重点投入的项目——特务工作，显得更加厉害。像戴笠的“军统”，太子蒋经国赖以“登基”的势力“三青团”，康泽手下声震民国、编制数万的“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全都出自蓝衣社。想来这三个例子，足以说明蓝衣社的可怕和厉害。虽然大家对充满了神秘和刺激的特务很感兴趣，但是一来特务工作的隐蔽性导致其难以考证，二来特务也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所以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下文还会屡次出现的“军统”。军统的前身是蓝衣社下面的特务处，特务处的一把手自然就是大家熟知的戴笠。大家都知道，军界和政界最讲资历，而戴笠的资历有点浅。前文交代过，戴笠岁数不小，却只是个黄埔六期生，而蓝衣社的其他骨干，几乎全都是戴笠的黄埔学长。既然如此，为何蒋介石将资历最浅的戴笠提拔为特务处的一把手？有两个原因。天赋。戴笠谨言慎行，有耐心，具备极强的记忆能力、观察能力、抽象思考能力以及人脸识别能力——只要他见过此人一面甚至面部的某些器官，多年之后他仍然能够识别出此人。拥有这些好条件，不从事特务工作就是暴殄天物。忠诚，这是决定性的原因。两人相识于微末——都在上海滩混过，后在黄埔重逢，特别是在“四·一二政变”中，戴笠男士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积极检举揭发了几十名黄埔同学——全都是他平日观察总结出来的共产党员，证明了自己对领袖的忠诚。由此，戴笠进入了特务领域。不过在大展特务才干之前，戴笠首先得应对来自内部的挑战。同行是冤家，所以同属特务系统的中统老是针对特务处的同仁们。在对付共产党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统，欺负“晚辈”军统自然不在话下，可戴笠也不是愿意服输的人，所以两家斗得不亦乐乎。发展到后来，双方甚至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或者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狠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为解决这种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这就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注意，此军统不是后来众人所知的那个军统，此军统局的局长是陈立夫。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而成，处长自然是中统的带头大哥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丁默邨落水当了汉奸，成了张爱玲《色·戒》中写的那位“易先生”的原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邮检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军统。枯燥的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发展史大概就算说完了。在下文中，凡是徐恩曾的特务咱都叫中统，戴笠的则叫军统，这样比较方便叙述和理解。蒋记王朝第十二章“一·二八”，碧血长流驱倭寇

川岛芳子“立功”

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以极小的代价，轻松牟取三倍于日本本土面积的领土。不过，也正是由于付出的代价太小，得到的好处太大，从而引起了美、英、法的不满。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三国决定给日本施压。但是，中国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决心将其变成自己将来与美、英、苏一争雌雄的霸业基地，自然不可能放手。面对列强的压力，日本想了一个绝招——声东击西，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可是找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转移注意力？答案是再打一仗。日本是岛国，优先发展海军及相关工业。此刻，三菱造船厂已具备自行生产航母的能力，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更是位居世界前三。因此，眼见陆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立下如此大功，日本海军岂甘落后。在日本海军的压力下，日本军部决定让海军出马，再打一仗，拿下上海。日本人选择进攻上海，自然是有原因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要想吸引眼球，转移注意力，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再者，上海不但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国际通商港口，也是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中心，这给前仆后继的抗日组织提供了最佳的攻击目标——上海的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的生意。简而言之，发生在上海的以“抵制日货”为主体的抗日运动，阻碍了日本人赚钱。跟往常一样，开战之前，日本人又搞了一个“事件”。倭寇还就喜欢搞这一套，“九·一八”之前就弄了好几个事件。其实强盗抢劫还需要理由吗？！倭寇也太虚伪了！1932年1月18日，位于上海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几个日本和尚和一群中国工人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死了一个日本和尚。接下来，日本人对外宣扬，这个和尚是被中国工人殴打致死。这当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打死日本和尚的人是日本人自己雇用的，而直接策划和实施此事的就是中国籍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和他的老板之一坂垣征四郎。接下来就是老套路了，日本侨民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保护他们的安全。日本政府见状，“义愤填膺”，下令海军出马保护侨民。

“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下旬，以“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为主力的日本舰队驶入黄浦江。开战前，日本人照例对国民政府喷了一大通废话，提了一堆过分的要求，诸如中国必须在1月29日之前乖乖地道歉、赔偿、惩凶，解散反日组织，撤掉驻防上海的军队此类，若不按要求照做就开打。孙科上台前猛烈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自己上任后本想来点强硬的，对日宣战，却基本一事无成。而且国民政府的财政空虚、军阀的各自为政，也让孙科头疼不已。更惨的是，没过几天，日本海

和，兹方拥戴冲入，辄即反对复辟……逐鹿中原，不为大局绸缪，纯为权利起见，徒说伸张大义，岂为好汉英雄……恨当世无直道……”冯玉祥进一步评论道：“隐约之间，可以看出：张勋上了段祺瑞的当之后，是非常的愤慨。”张勋给段祺瑞的这封信，翻译成现代国语，是这样的意思：“……我张勋为什么要搞复辟？因为我深深知道：中国的国情，只适合搞君主体制。即便是号称远见卓识的你（段祺瑞），也对共和心怀不满好久了，你们刚刚拥戴我带兵入京，立即就翻脸了……你们只知道争夺政权，没有一个是为了中国大局考虑的，你们嘴巴上说的是正义，实际上都是孬种……这世界是多么的黑暗啊……”平定张勋复辟事件之后，冯国璋以副总统身份继任大总统。依照冯国璋的秘书长恽宝惠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知道的北洋三杰》之中的回忆，冯国璋上任大总统之后，派了恽宝惠到荷兰公使馆去慰问在使馆内避难的张勋。当时，张勋对恽宝惠狠狠地抱怨，并说了这样的话：“我这次搞复辟，之所以失败，完全是由于北洋各个实力派背信弃义。就算是你们总统（冯国璋）也有信给我（主张复辟）！”张勋的言下之意是，冯国璋也背信弃义了。经过梳理以上正反两方人员基本上互相吻合的证人证言，我们似乎可以基本上理清了“张勋复辟”事件的关键事实和发展经过。令人震惊！原来竟然是这个样子的：1.总统黎元洪罢免了总理段祺瑞，段祺瑞怀恨在心，伺机报复。2.段祺瑞联合冯国璋、曹锟、张作霖等主要军事力量，劝说张勋出兵入京，推翻黎元洪。3.张勋开出条件：推翻黎元洪可以，但是希望你们支持清帝复辟。4.上述各主要军事力量假装同意，签名赞成了张勋的复辟建议，引诱张勋出兵。张勋见此，有恃无恐，出兵推翻黎元洪搞了复辟。与此同时，大家同意复辟的签名表（黄缎子）被收买、销毁。利用完张勋之后，段祺瑞突然发兵“讨逆”，打败了张勋。张勋有苦难言，身败名裂。就这样，张罗了短短12天的“张勋复辟”事件，落下了帷幕。张勋为什么有苦难言？因为那块写满了北洋军头的签名的黄布——“黄缎子”——被北洋集团收买了而且还销毁了。也就是说张勋唯一能证明自己搞复辟是“经过大家同意”的那份证据被销毁了。当然有苦难言，哑巴吃黄连。读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都明白了。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当中，由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牵头，利用了忠勇有余、权谋不足的张勋，假装同意张勋搞复辟，引诱张勋出兵入京推翻黎元洪，事后，又销毁了各省同意复辟的签名录，翻脸发兵打倒了张勋，并让张勋这个憨汉子，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骂名。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有疑问：总统黎元洪罢免了总理段祺瑞，段祺瑞为何不直接发兵打倒黎元洪，而非要让张勋去打黎元洪，自己再来打倒张勋，偏偏要绕这么一个大弯呢？我认为“中华民国”号称“共和”，段祺瑞作为一国总理，如果自己直接起兵推翻总统，于共和精神不符，因而很容易遭到舆论的抨击，也会失去民心。所以，段祺瑞利用张勋入京，推翻黎元洪，自己再来推翻张勋，这样绕一个弯，自己做的事情就可以名正言顺了。也就是说，丑角让张勋去当，英雄让段祺瑞自己来做。“张勋复辟”事件的这个版本，我想应该是更加接近事实真相的。

是谁赶跑了末代皇帝

1924年11月5日上午，冯玉祥派出“国民军”包围紫禁城。此时，18岁的末代皇帝溥仪尚在宫中玩乐，对即将发生的这一切，毫无知晓……被赶出紫禁城之后，一切荣华富贵，顿时都成了镜花水月、过往烟云。鲜为人知的是：在冯玉祥的背后，让溥仪彻底失去“宝座”的幕后“黑手”，原来却另有其人……中国的近代史爱好者，大概都知道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兵将溥仪从紫禁城里驱逐出去的这件事。依据在辛亥革命中所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是可以居住在紫禁城里面的。但是，清廷倒台十二年之后，冯玉祥派兵，将溥仪赶走了。对于这件事，一般人都知道冲到前台的冯玉祥。但是，人们似乎并不知道，站在冯玉祥后面的更高级拍板人，却是另有其人。首先，让我们回到当时事发的现场，看看都发生了些什么：1924年11月5日的清晨，天蒙蒙亮，鹿钟麟、李石曾等“国民军”将领，奉冯玉祥之命，带着一份《修改清室优待条件》，拥兵策马，浩浩荡荡地来到紫禁城，要驱赶溥仪出宫。当时，出来接待鹿钟麟、李石曾一行的是清朝的老臣子绍英。绍英从鹿钟麟手中接过《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一读，就知道来者不善。当时，绍英的心怦怦地跳。糟了，这回皇上要被赶出皇城了。十万火急。但是，绍英毕竟是饱经风霜，他假装镇定自若的样子，彬彬有礼又绵里藏针地质问李石曾：“李将军，您不就是我大清重臣李鸿藻的公子吗？你们李家，深受我大清恩德，今日何以忍心，要如此相逼？”李石曾冷笑着答道：“对，我是李鸿藻的儿子，我从小是吃清朝的饭长大的，如果不是因为有着这一层关系，我早就放炮赶人了，哪里还会对你们这么客客气气地说话？”绍英见李石曾的口气毫不通融，遂快步往回跑向溥仪汇报：“不好啦！鹿钟麟带兵来，要赶万岁爷出宫啦！”溥仪大惊失色。这件事情，也来得太突然了!溥仪一家人，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事到如今，溥仪还是希望能有个商量。于是，他命令绍英继续往返斡旋，幻想能有所转机。绍英频繁出入，汗流浃背地跑了好几趟。宫里的后妃、太监、宫女们乱成一团，真如世界末日一般。很快，鹿钟麟就失去耐心了，他决定吓唬人。于是，鹿钟麟当着绍英的面故意转了个身，对手下的兵说：“你叫外边，先别开炮，再等二十分钟！”绍英一听这个，面色立即发黑，他立即扭头，往回就跑，火速告诉溥仪：“万岁爷，万岁爷，要开炮啦，要……要……要开炮啦！”溥仪一听大炮都架好了！顿时吓得两腿发软，立即答应鹿钟麟同意搬走。于是，溥仪一家子的全体人员，用了最快的速度，收拾行李，准备逃命。大清最后一位皇帝十分狼狈，颜面荡然无存。这就是在近代史上有名的“驱赶溥仪出宫事件”。鹿钟麟是冯玉祥的部属。因此，对于这个事件，历史爱好者们一般都认为：这是冯玉祥干的事情。对此，有人赞扬，也有人批判。可是，无论赞扬还是批判，人们似乎都忽略了站在冯玉祥身后的更高一层的决策者，其实是一股更大的政治势力。那么，站在冯玉祥的身后，支持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的这股政治力量，他们又是谁呢？原来，站在冯玉祥的身后拍板批准了驱赶溥仪出宫行动的政治势力，不是别人——正是一群国民党人。对此，史料给我们留下了相当多的证据。例如，冯玉祥事后，在其自传《我的生活》里面透露：他是向当时由国民党人士所掌控的“摄政内阁”提出“驱逐溥仪出宫”的建议，并由“摄政内阁”讨论通过后才付诸实施的。也就是说，是国民党势力批准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紫禁城的。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冯玉祥在其自传《我的生活》里面，对于这件事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我率领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在北京站稳脚跟之后，我开始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之内，竟然还有一个前清的小朝廷，这真是民国的耻辱，留着这个小皇帝，等于给中外野心家留了一个可供利用的把柄，实在不妙。于是，我在征得摄政内阁的同意之后，下令鹿钟麟去执行了把溥仪驱逐出宫的任务。”可见，冯玉祥在原话中说得很明白：他在派兵驱逐溥仪出宫之前，征得了“摄政内阁”的首肯——是“摄政内阁”批准他驱逐溥仪出宫的。那么，我们凭什么说“摄政内阁”是一股“国民党势力”呢？这就要求我们弄清楚这个“摄政内阁”的来历了。原来，在此前不久，刚刚打完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在这次内战中，国民党、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北洋军阀段祺瑞三方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对抗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在这场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吴佩孚的部下冯玉祥，在国民党、奉系等势力的策反之下，突然倒戈，投向“三角同盟”阵营，并直接导致了曹锟、吴佩孚的战败。一不做二不休。冯玉祥为了进一步表达自己对国民党的“效忠”，悍然将自己原本属于直系的部队，改名为“国民军”，即国民党部队的意思。杀入北京之后，冯玉祥立即拥护了一群国民党人士，成立了一个临时中央政府，这个临时中央政府，当时称作“摄政内阁”。这就是所谓“摄政内阁”的由来。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当年这个所谓“摄政内阁”的组成人员，都有些什么人：国务总理：黄郛（国民党的人）外交总长：王正廷（国民党的人）财政总长：王正廷（国民党的人）交通总长：黄郛（国民党的人）内务总长：王永江（和国民党渊源较浅）海军总长：杜锡珪（和国民党渊源较深）陆军总长：李书城（国民党的人）司法总长：张耀曾（国民党的人）农商总长：王迺斌（和国民党渊源较浅）教育总长：易培基（和国民党渊源较浅）参谋总长：李烈钧（国民党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摄政内阁”里面，十个人之中，有六个是国民党势力的人，而其中最重要的职位国务总理黄郛就是国民党的人，而黄郛也是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很明显，所谓“摄政内阁”，实际上就是一个由国民党势力把持和操控的临时中央政府。如前述，冯玉祥在《我的生活》的自白中，也写得很明白，他提出驱逐溥仪出宫的建议之后，征求了摄政内阁的同意，才派人去执行驱逐。换言之，驱逐溥仪一案真正拍板的决策人，并不是冯玉祥自己，而是站在冯玉祥背后，以黄郛、王正廷、李烈钧等人为首的这一群国民党势力分子。“摄政内阁”作出驱逐溥仪的决策之后，向溥仪签发了一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这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签署人，一共有四名：黄郛、王正廷、李书城、张耀曾，这四个人，全部是国民党的人。换言之，无论是从冯玉祥的证言来看，还是从《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这份历史文件来看，驱逐溥仪的，都是把持了“摄政内阁”的一群国民党势力的人士，而冯玉祥，则仅仅是一个建议者和执行者的角色。行文至此，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当年这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它的全文是什么样的：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六日政府公报《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兹与前清皇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特公布之此令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第一条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落款：国务总理：黄郛（国民党的人）外交总长：王正廷（国民党的人）陆军总长：李书城（国民党的人）司法总长：张耀曾（国民党的人）什么叫作《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所谓《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就是一份由“摄政内阁”单方面强行废除1912年《清室优待条件》的“毁约书”。说到这里，请容我在此给各位作一个梳理和总结，各位看了下面这个梳理和总结之后，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更是一目了然了。1.1924年秋，爆发了第二次直（曹锟、吴佩孚）奉（张作霖）战争，冯玉祥属于直系。2.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结成三角同盟，策反了冯玉祥，冯玉祥于是倒戈，直接导致直系战败。3.冯玉祥将自己的军队改名为“国民军”，寓意“拥护国民党的军队”，挥师杀入北京将总统曹锟赶下了台。4.接着，冯玉祥拥戴一群国民党势力的人士，组建了一个“摄政内阁”，把持了中央政权。同时，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来京主持国事。换言之，冯玉祥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了国民党的人了。5.随后，冯玉祥冒出一个想法——驱逐溥仪，但由于他深知事关重大，而他自己只是一个军人，不敢擅自决定，于是，他将这个提案，提交给由国民党势力所把持的“摄政内阁”来讨论。6.由国民党势力掌控的“摄政内阁”经过讨论之后，拍板、决策了驱逐溥仪的议案。7.冯玉祥得到“摄政内阁”的批准之后，立即派出鹿钟麟、李石曾带兵将溥仪驱逐出了紫禁城。可见，在驱逐溥仪事件的前前后后，冯玉祥所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建议者”和“执行者”的角色，而站在他的背后真正拍板、决策的，是垄断了“摄政内阁”的一股国民党势力。可是，当时的废帝溥仪及其幕僚，并不知道此中的内幕，以为驱赶自己出宫的，仅仅是这位“莽夫”冯玉祥的作为。依据《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的记载，短短两个月之后，这群清廷贵族，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指责冯玉祥践踏《清室优待条件》，并向孙中山诉苦，进而请求孙中山为他们“伸张正义”，不料，孙中山却复函，对这群清廷皇室进行了坚决地拒绝和驳斥。孙中山在当时，是这样驳斥清廷皇室的：“你们清廷皇室，在1917年的时候搞（张勋）复辟，就已经是违反《清室优待条件》在先了，你们现在有什么资格指责冯玉祥撕毁《清室优待条件》？”可见，身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孙中山，对冯玉祥驱赶溥仪出宫的这个举动也是大力支持的。这也能很好地解释黄郛、王正廷、张耀曾、李烈钧这一群国民党人，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底气，做出了“驱赶溥仪出宫”这个在当时震惊中外的决定。

孙中山为什么不准孙眉从政

我们的历史爱好者们似乎都知道，孙中山大公无私，不准其哥哥孙眉从政。可是，孙中山为什么不准他的哥哥孙眉从政？是只有大公无私这个原因吗？还是除此之外，同时也有别的隐情？通过史料，我们不难发现：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现象，其实，仅仅是冰山一角……人世间的事情，就怕“认真”二字。我们探讨历史，尤其需要认真。解读一个历史事件，不能光看它的表面现象，而更应该探寻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人们似乎都知道，1912年，在辛亥革命“胜利”的热潮中，孙眉从广州北上南京，找到自己的弟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弟弟索要官职。众所周知的是，孙中山对自己亲哥哥的这个要求，坚决予以了拒绝。历史爱好者读到这一层，显然可以得出孙中山“大公无私”的结论。应该讲这个结论，大体上是没有错的，毕竟，孙中山是拒绝了其兄长的非分之请。要知道，孙眉对孙中山，不但有着兄弟之情，而且还有着养育之恩。这个事情，如果换了你、我来做，还真未必能做得更好。但是，孙眉当时毕竟只是一个商人，平生经营生意，对政治一无所知，所以，孙中山不给孙眉封官，显然是正确的，只是，这件事除了“大公无私”这个因素以外，恐怕同时也还有着更深一层的隐情。那么，孙中山到底为什么不准他的哥哥孙眉担任政治职位呢？当年的同盟会成员也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以及革命同志冯自由，对于此事，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透露了更深一层的隐情。原来，在辛亥革命当中，由于清帝宣告退位了，南北达成了和平，那么，顺理成章，革命军就必然要裁军、解散。毋庸讳言，裁军往往意味着断饷，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裁军了，就有许多革命军人失业。当时身为革命军一分子的某些广东民军，为了逃脱“被裁撤”的命运，他们利用个人关系，说服了孙眉，要求孙眉担任广东都督，并借以照顾广东民军，而使广东民军得以继续存在下去，并借机发展壮

珠。长风和落雷两印是天罡七印中最为特殊的，阴柔与刚猛并济，区别于其他的五行印，因此在使用时须辅以咒语。“长风诀，低吟如风，绵而不绝，落雷咒，于心高喝，轰然山岳。”《闻风拾水录》上的话语不断在我耳边回响，这双印并施可以说是天罡七印中的一大杀招，现下的结果会是怎样？现在也只能用焦急的心情去等待了。伴着一阵微颤，闷然的雷响自地下而起，但只几声便没了动静。难道落雷印没有生效？！原本闪在一旁仔细观察的我下意识地走近了一步，“轰”地一声，一道闪着橙色光芒的闪电自细长的“风绳”中间直直劈下，眼前一片青橙黄绿的四色交辉。我偏头避过刺眼的光芒，一时间已是头晕目眩不能辨物。“亦凡，你怎么啦？没事吧？”罗志云站在窗口遥望着我喊道。“没事，刚被风吹迷了眼。”这会可不能让他靠近，就在大脑思考间有什么东西碰到了我的腿部，低头一看，那只彭侯已站在了跟前。没明白状况如何的情况下，我条件反射地后退了一步，却恰好被椅子一隔，坐在了上面。小家伙原地不动地看着我，灰色的眼睛中满是友善，那被木椅禁锢的下半身此刻已完全脱离，像只乖巧的小狗一般蹲在那里。“既然你已恢复了自由，就赶紧走吧，不要再去作弄人就是。”见彭侯并无恶意，我壮胆说道。小家伙听懂似的点点头，走到跟前，咳了两下，吐出一块东西，用前爪捧到我的面前，见我顺势接过那东西，便又直立地拜了三拜，回身一跳，跃入土中不见了踪影。那东西方方正正，在手中摸来细腻柔滑，像是玉石一类的物件，但此刻却不是细看的时候。揣入裤袋，我起身向屋中的罗志云打了个招呼，示意他可以让人把桌椅搬回家中。在一番之乎者也的胡诌之后，罗志云一家人最终确信地安下了心，满是感激地目送我离开了别墅。“得胜的猫儿欢似虎。”一路飞驰中兴奋和喜悦充斥着大脑，一进家门我便像个拿了满分的孩子似的向晖儿汇报起今天的经过来。当说到彭侯消失的那段时，裤袋中的物件从记忆中显现了出来，掏出那块不明所以的东西，我俩一同端详了起来。这是一块麻将大小的淡黄色物体，光滑而规则，周身布满了古朴的花纹。从材质的细腻和硬度来看像似黏土失水后的状态，晖儿小心地用指甲在上面轻划了两下，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翻遍了书稿，我始终没有找到与之相关或类似的介绍，看来这东西应该是彭侯自身的什么宝物了。“记得小时候看过的书上说，那些精灵鬼怪都有自己修炼的结晶。”晖儿侧头看着我道，“有人救了它们的话，就会拿出来送给那人作为礼物。”“你说的那是真元，可以说是它们的能量结晶体。”我摇头道，“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可能性不大，如果真是真元，彭侯在给了我之后怎么还能来去自如呢？”“总算是那个小家伙给你的报恩之物，带在身边或许以后能帮到你。”晖儿翻出一个小巧的香囊，掏出香料后把东西放了进去，“带着吧，以后有机会自然就知道是什么了。”“呵呵，好的，反正现在碰到的事情已经千奇百怪了，再多一点也能承受。”笑看着晖儿将香囊系在我手腕上，“不过，这次的经历倒是对我有所启示……”所谓的启示就是在每经历一个事件之后，不但能够获取很多的相关经验，更有趣的是“听风”的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在应蚺事件中，有风的流动才帮助我察觉到虚灵的存在；但在彼岸血莲的事件里，却是自然而然地看到，以至于差些忽略；对于彭侯，我已是可以主动地感受到它的气息，并预知其行为。如此看来，“听风”是一种学习型的能力，需要在锻炼中不断成长。“所以我打算抽时间对那些身边的异象进行探查，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兴奋的话语到此却被一种早已潜伏的担忧冲淡了，“再说，我不可能永远靠运气来面对剩下那些被封印的虚灵。”晖儿看了看我，笑着从书房里拿出一叠纸，从中翻出两张递给了我：“这是最近整理的案例资料，其中的几个是发生在本市的怪事，你可以抽空去看下。”接过纸张，我温柔地望着晖儿，在她那聪慧的眸子里闪动着一种叫作“理解”的光芒。“嘟嘟”，电话响起，我顺手拿起听筒“喂”了一声。“王亦凡，你去看看我给你发的邮件！”S那洪亮的声音让我不由得将听筒拿开了几寸，“快去！我等着！”“哦哦，这就去。”难道S有什么发现？我提着话机冲进书房，打开了Foxmail的收件箱。“看到没有？！”伴随着S催命似的声音，我忙不迭地打开了邮件。“你……”我差点气晕过去，应蚺、夫诸、彼岸血莲、木身彭侯的手绘图片一应俱全地显现在面前，在图片的右下角还有S那夸张的签名。“看到啦？我的功底不错吧？嘿嘿……”S得意的笑道，“全是凭你们和书上的描述画的，传神不传神？”“服了你了！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我刚想发作，却迎上晖儿那柔和的目光，声音便又平和了下来，“嗯，传神，形象。哦，对了，你们家林岳呢。”“什么叫我们家林岳？！”咆哮声原来是这么个感觉，“那小子是你家的，断背找你不找我！嘟……”苦笑着挂上电话，见晖儿在一旁偷笑不已，我一脸无奈地摊开双手：“你听到了，林岳和S看来撮合不成。”“呵呵，好啦，让他们顺其自然吧，我也只是那么一说罢了。”晖儿笑着翻看起邮件里的图片来，“S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单凭描述就能画出那么传神的画像来。”“有那么高境界也不去做个画家，浪费啊～～”我酸道，“你慢慢欣赏，我去看看资料。”……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总是会将老城厢开发为自身的旅游景点，不知道是一种默认的潜规则还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特殊纪念方式。我们居住的城市也不例外，在节假日这里总是聚集着熙攘的人群。一家古色古香的茶铺前，聚集着不少探头张望的人，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门口那个熄灭的老虎灶上。这种旧时出卖熟水的灶台，因其灶头酷似老虎而得名，现在放在茶铺前也是作为复古招引顾客的一种手段。人群中有人与店内的伙计交谈了起来，那伙计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接过递来的十元纸钞，走到老虎灶前生起火来。闪动着火苗的稻草被塞进了灶膛，伙计又顺手填进了几卷废报纸，火势陡然上升，灶台上开始飘出几缕淡淡的烟雾。人群中响起一阵窃语，不少人开始摇着头转身离去。“啊”，有人发出一声惊呼，那原本熊熊的灶火不知怎地已隐灭了下去，惊呼声未落，整个灶膛内已是一片死灰。伙计冲众人摇了摇头，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转身走入茶铺不再理会围观者。店外的人群在一阵议论后渐渐散去，门口只留下了一对年轻夫妇。妻子似乎对老虎灶非常感兴趣，和手拿数码相机的丈夫商议一阵后，走近灶台摆出一付拍照留念的姿势。方才的伙计见状连忙走出茶铺干涉，但不久便又返回了铺内，手中依稀多了两张纸钞。在拍了几张照片后，丈夫走到了灶台边，似乎也要留念几张。他半蹲着身子，一手指着灶膛，那姿势配合着满脸的笑容像极了一个调皮的孩子。妻子拍了几张，便忍笑拉着丈夫走开了。就在他们离开不久，那原本熄灭的灶膛竟渐渐燃起了熊熊的灶火！“灶鴖，水盈土竭，红啄翠羽，喜稻禾之烬，故择灶而栖，使之不炊。”望着闻讯而去的人群，我拉着晖儿闪进一边的小巷笑道，“和预计的一样，那只翠鸟似的灶鴖就是城厢怪事的始作俑者。”灶台前照相留念的夫妇正是我和晖儿，趁着黄金周的时间，按照网上的资料找寻本市的案例，而这个生不了火的老虎灶就是我们的第一站。“刚才只顾着注意你搞笑的造型了。”晖儿笑着说道，“你是怎么弄着灶火的？”“我哪有那么好的喜剧天赋啊？刚才拗的那个造型是为了方便把团成团的浩土印纸弹进灶膛。”我一脸无辜状，“刚那只水性的灶鴖被惊飞了，压制已久的灶火自然就着了。”“老公，你的脑筋转得还真快。”晖儿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下一站去动物园吧？我们好久没去了，今天假公济私一下。”动物园的事件相比之前的较为诡异，园中饲养的五只东北虎在半月前的一个夜里发生了内讧，其中的一只母虎被同伴咬死并分食，饲养员早上发现时只剩下了一堆虎骨和遍地血迹。为此园方将虎山封闭了一周，隔离其余老虎进行观察，但却没有发现异常，只能认为是虎群发情期的厮斗，所以在最近才开放了虎山。虽然论坛里只是作为奇闻转载，但这个事件却引起了我的注意，理由很简单——老虎没有吞食成年同伴的习性！虎山里的四只东北虎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紧紧地围聚在一个角落里作病猫状，而它们所害怕的正是那只我感应到的虚灵。靠近虎山以后，我很快便发现了卧在山石和水塘间的那只虚灵，但由于山石和围墙的干扰无法确定虚灵的模样，只能模糊地看到仿佛是匹骏马。我拉着晖儿几乎绕遍了大半个虎山，终于在一个适合的角度窥觑到这个虚灵。天，想不到如此威风而俊美！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匹神骏的白马，除去漆黑的尾部之外全身披被着雪白的短毛，在它的额头上赫然长着一支半米长的独角，那模样让我想起了西方神话中的独角兽Unicorn。但和传说中不同的是，它的嘴中长着食肉动物般的利齿，四只利爪代替了原本的马蹄。“兵駮，金盛火败，白身黑尾，独角利齿，四足为爪，发音如鼓，以虎豹为食。”一阵急促的鼓鸣将我讶异的眼神自书稿引向虎山，那兵駮已经站起身形，缓步向虎群走去。“那群老虎好像在害怕什么似的。”晖儿对我低声说道，“那只虚灵是什么东西？”“兵駮，专吃虎豹的一种马，长得和独角兽差不多。”我缓声说道，大脑中思量着对策，“那家伙算善类灵品，在黄帝讨伐蚩尤的时候以一敌百驱散了满山虎豹，和应龙一起被封作先锋。”“这些老虎怪可怜的。”晖儿明白我不会伤害兵駮，不禁同情起那些老虎来，“碰到天敌的恐惧可能比死亡还可怕。”可怕？我笑了笑，示意晖儿在原地等着，拿出一张飞火印纸快步走向一边，行进间印纸已捻成了纸卷套在了一支烟上。我在正对兵駮视线的地方停了下来，将纸卷叼在口中，“叮”地打开了ZIPPOR火机。正如预期的那样，金属的脆响吸引了兵駮的注意，当它抬头望来的那一刻，一撮火苗点燃了印纸。赤红色的火焰在手中猛然扬起，我悠闲地挥了挥手，在旁人看来，只是夹着一支香烟在和某人打着招呼，可兵駮却惊恐地曲下前腿，跪服在地上。捻灭手中的印纸，我做了个离去的手势，兵駮会意地起身一拜，跃入水中消隐而去。“金生水，这家伙居然能通五行之道，施展水遁。”我摇头暗笑，兵駮毕竟还是被我的飞火印吓住了，不然以它的能力可能要费上好大的功夫才能摆平。“你把兵駮赶走了？”晖儿已经走了过来，一脸的兴奋和茫然。“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可惜啊，没有那么宽大潇洒的衣袖可以挥，倒是差点把挂在腕上的香囊挥掉了。”我打趣道。“得意忘形，小心乐极生悲。”晖儿白了我一眼道，“今天还剩下点时间，再去一个地方就回家吧。”“嗯，好的，下一个案例是……”纸上的内容让我有些发怵，看看渐晚的天色，抬手拨通了林岳的手机。“行行，晚饭我请。五点，石桥路东门口，不见不散。”挂断电话我对晖儿道，“你先回家等我，处理完我就回来，或者你去S家玩会也行。”“怎么了？”晖儿有些莫名，转眼便恍然道，“下面那个该不会是……”“老鼠。”我一脸惋惜地说道，“应该算是你的天敌。”九、鼠灾“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我靠！”林岳正自得其乐地哼唧着，冷不防被我在肋下拐了一胳膊肘。“你当自己几岁啊？！跟个小屁孩似的一路高歌的。”我挖了挖耳朵恨道，“动听点也就算了，吱吱呜呜的五个音就找到三个，这不糟践人耳朵嘛！”“切，老土就是老土。”林岳一脸不屑地躲在一边，防范下一个偷袭，“口齿不清才是正味儿，这叫RNB曲风RAP风格。”“就你现在这嗓子？吃饱了饭你就消停会，消食也没你这么闹腾的。”这小子三十多了还在紧跟潮流，上周蔡依琳演唱会愣是买了三百多的票还把嗓子都喊哑了。“得，好事就没我份儿，帮你做事你请吃饭是应该的。”林岳不满地说道，转眼又是一首经典的大话西游，“戴上金箍儿，别怕死别颤抖，背黑锅我来，送死你去……”对这个大活宝也只有摇头的份儿，如果不是已经到了目的地恐怕他还不知道会哼出什么让我绝倒的调子来。这是市里的一家制冰厂，由于业务市场不景气，基本处于半歇业的状态。可就是这家原本并没有什么人关注的制冰厂却成为了最近的一个新闻焦点。城市的地下遍布着纵横交错的下水道，大部分都是解放前英美租界时留下的，通道宽敞的地方甚至可以停放轿车，有些流浪者和拾荒者经常会在此暂居，更有甚者还在里面搭建简陋的布篷长期居住。不久前，市政公司实行城市规划改造，其中便牵涉到这部分下水道的改建。可就在改造工程进行到制冰厂地下部分的时候，工人们发现这里聚集着大量的老鼠，更为恐怖的是在密密麻麻的鼠群中浮现出不下十几具人类的白骨！几个胆大的工人想用喷枪和汽油火把驱散鼠群，却被狂怒的老鼠当场扑倒啃噬，顷刻丧命。后来管辖军区派来一队配备喷火器的士兵，经过一天一夜的苦战才得以驱散鼠群，留下的老鼠尸体足足装了两卡车，那股焦臭的味道弥漫了两天才散去。这个消息对外几乎是完全封闭的，只是零星的渠道间整合了相关的资料，最后才被网友发布在了论坛上。“晕啊，这里的下水道全部封死了。”林岳用力踹了踹牢固的井盖一脸的苦相，“你总不会想让我这堂堂的名医来撬窨井盖吧？”“看样子消息未必完全属实，估计那次围剿根本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地下的钢筋水泥结构影响了“听风”的感知，只能隐约了解到地下有大量的东西在涌动，“照这个样子来看，他们只是把剩余的老鼠逼进了这个区域而后封堵了出口。”“这个区域？”林岳嘟囔了一句，转身向另一处跑去，不一会便脸色苍白地喘着粗气回到我面前，“我数学不太好，但是按这里的井盖数量来看，下面的空间至少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也就是说，这里关了至少有上千只老鼠，也许更多。”我不由一阵头皮发麻，“而且这帮家伙已经饿了几天了……”林岳没有答话，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示意我跟他走。转过围墙的一个拐角，紧贴墙边一个窨井盖正汩汩地向外冒着水，应该是水路被封后地下某处泛上来的。我立刻明白了林岳的意思——“拾水”。当双手触及那片水流时，一阵阴寒凶狠的感觉陡然袭来，我努力集中精神不被心里冒出的恐惧所干扰，眼前开始慢慢浮现出一幕幕景象，那是……甩去手上的水滴，心有余悸地擦干双手，此时我的脸色应该远比林岳苍白。“老凡，看到什么了？”林岳发现我脸色有异。“现在赶紧回去，下面的东西不是我俩赤手空拳能对付的。”寒着脸说完这句，我头也不回地拉着林岳离开了。……“王亦凡，别卖关子了，赶紧说正题。”S兴致盎然地说道，她和晖儿在接到电话后几乎是瞬间赶到我家的，脚上还穿着家里的那双毛绒兔拖鞋。“没时间卖关子，这回碰上的是浩土印封印的怪物。”满腹的疑虑早让我失去了和S拌嘴的兴趣，“这家伙个头不小，能力方面倒是一般，但目前最头痛的是它身边那群饿鬼。”“土克水，浩土印封印的应该就是水性的虚灵了。”晖儿插话道，“下水道里藏匿这类虚灵倒是很合适，该不会是一只大老鼠吧？”“奚鼠，水盈土竭，鼠王也，居于冰下，重千斤，亦雌亦雄，孕时聚众鼠，食人以精血养胎。”正如晖儿所言，那里所封印的是一只如假包换的大老鼠，而且是只鼠王。“拾水”时，工人们在下水道开挖的情景历历在目：陈旧的壁石逐块脱落下来，在散乱的碎石间混杂着一些黄色的土块，那上面依稀的印记分明

的，新人都这样。他们会说，你不来开这个会那个会吗？我会去。你知道吗，他们当真会安排那种会议，会上他们搞角色扮演，绝了吧？他们说，现在你扮老太太，你扮她的丈夫。或者他们会讨论这个那个。你知道吗？有些兼职工，他们根本没有出过办公室门，从没真正接触过这些需要照顾的人。我的助手，所谓的助手，她就是一个兼职工，打周一早上起，她就不出办公室的门，一直在开会。我觉得她认为开会就是她的工作。然后下班后接着开，每天晚上都一样，每一个该死的晚上。之后他们一起去酒吧，完全相同的一批人。他们可舍不得分开。你要是觉得就这些了，那就大错特错啦，还有生日聚会，各种周年聚会。我告诉你，如果他们能买到一张现成的足够大的床，他们肯定会在上面一起赖上一辈子，开会。啊，我的确是开过几个会，尽了最大努力，然后我说，我不奉陪了。所以如今他们觉得我是个怪人。他们总是对我说，今天晚上要开这个会，你不来吗？好像我很另类似的，也许我的确是另类，不过我觉得不大可能。我说，明早告诉我说了些什么。你可以给我解释解释，是这样的，我很蠢，我好像搞不懂政治。”我带着这番新见解回到社里。的确没错。他们天天召开集会，讨论各种事项，工作时间、午餐时间、工作量、经营管理、杂志政策、我、杂志的政治偏见、国家现状。很多这种会议占用了工作时间。我找来特德·威廉姆斯，他是工会代表，我对他说在我看来，他是这帮人里唯一一个没昏头的，从此以后，除了他召开的会议，其他的我统统禁止。他哈哈大笑。他觉得这帮中产阶级革命者们是个笑话。（但愿不是他们笑到最后。）我召开了一个全体员工会议，来了近百号人。我说这是最后一个在工作时间召开的集会，从此以后除了工会代表召集的会议，严禁在工作时间集会。从今往后，想要搞社交，下了班再搞。震惊。恐慌。但是当然了，他们完全享受这次和敌人的对峙，敌人说白了就是我，就是反动势力。我和薇拉一起吃午饭，她抱怨这周开的十个会，我对她说：“打住打住。你好像觉得这是你们社会福利工作者特有的毛病。不是的，举国上下都得了这个病。遍地都是，就像一场瘟疫。集会，议论，这是不做事的方法。这是他们的社会生活。他们是帮寂寞的人，大部分都是，没有合适的社会群体听他们倾诉。因此，要集会。总之，《莉莉丝》那头我已经把它们给禁掉了。”“不会吧！”“我规定，一周开一次会。大家都得来。每个人发言不许超过一分钟，除非是紧急的事。当真迫在眉睫的事。于是他们去酒吧聚会议论我。”“关键是，可怜的家伙们，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他们的社交生活，他们真的相信这是政治。”我坐在这里，认真地回顾我这一年……我看着这个词，认真地。我不收回它！我看着，想到了乔伊丝那句懒洋洋、亲昵的：好简娜，老伙计。啊，好吧。我坐在这里，认真地回顾这一年，我再次意识到我工作得多辛苦，多辛苦。我亲爱的外甥女吉尔打电话来说：“简姨，我希望你没有工作得太辛苦。”她的意思是，哦，千万不要拼命工作，不要变得乏味无趣，不要尽职尽责，不要做复杂困难的事，不然我梦想里光鲜、轻松、有趣的生活该怎么办？但是，就像我那时回答她的那样——“我这辈子都没有像你妈妈那样辛苦工作过，就算我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这句话也照样成立。”“我能来过周末吗？”“尽管来啊。你可以帮我个忙。”她来了。这就是一个月前的事。我叫她写一篇文章，谈谈两次大战对时尚的影响。我留心她的表情。智囊会上，我已经检验过这个想法了。我说，在一战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习惯了看照片上大队大队穿着制服的人。那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思维里适应了制服这个概念，你就更容易追随时尚潮流；追随着时尚潮流，你就更容易接受制服。二战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数以百万计的人穿着制服。强国老大的军人穿性感的紧身裤子，臀部凸显。自从二战以后，全世界的人都穿紧身性感的制服。全球时尚。就是源于一场世界大战。我讲得冷漠、客观，一点都不激动。我想看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她听着。我留心观察她。她的确不自然，但在拼命掩饰。“我觉得我写不了那样的文章。”“现在不行，还是根本不行？”“现在不行。”“你什么时候参加考试？”“再过几个星期。你还去看那个什么太太吗？”“福勒太太？是的，我还去看她。”她的脸上突然露出强烈的拒斥，她真的感到紧张，这让我明白她觉得受到了多大的威胁。就像我以前会的那样——唉，也就是不久前——她大喊：“她的家人为什么不照顾她？社会福利部门为什么不把她送到养老院去？她为什么要缠着你？”我刚请了三周的假。他们欠我好多假呢。就连弗雷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从没把我的假休足过。弗雷迪自己也没有休足过假。我突然想：弗雷迪的公司是他的家吗？如果是的话，那全是因为在家里他得忍受我的各种别扭。我们会驾车出游，通常是很短的假日，一般去法国，吃得好睡得好。回到家里我们都很高兴。菲丽丝自然很高兴趁我不在时掌管大局。她脸上有一种得意的神情，必须拼命遮掩住。为什么？所有的东西她都得来全不费功夫。比方说她的服饰。她的风格照搬了我的，对她合适极了。轻柔的丝质衣服，一切都考究、精巧，金褐色的头发。有的时候手腕上和领边有小荷叶边——唉，这些我可穿不了，我太结实了。朴素的咖啡色衬衫，柔柔地泛着光泽，领口露出细细的精致的金首饰，袖口下可以看到一条漂亮的手链，袖子上细细的条纹和手链交相辉映。她用我的裁缝，我的发型师，我的编织工，上我告诉她的店里买东西。可看上去却像她从我这儿偷艺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我对她不坦诚，故意藏着掖着。因此，当她看到我打量她的装扮，看出我在想，“哦，菲丽丝，做得好！”时，她必须掩饰住那傲慢得意的微笑，那微笑后的意思是：没错，我可胜你一筹啦！令人吃惊的姑娘。不知道菲丽丝新添的性感是不是反映出了内心里的什么，对此好奇的不只我一个人。我观察她在摄影师办公室的样子。他们，他们的工作区，相对于我们的办公室，乔伊丝和我的——菲丽丝和我的，一直是另一个极点，一种平衡。两个权力中心。迈克尔以前没注意过这个姑娘，现在感兴趣了。她对他也有点意思。两人同我和弗雷迪那时完全不一样：鲁莽，随便，平等。反正他们谁都不肯退让一步。这是我看到的典型一幕：他斜倚着搁板桌，双脚交叉，因此身体正面完全展露，穿着软灯芯绒，可以看见鼓鼓的肌肉。他稍微偏着点头，朝她微笑时，脸颊形成一个弧度。这个迈克尔相貌不错，但这是我最近才注意到的。菲丽丝半个屁股坐在一张桌上，另一条长腿折出一个角度。她穿着漂亮柔软的衣服，比方说黑色的绒面革，或者是某种出人意料的亮色，向他展示自己的全身。他们讨论工作时——哦，多么的干练——她的发丝落在脸上。他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她的身体，这是一种冷静的欣赏，带着一点自嘲。而她睁大眼，目光嘲弄地掂量着展示给她看的肌肉。然后他们一起去吃午饭，很有可能会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杂志版式或者广告。我很享受旁观这种游戏，但是得注意不能过于显露我的享受，不然菲丽丝会觉得我偷了她什么。唉，乔伊丝，这些场景我无人分享。这三周我过得多么快乐。我没有外出，因为要是离开莫迪太久我受不了：如果这很疯狂的话，那就疯狂吧。乔伊丝打来电话。最近她喝得实在是太多了。“简娜，为什么你从来不给我打电话？”“就该是你给我打电话。是你离开的。”“老天，你还真没完没了。”“没错，我就是没完没了。”“我可以看见你坐在那儿，写——叫什么来着的？《仁慈的女士》？”“我都差不多完成另一本书了，严肃社会学类的，叫《真实结构和表面结构》。”“我看，你这么有精力是因为你没有感情生活？”“所谓感情生活就是指丈夫，孩子，或者甚至是一个情人？”“甚至是一个情人。你不想要一个吗，简娜？”“我害怕呢。”“啊，这话至少坦白。”“比你坦白，比如今的你坦白，乔伊丝。”“坦白？我全身上下都流露着真情实感。我参加交友小组了，我告诉过你吗？一共十个人。我们互相大声辱骂，重温我们可怕的童年。”“我不知道你的童年很可怕。”“我也不知道。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我肯定有个糟糕的童年。”“真相终于出来了，是吗？感情方面的真相？”“你不会理解的，简娜。”“对于爱，我的确是一无所知。是的，这一点我知道。”“所以？”“所以，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们坐在一起工作，从来没有吵过架，互相理解，在我看来，那就是爱。你现在觉得爱是那种叫啊、嚷啊、发生关系。”“那是当然了，我现在是美国人了。差不多是了。”“我还是我行我素吧，拜托。”又有一次：“你在做什么，简娜？”“我十分钟前刚写完《真实结构和表面结构》。”“这速度够可以的嘛。”“我休了三个星期的假。”“没有动心去巴黎、阿姆斯特丹、赫尔辛基转一圈？”“信不信由你，我这一阵子在自己的城市过得很开心。”“和无聊老太们聊得很开心？”这个城市永远有无限的可能，像一场盛宴，我实在喜欢这一点。但以前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喜欢它，直到我过了美好的三个星期，春季的白天很长，全部归我一个人随心所欲地享受。突然我手头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就像泡在时间的大海里。我意识到，我的时间过得同老人或者特别年轻的人一样。我会坐在花园的墙头上，看鸟儿在灌木丛里忙上忙下。黑鹂还是椋鸟，我可分不清。我会坐在咖啡馆里，整个一下午都归我，我坐在那儿听着、看着两个姑娘聊自己的男朋友，聊得咯咯笑。她们强烈的快乐感。乐趣，我的生命中缺的就是这个，我连它叫什么都不大清楚，我一直那么忙碌，哦，我一直那么辛勤地工作。我可以从年龄非常大的人那里学到真正地、缓慢地、充分地享受乐趣，他们坐在长椅上，看人来人往，看一片叶子在街边石沿上努力保持平衡。一阵小风把它掀起来：它是会掉下去，还是会被吹到车轮下，被碾碎？不，它还躺在那里，这片厚实多汁的绿叶，充满了叶液，亮晶晶的，大概是哪只鸽子从哪根枝头啄下来的。一辆购物推车经过，轮子差一点没碾上这片叶子。推车是一个年轻女子的，里面坐着一个小孩。她爱极了那孩子，小家伙抬头，亲昵信赖地看着她。她弯下腰来，冲小东西微笑。两人在人行道上沉浸在对彼此的爱中，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老人们望着他们，和他们一起微笑。我喜欢和某个老人一起坐在长椅上，我现在不再畏惧老人们了，而是等着他们对我产生足够的信赖，和我讲述他们的故事，充满历史的故事。我问，告诉我，你婚礼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会哈哈一笑，或是展颜微笑。“啊，原来你想知道这个，是吗？喏，是这样的，它是白色的，上面有……”或者我问，你参加过旧的那场大战吗，你知道的，就是1914年到1918年间那场大战。“可以算是参加过吧……”于是我就坐在那儿，听着，听着。我喜欢——所有这一切，全部这一切。我越发地喜欢，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那么不可靠。只要我的背说一声，够了，停下！只要我摔断一根骨头，鸡肋骨一般长短吧，只要我在浴室滑一跤，我的浴池瓷砖上沾满了各种精油——随时随地，在命运的指示下，上百种疾病中的一种，或是上百种意外中的一种，就会向我袭来，都是意料之外，却又存在于我的身体构造或是性格特点之中，然后，好啦，我就哪儿都不能去了。就像莫迪一样，像所有那些老人一样。如今我走在他们中间，会向他们微笑，现在我了解他们了，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地弯下腰，把购物筐的轮子拽上人行道，或者他们突然停下脚步，扶着灯柱以便站稳，看到这情景，我就知道仅仅是能站直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多么不可靠——因为他们都被多次打倒，努力爬起来，再次振作，一次比一次困难，而他们走在人行道上，手里满满的，拎着手袋、购物包、拄着拐杖，这就是个奇迹……独处，这美好的馈赠，是要仰仗健康的身体的，或者说基本健康的身体。我早上醒来，知道自己可以购物，烧饭，打扫房间，梳头，在浴池里放满水、泡进去……现在我以这样的心情迎接每一天——我过这一天不需要谁来帮忙，所有的事我都能自己做，这是何等荣幸、何等美妙、何等珍贵。我去莫迪那儿小坐，这些天，她身体好多了，很高兴见到我，因此不会大叫大嚷，也不摔门。对于我光鲜生活里的逸闻趣事，她永远听不够。我拼命回忆，找故事告诉她。“莫迪，我能喝杯茶吗？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它发生在……”“坐下，亲爱的。歇会儿，歇会儿。”“发生在慕尼黑。”“慕尼黑，是吗？那么，那是个好地方啦？”“好地方。也许哪天你能去看看。”“是的，也许。呃，发生了什么呢？”“你知道那些时装模特表演的时候换衣服得多迅速吧？喏，那里的一个姑娘，走出来的时候穿着一件绿色的晚礼服，然后她的黑头发散了……”我看了看莫迪的表情，看她是不是看到了我看到的景象，还没有。“一件华丽的绿色晚礼服，闪闪发光，她的头发盘在头顶，黑色的，漂亮极了，然后，突然地，它就垮了下来……”莫迪看到了，她双手向上一挥，坐在那儿，哈哈大笑。“我们大家，买家、主持人、所有人，我们哄堂大笑，笑了又笑。那个姑娘，那个模特，她站在那里，满头的黑发落在肩上和背上，她不断甩头，像演戏一样啊。”“于是你们就坐在那儿哈哈大笑……”“是啊，我们笑得停都停不下来……是这样的，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简直是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笑。”“哦，简娜，我真喜欢听你谈你的工作。”我也有时间听安妮·里夫斯说话，听伊莉莎·贝茨说话。安妮坐在堵上了的壁炉边的一把小硬椅上，裹着一条旧花披肩。披肩正前方，食物、烟灰的痕迹连成了条。“你不要以为我对你帮我做的这一切毫不感激，贝茨太太说这房子是你打扫的。”“我和薇拉·罗杰斯。”“你大概是个‘好邻居’吧。”“不，我不是。”她若有所思、久久地打量我。“薇拉·罗杰斯也不能算是‘好邻居’，她其实是个社会工作者？”“是的。”“啊，这我有点不大理解了。”她说这话时，是字斟句酌的。安妮·里夫斯说话基本上全用的是套话，但是对于她来说，它们不是陈词滥调，它们闪耀着明明白白的真知灼见。听她说话，就像回到了我们语言早期阶段。她说：“心未老则人不老。我的心未老。”她听过这些话，琢磨过它们，知道它们符合她的情况，恭敬、郑重地使用它们。她说：“我不喜欢和老年人在一起，我喜欢和你这样的年轻人相伴。”她说：“倘若我年轻时，他们告诉我将是如此结局，我不会相信。”她说：“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时间不等人。”安妮一辈子都做女招待。从十四岁一直做到七十岁不得不退休，安妮曾步履轻快，端着鸡蛋、薯条、午餐肉、烘豆、煎牛排和煎鱼从上菜口送上客人的餐桌。她在咖啡馆、餐厅，以及大百货商店的职工餐厅工作过，两次大战的时候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来的士兵、飞行员们端饭送菜，这些军人中有几个想娶她。但她说，她是伦敦人，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安妮攀上其理想的巅峰时是六十岁。一家真正高档的咖啡馆聘请了她。她切三明治，往面包卷里塞那种神奇的外国奶酪（那玩意儿她自己是不会尝的），给顾客们上意式咖啡、卡布奇诺咖啡，还有重料蛋糕。她在一个讨厌的男人手下干了十年，那个人剥削她，但是她热爱那份工作，所以不在乎。七十岁的时候，他们让她走人。由于她在那里只工作了十年，所以领不到退

的，新人都这样。他们会说，你不来开这个会那个会吗？我会去。你知道吗，他们当真会安排那种会议，会上他们搞角色扮演，绝了吧？他们说，现在你扮老太太，你扮她的丈夫。或者他们会讨论这个那个。你知道吗？有些兼职工，他们根本没有出过办公室门，从没真正接触过这些需要照顾的人。我的助手，所谓的助手，她就是一个兼职工，打周一早上起，她就不出办公室的门，一直在开会。我觉得她认为开会就是她的工作。然后下班后接着开，每天晚上都一样，每一个该死的晚上。之后他们一起去酒吧，完全相同的一批人。他们可舍不得分开。你要是觉得就这些了，那就大错特错啦，还有生日聚会，各种周年聚会。我告诉你，如果他们能买到一张现成的足够大的床，他们肯定会在上面一起赖上一辈子，开会。啊，我的确是开过几个会，尽了最大努力，然后我说，我不奉陪了。所以如今他们觉得我是个怪人。他们总是对我说，今天晚上要开这个会，你不来吗？好像我很另类似的，也许我的确是另类，不过我觉得不大可能。我说，明早告诉我说了些什么。你可以给我解释解释，是这样的，我很蠢，我好像搞不懂政治。”我带着这番新见解回到社里。的确没错。他们天天召开集会，讨论各种事项，工作时间、午餐时间、工作量、经营管理、杂志政策、我、杂志的政治偏见、国家现状。很多这种会议占用了工作时间。我找来特德·威廉姆斯，他是工会代表，我对他说在我看来，他是这帮人里唯一一个没昏头的，从此以后，除了他召开的会议，其他的我统统禁止。他哈哈大笑。他觉得这帮中产阶级革命者们是个笑话。（但愿不是他们笑到最后。）我召开了一个全体员工会议，来了近百号人。我说这是最后一个在工作时间召开的集会，从此以后除了工会代表召集的会议，严禁在工作时间集会。从今往后，想要搞社交，下了班再搞。震惊。恐慌。但是当然了，他们完全享受这次和敌人的对峙，敌人说白了就是我，就是反动势力。我和薇拉一起吃午饭，她抱怨这周开的十个会，我对她说：“打住打住。你好像觉得这是你们社会福利工作者特有的毛病。不是的，举国上下都得了这个病。遍地都是，就像一场瘟疫。集会，议论，这是不做事的方法。这是他们的社会生活。他们是帮寂寞的人，大部分都是，没有合适的社会群体听他们倾诉。因此，要集会。总之，《莉莉丝》那头我已经把它们给禁掉了。”“不会吧！”“我规定，一周开一次会。大家都得来。每个人发言不许超过一分钟，除非是紧急的事。当真迫在眉睫的事。于是他们去酒吧聚会议论我。”“关键是，可怜的家伙们，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他们的社交生活，他们真的相信这是政治。”我坐在这里，认真地回顾我这一年……我看着这个词，认真地。我不收回它！我看着，想到了乔伊丝那句懒洋洋、亲昵的：好简娜，老伙计。啊，好吧。我坐在这里，认真地回顾这一年，我再次意识到我工作得多辛苦，多辛苦。我亲爱的外甥女吉尔打电话来说：“简姨，我希望你没有工作得太辛苦。”她的意思是，哦，千万不要拼命工作，不要变得乏味无趣，不要尽职尽责，不要做复杂困难的事，不然我梦想里光鲜、轻松、有趣的生活该怎么办？但是，就像我那时回答她的那样——“我这辈子都没有像你妈妈那样辛苦工作过，就算我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这句话也照样成立。”“我能来过周末吗？”“尽管来啊。你可以帮我个忙。”她来了。这就是一个月前的事。我叫她写一篇文章，谈谈两次大战对时尚的影响。我留心她的表情。智囊会上，我已经检验过这个想法了。我说，在一战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习惯了看照片上大队大队穿着制服的人。那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思维里适应了制服这个概念，你就更容易追随时尚潮流；追随着时尚潮流，你就更容易接受制服。二战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数以百万计的人穿着制服。强国老大的军人穿性感的紧身裤子，臀部凸显。自从二战以后，全世界的人都穿紧身性感的制服。全球时尚。就是源于一场世界大战。我讲得冷漠、客观，一点都不激动。我想看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她听着。我留心观察她。她的确不自然，但在拼命掩饰。“我觉得我写不了那样的文章。”“现在不行，还是根本不行？”“现在不行。”“你什么时候参加考试？”“再过几个星期。你还去看那个什么太太吗？”“福勒太太？是的，我还去看她。”她的脸上突然露出强烈的拒斥，她真的感到紧张，这让我明白她觉得受到了多大的威胁。就像我以前会的那样——唉，也就是不久前——她大喊：“她的家人为什么不照顾她？社会福利部门为什么不把她送到养老院去？她为什么要缠着你？”我刚请了三周的假。他们欠我好多假呢。就连弗雷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从没把我的假休足过。弗雷迪自己也没有休足过假。我突然想：弗雷迪的公司是他的家吗？如果是的话，那全是因为在家里他得忍受我的各种别扭。我们会驾车出游，通常是很短的假日，一般去法国，吃得好睡得好。回到家里我们都很高兴。菲丽丝自然很高兴趁我不在时掌管大局。她脸上有一种得意的神情，必须拼命遮掩住。为什么？所有的东西她都得来全不费功夫。比方说她的服饰。她的风格照搬了我的，对她合适极了。轻柔的丝质衣服，一切都考究、精巧，金褐色的头发。有的时候手腕上和领边有小荷叶边——唉，这些我可穿不了，我太结实了。朴素的咖啡色衬衫，柔柔地泛着光泽，领口露出细细的精致的金首饰，袖口下可以看到一条漂亮的手链，袖子上细细的条纹和手链交相辉映。她用我的裁缝，我的发型师，我的编织工，上我告诉她的店里买东西。可看上去却像她从我这儿偷艺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我对她不坦诚，故意藏着掖着。因此，当她看到我打量她的装扮，看出我在想，“哦，菲丽丝，做得好！”时，她必须掩饰住那傲慢得意的微笑，那微笑后的意思是：没错，我可胜你一筹啦！令人吃惊的姑娘。不知道菲丽丝新添的性感是不是反映出了内心里的什么，对此好奇的不只我一个人。我观察她在摄影师办公室的样子。他们，他们的工作区，相对于我们的办公室，乔伊丝和我的——菲丽丝和我的，一直是另一个极点，一种平衡。两个权力中心。迈克尔以前没注意过这个姑娘，现在感兴趣了。她对他也有点意思。两人同我和弗雷迪那时完全不一样：鲁莽，随便，平等。反正他们谁都不肯退让一步。这是我看到的典型一幕：他斜倚着搁板桌，双脚交叉，因此身体正面完全展露，穿着软灯芯绒，可以看见鼓鼓的肌肉。他稍微偏着点头，朝她微笑时，脸颊形成一个弧度。这个迈克尔相貌不错，但这是我最近才注意到的。菲丽丝半个屁股坐在一张桌上，另一条长腿折出一个角度。她穿着漂亮柔软的衣服，比方说黑色的绒面革，或者是某种出人意料的亮色，向他展示自己的全身。他们讨论工作时——哦，多么的干练——她的发丝落在脸上。他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她的身体，这是一种冷静的欣赏，带着一点自嘲。而她睁大眼，目光嘲弄地掂量着展示给她看的肌肉。然后他们一起去吃午饭，很有可能会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杂志版式或者广告。我很享受旁观这种游戏，但是得注意不能过于显露我的享受，不然菲丽丝会觉得我偷了她什么。唉，乔伊丝，这些场景我无人分享。这三周我过得多么快乐。我没有外出，因为要是离开莫迪太久我受不了：如果这很疯狂的话，那就疯狂吧。乔伊丝打来电话。最近她喝得实在是太多了。“简娜，为什么你从来不给我打电话？”“就该是你给我打电话。是你离开的。”“老天，你还真没完没了。”“没错，我就是没完没了。”“我可以看见你坐在那儿，写——叫什么来着的？《仁慈的女士》？”“我都差不多完成另一本书了，严肃社会学类的，叫《真实结构和表面结构》。”“我看，你这么有精力是因为你没有感情生活？”“所谓感情生活就是指丈夫，孩子，或者甚至是一个情人？”“甚至是一个情人。你不想要一个吗，简娜？”“我害怕呢。”“啊，这话至少坦白。”“比你坦白，比如今的你坦白，乔伊丝。”“坦白？我全身上下都流露着真情实感。我参加交友小组了，我告诉过你吗？一共十个人。我们互相大声辱骂，重温我们可怕的童年。”“我不知道你的童年很可怕。”“我也不知道。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我肯定有个糟糕的童年。”“真相终于出来了，是吗？感情方面的真相？”“你不会理解的，简娜。”“对于爱，我的确是一无所知。是的，这一点我知道。”“所以？”“所以，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们坐在一起工作，从来没有吵过架，互相理解，在我看来，那就是爱。你现在觉得爱是那种叫啊、嚷啊、发生关系。”“那是当然了，我现在是美国人了。差不多是了。”“我还是我行我素吧，拜托。”又有一次：“你在做什么，简娜？”“我十分钟前刚写完《真实结构和表面结构》。”“这速度够可以的嘛。”“我休了三个星期的假。”“没有动心去巴黎、阿姆斯特丹、赫尔辛基转一圈？”“信不信由你，我这一阵子在自己的城市过得很开心。”“和无聊老太们聊得很开心？”这个城市永远有无限的可能，像一场盛宴，我实在喜欢这一点。但以前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喜欢它，直到我过了美好的三个星期，春季的白天很长，全部归我一个人随心所欲地享受。突然我手头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就像泡在时间的大海里。我意识到，我的时间过得同老人或者特别年轻的人一样。我会坐在花园的墙头上，看鸟儿在灌木丛里忙上忙下。黑鹂还是椋鸟，我可分不清。我会坐在咖啡馆里，整个一下午都归我，我坐在那儿听着、看着两个姑娘聊自己的男朋友，聊得咯咯笑。她们强烈的快乐感。乐趣，我的生命中缺的就是这个，我连它叫什么都不大清楚，我一直那么忙碌，哦，我一直那么辛勤地工作。我可以从年龄非常大的人那里学到真正地、缓慢地、充分地享受乐趣，他们坐在长椅上，看人来人往，看一片叶子在街边石沿上努力保持平衡。一阵小风把它掀起来：它是会掉下去，还是会被吹到车轮下，被碾碎？不，它还躺在那里，这片厚实多汁的绿叶，充满了叶液，亮晶晶的，大概是哪只鸽子从哪根枝头啄下来的。一辆购物推车经过，轮子差一点没碾上这片叶子。推车是一个年轻女子的，里面坐着一个小孩。她爱极了那孩子，小家伙抬头，亲昵信赖地看着她。她弯下腰来，冲小东西微笑。两人在人行道上沉浸在对彼此的爱中，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老人们望着他们，和他们一起微笑。我喜欢和某个老人一起坐在长椅上，我现在不再畏惧老人们了，而是等着他们对我产生足够的信赖，和我讲述他们的故事，充满历史的故事。我问，告诉我，你婚礼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会哈哈一笑，或是展颜微笑。“啊，原来你想知道这个，是吗？喏，是这样的，它是白色的，上面有……”或者我问，你参加过旧的那场大战吗，你知道的，就是1914年到1918年间那场大战。“可以算是参加过吧……”于是我就坐在那儿，听着，听着。我喜欢——所有这一切，全部这一切。我越发地喜欢，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那么不可靠。只要我的背说一声，够了，停下！只要我摔断一根骨头，鸡肋骨一般长短吧，只要我在浴室滑一跤，我的浴池瓷砖上沾满了各种精油——随时随地，在命运的指示下，上百种疾病中的一种，或是上百种意外中的一种，就会向我袭来，都是意料之外，却又存在于我的身体构造或是性格特点之中，然后，好啦，我就哪儿都不能去了。就像莫迪一样，像所有那些老人一样。如今我走在他们中间，会向他们微笑，现在我了解他们了，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地弯下腰，把购物筐的轮子拽上人行道，或者他们突然停下脚步，扶着灯柱以便站稳，看到这情景，我就知道仅仅是能站直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多么不可靠——因为他们都被多次打倒，努力爬起来，再次振作，一次比一次困难，而他们走在人行道上，手里满满的，拎着手袋、购物包、拄着拐杖，这就是个奇迹……独处，这美好的馈赠，是要仰仗健康的身体的，或者说基本健康的身体。我早上醒来，知道自己可以购物，烧饭，打扫房间，梳头，在浴池里放满水、泡进去……现在我以这样的心情迎接每一天——我过这一天不需要谁来帮忙，所有的事我都能自己做，这是何等荣幸、何等美妙、何等珍贵。我去莫迪那儿小坐，这些天，她身体好多了，很高兴见到我，因此不会大叫大嚷，也不摔门。对于我光鲜生活里的逸闻趣事，她永远听不够。我拼命回忆，找故事告诉她。“莫迪，我能喝杯茶吗？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它发生在……”“坐下，亲爱的。歇会儿，歇会儿。”“发生在慕尼黑。”“慕尼黑，是吗？那么，那是个好地方啦？”“好地方。也许哪天你能去看看。”“是的，也许。呃，发生了什么呢？”“你知道那些时装模特表演的时候换衣服得多迅速吧？喏，那里的一个姑娘，走出来的时候穿着一件绿色的晚礼服，然后她的黑头发散了……”我看了看莫迪的表情，看她是不是看到了我看到的景象，还没有。“一件华丽的绿色晚礼服，闪闪发光，她的头发盘在头顶，黑色的，漂亮极了，然后，突然地，它就垮了下来……”莫迪看到了，她双手向上一挥，坐在那儿，哈哈大笑。“我们大家，买家、主持人、所有人，我们哄堂大笑，笑了又笑。那个姑娘，那个模特，她站在那里，满头的黑发落在肩上和背上，她不断甩头，像演戏一样啊。”“于是你们就坐在那儿哈哈大笑……”“是啊，我们笑得停都停不下来……是这样的，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简直是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笑。”“哦，简娜，我真喜欢听你谈你的工作。”我也有时间听安妮·里夫斯说话，听伊莉莎·贝茨说话。安妮坐在堵上了的壁炉边的一把小硬椅上，裹着一条旧花披肩。披肩正前方，食物、烟灰的痕迹连成了条。“你不要以为我对你帮我做的这一切毫不感激，贝茨太太说这房子是你打扫的。”“我和薇拉·罗杰斯。”“你大概是个‘好邻居’吧。”“不，我不是。”她若有所思、久久地打量我。“薇拉·罗杰斯也不能算是‘好邻居’，她其实是个社会工作者？”“是的。”“啊，这我有点不大理解了。”她说这话时，是字斟句酌的。安妮·里夫斯说话基本上全用的是套话，但是对于她来说，它们不是陈词滥调，它们闪耀着明明白白的真知灼见。听她说话，就像回到了我们语言早期阶段。她说：“心未老则人不老。我的心未老。”她听过这些话，琢磨过它们，知道它们符合她的情况，恭敬、郑重地使用它们。她说：“我不喜欢和老年人在一起，我喜欢和你这样的年轻人相伴。”她说：“倘若我年轻时，他们告诉我将是如此结局，我不会相信。”她说：“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时间不等人。”安妮一辈子都做女招待。从十四岁一直做到七十岁不得不退休，安妮曾步履轻快，端着鸡蛋、薯条、午餐肉、烘豆、煎牛排和煎鱼从上菜口送上客人的餐桌。她在咖啡馆、餐厅，以及大百货商店的职工餐厅工作过，两次大战的时候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来的士兵、飞行员们端饭送菜，这些军人中有几个想娶她。但她说，她是伦敦人，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安妮攀上其理想的巅峰时是六十岁。一家真正高档的咖啡馆聘请了她。她切三明治，往面包卷里塞那种神奇的外国奶酪（那玩意儿她自己是不会尝的），给顾客们上意式咖啡、卡布奇诺咖啡，还有重料蛋糕。她在一个讨厌的男人手下干了十年，那个人剥削她，但是她热爱那份工作，所以不在乎。七十岁的时候，他们让她走人。由于她在那里只工作了十年，所以领不到退

是正史还是教科书，甚至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背后的主谋是袁世凯。但是，如果仔细考察相关史料，就会发现直接证据明显不足。而这些正史、野史、小说最关键的证据居然是：袁总统是个坏人。似乎袁世凯干一切坏事都天经地义，只要把屎盆子扣到袁世凯头上就不会错。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案子的政治背景十分复杂，案情也很离奇，而且案中有案。以当时缺少司法独立的国情，以当时上海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可能完成破案重任。因此，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再回首这起民国第一疑案。不过，要透过表象寻找历史的真实，就请大家忘掉脑海中固有的定论，只相信动机、合理的逻辑和证据——下文采纳的证据，所用史料众多，来源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突然冒出的古董商王阿发先有请证人“发哥”王阿发出庭。此案的关键人证“发哥”——王阿发先生是个来历不明的黑户，因为他无法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虽然他自称是古董商人，可是据查，这位古董商人几个月前还在武汉卖保险。转业幅度真大，神人一枚。暂且不管他的身份、从哪里来去往何处，单看他在法庭上的反应，就知道这是一个“托儿”。王阿发的表现有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第一，他跟应桂馨的关系。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应桂馨是他的老主顾，可是在法庭上跟应桂馨对质时，又说只见过两次，后来又说只见过一次。第二，证词漏洞百出。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他是去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的。然后法官就问他兜售的是什么字画，他回答说：是仇英石的山水、人物、松竹系列。这下露出了马脚——仇英石只画人物，不画山水，更不会画松竹。法官还不死心，于是继续发问：“你的画是从哪里收购来的？”王阿发回答道：“从东清铁路之觉鲁生处得来。”应桂馨在一旁大声纠正：“东清铁路只有拓鲁生，他在说谎！”王阿发在接下来的答问中，更是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连见过应桂馨几次、什么时候见的都弄混了。这么看来，似乎国民党就是这场破案大戏的编剧，事先已经告诉了关键男配角王阿发台词和接下来的剧情，可惜大牌演员王阿发临场发挥太差，没能按照剧本来演。如果再联想到：短短几天，人证（做假证的“发哥”）、物证（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以及人犯（应桂馨和武士英）在国民党人的帮助下纷纷起获，就可以确认：国民党事先掌握了应桂馨和武士英参与谋杀宋教仁的确凿证据，然后又“制造”了各种线索，主导了破案的进程。至于国民党为何如此清楚刺宋一案始末，后面详解。换句话说，报案线索可能是假，但罪犯绝对是真。也就是说，王阿发虽然是假的，但另外五个嫌疑人——应桂馨、武士英、洪述祖、赵秉钧、袁世凯真是假不了。鉴于赵秉钧、袁世凯咱们已经很熟，就不再介绍，下面有请其他三人出场。流氓，还是流氓应桂馨应桂馨，原名应夔丞。此人是富二代，可这个富二代的爱好是当古惑仔。他在青年时期靠着胆子大、出手狠成为上海青帮头目，后来结识打入青帮内部挖掘革命力量的陈其美，并在其美同志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跟所有的会党一样，应桂馨也在辛亥革命中率领兄弟支持革命，跟清军捉对儿厮杀，甚至还帮助陈其美从李燮和手中抢到了上海都督的职位。事成之后，陈其美投桃报李，应桂馨成为上海都督府的情报主管。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后，陈其美推荐应桂馨做了孙中山的卫队队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孙中山身边，应桂馨仍然养二奶、嫖妓女，赌博、吸毒、贪污、受贿、打架也时有发生，黄赌毒全沾不说，甚至还对孙中山的客人搜刮揩油。孙中山只好请他滚蛋。应桂馨失业的时候，正是组党最时髦的时候。应桂馨也从中发现了机会，一个给兄弟们争取到合法身份的最好机会。应桂馨联合上海三家黑帮，建立了一个叫“中华国民共进会”的政党组织。凭借在青帮中的地位，还有陈其美的关系，这小子轻松当上党魁（会长）。这个“共进会”名义上是政党，本质上只是一种将身份从黑洗白的手段而已，仍是帮会。行凶的路人武士英武士英原名吴福铭。曾在云南当兵，枪法很准，身手敏捷，具备成为杀手的职业素养。辛亥革命后，军队裁员，他正是“被下岗”大军中的一员。失业的武士英辗转来到上海谋生。请注意，武士英和前面出场的王阿发，都是刚到上海不久、社会关系单纯并且穷困潦倒、急于发财的外地人。换句话说，这种人比较好欺负，死活没人在乎，是做替死鬼的上佳人选。刚到上海没多久，武士英就碰到了出面买凶杀人的陈玉生。陈玉生是应桂馨派出来寻觅杀手的负责人。应桂馨势力如此之大，为何不从自己的小弟之中选拔一人，而要去找武士英这样一个陌生人？答案很简单，方便脱罪。应桂馨后来在法庭上死活也不承认是他指使武士英杀人，而武士英也交代不出居中联络人陈玉生的去向，法庭因此没法坐实应桂馨的主谋罪名，令应桂馨身上的罪恶光环失色不少。坏得掉渣的极品爱财奴洪述祖洪述祖，字荫之。洪述祖有个儿子叫洪深，是新中国的大艺术家。他还有个孙子叫洪金宝，洪金宝洪爷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娱乐圈的老大。当然了，洪述祖自己也不差，他也是名门之后，他爷爷洪亮吉是清代著名学者。洪述祖出身名门，本该大有前途，可是他爹唯恐儿子受苦，无论什么事情都依着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从没人责骂他，就更别提打板子了。洪述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天不怕地不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有人管他，这很正常，连他爹都不管，谁敢管？败家子就是这样炼成的。更严重的是，洪述祖还智商过人，十分聪明。可问题是，越是聪明就越会败家。因此，败家子的共性如唯利是图、胆大包天都被他发扬光大到了除了脸什么都要、除了自己谁都不爱的地步，以致他在坏人界混出了“阴人”、“洪杀胚”这等盖世奇名。随便挑两件此人被写入史书的“坏人事迹”，你就会明白他的胆大妄为和厚颜无耻。第一件，在中法战争中，洪述祖作为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参谋，私自将清军的两海轮军火赠送给法军，法国人付出的代价仅仅是贿赂洪述祖的两千两银子。第二件，在张之洞手下混的时候，洪述祖利用工作之便把中国的土地卖给洋人（勾通洋人盗印地契）赚取好处费。洪述祖干了无数件坏事，他老爹也替他擦了无数次屁股，可到了后来，他老爹再也擦不动了，因为再也无人敢为他的坏儿子卖他面子。洪述祖失业了。失业的洪述祖决定去祸害上海，寻找新的发财机会。在上海，这小子继续破罐子破摔，以违法生意为生，成为上海滩很有名气的“洪公子”。就是在这段时期，他结识了一些青帮人物。辛亥革命后，洪述祖通过种种关系找到了一个大靠山——赵秉钧，据说是因为他姐夫赵凤昌跟赵秉钧关系比较好。不过裙带关系也好，人情面子也罢，总之他成了赵秉钧麾下的国家公务员。话说赵秉钧在用人之前，没有考虑过诸如公开选拔结合竞争上岗此类比较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吗，没有调取洪述祖的人才档案进行政治审核吗？这种有才无德、唯利是图的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怎能委以重任？赵秉钧这个领导的用人水平实在是有些丢人，他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也请诸位千万记住：洪述祖是个极品坏蛋，是一个会用故意犯罪危害社会的家伙。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对下面发生的事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仇恨的种子话说洪述祖先生投奔赵秉钧之后，很快就靠坏人本色和厚黑专长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谈判中立下些许功劳，并凭此坐稳了内务部秘书的位子。可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人，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这还要从会党说起。由于会党参加革命的唯一动力就是反清，因此清朝完蛋后，失去前进动力的他们又干起了本职工作：破坏社会秩序。会党中胆小的，主要社会活动是贪小便宜。看电影不买票、坐车逃票、吃喝嫖赌不给钱那是家常便饭，心情好的时候调戏下良家妇女，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人打个架，不过这也就完了。而胆大的就厉害了，主要社会活动是无法无天。他们杀人越货，私设公堂，代官行刑。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者本来就是天生的对头。“破坏远强于建设”的会党，因此迅速从革命者转变为被革命者。革命党与立宪派联手镇压会党，海外洪门自恃有功想回国参政的计划就此完蛋。在湖南，集哥老会老大与共进会革命党于一身的焦达峰被立宪派暗杀，立宪派头头谭延闿做了大都督。在四川，哥老会被革命军取缔，二百多个公口全部被一扫而空。在陕西，哥老会军队大部分被立宪派改编，会党首脑万炳南被杀。在广东，革命军正式取缔三合会，首领许雪秋等人被杀，众弟子被强行改编。对革命贡献较大的三合会从此沦落为香港的犯罪组织。而在上海，对付会党、改组排斥青洪帮的人，正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宋教仁。应桂馨作为青帮高层，自然会奋起反抗宋教仁，只是他的反抗不是抄家伙跟宋教仁拼命，而是设立共进会——自己动手改组青帮，将身份洗白，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和麾下的小弟。尽管应桂馨解决了自己的身份问题，但他并没有放下对国民党尤其是对宋教仁在革命成功后“忘恩负义”的仇恨。仇恨的种子就此萌芽，等到时机成熟，它将破土而出并开花结果。而将其化为果实的那个人，正是洪述祖。罪恶之交袁世凯政府很快也颁布了严禁秘密结社的命令，大力打击会党。而应桂馨正好撞到袁大总统的刀口上。在袁世凯和赵秉钧看来，应桂馨是个拿来开刀的上佳选择：作为势力庞大的黑帮头子，又跟国民党走得很近，还敢组党（共进会），不整你整谁！稍提一句，应桂馨还嫌死得不够快，居然插手黎元洪和张振武二位辛亥革命元勋争权夺利的斗争。黎元洪自然不是善茬，他四处通缉应桂馨，要借政府的力量给乱管闲事的应桂馨一点颜色看看。在这种背景下，赵秉钧派了一个专员来上海专门解决应桂馨问题，此人就是洪述祖。为何派洪述祖来？估计是因为赵秉钧看中了洪述祖的三大“优点”——性格凶狠狡猾，骗死人不偿命，在青帮中有熟人。洪述祖人脉极广，到上海后没多久，便联系上了应桂馨。他对付应桂馨的办法还是官场的老套路。先一起吃个饭，然后洗洗桑拿按按摩套套近乎。待情感交融之后，他便说出了“招安”的来意。应桂馨的人生理想之一，本就是追求高官厚禄。外加洪述祖一番连哄带吓，封官许愿，应桂馨便接受了政府“招安”。洪述祖和应桂馨也因为这一番交情而成了兄弟。当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无人关注的小人物兼大坏蛋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宋教仁的生命似乎已经不可挽回。接下来，洪大哥幸福地倒在了应小弟以金钱——金币和美食——生猛鲜活的上海大闸蟹为代表的糖衣炮弹之下。礼物自然不是白送的，拿了好处的洪述祖不但帮应小弟摆脱了黎元洪的压力，还承诺给对方申请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一职。权钱交易的威力果然是无所不至。阴谋渐起在洪述祖的努力下，几个月后，应桂馨先生赶赴北京办理出任中央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入职手续。这个巡查长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搜集情报，尤其是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武汉方面黎元洪等人的动向，干这种烂事是应桂馨的专长。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信应桂馨并寄去一个“密码电本”。解释一下，“密码电本”并非间谍的专利，在那时是普遍做法，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商务都如此办理。因为几乎没有专线，电报基本都由商办的邮电局处理，为了保密，只能使用密码本。而赵秉钧发给应桂馨“密码电本”自然是办理新人入职手续时的正常公务行为。上面的这封信函，是赵秉钧唯一一次主动联系应桂馨，内容是赵秉钧让应桂馨以后有事直接发电报给国务院。除此之外，赵秉钧从未给应桂馨发过进行犯罪活动的指示。当然，并不能因此排除他通过洪述祖指挥的嫌疑。应桂馨有了上达天听的能力之后，宋教仁就倒了大霉。因为早就有心报复宋教仁的应桂馨，决定借机拿他找金钱欲望超强的拜金男洪述祖先生换些钱花花。不信的话，请欣赏如下信函和电报。1913年2月1日，洪老大寄给应小弟一封信，信中很隐晦地说：只有搞大项目，才有钱可赚。可弄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一天后，深刻领会了老大精神的应桂馨，酝酿了一个金点子——“臭鸡蛋”计划，他打算搞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人在海外的“丑闻”，然后公之于众，尽毁三人的名誉（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抄宋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应桂馨这么主动积极地搞破坏，好处在哪里？应桂馨说：“孙中山已计划派人以三十万的价格“重资买毁”，而我虽然千方百计地阻挠，但奈何腰包里只有三万块钱，要想买到这些“丑闻”，资金上还差得远（孙得信后，要黄遣马姓赴日，重资买毁，索三十万，计定，阳许阴尼，已得三万）。”应桂馨的言外之意很明显，政府该给我多少钱，你们看着办。很快，洪老大写信回复应小弟说：“你的电报赵总理已经看过了，后来赵总理又让我将电报面呈袁大总统，总统看过后非常高兴，夸你有本事，让你尽快操作。兄弟我见缝插针，在袁总统面前提了提钱的事情，总统的意思是让你先把宋教仁的黑材料寄过来，见货再说。”如果洪述祖没有言过其实，那么此电足以证明袁世凯和赵秉钧对搞臭宋教仁还是很有兴趣的，原因不难想到——当时各地都在搞民主选举，搞臭宋教仁可以影响国民党获得选票。不过，洪述祖并不完全相信应桂馨这个青帮流氓。这很正常，两人都是一样的阴险、卑鄙、无耻，谁能相信谁？2月8日，洪老大首次写信催促应小弟：那些黑材料你去哪里搞？到底靠不靠谱？中央对这个有所疑虑！三天后，洪老大再次写信催促应小弟：早弄到黑材料早拿钱。半个月后，洪老大再补一封信说：“以后除了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公事，你不要再给国务院发电报，人多眼杂，保密性不好。上头发话了，以后由我全权负责与你的联络。”洪述祖从此成为中央与应桂馨之间联络的全权负责人，其间上下其手，这是宋教仁的不幸。在这封信的后半部分，他半是安慰半是催促地对应桂馨说：“不是不给你钱，一旦你能拿出黑材料，中央一定放款，但是金额不会超过三十万。”洪述祖数次催促应桂馨，可等到花儿都谢了，也没等来江湖骗子应桂馨的黑材料。杀人的信，杀人的电报洪述祖的日子很难过，他在总统和总理面前夸下海口却交不了差，压力很大，他如坐针毡，心情十分焦虑。于是，3月6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工作指导意见”信。现在将此信的关键之意翻译成白话，奇文共赏：应兄弟：现在政府财政窘迫，你从中弄钱的办法，手续没搞好。比如我们要杀邓家彦（老同盟会会员，激烈反袁，曾被逮捕，但并未处决）的话，就要先收集他的反对文章，再想好如何干掉他的方法，最后把他的死讯登在像《民强报》（此报不久前被这两个家伙携手收买）这样的报纸上，这才是标准的办事流程。你以前说有黑材料，可现在不仅原件没有，连“印件”也没有，你居然还想让中央掏钱，怎么张嘴？我怎么向上面交代？你是个聪明人，必须想个妥善的办法交差。当然，最好还是拿“印件”来。或者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像邓那样的行为，方可下手。插一句，这句“方可下手”语义模糊，但结合邓家彦蹲大牢的经历以及现在难于交差的现实，不排除洪述祖让应桂馨趁目标有“激烈举动”时动用武力交差的意思。应桂馨收到这封信之后，有何感想？四天后，即3月10日，应桂馨给洪老大发了一封电报：请转呈财政部，让政府以六六二折、利息八厘卖我三百五十万

，对外宣称是向晋国借兵攻打齐国，实际上是找晋景公帮忙，希望借晋国的干涉来铲除“三桓”。然而，就在公孙归父访问晋国的时候，鲁宣公却突然无疾而终了。按照《春秋》的记载，是“公薨于路寝”，也就是死在自己的床上。这段记载给后世留下诸多猜测。毕竟，鲁宣公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死亡，想让人不产生怀疑都难。而“三桓”的表现简直就是直接指认自己是凶手。鲁宣公的葬礼还没有举行，季孙行父便急急忙忙在朝堂上发表了一番讲话，全文为：“杀嫡立庶，使得鲁国失去大援的，就是襄仲！”襄仲就是公孙归父的父亲公子遂。杀嫡立庶四个字，一方面是指责当年公子遂杀死公子恶和公子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大家，鲁宣公原本无权继承君位，只不过是因为公子遂的阴谋才得以上台。至于失去大援，则是指齐国对于公子恶和公子视的死实际上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鲁国采取了表面友好、实则欺负的政策。季孙行父将矛头指向公子遂，同时又否定了鲁宣公，最终的目的却是攻击人在晋国的公孙归父。对于这种指桑骂槐的伎俩，大夫藏宣叔（藏文仲之孙）觉得很不磊落，他当面回应季孙行父：“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当时不能追究责任，后人何罪之有？你不就是想除掉归父吗？那就光明正大地派我去办嘛！”“三桓”才不会手软，命令将东门氏悉数驱逐出境。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鲁国地名）的时候，听到了鲁宣公的死讯和自己的家族被驱逐的消息。他停下来，就在路边筑起一座土坛，用布帛围住，算是给鲁宣公设了一个灵堂；又将副手叫到跟前，请副手代替他回曲阜，到鲁宣公的棺材前复命。做完这些事，公孙归父解开衣服，袒露出左胸，用麻布系起头发，坐在土坛前放声大哭，然后站起来跺了三次脚，便驾着马车投奔齐国而去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周礼的规定办理的。在危难时刻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和从容不迫的态度，是当时的卿大夫和士阶层推崇的品质。《春秋》郑重其事地记载：“归父还自晋，至笙。”算是对公孙归父的一种褒扬。第二年春天，鲁宣公的儿子黑肱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成公。【晋国重振雄风】公元前590年，继“初税亩”之后，鲁国再一次进行赋税制度改革，史称“作丘甲”。丘是春秋时期的地方行政单位，一丘约有农民一百五十人。所谓作丘甲，就是每丘派出一定数量的成年男子，自备武具服兵役，成为职业军人，丘中其余男子分摊他们的耕种任务。在传统的井田制度下，农民在农忙的时候种田，农闲的时候服役，全民皆兵，战斗力相对低下。在鲁国，随着井田制度的灭亡和初税亩制度的实施，农民种田的热情明显高涨，国家税收随之提高，社会分工必然更加细化，职业军人也就应运而生。因此，作丘甲可以视为初税亩的配套改革措施，对鲁国的富国强兵起到重要作用。虽然是配套改革，鲁国在这个时候作丘甲，也是因为感受到了齐楚联盟带来的巨大压力。仅在几个月前，鲁国还试图联合楚国进攻齐国。但是随着楚庄王和鲁宣公的先后去世，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齐顷公抓住这一机会，主动与刚刚即位的楚共王进行亲密接触，齐楚两国关系急剧升温，结成了战略联盟。在这种情况下，鲁国人感觉有必要加强与晋国的友好关系，于是派大夫藏孙许前往晋国，与晋景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同年冬天，臧孙许在国务会议上分析说：“现在齐国和楚国交好，而我国新近与晋国结盟，如果晋、楚两国争夺天下的领导权，齐国必定派兵入侵我国。到那时，如果晋国讨伐齐国，楚国必定救援齐国。这就意味着，齐、楚两个大国都将我国当做了敌人，形势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作好防备，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大家都赞同他的观点，于是加快推进“作丘甲”改革，抓紧新入营士兵的培训，重新修固城墙，鲁国上下迅速进入战备状态。在得到楚国这个盟友后，齐顷公的腰杆子硬了很多，也不把晋国放在心上了。公元年589年春天，齐顷公亲自率领部队入侵鲁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城（鲁国地名）。早有准备的鲁国人打得很顽强，不但多次打退齐军的进攻，还俘虏了齐顷公的心腹爱将卢蒲就。齐顷公紧张了，派人对龙城军民说：“千万不要杀他！我愿意与你们签订合约，保证不进入你们的地界。”齐顷公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关心——这一点还将在以后的故事中得到体现。当时龙城的军民听到齐顷公这么说，却对形势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齐国人已经胆怯，所以不但杀死了卢蒲就，还将他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可想而知，齐国人十分愤怒。齐顷公亲自擂鼓，军官们身先士卒登上城墙，仅用了三日就攻陷龙城。齐军士气大振，乘胜南侵，又包围了巢丘。齐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晋国的强烈不安。在晋景公的授意下，卫穆公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四人带兵入侵齐国，以减轻鲁国的军事压力。齐顷公得到情报，立马回师北上，在齐卫边境截住了卫国部队。面对强大的齐军，石稷的意见是立刻撤退，避其锋芒。但是主将孙良夫不同意，他对石稷说：“我们带兵讨伐齐国，遇到齐国的部队就向后转，将如何向国君复命？如果你认为我们肯定打不过齐军，当初就不应该出兵。现在既然遇到了，哪有逃避之理，不如一战！”三年前发生在临淄的外交风波，孙良夫也是受害者之一。现在他坚持要与齐军作战，显然不是基于对形势的准确判断，而是出于对齐顷公的报复心理。同年夏天，齐卫两军在新筑（卫国地名）发生战斗。齐军人多势众，攻势迅猛，卫军势单力薄，节节败退。危急关头，石稷对孙良夫说：“失败已成定局，如果您再坚持抵挡齐军，恐怕我们都要全军覆灭了，到时拿什么回去复命？”孙良夫不置可否。石稷只好又说，“您是卫国的卿，如果被俘或被杀，都是国家的耻辱。请您带领大部队先撤，我留在这里掩护你们。”孙良夫走后，石稷带领剩下的部队坚守新筑。他鼓励大家说，晋国的援军正浩浩荡荡开赴战场，只要再坚持几天就可以了。早在公元前595年，莫须有的晋国援军就曾支撑着宋国军民抵抗楚军长达半年之久；六年之后，石稷再次打出晋国援军这张空牌，卫国将士同样士气大振，打退了齐军一次又一次进攻。齐顷公惊愕之余，命令停止进攻，将部队驻扎在鞫（jū）居，以待形势明朗。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新筑的地方贵族仲叔于奚发扬了罕见的英雄主义精神，趁这个机会率领部队进攻齐营，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居然将齐军逼退了几十里，从而将卫国军队从危亡中挽救出来。战后论功行赏，卫穆公要奖赏仲叔于奚一座城池，被仲叔于奚拒绝了。这个乡下地主根本不稀罕土地，反倒是对政治待遇很感兴趣，他向卫穆公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是“曲县”，第二是“繁缨以朝”。按朝周朝的礼制，天子的乐器，四面悬挂，如果同宫室那样四面有墙，称为“宫县”；诸侯的乐器三面悬挂，独缺南面，称为“曲县”；卿大夫的乐器两面悬挂，称为“判县”；士的乐器仅东面悬挂，称为“特县”。仲叔于奚充其量不过是大夫身份，却想一边听着曲县的音乐一边吃饭喝酒，无疑是大大的僭越。同样，“繁缨以朝”是指以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国君，也是享受诸侯的待遇。在当时的人看来，仲叔于奚的要求无疑是大大的“非礼”，简直就是以下犯上。孔夫子对此评价说：“与其答应这种非礼的要求，不如多给他几座城。唯有礼器和名号，是由国君持有的，不可以轻易让给别人。名号是用来体现威信的，威信是用来保持礼器的，礼器是用来体现礼制的，礼制则是用来推行道义的，道义是用来产生利益的，利益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这可是政治生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假如将礼器和名号给了别人，等于将政权拱手相让，国家也将随之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卫穆公不这样想，他掰着指头一算，觉得给仲叔于奚一点政治待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给他一座城池要划算得多了，于是答应了仲叔于奚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发生的龙城之战和新筑之战，可以视为新一轮中原大混战的序幕。新筑之战后，孙良夫没有回卫国，而是直接去了晋国。与此同时，鲁国的使者臧孙许也来到了绛都。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晋国的中军元帅郤克，请求郤克主持公道，劝说晋景公派兵讨伐齐国。对于郤克来说，讨伐齐国自然是快意恩仇之事，也是晋国战略扩张必走的一步棋。正如前面所说的，晋国的最大敌人是楚国，必须拉拢的对象是齐国和鲁国。现在齐国和楚国搞到了一起，已经是大大的不利，如果再坐视齐国欺负鲁国和卫国，“天下”这张大饼，恐怕就轮不到晋国来啃一口了。晋景公恐怕也是这么担心的，很快同意了郤克的要求，并且很大方地说，你要攻打齐国就多带点人马，我给你兵车七百乘！郤克马上说：“那可不够！这是城濮之战的兵力，当年是因为有先君晋文公的英明和诸位先大夫的武勇，才以七百乘的兵力打败楚国。我郤克与诸位先大夫比起来，连替他们提鞋都不配，请您给我八百乘！”郤克将这一战与城濮之战相比，使得晋景公很感动。谁不想重现当年晋文公的威风，成就领袖群伦的霸业啊！这些年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不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晋景公点点头，答应了郤克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六月，郤克率领八百乘兵车从绛都出发，去寻找昔日的光荣。这支部队包括晋国中军的全部，由郤克直接领导；上军的一部分，由上军副帅士燮带领；下军的全部，由下军元帅栾书带领；韩厥仍旧担任军中司马。臧孙许代表鲁国政府前往边境迎接晋国大军，季孙行父则带领鲁国军队从曲阜出发，与晋军会合。晋军与鲁军会合之后，转而向北，朝着卫国进发，途中发生了一件小事：晋国军中有人不遵守军纪，被司马韩厥抓住，即将要处斩。郤克连忙驾车来救人，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杀了。郤克马上命令将这个人的尸体挂出去示众。他的随从很奇怪：“您不是来救他的吗？”郤克回答：“是啊，可是人既然已经死了，我就来替韩司马分担流言蜚语吧！”言下之意，此人不是非杀不可，为了避免军中将士对韩厥有非议，特别怕人们认为自己与韩厥意见相左，从而影响韩厥的威信，所以故意挂尸示众，以示自己是同意杀这个人的。这件小事说明，正如当年士会有成全郤克的雅量，郤克也有维护下属的气度，都是难得的好领导。晋鲁联军与齐军在靡笄（齐国地名）相遇。齐顷公派使者到晋军大营下战书，说：“诸位率领军队光临敝国，敝国军队虽然不强，也请明天早上一见高下。”郤克也客气地答复说：“晋国与鲁国、卫国，同为姬姓，乃兄弟之国。这两个国家派人来告诉我们说，‘齐国人不分早晚在我们的土地上发泄怒气。’我们的国君不忍心，就派我们这些人来向贵国求情，但又命令我们不要在贵国久留。我们也是能进不能退，既然您约我们明日决战，我们不能让您的愿望落空啊。”齐顷公听了使者的转述，又派人对郤克说：“大夫同意决战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就算您不同意，这战也还是要打的。”打完口水仗之后，双方便秣马厉兵，准备真刀真枪地战斗了。曾经在断道之会上中途逃跑的齐国上卿高固决心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面子，亲自驾车前往晋军大营“致师”，也就是挑战。高固确实是一员猛将，他在车上装了一堆石头，突入晋军阵地之后，也不用刀枪弓箭，就拿石头砸人，打得晋军抱头逃窜（怎么有点像梁山泊的没羽箭张清？）。石头扔完了，又跳上一辆晋军战车，俘虏了一名晋军士兵，然后驾着晋军的战车跑回来。他将桑树根系在战车上，巡游齐军营地，大声宣布：“如果有谁需要勇气，可以向我购买余勇！”第二天一早，两军在鞍地（地名）列阵。齐国军中，邴夏担任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逢丑父担任戎车护卫；晋国军中，解张担任郤克的戎车驾驶员，郑丘缓担任戎车护卫。《左传》之所以将这些人物列出来，是因为在春秋时期，戎车驾驶员和戎右护卫是极其重要的职务，甚至要通过占卜来选择合适的人选。应该说，高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齐军的士气。齐顷公也豪气干云，对左右说：“我姑且打败敌人再来吃早饭！”来不及给战马披上铠甲便冲了出去。国君冲锋陷阵，齐军将士也不能落后，跟随着他向晋军冲去。这场规模空前的战斗中，齐军先声夺人，一开始占了上风；而晋军的反应相对迟钝，陷入被动。由于齐军进攻的速度太快，晋军主帅郤克所在的位置也受到了冲击。混战之中，一支冷箭射中了正在击鼓的郤克，鲜血迸流，直到其脚跟。郤克怕影响士气，一边坚持击鼓，一边对身边的解张和郑丘缓说：“我受伤了！”没想到解张和郑丘缓这两个家伙一点也不心疼首长，也没有抓住机会表扬首长的英勇。戎车驾驶员解张说：“自交战开始，我就中了两箭，一支贯穿我的手掌，一支贯穿我的手肘，我都没告诉您，偷偷折断了箭杆，仍旧坚守岗位。您看，车的左轮都已经被我的鲜血染红。自古以来，大将死而鼓声不绝，车夫死而缰绳在手，这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职责，怎么好意思提受伤的事呢？请您忍住！”——这家伙放到现在，一辈子都别想进步。戎右护卫郑丘缓说：“自交战开始，只要遇到有险阻，我就下车推行，您难道留意到我的举动了吗？只不过您真是受伤很重啊！”解张说：“旗和鼓就是大军的耳目，将士们或进或退，全凭您的鼓声指引。这辆戎车只要有一人坐镇，战争就可以胜利，怎么可以因为您受伤就败坏国君的大事呢？穿着盔甲，拿着武器，本来就是去死的。现在伤口还不至于要命，请您还是尽力而为吧！”于是将缰绳交到已经受重伤的左手，右手拿过郤克的鼓槌敲，代替他击鼓。结果因为左手无力，控制不住战马，戎车朝着齐军狂奔而去。晋国士兵看到主帅如此英勇，大受鼓舞，都争先恐后地跟在戎车后面向齐军冲杀。战争的局势几乎在一瞬间被扭转，齐军全面溃败。晋军乘胜追击，像打猎一般追赶齐军，竟然绕着华不注山（现在的华山）转了三圈！据说，大战的前一天晚上，晋军司马韩厥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父亲子舆对他说：“明天不要站在战车的左右两侧！”按照周朝的军制，除主帅的戎车有特别规定外，一般将领的战车都是驾驶员立于车中，将领立于车左。韩厥担任司马，本来应该站在左侧的位置，负责射箭。因为做了这个梦，第二天他便改换了位置，站在中间亲自驾车。齐军败退后，韩厥死死盯住齐顷公的戎车，紧追不舍。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邴夏看出韩厥气度不凡，对齐顷公说：“快射那个驾车的人，他是君子。”齐顷公说：“既然知道他是君子还射他，非礼也！”于是张弓搭箭，先射其车左，将车左弓手射于车下；后射其车右，将车右护卫射死在车上。但是韩厥丝毫不为之所动，仍然紧跟着齐顷公。这时有一位晋军将领綦（qí）毋张，因为战车被毁而徒步作战，看到韩厥的战车经过，便跟着韩厥跑起来，大叫道：“带上我，带上我！”从后面跳上了车。綦毋张上车之后，想站在车左或车右，都被韩厥用手肘推开，只让他站在自己身后。韩厥又弯下身子，稳住车右护卫的尸体，不让他掉出去。趁着这个机会，齐顷公和逢丑父快速交换了位置。快跑到华泉（华不注山下的泉水）的时候，齐顷公的战马被树枝卡住，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战前一天，逢丑父在睡觉的时候被蛇咬到，小臂严重受伤，但他隐瞒着没有告诉别人。现在遇到这种情况，身为戎右的他本来应该下车排除障碍，却又有心无力。进退两难之间，韩厥和綦毋张已经赶到。见到此情此景，韩厥也跳下车来，手里仍执着马缰，走到齐顷公的车前，对着逢丑父磕头，然后从怀中掏出酒杯和玉璧献上（真难为他了，打仗还带着这些玩意儿），

出了一个这样的决议：“陆军部决于明年（1912年）正朔，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参见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月3日版。）这就是辫子的真相。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笔者是否可以依据这些第一手史料，大胆地推测一下：就算清王朝不倒台，全民剪掉辫子，也是大势所趋，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结语：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大清国从上到下，相当多的人已经明白到辫子这个东西，与刚刚引进的西方生产方式和军事生活，已经严重脱节，已经到了非废不可的地步了。资政院和陆军部的决议，事实上已经几乎相当于宣布了辫子的死缓。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东西，几乎都是不得长久的。

再谈“东亚病夫”

在近代史上，外国人歧视中国人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同时也不能否认当时的中国人的确也有一颗十分敏感的玻璃心，于是，当我们的自尊心脆弱到极点的时候，别人有意无意地往地上吐一口唾沫，我们就会觉得是在骂自己。唾沫也许本身就有一点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人心也出了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谈到中国近代史，中国人的心中，有无数的淤血团，其中，所谓“东亚病夫”这起辱华事件，就是这样的淤血团之一。可是，如果用放大镜去审视近代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这件事，与我们一向理解的似乎还不太是一回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请听我细细说来。首先，令你大跌眼镜的是：在近代中国，最早称呼中国为“病夫”的，其实还并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者”，而是一个中国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严复。严复于1895年3月发表于《直报》的文章《原强》，文中有以下两处称呼中国为“病夫”：“……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严复的这两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人的身体，懒惰则败坏，活动则强健，这是常理。但是如果叫一个病夫超速飞奔，跑得太快，则只有使他走上死路。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病夫……”“……国家大事和人的健身，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国，难道不就是一个病夫吗？更何况中国早就知道应该学习西方，并不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我挖掘出严复在当年所写的这两段文字，是要告诉大家以下几点鲜为人知的事实。1.在近代中国，最早称中国为“病夫”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严复。2.严复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没有侮辱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是一个“病夫”，严复所说的，其实是真话,他并没有错。那么，外国人最早嘲笑中国为“病夫”的出处，又是哪里呢？原来出自清末年代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一份英文报纸，名叫《字林西报》，英文名字是《NorthChinaDailyNews》。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登载了某位英国记者所撰写的一篇批评大清国国政颟顸、不思进取的文章，原文中含有如下的英语词句：“……Therearefoursickpeopleoftheworld——Turkey，Persia，China，Morocco……China……SickManoftheEast……”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世界上有四大病夫：土耳其、波斯（伊朗）、中国（大清国）、摩洛哥……（其中）中国，是东方的病夫……”我们把原文挖掘出来并弄清楚了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以下几个基本要点：1.英国记者并不仅仅称中国为“病夫”，而是在原文中，同时还批评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2.英国记者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而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因此，这位英国记者似乎也并没有要侮辱中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可以比喻为一个“病夫”。这位英国记者所说的不过是一句真话而已，他并没有错。类似于医生告知病人“你有病”，实事求是。这似乎并不带有太浓重的感情色彩。4.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既谈不上“友好”，也算不上“恶意”，只是一篇典型的混稿费的文字。中国人太拿它当一回事，其实是过分在意它了。5.退一步而言，就算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确实是在蓄意侮辱中国人，那也只能代表这位记者他自己一个人，而并不能代表全世界。难道不是吗？读到这里，读者要注意了，这份《字林西报》是一份英文报纸，它要面对的读者群，是当时旅居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上述的这篇文章，原文是用英语发表的，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而是给西方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翻译它，那么中国人根本就读不到。既然读不到，似乎也就很难谈得上是什么蓄意侮辱。可是，有人翻译它并传播了。这个人是谁呢？正是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梁启超读了这份《字林西报》之后，翻译了这篇社论，并于不久之后，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评论。梁启超是这样翻译的：“……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鲜为人知的是，和当时很多的国民不同，梁启超对英国记者用“病夫”一词批评中国一说，却是深表赞同的。梁启超于第二年（1897年），也特地撰文评论道：“……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梁启超的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病夫，不好好治病，而偏要学强壮人士飞奔快跑，所以说，这种（步子迈得太大）的言论，会亡国的啊……”不久之后，梁启超更是写道：“……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缚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耇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笫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跶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狰狞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梁启超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概括地说，是以下的意思：“……中国人不讲卫生，结婚生育太早，不利于优生，而且中国许多人终日闭门读书，根本不做运动，身体所以不强健，而且不少人还房事过度，而且还抽鸦片，身体当然不可能强壮。所以啊，中国人的体格根本就是病夫，由病夫组成的国家，怎么可能不是病国呢？希望我的同胞们，要锻炼身体啊……”可见，梁启超从外国人称“中国”为“病夫”的社论当中，引申出了中国人的体格问题，并批评中国人不爱运动，因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是“病夫”，而由一群“病夫”所组成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国家，自然也是一个“病夫”。读到这里，有几点重要事实，需要注意。1.梁启超是当年洛阳纸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字对当时国民舆论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国民没有能力阅读英文社论的原文，因而只能以梁启超的评论为参考。2.清朝末期的中国人的确没有做体育运动的习惯，我们所熟知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口号是1949年之后才提出来的。到了1904年，梁启超更是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一文里写道：“……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很清楚了，身为当年中国人意见领袖的梁启超认为“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只是实话实说，谈不上污蔑”。这是梁启超的原话，读者要不服，可以找梁启超去理论，因为这是他的原话，并不是我的杜撰。这里有一个魔鬼般的细节，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用英文评论“中国是病夫”，而到了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该事件的时候，却逐步演变成了“中国人是病夫”。“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显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所谓“东亚病夫”这条信息，从梁启超这里，就开始被扭曲了。随后，“东亚病夫”这个名词，再一次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在1904年，中国出版了一本畅销小说《孽海花》，作者名叫“曾朴”，而笔名为“东亚病夫”。这本小说在当年，热销得不得了，多次重印，作者笔名“东亚病夫”也就随着这本小说的走红，而名声大噪。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史实，鲁迅在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看到幻灯片里日本军队砍杀一个给沙俄军队当间谍的中国人，同时看到许多围观的中国人表情很麻木，因此，鲁迅认为“中国人有病”，所以他“弃医从文”，走上了当作家的道路。鲁迅说“中国人有病”，这恐怕是各位在小学年代就耳熟能详的片段了吧？鲁迅说“中国人有病”，因而成了伟人。而英国记者说“中国有病”，却被中国人记恨了一百多年。其实，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难道不是吗？前文提到了英国记者最早嘲笑中国是“病夫”的同时，也嘲笑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事实上，西洋鬼子的品性，远远不止如此，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内部，也是互相嘲笑“病夫”。在此，我特列举几个例子。早年西方人在19世纪中期，嘲笑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TheSickManofEurope）。2009年4月3日，美国知名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登出评论文章，嘲笑日本是“亚洲病夫”(SickManofAsia)。2009年10月29日，英国BBC电台，英国评论员笑骂本国（英国）为“欧洲病夫”(SickManofEurope)。2007年，《经济学人》杂志(《TheEconomist》)，讥笑葡萄牙为“新欧洲病夫”(ANewSickManofEurope)。在更早前的2005年，同一本杂志《经济学人》(《TheEconomist》)，还曾经讥笑意大利为“真正的欧洲病夫”(TherealSickManofEurope)。除此之外，法国、德国、希腊……都有被西方媒体笑称为“病夫”的历史。这些事例，根本列举不完。可见，在英语媒体里，“病夫”（SickMan）这个词语，原来是一个常用的比喻词，在英语世界里，记者、编辑们频繁使用这个词语，用来评论那些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出了问题，或者遇上了麻烦的国家，而被西方记者扣过“病夫”（SickMan）帽子的，其实远远不只中国，而还有俄国、日本、英国、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希腊……可见，在西方被称为“病夫”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或者至少可以说——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不但如此，在近代史上，还有一个被我们严重忽略的事实。早在近代（清朝中叶）之前，有一些清朝统治者就看不起外国人，发明了相当多的贬义词来称呼外国人，例如：“红毛鬼”、“番鬼”、“鬼佬”、“洋鬼子”、“蛮夷”、“夷人”、“倭奴”……读者只要换个位置思考一下，立马就能知道，这些名词，就其字义而言，只有比“病夫”更难听，而绝不比“病夫”更高雅。总之，最早是某些清朝统治者蔑称外国人，后来才轮到外国人蔑称大清国的官民，这似乎也是一个铁的事实，但又是最容易被国人忽视的事实之一，也是国民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之一。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朝的统治者用双重标准看待自己和他人，因此，判断问题当然不可能做到客观实际。凡事贵在换位思考。难道不是吗？我挖掘了这么多事实，自信已经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上讲得很清楚了。在此，请容我作一个简单的总结如下：1.最早将“中国”比喻为“病夫”的是中国人严复。2.英国记者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评论：“土耳其、波斯（伊朗）、摩洛哥、中国，这四个国家，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病夫”。3.这条信息，经过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之后，变成了“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使信息产生了严重的扭曲。4.“东亚病夫”一词，被畅销书作家曾朴采用为笔名，随着其小说《孽海花》的畅销，“东亚病夫”一词成为了近代史上的“热词”，继而家喻户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亚病夫”一词，从产生——传播——扭曲，再到发扬光大的基本过程。

“支那！支那！”

比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更早的，是一个唐代的中国人，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著作《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拘摩罗王：“自何国来，将何所欲？”玄奘法师：“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拘摩罗王：“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日，去斯远近？”玄奘法师：“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支那国是也。”这段文献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拘摩罗王：“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玄奘法师：“我从大唐国来，是来求佛经的。”拘摩罗王：“大唐国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远的路程？”玄奘法师：“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玄奘法师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古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至那”、“支那”、“脂那”。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唐朝。当时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于是，从唐朝开始，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称呼大唐国为“支那”——注意：那时的日本，不但对大唐丝毫没有恶意，而且还相当地仰慕大唐。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为什么称呼大唐为“支那”呢？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读的，是同一批的梵文佛经——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支那”，唐僧也跟着学，于是，日本僧人也跟着学。可见，“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其实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支那”一词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的扩大，是从江户时代（17世纪初）起，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时期。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日本为什么不称中国为“中国”，而是沿袭旧称，继续称呼中国为“支那”呢？因为——日本要避免混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明朝以前，“中国”这个名词，并不常用。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都知道“大明国”、“大明”，而不知道“中国”——反而是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名叫“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在日语中，合称“中国地方”，也简称“中国”。因此，如果把大明国硬称为“中国”，则在日本国内必然会造成混淆。两个地方叫同一个地名，很显然会造成误会。所以，日本从明朝开始，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支那”，而不叫“中国”——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区别开来。直到后来抗战胜利，日本迫于战胜国——中国的压力，才普及了“中国”的称呼，并开始迁就中国，将日本的“中国地方”改称“山阳地方、山阴地方”。事实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远远不止日本一国，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都称呼中国为“支那”：泰语、法语、马来语、德语……更有甚者，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支那”

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之战。后来迁都北京时，他故伎重演，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虽说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钱钞之禁”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到永乐时期，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宝钞交易时，就故意哄抬物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一度“纸不如铜”。夏元吉反对用强，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经济手段”确实管用，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国家财政日益平稳。身为“大账房”，又面临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元吉“用度谨慎”的特点。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元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元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炽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在抄其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国家财税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1石1贯宝钞，上升到50贯宝钞。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炽登基，赦夏元吉出狱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夏元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300贯换1引，另外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元吉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于重新充裕起来。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元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补充一点，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元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从来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仅赠米两石，但对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第九章明朝的『越南战争』一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在位22年，一生对外征战无数，5次北征蒙古，最远直杀到今天俄罗斯境内，连败鞑靼，瓦剌两大部落，放眼当时寰宇，可谓所向披靡。但另一场几乎与之同时进行的战争，长久以来史家却着墨不多——明平安南之战。安南，即越南古称，明代时期，越南北部称安南，南部称占城，自唐末建国以来，一直是中国西南的友好藩属，从宋至元，始终向中国称臣纳贡。明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不久，安南即遣使来朝，是当时中国周边藩属中最早承认大明王朝为“宗主国”的国家，从此两国通好。洪武中后期，趁明朝接连发生“胡蓝”大案，且忙于和北元残余势力相互攻杀时，安南也趁势北进，屡屡侵扰广西宁明等地区。朱元璋一度想南征安南，但终不愿劳师远征，最终只是遣使申斥。到永乐年间，种种矛盾累积，演变成一场一度把大明拖入“越战”泥潭，也给越南当地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战争——明平安南之战。二明朝与安南战争的导火索，是安南国内的一场政变，在今天越南的史料里，被称为“陈黎之变”。朱棣登基以前，安南的国王，一直由当地陈氏家族世袭，世代受中国册封，史称“陈氏安南”，到洪武末期，其国家大权渐由宰相黎氏家族操控，国王仅保持虚名。公元1400年，朱棣发动篡夺皇位的“靖难之役”时，安南黎氏家族也发动政变，杀死国王自立，黎氏宰相改名胡一元，自封“太上皇”，掌控大权，由其子任国王。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遣使臣到南京，谎称安南国王陈氏病逝无后，自己以外孙身份即位称王，现请求大明以宗主国名义册封。朱棣疑惑之下，派大臣杨勃赴安南查问，结果杨勃被胡一元重金买通，归国后竭力做旁证。疑虑渐消的朱棣遂顺水推舟，于是年八月命礼部侍郎夏止善赴安南，册封胡氏为安南国王。可“纸是包不住火”的，不几日，原安南旧臣吕伯奢逃到南京，面见朱棣揭发真相，并与安南国使臣当面对质，终于真相大白。上当的朱棣恼怒万分，但当吕伯奢苦求朱棣兴“吊伐之师”，即用武力帮助陈氏复国时，朱棣却犹豫了。在老挝宣威司送来了外逃的陈氏王族宗亲陈天平后，朱棣决定采取相对稳妥的办法，先派御史李琦去安南，表示“最强烈抗议”，申斥胡氏的篡逆之罪，重压之下胡氏家族果然服软，胡一元父子向朱棣上表请罪，并表示愿迎回陈氏家族后人为王，朱棣遂册封陈天平为安南王，命广西左、右副将军黄中、吕毅护送陈天平归国，此举除了“伸张正义”外，当然也有借机索还安南侵占大明领土的目的，一场“篡逆闹剧”，似乎在朱棣的软硬兼施下，已然“和平解决”。永乐四年三月，黄中等人护送陈天平进入安南境内，到达鸡岭关（今越南老街）时，安南派人前来犒劳，趁明军松懈，突然出动10万大军发动突袭，先劫走了陈天平，接着毁掉了老街通往河内的道路，当着明军的面公开处决了陈天平，而先前明朝派往安南的使臣吕松，也被胡一元杀掉。4000明军进攻受挫，只得仓皇归国。这是“公然践踏大明尊严”，消息传到京城，朱棣火冒三丈，当廷大骂胡氏父子“蕞尔小丑，罪恶滔天，此贼不诛，兵则何用”？终下定决心——南征安南。永乐四年七月一日，朱棣发布《讨安南檄文》，声称“命将士出，吊民伐罪”，做好“宣传工作”，接着命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任“征夷左副将军”，从云南进兵，成国公朱能任征夷将军，会同任“征夷右将军”的新城侯张辅，统“十八路将军”，从广西进兵，两路齐下，务求一举扫平安南。这次动兵，对外号称兵马80万，而实际兵力也不下30万，除了调动擅长湿热气候作战的四川、云南、广西各地精兵外，更从各地藩王处调集“护卫”数万人，借征安南而收“削藩”之效。对此次出兵，精于兵事的朱棣谋划周详，为了防止将帅不和，对朱能和沐晟反复告诫，让他们“不可故违以伤和气”。纪律也格外森严，规定“妄戮之人，虽建功不得赎罪”。写给众位将领的谕告里，更点出了诸如防止敌人埋伏，提防炎热天气和当地瘟疫，以及安抚当地百姓等“注意事项”。此外朱棣还出奇制胜，派太监马彬调集广东、福建两省水师，沿海路至占城（越南南部），堵截安南逃兵。太监统军，由此而始。孰料出师不利，“征夷将军”朱能行至广西龙州时病逝，年仅31岁的张辅临危受命，代理征夷将军一职。张辅勉励众将“昔开平王（常遇春）远征途中去世，歧阳王代之大破元军，我虽不才，愿效前辈”。是年十月，张辅部进入安南境内，稳打稳扎，连克隘留、鸡鸣两关（今越南甘塘、老街），与另一路大军沐晟部会师，合力进攻安南北部重镇多邦。多邦，即今日越南的谅山，自古有“下谅山而越王降”之说，原因在于谅山险要，而其南面却一马平川，大军可长驱直入。胡氏父子也知此战重要，在多邦（谅山）以宣江、桃江、富良江、陀江四处天险为依托，在当地广挖战壕，修筑防御要塞，密置弓弩火器，其弩箭与火器弹丸皆用毒药浸泡，沾之即死，各式城栅相连900里，更“全民皆兵”，尽发举国近百万兵民参战，可谓是15世纪越南版的“马其诺防线”。张辅深知“此城一破，便如破竹”，于是精心策划，先稳住营盘，继而派小股部队陆续发动佯攻，牵制敌注意力，直到十二月五日夜，决战打响，明军发动突袭。之前在护送陈天平时遭安南算计的都督黄中主动请缨，率敢死队（即当初护送陈天平的4000士兵）突围，强攻多邦东门，士兵各个争先赴死，在付出了伤亡过半的代价后，终登上城头。打开了缺口，30万明军顺势强攻，胡家父子苦心经营的“多邦防线”，一夜间土崩瓦解。城破之时，安南军杀出“回马枪”，派战象反攻明军，意图力挽狂澜。张辅早有准备，以火枪硬弩瞄准齐射，数千大象尽成“活靶子”，踩踏安南官民无数，明军乘胜追击，终攻克多邦城，多邦主帅，安南“国防部长”阮飞明被杀，史载“斩俘无算”。今天不少越南史料考证，越军在这场战斗里的死亡人数不下10万人，南征大局一战而定，此后明军长驱直入，至永乐五年五月，明军在富良江会战中彻底歼灭胡氏父子的水师，斩首3万7千人，“溺死无算”。胡氏父子败逃后被捕获，押送京城斩首。至此，历时1年的平安南之战，彻底结束。平安南之战，张辅仅用1年时间，即攻克安南全境，“得府州四十八，户三百三十万”，可称是不世之功。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此时安南并非是普通的“蕞尔小邦”，多年以来其四处征伐老挝、暹罗（泰国）、占城（南越）等国，甚至年年骚扰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其部分火器装备，比明军还要先进，之后明朝神机营的部分火器，就是从安南之战缴获越军的火器里改良而来。可见，朱棣平安南之役，实为保障边境平安的自卫反击战争，胜利也颇为不易。明军之速胜，一者是张辅统筹有方，上下三军用命，二者也是策略正确——攻心。自进入安南境内开始，明军便向当地官民广发檄文，声称此来是助陈氏复国，告诫安南百姓不要“助逆”。此外，明军大军过处，皆纪律严明，与民秋毫无犯，更没收胡家父子的“逆产”分发当地贫民，越南士民无不“纳款以降”。鼎定战争大局的多邦之战，即是明军以当地乡民为向导奇袭成功，最终平灭胡家父子的富良江之战，更是明军以反抗胡家父子统治的当地“义军”陈封为先驱，一举大破之。逃窜的胡家父子也被当地百姓捕获了捆送给明军。安南之胜，人心向背是为关键。永乐五年五月，张辅将捕获的胡家父子捆送南京，并上报说陈氏宗族已被胡家父子屠尽，至今难觅宗族，当地“儒生”也上“万民表”，请求允准安南归附大明。朱棣下诏斩首胡家父子，大学士湖广等人建议借机在安南设郡，将之并入中华版图。朱棣的“燕王府旧臣”纷纷响应，尽管文臣解缙、杨士奇以及“第一谋士”姚广孝等人竭力反对，但志得意满的朱棣还是欣然采纳，永乐五年六月一日，朱棣降《平安南诏》，晋升张辅为“英国公”，改安南为“交趾”，设交趾郡，以工部尚书黄福为交趾布政使兼按察使。正是这个看似“威服四夷”的决定，令本已南征成功的大明，从此陷入了长达十数年的“越战”泥潭。三永乐六年六月（公元1408年），为筹谋北征蒙古事宜，朱棣招驻兵安南的张辅归京，仅留沐晟镇守当地。然而仅过了半年，是年八月，安南战事风云再起，原安南陈氏王朝旧臣简定聚众造反，安南上洪、大塘、同登等地乡民纷纷响应，大举叛乱。此后，简定自称日南王，立其侄儿陈季扩为帝。朱棣闻讯大怒，先怒杀叛军派到南京的使臣，继而大举增兵，调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精兵4万人，由西平侯沐晟率领征剿，另派兵部尚书刘俊赴安南持诏书招抚，企图“剿抚并用”。是年十二月，沐晟率军与陈简定在安南生厥江（今越南丰盈县）决战，因轻敌冒进，被简定率重兵合围，激战之下全军覆没，明朝的“交趾指挥使”吕毅，派往安南招募的兵部尚书刘俊，皆在此战中阵亡。安南“建省”仅一年有余，局面却迅速糜烂。究原因，祸根其实早在朱棣决定设“交趾郡”的时候就种下了，恰如杨士奇当时谏阻时所说：“陈氏虽无能，却颇得民望，其民多怀之，其骤行废立，恐至安南士兵皆怨，钻营之徒势起，后患无穷也。”此言不虚，陈氏王朝虽然暗弱无能，但越南百姓对其感情深厚，明军平胡家父子的时候，正是打着助陈氏复国的旗号，方得到越南百姓的群起响应。结果却是改安南为交趾，强行建省，可谓自食其言，兵连祸结也就不奇怪。而叛乱的简定，是原安南陈氏国王的宗亲，跟三国里的“刘皇叔”差不多，打着陈氏的旗号，自然引得安南诸多百姓纷纷归附。大乱之下，朱棣再次启用张辅，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二月，朱棣令张辅督师，发20万大军南下，时朱棣意在北伐蒙古，因此命张辅此战必须“速胜”。张辅却不急于进兵，到安南后先是安抚当地因战乱逃亡的流民，严惩当地贪暴害民的明朝官吏，继续“攻心”，直到局面稍稍稳定，才于三月南下慈廉州，直捣叛军老巢咸子关，用火攻之计焚烧叛军战船600艘。至十一月，已平定大部叛乱地区，十一月中，张辅与叛军发动了神投海之战。他令部将朱荣、蔡福率骑兵从陆地包抄，自率水师强攻，水陆并进，斩杀叛军4万多人，并成功俘虏叛军头领简定。至次年一月，张辅已尽数削平各路叛军，唯独简定所立的“侄皇帝”陈季扩，带兵退守安南义安苟延残喘，眼看朝不保夕。就在这时“转机”出现了，北方朱棣派邱福北征蒙古，全军覆没，盛怒之下的朱棣调50万大军北伐，并命令张辅火速北上，安南平叛的任务只得重新留给之前兵败的沐晟等人。果然张辅前脚刚走，陈季扩后脚就发动反攻，大败沐晟，安南叛乱平而复反，再成乱局。永乐八年二月，朱棣北伐蒙古大胜，在成吉思汗的家乡斡难河大破蒙古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得胜还朝时，趁朱棣“心情好”，陈季扩再派使者请求册封。这次的使者极尽拍马能事，引得朱棣“龙颜大悦”，封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一心想求封王的陈季扩大为不满，变本加厉，扩大叛乱，镇守安南的沐晟无能，无力与之交锋，只能收缩防线，勉强自保。盛怒之下，朱棣于三月再派张辅下安南。张辅到任后即出重手，先斩了此前作战不力的都督黄中（多邦之战率先冲锋的“敢死队”队长），激得军心大振，继而于八月再战神投海，在没有大型战舰的情况下，组成小船突击队，大破安南叛军水师，缴获敌船400艘，攻克陈季扩老巢义安。永乐十一年十二月，张辅与沐晟合军，同陈季扩在今天越南老挝交界的爱子江决战。陈季扩动用战象8000头冲击明军。张辅多谋，命令明军神箭手瞄准，“一矢射象奴，二矢射象鼻”，结果群象大乱，反而仓皇回逃，冲垮安南军阵，陈季扩全军覆没。经撒网搜捕，终于永乐十二年一月在老挝蒙册将其全家活捉，至此持续数年的安南简定之乱彻底平定。成功平乱后，张辅押解陈季扩全家归京。朱棣命原交趾副指挥使李彬接替张辅，督师安南。张辅之所以屡次平乱后即被调回，在于此时朱棣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北征蒙古上，安南之事，他只想尽快解决，莫要给北征“拖后腿”。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后，明朝廷把迁都北京提到了日程上，国产1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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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比他们虐杀了几百几千的贪官还管用。花石纲没了、朱家人倒了、皇帝道歉了、杀人放火无罪了……等于好日子终于出现了吧！那还造反干什么。于是，根深蒂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复苏，大家都各回各家，该干吗干吗去了。可怜的方腊，被绝大多数阶级弟兄抛弃了。这种局面形成之后，童贯的十五万军队才展开进攻。关于进攻，实在没什么好说，因为战况是一面倒的，没有相持，没有决战，方腊的人不断溃散、败退，直到他回到了老家青溪。宋军包围了整个青溪。过程很单调很枯燥吗，也许，如果看正常的史书就是这些。而我不会那么写，因为在这些单调里一直隐藏着无数的激流。在不久之后，名扬天下纵横无敌的国之将帅们都在这时崭露头角。南征方腊，是张俊、刘光世、吴氏兄弟、韩世忠等人崛起的时候，他们都参加了，可以说，这是他们成名的跳板。距离公元1103年介绍他们时，已经过去了十八年，当年的少年们都长大了。这些年里，他们每个人或辛辛苦苦打生打死，或优哉游哉地混日子，都有了各自的一点点成绩。先说刘光世，这位将门之子过得很顺。他不必从基层做起，他老爹刘延庆早把路铺好了，起点就是三班奉职，随着一年年长大，他的官衔升到防御使、鄜延路兵马都监。至于打仗嘛，他也实习了几次，毕竟刘延庆是西北军里的主将之一，这些年宋朝和西夏没完没了地打仗，上战场实在是很平常。但，硬是没有刘光世的战绩记载。这就是刘光世一生的写照，他是宋朝有名的将军，按名位顺序，他能排进前三，可就是找不出他有什么光辉的或是惨烈的战绩。人家就是能顺利无比快速无比地往上爬，名利双收地往上爬，哪怕老爹不在了，没人关照仍然不耽误往上爬。所以，后来有人很疑惑，他到底叫刘爬爬呢，还是叫刘跑跑？根据他的爬爬理论，在这次集体行动里，仍然会指日高升，所以还是不打扰他了，让他在父亲的羽翼下继续悠闲一年。一年之后天地动荡，他的衙内生活也要开始改变了。接下来是张俊。十八年前默默走进西北军营的少年现在有官衔了，是承信郎。这个衔不大常见，翻一下宋朝官衔系统表，悄悄地说，这可真是个重活儿啊，第一阶级太多；第二变化太大，往往几年之间就变好几次。好在我还是查到了，它在公元1112年最后一次定职称，相当于三班借职。参照上面的刘光世，刘衙内起步就是三班奉职。人和人真是没法比，同一个官衔，张俊是走遍宋朝江山，从大西北打到大西南，血战近十年才勉强得到的。他十六岁进入西北军当上三阳弓箭手，一直混在底层，默默无闻。到政和年间时，宋朝的南方发生卜漏之战，宋廷调西北军精锐参战，张俊很幸运在参战部队里，这个据传说在很小时，也就是在十六岁之前就当过强盗的小子杀得满身血腥，终于脱离了大兵的身份。回到西北时，他当上了都指挥使。两年后与西夏开战，张俊没挤进主攻队伍里，让富贵从手指缝里溜走了，他是从攻者，军功见者有份，分了他个小小的“承信郎”。这就是张俊的命运，他有力、有才、有心智，可惜的是没根基、没运气，这两个极端让他的心灵强烈地扭曲着，他要富贵！要富贵！要富贵！这种心灵的呐喊一直伴随着他从少年走向青年，从青年逐渐走向中年。岁月蹉跎，时日无多，留给他的机会更少了，于是，当机会终于来临时，他会加倍凶狠无所顾忌地扑过去，拦在前面的不管是什么，哪怕是天地难容背信弃义，也别想挡住他。我要富贵！吴氏兄弟过得更加平淡，比张俊还要平淡。哥哥吴玠生性沉默寡言，每天除了练习弓马，就是静静地读书。久而久之，连军营里都会忘记他。他属于有任务就派人去叫，没事儿连影儿也找不着的人。在这十八年里，他隶属于西北泾原军，托武装太监总是和西夏人掐架的福，他一点一点地升了点官。这时他二十八岁，是义副尉、队将。简单地说，是个小队长，或者大队长……他的弟弟吴璘更加安静，自始至终是哥哥的影子。哥哥是大队长，他是小队长，哥哥是小队长，他是副班长。这对兄弟相扶相助，一起走过了人生的各个纪念日。韩世忠是国之少年中的异类，在十八岁那年他突然感触，对当职业混混的日子厌烦了，那么做什么呢，他看了看自身条件，不当混混当山贼，不当山贼去当兵。他走进了军营。这十八年走来，他的生活像是一只突出深山的猛虎。俗话说“狗行千里吃屎，狼行千里吃肉”，韩猛虎走到哪里都吃肉，是大块大块地吃，痛快淋漓地吃！进军营先测试，韩世忠挽强弓骑劣马，史书记载“勇冠三军”。入伍没几年，宋夏战争爆发，韩世忠随军出塞，第一战在银州境内。那是一个小城，西夏人躲在城里固守，拒绝出战。韩世忠一个人冲上城去，斩关杀将，把敌将的人头扔出城外。宋军士气大振，一拥而进。第二战在蒿平岭，那里被西夏人包围了，韩世忠率领精锐骑兵去解围，他顺利完成了任务，可是觉得不过瘾。他从小路又回去了，这时敌军云集，众寡悬殊，韩世忠不仅没跑，反而率领人马杀了过去。西夏人每隔十几年就会遇上宋朝的个别超级猛人，比如当年的王珪、任福、刘昌祚等，但在几十万人厮杀的战阵中，个人再猛也没啥效果。可韩世忠不同，他一生的战役里玩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他总能用极少数的兵力扭转战局，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来。比如这时，他居然把敌人给打退了。退了之后他还是不过瘾，他问抓过来的俘虏，那个骑兵很厉害嘛，他是谁。中奖了，那是西夏当时的驸马，叫兀移。韩世忠跃马过去，一刀砍倒。接着继续砍下去，直到西夏人全军崩溃。这一战之后，西北军里全都知道有一个空前的猛人诞生了。他猛，他真猛，他太猛了！可是事情干过了头总会有点副作用。等论功行赏的时候，这种履历报上去，连西北主帅童贯都不信了。骗人是吧……武装太监觉得郁闷，骗人居然骗到了俺的头上。哼，这么多功劳，有一个是真的就不错了。对，只给他记一次功。消息传来，整个西北军都为他鸣不平，凭什么啊，这世道连英雄都没法当！反观韩世忠本人倒是没什么，在他的心里，这不过多砍了几个人，少拿点工钱而已，难道以后再砍不着了吗？切，急什么！于是，他骂声鸟，转身蹿进军营深处，去喝酒打架找乐子去了。机会很快就来了，他很幸运，被调上了最前线，去当工程兵。前面说过，从范仲淹开始，宋朝不断地在西北方面修堡垒，步步蚕食，把西夏人的生存空间挤掉。这一条是行之有效的，每一代西北大兵都在做，现在轮到了韩世忠。巧合的是，他所在的工程队，隶属于刘光世他爹刘延庆。记住这条，事情只要和姓刘的沾边儿，就没个好。韩世忠他们刚盖起来个堡垒，起名叫天降山砦，就被西夏人占领了。这很窝火，但也平常，这种事常有，连城都被占来占去的，一个小兵寨子算什么？可韩世忠受不了，这是他盖起来的。这人半夜起来独自一个人摸上了寨墙，手起刀落砍了两个西夏人，想了想，这年头杀人讲证据的，不然太监不认账。他回身把两个人头切了下来，之后又想了想，杀人也要看时间、地点、人物的。散步时杀的，和半夜爬墙杀，难度不一样的。于是他顺手把天降山砦的护墙毡子割下来两块，带回了营里。之后这样的事他又做过两次，在十八年过去之后，他做到“勇副尉”。比兵蛋子大一点的兵蛋子。这简直是欺负人，最后连西北军的高层们自己都看不过去了，在韩世忠跟着童贯过长江打方腊时，补偿性地给了他个偏将的头衔。韩偏将高兴了些，这直接导致了他对战场的渴望。历史将证明，这次的南征几乎所有的风头都被他占尽了，至于最后的结果嘛……参照之前打西夏的时候。公元1121年，国之少年中最小的那个人仍然远远地游离在主流之外。岳飞，这一年他十八岁了，还是一个农民，在别的少年们走遍了山河大地，血染了征衣，心灵里浸渍了名利、愤郁时，他始终生活在农田里，为每年每季多打些粮食费尽了心机。岳飞的成长是困苦的，《宋史·岳飞列传》中记载，他刚出生还没满月时，黄河在内黄地段决堤了，滔天的洪水里，他的妈妈姚氏夫人抱着他坐进一个大缸里，顺水漂流，才得了救。生于忧患，奈何忧患到这地步，未满月连自己的家园都没有了。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现代研究宋史的大师们引经据典，说这事儿是没有的。原因有三：一，北宋末年时，黄河并不流经内黄县境内；二，岳飞的生日是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黄河这时不决口；三，在北宋史书中，没有记载黄河在这一年曾在河北境内决口。可是，这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岳飞从小生活优越衣食无缺，吃的是转基因食品，灵魂是穿越过去的，所以一生所作所为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实是，哪怕没有这场大水，岳飞的生活仍然困苦，他出生在贫瘠的土地上，长在贫困的农民家里，这决定了他的童年、少年只能过着勉强温饱的日子。在这种生活里，他没法接受最起码的私塾教育，认字看书都由父母教导，也没法吃到好东西，正常来说，他的身体素质会非常一般。但岳飞是天才。他的一生都在做着别人不敢做、不能做、不肯做、不会做甚至不敢去想的事，人生的每一步都让人瞠目结舌。比如他的成长，到十八岁时，他的心灵成熟到了什么程度不好揣度，他的身体强壮度达到了一个超级惊人的程度。岳飞生有神力，挽弓达三百斤，开腰弩八石。宋时的八石，接近现在的一千斤，这种力量是当时的巅峰，时值当世，只有韩世忠能与之匹敌。洒脱的韩世忠，凭着这种勇力无论是当混混还是当大兵，都逍遥快活。而岳飞生性沉厚忠义，他的心里有一道道的门槛，时刻制约着自己，永远不要行差踏错。这让他在做农民时越活越累，最后连温饱都维持不了，得出去给别人种田打工了。岳飞的老家是相州汤阴县，他打工的地方是相州最著名的一户人家，安阳县韩氏的“昼锦堂”。这个名字很嚣张，典故出自项羽的那句败家名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项羽就死在了这句话上。为了显摆，他白白地放弃了占尽了天下地利的秦国国都咸阳，把自己的国都定在了老家彭城。结果四面不靠，哪里出事都得亲自去救，搞得八方起火，直到刘邦、韩信会师，把他挤到乌江江边全军覆没。典故这样差，为什么还有人用呢，因为用的人百无禁忌。他就是北宋史上的异类，文臣里最神勇，武将里最有学问，文臣武将一起算，他永远和皇上靠得最近的那个人——韩琦。韩琦当官，堪称两袖金风，给家族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昼锦堂是集庄园别墅于一体的超大建筑群，光是面积就不下数千亩，这在那个到处刮地皮，全民族集体破产的时代里，是非常抢眼的。可是像李彦、杨戬这些人却从来没把目光瞄向这块地。韩氏一门权贵，在赵佶初年还有韩忠彦当过相，到韩琦的孙子这辈还能出使辽国，是地道的特权阶级，向来免税免役免欺压。这实在是个理想的打工地点，岳飞就投奔了这里。在昼锦堂里，岳飞做着两份工，一个是农活，另一个是保安。据说有一次韩家被一百多个强盗围攻，岳飞登上围墙，一箭射死叫张超的匪首。这是岳飞在历史里射杀的第一个人，同时解救了韩氏的危难，却对自身的命运没什么改善。改善什么，韩氏门下有多少将官折腰，连鼎鼎大名的狄青也得躬身站在韩琦的阶下，小小的一个农民，会射箭又怎样，还不是个人下之人。这样的生活，岳飞还要再过两年才结束，那时他会走出这片小天地，到外面的广阔世界里闯荡。是的，他起步太晚了，晚得错过了好多精彩的时段。但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两年后他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正是中原天翻地覆的关键时刻。公元1121年，岳飞还在忍耐中。没办法，他家里有老有小，都等着吃饭。忘了说，岳飞在十五岁结婚，妻子是比他大些的刘氏夫人，在他外出打工之前，第一个儿子岳云已经降生了。有人说岳云不是他亲生的，是义子。这其实和前面的那次决堤一样，是或不是，有什么不同吗？重要的是岳云是岳飞的好儿子，他的一生都追随在父亲身旁。于公，他是父亲最得力的部下；于私，他生死都和父亲在一起。这样，就足够了！回到江南睦州青溪县，这片青山溪谷战云密布，结成了一个死结。这道难题是宋朝开国一百六十一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哪怕仁宗朝时狄青远征岭南，都没这么难。山里边有二十万起义军负隅顽抗，这是跟着方腊走到底，连宋朝皇帝的罪己诏都不信的受苦人。山外面紧紧包围着十五万宋军，这是宋朝当时的全部家底，按实力计算，这是比狄青南征时都庞大的军力，无论如何战斗力要远远超出种田耕地的农夫。可是童贯却不敢强攻，第一是地理不熟，青溪县的山很大，洞口很多，搞得像蜀川里的南蛮族人似的，钻进去就找不着北；第二，方腊是敢拼命的人，他童贯敢吗？不用说拼光，只要折扣度过三分之一，就是不敢想象的灾难，之后拿什么去抵挡西夏，拿什么去联金灭辽，都得指望手边的这些兵，这是绝对不能有损耗的。但是，不打进去，方腊能灭掉吗？这道难题困住了宋军方面的所有人，多少身经百战的将军谋士都想不出办法来。死结拧得越来越紧，这时没人注意到，有一个大兵的身影悄悄溜出了军营，摸进了青溪山里。这个人避开了山路，潜入了幽暗的深谷，他不知道方向，只是想当然地往更深更暗的地方走。他想得很简单，无论谁想藏在深山里，都是越深越险越难走的地方才行，方腊，就应该在那种地方躲着。但是理论和实际真的有差距啊，山好大，要找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方腊摸出来？有困难，可难不住这个人。这人在山里转来转去，据说是突然间遇到了一个深山里生活的女人。这是多好的运气啊，不仅遇到了原住民，而且该原住民还告诉了他方腊藏身的具体位置。呸！每当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要向记录这段历史的宋朝史官吐唾沫。想在深山老林里挖出游击队是那么容易的吗？日本人在东北抓抗联战士时累得半死不活的，才有点效果；美国人抓拉登，赏银开到几千万，搜遍全阿拉伯也没摸着人影。这位神奇的宋朝大兵居然进山没多久就偶遇了一个，并且对方很配合地指出了方腊的藏身地点。这可信吗？考虑到这位大兵的身份特殊，后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偶像，偶像是需要膜拜的、美化的，这都好理解，但总得靠点谱吧！你直接说他像条狼一样在深谷里潜行觅迹，遇到了，或者抓到了一个当地妇女，他恐吓她或者买通她，搞到了方腊的藏身地点，也没什么丢人的。毕竟，这是战争。说起来我感觉还是恐吓的成分大些，该女士是知道方腊藏身地点的，一般的山区原住民能知道这个吗？知道的，用几个小钱就能买通吗？肯定是小钱，因为该大兵穷得要命。这人的胆子也大得要命，知道地点之后，他一个人就摸了进去，根本没想着回去找援兵。在他的心里，这是钱！这是官职！这是英雄扬名天下的机会！皇上说了，谁能抓到方腊，得“两镇节钺”，相当于军区司令员了。这是和平年代里，没有根基的普通大兵做梦都不敢想的位置，现在只要杀进去，凭自己本身搞定就行，这是一件多么爽利的事。该大兵继续在深谷之间穿行，一路上他应该要穿越很多的明哨暗卡，这都难不倒他，溜进去好几里山路之后，他终于来到了方腊藏身的洞穴前。他冲了进去！一个人挺着一杆长枪，冲进不知深浅虚实的强盗窝里，他居然反客为主，一连杀了好几十个人，把方腊活生生地掏了出来。这是他有生以来做过的最炫目的事，足以让他名扬全国富贵终身，想想看，他已经摇身一变，脱离大兵的身份，是国家的军方高官了。但紧跟着最郁闷最倒霉的事就来了，他把方腊抓了出去，没走多远就遇到了顶头上司辛兴宗，辛兴宗二话没说，指挥手下的兵一拥而上，抢了方腊就走。官方认定，抓获方腊的人是辛兴宗。那位神勇的

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待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10月，中央红军三万余人挥师江西，攻克吉安，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等蒋介石摆平了各路军阀，回头一看：层林尽染，漫山红遍！可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大碍：我现在兵锋横扫中原，所向披靡，就凭你们那点人那几杆枪，还能成什么大气候？但是，事情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蒋介石对红一方面军发动了三次“围剿”。面对“围剿”，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灵活运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把你诱进大山里来打”、“游击战”以及“运动战”等战略战术，竟然连战连捷，将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二十一座县城、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五十万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史称中央苏区。在这一过程中，中央红军有两个极其优秀的军事指挥干部成长了起来。一个是林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年仅25岁。林彪精于计算，善于奇袭和伏击，这几手绝活为他赢得了“红军之鹰”的称号。一个是彭德怀，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时年32岁。此人性格极其刚烈，勇猛善斗，被称作“红军之狮”。1931年11月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央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新生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是一个小县城，地处江西福建两省的交界之处，山势险要，离中心城市较远，没有国军重兵驻防，而国军集聚往返也不易，有利于新生共和国的巩固。在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的精心经营下，瑞金局势稳定，红色政权牢固，民众基础坚实可靠，定都后改名瑞京。不过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至1931年年底，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也才走马上任四个月而已，而且之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天叛变，历经千辛万苦才来到了瑞金。下面就来说一说这场叛变的事。蒋记王朝第十章中统

中央特科

前面说过，廖仲恺遇刺事件后中共就已经着手情报工作，譬如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但重视程度还不够高，直到一个契机出现，中共才建立了真正的专业情报队伍。话说南昌起义失败后，众人失散了，周恩来也脱离了部队。当时他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时常陷入半昏迷之中，最危险的时候身边就剩下两个大牌保镖“保驾”——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历尽艰险，终于冲出重围，安全抵达香港。在香港，周恩来得到中央指示，命他北上上海。之所以让周恩来去上海，是因为“八七会议”之后，新的临时总书记瞿秋白率领着中央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这时候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在野党，而是被蒋介石全国通缉的“共匪”。来到上海后，共产党中央只能秘密活动，人身安全自然无法保障。周恩来到达上海之后，出于对中央机关安全及情报工作的考虑，提议组建中央特科。由此，中共中央安排了两个人协助他办理此事，一个是向忠发，一个是顾顺章。向忠发、顾顺章何许人也，能与周恩来一起做如此机密的大事？原来这一年共产国际发出最高指示——“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也就是说想当领导，除了能力和资历，还必须得是工人出身。于是乎，老工人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也就是中共总书记。小工人顾顺章成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要知道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割据一方的毛泽东，此时不过是一个候补委员。虽说特科有三个负责人，但实际上，工作都被周恩来和顾顺章做完了，毕竟老工人总书记的工作能力有限。1927年11月，中央特科组建完毕。中央特科有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二科是情报科，科长陈赓，一个在军事、政治、情报领域均能独当一面的综合型人才；三科是行动科，也是特科中知名度最高的部门，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也称“红队”、“打狗队”，科长直接由特科总Boss之一顾顺章兼任；四科是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此人不仅技术好，还懂得搞改革开放，建国后引进美国可口可乐生产线的就是他。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顾顺章，因为他是本章内容的主角之一。顾顺章，男，上海户口，曾做过青帮大哥，有一定的江湖地位，时年24岁，具备相当出众的化装天赋。此外，他坚信技多不压身，利用业余时间培养了一个极具水准的专业技能——魔术，以备将来万一不干革命还可以行走江湖糊口维生。1926年，顾顺章受中共委派，与陈赓一起前往苏联接受特工培训，成为超一流的专业特工人才。一年后，顾顺章与周恩来等人一起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不过，小顾领导没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洗礼，政治立场并不十分坚定，还有些流氓习气，他算是埋藏在共产党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中央特科成立后，工作一直顺风顺水，中央的一道道指令在特科的保护下，安全传向各地。虽然在“英明武断”的共产国际领导下，指令不一定正确，甚至错的多对的少，但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明白地传达着一个信号：中央还在，这是支撑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继续坚持战斗的信心源泉。虽然特务工作主要是潜伏，潜伏再潜伏，低调了点，但在后人看来，其中不乏亮点。1929年年底，李强的四科建成了中央特科的第一个电台网络，史称“沪港通报”——信号由各地先发往设置于香港的秘密电台，再由香港电台转接上海电台，传输距离合适且相对安全（截至“二战”初期，香港一直保持中立）。周恩来亲自编制密码，夫人邓颖超兼职电报翻译员，两人使用“沪港通报”收到了第一条消息：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从此，上海党中央逐渐与中共南方局及各苏区实现了使用电台互相通报。小工人顾顺章的打狗队也不甘落后，招纳了十几个一流的狙击手，跟中央特科的头号对手——中统斗得不亦乐乎，干下了好几桩杀鸡给猴看的大事。如刺杀中统重点看护下的原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出卖中共领导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叛徒白鑫。在继续讲中央特科的故事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央特科的对手中统。

中统

前面说过，蒋介石在“四·一二”武力清党后，也被汪精卫和李宗仁给清下了台。蒋介石下台后，一直跟随蒋介石打江山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处奔走，联络人马，为蒋叔叔复职一事摇旗呐喊。陈氏兄弟出头联络的这一批人马很快结成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一个很响亮的代号——CC。因为当时众人聚会的地点“CentralClub”的英文缩写是CC，而且陈（Chen）的首字母也是C，两个陈就是CC。陈家兄弟的奔走相助，自是落在了蒋介石的眼里。1928年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便把两兄弟放到了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哥哥陈果夫先是成为监察院副院长，后又升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弟弟陈立夫则成为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后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简单来讲，兄弟两人的职责就是替领袖把手伸向党务，负责管理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什么清党、解散、改组、重建，几乎都是他们说了算。所谓党国，就是以党治国。陈家兄弟掌控了党，想不权倾天下都不行，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可不是没有来由的。由于中国人民一直有搞山头拉派系的习惯，所以二陈带着班底CC在国民党内部拉帮结派，争权夺利，迅速成长为一个超级派系——CC系，势力非常强大。好在中国人民还有另外一个习惯——玩平衡，当一派过于强大时，领导人就会现身，扶持另一派制衡这一派，让两派忙于内斗而不影响自己的权位。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在政治系统里给CC系培养了一个对手——杨永泰的政学系，不仅如此，他在军队系统里也整出了两大派系——黄埔系和陈诚的土木系（“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指陈诚依靠第十一师发展出了国军的绝对主力第十八军）。言归正传。蒋介石让“二陈”整理党务的目的，可不是让他们发扬光大CC系，而是让其打击党内（重点是国民党左派）党外（重点是共产党）的其他势力，统一党权。搞党务工作，自然离不开阴谋诡计，而搞阴谋诡计，自然离不开特务性质的工作。更何况，蒋介石本就对暗杀、打黑枪等特务手段情有独钟。他甚至还过了一把“特工瘾”——暗杀陶成章，要不是他自己承认，还真没人知道是他干的。可见其特务天赋之出色！于是，1928年春，在陈果夫、陈立夫的建议下，蒋介石决定将调查科办成一个纯粹的特务组织。时年28岁的陈立夫前后从黄埔军校中挑选了几十名优秀的学生充实到调查科，组成了最初的特工队伍，这就是中统的前身。后来陈立夫就在这个基础上对其进行扩编、重组，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打击国民党左派，抓共产党，陈立夫忙得不亦乐乎。陈立夫不是简单地抓完共产党就完事了，他还懂得劝服被抓的共产党人“悔过自新”，以便向共产党取经，学习对方优秀的组织制度，顺便更好地打击对方，所以他手下逐渐地聚集了一大批愿意“悔过自新”的共产党叛徒。一年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陈立夫就高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他推荐CC系的核心人物张道藩接自己的班。说到张道藩，我们正好来八卦一段他既纠结又混乱的情感往事。张道藩本有一个法国正妻，可他为了金屋藏娇搞腐败，把娇妻忽悠回了法国。其婚外情人叫蒋碧微，蒋碧微乃有夫之妇，她老公是大画家徐悲鸿。不过蒋碧微的红杏出墙也不能全怪她与张道藩，谁让徐悲鸿出轨在先，与女学生孙多慈搞婚外恋？只是，孙多慈最终没有选择才子——浪漫花心的老师，而是嫁给了高富帅——CC系的实力人物许绍棣。不想许绍棣也不是省油的灯，也玩起了婚外情，其情人是“江南第一美人”王映霞。王映霞也是一个有夫之妇，她老公是著名作家郁达夫。张道藩本身是个艺术男，专业是美术，搞特务工作实在是专业不对口，让他来做调查科主任确实有些勉为其难。果不其然，张道藩在主任的职位上没支撑几天就下台了。他之后的两任——吴大钧、叶秀峰也都是昙花一现，三个人绑一块儿都没有干够一年。这种“走马换官”的情况直到姚文元的干爹徐恩曾出现才算结束。姚文元就不用多介绍了吧？他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合称“四人帮”。和出身社会底层，念“社会大学”的戴笠不同，徐恩曾是一个“富二代”，老爸是浙江富豪徐新六，爷爷徐珂还做过袁世凯的幕僚。徐恩曾从盛宣怀开办的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公学）毕业后，又去美国镀金，归国后加入了老同学兼表兄弟陈立夫的CC系。1929年12月，徐恩曾接任调查科主任，这一干就是十五年，成为中统这家大公司的执行CEO，与后来者戴笠并列为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两大巨头。中统在徐恩曾的带领下混得风生水起，他们的特工调查证叫作“PASS”，看这架势，就能略知其威风，那是远超如今的某些城管执法。徐恩曾上台后没干别的，光对付共产党了。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光上海临时中央就被他破坏了十四次。在此过程中，徐恩曾策反了一个叫做白鑫的重要人物。白鑫，黄埔四期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的成员，后任临时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在白鑫的帮助下，徐恩曾抓住了来上海开会的彭湃。彭湃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地位相当之高。可是徐恩曾并不满意。他有什么理由不满意？这是因为与会人士中还有地位更高的周恩来，周恩来既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也是中央特科的创始人，还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周恩来因为身体不舒服临时缺席，才碰巧逃过了徐恩曾拉的这张大网。没几天，徐恩曾就更郁闷了：自己好不容易策反的白鑫被顾顺章的打狗队给干掉了。其实还有一件事可以让徐恩曾更加头疼，只是他目前还被蒙在鼓里，并不知情。此事就是陈赓门下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已经全部打入中统，尤其是钱壮飞，一下子打入了敌人的心脏，潜伏在徐恩曾的身边近三年，任机要秘书。

六封绝密情报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夜色渐深。中统总部所在地南京中山东路5号失去了平日的喧嚣，包括一把手徐恩曾在内的多数人都下班回家享受生活去了，只有机要秘书钱壮飞等几个人在值班，以处理不能耽搁的情报。一直低调的钱壮飞没有意识到，今晚他将要做出一件直接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突然，一份写有“绝密”字样的卷宗放到了钱壮飞的案头，上面注明“徐恩曾亲译”，落款是“武汉绥靖公署”。“绝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好像很神秘，可在钱壮飞看来并没有什么。身处这个部门，天天都看到“绝密”的东西，有些很一般的事也小题大做，弄得神秘兮兮，所以钱壮飞此刻并未放在心上。可接下来的事情引起了钱壮飞的好奇和紧张：一个多小时内，落款“武汉绥靖公署”、注明“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前前后后来了五封。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值得如此迫不及待地连发急电？按国民党的特务纪律规定，凡标注“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别人无权翻译，而且这种绝密级的加密电文，别人也没法译，因为对应的密码本，在系统内只有徐恩曾有。但没有人知道，钱壮飞和李克农曾通过非正规手段复制了徐恩曾手中的密码本。现在钱壮飞决定自己先译一下电报，根据电报内容再决定下一步。钱壮飞取出暗藏的密码本，很快便译出了第一封电报：共匪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被捕。钱壮飞大惊失色：“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而顾顺章不仅是行动科的科长，更是整个特科的领导人，他掌握了中共秘密战线太多的秘密。如果顾顺章出事，将对革命事业造成致命的打击！钱壮飞的心跳在疯狂加速，但一个优秀间谍的自我修养强迫他冷静下来，继续译电文。第二封：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第三封：何长官（何成浚）电请陈部长（陈立夫）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南京）。第四封：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第五封：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禀报。连续五封绝密电报传递了一个最坏的信息：顾顺章被捕了，随即叛变。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钱壮飞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不敢轻易行动，要不然这几年的潜伏就前功尽弃了。思虑再三，钱壮飞立足长远决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钱壮飞先是将这五封电报完全复原，整齐地放在了徐恩曾的办公桌上。然后迅速找到女婿刘杞夫，让他即刻乘特快列车前往上海，把这一重要情报交李克农转呈中央。当年，受周恩来和陈赓委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都打入国民党内部，三人中的组长就是李克农，现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党组织有规定：为了保密，他们三人必须单线联系。所以只有找到李克农后才能把情报送出去。刘杞夫走后，钱壮飞不动声色地回来值班，他要再等等，一定要确定顾顺章是否叛变。钱壮飞心急如焚，他不时地看表，盯着那慢慢移动的秒针。已是26日凌晨了，他一点困意都没有。就在此时，第六封电报发来了：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一网打尽中共的计划会落空。看完这封电报，钱壮飞反而平静下来。人只是恐惧未知，而这封电报已经将未知变成了已知。“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说的“以外人”是谁？当然是他们三个打入中统内部的高级间谍了，而知道钱壮飞他们三个身份的人总共就那几个，所以可以确定是出了大叛徒。也就是说，现在可以百分之百确定：顾顺章叛变了。

泣，束手无计。”皇上所能做的只是拟定一份诏书，宣布：“文臣个个可杀”。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损官民士气为由，劝皇上收回了此诏。就在此时，李自成大军的前锋正策马深入北京西郊，午后即开始攻打西直门。城外守军立刻向大顺军投降，城内守军则向空地或义军上空开炮。而李自成也并未下令全力攻城——他害怕承担杀君的罪名——于是决定给崇祯皇帝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已在居庸关投降义军的宦官杜勋，奉命进城，代表“大顺王”入宫谈判。崇祯帝接见了这位太监，他曾是皇上的亲信。首辅魏藻德也在场。杜勋在其原来的主人面前十分坦率地说明了交换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但崇祯帝听杜勋逐条阐述时，也考虑到，现在的让步，在将来的正统史家眼中，会永远成为他曾“偏安”的证明。不过，如果他能在大臣中为此绥靖策略找到支持者，对他的指责便可减轻。于是他转向魏藻德问道：“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魏藻德却一言不发，皇上顿感不快，再次问道：“此议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皇上气得发抖，转身打发了杜勋。杜勋刚一离开，皇上就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其一把推倒。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当晚，李自成的军师矮子宋献策占卜星象，说是若明日下雨，则此城必破。次日早晨，即4月24日，李自成醒来后，见外面下着濛濛细雨，遂下令部队准备进城。他也将营帐移至彰仪门外，太监曹化淳为他打开了城门。至夜幕降临时，李自成的军队已逐渐占领了南城。崇祯帝知道，在大顺军攻入紫禁城之前，留给他的时间已不多了。是日酉刻，上遣内监密敕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各带家丁护送出城南迁。刘、巩并入内殿见上，曰：“法令素严，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数百，何足以当贼锋？”上颔之。又召首辅魏藻德言事，语密不闻。久之，上顾事急，将出宫，分遣太子二王出匿。进酒，酌数杯，语周皇后曰：“大事去矣！尔宜死！”袁妃遽起去，上拔剑追之，曰：“尔也宜死！”刃及肩，未扑，再刃，扑焉，目尚未瞑。皇后急返坤宁宫，自缢。时已二鼓。上巡寿宁宫，长公主年甫十五，上目怒之，曰：“胡为生我家？”欲刃之，手不能举，良久，忽挥剑断公主右臂而扑，并刃坤仪公主于昭仁殿。遣宫人讽懿安皇太妃李氏，并宜自缢。上提剑至坤宁宫，见皇后已绝，呼曰：“死的好！”遂召九门提督京城内外太监王承恩至，语久之，硃谕内阁，“命成国公朱纯臣总督内外诸军务，以辅东宫，并放诸狱囚。”因命酒与承恩对酌。时漏下三更，上携承恩手，幸其第，脱黄巾，取承恩及韩登贵大帽衣靴着之。手持三眼枪，随太监数百，走齐化崇文二门，欲出不能。走正阳门，将夺门出，守城军疑为奸细，弓矢下射。守门太监施炮向内，急答曰：“皇上也！”炮亦无子，弗害。上怆惧还宫，易袍履与承恩走万寿山，至巾帽局，自缢。大明大行皇帝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夜子时，龙驭上宾。直到最后时刻，崇祯帝还在为明朝的覆灭责备其大臣。很多当时人的记载中都强调了崇祯帝被遗弃的情况。4月25日晨，皇上看到竟无一人上朝，他说道：“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当他到了煤山时，据说他又叹息道：“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最后，据说在用腰带自缢之前，皇上写下了一份遗书，其文曰：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实际上，三天后，当一位宫廷内侍在煤山一棵松树下发现崇祯帝的尸首之时，并没有这份遗书。在穿着蓝绸袍和红裤子的横陈尸体旁，只有崇祯手书的“天子”二字，并没有其他文字。然而许多当时的史家并未顾及这一点，仍然记下了崇祯帝这篇被推想出来的遗言。虽然当时和后来都有人怀疑，明朝灭亡并非完全是崇祯帝的大臣的责任，但曾在崇祯朝中供职的大多数人，却有一种沉重的感受，即他们这些君主的臣子确是亡国的罪人。

大顺的臣民

李自成当然会采取许多做法，以证明其攻占京师的合理性。崇祯帝准备自杀之时，李自成的军队正在攻打东城。皇上刚刚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时候，城内的明军已放下了武器，大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大顺军入城时，一度引起了城内居民的恐慌，但此后他们就意识到不会发生大屠杀，遂平静下来，欣然欢迎农民军。穷人们兴高采烈，因为几周来，李自成的密探一直在散布消息说，新主到来后，城里的乞丐每人可得到五两银子。大户人家起初比较谨慎，但他们看到大顺军纪律严明，便将“顺民”（这有两层意思，即“顺从的百姓”和“大顺的臣民”）二字写在院门上，并拿出酒食犒劳义军。中午，李自成在300名宫廷宦官和大学士魏藻德的陪同下，由长安门入城。街道两旁站满了大人和孩子，他们手持香烛向李自成致意。“闯王”身后跟着大顺的文官，领头的是牛金星。他们带着特意准备的牌子和招帖，将李自成比作贤君尧、舜，并把明王朝的覆灭归咎于腐败的大臣、图谋私利的官员和朋党横行的官僚，而不是崇祯帝本人。在已故崇祯帝的官员中，有些人甚至在体验这一责难的刺痛之前就已经准备自杀了。最令人感动的是4月25日李自成进入北京那天自杀的13名（或许更多）官员。这些人没有为崇祯帝举哀，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皇上已经死了。皇上的尸体过了三天多才被发现，此时人们普遍猜想皇上已经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建立临时朝廷（“行在”）了。倪元璐的忏悔最为典型。他在自杀之前，面朝北，象征性地对他的皇上说：“臣为社稷重臣，而未能保江山，臣之罪也！”其他人，像右副都御史施邦耀，对明朝的灭亡也表达了同样的负罪感，他在自缢之前，写下一副对子：愧无半策匡时难，惟有捐躯报主恩。满人耐心等待着中原的混乱以便伺机采取下一步行动。而由此开始的一连串事件对满族人是十分有利的。总而言之，至少有40名官员在崇祯帝死后的最初几天内自杀了，其中很多是像范景文那样的高级官员。从比例上看，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21位自杀的文职大臣，可按籍贯依次排列如下：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

浙江	6
南直隶	5
江西	2
河南	2
山西	2
福建	1
湖广	1
四川	1
北直隶	1

其中3/4来自长江流域，或南方地区，只有1/4是北方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一位属山东籍。当然，平均来说，南方人当时多居高位，特别是各部长官之职。因此，皇恩会使他们感觉到更沉重的精神压力。迁都南京的努力失败了，可能也是导致南方人自杀比例较大的一个原因。在上述21位忠臣中，有3位曾力主南迁，他们不像其北方同僚那样，附近有田产需要保护，可是此时也留在了被农民军占领的京师。然而，在与大顺政权合作的问题上，籍贯就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了。最终投降李自成的162名高级官员，按籍贯排列如下：

南直隶	31
北直隶	21
陕西	17
山东	16
河南	15
江西	13
山西	12
湖广	10
浙江	9
福建	7
四川	6
广东	3
云南	1
广西	1

如果我们将南直隶、四川和湖广算作南方，那么留在大顺新政权中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在数量上便完全相等：各81人。就参加新政权的原因而言，年龄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从一份列有科举资历的殉难者名单中，我们发现，殉难者人数与其考中进士的年份有如下关系：

考中进士的年份	自杀者人数
1604	1
1613	1
1619	1
1622	4
1625	1
1628	5
1631	4
1634	2

而投降李自成的官员人数与其中举年份的关系与上表略有不同：

考中进士的年份	投降者人数
1595	1
1619	1
1622	1
1628	8
1631	12
1634	15
1637	1
1640	7
1643	9

自杀殉难者的平均年龄，比多数投降者稍大（或至少考中进士的年代较早），其间考中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6年前的1628年，即东林党开始得势，倪元璐等人得到举世声誉的那一年。而投降者中考中进士人数最多的一年则比前者晚6年，即1634年，其中又有近1/3的人是在1640年和1643年获得进士之名的。因此，自杀殉难者中有许多人已经在文官仕途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大量投降者则是仕途生涯刚刚开始，或达到顶峰的较年轻官员。在忠于明朝和与农民军合作之间作出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入仕时间的长短。虽然，地方上的士大夫家族常说，他们从皇上那里获得科举功名，并因此成了士大夫，故应以感激之情报答皇恩，但在朝中任职的官员却更倾向于以官职大小而不是功名高低，来限定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这就是说，新进考取功名因而任职未久的官员，加入大顺政权的可能性最大。虽然将降官中渴望作官的人和被勉强拉入的人明确区别开来，是不大可能的。但有些士人的确很想加入新政权，并竭力交结已经在为李自成效力的那15位士人（其中12位是北方人）。大顺吏政府尚书宋企郊（1628年进士）、礼政府行侍郎巩煜（1631年进士）和工政府尚书李振声（1634年进士），都是在李自成进京之前向他投降的，并都习惯于在新政府中安插自己的朋友和同年。尽管有些士人对4月26日发布的释放因政治问题而坐牢的官员并使之得以为大顺效力的布告颇感扫兴，而其他人则对牛金星将礼纳原明朝官吏自愿加入大顺任职的声明表示欢迎。当时有许多士大夫发疯似地要重做朝服，因为原有的朝服已经因害怕农民军杀戮官员而烧掉了。最善投机钻营的人则将自己的名帖送给在大顺朝为官的同年，或设法托朋友把自己介绍给宋企郊和牛金星。在当时人对此的记述中，最遭蔑视和责难的是那些企图加入李自成政府的南方人。南方籍变节者中最为声名狼藉的，则是以兵部职方司主事秦汧为首的一伙无锡士大夫。这其中包括：秦汧的姑父——翰林院学士赵玉森、礼部主事张琦，以及原在明朝任地方官、北京陷落后一直在礼部任职的王孙蕙。4月22日，即李自成进城的前三天，王孙蕙还曾涕泪横流地向崇祯帝保证，一旦明朝亡了，他一定作为忠臣自杀殉国。但大顺军真地攻进城中的那天，王孙蕙家中响起一片妇人的哭喊声，他的决心于是动摇了。嚎哭之声搅得他心烦意乱，突然，他对家人说，无需担心，他将把一切都安排好。随后，王孙蕙取出竹竿，挑出一幅黄布，上面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挂于门外。及至李自成进京时，王孙蕙又与其他三人在城门口站成一行，迎接新君。当大顺王的扈从走近这四人时，他们鞠躬行礼并表白他们愿为新主效劳。他们的恭顺的举止倒是被人们看见了，但他们表示归顺的话语却淹没在嘚嘚马蹄声中。第二天，即4月26日，这些无锡人听说新政府要对明朝官员进行籍录。王孙蕙认为机不可失。他对赵玉森说：“方今开国之初，吾辈须争先著。”赵玉森是宋企郊的老朋友，他答应带王孙蕙和秦汧去大顺吏政府衙门。当他们被人引入时，王孙蕙忽然从袋中掏出一张纸并将其举过头顶，上面写着：“臣王孙蕙进表”。“进表”一词明确地表示出王孙蕙加入新政府的意愿，所以宋企郊微笑着赞赏说，“好文字！”4月29日，92名官僚士大夫在朝见李自成时被授与大顺政权的官职，而这4位无锡人都在其中。可是逐渐地，这伙无锡人表明他们对宋企郊来说是一大麻烦。王孙蕙被安插到吏政府任监察之职后，可对重要官职的任命施加影响。宋尚书得知，王孙蕙已设法使7名无锡人成为地方长官。后来，宋企郊私下对他进行了斥责，王孙蕙遂彻底背叛了他，乘离京办事之机，逃往南方。秦汧也是个累赘。他傲慢且爱摆架子，曾拒绝将其衙门移交给李自成手下一名将领。这位将领脾气暴躁，便将他逮捕并打算处死他，幸亏其姑父赵玉森及时找到宋企郊，请他说服李自成取消了死刑令。秦汧的性命是保住了，但宋企郊却在这一营救过程中搭上了很多自己的人情面子。宋企郊一直愿意任用无锡人的首要原因之一，是新政权需要南方籍官员来帮助大顺将其统治扩展到江南。李自成的首辅大学士牛金星对周钟等南方士大夫领袖表示赏识，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周钟原是复社成员，1643年殿试的状元。

就在他的脑海的记忆中搜寻，看在这两位剧作家写过的剧本中有没有一些独创性的想像，而且是可以用来启发他的，他也想不出什么来。他的思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不同的场景，有趣的对话和一些可笑的情形，这让他更加难以集中思想解决这个故事核心的问题。时间过得很快，当他们到达计划要住宿一夜的目的地的时候，他吃了一惊。“让爱情见鬼去吧。”他嘟哝着下了马，“跟艺术相比，爱情又算什么！”第三十六章这个地方叫卡斯蒂良尼·阿莱蒂诺。这里有一家小旅店，从哪个方面看这个旅店都不比他离家之后下榻过的其他任何旅店差。在户外赶路和放任他的想像力驰骋之后，他的胃口又回来了，于是进了旅店之后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晚餐给预订了。然后他洗了脚，这件事是他作为一个注重整洁的人每四五天就要做一次的。擦干脚之后他给执政团写了一封短信，然后就派信使立刻送走了。旅店已经住满了人，但是旅店主人告诉马基雅维里说，他和他太太睡的大床足够大，如果马基雅维里不嫌弃的话，他可以和他们两口子挤一下。马基雅维里看了店主一眼，回答说，只要旅店在厨房的地板上铺上几张羊皮，他就应该能睡得很舒服。接着，他就开始吃他眼前那盘盛得满满的空心粉。“跟艺术相比，爱情又算什么？”他重复道。“爱情是暂时的，但是艺术却是永恒的。爱情只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工具，引诱我们将一些新的生命带到这个邪恶的世界上来，这些新生命从降生到死亡，会面对饥渴，疾病，悲伤，嫉妒，仇恨和恶意。这份空心粉煮得不错，超乎我的预期，拌面的调味汁也做得香浓醇厚。还有鸡肝和鸡肫呢。上帝造人不仅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简直就是一个荒谬的灾难。那么上帝造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我想应该是艺术。卢克莱修，贺拉斯，卡图卢斯，但丁和彼特拉克。如果他们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的磨难，他们也许永远不会去从事创作，因为毫无疑问，如果我和奥莱莉娅上了床的话，我将永远不会动念头去写一个剧本。所以你能这么看的话，最后的结果还是一件好事。我丢了一件小饰物，却换回了一颗足以镶在王冠上的宝石。”一顿美餐和这些思想活动又让马基雅维里恢复了他常有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他和一位云游神甫玩了一会纸牌，输了一点小钱，但还保持了应有的风度。然后他就在羊皮上躺下，一觉睡到了大天亮。当他再次上路的时候，太阳才刚刚升起。看上去这天将会是个晴朗的日子。他兴致很高。想到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到家了，真是让人高兴。他希望玛丽埃塔见到他之后会因为高兴而忘记去责备他丢下她不管这些事，晚饭后比亚乔会过来看他，亲爱的老好人比亚乔，而且明天他就会见到皮埃罗·索德里尼和执政团里的其他的绅士们。完了之后他会去见他的朋友们。回到佛罗伦萨是多么地好啊！每天可以去官署上班，走过那些他从小就熟悉的街道，而且他几乎记得任何一个在街上能碰到的人的名字，尽管他也许不会停下来和他们说话。“欢迎回家，大人，”一个人会说。“我说，尼科洛，你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另一个人会问。“我猜你大概是腰缠满贯回来的吧？”第三个人会这么问。“什么时候会喜事临门？”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会这么问。回家了。佛罗伦萨。回家了。还有卡罗琳娜夫人，现如今她没什么事可做了，因为包养她的红衣主教实在是太有钱，结果死于非命了。她是个出类拔萃的女人，很会说话，和她谈话是一种享受。有时你可以通过取悦她的办法从她那里不费一分钱就拿到一些别人愿意付上一大笔钱才可以得到的东西。托斯卡纳的田园是多么美好啊！再过一个月杏子树就要开花了。他又一次开始思考他那在脑海中酝酿的剧本。构思剧本让他觉得愉快和年轻，也让他有一种空腹喝酒那样的微醺的感觉。他反复地念叨着那些他即将要让提莫提欧神甫在剧本中说的愤世嫉俗的话语。突然之间他勒住了马。仆人们于是一齐赶上去看他是否需要些什么。出乎众人预料，他们看到他正在悄无声息地大笑个不停，身子都剧烈地抖动了起来。他看到众人脸上的表情，于是就笑得更加厉害了，接着他一声没吭地用马刺戳了一下马的两侧，于是马匹拼了命地向前冲去，一直到这可怜的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激烈的运动的马匹慢慢缓过劲来，恢复到它平常稳健和轻松的步伐。他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为了这个主意这几天他绞尽了脑汁。如今它突然出现了，他甚至说不清楚这个灵感如何而来，为何而来，从何而来。这正是他要寻找的主意，下流的，奢靡的，而且是喜剧性的。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大家都知道，轻信的女人们常常购买曼德拉草来帮助受孕，这是一个常见的迷信，关于这个迷信有着不少黄色的小故事。现在，他要劝说巴托罗缪——在剧本中巴托罗缪以尼西亚大人的名字出场——他的太太应该可以通过喝曼德拉草熬成的药汤而受孕，但是让她受孕的第一个男人会在同房之后死去。怎样才能让他相信这个办法呢？很简单。他，卡利马科，将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位在巴黎学过医学的医生，然后开出这么一个处方。很明显尼西亚先生肯定是不愿意为了生个儿子而丢了性命的，所以头一天晚上一定要找个陌生的男人来代替他。这个陌生人，在另外一个伪装之下，将又会是卡利马科本人，也就是说马基雅维里本人。既然他现在有了情节，他脑海中的一些场景就不可避免地一个接一个地串了起来。它们像一个谜语的各个组成部分那样各就各位了。这一切就好像剧本是自己在演绎撰写，而马基雅维里不过是个抄写员而已。如果说，当他想到可以利用他不成功的爱情历险来创作一部喜剧时，他曾经为之激动不已，那么现在，当这出喜剧已经清楚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就如同一个有着阳台和喷泉，林荫小径和令人赏心悦目的凉亭的花园那样时，他此时的激动则是倍增了。当他们停下来吃饭时，他是如此沉浸于他创作的人物之中，以至于他一点都没有注意到他吃了些什么。等到他们再次上路时，他也完全没有留意他们走了多少路。他们已经接近佛罗伦萨了。这一带的乡村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就像佛罗伦萨他出生的那条街一样熟悉和亲切，但是此刻他却完全没有在意。太阳早就过了子午线，在西边的天空落下，即将没入地平线以下了，他也完全没有留心。他沉浸在他那虚幻的世界里，结果让他觉得现实世界也虚无缥缈了。他觉得自己已经不仅仅是自己了，他是卡利马科，年轻，英俊，富有，无畏，快乐；他那对于卢克莱齐娅的激情像暴风骤雨那样猛烈，相比之下，马基雅维里对于奥莱莉娅的爱情就像一张纸那样苍白无力。后者只是一个影子，而前者则是实实在在的。如果马基雅维里意识到了的话，他正在享受着一个人能够体验到的最高快乐，那种从事创造性活动而带来的快乐。“看，大人，”他的仆人安东尼奥喊道，一边追上来和他齐头并进，“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抬头望去，在远方，由于白昼渐渐缩短，冬天的天空呈现出灰暗的色调。他看见了圆顶，那个布拉曼特建造的，令人骄傲的圆顶。他停了下来。确实是佛罗伦萨，一个他爱之尤甚于自己生命的城市。当他向瓦伦丁诺公爵提起佛罗伦萨的时候，他所说的那些话绝不是空洞虚假的，佛罗伦萨，鲜花的城市，那里有独立的钟楼，有圣若望洗礼堂，还有众多的教堂和宫殿，她的花园，她弯弯曲曲的街道，他每天上班要经过的那座古老的桥，那里有他的家，他的兄弟托托，他的妻子玛丽埃塔，他的朋友们，那是一座他熟悉每一块石头的城市。一座具有伟大历史的城市，他和他祖先诞生的地方。佛罗伦萨，但丁和薄伽丘的城市，一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捍卫自己的自由而奋战的城市，被人热爱的城市，鲜花的城市。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眶，在他脸颊上滑落。他咬紧了牙齿来控制住袭上身来的抽泣。佛罗伦萨现如今已是毫无力量了，由一群缺乏勇气和腐败的人统治着。她的公民们，曾经一度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去对抗那些威胁他们自由的人，如今却只关心买卖。她之所以还享有自由，是因为法国国王的荫庇，为了这个所谓的荫庇她付出了多得不相称的贡金，此外，她仅有的防御部队是那些毫无忠诚的雇佣军，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如何去抵抗那个疯狂的，胆大妄为的人的攻击？那个疯狂而狂妄的人根本没有把佛罗伦萨放在眼里，以至于他都不愿意隐藏他对佛罗伦萨的罪恶的企图。佛罗伦萨是命中注定要遭到劫难了。她也许不会沦丧于切萨雷·博尔贾的武力，但如果不丧于他的武力。她也会丧于其他人的武力，也许不会当年或者下一年就沦陷，但是现在正当中年的那群人会在有生之年看到佛罗伦萨的沦陷。“去他妈的艺术吧。”他说道。“和自由相比，艺术又算得了什么！丧失自由的人们会丧失一切。”“如果我们要在天黑以前进城，我们必须加快步伐了，大人。”安东尼奥说道。马基雅维里耸了一下肩膀，收紧了手里的缰绳，疲惫的马匹又开始向前赶路了。尾声四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去世了。瓦伦丁诺公爵对于自己父亲死亡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的任何一种情况都做了准备，但是他没有想到，当这个时刻终于来临的时候，他自己也病得奄奄一息。他病得很厉害，病势严重到了如此的地步，如果不是凭着他一向身体很强健，他早就一命呜呼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地确保一个他毋庸惧怕的红衣主教，庇护三世被选为教皇。但是他先前打败和驱逐走的那些领主抓住了这个时机，又重新夺回了他们的领地，而公爵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而无能为力。基多巴尔多·德·蒙蒂费尔特罗回到了厄比诺，维泰利收复了卡斯泰洛城堡，吉安·保罗·巴利昂尼夺取了佩鲁贾。只有罗马尼阿还效忠于他。不久庇护三世，那个又老又病的人，逝世了。圭利亚诺·德拉·罗维莱，一个博尔贾的死敌，登上了教皇的位置，成为尤利乌斯二世。为了能获得公爵所掌控的那些红衣主教的选票，罗维莱向公爵许诺，一旦成为教皇，会重新任命他为教皇国的总司令，并确认他对所占有的地区的领主地位。切萨雷心想别人的承诺应该比自己许下的承诺更可能得到贯彻。他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尤利乌斯是一个报复心很重的人，富于谋略，行事果断和冷酷无情。不久他就找了一个借口将公爵逮捕了，然后他迫使公爵交出他的手下仍然为他保持着的罗马尼阿，在这件事完成之后。他又让公爵逃到了那不勒斯。在那里他待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就因为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的命令而再次遭到逮捕，不久就被送到了西班牙。他先是被送到穆尔西亚的一个城堡中，之后，为了更加安全起见，他被送到老卡斯蒂利亚中部的坎波城的一处城堡囚禁。看上去意大利总算一劳永逸地摆脱了这个冒险家，这个人无边的野心搅得意大利不得安宁。但是几个月以后整个国家吃惊地听说他逃了出来。在化装成一个商人，经历了一番艰险的旅行之后，他到达了潘普洛纳。潘普洛纳是他的内弟，纳瓦拉王国国王的首都。这个消息鼓舞了他的追随者，在罗马尼阿的各个城市出现了人们狂欢的景象。意大利的那些小领主们在他们各自的城市里瑟瑟发抖。那瓦拉国王当时正在和他的男爵们做战，他任命切萨雷来统率他的军队。在这四年当中，马基雅维里辛勤地工作着。他担负了好几次出使别国的任务。他被赋予了组建一支民兵部队的重任，这项任务的目的是让佛罗伦萨不至于完全依靠雇佣军来保卫自己。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使命，马基雅维里就负责处理第二厅的日常事务。他的消化系统一直都不太好，那些在酷暑严寒、风霜雨雪中骑着马的旅行，沿途客栈极度恶劣的住宿条件，以及不能定时吃饭和低劣的食物质量使得他精疲力竭。在公元一五〇七年的二月，他终于病倒了。他被医生放了血，灌了肠，并且用了他自己最爱的偏方，一剂他自己配制的药丸，在他眼中，这是一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他坚信是他这颗药丸，而不是医生们的治疗最终治好了他的病。但是他的疾病和治疗过程使得他是如此虚弱，以至于执政团决定让他休假一个月。他于是去佛罗伦萨城外三英里地方的他在圣·卡西亚诺的农庄，在那里他迅速地恢复了健康。那一年的春天来得早，在乡下，树木开始长出新叶，野花遍地盛开，原野上的青草呈现出嫩绿之色，麦穗也长得饱满丰盈，这一切都让人赏心悦目。对马基雅维里而言，托斯卡纳的景象所带来的是一种友好亲切的喜悦，这种喜悦诉诸他内心世界，而非诉诸他的感官。这种景象没有阿尔卑斯山那样崇高，没有大海那样伟大，这是一块特别的工地，体体面面的，愉悦典雅的，这块土地供养着那些热爱机智、充满智慧的辩论，漂亮女人和美酒佳肴的人们。她不会让你想起但丁那神圣的音乐，但是会让你联想起洛伦佐·德·美第奇的令人轻松的乐曲。三月的某个早晨，马基雅维里天亮就起了床；去了他的小庄园一处他正在砍伐中的林地。他在那里转了转，看了一下前一天完成的工作，和伐木工人聊了几句，然后走到了一条泉水边，在泉沿上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这是一本奥维德的书，脸上带着笑意，他开始阅读书中那亲切和生动的情节。诗人在这些词句中描述了自己的爱情，马基雅维里想起自己的爱情故事，于是饶有兴致地玩味着那些诗句。“犯了罪孽而忏悔，”他喃喃自语道，“比从来都没有犯过罪孽不知要好多少！”然后他沿着路往下走，走到了旅店那里，和过路的人闲聊。因为他是一个喜欢社会交往的人，如果没有好的伙伴做陪，他也愿意用差的伙伴将就对付一下。当他的饥饿感告诉他现在差不多快是中饭时间了，他就慢悠悠地走回家里，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一道坐下来享用农庄提供的那份简单的午餐。吃完午饭后他又回到旅店。那里有旅店主人，还有屠夫，磨坊主和铁匠。他就坐下来和他们玩上一回扑克牌，游戏是吵闹和争执的，他们会为了一分钱而大动肝火，朝着对方大喊大叫，朝桌那边的对家骂上一两句难听的话，并在对方的面前晃自己的拳头。马基雅维里也和他们一样吼叫和发脾气。夜幕降临了，他又走回自己的房子。正怀着第三个孩子的玛丽埃塔，正准备给他们的两个小孩子吃晚饭。“我想你是不打算回来了，”她说道。“我们在玩纸牌。”“和哪些人？”“还是同样那帮子人，磨坊主，屠夫和巴蒂斯塔。”“一群下流坯。”“他们能帮助我保持我的机智和敏锐不会随着时间而发霉。另外，说到底他们也不比国务大臣们笨多少，并且，总的说来，也不比他们更有流氓习气。”他抱起他的长子，快四岁的伯纳多，放在膝盖上，开始给他喂饭。“别让你的汤凉了，”玛丽埃塔说道。他们在厨房用餐，和他们在一起吃的还有女仆和一个雇来的男用人。当他吃完了汤之后，女仆给他端上了六只插在了烤肉叉上烤熟了的云雀。他很吃惊，也很欢喜，因为晚饭一向只有汤和色拉而已。“这是什么？”“焦万尼捕捉了这些鸟儿，我想你会很高兴在晚餐时享用它们的。”“这全是给我的吗？”“全是。”“你是一个好女人，玛丽埃塔。”“我嫁给你五年了，还不至于不知道要获得你的心必须抓住你的胃。”她淡淡地回答道。“为了这个中肯的见解，亲爱的，你应该得到一只云雀，”他回答道，一边用手指夹起了这些小鸟中的一只，不顾玛丽埃塔的抗议，塞到了她的嘴里。“它们在狂喜中飞向天堂，胸中洋溢着欢乐的歌，但是接着就被一个无所事事的男孩子所捕获，结果被煮成盘中餐而被人吃掉。所以对人来说，尽管他有着义薄云天的理想，对高度的理智所能带来的美好事物的憧憬，以及他对于永恒的渴望，到头来他还是被恶毒的命运所控制，除了死了之后喂蛆虫之外毫无用处。”“趁肉还热着赶快吃，亲爱的，你可以吃完再说。

暗示，逐渐吸引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遂于1902年5月13日责成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的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清政府怎么管理媒体由《南方周末》改稿事件引发的“中国之春”遐想究竟会怎样继续发酵，引来怎样的故事，还有待于观察。但从这件事情上，明显感觉到大陆媒体传统管制手段面临着非改不行的处境。怎样管理媒体，怎样看待媒体的意义，对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执政当局来说，可能还有学习提升的空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值得重新研读。对于中国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只有几年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也不过百年，与西方相比为时甚短。最早的中文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的，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真正属于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不存在。在那之前三十年洋务，是凭借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空间被挤压到最低限度，自由办报对于洋务时期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是一种权力奢侈。甲午战败，中国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进入“维新时代”，全面释放社会。报刊杂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原来不知报纸杂志为何物的中国人，很快便熟练利用报纸来了解朝政，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大势，甚至精明的商人知道利用报纸来了解各地物价、市场行情，报纸很快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寻常物品，不足为奇。最初引领潮流的报纸，是政治类别的，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这个报纸最初借用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大名，是一个典型山寨或克隆版。经教会抗议，康有为等人将这个冒牌的《万国公报》更名为《强学报》。《强学报》热衷于议论政治，开启了维新运动言论新声，贡献极大。但由于以议论政治为主要内容，也衍生许多问题。一些守旧官僚相当恼火，只是因为报纸是个新生事物，朝廷支持，反对者只能用传统政治手段指控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涉嫌经济犯罪或贪占，促使朝廷查禁。由此反推，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出台管理报纸的律例或办法，处于一种无法治的自然状态。《强学报》北京版在反对声中关门大吉，康有为很快又在张之洞等维新大员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版。清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怎样管理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就在那几年获得空前发展，除了《时务报》、《国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刊，还有很多地区性的报纸杂志，大家分别用内容分割市场。不经意间，新媒体为新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从未有过的新职业——报人，成为那时许多年轻读书人的首选，他们普遍羡慕梁启超、严复这样的知识人，以自己的笔锋搅动天下。维新时代的报纸杂志是中国新媒体的初期，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制定管理规则。从总体上说，政府认为报纸杂志的正面功能大于负面影响，因而对传媒业的发展乐观其成。直至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清政府开始考虑创办纯粹为政府发声的官报，准备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甚至准备为报刊立法树规。根据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朝廷责成康有为参照东西各国律例和中国情形，为大清制定一部“报律”。遗憾的是，康有为的《大清报律》还没有踪影，中国政治在那年秋天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杀。又经几年蹉跎，1901年，清政府在各国压力下开始新政。中国开始全方位学习东西方各国，报纸杂志在这个时代获得新机遇，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报纸杂志的重要性。报纸杂志大发展又使立法树规成为迫切任务。郑观应当此时第三次修订《盛世危言》，不失时机加上《日报》一篇，集中讨论制定报律的原则和目标。根据郑观应的看法，报纸杂志的大发展使报馆主笔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报律，没有规矩，执政当局或许会因噎废食，因小事查禁报纸，阻断朝廷耳目；外国报纸一定会借着这些事件大肆炒作，任意诽谤中国政府打压舆论，剥夺自由。中国人无从争辩，这显然是不利的。为此，郑观应建议朝廷参照英、日法律，尽快制定报律，准许人民自由开设报馆，报馆言论准则一律遵从报律。1898年中断的新闻出版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此时制定报律的目的，根据汪康年的说法，不是去限制报纸杂志的发展，而是为报纸杂志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报律的根本目标是准许人民自由办报，报馆言论行为一律以报律为依归。汪康年说，报律颁布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担心朝廷随意查处而挂上洋人招牌，寻求外国人保护的假合资报纸，必将随着报律颁布而回归，忠于国家的言论必将越来越多。新政到了1906年转化为预备立宪。所有主张立宪的人都知道集会、言论、出版是宪政基本标志和要求。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实行宪政。宪政必须保证人民享有这些权利。根据这些原则，清政府在随后几年相继颁布几个相关联的法规。主要有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的《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的《钦定报律》；这些律条大致构成了大清新闻出版法律体系。实事求是说，这些法规在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专家主持下，全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新闻法规的基本精神，全面移植了西方各国对报馆的管理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渐渐摸索。此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在政策目标上希望适度放开言论空间，落实人民基本权利，有助于宪政改革进行，有助于政治透明化。但是，正如所有社会都信奉的，自由不是无限度，更不能侵害别人权利，所以此时颁布的几部法律，都明确给报馆划出自由言论的边界：一是不能轻易、轻浮议论宫廷。这毕竟牵涉国家安全、元首尊严。这也是一般宪政国家的共同准则。二是不得立论怪异，不得妖言惑众，歪理邪说。三是不得有意攻讦，制造事端。四是不得有偿新闻，妄受贿赂。《大清报律》的颁布为混乱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找到了管理凭借，人民自愿自由创办报纸的权利得到了落实。新报新刊立案注册非常方便，想办报的只要按照规定向民政部提交资料，在一个规定时间就能得到同意的最终批复。如果在审核中发现问题，民政部相关部门会提前协助申请者准备。报律的功能是让想办报的人能如愿以偿，不是借着法律遏制办报。对于违禁报纸的处罚，一般由民政部奉谕或自行通过各省督抚、警察机关进行查禁。查禁内容主要为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王章，违背报律，或担心引起外交纠纷等。但凡出现这类问题，民政部探访局、阅报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都有负责检查的责任。根据《大清报律》，负责检查的这几个机关并不享有处罚的权力，对于违反报律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民政部向京师或各地审判厅提出，由审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清政府将过去检查权、纠察权、审判权、处罚权混乱不堪的关系真正理顺，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迈出了一大步。假如没有《大清报律》1908年，中国宪政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按照规划，这一年必须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公布宪法大纲前，清政府于3月公布与宪法大纲相配套的《大清报律》。这是清末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怎样看待这一步，由于后来历史发展急剧转型，加上意识形态困扰，我们今天已很难明白其前因后果了。按照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以及当时报界比较激进的看法，《大清报律》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新闻管理和审查制度，没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然而到了后来，当人们总结清亡教训时，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是：大清王朝之所以亡，就亡在其政治改革，亡在其开放舆论，亡在其颁布这个《大清报律》，让言论自由无度泛滥，因而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灭亡。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任何体制下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自由边界，《大清报律》确实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报纸注册手续、文稿预审、违规处罚，尤其是规定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能发表。实事求是说，这些规定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均属于正常，有制度的检查总比有检查无制度要好许多。根据《大清报律》，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见于第十条至第十五条：第十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一条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三条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四条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第十五条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假如我们不带成见去分析，应该说这六条规定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大清报律》最值得诟病的是文稿预审规定。其第七条规定：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这种提前预审制度确实不是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所当有，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在政治转型特殊期，政治改革刚刚启动，几千年君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报律》这些今天看来稍感严苛的制度可能还是必要的。其实，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有了透明公开的预审文稿制度，因而除了鼓吹暴力，鼓吹革命，鼓吹造反推翻政府的言论受到控制外，相当激烈的政治言辞，大都能发表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总结清亡教训时觉得清政府不应该放开言论，不应该公布《大清报律》，而应继续无规则严格控制舆论的理由。这种说法在政治上的有害性不必说了，即便从清亡具体原因看，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大清报律》，大清王朝照样要结束，但中国那时必将大乱，决不会南北妥协，平稳过渡。中国之所以在辛亥年避免了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灾难，主要得益于《大清报律》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武昌起义发生后，负责管理报纸的民政部于1911年10月12日确曾下令北京各报不要刊登来自武昌的军事消息，这个禁令的法律依据就是《大清报律》第十二条规定，但凡海陆军事件，没有经过主管衙门同意，报纸不得登载。武昌起义，本质上就是新军哗变，没有军事主管衙门发布，报纸自然无权刊登。但是，武昌发生的事情毕竟太大了，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内比较机灵的报纸，特别是倾向于革命的报纸也隐约报道了，尤其是在北京发行的《国风日报》以开天窗的方法发布：“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假如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禁止继续下去，谣言必然满天飞，人心惶惶，社会动荡。禁止刊登的命令依据是《大清报律》，各个报纸同样根据这个法律要求刊登。他们的理由是，《大清报律》相关法律解读规定很明确，所有关涉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没有确切消息时不能刊登，但经同业调查，所有确切消息，似乎还是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持大局稳定者，就在消息公开透明。报业的要求与理由是成立的，也是有利的，于是留在北京主持陆军部日常事务的副大臣寿勋14日接受新闻界访谈时，就明白表示新闻界可以按照《大清报律》约束，自主如实报道武昌前线的消息。陆军部稍后进一步解释说，此次武昌动荡事起仓促，不免谣言纷起，为镇定人心起见，陆军部认为应该让各报馆如实刊登一些确实消息，以真实消息抵消谣言的传布。民政部、陆军部相关衙门按照《大清报律》允准各报登载前线消息，这对于稳定大局意义重大，先前听闻小道消息惊慌失措的人渐渐镇定下来，因为他们从各方面都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信息，作出了正确判断。在北京，在全国，并没有因为武昌战局出现大规模持续混乱。南北妥协，清帝退位，这样超乎想象的重大事件竟然波澜不惊，仔细想来，都得益于《大清报律》。假如没有《大清报律》，必然是一场混乱，混乱一场；必然是中原板荡，生灵涂炭。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清廷本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在民间看来颇有国进民退之味。如同近代中国一切新奇玩意儿一样，铁路也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送进历史。民间资本进铁路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

损于吾国？和而成，吾坐收其利，以待天时，和而不成，急乘此时长驱直捣……”“我国利于和，彼国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彼国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于是皇太极坚定地主和，在与明朝议和的过程中，皇太极为增加更多筹码，派镶蓝旗旗主阿敏、镶白旗旗主阿济格、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济尔哈朗、总兵李永芳等人率大军十万攻打毛文龙的东江镇。东江镇，就是鸭绿江以东地区，这一带是明朝大将毛文龙所控制，紧贴后金腹地，只要有东江镇在，皇太极就不可能安枕。朝鲜认为毛文龙必败，为自保倒向后金，向后金大军提供朝鲜服装，于是后金军穿上朝鲜人的衣服来到东江镇的铁山，由于敌人穿的是朝鲜服装，一开始没有引起毛文龙部下的重视，等到后金军发起进攻时，已经晚了。铁山都司、毛文龙的养孙毛有俊等率千余名守军与后金大军血战，战至最后一卒，无人肯降，毛有俊拔刀自刎，壮烈殉国。皇太极不像努尔哈赤那样残忍好杀，此番出兵前皇太极特意嘱咐不可乱杀，所以攻陷铁山后，后金军没有遵循此前努尔哈赤时代每攻陷一座城市就大屠杀的惯例，而是说：“我们此番出兵只要杀毛文龙，你们各安生业。”随后，后金铁骑因为冬天冰冻得结实，从冰上进攻与铁山仅三里之隔的云从岛。毛文龙率部英勇反击，双方在冰面上展开激烈战斗。毛文龙大喝一声：“生死在此一举，富贵在此一时，必须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才能死中求生！”说罢冲向了敌军，毛文龙所部面对武器和人数都占优势的后金军，毫不畏惧，浴血拼杀。毛文龙身先士卒，左右臂、身上，中了三箭，犹浴血拼杀，此时天上下起冰雹，于是双方只得罢兵。当晚，毛文龙派兵夜袭后金军，后金人数数倍于毛文龙，压根儿没想到毛文龙敢派人来夜袭，不曾防备，被杀得大败。后金军毕竟来了八万人（袁崇焕上奏说是十万），而云从岛的毛文龙所部只有不到三万，一场胜利无法改变力量对比，云从岛上有一千多以前被毛文龙所部生擒后归降的女真人，他们想趁机里应外合干掉毛文龙。这一切自然骗不过毛帅，一天毛文龙的几个亲兵公开向他禀报，说这一千多女真降卒一个个身穿铠甲，形迹可疑。毛文龙将计就计，推说：“他们是要为我出战，不必怀疑。”说罢将几个女真降卒首领叫来，问道：“我最近几天吩咐每天给你们每人酒一瓶，肉一斤，你们收到了吗？”其实毛文龙哪下过这种命令，岛上饿得都快人吃人了，怎么可能每天一人一斤肉，故而这几个人自然回答没有。毛文龙假装大怒，把负责伙食的人叫来打了三十军棍。这几个女真降卒头目见状，都觉得到目前为止自己要造反的情况没有被毛文龙察觉，于是放心睡去。当晚，毛文龙派人将几个降卒头目斩首，而后把一千多以前投降的女真人“俱行砍杀”，里应外合计划失败，后金军最终没能攻陷云从岛，后金将领阿敏大怒，一看，打毛文龙我打不过，我也不能白来，于是去打朝鲜人，朝鲜人这才叫自作自受，本来想把祸水引向别处，不成想祸水还是来了。阿敏率军攻入平壤，朝鲜国王李倧一面仓皇出逃，一面遣使向明朝和毛文龙请罪，说给后金军朝鲜人军服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臣子所为，请求援救。明熹宗认为，朝鲜跟明朝唇亡齿寒，于是要求毛文龙不计前嫌，出兵援朝。毛文龙接到诏书以后，不顾自身粮饷短缺，毅然率部进入朝鲜，反击后金大军。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东江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由于没粮食，只能吃战死的人的尸体（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但毛文龙依旧死战不退。在相持阶段，皇太极要派军队支持在朝后金军，当然这一切都瞒不过毛文龙，毕竟东江军在后金的间谍太多了。由于朝鲜北部多崇山峻岭，冬日大雪封山，后金援军只能从冰封的黄海海面过来，于是毛文龙派兵将海上冰面全都凿开，所有船只一定接受管制。此番天助毛帅，没有发生觉华岛之战那样冰面被凿开后又被冻上的情况，皇太极的援军于是只得望洋兴叹。随着天气转暖，战事逐渐向有利东江军的方面转变。随着河水、海水的解冻，东江军逐渐依靠朝鲜境内的大小河流，把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军困住，多次重创敌军，三战三捷，于千家庄、瓶山一带与后金主力展开决战，斩六千余后金军。用《鞑靼战纪》的话说，阿敏最后“杀出一条血路回到本土”，八万后金大军险些全军覆没，毛文龙大获全胜。在胜利的同时毛文龙还派兵收复了铁山等此战沦陷的全部失地，而此时赴朝作战的后金军并不知道铁山已被毛文龙夺占，撤兵时还大摇大摆地经过铁山，毛文龙派项选伏兵铁山，后金军路过时火炮齐发，最终将后金在朝鲜掳掠的金银财宝全都截住，后金残兵败将此番只得空手而回。由于1627年是丁卯年，此战史称“丁卯之役”，镶蓝旗几乎被全歼。对此，登莱巡抚孙国祯评价说：臣看得毛帅孤悬绝岛，远泊水乡，溟雾胡风，侵肌扑面，寒烟冷月，泣昼怜宵。七年正月以来，五战而五胜，谛观宣州、车辇、义州西门、龙山诸役，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然义州西门之捷，独雄而奇，盖其俘获者皆名酋，今之系纽而献者，此也。宣州诸路之捷，又险而奇，盖毛帅亲中二矢，不为少动。自五、六年以来，大小几近百战，积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抢获器械、马匹累百，近日续报者不与焉。（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丁卯之役”是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以来，大明又一次帮助朝鲜免于亡国的军事行动。毛文龙战时说：“职惟知尽忠报国，决不肯偷身自免！”就连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记》一书说：“此次战役之激烈为中国所未曾见。抗拒鞑靼人最有力的要数英勇盖世的大将毛文龙。”值得一提的是，《大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八天启七年四月上，记载着“毛镇援丽截奴，三战三捷，已困奴与银杏江矣”，并对毛文龙做出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力遏狂锋之毛文龙”。同时在这一页上，还有一则记载是关于袁崇焕的，当毛文龙在前线与后金军浴血奋战的时候，“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原来袁崇焕这时候忙着写文章歌颂魏忠贤并申请在宁远给魏修生祠堂，这种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毛文龙和袁崇焕，很巧合地出现在一页史书上，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记录，今天，读到这些记录，实在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啊！一个是立功异域，一个是歌颂宦官。虽然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官员都在给魏忠贤修生祠，所以袁崇焕也并不该受到太大指责，无非跟风而已，但这些官员里绝不包括毛文龙，屯田主事徐尔一称赞毛帅说：“当魏忠贤擅权，督抚节镇，称诵建祠者比比，而文龙耿介自守，不一濡足……可不谓今天下一奇男子哉？”（朱溶《表忠录》）当然了，其实我们也不该因此事就太歌颂毛文龙，毕竟，毛文龙在鸭绿江那一带，朝廷根本管不到他，他不给魏忠贤修生祠，也没什么，而袁崇焕就不同了，各地都修，他不修就要倒霉了。丁卯之役失败后，皇太极继续跟明朝议和，重新坐到谈判桌前。皇太极提出，明朝出五万两黄金、五十万两白银、五十万匹绸缎、五百万匹绫罗给后金，后金以十颗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两张黑狐皮、十张元狐皮、两千张貂皮、一千斤人参作为回报，自己的地位可以比明朝皇帝低一级，书写文书时自己的名字低于明朝皇帝，但要高于其他明朝所有臣子，从此两家和好。和好后，明朝每年给后金一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绸缎、三十万匹绫罗，后金每年给明朝十颗东珠、一千斤人参、五百张貂皮为回报。从此明朝与后金两家就不再战了。皇太极也不想想，自己的八万大军在朝鲜被毛文龙揍成这样，他还有什么资格找大明要钱呢？袁崇焕把皇太极的议和条件扣下，压根儿不往上报。皇太极见议和无果，写信到处在辽西张贴：若我不愿和好，贪财好杀，则尔等理应尽忠死守，以报国恩。现我只愿和好，你南朝皇帝不肯，不惜将死兵伤，不顾国脉民命，父子离散，天地荒芜，一无挂碍，藐视将士如草芥，驱之必死。尔等应何去何从，不待我言自当知晓。皇太极跟明朝打起了心理战，与此同时，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率军六万进军辽西，真正的军事战也要打响。锦州成为第一个目标。锦州守将赵率教、监军太监纪用（这太监不错，是个好人）准备不足，于是决定先与皇太极议和，以拖延时间，探听虚实，他俩派人跟皇太极谈判，皇太极说：“尔欲降则降，欲战则战！”没有谈判余地。十二日，皇太极挥军攻城，攻城主要依靠两种器械，云梯和楯车，楯车前面说过，这里不再详述。后金的云梯叫筒梯，就是云梯上蒙好几层牛皮，呈筒状，人往上爬，有牛皮保护，可防箭镞，对于小的滚木礌石也都能扛得住。但后金军的攻城器械肯定是干不过大明的红夷大炮的，后金军死伤惨重，而此时城内的日子其实更不好过，守军也死伤惨重，快顶不住了，只是皇太极不知道。皇太极也想速战速决，他打起了攻心战，他写信给纪用和赵率教，说：“如果你真的勇猛的话，为什么不出城决战？现在你们就像野獾钻进洞穴里，藏了起来，嗷嗷叫还挺自得，以为谁也不能把你们怎么样，而不知猎人拿铁锹一铲，就把你们办了。现在我和你们约定，你出城一千人交战，我就派十个人跟你们打，我跟你谁胜谁败，胜负立决。如果你自知守不住这座城，那就应该弃城而去，城内人民我都会放他们走，不杀一人，不然的话，你就把城内所有金币、牲畜给我们，我也可以退兵，此外没有第三条道可走。”（《清太宗实录》）城内纪用和赵率教强挺着表现出镇定，根本不鸟皇太极，于是皇太极还真没耐心了，除留一部兵力在此，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率主力军攻宁远。那么就在五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八日期间，袁崇焕在干什么呢？五月十六日，袁崇焕给赵率教写的一封信被皇太极截获，信中说“（大明）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楼山，我不时进兵。”袁崇焕写这封信有两个打算，他知道皇太极把锦州围得水泄不通，这封信很可能被皇太极截获，他想诈一下皇太极，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援兵。而万一这封信要是送到城内，他也想以此来让赵率教、纪用心理有希望，好能多撑些日子。但才打了五天，袁崇焕心中的胜利信心就没了，五月二十一日，袁崇焕上奏说：“敌人对锦州的包围如铁桶一般，关外精兵尽在前锋，今为贼拦腰截断为两股。敌人积累连战连胜的气势，而我军积贫积弱，十年来战栗不定，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个‘守’字。让我军主动进攻的话，力所不及。而且宁远、杏山、松山、塔山四城是山海关的屏障，若宁远守不住则山海关必危，此天下安危所系，故不敢用四城的守军来救锦州，只能发奇兵逼之。”（《明熹宗实录》）换句话说，袁崇焕的意思就是虽然锦州被围了，但宁远是绝对不能出动主力前去援救的，因为根本打不过对方。因此袁崇焕面对皇太极六万大军，只派了四千人去救援，无异于羊入虎口。但宁远城内的满桂（蒙古族人）违背袁崇焕的命令，自己带一支部队出城去救锦州，最终为锦州得以坚守立下大功。在袁崇焕刚派出四千人之后，他给朝廷上的奏折中说：此行决一死战，或可得志。若彼分番迭攻，而我兵战不可透，则锦为必破，又以困锦者困宁，虽城守素备，而食乏援绝。（《明熹宗实录》）袁崇焕的意思是这次跟后金决一死战，也许有可能成功，如果敌人轮番攻击，那么锦州必然沦陷，然后敌军全军来打宁远，宁远坚守也难了，换句话说，袁崇焕对于宁远、锦州能否守住根本没底。袁崇焕在奏折中还说：“如果敌人退去，是靠皇上的威灵，万一锦州守不住，则宁远必然被围攻，这是心腹大患，现在应该急调蓟州、宣府的军队赶来山海关作为救援宁远的援兵，此外要速给军粮，有粮食才能行军快。现除调将遣兵之外，更别无他法。”由此可见，袁崇焕都慌到什么地步了。到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打宁远的第一天，袁崇焕在奏折中说：“如果锦州失守，敌人必然以围困锦州的军队围困宁远，宁远孤掌难鸣，很快也会失守。敌军乘胜而下，就会兵临山海关，与其届时倾天下之兵与敌人在山海关会战，何如现在与其在宁远锦州决战？臣的意思是令三屯总兵孙祖寿，于蓟镇挑选马步精兵一万五千，赶紧来援。宁远城内守军三万五千人，兵士精而武器锐，满桂和孙祖寿两位将军既可以分别驻扎于宁远城的前后来御敌，也可以在宁远城的左右来御敌……骑兵步兵并进，与敌人决一死战。然后让援兵与锦州城内守军联合奋击，足能令敌人片甲不还。拼此三万五千人殉敌，则敌无不克。”袁崇焕的意思是为了宁远，把辽东明军全部搭上，跟后金军拼了，这是在拿明朝东北国防力量的最后一点家底在赌呀！明熹宗很快否决了袁崇焕的提议，发昏当不了死，于是袁崇焕只得完全靠自己来守住宁远了。为抵御后金军，袁崇焕除“凭坚城以用大炮”外，还布兵列阵城外，同后金骑兵野战争锋。他派李春华率两百人在城外掘壕沟作为屏障，总兵孙祖寿守西面，总兵满桂（他在增援锦州的时候英勇作战，但寡不敌众，战败退回）、副将祖大寿守东面，自己亲率一支部队出发，准备迎战。因为袁崇焕明白，此时害怕已经没有用了，干脆就拼他一下子，或许能守得住。此时皇太极率军来到宁远城下，见城上旌旗不整，无声无息，说：“这是袁蛮子驻守的城池，难道没有防备吗？必然有诈。”他话音未落，一支部队打着一杆大旗“袁”出现在他的眼前。皇太极下令迎战，不一会儿这股明军后退。满桂的军队上前，他背靠城垣列阵，士气高涨，严阵以待。皇太极见满桂离城垣近，自己的骑兵难以驰骋，于是令军队退到山冈，以观明军动向。但没多长时间皇太极还是沉不住气了，他与贝勒阿济格要攻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鉴于第一次宁远之战的教训，都劝他不要打。他说：“皇考打这没打下来，我连打都不打，怎么扬我国威？”说罢，他率军进攻明军，代善、阿敏、莽古尔泰来不及披铠甲仓促跟从作战。满桂率军迎战，两支骑兵在宁远城下展开了激战。皇太极认为，骑兵作战明军不是后金的对手，明军放弃拿手的大炮，偏要用骑兵，正好，可以用自己的八旗铁骑废了明军。且当双方骑兵交战时，大炮是无法发射的，因为那样可能伤害自己的军队。而事实上，皇太极还是不知道明军大炮的射程，此时明军的红夷大炮的最大射程是1830米，袁崇焕的战术是双方骑兵展开厮杀时用炮轰击后金的后续部队。换句话说就是引诱皇太极骑兵进攻，等上钩的人差不多了，就用大炮轰击他们的后队，截断援军，前面跟自己骑兵作战的后金骑兵永远是那些人，而后面的后金骑兵上不来，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整个宁远城下，草木燃烧，硝烟弥漫，只见纷纷扬扬的尘埃中，后金的骑兵和他们身上的战刀被红夷大炮的炮弹炸到空中，又从半空中陆续落下来，东一堆西一堆的，有的是断臂，有的是断腿，有的是半截尸体，黄澄澄的泥土上，一摊摊后金军的鲜血在凝固。在火炮轰击的同时，明军关宁铁骑与后金八旗铁骑在城下血战，明军铁骑抡起铁制大棒来呼呼作响，碰上就皮开肉绽。更可怕的是这些大棒还能发射火器，打着打着冷不丁就开枪，后金军死伤惨重，明军铁骑战斗力极强，见人就往死里打，身中数箭数刀，依然死战不退。孙承宗、袁崇焕几年来苦练精兵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此时的明军骑兵已经与萨尔浒之战时的明军骑兵截然不同了，这一切都因为关宁铁骑的横空出世。两军共有上万人混战厮杀，劲风卷着尘土像流动的烟雾，增加了战场的悲壮。明军铁骑带着鲜血的战刀闪烁着一道道寒光，刀锋闪过，满地是八旗军的尸体，被砍下的

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境作战。

国境之南，有士死战

在沿途民众的热烈欢呼声中，第五军二〇〇师的将士们，身穿单衣，脚踏草鞋，登上战车，向西进发，烟尘相接，浩浩荡荡地踏上了缅甸的土地。蒋介石不是准备了三个军吗，为什么只有一个二〇〇师？那是因为蒋介石先走了一步棋。之前，虽然英国人不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但蒋介石还是有所准备，他让战斗力强悍的二〇〇师提前屯兵云南边境，以备随时入缅。其余的部队在二〇〇师进入缅甸后，也陆续上路。情况大概如此——国军第五军余部为前锋，新六军居中，六十六军殿后。如果早些入缅，远征军是可以从容布设防守阵地的。但因为英国人的狂妄自大，远征军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所以现在只能在哪儿碰到在哪儿打了。更要命的是，第五军的三个师也是挺进速度不一，根本无法配合作战。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已经开到仰光附近的同古，廖耀湘（接替调职升官的邱清泉）的新二十二师还远在腊戌，九十六师竟然还在云南保山。这么说可能有人不太明白，用中国的地名替代一下就清楚了：二〇〇师已经到了广州附近，新二十二师还远在长沙，九十六师则被甩在武汉。说到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几个即将反复出现的地名的相对位置，从北向南，从东向西，大致如此：东边：中缅边境，如云南的福贡、腾冲，以及缅甸的景栋。中间（北边）：缅甸国土，野人山—密支那—腊戌—曼德勒—仁安羌—同古（又称东吁或冬瓜）—仰光。西边：印缅边境，如印度的英帕尔。二〇〇师是奔着保卫仰光去的，因此日夜兼程，千里急行军。当部队终于赶到了同古时，映入远征军眼帘的那片属于仰光上方的天空，已映成了令人恐惧的红色！仰光已在熊熊大火中陷落。火是英国人自己放的。一是为了不给日本人留下物资，二是利用大火阻敌便于自己逃命。英国人全部撤离仰光，一路向西北逃窜，目的地是印度。英军屁股后面，是陆空一体、四面开花的日军追兵——甩开两条腿一路狂追的、开着战车狂飙的、借助战机天上飞着扔炸弹的。总之，除了水里游的，能想到的追击方式统统都有。也就是说，英国人正和日本人比赛马拉松。英国人是属兔子的，除了跑什么都不会，但日本人可不是乌龟，是鬣狗。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刚好在同古碰到鬣狗追兔子，兔子向国军求救。蒋介石看在英国人是友军的份上，尤其是看在英国人承诺援助国军物资的份上，下令戴安澜向英军伸出援助之手。追击的鬣狗是日军五十五师团，人数两倍于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二〇〇师，重武器也全面领先。好在二〇〇师的战斗力和意志力极其强悍，依托自己抢修的防御工事，顽强地挡住了日军头几天的反复进攻。但孤军作战，后援困难，补给跟不上，戴安澜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守住同古。他问手下一个叫黄景升的团长：你有战胜日寇的把握吗？黄景升答曰：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戴安澜深受感触。深夜，在检查完阵地之后，戴安澜在孤灯之下挥笔给夫人写下遗嘱，他要交代一下身后事。亲爱的荷馨：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戴安澜叔祖父）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战况在之后的几天里变得越来越坏。二〇〇师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危险处境。孤城落日，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戴安澜决定收缩兵力，依托工事和有利的地势，全力固守同古城。在调整兵力部署的时候，戴安澜环顾四周，用沉重沙哑的声音大声对着到场的指战员宣布：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须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长代之！孤军，也要奋战到底！战场之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将为兵之胆。将士们从戴安澜的声音中感觉到了战死沙场的决心和力量。主将拼命，三军用命。日军非但不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阵地，还死伤惨重。日军无可奈何之下，又抽调五十六师团一部前来夹击。五十六师团（由日军第一师团主力扩充而来）与日军十八师团都极其擅长丛林作战，号称“山地之王”。日方有生力军加入，人数数倍于己，重武器的火力远超己方，还有空中支援。但那又如何！戴安澜的字典里只有六个字——誓死抵御到底！他亲自执轻机枪与日军对战，决心以死报国，全师各级指战员也誓与同古共存亡。工事不断被日军的炮弹摧毁，将士们则利用残垣断壁、炸弹深坑与敌周旋。那个“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的黄景升，用生命实践了誓言，他以集束手榴弹攻击日军战车时自爆，与敌同归于尽。在人员、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困境下，将士们在死亡面前毫不畏惧，死守阵地，半步不退！这是黄埔精神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正面对抗！中国军人把自己的信念坚持到了最后一刻，黄埔精神笑到了最后。戴安澜率部苦战十二天，面对人马超过己方两倍的强敌，以劣势的武器装备，以约两千人的牺牲，歼敌五千余人，完美完成掩护英军撤退的任务，这就是著名的“同古阻击战”。在如此逆境下，以一比二点五的战损比战胜强敌，这绝对是近代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史上空前的好成绩！戴安澜不负绝代悍将之名！不愧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第一人之名！

矛盾

仰光失守后，摆在中国军队面前的，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中国出兵缅甸的目的，本是要保住滇缅公路，尤其是滇缅公路的源头——仰光的出海口。现在仰光失守，这一目标已难以实现。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深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成了一支孤军。英军拍屁股走人不说，其许诺援助国军的物资——车辆和补给，也没有兑现。因此，在缺乏足够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远征军的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大部人马只能依靠步行，一路开辟羊肠小道，翻山越岭。这倒也罢了，关键是缅甸人居然还在后方捣乱！日军入侵后，缅甸人民非但没有愁容满面，老老少少都高兴得不行，跟过节似的。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热烈欢迎日本“解放军”，痛击殖民统治者英国和以中国远征军为代表的一切“帮凶”！虽说缅甸人民的思维方式比较奇怪，但他们的破坏力却不可小视——破坏远征军必经的公路和铁道，主动充当日军的探子，争先恐后地把远征军的动向报告日军，甚至有胆大的人袭击远征军……交通工具本就不够，再加上运输线路遭到缅甸人破坏，远征军的运输能力根本就上不来，因此各部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兵力极为分散。对于深入缅甸的远征军来说，四周都是敌视的眼光，找不到粮食，也没有向导，自然环境恶劣，还有日军压过来的重兵（四个师团）。远征军逐渐陷入了绝境。就在此时，盟军的内部矛盾也同时爆发。二〇〇师在同古血战十二天之后，鉴于援军新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要么不是被日军阻击，要么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杜聿明遂下令让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突围后撤，避免全军覆没。杜聿明的突围命令，事先是征得蒋介石同意了的，而且蒋介石想得更多。鉴于远征军形势不妙，蒋介石左思右想，终于在同古之战结束前，想到了一个既安全又照顾英国人面子的好点子——二〇〇师以及第五军其余各部，且战且退，在曼德勒附近集结，与其他远征军在此会合，伺机而动。蒋介石为什么看中了曼德勒？简单介绍一下曼德勒的地理特点。特点一，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之屏障。也就是说，守住曼德勒，就保住了缅甸北部的安全，给中国大西南地区留下了缓冲，免遭日军直接威胁。万一作战失利，曼德勒后面还有腊戌、密支那等据点可以退守，撤兵回国不难。特点二，经缅北西向印度交通之枢纽。意思是说，保住曼德勒，即可保住中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径。同时，这也照顾到了亚历山大心中那不可与外人道的无耻想法——放弃缅甸，保全印度，拿中国军人的性命去给退到印度的英国人看门。特点三，从缅甸地形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打防御战，对武器配备比较落后的远征军显然更为有利。这个对中国和远征军十分有利的主意，遭到了Mr.史迪威的反对。史先生万分坚定地认为，蒋介石的这个立足于防守反击的方案太过保守，中国军队主力应该南下，齐聚同古，反攻仰光。这倒也正常，不是同一国家的人，利益出发点就不同。史先生的这个想法背后，隐藏了两个目的。目的一，落实罗斯福总统的最高指示。罗斯福的指示是先欧后亚。也就是说，美英两国的工作重心在欧洲和北非，即优先解决盟国最大的敌人——德军。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避免日军主力进入印度分散英国人的力量，避免日军占领印度后与隔印度洋相望的北非德军合流。怎么消耗呢？罗斯福希望远征军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同日军战斗下去，希望中国用人口的优势拖住甚至战胜日本。美国人的援助可不是能够免费领取的。目的二，史迪威想在缅甸战场实现建功立业、升官发财的人生梦想。很明显，不管史迪威想实现哪一个目的，发动中国军队进攻显然是更好的选择。所以光杆司令史迪威拿美国援助要挟蒋介石调兵进攻。蒋介石本来是要第五军坚决后撤的，可看在美国是盟国老大以及钱的份上，只好万分不情愿地让步。蒋介石不知道，他这一次的退让，居然把远征军推向了一段无比艰难的旅程。史迪威根本就不是做统帅的料，完全听不进去杜聿明等前线将领的正确意见。兵力本就分散的远征军，居然被史迪威再度拆分开来使用。第五军的三个师顶在前面四处救火，第六军则在缅甸东线辽阔的地带上各自为战，第六十六军这支本来负责后方警备和预备队的部队，也散布在从曼德勒到腊戌再到云南边境一带数百公里的土地上。而且，史迪威所有的计划都基于同一个模式——中国远征军从正面发动进攻，英军负责保护中国远征军侧翼。若英国人能保得住侧翼，那就见鬼了！

“仁安羌大捷”

中国军队血战同古十二天，总算是替英国人挡住了追兵。至于中国人为了阻挡日军追兵要付出多少伤亡，即使阻击成功又如何摆脱强敌，那就不是英国人关心的事情了，英国人只要自己逃到安全的地方就万事大吉。逃，加速逃，逃到印度去！北逃的英军可不都是杂牌部队——殖民军。殖民军一般只有军官是英国人，士兵多来自英联邦（如印度和澳大利亚）。逃军里面也有英国的正牌部队，而且是王牌部队——第七装甲旅，号称“沙漠之鼠”，之前与德国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麾下精锐较量多次，互有胜负。但是在缅甸战场，第七装甲旅一个照面就被突袭而来的日军五十五师团打得丢盔弃甲。好在第七装甲旅知道见机行事，一帮残兵败将依靠打剩下的少数机械化装备，脚底抹油，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他的兄弟部队——英缅军第一师，是打也打不赢，跑还跑不过，七千余人让日军三千人给追上并包围在了仁安羌。英缅军第一师向亚历山大求援：司令阁下，赶紧给我们派些援军过来，来晚了我们就只能投降了！亚历山大此刻真的“压力山大”，虽然英军投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发生在别人身上是笑话，发生在自己身上可就是悲剧了。第一师一定不能投降！于是，亚历山大只得再度向中国军队求援。就这样，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前身是税警总团）孙立人麾下一一三团被派往仁安羌。这个孙立人就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时税警总团的副团长，现在已经积功至师长。在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的指挥下，一千余中国军人将七千英军（里面有少量西方媒体工作者和传教士）给救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仁安羌大捷”，其实也没歼敌多少，只是英国人被中日两国军人当成道具，向西方世界那些一向瞧不起中日两国军队战斗力的人，秀了一下自己的英勇和血性而已。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大部分英军逃到了印度，所谓的中英协防，变成了中国独立防守。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继“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再一次创造了率军撤退的奇迹——英国历史上最长距离的大撤退，距离长达一千七百公里。如此看来，丘吉尔不愧是能爬上总统宝座的人，眼光确有独到之处。他知道亚历山大擅长跑路，因此两次把亚历山大派到主要军事任务只是逃跑的战场，成功保存了英军有生力量。

撤退

虽然仁安羌获胜，但也改变不了中国远征军兵力分散，疲于奔命的现实。远征军处处为英军擦屁股，加上不明敌情，终于被日军的大规模穿插和长途奔袭各个击破。腊戌失守。曼德勒失守。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接连传来！中国远征军后路被日军截断！战局已完全糜烂，无法挽回！既然已无力夺回被日军切断的生命线，达不到战略目标，那么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就成为唯一的选择。1942年5月初，肠子都悔青了的蒋介石，再也顾不上看史迪威的脸色，直接绕过史迪威，下令杜聿明将远征军带回国内。但是，缅甸前线最高指挥官史迪威认为，中国军队应该撤往印度。从战术上讲，撤往印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有英国人的成功经验在前，只要向西跨一步，就可以脱险。但英国人勇敢地站出来搞破坏了，他们说：撤到我们这里（印度）也行，但中国军队得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由我军收容，然后再行安排。从英国人目前的表现看来，他们在亚洲战场的作用也就是一颗老鼠屎而已，而且专恶心盟军。从道义上来讲，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等于内讧；但从国际规则来讲，不让别国军队全副武装地走进他们的“国土”也算是英国人的权力。杜聿明则认为，让堂堂国军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他国国境避难，是对中国军人的莫大侮辱！尤其对方还是屡次欺负过中国的英国！于是杜聿明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提议：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中国去。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道路，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杜聿明的嫡系戴安澜等人坚定地站在了自己长官一边，开始向北撤退。杜聿明安排第九十六师为前锋，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殿后。新三十八师属于六十六军建制，不属于杜聿明的嫡系第五军，因此孙立人觉得杜聿明的这种安排明显亲疏有别。孙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预科，打得一手好篮球——国手级别。后留美四年，分别拿到了美国名牌大学普度大学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学士学位。思想比较西化，奉行实用主义，不喜欢搞政治。孙立人既是为了赌一口气，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弟兄们找一条更容易的生路，他审时度势，极为冷静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违抗杜聿明的军令，率众改道向印度撤去。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一路被日军尾随追击，牺牲近半人马，好不容易到了印缅边境。英国人还是要缴枪。孙立人狂傲之气迸发，直接下令准备战斗：你让我进我就走进去，你不让我进我就打进去！想缴我的枪，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孙将军在美国的几年没有白混，深得美国思维方式之妙——你蛮横我更蛮横，你霸道我更霸道，就看谁更横！英国人一是见这个姓孙的不好惹，二是还有几分不好意思——毕竟刚被孙立人救了命，只好收回成命，让新三十八师武装进入印度。

殉国

之前说过，远征军各部之间距离极远，基本就是各自为战，因此大家都是撤退，但是具体路线并不一样。情况大概如下：第六

的来临，猛力拽扯着向地下缩去。“呛啷……噗……”铁链和一截断舌落在了地上，莫炎的灵火雷刃果然奏效，只可惜我无法拖住寒蜴，那一瞬间被它缩回了脑袋，只切断了半条长舌，但即便这样也给了它不小的打击。“效果不错啊，灵火的确可以对付它。”我欣喜道，“能不能用你的灵火入地诀配合雷刃诀，直接攻击地下的寒蜴？”莫炎站在原地微微喘息着，脸色苍白的样子似乎有些体力透支，难道刚才那一击他是用尽了全力？“贪功失策，雷刃诀太耗力了。”他喘息道，莫炎果然没有能力再攻击了。脚下忽然剧烈震动起来，地面龟裂出道道缝隙，四溢的寒冷地气迅速包围了我们，莫炎布下的灵火在地气的冲击下势头有所下降，那寒蜴竟是想将我们翻进地底。召来的黄土不住地填补着裂缝，我几乎动用了四周全部可以调集的黄土，脚下的地面渐渐升高。填补和破坏不断进行着，地下的寒蜴干劲十足地和我对峙了起来。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我不禁对它产生了怨怒，倾力之下一裹黄土硬生生地将寒蜴带出了地面。粗大弯曲的铁条排排出现，扎根地下死死地将寒蜴的身体箍住固定，方才还在肆虐的家伙此刻在我因愤怒激发的力量下死鱼般地躺作了一条。“快烧了它！”我冲莫炎道，“我禁锢不了多久的。”莫炎苦笑了一下，蓄力作势，灵火应声而起，但那势头已不如往日那般高涨，微弱的火焰非但不能消灭寒蜴，倒像是在给它暖身。看来全力的雷刃诀不是一般的耗力，我完全不了解其间的状况，原本占据的先机几十秒间便消失殆尽。寒蜴张开宽扁的嘴巴，断去一截的长舌甩动了几下，周围阴寒的地气不断翻卷，我顿时感到浑身的血管一阵涨涌，眼前凭空出现无数恍惚的白点，脚下一个趔趄险些跌坐在了地上。“哇”地一声，在无形的压力下一蓬鲜血夺口而出，莫炎挺拔的身子佝偻了起来，如果不是一旁的老田上前扶住只怕已经趴在了地上。在这当口，寒蜴早已挣脱了半数以上的铁箍，恢复自由的尾部开始大力地抽甩着，击得地上一片尘土飞扬。“好冷……”倒在一旁的S颤抖着醒来，一眼看见面前的这只“巨型壁虎”，惊得愣在了那里，相继醒来的晖儿也是怔怔地望着寒蜴，全然没有躲避和逃离的意识。情急之下我上前一手一个地拉住她俩，连拖带拽地将两人带离危险区域。“地气……”莫炎在老田的搀扶下也跟了过来，“寒蜴一直在吸地气。”“这东西好恶心～～”S摸索着扳过身后的猎枪，瞄准寒蜴就是一枪，子弹打在皮肤上却向一侧弹射开去。晖儿帮着老田将莫炎藏在身后，两人举起枪又是一阵连射，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地射中了寒蜴的眼窝，剧烈翻滚下寒蜴的一只眼睛已被射瞎。看准机会我再次用铁箍束缚了寒蜴，这次它并没有急剧挣扎，而是喘着粗气趴在地上，用剩余的一只眼睛狠狠地盯着我们。“现在地脉在回吸地气。”莫炎支撑着走到我身边，“寒蜴很依赖地气。”四周的地气果然不断地向着山腹和地下隐去，现在正是地脉呼吸效应中的回吸阶段，莫炎说的似乎很有道理，寒蜴在地脉呼出地气的时候十分强悍，而当地气回吸时却不再轻举妄动。“它是泰坦的远亲嘛？”我突然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巨人，“那我就当回赫拉克勒斯。”话语未落，寒蜴身下黄土翻滚，一个高高的土台将它抬离了地面，四周出现了一排金属螺旋叶片，一并飞转中将寒蜴身旁的地气驱散得一干二净。“地气为阴，飞火为阳，我怎么把老本行给忘了。”自嘲间土台上出现了天罡七印中至阳的飞火印符，一派阳炎热气升起，寒蜴身躯狂扭中断裂的长舌向我卷来。子弹呼啸而至，晖儿等三人手中的猎枪一齐发射，寒蜴的长舌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偏歪了过去，倏然缩回口中。“莫炎，你还能做那种会爆炸的火球嘛？”S递给莫炎几颗子弹，“在弹头上做些，哪怕一点也好。”拿过子弹，莫炎努力之下在弹头上凝上了星点的灵火，只是灵火的光芒已远不如先前那样明亮。与此同时，我加大控制的力度，再度箍紧的铁箍将寒蜴几乎勒入了土台，四周的螺旋叶片更是快速地飞转不停，寒蜴已完全无法吸收一丝地气。困兽犹斗，虽然寒蜴被铁箍束缚，但却依然不死心地再次吐出长舌，企图扭转战局。填上附着灵火的子弹，S和晖儿瞄准寒蜴的舌头连发数枪，爆裂灵火在剧烈的撞击下立刻发挥了作用，轰然间一片火光在长舌上爆起，整条舌头从寒蜴的口中全然断去，落在地上扭动了几下便僵直了。寒蜴无声地张了张大嘴，用力将身体拉长，脑袋不可思议地扭曲成一个奇怪的角度，双腭间闪现出两排锋利的牙齿，咯咯几声将深嵌体表的铁箍咬断了几根。用力过猛之下，寒蜴将自己的皮肉也撕下了大片。它颤抖着自口中不断呵出寒气，伤口立刻凝结，灰黄外皮间翻露出的惨白肌肉不住抽搐，那只独眼渐渐露出了幽绿的光芒。此举大有壮士断腕的风格，在场的人看得不由都是一凛，这条寒蜴是打算拼命了。咕咕的声响自寒蜴腹内传来，从体表的蠕动看来似乎是什么东西要从它肚子里出来。寒蜴痛苦地扭动着身体，喉间一阵鼓胀，“噗噗”从大嘴里接连吐出四个圆形的东西来。那些东西落地后先是向前滚动了一段距离，接着便像被什么牵动着似的又回滚了一段。隐约间我发现这些圆形东西上连着一段乌色的细索，细索的另一端则没入寒蜴的大口。低沉痛苦的喘息身越来越重，寒蜴小心地咬住口中的细索，甩动脑袋用力一拉，四个圆形物体猛地弹动起来，但奇怪的是，它们并没有随着拉动而飞向寒蜴，而是向着相反的方向飞出。细索绷紧乱颤，寒蜴的身体一抖，拴在它身后的乌色绳索噗地破体而出，生生将寒蜴的身体剖作两片。我们这才发现，那根乌色的绳索是从寒蜴的下体穿入体内，顶端分作四股细索，而那四个圆形物体就拴在这四股细索上。这乌色绳索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但似乎十分坚韧，难怪寒蜴会如此顾忌绳索的限制不敢越雷池半步。寒蜴的行为等同于自杀，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众人一时不知所措，拼死吐出的四个圆形物体啪地挣脱了细索，落在地上滴溜乱转，里面仿佛包裹着什么有生命的东西。难道这是它的卵？！大脑下意识的反应中，地上残存的尖刃立刻飞切地上的圆形物体。咔嚓几声脆响，圆形物体的外壳有如蛋壳般裂开，里面站起四个金色的人形来。那是四个身着奇异服装的人，身高大约一米九的样子，一拢乱发披在脑后，纠结的浓密胡须遮去了三分之一的脸部，圆睁的怒眼炯然有神，让我不禁想起三国时的张飞张翼德。不过这番装束完全没有汉人的痕迹，他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可却给人一种须发俱张的感觉。更为夸张的是，这四人的长相居然一模一样。四人手中各自拿着不同的兵器，这些兵器个个奇形怪状，配着犀牛角的长剑、金吞口的黑刀、曲柄的古怪兵刃和一把像蜈蚣似的东西。伴着奇怪的咯咯声，他们的举手投足之间有些僵硬，与滇王阴墓里的干尸兵卒不相伯仲。“不像是人。”莫炎的身体恢复了些，“身上都是铜臭味。”“好像是自动导航的机器人。”晖儿看着它们的动作道，“古代有这么先进的技术？”“我给它们导航还差不多。”S一枪击中了其中一个机关人，子弹打在它身上发出金属的脆响，果然是金属制造的。我心中暗叹，寒蜴拼着自杀吐出来的杀手锏，居然就是四个金属机关人，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过容易了。那四个金属机关人举止虽然僵直，但行走的速度并不慢，S发难之后，它们几步便来到了我们面前，手中的武器从各种古怪的角度攻击过来。那蜈蚣似的东西竟然是一种弓弩，密集的弩箭夹着劲风铺头盖脸地直射S。我用铁板挡住那片竹制弩箭，又轻车熟路地将它们手中的武器抽离在了半空。失去武器的机关人依旧挥舞着手臂向我们攻击，意念控制下它们身上的金属开始扭曲变形，咯咯几声大块的金属碎片落地，机关人只留下了几个支撑框架在原地晃悠，齿轮、轴箍落了一地。一个金属镂空球滚到了脚边，里面晃动着爬出一条巨大的旱蚂蟥，其他的三个金属球还在不住晃动。“拿蚂蟥做动力装置……”我一阵暴汗，几根尖刃顿时将蚂蟥钉死在地上。“蚂蟥对人和动物的血气最敏感。”莫炎缓声道，“力气也不小，做动力导航没什么错。”“这大壁虎也够冤枉的，为了放这四个东西出来，把自己弄得开膛破肚。”S看了看寒蜴在地上的两爿尸身道，“结果让王亦凡没两下就搞定了，傻啊～～”“那是有人暗中帮忙。”莫炎瞟了S一眼，走近寒蜴的尸身，左右嗅了嗅，在地上捻起了一撮细末，递给老田。“藜芦粉哈，催吐的中药。”老田闻了下细末，摇头道，“帮忙的是个缺德鬼咯。”十九、僰人双卦莫炎和老田双簧似的言语举动把我们三人弄得云里雾里的，不过听意思那些细末是种催吐的中药，而寒蜴就是吸入了这种中药才会呕出那四个藏有机关人的圆球，从而导致自己的死亡。“什么人在暗中帮忙？这又是帮的什么忙？”我疑问连连，心中毕竟只知道了个大概，对整件事还是有些迷糊。“这是雪域冰蚕丝拧成的。”莫炎拾起落在地上的乌色绳索道，“十分坚韧，比刀都快。”“也就是说，有人在地气鼎盛时洒出藜芦粉，让寒蜴吸入后呕吐。”晖儿思索着说道，“吐出的机关人挣动了绳索，拉力使得绳索在瞬间绷直，从而形成了足以杀死寒蜴的力量。”“嗯，是这个原理。”莫炎颔首道，“寒蜴刀枪不入，但冰蚕丝更胜一筹。”“但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晖儿继续道，“为什么机关人在寒蜴体内没有拉动绳索呢？”莫炎摆摆手，走向机关人的残骸，那四条被利刃钉住的巨大蚂蟥居然没有死去，莫炎一接近，便拼命拉长身体卯足了劲地凑向他。“关键就是这种山蚂蟥。”莫炎指着奋力挣扎的蚂蟥道，“这是特别喂养的，对人最敏感。”说话间，老田走上前去，从腰带上取下一个布袋，将一些粗盐撒在了蚂蟥身上，那些蚂蟥像着了魔似的立刻泄劲瘫软下来，不多时便干瘪成了一块皮囊。“我听不出附近有其他人在。”方圆一里地内没有任何声息，“那帮忙的人呢？”“早走了吧。”莫炎好像并不在乎这人的存在，“算是欠他一个人情。”“哦，是你认识的人？”我好奇道。“算是吧。”莫炎服下一颗药丸，凝神调养了起来，不再理会我的问话。“老田，为什么说那人是个缺德鬼？”S在一旁问道。“用催吐的中药让邪龙吐出这些机关人，等于让邪龙自杀咯。”老田笑着摇头道，“能想出这种办法的人，不是缺德鬼是啥子哈？”“寒蜴靠这些撞死的鸟为食，鸟的鲜血就养活了它肚子里的蚂蟥。”晖儿看了下寒蜴的尸体，“这个食物链倒是不错，安排它守在这里的人真不简单。”我看着地上的那条乌色绳索，又探视了一下机关人的残骸，心中再次冒起了疑问。在这里设置疑局对于掩盖引龙大局的帮助并不是很大，这个阴月地气局如果是为寒蜴所设，那寒蜴的任务就是杀死接近这里的人，但为什么设局者又要摘除寒蜴得以成名的毒腺呢？而那些藏在寒蜴腹内的机关金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便向莫炎求证，转眼却失去了他的踪影，方才还在闭目凝神的莫炎，此刻已顺着乌色绳索向山口内摸去。我们跟上莫炎，绳索一直延伸至山口的一块巨岩边。莫炎剔开周围的泥土，原来那巨岩深入地下，乌色绳索顺着巨岩笔直钻入，不知是固定在了哪个深度。莫炎在巨岩周围嗅了嗅，似乎发现了什么，转到靠山口的内侧一面，问S拿过猎枪，用枪柄在巨岩的一处狠狠砸了几下，一片悉窣的碎块粉末落下，巨岩上竟露出了一片人工削平的痕迹。敲落下来的是一些类似云南民居常用的泥灰，看来是有人故意伪装上去的。拂去灰土后，上方隐约可以看出一些镂刻着的文字，而下方则有规律地排列着八个手臂粗细的孔洞。“大长和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敕化，皇恩浩荡泽被吾国，礼佛浮屠万世基业……”这似乎是给某位皇帝歌功颂德的碑文，可不知道这位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是何许人也，在云南以汉人皇室风格立碑似乎有些奇怪，更有趣的是这位皇帝居然还用上了不佛不道的“敕化”二字，这可是堪舆圈内人的用词，类似于道教的“羽化”、佛教的“圆寂”。“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莫炎眼中闪动起别样的光芒，“郑买嗣号称‘桓帝’，建国大长和。”“这里是郑买嗣的墓葬？！”我们都是一阵惊讶，难怪没有人能找到，这个郑买嗣实在离谱的厉害，谁会想到他竟然把自己的墓葬设在了茶马古道的位置上，这岂不是遭千人踏万人踩吗？“上感苍穹，降得神人祥佑，使金甲力士举巨岩移山岳，护桓帝登于岭上，施灵索拘邪龙守穴……”晖儿继续读道，“原来寒蜴是给郑买嗣守墓的，那金甲力士应该就是机关金人了。”“当年陈子浩就是在这里出事的？”想起莫炎之前的故事，我不禁问道，“但这里完全不像有墓葬的样子。”“陈子浩哪里出事我不清楚。”莫炎沉思道，“这里却应该是郑买嗣的墓葬。”“关键可能在这句话上‘举巨岩移山岳，护桓帝登于岭上’。”晖儿道。“机关金人和这个巨岩会不会与打开郑买嗣墓葬有关？”S又看了一遍碑文，“巨岩上有八个洞，刚才又正好四个机关金人。”“可惜王亦凡手脚太快。”莫炎仔细看了下巨岩上的洞，“机关金人已经变铜片了。”自从熟悉驭金能力后，我对金属物体的控制和破坏越来越张扬，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暴戾残忍。莫炎的话让我有些后悔方才的举动，照理应该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处理这些机关金人，可现在的机关线索却生生地断在了我的手上。“这孔洞不深，里面没其他机关。”我不死心，听辨之下有所发现，“大家让开一下，我试试看能不能启动这里的机关。”众人散开之后，我按照孔洞的大小制作了八根金属棍，逐一插入到底。周围依旧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变化，看来机关的奥妙并不仅此而已。我有些不甘心，强行催动金属棍左右摇晃地试探着，却发现岩石的上段往右旋转移动了一些。会不会是转动式机关？我想起天坑里那个石盘机关来，心念一闪，全力推动金属棍向右侧转去。“咯咯……哗……”一片碎石尘土劈头落下，山口的峭壁位置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脱落了下来，全力之下我来不及闪避抵挡，肩背被碎石打中几处，如果不是莫炎及时用灵火挡住，只怕还会添上几处伤痕。晖儿赶上前来，忙不迭地检查着我身上的擦伤，看到我额头破开的伤口心疼不已。“那上面吊着的是什么？！”S指着峭壁叫道。抬眼望去，倒梯形的峭壁上出现了一个不小的缺口，缺口中垂下的几条粗大铁链悬吊着一块巨大的方石。“我上去看看。”莫炎几步蹿上山坡，手中抛出的银色长索射入山岩间，猿猴般地攀上了峭壁。他的身体看样子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只那么一会的功夫便攀住了方石。过了一会，莫炎的身影在方石上晃动了几下，空中传来金属和石头的摩擦声，沉重的移动声。方石上闪起灵火的光芒，这奇怪的咕噜声是什么？难道莫炎碰到麻烦了？我正要设法上去援助莫炎，突然铁链一阵怪响，还未看清状况，只听得一声闷响，那方石已被铁链拉回缺口，峭壁又恢复了原来的样貌。“莫炎！”我大吼一声，峭壁上已看不到莫炎的踪迹，那一刹那他正在方石与峭壁之间，突生变故的情况下只怕难以生还了。“他被卡在石头里了？！”S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赶快用机关放他出来啊！”巨岩果然已经归位，但这次无论我怎样发狠用力也移动不了它一分一毫，整个机关已被卡死。看着被弄得弯曲不堪的金属棒，沮丧、懊恼和愤怒一并冲上头来。“我们再找找，莫炎的身手那么好，应该不会那么轻易被困的。”晖儿安慰道。“山壁太陡峭咯，莫兄弟身手好哈，几下就能上去。”老田叹了一下，伸手抹了抹眼睛，“我们就算是上去了也做不了啥子哈。”悉窣悉窣，山壁一角传来一阵奇怪的动静，微弱的声音立即钻入我

南宋抛石机孙华：宋朝的军队进行防守是非常善于用炮的。陈规在《守城纪要》里面就谈到，守城最重要的一环就在用炮，而且他总结金兵攻陷汴梁城，当时宋朝有很多失策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守城将领把炮摆到了城墙外面，如此一来，军队一溃，炮就留给金人了。王鲁湘：留给敌人了，敌人就拿着这个炮来打我们。孙华：当时的炮有好几种：重炮可以把很大的石块，甚至石碑放出去，另外还有轻炮、泥蛋炮。按照陈规的说法，用泥巴做炮，把它凉干了也能把人打死，而且敌人还不可能捡回来打我，因为它一打就碎掉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讲的这个炮，实际上是冷兵器时代的炮，也叫抛石机，所以不是热兵器时代的炮。炮的动力不是火药，而是人的肌肉。要想使抛石机抛得越远，拉炮绳的人就要越多。像在前沿江防炮兵阵地上的炮，应该是重炮，拉绳子的人数是最多的。整个山城防御体系，还实施了使敌人既攻不上据点、又抢不到军资的“坚壁清野”策略。袁东山：因为蒙古人生长在北方的草原高寒地带，不太适应南方潮湿炎热的气候，所以他们每次进攻几乎都是秋来春往。钓鱼城将整个山城防御体系作为一个巨大的依托，蒙古人来的时候，要一个城一个城地过，每个城都会打，每个城在打仗的同时，就会把信息传递到下一个或下几个城，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有两个核心的东西：一个是信息的传递，从考古上我们很难把这套信息系统破译出来；另外就是“坚壁清野”，以点控面。在蒙古人来以前，它利用山城把周边几十平方公里，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老百姓、粮草、牲畜全部集中到山里边，而蒙古人正好是游击性和流动性作战，它的辎重是很有限的。王鲁湘：因为是长距离的奔袭，他们不可能有一个庞大的后勤部队，源源不断地从千里之外给他们输送辎重和粮草，所以他们只能就地取食。而这边一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以后，元军实际上就坚持不了多久了。袁东山：所以，钓鱼城之战的胜负，往往取决于粮食，谁的粮草更多一点，谁就可能是胜利者。在这种情况下，“坚壁清野”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钓鱼城是靠什么办法，能在蒙军到来的间隙，将周围上百平方公里的军资、粮草全部纳入城中呢？毫无疑问，城内必定有设计独特的军事通道与外界相连！根据零星的史料记载，当时余玠委派的冉氏两兄弟，调集了合川地区的五县民众，在钓鱼山上开山采石，凭险建垒。他们在钓鱼城内峭壁和江面相连的地方，设计了好几道一字型城墙和水军码头，这些军事设施是钓鱼城得以坚守三十多年的重要保障。一字城墙复原图那么，传说中的一字城墙、水军码头是否存在？它又是如何有效地抗击蒙军的屡次进犯的呢？2008年的一次意外发现，使得钓鱼城南的一字城墙和水军码头浮出了嘉陵江。袁东山：2008年，重庆有一个叫草街航电枢纽的重点工程，这个工程会把嘉陵江的水位提升20米，相当于每年最大的洪水的高层。钓鱼城附近江面每年的枯洪差，大概是18米左右。20米的提升会高出正常的枯洪差1米到2米，这对钓鱼城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重庆市考古所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最后进行了一些“揭露”。常规的考古叫“发掘”，我们在这个地方使用了一个有点特色的词叫“揭露”，因为钓鱼城是个国宝，它的核心资源就是抗蒙的东西。它作为一个江城，不仅有山城，还应该有水城。我们当时就想找到它的水城，于是从传说中的南一字城开始勘查。南一字城逐渐被揭开，这个深入江畔的城墙依靠峭壁，北高南低，长达400多米，残墙平均高5米。这个看起来不过是用一堆石头垒起的线型城墙，在过去的冷兵器时代，却能起到控制嘉陵江防线的重要作用。袁东山：一字城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作为钓鱼城的外围防线，它跟嘉陵江和这个峭壁形成一个封闭体；第二个功能是，它的顶面是一个通道。王鲁湘：是个马道。袁东山：对，一旦有战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出兵的快速通道。其实，这场战争之所以能打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粮草集中。也就是说，在战前，它能把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甚至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住，然后顺江而下，把辎重粮草全部顺着这个码头运进来。一字城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钓鱼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因为伸入江边的城墙，其实还兼备了进攻功能。在一字城墙靠近峭壁的地方，还有一个飞檐洞。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南宋的一员猛将王坚负责守城，他训练自己手下的敢死队借助一字城和一字城下面的飞檐洞屡次偷袭蒙军。钓鱼城飞檐洞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进行，钓鱼城的防御系统逐渐清晰，从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它有一南一北两个一字城，南一字城墙旁边还设有水军码头。通过钓鱼城的这套军事系统，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所谓的“坚壁清野”战略，以及攻防相结合的战术。该城有两重防御，它外围的巨大防线就是南一字城、北一字城，这两座城形成了一个10平方公里的巨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般的小规模战争是没法突破的，因为有金城汤匙。如果敌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宋军就放弃外围，把所有的物资收到山城。钓鱼城还跟前援的其他城形成了整体攻防，跟后援的重庆城又形成了整体性的互相增援。所以在这场战争中，它不光是被动的防守，还利用战争的空闲机会积极主动地开展小规模的进攻和骚扰。三、上帝折鞭王鲁湘：在十三世纪的历史上，蒙古汗国的军队是一支震撼世界的可怕力量，它三次西征，横扫千军如卷席，使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四十多个国家，在其铁蹄下呻吟挣扎。罗马教皇曾惊呼这是“上帝的罚罪之鞭”，这条上帝之鞭不可一世，它指向哪里，哪里就“粉身碎骨，灰飞烟灭”。然而，这支常胜之师，却被阻挡在钓鱼城下，屡战屡败，损兵折将，不得寸进。因为坚持守城36年之久，钓鱼城成为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这个传奇中最重要的一项，要从蒙哥大汗死在钓鱼城说起。蒙哥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率兵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以骁勇善战著称。公元1252年，43岁的蒙哥被推举为大汗。几年后，蒙哥因四川战事的不甚明朗而御驾亲征。1259年初，蒙哥大汗亲自带兵从四川主战场南下，试图与忽必烈率领的军队会合，直取东南夺取南宋政权。然而之后所发生的意外，却无意中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孙华：史书记载，蒙哥说话很少、很精炼，为人很稳重，经常沉思，下决定也很果断。蒙哥像但是他在攻打四川的时候，却没有听取有些大臣的意见。当他在钓鱼城下受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大将给他进言，说钓鱼城奇险，非常难攻，不如舍弃它直接东下，派支军队进行骚扰就是了。只要东下夺取了临安，南宋政权覆灭，钓鱼城自然不战而降。但这个大将的进言受到了其他大将的否定，他们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示：要夺取全国，却连一个钓鱼城都征服不了，怎么能显示大元的武力？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舍钓鱼城而下，蒙哥觉得后一种意见是有胆略的意见，便听从了这种意见。王鲁湘：因为他们在全世界所向披靡，已经太自信了。在蒙哥的带领下，蒙古精锐之师势在必得，这一次他们攻克了钓鱼城的第一道防线，直击钓鱼城的护国门一带，但是钓鱼城的军民却誓死守卫第二道防线。袁东山：蒙古人对第二道防线久攻不下，就采取了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地突法，就是从地下突击，挖地道。他们挖过了钓鱼城的第二道城墙，最后攻进来了。可钓鱼城的军民也很勇猛，你蒙军挖地道，我就挖个大坑等着你，你进来以后就让你摔到大坑里边，然后反攻，就把蒙古人打了出去。打出去以后，就对那个地道进行了回填。当时钓鱼城山上最多的物资就是垒石，直径大概30公分。我们考古所在清理过程中清理了35米全部是垒石塞填的地道。1259年的夏天，重庆地区又到了潮湿多雨的季节，御驾亲征的蒙哥大汗已经被钓鱼城拖住几个月了，他未曾料想，这样一个弹丸小城，竟困住了自己精锐部队的铁骑。由于攻城心切，蒙哥亲临钓鱼城北一字城对面的脑顶坪督战，没想到却中了宋军猛将王坚部队的伏击！王鲁湘：前面就是钓鱼城东南的脑顶山吧，当时蒙哥率元军占领了这个山头。从钓鱼城这边到脑顶坪大概有多远？刘智：大概有200米。王鲁湘：当时宋代的抛石机能打多远？刘智：我请教过社科院考古所的杨洪先生，他是专门研究中国兵器史的。他做了个试验发现，抛石机最远能打400米。王鲁湘：那这个蒙哥的胆子也太大了一点，作为蒙军的皇帝和最高统帅，他居然敢到这么近的距离来。刘智：可能因为夏天潮热，又久攻不下，所以他心情急躁，想亲自督战。而王坚又经常去激他，老把鲜鱼、面饼抛下山去，这相当于告诉蒙哥军队：你再围困我多少年，我都顶得住，我上面有吃的，还有鲜鱼、饼。王鲁湘：这是心理战。袁东山：蒙古人从2月份开始攻城，到那时候大概已经4个月了吧。一个在欧亚大陆攻城灭国所向无敌的人，却遇到了钓鱼城这个史上最牛的钉子户。蒙哥做梦也没想到：蒙古军身经百战，却在钓鱼城折兵损将。当然，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也会命丧钓鱼城！传说脑顶坪一战，蒙哥中了宋军的飞弹，最后死在军营。因为蒙哥的死，历史在此拐了一个弯。当时奉命西征欧洲中亚的军队统帅、南征大理和交趾的将领以及正在长江中游与宋军鏖战的忽必烈大军，都匆忙停下战事，不远千里，赶回大漠参加蒙哥葬礼并争夺大汗之位。孙华：正在西亚远征并已经打到意大利的这支军队，本来是可以一鼓作气拿下埃及的。听到了蒙哥的死讯后，主力马上就后撤了，想回去争夺大汗的位置。忽必烈听到这个消息后，先是犹豫了一下，他想如果我听到消息就立刻回退，有损于声望，所以他还是先下江南。王鲁湘：先立一功再说。孙华：忽必烈先打垮了宋朝在长江中游的最大的一支军队，然后就急着开走了。所以蒙哥之战对西征军来说，结束了西征军的使命，保卫了阿拉伯世界；对正在灭宋的南征军队来说，这一战也暂停了他们的任务。他们都回去争夺汗位了，这使得南宋得以苟延残喘。“上帝折鞭”组合图正是因为钓鱼城所取得的战绩，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也延缓了南宋王朝的灭亡，钓鱼城因此被赋予了“上帝折鞭处”的美名。然而，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此时的钓鱼城已经成了一座抵抗蒙军的孤城，还在守城的将领王立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是弃还是守？在一个叫熊耳的女人的斡旋下，王立只得做了一个现实的选择。孙华：南宋的首都临安被蒙军攻克以后，这个时候的坚守实际上已经到了尾声。在最后的坚守时期，四川的山城一个一个地陷落，甚至连后方重庆也都被包围了。这个时候怎么结束战事？有两种选择：一是投降，一是抵抗到底。在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可能会很排斥熊耳、王立，认为他们是汉奸。不过，后来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说这个时候钓鱼城已经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城里的粮食已经没有了，坚守下去徒留象征意义。为了保全全城10多万军民的生命而去投降，这是非常人性的做法，是可以被谅解的。1279年，钓鱼城将领王立见南宋大势已去，为了保存10万军民的性命，忍辱递上了一纸投降书。钓鱼城36年抗蒙守城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汩汩嘉陵江日夜奔流不息，“独钓中原”的钓鱼城青史留名。故宫大修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旧称紫禁城，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这里曾居住过24个皇帝，是明清两代（公元1368～1911年）的皇宫，现辟为“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建筑群。故宫全部建筑由“前朝”与“后寝”两部分组成，四面环有高10米的城墙，城墙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城外有一条宽52米、长3800米的护城河环绕，构成完整的防卫系统。其总体布局为中轴对称，布局严谨，秩序井然，寸砖片瓦皆遵循着封建等级礼制，映现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宏图霸业，都消失在历史的云烟深处，惟余这座曾经不可一世、富丽堂皇的皇城，孤独地横卧在夕阳下，凄凄诉说着注定要被遗忘的前尘往事。一、故宫的格局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前通天安门，后倚景山，东近王府井街市，西临中南海。总体分为南部的“前朝”和北部的“后寝”两部分。南部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两侧辅以文华、武英两殿，是皇帝上朝接受朝贺、接见群臣和举行大型典礼的地方。北半部则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及东、西六宫和御花园为中心，其外东侧有奉先殿、皇极殿等，西侧有养心殿、雨花阁、慈宁宫等，是皇帝与后妃、皇子和公主们居住、举行祭祀和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故宫结构图王鲁湘：故宫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古建筑群，这个建筑群有多大的规模？晋宏逵67：从护城河的外围算起，它的占地面积应该是100万平方米。王鲁湘：人们都说故宫的房子多，进到故宫里头最主要的事就是数房子，数着数着就数迷糊了。有人说，故宫有9999间房子，这个说法是真的吗？还只是民间传说？晋宏逵：这恐怕是民间的传闻。故宫从建成到现在一直处在不停地变化中，从明到清延续将近500年，它的房子有新建的，也有拆除的，怎么会有这么整齐的9999这样的数字呢？王鲁湘：估计是民间认为故宫是皇上所在的地方，就给他个吉数，说一万好像不太好，就说9999。晋宏逵：说一万太满了。王鲁湘：刚才您说从护城河算起，这个长方形是100万平方米，那么从城墙算起是多少？晋宏逵：应该是72万平方米。里面的建筑面积大概是14.06万或14.07万平方米的规模。护城河在最外围，宽度有52米宽，城墙东西750多米，南北960多米，是个长方形。城墙四周有四个门，南面正门是午门，东西是东西华门，北侧是神武门，明代叫宣武门，四个角有四个角楼，这样就和护城河一起构成了紫禁城的防御体系，这一块防御体系占总面积的将近三分之一。城墙内部可分为三大块，一是外朝，在中轴线的前半部分，也就是乾门的前面横街向南的部分。它两侧的两个轴线上，东侧轴线上是文华殿，西侧是武英殿，这就构成了外朝的全部。外朝的北侧，这个凹字形的部分，就是它的内庭。王鲁湘：这是个“负阴抱阳”68的格局。晋宏逵：这块看起来比较密集，怎么认识它？我觉得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分块。它既然是一个城，就有街道。四条长街把紫禁城从纵轴线分成五块。中轴的前半是常说的后三宫，就是乾清宫，坤宁宫和它中间的交泰殿；它的左右就是东西六宫，东西六宫的前端各有一个重要建筑，这边是诚肃殿和斋宫，那边是著名的养心殿。西六宫的外侧是太后们住的地方，最前面的是慈宁宫，慈宁宫的旁边是寿康宫。

撰写。呜呼！卿虽死矣，死而不朽。死事重于泰山，豪气化为长虹；享俎豆（祭祀时的两种器皿）于百世，传今名于万年。魂其归来，尚飨！”在为洪承畴举行国葬进行到一半时，崇祯突然得到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于是异常尴尬，中断了葬礼。所以不可能有派洪承畴的家仆去找尸骨的事发生。综上所述，还是《清史稿·洪承畴传》的记载最为靠谱。烈士与汉奸只有一步之遥。一生有万念，而定平生善恶者，数念而已；一生读万卷，而使平生明道者，数卷而已；一生历万事，而证平生功过者，数事而已；一生遇万人，而称平生知己者，寥寥数人而已。其中最能为一个人的人生定性的就是这寥寥数念，洪承畴的一念之差最终使自己由烈士蜕变为汉奸，文武双全的洪大帅一朝叛变，无论如何，都令人唏嘘不已。至此，松山失守，锦州失守，辽东只剩宁远孤悬于外，洪承畴降清，祖大寿降清，卢象升战死，孙承宗殉国，除了孙传庭和吴三桂，已经再没有能打的将领了，崇祯坐不住了。巨大的恐惧感笼罩着他，从未有过的心虚的感觉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他的心上蒙着一层乌云，崇祯老是感觉自己像躺在一口棺材里一样。他眉头拧在一起，脸色像铅一样阴沉。崇祯经常悲从中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的君主，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局势面前，他无能为力，只能坐看江山废弛，神州陆沉，中原板荡。此时的崇祯意识到，必须与皇太极议和了，先把东北局势稳住，收拾了中原贼寇，再收复辽东不迟，不然，两线作战继续下去只会输得更惨。于是崇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也表露出自己想议和的态度，他说：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现在那些力挺清廷的历史学家说努尔哈赤、皇太极准备一统中原的雄才大略，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占着东北三省就足可以了，昔日金国何其强大，还不是被灭了，皇太极知道这个道理，物极必反，月满则盈，水满则溢，适可而止就行了，因此同意与明朝议和。对于明朝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都同意，而上蹿下跳反对的是汉人降官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议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先削弱，再在适当时机灭亡明朝。还好，皇太极比这帮汉奸强多了，他提出，让明朝承认自己这个大清国，自己可以当明朝属国，只要明朝每年给一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国界嘛，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皇太极很有诚意，他在写给崇祯皇帝的信中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从这些条件和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虽不富裕，出这些钱绰绰有余。眼看议和就要成功，明朝就可转危为安，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国内的各路起义军，但是，出事儿了！议和的时候，明朝使臣马绍愉把与清廷议和的详情写下来，秘报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接到密报后，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陈新甲家僮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在中国文人眼里，只要跟敌国议和，那就是卖国，就是汉奸，于是群情激奋，陈新甲就成了“大汉奸”。崇祯帝得知后，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他就下诏斥责陈新甲。如果陈新甲了解崇祯的心理，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摘出，说都是自己议和，肯定保命没问题，但是，陈新甲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于是上奏说自己议和有功，想让崇祯给自己说句话。结果，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帝大怒，将陈新甲斩首。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第五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皇太极得知这次议和告吹后，大怒，率军第五次南侵，进军路线跟第四次南侵一样，一直杀到山东，在山东馆陶，清军遇到很大抵抗，守军在每个垛口都准备了钩丁两把，砍刀三把，当清兵攻城时，守军就用钩丁把爬到垛口的清兵钩住，然后用砍刀将其砍死，清军死伤惨重，没有拿下馆陶。在打山东潍县的时候，清军也遇到了很大抵抗，清军打地道战攻城，在城角挖开一个洞，城墙塌了一段，守将张尔忠当时正在生病，仍亲自抗战，城内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搬砖石堵缺口，没出嫁的女人也来助战，保家卫国之志于此可以体现，守军不断开炮击杀清军，炮弹用光后，城内百姓把自家铁锅砸了，用作炮弹之用，潍县坚守七天，清军死伤惨重，潍县没被攻陷。当然，清军在山东其他地方那就是势如破竹了，清军共俘虏三十六万汉人，还好，没搞屠杀，但清军将这些人带回了辽东，作为奴隶。此次负责组织抵抗清军的总指挥是内阁首辅周延儒，然而周延儒“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有人作诗讽刺周延儒说：“虏畏炎镐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崇祯得知真相后大怒，将周延儒赐自尽。太监在向周延儒宣读圣旨时，故意在念到“姑念一品首辅大臣”时停顿，一听到“姑念”，周延儒以为崇祯能放了自己，于是叩首谢恩，此时太监接着念，“于寓处勒令自裁”，周延儒顿时失魂落魄。两名士兵逼周延儒上吊，周延儒平日养生有道，死后尸体仍如生人，怕有不测，于是士兵将铁钉钉入周延儒的脑袋，血流满面，然后才回宫复旨。此次南侵，清军共攻陷八十八座城池，杀鲁王、乐陵王等明宗室六人，虏获牲畜三十二万头，抢走金二百二十万两，珠宝无数。有鉴于此，皇太极得意地说：“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在皇太极眼里，取北京已是探囊取物，然而历史没有给他最终入主中原的机会，而皇太极不断在华北横扫之时，中原局势也彻底糜烂。第十九章大溃败1638年李自成被打得只剩十八人，张献忠也投降于熊文灿，李自成带十八骑前往谷城来找张献忠，张献忠设宴招待，他对李自成说：“李兄何不随我归降朝廷，还风尘仆仆的奔走干吗？”李自成仰天大笑，“不可！不可！”（谈迁《国榷》卷九七）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是诈降，张献忠也知道李自成不可能屈居己下。他给了李自成一部兵马，以便日后李自成能与自己遥相呼应。由于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都被调到北方去与清军作战，张献忠再不造反就不是张献忠了，在彻底准备好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发动反叛。在投降熊文灿一年的时间里，熊文灿手下的各级官吏不断敲诈勒索张献忠，张献忠反叛后张榜公布向自己敲诈的所有官员的姓名和索贿金额、日期，他还如实指出，不勒索自己的官员只有襄阳道王瑞旃一人。张献忠的宣传攻势非常奏效，令熊文灿手下大小官员无地自容，他们再也没有理直气壮的讨贼的资格了。崇祯得知张献忠反叛的消息后大怒，将熊文灿革职（最终将他处死），以杨嗣昌取代熊文灿督师。杨嗣昌任用左良玉围剿张献忠，崇祯钦赐左良玉“平贼将军”印，左良玉得到鼓舞，异常勇悍，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数万人被打得只剩两千多。张献忠的部下扫地王、走山虎、过江龙、飞山虎、过天蟒、扒山虎、上得天、下得海等人被斩杀，各部被歼灭，关索、十反王投降。一个月后，张献忠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两千多人投降。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杨嗣昌于是令左良玉彻底歼灭张献忠，左良玉虽连战连胜，但数月的激战也使得军士疲惫，而深山老林里搜人这种费力的活自然他不愿意做，于是只是把山围起来，没有继续追剿。杨嗣昌奸佞之徒，此前卢象升在抵御皇太极第四次南侵时就是他始终在作梗，此番他上奏将左良玉免去平贼将军的官职，以贺人龙取而代之。崇祯下诏准奏。但崇祯准奏后杨嗣昌又觉得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于是又上奏崇祯建议收回成命，如此杨嗣昌把左良玉和贺人龙都得罪了。左良玉恨他夺印，贺人龙恨他说话如同放屁一样。如此，张献忠就在明军内斗中从深山老林里杀出，与罗汝才汇合。两相商议，觉得左良玉在湖北太厉害，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四川没有剿贼的经验，张献忠在四川如入无人之境，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又杀回湖北，数年征战，使得张献忠发明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战术，此战术打仗时选一人在前，叫“领头子”，部下鱼贯而进，领头子就五六个人，有进无退，退者必斩，一个领头子战死，后面补上一个，如果有三个领头子战死就鸣金收兵。除正面冲锋外还有左右翼策应，他的部下穿特制绵甲，箭镞射不穿，这是他进攻时的战法，他防御时在阵前摆三万军马，称之为三堵墙，如果前面的马要跑则杀死，后面的补上，一旦抵挡不住明军进攻，张献忠就撤退，明军便追击，此时张献忠令精兵用长枪刺明军马腿，然后再合围，结果总能战胜明军，他的实力越来越强。张献忠率军杀到襄阳城下，他选二十人穿明军服装，持从明军处缴获的兵符印信进入襄阳。二十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放火，张献忠率大部队趁势杀进来，襄阳遂为张献忠攻陷，七十多岁的襄阳王朱翊铭被押到张献忠面前，连声喊道：“求千岁爷爷饶命！”张献忠：“明明你是千岁，反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人头一用！”朱翊铭哀求道：“宫中金银财宝随便千岁爷爷拿走。”张献忠狞笑着说：“说这些有屁用！事到如今你有何办法不让我把这些宝贝搬走？只要把你杀了，杨嗣昌就会以陷藩（导致藩王被害）之罪被杀。”说罢杀了朱翊铭。（吴伟业《绥寇纪略》、张岱《石匮书后集》均记载了此段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攻陷襄阳后张献忠做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件好事，下令开仓放粮，将府库的十五万两白银分给灾民。杨嗣昌得知襄阳王的死讯，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便服毒自杀，结束了可耻的一生。杨嗣昌葬于武陵，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鞭尸，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焚尸。在张献忠于四川、湖北攻城略地之时，李自成也没闲着，一开始听说张献忠进入四川，人马很少的李自成便打算去四川投奔张献忠，结果在四川梓潼被洪承畴打得大败，逃到鱼复山（重庆奉节），史称“鱼复山受困”。李自成觉得天要灭亡自己，便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能成就帝业，你去占卜一下，如果不是吉卦，就拿我的人头向官军投降把。”刘宗敏连占三卦，居然都是吉卦，于是他决定死心塌地跟随李自成，他向李自成表决心，杀死自己的两个妻子，更恐怖的是李自成的其他部下也学刘宗敏，都杀自己的妻子来表决心。在此期间，张献忠从四川杀回湖北，李自成则趁着官军在湖北围剿张献忠、罗汝才之际进入河南。李自成入河南时只有一千人，然而河南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穷人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李自成进入河南后数以万计的农民投奔了李自成，李自成重整声威。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率军攻克洛阳，俘虏明朝宗室福王朱常洵，朱常洵之子朱由菘侥幸逃出，他就是日后中国史上最奇葩的皇帝——弘光帝，他的问题我们下册书再谈。在洛阳福王府邸，珍贵红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具被当作柴火烧，烘烤着柴火上的一口“千人锅”，沸腾的开水中除了七八只梅花鹿外，李自成下令把福王也扔进去，福王挣扎着扑腾，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在大锅周围几个围观的士兵立刻用长矛戳他的胳膊，使福王不得不惨叫着松开手，重新在沸腾的开水中“游泳”。一个小时后福王和梅花鹿被煮熟了。然后农民军一起分吃这些肉。最后李自成还单独将福王的血放出，拿鹿血和着吃，还称其为“福禄（鹿）酒”。（吴伟业《鹿樵纪闻》）攻克洛阳后，李自成进围开封，他万箭齐发，城上明军用一种特质短箭回射，这种短箭射程三百步，李自成伤亡很大。他于是下令用云梯攻城，农民军像猴子一样攀缘而上，守军用炮轰远处要杀来的农民军，用火铳打死攻城的农民军，再近了用砖头猛拍，农民军纷纷坠落而亡。李自成于是打起了地道战，他让每人手拿铁锹，在城下凿几下就退出，然后再上第二批、第三批，谁如果凿下一块砖，赏一两银子，如此一块一块竟凿开一个洞，人可在洞里藏身躲避砖头。城上守军用铁杵对准洞穴位置向下捅透，捅到洞穴后，顺着洞口往下倒滚烫的沸水，或者投下“万人敌”。“万人敌”是什么东西呢？是明军的秘密武器，重四十公斤，是大型爆炸燃烧武器，皮为泥质，在明末发明出来。此外明军还用大木头制造一种悬楼，如同碉堡，明军可从悬楼发射炮弹，使农民军无法靠近城墙根。李自成攻城两月不克，他令手下在城下挖大坑，然后灌满火药，点燃导火索，准备攻城，只听一声巨响，火星四射，浓烟漫天。但火药却倒轰过来把农民军自己轰死许多。李自成大为惊恐，又令手下用红夷大炮轰城，把城门轰塌了半边，李自成下令攻城。开封巡抚高名珩让士兵放下城门的千斤闸，许多农民军被压死在闸下，有的头破血流，有的五脏迸裂，李自成下令撤退，他用鞭子指着开封城说：“我一旦攻克开封，一定要把你们杀得鸡犬不留！”就在此时，开封守将陈永福拈弓搭箭，飕的一声正中李自成左眼，李自成从马上栽了下来，于是撤军。李自成一打开封后，陕西巡抚汪乔年下令让米脂知县边大绶刨李自成祖坟，刨他爷爷奶奶的坟墓时，发现尸体上有一条鳞甲森然的似龙非龙的东西，头长双角，遍体金光，边大绶用烧红的铁钳子向此物刺去，只听一声响，随即直冒青烟，那东西飞跃起来，有十丈高，全身黑气四射，边大绶手下的人闻到气味，立刻死了七个人，众人刀剑齐上，才把这东西打死在地。边大绶在刨第二三四个棺材时里面全是清水，水里有无数条金色鲫鱼游动，边大绶把棺材弄破，水都流出，鲫鱼都干死了。在刨其他的李氏祖坟时，还刨出癞蛤蟆和孑孓，最邪乎的是一个棺材里刨出一对白色鸟儿，口吐白雾，从棺材里飞走。汪乔年急令用乱石击打，追了一百步，白鸟被飞石击中，翅膀折断后死了。汪乔年在一个棺材里发现小兔，大如野獾，刚出土时还能蹦蹦跳跳，转眼间自己撞死了。刨到最后一个棺材是李自成的曾祖父，棺材墓门一打开无数只白蚁纷纷飞出，再刨发现有木菌两朵，木菌上大火熊熊，如燃烧的一盏铁灯。汪乔年费了好大劲才把棺材刨出，只见棺材上趴着一条飞蛇，蛇突然腾空而起，汪乔年一箭射出，正中蛇的左眼，蛇长啸一声后转眼间不知去向。汪乔年下令打开棺材，见尸首完好，脑袋上有小洞，洞上有白翳（眼角膜病变后留下的疤痕），在空气吹拂中闪耀不定。汪乔年手执铁锥把白翳刺破，只听轰的一声响，汪

希望她确实如此。玛维斯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车内再次沉默了。帕拉斯把头靠在西尼卡的胸口，巴不得她们都走了，而是由卡洛斯坚实又平滑的胸脯撑着她的面颊，像往常只要她愿意时那样，就这样走上七百英里。她十六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一辆红色丰田，装有嵌入式八轨录音机。车里塞满了圣诞礼物。那些东西凡是做母亲的都会喜欢，但她备下的简直是五光十色，因为她已经有十三年没见过母亲了，不能冒险连一件都得不到母亲的欢心。在圣诞节前由卡洛斯驾车上路来一次探望母亲的假日旅行。不是从她父亲身边逃走，也不是和世界上最酷、最豪爽的男人私奔。一切都是经过周密计划的：东西藏得好好的，行动都是伪装的，以防长着一双鹰眼的管家普罗维登斯或者她兄弟杰罗姆看出来。她父亲经常不在周围，注意不到什么。他是个律师，有一个不长的客户名单，不过其中有两位顶尖的能创新演出风格的黑人艺术家。只要弥尔顿·特鲁拉弗仍让他们名列榜首，就不需要更多的客户。不过他始终留心别的青年演员，他们可能会被列入排名榜，并且保持着在榜单上的位置。有了卡洛斯的帮助，一切都进展得顺利而令人激动：对她的女友们撒的谎还要再圆一圆；留下的东西（驾驶执照——一件复制品、玩具熊、手表、化妆品、首饰、信用卡）要显出还要回来而不是跑掉的样子。几张信用卡既然不带走，就必须在他们出走的那天兑换成大量现金并大肆购物。她想给卡洛斯再多买一些，很多，可他坚持不让买。在她与他相识的整整四个月时间里，他从不收她的礼物。甚至不让她掏钱付餐费。他会闭上他美丽的眼睛摇着头，仿佛她要请客就会使他伤心。帕拉斯结识他是在学校的停车场，那天她的丰田车发动不起来了。实际上在那之前她已经遇到他好多次了。在她的高中学校，他是长得像电影明星，很矜持的男子。所有的女孩都喜欢围着他转。那天他把油门踩到底，告诉她油管涨满了，事情就这么开始了。他提议驾着他的福特跟着她回家，以防她在路上再抛锚。她一路顺利，他就挥手告别了。帕拉斯第二天给他带去了一件礼物——一本相册，费了很大劲让他接受。“除非你让我给你买上一个辣味热狗。”他说。帕拉斯一下子就觉得嘴里满是那种刺激了。之后，他们每个周末都要见面。她千方百计地作出一切努力让他和她做爱。他热情地呼应着，搂着她的脖子亲嘴，但接连几个星期再不肯越雷池一步。两人之间是他说了那句话：“等我们结婚时吧。”卡洛斯不是个看门人，真的不是。他雕刻，当帕拉斯跟他说起她的画家母亲，以及她住的地方时，他笑着说那可是艺术家待的完美地方。整个事情就此到位了。卡洛斯不会啰唆什么在假期放弃工作。弥尔顿·特鲁拉弗会为客户的聚会、音乐展示会和电视节目格外忙碌。帕拉斯把几年来她母亲寄来的生日贺卡和圣诞贺卡都翻了一遍，找出她最近的地址，这一对情侣就既无羁绊又无阴云地出发了。只可惜那发疯的黑女人把圣诞圣歌毁了。帕拉斯偎依在西尼卡的胸前，虽说不算很舒服，总还能稍稍缓解袭击她的寒意。前排坐的两个女人又开始争吵了，那种尖厉的嗓音让她头疼。“爱光着身子的骚货！索恩是我们的朋友。我现在该如何对她说？”“她是康妮的朋友，跟你没关系。”“是我卖给她胡椒，配成了她的强身……”“那又怎么样，你就成了药剂师了？不过是迷迭香，还有一点麦麸掺上阿司匹林。”“不论是什么，那是我的职责。”“只是在康妮醉的时候。”“不许你的臭嘴提她。在你来之前她从来不喝酒。”“那是你说的。她甚至睡在酒窖里。”“她的卧室在那儿嘛！你真蠢。”“她已经不再是女仆了。只要她愿意，完全可以睡在楼上。她就是想离酒近点。”“老天，我恨你这副脏肚肠。”西尼卡柔声打断她们，想让气氛和谐一些。“康妮没有醉。她是不痛快。虽然如此，她还是该和我们一起来。她要是来了，就大不一样了。”“这样挺好嘛。真不赖！”吉姬说，“直到那些该死的牧师一样的人来搅场。”她用一支快吸完的香烟续上了另一支。“你不能停下来两分钟不吸烟吗？”玛维斯说。“不！”“你没看见那黑鬼在你身上看出什么了吗？”玛维斯继续说，“反正我看出来了，因为你好像不能掩饰自己。”“嫉妒？”“见鬼。”“见鬼，见鬼！你有十年没让人干过了，你已经干得只剩下瘪壳了。”“滚出去！”玛维斯厉声叫着，把车刹住，“滚出我的汽车见鬼去吧！”“你打算对付我？敢碰我一下，我就撕破你的脸。你这该死的重罪犯！”说着她便把香烟往玛维斯的胳膊上猛地一戳。在车里那么有限的地方，她们没法施展拳脚大打出手，但还真动起手来。西尼卡搂着帕拉斯在后面瞅着。她一度想拆开她们，但现在她知道更好的办法了。她们累了就会住手的，那样可以比她介入保持更长久的相安无事。吉姬深知玛维斯的弱点：辱及康妮或涉及她出逃的情况。玛维斯最近一次出行时从她母亲那儿听到了对她发出的通缉令：非法侵占大批财产、抛弃家庭和涉嫌谋杀两个亲生孩子。凯迪拉克摇晃着。吉姬既好斗又虚荣——她不想在自己可爱的脸蛋上留下淤青或抓痕，还不时得顾及她的头发。玛维斯虽然动作缓慢，但打一下是一下，而且乐于动手。吉姬看到了血，而且以为是自己流的血时，就爬出了车，玛维斯则紧追不舍。在没有一只飞鸟的炽热天空下，她们俩在路上和路边继续打斗。帕拉斯坐起了身，被搅起尘土和压倒野草的两个身体催眠了似的。那两个身体在俄克拉荷马茫茫的天空下，或者在新墨西哥州米西塔如画的天空下，那么专注，旁若无人。在迪·迪·特鲁拉弗激动的拥抱和亲吻的几个月之后，在惊叹她母亲窗外美景的几个月之后，在吃过美馔佳肴的几个月之后，在迪·迪的朋友圈中——各种艺术家：印第安人、纽约人、老年人、嬉皮士、墨西哥人、黑人——谈论艺术的几个月之后，在他们三人在帕拉斯认为只有迪斯尼可以制作出来的星空下谈话的几个月之后。在那几个月之后，卡洛斯说：“这是我应该在的地方，”还深深叹了一口气，“这才是我一直寻求的家。”他那张浸透着月光的面孔让帕拉斯的心跳都停止了。她母亲打着哈欠。“当然是啦。”迪·迪·特鲁拉弗说。卡洛斯也打了个哈欠，当时她就该明白——不约而同的哈欠，一唱一和的腔调。她应该进行一下数学运算——卡洛斯在年龄上更接近迪·迪而不是她。她若是注意到，或许就能防止那两个身体在草地里扭作一团，交换着呻吟，毫不在乎有人旁观。也就不会随后傻乎乎地跑向丰田车，茫无目的地瞎开一气，撞上和刮擦上几辆卡车。也不会碰到身下带着软东西的水了。帕拉斯又感到了看不见的鳞片令人生厌的搔痒和触摸，便转过身不去看那两个女人厮打的场面，举起一只胳膊搂住西尼卡的脖子，把脸深深地贴进那小小的胸脯。只有西尼卡一人看到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司机放慢了速度，可能想绕过占着路中间的凯迪拉克吧，也许是想提供一下帮助，反正他停了很长时间，足以看清两个满不在乎的女人在路上滚作一团，衣裙也扯破了，私处都露了出来。他还看到另有两个女人在车后座上拥抱着。他瞠目结舌了好久，然后才摇着头，加大了他那辆卡车的油门。最后，吉姬和玛维斯都躺在地上喘着气。一个，然后是另一个，坐起身，摸着自己的身体，查遍周身的伤情。吉姬去找她丢下的一只鞋，玛维斯找她箍发的橡皮圈。她们一语不发地回到了车里。玛维斯用一只手驾驶。吉姬嘴巴没伤的一边叼着香烟。一九二二年，白人劳工曾在自己的圈子里，在一片荒野中的一座石头房子中大笑。印第安人连房子都没有。恶劣的天气里，在一片缺树的土地上用木柴是渎神的，用煤又太贵，牛粪又太臭。那座巨宅对他们来说简直是狂想。那个贪官订购了几吨煤——但一点没用上。接收了这一产业的修女们都极能忍受，用点煤油、睡着单薄的铺盖已经成了习惯。不过在春夏两季和暖秋时分，宅子的石墙则是求之不得的凉快。吉姬跑上楼梯，赶在玛维斯前面使用仅有的洗浴水。她一边使劲咳嗽，一边脱光衣服，在一面没有涂漆的镜子中观察着自己。除去一只膝盖和两个手肘，伤得还不算太重。指甲当然裂了，但眼睛没有青肿，鼻子也没有破损。不过，明天可能会露出更多的青紫。让她难堪的是嘴角周围都肿了，按按伤处会涌出一股血。突然之间，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大街上人们全都在跑。警笛——警车？急救车？消防车？——刺耳地响。一道由警察组成的人墙在前进，阻断了从东到西的通路。跑动的人群边抛着他们带在身边或随手找到的东西，边逃跑。她和米基起初还挽着手随着一伙散乱的人群沿一条侧街跑。那是一条房子小、草地多的街道。没有开枪——根本就没有开火。只有姑娘们音乐般的尖叫和长着好斗面孔的男人一声接一声的吼叫。警笛，没错，还有远处手提式扩音器的声响，但是，没有打碎的玻璃，没有尸体倒地的响声，没有枪响。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小男孩的白衬衫上有一片红颜色晕开来？她没有看清楚。人群聚拢起来，然后就站住了，被什么人在前边挡住了。米基被几个肩膀隔开，正在推开人群向前挤。吉姬又看了一眼躺在鲜绿草地上的男孩。他穿戴得可真好：蝴蝶领结，白衬衫，锃亮的系带皮鞋。可是现在衬衫已经脏了，上面覆盖着红色的牡丹花。他猛地扭动了一下，鲜血从他嘴里涌出。他伸出了双手，小心翼翼地堵住血，以免血会像刚刚毁了他的衬衫那样，毁了他的皮鞋。据报纸说，有一百多人受了伤，但没提到开枪或一个遭枪击的男孩。没提到一个穿得干干净净的黑人小男孩用双手捂着他的血。水汩汩流进浴缸。吉姬用发卡扎住头发，然后趴下，再次检查浴缸下藏着的盒子里她所取得的进展。上面的盖子被扔到了一边，但那金属盒看来还牢固地原封未动。伸手到浴缸下面是个问题。她当初要是告诉了K.D.，他一定会帮她的，不过那样他就得分享盒子里的东西了：可能有金子、钻石、大包的现金。不管是什么，那是她的——还有康妮的，只要康妮想要一些。但再没别人的了。绝没有玛维斯的份儿。西尼卡不会要什么，而最后来的这个女孩，戴着一副破眼镜，长着一头浓密鬈发——谁知道她是谁，是干什么的？吉姬站起身，从皮肤上刷去尘土，然后走进浴缸。她坐在那里想着她的选择。康妮，她想着。康妮。然后，她仰卧着，让肥皂泡没到下巴。这时她想到了西尼卡的鼻子，睡觉时鼻翼的翕动；想到了她嘴唇笑与不笑时歪着的样子，她那对向外完美伸展的浓眉，还有她的嗓音——柔和，充满温和的渴求，像是亲吻。在走廊另一端的浴室里，得意扬扬的玛维斯在水池处清洗。随后她换好衣服，下楼到厨房去做晚饭。剩下的鸡块，拌着胡椒、洋葱、龙蒿、某种调料汁，也许还有碎奶酪，卷到那种薄饼似的东西里，这是康妮教她的。这会让她高兴的。她要把一盘这样的晚餐拿到下面给康妮，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不提打架的事。那不重要。其实她还挺喜欢打这么一架。打呀，打呀，连咬吉姬都令人高兴，就像做饭一样。这是旧的玛维斯已经死去的又一例证。原先那个玛维斯在一个十一岁的女孩面前都保护不了自己，更不消说面对丈夫了。那个玛维斯不会安排或者凑合出一顿简单的饭菜，靠的是现成食品和开车路过即取即吃的东西，现在却能做出小薄饼这类精美的食物，用不着每天去采购。但她被吉姬说她没有性生活的那句话刺伤了——这在某种意义上很好笑。她和弗兰克成婚时，她确实喜欢那事。可以那么说吧。随后便成了要求之下的折磨，与把她从椅子上一巴掌扇出去没什么两样，只是时间更长而已。这些年在女修道院，挨打和上床的事都摆脱了。不过，有时候夜里出现那种情况时，她不再挣扎了。先前是偶尔出现一次的梦境——一只幼狮咬她的喉咙。近来则是另一种形式——人——趴到她身上或是从后面凑过来。“梦魇。”康妮这样说。“跟它打。”她说。可是玛维斯做不到也不肯做。现在她想弄清，吉姬说她的那些话是不是她愿意做那种梦的理由。她仍然听得到莫尔和珀尔的声音，感觉到他们在女修道院的每一个房间中折腾。或许她该向康妮承认、忏悔：夜间梦到笑嘻嘻的孩子和一位“母亲”，那母亲喜欢有她一起构成的幸福之家的样子。最好是这样：她给康妮送去晚饭，告诉她婚礼招待会的情况，说吉姬如何让大家，尤其是索恩，下不来台，然后再问她该拿这种梦境怎么办。康妮会有办法的。康妮。诺玛·福克斯的开司米披肩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西尼卡把它裹在帕拉斯身上，问她需要什么东西。要水吗？吃的东西？帕拉斯示意不要。西尼卡心想，她还哭不出来。痛苦压得她太厉害了。一旦它升起，泪水会随之而来，西尼卡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时康妮能够在场。于是她尽量让这女孩暖和起来，好好给她理顺浓密的头发，拿着一支蜡烛领她下楼去找康妮。地下室的一部分是一个有拱顶的巨大而冰冷的房间，周围是一圈摆瓶子的货架。瓶中的酒都和康妮一般年纪。康妮告诉她，修女们很少碰酒，只有在她们能找到一个教士来此望弥撒时，才想喝上一杯。有一次圣诞节，她们用了一瓶一九一五年酿的法国葡萄酒代替朗姆酒浸泡一块蛋糕。四周影影绰绰的都是些弃置和破损的箱子、木盒及家具。抛光的大理石雕刻的裸女，粗石雕出的男人造型。最远端便是通往康妮房间的门。虽然如玛维斯所说，房间并非为女仆而造，但其原先的目的并不明确。康妮占用之后，由于室内阴暗，倒很是喜欢。阳光对置身室内的她没有威胁。西尼卡敲敲门，没有应答，便推门走了进去。康妮正坐在一把藤摇椅上轻声打鼾。西尼卡一进来，她就醒了。“谁拿着灯火？”“是我——西尼卡。还有一个朋友。”“把蜡烛放在那儿吧。”她指着身后的一个五斗橱说。“这是帕拉斯。是两天前刚来的。她说她想见你。”“是吗？”康妮问道。烛光难以照见什么，但西尼卡还是辨出了圣母玛利亚，一双闪亮的修女鞋，念珠，还有梳妆台上在一罐水里生根的什么植物。“谁伤害你了，小家伙？”康妮问。西尼卡坐在地板上。她心里有一丝希望：帕拉斯即使不谈什么要紧的事，也会说不少话。可是康妮似是有魔法，她只是伸出一只手，帕拉斯就走过去，坐在她的膝头，起初是边说边哭，后来是哭个不停，这时康妮便说：“喝点这个”，“多好看的耳环”，“可怜的小家伙，可怜，可怜的小家伙。他们伤害了我可怜的小家伙”。谈话在酒气融融中进行了一小时；谈话是倒叙方式，痛彻心扉，断断续续，但总算说了出来——那个谁伤害了小家伙的故事。她说，她丢了鞋子，可是起初谁也没有为她停下来。她说，后来有一个戴浅顶软呢帽的印第安妇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卡车印第安人为了她停了车。当时天刚亮，她穿着短裤，光着脚，在路边一瘸一拐地走着。开车的是个男人，坐在他旁边的就是那妇女，膝上抱着个孩子。帕拉斯说不准那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六个小伙子坐在后边。是那妇女说服了她，让她同意搭车。她帽檐下面的一双冷灰色眼睛毫无表情，但有她在男人们中间，那些人都规规矩矩的——连她膝头的孩子都老老实实。“你往哪儿去？”她问。这时帕拉斯才发现她的声带不管用了。她发声的能力还比不上身后地里吱嘎作响的结实的风磨呢。她只好指着卡车前进的方向。“那就坐到后边吧。”那妇女说。帕拉斯爬上车，挤在那些男人中间——多数与她年龄相仿——尽量坐得离他们远一些，祈祷着那妇女是他们的姨妈——或者更具有管束力。那些印第安小伙子只是瞪着她，不发一语。他们的胳膊都放在膝上，笑也不笑地看着她的粉色短裤，荧光T恤。过了一会儿，他们打开纸袋，开始吃东西。他

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终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终年六十六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逝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恭亲王奕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奕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一溜烟地逃亡热河，恭亲王奕担当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负责与联军议和。奕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态度，并掺和着仇恨与恐惧。当他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时，他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有人送给他一个“鬼子六”的绰号。英法联军导致的外交危机化解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亲王等人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在此后总理衙门存在的四十年中，奕担任领班大臣达二十八年之久。在恭亲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与汉族出身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方针，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西方学习，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接受条约体制，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地位，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恭亲王奕由此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大有“历史终结”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奕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黄海一战，举全国三十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人们将矛头对准恭亲王领导的清政府，以为三十年洋务新政不过是一场“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中国并没有利用财富增长的机会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旧有的政治体制束缚了中国的发展，这也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恭亲王奕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国是，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康有为的呼吁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喝彩，光绪帝令奕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奕当然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光绪帝的指示。当朝帝师翁同龢竭力赞成光绪帝的看法，以为康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予以重视。至于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张，当然应该实行。而与康有为有过直接接触的工部尚书许应骙则认为康有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更是中国文化的叛徒，因此他坚决反对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双方争论不下，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奕建议由总理衙门大臣对康有为进行一次面试，然后再做决定。根据恭亲王的建议，总理衙门大臣于1月24日下午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双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等问题交换看法。所谈情况于第二天由翁同龢向光绪帝作了报告，翁同龢继续建议皇上尽快召见康有为，就中国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直接征求康的看法。光绪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议，但奕以皇上召见康有为这个级别的小臣不合祖制为由，建议先请康有为将改革方案书面报告，然后视情况发展而定。奕的建议合乎体制要求，故而这一建议很难说是反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不过，当变法运动在后来被镇压下去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分析失败原因时总是将奕的反对视为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奕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青年一代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阻止了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断皇上与新思潮的接触，而且更为严重的事实是，恭亲王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基本卧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终点，所以他深为忧虑的还是大清帝国的未来，他期待中国能够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后进行太大的动作，更不要听信那些极端激进主义的建议。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恭亲王也利用这个机会向两宫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恭亲王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恭亲王还告诉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对于翁同龢，奕根据自己多年共事与了解，以为翁同龢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从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恭亲王的临终交代引起太后与皇上高度重视，尤其是年轻的光绪帝感到格外恼火，因为被恭亲王所不齿的翁同龢毕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师傅。因此光绪帝决定直接试探翁同龢的忠诚度。对于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在那几天也有耳闻，他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势，就必须与康有为等新维人物一刀两断，至少要暂时割断关系。5月26日，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的著作，已有心理准备的翁同龢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矢口否认与康有为有来往，更没有他的著作。翁同龢的反常回答使光绪帝不快，因为皇上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师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够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听这位年轻的政治改革家关于中国未来的设计。在翁的反复宣扬下，光绪帝对康有为留有很深印象，由此开始格外留意康有为这班维新志士的一举一动，而这位翁师傅也开始“议论专主变法，比前判若两人”，不再向皇上唠叨那些儒家伦理，而是“日讲西法之良”。可是刚刚三四个月过去，这位翁师傅怎能说他不与康有为往来呢？于是皇上反问道：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答道：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这个回答更使皇上反感：你翁师傅先前竭力推荐的所谓年轻有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那么你先前是怎样考察的？你先前为什么不详说？翁同龢的回答：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方才得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皇上肯定在认为，这位师傅要么是在骗他，要么这位六十九岁的翁师傅确实老了。于是光绪帝决定今天不再与师傅理论，待明日师傅调整好情绪再说。第二天，光绪帝重演昨日故事，翁同龢并没有忘记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样回答了皇帝的提问：一是康有为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与康有为也没有什么往来。翁同龢的回答使光绪帝非常愤怒，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恭亲王的判断是正确的，翁同龢确实居心不良。这个故事的细节都清楚地记载在翁同龢的日记里。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但在解读上认定这表明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差别，或者说，翁同龢与光绪帝在用人、治国理念上存在差别，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因为遭到皇上的训斥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更何况这只是他们师徒二人之间才知道的事情呢？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因就是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自以为聪明矢口否认与康有为往来，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诚实的一面，验证了恭亲王的评判。翁同龢已不可信，于是光绪帝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在恭亲王奕去世之后半个月断然罢黜翁同龢一切职务，对清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然而却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明定国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可惜的是，仅仅一百天，这个新时代就宣告结束。其原因，又可从恭亲王的政治遗言中找到答案。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项城袁公世凯先生：自你大行前后，中国思想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反对你的帝制自为，创办了《新青年》，几年时间由此衍生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面貌由此发生极大改观，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称呼你，是袁大总统，洪宪大帝；是称你，还是称您；是称袁项城，还是直呼其名称袁世凯，这都成了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将原来的许多称谓放弃了，不用了，所以在很多时候，只有很不敬地直接称呼你袁世凯，否则我们的读者看不懂，也不知说的是谁。这一点还请你宽宏大量想开点。这几天，我就在你的安息地安阳参加“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既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主题也是研讨你在这场巨变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在这个群贤毕至的会议上，大家提出许多有意思的疑问，有的从研究者来说，好像能够定论；有的则觉得很难说清，或者很难揣摩出你的真实用意。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或许是当局者迷，也不一定清楚；或许你一语就能道破事情的真相、问题的本质。值此困惑之际，《文史参考》主编有一个令人神往的天才创意，希望穿越时空和你进行一次对话，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所以我就将这次会议上的一些问题稍作梳理，希望能够用这种特殊形式获得一些心灵上的启示。现在的研究者已经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太讲道理地将你定性为“窃国大盗”，不再恶意猜测你在辛亥年的想法和作为，比较接近一致的看法认为你在武昌事变后的言论与行动是大致可取的，至少体现了一种君子风度，大难当头勇于担当，不计前嫌出山拯救即将崩溃的大清王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研究者不能理解的是，你在这次出山之后，究竟是否利用南方革命党的力量去压朝廷，攫取更大权力；是否用朝廷的力量打压南方，并用逼退清帝作为与南方交往的筹码，直至将大清王朝变成自己的天下，由自己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我们当然知道，你平生最强调对朝廷的忠诚，强调世代报恩的观念，你在出山之初也确实说过只知君宪不知有他，只有重回君主立宪道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项。在你的指示和指挥下，湖北军政府和那个黎元洪、黄兴，也确实被你的诚意所折服，一度承认重回君宪，重建秩序，恢复和平。这确实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大约正如你当年就指出的那样，武昌危机以及此后的六省独立，直至十四省独立，表面上都是给朝廷为难，是向朝廷独立，但仔细分析其本质，他们这些行动都是因为那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干线两个重大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抗争。当然，事情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复原了，你和你的同僚或许真的认为铁路干线国有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选择，对于中国铁路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在出山前，你也曾对这项政策给予认同和支持，出山后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大动干戈，只是从组织上处置了办事不力不懂政治的盛宣怀，并没有触及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核心。你的政策重心在皇族内阁，你好像也不太认同由这批皇族成员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亲贵内阁、权贵内阁，因为从你后来授命筹组的新内阁名单看，你还是比较倾向于责任政治、有限授权，倾向于专业的、精英的政治组合。只是现在大家比较困惑的是，为什么在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出台后，在南方比如黎元洪、黄兴等造反者大致能够接受重回君宪之后，大清王朝还是没有起死回生，还是走上终结走进历史了呢？现在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不知对否：责任内阁宣布后，政治转机确实出现，不过，责任内阁只是实行君宪的第一步，君宪的第二步或者说关键其实是由责任内阁组织全国大选，筹组正式国会，直至正式国会召集，由正式国会选举新的责任内阁，方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君宪。因此现在相当一批研究者认为，原本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政治危机，最后走向失败，可能就是因为皇族、满洲贵族在正式国会选举问题上不愿再让步。按照预备立宪规划，正式国会召集前的过渡形态是资政院，资政院的两百个议员有一百个是各省咨议局民选，这一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另外一百个“钦定议员

不含糊，明确对秦昭王表示：我是来结盟的，你现在用这么卑鄙的手段逼我割让土地，没门儿。秦昭王于是将楚怀王扣留起来，又派人前往郢都威胁楚国人：如果不割地，就杀死楚怀王。楚国的大臣们商量，国不可一日无君，与其这样受秦国威胁，不如另立新王，也好断绝秦昭王的欲念。这个想法是对的。另立新王之后，楚怀王就不是一个筹码了。不是筹码，抓在手上就没有任何意义，还得花费人力物力看着他，养着他，巨不划算，很有可能最后就放了他。但是在立谁为新王的问题上，群臣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立楚怀王在国内的庶子，当然也就是楚怀王最最疼爱的子兰；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召太子熊横回国即位。昭雎的意见是立熊横。在他的坚持下，这种意见占了上风，楚国于是派出使者到齐国，诈称楚怀王已经死在秦国，要求接熊横回国为君。孟尝君答应了楚国人的要求。然而，当熊横向齐闵王告辞的时候，齐闵王却提出一个额外的条件：熊横即位之后，楚国割让淮北之地方圆五百里给齐国。答应的话，马上可以走；不答应，那就还是留在齐国吧！熊横显然比他爸聪明，没有当场答复齐闵王，而是说：“此事非同小可，我得问问师傅。”熊横的师傅慎子，是楚国有名的老学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一点也不古板。他对熊横说：“土地不过是用来安身的，如果因为爱惜土地，就放弃回去为父亲送葬的机会，这是不道义，会遭到天下人的指责。”熊横于是答复齐闵王：“我愿意敬献淮北之地给大王。”齐闵王这才放他回国。熊横回到楚国，被群臣拥立为君，即楚襄王。齐国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来到郢都，一方面祝贺楚襄王即位，一方面索要淮北之地。楚襄王问慎子怎么办，慎子说：“这是国家大事，还是明天召集群臣商议吧！”第二天，楚襄王召集群臣，商量就对齐国之策。会场上出现了三种意见。上柱国子良认为，君王一诺千金，答应了齐国的事就要办到。地，一定要割，以示守信；然后再出兵攻打齐国，把它抢回来，以示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大夫昭常主张坚决不给，齐王一定要的话，让他发兵来抢，楚国严阵以待，谅他也抢不到。将军景鲤也认为不能给，但是担心楚国在垂沙之战大败之余，难以守住淮北，建议求救于秦国。这可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但也不失为一条好计——秦国自知索要巫、黔二郡无望，肯定也不愿意齐国得到淮北。因此，只要楚国有求，秦国必应。当楚襄王又问慎子该听谁的意见的时候，慎子伸出三个手指头，说：“都听。”按照慎子的安排，楚国先派子良前往齐国，办理移交淮北土地的手续。齐闵王没想到楚国人这么痛快，喜出望外，生怕夜长梦多，赶紧派人去接收。这时候昭常已经被任命为淮北大司马，主管淮北军务，他对齐国使者说：“我受命守护此土，谁要也不能给！我已经动员了从小孩到老人的全部男丁，共三十多万人。虽然我们盔甲破旧，武器落后，但是愿意奉陪到底。”齐闵王得到回报，问子良：“您来献地，昭常却拒不执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子良回答：“我受楚王的命令来进献土地，昭常这样做，不是楚王的本意，您如果要讨伐他，我是没有意见的。”齐闵王说：“好，您等着看。”于是下令动员军队，讨伐昭常。部队还没出境，就听到秦国准备出兵救援楚国的消息。秦昭王还给齐闵王送来一封信，说：“你们扣押楚国太子，不让回国，这是不仁；又想掠夺楚国的土地，这是不义。你们收兵便也罢了，如果一定要来硬的，我们奉陪到底。”齐闵王心想，亏你还好意思说我！如果不是你先扣押人家的国君，我又何来扣押人家的太子呢？如果不是你先要人家的巫、黔二郡，我又何来要人家的淮北之地呢？意见归意见，齐国最终还是撤军了。秦昭王自认为有恩于楚国，又向楚国提出领土要求，却遭到拒绝。这位“有仁有义”的君王，本来就因为楚国另立新王而恼羞成怒，现在更是火冒三丈，马上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五城而去。楚襄王即位之后，作为肉票的楚怀王也就失去价值了。秦国人对他的看管越来越松。公元前298年的一天，楚怀王找着一个机会溜出了囚禁他的宾馆。秦国人发现后，封锁了所有通往南方的道路。楚怀王只好向北逃亡，想从赵国绕个大圈子回楚国。赵武灵王为人刚烈，素有侠气，但是当时正好不在国内，国政由其子赵何（即赵惠文王）代理。赵何胆小，不敢收留楚怀王。楚怀王只好又折回秦国，转而向东投奔魏国，结果被秦军抓获，送回了咸阳。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于咸阳。秦昭王终于发了善心，让人将楚怀王的灵柩送回楚国。出于对这位冤死之君的同情，郢都万人空巷，楚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楚怀王在世的时候昏庸无能，对内不听诤臣之言，对外屡屡上当受骗，丧师辱国。然而，他的死却激发了楚国人的爱国热情。那一天，每一个楚国人都将对秦国的仇恨埋在了心底。这种仇恨代代相传，直至百年之后，秦朝统一了天下，山东（太行山、崤山以东）各国人民皆已驯服，唯有楚国人还牢记着当年楚怀王所受的屈辱，终于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揭竿而起，揭开了反抗秦朝暴政的序幕。他们建立的政权，叫作“张楚”。张楚失败后，楚将项燕的后人项梁、项羽成为各路义军的首领，他们打的还是楚国的旗号；甚至于找了一位所谓楚王后裔来领袖群伦，也直接称之为楚怀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屈原。楚襄王上台后，子兰成为令尹。楚国人没有忘记当年就是子兰劝说楚怀王去秦国，对子兰颇有微词。屈原写了一些作品，包括诗词歌赋和给楚襄王书信，表达自己对楚国的热爱和担忧，同时也指出，楚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其实是对子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子兰于是指使党羽在楚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致使屈原被楚襄王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最终郁郁寡欢，投汨罗江而死。屈原在流放途中写了许多优美的诗句，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离骚》。关于屈原及《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须赘言。自古以来，即便是不读诗书的贩夫走卒、市井之徒也知道，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就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鸡鸣狗盗之徒的作用也就是在公元前299年冬天，孟尝君终于经受不住秦昭王的一再邀请，带着他的数十名门客来到秦国访问。秦昭王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孟尝君入秦，当然不只是想看看他，而是想他为秦国所用，从根本上瓦解齐、魏、韩三国同盟。因此，孟尝君一到咸阳，就受到秦昭王的热情招待，而且收到了秦昭王的一份厚礼——秦国相印。秦昭王说：“只要您肯留下来，秦国的相国就是您。”可是过不了多久，秦昭王又命人将相印收回去了。原来，赵武灵王听说秦昭王要封孟尝君为相，担心齐、秦两国从此走得太近，对赵国不利，特意派人到秦国，买通了秦昭王的亲近大臣，对秦昭王说：“田文乃当世豪杰，又是齐国的王族，现在即便当了秦国的相国，心里面总还是向着齐国的。如果他什么事情都先为齐国考虑的话，秦国就危险了。”孟尝君本来也没想当秦国的相国，对秦昭王的朝三暮四倒也没什么反感，但问题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当年魏惠王不用商鞅，又不杀商鞅，以至于商鞅为秦国所用，终成魏国大患——这样的历史经验，秦昭王当然不会不知道。他既然不用孟尝君，也不想孟尝君继续为齐国所用，便考虑要杀了他。孟尝君觉察到危险来临的时候，秦昭王已经派兵把守了咸阳各处通道，而且在他的住所周围安排了重兵把守。照这种情况，逃跑是不可能的了，他只好走张仪的老路，派人偷偷去找秦昭王的宠妾幸姬，请她在枕边吹吹风，让秦昭王改变主意。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女人呐！幸姬也很爽快，答应了孟尝君的请求，但是提出：她早就看上了孟尝君的白狐皮大衣，如果孟尝君可以将那大衣送给她的话，那事情就更好办了。孟尝君一下子傻了眼。他是有那么一件大衣，价值连城，天下无双，可不久前他已经将它送给秦昭王了，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件白狐皮大衣了。他把门客召集起来，将情况一说，大伙儿都低着头不说话。谁都知道，这事不好办。不是不好办，而是根本没法办。孟尝君忍了很久，才将一句话咽回肚子里：平时你们养尊处优，到关键时刻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上忙吗？有一位下等门客，史料中连名字都没有记载，咱们姑且叫他狗剩吧。狗剩原本是个市井之徒，因为偷了大户人家的狗，被人追杀，才逃到孟尝君家里。可以想象，即便是在下等门客中，他也是个不入流的人物，平时大伙都不拿正眼看他的。这个时候，狗剩却主动站出来说，他可以将白狐皮大衣盗出来。当天夜里，狗剩换了一身夜行衣，施展他当年在齐国偷狗的本领，偷偷潜入王宫，从仓库中将那件白狐皮大衣取了回来。说句题外话，有这样的本领，即便取秦王的脑袋亦非难事，所谓下等人的本事，不可小觑！孟尝君命人将白狐皮大衣包好，进宫献给幸姬。幸姬果然向秦昭王求情，秦昭王经不住那美人儿的缠磨，便给守卫咸阳的魏厓下了一道指令，要他撤去孟尝君住所周围的守军，放其回国。孟尝君得了性命，也不辞行，带着门客一路狂奔。早上从咸阳出发，半夜便到了函谷关。当天黄昏时分，秦昭王也已经醒悟过来了，派人到孟尝君的住所打探，发现人去楼空，情知上当，下令封锁全国道路，并派王宫中的精锐卫队朝着函谷关奋起直追。函谷关和武关乃秦国出关的要塞，地势险要，驻有重兵把守。其中函谷关在北，连接雒邑和韩国；武关在南，连接宛城和楚国。孟尝君要回齐国，函谷关是最近的必经之地。按照秦国的法律，函谷关是要到鸡鸣以后才开关放行的。孟尝君知道，如果等到天亮鸡鸣，秦王的追兵就追上来了，插翅难飞。正在焦急之际，有位门客捏着鼻子，扯着嗓门学了几声鸡叫。不一会儿，函谷关内的公鸡都跟着叫起来。守关的士兵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了关门。孟尝君一行迅速通过函谷关，顺利离开了秦国边境。这位门客和狗剩一样，都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当初孟尝君收留他们，所有人都表示不解，没想到最危急的时刻，就是这两位鸡鸣狗盗之徒发挥了作用，挽救了孟尝君的性命。由此可见，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做到术业有专攻，屌丝也会有用武之地。据说，孟尝君在回国的路上经过赵国，受到平原君赵胜的热情接待，一路派人护送。途经某县的时候，当地人都出来围观，大伙看到孟尝君都笑：“听说孟尝君是个伟丈夫，原来只是个小个子啊！”一向脾气温和的孟尝君勃然大怒。平原君派来的人和他的门客马上抽出兵器，跳下马车，冲入人群中一阵砍杀，当场杀死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士可杀，不可辱。拿破仑有言：谁敢嘲笑我的矮个子，我会砍掉他的脑袋来拉平！孟尝君连败秦、楚孟尝君回到齐国，又当上了齐闵王的相国。这次秦国之行使得他彻底认识到了秦国的“虎狼之性”，更加坚定了他要高举合纵运动大旗的决心。公元前298年，孟尝君就发动齐、魏、韩三国联合出兵讨伐秦国。这也是当年公孙衍发动五国伐秦以来，山东各国对秦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联军在齐将匡章的率领下，迅速逼近函谷关，而秦军采取守势，闭关不出。时间一长，联军的军粮供应便出现了困难，于是向周朝提出了借粮。周赧王派大夫韩庆前往齐国，对孟尝君说：“您当年发动齐国联合韩、魏去攻打楚国，取得宛、叶以北的土地，好处都给韩、魏两国。现在您又要进攻秦国，如果获胜的话，无非又是让韩、魏两国占便宜。这样一来，韩、魏两国的力量加强了，既不怕南方的楚国，也不怕西方的秦国，更不会把齐国放在眼里。您要知道，事物是一直在变化的，今天他们在您的领导下进攻秦国，过些日子他们就不会再听您的话了，所以我心里为您感到十分不安。”孟尝君说：“那您有什么建议呢？”韩庆说：“现在联军提出要向周朝借粮，如果让秦国人知道了，便会知道联军缺粮的弱点。我建议您先不要急着进攻，让我们从中斡旋，把您的意图告诉秦王，就说，‘薛公其实根本不想攻打秦国，因为那样只会加强魏、韩两国的力量。他之所以发动联军逼近函谷关，无非是想让您去做楚国的工作，让楚国把淮北之地割让给齐国。’您看如何？”说到淮北之地，孟尝君不由得心动，问道：“您凭什么认为秦王能够说服楚国割让淮北之地呢？”韩庆说：“您别忘了，楚王现在还被扣留在秦国呢（时为公元前298年，楚怀王还在秦国）！只要秦王放回楚王，楚王感谢您救了他，便会同意割地给齐国。”孟尝君觉得韩庆说得有道理。确实，齐国地处东海之滨，就算攻入函谷关，也占领不了秦国的土地，何不转而追求楚国的淮北之地呢？于是他说道：“很好！”一面请韩庆出使秦国，一面让匡章停止进军，就将部队驻扎在函谷关下。当然，向周朝借粮的事也不了了之。韩庆到了秦国，什么都变了卦，只字不提楚国的事，反倒是对秦昭王说：“我们愿意为秦国打探三国联军的情报，一有消息，就会向咸阳汇报。”获得了秦昭王的感谢之后，便酒足饭饱地回到了雒邑。联军在函谷关下一驻便是两年。春去秋来，寒尽暑往。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咸阳的消息传到齐国，孟尝君才感觉不对劲，又命匡章进军。匡章果然不同凡响，在函谷关下待了两年，仍然锐气不减。在他的指挥下，三国联军一鼓作气攻入了函谷关。秦昭王这次可真的急了。他跟相国楼缓商议：“前方军情紧迫，我想跟敌人讲和，把河东之地割让给他们，您看怎么样？”楼缓说：“哎哟，那代价可真是太大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样做可以让国家避免更大的灾难，也是一件好事。究竟如何决定，应该由宗室贵族来商定，您何不召见公子池，听听他的意见呢？”公子池是秦惠王的儿子，秦昭王的兄弟，在宗室中声望很高。他听了秦昭王的想法后，说道：“这件事嘛，讲和也会后悔，不讲和也会后悔。”秦昭王说：“为什么？”公子池说：“大王割让河东之地，三国退兵而去，大王一定会说，可惜啊！他们还是撤兵了，我白白送掉了这么大一块地盘。如果不跟他们讲和，联军已经攻入函谷关，咸阳随时会有危险，大王又会说，可惜啊！因为吝惜河东，导致整个秦国陷入险境……”秦昭王说：“你别说了，我明白了，反正都是后悔，我宁愿失去河东也不愿危及咸阳。”便命公子池为使者，前往联军大营谈判。结果正如韩庆所说，魏国得到了原来被秦国攻占的河东之地，韩国也要回了武遂和河外之地，唯独齐国一无所得，撤军而去。齐国虽然没有占到便宜，但是孟尝君的名头更响了。自从他当上齐国的相国以来，高举合纵大旗，连败楚、秦两大强国，打得楚怀王遣子入质，打得秦昭王割地求和，在华夏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孟尝旋风。当然，这也为他的失势埋下了伏笔。第十三章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现在，如果按照“三个世界”理论对公元前三世纪初的中国诸侯进行分类排名的话，将是这样一个结果。第一世界：秦、齐、楚三国。第二世界：赵、魏、韩、燕四国。第三世界：宋、鲁、卫、周等小国，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加起来，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迅速发展壮大，又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夺得魏、韩等国大片土地，虽然公元前297年被匡章带领三国联军攻破函谷关，迫使秦国割地求和，但不能动摇秦国作为当世第一强国的根基。齐国地处东海，得渔盐之利，经济发达。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几代国君苦心经营，再加上孟尝君主持合纵运动，领袖群伦，堪与秦国为敌，为当世第二强国。楚国是老牌的霸主之国，地大

。春申君去世的这一年是秦主政九年（前238），离嬴政发动统一战争的公元前230年，仅仅只有八年了。春申君向楚考烈王进奉怀孕的李园之妹一事极类吕不韦与赵姬之事，我在这里不再详辨。但是，我认为有几点是可信的：第一，春申君进献李园之妹一事有可能是真的，它反映了楚国后期政治的腐败，因为春申君是为了自己永葆荣华富贵而向楚考烈王进献美女的。第二，春申君死于李园之手反映了春申君本人毫无政治斗争经验。朱英已经向他说明了李园私养亡命徒要谋杀他一事，他竟然全不柑信。这样完全不懂政治的人掌管楚考烈主的国政长达二十五年，楚国政治的昏聩不言自明。我们再看看春申君的生活。楚考烈王元年（前262），春申君受赏淮北十二县。十五年以后，他向楚王进言：淮北地区靠近齐国，属于边境地区，请把这个地区划为郡治理。同时献出淮北十二县，请求改封到江东。考烈王答应了他。春申君就在吴国故都修建城堡，把它们作为自己的都邑。春申君的住宅极其豪华、司马迁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直到一百多年后的西汉时代，司马迁看到的春申君故宅还如此瑰丽，可以想见，这座建筑在当时多么奢华。有一次，赵国平原君派使者拜访春申君，春申君把平原君的使者一行安排在上等客馆住下。平原君的使者想向楚国夸耀赵国的富有，有意用玳帽簪子给插冠髻，还亮出用珠玉装饰的剑鞘。会见之时，平原君的使者发现，春申君的上等宾客都足蹬嵌有珠宝的鞋子，平原君的使者立即感到自惭形秽（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我们不知道春申君的门客是否得知平原君使者炫富，但是，春申君的门客所穿之履，的确是过于豪奢。春申君在楚国末期大权独揽，生活侈靡，苟且偷安，无所作为，最终造成了楚国的政治腐败。楚国后期的统治者，就是沿着这条腐败的轨道最终走向了灭亡。而这种腐败的局面有其历史渊源，楚国有很多人才，却得不到任用，比如热情来投的昊起惨遭杀害，才华横溢的屈原两遭贬抑。不明大势图苟且鼠目寸光终遭灭除了政治腐败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导致了楚国的灭亡，而这个原因是当时六国所犯的一个通病，就是不明大势。所谓不明大势，就是不懂得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个时代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由春秋时期的争霸发展到兼并统一。楚国历代国君对此都没有清醒的认识。表现之一是不知变法图强、统一天下，只知醉生梦死。表现之二是不知道天下大势是趋于一统，如果楚国不能统一天下，天下最终必然被其他诸侯国统一。何以见得呢？我们前面讲过的邯郸之战带来了两大结果：一是合纵成功。赵、魏、楚三国联军大败秦军的现实，显示了山东六国合纵的巨大威力，同时，也给山东六国的合纵提供了新的机遇。如果山东六国能够抓住这一机遇，加强合纵，削弱秦国，这将是对秦国统一六国的严重挑战。但是，山东六国无一国有此战略眼光。前面讲过，燕国认为赵国壮年士兵都死于长平之战，于是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楚国呢，乘机灭掉鲁国。秦国的压迫稍一减弱，六国之间就展开了相互攻伐。二是秦国受挫。秦国兵败邯郸，是秦国统一战争中的一次重大挫折，由于这次挫折，秦国暂时中止了对六国的蚕食。此事发生在秦昭襄王时期，而楚国君王对天下统一的大势毫无认识。我们再举一例。《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了春申君给秦昭襄王的一封上书。这封上书被司马迁全文引用，可见，司马迁非常重视这封信。但是，现代史学家认为此书非春申君所写，事情也非秦昭襄王时期所发生。这封所谓春申君给秦昭襄王的上书中心有三点：一是“伐楚”不如“善楚”；二是攻楚不如攻韩、魏；三是攻战齐国部分土地，切断燕、赵和齐、楚的联系。这封给秦王的信虽然使楚国暂时避免了亡国之难，但是，对秦国兼并六国却是一个极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它和范雎后来“远交近攻”的方略完全一致。所以，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对楚国极为不利的方案。这封上书与“通天大计”中韩非的上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嫁祸于人。我们可以不相信这是春申君对秦昭襄王的说辞，但是，我们应当相信这是楚国使者对秦国国君的说辞，其前提是秦并天下已成大趋势。由于这个大趋势已成定局，所以，韩非要存韩灭赵，楚国要存楚而灭韩、魏。不论是韩非还是这位写奏书给秦昭襄王的楚国大臣，都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忽略了或者是廖及不到母国的长远利益了。楚国最终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灭亡了。秦王嬴政灭楚意味着他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于仅存的齐国，嬴政来将采取什么方法将其消灭呢？第26章不战而降从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拉开灭亡六国的序幕以后，长剑直指，所向披靡，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楚、燕，一个个烟消云散。现在，秦国的大军将面对着最后一个对手——齐国。齐国疆域辽阔，在战国七雄中，国土面积仅次于楚国。齐国因为不和秦国接壤，又受惠于秦国的“远交近攻”策略，长期休养生息，几十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所以，当秦国的大军攻入齐国的时候，齐国还有上千里的土地，数十万的雄兵，但是，秦王嬴政的收官之战几乎不费一兵一卒。被困的鸟兽尚且作生死的最后挣扎，为什么齐国这样一个国家，在秦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仗都没打，就举国投降了呢？秦兵长驱直入齐王不战而降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灭掉燕国，率领秦军自北向南攻入齐国。齐王田建看到韩、赵、魏、楚、燕五国全部灭亡，如今秦军又兵临齐国，顿时慌作一团。田建继位四十四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棘手的问题。要抵抗，几十年未做任何准备；不抵抗，只能束手就擒。正当齐王田建惶惶不可终日之时，秦王嬴政的使者来到了齐国都城临淄。田建认为，如果秦王嬴政真想灭掉齐国，还会派使者来吗？肯定不会。既然派来了使者，局势肯定有了转机，难道自己几十年事奉秦国真的有结果了？于是，齐国都城临淄的王宫里举行了一场特别隆重的仪式，齐王田建接见了来自秦国的使者。秦国使者对齐王田建说，只要齐王愿意投降，秦国就准备拿五百里地，让田建做一个封君。田建听后，大是兴奋。五国相继灭亡，五国国君非死即囚，唯独自己还能捞个封君当当，这个待遇已经相当不错了。于是，齐王田建立即爽快地答应了秦使的要求，下令举国投降。这一年是秦王政二十六年。从秦王政十七年嬴政派内史腾攻韩，拉开了统一六国的序幕，到齐王田建举国投降，秦王尽并天下，正好用了十年的时间。齐王田建一到秦国，秦王嬴政就把他安置在共地（今河南辉县）的一片松柏林间，断绝对他的一切食物供应，齐王田建最后竟然活活饿死在林子里（秦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在齐王田建的投降政策下，齐国军民都放弃了武装，“秦兵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百姓看着秦兵进驻都城，没有人敢抵抗。秦国不费一兵一卒就顺利地接管了齐国。在被秦王嬴政灭亡的六国之中，赵国抵抗秦国最为顽强，因为赵国名将辈出：赵奢有大败秦军的阏与之战，廉颇在长平之战中让秦国名将白起头疼得不得不用反间计，李牧在赵国败亡之际仍然能够大败秦军，最后秦国也不得不用反间计除掉他。六国之中，燕国是比较弱的，但是，燕国还派荆轲去刺了一下秦王，不管怎么样，它还挣扎了一下。齐国则是伸出脖子等着挨人家一刀，不战而降，被灭得最为窝囊。齐国的灭亡虽然窝囊，但齐国的历史可并不窝囊。齐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齐国是周王朝分封诸侯的时候最早分封的国家之一，地处今天山东省的东北部，是个沿海国家，有鱼盐之利，物产丰富。那么，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会不战而降呢？让我们翻开《史记·齐世家》，从齐国的兴衰历程中，也许能找到历史的一丝脉络。齐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姜太公；齐国还是春秋五霸中第一个称霸的国家。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选贤任能，加强武备，发展生产，国力迅速强盛。“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枉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就是齐国强盛时期的写照。齐宣王、齐威王时期，齐国曾经是七国中的佼佼者。秦昭襄王为了自称西帝，不得不拉上齐愍王，让齐愍王称东帝。可见，齐国在七雄之中地位之重、实力之强。但是，战国后期，齐国由于独自消灭了宋国，导致五国伐齐，从而元气大伤，齐国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再。齐国晚期虽然实力衰落，却也有上千里的广袤土地，数十万的雄兵武备，但在秦国进攻之时，齐国却没有任何抵抗就投降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唇亡齿寒国策误谨慎事秦终被灭齐国灭亡，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国策失误，二是政治腐败。齐国的国策失误并非仅仅在后期，其中期的国策就曾有过重大失误。齐愍王初年，齐国的国力还相当强大。但是，此时的齐愍王对灭宋早已按捺不住。宋国濒临齐国，都城在唯阳（今河南商丘），如果攻占了宋国，齐国的领土将会大大增加。此时的宋国国君康王偃，暴虐无道，人称“桀宋”。“桀”是暴虐之君的溢号，可见当时宋国百姓对宋康王极端不满。秦国使者苏代为了削弱秦国的主要对手齐国，竭力怂恿齐愍王灭宋。齐愍王听从了苏代的蛊惑，对灭宋更是充满了渴望。于是，齐国寻找时机，趁五国攻秦之际，独灭宋国。齐国灭宋引发了诸侯各国的不满。这时，苏代又来到齐国的世仇燕国，对燕昭王说，齐愍王南攻楚国五年，耗尽了齐国的储备；西与秦战三年，民力用尽，军队疲敝。苏代的目的无非是想激发燕昭王伐齐的欲望，实际上不用秦国离间燕昭王，此时的燕昭王也要报齐亡燕国之仇了，更何况再有苏代的游说。苏代的游说立刻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齐之伐宋也，苏代实启之。秦之救宋也，苏代复止之。盖苏为燕反间，骄其君，劳其民，而速其亡也……其说燕曰：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蓄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疲弊；又以余兵攻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齐愍王只考虑灭宋之后的既得利益，只考虑灭宋之后的疆域扩展，却没有充分考虑灭宋之后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战国中后期，天下统一大势渐趋明晰。各国都不愿意看到某一国家特别强大，以至发展成为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的诸侯国，合纵连横的策略即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合纵连横主要是针对秦国，因为秦国对六国的威胁最大。但是，合纵连横并非仅仅针对秦国。任何一个诸侯国一旦威胁到他国，都有可能会成为各国共同的敌人。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齐愍王恰恰触犯了这条大忌，齐国灭宋又引发了各国之间力量的不平衡，由此导致新一轮的对抗。齐愍王趁五国伐秦之机灭宋，恰恰给燕国带来了联合伐齐雪耻的借口。所以，从齐愍王灭宋开始，齐国就成为各国诸侯讨伐的对象。秦国想借机打击齐国，燕国也想借机报仇，三晋（韩、赵、魏）对齐愍王独吞宋国也心怀不满。总之，齐愍王灭宋使齐国成为众矢之的。齐愍王利用齐威王、齐宣王的强大国力，肆意用兵，招致五国伐齐，兵败身亡，使齐国一落千丈，再也恢复不了五国伐齐前的国力。齐国的最后灭亡已基本成为定局。国策是一国的根本大计，与国家的兴亡关系甚大。齐愍王妄自尊大，擅用武力，导致齐国被灭五年。齐愍王之后，齐襄王有心恢复盛况，却无力回天。君王后、齐王建接受齐愍王的教训，反其道而行之，“事秦”而不顾天下。齐愍王是滥用武力，齐襄王、齐王建则是坚决不用武力，连保家卫国的武备也不充足，导致齐国大而虚弱，成了一个空架子。齐国后期奉行的国策叫“事秦谨，与诸侯信”。“事秦谨”，就是恭恭敬敬地对待秦国，不和秦国打仗。制定和执行这个国策的人叫君王后。君王后是一个女人，她曾经执掌齐国国政十几年，比吕后专政还要早得多。但是后人很少提起她，实际上这个女人还是很值得一提的，君王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在“秦灭燕国”中讲到，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在五国伐齐之战中，齐愍王被杀。齐愍王死后，他的儿子法章为了活命，流落民间，改名换姓，在一位莒姓大夫（莒地封君）家中当佣人。这位莒大夫有一位千金小姐，颇具慧眼，她一眼就看出这个佣人气度不凡，绝不是普通的人。于是，出于爱心，小姐经常偷偷地拿好东西给落难的公子吃，拿好衣服让公子穿。真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公子落难，竟然有小姐出手相救，公子自然非常感激小姐。这位小姐不但在生活上照顾他，而且还以身相许。公子和莒大夫小姐的关系自然日益密切。中国古代小说中大量的落难公子与千金小姐的因缘，看来也不全是文人一厢情愿的凭空捏造。齐愍王被杀之后，整个齐国只有莒和即墨两地还被齐国军民坚守着。逃亡的齐国大臣和莒人都在到处寻找齐愍王的公子，想立其为齐王。公子法章也获悉此事，但是，出于担心，他一直不敢承认。不过，他一直在关注着事情的进展。后来，法章知道齐国大臣是真心在找他，不是加害于他，这时，他才站出来，说明自己就是已故齐愍王的儿子（久之，乃敢自言我愍王子也）。齐国的大臣经过考察，确认他就是齐愍王的合法继承人。于是，大家共同拥立他做了齐王，他就是齐襄王。公子法章当了齐襄王，莒大夫的千金自然是一步登天，内心甭提多高兴了。齐襄王于是立她为王后，这就是齐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君王后。这位王后还生了一个儿子田建。虽然这位莒小姐已贵为王后，但是，她的父亲却非常恼怒，他说，不经过媒人而自由恋爱，不是我的孩子应该做的，玷污了我家的门风，于是，终生不见自己的女儿（太史殷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污吾世，终身不睹君王后）。不管父亲的态度如何，君王后还是齐襄王的王后。她对父亲的拒不相认深表理解，而且不因为父亲不见自己就失了做女儿应有的礼数，仍然非常孝敬父母，所以，天下的人都夸君王后是个孝女。齐襄王在莒待了五年，大将田单在即墨（今山东平度）大破燕军，将燕军全部从齐国的土地上驱逐出境。田单复国成功之后，立即派人迎接在莒继位五年的齐襄王进入国都临淄。可是，齐襄王不是一位长寿之君，仅仅在位十九年就一命呜呼了。齐襄王去世后，君王后的儿子田建名正言顺地继位，成为齐国最后一位国君。《战国策·齐策六》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秦昭襄王曾经派使者给君王后送了一副“压连环”，并对君王后说，听说齐国有很多智商很高的人，不知道能否解开这个“玉连环”。“玉连环”到底是什么，文献记载不详，但它应当是一种益智玩具，解开“玉连环”应当用智慧和耐心。但是，君王后看了看“玉连环”，立即令人拿来一把铁锤，一锤下去，“玉连环”被砸得粉碎。君王后看着砸碎的“玉连环”，笑着对秦使说，解开了（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秦昭襄王送“玉连环”，目的大概是要羞辱君王后，但是，君王后却以锤解题。可见，君王后是一个有智慧有魄力的女主。齐王建十六年（前249），君王后病逝。临终之前，她对其子齐王建说，大臣中有一人可以重用。齐王建赶快说，请母后把话写下来。君王后说，好。等齐王建准备好了笔和简牍，君王后说，我忘了（君王后病且卒，诫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请书之。君王后曰：善。取笔牍受言，君王后曰：老妇已亡矣）。这位执掌齐国国政长达十五年的女主临终之前为什么欲言又止，史书无载。其实，君王后这么一位聪明的女主肯定不会忘掉哪个大臣可堪大任，她之所以最终决定不说出这位大臣的姓名，无非是不想让齐王建重用这位大臣。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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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解放就看坟来了

金：这儿是坟地。1949年不是解放么，怕这坟地丢了，就搬到这儿来了，看坟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全来了。我也不懂。我来的时候33岁了。这地方呀，那时没有村，就是东一家西一家的。我们人生地不熟的，10来亩地，不会种，这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叫不上名来。那会儿旗人不吃香，净受人欺负，都说那，人家骑马我骑人，这本地人就欺负人。一到挣分的时候，人家净拿我们打哈哈。也就是解放，要不解放我在这儿住不住。金恒德：真抬不起头来。定：您后来干农活吗？金：不干也得成啊，不干吃什么呀，挣工分哪，分粮食啊。老头子不会，什么都不会，我也没干过，不会学么，慢慢学。就我一人干。金恒德：那会儿不是有自留地么，我父亲都没管过，不会拿锄，用两手那么样拿着。都是我和我妈弄。金：他就没干过。清理阶级队伍，四清注130什么的，非得让出去干去，逼得没法子了，干了几天。有一阵子是喂猪，喂了几天猪。再有几天在豁口外头那个什么河，在那儿值夜班。真受气。定：按说这是你们家坟地，都有看坟的人啊。金：就有一个看坟的。我们满族在这儿不吃香，可是到今儿也没改，户口本上还是满族。我弟弟一家子孩子大人都是满族，也没改。想改也改不成啊，都是他们家的坟，大石碑这儿立着呢，说不是你的成吗？定：你们跟其他宗室联系多吗？金：也有来往，比如跟溥四爷注131，溥杰那儿去过两趟。溥仪放出以后也去了一趟，他还挑眼了哪，我们老头子给他行大礼，他说不应该，现在解放了，他都改邪归正了，不能行大礼了。太舟坞注132那儿有溥任的坟地，起坟的时候没人管，我老头子好管这闲事，后来任四爷过意不去，就买了绒衣，当时条案上摆了一筒茶叶，就说拿去喝吧。我们家是农业户口，归东升公社管。差点划成地主，算漏划地主。后来划成城市小贩，我的简历都是城市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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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竹青口述

时间：2003年2月23日地点：北京天通苑东二区某居民楼金竹青家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金恒德[访谈者按]我对金秀珍的访谈，颇得益于她的女儿金恒德的热心协助。金女士逝世后恒德又主动提出，她还可以帮我去找她的姑姑金竹青女士。因为金竹青女士所住原“西北套”一带房屋正值拆迁，此事耽搁了两年之久，到2003年冬，金女士已经迁居到天通苑并在那里安定下来，恒德遂专程陪我去为金女士做了访谈。金竹青是毓珍的胞妹，与金秀珍互为姑嫂。对于她娘家的事，她与金秀珍的讲述因各自不同的处境而互有详略参差，而二人各自的婚姻与生活，却也有他们那个特定的生活圈子中的某种共性。两篇口述既可以互补，也可以互证。

1.打安上这碑就败家

金竹青(以下简称金)：我们家那石碑啊，立碑那地方是一个祖坟，老坟，那时候本家也多，老坟不是一家的坟，一块地就10亩哪，大着呢。老坟地有围墙，有门，后边3个门，就在石碑那儿，死人进去灵(指灵柩)，开正门进门。黄杨、柏树多了，我小的时候那树还有呢，一进去害怕着呢。这坟是怎么个来历呢，北京有个沈万三注133您知道吗？那是他的花园儿，是他送给我们太王爷的。我们那太王爷就留下话儿了，说将来给你们姨妈、姨太太她们做茔地。所以坟里埋的都是姨太太，没有男的。男人还专有坟地。定：可是坟地的碑不是弘晌的吗？金：你听着啊，后来乾隆打围，路过我们那坟地那儿，由那儿过，就问，这是谁家的坟地，他会看风水啊，他一看这茔地了不得啊，将来得出皇上，回去就赏了这碑。我们打安上这碑就败家了，安的这地方正是把那青龙压住了，由这儿就完了，以前辈辈儿是世袭罔替啊，辈辈儿出一个奉国将军，就打安上这碑，就出不来了，出不来做官的了，乾隆那就是破根儿来了。竖立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石碑(定宜庄摄于2000年)定：您这是听谁说的？您哥哥？金：我父亲他们都知道啊。

2.我小时候净搬家了

金：我1916年生的，87岁了，属大龙的。我们家是爱新觉罗，黄带子。我父亲是溥字辈，我是毓字辈。原来我叫毓竹青，后来冠老姓就姓金了，我的名字就叫金竹青。我哥哥就改成金宝忱了嘛，号似的。那会儿不是有府么，我们的总府就是十王爷府，康熙不是24个儿子么，他是康熙第10个儿子。大高个儿，过去我们家有齐眉棍，那是我们太王爷的，两米多高。那人多高，那棍多高，府里头都供着，还有祠堂，“文化大革命”才把牌位砸了的。我们家那老宅子，最近没几年才拆的。反正那会儿够威武的，我老祖死的时候，门口那轿子都摆满了，都是王爷。小时候我看过那账，过去办事呀，办完了都写账，红白喜事，红事红本儿，白事是蓝本儿，都有，什么买了多少两，多少两银子。过去够威武的。(笑)我出生的时候住在前牛角，北草厂里头，西直门里头不远儿就是北草厂，前门叫前牛角，后门叫后牛角。那房也不算太大，头喽四合院，后头有一间后倒房。那就是哥儿几个，上头老祖，我大爷爷大太太，三太太，都挨那儿死的。后来我老祖也没有啦，大爷爷大太太都没了，大爷爷什么都没有(指孩子)。就剩我爷爷、太太、三爷爷、爹、婶，我们就分家了。我们家就搬到小后仓，也在西直门里头，那时候就租房了，买不起房了。定：你们家搬出来了，那留在府里的是谁啊？金：还有本家呢，哎哟我们本家多了去了。我们是长房，那些本家辈儿都小，就我们家辈儿大。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那本家哥哥都60多岁了，来了给我父亲请跪安哪，街坊瞅着都新鲜。反正过年就来，三十晚上就来，辞岁来。我族里的嫂子，我们叫姐姐，来了还那么大规矩呢，我父亲说坐下坐下，她们都不敢，坐椅子都坐一点边儿。我还有个四嫂是个女儿寡，没结婚我那四哥就死了，死了以后人家娘家就说女儿愿意，就过去守寡。把死人在那边停着就办喜事，守了一辈子，那叫女儿寡。皇上给她的贞节牌位还挂那儿呢。那会儿不是爹妈做主吗，女的就不能反抗啊。我那姑婆呢，才21岁，就守着，就不走。走了让人笑话。我父亲那会儿讲这事。我跟听笑话似的，自己没赶上过啊。我们家里头，我爷爷老哥仨嘛，大爷爷死得早，70多岁就死了，我没赶上。我听他们说，我大爷爷就是做饭的。我三爷爷80多岁死的。我爷爷那年死的时候也不小了，70多岁了吧，我爷爷死的时候我才7岁。我还一个叔伯爷爷，他们仨人都没做工作，什么工作都没做过。定：那干吗呀？金：什么都干不了哇，什么都不会呀，什么都不会，老碍着面子，老倒不了这架子，高的做不了，低的不爱做，怕人看不起。我这三爷爷那会儿净跑二黄票，就好戏，就到外头走票去。定：他就好唱戏？金：啊，由8岁，就在这戏界里头，在富连成那里头，唱戏的都圈在这里头，就学，唱小花脸的，他喜欢这个么。跟过去那老唱戏的，刘复生啊，谭鑫培啦，都一班的，都在一块，一辈子都在那里头。登台唱啊也不要钱。走这票走一辈子，一分钱不挣。定：是挣不着还是不要？金：不要，过去也是，有点钱就造呗。后来就在那里头教戏，他在戏界里头有名啊，打听载过庭，那老唱戏的没有不认得的，都知道，挺有名的。定：您三爷爷唱二黄票，那他有三太太吗？金：三太太也死了，死得挺早的，我也没赶上。他们先有一个儿子，我们叫爹呀，后来死了，儿媳妇也死了，最后就剩下老头一个人了，后来那年就八十几了，抽冷子(突然间)有病了，接回来，死到我们这儿了。定：您爷爷也唱戏吗？金：我爷爷不唱。定：那他在家干什么？金：他就在家。我爷爷那会儿在外头有个姨太太，就算外家吧，我爷爷跟那儿过，不回家，最后都病得快不行了，才把他送这儿来，就是小后仓这儿，倒死在家里了。家里就是我太太跟着我们，我太太也是北京的满族人，她家就老俩儿，和她这一姑娘。(老俩儿)那会儿就说，我这闺女呀，非得是门口摆狮子的，我才给呢。结果真是，真给了这么一家，我太太那一辈子才叫享福呢，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干，就做点家里活儿，也有用人吧。她84岁才死。定：那你们家过去还是挺有钱的？金：钱是不趁，就指着俸禄，每月关钱粮、关米，没别的进项，你看都不工作。到我就连钱粮都没赶上，我5岁还是几岁呀，跟我父亲去关了一趟，上什么仓，说老没给了，抽冷子给一回。那就是最末一回了。定：那您父亲那时候做什么呢？金：我父亲一辈子没做过工作，什么工作也没做过。吃国家的俸，都没做过事儿。像我父亲、我母亲、我太太、我哥哥、我，就我们5口人，人不多，租房都租了7间房，前后院，头院4间，后院3间，分家分的东西多啊，都了不得。后来没有俸禄了，就不行了，(分家)出来就卖着过，卖东西过，刚开始有点首饰这那，就卖小件，最后我小时候那会儿，就越卖东西越少，就住不起那么多房子了，后来就由7间改成3间，搬到后院3间，后来搬家就没数了。我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净搬家了，来回地搬，大后仓，那住的地方多了。我父亲一直没工作，什么都不会啊，不会，就待着，没有进项啊，我哥哥上到四年级就上不了了，16岁就工作了。

3.一家人都靠着我母亲

金：我小时候就没姥爷了，姥姥死的时候我9岁，我母亲什么样，我姥姥就什么样，大高个儿，不会骂人。我母亲15岁结婚，我父亲16岁。我母亲家里头，那会儿也是没什么，条件不好，搭着跟这边有点儿亲戚，这么给的，过来之后一点儿福没享。家里爷爷公、太婆、公公婆婆、大爷公、大爷婆，您看这一大堆人，还有一个大姑子，下边又是小姑子，又是兄弟媳妇。她才15岁，那会儿规矩多大啊，4点钟就起来梳头，梳两把头，梳完了这头天还不亮呢，也不敢躺下了，躺不了了，就等着听奶奶婆屋里一有动静了，就得进去侍候奶奶婆去。端尿盆呀，归置屋子呀，点烟呀，喝茶呀，都得侍候。她倒不受气，就是规矩大，那规矩受不了。定：您母亲也够不容易的。金：要不说呢，15岁结婚，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两岁。我哥哥是第二胎。我哥哥底下的哥儿仨，挨着排儿死了俩，都是得病死的，嗓子，一会儿就死了，一个8岁，一个9岁，挨着。我哥哥小时候倒不怎么闹病。我跟他差10岁呢，我是第7胎，我母亲生我的时候三十多了。定：除了死的那俩还有哪？金：还有，都没活。过去那医学也不行，就在家里生，出来好好的，抽风就死了。我底下还有三个，还有小月(指流产)的一个呢，这就十个吧。最后就落我们俩。定：您母亲多受罪呀。金：可不是嘛。我母亲受一辈子苦。我由小儿，几岁就跟着母亲给人做活，给人家外边做呀，做卖活儿，绣枕头，做洋袜子，过去穿那洋袜子都用手工做，口儿啊，尖儿啊，不像现在这样一气儿织下来，都使手工缝。那时候有撒这活儿的，到宫门口那地方领活儿去，做得了再给送去。我母亲揽这活儿，我帮着做，有时候她缭贴边，我就钉纽襻儿，盘那个算盘疙瘩，一小儿(指从小)我就会弄那个。我母亲做活快着呢，手底下麻利着呢。定：做一件得多少天？金：钉纽襻儿，两天就做3件。做那么一件30多吊钱，那会儿30多吊钱就够一天的生活。过去东西都便宜，也不吃好的，窝头啊，烙饼啊，那会儿什么面都有呗，凑合着吧。维持生活吧。我母亲没出去的时候就干那个，就指那生活。后来实在没办法，那年我们在西直门里头顺城街住，南顺城街，有个本家就跟我母亲说，您老这么待着也不像话，别拉不下脸来啦，别嫌寒碜啦，我母亲就出去看孩子去了。我那时13岁。她就管看孩子，是在一个学校，一直就跟那儿住，单有做饭的，有听差的，她看4个孩子呢。然后她把钱拿回来。我母亲一直在外头，后来有了我们这侄女了(指金恒德)，才给我母亲叫回来看孩子。定：你们当家的、本家的，像您母亲这样出去做保姆的多吗？金：不多，也是挤对得没办法了，也不能老做卖活，当保姆比做卖活强点。定：您母亲真行，你们一家人其实都靠着她。金：嗯，就靠着她生活呀。定：男人都不工作，全是女人工作？金：那怎么办哪。男的什么都不会，女的好赖能做做卖活什么的。像那会儿卖个菜，挑两担菜，先卖后给钱，他都干不了，挑挑儿挑不动，吆喝也不会吆喝，卖也不会卖，不会，不会干，也拉不下脸来，老嫌寒碜，老怕人瞧不起，大爷的架子老不倒。女的没办法了，你能瞪着眼睛瞅着吃不上饭？可不就能干什么干什么。我父亲一办事还先喝酒，喝完酒脑子就糊涂了，就什么事也办不了了。定：您母亲娘家还有什么人？金：我有一个大舅，一个二舅。住哪儿我就说不清了。我大舅后来在阜成门外一个报社，给人家看报社。我舅妈没孩子，抱了一个，20多岁得臌症死了，就剩了老俩，后来都是我哥哥给发送的。我二舅被国民党抓兵的给抓走了，好几年呢，都没信儿，最后队伍回来了，扎营扎在德胜门那儿一个庙里边，他也找我们，我们这儿也找他，我记得我还去见过呢。后来有病了，他家里也什么人都没有了，就回到我们这儿，还算不错，死到我们这儿了，死到家里了。

4.我的婚事

金：那是我父亲死了以后的事了，我母亲不是一直不在家么，我的婚事是我哥哥做的主，我周岁28了才结婚，这不给那不给，怕受气，有公公婆婆不给，妯娌多的不给，做这工作的不给，那工作的不给。我哥哥那脑筋旧得厉害。定：您后来结婚嫁的是……金：后来嫁的这家也是旗人，他们家是蓝靛厂镶蓝旗的。他就一个人，他妈死得早，他十几岁他妈就没了，20多岁他爸也没了，他就跟着他姑姑。她姑姑姓李，也是蓝靛厂的。这个姑姑还更新鲜了，她19岁结婚，21岁守寡，先还有一个孩子，没活几个月就死了，她就在娘家待着，一直守到70多岁死，没再嫁。后来人家给她找的事，在肃王府里给福晋梳头。就管早上福晋起来给梳梳头，别的事都不管，底下还有人侍候她，就干这个。后来福晋有一个姑娘出嫁，她又给这姑娘当陪房，跟着过人家那家去了。那王府的规矩，大着呢，早晨起来得请安，吃饭得请安，一天这安就受不了。他为什么耽误着呢，就因为有这姑姑，人家都不给，都嫌这姑姑规矩大，谁也不敢嫁给他。要不我嫂子的娘家姨儿做媒，我家也不给呢。(这媒)说了没有一年，姑姑死啦，就剩他一人啦，又说，就是岁数大点，大就大点吧，就一个人儿，又不是续弦。他比我大一轮，我周岁二十八，他四十了，挑来挑去给我挑了这么一个人。定：就那么怕受气？金：对。倒没受过气。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正式工作，那老太太死的时候留下一处房，那房买的时候不是老太太的，写的是他父亲，就是我公公的名字。老太太死以后他就卖了房，拿这房子的钱，发送了老太太，剩了几万块钱，又买了13间房。老太太给人梳头的时候也挣下不少钱。定：你们过的日子也还不差？金：对，就那13间房子，租点房子，也没工作。后来也不能就那么耗着啊。我哥哥那会儿在沙滩的理学院，就是杂差吧，那理学院的院长啊，就是我母亲待的这家的男的，我哥哥的工作就是他给找的。他(指丈夫)就也在那学校干了几年。后来不是日本投降了么，我哥哥不干

纳躺在枕头上思考了片刻，他自信那结果是令人满意的。脾气收敛了，决议达成了，和平也宣告了。至少他希望如此。摩根家的人像是总想再谈一次——他们说出来的话都有言外之意。他们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但迪克的表现使米斯纳怀疑他是否代表了他兄弟——把他当作脑筋慢的孩子来看待。阿诺德那种当众挑衅的神气并不理直气壮：那种姿态是人人都料得到的，但大家也都清楚毫无分量可言。杰弗逊的皮肤像纱一样薄。最让米斯纳不痛快的是K.D.。高兴得太快了，道歉又那么油腔滑调，还那样狡猾地笑。米斯纳看不起欺负女人的男人——何况是个十五岁的女孩呢。K.D.以为自己在做什么？当然，他同迪克和斯图亚特的甥舅关系保护了他，但依靠家里人撑腰的男人是难以讨人喜欢的。对舅舅百依百顺，对女人却蛮横无礼。后来到了晚上，米斯纳在热安娜·弗拉德给他送来的煎牛排和土豆时，往窗外一看，刚好瞅见K.D.开着斯图亚特的英帕拉车子向中央大街驶去，还笑着——他敢为此打赌——是那种狡猾的微笑。他相信，这些烦人的念头会让他彻夜难眠，可是早晨醒来时，倒像是睡了最美的一觉。他想，是安娜的饭菜的缘故。不过，他依然不解，K.D.开车驶上出镇的路是忙些什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直在做爱。当光线每四小时变化一次时，他们就翻新花样。在沙漠的边缘，他们对着亚利桑那的天潮做爱。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们，也没什么想阻止他们。月光照着他拱起的背，阳光温暖着他的舌头。若是你知道他们在哪里，你是不会找不到或认错的：就在图森郊外I-3公路上一座叫“祝愿”的镇子里。经过那里，在第一个岔口向左转，在路尽头、沙漠开始之处，继续走。那些蜘蛛有毒，可你必须步行，因为在那种地形上轮胎是没法前进的。一小时就足够了，你会看见什么是爱到天翻地覆。有时候柔情似水，其余时候则粗暴异常，但他们绝不停止，即使遇到沙尘暴或是气温超过摄氏四十二度。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并且赶上他们处于沙漠偶有一次的降雨中，就会看见他们身体的颜色变深了。但他们在罕见的真正的雨水中仍继续做着——亚利桑那州“祝愿”镇的那对黑人。米基一次次地告诉吉姬他们的模样，以及在他家乡的城外怎样找到他们。他说，他们应该也能够吸引游客的目光，除去会使当地人发窘之外。一个与卫理公会有关联的委员会组成了，为的就是要把他们炸掉或者用水泥遮掩起来。可是事情刚刚着手，便在几次初步调查之后流产了。委员会的人说，他们完全不是反对性，而是反对堕落，因为一些曾经仔细观察过的人相信，地里做爱的那一对其实是两个女人。另一些人经过同样仔细的察看（靠近或用望远镜观察），则表示了否定，说他们是两个男性——像蛾摩拉（《旧约·创世记》中一座因居民罪孽深重而遭神毁灭的古城，后引用为“罪恶之城”。）一样大胆。然而，米基曾经亲手摸过那身体的部分，知道事实上是一男一女。“那又怎么样？”他说，“他们毕竟没在公路上干。你得从公路上下去走一段路才能发现他们。”米基说，卫理公会想除掉他们，可也还想让他们待在那儿。他说，甚至一伙受压制的红脖颈的南方乡巴佬，尽管对梦中遗精吓得要命，也懂得他们需要那一对男女。他说，哪怕他们从来没有走近过他们，也仍需要知道他们待在那野地方。他说，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古铜色，反正你知道他们一夜都在干。中午时分，他们变成了银灰色。下午就成了蓝色，到晚上就是黑色的了。动啊，动啊，一刻不停地动。吉姬最爱听他讲述这一部分：“动啊，动啊，一刻不停地动。”他们分手的时候，米基还得蹲九十天。吉姬从急诊室出来时，手腕上缠着Ace牌绷带。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他们没来得及商妥在哪儿见面。法庭指定的律师出来说，不准保释，没有缓刑，他的当事人必须服刑整整三个月。经过对判决的计算，减掉在狱中已经关的三个星期，吉姬通过加利福尼亚的律师捎给米基一个口信。那句话是：“祝愿四月十五日。”“什么？”那律师问道。“照说就是了。‘祝愿四月十五日。’”米基对她的口信是怎么说的呢？“对啊，”他说，“对啊。”没有米基，没有“祝愿”，没有I-3号路，沙漠中也没人在做爱。她在图森搭过话的人都觉得她发了疯。“也许我要找的镇子太小了，地图上没有。”她主动提出来。“那就问问州警吧。镇子再小，也没有他们不知道的。”“那个石头造型不在公路上，样子就像是在做爱。”“噢，我看过蜥蜴在沙漠里干那事，小姐。”“也许是仙人球吧？”“有可能。”他们笑得腿都软了。吉姬在电话簿上用手指沿着一栏姓名向下查，这一带就没有米基家的姓“鲁德”，她只好作罢。心里其实不情愿。不过，永恒的沙漠情侣，她仍认定是亲切而珍贵的生活。在吸引人的有关社会公正和正直人的保护的梦想之下——比她记忆中向自己手上吐血的男孩还要有力量——这沙漠情侣令她心碎。米基没有捏造。他可能说错了地方，但他仅仅把她知道的生活中所有存在的东西召唤了出来……在什么地方。或许在墨西哥，那是她正要去的地方。药性很强，男人们总是准备好了的，但十天之后她哭着醒来了。她用对方付费的方式给密西西比州的阿尔肯挂了电话。“颠着你的屁股回家吧，丫头。这世界变化得足以适应你了吗？人人反正都是要死的。金（指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遭暗杀而死。），肯尼迪家族的另一个人，麦德加·艾弗斯，一个叫X的黑人，天啊，我想不出他们都是谁了，这都是你走后的事，更甭提眼下了。还记得L.J.吧，他在二号路下去的仓储市场干过活，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闯了进去，手里的枪是谁也没见过的……”吉姬把头向后仰靠在电话机旁的灰泥墙上。小店外面，一个店员冲着一些孩子挥扫帚。姑娘们。不穿内衣。“我回来了，外公。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呢。”大部分时间她都可以占着两个座位。有了伸展的空间，还可以睡觉。可以读卷在她背包里的几份过期的《壁垒》杂志。她乘上开往圣非的火车，火车载满穿蓝色军装的空军士兵开动了。不久，车厢里又被四健会（美国农业部在农村青少年中建立的组织，目的在于促进头脑、心灵、双手和体魄四方面的健康。）的人拥塞着。但她换乘密苏里－堪萨斯线的火车后，车厢里从没满员过。戴着耳环的男人并没有来找她。可她把他找到了。他正在和一个穿的不是人造纤维衣服的人说话，那人看起来不像是会抽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的。他个子不高，几乎是个矮子，衣服却是东海岸的时新样式。他的非洲式发型干净利落，毫不邋遢，脖子上戴着金项链，一只耳朵上戴着相配的金耳环。他们在快餐台前并肩站着，列车员坚持把那里叫作餐车。她要了一杯不加冰的可乐和一份核桃巧克力饼，他则只买了一大杯冰水。“这应该是白给的，”吉姬对柜台后边的男人说，“他不用为杯子付钱。”“请原谅，女士。我只是照章办事。”“我没要冰，你扣掉钱了吗？”“当然没扣。”“别给自己找麻烦了。”矮个子男人说。“我没找麻烦，”吉姬告诉他，随后对售货员说，“听着，你。你不该收我冰块的钱，把冰块给他，好吗？”“小姐，我要不要叫列车员来？”“你要是不叫，我就叫。这是列车抢劫，好啊——列车抢劫乘客。”“算了吧，”那人说，“不过是五美分嘛。”“这是原则问题。”吉姬说。“五美分的原则根本不是原则。这个人需要一枚五美分硬币，当真迫切地需要。”矮个子笑着说。“我不需要什么，”售货员说，“这是规矩。”“来两份。”那人说，又把一枚五美分硬币扔进茶盘里。吉姬瞪着眼，戴耳环的男人微笑着，两人一起离开了快餐台。她和他隔着走道各坐一边，她谈论着这件事，那人则嘎吱嘎吱地嚼着冰块。“我叫吉姬，”她伸出一只手，“你呢？”“戴斯（原文为Dice，意为“骰子”或“将……切成小方块”，故有后文在含义上的猜测。）。”他说。“像是切成小块？”“像一对骰子。”他用一只冰凉的手碰了碰她。他们彼此编着故事，不觉之中火车已走了许多英里。吉姬甚至舒服到开口问他见过或听说过那个看着像一男一女挨在一起的石头造型没有。他笑着说没有，不过他有一次听说过一处地方，那儿的一块麦田中间有一个湖，湖边不远处有两棵树相拥着长在一块儿。如果你找准了地方挤进两棵树的间隙中，嘿，你就会感到一种没人编得出或仿得来的着迷的狂喜。“人们说，有了这个经历之后，就没人能够拒绝你了。”“现在就没人能够拒绝我。”“没人吗？我指的是真的一个人都没有？”“这地方是哪里？”“鲁比。俄克拉荷马的鲁比。在遥远的无名之地。”“你到过那儿吗？”“还没有。不过我打算去看看。人们都说他们那儿有全国最好的大黄馅饼。”“我不喜欢大黄。”“不喜欢？丫头，你没经历过。你根本就没经历过。”“我在回家的路上。看我的家人。”“哪里是你的家？”“旧金山。我的家人都住在旧金山。我刚在电话上和我外公通过话。他们都在等着我。”戴斯点点头，但什么也没说。吉姬把巧克力饼的包装纸塞进她的空纸杯里。她想，我没有迷失。一点都没有。我能去看外公或者回到湾区，或者……火车慢了下来。戴斯起身，从头顶的行李架上取箱子。他个子太矮，不得不踮起脚尖。吉姬伸手帮他，可他似乎不在意。“好啦，我在这儿下车了。跟你谈话很开心。”“我也一样。”“祝你好运。小心啊。别喝酒。”如果站在烤炉之类东西前边的小伙子们说，不，这是密西西比的阿尔肯，她很可能就相信了他们。同样的发式，同样的目光，同样的乡下人稀松的笑容。这就是她外公所说的“国中国”。那儿也有些女孩，像是在和其中的一个人唧唧喳喳地争论着。无论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会有太大帮助，但她欣赏自己走过街道时背后袭来的那股生涩的好色劲头儿。最先是像面粉那么细的尘土，筛进她的眼睛和嘴里。后来又是风弄乱了她的头发。突然之间，她已经在镇外了。当地人叫作中央大街的那条路刚好到了头，而吉姬在到达鲁比边缘的同时也就来到了其中心。无声的风与其说来自天上，还不如说起自地面。她的脚跟刚刚还踏地有声，随后便在卷起的尘土中沉默了。在她的两侧，高高的草滚动着，如同水浪。五分钟之前她停在了一家所谓的药房前，买了些香烟，得知烤炉那儿的小伙子说的是实情：这里没有汽车旅馆。如果有馅饼，也不是在餐馆里卖的，因为这里也没有餐馆。除去烤炉那东西跟前的野餐板凳，没什么公共场合可以坐下来的椅子。她的周围全是关着的门和紧闭的窗，只有窗帘分开来又迅速地拉严了。她想，这就是鲁比了。米基准是把她打发给火车上那个说谎的畸形人了。她只是想看看。不仅看看麦地中的东西，还要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得不为自己辩解（在石头、树或水里）的东西——不是运尸袋或者把血吐到手里以免毁了他们的鞋的小男孩。就是嘛。阿尔肯。她完全可以从密西西比州的阿尔肯重新出发的。迟早会有那些卡车停在种子和食品店跟前，等开走时她就可以好歹搭上一辆离开那里了。吉姬手按着头发，在风中眯起眼睛，思量着朝食品店走回去。她穿着高跟鞋，感到背包很沉；要是不走动，大风没准会把她吹倒呢。风说停就停了，像起来时那样突然；在没风的当口，她听到引擎声向自己这个方向传来。“你要去女修道院吗？”一个戴着宽檐帽的男人打开他的客货两用车的门，问道。吉姬把背包扔到座位上，就爬进了车。“女修道院？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有什么也不会有女修道院啊。你能不能把我放到一个真正的汽车站或火车站之类的地方？”“你真有运气。可以一直把你带到铁路上。”“太棒了！”吉姬在她两膝间的背包中掏着，“这车的气味很新。”“是崭新的呢。你们都是我的第一批乘客。”“你们都？”“还得停一次。另一位乘客也要我送到火车上。”他笑了笑，“我叫罗杰。罗杰·贝斯特。”“我是吉姬。”“我不跟你要钱。那个人我是要收费的。”他说着，眼睛转到路旁，假装从右侧车窗观察外面的景致。他先看看她的肚脐，再往下看，然后又看上去。吉姬掏出一面小镜子，尽可能地把被风吹乱的头发整理好，心想，咳，我不付钱，好啊。她确实免费乘了车。正如罗杰·贝斯特所说，对活人不收费，但对死者要收二十五美元。那个坐在前廊台阶上的女人不时抬起她那副飞行员式墨镜，揉揉眼睛。一条辫子从她的草帽下垂到背后。罗杰一手撑在膝头，前倾着身子和她说话，在吉姬的感觉中像是说了好长时间，后来他们俩都走进了屋子。罗杰出来时，皱着眉合上了他的钱夹。“在这外边待着没用。你完全可以到里边去等。把尸体抬下来还要费一段时间呢。”吉姬回头去看，但隔板挡着，看不见里边。“天啊！真倒霉！这居然是灵柩车？”“有时候。有时候做急救车。今天是当灵柩车。”他现在满口的生意经，再也不瞥她的胸部了。“得赶下午八点二十密苏里－堪萨斯的火车。而我得准时而不是正点赶到车站。”吉姬迅速而笨拙地爬下现在充当灵柩车的客货两用车。她绕过宅子，踏上宽大的木台阶，穿过前门，这一切都是转眼之间完成的。他说过“女修道院”，因此她设想着有一些温柔又刻板的女人，她们头戴帆船帽，身穿长袖黑袍，飘然走过。可是这里没人，连那个戴草帽的女人都不见了。吉姬走过一间大理石门厅进入另一个房间，那里的面积要大上一倍。在昏暗的光线中，她看到了一个向左右伸展的通道，面前则是更宽的台阶。她还没想好朝哪边走，罗杰已经到了她身后，带着一个带轱辘的金属做的东西。他边向台阶走边咕哝着：“不帮一点忙，一点不帮。”吉姬向右转，跑向从两扇弹簧门下面透出的光线。里边是一个特大的厨房，餐桌之长是她从未见过的。她坐下来，咬着大拇指指甲，心想着不知和一个死人一起乘车要倒霉到什么程度。她的背包中有香草。她想，尽管不多，但足够让她不致发疯。她伸手从眼前摆着的一个馅饼上掐起一小块，这才注意到这地方竟然放着食物，而且大多没人动过。有好几块蛋糕，很多馅饼，土豆色拉，一只火腿，一大盘烤豆。她想，这里应该有修女。或许这一切都是从葬礼上拿回来的。猛然间，她像个死者遗属似的，觉得饿极了。吉姬正在狼吞虎咽，把更多的东西堆到自己的盘子里，一勺勺塞进嘴里，这时那女人走了进来，没戴墨镜和草帽，躺到了冰冷的石板地面上。吉姬的嘴里塞满了烤豆和巧克力蛋糕，没法说话。屋外，罗杰按响了汽车喇叭。吉姬放下勺子，抓起了巧克力蛋糕，走过那女人躺着的地方。她蹲下去，边抹嘴边说：“我能帮你一把吗？”那女人闭着眼，但摇着头表示不用。“这里还有别人我可以叫来吗？”这时那女人睁开了眼，可是吉姬什么也没看见——虹膜边缘的地方只有模模糊糊的一个圆圈。“嗨，丫头。你出来了吗？”罗杰的话音在引擎的轰鸣中显得又低又远，“我得赶火车。得准时！我得准时到车站！”吉姬俯身下去，更近地看着那双什么都表达不了的眼睛。“我说这儿还有人吗？”“你，”那女人嗫嚅着，“你在这儿。”每个字音都是乘着一股酒气飘到吉姬耳朵里的。“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不能等一整天！”罗杰警告说。吉姬把她空着的手在那女人面前晃了晃，想确定一下她是否是瞎子，而且喝醉了。“别晃了。”那女人说，声音虽低却很不耐烦。“噢，”吉姬说，“我原以为……你为什么不让我给你搬把椅子来呢？”“我要走了，听见了吗？走了！”吉姬听到引擎一阵轰响，灵柩车从空挡换成了倒挡。“我要误车了。你想要我干吗？”那女人转身侧卧着，把双手叠在脸颊下。

大铖传》，第69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10—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钱第八章江南的抵抗运动乃清兵未至，而君相各遁，将士逃降，清之一统，指日可睹矣。至是而一二士子率乡愚以抗方张之敌，是以羊投虎，螳臂挡车，虽乌合百万，亦安用乎！然其志则可矜矣，勿以成败论可也。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52页从迎降的南明官僚手中接管了南京政府的大清官员发现，这座城市自身生计都很难维持，更不用说安顿一支庞大的占领军了。新任江宁（南京）巡抚毛九华向北京报告说：初改京为省，一切事务，皆属创始；而十室九空，库藏如洗，军需急如星火，料理维艰。虽然当局尚能为其在被分隔开的东北城区的部队借占到民房；但为那些在南京城外空地上放牧的军中牲畜寻找饲料，却极其困难，满汉旗军的马群，很快就把城周围60里的草地几乎都吃光了，骑兵面临马匹减员的危险。与此同时，清朝官员们还不得不供养一批南明降军的在籍官兵。当时南明卫戍部队总计有72卫，这就是说，有几百官员和几千士兵。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些降军：他们共包括165名各级各类军官和23.8万名士兵。这样，多铎就不得不为将近25万名北方士兵寻找粮食。就像洪承畴报告的那样，每一名宿营在朝阳门和太平门的南明士兵，都作为清军新兵登记入册了，然后每月发给一担口粮。不过军粮供应很快就会告罄，那时新政权就不能不考虑是否遣散这些士兵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降军的存在可以保证安全。只有到秩序充分恢复，他们已不能重新武装起来的时候，这些士兵才能被遣散回乡。然而，把他们留在军队里，又会使新政府负起庞大的财政消耗。而且，在征服江南和更南地区时，四镇的士兵被证明还是很有用的；而这些士兵却不同，他们对清军来说毫无用处。首先是军官过剩，许多军官又虚报兵员，造成官多兵少；其次，那些见于名簿者，也不是军纪严明的战士，看起来他们擅长的只是恫吓百姓，而不是战场拼杀：“不肯安分成法，每生事好乱。”因此，左右为难的是，满族征服者手里有大量的士兵，但同时又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有力地控制长江下游。像李成栋一类募兵组成的部队在进军中已经失去连连取胜的势头；而此时战斗部队变成了驻防军，负责统治江南的清朝官员们对其军阀同盟者抢劫和欺辱平民百姓的危险，便格外警惕。毛九华向北京送上了一份报告，撇开其中的官样文章部分（“民岌岌朝不谋夕，其望大兵也，如望云霓”）不谈，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在于“地方棍徒，四起抢劫。”在这样一场令人瞩目的军事胜利之后，如果他们的占领要想成功的话，大清统治者就必须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比如像刘良佐和李成栋一类难以管束的军阀的部队对平民的残害。他们必须转而依靠和平手段，特别是依靠地方绅士的自愿合作，以避免进一步的暴力破坏。这些是他们宣传工作的燃眉之急，因而也是满人要求正统合法性的主要凭借。满人已经掌握在手中的，是那些把南京献给多铎的官僚们，其中最重要的是钱谦益本人。其妾柳如是强烈反对他为清政府服务。她要求他三思而行，恪守名教节义，拒绝与敌人合作。尽管他对这个建议很生气，但是钱谦益对他自己另投新主显然也有矛盾心理；当他看到被拘押在多铎军营中的弘光皇帝时，他忍不住失声痛哭，在其故主面前一跪不起。但是他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那就是：只有他这样的大臣情愿不顾名节之累而与敌人合作，其他中国人才能得以保全。这意味着，一方面他相信投降使他能够保护那些被怀疑忠于明君的文友们；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他为非暴力平定江南付出的名誉代价其实是他自己的光荣。钱谦益和其他许多与征服者合作的南明文士，都用这种方式论证他们的变节行为，认为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不能不承受同代人一时的道德非难，以便在日后保护他们。钱谦益可能受到了一些以节操自诩的忠明分子的公开诽谤，但他一直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那就是正是由于他自己甘心忍辱负重，才使毫不必要的流血得以避免，许多人的生命得以保全。对钱谦益，这种羞耻与骄傲的复杂情感，还变成了一种对“以招抚江南为己任”的迷醉。他派其私人幕僚周荃去多铎那里，告诉他说吴地百姓一向驯顺，因此不需诉诸武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平定。此后，钱谦益向多铎提供了一些可以承担江南安抚使命的文士姓名。从1645年6月12日开始，300多南明官员被任命在江南担任职务，而且这批行政官员中的掌权者，不是属于赵之龙一派，就是属于钱谦益一派。他们随即就和各个江南中心城市的绅士领袖取得了联系。他们以钱谦益专门选定的“天与人归”为口号。他们许诺去阻止清军屠刀之下的成千上万的汉人被杀死，但前提是这些地方绅士必须保证老百姓的归顺，把赋税和户口的簿册交给新政府的使臣。正当一些大使被派往苏州和松江等要地收取赋税户口簿册时，钱谦益一伙发出了精心谋划的呼吁，要求江南绅士共同分担维持公共秩序的社会义务。比如，在上海，那里的沿海乡村遭到了海盗潘复的劫掠，为清朝接管行政的那些官员向这个地区的乡绅明确指出，新的秩序需要合作性的自卫。在召集起那些长老和宗族首领之后，那些清朝的合作者又特别强调，他们的社会义务就是使那些制造混乱的人归顺当局统治者。

乡绅们的矛盾心理

就某种程度而言，所有乡绅在社会秩序的稳定中都会得到好处。然而，在从特定阶级利益角度考虑通过与新政府积极合作而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同时，这些乡绅却仍然还保持着他们忠于前朝的传统，因为那个王朝使乡绅处于很高的社会地位之上。表达这种忠诚，并在同时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信仰之间的这种冲突，一个办法就是献出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江南是士大夫最为集中的地区，因此在1644年这里的自杀现象非常之多。几百名当地的士大夫当听到崇祯皇帝的死讯时，用投水、绝食、自焚、上吊等形式殉节。这个省的地方志里的一份材料很有代表性：许琰，字玉重，长洲诸生。甲申闻闯贼变，大恸哀。诏至跃入胥江，家人驰救之，遂绝粒。遗诗云：忠魂誓向天门哭，立请神兵扫贼氛。不时有这种情况：整整一个家庭都采用这种方式自杀了。一个亲人自杀了，那么父亲、兄弟或儿子的死亡，便又以新的悲痛刺激了其他家庭成员。他们不论是出于公或私的考虑，都会立即自杀。在一个事件中，13名家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经常地，有一个立誓必死的家长安排这种自杀行为，有时是把全家人锁在住宅中，然后放火把房子点着。在华亭的一个事件里，一个执意要死的士大夫，让16名家庭成员一个接一个跳进了家里的水井，最后他自己跳到这些尸体上，也死了。集体自杀也发生在家庭以外。一个特别狂热的文士可能会决定自杀，而他的榜样又会鼓舞其他的人。当一个叫许王家的漳州年轻诸生听到皇帝的死讯时，他穿上学子的服装跳进了河里；其他人立即加以仿效。有时士大夫也采取很平静的死法。一个很知名的文人，听到李自成占领了首都以后，便穿上他的儒服，从此不吃不喝；此后的日子里，朋友、亲戚、同仁和学生们怀着敬意围坐在这位庄重的老学者身边，他一言不发，慢慢离开了人间，另外的人们则采取了更为冲动和更为壮观的做法，跑到附近的孔庙，或庄严地焚烧他们的学人袍服，或在殿壁上写下一首剖白忠贞的诗句，然后自杀而亡。有记载的殉难者除极少的例外都是士大夫。这种对灭亡了的王朝坚定不移的责任感，显然是社会地位所赋予的义务，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良知的问题。尽管这个时候有些人因为供养父母的考虑而没有自杀，但是像这样的自我牺牲，其道德意义是明确无误的。另一方面，成为勤王者并投入武装抗清活动，也是士大夫的一种政治和道义上的报恩之举。因为这些忠君之士反抗中央统治，因此他们很容易被混淆成农民起义军。与此同时，他们还把各种无法无天的人吸收到队伍中来了，士大夫本来是最怕这种人的。时间一长，这些忠君的文人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群与之没有共同价值观念，也不能容忍其行为的人中间了。清朝统治者显然很喜欢强调忠君分子队伍的社会成份乌七八糟，尽管这些官员完全知道强盗与义军两者之间的区别。政府文件照例把忠君义士称做“土匪”或是“强盗”，清朝官吏常常指责义军的士大夫领导人把命运交给了下层盗匪。忠君分子对此有过回答。一个出身官僚家庭的广东学士马应房，在被捕后受到清朝的一个刑部官员的审问：“若父为太守，若为诸生，何敢作贼？”这位忠君之士曾经帮助广东的义军领导人陈邦彦组织了一支土匪军队，他并不想否认他与一群亡命之徒有过联系。不仅如此，他还回答到：书生空拳，非藉彼事不集。独不见文丞相招合峒蛮，岳武穆指挥杨么军乎？这个时代确实需要像马应房这样的人：即擅长驾驭指挥那些市井无赖和雇佣军的热诚的文人。有时，这样的人出现在失意者之中。比如，1645年6月在浙江北部嘉兴抗清力量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做张叔菴的未得朝廷任用的诸生。他嗜酒性烈，在清军占领之前，一直是许多为谷物和财产权而械斗的“乡党”首领。张叔菴生性暴烈，甚至威胁到了他周围的那些人；但是在他的地方武装被打败以后，他没有逃避逮捕而赴死遇难，因此他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赞。即使是在包括了各地各种队伍的乡村抵抗力量高层领导人中，也仍然需要这样的人，他的学识的力量足以协调各个独立文人集团，其体魄膂力又足以震慑那些下层分子，把他们召纳为部属。比如，1646年广东抵抗力量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明代的举人和前阁部侍郎黎遂球。记载广东忠义之士的材料屡屡提到一个又一个由黎遂球推荐任职的人。他本人是这个省四个享有盛名的文人团体的成员：南园诗社，集中在骆宾王周围的番禹区文人团体，文社和白云山诗社。就像黎遂球把许多不同的文人团体集中在一起以保卫唐王一样，他亲自从广东海盗中为苏观生在江西南部的防线招募了一支援军。1646年10月6日赣州失陷时，他和这些人一起战死在那里。实际上，对于一个“领导”着一个抵抗运动的忠君文人来说，他常常会突然发现他招募到的士兵实际上不过是一些脱离了百姓生活的，因无以为生而铤而走险的罪犯。太湖地区的忠君之士要求杨廷枢加入他们的起义时，他问他们怎样得到给养，他们回答说“取自百姓”。杨廷枢说：那样的话，你们就是强盗，那还有什么正义可言？在这两个不同的事例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士大夫对最容易加入勤王运动的这一类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因为“文人赤手空拳”，只能靠忠诚和正义的信念去指导这种与下层人的联盟。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文人很快就失望地发现，这些近乎于罪犯和强盗的人蔑视那些有教养的学人，以及他们所珍视的社会良知，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忠君的信仰。因此，作为农民保护人的士大夫的理想化的责任，使他们在原则上不愿与那些无法无天的人结为联盟，他们总是把这种人看成是定居的农耕社会中靠抢劫为生的强盗。而且因为许多地方乡绅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责任，因此，他们很容易响应新政府的呼吁，以避免把自己及其举措与一种匪盗横行的状况联系起来。当然，这些士大夫同时也懂得农民制造社会动乱的能力，特别是在江南这样的地区，由于不断地社会分化，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彼此冲突的可能。

江南地区的经济分化

在中晚明时期，农业的商业化，相应伴随着一种复杂动荡的社会状态的出现。在经济上，随着地主和佃户将维持生计的谷物收成改变为植棉、养鱼和桔园、桑园的经营与茶的种植，新的农业形式在江南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管理技术发展了，常常需要使用雇工或是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劳动力。这种管理农业的新形式要求更多的资本投资，特别是要用于灌溉，并且日益集中在管理地主手中。然而，改善农业技术的所需成本，决不是导致土地集中的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农家变成了“富户”（这常常是依靠经商和公职来取得的），那么，与不够富裕发达的人家相比，它就更容易保护他的家族免遭赋税之苦。这在明后期江南赋税变得十分沉重时，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当地方的总的赋税负担之增加时，那些在当地有政治影响的人家便可以通过乡绅的掩庇或通过里甲制度来虚报土地。1567年，南直隶长官上报说，在苏州、松江、长洲和靖江四个府县，有1995470亩土地是托名假冒的，有3315560亩土地在许多里甲中被以欺骗手段分割开来。这种逃避了赋税的农业经营，显然可以使用更多手段应付自然灾害。比如，在1589年嘉兴地区的大旱中，这个地区一半以上的农民或是离开了土地，或是将其土地交给那些富户，自己则变成他们的“客”或佃农。越来越多的土地开始集中到富裕的地主家庭的手中。这些土地所有者的许多人也是官僚集团成员，他们可以利用免役权使其财产免征赋税。在农村土地资源的竞争中，这个社会阶层——在16世纪它被叫做“乡绅”——取代了在明初负责收税、分配徭役、决定司法、管理灌溉的粮长的位置。在15世纪30年代南直隶巡抚周忱的赋税改革以后，粮长在地方长官那里失去了一些他们的权势和威望，但是他们仍然是在乡村居住的“处士”，收买土地，高利盘剥。作为深深扎根于乡村社会的当地居民，这些处士粮长在理想上是宽仁的家长式的。在嘉靖时期，有一段时间曾经是终身任命、父终子继的粮长，开始变成为轮流承担的职务，常常指定大地主担任。这样当处士失去他们在本土的半官方地位时，官僚乡绅就越来越可以使用他们的免役权，使其土地免征赋税。而且因为他们大都住在城里，因此和处士不同的是，他们对他们的佃户和劳动力很少感到有家长式义务，这就可能导致了晚明时期阶级冲突的加剧。不过，许多乡绅，特别是那些致仕官僚，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田庄中，极认真地执行他们作为“士隐”的责任，帮助解决一些公共问题。江南大土地所有者的田庄，常常是一些十分多样化的产业，把畜牧（鱼、家禽、猪的饲养）和园林（漆树、蔬菜和桑林的种植）结为一体。到明代晚期，一个新现象业已出现，这就是士大夫官僚成了田庄经济的管理人。当时的很多材料表明，那些官僚从官场致仕归乡后，就专事农业管理；培育新的谷物，分派各种农活，督责女仆纺绩。家仆开始被认为是一种投资形式；我们也看到很多材料说，那些父辈的乡绅要儿子好好供养那些雇工和合同工们吃喝，以使他们能好好干活。退休的地方长官们现在发现，亲自管理家仆秋收，指挥他们建造房屋和整修水利，是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就像当地的一位贵妇人提醒她丈夫的话：你既然已身无官事，那么就该专心家事了。尽管这种农业管理趋于一种半庄园制度，甚至它还包括了直接由大地主经营的以牟利为目的的手工作坊，但是对中等和富裕的农民来说，还是有机会专务于土地的。常常是丈夫耕作，妻子蚕织。实际上，在晚明对妇女的日益重视（显然这也与她们文化知识的增长有关），可能反映了她们新的、更为重要的经济作用——许多时候她们为家庭带来的副业收入，要远远高出土地正常耕作所带来的收入。这样的家庭可以从丝棉制品的不断上涨的价格中获利，因此，许多中等农民家庭在这个时期变成了富裕农民，甚至成了管理地主自然，从小的地产扩展为大土地经营，依靠的是充分的劳动力，他们在明的中晚期也在增加。这种劳动力大军增加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