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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成熟丰满熟妇av无码区 发布时间:2024-01-06 14: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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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人婷婷久久一区二区网古学家单独呆在房子里面思考好得多。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青铜文化在中国起源,到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的契合给了我们旷古至今的无尽想象,在近乎五千年的历史脉络里,青铜器的起源与落寞见证着奴隶制度兴衰发展的全过程,于是,那个与奴隶社会相关联的时代,被形象地称为“青铜时代”。对于这样的青睐,青铜器不辱使命,它天生超乎寻常的重量感,使它有资格承载历史的厚重。四十多个世纪过后,当我们在湖南再度凝视这些满蕴历史积淀的青铜器物之时,仍然能够从它们深厚的质地与精致的纹饰里触摸到历史的沧桑。一、湖南出土大批青铜器在一般的人印象中,湖南并不是青铜器的主产地,好像只有河南,后来发现的三星堆,以及云南古滇国等遗址才是青铜器出土的集中地。但后来人们慢慢地纠正了这个看法,就是因为在湖南发现了大量非常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四羊方尊湖南宁乡四羊方尊1938年,正值春耕季节,在湖南宁乡的月山村,农民姜景舒兄弟象往常一样开始了新一年的耕作,祈望着良好年景的到来。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翻地的锄头刚一用力,便已震得虎口发麻,接下来的发现,更令两兄弟和闻讯赶来的村民兴奋不已。一时间,兄弟二人得宝的消息传遍了宁静的小山村,更是引起了古董商们的热烈关注。几经转手之后,四羊方尊身价大增。不久,政府就得知了有关四羊方尊的消息。李乔生23: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听说这个事情以后,马上让警察局调查这件东西,然后它就归当时的湖南国民党省政府了。王鲁湘:听说张治中把这件东西收去以后,认为这件东西做笔筒很好,于是就一直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做笔筒用。李乔生:他也是好奇吧。到1938年日本进攻长沙的时候,省政府就把这个四羊方尊放到湖南省农业银行。农业银行也要迁徙啊,由于没有专门的保护措施,四羊方尊就在迁往湘西的途中被炸成碎片。抗战结束后,四羊方尊重新回到湖南省农业银行,然后就被放置到地库里,无人问津了。1958年恰逢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听说湖南宁乡有件四羊方尊,就指示文化部来查一查。文化部马上派人去查,发现这件方尊在当时湖南农业银行的地库里。他们发现以后很高兴,马上连同包装箱一起运到了北京,经过专家修复以后,这件方尊便成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了。王鲁湘:它现在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成为青铜器的一件国宝了。李乔生:一种不成文的说法是,解放以来有十大国宝,四羊方尊在其中排第二。第一件是司母戊方鼎。王鲁湘:那是河南安阳的,很凝重。这个方尊则纹饰精美,太靓妹了。四羊方尊不仅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伟大杰作,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改写了长江以北不出青铜器的历史,此后,湖南青铜器在考古研究领域据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王鲁湘:熊馆长,像四羊方尊这些湖南的商周青铜器,在中国的青铜文化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湖南宁乡带盖象尊熊传薪24:湖南这块地方出土青铜器的时间比较早,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一直陆陆续续地有青铜器出土。湖南的青铜器很有特色,对中国青铜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在世界上的影响也非常大。我国的一些藏品要出国参展时,国外的博物馆都会点名要我们湖南的某一件青铜器去参展。我们湖南最著名的青铜器是哪几件?湖南宁乡羊尊熊传薪:1949年以前,很多重要的湖南青铜器都被国外收藏了。有两件“虎食人卣”25,一件在法国,一件在日本;有件象尊26在美国华盛顿;有两件羊尊,一件在大英博物馆,一件在日本的根津博物馆。这些青铜器都是这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然,目前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青铜器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我国的青铜器每次到国外巡展,湖南青铜器必定参加,因此引起了青铜器专家的特别注意,很多专家也很喜欢到湖南来考察研究。人面纹方鼎王鲁湘:这个四面人物方鼎,好像全世界仅此一件。熊传薪:这件东西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宁乡黄材镇的炭河里抬出来的。这是农民挖的,挖出来后就当作破铜烂铁卖出去了。我们从冶炼厂里面把它捡出来,当时已经破碎了。王鲁湘:有个地方好像焊接了一下。熊传薪:我们后来对它进行了修复。这个鼎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件四面都以人面为装饰的鼎。关于这个人面兽,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湖南宁乡人面纹方鼎王鲁湘:它有可能是个神兽,虽然有人面,但身子是兽。这有点像斯芬克斯,也是个人面兽身。它的整个身子被压成一个平面了,中间是一个人脸,两边是两个耳朵,耳朵上面是两个犄角,耳朵下面是两个兽爪。熊传薪:从人面所表现的人种特征来看,这是典型的蒙古人种,也就是我们东方人种。但他不是简单的人,而是一种神,很有可能是代表农业方面的农神。王鲁湘:为什么这样说呢?熊传薪:因为鼎里面有“大禾”两个字。禾就是禾苗,就是稻谷嘛。所以他可能是稻作农业方面的一种神。而且,这个鼎很端正。王鲁湘:器形不是很大,但是给人的感觉很大。熊传薪:所以在中国青铜文化里面,这是一件代表青铜文化的典型艺术品。王鲁湘:好像只要中国的青铜器出国展览,这一件必在其中。熊传薪:对,这一件和那个四羊方尊,这两个是代表中国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猪尊湖南湘潭猪尊熊传薪:这件猪尊是1980年湘潭的农民修房子挖地基的时候挖出来的。它是中国唯一的一件猪尊,形体很大,造型也很好,是一只野猪,而且是公猪。它的两个耳朵向着前方,两只眼睛本来还有绿松石嵌在上头,可惜掉了。很奇怪的是,猪全身本应该都是猪毛的,这个猪尊身上却是鱼鳞纹饰。盖上面有一只鸟,应当是神鸟。猪身上还有对穿的两个深眼,前后两个,应当是让棍子对穿过去,然后在祭祀的时候,人们可以抬着它,所以,这是祭祀的一种酒器。由此而看,祭祀在中国文化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王鲁湘: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地位,就不会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做这样一件东西了。熊传薪:另外,从铸造技术、冶炼技术来看,这件尊也是很不错的,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文物。象尊湖南宁乡无盖象尊熊传薪:这个象尊是1975年我亲自到湖南收购的。这是当时一个农民发现的。这个农民在山上植树挖坑的时候突然挖到一件东西,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捡起来觉得很重,以为是金子,拿到火里面烧,烧也烧不烂。王鲁湘:你当时是怎么知道消息的呢?熊传薪:当时的公社秘书看到我们有关文物的宣传画,认为当地农民挖到的也应当是一种文物吧,于是就写信给我说明情况。我马上跑到现场去看,跟他说这确实是地下出土的文物,是属于国家的东西,打算收购这个文物。当时价格很便宜,铜价每斤一块五毛钱,这个总共才五斤,花了七块五毛钱。王鲁湘:您按废铜价收的。熊传薪:当时我实在不忍心按铜价收购,就给了他三十块钱。但是公社秘书说,给他那么多钱,助长资本主义。最后我给了他十五块钱,买了这么一件国宝。1978年以后那个农民又找到我,我又补了他几百块钱。现在它的价值要在两三千万以上。这东西太珍贵了,在国内目前就这么一件,世界上只有两件,另一件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那件有盖,这件缺盖。王鲁湘:当时他带你去挖掘的现场了吗?就再也没有别的了?熊传薪:没有了,孤零零的就这一件。这件东西小巧玲珑,铸造很精美,上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纹饰。特别是象鼻,最上面趴了一只老虎,鼻头前面是个凤鸟嘴,鼻的下面、顺着象鼻还附着一条倒挂的蛇。王鲁湘:这是好几种动物复合在一起。熊传薪:耳朵上方有蜗牛纹,腿上面有老虎纹,臀部还有兽面。从它的铸造技术、纹饰、造型的精美看,都反映了中国青铜艺术的极高水平。王鲁湘:它被定为几级文物?熊传薪:一级。瓿熊传薪:这件器物叫做瓿27,也是五十年代在湖南宁乡寨子山出土的。很奇怪的是,这件器物出土的时候,里面有224件小型斧头。王鲁湘:这么一个堂里头可以放200多件斧头?湖南宁乡瓿熊传薪:都是小铜斧。我们觉得奇怪,是因为这些小铜斧应该是生产工具啊,但是却放在瓿里面,这瓿明明是贵族的东西。有人认为,这个小铜斧在当时是贵族家里使用的小的生产工具,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货币。王鲁湘:古代的货币有刀币,也有斧币,总而言之都是财富。熊传薪:对,都是财富的象征。这里有分纹把它分了好几个面,大的四面,小的有八面。盖子上面也有六个分纹,分了六面。中间的把手是虎头形的,盘了一条龙,所以这种动物也是个怪兽。这件器物的花纹、冶炼技术都是很好的。铜铙王鲁湘:这是一种乐器吧。湖南宁乡铜铙熊传薪:是的,这种乐器叫铙28。湖南是大家所公认的出土铙最多的地方,而宁乡又是湖南出铙最多的一个地方。宁乡曾经有一遗址坑里出了十件铙,而且最有趣的是,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花纹。这个就是一个大型的兽面铙,它是军乐器。王鲁湘:一般的铙都是用手持着进行击打的,形体不会太大。这个铙这么大,怎么打呢?熊传薪:这个铙有200多斤,不过湖南还出土过一件“铙王”,有450斤。这件铙不可能在宫廷里面用,因为在河南出土的几个小铙,形体都不大,手举起来就能敲。这里的铙一般都两三百斤,不可能举着的,应该是用车子载着它。湖南出土的铙,仅商代的就几十件,为什么会这么多、这么大?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王鲁湘:作为一种军乐,这么大的东西出现在湖南这个地方,意味深长。熊传薪:这个铙的年代,根据花纹来看,应该是商代晚期。关于这些铙的铸造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因为在中原地区还没有过发现这么大的铙。王鲁湘:那就是说,这个铙不是从中原过来的,而是本地筑造的。熊传薪:可能是。湖南出了这么多青铜器,而且大部分器形中原都没有发现过,像猪尊、象尊这些东西。马簋湖南宁乡马簋熊传薪:这是一个马簋29,它是西周年间的,这在全国也是只此一件。它敞口、鼓腹下收,腹下有长方形座,座内有悬铃舌的纽。它的肩部是四匹昂首伏卧的小马,小马装饰了卷曲的双身龙纹,腹部是卷眉凸眼的大兽面,兽面间有四只垂长冠、长尾的凤鸟。这个簋的器形和座上的兽面纹,都可以在中原地区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应当是受到了周文化的影响,但器身所饰卧马和器座的立马,在其他地方很少见。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也是当地铸造的。熊传薪:而且在铸造工艺上,马纹簋的胎壁较薄,器身凸出的马纹和兽面,器内也随着内凹。这样的铸造工艺,在湖南地区商代青铜器上早已出现,很明显地表现了它的地方特点。二、湖南青铜器的来源湖南省宁乡县的黄材镇,是一处四围青山环绕的小盆地,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有很多令人费解的地方。首先是它们的形制很奇特,往往是海内孤品,在中原的数十万件青铜器中间都找不到相同的例证。另外一点让人更感不可思议的是,中原的青铜器一般都是放在宗庙之中,是作为礼器来使用的,而宁乡的青铜器不是发掘于山顶就是发现于河流之中,而且有许多青铜器中间还储藏了很多的玉器,很明显,它们是当时的人用来祭祀自然山川之神的,这和中原青铜器使用的途径也是很不一样的。所有这些,都成了宁乡青铜器的难解之谜。熊传薪:这个问题大家确实都感到很奇怪。湖南出土了那么多象尊、人面纹方鼎,以及猪尊、牛尊等类型的青铜器,在中原地区出土的不下十万件青铜器中居然找不到。随着对出土青铜器物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对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专家们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熊传薪:关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问题,当时有几种看法。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些东西以前都在北京,李自成从北京败退后,就把这些东西从故宫带到湖南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东西是由湘军统帅曾国藩从外地带回来的。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来到湖南已经很晚了,是明末或清末的事。熊传薪:这些说法仅仅是揣测,没有什么根据。还有人说,殷商灭亡以后,有一部分商代贵族逃到了湖南,就把那边的青铜器带到了湖南。但这些说法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从北方带过来的话,怎么在北方没有发现啊。还有一种看法是,这些青铜器就是在本地铸造的。但是在商代晚期以前,这里还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商代叫“蛮夷之地”,属于商王朝的边缘地区,如果这里突然在商代晚期就达到那么高的水平,也不可思议啊。我认为这应该是商文化南下造成的,一部分商的贵族带了一些工匠迁到南方来了。王鲁湘:整个氏族的大迁移,包括他们的奴仆、工匠都给带过来了。熊传薪:对。带过来以后,又与本地文化相结合。王鲁湘:就是铸造工艺可能是从北方传过来的,但是某些造型,包括某些图纹可能受了本地的影响。熊传薪:它就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当然,我们还没找到证据,仅仅是一种推测。大约三千年前,一支亡国的商朝贵族一路向南逃亡,来到了这片山清水秀的地方,发现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就定居了下来。他们建立城市,发展生产,逐渐把这里建设成了一片祥和的世外桃源。当然,这个故事要一直到2004年才由湖南的考古工作者揭开。王鲁湘:200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宁乡县黄材镇的炭河里西周方国遗址行了有计划地勘探和发掘工作,都发现了什么?李乔生:这个方国遗址的西北是墓葬区,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七个墓葬,墓里有玉玦、玉璧,还有青铜器。遗址的东南是宫殿,当时发掘了大概将近三千平方米,前后花了两年时间。王鲁湘:当时发掘出来以后,觉得这个宫殿遗址大概有多大呢?李乔生:当时发现了两座宫殿,两座宫殿的长度是26米,宽度在八米左右。在当时来说,这样的宫殿是比较大的了。它的柱础直径最长的有1.2米,排列很有规律,很整齐。王鲁湘:这个遗址是什么时期的?李乔生: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对遗址的城墙进行解剖,发现它的构筑形式是西周时期的。发掘出的陶器进一步证明,这是西周早期的一个遗址。王鲁湘:好像都城的中间有两条河流穿过,当年这个都城就把两条河流夹在里头吗?李乔生:不是的。在西周早期的时候,这条河流是在城址对面的,后来由于冲刷就改道了。王鲁湘:也就是说,当时这个城是被两条河流环绕的,河流起了保护城邑的作用,只不过河流改道以后,就从都城中间穿过去了。都城的面积应该包括两条河流在内。李乔生:我们推测当时的都城有二十万平方米。王鲁湘: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藩

                      理)参与新政,后又调袁世凯进京,触动了顽固派敏感的神经。顽固派的领袖们在慈禧面前告了他一状,昨天他被慈禧叫过去狠狠地训了一顿。慈禧警告他:如果再跟着康有为、梁启超进行如此激烈的改革,那么你的皇位就将不保!接下来,内心忐忑不安的光绪写了一道旨意,秘密交给了军机章京杨锐,让他把意思传达给康有为等人,希望能缓和事态,让改革继续进行。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份密诏后来经过康有为精心篡改,直接导致“戊戌政变”的发生。关于这个类似汉献帝衣带诏的密诏内容一直有多个版本,康有为的版本如下:……朕屡次极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可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看这意思,明摆着要老康这几个人起兵勤王嘛,可这是光绪的原话吗?其实,光绪密诏的原件自偷运出宫之后就一直踪迹渺然,直到十年之后慈禧与光绪同时去世,杨锐之子才将原件交还给都察院,密诏原文从此真相大白。密诏内容特别长,简化下来的大意就是——光绪皇帝把慈禧威胁他的事情大概讲了一讲,说如果再这样激烈改革的话,那么他的皇位就将不保,现在还是先缓一缓再说吧……康有为你先到上海去避一避。事实证明,康有为的版本是伪造。不管此后的几十年中康有为如何为自己辩护,在最有力的证据面前,什么辩白都是苍白无力的。在此提一句,为什么后来慈禧那么恨康有为和梁启超?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康有为、梁启超携手“创作”了“康记戊戌变法史”,又经过海内外多年的反复“炒作”,大大败坏了她的形象。变法第九十八天:1898年9月16日。天还没有亮,袁世凯就来到了皇宫门前等待皇帝的召见,为朝廷工作多年,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光绪皇帝本人。接见时间并不久,接见内容仅仅是皇帝给他升了官,从直隶按察使升到了候补工部侍郎,连升两级,地方官变成京官,官阶也从正三品升到了正二品。连升两级的荣耀在和平时期十分难得,光绪的这个动作又引起了顽固派的关注。顽固派意识到袁世凯的到来没有那么简单,他们猜想很有可能是皇帝想动手!顽固派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些人未雨绸缪,开始进行有目的的军事安排。他们安排了聂士成、董福祥两员大将堵在了袁世凯可能带兵北上的路线上。升了官的袁世凯也嗅到了不好的味道,直觉告诉他京城的局势很危险,他在宾馆里度过了不安的一天。变法第九十九天:1898年9月17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袁世凯,这次见面的时候说了点实际内容。光绪皇帝说:袁世凯你可以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袁世凯多么有政治智慧的一个人,马上领悟了光绪的意思,光绪让袁世凯不要听顽固派荣禄的,独立出来跟着皇帝干。袁世凯对局势有着清醒的判断,对光绪的言外之意是很犹豫的。但嘴上还是说:为臣遵旨。然后唯唯而退。变法第一百天:1898年9月18日。康有为终于见到了光绪密诏复制版,这是杨锐秘密通过人辗转带给他的。康有为失望了,这份密诏意味着他的“围园劫后计划”是谋反!但康有为不想就这么算了,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已不再年轻,他经不起失败,一定要让变法成功!康有为这时候已经失控,他精心伪造了一份“密诏”,他要让“围园劫后计划”正大光明。他这一念之间的冲动,就结束了变法的历史。之后康有为找来谭嗣同,让他去说服袁世凯起兵。当然他也知道袁世凯不一定百分之百保险,所以还留了一手,早就找好了一个叫做毕永年的绿林好汉,要这位好汉在万不得已时带人进入颐和园捉拿慈禧。晚上七点左右,御史杨崇伊在庆亲王奕劻的带领下来到了颐和园。他向慈禧上了一个大概五百字的奏折,代表顽固派请求撤销戊戌新政。他说:康有为这帮乱党现在把大清朝搞得乌烟瘴气,别看他们现在只顾着整我们这帮老臣,一旦他们修理完我们之后,就会对太后您不利,大家伙都觉得他们这是在威胁大清的根本……慈禧并不关心维新派和顽固派的死活,对她而言,权力才是关键,她要永远掌握统治天下,她喜欢现在的一切——权力、操控、斗争,谁影响她掌控权力,她就不让谁好过。可惜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其变动的背后都意味着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消长。任何一个新政策,在获取一部分人支持的同时,往往会伤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任何的改革进程都会受到重重阻力。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或者“戊戌变法”,甚至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都绝无例外。而现在维新派的改革步伐又太大、太急了,那些既得利益者当然要拼死反对。在变法过程中反对新政最厉害的莫过于那些中央干部和地方重臣。对于这些执掌政权的权贵来说,旧制度和以往的政策法令都是他们牟取私利的手段,一旦进行改革,将使得他们失去已有的一切,对此他们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问题的关键是,慈禧太后正是靠驾驭这些人来统治天下,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她的权杖就失去了支撑。显然,非要从顽固派与维新派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前者更利于她的统治稳定,所以慈禧答允了杨崇伊,并下令明天从颐和园回宫。晚上九点左右,谭嗣同带着康有为给他的使命来到了袁世凯下榻的法华寺。让袁世凯举兵勤王,杀荣禄,软禁慈禧。至于袁世凯给谭嗣同的回答则永远是一个谜了。变法第一百零一天:1898年9月19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让维新派措手不及,毕永年入园的计划已不可行,康有为意识到政变已经失败。慈禧通知光绪:你从明天起迁居瀛台。这实际上就是要软禁光绪了。变法第一百零二天:1898年9月20日。凌晨,康有为逃到了天津,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踏上了去往日本的旅途,开始了十六年的逃亡生涯。光绪虽然知道这是自己亲政的最后一天了,但还是按照计划接见了两个人:袁世凯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这是光绪第三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很婉转地对光绪讲了一番话,大概就是说:您变法我支持,但是我觉得应该由老成持重的大臣出来主持。比如张之洞就很好,人家办洋务很成功啊,应该用这样的人来主持变法。现在新进的这帮人,资历太浅,太冒进,没什么真本事。袁世凯明摆着就是不看好老康他们这帮人。光绪听了这番话后更是彻底心灰意冷,因为他看重的袁世凯居然也不支持他。从皇宫出来后,袁世凯登上回天津的火车,傍晚回到天津。有人看见他走进了荣禄在天津的官邸。接下来光绪召见了伊藤博文。光绪原本想聘请伊藤博文为维新顾问的,可伊藤博文多么的精明,他跟袁世凯其实是同一天抵达北京,经过这么多天的摸底,他当然知道清朝说话管事的是谁。原本举国期待的伊藤博文来华访问,就在双方的草草客套话中轻轻地画上了最后一笔。光绪的政治使命在此刻彻底终结。变法第一百零三天:政变当日。早朝期间,很久不亲临朝政的慈禧来到了满朝文武面前,发动了她一生之中的第三次政变。对着满朝文武,慈禧发布了两条重要命令:第一条,大意是说我老佛爷又回来了!光绪皇帝以后说话不算数了,帝国大小事务重新由我掌管。第二条,逮捕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人。命令原话是这样的: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早朝结束后,慈禧又回到了颐和园。晚些时候,梁启超劝谭嗣同和自己一块儿躲入日本使馆,然后逃到日本继续战斗,但谭嗣同说:你走吧,我要留下来,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至于中国,就从我开始吧!谭嗣同选择了另外的战斗方式——牺牲!他可以逃而选择不逃,他可以不死而选择死,这是怎样的血性和胆识!尤其难得的是,这谭嗣同可是一位真正的“官二代”,老爸谭继洵是湖北巡抚。八天后,9月29日,“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在菜市口就义,罪名是“大逆不道……劫制皇太后”。谭嗣同死之前在狱中写了《狱中题壁诗》: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咱们熟悉的后两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去哪里了?原本就没有,是梁启超偷梁换柱的结果。“我自横刀向天笑”如此豪气冲天、充满大无畏革命气概的诗句,出自一个大家绝对想不到的人之手。此人就是本书中的超级反面龙套,一句台词都没有的苗沛霖同志。现附上苗沛霖于三十年前所作的《秋宵独坐》一诗: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也就是说,梁启超属于借用,梁启超果然是大手笔。这一改,“我自横刀向天笑”,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至此,“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开始了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可是到死也没有等到渴望的自由。袁世凯告密与否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变法第一百零二天,袁世凯回到天津后在荣禄的官邸说了些什么?答案应该是告密。但他的告密并不是发动“戊戌政变”的起因,只是加剧了“戊戌政变”的激烈程度,理由有三:理由一,逮捕康有为等人的罪名前后有变化,政变之初并没有逮捕谭嗣同等人的命令,所以谭嗣同他们没有跑,很轻易地被抓了。21日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也没有逮捕谭嗣同等人的意思。而29日的罪名就变成了“大逆不道……劫制皇太后”。把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罪名性质由“莠言乱政”上升为“大逆不道”,这必然是慈禧知道了他们“围颐和园、武装夺权”的结果。这可能是袁世凯告密的作用,只不过慈禧知道这件事显然已经是21日之后的事情。理由二,荣禄来不及赶回北京告密,而且康有为的逃跑早就暴露出政变已然失败。慈禧发动政变的时间是21日凌晨,而袁世凯回到天津已是20日晚上。即使袁世凯20日晚真的向荣禄告密了,那个时候天津到北京的火车没有晚班车,技术和设备都不能支持夜间行车,所以荣禄到不了北京。退一步讲,即使荣禄骑马到了北京,他也见不到慈禧。北京实行宵禁,他即便夜里赶到,也根本进不了城。而且慈禧归政之后,只有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可以直接觐见,别人不是想见就能见的,因此荣禄要见慈禧还得巴巴地去找亲王引见。也就是说,荣禄如果夜闯深宫也要拉上亲王,这么麻烦地跑一圈,天早就亮了。所以这场政变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才引发的,恰好相反,是康有为的急功近利致使同仁牺牲,也让光绪过早地结束了政治生命。理由三,有人记载了袁世凯的告密过程。一起来看一看袁世凯回到天津的傍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20日晚,袁世凯走进了荣禄的府邸,至于他去找荣禄的理由,可以有很多,譬如给领导汇报北京之行和中央最新指示,或者买了小礼品拍领导马屁,又或者是去告密。但有两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一、荣禄欢迎他的仪式有点过于隆重了——荣禄的卫兵夹道,明晃晃的军刀刺疼了袁世凯敏感的神经(卫兵夹道罗列——张一麐《心太平室集》)。不光张一麐这么记载,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也是如此记录,陈夔龙是荣禄的心腹,与袁世凯一直不和,他的日记真实度很高。接下来的引用皆出于这两本书。二、袁世凯见到荣禄时,发现杨崇伊也在场。原来杨崇伊在说服慈禧发动政变后,就受慈禧所托来到天津告知其心腹荣禄,她又出山了,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最高指示。总之,荣禄早就知道了慈禧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也知道了光绪给袁世凯升官的消息,但他都装作不知道,其目的不言自明,两个人根本不信光绪没给袁世凯安排什么任务。只可惜卫兵夹道还是暴露了气氛的不同寻常:对袁世凯很怀疑。接下来,杨崇伊与荣禄演起了双簧,杨崇伊阴恻恻地说了太后训政的消息,荣禄则装作刚刚知道的样子。袁世凯这时候心中惴惴不安了:毕竟光绪升他官的事情怎么解释?而且谭嗣同找他密谈,提出“围园劫后计划”的事情会不会败露?败露了不仅要掉脑袋,还要连累家人……袁世凯的内心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之中。若是告密,谭嗣同等人必死;若是不告密,他袁世凯也只有死。袁世凯经过短暂的激烈思想斗争,选择了一条更安全的路:坦白从宽,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的性命、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只好牺牲大家。于是一股脑地全说了出来,跪求荣禄为他做主(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跪求荣为做主)。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杨崇伊把袁世凯的密告带回了北京,慈禧知道了兵变围园的密谋,谭嗣同等人被捕。得失再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情况。关于“戊戌变法”:论天时,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极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至少慈禧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否则,变法一百天都不可能坚持。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那样坚定的维新派,在湖北,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袁世凯和李鸿章也基本上支持变法,有这些人的表率,其他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还有一部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都站到了这一边。因此也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会失败,之所以失败,就败在维新派自己手中。首先是光绪自己的问题。据史料反映,作为维新派领袖的光绪,他和变法骨干康有为、梁启超等竟然只见过一次面,都没有开会弄个民主集中制集思广益,真搞不清光绪到底在打什么算盘。于是,在一百零三天的变法中,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所有的主意都由光绪皇帝拿。不过光绪的政治手腕还是太嫩了点,又严重缺乏执政经验,操之过急,没有规划,没有步骤,不懂妥协,时而独断专行,时而当断不断,旨意一天三变,恨不得几天之内就把几千年的积弊翻转。结果从中央到地方都阳奉阴违,包括那些真想变法求强的官员都无所适从。光绪有热血、有动力,很努力,可是缺乏历练,太没有经验,如果有几位稳重的能臣辅助的话,也许会好很多。然后是康有为等维新派自己的问题。先看看不怕流血牺牲的谭嗣同。这位仁兄在甲午战争马关议和时上奏说:我们将外蒙古、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割让给俄国,每平方公里五十两银子,加起来十亿两白银,两亿两给日本,剩下的变法(《谭嗣同全集·奏折》)。就冲这个奏折,谭嗣同的政治智商就有问题。康有为这几个人之中,官阶最高的也就是军机章京杨锐等四人(四品),康有为本人仅仅只是一个六品小官。而他们的对手则是掌握了帝国军队、政治话语权的顽固派。双方的力量对比,不啻螳臂当车!遥想当年,名垂宇宙的文人领袖、北宋宰相王安石在皇帝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进行变法,最后也是以失败而告终!此时彼时一对比,除了王安石名气更大、实力更强以外,康有为和王安石失败的原因都一样:这两位都是太固执且自负的人,太急于求成。瞧瞧康有为他们提出来的一些变法措施:一、取消旗人特权,让其自谋生计。这一下子,全体旗人算是被得罪了。二、废除八股,令各书院一律改为学西学的学堂。这一下子,所有之前一直在学八股的文人们算是被得罪了。三、裁汰冗员,撤销闲散重叠机构。这一下子,把大多数官员得罪了。四、大规模裁减绿营兵。这一下子,算是把一批“军人”(这帮人本身也不配叫军人)给得罪了。康有为他们提出的这些建议的确都对国家有利,但他太着急了。变法刚开始,他的这些建议就把读书人、“军人”、官员、贵族全给得罪了。换句话说,除了坚定的维新派外,其他所有人都被得罪光了

                      由充足的那些内容。他大胆应对说,关键的问题是冯铨曾党附魏忠贤。然而就这一点讲,龚鼎孳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位安徽诗人不仅生活不检,而且还曾称臣于李自成。冯铨当然是在场的,他立即反唇相讥,指责龚鼎孳曾降于大顺流贼,接受了李自成的北城御史之职。摄政王问龚鼎孳这是否属实,龚鼎孳承认说是,但又补充说:“岂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太宗。”多尔衮干脆就把唐朝那位著名的政治家撇在一边,他告诉龚鼎孳说:“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鼎孳自行不正,何得侈口论人?”于是就断然地驳回了对冯铨的指责,冯铨任职如故。

                      满汉两头政治

                      冯铨一直坚持严格按照资历来排定各大学士的班位,试图以儒家官僚政治的规范来消除满汉之别。早在1646年,他就上奏朝廷,说多尔衮宠命赐他与满洲为婚,使他万分荣幸,得以附籍于满洲编民之末,受“敬客”之尊。现在,他还有一个恳求:辗转悚惧,特恳改列范文程、刚林后。如以新旧为次,并当列祁充格、宁完我之后。这年在排定会考官名次时,多尔衮下令范文程位于满洲大学士刚林之下,宁完我之上。满洲大学士祁充格则按资历位于宁完我之下。多尔衮宣称:“天下一统,满汉自无分别。”当然,尽管多尔衮这样宣称,满汉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例如,在京城各官衙,满官的地位总是比汉官为高:满洲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前,而汉族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后。满官还可以随时从文职改为武职,或从武职改为文职,而汉官却不能这样,除非是汉军旗人。满官如有过失可免官,但本秩不变,汉官则没有这种特权。当满汉官员同时除授某职时,例如某部设尚书两员时,官印总是由满官掌管。并且,遣祀郊庙,亦俱用满官。简单地用官僚阶层的次序和等级,并不能完全取消征服者的特权。不过汉官在都察院六科那些旧机构中正越来越占优势。在明朝,六科掌官吏考评之事。汉官如果不是在争取更多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在想方设法赢得更多的平等。1646年,尽管遭到许多满官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名夏仍尽力恢复了三年一度的官吏考绩制度。陈名夏还力图取得多尔衮的支持,反对满官在上朝时贵族式的傲慢。例如,上早朝时,当满、汉官员的马车在宫门口碰到时,满人马夫总是随便将汉人推到一边,让他们的主人先进门。如果汉族仆人坚持自己的主人按朝礼应该先进门的话,满人马夫就常常会挥鞭劈头打去,吓退对方。当陈名夏提醒多尔衮注意这种现象时,摄政王遂命满人和汉人都必须礼让,明确禁止满官用这种方式来滥用他们作为征服者的特权。这样,满洲摄政王与他的汉族顾问都从朝廷人际关系的礼仪化中获益匪浅,它开始以儒教的排场来取代较为平等的军营伴侣关系,以及部落贵族对文职官员的随意蔑视。多尔衮并不仅仅与汉人归附者一起控制这个新型的满汉政府。尤其是在新政府建立的最初几年里,这样做虽然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是不明智的。1647年,他的兄弟多铎取代济尔哈朗辅政,成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多尔衮对努尔哈赤的三个孙子博洛、尼堪和满达海也颇为倚重,而他们又是多尔衮本人的拥护者。1644年,这三人被晋封为亲王,成为多尔衮监视其他满洲将领的代理人。事实上,1644年以后,几乎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多尔衮都派其中一人随行监军。多尔衮的另一名重要军事支持者是武拜,他对满洲贵族的军事阴谋也是一个牵制。武拜统帅四旗前卫,从1637年到1645年参加了所有重大的战役。1646年以后,除范文程外,多尔衮在北京的主要私人顾问好像是谭泰,他是努尔哈赤手下残忍的将领杨古利的堂兄弟。还有两个精通满汉文学的满洲贵族刚林和祁充格,也是多尔衮的亲密助手。刚林是瓜尔佳部落人氏,世居苏完,隶满洲正黄旗。他起初掌翻译汉文,直文馆,1636年,授国史院大学士。那年就是刚林呈上了一篇重要奏疏,主张建立一个正规等级的官僚政治体制。清人占领北京后,他于1644年接待左懋第来使,多次主持会试,并受命编纂努尔哈赤及明朝后期实录。祁充格是满人娴习文史的又一个例证,所以,他在某种程序上悉心于用汉族的组织形式来加强文官政治。祁充格出身乌苏氏,最初被努尔哈赤选令掌书记。他1631年第一个上疏,请立六部。新政府建立后,他任礼部尚书。他不仅出任文职,1634年后,还被授牛录额真,率旗兵从多尔衮伐明。不过,清政府在北京一建立,他就成了内三院的要员。1645年,除宏文馆大学士,主持会试,并与刚林一道编纂努尔哈赤实录。因此,多尔衮把那些不能托付汉官的事务,都委派给了他们。显然,多尔衮认识到利用汉族归附者十分重要,但这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如此而已。这一认识在他日常会见内三院臣僚的记载中经常反映出来。多尔衮在一则论及汉官报告的准确性的口谕中说:“这用的满洲人,予一一皆知。若是汉人,其贤不肖,予皆不晓”。不管怎么说,多尔衮的眼光总是充满着一种权术意识。大批被推荐授官的降清汉人的结局,都是像冯铨那样被劾罢,受指责为腐化或滥用职权。然而,即使多尔衮在对其大学士们谈到这一点时,总是很快补充说:“应选之官,未必皆好,譬如矮子里选将军,就不好的也少不的要去”。结果是,一旦一名官员应选除授过内院之职,多尔衮就感到已经了解这个人了,就宁愿选任他,而不是其他的外人。“(杨方兴)此官做得如何?”1645年7月22日,在一次这样的廷议中,谈到一名上奏的官员,他问大学士们。“极好”,大学士们答道。多尔衮赞许这一回答,说:“他是从内院出去的,予也知道他。”当然,多尔衮可以有充分理由怀疑某些汉族归附者在政治上是否可靠。在身居高位的汉族归附者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太多了:他们要么像刘泽清一样既降复叛,要么像洪承畴那样被怀疑为与南方的复明分子勾勾搭搭。1648年反清力量中兴期间情形尤其如此,当时连钱谦益都受到怀疑,被控告暗中帮助一个名叫黄毓琪的反清分子,钱谦益因此最终被捕,在南京受审。钱谦益那时已66岁,他在审判官前竭力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且深受朝廷大恩。与此同时,江南总督马国柱为他向皇上求情,说:谦益以内院大臣,归老山林,子侄三人新列科目,荣幸已极,必不丧心负恩。朝廷最后做出了有利于钱谦益的决定,宣称没什么证据表明他曾与黄毓琪有过接触。1648年钱谦益出狱,回家来到爱妾柳氏身边。柳氏后来帮助他编辑了一本明朝女诗人的诗选,并且陪伴他读经念佛,深究佛理。在此后的16年里,钱谦益作为评论家、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声望极高,著书22种,其内容从佛教的形而上学直到唐朝的景教,五花八门。然而,他却一直没法完全摆脱晚节不忠之嫌,在复明分子眼中他是卑躬屈膝的降清者,而在清人看来他又是一名变节分子。1664年,钱谦益终于撒手西去,时年82岁。他的遗孀柳氏一年前就已许愿削发为尼,钱谦益死后不久,她就发现镇上的人都试图利用他在政治上的不清白,来霸占他的家业。柳氏不胜羞愤,自杀身亡。据说她的阴魂不散,在钱宅出没100多年,直到18世纪一个县官将这所房屋改为庙宇为止。纵然多尔衮猜疑像钱谦益这样的归附者,特别是如果他们与江南士绅有密切交往的话;但他也充分地认识到,不应让这种猜疑来妨碍自己尽可能地利用这些人,以增强他自己的势力和权威。如果其他满洲亲王对汉族归附者表示极端的不信任,那么在大多数时间内,多尔衮总是以这些人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反过来,他也利用这些人,以及辽东旧臣和他的满洲臣僚,越来越摆出一个真正君王的排场,而不仅仅是一个摄政王。因而,像济尔哈朗或豪格等其他最重要的满洲亲王,一直对他们的被冷落心怀不满,强烈反对多尔衮在北京扶植自己势力的所作所为。1648年春,随着先是济尔哈朗,继而是豪格的受劾,局势的这种不安宁完全公开化了。

                      指控亲王

                      1648年3月27日,济尔哈朗因被指控犯有种种罪行,上堂受审。对他的指控有府第逾制,以及随顺治帝从盛京移驾北京时违弃旧例等等。其中最严重的是说他在顺治移驾时阴谋拥立豪格。济尔哈朗因此被降为郡王。3月29日,豪格本人也受到弹劾。至少在多尔衮看来,事情很清楚,一个试图拥立豪格为帝的重大阴谋已经形成了,事实上有一个立誓支持豪格的贵族联盟,其中包括苏尼等人,甚至还有多尔衮的谋臣谭泰。上述指控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得到了证实:豪格鼓励对自己的拥立,并曾公开反对过多尔衮。于是豪格议罪当死,多尔衮开恩,改为监禁,令他在狱中自尽。不过谭泰却未受处罚。1648年他受命指挥江西的清军,与何洛会一起征服江西金声桓领导的起义。1649年,因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1650年,任吏部尚书。多尔衮在逼死豪格、贬谪济尔哈朗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与当时10岁的顺治皇帝福临平起平坐。早在1648年,多尔衮在朝见时就不再向顺治跪拜了。第二年冬天,他又将自己的头衔改为“皇父摄政王”。他以父辈及摄政王的地位凌驾于皇帝,是以其超过其他所有满洲贵族的军权作为后盾的。他除了统帅自己的正白旗外,还接管了原属皇太极的正蓝旗。1649年4月,多尔衮的兄弟多铎逝世。多尔衮乘机夺得了多铎镶白旗的指挥权,从而控制了满洲八旗中的三旗,而福临本人亲自统率的则只有正黄、镶黄两旗。多铎的去世也给多尔衮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采取措施制止他哥哥阿济格的野心膨胀。阿济格当时43岁。他曾统率多尔衮和多铎的正白旗、镶白旗中几个牛录。1644年,他进位英亲王,为靖远大将军,出师陕北,攻李自成军。当多铎被派往南京去平定江南时,阿济格则另率大军,到湖北追击大顺军残部。他在湖北接受了左梦庚的投降,并因骁勇善战而颇受赞誉。后因过早误报李自成死讯,被召回北京。不过,到1648年,他再度受命率大军出征,到大同讨伐喀尔喀部。如上所述,他的出师激起了姜瓖的叛乱。姜瓖叛乱虽立即被阿济格所遏制,但实际镇压叛军还要等待多尔衮本人的到来,多尔衮亲自指挥了大同的围攻战。正当此时,传来了多铎在北京染上天花一命呜呼的消息,阿济格决定向多尔衮要求升官。他派武拜到多尔衮营帐去,为自己提出晋封事宜。阿济格的申辩首先是关于误报李自成死讯一事,为自己洗刷名声。他并不直接摆出这个问题,而是向多尔衮指出,作为一个将领,多铎也并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例如,他在潼关打败李自成而未能全歼其众。他在1646年追赶蒙古苏尼特部到茂海、图拉河时,也没能完全击溃他们。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误,多铎还是在1647年受命辅政。现在既然多铎死了,难道他阿济格不应当成为辅政吗?他毕竟是太祖之子、当今皇上之叔。为什么多尔衮不能命他为“叔王”,以族其功呢?多尔衮让武拜带去的回信,表明了他对此颇感震惊。回信说:多铎薨逝未久,阿济格却竟然已经在诽谤他的战绩,好像多铎实际所做的一切——破流寇,克西安,平定江南、浙江,追腾机思,败喀尔喀部,都无足轻重。阿济格显属妄为越分,多尔衮不会用这种人。他简短地说:“自请为叔王,大不合理。”阿济格不为多尔衮的拒绝所惧,又提出请求,说对姜瓖的攻剿既已胜券在握,请允许他在北京修建一座府第。当时,多尔衮正因允许满洲诸王广起府第而遭到反对,因为这既提高了诸王的身份来与多尔衮自己平分秋色,又不免使人联想起朱明王朝公侯们的炫耀排场。明朝灭亡之前,公卿王侯一直是民众的沉重负担。所以多尔衮决定不仅要作为一个兄弟戒责阿济格,而且要乘这个时机惩罚他。他决心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当众严惩阿济格。自进京以来,多尔衮就蓄意试图使议政王大臣会议转变成一个议事而不决断的咨询机构。正如太宗通过使固山额真成为当然的成员,来削弱八贝勒作为集体会议的作用,多尔衮也用增加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等人的办法,来促进这一转变。议政王大臣会议不是起着遏制多尔衮个人权力膨胀的作用(这一膨胀的权力来自受其摄政地位摆布的皇帝),反过来它倒成了一个法庭,多尔衮可以在此安排传讯,痛责其他敢于与他一争高低的权势显赫的贵族。这一次,倒霉的是他自己的兄弟。于是,多尔衮现在对阿济格请求的回答,就是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列数阿济格以往的罪状:他是如何在大同擅自将所有文武官员升官一级,并在别处随心所欲地贬谪官员;他是如何不从军令,攻打了浑源(大同东南约60公里处的一座城市);他是如何与瓦克达密谋结党,并屡屡向其赠送财物。这末一条是最为严重的,因为它有力地暗示了阿济格在力图取得瓦克达及其兄弟满达海(他们是代善之子,与阿济格一起在攻剿姜瓖)的支持,阴谋反对多尔衮。于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当废阿济格王位,将其幕僚全部革职,并籍没瓦克达家产。不过多尔衮只要能做到宽恕阿济格,同时禁其参预部务及交接汉官就心满意足了。禁止阿济格交接汉官,是为了防止他在满洲核心集团之外与汉官结党营私。

                      文人关系网的重建

                      多尔衮在凌驾于其他亲王之时,对他的汉族谋臣大加提携。例如,陈名夏的地位就更加显赫,其影响也更大了。1646年陈名夏父亲去世,依制当回乡守丧,而多尔衮却认为陈名夏留任北京极为重要,命其“夺情”任事。两年后,1648年,多尔衮初设六部汉人尚书,即授陈名夏吏部尚书,与满洲尚书谭泰平级。随着多尔衮本人对“亡明陋习”态度趋于缓和,随着汉官出任大臣的现象日趋普遍,旧的关系网和联盟开始调整。乡试主考官之职日益由南方文人充任。1646年,18名考官中除一人外都是北方人;1648年,20名考官中已有六人来自南方。几年后这一变化更为显著。1651年,考官中有近一半是南方人,1654年,2/3的乡试考官出身南方(见下表)。南方人的复出在会试中表现得更明显。1646年,殿试一甲三人来自山东、直隶(河北)和顺天府;1647年的一甲三人则已均出身江南(见下表)。而1649年殿试揭榜时,中了状元的刘子壮原来是复社成员,另有24名及第者也是复社的人。乡试主考官表出处:法式善的《清秘述闻》。殿试及第、出身表出处:李周望编的《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注:A1指通过正规科举考试的旗人。B1指被赐予功名的旗人。不过,正在恢复的文人关系网,并不具备像复社全盛时期那样的作用。当时,作为复社的一个成员是科举及第的诸主要条件之一。现在形成的关系网是在党社内部的文人小团体,它大致相当于在略早一些时候集结,而在1642—1645年动乱期间离散的地方社团。这些小团体是否有助于在政府中安置自己的成员,依政治上的偶然因素而定。即,如果某人碰巧属于一个有势力的盟友的小团体,例如陈名夏,那么他就会比另一个人更有希

                      爽,私下说:“当年是我俩去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又是我俩替天子去迎娶隗氏,现在天子这样做,狄人肯定要把怨气都撒我们身上了,都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惩罚和酷刑呢,实在是冤枉啊。”这两个人越想越害怕,仿佛狄人就拿着大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一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找到当事人王子带,鼓动他说:“您私通隗氏,天子现在不露声色,但迟早会降罪于您。您不如先下手为强,利用狄人对天子的不满情绪,请他们出兵进攻雒邑,而我们作为内应,里应外合,事成之后,奉您为天子,您就可以和隗氏做长久夫妻了。”王子带对这样的建议当然是欣然接受。他偷偷跑到狄人部落,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周襄王的不是,将隗氏被废的责任完全推到了周襄王身上,以此激怒狄人首领,诱使其出兵讨伐雒邑,并且许诺,一旦他当上天子,将立隗氏为后。公元前636年,狄人在王子带的带领下,第二次杀到了雒邑。王室近臣准备抵抗,周襄王却突然莫明其妙地说:“如果兄弟相争,惠后(王子带的母亲)将如何看我呢?还是由诸侯来对付他吧。”于是弃城而走,出逃到坎欿(kǎn)。王子带率领狄人尾随而至,在坎欿大败王室军队,而且俘获了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和富辰等王室重臣。虽然觉得很难为情,但周襄王还是出逃到了郑国。富辰说得对,姬姓诸国中,唯有郑国和王室最为亲近——地理位置摆在那里了,不亲近都难。意外的是,郑文公不仅安排周襄王居住在汜地,并且带领诸位大夫前往汜地侍奉他,问寒问暖,殷勤备至,将周襄王安顿好之后,他才回去处理自己的政事。回想起当年他扣押王室大夫的无礼举动,郑文公这次的表现实在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郑文公何故如此前倨后恭?《左传》上没有解释,只是在这一段记录之前,记载了郑国发生的两件事:第一,郑文公杀死大子华之后,大子华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了宋国。公子臧喜欢奇装异服,虽然流亡宋国,还常常戴着插满鸟羽的帽子,招摇过市。郑文公对此深感厌恶,于是派刺客将其引诱到宋国和陈国交界的地方,将他杀死。《左传》对此评价说,“穿着不合身份的服装,是给自己找麻烦。”第二,宋襄公死后,他的儿子宋成公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为了宋国的安全,不计前仇,与楚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宋成公还亲自跑到楚国去拜访楚成王,回来的时候,故意绕道郑国,对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郑文公不知道该按什么规格接待他,于是向大臣皇武子请教。皇武子说:“宋国是商朝之后,地位很特殊。周天子祭祀祖先,祭肉原则上只封给同姓诸侯,但宋国同样享受这一待遇;天子家办丧事,诸侯前往吊唁,天子不用回拜,但如果宋公前往吊唁,天子必须回拜,以示礼遇。所以,您尽管提高规格接待他,错不了。”郑文公听从了皇武子的建议,用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宋成公。左丘明表扬说:“礼也!”我们大胆推测,宋成公访郑的主要目的是促成郑文公与天子和解,减少中原地区的不安定因素。他现身说法,劝郑文公说,为了和平,他对楚成王这样的仇人都可以俯身事之,您郑伯和天子之间又没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不能和好如初呢?周襄王在汜地给秦、晋、鲁等几国诸侯发出了求救信。他给鲁僖公的信中写道:“不谷不德,得罪了母亲的宠子带,被迫居住在郑国的汜地,特来告知叔父。”“不谷”是诸侯自称,天子之所以自称“不谷”,是因为他轻车简从,素服出行,按照周礼应该自降称谓。而称鲁僖公为叔父,是因为天子称呼同姓诸侯,一般以伯父或叔父尊称,称呼异姓诸侯,则以伯舅尊称,并非鲁僖公论辈分真的是天子的叔父。收到周襄王的求救信后,秦穆公迅速作出反应,派兵到黄河边等待晋国的部队,打算和女婿晋文公一起前往雒邑勤王。回想起当年的犬戎之乱,也是秦、晋两国和郑国率先勤王,并且护送周平王东迁至雒邑,事隔一百余年,历史仿佛再一次重演了。而在绛都,狐偃对晋文公说:“如果想称霸诸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勤王,诸侯会因此而信服于您,同时勤王也是一件大大的义举。继承先祖晋文侯的大业,扬名立万于诸侯,就在此一举了!”解释一下,但凡为天子办事,都可称之为勤王;而这里提到的晋文侯,就是周平王东迁年代的晋国君主。晋文公听了狐偃的话,怦然心动。但勤王也是国家大事,不能草率决定,于是命令卜偃进行卜筮,以问凶吉。卜的结果,大吉,乃是“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据上古传说,黄帝讨伐神农氏的后裔姜氏,在阪泉大败姜氏。现在晋文公得到这个预兆,当然是大吉,但他很谦虚地说:“我哪敢做这样的梦啊?”意思是说,我怎么敢与黄帝相提并论啊?卜偃一听,知道晋文公领会错了,连忙说:“周礼还没更改呢,这个预兆是将当今天子与黄帝相提并论。”晋文公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但他很快掩饰过去,说:“我就没那么奢望过嘛!再算算卦,国家大事要谨慎。”算卦的结果也是大吉。卜偃说:“这是诸侯得到天子感谢之卦。战胜而天子赐宴,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晋文公下定决心做这单买卖。他派使者对秦穆公说:“区区一个王子带,不劳您亲自动手,就交给我重耳来处理吧。”秦穆公当年送晋文公回国,在雍城设宴招待他,曾经赋《六月》之诗相赠,其实就是鼓励他担负起辅佐王室的重任。现在听到晋文公这么说,他便顺水推舟,带着军队回国去了。公元前635年三月,晋国大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前往汜地迎接周襄王,右路军前往温城讨伐王子带。四月初,周襄王回到了王城雒邑,而王子带在温城战败被俘,并被带到隰城斩首示众。周襄王在雒邑举行了盛大的酒宴,赐给晋文公甜酒和玉帛。当年郑厉公和虢公送周惠王回国,周惠王分别赐给他们铜镜和酒爵,郑厉公犹且不满。相比之下,现任天子对晋文公的赏赐未免也太小气了。没关系,你不给,我自己要。晋文公在酒宴上向周襄王提出,自己百年之后要用隧道来运送灵柩到墓室。好古怪的要求!各位看官暂且先别笑,按照周礼,诸侯之葬,只能用绳索将灵柩吊放到墓穴里;而用隧道运送灵枢,是天子专享的大礼。晋文公提出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在向天子的权威挑战。周襄王一点也不含糊,说:“不行,那是王的葬礼,不适用于诸侯。周朝的天命虽然衰落,但目前还没有能取代它的。叔父如果要用王的葬礼,等于天下有二王,这难道不是您所厌恶的吗?”言下之意,晋文公讨伐王子带,就是因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现在晋文公本人又要以天子之礼自居,岂不是掌了自己的嘴?晋文公倒是很爽快:“既然这样,我也不强求了,请您赏赐一些土地给我吧。”周襄王刚刚拒绝了晋文公的第一请求,再拒绝他看似退而求其次的第二请求,面子上就很不好看了。周襄王考虑再三,决定将阳樊、温、原、欑(chuān)茅赏赐给晋文公,好将他快点打发走。看来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晋文公心满意足地回到了绛都。然而,接收天子赐给的几座城池还颇费了一些周折。首先是阳樊的居民不服,他们关起城门,将晋国的接收人员拒之门外。晋国人没办法,只好派兵围城。有一个叫苍葛的阳樊人站在城墙上对晋军喊话:“仁德是用来对待华夏各国的,刀兵是用来对付四夷的。你们现在到天子脚下动刀动枪,是把我们当外族对待,我们不服从你们的领导,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城里居住的人,哪家不是天子的姻亲,怎么能当你们的俘虏?”后来双方采取折中的办法解决了问题:晋国人占领了阳樊,而阳樊居民全部迁到了别的地方,坚决不做晋国的臣民。接收原城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晋文公亲自率军包围原城,志在必得,因而只备三日军粮,并且宣布三日之内必定攻下原城。三日之后,原城仍然不降,晋文公就命令军队班师回国。这时间谍来报告,说原城军民已经打算投降了,只要再等一两天就会有结果。晋军众将都建议留下来静观待变,晋文公说:“信任,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国民因此而安居乐业,如果得到原城而失去信任,我怕得不偿失。”于是全军起程回国。原城军民得到这个消息,反倒主动派人来联系投降的事。晋军走了不到三十里,原城就宣布投降了。这件事给晋文公很大触动。在考虑原城太守人选的时候,他问寺人披谁可胜任,寺人披推荐赵衰,理由是:当年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列国,赵衰背着干粮和水壶走小路,和大队人马走失了,虽然饥渴难忍,仍然不敢擅自食用。晋文公认为这件事充分说明赵衰是一个守信之人,因此派他镇守原城,希望他用自己的品德使原城居民信服于晋国。晋国得到阳樊、温、原、欑茅四城,第一次将势力范围延伸到太行山以南,国力大大增加。同年秋天,以秦国为主、晋国为辅,发动了对鄀(ruò)国的联合军事行动。鄀国地处今天湖北襄阳附近,是秦、楚边境上的一个小国,也是楚国的附庸。讨伐鄀国,等于公开向楚国叫板,楚成王当然不能坐视不理,派大夫斗克和申御寇带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这里说明一下,春秋时期,“县”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是一个新生事物。楚国地处荆蛮之地,对外扩张速度很快,先后吞并不少小诸侯国,原则就按照一国一县的规模,将这些诸侯国设置成县,由楚王直接任命县公进行管理。据统计,楚国在春秋时期共设县十七个,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地方武装,而且规模不小,小县有兵车百乘,大县则多达数百乘。因此,楚国派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鄀国,其兵车数量应该在两百到三百之间。讨伐鄀国,对晋国基本上没有任何好处。晋文公跟随秦穆公参与这场战争,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与秦国的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为建立晋国的霸业进行试水——欲称霸于诸侯,必定会与楚国发生冲突,他希望借此机会试探楚国的实力。秦国人采取了欺骗战术,故意绕道鄀国与楚国交界的析城郊外,迂回靠近鄀国的首都商密,并且故意将自己军中的一些人绑起来,装作是从析城带来的俘虏。到了黄昏时分,秦国人又在城下举行了一场盟誓表演,造成的楚军与秦军盟誓的假象。由此给鄀国人带来的错觉,秦国人已经攻陷了析城,而且前来救援的楚国人又和秦国人达成了密谋,出卖了鄀国。鄀国受不了这双重打击,开城降了秦军。击破鄀国的抵抗之后,秦国人回头再杀到析城,将斗克、屈御寇二人生擒而回。楚国令尹成得臣率领大军追赶秦军,企图夺回二人,无奈秦军已扬长而去,没有追上。成得臣不敢空手而归,带兵包围陈国,将曾经因陈国进攻而逃到楚国的顿子(顿国国君)送回了顿城。自从宋襄公战败后,敢于主动捋楚成王虎须的,还只有秦穆公和晋文公。晋国人在这次战争中虽然处于从属的地位,但通过见习战争的全过程,晋文公对楚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楚国人并不可怕,至少不像传说中那么可怕。【大战序曲:晋文公的强国运动】周襄王受卫文公的委托,调解郑、卫、滑三国之间的恩怨,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被晋文公敲诈去四座城池。王室的土地本来就所剩无几,地上的产出难以维持王室体面的生活,经过这么一闹腾,天子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就在晋国军队保护天子从汜地向雒邑进发的时候,卫文公去世了,他的儿子姬郑继承了君位,就是历史上的卫成公。公元前635年十二月,鲁、卫、莒三国在洮地举行了会盟。第二年春天,三国又在向地举行会盟,共商加强地区合作与交流的大计。这两次会盟,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引起了齐孝公的严重不满。在他看来,齐国虽然不如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强盛,但好歹还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强国,鲁国在他的眼皮底下和卫、莒两国会盟,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因为这件事,齐国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而鲁国则采取了三方面的战略来应对齐国的入侵:一是发动同盟的卫国从北部趁虚而入,讨伐齐国,进行军事牵制。二是派大夫展喜前去迎接齐军,名为劳军,实为探听齐军虚实,见机行事。鲁僖公还派展禽为展喜的幕后高参,为展喜出谋划策。展禽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叫柳下惠。展禽也是鲁国公室的后人,以姬为姓,以展为氏,名获,字禽,柳下是他的封地,惠则是他死后的谥号。古人的姓名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我们看到柳下惠这个人,千万别叫他柳先生,至少要称呼他为柳下先生,否则就太没文化了。齐孝公的大军还没到达鲁国国境,展喜已经赶到了齐军大营,他把柳下惠教他的那套说辞搬出来,对齐孝公说:“敝过国君听说君侯您亲抬贵足,不嫌辱没自己的身份,来到区区敝地,特意派在下前来犒劳您手下诸位办事人员。”请注意,展喜不说犒劳齐孝公,而说犒劳他手下的办事人员,是非常谦卑有礼的外交辞令,表示说话的人不敢不自量力,逾越自己的身份慰问尊者。齐孝公背着手,看着天空,很是倨傲,“如此说来,鲁国人是害怕了吗?”展喜马上回答说:“小人确实很害怕,但君子不害怕。”这话似曾相识,和当年吕甥应对秦穆公如出一辙,有抄袭的嫌疑。齐孝公瞥了他一眼,走到门边,依旧看着天空,冷笑道:“现在鲁国的国库空空如也,田野间寸草不生,凭什么不怕?”展喜很镇定地回答:“凭的是先王的遗命。当年贵国的祖先姜太公和敝过的祖先周公都是王室的股肱之臣,如同左膀右臂一般辅佐周成王。周成王慰劳两位先君,并且赐给他们盟誓,要求他们‘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当年的誓言,现在还保存在王室的档案馆里。您的父亲齐桓公继承了先祖的遗愿,团结诸侯,消除矛盾和分歧,而且救助诸侯于水火,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尊重。您即位之后,大家也认为您会遵循令尊的做法,为中原带来和平与繁荣,所以我鲁国对贵国没有任何防备之心,大伙都说,‘齐侯怎么可能即位才九年就放弃自己的使命,如果这样,他哪有脸面对先君齐桓公呢?’君子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一点也不害怕。”展喜这番话,前半段振振有辞,后半段简直就是哄小孩子,但是对齐孝公很有效。当时他的脸就红了,二话不说,将部队撤回了国内。展喜在齐军大营忽悠齐孝公的时候,鲁国对付齐国的第三个战略也在悄然实施。公子遂和臧文仲二人不远千里来到楚国,请求楚国出兵讨伐齐国。臧文仲对楚国令尹成得臣说,当今天下,唯有楚国最强,中原诸国均拜伏在楚王的虎威之下,唯有齐国和宋国没有认清形势,不把楚国放在眼里。如果楚国派大军讨伐齐、宋二国,鲁国愿意效犬马之劳。说明一下,宋襄公死后,他的继任者宋成公委曲求全,主动以身事楚,亲赴郢都朝觐楚成王,两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但是,随着晋文公的上台和崛起,宋成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立刻改换门庭,脱离楚国,投向晋国的怀抱,因此臧文仲有此一说。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有可能导致北美大陆的一场风暴。公子遂和臧文仲的楚国之行,则拉开了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争霸战争的序幕。将当时各诸侯国的综合实力作一个比较,可以将它们大致分为三个阵营:第一阵营:楚、齐、秦、晋四个大国;第二阵营:宋、鲁、郑、卫、陈、蔡等二流国家;第三阵营:燕、曹、许、徐等数十个小国。第一阵营中,楚国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军事力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三国,而且将第二阵营中几乎所有国家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或结成盟友,综合实力首屈一指,称霸的野心也最大;齐国自管仲与齐桓公逝后,不修内政,不亲近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感,甚至连一直与齐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鲁国也受不了齐孝公的粗暴,主动与楚国接近,希望借楚国之力打击齐国,齐国的国际竞争力呈直线下降趋势;秦国偏安西北,秦穆公以仁德闻名,稳中求进,暂时没有问鼎中原之志;晋国虽然经历了骊姬之乱和晋

                      到身边了,她会怎么样?哭着喊着求饶吧。呵呵,肯定是这样!于是,劝降通知书送出,郭药师等人边打边等。之后,他们等来了一个大麻烦,萧干突然出现,这人居然带着三千人火速杀回了幽州城里,和怨军打起了巷战!这就是萧太后的反应,她接到恐吓信不仅没吓倒,反而派人向良乡方位的萧干求援。这是个有种的女人,哪怕刀快砍到了脖子上,都选择硬挺。查一下辽国的历史,是凡叫萧太后的,从来都是强人。当然,除了耶律洪基的老婆……回到幽州城里,萧干突然回援,打乱了怨军的阵脚。萧干的部下们眼睛都红了,这里是他们的家,怨军也好,汉人也好,都是些杀人放火的东西,现在抢进他们的家里来了!按平时的战斗力来衡量,他们远远不是怨军的对手,何况怨军里还有杨可世等万人敌,同时人数比怨军少了一倍。可这时情急拼命,怨军居然被他们打得节节后退,从城中心赶向了迎春门来路。郭药师等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暗暗心喜。萧干回来得好,从大局上看,这是辽国人真正的败招,只要他们能再挺一会儿,宋军就将掌控全局。萧干在良乡以一万人对抗十万西军,本就力不能支,现在为了应付怨军偷袭,抽调三千人回援,良乡方面的力量立即薄弱。刘延庆指挥全军强攻,很可能一击即破。幽州城里,萧干看似占尽上风,实际上只是他突如其来,打得怨军不知所措罢了。按原计划,很快刘光世就将率领生力军来接应,那时里应外合,萧干必将与幽州城一同陷落。之后,整个燕云地区动荡,其余十三州望风而降……千秋伟业,至此大定。在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月间,宋、辽两国的命运掌握在刘氏父子的手里,他们的意愿将决定历史的走向。他们只需要按计划行动,哪怕刘延庆按兵不动,只要刘光世能率军接应,那么一切就将水到渠成。命运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拐角处等着宋朝,光明、荣耀、失去近两百年的民族守护城墙,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等着,只需要刘光世出现。但是,在刘光世的一生中,他最不喜欢做的就是出现,他的习惯动作是消失。幽州城不是他第一次玩消失的地方,公元1122年也不是他第一次掌握全民族命运的时刻,鬼知道为什么他这样的人,总会掌握到那么重要的东西,但他就掌握到了。接着就放弃了……那一天,刘光世没有出现在幽州城里,他和那些约定好的生力军都不知去向。怨军陷在了幽州城里,他们名义上的敌人是三千名辽军,比他们少了一半还多,可你能相信像幽州这样大的历史名城,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会全城沉默,任凭几千个敌人随意杀戮吗?满城都是敌人,怨军节节败退,到后来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城里,前面是敌人,后面是城门,只不过城门被关上了,重兵把守,他们抢过去攻了好几次根本打不下来。怎么办,他们只好打起了城墙的主意。他们用绳子系在城头上,一个个顺了下来。勉强活着逃出城的,只剩下了几百个人,而且都没了马。他们徒步逃生,从小路回到了大营。偷袭失败了,士卒不算,连大将高世宣都死在了幽州城里。但这并不是末日,经此一役,宋军只是没占着便宜,对比辽国,萧干军队死的人也不少,他们来回奔波,已成疲军,而刘延庆的大营始终平稳,无论是战力还是物资,都保持着绝对的优势。这一点,刘延庆自己知道,所以他敢挺在良乡附近等消息;萧干也知道,这让他很绝望,他是很能打,但是满打满算只有不到一万兵力,总是以一敌十,敌二十,次数多了也会死人的。但是他必须得赢……绝望中,他冷静了下来,仔细回想,他找到了宋军的破绽。接战两次了,宋军本来大胜的机会,为什么会输?问题都出在主将的身上,第一次是童贯猪油蒙了心,不该退一定要退,不能打一定要打,等于是他玩死了西军;第二次,纯粹是刘氏父子的无厘头表演秀,刘爸爸行军像旅游,大平原上被偷袭,刘儿子玩失踪,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机会失去。很好,萧干有了个非常荒诞、近于无聊的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再一次冒险,带着人出了幽州城。这等于把幽州的城防又扔了。他悄悄地绕过了宋军大营,出现在宋、辽两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之后就是等,这么点兵力一直等在广阔无边的大平原上,直到等到宋军的运粮队出现。这期间他很幸运,没人发现他们,很显然刘延庆把巡逻队都关在了大营里,全体关门睡大头觉。在这种危险地段,萧干带人冲了出来,把宋军的运粮队给劫了,临走时很不小心地透露了一个军情——辽军集结了三倍于宋军的军队,已经在良乡周边形成了包围圈,只等晚上举火为号,就一起围攻,把宋军全歼。这个军情迅速地传到了刘延庆的耳朵里,刘延庆第一时间震惊了。天哪,狡猾的辽国人,万恶的辽国人,居然不声不响地给他挖了这样大的坑!今天晚上就围攻吗?那么危机迫在眉睫了吗?怎么办……他绕着圈子想办法,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想出什么。其实多简单,简单得接近无聊,非常的荒诞,辽国只剩下燕云十四州了,连主城幽州都被攻进,萧干只能抽调三千人亲自回援拼命,哪儿还能再变出来三十万辽军?如果能这样,还会坐视宋军入境吗?早就在白沟那儿隔河阻击了。这些刘延庆想不到,他完全被自身的安危给吓着了,粮道被断,军情突然,一连串的突发事件让他慌了,当这一天晚上,夜幕下突然间火光四起时,他真的像是听到四面八方响起了辽国骑兵冲锋时的马蹄声。撤退,立即撤退!刘延庆以最严厉的军令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令全军不顾一切、扔掉一切地火速逃跑,来不及带的各种战略战备物资,全部就地烧毁。这一夜火光冲天,其中绝大部分是宋朝人自己点的。这片大火里烧的绝不仅仅是些帐篷、器械之类的东西,而是宋朝自熙宁变法以来积累的所有家底。其中最重要的是军粮。“……自熙、丰以来,所蓄军食尽矣。”——《三朝北盟会编》刘延庆管不了这些,在他心里,自家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他没命地跑,驱赶着士兵们和他一起跑,跑了一夜之后终于到了白沟。到这里,他松了一口气,看来危险终于逃过去了,前面就是国境线,过河就会安全。但是就在这一刻,他发现了更大的危险。辽军杀到了。他昨晚并没有幻听,火光骤起时真的有马蹄声响起,萧干真的率军冲向了他们。只是由于实力悬殊,萧干没有直接动手,他一直尾随在宋军的背后,直到宋军跑了一夜心力交疲时才发动攻击。这时前有白沟界河,后来辽军铁骑,十万宋军一夜奔逃,局势恶劣得无以复加。之后的事儿还用说吗,宋军扔下了足够多的尸体,才渡过白沟,回到了宋境。第二次北伐结束。这一次宋军败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不要再说什么士气了、荣耀了之类的事,每一个士兵都郁闷到要死。纵观全局,他们根本不是辽国人打败的,是被辽国人吓败的!老子不是吓大的,是被吓死的!这样的屈辱,完全是上层彻底腐烂的恶果。西军纵然勇武又怎样,全军都是万人敌又怎样,只要有童贯、刘延庆、刘光世这样的大领导在,他们都得败,都得死,都得屈辱。这一战过后,物资没有了,军力丧失了,士气都泄了,这还只是自身的损失。看外面,辽国人、女真人都擦亮了眼睛看到了一个事实,堂堂宋朝,如此庞然巨物,居然只是银样镴枪头,是个纸老虎。哈哈,早知如此,当初就该调整政策,肥肉就要有肥肉的待遇。尤其是女真人,他们再不把宋朝当成战略伙伴了。以上仍然只是损失的一部分。北伐燕云更大恶果要在两个月之后,以及两年半之后才真正显露出来,那时的宋朝才会自食其果,欲哭无泪。第十七章如此复燕云两个月之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完颜阿骨打亲征燕云。金军终于杀过来了,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必将发生的事,可当它真的发生时,仍然让人发抖。准确地说,是辽人吓得发抖,宋人气得发抖。恨啊,当初为了占便宜,抢先发动攻击,本想着一触即溃,把燕云抢到手,从此有了北方防线。谁知徒劳无功,损兵折将。最要命的是,两次大战也把辽军搞得元气大伤,这时金军杀过来,简直是标准的下山摘桃子。前思后想,宋朝是个多么好的裁缝啊,给金国做了嫁衣裳。后悔是没用的,恐惧也是没用的,时间走到了这一刻,宋朝人只能站在边境线上眼睁睁地看着,而辽国人很痛快,萧德妃的坚定不见了,萧干的神勇没有了,前途无限远大光明的耶律大石也消失了,整个辽国嫡系集团意见空前统一。逃跑。完颜阿骨打离着燕京城还有好远的路,辽人就开始了大逃亡。他们离开幽州,从古北口逃离燕云地界,一路向西,去寻找逃得更远更彻底的天祚帝耶律延禧。金军的燕云之役,几乎没动刀兵,是直接骑马进的城。进城之后,全体金军的头都晕了……太幸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完美之城吗?他们看到的是前所未见的繁华,哪怕此前他们占领了辽国五京中的四京,也没见过这样的世界。燕云十六州是特殊的,它有辽人的特色,更多的是宋朝的色彩。它是当时辽国的最南端,是最接近宋朝文明程度的区域,无论是物质还是风采,都几乎与宋朝同步。不走了。哪儿也不去了,以完颜阿骨打为首,女真人沉醉在燕云十六州的桨声灯影里,每天逛逛街、杀个把人、抢些花姑娘、做做抄家游戏,日子过得非常充实。当然,心情舒畅中,他们也做了两件正经事。第一,派人向西追辽国人。这件事必须要办,但不必急了,辽国人已经彻底玩不出花样,是实际上的亡国之人,就差灭种。第二,比较麻烦,但充满了乐趣和幻想。女真人把眼睛投向了南方。在贫困中幻想着富贵是种折磨,在富贵中向往更大的富贵则是种享受。而当向往可以像幻想一样无限升级,升到哪一步都能变成现实的话,当事人会有怎样的感受呢?问女真人吧!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年尾,到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之间,女真人的生活可以归纳成四个字——心想事成。无论他们想到什么,想要什么,都会得到。这是多么神奇,这是怎样的快乐。事情要从阿骨打逼近幽州城说起。军队在行动,使者们更忙碌,赵良嗣跑前跑后,他的任务太重大了,要在宋军败了的前提下保证金军履行合同。这太难了,之前说好了的,是两军夹击共同出力,金军才让出燕云的部分地区,现在金军单方面搞定,有充足的理由大把的机会不认账。果然,金国人再没了好脸色,他们的使臣叫蒲家奴,一见面就把赵良嗣骂了个狗血淋头,而赵良嗣只能听着,人家说得条条在理。比如两国约好了进攻,宋朝白白让金国等了半年;金国使者到了开封,什么事也不谈,晾在一边耗时间;比如宋朝突然出兵,想钻空子占便宜等等,现在打输了才想起盟友,你们把金国当傻子耍吗?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拿钱来!除了当初说好的只给南朝六州二十四县,每年照旧收整个十六州的岁币之外,这六州二十四县里只给宋朝汉人的财产,其他的奚、契丹、渤海等族的人口财产全部归女真人。这太苛刻太模糊了,只要在执行中稍微黑心点,就能把那些州县里的人口财产全搬光。但人在矮檐下,宋军败得太狼狈了,赵良嗣无话可说,只能同意。这只是第一阶段。金军进入燕云之后,幻想开始升级,第一次,他们不满足于岁币了,要租税。租税,也就是税收,一个国家的根本所在。土地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能够住人,能够产生税赋,如果连这个也要舍弃的话,土地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金国人给出的理由是,燕云是我们打下来的,是我们的财产,所以税赋都是我们的。现在连土地带租税都给你们,实在亏大了。要是单给租税都不同意,你们马上走人,燕云的事再也不要谈了。赵佶很紧张,燕云一定要得到……好吧,同意给租税。本以为这样金国人就满意了,没想到金国的使者临走前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又加了一句话。——南朝陛下,燕云是我们在去年年底打下来的,所以岁币嘛,应该从去年开始算。年底……是不是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十一点五十九秒之前攻占的燕云呢?时间差打到了这地步,真让人怀疑这是一个怎样的铁算盘种族。这还是七八年前纯朴的北方原始土著居民吗?看来大规模的抢劫生活真的很锻炼人!当年,这位使者只是随口一说,四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立即到手。宋朝的皇帝居然一点折没打,要一年就给一年,一点没含糊。金国人带着意外的兴奋回去了,把这个情况上报给阿骨打,于是三个月之后的交割现场变了味道。金国人先是挑剔宋朝的国书写得不正规,里边有好多字看不懂。宋朝人郁闷,这是当代伟大的书法家赵佶亲笔写的,你们这帮刚认字的土匪看不懂,难道是书法家的错吗?可是根本说不清,宋朝的使者来回换了四次国书,才算过关。这只是开始。金国人又说,辽国是女真人的死敌,燕云地区有很多辽人逃到了宋朝境内,比如赵温讯、李处能这样的大臣。在交割前一定要把他们交出来。死敌……好吧。宋朝交了,却没想到赵温讯刚进金营,完颜宗瀚亲自出现,奉为上宾,给了好大的官职。还没完。金国人换上了一张笑脸,说辽国的天祚帝、萧干、耶律大石等人还没抓到,这时归还燕云,实在是给宋人留下了隐患。这样吧,金国替你们抓,可是粮草有问题。二十万石。宋朝也答应了。粮食运到,金国人再提新条件,说辽国的怨军郭药师部八千人在宋朝,这也是死敌,一定要交出来。这一次宋朝不干了,这是难得的战斗力,说什么也不能给。两方一顿协商,最后宋朝以幽州城辖区内一百五十贯以上家产的共三万余户人家为代价,“买”下了怨军。时间接近四月,交割终于到了最后阶段。宋朝人到了幽州城下,望着丢失两百多年的故土根本来不及感慨,一个个没完没了的幺蛾子迎面而来。第一,之前谈好的租税落实了数额,每年一百万两白银。这和每年的岁币不发生关系,于是宋朝得回燕云区域的六州二十四县之后,每年要交给金国一百四十万两白银。多吗?还有下文。金国人提出,这每年一百万两的租税不能用钱来交割,要用实物。这一条才是狠的,才是内行话。宋朝听到这个条件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辽国人在捣鬼。只有他们这些和宋朝打了百十来年交道的人才知道这里边的学问。如果每年只给钱,那么生产力落后的金国拿着硬邦邦冷冰冰的金属钱币一点用都没有。钱对老百姓有意义,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意义,只有物资才是根本。于是,他们只能拿着宋朝给的钱,和宋朝做生意。这也是之前宋、辽两国的边贸合作方式,宋朝每年交出去的岁币,都能通过榷场赚回来。现在金国不要钱,要物资,这从根本上断绝了宋朝的侥幸,想想每年价值一百万两白银的窟窿,这得用什么才能去填平?!狠、毒。但是不答应吗,那么之前的让步努力难道全白费了不成?想了想,宋朝也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要西京。对此,金国人也挺大方,现将原话照搬一下:“皇帝言宋皇大度,我增百万,一言不辞,今求西说,何辞以拒?然其民却待迁去。”只给空城,不给居民。赵良嗣一听就火了,他问:“只给空城,我们要来干什么?”金国人狡黠一笑,说:“其实很简单,俺们皇帝只是想让你们再出点血,犒赏三军而已。”简直是赤裸裸的敲诈。但事实如此,只能伸头等刀。为了西京,宋朝又一次性地给了二十万两。这些都做完后,金国人沉默了,他们绞尽了脑汁,想了再想,也再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再拖再敲诈。于是,金国人收兵走人给宋朝让地方。这时,据金军进占燕云已经过了近半年之久,以幽州城为例,已经面目全非。能杀的全杀了,能抢的全抢了,能烧的也都当篝火在某些快乐的夜晚烧光了……就是这样,金军在临行前还掳掠“中原士大夫之家妹姬、丽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北归其国。酣歌宴乐,唯知声色之娱”。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童贯、蔡攸率领宋

                      加以笼络的。阿加皮托告诉马基雅维里,公爵将会立刻接见他。于是他们爬了一段楼梯,马基雅维里被带到了一间装饰华美的套间。套间四周镶嵌着浮雕,并且有着一座硕大的石砌壁炉。壁炉上方的雕塑是卡特琳娜·斯福查的手臂,这个无所畏惧,但不幸的女人如今做了公爵的俘虏,正被关押在罗马。壁炉炉膛里的木头正在熊熊燃烧,公爵背对着壁炉站着。房间里唯一的旁人是胡安·博尔贾,蒙里埃尔的主教,教皇亚历山大那个魁梧而狡猾的侄子。他坐在一张高背的木雕椅子上,跷着二郎腿,脚尖正对着壁炉中的火光。马基雅维里朝公爵和主教弯腰行礼。公爵优雅地走向马基雅维里,握住他的手,把他带到一张椅子上。“书记官大人,你一路旅途劳顿,想必是又冷又乏,”他问道,“你吃过饭了吗?”“是的,阁下。我在路上已经吃过了。我以这样一副旅行者的装束来晋见您,实在是失礼了。我对此表示歉意。但是我不想耽搁向您转达共和国方面的意见。”他于是呈上了国书。公爵略微地看了一眼之后就交给了他的首席秘书。切萨雷·博尔贾长得英俊不凡。他身高超出一般人,肩膀宽阔,胸脯结实,腰身细瘦。他一袭黑衣,更衬出他鲜艳的容貌。他右手食指上戴了一枚戒指,除此之外唯一的装饰就是法国国王路易赐给他的圣·米歇尔项饰。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经过仔细的梳理,披在肩膀上。他留着一排髭须,络腮胡子则是精心修剪为薄薄的一层。他的鼻子直而精巧,浓眉之下有着一双俊秀而无畏的眼睛。他的嘴巴长得十分有形,显得十分性感。皮肤光洁,熠熠生辉。他步态庄重,但又十分优雅。举手投足之间有着一种帝王般的气息。马基雅维里不禁自忖,眼前这个年轻人,一个罗马城里普通的女人和一个肥胖的,长着一只鹰钩鼻子的,用无耻的贿赂手段爬上教皇宝座的西班牙神甫相结合的产物,不知道是从哪里学到了一个出众的王子才能够具备的仪表举止。“我请求贵国政府派遣一名代表来见我,是因为我想了解我与贵国之间的关系现在究竟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他斟酌着用词。马基雅维里于是开始阐述他事先已经准备好的那套说辞。公爵虽然倾听着,马基雅维里还是明白地看出,公爵将他根据执政团的旨意而释放出的善意和保证看作是一堆没有用的空话。马基雅维里讲完之后,公爵没有作声,出现了一小会的冷场。公爵往后靠在椅背上,左手抚摸着胸前的绶带。他开口说话时,带着一种冷漠的口吻。“我的领地和你们的领地之间有着一条很长的边界。我有责任尽我所能保护我的领地。我十分清楚,你们的城邦对我不怀好意。你们曾经试图挑拨我与教皇和法国国王之间的关系。你们对待我的态度比对一个刽子手好不到哪里去。现在你们必须决定,是把我当朋友看,还是与我为敌。”他的声音有如音乐,轻快而不低沉。声音中有一种特质,不是尖酸,而是锋芒毕露,杀气腾腾,言辞之间透出的傲慢不逊让人很难容忍。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对一个卑贱的仆人。但是马基雅维里是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家,十分了解该如何控制自己的性子。“我能够向阁下保证,我国政府除了您的友谊之外,别无他求。”马基雅维里不温不火地回答着,“但是他们也没有忘记,您允许维泰洛佐侵犯我们的领土,因此他们也怀疑您的友谊是否确实真诚。”“我和这件事没有关系。维泰洛佐纯粹是按他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从您那里领取军饷,也服从您的指挥。”“那次征战开始时,我毫不知情。进行的过程中也没有得到我的支援。我不会假装我为这一事变感到遗憾。相反,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佛罗伦萨人对我失信,他们为此付出一点代价是恰当的。但是当我意识到他们已经受到足够的惩罚时,我下命令给我的将领们,叫他们撤军。为了这件事,我把他们给得罪了,他们现在正阴谋推翻我。”马基雅维里想,现在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提醒公爵,他之所以下令撤退部队,完全是因为法国国王下达了一个不容耽搁,不许违抗的命令。“你们咎由自取。维泰洛佐入侵你们的领地也是由于你们自己的过错。”“我们?”马基雅维里实实在在地吃了一惊,不由失声喊出。“如果你们没有愚蠢到拷打和处决保罗·维泰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的兄弟维泰洛佐向你们寻求报复,你们不应该觉得奇怪。并且,由于我阻止了他一路蛮干下去,他现在跟我作对了。”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公爵所说的意味着什么。佛罗伦萨对比萨城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围困。但是后来局势逆转。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军队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挫败。执政团将失败归因于其将领的无能。于是他们召集了两支当时服务于法国国王路易的雇佣军,两支部队分别由维泰利两兄弟,保罗和维泰洛佐率领。执政团任命保罗为总指挥。雇佣军发动了一场战斗,城墙被打开了一个口子,正当部队要蜂拥入城之际,保罗·维泰利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他说他那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但实际上,他当时已经有把握比萨城会有条件地投降。虽然他这么为自己辩护,执政团确信保罗是在对他们耍手段,于是派了两个官员,表面上是去送钱给两兄弟,但实际上是要去逮捕他们。保罗·维泰利当时驻扎在卡锡纳城外一英里的地方,两位专员要求保罗在那里与他们碰头,以便商讨战况。他们请他吃了一顿饭,然后把他带到一个隐秘的房间,逮捕了他。然后,他被带到佛罗伦萨,被砍了脑袋。砍头之前,保罗被用了酷刑,但是他坚拒任何罪名。“保罗·维泰利是个叛徒,”马基雅维里说道,“他通过一场公正的审判,被认定有罪。他的下场完全是罪有应得。”“他是否清白或有罪并不重要。将他处决则是一件莽撞的事。”“为了捍卫共和国的声誉,我们必须对共和国的敌人进行有力的处置。我们有必要昭示天下,佛罗伦萨还是有勇气来保障自身安全的。”“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还让他的兄弟活着?”马基雅维里无奈地耸了一下肩膀。这确实是一个痛脚。“我们派了人去请维泰洛佐,准备把他带到卡锡纳。他怀疑这是个圈套。他当时卧病在床。他要求我们的人给他一些时间穿衣服,然后就设法溜了。这件事搞砸了。许多事情你得让你手下的人去完成,这些人有时也会犯愚蠢的错误,换了是你,你是不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公爵发出一串轻快和愉悦的笑声。他的眼睛闪烁着幽默的光芒。“当我们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实施时,一旦情况有了变化,继续实施这一计划变得不可取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原来的计划,就是一个错误。当维泰洛佐从你们的手指缝隙间溜走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将保罗带到佛罗伦萨,将他安置在维齐奥宫中最好的套间里,而不是将他投入大牢。然后你们就应该审问他,无论有什么证据,都宣布他无罪。然后,你们应该恢复他的部队指挥权,增加他的薪水,然后授予他共和国所能授予的最高的荣誉勋章。你们应该让他相信,你们对他仍然有着完全的信任。”“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将我们出卖给敌人。”“他也许会有这样的念头。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会小心行事,以证明你们对他的信任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这些雇佣军贪得无厌,为了钱什么都能干。你们完全可以给维泰洛佐一笔丰厚的赏赐或待遇,让他无法拒绝。他于是会重新和他的兄弟联合,当你们成功地稳住了这兄弟俩的时候,用一点小计谋就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的机会将他们迅速地,不加审判地结果掉。”马基雅维里脸红了。“这样的欺诈行为会对我们佛罗伦萨美好的声誉造成永久的损害。”马基雅维里大声抗辩。“对付叛徒必须要用相应的欺骗手段。治理国家依靠的并不是对基督教美德加以身体力行,而是需要依靠胆大心细和果断无情。”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军官进了房间,在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耳边说了几句话。瓦伦丁诺公爵对这个打扰有些不满。他皱着眉头,用手指敲着面前的桌子。“阁下正忙着,”阿加皮托说道,“他们得等一会儿。”“什么事情?”公爵劈头问道。“两个加斯孔战士抢掠老百姓的财物,被逮了个正着。他们连同赃物一起被带到了这里,卫兵们正看管着他们。”“让法国国王的臣民等待将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公爵说着,带着浅浅的笑容。“把他们带进来。”军官走了出去。公爵转过头来对马基雅维里亲切地说:“我必须处理一件小小的公务,还请你多多包涵。”“我的时间完全由阁下支配。”“我相信你一路上还算顺利吧,书记官大人。”马基雅维里从公爵的语调中听出了一丝弦外之音。“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我很幸运地在斯卡佩里亚地方找到了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还算过得去的饭。”“我一直期望人们可以在我统治的地区安全地旅行,就像安东尼时代的罗马帝国一样。你在这里会有机会亲眼见到,我已经除掉了那些给意大利带来灾难的,各式各样的土皇帝,并且通过明智的管理,情况大有改善,老百姓已经安居乐业了。”外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以及人们喧嚷的声音。接着大厅的大门打开了,一群人拥了进来。头一个是那个先前已经进来过的人,在他身后是两个男人,穿戴考究,马基雅维里猜想他们是本城的显贵人士。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女人,一个年纪稍老,另外一个则是中年。她们身旁站着一个外貌体面的老年人。不一会一个士兵进来,手里拿着一对银制烛台,另一个士兵则手里拿着一只镀银的高脚玻璃杯和两只银制的餐盘。这两名士兵穿着公爵所领导的部队的红黄两色的军装。接着,半推半拉地进来了另外两个人,双手被捆绑在身后面。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怪异服装,站在公爵的一群士兵当中,活像一对恶棍。一个是皱着眉头的,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身材魁梧,一脸黑色的络腮胡子,额头上有条青黑色的伤疤。另外一个则是面容光滑的男孩,脸色病黄,带着惊恐游移的目光。“走近些。”公爵说道。两个人被人从身后推了一把。“什么罪名?”看来事情是这样的:当两个妇人在参加弥撒的时候,有人闯进了她们的房屋,盗走了一些银器。“你如何才能证明这些物品是你的财产?”两个显贵男人中的一个开口说道:“布里吉达太太是我的表亲,我很熟悉这些器皿。这些是她嫁妆的一部分。”另一个人也证实了前面那个人的证词。公爵转身对那个陪着两个妇人来的老年人说:“你是谁?”“乔克莫·法布罗尼奥,阁下。我是一个银匠。这两个被抓起来的人将这些银器卖给了我,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在福力那个城市抢来的。”“你肯定是这两个人?”“肯定,阁下。”一个军官说:“我们把乔克莫带到了加斯孔兵营,他没费多少劲就把这两个士兵指认了出来。”公爵锐利的两眼盯着银匠。“是不是这样?”“当我听说布里吉达女士的房子遭到了盗窃,她的烛台和银盘被偷了,我就起了疑心。”银匠回答道,脸色灰白,声音颤抖。“我立刻找到了伯纳尔多先生,告诉他两个加斯孔战士卖了些银器给我。”“你这么做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责任感?”银匠一时语塞,他吓得瑟瑟发抖。“伯纳尔多大人是位执法官员,我曾经为他做过不少事情。如果这些物品是偷来的,我不想拥有它们。”“他说的是实情,阁下。”执法官伯纳尔多说道。“我去检查那些银器,一下子就把它们给认出来了。”“它们是我的,阁下。”两个女人中那个稍微年轻一些的急切地叫嚷着。“任何一个人都会告诉你它们是我的。”“安静些。”公爵转过去注视着两个加斯孔士兵,“你们承认你们偷了这些东西吗?”“没,没有。”男孩尖叫着。“这完全是搞错了。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我没有做这件事。银匠完全搞错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把他带走。拷打他几个回合,他就招了。”男孩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别,别那么做。我受不了的!”“把他带走。”“我招供!”男孩喘着粗气说道。男爵发出一阵短促的笑声,把头转向另外那个士兵。“你呢?”那个年纪稍大一些的士兵将头扭在一边,显出不屈的态度。“我没有偷它们。我只是拿了它们。这是我们的权利。是我们攻占了这个城市。”“说谎。你们没有攻占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自己投降的。”根据当时意大利的战争规则,如果一座城市被攻陷,士兵们可以随意抢掠,并且可以拥有他们抢到手的财物。但是如果一个城市是自己投降的话,投降城市的市民要付出一笔费用,来补偿使用这些雇佣军夺取这座城市所带来的一些相关费用。一旦市民们付了钱,他们就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财产了。这条规则还是有用的,因为它使得市民们愿意投降。为了对领主的忠诚而战死的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公爵宣布了他的判决。“我的命令是部队露天宿营,不许占用民宅。而且若有侵犯民众的行为,将判死刑。”他转脸对那个军官说,“在黎明时分将他们吊死在广场上。让部队了解他们犯了什么罪,并且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让两个士兵看守尸体直到中午,让市里面的传令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告诉一下民众,他们完全可以信赖他们领主的公正处置。”“他在讲什么?”那个年轻士兵惊恐万状地问道。因为公爵对那两个加斯孔士兵说的是法语,对那个军官说的是意大利语。那个年长一些的士兵没有回答,只是用仇恨的目光盯着公爵。公爵听到了这个年轻士兵的问题,于是用法语重述了一下他的判决。“你们将在黎明时分被绞死,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男孩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嚎,一下子跪了下来。“请发发慈悲,”他尖叫着。“我太年轻了,不能去死啊。我不想去死,我害怕。”“把他带走。”公爵说道。男孩被拽着站了起来,他不连贯地嘶叫着,泪水从眼睛中流出。但是另外那个,面庞由于愤怒而扭曲着,聚集起嘴里所有的唾液,用力唾在了那个男孩的脸上。两个人被推搡着出了房间。公爵扭头朝着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说:“确保给他们提供一些宗教上的安慰。如果这两个人在去见他们的造物主之前没能够有机会忏悔自己的罪过的话,我的良心会很不安的。”一丝微笑浮上他的嘴唇。首席秘书出了房间。正在兴头上的公爵,开始对着他的表弟红衣主教说话。当然,这些话也是讲给马基雅维里听的。“这两个人既是恶棍,也是蠢货。把那些在城里偷来的东西在同一个城里卖掉是一件无法宽恕的愚蠢行为。他们应该把东西藏起来,等到了一个大城市,像博洛尼亚或佛罗伦萨,然后再卖掉。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丝毫的危险了。”此时他注意到银匠还在门边上停留着,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你还在这里干什么?”“谁可以还给我那笔钱,阁下?我可是一个穷人啊。”“你为了那些个物品付了相应的价钱吗?”瓦伦丁诺公爵温和地问道。“我付了这些物品能值的价钱。那两个流氓要的价钱是可笑的。我必须得挣个利润才行。”“让这件事给你一个教训。下次你要首先确认东西来路正当,然后再把它们买下来。”“阁下,我实在是无法承担损失这么多钱啊!”“滚。”公爵粗暴地吼了一声。声音是如此地野蛮,吓得那个银匠应了一声,就迅速地退出了房间,像个受惊的兔子。瓦伦丁诺公爵重新坐回他的椅子上,放声大笑。接着他有礼貌地转向马基雅维里。“我必须请求您多多包涵刚才的打扰。我认为有必要给予老百姓一个迅速而公正的判决。我也想让生活在我所统治的地区里的民众知道,如果他们有了冤屈,可以随时来找我。他们会发现我是一个执法无私的人。”红衣主教说:“对于一个刚刚征服了一些地区,而想保有对那些地区统治的君主来说,这是最明智的政策。”“如果你不去触动人们私下里的个人自由,那么他们就会原谅你剥夺他们的政治自由。”公爵随意地评论着。“只要你不去糟蹋他们的女人,侵犯他们的财物,他们就会很好地安于他们的命运。”马基雅维里平静地注视着事件的发展。他甚至带着几

                      剑推到背后去。这样、剑柄向下,剑锋向上,秦王就可以从下部朝上向前抽剑,便会有足够的空间让秦王顺利地拔出长剑。一旦秦王拔出长剑,手持短小匕首的荆轲就完全处于劣势了一。因此,荆轲尚未接近秦王,秦王的长剑就砍伤了荆轲的左腿,荆轲一下子瘫倒在地。受伤的荆轲孤注一掷,奋力将匕首投向秦王,结果没有击中,只击中了他旁边的柱子。又怒又惊的秦王上前连刺荆轲八剑。荆轲此时知道大势已去,倚着柱子,放声大笑;用最能侮辱人的方式,叉开双腿(由于古代中国衣服的形制,又开双腿,即意味着“走光”,对对方是最大的侮辱),大骂秦王(柯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今天之所以让你小子保全小命,完全是因为我想劫持个活人,逼你立个契约,以回报太子。”(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秦王左右的人此时也一拥而上,杀死了已经身受重伤的荆轲。第2章有心为报怀权略可在於期与地图每读至此,我都不禁在想:如果秦舞阳能够上来帮助荆轲会怎么样呢?如果陪同荆轲前来的不是秦舞阳而是荆轲最知己的那位朋友又会怎么样呢?如果荆轲的剑术再精到一些呢?如果荆轲投掷匕首的技艺像小李飞刀一样呢?如果秦王的动作再慢零点几秒呢?如果荆轲的动作再快零点几秒呢?如果秦王的衣袖扯不掉呢?如果御医夏无且想不起来用药囊砸荆轲呢?如果我猜想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出现了,历史将会怎样呢?按照《史记》的这段记载,荆轲与秦舞阳应该是同时上殿,既然捧着督亢地图的是秦舞阳,因此,负责展开地图的也应当是秦舞阳,而且秦舞阳有十三岁就杀人的英勇历史,照此推断,担当刺杀任务的应当是秦舞阳。但是,秦舞阳一进秦廷就在关键时刻突然掉链子,让秦王嬴政多了个心眼,只准荆轲奉图上殿,秦舞阳不能上殿。虽然荆轲替秦舞阳作了解释,但是,秦舞阳在关键时刻的意外表现还是让整个计划大打折扣,功亏一篑。为什么呢?第一,秦舞阳因为形迹可疑不能上殿,这使得千斤重担只能由荆轲一人承担了。如果两人能一块行动,成功的几率肯定远远高于一人行动的几率。第二,从整个行动来看,秦舞阳负责持凶劫持秦王,荆轲的任务只是忽悠秦王。现在秦舞阳根本上不了殿,忽悠秦王与劫持秦王的双重任务必须由荆轲一人来完成,这就叫“双肩挑”,二人分工协作,尚无把握一定能成功,何况现在是由荆轲一人来完成呢?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荆轲表面上非常豪放不羁,曾在集市上与人一会儿高歌,一会儿大哭,好像很粗枝大叶,其实他做事十分精细。在刺杀秦王一事上,他重点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才能靠近秦王,二是助手。所以,他向太子丹索要樊於期的人头与督亢地图,因为樊於期的人头是一张进入秦宫的通行证,督亢地图则是燕国投降的标志。荆轲还考虑了助手。他在太子丹为他准备好匕首和助手秦舞阳之后,还迟迟不出发。那么他在等什么?等朋友!这位朋友史书无载,但是;这位朋友一定是荆轲非常信任的,一定是比秦舞阳更为可靠的杀手!荆轲对自己的剑术当然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尚未达到化境的剑术可能会在关键时刻出向题,所以,他坚持要等自己亲自挑选的朋友;但是,他的这位朋友因为路远失期。太子丹又一再催逼,甚至于怀疑荆轲不敢去了,这才激怒了荆轲。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之中,在素衣白马的目送卞,他匆匆带着秦舞阳头也不回地上路了。荆轲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到太子丹为自己装配的帮手秦舞阳外强中干,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真是百密一疏啊。荆轲被当场杀死了,但是,秦王嬴政看着殿上荆轲的横尸,呆坐了很久很久没有出声,心中的惊吓伴随着他,后怕缠绕着他(秦王不怡者良久)。这场虚惊可能使秦王嬴政第一次领教了什么是死亡,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做一只脚踏进鬼门关。事后,秦主论功行赏,御医夏无且理所当然地被赏了黄金二百镒。秦王当着所有朝臣的面说:“无且爱我,才会想起来用药囊砸荆轲。”(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后来,夏无且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好友公孙季公与董生,他俩又详细地给司马谈讲述,这件事就被写进峪史记·刺客列传》(根据刺秦时间和司马迁存世时间推测,《史记·刺客列传》应为其父司马谈所写)。于是、“荆轲刺秦王”成了中国历史上万人注目、千年流传的历史故事。直至今日,各种影视、文学作品还在不断演绎着这段历史。荆卿成尘渐离死异日还逢博浪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荆轲刺秦王这件事呢?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千古伟业。嬴政灭六国统一中国,遭遇到六国反秦势力的顽强抵抗、原因非常简单,嬴政灭六国虽然客观上符合历史前进的潮流,主观上却是他想当天下的霸主。因此,他成为六国的公敌。既成天下的公敌,想杀他的岂止是一个荆轲、荆轲只是当时众多想行刺秦王嬴政且最终几乎得逞的一人,荆轲不自觉地代表了六国的反秦力量。秦始皇一生遇刺多次,荆轲刺秦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在荆轲刺杀秦王后不到十年,嬴政又经历了至少两次暗杀。一次可以视为荆轲刺秦王的后续。荆轲死后,秦王嬴政追杀荆轲余党时,荆轲密友高渐离逃亡。一后来,高渐离在为人打工时,对其所服务的这家主人的一位客人的击筑水平多次进行点评,点评之事传到了主人那里,于是主人让高渐离击筑。高渐离高超绝伦的击筑技艺让倾听的受众无一不刮目相看。于是,高渐离重新击筑,再次走人公众的视野,声名大噪。此时的秦国已经统一了中国,秦始皇嬴政也非常喜欢流行音乐,听说了此人的高超技艺,便下诏召见高渐离。嬴政不但喜欢击瓮叩缶、弹筝搏髀等本土音乐,更喜欢郑、卫之地的异国之音。一个人的偏执与爱好有时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高渐离入宫后不久就被秦始皇身边的人认出。秦始皇酷爱高渐离的技艺,舍不得杀他(可见掌握一门技术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便熏瞎了他的双眼,让他为自己继续演奏。日子慢慢过去,高渐离逐渐取得了秦始皇的信任,一日,他用藏铅的筑掷向秦始皇,企图砸死他。高渐离是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行刺的,自然命中率很低,没有成功(乃以铅置筑中……举筑扑秦皇帝,不中)。这一次秦始皇杀了高渐离,从此不敢再接近六国之人。但是,即使秦始皇不接近六国之人,仍然免不了被刺。后来成为刘邦手下重要谋士的张良在韩国被灭、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变卖家产,收买刺客,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也未能成功。由此可知,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曾经遭遇不止一次的行刺。因为,灭掉六国、统一中国是秦始皇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一项千秋伟业,故其遭到六国的顽强抵抗也是必然的。其中,荆轲刺秦王是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刺杀秦王行动。如果秦始皇不统一六国,让战国纷争的局面继续下去,对中华民族来说,无疑失去了一次历史发展机遇。第3章易水年年流不尽荆卿代代名不消从古至今,对荆轲的解读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侠义英雄。从战国末年直至司马迁写作《史记二刺客列传》,荆轲始终被视为一位侠义英雄、千古义士。看看历代咏叹荆轲的诗篇就可明白。“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陶渊明),“易水悲歌歇,秦庭侠骨香”(白云上人英),这些诗句都高度赞颂了荆轲的侠义精神。荆轲曾经漫游邯郸,与一个叫鲁句践的游戏,发生争执。鲁句践发怒,大声呵斥他,荆轲默无声息地逃走了(嘿而逃去),之后不再见面。荆轲刺杀秦王的消息后来传至鲁句践那里,鲁句践深感后悔。这件小事,说明荆轲不好冲动,而是一个办事沉着冷静的人。荆轲不是一个愤青,也不是殉国志士,是一位侠义英雄,所以,他刺秦王绝非一时冲动。因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评价较多地是从道德角度肯定了荆轲的侠义精神。第二种观点:愚蠢之人,匹夫一个。这一观点最先提出者是汉人扬雄,发挥其观点者是司马光:“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扬雄认为荆坷不能算是一个义士,以君子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个强盗罢了(荆轲,君子盗诸)。司马光进一步认为,荆轲就为了报答太子丹一个人的豢养之恩(“豢养”二字让人黯然神伤),不顾家族无数条性命,企图用一把小刀就能使秦国衰落、燕国强盛起来,明摆着就是一个傻瓜。朱熹也认为荆轲只不过是一介匹夫,其勇、其事何足挂齿,不值一谈(柯匹夫之勇,其事不足道)。所以,荆轲之举绝不是“义”士,而是一位愚蠢之辈。第三种观点:雇佣者。这是今人提出的。荆轲刺秦王并不是为了天下苍生,他只是受雇佣者,因为他欠太子丹太多,太子丹通过各种手段拉拢、收买荆轲,最后荆轲以命相还,充当了职业雇佣杀手。第四种观点:反动派。中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秦始皇是第一位统一中国的皇帝,因此,秦始皇的作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名副其实的时势英雄。因此荆轲刺秦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荆轲刺秦王是自不量力的蛙臂当车。他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因为他刺杀的是秦始皇,是秦始皇成就了荆轲的盛名,这是荆轲的幸运。荆轲是最幸运的刺客,但并不是最伟大的刺客。因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荆轲是反动派。刺客以为杀掉某个人就可以改变历史走向或改变两个集团军力量的对比,这是不可能的。刺杀最多能做到的是延缓六国的覆灭,但绝不可能改变历史走向。元人郝经《咏荆轲》诗说:“纵使杀一秦,宁无一秦生。”讲得非常有道理。因为,即使荆轲刺杀了秦王嬴政,秦国还会推举出一位新的继位者,新国君凭借秦国的优势照样可以横扫六合,一统天下。这一派认为,“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不可取。这个信条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恩于己或信任自己,但是,这种牺牲是否值得,是否是正义之举,刺客们对此都缺乏理性分析。所以,荆轲代表了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死硬派的垂死挣扎。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在解读荆轲这位历史人物时,我们不能不提当代两部电影:张艺谋的《英雄》与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两位著名导演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演绎了两千多年前荆轲刺秦王的事件。张艺谋的《英雄》套用了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框架,但是,其中的刺客连名字都不叫荆轲。残剑、飞雪、如月三人曾联合起来刺杀秦王,但以失败身亡而告终。最后只有无名获得了秦王的信任,得以打入秦宫内部。无名怎样获得秦王的信任呢?无名练就了“十步一杀”的独门武功,这种武功可以在十步之内迅速置对方于死地。无名杀死了著名刺客长空、残剑、飞雪,获得了接近嬴政十步的机会。但就在无名接近秦王决定下手时,却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发现,自己试图刺杀的秦王嬴政其实也是一位“英雄”;因为,嬴政要统一天下,给百姓带来和平。在《英雄》中,张艺谋借残剑之口说,我们不能再刺秦王了,因为刺了秦王,天下会更乱,受苦的还是百姓。不如让秦王顺利地灭了六国,天下从此就太平了,人民也就安居乐业了。所以,在《英雄》这部电影中,英雄必须是和平的代言人。只有追求和平的人,只有为和平而战而死的人,才能算得上英雄。无名为赵人安宁想刺杀秦王,是英雄;残剑为“天下”太平不杀秦王,也是英雄。他们的行为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和平。长空舍身保无名,是英雄,残剑不杀秦王,使其取“天下”之大义,是英雄;秦王临危不惧、“刺客”当前识英雄,是英雄;无名不计个人恩怨、不计赵国一国的得失,着眼整个天下的太平,留得英雄秦王,性命,成就天下大同伟业,自己却背负“刺客”骂名,走完万箭穿心的生命旅途,是天大的无名英雄。这种解读是当代艺术家对“英雄”的一种诠释。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较之张艺谋的《英雄》更贴近《史记》中的荆轲。陈凯歌认为,荆轲在那样一个历史潮流中去刺秦王,不是出于一个概念、一种简单的民族大义,或者只是为燕国、只为太子丹本人,他是自发、自觉地去刺秦王的民族英雄。陈凯歌给荆轲的定位是:他是一个普通的平民。荆轲以杀人为职业,他经历了职业杀人者良知觉醒的过程。荆轲用自己的死证明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用寻求生路的方式去证明。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荆轲与秦王嬴政呢?首先,我们应当承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赞扬是出于对一种对抗暴力的侠义精神的赞扬。侠为名节,为尊严,为知己者死。“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侠客一诺千金,不负知己。自古艰难唯一死,而荆轲却从容赴死,悲壮苍凉,感动千载。在传统中国人的道德观中,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其次,我们不能因为承认秦王统一中国顺应了历史潮流就简单地否定荆轲的行为。如果这样简单化地看问题,屈原为了楚国不被秦国吞并,多次抗争,直至沉江殉国,不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吗?如果这样看,屈原岂不也成了反动派?秦国要统一天下,楚国也要统一天下,齐国也可以统一天下,主观上要统一天下的并非只有一个秦国,我们不能因为最终是秦国统一了天下,就把所有曾经想统一天下的各国反秦志士都说成是反动派。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大英雄”的观念:秦王嬴政统一夭下,是时势英雄;荆轲刺秦王,是侠义英雄;屈原为自己的国家奋斗终生,自沉泪罗,是悲情英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荆轲因刺秦王而死,是侠义英雄,被荆轲在大殿上追杀得绕柱而逃的嬴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开创统一帝国的鼎鼎大名的秦始皇。秦始皇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留下的谜团最多:第一,秦始皇的生父是吕不韦还是子楚?第二,秦始皇到底长得什么样?第三,秦始皇为什么不立皇后?第四,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第五,秦始皇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真如司马迁《史记》所写的那样吗?所以,这位千古一帝是一位让人说不尽的皇帝,他既是西周王制的终结者,又是皇帝制度的开创者。因此,要说清楚这位皇帝,必须先说清楚这个时代,说清楚秦国的崛起之路。因为,秦王嬴政毕竟是站在秦国先君的肩膀上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的。那么,秦国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崛起的呢?第4章襄公立国秦朝作为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肇始,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正是这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他先后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东方六国。然而,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家族为这个目标奋斗了将近六百年。秦始皇的丰功伟’业自然要浓笔重抹,他的先辈们的不懈奋斗亦不能小觑。秦始皇的祖上并非显赫家世,但因一技之长得到了周孝王的任用,业务精湛,深得周王赏识,被封为卿大夫,遂有食邑,从此踏出了从政的第一步。但是,多年以后,秦始皇的祖上并没有继续实现太大的作为。随着周室的衰微,尤其是到了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周幽王时代,秦始皇家族抓住了历史机遇逐渐兴起,被封为诸侯,在形式上获得了与东方诸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虽然当时秦始皇家族并没有太多的土地,但是却获碍了周王“尊王攘夷”、攻伐西戎大片土地的正义号令。面对强天、善战的西戎,到秦穆公时,秦始皇家族才最终称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而这完全得力于一个人的援助。那么,一秦始皇的祖上是干什么的呢?他们抓住了怎样的历史机遇?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帮助秦穆公称霸西戎?复续赢氏祀非子获食邑据历史记载,在秦始皇继位之前,秦国的先君有三十五位,秦始皇是第三十六位。从有确切时间记载的秦庄公开始到秦始皇嬴政继位的时间将近六百年,而这六百年恰恰是中国的西周、东周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从公元前11世纪的

                      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1646年以后钱谦益的政治引退,并未立即影响清朝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总政策。在最初的松江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该地区巡抚土国宝开始着手吸引农夫重返家园、粮商重返店铺。甚至在和平时期,苏、松、太一带的粮食都无法自给,而不得不依赖粮商从外省输入稻谷。1645年发生骚乱,杨文驄部队劫掠这一地区,太湖“白头军”闯入苏州货栈,粮商们四散逃命。这些货栈在8月份被重新夺回,巡抚土国宝设法查明了其中屯积的一部分谷物“系行商之物,来之不易”,遂将2.3万石稻谷交付原主,以劝诱苏州粮商重操旧业。这些措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是颇见成效的。但是,太湖地区吴易复明势力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土国宝力争江南民众合作以重建经济的计划。吴易曾率部攻打苏州,失败后逃入沼泽地带,重组力量。其他复明分子残部也加入进来,吴易遂与由周瑞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实行联合,在长白荡建立了一个新的复明联盟中心。据记载,他们于1646年3月2日打了第一次胜仗。那天他们从湖边突然冒了出来,重占吴江,杀死县官,掠夺地方。虽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吴江城,但周瑞和吴易的人马从此就屡屡出击,更为大胆,终于渐渐地控制了整个太湖东岸。清军缺乏熟练的水手,无力控制以渔民和走私分子为主体的吴易水军。1646年5月11日,1000多艘复明分子的战船再次袭击吴江城,土国宝得到巡抚吴圣兆指挥的松江军队的支援,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但伤亡惨重。吴易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江南,他和周瑞发动军事攻势的消息也传到了浙江鲁王的耳中。通过周瑞的僚员戴之俊(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太湖的战士与松江起义中幸存的缙绅复明分子,尤其是当时住在嘉善的陈子龙取得了联系。部分是通过他们,吴易直接与鲁王政权接上了头。鲁王承认他与日俱增的地位,并在同年春天晋封他为长兴伯。同时,吴易和周瑞按正规编制组建部队,刻印任官,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马上邀请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邀请参加了吴易的幕府,与他自己的两个弟子王云和钱漱广一起,动身前往太湖复明分子的营地。他们在沼泽中一个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就对他们的使命以及吴易领导的反清战斗的胜利前景不抱幻想了。王云对他们为何马上离开书院躲避到钱家庄园的理由做了一些暗示,他写道:“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另一方面,巡抚土国宝依旧把吴易及其部众看作是对整个江南安全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他们有可能突破清朝的东南防线,而与在浙江作战的南明军队取得联系。事实上,吴易正是决定通过袭击据说防御薄弱的嘉善城,来努力突破清朝环绕太湖的封锁线的。而且,吴易得到消息说,嘉善知县暗中同情复明事业。吴易便与那位官员联系,那人建议在嘉善城中双方秘密会见,专门讨论日后联合起义事宜。以敏捷骁勇出名的吴易显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冒失地应邀前往。结果他中了埋伏,被清兵捉住。嘉善县官将他交给杭州府,知府即刻于1646年7月15日在草桥门外处死了这个复明分子。吴易的死既没有终止太湖部众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扑灭江南绅士中顽固不移的复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继续吸引着亡命徒和冒险家。太湖及沼泽地带以南的地区,即浙江北部,是太湖里的党徒征募新成员的一个不断的源泉。因为这条水路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将商品货物从广东或福建往北运送到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这条夹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通道外,别无他路),因为这一地区受三个经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当局的管辖(即湖州、嘉兴和南直隶),这里成了各种反抗分子的避难所。清朝官员想直接控制这片禁地,尚需时日。其次,吴易的死也许使得太湖北部的部众一时群龙无首,但他们很快就从各个部将分别掌管,转而接受了周瑞的统一指挥。最后,纵然巡抚土国宝于那年7月处死吴易后,在夏末向北京报告时说苏州一带景象优雅宁静,但尤其在年轻的江南文人中间,还是存在着大量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与怨恨。当时曾发现一些投考的生员将长发藏在帽子下面,还有一个人则公开痛骂土国宝当了卖国贼。预定在1646年9月举行的乡试事实上不得不延迟到11月。那年12月,一个来自无锡的名叫王谋的狂生还领导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对江阴的进攻,结果被杀。只要这些事变看起来还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国宝这样的降清者就依旧满怀信心。但一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不过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公开流露,他和洪承畴就感到忧虑起来了。特别是当地处南京以南皖浙边境的溧阳发生了骚乱,复明运动风起云涌,从淮阳一带的滨海地区越过大运河向皖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时,动乱就逐渐走向了高潮。

                      溧阳、淮阳起义

                      溧阳起义开始是一场缙绅阶级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但很快就变成贫民、奴仆和佃户进行的一场起义,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两个奴仆领导。叛乱在清人到达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到清人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十六都的时候,他们发现二潘吸引了苏南的大批穷人和被压迫者,并将这些人组织成两支武装大军,称为“削鼻”党和“珐琅”党,占领了县城。溧阳本身受到战火的破坏,不是遭清军抢劫就是被农民掠夺,“徒余四壁”。虽然南京当局在附近的高淳县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但在1645年秋冬之际,他们还是几乎完全不敢进入溧阳县,只有让两潘控制当地政权。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汤山发生动乱,一个“妖生”带领当地盗贼进行掳掠,并纵火烧毁了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关于复明分子的水军在江北淮阳的如皋袭击清军的报告也到达了南京,报告又从那里传送到北京多尔衮处。南京的清朝官员了解到,淮阳地区复明党的活动直接受到一个明朝亲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说他是兴昌王。这个人以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为基地,许多官员都把他与远在江北的海州、赣榆和邳州的复明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显然是他下令进攻两淮盐城的,而像盐工缪鼎吉或当地民兵首领高进忠和王翘林这样的地痞却也听从了这一指挥,于1645年10月袭击了盐城。不过,清军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一直追到海州,最终将兴昌王俘获,带回淮安斩首。兴昌王的死并没有结束江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另一明室贵族瑞安王朱谊泐,设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以及整个淮阳一带任命了许多复明分子军事首领和低级官员。当他的军事顾问朱君召在南京组织了一批策应人员时,瑞安王也与瑞昌王朱谊漇取得了联系,朱谊漇保证他的部众合作进攻南方旧都。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听到了这一复明武装即将前来进攻的风声。朱君召的一个秘密接头人泄露了在城中策应的密谋,而在30公里外的龙潭的另一个告密者也说,那个地区的复明党人在朱谊漇集合下,正与瑞安王暗中交往。当清军骑哨报告敌军密布于南京东翼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时,城中的要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清军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这次进攻成为江南、特别是松江地区进一步起义的始发点的话。洪承畴确实统帅着若干“南兵”,但如上所述,这些兵卒与其说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更为恰当。“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他们无法与巴山的满洲兵(“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或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相比,洪承畴轻蔑地将他们搁置于一边。可是巴山的满洲兵为数不多,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但军事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些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在巴山和总兵陈锦的指挥下,东进龙潭,将反叛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后面,由洪承畴和总兵张大猷统率,保卫南京,抵御聚集在城外的约有1万人的敌军。巴山率部于9月18日离开南京,次日到达龙潭附近。满洲兵军纪严明,不得任意杀戮,与一年前江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士兵放肆与野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巴山先是将这个地区团团围住,然后遣兵逐村晓喻村民缚献真“贼”。这一出路或许也是特别军事法庭给指出的。此后十天里,村民献出或告发的共有400余人。洪承畴后来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在正式审问下“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巴山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城已遭到了复明军的攻击。他们进袭了神策门,而城内的策应者则试图放火,以分散张大猷和其他守军的注意力。这一牵制并未奏效。洪承畴利用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已经开始兜捕瑞安王的支持者了。洪承畴既然得到巴山部的援助,遂于10月2日黎明关闭城门,“擒获甚多”,据官方说,这些人携带着南明公文。巴山也俘虏了一批在朝阳、太平门外作战的南明诸王士卒,将他们处决了。复明军大部逃回乡村,有一些到太湖边避难,瑞安王则携亲随逃到了远在安徽西南的宿松上游。可是他未能幸免。巴山率部穷追不舍,于1647年初将其斩首,带回了南京。北京兵部还命令他们把这一吓人的战利品沿长江一路示众,以惩戒那些起兵反清的人。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安徽、江苏复明军进攻南京的失败,与1646年秋复明分子在中国南部总体上的土崩瓦解,是相一致的。浙江是复明势力衰落的第一个中心。浙江省最初归总督张存仁管辖,清军占领浙江,当地的归附者曾出过大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视佟国器为政治领袖。佟国器是降清的辽东佟氏家庭的一员。他本人在满清进入中原以前即已南下迁居浙江。他在杭州与信奉基督教的一些人有所交往,这些人则与缙绅领袖朱宗元有联系。当清人入侵之时,朱宗元的著作流传甚广。他认为过去的中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有关“夷”的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自负,它无视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朱宗元还为文化的普遍性辩护,强调外国人,无论是像艾儒略这样的基督教神父,或是像多尔衮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发现天道的“指南”。他声称欧洲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儿,偷盗近乎匿迹,知识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彼此和谐相处。浙江现在需要这种社会指引,因为“东西同道同心”。满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共同的“道”。朱宗元指出,大舜毕竟也曾被视作“东夷”。所以朱宗元拥护满族统治。朱宗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许多已经深受其著作影响的天主教徒的赞同。这些归附者反过来也依靠佟国器的支持,而被任命为闽浙提督的佟国器则在他们的帮助下统治浙江。对福建的统治就困难得多了,不过那里的复明运动在1646年秋也被镇压下去。唐王的隆武政权在福州海军将领郑芝龙的庇护下,于1645年8月在福州建立。虽然发动了好几次北征(包括1645年9月由名士黄道周率领的一次对江西的倒霉的袭击),隆武政权的主要希望还是在于与湖广长沙的何腾蛟部队会合。然而,郑芝龙不乐意让唐王脱离他的“保护”,最后这个海盗头子背叛了复明事业,秘密与洪承畴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博洛指挥清军从浙江进逼福建,郑芝龙希望得到博洛的报答,自动撤回了守卫福建北部的一些军队。这就给李成栋和佟养甲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唐王及其夫人被迫逃离了行宫,10月6日在汀州被俘,即刻处死。此后不久,郑芝龙正式投降,虽然被留一条活命,却作为满人的俘虏被送到北京。同时,杨廷麟领导的南明军队曾试图抵抗降清将领金声桓的围攻,坚守战略要塞赣州。1646年11月当隆武皇帝的死讯传到赣州时,那儿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江西成了金声桓的天下。到1646年12月,在南方抵抗清军的将领已经不多了:湖南的何腾蛟和褚胤锡,东南海岸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和黄斌卿,以及两广的瞿式耜和丁魁楚。诚然,在广东有两个新建的南明政权。苏观生曾是隆武皇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他从福建逃到广州,于1646年12月11日拥立第二个唐王(他是从海上逃来的)为绍武皇帝。不久,永明王于12月24日在上游的肇庆被拥立为永历皇帝。但是前一个朝廷主要由广东籍拥护者组成,后一个朝廷主要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复明分子构成,双方很快就开始了火并。1647年1月,当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正打得不亦乐乎之时,李成栋(他受辽东“旧臣”佟养甲的严密监视)正从福建移兵占领潮州和惠州。李成栋给广州的苏观生递送了一份伪造的南明战报,以此在1647年1月20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复明分子。一支由不到1000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被误认为绍武政权的友军,得以开进广州城,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全城,苏观生被迫自杀,绍武皇帝则被处死,吓得永历皇帝乘夜悄悄放弃肇庆,逃往广西南部。1647年2月2日,李成栋兵不血刃,占领肇庆,到4月,他包围了在桂林的瞿式耜。当复明势力在遥远的南方遭受严重挫折之时,南京周围的党徒发现,瑞安王的进攻使大批人马暴露在洪承畴部队的攻击和破坏之下。此外,起义本身使洪承畴得以向兵部力争,允许他把巴山留在身边。在瑞安王进攻前夕,巴山部曾受命到湖广地区接管安抚工作,但现在受命留守南京。而且,南京守军对复明分子进攻的有力反击,看来完全是清朝统治巩固的一个象征,这样可以大大地帮助苏州巡抚土国宝,他正努力扑灭太湖一带的抵抗力量。土国宝训练了一批专门的水军,以进攻太湖反清武装。此外,他还向太湖沿岸各县派遣县尉,征募士兵。对周围乡村严格的行政控制,使得土国宝有可能阻止抵抗分子取得必要的食物供给。虽然太湖反清分子可依靠鱼虾维持生计,但仍需要一定的谷物。这意味着他们得不时地上岸来,到农村购买或者偷窃稻米。在这种抢掠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正规步兵和炮兵的攻击。1647年2、3月,封锁线开始收紧,一支支反清武装被清军捕获的战报送到了南京。这些投

                      伊人婷婷久久一区二区网,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役,但意义却非同一般。明朝稳定了青海的局势,保证了西部丝绸之路的畅通,并通过打击扯力克,震慑了西部蒙古诸部。而另一个现实意义是:就在河洮之变发生的第二年,即爆发了宁夏战役和抗倭援朝战争,如果当年明朝在青海投入重兵开战,那么很可能就陷入三线作战的泥潭了。第十九章辽东是如何丢的说起“明亡清兴”的整个过程,不得不提到发生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萨尔浒之战。是役,新崛起的女真努尔哈赤部,以6万劣势兵力,打败明朝10万大军,从此雄霸辽东,成为明王朝重大边患。现代许多学者都认为,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不但是清王朝建国的起点,更敲响了明王朝300年灭亡的丧钟。细观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却不得不感慨:不但这场悲惨失败的命运是可以避免的,甚至清朝王朝崛起于辽东,也是一个可以避免的事情。在辽东问题上,明王朝,从最早的永乐皇帝,到后来的万历皇帝,再到末世的崇祯皇帝,始终是昏招不断,错误连连。就好比一支足球队,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不但战术布置严重错误,后卫线更不断地给对方前锋送大礼,最终落得个耻辱惨败的结局。且去看看,明王朝究竟送了哪些大礼。一第一个给努尔哈赤送大礼的人,或许要追溯到明王朝的一位“明君”——永乐皇帝朱棣。明朝获得对辽东的主权,是洪武皇帝朱元璋在位的事情。元王朝败退漠北后,朱元璋乘胜追击,一举击破了盘踞辽东的元朝纳哈出部,并降服了先前臣服于元王朝的朝鲜。对于这片新的土地,早期的明王朝极为重视。比如开国名将蓝玉就曾奏报说:“辽东虽地广人稀,然南接长城,东连朝鲜,实系天下安危,当为边防之重也。”后来蓝玉案爆发,朱元璋却并不因人废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曾两次大规模移民辽东,在当地屯垦驻守。与此同时,朱元璋大封藩王时,更将他的3个儿子封在开原、沈阳、广宁,分别为韩王、辽王、沈王。如果这个政策可以继续下去,后来的努尔哈赤想要统一辽东,恐怕会困难的多。事情在朱元璋过世后发生了变化,朱棣凭借“靖难之役”夺权成功后,生怕其他藩王有样学样,开始大规模的内迁边境藩王。尤其是东北三王,更连同家眷一道被迁入内地。辽东大地,一下子形成了真空地带。当然此后明王朝也在不断派驻军队,屯垦戍边,但是比起册封藩王式的大规模迁移,实在不能同日而语。而从明王朝建国后的战略重点看,明朝的边防,首先的针对对象,是北方的蒙古部落,辽东虽然也驻扎重兵,但主要对手同样是蒙古人。对于当地的原住民女真人,在明朝立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缺少足够的重视。明朝辽东边防吃紧,是嘉靖时代的事情,当时东迁的蒙古“黄金家族”土蛮部,以及作为“朵颜三卫”存在的朵颜部,都把辽东当做侵扰对象。此时明朝的军队,大多数针对西面的蒙古部落,而不是开原以北的女真部落。明朝隆庆(公元1567年-1573年)、万历(公元1573年-1620年)年间,明王朝以戚继光守蓟州,李成梁守辽东,对蒙古部落采取“树德于西,耀威于东”的政策,即对西面的阿勒坦等蒙古部落,用通贡互市的手段进行笼络,对东面的土蛮,则采取坚决的打击,这种政策保障了明朝边防的平安。曾是黄金家族的土蛮部,在明朝的持续打击下日益衰落。尤其在李成梁就任辽东总兵后,对土蛮采取主动出击的战术,几乎年年出击,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开始至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李成梁的辽东军累积斩首土蛮军达5万人,强大的土蛮几乎被打得奄奄一息。而另一个蒙古部落泰宁部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其首领速巴亥被李成梁击毙。到了张居正改革的末期,无论是土蛮还是朵颜三卫,都已大为衰弱,不再是明王朝在辽东的主要威胁。之前不显山水的女真部落,就这样浮出水面了。二说到女真部落的壮大,不得不说说李成梁的功过。在隆庆、万历两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名将”,明史上说他的战功“二百年未有”,即使是流芳百世的戚继光,与他相比也相形见绌。李成梁,祖上是陕西人士,后来迁移到朝鲜,在明朝时期又归国内附。40岁之前,他只是个穷困潦倒的秀才,靠借钱行贿才承袭了祖上的官职,当上了铁岭指挥使,之后他否极泰来,连打胜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辽东总兵王首道阵亡,李成梁补缺,从此独当一面,连续重创蒙古军,成为当时第一名将。此后,李成梁的“李家军”盘踞辽东50年,俨然一方诸侯。李成梁之所以能打仗,一是因为他善于使用诡计,经常以少胜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善于树私恩。比起戚继光来,李成梁的军队,算是私家军,他用优厚的赏赐招揽壮士,甚至将辽东的军屯土地拿给士兵们私分。在军队里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部队,不是李家“自己人”是休想指挥动的。而另一方面,李成梁很善于“养寇”、“玩寇”,消灭掉一股势力后,总要对敌人网开一面,保证辽东年年有仗打,他年年有胜利,就可以年年要赏赐。因此几十年来,他战功卓著,在明朝大将中无出其右。辽东女真,从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就开始接受了册封,各部落都是明朝的“朝廷命官”,比如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就在明成祖朱棣迁走辽东三王后,被册封为建州卫指挥使。辽东女真开始成为边患,是从嘉靖末年开始,先前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站在明朝一边,经常随明朝攻打蒙古部落,也曾有个别时期被蒙古部落胁裹,跟着蒙古一起打明朝,比如土木堡之变时,就有女真部落参加瓦剌对明朝的作战。但一直以来,明朝都视女真人为“小角色”。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海西女真5000人侵扰明朝辽东重地抚顺,这是女真部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侵扰。之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建州女真、哈达女真都曾和辽东明军发生摩擦。此时的明朝财政正紧张,辽东明军也多为步兵,骑兵甚少,因此对于女真部落的侵扰,多是消极防御,凭城坚守,直到李成梁的到来。李成梁是一个擅长打骑兵战的将领,但明朝战马匮乏,让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李成梁做出了一个决定:重修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即孤山新堡、新甸堡、宽甸堡、大奠堡、永甸堡、长甸堡,东起鸭绿江,绵延200多里,由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1449年)名将董鄂修筑,至明朝后期已废弃。李成梁重修六堡后,不但拓地700里,更把六堡变成了贸易集市和战马产地。当地水草丰美,适合放牧,且临近女真控制区,便于贸易,更重要的是,它是抵御女真骑兵进入辽东的屏障。宽甸六堡的繁荣,不但让李成梁迅速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更得到了充足的战马来源。从此之后,李成梁的嫡系辽东骑兵开始壮大,并终成劲旅。实力壮大后的李成梁,发动了对蒙古、女真部落的全面清剿,在重创蒙古部落后,李成梁将矛头转向了女真。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李成梁以诱敌深入计,重创建州女真。建州女真首领王皋被俘,后送到京城处死。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假装与叶赫女真做生意,将叶赫女真头领海清努诱到开原城袭杀。同年李成梁又向哈达部发动总攻,全歼女真哈达部。万历十九(公元1591年)年,一度声势浩大的女真部落,相继被李成梁重创,几乎奄奄一息。然而李成梁却独独漏掉了一个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建州女真的世袭贵族,先前被李成梁杀死的王皋,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发动了对建州女真阿台部的攻击,全歼阿台部,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也皆在这场战斗里被明军误杀。事后努尔哈赤忍气吞声,投靠了李成梁。之后就是清史稿里津津乐道的“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努尔哈赤回到家后,用13副铠甲做本钱,起兵四处攻打其余部落,李成梁也乐得见女真部落自相残杀,对努尔哈赤大肆笼络。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开始,努尔哈赤相继灭掉了海西女真、叶赫女真,统一了建州女真。到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努尔哈赤在古勒山之战里以少胜多,击败海西女真、叶赫女真、蒙古科尔沁联军,正式确立了他在辽东诸部落中的最强地位。对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李成梁始终纵容。究原因,一者李成梁治理辽东的方式,就是通过挑拨各部落争斗从中渔利,乐见女真部落相互攻杀。二者李成梁始终把海西、叶赫女真当做最强敌手,早期的努尔哈赤实力弱小,自然不被李成梁当做敌人。最重要的,是努尔哈赤对李成梁始终恭顺有加,每年不惜血本贿赂,其讨好李成梁的方式,按照明史学者孟森的说法是“无所不用其极”。公元1592年抗倭援朝爆发后,大批驻辽东明军进入朝鲜作战,辽东成为真空地带,这给了努尔哈赤扩充地盘的机会。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的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努尔哈赤创立了满文,分散的女真族,已然被他整合成一支团结的力量,成为明王朝大敌。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明王朝还是浑然不觉,李成梁于明朝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退休,其长子李如松接替他的职务,却在1597年遭蒙古泰宁部伏击阵亡。这时候的努尔哈赤依然比较老实,除了继续攻打不听其节制的女真部落外,对明王朝依旧毕恭毕敬。此时,他还顶着明朝册封他的“龙虎将军”头衔。16世纪的最后十年,骚扰辽东最猖獗的,是短暂复苏的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驻辽东明军的战略重点,也一直集中在辽西地区。十年之间,明朝辽东总兵一职先后换了8人,除了李如松战死沙场外,其余7人,都是因为指挥不动辽东军而去职。李成梁以私恩带兵的弊端,在此时暴露无遗:早年跟随李成梁征战的猛将们,大多腐化,全不复当年之勇,连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梅、李如柏等人也不例外。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辽东明军和女真部落发生了一次罕见的摩擦,辽东总兵马林被女真哈达部击败。马林被降职,李成梁得明朝重新启用,回任辽东总兵。李成梁到任后不久,努尔哈赤顺势出兵,彻底剿灭了哈达部,既向李成梁表了忠心,又乘机扩大了实力。李成梁在奏折里称赞努尔哈赤“忠勇可嘉”。即使如此,李成梁也不得不承认,他辛苦打造的辽东军,已不是当年光景。掌控辽东局势,80岁的他已力不从心。李成梁回任后,面对老部下日渐腐化,长子战死,其他儿子不争气的境况,选择了对努尔哈赤继续毫无保留的信任。明朝的辽东驻军继续西倾,东面抚顺、清河地带的明军,被大批调去抵御蒙古,对六堡北面的努尔哈赤毫不设防。明军接连击败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辽东局势再次稳定。从公元1599年李成梁复职到公元1616年李成梁去世,这17年的时光,是辽东最“和平”的17年。蒙古部落的气焰再次被打下去,努尔哈赤依旧表面恭顺,因此史书评价这段时期辽东“烽烟渐少,百姓安居”,明王朝也因此册封李成梁为“太子太傅”,然而明王朝并没有想到,这17年的和平,是暴风雨前夜最后的平静。事实上,即使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然羽翼丰满,明王朝还是有能力遏制他的,遏制的棋子,就是作为辽东屏障的宽甸六堡。六堡是早期李成梁镇守辽东的杰作,是辽东铁骑发家的本钱。只要六堡在明朝手里,辽东大地就有屏障保护,努尔哈赤也冲不出白山黑水,最多只能像杨应龙一样,当几年土皇帝。然而李成梁在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放弃六堡。数十年辛苦经营就此毁灭,十几万边民流离失所,700里肥沃的土地,近万匹精良战马,皆落入努尔哈赤之手。李成梁还借此向明朝表功,说自己“招抚流民十万”。此举的直接后果,就是努尔哈赤获得了充足的战马,建立了他的王牌军队八旗铁骑。长远的后果,就是辽东再无险可守,努尔哈赤夺取辽东,已经一马平川。努尔哈赤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李成梁去世,次年统一女真的努尔哈赤正式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取国号为“后金”,并自称“天命可汗”。他之所以没有立刻对明朝发动进攻,是因为他在做另一件重要的事——创建八旗制度。经过两年打造,八旗军制终于定型。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明王朝亮出了他隐藏已久的獠牙:今岁,必征大明国。同时他也抛出了他举世闻名的开战理由:七大恨。四月,努尔哈赤连续攻破抚顺、清河,掠夺财物无数,并正式致书明朝,要求明朝对他进行册封。明王朝与努尔哈赤的战争开始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正月,被努尔哈赤挑衅激怒的明王朝,在“三大征”结束近二十年后,再次吹响了集结号。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全国七省精兵12万人,兵分四路剿灭努尔哈赤。二月十一日,杨镐在辽阳誓师,四路大军分别由杜松、刘珽、马林、李如柏率领,分别从朝鲜、抚顺、开原、清河四个方向发起进攻,意图直捣赫图阿拉,剿灭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6万人以寡击众,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就一路去”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仅用5天时间,即彻底击败明军。明朝四路大军里,杜松、刘珽两部全军覆没,马林部惨遭重创,只以身免,李如柏部仓皇逃回,明军损失士兵45800多人,阵亡将领312人。这场近乎耻辱的失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当年对明王朝毕恭毕敬的女真部落酋长,拍李成梁马屁“无所不用其极”的小马仔,此时终成辽东枭雄。明王朝再次尝到了养虎遗患的苦果,承平17年的辽东大地,从此将迎来持续25年的兵灾。第二十章东林党毁灭了明王朝今人说起明朝灭亡,嗟叹较多的一句话是“明实亡于万历”。从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到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这段时期的明王朝可谓内忧外患不断。“外患”方面,南方有西南土司造反,东南有荷兰殖民者入寇,北方边境,后金日益强大,威胁明朝东北。“内忧”方面就更热闹,先是围绕着立太子问题的“争国本案”,万历皇帝与群臣关系僵持数年,而后又碰上针对太子问题的“三大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又爆发明光宗朱常洛死亡谜团的“红丸案”,驱逐明光宗宠妃李选侍的“移宫案”。各方势力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明政坛城头变换大王旗,变到最后,变成了“九千岁”魏忠贤的“阉党”掌权,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然而说到这段黑暗岁月,各类历史书中,无不提到了其中一个短暂的光明时期,即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初期,不管是《明史》还是《罪惟录》,皆称这段时期为“众正盈朝”,即“正义力量”掌握了国家大权,这支曾带给无数人希望的“正义力量”,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林党。在这段明王朝权力交接,政坛风云变幻的大戏里,东林党一直被各类史书评价为正面角色,也是“出镜率”最高的角色。“争国本”的时候他们凑热闹,“红丸案”、“移宫案”时期他们力挽狂澜,挽救危局。魏忠贤的“阉党”夺权时期,他们毫无惧色,慷慨斗争,最终落得悲壮失败,壮烈殉节。其诞生,发展,壮大,以至最终失败的过程,无不渗透着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故事。后人翻阅史书,读到“东林党”三字,扑面而来的总是阵阵浩然正气。然而当我们透过“浩然正气”,真正触摸到历史的真相,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林党,这些立志匡扶天下、缔造中兴的热血书生们,很多时候非但没有成为历史的推动者,相反却成为了历史的破坏者,甚至可以毫无怀疑地说:明朝灭亡,东林党亦难辞其咎。一要了解东林党的真实情况,必须从东林党的诞生壮大说起。说到东林党的诞生,世人普遍的说法,是万

                      慈禧太后当年接班时一样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搭班,相当于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当年接班的时候还大了十几岁。这个叔嫂结构是一个良性的结构。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实录》里讲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摄政王载沣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还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说弱,可能载沣的班底比较弱。慈禧接班时特别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时候,都处在上升的状态。1908年是另外一种格局,摄政王上台的时候,张之洞死了,袁世凯退下来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几个权臣都下来了,朝廷上来一拨年轻的大臣。如果载沣接班后,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不把岑春煊和端方开了,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失误。不是摄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强一点的就只一个庆亲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个理想的内阁班底差距太远。这就和载沣底气不足有关了。南都:载沣开掉这些能臣是因为他底气不足?马勇:对。因为载沣没有打过仗,没有丰功伟绩。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做了摄政王,底气太不足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实权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没办法。开掉端方时他找了一个借口,端方在慈禧的丧礼上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相(那个时候照相机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开他的理由就是他在丧礼上不庄重、不严肃。端方那个时候已经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以这种理由把他开了。上来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皇族,怎么能和端方比呢?开岑春煊的理由是怀疑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其实是一个造假的照片。革命党合成了一个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结果朝廷就信了。南都:开袁世凯又是以什么理由?马勇:1908年清廷为什么把袁世凯以脚疾的名义开除了?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摄政王要报仇,因为袁世凯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后要向袁世凯报复。那都是康有为的瞎扯。载沣就是没有底气。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开御前会议,一个权柄在握的重臣在旁边,摄政王怎么施展呢?袁世凯确实有脚病,在慈禧和光绪活着的时候,袁世凯就因为脚疾请过好几次病假,这个材料我是从许宝蘅日记里面看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当时袁世凯在外交上有一个失败,这个后来很少被披露出来。南都:是什么样的失败?马勇:1908年,在中国东北开仗的日本和俄国谈妥了,又把英国和法国拉进来,利益均沾,共同开发东北。这样一来,中国国土上的权力都归人家了。德国找到中国,建议和美国搞一个三国联盟,对抗四国。这时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他请示了慈禧和光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牵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抚、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出使美国。当时走海路,去美国必须经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着唐绍仪不让走,拖了一个多月才走掉。结果等他到美国,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被拉到东北利益团体中了。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这次外交失败袁世凯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这个责任,有点引咎辞职的味道。南都:你认为隆裕也不是没有见识之辈?马勇: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应归于暴动发生后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隆裕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我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马勇: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是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召开了三天御前会议,像铁良、良弼这些强硬派都是掌握军队的,他们说我们有枪,不接受南方的条件。隆裕问担任过军咨大臣的载涛,那你能打下来吗?载涛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个时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了,她觉得庆亲王、袁世凯是真诚地护着王室。当历史潮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要顺势发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诏》,大意是说,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接受这个结果了。这就是明智。立宪欲速不达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个立宪的体制。南都:清廷一直被质疑是假立宪,没有诚意,但你认为它是有诚意的。马勇:说假立宪,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党人说的。我有本书的开篇就叫《革命与改良赛跑》,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主张从1901年开始有很多跟随者,因为清廷那几年确实不给力,有很多问题。但是当1905年五大臣考察宪政回来,清廷踏上了立宪之路后,一大批原来支持革命的人就回归了。朝廷已经说了通过和平的改良走上立宪道路,干吗一定要砸碎,一定要制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内阁出台,清廷到最后时刻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没有处理好,就回过头来说它不真诚。立宪党人都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人,他们的地位和智商远远高出革命党。当然也不能低估革命党的功能,如果没有革命党在外部的压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最初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立宪。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动。1904年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时,美国人召集日俄等国开会,处理东三省善后问题,却没有让中国参加。美国人的理由是,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而中国还不是。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早在1904年3月,盛宣怀等官员就曾建议清廷,为了防止日本战后霸占东三省,应该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义出访欧美国家,真实目的是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的支持和同情。当时清廷没接受。但到了战后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外,从各省督抚到各部大员开始纷纷请求变法立宪。清廷才回头采纳盛宣怀的意见。因为考察宪政是西洋各国普遍欢迎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考察立宪,实际上是去主谈外交问题。当然在五大臣出发之前,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关于立宪的呼声在清廷高层内部也已经成为主流了。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吗?马勇:外交没谈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这几个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脑了,回来之后就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赏的大臣戴鸿慈讲了立宪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员。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层官员,因为把权力释放之后,人民有监督他们的权利。这就说服了慈禧,开始真的准备立宪。南都:五大臣出洋时,还遇到革命党的袭击?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在五大臣的专列上搞爆炸,载泽等人只是受轻伤。后来吴樾被誉为革命英雄,其实在当时他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革命党之所以要阻止立宪,是因为清廷发起立宪运动之后,获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当时革命党人一方面批评清廷是假立宪,是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宪,打击那些骨干和领袖人物。但吴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所以我讲吴樾是临门一脚,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随后,进展很快,到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宪,那为什么定预备立宪期是九年那么长?马勇:当时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几年、二十年。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始实施,仅制定宪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至于建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体制,可能时间还要长。后来清廷公布的时间是九年,有形势逼迫、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的因素。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又提出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的规划,九年当中会逐步举办各省咨议局,进行咨议局选举,办地方自治,办教育提高识字率,设置律法等等。如果我们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个立宪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规划了详细方案、责任目标、每年应该办的事项。比如当时格外重视提高识字率的要求,规定到第九年识字人口要达到二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事件,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将年限缩短了。南都:立宪派为什么要求提前开国会?马勇:与外交危机有关。九年立宪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咨议局选举,咨议局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学回来,或者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参政议政的实事,在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议案。但1909年9月,中日两国达成《中韩界务条款》,相当于日本扩张了在东北的势力。这一危机导致当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立宪党人联合江苏、浙江巡抚,要求清政府改变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以救国难。各省咨议局组织请愿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1910年7月,日俄两国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之后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这些来自外界的危机很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国民情绪,要求尽快立宪的声音更加强烈。8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化龙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也向中央发电报,表达请愿民众的诉求。他还联合了十几个省的督抚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南都:清政府对此态度如何?马勇:前两次请愿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摄政王的立场看,九年预备立宪是各方认定的日程计划,不能说改就改。他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希望宪政早日达成,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必须慎思而后动,不能贸然行动。但这些解释没能说服请愿代表,反而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敷衍拖延的表现。到第三次请愿的时候,摄政王终于让步了。各省督抚的联名电报应该给了他比较大的压力,他召集政府要员王公大臣讨论,最后宣布将九年缩短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宪。但这一让步,反而不可收拾了。南都:请愿仍没有结束吗?马勇: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可以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开国会呢?代表们接着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要求第二年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采用强力压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请愿压下了。所以这一个让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摄政王不愿意退让,就和这次国会请愿运动有关。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你让了,并不能平息下去。共和大势所趋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南都:我们都知道,最后终结清王朝的,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早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的态度是怎么转到民主共和的呢?马勇: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应该君主立宪——保留皇上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国民的向心力。袁世凯身边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简单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体当中,都是研究多轨策略的。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种意见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推翻清廷,这几套都有。都不会单边下注,都是多边下注。南都:他会有好多个方案?马勇:袁世凯派去谈判的人当中,就有主张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谈判总代表唐绍仪。他一定是多元选择,顺势发力的。武昌起义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从清廷当中拉出来,怎么拉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诱饵,我们请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话成立新政府,让你当总统,这是第二个诱饵。另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你看朝廷对你不信任。这一点确实让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当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对朝廷没有二心。但武昌打下来之后,袁世凯在那儿按兵不动。后人多以为袁世凯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这不能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持军事高压,但最终还是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皇族的强硬派就不干了。南都: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异心吗?马勇:强硬派认为,袁世凯已经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为什么不继续往前打呢?袁世凯讲,我可以踏平武汉三镇,我可以踏平两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袁世凯讲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终一定是要政治解决,因为哗变的新军不是要求加饷,他们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明显可以从这个争论当中看出来,南方瓦解的战术在袁世凯那里也有一点影响。南都:包括杨度这些坚决的立宪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为什么也转向支持共和了呢?马勇:1912年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杨度当时强调,之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咨议局,其实也是为自己埋下了强劲的对手。马勇:那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各省的咨议局都是光绪时代培养出来的。这拨人都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按照宪法大纲规定,咨议局的议员要选举。竞争非常厉害,贿选、拉选票、造假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绪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对政治介入的热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宪法颁布前后,各省的咨议局已经成为行政首长很头疼的一件事。总督和巡抚动不动就被咨议局叫来问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南都: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的人?马勇:一个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咨议局议员选举的时候,就有一项财产申报。比如你要想竞选上海选区咨议局的议员,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纳税证明,才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你的财产也要登记出来。这种状况下,他就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后到日本留学的。比如李大钊、杨度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学的法政,回来只有当官一条路。最初的起步必须从议会起步,所以这一拨留学生都在各省的咨议局里面混事。这拨职

                      措中逐步地完善着,比如从太湖、灵壁运来的石头摆在了艮岳的四周;石旁植有蟠木瘿藤老树异花,随山势曲折蜿蜒,凿石成路,从山脚直到峰顶,号为朝天磴;主峰外小山都是堆土垒石而成,峰凌如削,飘然有出尘云鹤之姿,名为飞来峰。植梅最多处名梅岭,种丹杏最多处叫杏岫;增土垒石,中间留隙穴栽黄杨的山坡叫黄杨岭;于山崖险处种丁香,称为丁香嶂;以红石砌山其下种椒兰,名为椒崖;在山之尾部增土成坡,植柏树万株,枝干柔密,搓之不断,树叶结成幢盖、鸾鹤、蛟龙之样,命名为龙柏坡。沿艮岳西行,栽竹成林,林外用清一色的紫色石堆积成山,山北放置一蓄水柜,山顶凿挖深池,每当赵佶前来游玩,命水工在山巅放水,形成瀑布,命名为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凡此种种,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有了这些仍然不够。景物虽美,都是死物,必须要有灵禽瑞兽点缀,才能变成人间仙境。于是,找来一位驯兽名人叫薛翁,这老儿每天用大量珍贵饲料和艮岳中的禽鸟走兽套近乎,一个多月以后,鸟儿们熟了,他一叫就来,赶都不走。这时,可以请赵佶来观赏了。当赵佶来时,一声清啸万羽腾空,环绕在皇帝车驾周围,仿佛万鸟朝凤。从此,这里叫做来仪所。这时,又有能人巧匠把众多的油绢做成绢囊,加水润湿,挂在山崖之间。这样,每天早晨的晨露纤云都浸入其中,附于绢囊之上。当赵佶再来,一齐把绢囊打开,顿时雾气氤氲朦胧生花,十步之外山崖隐现,百步之内不辨从人,在若隐若现之间登艮岳,仿佛进入仙界,非复人间之境也。如此享乐,尚人间否?尚有憾乎?答曰有,至此境地仍然是外部享受,身外之趣而已,作为顶级的欣赏家,终极的艺术追求者,赵佶怎么会满足呢?有道是艺术的终极是宗教,他开始转而追求心灵方寸间的神秘了。第八章神仙大卖场有一首诗把人类的追求层次从低到高地排列了一遍,从无例外,古今中外,只要是人,都坠入其中,无从逃避。它很著名,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得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人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时来运转做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四海万国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洞宾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做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起,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还嫌低。玉皇大帝让他做,定嫌天宫不华丽。以这首诗为准,赵佶在短短不到十年之间,就跃升到了最后一步的关口上。他想要成仙,想要超凡,想要脱离低级趣味了。那么,只能从宗教入手,可是宗教太多了,时光长河流淌到宋朝时,出现在东亚大陆上的宗教各式各样,连传说中的波斯拜火教都查有实据。选哪个呢?自然是道教,赵佶的曾曾祖父真宗赵恒信的是什么,曾经怎样信过,有这种光辉先例,赵佶还用从头思考吗?何况,他本人亲眼目睹过道士的神奇。那是位道士中的领袖,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大人在哲宗时期进京大显神通,为当时的皇后孟氏取出了误吞入喉的绣花针。这是很尖端的外科手术嘛。另一件事就非常惊人了,据说有一天刘宗师默默无言,一动不动,皇帝派人召见也跟没听见一样。当他终于起身,到赵佶面前后,赵佶问他:“搞什么,这么久才来?”刘宗师说:“刚才上天散步去了,本来很快就回来,可是正看到南天门外放春榜,榜上是明年开科考中的贵人名单。俺多看了一会儿,所以来迟了。”赵佶问:“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好,写下来,藏进这只小盒子里,明年放榜见分晓。”第二年春榜发放,金殿唱名,前两位是蔡、柯棐。打开刘宗师的小盒子,发现里边有张纸,上边写着“二草二木”。全都没话说了,完全正确。由此,刘宗师的地位确立,道教的灵验无可置疑。接下来,赵佶也变得灵异了。他先是做了一个梦,梦中扶摇九天,登上了一处仙宫。里边的神仙告诉他,“汝以宿命,当兴吾教。”该神仙做道士打扮。赵佶把这个梦郑重地告诉了身边的大臣,大臣们心领神会,向下边层层通知。可是效果不大好,没多少人震惊。事后想来,很可能是因为没有旁观者,他自己做了个梦,再单独向大臣们宣扬,可信度不高。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规模太小了,经过真宗造神运动的宋朝人免疫力太高,导致无动于衷。怎么办呢?聪明的赵佶想了想,什么都没再说,也没再做什么,直到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的十一月,某天按惯例他要盛装出行,去圜丘祭天。当天仪卫盛大,臣子俱全,赵佶乘玉辂出南薰门,奔圜丘。刚刚出城,赵佶忽然遥指前方,问身边一个年轻人:“蔡爱卿,你看玉律园之东若有楼台重重,是何处也?”蔡,是著名的小蔡。蔡京的长子蔡攸。蔡京有很多儿子,蔡攸是很特别的,他并不是走老爹的门路才搭上了皇帝,在赵佶还是皇子时,他就博得了未来皇帝的好感。当年赵佶出宫,经常会遇到一个比他大两三岁的青年。那青年见到他之后会立即下马,拱手立在一边。久而久之,赵佶问这是何人,左右回答说这是蔡承旨的公子。蔡攸之名,就在此刻进入赵佶的心里,算是半个贫贱之交。这时,小蔡心领神会,回答说:“臣看见了,云间的确有楼台隐隐数重,仔细再看,它们都离地有数十丈高。”“是吗?爱卿你视力很好,还看到了什么,有人物吗?”“有,有道教的童子举着幡幢节盖,保持队形在云间行走出没,臣能看见他们的眉目神情,历历如在眼前。”四周大臣侍卫们听了,齐声高呼万岁,神仙真的下凡了,只是我们太蠢,只有皇帝和蔡攸有仙缘,所以才看见。于是,赵佶在这里修建了道观,取名“迎真”,并作《天真降灵示现记》。从这时起,宋朝再一次刮起了全国性的道教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道教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成为中国正朔朝代里唯一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赵佶就是那个合一体。首先他是皇帝,可他宣称除了神宗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爹。该爹是玉皇大帝,简称上帝。他是上帝的元子,即长子。在天上的官儿叫神霄帝君,因为爱中原这片土地,在天上往下看时,发现茫茫大地上全是光头,即佛教信徒,心里实在有气,才主动要求降生下来,拯救黎民百姓。在他的嘴里,佛教叫“金狄之教”。金,五行中西方属金,这是方向感,指向了天竺古印度;狄,夷狄外族,带有鄙视性,源于中央华美之族的优越感。堂堂中华贵嗣,怎能剃光了头,向异族的神灵膜拜?简直是数典忘祖!于是,赵佶以教主加皇帝的合一体身份,给道教信徒加持了若干光环。先是要学习,赵佶要求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挖掘道教知识遗产,谁能上缴孤本、珍品的道教典籍,立即升官发财。典籍由官方指定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最后合成一部万寿道藏。据传说,《九阴真经》就是这次抢救典籍运动中的副产品……接着还是要学习。宋朝的州学、太学等各级学府从此多加了一门科目,大经,或者小经。学子们任选一经,仔细钻研,学好了有奖。大经,指《黄帝内经》《道德经》;小经指《庄子》《列子》。学习中,道士们发达了。他们有了身份,从低到高分二十六阶,品级和朝中士大夫官阶相等。有阶即有权,他们见到官员时,可以不必施礼,不必俯首。这就不只是分庭抗礼了,简直是出乎其上。有权即有钱。道士们在全国各地大修神霄宫,宫观使不再由官员们兼职,都由教中兄弟们担任,于是宫观职的丰厚工资都成了自留田。最后是一项终极特权。无论谁犯了什么罪,除了反宋反赵反人类,只要加入道教,立即恢复名誉,重新做人。在这个过程里,和尚们倒足了大霉。先是名字改了,和尚叫德士,佛叫金仙,菩萨叫仙人,罗汉叫无漏,金刚叫力士,僧伽叫修善。接着住的地方没了。各地要盖神霄宫,官方的说法是由各地的道观改修,可在实际操作时,有二十六阶官身在手的道士们笑嘻嘻地拦住了装修工程队。何必奢侈浪费呢,屋子还是原来的屋子,再怎么修能搞出什么花样?你们到四周转转,实地测量一下,找到最大的那座佛寺,把里边的和尚赶走,在那儿改建神霄宫……再有就是原来的衣服穿不得了。赵佶说过,他在天上时就看着地上密密麻麻的光头来气,连带着袈裟、法冠、锡杖等东西也不顺眼。这些都要改。改成半道士模样。头上要戴星冠,但不许有日月星辰图案,只是一顶乌沉沉的帽子。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用根带子勒在脖子上。可帽子下边就没法处理了。正牌的星冠下边是冠巾,配着道士们飘逸的长发,显得潇洒漂亮。可和尚是光头啊,这怎么搞?和尚们有办法,他们戴上了假发。在假发上梳成发髻别上簪子,离远了看非常和谐,没一点破绽。以上种种,只是常规设施,在民间、官场的层面上实施。怎么说呢,一句话,都是给凡人们定的规矩。人之上有神,在凡间之上的境界里,才是赵佶所追求的真正目标。当年的法令公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挟阴阳卜祝及诡怪诞妄之术,得先生处士之名,官视正郎,恩数越于道流。”也就是说,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的待遇比官员要高,比普通的道士要高。高到什么程度,以最高的那个人在京城的遭遇为例说明。说到神仙、特异功能,现代社会应该不陌生。中华大地上曾经雨前蚂蚁一样涌现出了无数的特异人士,他们能隔空发功给人治病,可以聚众开会引发气场,全体与会人员一起又哭又笑且歌且舞,更可以透过近百米的河水看见河床上的一只罐头瓶子。如此等等,让人大开眼界,觉得身为人类真是荣耀,的确是万物之灵。但翻看宋史之后,你就会发现,时隔近千年,各项神奇功能不仅没有发展,居然还倒退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灵异的时代。根据记载,只有先秦、始皇、汉武等几个极特殊的时代才能超过它。但精确计算的话,上面这些还各有不足。与宋朝相比,先秦时代各种传说、诸般神奇的确更炫目,但史料不精确,基本上没有证据;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寻找仙方,派人渡海,看着很壮举,但境界实在太低。长生,本就是仙法中最低等、最初步的层次。秦始皇找仙方,被方士嘲笑,气得大开杀戒;渡海找蓬莱岛,结果人员一去不复还,搞出了个疑似徐福传人的日本国……至于汉武,他在这方面是微缩版的始皇,嬴政大哥干过的他都干了一遍,在他身后西汉还能再挺几代人,算是相当不简单了。之后连唐朝都算上,统统没有宋朝的神仙风光。在赵佶的时代里,各路货色应有尽有,说哪一种,都有代表人物。预言类,有前面说过的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曾经预言第二年春榜的前两名名字。这很帅,但很儿科,灵异界人士都能说点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事,其中跨度最远、预言最准的一个,叫张虚白。张虚白掌管太一宫,官太虚大夫、金门羽客。他的宫里由赵佶亲自下令增设宏道、真学、会宾、隐真四堂。又造庵堂、小轩,名字都由赵佶亲笔题写。是什么让赵佶这样看重他呢,因为他经常喝酒。张虚白是典型的酒后吐真言的人,每当喝醉,他都会突然卧倒,躺在赵佶的大腿上,喃喃自语,说一些云山雾罩的话。这些话,在某些天之后都会应验。更有甚者,某一时刻他一高兴,会直接说在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极其罕见了,要知道就连大名鼎鼎的《推背图》《烧饼歌》或者外国灵异界杰出人士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也都是用图片、用诗歌等暗语晦涩地暗示一下将来而已。谁也不能准确地说,哪一天发生什么事,并且百分之一百准确。但张虚白做到了。他最经典的一次预言是多年以后,辽国崩溃的消息传进开封,金国人宣称抓住了辽国皇帝耶律延禧。这时赵佶问张虚白:“这事儿真假,你怎么看?”张虚白当时正巧喝醉了,他躺在赵佶的大腿上,缓缓地说:“天祚帝在海上筑宫室等待陛下,已经很久了。”这句话让周围的大臣集体出汗,耶律延禧是亡国之君、阶下之囚,而赵佶当时刚刚获得宋朝历代皇帝最高成就奖,达到的高度连开国之君赵匡胤都比不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张虚白居然把这样的皇帝预言成第二个耶律延禧,还有比这更大逆不道的吗?简直是恶毒的诅咒!换谁都得把这妖人踢出去,不砍头也毒打一顿,去去晦气。可赵佶只是一笑,他拍拍张虚白的后背,说:“张胡,你又醉了。”多年以后,历史证明了张虚白的预言是否正确。在唐朝时,有过一段神仙佳话,唐明皇李隆基失去杨贵妃之后非常想念,找来方士去寻找,哪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找到杨贵妃的踪迹。这位方士很神勇,他不仅在海外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还带回来了一些当年李、杨两人的私密话语,让当事人无法怀疑。很牛吧,宋朝也有,而且更上层楼。濮州(今山东鄄城县西南临濮集)人王老志,本是个地方小官,后来弃官学道,神仙得不得了。在山东老家时有人找他麻烦,结果突然间脚下陷了一个深坑。坑底里露出了斗大的鳞甲,吓得前来找麻烦的人掉头就跑。跑出五里后,头顶上雷霆剧震雨雹俱下。他能随时操纵人间祸福了。王老志进京之后,刚巧赶上赵佶的爱妃刘氏病死了,赵佶悲伤之余请他进宫,询问刘贵妃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情况。王老志说,刘贵妃是天上的紫虚元君,现在已经魂归道山,重修正果,但通过他,赵佶能和刘贵妃对话。赵佶将信将疑。另一位贵妃乔氏问,自己曾和刘氏很好,现在刘氏还想她吗?王老志没说话,他拿出了一封信。这封信里写的居然是一年前乔、刘两人和赵佶在一起时说的私房话!豫章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人王仔昔是个全能型神仙,号称无所不能。据记载,赵佶时代某年非常罕见地干旱了。这不是乱讲,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天气也一样的特异。中华大地上,风调雨顺了好多年,全国出产丰富,五谷丰登。这次罕见的干旱让赵佶不爽,决定派重量级选手一次搞定,在灾祸的苗头初发时就摁死它。于是,王仔昔出场,为了隆重气氛,赵佶御赐了一张黄纸,以便王神仙画符。那一天万众瞩目,王神仙提起朱砂笔来,笔走龙蛇在黄纸上画了一道小符,却没按正常程序当场烧掉,和上天的神仙沟通。他突然转过了头,向旁边送纸来的御使说:“把符拿走,放水里煮开了洗。”“啊?”御使蒙了,神仙在说什么,这是祈雨好吧,又不是熬汤喝!他拒不接受,说:“皇上要你祈雨,你这么搞全拧了!”王神仙却大怒,厉声喝道:“少废话,马上拿去!”于是,御使只好持去。符送到了赵佶的面前,徽宗陛下在迷茫中突然灵光一闪,进而冷汗直流。他一边派人把符扔进水里烧开,一边叫来了一个爱妃。该爱妃正害红眼病,看着跟兔子似的,多少御医都治不好。等符水烧开之后,洗了一会儿,居然立即痊愈。什么是神仙,这才是神仙。能体谅领导辛苦,为领导着想的,才是真正有用的神仙!王仔昔改善了赵佶的生活,这很可贵,但终究不算太难能。因为治病救人、未卜先知,都是神仙的初段本领,下面出场的这位才是神仙里的上层人物。修道者以虚御实,万事皆空,逐渐修炼下去,能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这是中华道教的普及型纲领,在这之上,每个时代总有些修道界里的个别人物搞特殊。他们信奉的是“修而优则反”。这实在是没办法,就像手里抓着一大麻袋的金元宝,要是不花出去,实在让人心痒痒。这些金元宝,就是世俗凡间的人心。修道达到一定层次,总会有大量的信徒。信徒,是最忠实的追随者,就算在无神论成为主流的现代,都不断有人被蛊惑,何况是封建时代?于是,教徒多了,难免不造反。如汉朝的张角,清朝的洪秀全。这类人物在赵佶

                      ,临了还得从头到脚给你扎针活络筋脉,那叫一个累啊!”身上不知何时已被扎满了银针,林岳这小子随身带针的习惯倒也挺好,不然这荒山野岭哪里去找这些专用器械。此刻我才感到浑身酸麻胀痛,勉强撑起一看,体表竟壮观地插满了银针,林岳已将我变成人形仙人掌了。“亦凡,别乱动,小心点,你现在身体虚。”晖儿柔声道,她的眼睛隐隐有些红肿,明显有哭过的痕迹。我横躺在越野车的车厢后部,大家撤去了座椅,空出一个不小的空间,从车窗望出去,依旧是山谷附近。“刚才到底是怎么了?”我颤声问道,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响亮的不像一个虚弱的人。“就是这东西折腾的。”耿婆伸手拿起一块木制的东西,“墨家的木甲术。”这东西我曾在黑魆兵的身后见过,但形状似乎小了一圈,而且已是残破不堪。随着耿婆的话语,情景一转,之前的情景一幕幕回放了起来,所不同的是,我的视角转作了旁观。林岳弄出汽油树之后,我微微一笑,金属刺球出现在空中,只要它们在汽油树造成的可燃性气雾中相碰造出火花,那些黑魆兵就会立刻被火焰吞噬,这就是耿婆之前和我们交待的战术。但是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一个毫无声息的黑影自地下接近了我,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战局上,根本没有发现我身后的地面上悄悄钻出的东西。那东西微微一弹,准确地附在了我的背后,八根锐利坚韧的竹条八爪鱼似地扣入背部肌肉,猛然收紧。这一刻正是我挥出金属刺球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改变使得我将攻击目标转向了林岳。那木制的东西里似乎包含着什么机括,随着我能力和动作的变化,它有规律地发出咯咯的响声,每次响声后竹条便扣紧拉动,我的攻击也增强数倍。晖儿看到这个东西便高声提醒,却被我的攻击阻住,耿婆瞥见后眉头微微一皱,闪身在狴犴耳旁低语几声,而那时林岳则正在和我周旋。狴犴点点头,身子一抖恢复作家猫大小,一跃潜入黄土之中消失不见。驭金力量越来越狂暴,就在我和耿婆对决的那个时候,背后那东西突地出一些细缝。紧接着,我疯狂地爆发力量,地面的金属全部碎裂,隐隐的力量震得背后那东西顿时裂开了,但却没有脱离。狴犴悄悄从地下冒了出来,灵巧地掩到我背后,团身下蹲,猛地一扑,前爪狠狠地扑打在我背后的东西上,咯啦数声下那东西碎裂成了几块,八根竹条无力地挂在了我的背上。失去那东西的控制,我的身形变得有些脱力,开始晃动起来,也正是那一刻,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完全没有看到空中动起来的金属碎片。它们的确是动起来了,但却不是攻击,只是纷纷落在了地上,发出叮当的响声。在这片响声中,我仰面倒在了地上…………“墨者非攻,怎么弄出这么阴狠的东西来?”拔去银针后全身无比舒畅,我恨恨地问道,“木甲术又是什么?”“木甲术是源自远古的一种精妙技术,远比墨家和鲁班的机关术更为古老。”晖儿低声道,“控制你的东西叫‘傀人甲’,原本是用来控制战俘为自己效命的机关,因为太过阴狠后来被木甲大师偃师先生废除了。”晖儿手中正拿着姜老所赠的笔记,看来她一定是查阅了那上面的记录资料。但墨家的后人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东西来对付我呢?照理我们从未谋面,更谈不上什么深仇大恨,唯一的解释也许就是利益驱动了。“剩下那些半条命的东西都让我给灭了,这些个家伙的确是大食国来的,估计是战死的,托了这里的沙土和气候的福,保存较好。”林岳继续道,“也是靠那种‘傀人甲’刺激神经系统才那么牛轰轰的,不过……”林岳伸出手掌,手心里放着一把草叶,隐隐有些黑黄。“灵火的痕迹,这上面还有人油。”林岳拨着草叶道,“这是在附近发现的,死的那个应该是墨家的人,动手的应该是莫曹。”利益是人们的共同驱动,如果说是莫曹他们找来的杀手却也在意料之中,但他大可不必将这个墨者杀了,即便是灭口,也显得有些过头了。只是不管如何,好在大家都平安,最重要的是没有酿成我亲手杀死妻子好友的惨剧。“调查这些只会浪费时间。”我恨道,“继续按原计划查探,要想太平,就必须先把这些潜在后面的混蛋挖出来!”……(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湖南湘西张家界,青岩山地域。西汉初年的张良,字子房,与萧何、韩信同被称为汉初三杰,被封留侯,谥文成侯。张良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据《史记》、《汉书》等史志典籍记载,他的先人曾五世相韩,自秦灭韩后,张良结交刺客,曾与樊哙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陈胜、吴广起兵后,张良聚集百余名少年投奔沛公刘邦。精通兵法的他善于出谋划策,深得刘邦信赖,曾称赞他能“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然而,这位功名卓著的开国元勋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急流勇退,称病不朝,过起闭门谢客的隐居生活,直至汉高后三年去世。因此,张良的晚年活动鲜为人知,以至被人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而张良死后究竟葬于何处,也成为千古之谜。而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却正是这位兵法、数术名家的墓地。关于张良的墓地,人们曾有多种猜测。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河南省兰考县,县城西南六公里的曹辛庄车站南侧,确有一座张良墓,高达十米,周围古柏环绕,郁郁葱葱,似有一定来历。据传说,刘邦死后,吕氏专权,张良便托病隐居于东昏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兰考)西南的白云山,死后就葬于该地。后世的戏曲、小说也有相似描写,说张良纳还冠盖,辞朝学道,刘邦追至白云山,张良幻化而去,从此不知下落。也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山东沛县东六十五里的微山湖微山岛上,据唐代《括地志》记载:“汉张良墓在徐州沛县东六十五里,与留城相近也。”又载:“故留城在徐州沛县东南五十五里,今城内有张良庙也。”当初刘邦封侯的时候,曾许诺让张良“自择齐三万户”。但张良以在留城与刘邦首次相见为理由,要求封给他留。既然封地在留,死后葬于留城附近,应属合情合理的事情。这一看法以唐代文献为依据,且与史实较接近,也有一定说服力。还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湖南张家界的青岩山。当地山水奇丽、林木清幽,是著名的风景区。据《仙释志》记载:“张良,相传从赤松子游。有墓在青岩山,时隐时现。”《陵墓志》也记载:“汉留侯张良墓,在青岩山。良得黄石公书后,从赤松子游。”邑中天门、青岩各山,多存遗迹。核以史实,张良确实曾在封侯之初,向刘邦说过:“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综合上述记载,张良晚年前往景色秀美的青岩山隐居学道,死后即葬于该地,应该是最为合乎逻辑的推断。何况,陈子浩他们留下的地图上也鲜明的标记了青岩山的所在。陈子浩等人对张良墓的图谋十分显而易见,由于之前他们一直是遵循着奇门遁甲这条脉络,那这位在奇门遁甲钻研史上最著名的子房先生就更不会被放过了。相传当年黄帝得到的奇门遁甲为一千零八十局,到了周朝为太公姜子牙改作七十二局,而这个张良张子房则将其简化为了十八局,即阴遁九局和阳遁九局。何况民间一直有传说,张良将一生的奇门遁甲精要研究都藏入了自己的墓穴,之所以布下三处墓穴葬地,正是效法“狡兔三窟”,以迷惑那时虎视眈眈的吕后。明白目的是一回事,可要想抢占先机则是另一回事,对于毫无头绪的我们来说,且不谈传说的真实性,单单这些精要书籍的线索,就已是扑朔迷离了。……“嗬,这菜辣的,我那喉咙都赶上大兴安岭火灾了。”林岳满头大汗地吃着,口中不住叫唤,“不过还真好吃,辣死也值得了,唔……”“慢点吃,就这吃法,迟早把你的胃弄坏了。”S倒没有嘲笑林岳的穷形尽相,反而递去一杯白水,细心地提醒着。从山谷回来林岳便一直嚷嚷着叫饿,一路海吃过来。他之前一直到现在的表现始终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但又说不出为什么,终于在某次饭桌上我想到了症结所在。“哎,林岳,我记得你小子在学校里没这么大胃口啊。”我回忆着问道,“那时候你还不太爱吃水果,怎么,现在秋后算账一起吃个够本了?”“得……得了吧,我……我这叫体质特殊……”林岳嘴里塞满了食物,翻着白眼道。“体质特殊?你不属猪吧?”S白了他一眼,讥讽道。“体质的确特殊,是他的缘木能力害的。”耿婆微微笑着替他解释道。“缘木是一种借助自然变化来创造和控制植物的能力,对施术者来说体力消耗很大。”“就是,你们看我这么吃也没见长肉啊。”林岳捏了捏自己坚实的胳膊道,“唉,整一小细胳膊小细腿的,都给消耗了。”我们这才惶然大悟,难怪林岳在每次战斗后都会大吃大喝,一路食物不断,而且还特别注意随身携带的干粮补给。原来他是为了应付沿途的状况,注意给自己的能力补充动力。自那以后,S便不再嘲笑林岳,相反的,还时常会准备一些食物带在身边,以备林岳的不时之需。在古战场上,林岳在地下造成的那阵波动隐含了极其巨大的潜能,我很好奇,当时如果不是耿婆喝止了他,情形又会是怎么样呢?从知道林岳的能力开始,似乎没人知道这小子到底有多大能耐,但那千奇百怪的植物却又被他运用的巧妙自如。他的个性有些搞怪,每每采用的攻击方式都是刁钻阴损的,可真要细论起来,缘木能力的威力却是让我隐隐有些发寒的。虽然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害怕哪一点。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地域里,晚饭后最好的活动莫过于慢行散步,虽然我们落脚处附近并没有什么市集和景点,但对人来说亲近自然远胜于市井喧嚣。或许在自然的环境中,思维会变得更加敏锐,至少我是非常需要这样的环境来思考。黄昏的天色总是给人带来许多的遐想和感叹,也许是夕阳晚霞的色彩最容易触动人类大脑中的某根神经,世间多少骚人墨客为此留下了千古佳句。当然,这种雅兴和情调并不是人人都有的,最多也只会安然享受晚景而已。但眼前那些喜欢煞风景的除外。拐过一片幽静的树林,石板铺就的道路出现在面前,沿路观赏着周围的景色,林岳和S在一边低声谈论什么话题,不时地偷笑着。晖儿拉了拉我的衣角,似乎在提醒我什么,猛一抬头,不远处有几个路人迎面走来。不过是几个路人,晖儿未免也太过小心了,我正想笑着调侃她两句,视线却被那些人的行动所吸引,身边的耿婆也低低地“咦”了一声。那是八个身材高大的人,为首的一个穿着一身灰色的布衣,款式很像当地的农家服饰,脚下行走起来大有龙行虎步的感觉。在他身后的那七个人却穿着宽大的长袍,头上戴着个大大的斗笠,行动间有些僵硬,暮色中看着十分的诡异。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看不清那斗笠下的面孔,这并不是因为天晚的关系,而是他们的脸部都让一张画着朱砂印记的黄纸所挡住了。“湘西赶尸匠。”耿婆低声提醒道,“湘西赶尸,生人回避。大家都靠边,给他们让条道。”大家都是一愣,在现代社会这个名头有些生僻,但我们几个多少都有所了解,当下闪在一边给对方让出了道路。那些人很快便走过了我们的面前,为首的那名汉子大约三十多岁,身形魁梧,蓄着短髭,板寸头上刺毛林立,看着彪悍异常。我悄悄地打量了一下他身后的七个人,都是垂手而立,行动间似乎双膝并不弯曲,脚下向前直直挪动,看着像是在跳动一般,只是动作幅度并不大。“啊~~”S突然发出一声惊叫,满面怒色地盯着为首的男子,一只手探向身后。灰衣汉子嘿嘿地笑着,身后那七人全部停了下来……十八、辰州尸俑装潢古朴的包间内摆着一张矮小的木桌,上面满是精巧的茶具,两名男子隔桌相对跪坐。正在摆弄茶具的男子似乎十分熟知茶道,手法轻巧优雅,面上那亲切的笑容更是让人油然生出倾慕的感觉。在他对面的男子身形较为高大,即便是跪坐下来也比常人高出不少。这人看来十分普通,但却普通得让人有些害怕,因为你根本无法在这张谦和平常的面孔上窥出任何的情绪。摆弄茶具的男子提起水壶,用滚烫的热水在小巧的紫砂茶壶外均匀地浇了一圈,取过茶杯,以清茶洗涮。单掌托壶,缓缓倾出,一杯幽香四溢的茶水敬至高大男子的面前。“茶之道,深蕴而内敛也,嗅则其香淡雅,品则入口浓郁。”高大男子轻晃着茶杯道,“你浸淫茶道多年,怎么今天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茶道乃静心专一之道,心中愧意难当有如茶香外溢,故不能控也。”沏茶男子恭谨道,“莫曹欺瞒风爷,一直揣揣不安,自知难逃您的法眼。”“行事大气,有心胸,这是我欣赏你的原因之一。”高大男子品了一口茶水,“哦?这茶的功夫……”“雕虫小技,风爷见笑。”沏茶男子坐直了微一欠身,“莫曹只是以茶明志。”“鼻间茶香浓郁,茶水淡而无味,细品之下却是浑然一体。”高大男子点头道,“好个以茶明志!用嗅觉引导味觉,果然寓意深刻。”见杯中茶水已干,沏茶男子恭谨地又沏上一杯,那高大男子接过茶杯在鼻间细细嗅了一阵,一口呡下。“陈子浩的事我自会处理,你不必担心。”高大男子放下茶杯,身边突然蹿出一只金毛猴子,攀到桌上摇摆着走向茶具。沏茶男子微微一笑,又沏了一杯,递了过去,那金毛猴子大大咧咧地接过茶杯,竟也细细嗅了一阵,两爪托住茶杯呡了一口,即刻点着头冲高大男子唧喳地叫了起来。“能让我欣赏的人不多,能让它欣赏的人就更少了。”高大男子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你,很好。”……S的惊叫声并不是无端而发的,当那汉子经过她身旁时,宽大的手掌在她臀部重重地摸了一把,那动作猥琐之极,但又快的惊人,以至于S完全没有避让的余地。“朋友,这是什么意思?”边上的林岳没有破口大骂,却一反常态地严肃道,似乎也看出那人的来路有些不凡。“么子意思?赶尸的道道忌讳女的,这妹子翘起屁股拦路,我只不过是教训两下。”灰衣汉子操着地道的湘音满脸生横道,“高声大气地炒哒我的客,这笔账倒要算下看看。”对方的态度霸道强硬,强词夺理的架势似乎在故意找碴,我隐隐觉得事有蹊跷,当下掩在了晖儿的身前。S早已按捺不住,听到那汉子口里不干不净的,更是恼火,刚想放出怀里的狴犴上前对付,却被林岳暗暗拉住。“算账?好啊,不过她是个女的,怎么也不能让朋友你坏了名声吧?”林岳微微一笑,“要不我陪你玩玩?朋友尽管划出道来。”“城里人细皮嫩肉的,就莫学哒讲么子江湖切口,倒你爷的胃。”灰衣汉子不屑道。哐铛几声,那汉子话音刚落,身后的七个怪人突然倒地,个个摔得四仰八叉,手脚挣扎摆动却站不起身来。也就是这么一摔,宽大的袍子耷拉在了身上,这七个怪人居然都是大腹便便,可让我惊异的是,他们隆起的腹部竟然是一般大小。地上不知何时长出了一片苔藓,闻声灰衣汉子转头间险些也是一跤,当即脚下一扎稳住身子。那汉子哼了一声,双脚交替探出,脚步诡异地游动了一圈,满地的苔藓尽数被他翻起,双手一抓一提,拎住地上怪人的衣领,几下将他们拽了起来。“急哒找死!”那汉子恶声喝了一句,身子晃动中,手掌翻飞地在七个怪人背后击打了几下,一阵梆梆作响后,那些怪人动作诡异地向我们直冲过来。“老婆子有些累了,你们陪他玩玩吧。”耿婆打了个哈欠,坐在了路边的石头上,翘起二郎腿悠哉地观起斗来。临近身边,那些怪人的手臂突地举起,平伸向前,宽大的袍袖中露出一双双惨白枯槁的手掌,十指上长着乌黑的长甲,像是猛禽的利爪一般。手臂抬起的位置恰到好处,在他们的逼近下,寸许长的黑甲全然是冲着我们的咽喉部位而来。“就知道是这一招。”林岳乐了,双手抖动了两下,几根粗大的树枝横劈了下来,狠狠地敲在了那些怪人横伸的手臂上。“梆梆梆……喀嚓……”一片响声后,那些怪人的行动被阻了阻,手臂却并未折断,

                      填着吸呢,听到这声音马上就来了精神,站了起来。亮作欢欢喜喜地打开后门。“呀,您回来啦。来,快,快请进。”声音也因激动而尖锐发颤。野口光是看到亮作高兴的样子就满足了似的,礼貌的举动中包含着总经理的淡定风采。只见他解开包裹:“来,鸡蛋。对了,今儿早上捉到了不少沙丁鱼。”野口拿给亮作一个包着三个鸡蛋和不到十条沙丁鱼的纸包。“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白萝卜和胡萝卜。”这么多种食物,在亮作眼里看来简直如同宝石一般。他茫然接下了东西,眼中甚至还流出了泪水。“大家都睡了吗?”“没事,不要紧的,您请进。”“我正从伊东往回返呢,自己家都还没回呢,晚安。”野口笑了笑,静悄悄地走了。这已是每个周日晚上的习惯了。信子和克子不想看到这一幕,所以早早就蒙上被子睡觉了。因此信子和克子都玩命吃野口给的东西。一边吃,一边大说特说给食者和接食者的坏话。“你们既然这么讨厌人家,就别吃人家给的东西!”亮作气得直抖,两个女人却不理不睬,坏话说得越来越起劲了。“是呗。那个男的从女儿出生起就是你的同事啦。原来处处碰壁那会儿,还顶着一副要饭的样子来咱家借过钱。然后呢?以为自己出人头地了,结果还不是靠着打仗成了暴发户,鼻子都翘到天上去了。”“人家哪有翘鼻子。”“怎么没有了。原来都是你你咱咱的,说起话来随随便便,有点出息了就变成您、我了。啊,真讨厌。以前只会说‘咱从伊东往回返呢’,现在则是说‘我正从伊东的别墅往回返呢’真惹人厌。”“胡说八道,人家不是很谦逊吗。”“那是装的,装出一副谦逊的样子冲你示威呢,暴发户的恶毒癖好。是吧,克子。”“没错,无知文盲的下流癖好,大杂院居民的贵族癖好吧。”“胡说八道,你们一肚子脏水,所以看什么都是脏的。首先,野口就没有说过什么伊东别墅。他只是跟平常一样提到伊东的……他在尽量避免用暴发户的口气说话,懂吗!”“没意思。就是把大杂院居民的‘礼貌’癖好倒过来换了个样子而已嘛。”女大学生克子丢过来一句话,“他想说伊东的别墅却只说到伊东就不提了,这才讨人厌呢。东西找用人送来就好,却说什么自己正往回返呢,他就是想卖个人情,还想提自己在伊东的别墅!这不是故意装谦逊吗!鸡蛋每次都是三个,多不自然呀,是故意按人头给这么多个的,自始至终他都是故意的!”“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这什么话呀!你看看这沙丁鱼!不是七条吗?!他没有故意按人头给。你们拿下流的想法去猜忌别人,太肮脏了!”克子冲着盘子上烤好的沙丁鱼翻了个白眼,说:“七条,真奇怪呀。”说完露出了冷笑。克子戳烂了沙丁鱼,慢慢吃着,又说道:“要是九条,就太可惜啦。是给六条加上了一条呢,还是从九条里扣去了两条呢?”亮作愤怒得就快要冲上前抓住克子了。“好好回答我问的话!他有没有故意按人头给?说!”“这个嘛,应该有吧。”血色从克子的脸上褪去,惨白的冷笑贴在脸上。“这是人家对忠诚和顺从的特别恩赐呀。因为有为了一条沙丁鱼就高兴得老泪纵横的人嘛。老同事成了小工厂的小财主,来提拔自己啦。人家就猜到某人又老实又迟钝,才会把会计这么重要的职位给他呀。可是某人只是个普通职员,工资又少。所以人家总经理说话才会什么您您的这么礼貌,这么热情对待某人呀。而且还在六条鱼的基础上额外多给了一条沙丁鱼呢。于是某个普通社员就含着老泪等着总经理周日晚上从别墅回来呀。”女大学生这一番在理的讽刺从总经理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亮作随之就丧失了反抗的能力。他气得呼吸都停止了,血液一下子冲到了头顶。然而他却闭上嘴,垂下了头。亮作和野口曾经在东京近郊的农村一起当过小学教师。野口不满足于只当个小学教师,结果自己创业却失败落魄,因为吹吹唢呐、开开中华荞麦面店还有些收入,所以就做做送葬队伍的头头,便宜买进病刚好的马匹来运个货,结果马暴毙而亡。这活儿本来就要担着马可能会死的风险,野口也就自认倒霉了。然而这匹马却在临死之前发起疯来,瞪着血红的双眼从稻草做成的地板上一跃而起,像是要跳上天空。也就是用后腿站着,前腿跟人类的幽灵一样弯在胸前,像蛇伸长身子一样玩命向天空拧着脖子。然后它扯断了缰绳,冲出了马棚,一口气直直向前冲了五六座小镇那么远,最后扑通倒在地上,一命呜呼。虽然医生没有检查这匹马,但野口逢人都说马是犯脑膜炎死的。之后野口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工厂,就快熬不下去要跑去上吊的时候,战争开始了。工厂突然就上了轨道,野口也就一下子成了暴发户。野口提拔没出息的亮作当了会计。野口会看上亮作,是因为亮作迟钝,没有干坏事的本事。薪水则按当时的市场价给,只比小学教师好上那么一点而已。野口待人友善,却是个把钱看得很紧的男人。他非常小气,就算说他对员工用敬语是为了弥补他的小气也不为过。他给了亮作产报[1]的啤酒券和餐券,但吃饭方面亮作还是得自己出钱。大家(包括亮作)都认为野口会这么做是因为他小气,不过做了确实比不做来得友善。亮作知道克子说得没错。野口每个周日晚上都会拿来别墅种的菜和沙丁鱼,不当回事地放下,等到公司午休那一小会儿的时间又漫不经心地说,在伊东要抓到一条沙丁鱼都已经有多难多难了。一两次亮作还是能忍的。但是,如果亮作默不作声,恐怕野口每天都会反复提起这码事。因此,亮作终究还是抬起头,用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说道:“安了发动机的船吧,都安的是热球式发动机。大家都被征去做运输船了。年轻的渔夫被征去打仗,就连上了年纪的也跟船一起被征走了。这样还能打到够上千人吃的沙丁鱼,真是不可思议呀。”“前几天,我问了那边来的人,他们说在捕鱼。好像还在用大谋网[2]捕。”野口心里很明白这是亮作在挑战自己,笑容却未从脸上消失。“您说那边,是哪边来的人呀?”“啊,是沼津。我远房亲戚在那边的工厂做事,总部设在东京,他经常去东京办事,每次都会顺道来我家一趟。”亮作畏畏缩缩的,胆怯得就像只小龟崽似的,好像下一秒就要缩到龟壳里去了,却还在顽强地往下说:(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大谋网捕得好的时候,能捕到四五万条鰤鱼。大海里的鱼真是取之不尽呀。”“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沼津的大谋网,沼津可没有渔场呀。”“不,渔场不在沼津,在那附近。”亮作拼命动着嘴,脸上流露出濒死前的哀苦神色。很悲哀,也很固执,很可憎。野口脸色变了,喘气也不匀实了。“我亲眼看见的,您是要拿耳朵听到的传闻来否认我亲眼所见的事实吗?!”亮作沉默了。“太平洋沿岸都被敌人的潜艇给包围了。在真鹤那边,敌人的潜艇还冲到了大谋网里。听说闹得沸沸扬扬,还吹螺号来着,结果敌人披着渔网就逃跑了。所以不管哪儿的大谋网都搁着没人管,因为危险,也没有小船敢出海。”亮作那一脸哭相好像在说,只要让野口变了脸色,乱了呼吸他就满足了。然而野口也是,只要亮作沉默了,嗯,他就满足了。于是,总经理没花多少时间就恢复了平静。野口给亮作倒了口茶。“如何?来伊东玩一趟吧。这周日我陪您一起。总之,那儿可是个世外桃源呀。我们家耕地有两百来平方米。鸡也生好了够吃一星期的蛋,在等着我们呢。”“嗯,务必让我跟您去一趟。”亮作也变回了忠实的员工,笑了笑。于是,就又能暖融融地感到总经理那善良的关怀和友善了。就算亮作在周一到周六这六天来都对野口的小气感到不爽和憎恶,在周日这天也会满怀喜悦地等待着他友善的来访。于是,晚上十点,这份喜悦因为轻轻走近后门的脚步声而达到了顶峰。或许,在听到后门传来脚步声的那一瞬间之前,亮作心里都在恼火,想要骂总经理小气得用礼貌来弥补微薄的工资。然而,只要听到来访者的声音,确认了来人就是野口,一切就已经完蛋了。亮作成了一坨只由感动堆成的肉块,心脏在胸腔里跳跃撞击着,促使他奔向后门,让他衰老的双眼中浮现出泪水。亮作从未觉得这样的自己很可悲。他觉得应该相信人是心怀善意的。对于信子和克子,他是这么想的,然而他自己则一周有六天在蔑视总经理的小气和礼貌。因此亮作或许比任何人都更觉得,为一条沙丁鱼而哭的男人很可悲。当妻子和女儿通过肮脏而恶劣的表现指出自己为了一条沙丁鱼而哭泣的样子时,争吵就已经结束了。他全身血液上涌,闭上嘴,垂下头。然而,没过多久,他重新抬起了头。接下来,又像开始拐弯抹角讽刺总经理一样,畏畏缩缩,却执拗地争辩道:“你不准吃那条沙丁鱼。”话说得非常轻,然而,压不住的亢奋却让他口沫横飞。“你这么鄙视它,恨它,还吃它干什么?你这种行为不更应该鄙视吗?”对于亮作的这番话,克子首先是这么回答的:“你唾沫星子都喷到食物上了。”然后克子慢慢地,像扔垃圾一样,要把沙丁鱼扔进没有火的火盆里。“给我慢着!”爸爸去抓女儿的手臂,或者说,想去抓女儿的手臂,然后大声喊道:“就算现在你摆出这条鱼比垃圾还不如的做派把它扔给我看,你也没法否定自己的下作!你一直都在吃它!你这相当于在鄙视自己一直以来如此下作!”克子整张脸没有了一丝血色,她站了起来,拿起盒饭。她接下来要去征用[3]的工作场所。克子把盒饭放在膝盖上打开,捏起一条沙丁鱼,用力扔到了水池里。克子流下了一行泪,不久开始微微抽泣,却咬紧嘴唇,开始收拾打扮,准备出门。“欺负克子,很有意思吗?!”信子尖锐的叫声向他刺来。他无语。“弄哭了克子,真晦气!克子马上就要去征用的地方上班了!女人去征用的地方上班跟男人出征上战场是一样的!吃一条沙丁鱼而已,我们克子鄙视哪位大人了?!比起沙丁鱼我更鄙视棺材铺!吃一条沙丁鱼而已,也要什么高尚的理由吗?!我没有理由,我就是想鄙视棺材铺!吃一条沙丁鱼就下作了,哼,真是够了。下作的人是你,连让女儿吃一条沙丁鱼都舍不得。这米饭是用乡下的姨姥姥给克子送来的大米做的!你不也在吃这米吗?!”亮作无语了。克子可以因为赢了而得意扬扬地哭泣,但他连哭都不能哭。他站起身,开始收拾准备上班。他不能像克子扔掉沙丁鱼那样扔掉饭盒里的米饭。比起能否从这份痛苦中脱身,能否打赢战争看起来也并没有那么重要。

                      书和鸡棚

                      亮作是确信皇军会胜利的那一派,而信子和克子却确信皇军会战败。一接到塞班岛战况不利的消息,母女俩就迅速开始收拾行李,准备逃难了。克子看到信子拼命打包旧衣服,说道:“你带这种玩意儿干什么?”“这还能穿呀。也是为你带的,早晚会派上用场的。”“我才不穿这种玩意儿。”女儿翻了个白眼,咂了咂嘴。“姨姥姥喜欢收集衣服,把自己花了一辈子时间收集的那些跟艺术品似的衣服都给了我。这种玩意儿,女佣都不会穿。”“别这么浪费嘛。这都是我当年出嫁时带过来的。我缝缝补补,都穿了一辈子了,都是我的回忆呀。你爸爸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一件衣服。”女儿根本没去理会母亲的感伤,却又刷新了对父亲的鄙视。“真的?你嫁进来到现在都没买过?”“真的啊。”“真的假的呀,你嫁进来的年数比我岁数还大呢。”“当然是真的呀。”“哼,真迟钝。”母亲以无语表示同意。战时的夜晚很安静,两人的对话一清二楚地传到了迟钝之人的耳中。亮作一直想考资格考试,当中学教师。刚当上小学教师那会儿,亮作马上就开始准备考试了。他那微薄的工资大多都花在了这方面。亮作开始打算考历史和地理,之后也考过日语和汉语,然而考多少次都考不过。信子也是因为相信亮作这辈子不可能只是一个小学教师,才跟亮作结婚的。信子觉得,何止是中学教师,亮作再往上考都能考过,没准会成为教授、学者呢。媒人帮腔是一方面,但信子在看到亮作那被书山堆满的书房时,不知怎么就相信了。直到他三十岁左右那会儿,人们还是很信任他的。学识渊博,绝非一生只配当个小学教师的平庸之辈。当时人们都在仰视他。等到他四十岁左右,就完全反过来了。同样的人,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没有一处明显的变化,舆论居然能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真令人难以相信。世人从前对待他曾如此宽容,然而之后又是如此冰冷。没有人可怜他。只剩下鄙视和嘲骂。学务委员打着全体监护人的旗号向校长告状,说他为了考那根本考不上的考试而蔑视自己当前的工作。校长没有为他辩解。“哎呀,这人真愁人。就算我想把他安排到别处也没有哪个校长收留他,他们说还不如找个代课老师呢。”“话是这么说,可我们都把宝贝孩子交给你了呀。”“我这就想办法,我也会直接教训他的。请忍一忍。”每次他都会被叫到校长室,被逼着给学务委员和有权有势的家长挨个赔罪。而他的月薪不管过多久,基本都是刚入职时候的水平。他被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的人超了过去,每逢新学期,接下他那届学生的年轻老师都会大骂他这一年来根本没在教书育人。信子告诉克子,要是没有姨姥姥的援助,自己早就带着她一起自杀了。信子妈妈的姐姐也就是克子的姨姥姥,嫁了个富豪,一辈子过得很任性。但丈夫死了,也没有继承人,因此这任性的老人家就选了克子当她的第一号养女。信子只有这一个孩子,却没有理由来反对让克子当别人的养女。像梅村亮作这种家族姓氏,绝了后也是造福社会造福百姓。围绕这一家族姓氏的只有耻辱、贫穷、悲哀和叹息,其中只有满满的诅咒。梅村亮作这满是耻辱的一生当然该由他自己一个人来了结。姨姥姥给克子送来学费,克子上了女子大学。跟姨姥姥这边相比,亮作从世人那受到的冷遇都是小意思。姨姥姥对他的感情是憎恶,无视、否定、刺杀了他整个人的人格。克子每逢休假都会跟母亲一起去姨姥姥那里住,然而她们甚至不允许亮作在姨姥姥门前站着。于是克子休假期间,他不得不自己做好饭再去上班。然而只要没有耻辱所带来的痛苦,一个人独住这点不方便也就算不上什么难受了。克子的学费是被禁止用来补充生活费的,包括亮作那份。信子也一直严守着这条禁令,可是战争愈演愈烈,姨姥姥开始给克子送粮食,虽然亮作很少从生活费方面得到好处,但配给的粮食丰富了许多,亮作也就受到了间接的恩惠。母亲和女儿一到晚上就开始收拾逃难的行李。行李当然是要送到姨姥姥那边去。当然亮作的东西是完全排除在这堆行李之外的。就算把她们的东西送走了,厨具和茶几原本也是属于亮作的东西,因此并没有影响到三个人的生活。两人并没有劝亮作收拾行李。因为这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不便,所以哪怕亮作的东西全都灰飞烟灭也没什么可惜的。两人的行李一送走,房间看上去就宽敞了许多。受了眼前场景的刺激,亮作也开始考虑逃难了。他想,至少把书保留下来,他这辈子就只有这么点足迹了。一想到书会被烧掉,就痛苦得好像自己被烧了似的。这二十多年来,亮作用微薄的薪水一点点囤下的藏书已经有两千来册了。“我说信子啊,我能不能只把这些书寄放在姨姥姥家呢?”信子无奈地叹了口气,道:“你说什么呢。你真是,唉,不要脸,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我倒想拜托B-29[4]只把你这些书烧个精光呢。你也想想看吧。我为了这些书,这辈子几乎白活了,我都数不清自己哭了多少回了。你居然,唉,居然没有烧掉这些废书的心思。让别人哭得要死,不但一分钱好处没捞到,还成了别人的笑柄。这每一本书都盖着‘你是低能’的印记,亏你还能每天心平气和地看着这些证明你低能的证据,真是不可思议呀。我不知道你智商是有多低。总之我跟

                      知道;作家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既不能知道一切,也不能亲历一切,他必须问,必须想象;也许有一天我向您讲讲那里的情况,然后您可以写一本书;我正在写,您失明了,怎样写书呢;盲人也能写作;这就是说您曾有时间学会盲文;我不懂盲文;那么您怎么写作呢,第一个失明者问;现在让你们看看吧。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出去,一分钟以后,拿来一张纸和一支圆珠笔,这是我刚写满的一页纸;我们看不见呀,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也看不见,作家说;那么您怎么写得了呢,医生的妻子问道,她看着那张纸,在半明半暗的客厅里,她看到一行行挨得很紧,有时候两行字摞在了一起;靠触觉,作家笑着回答,其实并不难,把纸放在一个稍软一点的平面上,例如放在另外几张纸上,然后就可以写了;可是,您看不见,第一个失明者说;对盲人作家来说,圆珠笔是个很好的工具,虽然不能让他阅读所写的东西,但可以让他知道什么地方已经写了字,为此,只要用手指摸到最后一行字的压痕就可以,写到头以后估计一下与下一行应有的行距,再接着写下去,非常方便;我发现有些行与行重叠在一起了,医生的妻子轻轻从他手中拿过那张纸,对他说;您怎么知道的;我看得见;看得见,恢复了视力吗,怎样恢复的,什么时候恢复的,作家激动地问道;我估计我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丧失视力的人;为什么,您如何解释呢;无法解释,可能根本就没有解释可言;这意味着发生的一切您都看到了;我看到了我所看到的,我没有别的办法;隔离检疫区里有多少人呢;大约三百个;从什么时候起被隔离的;从流行病刚开始时,我刚才说过,三天前我们才出来;我想我是第一个失明的,第一个失明者说;那里的情形大概让人毛骨悚然吧;又是这个词,医生的妻子说;请原谅,我突然觉得,我们失明之后我写的一切都很可笑,我是指我和我的家人失明之后;关于什么呢;关于我们所受的苦难,关于我们的生活;每个人应当说出他所知道的,那些不知道的事只能靠询问了;所以我才问您;我会回答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某一天。医生的妻子摸了摸那张纸说,我想看看您工作的地方,以及您写的东西,您不会介意吧;哪里的话,请跟我来;我们也可以去吗,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这是你们的家,作家说,我只是临时在这里住一住。卧室里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盏没有点着的油灯。借着窗户里漾进的微弱光线能够看到,左边有几张白纸,右边是写了字的纸,其中一张写了一半。油灯旁边有两支新圆珠笔。就在这里,作家说。医生的妻子问,我可以看看吗,不等对方回答,她便拿起写了字的纸,大约二十来页,她的眼睛扫过小小的手写字体,扫过歪歪扭扭忽上忽下的字行,扫过写在白白的纸上镌刻在失明中的词语;作家说过,我只是临时在这里住一住,这些书稿是他临时住一住留下的痕迹。医生的妻子把手搭在作家的肩上,作家伸出两只手,摸到她的手,慢慢拉到自己唇边,您不要迷失,千万不要迷失,他说,这句话出人意料,寓意难明,好像是不经意说出来的。他们带着足够三天吃的食物回到家里,医生的妻子讲了他们遇到的事,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不时激动地插上几句嘴。晚上,她从书房里找来一本书,给大家读了几页,当然她会这样做。斜眼小男孩对书的内容不感兴趣,躺在戴墨镜的姑娘怀里,把脚放在戴黑眼罩的老人腿上,迷迷糊糊睡着了。16过了两天,医生说,我想知道诊所成什么样子了,这时候,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了,诊所没有用处,我也没有用处,但是,说不定有一天人们会再有眼睛可用,器械应当留在那里,等待那一天来到;你什么时候想去我们就去,妻子说,现在去也行;如果你们觉得没有什么不方便,我们能利用这个机会到我家去一下吗,戴墨镜的姑娘说,这倒不是因为我觉得父母回去了,只是想尽尽义务,我们也一块儿到你家里去,医生的妻子说。没有别人想参加探望住所的队伍,第一个失明者和妻子已经知道能遇到什么情况,戴黑眼罩的老人同样也知道,虽然原因不同,而斜眼小男孩还没有回忆起原来所住街道的名称。天放晴了,看起来雨已止住,太阳虽然还苍白暗淡,但人们的皮肤已经感觉到它的温度了。如果暑气逼来,不知道我们怎样活下去,医生说,到处是腐烂的垃圾,死去的动物,也许还有死人,大概还有人死在家里,糟糕的是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每栋楼房每个街道和每个街区都应当有个组织;有个政府,妻子说;是组织,人体就是个有组织的系统,只要人体继续保持有组织状态,人就活着,而死亡只不过是人体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后果;那么,一个盲人的社会如何组织起来以便活下去呢;只有组织起来,在一定意义上说,组织起来就是开始有眼睛了;你说得对,也许对,但是,这场失明症的经历给我们带来的只有死亡和悲惨,我的眼睛和你的诊所一样,不再有任何用处;多亏有你的眼睛我们才活到今天,戴墨镜的姑娘说;即使我失明,我们今天也会活着,世界上到处是活着的盲人;我觉得我们将来都要死去,只是个时间问题;死亡从来就是个时间问题,医生说;但是,仅仅因为双目失明而死,大概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死法了;我们会因为疾病,因为事故和偶然事件死亡;而现在我们也会因为失明死亡,我是说,因为失明症和癌症,因为失明症和结核病,因为失明症和艾滋病,因为失明症和心肌梗死,病症会因人而异,但现在正置我们于死地的是失明症;我们不是长生不老的神仙,无法逃避死亡,但至少不该成为盲人,医生的妻子说;既然这失明症如此具体,如此真实,那怎么可能呢,医生说;我不敢肯定,妻子说;我也一样,戴墨镜的姑娘说。他们无须砸门,顺利地把门打开了,钥匙在医生的钥匙链上,被带去隔离检疫的时候留在了家里。这里是候诊室,医生的妻子说;我到这里来过,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仍然在做梦,但不知道是梦见我梦见自己在这里失明的那天,还是梦见我早就是盲人,却到这诊所来,梦想治疗没有任何失明危险的眼部炎症;隔离检疫不是梦境,医生的妻子说;说得对,不是,正如我们曾遭受凌辱不是梦境一样;我用匕首杀死了一个男人也不是梦境;把我领到诊室去吧,我自己也能去,不过,还是你带我去吧,医生说。门开着。医生的妻子说,所有的东西都翻乱了,满地都是纸,病历柜的抽屉被拿走了;大概是卫生部的人干的,不肯费时间查找;可能吧;器械呢;看样子还好;但愿至少还有点用处,医生说。他伸出两只胳膊,独自朝前走去,摸摸镜片匣,摸摸检眼镜,摸摸办公桌,后来对戴墨镜的姑娘说,我现在明白你说的生活在梦中是什么意思了。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把手放在积了一层尘土的玻璃板上,然后面带凄凉和讥讽的微笑,对仿佛坐在面前的什么人说,就这样,医生先生,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您的病无可救药,如果想听听我最后的忠告,那我就告诉您,按照那个古老的谚语去做吧,人们常说,耐心有益于视力,他们说得对;不要让我们伤心了吧,妻子说;请原谅,也请你原谅,我们所在的地方从前曾创造过一个个奇迹,但现在连证明这些奇迹的证据都没有了,都被他们拿走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创造的奇迹是继续活下去,妻子说,日复一日地维持脆弱的生命,仿佛生命也失明了,不知道走向何方,也许就是这样,也许生命真的不知道走向何方,于是,它使我们变得聪明之后又落入我们手中,任凭我们处置,而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一切了;听你说话的口气,好像你也失明了似的,戴墨镜的姑娘说;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如此,我因为你们的失明症也失明了,如果我们当中有更多的人看得见,我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一些;我担心你像正寻找法庭的证人一样,既不知道谁传讯你,也不知道该陈述什么证言,医生说;时间正在完结,腐烂四处蔓延,疾病摸索到敞开的大门,水源正在干枯,食物成了毒药,这将是我的第一个陈述,医生的妻子说;第二个呢,戴墨镜的姑娘问;让我们睁开眼睛;我们失明了,睁不开,医生说;不想看见的盲人是最糟的盲人,这是个伟大的真理;但是,我想看见,戴墨镜的姑娘说;你并不会因此就能看见,唯一的区别是你不再是最糟的盲人,好啦,我们走吧,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医生说。去戴墨镜的姑娘家的路上经过一个大广场,那里一群一伙的盲人正在听另一些盲人演讲,第一眼看去前者和后者都不像盲人,演讲的人面向听众,情绪激昂,满脸通红,而听众们聚精会神地面向演讲者。他们在宣告世界末日到来,灵魂因忏悔得救,创世第七日的景象,天使降临,星体撞击,太阳湮灭,部落的精神,曼德拉草的汁液,猛虎的脂膏,星空的美德,风的纪律,月亮的芳香,黑暗的辩护,符咒的威力,脚后跟的印记,玫瑰的十字架,水的纯净,黑猫的血,阴影的睡眠,海潮的暴乱,食人肉的逻辑,无痛阉割,神圣的文身,自愿失明,凸形思维,凹形思维,平面思维,垂直思维,倾斜思维,集中思维,分散思维,逃逸思维,声带切除,词汇死亡;这里没有一个人谈到要组织起来,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也许在别的广场会谈吧,丈夫回答说。他们继续往前,没有走多远,医生的妻子说,这里路上的死人比往常多;因为我们的抵抗力正在达到极限,时间到了尽头,水分已经耗光,疾病有增无减,正如你说的那样,食物成了毒药,丈夫说;说不定我的父母就在这些死人当中呢,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在他们身边经过,却看不见他们;这是人类的习惯,古已有之,在死人旁边经过,却看不见他们,医生的妻子说。这是戴墨镜的姑娘原来居住的街道,现在显得更加荒凉,楼门前躺着一具女人的尸体。女人死后被游来荡去的动物吞吃过,幸亏舔泪水的狗今天不想跟着出来,否则,他们必须阻止它去啃那尚有一些残肉的骨架了。是一楼的邻居老太太,医生的妻子说;谁,在哪里,丈夫问;就在这里,一楼的那个邻居老太太,闻得见气味吧;可怜的老太太,戴墨镜的姑娘说,她从不出门,怎么到街上来了呢;也许她发现死神正在逼近,也许想到自己会独自在家里腐烂,忍受不住了,医生说;而现在我们进不了家门了,我没有钥匙;说不定你父母亲已经回来,正在家里等着你呢,医生说;我想不会;你想得对,医生的妻子说,钥匙在这里。死者的手平放在地上,半张着,手心里有几把闪闪发光的钥匙。也许是她自己的钥匙,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想不会,她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的钥匙拿到她以为要死去的地方;可是,我双目失明,看不见她手里的钥匙,不知道她是不是真那样想的,把钥匙还给我,让我能进家;确实,我们不知道她决定把这些钥匙带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也许想象你会恢复视力,也许她对我们在这里时的行动自如产生了怀疑,觉得不大正常,也许她听见我说楼梯里太暗,我看不清楚,也许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不过是精神错乱,昏头昏脑,失去了理智,产生了个固执的念头,一心想把钥匙交给你,现在我们只知道,她刚刚迈出楼门就丧了命。医生的妻子拿起钥匙,交给戴墨镜的姑娘,然后问道,现在我们怎么办,把她丢在这里吗;在街上无法掩埋,我们总不能把石板地挖开吧,还有后院呢;那就要把她抬到二楼上,然后沿救生梯抬下去,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抬得动吗,戴墨镜的姑娘问;问题不在于抬得动还是抬不动,而在于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女人丢在这里;不能这样,医生说,那么我们必须想办法抬。确实,他们把尸体抬起来了,抬着尸体上楼非常艰难,倒不是因为太沉,她原来就不重,被动物吞噬一番之后就更轻了,而是由于身体已经僵硬,在窄窄的楼梯上转弯颇费周折,因此在爬楼梯的过程中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四次。脚步声说话声和腐臭气味都没有使这栋楼里的其他居民来到楼道里观看;不出我所料,我父母没有在家,戴墨镜的姑娘说。终于到了门口,人人筋疲力尽,但还要穿过房间,到后面沿着救生梯下去,不过,往下走有诸神相助,负重更轻了,由于救生梯是露天的,所以转弯方便得多,只是必须小心,不让可怜的老太太的尸体从手中滑下去,否则她就真的会粉身碎骨,痛苦不堪不说,据说人死后的痛苦更难忍受。后院像从来不曾有人开垦过的荒野,最近的几场雨让野草猛长,还有风吹来的植物种子也生根发芽,欢蹦乱跳的兔子不缺少新鲜食物,母鸡依然到处觅食,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人们坐在地上,力气用尽,气喘吁吁,死尸躺在他们旁边,像他们一样休息,医生的妻子保护着她的安全,不时驱赶凑过来的母鸡和兔子,兔子鼻子颤抖着,只是出于好奇,而母鸡则伸着像刺刀一样尖利的喙,时刻准备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医生的妻子说,在离开家到街上去以前,她还想到了把兔笼的门打开,不想让兔子们饿死;完全可以肯定,与人们一起生活并不难,难的是了解他们,医生说。戴墨镜的姑娘拔了一把草,把手擦干净,她的手太脏了,这是她本人的过错,在抬死尸的时候,她抓的是不该抓的部位,没有眼睛的人常常干这类事。医生说,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把锄头或者铁锹,从这里可以看出,真正永远轮回的是人们所说的话,现在这些曾由于同样原因说过的话又回来了,第一次是为了掩埋偷汽车的人,现在是为了掩埋送还钥匙的老太太,在掩埋之后,人们发现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同罢了。医生的妻子上了楼,到戴墨镜的姑娘家里去找干净床单,她只能在不太脏的床单中挑选,下来的时候看见那些母鸡像过节一样,但兔子只吃青草。把尸体裹好盖上之后,医生的妻子又去找锄头或者铁锹,在一间小小的工具室里找到了,既有锄头又有铁锹。这事我来干,她说,地很潮湿,挖起来不难,你们休息休息吧。她选了块没有一连几锄头才能砍断的树根草根的地方,请不要以为这是个轻而易举的任务,根是诡计多端的家伙,它们善于利用松软的土质,以逃避锄头的攻击,或者缓解割草机的致命伤害。医生的妻子正忙着干活,她的丈夫和戴墨镜的姑娘眼睛看不见,所以他们当中谁也没有发现附近的阳台上出现了一些盲人,人数不多,而且不是每个阳台上都有,大概是被锄头发出的声音吸引出来的,土地固然松软,但不要忘记,一锄头下去,难免碰到藏在里面的小石块,发出响声。那些男男女女像是浮动的鬼魂,确实,像幽灵一样好奇地观看葬礼,只是为了回忆他们自己被埋葬时的情景。医生的妻子终于挖完坟坑,直起又酸又痛的腰,抬起胳膊擦擦额上的汗水,这时候她看到了他们,顿时感到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连想都没有想便对那些盲人和世界上所有盲人高喊了一声,一定会再生,请注意,她没有用复活一词,但这一点并不很要紧,虽然字典载明规定或者暗指两者是完全绝对的同义词。盲人们大吃一惊,赶紧躲进屋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她会说出这个词来,另外,他们对这类天启毫无准备,可以看出,他们不是那种常到广场上听神奇的说教的人,如果在那些说教中加上螳螂头和蝎子自杀就应有尽有了。医生问,你为什么说再生呢,是对谁说的;对一些出现在阳台上的盲人,我吃了一惊,大概也把他们吓了一跳;为什么用那个词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出现了这个词,随口就喊出来了;你应该到我们经过的广场上去布道;对,念一通关于兔子牙齿和母鸡喙的布道词,好了,现在来帮帮忙吧,在这里,对了,抓住她的两只脚,我抬她这一边,小心,不要滑到坟坑里去,对,就这样,慢慢往下放,再往下,再往下,我把坑挖得稍微深了一些,那些母鸡刨地的时候就永远不会找到她,好,现在好了。她用锄头把坟坑填平踩实,余下的土堆成一个小坟头,动作娴

                      从地下抓起一把黄土,嗅了嗅道。“哈,那就不走呗。”林岳看来很兴奋的样子,“我好歹是个医生,怎么着也不会怕尸体。”“你就少贫点吧。”我拉近晖儿,冲林岳笑道,“先把S照顾好。”怪响声中,十来个黑影晃动着逼近我们,一时间空气中满是令人作呕的腐臭味。“这些人咋就不怕死么。”姚建国急得跺脚,此刻他们父子想逃也晚了,黑影已在外围将我们团团围住。耿婆在地上划了几道线条,摆上了些石块,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瓶来。“你们去护着那爷儿俩,看好后面。”耿婆笑了笑,“今天让两个丫头也露露脸。”九、养尸茔地“晖丫头,你站在这堆石头边。”耿婆指了下身边,转又拉过S,“潇丫头站那圈里,把狴犴放在石块上。”两人顺从地按照她的吩咐各自立定,狴犴威武地站在当中的大石块上,炯炯的双目在夜色中闪烁着点点黄光。“这些人到底啥意思么,想死……”姚远山紧挨着站在他父亲身边,口中颤声道。“你个瓜娃懂啥捏,这些人葛咝有本事,要让你看懂咧你窝耸也能去闯闯。”姚建国似乎也看出了点名堂,当下拉着儿子站到了我和林岳的身边。“耿婆今儿唱得是哪出啊?”林岳低声道,“嫂子和S该不会有事吧?”“她那么有把握,应该没事。”我摆摆手,眼睛却不由关注着石头边的晖儿。“呜……”狴犴身子一沉,低低地发出了吼声。月光映出了那些黑影的面目,朦胧间那只是些行动迟缓的人,身上的衣衫破烂不堪,蓬乱的头发上满是杂草,遮去了大半的脸颊,看去像是一些流落街头的乞丐。一阵夜风刮过,残破的衣衫飘动起来,裸露出的身体竟已是腐烂不堪,恶臭的气味四散不已。风又大了些,其中几个人的头发呼地被卷了去,露出红红的头顶。“呃~~”姚远山直接呕了出来,我和林岳也不禁一阵作呕,不必细看也能知道,风把腐烂粘连的头皮吹得掉落了下来。“两个丫头都听好了!”耿婆断喝一声,“心无旁骛,垂眼观鼻,依照我的话去做。”晖儿和S应声点头,两人硬是避开视线,无视了身前逼近的活尸。“晖丫头,双手握石,拍在地下。”耿婆喝道,“力透掌心,注目活尸。”喝声中,晖儿迅速自地下捡起两片石块,反掌拍入黄土,低垂的双目猛地瞪向面前接近的活尸。哗啦一阵轻响,晖儿身前的碎石凭空飞起,飞弹般成片袭向活尸。一阵令人反胃的骨肉撞击声响起,四具活尸被碎石击成了一滩烂肉。“潇丫头,左脚为中,右脚画圆,横转一圈。”耿婆接着喝道,“聚力脚尖,冥想黄砂。”S单脚站立,原地转动了起来,随着她身体的旋动,一片莫名而起的黄砂卷向活尸,嗤嗤的摩擦声中,三具活尸被黄砂磨了个血肉横飞。“哈,耿婆在收徒呢?”林岳低笑道,“不过,现在她俩可是在过干瘾。”我笑着点点头,在晖儿和S动作时,我清楚地看到耿婆的双手轻微地做了几个手诀,脚下也在悄然地变换着步伐,看来她用上了“六仪遁甲”。《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上记载,所谓六仪遁甲是奇门遁甲中的一种配合术法,布下六壬地盘为正位基础,以正中的主法人为“甲”,掌控整个局势的变化。辅助者各居左右,分管六仪,根据主法人的施展而配合推动六仪变化。外人看来,辅助者只是在遵照主法人的指示而行动,所有的能力都来自主法人,就像六甲原本就隐藏在六仪之下主使一切似的。但“六仪遁甲”并不是如此简单,耿婆作为主法人与晖儿、S是三为一体的。如果将耿婆视作一个躯体的话,那么晖儿和S便是这躯体的左右手。耿婆应该是考虑到自己的年事已高,血气不足,晖儿和S正当年轻,而且三人都是女身,配合起来自然比我和林岳要相得益彰。耿婆继续指导着两人,奇异的六仪遁甲在我们眼前呈现开来。晖儿拇指对顶,其余四指相交,以形成的三角对准活尸,双眼圆睁,顿足大喝道:“破!”灼热的气流在空气中形成一道扭曲的透明轨迹,席卷了数具活尸,焦臭的味道传来,那些活尸浑身发黑地倒在了地上,一时化作片片黑灰被山风吹散开去。左右两手并起剑指,单脚跪地,双手交叉地在面前用力划过,S也是一声大喝:“斩!”破风之声穿空而过,两道气流飞斩活尸,喀嚓声连连,地上又多出不少碎裂的尸体。“饿不是在做梦吧?”姚远山目瞪口呆道,“这是啥?降妖伏魔地道姑么?”姚建国比儿子的见识要多,但也不由看得惊愕不已,听到姚远山问话连连摆手噤声,似乎怕惊扰了战团中的“道姑”做法。“嘿嘿,别怕啊,咱家老太太学过点道术。”林岳神秘兮兮地胡诌道,“十里八乡的都让她驱邪啥的,这算小儿科了。”“高人,高人。”姚建国忙不迭地点头到,“这下村里可有救咧。”耿婆已不再出声指导,三人间似乎已经达到了心意互通的程度,彼此间十分地默契。“封!”“裂!”晖儿与S双掌翻动中,面前的空气中竟然幻化出道道流动的气柱,或是如巨熊般将活尸拍做肉酱,或是如猛虎般撕裂活尸,两人完全进入了状态。但她俩背后的衣服也已被汗水沁透,也许以目前的能力来看,这些攻击对体力和精神的消耗也很巨大。“啊~~”姚远山忽地一声惊叫,两只活尸不知不觉地靠近了他的身边,满是尸水腐肉的手臂突地卡向他的咽喉。姚建国见状操起一块大石,奋力掷了过去,活尸被大石一阻,动作慢了一拍,姚远山手脚并用地连忙逃开。活尸顿了顿,继续进逼,但没走出几步却原地一阵晃动,碎成数块散在了地上。“抱歉,我刚才走神了。”我歉意地说道。身后的活尸围了过来,林岳咧嘴一笑,大大地打了个哈欠,地面上冒出一丛丛带着花苞的植物来,坚硬的花茎顿时将活尸自下而上地穿透。咔咔,活尸纷纷裂开,美丽的花朵自尸体中绽放开来,花茎上如蛇般伸出无数根须,直直刺进其余的活尸体内。不多会,那些活尸便枯槁干瘪了下去,满地的尸体腐作一片,只剩下美丽的花瓣在夜风中飘落。“度尸兰?”我用胳膊拐了林岳一下,“你小子怎么啥怪物都有?”“嘿嘿,山人自有妙计。”林岳摆谱道,“但天机不可泄露。”四周开始不断涌现出活尸,空气中的腐臭味越来越浓,我隐隐查觉一股阴寒的气流渐渐向我们袭来。这附近的地域似乎隐藏着什么,我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一边对付着靠近的活尸,一边用听风能力搜索起各处的地形来。耿婆口中唿哨一声,狴犴抬爪怒吼,它的身躯并没有像平日间那样猛涨数倍,两股淡色的气流悄然自它足下涌向晖儿和S。“震!”晖儿双臂左右平伸,掌心向天抬起,优雅地在身前画出两道圆弧,紧接着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十指紧扣抱拳,大力向面前那虚无的两个圆弧中击去。一片滚滚的雷声响起,但奇妙的是,那雷声竟是来自活尸们的体内,雷声鼎沸之际,活尸接二连三地爆体,涌来的尸群顿时消失了一半。“疾!”S平端右掌,左掌划出一道“Z”字形的轨迹,双掌在胸前互击,她身周卷过一道闪亮的电弧,噼啪声响之下,地面蜿蜒盘过无数电蛇,直袭剩下的活尸。随着不断响起的电流声,焦臭的味道扑鼻而来,活尸们的血脉经络在电蛇的侵袭下寸寸断尽,一个个像似断了线的木偶瘫倒了下去。她们所用的破、斩、封、裂、震、疾是六仪遁甲中的六仪杀招,耿婆用自身的能力帮助催动,并借助了狴犴身上的龙脉潜力,使得她俩能够操控遵循六仪变幻所带来的强大自然力量。不过这并不是六仪遁甲最终的杀招。耿婆翻手将一个小瓷瓶中的红色粉末倒入掌中,双掌翻飞在身周地上连击数下,转而合手如碗状,猛地挥向空中。“天阳丹砂落,地阴九泉深!”耿婆长吟一句,双手在胸前圈起划动。隐约间,一个阴阳鱼的图案凭空出现,那色彩竟是红白相交的!阴阳鱼图案光华大盛,空中飘然落下无数红色雪花,那些活尸一沾上雪花便立刻焦如木炭,僵硬地倒在地上。地面不住涌动着惨白的雾气,倒地的和尚在行动的活尸在雾气中渐渐萎缩,瘫化作液体慢慢渗入地下。这便是隐遁在六仪杀招背后的“六甲阴阳灭”,整个六仪遁甲中最震撼的杀招。“晖儿,能撑得住吗?”我上前扶住有些摇晃的晖儿,方才的六仪遁甲耗去了她不少的精神和体力,虽然一向坚强的她支撑到现在,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已经虚弱了下来。“没事,就是有点累。”晖儿的声音有些飘乎,但眼中却闪动着兴奋,“我和S也能帮着对付这些怪物了。”她那疲惫而兴奋的表情像个开心的孩子,我不由紧紧地把晖儿抱在了怀里。林岳围着S问这问那,殷勤地递过两颗药丸,S接过药丸并没有立刻服下,而是同样兴奋地冲林岳发表起战后感言来,只是没说上几句便有些头晕,被林岳扶着坐在了一边的大石上。“这俩臭小子,知道女人也能顶半边天了不?”耿婆上前给她俩推捏了几下,似乎效果不错,“别老觉着女人遇到大事儿就会躲在男人背后。”我和林岳讪笑着连连点头,心想这话也不是我们说的,打从一开始就没把晖儿和S放在弱者的地位上,只不过在危急时刻会自然地保护她们而已,这应该也是男人的本性吧。“几位忒厉害咧。”姚建国颤巍巍地搭腔道,“村里遭地事儿可是有救咧么。”“就是,就是,村里出了怪事,也不知道是个啥东西闹地。”姚远山跟着道。“不急,老婆子今天趟这个混水就是看准了你们村有怪事。”耿婆神秘地笑道。……村子里,姚建国的家中。“桂芬,我说你胡忙个啥咧,把介个茶隔饿换咧。”姚建国站在门口冲前院喊道。“来了,来了,喊啥么。”一个中年妇女拎着水壶篮子走了过来。姚建国的家在村子的西头,拐出没多远便是我们来时的道路。一进家门,他便让儿子去收拾后院的屋子,一边忙不迭地招呼我们坐下,一边让老婆桂芬张罗着弄些饭菜。姚远山这小伙看着愣头愣脑的,但手脚却是利索的很,我半碗饭刚下肚,他就收拾好了屋子,还抱了几床被窝过去。才放下碗筷,姚建国便领进三个人来,我们愣了愣,不知是什么来路。姚建国立即热情地介绍起来,那名和他年龄相仿的汉子叫杨葛根,是这个村的村长,也是姚建国的姐夫,另外两个老汉则是村里的宗族长辈。原来趁我们吃饭的当口,姚建国出门找了杨葛根和两位长辈,将之前发生的事情简要告知,他们一听便立刻动身赶来,为的就是村里连日来不断发生的怪事。“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们村最近被闹得鸡犬不宁啊。”杨葛根吧嗒着旱烟,满脸愁云道,“也不知道犯了个啥,这事情又不敢宣扬出去……”杨葛根的普通话说的不错,省却了我们对方言的揣测和臆断,在他口中,事情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村子的北面有块偌大的荒地,因为土地贫瘠的关系一直没人去开垦耕种,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成了乱坟堆,贫困朴实的村民死后便在此简单地埋葬。后来村里突然来了个走马阴阳的风水师,围着这片地晃悠了老半天,口里不住惊叹念叨。有好事者便上前询问,那风水师竟说这块荒地是个风水甚好的葬地,葬在此地的人后代一定兴旺,还像模像样地点了几处穴,说是这块地的精华所在。也许那风水师的确看出了门道,或者是事有凑巧,大家翻查了村里的族谱后,发现有几户人家的确是出过秀才,也有经商发财的。这消息立即传了开来,风水师被村民奉为上宾,好吃好住地招呼着,更有不少家境尚可的人家抢先占据了他之前点下的几个“精华穴”。就此,那块荒地便成了村里的墓葬专区,只要是家里有人过世,立刻就见缝插针地刨上一个墓穴,生怕落于人后占不到风水宝地的光。久而久之,在那块葬地里便埋葬了无数的尸体,坟叠坟,墓碰墓,以至于后来很多人在清明扫墓时根本就找不到自家的坟头。可就是这块风水宝地却差点害死了半村的人。不久前,村里一户人家有人过世,三七的时候去墓前祭拜,却发现自家坟头被人刨开了,墓里的尸体不知所踪。接着,他们又发现附近很多墓穴有着同样的情况,于是便通知了村里。杨葛根起先以为是盗墓,但这些都是平民墓穴,几乎不存在有价值的陪葬品,几经查证也毫无结果。杨葛根火一大,连夜带了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埋伏在墓地周围,心想再有人来盗挖非打死他个瓜娃子不可。一连两天晚上都没什么动静,杨葛根开始动摇了,也许自己的判断有误,或者那些挖墓的人只是过路贼,但碍于村长的脸面威严,还是决定再埋伏一宿。那晚正好是月圆,入夜后没多久,墓地便开始“热闹”了起来。先是李家的坟头里慢慢钻出了一具鲜活的尸体,杨葛根认得那是李家媳妇,前不久难产刚死的。紧接着张家、刘家、姚家……坟头里不住地爬出各种程度的尸体,有些甚至已经腐烂得不成人形了,却依旧扭曲着半爬半走。杨葛根活了大半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刺激的场面,当场就吓得腿肚子转了筋,跟着的几个村民更是吓得尿了裤子。说来也是八字犯冲乌云盖顶了,其中两个村民恰好晚饭时喝了几两小酒暖身,这一吓把酒气全催了上来。那些刚爬出坟头的尸体像是饿狗闻到了肉骨头,三下两下地把杨葛根他们藏身的地方给找了出来。杨葛根见势不妙,大喊一声带着村民往回逃,可没走几步就撞上了另一群活尸。无路可走的杨葛根等人被逼红了眼,抡起锄头木棍就是一顿猛砸,可那些活尸是越来越多,有两个村民被活尸围住后就再也没见着人了。杨葛根仗着年轻时学过几下庄稼把式,挺着锄头杀出一条血路,带着剩余的三个村民连滚带爬地总算逃回了村子。自此之后,村子便不再太平,很多单独走夜路的村民莫名地失了踪,更离谱的是村外好几户看田的人家一夜之间便人间蒸发。杨葛根很清楚,这肯定是那些活尸下的手,但从上次的遭遇战的经验来看,村里根本没能力来对付这些活尸。无奈之下他只得通告全村,将村外的住户迁入村里,夜间行路必须结伴,并让大家各自小心。……“知道怎么回事了吗?”听完杨葛根的话,耿婆向我问道。“问题应该就出在那块墓地上。”我沉声道,“那是块养尸茔地。”十、阴洞藏尸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一直流传着神秘的“养尸地”传说,更有甚者还夸张地将其渲染成所谓的僵尸起源地。清代袁枚所著的《子不语》中就有相关的记载描述,并把僵尸分成八个品种:紫僵、白僵、绿僵、毛僵、飞僵、游尸、伏尸、不化骨,并被后世的江湖术士和盗墓贼奉为典范标准。当然,在我国历代的笔记体小说中,均有许多这类“养尸地”和僵尸等相关的传奇记载。近代,人们对尸变之说大为批判,但对这一神秘现象却十分关注,试图用科学的道理去解释其中的奥秘。不过,因为很多客观原因,始终还是无法证实,于是便有些人类学专家极端的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类木乃伊现象,而没有腐烂的尸体就是僵尸”。其实不然,我国古代的风水堪舆理论中就对这些有着相当详细的研究和解说,尤其是对尸体变化和起因更是罗列了相当全面有据的案例和分析。在风水堪舆学说中,养尸地被称为“养尸茔地”,是一种极为奇特的葬地,由于其特殊的地气及土质结构会导致一些不利于葬者的事情发生,因此被界定为恶性葬地。诸如青乌子的《葬经》、郭璞的《葬书》、管辂的《地理指蒙》、杨筠松的《三龙经》等许多葬理辨龙经书中,均认为“养尸茔地”在丧葬风水中是最为恐怖、危险和忌讳的墓地。明清时期的大量手抄辨龙秘笈中更是认为,当遗体误葬在“养尸茔地”后,人体肌肉及内脏器官等不仅不会腐烂,而且毛发、牙齿、指甲等还会继续生长,部分身体机能恢复生机,有如死魄转活便会幻变成僵尸,四处游荡吸人的精血为生。当然,这些经书理论未免有失偏颇,事实上没有一具尸体是能够在“养尸茔地”中完整保存的。这个村子的事件就是最好的活体实例,尤其是那些四处活动的半腐尸体。据《闻风拾水录》的相关记载,“养尸茔地”是一种非常巧合的地理格局构造,其产生比率微乎其微。首先是土质,养尸茔地的土

                      情绪,比他们虐杀了几百几千的贪官还管用。花石纲没了、朱家人倒了、皇帝道歉了、杀人放火无罪了……等于好日子终于出现了吧!那还造反干什么。于是,根深蒂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复苏,大家都各回各家,该干吗干吗去了。可怜的方腊,被绝大多数阶级弟兄抛弃了。这种局面形成之后,童贯的十五万军队才展开进攻。关于进攻,实在没什么好说,因为战况是一面倒的,没有相持,没有决战,方腊的人不断溃散、败退,直到他回到了老家青溪。宋军包围了整个青溪。过程很单调很枯燥吗,也许,如果看正常的史书就是这些。而我不会那么写,因为在这些单调里一直隐藏着无数的激流。在不久之后,名扬天下纵横无敌的国之将帅们都在这时崭露头角。南征方腊,是张俊、刘光世、吴氏兄弟、韩世忠等人崛起的时候,他们都参加了,可以说,这是他们成名的跳板。距离公元1103年介绍他们时,已经过去了十八年,当年的少年们都长大了。这些年里,他们每个人或辛辛苦苦打生打死,或优哉游哉地混日子,都有了各自的一点点成绩。先说刘光世,这位将门之子过得很顺。他不必从基层做起,他老爹刘延庆早把路铺好了,起点就是三班奉职,随着一年年长大,他的官衔升到防御使、鄜延路兵马都监。至于打仗嘛,他也实习了几次,毕竟刘延庆是西北军里的主将之一,这些年宋朝和西夏没完没了地打仗,上战场实在是很平常。但,硬是没有刘光世的战绩记载。这就是刘光世一生的写照,他是宋朝有名的将军,按名位顺序,他能排进前三,可就是找不出他有什么光辉的或是惨烈的战绩。人家就是能顺利无比快速无比地往上爬,名利双收地往上爬,哪怕老爹不在了,没人关照仍然不耽误往上爬。所以,后来有人很疑惑,他到底叫刘爬爬呢,还是叫刘跑跑?根据他的爬爬理论,在这次集体行动里,仍然会指日高升,所以还是不打扰他了,让他在父亲的羽翼下继续悠闲一年。一年之后天地动荡,他的衙内生活也要开始改变了。接下来是张俊。十八年前默默走进西北军营的少年现在有官衔了,是承信郎。这个衔不大常见,翻一下宋朝官衔系统表,悄悄地说,这可真是个重活儿啊,第一阶级太多;第二变化太大,往往几年之间就变好几次。好在我还是查到了,它在公元1112年最后一次定职称,相当于三班借职。参照上面的刘光世,刘衙内起步就是三班奉职。人和人真是没法比,同一个官衔,张俊是走遍宋朝江山,从大西北打到大西南,血战近十年才勉强得到的。他十六岁进入西北军当上三阳弓箭手,一直混在底层,默默无闻。到政和年间时,宋朝的南方发生卜漏之战,宋廷调西北军精锐参战,张俊很幸运在参战部队里,这个据传说在很小时,也就是在十六岁之前就当过强盗的小子杀得满身血腥,终于脱离了大兵的身份。回到西北时,他当上了都指挥使。两年后与西夏开战,张俊没挤进主攻队伍里,让富贵从手指缝里溜走了,他是从攻者,军功见者有份,分了他个小小的“承信郎”。这就是张俊的命运,他有力、有才、有心智,可惜的是没根基、没运气,这两个极端让他的心灵强烈地扭曲着,他要富贵!要富贵!要富贵!这种心灵的呐喊一直伴随着他从少年走向青年,从青年逐渐走向中年。岁月蹉跎,时日无多,留给他的机会更少了,于是,当机会终于来临时,他会加倍凶狠无所顾忌地扑过去,拦在前面的不管是什么,哪怕是天地难容背信弃义,也别想挡住他。我要富贵!吴氏兄弟过得更加平淡,比张俊还要平淡。哥哥吴玠生性沉默寡言,每天除了练习弓马,就是静静地读书。久而久之,连军营里都会忘记他。他属于有任务就派人去叫,没事儿连影儿也找不着的人。在这十八年里,他隶属于西北泾原军,托武装太监总是和西夏人掐架的福,他一点一点地升了点官。这时他二十八岁,是义副尉、队将。简单地说,是个小队长,或者大队长……他的弟弟吴璘更加安静,自始至终是哥哥的影子。哥哥是大队长,他是小队长,哥哥是小队长,他是副班长。这对兄弟相扶相助,一起走过了人生的各个纪念日。韩世忠是国之少年中的异类,在十八岁那年他突然感触,对当职业混混的日子厌烦了,那么做什么呢,他看了看自身条件,不当混混当山贼,不当山贼去当兵。他走进了军营。这十八年走来,他的生活像是一只突出深山的猛虎。俗话说“狗行千里吃屎,狼行千里吃肉”,韩猛虎走到哪里都吃肉,是大块大块地吃,痛快淋漓地吃!进军营先测试,韩世忠挽强弓骑劣马,史书记载“勇冠三军”。入伍没几年,宋夏战争爆发,韩世忠随军出塞,第一战在银州境内。那是一个小城,西夏人躲在城里固守,拒绝出战。韩世忠一个人冲上城去,斩关杀将,把敌将的人头扔出城外。宋军士气大振,一拥而进。第二战在蒿平岭,那里被西夏人包围了,韩世忠率领精锐骑兵去解围,他顺利完成了任务,可是觉得不过瘾。他从小路又回去了,这时敌军云集,众寡悬殊,韩世忠不仅没跑,反而率领人马杀了过去。西夏人每隔十几年就会遇上宋朝的个别超级猛人,比如当年的王珪、任福、刘昌祚等,但在几十万人厮杀的战阵中,个人再猛也没啥效果。可韩世忠不同,他一生的战役里玩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他总能用极少数的兵力扭转战局,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来。比如这时,他居然把敌人给打退了。退了之后他还是不过瘾,他问抓过来的俘虏,那个骑兵很厉害嘛,他是谁。中奖了,那是西夏当时的驸马,叫兀移。韩世忠跃马过去,一刀砍倒。接着继续砍下去,直到西夏人全军崩溃。这一战之后,西北军里全都知道有一个空前的猛人诞生了。他猛,他真猛,他太猛了!可是事情干过了头总会有点副作用。等论功行赏的时候,这种履历报上去,连西北主帅童贯都不信了。骗人是吧……武装太监觉得郁闷,骗人居然骗到了俺的头上。哼,这么多功劳,有一个是真的就不错了。对,只给他记一次功。消息传来,整个西北军都为他鸣不平,凭什么啊,这世道连英雄都没法当!反观韩世忠本人倒是没什么,在他的心里,这不过多砍了几个人,少拿点工钱而已,难道以后再砍不着了吗?切,急什么!于是,他骂声鸟,转身蹿进军营深处,去喝酒打架找乐子去了。机会很快就来了,他很幸运,被调上了最前线,去当工程兵。前面说过,从范仲淹开始,宋朝不断地在西北方面修堡垒,步步蚕食,把西夏人的生存空间挤掉。这一条是行之有效的,每一代西北大兵都在做,现在轮到了韩世忠。巧合的是,他所在的工程队,隶属于刘光世他爹刘延庆。记住这条,事情只要和姓刘的沾边儿,就没个好。韩世忠他们刚盖起来个堡垒,起名叫天降山砦,就被西夏人占领了。这很窝火,但也平常,这种事常有,连城都被占来占去的,一个小兵寨子算什么?可韩世忠受不了,这是他盖起来的。这人半夜起来独自一个人摸上了寨墙,手起刀落砍了两个西夏人,想了想,这年头杀人讲证据的,不然太监不认账。他回身把两个人头切了下来,之后又想了想,杀人也要看时间、地点、人物的。散步时杀的,和半夜爬墙杀,难度不一样的。于是他顺手把天降山砦的护墙毡子割下来两块,带回了营里。之后这样的事他又做过两次,在十八年过去之后,他做到“勇副尉”。比兵蛋子大一点的兵蛋子。这简直是欺负人,最后连西北军的高层们自己都看不过去了,在韩世忠跟着童贯过长江打方腊时,补偿性地给了他个偏将的头衔。韩偏将高兴了些,这直接导致了他对战场的渴望。历史将证明,这次的南征几乎所有的风头都被他占尽了,至于最后的结果嘛……参照之前打西夏的时候。公元1121年,国之少年中最小的那个人仍然远远地游离在主流之外。岳飞,这一年他十八岁了,还是一个农民,在别的少年们走遍了山河大地,血染了征衣,心灵里浸渍了名利、愤郁时,他始终生活在农田里,为每年每季多打些粮食费尽了心机。岳飞的成长是困苦的,《宋史·岳飞列传》中记载,他刚出生还没满月时,黄河在内黄地段决堤了,滔天的洪水里,他的妈妈姚氏夫人抱着他坐进一个大缸里,顺水漂流,才得了救。生于忧患,奈何忧患到这地步,未满月连自己的家园都没有了。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现代研究宋史的大师们引经据典,说这事儿是没有的。原因有三:一,北宋末年时,黄河并不流经内黄县境内;二,岳飞的生日是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黄河这时不决口;三,在北宋史书中,没有记载黄河在这一年曾在河北境内决口。可是,这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岳飞从小生活优越衣食无缺,吃的是转基因食品,灵魂是穿越过去的,所以一生所作所为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实是,哪怕没有这场大水,岳飞的生活仍然困苦,他出生在贫瘠的土地上,长在贫困的农民家里,这决定了他的童年、少年只能过着勉强温饱的日子。在这种生活里,他没法接受最起码的私塾教育,认字看书都由父母教导,也没法吃到好东西,正常来说,他的身体素质会非常一般。但岳飞是天才。他的一生都在做着别人不敢做、不能做、不肯做、不会做甚至不敢去想的事,人生的每一步都让人瞠目结舌。比如他的成长,到十八岁时,他的心灵成熟到了什么程度不好揣度,他的身体强壮度达到了一个超级惊人的程度。岳飞生有神力,挽弓达三百斤,开腰弩八石。宋时的八石,接近现在的一千斤,这种力量是当时的巅峰,时值当世,只有韩世忠能与之匹敌。洒脱的韩世忠,凭着这种勇力无论是当混混还是当大兵,都逍遥快活。而岳飞生性沉厚忠义,他的心里有一道道的门槛,时刻制约着自己,永远不要行差踏错。这让他在做农民时越活越累,最后连温饱都维持不了,得出去给别人种田打工了。岳飞的老家是相州汤阴县,他打工的地方是相州最著名的一户人家,安阳县韩氏的“昼锦堂”。这个名字很嚣张,典故出自项羽的那句败家名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项羽就死在了这句话上。为了显摆,他白白地放弃了占尽了天下地利的秦国国都咸阳,把自己的国都定在了老家彭城。结果四面不靠,哪里出事都得亲自去救,搞得八方起火,直到刘邦、韩信会师,把他挤到乌江江边全军覆没。典故这样差,为什么还有人用呢,因为用的人百无禁忌。他就是北宋史上的异类,文臣里最神勇,武将里最有学问,文臣武将一起算,他永远和皇上靠得最近的那个人——韩琦。韩琦当官,堪称两袖金风,给家族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昼锦堂是集庄园别墅于一体的超大建筑群,光是面积就不下数千亩,这在那个到处刮地皮,全民族集体破产的时代里,是非常抢眼的。可是像李彦、杨戬这些人却从来没把目光瞄向这块地。韩氏一门权贵,在赵佶初年还有韩忠彦当过相,到韩琦的孙子这辈还能出使辽国,是地道的特权阶级,向来免税免役免欺压。这实在是个理想的打工地点,岳飞就投奔了这里。在昼锦堂里,岳飞做着两份工,一个是农活,另一个是保安。据说有一次韩家被一百多个强盗围攻,岳飞登上围墙,一箭射死叫张超的匪首。这是岳飞在历史里射杀的第一个人,同时解救了韩氏的危难,却对自身的命运没什么改善。改善什么,韩氏门下有多少将官折腰,连鼎鼎大名的狄青也得躬身站在韩琦的阶下,小小的一个农民,会射箭又怎样,还不是个人下之人。这样的生活,岳飞还要再过两年才结束,那时他会走出这片小天地,到外面的广阔世界里闯荡。是的,他起步太晚了,晚得错过了好多精彩的时段。但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两年后他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正是中原天翻地覆的关键时刻。公元1121年,岳飞还在忍耐中。没办法,他家里有老有小,都等着吃饭。忘了说,岳飞在十五岁结婚,妻子是比他大些的刘氏夫人,在他外出打工之前,第一个儿子岳云已经降生了。有人说岳云不是他亲生的,是义子。这其实和前面的那次决堤一样,是或不是,有什么不同吗?重要的是岳云是岳飞的好儿子,他的一生都追随在父亲身旁。于公,他是父亲最得力的部下;于私,他生死都和父亲在一起。这样,就足够了!回到江南睦州青溪县,这片青山溪谷战云密布,结成了一个死结。这道难题是宋朝开国一百六十一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哪怕仁宗朝时狄青远征岭南,都没这么难。山里边有二十万起义军负隅顽抗,这是跟着方腊走到底,连宋朝皇帝的罪己诏都不信的受苦人。山外面紧紧包围着十五万宋军,这是宋朝当时的全部家底,按实力计算,这是比狄青南征时都庞大的军力,无论如何战斗力要远远超出种田耕地的农夫。可是童贯却不敢强攻,第一是地理不熟,青溪县的山很大,洞口很多,搞得像蜀川里的南蛮族人似的,钻进去就找不着北;第二,方腊是敢拼命的人,他童贯敢吗?不用说拼光,只要折扣度过三分之一,就是不敢想象的灾难,之后拿什么去抵挡西夏,拿什么去联金灭辽,都得指望手边的这些兵,这是绝对不能有损耗的。但是,不打进去,方腊能灭掉吗?这道难题困住了宋军方面的所有人,多少身经百战的将军谋士都想不出办法来。死结拧得越来越紧,这时没人注意到,有一个大兵的身影悄悄溜出了军营,摸进了青溪山里。这个人避开了山路,潜入了幽暗的深谷,他不知道方向,只是想当然地往更深更暗的地方走。他想得很简单,无论谁想藏在深山里,都是越深越险越难走的地方才行,方腊,就应该在那种地方躲着。但是理论和实际真的有差距啊,山好大,要找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方腊摸出来?有困难,可难不住这个人。这人在山里转来转去,据说是突然间遇到了一个深山里生活的女人。这是多好的运气啊,不仅遇到了原住民,而且该原住民还告诉了他方腊藏身的具体位置。呸!每当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要向记录这段历史的宋朝史官吐唾沫。想在深山老林里挖出游击队是那么容易的吗?日本人在东北抓抗联战士时累得半死不活的,才有点效果;美国人抓拉登,赏银开到几千万,搜遍全阿拉伯也没摸着人影。这位神奇的宋朝大兵居然进山没多久就偶遇了一个,并且对方很配合地指出了方腊的藏身地点。这可信吗?考虑到这位大兵的身份特殊,后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偶像,偶像是需要膜拜的、美化的,这都好理解,但总得靠点谱吧!你直接说他像条狼一样在深谷里潜行觅迹,遇到了,或者抓到了一个当地妇女,他恐吓她或者买通她,搞到了方腊的藏身地点,也没什么丢人的。毕竟,这是战争。说起来我感觉还是恐吓的成分大些,该女士是知道方腊藏身地点的,一般的山区原住民能知道这个吗?知道的,用几个小钱就能买通吗?肯定是小钱,因为该大兵穷得要命。这人的胆子也大得要命,知道地点之后,他一个人就摸了进去,根本没想着回去找援兵。在他的心里,这是钱!这是官职!这是英雄扬名天下的机会!皇上说了,谁能抓到方腊,得“两镇节钺”,相当于军区司令员了。这是和平年代里,没有根基的普通大兵做梦都不敢想的位置,现在只要杀进去,凭自己本身搞定就行,这是一件多么爽利的事。该大兵继续在深谷之间穿行,一路上他应该要穿越很多的明哨暗卡,这都难不倒他,溜进去好几里山路之后,他终于来到了方腊藏身的洞穴前。他冲了进去!一个人挺着一杆长枪,冲进不知深浅虚实的强盗窝里,他居然反客为主,一连杀了好几十个人,把方腊活生生地掏了出来。这是他有生以来做过的最炫目的事,足以让他名扬全国富贵终身,想想看,他已经摇身一变,脱离大兵的身份,是国家的军方高官了。但紧跟着最郁闷最倒霉的事就来了,他把方腊抓了出去,没走多远就遇到了顶头上司辛兴宗,辛兴宗二话没说,指挥手下的兵一拥而上,抢了方腊就走。官方认定,抓获方腊的人是辛兴宗。那位神勇的

                      分消遣的心态。他毫不怀疑,整个事情不过是一出排练好的戏,不过他尽量不显出他的这个想法。他心里很清楚,瓦伦丁诺公爵是绝对没有胆子去吊死两个法国国王的士兵的。也许他们现在早就被释放了,并且拿了一笔用来补偿他们刚刚所经历的这些麻烦的赏钱。第二天他们就可以重新回到加斯孔部队了。马基雅维里猜想,这出戏事先就安排好了,因而他可以向执政团报告,公爵对于他新征服的地区的统治是多么地有效率。尤其值得报告的是,方才公爵无意之间提到的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这两个地方。公爵关于部队可能会开拨到这个地区的暗示,实际上是个隐隐约约的威胁。对于一个头脑诡谲如马基雅维里那样的人,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房间里一阵沉默。公爵一边轻轻地捋着自己的胡子,一边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感到,公爵是在琢磨这个佛罗伦萨政府派来与他谈判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马基雅维里不想与公爵对视,于是低首看着自己的双手,似乎是在思忖指甲是否应该修剪了。马基雅维里有些困惑,而处于困惑的状态是不舒服的。因为正是他负责处理了当年那件公案,最后导致保罗·维泰利的处决。意识到他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后,他曾经使出浑身解数来说服他的那些紧张又迟疑的上级,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正是他,命令专员从重从快地办理案子。也正是他,在维泰洛佐逃跑之后,仍然敦促对维泰利处以死刑。但是他的这些活动都是在幕后进行的,他不能确定公爵到底了解多少。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觉得公爵谈论那件事不理想的结局,不过是想显示他完全了解马基雅维里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而且幸灾乐祸地向马基雅维里当面指出,他当年的措置并不显得称职。但是公爵这个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理由的。如果他是想通过这件事让佛罗伦萨的使节了解他对共和国政府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实在是有些不太可能。更加有可能的动机是想借此动摇马基雅维里的信心,从而使他能够俯首贴耳。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他看了公爵一眼。看来公爵正在等待着与他的目光对接,然后再开口讲话。“书记官大人,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迄今为止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活人。”“你要我走开一会吗,表哥?”红衣主教问道。“不需要。我相信你的谨慎,就像我相信书记官大人的一样。”马基雅维里合上了嘴,目光注视着公爵,等待着公爵开口。“渥西尼几乎是跪着求我去攻打佛罗伦萨。我对于你们的城邦完全没有恶意,所以我一口回绝了他们的要求。但是贵国政府的先生们如果要和我修好的话,他们必须在我和渥西尼弥补分歧之前有所作为。我们都是法国国王的朋友,因此我们有必要彼此也成为朋友。我们两国的领土接壤,我们相互之间可以让对方处处方便,也可以使对方处处不方便。你们依靠那些靠不住的雇佣军将领所率领的雇佣军,而我这边却有着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并且,我的将领是全欧洲最好的。”“但是你的那些将领并不见得比我们的更可靠,阁下。”马基雅维里冷淡地回答着。“我有另外的,对我来说忠诚可靠的将领。让我们来看一下那些阴谋推翻我的蠢货是哪些人——帕格洛·渥西尼,一个蠢人而已;那个认为我对博洛尼亚有企图的本蒂沃留;那个唯恐我夺取佩鲁贾地方的巴利昂尼;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还有那个染上了梅毒,成了废人的维泰洛佐。”“他们势力强大,而且阴谋作乱”。“他们所有的动作我全都知道。条件成熟时我会果断出手。请相信我,在那些人的脚底下,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了。要扑灭这燃烧着的火,所需要的水比他们拥有的人更多。请您理性一些,书记官大人。厄比诺目前在我手上,等于是我控制了意大利中部地区。基多巴尔多·德·蒙蒂费尔特罗是我的朋友,教皇打算将他的外甥女安吉拉·博尔贾嫁给基多巴尔多的继承人和侄子。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城邦对我而言具有战略意义,我永远也不会攻打他。我必须拥有这块地方以便我能够执行我的计划。我不会感情用事而坏了我的大计。我能够向你们提供安全保证,使你们免于敌人的威胁。如果我们可以步调一致,依靠我的部队和你们丰饶的土地和财富,加上教皇作为精神领袖对于我们的支持,我们将是意大利最强大的力量。到那个时候,我们非但不用向法国国王缴纳大量的硬通货来换取他的保护,而且法国人会把我们看成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力量。现在是你我两方建立同盟关系的时候了。”马基雅维里非常吃惊。但是他还是语气委婉地回答说:“我看到阁下议论之力量。没有人可以将这些观点阐述得更清楚和更有说服力了。很难见到像阁下您这样一位行动果断的将军,而且思维缜密,口才出众。”公爵微微一笑,作了一个稍带否定意味的手势。马基雅维里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因为他知道他接下去要说的话不是公爵所想听的,但是他还是不动声色地继续说了下去。“我会写报告给执政团,向他们汇报您方才告诉我的这一切。”“你这是什么意思?”公爵大声说道。“事情非常紧急,必须立刻决定。”“我没有权力来签订协议。”公爵一下子站了起来。“那你是来干什么的?”正在这时,房门忽然被打开了。不过进来的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他完成了公爵交待办理的事情以后回来了。不过房门一下子被突然打开还是让马基雅维里受了些惊吓。马基雅维里不是神经紧张的人,但是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吓了一跳。“我来阁下这里是因为阁下请求我国政府派人来与阁下洽商。”“但我要的是具备充分授权的使节。”到目前为止,公爵对马基雅维里还是待之以起码的礼节,但是现在,他两眼冒火,大步走向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站了起来,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执政团是在耍我。他们派你来,正是因为你没有权力决定任何事情。他们这种改不了的逡巡不决使我非常恼火。已经超出了我能够容忍的底线。他们打算试探我的耐心到什么程度?”坐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红衣主教,说了一句打圆场的话,公爵粗鲁地告诉他,让他住嘴。他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发雷霆。他用词刻薄,粗暴,并且充满嘲讽。他看上去完全失控了。马基雅维里则是无动于衷,他毫无惧怕,带着好奇的心情看着公爵。最后公爵又重新坐回了他的椅子。“告诉你的政府,他们大大地冒犯了我。”“我国政府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冒犯阁下您。他们指示我向您转告,您手下那些叛乱分子请求我们的支援,我们已经严词拒绝了。”“在我看来,这不过就是和平常一样,骑墙观望而已。”这句话说得并不错。但是在马基雅维里听来,觉得不甚愉快。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国政府并不喜欢渥西尼和维泰洛佐。我国政府争于和阁下您建立良好的关系。因此我必须敦促您说得更详细一些。最低限度,我必须告诉我国政府您盼望看到的协定是个什么样子。”“今天的会谈就到此为止吧。你们逼我和叛乱分子谈条件。如果我同意渥西尼的建议,一起攻打佛罗伦萨的话,我明天就可以使他们俯首贴耳。”“佛罗伦萨正在法国国王的保护之下。”马基雅维里尖锐地指出说。“他向我们保证,在必要时,可以提供四百名枪骑兵和足够数量的步兵。”“法国人许诺时很慷慨,为的是要换取他们不断索取的金钱。钱一到手,他们则是很少兑现诺言。”马基雅维里知道这话说得也不错。佛罗伦萨人受够了国王路易的贪得无厌和两面三刀。他有好几次在收了钱以后,迟迟不派部队。再三拖延之后,最后只派出了原先所许诺的部队数量的一半。公爵说的是再明白不过了。佛罗伦萨人必须接受公爵开出的结盟的条件(但是每个意大利人都知道公爵是个毫无信义的人),否则的话,他就要和那些企图造反推翻他的雇佣军将领们联合起来攻打佛罗伦萨。讹诈!情况是紧急的。马基雅维里在沮丧中,想找出一两句话来讲,以便给后面的谈判留条后路。但是公爵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你还在等什么,书记官大人?你现在可以回去休息了。”他甚至没有对马基雅维里的鞠躬告辞有任何表示。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陪着使节下了楼。“阁下是个急性子的人,不习惯被人顶撞。”他说道。“确实如此。我总不会对此视而不见吧。”马基雅维里尖刻回答着。第六章皮埃罗和信使已经在警卫室里等着了。当大门准时地打开后,三个人出了大院,走进了广场。照料马基雅维里的仆役把他带到了金狮饭店。他们再三向饭店打招呼,告诉他们这顿饭是特别用来招待佛罗伦萨来的使节的。而这位使节一向胃口不错,对吃也很讲究。酒是当地农村自制的,虽然不能跟托斯卡纳地区的酒相比,但是颇有酒劲,马基雅维里于是乎放开怀来,喝了个痛快。他回头思考着今天他和公爵的一番交锋,他认为,总的说来,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好。瓦伦丁诺公爵的怒气似乎暗示着他有些紧张,而他坚持要和佛罗伦萨共和国立刻建立联盟关系又预示着他明了他目前的处境危险。马基雅维里对于整个接见过程欠缺礼仪一事颇无所谓。从他接受使命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他不能奢望别人对他礼若上宾。吃饱喝足,打了几个饱嗝之后,他让信使告诉他去下榻的修道院的路该怎么走。有鉴于他的重要身份,修道院给他腾出了一个单间。皮埃罗和信使就只好在走廊上铺着的一块草垫子上将就着睡了。和他们一样在走廊上打地铺的还有其他一些暂住的客人。他们对于不用露天睡觉这一点好处,已经是谢天谢地,非常满意了。但在上床休息之前,马基雅维里给执政团写了一封信,信里面他介绍了今晚和公爵见面的一些情况。信使将在明天破晓之际将信带回佛罗伦萨。“你最好写封信给比亚乔,以便他能够转告你的母亲,你已经顺利抵达了。”他向皮埃罗吩咐道。“还有,让他给我寄一本普鲁塔克的著作来。”马基雅维里随身带了一本但丁的诗集,此外就只有一本李维的《罗马史》了。皮埃罗写完信之后,马基雅维里不由分说就取了过来,开始读信:“尼科洛大人整个上午都没怎么说话。我想他是在思考重要的事情,所以就没有打搅他。但是当他吃完晚饭后,他说起话来是那样机智,清晰和富于哲理,我都几乎以为我们还在斯卡佩里亚,还没到伊莫拉呢。他认为我嗓子很好。我希望下次信使能把我的笛子带来,如果可能的话。”“写得不错。”马基雅维里说道。“你让比亚乔传递给你母亲的口信十分得体。现在,辛劳了一整天,让我们抓住机会睡个当之无愧的觉吧。”第七章马基雅维里需要的睡眠时间并不多。所以天一亮他就醒了。他把皮埃罗叫过来,帮他穿好衣服。他的旅行用的装束被折叠好了放进了鞍囊之中。他穿上了一件平时常穿的、黑色的衣服。他不打算在这个修道院里就这样住下来,因为他需要一个能让他在必要的时候秘密会见客人的居所,而在这个修道院里面,他的访客和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十分地引人注目。信使已经在回佛罗伦萨的路上了。马基雅维里由皮埃罗陪着,向金狮饭店走去。伊莫拉是个阳光明媚的小城市,没有一丝痕迹显示出这个城市刚刚换了主人。当他们穿过狭窄曲折的街巷时,他们经过了许多正在张罗忙活各自生意的商贩,这些商贩看上去心满意足的样子。你获得了一个印象,即这里老百姓的生活秩序完全没有受到影响。时不时行人们必须为一个骑着马的人,或一队驮着柴火的驴子让出路来。一个男人牵着几头母驴慢慢地行进,用一种习惯性的叫卖声叫卖着对孕妇有好处的驴奶。一个干瘪的老太婆从一个窗户里探出头来,叫住了这个驴奶贩子。不一会老太婆就在门口出现了,手里拿了个大杯子。一个叫卖针头线脑的小贩,用刺耳的声音叫卖着走过。金狮饭店所在的那条街有着好几间店铺。马鞍铺子里有一个客人,理发店里有个男人正在理发,鞋店里一个女人正在试穿鞋子。所有的这一切透露着一股兴旺,不是奢华繁荣,而是一种令人舒服的小康景象。另外,街上完全没有乞丐。他们走进了金狮饭店。马基雅维里给他自己和皮埃罗叫了一些面包和葡萄酒。他们将面包在酒里蘸一下,让面包有些味道,然后将面包吃下,将剩下的酒喝完。就这样填饱了肚子,他们来到一家理发店。马基雅维里修了一下面。理发师用掺了香精的,散发着浓烈香气的水喷洒在他的黑色短发上,然后进行梳理。与此同时皮埃罗若有所思地摸着自己光滑的下巴。“我想我也需要修个面,尼科洛大人。”他说。“还可以再等上几个星期。”马基雅维里回答道,带着浅浅的笑容。然后他转头向理发师说道,“给他头上洒点香水,然后梳理一番。”他们把自己拾掇得干净利落了。马基雅维里于是和理发师询问,他想要拜访的、一个叫巴托罗缪·马泰利的先生的寓所在哪里。理发师告诉他们该怎么走,但是他给出的指南实在是太复杂了,马基雅维里于是乎问他,可不可以麻烦他给找个向导,领他们前往。理发师于是走到他的店铺门口,喊了一个正在街上玩的淘气的小男孩,让他给马基雅维里他们带路。他们穿过了一个主广场,广场的一侧是公爵所占据的王宫大院。因为今天正好是赶集的日子,所以广场上挤满了农民的摊位,他们带来了各种水果蔬菜,鸡,肉类和乳酪。还有那些出售铜器,铁器,布料,旧衣服和其他物品的商贩的摊位。一大群人聚在一起,或讨价还价,或正在交易,或只是走马观花而已。集市上一片喧哗嘈杂之声。这是一派十月的蓝天之下的,快乐的熙熙攘攘的景象。当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走进广场,他们听到一阵铜号声,顿时喧闹的声音平息了不少。“这是发布消息的人,”小男孩激动地叫嚷着,他抓着马基雅维里的手就开始跑,“我还没有听到他要宣布的消息呢。”有几个人向前拥了过去。马基雅维里沿着他们前往的方向放眼望去,在广场的另一侧,他看到了一个绞刑架,有两个人给吊在上面。但这并不是马基雅维里所愿意关心的,所以他就从那带路男孩那里抽回了他的手。那个带路的男孩完全忘记了他应该做的事,撒腿就朝他的兴趣所在奔了过去。消息发布员开始大声宣告他要讲的事,但是他距离马基雅维里太远了,以至于马基雅维里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他于是有些不耐烦地转向一个正在站着看护着自己摊位的胖大女人。“出了什么事?”他向她问道。“那个消息发布员在说些什么?”她耸了耸自己的肩膀。“不过是两个小偷,被吊死了而已。根据公爵的命令,到今天中午之前,每过半个小时来一趟。他告诉大家,他们之所以被吊死,是因为偷盗了公民的财物。这两个人是法国士兵,他们说。”马基雅维里差点流露出震惊的神色,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但他必须眼见为实才行。他迈开步子向前走去,从人堆里挤了过去,他推挤着人,也被人推挤着,但是两只眼睛却死盯着绞刑架上的两具尸体。消息发布员说完了他要宣布的事,从竖着绞刑架的平台上走了下来,面无表情地慢步走开了。人群散开了一些,马基雅维里终于可以靠近了些。终于没有疑问了——尽管他们的面孔被绞绳可怕地扭曲了,这两个人确实就是那两个加斯孔士兵。他们在前一天晚上被带到公爵面前,由他审讯并给予了判决。那个年长一点的就是当晚那个皱着眉头,脸上有一道疤痕的人。那个年轻的就是那个曾经有着惊恐游移目光的士兵。事实证明这不是他原来所想像的一出喜剧而已。马基雅维里顿时僵站在那里,沮丧地看着这一幕景象。这时,他的小向导拍了拍他的手臂。小男孩懊悔地说道,“我真希望他们送这两个人上绞架的时候我正好在这里。等大伙听到消息时,这一切都结束了。”“这不是给小孩子们看的。”马基雅维里魂不守舍地回答了一句。他的心思又开始忙活起来了。“这也不是第一次有人被吊死,”

                      慈禧太后当年接班时一样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搭班,相当于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当年接班的时候还大了十几岁。这个叔嫂结构是一个良性的结构。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实录》里讲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摄政王载沣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还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说弱,可能载沣的班底比较弱。慈禧接班时特别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时候,都处在上升的状态。1908年是另外一种格局,摄政王上台的时候,张之洞死了,袁世凯退下来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几个权臣都下来了,朝廷上来一拨年轻的大臣。如果载沣接班后,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不把岑春煊和端方开了,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失误。不是摄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强一点的就只一个庆亲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个理想的内阁班底差距太远。这就和载沣底气不足有关了。南都:载沣开掉这些能臣是因为他底气不足?马勇:对。因为载沣没有打过仗,没有丰功伟绩。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做了摄政王,底气太不足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实权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没办法。开掉端方时他找了一个借口,端方在慈禧的丧礼上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相(那个时候照相机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开他的理由就是他在丧礼上不庄重、不严肃。端方那个时候已经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以这种理由把他开了。上来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皇族,怎么能和端方比呢?开岑春煊的理由是怀疑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其实是一个造假的照片。革命党合成了一个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结果朝廷就信了。南都:开袁世凯又是以什么理由?马勇:1908年清廷为什么把袁世凯以脚疾的名义开除了?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摄政王要报仇,因为袁世凯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后要向袁世凯报复。那都是康有为的瞎扯。载沣就是没有底气。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开御前会议,一个权柄在握的重臣在旁边,摄政王怎么施展呢?袁世凯确实有脚病,在慈禧和光绪活着的时候,袁世凯就因为脚疾请过好几次病假,这个材料我是从许宝蘅日记里面看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当时袁世凯在外交上有一个失败,这个后来很少被披露出来。南都:是什么样的失败?马勇:1908年,在中国东北开仗的日本和俄国谈妥了,又把英国和法国拉进来,利益均沾,共同开发东北。这样一来,中国国土上的权力都归人家了。德国找到中国,建议和美国搞一个三国联盟,对抗四国。这时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他请示了慈禧和光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牵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抚、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出使美国。当时走海路,去美国必须经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着唐绍仪不让走,拖了一个多月才走掉。结果等他到美国,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被拉到东北利益团体中了。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这次外交失败袁世凯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这个责任,有点引咎辞职的味道。南都:你认为隆裕也不是没有见识之辈?马勇: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应归于暴动发生后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隆裕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我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马勇: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是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召开了三天御前会议,像铁良、良弼这些强硬派都是掌握军队的,他们说我们有枪,不接受南方的条件。隆裕问担任过军咨大臣的载涛,那你能打下来吗?载涛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个时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了,她觉得庆亲王、袁世凯是真诚地护着王室。当历史潮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要顺势发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诏》,大意是说,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接受这个结果了。这就是明智。立宪欲速不达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个立宪的体制。南都:清廷一直被质疑是假立宪,没有诚意,但你认为它是有诚意的。马勇:说假立宪,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党人说的。我有本书的开篇就叫《革命与改良赛跑》,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主张从1901年开始有很多跟随者,因为清廷那几年确实不给力,有很多问题。但是当1905年五大臣考察宪政回来,清廷踏上了立宪之路后,一大批原来支持革命的人就回归了。朝廷已经说了通过和平的改良走上立宪道路,干吗一定要砸碎,一定要制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内阁出台,清廷到最后时刻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没有处理好,就回过头来说它不真诚。立宪党人都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人,他们的地位和智商远远高出革命党。当然也不能低估革命党的功能,如果没有革命党在外部的压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最初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立宪。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动。1904年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时,美国人召集日俄等国开会,处理东三省善后问题,却没有让中国参加。美国人的理由是,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而中国还不是。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早在1904年3月,盛宣怀等官员就曾建议清廷,为了防止日本战后霸占东三省,应该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义出访欧美国家,真实目的是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的支持和同情。当时清廷没接受。但到了战后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外,从各省督抚到各部大员开始纷纷请求变法立宪。清廷才回头采纳盛宣怀的意见。因为考察宪政是西洋各国普遍欢迎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考察立宪,实际上是去主谈外交问题。当然在五大臣出发之前,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关于立宪的呼声在清廷高层内部也已经成为主流了。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吗?马勇:外交没谈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这几个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脑了,回来之后就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赏的大臣戴鸿慈讲了立宪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员。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层官员,因为把权力释放之后,人民有监督他们的权利。这就说服了慈禧,开始真的准备立宪。南都:五大臣出洋时,还遇到革命党的袭击?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在五大臣的专列上搞爆炸,载泽等人只是受轻伤。后来吴樾被誉为革命英雄,其实在当时他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革命党之所以要阻止立宪,是因为清廷发起立宪运动之后,获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当时革命党人一方面批评清廷是假立宪,是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宪,打击那些骨干和领袖人物。但吴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所以我讲吴樾是临门一脚,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随后,进展很快,到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宪,那为什么定预备立宪期是九年那么长?马勇:当时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几年、二十年。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始实施,仅制定宪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至于建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体制,可能时间还要长。后来清廷公布的时间是九年,有形势逼迫、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的因素。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又提出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的规划,九年当中会逐步举办各省咨议局,进行咨议局选举,办地方自治,办教育提高识字率,设置律法等等。如果我们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个立宪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规划了详细方案、责任目标、每年应该办的事项。比如当时格外重视提高识字率的要求,规定到第九年识字人口要达到二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事件,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将年限缩短了。南都:立宪派为什么要求提前开国会?马勇:与外交危机有关。九年立宪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咨议局选举,咨议局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学回来,或者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参政议政的实事,在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议案。但1909年9月,中日两国达成《中韩界务条款》,相当于日本扩张了在东北的势力。这一危机导致当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立宪党人联合江苏、浙江巡抚,要求清政府改变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以救国难。各省咨议局组织请愿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1910年7月,日俄两国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之后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这些来自外界的危机很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国民情绪,要求尽快立宪的声音更加强烈。8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化龙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也向中央发电报,表达请愿民众的诉求。他还联合了十几个省的督抚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南都:清政府对此态度如何?马勇:前两次请愿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摄政王的立场看,九年预备立宪是各方认定的日程计划,不能说改就改。他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希望宪政早日达成,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必须慎思而后动,不能贸然行动。但这些解释没能说服请愿代表,反而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敷衍拖延的表现。到第三次请愿的时候,摄政王终于让步了。各省督抚的联名电报应该给了他比较大的压力,他召集政府要员王公大臣讨论,最后宣布将九年缩短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宪。但这一让步,反而不可收拾了。南都:请愿仍没有结束吗?马勇: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可以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开国会呢?代表们接着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要求第二年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采用强力压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请愿压下了。所以这一个让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摄政王不愿意退让,就和这次国会请愿运动有关。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你让了,并不能平息下去。共和大势所趋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南都:我们都知道,最后终结清王朝的,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早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的态度是怎么转到民主共和的呢?马勇: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应该君主立宪——保留皇上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国民的向心力。袁世凯身边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简单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体当中,都是研究多轨策略的。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种意见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推翻清廷,这几套都有。都不会单边下注,都是多边下注。南都:他会有好多个方案?马勇:袁世凯派去谈判的人当中,就有主张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谈判总代表唐绍仪。他一定是多元选择,顺势发力的。武昌起义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从清廷当中拉出来,怎么拉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诱饵,我们请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话成立新政府,让你当总统,这是第二个诱饵。另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你看朝廷对你不信任。这一点确实让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当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对朝廷没有二心。但武昌打下来之后,袁世凯在那儿按兵不动。后人多以为袁世凯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这不能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持军事高压,但最终还是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皇族的强硬派就不干了。南都: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异心吗?马勇:强硬派认为,袁世凯已经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为什么不继续往前打呢?袁世凯讲,我可以踏平武汉三镇,我可以踏平两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袁世凯讲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终一定是要政治解决,因为哗变的新军不是要求加饷,他们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明显可以从这个争论当中看出来,南方瓦解的战术在袁世凯那里也有一点影响。南都:包括杨度这些坚决的立宪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为什么也转向支持共和了呢?马勇:1912年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杨度当时强调,之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咨议局,其实也是为自己埋下了强劲的对手。马勇:那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各省的咨议局都是光绪时代培养出来的。这拨人都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按照宪法大纲规定,咨议局的议员要选举。竞争非常厉害,贿选、拉选票、造假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绪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对政治介入的热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宪法颁布前后,各省的咨议局已经成为行政首长很头疼的一件事。总督和巡抚动不动就被咨议局叫来问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南都: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的人?马勇:一个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咨议局议员选举的时候,就有一项财产申报。比如你要想竞选上海选区咨议局的议员,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纳税证明,才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你的财产也要登记出来。这种状况下,他就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后到日本留学的。比如李大钊、杨度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学的法政,回来只有当官一条路。最初的起步必须从议会起步,所以这一拨留学生都在各省的咨议局里面混事。这拨职

                      降的复明军有许多被作为士卒编入了吴圣兆统帅的松江守军各部。事实上,被置于这位将领指挥下的降军是如此之多,以致北京朝廷对吴圣兆是否可靠都担心起来了。吴圣兆是辽东人氏,据说他从前做过吴三桂的副官。但到1645年初夏,他已归属于李成栋麾下。在李成栋残忍地平定江南地区期间,他任参将。故此,他最主要的战绩就是招降了两支规模较大的太湖叛军:一支是戴之俊领导的队伍,他率兵到松江,受吴圣兆的直接指挥;另一支是由吴易的前副将周谦指挥的队伍。部分是由于吴圣兆的这些战绩,当1646年李成栋进军福建时,就让这位以前的副将继承了自己的指挥权,并接用自己的帅府,李成栋的帅府是不久前被征用的徐府。吴圣兆很快就与在他幕府中做事的好些地方士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些人的努力,他不仅受到了复明思想的影响,而且经过劝说,他还开始考虑与在厦门的鲁王的支持者缔结军事同盟,尤其是与舟山岛的海霸黄斌卿结盟。黄斌卿最初支持唐王,但后来他被说服邀请鲁王和他的主要军事支持者张名振(他占据了福建至广东沿岸的几个岛屿)到舟山避难。唐王被俘后,几乎所有东南海岸的海军将领都转而支持鲁王。1646年12月30日,鲁王受郑采之邀在厦门建立行宫。戴之俊和太湖其他复明分子领袖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说服某个像黄斌卿那样有势力的人来请他们做中间人,那么他们也许能反过来诱使巡抚吴圣兆在南明海军从海上进攻时于陆上举行起义。但至少在1659年以前,这一战略只是南明人士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江南复明力量与南方海军结盟的建议被采纳了。1646年复明党人在浙东地区陆战的失败,把几乎整个复明事业推向闽浙沿海的港湾与岛屿。浙东的失败也使得鲁王的那些顾问得理三分,他们认为尽管前一年出现过清朝官员背信弃义的现象,但扭转战局的唯一出路仍在于与满清朝廷重要的地方命官结盟。这一期望也是根据这么一种现实的估计而萌生的;新朝为了在中国的中心地区迅速扩展自己的势力,不得不依靠未经考验的归附者。然而,由于前一年发生的清朝官员的欺诈行为,也由于像郑采这样的海军将领对于过分依赖陆军的可以理解的迟疑,要使鲁王朝廷相信江南地区确乎存在可靠的同盟者,尚需一番周折。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为直接与缙绅复明分子通气,鲁王朝廷很合适地聘用了一个名叫夏宝谟的嘉善“诸生”。夏宝谟已经把来自吴易的情报送到了鲁王朝廷,现在返回松江地区与那儿的接头人联系。正如浙江复明分子在军事上的地位使他们倾向于与松江抵抗分子联盟一样,吴圣兆的政治动摇性也使他对起义发生了兴趣。他改编了这么多的太湖叛贼,已经引起巡抚土国宝和总督洪承畴的怀疑。吴将军知道了他们的疑惧,于是便考虑接受夏宝谟的邀请,去舟山与复明分子商讨机事。因此吴圣兆早在1647年就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一是秘密与黄斌卿交换礼品和物资,用江南稻谷换取舟山珍珠;二是通过戴之俊,与松江士绅中的主要复明分子陈子龙取得联系。

                      陈子龙与松江兵变

                      到1647年5月初,在参加了杀身取义的夏允彝的葬礼之后,陈子龙作为一名复明分子的意志,似乎有所恢复。起码,他感到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复明分子的形象已使得他别无选择,他所能做的只有保持对明朝事业忠心耿耿了。总而言之,他只能取“危时”之“拙计”,正如他当时写的一首诗所披露的:计拙存谋野,时危适遯荒。友人怜豫让,女子识韩康。周鼎无消息,秦灰正渺茫。冥鸿天路隘,何处共翱翔。这是由一个正赶上改朝换代时期的人所写的诗。在这首心曲迂绕的诗中,最能表露真情之处是它提及了韩康。众所周知,韩康是东汉人,在长安卖药,因从不讨价还价而声名远扬。陪伴他外出采购与销售药材的女儿,在他又一次清高地拒绝与顾客讲价钱而损失了钱财的时候,对他愤愤然起来。他回答女儿说,他韩康即使想要讨价还价,也不能那么做,因为他的名誉约束着他。那么,像韩康一样,陈子龙依旧做一名复明分子,也是因为他别无出路了。因此,在关系到他的名誉之时,或者说由于惟恐辜负了这名誉,陈子龙一直不得不尽其所能。由忠义所认定的自我完善的人生义务,驱使他最后一次到松江去加入吴圣兆阴谋集团。也许,陈子龙在两件重要事情上帮助了吴将军:他把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引入了阴谋集团,他们是第一次松江抵抗活动的幸存者;他还使得鲁王政权确信,可以信赖吴将军按计划起义。黄斌卿本人的疑惧大概也消除了,因为他后来同意支持张名振率一支舰队北伐,以策应吴圣兆领导的松江起义。两军于1647年5月20日会合,从水陆两路去进攻南京的清军。随着起义计划的制订,起义消息在吴圣兆衙门的吏员僚属中已是人所共知了。5月12日,即两军预计会合的八天前,陈子龙到松江郊区,戏剧性地向他的门徒宣布直到那时他还认为是一个秘密的计划。他的学生着实吃了一惊,告诉老师说,城里人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他恳求陈子龙绝不要参与进去。毫不奇怪,阴谋传到了南京的清朝当局耳中。在预定发动起义的两天前,洪承畴接到松江同知杨之易的一封密信。杨之易是著名的东林义士杨涟的儿子,他在信中写道,吴圣兆正计划兵变。洪承畴意识到,要赶到松江去制止叛乱,为时已迟,不过他立即提醒土国宝注意迫在眉睫的入侵,动员起长江沿岸的军队做好决战准备。为以防万一,洪承畴还下令迅速处死在南京被扣作人质的吴圣兆家人。这时,吴圣兆已听说了杨之易的出卖。他认为城内其他一些官员可能也与南京方面有秘密交往,遂将他的2000士卒集合于城下,在他们宣誓加入南明舰队、推翻清王朝的口号声中,处死了杨之易及松江的知府与其他文官。吴圣兆仍然自信他的事业会成功。就他所知,张名振的舰队已绕过江南海岸的突出部,甚至正准备在长江与他会合。他怎么会知道自然的力量已经注定了这场叛乱的失败呢!在松江官员被处死的两天前,南明舰队停下来抢劫崇明岛上游大约50公里处的鹿苑。那天夜里天气闷热异常。5月18日清晨,一场小台风扫过长江口,冲击了系泊的舰队。由于来不及起锚到外洋避风,张名振的几乎所有兵舰和黄斌卿的大约一半船只都沉没了。许多水手、士卒挣扎着游到鹿苑岸边,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附近福山的部队,土国宝事先已将这场迫在眉睫的进攻通知了他们。清兵轻而易举地用刀剑弓弩杀死了散布在岸边的1000名南明士兵,此外又俘虏了500人,包括张名振的兄弟张名斌。张名振本人则与黄斌卿和张煌言一起,设法从海上逃走了。这时,吴圣兆对这一惨败全然不知,遂遣副将张世勋率兵从松江北进,去迎接浙江的复明军到他的驻地来会合。张世勋等待着盟友的到来,但一直不见踪影。时间一长,他慢慢意识到南方的舰队再也不会来了。在这一紧要关头,他为自己的命运着想,突然回师松江,迅速制服了吴圣兆的卫兵,逮捕巡抚,占领了衙门。然后张世勋以吴圣兆的名义,召集其他主要起义领袖到州府议事。最重要的对手是戴之俊,此人不容轻视,不过张世勋很快设计杀了他,于是太湖匪贼群龙无首,翻山退回到湖面上去了。张世勋接着向南京正式报告这次起义,将吴圣兆押送总督洪承畴处监禁。虽然鹿苑溃散与松江兵变被扼杀是清政府的重大胜利,但朝廷并未因此欣然自信,反而充满了疑虑与猜测。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即1647年4月,清廷恢复了其招抚政策,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帝国经济的心脏地带新的复明叛乱的爆发,现在看来那是一个软弱的姿态。所以,鲁王舰队沉没之后,土国宝以张名斌未作抵抗而投降为理由,要求予以赦免,就遭到了巴山的弹劾。巴山指出,恰恰是这种宽大怂恿了像吴圣兆这样的人率先作乱。这位兵部尚书接着颇不情愿地承认,把在鹿苑囚禁的人全部处死,也许确实太多了些,但他宁愿把他们作为战俘用于徭役,也不肯作为正规水兵编入清朝水军。他还提出,土国宝的行为应受吏部审查。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章。洪承畴也受到了怀疑,因为清廷将他与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联系了起来。在起义平息后从事调查的官员们,全都过高地估计了那些人在阴谋集团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文人自己造成的,他们故意夸大自己的重要性。江南缙绅沈廷扬,风暴来临时正在泊于鹿苑的鲁王舰队的一艘船上。他发现了沿岸的清军,便说:风浪似此,天意竟何在也!吾应报国而死,然若此就死,无名也。于是,沈廷扬为了扬名,大声向清军将领叫喊,自称是鲁王朝廷中的一名监察官。后来,他在苏州受审期间,又自称是他告诉黄斌卿许多江南文人还没有剃发、保持着对明朝事业的忠心,并说服他参加了舰队。沈廷扬不屑于被赦免,尽忠而死,赢得了烈士的名声,而且,这样做有助于让他的刽子手相信,怀有贰心的文人组织仍遍布江南。

                      兜捕文人学士

                      清廷相信,这场起义的主要煽动者是与南明串通的江南文人,因此要派那些受文人阶层影响最小的官员去消灭叛贼。于是,洪承畴和土国宝暂时将松江兵变之后安抚地方的责任移交给陈锦和巴山。陈锦是辽东“旧臣”,1633年宁完我曾把他推荐给皇太极。他忠心耿耿,在吴圣兆起义之后,受命治理苏州,“谋乘此尽除三吴知名之士”。在他的主持下,江南按察使司开始调查策划起义的关键人物,不久就断定一个名叫陈子龙的人是主谋。虽然陈子龙也许当过吴圣兆与鲁王政权之间的联络人,但实际上他对松江兵变仅略有介入而已。他住在城外,对吴圣兆平日的策划也基本上一无所知。然而,对陈锦和清政府来说,陈子龙很快就以起义的象征性领袖而出名,环绕着他的罗网不久便收紧了。起初他逃避逮捕,躲到了夏允彝兄弟夏之旭处。于是夏家受到追查。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被捉住押送南京,他是在夏允彝自杀后投靠太湖匪党的。到了南京,洪承畴被这个年轻犯人所感动,试图劝他以自己出众的文才为新朝服务。夏完淳大骂洪承畴变节降清,遂被处死。之后,其叔父夏之旭意识到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就在当地孔庙里上吊自尽了。同时其他一些人也被清朝捕快俘获,拘禁入狱,除杨廷枢因当过戴之俊的老师而被抓获外,还有40多名江南名士在南京被处死。另有许多人被守卫松江西郊的陈锦缇骑当场杀死。最后被判决的大约有1000名士人,包括一名代理县官。用土国宝的话来概括说:“兜捕之后,凡能咀嚼者一人不留。”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到密友侯岐曾家里躲避。但由于清廷一直在追捕,他又不得不东躲西藏,先去了旧仆人处,再去另一个朋友家。在那里他终于被巡捕发现。他们包围了住宅,直到他束手就擒。巡捕立即把他带到陈锦面前,陈子龙只是对陈锦说自己是崇祯旧臣。尽管陈锦竭力恐吓,陈子龙在整个受审过程中一直十分镇静。当问及他的长发时,他直率地说:保留头发可以见先皇帝于地下。无庸置疑,陈锦准备将陈子龙公开示众,开刀问斩。他命令将这个复明分子押到南京进一步审讯。但是陈子龙设法逃脱了这种折磨。1647年6月15日夜间,警船在从苏州去南京的途中穿过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巡捕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巡捕对犯人的自杀大为恼怒,他们割下陈子龙的首级,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他论“危时拙计”那首诗中的最后一节,可以作为他的一篇合适的墓志铭:故物经时尽,殊方逐态新。恨无千日酒,真负百年身。芝草终荣汉,桃花解避秦。寥寥湖海外,天地一遗民。1647年对文人复明分子的清洗,既不意味着抵抗活动在江南完全终止,也不表示缙绅对地方的控制被打破。缙绅阶层拥有巨大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影响,而且在此后10年里,这种势力和影响一直为他们所独占。然而,尽管残存着这种地方自主的力量,长江下游地区政治反抗的支柱却在1647年被摧毁了。这一地区的州县政府不久就委派了可靠的旗人来任职,而且直到19世纪,才有人向清朝对江南人民的统治提出根本性的挑战。新朝已根基坚固,难以动摇,以致它得以彻底改变先前留用明朝旧臣的政策,甚至敢于对最初制定这项政策的人,包括洪承畴本人在内,表示怀疑,并肆意指斥。当陈锦在松江和苏州大肆清洗时,巴山留在南京处理一些高级俘虏的审讯事宜。吴圣兆自然被押还南京。在审问过程中他披露出有好几名重要缙绅卷入了这场阴谋。就在这种充满猜疑的气氛之中,1647年10月1日,一名清军参将俘获了一个信使,此人带有鲁王政权的文件和信函。经检查,发现信件中有南明封授洪承畴为公、土国宝为侯的敕书,还发现了黄斌卿给这两人的信件,内容是建议他们先与他这个舟山军阀通信。虽然这些信件轻易地落入清人手中,可能是为了让洪承畴与土国宝蒙受猜忌,但清廷仍命令巴山进行全面的调查。不过清廷也还是给了洪承畴足够的撇清自己的机会,并与巴山一起参与审讯。

                      淮安之谋

                      尽管身遭嫌疑,洪承畴依旧担负着继续平定南京总督辖区中其他各地的全部责任。松江此刻已经再度处于牢固控制之下,但洪承畴对反清武装出没无常的江宁以南地区,以及江宁以北运河区的安全,仍未予释怀。在扬州以北的淮安,漕船满载谷物,准备向北运送,以供京城之需。但这些漕船以及运河航道本身都极易受东部复明分子的不断袭击。在淮安以东,即苏北产盐区,许多居民都是职业走私者。1647年10月9日,一支大约2000“土寇”组成的队伍袭击了庙湾城。袭击发生在清晨时分,最初被守城的清朝游击将军击退。但叛军在大白天再次进攻,打伤了游击,把知府和知县官赶出城外。在一个名叫张华山的反清分子和自封为明朝义王的人的率领下,复明军打起隆武皇帝的旗帜,招徕党徒,威胁淮安。负责运河谷物运输的清漕运总督是杨声远。他从淮安的总督衙门向洪承畴报告说,庙湾“今为贼据,盐场一带居民,胥化为贼,势甚披猖”。杨声远还告诉洪承畴,他已采取紧急措施,防守淮安城,因为叛军宣布他们要在10月10日进攻淮安。他在向庙湾派遣正规军的同时,还沿运河派驻了专门的漕运守军,以保护满载的船只,其中许多已经起航北上。但杨声远不相信凭他自己指挥的这点兵力就能遏制叛贼。为防“滋蔓难图”,他要求立即增援。形势十分紧迫,他等不及北方部队的到来,所以请求从洪承畴支配的兵力中立即调来至少二三千满汉军兵。洪承畴一接到杨声远的求援信,就在南京召集他的主要将领陈锦、陈泰和张大猷开会。虽然杨总督可能夸大了淮安所受到的军事威胁,但是,必须保卫帝国最重要的运输干线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这条运输干线当时正在向京城运粮。所以洪承畴从南京守军中抽调了2500人出援,命提督张大猷率领之。洪承畴后来在给多尔衮的奏折中说明如下:凡进剿机宜,听汉兵提督与总漕督臣同心计议,必求万全,尤要严束满汉将兵,恪守纪律,秋毫无犯,期于剿贼保民,奠安重地。这支部队计划10月14日从江宁出发。那时复明军已经向淮安发动了进攻。首次进攻淮安的队伍由一个名叫周文山的人指挥,他的800人马据说来自城东80公里处的盐城。10月10日清晨,周文山部队突破了东门边的淮安城墙,但经八小时激战,又被击退了。周文山在混战中丧生。虽然留守淮安的清军仅100余人,他们仍坚持打退了义王所率领的复明武装潮水般的第二次进攻。在复明军乘船从运河开往淮安城时,淮安清军又伏击了义王的人马。复明

                      伊人婷婷久久一区二区网,始终以一个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在和平时从来不参与政治。可童贯不是这样。他是一个有着三分理想、一分良心的人。这挺难得的,很多时候让人热血沸腾,甚至于感觉到温暖。可是关键还剩下了六分别的,那是什么呢,答案是私利。这导致了他可以为宋朝的军事出力,在平定河湟时抗旨不遵,能为全军充当先锋,冲在最前方。也让他充满了个人私欲,像这时提出进攻西夏,抛开宋朝军队是否需要休整不说,还得看西夏国内的局势怎样。毕竟梁太后集团覆灭了,夏崇宗那娃对宋朝很恭敬,国内也渐渐恢复团结。这是开战的好时机吗?童贯不管,他需要更大的胜利,把他推向历代太监都没有达到过的权力顶峰。至于蔡京,他也变了。从最初时只为了在党争中存活下来,能平安地享受人生,到平安久了静极思动。说到底,他和所有的上位者犯了同一个毛病——屁股决定大脑。坐的位置不同了,想法就统统变了。在没有惨痛的教训发生时,只知道不断地折腾。第一步,蔡京命令王厚招降仁多保忠。理由很充分,王厚一年内扫平河湟,耀兵西夏,正是威名鼎盛不可一世的时候。仁多保忠是西夏贵族将军,地位首屈一指。毕竟他的老爹是当年西夏第一战将,攻破永乐城,造成宋朝三十万人死亡的仁多零丁。嗯,当然了,仁多零丁被宋军很干脆地砍掉了脑袋,说起来保忠先生和宋朝还真是仇深似海……但意义重大,如果能成功招降,把他拉到宋朝一边,影响无比深远。接到命令的王厚很郁闷,他很想让蔡首相能到边疆实地考察一番,把实际情况了解一下。仁多保忠是很有名,目前的职位也挺高,是卓罗右厢监军,主管前线指挥,如果真能拉过来,很可能顺手把边疆上的大批物资人员都带过来。但实际情况有出入,仁多零丁是梁氏集团里的人,永乐城大胜之后,他的军功让梁氏集团如日中天,把西夏皇族压得死死的。请问李元昊的子孙对仁多家啥感情?现在掌权的是西夏小皇帝夏崇宗,给仁多零丁的儿子一个军职就不错了,就算他有军功、有声望、有能力,也绝对没实权。招降他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王厚写了好多封信把情况如实上报,结果惹得蔡京大怒。汝只是个前线的丘八将军,只管干活儿出力当炮灰就是了,谁让你管战略部署国际形势的?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看你爸爸王韶是当年新党同仁,早把你再次撤职回国查办了。你以为打个胜仗很牛吗?!王厚无奈,只好派亲弟弟出面,潜入西夏和仁多保忠接触。还别说,仁多保忠真的受够了西夏的窝囊气,一口答应投降。可是王厚的弟弟在回来的路上,被西夏的巡逻兵抓住了。事情露馅了,王厚再次写信给蔡京,说从此之后西夏再也不会给仁多保忠兵权,招降他何用,不过一个匹夫而已。蔡京回信:汝才是匹夫,根本不知道这事儿的意义。这不是军功,这是政绩!几经折腾,仁多保忠终于招降成功。消息传来,全开封沸腾了,蔡京、童贯特意写奏章向徽宗报喜,说这是当年永乐城死敌仁多零丁的儿子,招降成功,价值极大,西夏全境震恐,导致军心散乱。我方应当一鼓作气加强操作,在各处边疆实行招降瓦解政策,把西夏的军队搞垮,之后大举发兵像对付河湟吐蕃一样,最多两年时间扫平党项。多么宏伟的计划,赵佶听得热血沸腾,爱卿们真是太敬业太爱国了,朕批准执行。并且另加一个卖点,谁招降了一个敌人,等同于阵前斩获一个首级。边疆各地的守军们一听,顿时两眼放光,还有这好事?他们举起了大笔的银子、官职向西夏人叫卖,只要过来,就是宋朝的合法臣民了,再不用只靠青盐、牲口过日子。这招儿很见效,一时间真的有很多西夏军人叛逃。但是后遗症同样可怕,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就算夏崇宗再懦弱,再想亲近宋朝,也无法忍受。一个国王,有自己的底线。西夏军队出动,在延州、渭州、庆州、镇戎军等地展开报复,最大的行动发生在河湟地区。西夏人勾结了原巴金岭城主多罗巴,反攻鄯州。这太突然了,熙河军仓促应战,被击败了,西征前军大将高永年战死。消息传进开封,赵佶大怒。他一边集结全体西军讨伐西夏,一方面追究责任,到底是哪儿出了错,让吐蕃人反咬一口?宋朝全国动员起来了,每一次与西夏开战,都是集全国之力支援西北,每一次不管输赢都会让后方元气大伤。一时间人心很动荡。蔡京、童贯很开心,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前面说过,招降仁多保忠不是军功而是政绩,从那时开始,到西夏人被激怒,都是他们为自己铺设的青云路。想升官发财,巩固地位,得到更隆重的宠信,那就得用更重大的功勋去换。功勋哪里来,用西北边疆上的人头换!只要开战,帝国的钱财、军事、物资、信符等命脉都会下放,都会掌握到他们的手里,到时他们会成为宋朝本质上的最高主宰。可是局势迅速失控了,原因是西夏人的胆子。他们四下里骚扰似的报复了几下之后,突然间心里没底,向辽国人求援,办法用到了最高规格。夏崇宗向辽国皇室求婚,耶律延禧很痛快,把妹妹成安公主嫁给了他。有这层关系后,辽国开始向宋朝施压。他们在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的四月里,派出使者向宋朝警告,那是我妹夫,你们抢了什么还什么,别等着辽国发兵,你们后悔莫及。蔡京、童贯慌了,倒不是怕辽国,他们是没料到西夏这么容易就了,原计划是党项人再火暴两天,他们就好派兵了,现在辽国人突然插了进来,让他们措手不及。这的确是他们失算,身在局中,他们没有看清党项人的真面目。事实上自从李元昊死了之后,西夏皇族就被宋朝人打怕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跟宋朝叫板的是梁氏集团,是夏籍华人,至于西夏的皇帝们,从两岔开始,到夏崇宗,都是议和派、亲宋派。怎么办呢,辽国人……面对这个问题,童贯转身走开,他忙着到西北练兵去,政治上的事由蔡京操心。蔡京不负众望,他想了想,叫来了一个人。这人名叫林摅,前边提过,这是他的心腹级亲信。他有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大到了宋朝一百五十年间无数朝臣,就连韩琦那样的鹰派大佬,都不敢去想,连富弼那样坚刚不屈的人,也不敢去做。同年五月,朝廷派林摅回访辽国。一路之上,林摅的谱儿大得吓死人,他不像是宋朝人,而是像刚刚穿越到宋朝的汉朝人,而且是汉武帝时期派到草原部落出使的那些牛人们。比如绝不低头永远骄傲的苏武,更比如抬着金马进大宛国求取汗血马的使者。汉廷是天穹之下最强的政权,汉人是所有种族中至高无上的存在。林摅就是这么做的,在路上随时挑刺,稍不满意立即呵斥,进了辽国皇宫,见着耶律延禧之后,姿态不仅没放低,反而更加高涨。林摅质问耶律延禧,你是怎么管理妹夫的?你妹夫这样那样的不对,那样这样的讨厌,你都不知道吗?还是揣着明白说糊涂,帮妹夫搅浑水?你唯一应该做的,是加强对劣等种族党项人的管理,少对宋朝指手画脚,你要明白宋朝的邦交礼仪是全世界的典范,你只有学习的份儿,永远没有插嘴的资格!耶律延禧气傻了,当天他没下令把林摅拖出去砍了,因为当砍不砍是他的特色;也没有当场回骂,和林摅展开互吼,再怎么说他也是皇帝,丢不起那个人。林摅大摇大摆地走出辽国皇宫,心里一边痛快着一边发抖。他真是出了大风头了,之前无数的大使,连富弼、范仲淹、王安石、蔡京等等超一流大佬都算上,加一起也没他今天这样爽。可他实在是怕啊,不仅是对辽国这个野蛮种族怕,更是对蔡京怕。蔡首相要他尽一切可能挑衅辽国,不要怕事儿大,一定要让辽国暴怒,这样仗才打得起来。本着这个原则,后面的事情失控了。林摅回国时,辽国人一边按规矩派专人护送,一边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们希望宋朝归还徽宗即位以来抢来的和加盖的边境堡垒。这是扎在西夏心头的一根刺,从神宗后期以来,宋朝盖了无数的堡垒逐步向西夏腹地推进,一点点地蚕食着西夏的国土。前面所说的横山、天都山等地,就是这样占过来的。可想而知,它们在宋朝的地位也同样重要。辽国人提出这个要求时,并不是一定要宋朝去做。这是个惯例,到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也是这样,政治有时跟街边买菜一样,大家可以随意谈价格,漫天要价可以,就地还钱也成。所以,他们很放松,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下一瞬间他们惊呆了,林摅的反应之强烈从所未见,连富弼当年拒绝宗真时都没他神勇。林同志居然抛开了外交词语,使用了非常民间的语言。到底说了什么,史书里没记载,不能乱讲,但是后果是震撼的,辽国人气疯了,即时起断绝一切服务,包括食物。唯一还提供的是饮用水,只是打开水壶,发现里边有人体排泄物……回国的路还很长,林摅一行人挨了整整三天的饿,差点没渴死,终于踏上了宋朝的土地。他挣扎着回到京城,很开心地报告恩相蔡京,任务完成了。可是,恩相面无表情,若有所思,并没有被他的热情点燃。林摅慌了,作为一个合格的奴才,他的第一反应是自己错了。一定是他搞砸了什么事,蔡恩相会在下一个瞬间暴怒,让他长途旅行,到海南岛领一份永久性居留证。他想得太多了,事情的确是有了变化,和蔡京的最初打算有了巨大的出入,但与他无关。事实上,哪怕他做得再成功,除非是把契丹人惹到派几万人尾随他砍进宋朝,不然原计划仍然作废。因为赵佶的兴趣转移了。河湟大捷之后,赵佶的心情大好。在一片歌颂声中,他找到了那几只著名的玉碗,向蔡京询问,如果使用的话,会不会被指责奢侈。之后的事前面说过,赵佶开窍了,开始追求高品质生活。在公元1104年前后,林摅回国后不久,九鼎在铸造中,九成宫在建筑中,花石纲隐约露出了创意,艮岳还停留在上层建筑们的梦想里。在这样一片平安富贵的生活气氛里,谁会去和一伙勉强在大西北挣扎生存的党项蛮子较劲呢?于是乎,童贯的军功之梦被暂停,蔡京一伙儿想借战争之名篡夺国家命脉的举动也随之放缓。当辽国第二次派使者来谈和平时,和谈成功了,宋夏之间恢复平静。从此之后五六年间,宋朝的主旋律是物质、精神双建设。在这样的日子里,赵佶年轻、潇洒、享乐,活得很开心;蔡京以二十年党争仅存的一条漏网鱼,仅仅以这种心态,就足以让他活得私密且满足,何况他陪着赵佶玩,点拨着赵佶怎样玩,以当时全地球最富裕、最机巧、最会玩的宋朝,用全国财富去随心所欲地玩,这是何等的快活!怎么会不满足呢?!梁师成也满足,他是隐相,国家越安定,他的幕后工作做得越顺畅。相比之下,唯一痛苦的是童贯。冠盖满京华,童贯独憔悴。在这样的生活里,这样的国度里,需要一个军人吗,需要一个战神吗?而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不能成为战神,那么他只能是一个失去男性功能的残疾人,一个走不出国都,没有地位、没有声誉的奴才!在这种煎熬里,时间到了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的九月。童贯抢到了出使辽国的任务,出发前,他给自己定下了两大原则:第一,他必须做点什么,不然以一个太监的身份到国外亮相,不仅是侮辱宋朝,更是在侮辱他本人;第二,无论如何,他不能成为林摅第二。他是军人,是西军的代表,哪个身份都不允许他受半点的欺侮。可是谈何容易,从他接受任务开始,挑衅自始至终陪伴着他。走出国门以前,老朋友蔡京对他冷嘲热讽。到了辽国之后,契丹人的反应有点诡异。几乎每个见到他的人,在没介绍之前,都对他肃然起敬,在介绍之后,都露出了怀疑、暧昧的笑容。童贯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点。他“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简直是一条刚健有力的大汉,从哪一点上看,都不是个太监。但他偏偏就是个太监,他没法解释自己为什么长胡子,更没办法不让人联想他长胡子、处深宫、得军功,这一系列事件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隐情。这简直是巨大的侮辱!童贯大怒,他忍无可忍但还是忍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为了那个目的,受什么样的委屈,他都认了。在辽国的日子里,他平静地接触辽国军政两界的首脑人物,深入小心地了解他们。同时把一路上经过的地理山川仔细地记录下来,时刻分析。他在做近百年来,宋朝所有军人都不敢做的事。宋朝的军事从真宗开始,一直遵循着一个原则——欲破辽国,先平西夏;到了神宗,加了一点——欲平西夏,先复河湟。现在河湟收复了,第二步是西夏,可是辽国跳了出来,总是插在宋夏之间,让宋朝畏首畏尾。那么,为什么不能颠倒一下次序呢?辽国是皮,西夏是毛,拔毛皮会动,可是剥皮的话,毛敢反对吗?拿辽国开刀,一劳永逸。童贯带着这个理想,在辽国压抑着自己,一直坚持到了回国的路上。路上经过了一条河、一座桥。在当时没人知道这条河、这座桥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们太平常了。可是从这时起,直到八百余年之后,它们成了改变中国历史的代名词,前后两次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这条河在八百二十六年之后举世闻名。每一个中国人都永远记得,在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七月七日那一天,日本人在这条河、这座桥附近发动了侵华战争。永定河、卢沟桥。那是中国民族沉入谷底的耻辱,也是新生的中国最开始挣扎的见证。回到宋朝,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左右,当童贯一行走到这里时,永定河还充满着河水,不像现在这样干涸。它的上方也没有长二百六十六点五米、宽七点五米、十座桥墩、十一个桥孔、一百四十条望柱、六百二十七座石狮的石体桥。桥要在七十八年之后才建造,石狮子更要在明朝时才完工。当童贯一行走到这里时,它还只是座浮桥。走到了这里,按惯例要休息几天,因为已经到了燕云十六州,再向前就是宋朝的土地了,辽国人要在这里尽最后一次地主之谊。就在这几天里的一个傍晚,有一个辽国人悄悄地接近了童贯,和他说了一会儿话。之后,这个人就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现场只剩下了童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他神游物外,浮想联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狂喜着,也怀疑着,惊异着,更梦想着!在见到这个人之前,他所做的都是些前期工作,都是些理论上才存在的可能性。比如他收集了辽国的各方面情报,为以后进攻辽国做准备。看着很积极,其实很缥缈。他收集得再多再精有什么用呢,战争打的是实力和领导。只要宋、辽之间不开战,只要宋朝的实力超不过辽国,只要赵佶不想跟辽国死磕,那么这些收集都是无用功。可是这个人出现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他把宋朝存在了一百三十余年的恐辽症瞬间治好,契丹人这个称霸东亚两百多年的庞然巨物再也没有了威慑感。对宋朝而言,它变成了一块最甜蜜可口的大蛋糕,既松又软,随时可以去咬。吃掉它,不仅宋朝会强势崛起,他自己更是一步登天,成为北宋以来最了不起的英雄。那时,没有人会在意他是个太监,只会记得他是开天辟地似的人物。比开国之主赵匡胤更强,比后周世宗皇帝柴荣更伟大。前提是,那个人说的都是真的。主观上他祈祷这件事是真的,理智上他时刻提醒自己千万别相信。在真正的实据显示前,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带着这个判断,他回到了国内。关于卢沟桥边的那个人,他没向任何人提起。包括死党蔡京,也包括他的皇帝赵佶。时光就此流转,一晃过去了四年。在这四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其中有一些是童贯求之不得的,比如西夏人终于送上门来。这次纯粹是西夏人主动搞事。在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也就是卢沟桥之夜过去了三年的时候,在宋、夏接壤的边疆上,有个华籍党项人忽然间给从前的老乡写了封信。这人是环州、定边寨投降宋朝很多年的党项人大首领李讹哆,信写给西夏将军梁哆唛。他说在宋朝有二十多年了,发现了个大秘密。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冬粮吃光了,新粮没运上来。这段时

                      下,并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长期努力的结果。清王朝的这一宏伟事业,早在1644年以前——约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就开始了,经过约2/3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17世纪80年代初,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的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因此,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满人和汉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尽管这一权力原来不是它所拥有的。那些帮助满族统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发展的汉人,在这一起步、协调和完成的政治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不同角色,其社会背景也分别与这一征服过程的几个阶段相适应:最早的是一批在努尔哈赤草创之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尔后则有在北方各省沦陷后组成汉八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盗、为猎取高官厚禄而帮助多尔衮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学子。也许除了第一种人以外,所有拥护清朝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的心理。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人。满族的君主若不联合汉官,去击败本族的贵族势力,便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他们也意识到,若全按汉族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则会变得过于汉化,从而失去本族人民对他们的忠诚和爱戴。他们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方式统治中国,又同样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双方的和解导致了满族统治下的和平,使18世纪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其直接代价则是某种道义上的不安。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改革的现实机会。这些改革确实起到了稳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这正是崇祯时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学士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有权说他们以“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放弃了某种理性自主和道义上的承诺,致使道学家变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领袖转化为朝廷官僚。其二,是达官贵人对有限改革的热忱日益增强——当朝廷的力量发展到足以使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地从17世纪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时,这种有限的改革便结束了。尽管这种复兴显得并不彻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毕竟使旧的统治体制得以在新时期中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满族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以独特方式重建了传统的帝国制度而骄傲;他们虽被视为夷狄,却以自己设计的有效措施解决了中原王朝面临的困境。单为了这一点,汉人对清朝之“洪业”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长期存在下去,只要这个异族王朝对他们的家园依然维持着牢固的统治。

                        李廷先:《史可法的评价问题》,第244—245页;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25—28页。几个世纪过去了,一切如旧。无论其来源是旧塞尔维亚(OldSerbia)、阿尔卑斯山、撒丁的银矿,苏丹、埃塞俄比亚或经由北非和埃及的苏法拉(Sofala)的金矿,还是因谷(InnValley)之施瓦兹、匈牙利之纽索尔(Neusohl)、萨克森之曼斯费尔德、布拉格附近之库坦勃格(Kuttenberg)或埃尔茨山脉的银矿,以及16世纪初期以后西北各国的银矿——无论来自何地,这些曾被吸引到地中海沿岸居民生活中的贵金属,又被抛进了源源东去的洪流。在黑海、叙利亚和埃及,地中海人的贸易总是出现赤字。与远东的贸易又只有通过耗尽其储备的金银出口才有可能。甚至有人提出这样一种不无说服力的见解:“罗马帝国的生命力,是因贵金属大量外流才枯竭的。”费南德·布罗代尔:《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第464页。又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108—109页。沃勒斯坦关于东亚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主张,受到布罗代尔的驳斥。见布罗代尔:《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第43、93—94页。?北京的太仓,是为朝廷接收白银的主要机构。据该机构的白银收据判断,贵金属的流入至1571年达到高潮。该年太仓的白银收入量从230万两(8.625万公斤)跃升到310万两(11.625万公斤)〔译按:此处括弧内的换算系原作者所加,其换算比例为1公斤相当于26.6明两〕。这场洪流恰好与贸易限制的放松(1567年)、日本长崎港的建立(1570年)和马尼拉被选定为西班牙驻菲律宾的首府(1571年)同时。此外,白银提纯技术的发展,也在这一时期使秘鲁总督辖区的波托西等中心地区的白银产量猛增至原来的三倍,随后又增至五倍。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0—31、53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76页;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第213页。?1597年,西班牙大帆船将34.5万公斤白银,从阿卡普尔科运到中国。这一数字比明朝半个世纪的产量还多(明朝官府银矿的年产量约为6000公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7—158页。?肖努的估计略低于此。他认为远东吸收了美洲产白银总量的1/3强。见皮埃尔·肖努:《菲律宾和太平洋中的伊比利亚群岛》,第269页。在16世纪期间,西班牙人在佛兰德雇用的外国雇佣兵要求付给他们黄金。这些黄金是由赫诺瓦银行家们提供的。他们通过与远东的贸易,将西班牙提供的美洲白银兑换成金锭。在“长期的白银统治”时期(约1550—1680年),这种局面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以意大利、中国为中枢,从美洲出发,通过地中海或好望角,通向整个世界。这可以看作一种结构,一种在20世纪以前从未受到干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持久而突出的特征。”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99—500页;又见伦纳德·布莱塞:《近代世界体系》,第96页。?艾维四:《论白银、外贸与明末经济》,第1—10页;米歇尔·德韦兹:《18世纪中国社会对英、法、俄的影响》,第8—9页;S.A·M.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5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4—125页。日本向中国出口白银和铜而进口黄金,因为在中国用白银兑换黄金比在大多数其他地区(包括日本)都更为优惠。16世纪80年代,中国的金银兑换比率是1∶4;欧洲则是1∶12。到1650年,欧洲的比率又升为1∶15。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59及499页。阿特韦尔对日本白银输出量的估计,低于其他多数经济史学者。他估计在1560—1600年间,日本白银的输出平均每年为3.3万到4.8万公斤。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1页。肖努估计在近两个世纪间,日本和美洲提供的白银总量,在4000到5000吨之间。皮埃尔·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8—681页。?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55页;简·德·夫里斯:《1600—1750年危机时期的欧洲经济》,第20页。肖努找出了中国与欧洲贸易形势的五个转折点:(1)从1555到1570年,伊比利亚人突然打通了中国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通道;(2)1580至1590年间,马尼拉与澳门决裂,西班牙无敌舰队时代的欧洲经济出现萎缩;(3)1600年左右,荷兰公司到达印度洋;(4)1615至1620年间,荷兰人封锁了摩鹿加,切断了澳门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5)1640至1644年间,明朝灭亡,日本人血洗澳门大使馆,伊比利亚王国的分裂将澳门与马尼拉隔开,以及由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的敕令引起的礼仪之争。“中国的衰落与欧洲的衰落发生在同一时刻。因此,中国贸易的这一灾难性变化表现为双重的衰退:一方面,美洲白银的出口无疑减少了,而同时,一场周期性的或者说是破坏性的危机又席卷了中国大地。”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79页。布罗代尔只看到了17世纪最初20年美洲白银输入减少后的一种重要转变,并称之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因包括:由于收益递减律,开采成本更高了;以欺诈手段使美洲保留更多的硬通货,以满足当地对货币的需求;以及向当地居民征收十一税,这妨碍了提取白银所需的劳力之补充。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36页;又见厄尔.J.汉密尔顿:《1501—1650年的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第293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20、25—27页,及其《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3、109页;卡罗·M·辛宝拉:《工业革命前(1000—1700)欧洲的社会和经济》,第212—216页;雅各布·克莱佛伦:《经济通史》,第152—153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6页。经济衰退继续引起经济衰退;结果变成了原因。但是,中国的国内危机也许促进了全球性危机的爆发。“我们可以证明,中国对马尼拉遥相呼应的支配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使得中国贸易和世界贸易的长期周期性波动出现了一致性;甚至还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中国贸易的波动幅度比世界贸易的波动幅度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正是跟中国大陆之贸易的兴衰,支配着西班牙海上贸易本身的消长。”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67页,又见K.N.肖德胡里:《1660—1760年的亚洲贸易市场和东印度公司》,第456—458页。?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6—567页。?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页。从16世纪到18世纪,除了少数例外,所有货币的内在价值都下降了。这一现象与大西洋经济的膨胀有关,首先是吸收黄金和将非洲部分人口掠为奴隶,然后是开发美洲财富。短期内,白银紧缩会减慢表面价格的上涨(实际上在贵金属大量输入之前,西欧的物价就已开始上涨了)。但从长远看来,表面价格却和美洲白银产量一同上升。“16世纪末的价格革命”在欧洲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了三到四倍,达到了1500年的水平。菲力浦二世时代的人们,因物价不断上涨、生活费用急剧提高而目瞪口呆。17世纪上半叶,人们的实际收入比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减少了1/2;17世纪20年代,欧洲人经常抱怨,跟其三四代以前的祖先们相比,他们吃得太差了。17世纪20和30年代,几乎所有欧洲货币——包括比较稳定的英镑——都不得不贬值。E.E.里奇,C.H.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82—383、400—405、428、458、484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17页。这次通货膨胀也打击了奥斯曼帝国,其小麦、铜、羊毛等商品被偷运出境,以满足欧洲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一项有关伊斯坦布尔为旅行者和学生提供免费住宿的济贫院之预算的分析,表明了同样的通货膨胀。如果将1489—1490年度的物价指数定为100,那么1585—1586年度的物价指数便是182.49,1604—1605年度的物价指数则是272.79。奥默·卢德菲·巴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9页;又见霍里·伊斯拉莫格路和卡格拉尔·基德:《奥斯曼历史大事记》,第34、49—55页。?艾维四:《论白银》,第10—15页。肖努在综合了他的全部指数之后,断言1640年后没有一项指数可以说明这一过程不是“灾难性的指数减小过程”。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50页。换个说法,假定某人于1611—1615年间在马尼拉所作的生意是一个点,后来于1666—1670年间所作的生意为另一个点,那么,他就会发现收益下降率是40∶1。肖努确认这一转变发生在1642年,并将其描述为“一个经济空间的彻底消失”,或“全球危机中的死亡时刻。”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2页;又见布罗代尔:《反思》,第42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页。?例如,1630年松江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1632年米价为每斗120钱,到1639年上升为每斗300钱。浙江北部地区,每石米原来值银一两,到1641年上升为每石值银四两。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74页;海伦·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11—12页;又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81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44页。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食物价格上涨的同时,其他商品价格出现了下降趋势。这样,与较早出现的通货膨胀形成对比,中国似乎又随着由囤积、歉收和投机活动导致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出现了普遍的通货紧缩(此说采自艾维四给作者的私人信件)。?森正夫:《16—18世纪赈灾管理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2—433页;艾维四:论白银》,第16—19页。?这大约相当于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路易十四的小冰河时代”初期。太阳物理学家认为,这个时代是从1645年持续到1715年的“太阳能量最小时期”,其间地球表面的气温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大概与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树木年轮的碳异常中测定出的阳光辐射的减弱相对应)。H.H.拉姆:《气候变迁》,第10—11、65—66、174页;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第726、739—740及743—744页,及其《停滞的最小限度》第1191、1195—1196及1199页;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瑞:《太平之年,饥馑之年》,第58—59页;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12页;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8—19页。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干旱和低温的袭击,致使北方农作物生长季节比正常年景缩短了两星期。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130页。据地方志载,黄淮平原地区的大旱之年,有1024、1297、1326、1465、1506、1509、1585、1640、1650、1669和1786年。据《山东运河备考》载,1638年,漕河干涸;1640年,“大旱,黄河水涸,流亡载道,人相食。”《睢宁志稿》第十五卷。引自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整理》,第184页。同一时期,长江中游和淮水流域的河流在冬季全部封冻。同上书,第188页;G·威廉姆·施坚雅:《市场体系与地区经济》,第77页;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第30—31页。?蝗灾发生于1638年。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5—16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90—191页。严重的时疫有两次:一次发生于1586—1589年,另一次发生于1639—1644年。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106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7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9—10及16—18页。饥荒与瘟疫,尤其是与天花,有着流行病学意义上的关联。拉尔夫·W·尼古拉

                        降的复明军有许多被作为士卒编入了吴圣兆统帅的松江守军各部。事实上,被置于这位将领指挥下的降军是如此之多,以致北京朝廷对吴圣兆是否可靠都担心起来了。吴圣兆是辽东人氏,据说他从前做过吴三桂的副官。但到1645年初夏,他已归属于李成栋麾下。在李成栋残忍地平定江南地区期间,他任参将。故此,他最主要的战绩就是招降了两支规模较大的太湖叛军:一支是戴之俊领导的队伍,他率兵到松江,受吴圣兆的直接指挥;另一支是由吴易的前副将周谦指挥的队伍。部分是由于吴圣兆的这些战绩,当1646年李成栋进军福建时,就让这位以前的副将继承了自己的指挥权,并接用自己的帅府,李成栋的帅府是不久前被征用的徐府。吴圣兆很快就与在他幕府中做事的好些地方士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些人的努力,他不仅受到了复明思想的影响,而且经过劝说,他还开始考虑与在厦门的鲁王的支持者缔结军事同盟,尤其是与舟山岛的海霸黄斌卿结盟。黄斌卿最初支持唐王,但后来他被说服邀请鲁王和他的主要军事支持者张名振(他占据了福建至广东沿岸的几个岛屿)到舟山避难。唐王被俘后,几乎所有东南海岸的海军将领都转而支持鲁王。1646年12月30日,鲁王受郑采之邀在厦门建立行宫。戴之俊和太湖其他复明分子领袖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说服某个像黄斌卿那样有势力的人来请他们做中间人,那么他们也许能反过来诱使巡抚吴圣兆在南明海军从海上进攻时于陆上举行起义。但至少在1659年以前,这一战略只是南明人士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江南复明力量与南方海军结盟的建议被采纳了。1646年复明党人在浙东地区陆战的失败,把几乎整个复明事业推向闽浙沿海的港湾与岛屿。浙东的失败也使得鲁王的那些顾问得理三分,他们认为尽管前一年出现过清朝官员背信弃义的现象,但扭转战局的唯一出路仍在于与满清朝廷重要的地方命官结盟。这一期望也是根据这么一种现实的估计而萌生的;新朝为了在中国的中心地区迅速扩展自己的势力,不得不依靠未经考验的归附者。然而,由于前一年发生的清朝官员的欺诈行为,也由于像郑采这样的海军将领对于过分依赖陆军的可以理解的迟疑,要使鲁王朝廷相信江南地区确乎存在可靠的同盟者,尚需一番周折。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为直接与缙绅复明分子通气,鲁王朝廷很合适地聘用了一个名叫夏宝谟的嘉善“诸生”。夏宝谟已经把来自吴易的情报送到了鲁王朝廷,现在返回松江地区与那儿的接头人联系。正如浙江复明分子在军事上的地位使他们倾向于与松江抵抗分子联盟一样,吴圣兆的政治动摇性也使他对起义发生了兴趣。他改编了这么多的太湖叛贼,已经引起巡抚土国宝和总督洪承畴的怀疑。吴将军知道了他们的疑惧,于是便考虑接受夏宝谟的邀请,去舟山与复明分子商讨机事。因此吴圣兆早在1647年就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一是秘密与黄斌卿交换礼品和物资,用江南稻谷换取舟山珍珠;二是通过戴之俊,与松江士绅中的主要复明分子陈子龙取得联系。

                        陈子龙与松江兵变

                        到1647年5月初,在参加了杀身取义的夏允彝的葬礼之后,陈子龙作为一名复明分子的意志,似乎有所恢复。起码,他感到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复明分子的形象已使得他别无选择,他所能做的只有保持对明朝事业忠心耿耿了。总而言之,他只能取“危时”之“拙计”,正如他当时写的一首诗所披露的:计拙存谋野,时危适遯荒。友人怜豫让,女子识韩康。周鼎无消息,秦灰正渺茫。冥鸿天路隘,何处共翱翔。这是由一个正赶上改朝换代时期的人所写的诗。在这首心曲迂绕的诗中,最能表露真情之处是它提及了韩康。众所周知,韩康是东汉人,在长安卖药,因从不讨价还价而声名远扬。陪伴他外出采购与销售药材的女儿,在他又一次清高地拒绝与顾客讲价钱而损失了钱财的时候,对他愤愤然起来。他回答女儿说,他韩康即使想要讨价还价,也不能那么做,因为他的名誉约束着他。那么,像韩康一样,陈子龙依旧做一名复明分子,也是因为他别无出路了。因此,在关系到他的名誉之时,或者说由于惟恐辜负了这名誉,陈子龙一直不得不尽其所能。由忠义所认定的自我完善的人生义务,驱使他最后一次到松江去加入吴圣兆阴谋集团。也许,陈子龙在两件重要事情上帮助了吴将军:他把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引入了阴谋集团,他们是第一次松江抵抗活动的幸存者;他还使得鲁王政权确信,可以信赖吴将军按计划起义。黄斌卿本人的疑惧大概也消除了,因为他后来同意支持张名振率一支舰队北伐,以策应吴圣兆领导的松江起义。两军于1647年5月20日会合,从水陆两路去进攻南京的清军。随着起义计划的制订,起义消息在吴圣兆衙门的吏员僚属中已是人所共知了。5月12日,即两军预计会合的八天前,陈子龙到松江郊区,戏剧性地向他的门徒宣布直到那时他还认为是一个秘密的计划。他的学生着实吃了一惊,告诉老师说,城里人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他恳求陈子龙绝不要参与进去。毫不奇怪,阴谋传到了南京的清朝当局耳中。在预定发动起义的两天前,洪承畴接到松江同知杨之易的一封密信。杨之易是著名的东林义士杨涟的儿子,他在信中写道,吴圣兆正计划兵变。洪承畴意识到,要赶到松江去制止叛乱,为时已迟,不过他立即提醒土国宝注意迫在眉睫的入侵,动员起长江沿岸的军队做好决战准备。为以防万一,洪承畴还下令迅速处死在南京被扣作人质的吴圣兆家人。这时,吴圣兆已听说了杨之易的出卖。他认为城内其他一些官员可能也与南京方面有秘密交往,遂将他的2000士卒集合于城下,在他们宣誓加入南明舰队、推翻清王朝的口号声中,处死了杨之易及松江的知府与其他文官。吴圣兆仍然自信他的事业会成功。就他所知,张名振的舰队已绕过江南海岸的突出部,甚至正准备在长江与他会合。他怎么会知道自然的力量已经注定了这场叛乱的失败呢!在松江官员被处死的两天前,南明舰队停下来抢劫崇明岛上游大约50公里处的鹿苑。那天夜里天气闷热异常。5月18日清晨,一场小台风扫过长江口,冲击了系泊的舰队。由于来不及起锚到外洋避风,张名振的几乎所有兵舰和黄斌卿的大约一半船只都沉没了。许多水手、士卒挣扎着游到鹿苑岸边,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附近福山的部队,土国宝事先已将这场迫在眉睫的进攻通知了他们。清兵轻而易举地用刀剑弓弩杀死了散布在岸边的1000名南明士兵,此外又俘虏了500人,包括张名振的兄弟张名斌。张名振本人则与黄斌卿和张煌言一起,设法从海上逃走了。这时,吴圣兆对这一惨败全然不知,遂遣副将张世勋率兵从松江北进,去迎接浙江的复明军到他的驻地来会合。张世勋等待着盟友的到来,但一直不见踪影。时间一长,他慢慢意识到南方的舰队再也不会来了。在这一紧要关头,他为自己的命运着想,突然回师松江,迅速制服了吴圣兆的卫兵,逮捕巡抚,占领了衙门。然后张世勋以吴圣兆的名义,召集其他主要起义领袖到州府议事。最重要的对手是戴之俊,此人不容轻视,不过张世勋很快设计杀了他,于是太湖匪贼群龙无首,翻山退回到湖面上去了。张世勋接着向南京正式报告这次起义,将吴圣兆押送总督洪承畴处监禁。虽然鹿苑溃散与松江兵变被扼杀是清政府的重大胜利,但朝廷并未因此欣然自信,反而充满了疑虑与猜测。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即1647年4月,清廷恢复了其招抚政策,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帝国经济的心脏地带新的复明叛乱的爆发,现在看来那是一个软弱的姿态。所以,鲁王舰队沉没之后,土国宝以张名斌未作抵抗而投降为理由,要求予以赦免,就遭到了巴山的弹劾。巴山指出,恰恰是这种宽大怂恿了像吴圣兆这样的人率先作乱。这位兵部尚书接着颇不情愿地承认,把在鹿苑囚禁的人全部处死,也许确实太多了些,但他宁愿把他们作为战俘用于徭役,也不肯作为正规水兵编入清朝水军。他还提出,土国宝的行为应受吏部审查。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章。洪承畴也受到了怀疑,因为清廷将他与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联系了起来。在起义平息后从事调查的官员们,全都过高地估计了那些人在阴谋集团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文人自己造成的,他们故意夸大自己的重要性。江南缙绅沈廷扬,风暴来临时正在泊于鹿苑的鲁王舰队的一艘船上。他发现了沿岸的清军,便说:风浪似此,天意竟何在也!吾应报国而死,然若此就死,无名也。于是,沈廷扬为了扬名,大声向清军将领叫喊,自称是鲁王朝廷中的一名监察官。后来,他在苏州受审期间,又自称是他告诉黄斌卿许多江南文人还没有剃发、保持着对明朝事业的忠心,并说服他参加了舰队。沈廷扬不屑于被赦免,尽忠而死,赢得了烈士的名声,而且,这样做有助于让他的刽子手相信,怀有贰心的文人组织仍遍布江南。

                        兜捕文人学士

                        清廷相信,这场起义的主要煽动者是与南明串通的江南文人,因此要派那些受文人阶层影响最小的官员去消灭叛贼。于是,洪承畴和土国宝暂时将松江兵变之后安抚地方的责任移交给陈锦和巴山。陈锦是辽东“旧臣”,1633年宁完我曾把他推荐给皇太极。他忠心耿耿,在吴圣兆起义之后,受命治理苏州,“谋乘此尽除三吴知名之士”。在他的主持下,江南按察使司开始调查策划起义的关键人物,不久就断定一个名叫陈子龙的人是主谋。虽然陈子龙也许当过吴圣兆与鲁王政权之间的联络人,但实际上他对松江兵变仅略有介入而已。他住在城外,对吴圣兆平日的策划也基本上一无所知。然而,对陈锦和清政府来说,陈子龙很快就以起义的象征性领袖而出名,环绕着他的罗网不久便收紧了。起初他逃避逮捕,躲到了夏允彝兄弟夏之旭处。于是夏家受到追查。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被捉住押送南京,他是在夏允彝自杀后投靠太湖匪党的。到了南京,洪承畴被这个年轻犯人所感动,试图劝他以自己出众的文才为新朝服务。夏完淳大骂洪承畴变节降清,遂被处死。之后,其叔父夏之旭意识到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就在当地孔庙里上吊自尽了。同时其他一些人也被清朝捕快俘获,拘禁入狱,除杨廷枢因当过戴之俊的老师而被抓获外,还有40多名江南名士在南京被处死。另有许多人被守卫松江西郊的陈锦缇骑当场杀死。最后被判决的大约有1000名士人,包括一名代理县官。用土国宝的话来概括说:“兜捕之后,凡能咀嚼者一人不留。”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到密友侯岐曾家里躲避。但由于清廷一直在追捕,他又不得不东躲西藏,先去了旧仆人处,再去另一个朋友家。在那里他终于被巡捕发现。他们包围了住宅,直到他束手就擒。巡捕立即把他带到陈锦面前,陈子龙只是对陈锦说自己是崇祯旧臣。尽管陈锦竭力恐吓,陈子龙在整个受审过程中一直十分镇静。当问及他的长发时,他直率地说:保留头发可以见先皇帝于地下。无庸置疑,陈锦准备将陈子龙公开示众,开刀问斩。他命令将这个复明分子押到南京进一步审讯。但是陈子龙设法逃脱了这种折磨。1647年6月15日夜间,警船在从苏州去南京的途中穿过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巡捕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巡捕对犯人的自杀大为恼怒,他们割下陈子龙的首级,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他论“危时拙计”那首诗中的最后一节,可以作为他的一篇合适的墓志铭:故物经时尽,殊方逐态新。恨无千日酒,真负百年身。芝草终荣汉,桃花解避秦。寥寥湖海外,天地一遗民。1647年对文人复明分子的清洗,既不意味着抵抗活动在江南完全终止,也不表示缙绅对地方的控制被打破。缙绅阶层拥有巨大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影响,而且在此后10年里,这种势力和影响一直为他们所独占。然而,尽管残存着这种地方自主的力量,长江下游地区政治反抗的支柱却在1647年被摧毁了。这一地区的州县政府不久就委派了可靠的旗人来任职,而且直到19世纪,才有人向清朝对江南人民的统治提出根本性的挑战。新朝已根基坚固,难以动摇,以致它得以彻底改变先前留用明朝旧臣的政策,甚至敢于对最初制定这项政策的人,包括洪承畴本人在内,表示怀疑,并肆意指斥。当陈锦在松江和苏州大肆清洗时,巴山留在南京处理一些高级俘虏的审讯事宜。吴圣兆自然被押还南京。在审问过程中他披露出有好几名重要缙绅卷入了这场阴谋。就在这种充满猜疑的气氛之中,1647年10月1日,一名清军参将俘获了一个信使,此人带有鲁王政权的文件和信函。经检查,发现信件中有南明封授洪承畴为公、土国宝为侯的敕书,还发现了黄斌卿给这两人的信件,内容是建议他们先与他这个舟山军阀通信。虽然这些信件轻易地落入清人手中,可能是为了让洪承畴与土国宝蒙受猜忌,但清廷仍命令巴山进行全面的调查。不过清廷也还是给了洪承畴足够的撇清自己的机会,并与巴山一起参与审讯。

                        淮安之谋

                        尽管身遭嫌疑,洪承畴依旧担负着继续平定南京总督辖区中其他各地的全部责任。松江此刻已经再度处于牢固控制之下,但洪承畴对反清武装出没无常的江宁以南地区,以及江宁以北运河区的安全,仍未予释怀。在扬州以北的淮安,漕船满载谷物,准备向北运送,以供京城之需。但这些漕船以及运河航道本身都极易受东部复明分子的不断袭击。在淮安以东,即苏北产盐区,许多居民都是职业走私者。1647年10月9日,一支大约2000“土寇”组成的队伍袭击了庙湾城。袭击发生在清晨时分,最初被守城的清朝游击将军击退。但叛军在大白天再次进攻,打伤了游击,把知府和知县官赶出城外。在一个名叫张华山的反清分子和自封为明朝义王的人的率领下,复明军打起隆武皇帝的旗帜,招徕党徒,威胁淮安。负责运河谷物运输的清漕运总督是杨声远。他从淮安的总督衙门向洪承畴报告说,庙湾“今为贼据,盐场一带居民,胥化为贼,势甚披猖”。杨声远还告诉洪承畴,他已采取紧急措施,防守淮安城,因为叛军宣布他们要在10月10日进攻淮安。他在向庙湾派遣正规军的同时,还沿运河派驻了专门的漕运守军,以保护满载的船只,其中许多已经起航北上。但杨声远不相信凭他自己指挥的这点兵力就能遏制叛贼。为防“滋蔓难图”,他要求立即增援。形势十分紧迫,他等不及北方部队的到来,所以请求从洪承畴支配的兵力中立即调来至少二三千满汉军兵。洪承畴一接到杨声远的求援信,就在南京召集他的主要将领陈锦、陈泰和张大猷开会。虽然杨总督可能夸大了淮安所受到的军事威胁,但是,必须保卫帝国最重要的运输干线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这条运输干线当时正在向京城运粮。所以洪承畴从南京守军中抽调了2500人出援,命提督张大猷率领之。洪承畴后来在给多尔衮的奏折中说明如下:凡进剿机宜,听汉兵提督与总漕督臣同心计议,必求万全,尤要严束满汉将兵,恪守纪律,秋毫无犯,期于剿贼保民,奠安重地。这支部队计划10月14日从江宁出发。那时复明军已经向淮安发动了进攻。首次进攻淮安的队伍由一个名叫周文山的人指挥,他的800人马据说来自城东80公里处的盐城。10月10日清晨,周文山部队突破了东门边的淮安城墙,但经八小时激战,又被击退了。周文山在混战中丧生。虽然留守淮安的清军仅100余人,他们仍坚持打退了义王所率领的复明武装潮水般的第二次进攻。在复明军乘船从运河开往淮安城时,淮安清军又伏击了义王的人马。复明

                        因为君王后有私心。什么私心呢?君王后死后,她的弟弟后胜为相,掌握了齐国的实权。君王后之所以最终不说出可以重用的大臣,就是因为她料到死后她的弟弟后胜会掌握齐国国政,她不愿意毁掉后胜的专权。君王后慧眼识人,不仅看出落难公子非寻常之人,而且还看出大臣中谁可堪重用;在“玉连环”事件中又表现出她的果敢机智。但是,君王后私心太重。国家大政只能由既有才能又有忠心的大臣掌管,但是,出于私心,她却把权力移交给了她的弟弟。同样,在处理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时,她的局限也暴露无遗。君王后的视野也仅限于此,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势中,她不知道齐国应当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齐王建三年(前262),秦、赵长平之战爆发。当时,齐、楚两国都要救援赵国。秦国盘算,齐、楚如果是真心援赵,我们就必须退兵;如果他们不是真心救赵,我们就和赵国作生死决战。长平之战打了三年,赵国军粮匮乏,向齐国请求援助,齐王建坐视不救。有人劝说齐王建援助赵国,使秦国退兵。这人说,如果我们坐视不管,秦国一旦灭赵得逞,齐、楚两国就危险了。对齐、楚来说,赵国是屏障啊,齐国援赵也是保护自己,因为唇亡齿寒。今天赵国灭亡,明天就该齐、楚灭亡了(且赵之于齐楚,杆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救赵是义举,退秦显威名。这种事不做,还能做什么?但是,齐王建不听。结果赵国大败于长平。长平之战爆发之时,在齐国执掌大权的是君王后。君王后对秦国采取的策略是“事秦谨,与诸侯信”。但是,君王后“事秦谨”是真,“与诸侯信”则假。因为君王后历经秦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三代秦国国君,这正是秦国逐渐称雄天下之时,秦国不断地对六国发动兼并战争。如果君王后“事秦谨”,那么就不可能对其他诸侯“信”。“与诸侯信”必然会激怒秦,怎么再“事秦谨”?因为这二者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在这对矛盾之间,君王后选择的只能是“事秦谨”。长平之战齐国拒绝向赵国提供粮食即是明证。齐王建毫无治国能力,齐国的整个大权都掌握在相国后胜的手中。后胜非常贪婪,秦国对此了如指掌,便对贪婪的后胜重金行贿。秦国行贿不计成本,不仅对后胜大肆行贿,而且对后胜的门客也大肆行贿。接受了秦国大量金钱的后胜和他的门客们,都劝齐王建不要与秦国开战,不要帮助其他五国(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齐王建整天处在这批人的包围之中,毫无建树和主见。在投降派的极力怂恿下,齐王建甚至想去朝见秦王。这件事被一位雍门司马知道了,他问齐王建,大家拥立你当齐王,是为了国家社稷呢,还是仅仅为了立王呢?齐王建听后回答,当然是为了江山社稷。这位官员继续发问,既然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什么大王要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去秦国呢?齐主建听了这句话,立即调转车头返回齐国(齐王将入朝,雍门司马前曰:所为立王者为社稷邪,为王邪王?曰:为社稷。司马曰: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齐王还车而反)。齐主建虽然在臣子的劝说下未去秦国朝拜秦王,但是,他的国策并没有变,仍然是明哲保身,事奉秦国。即墨大夫听说齐王建听从了雍门司马的劝告,以为国策发生了变化,非常兴奋,立即求见齐王建。他对齐王建说,齐地有数千里之广,雄兵数十万之多,韩、赵、魏虽然已经灭亡,但是,不愿亡国的三晋大夫还有数百人聚集在齐地,如果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就可以收复韩、赵、魏三国的故地。楚国虽然亡国,但是,不愿亡国的楚国大夫聚集在齐地的也有数百人,假如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也可以收复楚地。如果韩、赵、魏、楚各国纷纷复国,齐国的势力立即可以强大起来,我们齐国就可以灭了秦国。即墨大夫的话显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这是一位齐国官员在秦兵压境的情况下不愿亡国的义举。当然,齐王建根本不会听从即墨大夫的这番话。从君王后开始,齐国一直奉行“事秦谨”的国策。“事秦谨”说白了就是不和秦国对抗。比如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向齐国求助,齐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那么,君王后与齐王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国策呢?首先是不愿得罪秦国。与齐国“事秦谨”国策相匹配的是秦国的“远交近攻”。范雎入秦之后,秦国开始施行“远交近攻”的策略。齐国和秦国并不搭界,自然成为秦国“远交”之国。“远交”的好处是不受秦国攻击,但是,“远交”的代价是三晋受到的“近攻”。当三晋在秦国的连年蚕食下苦苦挣扎之时,齐国倒是相安无事。但是,表面上的安宁实际上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三晋灭亡之后,这个代价立刻就显露出来。秦国的“远交”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让齐国不要援助三晋,让秦国放手削弱并灭亡三晋,但是,到三晋真正灭亡之日,齐国末日也就来临了。其次是秦国的金钱战略。齐国“事秦谨”的国策能够执行数十年之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的金钱战略。秦国用重金收买权臣后胜和他的门客,这些拿了好处的蛀虫当然主张“事秦谨”。这样,秦国贿赂了齐国权臣,误导了齐王建。秦国用于贿赂的这点金钱和得到一个偌大的齐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是这么一点钱却让后胜及其同党出卖了齐国。再次是五国伐齐的误导。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赵国是参与国之一,齐国对此耿耿于怀,而且汲取了教训。五国既然可以联手灭齐,齐国凭什么还管三晋之事?齐王建不懂得,五国伐齐之后,齐国尽管复国,但是实力已大不如前。此时只有赵国以一国之力在抵抗秦国的东进,如果赵国再惨败于秦,秦国就无人可挡了。并非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有人向齐王建讲明唇亡齿寒的道理,齐王建为什么还不救赵呢?只能说明齐王建和执政的君王后完全不懂大局。长平之战由手赵国指挥失误,加之军粮严重不足,最终四十五万大军全军覆灭。从此,齐国再也不能安享赵国抗秦所带来的短暂安宁与和平了。齐王建的“事秦谨”政策非常愚蠢。秦国灭了五国之后,兵临齐境,齐王建还幻想当一个五百里地的封君。由于心存幻想,所以,齐王建到死都不愿抵抗。耽于安乐腐败亡国我们可以看到,齐国中期和晚期的国策,对齐国的生存都是不利的。齐国中期,齐愍王滥用武力,给齐国带来了灾难,导致五国伐齐,齐国从此衰落下去。而齐国晚期,执政的君王后和齐主建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不用武力,奉行“事秦谨”的国策,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国家一个个被秦国消灭,自己直接暴露在强秦的铁蹄之下,加速了齐国的灭亡。可以说齐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国策失误。那么,齐国灭亡还有其他原因吗?还有一个原因是政治腐败。齐国和三晋不同。三晋独立之后,都谋求改革,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魏文侯的李悝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都是为了图强。三晋改革的原因都非常现实,为了生存。三晋分封为诸侯之后,都处在激烈的争斗之中,韩、赵、魏三家本身就是晋国六卿之中相互斗争的胜出者,而且,韩、赵、魏三国也都没有齐国广袤的国土、优越的自然条件,这些因素促使韩、赵、魏兰国希望通过变法图强获得生存。秦国地处西陲,不受中原诸国重视,只有变法图强,才能东进中原。所以,齐国和秦国也不相同。生存的艰难使七雄之中的韩、赵、魏、秦相继变法,唯独齐国,历花史悠久,地大物博,生存条件的优越使齐国毫无忧患意识。所议,齐国尽管有名相名将,也有雄才大略的君王,但是,没有秦国奖励士兵的军功爵制,不能用制度保障立功者的利益。即使在五国伐齐之后,齐国重新复国,仍然不思进取。君王后和齐王建更是把政治腐败推向极致。后胜专权,受金误国,这样的政治局面怎么可能应对强秦呢?秦王嬴政灭齐是统一战争中的经典战例:不战而屈人之兵。尚有数十万雄兵的齐王建不战而降,使秦王嬴政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统一天下。齐国军事家孙武写过一部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该书《谋攻篇》有句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齐国以自己的灭亡印证了孙武的这两句名言,真是历史莫大的讽刺。本书分别讲述了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势如破竹。“秦皇扫六”、“诸侯尽西来”、“六王毕,四海一”的局面终于形成。秦王嬴政统一天下为什么如此顺利迅捷呢?嬴政又是如何洽理这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的呢?请看下部。秦兵马俑他们先朝那个白人姑娘开了枪。对剩下的人他们可以从容下手。没必要匆忙离开这里。他们离镇子有十七英里,而那座镇子离别的城镇都有九十英里之遥。在这座女修道院中有的是藏身之处,这一天才刚开始,还有时间。他们一共九个人,比他们奉命要蹂躏或杀掉的女人多一倍,何况他们还随身携带着可满足任何需求的用具:绳索、一个棕榈叶十字架、手铐、催泪瓦斯和墨镜,当然还有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枪支。他们从来没进入过这座女修道院的深处。其中一些人曾把雪佛兰汽车停在前廊附近,摘下一串胡椒,或者走进厨房取一加仑的烤肉调味汁;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到过厅堂、祈祷室、教室和卧室。现在他们都要去见识见识。而且他们最终会看到那个地下室,并将其肮脏暴露在即将照亮俄克拉荷马天空的光亮之下。与此同时,他们为自己身上的衣着吃了一惊——突然意识到穿着的不合宜。因为在七月的清晨,他们如何猜得到里面会这么冷呢?他们的短袖衫、工装服和花哨上衣吸进寒气,让人觉得像是发烧。那些穿着工作鞋的人,更是因为踩在石面地板上的巨大声响而心慌意乱,而穿波罗-凯兹牌软底帆布鞋的人则踏地无声。还有这组建筑物的宏伟壮观,只有两个系领带的人似乎才配得上在此出入,他们先后想起来,这里在用作女修道院之前,本是一个贪官好大喜功修建的住宅。这座大宅邸淡褐和玫瑰红色调的大理石地面连接着柚木地板。白云母薄片保持着昔日的光泽,而镶嵌了图案的墙壁五十年前就已经剥落并刷上了白色。至于让修女们感到恶心的装修华丽的卫生间里的饰物,已经被优质又平庸的管道和龙头所取代,不过,颇具王公气概的浴缸和水池更换起来太费工本,只好听凭其锈蚀。那个贪官当年乐趣所在之处,现今已被消除痕迹,餐厅被修女们改装成教室,一度用来让阿拉巴霍族(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现居美国怀俄明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女孩们静坐其中,学会忘掉一切。此时,武装的男人们搜寻着这些房间,房间里流苏花边装饰的篮子飘摇在佛兰芒式枝状大烛台旁边,基督和圣母在葡萄藤花边围绕的壁龛里闪闪发光。圣十字女修道院的修女们凿掉了所有山林水泽女神的雕像,但她们的大理石发卷却仍然缠绕着葡萄叶,戏弄着果实。那伙人不慌不忙地深入到大宅的深处,寒意也随之越来越强烈。他们眼观耳听,警惕着藏身在此的女人的怨怒和发面团的发酵味及黄油气味。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那个人回头看着,强迫自己弄清身处的梦境将如何进展。那个被枪击中的女人别别扭扭地躺在石面地板上,向他摆着手指—或许只是看似如此。所以他的梦做得还不坏,只可惜色彩不够鲜明。他以前的梦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色彩:黝黑突变成大片的红色,然后是浓烈、狂热的黄色,如同一个轻易得手的女人的衣服。领头的男人停下来,举起左手止住身后的一个个侧影。那些人便站住脚步,调整好呼吸,把手中的长短枪支换成随意的握法。领头的男人转过身来,用手势给大家分工:你们两个到那边的厨房;另两个上楼去;其余两个到小教堂。他留下三个人——他自己、他弟弟和那个认为自己正做着梦的人去地下室。他们一言不发、郑重其事、不慌不忙地分头离去了。早些时候,他们砸开女修道院大门之时,此行使命的本质让他们有些晕眩。但他们的目标毕竟是分散的:被赶出大门的人有时会闯回房间。因此现在怨愤的情绪受到了控制。把第一个女人(那个白人)射倒之后,那情绪已经像黄油一样清晰了:表层是仇恨的纯油,底部凝固的是硬心肠。屋外,薄雾齐到腰高。很快雾气就会变成银色,在太阳将露水晒干之前,草叶上闪现的彩虹会低得足以让小孩子做游戏。太阳会照出数英亩须芒草,说不定还会暴露出“女巫”的踪迹。厨房的面积超过了他们每个人出生时的住房,带椽的顶棚很高,里面的架子比爱斯杂货店里的还要多。餐桌差不多有十四英尺长。可以轻易地看出,他们正在追捕的女人全都没有料到会发生突变。厨房的一头立着一满罐牛奶,旁边是四碗碎麦;另一头是切到半截的菜:一堆像是一把绿纸花似的大葱紧挨着亮闪闪的胡萝卜圆片,削过皮还没切的土豆白花花的,精湿鲜脆。灶上炖着没沸的汤。这间厨房有餐馆的灶间那么大,有八个灶眼,巨大钢顶下的一个架子上排列着十几条鼓胀胀的面包。一条凳子翻倒在地。四周没有窗户。一个人示意另一个打开食品间,他自己则向后门走去。后门关着但没有锁。他朝外望去,看到一只老母鸡,他揣测它那肿胀带淤血的鸡屁股准是下过变异的蛋——双黄的、三黄的特大畸形蛋。从外面的鸡窝里传来轻柔的咕咕声;小雏鸡自信地扑腾着翅膀进到院中忽现忽散的雾霭中,它们呆滞的眼睛只盯着早间的食物,无视其他。石阶周围的泥地上不见脚印。那人关上后门,与食品间的同伴会合。他们俩一起察看着积尘的瓦罐和陈年罐头食品:西红柿、青豆、桃子。他们想,日子过得真稀松。八月份已经临近,可这些女人都没有整理过这些瓶瓶罐罐,更别说洗刷了。他把炖汤的火熄掉了。当初他妈妈给他洗澡用的锅都不如这个汤锅大,那在她出生的草泥堆砌的房子里可是个奢侈的享受。他现在住的房子又大又舒服,而这座镇子与他的出生地相比算得上豪华繁荣,其发展之路走了足足五十年。从俄克拉荷马领地上的一座梦幻之城黑文变成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座鬼蜮之城黑文;在一八八九年挺身而立的自由人到一九三四年就跪到了地上,到一九四八年干脆在地上爬了。所以他们才来到这座女修道院,确保此事绝不再次发生,使其里里外外没有任何东西腐蚀一座黑人城镇,让它遭此苦难。他知道和听说过的所有的人都曾屈从或融入了白人的城镇;要不,就像在黑文,他们都皱缩到了花格窗里面:房基的外缘由那里长着的青草标出,壁纸在没有玻璃的窗户后面变得像照片底片,校舍被向钟楼长去的老树挤到了一边。一九○五年时的一千居民到一九三四年变成了五百,然后成了两百,后来随着棉花价格暴跌和铁路公司到处铺轨,又减到了八十人。作为一个大家庭生计所需的唯一补助农业津贴,随着每个成婚的儿子分得他那一小份而变成了仅仅是鸡零狗碎的耕作,而那一小份又得给那个儿子的孩子们分成许多份,直到最后,没有出走但拥有小而又小的一份的人只好心怀厌恶地欢迎白人投机者提供的任何条件,因为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离开家园到别处去碰运气了。到这种时刻,无论大城还是小镇——只要是已经建成的就行。但他和另外几个人全都是退伍老兵,有不同的想法。他们热爱原先的黑文——那里的观念和那里的地域——他们怀着并且时时抚育着这样的情愫,从巴丹(菲律宾吕宋岛一省。)到关岛,从硫磺岛到斯图加特,决心从头做起。他触摸着炉灶的抽风罩,对其结构和功能暗羡不已。那尺寸和一度在他家乡中部安置的砖砌大炉灶一样。他们返回美国时,人们已经把那砖灶拆了,把砌灶的砖、炉石和铁件都搬到向西两百四十英里的地方——远离很久很久以前被明智的政府称作“未分配的土地”的古老“小溪部落”。他记得把大炉灶上的铁边重新胶合

                        座城的仓储也是搜刮了民脂民膏而来的(浚民之膏泽以实之),赵氏在这里同样失了民心。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晋阳。为什么选择晋阳?因为晋阳主官为政宽厚,民心向着赵氏(民必和矣)。赵襄子选择长期抗战的根据地主要看民心,说明赵襄子头脑非常清醒。其次是精心备战。赵襄子到了晋阳,视察城墙,准备兵器,做好了一切准备。当晋阳被知伯决开晋水淹城以后,赵襄子仍然坚持到了最后。再次是善于用人。整个晋阳保卫战,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发挥了巨大作用。备战之时,提出箭头、箭杆用料的是他,赵襄子最后就要坚持不住之时又是他提出面见韩、魏两大卿族的首领。特别是面见韩康子、魏宣子之时,张孟谈剖析了赵氏和韩、魏两家唇亡齿寒的相依关系。这种利害剖析,深深打动了韩康子和魏宣子,使韩、魏两族在赵氏即将败亡的前夜,临阵倒戈,消灭了知伯。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斗争,张孟谈是集编剧、导演、演员三种角色于一身。计划是他向赵襄子提出来的,夜间出城,面见韩康子、魏宣子,痛陈利害,联合两大卿族,也是他策划、执行的。赵襄子的高明在于他发现了张孟谈并重用他。张孟谈大胆提出联合韩、魏两族时,赵襄子积极支持;张孟谈与韩、魏两族定下共灭知伯的方案后,赵襄子也全力执行。这样,才保证了赵襄子坚守晋阳三年、在大水淹城即将溃败之时能够反败为胜,联合韩、魏两家消灭知伯。正是有了赵襄子的三年抗战,有了赵襄子联合韩、魏共灭知伯的计划,才使知伯功败垂成,才使晋国的历史得以重新改写。四卿执政变成了三家分晋,秦国东扩道路上最大最强的晋国分裂了。如果知伯灭赵成功,那么,韩、魏两家绝难自保,最终晋国将成为知氏一卿之国,这样,也许晋国就不会分裂为三了。如果晋国不一分为三,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还能实现吗?当然,这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假设。无论如何,韩、赵、魏三家最终灭了知氏,奠定了五十年之后韩国的诞生。那么,新兴的韩国最后怎么会被秦始皇第一个灭亡呢?第17章韩国之亡秦王政十六年(前231),秦始皇打响了他统一六国的第一枪,挥师韩国。嬴政首先派兵攻打韩国的要地南阳(今河南南阳),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占领。第二年又派内史腾从南阳出发,顺利她攻占了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韩国最后一位国君韩安被俘,韩国成为了秦统一进程中第一个被吞掉。的国家。嬴政在其占领的韩国土地上设置了秦国的颍川郡,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正式从历史版图中消失。综观韩国被灭的过程,只经过一点象征性的战斗,秦国军队就直捣黄龙,占领了韩国都城,曾经和秦国同属战国七雄的韩国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韩国之亡究竟亡在哪里?秦王嬴政制定了吞并六国的时间表、锁定了首先灭掉的国家以及使用的手段之后,公元前231年,战争正式启动。秦王嬴政首先派秦军攻下了韩国在河南南部的要地南阳,南阳之战打得非常顺利。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又派驻守在南阳的秦军向韩国的都城新郑、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新郑进发,这一仗打得更顺,韩国几乎没有组织起来有效的抵抗,就从版图中消失了,正式成为秦国的一个郡。韩国最后一任国君韩安被俘。这样,韩国就成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第一个灭掉的国家,而且整个过程非常顺利,秦国军队就像进驻自己国家的某个地方一样。正因为如此顺利,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王嬴政灭韩的部分,就几十个字,战争顺利得几乎无啥可写。然而,韩国毕竟是战国七雄之一,它能够存活到最后应当说是有它的道理的,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却表现得如此不堪,连一次有效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韩国改革不力;二是地缘政治环境恶劣;三是外交乏术。申不害相韩变法韩昭侯君人南面先谈第一点,改革不力。战国时期,面对着日益加剧的兼并战争,各国都在谋求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发展、才能生存。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迅速崛起。韩国从韩景侯立国到韩昭侯继位,历经六世,都未能取得突出的发展。韩昭侯是公元前362至前333年在位,秦孝公是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在位。所以,这两位国君基本上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这两位国君也都顺应当时大势,在本国进行了改革。公元前356年秦孝公重用商欺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变法。申不害原本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人,曾经做过郑国的小吏(郑之贱臣),韩哀侯二年(前315),韩国灭掉郑国,申不害成为韩国人,并做了韩国的低级官员。后来,这位韩国小官因为一次突发事件引起了韩昭侯的关注。韩昭侯四年(前359),魏国出兵伐韩,面对魏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局势,韩昭侯和大臣们却束手无策。这个时候,申不害站了出来,他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拜见魏惠王。申不害说,我们并不是喜欢低三下四而不要国家尊严(非好卑而恶尊),而是目前解除国家危难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示弱。现在魏国强大,您用执圭这样的方式去拜见魏王,魏王的内心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如果这样,魏王就自大骄狂,必然引起其他诸侯不满而同情韩国。如此,我们只是向一个人低了头,但是,却赢得了天下的支持(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位于万人之上也)。韩昭侯采纳了申不害的意见,结果是韩国免去了一场战争的蹂躏。这次外交事件的策划者申不害自然令韩昭侯刮目相看。韩昭侯十年,魏国发兵攻赵,兵围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向齐、韩两国求援。韩昭侯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就问申不害应怎么处理。申不害此时刚刚受到韩昭侯重用,担心自己的意见如果不合韩昭侯的心意,会影响到自己的前程(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便回答说;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答复您(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接着,申不害不露声色地对韩国两位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晃说,作为臣子,只要尽到忠心就可以了,不一定自己的意见一定会被采纳。这等于鼓动他们向韩昭侯发表意见,于是,这两位大臣分别向韩昭侯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申不害察言观色,暗中摸清韩昭侯的态度,猜透了韩昭侯的心思后,他告诉韩昭侯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听取了申不害的意见,非常高兴。于是,韩昭侯按照申不害的意见,和齐国一起发兵攻打魏国都城,迫使包围邯郸的魏军主力匆匆忙忙撤兵回国,这样,赵国都城之困自然而然地得到解除。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攻其必救之地,迫使对手回师。围魏救赵的成功,让韩昭侯再次领略了申不害的卓越才能,于是,在公元前351年,韩昭侯提拔申不害出任韩国国相,变法图强。申不害是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担任相国的十五年时间,是韩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申不害“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国家治理得好,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诸侯各国不敢侵犯韩国(终中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那么,申不害究竟做了哪些改革,而这些改革为什么又没能改变韩国灭国的最终命运呢?从申不害的成名之作中,我们可以知道申不害是以权术起家的。这种权术就是申不害最钟情的“术”。申不害的改革,重点就在这个“术”,也就国君统治臣子的权术。韩昭侯拜申不害为相,学到的也是君人之术。有一次,韩昭侯派使者到外地视察,使者回来后,韩昭侯就问他:视察中你看到了什么?这位使者回答;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使者报,昭侯问曰:何见也?对曰:无所见也)。韩昭侯又说,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就讲讲路上看见什么吧。使者想了想后回答说:出国都南门时,看到有黄牛犊在路的左侧吃禾苗。韩昭侯听了使者讲的情况,首先对这位使者说,今天我问你的话,你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昭侯谓使者,毋敢泄,吾所问于女)。然后下令,在禾苗生长期内,严禁牛马闯入农田毁苗。韩昭侯虽然颁发了命令,但是,主管官吏们对这道命令不以为然,依旧有许多牛马闯入农田。昭侯又下令,如有牛马闯入农田毁苗,各地要向上汇报,如果汇报得不全,要受重罚。主管官员上报了一些牛马吃禾苗的事件,韩昭侯发现上才良材料中没有国都南门牛马吃禾苗的事,便对他们说,还有遗漏(昭侯曰:未尽也)。官员们只好再去搜集材料,果然发现国都南门外还有黄牛吃禾苗。主管官员非常震惊,他们认为昭侯真是明察秋毫,忽悠不得。从此之后,官员们对韩昭侯的命令再不敢阳奉阴违了(吏以为昭侯明察,皆悚惧其所,而不敢为非)。由此可见,韩昭侯用“术”对提高韩国的行政效率也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申不害讲“术”,但并非完全不讲法治。有一次,韩昭侯告诉申不害说,执法非常困难。电不害说,执法的要领是有功而赏,有才任官(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如今你虽然立了法,但是具体执行的时候又接受身边人的请托,所以你才会感到执法困难。韩昭侯一听,马上对申不害说,我现在明白怎样执法了。后来,申不害为他的哥哥向韩昭侯要官,韩昭侯马上拒绝,申不害很不高兴(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不许也,申子有怨色)。韩昭侯说,这不是你教我的吗?我接受你的请托,违犯了制定的规矩,怎么还能让其他人遵守规矩呢,我在臣民面前又有何威信呢?你教我按照功劳大小来授官,现在你又请托我授官,我怎么听你的?申不害马上请罪说,君王真是严守法令的人啊(申子乃避舍请罪曰:君真其人也)!申不害为他的“从兄”请官一事是真心要官还是试探韩昭侯,我们今天已无法得知了。但是,韩昭侯确实全面接受了申不害的改革。不过,申不害的改革和商鞅的改革不同。商鞅变法更全面,更重视富国强兵的各种务实办法,更重视立法以立威;申不害的改革虽然没有忘掉法治,但是,改革的重点显然不是法治。看着韩昭侯的作为,我们就可以更明白申不害在哪些方面更多地影响了韩昭侯。有一次韩昭侯在沐浴时发现浴缸内有瓦砾,他冷静思考一番后认为主管沐浴的内官不至于失职到这种程度,应该是有人想诬陷这个内官以取代他。于是,韩昭侯照常沐浴,沐浴结束后,他对左右的内官说:我想撤换主管沐浴的人,谁能够接替他?于是,韩昭侯身边的人向韩昭侯推荐了另一位内官。韩昭侯于是召见这位内官,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为什么在我的浴缸里放上瓦砾?这位内官以为韩昭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只好认罪说,如果主管沐浴的官员免了,我就可以代替他了,所以,我才在您的浴缸里放了瓦砾(尚浴免则臣得代之,是以置砾汤中)。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得出来,韩昭侯不能说不聪明,他知道是有人陷害,但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主要是在怎么样驾驭臣僚,官吏上下工夫,而没有在最根本的富国,强兵这两个方面下工夫。由此可见,他从申不害那里学到的主要是“术”,而不是“法”。孝公变法,强调的是“法”,是要富国强兵;而申不害的变法侧重的是“术”,是驾驭群臣。韩昭侯重用申不害施行改革,并没有:抓住富国强兵的根本。所以,申不害一死,改革的成效马上下降。继申不害之后,韩国还有一次变法图强的机会,就是韩国后期还有一位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法家韩非。但是,韩非一是不受韩王重用,二是韩非生不逢时,战国后期的韩国弱势已经积重难返,历史几乎没有给韩非留下多少施展才华的机会。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只是留下了一份文化遗产,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申不害改革的重点是“术”,“术”讲的是国君如何控制大臣,是君主驾驭大臣的手法,但这对于富国强兵却没有起到作用。申不害的改革未能触及富国强兵的根本,韩非又无用武之地,因此韩昭侯死后,韩国很快就衰落了,韩国就成为战国七雄中的落伍者。但仅仅这些因素就能使韩国灭亡吗?韩国之亡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强国环伺环境恶劣空间狭小夹缝求生韩国灭亡还有第二点原因,环境恶劣。韩国从三家分晋开始,分得的土地就处于强国环伺之中。韩国的西面是秦,北面是赵,东面是魏国、齐国,南面是楚国。疆土也只有今山酉南部、河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及河北一角。在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小,实力最弱,缺少足够的发展空间。魏国是战国初年最为强大的国家。秦国从穆公开始,向西戎开地千里,国土面积倍增。赵国从赵武灵王开始,向西、向北发展,国力大大增强。楚国雄居南方,吞并越国,发展空间也不断提升。齐国本来就是东方大国,也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唯独韩国,被强国环绕,没有任何发展空间,这样的地缘环境决定了韩国很难做大做强。特别是韩国和秦国两国不但相邻,而且国土犬牙交错,秦国的几位重臣都把韩国锁定为首灭之国。比如说李斯,一直认为韩国是秦国的心病,一定要首先灭掉。在秦昭襄王时期的重臣范雎提出“远交近攻”的总战略之后(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秦国加紧了对韩国的吞并。公元前294年,秦开始攻韩,夺取韩国武始(河北武安市南)、新城(河南伊川西南)。公元前293年,韩、魏联合抗秦,在韩伊阙(何南洛阳东南)被秦将白起打败,死二十四万人。公元前290年,韩被迫割武遂(山西垣曲东南)二百里地给秦,疆域进一步缩小,实力益衰。公元前264年,白起攻韩陉城(山西绛县),拔五城,斩首五万。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占韩太行山以南地区(《史记·韩世家》及云梦楚简《编年纪》)。公元前262年,秦攻占野王(河,南,沁阳),韩上党郡(治山西长治)丢失。公元前254年,“韩王人朝”(《史记·秦本纪》)。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继位,吕不韦出任丞相。他继续执行“远交近攻”政策,陆续攻占了成皋、荥阳等地,并把建都于巩的东周也消灭了。成皋、荥阳是韩国继宜阳之后最后一个战略要地,攻下这两地,秦庄襄王把这些新占的土地连同原来占领的西周土地合建为三川郡(《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三川郡就像一把利剑,深深地植入韩国疆域之中,对韩国形成了致命的威胁,而且三川郡又成为秦国向东方继续推进的根据地。秦以三川郡为据点,步步推进。公元前246年秦主嬴政继位,第三年夺韩十三城,继而又攻取了魏国大片土地,在魏都濮阳建置东郡。东郡西连三川郡,东接齐境,形如一把利剑深入中原腹地,截断了“山东纵亲之腰”(《更记·秦本纪》),而且对韩、魏两国都形成了包围之势,东方六国遂被肢解,此举为秦国逐一消灭各国打下了基础。所以,在秦国连续不断的进攻下,韩国国土日渐萎缩,力量日趋衰竭。当秦国攻打南阳时,韩国已经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秦军从南阳攻打韩国都城新郑之时,韩国基本上没有抵抗就亡国了。从韩国之亡上,我们可以看出,韩国之亡内外因素互相交织,内部改革不力,外部环境恶劣,韩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难度不小。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在夹缝中生存的可能,事实上,历史的发展还是给了韩国生存的条件和机会,但是韩国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以至于到了穷途末路的险境,那么韩国都错过了哪些机会呢?实力弱小外交乏术连横合纵朝秦暮楚韩国迅速灭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交乏术。像韩国这样的弱国小国,面对秦国这样的强邻,最佳出路就是变法图强,但是,申不害的改革没有取得像商鞅变法一样的效果。自身的强大已经不可能,剩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合纵,依靠外交取得生存权。合纵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强秦,但是,韩国在合纵问题上却始终未能将联合抗秦作为中心,也未能与他国

                        今河北定州)发起进攻。李克用的部下时任邢洛节度使的李存孝得到消息后,建议李克用进攻镇州(今河北正定)进而牵制王镕,以解定州之围。十月李克用命令李存孝从南面攻打镇州,又让李存信、李存审自井径方向出兵增援。由于沙陀军队骑兵优势明显,河东军队在临城西北的龙尾冈打败镇州军队,杀敌近万人,并一举攻克临城,随后又包围了元氏、柏乡。王镕抵挡不住李克用的进攻,于是向幽州的李匡威求援,李匡威领兵前来增援后,李克用鉴于军队刚刚结束战争需要休整,于是在大肆劫掠之后,退兵邢州(今河北邢台)驻守。面对失败,李匡威、王镕当然不肯干休,景福元年(892年)正月,李、王二人继续合兵一处,发动大军十余万人对李克用掌控的尧山发起进攻,李克用派大将李嗣源领兵迎击,结果幽镇联军大败而归。当时处在幽、镇之间的王处存感受到了来自李、王二人的极大压力,担心就此会被吞并掉,于是主动联合李克用,趁势合兵攻打王镕,并成功攻克了天长镇。天长镇是王镕的治所门户,王镕急忙组织人马反扑,在新市(今河北新乐)偷袭李克用得手,将其打败。李克用没有想到王镕居然还有还手的实力,他担心王镕的背后或许会有增援部队,于是在没有摸清敌情的情况,他决定退守栾城以观其变。当时面对藩镇们在河北地区的互相征伐,朝廷无计可施,只能是下诏劝其和解,但丝毫没有效果。河东、卢龙、成德、义武四大藩镇对朝廷的诏令置若罔闻,所以攻伐依然不断,战火依旧继续。八月,李克用带领少量兵马进行北巡,当到达代州(今山西代县)西北的天宁军时,他得到了一个紧急消息,李匡威与赫连铎领兵八万攻打云州,鉴于自己手中兵马不多,李克用急忙派人回晋阳召大将李君庆出兵救援,自己则带领兵马悄悄进入新城(今山西朔州),又派人在神堆(今山西大同西南)设下埋伏,俘虏了吐谷浑巡逻骑兵三百人。李匡威与赫连铎听到吐谷浑骑兵被擒的消息后,以为李克用对云州早有防范,于是不再敢向云州进兵,而是就地驻兵观望。事实上,以李匡威与赫连铎的实力来看,如果不进攻云州,应该立即撤兵回到本镇,留在半路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果然在八月二十七日的时候,李君庆领兵赶到新城,与李克用合兵一处进入云州,开始对云州加强守卫。这样一来也就使李匡威与赫连铎失去了进攻云州的绝好机会,而且李克用并不想就此打一场云州守卫战,而是在次日就发起对李匡威的反攻。当时李匡威实在没有想到李克用会主动出击,结果因为仓促应战被打得溃不成军,被迫烧掉营垒一路逃窜而去,李克用驱兵全力追赶,在天成军(今山西灵丘东北)两军再次展开激战,李匡威再一次被打败。就在李克用在河北地区耀武扬威地接连打败李匡威与赫连铎时,一个消息传到了他的耳中,使他不得不主动退出与李匡威、赫连铎之间的征战。因为他的养子、时任邢洺节度使的李存孝与王镕、朱全忠结盟,上表朝廷将邢、磁、洛三州之地交还朝廷,并请求皇帝李晔赐旌节讨伐李克用。河朔战火李存孝,本名安敬思,自少年时代起就跟在李克用身边,因善于骑射勇冠三军,被李克用收为养子,身经百战,为李克用立下汗马功劳,河东军将士皆畏惧三分。李克用还有个养子名叫李存信,出身回鹘,也是能征善战,而且文武双全,甚得李克用的宠爱。但是李存信与李存孝二人互相争功,各不相让,矛盾十分突出。大顺元年(890年),李存孝在李克用与朱全忠争夺潞州城时表现十分英勇,一举从朱全忠的手中夺回了潞州,他本以为李克用会将潞州划归自己管辖,没想到却划给了康君立,因此对李克用开始产生不满,并怀疑是李存信从中作梗而致。大顺二年(891年),李存孝镇守邢州时,想立个大功与李存信争宠,于是他建议李克用攻打镇州的王镕。虽然李克用同意了李存孝的建议,但时间已经是两个月后的事情。后来王镕围攻尧山,李存孝救援不力,李克用任命李存信增兵救援,而两个人互相猜忌,致使救援工作停滞不前,李克用只得改派另一员大将李嗣源前去迎战。战事结束后,李存信回到晋阳,来个恶人先告状,诬陷李存孝私自与王镕、朱全忠结盟,而李存孝在邢州得到消息后,怀着对李克用的不满,干脆扯旗造反,公开与王镕、朱全忠结盟。李克用没有料到李存孝会背叛自己,于是在景福二年(893年)二月,他亲自率领大军围攻邢州。当时王镕派部将王藏诲送书劝其二人和解,李克用恼羞成怒,不仅处斩了王藏诲,还兴兵攻打王镕,并在大平山将王镕打败。李克用又领兵进攻天长镇,连续进攻数日没有攻下。王镕接连派三万大军前去救援,但全被李克用击败,李克用进而又攻克井陉,虽然在此之前李存孝派兵进入镇州增援王镕,但自感形势危急的王镕,还是决定向朱全忠求救。面对王镕的求救,当时正与时溥打得难解难分的朱全忠,无法抽调出兵力增援王镕。于是他只得写信威胁李克用,告诉他如果继续攻打王镕,自己将发兵救援。李克用早知道朱全忠是在蒙人,在回信中的态度也是十分强硬,他告诉朱全忠,如果手中真有能够作战的军队,尽管派出来,自己将尽力应战,并约好交战地点,就在常山。朱全忠接到李克用的信后,鉴于和时溥一战还没有结束,便没再继续挑衅,所以李克用继续攻打王镕。不过王镕虽然没能得到朱全忠的增援,但幽州的李匡威还是很够意思,当他得知王镕遭到李克用的攻击后,立即发兵赶来增援,并在元氏打败李克用的军队。李克用担心会遭到王镕、李存孝、李匡威的三军连击,于是领兵南下直扑李存孝所在的邢州。景福二年(893年)七月,王镕派兵增援李存孝,不过其援军却在平山坡被李克用击败。此时王镕因为在此之前连续失利,形势已经极为不利,当时面对李克用这个强敌,王镕内心十分畏惧,因此他向李克用请求议和,并声称愿意出兵二十万帮助李克用打下邢州。而李克用当时急需粮食,所以接受了王镕的请和。王镕与李克用议和后,李克用可以全力对付李存孝,他从栾城会合王镕的三万兵马南下任县,而李存信则屯兵琉璃坡,将邢州城包围。面对几路大军的围攻,李存孝毫不畏惧,时常出兵交战,并曾经利用夜色偷袭李存信的营地,俘获其手下部将孙考老。李克用的几路大军围攻邢州,很长时间没有攻下,这对于手中粮食不多的李克用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他准备在邢州城外环城挖濠筑垒之后,只留下王镕和李存信继续围攻邢州城,自己则领兵退回晋阳。针对李克用的这种部署,有人建议李存孝暂时闭城不战,等到李克用离开之后,再与王镕、李存信等人决一死战。李存孝采纳了这个建议,但他低估了李克用挖濠筑垒的作用,等到李克用完成挖濠筑垒之后,李存孝才明白,所有的人马都无法逾越出城,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困在城里等死。乾宁元年(894年)三月,邢州城内粮食断绝,李存孝无计可施,只得登上城墙向李克用求饶。他告诉李克用之所以会反叛,完全是因为被谗言中伤,希望能够和李克用见上一面,当面将事情解释清楚。李克用当时让夫人刘氏入城去见李存孝,刘夫人说服李存孝出城来见李克用。李存孝伏地请罪,说自己立有战功,如果不是李存信逼迫,自己断然不会背叛义父。但是李克用不为所动,他斥责李存孝说他给朱全忠、王镕写信骂自己,难道也是李存信逼迫的吗?最终李克用命人将李存孝押回晋阳,在牙门外将其处以车裂之刑。事实上,当李存孝被押回晋阳决定判处死刑之时,李克用因为爱惜其才,依然希望能够有人站出来为他求情,然后趁势免其死罪。然而当时诸将全都嫉妒李存孝的才能,竟无一人站出来说话。李存孝死后,李克用一连十多天不理军务,情绪产生极大的波动,最关键的是他的这种不稳定情绪,最终致使他自剪羽翼,使自己的实力受到损耗。例如大将薛阿檀,因为与李存孝关系密切,在李存孝死后。担心受到牵连,看到李克用情绪失控后自杀身亡。又如乾宁元年(894年)八月,时任昭义节度使的康君立到晋阳拜见李克用,本来李克用十分高兴,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可是在席间忽然想起死去的李存孝,不禁放声痛哭起来,康君立因为与李存信关系较好,便出言劝慰李克用说李存孝之死是罪有应得,不足为惜。没想到李克用听完后勃然大怒,抽出宝剑向康君立砍去。康君立被砍成重伤,李克用却不让人为他医治,将其囚于马步司。过了几天,李克用觉得如此对待康君立有些过分,便下令将他放出来,可是那个时候康君立已经死去。对于李克用而言,接连失去几员大将,使得本镇的实力大为受损,自此之后,更是无力再与身在汴州地区的朱全忠对抗。这反而让朱全忠渔翁得利,成为了藩镇中最为强大的一支(“朱全忠独盛矣”)。而且情绪的失控不仅让李克用自损羽翼,更让本有机会成功占领幽州的他失去了独占幽州的绝好机会。当王镕得到李匡威的援救,解除了李克用的威胁后,李匡威便带兵返回幽州,没想到当他走到博野时,其弟李匡筹在幽州自称留后,夺了李匡威的兵权。当时幽州的局势十分混乱,李匡筹虽然自称留后,但是人心不服。幽州的刘仁恭戍守蔚州(今山西灵丘)时听说李匡筹篡立,便带着人马攻打幽州,可是在居庸关被李匡筹打败,刘仁恭只得逃奔河东投靠李克用。不过,刘仁恭虽然投靠了李克用,但他不想长期客居河东,多次请求李克用拨给他一万人马继续攻打幽州。当时李克用正在集中精力攻打邢州,一时抽调不出更多的人马,只给了刘仁恭几千人马让他去攻打幽州,这无异于以卵击石。李匡筹看到李克用不过如此,便多次派兵侵扰河东之地。乾宁元年(894年)十一月,李克用被李匡筹彻底激怒,在平定李存孝叛乱后,开始组织兵力对幽州卢龙军发起猛攻,很快便攻克了武州(今山西繁峙),并进围新州(今河北涿鹿)。十二月,李匡筹派一万人马营救新州,李克用选精兵在段庄进行阻击,当时由于卢龙兵猝不及防,几乎全军覆没,多人被活捉,河东兵将这些人用绳索连成一串,绕新州示众。当天夜里新州守将见大势已去,于是举城投降。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克用又发兵进攻妫州。次日李匡筹派兵出居庸关增援,李克用再次选派精兵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打败李匡筹的增援人马。二十六日,李匡筹见幽州城难以坚守,于是携带家眷逃往沧州,结果被义昌节度使卢彦威杀害,幽州城就这样落入了李克用的手中。乾宁二年(895年)正月,幽州数万军民载歌载舞地迎接李克用进城。李克用在幽州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后,带兵返回河东,只留下义子李存审和刘仁恭分兵讨伐还未归顺的州县。为了使幽州更牢固地掌控在自己手中,李克用上疏朝廷,请求以刘仁恭为幽州留后驻守幽州。皇帝李晔批准了李克用的奏请,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安排,但在李克用离开幽州后,驻守幽州的河东兵骄横不法,完全不将刘仁恭放在眼里,刘仁恭被迫处死了许多河东士兵。李克用对此十分生气,写信责备刘仁恭,而刘仁恭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自此之后李克用与刘仁恭的矛盾开始不断加深。乾宁四年(897年),李克用为了迎回流亡在外的皇帝李晔,决定出兵关中,为皇帝李晔回京扫平障碍。他向刘仁恭征兵,而刘仁恭却谎称契丹时常南下入侵,需要大军防御,拒绝为李克用提供兵源。李克用因此多次写信催促,而刘仁恭却是拒不从命,而且在回信中秽语连篇,搞得李克用十分恼怒。八月,情绪失控之下的李克用亲率大军讨伐刘仁恭,九月五日领兵抵达介于蔚州和妫州中间的安塞军,随后开始展开了对刘仁恭的进攻。刘仁恭派部将单可及率领骑兵迎战,当时李克用正在营帐中饮酒,而且喝得有些神志不清,当他听到探马来报,说刘仁恭的军队到达时,神志不清的他仓促带兵出击,当时天降大雾,单可及的部将杨师侃在木瓜涧设下伏兵,打败河东军队,后来只是因为天降大雨方才撤兵,但是此时河东兵马已经损失过半,李克用醒酒后才知道军队战败,只得带领残部撤兵回到本镇。幽州本来是李克用新占据的地盘,但终因为情绪失控,使得幽州之地从自己的手中丢失。虽然他的实力依旧强大,但比起他的老对手朱全忠,李克用实力下降得十分明显,而反观朱全忠则在中原地区打得顺风顺水。吞并徐兖朱全忠在解除秦宗权的威胁后,便想进一步兼并兖、郓之地,然而朱瑄、朱瑾二人对自己有恩,而且又已经和自己结为兄弟,他为找不到借口而苦恼。当时手下谋士敬翔为朱全忠献上良策,让士兵们扮作叛逃者,逃进兖郓之地,到时可以打着惩治叛徒的名义进兵兖郓之地。朱全忠依计而行,命令部分士兵逃往兖郓之地。朱瑄、朱瑾早就羡慕朱全忠有一支强悍的军队,因此面对叛逃过来的汴州之兵,他们全部收留。这就给了朱全忠以口实,他写信责备朱瑄招降自己的士兵。朱瑄为此大为不满,在回信中语气强硬,朱全忠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终于找到了出兵的借口。光启三年(887年)八月,朱全忠派朱珍、葛从周进攻曹州(今山东菏泽),杀死刺史丘弘礼,并乘胜进军濮州(今山东甄城)。朱瑄、朱瑾领兵迎战,双方在刘桥相遇,结果朱氏兄弟被朱全忠大败,被迫只身逃跑。九月,朱珍对濮州再次发起进攻,朱瑄派其弟朱罕带领万余人进行增援,而朱全忠则在濮州以东六十里外展开对朱罕的阻击,致使朱罕全军覆没。十月,朱珍攻克濮州,进而包围郓州,在形势危急之下,朱瑄让弟弟朱裕写信向朱珍诈降,约定充当内应,结果朱珍中计,领兵偷袭郓州,朱瑄打开城门放朱珍进城,结果入城者全部被歼。朱瑄乘胜收复濮州,自此之后朱全忠与朱氏兄弟公开决裂,双方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朝廷因淮南地区久经战乱,想找一个强藩加以镇抚,便任命实力较为强大的朱全忠兼任淮南节度使、南面招讨使。野心勃勃的朱全忠接到诏令后,立刻委任宣武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派牙将郭言领兵千人护送李璠上任。而时任感化节度使的时溥认为,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自己的功劳要比朱全忠大,听说朱全忠被朝廷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心中颇为不平。他知道从汴州到淮南,朱全忠必须要经过自己的领地,所以朱全忠派人向时溥借道时,时溥不仅断然拒绝,而且派兵袭击了保护李璠即将进入自己领地的郭言的军队。郭言无奈之下只得退回汴州,而时溥就此也与朱全忠结怨。从整体实力来看,朱瑄、朱瑾兄弟和时溥都无法与朱全忠相比,因此羽翼渐丰的朱全忠决定趁天下大乱,唐室衰微之际,全力经营东方,在灭掉秦宗权后,吞掉时溥,再行兼并兖郓之地。可是让朱全忠想不到的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使他暂时推迟了自己的计划。文德元年(888年)二月,魏博镇发生叛乱。魏博节度使乐彦祯残酷暴虐,将其辖区六个州的百姓都征调到魏州,修筑方圆八十里的罗城,百姓深受其劳苦之害。乐彦祯之子乐从训尤为凶狠,早在中和四年的时候,宰相王铎路过其辖境,他在高鸡泊设伏将王铎杀害,朝廷对此也无可奈何。乐从训还组织了一支由五百名亡命徒构成的亲兵人马,魏博镇的牙兵对此经常惴惴不安,担心地位被这五百人取代,因此伺机铲除这些人。乐从训知道后,担心被牙兵加害,最终逃出魏州,被乐彦祯任命为相州刺史。乐从训虽然逃出了魏州,但他经常派人向魏州城运送武器。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魏州牙兵极大的恐惧,乐彦祯见牙兵情绪不稳,担心发生动乱,急忙向朝廷申请辞职,愿意到龙兴寺削发为僧,而后牙兵们推举都将赵文玠为留后。乐从训听说其父被迫退位,便率领三万兵马攻打魏州,赵文玠闭城不战,牙兵们认为他畏怯,于是将其杀害,又拥立牙将罗弘信为留后。罗弘信当时倒是十分有胆量,率领牙兵

                        (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雎佯死)。最终,范雎逃出魏国,来到秦国。因为极富才能,受到秦昭襄王的重用,成为继魏冉之后最受信任的大臣。他提出了秦灭六国最重要的“远交近攻”总方略,使秦国第一次有了明确可行的消灭六国的具体方案。范雎从魏国流失到秦国,对魏国来说,不啻是重大损失。但是,范雎在魏国却不受重用,甚至差一点死在相国府中。在魏国几乎丧命,在秦国却备受信任,不同的用人策略,直接导致了秦国的强大与魏国的衰落。庞涓嫉贤能孙膑奔齐国魏国是战国时期人才最完备的国家。可谓谋臣如云,良将如雨。可惜的是,魏国又是一个最留不住人才的国家。在战国的历史风云中,很多人才出自魏国。不但有吴起、商鞅和范雎,还有很多被后世津津乐道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孙膑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孙膑是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人,他曾和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在魏惠王时被任命为将军,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就秘密地把孙膑找来。孙膑到魏国,本来想为魏国效力,那样,魏国就会又多一代名将。但是,庞涓嫉贤妒能,担心孙膑出头,就找了一个罪名砍掉他的两只脚,并在他脸上刺了字,想让他因伤残、毁容而永远不能出人头地。后来,齐使来到大梁,孙膑秘密会见了齐使。一番谈话之后,齐使立即发觉孙膑是位军事奇才,就偷偷地用车把孙膑拉到齐国。齐国将军田忌非常赏识孙膑,待为上客。田忌常常跟齐国贵族子弟赛马,而且下的赌注很大。孙膑发现田忌的马和其他人的马实力悬殊并不大,当时赛马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一次,他对田忌说:您尽管下个大注,我能让您取胜。田忌非常信任孙膑,比赛时下了千金赌注。赛前,孙膑对田忌说:以您的下等马和他们的上等马赛,用您的上等马和他们的中等马赛,拿您的中等马和他们的下等马赛。三场比赛结束,田忌败了一次,胜了两次,最终赢得了齐王千金赌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田忌深服孙膑的才华,就把孙膑郑重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对孙膑也非常尊重。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准备用孙膑为主将救赵。孙膑说:我是一个受过刑的人,不能出任主将。于是,齐威王任命田忌做主将,孙膑做军师,坐在车中出谋划策。田忌想率兵直奔赵国,孙膑说,要想解开乱丝,不能生拉硬扯;劝解斗殴,自己不能卷进去打。要抓住其中要害,争斗者如果受客观形势限制,就不得不自行解开。现在魏、赵两国相攻,魏国的精锐必定在外,老弱残兵驻守国内。你不如率军火速向大梁挺进,占据它的交通要道,冲击它最空虚的地方,魏国肯定会回兵自救。这样,我们既解了赵国之围,又可以让魏军疲于奔命。田忌听从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回师,齐军在桂陵(今山东菏泽)大败魏军(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十三年后,魏、赵联合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王派田忌率军救援,直奔大梁。魏将庞涓听到这个消息,率师撤回魏国,但是,齐军已经越过边界向西进发了。孙膑对田忌说,魏军一向非常凶悍,看不起齐兵,称齐兵胆小怯懦,我们要因势利导。兵法上说,以日行百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有可能折损上将军;用每天五十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会有一半士兵掉队。孙膑命令军队进入魏国国境之后第一天砌十万人做饭的灶,第二天砌五万人做饭的灶,第三天砌三万人做饭的灶(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率军走了三天,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齐军怯懦,进入我国国境才三天,开小差的就超过了半数啊!于是,他甩下步兵,和他的精兵日夜兼程追击齐军。孙膑估计庞涓的行程,当晚可以赶到马陵。马陵的路非常狭窄,两旁又多险阻,适合埋伏军队。孙膑就叫人砍去一棵大树的树皮,在露出的白色树干上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命令一万名弓箭手,埋伏在马陵道路两边,并约定,晚上看见树下火光亮起,就万箭齐发。庞涓当晚果然到了砍去树皮的大树之下,他看见白色树干上写着字,但周围黑乎乎的看不清,就让士兵点燃火把看看树干上写的是什么,一看是“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大惊。就在此时,齐军万箭齐发,魏军大乱。庞涓自知无计可施,败局已定,拔剑自刎,临死前说:今天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到,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回国。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马陵之战。马陵之战,魏国十万大军被歼,军师庞涓自杀,太子被俘,魏国实力从此一落千丈。孙膑身怀绝技,本来是要为魏国效力的。但是,魏国将军庞涓招孙膑前来,不是想重用孙膑,而是要加害于他,结果将孙膑整成残疾人,妄图使他永远不能再指挥打仗,自己就可以横行天下了。但是,庞涓最终却是自掘坟墓,兵败马陵,不但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也给魏国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秦国在千方百计重用六国人才,魏国却千方百计要把人才整残整死,魏国怎么能不灭亡?如果魏国善待孙膑,孙膑和庞涓联手,魏国的历史必将改写,中国的历史都有可能改写。或许有人会说,这都是庞涓干的,干魏国何事?问题是,像庞涓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得到魏王的信用,庞涓残害孙膑,难道魏王一无所知吗?如果一无所知,魏王是盲人还是聋子?如果并非一无所知,魏王能这样对待人才吗?吴起、商鞅、孙膑、范雎,哪一位不是赫赫有名的顶级人才?但是,他们在魏国都不被赏识,反而遭到迫害,甚至被打得半死。他们到了秦国、齐国、楚国,却一个个都成了栋梁之材,这些人才从魏国流失,辗转到其他国家,反给魏国带来巨大的伤害。从这四个人才的流失,我们便能知道魏国灭亡事出有因了。魏王昏蒙信陵遭嫉曾经称雄半世纪之久的魏国,在它立国一百七十多年后灭亡。吴起、商鞅、孙膑、范雎等,这些有名的人才一个个离它而去。透过这些人才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魏国国君的昏庸和无能。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魏国的国君甚至不能容忍自己的弟弟有才华,那么他的弟弟是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我们在“邯郸之战”一篇中己经讲过信陵君“窃符救赵”。“窃符救赵”是赵国邯郸之围得以解除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为“窃符救赵”,信陵君带来了魏国八万精锐之师,这对久困在赵都邯郸之外的秦兵来说是一支劲旅,秦兵怎么能打得过这八万精兵?最终只好退兵。信陵君是一位有才之士。他是魏昭王的幼子,魏安釐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有一次,魏安釐王和信陵君兄弟二人正在下棋,忽然,边境来报:赵王率领的大军即将到达魏国边境,马上就会入侵魏国。魏安釐王吓得立即停止下棋,要召集大臣商讨赵国入侵之事。信陵君立即阻止了他,对他说,赵王只是在打猎,并不是要入侵魏国,仍然镇定自若地和魏安釐王下棋。魏安釐王心里担心赵兵入侵,心思并没有放在下棋上。停了一会儿,北边又传来消息,赵王是在边境打猎,不是要入侵。魏安釐王得到报告,大吃一惊,问信陵君:公子怎么知道赵王的消息?信陵君回答:我有门客能够打听到赵主的一举一动,并把消息报告给我。从此之后,魏安釐王惧怕信陵君的才华,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信陵君(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信陵君利用如姬盗走了兵符,救了邯郸,救了赵国。但是,信陵君却得罪了早已对他十分猜忌的魏安釐王。因此,信陵君只好长期滞留赵国,“十年不归”。秦国听说信陵君因为得罪魏王不能回国,“日夜出兵东伐魏”。魏安釐王这才感到离不开信陵君,屡次派人去赵国请信陵君。信陵君担心魏安釐王还生自己的气,于是,告诫他的手下,谁敢为魏安釐王的使者通报就处死。信陵君的好多门客都从赵国返回魏国,但是,没有人敢劝信陵君回国。这时,赵国有两个信陵君非常敬重的人来拜见他,问信陵君:公子您名重天下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魏国。现在秦国攻打魏国,情况非常危急了,公子却完全置魏国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假如秦国政下魏都大梁,毁掉魏国先君的祖庙,公子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这番话没有说完,信陵君脸色陡变,立即备车回国救魏。魏安釐王看到信陵君,兄弟二人抱头痛哭。魏安釐王马上任命信陵君为上将军。魏安釐王三十年(前247),信陵君联络诸侯,率燕、赵、韩、楚、魏五国军队,讨伐秦国,大败秦将蒙骜,一直追到函谷关,秦兵不敢出战(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这是战国时期诸侯合纵非常成功的一例。信陵君谋划的五国伐秦震惊了秦庄襄主——在位仅仅三年的秦王嬴政的父亲异人。于是,秦庄襄王派人携带万金潜入魏国,找到信陵君“窃符救赵”时被冤杀的大将晋鄙的门客,让他们在魏安赘王面前施反间计:信陵君在外流亡了十年、现在回国担任魏国大将军。天下诸侯的将领都归他统领,诸侯们只知道魏公子信陵君,不知道魏王了。信陵君也想借这个机会南面称王,诸侯们畏惧信陵君,也想共立信陵君为魏王(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庄襄王这个反间计用了好几次,最后竟然派使者到魏国大张旗鼓地祝贺信陵君继承主位(秦数位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这一下动静闹大了。魏安釐王本来就不大信任信陵君,只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请他回国,如今一看局面如此,魏安釐王又动摇了,于是罢免了信陵君“上将军”之职,安排他为将。信陵君一看就明白,又遭人暗算了。于是称病不朝,天天和宾客在一起通宵喝酒,身边还有很多美女,这种生括仅仅过了四年,郁郁寡欢的信陵君就病死了。同年,魏安釐王也死了。秦王政五年(前242),秦国听说信陵君病死,执政的吕不韦立即派被信陵君打败过的蒙骜攻打魏国,一次古领了二十座城池,建立了东郡。这以后,秦国对魏国采取蚕食政策(共后,秦稍蚕食魏),只用了十八年就俘虏了魏王,灭了魏国,并对大梁进行了屠城。信陵君是魏国的顶尖人才,也是魏国晚年最著名的政治家。我们将他列为魏国流失的人才之列,严格来讲,稍微有点不确切。因为,信陵君晚年待在魏国,死在魏国,似乎不属于自魏国流失的杰出人才;但是,信陵君是留在魏国而“流失”的杰出人才,他人未出国,却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是魏国“流失”的顶级人才。信陵君晚年纵情声色,不问国事,是魏安釐王造成的。他的下世,是魏国后期最不幸的事件。此后的魏国已经完全沦为秦国的附庸,完全没有任何顶级的人才可言了。所以,当王贲水淹大梁之时,魏国轻易地就灭亡了。魏国灭亡的原因也许还有许多许多,但是,我更愿意讲一讲人才问题。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集团、一个单位最核心的竞争力。离开了杰出人才,会有什么结果,历史上的魏国就是最好的案例。魏国的灭亡意味着韩、赵、魏兰晋全部灭亡。兰晋灭亡,实际上预示着秦国统一天下步伐的一次大提速。这一年是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那么,秦王嬴政的下一个目标是哪个国家呢?第24章秦灭燕国公元前228年,秦军攻下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一亡,燕国门户洞开,秦国大军陈兵于燕国边境,燕国岌岌可危。燕国的太子丹曾经质秦,并遭受过秦王嬴政的冷遇,所以无论是国仇还是私恨,太子丹都要想方设法阻挡秦王嬴政的进攻。最终,太子丹谋划了千古传颂的荆轲刺秦事件,结果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刺杀失败。燕国的太子丹原本想用刺杀方式来拯救燕国,没想到反而激怒了秦王嬴政,一年多以后燕国就被秦国消灭了。因此宋代的苏洵在《六国论》里就认为荆轲刺秦是祸事,这一刺杀事件加速了燕国的灭亡。那么到底谁应该为燕国的灭亡负责呢?燕国将怎样应对即将到来的亡国之难呢?督亢图中不杀人咸阳殿上空流血刺杀秦王嬴政!谁这么大胆,敢组织这场刺杀活动呢?燕王喜的太子丹。秦王嬴政不是一般的人,要刺杀这么一位国君,准备工作绝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太子丹怎么可能立即组织起这场震惊世人的刺杀呢?燕国太子丹,从小在赵国为人质,秦王嬴政生于赵国,小时候和他还是玩伴。嬴政继位后,太子丹就到秦国做人质了。由于秦王嬴政没有善待他,公元前232年,燕国太子丹从秦国人质的岗位上逃归燕国(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归——《史记·刺客列传》)。太子丹逃回燕国第三年(前230),韩国灭亡。秦军灭韩后,接着兴兵攻赵,赵国危在旦夕。恰在此时,秦将樊於期因为得罪秦王嬴政,逃到燕国,投奔好友太子丹,太子丹接纳了他。秦、燕关系因此更加紧张。太子丹的老师鞠武知道这件事后,力主将樊於期送到匈奴,以免秦国以此为借口进攻燕国。太子丹没有接受老师的意见,他觉得朋友落难,不应落井下石。鞠武看见太子丹不愿接受自己的意见,便向太子丹推荐田光,说:燕国有位田光先生,智谋深邃而勇敢沉着,可以与他商量(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沈,可与谋)。鞠武告诉了田光,田光登门拜访太子,太子非常客气地迎接田光。太子丹对田光说,“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郑重地向太子丹推荐了荆轲。分别之时,太子丹向田光说:今天谈的都是国家机密,请先生千万不要向外泄露。田光推荐的荆轲是谁呢?荆轲原是齐国人,后来移居卫国,到燕国后,燕人叫他荆卿。荆轲自幼“好读书击剑”。“好读书”,当然是士人,又好“击剑”,则又是剑客。荆轲到燕国后交了三位朋友:一位是杀狗为生的“狗屠”,一位是善于击筑的民间乐手高渐离,一位是隐士田光。田光非常器重荆轲,认为荆轲不是一个凡人。荆轲“好读书”而未有著述,爱剑术却剑术不精,喜交往而结交面不广,愿从政却求仕无门。田光告别太子丹之后立即拜访荆轲说:咱俩关系这么铁,整个燕国无人不知。太子丹告诉我,燕、秦两国势不两立,希望我多多关注。我力不从心了,把你推荐给太子,你赶快到宫中拜见太子。荆轲答应了。田光又说:太子在我临走之时说,希望我不要泄露所谈之事。这是太子对我不放心。你见到太子,就说我已经死了。说完,田光就自杀了。田光自杀,荆轲知道太子丹是要买凶,但是他仍然决定去见太子丹并最终答应其刺杀秦王的要求。荆轲与燕国并不沽亲带故,而且荆轲到了燕国之后也没有被当局者重用,所以荆轲面对燕国的存亡完全可以袖手旁观,那么为什么荆轲最终接受了这个危险的刺杀任务呢?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荆轲又做了哪些准备呢?荆轲之所以答应刺杀秦王,缘于荆轲的两个情结:一是从政情结,二是侠义情结。太子丹对荆轲的到来,非常恭敬,先沉痛哀悼田光,再盛情礼遇

                        踞北方的朱棣为争皇位,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明王朝开始了长达3年的内战。重回甘肃,手握重兵的宋晟在这场大战中大可作壁上观。然而噩耗再次袭来,担任朱棣“府军右卫指挥使”的,正是宋晟的长子宋暄,靖难之役的灵璧之战中,宋暄在率军登城时阵亡。然而宋晟没有时间悲伤,因为从甘肃西边传来的消息显示,当中原大地打得如火如荼时,一团更大的战争阴云,正向明王朝袭来。这团阴云的名字,叫帖木儿。帖木儿这个名字,对中国人而言也许格外陌生,但在国外,却赫赫有名,西方历史学家说他是“成吉思汗以后最伟大的征服者”。此人原是中亚地区西察合台汗国的驸马,在明王朝成立后第二年,他杀死西察合台汗国国王,自立为帝,建立了帖木儿帝国。称帝后的帖木儿一面对明王朝采取恭顺态度,遣使通好,另一面则在中亚地区进行扩张,相继吞并了波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击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甚至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都尊称他为“义父”,自信心膨胀的帖木儿,把下一个进攻的对象,定为明王朝。宋晟回任甘肃后,西域地区就不断有帖木儿帝国的消息传来,对此宋晟极为重视,他一面广泛搜集情报,一面加强防备,在哈密地区设立卫所,作为抵挡帖木儿帝国入侵的缓冲地带。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七月,朱棣攻入南京,推翻了在位的建文帝,次年改元永乐。宋晟随即向朱棣上报了有关帖木儿帝国的动向,并向朱棣保证“敌之虚实,吾已尽知,若敢来犯,必痛击也”。朱棣随即向甘肃地区增兵,并命宋晟节制各路军队,至此明军已经在西北地区做好了精心的准备。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四月,结束了对土耳其征战的帖木儿召开“蒙古人大会”,宣布要“反明复元”,率20万大军悍然发动了东侵,却不料在行至哈萨克斯坦阿雷河流域时意外病逝,一场大战就此消解。帖木儿去世16年后,曾跟随帖木儿南征北战的名将盖耶速丁作为使节出使明王朝,在沿路参观了甘肃地区明军城防后,他在回忆录里感慨道:“我不得不承认,大帝(帖木儿)病死于征途,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这让他保全了一世战无不胜的美名。”经过“靖难之役”登上皇位的朱棣,虽然在猜忌臣子方面不亚于朱元璋,但对于镇守西北的宋晟,却始终是毫无保留的信任。朱棣登基后,宋晟手握西北重兵,权倾天下,也曾有御史弹劾宋晟“自专”,朱棣回答道“任人不专制不能成功”,让宋晟在西北放手行事,并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加封宋晟为“西宁侯”。宋晟也很会做人,此后镇守西北,大小事情无巨细皆上奏,更多次请求入朝“汇报工作”,真正做到了“早请示晚汇报”。朱棣的谋士,有“靖难第一谋士”之称的姚广孝也对宋晟赞不绝口,赞叹道“今西北烽火渐熄,百姓安居,此晟之功也”。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征战一生的宋晟,终于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于凉州任上溘然长逝。噩耗传来,朱棣大为悲痛,追封宋晟为“郧国公”。而在西北当地,甘肃、哈密,西域多地部落皆自发为宋晟举哀,就连国子监的甘肃籍士子们,也自发为其举丧。在他离去的身后,元亡后一度中断的丝绸之路,此时又是一派欣欣向荣之景,原本荒凉的陕甘大地,已是胡商云集、贸易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他亲手打造的“甘凉精骑”,更是一支不朽的手臂,终明一世,佑护中国西北诸省。第五章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说到朱元璋的统治,有一个名词不容回避——残暴。残暴的方式,就是屡兴大案。历史学界,很早就有“洪武四大案”之说。所谓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恒案、蓝玉案、胡惟庸案,简单的名词后面,是千万颗人头落地。四大案中,“空印案”和“郭恒案”都是贪污腐败案,前者因官员使用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激起朱元璋震怒,前后株连数万人。后者因户部侍郎郭恒贪污官粮,再次兴起大狱,株连上万官员。“蓝玉案”和“胡惟庸案”都是谋反案,受牵连的大多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前后十余年,屠戮上万人。桩桩案件,皆是血雨腥风。但要论对后世的影响力,“四大案”中不论哪一桩,都有限得很。“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无数,朱元璋的本意是为他的后人“接班”扫清障碍,谁知事与愿违,反导致即位的建文帝无将可用,“靖难之役”中败给了朱棣。至于“空印案”和“郭恒案”的目的,则是为了整顿吏治,扫清腐败,然而即使在当时,面对贪官屡杀屡不绝的情况,朱元璋本人也曾感到绝望,发出“朝杀而暮犯”的悲叹。而后明王朝吏治腐败,贪污横行,或许更是朱元璋生前想不到的。然而却有这样一桩案子,论株连人数和规模,皆无法与“四大案”相比,但案件产生的影响,却远比四大案深远,不但终明一世,甚至波及今日。这就是发生在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的“南北榜案”。一南北榜案,又称刘三吾舞弊案,与四大案“公说公有理”的争议不同,这桩案子,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冤案。明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正笼罩在“蓝玉案”血雨腥风中的明王朝,迎来了其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这个蓝玉案株连甚众,无数官员落马的非常时期,此次科举的结果,也无疑将对朝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正因其重要性,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朱元璋煞费苦心,经反复斟酌,终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此人是元朝旧臣,元末时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相当于教育厅厅长),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是今天中国人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他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明史》上更说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选择他为主考,既是朱元璋对他本人的认可,也是朱元璋对这次科举的期望。然而刘三吾不会想到,他的一世英明乃至身家性命,都会因为这次科举而葬送,一切,都源于一个谁都不曾想到的“低概率事件”。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开始,经一月考核,选出贡士51名,又经三月初一殿式,点中陈安邸为状元,尹昌隆为榜眼,刘鹗为探花。然而仅仅6天过后,明朝礼部的大门就差点被告状的砸破,大批落榜考生跑到明朝礼部鸣冤告状,南京街头上,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轿子上访告状,短短几日里,整个南京城沸反盈天,一片喧嚣。“科场舞弊”,成了南京百姓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喊冤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奇特。当年会试中榜的51名贡生,清一色的来自南方各省,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因此街头巷尾各式传言纷飞,有说主考收了钱的,有说主考搞“地域歧视”的,种种说法,皆是有鼻子有眼,直让主考们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消息传来,明王朝上下震撼,先后有10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考试有鬼。朱元璋本人自然恼怒,穷人出身的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贪污腐败,营私舞弊”。事件发生仅几天,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诏,成立了12人的“调查小组”,这其中有曾经怀疑此次科举舞弊的张信等人,也有以学问著称的严叔载、董贯,还有以“忠直敢言”闻名的周衡、黄章等人。成员的选择上,可谓是做到了公平公正。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到该年四月末做出的调查结论,再次让朱元璋瞠目结舌:刘三吾等人的阅卷公平公正,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落榜的北方学子们自然不干,朝中许多北方籍的官员们更纷纷抨击,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然而震怒下的朱元璋,却做出了一个更加极端的决定。是年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3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遭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六月份,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51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名南方人。该事件以后,明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从此明朝的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式。这个制度不但此后沿用于整个明清两朝,与今天高考中的“分区划线”,也有异曲同工之意。朱元璋用“搞平衡”的办法处理了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举大案,但案件背后的谜团,依然值得深究。二深究南北榜案,第一个疑团是:为什么经过两次复查,中榜的依然清一色是南方人,究竟是舞弊,还是“巧合”?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象——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这个现象,从唐王朝安史之乱时就已开始,到南宋时期则进一步扩大。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北方文化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开始了长足发展。南宋灭亡后,元王朝一度废除了科举制,虽然在后期重开科举,但汉人的录取比例极其少,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元王朝政府中的地位也极低。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在历经了金朝、元朝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早已大大落后于南方。在元王朝的科举中,中榜的汉人,也多来自安徽与江南地区。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里,彼时中国文化界最富盛名的人物,更是来自于浙江的“浙东四才子”——吴征、刘基、章溢、宋濂。早期创业的朱元璋,也正是因为笼络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壮大实力。朱元璋的谋士朱升、李善长等人,同样都是来自安徽与江南等地的才俊。明朝以前,中国南北方文化教育的先天差距是巨大的,明朝建立后实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但没有弥合这个差距,相反则继续拉大。先说教育体制,明王朝的教育体制,早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确立了,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最早都设立于朱元璋早期的占领地,如安徽、江苏、江南地区,北方大规模重设学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元朝之后,无论从师资水平还是开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远。当然北方并非无人才,山东、山西两省一直为教育大省。但朱元璋厉行文化专制,明朝早期,北方士子对新政权多持怀观望态度。朱元璋的几度文字狱,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因此许多名士们隐居山林,对明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此境况,明朝早期北方教育远落后于南方,似是情有可原。明朝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考试方式本身就给南方学子提供了优势。今人说八股文,多以为是明王朝首创,其实八股文取士,开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当时王安石革新科举制度,提出以“经义之学”取士,但对文体无特殊要求,这是八股文的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对八股文的要求越发细化,其风格特点也日益明朗。明朝科举的实际制定者,正是“浙东四子”中的刘基和宋濂,其考试规范、考试范围、考试要求,更适合江南学子。每次开科,南方学子自然“驾轻就熟”。事实上,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名额是350人,北方仅有250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南强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上下其实早已心知肚明。然而饶是如此,为什么到了洪武三十年,会发生“清一色南方人”这样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为什么会做出激烈的反应?事实上,科举考试,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考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低概率事件”的发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应,都与一件政治事件有关——蓝玉案。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其实在这次科考之前,明朝礼部的奏报上就曾说:“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威”已施过,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却依旧引起轩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议论纷纷,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最终酿成各考官的冤案。除却上面所说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中国科举制度的“南北矛盾”。说到这个矛盾,还要追溯到宋朝。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宋朝,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又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到元朝时期,虽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间的名额之争,其实由来已久。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位30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在官场中也多受压制。“南北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三随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涂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考试制度也就此确立下来,在其后的时日里,它不断被修正,到明朝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诸省)的划分方式。录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百分之35%、中榜10%。万历时期更进一步,在科举中增开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清朝建立后,也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客观上讲,明朝的“分榜”制度,积极作用确实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等等。而负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明朝官场“老乡政治”的推波助澜。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

                        革命党给个准信儿的袁世凯一听到“孙中山就任总统”的消息就急了。我费尽心思地在革命军和朝廷之间上下其手,摆弄平衡,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半路却杀出个孙中山,将计划完全打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我是病猫。既然你革命党不讲信用,那我也就用不着守信!袁世凯马上出手报复,这一出手就是三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给冯国璋的——你迅速联络组织一批自己人,以集体的名义发一份声明,内容我已经替你们想好了,就是“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第二份电报是给伍廷芳的——你们南方革命党违约,之前签的所有协议全部无效,以后有事直接跟我电报商量,不必再搞那些麻烦的谈判。(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三封电报是给孙中山的——国体还未经国民大会确认,现在就组临时政府搞共和恐怕太早了吧!发完这三封电报,袁世凯胸中的郁闷总算是舒缓了不少。但做完这些的袁世凯,并没有停手。他的高招还在后头,要完成这个高招,他还得进宫一趟。他现在在等待一个特殊的道具,有了这个道具他才能尽情地表演。道具终于到了——冯国璋联合十五名实力派将领发表的通电,内容当然就是袁世凯前面交代的那些话。袁世凯拿着这封电报进宫去向隆裕太后表忠心:“太后,您看他们对太后您是多么的忠心耿耿,可是他们兵饷不足,缺枪少弹,缺吃少穿,只有一腔热血,估计是打不过革命党的。您看怎么办?”隆裕太后说:“没事,我还有三百万两国库银子,全都拿出来,让他们好好打仗。”既骗到了军费,又掏空了国库,让没钱的隆裕太后以后不得不言听计从。一石二鸟,袁世凯果然是玩政治的高手。但事实上,在骗到隆裕太后的钱之前,袁世凯也确实没有钱支付士兵工资、购买武器弹药。不过从现在开始,手中有粮又有兵的袁世凯,已有彻底掌控南北局势的能力。南京政府穷疯了其实,袁世凯并不是最缺钱的人,最缺钱的是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有多缺多窘迫?据胡汉民同志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索要军费,孙中山大笔一挥就给了二十万元。待胡汉民拿批条去财政部,发现金库内仅有现洋十块。南京政府为什么会穷成这个样子?当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又是靠天吃饭,收成没什么保证,因此国家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就是来自两大块税收:关税与盐税。前面已经说过,大部分关税、盐税都被用作赔款抵押。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都攥在帝国主义手里,清朝政府都拿不到几毛钱,就更别提没有一统天下的南京政府。那光复的各省不能支持一下南京临时政府吗?您想太多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都督各据一方,自收自支,临时政府根本控制不了,别说找他们要钱,他们不找临时政府要钱就不错了。既然如此,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借钱。孙中山开始求助英、美等西方列强。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公然表示支持袁世凯。列强都是明白人,根本不看好孙中山的南京政府,银行又不是慈善机构,你没有强大的军队,地盘也不稳,你拿什么做抵押,拿什么做担保,谁肯借钱给你!就在孙中山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利益最大化,日本人的鼻子就像狗一样灵,只要闻到有便宜可占,就会扑上来。面对日本人的“好意”,“穷疯了”的孙中山、黄兴二人迫不得已用“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计划抵押汉冶萍公司借款五百万、租借满洲与日本借款一千万(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很多人都替孙先生遗憾:孙先生一世英明,怎么居然也有如此污点,无论怎么样,都不应该接受租借满洲这种条款。好在关键时刻,有人站出来解救孙先生。有记者把南京政府拿汉冶萍公司主权换取借款的消息捅上了报纸。国内舆论哗然。大清被日本欺负多年,现在民国政府却拿日本极度匮乏的资源——汉冶萍公司的铁矿做抵押借钱,实在有损国家利益!就在舆论和民众的非难让孙中山和黄兴非常狼狈的时候,又一名“救星”——一个日本鬼子站了出来。此人是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这小子说:“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是我们打下来的,理应享有一切权力,而无须以金钱收买。”小鬼子的意思是:满洲已经不是你中国的了,你还想拿这个卖钱?没门。幸好借款没谈成,要不然历史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没有钱,行路难!现在,会集在南京的近三十万民军,没有军饷,没有饭吃,不造反就阿弥陀佛了,就更别提购买武器弹药进行训练、备战。没钱的军队是打不了仗的。现在,南京政府的行政费、办公费没有着落,没钱的政府是运转不起来的。孙中山很伤神,难道大总统之位非拱手相让不可?难道我孙文真的要把国家的未来放到袁世凯这个清朝官僚手中?民国第一美男出狱时间倒退到两个月前。那是一个秋风正紧的日子。当天,北京人民数百人翘首期待,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的风采。之前说过,袁世凯提的出山条件中有一条是“释放在押政治犯”,之后载沣照做了。汪精卫就在被释放的这批人当中。阳光照耀在汪精卫略显苍白、憔悴的脸上,美男子英武不减,他的面孔与发际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壮的、崇高的美感。这一刻,是汪精卫一生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终于出来了,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这个念头在汪精卫心里一闪而过。不用自己想,早有人给他想好了,此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请他一叙。两人初次相见那年,袁世凯53岁,汪精卫29岁。后辈小子汪精卫与一大把年纪的袁世凯相见恨晚,据说两个人连续好几天谈至深夜,是什么话题令他们如此亢奋?具体细节肯定是没有办法重现了,但是核心话题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汪精卫看中了袁世凯手中的力量,于是费尽口舌劝说袁世凯反清,支持同盟会建立共和的主张。可能性二,袁世凯看中了汪精卫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以及在同盟会中的声望,想让汪精卫作为他和革命党中间的使者,促成南北议和,支持君主立宪,支持自己当“带头大哥”。可能性三,两者皆有,试图说服对方接受彼此的政见。几天下来,汪精卫和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就政体一事达成共识不大好说,应该是没有,要不然也不会有之后的一系列纷争。但不管如何,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汪精卫甚至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义结金兰。汪精卫就此成为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之间的牵线人,为接下来的南北议和奠定了和谐的情感基调。南北议和时,汪精卫回到了南方,是南方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孙中山回国之后,他则回到了老领导的身边。说客汪精卫话题回到南京政府的窘境上。此时,南京的革命党人确实感受到了内外交困的艰难。一来他们看到袁世凯以强硬的姿态结束和谈,忧心战端重开。二来他们知道南京政府的行政系统几近瘫痪,因为财政窘迫,南京政府连公务员的工资、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因此他们心中十分慌张,纷纷向孙中山施压,要他迅速做出反应,给袁世凯一种“虚位以待”的姿态。黄兴着急,伍廷芳着急,胡汉民着急,汪精卫也着急……没人不着急!黄兴本人曾在南北方和谈的草约上签过字,答应清帝退位后推袁世凯做大总统。所以,他亲自去见孙中山,苦口婆心劝说对方,以免自己失信于人。老头伍廷芳不顾年龄身体,不辞艰难,不避劳怨,与唐绍仪周旋密议,一心想让南北避免兵争。因而他对孙中山的“恋位不去”大感恼火,怒斥孙中山让他失信于天下!胡汉民也着急,他担心袁世凯急了变成曾国藩,像当年打太平天国一样,倾尽全力扑灭革命。其实,这些人还是有些不了解孙中山。大总统这个名号,孙中山未必有多少眷恋。但问题的关键是,他很不甘心。他的本意是集合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现在你要他把理想寄托于一个素未谋面之人,任谁也不会甘心。最后,多年铁杆支持孙中山的汪精卫出面搞定了一切。汪精卫苦口婆心地说:“先生,元首之位袁世凯志在必得。只有这样,清帝才有可能退位,共和方可成为现实。”孙中山听了之后不大服气,倔强地说:“我辈革命者,当秉承牺牲精神,有进无退!”一直追随孙中山多年不弃不离的汪精卫,一下子发起怒来,赤红着脸责问:“您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之位吗?难道先生您想当洪秀全第二?难道您想在南京关门当皇帝?难道您要违背当初自己许下的‘驱除鞑虏’的誓言?”孙中山色变,怫然不悦。汪精卫声泪俱下,继续耐心苦劝:“我们向袁世凯示好,是为国家大义,并非向他屈服求和。如果先生您高风亮节,效法尧舜,使中国不动干戈而获共和,避免太平天国汉人内战之覆辙,后世历史,将公论先生为一代伟人!”话说到这个地步,孙中山只得同意。他不同意也不行,在南京,他周围的多数革命党人,包括黄兴这样的密友、汪精卫这样的铁杆粉丝,均一片妥协之声。同志们的反应,实在是让试图主导中国变革的孙中山感到有心无力。没得选择的孙中山也只好顺应“民意”,发电报给袁世凯说:袁老哥你是当代英雄,只要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那么这个总统还必须得由你来做!转变如果说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拱手让出的大总统不动心,那绝对是假话。但如果要让袁世凯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袁世凯心底的答案,自始至终的答案,都应该是君主立宪。这不是信口胡说,四年后,袁世凯将用实际行动为这个答案做出完美的注解。但就现在而言,若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似乎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希望他行君主立宪或由他来主导君主立宪。这个理由比较绕口,不好明白,特在此处多解释几句。首先,革命党态度极其强硬,绝无可能同意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理由不再复述。革命党甚至出于害怕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的目的,干脆组织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把民主共和从生米煮成了熟饭,断了袁世凯的退路。其次,立宪派也不希望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大胡子名人马克思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大意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句话用在立宪派身上再合适不过。立宪派本来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主力,却因为载沣的倒行逆施与皇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愤而转为支持革命派的民主立宪(民主共和)。但是,尽管立宪派的主张变了,或许其主张将来还要变,但他们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特点。若用教科书上的话描述,立宪派的这一特点叫做大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或革命立场不坚定。若用更简单的话解释这一特点,就是立宪派一直主张“如果能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那就不要动武”。简而言之,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赢得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民富国强。因此,现在立宪派主张“尽快结束南北分裂,以免给列强可乘之机”,希望不要动武,尽快迎来和平。但如何才能结束南北分裂?又如何才能做到代价最小?立宪派将当前局势看得十分清楚。虽然南方革命党力量弱小,但他们的共和态度十分坚定,而袁世凯则有所不同。尽管袁世凯很强大,但他并不像革命党那样坚持非君主立宪不可。若要说服袁世凯改走民主共和,目前看来,阻力主要来自袁世凯的那点良心,他不忍对寡妇孤儿下手,不忍逼清室退位。可若要行君主立宪,革命党肯定不干,到时难免战争重启,南北分裂。所以比较下来,还是说服袁世凯的代价比较小。于是,1912年1月上旬,立宪派的老大张謇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给袁世凯指了一条路:退满上台执政(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张怡祖《张季子九录》)。立宪派本就强大,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变得更强大。全国二十二省(没有计算台湾)的都督,十五个是军人,七个是士绅。立宪派如此强大的一股政治势力,袁世凯没法不考虑他们的立场,更何况袁世凯一直自诩立宪派的好哥们儿和代言人。所以,此前那个支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转而倾向于共和。袁世凯的这一变化被一群人看在了眼中。这群人来自清朝皇室,大都是年富力强的贵族亲王,他们不能接受袁世凯拿清朝命运换取大总统的行为,他们不能接受清朝退出历史,他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在这种背景下,1912年1月12日,反袁联盟“宗社党”成立了。其核心成员是之前提过的良弼、铁良、川岛芳子她爹善耆之类的亲贵,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坚持君主立宪,阻止袁世凯跟南方革命党议和,干掉南方革命党在朝廷中的“内应”袁世凯。也就是说,宗社党的这帮爷们儿打算干掉袁世凯单干,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实施君主立宪。不过,由于袁世凯的警卫团队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一直没让宗社党抓住什么好机会,而宗社党的几次勉强出手也全都失败了。不过宗社党的反扑,倒让本来念着老东家的好而婆婆妈妈不忍下手的袁世凯,坚定了共和的决心。这时,一起刺杀案的发生,打破了这场历史角力中最后的平衡。这起刺杀案的主角是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以及宗社党的王牌良弼。“王牌兄”良弼是宗社党的核心人物,是皇族少有的精通军事的将领,是皇族最犀利的军事力量——禁卫军的精神领袖,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力,是皇族的希望所在。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以大无畏的勇气,把自己充作人肉炸弹,炸死了良弼,断送了皇族最后的希望。之后,袁世凯同志与革命党及时地决定,利用良弼之死展开新闻宣传工作。由于宣传工作做得极为出色,以至于京城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革命党已经进城的小道消息,清室亲贵个个都被吓成了惊弓之鸟,闻风而逃。有能力的亲贵携家带口躲进租界,没能力的就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租个房间沾沾外国人的光。良弼翘辫子了,亲贵们逃了,共和阻力大减,退位阻力大减。得到革命党、立宪派全力支持的袁世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逼清廷退位。再见了,清朝清朝大势已去。此时最惶恐的就是隆裕太后,她是哪儿也出不去,唯有守在紫禁城里唉声叹气,每日以泪洗面。要说当时唯一不受影响的,只有那七岁的溥仪皇帝,他仍旧像往常一样在宫中无忧无虑地玩耍,玩太监,玩宫女,对即将亡国的命运浑然不觉。为了让隆裕和溥仪尽快退位,袁世凯决定根据“做人需留有余地”的原则再演一场戏,让隆裕太后彻底崩溃,自动退位。袁世凯同志一生演过很多场戏,但有理由相信,这是他演得最难受的一场。前戏还是老套路,软硬兼施。袁世凯先是找到老客户——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丫鬟,让他们不断危言恐吓太后母子。后又命令北洋将领通电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一次轮到了段祺瑞携五十名北洋同事友情出演。毕竟冯国璋在前面演过了“誓死反对共和”,若再让冯国璋领头出演“反对帝制”,说服力不强。这两件事顺利做完。袁世凯算了算时间,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就站出来求见隆裕太后,以沉痛无奈地语气告诉隆裕:“如果现在答应革命党退位,还能争取优待条件,如果恋栈不去,惹怒了革命党,非但会失去优待条件,性命恐怕都难保。”隆裕太后也就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都很普通的家庭妇女,而且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了垂帘听政的征途,可物是人非,她又没有人家老佛爷那两把刷子。听完袁世凯的话,隆裕太后很是害怕,她特别害怕自己被革命党砍头,所以她哀求袁世凯:“一定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生活费也要给够。”情景如此凄惨,连袁世凯也动了情,陪着隆裕太后抹了好几把伤心泪。如此欺负孤

                        ,或者越来越累。“你现在想回小房间吗?”我问。卡伦点点头。“你何不挥挥手、说再见,让他们知道你很快会再回来?”我可以从卡伦的表情看出来,她正在执行我的指示。“你可以关上门,把门锁好,回到小房间好好放松。”卡伦松懈下来。我给她一点时间调整。“我从5倒数到1,然后你就会回到这间办公室,跟我在一起。5……4……3……2……1。”卡伦缓缓睁开眼睛,仿佛她已睡了好几个小时。她看起来困扰而烦乱,眯起眼睛适应屋里的灯光。另外,她似乎也有点尴尬。我对她微笑。“怎么了?”她害羞问道。“你记得什么?”我问。“我不确定。我记得我在看一样东西,但不记得那是什么。”“我想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说,“你不但看得见你体内的其他人格,还能描述给我听。大体上,他们似乎都挺友善的。”大家都很自制,霍尔顿也成功控制住“坏脾气”,为此我真的很高兴,也大大松了口气。卡伦虚弱地微笑。整个催眠过程不过才15分钟,但感觉似乎过了很久。“我想我们有个不错的开始,”我说。几分钟后,卡伦起身走向大门,神情仍略显茫然。我重重靠上椅背,跟她一样茫然。[1]英文书名为:DiagnosisandTreatmentofMultiplePersonalityDisorder。纽约吉尔福德出版社1989年出版。——译者[2]亦称追思弥撒,安魂弥撒,因举行仪式时神父穿黑衣,故名黑弥撒。——译者[3]指美国政府于1965年设立的两种医疗保险计划之一,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以及医生账单和其他健康照顾账单的补充保险。——译者第二部分身第10章自我介绍再见面时,我们又试了一次催眠;但这次进行得并不顺利。卡伦一直在椅子上动来动去,无法自在放松。她频频皱眉,连眉心都挤出纹路。她无法深入催眠状态,但或许是我太急躁了。她说克莱尔有话想告诉我,但她却不出来。我想可能是我太紧张,连带感染到她。我一再试图让她安心,告诉她克莱尔什么时候想出来都行,如果她太害怕,往后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出来跟我说话。几分钟后,我决定终止催眠。我必须确定我能给卡伦一个安全、平静、值得信赖的环境,使她顺利体验催眠状态。我发誓下次一定要做得更好。又到了诊疗时间。这次卡伦晚到10分钟,泪汪汪地进门。她快步冲向椅子,一副不太认得这是什么地方的模样,并且告诉我她一度找不到诊所在哪儿。她的情绪相当激动,但她并不明白为什么。我提议,假如我们可以跟她体内的其他人对话,说不定能找出问题所在。她同意,也很高兴能暂时脱离目前的痛苦。我一如往常引导她放松,要她深深进入自己的内在。一旦她彻底沉浸于催眠状态中,脸上的表情即刻开始迅速变换,同时也有好几个不同的声音轮流发言。“好痛!”“他死,我们就得死!”“其他人出生了!”“唯有你死,疼痛才会消失!”“他说这是神的旨意。”“她这辈子都希望他死掉,所以她才必须先杀死自己。”卡伦正在跟自己对话,又或者是她的分身们一起跑出来对我说话。她时而尖叫,时而咕哝,有时像警告,有时又像在预告未来。这一切令我毛骨悚然。我告诉卡伦(她仍处于催眠状态)或任何可能听见我说话的人:她不需要死。我坦白对他们说,她不需要跟随父亲走上死亡之路;就算没有她父亲,她照样可以活下去。她将因此获得自由,不需要害怕。她没有响应,但我看得出来她渐渐放松,当我引导她脱离催眠状态,先前的激动情绪已不再出现。我不知道刚开始到我办公室的是哪一个她。我想继续催眠治疗,但陆续发生的事件打乱我的安排。卡伦的父亲在一周后过世了。也许和父亲过世有关,卡伦开始写信给我。虽然我说是卡伦,但我怀疑这其实是团体合作的成果。第一封信以圆润的草写字体写就,日期是1994年5月14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爸葬礼那天,我很晚才起床,感觉有些迷惘。无论睡着与否,我都在遗失时间。我们之中有些人总是静不下来,焦躁不安。在教堂时,我觉得头晕,没办法专心进行弥撒。之后,我开车前往墓园,但于追思过程中再度遗失时间。这段时间,我们“每个人”轮流忙进忙出,评论、关照各种状况;我冷眼旁观,看着这一切在我眼前发生。追思弥撒持续约15分钟,但这也是我听“他们”说的。卡伦博:“Szeretlek!”(匈牙利语,意为“我爱你”)克莱尔(对霍尔顿说):“你确定他在里面吗?这会不会又是他的伎俩之一?那里面一定很黑。你确定我们不会受伤?我还是很害怕。”霍尔顿:“他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他死了,不会回来了。记得贝尔医生说的吗?‘世界上没有鬼。’”“坏脾气”:“我希望他在地狱里腐烂!我们去把棺材打开来看看,确定他在里面。”西德尼:“我可以拿那个十字架吗?有圣水保护他吗?”卡伦1:“我知道他还是会伤害我。他不曾说过一句抱歉。他怎么能不道歉?也许天主不曾要他做任何事。说不定错的人是我。”桑迪:“好难过。我好难过好难过好难过。我觉得好沮丧。他一直很爱我。没有他,我活不下去。”朱莉:“我还是很痛。我感觉不到我的腿,我无法呼吸。我想死。”卡伦2:“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继续向前走。如果我们愿意尝试,我们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凯瑟琳:“他必须以这种方式死去,很难过。他还没向自己和其他人认错,他完完全全被否定了。我想不到有谁真的爱他,而我也不会想念他。我还有好多琐事要处理。时间紧迫,得走了。我得去登讣文。”卡伦3:“为何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们为什么要哭?他们不觉得解脱了吗?这里只有不到20个人。根本没有人在乎。”这封信似乎概略呈现卡伦——或者说全部的她——对父亲过世的情绪反应。我注意到卡伦身上的人格不仅能独立运作,卡伦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的观点也和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些都相当令我着迷。两天后,卡伦寄了一张谢卡给我,感谢我在她父丧期间的支持。她在谢卡最后写道:“虽然我感觉终于卸下千斤重担,但我同时也觉得好害怕。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请你千万不要放弃我。”※※※※除了那个“到诊所接受咨询”的卡伦,还有其他人格也在向我求救。根据邮戳,她在前面那封信的两天前曾写了另一封信给我。亲爱的贝尔医生:迈尔斯说不可以跟你说话,因为你会伤害我们,他说你会笑我。我想跟你说我的事。我出生在1967年10月29日,卡伦领受圣餐那一天。有人伤害卡伦。卡伦在那天就死了,然后我出生。莎拉也会受到同样的伤害。因为天主说,假如你想上天堂,就要先做这件事。你可以阻止那个男人吗?克莱尔迈尔斯?谁是迈尔斯?显然克莱尔还陷在往日被男人伤害的记忆里,认为他们随时都会跑出来伤害她。※※※※卡伦父丧后,她身上又陆续浮现几个独立人格,同时也开始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症状:疹子发了又退、退了又发,全身无力,腿部肿胀疼痛(显然是朱莉的毛病),但只持续数分钟,还有持续发作的头痛。医生为她安排核磁共振显像检查,想找出原因。桑迪说她“脑袋肿起来了”。卡伦的部分人格——尤其是朱莉和桑迪——与她的父母特别亲近,因此父丧再加上母亲远赴匈牙利度假令她们伤心欲绝,心力交瘁。她们渴望再次经历痛苦与羞辱,借此重建与双亲的联系。因此,卡伦表示她会故意激怒丈夫,逼他吼她打她。她说一直有人告诉她,受苦是应该的,唯有通过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才能维持与父母的亲密关系。现在他们都不在了——父亲亡故,母亲在匈牙利,因此部分的卡伦试图承受更大的痛苦,希望象征性地与父母重聚。6月14日,我又收到一封信。这次是凯瑟琳写的,笔迹跟之前的信都不一样。女性字迹,大写字母第一笔都会出现一个小圈圈(卡伦不曾这么写过),“r”的写法也比较老式。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凯瑟琳,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我负责照料所有孩童,维持卡伦正常运作也是我的职责。我不是没有痛苦,但我尽可能好好应付。我的人生道路上出现许多我并不明白的阻碍,但这些问题并非不公平的意外,这是我的选择。我生于卡伦1岁那年。卡伦17岁时,是我促使卡伦离家、离开父母的。1977年,我接管她的秘书工作。我们这个系统有好几个小孩:7岁的克莱尔,迈尔斯8岁,西德尼5岁,卡伦博2岁,朱莉13岁,还有卡伦1。霍尔顿和我把这些孩子管得好好的。他们每个人都曾受过严重伤害。我想尽我所知向你解释他们存在的理由。克莱尔(7岁)虽然她已7岁,但她的年纪永远不会改变。她诞生于卡伦领受圣餐那一天。那天,她父亲一边祷告,一边拿十字架凌辱她,同时还为她浇圣水,驱除她体内的魔鬼。卡伦无法应付这种痛苦,因此创造出克莱尔。克莱尔需要温暖,需要爱。迈尔斯(8岁)迈尔斯无法相信任何人,但是贝尔医生,他渐渐对你产生好感。迈尔斯乃是为承受愤怒而生。他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的存在。迈尔斯出现在1967年,一出生就是6岁;1969,也就是他8岁那年,当虐待事件开始时,他就停止长大了。迈尔斯是男生,他讨厌生在女性身体里。若被他逮到机会,他可能会伤害你;万一你先伤害他,那他就更有可能伤害你了。西德尼(5岁)西德尼需要别人注意他,因此他以偷窃博得大家开心。为了保护卡伦不受伤害,他撒谎。西德尼也会耍诡计骗人。他喜欢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找乐子。西德尼诞生于1962年,当时卡伦3岁。她父亲吓她,害她拉大便在裤子上,于是她父亲逼她吞下自己的大便。西德尼是为了替卡伦抵挡父亲虐待而出现的,但他总摆出一副不曾为她做过任何事的模样。卡伦博(2岁)生于1960年,出生时已两岁。卡伦博不懂英文,只会匈牙利语。她的头和腿经常痛得厉害。卡伦进行血管瘤切除手术期间,卡伦博听见双亲想放弃她,送给别人领养。从那时候起,她便替卡伦承受痛苦——卡伦假装听不懂英文,卡伦博因而诞生。卡伦的父亲掐她,用胶带捆住她的手脚并封住她的嘴,想置她于死地的时候,都是卡伦博承受了这些痛苦。手术后,卡伦博也被她父亲往墙上甩。卡伦博很丑,脸上有瘤,没有人爱她,而且大家都喜欢取笑她。没有人愿意拥抱她。朱莉(13岁)朱莉一出生就是13岁,当时是1970年,她父亲把她借给朋友玩性游戏。那年卡伦11岁。朱莉很怕男人,怕黑,一看见血就恶心想吐。朱莉有气喘病,没办法好好呼吸;另外,她也不能走路。朱莉为消除卡伦的记忆而存在。她非常非常痛苦。朱莉快要死了。卡伦1(10岁)1969年,卡伦10岁时,卡伦1出现了。卡伦1非常敏感,也很害羞。她希望永远都不要长大,永远都这么瘦小不起眼。她经常剧烈头痛。她很孤单,觉得没有人喜欢她——也包括你,贝尔医生。她用纱布紧紧缠住卡伦的胸部,导致刚发育的胸部痛得不得了。她极度害怕噪音,也常常受到惊吓。她瞧不起父亲和祖父,她祖父常戴小丑面具吓卡伦,虐待卡伦。卡伦1痛恨小丑和圆点花样。我希望这些信息多少能帮助你治疗卡伦。不过,虽然我完全理解,也信任你使用这些信息的方式,但我认为卡伦可能还没准备好。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好好谈一谈。尽管我能听见卡伦听见的一切,但她完全不了解我的想法,也不知道我会采取哪些行动。你诚挚的凯瑟琳这一次,我听从凯瑟琳的建议,并未拿信给卡伦看。卡伦对信上所写的,对他们的保护行动一无所知,我无法确定她何时才有能力承受这一切。这个迈尔斯令我不知所措,他好像有点危险,无法预测。另外几名人格——特别是朱莉和卡伦博——似乎是某种痛苦承受体,若能多了解他们一点,不知会发现什么?我对卡伦的了解又更进一步,但也更吓人。※※※※1994年7月,卡伦表示她可能在一天中经历多次人格分离。也许她一向如此,只是她现在比较能意识到自己的人格转换了。由于卡伦大多时候都处于人格转换的混乱状态,她越来越没办法掌握自己,集中意识。7月底最后一次治疗时,卡伦无法控制地哭个不停,于是我只好结束谈话。她头痛,心里也痛,最近的经历令她沮丧且精疲力竭。凯瑟琳的信寄到两天后,我又收到另一封信。最亲爱的贝尔医生:很抱歉,这么晚才写信给你,但我最近一直很忙,抽不出空来写信。你也知道,咱们这里头有太多问题要处理,我希望这些问题都能在你的帮助下顺利解决。卡伦实在太需要帮助了。感谢天主,有你在外面助我们一臂之力。她已无力胜任药店的工作,我也决定不再出手帮她。现在是迈尔斯和西德尼在顶着,但他们根本做不来。迈尔斯完全不会安排工作,西德尼一天到晚偷东西。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现在我要说发生在里面的事。最近迈尔斯很活跃,他出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想尽办法抹煞你对卡伦的治疗成果。但迈尔斯逐渐明白自己赢不过你,并且第一次好好冷静下来。我相信他开始喜欢你了。请你继续努力。我和霍尔顿会尽可能掌握每个人的活动和任务,但是真的很困难。你诚挚的凯瑟琳有凯瑟琳这样的盟友在卡伦体内跟我配合,真好,而且迈尔斯也喜欢我。以前他挺难弄的,能跟他改善关系,降低卡伦自残的可能性,这点非常重要。我开始收到其他分身的来信。通信对我帮助很大。他们多半会把信直接寄给我,偶尔也请卡伦转交(卡伦不会拆开来看)。如果卡伦在车钥匙旁发现其他分身写的信,她会带来给我。这次克莱尔的信有些心神不宁,却也解释了卡伦前次何以仓皇结束咨询。亲爱的贝尔医生:很抱歉,上次我哭着跑出你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我要付钱才能跟你说话。我好难过。我觉得你不想跟我说话了。现在我好想死。克莱尔两天后,另一封来自卡伦家、以铅笔写就、字迹紧密规矩的信寄到了。我必须承认,我总是不安又兴奋地等待每封信到来。这封信上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迈尔斯,8岁,黑头发、蓝眼睛。我很坏,任何你想得到的最恶劣的话我都说得出来。我很冷酷,个性阴沉。除非我们聊到跟邪教有关的事,否则你不会听见我的声音。大多时候都是其他人代替我发言,主要是霍尔顿和西德尼。霍尔顿说,我说的话一般人很难接受,所以我得闭上嘴巴,别人才会喜欢我。我一直很痛苦。他们说我很坏,把我归类为坏人。他们说,假如我敢告诉别人,他们会回来杀死我和我爱的人。我代替卡伦参加那些邪教仪式,这样卡伦就不会痛苦了。我除了我自己,另外还有两个独立的部分:爱丽丝帮我分隔邪教与非邪教的生活,卡尔则负责应付日常状况。现在我累了。迈尔斯我找出以前卡伦描述她身上11个人格的信来研究。现在又多了迈尔斯、爱丽丝和卡尔,一共是14个。我怀疑卡伦的分裂人格不止这些,但究竟有多少?最近这一阵子,卡伦体内的人格开始逐一浮现,而书信似乎是他们与我沟通的最佳桥梁。照这样看来,大家都想帮我——甚至包括迈尔斯。依照“标准精神治疗技术”(不给病人指示或施与压力,也不触碰病人)进行治疗最主要的好处是,我得以在“大家”观察我如何治疗卡伦的状况下,和每一个独立人格建立良好互动关系。数日后,我收到两封信(装在同一只信封里):一封来自凯瑟琳,一封来自霍尔顿。他们俩继续为我上课,尽力协助我了解卡伦的内在世界——也就是他俩所在的世界。我渐渐分得出两人的字迹了。凯瑟琳在信中写道:最亲爱的贝尔医生:希望你已收到我寄给你的整套资料,也希望这些资料多少能派上用场。如我之前向你承诺过的,我想再详细解释这里面的其他人。朱莉安15岁,她是咱们这个大家庭里最甜美可爱的一个。她精力充沛,迫

                        亮的空气。康瑟蕾塔醒了。她觉得她刚刚听到了下楼的脚步声。她估摸着是帕拉斯下来喂睡在她身边的婴儿。她摸了摸尿布,看看要不要换一条。有情况。出事了。康瑟蕾塔一阵发冷。她打开门听到了来来去去的脚步声,其沉重和杂乱不像是一个女人的。她想了想要不要惊动婴儿的睡眠。随后,她迅速穿上一件衣裙,就是那件带白领的蓝色衣裙,决定让孩子待在小床里。她爬上楼梯,当即看见了门厅处躺着一个人。她跑过去,把那女人搂在怀里,抹着她的脸颊和沾血的衣裙的左侧。颈部的脉搏还有,但很微弱;呼吸也很浅。康瑟蕾塔揉搓着那女人的头发,开始迈步进去,向深处、更深处,去找针眼似的光亮。隔壁响起了枪声。男人们隔着窗户向跑过三叶草和金雀花的三个女人射击,康瑟蕾塔走进去,大吼一声:“不要!”那几个男人转过身来。康瑟蕾塔眯起眼睛对着阳光,然后又抬起目光,仿佛是被那几个男人头顶高高的什么东西吸引了过去。“你回来了。”她笑了笑,说。迪肯·摩根需要墨镜了,可是墨镜还放在衬衣口袋里。他瞧着康瑟蕾塔,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从中流露出来的,也从他自己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东西。他举起一只手止住了他兄弟,却发现在他们两人之间,这个兄弟才是更强的男人。子弹射进了她的前额。多薇在尖叫。索恩瞪着眼。“这人要拖一阵才会死。”娄恩给这个白人妇女的伤口止血时急于想嚼口香糖。她和雷把她抬到游戏室的沙发上。娄恩听不到一声心跳,尽管颈部脉搏还有。这个手腕细得和孩子似的女人出血可是太多了。“有人去叫罗杰了吗?”她叫道。“去了。”有人高叫着回答。房间外面的喧嚣声让她头疼,特别渴望嘴里能嚼点东西。娄恩离开了那个女人,出去看看有什么措施能用来抢救一两条性命。多薇坐在楼梯上哭泣。“多薇,你现在别再哭了。我要的是个能动脑子的女人。进来,弄点水。想法让屋里那姑娘喝点水。”她拖着她到厨房去,索恩正待在厨房里。刚才,迪肯·摩根把康瑟蕾塔抱进了厨房,他抱着她等着女人们把桌子擦干净。他小心地放下她,仿佛任何生硬的动作都会伤害她。直到康瑟蕾塔躺舒服之后——索恩的雨衣叠好垫在了她头下——他的双手才颤抖起来。随后他便离开了,去帮助护理受伤的男人。米努斯肩头的刀一时拔不出来,他正在痛苦地低声哼哼。哈珀的头肿了起来,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看起来还昏迷不醒。杰夫被打破的下巴和开了口子的手腕需要看护。鲁比其余的人被第一拨人惊动之后,也已到来,把这地方的混乱和嘈杂增加了两倍。普立安牧师把刀子从米努斯的肩头拔了出来,费了好大劲儿说服朱里家和弗利特伍德家的男人同意去丹比的医院。狄德·桑兹的儿子送来口信说,罗杰今天上午从米德尔顿回来,他一到,他女儿就会让他来这里。普立安最后总算劝说成功,开车把伤号送走了。男人还在吵吵闹闹。有的高声叫骂,有的——就算是声音低沉吧——沉闷辩解,其中有不停的追问和不祥的预言,这样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有人想到问起其余的女人怎么样了。派阿斯问过之后,萨金特甩头示意“跑出去了”。“跑走了?到县执法官那儿去了?”“未必。”“什么,伙计?”“她们跑掉了。从草丛里。”“你们杀了那些女人?为什么?”“如今我们要受白人的法律整治了,还要被罚入地狱!”“我们没来这儿杀人。瞧瞧她们对米努斯和弗利特下的手。这是自卫!”阿伦·普尔看着K.D.,而K.D.则提出了质疑:“你们来到这宅子里,就没担心她们会打你们吗?”他眼睛里的轻蔑显而易见,但不像卢瑟的眼神那么冷酷。“谁有枪?”卢瑟问。“我们都有,不过是斯图亚特舅舅——”斯图亚特一巴掌打在他嘴上,要不是有西蒙·加里,就会再次发生屠杀。“冷静点!”加里牧师叫着,并且指着K.D.,“你惹麻烦了,孩子。”派阿斯一拳捶在墙上。“你已经骗了我们。现在你还要毁了我们吗?你中了什么邪了?”他之前一直盯着斯图亚特,但现在把严肃的目光移到威斯顿、萨金特和其他两个人身上了。“邪恶就在这栋房子里。”斯图亚特说,“到那个地下室去,亲眼看看吧。”“我兄弟在撒谎。这事是我们干的。没别人的事。我们承担责任。”在二十一年中,这对双胞胎第一次彼此怒目相对。与此同时,索恩和娄恩·杜波列斯合上了那双蒙着白翳的眼睛,但对其间的第三只眼,那只湿润又没有眼皮的眼睛,却无能为力了。“她说了‘神赐的’。”索恩低语。“什么?”娄恩正想弄一条床单盖上那尸体。“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就在斯图亚特刚刚……我捧着她的头,她说了声‘神赐的’,随后又说了些‘他是神赐的,他是睡着了的神赐的’之类的话。(这番话实际说的是帕拉斯,因为康妮以帕拉斯母亲的名字“迪万”(神赐的)称呼她,而话中的他,则指的是帕拉斯的男婴。索恩不解实情,故理解为“神赐的”。)我猜是梦呓。”“唉,她的头上中了枪,索恩。”“你认为她看到什么了?”“我不知道,不过,哪怕这是她最后的话,也是很美好的想法。”多薇走进来说:“她走了。”“你肯定吗?”娄恩问。“你自己去看嘛。”“我这就去。”姐妹俩用被单盖上了康瑟蕾塔。“我不如你对她这么了解。”多薇说。“我爱她。上帝作证,我爱她,可惜没人真正了解她。”“他们为什么这么干?”“他们?你指的是‘他’吧,对吗?斯图亚特杀了她。不是迪克。”“照你这么说,仿佛都怪他。”“我不是这意思。”“那又是什么意思?你想说的是什么?”索恩也不知道自己想说的是什么,只想找一片肥皂,尽力把任何微小的污渍洗掉。但正是这次交谈不可挽回地改变了她们的关系。迷惑、气恼、伤心、恐惧的人们挤进了汽车,取道返回他们的孩子、家畜、土地、家务和惴惴不安所在的地方。他们曾经为了这块土地多么努力地工作,他们曾经离刚刚目睹的可怕景象多么远啊。如此干净和得到祝福的使命怎么能吞没了自身并成了他们逃离的世界呢?娄恩说过她要守着尸体直到罗杰到来。米琳达问她:“你怎么回去呢?你的车还在我们家外边呢。”娄恩叹了口气。“唉,死者不会移动的。罗杰有很多事要做。”车开走的时候,娄恩回头看着这栋宅子,“很多事呢。”他却没有事情可做。当罗杰·贝斯特回到鲁比的时候,他甚至没换衣服。他加大那辆救护车兼灵柩车的油门,飞驰到女修道院。有人告诉他,三个女人藏在草里。一个在厨房里。另一个横在过道里。他到处都找了。每一英寸草地。每一片金雀花丛。鸡舍。菜园。外边玉米地里的每一垄土地。然后是每个房间:祈祷室、教室。游戏室是空的,厨房也是空的——桌子上的一条单子和一件叠着的雨衣是曾经躺过一具尸体的唯一迹象。他在楼上看了两个洗手间,全部的八个卧室,又看了厨房、食品间。随后他走到地下室,还看过地板上的绘画。他打开一道门,里面是煤箱。另一道门后,有一张小床,梳妆台上还有一双锃亮的鞋子。没有尸体。连那辆凯迪拉克都不见了。萨维-玛丽“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在这个伤心欲绝的特殊时刻——在反思一个孩子的短暂生命及其无法接受的、难以理解的夭折中——我们坚定了、延宕了或者失去了我们的信仰。在这时钟滴答响着的时刻里,在这处地方,我们的所有问题,我们的一切畏惧,我们的勇气、困惑和凄凉,似乎都结合起来,抢走了我们脚下的土地,使我们觉得在跌落。我们可以在这里说,是停下来的时候了,并且应该延续这一时刻,拒斥关于在他的注视下麻雀跌落,关于英年早逝(这个孩子还没来得及选择成为英才)或者关于死亡是唯一民主的这类陈词滥调。这个时刻应该提出真正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问题。谁能够对一个孩子下此毒手?谁能够允许对一个孩子这么做?还有,为什么?”斯维蒂·弗利特伍德不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她的孩子不会躺在斯图亚特·摩根的土地上安息的。这是个崭新的问题:二十年来在鲁比没出现过埋葬地点的问题,而当这一任务成为必要时,人们普遍感到既惊讶又伤心。斯维蒂和杰夫最小的孩子萨维-玛丽死的时候,人们都认为其余的孩子诺亚、埃斯特和明很快都会相继死亡。头一个孩子是个强壮的男孩,起了个有力的名字,而且和他曾祖父的名字一样。第二个随曾祖母起名埃斯特,因为老太太对头一个重孙无私地关爱备至。第三个孩子的名字是杰夫坚持要取的——和那场战争有关。这最后一个孩子的名字是个恳求(或者哀悼):萨维(原文为Save,意为“拯救”。)-玛丽,谁又能说这一呼吁没有得到回应呢?于是有关正式葬礼的紧张讨论,不仅出于斯维蒂的愿望和对将来会出现葬礼的预料,而且也出于一种感觉:由于复杂的原因,死亡在鲁比不再被禁止入内了。理查德·米斯纳因此主持了捐地建墓园的事宜并创办了一个新机构。但是否在斯图亚特的牧场上——就是鲁比·史密斯的安葬之处——举行这特定的仪式,对斯维蒂而言根本不是问题。受她兄弟的影响,再加上抱怨斯图亚特给她丈夫和公公惹来了麻烦,她说她宁可做罗杰·贝斯特做过的事(在他自己的地产上挖一座坟),而不去多想那个仓促又没什么人参加的后院葬礼以来的二十三个年头。大多数人理解她为什么如此小题大做(悲哀加上抱怨酿造出醉意),但帕特·贝斯特相信,斯维蒂的固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拒绝摩根家的好意,对他们的正直表示怀疑,这可能会从摩根家的口袋里挤出点好处来。而如果帕特的八层石头理论是正确的,斯维蒂的惩罚则把八层石头置于尴尬的境地:不得不决定要不要在一个充满永生的镇子上举行一次真正的、正规的仪式。自七月份以来,发生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件。所以他们才在一个温和的十一月的日子里,在显得滑腻的天空下,聚集在距鲁比边界最后一栋房子还有一英里的地方,这里不消说仍是摩根家的土地,不过没人有这份心思告诉斯维蒂。帕特站在围着丧家弗利特伍德的人群中,情绪已经恢复到算是稳定了。在早些时候的葬礼上,因为缺了一段颂词,她哭了。此刻她又成了那个她所熟悉的心平气和的开心的自我。至少,她希望自己心平气和,而且希望她正感受到的是开心。她明知道还有别的观点可以解释她的态度,其中一些理查德·米斯纳已经说过了(“悲哀,悲哀又冷漠。”),但她是学者,不是个浪漫的人,因此便不去注意米斯纳的墓前讲话而去观察送葬者。他和安娜是女修道院遭袭事件发生两天后回来的,他又花了四天时间听取事情的始末。帕特给了他两种公开的说法:一种是,九个男人去和女修道院的女人谈话,劝说她们离开或者改过自新;发生了殴斗;那些女人变化身形便消失在空气中了。第二种是(弗利特伍德—朱里的说法),五个男人去驱逐那些女人,另外四个——这种说法的提出者——去阻拦或制止他们;这四个人受到那些女人的攻击,但成功地把她们赶走了,她们是开着那辆凯迪拉克走的;但不幸的是,那五个男人中有人昏了头,杀死了那个老妇人。帕特让理查德自己去选择倾向于哪种说法。她没有对他讲的是她自己的想法:九个八层石头谋杀了五个无辜的女人,(一)因为那些女人不纯(不是八层石头);(二)因为那些女人不圣洁(至少是私通者,最甚是为人堕胎);(三)因为他们能够那么做——这是作为八层石头意味的权利,而且也是“交易”所要求的。理查德不相信任何一种说法可以立即作为真相,便去找西蒙·加里牧师和普立安牧师,他们澄清了故事的其余部分。但由于他们谁也没有确定结局的意义,因此也就不能形成一个可信的头头是道的结论,从而无法让理查德满意。倒是娄恩为他提供了生动的细节,但很快好几个人认为不足信,他们说娄恩是靠不住的。除去她之外,没人在一旁听到那些男人在大炉灶处说的话,谁又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和其他证人一样,她也是在枪响以后到达的;何况,宅子里的两个女人是死还是伤,她和多薇可能弄错了;最后,她没看到宅子外面有人,无论死活。至于娄恩本人,她被这种复述故事的方式搅得方寸已乱;人们怎么会改变事实把自己装扮成一副好人的样子呢?除去一语不发的迪肯·摩根,每个参与袭击的男人都有不同的说法,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根本不在女修道院附近)却支持他们,加油添醋,改头换面,胡编乱造一些错误的内容。尽管杜波列斯、比彻姆、桑兹和普尔几家人给她的说法撑腰,但连他们讲究精确和正直的声名都无法防止被篡改的事实在别处扎根。假如没有冤死的人,这个犯罪故事对任何人的舌头来说就是戏说。因此,娄恩就闭口不谈,把她认为确定无疑的实情收藏在脑子里:上帝给了鲁比第二次机会。他显身得如此清晰可见且毋庸置疑,连趾高气扬(像斯图亚特)和愚不可及(如他撒谎的外甥)的人都该看得见了。他其实在光天化日之下清理和接收了他的信徒,看在老天的分上!就在他们自己的眼前,看在耶稣的分上!既然他们责骂她说谎,她便决定保持沉默,看着上帝之手整治那些不信神的和作假证的人。他们会不会知道他已经跟他们讲过话?还有,他们会不会进一步脱离他的轨道?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看得见大炉灶;他们不可能误读或误说那个,因此他们最好抓紧,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装好滑门——也许已经办好了,因为年轻人又把那词句改了。他们不再称自己“是他皱起的眉毛”。大炉灶罩子上面刻的字现在成了“我们是他皱起的眉毛”。有关事实真相的分歧无论多大,帕特知道大家一致同意的一件大事是:去过那里的人都肯定地假设过执法人员会高高兴兴地拥进全镇(他们毕竟杀了一个白种女人),动真格地逮捕鲁比所有的商人。当他们听说没有死人事件需要上报,没有尸体需要转移或埋葬,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开始忘掉他们实际做过或看到的事情。若不是卢瑟·比彻姆——他讲了大部分该诅咒的故事,以及派阿斯、狄德·桑兹、阿伦——他们证实了娄恩说法的关键点,整个事情可能就被抹杀得不复存在了。然而连他们都不能让自己去报告一个没有尸体留下的宅子中的非自然死亡事件,那样就可能导致一辆装满尸体的汽车里的自然死亡事件被发现。虽然帕特并不打听别人的私密事,但从和她父亲、和凯特的谈话中,以及从四个月后人们仍然在嚼那件事的舌头时故意流露的片言只语中,她仍能凑起一些情况。如果他们错了,他们会请求上帝的指引:是否与他们知道和相信的一切相反,白人的法律可以获准处理此前由他们自己处置的问题。这些难题烦扰和纠缠着每一个人:推诿指责,祈求理解和原谅,自以为是地辩护,冠冕堂皇地撒谎,以及理查德·米斯纳不停地追问一大堆问题却又得不到回答。因此,葬礼的到来只是一次中断而不是终结。帕特观察着镇上的人,心想也许他们对这地方的一贯做法是对的。也许鲁比是幸运的。不,她纠正了自己。尽管袭击的证据看不到,其后果可是明摆着的。看看杰夫吧,搂着他妻子,两个人看上去哀伤适度也不乏威严,因为杰夫现在成了他父亲的家具及用品商店的唯一东家了。阿诺德一下子苍老了,还时常头痛,而且由于阿涅特已经搬走,他很愿意独处卧室,他现在站在那里垂着头,眼睛转来转去,就是不敢去看棺材。萨金特·波森看上去和以往一样精干:没有了地产主等着收地租,而除非等到县审计官对不言不语、敬畏上帝的黑人的一间小茅屋感兴趣,他的这点便宜是要继续占下去的。毫无悔色的哈珀·朱里穿着一身藏青色的西装,头上的伤如同一枚勋章,让人把他当成对抗邪恶流了血而不低头的勇士。米努斯是最不幸的。他在安娜店里的生意不再有顾客了,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肩膀毁了,没法熟练使用理发工具,

                        “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诸路“反元豪杰”,几年征战下来,相互之间的征伐次数,远甚于和元政府军的作战次数。如此“九恶”泛滥,又何谈“一统天下”。所幸彼时元朝气数已尽,虽有王保保等名臣辅佐,但朝政腐败,皇帝昏庸,宗室王公之间相互倾轧,内战不休,比南方的“义军”好不到哪里去。于是有了朱元璋逐鹿天下时的情形,元朝灭不得南方诸“豪杰”,可诸“豪杰”也成不了大事。长江为界,南北分裂割据,互相对峙,最终问鼎天下的会是谁?在这场天下纷争中,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一个“九恶”中“犯”得最少的人,若能把“九恶”变成“九不恶”,这个人,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王者。于是,朱元璋脱颖而出了。三朱元璋怎样开始做“九不恶”?他又怎样做到?朗声一笑容易,条条付诸实施可就难了。在这之前,他本是草头百姓,家中闹饥荒,父兄横死,无奈之下出来闯世界。先做僧人,后来僧人做不下去,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得到赏识成为爱将,却屡次卷入当地红巾军的权力斗争中,终于下定决心提兵另闯天地。之后步步为营建立“根据地”,及至打下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等来了元末第一谋士刘基。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历代争天下,最终得势的多是世家豪族,所谓农民起义,虽喧嚣一时,却免不了给别人做嫁衣裳,逃不了覆灭的厄运。从大泽乡起义至元末,一代代有人揭竿而起,一代代重复相同的失败,根由恰是“九恶”难改。之所以难改,应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句话:“农民起义之所以重复相同的失败,只因为他们是农民起义。”既是“农民起义”,招兵买马,自然脱不了古代各类怪力乱神,所谓“明教”“白莲教”甚嚣尘上,自然为“读书人”所不齿,也自然多瞧不起“读书人”,于是“亵渎圣人之道”也就正常。起义者多是官逼民反的贫民,既敢起义,心中自然有恨,有恨则仇富,仇富则免不了滥杀滥抢。起义领导者也多为“草寇”,有长远眼光的不多,于是更“杀伐无度”。庄稼汉出身的农民,从将领到士兵,皆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除却少数无师自通的军事天才,大多数是乌合之众。起义多是自发,没有明确的纲领与目标,一旦遇挫,自然内部涣散,分崩离析,各支起义队伍所属不同,既无眼光,自然计较眼前利益,自相残杀也就不奇怪……所谓“九恶”,换位思考,发生在农民起义身上,却是正常。但“正常”的后果很严重,滥杀的结果是民心丧失,失民心,如何得天下,“亵渎圣人之道”看似快意,但封建社会,朝廷是上层建筑,“读书人”和“中小地主”是基石,基石坍塌,又怎能成大业?所以封建社会历代“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覆灭;二,决裂“反封建”的身份,成为“封建主”。两个选择间命运拐点的信号灯,就是这来自农民起义自身的弱点,无法避免的“九恶”。刘基之所以选择了朱元璋,就是因为“九恶”,朱元璋之前已经避免了一些。比如“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起初的朱元璋也曾轻视文人,但是自招纳了李善长后,开始着力笼络知识分子。其军队每攻下一城,必设“礼贤馆”,用以招纳知识分子。对当地的名士才俊,更是软硬兼施,试图收为己用,刘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朱元璋身边的。“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这条也极力避免,从白手起家至占据南京,可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且采用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耐心壮大自己的实力。“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这条,朱元璋也是另类,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晋升为吴国公开始,他就在所辖的淮西地区推行屯田之策,占领南京后,又将此政策推广至南京地区。其部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更为不世出的名将,所谓“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虽有存在,却不严重。在当时的“众豪杰”里,论“九不恶”,朱元璋无疑是做得最好的。但是,要得天下,这些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战胜“九恶”,化“九恶”为“九不恶”,是需要有与其出身,乃至劣行,勇敢决裂的勇气,战胜自己的勇气。四“九恶”中有几条是朱元璋注定无法避免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事实是:一统天下的最大障碍,并非苟延残喘的北方元王朝,而是身边同为“义军”的陈友谅、张士诚两大强敌,两强中陈友谅兵最强,张士诚财最富,“互相攻伐”,是免不了的。不可避免,就要继续讲策略,绝不可“攻伐无度”,先打陈友谅,这之间拼命结好张士诚以及北方元王朝。即使张士诚在陈朱交兵时,屡屡发动侵扰,也极力隐忍,按兵不动。直到鄱阳湖一战歼灭陈友谅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张士诚下手,却不急于一口吃个胖子,先夺张士诚江北领土,继而迂回湖州、杭州,吞并张士诚南方领土,对坐镇苏州的张士诚形成包围之势,最终发起总攻。从公元1365年十月举兵,至公元1366年十二月平灭张士诚,拿下北伐中原一统天下的最大本钱,可谓步步为营。之后的北伐灭元之战,方略更是稳妥。先取山东河南,最后汇攻元大都,水陆并进稳打稳扎,兵不血刃收复中原,再集中力量,彻底摧毁西北王保保的有生力量,终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在战火中屹立而起。在这之间,朱元璋除了做到的事关争天下的“九不恶”,还做了另外几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还是回到“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设礼贤馆,招纳贤才,远远不够。他还要在辖区内遍开学馆,修缮宗庙,尊孔敬儒。所谓“贤才”,不是“招”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其于南京设“国学馆”,以大文士宋濂为“经师”,这就是大明开国后“国子监”的前身。各州府亦遍设学馆,此为明建国后地方“府学”“县学”的前身。当然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自开馆以来,连下严令,敢有骚扰学馆者,无论何人,严惩不贷。次年,发生了傅友德部乱兵勒索亳州学馆,殴打教习的事,朱元璋惩一儆百,参与滋扰的乱兵各领军棍五十,主将傅友德扣俸半年,重典频施,才算让众将领教了“圣人之道”的分量。对“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这几条则是从根子上根治。还是至正二十一年,设大都督府,统辖各兵将,设军政奖惩制度,定各级军官俸禄,立军规83条,严肃军纪。恰如海外学者黄仁宇所指出:“朱元璋之胜利,在于其军队相比于诸路‘义军’,最具国家军队的形态。”可这更难办,严令初下时,不少军将置若罔闻,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于南京玄武湖畔设刑台,公斩32名违纪军将,其中大部是跟随他从凤阳出来打天下的“老班底”。事后,朱元璋着孝服,亲往吊祭,声泪俱下一番,恩威并施煞费苦心,从此“纲纪一新”。有了军队,当然要有国家政府。文官的建制也与大都督府同时建起,邀各地士绅出仕为官,安抚地方。李善长为“大都事”,也就是未来的大明帝国“宰相”。“粮饷自足”“养于民”两条,有了“政府”自然做得好,自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起,凡军队征战过处,即在当地计丁给田,招募流民垦荒,进而编订户籍,保甲连环。赋税方面则轻徭薄赋,在至正二十四年决战陈友谅,至正二十五年平灭张士诚的两次关键时刻,连续两次下令减免税赋,招募垦荒,元朝派往朱元璋处的使节杨思义,是当时出名的“农业专家”,朱元璋闻知后将其硬留下来,成为后来大明王朝的第一任户部尚书。建“政府”,定“兵制”,肃“军纪”,兴“儒学”,敬“大户”,点点滴滴微不足道的事,让一个脱胎于农民起义的朱元璋的“吴”政权,破茧化蝶,渐具“封建国家”雏形。刘伯温的断言,实则该补充一句:九恶者,若尽数做成“九不恶”,所谓义军,实则“封建国家”。恰如海外明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所说:“元末各类割据政权,多徒有‘国家’之表,却无‘国家’之实,唯朱元璋,先立其形,再行其实,逐鹿天下之根基,由此而定。”既是“国家”当然就要与“红巾军”决裂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十二月十二日,平灭陈友谅的朱元璋命部将廖永忠将依附于他的红巾军“名义领袖”小明王从滁州接至南京,途经江苏六合时,凿船将其溺死。这场谋杀不仅意味着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彻底终结,更意味着,一个叫朱元璋的“农民起义领袖”,从今天起成功“洗底”。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平灭南方群雄的朱元璋在百官拥戴下称帝,建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同年八月,明北伐大军兵不血刃攻入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北逃大漠,元朝灭亡。做到“九不恶”的朱元璋,至此将这个草根英雄得天下的神话,演绎完成。从农民起义领袖到封建国家的开国帝王,评价他的成功,或许《亚洲史》主编、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话最为客观恰当:“一个平民出身的起义者,用战胜自己的方式,战胜天下,开创了足可比肩成吉思汗的奇迹。成吉思汗的奇迹,是一个关于勇敢者探险的奇迹,朱元璋的奇迹,却是一个更接近于普通人奋斗脉络的奇迹。”第二章谁缔造了『洪武盛世』一说起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洪武朝时期(公元1368年—1399年),今人的印象多是屠戮功臣,北征蒙古,金戈铁马,权谋厚黑。但有一件不容回避的史实,却在历史长河里被忽略了。这个史实,是一组数字——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天下田8577623顷,户10652804家,人口60545812人。国家岁入米麦合计32789800石,官仓储粮71800000石,不计民间百姓储量,亦可供全国官民支用3年。全国棉花总产量11803000余斤,果木种植总量10亿株。全国各府县共开塘堰4000987处,疏通河道4162处,修筑堤岸5048处。《明史?食货志》如此评价这一时期:宇内富庶,赋入盈羡,府县仓储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把眼光转向中国封建社会前朝后世,纵向对比:300年后的清朝“康雍乾盛世”,耕地总数最高未超过600万顷。前代被称为“富宋”的北宋王朝,最高人口数字不过4500万。大诗人杜甫无比追忆的“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唐时代,国家粮税总收入不过此时的三分之一……再横向对比同时代的世界: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录,14世纪欧洲人口的最高水平,仅为此时中国的四分之一,西欧列国的政府农业税总和,为此时中国的三十二分之一……这样的数字,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国富民强。可以用这个词形容的时代,是盛世——洪武盛世。说洪武盛世,论权谋,解厚黑,总不计国计民生来得近,不妨细解下,如此骄人的“GDP”成就,究竟是如何缔造。二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曾在一部剧作中如此形容盛世:“盛世是一座瑰丽的宫殿,伟大的君王在顶端指引我们,沉默的柱石,托起他的高高在上。”说起洪武盛世这座“瑰丽的宫殿”,自然首推朱元璋。众所周知的是他开国后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官田税五升三合,民田税三升三合,为中国历代田赋之最低;(江南地区除外)奖励垦荒,无主荒地一经耕种即为田主所有,新垦田地免徭役3年;厉行节俭,禁铺张奢华……还有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宏观调控”:一是大规模移民屯垦,数次迁移南方无地农民及世家豪门往山东、山西、辽东等省垦荒定居,既解决北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又打击“江南豪强”。出台政策鼓励“多种经营”,规定有地5亩至10亩的农民,必须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否则增收税赋。10亩以上加倍,每百户农户必须种枣树200株,违者充军,政府选派大量“技术员”下乡,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商业方面也不放松,全国厉行海禁,“片板不得入海”,禁止私贩盐,食盐、外贸等高收入行业一律“国营”。当然也没忘了适当照顾,工商业减免税收,仅为三十税一,不到元朝的一半,全国官民登记入籍,分民户、军户、匠户三类,严禁人口随意流动,制《黄册》《鱼鳞图册》,登记全国土地户口……廉政工作也不放松,以“农绩”为考核官员的第一标准,严查贪官污吏,甚至屡次以“惩贪”为名兴起大狱,地方官要带头种田,名为“责任田”……处心积虑,费尽心机,一个延续整个大明王朝的经济体系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高度集中,权责分明,律令严苛,法网严密,层次分明,壁垒森严的封建农业国经济体系。以后世的眼光看,或许死板僵化,却在当时元末明初百业凋敝的大背景下,迸发出无比的生命力。骄人的经济成就,便是结晶。在这骄人的成就下,功勋卓著的人物——洪武时代的能臣们,他们以默默无闻的行动,缜密无漏的心思,呕心沥血的劳苦,似沉默的柱石,托起“洪武盛世”的金碧辉煌。其中最重要的,是3个人。说这3个人是“无名英雄”,是因为在群英荟萃的洪武朝,他们的身份、职业、受关注程度,较之诸多功臣名宿,实在只能算是籍籍无名的“小角色”,他们担负起治理天下的大责任,不够“高光”,却足够“举足轻重”。三第一个人,便是我们上一章中曾略带提及的,大明朝首任户部尚书——杨思义。在二十四史中堪称编修最为完整齐全的《明史》中,对杨思义的介绍只有数百字的简短几笔,且就在这寥寥几笔中,生卒年不祥,籍贯不详,字号不详,实在是惜墨如金,但惜墨如金的背后,是他金子一般的贡献。如果说洪武朝时代大明王朝建立的经济体系,来自朱元璋的铁腕手段,那么身为大明朝开国首任户部尚书的杨思义,就是这个经济体系的设计者。杨思义是个“贰臣”,原为元朝中书省平章行走,虽“贤名”在外,在元朝廷却常年得不到重用。直到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51年),奉命出使朱元璋处,急需人才的朱元璋从刘基口中得知杨思义乃“元廷大贤”,欣喜非常,杨思义一到即热情招待,继而“策反”成功。从此,行将覆灭的元王朝少了一个跑腿的“小秘书”,孕育而生的大明朝,多了一个14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刘基的眼光没有错,归附朱元璋的杨思义果然“大贤”。身为儒生,却博学多才,天文地理无所不精,先是辅助徐达常遇春等人革新装备,改良“火龙枪”,使之成为明军初期骑兵的主战火器,后协助刘伯温修订《大统历》,使之成为大明开国后的通用历法,闲暇之余顺便研究数学问题,改良朱元璋军中计算账目用的算盘,更创“珠算新决”,很快推广使用,计算效率加倍。在朱元璋草创时代的各位栋梁里,这位身负“大贤”之名的“贰臣”,是块放到哪都闪光的“好钢”。“好钢”自然要用在刀刃上,不久杨思义被任命为司农卿,主管明军征战天下的后勤工作。屯田、生产、税收、收支计算和分配,样样做得有条不紊,大明开国后,更摇身一变,成为“户部尚书”。这一任户部尚书,堪称历任大明尚书里,最“难做”的一位。难做,是因为从洪武元年至洪武五年,明军正南北出击,向北攻克元大都,进而乘胜追击,追剿漠南以及大西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向南则南进湖南、广东、四川、广西一带,扫荡南方割据势力,力图南北一统,这都是必须打的仗。可但凡战争都免不了开支巨大,彼时的明王朝,国家百废待兴,百姓疲敝,正是休养生息,人心思治之时,绝不能摊派加税,用来满足前线的钱粮用度,身为户部尚书,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杨思义有办法:不加税,就推广屯田,与民休息,大力鼓励垦荒,尽量在不增加赋税的情

                        实际负担畸重畸轻。大唐帝国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从计税依据来看是有很大进步的。前边我们介绍过,两税法规定计税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成年男子为依据,而是以资产多少作为依据,称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因此所征收的税属于资产税性质。从理论角度来讲,占有田地多、家产多的税户要多交税,贫穷农民则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但是帝国在实施两税法时采取的是定额配税形式。朝廷确定的各州应征税额的依据,并不是依据当地百姓的财力情况,而是从当地在实行两税法前的唐代宗大历年间,取征税额最高的那一年作为定额。然后各州再将定额分配到所属各县,各县再依据户等高下分配给各个税户纳税额,这就造成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各地两税负担轻重不一的状况。同时税户的贫富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其户等高低也应该随之变动,进而纳税额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才对,而且朝廷在法令上也规定户等须三年一定。但是手中握有配税权的地方官和乡里胥吏却长期不定户等,使得农民的纳税额基本上固定,这也就造成税户负担严重不均,富有者纳税绰绰有余,而贫穷者即使终年耕作也无力完税,最终不得不破产完税。当时的礼部侍郎刘允章为朝廷献上《直谏书》,指出天下百姓时有“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刘允章指出百姓的“八苦”时,将“官吏苛刻”放在首位,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百姓赋税沉重的程度,诗人于濆更是在他的诗作《田翁叹》中对农民破产完税的现象给予了具体描绘: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归来说向家,儿孙竟咨嗟。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当时除了赋税畸重畸轻之外,“摊逃”现象也是肆行不止。由于各县各乡应缴的两税数额是固定的,当有些农民逃亡之后,地方官为了完成征税定额,强行将逃户的欠税额分摊到其邻里税户身上,这就是刘允章说的第五苦“替逃人差科”。摊逃的弊端使现居农民承担成倍的赋税,这自然让农民无法忍受,进而也被迫加入逃亡大军,形成逃亡——摊逃——逃亡的恶性循环,逃户不断增多,一方面减少了纳税对象;另一方面也为农民起义起了反作用力。由于农民大量逃亡,纳税户被迫减少,而朝廷想要完成征税额除了实行摊逃制度之外,只能是税外加税,也就是刘允章所说的第三苦“赋税繁多”。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以往的各种农业税名目统统归并为“两税”。但事实上地方官的加敛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刘允章说的“所由乞敛”就是指上述现象,而“所由”是指经手的官吏,他们的加征成为赋税繁多的一个关键因素。总体来看,当大唐帝国行进到皇帝李漼在位时,官与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不时发生地方官因不恤农民疾苦而被农民驱逐的事件。例如咸通八年(867年)七月,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想向官府诉说旱情,刺史刘仁规竟然张榜加以禁止。按照唐朝法令规定,当发生自然灾害造成歉收时,可以依据受灾程度减免一定数量的税额,同时地方官负有替农民向上级部门报灾并申请赋税减免的责任。可是,刘仁规不仅没有为民请命,反而钳制农民之口,所以引起了农民们的极大愤慨。农民们争相驱逐刘仁规,刘仁规被迫藏匿于村舍之中,农民们一窝蜂地闯进其府邸,抢夺其家财无数,并登楼击鼓,很长时间方才散去。又如咸通十年(869年)十月,陕州(今河南陕县)农民想向刺史崔荛诉说旱情,但崔荛却指着庭中之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杖责前来诉说旱情的农民。农民们愤怒之下群起而攻之,狼狈不堪的崔荛逃入民舍,口渴难耐之下向民宅主人讨要水喝,而主人给予他的却是屎尿。针对官民矛盾突出的问题,左补阙杨堪上疏皇帝李漼,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农民们有过激行为是因为刺史处置问题不当,以致百姓负冤所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即使有冤屈也应该诉之朝廷,朝廷会置诸典刑,岂能擅自驱逐朝廷命官,以乱了上下之分,朝廷对于这种现象绝不能姑息,必须严惩肇事者。然而,当时真实的情况却是刘允章所说的“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因此正因为咸通年间官与民的矛盾急剧尖锐,无论是逃亡的农民还是土著农民对朝廷以及地方官产生极深的怨恨之情,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必定会形成燎原之火,进而席卷全国。导火索前边我们分析了造成两淮起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前因后果。而造成两淮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则是戍卒哗变引发的桂林兵变事件,在弄清这起事件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起事件的历史渊源。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除了指出民有八苦之外,还惊呼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其中刘允章所说的“大将不朝”,指的其实是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重。而藩镇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中央政权的威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一支以骄兵悍卒为核心的地方军队。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骄兵悍卒,经常成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之一。李漼即位后,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加以姑息,唯一看起来似乎是镇压成功的例子,是咸通三年(862年)任用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平定徐州的骄兵叛乱。武宁节度使管辖徐、泗、濠、宿四州,地处河南,是中原地区的一个重镇,中晚唐以来一直是悍将骄兵兴风作浪、动乱不已之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则是王智兴在德、宪、穆三朝镇守徐州二十多年,成立了一支完全为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节度使田牟多方讨好这伙骄兵,竟然和他们面对面地饮酒,而且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者为这些人唱歌表演,犒劳他们的费用日以万计,可谓是极尽委曲求全之事。但这些骄兵依旧不时闹事,搞得田牟经常不得安宁。咸通三年(862年)六月,田牟去世,皇帝李漼以温璋接替田牟担任武宁节度使。骄兵们听说温璋治军严厉,全都心怀疑惧。温璋到任后也想采取怀柔政策,但骄兵们对温璋总是心怀猜忌,全都不吃他赏赐的食物,不出一个月,温璋就被这些骄兵们赶出了徐州。温璋回到京城后,向皇帝李漼痛陈徐州骄兵的所作所为,结果李漼任用刚刚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王式微武宁节度使,想借他的威风弹压徐州骄兵,并让他带着跟随他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忠武、义成两镇之军前往徐州。八月,王式领兵抵达徐州,三天后他以犒劳忠武、义成二军为名,让他们全副武装起来,趁徐州军那些骄兵不备而加以包围。当日尽诛徐州军骄兵三千人,只有极少数人逃往山中避难,这样一来徐州的骄兵势力基本被铲除。皇帝李漼得到消息后,诏令撤除徐州的节度使建制,改为本州团练使,所辖兵力除当地州县军队之外,只保留三千人,同时泗、濠、宿三州划分到周边节度使管辖。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皇帝李漼对徐州军始终心怀疑忌,于是在咸通五年(864年)五月的时候,他利用南诏大军攻陷安南并不断侵扰桂林地区的机会,下令征调一批徐州军队进驻桂林防戍。在向朝臣阐述自己的想法以及调防的具体做法上,李漼认为徐州军能征善战,但近些年有些骄傲自大,以致不断发生骚乱。最近取消了徐州的节度使建制,又有不少军士出逃,虽然朝廷下令既往不咎,但恐怕这些人也会心怀疑惧不肯回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啸聚山林,再生祸乱,现在边境急需人才,所以诏令徐、泗团练使招募勇士三千人赴桂林地区防戍,等到边境安定了让其他军队替换而归。从李漼的想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讳言此举是一箭双雕,当然,徐州军能征善战,是朝廷借重的军事力量所在,也的确是事实。早在咸通三年(862年)二月,朝廷大征诸道兵马援救安南时,就已经从许州征调了两千人,其中七百人驻守桂林,不过此次李漼强征徐州军三千人远戍桂林,却包含着分散徐州原有兵力,防范他们再在徐州闹事的目的。即使李漼有分散徐州兵力的意图,但其做法并不为过。可是李漼在征调诏令的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令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赴役。”事实上,尽管自藩镇们拥兵自重以来,手下很多都是骄兵悍卒,但这些士兵从本质上都是安分守己的破产农民。他们之所以被迫投军,往往是因为不堪苛重的赋役以及地方豪强的压迫,在当地无法生存所致。可是皇帝李漼不分青红皂白,先是将徐州士兵一概视为闹事者,而且“差军押送赴役”,明显带有惩罚戍边的味道,这就为后来桂林发生兵变埋下了导火索。而且李漼承诺边境安定后,让其他军队替换他们归还的承诺也没有做到,使得桂林戍卒哗变要求返回徐州,进而得到当地许多士兵支持,与朝廷对徐州士兵处理的扩大化有着直接关系。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徐州军在许多军士的监视下,急匆匆地前往桂林防戍。在启程的那一刻,很多人幻想着自己还会回来,但他们一定想不到,此次前往桂林,他们居然在那里足足待了六年时间。桂林兵变桂林地属岭南地区,那个时候岭南是瘴疠肆虐之地,加上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叛服不定,北方人都畏惧去那里。如果有官吏去那里也是被贬前往,而朝廷也将岭南当作惩罚贬官的最佳流放地。当年无论是杨炎、韦执谊还是李德裕,到了岭南基本上结局都很悲凉,而杨炎更是对岭南地区发出了“崖州何处是,生渡鬼门关”的感慨,最终都没走到目的地便被缢杀。古谚语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同样自桂林地区而南都是瘴疠之地,到那里的人堪称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岭南的朝廷贬官毕竟还有生活保障,尚且还有九死一生之叹,而从北方来的戍卒生活状况就更为悲惨,其生活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导致很多士兵水土不服而死亡。为此咸通六年(865年)四月,时任宣歙观察使的杨收上疏朝廷,认为蛮夷很多年没有平定,但岭南的恶劣条件却让戍卒死亡率达到十分之六七,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可见自咸通三年(862年)从徐州调兵防戍桂林开始,不过三年的时间,戍卒的死亡率高得可怕。本来按照唐朝规定,南戍之军三年一轮换,这个规定明显考虑了水土不服等原因,三年也是北方军队所能忍受岭南恶劣条件的极限,实在不宜延长。而且由于岭南为万里之外的荒蛮之地,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当地统兵的将帅经常胡作非为、无人监管,极大增加了士兵们的痛苦,前边提到的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苛政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在岭南地区苛政,蔡京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徐州军的三千戍卒已经驻防桂林六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们多次要求朝廷另派军队代替。而当时朝廷以徐州军骄傲自大不服管教为由,派行事极为苛刻、铁腕治军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加以管制,崔彦曾又任用牙将尹堪、教练使杜璋等人负责具体的管教事宜。尹、杜二人到任后,对待士兵经常无端打骂,而且克扣士兵粮饷,士兵们对其恨之入骨。尹堪在得知士兵们请求替换的要求后,向崔彦建议,以军费不足为借口,让徐州军再多防戍一年,崔彦曾采纳了尹堪的建议。当徐州军得到还要多防戍一年的消息后,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戍卒死活的做法,引起了徐州军士兵的强烈愤慨。愤怒的徐州军士兵失去理智,他们在许佶、赵可立等几名军将的率领下正式发动兵变,这些人杀死崔彦曾的部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官庞勋为首领,冲入监军院,夺取兵甲粮草,然后踏上了返回徐州的归途。桂林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长安,当时摆在皇帝李漼面前的奏文中写着:“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漼和朝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加上桂林军府方面本身就做得理亏,所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暂时采取顺应戍卒要求的做法。八月,李漼派出宦官张思敬向庞勋等人宣布诏令,赦免他们擅自离开桂林的罪行,由沿途官府协助组织他们返回徐州。可是当停止剽掠的庞勋等人进入湖南境内时,却被湖南监军设计收缴了兵甲。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在得知庞勋等人进入湖北境内时,带领人分守要道,准备一举擒获庞勋等人。已经赤手空拳的徐州军在庞勋的带领下,被迫转道泛舟东下。在行进途中,许佶等人看出了朝廷志在最终消灭他们的意图,而现在朝廷之所以下了宽赦令,是担心他们在沿途继续劫掠,等到了徐州后,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束手就擒,各自拿出私财,制造兵甲旗帜,重新武装起来。虽然他们只有千余人,却“广舟舰,张旗帜”,经过浙西的白沙洲(今江苏仪征)渡过长江进入淮南。当时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没有接到朝廷要求武力镇压的诏令,所以首先采取权宜之计,派人前去安抚庞勋等人,并充分供给粮草。部将李湘却认为徐州军擅自返还本镇,已经触犯王法,况且一路劫掠不断,令狐绹作为一地军政长官,应该立即领军平叛,不必等待朝廷诏令。对于具体如何平叛的问题,李湘主张在岸狭水深的高邮(今江苏高邮)一带,以舟载上荻草,放火点燃阻塞河道,然后在岸边埋伏士兵截断其后路,一举消灭徐州军。否则,一旦让他们渡过淮河进入徐州,与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州内之军会合,必然会生出更大的祸乱。应该说,李湘的建议十分中肯,但令狐绹本身就是个胆小怯懦之人,如同当年他当宰相时一样,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对于李湘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只要徐州军在自己的境内不生事端,就听任他们通过,只要出了淮南就不关自己的事了。因此,在令狐绹的姑息下,庞勋带领人马顺利通过淮南,而且沿途招募了大量士兵。九月二十八日,庞勋领兵到达距徐州一百二十里处。崔彦曾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团练判官温廷提出了“击之三难,舍之五害”之说: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勾连,刑戮必多,三难也。至于所谓的“舍之五害”,除了让庞勋等人继续威胁朝廷统治之外,还包括一旦全国隐匿山泽的匪徒聚众响应,则天下必乱。事实上温廷提出的“三难五害”之说,恰恰是庞勋等人的有利因素。但是前边我们说过,崔彦曾是个颇为苛刻的人,即使存在“三难五害”的不利因素,他还是决定出兵镇压。当时徐州城内有兵力四千三百人,崔彦曾命令都虞候元密带领三千人马出战,同时令宿州和泗州也派兵相助。十月八日,三路兵马来到彭城西南三十里处的任山,诸将命令军队停止不前,准备以逸待劳,等庞勋之众到达时突然发动袭击,为此,他们派人假扮成挑夫侦查庞勋等人的动向。可是庞勋到来时发现这些挑夫的眼神十分诡异,他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细作,于是,他派人抓了几个挑夫,经审讯,这些挑夫供出实情。庞勋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人连夜制造诸多假人布列在山下迷惑官军,自己则趁着夜色带领人马撤出任山。庞勋撤出任山后,主动避开彭城急于求战的官军,转而进攻官军兵力较弱的宿州。十月十日,庞勋成功攻占宿州。值得一提的是,在宿州之战前,徐州军发起的这场事变,都属于兵变性质,但从庞勋攻下宿州后,这场事变开始变了性质,由戍卒哗变转变成了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庞勋攻下宿州后,立即发动当地百姓尤其是贫农加入自己的行列,史料记载:“一日之中

                        :《颜元》,第521页。在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所收集的清初荒诞故事中,满族的征服被描述为上天因汉族人口过分增长而降给中国的一场灾难。一位滑稽的新儒家学者被要求解释满族为什么占领了中国,这位学者在回答时不提满族,而称之为女真和蒙古。他说:“夏商以前,人生极少,故天运多生圣贤,以生养万民。至周家八百年太平以后,人生极多,则暴恶亦多,良善极少。天道恶人之多,故生好杀之人,彼争此战。如生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人;柳盗跖横行天下,寿终于家;助金主返江以乱中原,赐元太子金桥以存其后。原非天道无知,乃损其有余故也。”引自哈南:《中国的白话小说》,第197—198页。?爱德华·T·钱:《焦竑和对宋学的反叛》,第5—7、33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儒家法律思想》,第367—368页。例如,余英时主张,清初语言学的变化不只是方法上的转变;更确切地说,它代表着一种新的儒家意识,即认为德性有助于学识。他认为,清代的这种唯理智论,同晚明形而上学的争论中逐渐转向从上古圣贤和经典那里寻找论据的趋势是一致的。他指出:“一旦原文中的证据被引入形而上学法则的讼案之中,那么不叫语言学出庭进行专门论证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余英时:《清朝儒家智识主义兴起初探》,第126页。这样,余英时便看到了明清之际的思想倾向从形而上学到认为信念依赖于学识的唯理智论的重大转变。他把这一转变比作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就像劳伦佐·瓦拉(LorenzoValla)和埃拉斯姆斯(Erasmus)认为的那样,博学是信念的可靠基础,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深入研究将阐明圣经的真谛。尽管余英时没有否认从对新儒家思想这一转变的政治、经济或社会角度所作的解释的正确性,但他自己的理论依赖于一种对那一发展的内在逻辑的阐释。见余英时:《清朝儒家智识主义兴起初探》,第106—129页。?在19世纪初的著作中,历史学家昭梿注意到,大部分程朱理学的门徒都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明代哲学家对宋代理学的基本概念视而不见。“明人徒知讲学,不知大体,以致亡国”。昭梿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观点,并且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其君主的昏庸和党争的发展。昭梿:《啸亭杂录》第十卷,第9页。?“所以,清代的这一理性倾向是一种极端的唯名论。”倪维森:《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第14页;又见弗里曼:《清朝对宋代政治哲学的批判》;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37页。颜元以无情的蔑视批判了上代人空洞的哲学探讨和无益的自杀,说他们平时袖手空谈心性,危急关头则只知自杀以报君王。参见杜维明:《颜元》,第521—522页。?爱德华·T·钱试图把这一转变与明代中、晚期哲学上的变化联系起来。当时程朱的“理”、“气”二元论促使哲学家们进一步提出“气”一元论,其中,“理”已不再是“气”中之“理”,而是“气”之“理”。这导致了一种新的强调人类本性中自然的和情感的侧面的自我意识。爱德华·T·钱:《作为转变力量的新儒家学说的转变》,第257页。这种“气”一元论与宋代忠臣陈亮(1143—1194)的思想极为相似。陈亮认为,中国北方平原的纯真之“气”已被以游牧为生的女真族所污染。梯尔曼:《12世纪中国的原始民族主义》,第406—408页。?关于王阳明对达到圣贤境界的强烈愿望,见杜维明:《发扬中的新儒家思想》,第1—12页。?《日知录》第十八卷,“心学”。按照顾炎武的看法,王阳明的“良知”说使许多知识分子流于空谈。这种“清谈”导致了亡国。爱德华·T·钱:《焦竑和对程朱正统的反叛》,第271—272页。王夫之也有类似的观点。麦克莫兰:《王夫之》,第430—433页。?于1675年接受清朝官职的陆陇其,为他的这一行为辩解道:即使是最小的官,如果他有意做些有益的事,也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去帮助众生。费席尔(Fisher):《吕留良》,第22页。?陆陇其:《三鱼堂文集》第二卷,第1—2页。?同上书第二卷,第2页。?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0页。?陈荣捷:《〈性理精义〉与17世纪的程朱学派》,第8—10页;施温彻:《简评〈杨园先生全集〉》;费席尔:《吕留良》,第4—5页;伦德贝克:《首辅张居正与中国早期的耶稣会士》,第6页;芒杰罗:《耶稣会士在翻译〈四书〉时对张居正注释的利用》,第20页。有人提出,当时社会动乱的这一反作用还产生了一种先天论(就像我们在张履祥的《愿学记》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或许就是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西方科学漠不关心的部分原因。“越来越强调‘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是因为“需要重建文人学士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道德与理性基础。”彼得森:《从兴趣到冷漠》,第82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37页;威尔海姆:《大变动前夜的中国孔教》,第294—298页。?1717年,康熙帝亲自主持将朱熹的牌位供入孔庙。这样,程朱学派实际上受到了保护,而大批王阳明哲学的追随者却毁掉了他们打算刊行的著作。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3—25页。?这种清教式伦理的规范建设的核心是编纂《孝经衍义》一书。虽然吴伟业也参加了此书的编撰,但主要依靠的是一批青年才子的努力。其中有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他是1659年进士科的状元;还有叶重华之子叶方蔼,他在1659年会试中也名列前茅。两人皆于1661年因江南逋赋案而被褫职,此狱是对昆山士绅的一次特别沉重的打击。1665年平反之后,他们又被重新启用。徐元文于1676年继续督修《孝经衍义》,1677年叶方蔼接替其职。《孝经衍义》的编纂,在集中下一代“新人”的清教式伦理方面的重要性,与《明史》的编修在集中1644年前后那一代人的历史唯心主义方面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徐元文与叶方蔼也参加了《明史》的编修。关于他们的事迹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7、902页;又见斯特鲁弗:《徐氏兄弟》。注意新儒家的清教思想与17世纪真正的英国清教主义在家庭问题上的不同是重要的。英国清教主义预示着英国的家庭从以父子为核心向以夫妻为核心的转变,并与世俗政治权力的兴起相适应。这样,在清教思想中,这种通过世俗协议而组成,又通过关于家庭统治的清教观念而发展的夫妻家庭,便成了这个君主制国家的组织细胞,从而将个体家庭从大家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新儒家的清教思想则强化父权,抑制家族中成员,尤其是妇女的个人的独立。清代初期,妇女地位的下降或许是对晚明开放的都市文化(带有新女性的特色)的反动。妻子必须温顺,甚至对丈夫出入妓院也要容忍;对妇女贞操的关心更加强烈;缠足现象极为普遍;寡妇自杀最初虽引起清朝统治者的不满,但到18世纪中叶便受到了官府的嘉许。罗普:《变化的根源》,第5—9页,及其《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20—125页。关于清教家庭,见沃尔泽:《圣人的革命》,第188—189页。?1661、1663年间的庄廷鑨案是个孤立的,但不无征兆的事件。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3—104页。?东亚研究所:《异民族对支那统治概说》,第239—240页。满族君主也同明朝忠臣一样敬佩明初诸帝。1699年5月14日,康熙帝下诏称他在巡游南京时,已注意到明太祖的陵墓需要维修。他下令修复了这座陵墓,并亲自撰写了一段至今仍保留在当地一块墓碑上的赞语,称明太祖之治远迈唐宋。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39页。康熙帝还下令将其墓道拆毁,重建一个较小的门,以便使这一陵墓的规模不会超过他的陵墓。原来的更大的支柱地基的遗迹今天仍可看到。?张其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忠臣》,第7—8页。?同上书,第8页。?早在1760年诏建开国史馆时,乾隆帝就要求在早期归顺诸臣的传记中对其是非功过加以明确区分。后来,在1765年,他读到《实录》中关于魏象枢和陈名夏非法结盟的记载,又重申了这项命令。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278—279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3页。?同上书,第102页。?同上。?同上书,第103页。?此时,他还开始把降清同晚明的腐败联系起来。1777年1月11日,乾隆帝下诏,令国史馆编写《贰臣传》。他在诏书中解释说,将贰臣同明朝历史上的功臣放在一起是不对的,他们的事迹应以其他方式加以记录。“若以其身事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藉以掩盖,又岂所以示传信乎?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55页;又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中的贰臣传》,第280—281页;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68页。?东亚研究所:《异民族对支那统治概说》,第240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25—226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序”。?神田信夫:《清初地方政治中的三藩的地位》。?这里和下面关于三藩之乱的叙述主要依据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101—102页。米勒主张,三藩导致了明珠派对索额图集团的胜利,并使长江下游地区的文人开始进入政府上层——主要是由于康熙帝需要他们的支持。当时,在起义被镇压后的七年中,康熙帝一直处于明珠及其“北党”和以徐乾学、高士奇为首的“南党”之间。根据这种假设,康熙帝在1690年使自己成为朝中主要政治势力之前,一直在两派之间挑拨离间。此后,米勒没有解释其原因,这种地区性派系便不复存在了。同上书,第101—104、138、182、185—186页。?吴秀良:《权力转移:1660—1722年康熙及其继承人》,第27页。?朱方增编:《从正观法录》第三卷,第6、7页;国史馆编:《满汉名臣传》第十九卷,第24页;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10页。吴三桂残酷地对待那些拒绝参加其叛乱的人。当马宏儒(1661年武进士)公然反抗他时,吴三桂用铁槌敲掉了他的所有牙齿,然后将其投入昆明的监狱,结果马宏儒死于狱中。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这里及后面关于马雄镇的材料出自五处: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马文毅公传”第九册,第3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6—557页;徐乾学:《憺园文集》第三十六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3页。?同上。?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64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第8页。?以下关于范承谟的材料取自他的《范忠贞公全集》第15—92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康熙元年,摄政王鳌拜对范文程大加称赞,说他是太宗手下最出色的大臣,并赐其一子入朝为官。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3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二五九卷,第37—38页。?范承谟出任浙江巡抚时,该省北部的杭州、嘉兴、湖州一带遭受严重水灾。他发银8万两赈济当地灾民,又平籴米谷,减轻盐税。此外,他和朝廷都意识到,浙江有大量的休耕地被不合理地征收地税。他亲自视察了这些地区后,康熙帝免除了27.46万亩荒地和2.1万亩遭受水灾之田的赋税。范承谟也因经常巡视各地,了解民情而闻名遐迩。他在任职期间,取消了海禁政策中一些较为繁芜的法规,将土地分给士兵耕种,还控告了许多腐败的地方权贵和衙役。李元度:《国先正事史略》第一卷,第4页。?《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4页。?同上书第一卷,第5页。?1674年1月,吴三桂起兵的消息传到京城,并引起严重恐慌。少数八旗奴隶暴动,城内多处起火。当时,北京有许多人认为,满族人会放弃京城,撤回东北老家。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82页;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111页。?清朝对这一荒凉省份的控制相当弱,那里有成群的野狗和老虎在破败的城市中觅食。省府成都直到1659年才被彻底占领,而镇压活跃在该省东部的最后一批起义军又花了五年时间。死于这场内战及1647年之饥荒的四川人到底有多少,无法估计,但以往的估计可能太低。被杀人数肯定在100万以上。当地乡绅实际上被张献忠灭绝了。唐尼索恩:《四川的黄金时期与黑暗时期》第二部分“张献忠与黑暗时代”,第166—167页;恩腾曼:《四川与清廷的移民政策》,第37—38、50—51页。?1674年5月,康熙帝命尚之信之弟尚之孝袭尚可喜之爵。这原是想保留其封国的一番好意,但自然激怒了于次年控制了兵权的尚之信。他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虐待狂。例如,他豢养了一群蒙古猎狗,专爱看它们撕咬不幸的广州囚犯。他经常因发酒疯而杀人。一次为弄清一名怀孕女仆体中胎儿的性别,他竟然剖开了她的肚子。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95页。?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第63页;又见彼特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分,第210页。王夫之至死仍忠于明朝,其墓碑上刻写着:“明遗臣王某之墓”。1678年,他曾拒绝承认吴三桂。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38—40页。?1674年,苏州、常熟、镇江和淮安等府被减免正赋之半;次年,许多因1661年江南逋赋案而被夺去功名的士子又恢复了士大夫身份。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6页。?康熙帝与三藩争夺军事优势的斗争,也包括武器的竞争。三藩在其控制区内,下令将耕犁改铸为刀剑,用寺院钟铜铸造大炮。最初,三藩的军队由此而获得了明显的优势,而清军则仍在使用常常打不响的旧式土炮。各省的将领将300门旧炮,有的是铜铸的,有的是铁铸的,送到京师,请求更换新炮。1674年,担任钦天监监正,并因常同康熙帝交谈而学会了满文的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奉旨去修理这些土炮,结果修好了149门。康熙帝还想要轻型火炮用于山地作战,南怀仁遂设计制造了20门半木质、半金属的火炮,各重1000斤,可发射三斤重的炮弹。这些火炮——有的安装在马车上——被运往山西。康熙帝将朝廷的铸造厂迁至南怀仁住宅附近后,又命其制造可发射八或十斤重炮弹的重型铜炮,总共铸成了132门这种重炮。关于南怀仁不太想充当武器制造者的原因,见他写给CharlesdeNoyelle的信。博斯曼:《北京的传教士领袖——南怀仁》,第389—390、393—398页;史景迁:《改变中国》,第29页。根据六七年后铸造这种大炮的费用来看,我估计清廷为这种重炮共用银82.5万唡,约占当时中央政府年财政收入的3%;然而各省对这种大炮的需求量很大,都说它们在战斗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依照当时欧洲的水准——那里正在进行17世纪的“宪战”——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数目。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16—118伊人婷婷久久一区二区网

                        分割的领土,成功化解了日本的阴谋。25岁的孤胆书生成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顿时让宋教仁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成为当时的励志典范。若当年的清朝也有“感动大清1907十大人物”之类的评奖活动,宋教仁势必轻松高票当选。后来,袁世凯同志将宋教仁的英雄事迹汇报给了病重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慈禧听过之后,也甚为感动,随即发出最高指示,取消了对宋教仁的通缉令。宋教仁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被慈禧认定为乱党却又平反的人。不过宋教仁并没有被慈禧感动,他继续坚持造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革命党颠覆清朝的事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清朝完蛋后,宋教仁并没有松懈下来。因为驱除鞑虏只是他的初级理想,他还有终极理想——对人治说不,实现依法治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个终极理想就是他在日本精研宪政和法律的根本动力,也是他醉心于组建国民党的原因。在继续讲宋教仁的故事前,这个枯燥的政治名词“民主宪政”是必须解释的,因为接下来它会屡次出现。民主宪政,大概是说创建完备的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政治制度,以限制政府滥用权力、规范公民行为,为人权和民主保驾护航,实现社会公正。如果上面这段话难以理解,请大家拿民主宪政的范例美、英、法三国作参照物,帮助理解。如果还是想不明白,那就记住这句话:分权制衡是核心,依法治国是手段,自由民主是目标。好了,之前多次提过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事情,下面就来说一说花费了宋教仁大量精力和心血的国民党。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在《临时约法》中,有一条对袁世凯之外的人都有利的约定。原文如下:“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也就是说,最晚在1913年2月,袁世凯必须举行国会选举。在选举中获得票数最多的那个党就是执政党,负责组阁以及出任内阁总理。国会选举结束后,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前面的那两个字才能正式去掉。所以,一切有抱负、有声望、有实力的同志,纷纷组织政党,进军国会选举。于是,一场场热火朝天的组党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粗算下来,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党居然有近三百家。当时的入党门槛比较低,只要你是个人物,就可以同时加入多个党派,成为跨党人士。若是你没有跨过党,都不好意思出门跟别人打招呼。所以有些猛人同时成为十几个党派的成员。像赵秉钧赵总理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入了多少个党,很是令人抓狂。好在像样的党派并不多,咱们挑重要的简单说一说。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是第一个成立的党派。“中国社会党”虽是一个小党,却很有特点,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扛起“社会主义”大旗的政党组织。略提一句,李大钊同志是该党的天津支部干事。然后是张謇、章太炎“章疯子”等人的统一党,黎元洪的“共和党”,还有汤化龙的“民主党”,这三个党基本属于立宪派的大本营,实力很强。接下来是传说中的国民党。自从辞去内阁职务后,宋教仁开始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口才与努力,以及同盟会和革命党的名头,他很快合并了好几个小政党,于1912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全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同盟会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名义上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理事长,但实际掌权的是宋教仁。孙中山这会儿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哪有心思过问党务。相比孙中山、黄兴等人,精通宪政和法律的宋教仁对现代政体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刻。他是真的理解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而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不过,创下了经典范例的宋教仁同志,也犯过一个经典的错误。话说有几个党派在接受国民党合并之前,提了一个要求:合并可以,但是不能把你们同盟会原有的“男女平等”写进党纲,而且不许女性加入国民党。宋教仁一琢磨,觉得还是赚了,那就答应吧。虽然宋教仁这种开历史倒车行为的出发点并不坏,虽然也不多一个宋教仁歧视女性,如汉字娱、耍、婪、嫉、妒、嫌、佞、妄、妖、奴、妓、娼、奸、姘、婊和嫖,哪个不歧视女性?但宋教仁的行为还是惹毛了同盟会的“大姐大”唐群英女士(曾国藩的弟媳、秋瑾的邻居)。唐大姐可不管宋教仁的动机是什么,就认定他歧视女人就是不对。脾气火暴的她迅速做出回应——赏了宋教仁一个响亮的耳光。令宋教仁十分郁闷。好了,让犯了错的宋教仁同志在一边凉快会儿,咱们先来招呼一下熟人梁启超。离政府最后大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群英聚会,风起云涌。在海外流亡十多年的梁启超也回国了。梁启超是带着大干一场的兴奋和自己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回来的,他觉得新生的中华民国会是自己实现政治抱负的好舞台。梁启超带着兴奋来到了北京,他要去见袁世凯。得知骂了自己多年的梁启超如今有心投奔自己,袁世凯也很兴奋,他以很高的规格和很低的姿态接见了这个曾经的朋友和敌人。二人见面后,也没多提当年的往事,客套完毕就进入了主题。梁启超向袁世凯亮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说,民国的政治力量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袁世凯的军政实力派,第二派是立宪派,第三派则是革命派。第一派不需要组成政党,第二派需组成政党,第三派则改造为政党。军政实力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立宪派与革命派则组成政党在议会中竞争立法权,立宪派应与军政实力派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派。如此一来,就能顺利地完成民国的平稳过渡。袁世凯听完后,觉得梁启超的这套理论不仅很得三权分立的精髓,还大大降低了革命党造反的风险,便肯定地告诉他:“你的计划我支持,我办事你放心。”两人一拍即合。袁大总统出钱,梁启超出嘴,全国第二大党——由“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来的“进步党”出现了。进步党的纲领是“国家主义”,大概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民智还不成熟,应该走精英治国路线,加强中央集权,这样有利于国家稳定,有利于提高建设国家的效率。俨然是要与国民党的“民主主义”掰手腕。政党到齐了,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拉选票。鸡飞狗跳的国会大选对国人来说,政治选举是个新鲜玩意儿,不过有搞民主共和的美国这个经典例子摆在那儿,也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国会大选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选出合适的选民。饭要一口一口吃,民主也要一步一步来,就那时候的国民素质,也不可能搞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所以当时政府对选民的要求还是挺高的:一、年龄限制:年满21岁以上;二、居住地限制:在选举区内住满两年以上;三、财产限制:年纳税两元以上,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四、学历限制:小学毕业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五、仅限男性(仍然歧视女性)。由此,各省登记的选民在四千万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进步的幅度应该不算小。1913年2月,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已将近一年的时候,中国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会大选。为了在国会大选中取胜,大家都在努力竞选。作为当时中国最大政党的实际领导人,31岁的宋教仁当然也是忙着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拉选票。他的口号“依法治国,民主宪政”以及“政党内阁”的理念,要比立宪派的“国家主义”更有市场,他的演讲也极富煽动性,争取到了广大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宋教仁为他理想中的共和国在努力着。成功似乎离他很近很近。民主渐入人心,有野心的政治家都在努力竞选,这比为了争权动不动就抄家伙打仗要进步太多了。可是,成功又似乎离他很远很远。竞选中,各地各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所不用其极,很少有人去遵守规则。如拉票、抢票、毁票,金钱贿买,甚至还有暴力威逼与胁迫。如果光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家肯定想不到那是国会选举,还以为是如今的村长海选。稍微厚道地说,初次选举出现这些乱象实在不算新闻。即使是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丑闻也是层出不穷,更别说一百年前初尝民主共和的中国。要怪,只能怪选票是个好东西。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无可否认,这也是一个自由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也许,他们过于年轻甚至冲动,以至于还不具备驾驭中国的能力。可正因为年轻,他们才充满了热血豪情。他们是在为理想而不是金钱做着不懈的努力。所以我们应该钦佩他们,钦佩他们的热血澎湃和赤子报国之心,钦佩他们能把青春奉献在那变革的年代,钦佩他们能把热血奉献在那牺牲的年代。宋教仁的努力很有成果,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获得了多数议席,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应该让国民党的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不仅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意气风发,思绪纵横:组阁就在眼前,执掌中国在望,也许用不了太久,我就能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实现那个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报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实现民主宪政,实现依法治国。回望前半生,我虽历经坎坷,却屡次转危为安,更上层楼,如今更是有幸成为主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员,此生夫复何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第十章民国第一疑案

                        宋教仁之死

                        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上海火车站(老北站)进站口。枪声响起!准备从上海去往北京的宋教仁痛苦倒地。循声望去,只见人群中一个黑色的身影不顾一切地逃窜。送行的好友黄兴、于右任等人大惊失色,赶紧将宋教仁送往医院。宋教仁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暗杀!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置宋教仁于死地。宋教仁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强忍疼痛呻吟,对陪护左右的好友黄兴、于右任口授遗嘱,说有几件事情还需同志们相助。第一件事情,克强,你给袁大总统发一封电报,算是我的政治遗嘱吧。电报里就说我不行了,我让人用枪打了,但是不要以我为念,希望以后袁大总统继续沿着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道路循序渐进。第二件事情,把我所有的书都捐给南京图书馆。我没什么钱,家里也穷,而老母亲尚在,请克强你们这些朋友帮我照顾母亲。第三件事情,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一个将死之人,在忍受巨大痛苦折磨的同时,没有去想是谁杀了自己,没有去请同志们为自己复仇,他想的只是他忠诚的国家、热爱的人民和挚爱却有亏欠的老母亲。虽为国尽忠、为母尽孝二者不可兼顾,可他仍对自己宪政救国的理想矢志不渝,这是怎样的胸怀和境界!说实话,可能在这之前,宋教仁给人的印象还只是一个才情横溢、热血满怀的爱国青年,隐隐有些毛躁,不够扎实,性情外露而缺乏城府。总而言之,他更像一个学生会干部,更适合的工作是组织大家参加社团活动、上街撒个传单什么的,绝对不被人看好是一个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却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坚韧、宽容和赤心奉国。这样的人,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都应该给他一个赞。因为我们中国向来不缺精明的政治家,不缺任劳任怨的实干家,唯缺纯粹的爱国者!他在最灿烂的时候陨落,他在达到巅峰的时刻落地,他的一生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虽然短暂,却迸发出夺目的光华。生命有终点,岁月无尽头。3月22日下午,32岁的宋教仁伤重不治,与世长辞,死时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眶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宋教仁死了,天下震动!虽说人类历史的进步总是需要殉道者以鲜血和生命去推动,政治人物被暗杀并不少见,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个人的死能造成宋教仁那样巨大的影响。他的死,直接导致“二次革命”的发生,阻断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接下来国家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孙中山、黄兴分道扬镳,军阀混战,难以计数的各种名目的“革命”蜂起,国家战乱几十年不休。直到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张学良东北易帜,国家才算勉强统一。他的死,使得本可脱胎换骨的古老中国,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转型为民主政体和法治国家的机会。因此,对于“刺宋案”这一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和无数人命运的历史事件(也是史称“民国第一案”的重大事件),我们有必要花费相当的笔墨去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真相。历史上最搞笑的一次结案让人觉得安慰的是,宋教仁被刺杀一案的侦破工作效率很高,破案速度很快。在袁大总统与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协调与重赏下,这一次,从未破获过政治暗杀案的上海租界巡捕房,仅仅花了三天,就轻松破获了这起民国第一惊天大案。简单解释下,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案子要由租界巡捕来查。因为嫌疑人应桂馨家住租界(上海徐家汇路20号)。在中国,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外国人在租界内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中国人不得干涉,所以只能由租界巡捕房来断案。话题回到破案上。根据巡捕房的呈堂证供以及研究宋教仁一案的学者张耀杰考据:此案有人报案,报案人是以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为首的国民党人。他们向巡捕房举报:应桂馨是主谋,武士英是杀手,古董商王阿发可以作证。这些人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甚至把王阿发给“请”了过来。王阿发说他是一个古董字画商,然后慢慢讲述了事情发生的过程。一个星期前,他去老主顾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时,应桂馨说愿出一千银元请他杀一个人。犯法的事他可不会干,因此没有答应。应桂馨改口说,要不你帮我找一个杀手也行,随即把一张照片给他看,说就杀照片上的那个人。王阿发考虑了一会儿,原则性很强的他还是拒绝了这单违法生意。“刺宋案”发生后,他发现各报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之前给他看的照片上的那个人,所以赶紧前来报案。巡捕房的人听他说得言之凿凿,也觉得比较可信。既然有了人证,那就行动吧!于是,抓捕队伍在国民党人的带领下,先在应桂馨先生常常深入基层移动办公的某妓女家将其擒获,随后在应桂馨家中查获了一把枪——后来证实为刺杀宋教仁的凶器,以及一批秘密文件——主要是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与此同时,在陆惠生的指认下,抓捕队伍在应桂馨家大门外拘捕了一名气喘吁吁的衰男,这个衰仔正是武士英。武士英如此解释为何自投罗网——有神秘人士通知他向应桂馨家里人报讯。武士英被捕后,没有说什么“阿sir,我冤枉啊”之类的鬼话,当场就供认不讳,承认宋教仁就是应桂馨指使他杀的。然而他一周后当庭翻供说,此案和应桂馨毫无关系,是自己出于为中央政府除害的目的行刺,把疑点引向袁世凯政府。接下来,武士英在狱中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他的被捕是个谜,他的供词是个谜,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后来,应桂馨越狱逃跑,最后被袁世凯派人乱刀砍死。应桂馨死后一个月,嫌疑人赵秉钧也死了。虽然所有的线索就此全部中断,但这并未影响上海租界巡捕房结案。为方便大家理解,特将租界巡捕房的结案陈词简而言之:袁老大指使小弟赵秉钧去杀宋教仁,小弟赵秉钧又找了小弟洪述祖的小弟应桂馨去杀宋教仁,小弟应桂馨又随便找了个路人甲王阿发去杀宋教仁,结果王阿发不干,小弟应桂馨又只好找路人乙武士英去杀宋教仁,结果武士英一干成,那个王阿发就大义凛然地跳出来做了“污点证人”。可信吗?杀宋教仁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居然会有这般荒谬如同儿戏的筹划和安排,也太鄙视中国警察的祖宗袁世凯、赵秉钧了吧!受此结案陈词的影响,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不管

                        ,也就是年龄最大,又很仁孝;皇六子奕,虽为庶出,但家法传嗣,不分嫡庶,而且“天资聪颖”,能文能武。传说,道光帝宠爱奕的生母孝静皇贵妃,所以曾写好谕旨,要立奕,但书写时被太监窥见,最后一笔特长,猜想写的是“”字,而不是“詝”字,这件事传了出去,道光帝很不高兴,便改立为奕詝。这虽是一个传说,却说明一个道理,道光应该立奕而不该立奕詝,咸丰错坐了皇帝的宝座,皇六子奕身体很好,头脑聪明,文才不错,武功也好,还有所发明和创造,而奕詝却只有一点仁孝。又据野史记载:道光晚年身染重病,一天,召皇四子与皇六子入对,将以决定太子位。两位皇子都请教自己的师傅,问询如何应对。奕师傅卓秉恬说:“皇父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詝的师傅杜受田则对奕詝说:“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阿哥。唯有一策,皇上若不久于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示孺慕之诚而已。”他们兄弟俩都照着自己师傅说的做了。结果,道光对皇四子奕詝的话很高兴,认为皇四子仁孝,于是将奕詝定为太子。这就是《清史稿·杜受田传》所载“藏拙示仁”的故事。总之,普遍认为,道光身后留下的宝座,应当由奕坐,皇六子奕无论德行、文武才能,都是道光诸皇子中最优秀的。结果却被奕詝错坐了皇帝的宝座。咸丰皇帝的第二个错是英法联军入侵时逃离了皇都北京。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因之一就是“天子守国门”,抵御入侵。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社稷危难之时,既不迁都逃跑,也不抵抗,而是登上煤山自缢而死。可是咸丰却在大敌入侵时,不尽职守,不守国门,带领老婆儿子、王公大臣逃之夭夭,还美其名曰“巡狩”。他逃到避暑山庄做了些什么呢?史载的所有资料都显示他在山庄里贪女色、贪丝竹、贪美酒、贪鸦片,咸丰帝是个没有国君使命感,也没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他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历史事件上,不仅有过,而且有罪。咸丰帝的第三个错就是错定了顾命大臣。在临终前没能正确平衡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导致辛酉政变的发生,从而出现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影响中国历史近五十年!雄才大略的人物主政可以把国家民族引向强大,而昏庸无能的人主政则会把国家民族引向弱小衰败。治政者的选择不可不慎啊!【点评】鸦片战争留给人们的反思将是永远的。它既暴露了清政府及一些投降派官僚、贵族们的奴颜媚骨,昏庸无能的政府是国家民族的大害,又显示了一些爱国大臣、将领们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保家卫国的斗争精神是摧不毁的。而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野蛮行径,又向人们昭示出了西方文明在畸形中发展的事实。当一百五十年后英国米字旗在香港降下的时候,无论英王储的讲话是多么冠冕堂皇,但他心底的感觉肯定是不好受的。第十四章魏源与《海国图志》鸦片战争的炮声震醒了东方古老的睡狮,开启了中国自商周三千多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睁开眼睛发现了天朝之外更加强大的世界。魏源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被人们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出生于一地主官僚家庭,十岁时家乡遭灾,家庭从此破落。由于家境贫寒,魏源读不起书,只好到私塾里借书,由于他刻苦勤奋,十五岁便考中举人。他热心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喜欢议论时政,成为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从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起,魏源就开始注意了解和研究西方世界。1840年九月的一天,占领定海的英军,为了筹划进攻中国内地的作战计划,派出人员刺探军情。一名叫安突德的炮兵军官偷偷地到定海附近测绘地图,被当地的百姓抓获,送交给宁波知府衙门。魏源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立即赶到宁波,亲自审讯安突德。安突德向魏源交待了英军的作战意图和武器情况,同时也详谈了一些英国的历史、地理、经济和政治等情况。事后,魏源根据安突德的交代材料,写成了《英吉利小记》,向中国人介绍了英国的历史、地理等基本情况供人参考。1841年八月的一天黄昏,魏源在镇江城边的码头上,迎来了因中英战事被道光皇帝革职罢官、即将发配到新疆伊犁的林则徐,两位忧国忧民、力主抗英的爱国志士相见,不由百感交集,慨叹不已。在魏源的住处,林则徐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布包,指着布包内的一大捆书报说:“这是我在广东时组织人员从澳门的书籍和报刊上收集翻译的外国资料。如今我发配新疆伊犁,路途遥远,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返回。我想把这些东西交给你,如果你能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编写一部介绍海外各国情况的书,改变国人对世界的无知状态,这便实现了我的夙愿。”魏源从林则徐手中接过沉甸甸的布包,激动地说:“这也是我向往已久的夙愿,我将尽快把它写出来,不负你的嘱托。”林则徐走了以后,魏源更加广泛地收集天下有关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资料,决心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一部集大成式的世界史地著作。1842年八月,听到中国因鸦片战争的失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后,魏源非常气愤,加快了写作的步伐,夜以继日地工作,到1843年初,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书的名字叫《海国图志》,这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了解和认识西方世界的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宝贵典籍。《海国图志》初稿为五十卷本。魏源在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反侵略纲领。“以夷攻夷”就是联合其他的国家,打击外国侵略者;“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练兵方法来战胜外国侵略者。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参加抗英斗争的亲身经历,魏源认为,这些西方侵略者超出中国的长处有三个:一是有行驶如飞的战舰;二是有打得远、杀伤力强的大炮;三是有严谨的练兵方法。因此,中国要想避免鸦片战争那样的失败,必须要有制造武器的火器局,从法国和美国请来技师传授技术,选送中国工匠学习制造,以加强国防。《海国图志》还是中国关于世界地理的空前详细、准确的著作,书中以巨大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各国历史和地理概况,收录了各种地图七十七幅,分地球全图、各大洲图和各国地图,对地球全貌、经纬度、五大洲、四大洋都有详尽介绍。魏源从反侵略的立场出发,主张在军事技术上师敌之长,补己之短,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这“第一步”的含义,与明末清初至康熙年间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一种“落后”向“先进”的学习,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天朝”的不足了;而康熙时期的学习则是一种“平等”的技巧学习,是学习一种“异技”而非“长技”。如此学习自然不会引起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注意,而魏源的充满“忧患”意识的学习渐渐使中国知识分子警醒了。这从魏源自己改革思想的变化也可看出来。面对清王朝的腐败,魏源主张变法,要求革新。他强调“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但鸦片战争以前,他要“变”要“革”的,还只是停留在漕运、粟盐、屯垦、河道水利等方面的“兴利除弊”。鸦片战争后,从《海国图志》看,他的变革思想有了发展,不但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强调“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收集了仿造西洋船炮器械的图说、资料,而且提倡创办民用工业,提出了“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自售者,听之”的建议,甚至羡慕起美国的联邦制度,把“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的瑞士,颂扬为“西土之桃花源”。【点评】魏源这部关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概况和社会现状的巨著《海国图志》,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迈出了向西方文明学习的第一步,对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海国图志》还漂洋过海,传到日本,被日本维新志士翻译成各种版本,对日本明治维新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魏源的改革思想,虽然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微弱呼声,也有称赞西方民主共和政体的某些词句,但脚步却没有跨出皇朝专制的门槛,幻想清王朝能改弦更张,通过学习西方某些富国强兵之道,重振国威。第十五章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要割地,还有大量的赔款。为了支付这些巨额的赔款,清朝统治阶级只好把债务转嫁到农民身上,拼命地搜刮民财。广大农民本来已经不堪忍受地主阶级的压榨,加上突如其来的沉重债务,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生活不下去,只好奋起反抗,终于又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这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一、金田起义洪秀全,广东花县人,1814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的远祖据说是从江西先迁到潮州,后来,因不堪富豪的侮辱和压迫,洪家又从潮州迁居嘉庆州(今梅县),到曾祖父洪英纶,又由嘉州迁居广东花县。洪秀全的父亲洪镜扬,为人正直,母亲王氏,早年病故,他有两个哥哥,名仁发、仁达,一个姐姐,名辛英,还有一个妹妹,名宣娇。由于家境贫寒,父兄都靠种田为生,洪秀全七岁那年,被送入私塾读书。由于聪明过人,不几年就熟读了四书五经,博得了人们的赞许,有几位私塾师傅自愿免收学费,以资鼓励;他的亲族也主动捐赠衣服,给予支持;父亲洪镜扬自然更加爱怜少子,不顾家境贫困艰难,勉力支持洪秀全学业,希望他能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洪秀全刻苦勤奋,博览群书,从十六岁开始,多次去广州应试,却屡屡名落孙山。1843年,洪秀全重整旗鼓,再次去广州应试,结果又失败了。这次失败对他的打击异常沉重,从此,洪秀全彻底放弃了通过科举求功名的梦想,对现实产生了不满情绪。就在洪秀全犹豫不决、迷茫彷徨、苦于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一天,他在广州街头遇到了一位身穿明朝服装的西方传教士,正带着一名翻译在进行传教活动,当时这叫“讲街书”。第二天,他又在那条街上遇到了这二人,并且得到了一本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这本书,从此改变了洪秀全的人生道路。这本书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人们应该崇拜上帝,不要崇拜其他邪神,这样就可以进入天国等等。这些思想给洪秀全很大的启发,他不禁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虔诚地信仰上帝,在人世间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不分贵贱的世界,那么世道就会安宁平和。一天,他把一桶干净的泉水浇到自己头上,表示改头换面,与旧世界决裂。洪秀全就这样成了一个狂热虔诚的布道者,他每到一处,便大肆宣传鼓动,说:“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们,我是奉天父之命特地来解救你们的。天父认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不分贫富贵贱,只要你们信奉上帝,将来就能过上太平的日子,愿你们都能改恶从善,弃旧迎新,那么太平之日就不远了。”在洪秀全的影响下,他的同学冯云山、族弟洪仁玕加入到信上帝的行列,他们把摆在家里的孔孟牌位砸得粉碎,并且把众多儒家典籍付之一炬。这一行动,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族人及卫道士的强烈攻击。1844年四月,他们迫于无奈,只好背井离乡去广西传教。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但收效不大。后来,冯云山来到地势险要、人民受苦最深的桂平县紫荆山开始了艰苦的传教工作,并在那里创立了“拜上帝会”。洪秀全则回到广东花县,开始了两年多的著述活动,他写了《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在这两本书中,他把自己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不分贫富贵贱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和通俗化了。这些思想后来对农民影响很大。1847年,洪秀全来到紫荆山找冯云山,让他喜出望外的是,“拜上帝会”这一组织在冯云山的积极努力下已发展到三千多人,于是,他俩又共同制订了宗教仪式和十款天条。1847年十二月,他们率领众人捣毁了当地穷凶极恶的甘王神像,从而声威大震,名传四方。洪秀全和冯云山一见有了群众基础和威信,便在暗地里开始积极筹划举行起义。这时,洪秀全又写了《原道觉世训》,他在书中第一次提到社会的两大对立营垒——正善与邪恶,他大力号召天下兄弟姐妹共同打击邪神。他还在《太平天日》中编造了一个神话,说洪秀全在1837年生病时上过天,并且还见到了天父,天父上帝亲手交给他一把宝剑和一方大印,他是耶稣之弟,是“真命天子”,此次他受天父上帝之命下凡斩除邪恶,伸张大义,替天行道,开太平世界。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起义在思想、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时机渐趋成熟,拜上帝会这时已形成了以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人为领导核心的团体,他们精诚团结,准备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1850年七月,洪秀全下令各地会友务必于十一月四日前到金田村集结,到这年年底,他们的队伍已发展到两万多人。一天,洪秀全、冯云山二人正在花洲山人胡以晃家中密谋筹划举行起义,不料有人告密,官府得到了这一消息,立即派兵包围了洪秀全等人,杨秀清于是率众援救,双方展开了激战,最后起义军将敌人全部歼灭。这就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的“迎主之战”。接着,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又率领贵州兵向金田村发动猛攻,哪知太平军早有准备,其在金田村外围布置了大量伏兵,还把清兵必经的蔡村江木桥完全拆毁,彻底截断其退路。1851年1月,当伊克坦布率领官兵路经此地时,突然杀声四起,太平军从四面八方涌来,似神兵天降,官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晕头转向。伊克坦布一见大势不妙,正想逃跑,被太平军一下子围住,当场斩首。这样,太平军又取得了蔡村江大捷。这两次战役的胜利,大大增长了太平军的士气,太平军也更加壮大了。1851年一月十一日,正好是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拜上帝会全体会众正式在金田村宣布举行起义,定国号“太平天国”。从此,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始了。二、永安封王和定都天京金田村起义后,洪秀全随即颁布条令,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起义军众志成城,英勇顽强,所向披靡,进入桂平。清廷钦差大臣李星沅为了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把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湖北、福建调集的军队一万多人派往桂平,以广西提督向荣为前线指挥。面对清军的围攻,太平军英勇奋战,1851年2月,在排岭大败向荣所部。3月,太平军进入武宣县东乡扎营。在东乡,洪秀全登基称天王,同时任命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同主军务。五月,李星沅在武宣病死。清政府派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办军务,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为帮办,对太平军朝廷进行围攻。九月,太平军在平南宫村同清军的战斗中,击溃清军大部,取得空前胜利。随后,太平军乘胜前进,一举攻克永安州。这是太平天国金田村起义后占领的第一座城市。在永安,太平军进行了休整补充,并制定了各种制度。十二月,洪秀全颁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多时间,清军三万多人陆续开到永安,包围了州城。太平军因长期困守,城中粮、盐、弹药都很缺乏,便决定放弃这座城池,突围北上。1852年四月三日,洪秀全发令突围,太平军在突围中,使清军遭受重创,四个总兵全部丧命,乌兰泰也被杀得只剩数十名残兵,躲在深涧内才免一死。永安突围成功后,六月三日,太平军攻克全州,在全州战役中,

                        ,王船山的学说被人所发现,然后被重视的呢?朱汉民:这当然和曾国藩有关系。他一直印行王船山的书,然后又到处宣扬王船山的学说。整个湘军的儒将都读王船山的书。曾国藩能够很巧妙地把理学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而这个传统,应该也是从湖湘学术传统一脉传承下来的。朱汉民:湘军这些头目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们不是靠军功当上军队的指挥者,只是一些普通的儒生。而且,这批儒生中的大多数正好又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当时恰好是欧阳厚均这样一批儒生主持岳麓书院,他们在学院强调“有体有用”:一方面要有体,就是要明白儒家的道德、义理,对儒家价值观念要有一种信仰;另一方面又讲用,就是要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王鲁湘:岳麓书院的学风和湖湘学派关于儒家的理念,变成了湘军的军魂,因此,湘军其实是一支儒军。在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情操非常突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屈原和贾谊。以岳麓书院为大本营的湖湘学派人士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伊始便开始发扬光大。在此期间,岳麓山下更是人才辈出,如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兼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反袁护国运动领袖蔡锷、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教育家杨昌济等等。随着向现代化转型的湖南新政的实施,这个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先进人才的古老学府开始改制,1903年先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则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一直沿用至今。书院改为学堂以后,更有大批爱国志士,如唐才常、黄兴、陈天华以及邓中夏、蔡和森等来此求学。王鲁湘:这些人物都和岳麓书院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么?朱汉民:他们都是在岳麓书院改制成湖南大学期间涌现出来的,而他们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批重要历史人物,像梁启超、谭嗣同、唐才长,他们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像熊希龄、蔡鄂、陈天华,他们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批革命志士。再往下,就是一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像何叔衡、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王鲁湘:李达和何叔衡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蔡和森是最早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朱汉民:对。此外,油画里还有一些现代教育家、科学家,像胡庶华、周小舟,他们是湖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五、毛泽东与岳麓书院从岳麓书院走出的这一大批有识之士,无可非议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千年学府还深深地影响了另一位对中国命运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也曾来岳麓山游学,以后又数次在此寓居。王鲁湘:马继高先生撰过一幅对联,上联是“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下联是“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所谓“毛蔡风神”,毛显然是毛泽东,蔡就是蔡和森,对不对?朱汉民:对。王鲁湘:那么毛、蔡这两个人和岳麓书院有什么关系呢?朱汉民: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是湖南高等师范的教授,青年毛泽东就到岳麓书院来住了三次,在这里读书、学习,和蔡和森交往,一起讨论学问等。王鲁湘:毛泽东当时肯定在这里留住过。当时到蔡和森家的时候,肯定是经常找蔡和森在这里游玩或者共同讨论一些问题。他词里所写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回忆的大概就是这段生活。朱汉民:对,“看万山红遍”,说的就是岳麓山。王鲁湘:秋天的岳麓山。朱汉民:他们住在爱晚亭,在那露宿,还在这里搞了个农村调查。王鲁湘:可以说,毛泽东对岳麓书院的印象非常深。朱汉民:对。王鲁湘:他后来办抗日军政大学,办中共党校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那个蓝本,其实都是岳麓书院吧。比如在延安的时候,中共的一个思想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就是当年他和蔡和森讨论各种问题的时候,在岳麓书院里看到的。岳麓书院这块“实事求是”的匾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呢?实事求是匾朱汉民:是1917年,这里改成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时候。当时的校长叫宾步程,他就把“实事求是”作为当时的校训。“实事求是”本来是中国古代的治学格言,东汉的时候就有了。在清代的时候,讲究“实事求是之学”、“实学”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岳麓书院本身就有“实学”的这种传统,源远流长,而且曾国藩还专门解释过“实事求是”,说“实事求是”就是“格物致知”——就是要研究实事,从实事中间来求得天理。王鲁湘:后面那个“是”就是天理。后来毛泽东又把这作了新的解释,把“实事求是”的第一个“事”看成是我们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把后面的这个“是”解释成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后得到的那个真理。朱汉民:对。王鲁湘:他用这四个字,在延安开展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思想运动。朱汉民:所以,岳麓书院的办学传统和思想,确实对他的思想影响很深。王鲁湘:后来他又把它变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现在去任何一个党校,进门的时候,一定能看到“实事求是”四个字。朱汉民:对。王鲁湘:“实事求是”两边的对联好像是“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两个嵌头正好是“工业”二字。朱汉民:对,这是当时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校名。六、千年书院,薪火不绝教育为立国之本的认识,现在终于古今一同了,但在当初,对传统文化究竟如何取舍,人们是经过了一些摇摆和犹豫的。虽然,把“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等做法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看,有其时代的需要、局限和无奈,但是因分寸无法恰当把握,确曾伤及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例如,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典范岳麓书院所代表的爱国主义教育精神,经世致用的教育目的,不拘一格的教学方式等等,就在相当的程度上被社会和教育界所忽视了。学校办得像学店,知识待价而沽,学生疲于为做官、发财、谋生而读书,以至于忘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育人。朱汉民:光绪28年、29年,整个书院都变成了学堂。大概才过了20多年,就有人开始批评这个现象,批评者包括胡适、青年毛泽东,当然也包括那些新儒学的大师熊十力、梁漱溟、钱穆等。他们都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新式学校有它的弊端:只管教书,不管育人,把学校变成一个贩卖知识的场所。学生到学校来是买知识,老师在学校是卖知识,师生关系变成了买卖关系。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怀念古代的书院。古代的书院有一个根本性的精神,就是它很注重品德培育。书院不仅是传递知识的场所,更是冶炼人格、培养人格的地方。这是符合儒家的传统理念的。儒家认为,培养人是最根本的教育目的,而不是传递知识。岳麓书院作为历史遗产,其有形的遗产如房屋、建筑、碑刻、匾额等文物系统,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完全恢复了。但它更重要的内在文化遗产,如办学宗旨、人文精神、学术传统等,我们要怎样来继承、弘扬呢?如何把岳麓书院在历史上所形成的这样一套教育理念、教育模式纳入到现代大学的体制里,使之继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当前和以后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钓鱼城传奇公元1279年,在厓山海战中,南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投海自尽,南宋亡,忽必烈正式君临天下。此时,在中国西南边陲重庆山区里还有一个不过1.9平方公里的小城,城里的宋朝子民竟然还在坚持守抗蒙军的进攻。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弹丸小城抗击蒙军已有三十多年之久!姑且不说这场在世界军事史中最长的拉锯战是何等艰苦卓绝,只说当得知南宋大势已去后,守城的南宋军民的心情该是何等的纠结?是继续誓死守城,还是弃城投降?如果投降,这三十多年的防守岂不是成了一场徒劳?如果誓死不屈,那么整个山城中的十几万百姓势必将成为山城的陪葬品!没错,这个纠结在历史拐点的小城就是——重庆合川钓鱼古城!而这里所发生的抗蒙战事,也是一场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不朽传奇!一、铁城肇建13世纪初,强大而充满野心的草原民族蒙古族迅速崛起,他们打败金国,成为南宋王朝的头号劲敌。1236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四川地区成为双方角逐的一个主战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位于重庆山城北边的合川钓鱼城,因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被赋予了抗击蒙军的重要使命。合川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的汇合口,整个山城就屹立在离江面300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人们推测,钓鱼城分内城、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由石条垒成,一看便是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堡垒。依据文献记载,钓鱼城建成之后,当时合川地区的五个县城全部搬到山上躲避蒙军的侵袭。钓鱼城石刻城名王鲁湘:有没有文献详细记载当年建钓鱼城的时候有多少居民?刘智63:17万。王鲁湘:真正的军人有多少呢?刘智:军人大概就4000多,整个四川四路战区的军队加起来还不足五万。王鲁湘:这么多的人住在山上,这个天池的水完全靠天降雨吧,它不是泉水吧?刘智:不是泉水,是天降水,但它有好几十口自然的水井。王鲁湘:水井里的水是泉水?刘智:这几十口井都是宋井,用的是地下泉水。整个城的水源来自三个渠道,一个是天降水,就是天池;还有一个是掘出的水井;另外,它还控制了很大一段江面,所以可以在江边取水。护国寺里面有好多宋代的井,传说在井里放一只鸭子,可以到嘉陵江去捞,因为它们是通着的,井水一年四季都不干枯。王鲁湘:这个山上到处都有井,井水很清澈啊!袁东山64:水可以用于运输,还可以饮用,对人类太重要了。这个城的优势就是不缺水,而当山洪暴发或江水泛滥的时候,它又不怕水,因为它在山上。守城的这批人全部是南宋当地的居民,对环境有很好的适应性,所以在战争过程中蒙古人很吃亏。他们虽然有很强的骑兵和进攻力,但是没法用。钓鱼城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抗击蒙古军队,其实绝不是简单地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事实上,钓鱼城只是重庆地区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它所依托的是四川地区的“网状军防体系”。钓鱼城战图1236年,阳平关之战全面爆发,四川地区几近沦陷。1242年,四川安抚制置史兼重庆知府余玠受到朝廷重用,他试图力挽狂澜,此时,一个大胆而充满谋略的设想应运而生。他谋划要依托四川、重庆地区有利的山势、江河条件,建立一套山城防御体系,让蒙古军队的铁骑在此顿足!袁东山:当时,四川实际上是依托6条江,就是曲江、嘉陵江、涪江、沱江、绵江和长江,以及几十个小方山,把整个川陕战区的政府、军队全部集中到这些山上,以方山为点,以江为线,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形成了一个整体联动的巨大战区,这个战区的核心或指挥中心就是重庆。帅府遗址2010年,重庆市进行旧城改造,偶然地在市中心解放碑附近发现了一处古建筑遗址,它保留在地表上的部分还有10多米高,这个高台建筑就像天安门城楼的楼基一样,是夯土包砖。这上万块的包砖上都刻有“淳佑乙巳东窑城砖”、“西窑城砖”等字样。淳佑乙巳就是1245年,正是余玠指挥抗元战争最关键的时期。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发现,这儿就是余玠的帅府遗址。王鲁湘:整个山城防御体系的指挥中心就在这个地方?袁东山:对,就在渝中区濒临解放碑的旁边。王鲁湘:解放碑附近就是重庆市的一个原点或历史建筑起点,它被你们在无意中找到了。袁东山:这是老天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馈赠。当年余玠从毫无屏障的成都迁到了有江山之险的重庆,并将这里作为军事机要中心。在紧要关头,他招贤纳才,迅速摸清了当地的地理情况,创建了合理的山城防御体系。孙华65:这个防御体系的建立,第一步是定重庆为中心。定了重庆以后,余玠采纳了当时播州土司66的两个谋士冉璞、冉琎的意见。这两个谋士长期在四川活动。王鲁湘:对四川的情况很清楚。孙华:钓鱼城上面有庙,这个庙唐代就有了,在宋代的时候,贵州的田氏土司修过,所以,作为播州土司的谋士,冉璞、冉琎他们对这个庙的情况很熟悉,对钓鱼城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也非常了解。余玠上任以后,他要找人拿出光复四川四路的策略,于是筑了招贤馆,让有本事的人自动来报名,拿出他们的办法。这个时候,冉璞、冉琎去见余玠,在地上画了整个四川的地形图,然后提出了建立山城防御体系的策略,而这个策略的核心就在钓鱼城,所以要把钓鱼城建设成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这个以重庆为中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包括云顶平、白帝城等二十多个山城,其中钓鱼城是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它在未来的抗蒙战争中发挥了不可限量的作用。二、固若金汤钓鱼城磨盘遗址余玠所建的山城防御体系曾一度挫败蒙军,局部扭转了南宋军队节节退败的战局。但是,蒙古人统一世界的野心和训练有素的军事实力,令宋军只有一时的招架之力。很快,蒙军铁骑逾越四川凭借天险而建的军事防御系统!二十多个山城几乎全部弃城,只有钓鱼城的城门紧紧关闭,让骁勇善战的蒙军难以接近!王鲁湘:远远地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磨盘,这应该是个磨盘吧?上头应该还有一个大碾?袁东山:对。有一个大的石滚作为碾,它是用牲口拉着来碾粮食的。王鲁湘:用驴子?袁东山:应该是牛,一种黄牛,那里没有驴子。王鲁湘:这里无论作为衙署所在地,还是兵营所在地、老百姓所在地,总要吃粮食。所以从磨盘的规模来看,这里应该是个作坊,可能直接隶属于军营的后勤系统。袁东山:这不会是老百姓自己家里的,家里的不会有这么大。钓鱼城城楼遗址事实上,建造钓鱼城时,余玠不光只是考虑到了山城的军事功能,他还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坚不可摧的城墙围合成一个安全的军事、生活空间。城内设施齐全:有县衙门、兵工作坊、经济贸易中心,甚至还有佛教寺庙等建筑。王鲁湘:我这次在钓鱼城参观以后,改变了一个观念。我原以为这种山城防御体系只是一个一个的堡垒,顶多也就是个山寨,像土匪或土司的堡垒一样。结果到钓鱼城一看,它真是个城,上头什么都是全的。孙华:两宋之际的军事家陈规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将领在总结北宋和金朝的寿阳之战时说“城小而易守”,这个话是错的。城一小,尽管用比较少的军队就能进行防守,但城小了以后,调动军队也相对受到了束缚。另外,城小了以后,敌人更容易多面夹攻。王鲁湘:围成一个铁桶一样。孙华:对,很容易失去做机动反应的空间。所以综合看来,钓鱼城这个小城能抗击元军那么久,是非常不容易的。汩汩嘉陵江环绕钓鱼城,为这个小小的山城平添了无尽的秀美。如今走在城中,似乎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经历了最惨烈的战争。但是,来此凭吊的游客,可在城内看到一些冷兵器时代的抛石机——这是宋兵抵抗蒙军的重要武器。

                        好处的招抚,通过向百姓明示恩赦与剿杀之间的抉择,使一大批民众归顺了朝廷。孙承泽说,刘的治理如此出色,使这一地区变成了北京的西南屏障,使京师免受侵害。不幸的是,正当孙承泽把刘芳久作为楷模加以推崇之时,朝廷得到报告说,霸州的绿林劫掠过路行旅。南去的干线现在实际已被切断了,明朝末期京师因隔绝而陷入瘫痪的状态又将重演,朝廷担心与正在平定山东与天津的军队失去联系。或许就是因此,多尔衮对孙承泽的奏言才如此震怒:据启,刘芳久为西南半壁长城,理宜加衔;不思自义兵至京以来,霸州一带土寇纷纷,未见断绝,今三十日早间又闻彼处土贼甚多,正在发兵征剿。孙承泽此本,似属徇私,朝廷设立都察院科道等官,原为公论直言,如此任意徇情,何异明朝弊政。倘再循陋习,重罪不饶。该部知道。多尔衮决意采用更强硬的手段,支持更严厉的清剿政策。1644年9月17日,多尔衮颇有兴趣地阅读了都御史、四川人柳寅东的奏折。这份奏折说,清除威胁北京周围交通的盗寇如此之难,原因之一就是北京与天津之间茂密的丛林为盗寇提供了藏身之所。共同承担平定顺天地区的柳寅东、宋权和张容琪提供了一个耗力巨大的方案,就是把该地区大路与运河两旁所有的密林全部砍光。多尔衮批准了这一建议,并给当地民众三天时限去完成这一任务。如今北京至天津之间那几乎是光秃秃的平原,就是摄政王这一强硬决定的产物。对盗寇义军采取的强硬对策,部分地也是对1644年9月、10月间遍及中国北部的武装反叛浪潮的反应。忠明分子也乘机活动。面对天津地区、山东西部与河北南部再次出现的反清骚动,多尔衮决定在山西采取守势。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被他派去平定山西的吴惟华曾报告说,没有吴三桂或洪承畴的重兵支援,不可能从大顺军手中夺回太原。多尔衮对这一请求的对策是,去努力争取更多的山西前明军队投顺清廷。除了已经投降了的姜瓖之外,唐通也是山西的军阀分子,他的军队占据着这个省份的西北一隅,驻守于宝德。唐通曾经把大同拱手交给了李自成,并曾与起义军一道在山海关与吴三桂和清军大战。在李自成弃城西逃时,他意识到大顺的军队已经崩解离析,所以拒绝与李自成同去陕西,而是转军抢占了宝德。当多尔衮收到了吴惟华悲观的报告后,便致函唐通,欲以恩赦和官爵为条件,换取他的合作与反对大顺。这封信由高勋送达了唐通手中。唐通告诉高勋,他已经准备投降多尔衮,并愿为朝廷剿灭此地的盗贼。高勋随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朝廷。但高勋很快就明白了,这位军阀投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想利用朝廷的帮助以控制他自己的势力范围。1644年10月17日,高勋收到了唐通的塘报,大顺军余部正越过陕西府谷的边界进攻宝德要塞,唐通急需援助。高勋随即将这一事变上奏多尔衮,并要求加派一支七八千人的轻骑兵以为增援。很明显,山西的危机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是难以平定的。但出于北京的利益,多尔衮知道,他的军队在平定京城东南更为危险的局势之前,不可能对山西提供外援。

                        抵抗活动的再起

                        1644年6月,金砺平定了天津附近的一场起义;但到了10月份,起义在这里又爆发了。这时的提督军务、巡抚是雷兴。当忠明分子李联芳发动起义后,雷兴采取了残酷无情的镇压手段。但尽管李联芳不久就被追杀而死,起义却一直蔓延到天津东部的沿海地区,在“梨瓜张三”(即张承轩——译者)的领导下,声势日益浩大。首先派往这个“势如鼎沸”之地的一支正红旗军,全军覆没了。但雷兴随后又从保定引来了增援部队。这支“重兵”到达后,以武力控制了这一地区,逮捕了嫌疑犯,严刑拷问各支“贼党”的首领姓名。每当不幸的俘虏们(他们往往被刑讯致死)供出了一个“贼营”,就立即派军前往屠杀,掠走妇女与牲畜,无一幸免。雷兴的“平定”是如此的残酷,以致朝廷中的主张招抚者不由得又加强了活动。最后,天津的官员受命制止士兵的劫掠。至此,起义大致上被平定了。在更南的山东地区,最初已在乡绅领导下得以抚平了,但随后又爆发了抗清斗争。已经效力于北京的淄川名流孙之獬,在回到家乡时被农民起义军杀死。这些起义军洗劫了这个富庶的地区。当李自成的前部将赵应元攻占山东中部的青州并把降清者处以极刑之时,曾经促成孙之獬与其他重要乡绅归降的巡抚王鳌永,也被杀死了。新任巡抚方大猷(原文误为方大献——译者)发现,当清朝在衮州的统治风雨飘摇之际,即使是北京豪右领导的、由乡兵义勇精心组成的保安系统,在镇压地方起义时也同样软弱无能。当方巡抚率领乡军进攻结垒于嘉祥的运河附近的满家洞的反抗者时,他发现义军的堡垒是如此众多、如此坚固,以致在没有朝廷的援助时就无法扫平。而朝廷,至少在他看来,是忽略了他的请求。他抱怨说:“臣无饷、无兵、无马,屡请未下,力不从心。”当然,他又赶快向朝廷表明:“职虽手无一兵,亦勉力招募技勇,相与犄角,务伐狡谋。”但乡军是步兵而非骑兵;而任何人都知道,大部分“贼寇”害怕骑兵。因此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朝廷命令李化熙指挥的一支山东骑兵部队转头增援。这时李化熙是陕西总督,身在潼关。由于“擎天王”李文盛领导的2万满家洞起义军对附近的大运河构成了威胁,方大猷便向河道总督杨方兴求援。杨方兴立即得知了方大猷的报警,并明白方巡抚对危险的估计毫不夸张。他认为,威胁已如此严重,唯一可靠的办法是立即进“剿”,然后再加之以“抚”,实行赦免;朝廷对此已无须再加讨论了。根据自己的总督权力,杨方兴立即去向北直隶的守备军借调700名汉人骑兵。在等待骑兵到来的同时,他又派了探子去侦察满家洞的义军防务。杨方兴花了一个多星期征集士兵。10月10日左右,一支马步混合部队由沂县向北进发。沂城是驿道与运河之间的一个驻防城镇,处于杨方兴的管辖之下。在进军途中,他又从乡兵中得到了新的增援,这样,当到达满家洞并开始进攻起义军之时,他们已是一支很庞大的军队了。清兵装备了弓箭,用以对付起义军的长矛绰绰有余。方大猷是正确的:在帝国骑兵的冲击下,起义军四散溃逃,又被四周埋伏的部队逼回山上,在弓矢下死伤数千。有时,某些较大的团伙仍然在顽抗,但多数情况下起义军化整为零逃回各自的营中,所以官军不得不逐一清剿。起义军企图逃入深山,许多人确实也带着马匹粮草逃走了,但另一些人则在截击中被消灭。“擎天王”就是这样死的,他离洞后身中三箭而亡。还有些人向那些“集”(堡垒)中的某一个逃去。清军通过盘问乡约,发现了其中的两个,即大义集与合义集,并将之包围起来。杨方兴的军队一个接一个地加以扫荡,总共攻占了28个集,杀死了成千上万的起义士卒。那些交出了武器战马的投降者,据称是“改邪归正,各归旧业”了。大约还有万余起义军在其他地区活动,但是乡勇正在平定他们。到了11月21日,杨方兴令其部下停止焚烧村庄。与此同时,叛乱已蔓延到了中部与东部。在青州,忠明分子打出了弘光皇帝的旗帜。尽管李化熙不愿让其人马从与大顺军对抗的前线调回,但最后朝廷仍决定接受方大猷的建议,为之提供增援。1644年10月16日,和讬率领的一支精锐的满洲骑兵,和李永芳的儿子李率泰统领的汉军正蓝旗旗兵,受命从宁远驰援山东。在12月中,他们在青州进攻杨威和秦尚行,在高密进攻张舆,在章丘进攻丁维岳,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到了1645年2月,这些新的驻防军消灭或击溃了兖州北部的大部分起义军,迫使其转入地下,或越过省界进入了北直隶南部。北直隶南部一直被视为一个尚未平定的地区。该省的这一部分处于河南山东之间,几乎接近了黄河。从经济上看,它构成了两个相邻省份商业区的一部分,而不是河北的商业区的一部分。大名府坐落在黄河平原腹地,与那些忠明的、与南明有经常联系的河南义军营寨非常接近,与多次被大顺军占领的山东也相距不远。在1644年夏季,赵二良(他后来得到了河南义军首领苏子兴的支持)领导的一支忠明部队占领了大名;同年8月,在清军控制了这座城市以后,它仍遭到数千大顺军队的威胁,一度还被攻占。正如当时负责收复这一地区的清军将领所言,这里没有可靠的官员负责防务;没有战马与供给。所以,如果没有真定从北面支援,便无法镇抚民心以控制这一地区。北面真定府诸县处于犬牙交错、群山重叠的太行山区,在清人征服的第一年夏秋时节,这里的“民心”相当动荡不安。赞皇、井陉、获鹿和灵寿等县镇的官员报告说,“奸宄顽凶”,啸聚山头,抢走牲畜,掠走妇女,杀害行人,还不时攻打县府。井陉——由此可经固关抵达太原——在8月3日,千名官军进剿山区后,恢复了安全。然而到了9月4日,探马便向保定的兵备道署报告说,百姓声称看到大顺残部和“流贼”越过山西省界,正在通过真定地区。这些报告很快得到了证实,一位由姓刘的军官所指挥的2000名大顺义军正屯驻于真定。显然,保定的巡抚没有给井陉县官以必要的警告(平山等山区的许多乡绅已在此寻求避难了),因为9月21日,当一支声称是固关官军的部队叩门求进时,知县便打开了城门。这支部队来到县衙之前,突然拿下了县令,并杀死了县吏和一个游击。原来,他们就是来自真定的大顺军队。如今他们不仅控制了真定,而且也控制了固关与井陉县府。在得知了北京与山西省会的干线已被义军占据之后不到两周,朝廷又收到消息说,山东的义军已同河南忠明武装领袖苏自兴联为一体了。自封为将军的王鼎铉率领所谓的“大元军”已攻占了内黄,席卷顺德、广平和大名,势如燎原之火。如今,河北西部与南部都成了危险地区,显然已是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候了。多尔衮任命王文奎(原作沈文奎,误——译者)为全面负责戡乱的保定巡抚。在一开始,王文奎就明确表示不同意“招抚”政策,即招诱起义军投降并给予赦免和奖赏的政策。1644年11月,他呼吁“剿抚”,并争辩说,西部与南部的形势已变得如此不可收拾,以致当地县官完全落入了“贼寇”的控制之中(这些“贼寇”许多已被赦免过)。这些县官是如此地软弱与恐惧,以致不敢派人到保定求援。只有对这种“暴匪”实行坚定不移的暴力镇压政策,才能重新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否则的话,“暴匪”将继续控制着乡村。刘余祐是只杀首恶、安顿胁从的“能抚”政策的倡导者,他反对王文奎的主张。12月3日,他向多尔衮呈上了一件充满指责之语和谄媚之词的奏折。他指责一些官员“谬承上眷”;而他自己则“矢捐顶趾,酬报天恩”,正为平定问题与同僚“朝夕密议”。最重要的是不能惊慌失措。至今,河北中部正在得到平定,大名的法纪与秩序正在一乡一乡地得到恢复。固然,真定的一部分被起义军占领了;但情况并不如某些人谎报的那么绝望。轻率地命令地方官变招抚为剿灭,只能使更多的良民转而支持起义军,这正中其下怀;而良民在被逼之下将尽成“贼党”。唯一明智的而且在过去卓有成效的政策是,对大小起义首领晓以福祸,“令其解散归业”;他并不否认,对某些暴徒来说,劫盗就是其唯一的职业。对这种怙恶不悛者加以诛除是完全必要的;但还有许多名为叛党的人仍有自新的可能,能够重作良民安居乐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社会升平打下基础。刘余祐说局势正在改善,反对惊惶失措,这无疑是对的。但实际采取的措施,却是“剿”、“抚”并用,软硬兼施。例如,王文奎便主动采用软化政策,说降了本地“贼党”首领赵崇阳。赵崇阳给了王文奎巨大的帮助,使他得以缉获或斩杀了其他土匪头目,找到武器的藏所,扫灭了罪在不赦者,并使其他人还乡重操良民旧业。另一方面,真正的政治性的起义军则被严厉镇压。两名保定人赵建英和钱楼,立了一位皇帝,并任命了一批“伪”官。他们遭到了镇压,并连同其下属均被无情地剿灭了。然而,真定的战略意义决定了它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由于这里的起义军控制着固关,派去收复赞黄的士兵就被命令在整个这一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剿灭的战役。其指挥官于成龙(原书误为丁成龙——译者)确实招抚了几个义军首领。但可以相信,控制这些零落分散的山村的唯一长远之策,就是对敌人实行严厉打击,并沿主要道路设置墙障关卡,检查过往行人。然而,官军只能在白天控制大路。时人赵恒夫有诗曰:“百里长墙拦贼马,绿林昨日绕官衙”。真定一直是一个动荡不定的地区。在后来的许多年中,这里还不断出现镇压山中义军的军事活动。在该省偏远的南部,主要采取的也是强硬的镇压政策。总兵王景、给事中邱茂华征集了一支军队。然后,他们扩大了赦免范围;但他们仍然得到了剿灭的命令,一大批人遭到了杀戮。这个地区惨遭破坏——“所过之地,目击市舍焚毁、遗民无几。”当军队经过大名之后,大部分地区的民舍化为废墟了。王景的军队进行了决定性的打击,持有“天定”印玺与旗帜的刘守分等起义将领被处死。然而,苏自兴等许多起义者,却逃到了河南,等待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但是不久,河北的南部与西部诸府重新落入了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开封与太原间的交通线也重新被打通了。更重要的是,由于山东与北直隶在1644年11—12月间已暂时平定,因而政府得到了机会,可以集中兵力对西安的李自成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了。

                        李自成的最后失败

                        多尔衮计划用三支不同的军队进攻大顺。北路由阿济格统领,辅之以吴三桂和尚可喜部,通过宁武关直扑西安;同时,在南部,多铎派其一部渡过黄河,进攻许定国,辅之以孔有德和耿仲明部从河南进袭陕西潼关;在中路,叶臣与石廷柱率军出山西以保护其余两路。叶臣的满蒙部队来自多铎的军队,其装备不佳。最大的困难是军马补充没有保障,对此只能寄希望于从明军营防中获取。然而,营防中的马匹已被大顺军带走了,因此,清骑兵部队中只有半数的人有马骑。无疑,蒙古爱松古部的骑兵是一支令人胆寒的力量,这已被黄河河畔的平阳的那场屠杀所证明了。但是,叶臣之部真正的军事优长,是由张存仁这样的神炮手指挥的汉旗炮队,这对弥补马匹的短缺绰绰有余。从叶臣对这次战役的追述中可知,满汉军队在从固关到太原的进军途中,只遇到了轻微的抵抗。各县镇望风而降。当他的军队抵达太原后,葡萄牙大炮立刻把陈永福及其人马轰出了这个省会。与固关太原之间的一马平川相比,通过大片山地沿汾河追击掉头逃亡的大顺军队,就没那么容易了。这个任务交给了石廷柱,他和巴哈那一道,沿汾河清剿由汾州到平阳的地区,斩首4000多人,获战马约1000匹。三位大顺军将领(包括康元勋)及3000多士兵俯首归降。正如山西巡抚马国柱的简明奏报所述:我军遇贼于汾州,斩二千余级,获马千余匹;复追至青龙、永宁、黄河一带,贼仓皇投河,溺死者无算,又获马五百余匹,进至平阳,贼弃城遁走。1645年1月3日,多尔衮收到了叶臣的一份详尽的报告,叙述了清军自从越过直隶与山西之界后的战绩。总共平定了9个府、27个州、141个县;署置官吏,安辑流民。而且,在固山额真叶臣的军队到达之前,整个汉中府就已送来一份降书,卑辞纳款。此外,还有大批官员纷纷投入新朝怀抱,正如朝廷所希望的那样。沿途招降故明翰林朱之俊,员外郎董直愚、主事胡全才。指挥李升、游击黑有德。及从贼故明兵部尚书张缙彦、知县李若星,副将董学礼、康元勋、惠应召,参将马元,游击

                        年之前,他为自己吃饱肚子已是竭尽全力,根本没钱给别人买礼物。但是,现在他却突然要给女孩选购礼物了。原定预算为十块钱左右,可一旦找起来却感到很难。首先,伸夫根本不知道村井麻子想要什么样的东西。而且,自己的装束别人一看就知道是高中生,所以更不好意思在礼品柜台前转来转去,担心会被店员看穿是想给“她”买礼物。如果再被学校男生看见的话,肯定会说他是个“软派家伙”。老在一处转悠未免反常,犹豫了半个小时之后,他终于下决心买了个手工花篮上带日历的摆件。虽然价格稍稍超过预算,但估计日历会在村井麻子自家的书桌上摆一年时间。“是送人的吧?要绑丝带吗?”伸夫听到询问点了点头,店员便在包装盒上绑了红丝带。怎么动作那么慢呢?快点儿不行吗?伸夫望着女店员的手万分焦急。礼物终于包好递来,他接过去就逃跑似的离开了柜台。他在其他柜台前转悠了片刻,到三点钟时来到富贵堂门前。天空从近午时分飘起小雪,现在越下越大,从电车下来的人都低着头竖起大衣领。商店玻璃门前站着很多人,一看便知跟伸夫同样是在等人。由于此时是圣诞节前一天星期六的下午,所以其中年轻人居多,但也几乎都是二十多岁。虽然也有貌似高中生的,却都是三五成群,没有人像伸夫这样独自等候。环视周围片刻,伸夫转身背对大街望着橱窗,各色新书在玻璃窗内闪闪发亮。只要放松自如地观赏书刊,应该不会太像在等人的样子。伸夫就这样望着橱窗里面走了个来回,这时村井麻子在人群当中出现了。她可能是在马路对面的车站下车,绿灯亮时就跟行人一起走过马路。身材娇小的村井麻子夹在大人们中间,时隐时现地朝这边走来。真的能跟村井麻子会面了——伸夫确认之后又把视线转向橱窗。虽说不是什么故作姿态,但伸夫想在见面那一瞬之前让村井麻子发现自己。伸夫把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在背部,眼睛继续望着橱窗。旁边突然有人轻推伸夫的手臂,由于靠近入口,所以他以为是顾客。可抬头一看,却是村井麻子。“原来是你!吓我一跳!”伸夫刚才以为村井麻子会拍他后背,只见她微笑着点了点头。“等了好久?”“没,走吧!”伸夫立刻离开店门口,先自向变成绿灯的路口走去。说老实话,伸夫跟村井麻子见面后并没有下一步打算,只需把礼物交给对方就达到今天的目的了。过了路口就是刚才买礼物的百货店,前方是大通公园。夏季期间公园里树木郁郁葱葱,长凳上坐满了游客。而现在却被白雪覆盖,人影寥寥。伸夫先走到大通大街,然后才跟村井麻子并排朝望得见西山的方向走去。“果然下雪啦!”天气预报说星期六下午开始下雪。“你很忙吗?”“出门时‘科罗’要跟我走,撵它回去费了些时间。”科罗是村井麻子家喂养的小柴狗。伸夫的手插在大衣袋里握着礼物,心中考虑着交给村井麻子的时机和要说的道白。“雪挺大呀!”马路对面亮着灯,看样子是咖啡馆。伸夫从未独自进去过,即使现在鼓起勇气进去,跟村井麻子两人恐怕也坐不安稳。“冷吗?”“不冷啊!”村井麻子摇了摇头。确实如此,下雪的天空被厚厚的云层遮盖,地面反倒暖和一些。但是,雪花落在村井麻子的头顶和大衣肩头,并纷纷扬扬地飘向脚下的小路。“这个……”榆树的光秃树枝伸展在雪道上方,走过树下时伸夫从衣袋里掏出了小纸盒。“这是给你的圣诞节礼物。”村井麻子立刻停下脚步,惊讶地仰望伸夫。“我可以收下吗?”伸夫点了点头,村井麻子就戴着白毛线手套接过小纸盒,并双手捧着走了一段路。“我太高兴了!圣诞节收到礼物这是第一次哦!”伸夫也是第一次给女孩送礼物。“我现在看可以吗?”“过后再看吧!”让村井麻子当面看自己送的礼物,伸夫有些难为情。伸夫生气似的说完,村井麻子就点了点头。大雪依然飘飘洒洒。雪中行让伸夫产生了错觉,恍若两人完全被飞雪罩在其中。在大雪纷飞中无人能看到自己的身影,也不会有人来打扰。雪帘仿佛是为将两人与世隔绝从天而降。“冷吗?”“不冷啊!”伸夫问了同样的问题,村井麻子作出了同样的回答。就这样走下去会到哪儿呢?两人会面时总是只管走路,如果有地方休息就好了,可眼下是冬季,连可坐的长凳都没有。“该回去了吧?”伸夫一开口,立刻对自己的问话惊诧不已。难得村井麻子顺从地跟到这里,自己怎么会这样冷漠?可是,他此时又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语。他之所以会问麻子“该回去了吧”,是因为不忍心拉着她在雪中漫无目标地走路。“前面就快到八丁目站了。”“高村君呢?”“我暂时……”“要去中井同学家吧?”中井洋子家的晚会从六点钟开始,倒是还有些时间,但伸夫无法忍受自己只会在雪中走路。“明白啦!那我就此告辞了。”“我送你去车站吧!”“不用了。我一个人能回去。”村井麻子停下脚步再次仰望伸夫。“真心感谢你送我礼物。”村井麻子直视着伸夫,雪花向她的脸庞飘落,在额头和睫毛上化为水珠。“再见!”村井麻子轻轻点头,伸夫不知该怎样应答,呆呆地站在雪地当中。五在向村井麻子赠送圣诞节礼物之后,伸夫去参加了中井洋子家的圣诞晚会。他在度过欢乐时光的同时也感到不安,担心自己会渐渐地变成软派。在男女同校之前,伸夫觉得自己忠实遵守“质实刚健”的校训,是一名脚踏实地的高中生。虽然他并不属于拉拉队和运动部等硬派团队,但心中依然向往“硬汉”。虽然他沉湎于看黄书和自慰行为,但在现实当中并没有接近女人去鬼混的念头。然而,在男女同校之后,只要去了学校,身边就会有很多女性。无论是否感兴趣,都必须跟女性接触和交谈。在这种环境当中,硬汉和质实刚健就都褪色殆尽了。这些全是男女同校导致的结果。不过,伸夫无意反对男女同校制度本身。在男女同校的高中里偶尔会发生异性间的不正当交往和怀孕风波,此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就会发声批评,将那些事件归咎于允许年轻男女相互接近的男女同校制度。即使并没有那么严重,可就连轻微的风纪混乱和礼仪缺失的问题也都归咎于男女同校制度。每当听到或在杂志上看到这种意见,伸夫都会心生不快。他们往往只是抓住负面现象,却忽视了男女同校带来的正面效应。例如,由于施行了男女同校制度,校园的清洁度确实今非昔比,课堂上和课间休息时的气氛也变得平稳和谐。在以前的纯男生时期,男生们总是一味地紧绷神经,对女性也是一本正经,而现在都已经能轻松自如地跟女性交谈了。他们学习也更加努力,而且通过相互交流更深地了解了对方。最可喜的是,他们认识到女性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与男人没有太大的差异。在男女同校之后,或许风纪问题确实有所增加,但正面效应也应该完全可以弥补。如果现在对男女同校进行问卷调查的话,高中生中会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表示赞成。事实上,没有男女同校的高中生也都向往于此,而且事到如今伸夫他们也不想再返回男子高中了。这与在女生中有没有人气毫无关联。坦白地说,伸夫现在已无法想象只有男生的学校,那种高中只能给人一种纯粹由乌鸦聚集而成的沉闷印象。大人们对男女同校吹毛求疵,是不是因为他们没能享受到那种乐趣而心怀嫉妒呢?不过,伸夫虽然作出了这样的推测,但不可否认,他在心底角落里还是向往男子高中。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想法只是在独自一人时忽然掠过脑际。我做这种事情妥当吗?给女孩赠送礼物、去女生家参加圣诞节晚会,这样做是不是过于轻浮了呢?男人是不是应该更加定力十足和坚韧不拔呢?心中突然涌起硬派的情感,伸夫又觉得男子高中生那乌鸦般的黑色群体顿时变成了坚定勇敢的硬汉群体。特别是在进行棒球和篮球等对外比赛时,那种情感就愈加深厚。在男女同校的高中里,当运动场看台上响起男生“某某君,加油”的呐喊声时,其中理所当然地也夹杂着女声。与此相对,在男子高中的看台上,就只有“坚持、坚持”的号子声和男生们声嘶力竭的呐喊声了。听着那种呐喊声,既觉得男子高中的学生挺可怜,又觉得虽然没有女孩参与却仍在奋斗的他们才像硬汉,性格特别豪爽。男子高中的学生们当然也会注意到这方面的现象,当女生的尖叫声太强时就会起哄地喊“三垒,别娘娘腔哟”“软派游击手要投可怕的地滚球啦”,有的选手就会因此而接球失误。不可否认,出现这种失误就是因为男生对花哨的女生拉拉队很难为情。与选手们相同,伸夫他们也会因为借女孩拉拉队之力赢球而心怀愧疚。他们会感到有人在对他们说“比赛是纯爷们儿之间的事,要靠真本事赢球”。这种愧疚感还会在走路和乘电车时忽然涌上伸夫的心头。己方有女生参与,而对手却只有男生,因此腰杆自然挺不起来。虽然并非有人盯着自己,可还是会像做错了事似的缩在角落里。伸夫这种对男子高中的向往,也许跟从小学时代一直接受男孩式教育不无关联。“男女七岁不同席”的古训已在大脑中扎根,再加上以前学校就是因为拥有清一色的男生而成为名校,所以不能不说他对此怀有一种乡愁。虽说事到如今伸夫并不愿意恢复到只有男生的高中,但偶尔也会心生不安,担心学校和自己都会很快失去男子汉气概。当然,尽管如此,要是问到“男子汉气概”是什么的话,伸夫也未必能够说得清楚。他虽然也能想到“坚韧不拔”“英勇顽强”这类词语,但要想描绘出具体的形象却很不容易,顶多也就是“不对女孩黏黏糊糊”这种模糊概念。“不过,我可不是对女孩黏黏糊糊那种人哦!”伸夫自我安慰以求宽心。同班同学当中有些家伙只要有空就凑到女生身旁,呶呶不休地说些无聊的事情。从这一点来看,虽说他去参加了女生家的圣诞节晚会,但还有其他伙伴,而且只不过是应邀赴约而已。但他仍有一点担心,就是给村井麻子送过礼物。幸亏这件事还无人知晓。从表面上看,伸夫既说不上是硬派,但也说不上是软派。不过,今后还会脚步不停地走向软派的预感却在他心中卷起漩涡。这一点确切无疑。他虽然现在轻蔑软派那帮人,但在心底却也有向往的成分。他虽然对硬派也是同样的心情,但现在却对软派兴趣更大。他之所以害怕自己变成软派,认为自己不可以那样,无疑就是因为倾向软派的意念过强。在现阶段能够止住脚步吗?还是会被一鼓作气地拖入软派群体呢?他虽然知道这取决于自己的定力,但又预感到只要稍有机遇就会立即崩溃。“你可要坚定啊!”伸夫口中嘟囔着,同时对心中潜藏的另一个自己感到了几分恐惧。六北国的漫长寒假结束,在第三学期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五,伸夫收到了一封信。当然,虽说是信,其实只是在稿纸上端潦草地写着:“明天,星期六,放学后我在图书室等你。时任纯子。”伸夫看完信后朝斜前方纯子的座位瞅了一眼,却不见她的身影。时任纯子在某个圈子内被称为天才少女画家,她的作品曾入选北海道画展和女画家展,常常外出旅行写生或参加相关活动。再加上据说肺部有病,所以她常常早退或请假。因为上午确实看到过她,所以她可能是在午休时间把信放进伸夫桌斗后就早退了。但虽说如此,伸夫以前跟纯子只是站在走廊里说过两次话。第一次是在夏初,还是在通向图书室的走廊里相遇时,伸夫谈起了前一天的课外活动,说的是因为老师只对纯子一个人迟到早退采取宽容态度,所以同学们对此表示了不满,提意见说“至少早退时应该向老师请示批准”。由于那次活动是伸夫担任主持人,所以虽然感到这个角色不好当,但他还是坦率地向纯子转达了同学们的意见。纯子一声不吭地聆听,然后双眼直视伸夫。“我明白啦!你要说的只是这件事吗?”“希望你不要误解,我并不是想埋怨你,只是觉得你以前的做法有点儿不妥而已。”“好吧!那下次我休息时就请假呗!”“我倒不是想叫你休息,只是想向你转达一下同学们的意见。”“谢谢你的忠告。”伸夫原先并不想转达这件事情,只是因为偶然在走廊上相遇,看到纯子故作姿态地走过来,就突然想说出来。不可否认,在他这个念头的背后也有对纯子的反感,因为她平时总是以天才画家自居,做事任性随意。另一次是在物理考试的第二天放学之后。在考试中,时间才过了一半,纯子就第一个交了卷。后来大家都十分惊讶地议论:缺了那么多课还这么早交卷,真不愧是秀才!“你心眼儿好坏哦!”伸夫一时搞不懂纯子为什么这样说。纯子瞪着大眼睛直视着他。“昨天考试,我明明不会,你还不告诉我呀!”由于物理是选修科目,昨天纯子偶然坐在了伸夫旁边,可伸夫并不知道她不会做题。“你是不想让我看见,所以才那样把胳膊肘撑起来的吧?”“可你不是第一个交卷的吗?”“可我交的是白卷呀!这都怪你哦!”纯子如此讹赖确实令伸夫不堪忍受。“我前一天晚上必须完成一部画稿,哪儿能顾得上复习嘛!”“既然画画儿那么重要,你去美术学校不是更好吗?”伸夫见纯子把一切都归罪于他人,就愤怒地向她反问。“原来你就是这样的人啊!”纯子只说了这一句就快步扬长而去。伸夫与纯子单独交谈仅此两次,而且两次都不愉快。从那以后,伸夫就一直躲避纯子,而纯子也无视伸夫的存在。就是这个纯子,今天给他的课桌里塞进一封约会邀请信。“这是真的吗?”伸夫感到难以置信,再次看看那封信,上面写着纯子独特的圆润字体,稿纸一端印有她姐姐——诗人时任兰子的名字。她为什么给我这种东西?是艺术家常有的心血来潮,还是讽刺?如果是真的,她或许是想把自己叫去横加指责。不过,自己也不妨好好听听那个任性女人说些什么。望着那封信,伸夫产生了另一种好奇心。说老实话,伸夫以前跟纯子交谈时总像是处在下风。可能是因为他把对方看成天才画家,刚一见面就萎缩了。不过,这次可是对方提出了见面要求。既然是对方主动邀约,自己完全可以落落大方地赴约。第二天放学之后,伸夫按照信上所指,从主楼经过连廊去了图书室。寒假刚刚结束的图书室里空空荡荡,只有两个学生在书架前浏览,但也是很快就离开了。室内只剩伸夫一个人了,于是他开始翻阅摆在角落里的杂志。又过了几分钟,伸夫感到身后有人就转身一看,只见纯子走近前来。她身向前倾压低脚步声,就跟上课早退时悄悄溜出教室时的姿势一样。“抱歉!等了好久?”听到她的第一句话,伸夫觉得不可思议:纯子此时的语调与以前不同,含有几分亲切感。“找个地方吧?”“找个地方?”“去咖啡馆吧?”伸夫以前别说去咖啡馆了,就连咖啡都没喝过。在那个时代,普通家庭连买粮钱都凑不够,能享受喝咖啡那种优雅气氛的人极为有限。何况高中生带伙伴去咖啡馆,那更是绝无仅有。“四丁目不是有家‘米蕾特’吗?去那儿怎么样?”伸夫从来没去过,所以即使问他“怎么样”也是一无所知,而且衣袋里只有很少的零钱。“这太突然了……”“不要紧,我很熟。”伸夫没再说什么,穿上大衣就出了门。整个上午都还晴朗的天空不知何时开始飘雪,寒气似乎也因此而有所缓和。伸夫穿着藏蓝色的旧短大衣,而纯子则身穿鲜红色的大衣、头戴贝雷帽。路上行人频频回头看她,其中还有人认识她,低声说出她的名字。在这样的目光中,跟在纯子身后的伸夫既感到很难为情,又感到自己高贵了许多。“虽然给你写了信,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纯子边走边说,伸夫在她身后拉开半步跟着。“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是讨厌我吗?”“不……”伸夫刚开口又沉默不语了。此前他确实在躲避纯子并无视她的存在,可那是针对任性随意的纯子,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温顺的纯子。“你到底还是喜欢麻子同学那样温顺的人吧?”村井麻子的名字突然出现令伸夫深感意外,而纯子却依然双手插兜满不在乎。“那个人真有女人味儿啊

                        这些长着世故的眼睛、一身肌肉梆硬的农场小伙子,扭摆着身体,还打着响指。赫斯顿唱着歌来伴舞。两个小女孩骑着自行车路过,她们睁大了眼睛看着这些跳舞的女人。其中一个留着怪异发式的女人问小女孩能不能借一下车子。后来又有一个也提出了要求。她们沿中央大街骑着车子,根本不管风如何吹动她们的印花长裙或者用力蹬踏板时胸脯如何显得鼓胀。一个在下坡时把脚架到了车把上。另一个骑在车把上,布鲁德则在她身后骑在车座上。还有一个穿着世上最短的粉色短裤,两臂抱在胸前,坐在一条板凳上。她那样子像是喝醉了。她们都喝醉了吗?小伙子们都笑着。安娜和凯特端着盘子走到索恩花园的边上。“哪一个?”安娜悄声问。“那边那个,”凯特说,“就是那个穿着破布的。”“那是件露背背心。”安娜说。“露背背心?依我看像是运动背心。”“她就是跟K.D.厮混的那个?”“对。”“我认识那个。她来过我店里。另外那两个是谁?”“我闹不清。”“瞧。比莉·狄利亚过去了。”“自然啦。”“噢,得了,凯特。别管比莉了。”她们用勺子把土豆色拉放进嘴里。在她们身后,爱丽丝·普立安走过来,边走嘴里还边咕哝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嘿,爱丽丝大婶。”凯特喊了一声。“你们长这么大可见过这样的场面?我打赌你们没法在这整群人中看到一个乳罩。”爱丽丝在风中按住帽顶,“你们干吗都笑啊?我看不出这里边有丝毫可笑之处。”“没有,当然没有。”凯特说。“这可是婚礼,记得吗?”“你说得对,爱丽丝大婶。我说过你没错。”“你们怎么会喜欢有人在你们的婚礼上跳这种恶心的舞呢?”爱丽丝明亮的黑眼睛端详着安娜的头发。凯特表示同意地点着头,同时紧抿起嘴唇,微笑再休想挤出来。安娜在这位严厉的牧师太太面前竭力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心想:亲爱的耶稣,我要是嫁给理查德,绝不会在这镇子里待上一小时。“我要去叫牧师来亲自制止这个。”爱丽丝说,随后便坚定地朝索恩家走去。安娜和凯特等了很久才放声笑出来。安娜心想,不说别的,女修道院的女人们挽救了这一天。没有什么比别人的罪孽更能用来消遣了。年轻人错了。是她皱起的眉头。说到这个,理查德到底跑到哪儿去了?理查德·米斯纳跪在地上,为他的火气和处置不当而气恼。他经惯了坎坷,善于应对不和,却无法缓解他当前的愤怒及看似的根源。他热爱上帝到了痛苦的地步,尽管这同一种爱有时使他大声笑出来。他深深地尊重他的同事。他们几世纪来恪尽职守。布道,呼喊,舞蹈,歌唱,吸收,争论,劝说,请求,命令。在一片发动了反对他们和他们群体的无休止战争的土地上,他们的热情像熔岩一样,要么燃烧,要么积郁。一场目标或奖赏都不光彩的胆怯的战争;一场靠胜利者的怯懦和谎言才得以维持的无原则的战争。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印刷品中,他和他的兄弟们始终是喜剧的核心,是那柄假刀选定的后背。他们遭到死囚的咒骂,还受到皮条客的嘲弄,甚至像守财奴似的抱怨教堂的捐款盘。不过,经过这一切,即使圣灵似乎正在溜走,只要必要,他们会用牙咬住不放;只要需要,他们会用双手死死攥住。他们奉上圣灵,送到等着遭诅咒的房子里,到白人教众跑光了的教堂里,到有被子的帐篷里,到深谷和空地上的原木堆里,在唯恐律法看到、只靠月光照明的斗室中低声祷念它。在树后和茅屋中为它祈祷,他们的声音在狂吼的大风中益发勇敢无畏。从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到店面,从朝圣的洗礼教徒到废弃的电影院;穿着锃亮的皮鞋或破旧的靴子,坐进残破的汽车或林肯大陆轿车,吃得丰盛或营养不良,他们都要让他们的灯火低低地摇动,或像流星般闪亮,把岁月的黑暗穿透。他们把白人的唾沫从黑孩子的脸上抹掉,把陌生人藏起来不让武装分子和警察抓走,传递起救生的信息比报纸还快、比收音机还好。他们在病床上留意着眼睛和嘴巴里的死亡气息。他们在引导孕育着生命的女儿走向婚礼之前,把哭泣的母亲的头按在他们的肩头。他们为被铁链拴在一起的囚犯落泪,与地方行政官讲理。激起全体教众的尖叫。欣喜若狂。坚信不移。你难道不知道,死就是生;你难道不知道,每一条生命都是神圣的;你难道不知道,都在他的目光里。尽管他们被邪恶的景象震惊,可还是熟悉它那嘴脸。然而,真正的奇迹在于上帝的仁慈所采取的惊人的外形和实质:受迫害时的福音;人们被禁止参与竞争的巧胜;那些不让靴子践踏在自己身上的人们——那些使约伯(《圣经》人物,历经磨难仍坚信上帝,故英语中有“即使以约伯的耐心也无法忍受”的俗语。)的耐心看起来像不安的人们的凛然正义。满目破败时依旧优美。理查德·米斯纳深知这一切。不过,无论他的知识和尊严多么完整无缺,此时他内心的震颤都是控制不住的。普立安用手指捅开了一层薄膜,里面包着对复仇的强烈饥渴,一种他需要理解以获得缓解的饥渴。时代终于对他产生影响了吗?在马丁·路德·金遇害之后升起的孤凄,潮涌似的缓缓爬上来的孤凄,如今正在冲刷着他吗?或者,是眼巴巴地看着一个讨厌的总统迟到的降尊纡贵造成的灾难吗?是那漫长、不明智的战争侵染了他吗?表现得如同一种蛰伏的病毒刚刚苏醒,如今却又要残破地收场吗?和他同在高中橄榄球队的所有人都死在战争中了。十一个魁梧的小伙子啊。他们都是他佩服的人,他向往像他们那样。他现在是不是笑话他们无益的死亡?那是这刚刚冒出头的对暴力的饥渴的根源吗?或者,是鲁比的原因吗?是有关这座镇子、这些人的什么事激怒了他?他们与其他居民区的人只在两处地方有所不同:美丽和隔绝。他们人人都很俊美,有些人更是英俊超群。除去三四个人以外,他们的肤色都黑得像煤,身材健美,眼神让人琢磨不透。所有的人对外界都保持着一种冷冰冰的怀疑态度。在其他方面,他们则和一切小型黑人居民区的人相似:自我保护,热爱上帝,节俭但不吝啬。他们既储蓄也消费;喜欢把钱存在银行,也喜欢好东西。他刚来的时候,以为他们的弱点很普通,他们的不和很正常。他们为邻居的成就感到欣喜,欢笑着嘲弄懒惰和松懈。或者说过去如此吧。如今呢,似乎他们原先对陌生人冰冷的谨慎,越来越经常地用在彼此之间了。这是他的贡献吗?他不得不承认,没有他在这里,也许不会有争论,不会有画出的那个拳头,不会有关于大炉灶上磨掉的文字的吵嚷。不会有对他召集十几个年轻人开的会议的警告。当然也不会有商人间公开的敌对,更不消说身体上的对抗了。而且绝对不会有逃跑的人。不会有喝酒的事。米斯纳即使看到了他在镇子解体中的作用,仍然不满意。为什么这样顽固、这样恶毒地反对在黑人事务中维护权利,扩展作用呢?在所有人当中,他们最懂得纯粹意志的必要性,勇气和忠贞获得的奖励。在所有人当中,他们最理解被扭曲的权力的机制。是吧?他们一次又一次毫无挑动意味地从他们的故事包里掏出先辈的事,他们祖辈和曾祖辈的事,他们父亲和母亲的事。危险的对峙,机灵的躲闪。忍耐性、智慧、技巧和力量的证明。交好运和遭凌辱的故事。可是为什么没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可讲呢?对于他们自己的事,他们闭口不谈。没什么可说的,继续向前。仿佛往昔的英勇事迹已经足够让他们依靠着走进将来。仿佛,他们想要的是复制品而不是孩子。米斯纳跪在那儿希望能求得答案。他的问题清单并没有扩展。因此他仍做着他做惯了的事情:恳求他在他晚些时候满心激动地出席婚礼招待会时,陪伴着自己。有了他的陪伴,他的怒气平息了。他离开教区牧师住所踏上中央大街时,能够听到他的陪伴者的轻微呼吸声,但没有一句忠告或安慰的话。他正走过哈珀药房时,看到大炉灶近旁聚集了一群人。从人群中爆出一声加大油门的引擎吼叫声,同时冲出一辆凯迪拉克。转眼之间,汽车掠过他身边,他在乘车人当中认出了两个是女修道院的妇女。等他走到摩根家的院子里,那群人已经散了。喝糖水的孩子正跌跌绊绊地和斯图亚特的牧羊犬赛跑。大炉灶那儿没人了。他迈进索恩和迪克宅子的那一刻,当即看出人们个个都喜气洋洋。米努斯走上前来拥抱他。普立安、阿诺德和迪克打断了他们的深谈,同他握手。加里两口子在唱二重唱,背后是一支合唱队。因此,看到杰夫·弗利特伍德与几个星期前他拔枪相向的人——刚刚完成婚礼的新郎,一起开怀大笑,他毫不吃惊。只有新娘看上去有点别别扭扭的。凯迪拉克车里的沉默并非尴尬。车里的人谁也没有对那些穿西服套装的男人有过高期望,所以她们被迫离开那地方时,并不感到意外。“把自行车还给这些小女孩。”一个人说。“离开这儿吧。”另一个说,满嘴嚼着烟。曾经笑着给她们加油的小伙子们一语不发地遵从命令走开了。只有一个七英尺高的人看了一眼,摇了下头。她们对这样解散都没有生气——也许有轻微的流露,但并不明显。开车的女人从未见过一个压着怒气不发作的男人。坐在前排乘客座上的人认为,她那令人生厌的性感形象大概刺激别人把她想到歪道上去了。第三个人真的很是开心了一番,她坐在后座上心想,虽说她知道生气是什么样子,却不知道生气会有什么感受。她一向遵命行事,所以当那男人说“还给这些小女孩”时,她面带微笑地还了自行车。第四个乘客对遭到驱逐倒是心怀感激。这是她到女修道院的第二天,也是没和任何人开口讲话的第三天,除去今天一个叫比莉什么的姑娘过来站到她身边的时候。“你没事吧?”她身穿一件贝粉色长裙,头上没戴显眼的帽子,而是插着一朵小黄玫瑰,“帕拉斯?你没事吧?”她点了点头,克制着不要发抖。“你在那边会很安全的,不过我会过去看看你是不是需要什么,好吧?”“好的。”帕拉斯低声说,随后又道了声“谢谢”。就是这样。她微微张开嘴唇,说了两个字,没有流进黑水来。她仍然感到彻骨的寒冷,但黑暗的潮水已经退去了。就这一时吧。当然,在夜间又会回来的,她也会重新泡进里边——尽量不去想是什么东西在脖颈下面游动。她注意的是水面,以及舔着水边的手电筒光,然后便越过黑色的闪光向远处潜去。希望,希望在下面触到她的东西是乖乖的小金鱼,就像她五岁时父亲买给她的那样。要么是色彩艳丽的热带虹鳝,天使鱼。可千万别是鳄鱼或蛇。这是一座湖,可不是什么沼泽地或者圣地亚哥动物园的水族馆。漂过这片水,耳语比他们的呼唤更近。“这儿,小姑娘,这儿,小姑娘。小猫,小猫,小猫”,听着很远;可是,“把手电筒给我,不要脸。那是她吧,让她去吧,说不定会淹死呢,没法子”,这些话溜进了她耳后的皮肤。帕拉斯瞪着车窗外那么平稳的天空,那么毫无特色的景色,几乎觉不出自己是在一辆行驶着的汽车里。吉姬嚼着的泡泡糖气味和她喷出的香烟味混在一起,令人作呕。“这儿,小姑娘。这儿。”帕拉斯以前曾听过这样的叫法。那是很久以前她度过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在自动扶梯上。上个圣诞节。话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说的,此时她能够在脑海中回想起的细节比初次见那女人时更多了。她头顶的头发用一个红色的塑料发夹夹起,原先应该是向后梳的蓬松的小发束,或者,如果再长上两三英寸,就会是发卷。事实上两者都不是,只是由小女孩用的发夹扣住的一束头发。另有两个发卡,一个黄色,一个氖紫色,把两股指头粗的发丝束在两边的太阳穴处。她黑黑的光滑面孔颇值得夸耀,两颊上圆饼干大的猩红色胭脂完全是见所未见的,品红色的唇膏弯弯地勾到嘴唇之外,黑色眉笔描出的眉梢指向颧骨。她佩戴的其他饰品都是炫目又叮当作响的:白色塑料耳环,铜手镯,喉部的彩色珠子,以及许多别的来自她随身携带的袋子的东西,那是两个BOAC手提袋和一个香烟盒形状的金属丝编织袋。她身上穿着白色的纯棉露背背心和红色小短裙。她那双短腿上套的长筒袜是肉桂色的,让人觉得和黑人妇女的腿很匹配。她穿着高跟鞋跑动起来真是一道景观。她胳膊内侧的皮肤和小而坚实的腹部暗示她大概四十岁,但说她是五十或二十岁也未尝不可。她在上升的自动扶梯上跳的舞,她那摆动的臀部、摇晃的头部,让人想起过去时代灯光黯淡的双人房间里的慢步,而不是一九七四年的电子音乐舞步。她可以在世界各地给牙齿镶金:牙买加的金斯敦,密西西比州的克里斯蒂安隘口,亚的斯亚贝巴或者华沙。令人晕眩的金光成了她微笑时的特征,给人一种严肃的印象,而这正和她的服饰给人的印象相反。大多数人的目光都从她身上移开——低头看着脚下移动的金属楼梯,或者打量着把百货公司点缀得五彩缤纷的圣诞节装饰。加利福尼亚的圣诞节本来就是一年中的一大乐事,而这一次看得出更是非比寻常。天空灿烂,热气翻卷着人造雪,堆积到绿金两色和粉银两色的花环上。帕拉斯手里提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勉强没有在向下移动的扶梯上滑倒。她不明白这个搽胭脂、镶金牙的女人何以让自己如此神魂颠倒。她们完全是两路人。帕拉斯耳垂上吊着的是十八克拉的钻石耳环,脚上的靴子是手工制作的,牛仔裤是名牌,皮带上的咬扣是制作精细的银饰。帕拉斯有点惊慌地磕磕绊绊下了自动扶梯,她奔向大门,门外卡洛斯在等她。那个反叛的女人唱歌般的声音伴随着充满商店的圣诞颂歌传出来:“这个小姑娘。想要小姑娘,小姑娘啊。”“玛——维——斯!”玛维斯不愿看她。吉姬总是要丑化她的名字,把声音拖长,就像她那黏糊糊的泡泡糖扯成的一根丝。“你就不能一小时超过十英里吗?好人!”“这辆车该换新的风扇皮带了。我不会超过四十英里的。”玛维斯说。“十。四十。简直像走路了。”吉姬叹着气说。“也许我该在这儿把车停下,让你看看走路是什么样子。愿意我这么做吗?”“别拿我寻开心了。把我拉到那个懒汉那儿……你刚才看到那家伙了吗,西尼(“西尼卡”的昵称。)?米努斯。就是和我们在一起时吐了自己一身的那个人。”西尼卡点点头。“不过,他没说什么有意思的话。”“他也没阻拦他们。”吉姬说,“吐了那么多,我把那脏东西擦净了。”“康妮说他可以留下来的。我们都参与了清洁工作,”玛维斯说,“不止你一个。而且没人拖着你。你不一定非去不可。”“他有震颤性谵妄症,会高声叫嚷的。”“关上你那边的窗户,行吗,玛维斯?”西尼卡说。“后座那儿风太大吗?”“她又发抖了。我想她觉得冷。”“现在是三十二度呢!她到底怎么了?”吉姬瞥了一眼那发抖的姑娘。“我要不要把车停下来?”玛维斯问道,“她可能又要吐了。”“不,别停车。我来搂住她好了。”西尼卡把帕拉斯搂在怀里,抚摩着她起了鸡皮疙瘩的双臂,“也许她晕车了。我原以为这次婚庆活动会给她提提神呢。看来反倒更糟了。”“那座该死的蠢镇子让谁都作呕。我没法相信那就是他们所说的婚庆活动。高声叫嚷的竟然是圣歌!”吉姬大笑着。“那是婚礼集会,不是迪斯科舞会。”玛维斯擦着脖子上的汗珠,“再说,你只是想再见见你那可爱的小伙子。”“那个傻瓜?”“对。就是他。”玛维斯笑着答道,“如今他结了婚,你想要他回来。”“要是我想要他回来,就能让他回来。我想要的是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你已经这么说了四年了——对吧,西尼?”吉姬张开嘴,但没有说话。是四年吗?她觉得是两年。但至少有两年是用来与那讨厌鬼K.D.厮混了。她让他和自己保持那么长时间的关系,是因为他许诺过要赚够钱把她带走吗?要不就是有别的承诺让她待在那儿?就像树木要在冷水附近滋长。“是啊,唉,我现在算是讲现实了。”她告诉玛维斯,而且

                        方等各种计算。康熙的比例规增加了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计算。(3)康熙角尺。尺上镌刻有“康熙御制”四个字。(4)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制,是清宫造办处监制的康熙学习几何学的教具。(5)绘图仪。质地有银、木、漆、鲨鱼皮等,每套六至二十余件不等。盒内装有比例规、半圆仪、分厘尺、数尺、圆规、鸭嘴笔等,为适用野外作业,有的还配有刀子、剪子、铅笔、火镰、放大镜、黑板、画棒等。这类仪器是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依照西洋绘图仪制作的,用于野外绘图。(6)御制简平、地平合璧仪。它是集简平仪、地平仪、罗盘、象限仪、矩度为一体的多功能测量仪器,携带方便,具有适合野外作业的特点。它分六层,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自白晋、孔诚以后,又陆续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来到清宫。他们的最大成绩,是促使康熙创建了被他们称为“中国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验气图说》、《仪象志》、《赤道南北星图》、《穷理学》、《坤舆图说》等被一一翻译过来,有的已经译成汉文的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理》前六卷,康熙又命人译成满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西方科学家还使康熙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这一伟大创举。这里,人们不禁会问,既然三百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18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了呢?看看当时在康熙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巴多明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从巴黎来到中国并进入宫廷,他在参与中国地理大测绘的同时,把对中国官场的观察也一一记录下来寄回法国,收入《耶稣传教士书简集》。比如在谈到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时,他说:“他们观察天象的条件简陋。在钦天监工作一生的人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当上钦天监的高级职位,如果监正本人很富有,又爱好科学,他就自己花工夫去搞研究,如果他想对他的前任工作精益求精,增加观察或对工作方式做些改革,他马上会在钦天监中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原状,他们会说,何必自讨苦吃,多惹麻烦呢,稍有差错就会扣罚一两年的俸禄,这不是做了劳而无功反而自己饿死的事吗?毫无疑问,这是钦天监阻碍人们使用望远镜去发现视线达不到的东西和使用摆锤精确计算时间的原因。”在这种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是皇帝个人这一因素也每况愈下,康熙朝以后,皇帝们对科学一个比一个缺乏兴趣,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已经使中国人的科学思维停留在朴素状态,凝固化了,这就是中国科技文明在这个时代无法快速发展的原因。三、康熙皇帝成功之谜康熙帝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把大清帝国建成了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有、文化最繁荣、国力最强盛的大帝国。那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约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他本人成为秦始皇以来少有的好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他为什么能取得上述巨大成功呢?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一生好学不倦过人的功业,必须要有过人的思想;而过人的思想,必须要有过人的学习。一生好学不倦是康熙开创大业的秘密之一。康熙八岁丧父,十岁又丧母,两年之间,父母双亡,无疑是人生幼年最大的不幸,然而人生常是这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既使人痛苦,也使人奋进,幼年的不幸,激励了康熙奋发学习、自立自强的精神。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孝庄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向汉族师傅学习儒家文化。康熙的勇武和奋进,受到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营养;他后来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可以说,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先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髙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好学帝王,他五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他继位后,更是勤奋学习,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他喜爱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劲头,更是令人动容,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晋著《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以下记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他不喜欢娇生惯养和游手好闲,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问题。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查看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他就十分高兴。康熙就是这样勤奋学习,善于学习,活学活用,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位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学习型皇帝。2.对臣民仁爱宽宥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他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正是他一生为人、行政的显著特点。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免除钱粮达五百四十五次之多,银一亿五千万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有一次康熙到塞外视察,发现一个人僵卧在路旁,他亲自询问,知道这个人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在回家路上,因为饥饿,躺下起不来了。康熙立即下令给他喂热粥,等王四海苏醒后,又将他带到行宫,给他盘缠,送他回家。康熙仁政的又一个特点是实行宽刑政策。康熙二十二年(1683),全国秋决(处死刑)的犯人尚不足四十人。康熙仁政的第三个措施是惩办贪官,表彰清官。清官是康熙帝的一面旗帜,当时最著名的清官于成龙,有个绰号叫“于青菜”,就是因为他虽贵为封疆大吏,却常年不吃肉,只吃青菜。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今斋石)人,先任广西罗城县知县,当时已经四十五岁,罗城县位于万山之中,历经战乱,没有城郭,遍地荒草,县衙是茅屋三间,居民仅有六百家。于成龙到任后,鼓励耕种,设养济院,宽免徭役,兴建学宫,县境大治,史书说他“居罗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前往赴任时,百姓倾城出动,痛哭号泣相送,有一位瞎子,不肯离去,于成龙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回答说:“我想您路上盘缠不够,我会算卦,可以沿途赚点钱,以备不足之用。”于成龙很感动,就把他留下来。后来途中钱果然花光了,于成龙多亏瞎子赚些算命钱才补充路费到了合州。在合州,有政绩,又迁黄风。黄风社会治安很乱,他装成乞丐,深入罪犯巢穴,日夜杂处,探明实情,一举端掉贼窝。后来又升为福建布政使。当时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军中有掠良民子女为奴的现象,于成龙集资赎出被掠妇女放还。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他勤奉俭约,每天就是粗米、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于是称他为“于青菜”。他死后,将军、都统、官吏、友人到他家中一看,家里只有竹筐里粗糙纺织品制作的一身袍子和床头几罐食盐、豆豉而已。为追悼于成龙,市民罢市,聚哭致哀。百姓家挂他的画像祭祀。康熙曾说:“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3.勤慎理政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勤”,二是“慎”。康熙一生勤政。他认为“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万历帝和天启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万历二十几年不上朝,导致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四员,大学士病请假,内阁大门白天紧闭,尚书虚悬,无人理事,中枢机构瘫痪。天启帝也一样,整天不理朝政,却迷恋上了木工活,刀凿斧锯,玩得津津有味。这样没有责任感的皇帝执政,国家如何不衰败?康熙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勤政理事,每天都要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即听政,最初主要在乾清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六部九卿等官员,会议都有记录,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之外,无论严寒酷暑,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总要反复调查,慎重决策,下面以治河为例。康熙四十五年(1706)治河,康熙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调查、辩论、验证等,从正月初十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请看他治河决策的全过程:第一,重视治河。康熙亲政后将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以日日提醒。第二,寻根溯源。比如治理永定河,他巡视北京通州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十四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治河大成。第四,御前辩论。每一治河方案,都要在御前辩论,即让不同意见的双方各申己见,互相驳难。第五,集思广益。争论的双方各有各的理由,没有达成共识时,康熙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第六,会议裁决。康熙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便在九卿会议上裁决。第七,实践验证。方案定了之后,在执行过程中,康熙还要数次派人去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意见孰对孰错。第八,改正错误。若发现方案错了,便马上进行改正。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康熙是一位治政十分严谨的明君。4.严格教育子孙康熙对子孙的教育特别认真,也特别严格。康熙对皇子的教育,第一为成龙,第二为襄(助)政,第三为领兵,第四为务学,第五为书画。由此,康熙帝为皇子皇孙制定了严格的教育制度。据《养吉斋丛录》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学习时间,“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休假日,“惟元旦免直入,除夕饭前一日巳刻,准散直”。即是说,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学生的假日可谓多矣。康熙亲自为皇子们选定师傅,皇子老师中的汉人老师,都是一代名儒,主要教授儒家经典,满人师傅称谙达,内谙达教授满文和蒙古文,外谙达教授弓箭骑射技艺。康熙对子孙的教育,除了上学,还包括言传身教,让子孙参加祭祀、打猎、巡幸、出征等。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患病,便命皇太子代理政事,康熙帝病愈后,又命皇太子协助处理一般政务和旗务,对其他皇子常委以重任,既对其加强锻炼,又对其进行考察。康熙对各皇子还注重因材施教。法国科学家白晋写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说,康熙亲自给皇三子胤祉讲解几何学,并培养其科学才能。后又让胤祉等向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学习律历知识。后来胤祉成为康熙朝的一位杰出学者,主持纂修了《律历渊源》、《古今图书集成》等。康熙教育子孙,是他为君之道中的重要内容。康熙的继承者雍正、乾隆都很杰出,康熙的皇子中,没有不学无术的庸人,也没有胡作非为的纨绔。他们都有一定素养,一技之长。【点评】康熙的父辈本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华夏江山,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年轻轻的一个孩子,按常理坐享其成就够了。但是,胸怀大志的少年天子,好学不倦,勤于国事,革旧图新,重整山河,开创出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历史将永远仰望这位英明的圣主、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第六章承上启下的改革型皇帝雍正康熙帝驾崩后,四十五岁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即位,年号“雍正”,就是雍亲王得位正,为君正的意思。然而有趣的是,自从雍正继位,到现在近三百年间,史学界乃至民间对胤禛得位是否正当的问题,从来没有停止过议论和争论,似乎成了一个永远的疑案。一、雍正继位之谜关于雍正的继位,有三种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1.遗诏继位说持此说者提出了三种根据:(1)雍正受到父皇康熙的信任,曾派他到天坛代行祭天大典,说明康熙临终前有意让雍亲王继承皇位。(2)有康熙遗诏为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康熙病重,召皇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等七位阿哥和尚书隆科多到御榻前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3)有《康熙遗诏》为证。《康熙遗诏》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遗诏上写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2.改诏篡位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1)胤禛虽在康熙眼中印象不错,让他代为天坛祭天,但不能证明康熙有意、有遗诏让他继位。(2)康熙在临终当天的遗诏是假的,因为这么重要的决定,既然将继位大事告诉七位阿哥和隆科多,为什么不向当事人——继位者胤禛宣谕?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宣遗诏之事是无中生有,是雍正继位后编造的。(3)《清圣袓仁皇帝实录》又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四子胤禛曾三次闻召到康熙床边问安,但这三次召见,康熙都没告诉他继承皇位,这岂不是怪事?于是有的学者认为,这反倒证明康熙并没有遗诏向七位皇子宣布由胤禛继位这件事。(4)康熙崩逝之后,为什么由隆科多一个人单独向胤禛宣布皇四子继位的遗诏?而宣布康熙遗诏时王公大臣和其他兄弟都不在场?这也使有的学者认为,康熙遗诏是假的。(5)康熙崩逝的噩耗传出后,京城九门关闭六天,诸王非传令不得进人大内,这又使人产生“雍正政变”的疑问。(6)《康熙遗诏》自然在康熙去世前已经定稿并经康熙审定,按理应在康熙十三日死后立即当众宣布,为什么十六日才公布?显然这段记载有伪造的嫌疑。(7)经过清史专家研究,《康熙遗诏》是参照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谕诏加以修改而成的。(8)雍正继位后杀年羹尧、隆科多以及对诸多兄弟或杀害、或监禁,似有“杀人灭口”之嫌。在上述改诏继位诸说中,主要是篡位说,认为雍正篡夺了他的同胞皇十四弟允禵的位。其理由是:(1)康熙意中的继位者是十四子允禵,派他做抚远大将军,就是让他立军功,掌军权,树威信,以备接班。(2)康熙刚死,就传出雍正党人将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篡改为“传位于四子”的说法。说是康熙临终前发了一道诏谕,叫远在西宁的抚远大将军、十四子允禵紧急回京继位,却被步军统领隆科多捏在手里不发,改作“传位于四子”。此传闻,不是史实,因为,如果康熙帝真有“传位于四子”的遗诏,那么:其一,当时繁体字的“于”写作“於”,“十”字很难改成“於”字。其二,当时作为称呼的规范是“皇某子”,“于”与“四”之间隔了一个“皇”字,根本无法改。其三,满文为清朝的国书,如此重要的遗诏应同时以满、汉两种文字

                        的王城规划平面图徐金星:有了中轴线之后,皇宫就要建在中轴线上,所谓建中立极,突出皇宫的权威。王鲁湘:最主要的那些标志性建筑也都应该建在这条中轴线上。徐金星:洛阳城的中轴线从皇宫向南走,它的两边就是衙署,然后是居民从两边慢慢地散布开来。它之所以规划成这样子,无疑是受了等级观念和礼仪观念的影响。五、洛阳伽蓝北魏建国初年,统治十分严酷,至孝文帝时,王朝的内部矛盾以及与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缓解矛盾,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际,大力推行其汉化政策,同时又大力提倡佛教,将其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让民众澄心净虑,礼佛修行。完成迁都之后,他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龙门开窟造像,使这里成为“敷导民俗”、“助王政之禁律”的佛教圣地,也使佛教在北魏的洛阳达到了空前的昌盛。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雕凿开始于北魏,直至北宋,前后共经历了400多年。虽然最大最著名的奉先寺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但是要论开凿时间最早、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当属北魏时期的古阳洞。古阳洞内景王振国51: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洞窟就是古阳洞,它是利用一座天然溶洞开凿的。王鲁湘:过去是个天然溶洞?王振国:这个山体主要是石灰岩。石灰岩溶于水,所以形成了天然溶洞,而石窟就是在此基础上扩大而成的。正中的主尊就是释迦牟尼,我们看释迦牟尼的面像非常瘦,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有道教徒在这活动,道教徒把这个洞占了以后,开始叫它古阳洞,并把释迦牟尼按照太上老君像的形态改塑了。古阳洞那几个字是清代的人刻的。王鲁湘:这是北魏的精华洞窟啊,你看这些浮雕也很有意思。这种飞天浮雕,像剪纸一样,简直能飞起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龙门石窟遭到了严重的劫掠。特别是古阳洞,洞内几乎所有的龛像都被破坏,大量的佛头、佛身甚至是整块的佛龛都被盗卖到了国外,这给后世研究北魏石窟佛像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宾阳中洞内景幸运的是,另一座北魏年间开凿的石窟——宾阳中洞却逃过了这次劫难。这里佛像的容貌、衣着,带有明显的中原特征,可见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实行了彻底的汉化政策,连神明的容貌都皈依了中原。王鲁湘:宾阳洞包括南洞、中洞和北洞,它里面的佛像与大同云冈石窟的佛像相比,有很大的区别?王振国:有很大的区别。像这个主像释迦牟尼佛,他的服饰就具有南朝特色,褒衣博带,脸形秀骨清像,和云冈石窟已经不一样了。王鲁湘:这个菩萨,我们从侧面看,鼻子和眉毛这些地方还有点云冈石窟的感觉,鼻梁很高、很直,但是主佛的鼻子已经很像中原人了。永宁寺塔复原图作为北魏皇族崇信的国教,佛教不仅在龙门创建了一片圣地,国都洛阳,更是成为了佛的天堂。当时洛阳城中的寺庙达到了惊人的1300多座,城中宝塔林立,到处晨钟暮鼓,而在这些佛塔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高达130多米的永宁寺塔。徐金星:北魏是少数民族,到洛阳之后,他们实行彻底的汉化改革。王公贵族都崇拜佛教,在这种气氛下,它就修了一个非常宏伟壮观的寺院——永宁寺。这个寺院中间是一个塔,四方形,九层,高136.71米,相当于45层楼房,真是空前绝后。王鲁湘:加上它是木结构的,所以就更了不起了。当年这座惊世骇俗的摩天宝塔,矗立在北魏巨大的洛阳城中,无疑成为了洛阳城甚至是北魏的象征。然而这个登峰造极的奇迹,命运却犹如天外流星,在闪过一道眩目的光芒之后,便永不再现,空留下一片废址残基,让后人去捡拾当年的传奇。永宁寺塔遗址王鲁湘:这个方土台应该就是永宁寺塔的塔基吧。它的高度离地表有多高?十米左右有吗?徐金星:第一层是两米二,第三层应该有十米左右吧。王鲁湘:当年是130多米高,应该能高入云表了。徐金星:而且它四周还有铁锁链垂下来,四角都垂着铃铛。据记载,那个大的铃铛像一个石瓮子,非常大。王鲁湘:风一吹,声音可以传到几十里之外。徐金星:夜深人静的时候叮当叮当地响,确实有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王鲁湘:从建造到完成,好像是花了三年时间,然后只存在了15年时间。徐金星:十五六年吧。王鲁湘:然后一场雷击,就毁灭了。中国古代很多的木结构建筑,其实都毁于雷击。徐金星:是的。它是在某年的二月毁掉的。二月打雷本来是不多的,但是那一年二月偏偏打雷,还下着雨,下着雪。《洛阳伽蓝记》对这次大火烧塔记载得非常详细,而且非常震动人心。书上说当时从第八层燃起,很快形成漫天大火,皇帝派来一千名羽林军来解救,却无济于事。王鲁湘:当时的消防条件不可能救得了这么高的楼的火。徐金星:“合城百姓,咸来观火”,整个洛阳城的百姓都来围观。有三个老和尚当场投火而死,悲哭之声,震动洛阳。在当时来说,它就是洛阳城的标志,它被大火焚烧了,从皇家到百姓,都会感到是一种巨大事变的预兆。王鲁湘:是一个心理暗示。徐金星:当时的国人认为,这个塔被烧毁以后,北魏就要亡了。确实,过了不久,北魏就亡了。然后又过了好长时间,人们说在东海中间看到了这个塔。徐金星:北魏这个民族在汉魏故城42年。它到洛阳之后就彻底汉化了。其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还保留自己的文化,还要跟汉族有些区隔,他是彻底汉化,说汉话,改成汉姓,穿汉族的衣服,和汉族妇女通婚。王鲁湘:最有意思的是所有的贵族都改籍,改成洛阳籍。徐金星:对,改成洛阳籍,死了必须埋在洛阳,埋在邙山上,不许迁回老家去。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追溯自家历史的时候,说是黄帝之后。黄帝的一个儿子分到北边去了,姓拓跋,拓跋就是土,土就是黄色,我们本来就是中原的,所以要彻底汉化。中华民族以汉民族为主,这与洛阳的中心地位和民族大融合是有密切关系的。王鲁湘:我们今天从一个汉魏故城引申出这么多历史文化的话题,所以还是回到司马光的那两句诗:“若问天下兴亡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骊宫长恨歌“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位于骊山北麓的华清宫,由于有着天然的温泉,自古就是君王眷顾的福地,让无数帝王不惜工本在此修建离宫,颐养性情。然而,这里也一向被正直的史家贬为不安分的地方。为博褒姒一笑,周幽王不惜在此烽火戏诸侯,葬送了有着四百多年国祚的西周。而唐玄宗李隆基如果不是在这里爱上了自己的儿媳杨玉环,或许也不至于断送了盛世大唐。不同的潇洒帝王、不一样的如花美眷,却都躲不过相同命运的纠缠。于是,有了白居易那首荡回肠气的《长恨歌》,也有了洪升那部千回百转的《长生殿》。而故事里那位艳若桃花的女主人公,也终究逃不过红颜祸水的历史轮回。一、发现华清宫今天的华清宫,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佳人不在,但每年仍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来此“爱情朝圣”。人们品评着这个被无数帝王千百次宠幸的离宫别苑,缅怀着那位绝色的“祸国”女人,也慨叹着帝王家上演的那一段凄美而又无奈的千古传奇。王鲁湘:当年您带队对华清池进行发掘是哪一年?骆希哲52:1982年。当时有一个新建的旅游项目,要在华清池温泉水源的前面修一座贵妃亭。处理亭子地基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遗址,然后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认为这可能是唐代的华清池。华清宫长生殿王鲁湘:其实文献记载也好,白居易的诗也好,民间的传说也好,都认为这个地方是唐玄宗和杨贵妃“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所在地,但是,宫殿的具体遗址一直也没有发现。骆希哲:是的,遗址都掩埋在地下。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曾经在骊山做过一些考古调查,但有计划地发掘是从1982年开始的。华清池温泉取水器复原图1982年4月,以骆希哲为首的考古队在一次偶然的挖掘中意外挖出了一些类似古代建筑的残垣断壁和水垢斑驳的墨玉石板。从清理出来的结构看,像是古人洗澡专用的池子。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考古挖掘开始了。当大量的方砖、排水管道和莲花瓦当陆续出土,庞大的建筑群全貌逐渐显山露水之后,专家肯定地指出,这里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的上演之地:唐代华清宫遗址。骆希哲:这次发掘历时十多年,成果比较显著。我们在清理温泉水源时,发现了大量仰韶时代的陶片。有当时的取水器破了以后留下的残片;有小的像骨针一样的骨箅,是先民们束发髻用的佩饰;还有陶环,也是一种装饰物;还有一种陶锉,搓皮肤用的。王鲁湘:搓澡用的。这种东西在别的地方也发现过,但年代没这么早,这是用陶做的。骆希哲:还有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还发现了大型的陶管道,管道两头伸出来的部分是用来分水的。王鲁湘:就像我们现在的三接头。骆希哲:对,起三接头的功能,由主管道向两边分水。王鲁湘:陶管道断代大概到什么时候?骆希哲:断代到周。再往前,七十年代考古学界在距离华清宫以北一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姜寨遗址。王鲁湘:姜寨遗址是仰韶文化时代的聚落遗址,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半坡遗址,这说明骊山一带在五六千年以前就是人类聚居的一个中心区。骆希哲:对,而且六千多年前的姜寨先民就是在这里洗温泉沐浴的,所以中国的沐浴史也可以提前到六千多年前。继仰韶文化层之后,考古人员又相继在此发现了商周文化层和秦汉文化层。出土的大量文物记述了历代帝王对骊山温泉的眷顾:周幽王于此设立离宫,建烽火台;秦始皇在此“砌石起宇”,修建汤池;西汉、北魏、北周、隋朝的帝王都曾在此留下各自的痕迹;而盛唐遗址的发现,是华清宫最繁盛时期的见证。骆希哲: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断定,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发生在骊山顶上。秦始皇在这里砌石洗浴,名“骊山汤”。我们在这儿发现了秦汉时期的木门,经过脱水处理,保存得很好,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好的木门。但后来考虑到要把唐华清宫的遗址展现出来,所以对以前的遗址进行了回填保护。王鲁湘:等于秦在唐的下面,唐叠压着它。我们重点要展现唐的,所以把它们叠压在下面了。骆希哲:对,因为唐代遗址保存的比较完整,可视性也比较强。秦汉到唐还有一千多年时间,这一千多年里也有建筑遗存,比如北魏时期,相当于现在陕西省省长的邕州刺史元苌就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温泉颂》,碑石就保存在华清池,是我们国家130块禁拓名碑之一,文学性和艺术性都非常高。隋代也在这里修过骊宫,但是最有名、规模最大的还是唐代的华清宫。王鲁湘:实际上,骊山是一个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活动非常频繁的地区,而且几千年没有间断过。骆希哲:骊山是一个浓缩了中华民族六千年文明史的地方。二、唐太宗《温泉铭》唐华清宫是骊山温泉史上最辉煌、最骄傲的杰作。其规模气势恢宏,内部结构独具匠心。从1982年到1995年,考古队员先后在这里发现了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等九个汤池。这些汤池共同拥有同一个水源,温泉从源头流出,首先流入唐太宗的星辰汤,继而向南流入玄宗的莲花汤,在莲花汤的紧西北毗邻而设的便是著名的贵妃池海棠汤。接着由东向西依次为太子汤,供六部官员沐浴的尚食汤,以及为梨园弟子沐浴而建的宜春汤。众多汤池各具特色,典雅脱俗。王鲁湘:唐太宗星辰汤的平面形状有点像北斗七星,一边是圆形的,如勺状,然后再拐为直的,相当于斗柄。骆希哲:他把这个汤池命名为星辰汤,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希望政通人和,上应天象。但这个池子到唐玄宗时就废弃了。它的面积很大,长有36米,蓄满水相当于一个小型水库。所以这里的水就通过排水道向北一直通到昭应县城,供城里的百官使用,取意皇恩浩荡。王鲁湘:“皇恩雨露深”嘛,人人都可以均沾一点。华清宫的温泉令太宗心旷神怡。开心之余,他模仿王羲之的笔法,在御碑亭挥笔写下了著名的《温泉铭》:“朕以忧劳积虑,风疾屡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原来李世民多年的风湿病,正是在骊山泡温泉治愈的,所以他以帝王之尊颂扬骊山温泉,而《温泉铭》也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以行书入碑的先河。唐太宗《温泉铭》骆希哲:唐太宗因为常年征战,可能染上了所谓的风湿病或关节炎一类的疾病。他为了治病,就利用温泉来沐浴,相当于现在的理疗。现在临潼温泉周围还有很多疗养院,就是仿效先民的行为。唐太宗在这里沐浴的时候,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铭文,叫《温泉铭》。王鲁湘:据说现在的铭文是从法国引进回来的。骆希哲:原碑不知什么原因找不到了。后来有人在法国博物馆里看到拓片,是伯希和53从敦煌带过去的。我们把这个拓片复印回来,刻了一个复制碑,保存在华清池,从这块碑上仍然可以看到王羲之草书的遗风。王鲁湘:据说他还把《兰亭序》拿去陪葬,就在昭陵里头。《温泉铭》里有几个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首先,他身为皇帝,到这个地方来游冶,洗温泉的时候,也担心臣下和老百姓会对他有所议论,觉得这种生活好像有一点腐败的意思,所以他要为洗温泉做一个辩解或合理性的说明。他先是回顾了秦皇汉武为求长生而寻仙,浩浩荡荡东游至海,甚至到了蓬莱等地,结果劳民伤财,并没找到神仙,到头来还是离不开一个坟土堆。他认为这样很不好,还不如洗洗温泉,颐养一下性情。接着,他告诉臣下和老百姓,我之所以洗温泉是因为我身染风疾,这里的温泉治疗风疾的效果非常好。骆希哲:他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我只要一洗,马上症状减轻。王鲁湘:再者,他还认为温泉能启迪人们去思考宇宙、人生、历史等哲学问题。他特别惊讶于温泉的水居然无论寒暑都是恒温的,而人的品质也应当像温泉一样,无论世事多么炎凉都应坚贞不变。同时,温泉的流量不古不今,不增不减,这也让人想到很多问题。骆希哲: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他不知道温泉是怎么形成的,不能从科学上来解释。他认为温泉是上苍的赐予,是为了让人来疗疾治病的。温泉何以有如此疗效?自古以来,众说不一。有人说这是因为温泉是神水,有人说这是由于温泉的热力。不管是何原因,但无可争议的是,对温泉的钟爱,已经成了这里贵族和百姓千百年来不变的习俗。天长地久,就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沐浴文化。骆希哲:中国的沐浴文化由来以久。从《周礼》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古时候的人非常重视沐浴,他们把沐浴制度化,三天一沐,五天一浴,“沐”是洗头,“浴”是洗身子。王鲁湘:还有濯足,即洗足。骆希哲:现在的足疗其实那时候已经有了。古人认为洗浴对人有强身健体的作用。王鲁湘:还有一种宗教意义在里头。骆希哲:对,古代的沐浴也是一种“礼”。比如敬神要沐浴,上朝要沐浴,拜祖要

                        ,但大都聘请名师教太子学好,从未听说让人教儿子学坏的。这一点,元顺帝为中国历史上的特例。此外,元顺帝还是个天才木工。凡是他宠信的宦官在宫外建宅院,元顺帝都亲自动手,设计出宅院的模型。他“自画屋样,又自削木构,宫高尺余,栋梁楹榱宛转,皆具付匠者,按此式为之”(《庚申外史》),为此,大都人(北京人)戏称其为“鲁班天子”。元顺帝临幸妃子也有花样。春天桃花开时,他在宫中举行碧桃宴,把八九百个妃子召来大吃大喝,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便亲自从树上摘下来一枝桃花,把汗巾系在上面,然后让人击鼓,皇后和妃子们就一起转圈起舞,混乱中元顺帝把系着汗巾的桃花扔给谁,谁就晚上陪睡。夏天,桃花谢了,元顺帝每天召一批妃子在宫中洗澡,所有妃子都脱下衣服,露出雪白的娇躯,一丝不挂地跳进水里。元顺帝一声令下,大家都争着朝池中和真马一样大小的玉马奔去。妃子们光着屁股,滑溜溜的,玉马上也很滑,一个妃子刚坐上,就被别的妃子推下来,最后谁抱着马脖子坐住了,谁当天晚上就能陪元顺帝睡觉。秋冬时节,妃子们如果还在外面光屁股洗澡,怕是会冻感冒了,妃子感冒了不要紧,要是传染上皇帝,导致龙体欠安,就不妙了。于是元顺帝安排妃子集合在设有暖墙的大殿里,让大家把衣服脱了,手拉手团团跳舞。元顺帝坐在高处,弯弓把香囊射出,香囊射中哪个妃子,便在她的身上破开,撒得她一身香粉,这时元顺帝就“闻香识女人”,抱起美女就走,这叫作“香幸”。元顺帝荒唐如此,民怨鼎沸,当时有人写诗描写元顺帝时代: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挫折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越运蹇。志高如鲁连(鲁仲连,战国末期志士),德高如闵骞(闵子骞,春秋时孝子),只被人轻贱。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老天不肯辨清浊,善的人欺,贫的人买,读书人都累倒,立身则《子曰》,修身则《大学》,智和能都不及鸭青纱(元代纸币,颜色呈鸭蛋青色,故名)。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世道如此,天下大乱为期不远!昔日极其强大、横扫环宇的蒙古军队在元顺帝时战斗力如何呢?《草木子》记载:“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至于武事,略不知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哥,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值得一提的是,“天高皇帝远”中的“皇帝”指的正是元顺帝。“天高皇帝远”出自明朝人黄溥编纂的《闲中今古录摘抄》,原文为:“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黄溥是明朝人,其《闲中今古录摘抄》是以杨讷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为蓝本的。据《元代农民战争史料》记载: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浙江台州、温州百姓树起“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反抗旗帜,首义反元。从这首《台温处树旗谣》产生的时间来看,“天高皇帝远”中的“皇帝”即指元顺帝。元朝长期的残暴统治最终压断了人民承受的底线,而此时黄河的决口更是雪上加霜。从1345年开始,黄河大规模决口,一直到1351年,黄河泛滥六年。元朝征发十七万民工修建大堤。由于黄河泛滥成灾,黄河流域饥民达到五百万人,而修建大堤的民工就是这些饥民,由于环境恶劣,死亡率很高,此时,只需要一丝火星就能点起冲天大火。参与修建大堤的韩山童和刘福通打算发动起义,先以童谣散布,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而后暗中埋了一个独眼石人在黄河故道岸上,此时正赶上黄河岸施工,民工就挖出了这个石人,石人正应童谣,人心震动。韩山童、刘福通借机发动起义,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自称南宋大将刘光世后人,还是当初陈胜吴广起义的那个套路。但正是在这个套路下,此后十六年间,各路义军纷纷揭竿而起,群雄逐鹿。1368年,朱元璋脱颖而出,三军效命直捣大都,元朝灭亡。明初,建州女真最强大者为爱新觉罗氏族,海西女真最强大者为叶赫那拉氏族,明初,叶赫那拉氏族与爱新觉罗氏族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两军交锋,爱新觉罗家族的头领指着大地说:“我们是大地上最尊贵的金子(爱新觉罗在满语里是金子的意思)!”叶赫那拉的首领指着天上的太阳说道:“金子算什么,我们姓它(叶赫那拉在满语里是太阳的意思)。”斗嘴过后,双方开打,太阳烧化了金子,叶赫那拉氏打败了爱新觉罗氏,成为女真族最强大的部落,而叶赫部和爱新觉罗家族也从此结了世仇。1388年,朱元璋派大将蓝玉北伐,将蒙古残余势力打残,蒙古人彻底失去了对东北的控制权,而后朱元璋派人招抚在东北的女真各部,当时女真主要分为三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因为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以西而得名)、野人女真(又叫东海女真,分布在外兴安岭、黑龙江下游、库页岛)。各部纷纷响应朱元璋号召,成为朱元璋治下一部,1409年,朱棣设奴儿干都司,包括黑龙江、吉林、俄罗斯远东地区,至此,女真人重新成为中国政府有效管辖之一部。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被朱棣任命为建州卫都指挥使。1433年,猛哥帖木儿在女真混战中战死,其子董山继位。1466年董山出于对明朝官吏鱼肉边民的不满,一年之内抢掠边境九十七次。明宪宗大怒,1467年派总兵赵辅率军讨伐董山,“一夷而见逃,剖其心而碎其脑,粉其骨而涂其膏,强壮就戮,老稚尽俘”(明·赵辅《平夷赋》),赵辅对董山的部众进行了种族灭绝式屠杀,当然并没能完全灭绝该族,董山被杀,建州女真遭到毁灭打击。董山死后,其子妥罗向明朝表忠心,摇尾乞怜,最终赵辅仍令其世袭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一职。妥罗的弟弟锡宝齐篇谷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但他没能世袭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所以家道逐渐衰落。此后一百多年,虽说女真人与明朝在东北的政府偶有冲突,但大体上双方是友好的,女真族只是内部不停有小规模冲突,此时的女真人就像被浸泡过多次的茶叶一样沉到了杯底,无声无息地遵守着中央王朝的规则。前蒸汽动力时代,等待扬帆远航的巨轮在出发前一段时间风帆往往是降下的,因为它要为新的征程积蓄力量。此时的女真人正是如此。锡宝齐篇谷的儿子福满是努尔哈赤的三世祖,福满之子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之子是塔克世。1559年,塔克世的妻子生出了本书的第一个主人公——努尔哈赤。第一章崛起,努尔哈赤据《满文老档》记载,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喜塔拉·额穆齐梦见天眼大开,一只有雪白羽毛和金爪子的神鹰飞出来,直扑自己怀里,于是怀孕了。额穆齐怀孕十三个月仍然不生,于是有人怀疑是恶鬼钻入她的肚子里作祟,便把她扔进深山。刚进深山,孩子就出生了,当时风雨大作,多亏五只色彩斑斓的猛虎保护,母子俩才得以不死。额穆齐的丈夫爱新觉罗·塔克世将这个孩子起名为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满语里意为“金子·野猪皮”。努尔哈赤是女真贵族世家出身,童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十岁那年,努尔哈赤的母亲突然去世,努尔哈赤的美好生活从此结束。后母整天指桑骂槐地骂努尔哈赤,把他看作家庭包袱,一直欺负他。努尔哈赤默默忍受着,从不为自己辩解,也没有反抗。秦始皇、朱元璋、希特勒、斯大林、努尔哈赤,他们小时候都有过长期的受虐经历。痛苦使人深刻,但生活中会失去欢乐,深刻就容易走向冷酷。未经欢乐滋润的心灵太硬,会缺乏爱和宽容。日后努尔哈赤在辽东的暴行,与他早年的经历不无关系。十五岁时,后母的长期虐待,最终使努尔哈赤彻底离家出走。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努尔哈赤“凤眼大耳,面如冠玉,身体高耸,骨骼雄伟,言词明爽,声音响亮,一听不忘,一见即识,龙行虎步,举止威严”,总之,一切能用的好词都给他用上了,但当时离家出走的努尔哈赤绝不是这个样子,他已无家可归,单打独斗,无非是每天采蘑菇充饥。当然,在深山里他是遇不到采蘑菇的小姑娘的,不过倒是总能见到人参,饿了啃两口人参,难怪日后身体好。辽东的夜晚寒气逼人,吹打着蜷缩在窝棚里的努尔哈赤。白天的劳作带来的疲惫冲淡了寒冷,努尔哈赤在窝棚里发出的鼾声与远处东北虎的咆哮组成了山林里的二重奏。每天与东北虎和狗熊做邻居,努尔哈赤日后征伐东北的胆略就是在这个时候练出来的。风餐露宿、雨暴风狂,这样的艰苦生活,成为努尔哈赤独自生活的主旋律。如果长期如此生活,努尔哈赤怕是会变成野人,几个月后,努尔哈赤带着弟弟舒尔哈齐投奔到姥爷、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那里。建州女真诸部中,王杲势力最强,万历二年(1574年)他大举犯扰辽阳、沈阳。明朝辽东都督佥事李成梁率兵进剿王杲所在的古勒寨(今辽宁新宾上夹河镇古楼村),李成梁的军队号称有六万人。在中国古代打仗,“号称”是很有学问的,如赤壁之战,曹操兵力二十多万,但号称八十万,这个号称就比较离谱。而淝水之战,前秦苻坚兵力有八十七万人,号称百万,这个号称就比较靠谱。那么李成梁这六万人究竟是离谱还是不靠谱,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显然,历史学家们都没谱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兵不在多而在精。李成梁的六万车骑携带炮石、火器分兵围攻王杲营寨。李成梁一声令下,明军敢死队手拿战斧砍断数重城栅,而后火炮齐发,轰击营寨。王杲也不会束手待毙,他让守军用滚木礌石砸向明军,明军一个个被砸得鼻青脸肿。李成梁大怒,火炮的爆炸力是有限的,但如果来个火烧连营,那么威力就是无限的了。李成梁令部下纵火,东北森林密集,一点火就是冲天大火,寨内房屋、粮秣焚毁,李成梁趁势率军杀进营寨,王杲惨败。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就在古勒寨,他们二人跪在李成梁的马前,痛哭流涕,乞求免死。杀人如麻的李成梁见努尔哈赤相貌不凡,便动心没有杀他,把他和舒尔哈齐用作自己的亲兵。从此努尔哈赤开始广泛接触汉人,学会了汉字,熟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日后他行军打仗时的谋略可以说就得益于在李成梁身边的熏陶。努尔哈赤的姥爷王杲跑了,此时如果王杲明智的话,应当赶紧装孙子,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不断怂恿对方放松警惕而自己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不过王杲此时的表现显然就有些缺心眼了,他在自己的部队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于万历三年(1575年)再次对明朝发起攻击。不作死就不会死,既然作死,就一定会死。李成梁将王杲杀得大败,王杲只身骑马逃跑,起初穿一件红色的衣服,此时的王杲可以说与《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和马超作战时犯了同样的错误,打仗时穿得太显眼很容易吸引敌军狙击手的注意力,从而被干掉,不过历史上曹操的割须弃袍是《三国演义》虚构的,而王杲这次则是真的。明军对身穿红袍的王杲穷追不舍,王杲赶紧与别人换了衣服,结果那个人成了明军的俘虏,王杲自己则得以逃遁。此时建州女真已然没有王杲的立身之地,他投奔海西女真哈达部首领王台。王台一向忠于明朝,缚王杲,献朝廷。王杲被绑到北京,万历皇帝亲自登上午门城楼,命将王杲“磔尸剖腹”。史书上没有记载努尔哈赤得知姥爷被凌迟剖腹后的心情,主流说法都是努尔哈赤在自己的父亲、爷爷被明军误杀后心中种下仇恨的种子,但我更认为,王杲的惨死才是努尔哈赤仇恨的起点,在努尔哈赤被后母虐待了五年之后,是王杲收留了他,而努尔哈赤在王杲这里的两年时间目睹的都是明朝对王杲的围剿,刚有容身之处的努尔哈赤又无依无靠了,我们没有理由不认为这是努尔哈赤种下对明朝仇恨的起点。当然,努尔哈赤表面上依旧对李成梁恭顺如初,不过,他相貌堂堂的外表却牵动着李成梁的小妾的心,最终还险些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一天晚上,正在洗脚的李成梁对自己的小妾说:“我之所以官至总兵,就因为脚上长了七颗黑痣。”小妾不以为然地说:“努尔哈赤脚上也长了七颗痣,而且是红痣!”李成梁听后大惊失色,因为他刚接到万历的圣旨,说钦天监夜观天象,东北方向有天子气,七颗红痣正是所谓的“天子相”。李成梁当即下令,天明时将努尔哈赤押解京师问斩。这位小妾深悔自己无意中为努尔哈赤带来杀身之祸,于是她趁李成梁睡着后起身去找努尔哈赤,向他说明原委。努尔哈赤赶忙骑一匹大青马逃走,与他一起逃走的还有努尔哈赤最喜爱的一条大黄狗,而这位小妾则在李府一棵柳树上悬梁自缢。第二天早上,找不到努尔哈赤的李成梁大为光火,他发现小妾吊在柳树上的尸体后,立即明白了,他下令扒了小妾的衣服,在裸露的尸体上打四十大板,而后派兵追赶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骑大青马狂奔,大青马很给力,所以有一种传说,说努尔哈赤发誓今后自己如果称帝的话,国号就叫大清。大青马最终因日夜兼程累倒,努尔哈赤只得带着大黄狗步行,自然被李成梁的追兵渐渐赶上。步行者PK骑兵,胜负已定,就在此时努尔哈赤突然发现一棵空心的枯树,他赶忙抱着大黄狗钻进去。奇怪的是,许多乌鸦很快也落在这棵树上,乌鸦聚集,使得追兵相信枯树里面无人,而大黄狗也很通人性,追兵靠近的时候始终一声不吭,努尔哈赤就这样死里逃生。追兵渐渐走远了,努尔哈赤从枯树里爬出来,钻进了芦苇丛生的荒草地,此时极为疲惫的努尔哈赤沉沉睡去。不知过了多久,一无所获的追兵原路返回,如果按之前那样,追兵根本无法向李成梁交代,而如果一把火把这一片都烧了,然后上报说努尔哈赤已经被烧死,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追兵累了一天,放完火后就走了。熊熊烈火燃起,居然都没能让努尔哈赤醒来。也难怪,努尔哈赤小时候就是在山上与东北虎和狗熊做邻居的,虎啸熊吼都难以把他吓醒,更何况是火焰燃烧的噼啪声。看着努尔哈赤呼呼大睡,大黄狗着急了,它拼命叫喊,最终喊醒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带着大黄狗冲出火海,死里逃生。正是此次脱险,使得努尔哈赤称帝后确立了许多满族的民俗。满族每年在黄米下来的时候都要插柳枝,为的就是纪念那位在柳树上悬梁自缢的李成梁的小妾。满族人的院落里都立着一根一丈多高的木杆,杆上挂着食物以给乌鸦吃,就是为了感恩乌鸦。满族忌讳杀狗,不吃狗肉,不穿狗皮做的衣服,不戴狗皮帽子,为的是感恩那条大黄狗。(满族史料《罕王传说》)努尔哈赤重新走进山林,隐姓埋名,而李成梁也渐渐忘记了努尔哈赤的存在,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王杲的儿子、努尔哈赤的舅舅阿台(阿台娶了努尔哈赤的堂姐,所以阿台也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夫)在古勒寨再次做大,李成梁认为阿台终究是个祸害,于是率军攻打古勒寨。这次李成梁不像上次那样先是战斧砍断城栅,然后火炮轰击,最后火攻。由于前两者不管用,此番李成梁直接火攻,但火攻两昼夜未能攻克。此时建州女真苏克苏浒河部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为讨好李成梁,引导明军到古勒寨,攻打阿台。阿台之妻是努尔哈赤的堂姐,也就是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的孙女。觉昌安见古勒寨被围日久,想救出孙女,又想劝说阿台归降,就同儿子塔克世(努尔哈赤他爸)到了古勒寨劝降。不知是觉昌安的口才太差,还是阿台的态度太坚决,总之劝降失败,而此时李成梁派来的使者来催促,希望尽快解决问题。于是尼堪外兰在城下高声喊话:“天朝大兵既来,你等如若抵抗,定被杀得片甲不留,汝等不如杀阿台归顺。太师(李成梁)有令,若能杀阿台者,即为此城之主!”女真这样的渔猎民族很实在,既然杀

                        远在邯郸的苏秦得到消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服的艺术:苏秦结成六国合纵联盟公元前329年,苏秦以邯郸为起点,开始了华丽的合纵之旅。苏秦出访的第一站是韩国的首都新郑。四年前,韩昭侯去世,其子韩康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韩宣王。苏秦对韩宣王说:“韩国北有巩和成皋这样坚固的城池,西有宜阳和商阪这样的要塞,东有宛、穰和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余里,军队数十万,天下的强弓劲弩都产自韩国。谿子、时力、距黍(均为弩名)都能射到六百步以外。韩国武士举足踏弩,可以不停地射一百多次,能够射穿远处敌人的胸膛和近处敌人的心窝。韩国的冥山、棠谿、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出产的剑戟,锋利无比,能够刺透坚固的甲盾。以韩国武士的勇猛,再让他们披着坚固的铠甲,带着劲弩和利剑,以一挡百不在话下。但是,以韩军的强劲和主上的贤明,却向秦国俯首称臣(公元前337年韩昭侯曾经朝觐秦惠王),使国家蒙受耻辱,被天下人耻笑,真是丢人丢到家了。”三晋之中,韩国版图最小,国力最弱,主要依附于魏国,有时也向秦国和楚国屈服,在夹缝中求生存。马陵之战因魏国入侵韩国而起,但是马陵之战后魏惠王三次朝觐齐威王,韩昭侯都亦步亦趋,紧跟魏惠王的脚步,原因很简单,韩国需要与魏国抱团取暖,抵御秦国的扩张。“您如果继续奉行向秦国屈服的政策,秦国必定会向您索取宜阳、成皋(今河南省荥阳,即虎牢所在地)。今年给了,明年他还会再来要。韩国的土地有限,而秦国的索取无限。以有限的土地去满足无限的索取,结果必然是买祸结怨。俗话说得好,宁为鸡头,不为牛后。您如果西面事秦,与牛后有什么区别?以主上的贤明,挟强韩之兵,却落个牛后的名声,我实在是替您感到羞愧!”韩宣王勃然变色,握紧拳头,怒睁双目,按住剑柄,仰天长啸道:“寡人虽然不肖,但也决不会向秦国屈服。请您转告赵侯,韩国愿意加入合纵。”拿下韩国后,苏秦马不停蹄来到大梁。他对魏惠王说:“魏国地方千里,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国力强盛,现在却向西侍奉秦国,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魏惠王脸色通红,欲言又止。“我听说,越王勾践以三千战士与吴国作战,生擒吴王夫差。周武王以三千战士、三百战车与商纣王的数十万大军战于牧野,大获全胜。难道是他们兵力众多吗?不是。是因为他们能够振奋士气,发挥兵威啊!现在魏国有武士二十万,苍头(头裏青巾的战士)二十万,奋击(冲锋队)二十万,杂役十万,还有战车六百辆,战马五千匹,远远超过了勾践和周武王。想不到啊想不到,您竟然将河西之地拱手让给秦国,还主动配合做好移交工作,我真替您感到羞愧。”“秦国兵力强盛,以魏国之力,不足以与之抗衡,不委曲求全的话,只怕朝不保夕。”惠施在旁边替魏惠王说了一句话。“没错,秦国确实强大。”苏秦说,“但是还没强大到可以吞灭天下。古人有言,‘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氂(máo)不伐,将用斧柯。’铲除草木,要趁早动手,等到它长大,就得用斧头了。犹豫不决,必有大患。如果您肯听我的建议加入合纵联盟,与诸侯同心协力,秦国就不能把魏国怎么样了。这也是赵侯特意派我来的目的,至于您如何决定,我洗耳恭听。”对于魏惠王来说,苏秦的建议无疑是有吸引力的。这些年来,魏国处处树敌,四面碰壁,丧师辱国,已经从一个霸主之国沦落为仰人鼻息的二流国家。如果苏秦能够整合山东诸国,共同对抗秦国,魏国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在征求过惠施的意见之后,魏惠王也答应了苏秦,决定加入合纵联盟。苏秦离开大梁,沿河而下,来到东方古城临淄求见齐威王。齐威王年轻的时候,重用邹忌、孙膑等人,励精图治,称霸一方。年纪大了,却开始犯糊涂,与魏惠王徐州相王,既开了风气之先,也犯了天下的大忌,导致楚国进犯。徐州一战,齐国败军折将,威势大损。但是,老虎虽病,余威犹在,苏秦见到的齐威王,仍然不怒自威,令人不敢正视。“齐国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南有泰山,北有渤海,乃所谓的‘四塞之国’。齐国的领土纵横两千里,军队数十万,粮食堆积如山。战士们进如锋矢,战如雷霆,退如风雨。自古以来,虽然多次发生战争,却从未让敌人翻过泰山,跨过清河,渡过渤海。如果开战的话,临淄城内有七万户人家,每户有丁壮三人,不必等待征调远方的军队,就能动员二十一万大军。而且临淄城的富有,举世皆知。街上车挤车,人挤人,大伙张开衣襟就可以围成帷幕,举起袖子就可以遮挡太阳,挥汗落地就如同下过大雨。以大王的贤明和齐国的强大,怎么能够任由秦国侵食天下呢?”说到这里,苏秦故意停顿了一下,观看齐威王的反应。齐威王斜着眼睛瞄了苏秦一眼,示意他继续。苏秦拱拱手,接着说:“韩国和魏国害怕秦国,是因为他们和秦国接壤。双方派出军队,不出十天,胜负已定。即便韩、魏获胜,他们的兵力也要折损一半,无法守住自己的边境;如果战事失利,则国家陷于危亡。所以他们不敢轻易与秦国开战,只好屈从于秦国。齐国就不同了。秦国如果要进攻齐国,必须越过韩、魏的土地,经过卫国的险道,而且还要攻克亢父天险(今山东省济宁)。就算秦国一定要冒险进攻,也有后顾之忧,怕韩、魏等国在后面打它的主意,所以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可是,如果秦国侵吞了魏国和韩国,形势就大不相同了。吞并魏国,则得三河之富;吞并韩国,则将周天子控制在手里。到那时,秦军可以顺势而下,北攻燕国,南过襄陵,从各个方向突入齐国。请问,您想坐视其大,侵害齐国吗?”齐威王也被苏秦说服了。于是,苏秦由临淄而西,来到楚国求见楚威王。“楚国,乃是天下的强国;大王,乃是天下的贤君。楚国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士卒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存粮足够十年之用,这是称霸天下的格局啊!“列国之中,秦国最怕的就是楚国,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他们之所以不守信义,帮助魏国在陉山与楚军作战,主要就是怕楚国征服魏国,对秦国构成威胁。“大王如果肯听下臣之言,下臣可使山东诸国都向您进贡,听从您的领导。韩、魏、齐、燕、赵、卫等国的美女就会充满您的后宫,燕、代等地的良马就会填满您的马厩。合纵成功,楚国便成霸王之业,即便是先君楚成王、楚庄王也不能跟您相比,不知您意下如何?”男人的事业,一半在马背上,一半在女人的肚皮上。楚威王听了苏秦这番话,不觉热血沸腾,说:“楚国西面与秦国接壤,秦国有夺取巴蜀、吞并汉中的野心,寡人并不是不知道。秦国乃虎狼之国,不可以亲近。而韩、魏等国深受其害,也不可以和他们谋划大事。因为他们很容易就会被秦国威逼利诱,透露机密。现在您打算联合天下诸侯抗击秦国,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寡人愿意举楚国之力追随您。”这样一来,燕、赵、韩、魏、齐、楚六国便结成了合纵联盟,而苏秦则成为了合纵联盟的秘书长。据《史记》记载,苏秦从楚国北上向赵肃侯复命,途经老家雒邑,随行的车马辎重及各国相送的使臣极多,有如王者出巡。周显王听到消息,这才想起苏秦就是当年帮助东周放水的苏秦,赶紧派人清扫道路,并到郊外迎接。回到家中,苏秦的兄弟妻嫂都不敢正眼看他,俯伏在地上,将食案举得高高的,请他进食。苏秦笑着对他嫂子说:“何前倨而后恭也?”意思是:为什么你以前对我那么傲慢,现在又变得如此恭敬了呢?他嫂子倒也实诚,说:“那是因为你现在官大钱多啊!”苏秦由此感慨:“同样是我这个人,富贵了就怕我,贫贱时就轻视我,亲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别人呢?假如我当初在雒邑城郊有二顷良田,我还能有今天的成就吗?”于是将钱分给族人和朋友。苏秦回到赵国,被赵肃侯封为武安君。据说,苏秦曾派人将六国合纵的盟约送到咸阳。秦惠王看了之后大怒,对大夫寒泉子说:“苏秦欺人太甚,想凭一人之智,欺骗山东六国之君,发动大家一起来对付我们。可是诸侯各怀异心,是不可能齐心协力的,就像用绳子串起来的鸡,各奔东西,不能一齐上架一样。我想派人遍访各国,一一戳穿苏秦的阴谋,不知道你有什么意见?”寒泉子不紧不慢地答了一句:“您可别着急,赵国有苏秦,咱们也有张仪啊!”张仪出手,合纵破裂张仪的反击来得很快,而且很准,一拳砸在了合纵联盟中最薄弱的环节。公元前328年,秦惠王命张仪和公子华率军围攻魏国蒲阳(今山西省隰县)。秦军攻势凌厉,不到半个月便迫使守军投降。但是,如果以为张仪的手段仅限于此,那就大错特错了。蒲阳陷落后,魏惠王十分紧张,赶紧派使者到咸阳去请罪。张仪代表秦惠王接待了使者。两个人寒暄了一阵,魏国使者说:“寡君不该听信苏秦的谗言,参加什么合纵联盟,与大国为敌。现在大国震怒,派兵攻击魏国,寡君也无话可说。特意派下臣前来,一是请罪,二是请您看在家乡父老的分上,在秦伯面前说说好话,原谅寡君的过失。”原本以为张仪会推三阻四,没想到张仪很爽快地说:“这事包在我身上。”第二天,张仪就进宫向秦惠王汇报。回来之后对使者说:“我费尽口舌,总算不辱使命,请您回去禀报魏王,就说秦伯已经原谅他的过失,不再追究魏国加入合纵联盟的责任了。”使者大喜过望。张仪接着说:“为了表示亲善友好,秦伯还决定将蒲阳还给魏国。另外……秦伯还准备派公子繇到魏国当人质,以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公子繇即嬴繇,是秦惠王的儿子。使者目瞪口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古以来,战败者遣子入质乃是常事,战胜者主动遣子入质,还是第一次遭。“秦伯,秦伯果真是这样说的吗?”使者结结巴巴地问道。“千真万确。”张仪拍了拍使者的肩膀,“作为魏国人,我能为魏国做的也就这些了。但是我私下请您提醒一下魏王,秦伯对魏国如此宽厚,魏国可不能无所表示。”“那是当然。”使者赶紧点头,“下臣回去之后,立即禀报魏王,他自当准备财礼答谢秦伯。”“财礼?”张仪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起来,“秦伯怎么可能收魏王的财礼,这不是让天下人看笑话嘛!”“那您的意思是?”“礼尚往来,既然秦伯将蒲阳还给了魏国,请魏王把上郡献给秦国吧。”张仪轻描淡抹地说。前面说过,上郡是魏国地名。魏文侯时期,李悝曾经担任上郡守,其辖境相当于今天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延安一带,共治十五个县。使者忐忑不安地将张仪的话带给了魏惠王。魏惠王生了一阵子闷气。就在这个时候,秦国大举进攻赵国,打败赵将赵疵带领的军队,取得蔺和离石(均在今山西省离石)两城。合纵联盟的发起人赵肃侯束手无策,联盟各国都噤若寒蝉,早把当时签订盟约时写下的豪言壮语忘得一干二净。魏惠王考虑再三,终于答应了张仪的要求,将上郡拱手献给了秦国,而且表示主动退出合纵联盟,甘当秦国的臣属。合纵连横交锋的第一个回合,连横全胜。秦惠王对这个结果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任命张仪为相国。秦国的官僚体制里,本来是没有相国一职的,大良造就相当于其他国家的相国。但是当时大良造已有公孙衍担任,秦惠王为了平衡关系,特意设置相国一职,与大良造同级。可以说,这既是对张仪的肯定,也是对公孙衍的重视。但是,公孙衍对这一安排显然不满意,悄然离开秦国,回到了魏国。公元前327年,张仪劝说秦惠王将焦、曲沃以及皮氏一股脑儿都归还给魏国。魏惠王受宠若惊,对张仪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也更加坚定了要当好秦国附庸的决心。公元前326年,在张仪的操持下,秦国举行了在龙门(今陕西省韩城)的腊祭。所谓腊祭,是冬天庆祝丰收、酬谢鬼神的祭祀。与庄严的庙祭不同,腊祭具有民间狂欢的意味,男女老少,不分贵贱都可以参加,活动期间载歌载舞,热闹非凡。龙门在黄河上游,两岸悬崖峭壁对峙,传说为夏禹治水时开凿,是华夏民族传说中的圣地。更重要的是,龙门一带,正是秦国新取得的河西、上郡之地。秦惠王以国君之尊,到龙门参与民间狂欢,是前所未有的事,因此史书记载为“初腊”,其目的可想而知。张仪所做的这一切,在公元前325年收获了结果。这一年四月,魏惠王、韩宣王带领一些小国元首来到咸阳朝觐,共推秦惠王为王。魏惠王和韩宣王还亲自为秦惠王驾车,以示尊荣。作为回报,秦惠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并且也给韩宣王进了一个王号。算起来,这已经是魏惠王第三次称王了。至此,除了老牌的楚国,天下诸侯中已有魏、齐、秦、韩先后称王。而秦国的这次称王,显然起到了巩固秦、魏、韩连横的作用。苏秦煞费苦心建立的合纵联盟,实际上已经破裂。公孙衍重建合纵公元前326年,也就是秦国“初腊”的那年,合纵联盟的盟主赵肃侯去世了,其子赵雍即位,即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正当秦惠王、魏惠王、韩宣王在咸阳打得火热的时候,齐国将军田朌(fén)府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先介绍一下,田朌是齐威王的侄子,田婴的堂弟。据《战国策》记载,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伐齐,在徐州大获全胜,曾经想威逼齐国驱逐田婴(如前所述,齐、魏徐州相王,田婴出力甚多)。有人劝楚威王:“您之所以能够获得徐州大捷,主要是因为齐国没有用田朌。田朌为人忠信,有功于国,在百姓中享有很高声誉。田婴嫉妒田朌,故意不用田朌而用申缚。申缚是那种上级满意、百姓不满意的角色,所以您能够轻易打败他。现在你如果赶走田婴,田朌必然上台,对于楚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楚威王便打消驱逐田婴的念头。由此可知,田朌是齐国的名将,在诸侯之间也享有盛名。来找田朌的那一位,也不是什么寻常之辈,而是曾任秦国大良造的魏国名将公孙衍。当年秦惠王任命张仪为相,公孙衍回到魏国,魏惠王不计前嫌,任命他当了将军。对于在人才争夺战中屡屡失策的魏惠王来说,此举无疑是亡羊补牢。但也有人认为,魏惠王是上当了。这是一种典型的阴谋论。公孙衍离开秦国,表面看是因为负气,实际上是出自秦惠王和张仪的安排。换而言之,公孙衍回到魏国,其实是带着潜伏任务的,这个任务就是破坏东方诸国的团结,为秦国的连横创造条件。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种阴谋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从这次公孙衍找田朌的情况来看,又难免让人产生怀疑。公孙衍对田朌说:“齐国和魏国各出五万人,分别由你我带领,不出五个月就可攻破赵国。”为什么要进攻赵国呢?合纵的关键在于山东诸国团结一致,连横的要点则在于分化这种团结,让山东诸国发生内斗。齐、魏攻赵,不正是秦国乐意看到的吗?田朌是个典型的军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是站在兵法家的角度对公孙衍的提议表示疑虑:“轻言用兵,国家便容易陷入危险。您把破赵说得如此容易,只怕将引致灾难。”《孙子兵法》开篇第一条记载:“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田朌的意思,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你却如此轻描淡写,一旦将国家拖入战争而不能获胜,国家便危险了,你本人也逃脱不了惩罚。公孙衍不以为然地说:“这就是您的不聪明了。齐王和魏王本来就不想打仗,咱们如果再把困难说得那么大,他们就更不想打了。这样的话,咱们这些人没有用武之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游士说客大行其道,抢走咱们的饭碗。十万人攻赵,确实是少了点,但只要战端一开,齐王、魏王就会想打赢,又怎么会不派人增援咱们呢?”公孙衍的话击中了要害。田朌果然说服齐威王发兵,公孙衍也说服了魏惠王,两人各自率

                        !汪精卫赶紧强调:此事是绝对没生还可能的,只要一下手,不成功是死,成功了照样是死。黄复生朝他翻翻眼说:我参加革命以后,什么时候想过生死的问题?接着,汪精卫还需要一个会鼓捣炸弹的帮手,他选中了革命党里面的超级炸药制作专家——“炸弹大王”喻培伦。喻培伦和黄复生一样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这一群人,心中只有革命和理想,没有安危与生死。正当汪精卫精心准备时,一个18岁的小女生站在了他的面前:我要和你一起去!汪精卫摇头说:此一去有去无还。女孩子非常坚定:没关系,和你一起同生共死,此生足矣。汪精卫也只有苦笑了,这个女孩子是马来西亚华侨巨富陈耕基之女,叫陈璧君,原名陈冰如,乳名阿环。虽说陈小姐是巨富千金,不过算不得美女,甚至还有点丑,身材也不太好,比较胖。陈小姐在女校读书之时,就非常喜欢看《民报》,更注意到其中一个叫精卫的人。此人文章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瓜分说》等,道理透彻,文风犀利,让陈小姐顿生仰慕之情,就同如今的追星族哈韩哈日毫无分别,她发誓要见一见这位奇男子。一次,在陈姑娘的老家——马来西亚的槟城,陈姑娘有机会得见风度翩翩的汪精卫在台上宣讲革命,顿陷情网。想想也是,汪精卫眉目如画,出口成章,而且工作也很有前途,确实是少女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如果今日《百家讲坛》中有人才、见识、相貌如汪精卫者,可以想象,这个节目的收视率说不定会超过世界杯。因为陈耕基常为同盟会捐款,是同盟会的财神爷,所以陈姑娘强烈要求老爸为她引见汪精卫。后来同盟分会会长吴世荣看在她老爸的面子上,把她引见给了汪精卫。这一年汪精卫26岁,陈璧君17岁,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17岁的陈大小姐为了更好地追求汪精卫,于是在马来西亚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历史上年龄最小的会员。不过汪精卫虽然相貌风流,但本质上还真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对于陈大小姐的大胆追求,汪精卫又慌又乱,急忙婉拒道:我们革命家是不能结婚的,不仅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且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如果结婚,势必拖累妻子儿女。汪精卫这样说,绝非嫌弃陈璧君长得不好看,而是出自真心实意。他要做一个一心革命的“黄金圣斗士”。君不见晚清民国时期的一大怪事:帅哥美男身边,总伴无盐丑女。然而,这些人皆伉俪情深,数十年如一日。汪精卫越如此说,陈璧君就越爱他,坚决要她父亲陈老爹退掉原先与富家子弟的婚约,她要改嫁汪郎。陈老爹没有办法,真的退掉了婚事,谁让这个女儿这么招他疼?然陈老爹不仅为革命党贡献金钱,还得搭上唯一的女儿,估计没少被气得吐血。虽然汪精卫一直拒人于千里之外,简直酷毙了,但陈大小姐可不是知难而退的人。她是个有心计、有胆识、有魄力的奇女子:你汪精卫到哪里,我陈大小姐就跟到哪里,敢不从我,反了你!此后,陈璧君跟随汪精卫参与《民报》的工作,由于她做事雷厉风行,十分豪爽,又有钱,经常请这帮报社的穷编辑去吃大餐,还把家里给的零花钱都捐给同盟会,所以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陈璧君更深地了解到了汪精卫这个人,不贪、不抽、不嫖、不赌、不近女色,是一个各方面都极其优秀的有为青年。因此,这次当陈璧君知道自己心爱的人要开始一段有死无生的旅程时,她没有阻止,只有一个要求:带我一起去。汪精卫被陈小姐的无敌真爱所打动,终于同意陈璧君加入刺杀团队,陪伴自己走完最后的人生。这时有人对陈璧君开玩笑说:你有大英帝国的护照,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亮,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同志们的眼珠子顿时掉落一地。同志们,你们太嫩了!1910年,在同盟会的安排之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和陈璧君四人先后安全到达北京。陈璧君出发之前,陈母也变卖首饰相助,这样的英雄母女,真是义薄云天。这四个人,在琉璃厂那边的一个胡同内弄了间“守真照相馆”做掩护,有生意没生意他们也不放心上,只是在里面鼓捣炸弹和等待机会。不过杀谁呢?众人选来选去,最后由汪精卫决定,要弄就弄最大个的——监国摄政王载沣。如果能将载沣暗杀掉,那无疑可以造成非常轰动的效应,既可以挽救低落的革命士气,也能破坏清政府的立宪改革,甚至可以改变目前的革命态势。汪精卫几人对载沣上下朝的路线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最后决定在载沣每日上下班都会路过的一座桥下手,炸死这小子。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引爆装置,只能靠人工引爆,注定要牺牲一人。汪精卫决定由他来引爆,牺牲自己。于是,他们计划由黄复生和喻培伦趁夜深人静之时,去桥下埋炸药、布引线,第二天由汪精卫负责引爆炸药。有资料记载,就在小汪即将舍身行刺的前夜,陈璧君很担心再也见不到情郎,要把“自己的身体当礼物”为小汪“饯行”,但遭到了小汪的断然拒绝。这样看来,小汪、陈小姐二人虽然在一起这么久了,却还是恪守礼法,犹如《天龙八部》中乔峰对阿紫说的“我对你姐姐严守礼法,好生敬重”。如此纯真的革命爱情,人世罕见。3月31日晚上,汪精卫正与陈璧君依依惜别,准备第二天慷慨赴死之际,黄复生和喻培伦跑了回来,急匆匆地说:我们埋炸弹时让人看见了,那人转身就跑了,我们也急忙躲起来,藏在暗处观察,不一会儿来了一群警察,咱们埋炸弹的事暴露了。汪精卫说:不用慌,他们只发现了炸弹,又没看见你们。咱们等等看,静观其变。结果第二天报纸就把这事给登出来了,说有人想刺杀摄政王,并认为此事源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没人往革命党身上去想,大家终于把心搁回了肚子里。这次不行,咱下次再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非弄死载沣这小子不可。于是汪精卫派喻培伦去日本搞炸药,派陈璧君回南洋搞钱,打算重新弄个超级大炸弹给载沣尝尝。可就在喻培伦、陈璧君走后不久,4月16日,守真照相馆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黄复生被捕。与此同时,汪精卫在他的出租房内被清兵抓走。原来,汪精卫这几个年轻人实在是嫩了点——在秘密战线上的工作经验不足,革命警惕性也不高,被政府耍了。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想到是革命党干的,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报道,不过是政府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警察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鸿泰永”铁匠铺。铁匠铺老板稍作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之后,警探严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汪精卫几个人被一窝端了。神雕侠侣传奇1910年4月25日,清国最高法院(法部)按照法律程序,开庭公开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载沣的案件,竟然得以公审,不由得让人感觉到:立宪派的温和改良主张也许还真有实现的可能性。负责审理行刺摄政王一案的是肃亲王善耆,也就是前文我们提到过的告袁世凯黑状的爱新觉罗·善耆,川岛芳子她爹,时任民政部尚书,统领全国警察机关。案件的审理过程异乎寻常的简单和顺利。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就主动认罪了:这都是我做的,那个叫汪兆铭的只是我的跟班,他不知情,不关他的事!而汪精卫则是这么说的:我叫汪兆铭,我所有的政治主张都发表在《民报》上,也就不多说了。我之所以刺杀摄政王,就是为了振奋天下人心。黄复生根本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他是冤枉的。我们在一起相处月余之后,他发现我的行为诡秘,就起了疑心。所以在他的善意提醒之下,照相馆的工作人员怕受到牵连,均辞职而去。后来你们搜查照相馆的时候,我听人说照相馆出事了,急忙过去查看,这才知道事情败露。我不忍连累无辜,急忙往我租房的地方赶,准备留书证明黄复生是清白的。没想到还没走到呢,就被你们逮住了。刺杀国家领导人是什么罪名,兄弟俩当然清清楚楚,可临此大难,这二人非但不出卖同志,还都自认主谋,视死如归之心可昭日月,真英雄也!特别是汪精卫,甚至把法庭当成了自己宣讲革命道理的讲堂,他视死如归,义正词严,指出载沣所倡导的立宪不是放权于民而是巩固君权的假立宪,并大声疾呼:要想实现民主与富强,除了造反,别无他法!善耆肚子里也有几分货,自不愿让汪精卫专美于前,于是反驳道:效法西方的民主政体,并不一定非用暴力方法推翻皇权统治不可,何况现在朝廷已经预备立宪了,做什么事都有个过程,你们为什么不能看到朝廷的进步?在我看来,你们的革命主义是非常狭隘的,你们为什么非要搞民族对立、搞排满兴汉?为什么不能五族(满蒙回藏汉)共存?现在列强虎视眈眈,你们这么瞎搞,徒增国家混乱,于民何益!汪精卫是这么回应的:现在朝廷搞的这套立宪是忽悠人的,根本不是向西方民主政体过渡,反而是将更多的权力向皇族集中,因而我们革命党不能幻想着皇族会主动地交出权力,必须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重来,建立真正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善耆应该说表现得很是聪明,他看出了汪精卫二人唯求一死的决心,于是向领导载沣反映了自己的判断:这俩愣头青其实就是想死,并借此来鼓舞他们革命党低落的士气,咱们坚决不能上他们的当。载沣听了善耆的话也觉得有理,便让善耆酌情宽大处理,向国人彰显朝廷的仁德之心。于是,谁也没想到的判决结果出现了——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失足青年,朝廷格外开恩不杀了,判处二人永远监禁。在狱中,善耆出于爱才的情怀,多次试图做通汪精卫的思想工作,让汪精卫放弃反清的念头,换一个老板,但汪精卫始终不放弃他的革命理想。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堆鸡蛋,其中一个上面写了一个小小的“璧”字,他知道已经脱险的陈璧君又冒险回来了。百感交集中,汪精卫终于接纳了陈璧君对他毫无保留的爱。这段在战斗中结成的革命友谊,终于转化为汪陈之恋,而这段恋情竟然在最后被真爱无敌的陈璧君演绎得感天动地。当然,这是后话了。虽然这次刺杀行动失败了,但对于汪精卫来说,这次暗杀不仅使他成了名噪一时的革命英雄,奠定了他一生的政治资本,而且刺杀的目的也达成了一半。汪精卫被捕后,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都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通过营救行动,一度处于分裂的同盟会开始弥合,民众也开始恢复对革命党的信心,这为同盟会史上影响力最为深远的黄花岗起义做好了心理准备。广州黄花岗起义1910年11月13日,在汪精卫与陈璧君相识的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召开同盟会扩大会议——“庇能会议”(槟城英文penang)。除开章太炎的浙江派未到,不仅黄兴的湖南派重归革命的怀抱,新加坡的同盟会会员也远道而来,还有槟城的仁人志士也很给面子,踊跃参会。总之,各地同盟会能来的负责人全来了!孙中山开这个会的目的只有一个——继续革命!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会上决定举行第十次起义,地点还是广州。对于举行广州起义一事,大家并无异议,勇于战斗的斗士有的是,大家都不怕死!但是有异议的地方在于,去哪里搞革命经费购买武器弹药?这些年来的数次起义,所需的经费除了靠外部赞助,也靠同志们捐款。不过,这两种曾经无往不利的方式现在都不大行得通了。一来现在革命已陷入低潮,前途未卜,愿意投资赞助革命的人是越来越少,自然很难拉到赞助;二来一次又一次地捐款,近乎竭泽而渔,已经把同志们都逼成了穷光蛋。难道弄不到钱,就让同志们赤手空拳去与清兵搏杀吗?当然不行!孙中山明白:要想解决革命经费问题,还得依靠同志们群策群力,慷慨解囊。可问题是革命家也是人,也有家人要养,总不能让大家彻底破产吧?真是情何以堪啊!孙中山思虑再三,终于狠了狠心:唉!自己姑且再做一回恶人吧。会上,孙中山噙着眼泪,哽咽着向与会的革命同志们表白:我本知道诸位同志也很困穷,但是革命有如箭之在弦,我同志责无旁贷!今日我同志如不加以帮助,还有谁来帮助我们呢!我们今日只亏一篑之成功也!万望诸同志勉为其难,热烈赞助,共完成此最后的功业。万一这次还不成功,我孙文也将隐姓埋名,匿迹空山,无面目再见诸同志,不敢再累诸同志了!孙中山一番真情告白使众人深为感动,互相勉励,当场筹得八千余元。会后孙中山亲自到华侨中筹划军饷,香港同盟会会长赵声和黄兴等人则回香港做准备工作。几个月后,经过众人的努力,最终筹得十五点七万元革命基金。有了钱,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孙中山下令由黄兴、胡汉民、赵声筹划起义。在此三人的组织下,一群平均年龄不及三十岁的风华正茂的青年齐聚广州。他们身份各异——或学子、或洪门会党、或军人、或农民、或白领。他们豪气冲天,踊跃报名加入敢死队(选锋队),凝碧血为刀刃,亲手把自己送往生命的终点,没有丝毫犹豫,没有半点退缩。他们慷慨赴死,却并非生无可恋,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英雄很伟大,我们也欣赏英雄的伟大。可我始终认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首先必须是一个凡人,而且必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可以为信仰看淡生死,却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顾虑,更不意味着他可以淡漠亲情、友情和爱情。因此,在赴死前,以“炸弹大王”喻培伦、林徽因堂叔林觉民为代表的敢死队员们纷纷忍痛挥泪,愧疚地留遗书与至亲至爱诀别。尤其是少数已婚人士的代表林觉民,提笔给妻子陈意映写下了一封注满爱恋的《与妻书》。这份感天动地的《与妻书》后被收入两岸教科书,其中“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一句,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荡气回肠……书毕,话完,泪干,上战场!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亲自带领一百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大楼,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激斗一夜,八十六人牺牲,黄兴断指,起义失败。后来收得七十二名烈士的残骸,合葬在广州黄花岗,故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明知寡不敌众,却还要飞蛾扑火,只是因为他们就是来求死的。以血肉之躯孤注一掷,唤醒民心。但他们死得太惨烈了,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全是同盟会的骨干,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做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他们的集体牺牲,一时间让同盟会的精英丧失殆尽。但是,他们的死唤醒了国人,挖掘了民族的良心,他们的死推动了历史的巨轮,因此,我们不应该嫌他们力量不够、方法不够技巧。最后,我们以汪精卫在狱中所写的《慷慨篇》中的四句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在这英雄的诗篇中一起回味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第十七章掘墓人与送葬者

                        掘墓者载沣

                        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算起到黄花岗起义结束,近十七年的时间里,革命党虽然四处点火,牺牲无数,费了老大的劲,却并未伤到清朝的根本。但令革命党万万没想到的是,数万革命兄弟姐妹十数年来英勇奋斗都没有完成的梦想,摄政王载沣同志凭一己之力胡搞了两年就实现了。载沣为了巩固大清帝国的统治,还真是拼了小命。一掌权就上马了一个国字号项目“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第一只手,抓军权。想当年,“庚子事变”后,载沣作为慈禧钦点的“谢罪专使”到德国转悠了一圈,别的没学到,倒是认可了德国人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皇室子弟要读军校,皇族要抓住枪杆子。是啊,要想巩固基

                        看见了自己的同学,和他一样的充满了志气、尊严、良知的学生们。他号召大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目的是让新皇帝看看自己写的时事分析。在他的笔下,宋朝之所以沦落到如今地步,是因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宣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这篇文字非常有名,宋朝六贼之说,就从这里开始。这次的学生运动在宋史里的意义非常重大,有公论,它改变了宋朝的历史。可惜的是,历史并没有给陈东和他的同学们以应得的荣誉,每一代的宋史研究者,在说到这一幕时,都只是极力赞叹了陈东的胆气。六贼为祸近二十年,天下谁都看在眼里,居然是由一个白衣学生提出来,这是多么的热血,多么的忠诚!是的,陈东和他的同学们的确是非常难得,非常了不起。但这并不是这件事的全部。这篇文字落在不同人的眼里,效果绝对是不同的。老百姓看到,会叫好、解气;六贼及贼党们看到,会害怕、怨恨;中立的良心未泯的大臣们看到,会惭愧、无奈,而落在赵桓、李纲的眼里,这就是个巨大的天赐一样的机遇!多年来,六贼把持宋朝官场,容不得半点不同声音。六贼即宋朝,这是宋史近二十年来的铁律。如今面临生死关头,赵桓、李纲空有救国之心,却一个能用的人都没有。必须迅速打破这块铁幕。陈东来得正是时候,稍晚都会误事。他提出来杀掉六贼,根除全体党羽的建议,在之前史书里只承认了他的热、解恨的作用,却忽视了最重要的功能。迅速完成新旧官场的交替,哪怕底下的办事人不变,除掉六贼之后,新皇帝的命令才能有权威性。这件事情和各项城防事务混合在一起急剧运行,所有人所有的问题都搅在了一起,想在几天之内就改朝换代,想想这是多么疯狂的事。但是李纲、赵桓也不必沮丧,他们有一个坚定的盟友,只要该盟友保持活力,那么开封城里的事就会以疯狂的速度进行。金军。金军的动作越快,宋朝的改革越快!转眼间,三四天过去,新年到了。公元1126年的春节,正月初一的时候,赵桓宣布改元,这一年是“靖康元年”。初二时,北方战报火速传来,金军渡过了黄河。率领着开封禁军精锐的梁方平太监,简直丢尽了北宋一系列武装太监的脸,他到了黄河边上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在初二这一天听说相州(今河南安阳)被攻破了,他立即仓皇逃跑。他没法不逃,看位置他驻守在黎阳津,那是黄河的北岸,任务是阻止金军靠近黄河,不是阻止金军渡过黄河。一字之差,难度太大了!他跑了之后,南岸的宋朝跟着跑。黄河天险,这道开封城唯一的守卫线,就这样轻易丢掉了。金军没受到任何阻碍安然渡河。消息传进开封城,初三的晚上夜漏二鼓时,赵佶带着老婆、皇子、帝姬(原公主,赵佶闲得蛋疼,给女儿们换了个“姬”名字),出通津门坐船南逃。这次的逃跑实在太突然了,连赵佶本人也没有准备,他只带出来了一个亲信,是蔡攸;几个太监,连一个侍卫都没有。刚开始时坐船,但是开封附近水流平缓,实在太慢了,他雇了一乘小轿。小轿还是慢,想想金军是骑马的,这样的速度对比,他能逃出去多远?于是,再乘船,昏夜之中,他们搭乘了一条搬运砖瓦的小船。这时,太上皇和皇后已经饿得不行了,可是御膳房没跟来,啥吃的也没有。一个船工很好心,分给了他们一个炊饼。这是赵佶一生中少有的传奇浪漫之夜。他经历了坐船,改轿,再坐船,吃炊饼之后,在雍丘(今河南杞县)附近再次上岸。这一次,他骑一匹名叫鹁鸽青的御骡,向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飞奔,直到鸡啼时分才看到了一点点的灯火。滨河小市到了。在这里,一位老婆婆招待了饥寒交迫的徽宗一行。出人意料的,徽宗竟然非常的轻松幽默,老婆婆问他是哪里人,他这样回答:“赵姓,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听他这么说,卫士们都笑了。赵佶看了他们一眼,自己也笑了。稍提一句,他逃出开封之后,闻讯追来的亲信们逐渐赶了上来,最先到位是侍卫。黎明时分,他们到达了商丘,这里是宋朝四京里的南京。这一夜,赵佶足足驰骋数百里之遥。在这里,赵佶胃口大开,想在早餐时吃鱼,为此,他亲自到市场上去买,和卖鱼人互相砍价。他觉得很快乐,觉得生活重新变得清新。比他日复一日地当皇帝、住皇宫有趣得多。在泗上附近,大队人马追上了他。有宇文粹中、童贯、高俅等。他们各自带来了庞大的护卫,其中以童贯为最,他有三千多人的胜捷军。从这里开始,赵佶重新拥有了班底,他们一路向南,最初的目标是维扬(今江苏扬州)。回到开封城,赵佶南逃,给赵桓、李纲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尤其是童贯等人的追随。实在是太妙了,不用动手清理,开封城里的官场自己就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在此基础上,新皇帝趁热打铁,对剩下的六贼动手。第一个目标是太监李彦。这个死太监在作恶的时候无所顾忌,公然明抢百姓的土地,这时报应临头,他的下场也最是干脆。杀头,抄家。第二个目标是前首相王黼。以王黼之奸,可以说百死莫赎其罪,但他的身份实在太高了,前首相,这在宋朝是块地道的免死金牌。赵宋有祖训,北宋一代,不杀士大夫大臣。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靖官场!一个非常罕见的,堪称宋朝头一份的小动作计划出炉了。王黼被贬黜了,他被降为崇信国节度使,永州安置。这是官方的命令。这很平常,很合法。他走到雍丘(今河南杞县)南二十里的辅固村时,被突然出现的强盗杀了。这非常遗憾。宋朝官方集体叹息,王首相的命真苦啊,一百七十多年了,宋朝的宰执群落里只有他一个死得这么难看……事过很久之后,开封府的聂昌公开宣称对这件事负责。第三个目标是梁师成。隐相大人没有随徽宗南逃,他知道自己的根基只限于皇宫城墙之内,离开大内,他什么都不是。而留下来,他心里也有底。新皇帝赵桓一直是个苦命的孩子,在皇宫中活得特别的憋屈,隐相大人曾经多次伸出友谊之手,不仅帮了忙,还时常抚慰赵桓寒冷的心灵。说实话,梁师成做事是很有风度的,如果不是个太监,就算真是苏轼的私生子,也不辱没这个老爹。有这一层情分在,他相信,新皇帝会放他一马。事实也是这样,赵桓真的有些下不去手。不管陈东、李纲还有别的大臣们怎么推波助澜,他总是把梁师成的死期往后拖,直到历史的时针再拨过去九天,才是隐相的末日。六贼里,其余的三个这时都不在京城里。蔡京先一步被贬过了长江。朱勔见势不妙,率先逃回了自己的东南小朝廷。童贯追着赵佶,不仅躲在了太上皇的阴影里,更有亲兵卫队保护着。怎么处理他们,实在让新政府挠头。不能杀,无论是下诏论罪杀,还是派人去暗杀,都会造成一个毁灭性的后果。这些人会拥立赵佶在江南半壁河山里成立新政权。到那时,赵桓反而成了儿皇帝,各种混账命令传过来,听是不听?听了,会造成第二个花石纲时代的宋朝,照样烂死。不听,一个不孝顺的儿子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做皇帝?思来想去,蔡京和童贯先放过,等局势稳定些再计较。至于朱二世,他不够瞧了,富二代的钱在关键时刻摆不上台面,他的实职官阶也太低了些,尽管把他一撸到底,不管怎么狠整他,都没有任何后遗症。朱勔被免去一切公职,放归田里,等待处理。处理完六贼,李纲意气风发,他觉得威望已经树立起来了,可以做些事情了。他去见赵桓,不久,新皇帝颁布了诏书。钦宗陛下仿效真宗陛下故事,御驾亲征,迎战金寇!多么振奋人心,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满城百姓惶惶不安,突然间新皇帝如此振作,可以说是点燃了大众的生机之火。甚至可以说,是点燃了汉人生存的信心。当时,李纲站在议事大殿之外,静静地听着。他知道这个结果,但不能评论,更轮不到他去颁布。按照宋朝惯例,他连在这个时刻上殿议事都没资格。能在这时和皇帝在一起的,都是宰执大臣。并且惯例还包括,如果宰执大臣们不下班,那么谁也不能进去。李纲在外面等了很久,宰执们一直没有出来。很显然,里边正发生着什么,直觉告诉他一定要出事。事实果然这样,他通过一些渠道打听出来,大殿里刚刚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皇帝不亲征了,皇帝要立即出城逃跑,到襄(今湖北襄樊)、邓(河南邓州市)去避难。朝令夕改,食言而肥,这还不如没有亲征的诏书。可想而知,外面的军队、百姓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会怎样灰心丧气,很可能立即往城外涌,跑得比皇帝还要快。到那时,什么都晚了。李纲立即上殿,结果被值班的挡住,别乱来,要守规矩。李纲火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标准的滚汤泡老鼠,一窝都要死,还讲什么规矩!他进去了,见着了高高在上的宰执大臣们。这些人号称是传说中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礼仪之上邦的国家的最高首脑。代表人是白时中、李邦彦。这两个人是当时宋朝的百官之首,就是他们劝赵桓逃跑的。白时中,字蒙亨,寿州寿春(今安徽寿县)人,进士出身,官衔履历一大堆,都是次要的,体现不出什么,真正关键的是他能在六贼当朝时步步高升,那只有一个可能——做蔡京的亲信。李邦彦,字士美,怀州人。他是个难得的妙人,他爸爸是著名的银匠,家里巨有钱,小李吃喝玩乐之余非常向往文化生活,每届科考时河北考生路过他家,都热情招待丰厚资助。这样,他积攒下了最大的官场人脉,他就被保举进太学院当上了学生。从此,他进入官场。李邦彦的太学生活比陈东成功过一万倍,他迅速走进了赵佶的生活。赵佶要新奇,他有当时最新的花样;赵佶要市井,他从小就在市井勾栏之间长大。可以说,所有纨绔应该掌握的专业他都精通,他一个人就可以满足赵佶全部的需要。凭这些,他当上了宋朝的首相……立于当时人文之巅的宋朝最高首脑,居然是这种货色!李纲这时所要面对的人,就是这种货色。和他们能讲什么呢,哪怕再浅显的道理,都得翻来覆去地说。查阅资料,看他们当年的对话,简直就是用来杀时间的。杀对宋朝来说一刻千金的时间。李纲先是按捺住性子,对赵桓讲大道理:“陛下,您父皇把社稷交托给您,你一走了之,这合适吗?”为这句话喝彩!李纲一下子让所有人哑口无言,直接站在了道义的最高峰。赵桓真没话可说了,白时中跳了出来。逃跑是他最先挑起来的,眼看成了决议,突然被李纲搅事,他简直冲天大怒。悄悄说一声,历史上、现实中,总会有这种人,他们对外面非常懦弱,对内部却极端血腥强硬,大到各个朝代晚期的当政者,小到某些窝里横的普通人,他们冲天大怒时的嘴脸非常好玩。白时中怒吼道:“李纲,你觉得京城能守得住吗?”李纲反问:“天下城池还有比都城更坚固的吗?宗庙百姓都在这里,舍此而去,到哪里可以安身立足?何况现在金军临近开封,这时出逃,能跑得过金军的骑兵快马吗?”白时中无语,转而挑剔开封城防的漏洞,说哪里有缺口,哪里的壕沟太浅。当然,他也承认,这些缺陷很多都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比如为艮岳等形象工程让路,但是危险存在,开封守不住。李纲陪着一个负责城防的太监去实地考察,回来报告说没问题。赵桓才问到谁可为将。李纲说:“平日里朝廷用高官厚禄养大臣,这时大臣们应该站出来。比如白时中、李邦彦,他们是宰执,应该由他们出战。”白时中一下子爆炸了,他觉得李纲实在是赤裸裸地害他,这是陷害,是不讲道理!于是,他非常愤慨地反问:“李纲,你敢出战吗?”这句话是李纲梦寐以求的,他当然敢出战,顺势要求宰执的身份,身份不到,命令不通。李纲被封为尚书右丞,相当于副宰相,在金军马上临城的紧要关头迈进了宰执行列。这时是公元1126年的正月初三日。注意,是白天。折腾了半天,到午饭时间了。赵桓心神不定,不放宰执们出宫,大家吃完午饭后再聚到一起。这时,李纲发现又有点不对头。这是种直觉,就像他在殿外感觉里边要出事一样。忐忑中,他给钦宗讲了个故事,故事很有针对性,是唐朝的安史之乱。李纲说,当年唐明皇李隆基最大的失误是一听潼关失守,立即放弃长安,躲进四川避难。结果,宗庙社稷陷于叛军之手,要好多年的挣扎才能收复。如果他当时不跑,招集天下兵马勤王的话,唐朝就不会突然间衰落下去。归根结底一句话,当此时,只看君王有没有直面敌人坐守孤城的胆气。如果有,那么天下臣民就会相应地勇气倍增;如果没有,君王大臣都逃跑,小民们为什么要拼命?赵桓默默地听着。没等他回答,突然间有个内侍跑了进来,报告了一个最新消息,“皇后、国公已经起程,出宫很远了。”那是赵桓的老婆、儿子,居然把丈夫、父亲扔在后边,悄悄地逃出都城,跑出去很远了。赵桓立即就跳了起来,他又慌又急,对李纲等人说:“你们不必再挽留了,朕已决意出京到陕西去,到那里招集西军收复都城,绝不能再留在这里。”果然,怕什么来什么,李纲的预感又一次成真了。到此地步,他还能怎么办,难道能像寇准那样紧紧抓住赵光义的袍子,说啥都不放你走吗?寇准是少年天才,是赵光义赏识的臣子,他李纲算什么,一个被整个朝廷厌恶的电梯王,一点威信都没有。他只能跪倒声泪俱下,继续给皇帝分析后果。“如果您逃了,哪怕把都城交给我,谁能听我命令?纵然听令,精兵不是外出,就是跟你逃跑,都城用什么来守卫?如果陷落了,以金军残暴,几天之内就会残破到燕云十六州的地步,那时您再回来收复,还有什么意义?”赵桓犹豫了,李纲说的都是实情。这时,天佑宋朝,李纲来了救星。赵桓的两个叔叔燕王赵俣、越王赵倔来了,他们也劝赵桓不能逃跑。赵桓又一次安静下来,他想了想,提笔写了两个字:“可回。”押上御印,交给内侍,让他们追上皇后,都召回来。皇帝不逃了。这时是公元1026年正月初三的下午。到了晚上,赵桓又变卦了,理由很可能是皇后、国公继续跑,根本不听他的命令。这直接打击了他的信心,让他回想自己是怎么当上的皇帝。是他老爸拿他来挡灾的。现在李纲等人说啥都不放他走,明显也是在拿他挡灾。他就那么衰啊,谁都能欺负他算计他?还有没有天理了?!想到这些,他再也忍耐不住,连夜下旨传令给宰执大臣们,告诉他们自己在明天凌晨时分出发,国家托付给李纲,让他当东京留守,李棁为副,这个都城谁爱守谁守,反正别再来烦我。李纲接到命令时已经是深夜,宫门上锁,别说是他,就算是老牌宰执到富弼、韩琦、王安石的地步,也别想在这个时辰见着皇帝。那好吧,就等到天亮……天亮时李纲上朝,一夜的煎熬让他火气大旺,像个点燃了的炮仗一样往里走。迎头正看见一排排的卫兵、内侍在搬行李,几乎整个皇宫都在大搬家。李纲气晕了,激动中再也管不了什么君臣体面。他想出了个肯定管用的招儿。李纲站在皇宫里鼓动兵变!他大声问:“你们这些禁卫,是想逃啊,还是想守?”这句话问在了点子上,禁卫军都是京城人,家里老小都在城里,这时跟了赵桓逃跑,家里人可不能算在队伍里。抛家弃业的谁愿意?——“愿意死守!”得到这个答复,李纲走进了大殿里,先没去见赵桓,而是走到了宰执大臣们,也就是白时中、李邦彦的面前,说了句话:“陛下之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这时,外面禁卫们的呼喊声还没停息,李纲料准了这帮无耻的废物没胆子敢跟自己叫板。事实也是这样,见到身边的禁卫瞬间反抗,不仅是宰执们,连赵桓都傻了。他由着李纲摆布,先是对禁卫们亲口宣布不逃了,这换来了更加巨大的欢呼。李纲带着赵桓登上了宣德门城楼,命令文武百官士卒将士都聚在楼下,他和吴敏在片刻之间草拟出一份圣旨,上面写的都是对金军开战的宣言。他站在城头

                        派图赖率其令人胆寒的精锐骑兵沿黄河南岸横扫河南北部。这一地区是大小寨主及黄士欣、张有声等大顺军残余,浙江冒险家陈潜夫等南明将领竞相争夺之地。在迅速挺进的清军面前,大顺军和大量寨兵的阵地完全崩溃了。图赖的人马刚一出现,黄士欣和张有声便望风而逃。15个大寨及全部士卒百姓都向图赖投降了。黄河沿岸100公里内的地区全归了清朝。然而,到12月,将战线拉得过长的两路清军都遭到了阻挡。在西线,河南怀庆附近的大顺军残部发起了反击,打败了清将金玉和,并攻打了黄河北岸的许多地区。为防止大顺军突破清军防线,多尔衮及清朝不得不下令多铎主力撤回黄河一线。同时,向东挺进的图赖部也开始遭到南明军队的顽强抵抗。其中有刘洪起的寨兵;现由张缙彦率领的攻夺开封的陈潜夫部明军;在张缙彦军背后还有驻守睢州的许定国部四五千人马;以及由当地豪强李际遇率领的兵力与许定国相当的玉寨军。多铎主力部队只有1万人,无法与这些军队抗衡。只要南明军队守住睢阳,至关重要的两淮及长江下游防区就可保无虑。只有两种状况可能改变这一局势:一是大顺军被彻底赶出陕西,清军得以从西北调出增援;二是睢州一线守军反叛,使南明某个主要将领丧失信心和畏缩动摇。这两种情况终于在1645年初的几个月中出现了。其直接原因是:清政府与北直隶,及山东抗清势力极为成功地达成了和议,并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领了山西和陕西。

                          文秉等史家特别重视这一点,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3页,引文秉:《甲乙事案》。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认为,文秉的记叙十分精彩,但有武断之处,不完全可靠。?南京既是保卫江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又是作为北方城市之粮食基地的南直隶的首府。南京虽设有与北京中央政府大致相同的官僚机构,但缺少像北京那样强有力的京城防御体系。南京政府最重要的官员是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及五军都督。斯特鲁弗:《南明》,第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72页。?陈子龙上任后,欲重返浙江,继续组织修建防御工事和贮备弹药。但他尚未启程,北京与南京的联系便中断了。他不知道北京已于1644年4月25日落入李自成之手,故回到松江,看望生病的祖母,并与朋友商定保护太子顺利南下的方案。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12—114、125—127页。陈子龙提出组建一支万人水师,北上天津,迎接太子,然后护送太子由水路南下,以避免陆路旅行的艰难和危险。褚华:《沪城备考》第四卷,第11页;王云五等:《大清一统志》,第958页(第八十四卷,第1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37—240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56—261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认为,祁彪佳已得知这些计划,但他当时既无能力,也无权力将其付诸实施。甚至在出任苏州巡抚后,他也未能将志愿勤王部队与正规军结合起来。?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消息继续南传,6月25日传到福州,“乡村老幼男女莫不流涕。”海外散人:《榕城纪闻》,第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3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这些官员是: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工部尚书程注、右都御史张慎言、兵部侍郎吕大器、翰林院学士姜曰广、太常卿何应端、应天府尹刘士祯、鸿胪卿朱之臣、太仆丞姚思孝、吏科给事中李沾、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御史郭维经、御史陈良弼、米寿图、周元泰和明王室成员朱国昌。这一众所周知的名单是由几种资料汇集而成的,见于《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3页。?明朝末年,南京最重要的官员是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大将军)、五军都督和户部尚书。斯特鲁弗:《南明》,第4页。?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是举人,曾任地方官。父亲史从质是秀才。一位祖叔伯、一位叔伯及两位堂兄弟都在锦衣卫任职。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法生于1601年(据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或1602年(此说较可信,见《史可法传》,第99—106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1—7页对此问题作了很好的研究,尽管有时过分强调史可法与左光斗的关系。据一些资料记载,史可法曾在左光斗殉难前秘密探望过这位著名的东林党人,并受到要继承东林党事业的教诲。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67—68页。?《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076页。扬州史可法祠中的史可法塑像,其面孔颇似猿猴;大耳厚唇、面颊上有深深的皱纹。虽不英俊,却沉郁威严。朱文长《史可法传》卷首插图。?此处及后文有关史可法的资料主要引自《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07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51—652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8—7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40页。?八_零_电_子_书_w_w_w_.t_x_t_8_0._c_o_m关于史可法的安庆防区,见邓尔麟:《嘉定忠臣》,第18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32页。?12月,史可法通过弹劾闲散官员和制定新的编制,对南京的军队进行了整顿。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同上书,第43页。?同上书,第56—57页。史可法出任南京兵部尚书后,还向朝廷推荐了几位官员任军队将领。其中著名的有吴甡和张浩然。他认为,除了已经战死的洪承畴,吴甡也是天下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3页。?㈧_○_電_芓_書_W_w_ω_.Τ_Χ_t_捌_0.c_Ο_Μ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28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8页。后来,地方义勇的首领被告知,非正规军不在动员之列(此项知识得自私人通信,见《明季南略》第四卷,第48页[“台湾文献丛考”本第一册,第115—118页])。?“司马”一词出自《周礼·夏官》“大司马”条。司马掌兵事,并掌行事之禁。他们通晓九伐之法,尤其是九伐最后一条,“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四方”一词在《诗经》中指“华夏之民”。?彭孙贻:《平寇志》第三册第十卷,第8页。?关于1643年明军在淮河地区明军劫掠之事,金声在书信中作了生动描述。见金声:《金忠节公文集》,第12—14页。?姚广孝等编:《明实录》第十七卷,第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1页;《淮城纪事》,第133页;应廷吉:《青磷屑》,第3页;夏允彝:《续幸存录》,第68页。刘泽清为诸生参加乡试时,曾因口角将一名官府侍从殴毙。?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91页(第二十一卷,第1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7—8页。黄得功大胆鲁莽,故有“黄闯”绰号。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3页。?《贰臣传》第七卷,第26—27页;《明史》,第3022、3066页。刘良佐被认为是很有能力的将领。因作战时常骑一匹花斑马,人称“花马刘”,其实是个无知而又贪婪的人。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3页。?《明实录·崇祯实录》第十七卷,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10—411页;《淮城纪事》,第133页。?应廷吉:《青磷屑》,第3页。当地居民也惧怕大顺官员,因为后者威胁他们说,若不服从其统治,便率闯王军队撤离(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明朝末年,徐州多次受到农民军的攻击。1637年秋,一支来自苏州的10万人的农民军驻扎在徐州以南70公里处,曾袭击过此城。1640年,该城一度被占领,很多士绅被杀。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6、7页,“万补”第2—3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41页。徐州虽被黄希宪放弃,但淮河附近的房村驻军拒不投降。该军通判、著名作家和诗人凌濛初进行了英勇抵抗,后兵败被擒,不屈而死。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930—933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一卷,第25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41—42页。?《明史》,第3103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淮城纪事》,第133—135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许兆椿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第44页。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尤其在20世纪,整个江北地区到处都有地主的庄园堡垒和三五十人的私人武装。太平洋关系学院:《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第11—1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78—8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在坚决惩治大顺官员方面,能与路振飞相比的是淮安巡按王燮。5月6日,王燮毫不迟疑地处死了北京派来接管淮安的“伪官”。此后,“士民恃以屹然”,完全相信王燮和路振飞将会保护他们免遭农民军之扰。此后不久,一位更为重要的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淮安。此人就是在河南投奔李自成,并成为大顺政府中重要人物之一的吕弼周(1628年进士)。他带来一份布告,令当地官员承认他的权威。但王燮将其逮捕并加以审讯,将他斥为“乱臣贼子”。吕弼周拒绝回答王燮提出的有关李自成的问题,王燮——他曾是吕弼周的学生——便将他转交路振飞处置。5月20日,路振飞令一队弓箭手将吕弼周射死——射中一箭赏银一锭——而后又下令碎尸。这种公开执行死刑的作法在淮安十分常见,从而加强了路振飞对该城的控制。文秉:《甲乙事案》,第34—35页。?这里的人们也惧怕马士英部的逃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谈迁:《国榷》,第6088页;《明实录·崇祯》第十七卷,第1页。文秉的记载略有不同:金声桓所记相同,但周仕凤仅被称为士,仕尔敬则记为周原敬。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北略》,第66—71、79—8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7页;谈迁:《国榷》,第6074页。这场斗争被后代史学家们夸大了。当时支持潞王的官员比后来的评论者所说的要少得多(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斯特鲁弗:《南明》,第2页。?对皇室贵族和勋贵应加以区别,前者是皇室男性成员,后者是勋臣和外戚。这些人只受虚封而无实土。王毓铨:《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第91页;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31页。?顾诚:《明代的宗室》,第5页。克劳福德统计的数字则更高,据说1594年皇室宗亲多达16万人。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35页。?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7—28页。?1591年,山西临汾县全年税收的最大开支是支付亲王和皇室宗亲的俸禄(占田税谷物的48.5%和地税银的39.2%),其次是军饷(占税粮的37.1%和税银的36.2%)。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78页。?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6—27页。?阿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40—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37页。到崇祯时,很多皇室宗亲甚至穷得无钱娶亲。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049页(第一七九卷,第5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页。?“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之国也就是就藩。他们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宏大的王府和丰厚的赡养,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他的所在地。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页;又见于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59页;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31页。?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108页。?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40—41页。?高腊福:《这就是中国:16世纪末耶稣会士发现的中国》,第146页。?根据一项研究,实际上只有两名皇室成员中举并出任文职。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397—398页。官僚们担心皇室成员会迅速垄断朝廷要职,因此,他们强烈反对允许皇室宗亲担任文职的政策。皇室宗亲虽获准参加科举,却未能成功,很可能是这些官僚对他们的恐惧意识造成的(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明朝建立了50个王府,其中28个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李龙潜:《明代庄田的发展和特点》,第9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7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15、37页;盖拉德:《南京今昔历史与地理之一瞥》,第204—205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37页。明朝初年,蒙古人被驱逐后,北京周围的土地或被授予已在从事耕作的农户,或被当作永不纳税的私田赐给农民。15世纪,这些土地被寺院、贵族和军队将领所侵占,而他们仍享有免税的特权。此外,15世纪40年代,宦官也开始接受赐田,北京西山一带也常重建享有免税特权的寺院。1489年,一位上疏者称,京畿周围的纳税土地已有1/6被划为庄田。皇庄之制亦建于明初,但其极度膨胀是在正德年间(1506—1521)。当时,为满足正德皇帝穷奢极欲的生活,仅在京畿之内,其皇庄就占地37595顷。嘉靖时,皇帝被说服将26693顷土地退还给私人或官府。但万历年间,兼并又重新开始。万历帝将土地大量赐给宠臣,而掌管税收和皇庄土地的太监又加倍扩大了皇庄的土地。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6—7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3—54、94—96、101、195—197页。关于明代后期开封周王之府第的描述,见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8—29页。?阿尔伯特·S·J·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50—154页;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页;又见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36页。据万历时的资料记载,属于皇室诸王或贵族田庄的土地共7268691亩。李龙潜:《明代庄田的发展和特点》,第67页。耕种皇族和勋贵田庄的农民是:(1)皇上赏赐的佃户——即原来在赐给贵族或诸王的土地上耕作的农夫。(2)其耕地被侵夺,并且非正式地沦为新田主永久佃户的农夫。(3)投身贵族寻求保护的依附农民。(4)受雇为贵族耕作的佃户。(5)以契约形式依附于贵族并常充当武装部曲的农夫。王毓铨:《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第91—96页。?为了防止外戚的发展,皇帝的后嗣皆从平民中选妃。但这样的外戚家族因缺乏“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意识而尤易腐化。为国为民的思想,可以说完全被私欲所取代。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第238页。?⑧`○`電`耔`書ωωw.Τ``X``Τ`捌`零`.C`O`M吴乃荪:《董其昌:对仕途的淡漠,对艺术的追求》,第28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罗文:《

                          怨恨和思念便变成了恶魔。公元前583年夏天,庄姬向晋景公告状说,赵同和赵括兄弟阴谋叛乱。晋景公就这件事询问栾书和郤锜(郤克的儿子)。也许是出于对赵氏家族的厌恶,栾书和郤锜都点头说,赵同和赵括对国君的不满由来已久,恐怕确实有反叛的可能性。晋景公早就对赵氏兄弟不满,现在既有庄姬作苦主,又有栾、郤两大家族认可,他就放心大胆地向赵氏家族宣战了。同年六月,晋国宣布赵同、赵括阴谋叛乱,证据确凿,株连九族,将赵家老小满门抄斩。唯有赵武随着庄姬在宫中居住,没有受到牵连。这就是所谓赵氏孤儿的原始素材。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也看过《左传》的记载,但是很显然,他认为民间传说比《左传》的记载更精彩,更能吸引读者,因此毫不犹豫地采用了民间传说的内容,从而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关于忠诚、仁义与复仇的凄美故事。真正对赵氏家庭保持了忠诚的不是虚构的程婴和公孙杵臼,而是那位由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好干部韩厥。据《左传》记载,赵氏家族被剿灭后,晋景公打算将他们的田产全部赏赐给大夫祁奚。韩厥劝谏道:“以赵衰的功勋和赵盾的忠诚,如果无后于晋国,会让那些一心向善的人感到恐惧。”而且用《周上“不敢欺侮鳏夫寡妇”这样的话来提醒晋景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韩厥这番话,应该分为两面来看:赵衰确实有大功于晋国,赵盾的忠诚则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考虑到如果不是赵盾唆使赵穿杀死晋灵公,也轮不到晋成公即位为君,晋景公就更不可能坐上这宝座了——赵盾对于晋成公、晋景公父子的忠诚,倒也不是空穴来风。想到这一层关系,晋景公也就心软了。他收回成命,命令赵武继承了赵朔的家业。那个时候,赵武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也许是家族的变故使得这位少年成熟得特别早。几年之后,他按当时的风俗举行了成人礼,便戴着代表成人的帽子去拜访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听取他们的教诲,包括曾经对赵氏家族落井下石的中军元帅栾书。栾书说话很客气,“你真英俊啊!以前我有幸在你父亲手下工作的时候,你就已经很俊美了,就是不知道才干如何,努力加强修养吧,年轻人。”他去拜见士燮,士燮教育他:“从今之后,你要时时警告自己啊。自古以来,贤者受到宠幸会更加小心谨慎,不明白事理的人受到宠幸则会更加骄傲。”他又去拜见韩厥,韩厥感到很欣慰,但是又很严肃地告诫他:“戴上这顶帽子,代表你已经成人了。成年人要与善人多交往,那样的话,坏人就没有办法影响你了。一个人戴上帽子,好比房屋有墙壁和屋顶一样,是为了经常打扫去除污物罢了,不然戴它有什么用呢?”赵氏家族的孤儿,便是在这样的教诲之下成长起来了。一百多年后,赵氏家族的后人参与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赵国。当然,这是后话。【昙花一现的霸业】公元前585年春天,郑悼公为答谢去年的虫牢之盟,在公子偃的陪同下来到晋国朝觐晋景公。晋景公很高兴,依照给齐顷公的待遇,为郑悼公举行了“授玉”仪式。春秋时期,各国的朝堂均立有东西两根大柱,分别叫做东楹和西楹,两楹之间的空地叫做“中堂”。举行授玉仪式的时候,主人从东厢进入朝堂,客人从西厢进入朝堂。这里有个讲究:其一,如果宾主身份相当,则双方都走到两楹正中,客人接受主人赠送的玉圭;其二,如果客人的身份低于主人,则客人稍走快点,多走两步,在中堂与东楹之间授玉,以示对主人的恭敬。晋景公和郑悼公都是一国之君,地位相当,属于第一种情况,应该在两楹正中授玉。但是那天,郑悼公走得实在太快了,以至于晋景公刚走两步,还没走过东楹,郑悼公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于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看到这一幕,暗自摇头。在他看来,郑悼公纵使认为晋景公是霸主,不敢和他平起平坐,多走两步也就行了。但是此人目光畏缩,行动过于迅速,竟然小跑着越过东楹来与主人相见,这还真是罕见。“身为一国之君,却不安其位,怕是要不久于人世了!”士贞伯暗地里对人说。果然,几个月之后,在位才两年的郑悼公就无疾而终了。郑悼公死后,他的儿子郑成公即位。同年秋天,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带兵入侵郑国。晋景公派栾书带兵救援郑国,两军相遇于蔡国的绕角(地名)。楚军初战失利,连夜逃遁。晋军趁势入侵楚国的盟国蔡国,与楚将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的申、息两县地方部队在桑隧(蔡国地名)对峙。从当时的战局来看,形势对晋军有利。栾书想主动出击,遭到了荀首、士燮、韩厥的共同反对。荀首说:“国君命我们救援郑国,楚军连夜逃遁,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趁势进攻蔡国,是擅自将战争的范围扩大,所以引起了楚国人的愤怒,再打下去,势必对我军不利。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打赢了这一仗,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们以全军出战,打败楚国两县地方部队,有什么荣耀可言?如果打不赢,耻辱就翻倍了,不如回去吧。”但是,当时晋国六军的正副统帅中,想打这一仗的人占了大多数。还有人对栾书说:“圣人总是与众人站在同一立场,所以能够成就大事。您现在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有权斟酌众人的意见办事,何不听从大家的意见?再说,您手下的统帅有十一人,当中不想打仗的,仅三人而已。”栾书沉吟了一阵,答复说:“确实,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一般会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所谓三人为众,现在有三位统帅认为不能打这个仗,已经不算少数派了,我决定听从他们的意见。”于是将军队撤回国内。公元前584年秋天,不甘心失败的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再度讨伐郑国。晋景公则发动齐、鲁、宋、卫、曹、邾、莒、杞等国诸侯救援郑国。郑国人底气一足,迸发出来的能量往往令人侧目。郑成公派大夫共仲、侯羽主动出击,俘虏了楚国的郧县县公钟仪,并将钟仪献给晋军带回晋国,囚禁在军府(军用品仓库,也用作囚禁战俘)之中。同年八月,各路诸侯在马陵举行会盟,重温虫牢之盟的誓言。马陵之盟是晋景公霸业成熟的标志,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马陵之盟后,晋景公作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重大决定,他派新上任的上军副帅韩穿出使鲁国,要求鲁国将汶阳(地名)归还给齐国。汶阳自古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89年,齐顷公带兵入侵鲁国,占领了汶阳。后来发生了鞍之战,齐军大败,齐顷公被迫臣服于晋国。在郤克的主持下,齐国将汶阳交还给了鲁国。为了这件事,鲁国上下对晋景公感恩戴德。鲁成公先是跑到晋国军中表示感谢,而且还为郤克等人举行了“赐命”仪式,后来又专程跑到晋国拜谢晋景公。没想到,时隔七年,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晋景公突然提出要鲁国将汶阳“归还”给齐国,鲁国人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利益上,都十分难以接受——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土地,谈何“归还”呢?晋景公这样做,当然也有他的考虑。据《公羊传》记载,鞍之战中,齐军大败,齐顷公回国之后,吊唁死者,慰问生者,七年不饮酒、不吃肉。晋景公听了,感叹说:“怎么能够让堂堂的一国之君不饮酒、不吃肉长达七年之久呢?还是把他所侵占过的地方都还给他吧!”《公羊传》的记载让人难以信服。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真实的情况也许是这样——齐顷公在鞍之战后,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服从晋国的领导,唯晋景公的马首是瞻,在晋国主导的多次国际行动中都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因而受到晋景公的信任。为了鼓励齐顷公更好地为晋国服务,晋景公感到有必要给他一点甜头尝尝,适当地给予物质奖励,又不想付出代价,所以慷他人之慨,要求鲁国把汶阳“归还”给齐国。鲁成公当然不乐意,但也没办法,只能答应晋国的要求。鲁国朝野上下都对这件事感到悲哀。韩穿完成使命,即将回国的时候,鲁国权臣季孙行父设宴为其饯行,私下对他说:“大国主持公道,因此而成为盟主;诸侯感念其恩德,又畏惧其武力,所以没有二心。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贵国打败齐国,将汶阳归还给鲁国;七年之后,又命令我们将它交出来,献给齐国。做事情哪有这样反复无常的?晋国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失去诸侯的拥护了。”韩穿苦笑,对季孙行父摆摆手,意思是别说了,我也知道这事不靠谱,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情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晋国的同盟国之中,一种不安的情绪迅速扩散开来。晋景公很快也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荒唐事,为了挽回影响,他于公元前582年春天在蒲地召集诸侯会盟,主题是:重温马陵之盟的誓词,共同构建和谐友好的国际关系。参加蒲地之盟的诸侯,仍有齐、鲁、宋、卫、郑、曹、莒、杞八国之多,但是气氛已经大不如马陵之盟热烈了。季孙行父陪同鲁成公参加会议,遇到了晋国的上军副帅士燮,季孙行父对士燮直言不讳:“贵国不修仁德,就算会盟又有什么意义?”士燮回答:“霸主如果不能用仁德来团结盟国,那么用殷勤的接待来安抚他们,用宽厚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用强权和武力来驾御他们,用神圣的誓言来约束他们,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笼络坚决服从的国家,这也算是次一等的德行了。”士燮的反应很快,然而终归底气不足,算是勉强为晋景公辩护了一下。季孙行父听了,也只能苦笑一声,表示理解士燮的立场。蒲地之盟没有达到晋景公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郑成公从蒲地回到新郑,立即接见了一位不速之客——楚共王派来的代表公子成。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对于楚共王来说,能够与晋国的盟国(尤其是郑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盟国)进行正常的外交接触,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接下来,他只要静静地坐在一边,摇着扇子看热闹就行了。晋景公得知郑国与楚国私下接触,果然勃然大怒。同年秋天,郑成公怀着两面讨好的心理,前往新田朝觐晋景公,结果连晋景公的面都没见上,就被抓起来,囚禁在铜提(晋国地名)的别宫之中。与此同时,晋景公还趁着郑国群龙无首,派栾书为将,带兵讨伐郑国。这种做法自然不厚道。更不厚道的是,当郑国人派大夫伯蠲(juān)来到晋国请罪求和,晋景公竟然又下令将伯蠲杀死。《左传》对此照例批评说,这样做是非礼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主要是体现以和为贵、不擅开战端的思想。晋景公囚禁郑成公,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派兵讨伐郑国,是将这个错误进一步扩大;杀死伯蠲,则彻底将郑国推向了楚国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楚共王顺理成章地出手了。他派公子婴齐领兵出征,将部队驻扎在陈国,对郑国形成救援之势。同年十一月,公子婴齐出人意料地打了一个弧线球——从陈国出发东进,突然袭击与晋国同盟的莒国,并将莒国彻底击溃,占领了莒城、渠丘、郓城。回想起来,一年前的秋天,晋景公派巫臣第二次出使吴国,途经莒国的时候,巫臣与莒国的国君渠丘公会晤。巫臣提醒渠丘公:“莒城的城墙也未免太薄弱了,该修修啦!”渠丘公不以为然地回答:“莒国地处东夷之地,国家弱小,产出不丰,有谁会看得上这块土地呢?”言下之意,荒山野岭中的一所破房子,又是家徒四壁,担心什么盗贼呢?孔夫子对莒国的败亡深有感触,说:“因为穷困而毫无戒备,实在是一大错误;只有时时提高警惕,防备外敌入侵,才正确啊。莒国倚恃其简陋,懒得去修城墙,十二日之内,楚国就占领了它的三座城池,这不就是不加防备的后果吗?古人说,即便有丝麻这些上好材料,也不要抛弃菅蒯这样的下等材料;虽然有姬姓和姜姓的绝色美女,也不能抛弃那些面色憔悴的平庸妇人。但凡君子,总是有备而无患啊!”孔夫子这话说得有趣,仔细推敲起来,应该算是“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的古代版了。公子婴齐的这一记弧线球打得相当漂亮,虽然没有直接打击晋国,却击中了晋国建立的国际同盟的软肋,让远在新田的晋景公着实难受了一把。紧接着,另一个让他不安的消息传来,西方的秦国联合白狄部落入侵了晋国西部边境,造成重大损失。更让他不安的是,得到楚国的间接支援之后,郑国人的腰杆子也明显硬了。大夫公孙申建议:“我们出兵包围许国,而且装作要另立新君,晋国自然会归还我们的国君。”装作要另立新君,就是要断绝晋国人挟持郑成公威胁郑国的念头。而出兵包围许国,则是向晋国人示威——就算晋国大军压境,郑国仍有余力,能够空出手来对付许国。在这种形势下,晋景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政策了。他想起两年前,郑国俘虏的楚国将领钟仪还一直囚禁在军府之中,于是亲自跑到军府去看望钟仪。虽然被囚禁了两年,钟仪仍然戴着楚国的帽子,保持了南方贵族特有的气质。晋景公见了,故意大声问道:“那位带着南方的帽子而被囚禁的人,是谁啊?”狱卒回答说:“那正是郑国人所献的楚国俘虏啊。”晋景公命人打开枷锁,让钟仪坐到自己面前,询问了他几句在狱中的生活状况,算是表示慰问。钟仪向晋景公稽首拜谢。晋景公接着又问到:“大夫的家族,在楚国担任什么世袭的职务?”前面说过,钟仪是郧县的县公。但郧县县公只是钟仪个人的职务,而且随时可能变动,并非世袭之职。钟仪如实相告:“我们自古担任楚国的乐官。”晋景公很感兴趣,追问:“那您会弹奏乐器吗?”钟仪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是祖上的职守所在,我岂敢抛弃?”于是晋景公叫人取来一张琴,钟仪随即演奏了一曲楚地的音乐。奏罢,晋景公故意问钟仪:“贵国国君是个什么样的人?”钟仪为难地说:“这个……非我等小人所能够评判。”晋景公执意要钟仪说。钟仪被逼不过,只得回答:“当年他还是大子的时候,先王为其选择师傅,考虑教学内容,都是下过功夫的,命他早晨向令尹公子婴齐请教,晚上又访问司马公子侧,聆听教诲。其他的事情,我实在是不知道了。”晋景公听后沉默不语,回来讲给士燮听。士燮说:“楚国的俘虏,是一位君子啊!言必称先人的职守,是不肯忘本;弹奏本土的音乐,是不肯忘旧;说到他的国君,只谈其当大子时候的事,是为了避嫌,怕人家说他阿谀奉承当朝国君;说到楚国的两位重臣,他又直呼其名,是尊重您的身份地位。不忘本,是仁的表现;不忘旧,是信的表现;避嫌,是忠诚的表现;尊重您,是聪明的表现。这样的人,派他办什么事,没什么办不成的。您何不放他回去,要他促成晋、楚两国的和平。”士燮的话,给了晋景公很大的启发:是啊,为什么要一味和楚国争夺对抗,为什么不能实现两大强国的和平共处呢?公元前582年冬天,钟仪被释放回国。不久之后,楚共王派公子辰出使晋国,表示愿意与晋国修好。自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后整整半个世纪,晋楚两国第一次坐到了谈判桌前。公元前581年春天,晋景公派大夫籴(dí)伐出使楚国,作为对公子辰出访晋国的回访。晋楚两国的紧张关系虽然得到缓解,晋国对郑国的敌意却没有消失。同年二月,晋国命令卫国派兵讨伐郑国。同时,郑成公仍然被囚禁在晋国,作为威胁郑国就范的筹码。国不可一日无君。郑成公被囚禁的日子一长,郑国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同年三月,大夫公子班没与众人商量,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郑国人转而立郑成公的大子髡顽为君。栾书对晋景公说:“郑国人都拥立新君了,我们再抓住那个人不放,又有什么用处?不如将他放回去,促成两国之间的和解。”这一年,已经是晋景公在位的第十九个年头了。早在两年前,他就感到身体不适,现在病情明显加剧,自己都能感觉到大限将至了。大概是

                          伊人婷婷久久一区二区网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满汉之间的战争。从那以后,后金的许多作战计划和准备工作都是由汉人指导的,所以将此后的战争描述为东北边地武人集团同明朝的斗争,或许更为确切。大凌河降官几乎都是世代为明朝效力的辽阳土著边民。他们是职业军人,严格遵守维护个人荣誉的生活准则。自从他们决定归顺后金之后,便成了金汗麾下极为忠诚和自豪的追随者。两年后,又有另一伙东北武人加入了皇太极的伟大事业,但其背景与前者却大不相同。他们是原籍山东的辽东海盗,是一群投机取巧、变易无常的军事冒险家。憨厚朴实的辽阳边民,将这群海盗视为赌徒和酒鬼,轻蔑地称其三位首领——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为“山东三矿徒”。这些冒险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曾是皮岛军阀毛文龙(他已于1629年被袁崇焕当众斩首)的部下,最先学会了操作欧式大炮(他们受过登莱巡抚孙元化的训练),有丰富的海战经验(他们经常驾船往返于山东半岛和辽东、朝鲜各岛屿之间),并有吸引忠实追随者的能力(他们组成了完全由他们个人控制的依附性很强的半封建军队)。其中有几位后来受封而成为著名的“三蕃”,并在17世纪70年代起兵叛清,几乎摧毁了这个新建的王朝。他们的来历虽然复杂,但这不仅表明了他们的社会特征,还说明了明朝对北方沿海地区的控制早已瓦解。1629年夏,辽东经略袁崇焕杀毛文龙时,以为自己能够制服毛文龙的健校悍卒。有些人还比较顺从。例如,陈继就同意编入明朝正规部队。尚可喜也属此类,并随总兵黄龙对在皮岛发动叛乱的毛文龙旧部进行过镇压。其他人则不那么容易驯服。曾在1621年的鸭绿江战役中随毛文龙立下大功的孔有德和耿仲明,拒绝服从黄龙的指挥,遂叛离皮岛,渡海至登州,投奔了登莱巡抚孙元化。孙元化能将这些逃亡兵将收在自己麾下,正是当时军权分散的一种表现。例如,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该要塞正是孙元化在特谢拉·科雷亚所率葡萄牙士兵的帮助下铸成欧式大炮的地方。其实,孙元化和祖大寿在东北的艰难经历也有密切关系。1630年他督师抗金,祖大寿就是在那时收复了永平。后来他又下令修缮大凌河城,祖大寿就是在前往巡察修缮情况时,突然被困在城中的。孙元化得知大凌河被围后,令孔有德率800骑兵同锦州驻军一道前往救援。北上途中并不轻松。北方已经下了第一场冬雪,而这支部队虽是奉命北上,沿途却得不到官府的给养。尽管孔有德有令在先,部队纪律仍日益松懈,劫掠之事时有发生。孔有德同手下一名部将商议后,决定折返山东半岛,并将士兵的随意劫掠,变为对该地城镇的有组织的袭击。1632年2月22日,在耿仲明的协助下,孔有德率众占领了登州。特谢拉·科雷亚及其葡萄牙炮手除三人幸存外,全部战死。巡抚孙元化被叛军放还,后以玩忽职守罪被劾,下狱弃市。孔有德很快将这座登州城变成了他的“都元军”和其他来投奔入伙的辽东海盗的基地。他们由此出发,去抢劫周围乡村,并攻打当地另一明朝要塞莱州。虽然莱州足以坚守六个月之久,但朝廷仍然担心这支割据势力会迅速控制整个山东东部地区。兵部立即从保定和天津调集大军,令祖大寿的姻兄弟总兵吴襄率领,前往讨伐。吴襄之子武举人吴三桂也随其父参加了这次战役。孔有德在同这支仍然忠于明朝的辽东人军队的交战中损失了几员部将,遂决定放弃登州,渡海逃往辽东。途中他与黄龙的巡海舰队及朝鲜水师发生了多次激烈的海战,又损失了许多人马。然而当他最后抵达辽东沿海的运河岸时,他和耿仲明仍然拥有近1.4万人,其中包括军中家属。登陆时,他们得到了奉皇太极之命驻扎于海岸等待他们到来的后金使臣的接应。金军帮助他们击退追兵后,又赐以黄金和酒食,并答应他们,若归顺后金便可在辽阳附近定居。1633年5月24日,孔、耿二人向皇太极宣誓效忠;皇太极在沈阳亲自欢迎他们,他们又向皇太极献上了大炮,然后他们获准率其“天佑兵”驻扎辽阳以北的新建城市东京。总兵黄龙在同这群辽东海盗的交战中战死。继任其位的沈世魁,对盘据广鹿岛的原毛文龙部将尚可喜极不信任。因担心发生兵变,沈世魁决定先发制人。尚可喜得知可能会遭到袭击后,打算逃往皮岛;但连日风暴使他无法率众出海。于是他随机应变,于1633年12月,派人携重金到朝中进行活动,迫使沈世魁放弃了袭击计划。同时,他又遣人与后金通款,为其攻占石城岛等几座当地明军要塞献计。作为回报,后金邀他归附。1634年2月,尚可喜遂率所属数千户,携辎重乘船登陆,前往沈阳。到沈阳后,他也受到皇太极的盛情迎接。此后,他的2000将士改称“天助兵”,驻守辽阳以南的海州。和孔有德、耿仲明一样,尚可喜也仍旧控制着自己的军队。这群辽东海盗与其他汉族军队仍然不同。他们名义上隶属于正规部队,但实际上只对他们曾向其宣誓效忠的他们自己的将领负责。而大凌河降军则被编入了自大凌河战役之后便以大炮闻名的旧汉兵。1632年,佟养性死后,该军由马光远统领,并在此后10年间发展为汉八旗军。1637年,随着其规模的不断扩大,旧汉兵被分为两翼,由马光远、石廷柱分领;两年后,两翼又分为四旗。1642年,四旗又分为八旗。至此,大凌河降人,旧汉兵及其未成年男丁和所属民户,便完全按照满洲制度编入了八旗组织。其将领为管旗大臣,实际相当于地方长官,负责本旗的民政、财政、社会教育和司法事务。与满洲八旗不同的是,汉军八旗无护军,而只有配备火器的骑兵(不像满蒙骑兵只用弓箭)和使用弓箭的步兵。1631—1633年间归顺皇太极的这些汉族军队,极大地增强了后金军队的作战能力,但同时也加重了后金的经济负担。“今我国军兵数万,实力大增”,《满文老档》1632年载,“然今年粮草不足,仓储空虚”。因此,有必要向辽西以外进行掠夺。或西入内蒙,那里有肥美的牧场和马市;或南下入关,劫掠中原。1632年,皇太极遣军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并于张家口开立边市。1634年,这支金军又侵入山西,在孔有德部配合下进攻大同和代州。同年,皇太极又派出另一支约1.1万人的军队进入内蒙,击败了林丹汗所率察哈尔部,并征服了蒙古南部的其他部落。这些内蒙部落不仅成了后金的重要军事盟友,还成了向后金提供战马的基地。15世纪初,明军从内蒙得到了170万匹马,而如今连骑兵所需要的10万匹马也难以保证了。通过占领察哈尔部的牧场,以及用优良种马发展自己的马群,和用谷物、丝绸向其他蒙古部落换取马匹,后金既能配备足够的战马以同明年作战,又切断了明军的蒙古马来源。

                          皇太极称帝

                          1634—1635年间,后金征讨察哈尔部的胜利,还有一项始料未及的收获,即夺取了元朝的传国玉玺。这意味着皇太极可以自称为成吉思汗及元朝皇帝的继承者了。这一新的名号不仅提高了他在中亚的地位,使他进一步获得了当地共主的身份,包括蒙古族信奉的西藏喇嘛教教主的身份;同时,这还为他登上中国皇帝宝座,确立了比作为金朝后裔更充分的权利。皇太极对将来统治天下怀有矛盾心理。他想当皇帝,但未必渴望北京的龙床。他的主要汉族谋士宁完我(1635年因醉心于赌博而失宠)、范文程和马国柱,经常劝他出兵明朝,占领中原。但皇太极坚持说,他并非“好杀掠而兴兵”。相反,他与明朝交兵是因为对方拒绝响应他的和平建议。围攻大凌河时,皇太极曾致书祖大寿,表示诚恳希望与明朝议和,而明朝大臣却将议和错误地比作南宋的绥靖政策。“然尔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不久,其大臣又劝他设法夺取北京,他被认为多少有些自负地说,明朝不以后金为友,讨之甚易,但他知道推翻中国皇帝是多么难以容忍的举动。皇太极还意识到高度的中央集权与中原王朝的历史关联。就像1140年以后直接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金朝大汗通过称帝,以部落贵族的利益为代价,大大强化了自己的权力。但问题是,汉化在提高皇帝权威的同时,也腐蚀了女真将士的战斗力。这一历史很容易在满洲人身上重演。皇太极则深恐其人民会由勇敢的猎手与斗士变为“游手自娱”之徒。因此,皇太极在其统治前期,曾大力提倡对满汉官员子弟进行儒学教育,并公然偏爱汉族合作者;而自17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他却更为关心保持满洲人的价值观和部落制的优势了。这时,恰恰由于成“大事”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大了,皇太极对汉化的忧虑也更为强烈。由于大多数蒙古部落已被统一在他的旗帜之下,朝鲜也在名义上成了后金的附庸,皇太极感到,需要一个与金朝君主或喇嘛教教主的历史传统大不相同的中国式的皇帝称号,以维护自己的专制权力。他将女真改称“满洲”之后,又于1636年5月14日改国号为“清”。按儒教礼制,这象征着新纪元的开创;而在其臣民眼中,他的皇帝称号更为明确醒目;此后,他主要是以汉式庙号“太宗”,而不是以满、蒙式名号“汗”、“皇太极”,著称于世。然而,就在太宗自称获得了在汉语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天命”,抛弃了仅具特殊意义的源于女真族系的统治合法性,而创建了新王朝的同时,这位刚刚登基的大清皇帝仍然在回顾金朝的历史,以寻求有益的指导。因为他希望在依照汉族模式制定政策的同时,避免满族社会的汉化;而了解了金朝的历史,就可以对目前提供有益的借鉴。1636年12月9日,太宗召见所有亲王、贝勒、固山额真、文馆大臣及其他高级官员,要求他们阅读《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本纪》。他说,世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可与上古贤君尧舜媲美,被称为“小尧舜”。其原因在于,征服中原的金初二帝(太祖,1115—1122年在位;太宗,1123—1134年在位)之盛世结束后,金朝曾一度衰落。熙宗(1135—1148年在位)“效汉人之陋习”,耽于酒色。而世宗即位后,女真旧俗又迅速恢复起来。他禁止子孙仿效汉人习俗,从而使金朝的武功得以长盛不衰。太宗说,满洲人应以此为鉴,若仿效汉人服饰制度,宽衣大袖,左侧挟弓,废骑射之术,则社稷将倾,国家将亡。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太宗之意十分清楚:他将效法金世宗,维护部落旧俗,以使其民族之武功长盛不衰。这就是满族为了使其寻求扩张与成功的努力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为自己确定的方针。此后几年间,太宗继续扩大满族对亚洲东北地区的统治。1638年12月,他洗劫了中原的保定之后,又派遣满、蒙、汉八旗军,及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都已受封为王)部,出兵朝鲜,不到两个月便征服了朝鲜国王。随后,清军便将目标转向了由尚可喜的宿敌军阀沈世魁驻守的明朝海上要塞皮岛。清军(包括尚可喜部)对皮岛发动了猛攻。沈世魁战死,其侄沈志祥率皮岛4000军民逃至明朝另一海上要塞石城。但不久,沈志祥与明廷发生了争吵,遂率众降清。到1639年,太宗已征服了朝鲜和内蒙,并完全控制了辽东沿海及直隶海湾北部地区。侧翼威胁既除,他又遣军北上至黑龙江流域征服当地部落,同时派人南下刺探明军长城一线的防务。祖大寿答应为他打开锦州城门,到现在毕竟已有六年了,这位大清皇帝显然认定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多铎、尚可喜和孔有德率军攻打锦州。但尽管马光远的炮兵对城墙进行了轰击,攻城部队还是被祖大寿军及蒙古援军击退了。1640年,第二次进攻也失败了。于是,1641年,皇太极决定亲自率军全力攻打锦州和离锦州仅18里、由3000明军驻守的另一重镇松山。

                          攻克松山

                          当时,明朝的蓟辽总督是洪承畴。此人来自福建,1616年中进士。他虽是文官,但一生主要成就却在军事方面,并很有组织后勤保障的才干。17世纪20年代末,在陕西镇压西北叛乱时,他负责为明军筹集和运送粮草,由此初露头角。1629年,他在义州粉碎了王左挂的进攻,从此名声大振。1631年,他出任陕北总督,主张直接以武力镇压当地起义,而不愿像其前任杨鹤那样,以赦罪和封官对义军进行招安。1634年,负责镇压这次起义的明军最高将领陈奇瑜,恰恰因为赦免了李自成和张献忠,致使他们返而复叛,被削职听勘。洪承畴遂接替他担任总督五省(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军务之职。1638年,洪承畴在潼关一举击溃了李自成起义军,迫使李自成逃入商雒山中藏匿了一年多。也许是因为他作为总督在当地的声望增长太快,引起了朝廷的恐惧,洪承畴受到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弹劾;但他被贬后,又被崇祯皇帝召回,委以军职,1639年授任蓟辽总督,负责主持直隶东北及辽东一线抵御清军之防务。现在,洪承畴从报告中获悉清军正集其精锐攻打锦州和松山,立即遣兵1万支援松山,又尽其所能,从关内的宣府、大同等处调集军队。援军与祖大寿的外甥新任总兵吴三桂所统领的宁远守军会合后,总兵力达到13万人,战马4万匹。然而,兵部尚书陈新甲不许洪承畴集中大军同时北进。他不顾洪承畴极力反对,坚持将部队一分为四。各路明军在大雾弥漫、海岸环绕的山地集结后,与其说是一支军队,不如说是一群乌合之众,几乎没有统一指挥的意识。他们匆忙扎下了七座各不相连的营寨,又未制定协调作战的计划。9月23日,明军惊悉清朝皇帝已亲率大军抵达锦州、松山之间,绵亘驻营20里。恐慌气氛笼罩了明军营地。次夜初更,清军发动了进攻,明军大败。总兵白广恩、李辅明、唐通率其残众乘船入海;吴三桂率部败回宁远,洪承畴则逃入松山,试图率众据城固守。9月25日清晨,清军打扫战场,只见从松山到乳峰山沿海一线,明军尸首“多如雁鹜”,共有53783具。松山惨败的消息使明朝内部对清策略之争骤然又起。相当一部分大臣主张息兵停战。但给事中张缙彦等人提出的占优势的意见认为,停战不仅意味着抛弃洪承畴及其军队,还等于放弃松、锦前沿阵地,从而使山海关暴露在敌人面前。于是,崇祯皇帝命令吴三桂、白广恩、李辅明率部重新集结于松山之南,命令刘应国率所属8000水师从海上登陆,又令松山守军做好准备,待援军到达后一同出击。援军迟迟不出。这主要是因为兵力不足。据明朝兵部报告,这支援军实际只有2万名士兵和8000匹战马,而敌军则布满了锦州、松山之间的整个辽西海岸。此外,清军对松山、锦州的包围似铁桶一般,城中守军已粮草俱尽,被迫杀马而食了。最后,明朝政府勉强放弃了从海上登陆的计划,只派出3000人出山海关由陆路北上,企图冲破清军的包围,救出被困在前线城中的士气低落的明军将士。洪承畴确实曾经试图突围,但他派去冲开突围道路的部队,被清朝两白旗汉军彻底击溃了,残兵又退回城中。1642年1月,洪承畴又派6000步骑出城,希望与来自山海关的3000援军会合。但这一行动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援军胆战心惊,拒绝越过宁远去冒险。洪承畴的部队深夜突围,冲进了驻守恒山的多尔衮部正红、正黄两旗阵中。结果,突围的明军或死或逃,全军覆没。洪承畴的人马所剩无几,要冲出重围打通逃往宁远的道路,已毫无希望了。太宗知道洪承畴已陷入困境,决定采

                          !这是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多事的1875年,蜕变的慈禧1875年,对于大清王朝来讲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的7月,在本书中属于打酱油的同治皇帝死了,时年19岁。由于他生活作风不太好,过于追求与窑姐儿一晌贪欢的刺激,得了性病,英年早逝。至于史书记载死因是天花,那是官方说法。他无痛苦,梅毒破坏了他的神经系统。他无皇陵,谁也没有想到春秋鼎盛的皇帝会如此快地需要坟墓。他无遗诏,他不关心大清江山托付给谁,因为他的母亲慈禧已代他行使了所有的权力。他无子女,从祖宗努尔哈赤开始的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在他这里画上了终点。他无遗憾,人生能达到的顶级富贵、权力对他而言都是与生俱来的。然而他真的没有遗憾吗?没人能知道。但后人都知道他老妈慈禧有遗憾,她26岁守寡,在以权力与阴谋为主色调的后宫中,儿子同治是她唯一的守望,她甚至甘冒风险,为儿子的前途发动了“辛酉政变”,可是这一番拼搏换来的却是命运的嘲笑!同治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就算了,可惜连命都活不长久,真是情何以堪!40岁丧子的慈禧变得一无所有。未来的岁月里,没有儿子可以依靠,唯有权力能够同行,所以她要牢牢地抓住权力,这意味着必须消除所有的感情和同情心,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慈禧身上曾经的慈母角色消失了,她开始变得冷酷无情。在她的心中,从现在起,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当她高高在上的时候,无人再敢藐视她!4岁的光绪意外地成了清朝的倒数第二位皇帝,他只是同治的堂弟而已,可同治的短命和无嗣,阴差阳错地使这个还在尿床的孩子成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1871年出生,全名爱新觉罗·载湉,属羊。其实光绪能成为皇帝也不是全然的意外。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的弟弟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出了大力,亲自带兵捉拿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光绪的老妈来头也很大,是慈禧的亲妹妹。不过,将来光绪也许会为继承这个皇位而感到后悔。因为他在继承了皇帝名号的同时,还继承了帘子后面的那位太后,那位权力欲极强、控制力也极强的慈禧太后。从登基的那天起,他就注定了傀儡身份,这个身份将一直伴随他从顽童时代走到生命的尽头。第六章袁世凯的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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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慈禧携权力前行的时候,袁小四的机会也来了。袁小四正在淮阳自家大院里磨刀霍霍的时候,有佳音自山东来!1881年,清朝的三大水师都开始步入正轨。袁小四的嗣父袁保庆的好兄弟、广东水师提督(海军司令员)吴长庆来到山东登州训练海军。因为念着老兄弟袁保庆的唯一后代还没有工作,于是吴长庆写信给小四,让他到军中来学习办差,职位大概就是今天的作战处参谋。接到老吴大叔的信后,22岁的袁小四欣喜若狂,他暗下决心:扬名疆场就从这里出发。进入部队后,小四很努力、很上进,他的表现让吴大叔老怀甚慰。小四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之后,也就是1882年,清朝的附属国朝鲜发生了一件大事。朝鲜那些破事儿朝鲜是一个很抢手的地方,因为很多国家都对它有不良想法。日本的想法最粗暴:引诱朝鲜脱离清国自立,由自己独吞朝鲜。日本实是粗鄙!好在俄国比日本内敛一点:把朝鲜当做南下的一个基地也就差不多了。英、美之类的其他列强,心思就更婉约:慢慢蚕食朝鲜,扩大自己在远东的利益。朝鲜人民很悲哀,朝鲜是这样的一个四战之地不说,还出了一个没本事的国王。此时当政的朝鲜国王李熙是个窝囊废,年纪小的时候被他爸爸摄政王大院君操纵,结婚后被他老婆王妃闵氏(明成皇后)架空,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傀儡。闵氏虽然弄权尤其在行,擅长挥霍无度,但也还有一个优点:偶尔会想一想摆脱清朝自立的事情。1880年,在闵氏的主持下,朝鲜作为大清帝国的藩属国,与日本缔结了《日朝江华条约》,对日本示好,开辟口岸与日本通商。闵氏本想借日本制衡中国,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是日本正愁没什么光明正大的机会吃掉朝鲜,朝鲜这块肥肉居然自己送货上门。二是公公大院君一直以保守著称,自认朝鲜民族工业保护者。现在好了,和日本通商以后,日本廉价商品迅速抢占了朝鲜市场,这一下把本已经退居二线的大院君刺激得不行。公公大院君和儿媳妇闵氏的关系本就极其不和谐,现在公公对儿媳妇自然是更加不满,极其渴望重出江湖。闵氏是个有心计的女人,为了防止公公不甘寂寞重出江湖,大肆提拔外戚掌管财政部门和军队,虽然这些人品行都很差,喜欢贪污——他们主要的贪污方式是克扣士兵的工资和粮食,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像狗一样听话,让咬谁就咬谁,对闵氏而言,这就足够了。对大院君来说,这些人也很足够了。1882年,朝鲜大旱。闵氏的亲信们贪污依旧,用救灾的口粮和兵饷中饱私囊,根本就没想过老百姓的死活,也没有想过手下士兵们的死活:军队已经连续十三个月没领到工资,吃的也是掺了沙子的米。军人们也想明白了:既然你们不顾我们的死活,那我们也就不用管你们的死活,反了吧!造反的士兵杀死了那些贪污成性的外戚。造反的士兵冲进了王宫,疯狂地寻找他们最大的仇人——闵氏。造反的士兵冲入了日本使馆,诛杀日本驻朝官员,诛杀勾结日本的大臣和外交官。没道理啊,日本人跟这些军人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啊,那他们为什么要杀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与日本有关的官员?是的,日本人是没有得罪这些军人,但他们得罪了一个人:大院君,是大院君要他们的命。军队哗变,是大院君在背后借势煽动的。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杀掉专权的闵氏,他就可以重新上台;杀掉日本人,可以保护本国民族工业。感谢那些贪婪的外戚,感谢这一年的天灾,大院君终于等到了重出江湖的机会。但是,两条漏网之鱼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一个是闵氏,这个女人化装成宫女出逃到外地,躲过一劫。闵氏在逃亡途中对自己变成丧家之犬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反思,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错抱日本人的大腿造成的,并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改抱一个大腿,向大清帝国求救!另一个是日本驻朝大使花房义质,这小子死里逃生,回到日本搬救兵去也!这一场发生在朝鲜汉城的兵变,史称“壬午兵变”。抗日援朝一向做事拖拖拉拉的清朝政府,这一次倒是很爽快,因为没办法不爽快:朝鲜紧靠清朝兴起的满洲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别的藩属国都可以放弃,但朝鲜决不能舍弃。吴长庆是幸运的,因为慈禧把这个抗日援朝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令其率所部六营勇兵入朝平叛。军情紧急,时间仓促,吴长庆当即成立前敌营务处,“处长”是袁小四。限令六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袁小四三天就办得稳妥齐全。他带领前敌营务处的同事们率先登陆朝鲜,选定大军登陆地点,勘探进抵汉城的行军路线……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等方面均办得有条不紊,在他的精心筹划安排之下,吴长庆率部乘坐北洋水师麾下三艘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军舰,安然抵达朝鲜南洋港,六营兵力两小时内完成登陆,袁小四的才华一时显露无遗。吴长庆上岸后,故意考问袁小四:你说应该怎么解决目前的局面?小四回答:捉贼先捉王。吴长庆很满意:那就交给你去办吧,好好干,干不好小心军法从事!小四也知道,这是吴叔叔看在死鬼老爸的面子上给自己立功的机会,这么好的机会绝不能错过!小四思来想去,觉得“鸿门宴”是目前最完美的解决方案,毕竟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才能显出自己有水平。“鸿门宴”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很复杂,你得先把人诳过来,还不能让人逃掉。“鸿门宴”的祖宗项羽就是个失败典型。袁小四冥思苦想了一夜,终于想出了抓捕大院君的方法。第二天,袁小四备上厚礼,轻装简从,亲自上门拜访大院君。一番没有营养的招呼过后,袁小四说出了自己的来意:此次大清出兵,是为治倭寇而来,以后还得仰仗大院君多多支持工作!原来大清是担心日本啊,不是来对付自己的,那就好,那就好!大院君十分满意,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大石。接下来,双方越聊越开心,一开心自然就要喝酒吃饭。袁小四在酒桌上胡吃海喝,无拘无束。宾主尽欢,大家都很高兴。酒宴结束后,袁小四殷勤地邀请大院君第二天回访,说吴长庆请客。如此友好的信号,大院君哪好意思说不。第二天,大院君率卫兵到清军驻地答拜。既然来了,就不用走了。一到大营,袁小四就把他捆了起来,大院君饭没有吃成,倒是自己成了粽子。大院君被逮捕后,立即被押回中国,幽闭于保定。“斩首”行动成功后,剩下的叛兵群龙无首,袁小四率清军于大同江畔全歼叛军,彻底平定此次叛乱。朝鲜政权回到王妃闵氏手中。搞定朝鲜人容易,搞定日本人就难了。好在日本人只认得拳头,懂得拳头硬的是大爷。清军那几艘亮瞎人眼的军舰,令花房义质从日本国内搬来的救兵很是相形见绌,令当时的日本深感自卑,不敢跳出来挑战清朝的宗主国地位。不过,日本借口为自己死去的侨民和官员讨还公道,逼朝鲜王室签订了一个条约:支付日本五十五万日元赔偿,允许日本驻兵保护侨民。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条约,清朝方面表示日本驻兵对大清帝国很不利,分明是想挑战自己的老大地位;朝鲜方面则表示五十五万日元的巨额赔款极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和人民负担!对清朝政府来说,由于日本横插一脚,导致此次出兵的成果减色不少,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对袁小四来说,此次出兵算是个优差,但也不是全然的公费出国旅游,他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因此,本就有心提拔袁小四的吴长庆在发给朝廷的功臣名单上,将袁小四的事迹浓墨重彩地夸奖了一番,将其列为功臣之首。这也是袁小四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清王朝核心统治层的视野。几天后,23岁的袁小四就被朝廷封为正五品的同知,相当于副市长,成为一名年轻的高官。从此刻起,袁小四才算是真正地扬眉吐气,走上了政途。袁小四这个小气的名字再也不适合叫了,现在我们应该称呼其大名——袁世凯是也。清军在朝鲜平乱后,吴长庆即奉命留驻朝鲜,成立驻守朝鲜的清军司令部。在这个司令部里,吴长庆是最高统帅。他有文武两大帮手:武的就是袁世凯,吴长庆所有的军事事务莫不由袁世凯做主,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文的事务则由未来的实业牛人张謇做主,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参谋长和秘书长的政治理念很相似,都属于鹰派,主张对外强硬。对袁世凯来说,朝鲜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点。他知道除了本职业务,语言能力也会决定他在朝鲜的发展前途,因此他一到朝鲜就学习朝鲜语,不久就达到了借助手势可以与朝鲜人民直接沟通的水平。转眼之间已是冬天,朝鲜半岛上渐渐冷了。吴长庆给新掌握了一门外语的袁世凯安排了一个新任务:负责对外事务,也就是让袁世凯负责交际应酬。由于这份新工作的关系,袁世凯常常要出席朝鲜王室宴会之类的娱乐活动。按照惯例,吃饭当然要喝酒,袁世凯自然也概莫能外,酒喝完了之后,吹牛皮就是主要的娱乐项目。有一次,袁世凯酒后跟朝鲜国王吹牛,说他可以为国王陛下训练出一支像清军一样厉害的军队。其实他哪会练兵,纯粹是醉话。谁知道朝鲜国王还当了真,真的把自己的五百侍卫交给他训练。袁世凯被逼上梁山,只好照猫画虎,比照着清军的训练模式,还真鼓捣出来了一支像模像样的军队,找到感觉的袁世凯再接再厉,又给朝鲜王室训练了一支四千人的常规军。兵不是白练的,袁世凯至少捞到了两个好处:一是借此跟朝鲜王室搭好了关系,增强了他自己影响朝鲜王室决策的能力;二是训练出来的这些兵不说唯袁世凯马首是瞻,至少不好意思冲袁世凯开枪。这就是袁世凯练兵的开端,他终于在朝鲜站住脚了。新一代的东方不败袁世凯很幸福,但大清帝国比较悲剧。就在大清被迫在朝鲜抵抗日本的同时,它的另一个藩属国越南正被法国人进攻。朝鲜和越南都是大清的藩属,可是日薄西山的清帝国已经无力维护它的宗主权。当时,关于大清应该如何应对法国侵略越南一事,清政府内部主要有两派意见:第一派主要有陈士杰、张佩纶、张之洞、左宗棠,主张援助越南,对法国宣战。陈士杰是山东巡抚,他是这一派的代表。陈大官人上奏说,法国有三个强项:船坚、炮利、军令严格,但也有四个短处:一是法国在1871年输掉了德法战争,割地赔款,成了大穷国,所以用兵越南会捉襟见肘(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二是大臣不和,有内部矛盾(难道是以己度人,影射大清朝廷?);三是法国人劳师远征,敌国将乘隙而入(敌国从何而来?难道是指德国?);四是法国人占领越南后,施行暴政,只要派人进行号召,越南人民就会起而响应,陷法军于四面受敌中(陈大官人真是想当然)。因此,只要我们出兵与法军相持数月,他们就会跟我们求和。可笑至极,一派书生之言!其他如张佩纶等人的奏折也经不起推敲。第二派主要有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他们主张用外交解决问题,不卷入法越矛盾,甚至干脆放弃越南。既然越南在未经请示大清的情况下已私自与法国媾和,对大清离心离德,倒不如扔了它。两种方案都摆在了大清帝国一把手慈禧的面前,慈禧该如何抉择?几天之后,慈禧似乎作出了最终决定:她虽不同意公开同法国宣战,却支持主战派出兵越南北部,援助越南,相机行事。慈禧难道是想报鸦片战争的一箭之仇?其中奥妙不久便会揭晓。到了1884年春夏之交时,中法军队已在越南战场兵戎相见了一年多,清军溃不成军,步步败退。此时,在离战场万里之遥的京城,慈禧发动了她一生之中的第二次政变,史称“甲申易枢”。慈禧突然发布懿旨,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随即,她把奕訢的两部分权力分别交给了她的亲信——军机处领班大臣交给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职务交给庆亲王奕劻。她这么做的理由是:奕訢在中法作战中的工作表现太差,导致清军溃败。如此牵强的理由让大家看明白了吧?慈禧之所以支持主战的第一派,不过是利用这一事件巩固自己的权位。慈禧是一个何等聪明的人,英法联军给她的印象又是何等的深刻,她当然清楚很难战胜号称“世界第二”的法国,只不过她需要一场败仗作为理由,将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的奕訢赶下台去。奕訢在这一番突如其来的打击下逐渐消沉,在剩下的岁月中逐渐消磨掉了他本就不够坚强的意志,于1898年在落寞中死去。威望巨高、实力巨强的奕訢一去,慈禧就开始了独霸江湖的岁月,再也无人能够撼动其武林盟主的地位!慈禧拿下奕訢后,终于端正了工作态度,开始加强战争的准备工作,尤其是重中之重的人事安排。在慈禧一条接一条的命令之下——主战派张佩纶成为钦差大臣,督战福州,那里有马尾造船厂,是大清重要的海军基地。主战派张之洞(此人暂时还是一个成长中的愤青,后面再详细介绍)奔赴第一线,出任两广总督,加强防务,接济越南境内的抗法武装力量——刘永福以及其麾下的黑旗军。主战派左宗棠这些年南征北战,身体已经超负荷运行,但还是被慈禧安排到了东南沿海前线督办防务。至于主和派李鸿章,慈禧也给他安排了两个特别任务,一是让他时刻注意和局准备,二是让他把麾下的淮军精锐派往前线作战。看慈禧的这个布局,她似乎要大干一场。下面一起来看一看中法之战。中法之战中法之战的主要战场有两处,一处是东南沿海的海战,一处是广西、越南边境的陆战。先来看看东南沿海的海战。在关键战役——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接下来,没有清军舰队制衡的法国

                          :开马市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然谁敢开?)六,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其走使、舆台、俱参、游名色,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犯上无等,六当斩!(按:收家丁、养子是当时军队的普遍习惯,毛文龙的部下是有不少姓毛的,有的本来姓毛,有的是毛文龙的养子,改姓毛的,但难道这也是罪状?)七,由宁远回,即劫掠商人洪秀、方奉等,取其银九百两,没其货,夺其船,仍禁其人,恬不为怪。积岁所为,劫赃无算,躬为盗贼。七当斩!(按:当时有些奸商私通女真,他们的船被没收是应该的。洪秀、方奉估计就属于这种情况,但由于历史没有记载,所以难说。)八,收部将之女为妾,凡民间妇女有姿色者,俱设法致知,或收不复出,或旋入旋出。身为不法,故官丁效尤,俱以掳掠财货、子女为常,好色诲淫,八当斩!(按:没有其他旁证。)崇祯初年,曾经担任登莱巡抚的武之望就攻击毛文龙贪财好色,而毛文龙在给崇祯的奏疏里是这么回答的:“臣细阅其疏,污臣通奴贪财好色数款,试问武抚从何处得来?嗟,嗟!臣居刀枪剑戟中,八载于兹矣!果贪,果淫,果通奴,此辈短发辽人,孰是善类?臣早为朝露,不待武抚今日下毒手也。污臣侵帑金钦赏入己,臣已有清算钱粮疏闻,可以无辩。”(《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毛文龙在东江这八年,环境艰苦卓绝,假如在此情况下毛文龙再奸淫妇女,那他不被兵变杀死还真是一个奇迹了!毛文龙的家乡杭州西湖是什么地方?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女温柔乡,纸醉金迷之地,而东江镇是什么地方?朔风凛冽,前有强敌,后无军饷的孤悬海外打游击抗金之地。毛文龙不在杭州西湖搞女人,跑到东北冰天雪地的冒死来嫖女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几十万亡命之徒中,来贪财好色?这到底是毛文龙脑子有病,还是说毛文龙贪财好色的人脑子有病呢?九,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之米一碗,令往夷地掘参(人参),遭夷屠杀无算。其畏死不肯往者,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九当斩!(按:东江镇的军饷、粮饷朝廷是长期拖欠,1621年到1625年总共才给了五万两军饷,袁崇焕一上任就对登州莱州实行海禁,扣了毛文龙八个月军饷,毛文龙不得已才派人去后金的地盘挖人参,至于“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则纯属子虚乌有。)十,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按:当时给魏忠贤立生祠是全国都有的现象,你袁崇焕在毛文龙丁卯之役血战的时候还写文章给魏忠贤歌功颂德,要求给魏忠贤建生祠呢,你还有脸说毛文龙。拜魏忠贤为父一事则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前文已详述。)十一,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按:铁山之战,毛文龙的确败了,毛文龙在铁山一千多人跟后金军八万人打,谁能打赢?把你袁崇焕搁在那行吗?但铁山之战后毛文龙在丁卯之役建立奇功你怎么不说呢?)十二,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按:毛文龙的东江镇是白手起家,东江镇本身就是收复的土地,此外毛文龙在这八年期间还收复了金州和旅顺,而你袁崇焕又可曾收复一寸土地?)综上,这十二条罪状,纯属污蔑的有七条,断章取义的有一条,根本就算不上罪行的有两条,没有确凿证据的有两条,就没有一条能坐实的。连一直歌颂袁崇焕、骂毛文龙的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都对袁崇焕捏造的这些罪状看不下去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毛文龙在皮岛,毕竟曾屡次出兵,骚扰满清后方,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这十二条罪状中,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毛文龙说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过一时夸口,并非真的要造反;向外国买马,当是军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部将喜欢姓毛,旨在拍主帅的马屁,也没有甚么大不了。宣布完毛文龙十二当斩后,袁崇焕拿出了尚方宝剑,毛文龙见状,以为是皇帝下令杀自己的,于是最终服软,不再反抗。吴惟英对此评价道:焕言文龙跪而请死,正见其从容就义,所畏者国家三尺。如蒙二心,不第目无焕,抑且目无朝廷,死生大矣,宁肯长跪以服上刑?况毛亦有赐剑,将亦曰有旨,崇焕将何以自保?幸毛之自持一片忠赤,不以白刃而稍有动摇。这段话的意思是,毛文龙也有尚方宝剑,假如毛文龙拿尚方宝剑来杀袁崇焕的话,袁崇焕就没招了。其实吴惟英的这种解释说不通,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是明熹宗给的,而袁崇焕的尚方宝剑是崇祯给的,前者已经死了,而后者才是当今圣上,显然崇祯的尚方宝剑才更好使。话又说回来,崇祯在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后,把此前明熹宗赐给满桂和王之臣(辽东巡抚)的尚方宝剑都收了回来,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没收回来,崇祯的意思已经很明确,让袁崇焕与毛文龙精诚团结,而不是用尚方宝剑来压毛文龙,可袁崇焕连这层意思都没明白,反而拿尚方宝剑杀了毛文龙。袁崇焕拿出尚方宝剑后,毛文龙的部下也纷纷跪在地上,袁崇焕对毛文龙的部下说:“毛文龙不过是一个匹夫罢了,因为他守卫边疆,官至都督,满门封妻荫子,酬劳足够了吧?他竟然欺骗朝廷,无法无天!我们要五年复辽,就要奉行列祖列宗制定的国法,今日不斩文龙,何以惩后?皇上赐给我尚方宝剑,正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不能五年复辽,请求圣上到时像我杀毛文龙那样杀我!”说罢将毛文龙斩首。毛文龙时年五十三岁。杀毛文龙后,袁崇焕为了安抚东江镇的毛文龙部下,假惺惺地亲自到毛文龙灵柩前祭拜,并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僚友私情。”说着说着就哭了。袁崇焕此举比曹操祭祀袁绍还要假,曹操祭祀袁绍除了安抚袁绍旧部外,的确有些真情,毕竟二人是儿时玩伴,而袁崇焕祭祀毛文龙则纯粹是猫哭耗子。袁崇焕居然有脸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那我们就来说说什么是明朝杀人的朝廷大法。在明朝要想杀一个人是很难的,所有人犯了罪都要先接受审讯,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案件,刑部管审案子,都察院负责纠察,大理寺负责驳正,合称“三法司”。三法司共同审理完案子,定案后才能确定是否要处以死刑。只要不是谋反罪,那就不是斩立决,而是秋后问斩,而秋后问斩的人的名单必须拿到皇帝那里去复核,皇帝批准的方式是打钩,每年刑部官员会把判死刑的人的全部名单让皇帝打钩,打钩一个杀一个。一般情况下,明朝皇帝在打钩的时候不是全打钩,而是钩一部分,留一部分不打钩,以显得天恩浩荡,少杀生。当然,如果你真犯了死罪,这样想逃生的话,也是悬,万一皇帝把你的名字打钩了怎么办?有办法,贿赂皇帝身边的司礼太监,他们负责奏折,只要你给他们钱,他们就会钻空子,毕竟皇帝每天公务很多,不可能光打钩,太监可以把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奏折放到一摞奏折的最下面,皇帝一份一份看,肯定今天看不完,明天再把新的一摞奏折放上面,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名单永远在下面,就这样你就永远死不了,明朝就有一个人,从判处秋后问斩到死,用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自己病死的。说这些就是想说,在明朝杀一个普通人都很难,然而袁崇焕却绕开三法司,擅自杀了一品武官毛文龙,可见他惹了多大祸,这为他自己的死埋下了祸根。有人会说袁崇焕有尚方宝剑,所以可以替天子杀人,而明朝祖制规定,即便有尚方宝剑,杀三品以上官员也要奏报天子批准方可,毛文龙可是东江镇总兵、平辽总兵官、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啊!整个明朝二百六十八年间,敢拿着尚方宝剑不经奏报就直接杀一品大员的,唯袁崇焕一人而已。有人以崇祯在袁崇焕杀毛文龙后的批示,来作为崇祯支持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证据: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其实不然,因为他已经把辽东全盘托付给了袁崇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崇祯本身是很器重毛文龙的,就冲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还没收回就可看出,但现在毛文龙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如果以此追究袁崇焕,势必会影响袁崇焕五年复辽,只要袁崇焕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一切都可以由着袁崇焕来。当然,也正因此袁崇焕更是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只要他不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他的下场一定比毛文龙更惨,历史果然如此。毛文龙的死讯传开后,据一直抱着丑化毛文龙态度的《李朝实录》记载:“许监军者以经略差官来到椵岛(即皮岛),安顿军兵。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云……”岛上的将卒听说毛文龙的死讯后,都哭了,朝鲜人自从丁卯之役要害毛文龙没成功,却被后金一顿痛揍后,就一直对毛文龙持丑化态度,因此他们不存在为了美化毛文龙而故意编造事实的问题。所以毛文龙死后岛上军民一起痛哭的事一定是真的。可是岛上军民为什么要哭呢?是毛文龙生前给了他们什么物质上的好处吗?恰恰相反,他们在毛文龙手下一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天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那究竟为什么毛文龙死后他们齐声痛哭呢?毛文龙在自己的奏折里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看得奴之情与他虏异,辽人之情与各边异。御虏之法,复辽之方,其机括又不可恒情拘,须用水火之民,鼓之大义,动以良心,自可致其死力。”毛文龙把辽东如同水火的民众晓以大义,凭着自己精忠报国的人格和侠肝义胆终于能让他们在东江“致其死力”。毛文龙在天启七年的时候说“但恐臣在似无益于疆场,臣死未必不足为神京虞”,这句话一语成谶,就在毛文龙刚死三个多月,面对明朝的兵锋从来没出过辽宁省的后金在皇太极率领下长驱直入,杀到北京城下,这就是“己巳之变”,后面我们会详细说。有毛文龙在,后金不敢走远,一走远就会被毛文龙端掉老窝,于是一直只是在辽东辽西进攻,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就能起到作用;毛文龙一死,后金再无后顾之忧,于是就可以绕开关宁锦防线,经蒙古从河北西北部直扑北京,此后这种事共发生过五次。足见毛文龙之重要性。毛文龙死后,天下冤之,《明季北略》说:“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状,矫制杀毛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矫诏杀岳飞,古今如出一辙!”《明季北略》还记载,毛文龙死后,“清主大喜,置酒高会”。《辽海丹忠录》说毛文龙:以忠遭疑,以忠得忌,铁铮铮一副肝肠,任是流离颠沛,不肯改移;热腾腾一点心情,任是饮刃断头,不忘君父,寸心不白,功丧垂成,一时几昧是非,事后终彰他忠荩,这又是忠之变,忠之奇。敌未亡兮弓已藏,令人挥泪吁苍苍。驱除未竟英雄志,萋菲犹污烈士肠。驱除未竟英雄志(没写错,原文如此),变生绕柱骇秦王。素车白马东溟上,一派雄心未易降。八载艰辛固海东,神谋所向着奇功。旗骞夜月强胡缚,马蹴春冰丑虏空。百万黔黎歌德盛,千群铁骑泣恩隆。可堪功大还招忌。血洒平原野草中。吴惟英《挽毛大将军》:昨夜营星色黯然,讣音忽向路人传。但嗟韩信成擒日,不见蒙恬御敌年。功业已沉沙碛雨,精灵犹锁海门烟。好收战骨鸱夷里,归葬西湖岳墓边。佚名《毛将军歌》:八载艰辛拥铁衣,将军百战夺城池。旌飘杀气鼋鼍徙,帜卷腥风岛屿迷。赤手擎天扶日月,丹心报国靖边陲。尘沙猎猎吹人面,钲鼓填填动马蹄。慷慨一生浑是恨,悠游千古复何悲。东来未遂吞胡志,南下那堪蹈逆机。气压苍山云敛彩,魂摇白刃日含晖。穷荒剑瘗神仍在,绝海舟焚势与摧。事业已随烟尘灭,功名都逐浪涛归。明庭四纪空肝胆,青史千秋有是非。泪雨暗滋官路草,精灵虚拂故园薇。新蒲细柳春犹在,谁为招魂吊水湄。《表忠录》:呜呼!自文龙宿兵岛中,敌竟岁无一骑阑入关,马牛羊驴盈满野。洎文龙为奸刃所害,不数月入喜峰口,大破,杀总兵满桂、赵率教,遂长驱薄都城,万口匈匈,皆指谓崇焕蠚我,不可以谬一时,后世顾可得欺耶?且清兴非骨肉而王者四人,其一为吴三桂,其三人皆其所故部,彼非有盖世之劳而致是,所部若然,则文龙可知矣。清朝开国将领中封王的汉人,除了吴三桂外,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都是毛文龙的部下,可见毛文龙麾下战将之勇。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毛文龙麾下孔有德、耿仲明诸将哗变,拒绝再听蓟辽督师袁崇焕号令,投奔登州莱州巡抚孙元化,孙元化接受了他们,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今辽宁凌海),祖大寿受困城内(详见后文)。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来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遭遇暴雨,此时部队给养不足,有一士兵抢了山东望族王象春的家仆的一只鸡,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个士兵也够水的,跟了毛帅这么些年,连一只鸡都没抢过来,当场被王象春的家丁按倒在地,而后被游街。被游街现眼的滋味不好受,尤其是偷鸡贼,名声更差,这个士兵在游街过程中血性被激发出来,他拔刀杀了家仆,跑了。作为山东望族的王家自然不干,要求查明真相,孔有德怒了,辽东战局岌岌可危,你因为一只鸡跟我的部队过不去,于是他在吴桥发动叛变,把王家灭族,在山东境内连陷临邑、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守登州的同为东江镇老将的耿仲明打开城门,于是孔有德攻陷登州。孔有德也算念旧之人,当初孙元化收留了他们,所以他也没为难孙元化,把他放了(后崇祯因登州兵变大怒,杀孙元化)。登州是明军制造新式火炮和训练炮兵的基地,有近百名葡萄牙等国外籍炮师与工匠,以及大批经过训练的炮兵,俱为叛军所获。崇祯得知登州兵变后大怒,派大军镇压,与此同时东江镇也发生兵变,袁崇焕派来接替毛文龙的总兵黄龙被叛军割掉耳朵和鼻子,孔有德、耿仲明率军携带登州的二十门红夷大炮、三百门西洋火炮、三千匹战马乘登州的战舰渡海来到东江镇。而后他二人写信给皇太极,信中说:“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得信大喜,亲自出郊十里迎接。至此,明朝的红衣大炮等先进武器清国也有了,明朝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了。后金还因此而拥有了海军。在孔有德、耿仲明投敌后不久,东江镇大将尚可喜也投奔了后金,至此东江旧将悉叛。皇太极封孔有德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这就是袁崇焕酿下的大祸。有毛文龙在,这些勇将都能为大明效力,毛文龙一死,群龙无首,东江镇无法维持,最终导致他们投敌。有人会问,毛文龙把努尔哈赤打得都让部下写出“今金国汗欲弃辽东之地移向本土,岂能弃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众官商议,致书老爷乞一生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长期以来毛文龙一直被历史忽视呢?为什么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也说毛文龙该杀呢?(“夫以举国不能杀,不敢杀之人,而督师毅然去之,若缚一鸡而探一彀也。指挥若定,声色不惊。呜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与于斯?”)梁启超笔锋之下常带感情,关于他笔下的戊戌变法,本书最后一卷将会为您用翔实的史料证明,梁启超笔下的历史与历史真相有多大差距。多年后,梁启超自己都说自己写的不是“信史”,是在自己感情支配下写的。因为他是广东人,便自然把广东人袁崇焕捧得很高,毕竟在梁启超之前,广东出过的重量级名人也就只有洪秀全了,洪秀全自然没法歌颂,所以他就歌颂袁崇焕了,既然歌颂袁崇焕那就会贬毛文龙。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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