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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成熟丰满熟妇av无码区 发布时间:2024-01-06 14: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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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码被窝影院午夜看片爽爽JK;我俩似乎都有些不敢相信,这一天真的来临了。“我的感觉好复杂,”卡伦说,“感觉很好,但也很糟。我知道我真的不再需要接受治疗……可是,你已经像我的家人一样了。”“感觉像失去一个朋友吗?”我问。“不对,不是朋友,真的。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单向的,为此我总觉得很遗憾。”“我知道。为了让治疗能持续下去,治疗关系必须有所限制。我知道这很令人失望,可是这样的关系却能带领我们来到这一刻;有幸见到你成为今天的模样,我觉得很开心。”“谢谢你,”卡伦微微脸红。“我不曾越过我们之间的界线。我一直都能理解你的想法,也能感觉到你容许我依赖你的程度。然而,在我心里,我真的很惊讶我们能撑过来。见到你,贝尔医生,是我生命中唯一的慰藉。”卡伦眼眶微润,“每次你说我可以打电话给你,我都把这句话当作安全毯——它让我安心,支持我继续走下去,撑过每个礼拜、每一年。有好几次,你的话都把我从自杀边缘拉回来。”“我也很高兴能这样照顾你,关心你。”我觉得好像应该再多说点什么,但我有太多感觉是言语无法形容的。“我能写电子邮件给你吗?假如我有事想告诉你。”“当然可以。如果有需要,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不管什么时候都行。我觉得我们俩都很难轻易放手。”“贝尔医生,你是我真正的父亲。我不曾有过父亲,直到我遇见你。”“我觉得我好像帮着抚养你长大。对迈尔斯、克莱尔、西德尼还有其他人来说,我确实像个爸爸。”我们静静坐了一会儿。我想起前晚做了一场梦,梦见卡伦。我该告诉她吗?我想告诉她,况且眼前已没有时间衡量应该或不应该,于是我决定直接说了。“昨晚我梦到你。”卡伦从沉思中醒来,抬头对我微笑。“我梦见今天早上我有别的约会,时间正巧是我跟你约好的诊疗时间;于是我立刻取消我自己的约会,好遵守这个更重要的约定,跟你的约定。我想我一直都是这样——把自己放在一边,尽力照顾你。我没办法不这么做。”“我常纳闷你是如何办到的——你从来不让我失望。我不曾有过这么美好、这么棒的人际关系。”“你会好好的吧?等你离开这儿以后。”“我的朋友,简,已经准备好咖啡、比萨和面纸等着我了。我的朋友完全不觉得我不正常,他们都很支持我。认识你之后,我知道要怎么选朋友了。”我们并肩走向门口。我猜卡伦是否会在离别时拥抱我;我帮她开门,站在门口。卡伦转身朝向门,回过头迅速瞥了我一眼,然后从我面前走过,越过门槛。“怎么,不抱一下啊?”我说。她转过身,神情惊讶。“现在可以啦?”她近乎斥责地说。“嗯。”卡伦走向我,我们伸手拥住彼此。我可以感觉她紧紧地、牢牢地抱住我——我也一样。很久之后,我放开她;她抬头看着我,眼里尽是深深的爱与感谢。[1]原文Abandonhopeallyewhoenterhere,中文为余光中先生译文。——译者卡伦的话每当我想起这些年来接受贝尔医生治疗,和他一起努力治疗我的时光,总不禁热泪盈眶。我一再重读这本书,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令我感动得无以复加。最重要的是:经过这趟旅程,我终于得以重生。没有他,我绝不可能走到这一步。《17个分身》精确描述了我的经历和我曾受过的折磨;而贝尔医生对“分身”的描写,完完全全就是我记忆中他们的样子。我的分身们比我还早开始信任他。我常常发现自己孤单、焦虑地坐在贝尔医生的候诊室,想不透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只能接受我已经到了的事实。然而,当贝尔医生开门的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在我一生中,这是第一次有人愿意不厌其烦、不带批评地听我说话。这18年来,我从他身上学到信任、尊重、尊严、正直、重承诺、信心、同情,还有爱。事实上,《17个分身》也是一则爱的故事。我这一生受了这么多、这么严重的伤害,我不知道如何爱自己,也没有爱人的能力。身为女人和母亲,这一点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无论真实也好,幻想也罢,贝尔医生耐心、宽容、无条件的关怀让我有了被接受的感觉,还有,被爱的感觉。借由这本书,我想告诉读者:请你们睁大眼睛,仔细看着你们的孩子,还有你们每天接触到的人。请注意孩子是否有些疏离,感觉心不在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鼓起勇气问个清楚,要求他们回答。当孩子们受到伤害——就像过去的我一样——他们再也不会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孩子会转向他们所知唯一安全的地方——自己的内心世界。身为经常遭受恐惧胁迫的孩子,我常常顺应他们的需求,不知不觉保护了虐待我的人。为了生存,我只好表现顺从。希望我的遭遇——知道自己受虐却求助无门——再也不会发生在别的孩子身上。我祈祷所有的孩子都不会像我一样,受恐惧威胁而隐瞒真相。卡伦·奥弗希尔作者的话治疗卡伦初期——在我逐渐意识到她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时——我猜我可能即将目睹一出了不起的人性剧集。当收到克莱尔的信,也确定困扰卡伦的问题的本质之后,我开始逐次整理详细的诊疗记录。虽然不确定该怎么使用,或用不用得上这些笔记,我至少该尽力为卡伦留下详尽确实的诊疗记录。在诊断与思索如何让她再度完整的过程中,我翻阅超过20本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的专业书籍,数百篇文章及参考摘要。自始至终,我尽可能支持她,不去影响她可能透露的信息。前后18年的治疗期间,我总计写了622页病程记录,收集44份画作、49件手工艺品(来自17个人格的礼物或与他们相关的对象)、12盒录音带和两盒录像带。另外,我还收到卡伦的275封电子邮件、60张贺卡,还有5000页左右的日记与信件。本书是上述资料的精华版,而其中各篇章皆是根据卡伦的治疗记录写成的。对我来说,撰写本书最困难的部分在于决定舍弃哪些材料,不把它们放进书里。卡伦完成多重人格障碍的治疗后,我认为她应该有能力做知情同意的决定,因此我征询她的意愿,问她是否愿意将她的故事公之于世。卡伦立刻响应我的想法。她希望借由分享她的个人遭遇,让世人更了解受虐儿童的痛苦,以及注意儿童受虐的情况。若有任何受虐儿童能因本书得救,脱离痛苦童年,卡伦认为她的分享就值得了。撰写《17个分身》的6年岁月中,卡伦是我最重要、最珍贵的助手。她事无巨细逐一检查我描述事件的精确度,并且提供超过80页的勘误、批注或详细资料,尽可能真实还原她曾与我分享的故事。为了保护卡伦及书中所有人物的隐私,我全部使用假名,相关人物的特征性格及部分地名也一并改写。至于少数几个卡伦并未涉及或出现的场景,则是根据卡伦经年累月的印象写成的。举例来说,卡伦父亲在工厂威胁哈里就范的场景经常反复出现在卡伦的记忆中,显然是他想强调自己拥有驾驭他人、胁迫他人顺应其意的能力。为了控制篇幅,卡伦的手稿已酌量删节,多年诊疗过程亦浓缩摘要,但无论是卡伦的个人经历或精神治疗记录皆无加油添醋或窜改之情节。由于各方的协助与指导,我们才能将这几年来的艰苦历程化为您手中的这本书。我的出版经纪人卡罗勒·比德尼克独具慧眼,她一看就知道卡伦的故事绝非泛泛之作,这是她的天赋;她更进一步发挥专业能力,安排本书出版与销售。詹尼·迈耶与惠特尼·李则是卡罗勒团队的重要成员,他们携手将《17个分身》成功介绍给更多读者大众。里克·霍根是一流的专业编辑,他细心整理我的文稿,引领众人走过如迷宫般繁复的出版程序。而通过朱利安·帕维亚的协助,我知道如何在不影响主题完整的前提下,将故事叙述得更加动人心弦。此外,李民律师及出版社公关彭尼·西蒙也对本书的出版贡献良多。我要谢谢洛里·安德鲁,他让我明白何谓作家的自觉。我也要向马克·罗辛及卡洛琳·平卡斯致意,感谢他们在我写作初期给予我编辑方面的协助。我在西北大学参加非虚构小说进修硕士课程期间,感谢布里安·布尔德瑞与苏珊·哈里斯给予我最杰出的专业协助,并持续鼓励我。最后,我一定要谢谢卡伦。没有她的勇气与协助,我绝不可能完成这本书。我们的旅程仍在进行中,过去因治疗建立的关系已转为更亲密、互敬互重的友谊。卡伦和我共度的时光已彻底改变我俩的人生。这份荣耀——治疗的成果和本书的诞生——是我俩共同的成就。理查德·贝尔医生

                      从地下抓起一把黄土,嗅了嗅道。“哈,那就不走呗。”林岳看来很兴奋的样子,“我好歹是个医生,怎么着也不会怕尸体。”“你就少贫点吧。”我拉近晖儿,冲林岳笑道,“先把S照顾好。”怪响声中,十来个黑影晃动着逼近我们,一时间空气中满是令人作呕的腐臭味。“这些人咋就不怕死么。”姚建国急得跺脚,此刻他们父子想逃也晚了,黑影已在外围将我们团团围住。耿婆在地上划了几道线条,摆上了些石块,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瓶来。“你们去护着那爷儿俩,看好后面。”耿婆笑了笑,“今天让两个丫头也露露脸。”九、养尸茔地“晖丫头,你站在这堆石头边。”耿婆指了下身边,转又拉过S,“潇丫头站那圈里,把狴犴放在石块上。”两人顺从地按照她的吩咐各自立定,狴犴威武地站在当中的大石块上,炯炯的双目在夜色中闪烁着点点黄光。“这些人到底啥意思么,想死……”姚远山紧挨着站在他父亲身边,口中颤声道。“你个瓜娃懂啥捏,这些人葛咝有本事,要让你看懂咧你窝耸也能去闯闯。”姚建国似乎也看出了点名堂,当下拉着儿子站到了我和林岳的身边。“耿婆今儿唱得是哪出啊?”林岳低声道,“嫂子和S该不会有事吧?”“她那么有把握,应该没事。”我摆摆手,眼睛却不由关注着石头边的晖儿。“呜……”狴犴身子一沉,低低地发出了吼声。月光映出了那些黑影的面目,朦胧间那只是些行动迟缓的人,身上的衣衫破烂不堪,蓬乱的头发上满是杂草,遮去了大半的脸颊,看去像是一些流落街头的乞丐。一阵夜风刮过,残破的衣衫飘动起来,裸露出的身体竟已是腐烂不堪,恶臭的气味四散不已。风又大了些,其中几个人的头发呼地被卷了去,露出红红的头顶。“呃~~”姚远山直接呕了出来,我和林岳也不禁一阵作呕,不必细看也能知道,风把腐烂粘连的头皮吹得掉落了下来。“两个丫头都听好了!”耿婆断喝一声,“心无旁骛,垂眼观鼻,依照我的话去做。”晖儿和S应声点头,两人硬是避开视线,无视了身前逼近的活尸。“晖丫头,双手握石,拍在地下。”耿婆喝道,“力透掌心,注目活尸。”喝声中,晖儿迅速自地下捡起两片石块,反掌拍入黄土,低垂的双目猛地瞪向面前接近的活尸。哗啦一阵轻响,晖儿身前的碎石凭空飞起,飞弹般成片袭向活尸。一阵令人反胃的骨肉撞击声响起,四具活尸被碎石击成了一滩烂肉。“潇丫头,左脚为中,右脚画圆,横转一圈。”耿婆接着喝道,“聚力脚尖,冥想黄砂。”S单脚站立,原地转动了起来,随着她身体的旋动,一片莫名而起的黄砂卷向活尸,嗤嗤的摩擦声中,三具活尸被黄砂磨了个血肉横飞。“哈,耿婆在收徒呢?”林岳低笑道,“不过,现在她俩可是在过干瘾。”我笑着点点头,在晖儿和S动作时,我清楚地看到耿婆的双手轻微地做了几个手诀,脚下也在悄然地变换着步伐,看来她用上了“六仪遁甲”。《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上记载,所谓六仪遁甲是奇门遁甲中的一种配合术法,布下六壬地盘为正位基础,以正中的主法人为“甲”,掌控整个局势的变化。辅助者各居左右,分管六仪,根据主法人的施展而配合推动六仪变化。外人看来,辅助者只是在遵照主法人的指示而行动,所有的能力都来自主法人,就像六甲原本就隐藏在六仪之下主使一切似的。但“六仪遁甲”并不是如此简单,耿婆作为主法人与晖儿、S是三为一体的。如果将耿婆视作一个躯体的话,那么晖儿和S便是这躯体的左右手。耿婆应该是考虑到自己的年事已高,血气不足,晖儿和S正当年轻,而且三人都是女身,配合起来自然比我和林岳要相得益彰。耿婆继续指导着两人,奇异的六仪遁甲在我们眼前呈现开来。晖儿拇指对顶,其余四指相交,以形成的三角对准活尸,双眼圆睁,顿足大喝道:“破!”灼热的气流在空气中形成一道扭曲的透明轨迹,席卷了数具活尸,焦臭的味道传来,那些活尸浑身发黑地倒在了地上,一时化作片片黑灰被山风吹散开去。左右两手并起剑指,单脚跪地,双手交叉地在面前用力划过,S也是一声大喝:“斩!”破风之声穿空而过,两道气流飞斩活尸,喀嚓声连连,地上又多出不少碎裂的尸体。“饿不是在做梦吧?”姚远山目瞪口呆道,“这是啥?降妖伏魔地道姑么?”姚建国比儿子的见识要多,但也不由看得惊愕不已,听到姚远山问话连连摆手噤声,似乎怕惊扰了战团中的“道姑”做法。“嘿嘿,别怕啊,咱家老太太学过点道术。”林岳神秘兮兮地胡诌道,“十里八乡的都让她驱邪啥的,这算小儿科了。”“高人,高人。”姚建国忙不迭地点头到,“这下村里可有救咧。”耿婆已不再出声指导,三人间似乎已经达到了心意互通的程度,彼此间十分地默契。“封!”“裂!”晖儿与S双掌翻动中,面前的空气中竟然幻化出道道流动的气柱,或是如巨熊般将活尸拍做肉酱,或是如猛虎般撕裂活尸,两人完全进入了状态。但她俩背后的衣服也已被汗水沁透,也许以目前的能力来看,这些攻击对体力和精神的消耗也很巨大。“啊~~”姚远山忽地一声惊叫,两只活尸不知不觉地靠近了他的身边,满是尸水腐肉的手臂突地卡向他的咽喉。姚建国见状操起一块大石,奋力掷了过去,活尸被大石一阻,动作慢了一拍,姚远山手脚并用地连忙逃开。活尸顿了顿,继续进逼,但没走出几步却原地一阵晃动,碎成数块散在了地上。“抱歉,我刚才走神了。”我歉意地说道。身后的活尸围了过来,林岳咧嘴一笑,大大地打了个哈欠,地面上冒出一丛丛带着花苞的植物来,坚硬的花茎顿时将活尸自下而上地穿透。咔咔,活尸纷纷裂开,美丽的花朵自尸体中绽放开来,花茎上如蛇般伸出无数根须,直直刺进其余的活尸体内。不多会,那些活尸便枯槁干瘪了下去,满地的尸体腐作一片,只剩下美丽的花瓣在夜风中飘落。“度尸兰?”我用胳膊拐了林岳一下,“你小子怎么啥怪物都有?”“嘿嘿,山人自有妙计。”林岳摆谱道,“但天机不可泄露。”四周开始不断涌现出活尸,空气中的腐臭味越来越浓,我隐隐查觉一股阴寒的气流渐渐向我们袭来。这附近的地域似乎隐藏着什么,我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一边对付着靠近的活尸,一边用听风能力搜索起各处的地形来。耿婆口中唿哨一声,狴犴抬爪怒吼,它的身躯并没有像平日间那样猛涨数倍,两股淡色的气流悄然自它足下涌向晖儿和S。“震!”晖儿双臂左右平伸,掌心向天抬起,优雅地在身前画出两道圆弧,紧接着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十指紧扣抱拳,大力向面前那虚无的两个圆弧中击去。一片滚滚的雷声响起,但奇妙的是,那雷声竟是来自活尸们的体内,雷声鼎沸之际,活尸接二连三地爆体,涌来的尸群顿时消失了一半。“疾!”S平端右掌,左掌划出一道“Z”字形的轨迹,双掌在胸前互击,她身周卷过一道闪亮的电弧,噼啪声响之下,地面蜿蜒盘过无数电蛇,直袭剩下的活尸。随着不断响起的电流声,焦臭的味道扑鼻而来,活尸们的血脉经络在电蛇的侵袭下寸寸断尽,一个个像似断了线的木偶瘫倒了下去。她们所用的破、斩、封、裂、震、疾是六仪遁甲中的六仪杀招,耿婆用自身的能力帮助催动,并借助了狴犴身上的龙脉潜力,使得她俩能够操控遵循六仪变幻所带来的强大自然力量。不过这并不是六仪遁甲最终的杀招。耿婆翻手将一个小瓷瓶中的红色粉末倒入掌中,双掌翻飞在身周地上连击数下,转而合手如碗状,猛地挥向空中。“天阳丹砂落,地阴九泉深!”耿婆长吟一句,双手在胸前圈起划动。隐约间,一个阴阳鱼的图案凭空出现,那色彩竟是红白相交的!阴阳鱼图案光华大盛,空中飘然落下无数红色雪花,那些活尸一沾上雪花便立刻焦如木炭,僵硬地倒在地上。地面不住涌动着惨白的雾气,倒地的和尚在行动的活尸在雾气中渐渐萎缩,瘫化作液体慢慢渗入地下。这便是隐遁在六仪杀招背后的“六甲阴阳灭”,整个六仪遁甲中最震撼的杀招。“晖儿,能撑得住吗?”我上前扶住有些摇晃的晖儿,方才的六仪遁甲耗去了她不少的精神和体力,虽然一向坚强的她支撑到现在,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已经虚弱了下来。“没事,就是有点累。”晖儿的声音有些飘乎,但眼中却闪动着兴奋,“我和S也能帮着对付这些怪物了。”她那疲惫而兴奋的表情像个开心的孩子,我不由紧紧地把晖儿抱在了怀里。林岳围着S问这问那,殷勤地递过两颗药丸,S接过药丸并没有立刻服下,而是同样兴奋地冲林岳发表起战后感言来,只是没说上几句便有些头晕,被林岳扶着坐在了一边的大石上。“这俩臭小子,知道女人也能顶半边天了不?”耿婆上前给她俩推捏了几下,似乎效果不错,“别老觉着女人遇到大事儿就会躲在男人背后。”我和林岳讪笑着连连点头,心想这话也不是我们说的,打从一开始就没把晖儿和S放在弱者的地位上,只不过在危急时刻会自然地保护她们而已,这应该也是男人的本性吧。“几位忒厉害咧。”姚建国颤巍巍地搭腔道,“村里遭地事儿可是有救咧么。”“就是,就是,村里出了怪事,也不知道是个啥东西闹地。”姚远山跟着道。“不急,老婆子今天趟这个混水就是看准了你们村有怪事。”耿婆神秘地笑道。……村子里,姚建国的家中。“桂芬,我说你胡忙个啥咧,把介个茶隔饿换咧。”姚建国站在门口冲前院喊道。“来了,来了,喊啥么。”一个中年妇女拎着水壶篮子走了过来。姚建国的家在村子的西头,拐出没多远便是我们来时的道路。一进家门,他便让儿子去收拾后院的屋子,一边忙不迭地招呼我们坐下,一边让老婆桂芬张罗着弄些饭菜。姚远山这小伙看着愣头愣脑的,但手脚却是利索的很,我半碗饭刚下肚,他就收拾好了屋子,还抱了几床被窝过去。才放下碗筷,姚建国便领进三个人来,我们愣了愣,不知是什么来路。姚建国立即热情地介绍起来,那名和他年龄相仿的汉子叫杨葛根,是这个村的村长,也是姚建国的姐夫,另外两个老汉则是村里的宗族长辈。原来趁我们吃饭的当口,姚建国出门找了杨葛根和两位长辈,将之前发生的事情简要告知,他们一听便立刻动身赶来,为的就是村里连日来不断发生的怪事。“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们村最近被闹得鸡犬不宁啊。”杨葛根吧嗒着旱烟,满脸愁云道,“也不知道犯了个啥,这事情又不敢宣扬出去……”杨葛根的普通话说的不错,省却了我们对方言的揣测和臆断,在他口中,事情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村子的北面有块偌大的荒地,因为土地贫瘠的关系一直没人去开垦耕种,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成了乱坟堆,贫困朴实的村民死后便在此简单地埋葬。后来村里突然来了个走马阴阳的风水师,围着这片地晃悠了老半天,口里不住惊叹念叨。有好事者便上前询问,那风水师竟说这块荒地是个风水甚好的葬地,葬在此地的人后代一定兴旺,还像模像样地点了几处穴,说是这块地的精华所在。也许那风水师的确看出了门道,或者是事有凑巧,大家翻查了村里的族谱后,发现有几户人家的确是出过秀才,也有经商发财的。这消息立即传了开来,风水师被村民奉为上宾,好吃好住地招呼着,更有不少家境尚可的人家抢先占据了他之前点下的几个“精华穴”。就此,那块荒地便成了村里的墓葬专区,只要是家里有人过世,立刻就见缝插针地刨上一个墓穴,生怕落于人后占不到风水宝地的光。久而久之,在那块葬地里便埋葬了无数的尸体,坟叠坟,墓碰墓,以至于后来很多人在清明扫墓时根本就找不到自家的坟头。可就是这块风水宝地却差点害死了半村的人。不久前,村里一户人家有人过世,三七的时候去墓前祭拜,却发现自家坟头被人刨开了,墓里的尸体不知所踪。接着,他们又发现附近很多墓穴有着同样的情况,于是便通知了村里。杨葛根起先以为是盗墓,但这些都是平民墓穴,几乎不存在有价值的陪葬品,几经查证也毫无结果。杨葛根火一大,连夜带了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埋伏在墓地周围,心想再有人来盗挖非打死他个瓜娃子不可。一连两天晚上都没什么动静,杨葛根开始动摇了,也许自己的判断有误,或者那些挖墓的人只是过路贼,但碍于村长的脸面威严,还是决定再埋伏一宿。那晚正好是月圆,入夜后没多久,墓地便开始“热闹”了起来。先是李家的坟头里慢慢钻出了一具鲜活的尸体,杨葛根认得那是李家媳妇,前不久难产刚死的。紧接着张家、刘家、姚家……坟头里不住地爬出各种程度的尸体,有些甚至已经腐烂得不成人形了,却依旧扭曲着半爬半走。杨葛根活了大半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刺激的场面,当场就吓得腿肚子转了筋,跟着的几个村民更是吓得尿了裤子。说来也是八字犯冲乌云盖顶了,其中两个村民恰好晚饭时喝了几两小酒暖身,这一吓把酒气全催了上来。那些刚爬出坟头的尸体像是饿狗闻到了肉骨头,三下两下地把杨葛根他们藏身的地方给找了出来。杨葛根见势不妙,大喊一声带着村民往回逃,可没走几步就撞上了另一群活尸。无路可走的杨葛根等人被逼红了眼,抡起锄头木棍就是一顿猛砸,可那些活尸是越来越多,有两个村民被活尸围住后就再也没见着人了。杨葛根仗着年轻时学过几下庄稼把式,挺着锄头杀出一条血路,带着剩余的三个村民连滚带爬地总算逃回了村子。自此之后,村子便不再太平,很多单独走夜路的村民莫名地失了踪,更离谱的是村外好几户看田的人家一夜之间便人间蒸发。杨葛根很清楚,这肯定是那些活尸下的手,但从上次的遭遇战的经验来看,村里根本没能力来对付这些活尸。无奈之下他只得通告全村,将村外的住户迁入村里,夜间行路必须结伴,并让大家各自小心。……“知道怎么回事了吗?”听完杨葛根的话,耿婆向我问道。“问题应该就出在那块墓地上。”我沉声道,“那是块养尸茔地。”十、阴洞藏尸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一直流传着神秘的“养尸地”传说,更有甚者还夸张地将其渲染成所谓的僵尸起源地。清代袁枚所著的《子不语》中就有相关的记载描述,并把僵尸分成八个品种:紫僵、白僵、绿僵、毛僵、飞僵、游尸、伏尸、不化骨,并被后世的江湖术士和盗墓贼奉为典范标准。当然,在我国历代的笔记体小说中,均有许多这类“养尸地”和僵尸等相关的传奇记载。近代,人们对尸变之说大为批判,但对这一神秘现象却十分关注,试图用科学的道理去解释其中的奥秘。不过,因为很多客观原因,始终还是无法证实,于是便有些人类学专家极端的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类木乃伊现象,而没有腐烂的尸体就是僵尸”。其实不然,我国古代的风水堪舆理论中就对这些有着相当详细的研究和解说,尤其是对尸体变化和起因更是罗列了相当全面有据的案例和分析。在风水堪舆学说中,养尸地被称为“养尸茔地”,是一种极为奇特的葬地,由于其特殊的地气及土质结构会导致一些不利于葬者的事情发生,因此被界定为恶性葬地。诸如青乌子的《葬经》、郭璞的《葬书》、管辂的《地理指蒙》、杨筠松的《三龙经》等许多葬理辨龙经书中,均认为“养尸茔地”在丧葬风水中是最为恐怖、危险和忌讳的墓地。明清时期的大量手抄辨龙秘笈中更是认为,当遗体误葬在“养尸茔地”后,人体肌肉及内脏器官等不仅不会腐烂,而且毛发、牙齿、指甲等还会继续生长,部分身体机能恢复生机,有如死魄转活便会幻变成僵尸,四处游荡吸人的精血为生。当然,这些经书理论未免有失偏颇,事实上没有一具尸体是能够在“养尸茔地”中完整保存的。这个村子的事件就是最好的活体实例,尤其是那些四处活动的半腐尸体。据《闻风拾水录》的相关记载,“养尸茔地”是一种非常巧合的地理格局构造,其产生比率微乎其微。首先是土质,养尸茔地的土

                      将为万国师矣。”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意思不仅中国应该走上联邦制道路以解决中央集权危机,而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最适宜联邦制,最具有实行联邦制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传统研究以为梁启超这些意见代表了立宪党人的普遍看法,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相当值得怀疑。据梁启超1902年4月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解释他之所以提出联邦制设想思想背景时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偿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渠甲)在《文兴》所发之议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来署名为“太平洋客”之《新广东》)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也就是说,联邦政治理论的提出,在梁启超一方面是基于戊戌后对清廷的失望,另一方面表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保皇党人在政治理念上已严重分化,激进如徐、欧者,虽不愿背弃师说,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提出新的救国方略。由此看来,保皇党人并不存在着全体一致同意的联邦制设想。更有甚者,对于梁启超、徐勤、欧渠甲等弟子联邦政治、革命自立的理想,康有为自始至终予以反对。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指出:“夫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在《与诸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康有为还指出,“且夫欧洲十余国,皆立国千年,日相竞争,少不自振,立即败亡,故国土虽小,皆尚武事,其精神意气,日提振不敢懈,武备既已竟修,彼此互知而不敢妄发,乃于其文学工艺,日竟美而不敢劣,既各皆小国,难于吞并,故能自立。甚至小者,又有诸大之相牵相忌,立均势之法以维持之,故能久而不灭,积此千年,国界久定,国势久立,人心久坚,故能历久相持。近乃有商战学战而无兵战,凡此皆惟欧洲千年之老国能之。若中国各省真能自立,则基址浅薄,国界不定,国势未立,人心未坚,争乱而已,尚未能比印度各省藩臣之自立,而乃妄比欧洲千年之老国,岂不谬哉?况其必不能成而徒取乱乎?且人民才智未开,北地西边,闭塞尤甚,无其人才而妄立国,而欲以欧洲诸国自比,何其傎也。且荷、比、瑞、琏诸小之于欧洲,惟白种均势能之,若在亚洲黄种未定之国,而欲妄为引例,则为吕宋、波国而已,为印度、安南、缅甸而已,无论如何妄例,无论如何结援,终亦必亡而已。……而不知者,妄言广东自立,与欧洲日本相类,犹以团沙而比之坚金,以新生之婴而比之壮佼之夫也,夫谬或甚矣!”一句话,中国不能采取欧洲式的革命,不能建立欧洲式的联邦国家,依然是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国情是一个最不易捉摸的字眼,它的内涵可以说从来都是由谈论者个人立场所决定。我们看到,提倡中国应当采纳联邦制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特殊考虑,而反对者的根本理由也莫不由此而立论。基于如此对立的分析、论证,中国政治发展当然无法遵循任何一方,而其必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折中调和,或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就中国政治实际发展来说,中央集权严重危机在晚清最高统治者那里也早有预感,尤其是在戊戌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因义和拳而引发的“东南互保”,对清王朝的统治实在是沉重一击。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晚清当局实际也在思考和探索。1906年由清政府策划的筹备立宪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诸大臣在参观考察了英国情形后曾向清朝最高统治者报告说:“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全国之制,府分为乡,乡分为区,区有长,乡有正,府有官司,率有各地方自行举充,于风土民情,靡不周知熟记。凡地方民居,沟渠道路,劝工兴学,救灾恤贫诸事,责其兴办,委曲详尽,纤细靡遗。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而又层累曲折以隶于政府,得稽其贤否而奖督之,计其费用而补助之,厚民生而培民俗,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源。惟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清末立宪档案史料》,11页)如果循此思路而发展,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一定能够重新确立,中央集权危机也势必能得到有效控制与克服。不论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实际效果如何,载泽等人提出的改革思路应该说是基本可行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大趋势、总方向,是当时中国可以一试的政治性选择。因此,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基本上认可了载泽等人的改革思路,中国政治发展极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而转到一条新的轨道上去。上谕说:“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为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由来久矣。时处今日,唯有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众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且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光绪朝东华录》,5564页)期望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解决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应该承认,仿行立宪运动突破口选择大体上并不错,如果照此发展,将官制改革进行下去,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重加规范,虽然尚不能说完全解决中央集权严重危机,但这势必有助于此一问题进一步解决。然而,由于清廷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它出于“家天下”的利益考量,势必在根本性问题上不愿主动作出实质性让步。重新认识联省自治辛亥革命后,中华帝国解体,两千年来的“超稳定”政治格局被打破,没有皇帝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往下走,确实面临很多困惑。所谓帝制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适合农业文明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之所以经过1911年一场大革命而被摧毁,实际上也是因为进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在改变,换一种统治方式,寻找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半个世纪已经悄然发生。19世纪70年代主流话语不断重申坚持“中体西用”不动摇,如果用历史主义观察,就意味着早已有人怀疑有人动摇。民国十年左右,章太炎等一批深度介入辛亥革命的老人都有一个反省,普遍认为1911年底和1912年初的政治选择可能过于草率了。他们觉得十四省独立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中国在那个时候通过制宪会议制定一个全新的宪法,重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际,然后重建统一,中国后来的许多问题或许就大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涂改液,历史无法遗憾。走过的就是历史,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就是检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寻找多种可能性是怎样错过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第一站,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家。但是这个共和国家的基础确实不太牢靠。袁世凯的“第一共和”确实没有构建一个有力的统治秩序,新轨未立,旧辙已破。皇帝的威权不存在了,共和国总统的威权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政治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革命无法完成秩序的重建,人们便自然试图恢复到旧有轨辙,政治强人袁世凯以为凭借国内外支持,可以通过重建“汉人的帝国”恢复秩序,不料共和的理想久已深入人心,人们宁愿做徒有虚名且混乱不堪共和国的公民,也不愿再做宁静有序专制帝国的臣民,于是袁世凯的帝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之后,中国的政权把持者更没有袁世凯的威权和能力,但他们的民主共和信念在袁世凯正反经验启示下愈加坚定,除了鲁莽的张勋,没有哪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还敢轻易变更国体,直至孙中山在苏联经验启发下找到了一条党治路线,用党治替换帝制,用党治构建新帝制,方才使中国重回威权统治,重构一个全新的政治架构。这是后话。在袁世凯之后,北洋系军人拥有国家的权力,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具有袁世凯的力量和手腕。他们只能像走马灯一样轮流登场,既无力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在南方,虽有非北洋系军人和孙中山革命力量继续活动,但孙中山的力量和策略不能统一中国至为明显,而南方军人与北洋军人如难兄难弟,除了纷争,就是抱团取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成为国人重大关切。尤其是统一帝国旧秩序既然已根本不可能恢复,那么智者阶层必然要在传统解决方案之外寻求突破口,于是乎,联省自治、邦联政治一时间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热门话题,并很快由理论探讨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似乎只在于此。历史主义地说,联省自治在理论上并无大错。如果基于正常情况下的理智选择,这种方案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方案。然而由于背景复杂,由于各方面利益冲突,作为实际运动的联省自治、邦联政治最终流产了,结果与人们的期待近乎完全相反,而且加剧了威权统治。这确实是中国的宿命,是帝制两千年“超稳定”的报应。理论上不错的联省自治没有成功,历史虚无主义或许会说本该如此。其实,历史主义地检讨这套理论,检讨联省自治何以败,可能对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权力边际的重建不无裨益。清政府为什么启动司法改革1901年开始的新政,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司法改革。一百多年之后回望这次改革,应该承认晚清新政为中国司法体系的重建贡献巨大。这场改革大致确立了现代法律体系,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存在的法律依据,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新生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援和制度上的保障。清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其政治基础和制度凭借的就是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制度、政治架构并不缺少三权分立的意识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自有其地位和意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牵制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三权分立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绝对化,不是一种至上的和不可动摇的,而是在皇权主导下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权力来源和法律凭借,最终都落实到皇帝一人。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当然不利于私人资本的发展,不利于自由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点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数十年一直有争议,也一直有许多很清醒很明智的认识,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许多冷静的思想家如马建忠等人就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体制和政治架构虽然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和保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曾明确指出旧有的法律已经不能治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过去是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天变了,在强大的西方社会文化影响下,中国之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天,所以中国的治道也就是法律体制必须随之变化。在康有为等维新思想家看来,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的变动不是先前数十年小修小改的枝节改良,而是从根本上从整体上参照西方,学习西方。即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之洞虽然反对全盘承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他也在那时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和空间,强调中国应该吸收和引进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改善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只是由于大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架构没有形成,所以新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无从着手。《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西方国家其实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款项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焦虑,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和随后的商约修订谈判中,西方各国刻意诱导中国改善、改变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同步,鼓励中国尽早采纳在东西各国行之有效的自由经济制度。这样,就能够吸引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就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税收状况。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的本质从来就是趋利性的,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自由竞争要求司法独立,要求跨越国界,要求国际一致,否则,资本的趋利性不会接受政治、法律的强制束缚,不会像国有资本、官办企业那样进行什么不计成本、不期待赢利的政治性投资和政治性贷款。所以东西各国在与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中,认为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善投资环境,修订相应的法律条款,重建与东西各国大体一致的法律制度,中国在经济上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失。反之,列强不止一次向中国政府暗示,如果中国政府的法律制度能够作出重大调整,如果能够尽快与国际社会与各国法律相一致,那么各国可以考虑放弃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中国人奉行的所谓“中华法系”或许在过去两千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与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法律相比较,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西方外交官熟知的西方法律体制相比较,似乎确实存在许多弊端。在中华法系中,法就是刑,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一般的分不开,而是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凌迟、斩首、刺字、戮尸、缘坐等非人道的酷刑依然想当然地被大清国执行着,实践着,被西方人视为野蛮,却被中国人视为严惩。这大概就是当时中西法律之间最大的区别。列强对中国的暗示和表态,自然深深地吸引了清政府的改革兴趣,而中华法系似乎也确实到了不能不改地步,旧有的法律体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外交涉、中外贸易和中外之间的政治往来,而且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三折中就提醒清政府应该高度注意现行法律与东西方各国法律不太兼容的问题,这些法律大致包括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及刑律等。稍后,袁世凯也在1902年初建议清政府注意司法体制、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注意向日本学习,借鉴日本1899年成功修订条约并全面重建法律体制的经验,甚至可以考虑借助于日本法律专家的帮助,修订或改造中国法律中与现实不太吻合的内容。封疆大吏的建议、列强的

                      大铖传》,第69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10—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钱第八章江南的抵抗运动乃清兵未至,而君相各遁,将士逃降,清之一统,指日可睹矣。至是而一二士子率乡愚以抗方张之敌,是以羊投虎,螳臂挡车,虽乌合百万,亦安用乎!然其志则可矜矣,勿以成败论可也。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52页从迎降的南明官僚手中接管了南京政府的大清官员发现,这座城市自身生计都很难维持,更不用说安顿一支庞大的占领军了。新任江宁(南京)巡抚毛九华向北京报告说:初改京为省,一切事务,皆属创始;而十室九空,库藏如洗,军需急如星火,料理维艰。虽然当局尚能为其在被分隔开的东北城区的部队借占到民房;但为那些在南京城外空地上放牧的军中牲畜寻找饲料,却极其困难,满汉旗军的马群,很快就把城周围60里的草地几乎都吃光了,骑兵面临马匹减员的危险。与此同时,清朝官员们还不得不供养一批南明降军的在籍官兵。当时南明卫戍部队总计有72卫,这就是说,有几百官员和几千士兵。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些降军:他们共包括165名各级各类军官和23.8万名士兵。这样,多铎就不得不为将近25万名北方士兵寻找粮食。就像洪承畴报告的那样,每一名宿营在朝阳门和太平门的南明士兵,都作为清军新兵登记入册了,然后每月发给一担口粮。不过军粮供应很快就会告罄,那时新政权就不能不考虑是否遣散这些士兵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降军的存在可以保证安全。只有到秩序充分恢复,他们已不能重新武装起来的时候,这些士兵才能被遣散回乡。然而,把他们留在军队里,又会使新政府负起庞大的财政消耗。而且,在征服江南和更南地区时,四镇的士兵被证明还是很有用的;而这些士兵却不同,他们对清军来说毫无用处。首先是军官过剩,许多军官又虚报兵员,造成官多兵少;其次,那些见于名簿者,也不是军纪严明的战士,看起来他们擅长的只是恫吓百姓,而不是战场拼杀:“不肯安分成法,每生事好乱。”因此,左右为难的是,满族征服者手里有大量的士兵,但同时又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有力地控制长江下游。像李成栋一类募兵组成的部队在进军中已经失去连连取胜的势头;而此时战斗部队变成了驻防军,负责统治江南的清朝官员们对其军阀同盟者抢劫和欺辱平民百姓的危险,便格外警惕。毛九华向北京送上了一份报告,撇开其中的官样文章部分(“民岌岌朝不谋夕,其望大兵也,如望云霓”)不谈,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在于“地方棍徒,四起抢劫。”在这样一场令人瞩目的军事胜利之后,如果他们的占领要想成功的话,大清统治者就必须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比如像刘良佐和李成栋一类难以管束的军阀的部队对平民的残害。他们必须转而依靠和平手段,特别是依靠地方绅士的自愿合作,以避免进一步的暴力破坏。这些是他们宣传工作的燃眉之急,因而也是满人要求正统合法性的主要凭借。满人已经掌握在手中的,是那些把南京献给多铎的官僚们,其中最重要的是钱谦益本人。其妾柳如是强烈反对他为清政府服务。她要求他三思而行,恪守名教节义,拒绝与敌人合作。尽管他对这个建议很生气,但是钱谦益对他自己另投新主显然也有矛盾心理;当他看到被拘押在多铎军营中的弘光皇帝时,他忍不住失声痛哭,在其故主面前一跪不起。但是他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那就是:只有他这样的大臣情愿不顾名节之累而与敌人合作,其他中国人才能得以保全。这意味着,一方面他相信投降使他能够保护那些被怀疑忠于明君的文友们;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他为非暴力平定江南付出的名誉代价其实是他自己的光荣。钱谦益和其他许多与征服者合作的南明文士,都用这种方式论证他们的变节行为,认为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不能不承受同代人一时的道德非难,以便在日后保护他们。钱谦益可能受到了一些以节操自诩的忠明分子的公开诽谤,但他一直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那就是正是由于他自己甘心忍辱负重,才使毫不必要的流血得以避免,许多人的生命得以保全。对钱谦益,这种羞耻与骄傲的复杂情感,还变成了一种对“以招抚江南为己任”的迷醉。他派其私人幕僚周荃去多铎那里,告诉他说吴地百姓一向驯顺,因此不需诉诸武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平定。此后,钱谦益向多铎提供了一些可以承担江南安抚使命的文士姓名。从1645年6月12日开始,300多南明官员被任命在江南担任职务,而且这批行政官员中的掌权者,不是属于赵之龙一派,就是属于钱谦益一派。他们随即就和各个江南中心城市的绅士领袖取得了联系。他们以钱谦益专门选定的“天与人归”为口号。他们许诺去阻止清军屠刀之下的成千上万的汉人被杀死,但前提是这些地方绅士必须保证老百姓的归顺,把赋税和户口的簿册交给新政府的使臣。正当一些大使被派往苏州和松江等要地收取赋税户口簿册时,钱谦益一伙发出了精心谋划的呼吁,要求江南绅士共同分担维持公共秩序的社会义务。比如,在上海,那里的沿海乡村遭到了海盗潘复的劫掠,为清朝接管行政的那些官员向这个地区的乡绅明确指出,新的秩序需要合作性的自卫。在召集起那些长老和宗族首领之后,那些清朝的合作者又特别强调,他们的社会义务就是使那些制造混乱的人归顺当局统治者。

                      乡绅们的矛盾心理

                      就某种程度而言,所有乡绅在社会秩序的稳定中都会得到好处。然而,在从特定阶级利益角度考虑通过与新政府积极合作而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同时,这些乡绅却仍然还保持着他们忠于前朝的传统,因为那个王朝使乡绅处于很高的社会地位之上。表达这种忠诚,并在同时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信仰之间的这种冲突,一个办法就是献出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江南是士大夫最为集中的地区,因此在1644年这里的自杀现象非常之多。几百名当地的士大夫当听到崇祯皇帝的死讯时,用投水、绝食、自焚、上吊等形式殉节。这个省的地方志里的一份材料很有代表性:许琰,字玉重,长洲诸生。甲申闻闯贼变,大恸哀。诏至跃入胥江,家人驰救之,遂绝粒。遗诗云:忠魂誓向天门哭,立请神兵扫贼氛。不时有这种情况:整整一个家庭都采用这种方式自杀了。一个亲人自杀了,那么父亲、兄弟或儿子的死亡,便又以新的悲痛刺激了其他家庭成员。他们不论是出于公或私的考虑,都会立即自杀。在一个事件中,13名家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经常地,有一个立誓必死的家长安排这种自杀行为,有时是把全家人锁在住宅中,然后放火把房子点着。在华亭的一个事件里,一个执意要死的士大夫,让16名家庭成员一个接一个跳进了家里的水井,最后他自己跳到这些尸体上,也死了。集体自杀也发生在家庭以外。一个特别狂热的文士可能会决定自杀,而他的榜样又会鼓舞其他的人。当一个叫许王家的漳州年轻诸生听到皇帝的死讯时,他穿上学子的服装跳进了河里;其他人立即加以仿效。有时士大夫也采取很平静的死法。一个很知名的文人,听到李自成占领了首都以后,便穿上他的儒服,从此不吃不喝;此后的日子里,朋友、亲戚、同仁和学生们怀着敬意围坐在这位庄重的老学者身边,他一言不发,慢慢离开了人间,另外的人们则采取了更为冲动和更为壮观的做法,跑到附近的孔庙,或庄严地焚烧他们的学人袍服,或在殿壁上写下一首剖白忠贞的诗句,然后自杀而亡。有记载的殉难者除极少的例外都是士大夫。这种对灭亡了的王朝坚定不移的责任感,显然是社会地位所赋予的义务,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良知的问题。尽管这个时候有些人因为供养父母的考虑而没有自杀,但是像这样的自我牺牲,其道德意义是明确无误的。另一方面,成为勤王者并投入武装抗清活动,也是士大夫的一种政治和道义上的报恩之举。因为这些忠君之士反抗中央统治,因此他们很容易被混淆成农民起义军。与此同时,他们还把各种无法无天的人吸收到队伍中来了,士大夫本来是最怕这种人的。时间一长,这些忠君的文人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群与之没有共同价值观念,也不能容忍其行为的人中间了。清朝统治者显然很喜欢强调忠君分子队伍的社会成份乌七八糟,尽管这些官员完全知道强盗与义军两者之间的区别。政府文件照例把忠君义士称做“土匪”或是“强盗”,清朝官吏常常指责义军的士大夫领导人把命运交给了下层盗匪。忠君分子对此有过回答。一个出身官僚家庭的广东学士马应房,在被捕后受到清朝的一个刑部官员的审问:“若父为太守,若为诸生,何敢作贼?”这位忠君之士曾经帮助广东的义军领导人陈邦彦组织了一支土匪军队,他并不想否认他与一群亡命之徒有过联系。不仅如此,他还回答到:书生空拳,非藉彼事不集。独不见文丞相招合峒蛮,岳武穆指挥杨么军乎?这个时代确实需要像马应房这样的人:即擅长驾驭指挥那些市井无赖和雇佣军的热诚的文人。有时,这样的人出现在失意者之中。比如,1645年6月在浙江北部嘉兴抗清力量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做张叔菴的未得朝廷任用的诸生。他嗜酒性烈,在清军占领之前,一直是许多为谷物和财产权而械斗的“乡党”首领。张叔菴生性暴烈,甚至威胁到了他周围的那些人;但是在他的地方武装被打败以后,他没有逃避逮捕而赴死遇难,因此他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赞。即使是在包括了各地各种队伍的乡村抵抗力量高层领导人中,也仍然需要这样的人,他的学识的力量足以协调各个独立文人集团,其体魄膂力又足以震慑那些下层分子,把他们召纳为部属。比如,1646年广东抵抗力量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明代的举人和前阁部侍郎黎遂球。记载广东忠义之士的材料屡屡提到一个又一个由黎遂球推荐任职的人。他本人是这个省四个享有盛名的文人团体的成员:南园诗社,集中在骆宾王周围的番禹区文人团体,文社和白云山诗社。就像黎遂球把许多不同的文人团体集中在一起以保卫唐王一样,他亲自从广东海盗中为苏观生在江西南部的防线招募了一支援军。1646年10月6日赣州失陷时,他和这些人一起战死在那里。实际上,对于一个“领导”着一个抵抗运动的忠君文人来说,他常常会突然发现他招募到的士兵实际上不过是一些脱离了百姓生活的,因无以为生而铤而走险的罪犯。太湖地区的忠君之士要求杨廷枢加入他们的起义时,他问他们怎样得到给养,他们回答说“取自百姓”。杨廷枢说:那样的话,你们就是强盗,那还有什么正义可言?在这两个不同的事例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士大夫对最容易加入勤王运动的这一类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因为“文人赤手空拳”,只能靠忠诚和正义的信念去指导这种与下层人的联盟。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文人很快就失望地发现,这些近乎于罪犯和强盗的人蔑视那些有教养的学人,以及他们所珍视的社会良知,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忠君的信仰。因此,作为农民保护人的士大夫的理想化的责任,使他们在原则上不愿与那些无法无天的人结为联盟,他们总是把这种人看成是定居的农耕社会中靠抢劫为生的强盗。而且因为许多地方乡绅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责任,因此,他们很容易响应新政府的呼吁,以避免把自己及其举措与一种匪盗横行的状况联系起来。当然,这些士大夫同时也懂得农民制造社会动乱的能力,特别是在江南这样的地区,由于不断地社会分化,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彼此冲突的可能。

                      江南地区的经济分化

                      在中晚明时期,农业的商业化,相应伴随着一种复杂动荡的社会状态的出现。在经济上,随着地主和佃户将维持生计的谷物收成改变为植棉、养鱼和桔园、桑园的经营与茶的种植,新的农业形式在江南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管理技术发展了,常常需要使用雇工或是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劳动力。这种管理农业的新形式要求更多的资本投资,特别是要用于灌溉,并且日益集中在管理地主手中。然而,改善农业技术的所需成本,决不是导致土地集中的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农家变成了“富户”(这常常是依靠经商和公职来取得的),那么,与不够富裕发达的人家相比,它就更容易保护他的家族免遭赋税之苦。这在明后期江南赋税变得十分沉重时,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当地方的总的赋税负担之增加时,那些在当地有政治影响的人家便可以通过乡绅的掩庇或通过里甲制度来虚报土地。1567年,南直隶长官上报说,在苏州、松江、长洲和靖江四个府县,有1995470亩土地是托名假冒的,有3315560亩土地在许多里甲中被以欺骗手段分割开来。这种逃避了赋税的农业经营,显然可以使用更多手段应付自然灾害。比如,在1589年嘉兴地区的大旱中,这个地区一半以上的农民或是离开了土地,或是将其土地交给那些富户,自己则变成他们的“客”或佃农。越来越多的土地开始集中到富裕的地主家庭的手中。这些土地所有者的许多人也是官僚集团成员,他们可以利用免役权使其财产免征赋税。在农村土地资源的竞争中,这个社会阶层——在16世纪它被叫做“乡绅”——取代了在明初负责收税、分配徭役、决定司法、管理灌溉的粮长的位置。在15世纪30年代南直隶巡抚周忱的赋税改革以后,粮长在地方长官那里失去了一些他们的权势和威望,但是他们仍然是在乡村居住的“处士”,收买土地,高利盘剥。作为深深扎根于乡村社会的当地居民,这些处士粮长在理想上是宽仁的家长式的。在嘉靖时期,有一段时间曾经是终身任命、父终子继的粮长,开始变成为轮流承担的职务,常常指定大地主担任。这样当处士失去他们在本土的半官方地位时,官僚乡绅就越来越可以使用他们的免役权,使其土地免征赋税。而且因为他们大都住在城里,因此和处士不同的是,他们对他们的佃户和劳动力很少感到有家长式义务,这就可能导致了晚明时期阶级冲突的加剧。不过,许多乡绅,特别是那些致仕官僚,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田庄中,极认真地执行他们作为“士隐”的责任,帮助解决一些公共问题。江南大土地所有者的田庄,常常是一些十分多样化的产业,把畜牧(鱼、家禽、猪的饲养)和园林(漆树、蔬菜和桑林的种植)结为一体。到明代晚期,一个新现象业已出现,这就是士大夫官僚成了田庄经济的管理人。当时的很多材料表明,那些官僚从官场致仕归乡后,就专事农业管理;培育新的谷物,分派各种农活,督责女仆纺绩。家仆开始被认为是一种投资形式;我们也看到很多材料说,那些父辈的乡绅要儿子好好供养那些雇工和合同工们吃喝,以使他们能好好干活。退休的地方长官们现在发现,亲自管理家仆秋收,指挥他们建造房屋和整修水利,是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就像当地的一位贵妇人提醒她丈夫的话:你既然已身无官事,那么就该专心家事了。尽管这种农业管理趋于一种半庄园制度,甚至它还包括了直接由大地主经营的以牟利为目的的手工作坊,但是对中等和富裕的农民来说,还是有机会专务于土地的。常常是丈夫耕作,妻子蚕织。实际上,在晚明对妇女的日益重视(显然这也与她们文化知识的增长有关),可能反映了她们新的、更为重要的经济作用——许多时候她们为家庭带来的副业收入,要远远高出土地正常耕作所带来的收入。这样的家庭可以从丝棉制品的不断上涨的价格中获利,因此,许多中等农民家庭在这个时期变成了富裕农民,甚至成了管理地主自然,从小的地产扩展为大土地经营,依靠的是充分的劳动力,他们在明的中晚期也在增加。这种劳动力大军增加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价

                      ,你就压住它了,你不读书你穷了你就得卖这些东西,它就把你给压死了。它就这个道理呀。所以讲诗书传家,特别重视读书。定:你们家那边都是老郑家的王庄对吧?你们家后来不是和郑王府没关系了吗,可是那老王庄还是他们家的?旗:我爷爷说是犯天犯地犯不了祖地。你犯了再大的罪,祭祀祖宗的香火田不能动,不能没收你的,以维持这种礼数,就是孝道。祖地就叫香火田,那香火田的租子呢,卖的钱只能是祭祖宗用,烧香啊,杀猪啊,祭祖啊,春祭然后秋祭,用于这些方面,所以王庄不在没收之列。后来我爷爷跟我说这个,我以后看《红楼梦》的时候就联系起来了,《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临死之前托梦给薛宝钗,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你们要多置点田,别在京城里头多买房子,要在京城外多置田产,以后祖宗死了以后呀也有几分香火,实际上也指的是这个。注84我们村就在定州。王庄的土地在文献里找不到的。王府自己没有典,王府自己不敢造典。王府的东西最不容易保存下来,因为它这个爵位吧,尤其像清朝,爵位不是世袭,就是那八个铁帽子王,有的一下子就不是王了,继承不了了,给你的世子的号是别的号,这东西你也就没有了。你可以到河北的大王庄、小王庄去看看嘛,现在还叫大王庄、小王庄,定县,庄户还在,但是你要再问,知道的恐怕不多了,实际上说不清楚了。定:那你爷爷周围已经没有旗人了,他完全是生活在一个汉人的环境里啦?旗:那边旗地庄园有一些旗人,但是地位比较低。定:旗地庄园就是那些庄头壮丁、庄户。坟户不多是吧?旗:坟户不多。那儿没有坟。定:除了你们这一支,你们不是好多支,其他那些支呢?旗:其他那些支,我们就跟保定那支还有一点儿来往,但是也隔得很远。保定那一支也挺惨的,他们有庄园,跟我们一样,分了几大家,他们在大王庄、小王庄那儿有地,然后解放以前他们把地都卖了,卖给长工了,挺惨的。主要是他们后来有人抽大烟,抽穷了,还有的是做生意,不会做生意,我爷爷说他们根本不会做生意,赔本。现在来往不多。另外还有一些家族分财产哪,有些过节儿,越来越淡。

                      3.我爷爷真是不一般

                      旗:我的感觉,我爷爷的长相跟康熙特别特别像,就是那种瘦脸儿。就跟我这样,脸特别瘦。那个老头儿真是不一般,真是不一般。我感觉那个老人很难摸透,脾气很怪,脾气特别坏,但是对人极好,对人特别好。我爷爷那人特认命,他从小就给我讲“命”,他讲人有“三命”:“随命”“遭命”“定命”。定:你怎么解释这“三命”?旗:“随”是你这一生只要在社会上遇到大事,你原来定的这个命就都给改了,你只能随波逐流,这叫“随命”。“遭命”呢,就是你个人遇到一些突然的灾难,这叫“遭命”。还一个“定命”,一生早给你定好了,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特别信命。我觉得这玩意儿不算是迷信,是对人生中个人、家庭与社会各种关系的理论叙述。我爷爷的满名叫载儒,是按照绵英那一支来的。他是1898年生的,在河北那边受的教育。因为他生下来,长大的时候已经迁到那边去了。十一二岁的时候,当然主要还是在家里受的教育。后来就是上的公学。原来是私塾,后来改成公学。他先当私塾先生,后来就当了中学老师,人家不知道他是满人,就知道他是汉人,知道他的汉名。保定这地方很有意思,到了二三十年代那时候,美国一个传教士和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和晏阳初,在保定和定州那一带搞了一个“平教运动”,就是平民教育运动,注85那是1933年,是我父亲出生的第3年,我父亲1930年出生的,我爷爷就参加了平民教育运动。搞平民教育运动以后,当时比较左倾,就受到党的影响,我姥爷是保定二师的老师,当时就是共产党,在我姥爷的介绍之下,我爷爷以后在高蠡暴动注86中就入了党。高阳和蠡县,两个县的农民因为抗捐,搞暴动,规模不是很大,这就是1932年、1933年了,我爷爷那时候三十六七岁。然后很快日本人就来了。初期是国民党搞民军,在河北这一带,组织地方武装抗日,到1937年、1938年以后党的势力就彻底来了,北方共产党转入武装。怎么配合武装?当时我们家有点钱,等于捐了好多钱,八路军抗日改编以后这边就并入冀中分区,这边是七分区,我爷爷一直在定南县做民众、财务,就是筹集钱粮、军粮这些工作,具体任职在冀中分区总务处,我姥爷当时也在这儿,我姥爷的弟弟当时是五台山五台县的县长,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她们是汉族,所以我姥姥是小脚。1968年她老人家来北京住,每天晚上洗脚时,我都好奇地看她尖笋一样只见三个脚趾的小脚。我姥爷50年代做副部长,后来因为周小舟事件注87牵连,说他右倾,给了他处分连降三级,调出京外工作。“文革”期间挨批斗,被红卫兵把牙全打没了,肋骨也打断了,到了1987年去世的。我姥爷进城以后又找了一个(妻子),所以我姨特别多,我有13个姨,我母亲这边有5个,那边有7个。我姥姥是他原配的,他进城以后休妻,这种事那时候很普遍。这是我另外一个家里的事儿。我爷爷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在冀中。他当时打交道最多的有几人,后来都是中央组织部、财政部的高官,他们当时都在我们那儿住,实际当时接待人都是在乡下,在定县,根本没有在直隶保定。保定我们家那个宅院很大,平时很少在那儿接待人,很少在那儿住,就等于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我们家一些老东西之所以能够完整地留到现在,主要就是因为一直在保定。当时我们定县那地方是犬牙交错,白天是日伪控制,晚上是咱们党,咱们共产党和八路军。那地方打得很厉害,后来那一段就成为解放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您知道那里打了一场仗,清风店战役,国民党新六军,全军就在那儿被围住了,就在西南河村,当时国共双方死了两万多人,挖一个大坑,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就这样。注88我爷爷他主要是组织伤员呀,太残酷了,我爷爷受刺激特大。他知书达礼,算是知识分子,那时候组织南下工作队,要他南下,就因为受那次刺激他就没去,他就留下来了。就给他背了处分,级别等都受了影响,对他打击挺大,但是好在他也无所谓。到了解放初期他是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的干部,实际上有级别无实位,是个闲差了。到了50年代,1956年、1957年挖水库,搞水利,他就是逞能,就跟着年轻人一块干,上大坝,挑东西,特别逞能。下大雨一下给激着了,激着以后就弄成肺病,肺气肿、哮喘啊,非常厉害,就没办法干活了,在1957年“反右”之前,他就退了,病休,级别很高,养起来了。定:就是说那个年代,60年代他已经到保定乡下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很好?旗:当然,他是专员,每月有工资呀,他的级别是十三级干部,而且是老十三级。高干,就是每月180多块钱。还有人给送东西,家里根本不愁吃不愁穿。而且我爷爷那时候老接济别人。有一句土话,我们满人的话,只要一说什么事,比如说你给办这什么事吧,是你帮我接济着点儿。后来我就弄不清是什么字,就问我爷爷,接是接受的接,济是救济的济,就是给人帮点忙。我跟我爷爷接触最多的时候,是6岁到10岁这个期间,后来到十二三岁又一段时间。我记忆力很好,我现在唐诗宋词基本一半可以背下来,都是他教的,他尤其喜欢宋词,随便你挑一首宋词他都能背下来。我的文化修养完全是从他那儿得来的。我父亲的文化修养不如我,主要原因是他没有跟我爷爷的这一段。定:因为他和他爷爷就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了。旗:对。而且我父亲出去早,他14岁就走了。他那个14岁之前,受教育恐怕还不是那么系统。还有就是我父亲小时候身体弱,曾有一段被我爷爷送到一位中医郎中家去住,并拜人家为干爹。那时候毕竟还是没那么优越,不像现在。到我那代,反正吃喝都不愁,没事就聊天呗,就在一起聊天。我的感觉就是我爷爷这个家族对文化特别重视,所谓诗书传家。我爷爷比较重视文化,他参加革命实际上当时……定:什么动因呢?旗:因为他是文化人,是中学教员,他又参加“平教运动”,他不满那个社会的腐败现象,因为他“左”倾哪,那个时代有知识的人一般都“左”倾,就是因为他有文化。他有传统的中国的文化,他从小受这种传统教育,他不认为这是封建的东西,全套全有,包括烧纸呀,春节的时候磕头啊,压岁钱,凑份子,而且他家里头哪怕是这月工资没有了,也得去接济别人。他在那地方人缘特别好。我就记得我爷爷过去跟我讲过,什么事亏着自己没事,别亏着别人,从小就教育这个。后来上升到理论就叫忠恕,所谓忠呢,很简单,尽己叫忠,做事呀尽最大力量,恕是推己及人,人家怎么想的,先想想你自己怎么想的,如果你是他。尽己为忠,推人为恕。定:满族的老人好像特别典型的就是这种为人的方法。旗:不能亏着别人。定:对外人好。旗:对自己家的人脾气大,您不知道,我爷爷、我父亲都脾气特大,你别招他,但人是非常好,你一招他那一发起火来不得了。虽然不砸东西,但咆哮如雷,火气冲天,只是情绪调节特别快。就是发完火之后有时特怪,不到几分钟他哼着又唱开京剧了。拿着俩核桃玩呀,然后又开始去看古董,就干这个。就像我是后来磨的,实际上我脾气也特别不好。也有这个。特别明显。但是对别人、对外人好,礼儿多,礼特别多。讲面子就不得了,家里来客人了得换衣服,一来客人了要换新衣服穿。送客人走也得换衣服。Elliott:咦?旗:指的是到你家来住几天的客人。要送人家走,换衣服,特别讲究。平常的这些都跟汉人就一样了。过年过节这些压岁钱了,很长时间的那种礼尚往来呀。我们在家里跷二郎腿都不允许,现在我女儿靠着坐我爸爸都说她,腰得直起来坐。小孩要求坐座位的三分之一,大人才可以坐实。说不完,太多。你像我们出去排队,从来不能加塞儿,即使有人加塞儿,人家加是人家加,自己不能加。爱面子。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静下心来,就回忆起我爷爷给我讲的那些,原来都不懂,就是听,稀里哗啦都能背下来了。包括说“天晴了,下雨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刚死人的时候,叫叫丧,叫丧我也听过,就是满人的叫丧,喊,家里有人死了以后,站在房子上又哭又喊,就是喊的第一句,当时都不明白,后来慢慢才明白。它叫风来了,雨来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什么意思?蛤蟆骨朵儿长大,长腿了,变成青蛙了,慢慢长。然后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死了。它用自然界的变化,就跟人的一生一样,用这话来代替哭丧调,然后一边哭一边讲他的好。我爷爷是1976年去世的。我爷爷肺气肿,最后喘得厉害,一夜一夜耗人哪,躺不下去,枕头摞得那么高,每天就那么靠在枕头上,最后他也是喝药,喝安眠药,他把安眠药一片一片留着,他不吃,攒成一包一块儿就吃了。他就觉得拖累别人,拖累我奶奶,他老讲我奶奶一辈子跟着他没享上福。我奶奶从来不说任何话,这么多年每天就是端水呀,照顾他,甚至连什么:“啊,你看你都病成什么样了”,这样的话都从来不说。我爷爷去世时我没回去,因为我已经去工作了,到河北这边工作,是我姐姐回去的。但是那时候必须有人摔盆,您知道,打幡儿,结果就没人摔了,按说应该是我摔,结果是我父亲摔了。我们那儿的规矩是有孙子的话儿子就不能再摔了,儿子去摔就挡了孙子的路,但我没办法。我没回去,办丧事都是他们。我爷爷埋在定州,保定不让埋嘛。定:我可以打断一下吗?你爷爷他有几个太太?都是什么家庭的?旗:悫善的太太也是满人,罗特氏,姓罗。到我爷爷的老婆,就是我奶奶,也是满人,是正白旗,家里背景不知道,没姓没名,他们都管她叫二妞,过门之后叫某某氏,但她是典型的蒙古血统,大平脸,脸特宽。满姓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定:你小的时候,你爷爷教你的时候,你奶奶还在么?旗:在呀。我奶奶也不错。到我爷爷那时候,她们家境还算不错,那时候我爷爷等于是破落了,但是我奶奶的家族挺富裕,在保定也有庄园,就在我们那儿,叫胡坊,胡坊村,地名,那一带的庄园都是她们的,正白旗的。为什么嫁给我爷爷呢,这都是家族的隐私,我奶奶舌头有点短,说话有点大舌头,说话呜噜呜噜不是很清,长得非常漂亮,就是因为有缺陷才嫁给我爷爷,否则她根本不会,她家族大,没破落。她父亲当时在朝廷做官,在吏部。定:在京中做官?旗:但是她家在直隶,根本没搬到北京来,根本就没在北京住。在直隶安家,在北京做官,是这么一种情况。我奶奶也有些文化,但她的文化不是那种,因为那时候受系统的教育不是特别多。她给我的熏陶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儿歌。儿歌、方言、土语,什么“锔锅锔碗锔大缸,缸里有个大姑娘,十几了,十八了,再过一年聘人了。开门呀开不开,三把钥匙就开开……”不明白,现在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这个:“拉大锯扯大锯,就是不让小妞去,”就是这些东西,一大堆,什么“榆钱红榆钱亮”。整天都是这个,“懒老婆不做活儿,一天到晚着世界磨,东家转,西家磨,一直磨到日晌午,狼抱柴,狗烧火,兔子碾米烙饽饽”,就是这个。他们管太阳不叫太阳,叫老鸦儿,乌鸦。因为中国古代管太阳曾经叫乌鸦。然后还有好多。我奶奶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世的。我爷爷去世后她就觉得活着没意思,要接她到北京来住,她不肯,守着老宅院,等着呗。上厕所蹲着站起来一下就完了,脑溢血。我奶奶皮肤特别白,出奇地白,70多岁我记得那时候皮肤还特别细嫩,给人感觉就是有修养,衣服也穿得特别好,特别利落,我记得她好多衣服都是用金丝绣的,蓝色的绸子,上头用金丝绣的那个花。70年代我叔叔生小孩儿,把那个东西改成了斗篷,叫大氅,不带袖的。弄一个帽子披在身上,一系,冬天的时候实际上是个披风。棉的,过去那一套都有。我们叫铺陈,朝里那些布啊,看这些铺陈以后,我后来才明白,这东西是朝廷命妇的服装。诰命夫人的礼服。定:后来你们家跟你奶奶家族的联系密切不密切?旗:不密切的原因是我奶奶家族啊,孩子少。到我奶奶那儿只有我一舅爷,就是我奶奶只有一个哥哥,哥哥还有些孩子,到哥哥去世以后,然后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跟那边,原来西单那边有,在头发胡同注89,我们有个姑姑,就是我舅爷的女儿,也去世了。过去他们家也不错,在北京也有房产,大官。但是他们家后来不行了,以后没有受太高的教育。但是我爷爷每次到北京来,都要到那儿去看看,我从小就对那儿特别熟悉,我甚至都能知道哪年哪个房子什么时候拆的。我发现满族很有意思,受教育才能把家维系下来,如果不受教育,顶多就是“口述历史”。那一支就越来越破败。

                      4.北京的老宅与坟户

                      旗:直到后来,郑王府的老家人还有住在北京这儿的,一直跟着悫善、侍候悫善的,都在这儿。到了我父亲参加革命以后进了北京,还又回到评剧团这个院子住过,但是那时候评剧团把整个正房都占了,我父亲就住在后院月亮门内侧室的耳房里,就住在我们原来家里的老仆人的家里。这个老仆人的后代跑到台湾去了,留下一个太太,我们管她叫张奶奶,也是老满人,个儿特别矮,才不到一米五一个老太太,性格特别开朗,好,真是典型的满族王府里的仆人那种,说话特别有分寸,特别特别有分寸。张奶奶知道的特别多,可惜就是那时我太小,那时候她到我们家来就老跟我讲

                      施以惩戒,所以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先前代表朝廷向自己投降的张直方。张直方本性残暴,手下一名军将曾经犯有小过错,便被他笞杀。家中的一名奴婢也曾经因为一点小闪失,而被其辄杀。当黄巢大军打进长安后,张直方虽然迫于形势表面上投降,但众多官员都藏在他的家中,而且伺机准备东山再起,对于这一点黄巢心知肚明。那些窝藏在张直方家中的官员,本以为张直方投降黄巢,黄巢一定会善待张直方,进而自己会得到庇护。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黄巢早已经定下实施釜底抽薪之计。为了杀一儆百,以及断送那些官员的最后一丝东山再起的念头,黄巢在事先没有征兆的情况下,派兵突袭张直方的府邸,捕杀张直方等数百人,并诛杀了李唐皇室在京的全部成员,当时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中说到的“天街踏进公卿骨”说的正是这个事件。黄巢进入京城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局势,可以说形势对他越来越有利。可是,逃出京城长安的皇帝李儇当时的处境可谓是“贵落深坑贱出泥”。当黄巢在长安稳定局势的时候,皇帝李儇带着家眷昼夜不停地逃跑,当时郑畋任凤翔节度使,得知皇帝陛下逃出京城,立即率众迎接,请皇帝李儇留在凤翔。可是当时李儇已经犹如惊恐之鸟,觉得凤翔离长安太近,想逃往兴元府。因此他匆匆和郑畋说了几句话,让他整合人马东拒黄巢前来追击,同时派人通知东、西两川节度使杨师立和陈敬瑄,命令他们做好迎接自己入川的准备。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二十日,皇帝李儇抵达兴元。陈敬瑄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迎接其进入成都,由于兴元地处山区,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匮乏,加上担心黄巢追击进入蜀中,李儇在兴元府没有停留过长时间,便于中和元年(881年)正月动身踏上入蜀的艰难路途。事实上,正如当年李白所感叹的那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入蜀之路本就崎岖难行,加上正值寒冬,冰雪不时阻道,皇帝李儇一行着实吃了不少苦头。诗人韦庄的《雨霁晚眺——庚子年大驾幸蜀后作》中写道:入谷路萦纡,岩巅日欲晡。岭云寒扫盖,溪雪冰粘须。韦庄的诗虽然属于艺术创作,但实际情况恐怕大抵如此。特别是因仓促出逃,导致马匹不足,连平日娇生惯养的皇室成员也只能徒步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皇帝李儇入蜀的队伍中,一个人始终蹒跚而行,当走到斜谷时因实在走不动,一脚穿着袜子,一脚光着脚板,直挺挺地躺在一块大石板上。可是当他刚刚躺下后,宦官田令孜一鞭子抽在他的身上,并呵斥他赶快起来继续行走。这个人顿时怒从心头起,但眼前的形势告诉他,此刻不是发作的时候,所以他忍了下来。“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给匹马骑啊?”这个人哀求田令孜说道。“山谷之间何处能够找到马?起来快走!”田令孜继续呵斥,然后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面对宦官的嚣张跋扈,这个人在内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发誓未来自己找到机会,一定会狠狠惩处这些宦官,让这些家奴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人就是我们后边即将要说到的,大唐帝国的第二十任皇帝,也是实际上的最后一任皇帝,此刻还是皇帝李儇七弟的寿王李晔。正月二十八日,皇帝李儇等人终于到达成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蜀中生活。事实上,田令孜之所以选择剑南东道的成都作为皇帝李儇的避难所,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效仿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做法,但仔细分析来看,并不是这么简单。对于这一点,明朝的顾炎武有着精妙的比喻,从地理形势上来看,他将长安和西蜀比作为宽敞的厅堂与四壁环围的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看,物资充足的蜀中与长安可看作厅堂与奥(房屋深处)的关系,他认为李唐皇室多次依据蜀中而化险为夷是有一定必然性。而且皇帝李儇到达成都后,虽然跟随前来的朝官和皇室成员不足二百人,但因为蜀中各地进贡的络绎不绝,加上本地本就物资充盈,所以李儇的赏赐的数量与额度和在京城长安时相差不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朝官和官军依旧为其卖命的一个原因所在,加上蜀中易守难攻的独特地理环境,为后来朝廷全面反扑黄巢奠定了基础。随着皇帝李儇到达蜀中,李唐皇室终于逐渐稳定下来。但黄巢这边虽然在进入长安之初为了稳定局势而采取了必要措施,但当京城的局势逐渐稳定后,黄巢却渐渐陷入自我陶醉之中,对朝廷反扑能力严重地估计不足。反攻长安黄巢虽然打进长安城,但并不意味着唐朝就此被他灭亡。皇帝李儇虽然逃亡蜀中,却仍然发挥着政治偶像的作用。唐朝的许多文武官员都不甘心就此失败,被黄巢打破既有的富贵格局,尤其是唐朝中央附近地区的一些藩镇,更是积极准备反扑黄巢,收复长安。例如忠武军节度使王处存,其父王宗累官至金吾大将军,同时善于经商,家中生活十分奢侈。当王处存听到长安被黄巢占领的消息后,痛哭流涕了好几天,不等皇帝李儇下诏,就派去两千人护卫皇帝李儇,同时自己领兵进军长安。可以说,黄巢占领长安和皇帝李儇出逃之后,朝廷和黄巢的较量进入了新的阶段,具体来说就是官军进攻,黄巢防守。自从长安的局势稳定以来,黄巢逐渐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唐朝的各路藩镇只要传檄即可平定,所以对藩镇准备反扑长安准备不足。虽然很多藩镇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朝廷似乎已经灭亡在即,这些藩镇们拥兵自重,甚至有的归顺黄巢。但事实上,细数当时投降黄巢的只有关中、河南以及河中等十八个藩镇,如果将大同、昭义、河东三个藩镇算在内也只有二十一个藩镇,占全国四十八个藩镇的百分之四十,这与《册府元龟》中说的“屈伪廷者十三四”的说法基本相符。而且很多藩镇都是被迫投降,可谓是“貌奉而心图之”,例如凤翔节度使郑畋在面见皇帝李儇之后,取得李儇整合人马的诏令后返回凤翔,便着手开始策划反攻长安。此时正值黄巢派招降的使者抵达凤翔,郑畋便假装归降了黄巢,而暗中与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约定合兵之计,而且此时关中还有数万神策军因为皇帝李儇逃奔蜀中而分兵各处,群龙无首,郑畋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整合,最终整编出五万多人马,一时间郑畋成为长安西北地区唐军对抗黄巢的主力军。当时全国各地藩镇公开对抗黄巢的不在少数,早在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刚刚到达长安的时候,王重荣在河中地区首先公开打起抗拒黄巢的大旗。当黄巢大军分别进入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之后,物资供应出现缺乏现象,由于河中府管辖十一个县,而且距离长安只有三百余里的距离,因此黄巢不断派出使者向河中调取兵员和物资。当时河中节度使李都被迫投降黄巢,黄巢不断地索取兵员和物资,李都无计可施。王重荣认为,如果就这样纵容黄巢,最终河中府被掏空后,等待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被黄巢斩杀,王重荣建议与其早晚都是死,不如现在起兵反抗黄巢,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是李都天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看王重荣决心已下,便将兵权交给王重荣,任命王重荣为河中留后,自己带着家眷逃往成都。于是王重荣斩杀黄巢派来的使者,正式起兵,与黄巢公开决裂。黄巢闻讯大怒,立即派其弟黄邺领兵从华州(今陕西华县),部将朱温领兵乘舟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出兵,然后合并一处进攻王重荣。不料因为仓促出战,被王重荣打得大败而归,朱温损失了四十多条战船的粮食和兵器,王重荣因此军威日盛,并与王处存结盟屯兵渭北,继郑畋之后,成为黄巢在京城长安东北面的一支主要对抗力量。此时,长安东北、西北分别有王重荣和郑畋,算是朝廷反攻长安的前沿阵地,而皇帝李儇虽然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不过在经历逃出京城、寄居蜀中的遭遇后,从内心感到了切肤之痛,虽然身在成都,却心系长安,有时竟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为了成功收复长安,他在蜀中不断地向各路藩镇封官许愿,并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反攻长安事宜。最初皇帝李儇对手握重兵坐镇扬州的高骈寄予厚望,还在奔往蜀中的路上时,他就接二连三派人去敦促高骈出兵。到了中和二年(881年)二月,又任命高骈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希望高骈能够担当起指挥长安周围各路唐军收复京城的重任。可是很长时间以来,高骈因为黄巢势大,以及担心平定黄巢后朝廷会卸磨杀驴,所以一直按兵不动。据《旧唐书?高骈传》记载,他是想要利用国家的混乱形势,兼并两浙地区,效仿三国时期孙策的三分天下之计。所以对于皇帝李儇一再地敦促出兵,高骈总是拿出各种理由搪塞,不肯应命领兵北上。眼看高骈这路人马指望不上,皇帝李儇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关内的军事部署上。中和元年(880年)二月,李儇任命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让他带领忠武军屯驻邓州(今河南邓县)。当时南面行营招讨使刘巨容镇守襄阳一带的交通要道,关中一带从京城长安逃出的官员大多在他的保护下逃往成都,所以让杨复光屯驻邓州是为了屏障襄阳和江陵的一种战略部署。郑畋作为长安西北一路的主要反攻力量,已经和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天雄节度使仇公遇结盟,并于中和元年(881年)三月十六日发布讨伐黄巢的檄文,并将檄文传至各路藩镇,号召藩镇们起兵勤王收复长安。皇帝李儇自从进入蜀中后,由于交通不畅导致与各路藩镇联系也不畅,有些藩镇甚至认为朝廷已经灭亡,所以被迫投降黄巢,有的也持观望态度。可以说郑畋的这份檄文对各路藩镇起到了鼓舞的作用,史称“诸藩耸动,各治勤王之师”。郑畋在长安西北部可谓是磨刀霍霍,可是此时陶醉在胜利喜悦之中的黄巢,却对郑畋的动向毫不知情。事实上,郑畋斩杀黄巢的使者后,其势头已经是“烽火已严,侦逻殊密,云旗霜刃,森罗于百里之内”。黄巢派去侦察敌情的人大多被郑畋伏击致死,不过也有少数逃回者向黄巢报告了郑畋的动向,可是却没有引起黄巢足够的重视。黄巢实在不相信,朝廷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反扑长安,他曾经自负地对手下人说:“我纵横半个天下,所到之处无不攻克,即使是高骈也不敢与我作战,郑畋还能把我怎么样?”一直到郑畋发布檄文,甚至斩杀使者后,黄巢才觉得郑畋是个隐患,于是决定派尚让、王播领兵五万进攻郑畋。当黄巢反应过来时,郑畋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甚至是昼夜不停地对黄巢动向进行侦察。当他得知黄巢派兵来攻后,立即派部将唐弘夫、李昌言领兵埋伏于要害之处,自己则带领数千精兵在山冈布阵,虚张旌旗延绵数里,显然是要打一场伏击战。当时在黄巢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尚让等人误认为此战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胜,尚让甚至认为郑畋不过一介书生,根本没有军事经验,竟然没有列阵迎敌,让士兵散漫而行。当两军相遇时,郑畋命令部下擂动战鼓,尚让这才意识到郑畋可能埋下了伏兵,可是等到尚让再想列阵迎敌时,官军伏兵四起,一时间将尚让的人马冲击得人仰马翻,双方一直交战到夕阳西下。尚让在官军的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最终在龙尾陂(今陕西岐山东面)被唐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一战使尚让的人马损失两万之多,而郑畋则在此战中缴获了义军的大批军用物资,最重要的是这是自皇帝李儇逃离长安后,官军对黄巢的首胜,同时也遏制了黄巢继续向西的进攻。虽然凤翔这一战取得胜利,但郑畋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乘胜让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整合汉、蕃联军,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合兵于鄜州,准备发动反攻长安之战。此时,包括郑畋、王重荣在内的几路大军已经开始逼近长安,北面的唐弘夫带领泾原镇兵马屯于渭北,王处存带领义武镇兵马屯于渭桥;东面则有王重荣带领的河东镇兵马进驻沙苑地区(今陕西大荔县南洛、渭两河之间);拓跋思恭与李孝昌带领夏绥、鄜延镇兵马屯于武功,郑畋则带领凤翔军屯驻盩厔(今陕西周至)。可以说,几路人马已经对长安渐成合围之势,不过郑畋毕竟一直驻扎在长安附近,虽然凤翔一战取得胜利,但他深知黄巢的实力颇为雄厚,不是一战就可以打败的,此时身为几路大军统帅的郑畋,时刻告诫各路人马的统帅不要轻易冒进攻打长安,必须要听从自己的指挥,谨慎行事。可是郑畋命令刚下,四月一日,唐弘夫就挟龙尾陂之胜,与程宗楚率先发动进攻,攻取咸阳后,造浮桥渡过渭水。四月五日,黄巢利用唐弘夫、程宗楚急于求成的心理,率众假装撤离长安,屯驻于长安东面的灞上。唐、程二人认为黄巢不堪一击,争先进入长安。当晚,王处存也领兵五千入城,头裹白巾为识别标志,当时长安城中一些敌视黄巢的人,在看见官军到来后,纷纷欢呼出迎。唐、程二人以为收复长安大功告成,唯恐其他藩镇夺了功劳,向郑畋隐瞒进入长安的消息。当时进入长安的官军趁火打劫,纷纷放下兵器闯入民宅抢劫财物,造成长安城内一片混乱。黄巢在灞上一直注视着长安内的动静,在探听到官军并无后援而且军纪败坏的情况后,立即回师反攻,分兵从长安各门进入与官军展开交战,唐、程二人因为事先毫无防备,被打得一败涂地,两个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处存由于身在外城之中,眼看唐、程二人战败身亡,立即带领人马慌忙逃出长安,围攻长安的官军见到唐、程二人战败,担心黄巢引兵西进,全都从据点撤兵而走。唐、程二人这次的军事行动,勉强算是官军收复长安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虽然两个人战败身亡,但是从中可以看出,黄巢虽然占领了长安,但实际控制的范围并不大,号令所及也就是长安附近的几个州县。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让郑畋十分郁闷,唐、程二人战败不说,最关键的是自己辛苦建立的合围长安之势,顷刻间土崩瓦解,在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官军与黄巢在关中基本处于相持状态。对于黄巢来讲,虽然这次击败了官军,但这也让黄巢意识到官军加快了收复长安的步伐,鉴于自己目前实际控制的地方并不多,黄巢决定以长安为核心继续向外扩张地盘。事实上,在唐、程二人进攻长安之前,黄巢就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派他领兵远征距离长安九百多里远的邓州。三月三日朱温攻克邓州,活捉刺史赵戒,监军杨复光逃离邓州,依附许州伪装投降黄巢的周岌,但是许多史学家却认为这场远征其实并不值得,因为邓州距离长安过远,对于关中地区的义军并不能起到支援作用,而且分散了义军的力量。就在朱温刚刚占领邓州没多久,逃往许州的杨复光就和忠武军节度使周岌密谋,准备重新起兵反抗黄巢。当时杨复光带领三千士兵与占据蔡州(今河南汝阳)的秦宗权联络,秦宗权派遣部将王淑带领三千士兵跟随杨复光攻打邓州,可是王淑却因为畏惧黄巢的声势而不愿出兵。最终,杨复光将其斩首,并收容其部众,连同自己的三千人马共分为八部,并指派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等八员牙将为都头,分别统领八军。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八个人中,王建到后来成为至关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就是五代十国中前蜀的创建者。杨复光重新整编人马后,带领八都头之兵成功收复邓州。朱温由于远离关中腹地孤立无援,所以被迫放弃邓州退回长安。而身在华州、黄巢任命的刺史乔谦听说黄巢领兵撤出长安,以为黄巢战败,所以率众逃跑,结果被朱温斩杀,昭义军将领高浔趁机与王重荣合力攻下防务空虚的华州。邓州、华州的成功收复,让远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大为振奋。于是在中和元年(881年)六月,李儇下诏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崔安潜为副都统,重新开展反攻长安的军事行动。但由于黄巢加强了戒备,所以双方依旧在关中地带形成拉锯之势。一直到中和二年(882年)四月,这种拉锯之势随着官军的努力才逐渐改观。正月八日,皇帝李儇诏令宰相王铎代替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本来皇帝李儇对于拥兵一方的高骈有着深

                      都涌动着激动的情况下,要忍住不说话是挺困难的。他有着上百个问题想问马基雅维里,但是他们却只是骑着马走啊走。不久,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得身上暖洋洋的。马基雅维里一句话也没有讲。他时不时举起手来,示意众人下马步行,以便让马稍稍休息一下。第四章马基雅维里一路上忙着想心事。他其实十分不情愿接受这次出使的任务。为此他尽了最大努力去找其他人来完成这个使命。一方面是由于他身体尚未复原,即使现在骑在马上,他仍然觉得肚子隐隐作疼;另一方面,由于刚刚才结婚,他也不愿意因为离别而让妻子伤心。他对她许诺说,他此行将很快回来,但是他心里清楚,在他获得允许返回之前,预期的几天可能会拖成几个星期,几个星期又可能被拖成几个月。他出使法国的经历让他了解到外交谈判可以是多么地旷日持久。但是这些还不是最让他烦心的。意大利的现状是令人绝望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是这个地区最有势力的人。他控制着那不勒斯王国的一大块地盘,虽然他的掌控也不是那么稳固。因为盘踞在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的西班牙人不断地骚扰着他。但是路易十二紧紧地控制着米兰和它的属地,他和威尼斯关系也不坏,并且在收了保护费之后,将佛罗伦萨、锡耶纳和博洛尼亚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他和教皇有着一种同盟关系,教皇颁布了一个特许状给他,以便他可以同他那个无法生育,但是毫无过错的妻子离婚,然后再和查理八世的孀妇,布列塔尼的安妮结婚。为了报答教皇,路易十二册封教皇的儿子,切萨雷·博尔贾为瓦伦丁诺公爵,并安排纳瓦拉王国国王的妹妹,夏洛特·德·阿尔布莱特嫁给切萨雷·博尔贾。他还向公爵许诺,可以提供军队给他,以帮助他收复夏洛特所丧失的那些财产,包括土地、贵族封地和教会属地。切萨雷·博尔贾,沿用路易十二所赠予他的公国的名称,在意大利被人们称为瓦伦丁诺公爵。他今年还不到三十岁。他手下的雇佣军首领,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罗马大家族的领导人帕格洛·渥西尼,佩鲁贾地方的领主吉安·保罗·巴利昂尼,以及卡斯泰洛城堡的领主维泰洛佐·维泰利。这些人都是意大利最出色的军事将领。公爵本人也证明是一个胆大而心细的指挥官。凭借着武力、狡诈多变和营造出来的恐怖,他形成了一个有着相当规模的割据势力,意大利到处都传播着他的征服业绩。他曾经利用一次有利的形势迫使佛罗伦萨人用一大笔保护费来雇佣他和他的部队作为保护者,为期三年。后来,佛罗伦萨向法国国王路易又支付了一笔保护费,获得了后者的保护,接着就取消了对公爵的任命,中止了给他的保护费。这下把他给惹恼了,不久他就开始报复。那一年的六月,也就是与本文叙述有关的时候,阿雷佐,一个隶属于佛罗伦萨的城市,发生了暴动,随后宣布脱离佛罗伦萨而独立。瓦伦丁诺公爵手下最能干的将领,维泰洛佐·维泰利,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后者处决了他的兄弟保罗。他和佩鲁贾地方的领主巴利昂尼一道出兵支援造反的民众,并且打败了共和国的军队。佛罗伦萨方面仅仅守住了城堡。佛罗伦萨执政团在极度恐慌之中派了皮埃罗·索德里尼前往米兰,向法国国王路易求救,要求他立刻派遣他之前承诺的四百长矛骑兵支援佛罗伦萨方面。皮埃罗·索德里尼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公民,当时正以城邦正义旗手的身份担任着共和国最高行政首长的职位。共和国方面于是命令在比萨城外驻扎的军队驰援阿雷佐,在此之前,这支部队一直企图征服比萨城。但是还没等部队赶到,城堡就沦陷了。就在这个关口上,身处刚被征服的厄比诺的瓦伦丁诺公爵,向佛罗伦萨执政团发出了一个口气强硬的要求,要求共和国方面派一个使节来与他会晤。佛罗伦萨方面派遣了沃尔泰拉地方的主教,也就是皮埃罗·索德里尼的兄弟,作为使节前往。随行的就是作为秘书的马基雅维里。危机最后终于解除了。因为法国国王履行了他向佛罗伦萨许下的诺言,派出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支援他们。切萨雷·博尔贾慑于这一威胁,召回了他的将领。但是公爵的雇佣军首领们本身也是一些小城邦的邦主,他们也不禁担心,一旦他们对公爵没了用处,公爵就会像消灭其他城邦主那样无情地消灭他们。他们听说,公爵已经私下里和路易十二达成交易。根据协议,国王将首先派出一支部队协助攻取博洛尼亚,然后再将这些首领们统统剪除。届时这些首领们的土地会很容易并入公爵既有的领地。首领们经过初步协商,他们在靠近佩鲁贾地方的一个叫马焦内的地方秘密聚会,讨论他们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维泰洛佐当时正病着,被人用轿子抬进了会场。帕格洛·渥西尼由他那位做红衣主教的兄弟和他那个作为格拉维纳公爵的外甥陪同着出席。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包括埃尔梅克·本蒂沃留,他是博洛尼亚城邦主的儿子。还有佩鲁贾地方来的巴利昂尼兄弟俩,年轻的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和安东尼奥·达·维纳弗罗,后者是锡耶纳城邦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左右手。他们面临的危险是巨大的,于是他们同意,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他们必须有所行动。但是鉴于公爵是个危险的人物,他们必须小心从事。他们决定暂时不和公爵翻脸,而是在私下里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动攻击。他们拥有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包括步兵和骑兵。维泰洛佐的炮兵也很强大。他们又派出使节去招募当时在意大利聚集着的几千雇佣军。最后,他们向佛罗伦萨城邦派出使节请求支援,因为博尔贾的野心对于佛罗伦萨共和国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没过多久公爵就听说了这一阴谋。他于是命令佛罗伦萨方面向他提供一支援军。公爵一直单方面声称,佛罗伦萨方面已经许诺,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调拨一支部队归他支配使用。公爵并且要求佛罗伦萨方面派一位有地位,有权和他进行谈判的人前来与他会晤。这就是为什么马基雅维里要前往伊莫拉的原因。马基雅维里一路上颇为焦虑,执政团之所以派他出使,就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有实权的人,无权与对方达成协议,而只能将情况向佛罗伦萨汇报,每一步都要等待政府方面的指示。派他这样一个人去见公爵是会令对方非常不愉快的。公爵虽然是当今教皇的私生子,但是在官方的头衔上,他是罗马尼阿、瓦伦西亚和厄比诺公爵,安德利亚亲王,庞比诺地方的领主,教廷的正义旗手和总司令。马基雅维里接到的指示是,告诉公爵,执政团已经拒绝了阴谋者关于援助的请求,但是如果公爵需要人力物力的支援,他必须通报执政团,然后等待他们的答复。他的任务是尽量拖延时间,这也是共和国的一贯政策。执政团永远可以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找到出色的理由。他们如果被逼得太紧了,就会稍稍松一下他们的钱袋,花上一些不得不花的钱。他的任务是安抚一个不习惯于因循拖延之人的急躁情绪,不做任何实质性的承诺,用华而不实的话语去哄骗一个狐疑的人。用诡计去对付诡计,用欺骗去对付欺骗,去发现那个以伪装著称之人的机密。尽管马基雅维里只是在厄比诺浮光掠影地见过公爵一次,马基雅维里对他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听说,一度将公爵当作至交知己的基多巴尔多·德·蒙蒂费尔特罗公爵,是如何丧失自己的领地,并且差点丢了性命的故事。尽管他看出公爵在行事时奸诈得令人震惊,但他也不得不佩服此人在经营其事业时所展示出的旺盛精力和娴熟谋略。这个人无所畏惧,心狠手辣,残酷无情并且足智多谋。他不仅仅是一位出众的军事将领,更是一个有能力的组织者和敏锐的政治家。想到能和这么一位对手一比高下,马基雅维里不禁兴奋起来,一丝嘲讽的微笑浮上他薄薄的嘴唇,眼睛中也放出了光芒。如此一来他感觉好多了,肚子也不怎么难受了。他开始期待着在佛罗伦萨和伊莫拉之间的斯卡佩里亚稍作停留,用些点心,另外再租上几匹马。他们一路上赶路赶得紧,没有耽误什么时间,因为他希望能在当天抵达伊莫拉。而那些马匹,不仅承载了它们的主人,也驮了不少行李,如果不让它们有适当的休息,而让它们继续赶路,肯定会把这些马匹累伤。他打算和皮埃罗先走,让两个仆人在斯卡佩里亚休息一天,第二天再带着他的坐骑和皮埃罗的马驹跟上来。他们在阿尔伯哥·德拉·波斯塔停了下来,马基雅维里高兴地下了马,伸了伸腿。他向客栈打听,最快能够给他们上一些什么饭菜。跑堂的告诉他,他可以叫一些通心粉,一碟鸡,博洛尼亚的香肠和猪排。马基雅维里听了颇为满意。他一向胃口很好,于是乎狼吞虎咽地将端上来的东西一扫而光。他喝着乡下酿造的浓烈的红酒,觉得十分满意。皮埃罗也和他的主人一样,吃了个痛快。当他们再次跨上马鞍,重新出发的时候,皮埃罗感觉到心情很愉快,他是如此地高兴,以至于他开始哼起一首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流行的曲子来。马基雅维里竖起了他的耳朵。“嗨,皮埃罗,你舅舅没有向我提起过,你还有一副好嗓子。”皮埃罗有些得意,开始升高音阶纵情歌唱。“很不错的男高音,”马基雅维里带着温暖和友好的笑容说道。他收起缰绳,让坐骑放慢步子,皮埃罗心领神会,开始唱起一段著名的曲子,但是歌词却是马基雅维里亲自写的。马基雅维里心里颇高兴,但是也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在用歌声讨好他。对于这个巧妙的手腕,马基雅维里也没有觉得有些什么不合适。“你是怎么学习到这些歌词的?”“比亚乔舅舅帮我写出来的。它们也凑巧和这段曲子相配合。”马基雅维里听了没有作声。他放开缰绳让坐骑重新开始小跑。他想到,对于这个应朋友比亚乔所请而带出来,他本人也想好好加以利用的年轻人,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于是在余下的旅途中,当上坡的道路使他们不得不下马步行时,他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当马基雅维里需要刻意用心时,没有人能比他更亲切,有趣和逗人开心了。另外,他也十分注意保持含蓄和技巧。皮埃罗这方面,要识破这些友好的,漫不经心的问题的目的是要将他本人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他还得具备一些和他实际年龄不相称的世故才行。皮埃罗既不羞怯,也不自以为是,他有着年轻人的自信,回答问题坦率而平实。在皮埃罗看来,让他谈谈自己,从而来打发目前这段开始变得有些单调的旅途时光,倒是一件十分令人愉快的事。马希利奥·费奇诺,那位著名的学者,三年前才过世;他是比亚乔的岳父,一度也指导过这个年轻人的学业。正是基于这个老先生的建议,皮埃罗熟练地掌握了拉丁文,但是让老先生失望的是,他的希腊文知识只是马马虎虎而已。“我这辈子的遗憾之一就是从来没能学习希腊文,”马基雅维里说道,“我真羡慕你可以阅读希腊文的原著。”“那有什么用?”“它会教会你,幸福是一件人人都企图获得的东西,为了能够获得它,你不需要别的,只要具备良好的出身,良好的朋友,好的运气,健康,财富,相貌,权力,名声,荣誉和品德就可以了。”皮埃罗放声大笑。“它也教会你生活是不确定的,充满着艰难困苦。因此你会得出结论,只有抓住时间及时行乐,才是正确的。”“我不需要通过学习希腊动词的变格才知道这些。”皮埃罗说。“也许不需要,但是我们要按着我们的自然意志去行事时,知道古代的贤哲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终归要让人放心一些。”通过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马基雅维里了解到这个年轻人在佛罗伦萨的朋友是哪些人,也了解到他在那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通过认真聆听皮埃罗关于某些问题的看法,他暗暗地掌握了皮埃罗的能力和性格。当然他是缺乏经验的,但是挺机灵,在这方面比他的舅舅比亚乔强得多。比亚乔虽然善良诚实,但却智力平庸。小伙子有着一股年轻人的劲头,一种自然的追求快乐的愿望和一副冒险的性格。虽然天真纯朴,但也不是过分地谨小慎微,而这一点对于马基雅维里而言并不是一个弱点。因为这意味着,如果要他去做一些稍稍有些拿不上台面的事情时,他不会因为他那脆弱的良心而受到牵制。小伙子很强壮,也很活跃,看来也不缺少勇气。他开朗的面容,坦率的个性和讨人喜欢的态度都可以成为十分有用的财富。至于他是否可以谨守秘密和值得信任,则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第一件事只需要一点时间就可以发现,至于第二件事,马基雅维里从来没有意愿去相信某一个人相信到超过其必要的程度。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挺机灵,知道获取主人的好评只会对他有好处。马基雅维里一份良好的评价将确保他前程远大,而一份糟糕的汇报将让他永远失去共和国政府中的职位。第五章他们已经快到伊莫拉了。这座城市位于一片肥沃平原上的一条河流边上。周围的农村丝毫没有战争破坏的痕迹,因为这个城市在切萨雷的军队到来之前就投降了。当他们还有两英里远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七八个骑马的人。马基雅维里认出其中一个人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公爵的首席秘书。马基雅维里是在厄比诺和他相识的。他热情地与马基雅维里打招呼。既然找到了他要接的人,阿加皮托于是调转马头,陪着马基雅维里一行向城里的方向前进。执政团在一天之前,已经派了一名信使来通知佛罗伦萨派驻在公爵驻地的代表,通知他将会有一名共和国的特使到来。现在这名信使已经到了城门口。由于一路上旅途漫长,阿加皮托问马基雅维里是否需要在面见公爵、呈递国书之前先休息和恢复一下。尽管军队驻扎在城外,然而在这个目前作为瓦伦丁诺公爵首府的小城市中,还是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包括公爵的部属幕僚,宫廷成员,来自意大利其他城邦的使节和代表,贩卖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商人,寻求一官半职的人,拍马屁的人,间谍,演员,诗人,荡妇和其他一些跟随着一支胜利大军进城的,盼望着用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挣些钱的三教九流之辈。结果弄得要在城里找个住宿的地方变得相当困难。城里仅有的两三个旅店人满为患,人们只能在床上睡三五个小时。但是佛罗伦萨驻伊莫拉的代表已经为马基雅维里作了安排。他和他的随从们被安排在多米尼克修道院。信使也建议直接带马基雅维里去那里。但是马基雅维里却转过头来对阿加皮托说话。“如果阁下可以接见我的话,我宁愿立刻去见他。”他说。“那我就先走一步,去看看他是不是有空。这位官员会带你进宫。”于是除了那个被指定陪同马基雅维里一行的官员,阿加皮托和其他人策马而去。余下的人牵着他们的马匹在狭窄的街巷中穿行,最后终于到达了一个大广场上。在路上马基雅维里问那位陪同官员,当地最好的旅店是哪一家。“我对修道院那些好心的修士所能准备的伙食不抱希望,而我也不想空着肚子上床。”“金狮饭店。”马基雅维里对信使吩咐说:“你带我去宫里,把我带到以后,就去金狮饭店,让饭店给我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然后对皮埃罗说:“把马匹牵到马房去。信使会告诉你往修道院该怎么走。到了那儿后把马驮的袋子交给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是马基雅维里的两个仆人之一。“然后,你和信使就来宫里找我。”宫邸是一座巨大的,但是并不起眼的建筑物。因为建造这座大厦的人,卡特琳娜·斯福查是个节俭的女人。大厦占据了广场的整个一侧。在这里,马基雅维里和那位陪同官员下了马,由卫兵放行进了宫殿。陪同官员派了一个士兵进去告诉首席秘书他们到了。不一会工夫首席秘书就来到了马基雅维里正在等候的房间。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是个魁梧的人,留着一头长长的黑发,一围小小的络腮胡,苍白的脸庞上长着一双冷静和聪明的眼睛。他是一个绅士,举止十分得体,口才无碍,一副坦诚的样子,使不少人错误地低估了他的能力。他对公爵十分忠诚,对公爵的事业也尽心尽力。公爵对于那些对他有用的人,总是有办法

                      玉器所获取的则是超越衣食住行的精神生活、信仰和观念形态。玉是观念形态的物化,是精神生活的载体。王鲁湘:也就是说,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突变力量,其实就是精神的动力。在这个陈列柜里,我看到好像有这样的意图,就是把良渚玉器最主要的三种类型,琮、钺和璧放到一起。牟永抗:这三件玉器,是当时良渚社会权力结构的三个代表,构成了良渚文化玉器的主体。琮是神权的代表,钺是军权的代表,璧是财富的代表。财权、军权和皇权,在当时虽然不是非常明确,但实际上这三权,就是上层的权力结构。王鲁湘:这三权是合一的还是分开的?牟永抗:是分开的,但也有交叉。在遥远的年代,为了打造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神器,我们的祖先曾费尽千辛万苦,通过双手和最为原始的工具,将坚硬的玉料切割、加工、打磨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玉器。然而,处于文明初始阶段的祖先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玉作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呢?牟永抗:为什么选择玉呢?我的感觉是,玉代表了人类对光的一种向往、祈求。王鲁湘:几乎所有的原始宗教信仰都是崇拜光的。牟永抗: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农业需要光的作用。当时人们虽然不知道光合作用,但是人们知道只有风调雨顺、光线充足,禾类作物才可以丰收。处于采集时代的人们,如果今天采集不到东西,明天可以采集得到;可是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如果一季没有收获,就不是一天两天没有东西吃了,因此,人们对光的崇拜、恐惧心理就更大了,总希望能够控制光,使之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对于光,人们既害怕它,又希望去支配它。王鲁湘: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西方人崇拜的钻石,它的光泽度比玉要高,这种石头是不是更适宜代表光呢?牟永抗:可是钻石呈现的是强烈的反射光,是直线光,是一种强烈性的表现。西方人对光的追求跟我们东方完全相反。其实从玉矿资源上讲,西方玉的产地比我们多,它们的产量都是上万吨,但现在他们把玉用做装饰材料,跟我们把大理石当地砖一样用。玉所反射的光芒,是淡雅的、柔润的,不是强烈的、散裂状的。所以我提到,东方观念形态的核心背后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这从玉文化里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王鲁湘:对,儒家常说一位君子的品性应当是温文尔雅、“温其如玉”的18。牟永抗:所以玉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它后面的精神状态是跟中华民族的传统连在一起的。神人兽面像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像在良渚玉器众多的精美纹饰中,一个神秘的图案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这个图案反复出现在几乎所有种类的玉器上,绝不是随意刻画的。它头戴羽冠,身骑神兽,俨然一个蓄势待发的英俊战神。图案的精致程度也达到了极致:通过放大镜可以发现,在一毫米宽度内,竟刻着四五条细线,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它的虔诚信念。对良渚人来说,它应该是他们崇拜的一个神。考古学家们也将它视为良渚文化的一个标志性图案。牟永抗:良渚文化里所有的玉琮上面都有我们叫做“神人兽面像”的图形。它的上面是神人,下面是兽。一开始我看错了,把上面那个帽子看成是额骨,把下面两个兽眼睛看成是神人的眼睛,把兽眼睛旁边的神人手臂看成了神人的眉毛。神人的两个手,我看成了神人的两个颧骨;兽面下的两条兽腿,我看成了神人的下巴。王鲁湘:你把它整体地看成一个人,没看到是神人和神兽的组合。牟永抗:因为刚出土的玉器还不能洗,我们把它摆在干燥剂上,让它自然干燥。我用照相机给它拍照以后,用放大镜观看,发现原来所认为的眉毛上面有手指甲,这才明白这个地方是手,于是神人兽面便分开了,这是我认识的第二阶段。那么上面的部分是帽子吗?其实看作帽子是不对的,因为它里面还戴了一顶帽子,“风”字形的帽子,怎么会戴两顶帽子呢?王鲁湘:有人说这个是在冠饰上插的羽毛。牟永抗:羽毛外面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偶然在纳西族的东巴文里找到了。东巴文的“天”字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它象征天空。这样解读以后,我认为它是东方的太阳神,是太阳光的神化。王鲁湘:那么下面这个兽是现实自然界中的某种兽,还是古人完全想象出来的一种兽?牟永抗:应该说它既是具体有所指的,但又不是。它是具体的兽被人抽象、又加上人的观念以后的产物。比如说,它的爪像老虎,但是老虎的爪子只有在发怒的那一刹那才露出来,这是人们把老虎刹那间愤怒的某些形象固定下来了。如果它具体地是哪个兽,就不能成为神兽;它只有既是又不是具体的兽,才高于具体的兽,才能成为神兽。王鲁湘:那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兽呢?牟永抗:现在还不能确定,只知道是个猛兽。我曾经在九十年代后期说,这个是东方的太阳神,跟西方骑在马上的太阳神有所区别,跟埃及坐在船上的太阳神也有不同,这个是骑兽的太阳神。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神徽,当时我觉得这种看法也不错,不过后来我觉得这个词不是很确切,因为神徽是固定的,像徽章。王鲁湘:这个神兽的图案也相对固定了啊。牟永抗:不是,它的形态一直在演变,所以如果说是徽化的就是定局化了。但我觉得“神徽”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它表明当时还不是一神崇拜,但也不是万物有灵阶段平等的多神崇拜,而是在多神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主神崇拜。王鲁湘:就像古希腊的时候有众神崇拜,但是众神中间有一个主神宙斯。牟永抗:人类宗教信仰的发展,就是经历了多神崇拜、多神中的主神崇拜、一神崇拜这三个阶段。我们按照这个模式来看,世界其他几个文明进入文明阶段的时候都出现了一神崇拜,出现了教主、教义。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还没有发展到一神崇拜,而是萨满巫师的系统,这个神人兽面就是一种主神。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原创力,中华文明在没有进入一神宗教的阶段就进入了文明时期,这就是中华传统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王鲁湘:这个主神的出现,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环太湖流域地区在信仰上,已经趋于统一了。牟永抗:应该说是开始出现了一统的雏形。神人兽面图是有一个演化过程的。现在反山、瑶山所见到的神人兽面像是它的早期阶段。其实,在良渚文化的器物中,除了玉器最具代表性以外,还有很多石器和陶器也很重要。五、良渚石器良渚文化石锛牟永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良渚文化的石器,在良渚文化石器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石锛尽管良渚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发展阶段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成批的石锛上面依然保留了当时打制的痕迹,只是在刃部局部磨光。由此看来,当时人们对劳动价值成本的计算,还是很精明的。良渚文化石斧王鲁湘:这个石斧做得就比较精细了,显然不是用来进行砍伐的农具。良渚文化石犁良渚文化破土器牟永抗:这个应该是武器,是在狩猎武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战争用武器。作为良渚时期物质生产层面高度发展的最重要标志,是发明了石犁。原来那些石锛,或者石斧,都是一种断性的开垦工具,只能一次一次地改变土壤的结构。犁的出现标志着连续性破土工具的出现,能够整体上改变土壤结构。更重要的是,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需要排水,有了这个犁,它就可以犁出沟来,引水排水。这就表明,当时以水稻种植业为标志的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王鲁湘:那这个破土器呢?牟永抗:破土器是良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很明显是一个被捆绑的东西,后面还有一个缺口。它是斜向的,刃是三角形的,上面是翘起来的。如果要开一条水沟的话,就先用它在地上画出很直的两条线,然后用犁把中间的土起出来。所以这个斜把破土器和推沟犁,是构成当年水稻种植业发展的重要工具。良渚文化石镰第三个就是石镰。在农业起源上,水稻起源的一个很大分歧就是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区别。其实,野生稻稻穗中的种子是逐次成熟的,而栽培稻是整穗成熟的,所以栽培稻可以割,野生稻只能采集。而石镰的出现,正是栽培稻出现的证据。王鲁湘:栽培跟采集不一样,采集还是一个自然经济,而栽培则是生产型经济。牟永抗:所以从采集到生产经济,我们还看到了一点,那就是人们开始懂得了储存,懂得了积累财富。在农业没有出现以前,采集时代的人是没有财富概念的。中午吃完以后晚上有没有吃的是不管的,反正到时候总有得吃。而农业出现以后,有了财富积聚,整个社会就开始大踏步前进了。六、良渚陶器良渚文化鱼鳍形鼎足陶器王鲁湘:好像良渚的陶器比较有名的是黑陶,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鼎的足像鱼鳍一样。牟永抗:是啊,鱼鳍形鼎足也是我们当时确定良渚文化的时候给它定的名字,这个陶器的发掘地点不在良渚,而是在良渚以北的太湖边,靠近钱塘江那个地方。我们把这种扁的腿叫做鱼鳍形,现在考古界、学术界都接受了,认为鱼鳍形鼎足是良渚文化的一个特点。不过非常遗憾的是,现在看来,我们当年用的这个词还有所欠缺。王鲁湘:准确地说应该是什么呢?牟永抗:这个应该叫翅形。鱼鳍形的两边都呈弧形。你看良渚的这个陶足,实际上外面都是直的,里边是弧的,所以是翅形。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马家浜、松泽、良渚这些个文化系列中间,还同时存在着许多相近的考古学文化,并不是这么一支,所以有了翅形和鳍形两个不同的序列,这就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过程,是个更复杂更广泛的过程。王鲁湘:实际上鳍形是有的,我在苏州博物馆就看到跟鱼鳍一模一样的鼎足,还画有鱼鳍的花纹。牟永抗:对啊,它外面是扁薄的。实际上,鱼鳍形和翅形有一个共同的地方:炊器下面支撑的三条腿是实心的,不是空心的,这个是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炊器的特色。王鲁湘:黄河流域的鼎足中间是空的。良渚文化豆器牟永抗: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太平洋北岸,就是中南美洲,它那里的陶器里也有三足器。所以提出太平洋文化圈这个概念是很有学术意义的一个探索性课题,相对于环地中海文化圈,这个圈博大精深的多。你看这三件,它们都是豆,它这里反映了我们东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烧制的时候不加沙,全是泥的,因此不能加温,不能炊煮。王鲁湘:那就是只能做陈设器或者礼器。牟永抗:对,不能炊煮。它旁边有个圈,里面明显是摆东西用的,应该是神具。我们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或者缩小一点看,东亚和西亚的饮食文化就很不一样。西餐没有主食副食之分,所以西餐的餐具都是盘,大大小小的盘。我们东亚以粮食为主食,一道一道菜是副食。副食装在这些豆中,是给众多人享用的,主食则是一人一份。所以副食和主食的分离,是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特色。这些器具当然可以用在饮食上,也可以用于祭祀,所以有意把它的形状抬高,提高它的视觉水平。王鲁湘:所以孔夫子很小的时候,人家就能看出来这个人以后是儒家。因为当别的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他就学摆豆俎这些东西。七、神秘的古良渚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反山、瑶山等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发掘,以及对玉器认识的增加,一个等级分明、有着统一信仰的文明古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然而,在考古学家眼中,藏在这些精美器物背后的,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社会。进一步的发掘也证明,浙江省余杭县的长命乡,应该就是四千年前良渚古国的中心城址所在地。现在,这里建起了一个面积为42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在这个区域内,任何需要动土的工程都要经过文物部门和考古部门的审批。王鲁湘:刘斌,现在的良渚文化保护区是指哪一片区域?刘斌:我们的良渚保护区从北面天目山的支脉一直转过去,转到西头,那儿有几座隐隐约约的山,然后是南面到大雄山,东面到良渚镇的东边。王鲁湘:就是一个群山环抱的中间地带。刘斌:一个小的河谷地带吧,东苕溪就是一直沿着北面的山流过去的。在这五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130多处遗址,它的密集程度跟现在的村庄差不多。从更大的环境来讲,从杭州到我们良渚文化保护区的整个地区是一个簸箕形的盆地。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在三四千年以前,无论是从它的山水、气候环境,还是盆地的大小来说,都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刘斌:对。早期的国家一般都比较小,比如史书上说夏代有万国,一个国的范围大概也就这么大。西周在岐山的时候方圆七十里,差不多也就这么大。在良渚文化保护区的中心,一条涓涓流淌的溪流横穿其中,它就是几千年来这里的人们日常饮用、灌溉水田的母亲河——笤溪。王鲁湘:学文学的人都知道《苕溪渔隐丛话》19,没想到苕溪还真的就在这个地方。对良渚人来说,当时这条溪水就存在吗?牟永抗:良渚文化时期这条河就是主河。王鲁湘:也就是说,苕溪两岸是良渚文化聚落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时苕溪是良渚人的母亲河。牟永抗:应该可以这样讲。苕溪在涨水时期是条溪水,枯水时期可能是一片湖沼,这片湖沼里面非常适合种植水稻。刘斌:当年的河网应该更密集,每一个山谷里面都有溪水流出来的,大坝修建以后就把河网约束了。牟永抗:苕溪上的这条大堤叫做西险大塘,因为一旦这个堤决口,整个杭州市就会被淹没,所以这条溪和良渚关系甚大。在良渚文化保护区北侧的大遮山脚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高出地面、呈现“L”形的土垣,当地世居的居民称之为“塘山”。《说文解字》中称:“塘,堤也。”这个不知何时叫起的名字也许说明了它的功用。1995年,附近修路时,在土垣断面上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碎陶片,引起了专家的注意。经过多次调查和发掘,证实塘山遗址是在良渚文化时期由人工堆筑而成的一项巨大的防护工程。王鲁湘:这么一道高高的、长长的土垣,应该是人工堆积物吧。刘斌:对。我们经过调查、试掘证明,它整个都是人工堆积的。它的长度现在有6公里左右,包围着良渚遗址。在它以北,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良渚遗址。王鲁湘:这道土垣可以说是一个分界线。刘斌:对。现在它外面的有些地方还保留着有水的部分,我们由此推测,它当初可能是用来防洪的。再者,在古代,这个山脉还是比较大的,里边可能有很多野兽出没,所以它也要防野兽。王鲁湘:或者还有一些山里的部落也要提防。这就是最早的护城河、最早的城墙。刘斌:对,不管它防什么,总之它是个防护设施。王鲁湘:从世界考古学的范围来看,四千多年前的这个时期,地球上其他的文明地区有没有这么大的人造工程?

                      无码被窝影院午夜看片爽爽JK“一群喜欢酒馆、掷骰子赌博胜过家宅、教堂和学校的人”,于是便热血沸腾了。随后,他们记起了自己公开展示的历史,便冷静了下来。以过热的决心开始,却以冷血缠身结束了。“他们不知道我们也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一个人这样说,“我们现在和他们一样自由,以前和他们一样是奴隶。干吗要有这种区别呢?”他们遭到拒绝和防范,便改变了路线,取道未分配土地的西边——洛根县之南,越过加拿大河,进入阿拉巴霍地界。随着一次次的厄运,他们变得更倔强,更自豪,种种细节都刻进了这对双胞胎兄弟强有力的记忆之中。一个个未经修饰的故事,在礼拜天祈祷会时的夕阳中,在大炉灶近旁阴暗的谷仓中,被人们讲了又讲。有的讲的是四个黑肤劫匪的马鞍,劫匪在抢夺枪支以前,先给了他们野牛肉干吃。有的讲的是围绕在他们帐篷的通风道的无声无息、醒来会飘在空气中的睡着的儿童,值更的乔克托人骑的马的闪光。晚饭时光,除去能靠火光做的事情之外,天黑得什么都干不成,父辈们便讲述那次旅程中的故事:上帝给他们引路的迹象——指向水源,指向他们可以用劳动向当地人换取大车、马匹和牧草的克里克(当年居住在阿拉巴马、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北部的印第安人穆斯科格部落的联盟,英文为Creek(小溪),因多溪而得此名。);远离广达五十英里的草原犬占领的镇区和撒旦的罪恶:被遗弃的一无所有的妇女,以及黄金河床的谣传。双胞胎兄弟相信,他们的祖父就是在发现正义之路有多窄时,选定了后来在大炉灶口刻下的字句。家具都是用木销钉拼接在一起的,因为铁钉太贵了,不过他牺牲了自己的三乘四英寸的珍藏,弯也罢直也罢,道出了一些可以永存的重要事情。那几个字一经到位,在还没人来得及揣摩那些字母构成的词句之前,就有一个屋顶在等待启用的大炉灶旁边盖了起来。黑文人坐在板条箱和临时凑合的板凳上,聚在一处聊天交流,品尝着热乎乎的猎物。后来,野牛草地让位于一座惬意的小镇,镇中心有一条街道,还有木板房,一座教堂,一所学校,一家小店,居民们仍要在这里聚集。他们切开珍珠鸡和整只的鹿,放到炙叉上烧烤;他们翻转着肋骨,把多余的盐拨到冷了的小牛肉旁边。那还是慢慢做饭的年代,火苗很低,一只二十磅的火鸡要烤上一整夜,半扇牛肉要烤两天才能熟到贴骨的部位。每逢宰完家畜或是馋得要吃未熏的猎物,黑文人就把切好的肉拿到大炉灶来,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小题大做地和摩根家争论调料和火候的适当性。他们待在那里东拉西扯,怨天尤人,放声大笑,还在屋檐下的阴凉中边走动边喝咖啡。听见他们招呼的随便哪个孩子便要乖乖地遵命去扇苍蝇,拖木柴,清理工作台,或者用一个木夯夯土。一九一○年,黑文有了两座教堂、一家全民银行、一家四间教室的学校,以及五家出售干货和粮食、食品和调料的店铺——但来往车辆要以大炉灶前出现的为多,超过其余地方。有大炉灶在,各家只消一个简单的灶就够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着。甚至在一九三四年,镇上百业俱废,很明显通电还只停留在口头上,而煤气管道和缝纫机成了塔尔萨的奇迹时,大炉灶依然在使用。直到大旱灾时,水流也没有中断,因为井很深。双胞胎兄弟当时还是孩子,他们从三角叶杨斜向水面的树枝上手举过肩跳入水中,还危险地吊在上面欣赏自己双脚在清水中的倒影。他们一次次地听到那些故事,讲述的是男人们用第一次收成或第一次割草换来的现金为妇女们购买蓝色的衣裙和女帽。圣路易的钢琴戏剧性地来了,锡安山的地板很快便铺好了。他们俩想象着他们的母亲才只有十岁,和别的少女一起悄悄围在钢琴四周,在教堂女执事轰开她们之前,偷偷伸手摸一下,捋一下键盘。她们在排练中用清纯的女高音唱着:“他(这里和后文黑体的“他”均指上帝。)会关照你……”他确实这样做了,不过说得准确些,一直做到他不再关照之时。双胞胎兄弟生于一九二四年,足足听了二十年有关以往四十年的故事。他们聆听着、想象着、记忆着每一件具体的事,因为每个细节都是一次愉悦的震撼,梦幻般地令人心旌神摇,比他们投身的战争还要令人冲动和目的明确。一九四九年,他们还很年轻,而且新婚不久,他们绝不是傻瓜。早在战争之前,黑文的居民都在外迁,那些还没有打点行装的人也在盘算着了。双胞胎兄弟眼睁睁地看着战后的前景越来越渺茫,不用费劲儿就说服了别家的小伙子重新踏上老一辈人在一八九○年所走的道路。十代人都知道留在那里的都有什么:曾经召唤过他们的自由空间变成了无人过问的混乱地方,变成了随时随地都有散乱或结伙的邪恶涌现的空白区——发生在任何大树后面,在不管简陋还是宏大的宅门后面。还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你的孩子们游戏的地方,在你的女人挖地的地方,在你本人可能被解除合同的地方,在人们携带武器去教堂和在每个马鞍上盘起绳子的地方,还在成群的白人像是结伴而行的地方,因为只身一人就意味着死亡。但是最近的三代人还是一再吸取了教训,学会了如何捍卫一座镇子。于是,像那些原先的黑奴知道要先干什么一样,这些退伍军人在拆卸自己的床铺之前,先把大炉灶拆掉并装上了两辆卡车。在八月中的某个黎明到来之前,十五家居民搬出了黑文——不像先前有些人去了马斯科吉或加利福尼亚或圣路易斯、休斯敦、朗斯顿、芝加哥,而是往俄克拉荷马的深处走去,尽可能远离玷污了他们先辈建造的那座镇子的卑屈。“多远?”孩子们从车后的座位上发问,“还要走多远?”“快了。”父母们答道。一小时又一小时,回答总是一样的。“快了。马上就到了。”他们看到比弗河流经一块枪支状土地的凸出部分,继而穿过数英亩的草地(经过一九四九年的那场龙卷风,价钱已经贱得不能再贱了),那是用他们被解雇的钱买下的,现在长势良好,赶上了时候。他们抛在身后的镇子,曾经引为自豪的街道如今杂草丛生,由十八户固执的人家监管着,他们不知道怎样到邮局去,说不定那里会有一封来自早已失去的孙子们的信呢。在大炉灶原先所在之处,小青蛇在阳光下酣睡。谁又能想象得出,二十五年之后,在一个崭新的镇子里,一座女修道院比青蛇、大萧条、收税人和铁路更显凶险呢?此时,双胞胎之一,一切事务的领头人,用他的枪托砸开地下室的门。另一个则带着他们的外甥退后几步等着。舅甥三人一起走下台阶,心情激动地准备弄清情况。他们没有失望。他们看到的是魔鬼的卧室、厕所和那令人作呕的婴儿学步车。那个外甥始终知道,他母亲曾经竭力坚持着。她勉强看完他骑着那匹获胜的马匹,但之后就没力气了。连对她兄弟和小儿子跋涉到达的这块地方应该叫什么名字的争论都提不起兴趣了。在三年之中,大多数人都同意叫纽(新)黑文,虽然有少数人大声建议叫别的名字——他们说,名字不要涉及失败,不要叫“新”什么的重复以往。太平洋的老兵喜欢叫关岛,另一些人喜欢叫仁川,而那些在欧洲作过战的总是想到一些只有孩子才乐意发音的地名。妇女们直到那个外甥的母亲辞世前一直没什么坚定的意见。她的葬礼——是镇上的首次——中断了讨论地名的计划及必要。她们用一个自己人的名字来命名这座新镇,男人们也没怎么反对。好吧,就这样吧。鲁比。年轻的鲁比。这使他的双胞胎舅舅很高兴,因为他们能够以此来悼念妹妹并纪念他们的朋友和妹夫,他生前未能获此殊荣。而那个外甥本是奥西的“紫心”勋章的获得者,是他父亲身份识别证的继承人,在他的有生之年还是他母亲的名字印到路标上、写到信封上的见证人,但这一切全被那些伤心的标记取代了。伤心、身份识别证、邮局标志在某种程度上让他难以承受。那些认识并照顾过他母亲的妇女,宠爱着鲁比的这个男孩。和他父亲一起入伍的男人们,特别喜欢鲁比丈夫的这个孩子。做舅舅的更是义不容辞地收养了他。在大炉灶处作出决定时,他也在场。但在此刻之前的两个小时,当他们吞下了最后一块红肉时,舅舅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我们在车里有咖啡。去拿上你的枪。”他照做了,不过他把那个棕榈叶十字架也带上了。他们出发时是凌晨四点,五点就到达了。由于不想让引擎声或车头灯破坏黑夜的掩护,最后几英里他们是步行的。他们把卡车都停在一棵枯橡树边,因为在这一带,灯光会无遮拦地一英里一英里传向远方。哪怕在五十英里的范围内伸手不见五指,一划火柴点生日蜡烛马上就会被发现。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半英里,浓雾已经把他们浑身都包裹起来了。他们刚好赶在日出之前几秒钟到达女修道院,还来得及看见并终生记住那座豪宅如何漂浮着,黑糊糊、恶狠狠地脱离了上帝的地面。在原先是餐厅,如今只存放着推到墙边的课桌的教室里,情况一目了然。鲁比的男人在窗边聚集了。他们虽然没发现什么,却都确信证据就在女修道院的别的地方,所以才在此聚集。俄克拉荷马州鲁比的新一代父亲们。他们起初遇到的凉意已经消失,雾也散了。他们生气勃勃——因为出汗和正义的夜间气味而发热。情况一目了然。跑道。这是外甥唯一能想起的。四百码甚至三英里跑的选手。其中两个人尽量回过头去,随着摆臂,握紧拳头,在赛道上前进着。一个人低下了她微醺的头,冲击着空气和敞开的时间,一只手伸向她的未来中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终点线。她们的嘴张开着,吸着空气,毫不放松。所有的腿都离开了地面,在三叶草上劈得开开的。引人注目的黑夏娃们没有得到玛利亚的拯救,她们如同受惊的母兽朝前跃向太阳,而太阳在烧光晨霭的同时,也将其圣油洒向了猎物的后腿。上帝在他们一边,男人们找到了目标。为了鲁比。玛维斯婴儿窒息时,邻居们似乎很高兴。可能是因为那辆薄荷绿的凯迪拉克轿车让他们烦恼了一段时间吧,而婴儿正是死于这辆车中。当然,他们做了一切正确的事:购买食物,打来电话表达哀伤,整理搜集来的东西,但他们眼睛里闪现出来的那种激动却是清晰可见的。记者到来的时候,玛维斯坐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拿不准该把土豆片的碎渣从塑料罩面的缝隙中抠出,还是把它们再往下塞一塞。但是记者想先照相,于是摄影师就吩咐玛维斯坐到沙发的中间来,让还活着的孩子坐在他们悲哀得方寸已乱的母亲两旁。记者当然也要孩子们的父亲一起拍照。吉姆?是叫吉姆·阿尔布赖特吧?但玛维斯说他身体不太舒服,没法出来,他们尽可以进行他们的工作,不必非要他来不可。记者和摄影师交换了一下眼色。玛维斯心想,他们反正也知道,弗兰克——不叫吉姆——正坐在浴缸边上,嘴对着瓶口喝着施格兰酒。玛维斯挪到沙发正中,剔着指甲里的土豆片渣子,直到余下的孩子坐到身旁。“余下的孩子”是今后他们绝无仅有的了。萨尔(后文“萨莉”的昵称。)用一只手臂搂住母亲的腰。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挤在她右边。萨尔用力掐着她。玛维斯马上领悟到,她女儿面对镜头一点儿都不紧张,因为掐的时间很长,而且就集中在一点。萨尔的指甲想掐出血来。“这对你一定很可怕。”记者说。她叫琼恩。“是啊,女士。这对我们大家都很可怕。”“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那些你想让别的母亲知道的事情?”“女士?”琼恩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玛维斯这才看到她穿着一双白色高跟鞋,鞋底上净是泥。“你知道的,说些警告她们、让她们小心的话,有关不经意之类的话。”“唉。”玛维斯深深吸了口气,“我一点也想不出来。我琢磨是这样。我。”摄影师蹲下身去,歪着头检查各种可能的位置和角度。“这样才能从这种可怕的悲剧中引出些好事来嘛。”琼恩惨笑着。玛维斯挺了下腰板,因为萨尔掐得越来越疼。相机咔嗒一响。琼恩把签字笔放到本子上。这玩意儿不错。玛维斯从没见过这类东西——墨水写到纸上却不会洇出一大片。“眼下我没什么可对生人说的。”摄影师又一次调整了窗户的遮板,然后回到沙发前,举着一个黑匣子对准玛维斯的脸。“我理解。”琼恩说,她的目光变柔和了,但眼中的闪光却和邻居们的一样,“而且我实在不愿意逼着你说,要不你也许能只跟我讲讲出事的情况?我们的读者全都吓坏了。双胞胎,这一切。噢,他们想要你知道,他们每一天都在为你祈祷。”她让目光掠过两个男孩和萨尔,“也为你们全家。他们为你们每一个人和全家祈祷。”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赤脚。萨尔把头靠在母亲的肩头,同时继续掐着玛维斯后腰的肉。“你能跟我们说说吗?”琼恩笑了笑,意思是“帮我一个忙吧”。“好吧。”玛维斯皱了下眉头,这次她想好好说说了,“他不想要加香料的火腿。我是说,孩子们喜欢,可他不喜欢。在这样的大热天,你没法存很多肉。有一次我存的一整块牛颈肉变绿了,所以我就去开了车,就是为了些肉肠,我原以为……唉,莫尔和珀尔。我起初是反对的,可他说——”“莫——尔?”“是的,女士。”“接着说吧。”“他们没哭也没闹,可他说他头痛。我理解。真的。你不能指望一个大男人干完活儿回家来,还得在我忙正经事时照看两个放到他眼前的婴儿。我知道那样是不对的。”“所以你就带上双胞胎了。你为什么不把别的孩子也带上呢?”“后院里有一只鼬鼠。”弗兰基说。“土拨鼠。”比利·詹姆斯说。“闭嘴!”萨尔倚着玛维斯的肚子,指着她的两个弟弟。琼恩微微一笑。“要是把别的孩子带到车里,”她继续说,“是不是更保险呢?我的意思是他们大些嘛。”玛维斯将大拇指插进乳罩吊带下,把它拽回到肩上。“我没想到会有危险。希格利迪·皮格利迪食品店就在那边。我当然可以去便利店,可他们的东西不太新鲜。”“所以你就把新生下的婴儿放在车里,开车去买牛颈肉了——”“不,女士。是买肉肠。”“对,肉肠。”琼恩迅速地记着,似乎没有划掉什么东西,“不过我想问的是,就买一样东西,为什么耽搁了那么长时间?”“没用很长时间。我在那儿也就待五分多钟,最多了。”“你们的婴儿闷死了,阿尔布赖特太太。在一辆那么热的车里,窗户又关着。没有空气。很难明白这种事发生在五分钟之内。”可能是汗,但掐得那么疼,大概是出血了。她不敢把萨尔的手拍开或者认可疼得不厉害。她只是搔了搔嘴角,说:“我已经为这事惩罚过我自己了,不过我当时是尽可能做到最快了。我走进店里,直接到乳品区,取下两包盔甲牌肉肠,你知道那东西很贵,可我连价钱都没看。有些肉肠一样好,可是要便宜些。可我急匆匆的,根本没看。”“你急匆匆的?”“噢,是啊,女士。他得吃好。罐头猪肉可不是一个干活儿的人要吃的。”“肉肠就成了?”“我原来想过排骨的。我原来想过排骨的。”“你不知道你丈夫要回家吃晚饭吗,阿尔布赖特太太?他不是每天都回家吃晚饭吗?”她真是个好人,玛维斯心想。客客气气的。她不四下打量这间屋子,不看男孩子的脚,也没被屋后冲马桶的声音吓一跳。马桶声响停下之后,摄影师摆弄相机的声音就显得大了。“拍好了,”他说,“与你会面真是好极了,女士。”他探身过来握玛维斯的手。他的头发和记者的头发颜色一样。“给凯迪拉克也照够了?”琼恩问道。“挺多的。”他用拇指和食指比画了个“OK”。“愿你们大家都好,听到了吧。”他把手伸到帽子处,转身走了。萨尔不再掐她母亲的后腰。她俯身向前,两眼盯着自己一只晃动的脚,只是偶尔碰一下玛维斯的小腿。从他们坐的位子上,屋里谁也看不见停在房前的凯迪拉克。然而所有的邻人都已经看见那辆车好几个月了,如今摄影师拍下了这么多从未有过的照片,全马里兰的人都能看到了。薄荷绿。葱绿。冷静点

                      史》,第3788页,赵延先作赵企先。?《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4页。?此人姓朱,史儒纲说他是明朝宗室。?《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4—5页。?宁完我特别指出魏象枢是陈名夏的姻亲。但据《清史·魏象枢传》载,他不过是陈名夏岳父牛射斗的一个好友。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6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页。正是在这份名册中列有吴伟业的名字。因此当吴伟业抵达北京时,陈名夏已遭弹劾。于是,也许是出于明哲保身,吴伟业听任别人将自己的名字与陈名夏的政敌冯铨的名字联系起来。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7页。?同上。?同上书第八十二卷,第7页。以前对陈名夏的弹劾见第5—6页。?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同意,党争是使王朝衰落的主要原因。王夫之《读通鉴论》对于这种陈旧的史学观点做了最生动的阐述,见104—105页。?关于宁完我在1635年被贬黜,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666—3667页。?宁完我明显地暗示陈名夏为了掩饰自己与李三的串通,篡改了票拟公簿。宁完我则是公开受到李三案牵连的人。?《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7—9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陈泰竟然作证说魏象枢从未见过陈名夏的岳父牛射斗。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王崇简后于1658年任礼部尚书,1661年致仕。?谈迁:《北游录》,第389—39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同上书,第14页。陈名夏之子陈掖臣被押到北京,杖四十,流满洲。谈迁:《北游录》,第391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查慎行:《人海记》卷上,第2页。恒慕义说陈名夏死时50岁,我采用了谈迁的说法。谈迁还提到,三天之后,清廷允许陈名夏亲人认领他的遗体,得到了薄葬。?同上书,第57页。“百史”是陈名夏的字。?同上。谈迁的日记称那个厅室为“溧阳”之杜邮。溧阳是陈名夏的家乡,谈迁没有直呼陈名夏的名字。?同上书,第391页。?第十四章专制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窃见两年来,新法如秋荼凝脂,县令如乳虎,隶卒如狾犬,书生以逋赋笞辱,都成常事。某实不忍以父母遗躯受县卒挤曳,入讼庭,俛酷吏,裸体受杖,乃愤而出此,为纾祸计耳。邵长青:《青门录稿》。转引自孟森《心史丛刊》第一集“奏销案”陈名夏恐怕并不是满族统治的殉难者。确切地说,在当时公众心目中,他恐怕倒应该算是一个精明的投机家: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他先后侍奉过崇祯皇帝、李自成、多尔衮和顺治皇帝。然而,许多人把他的被处死看作是对朝廷中南人的一个打击。顺治皇帝试图避免给人以这种印象。同时,唯一被清洗的陈名夏的挚友,是推荐他出任尚书的孙承泽。孙承泽于1654年被弹劾免职。在陈名夏被判决后即受到惩处的其他官员,则是皇帝的“言事官”。顺治皇帝痛切地谴责他们未能及早报告在政府中出现的这个明显的朋党。有八名御史被降职或调离原任,其中包括赵开心和魏象枢。因此,他们之所以受处罚,并非是由于与“南党”有什么瓜葛,而是因为未能尽到其作为皇帝“耳目”的职责。而且,似乎是为了进一步表明他并不歧视南人,就在陈名夏被缢死的那一天,皇帝赐谥号给几位江南士大夫,这几位士大夫是在1644年崇祯自尽时,以死尽忠的。

                      南明海军的威胁

                      皇帝不想使人们把处死陈名夏归因于对南人的非难,也许是因为他希望在内院保持一种必要的平衡,以及因为,即便到了此时,江南的军事形势还是使得顺治必须谨慎地继续打开南方士大夫投靠满清的大门。海军将领张名振虽在1651年一度受挫,但又重新组织了海军力量,再次在江南煽动起义,而他自己则威胁着要从海上发动进攻。同时,清廷惊恐地发现,在江南无锡附近,至少出现了两起独立的反叛密谋。当地的复明分子与鲁王及永历皇帝的南明政权进行秘密联系,后者在云贵地区,处于孙可望的保护之下。早在1650年,孙可望派密使前来与住在无锡附近的前明尚书贺王盛联络,带来了贺王盛以前的一个老师给他的信,此人当时正在东南与复明分子在一起。贺王盛说服了他的一个朋友眭本,与他一起到永历政权那儿去。眭本与贺王盛同属一个文学党社。不过这位朋友只走到了长沙。该年年底,两人带着孙可望以及永历皇帝的札书一起回到江南。约一年后,贺王盛悄悄地与鲁王政权的张名振军队接上了头,并开始计划在陆地发动一场起义,以配合海上的进攻。第二群江南复明分子也开始在平一统和饶经这两个人的领导下聚集起来。用饶经自己的话来说:缘清兵至,毁某室庐,杀某家四人,某迁无锡,行医为生。一人名江之龙者来,曰吕之选家中住一人名平一统,有胆略,得永历帝一将印,募人起事。某曾晤之,求告札数道。一日,某等造访一统,一统曰某等须待其一行取告札来,再行联络。一年后,一统携告札返。当从遥远的南方带着永历政权的消息而来时,平一统肯定激起了人们对他的极大敬畏之情。1649年夏天,他来到吕之选家,由江之龙将他介绍给吕之选。平一统在吕之选家住了五个月,就在这一时期内,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在感情上仍忠于明王朝的无锡人。吕之选后来告诉官府说,平一统在屋子里行合祭之礼,拜崇祯像,为他的死去而痛哭流涕。同时,平一统还收到了南明政权的许多空名告札。这些告札又提高了他在另外那些人,譬如饶经心目中的地位。当复明分子夺得政权后,他就可以凭此来委派其他追随者摄任地方官之职了。对于像饶经这样敢于冒险的本地人来说,它们既是巨大权力的来源,又是巨大危险的渊薮。饶经受可能高升的机会的诱惑,接受了一份告札,(因为随着密谋活动不断扩大,平一统不得不回到复明政权地区,去领取更多的告札。因此饶经接受的那份告札必定盖有一颗真正明政权的印信。)但饶经接受告札后,却因此大为泄气了。“某思之,某当受一告札。然其时某不知何以自救。缘平一统道欲带人马南下也。”与1645年至1647年间的复明活动相比较,无锡复明分子的范围是极有限的。根据其中一个成员董焕奎(此人从饶和平那里接受了永历政权的一个按察使告札)的说法,在1651年至1652年间,总共有15个人被授予了秘密的明政权告札。1653年初,即农历三月份,密谋者终于得知起事的时机已经来到。从南方来了一道谕旨,任命饶经为总兵,于是这群人开始全体到无锡郊外的青山寺聚集开会。不管从南面来的命令是否是直接由张名振发出的,青山寺聚会后不久,复明政权的海军就对舟山岛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在1653年的春季及夏季,张名振的军队又一次进攻了江南沿海,击败清朝在崇明岛的驻军,沿黄浦江一直打到上海的静安寺。同时,海盗、匪徒团伙在苏松地区到处出现,这也鼓励了当地的复明分子。他们开始准备自己的起义。复明分子在1653年下半年发动了起义,时值海盗、匪徒大规模进攻州县府治之际。他们果真也被清朝的地方官,例如苏松知府李正华,看作是一起匪徒的暴动。但是,要把他们镇压下去颇不容易。在他们进攻上海时,地方官领着居民向城隍祷告,祈求城隍保佑他们不受这伙杀人越货的盗匪的屠杀。不过,进攻终于被逐渐击退了,个别密谋分子例如吴鼎,被抓了起来。经逐一审讯,清政府得知了另外一些密谋者的姓名,更多的人被捕获了。“某知吴明烈入狱,乃大恐,以其必牵连于某也。”饶经后来告诉官府说,“某遂于青山寺将所有书信、告札一并焚毁”。但这时已经晚了,饶经与另外一些复明分子一起被捕,贺王盛也未能逃脱。经过审讯,宣布褫夺他们的功名,将他们开刀问斩。他们的妻小被赐给功臣为奴,财产被没收,父祖兄弟子孙被流放到关东。1654年5月28日,江南总督马国柱向清廷报告说,叛乱已经平息了。关于新近复明分子在江南起事的详尽奏报,于1654年6月9日送到顺治皇帝手中。恰巧在此前后,清廷也得知了张名振的海军在郑成功支持下,发起了新的进攻。皇帝从江南巡抚在当年夏末进呈的一道奏章中了解到,尽管张名振起先曾被陈锦击败,但他又设法组织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海军力量,有舰船1000艘,水兵2万。巡抚周国佐还报告说,为抵挡张名振沿长江进犯而布置在南京的守军,绝不是这支久经沙场的劲旅的对手。南京的1.46万名防军沿岸分散布置在各江防据点,虽然他们是善战的步卒,擅长陆战,对于水战却毫无经验。而且,南京水军只有194艘装备简陋的沙船、1950名人员混杂的水兵。

                      顺治皇帝的南人臣僚

                      由于有着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着南京,以及在江南地区有着这样可怕的反叛迹象,顺治皇帝对于汉军旗人及北人进一步攻击陈名夏南人同僚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必定感到担心。那些汉军旗人及北人曾协助顺治除掉了陈名夏。因此,宁完我在弹劾陈名夏后,又递呈了一份毫不留情地斥责“南党”的奏章,向皇帝报告了41个官员的姓名,说他们由于籍贯相同,一起参预了密谋,但福临置之不问,并命令宁完我再也不要提起此事。同时,皇帝引人注目地决定对国内最有声望的一名江南士大夫,江南武进的吕宫表示特殊的、甚至可以说是象征性的恩宠。1647年清廷大试,吕宫中了状元。作为此年的第一名进士,他的声望无与伦比。然而身为南人,他与陈名夏过从甚密。陈名夏被处死后,另一著名的士大夫王士祯指责吕宫是陈名夏的所谓“南党”的一员。现在,顺治皇帝不仅驳回了这些指责,而且进一步褒扬吕宫为贤臣,并在此后两年里,屡加赏赐,以示皇帝对这位来自江南的杰出忠臣的殊恩。顺治选中吕宫来颁施恩典,不仅仅因为他是江南人,还因为他是“新”汉人官员之一:在本朝进士及弟,因此既非在明朝科举及第者,亦非“贰臣”。王崇简的儿子王熙也同样受到了褒奖。因为与吕宫一样,王熙于1647年进士及第,并于1658年被选中负责皇帝重新任命组建的翰林院。在清除了陈名夏之后,顺治皇帝转而倚重的,就是这些“新人”,以图抑制旧南方士大夫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在明朝科举及第者。尽管宁完我竭力想在陈名夏及孙承泽之外,把对南党的清洗范围,扩大到另外的著名南人官员,例如陈之遴和吴伟业,但他们继续在内院任职。1654年8月16日,顺治皇帝批准了一份新的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任命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了一批在新朝科举及第的、同时精通满汉文字的南人,为首的则是两位重要的年轻汉军旗人,进士丁思孔、范承谟。此后两年内,由于不少旧臣被调出,内三院的这些年轻汉官就在清政府中逐渐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事实上到了1656年,甚至内三院的五品低级官员都有了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这并不是说顺治一下子就不再倚重汉人高级官员,或者立即停止委派明朝进士出任高官了。刘正宗,这位自陈名夏死后最得宠的大臣,也是明朝的进士。刘正宗是山东人,于1652年初任学士,1653年继陈名夏为吏部尚书,1654至1660年间,一直任大学士。尽管在1657年有人严辞弹劾刘正宗背公徇私,尽管得知他的兄弟接受了郑成功的任命,顺治皇帝还是一直让他担任这一要职。顺治也继续重用那些在为清廷效力时表现出才干的前明能臣。这类官员中最突出的也许就是周亮工了。周亮工是南京人,著名的校书家、诗人和书画鉴赏家,1640年进士及第,1643年曾任山东潍县知县,当时正值阿巴泰前来进攻,他竭力抵御。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周亮工正在北京任御史,但他设法逃到了南京。他拒绝臣事于福王,于1645年投向多铎,授两淮盐运使。接着,自1647至1654年间,任福建巡抚,镇压反叛者和复明分子,战功卓著。1654年,福临遂将他调到北京,任左副都御史。虽然周亮工作为京城大官的经历是短暂的,但他仍是这一时期内顺治皇帝赏识南方士人才能的又一个例子。尽管如此,年轻的臣僚们仍不停地对像周亮工、陈之遴等旧南人归附者表示不满,批评他们腐朽的作风和懒散的官僚习气。1656年4月13日,御史王士祯再次将仕于两朝与风节衰落联系起来,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举止不端。不久,另一位御史焦聪睿对他提出了严重得多的指责,说他与另一位“贰臣”,礼部尚书胡世安暗地搞阴谋。另有官员干脆提议说政府中的南人太多了,应设法减少。顺治以其事出无据,将这些指责全部驳回。他再次肯定他的信条:关键是每个官员现在的表现,而不是政治或地域集团过去的行为。他说:“朝廷立贤无方。”然而,就在这些指责提出不久,顺治皇帝对陈之遴以及其他仍居高位的旧江南士人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这也许部分是由于南明海军的攻势暂时缓解。在郑成功的支持下,海军将领张名振于1655年重新夺回舟山岛,并控制了浙江的台州城。在1655年下半年,张名振从这一基地出发,加紧了对沿海一线的袭击。在他发动袭击的同时,其他独立结伙的海盗、匪徒的活动也活跃起来,例如由沈国清率领的浙江埭头山的军队。然而在1656年初,清军击败了沈国清人马,并抓获一个人,巡抚周国佐认出此人就是张名振的儿子张文魁。这一发现使得江浙的清朝官员兴奋不已,以为拿张名振的儿子做人质,就能够说服这位海军将领投降。于是周国佐请求兵部暂缓处死张文魁,并开始设法与张名振联系。不料江浙总兵、总督马鸣珮却说,据战俘的供词,张名振看来已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舟山去世了。这些战俘是最近在沿海抓获后被送到南京审讯的。马鸣珮奏道:“招降之论,遂成空言。”兵部自己经过一番简单的调查,证实了张名振的死讯,就于1656年4月下旬下令将张文魁处死,枭首示众,“以示国法”。处死张文魁当然并不标志着南明海军这一特殊威胁的消失,因为张名振的海军继续由其副将张煌言率领。不过,当那长期在江南海岸来回骚扰袭击的臭名昭著的海盗顾三也于1656年秋天被抓获处死后,顺治皇帝与他的海防官员们显然大大松了一口气。不管来自海上攻击的威胁暂时缓和,是否也意味着顺治不必再为疏远东南重要士大夫而不安,在1656年后,皇帝确实开始转而反对他以前曾庇护过的许多“贰臣”了。他现在支持对贰臣们新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弹劾。在此后的18个月里,接连地,薛所蕴被罚金,龚鼎孳被停职,方大猷锒铛入狱。而且在1657年,来自江南的一批主要臣僚,包括大学士王永吉,都受到了一宗重大科场作弊案件的牵连。就许多人看来,这一案件证实了东南士人与腐朽和自吹自擂有关。喜欢道德说教的臣僚们,例如杨雍建,用科场作弊案来作为道德衰败的明证。此时甚至在顺治的心目中,也开始把这种衰败与明朝的遗臣、江南士人集团与社会堕落、经学的式微联系起来了。都御史魏裔介倡议建立一种新型的道德秩序,他于1658年5月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的腐化行为,这一次弹劾得到了顺治的赞同。他不仅把陈之遴及其家人作为政治流放犯放逐西北,而且使浙江信奉天主教的主要归附者们为之惊恐万状。他逮捕了他们的保护人巡抚佟国器,并将其发配。因为佟国器一再拖延放逐陈之遴在海宁家乡的年迈的母亲。

                      清廷专制与满人至上

                      在陈之遴被放逐的同一年,宁完我也死了。就这样,两位最有代表性的南人“贰臣”和参预了满人登

                      的,新人都这样。他们会说,你不来开这个会那个会吗?我会去。你知道吗,他们当真会安排那种会议,会上他们搞角色扮演,绝了吧?他们说,现在你扮老太太,你扮她的丈夫。或者他们会讨论这个那个。你知道吗?有些兼职工,他们根本没有出过办公室门,从没真正接触过这些需要照顾的人。我的助手,所谓的助手,她就是一个兼职工,打周一早上起,她就不出办公室的门,一直在开会。我觉得她认为开会就是她的工作。然后下班后接着开,每天晚上都一样,每一个该死的晚上。之后他们一起去酒吧,完全相同的一批人。他们可舍不得分开。你要是觉得就这些了,那就大错特错啦,还有生日聚会,各种周年聚会。我告诉你,如果他们能买到一张现成的足够大的床,他们肯定会在上面一起赖上一辈子,开会。啊,我的确是开过几个会,尽了最大努力,然后我说,我不奉陪了。所以如今他们觉得我是个怪人。他们总是对我说,今天晚上要开这个会,你不来吗?好像我很另类似的,也许我的确是另类,不过我觉得不大可能。我说,明早告诉我说了些什么。你可以给我解释解释,是这样的,我很蠢,我好像搞不懂政治。”我带着这番新见解回到社里。的确没错。他们天天召开集会,讨论各种事项,工作时间、午餐时间、工作量、经营管理、杂志政策、我、杂志的政治偏见、国家现状。很多这种会议占用了工作时间。我找来特德·威廉姆斯,他是工会代表,我对他说在我看来,他是这帮人里唯一一个没昏头的,从此以后,除了他召开的会议,其他的我统统禁止。他哈哈大笑。他觉得这帮中产阶级革命者们是个笑话。(但愿不是他们笑到最后。)我召开了一个全体员工会议,来了近百号人。我说这是最后一个在工作时间召开的集会,从此以后除了工会代表召集的会议,严禁在工作时间集会。从今往后,想要搞社交,下了班再搞。震惊。恐慌。但是当然了,他们完全享受这次和敌人的对峙,敌人说白了就是我,就是反动势力。我和薇拉一起吃午饭,她抱怨这周开的十个会,我对她说:“打住打住。你好像觉得这是你们社会福利工作者特有的毛病。不是的,举国上下都得了这个病。遍地都是,就像一场瘟疫。集会,议论,这是不做事的方法。这是他们的社会生活。他们是帮寂寞的人,大部分都是,没有合适的社会群体听他们倾诉。因此,要集会。总之,《莉莉丝》那头我已经把它们给禁掉了。”“不会吧!”“我规定,一周开一次会。大家都得来。每个人发言不许超过一分钟,除非是紧急的事。当真迫在眉睫的事。于是他们去酒吧聚会议论我。”“关键是,可怜的家伙们,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他们的社交生活,他们真的相信这是政治。”我坐在这里,认真地回顾我这一年……我看着这个词,认真地。我不收回它!我看着,想到了乔伊丝那句懒洋洋、亲昵的:好简娜,老伙计。啊,好吧。我坐在这里,认真地回顾这一年,我再次意识到我工作得多辛苦,多辛苦。我亲爱的外甥女吉尔打电话来说:“简姨,我希望你没有工作得太辛苦。”她的意思是,哦,千万不要拼命工作,不要变得乏味无趣,不要尽职尽责,不要做复杂困难的事,不然我梦想里光鲜、轻松、有趣的生活该怎么办?但是,就像我那时回答她的那样——“我这辈子都没有像你妈妈那样辛苦工作过,就算我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这句话也照样成立。”“我能来过周末吗?”“尽管来啊。你可以帮我个忙。”她来了。这就是一个月前的事。我叫她写一篇文章,谈谈两次大战对时尚的影响。我留心她的表情。智囊会上,我已经检验过这个想法了。我说,在一战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习惯了看照片上大队大队穿着制服的人。那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思维里适应了制服这个概念,你就更容易追随时尚潮流;追随着时尚潮流,你就更容易接受制服。二战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数以百万计的人穿着制服。强国老大的军人穿性感的紧身裤子,臀部凸显。自从二战以后,全世界的人都穿紧身性感的制服。全球时尚。就是源于一场世界大战。我讲得冷漠、客观,一点都不激动。我想看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她听着。我留心观察她。她的确不自然,但在拼命掩饰。“我觉得我写不了那样的文章。”“现在不行,还是根本不行?”“现在不行。”“你什么时候参加考试?”“再过几个星期。你还去看那个什么太太吗?”“福勒太太?是的,我还去看她。”她的脸上突然露出强烈的拒斥,她真的感到紧张,这让我明白她觉得受到了多大的威胁。就像我以前会的那样——唉,也就是不久前——她大喊:“她的家人为什么不照顾她?社会福利部门为什么不把她送到养老院去?她为什么要缠着你?”我刚请了三周的假。他们欠我好多假呢。就连弗雷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从没把我的假休足过。弗雷迪自己也没有休足过假。我突然想:弗雷迪的公司是他的家吗?如果是的话,那全是因为在家里他得忍受我的各种别扭。我们会驾车出游,通常是很短的假日,一般去法国,吃得好睡得好。回到家里我们都很高兴。菲丽丝自然很高兴趁我不在时掌管大局。她脸上有一种得意的神情,必须拼命遮掩住。为什么?所有的东西她都得来全不费功夫。比方说她的服饰。她的风格照搬了我的,对她合适极了。轻柔的丝质衣服,一切都考究、精巧,金褐色的头发。有的时候手腕上和领边有小荷叶边——唉,这些我可穿不了,我太结实了。朴素的咖啡色衬衫,柔柔地泛着光泽,领口露出细细的精致的金首饰,袖口下可以看到一条漂亮的手链,袖子上细细的条纹和手链交相辉映。她用我的裁缝,我的发型师,我的编织工,上我告诉她的店里买东西。可看上去却像她从我这儿偷艺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我对她不坦诚,故意藏着掖着。因此,当她看到我打量她的装扮,看出我在想,“哦,菲丽丝,做得好!”时,她必须掩饰住那傲慢得意的微笑,那微笑后的意思是:没错,我可胜你一筹啦!令人吃惊的姑娘。不知道菲丽丝新添的性感是不是反映出了内心里的什么,对此好奇的不只我一个人。我观察她在摄影师办公室的样子。他们,他们的工作区,相对于我们的办公室,乔伊丝和我的——菲丽丝和我的,一直是另一个极点,一种平衡。两个权力中心。迈克尔以前没注意过这个姑娘,现在感兴趣了。她对他也有点意思。两人同我和弗雷迪那时完全不一样:鲁莽,随便,平等。反正他们谁都不肯退让一步。这是我看到的典型一幕:他斜倚着搁板桌,双脚交叉,因此身体正面完全展露,穿着软灯芯绒,可以看见鼓鼓的肌肉。他稍微偏着点头,朝她微笑时,脸颊形成一个弧度。这个迈克尔相貌不错,但这是我最近才注意到的。菲丽丝半个屁股坐在一张桌上,另一条长腿折出一个角度。她穿着漂亮柔软的衣服,比方说黑色的绒面革,或者是某种出人意料的亮色,向他展示自己的全身。他们讨论工作时——哦,多么的干练——她的发丝落在脸上。他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她的身体,这是一种冷静的欣赏,带着一点自嘲。而她睁大眼,目光嘲弄地掂量着展示给她看的肌肉。然后他们一起去吃午饭,很有可能会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杂志版式或者广告。我很享受旁观这种游戏,但是得注意不能过于显露我的享受,不然菲丽丝会觉得我偷了她什么。唉,乔伊丝,这些场景我无人分享。这三周我过得多么快乐。我没有外出,因为要是离开莫迪太久我受不了:如果这很疯狂的话,那就疯狂吧。乔伊丝打来电话。最近她喝得实在是太多了。“简娜,为什么你从来不给我打电话?”“就该是你给我打电话。是你离开的。”“老天,你还真没完没了。”“没错,我就是没完没了。”“我可以看见你坐在那儿,写——叫什么来着的?《仁慈的女士》?”“我都差不多完成另一本书了,严肃社会学类的,叫《真实结构和表面结构》。”“我看,你这么有精力是因为你没有感情生活?”“所谓感情生活就是指丈夫,孩子,或者甚至是一个情人?”“甚至是一个情人。你不想要一个吗,简娜?”“我害怕呢。”“啊,这话至少坦白。”“比你坦白,比如今的你坦白,乔伊丝。”“坦白?我全身上下都流露着真情实感。我参加交友小组了,我告诉过你吗?一共十个人。我们互相大声辱骂,重温我们可怕的童年。”“我不知道你的童年很可怕。”“我也不知道。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我肯定有个糟糕的童年。”“真相终于出来了,是吗?感情方面的真相?”“你不会理解的,简娜。”“对于爱,我的确是一无所知。是的,这一点我知道。”“所以?”“所以,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们坐在一起工作,从来没有吵过架,互相理解,在我看来,那就是爱。你现在觉得爱是那种叫啊、嚷啊、发生关系。”“那是当然了,我现在是美国人了。差不多是了。”“我还是我行我素吧,拜托。”又有一次:“你在做什么,简娜?”“我十分钟前刚写完《真实结构和表面结构》。”“这速度够可以的嘛。”“我休了三个星期的假。”“没有动心去巴黎、阿姆斯特丹、赫尔辛基转一圈?”“信不信由你,我这一阵子在自己的城市过得很开心。”“和无聊老太们聊得很开心?”这个城市永远有无限的可能,像一场盛宴,我实在喜欢这一点。但以前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喜欢它,直到我过了美好的三个星期,春季的白天很长,全部归我一个人随心所欲地享受。突然我手头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就像泡在时间的大海里。我意识到,我的时间过得同老人或者特别年轻的人一样。我会坐在花园的墙头上,看鸟儿在灌木丛里忙上忙下。黑鹂还是椋鸟,我可分不清。我会坐在咖啡馆里,整个一下午都归我,我坐在那儿听着、看着两个姑娘聊自己的男朋友,聊得咯咯笑。她们强烈的快乐感。乐趣,我的生命中缺的就是这个,我连它叫什么都不大清楚,我一直那么忙碌,哦,我一直那么辛勤地工作。我可以从年龄非常大的人那里学到真正地、缓慢地、充分地享受乐趣,他们坐在长椅上,看人来人往,看一片叶子在街边石沿上努力保持平衡。一阵小风把它掀起来:它是会掉下去,还是会被吹到车轮下,被碾碎?不,它还躺在那里,这片厚实多汁的绿叶,充满了叶液,亮晶晶的,大概是哪只鸽子从哪根枝头啄下来的。一辆购物推车经过,轮子差一点没碾上这片叶子。推车是一个年轻女子的,里面坐着一个小孩。她爱极了那孩子,小家伙抬头,亲昵信赖地看着她。她弯下腰来,冲小东西微笑。两人在人行道上沉浸在对彼此的爱中,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老人们望着他们,和他们一起微笑。我喜欢和某个老人一起坐在长椅上,我现在不再畏惧老人们了,而是等着他们对我产生足够的信赖,和我讲述他们的故事,充满历史的故事。我问,告诉我,你婚礼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会哈哈一笑,或是展颜微笑。“啊,原来你想知道这个,是吗?喏,是这样的,它是白色的,上面有……”或者我问,你参加过旧的那场大战吗,你知道的,就是1914年到1918年间那场大战。“可以算是参加过吧……”于是我就坐在那儿,听着,听着。我喜欢——所有这一切,全部这一切。我越发地喜欢,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那么不可靠。只要我的背说一声,够了,停下!只要我摔断一根骨头,鸡肋骨一般长短吧,只要我在浴室滑一跤,我的浴池瓷砖上沾满了各种精油——随时随地,在命运的指示下,上百种疾病中的一种,或是上百种意外中的一种,就会向我袭来,都是意料之外,却又存在于我的身体构造或是性格特点之中,然后,好啦,我就哪儿都不能去了。就像莫迪一样,像所有那些老人一样。如今我走在他们中间,会向他们微笑,现在我了解他们了,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地弯下腰,把购物筐的轮子拽上人行道,或者他们突然停下脚步,扶着灯柱以便站稳,看到这情景,我就知道仅仅是能站直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多么不可靠——因为他们都被多次打倒,努力爬起来,再次振作,一次比一次困难,而他们走在人行道上,手里满满的,拎着手袋、购物包、拄着拐杖,这就是个奇迹……独处,这美好的馈赠,是要仰仗健康的身体的,或者说基本健康的身体。我早上醒来,知道自己可以购物,烧饭,打扫房间,梳头,在浴池里放满水、泡进去……现在我以这样的心情迎接每一天——我过这一天不需要谁来帮忙,所有的事我都能自己做,这是何等荣幸、何等美妙、何等珍贵。我去莫迪那儿小坐,这些天,她身体好多了,很高兴见到我,因此不会大叫大嚷,也不摔门。对于我光鲜生活里的逸闻趣事,她永远听不够。我拼命回忆,找故事告诉她。“莫迪,我能喝杯茶吗?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它发生在……”“坐下,亲爱的。歇会儿,歇会儿。”“发生在慕尼黑。”“慕尼黑,是吗?那么,那是个好地方啦?”“好地方。也许哪天你能去看看。”“是的,也许。呃,发生了什么呢?”“你知道那些时装模特表演的时候换衣服得多迅速吧?喏,那里的一个姑娘,走出来的时候穿着一件绿色的晚礼服,然后她的黑头发散了……”我看了看莫迪的表情,看她是不是看到了我看到的景象,还没有。“一件华丽的绿色晚礼服,闪闪发光,她的头发盘在头顶,黑色的,漂亮极了,然后,突然地,它就垮了下来……”莫迪看到了,她双手向上一挥,坐在那儿,哈哈大笑。“我们大家,买家、主持人、所有人,我们哄堂大笑,笑了又笑。那个姑娘,那个模特,她站在那里,满头的黑发落在肩上和背上,她不断甩头,像演戏一样啊。”“于是你们就坐在那儿哈哈大笑……”“是啊,我们笑得停都停不下来……是这样的,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简直是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笑。”“哦,简娜,我真喜欢听你谈你的工作。”我也有时间听安妮·里夫斯说话,听伊莉莎·贝茨说话。安妮坐在堵上了的壁炉边的一把小硬椅上,裹着一条旧花披肩。披肩正前方,食物、烟灰的痕迹连成了条。“你不要以为我对你帮我做的这一切毫不感激,贝茨太太说这房子是你打扫的。”“我和薇拉·罗杰斯。”“你大概是个‘好邻居’吧。”“不,我不是。”她若有所思、久久地打量我。“薇拉·罗杰斯也不能算是‘好邻居’,她其实是个社会工作者?”“是的。”“啊,这我有点不大理解了。”她说这话时,是字斟句酌的。安妮·里夫斯说话基本上全用的是套话,但是对于她来说,它们不是陈词滥调,它们闪耀着明明白白的真知灼见。听她说话,就像回到了我们语言早期阶段。她说:“心未老则人不老。我的心未老。”她听过这些话,琢磨过它们,知道它们符合她的情况,恭敬、郑重地使用它们。她说:“我不喜欢和老年人在一起,我喜欢和你这样的年轻人相伴。”她说:“倘若我年轻时,他们告诉我将是如此结局,我不会相信。”她说:“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时间不等人。”安妮一辈子都做女招待。从十四岁一直做到七十岁不得不退休,安妮曾步履轻快,端着鸡蛋、薯条、午餐肉、烘豆、煎牛排和煎鱼从上菜口送上客人的餐桌。她在咖啡馆、餐厅,以及大百货商店的职工餐厅工作过,两次大战的时候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来的士兵、飞行员们端饭送菜,这些军人中有几个想娶她。但她说,她是伦敦人,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安妮攀上其理想的巅峰时是六十岁。一家真正高档的咖啡馆聘请了她。她切三明治,往面包卷里塞那种神奇的外国奶酪(那玩意儿她自己是不会尝的),给顾客们上意式咖啡、卡布奇诺咖啡,还有重料蛋糕。她在一个讨厌的男人手下干了十年,那个人剥削她,但是她热爱那份工作,所以不在乎。七十岁的时候,他们让她走人。由于她在那里只工作了十年,所以领不到退

                      叶挺、张治中、傅作义、蒋光鼐、陈诚、白崇禧、刘文辉、陈铭枢、邓演达……全部毕业于此。而且第二任校长蒋百里也很有本事。这个来自浙江海宁的金庸老乡有两项伟大的成就:一是后来想出了一个打击日本的好创意——持久战;二是挑了一个好女婿,把三女儿蒋英嫁给了一个叫做钱学森的年轻人。至于钱学森的厉害,现在的中国人大都知晓,就不赘言。两年后,六镇大体编练完成。因为袁世凯此时身兼北洋大臣一职,所以他练出来的六镇精兵世称“北洋六镇”。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他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中下层军官全是他的人,各镇的主要将领也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比如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都是一镇统制,总之,个个都是天津小站出身。由于袁世凯高超的练兵水准,也由于直隶位置的特殊性,北洋六镇一直被朝廷当成拱卫首都的中央军,因此在待遇和装备上都要优于其他地方的新军,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能靠北洋六镇新军纵横天下的原因。除了袁世凯,湖北张之洞的新军也练得不错,他练成了一镇(师)和一协(加强旅),共一万六千人左右。至于全国其他地方号称已练成新军十六镇和十六个混成协(一说为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真假后面再说。稍稍透个底:结果比较讽刺,当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讽刺。第十二章东方慢车谋杀案

                      清国要立宪

                      眼看清朝国力渐长,俄国和日本人渐渐紧张起来,入侵清国的动作得再快些才行!于是,1904年,黑熊与鬣狗打了起来。《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人和日本人并没有遵守承诺,仍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驻扎了大量军队。目的不言自明,都想把这一大块土地扒拉到自己怀里。但这两个国家怎么突然撕破了脸?有三个理由:理由之一,也是最最根本的原因,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尽快蚕食中国。一山不容二虎,两国势不两立!理由之二,日本受不了俄国的压迫。甲午战争后,俄国先是逼着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后来又强迫日本承认俄国在朝鲜与它享有同等地位,把日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朝鲜分走了一半。理由之三,沙皇要报仇。十四年前,那会儿还是皇太子的沙皇在访问日本时被日本刺客打了一枪,此仇一定要报!俄国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首先发起挑衅:不堪一击的日本猴子,你们的陆军太幼稚,甚至追上我们欧洲最差的陆军也还要一百年!没等库罗帕特金飙完大话,日本人率先动手了。于是,君主立宪的日本与君主专制的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打了一个大仗,史称“日俄战争”。这一次,慈禧宣布中立。也就是说中国只提供比赛场地、提供土人谍探。中国终于当了一回东道主,终于过了一把中立国的瘾。只是苦了东北人民!一年多后,仗打完了。简单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对比:日军三十万人,俄军五十万。伤亡:日军伤亡约十一万人。俄军伤亡约二十万人,被俘约八万人。结果:俄国战败,日本由此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一带获得统治地位。俄国不但被逼承诺以后在这两个地方见着日本老大就绕道走,还被迫把打劫清朝得来的库叶岛南部割让给日本。这个结果对于一向看不起黄种人的俄国人来说,实乃奇耻大辱!从此,俄国人下定决心,终有一天要找日本人报仇雪恨找回场子。没想到四十年后,俄国人还真在日本人身上成功复仇。此事后文会讲。战斗的结果让朝野上下都感到很惊奇。平均身高一米八的俄军打不过一米六的日军!日本一个蕞尔小岛国居然击败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再联想到十年前的中日甲午之战,朝野上下这次倒是难得意见一致,都认为致使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只有一个:日本的君主立宪优于俄国的君主专制,是宪政改革令日本一跃成为一流强国!君主立宪这个词有点太抽象了,打个粗浅的比方帮助理解吧。如果把国家看成一家公司,那么公司的所有权属于皇帝或国王,也就是说皇帝是董事长,而且是世袭罔替的董事长。但是公司的经营权属于一个叫内阁的机构,内阁的头头也就是内阁总理(内阁首相)堪称执行总裁。但董事长和执行总裁总有发生矛盾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他们到一个地方吵架协商,这个地方就叫国会或议会。大家各自代表一方利益,争吵得很激烈,甚至有时候到了不顾公司大局的程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好,可以制定一个公司章程来规范各种角色的行为,这个玩意儿就叫宪法,不过为了公平起见,董事长和执行总裁不能参与立法过程,因此要把立法权交给国会。虽然有了法律,但还是难保有人不按规矩办事,这时候出什么招?照样没有问题,有那么一个独立的机构来专门惩办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个机构叫法院。内阁、国会、法院分别负责企业的经营权、立法权、司法权,还算互相有个牵制,不至于一家独大。不过最高领袖董事长的权力还是蛮大的,他可以发出很多命令,比如批准法律、与其他的公司宣战之类的。若是董事长太昏聩,岂非公司容易倒闭?这时候还有一个规则——“内阁责任制”可以用,董事长的命令必须执行总裁签字才能生效,不签字就无效,当然这个规则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在用。搞了半天,原来执行总裁才是最大的老板!没错,不过执行总裁不是那么好当的,是要通过国会竞选上台的,不像董事长那样可以继承,所以执行总裁总是隔一段时间就换人。大家算是看出来了,处处都是制衡。没错,这正是历史血的教训。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导致绝对的欲望,所以权力还是控制一下的好。既然君主立宪这么好,那大清帝国有识之士的呼声也就可以理解了。立宪!立宪!立宪派高呼“立宪”的众人之中,嗓门最大的那一个是袁世凯的老熟人——张謇同志,两人在吴长庆麾下共事过好几年。前文说过,中法大战前,张謇跟随领导吴长庆回国工作。回国后不久,吴长庆病故。送完老领导最后一程,31岁的张謇就退伍了,离开军队,回到江苏海门老家,去找寻当年的科举梦,闭门读书,准备应试。一年后张謇中举人第二名,取得开门红。但接下来的九年间,好运不再,屡试不中。不过张謇屡败屡战,以过人的毅力和天赋,以及拥护光绪的鲜明政治态度,最终征服了考官翁同龢,于1894年以41岁高龄考中状元。厉害,实在是厉害!但是,擅长考试并不是张謇最厉害的地方!敢于取舍才是张謇的难以超越之处!张謇并没有因为高中状元就从此走向仕途。甲午之战结束后,在“如何救国”的思路上,张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是一致的:改革变法,君主立宪可以强国。但他们也有区别,康、梁是理想家,他们把变法成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光绪身上;张謇是实干派,他信奉的是“与其相信政府还不如相信自己”,因为他很是不能理解慈禧在国逢大难之时仍有好心情大办生日Party的行为。于是张謇勉励自己: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我要走属于自己的救国之路!走自上而下救国路的人已经够多了,至于自下而上的路,就由我来吧!张謇为自己选中的路是弃官经商、实业救国。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之前为科举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时间和金钱!但张謇并不后悔,因为他明白: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上路吧!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拥有大智慧的张謇展现出了惊人的商业天赋,他只用了短短几年就一统纺织工业市场。不过赚了大钱的张謇并没有买房囤地转行炒房地产,他用赚来的钱做了两件实事。一、继续发展实业,他陆续创办了二十多家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养活了更多的人。二、发展教育事业。虽然贵为状元,但他没有学王文韶那样死抱着八股科举不放,而是向袁世凯等人学习,办新式教育,教化国人。二十年间,他倾尽所能创建了包括今复旦大学、今南京大学在内的三百七十多所高校,直到破产为止!救国救到破产,千古又有几人!这个不顾一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平凡男人,这个堪称伟大的普通男人,为救国放弃了太多,也牺牲了太多。但这个懂得放弃和牺牲的男人,也收获了一样东西——极高的威望。东南共仰,国士无双!张謇在忙于实业和教育事业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初衷:救国。在认真分析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日俄之战的胜负因果关系后,张謇痛定思痛,越发坚定了当初的政治理想: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向打败我们的敌人学习!学习日本、学习英国、学习德国,学他们的君主立宪,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强国!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止张謇一人,在东南一呼百应的他有很多志向相同的朋友,譬如大实业家汤寿潜,他们聚集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都认为,用君主立宪制度取代过去的封建帝王制度,有利于国家的繁荣与富强、有利于应对外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他们与孙中山等人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觉得不需要推翻清朝统治,而是希望清朝统治者能够看清国际国内形势,从善如流,穷则思变,学习先进国家的治国经验,将中国引向一条民主治国的康庄大道。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拥有一个相同的身份,我们称之为士绅。由于士绅这个特殊群体对接下来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所以得花些笔墨深入分析一下这个枯燥名词背后的成分问题。一说到“绅”,可能有人就联想到了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其实土豪劣绅是几十年后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时出现的产品。客观地说,士绅很难精确定义,好在这群人有三个比较明显的标志:一、有功名在身但没有做官。譬如拥有科举秀才以上学历,像中举的范进同志;或是受过新式教育,像留洋的海归。二、他们曾经当过官,虽然现在退居二线,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三、他们没有高学历、没有当过官,但他们上面有人。他们没有政权,但是有势力。这些人大都是有产阶级:地主或者商人。当然了,想要成为一地士绅,不大可能异军突起。想要在当地建立势力人脉,拥有庞大的财富和影响力,自然是需要数代人的累积。能够成为一地士绅者,几乎都在当地居住极久。总而言之,士绅们要知识有知识、要技术有技术、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钱有钱,活动能量极大,非常有实力,拥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如果说帝国的根基是百姓,那士绅就是联系朝廷与百姓之间的枢纽,他们可以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按照其实力,士绅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上层士绅,中下层士绅。实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上层士绅的关注点在朝堂,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国家政策走向,如张謇、汤寿潜、郑观应,以及“保皇二人组”——康有为、梁启超。中下层士绅的关注点在乡间,他们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充作官民上下沟通的纽带。他们一边将官府的命令传达给老百姓,配合官府向老百姓征税,维持地方治安;一边又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乃至于地方利益的代表,与官府讨价还价。所以,历朝历代最基本的行政级别就是县,皇帝的任命到县官为止,没办法把手伸到县级以下的基层。当然,士绅这个能够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群体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也有矛盾。虽说一个大胡子伟人讲过: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变化发展的。但就现阶段而言,士绅的思想状态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有些人求稳,要求君主立宪,如以张謇为带头大哥的那个圈子,这类人我们称之为立宪派。有些人激进,虽然他们所追求的也是民主宪政,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而是民主立宪的美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以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取代君主做国家元首,即总统取代皇帝做董事长,又称民主共和。这类人赞同孙中山他们的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同情革命派,甚至有些人就是革命派。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小富即安,只要没人来破坏现有规则、只要没人来损害他们的利益,那就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安稳就好。好了,关于“士绅”的枯燥话题到此为止,话题回到张謇身上。话说张謇在日俄战争开打后不久,忍不住写了一封信鼓动老同事:你老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地位有地位,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为国家的政治改革做些事情(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沈祖宪《容庵弟子记》)!其实不用张謇鼓动,袁世凯并没有忘记“实现民主宪政”这个光辉的政治理想,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变革时机和尚可的外部环境而已。现在日俄之战大局已定,举国要求立宪,袁世凯等的机会终于来了!不过,在继续讲张謇和袁世凯再次并肩战斗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士绅中的革命派对立宪的态度。吴樾暗杀案1905年上半年的一天,两个初涉江湖的年轻人就“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大清目前火热的立宪风潮”为题展开了一场对话。一个叫陈独秀,26岁,安徽人,秀才,上过新式学堂,江湖组织“岳王会”帮主,是根正苗红的士绅。另一个叫吴樾,27岁,安徽人,无学历,自学成才,江湖组织“北方暗杀团”分舵主(支部长)。吴樾问:拼命一死和成功造反,谁更容易?陈独秀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说:聪明!那就把容易的给我,难的留给你。接下来,吴樾与陈独秀做易水之别,吴樾孤身北上拼命,而陈独秀则决心用一辈子的精力去造反。……话说袁世凯在收到立宪派的带头大哥张謇发出的友好信号后,就加快了推动立宪的步伐。趁老太太还清醒,袁世凯赶紧上书,先是客观地指出差距:刚打败仗的俄国已经着手君主立宪,而大清帝国都输给日本十年了还在磨磨蹭蹭,接着恐吓了慈禧一把,咱们要是还不改革就要亡国!之后话锋一转,描绘了一幅以君主立宪制强大大清帝国赶英超日的宏伟蓝图,然后表达了期待老佛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领袖的祝愿,最后提出请太后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先进,为改造大清做准备。先前几年,慈禧政府的改革范围也就局限在教育、练兵和工商业。除了决心稍大以外,本质跟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没什么区别!而现在,袁世凯的要求可是涉及了改革的根本:政治改革!顽固派和慈禧能同意吗?庚子年与八国联军的那一战,清朝损失惨重。不幸中的万幸,顽固保守派也在那一场战役中几乎完全溃散了。徐桐自杀,刚毅病死,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等人被杀,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被发配新疆……总之,有的被联军杀了、有的自杀或病死、有的改弦更张,成为改革派。清国的政治舞台上很难再见到顽固保守派。顽固保守派消失了,皇亲国戚中却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人才——端方。端方,正白旗人,时任湖南巡抚。他是维新派,是满人之中少有坚决支持“戊戌变法”的人,而且很有能力,他在地方上做官时,把改革搞得像模像样。记住,中国第一所幼儿园就是他办的!“戊戌政变”后,慈禧本想杀掉端方,还好端方跟天字第一号大太监李莲英关系好,小李子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端方才保住了小命。本该吃一堑长一智,这位仁兄却迷恋上了君主立宪,疯狂上书慈禧,简直跟袁世凯有得一比。端方干吗如此急吼吼地上书立宪呢?原因很简单,他也怀有极其强烈的强国之梦!举国上下,上至朝廷大臣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下至以立宪派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在野士绅,但凡正常人,都有强国之梦,都支持立宪!“立宪”这个词就像今天的“改革”一样,既流行又神圣,是不容违逆的时代精神和集体意志,是思想上的尚方宝剑,无人敢挡。这些年,慈禧太后虽然雄心壮志大大减弱,但也还有那么丝毫残存。最关键的是,立宪还能让“大清皇帝世袭罔替”,在这么强烈的诱惑面前,慈禧也就从了大家的

                      态之中。这种不安定,不单是楚穆王去世而引起的。早在楚穆王去世的前一年,楚国就因为令尹成大心的去世而发生动荡,当时楚穆王任命成大心的弟弟成嘉(字子孔)继任令尹,楚国的属国舒国及其附庸宗、巢等国背叛楚国,于是成嘉率军讨伐舒国,俘虏了舒、宗两国国君,并且包围了巢国。楚庄王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成嘉、潘崇决心彻底消灭叛乱势力,率军再次出征,而派公子燮(xiè)与斗克镇守国都。斗克曾经是秦军的俘虏。公元前635年,秦穆公和晋文公联合讨伐鄀国,楚成王派斗克、屈御寇带兵援鄀,二人均被秦军俘获。后来秦国在殽之战中败给晋国,急于与楚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才将斗克等人释放回国。斗克回国之后一直郁郁不得志,而公子燮一心想当楚国的令尹却败给了成嘉,两个人凑到一起,发发牢骚,吹吹牛皮,久而久之就有了谋反之心。公元前613年秋天,公子燮、斗克宣布首都戒严,又派刺客前去袭杀令尹成嘉,结果失败。成嘉和潘崇迅速回师围攻郢都。八月,公子燮和斗克挟持楚庄王从郢都突围,准备逃到商密去另立中央。经过庐(楚地名)的时候,二人被庐大夫戢梁诱杀,楚庄王才得以获救。但楚国的动荡并未就此结束。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饥荒。居住在今天四川东部的山戎族趁机袭扰楚国西南边境,一直打到阜山(今天的湖北房县一带)。楚国人组织防御,派部队在大林一带布防。东方的夷、越之族也趁机作乱,派兵入侵楚国的东南边境,攻占了阳丘,直接威胁訾(zī)枝(今天湖北钟祥一带)。一直臣服于楚国的庸国也发动各蛮族部落造反,而前不久才被楚国征服的麇国人也带领各夷族部落在选地(楚国地名)集结,准备进攻郢都。一时间,各地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往郢都,各城各地都开始戒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自楚国崛起以来,这是最困难的时刻。当年齐桓公率领八国联军大兵压境,楚国人应付得游刃有余;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楚国的实力也没有被削弱。但是现在,数年的国内动荡加上饥荒,却使得楚国几乎陷入崩溃。而那位少不经事的楚庄王,却一如继往地躲在深宫之中,日夜饮酒为乐,并且向国人发布了一道命令,说:“有谁敢劝谏,杀无赦!”听到这一命令,大夫们无不摇头叹息。在楚文王年代,鬻拳为了劝谏楚文王,敢拿着刀子威胁他,楚文王也不曾将鬻拳治罪,反而给了他极高的待遇和荣誉。敢于直谏,已经成为楚国大夫的优良传统,在及时纠正国君的错误、确保政令无误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个曾经被人像傻瓜一样带出郢都的楚庄王,却以死来威胁众大夫,封住他们的口,不让他们自由地发表意见,实在令人感到心寒。楚国的前途,大概就要葬送在这个傻瓜手上了吧。众人都这样暗自思忖。某一天,大夫伍举觐见楚庄王。正好楚庄王在饮酒作乐,左抱郑姬,右抱越女,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衣裳,歪戴着帽子,坐在钟鼓之间,已经喝得七歪八倒了。“伍举,你难道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敢劝谏我的人,都得死!”楚庄王用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狠狠地瞪着他。乐师们停止了演奏,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伍举愣了一下,随即爽朗地笑道:“我这把老骨头还想多享享清福呢,哪里敢违抗主公的命令?我今天来,一是为了陪大王喝杯酒,助助兴,二来是为了告诉大王楚国发生的一件怪事。”“哦?”楚庄王来了兴趣。“三年之前,有一只大鸟从南方飞来,身披五色羽毛,眼睛大于铜铃。这鸟一来就栖息在郢都西南的高山之上,整整三年了,既不飞走,也不鸣叫,百姓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鸟,大王您知道么?”“这鸟啊……我当然知道。”楚庄王轻描淡抹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退下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这话的时候,楚庄王看都没看伍举一下,眼睛出神地望着门外的天空。一行大雁正从天边飞过,时值深秋,它们一路南下,很快就要抵达过冬的栖息之地了。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宫中依然是歌舞升平。大夫苏从忍不住直闯进王宫,对楚庄王说:“楚国就要灭亡了,主公难道就这样得过且过吗?”“大夫难道没有听过我的命令吗?”楚庄王反问道。“如果臣能以一死让主公明白事理,臣愿意!”楚庄王和他对视了一阵,说:“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他命令乐师和舞女退下,嫔妃们回到后宫,又命令内侍将众大臣召集起来开会。行动之迅速,就好像电影导演换一块背景幕布一般。关于楚庄王何以在一夜之间由顽劣少年转变成有道明君,史料上罕有记载,亦无人细考。浪子回头金不换自然是一种说法,但更合理的解释是:他的顽劣只是表面现象,用来麻痹那些有野心的人和不足以担当本职工作的人,好让他们不在意他的存在,充分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他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暗暗记在心上,同时也将有德有能之士的所作所为记在心上。据《史记》记载,楚庄王第一次听政,便拿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有数百人受到各种惩罚,同时也有数百人得到擢升,于是“国人大悦”——这是典型的扮猪吃老虎。楚庄王一边整理内政,一边应付外敌。他及时下达了一道命令,派人加强申县和息县的守备,并且宣布无限期关闭申、息两县的北门,直至中央政府认为可以解除警报。申、息两县是楚国进出中原的门户。加强两县的防务,关闭两县的北门,是为了防备晋国趁火打劫,动员中原诸国的部队讨伐楚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庸、麇、蛮、夷的叛乱已经令这个国家疲于应付,如果赵盾闻到风声,嗅出味道,率领大军南下,楚国人只有凭借申、息两县的防备,将敌人拒于国门之外了。楚庄王这一招,看似对解决叛乱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稳定楚国的人心、断绝中原各国的绮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楚国解决叛乱打下了基础。当时楚国朝中有一种议论,认为形势逼人,为了避开叛军的锋芒,最好迁都到阪高。阪高是楚国境内的险地。迁都阪高,自然是为了中央政府自身的安全着想。但是,国都迁动,必定导致民心涣散,蒍贾马上站出来反对,他说:“迁守阪高,看似保险,其实不然。我们能前往,贼寇也能前往,同样免不了一场恶斗。依我之见,打蛇先打蛇头,不如出动出击,讨伐庸国。麇人与百濮之人因为我国闹饥荒,以为我们不能动员军队作战,所以才敢侵略我国。如果我们出兵讨伐庸国,他们必定认为自己判断失误,产生畏惧之心而退兵。百濮之族居无定所,组织性不强,见到大事不妙就会作鸟兽散,哪里还顾得上讨伐我们?”楚庄王支持蒍贾的意见,于是组织了一支机动部队,自郢都出发,前往讨伐庸国。果然如蒍贾所料,楚国出兵不到半个月,百濮之人就乱作一盘散沙,各自回聚居之地去了。在楚庄王的领导下,楚国人的爱国热情被迅速激发出来。楚军自庐地向庸国进发,沿途各城各镇均主动打开粮仓供给部队。而部队中的袍泽之谊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统帅到马夫,军官与士兵同食一灶,不分彼此。到达西部边境的句澨(地名)后,楚军在此安营扎寨,建立了大本营。曾经因诱杀公子燮和斗克立下大功的庐大夫戢梁,奉命率领所属军队出境,作为先头部队入侵庸国,抵达方城。庸国人集结大部队对付戢梁,双方在方城附近发生遭遇战,戢梁的部队根据原定计划,一触即溃,戢梁的部将子扬窗也成为了庸人的俘虏。三天之后,子扬窗趁庸人看管不力,逃回了句澨的大本营。他建议说:“庸军人多势众,又得到蛮族人相助,不如全军出击,而且派精锐的王卒(楚王亲兵)参与,集中力量打击他们。”大夫师叔反对说:“没有必要。最好的办法是派小股部队去和庸人打几仗,让他们更加骄傲轻敌。这样的话,敌人骄纵,而我方将士憋了一肚子劲,可以打败他们。”戢梁于是又带兵出去和庸国人打了七仗,七战皆败。庸国人放松了警惕,认为楚国人不堪一击,仅仅派了裨、倏、鱼三个部族的部队追逐楚军,而且主力部队的防备也开始松懈。“楚不足与战矣。”庸国人这样说。他们没有认识到,任何轻视楚国的行为都是极其危险的。当庸国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楚庄王带领楚军的主力,偷偷集结到了临品(地名)。为了不让敌人的探子觉察,楚庄王甚至没有乘国君的戎车,而是坐普通的传车到达战场。在临品稍事休整后,楚军分为两队,一队由斗越椒率领,一队由子贝率领,分别从石溪和仞地(地名)进攻庸国。另一方面,楚国还从秦国、巴国请来了援兵,对庸国实施战略包围。多年以来,巴人与楚国人都处于一种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的关系之中。楚庄王一上台,就通过外交途径使得巴国成为楚国的盟友,对于解决楚国西部边境问题很有帮助。而秦国自殽之战后就力图与楚国搞好关系,以共同对付晋国,当楚国有难的时候,秦国人拔刀相助也是理所当然的。在楚、秦、巴三国的军事打击下,庸国的盟友——各蛮族开始见风使舵,背弃了庸人,转而与楚国结成了联盟。兵败如山倒,庸国也没能支持多久,很快就灭亡了。灭庸之役是楚庄王上台以来第一次崭露头角,事情做得干净利落,让人无可挑剔。庸国的灭亡意味着楚国内乱的结束和楚庄王政权的稳固,而对于晋国来说,这件事还意味着楚国作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重新出现在自己眼前。自楚武王至楚穆王,楚国一直给中原各国制造各种麻烦,一次又一次给中原大地带来战栗。如果我们回顾楚国侵略中原的历程,不难发现楚庄王与他的先辈们的微妙区别:楚国的历任君主想要称霸中原,不是伐郑,就是伐陈、伐蔡,直接与中原诸国争锋;而楚庄王刚刚听政,就与秦国、巴国建立了联盟,好比在晋国背后打了一个漂亮的左勾拳,对晋国乃至周、郑等国形成了半包围态势。单从这一战略上看,楚庄王已经隐然胜出先辈一筹。公元前610年,郑穆公前往绛都朝觐晋灵公。自四年前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郑国又重新投靠于晋国门下,郑穆公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服侍着这位过气的霸主,不但追随于晋国左右参加了几次会盟和出征,而且时不时到绛都朝觐晋灵公,以示臣服。没想到,这次郑穆公吃了一个闭门羹,被晋国人拒之门外,理由是郑国近来又与楚国眉来眼去,暗中打得火热。为此,郑国大夫公子归生派了一名“执讯”,带着国书前往绛都求见赵盾,对晋国人的怀疑进行正面回应。所谓“执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讯问之官,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危机公关吧。郑国的国书上这样写道:“寡君即位的第三年,陈、蔡二国皆臣服于楚国,是寡君给蔡侯做思想工作,要他放下包袱,一心一意服侍贵国。当年九月,蔡侯到敝国,准备与寡君一同前来绛都朝觐,不料当时敝国发生内乱,寡君因此不能与蔡侯同行。到了十一月,国内的事情尚未完全解决,寡君就跟随着蔡侯的脚步来到贵国,听命于阶下。“寡君即位的第十二年,为了使陈国脱离楚国而臣服于贵国,敝国大夫公子归生辅佐大子夷来到绛都,朝见了贵国国君。“寡君即位的第十四年,又因为完成了说服陈侯的工作,再一次亲自来到绛都朝觐,以示不辱使命。而作为此事的结果,第二年五月,陈侯经过敝国,前来朝觐贵国国君。“去年正月,敝国大夫烛之武又辅佐大子夷前来贵国朝觐。八月,寡君再来朝觐。陈、蔡二国与楚国接壤,却不敢对贵国怀有异心,正是因为敝国不断从中斡旋的缘故啊。像敝国这样尽心尽力侍奉贵国,为什么还会受到责罚呢?寡君在位这些年,先朝觐了贵国先君襄公,继而又朝觐了现任君侯,大子夷与列位大夫也从来没有停止来往于绛都与新郑之间,郑国虽然弱小,在侍奉大国这件事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超过。“现在贵国又责备说,‘你们做得还不够令我们满意。’就算要敝国灭亡,恐怕也没办法做得更好了。古人说,畏首畏尾,只剩下身体还会不畏缩吗?又说,鹿死的时候,哪里还管得了自己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小国侍奉大国,大国如果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人;不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鹿。铤而走险,是因为没有选择。大国的要求无穷无尽,我们也知道自己快要灭亡了。所以,我们已经整顿军备,在两国边境上恭候贵国大军。回想起来,当年敝国先君文公即位的第二年六月,前往齐国朝觐。两年之后,因为齐国讨伐蔡国,敝国又不得不与楚国谈和。小国居于大国之间,听命于强权,难道是小国的罪过?如果贵国不考虑这些,我们也就认命,准备灭亡了。”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文书来往,主要是以竹简为载体。郑国的这封国书,捧在手里估计是沉甸甸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各国都很崇尚辞令。郑国的先君郑庄公就是善于玩弄文句的高手,以绵里藏针的外交辞令闻名于世。到了郑穆公年代,郑国的国势日益衰退,只能在齐、楚、晋、秦诸大国之间摇头摆尾,苟且偷安,但是,单从公子归生操刀的这封国书来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拒之以义,文采兼得,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赵盾收到这封国书,不怒反笑,派巩朔前往郑国回访。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晋国又派赵穿、公婿池二人到郑国为人质,而郑国也派大子夷和大夫石楚前往晋国为人质。一场剑拔弩张的外交纠纷,至此被化解。在对待郑国的问题上,晋国何以如此前倨后恭?往大处看,是因为楚庄王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晋国真切地感受到楚国造成的压力,不但不敢对郑国太过分,反而要想办法拉拢郑国,与其建立更为牢固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郑国一旦投向楚国的怀抱,则楚庄王不但能通过秦国对晋国打出左勾拳,还能通过郑国打出右直拳,晋国可就难受了。往小处看,赵盾将赵穿派到郑国为质,其实是出于私心。公元前615年的河曲之役,赵穿和胥甲泄露晋国军机,致使秦军安然逃逸,赵盾一直未予治罪,成为一块心病。将赵穿派到郑国去后,赵盾终于对胥甲下手,于公元前608年发起整顿运动,追讨各级官员的渎职罪,将胥甲流放到卫国,由其子胥克继承家业,而胥甲的家臣先辛则逃亡到齐国。赵穿虽与胥甲同罪,但是因为在郑为质,“侥幸”躲过了一劫。赵盾希望通过互派人质加强与郑国的同盟,但是,这些年来晋国的所作所为实在让郑国人感到不服气。公元前610年,宋国发生弑君事件,宋文公上台,晋国纠合诸侯大军讨伐宋国,结果却收受宋国的贿赂,无功而返。齐懿公上台之后,多次入侵鲁国,晋国两次召集诸侯会盟,准备为鲁国主持公道,因为收受了齐国的贿赂,也是不了了之。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观察,郑穆公得出一个结论:“晋国不值得依靠。”于是,晋郑两国互派人质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郑国再一次背弃晋国,投向楚国的怀抱。同年秋天,楚庄王挥鞭北上,入侵陈国和宋国。赵盾连忙率领大军救援,与宋、陈、卫、曹等国诸侯在棐林会师,准备讨伐郑国,以吸引楚军前来决战。楚庄王派蒍贾带兵救援郑国,与赵盾率领的诸侯联军在郑国北部的北林发生遭遇战,楚国人取得胜利,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赵盾连忙回师国内,以避楚军锋芒。外交与军事的双重失利使得晋国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由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将秦国从楚国的身边拉过来,以解除西方边境的后顾之忧。应该说,这一战略意图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实施得当,则晋国可以解除楚庄王的“左勾拳”的威胁,放心大胆地在中原地区与楚国放手一搏。但是,主意是好的,行动却让人啼笑皆非。刚从郑国回来的赵穿急于立功,给赵盾出了一个馊主意:“如果想与秦国恢复友好,不妨进攻秦国的附庸崇国。秦国紧张崇国,必定派兵相救,我们再卖一个人情给秦国,要求消除宿怨,重修旧好,想必秦国会答应。

                      ,乔伊丝正等着我,好换班回家:虽然没有正式这么安排,但是我们总保证其中有一个人在办公室。她看上去很疲惫。她说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她过得糟透了,是丈夫的缘故,她改日再和我细谈,今天就不了,然后她就走了。有一条来自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留言,说是她周一才看到我关于护理员的留言,还有福勒太太拒绝让护理员进门。这砰地一下让我跌回到伦敦时的我。我一下午都在工作,大部分时间在打电话,还和摄影师讨论了明天的工作。但与此同时我又在想乔伊丝的事。我明白,她丈夫那档子事意味着我们合作的日子到头了,或者至少意味着以后会不一样了。对此我十分确定。这让我在离开办公室前就又沮丧又焦虑。我还明白了另外一件事,以前我从没这样想过:乔伊丝是我唯一真正的朋友。我的意思是,朋友。我和她的关系同谁都没有过,从来没有。和弗雷迪的绝对不同。我疲惫不堪,本来是准备直接回家的。但还是让出租车停在了莫迪·福勒家门口。我站在那儿,在门上又是敲又是砸。快冻僵了。什么声音都没有。我惊慌失措——她是不是死了?——我也注意到,而且是颇感兴趣地注意到,我的反应之一竟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她从来不用的“前厅”那窗户上,窗帘动了一下。我等着。什么都没发生。我狠狠地捶门,捶了又捶,那时我已是怒不可遏。我恨不得掐死她。然后门向里被拉开,磕磕巴巴,吱吱呀呀,她站在那里,小小的黑黑的一团,露出一张惨白的脸。哎呀那气味。我告诉自己不要在乎这些细枝末节,但是没用。我在乎得很。那气味……难闻,那种泛着酸带点甜腥的浓烈臭味。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是勉强站在那儿的。我一点都不“讨喜可爱”,我实在太生气了。“你干吗把我关在外面受冻?”我问道,走进门,从她身边挤过,逼她让道。然后她在我前面,顺着走道往前走,一只手扶着墙,防止跌倒。里屋,火炉上一堆熄灭了的煤渣。不过屋里有一个电暖炉,单炉条,正发出刺啦刺啦的噪音,说明它不安全。房里冰冷、肮脏、臭哄哄的。那只猫走进来,在我的腿上蹭着,直打转,喵喵地叫着。莫迪瘫坐在椅子里,瞪着火炉。“那么,你为什么不让护理员进门?”我朝她吼。“护理员,”她尖酸刻薄,“哪门子护理员?”“我知道她来过。”“到周一才来。整个周末我都一个人,谁都没有。”我差点对她尖叫:“她周一来了你为什么不让她进来?”但是我知道说了也白说。我浑身又充满了力量——愤怒。“莫迪,”我说,“你真绝了,不可救药,自己让自己不安生。哎,我去烧水。”我烧了水。我拎了煤上来。我发现便桶里满是尿,不过没有更糟的,谢天谢地。那会儿我想的是谢天谢地,但是我意识到人啊真是什么都能习惯。然后我提了购物袋上街去。阴沉沉的雨夹雪。看我,刚从慕尼黑回来,一身光鲜,在卸料车里刨木板木条。又一次,窗后的一张张脸,注视着我。回了房以后,我把炉里的灰扒了出来,一团团灰尘乱飞,然后生了火。用了一个引火物。木柴和煤。很快就火焰熊熊了。我把污秽的杯子用沸水烫了,给我们两人泡了茶。我必须把什么礼貌礼节都扔掉。脏杯子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有关系,有,有,就有。她一动不动,坐在那儿看火苗。“猫。”她说。“我给她喂过吃的了。”“那就放她出去玩。”“外面是雨夹雪呢。”“她不在乎。”我把后门打开。一阵冷雨直朝我袭来,而那只胖黄猫,原本一直闹着要出门,现在喵的一声转身冲进房里,钻到贮煤室里去了。“她去贮煤室了。”我说。“那看来我得自己动手去料理了。”这话气得我七窍生烟,胸中好似炸开了锅!同以往一样,我想揍她或者拼命摇她,还有,同以往一样,想展臂抱住她。不过幸运的是,我的理智还在,于是我做了一切我该做的,谢天谢地,既不“风趣”,又不讨喜,也不和善。“你这些天吃没吃饭?”没回答。我又出门去采购。街角小商店里空无一人。那印度人坐在收银台后,看起来面色苍白,浑身发冷,也难怪他这样,可怜的家伙!我想知道她来没来过这儿,于是说我是来给福勒太太买吃的。他说:“哦,那个老太太,她身体可好?没生病吧?”“生病了。”我说。“她怎么不去养老院?”“她不想去。”“她没有孩子吗?”“大概有,但是他们不在乎。”“这真糟糕。”他对我说,这话是希望我能知道,他们这个民族是不会就这样丢开这么一个老太太不管的。“是的,这真糟糕,你说得对。”我回答。我回到屋里,再次想到了死亡。她坐在那里,闭着眼睛,纹丝不动,我觉得也没在呼吸。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她的蓝眼睛,望着炉火。“把你的茶喝了。”我说,“我去给你烤点鱼。鱼你能吃吧?”“嗯,我要吃的。”在厨房里我想找一个不油腻的容器,但是最后放弃了。我把鱼放在烤架上,然后开了一会儿门,放点新鲜空气进来。顾不上雨雪了。我把鱼端给她,她坐起来,把它全吃了,慢吞吞的,手颤抖着,但是她还是吃完了,我知道她饿肚子了。我说:“我前些日子在慕尼黑。去看秋季新装了。各种新款式都看了一遍。”“我从来没离开过英国。”“喏,等你好一点了,我全都说给你听。”她对这话没做回应。但是终于,当我想着该走了的时候,她开口说:“我需要些干净衣服。”我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这话。不过我能看出来这至少不是一个简单的请求——如今这点敏感我还是有的。她想要我给她买衣服?我看着她。她不情愿地看着我,然后说:“隔壁房间,你能找到些什么的。”“什么呢?”她颤颤巍巍地、泄了气似的耸了耸肩膀。“背心。短衬裤。衬裙。你为什么要问,你不穿内衣吗?”再一次,就好像有个按钮给按了下去,怒火油然而生。我进了隔壁那个房间,我知道她本不想让我进去。铺着上好羽绒被的床,衣橱,放着瓷器摆设的梳妆台,质量很好的书架。但到处一堆堆一叠叠的——都是垃圾。难以置信。五十年前的报纸,一碰就碎;破破烂烂的小片布料,泛黄,污渍斑斑,小段的蕾丝,脏兮兮的手帕,小条的缎带——这样的景象我还从来没看过。我想,她从来没扔过东西吧。抽屉里,一片狼藉,塞满了——要描述一下,几页纸都不够。要是我把摄影师带来就好了!习惯性思维。衬裙、背心式胸衣、短衬裤、背心、旧连衣裙或者是连衣裙残片、衬衫……所有这些东西起码都有二十年历史,有些能追溯到一战时期吧。现在和过去衣服的不同在于:这些料子都是“货真价实”的,棉布、丝绸、毛料。没有人造纤维。但是所有的衣物都有破损,或者有一两块污渍,或者整件都脏兮兮的。我拽出成捆的衣物,一样一样细细地看过来,一开始是出于好奇,后来就是想找有没有能穿或是干净的。最终,我找到一件羊毛背心,一条羊毛保暖裤,还有一条不错的粉红衬裙,然后一条羊毛裙,蓝色的,以及一件羊毛开衫。这些是干净的,还算干净。我在房里忙活着,冷得直哆嗦,心里想着过去的日子里我多么喜欢自己,我有多喜欢自己,就因为我能掌控局面,身处高位;我还想到,想要体会莫迪的无助,我只能回想小时候的感觉,那会儿心急火燎地去厕所,心里祈祷着千万不要憋不住尿在裤子上,这是我的经历里和无助最接近的感觉了。我把衣服拿到隔壁房间,房里现在很暖和了,炉火熊熊。我问她,“你要我帮你换衣服吗?”她脑袋一偏,不耐烦地晃着,我现在知道这是在说我又犯傻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于是我在她对面坐下,说:“趁着茶没结上冰我得把它喝了。”我发现我喝茶的时候没觉得反胃。我颇感兴趣地意识到,我现在已经对拿脏杯子喝水习以为常了。曾几何时莫迪也像我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洗澡,洗杯子、盘子,打扫卫生,洗头发。她在说她以前住院的事,我觉得她就是随便找点话说说。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想着那些医生护士真该听听莫迪这样的人是怎么看他们的医院的。监狱。管教所。但是突然我意识到她在说当时她身体太差,没法坐进浴盆洗澡,两个护士就在床上给她擦了澡,然后我懂了。“我去烧水,”我说,“然后你得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烧上两壶水,找到一个搪瓷盆,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它,我好久没见过这种盆子了,平时见到的都是塑料的。然后我去找肥皂和擦澡布。它们放在水池上方的一个墙洞里:墙上抽掉一块砖,凹槽里刷了漆。我把盆子、水壶、擦澡布、一大罐冷水端进隔壁房间。莫迪正在脱最外层的衣服,颇艰难。我帮了她一把,然后意识到根本没配合好。我赶紧四处乱翻,找来报纸,收拾开桌子,拿厚纸把它整个铺上,安置好水盆、水壶、水罐、沐浴用具。没有毛巾。我冲进厨房,只找到一条又潮又脏的毛巾,又冲去前厅乱翻乱找,心里觉着像是花了一整天似的。其实不过才几分钟的事。我很担心站在那儿的莫迪,半裸着,生着病,还咳嗽。终于,我找到一块还算干净的毛巾。她站在水盆边,上半身光着。她身上根本没肉。满是褶子的蜡黄皮肤,裹着脆弱的胸腔,她的肩胛骨像是骷髅,瘦骨嶙峋的胳膊顶端是一双强壮的劳动者的手。瘦长的乳房垂着。她笨手笨脚地往擦澡布上打肥皂,那擦澡巾,不用说,脏得很。我应该先把它洗一遍的。我又冲进隔壁房间,从一块干净的旧毛巾上撕下一小块来,拿回房。我知道我撕了毛巾,她很想骂我,如果不是想着省点力气,她早骂开了。我慢慢地擦洗她的上身,用足肥皂和热水,但是她脖子上的积垢实在是太厚了,想洗清爽就得狠狠地搓,她又受不住。她虚弱不堪,浑身发抖。我比较着这个羸弱苍老的躯体和我妈妈的身体:我只偶尔瞥过几眼她的病体。在住进医院之前她一直是自己洗澡——现在我才想到那有多艰难。而乔姬来的日子,她给妈妈洗澡。但是她长不大的女儿没给她洗过,我没给她洗过。我这会儿一边给莫迪·福勒擦身,一边想着弗雷迪,他骨头看上去扁平,好像也在日益消瘦,肉紧紧地贴在上面。莫迪虽然瘦得一把骨头,但她不是身上的肉深陷骨头之中,给摧垮了的样子。她浑身发冷,疾病缠身,虚弱无力——但是我能感到她身体内勃勃的生机:生命力。它是如此之强大,生命。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从没像我给莫迪·福勒擦澡时这样地感悟过生命,这凶猛愤怒的小老太。啊,有多愤怒:我意识到,她所有的生机都源于她的愤怒,我万不能,万万不能恼恨它,或是试图反击。接下来就是擦下身的问题了,我等着她给指导。我给她套上“干净”背心,裹上“干净”羊毛开衫,看见她正脱下层层叠叠的厚裙子。然后,恶臭,扑鼻而来。唉,没用的,我做不到不在乎。因为她太虚弱,也许太疲惫,走不动,她屎尿都在裤子上,在身上,到处都是。短衬裤,肮脏不堪……啊,我不说了,就算是纯粹发泄也罢,实在恶心。我当时看着她脱下来的背心和衬裙,上面是黄一块棕一块的屎。罢罢罢。她站在那里,光着屁股。我朝她脚底塞了报纸,于是她站在厚厚的几摞报纸上。我给她擦了又擦,擦遍下身。她的大手撑在桌上,支住身子。擦到屁股的时候,她把它一撅,和小孩子的行为一样,我认真清洗,连皱褶里也擦了。我倒掉脏水,水盆里换了水,然后飞快地把水壶放上炉子。我给她洗私处,第一次琢磨起这个词来:因为她正经受折磨,这个陌生人正侵犯着她的隐私。然后我擦洗她的腿,擦了一遍又一遍,因为脏东西流到了她腿上。我让她站到水盆里,给她洗了脚,蜡黄衰老、皮粗筋绽的双脚。熊熊炉火上的水又烧滚了,我帮她换上“干净”的灯笼裤。这会儿,看过了肮脏到底能到什么程度,这条裤子对于我来说已经够干净的,不就是多沾了点灰嘛。然后给她套上那条不错的粉红衬裙。“你的脸。”我说,我们还没洗那里,“还有你的头发呢?”脏兮兮的蜡黄头皮上一束束、一绺绺的白发。“以后再说吧。”她说。于是我给她洗了脸,小心翼翼的,用的是旧毛巾上撕下来的干净的一角。然后我让她坐下来,找来剪刀,给她剪脚指甲,简直和锯牛角一样,然后换上干净长袜,她的连衣长裙,她的紧身套衫。她正准备再穿上外头那层黑衣服,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哦,别——”随即十分内疚,因为她很受伤,抖得更厉害了,闷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像个坏孩子。她已筋疲力竭。我倒掉脏水,拿滚水烫了水盆,又烧了一壶水好重新泡茶。我到后门那儿朝外头望了一眼:雨连绵不断,夹杂着片片浅灰的雪花,风正紧——水从厨房门下渗进来;至于想到她得出门,顶着冷风冷雨,去上厕所,那个冰冷的小房子——但是她以前也出去过,想来以后也能。我不断对自己说,她九十多了,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过的:她挺过来了!我给她又端了茶,还拿了些饼干,让她坐在烧得正旺的炉子前喝茶。我把她脱下来的外衣全都放在报纸里,叠起来,扔进垃圾桶里,没请示她。然后我对抽屉里的衣物一番挑拣,选出一批来,接着扯掉她床上的脏被单、枕头套,抱着这些东西冒雨去了趟洗衣店,留给那里的姑娘处理干净。我把房里收拾成我能收拾出的最整洁的模样,给猫食盆里添了吃的,那猫靠着莫迪的腿,任她抚摸。我把所有东西都收拾了一遍。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莫迪就坐在那儿望着炉火,我看她的时候她不看我,但我四处忙碌时她的眼睛就盯着我,还有她认为我不知道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不懂好歹。”我正忙着,她说道。那时我已经开始扫地板了,用手持短刷和小簸箕。我找不到别的工具。她说这话的口气,我没法解读。没精打采的。我想,甚至是绝望的:就像我刚才瞥到一眼的那种表情,那会儿我在回想自己的孩提时代。她大概感到另一种形式的无助。很明显,以前从来没有人为她做过这种事。我又去了洗衣店。店里的那个能干的大个子爱尔兰姑娘,刚才我把东西交给她的时候,我们匆匆建立了平等的同志情谊。现在她把一大包干净床单被套递给我,盯着我的脸,说:“腌臜。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腌臜。”她恨死我了。我说:“谢了。”我懒得解释,转身离开。但是我——羞得脸发烧!唉,我多么在乎别人对我的钦佩、喜爱、赏识啊。我冒着雨雪,把东西送了回去。那时候我已是又冷又累。我想回家……但是我还是开始收拾某个大柜子的一个抽屉,把干净的衣物放了进去,告诉了莫迪我把它们放哪儿了。然后我说:“明天晚上我再来。”我很好奇她会怎么回答。“到时见。”这是她的回答。现在我一个人待着,洗过了澡,不过那个澡我洗得简单利落,没有泡上好几个小时。我应该收拾房间的,但是我没收拾。我纯粹是累坏了。我没法相信,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住在一家酒店里,是受宠受纵的贵客,和我所欣赏重视的同行卡尔一起用晚餐。鲜花、牛肉、美酒、奶油——全套的。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世上有那些东西——在那里,然后又有莫迪·福勒,在这里。也许不可思议的是我?我的确是晕头转向了。我得好好把这些事想明白。我要怎么办?我可以和谁讨论这个?乔伊丝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周四乔伊丝来办公室拿要带回家做的工作。她看起来糟透了。我对她说:“怎么样了?”她说:“他要我和他一起去美国。”我问:“不回来了?”她说:“不回来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我们就是这样交流的:缩略表达法。她说:“我得赶紧走了。告诉约翰封面我弄好了。注释我也做好了。简娜,我明天再来。”然后她就走了。这就是说:有某个学校想聘她的丈夫为教授,他打算接受,他希望她放弃这里的工作和他走,她不想去,他们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孩子们不想去美国——而这个下午我感觉乔伊丝很可能会去美国。这就算是结束了。回家时我顺道去看莫迪。门闩着但是没上锁。炉火很旺。猫在床上睡大觉。莫迪也在睡,椅子把手上放着只空茶杯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皇帝委派来担任大多数中央政府高级职位并管辖十三衙门的汉军旗人,例如范承谟和丁思孔,多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清朝拥护者,身处社会的最高层,他们的父祖早在辽东就已投靠了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这批汉官的第二、三代后裔与满洲贵族区别很少。耿仲明一家就是这种融合的突出例子。1648年,在对南明政权的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虽然在1649年12月30日,他被指控庇护隐匿了300逃奴的下属,自缢身死,但他的军队仍然在其子耿继茂统帅之下,继续与复明分子作战。1654年,他请求遣其两子耿精忠与耿昭忠入朝侍候皇上。顺治为加强与汉族大臣的关系,不仅恩准了这一请求,而且赐其两子子爵,并安排耿精忠娶了豪格之女,耿昭忠娶了亲王阿巴泰的孙女。因为这后一位是郡主,耿昭忠这个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被授予了一个满洲贵族的世职:都勒额附。最后,皇帝召耿继茂的第三子耿聚忠入朝。耿聚忠娶了岳乐之女,授以太子詹事。在稍低一点的层次中,汉军旗人的第二、三代后裔也由其父祖的陈请,入朝为官,成为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马雄镇,他由其父马鸣珮荐举,任工部副理事。马鸣珮出身于辽阳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的女人于1621年集体自杀。他在皇太极麾下步入仕途,出任新设的工部启心郎。此后,如前所述,他在山西的骚乱地区平乱安民,颇建功勋。马鸣珮为户部侍郎,受户部特遣出使江南,组织漕运系统,迁户部尚书。1654年,任两江总督。其子马镇雄隶汉军镶红旗,任职于工部,初于1656年主管在北京南部的皇家制币厂和琉璃厂,接着,像他父亲一样,任宗人府启心郎。后来,马镇雄成了清朝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详见下文)。顺治好任用汉军旗人为各省督抚,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确实,在顺治年间,汉军旗人开始变为新的心腹权要,几乎是扮演着北京的皇帝在行省亲信的角色。这部分地是因为清廷有意不让满人与蒙古人统治各省。在1658年以前,从未任命过一位满洲巡抚;在排他主义者鳌拜等辅臣于1668年开始任命满洲总督前,也从未有过满人出任此职。因此在顺治朝,汉军旗人替代满人治理各省,甚至还取代了汉人的科举及第者,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员阙。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一般汉官与汉军旗人出任各省巡抚的人数大致相等。但当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之时,人数比例变化了。至1659年,1/3的巡抚都是汉军旗人,并在1668年鳌拜决定开始大量任命满人与蒙古人为巡抚之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这一比率。事实上,如果将清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巡抚一职而言,这个王朝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1650至1700年,汉军旗人统治各省;1700至1800年,一般汉官与满人大体平分地方的统治权;1800至1900年,一般汉官在各省政府中占据优势。就总体看,清朝总督人选情况也大致与之类似,虽然在18世纪中叶,满洲总督相比于一般汉人总督占绝对多数。不过在清初,甚至在顺治朝以前,总督官位实际上早已被汉军旗人所垄断了。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在三藩之乱前,总督是一种特殊职位,主要视军事征服的需要而设置。其职位常常依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地区,并随其出巡使命的结束而废罢。因此,在1659年之前,实际上只存在七个总督官职。在军事征服的最初几年,对平定地方的计划举足轻重的非八旗汉人,清廷是授予他们总督之职的。例如北方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迎多尔衮进北京,多尔衮即命他总督天津军务(供职共四个月,直至军事危机结束);或如明朝御史吴孳昌,他在满洲军队占领京城后,即被命为大同巡抚,宣达、山西总督。但到1646年,这些最初任命的汉官,或与其职位一齐罢废,或全被汉军旗人取代了。在此后九年的时间里汉军旗人包占了所有的总督职位。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位一般的非八旗汉人被任命为总督,然而自1651年顺治亲政后,90%的总督都是汉军旗人。由于总督统领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之政,既指挥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动员常规行政机构征集赋税,供应给养,那么很显然,50年代进行的对南部中国的征服,主要就是由汉军旗人完成的。这一最高层集团人员的构成是各式各样的。部分汉军旗人为原辽东本地人,早已降清;另外一些是1644年后归附满洲的明朝官员;还有一些则是降臣的第二代,或是在清朝官场中从初仕升迁至高位者。他们多数为职业军人,但其真正的共性当然在于他们的种族:都是汉人。因此,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1652—1653年间,孙可望“庇护”永历帝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他与李定国等率明军在广西、湖南及四川等地出击,战败清军。为对付明军这一攻势,顺治认定最重要的是派一名经验丰富、多能善战、秉领大权的指挥官到南方去,协调各省众多战线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命洪承畴出任湖广、两广、云南、贵州总督,令其起复,驻扎长沙,全面调度出征的朝廷大军。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集中进攻原来的起义军李定国、刘文秀部,1655年,追击至广西,次年,将义军逐出了南宁。同时,在安隆,孙可望似乎想废黜永历,自立为帝。永历皇帝惟恐被杀,秘密与孙可望的对手李定国联系。李定国当时已退至贵州,决定营救永历帝。他在安隆附近击败了孙可望,遂将南明最后的这位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云南府孙可望刚完工的宫殿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永历朝廷。孙可望最后一次试图打败李定国,但1657年10月24日在云南东部交水之战中大败,这位军阀只得逃到宝庆,投降了总督洪承畴。孙、李交恶,为洪承畴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进犯贵州,拟定了一个攻击李定国南明军队的计划。清军分三路进兵:一由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统率出四川;一由铎尼统率,出广西;一由总督洪承畴统率,出湖南。此战之结果,是清军大获全胜。1659年1月23日,云南府被清军攻陷;3月7日,南明军队主力在大理(云南)被击溃,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年迈的洪承畴无意穷追逃敌,以目疾日重,请求还京,他建议顺治皇帝封大将军吴三桂为亲王,负责抚靖云南。亲王为最高的爵位。1645年吴三桂助阿济格败李自成后,曾一度以亲王为号。清廷准许洪承畴离开

                      嗣挖出了吕不韦的玄椁,让他自己享用。所谓玄椁,是一种特殊的玄武岩制成的椁,套在内棺的外部,它能够很好的吸收储存地气。墓葬风水中就曾有“三龙不如一玄椁”的说法,就是指这种玄椁能抵得上三条杂气龙脉。在里面衬上寒玉做的棺材,可以透析玄椁中的龙脉气息,有如冰箱保鲜的原理,能够保证葬者缓慢而完整地吸收。就这样,数百年的时间里,在隆庆关山口的藏风位上,郑买嗣乐滋滋地利用玄椁里残存的龙脉气息泽被了他的子孙。“我终于明白无间轮回局的用处了。”我恨恨地捶了一下桌子,“就是用来消灭龙脉!”“这里是引龙大局的卧龙部。”莫炎沉思了起来,“龙脉应该在升龙部才对。”“从进蒙化城到现在,见到的格局多的数不过来,彼此重叠互相利用。”我幽幽道,“这本来就不正常,升龙部又是单局,只要稍稍做下手脚,根本看不出来。”这下连莫炎也傻眼了,千辛万苦找到这里,没想到龙脉早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被毁,也难怪郑买嗣之后蒙化的人才凋零殆尽,偌大一个龙脉被毁,失去的又何止是这些。“可以下去吃饭咯,今天的菜丰富的很咯。”老田兴冲冲地走了进来,看见一屋子垂头丧气的人不由愣了一下。“老汉不懂啥风水哈,不过还是想说上两句。”问明原因后,老田眯起眼睛道,“记得巴查说过,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何况是听别人说的咯。”“拓文上的确是这么写的。”莫炎望着老田,眼光闪动了一下。“那也是郑买嗣说的哈,要是那个‘仙尊’说谎的话,郑买嗣也会相信咯。”老田继续道,“亦凡兄弟对那个无间轮回局也是听人说的哈,这些都未必可信咯。”莫炎和我不禁对视,老田的话不无道理,暂且不去追究拓文和书稿上所记载的真假,既然那“仙尊”可以用“阳世阴镜”将无间轮回局在地下引发,就不能排除他可能配合其他格局将龙脉再次引向他处。现在我们知道有人用引龙大局将龙脉从抚仙湖引到蒙化,埋葬的是吕不韦,负责守护龙脉的是南诏蒙氏,他们的先祖就是负责押运棺椁的蒙恬。现在没弄清的是龙脉的去向和饲虚一派的惨案……饲虚一派的惨案?!对啊!当年找郑买嗣墓葬的富商会不会和委托莫炎找龙脉的富商是同一个人?!如果是的话,当年茶马古道的血案应该和他有关,可为什么……大脑中的逻辑关系不断纠葛,无论我怎样梳理都没有头绪。“吃饭!”莫炎突地站了起来,“吃饱再想。”“咕噜……咕噜……”几个人的肚子先后响了起来,似乎在他的提醒下肚子们都醒悟了过来。众人相视间大笑起来,原本沉闷的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吃饭,大脑有了养分应该会转的快些。”我振奋了下精神道,“疑点就像鱼的气泡,只要有泡那就证明水底有鱼!”……住宿的小店有点像过去的客栈,楼下大堂便是吃饭的地方,我们在靠门的饭桌坐下,伙计麻利地端上一些饭菜,喷香的味道令饥肠辘辘的我们完全放下了龙脉疑团的纠葛,各自放口大嚼起来。“亦凡,你怎么把背包拿下来了?”晖儿见我靠在桌边的背包不禁问道。“唔……刚才下楼前突然想到的,吃完饭我想和莫炎再去一次城外。”我咽下口里的饭食道,“当年发生血案的地方也许会有什么特别的线索。”“好吧,那你和莫炎路上小心。”晖儿柔声道,伸手抚了一下我额上的已经结疤的创口。“啪……噹啷……”一个大大咧咧的家伙从桌边经过,踢倒了我的背包,包内传出金属撞击的声响,包口的搭盖翻开,露出了犀牛角剑柄和黑刀的金吞口。踢倒背包的那人并没有为自己的鲁莽道歉,倒是满不耐烦地瞪了一眼。那是昨晚机关金人的武器,放进包内之后便忘记拿了出来。我顾不上斥责那人,连忙收好背包,这东西大庭广众之下很容易惹麻烦。“浪剑,郁刀……唐货~~”那人嘬了下牙花,低声嘀咕了一句,一双小眼直勾勾地盯着背包。见我收起背包,他缓了下神,脸上立即堆起笑容,凑近了说道:“这货卖不?说个价钱~~”那人一口乡音,似乎是鲁豫一代的,长脸小眼,一口黄牙,惨白的皮肤似乎不太见阳光,左手腕上用红绳栓着一块古色古香的玉制挂件,敞开的衬衣里露出一条奇怪的项链,那链坠是一个类似动物爪牙的东西,上面嵌着金边挂口。我不想多事,便礼貌地笑了笑:“不卖。”“三万一件,中还是不中。”小眼睛脸一翻,换了付狠相压低声音道,“识相就成交,老子没功夫和你泡。”找碴还真会挑时候,我暗地在他脚下支起两支金属针,正要发作间却被莫炎在肩上按了一下。“月招子远彩,元良刨杵分金?”莫炎口中的话语听着有些耳熟。小眼睛听着一愣,气焰顿时下去了不少:“倒斗摸金,敢问元良何方分得山甲?”莫炎两手一合做了个喇叭状的手势:“开丘搬山,鹧鸪分山甲。”小眼睛打了了哈哈,双手一拱:“空子抹盘,山水相逢分杯盏。”说罢转身出门,莫炎紧跟上前,转了个弯就不见了。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对,交待晖儿他们留下,便跟了出去。出了店门,莫炎和那个小眼睛早已不见了踪影,寻找间耳中传来一阵低低的呻吟。顺着声音转入店边的小巷,赫然看见莫炎满手鲜血地站在那里,小眼睛的一只左手竟被他生生折断!二十一、阴火四妖小眼睛的左手手腕后三寸处支出了一截断骨,挑出皮肉,血淋淋地露在那里。这家伙倒也是个硬骨头,居然没有痛晕过去,只是不住地喘气。“你们发丘中郎将够毒,自家人下狠手……”小眼睛喘道,“俺张禾记下了……”“最后一遍。”莫炎脸上露出从未有过的杀气,“这玉哪来的?”我这才发现,小眼睛腕上挂着的那块古玉正拿在莫炎手中,莫炎似乎对这块玉十分在意。“东三爷送的。”小眼睛显然也看出莫炎动了杀心,古玉和生命当然是后者重要,更别说给他这个祸根的东三爷了。“神算东三爷……”莫炎估计是知道这人的来头,闻言沉思起来,小眼睛见他走神,一个骨碌爬起身,猫腰就向巷子外蹿去。“嗖……嘎巴……”小眼睛还没跑出两步,银色长索鬼魅般缠上他的脖颈,莫炎手腕一抖,小眼睛的颈椎发出了枯枝断裂的声响。“他到底是什么人?”我没料到莫炎真的会下杀手,“你干嘛杀了他?”莫炎搜出小眼睛的手机和钱包,冷冷地看了眼地上的尸体,指尖弹出一团灵火。尸身在灵火的燃烧下无烟无息,一会便化作了一片土黄色的细末。“回去细说。”莫炎拍了我一把,头也不回地走出小巷。客房内,大家看着莫炎手中的那块古玉,各自惊叹不已,一边打开的笔记本电脑上清晰地显示着那个小眼睛的资料。原来那小眼睛张禾是一个盗墓集团的头目,专门负责销赃口径。就在张禾高调“收购”南诏兵器的时候,莫炎一眼看出他胸口的项链是盗墓贼用来保平安的“摸金符”,便用盗墓贼的黑话切口打招呼试探:“月招子远彩,元良刨杵分金?”那意思就是:“眼力不错,阁下想拆同行的台,分杯羹?”张禾被莫炎唬住了,“倒斗摸金,敢问元良何方分得山甲?”这就是自报家门客套一下:“在下是摸金校尉,请问阁下哪里发财?”这摸金校尉是三国时期曹操为了筹集军资特别设置的官方盗墓团队中的职务之一,据说个个精通盗墓神出鬼没。后世的盗墓贼为了掩盖本行恶称,也想给自己脸上贴金,便沿用了这个称呼。莫炎一听没错,便想稳住张禾,“开丘搬山,鹧鸪分山甲。”其实就是说:“在下发丘中郎将,到处敛财的。”发丘中郎将与摸金校尉是同一期的军职称呼,手法不同,属于群盗爆挖型,盗墓贼称之为“搬山开丘”。张禾大概是顾忌到了什么,莫炎说完这话他便准备开溜,“空子抹盘,山水相逢分杯盏。”算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丢人啊,冒犯了,改天找机会一起发财。”他哪里知道,莫炎根本就不会让他走开,原因就是他手上的那块古玉。……“是派内我一个叔父的。”莫炎看着阳光下透出异彩的古玉,“活玉水翠,不会有错。”这块古玉雕工十分古朴,简略的几刀便在浑圆的玉体上诠释了一只栩栩如生的猛虎,玉质润泽透亮,通体翠绿间夹杂着一些翡黄。莫炎翻动了两下,那翠绿翡黄的内质竟似隐隐流动了起来,看得我们不由一阵惊叹。“老汉听说过哈,活玉水翠可以救人,千年难遇的咯。”老田说道,“腾冲那里就出过两块哈,据说进贡给了南诏王的。”“真能那么神就好了。”莫炎摆手道,“我叔父是和父亲一起遇难的。”“神算东三爷可能会和那场血案有关,甚至可能跟龙脉事件有关。”晖儿推测道,“这么神奇的玉都舍得赏给手下,他这人肯定不一般。”“云南盗墓贼多,全是外来户。”莫炎继续道,“就这个东三爷是本地人。”神算东三爷,年龄、相貌、来历不明,莫炎也是在堪舆同行中听说过此人,据说他能断阴阳看山水,寻龙探穴神算无敌,只是专干盗墓的缺德行当。云南堪舆界同行不耻于他的行为,但却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手段,因此神算东三爷的名头却也十分的响亮。“这人去过郑买嗣的墓葬。”S突然叫道,她一直在查看着张禾的那部手机,用蓝牙传导文件后,发现手机的相册内存放着四张高清晰的照片,拍的正是隆庆关的玄椁、巨岩和山口。其中山口顶部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让S放大查看,发现山石泥土中隐隐显露着铁链和滚轮,另一张上则是用灰土碎石巧妙地掩盖了起来。“郑买嗣尸体消失,玄椁自动上升……”我脑中一片空明,“这帮人比我们早到隆庆关,而且事先盗走了郑买嗣的尸体,并在玄椁机关上动了手脚。”“普通的盗墓贼是不会对郑买嗣这样的墓葬感兴趣的。”晖儿接道,“何况他们没必要那么大费周章地在机关上动手脚。”“只有一种可能。”莫炎的声音冷了下来,“东三爷就是幕后人。”“呜……”张禾的手机发出一阵震动,来电显示是一个叫“老夫子”的人。大家都有些僵直了,迟疑地望着手机。不接手机,对方很可能是盗墓集团的成员,一旦怀疑张禾出了事,就会打草惊蛇;接手机,那更会穿帮,张禾的嗓子和鲁豫口音实在特别。“喂,拉泡屎也不让俺舒服点……咋?这就去腾冲咧?……娘的,俺丑话说在前头,么啥甜头俺可不去,管他娘的中不中,三爷那边俺自己去说。……啥?找了妹子等俺?中!发个短信把地方给俺说清了,这就赶过那边去。”啪,电话挂断了,先前惊讶的我们看着一脸严肃的莫炎,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他竟然将张禾的口音语气模仿的惟妙惟肖,满口脏话乡音和他的形象形成了一种滑稽的对比。“东三爷要张禾去腾冲会面。”莫炎没有笑,脸上冷得接近冰点,“有大买卖出货。”晖儿忽然想起了什么,问莫炎要过手机,在电脑上操作了一会之后列出了一排表格,原来她查证张禾的手机漫游信息,而列表中显示的地区正是我们之前所去过的云南各地。尤为让人注意的是,从日期上来看,张禾的行踪似乎总是先我们一步到达目标。“嘟嘟”,手机再次响起,这次是短信,那是张禾该去的地方。张禾负责的是销赃倒卖,之前晖儿便已在公安部的网络上看到了张禾的通缉令,这家伙足足倒卖了上千万的古董文物,算起来已经够枪毙一百次了。东三爷急召他去腾冲,应该是有文物出货,这个线索则正好给了我们机会,去见一见那个神秘的东三爷。“我看这不是什么巧合,这帮家伙的路线和我们完全一致,晖儿刚才说得对。”S说着有些火大,“我们索性去腾冲,看看那个三爷是什么货色,把这些事情都弄清楚。”如果可以从东三爷这条线上挖出龙脉之谜和茶马古道血案的真相,那云南也没有白跑一趟,我们身后的顾虑危险也会完全消除了。大家思路都一致,简单安排后,便乘上了去腾冲的列车。……腾冲玉市,下午四点左右,一行人晃悠着在市场中闲逛。莫炎和老田结伴走在先头,我则和晖儿S扮作游客,有意无意地在摊位间问价还价。腾冲是中国唯一产翡翠的地方,现在已是挖掘告罄了,但由于长久以来的玉石贸易,加上毗邻世界翡翠之都缅甸,因此这里的玉石市场依旧红火。根据短信给出的接头地点,我们来到玉石市场一个较大的铺面前。莫炎操着鲁豫口音和店主交谈了两句,那店主便点头哈腰地递去一块玉石带扣,掏出一包云烟,发了莫炎一支,却并没有替他点着,转身自顾做他的生意去了。众人相继转出玉石市场,确定没人盯梢后,在一个僻静的巷子里碰了头。“玉石带扣上有什么东西没?”S急切地问道。“你带回去送林岳吧。”莫炎递过带扣,“玉质似乎还不错。”“切,我干嘛送他,这东西上不像有什么秘密啊。”S口上说着,手中还是接过了带扣。我笑着问莫炎拿过烟卷,撕开,一个小纸卷巧妙地藏在了烟丝中,展开一看,上面写了七个字:“八点,万年蛤蟆嘴。”万年蛤蟆嘴,这古怪的名字是指腾冲热海景区的一处地热喷泉。腾冲地处火山群中,大大小小的温泉不胜枚举,有一处温泉会不断喷射热泉水箭,外形酷似蛤蟆大张的阔口,应此得名。“买点张禾穿的那类衣服。”莫炎塞过一卷钱,“按我的尺寸,六点旅店见。”说罢叫上老田径直往城东走去,我们走了几家服装店,挑了一套与张禾穿着风格相同的衣服。莫炎的身材与我相仿,因此索性就试穿了一下。六点,在落脚的旅店里,莫炎和老田准时回来了。老田先是拿出三只活杀的鸡,又掏出了几块满是泥土的砖头,最后是一只动物的脚爪,上面残留着长长的钩爪。“王亦凡,按张禾的项链做。”莫炎拔下一只钩爪,“金子太贵,你想法解决。”拿我当金匠了,苦笑间我转身进了院子,此时正是吃饭时间,四下无人。我集中精力从地下聚出一些金属,费力地剥离出黄金,半真半假地凭记忆做了一条摸金符。回到房间,我吓了一跳,脸色苍白的张禾正站在屋内,一只浣熊似的动物蹲在他的肩头,呲牙咧嘴地冲我怪笑着。“朋友送的东瀛狸猫。”张禾开口道,言语间竟是莫炎的声音,“幻化伪装的高手。”那狸猫点点头,晃动了下尾巴,转身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张禾的脸,蹦到桌上,用前爪撕下一条鸡皮,再次跃上张禾的肩头,小心地将鸡皮撕碎,贴在了他的颧骨部位。我这才发现,现在面前的张禾颧骨有些过低,那狸猫贴完皮后,用前爪抹了几下,顿时出现了两块高耸的颧骨,鸡皮的痕迹顿然全无。狸猫又看了看,回头冲我又是一呲牙,做了个鬼脸,身体腾化成一团火焰,蓬然消失了。“莫炎?”我可以肯定眼前这个张禾就是莫炎假扮的,但这个东瀛狸猫的本事也太大了点,日本传说中那幻化戏弄人类的估计就是它了。现在这个造型,再加上莫炎惟妙惟肖的言语模仿,这个张禾几乎就是还魂人间了。噗,火焰再次腾现,那只狸猫出现在了我的肩上,顶着两只硕大的黑眼圈有趣地看了看我,左爪从身后拿出一片奇怪的叶子,放在嘴边舔了舔,而后大大咧咧地一爪摁在了我的额头上。“亦凡……”晖儿望着我的眼神一下茫然了起来,视线四处搜索着,“怎么一下不见了?”“我在啊。”我回答的声音引起了晖儿的注意,但似乎依旧看不到我。“一叶障目。”张禾,不对,应该是莫炎缓声道,“你现在隐形了。”“看来我们今晚有场好戏要演了。”我忽然觉得很有趣,身边的狸猫也冲我不住地呲牙怪笑,这小家伙倒是个不错的帮手。……腾冲热海在县城外大约二十公里的地方,下车的时候已是七点五十分的样子,我和莫炎脚下加快步伐,赶到了万年蛤蟆嘴。“禾哥~~”一个胖胖的男子老远就招手大叫,夜色中速度惊人地“滚”了过来。“娘的,俺颠了一天,大腚都起油皮了。”莫炎脸部表情竟然丰富了起来,口中骂骂咧咧道,“三爷找俺啥事嘛,快带俺去,早了早好。”“禾哥,莫要急,三爷知道你辛苦,在温泉包了个专场。”胖子阿谀地笑着,一身肥肉波动不已,“边上的宾馆给您开好了房间,妹子就等在里面。”“嗬,中,中,办事有一套。”莫炎猥亵地笑着,狠狠拍了胖子两下,痛得胖子直咧

                      原判,认为应处死任珍。不过,他们赞成死刑的理由却是不心相同的。满洲臣僚以及几乎所有汉军旗人要处死任珍,是由于他后来的叛逆行为,而不是因为他杀死了几个家仆。其他汉人臣僚则被他的残杀行径以及这个旗人所得到的特殊对待所震惊,想要以杀人罪判他死刑。于是,以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为首的28名汉官坚决与其他廷臣持异议,认为他们判处任珍死刑仅仅针对他最初的杀人罪。这28位大臣注意到任珍从未认识到自己第一项罪行的严重性,他们提出,“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顺治皇帝被这种烦琐的司法推理搞糊涂了。他干脆下旨道:“是谁展辩,应得何罪,著明白具奏!”陈名夏作为这批汉官的代表回奏说:任珍并未承认杀人大罪,如果只是根据他人的告词定罪,恐怕无以服其心。同时,陈名夏也承认,以第一条罪行判任珍死刑,是律无正条的,所以他打算建议皇帝赐任珍自尽,而不是公开处决他。最后这句话把顺治激怒了。如果律无正条,那他们怎么能够合法地提议赐其自尽呢?这“是何盛世典例”?想让人主致尧舜之治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如果想以“巧”止事,那不就是设法诡避起初的过失吗?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敝习”!皇帝再一次,而且是更加气愤地命令陈名夏解释28名大臣提出不同判决的理由,特别是建议赐命任珍自尽的理由。这一次陈名夏的回奏很卑怯,事实上也很恭顺,他并不想解释最初提议赐任珍自尽的理由。他正式地、恭顺地回奏道:皇上圣明,赐任珍自尽律无正条,故臣作此提议实为不当,现谨束身待罪。不管顺治是否感到了被人嘲弄的羞辱,反正他被陈名夏的含糊其词激怒了。他怒斥道:这些全是蒙混支吾之辞。陈名夏和陈之遴曾获大罪,但朕每从宽宥,给了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洗面革心,旧习不改。所以顺治谕令无论如何不得有任何拖延,让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以及六部郎中等官在午门外集合,对那28人严行议罪。清廷立即召开了这一特别会议,它实际上包括了中央政府中整整1/3的高级官员。与会官员克尽其职,要求陈名夏和陈之遴认罪,并接受了他们的供认,即他们为了保住官位而试图欺蒙皇上,并一直掩饰自己的渎职罪。他们也指责金之俊及其同伙私下纠合朋党,确信他犯了罪。审讯结果的推论是,由于上述罪行,这三名最高级大臣应被判处死刑。此外,包括魏象枢和王永吉在内的13名官员,因结党以及试图以术欺君,有负君恩,应被流徙边疆。还有八名官员,包括张端在内,被指控同属党人,建议革职,永不叙用。最后,包括孙承泽在内的另外三名官员也应被免职,还有一人则当降级调外用。众臣的判决很严厉,这正是顺治所希望的;这使得他很满意。现在,他可以来施舍他的仁慈了。既然已经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并显示了自己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力,顺治就不打算处死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了,只是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除陈名夏外,都保留现职,陈名夏则被革去吏部尚书一职,任大学士如故。其他课刑也酌减如下:被流徙的官员改为降秩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八名朋党分子罚俸九个月;三名革职官员勒令付出六个月薪俸;外转官员的处罚则暂停。纵观顺治与陈名夏争论的全过程,有迹象暗示陈名夏及其同僚欲将任珍置于死地是别有隐蔽原因的。若确系如此,还没有证实它的资料,但串通之说总是在顺治言谈中出现。换言之,在打击朋党活动中,顺治不仅仅为打击朋党而谴责朋党,而且认为这28名官员勾结在一起,有其秘而未宣的动机。从任珍一案的表面看,很难说这种猜疑有什么理由。那些受到威胁要被流放或革职的人,看来并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派系特征。在这些受指控的人中,南方人与北方人几乎各占一半,来自各个部曹,外加都察院、内三院。他们既包括有汉军旗人,又有像魏象枢这样的在清朝由科举入仕而非明朝遗臣者。他们唯一共同的特性在于他们是汉人。所以,在判决的第二天,皇帝就抓住这一共同特征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愤怒与苦恼。5月6日,顺治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和额思黑将那28名官员再度集合在午门下听他发话。这些罪臣一到齐,皇帝就告诉说,他们的第一个罪状就是拒不承认自己议论有失。他再三申饬,而他们却仍旧混议。他们的第二个罪状是形成了一个汉官的团体,自持己见,与满官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皇帝继续谈到,这种按种族纠合朋党的活动无论出现在汉官或满官一边,都必定会招致清朝的毁灭。所以,顺治命令他的御史如再发觉有这类“乖戾”者,当即行纠弹,同时,要特别注意28名官员中的三个主要大臣——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以避免日后发生这类行为。虽然顺治也许可以因为已对这类种族性的朋党活动采取了防患未然之法而感到庆幸,但是任珍事件显然继续烦扰着他。譬如说,他可能已经认识到,朝廷完全按种族关系而分化,造成不和,会损害自己君临天下的地位,因为他总得赞同这一派或那一派,这便会失去另一派的支持,无论他们全部是汉人还是满人。想要使他自己加强皇权的政策取得成功,保持中立,同时使每一臣僚形成独立个体的意识,作为由各个体组成的整体官僚队伍,在君臣之间形成完美的——相对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然而,他选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关系的人,例如陈名夏、陈之遴这样的臣僚,却因任珍案而大受连累。他们显得极易与满洲臣僚发生异议,纵然他们别出异议的表面理由是为了遵循正规的司法程序,可结果是造成了满汉根本分裂。而且,这样的分裂很有可能是另有起因的:私相交通,非法勾结。李三一案已经证明了这类阴谋集团和非法势力是怎样地存在于各部的。现在,任珍一案刚刚结束,皇帝似乎就已开始对臣僚们洁身自好的能力丧失信心了。正如皇帝在对“言官”的一系列敕令中所表示的,以及他后来在这一年秋天公开承认的那样,他对于言官是否尽到了绳愆纠缪的职责,不敢委以信任,因为他们也可能自匿己非。

                      仿效明初之制

                      总之,任珍一案看来进一步证实了顺治的忧虑,清朝正日益陷入曾导致明朝覆亡的那种腐败与党争。1653年2月11日,皇帝认为“士气隳靡已久”,诏令臣僚对此奏呈作答。又是魏裔介应诏条奏,十分详尽。他首先热情地肯定了皇帝的观察力,然后警告说,由于忽略了基本道德原则对于治世的关键意义,新政权正掉以轻心地让晚明的陋习继续存在。明初君主政体成功地缔建了一个强大帝国,是因为基本的道德感,它的基础是一切文人学士共同遵奉的孝敬之德。有才能的人不是一心于科举,或者研读后人对经籍的注疏,而是靠经籍的本文进行自我修养,研究孔夫子手定之书,在明初,每个省的训导都特别承担起培养文人学士效忠竭力的使命精神,同时还指引学生务于实学。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正直的臣子的缘故。魏裔介重六经原义轻理学新解,重基本道德准则轻玄学,重实学轻纯文学,这对有待于解决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是一帖过分简单化的处方,但它肯定反映了时代的倾向。他的道德热情也是出自一种道德正直观念,这是一些年轻的汉人臣僚的特征,他们是在清朝科举及第的,因而尚未沾染明朝官场的陋习。当魏裔介这样的御史在抨击晚明弊政、力主皇帝仿效明初之制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同那帮明朝遗臣区分开了,而后者虽然仅仅比他们年长几岁,却显然是老一辈降臣。陈名夏之流总是动辄被指责为政治投机分子,而这类指责既不会针对宁完我或范文程这样的在满人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归降、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旧臣”,也不针对17世纪40、50年代的全新臣僚。早在谭泰事件后,顺治皇帝就已经在称颂忠臣而怀疑陈名夏的品质了。他对这位大学士的品性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怀疑他不光明正大,又欣赏他异常的博学。陈名夏对下官、甚至同僚焦躁易怒,性锐虑疏,经常咄咄逼人。但是对于顺治来说,他又是知识的缩影,活万宝全书。皇帝有一次对冯铨谈起:“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所以,陈名夏作为一名使人敬畏的硕学鸿儒,与年轻的皇帝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皇帝当时正力图学习汉文经籍。在这方面,顺治对他的大学士们是既支配,又依靠。与他未来的儿子康熙皇帝不同,顺治不会独自起草制敕。事实上,当他最初亲政时,他甚至并不亲自批注奏章,而是向某一大学士口叙上谕,然后由大学士令内三院臣僚书红成文。这就给了大学士们相当大的斟酌处理的权力。据说陈名夏就有好几次改动了重要文件中的措词,或者干脆在最后书红时删掉某些他不同意的辞句。为避免这类有意无意的差错,1653年,皇帝坚持票拟谕旨须经回奏,这就需要增置几名大学士。1653年7月21日,令内三院各增汉大学士两员。五天之后就任命了三名新大学士:成克巩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张瑞授内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同时,诏令将原属翰林院的一些有关教育事务划归内三院,命内三院掌直隶、江南和江北学政。由于内院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明朝的内阁,顺治也就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大学士们一起讨论制定行政命令。这在满洲臣僚中引起了忧虑,担心再次出现内、外廷互相阻隔的情况。有些担心在1653年12月15日成为事实,那天顺治决定在紫禁城里拨出一个专门的房间,供大学士、学士内直草诏之用。此后不久皇帝又命汉大学士们移家皇城东华门内,各赐宅一区,其奴婢俱于兵部注籍,发给符牌,供出入检验。从皇帝的观点看来,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为了使人主于行政上效率更高,作用更大。顺治很快就抓住了专制统治的关键,所以,他在1653年至1654年间对于保证从“耳目”处得到大量可靠的情报这一点兴趣日增。1653年,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来检举揭发,他废止了被论劾的官员按常例可反诘上奏者的旧制。上奏程序也被简化了,御史们某些冗长、费时的汇报各部政务的职责也被免除。不过皇帝对于他的御史们是否愿意直言无隐仍然抱有怀疑。1654年3月23日,顺治告诉“言官”们说,他是多么地关心御史们能遵照他的三令五申,直言上书。如果皇帝真要建立一个“太平”之世,那么言官们就必须要让他与闻天下之邪正贪廉。但他担心言官们的纳交结党,会妨碍他们真心直言。事实上,顺治此刻似乎已经认识到理想的官僚行为(公正和非人格化的)与理想的文人行为(克己复礼)之间的内在矛盾。他因此警告言官,说他们正在“重违朕心,纳交结党”。顺治一方面命令监察官们分别上奏,从而得到许多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另一方面,他还试图使他的行政官们在制订政策时更多地采用集议的形式。一得到奏报,皇帝就希望召众官集议,得出一致意见,从而避免个人偏见,以使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1654年3月28日,就在他谕诫御史们毋纳交结党,以免妨碍以公论劾的五天后,顺治召集内院诸臣,向他们表示对目前廷议形式的不满,它们常常陷于不得要领的争吵。相反,顺治坚决主张一旦多数人认为某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应当得到一致贯彻。今后如果有“一人坚执己意”,从而有妨政事,那就要被看作故意妨碍议案通过,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皇帝坚持一旦达成明确的合议,大学士和学士们就要互相配合,然而这一要求受到两种情况的阻挠。首先是宗派关系网的迅速扩大,它们看来就是围绕满汉意见分歧的争端而形成的。皇帝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反对公开的政治联盟,告诫臣僚不要造成满汉间的分歧。现在他将不得不着力解决个人小集团的问题,这对皇帝来说特别棘手,因为这些小集团牵连到内三院中他的宠臣,如他的侍读大臣陈名夏。第二种妨碍臣僚们齐心同议的情况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这就是,在诸大学士内部,尤其是陈名夏与内院其他一些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敌意和怨恨。例如,宁完我就忘不了1651年指控他庇护大学士刚林篡改《实录》的谕旨,就是由陈名夏起草的。虽然济尔哈朗已经替宁完我澄清了事实,但宁完我却一直对陈名夏耿耿于怀。其他臣僚如冯铨、范文程等也知道自己被贬的类似的朱批上谕出自陈名夏之手。也许陈名夏正是感觉到自己为众人所忌,遂于1653年要求外任。当时正是李定国和孙可望在广西、湖南和四川节节获胜,清廷举朝震惊之时。李定国、孙可望从前是张献忠的部将,此刻正在替南明永历政权作战。1649年,清廷曾经遣孔有德率兵2万征广西,但去年夏天他在桂林作战时,被李定国切断了回湖南的退路,遂于8月7日自杀,所以现在需要有个文武大臣总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协调对李定国、孙可望的讨伐。陈名夏所求正是此职,但皇帝却求助于远比陈名夏更为老练的洪承畴。1653年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陈名夏所请未获批准。1654年2月,时值陕西总督一职缺人,他又请求出镇行省。据当时消息灵通人士的看法,陈名夏想要离开京城,“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但是顺治拒不让他这位大臣离京。陈名夏依旧留在内三院,掌选翰林院词臣等事。选拔翰林院见习人员,是替皇帝最上层的内廷——内三院甄选臣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由于皇帝是依靠大学士、学士诸臣替他起草谕旨的,所以无论谁若是控制了对词臣的选拔,他就近乎可以控制朝廷的政策了。所以,当试卷在文华殿供大学士们讨论评定时,每位廷僚都有机会提出文才可取的候选人,但他们也许就是那个提名的大学士的私党。因而,甄选词臣对于监管考试的大学士来说是一个紧张而重要的时刻。1654年春,大学士集议选用词臣,由陈名夏主持,总共提出了18名候选人。虽然范文程和冯铨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推荐,他们的候选人还是被排在了陈名夏所荐候选人的后面。至于宁完我,他提名的三个人被从名单上一笔抹掉了。宁完我提出质问,陈名夏勃然作色说:“文字我岂不识也。”宁完我文名虽不及陈名夏,但他却因再次受辱于陈名夏,忌恨愈深,伺机报复。1654年3月28日,宁完我受皇帝殊恩,列名于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这对一个汉人来说是一种殊荣,即便是像宁完我这样一个汉军旗人也是如此。这便对陈名夏造成了极大威胁。宁完我现在可以作为正式成员参与由满洲亲王们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而那批满洲亲王并不信任像陈名夏这样的南人,他们把他与持异议的复明分子和无能的文人联系在一起。这些文人正在怂恿顺治皇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习俗,甚至包括服饰。

                      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当顺治在多尔衮死后最初亲政时,他仍在一定程度上为济尔哈朗和其他一些满洲亲王所左右。也许因为这个缘故,1651年,他起初驳回了御史匡兰兆关于朝祭宜复用“衮冕”的疏请: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不过后来皇帝还是采用了汉族式样的衮冕。他本人还曾亲自向内院出示明朝冠服,诸臣对此称善不绝。也许正是由于皇帝在那些场合对明代肥大的饰有滚边的朝服的默认,陈名夏才做出了下面这种举动。这甚至还可能有更深刻的赎罪的心理动机,即对于自已折节归降,背明事清的负疚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回想起来,陈名夏的如下举动显得极为冒失。1654年4月17日的前几天,陈名夏与自己的对手宁完我打

                      里,其实即便是在八路军的阵营中,也有剃光头的习惯,我在此,也简单开列一个名单:彭德怀、许世友、朱德、林彪……这些共产党的军人,在战争的年代,也都剃过光头。这个名单,恐怕同样也是列举不完的。即便是今天中国内地的解放军,战士也是剃光头的,或者是只留一公分短发的,这也是基于同一个道理——便利军事活动所需。综上所述,本文所厘清的几点重要事实,总结如下:1.蒋介石的确得过淋病。但是,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2.“梅毒性脱发”随着梅毒的治愈而治愈,因此,从逻辑上而言,蒋介石光头与梅毒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3.蒋介石晚年的诸多照片明白无误地证明:蒋介石确实有头发,并非秃头,谣言的基础根本就站不住脚。4.关于蒋介石“梅毒导致脱发”的传说与《金陵春梦》一类畅销小说的传讹布谣,不无关系。5.蒋介石并非在民国年代唯一留光头的军事人物,事实上,剃光头在近现代军人当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蒋介石光头和梅毒的传说,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相当明白了。

                      “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

                      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据说有五百名国民党将士在山西太原宁死不降、集体自杀。他们就是著名的“太原五百完人”。可是很遗憾,史料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只是国民党溃逃台湾以后,为了稳定军心,激励困兽犹斗的斗志,而刻意臆造的一个谣言,这个造神故事,其实不过只是美化历史的一场误会罢了……曾几何时,在台湾《国语》课本第八册中,有一篇叫作《太原五百完人》的课文,行文如下:“……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我们中国人难忘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山西省的太原市,发生了一件壮烈的大事。那时候,×匪背叛国家,到处攻击政府的军队。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市,受到×匪六十万人的围攻。省政府代理主席梁敦厚先生,亲自率领官兵守城。×匪知道城里军队很少,仗着自己人多,对守军发动猛攻。炮声隆隆,喊声震天。守城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奋勇作战,虽然伤亡很多,还是不肯退出太原市。后来,子弹没有了,粮食吃完了,再也没有力量守下去了。梁代主席早已决心为国牺牲。他不怕死,但是更希望以他的死来唤醒全国同胞,使大家能够坚定意志,永远不向邪恶的×匪屈服。他和几百名忠贞的同志,齐集省府大楼,全体自尽。部下遵照他留下的命令,放火烧楼,不让×匪侮辱他们的遗体。还有警察局局长师则程,率领部下和×匪进行巷战,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全家以及七八十名部下,也都同时自尽。这件事情,立刻震惊全国。人人都为他们忠贞完美的人格所感动,同时也认识了×匪的邪恶。当日为国牺牲的壮士一共有五百人,所以大家尊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现在位于台北市圆山的‘五百完人冢’,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建立的……”这篇课文所歌颂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山西太原的国民党军队有五百名壮士,宁死不屈,集体壮烈自杀。这篇课文读起来,显然是荡气回肠。只是可惜了——这只是一个传说,并非是真实的历史。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其实只有四十六人参与了这场“集体自杀”,而远远没有台湾官方所宣传的“五百完人”。请读者们跟随我,来听听本案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们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听听这场国民党将领集体自杀殉国事件的现场目击者——(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的秘书——柏光元的证言。柏光元事后写了一篇《梁化之死的经过》,其证言摘录如下:“……梁化之(敦厚)的办公室在省府三楼上……自(1949年)4月19日起,解放军开始向城内发炮,均在鼓楼一带,至20日清早五六点钟,又开始向省府内发炮弹。这时梁化之尚未起床,省府落了第三个炮弹,电灯被炸息了。梁化之急忙起床,身上衣服尚未穿整齐,就拿着手电灯,下楼向阎锡山的公馆东花园跑,跑进钟楼下的房子。这房子是窑洞式的,里面并不大,房顶上又用洋灰盖了一层,所以能避炮弹。这里住的是五姑娘阎慧卿(阎锡山的堂妹)……这时我知道他是要自杀,我就很怕。梁化之第一句话对我说:‘光元,孙副主任、赵世铃他们决定投降,我是不投降,希望你听我的话。’我就说是。梁化之又说:‘你可得好好听我的话,绝对听我的话。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可有手枪,到必要时我的手枪可……’梁化之开始和我说话,态度和平时一样,说话很坚强。我听到梁化之说必要时手枪半句话,我随梁化之说:‘主任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听主任的话。’梁化之说好,随之说他自杀,五姑娘也自杀。并且左手斜身指了一下阎慧卿,跟着说:‘你可得听我的话。’我说是。梁化之又说:‘我死了以后,你去告孙副主任,就说我喝药死了。’并且回身向里面桌上拿了个暖水壶给我。口里说:‘你拿上这暖壶到东面汽车房内给我灌一暖壶汽油……’梁化之手指被子对我说:‘我死后,你把汽油倒在被子上,你掷在被子上一个烟头,你就走你的,可是你得看着我死好以后。’他在说话的同时,给我取了一圆筒纸烟和一盒洋火。这时,阎慧卿在床上坐着说:‘还有些钱,叫他们拿去。’梁化之问在哪里,阎慧卿右手向南墙台内一指。当时梁化之就拿出些白银洋用白包皮包好,给了我。当时,我因在惊慌中顾不得想一切,只得听从他,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即接过放在暖壶一旁的地上。梁化之又对我说,他死了以后,我要能见上二先生,就说他死了(二先生是梁化之的二弟)。我说是。梁化之又说:‘好吧,你站在门边。’当时我就站在门子里面,这时梁化之也上了床,阎慧卿在床里墙边,梁化之在床外面,二人面向南,一同拿茶杯在手中。这时我又走到床边问梁化之:‘主任,家里还有什么事?’当时梁化之对我说:‘没有什么,就是我母亲,我女人,我的小孩,也没有什么,能见上就说我死了,见上二先生就说我死了。’说完二人一同喝药。床边有一个小桌,小桌上放着一支才点着的洋蜡,一支快照完的蜡头。两个蜡灯照着梁化之、阎慧卿二人同时喝下药。梁化之用左手连把两个茶杯放在小桌上,二人一同拉被同睡。梁化之左手拉被斜身面向阎慧卿,睡下后脸稍向底面,连咳嗽几声,最后一大声,有2分钟气断,死了。阎慧卿右手拉被,面向梁化之睡,口里还说了个难受得不行,睡倒面急转朝天,两手乱舞过头长停,口里鬼叫很长一声,2分钟以后气断,死了……这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三楼的北面……洞外又传进话来说,先叫战士出去,第二叫办公人员出。我三人就和办公人员一同出洞,到了洞口,经解放军一个个检查了,我们就被解放了……”可见,柏光元所目击的自杀“殉国”人员只有两名: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以及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当然,事实上也不只两名。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的部下缪玉青(行政督察专员)、张克寒(县长)、李干之(行政督察专员)、薛国俊(省府视察员)等人事后所写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一文,他们都是怎样说的:“……主任阎钧鉴: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截至十五日止,突围干部抵西安者共职等四人,均系五月一日离开者,谨将太原作战惨烈情形,与服毒自杀之成仁干部,就所知者综合报告于下:敌人对太原第七次攻势,系于四月九日开始,至二十五日巷战终结。计敌兵力,集东北、华北、西北野战军各一部,合徐向前原所部者,在四十万人以上,其炮火之多,出人意料……廿四日城中心区巷战激烈时,梁委员化之见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乃实践钧座‘不作俘虏,尸体不见共党’之昭示,从容自杀,并事先嘱人于其死后纵火焚化尸体。警宪指挥处由徐端、嵐风等领导集体自杀,钧座家属,由阎慧卿领导自杀于钧座公馆凉亭之下,亦使人举火将全院焚毁……此外文武机关服务干部参加巷战后,除伤亡被俘者外,尚有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等十余人,自杀于柳巷派出所;吴队长春臺自杀于歌剧第三院;尹专员兼县长遵党及县府干队若干人自杀于八旗会馆,至其他参加巷战之干部自杀,而姓名一时尚无法查明者,更不计其数……”可见,这份战场报告显示:梁敦厚、阎慧卿自杀之后,在太原城里的别处,也开始陆陆续续发生了“集体自杀”事件,但是,“殉国”人数不详。那么,“太原五百完人”中的“五百”这个数字,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来读读阎慧卿在自杀之前,发给其堂兄阎锡山的一份《阎慧卿至阎锡山绝命电》。在这份电报里面,阎慧卿是这样说的:“……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可见,“五百”这个数字,似乎最初出自于阎慧卿这份电报中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的诗句。可是,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陷阱,阎慧卿电报中的这个“五百”数字,显然只是抒情押韵的文字,而不是一个准确的数据。这是中国人写文章的通病——宁要押韵,不求精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阎慧卿自杀在前,部下们自杀在后。阎慧卿断气在先,她根本不可能知道在她死后会有多少人跟随她自杀。于是,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本人在《阎锡山早年回忆录》里面,对于此事,又是怎样说的:“……其最足动天地而泣鬼神者,厥为山西省政府梁代主席敦厚等文武人员之集体自杀,纵火焚尸,实践公‘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匪相见’之昭示,为国家存正气,为民族争光荣,世人莫不感动敬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1次会议决议褒扬。监察院6月25日代电致公唁慰,立法院10月30日第四会期第二次会议临时动议,以太原沦陷时,梁敦厚等集体自杀慷慨成仁,其壮烈实有过田横五百人,议决:择地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以发扬民族精神……”于是,我们可以从阎锡山的自述里,可以读得出来:太原自杀“殉国”的国民党将士的人数,不是经过严密调查而敲定的,而是靠拍脑袋决定的,受谁的启发呢?受的是秦朝末年“田横五百士”历史典故的启发,阎锡山临时拍了拍脑袋,敲定“五百”这个数字。这是不是很儿戏呢?有的时候,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贵在有心人。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后,有一个名叫“刘存善”的人,对这一起太原国民党将士集体自杀“殉国”事件,作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并于周密调查之后,写下了一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收录在《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这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披露了以下惊人的调查结果:1有名可查的自杀“殉国”国民党将领,只有46名,而不是500名。2500名“完人”名单里面,有着以下大量的造假情节。(1)任丽君、王子高、张生兰、孙宽荣、程敬棠、李武、任永昌等人,至1987年,仍然健在。(2)赵恭、陈子文、赵翰珍、范融、冯效义、卢晏儒、郭长兴、关其华、何昆、孙子麒、杨向三、韩玉成、杨振旅、刘云程、贾召棠、武鸿英、白文耀、杨毅克、尚日超等人,是在太原失守之前战死的,并非自杀。(3)王存旺、游大成、游九贵、张国桢、杨明经、张宝寅、陈凤歧、解正旺等人,是事后被解放军逮捕处决的,并非自杀。(4)孟华、唐守亭、刘永旺等人,是被阎锡山处死的“间谍”。(5)张文玉、王敬中、魏日公、任永庆、宋子征、陈子华、强林瑞等人,是事后老死或者病死的。(6)许子久(许有恒)、张凤鸣(张剑)等,其实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名字,被重复使用。(7)宋移凤、宋子珍、袁楹、王嘉深、盖海、李玉书、张善斋、赵振亚、何成家、张子骞、夏九成、李思远、刘怀德、葛吉寿、张永年、姜传忠等人,下落不明。(8)以下则“查无此人”:永和县(4人)、吉县(10人)、乡宁县(5人)、大宁县(5人)、石楼县(2人)。……可见,国民党在内战中,为了塑造战斗英雄,为了鼓舞部队士气,选择性地收集材料,并且捏造了事实,刻意夸大了自杀的人数——从46人,夸大到了500人。其实,太原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将士,并非人人勇敢,实际情况是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来读一读阎锡山的另一员部下——娄福生在史料《我所知道的阎锡山》中的相关证言:“……1949年4月23日半夜,解放军东北路指挥部最后给予反动派的和平机会被拒绝后,解放军的攻城战斗于拂晓即行开始,枪炮声响成一片,缴枪不杀的喊话声时起时伏,炮弹飞来,到处火起,据说护城碉中大都竖起白旗,缴械投降,24日黎明,小北门即被突破,未几东城失陷,南城电话不通,由西城及北城进来的解放军,已在绥署之煤山附近与阎军的伺卫队发生战斗,这时王靖国、孙楚两个顽固头子,在地下室缩成一团,深怕解放军攻破绥署,人梦俱焚,混乱之下性命难保,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即向他们二人说,城防已破,绥署被围,光棍不吃眼前亏,应速命伺卫队停止抵抗,在绥署门外插起白旗,表示投降,除此再无办法,否则子弹头上没眼睛,你不表明态度,人家当然要防你当场反抗,这时他们二人均已认可,在绥署二楼插起了白旗,解放军战士已经到地下室门口,命室内之人一一出来,有武器者,丢在门口,所有高级阎均将领全数在绥署二楼被俘,我看到解放军的态度既严肃又和平,并且认真执行了宽大政策,大家非常感激,而且信服了共产党的伟大主张,治病救人,改造世界,所说优待俘虏的政策当场兑现,太原即日获得解放……”娄福生的证言写得很清楚:在阎锡山的军中,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再来读一读解放军一方的人员——乔希章的证言。《太原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收录了乔希章所写的一份战斗总结,名叫《解放太原综述》。其相关文字摘录如下:“……太原战役,自1948年10月5日发起……其中俘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第十兵团司令官兼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太原绥署参谋长赵世钤,兵团副司令官孙福磷、温怀光,兵团参谋长侯远村,山西保安司令许鸿林,十九军军长曹国忠,政治主任彭登旺,副军长兼四十师师长许森,三十三军军长韩洲,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副军长兼炮兵师师长贾毓芝,六十一军副军长姜福生,四十六师师长阎俊贤,四十九师师长王永寿,副师长李荣富,六十九师师长郭弘仁,副师长韩佑虞,七十一师师长张忠,七十三师师长祁国朝,副师长王振纲,新闻室主任景春利,八十三师副师长马海龙,铁血师师长赵显珠,副师长张汉兴,工兵司令程继忠,副司令王同海,机枪总队队长宫子清,宪兵司令樊明渊,机械化兵团司令韩文彬,炮兵顾问岗田(日人)、黄家坟(卧虎山)要塞司令程景堂,以下官兵七万七千三百九十四名;击毙六十一军军长赵恭,三十九师师长刘鹏翔等以下官兵七千余人……”依照乔希章的这份总结,在太原战役当中,阎锡山的将士,一共有77394人投降,而战死的,仅有7000多人,也就是说,粗略统计,阎锡山部队的投降率高达92%!写到这里,我的心中有一股滑稽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所谓“国军”的“太原五百完人”。第五章再探谜案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已经从最初的义愤填

                      国大事,进行多种语言文字交流。和珅对乾隆来说,是一个没有人可以代替的陪伴和助手。四、贪得无厌,打击异己仗着乾隆的宠信,和珅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比如侵吞、纳贿、索要、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盐商等等。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和珅这一关,他从中截取,以致他所藏的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要大、还要多。据说,在和珅被查办的前一天,乾隆的七阿哥派人来求和珅想个办法救救他。原来,这个王子不慎打碎了皇宫中一个直径尺许的玲珑剔透、光彩夺目的碧玉盘。这是皇帝平素最心爱的珍宝器皿,七阿哥怕嘉庆龙颜大怒,怪罪下来,所以赶紧派人来求和珅,和珅随手取出一块精美玉盘,对来人笑笑说:“这有何难,看看这个玉盘可否代替?”来人一见,顿时就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线,手捧这块不知比皇宫那块强多少倍的玉盘,一路小跑带回去给了七阿哥。当时的官员们想得到一个肥缺,或想保住高官禄位,或想飞黄腾达,或欲免除牢狱之灾、杀身之祸,无不走和珅的门路,并付以重金行贿。另外,他还明里暗里敲诈勒索各地官员。有一次,闽总督伍拉纳等,为报效给和珅的财宝,竟然公开吊打州县官员,聚敛钱财。这样上行下效,各州县官员严刑拷打公差、衙役,公差、衙役又去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和搜刮,这种一层压一层的腐败,最后引起了大规模的起义。他们以“官逼民反”为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和珅。和珅谙熟官场之道,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始终不露痕迹,总有一些人来弹劾他,为此,和珅千方百计地堵塞或拦截通向皇帝的信息渠道,对异己力量打击报复,如御史曹锡宝想参劾和珅家人刘全,以打开缺口参劾和珅,但他不慎走漏了消息,被人连夜向和珅告密。和珅知道后,在乾隆跟前预先作了铺垫,曹锡宝因此反被革职留用。嘉庆帝对和珅专权贪污早有耳闻,心中极为不满,但碍于乾隆的情面,投鼠忌器,敢想而不敢言。乾隆去世后,嘉庆主持朝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查办、处死了和珅,抄没了家产。有张流传的抄家清单这样记载着和珅的财产:田地八千顷,当铺七十五家,银号四十二家,古玩铺十三家,带花园的楼台一百零六座,还有大量金银、珠宝、器皿等;仅各种各样的衣服就有:貂皮的一千五百零二件,杂皮的一千二百四十三件,其他衣服五千三百一十六件。他的整个家产,折合白银竟然达九亿多两,这么大的数字远远超过了清廷十余年的总收入(每年七千万两),其贪污款项之多,数额之大,真是前所未有。自古以来,无论是王恺、石崇都不及和珅的十分之一,就是中外的皇帝,也没有这么大的家私。【点评】和珅依靠乾隆的宠信,贪得无厌,在他通向财富的巅峰时,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大贪官和珅的事情表明,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清廷内部已腐败到了何种地步!第十一章“浓墨宰相”刘墉宰相刘墉,民间广为流传,野史上记载颇多的是他与乾隆、和珅斗智斗勇的逸闻趣事,说来令人捧腹,几至绝倒。历史上也确有这个人。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青原、香岩、石砚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系乾隆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其父刘统勋也是大学士,刘墉的仕途还算顺利,这里面多少有些他父亲的功劳。据说刘墉持躬清介、行为放诞、不修边幅,穿着破衣烂衫,虽然露肘踵也一点儿都不在乎。一天上殿,有个虱子沿着他的衣领而上,慢慢地将要爬到丫胡须,乾隆看见不禁偷偷地发笑。刘墉见了心里纳闷,不知道乾隆笑什么。回到家后,外人看见了提醒他,要给他捉虱子,刘墉才明白乾隆暗笑的原因,于是对外人说:“不要杀了这个虱子,此虱几次爬上胡须,曾经为皇上御览,福分大佳,你们也没有它那么好的福气!”其怪诞如此,刘墉居官数十年,家资清薄,门可罗雀;而与他同时的满相和珅却专权恣肆,富可敌国,就连他家的看门人,也有银子百多万两。刘墉常常悄悄地把自己的朝服拿到和珅开的当铺里去典当换钱,而和珅的门人一点儿也不知道。有一次正逢元旦朝贺,同僚皆狐裘貂套,只有刘墉穿着破衣服,状极瑟缩,乾隆见了很不高兴,认为刘墉是装的,便责问说:“刘墉你为什么有衣服不穿,装成这副穷样子?”刘墉叩头回答说:“我的全部衣服,都在和珅的当铺里。”乾隆把和珅召来问,和珅茫然不知,于是刘墉出示当票说:“我有票据在,怎么能说没有呢?”和珅大窘,哑口无言,乾隆于是说:“刘墉的衣服,你还了他吧,你看他冻得怪可怜的。”从朝堂出来后,和珅老大不高兴,刘墉掩嘴偷笑说:“皇上问得凶,我一时找不出话说,只好把老兄抬出来,莫怪莫怪。”和珅哭笑不得,对刘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刘墉就是这么幽默滑稽,谁的玩笑都敢开,谁却又奈何他不得,人们都称他为“小诸城”。刘墉不仅怪诞幽默,而且书法诗文很好,甚至超过了他的政绩,被称为“浓墨宰相”。尤其是他的书法,在乾隆、嘉庆年间,与翁文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清四家”。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月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泗州扬文敬公士骧所藏文清真迹甚多,盖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台阁,则绚烂归于平淡,而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世之谈书法者,辄谓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这段话,恰当地评价了刘墉的书法,正和他的为人一样,怪诞幽默,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刘墉的字好,而且自成一家,别人极难模仿成功。他当尚书的时候,每写完判词,就画一个“十”字,有下属模仿,刘墉一眼便能认出,说:“我的字是不可模仿的。”然而刘墉对自己的评价却是:“吾平生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那么,刘墉的诗如何呢?法式善《梧门诗话》中说:“刘石庵先生小诗最有远致。”阮亨《瀛舟笔谈》说:“石庵刘相国书法冠冕海内,而诗不多见,所传诵者大率从卷轴传抄而得,字字遒劲,非深于少陵者不能读也。”看了别人的评论,我们再来看其两首小诗,风味你自己去评说吧。康熙、乾隆曾数次派人去寻找黄河之源,终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探定,探源者鄂弥达自绘寻源小像以志其事。对此,刘墉有一首应和之作,名为《题寻源小像》,其诗如下:三万与图驿使通,远探星宿被恩隆。一源迢递求天上,九曲分明到眼中。密勿陈情归圣鉴,飞腾绝域嗣家风。斯人宛在无今昔,鲸背游仙向海东。再看其一首《题寺门》的小诗:强将佛法困英雄,禅榻蒲团一扫空。今日清凉山下路,杏花深处酒旗风。书画如其人,诗亦如其人。中国文论有句名言:“文如其人。”凡是一个人的自成风格的作品,无不是其人格的反映。看来此言不虚。【点评】刘墉做官方正,为人圆通,锋芒藏于愚中,骨力隐于拙内,这与他的书法、诗文声气相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但这种趣,似乎透出一种历史的悲凉,为盛世危机中一种无可奈何的昭示。第十二章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和珅的腐败导致清王朝上下官员贪污成风,几个清廉的官吏都寄情于诗文书画,明哲保身,百姓怨声载道,一些反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组织在民间兴起。在湖北和河南一带,兴起了白莲教。最初是一个叫刘松的安徽人,到河南传教,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被官府发现抓获并将他流放到了甘肃。刘松的徒弟刘之协和宋之清逃到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向人们宣传说:清朝快要灭亡了,将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听了这个宣传,纷纷参加了白莲教。参加白莲的人越来越多,震惊了乾隆帝。乾隆帝命令官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地查问,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便被抓到监狱里严刑拷打,甚至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竟然罗织罪名,加害百姓几千人。为此,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在襄阳召集教徒开会商量应对之策。大家纷纷说:“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我们不如索性起来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群众起义,并且派出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1796年,也就是嘉庆帝继位那年,白莲教徒在湖北宜都、枝江等地举行起义。襄阳地方有个白莲教首领齐林,原定在元宵节起义,不料走漏了消息,遭到官府的袭击,齐林和一百多个同伴被杀害。齐林年轻的妻子王聪儿,是个江湖卖艺的女子,从小练得一身武艺,她十六岁与齐林成亲,丈夫死后,她决心给丈夫和起义的同伴们报仇,于是她和齐林的徒弟姚之富一起,重新整顿起义队伍,不到一个月,组织了一支四五万人的起义军,他们到处打击官府,惩办贪官污吏。当王聪儿在湖北起义的时候,四川、陕西的白莲教也起兵响应。起义的怒火在三省广大地区蔓延开来。嘉庆帝见此,连忙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镇压起义军。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破了清军的围剿。1798年,起义队伍到了四川,与当地的起义军会师。清军有个将领明亮向嘉庆帝献了一条“坚壁清野”的计策,要各地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得不到粮草供应与人员支持。嘉庆采纳了他的计策,下令各地全都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处境果然越来越困难。嘉庆三年(1798)初,清军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清军围攻,带领两万人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打了败仗,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率领官军紧紧追击。起义军后有官军,前有武装民团的拦截,在勋西(今湖北省内)的三岔河地方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王聪儿指挥起义军退到茅山的森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又被官军密密麻麻地围住山头,大举进攻。最后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而归于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等跳崖身亡。此后,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抗官府的斗争。清王朝共花了九年工夫,才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白莲教起义虽然失败,却唤醒了更多的人起来反抗,仅十多年的时间,又爆发了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李文成出生于河南滑县谢家庄一贫苦农民家里,早年他家就与官府结下了深仇大恨。其大哥李文山给官衙修建花园,完工后,衙役监工不但不给工钱,反而诬陷他偷东西,他大哥因此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奄奄一息时被放出狱,不久后死去。二哥李文林,因带头拒缴官税,被活活打死于狱中。李文成十多岁时,曾念过几天私塾,因为反对宣传孔孟之道,以对孔孟不尊之罪名,被赶出了学校。为了谋生,他年纪轻轻便做起了木工、泥瓦匠。有一次,他被县署招去修建寺庙,工钱皆被衙役毛天庆私自侵吞,他站出来替几位穷苦工人说话,据理力争讨要工钱,毛天庆反诬他惑众闹事,煽动罢工,于是县官判了他企图谋反罪,关进了大牢,后为乡亲们多方营救而获释。后来河南、河北、山东各省连年灾荒,饿殍遍野,想造反的人很多。于是李文成抓住时机,串联组织了天理教。其教义是:平民百姓要想不受官府欺压,除非改朝换代。李文成以为人看病、算卦为掩护,在百姓中间传播天理教。他先与勇于造反的牛亮臣结为盟兄弟,接着又与天理教首领黄兴宰兄弟商议谋划如何发动民众起义。李文成、牛亮臣和直隶天理教首领林清、山东天理教首领冯克善商定,林清在河北、冯克善在山东、李文成在河南,三处在同一时间举行起义,起义成功后,并建立政权统归李文成领导。嘉庆十七年(1812)正月,李文成、林清在滑县道口镇召集众人召开天理教大会,制定起义军纲领和各项纪律。起义军的纲领是:“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平分土地。”纪律是:“违反纲领者杀,泄露机密者杀,打骂百姓者杀,调戏妇女者杀,掠夺民财者杀。”老百姓见此,说李文成是“李自成”转世,纷纷要求参加天理教。同年十月,各路起义军首领商定,在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三省同时起义。不料,距起义还有一个月的时候,起义机密被泄,李文成、牛亮臣被捕。于是天理教首领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在九月初七提前起义,到了这天,起义军大队人马攻破滑县县城,救出了李文成、牛亮臣等人,并杀死了县令强克捷和巡检刘斌。随后,李文成同众首领议定建立农民政权,任命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义军严惩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开仓济贫,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民众纷纷投奔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但林清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因不知山东、河南提前起义的消息,仍按原定时间起义攻打紫禁城,由于没有援军协助而失败。后来,李文成所率领的起义军又陷入清军和地主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最后寡不敌众,也很快失败了。【点评】嘉庆帝在平定了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后,虽然意识到了“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表现出了儒家仁君爱民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但是,他把这一系列危机事件仅仅作为个案看待,认为天下的问题都是由于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寻找滋生百官腐败的根源,并加以解决。他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上没有大手笔,因此他虽然一件一件地解决了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机,却又一步一步地陷入更深的危机,到他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时,清王朝已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第十三章鸦片战争始末清朝后期,中国的专制皇权制度已经陷入没落时期,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历史前进的脚步。而这时西方世界由于出现了新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迅速地壮大了起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他们开始寻求对外扩张,并很快地把目光投向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一、罪恶的鸦片贸易起初,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使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很难倾销,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而中国的茶、丝等土特产在国外却备受青睐,出口量逐年递增。在中英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口大于进口的有利地位,白银内流,这种发展趋势,使西方列强很恼火。当一般商品在中国打不开市场时,英商很快就又找到了新的商品,那就是鸦片。鸦片,俗称大麻,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一种麻醉剂,是吸食的毒品。鸦片不仅具有高出成本很多倍的高额利润,而且长期吸食,还有成瘾的后果,能够让人数众多的中国依赖鸦片,那无疑是为自己开拓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利润就会长期滚滚而来。于是英商就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美、俄等西方列强见了,也纷纷加入到这种一本万利的“贸易”中。鸦片走私到中国,给中国社会、清政府和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患,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鸦片一到中国首先被很多清朝文武官员接受,由于吸食成瘾,这些官员再无心思处理政务、军务,结果使吏治更加黑暗腐朽,军队战斗力一度削弱。为了满足吸食鸦片的耗费,官员们又拼命在百姓中间索取钱财,百姓的生活更加贫困。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国内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鸦片流入,由来已久,雍正时每年走私进口鸦片二百箱,乾隆时增至一千箱,嘉庆时增至四千箱,到道光时,鸦片走私更是嚣张得突破三万箱,流失白银三千万两,这使清政府本来就很紧张的财政更加拮据。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国

                      无码被窝影院午夜看片爽爽JK乔年被吓得面如土色,响过后尸体脑门飞出一条赤色小蛇,蛇头上有角,下巴上有胡须,腹部长有四个脚,面部闪闪发光,俨然一条龙。小蛇飞起来,腾空数十丈,向太阳乱叫,大有吞噬日光之势,飞起数十丈后就坠落下来,如此三起三落,最后跌倒在地乱滚,转眼化作一团血水。汪乔年目瞪口呆,下令焚尸,尸骨一阵恶臭,十里外都能闻到,最后他把李自成祖坟的所有棺材都焚毁。关于挖李自成祖坟的这段荒唐故事出自明末吴伟业《鹿樵纪闻》,吴伟业的来源是《崇祯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塘报》,塘报是上交内阁的军事情报,边大绶想必是不敢撒谎,这个塘报出自边大绶所写《虎口余生记》中,内容仿佛《盗墓笔记》,但既然有这段记载,我就不妨把它写出来供大家一看,蛮有意思的,这段记载堪称中国历史最邪乎的一页。李自成得知祖坟被刨后大怒,说:“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二打开封后,汪乔年被调到襄城,李自成率军攻陷襄城,把仇人汪乔年的头砍下,敲破脑壳,用吸管喝他的脑髓,并将一百九十个书生的鼻子和脚砍下当陪葬。李自成祖坟被刨后,与罗汝才率军五十万二打开封,但仍久攻不下,于是让妇女露出阴部,倒立,向城上骂街,称之为阴门阵,开封守军找来全城和尚,让他们脱光衣服,站在城垛上,称之为阳门阵。这当然不是个事,双方都觉得现眼,于是两个阵都撤了。(此据清初彭孙贻《平寇志》)高名珩派精兵三千坐在筐里,趁夜色用绳子从城墙缒下,杀死了一批在睡梦中的农民军。李自成恼羞成怒,令在城四周筑起四座高台,高度与城墙差不多,每座高台上都有大炮瞄准城内。高名珩针锋相对,在城上修筑一道小城,明军可躲在小城后对农民军射击,农民军反而处于不利地位。就这样打到正月初一,这天李自成认为高名珩会过年,于是下令猛攻,可高名珩早料到李自成这手,他令士兵把芦苇柴草点燃后向攻城敌军扔去,农民军许多人被烧死。李自成于是接着打地道战,高名珩这次不用“万人敌”了,他知道李自成的军队连军粮都很难保障(因为开封附近的粮食都被他搞到城里了),他决定玩点软的,于是派士兵对挖墙脚的农民喊话:“你们吃饭了吗?”农民:“到哪去吃呀?”明军就向他们扔食物,农民军于是动摇了,有许多挖着半截墙角就倒戈了,李自成于是把有限的军粮保障给打地道战的士兵吃饱,这样农民军倒戈人数大大减少,高名珩的日子不好过了,眼看城墙被打开几个缺口,高名珩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下令:谁将一袋土放到城下缺口处,赏一块银圆。结果李自成的进攻又白费了。正月十三,李自成埋好地雷,一声巨响,黑烟腾空,城外碎石乱飞,李自成自己的部下又被炸死不少,城墙却没有崩断。此时左良玉率军来援开封,李自成有被反包围的危险,他率军撤退。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李自成三打开封,做长久围困的打算。崇祯派左良玉等各部二十五万援军,一万辆炮车增援开封,此外崇祯还把已经在监狱里被关押三年的孙传庭释放出来。孙传庭在监狱这三年没法读书看报,新闻联播之类的也看不到,他还以为李自成是十八骑败走商洛的阵势,便跟崇祯说:“给我五千精兵足能破贼。”等孙传庭到河南后,见李自成已有几十万人,便大为后悔,向崇祯承认错误,把所需兵力扩大四倍,说:“没有两万精兵的话没法破贼。”崇祯看后大怒,下诏说:“你不是说五千人就够吗?怎么又要两万人了?现在就给朕剿贼,不可拖延。”与此同时,崇祯下诏让孙传庭斩杀与李自成同为米脂人的贺人龙,理由是崇祯认为贺人龙跟李自成是老乡,因此作战不力。崇祯是个具有女性化思维的、想当然的皇帝,他的许多无端猜忌最终自毁长城,也葬送了大明。贺人龙在剿灭李自成的作战中屡战屡胜,杀人如麻,人称“贺疯子”,此时却被崇祯处斩。贺人龙的死讯传到李自成的部队后,农民军纷纷说:“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就在崇祯令孙传庭在河南与李自成鏖战时,陕西总督汪乔年在襄城战死,崇祯调孙传庭去陕西代行其职,救援开封的任务不再由孙传庭来做。救开封的各路援军集中在开封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李自成为不让援军与开封守敌合为一股,于是他在开封和朱仙镇设置两个包围圈,分割敌军,又在南方交通线上挖长百里宽一丈六尺的壕沟。这样一来他既切断敌军粮道,又切断敌军退路。李自成的布置使明军很危险了,但就是这样,明军内部还貌合神离,号令不一。李自成抓住时机兵分两路,一路突袭朱仙镇南部的虎大威部,打草惊蛇,另一路牵制最强的左良玉部。在击溃虎大威部后李自成两路合兵,左良玉更难以脱身,李自成对左良玉发起了冲锋。左良玉人马损失过半,拼命向西南突围,李自成故意放开一条路,让明军溃逃。左良玉退了几十里后来到了壕沟边上,马过不去,士兵只得弃马过壕沟,仓皇逃命。李自成伏兵此时出击,把明军打得人仰马翻,尸体填满了壕沟,二十五万明军全军覆没。此时开封城内断粮,有明军半夜缒下城去“摸营”,有的人一出去就投了起义军,不再回来;有的去附近的村中将百姓杀死,把头提回来,先向高名珩报功领赏,然后重价卖给别人吃。因恐被人们认出面孔,故意在被杀者的脸上和头上乱砍几刀,诡称是格斗被杀。然而后来到底露了马脚,不仅有人认出来是郊外的亲戚和相识,不敢声张,还有人看见有的死人头不长胡子,耳垂上带有窟窿眼,显然是用妇女的头混充贼人首级。不久高名珩已经明白实情,禁止兵丁们半夜再缒城“摸营”。夏季开封城连降暴雨,街上满地泥泞,坑洼的地方都积满了臭水。街上很少行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简直不似人间。原来一些荒凉的地方堆满白骨,黄昏以后有磷火在空气里飘荡,现在白骨也被水淹没了。过去开封房子很多,如今人死房空,空房又被拆毁当作柴烧,空旷的地方也更多了。偌大一座开封城,连一声狗叫也听不见。猫也被吃光了。甚至飞鸟都已经绝迹了。每一次飞鸟来到,总是被人们设法捕获,或用弹弓打死;又因为城中没有粮食,连青草和虫子都被人吃光了,所以久而久之,鸟再也不飞来了。据白愚《汴围湿襟录》记载,城内因粮绝,有人剥下树皮吃,有人剜草根吃,甚至有人捞粪便中的蛆吃。——莫非当时人就知道蛆体内含蛋白质?开封城内有人为生存结伙杀人,靠吃人肉延续生命,有人家境稍好就杀自己的仆人吃,更惨无人道的是父母杀自己的子女吃。一个叫黄澍的人的妻子在分娩后吃包子时看到一小截人的手指头,当场就被吓死,这个女人还没被深埋就被别人吃了。由于李自成下令“攻得开封城,不留一个人,就是笤帚头,也得剁三刀”,城内无人投降,在严重断粮的情况下坚决抵抗。九月,开封巡抚高名珩密令决黄河水灌李自成,可是这个消息被李自成潜伏在开封城内的内应得知了。李自成于是把军营移到高处。当时下大雨,瓢泼般雨水从宛如无底黑洞的天空倾泻下来,汇入奔腾咆哮的黄河,盖过了千军万马的呼声。突然,随着两声震天动地的闷雷,决口了,汹涌的黄水狂暴地奔流而出,直奔开封,水没淹李自成,反而倒灌开封城。黄河之水天上来,水声如雷,哭号声如潮。城内仅钟楼、鼓楼和王府露出水面,形似孤岛。水声中夹杂着撕心裂肺的哭号声。开封居民在浩劫后由百万人减至两万人。洪水退后,城内到处是人的尸体,鼓起的死尸泡在发绿的污水里,在太阳暴晒下发出阵阵恶臭,红头苍蝇在尸堆里嗡嗡飞舞,乌鸦从这具尸体跳到那具尸体上,专门啄死人的眼珠,野狼也跑进大街叼吃骨肉。《汴围湿襟录》记载了开封被淹后的惨景:“老稚男妇,形如傀儡。奄奄气息,病骨伶仃,苛倒卧道旁荒草中,或投宿古庙破寺内,药饵无从,汤水难得。时值初冬,又死十三。昔日富贵殷实之家,顿成他乡流离之鬼。坏土何厝,钱纸谁焚?闻金人破汴,宋室南渡,未有如此惨也!”高名珩最终弃城而逃,李自成也不想要开封这个烂摊子,于是率军撤退。至此明朝在河南再无重镇可守。明朝汜水知县周腾蛟说:“汴城(开封)不守无河南,河南不守无中原,中原不保,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大势甚可忧危也。”他说得没错,仅仅两年之后,大明王朝就灭亡了。拿下开封后,李自成集团对于下一步战略产生分歧,牛金星主张先取河北,直捣京师。礼政府侍郎(李自成将六部设为六政府)杨永裕主张:先取金陵,截断南北漕运,后乘机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提出:金陵在长江下游,从此北伐战线太长,难以胜利,而直捣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不如先取关中,关中为闯王桑梓之地,且秦都百二河山,以此建国立业,然后资其兵力,再攻取山西,进军京师,进可攻,退可守,方为万全之策。李自成权衡利弊,最终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从河北直接北伐,风险太大,左翼山西陕西,右翼山东都有明军。打下金陵后北伐很可能就是日后太平天国的翻版了,顾君恩的建议最为稳妥,从陕西出发,两翼无敌,最终李自成靠此战略打下北京。李自成率军西进入陕西,在陕西郏县与鲁山之间和孙传庭大战,将孙传庭打得大败,此时,明朝在河南湖北就只剩汝宁的杨文岳兵团和襄阳的左良玉兵团了,左良玉在朱仙镇之战中损失惨重,不足为虑,于是李自成进攻杨文岳,拿下汝宁,李自成攻克汝宁后把汝宁的所有官员绑在大树上,然后调来几尊大炮对准官员开炮,这些官员无不被炸得粉身碎骨,尸体狼藉。攻克汝宁后,李自成继续南下,攻陷南阳,直抵荆州(湖北江陵)。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接连攻克湖北钟祥、湖南常德,斩杀罗汝才,吞并了罗汝才的部队,至此,成为起义军中名副其实的老大。吞并罗汝才后李自成攻占襄阳,在此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数年征战,江淮鱼米之乡“数千里内,见城陷处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仅余四壁,鸡犬无声,曾未遇一耕者”。而后李自成北上杀回陕西,崇祯三番五次令孙传庭与李自成决战。大臣张凤翔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崇祯不听,非要孙传庭迅速与李自成决战。九月十四日,双方交战,官军首战获胜,李自成险些被生擒。惊惧之下,数位头领都想绑李自成投降官军。李自成久经沙场,他知道该如何稳住部下,他说:“不要怕,我辈杀王烧陵,毁城无数,罪过不可谓不大。可在此决一死战,如果不胜,你们再缚我出降不晚!”很快,李自成派刘宗敏率军断了孙传庭的粮道,孙传庭军心大乱。此前孙传庭发明了“火车”以剿贼,这种“火车”在上面安装火炮和甲仗,用马来拖挽,作战时,既可用来开炮攻击,也可排列起来当拒马,阻挡敌方骑兵,宿营时则环列在营帐外,用作屏障,用以护营自卫。孙传庭总共造了三万辆“火车”,但由于时间仓促,质量不好,能用的还不到一万辆。粮食不多了,孙传庭决心拿出“火车”阵在郏县对李自成来个绝杀。李自成面对孙传庭的“火车”阵,排出新阵型:最外层是参战不久的新兵,第二层是久经战阵的步兵,第三层是精锐骑兵,第四层是决胜骁骑,第五层是铁甲部队。一番血战后,孙传庭勉强冲破李自成的第一层,此时已经死伤一半,好不容易冲到第二层,却由于孙传庭的部下都是新兵,第一次目睹如此惨烈的杀戮,不少人崩溃了,大小便失禁,更有人吓呆了,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败了”,一下子炸了锅,离此处乘胜进攻,明军四万人战死,“火车”全部被摧毁。惨败过后,孙传庭羞愧得要跳进黄河自尽,但被人抱住,身边人说:“公一身系国家存亡,今徒死何益?不如入关据险,收兵以图再举,天下事尚可为。”此战史称“郏县之战”,而后李自成乘胜进军,在潼关与孙传庭决战。孙传庭真忠烈之士,在预备队打光后,勇冲敌阵,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据《明史·孙传庭传》:“传庭死而大明亡矣。”随着孙传庭殉国,大明能战之将仅剩吴三桂一人。明末大文豪屈大均在得知孙传庭的死讯后赋诗曰:一败中原势不还,二陵风雨惨龙颜。朝廷岂合频催战,司马惟应暂守关。杀气未销函谷里,忠魂常生大河间。行人郏县踟蹰久,泪洒斜阳匹马间。孙传庭妻子张氏闻夫死讯,率孙传庭两女三妾跳井自杀,满门忠烈!可由于明廷没有找到孙传庭尸首,崇祯怀疑他未死而降贼,竟不予抚恤,崇祯的做法彻底寒透了将士的心。李自成大军兵临西安城下,城内藩王秦王朱存枢身为陕西人却有着山西人一样的抠门,一两银子也不拿出犒军,激起众怒。结果,不待农民军进攻,明朝守城将领主动开城投降,西安落入李自成手中。而后李自成接连攻取宁夏、甘肃、青海,整个西北地区除西宁以外,尽数是李自成的天下,大明朝的灭亡进入倒计时,然而就在此时,崇祯的头号敌人皇太极却突然暴卒。第二十章“过劳死”的皇太极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九日,太阳缓缓落下,黑夜降临了,忙碌了一整天的皇太极回到清宁宫东暖阁,坐在南炕上休息。今天,皇太极向土默特部的甲喇章京等人赐给银两,与皇后一起召见远嫁察哈尔、科尔沁蒙古的女儿固伦公主等人,还从第五次南侵获得的战利品中选取最好的绸缎和财物,赏给固伦公主和各位福晋。当皇帝十八年来每天睡眠时间也不会超过六个小时,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让皇太极的每一根寒毛都是战栗的,他太累了,也该歇歇了,他在南炕上坐着,慢慢闭上了眼睛。突然间,头上的青筋一阵抽搐,皇太极瞬间感到头痛欲裂……时间到了八月九日晚九点到十一点之间,皇太极“端坐而崩”。此前皇太极的身体早已报警,身体过于肥胖的他穿上铠甲骑在马上,让胯下的千里龙驹都只能每天行五十里,过于肥胖的身躯让他的心脏负担极大,现代医学数据统计,肥胖者心脏病发病率为普通人2.4倍。1641年松锦大战时皇太极每天都在流鼻血。1642年九月,皇太极最心爱的妻子博尔济吉特氏(日后孝庄的姐姐)去世,皇太极大恸,不吃不喝,突然昏迷,说话语无伦次。十二月皇太极出去打猎时“圣躬违和”,还没打猎就回来了。1643年正月初一,皇太极因“圣躬违和”而没有参加新年朝贺典礼。三月,皇太极“圣躬违和”,大赦天下(实际只是东北)。四月,皇太极“圣躬违和”,患“风眩”。长期的积劳成疾,加之过于肥胖,最终将皇太极送上了黄泉路。由于皇太极暴卒,压根儿没有指定接班人,于是大清皇位的交接问题顿时剑拔弩张。此时最有实力问鼎龙椅的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多尔衮有同父同母的弟弟多铎和阿济格的支持,掌握着正白旗和镶白旗,豪格掌握着皇太极此前亲掌的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此外,代善和他的儿子岳托统领正红旗和镶红旗,济尔哈朗统领镶蓝旗。八月十四日,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等人齐聚崇政殿,共同商讨继承皇位的人选。多尔衮、多铎、阿济格一进来就感觉不对,殿内外都是豪格的正黄旗、镶黄旗的士兵,一个个虎视眈眈,手握剑柄,随时准备动手。此时,如果多尔衮稍有不慎,两黄旗士兵就会拔刀将自己乱剑砍死。于是多尔衮进入崇政殿后一言不发,处于沉默状态。此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坐不住了,他见多尔衮没有胆量站出来说当皇帝的意图,自己便起身大吼:“多尔衮,如果你不愿意当皇帝,那就我来当,我的名字在太祖遗诏里!”多尔衮很巧妙地否决了多铎:“太祖遗诏里提到的除了你外还有豪格。”言外之意是太祖遗诏上的名字不能作为太宗死后继承人的依据,一句话一石二鸟,同时否定了多铎和豪格。多铎于是提出让代善来继位。代善论年纪最年长,论实力他和儿子岳托拥有正红旗和镶红旗,然

                      京,进见大顺的君王。他将大队人马留在山海关,自己启程进京归降李自成。但行至永平时,他突然遇到来自北京家中的一名父妾和一名忠实的仆人。这位小妾告诉他,他们俩刚刚从血腥的大屠杀中逃出性命。由于一直没得到吴三桂的答复,李自成断定其宽宏慷慨的提议遭到拒绝。他因自己得到的竟是如此轻蔑的回报而大为恼怒,遂下令将吴家满门抄斩。吴家共有38人被杀,吴骧的首级被悬在北京城墙上示众。吴三桂听小妾讲了这可怕的消息后,立刻集合队伍返回山海关,准备应付一场他自知已不可避免的战争。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吴三桂与唐通交战,唐通大败,逃回永平。李自成得知唐通战败后,又派遣白广恩率部前往增援。1643年,此人曾拒绝护卫孙传庭的后翼,从而导致了明军在河南的失败。5月10日,这支联军对山海关发起进攻,吴三桂军再次获胜,击退了唐、白联军,并洗劫了永平。吴三桂在赢得了暂时的优势后,便决定在李自成派出足够的军队来进攻他的4万正规军之前与大顺议和。因此,夺取永平后,他派遣使节前去进见李自成,提出以停战来换取仍被李自成拘禁的明朝太子。但不久,吴三桂就从探子那里得知,李自成正信心十足地亲率6万军队离京来袭。议和已经不可能了,吴三桂的将士不久便将面对与其势均力敌的久经沙场的大军。吴三桂的父亲既已死在北京,他现在去求助于正在盛京(沈阳)为清朝效力的叔侄,便没有什么顾虑了。无论如何,看来其叔侄及满清贵族是他唯一可以求助的了。5月20日凌晨,李自成率军离京刚刚两天,吴三桂的两名部下、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便来到了辽河河畔的清军大营前,将一封书信交给了多尔衮(睿亲王)。后者已是新即位的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的两位摄政王之一。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当时32岁。在他父亲去世时,有谣传说他有可能继承汗位。在皇太极继承汗位称帝期间,多尔衮(他14岁被封为和硕贝勒)逐渐成为一名杰出的将领。他多次参加重大战役,23岁便率军征服了察哈尔蒙古,赢得了智勇双全的美誉。26岁时,多尔衮成为一等亲王,统领过1638—1639年南下中原的两支主力军中的一支,攻克40余城,带着大批战利品和俘虏返回辽阳。1643年秋,皇太极病重,并在9月21日在盛京死于其睡榻之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时年32岁,看来是当然的继承人,他得到许多前朝老臣的支持。尽管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异母弟弟,但也有不少权势显赫的亲王贝勒支持他。这场继承危机在所有举足轻重的亲王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参加会议的还有一名朝鲜人李第五章南京政权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歈早擅场。力士佥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孔尚任:《桃花扇》,第304—306页在北京崇祯朝廷覆灭的前夕,许多官员把一线希望转到了皇帝驾迁陪都南京上来。他们认为,在南京可以继续维持明王朝的统治。作为影子政府,南京行政当局已进行了准备:一旦义军攻占了北京,便可给明朝北方残存势力以全力支持。陈子龙奉命巡视绍兴之后,被调到南京吏部任职。他设法说服了江南巡抚郑瑄,要他秘密上书北京,提出将皇太子接到南京的计划,为建立南明政权作准备。其他江南士大夫则在祁彪佳的统率下开始沿长江下游建立水军,准备保卫江南。迎太子到南京的计划当然落空了,但他们为建立南明政权所作的努力并非徒劳。5月18日,即李自成占领北京三周之后,大顺军获胜、崇祯帝已死的惊人消息传到了南京。看来,当时在南方官员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束发归山,作道家隐士;一是坚守职责,继续为明室效力。南京的高级官员立刻选择了后者。16位主要大臣(《平寇志》记为19位——译者)誓告天地,号召天下起义勤王。

                      史可法与军阀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这些大臣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来自河南,既是一位杰出的文官,又在军事指挥及战略方面颇具才干。其父虽鲜为人知,但其家族有不少成员是锦衣卫军官。作为青年士子,史可法曾受到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的栽培。1620年,他通过县试;1626年中举人;1626年中进士。据《明史》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初仕便授西安府推官。1631年,他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专款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而在朝廷中赢得极好的声誉。1632年至1634年,他作为理财行家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1635年,农民起义波及华中,崇祯帝命卢象昇协调河南、山东、湖广和四川事务。卢象昇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张献忠部。他命史可法为副使巡察泽州和安庆,并阻止农民军渡江。因此,史可法首次接受的军事任务便是阻止北方义军进入长江流域。这一防御重任随形势发展而变得十分棘手。1635年秋冬,史可法仅率800人驻守安徽六安,抵御三支农民军主力的进攻。次年,史可法在安徽太湖附近指挥了两场阻击战,使农民军未能渡江进入湖广地区。然而,第二年,当史可法面临农民军主力——首先是马守应,然后是老回回——发动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强大攻势时,他的军事才能遇到了真正的考验。1637年初,马守应和另外两支农民军主力的首领一起攻打桐城,在距城10里之处与史可法遭遇。史可法依靠计谋苦撑,但桐城所受到的压力并未解除。1637年夏,他奉命巡抚安庆,负责守卫今安徽中部地区,阻挡湖广的老回回。在总兵左良玉部1万兵马的增援下,史可法击退了老回回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但从11月末至12月初,老回回对史可法所在的潜山大营又发起了进攻。史可法的阵地崩溃了,部下损失惨重,他本人也险些死于乱军之中。败讯传到京城,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惩处史可法。然而,史可法已有很高声望。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在行军途中甘愿与步卒同甘共苦,从而赢得了士卒的信赖和将领的爱戴。所以,皇上虽严词责备了史可法,但给了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不久,1639年,史可法奉命镇守山东,抵御南下清军的袭扰。在抗击清军之前,他必须首先巩固山东西线,以防农民军乘机进入山东。在三次击败农民军主力之后,他才得以调转头来攻打清军。当他抵达济南时,清军已经撤退。他们屠杀了无辜的居民,却送给史可法一次足以弥补前失的胜利。崇祯帝对史可法异常宽厚。这位皇上素以暴躁著称,常一怒之下将战败的将领投入监狱。既然这样,他的宽宏自然会使史可法更加感恩戴德。1639年史可法的父亲病故,由此而引起的极度悲哀,反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崇祯帝的感恩之情。据说,他一度想绝食而死,又几乎因悲痛而陷入迷狂;他将对父亲的强烈感情部分转移到君父即皇帝身上是完全可能的。1641年,史可法守孝三年之后,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并取代朱大典总督南京至北京的漕运,还兼任淮安地区巡抚。及至1643年,史可法被擢为南京兵部尚书。同年冬天,身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见战争局势不断恶化,遂着手为救援北京做准备。例如,1644年1月16日,史可法上疏崇祯帝,说明他统辖的南军只有8000人,他建议加强训练,进而将总兵力扩充到1.2万人(包括陆、水军)。同时,他极力主张全国各地的其他提督也用同样方法补充和维持各自的部队,实际是建议在各地组建地方军队,由一名干练的文职大臣统辖,以供护驾之需。北京发布救驾诏令后,史可法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同部下一起立誓“勤王”,以鼓舞士气,并随即率众北上。但大军刚过长江,到达浦口时,便获悉京师已经陷落。救驾已为时太晚。于是,他改穿丧服,率军返回南京,召集立志效忠明朝的大臣商议对策。史可法和其他大臣都意识到单凭他们自己的军队是无法抵御北方农民军的。因此,他们共同拟定了一道檄文: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马有九伐之经。义不共天,行将指日,克襄大举,实赖同仇。这篇文字经过仔细推敲,用了会使人想起古代经典中理想化的军事将领之形象的“司马”一词,以求打动那些愿意加入古代“司马”行列的将领。因此,檄文的对象十分笼统,是广泛地针对四方之率而言的。所谓四方之率既包括地方豪强武装,也包括各地明军将领。檄文发布之后,南京的大臣们立即派密使到淮河流域联络江北豪强统辖的“义勇”。同时,他们又尽力争取驻守在南明与北方大顺政权之间的明军将领继续为明朝效忠。后者中有四名将领——他们各自拥有约15万令人生畏的士兵,经常蹂躏本应给予保护的农民——将要或已经率部进入淮河中游地区。一位是刘泽清,性情暴躁且有政治野心,曾任山东明军统帅。当崇祯帝要求他会同其他几位将领一起进军北京解救被李自成围困的朝廷时,他非但不从,反而掉头南下,一路劫掠,经临清抵达凤阳,据说,其部在凤阳又屠杀了许多当地居民。江北的第二位主要将领是黄得功。与刘泽清相比,他的军纪较严。他是辽宁人,行武出身,自少从军于辽阳,并因战功而不断晋升。17世纪30年代,他在中原作战屡屡获胜,1641年被任命为凤阳总兵。1642年,黄得功获潜山大捷后,又击退了进攻桐城的张献忠部。此后不久,黄得功被调到安徽中部,镇守庐州(合肥)。第三位将领是刘良佐。此人原是北直隶的盗匪,1637年加入明军,并与农民军罗汝才部交战。1642年,他随黄得功抵御张献忠,所以当时也在凤阳地区。其所属部众号称10万。高杰是江北诸将中的第四位,在某些方面也是最能干的一位。此人原是李自成的部将,曾与李自成之妾邢氏通奸,为逃避惩罚,他于1635年投降明朝,授游击之职,率所部人马作为孙传庭军的先锋与李自成交战。1643年,孙传庭在潼关被杀后,高杰便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1644年北京即将陷落时,高杰的态度也同刘泽清一样变化无常。他不率军前去阻截李自成,反纵兵劫掠山西东南的泽州,然后于1644年5月底至6月初南下徐州。高杰部的南下,使徐州和淮安城的居民慌恐万状,自北京陷落后,徐州城中已经是混乱不堪。实际上,徐州长官黄希宪已将此城交给了大顺官员武愫。武愫(原为明朝进士)于1644年6月3日抵达徐州,并因受到地方官员及士绅的敬重而被接受,尽管一位当地的诗人曾悲叹:“天下岂有正人君子而谒贼者哉?”武愫被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士绅们对局势混乱十分恐惧。在徐州西南与河南交界处的砀山一带,汪廷对等当地士绅已组织起自己的武装,用来对付“狂徒”,后又用来迎接清军南下。武愫在徐州城内一直试图安定民心,并多次深入乡村寻求当地乡绅的支持,直到他得知北京大顺政权也已垮台为止。6月28日,武愫率部撤离徐州,使该城几乎完全暴露在高杰等人面前。由于徐州失去了保护,其南面的富庶城市——淮安和扬州——在流窜于淮河流域的各路军队面前也更加暴露了。但这两座城市的地方官早已积极采取措施,准备自卫。正是由于有路振飞在淮安,人们才有了坚守的信心。巡抚路振飞是一位杰出的文官。他以正直、勇敢而著称,在军事上也颇有经验。路振飞初入仕途任地方官时,曾统领过防御叛匪的地方军队,并于1632年派郑芝龙抗击海盗刘香,将其击溃。路振飞还是个仗义直言的人:1631年,他参与弹劾周延儒;此后又与温体仁发生争执,因此激怒了皇帝,被贬至河南。1644年秋,路振飞被任命总督大运河漕运,兼淮扬巡抚。北京陷落后,路振飞决心将淮安建成明朝的坚固堡垒。他迅速颁布了戒严令,将市民重新组织起来,并派遣手下官员分守各处。同时,他还鼓励地方武装(团练、乡兵)招兵买马。自1511年、1512年以来,淮安以东的海州经常受到海盗袭击,地方武装相当普遍。而淮安地区却不是这样,故路振飞不得不为地方武装设计训练方案。在他的指挥下,淮安72坊奉命“各集义兵”,每坊由两名生员负责操练,其中一人被授以“坊长”之职(应为“社长”——译者)。这些义兵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城镇的夜间巡逻,并时刻保持战备状态。他们保持着斗志,坚定地反对任何对大顺政权持妥协和支持态度的人。徐州的士绅们能够接受一位大顺官员,但路振飞却决不允许任何大顺官员进入淮安。在北京陷落后的数周内,他便召集当地乡绅和号称2万的“义兵”,将当地的“伪官”处死。在路振飞的指挥下,淮安变成了效忠明朝者、尤其是从北方逃来的官僚贵族的避难所。路振飞热情地欢迎这些流亡者。但无论是路振飞本人,还是淮安百姓,都无意接纳刘泽清、刘良佐,尤其是高杰的军队。6月10日,路振飞得知高杰开始向南移动并欲夺取扬州,立刻派遣将领分守淮安周围各个要冲:周仕凤守泗州,仕尔敬守清口,金声桓守徐州。在路振飞积极设防抵御这些游荡不定的军队,以稳定淮安局势的同时,南明政府却将这些军队视为必不可少的支持者,和日后在南京愈演愈烈的皇位继承之争中的重要同盟者。以史可法为首的大臣们在发出檄文号召四方将领齐心保国之后,立刻意识到他们自身已陷入了争夺南明中央权力的混战之中,这场政治冲突发生于5月17日到6月2日之间。其焦点是空缺皇位的继承问题。同引发了明初东林党争的那次皇位之争一样,这次斗争也将使南明朝廷内部发生致命的分裂。

                      明朝的皇室贵族

                      这次皇位之争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以为16岁的太子(朱慈烺)已死于北京,而太子的两个弟弟又下落不明;另外,尽管在继承权方面有法定的世系,但明室亲王甚多,他们都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依其贤愚优劣被召入朝廷,继承皇位。由于朱氏皇族的后代呈几何级数增长,所以,皇室男性成员的身份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洪武帝共有26子,16女;到16世纪50年代,他的后裔已多至19611人;到1594年,全国至少有6.2万名皇室男性成员;17世纪头10年间,登入皇族名册的人已超过8万。由于明朝的这位开国皇帝禁止子孙由科举入仕或经商,他们唯一合法的生活来源就是俸禄。这些俸禄的多少又因等级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明朝初年,亲王(其爵位由长子继承)的禄米为5万石。但到15世纪初,由于皇室成员数量的增长,国库不胜其重负,不得不将亲王的禄米降到1万石。及至16世纪,供养皇室男性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不久,仅此一项开支便超过了政府税收的总额。例如1562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152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213万石。同年,一位巡按指出,当时全国可向京师提供粮食400万石,而王府按规定标准所需的禄米却达850万石。皇室后裔数量的增加,不仅日益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而且使宗室中身份较低的人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生活的俸禄。他们只好纷纷借贷,从而深深陷于债务之中。甚至,连皇室上层贵族也落入了入不敷出、虚有其表的窘境之中,他们的府第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他们本人则放荡豪饮,虚度时光,醉生梦死。16世纪到中国传教的天主教神甫,对这种已经没落的贵族的情况极感兴趣。例如葡萄牙人达克路士曾经写道:桂林一带有许多因反叛皇帝而被流放的明室亲王,有数千户皇族生活在高墙大院之中。这些来自欧洲的旁观者透过高耸的大门看到院内的楼阁和路径。但他们认为:这些宏伟的宫殿对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实际上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监狱:总之,在贵族们的府第之

                      我想,吃药能帮助你,”我说,“我建议继续服药。”“好吧,”她轻声回答。“这几天觉得怎么样?”“我还是会痛。从脖子开始,沿着背绕过胸部底下,这里,”她指指自己的胸部。卡伦再次提起上回见面时的怨言:我无法拒绝别人。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妈在我生病的时候帮我,现在我欠她人情。我尽力让大家满意。生病之后,我的婚姻一直没有起色……从她描述的内容来判断,我认为我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她不曾暗示自己去做任何努力,去解决问题——她只是一再受苦。我一边听她说,内心再度涌上恼怒的念头。身为心理咨询师,察觉自己对病患的反应并从中学习是相当重要的。在卡伦的生活中,也有其他人感受到相同的恼怒吗?我纳闷。我建议卡伦,如果她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她一定办得到,而她也不需要像现在这样感觉如此无助。我用她提过的几个情境,举例给她听,建议她怎么做才能更果断决定,改变长期以来总是唯唯诺诺、自怜自艾的模式。但她提出不少借口,告诉我她为何不能这么做,于是我明白我在对牛弹琴。我开给她双份剂量,嘱她两周后再来复诊。※※※※卡伦再次就诊时,双手不停颤抖。她的穿着一如往常;尽管换了衣服,但整洁、单调的印象依旧。她的前额多了几道深纹,直下眉心。她看着我,别扭地变换坐姿,眼神哀伤。“我……我晚上睡不着,”她先是试探性地轻声说话,旋即展开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冗长抱怨。“你有过伤害自己的念头吗?”我问道。任何一个如此沮丧、无助的人几乎都有过这种想法。卡伦开始轻声啜泣。“我想过自杀,”她说,但旋即补上一句,“但我想我应该办不到。”听她絮絮叨叨诉说压在肩上的、却不曾试图摆脱的重担,我感觉我对她的不满又增多了些。她说话时语气勉强、单调,却不容我打断;我提出建议,她义务性地点点头,却自顾自往下说,完全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我感觉她似乎以被动的方式忽略我的存在,仿佛她已下定决心在自怜的情绪中来回打滚。我在心里尝试将她沮丧的症状和被动、自怜的倾向分开。我想把目标放在治疗沮丧,这应该是短期可完成的目标。我不想涉及人格分析的部分,因为那得花上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吃药改善了她的症状,但她态度保留。我把她的药量提高至原来的3倍,请她一个月之后再来就诊。那天,卡伦是我的最后一名病人。我迫不及待想回家。家里有妻子、4岁大的儿子和8个月大的小女娃儿在等着我。听了一整天别人的问题,我知道,家人绝对能重振我的精神。※※※※4星期后,我走进候诊室找卡伦,但她不在那里,于是我回到办公室翻阅前几次的病程记录。这是我的习惯。病人复诊前,我都会看看之前的笔记,提醒自己回忆病人的思绪状态与情绪轨迹。他们通常会从上次结束的地方继续往下说;也许陈述的内容并非问题症结所在,但概念大多一脉相承。当然,病人也可能改变话题,不过情绪几乎是连贯的,说不定(老天保佑)还有些进展。起初,我坐在办公室等待卡伦赴约。我开始思索她迟到的可能原因:难不成是我触及某个敏感话题,或是她不愿表露的人格特质?莫非她害怕亲近我,以致宁可晚来,减少相处时间,好削弱会面治疗的效果?10分钟后,我再次走出去找她,她还是没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顿时理解她并非迟到——她根本不打算来了。卡伦一直是个很难帮助的对象,因此我再次翻阅笔记,试图找出她不复诊的任何可能线索。看完她曾告诉我的一切,再回想我对她的印象,我一下子就看穿自己根本不曾了解她,也从未站在她立场上思考。有时,我会迷失在病人的生活细节与自己对他们的感觉之中,以致无法综观全局。现在我看出来了:她服药是为了讨好我,但她并不认为吃药有效。我气她“没有变好”,也气她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显然,气恼导致我不曾好好听她说话,也因为如此,她认定我终究还是帮不了她。想到我犯的错误,我也开始思考“抑郁症患者常令精神科医生焦虑”这个问题。每一位精神科医生恼怒的原因都是焦虑。但焦虑什么呢?焦虑“沮丧会传染”,确实如此。跟沮丧的人相处时,你会觉得自己是某种食物,而他们正一点一滴地吸出你的生命;这种状况同样会令人意志消沉。这正是我和卡伦的问题,也是我难以接纳卡伦的原因。多年来,我治疗过许许多多抑郁症患者,但他们没有一个像卡伦这般深深影响我。※※※※约莫一个月后,秘书告诉我她收到卡伦寄来的3张支票,一张支付一次治疗费用,但每一张都无法兑现。她联络卡伦,请她付款;拖了好久,她终于付了。如果她想故意惹毛她的精神科医生,她倒是很清楚该怎么做。又过了3个月。某个风和日丽的五月天,我在下午约诊名单上看见卡伦的名字。她还是老样子。深色宽松长裤,褪色短袖绿上衣;有点颤抖,神情一如往常郁郁寡欢。我问她为何好一阵子没来,她说,支票被退回了,她不敢来找我。她不敢把账单拿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因为她怕他的同事会知道她来看心理医生。我认为,这番解释只是为了合理化她下意识对我的不确定感——所以她回来给我第二次机会。我希望我能明智地利用这次机会。我向她保证并且告诉她保险公司必须遵守保密规定,因此她丈夫的同事绝对不会知道她来找我。由于她不愿以保险费支付,又担心无法准时付款,因此我建议先从一个月就诊一次开始。她感到宽慰,点头同意了。问题是,我们一个月只谈半小时,我担心自己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出并治疗困扰她的问题。※※※※卡伦于6月19日复诊,我提醒自己必须专注并设法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助;无论她有多么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都要好好了解她。我决心做得更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贝尔医生。我好不安,心情很差,”她噘着嘴,下唇微微颤抖,“我甚至不想活了。”我拋出几个能诱她具体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唱了几分钟独角戏之后,她似乎稍微振作了些。“我跟我丈夫的问题比我告诉你的还多。”“嗯哼,”我等着。“他让我好难过。如果不顺着他的意,做他叫我做的事,他会说他讨厌我。”她停下来,等我说点什么,但我只是继续等。“他会在半夜捶醒我,叫我去买麦当劳……看球赛转播的时候,如果他支持的棒球队输了,他会打我、怪我——而且他是认真的!”她抬头望着我,想知道我是否了解。“因此你害球队输球?”我说。她点点头。“这种情况有多久了?”“我猜大概是从我女儿莎拉出生以后吧。他爱喝啤酒。喝完头几罐,心情还不错,再多喝一点就不说话,然后变得很暴躁。”她猜的?难道她不知道吗?我感到纳闷。※※※※就在下一次诊疗前,她打电话来取消约诊。两周后,我收到这封来信:1989年11月1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现在是凌晨1:30,我睡不着。我不知道这样下去我还能撑多久。我真的好想死。我讨厌我自己,讨厌我的人生。我一直哭,停不下来。我只是在等待时机,等着去死。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但我想应该就快了。我麻木,没有感觉,我想就这么睡下去,永远不再醒来。拜托你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求求你,帮助我。你的病人卡伦·奥弗希尔又及:你真的在乎我会出事吗?我就不在乎。读完信,我担心卡伦已濒临自杀边缘。我很在意她目前的危险处境,她似乎更绝望了,而且她从来没有令我如此地相信她是决意赴死的。我立刻打电话给她。“卡伦?”“我是。”声音很小,电话上的她听起来很遥远。“我是贝尔医生。我收到你的信了。”“哦。”我们聊了几分钟。言谈之间,我发现卡伦当真有寻死的念头,而方法很可能是吃我开给她的药——服药过量。在那一刻,我明白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你的安全,”我坚定地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医院。”我试着说服她住院。让人同意住进精神病院并不容易,有时甚至非常困难。卡伦沉默了片刻。“如果你觉得这样最好,就这么办吧。”第一部苟且偷生第2章云霄飞车卡伦于11月19日住院,待了一个月。我去看她,她交给我一叠她以前写的记忆中的事。给我这些似乎令她颇为尴尬。当我一开始读它,我立刻被一段残酷、恐惧、充满毁坏终而幸存的人生所吸引。从笔迹、错字、随意使用标点符号的状况来判断,她写得又快又急,仿佛受到某种压力。关于我爸我爸,他恶心,令人讨厌,不成熟,懒惰,散漫,有毒瘾,爱偷东西,喜欢敲诈,没品位,不可靠,性变态。他满脑子都是性。他老是喜欢挑逗我的女性朋友。他曾给我朋友一角钱,要她们10年后打电话给他,学几堂爱情课。我讨厌他。他经常虐待我,无论生理或心理。他让我觉得很不安,觉得自己很丑,没人要,一无是处。他总是叫我娼妓、婊子、淫妇、贱货等等的。他不曾说他爱我,也从不拥抱我,但我也不想让他抱。不管什么事他都爱发牢骚,没有一件事不靠我祖父母帮忙。他还把没钱怪到我头上。这人有病。他没救了。他老对我说“我欠他这条命”。除了自己,他不关心任何人,甚至还把我妈当女佣和性机器对待。直到现在,他还要我妈每天早上帮他穿袜子。我爸曾叫我们脱掉衣服,躺在床上;把我们的手绑在床头板上,然后用皮带——有金属头那一边——抽我们。我们哭喊得越凶,他抽得越起劲。所以我必须学会控制情绪,不让自己哭出来。我得活下去。然后他会去起居室开投影机,看色情电影。我爸和我妈经常为这些电影吵架。我爸跟我妈说,他要教她正确的做爱方法。他们两个都让我觉得好恶心。我们明明就在隔壁,也听得到,他们怎么就这样讨论起来了?在我5岁到16岁这几年间,每个礼拜平均被打3到5次。我总觉得感情受创,希望爸妈死掉。我向天主祈祷,求他帮忙,但啥也没用。我没办法信任别人。我希望我可以死。我想逃走,但我怕万一被他们找到,他们会杀了我。除了这几页,她还给我另一张纸,但字迹截然不同(相较于前几张的潦草字体,这张是用印刷体写的)。这是写给我的,她问道:我可以信任他吗?我该告诉他什么?他会放弃我吗?他会背叛我吗?我有可能好起来吗?痛苦真的会消失吗?万一我失控崩溃了怎么办?他要怎么帮我扛过这一切?我怕贝尔医生。※※※※某个阴沉的傍晚,卡伦还在住院,我在郊区的与人合办的办公室。结束当天最后一名病人,我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惊慌。和过去7年一样,我望向窗外,看着第95街缓缓移动的车流,心想自己再不离开这里,往后20年都将看着同一幅景象。我当下决定将事业重心完全移到芝加哥闹市区。我和城里的心理学家相处起来比较自在,但若以创业的角度来看,从郊区开始似乎是比较实际的做法。城里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临床社工多如过江之鲫,尽管我受过良好训练,但缺乏实际经验令我很难受病人青睐。而在郊区(特别是南边这一带)少有训练水准与我相当的精神科医生,因此比较容易有病人上门。还有就是,郊区的病患几乎都有不错的医疗保险,至少比保健组织(HMO)为城里白领阶层规划的好得多了。既然我感觉自己已准备好进军大城市,于是便拜访几位在城里大学教学医院任教的同行,看看有什么兼职机会。我得到了一个跟住院服务部头头一起工作的机会(我曾在此经历了高级专科住院实习期[1]),希望能借这个职务转介病人到我的私人诊所,好弥补我不在冈萨雷斯那里工作后流失的客源。我在城里的诊所跟南郊区那边很不一样。绿色天鹅绒长沙发占了一整面墙,沙发一端是我的专属埃姆斯[2]椅(病人在沙发区讨论问题时,他们刚好看不见我),沙发上面挂着四幅鸟与蝴蝶的中国国画。我的埃姆斯椅对面摆着一张白绿花纹折叠椅,折叠椅后方有张安妮女王朝代的桌子,桌旁是矮橱;越过矮橱(高度约莫在病人的头顶上方),正好可以看见我的杰斐逊电子钟,这座钟的时针分针看起来仿佛飘浮在空中。我的精神分析师也有一座,我去过的精神分析师办公室大多都有这么一座钟。我不知道这个小传统从何而来,但我觉得我有义务遵守。地上的东方地毯也呼应房里的色调。有着刻花玻璃门的书柜占去沙发旁的那堵墙,而对面那片墙(紧邻我的椅子)则嵌了一扇可从40楼凭栏俯瞰湖滨公园的大型落地窗。几位从南郊区转来的病人认为这里的环境令他们有压迫感,但我却觉得舒服自在。若无意外,卡伦应该会同意随我转到这处新地点。※※※※时间是1989年圣诞节后,卡伦和我认识已将近一年了。她说,自从我们开始讨论她的过去,有些记忆频频跳出来,令她颇为困扰。“有一次,”她略带歉意说,“我爸对我发脾气,然后拿肉叉扔向我——结果插进我的大腿。我竟站在那儿,眼睁睁看肉叉刺中我的腿。后来的事我不记得了,我甚至不记得叉子是怎么拔出来的。”“嗯哼。”我等她说下去。“我从小就一直有自杀的念头,”她继续说,“但我从没试过,只是一直在计划这件事。”“你曾经用自杀以外的方式伤害过自己吗?单纯只是想伤害自己?”卡伦扭过头,红晕瞬间爬上脖子。她沉默不语。哦,我刺探过头了。我不该用这个问题打断她原本想说的话。我改变话题,尝试弥补。“现在的药有用吗?”我问。她耸耸肩,但她的眼神告诉我,“没用。”我换另一种抗忧郁症的药给她,然后讨论用药的目的。我提议,等我度假回来后,改成每周见面一次,这样也许能给她更多帮助。她微笑,告诉我她会把账单交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好支付额外的疗程费用。离开时,她在门口停下来,转身对我说:“我不确定这件事重不重要。不过,结婚当天,我在祭坛前昏倒了3次。”※※※※时值1990年1月。圣诞假期后,我首次与卡伦见面。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二年,我发现我很担心她;度假时尤其如此。“这几个礼拜我过得很糟,”卡伦说。她环顾这间新办公室,然后像个奋战十回合、精疲力竭的职业拳击手,颓然跌坐在椅子上。“说给我听。”“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她说,哭丧着一张脸。“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一直想着自我了断。”她的表情似乎还想多说什么,但她只是缩得更远,向后躲进椅子里。“你想过自己可能会用什么方法自我了断吗?”现在,我和卡伦的例行治疗程序已不是问她“是否”想自杀,而是评估她有多接近自杀边缘。“我家里有药——大概足够达到我的目的——但我并不觉得我想吃,”她说。若病人吃你开的药吃到过量,对医生来说可真是格外讽刺,感觉就像是你拿子弹纵容她开枪的。这是针对性很强的一种背叛。病人背叛医生。因此,我对卡伦的反应是开另一种全新的抗抑郁药(百忧解)给她,同时再给她一些提升睡眠质量的药物。假使她过量服用百忧解,这种药也不致害她丧命。“为了自杀,你还做过什么其他准备吗?”我问。“嗯。我远远避开我的家人,反正他们不再真正需要我了。”她蜷进椅子里。“我该怎么让你安安全全活着?”我问。“我不想回医院,”她迅速说道,然后看着我,把下巴一沉。我非常担心她可能计划自杀,但也不想逼她回医院。说真的,除了暂时保障她的安全,我不相信短期的住院治疗能对她起多大帮助,即使出院,大概也还是维持原样吧。也许情况还没糟到这一步,但我想我有办法维护她出院后的安全。“今天是星期三,”我说,“我们星期五再碰面,还有,你得把原来的抗抑郁药扔掉。假如你的感觉还是很糟,觉得你可能做出伤害自己的事,请你马上打电话给我。”我直视她双眼,搜寻背后隐藏的情绪。“你同意吗?”“好。”她静静地说,扭过头去。“你保证?”我刺激她。她再次望着我,然后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我保证。”每天晚上,我通常都在意识到当天有两三名病人的状况与卡伦相当

                      里,去看法国电影难免会被打上软派的烙印。虽说在战败的同时自由意识已被唤醒,但周围很多人受战时观念的影响头脑依旧保守。“进电影院时可不要太显眼哦!”老师苦笑着说道。虽然倒也说不上是趁机而入,但当时伸夫确实常去看电影。即使现在回想起来,脑海中仍会浮现《舞会的名册》《会议在跳舞》《贝贝·勒·默果》《卡萨布兰卡》《魂断蓝桥》《煤气灯下》《法国外籍军团》《车灯》《北方旅馆》等电影的著名画面。而《胡萝卜须》《偷自行车的人》《第三人》《终站》《生死恋》以及号称第一部苏联电影《石头花》等,则是后来上映的电影作品。那些电影伸夫未必都能理解,但说实在话,《舞会的名册》令人烦躁郁闷,《贝贝·勒·默果》和《法国外籍军团》则阴郁不堪难以接受。不过,他对那些作品所共同具有的、对于人生的倦怠氛围似乎有所了悟。“或许将来自己也会那样生活。”在伸夫的心中,期待与不安相互交错。这些电影作品中最令伸夫感动的就是《情妇玛侬》。不过,比起故事情节和与主人公的共鸣,其最后一幕的美感更夺人心魄。男主人公屡屡犯事遭到追捕,最后与女主人公逃进了沙漠。女人精疲力竭倒在酷热的太阳下,男人拼尽最后力气站起想继续逃跑却扶不起女人,百般无奈之下扛起女人的双脚迈步前行。荒凉的沙漠上既没有水也没有树木,女人被头朝下拖着走,长发在沙地上画出曲线。不久之后,男人也耗尽体力倒在了沙漠上。男人放弃了继续逃跑的念头,用双手捧起沙土盖在女人身上,然后以自己的身体将其遮盖起来。两人必死无疑,秃鹫就在他们的上空静静地盘旋。这幅凄美的画面紧紧地抓住了伸夫的心。他还不能完全明白,也许男女爱到极致就会落到那种凄惨的地步。虽然恐怖,但爱情也许真的具有那种魔力,能使人坦然地走向地狱。看完电影之后,女人被拖在沙地上的裸露上身和长发依然烙印在伸夫脑海中。女演员塞希尔·奥布赫豪爽奔放,虽然闭着眼睛却不可思议地显得十分娴静,那张脸庞也牢牢地刻在了伸夫的眼底。还有一个令伸夫印象深刻的就是《魂断蓝桥》中的画面。这部电影以伦敦的滑铁卢桥为舞台,一对男女相遇相恋,不久后却因战争别离。当男子在战后回到约定见面的蓝桥时,女子已经彻底地变为娼妇。男主人公由罗伯特·泰勒主演,女主人公由费雯·丽主演。被战争撕裂的、充满了甜美而哀切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据说,后来在日本热映的《请问芳名》就是以这部电影为底本拍摄的。在现实当中,由佐田启二主演的春树和由岸惠子主演的真知子曾约定在东京的数寄屋桥重逢。那时的伸夫当然没有恋人,也不曾恋慕某个特定的女子。他虽然对街坊家那个名叫弓子的女孩心怀好意,但离所谓恋爱的感情还很遥远。不过,男女相爱、甜言蜜语、相互追求这些概念他是明白的。大人们从表面看去让人以为他们只会埋头工作,但其实他们对爱情和性都十分关心,这些在生活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些事情长大再看纯属当然,但以少年的角度来仰视却会引起新鲜的惊疑。原来如此!成年男女就是这样相互交流接近并相爱、又是如此相约重逢的吗?因战争而天各一方的恋人就是这样怀着悲伤相互寻觅的吗?而且卖春这种事情竟会给曾经笃信对方的男子带来如此打击、给恋人双方造成如此创伤吗?无论截取剧中的哪一幕,都是伸夫从未体验过的事情,所以他未必能够每件事都感同身受,而只是不时地点头感叹“原来如此啊……”“是那样啊……”“哦……”。虽然基本上都是出于好奇心,但他在看电影时强烈地预感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这样坠入情网。虽然尚未体验过,但总有一天自己身上也会发生与此相似的故事,自己或许也会像电影中的男主人公一样到处寻觅美女。伸夫沉醉在电影画面所营造出的浪漫氛围之中,想象着各种各样的未来。如此看来,伸夫对艺术的某种感性也许就是在这个时期孕育出来的。不知艺术为何物、人生为何物,来到户外就跟同学们玩棒球直到饥肠辘辘,冬天就只知道滑雪——伸夫只不过是这样一个少年而已。可是,一旦走进昏暗的电影院,他就会像屏住呼吸般地盯着银幕看几个小时。那里基本上没有少年式的热血沸腾,也没有心惊肉跳的冒险和豪华的场面。男女相爱、争吵、分手,某豪侠只因一念之差赌命于无聊荒唐之物,某老处女感慨地倾诉人生悲喜,某落寞者寄身于倦怠的深渊。尽管这些人大致与少年无缘,但伸夫看到他们走过的人生之路,就对即将横在自己面前的未来心怀几分恐惧和憧憬。对于刚上高中的少年来说,这种刺激未免过于强烈,但青春却不惧任何强烈刺激,全都能够吸收。某种刺激唤起另一种好奇心,而另一种好奇心则开始寻求更加强烈的刺激。当时的游戏不像如今这样丰富多彩,看电影就是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同时也是教导人生、感受艺术的媒体。不过,伸夫从电影中并非仅仅感受到人生和艺术。实际上,他在后来才意识到那种感受是通过观影孕育出来,而当时只不过是受到好奇心驱使想去看看而已。那些艰深的理论是在后来才领悟到,而当时只是出于更现实的原因走进了电影院。例如在影片首映时特别想看而心神不定,可他却没有勇气独自前往。在二度徘徊之后,终于约朋友一起去看了《某夜的接吻》。这部电影的片名本身也具有刺激性,而且因为其中有吻戏才成为了热门话题。这事如今听起来也许会被付之一笑——就为这个呀!但在当时,“接吻”这个字眼本身就已经充满刺激,更何况是天下第一美男美女在银幕上嘴对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已经开始流行脱衣舞,在刚刚露出阴毛扭动的瞬间,只因为被指责低俗下流,脱衣舞娘就拿起画框把裆胯挡住,真是叫人笑不出来。在那种时代,刚刚开始对性产生兴趣的少年只因能直接看到接吻的画面就想去看电影,这种心理也不足为怪。当时,初中生看电影原则上要有监护人陪伴,但伸夫的父母根本无暇同去。而且即使有空陪伴,他跟父母一起看电影也会心神不定。伸夫无可奈何,于是将监护人的含义进行扩大解释,常常跟大四岁的姐姐同去看电影。可是,姐姐也并非什么时候都能去,而且爱好未必相同,更何况是《某夜的接吻》这类电影,更不可能一起去看了。伸夫用夹克衫替换了黑色的立领学生服,朋友也穿上衬衫和毛衣,两人一起前往电影院。此时天色已暗估计不会太显眼,但不凑巧的是,电影院位于闹市中行人最多的拱廊街一角。那里虽然没有如今这种华丽的霓虹灯,但在亮如白昼的照明下,门口悬挂着画有男女接吻场景的巨大广告牌。伸夫他们来到门口却没有勇气马上进去,过门不入地走过一个街区对视一下再原路返回。虽说规定要有监护人陪伴,但那只是原则而已,实际上跟同学朋友一起观看也不成问题。虽然街道上还有担任辅导委员的老师巡视,不过即使被他们发现,也顶多说声“哎,不能一个人去看哦”而已。还有个笑话说,学生在看电影时被前排人的脑袋挡住,于是叫那人低一点,结果那个人就是辅导委员老师。伸夫还没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过,可以说没有前科。但是,对于这部影片,辅导委员老师恐怕会重点巡视。不过,伸夫在作出决断时就已拿定主意,如果被发现的话到时候再说,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姓名等着挨批评。朋友也是同样的决心,两人都相信只要能看电影,即使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也值了。因此,他们刚才过门不入并非害怕辅导委员老师,而是被眼前广告牌上男女公然接吻的画面震慑住,自己先感到十分难为情,于是就从门前走了过去。“准备好了吧?直接进去哦!”两人对视一下,这次才目不斜视地径直向售票口走去。只要说声“两张学生票”并把钱递进去就没有退路了,在此之前还需鼓足勇气。可是,女售票员却故意慢条斯理地数钱,撕下两张票后又开始数零钱。能不能快点儿——伸夫有些生气,但又不能说出来,只能死死地盯住那女人的手。这种急不可耐的心情就跟买黄书等待阿婆包书时相同。两人终于拿到门票进了电影院,他们再次回头观望。刚才进门时会不会被谁看见?有没有辅导委员老师跟踪?不过,两人身后只有一个打短工模样的男子,没有别人尾随。本以为这里的观众都应该是多少喝了酒、穿戴不那么讲究的男人,可进来一看却发现,穿西装系领带的工薪族出乎意料的多,还有不少女观众。“咱们完全没必要提心吊胆嘛……”伸夫觉得自己过度谨慎有些吃亏,但作为未成年人的负疚感却难以抹去。他低着头向前走,从买站票的人们肩头上方望着银幕。虽然广告词说的是“国产影片中首次接吻镜头”,可剧中男女的对白却拖拖拉拉没完没了,迟迟不见接吻镜头出现。但尽管如此,场内没有一声咳嗽,呈现出异样的安静。过了半个小时,男子和女子正面相对,眼看着越来越近,在接下来的瞬间,两人的嘴唇贴在一起。观众中似乎有人发出叹息声,但也只是一瞬间画面就已转换。镜头从上半身摇向脚下,女子穿着高跟鞋的双脚慢慢翘起,可以看出是在向上探身。“原来如此啊……”伸夫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男女站着接吻时,个子矮的女子要翘起脚跟呢!”伸夫打算明天去学校后把这个发现告诉大家,让他们大吃一惊,然后继续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做那种事情吗?当天夜里,伸夫想象着尚未看到的未来,并在大脑中描绘出跟弓子接吻的场面完成了自慰行为。[1]日本战后粮食匮乏时期以海带、淀粉、鱼粉制作的代用面条。[2]日本镰仓时代中期到末期的古典军事文学名著。“源”指源氏家族,“平”指平氏家族。[3]平清盛,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将和公卿,在“平治之乱”中击败源氏势力,建立平氏政权。[4]源赖朝是当时的武将和政治家,源义经是源赖朝的异母兄弟。静御前是当时的歌舞“白拍子”的女艺人。[5]日本札幌市的中心娱乐区。[6]经常泡妞的好色男子。[7]对因改制激增的“快餐式”综合大学的揶揄说法。[8]日本的战国时代(16世纪中期),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在12年中进行过5次大会战。[9]“前头”和“十两”都是相扑选手排位的名称。[10]相扑比赛记录胜负的方式。每场胜者涂白圈,负者涂黑圈。男子一上高二那年的春天,对于伸夫来说是个难忘的、极具冲击力的春天。不仅是伸夫,对于当时的全体高中生来说无疑也都相同。从这一年的新学期开始,全国公立高中同时施行了男女同校。以前男生都以“质实刚健”为校训,以敝衣破帽装腔作势,在冬天里也以赤足穿木屐的硬汉做派为荣,可现在学校里突然来了身穿水手服的女生。由于战后物资匮乏,再加上粗野的男生不够珍惜,校舍已变得破烂不堪,地板下陷,有些窗户甚至没有了玻璃。此外,女厕所的绝对数量也很不够。就是这样一切都与女生无缘的纯男生圣地,女生将要进来同校学习了。男女同校将市内两所男子高中和两所女子高中合并起来,再根据所在区域重新分割,要求同一地域的男高中生和女高中生上同一所学校。因此,每所高中的男生与女生人数几乎相同,或即使不同也是男生稍多。不过,由于按照东西南北划分为四个地域,校名也就变成了东高、西高等,就像麻将牌上的标记般乏味。所幸伸夫家就位于原高中所属区域内,因此他得以继续留在母校。但是,校名却从原先的第一高校改成了南高校。而其他此前从东区来上学的男生都要去东高中,从北区来上学的男生都要去北高中,大家就这样即将四散分离。三月底,伸夫的学校在新学期开始之前举行了最后的“告别仪式”。这所在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年)创立、具有五十五年传统的第一初中和第一高中到此终结,今后就要改为男女同校的南高中了。而且,曾在一起学习的同学们也将各奔东西。平时就爱打打闹闹的高中生,到了这个时候也都感伤不已。校长说“希望同学们在分别之后仍然秉持曾在本校学习过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不忘‘一中之魂’,将来在召开同窗会时要精神饱满地相聚”。在唱起《萤之光》时,还有人用拳头擦眼角。伸夫也渐渐难过起来,默默地低下头来没有张口唱歌。不过,这与其说是对与同学们分别心怀伤感,莫如说是对具有传统的母校即将消失感到失落。为什么要取消这所北海道年代最久、传统最老的中学呢?为什么要让动不动就叽叽喳喳的女生进来呢?同学们虽然在表面装出硬汉或软派的样子,但心中却在为身居道内最有名的中学感到骄傲。可是,如果施行了男女同校,一高就会变成按区域分割的、毫无特色的学校,大家也会从此前的高中精英变成普通高中生。不满和愤怒在伸夫心中翻腾。不过,在不满情绪中也含有对男女同校的期待和好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施行男女同校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女孩进来呢?教室的一半被女孩占据,课堂会变成什么样呢?女孩的学习成绩能好多少呢?伸夫尝试想象自己旁边坐着身穿水手服女生的情景,却没有浮现出具体的形象。不管怎么说,跟女人坐在一起上课学习太脱离现实,而且教室里会变得女人气浓重,哪里还能学得进去呢?还有一个令伸夫心情郁闷的是,新学期开始后,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就要转到东高中去了。虽然另有几位老师也要调动,但跟山中老师离别是最痛苦的事情。“你们多好呀!能跟山中老师在一起。”伸夫向转到东高的同学一说,那个男生立刻回嘴。“还是你好啦!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听说东高连男厕所都没有哦!”东高以前确实是市立女子高中。“不过,现在正抓紧改建吧?”“改建也来不及呀!连小便都得进女厕所呢!”“女厕所我倒是还没进去过呢!”大家虽然都心有不安,但确实对男女同校也怀抱梦想。告别仪式后的第二天,山中老师向大家讲述了辞别的话语,最后还开起玩笑来。“你们下个月就要跟女孩儿们一起学习了,言谈举止要绅士,可别做出发情小狗样的事儿来哦!”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也苦笑着加上一句:“相信你们很快就会习惯,要好好用功,别让女孩儿们笑话。”确实如此。跟女孩们一起上课,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在课堂上传看黄书、吃“早饭”了。今后就总会有女孩在身边了——在喜不自禁的同时想到麻烦事也会越来越多,伸夫的心情不免有些沉重。男女同校第一天,伸夫的印象是“女孩如潮水般汹涌而至”。他早上照常来到学校附近,只见路上满是身穿藏蓝色外套的女生。伸夫一时以为那都是附近女子学校的学生,可那些藏蓝色学生装却跟伸夫继续前往同一方向,并走进了同一座学生专用便门。伸夫驻足片刻,观望那汹涌的潮水。既然是男女同校,男女生人数就应该相同。可是,眼前从街道到校门满是女生,令人产生变成女子学校的错觉。楼门口的换鞋间也被女生占满,尖利的说话声此起彼伏,男生们都畏缩在角落里。伸夫在地台边脱下室外用鞋,换上校内专用的趿拉板去了运动场,这里也是遍地女生。“来势凶猛啊……”伸夫嘟囔了一句,同行来到学校的松本君也愣愣地望着女子军团。“看样子我和你要分开啦!”看了贴在运动场墙上的新班级名单,两人再次对视一下。“你要多保重哦!”发展到这一步也都怪女人们开进了学校——伸夫克制住没说出来,到了教室一看,这里也满眼都是女孩。虽说到集合时刻还有一点点时间,但也已经迫在眼前了。可奇怪的是,教室里分成了两个阵营,女生聚集在靠近走廊这边,男生聚集在教室最里边,相互没有对话,远远地窥探着对方。“哎,什么情况?”伸夫向原先就是同班同学的北田君询问,可北田君望着女生那边也只是歪了歪脑袋。这完全就是一场革命。在三年前引进了六三三学制,号称教育制度大改革。但对于伸夫来说,这次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远远大于上次。上次虽说是改

                      “仙人引路”。晋宏逵:太和殿一共八条戗脊76,上面有八组脊兽。每组里面的前几个脊兽没有什么奇怪的,但由于它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建筑,所以它上面的脊兽用到了十个。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最高建筑,脊兽只有九个。每组中的第十个脊兽,在全国只有故宫才有。王鲁湘:在全世界也只有这八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普通的琉璃件,从唯一性来说也是价值连城的。晋宏逵:而且它的形象很奇怪:形似猴,却背生双翼,手持金刚宝杵。王鲁湘:它应该叫什么名字?晋宏逵:文献上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在文字上是写成“行什”,似乎就是个排行,也有人说是雷公。王鲁湘:应该是雷公。古艺犹存从明永乐到清乾隆,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与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百年大修,从古建筑本身的修护,到附着其上的古老技艺的传承,不仅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和保护,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抢救。只有把这些都做好,这份遗产才称得上完整、真实。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古老技艺和工程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今天在大修中运用的工艺和600年前明朝工匠的手法并无二致。李永革77:故宫在古建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这套班底是从五十年代初建立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副院长,叫单士元,老先生对这方面非常重视,五十年代初就把这些行业中身怀绝技的十位著名老匠人请到故宫,号称“十老”。现在故宫里四五十岁的这些匠人,基本上属于“十老”的第三代了,但这些人都是受过真传的。现在我们这还有祖孙三代都在故宫工作的人。故宫传统工艺中最奇妙的就是彩画。故宫里的彩画应该说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彩画。画彩画在过去有个行话,叫“高彩匠”,这个画法和在纸上画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建筑上画一个人物,和在纸上画比例就不一样。一般画一个人物,头部的比例大约占人体的七分之一,但在高处画一个人物的话,他的头部就占六分之一,因为人是仰视。倦勤斋屋顶通景画局部倦勤斋屋顶通景画细部位于宁寿宫最北端的倦勤斋室内装饰修复,是此次大修工程的一个重点、难点。倦勤斋修建于乾隆年间,为了让自己归政后有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乾隆帝对倦勤斋的内饰设计可谓煞费苦心。其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屋顶上的一幅通景画,它融西洋透视技法和中国绘画装潢技术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王鲁湘: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这个内饰设计走近的时候看,画的全是一朵一朵的紫藤花。一开始看是平面的,没怎么在意,然后我往乾隆看戏的宝座上一坐,再仰头一看,当时就腾地一下站起来了。天顶上那些紫藤好像全垂下来了,它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上的幻觉。晋宏逵:它那藤萝花不是圆的,不是一团一团的,而是有透视的。它的各个方向都和人的视觉相适应,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王鲁湘:但是我一坐下,就全都变成垂直的了。晋宏逵:这因为这个画就是为这个位置设计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看就是垂直的。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完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整个过程共花费了近百道工序。如此大面积的画面修缮对于故宫的专家们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此,美国世界文物保护基金会特意选派专家进行技术支援。历时一年多的努力之后,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此次大修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最成熟的古建及文物修复技术,并且通过多次试验,大胆地采用了一些以前从未使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以确保修缮过的建筑得以长久地保存。李永革:以前的传统工艺缺乏一些数据方面的规定,完全是凭经验,像油的熬制、灰的配比、油漆的颜色,以前全是凭经验搭配和运用。这次我们通过现代的一些检测手段进行检测,然后科学地进行修复。另外,这次我们和外边的一些科研部门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像屋面、苫背,以前的修复就是凭经验一遍一遍地往上上灰背,这次我们通过和科研部门合作,对灰背的抗滑移也做了检测工作,保证修出来后万无一失。曾经的故宫,庞大而神秘,甚至还有点儿老朽。几十年过去,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这些对故宫实在算不上什么。她依然安详地端坐在北京城的正中,沿着那条中轴线一路向南,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一眼望穿,笑看风云。如今的故宫,正在技师和工匠们的手中,正酝酿着新一轮的胎动……试看天下英雄,谁主神州沉浮!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至1642和1643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

                      我甚喜悦,此地让我兵精粮足,我对南至旅顺,北至开原,东至镇江,西至广宁的子民,皆抚养之。然而其中有人不识抬举,杀我命官及各差人,又有奸细来往,逃亡不已,是其自取诛戮,我诛杀他们乃正义之举。这些奸民逃到你那边后,你不分好歹,皆将其并入行伍,然后逼他们进攻我,最终被我军杀死,因此他们之死是将军杀之过也。我原以诚开国,故自东海各处人民,皆心悦归服。又南关(叶赫)、北兀喇(乌拉)、辉发三部与我敌对,作战中箭射刀砍,而我大军战胜后尤不杀他们,只是擒而抚养之也。前日我率军征讨蒙古,蒙古人自来归顺的倒比被我大军打败后投降者多,其归顺者至今不断,是亦知我对子民之抚养之德而慕义归来。若是我真滥杀无辜,蒙古人为何来归我?素谓毛将军明智通达,何其昏然不知天时耶?南朝(明朝)国运将终,只是气数未尽,苟延残喘而已,何处不滥杀无辜,云南的安邦彦、奢寅(指奢安之乱,详见后文),安南、贵州、云南、广西邹县藤县等处的民变,南朝镇压时杀死人岂少?此南朝丧之时也。天使丧亡,将军岂能救乎?昔周朝国运将终,以孔孟之圣,尚不能救,最终改朝换代,这些将军都知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韩信、陈平弃楚归汉,刘整、吕文焕弃宋而归元,此皆默识天时,择主而事,名垂没世者,人何尝说他不忠。自古英明之君不念旧仇,只论新功。管仲,桓公之仇也,不杀而以之为相国,遂成霸业;敬德(尉迟敬德),唐太宗之仇也,不杀而以之为将,以有天下。今将军纵然竭力为南朝办事,然而君臣昏迷,将军反受祸患,哪有好处?南朝气数尽矣,各处起兵,又丙辰年(1616)大风,破坊拔树,各殿楼台脊兽都被吹飞了,戊午御河雨流血水(1618年北京故宫御河里水成红色),此乃天示将亡之兆耶!天运循环,前代良将贤才弃暗投明之故事,将军岂不知么?时势如此,机会错过,悔之不及。佟驸马(佟养性)、刘将军(刘兴祚)单身来投,李驸马(李永芳)与边东广宁诸将,皆临阵倒戈,今皆为显官,将军若来,又非他将之比也。利害昭然,将军量之。天命丙寅年(1626年)五月二十日。毛文龙看完信后大怒,说:“这奴酋敢如此胡说!我文龙自出广宁来,但知有死,不知有降,但知灭胡,恢复辽东,别的一概不知!”招降毛文龙失败,让努尔哈赤隐隐感到,自己有生之年怕是无法解决毛文龙的问题了。在努尔哈赤招降毛文龙的同月,蒙古科尔沁部台吉来见,努尔哈赤出城十里迎接,并且说:“今我无恙,得相会足矣。”能出城十里迎接,可见伤得不重。一些人说清朝要极力掩盖努尔哈赤被袁崇焕打死的事实,所以清方史料不可信。然而,明朝方面的史料也有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重伤”后活动的记载。比如明人陈建所编写的《皇明通纪辑要》记载:天启六年五月,“奴酋(努尔哈赤)掩袭炒花,杀其名王,掠其牛马”,即是讲努尔哈赤在正月受伤后远征蒙古之事。而明兵部尚书王在晋所著《三朝辽事实录》记载,天启六年四月间,“奴酋攻杀昂奴”、“奴酋将炒花台吉杀死”等记载,这也是努尔哈赤“重伤”后征战蒙古的明方记录。所以综上,明清双方的史料都记载了努尔哈赤在第一次宁远之战“受重伤”后北征蒙古的各种活动。因此,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没有身受“重伤”,更没因受重伤而死,那么,努尔哈赤到底是因何致死的呢?我觉得有如下原因:一,一个四十三年每战必胜的人,已经六十八岁了,突然一下子遭遇失败,心理承受不了。这就像一个北大学生,从小到大一直被保送,最后大四时因为毕业论文而跳楼是一个道理。一个人只有经过多次失败,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才能够扛得住打击。而一直胜利的人一下子经历一次失败,往往会导致心理失调,尤其是到了迟暮之年的人,更容易出问题。努尔哈赤少年不幸,但自从起兵以来每战必胜,一个四十三年没经历过失败的人,一下子被初出茅庐的人打得大败,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心情郁愤。《清太祖实录》记载三月初三日,沉默寡言的努尔哈赤变得唠叨起来,他不厌其烦地问身边的大臣:“难道是我对国势的安危、民情的甘苦不省察吗?难道是我心生怠惰吗?难道是我对那些立过功勋、为人正直的人没有重用吗?”不然何以会打败仗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时问自己:“我的儿子中真有像我这样尽心为国的吗?我的大臣们都是勤于政事的吗?我的对手明朝是怎样的情形呢?”《清史稿》则记载努尔哈赤说:“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这是努尔哈赤死亡的心理原因。二,努尔哈赤因为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这年七月,努尔哈赤身患毒疽,这是努尔哈赤死亡的身体原因。1626年9月30日(农历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病死,时年六十八岁,谥号“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盖棺定论,我们该对努尔哈赤作总结了。清朝官方写的《清实录》这样评价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诚以居心,公以御物,惜才勇,虽仇必用,考功罪,虽亲必惩。逆者临之以兵,诛除不施无罪,顺着绥之以德,凶顽罔不倾向。创国书,立兵制,设官属,严法令,平狱讼,尚义理,进忠直,退邪佞,崇节俭,厚风俗,睦宗族,重农桑,赈穷乏,真是天生圣人,超越古今而登峰造极。这些评价有的是中肯的,但总体上极度美化了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与努尔哈赤同时代的李民奂《建州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为人猜忌、严厉、残暴,即便是他的妻子和一贯不错的下属,稍微惹努尔哈赤不高兴,就遭杀害。”该书还记载:满洲人最高兴的事是出兵抢劫。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一听说有仗可打,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全城的满洲人都兴高采烈地穿上自家准备的原始的盔甲,相互传告说:“抢西边儿(明朝在后金地盘以西)去!”与努尔哈赤打过交道的朝鲜人的《光海君日记》记载:“努尔哈赤本性凶恶,如果想要别人的财物就用兵来威胁,人人欲食其肉,怨恨他的人满街都是。”对女真人而言,努尔哈赤的确堪称民族英雄,但对辽东的汉民百姓而言,努尔哈赤则是死敌。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他的复仇之心我可以理解,真正造成悲剧的是明朝政府,他如果报仇雪恨也应该去拿罪恶的政府开刀,百姓何辜?在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前,为了确保他自己的安全,努尔哈赤对辽东进行了大屠杀,大屠杀前他发了一份布告,这份布告记载在《满文老档》里,本人不懂满文,但《满文老档》由于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成汉文了,所以可以看,可以用。布告节选如下:我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舍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养之。如此恩养,竟成不是。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人而叛。马前寨之人,杀我使者而叛。镇江之人,执我委任之佟游击送明而叛。长山岛之人执我所遣之人送广宁。双山之人,暗通敌兵,杀我之人。岫岩之人叛逃,为费书生首告之。复州之人反叛,带领明船前来。平顶山隘口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不思我养育之恩,仍向明朝,故杀此有罪地方之人。无罪之人居住日久,难免不乱,故迁至北方,给以房舍田地食粮豢养之。虽如此养育,然窝藏奸细,接受扎付,叛逃而去者仍然不绝。本年船城之人,耀州之人,欲带户口投明,遣人勾兵前来领取之。彰义站之人,为明兵来时,棒击诸申而备置棍棒。鞍山、海州、金川、首山等周围之堡人,皆曾窝藏奸细,勾兵前来带领而去。我等驻扎时,尔等尚如此杀我诸申而去,以及备置棍棒。我等往猎或出兵之后,尔等岂能安然处之?窝藏明遣之奸细、接受扎付、备置棍棒等种种恶行,皆在外书生、官员亲戚及前大臣尔等之所为也。至于在沈阳之官员及筑城、及充役之人知之何妨?无非为尔等之恶牵连而被杀耳。尔等既不思养育之恩,心仍向明,故杀尔等外乡之头人者,即为是也。布告完毕,“八旗大臣分路前往,下于各屯堡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养者,以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此次屠杀,使贤良书生,亦被杀绝。”努尔哈赤怕穷人造反,于是把辽东所有穷人杀光,又怕富人聚众叛乱,便把所有富人屠杀了,最后辽东只剩下鞋匠、木匠、裁缝和戏子,因为这帮人活着对他们的生活有用。比利时人南怀仁在康熙年间来到辽东,他在《鞑靼旅行记》中这样记载:“辽东地区村镇全已荒芜,到处是残垣断壁,瓦砾成堆,一片狼藉,战前的许多村镇都已消失,目力所及都是老虎和熊以及其他猛兽,很少看见人家。”《鞑靼旅行记》是南怀仁1682年写的,距离努尔哈赤的大屠杀已经过去五十七年,五十七年下来,辽东依然如此,足见努尔哈赤对辽东破坏的严重程度。据《平寇志》记载,努尔哈赤部下兴安总兵抢了一百个美女,制作长押床,把她们全裸后放在床上,“次第奸淫”,然后在地上插木桩,把女人们绑在木桩上,之后用刀剜下阴部,“以线贯之为玩弄”,随后杀尽妇女,把她们的遗体抛尸江中。事后努尔哈赤并不追究此人责任。努尔哈赤如此暴虐无道,其罪行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如此暴君,我不想多言,就以当年明月对努尔哈赤的评价来结尾吧:遍览他的一生,我没有看到进步、发展、只看到了抢掠、杀戮和破坏。我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成为奴隶。我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我只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力。第十一章棋逢对手,攻防大战努尔哈赤死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他死后,究竟由谁来继位呢?努尔哈赤总共有十六个儿子,其中封为贝勒的有八人,当然是从这八人中来选。八人包括四大贝勒:代善(次子)、阿敏(努尔哈赤的侄子)、莽古尔泰(五子)、皇太极(八子);四小贝勒:阿济格(十二子)、多尔衮(十四子)、济尔哈朗(努尔哈赤的侄子)、多铎(十五子)。咱们一个个看。代善:本来努尔哈赤定代善为自己的接班人,代善性格宽厚,深得人心,且军功多,努尔哈赤曾说:“我百年后幼子和大妃就交给代善抚养。”皇太极玩了个阴招,他得知努尔哈赤的大妃两次派人送佳肴给代善,代善都收下了,大妃经常派人去代善家,还在深夜外出。于是皇太极让一直对大妃得宠吃醋的努尔哈赤的小福晋,把这些情况告诉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派人调查属实,于是代善被努尔哈赤从接班人的名册里拿掉,但代善始终不知道此番自己倒霉的幕后黑手是皇太极。代善手中有兵权,统领正红旗,在权力争夺中不可小视。阿敏: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没戏。但他统领镶蓝旗。莽古尔泰:他是那位跟代善眉来眼去的大妃富察氏的儿子,政治资本大打折扣,但是他统领正蓝旗。皇太极:1592年11月28日出生,他面色赤红,眉清目秀,行动稳健,举止端庄,聪明伶俐,耳目所经,一听不忘,一见即识。他很爱看书学习,在努尔哈赤的儿子中唯有他既能说汉语也能写汉字,看得懂汉文书,其他人大多会说汉语而不会写汉字。满族及先世女真人素以尚武著称,皇太极从小就喜欢打猎,当皇帝以后,皇太极还对小时候这种生活记忆犹新,曾说:“太祖时,朕听说第二天要外出打猎,提前先踢足球做好准备活动,如到时不让去,哭着也要请求前往。那时仆从很少,人人各自牧马披鞍,劈柴做饭,即使这样艰苦,也乐于跟着为主效力,国家之有今日兴隆正是这种努力奋斗的结果。”皇太极弓马娴熟,能百步穿杨,《清太宗实录》记载,有一次他一箭射穿了奔跑中的三只黄羊。努尔哈赤的儿子中,他实力最强,无任何“劣迹”,统领正白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都是努尔哈赤晚年最宠爱的大妃阿巴亥所生,大妃相当于皇后,所以此三人对皇位竞争不可小视,但他们三人都没有军队。济尔哈朗: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没戏。总而言之,对于最高权力的角逐有希望的是代善、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代善知道自己的实力和能力远不如皇太极,且自己本身就有丑闻,皇太极在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征服叶赫部之战、征讨科尔沁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有杰出的军事才能,所以代善支持皇太极。现在关键问题就是阿巴亥的三个孩子了,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四岁、多铎十二岁,就阿济格成熟。为了消除隐患,代善和皇太极假传努尔哈赤遗志,说努尔哈赤临终遗命赐死阿巴亥,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都没有兵权,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母亲被逼殉葬。阿巴亥一死,没有兵权的阿济格三兄弟只得退出权力争夺,皇太极继位,定年号天聪。他发布诏书曰:若谓我国褊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亦曾禁其称帝耶?且尔朱太祖,昔曾为僧,赖天佑之,俾成帝业。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起而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为也!(《清太宗实录》卷五)至此,皇太极已经公开暴露了彻底掀翻大明的野心。皇太极继位后,即对后金体制做了一系列改革,努尔哈赤时,汉满矛盾十分尖锐,汉人有的向饮水、食盐里投毒,有的把猪毒死后卖给满人,有的拦路砍杀单独出行的满人,皇太极有鉴于此,对汉人要比努尔哈赤时代好很多,他下令对汉人壮丁分屯别居,对汉族投降的人编为民户。与努尔哈赤屠杀儒生不同,皇太极开设科举。努尔哈赤把辽东的汉人知识分子杀得就剩三百个了,全都给八旗当奴隶,皇太极把他们恢复为平民,开科取士,考上的有二百人,这些人一下子由奴隶变为官吏,自然乐于为皇太极卖命。在这批汉奸的帮助下,后金政权不断发展,走向汉化。这些汉奸中最著名的就是范文程了,每次议论国事时,皇太极总会问:“范章京(清朝对武官的称呼)知道这件事吗?”如果国事议论不决,皇太极就说:“为什么咱们不去跟范章京商量一下呢?”一次范文程跟皇太极一起吃饭,范文程看着一桌子珍馐美味,若有所思,便停下筷子不吃。皇太极猜到范文程是在思念老父亲,于是立即派人把这桌子菜打包送到范文程家里给他父亲吃。在范文程辅佐下,皇太极还仿效明朝,设立六部(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刑部、工部)、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都察院,后来由于皇太极征服了蒙古人,所以他设立蒙古衙门(崇德三年改称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务,随着日后清朝统治地区增多,最终理藩院管辖包括内外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事务,俄罗斯事务也归理藩院管辖。正是在皇太极统治时期,清国的政治体制确立。皇太极初年的改革史称“天聪新政”,在他刚即位时,明朝这边就立刻做出反应,袁崇焕得到明熹宗的批准后,派遣使者前往祝贺,以刺探虚实。这是明朝与后金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活动,十年你死我活的战争之后,明朝不得不正视后金的存在,可见要想让敌人承认你,除非你自己足够强大。皇太极自然明白袁崇焕使者的来意,于是将计就计,对明朝使者盛情款待。双方就议和事项展开谈判,皇太极深刻明白一个道理,“南朝(明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后金的汉族官员对皇太极说:“(和议)成不成亦何

                      后,我去上班:乔伊丝不在,又没有留言。菲丽丝和我对付着。大家都对付着。一种哀伤的气氛,悼念逝去的美好时光。她一手打造了《莉莉丝》,但如果她不来上班,连续几天不来,大水便会淹没她。大家几乎不提她。但肯定会想她,至少我想她。我想,我想!我伤心得发狂。我不安,羞愧,心想弗雷迪死了,我妈妈死了,我几乎一滴泪都没流,只有一种冷漠的空虚感,但是乔伊丝溜出了我的生活,我却这样伤心欲绝。一开始我想,看看我,一个多么缺德的女人,但后来我知道,既然我允许自己为乔伊丝痛心,就是接纳——接纳了哀痛,接纳了悲伤。这几天早上,我都是泪流满面地醒来。为弗雷迪流泪,为我母亲流泪,为天晓得其他什么人流泪。但是我没有那个时间。我玩命地工作。与此同时我伤心得发狂。我觉得这不见得是朝成熟又迈进了一步。有一颗冰冷的心还是有许多好处的。再去看莫迪时,她在生气,冷冰冰的。因为我?不是,原来是楼上的“爱尔兰女人”又开冰箱、关冰箱地“侮辱”她了。因为我刚从一个有事情就处理、不作兴嘟嘟哝哝地吹毛求疵的环境中来,就说:“我上楼去和她谈。”然后我上了楼,莫迪在我背后大吼:“你来插一脚干什么?”我敲了楼上的门,一楼。一个满脸雀斑的瘦长男孩子开了门让我进去,房里那个高大漂亮、长着疲倦的蓝眼睛的爱尔兰女子,以及另外三个满脸雀斑、一头金发的瘦小孩正在看电视。他们的冰箱硕大,兴许是街那头的二手店里买的,我在那儿的时候它正好响起来,发出一阵隆隆又吱吱的噪音,震得整间屋都在抖。我没法说,拜托把这冰箱卖了吧。你看得出来这就是贫穷。我是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这种贫穷。现在我认识了莫迪,还有一套新的标准呢。什么都用廉价货,但是孩子们喂得饱饱的,有干净衣服穿。我说,福勒太太好像病了,他们看到她了吗?在那姑娘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我现在似乎到处都能见到的表情,一种坚决的无动于衷、一种逃避:“怎么说呢,她不是那种可以求助或是施助的人,于是我放弃了。”她一直在侧耳听什么——实际上,那家的丈夫回来了,一个黝黑、瘦削、暴躁的爱尔兰男人,醉得厉害。孩子们瞪大了眼睛互相望着,然后闪进了内屋。他们很害怕,她也是。我看到她的小臂上有瘀伤。我谢了他们,离开了,没来得及关上门就听到了里面怒气冲冲的声音。下了楼以后,我坐在那愤怒的小老太太对面,她一张苍白的瘦脸板着,我说:“我看到那冰箱了。你从来没有过冰箱吗?那个冰箱太旧,噪音太大。”“但是她为什么要早上一点钟来接通它,甚至三四点,偏挑我要休息的时候?”好吧,我坐在那儿解释。通情达理。我一直在想莫迪的事。我喜欢她。我尊重她。所以我不准备把她当婴儿般对待,那是辱没了她……我是这么决定的。但是那晚面对着她,看着她坐在那儿,一脸惨白,不住地哆嗦着,我发现自己最终还是把事情往简单里讲,想哄她开心。“那好,如果是像你讲的那样,她为什么非把那东西放在我睡觉的地方上头?”“也许它受电源插座的限制呢。”“那我的睡眠就该见鬼去了,是吧?”我们坐在那儿的时候,那东西又响起来了,就在我们头顶。墙壁在颤,天花板在颤,但那真不是什么让人难以忍受的噪音。至少吵不醒我。她坐在那儿,看着我,一半是得意,你看,你现在也听到了吧,我可没夸张!一半是好奇——她对我好奇,看不透我。我本来下定决心要告诉她杂志社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这很难。“你在那里肯定是个女大王啊什么的吧。”她说。我回答:“我是副主编。”她倒不是没有听懂我的话,但是她非要批驳一下——批驳我——批驳一下当下的情况。她脸侧向一边坐在那儿,然后抬起手来,挡住脸不让我看。“啊,那么,你以后是不会愿意再来我这儿了,是吧?”她终于说道。我回答:“就是这周特别困难一点。不过明天下午我来,如果你欢迎的话。”她有点倔强、有点忧伤地耸了一下肩膀。我走之前,看了一眼厨房,吃的不多了。我说:“明天我带东西来,带你要的那些。”久久的沉默,我以为她不会开口了呢,但是她终于说:“天气不好,不然我就自己去了。还是和平常一样——给猫吃的东西,我还想要一点鱼……”她没有把单子报完,这意味着她的确接受了我,的确信任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她瞪大了眼睛盯着我,眼神中透着惊恐和焦虑,好像我背叛了她。第二天,办公室里还是没乔伊丝的影儿,于是我给她家打电话。她儿子接的电话。字斟句酌。小心谨慎。不行,她在厨房,我想她在忙。乔伊丝以前从来没“忙”过。我很生气。我坐在那儿想,我可以走进莫迪·福勒的家,去帮助她,却不能去帮乔伊丝,我的朋友。与此同时,菲丽丝正在回复信件。没有用乔伊丝的桌子,而是坐在秘书用桌边的一把椅子上。乖觉圆滑这一项,满分。“这实在荒唐。我这就去找乔伊丝。你管好这儿。”然后我拔腿走人。我去过乔伊丝家上百次,不过总是在得到邀请、受人期待的情况下去的。开门的是她儿子菲利普。他一看到我,就结巴起来:“她在——她在——她在……”“厨房里。”我替他回答。他似乎是躲到自个儿眼睛里头去了:人不在焉。又是这种眼神!但是不是我以前没注意到?表面上准备妥当,做了这样那样的预备工作;防御工事守护得很好。我去了厨房。她儿子跟在我后面,像个狱卒,或者说我觉得是(这感觉没错)。这个厨房作为家庭用恰到好处,家具都是松木的,到处摆的是瓷器。她女儿坐在桌旁,正边喝咖啡边做作业。乔伊丝站在水池边。她那样子不再像是贵气的吉卜赛,倒像个穷困潦倒的。她的头发没梳,邋邋遢遢地纠结在一起,马马虎虎地化了下妆,指甲开裂。她转过脸看着我,眼神空洞,表情呆滞,我说:“乔伊丝,这可不行。”她一个激灵回过神来。她的眼中涌出泪水,喘着粗气,迅速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浑身发抖,就像莫迪。我坐在桌边,对两个孩子说:“拜托,我想和乔伊丝谈谈。”他们交换了个眼神。那眼神你可以说是粗鲁无礼的,也可以说是惊慌恐惧的。我知道,其实我很容易就可以同情他们:起码,他们得离开现在的学校,去美国,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但是我很生气,生气。“给我杯咖啡。”我说。她端了一杯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我们看着彼此,直愣愣地、长时间地、严肃认真地。“我受不了你这做法,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就在这里也什么都不说。”“他们在门外偷听吗?”“你看不出来吗,妈妈被抓回来了。从办公室抓回来的。”“你的意思是,对你的成功啦什么的,他们心怀怨恨?”“不是,他们为我骄傲。”“但是。”“他们周围的一切都乱了套,几个月来他们不知道将来给他们当妈的会是费莉西蒂还是我。现在他们知道是我,放心了,但他们吓坏了。你一定看出来了吧?”她的口气听上去就和我亲爱的姐姐乔姬一模一样,是在和一个行为不良的人——我——说话,我不打算吃这一套。“是的,没错。”我说,“但是我们谈的是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年轻女子,他们不是小孩了。”“多萝西十七岁,菲利普十五岁。”她恶狠狠地瞪着我,我愤怒地瞪着她。我说:“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了,如此之心软,如此之傻,如此之孩子气?怎么搞的?”“哦,天哪,”她说,“哦,天哪,天哪!天哪——简娜!”(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哦,天哪,乔伊丝,”我对她说,“我可没开玩笑。你不要摆出这副你比我高明的样子来。难道我对谁说的话里都没有一句有用的吗?”“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啊?”此刻我们都怒火熊熊,也因此而互相多了点好感。我们都提高了声音,我们都想象着“孩子们”在听。“我讲的是我们生出来的这些见了鬼的、没骨气的、被宠坏了的混账东西。”“你根本没生过。”“啊,谢谢啦——好,这事就这么算完,我就这么算完!我没生过,还真是谢天谢地了。我一看到——”“听着,简娜……”她慢慢地讲清楚,好像在对一个白痴说话,“难道他们就没有什么该得到的,没有被亏欠什么吗?他们的父亲,这些年来算是有第二个家庭,他们有的就是这样一个父亲。前些日子他们不得不接受父母要离婚这件事。如今一家人能在一起……”“那我们,你的工作,还有我该得到的呢?”她坐在那儿,随着她的颤抖,勺子在咖啡杯里,叮叮地撞在杯壁上。“家里出现危机,要做出一个选择,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什么时候真得独自生活,和其他几百万妇女一样——你在工作中做出了什么,全没了意义,被打得粉碎。”此时我们都在颤抖,非常羞愧。我们能看见自己的模样,在一栋安静的房子里,两个女人对着彼此大喊大叫。“等等,简娜,”她说,“等等。”然后她无事找事地站起来,在炉子上放上一壶水,又磨磨蹭蹭地坐下来。然后,她说:“你以为,想到你,想到我们的友谊,我心里就不难过吗?我痛苦极了。”她又吼上了,“你懂吗?我痛苦。我这辈子也没有过这种感觉。我被劈成了两半,撕扯开来。我想要号啕想要尖叫想要满地打滚……于是我就给全家人做饭,辅导孩子做家庭作业。够奇怪的。”“而我,够奇怪的,也痛苦极了。”于是突然地,我们大笑起来,以前的那种大笑;我们弯下腰,趴在厨房桌上,放声大笑。“孩子们”听到动静,走进厨房来:脸上挂着惊恐的微笑。我,简娜·萨默斯,“杂志社来的人”,的确是像他们所想,是个不折不扣的威胁。看着这两张惊恐的脸,我知道要是自己不小心的话,就要缴枪投降了:但是我的心灵在说,我是对的,我是对的,我是对的……也许说到底,我是不对的……我说:“我得回去上班了。”她说:“我知道没有我,你和菲丽丝也干得很好。”“是很好。”“那好啊。”我以最快速度冲回办公室。冲回我真正的家。把乔伊丝留在她真正的家里。后来我把东西送去莫迪那儿,和她坐了一会儿。我很疲惫,她也看出来了。她怯怯地说,声音苍老:“如果你累的话,不要觉得自己非来这里不可。”“为什么不呢?”我说,“你需要帮助,你知道的。”然后我加上,“我喜欢你。我喜欢认识你,莫迪。”她拘谨、克制地点点头,脸上有一丝满足的笑。“我不会说我不是占便宜的那一个,我的确是占了便宜的。”我又出门到对面的店里去了一趟,我忘了买茶。外面雨夹雪。我从废料车里弄了一点木柴。在这几条街道,上上下下的房子都在“装修”。莫迪家门前那条短短的小街上就有四栋。四辆废料车里装满了“垃圾”。包括毫无破损的椅子、床垫、桌子,还有大量完好无损的木料。人们偷偷溜出来拿木头。这些房子里大概还有不少壁炉。但很快就会被淘汰了,等这些房子“装修”完毕以后就没有壁炉了。我从店里出来,人行道上站着两个老太太,裹得严严实实的,像包裹似的。我认出一张脸来:对面窗户里出现过。我冻僵了。想回家。但是我已经明白,当前状况是要耗上一阵子了。对话:“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莫迪·福勒可好?”“她看上去挺好。”“你是她女儿吗,亲爱的?你把她照顾得真好。”“不是。我不是她女儿。”“你是个‘好邻居’?”“不,也不是。”我笑道,老太太们礼貌地朝我微微笑了笑。我说“老太太们”,其实该受批评呢,我没管她们的个性,只说了“老太太们”。但她们样子很相像,都是胖乎乎的小老太太,裹着厚围巾、厚大衣,戴着厚帽子,勉强露出一张脸来。“莫迪·福勒一向深入简出,所以我们有些好奇。”“哦,”我说,“她都九十多岁了,不是吗?”一阵沉默,透着不悦。“我九十二岁了,亲爱的,这位贝茨太太九十一岁。”“啊,我该说莫迪觉得自己上了年纪。”这太直截了当了,我也知道,但是既然这么开始了,就没法转弯了。哦,是的,我很清楚,事到如今,这样的对话得继续下去。“你认识罗杰斯太太,对吧,亲爱的?”“罗杰斯太太?”“她是社会福利局的。”“我不认识她。”说话这会儿,雨夹雪迎面扑来,我们的脸都发青了。“她想见见你,她是这么说的。”“见我干什么?”“她觉得既然你是‘好邻居’,她想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个人需要照顾。”“哦,我不是。”我说。“那就再见啦,亲爱的。天这么冷,我们可不能耽搁你。”于是她们一起蹒跚地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臂挽着臂,慢吞吞地走。第二天乔伊丝回来了,在她的桌前坐下,做了许多开始工作的动作,也的确工作了,但她根本就不在那儿。如今她根本就不和我们在一起了。她的样子糟透了,衣着难看,甚至有些灰尘,头发根部花白,黑色的毛衣边缘也有些发灰。看着她这样儿,我立即预约了美发师。决定花一个晚上来自我保养。就是那个晚上。我真正地泡了一个澡,好几个小时。我剪了手指甲、脚指甲,纹了眉毛,保养了耳朵、肚脐,处理了脚上的硬皮。这么多年来,让我能够仪表整洁完美,大家看到就会想“她是怎么做到的?”,全靠我每周日的晚间时光。我从不让任何事情干扰这个安排。弗雷迪以前会拿这事开玩笑,但是我说,随便你开玩笑,我不在乎,我一定得这么做。多年以来,每周日晚上,晚饭过后,我都挑好下一周每一天要穿的衣服,确保这些衣服上没有一点皱痕、折痕,弄好扣子和褶边,擦干净鞋子,倒空、擦亮手袋,给帽子掸灰,任何有一点点脏的东西都挑出来以便送去干洗店和洗衣房。每周日晚,数小时。上班时,在那一双双专业、有见识的眼睛打量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根头发没修饰到位。修整仪容。是啊,如果我不坚持的话,我的风格就该进字纸篓,就像乔伊丝现在一样。原本的上流吉卜赛,变得衣冠不整,还算得上不落俗套;若是我的风格疏于打理,那剩下的就只是一个邋遢婆娘了。所以现在我要敦促自己做好这件事:扣子、鞋子、领子,熨烫,熨烫,再熨烫,哪怕是衬裙上也不能有一段松散的蕾丝边。三个多月后是好好泡澡还是记日记,一向需要做出选择。我需要一样东西能让自己紧抓不放。乔伊丝回来工作了,不过她是一个游魂,行尸走肉。费莉西蒂宣布自己怀孕了。丈夫杰克要求乔伊丝“大方”些,乔伊丝说她希望他能做个决断。他说,你报复心太重,她说,我要是想要你那真是疯了。两个可怜的孩子都发了疯,在惩罚乔伊丝——她说。倒不是她不像以往那样完成工作,只是她的心不在工作中。至于我过去那么依赖的良好融洽的气氛,默契合作就像一个人——没了,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菲丽丝和我——支持她,时时刻刻,小心,谨慎,策略。哦,我们编辑室上下,全该得满分,我看着这一切,很着迷,想知道这怎么做到的。这个女人,一手打造了这本杂志,的确是她一手打造的,是她给的推动力,如今她却在逐渐淡出。我在电视上看到一部片子,一群大象用鼻子支撑着濒死的伙伴。它给了我联想。因为乔伊丝是在淡出。事情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同样“不宣”的,是我将是新的主编。与此同时,乔伊丝说她会带孩子们留在伦敦,她会离婚。前所未有地,那两个孩子开始打电话来办公室,问东问西。荒唐,比方说,果酱在哪里,你把我的毛衣放哪儿了?乔伊丝耐心,苦恼。为他们。很好,但是一个人能同情多少人是有限额的。我正在弄明白自己的限额:很小。我就只能应付莫迪·福勒。天气一直潮湿、寒冷、阴沉。几乎每晚下班后我都去莫迪那儿。让她“迁居”我已经连想都不再想了。我只提了一次,她一连三天把我当敌人看,当“他们”的一员看。我有房子住,她说,咳,咳,咳,因为顶风冒雨去屋后上冰冷的厕所,因为站在没有暖气的

                      年我的导师王钟翰教授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沈阳实习,曾特地带我们去拜见金先生,那是我第一次与金先生见面,那时候金先生似乎被聘请到刚刚创立的辽宁民族所就任不久,由于居所尚未安排停当,全家还住在宾馆的一间套房里。我是后来才知道,早在1957年,王钟翰先生就曾介绍金先生赴中央民族学院讲授辽金史,却因“反右”风波遽起,此事遂寝,注6可知二老当时已是故交了。金先生退休回到北京之后,我曾几次到他在梅园的家中拜望,却从未与他提起那本《三家子屯调查》给予我的影响。而与他真正深入的交谈,则是从这个口述才开始的。我和与我同往的乌兰教授夫妇,曾有过一个很长的访谈计划,打算每周到金先生家里去谈一次,金先生也同意了,还不仅仅是同意,据他的女儿金适说,他还为我的访谈准备了提纲——可是,这一切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只做了第一次,一切竟然就结束了。那次访谈之后,我去日本大阪大学访学仅短短半月,回京后正打算与他预约下次访谈的时间,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而算起来,从我为他做这个口述的3月10日开始,到他逝世的4月10日,其间相隔仅仅一个月,我想,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了。这当然不是一篇完整的访谈,我也从未想过要将它发表,但11年倏忽而过,老一辈学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开始模糊。将这篇口述记录拿出来重新检阅,发现它虽然简短,却不仅提到一些其他著作包括金家三代学者自己的著作中迄今未公开提到的往事,而且一读此文,金先生的音容笑貌便宛然重现,我决定还是将它发表出来。至于金先生家从荣亲王世代相传的文献史料和记载,以及金先生父子父女三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乃至金先生的三世祖奕绘和夫人、女词人西林太清诸事,由于都有专书介绍,这里就不复赘言了。在这篇口述中,金先生谆谆嘱咐我:“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我钦佩金先生的眼光,感激他的指点。府门儿这卷,本是以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即“溥毓恒启”排序注7的,金先生在辈分上并不靠前,但我仍将他的口述作为本卷开篇,以示对他的纪念。又及,金先生的女儿金适教授认真审阅了这篇整理稿并做了仔细的订正,在这里,我对她给予的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金启孮简历:启孮,字菉曾,一字麓漴。1918年6月生于北京,出生时清帝业已逊位,故以金为氏。曾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1940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从和田清、山本达郎、三上次男、榎一雄诸师研习金代女真史和清代满族史。1944年回国,在北京育英、贝满等中学执教。1949年1月北京解放后,辍教入华北大学史二班学习。1949年10月华大毕业后,重返育英中学任教,兼北京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院讲师。1958年调入刚建校的内蒙古大学,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研究蒙古史的同时,继续研究女真学、满学,历时25年之久。1982年赴沈阳,主持筹建以满学研究为中心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长;创办《满族研究》及《满族研究参考资料》两种刊物,并任主编,以研究满学为中心任务。八十岁时的金启孮先生注81989年离休,定居于北京市。2004年4月10日卒于北京。金家自述的荣亲王府世系:荣纯亲王永琪:字筠亭,号藤琴居士。清高宗弘历第五子,封荣亲王。生于乾隆六年(1741年),卒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享年25岁,谥曰纯。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对天文算法亦有深入研究,所著《八线法》手卷,至为精密。又擅长书法,与成亲王永瑆齐名于世,并长于绘画、琴艺。著有诗文集《蕉桐賸稿》。荣恪郡王绵亿:字镜轩,号南韵斋,荣纯亲王第五子,封荣郡王。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享年52岁,谥曰恪。精于画仙佛,尤擅书法。著有《恪王诗稿》一卷。多罗贝勒奕绘:字子章,号太素道人,荣恪郡王世子,封贝勒;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享年40岁。绘贝勒著述极丰,从诗人创作到学术考证,包罗甚广。传世作品有《南韵斋宝翰录》(三卷,内载恪王书画题跋写真)、《读易心解》,等等。绘贝勒福晋西林觉罗·太清:讳春,字梅仙,号太清,镶蓝旗满洲人。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光绪三年(1877年),享年79岁。当代中国文学界一般认为,西林太清不仅是满洲第一女词人,而且是清代第一女词人。代表作为《东海渔歌》。晚年著有章回体小说《红楼梦影》(24回),笔名云槎外史。固山贝子载钧:奕绘第一子。道光十八年(1838年)袭贝子。咸丰七年(1857年)卒。奉恩镇国公溥芸:载钊第三子。同治五年(1866年)袭镇国公。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卒。奉恩镇国公毓敏:溥芸第二子。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袭镇国公。宣统三年(1911年)卒。奉恩镇国公恒煦:字纪鹏,晚年始字光平。1912年袭镇国公。毕业于朝阳大学法律系。早年受满文于舅氏松贤(即满文辞典《祖国渊源录》作者)。中年以后又攻语言学,喜以语言证史,颇多创见。除治清史、满族史外,专攻金史,并治女真文。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荟萃了煦公一生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工作,1960年退休。煦公曾任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大代表,这也成为他不幸于“文革”殒命的主要原因。注9乌兰:风太大了,沙尘暴又起来了。金启孮(以下简称金):见到您几位我还是很高兴的,现在老没有这么常说话了。定宜庄(以下简称定):我们想听您讲讲这样几个方面,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跟我们聊,就是您这一生做满族史,还有女真语、满语,您在这些方面的主要成就,您都是怎么走过来的,给我们讲讲这些经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如果您愿意讲……金:我得记上啊。定:没关系。一会儿我给您写。我想听听您小的时候北京的故事。第三方面呢,我想听听您自己家庭的情况,您个人生活的一些情况,包括您父亲的家庭,还有您母亲啊,祖母啊,外祖母啊,婚姻的情况啊什么的。咱们满族特有的风俗啊,规矩啊。金:我的外祖母家不是满族。……可以是可以,但是第一方面呢,我谈不到什么成就,我有什么成就?定:任何一个好的学者都会说:我没有什么成就!金:(笑)……定:可是至少您有好多体会。咱们慢慢聊,反正也不着急。

                      1.从始祖荣亲王到祖父毓敏

                      金:我始祖永琪,清朝时候的荣亲王永琪,主要是在学问上用的功夫比较多,没怎么参与过政治,他25岁就死了,没有出宫,病逝在宫里了。定:没分封注10是吧?金:他住在圆明园的兆祥所注11。他死的头一年乾隆看他去了,看他去了之后,在病中封他一个荣亲王,没出来。他擅长书法,他很喜欢弹琴,他的文集叫《蕉桐賸稿》。他很喜欢音乐、文学,同时他最擅长算法,西洋算法,这些东西,算法的东西家都没有了,在溥心畬注12手里呢,溥心畬拿了让我瞧过,是长条的一个手卷,三角那时叫八线法么,三角学,除了ABCD用甲乙丙丁表现之外,图的精细呀,我感觉非常惊讶,他就预备把这给我,他一定要在(手卷)题字,我说您不要题字,他非要题字,结果呢,后来他不是上南方开那个伪国大去了么注13,很匆忙就走了,结果这个(手卷)没到我手里边,这个事我非常地遗憾,经过“文化革命”就不好说了。注14定:他是不是给带到台湾去了?金:没有没有!全没带走,他们东西全没拿走,他没打算在那儿,他要回来的,哎……这第二代就是绵亿。定:这是道光那辈的?金:他父亲死时他还很小,后来分府才出来,就住在太平湖么,由他那时候分府才分到太平湖。注15他也是继承了父亲这几样,几乎全继承了。第三代就是绘贝勒,他两位夫人,正夫人叫妙华。定:是奕绘的夫人?金:哎。他们二位合着做了一本诗集呀,是俩人合体的,《妙莲集》。定:《妙莲集》是不是就是您点校的那个?金:《妙华集》到现在还没下落呢。《妙莲集》是我在沈阳时在辽宁省图书馆发现的,我就跟他们说这个事,赶紧把它搁到善本里头。让古籍办复印了一点,复印得也不多,那时候也没有一个单位联合起来说把它多印一点。奕绘的侧夫人是顾太清,就是西林太清,这个您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说了。到第三辈时还是,这几样都行。到了第四代,固山贝子叫载钧。这时候书法呀,文学呀就都没有什么突出的了,就只听说是非常擅长语言学跟掌故。语言学是什么呢?上边几代也是,这个满、蒙文哪,都精通。到了载钧这一辈,不但满、蒙文精通,而且还精通藏文,三种文字,基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基础。从前三代留下的这个语言学跟文学、历史学,因为载钧他非常熟悉清代的掌故,所以语言学、文学跟历史学基本上是这么样从上头传下来的。定:金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您说他还非常懂得音乐、乐器是吧?金:乐器是除了自己会弹琴之外,我这二世祖,就是荣恪郡王绵亿的时候,他号叫南韵斋。因为他很喜欢南方的十三乐。他制的墨,据说在古董界很有名,这个我没有(笑)……他的墨,跟古董商提南韵斋的墨都知道。大体上这样。距离我父亲只差两代了是不是?我父亲的祖父溥字辈,到我的祖父毓字辈,这两代呢,主要就是一般地继承前边的了。那时候毓敏,就是我祖父,正赶上洋务运动的时候,所以通英文,而且擅长医学。定:中医还是西医?金:西医。定:西医?他是留洋的么?金:他的外国朋友非常多,许多外国朋友啊,甚至有史学家,有一个叫柯凡氏的,据说德文叫awaci,是德国的一个史学家。我们家这个二十四史还是柯凡氏送的呢,(是他用来)研究的(笑),版本不好。定:您们家那时候还住在太平湖吗?金:不不不,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就搬到大佛寺北岔儿一个小府去了。大佛寺在宽街那儿。大佛寺那儿房子才一百多间,太平湖那个房子呀,就给了醇亲王了。定:就是后来的醇亲王府吧?金:醇亲王府又不是,光绪那儿生的,所以就由那儿又搬到北府去了。那不是一生皇帝那儿就不能住人了么,就成了醇亲王的祠堂,注16大体上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定:您们家后来一直就在大佛寺那个小府住?金:(笑),住到民国七年(1918年)。因为清代的规矩,府跟旗地是国家的,跟明朝不一样,不是说就可以算你的了。到辛亥革命清朝不是让了位么,因为现在历史一般不谈这个,推翻了就。让位的时候定的优待条件哪,是隆裕太后就把府跟旗都赏归私有,就是谁住哪儿就归谁了。旗地是原来哪个府的就给谁了。所以那个府是民国七年卖的。民国七年以后就不在那里头了。定:给卖啦?金:卖啦。因为这些人家一般来说民国以后经济状况就不如从前了。

                      2.父亲与父亲的家学

                      金:我祖父培养我父亲,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希望他学法律,因为那时候是法律最时髦,法律是什么呢,最时髦的,朝阳大学注17的法律系。所以我父亲是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乌兰:朝阳大学在什么地方?金:朝阳门么。乌兰:什么人办的?金:好像是民国成立之后办的,当时是很有名的,因为我父亲小时候正是民国初年的时候。爱新觉罗·恒煦(金光平)先生遗像注18但是我父亲对法律是非常地讨厌,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念书的人……他是一个性情很和平,愿意与人为善的人,他不愿意捣乱。这法律老打官司老吵架,跟他性情非常不相合,所以他主要是继承了家里这个史学、文学、语言学,所以他就把家里这三样继承下来了。他尤其好搞语言学,因为我祖父不是会音韵么,家里原来又有满、蒙文的底子,还有藏文。但我祖父他藏文底子不行,主要是满、蒙文的底子。我父亲的蒙文也不是太好,反正就能大体知道,主要是满文,他看用英文解释满文的书,比中国讲满文的书要清楚,这是语言学。历史学是他平生的一个爱好。他特别想研究本民族,想研究研究自己这个民族的历史,从肃慎起,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之后想一直到满洲,这您都知道,我就不细说了。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他甚至把二十四史这些个传,都标点了。《金史·本纪》他都标点了,那时候请那么些个专家标点二十四史,我也没言语,其实他都标点过了(笑)。注19他下过功夫标点,下的功夫很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于过去(从事)研究的一些专家呀,他总是非常的尊敬,总是肯定这些个人,这些先生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就教导我们说,不要自己还没学会呢就先批判,那时候还不叫批判呢,就说不要先评人家,没有学好的时候你没有资格评人家,所以最好是看人家怎么学的先跟着人家学。他长期是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对于我们的培养,他主要是采取这种办法,除去我上学让我把功课学好了以外,在晚饭后闲聊天的时候不谈别的,就谈这个。晚上不是得用功,白天不是得有事情吗,在晚饭后闲聊天主要聊什么呢?就聊这个语言文学跟历史,把我们作为谈话对象,跟我们谈这个。问我们的志愿将来干什么,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成长啊,实际上是我父亲这么培养起来的。我父亲那个成长呢,主要是上辈积累的这些东西。同时在语言学这方面,根本的,满文他有,蒙古文他有一半,藏文他只能瞧着那经啊他能认识,同时他英文能成,日文凑合,主要是我祖父鼓励他用新的方法来考虑这些问题。他受的这些影响,但他考虑的不是法律,他考虑的是这些东西。定:旧学,但是用新的方法。金:他考虑的是旧学,就这点哪,他和我祖父的指示不太一样。定:那他的女真文是自学的还是家传的?金:(笑)我父亲呢,我这是跟你们三位说,他为人很好,处事也很好,但是他背着一个什么锅呢,他背着镇国公的一个锅,清朝的镇国公。注20那时候,特别是民国十七年注21以后,做事就很困难了。民国十七年以前他在蒙藏院工作,民国十七年以后也可以说在解放以前,他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但是他也没闲着,他的消遣是什么呢?他的消遣就是治学(笑)。因为家里那时候书还有,除了家里有书之外,天天上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在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注22么,几乎没事的时候就在图书馆里边,他把从明代的《女真译语》,不管是柏林本的,东洋文库本的,他几乎全都抄录下来了,还有罗福成、罗福颐他们整理过的汇编,所以他整个把时间全搁到那儿了。注23上午在那儿,回家吃完午饭之后他还上那儿去。在那儿,那时候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孙贻弓先生是他一个老朋友,所以去善本部也还方便,他整个

                      臣衙门,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丰大业于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见了天津知县刘杰。于是丰大业和刘杰论理,一来二往,性格骄横而且鲁莽的丰大业,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耐心,热血冲上脑盖,他拔出手枪,朝着刘杰“砰、砰、砰”大放一通,刘杰躲得快,但是刘杰的一个幕僚被当场打伤。丰大业开枪伤人了。这下不得了,此时,部分围观的人一哄而上,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书二人,当场活活打死。丰大业开枪逞强,导致他和他的秘书被打死之后,这个事件就失控了,聚集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法国教堂“望海楼”一把火烧了,并且对天津的洋人,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一共杀了多少呢?一共杀了20名外国人,其中含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修女、商人、领事官员等。不但如此,愤怒的群众在当天还杀死了30多名中国籍天主教徒。民众杀红了眼之后,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不分法国、英国、美国,也放火焚烧,造成各处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毁。事发后不久,法国军舰立即开足马力驶到天津,进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个国家的军舰也结集在天津,声援法国——你大清国必须快速处理本案,否则我们就打你。清政府刚刚在十年前被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伤痕犹在,不敢怠慢,于是派了曾国藩到天津调查处理本案。曾国藩在天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终于将本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查清楚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1.大清国认定:本案责任在于大清国一方;2.大清国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国谢罪;3.大清国逮捕并处死16名中国籍的主要凶手;4.大清国向法国及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及抚恤金约合50万两白银。曾国藩对本案的处理,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人们都指责他“软骨头”、“吃里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宣布开除曾国藩的湖南省籍。那么,这起“天津教案”,留给我们后世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及启示呢?魔鬼在于细节当中,我们不妨从本案涉案人员的各种作为来分析,总结一下,这些人都犯了哪些错误:1.教堂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对送来弃婴的好心人给予钱财奖励,这个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却在客观上引诱了坏人去拐卖孩子,这个出人意料的魔鬼细节提醒了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们做这件事,会向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做的一件事,会不会因为手段不恰当而使它最终成为一件坏事?2.部分群众看到修女付钱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残骸出现在郊野、看到教堂里有一罐腌洋葱,将上述三个现象十分不严谨地总结为“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是不是造谣?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在做出任何结论之前,是不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我们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发言应该更为严谨,以免不慎陷入造谣、传谣的陷阱之中?3.法国领事丰大业这个人,在和天津知县论理的过程中,情绪失去自控,竟然拔枪行凶,因而导致自己被活活打死,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任何问题,在“和平救济手段”尚未穷尽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动武——冲动是魔鬼。其实如果单单从本案而言,丰大业也许并非是一个心肠恶毒的人,但是他的死并不太值得同情——他并不是死于心肠恶毒,而是死于脾气暴躁。4.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伤人的这个情节,使部分天津民众的情绪滑向了失控,人们对白色人种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只要你是洋鬼子,无论你与本案有关无关,无论你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无论你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总之只要你是洋鬼子,我们就打死你——愤怒的民众将这件事升级到了这个地步,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该死?“天津教案”留给后人太多的启示。我想,其中造谣、传谣,是一种严重的恶行,我认为这个教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中国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谣、传谣的乐土,谣言在这里很有市场,人们要么信口雌黄,要么偏听偏信,你要冷静,他说你冷血;你要证据,他说你书呆——有时人们往往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相信证据确凿的东西——感情往往胜于理智。当然,我在这里,也只是抛个砖,引个玉。我相信明眼的读者,能从这里吸取更多的营养,悟到更多的东西。

                      鉴湖女侠秋瑾

                      史书上说:当年,清兵赶到革命党人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门前的时候,秋瑾从容就捕,而且拒写供词,只挥毫写下了以下七个冷艳的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07年7月14日,革命组织“光复会”成员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捕,次日,秋瑾在绍兴的闹市区——“古轩亭口”被清政府杀害。秋瑾当然是一个女英雄。可是,英雄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传闻的基础上的。秋瑾为革命而死,仅仅算这个事情本身,秋瑾就已经堪称英雄,而如果再杜撰一些英雄的情节,刻意为她“锦上添花”,在我看来,却等同于画蛇添足,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反而适得其反。这不,秋瑾死后,中国社会上,就流传开了关于秋瑾的以下三则传说: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坦白说,我很愿意相信这些传说。可是很遗憾,事实上,以上这些,全部都不准确。我首先谈秋瑾被捕的过程。依据秋瑾的亲生弟弟秋宗章的回忆文章《大通学堂党案》,当天清兵到“大通学堂”里来逮捕秋瑾的时候,秋瑾并没有像影视作品里面那样英勇抵抗或者从容不迫地指挥学生抵抗。恰恰相反,秋瑾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逃跑。这不是刻意要丑化女英雄。事实上,革命人物在遭到官府逮捕的时候,逃跑不单是十分正常的表现,而且还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试问:如果人人都见死不逃,恐怕革命人物都死光了,那么,谁来干革命事业呢?所以被捕的时候,尽量逃跑,保留自己的力量,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大通学堂”是秋瑾参与经营管理的一所学堂。《大通学堂党案》这篇回忆文章,收录了秋瑾在狱中给清政府的一份《供词》。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当年秋瑾给清政府的这篇供词,都说了些什么:“秋瑾即王秋氏供:山阴县人,年二十九岁。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与丈夫离别出洋,往日本游历,与徐锡麟、赵洪富会遇熟识。后我回国,在上海开设女报馆。上年十二月间,始回绍兴。由蔡姓邀我入大通学堂,充当大通附设体育会教员。与竺绍康、王金发均属要好,时常到堂,已有月余,也系熟识。今日闻有营兵前来拿捕,当即携取手枪、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堂内开枪,兵勇等亦开枪,并将我连枪拿获。又论说稿数纸、日记手摺一个。此稿是我所做,手枪亦是我物。我已认了稿底。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了。皮包是临拿时丢弃在堂。至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现逃何处,不知道是实。(下有指模,注明:‘右手二指’。)”秋瑾的这篇文言文供词,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我叫秋瑾,我的丈夫姓王,我是山阴县(浙江绍兴)人,今年29岁,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丈夫的全名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告别了我的丈夫去日本游学,并与徐锡麟、赵洪富结识和交往,我回国之后,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女性报纸,直到去年12月,我才回的绍兴,一个姓蔡的人邀请我加盟‘大通学堂’,并充当‘大通学堂’附设的‘体育协会’的教师。我和竺绍康、王金发关系都不错,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经常来‘大通学堂’了,彼此很熟,今天我听说政府派兵来抓我,我当时就拿了手枪和皮包,准备逃跑,不料‘大通学堂’里面的学生开枪了,于是清兵也开枪了,然后呢,清兵将我连人带枪给抓了,还搜走了我的一些文稿、日记等文件,这些稿子是我写的,手枪也是我自己的,稿子我都看过了,革命党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问了,我的皮包是在拿的时候丢掉在学堂里面了,而至于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他们逃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于是,我们从秋瑾的这份供词里面,读出来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1.当天,清兵来抓秋瑾时,秋瑾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奋勇抵抗,也不是从容就擒,而是逃跑。2.秋瑾并非如民间传闻中所说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供词,而是写下了以上这份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那么,秋瑾在受审的时候,又有没有“视死如归”的情形呢?史料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秋瑾在受审时,一开始坚决不承认自己“造反”的事实,而且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想方设法地去求生。依据是1907年7月21日版的《时报》,报道了秋瑾受审的细节。在庭审的时候,清政府官员贵福和秋瑾有如下的对话:贵福:“你一个女孩子,为何要造反?”秋瑾说:“你误会了,我是造男权的反,没有要造大清的反。”可见,秋瑾出于求生本能,为自己辩解,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造大清的反”的事实,因此,我们大家说她“视死如归”,似乎的确是言过其实了。可是,这也并非是故意丑化秋瑾。事实上,作为一个弱女子,在明晃晃的大刀跟前,不喊“大老爷”,不喊“饶命”,不喊“我错了”,不喊“冤枉”,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毕竟,秋瑾只是一个女子。读到这里,我们回到分析本文三个传闻的事情上来,我们不妨一一纠正如下,以正视听: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不真实。秋瑾在被捕的时候,既没有英勇抵抗,也没有从容就擒,而是带上枪支、皮包,准备逃跑。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不真实。秋瑾在受审的时候,虽然没有低声下气地求饶,但是,秋瑾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反清,也就是说,秋瑾仍然想侥幸求生。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不真实。秋瑾在狱中,为清政府写下了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读到这里,请问诸位:您觉得,秋瑾的英雄形象,有没有被抹黑呢?有没有被丑化呢?我的答案是——没有。相反,秋瑾显得更真实了。事实上,作为革命党人,在面临被捕的时候,逃跑是正确的,在近代史上,在面临被捕危险的时候,撒腿就跑的英雄人物,不知有多少。此外,人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幻想通过“证据不足”来使自己脱身,以求“留得青山在”,出狱之后继续革命,这种事情,也是相当的普遍,不要说一个小女子秋瑾,就算是我们历史上先后登场的众多英雄好汉,做过这种事情的,简直是数不胜数。再者,是写了七个字的供词也好,是写了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也好,字数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秋瑾在她的供词里面,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屈膝求饶,没有背叛革命理想……仅仅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掩盖这份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来为秋瑾“锦上添花”,否则一不小心,搞成画蛇添足,完全不必。这就是我的看法。

                      吉鸿昌之死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读物,突出地讲述吉鸿昌在胸前挂一个“我是中国人”的胸章访美的故事,努力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英雄……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里,落下了“吉鸿昌死于抗日”的一种模糊印象,可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提起“吉鸿昌”这个人,相信许多的读者心里都会蹦出一个词儿“英雄”。实事求是地讲,吉鸿昌的确是一个英雄人物。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吉鸿昌大义灭亲的一起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记录了吉鸿昌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有一回,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一家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案发当地的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可是,有人报告给了吉鸿昌。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件事,也许就能说明吉鸿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等闲之辈。再讲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吉鸿昌访美。在美国期间,有一回,吉鸿昌到一个小邮局,去寄一个包裹回国内。当他用不标准的英文,对美国邮局女服务员说出‘中国’这个国家名字时,邮局服务员竟然抛出来这么一句:‘中国是哪里?我没有听说过。’吉鸿昌义愤填膺,当即叫人定做了一块写着‘我是中国人’的方形胸章,挂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故事,有些读者从小就读过,不再多费笔墨。出于对吉鸿昌的敬仰之情,长期以来,我们有很多的民间通俗历史读物,想方设法地突出吉鸿昌“我是中国人”的访美故事,刻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为了抗日而死的民族英雄。但是,事实上,吉鸿昌当年被国民政府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是因为吉鸿昌发动了反蒋武装暴动。当然,反蒋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话题,在此不多说。本文所要澄清的是——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反蒋。其实,此事的端倪,并不陌生。吉鸿昌在死前,曾经写下这样一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这首诗里有“恨不抗日死”五个字。很显然,吉鸿昌已经用他自己的话,亲笔告诉各位:他被捕乃至被杀,并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才有他笔下“恨不抗日死”的遗恨自白。那么,吉鸿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丢掉性命的呢?依据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回忆,当年国民党特工潜入天津租界,刺伤并抓捕了吉鸿昌,理由是吉鸿昌组织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暴动。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的回忆,有什么可信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难道军统特务的证言,就一定是谎言吗?其实,关于吉鸿昌被捕、被杀的真实原因,传世的第一手史料,多如牛毛。例如,吉鸿昌生前的战友傅二虞,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里面,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吉鸿昌曾经派代表远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并被蒋介石的人查获。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出于防范,蒋介石于是命令吉鸿昌去“剿共”,可是,吉鸿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冒充红军,倒戈攻击国民党军队。我们来读一读,傅二虞这篇证言的原文:“……第二十二路军驻防潢川一带,蒋介石给该路任务,是对豫鄂皖边区‘剿共’。在1931年4月间,吉鸿昌奉令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他回到潢川时精神沮丧,很气愤地说:‘蒋介石手下这班人,忒骄傲猖狂,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尤其是陈诚,更是气焰逼人,我怎能吃他们这一套!’他还分别给杂牌军队中豫籍将领写信,说刘峙在河南,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反对刘峙主豫。并给刘镇华写信,推他为首领,作倒刘峙运动。据说,刘镇华接到吉鸿昌的信后,就把原信送呈蒋介石了。此时,有人介绍一位姓帅名公字新吾的,来到总部,帅又介绍他一位朋友刘某,代表吉鸿昌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会毕,刘某将会议记录及汪给吉鸿昌的任命状等,装在暖水壶内,由广东北返送吉。刘途经汉口。下火车时,被蒋介石的侦探查觉,人证俱获,解到汉口行营。蒋介石得到这一情况,遂派参议冷欣,携带电台,来到潢川,住在二十二路军总部旁院,名为联络,实系监军,并时常找师长张印湘谈话,企图分化部队。约在5月间,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队向安徽金家寨‘剿共’。吉鸿昌接到命令后说:‘我决不牺牲部队,替蒋卖命。’乃伪造共军大部已出动到潢川西北寨河、竹竿铺附近的假情

                      极大的压力,然后自己再派兵镇压,以获得更大的声誉。当时高骈的部将们看出了高骈有按兵不动的想法,于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例如以毕师铎为代表的部将们认为,现在黄巢用兵十余万如入无人之境,如果不加紧拒险阻击,等到黄巢渡过淮河,就将无法阻止,那样就会成为京城长安的大患,应该立即进兵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可是以吕用之为代表的另外一些部将,则迎合高骈的想法,认为高骈在朝廷内有功高盖主的嫌疑,如果立即平定了黄巢,会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不如现在坐山观虎斗以求得自保。吕用之的建议当然能得到高骈的首肯,于是他禁止诸将出战,只要守护好辖境即可。不过,高骈为了向朝廷推卸自己不与黄巢交战,故意放黄巢大军渡江北上的责任,上表向朝廷告急,称黄巢拥兵六十万之众,言下之意是自己不是不与黄巢交战,而是力不从心,寡不敌众。当皇帝李儇向朝臣们遍示高骈的奏表后,朝臣们犹如一盆冷水浇在心头,史书上记载当时是“上下失望,人情大骇”。皇帝李儇下诏指责高骈主张遣散诸道兵马,致使黄巢大军从容渡过长江,但是高骈也不甘示弱,上表为自己辩解,说是遣散诸道兵马的决定最终是朝廷定下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主意,又将责任推还给皇帝李儇。为了进一步推脱责任,高骈谎称已经与黄巢交战,并取得了一些胜绩,只要自己不落入黄巢部下的圈套,将有机会剿灭黄巢,并建议皇帝李儇,应该紧急诏令淮南东道兵马做好防御准备。事实上,高骈的建议还是暗示朝廷,自己只肩负守卫淮南的责任,此后高骈便称病不再出战。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高骈的态度让朝廷明白他事实上是不听指挥的,可是黄巢已经屯军淮南,对河洛地区形成威胁,虽然皇帝李儇远在西北的京城长安,但依旧感到不寒而栗。宰相豆卢瑑建议再行招降之计,授予黄巢天平军节度使之职,以阻止其向西进兵。可是卢携却不同意这样做,他为了挽回举荐高骈失误的面子,主张立即调兵布防。此时皇帝李儇鉴于以往招降工作做得不力,导致时刻让黄巢牵着鼻子走的教训,决定采取卢携的意见,下诏征调河南诸道人马发兵溵水(今河南商水),任命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汝州、郑州把截制置使,屯兵汝州一带防守淮北地区;同时又以淄州刺史曹全晸为太平军节度使兼东南行营副都统,扼守淮河南岸。意在以淮河为依托,在两岸建立南北两道防线,以阻止黄巢北上。朝廷的军事部署不可谓不周密,但其意图很快落空。曹全晸带领的六千人马犹如以卵击石,刚一出兵就被黄巢打败,只得退守泗州,本来指望高骈派兵增援,可是高骈见死不救,不久曹全晸的人马被黄巢彻底打垮。淮南防线如此不堪一击,而淮北防线又因发生兵变而不战自溃。导火索依旧来自徐州军,当朝廷在淮水一线进行军事部署的时候,徐州方面派出三千人奔赴溵水增援,途经许昌时,以款待不周为由发动兵变,忠武节度使薛能经过一番辛苦慰劳方才平息。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就此告一段落,但驻守许昌的周岌本来奉命领兵奔赴溵水,闻知城内发生兵变,便星夜赶回许昌,在没和薛能商议的情况下,将发动兵变的徐州军三千人全部袭杀。薛能是进士出身,虽然是一介书生,却相当自负,当年他在剑南西川时,曾经写过两句诗:“焚却《蜀书》不宜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连诸葛亮的功业他都不放在眼里。事实证明,当他这种书生碰到周岌这样的悍将后,最终只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针对周岌袭杀徐州三千士卒事件,薛能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周岌一不做二不休,挟平定徐州军之乱的余威,将薛能也一并杀死,然后自称忠武军留后。当时屯守汝州的齐克让唯恐被周岌突袭,引兵退回兖州,屯驻溵水德官军眼见两路大军不战自溃,也都引兵回归本镇。朝廷辛苦布置的淮河防线就这样一哄而散,而带来的结果就是河洛地区门户大开。广明元年(880年)九月,黄巢带领人马从容渡过淮河,他自称天补大将军,并严肃军纪,得到沿途百姓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他不断招募兵员,队伍急速扩充,并开始对各路藩镇展开分化攻势。黄巢在给各个藩镇节度使的文告中,警告他们,只要各自坚守辖境,不主动与自己交战,自己是不会进攻他们的,自己即将进攻洛阳,希望各个节度使不要多管闲事,等到打进长安,只追究皇帝李儇的罪过,不会涉及其他人。节度使们本来就各自心怀鬼胎,再加上看到黄巢的文告,所以全都决定坚守不出。因此黄巢大军在河洛地区一路所向披靡,当时申州、光州、颍州、宋州、徐州、兖州等地的官吏和守军望风而逃,十一月十日,黄巢成功进占汝州。而汝州的前方不远处即东都洛阳。黄王进京黄巢大军进占汝州的两天后,消息传到了京城长安。此时朝廷内部一片惊恐,宰相卢携见势不妙,称病在家不敢上朝议事。当时已经十八岁的皇帝李儇只得召见其他宰相以及他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商议对策。豆卢瑑、崔沆主张紧急征调关内诸镇人马和左、右神策军守卫潼关,田令孜也主张挑选出左、右神策军的弓弩手前往潼关据守,并称自己愿意出任据守潼关的“都指挥制置把截使”官职。如此危急时刻田令孜还确实很有担当,这也没有辜负皇帝李儇平时对他的绝对信任。不过李儇却忧虑关内士兵以及左、右神策军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过实战,恐怕不能作为倚靠,于是田令孜便提出了退居蜀中避难的建议:“当年安禄山作乱,玄宗皇帝巡幸蜀中以避难,现在陛下完全可以效仿玄宗皇帝,等剿灭黄巢再回来也不失是一种方法。”不过,让田令孜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说完崔沆便提出反对意见:“当年安禄山才有十五万兵马,比起现在的黄巢,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当年哥舒翰以十几万兵马尚且不能守住潼关,现在黄巢拥兵几十万人马,而潼关又无哥舒翰那样的名将和强兵。”豆卢瑑附和着说道。豆、崔二人所说的话,显然是不赞成皇帝李儇退往蜀中,而且明显不信任田令孜能够守住潼关。此时的皇帝李儇心情已经跌入谷底,当听到田令孜提出退避蜀中的想法后,他不禁流下了眼泪,因为他十分明白如果那样做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依旧想做最后一搏。“无论如何你先发兵潼关!”李儇向田令孜做出了最后的指示。田令孜得到了诏令,急忙部署出兵的相关事宜。而李儇也明白此刻应该做些鼓舞军心的事情,于是,两天后他亲自到左神策军营检阅将士,召见了田令孜举荐的张承范、王师会、赵珂三员军将,分别加以任命。最后李儇正式任命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以另一名宦官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带领人马先行奔赴潼关守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皇帝李儇起用的杨复恭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角色,可是让李儇想不到的是,他所起用的这个人未来居然是个欺压皇帝的角色。就在朝廷安排完潼关的守卫三天后,泰宁节度使齐克让送来加急奏报,说黄巢大军已经进入东都洛阳境内,为了避免消耗有生力量,自己已经收拾人马退守潼关,而且潼关一带的百姓已经四散逃去,百里之内不见一人,根本找不到粮食,希望朝廷能够急速输送军粮。皇帝李儇得到奏报后,立即让兵部安排输送军粮事宜。可是就在这安排的过程中,十一月十七日,黄巢大军抵达洛阳城下,东都留守刘允章不敢抵抗,举城投降,黄巢在洛阳城只是补充军资,稍作停留后,继续向长安挺进,并于二十二日攻占了关外战略要地虢州(今陕西灵宝县西北)。虢州距离潼关只有一百五十多里的路程,皇帝李儇当时已经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可是举目望去,可以信任的人似乎只有田令孜,于是他继续加封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等八州都统,并募兵长安百姓两千人以补充左、右神策军的人数增援田令孜,又挑选神策军弓弩手两千八百人,让兵马先锋使张承范、制置关塞粮料使王师会带领前去增援潼关。可是前边我们说过,晚唐由宦官控制的神策军,实际上是长安一带富家弟子的庇护所。这些纨绔子弟贿赂宦官、挂名神策军是为逃避徭役负担,而且安史之乱以来,朝廷的护卫工作主要依靠神策军,对其赏赐比一般士兵要强很多,所以神策军士兵经常仗势欺人,事实上不过是纸老虎,真正的战斗力极其低下。很多人听到真的要上战场,全都抱头痛哭,甚至有的人连兵器都无法拿动。所以潼关的守卫工作,神策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出征之前的践行中,皇帝李儇虽然对张承范等人赏赐丰厚,并对他们寄予厚望,但张承范似乎并未受鼓舞,反而向皇帝李儇进言道:“听说黄巢拥众数十万向西进军。齐克让率领一群忍饥挨饿的士兵依托关外,现在让臣以区区两千人马驻守潼关,而且没听说陛下馈饷之计,就这样让臣去拒贼,臣很是寒心。”皇帝李儇听到这话后,顿时脸上愁云密布,他隐约感觉到,指望这帮人守住潼关恐怕希望不大,但是李儇还是耐着性子强颜欢笑地告诉张承范,只管发兵前往潼关,自己随后就增派援兵以及军饷。事实上,张承范也明白此去既无粮草又无援兵,肯定是凶多吉少,皇帝的话姑且当作耳边风不听也罢。但迫于皇帝诏令,仍勉强带领兵马赶赴潼关,当到达华州(今陕西华县)时,刚好碰到辖境的刺史调任离去,城中百姓得知本地即将开战,都拖家带口地逃进华山,只留下一座空城,所以根本没人接应张承范的到来。张承范无奈之下只得带人进城在州库中寻找粮食,不过看见的却是尘埃一片,最终张承范只找到一千斛大米,短暂停留后便带着士兵忍气吞声地继续上路。十二月一日,张承范到达潼关,首先摆在其面前的不是如何面对黄巢的大军,而是粮食奇缺的问题。当时张承范从山中搜寻出一百多个百姓,强行向他们征用了些粮食,做了一点防御准备,可是加上齐克让的万余人,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很快这些人便粮草断绝,士兵们士气极为低落。就在张承范到达潼关的同一天,黄巢也带领大军到达潼关之下,官军眼见黄巢大军“白旌满野,不见其际”,全都不寒而栗。不久后黄巢亲自来到潼关下,义军全军欢呼,军威之盛惊天动地,很快便开始攻打潼关外城。齐克让虽然从中午一直战斗到傍晚,但无奈手下士兵忍饥挨饿已经很长时间,根本无力抵抗,只得被迫烧毁营帐进入潼关之内。在潼关的左侧有一条山谷,平日是禁止行人通过的,以确保关税的正常征收,称为“禁阬”,由于黄巢大军急速攻至,潼关的守军居然忘记加以防守,导致齐克让的溃败之军一下子从禁阬涌入关内。这条道路本来就已经是荆棘交织,灌木丛生,一下子就被涌进的士兵踏为了平地。张承范看到齐克让打了败仗,急忙派人向皇帝李儇告急求援,而且这一次张承范说的话更加严厉:“臣离京六日,甲士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两千余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阬。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张承范这一次明显是指桑骂槐,但告文送出去的第二天,没等朝廷回信儿,黄巢大军便大举攻打潼关。张承范全力据守,从清晨一直战斗到晚间,其间城上弓矢用尽,就用石头砸向攻城的义军,到了晚上义军纵火焚烧关楼,他命令王师会分兵八百人防守禁阬,但此时已经有部分义军从禁阬入关,义军内外夹攻潼关,守关唐军溃败,王师会战败自杀。张承范眼见形势不妙,换上便服带领残兵向西逃窜,途中遇到当地藩镇派来的援军两千人,这些援军也跟着张承范一路向西逃去,一直到了渭桥边上方才停歇。张承范一路西逃,犹如惊弓之鸟,可是到了渭桥后,他看见田令孜招募的神策军居然个个穿得五颜六色,心中生出一股无名之火,于是下令将这些神策军士兵洗劫一空,然后闯进长安城大肆劫掠。潼关仅用了一天时间便宣告失守,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然而,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黄巢在攻下潼关后,只留下部将成令瓌防守潼关,他立即带领大军继续向长安挺进,只过了一天便又攻占了华州,迫使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请降。潼关失守意味着京城长安门户大开,田令孜担心会受到皇帝李儇的责怪,便将全部责任推卸给宰相卢携,认为是卢携举荐高骈失误,才致使黄巢大军一路向西所向披靡。四日清晨早朝之时,皇帝李儇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卢携再次罢相贬官,同时将王徵、裴澈招进宰相班子。此时京城长安已经危在旦夕,皇帝李儇即使有回天之力,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防守住京城长安。虽然十八岁的李儇贪玩好动,但他不是白痴,他知道长安已经是防守不住,现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尽量拖住黄巢前进的步伐,好为自己逃离长安赢得时间。为此,他诏令任命黄巢为天平军节度使,希望黄巢能够接受自己的册封,暂时停止进兵长安。不过,等到早朝过后,皇帝李儇趁着天色微明之际,带着福王、穆王、泽王、寿王等人,以及四个儿子、嫔妃数人,由田令孜带领五百名神策军护卫,经长安城西的金光门逃离。李儇等人逃出长安之后,百官们才知道消息。而那个时候黄巢带领大军已经打到了长安西市附近,当时长安城内一片混乱,所以百官们也都一哄而散。不过,在官员们四散逃亡的同时,有一个人是个例外,这个人就是被贬官在家的卢携。他之所以没有逃跑,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跑,而是因为他已经病入膏肓,根本跑不了。卢携二次担任宰相以来,对内钳制田令孜,对外依靠高骈,受到皇帝李儇的绝对信任。但事实上,他与田令孜是一丘之貉,当黄巢大军由江陵北上时,他已患病,行走困难,也已指望不上高骈,而且又被田令孜当作替罪羊。最重要的是,卢携知道因为自己主张剿灭黄巢,所以黄巢到来后,自己绝没有好果子吃,因此在义军进入长安西市的那一天夜晚,卢携自知逃生无望,在自家后院自缢而死。十二月五日,义军先锋部队将领柴存领兵进入长安城,留在京城的尚书左仆射兼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代表朝廷向黄巢投降,并亲自迎接黄巢进入长安。据《资治通鉴》记载:黄巢进入长安的时候,乘坐金装肩舆,在身穿锦绣、腰束红缯、手执兵器的士兵护卫下,带领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长安。沿途“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长安百姓并没有表现出惊慌,也没有东躲西藏,而是夹道围观,大将尚让沿途告诉民众,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会像李唐皇室那样不爱护百姓,百姓只管安居无妨。十二月十二日,黄巢入居皇宫,次日在隆隆的战鼓声中,黄巢在大明宫含元殿登上皇帝位,建立国号大齐,改年号金统,开始置属百官。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以另一名义军将领赵璋兼侍中,同时任用了一大批唐朝降官,但真正的权力主要掌握在跟随他一同起兵的义军将领手中。多年前,黄巢曾经发誓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长安,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此刻俯视唐朝的那些降官,黄巢的眼中透露出一丝轻蔑之色。“天下谁与我争锋?”雄心壮志的黄巢禁不住心潮澎湃,不过黄巢明白攻进长安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结束长安城内混乱的状态。黄巢采取的措施是,只要见到穷人就加以赈济,对于长期为非作歹以及顽固不化的官吏则施以重刑镇压。由于皇帝李儇偷偷出逃,没有通知大部分朝官,包括宰相卢瑑、崔沆、王徽以及京兆尹李汤在内的一大群朝官都因为来不及逃离长安,而成了瓮中之鳖,只得藏在先前向黄巢投降的张直方家中。对于如何处置这些朝官,黄巢采取分化的策略,先是宣布朝官三品以上停止任用,四品以下官复原职,然后发布通告命令在逃的朝官自动到部将赵璋的府邸自报姓名与官衔,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可以自动官复原职。当然黄巢也十分明白,有奖就必须有罚,除了宽赦大部分朝官之外,也必须找出反面典型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人群中百分之十是真正做事的人,剩下的随波逐流,看上去好像是在工作,说不定他们还真的相信自己是在做事,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别的?可怜的查理来上班,就等着人家告诉他该做什么。当然了,我得琢磨把他放在哪儿。我没准备把摄影师们赶出去,他们需要那块地方。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让出我们的房间,反正那办公室也从来算不上是最好的。不,就用开董事会的那间,有着发号施令的权威感,地毯、窗帘、软垫什么的相当齐全,和别的办公室不在一起。我和查理搬进这间办公室,把两个姑娘留在我和乔伊丝的老办公室里。现在我坐在查理对面,就像以前我坐在乔伊丝对面一样。我们处得挺好。查理以前负责一本商业杂志,杂志做得干净、明晰、美观。(不过真正负责的是谁呢?)他坐在那儿,把那张大办公桌铺满了文件,而我则向他讲述杂志的历史,做过的改变,“在我看来”它现在应该是什么样的——哎呀,我可不是说如今我的想法有多重要,我都是要退下来的人了嘛。啊,简娜,你的意见我们当然一定要考虑的啦……他从来不主动提出点什么……唉,这要紧吗?有的时候,消极被动也是一大美德呢。能够让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嗯,是的,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做到这点。但也要能在正确的时刻控制局面,发动机器,利用惯性,促使事情发生。等待,倾听,然后接手,掌控,乔伊丝做这个很拿手。我以前想过,也许查理也是这样的人。但是不,现在我相当肯定,他不是的。他不做事——唉,一直是这样的,真正做事的实在没几个人。看人消极怠工,这很有意思。来了一封信,他把它递给我,我和他一起读。他说,这样这样如何?我说,你不觉得如果我们……?他说,啊,大概吧……我去打各种电话,然后叫来了我的秘书,我口授信件的时候,查理忙着翻报告。他每天中午都有工作餐,和这个那个人一起。他很迟才回到办公室,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运转起来了。他无所事事地坐着,我们说话,然后他口授一两封信,这一天就结束。他什么事都没做。他甚至对我这样说过:一个好组织者知道如何下放权力。说这话时他微笑着,那笑容里居然没有丝毫的不安。哎,说得有理:我们的各部门,靠自己的惯性就能长期良好地发展,不需要别人插手。与此同时,社里还有菲丽丝,还有吉尔呢,她们已经明白过来了。查理把责任下放给她们了——他是这么认为的。菲丽丝进来听指示、提建议的时候,我观察着她。她不让自己和我有眼神交流,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是一伙的。哦,满分,菲丽丝!她坐在那里,能干,安静,自然是穿着她那让人心安的柔软的丝绸衣服,说,“查理,我在想,如果我们……你怎么看?”“啊,我也有此意呢。”半个小时后,他会这样回答。而当我去她们办公室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得好像其实是查理提出了这个那个想法,掌控大局的查理。美好的秋天继续着,一天又一天,今天下午我好好地打扫了公寓(吉尔的房间的确是收拾得很不错),而且真的有机会把我的衣服、双手、指甲等打理得合乎标准。我正看着天呢,忽然抬脚冲下楼去,钻进车里,去莫迪家。“莫迪,”我说,“和我去公园。”她举棋不定,我看出来了,于是我说:“来吧,莫迪,来吧。就答应我一次吧。”她笑了,是通情达理、活泼愉快的笑,看到这种笑我总是松一大口气。然后她说:“但是我已经切好了三明治,杯子也摆好了……”我冲进房里,拿上她的外套、帽子、手袋,她任我安排。十分钟以后,摄政公园。我开车绕着内圈转了一圈又一圈,看着湛蓝湛蓝的天空下黄金的、青铜的和碧绿的事物。莫迪别着脸,用手遮着。我想,她在哭,是的,但是不,我不去注意。于是我坚决不看她。“你能稍微走走吗?”我问。很幸运,从公园门口到咖啡馆距离只有二十码。多么漫长的二十码,我能看出来,自打去年夏天我们来这里以来,她的身体状况变坏得很厉害。第一次听那个卑鄙小人漂亮靴子赫米奥娜用这个字的时候,我很讨厌它。如今薇拉用它时,我还是讨厌,但现在我自己也用它了。莫迪的身体在迅速地变坏……就像生鲜食物。终于,我们走到了桌子那儿。玫瑰还没谢,一团团的色彩、芳香,立在花坛里,吃得饱饱的小麻雀到处蹦蹦跳跳。我安置好莫迪,端来蛋糕和咖啡。莫迪吃啊吃啊,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充分享受,吃完一块,她歇一下再拿下一块,这个间隙她就坐在那里,朝着小麻雀们微笑。小可爱,小可爱……想到她那黄黄的小肚子,我简直不能相信她怎么这么能吃。而莫迪说,是啊,他们说,溃疡得喂……不是抱歉的口吻,而是纳闷的,因为她也很惊讶,自己怎么吃了还要吃,有的时候风卷残云般扫掉他们送来的饭以后,还要切几块面包片涂黄油吃,或者吃掉一整袋饼干。然后我开车,带着她沿着公园的内圆环绕了一圈又一圈。她遮着脸,盯着满是黄叶的树,看着它们投下的阴影。莫迪。她似乎在好转:如果对一个罹患癌症的女人还能用这样的说法的话。她那可怕的脾气不怎么发了,大部分时候很友好,甚至十分欢快。而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觉得我让她失望了,这真矛盾。就在带她去公园的那天,晚上我醒来,背又拧成了一团。远没有上次那么糟糕,第二天就好了。但是我知道我得做什么。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好好地谈了一次,然后我去莫迪那儿,坐下来,说:“听着,莫迪,我有事要说,拜托听我说完,不要发火。”我本来早已决定不用“发火”这个词了的:前一天晚上,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对自己说,她是个聪明人,她是通情达理的人,我一解释她就……哦,真扯淡——她几乎是立刻就转过头去,和以前一样,狠狠地瞪着炉火,浑身发抖,凄凄惨惨。我对她说,她得要一个家务女工,哪怕是一周只来两次,帮她买东西;她还得要一个护理员,帮她洗澡。不然我就得躺倒再也起不了床,她永远见不到我了。她一言不发。我说完以后,她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是不?”后来她特地说明,她只怪薇拉·罗杰斯,那个大坏蛋。我那个时候意识到,我不能指望她讲道理了。来的家务女工是个可爱的爱尔兰姑娘,来之前已得知福勒太太不好相处,于是耐心地站在门口,一直敲门敲到莫迪放她进去为止,莫迪磨着牙,怒目相向,小声咒骂。莫莉礼貌地问:“要我给你弄点什么回来?”莫迪说:“我什么都不缺。”“哎呀,”莫莉说,换了个策略,这招对付另一个不好伺候的老太太有效,“我好累啊,我能坐下,抽根烟吗?”她看了看那把可怕的扶手椅,然后坐在了桌边的硬椅上。莫迪没有错过那个反感的表情,尽管它仅仅一闪而过,她打定主意不能喜欢这个姑娘。“你想坐我可没法拦。”她回答。于是莫莉明白,在这家她不能坐,不能叽叽喳喳地聊天。很快,她掐灭了烟,说:“如果你没有什么要我去买的,那我就走了。”听到这话,莫迪一开始保持沉默,然后用一种匆忙、愤怒又无所谓的口气说:“要点饼干……还可以给猫买点东西吃……不想太劳烦你。”以这个为基础,可怜的莫莉好歹买来了些莫迪要的东西:但当她想去厨房看看,好利用一下自己的大脑,看她到底缺些什么时,这时莫迪说:“我可不记得我请了你进来。”于是当莫迪记不得自己要什么东西的时候——而她经常记不得——莫迪只好缺吃少穿。因此当我去看她的时候,我得再出门给她买东西。我觉得荒唐极了;毕竟,这就是几分钟的事。她觉得荒唐极了,她居然得忍受那个家务女工,就因为我的心肠变冷了,不再宽厚、宽容。但是,当然了,最糟糕的事情,是她得让护理员给她洗澡,这些护理员要么是黑人,有的年纪太轻,有的太大;要么是白人,有的下手太重,有的双手太冷——反正不是简娜。她一开始不让护理员进门,但是发现我故意凶巴巴的,不理会她无言的恳求。她只好让她们进门,但是她们找不到沐浴用具,找不到干净衣服,她们先是温柔耐心地询问,然后是恼火专横地逼问,得到的都是嘟嘟哝哝的回答。第一个护理员是黑人,报告说她觉得福勒太太不能容忍黑人护理员;第二个是白人,尝试了两次,放弃了;第三个居然给莫迪洗成了澡,莫迪觉得这经历太耻辱、太痛苦了,于是下一个护理员来的时候,迎接她的是一通大叫大嚷:“滚开,你们我谁也不要,我自己能行。”还有一次,实在是太荒唐了,晚上我到了莫迪那儿,发现莫迪恶臭难闻,显得绝望又羞愧。我们和往常一样,各坐炉火一边,她和我讲了一样的故事,因为她的回忆用完了,还有这么个想法梗在心中:我不肯给她洗澡,我原来是她的朋友,现在不是她的朋友了。“你还是我朋友的时候。”有一次她这样开头,她不是想给我施加压力,而是她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很快,我就在想,这是一个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的老太太,而我居然不肯花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她洗澡。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叫她取消护理员,但是留着家务女工,而从那以后,一直是我给莫迪洗澡。不过不是每天都洗,我实在做不到。我害怕那个沉默的敌人,我的背。我到她家的时候,莫迪,有的时候真为自己的腌臜和气味感到痛苦和厌恶,会思忖,她今天心情好不好?我察觉到了这个,就说:“你今天乐意洗个澡吗,莫迪?”她的表情!她可怜的老脸上那如释重负的表情……她多么痛恨自己肮脏,痛恨自己让自己恶心。从某个方面讲,我介入她的生活对她来说是件坏事,因为在此之前,她可以稍稍忘掉这些事,无视自己腌臜的衣服,脏兮兮的手腕,指甲缝里的污泥。于是,每隔三天的样子,我给她洗一次澡。她最近一段时间一次都没拉在身上,尽管有的时候会尿湿衣裤。她得付出多大的警惕和努力才能保证不把自己身上弄脏,这我大致了解:她得频繁地拖着身子去那冰冷的厕所;还要潜心研究,以智胜她的肠子。再说,还有一件事:她不想让简娜——薇拉·罗杰斯派来的探子——知道她拉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为此她不惜一切,甚至一整晚不上床,硬坐着,这样就不需要用痰盂。但是有一次她来不及出去,不得不用,而还没来得及倒,我就来了。她没有阻止我倒痰盂,但是她站在那里盯着我的脸,那表情告诉我,她一直害怕这个时刻会到来,而现在它来了。我一开始以为她喝了用真正咖啡豆煮出来的咖啡,然后我记起了关于咖啡色粪便是怎么回事。我第二天的确给薇拉打了电话,她说,哦,我得把医生叫来,我得这么做。别,我说,拜托了,别这样。能不干涉她就不干涉,能熬多久就熬多久吧。于是,现在,真正的好朋友简娜不见了,世上唯一一个(你的另一个自我)可以依靠,总是回答“好”,做你需要的事的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另一个简娜,处处设限,有的时候肯,有的时候不肯。我带莫迪去看了她姐姐。她挑了一个星期天,觉得那天自己状态足够好,不会丢脸。她好不容易挪进街角的电话亭,给姐姐打了电话,事后告诉我她都安排好了,而且到时候她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我不需要费事。那是十一月里一个温暖的日子。莫迪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深蓝色的绸子,上面有灰色和粉色的玫瑰。这件衣服是二战刚结束不久,她在汉默史密斯的那个女演员朋友给她的。她在外面罩了件黑外套,戴了一顶黑草帽,草帽上系着黑丝带,还有一小束玫瑰:这帽子是她四十年前为参加一个婚礼买的。我去接她的时候,觉得她完全可以做《窈窕淑女》里莉莎的妈妈:贫穷败落,却又时髦时尚。而她身上还透着一股活泼,甚至是不羁的气质。于是莫迪就这样去拜访她多年未见的亲戚了,呈现给他们的正是他们心中她的形象:偏执古怪,让人巴不得能忘掉的落魄穷亲戚。那是一栋漂亮的小房子,挺老的,有一个花园,新的高层建筑区、大商店、停车场、喧嚣的街道间散落着好几栋这样的房子,这是其中之一。我们开车在周围绕了好几圈,找这个地方,而它就在那儿:几乎是一个村庄,或者说村庄的孑遗。一扇刷了漆的花园门,一条小径,两边是秋日黯淡凋零的玫瑰,路尽头是那一家子,等着接待莫迪小姨和她的新朋友。好奇。他们这一帮人真不怎么样,冷漠、精明、鄙俚——这个词如今不大用了,真不应该让它停止使用的。莫迪的这位姐姐是个女族长式的人物,依旧活力十足,大权在握。她做了午餐,吩咐女儿们、孙女儿们摆好桌子,而要倒垃圾、要撬开卡死的窗户、要接马桶抽水拉绳的时候就指挥儿子们、孙子们去做。家里一共十二个人,都穿着难看的时髦衣服,聊他们的车,他们的割草机,他们的假日。他们都比莫迪和她的姐姐波莉高一个档次,但是,和他们那个寻欢作乐的缺德外祖父比,他们的档次是高了还是低了呢?我坐在那里一边琢磨着我们那有时理不大清楚的阶层划分,一边回答他们关于我是做什么的问题——我绝没有和他们实话实说,反正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在撒谎,我说我是个秘书。他们还问了关于莫迪的问题。但是我知道他们到底想问什么,他们也问了:“所以,你是莫迪的‘好邻居’?”我坚决不能让他们用这个说法抹杀莫迪真正的好友,我回答:“不,我不是。我是莫迪的朋友。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了。”他们不信这话,互相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神。他们问莫迪问题和同她说话时,大着嗓门,直截了当,居高临下,好像她弱智似的,而她坐在他们中间,穿着她最好的衣服,脑袋微微有些颤抖,明显的身体不适,一边顽抗,一边又心虚,努力顶住这些压力,他们弄得她像是又荒唐又愚蠢,实在是可怕的压力。她怯怯地问姐姐:“波莉,你记不记得我以前给保罗做过水果卷?”“是吗,莫迪?你做过?你以前总忙着动些小脑筋,不是吗?”还有:“波莉,那是原来那个船形酱汁盘吗?我记得是家里的。”然后波莉愤怒地狠狠擤了擤鼻子:“你可别觉得现在你能把它拿走,我不会给的。你名下的东西你都拿走了!”“哦,妈妈!”“哦,妈!”“哦,亲爱的!”这是“孩子们”和孙子辈的反应,“孩子们”其实现在自己也上了年纪,孙子辈是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兴致勃勃地互相交换着眼神:这下家庭传统复活啦——莫迪姨婆总是想要顺走奶奶的东西,她总是乞讨索取,现在又开始了。莫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沉默了下去,整餐饭中除了回答“是”和“不”,不再多说什么。我们十四个人围坐一张加了抽板的桌子,把餐厅塞了个满满当当,这餐厅是大家共用的房间。还有一间前厅,像是老式建筑里的“会客小厅”,那间房异乎寻常的干净明亮。用餐时,我们互相传着盘子,老式的蔬菜盘,里面盛着油腻腻的烤土豆、水汪汪的白菜、烂糊糊的防风。桌上有一盘烤得不错的牛肉。我们传递着山葵汁、番茄酱,还有一个银调味瓶,那大小都够一家酒店用——或者够这样的家庭聚会用。我们吃了炖李子,李子是自己花园里摘的,腌在瓶子里。我们还吃了很好的板油布丁,蓬松生脆,抹了果酱。我们一杯一杯地喝牛奶浓茶。中年的聊他们的蔬菜园,谈如何腌渍、冷冻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年轻人聊旅游时吃过的比萨和外国食品。听上去,这家还有不少小孩,不过没被带来参加聚会,他们说不然莫迪姨婆一定受不了,这话果然戳到了莫迪的痛处,我看到她眼里有泪,但是我没搞清这话是指什么。这些人只有圣诞节才会见面,他们聚到这里,所有人都来。他们没完没了地互相挖苦打趣,这是一个冷酷、残忍的游戏,重新提起别人的弱点、失败、背信弃义。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力量、自信,还有这种随随便便的残忍,容光焕发。女族长镇静地坐在那儿,满面微笑。我很容易就能在她身上看到她父亲的影子,而在莫迪身上我没看到一丝一毫。她有一张宽大的红脸盘,头上是蓬蓬的白色鬈发,可以看得到亮光

                      舜治其死罪,却又起用鲧的儿子禹,并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近代齐国的管仲,差点杀死齐桓公,齐桓公却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相,齐国因此而强大。请您大胆用其才能,不必考虑其他因素。”晋文公听从了臼季的建议,任命郤缺为下军大夫。晋文公死后,北方狄人部落再次大举入侵中原,先是侵犯东方的齐国,既而将矛头指向西方的霸主晋国。晋襄公亲自率领大军迎击,在箕地附近与狄军相遇,并大败狄军。郤缺感念晋文公的知遇之恩,奋勇杀敌,亲手俘获了狄人部落的首领白狄子。箕之战是年轻的晋襄公自殽之战后获得的又一次重大军事胜利。需要指出的是,为这一次战役立下首功的不是俘获敌酋的下军大夫郤缺,而是中军元帅先轸。先轸在晋文公年代原为下军副帅。城濮之战前,中军元帅郤谷因病身故,晋文公看重先轸的品德,直接提拔他为中军元帅。箕之战中,先轸以主帅之尊,突然脱掉盔甲,手持中军大旗,不避箭矢,独自驾车冲入狄人阵营。这一自杀性的疯狂举动引起了狄人的极大混乱,而晋军为先轸的勇气所鼓舞,抓住战机,发动全面突击,将狄军一举击破。先轸用自己的生命为晋国赢得一场胜利。战后,狄人向晋国人归还了先轸的首级,据说仍面不变色,栩栩如生。他留给晋襄公的遗书只有短短一句话:“臣在国君面前逞匹夫之志,您虽然不责备我,我岂敢不自责?”所谓逞匹夫之志,当然是指殽之战后,晋襄公放走了秦国的战俘孟明视等三人,先轸情绪激动,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吐了一口痰的事。箕之战后,晋襄公论功行赏,一是任命先轸的儿子先且居为中军元帅,二是将故大夫先茅的封地赏赐胥臣臼季(先茅绝后,所以取其封地),表彰说:“举荐郤缺,是你的功劳。”三是任命郤缺为卿,并且将原来没收的郤芮的封地冀重新赏赐给郤缺。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次对外战争,首先是夏天的殽之战,接着是秋天的箕之战,到了冬天,晋国再动刀兵,联合陈、郑两个国家讨伐许国,理由是许国仍然暗中与楚国保持勾结,不服从晋国的领导。虽然在城濮之战中败于晋国,楚国的实力并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楚成王迅速作出反应,派令尹斗勃带兵北上入侵陈国和蔡国,在迫使这两个国家屈服后,斗勃按原定计划挥师逼近郑国。郑国,中原的心脏,天子脚下的国度,是楚成王多年以来虎视眈眈的主要目标。他曾经一度将郑文公这棵墙头草牢牢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以此获得了进出中原的最有利位置。然而,随着晋文公的崛起和郑文公的去世,加上城濮之战的失利,郑国很明显地脱楚入晋,成为了晋国的附庸。楚成王向他昔日的对手晋文公学了一手,这次讨伐郑国,不仅仅有军事上的准备,同时也有政治上的准备——他命斗勃带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公子瑕。前面说过,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并且在晋文公的帮助下回到郑国,继承了郑文公的君位,成为历史上的郑穆公。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公子瑕,逃到了楚国。楚成王想做的事情,就是将晋文公当年做的事情重复一次:帮助公子瑕登上郑国的君位,达到控制郑国的目的。楚国大军长驱直入,很快打到新郑远郊的桔柣(dié)之门,郑国岌岌可危。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子瑕的马车发生交通事故,连人带车翻到了“周氏之汪”,也就是周家的池塘里。公子瑕本人被一个叫髡(kūn)屯的奴仆擒获,送到郑穆公那里,被斩了首。七十年前,郑厉公与雍纠密谋除掉祭仲,被祭仲事先得知,先下手杀了雍纠,也是将其抛尸“周氏之汪”。这样看来,周家池塘应当在新郑城内,至少不应在新郑远郊。可是,楚军尚在攻打桔柣之门,而公子瑕在新郑城内遭遇车祸,这事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合理的解释是,公子瑕提前潜入新郑,打算纠集党羽,里应外合,放楚国人入城,不料发生车祸,随行的奴仆髡屯将他献给了郑穆公,楚成王扶持傀儡政权的打算自此泡汤。当年晋文公扶持公子兰,在攻打郑国的时候,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的边界待命,不让其以身涉险,显然比楚成王考虑得更周全。看来,在沙场上厮混了数十年的楚成王,真应该好好看看《细节决定成败》这本书。楚成王这边派斗勃攻打郑国,晋襄公那边也派阳处父入侵蔡国,以牵制楚军。果然,斗勃不能坐视不救,加上公子瑕已死,进攻郑国已无更大意义,于是楚军放弃进攻郑国,转而救援蔡国,与晋军在泜(zhì)水隔江相望。距城濮之战五年,晋、楚两雄再一次狭路相逢。斗勃显然吸取了城濮之战的教训,将军队驻扎在泜水岸边,严阵以待。双方都构筑了牢固的防御阵地,密切注视着对方的动向,按兵不动,战线处于胶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谁先渡过河主动出击,谁恐怕就会吃亏。双方的主将,斗勃和阳处父都深谙此理,采取了同样的静坐战略,等着对方犯错误。因为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斗勃慎之又慎,对晋军的挑逗始终无动于衷。时间一长,阳处父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派人给斗勃送去一封信,信上这么说:“我听说,文不犯顺,武不避敌。现在咱们隔江相望已有些日子了,成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了无乐趣,也有违武士之道。您若有心与我一战,我可以将军队后退几十里,放您过江来列阵,咱们痛痛快快厮杀一场。如果您不愿意那样做,也没关系,那就请您后退,让我军渡江列阵。要不然,咱们在这里浪费时间,耗费财力,对双方都没任何好处。”并且摆出一副准备拔营起寨的架势。斗勃心想,这样耗下去确实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就按阳处父说的,渡过河去大战一场。成得臣的儿子成大心此时担任斗勃的部将,他阻止道:“晋国人言而无信,不要上晋国人的当,他们必定趁我军半渡而击,到时后悔莫及。实在要打的话,不如我军后退,放晋军过河,这样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们手里,有利无害。”斗勃听从了成大心的建议,命令部队向后撤退,让出地盘来给晋国人渡河。成大心的考虑是正确的。阳处父不是宋襄公,楚军如果主动渡河,阳处父肯定会半渡而击。但成大心没有想到,楚军主动后退,晋军却没有如约渡河,而是对外大放厥词宣称:“楚军逃跑啦!”便大摇大摆地班师回朝了。阳处父狠狠地忽悠了一把楚国人。但是,他获得的战果却不仅仅是忽悠了一把楚国人。斗勃等了几天,得知晋军已经回国,追之不及,只好自认晦气,也撤军回国了。数年前,楚成王想立儿子商臣为大子,询问斗勃的意见。斗勃说:“您还正当壮年啊,没有必要现在就考虑立大子的事。您的儿子众多,受宠者不在少数,现在急急忙忙立了商臣,到时又因后悔而想废掉他的话,恐怕就生内乱了。虽说商臣年长,但咱们楚国的传统,往往是弃长而立幼,与中原诸国不同。”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再说,商臣这个人,面相不正,行事残忍,最好不要考虑他。”斗勃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但他不明白,楚成王这样问他,并非真的是询问他的意见,而是早已打定主意,只希望斗勃的意见与他自己相切合而已。当时楚成王听了斗勃的话,不以为然,还是立商臣做了大子。但因为这件事,商臣对于斗勃恨之入骨。等到斗勃被阳处父忽悠后回国的时候,他便在楚成王面前说斗勃的坏话:“令尹一箭未发就退兵回国,必定是受了晋国的贿赂,是楚国的耻辱,罪莫大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楚成王听了商臣的谗言,派人杀了斗勃。公元前627年,是鲁僖公即位的第三十三年。为了报十一年前升陉之役的仇,鲁国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zī)娄。到了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再一次带兵讨伐邾国,获得胜利。冬天,鲁僖公前往齐国朝觐齐昭公,以示睦邻友好,同时对齐国遭受狄人入侵表示慰问。回国之后,鲁僖公便寿终正寝了。说寿终正寝也许不准确,《左传》的记载是“薨于小寝”。后人解释说,小寝就是夫人之寝,薨于小寝毕竟不如薨于路寝合适。鲁僖公的“僖”字,意思是小心畏忌。他即位的时候,齐桓公已经称霸;他在位的三十多年间,时局风云变化,经历了齐国的衰落和晋国的崛起,目睹了晋楚争霸的盛大场面。鲁国作为第二世界国家,在南北强国的斗争之间生存,确实是战战兢兢,小心畏忌,容不得丝毫马虎。鲁僖公死后,他的儿子兴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文公。鲁僖公死的第二年,曾经叱咤风云、先后与齐桓公、晋文公分庭抗礼的楚成王也去世了。楚成王的死,与他的儿子商臣有关。杀死斗勃之后不久,楚成王便后悔自己没有听从斗勃的建议,草草立了商臣为大子。他对商臣的异母弟弟王子职更寄予厚望,开始考虑废商臣而立王子职为大子。这一消息不慎传到商臣的耳朵里。一开始情报并不确切,商臣也是将信将疑,于是去请教他的师傅潘崇:“如何才能弄明白老头子的真实意图?”潘崇捏着他那稀稀几根山羊胡子沉吟了半晌,说:“不妨通过江羋(mǐ)来打听。”江羋是个女人。关于江羋的身份,后世有不同的推断。一种意见,江羋是楚成王的妹妹,被嫁到江国,所以称之为江羋;另一种意见,江羋就是楚成王的小妾。我倾向于前一种意见,因为羋乃楚王的姓,根据“同姓不婚”的传统,楚成王不太可能娶一个羋姓女子为妾。商臣请姑妈江羋到自己宫中来吃饭,江羋欣然赴约。席间,商臣故意怠慢江羋,只顾与自己手下的小厮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置江羋于不顾。江羋数次与商臣说话,商臣都装作没听到。江羋拍案而起,大怒道:“你这个贱人,难怪大王想杀你而立职!”商臣装作很惶恐的样子给江羋陪罪。酒宴之后,商臣便找到潘崇说:“师傅好计谋,老头子果然有废我之意。”潘崇面无表情地问道:“既然如此,你能够屈身侍奉王子职吗?”“不能!”“那你能逃亡到国外,以避祸害吗?”“不能!”潘崇沉默了一阵:“那,你有胆识做件大事吗?”商臣盯着师傅的眼睛。据《史记》记载,商臣“蜂目而豺声”,面相和发音都甚为怪异。商臣这样盯着潘崇,潘崇心里面难免打了一个寒战。但他仍然不动声色,用一种深不见底的眼神与商臣对视着。“能!”商臣简短而又坚定地回答。公元前62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商臣突然发动政变,派自己的亲兵包围了楚成王的宫殿。宫殿的守卫很快被击溃,商臣提着一柄带血的长剑,在一群死士的簇拥之下来到楚成王的居所。对于楚成王来说,宫庭里的血腥场面并不陌生。当他年少的时候,也是通过暗杀除掉自己的亲哥哥堵敖,登上楚王的宝座;后来他又授意申公斗班通过刺杀,除掉了盘踞在文夫人宫中的叔叔子元,从而获得楚国的真正统治权。现在,在他人生的残暮之年,他的儿子学习了他的手段,并将这一手段实施在他身上。这一切,在冥冥之中仿佛存在某种报应。他自我解嘲般地笑了笑,对商臣说:“你来了。”“是。”商臣闷声答道。“想杀我?”“是。”“楚王的位置迟早是你的,你又何必急这一时?”“我如果不急,这位置恐怕就不是我的了。”商臣斜视了楚成王一眼,半眯着眼睛说,“拿到手的东西才是我的,不是吗?”楚成王长叹一声:“你确实长大了,明白很多道理了。”“那是因为您的教导。”商臣谦逊道。“时间过得真快。”楚成王很有感触地说,“你知道吗,我现在看着你,看到的仿佛是刚出生的你,那么小的孩子,浑身皱巴巴,像一只睁不开眼的小老鼠……”“父亲!”商臣打断他的话说,“现在不是回忆往事的时候。”“是啊,是啊,现在是父子刀兵相见的时候。”楚成王苦笑一番,下定决心似的说,“来吧,儿子!”商臣环视了一下左右,示意他们上前。“慢着!”“父亲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个……我刚刚叫人炖了一只熊掌,很快就熟了。如果能让我吃完那只熊掌,我就死而无憾了。”商臣看着他,脸上露出一丝近似天真的笑容,既而哈哈大笑起来。楚成王先是愕然,后来也随着他笑起来,一直笑到老泪纵横。“熊掌很难熟,您就别指望了,就算等一个月,也不会有人来救您的。”这是商臣留给楚成王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他扔给楚成王一根长绳,转身走出了大门。门外,大雪纷飞。在南方,这样的大雪十年难得一见。据《左传》记载,楚成王死于自缢,然而死不瞑目。开始人们考虑给他一个“灵”的谥号,也就是楚灵王,他仍然怒目圆睁。后来人们决定给他一个“成”的谥号,他才阖上眼睛,表示满意。商臣继承了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楚穆王。为了感谢潘崇,他将自己原来居住的房子赐给潘崇,任命其为大师,并掌管王宫卫队。楚成王一生,在位四十余年,未尝有大过。在他的领导下,楚国国势蒸蒸日上,虽齐桓、晋文之强,也不能使之屈服,以楚成王的业绩,足以列入当世霸主之列。对待流亡中的重耳,他不因其无礼而杀之,体现了宽厚的气度;城濮之战前,他命令成得臣放弃进攻宋国,息事宁人,体现了正确的战略眼光,颇有明君风范。然而,就是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过于草率,废立不定,终生大乱。宫廷之变,虽似是天数,难道又不是人祸?【秦国人的复仇】晋襄公即位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场战事。夏天的殽之战,晋军主动出击,大败秦军;秋天的箕之战,晋军保家卫国,打败了狄人的入侵;冬天的泜水之役,虽然没有发生战斗,但是阳处父用小聪明耍了楚国人一把,间接导致楚国令尹斗勃被杀,可以说是不战而胜。一年三战皆捷,使得晋国朝野信心倍增,晋国的霸主之气相较晋文公年代,有过而无不及。公元前626年,年轻的晋襄公再一次发动对外战争,这次的目标是东面的卫国,理由是卫成公不来晋国朝见。晋国大军来到南阳,先且居建议晋襄公说:“卫侯不前来朝觐您,所以我们要讨伐他。现天子在温地居住,您如果不去朝觐天子,等于向卫侯学习。自己都做不好,又怎么批评别人呢?请您前往温地朝觐天子,打仗的事就交给下臣去办。”晋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改道前往温地问候周襄王。由先且居、胥臣臼季等人带领部队继续讨伐卫国,占领了戚地,并且俘获了卫国大夫孙昭子。由于战事危急,卫成公派人到陈国请求帮助。这个做法很古怪,一来陈国弱小,无力与晋国抗衡;二来陈国与卫国相去甚远,中间还隔着郑、宋等国,即便能救,远水也解不了近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像古巴受到美国入侵,却派人向越南求救一样,不靠谱。但是仔细推敲一下,卫国人这样做,其实是有深意的:陈国是楚国的小兄弟(当然也是晋国的小兄弟),如果陈国被卷入晋卫战争,楚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只要楚国一出手,晋国便不得不将精力放到南方来,卫国也就得救了。陈共公接到卫成公的求救信,和几位大臣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天,答复使者:“我们研究了一下,远水解不了近渴,就不派兵到贵国去帮助你们打仗了,但是我们可以给贵国出一个好点子,比派兵还要管用,至于听不听,那是你们的事。”“听好了,”接下来,陈共公说,“请贵国反过来讨伐晋国,寡人再从中斡旋。”使者一听傻眼了,这是啥点子啊?这就好比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不宜剧烈运动的重症,但你要能一口气跑个800米,这病就不治而愈了。病急乱投医。卫成公收到陈共公开出的这剂猛药,倒是没有考虑太多,咬咬牙,闭上眼睛就喝了下去——他派大夫孔达带领军队讨伐晋国。结果可想而知,卫国人被打得满地找牙。如果不是秦国恰在此时发动了对晋国的进攻,将晋军主力调到了西方,卫国人就不是满地找牙,而是要被晋国人大卸八块了。殽之战后,孟明视等三人被释放回国。秦国的军法极严,战败的

                      军又打上门来。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好下令十九路军反击。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多为一触即溃,等到“九·一八”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占领上海。可当日本人以骄狂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己相差不远,战斗意志尤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十九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交战首日,日军就伤亡八百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约八万。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一挂就是十六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他的称呼。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近卫部队”抽出来参战。这里说的近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三万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三万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注意,此张治中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准。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四·一二”与苏联闹翻以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三四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秒一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第五军炮虽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但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面对两万余日军精锐的攻击,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俞济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八十七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八十八师绝处逢生。关键时刻,十九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在丢下三千多具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停战

                      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大家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和城管差不多,但在宋子文手中,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宋大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三万人的美式军团。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和他很有关系。王赓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此人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他的名字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鸿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王赓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它告诉日本人,也告诉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日本这次出兵本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和臭鸡蛋接连向他砸来。《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海?!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而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卖国贼?!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但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掉卖国贼汪精卫。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下,但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个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蒋记王朝第十三章郁闷之王蒋介石

                      “长城抗战”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

                      张学良去西北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

                      作为陪嫁品,齐桓公还送给重耳马车二十乘。潦倒了一个多月的重耳一下子又阔了起来。临淄是当时闻名天下的大都会,远非狄戎之地的翟国可以比拟;齐国公室的女儿历来以美艳闻名,想必比赤狄部落的季隗更具风情;更重要的是,齐桓公雄霸中原数十年,霸主政治趋于成熟,令重耳和他的追随者们激动不已,他们几乎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好奇地观察着身边的所有事物。但他们没想到,自己所看到的,正好是齐桓公霸业的落日余晖。第二年冬天,齐桓公去世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如一部杂乱无章的电影,他们接二连三地目睹了五子争位、三贵专权、齐孝公上台等政局变易,而齐国的霸业也在一夜之间坍塌,南方的楚成王挥鞭北上,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这些事情在重耳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年在卫国落难时产生的疑问,现在又一次跳出来,刺激他的神经。雄图霸业,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否值得他这个大半截身子入土的人继续折腾下去?如果说当年在卫国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生活所迫的话,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则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拷问。后世的孔老二说,五十而知天命,重耳早就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但是,天命究竟在哪?带着这些疑问,重耳逐渐沉迷在声色犬马的生活之中。老婆姜氏为人贤淑,将他照顾得很好。此间乐,不思晋,他在齐国一住就是五年。现在他不止过了天命之年,而且过了耳顺之年了。一个人过了六十岁还在外漂泊,你还能指望他有什么作为?但是,重耳不是一个人在外漂泊,自始至终追随着他的,还有好几十号人。这些人都是晋国的精英,别人可以不指望重耳有所作为,他们却不能。因为他们的身家性命前程,全维系在重耳一人身上了。以狐偃为首,这伙人在一棵桑树下密谋,准备挟持重耳启程回国。没想到,姜氏的使女此时正好在树上采摘桑叶,将他们的计划一字不漏全听了去。等他们散去,惊惶的使女连忙跳下树来,跑到姜氏那里去告密。这可怜的姑娘显然不知道政治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姜氏得到消息,甚至没有作过多的考虑,便命人把她给杀了。杀人灭口,是怕让齐孝公知道这件事,对重耳不利。晚上睡觉的时候,姜氏突然问重耳:“听说您想离开齐国?”重耳说:“从来没想过这事。”姜氏笑道:“别蒙我了,有人听到了你们的计划。不过您放心,我已经将那个人杀掉了。”“什么计划?”重耳一头雾水,“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啊!”姜氏在他脸上捏了一把:“还跟我装蒜。男子汉志在四方,您要走就走吧,我不会拖累您。再说,留恋妻妾,贪图安逸,对于男人来说也是一种耻辱,我不希望您就这么碌碌无为地呆在齐国,让人家看笑话。”话虽这么说,眼泪却流下来了。重耳不知所措,只能对她说:“没这回事,没这回事啊!”后人王昌龄写了一首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诗写得很生动。但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位少妇的老公总是呆在家里,过着平平庸庸的日子,恐怕没多久,她又要抱怨老公不求上进了。几天之后,狐偃等人按计划来到重耳家里,请他出去打猎。重耳还没起床,姜氏走出来接待了狐偃。狐偃说明来意:“今儿个天气很好,我等想邀请主人去郊外打猎,请夫人通报一声。”姜氏说,“您就别在我面前玩什么花样了,我知道你们的计划。”狐偃等人面面相觑。“老实说,我也劝了他一晚上,要他带你们回国去,无奈他执意不肯。今天晚上,咱们开一个家宴,大伙把他灌醉,再将他带走吧。”狐偃等人齐刷刷地跪倒在地上,拜谢姜氏深明大义。姜氏心里一酸,没有再说什么。第二天上午,重耳从昏昏沉沉中醒来,发现自己的床在摇晃。后来才发现自己原来不是躺在床上,而是睡在一辆正在前进的马车里。“老婆,老婆!”他叫道,嘴里的酒气还没有消散。没人搭理他。他挣扎着坐起来,狐偃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立刻出现在他面前。“公子,您醒啦?”狐偃大大咧咧地问。“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里?”“回公子的话,这里离临淄已经有一百里,具体叫什么地名,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是去哪?”“回晋国啊!”狐偃大手一挥,故意避重就轻地说。“见鬼,我不回去!”重耳生气了,宿醉未醒加上路途颠簸,又躺了下去。“这个不太好办,齐侯已经知道您不辞而别的事了,您现在就算回去,恐怕也没有好果子吃。”狐偃一脸无奈地说。重耳气得弹了起来。正好魏犨扛着一支长戟经过重耳的马车,重耳一伸手,抢过魏犨手中的长戟,就朝狐偃刺去。狐偃连忙闪开。赵衰等人一拥而上,死死拦住重耳,当下闹得不可开交。“好了,好了。”最后重耳气喘吁吁地说,“这次回去,如果成不了事,我剥你的皮,吃你的肉!”“没问题。”狐偃拍着胸脯说,“我的肉又臊又腥,就怕您到时候不想吃。”重耳一路西行,先后经过了曹、宋、郑等国家。曹共公早就听说重耳生得奇怪,肋骨连成一片(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着实令人生疑),于是趁重耳在澡堂子里洗澡的时候,带着人前去偷窥。好奇心人皆有之,但像曹共公这样,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屈尊去当狗仔队的,还真少见。曹国大夫僖负羁的老婆对僖负羁说:“我观察了晋国公子重耳的随从,个个气宇轩昂,都有相国之才。重耳有他们相助,必定能够回到晋国为君,而且将成为诸侯之长。到时候他如果要秋后算账,曹国首当其冲,您何不早作打算呢?”僖负羁深以为然,派人给重耳等人送去饭食,而且在装饭食的盒子里放上了一对上等玉璧。重耳接受了僖负羁的款待,但是将玉璧退了回去。在宋国,重耳受到了宋襄公的热情招待。但此时宋襄公正好遭遇泓水之败,国力不振。对于重耳来说,宋襄公不是一个有力的后台。他住了没几天,便打算告辞。临走时,宋襄公赠给重耳马车二十乘,以示自己不比齐桓公小气。重耳到了郑国,郑文公对他不冷不热。大夫叔詹劝谏道:“我听说,富贵在天,非人力可以强求。有三件事说明重耳得到老天的眷顾,必成大器,您最好对他热情周到一点。第一,男女如果同姓为婚,所生的孩子必定夭折,晋国姬姓,重耳的母亲大戎狐姬也是姬姓,而他一直活到今天,是很少见的;第二,重耳出逃在外,恰好现在晋国又不安宁,大概是老天想助他一臂之力;第三,跟随他的那些人,至少有三个是人上人,却都心甘情愿为他效命。晋国和郑国乃是同族,就算是公室子弟来往,也应该以礼相待,何况是重耳这样的天命所归的人物?”郑文公听不进去,他是出了名的墙头草,谁的实力雄厚,他就投靠谁。对于重耳这种潜力股,他没有任何兴趣。从郑国出来,重耳继续西行,接着来到了当时实力最雄厚的国家——楚国。楚成王很热情,用了“九献”的大礼来迎接重耳。我们不难发现,重耳所到之处,越是大国霸主,越是对他热情有加;越是小国寡君,越是对他冷若冰霜。所谓富贵宽容,穷酸刻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在酒宴上,楚成王开玩笑说:“公子您如果回到晋国,将如何报答我啊?”重耳恭维道:“金帛美女您都有了,奇珍异宝您也不缺,晋国所拥有的,不过是楚国人看不上的物品,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报答您呐!”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可以打住了。但是楚成王显然不仅仅想听这几句恭维,而是想听到更实质性的内容。当年夷吾为了回国,一挥手便答应给秦国五座城池,你重耳好歹给我楚国打张白条吧?楚成王不依不饶地问:“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公子将以什么报答我。”重耳被追问得没办法,只好说:“如果借重您的英名,能够回到晋国,以后两国万一在中原发生战事,我将退避三舍。”古代以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则是后退三次,累计九十里。在战场上能够这样做,也是一个天大的面子。楚成王来了兴趣,笑着追问:“退避三舍之后呢?”重耳正色道:“如果退避三舍仍不能摆脱,那我只好坐上戎车,拿起武器,与大王您周旋了。”这话一语双关,一方面告诉楚成王,他不会拿国家利益作交换,另一方面是说,您就别再追问了好不好?此言一出,楚成王不觉愣了一下,楚国众臣都面露愠色。宴会之后,楚国大将成得臣立刻找到楚成王,请求杀掉重耳,以除后患。楚成王不同意:“重耳志向远大,作风检朴,温文尔雅,有礼有节。他手下那些人,都是非凡之士,而且对他忠心耿耿。现在晋国的那位(指晋惠公)刻薄寡恩,国内国外的人都很讨厌他,恐怕不能长久。我听人家说,姬姓诸国,最后衰落的就是晋国,大概就是因为有重耳这个人吧。老天要他兴旺,谁又能阻挡?逆天而行,必有大难。”看来,楚成王多年进出中原,也沾染了中原文化的气息,讲起“德配天命”的大道理来,头头是道。重耳暂时就在楚国居住下来了。但这一次,他没有呆太久,当远在雍城的秦穆公问公孙枝“重耳在哪里”的时候,公孙枝迅速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在楚国。”秦穆公说:“把他找来。”【晋文公上位:让第三方成为政治资本】公元前637年,重耳在秦国人的前呼后拥下进入了雍城。重耳的冒险之旅始于翟国,历经卫国、齐国、曹国、宋国、郑国,结束于楚国。从楚国到秦国的旅程,谈不上任何冒险,楚成王派了阵容强大的卫队,一直将他送到秦国边境,交给了正在那里恭候的秦国大夫公孙枝。临别的时候,楚成王对他说:“我本来也想帮助您回国,可是楚国离晋国甚远,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国家,确实是鞭长莫及,无能为力。秦国与晋国接壤,秦伯又是个厚道人,我就不耽误您的大事,请您好自为之吧。”重耳深深地一揖到地,作别了楚成王。进入秦国,等于踏上了返回晋国的最后一块跳板,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华丽的一跳了。恰在此时,绛都的晋惠公告别了人世,大子圉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怀公。相对于齐桓公、宋襄公、楚成王的热情招待,秦穆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顾重耳六十二岁的高龄,一古脑将五位公室的女儿嫁给了重耳,其中包括原大子圉的夫人怀嬴。对于这一安排,重耳感激之余,觉得难以接受。毕竟大子圉是自己的侄子,怀赢是自己的侄媳妇,太亲了,下不了手。然而怀嬴又是秦穆公最喜欢的女儿,娶了怀嬴,可以加强与秦国的关系,秦穆公更会全力以赴,帮助重耳回到晋国。重耳感到相当为难,他不断对自己人说,抢侄子的老婆,于心何忍?狐偃和赵衰笑而不答,倒是胥臣季臼用一句话打消了他的疑虑:“您还要抢人家的国家呢,抢人家老婆算得了什么?”言下之意,您就别假惺惺推辞,开开心心去做那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勾当吧。胥臣季臼这话说得很流氓,但是很有道理。生于公室之家,婚姻就是政治,哪容得你温文尔雅呢?重耳于是接受了秦穆公的好意,不过他心里面还是有障碍。怀嬴嫁给他的第一天,侍奉他洗漱,重耳的道德感突然涌现,厌恶地拿手挡了一下,将怀嬴推开了。怀嬴自大子圉逃回晋国后,一直闷闷不乐,不得已嫁给眼前这个糟老头,就更加不开心。重耳这一推,终于使得她爆发了:“秦国和晋国地位相等,凭什么看不起我?!”重耳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将夫妻之间的小事上升到这个政治高度。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错事。如果怀嬴跑到秦穆公那里去告他一状,说他看不起秦国,这十几年的苦就白吃了。这对于重耳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甚至怀疑,怀嬴是不是心里只有大子圉,因而演出这么一出戏来坏他的大事。大子圉年轻力壮,又与怀嬴有数年的夫妻之情,怀嬴心里向着大子圉,几乎是不用置疑的。重耳暗自骂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要防范这个妇人耍小心眼,居然让她给揪着了小辫子。“不行,我绝对不能在这里抛锚!”他对自己说,脑子里飞快地计划着如何挽救局面。那个年代不兴跪搓衣板,重耳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向怀嬴认错:他将衣服脱下来,光着上身,将自己囚禁在房间里,不吃不喝。这一招很有效果。怀嬴有没有就此原谅他,谁也不知道,但秦穆公听到这件事,倒是很开心地笑了一阵。男人打骂老婆,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哪里有像重耳这样,推了一下老婆就立马自囚认罪的?秦穆公想,重耳这样做倒不是怕老婆,而是打心眼里尊重秦国吧。为了给重耳找个台阶下,他派人前去重耳家里,邀请他来参加宴会。重耳穿好衣服,叫上狐偃,要他陪自己一起去。狐偃推辞道:“宴饮吟诗,我不如赵衰有文才,请您带赵衰去吧。”重耳奇怪地看了狐偃一眼,也没说什么,就依他把赵衰带去了。那次宴会的气氛极其融洽。重耳给秦穆公祝酒的时候,赋了一首《河水》之诗,大概意思是河水向东流,最终归于大海。诗里面的海,自然是指秦国。秦穆公很高兴,回了一首《六月》之诗。重耳没听出门道,赵衰却听明白了,他在一旁唱道:“重耳拜谢秦伯之赐!”重耳连忙吭哧吭哧地跑到阶下,朝秦穆公稽首。秦穆公也走下一级台阶,尊重地答谢重耳。回来之后,赵衰告诉重耳,《六月》之诗写的是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出征时的场景,秦穆公以这首诗相赠,是希望重耳也担负起辅佐天子的重任,所以一定要下拜表示感谢。所谓辅佐天子,自然是建立像齐桓公那样的霸业了。话分两头,狐偃没去参加那次宴会,是因为他刚刚接到来自晋国的一封密函,他的父亲狐突被晋怀公赐死了。晋怀公上台之后发布了一条命令,禁止任何人追随重耳在外流亡。对于已经跟随重耳的人,他公布了一个期限,超过这个期限还不回国,则杀其家人,绝不赦免。这一招,等于是对重耳釜底抽薪,然而收效甚微。狐突的两个儿子狐毛和狐偃都跟着重耳,过了那个期限,晋怀公将狐突抓起来,逼他说:“赶快要你的两个儿子回来,我就赦免你。”狐突神情自若,面不改色,摇摇头:“儿子长到能做官的年龄,父亲就要教他如何忠义,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为官之前,签名宣誓效忠,就是为了防止产生二心。现在我的两个儿子效忠重耳,已经有很多年了,如果我召他们回来侍奉您,就是教他们不忠。要是我这个做父亲的这么做了,又拿什么来侍奉君主呢?”老头转过头直视晋怀公的眼睛,无所畏惧,“刑罚有度,不滥杀无辜,是因为国君圣明,也是为臣的愿望。刑罚无度,是因为国君喜欢摆威风。随意给臣子安罪名,谁又没罪呢?我听任您处置。”狐突这话,点了晋惠公、晋怀公父子的死穴:他们都是那种对自己很宽容,对别人很苛刻,抓着人家任何一点小毛病都能做文章的人,给别人安罪名,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晋怀公当然也不会反思自己有什么不对,给狐突判了死刑。狐突在晋国是德高望重的老臣,他的死引起了朝野的不满,大夫卜偃称病不出,而且对人说:“国君开明,百姓才心服口服;国君不明是非,想通过杀人来耍威风,难道不是适得其反?主公即位以来,咱们没看到他的仁德,只听到他杀人的消息,他这国君恐怕当不长久了。”可想而知,晋怀公在国内的支持率下降到了最低点。公元前636年春天,重耳在秦国大军的护送下,启程返回晋国。这时,距他自蒲城逃亡出国,已经有二十年了。东渡黄河的时候,狐偃突然跪在他面前,将原来重耳赐给他的一双玉璧举在头顶,还给重耳,说:“这些年来我追随着您流亡天下,犯了不少错误,有的事情罪不可赦,不用您说,我自己都清楚。请允许我就此告别,继续流亡,以示惩戒。”狐偃所说的罪不可赦,自然是指当年在齐国与齐姜合谋将重耳灌醉,挟持其西行回国之事。当时重耳十分恼火,甚至说出了“如果成不了事,我剥你的皮,吃你的肉”之类的话。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事情基本上是成了,狐偃也不用担心重耳剥他的皮,吃他的肉。但狐偃知道,自己虽然与重耳患难与共,并不代表今后可以万无一失地同享富贵。万一哪天重耳嫌他烦了,翻出陈年旧账,给无码被窝影院午夜看片爽爽JK

                      人有严重的智商和情商问题:短视、浑球、无知无畏。大本营显然也对这两个家伙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明白,给这两个家伙讲信仰、讲国家、讲民族、讲和平是没有用的,因为对方只相信实力,只有当你的拳头比他更硬时,他才会听你的,因此大本营主张坚决平叛。但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无知无畏的家伙,根本没把大本营放眼里,不耍阴招,一切造反行动都是公开进行。两人在派兵拿下广东最好的兵工厂——石井兵工厂之后,就把军队开进了广州,还放言挑衅:请代帅(胡汉民)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对于这两个脸上写满了“你们快来打我吧”字样的家伙,广东大本营自然不会客气。1925年6月7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通电宣布杨希闵、刘震寰罪状,正式派兵讨伐。战斗也在这一天打响。滇桂联军展现出来的战斗力远不如他们老板表现出来的狂妄自信心。五天后,四万滇桂联军被“平乱总指挥”蒋介石率领的以党军为主力的平乱军击败,或溃或降,杨希闵、刘震寰逃亡香港。广东的革命山河一片鲜红,拉开了建立国民政府的序幕。蒋记王朝第二章刺杀廖仲恺

                      汪精卫主席

                      1925年5月中旬,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见到了从北京善后归来的汪精卫,宣言誓守孙中山遗嘱,与恶势力斗争到底。6月底,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原来的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压倒优势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当然,这也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结果。论资历,国民党内已无出其右者;论忠贞,几十年来孙中山身边的朋友战友走了一拨又一拨,又有几人能如汪精卫这样始终不离不弃;论献身精神,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也不缺乏。汪精卫上台后,没有弄什么新思想、新主义,还是高举孙中山的伟大旗帜,不走样地“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三大政策,坚持“挥师北伐、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另外两名元老也是重任在肩。胡汉民兼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常委之一、中央军事委员会八名委员之一、外交部部长三职于一身。廖仲恺的重要性则只高不低,同样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身兼极其重要的财政部部长。表面上看起来,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紧密团结在以汪精卫主席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周围,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继续走革命统一之路。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国民党内部远非铁板一块。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改进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与国民党之间的根本分歧,从而坚定了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决心。长而久之,围绕着苏联顾问、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以及对革命的领导权,国民党内形成了以廖仲恺、邓演达为代表的赞成和积极推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左派,与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不能容忍国民党内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的右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两派人,两条路。路线冲突决定了左派和右派注定有一派要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中立派又没有孙中山的威望,表现得过于优柔寡断,无法制衡两派趋于白热化的斗争。无法制衡的权力斗争演变到后来,必然会异常残酷,也许唯有鲜血才能解脱这些沉溺于权力斗争中的人。

                      廖仲恺被刺

                      1925年8月19日上午九点,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子弹的火花迸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党军党代表、农民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中四弹,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这绝对是一起严重的暗杀暴行。汪精卫大怒,遂与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统归管理军政事务及警权,戒严广州,彻查此案。在党内级别不够、政治地位不高的蒋介石为何能加入特别委员会?答案很简单,因为蒋介石是当时最适合的侦破工作负责人人选。本来应该承担侦破重任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不放心。而蒋介石当时属于中间偏左派,且手握最忠心于国民政府的党军,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比较放心。此外,蒋介石与廖仲恺的关系非同一般,这能保证他以顽强的斗志与饱满的热情投身侦破工作。过去一年多来,蒋介石与廖仲恺在黄埔合作建校建军,其中的艰难蒋介石心中非常清楚。当初建校之时,廖仲恺数次忍辱负重,从杨希闵、刘震寰手中讨得些许款项,甚至变卖家中财物,将一笔笔经费交到蒋介石手中。平定商团、建立校军、建立党军,表面上看是他蒋介石在领导,可廖仲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在背后为他挡了多少明枪暗箭,又有谁能数得清。蒋介石能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廖仲恺用肩膀扛起来的……应该说汪主席的用人水平不错,因为他选中的破案负责人蒋介石的工作效率很高,真相很快浮出了水面。这是一起仇杀案,种种证据都指向了两个国民党元老。背后主谋——以胡汉民弟弟胡毅生、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就是否坚持三大政策的争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廖仲恺在汪精卫和共产党的支持下,处处都占了上风。由此,胡毅生因为觉得哥哥让人骑在头上欺负心生不爽而萌生了杀掉廖仲恺的念头,当然也可能是受到了胡汉民的暗示甚至是指示,总之,胡毅生找到了邹鲁等右派骨干,合伙密谋杀掉廖仲恺。凶手——粤军许崇智手下的旅长朱卓文等人收买的歹徒。如果说廖仲恺与胡汉民有思想路线之争的话,那朱卓文与廖仲恺就有利益之争。国民党改组之后,朱卓文混得一天不如一天。孙中山在世时还念着他往日的功劳,给他安排了一个县长做做。当孙中山去世后,廖仲恺发现这小子基本不做好事只干坏事——利用职务之便破坏经济秩序(贩卖烟土、逃税漏税),乱搞男女关系,窝藏不法分子保护黑恶势力,于是顶住朱卓文的老大许崇智的压力,硬是把朱卓文的县长职务给撤了,家产也给充了公。所以朱卓文是官也没了,钱也没了,女人也没了,生活档次大大降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朱卓文决定报复断他财路的廖仲恺。这就是他被胡毅生选为合作伙伴的真正原因。这一查,居然跟胡汉民、许崇智脱不了干系!胡汉民是国民党内唯一和汪精卫资历相当的人物,而许崇智虽说资历不及胡汉民,但也是地位显赫——同样是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还是广东省政府主席。虽然证明这二人直接与案的证据不足,但他们也难逃嫌疑。面对汹涌而来的质疑,胡汉民选择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卸去职务,去苏联考察。而许崇智选择了肤浅的自我批评——轻飘飘的一句“自己治军不严”,令党内党外人士都大为不满。更大的问题是,许崇智的私生活很是糜烂——吃喝嫖赌毒俱全,根本不配称为革命军人和党员干部。汪精卫趁机算总账,将他免职。许崇智从此离开广州闲居上海,远离军界……暗杀是阴谋者罪恶的嗜血,暗杀也是热血者狂热的献身。可无论是阴谋者还是热血者,最终都没有从暗杀中得到好处,这无疑是历史的讽刺。

                      蒋介石上位

                      “刺廖案”所产生的后果,在当时看来是没法估量的,但通过之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勉强可以这样认为:这场阴谋至少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这是因为,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相继离去,产生的权力空白必须由这两个人来填补。第一个人,自然就是大家熟悉的蒋介石。蒋介石虽然在“炮轰总统府”那会儿就已经深得孙中山信任,当前是军队的最高领导班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但自从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对军人掌权非常警惕,所以一直不让蒋介石插手党务和政务。除了黄埔军校党部外,蒋介石基本不能干预校外党务,其党内地位至多相当于一个候补委员,党内职务甚至低于同期的毛泽东,根本不能与上述党政要员相提并论。然而这一次,蒋介石水涨船高,先是成为广州卫戍司令,全盘接收与自己因为地盘和“钱途”而嫌隙渐生的大哥许崇智的军权,后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权力中枢——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跻身国民党权力中心,成为国民党中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但蒋介石的上位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廖仲恺是广州政局中的关键人物,他在政治上保护了蒋介石也压制了蒋介石,如果廖仲恺还活着,蒋介石就不可能超越廖仲恺,担任政治军事的一把手。如此一来,蒋介石将来与汪精卫、与苏联顾问的冲突就不会那么激烈。廖仲恺是润滑剂,也是缓冲区,有他在的话,后来的中山舰、“整理党务案”等事件就很可能不会发生。当然了,在历史的词典中,假如、如果这些词汇是没有市场的。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二个幸运上位的人——宋庆龄的弟弟、孙中山的小舅子宋子文。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算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廖仲恺的地位。宋子文也算是个重要人物,这里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宋子文,19世纪的90后,时年29岁。他的教育背景非常出彩:他既是史称“东方哈佛”的美国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士,又是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他的工作经历也很出彩:由于从本科开始就接受全英文教学,他的英语水平远超今天那些操着半吊子英语在外企职场磕巴的人,非常厉害,因此他从事的工作大都跟英语和大学专业有关。他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过,也在当时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大的重工业公司——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当过秘书,还当过姐夫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他当前的职务是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董事兼行长。就其个人素质和能力而言,他肯定是那个年代最为出色的金融人才之一,但他有一些致命的臭毛病:傲慢,刚愎自用,没有耐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恶劣,这些毛病令他在未来的国共内战中吃饱了亏。最为关键的是,他还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参照西方的经济理念,为中国打造一套统一的现代经济制度。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来自西方先进国家的想法有些水土不服。因为当时的中国执政者们大都急功近利,他们需要的是那种有求必应而且不问用处的自动取款机式的理财好手,而不是宋子文这种或许眼光更远也更有能力但不听话的财政专家。就这一点而言,宋子文不如他一直看不上眼的同行——山西佬姐夫孔祥熙。尽管孔祥熙喜欢搞贪污,官品远低于宋子文,但他有一个宋子文没有的优点:听话。所以后来取得独裁地位的蒋介石欣赏孔祥熙的程度远胜于宋子文。宋子文不仅不受蒋介石待见,还常常因为太有主见、敢于反抗而挨对方的揍,主要表现为被打耳光,很是凄惨。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双方暂时还是可以合作的。两位后起之秀瞬间上位。只能令人感叹人生际遇变幻无常。处于政治旋涡之中的人,身份转换之迅速,往往令人难以置信。“刺廖案”发生之后,手握兵权的蒋介石坚定地站在了汪主席一边,汪蒋之间也因这次合作而进入了蜜月期。汪精卫上台后坚决执行孙中山的既定路线,俨然代替廖仲恺成为了左派领袖。蒋介石则成了新的中间势力。而失去胡汉民的右派们看广州已无法立足,竟然跑到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开了个“西山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停止广东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在此事中负责挑头的林森、张继等人后来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汪精卫和蒋介石自然不会理会“西山会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想到,右派并没有就此罢手,一场争对他们的阴谋即将展开。“西山会议”一事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严重分裂,其影响极为恶劣,导致国民党内部矛盾公开化,并且愈演愈烈。就凭这些人的分裂行为——用郭德纲的话说——被拉出去枪毙半小时也不算过分。值得一提的是,廖仲恺遇刺这一血的教训,也从反面教育了当时年轻的共产党——凡事做好预防和提前得知重要情报是非常重要的。自此,共产党广东区委在党内开展了最早的情报保卫工作,为建立传奇的“中央特科”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国民革命军

                      就在廖仲恺被刺杀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干了一件大事,将之前的“讨贼军”、“建国军”和“党军”名目取消,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国民革命军”的名字是蒋介石抓掉不少头发才想出来的。电视剧里面的“国军”就是这么来的,国军这个称呼也一直持续到国民党退出大陆。现在,国军即将接受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考验,在铁与血中走出来的它还要在即将爆发的抗战中用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描述一下它的编制。初期的国军依照苏联体制,在军、师两级设党代表及政治部。第一军:主力仍然是黄埔军校师生。军长蒋介石(后为何应钦接替),党代表原是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期生“黄埔三杰”中的贺衷寒、蒋先云已做到了团级干部。第二军:由谭延闿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第三军:由朱培德麾下的滇军改编而成。军长朱培德,他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与朱德并称“两朱”,其政治素养和军事能力都过得去。第四军:由原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第五军:由“福军”改编而来。军长李福林,本为悍匪,是澳门香港地区黑社会的元老级人物。此人文化水准很低,大家可以通过歇后语“李福林看报纸——倒转来”感受一下此人的人文风貌。他在逃亡南洋的过程中结识了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孙中山早期的革命军事干部,此后他拉起了一支以江湖悍匪为核心的队伍——“福军”。第六军:由程潜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程潜。第七军:主力就是新桂系的全部家底,此军从1925年10月开始分批入粤助战,次年3月正式被改编。军长李宗仁,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参谋长白崇禧。七个军,共八万人左右。各军的军事素质相差很大,战斗力也参差不齐。虽然说不好哪个军战斗力最差,但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第一、四、七军战斗力最强。第一军的中基层骨干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他们是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青年,他们接受的是来自苏联的先进军事教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叫“黄埔系”。第一军的高层军官,则大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简单来说,第一军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来自两所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军校,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第一军的战斗力。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的军官差不多都是按照“四校”模式培养出来的。所谓“四校”,其实就是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慈禧模仿日本军事教育体系,弄出来的一个培养高级军官的固定套路:先上军事小学,再进军事中学,然后考入保定军官军校(相当于大学),最后去北京的陆军大学深造(相当于研究生)。能从四校毕业的学生不算多,所以这帮毕业生几乎不用为就业问题发愁。不过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稍有区别,首先是第四军军官中的保定军校优秀毕业生数量远超诸友军,睥睨全中国,然后是第四军军官的籍贯几乎都是广东,而第七军的军官大都是广西人。换句话说,除去指挥官的谋略天赋、练兵水准、领导艺术等因素,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主要是靠同学和乡土关系聚合出来的。由此可见,在咱们中国,跟同

                      莱)建立舰船基地,集中一部水陆两栖部队,随时准备经黄海、由鸭绿江口北上,袭扰后金以赫图阿拉城为中心的腹心地区。四,除以上三方面外,派游击队潜入敌后,进行扰乱、破坏。看起来,如果按熊廷弼这套进行,那么努尔哈赤肯定就完了,但事实上,如此配置需要二十万有战斗力的部队,本书第四章中,熊廷弼在奏折中都说了辽东军队的实情,这种军队岂能完成熊廷弼的战略规划?因此,实际上熊廷弼的战略部署成了一纸空文。拿下辽阳、沈阳后,努尔哈赤开始对辽西发难了,广宁成了他的首选。广宁巡抚是王化贞,他面对努尔哈赤,打算主动进攻,他说只要有六万精兵就能荡平努尔哈赤。但辽东经略熊廷弼却不同意,熊廷弼主张集中力量坚守广宁以控制辽西走廊,等后金军疲惫时再反击。于是两人争了起来,熊廷弼虽然是经略,节制辽东,但是他驻扎在山海关,实际上只能指挥山海关的明军,而王化贞却能指挥得动整个辽东的明军,此外,内阁首辅叶向高、兵部尚书张鹤鸣、魏忠贤等都是王化贞的坚强后盾,所以熊廷弼根本无法让仅仅在官位上是自己下级的王化贞听招呼,于是只能按照王化贞的方案来。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率军五万进攻广宁。面对努尔哈赤的兵锋,王化贞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三岔河。沿河呈一字形防线。第二道,镇武堡、西平堡、闾阳驿。呈品字形防线。第三道,广宁城的国字形城池防线。外围两道防线总兵力才三万人,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相比之下,还是熊廷弼的方案可行,广宁城墙坚固,附近有山可以作依托,对于善于野战的后金军来说,是可以挫败其攻势的,可惜熊廷弼没有实权。二十日,努尔哈赤对广宁开战,他迅速突破第一道防线。二十一日,努尔哈赤进攻西平堡。罗一贯坚决抵抗,李永芳在城下招降,派使臣劝说,罗一贯说:“难道不知罗一贯是义士吗?”随后斩杀来使,并针锋相对,在城上竖起招降旗,让李永芳投降,因而遭到后金更猛烈的进攻。此时熊廷弼派刘渠来援,王化贞派孙得功、祁秉忠增援,三路会师前进。努尔哈赤分兵一半拦截援军。二十二日,刘渠率军与后金军交战。八旗铁骑拈弓搭箭万箭齐发,明军几百人被箭镞射伤,于是明军纷纷举起盾牌,此时孙得功却大喊:“兵败了!为何不逃,难道兄弟们不要性命吗?”打仗的时候,对于处弱势的一方,如果有人喊一嗓子兵败了,后果就会像家禽听见鞭炮声炸了窝一样。孙得功边喊边逃,明军迅速溃散。刘渠的坐骑被绊倒,他栽下来后惨遭杀害。祁秉忠身中两刀、三箭而死,援军三万人全军覆没,孙得功仅以身免,他趁乱逃入广宁城。努尔哈赤在歼灭援军后,集中兵力攻西平堡,后金军用楯车撞城、竖云梯攻城。罗一贯知道,不会再有援军,不会再有希望,对于胜利,他已不再奢求。但他仍然决定坚守,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于是他下令坚决用火炮和弓箭抵抗,后金的死尸堆得与城墙齐平。激战中,罗一贯的眼睛中箭,此时城内的士兵已放出了最后一支箭,发射了最后一枚火炮。后金军一听没炮声了,纷纷竖起云梯登城,罗一贯对京城行叩拜礼,说:“臣力竭矣!”自刎而死。剩余将士继续抵抗,在城墙上短兵相接,在城里巷战,肉搏厮杀,明军全部战死,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罗一贯以三千人抵御后金五万人的进攻,杀敌七千人(据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为广宁的陷落书写了悲壮的一笔。得知西平堡失守消息后,王化贞连夜督促加强防御,然后就睡觉了。但还没等他睡着,就听见随从大叫:“快跑!”王化贞跑出卧室,看见城内士兵百姓夺路而逃,于是也跟着跑了。到了城外,却发现一个敌军都没有。这莫名其妙的一切,起源于两个月前王化贞派孙得功劝降李永芳,而孙得功却被李永芳策反成功。于是就有了前文他喊败了的一幕,他这次逃回广宁后将城门打开,于是有了城内的混乱。随后孙得功派人请努尔哈赤入城,努尔哈赤不信广宁来得这么容易。他率军来到城外,让大军进城,他自己则在城外观望,怕中伏兵。此时孙得功带着剃成猪尾巴辫子头型的一帮人,吹喇叭,奏唢呐欢迎努尔哈赤入城,努尔哈赤还是不信。几十年戎马生涯,使得努尔哈赤除了自己之外,不会相信任何人,幼年不幸的他只认可经过殊死搏杀后取得的胜利,胜利来之不易是常态,来得太容易的东西,往往并不应该属于自己,所以努尔哈赤仍旧拒绝进城。就在孙得功等人吹拉弹唱的同时,在广宁居住的女真人也来迎接努尔哈赤,欢庆广宁城“回到人民的怀抱”,可他仍半信半疑。毕竟这些女真人已经在广宁城多年,是否归化明朝都是未知数。最后,努尔哈赤派自己的儿子们入城搜查,得报一切正常,他才放心进城了。努尔哈赤几十年戎马倥偬,到目前未尝一败,与他生性谨慎有很大关系,谨小慎微地周密计划下一步的行动,而真到了危急时刻也敢于放手一搏,押上赌注,正是这种胆大心细的风格使得努尔哈赤每战必胜,而政治与军事的手段往往是不同的,就打仗而言需要的是心思细,而就搞政治而言需要的则是心胸宽,从而能得人心,这一点,都被努尔哈赤拿捏得恰到好处。就在努尔哈赤进入广宁城的同时,仓皇逃窜的王化贞与率军五千来援的熊廷弼在大凌河相遇,熊廷弼说:“你不是说六万大军荡平努尔哈赤吗?现在如何?”王化贞脸红了。广宁已经失守,该怎么办呢?王化贞想趁努尔哈赤立足未稳,夺回广宁,熊廷弼说:“现在讲这个为时太晚,只有护送溃逃民众入关这一种选择。”于是,他把手下五千官兵交给王化贞殿后,然后尽焚军资,掩护广宁城死里逃生的难民撤退,辽人相随逃入关内者有数十万之多。当时正是隆冬时节,数十万辽西难民,“携妻抱子,露宿霜眠,朝乏炊烟,暮无野火,前虞溃兵之劫掠,后忧塞虏之抢夺,啼哭之声,震动天地”。本来,此时如果熊廷弼安排得当,仍可坚守锦州、宁远等地,步步为营阻击清军。然而熊廷弼不知怎么想的,一路撤回关内。至此,关外只剩宁远一座孤城。朝廷斥巨资在辽西打造的各种战备物资,不是被努尔哈赤抢走,就是被熊廷弼烧了。熊廷弼的做法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广宁之战战败后,明熹宗追究责任,王化贞由于魏忠贤的袒护没被追究,熊廷弼则被斩首。本来能够在辽东力挽狂澜的第一个人物熊廷弼没有死在沙场,连将功折罪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手中。袁崇焕得知熊廷弼遇害后,作诗道: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授夜谈兵。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苦失声。(《哭熊经略》)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家贫资罄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坛善将兵。(《无题》)至此,抚顺清河之战、萨尔浒之战、开城铁岭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明朝五战五败,明熹宗觉得既然在地面上要想击败努尔哈赤不太容易了,那就往地底下入手吧。他派人到房山金国陵墓群,欲挖断后金龙脉,明军把金国陵墓地面建筑全部砸坏,然后掘开墓道、地宫,把完颜阿骨打的睿陵所依靠的九龙山的主龙龙脉(也就是最突出的一条山脊)的龙头部分砍掉半截,在咽喉部位挖了一个洞,里面填满了鹅卵石。此外明熹宗还下令在金国陵墓群中建了多个关帝庙,想以关羽来压住金国王气,以关羽来镇住阿骨打,在睿陵建牛皋坟一座,牛皋是岳飞部下抗金名将。打仗打不过敌人,刨人家祖坟,也可见明熹宗想象力非常丰富,你这辈子牛是因为你祖上阴德,我把你祖坟刨了,让你的王气无所依托,那你就败了。起码明熹宗是这么想的。得知祖坟被刨的消息后,努尔哈赤雷霆震怒,他率领八旗铁骑兵锋直指关外孤城宁远,只有扫平辽东,才能杀进山海关,最终为父祖报仇,恢复女真先代帝王陵寝。然而在宁远城下,四十三年戎马生涯未尝一败的努尔哈赤的连胜脚步被一个书生终结。关于这场书生的胜利,有人说他干掉努尔哈赤一万七千人,也有人说他干掉努尔哈赤五百人,甚至有人对这场战役这个书生是否胜利都有所怀疑。这仅仅是针对这场战役,对于这个书生将近四百年来的争议更是从未停止,有人说崇祯因为杀了他而自毁长城,最终导致了明朝灭亡,也有人说,他杀毛文龙就像秦桧杀岳飞一样,最终自毁长城,导致明朝灭亡。一个人身上兼具秦桧与岳飞的评价,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他一人,关于他,人们已经争论得太多,现在就让我们来还原他的真面目。第八章袁崇焕的奋斗先看一份个人简历。出生地:广东东莞。学历:进士。生平事迹:上得了百姓平房,下不了自家厨房。写得了作战大纲,查不出四周异常。斗不过朝廷肮脏,打不过东北野狼。百年后清秀面庞,真面目丑陋皮囊。本想要扬帆起航,最终是全都白忙。真历史古籍掩藏,三百年早已沧桑。性格: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找去吧,让后人猜去吧。相貌:当时人说他是矮穷矬,后世人画他是高富帅。座右铭: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死亡方式:被一千五百刀凌迟处死。生卒年:1584—1630年。姓名:袁崇焕。袁崇焕小时候跟那时大多数读书人没什么两样,走科举方为正途,科举考试首先要报名,报名表叫“家状”,上面写籍贯、三代名讳、本人体貌特征(此项包括高矮胖瘦,眼睛大小,鼻梁高低,有无胡须等,因为古代没有照片,所以擅长自述相貌很重要)。填完“家状”后还要上交结保文书,结保文书有两种途径,如果你有当官的朋友,就让他给你写,如果没有的话,就让已经考上举人的三个人给你写,写的内容就是担保你人品上没问题,如果没有人担保你的话,对不住了,你没有报名资格。报完名后就能参加考试了,但能参加考试不代表你就能答卷子,科举考试最缺德的是避讳,唐代大诗人李贺就因为他去世的父亲叫李晋肃,“晋肃”与“进士”谐音,所以他就终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了。等进考场后,考卷发下的那一刻是最紧张的,因为如果考试题目有跟自己的父亲和爷爷的名字的字相同或重音的,那么你就不能答卷了,只能离场,来年再战,当然,无论如何这也比李贺一辈子都不能科举要强。那你会说,重名怕什么,我接着写就是了。别忘了,科举报名时就写了三代名讳,混是混不过去的。明朝时科举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童试分为三个阶段:知县主持的县考、知府主持的府考和省学政主持的院考,这三道关考下来者方为秀才。乡试逢子、午、卯、酉年在各省城举行,每三年一次。考中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会试是各省乡试胜利的举人参加的考试,会试考中者称为进士,会试的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在会试后举行,是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殿试考中者分为三个等级: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取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共取人不等。二甲、三甲中的第一人又称传胪。乡试和会试都考八股文,这是明朝朱元璋定下的规矩,殿试则真正考策论,考军国大事。八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且夫”、“尝思”开头,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完全据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越雷池一步,如此极大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正因此,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其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坑。”要想从秀才一直考到状元,几乎比登天还难,科举真称得上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是多少读书人的期待啊!详细介绍科举的过程,就是为了让您明白袁崇焕的青年时代有多么不容易,袁崇焕十四岁时就通过了县考、府考和院考,成了秀才,二十三岁通过了乡试,考中举人,下一步就该参加会试了。会试考试的地点在贡院,就是现在的北京站北面,有九千多间号舍,这是全国各省参加高考的前九千多名,号房如同蜂房一样密密麻麻,每间号房只能供一个人勉强容身,房顶高六尺,有人则因此说个子高的人一抬头就会被撞晕,从而考不了试了,其实不然。中国历朝历代的度量衡是不同的,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记载,商朝一尺=16.95厘米(一丈=1.695米,大约相当于当时男人的普通身高,因此管男人叫丈夫)。秦朝一尺=23.1厘米。三国两晋一尺=24.2厘米。北魏一尺=30.9厘米。隋朝一尺=29.6厘米。唐朝一尺=30.7厘米。宋元一尺=31.68厘米。明朝一尺=34.1厘米。清朝一尺=35厘米。所以明朝时六尺大约是2.046米,除非姚明那样的考生,不然不会在号房里撞头的。考试分三场,每场三天。贡院的号舍每间里面有上下两块板,下面的板做凳子用,上面的板作书桌用,晚上把上面那个板撤下来,两块板拼到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床,供休息用。考生进去之后,就被关在里面,每一间号舍门口有一个兵看守,防止作弊。每天只有到吃饭的时候才可以出来,伙食当然要自己解决,没有人给你准备,你要提前带好九天的干粮,到饭点可以到房外南墙檐下的锅灶去煮饭,或者到巷尾上厕所。最靠近厕所的号房从来都是臭气熏天。考生进入考场时必须搜身进入,我们根据明朝艾南英《天佣子文集》的记载可以想象袁崇焕在参加会试时的场景。会试三年一次,袁崇焕二十三岁第一次参加会试不中,之后二十六岁、二十九岁、三十二岁、三十五岁先后五次参加会试方才胜利。这期间有时在冬天考试,有时在夏天考试,冬天督学在堂里烤着火炉,而秀才们却必须脱光衣服让人全身检查一遍,要好几个时辰才能全部检查完,最后个个冻得够呛。夏天考试时督学在阴凉地喝茶扇扇子,秀才们却挤在太阳底下。秀才们只许带笔墨、干粮、卧具进考场,进考场后更是被臭气与秽气熏蒸,大汗淋漓,考试时不能乱动、说话、歪坐,因为如果有上述任何举动,就会被在卷子上打个记号,文章写得再好也要降级。此外也不敢喝水,除非到饭点才能上厕所,可是胃口与肾从来都不一定是同步的,那时也没有成人纸尿裤,喝水多了就只能汗尿齐流了。总之是“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多少青年学子就期待着这几天最后冲刺后的大功告成啊!以上这些苦难袁崇焕经历了五次,他也想过放弃,有一次他没考上之后,作《下第》诗云:“遇主人多易,逢时我独难。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出岫云应懒,还枝鸟亦安。故园泉石好,归去把渔竿。”他有一点灰心了,不想考了,想回去持竿钓鱼了。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屡试不第,最终鲤鱼跳龙门都没成功,都被挡在门外,李白、杜甫因为没有名人举荐而科举失败,因为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著名人士的推荐。张继连续六次参加科举失败而作《枫桥夜泊》,那是一个深秋之夜,明月西沉,树影朦胧,寒鸦啼叫,渔火闪烁,寒山寺的钟声沉重而悠远。张继愁思满怀,提笔写下:“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然而在三年后的科举考试中张继一举胜利,此后却再也写不出一首好诗了。黄巢屡试不第,便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离开长安时赋诗《咏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尽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随后他就造反了,最终带兵杀进长安,“天街踏尽

                      方正面接触之前,中国文明遇到过来自周边文明的挑战,甚至包括来自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都成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开创新局。佛教文明的引入,导致中国文明华丽转型,成功构建中国文明新形态,所谓宋明理学,其实已不是中国文明原初形态,不是孔子那时老模样。但宋明理学确实让中国文明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是中国文明的逻辑结果。印度佛教文明能被中国文明比较没有障碍地接受,当然与佛家文明的农业社会基础密切相关。中印两大文明说到底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所以印度佛教的进入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结构,没有导致中国社会转型。但随后而来的西方文明就不一样了。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化、商业化色彩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原本并不存在冲突,中国接纳西方文明,不过就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因子而已。然而中国并没有很快用加法完成这个转变,中国的忧虑是工业文明会用减法替换掉农业文明。几百年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忧虑太过了,所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大度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进入,并不会替换掉中国的农业文明,但一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定会对中国的官僚阶层提出不一样的要求。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官僚队伍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牧羊。所谓州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通俗的话说,放羊就要让羊吃饱、吃好。牧民,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安心、满意,不造反。所以,传统中国职业官僚阶层,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孔子、孟子的说法都不错,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皓首穷经期待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就是金榜题名,这就是仕途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官范没有别的,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放羊。所以那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释什么是民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民就是眠,就是睡着不醒。老百姓不需要参政权、建言权,老百姓只需要吃饱吃好,需要风调雨顺。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就不一样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基本上依靠纳税人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老百姓成为纳税人,官僚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要治于人,受到纳税人的监督和监控。今天中国官僚队伍依然热衷于治人,而不适应、不乐意治于人,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时代转型,没有弄清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范。君子之德风所谓大变革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时期,因而在这个时代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有旧。在传统社会,官僚士大夫阶层是社会中心,是社会中坚,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引领者。那个时代的政治,按照孔子的设想非常简单,就是凭借这些社会中坚道德垂范。通读《论语?为政》二十四章,孔子以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率先垂范,为政以德。所谓“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谓“思无邪”;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其实都在说中国古典背景下的从政要诀,这个要诀非常简单,就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孔子的真诚告诫,也是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官僚阶层时刻谨记的圣贤教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说,官僚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中坚,既是牧羊人,也是道德示范、道德楷模,老百姓以官僚士大夫阶层言行为标的,为诉求。这是传统社会牧羊人的基本要求。传统社会要求君子政治,要求官僚士大夫阶层谨言慎行,率先垂范,这不仅因为那时传播手段落后,没有独立的、专业的狗仔队,而且还因为那时只是一个又一个家天下,官僚士大夫都在给皇上打工,吃皇粮,他们公共生活之外的私生活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必要曝光。回望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圣君,就是贤相,好像两千年历史就被圣君贤相包办似的。两千年被揭露出来的不堪人物,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这显然是不真实的。现代社会,官僚阶层貌似不再为皇上打工了,改为替纳税人尽责了,貌似这些被称为干部的新阶层可以“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显然是对现代社会的错解。现代社会确实释放了民众对政治干预的权力,公权力也确实已经或正在被关进笼子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政治家,即便不是政治家的公众人物,都有一个如何示范社会、引领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不会继续要求干部、公众人物无私奉献,但任何干部、公众人物,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于权势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实业家,都必须走正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财富一定要经得起媒体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大变革时代的官德还是传统社会的那些原则,率先垂范,成为引领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楷模。人生意义我们这些年官场秩序失范,许多被揭露出来的官僚,用丑态百出、丑态毕露,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的丑陋,他们一再测试人类的底线,触及人类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腾飞的中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呢?为什么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会如此藏污纳垢呢?这当然与抽象意义上的政党无关,因为任何个人只要违背了政党的宗旨,他就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政党。党内出现如此污浊的事情,是历史的不幸,是没有向这些党政领导者说清楚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没有讲明白,或者这些党政领导者没有弄明白人生的意义。古典中国人生智慧讲究知足常乐,讲究适可而止。古典中国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讲究立德、立言、立功,讲究三不朽。在传统的中国,物质是匮乏的,享受大致是适度的,那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历史,以历史为宗教,对历史具有一种敬畏心。相信现实世界的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过程,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并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就是不朽,就是进入历史。而进入历史,能够不朽,肯定不是在现实世界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阴德,留下多少善念。由于我们这些年近乎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宣讲,我们几乎将人生完全还原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过程,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多少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子孙后代不会感谢他们这些祖先牺牲“小我”,保全贪腐,保全财富,而是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耻,为不屑。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圣君贤相的子孙后代固然有值得炫耀的题目,即便那些从来没有得到过物质好处,仅仅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立德、立言、立功空名的士大夫,也永远被他们的后人感念、追怀,而那些以贪腐,以为子孙后代留财富为诉求的人们今安在?他们的后人为什么不敢、不愿追怀他们呢,为什么不敢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呢?这都很值得当今中国的干部们思考。有时候,我会为当今中国因贪腐而潜逃海外的那些人悲哀,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重建道德规范,一定要弄清人生的意义。否则,再过若干年,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先人都是被自己的国家通缉而未能归案的贪官。这个特殊的阶级会有什么样特殊的心理呢,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自己的先人呢?任何人的自然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永生只在历史中。历史中的永生,才是真永生,现世的繁华、奢侈,不过是一片浮云。大变革时代需要新的官箴,新官箴并不必完全弃旧图新,“三不朽”才是真不朽,告诉我们的党政领导者向此努力,用自己的细微努力建造一个理想社会。李鸿章马关讲和的一些细节李鸿章遇刺后,中日之间的谈判并没有中断,反而因李鸿章受伤而加快。双方就日本原案和李鸿章的修正案进行多次书面争议,李鸿章也向朝廷多次请示,商量对策。朝廷在这些天对日本议和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吵得一塌糊涂,皇太后坚持辽东半岛和台湾皆不可弃,即便谈判决裂再战,也在所不惜。根据这个精神,朝廷于4月8日电报指示李鸿章,强调奉天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辙弃资敌?至于赔款,万万以上,中国肯定付不出来,日本如果不肯多减,中国也没有办法。至于通商一条,朝廷已与赫德密商,寻求解决办法。增加通商口岸七处,重庆、沙市、梧州可以答应,京师、湘潭不太方便,苏州、杭州均系内河,亦多不便。稍后,朝廷又指示,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不到万不得已,都应竭尽全力驳斥对方。万一实在顶不住,那么谈判底线就是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这就是朝廷的底牌。此前,由于李鸿章意外负伤,中方亦担心因此而耽搁正常会谈,经秘密协商,由中国政府补充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商议和约,并于4月6日照会日本政府。于是,比较正规的谈判,也就没有因李鸿章无法赴会而中断。4月8日,伊藤博文派人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的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呢?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十一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伊藤要求中方明天即9日为期,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的指示要他们顶住,要他们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本方面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也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否承担得起的事情,而是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来做主。当天(4月8日),李鸿章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这些谈判要点和细节,以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他建议朝廷适度让步,可以考虑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等地等到将来再说,这样较之日本所划经纬线界已减少大半。至于澎湖列岛,既然已被日军占领,只能暂时同意允让,因为即便我们不同意,日军也不会退出。关于赔款,李鸿章答应按照朝廷先前指示,以一万万这个标准进行谈判。他只是请示,假如日方实在不答应,始终坚持,那么他李鸿章是否能够答应适度增加点呢?李鸿章最后还不忘提醒朝廷,谈判前景不容乐观,还是及早命令前敌各将帅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吧。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那么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告诉朝廷的那两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日本方面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日本方面认为,他们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基础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修改余地。但中国的修正案内容与日方的要求相距太大。鉴于如此分歧,日方蛮横地以为中国没有讲和的诚意,遂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的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的要求,并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和约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也就不必啰嗦了。日方的这个和约修正案的提出在4月10日下午,地点就是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因而立即赴会。下午四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稍事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伊藤表示,现在已经停战多日,留给我们谈判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日方现在准备了一个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耗时光。日本此次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十一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三个方面。关于割地,日本方面在这个新的和约草案中坚持台湾及澎湖列岛仍依原案;关于奉天南部之地,减为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起,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邑,皆包括在界线内。此外,凡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的岛屿亦在割让之列。关于赔款,减为二万万两。关于通商条约修改,日本不容变更其原案,但是,其一,新开商港可减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其二,日本国轮船的航线可修正为:(1)由长江上游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2)由上海入吴淞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在提交这个和约草案的时候,伊藤博文强调:这个方案实为日方最后让步,希望中国使臣对此只要给予接受或不接受的答复,其他的就不必啰嗦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李鸿章将日方要求向朝廷作了汇报。4月15日一大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最后指示:先前指示,原本希望能够挣得一分是一分,不料日本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不通人情不给面子,那么就这样吧,你李鸿章可以参照先前的指示与日本人定约吧。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下午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这个时间较伊藤的约定早了一个半小时。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做了最后奋斗与努力。他表示:李某现在确实拿到了朝廷的御旨,有权酌量办理。只是这个事情实在棘手,我也不知道怎样酌量,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伊藤对李鸿章的请求不为所动,他强调:李大人的处境不妙,我伊藤的处境也与中堂相似,各为其主,大家都很难。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以动摇;而本国议院权重,我伊藤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李鸿章说:我去年在国内被满朝言官弹劾,大家都说我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好。想想也是,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今天我有幸与伊藤首相议和立约,这不就是交好的明证吗?李鸿章想尽办法希望伊藤再作让步。伊藤说:你就任他们骂吧。这么大的事情,相信他们也没有人担当得起,堂堂中国,大约也只有中堂一人能够担此重任。说便宜话的人到处都有,我伊藤在日本的处境与中堂相似。李鸿章至此回归主题,坦言:我并不是怕舆论批评,只是皇上让我来议和,授权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也算是我酌改了,请贵大臣替我想想,何处可以酌让?比如赔款、割地两端,总要少许让些,让我有个面子,即可定议。对于李鸿章的请求,伊藤博文毫不退让,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日方如有可让之处,早就让了,何必等到现在?对于伊藤的坚持,李鸿章也不为所动。他说:前此会议结束时,我曾请你再让我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同意的意思。现在,如果贵大臣兑现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二人立马定约。伊藤说:如能少让,我肯定让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李鸿章再说:五千万不能,那就让两千万吧。现有贵国一份报纸说日本此次战争的总兵费只用了八千万。这个说法或许不足为凭,然非无因。李鸿章说着将这份报纸递给了伊藤博文。伊藤细看报纸之后表示,这种报纸全是道听途说,专与政府作对,万不可信。李鸿章说

                      ,章惇有多强,他就有多强。而蔡京呢,一个地道的软柿子,一个天生的附庸,居然敢反抗他!这种反抗本身就是侮辱,决不能忍受。于是他反击,他辩解,他喋喋不休,渐渐声色俱厉……他掉坑里了,蔡京要的就是这个,他越失态效果才越好。就在曾大首相的高音唱得高亢嘹亮时,突然被打断。有人在旁边呵斥他,“曾布,上前安得失礼!”还记得他是怎么搞倒章惇的吗?这一声和他当初在哲宗灵前吼章惇是多么地像,报应!呵斥的人是温益,随着这声呵斥,赵佶拂袖而起,返回内宫。曾布完了,后面的事有御史台、知谏院的人接力,弹劾奏章一篇一篇接一篇,直接把他踢出京城,贬过江南。曾布的故事到此结束,他没有续集。他不会像章惇那样东山再起,在贬谪之后达到更高的巅峰,创造有他印迹的元符岁月;也不会像吕惠卿那样,纵然仇敌满京华,仍然高才可恃,在边疆守土保民。他是这个时代里最叫人厌恶的人,一个真正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没有原则的小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新旧两党二十年间在最高领导层里最垃圾的一个,就算是挑起党争之祸的元祐大臣们都比他强得多。比如刘安世,不管政治见解多糟,不管执政能力多渣,他对自己的信仰无比坚定——我就是认为司马光是对的,我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哪怕再多的折磨,我甘愿。刘安世历经“春、循、梅、新、高、窦、雷、化”等南方最险恶的八州中的七州,百死而不悔其衷,留下了很多让人动容的事迹。篇幅所限,只举其中一个。刘安世贬到英州时,有一个福康县(今福建福清县东南)的林姓书生奉命南下,要置他于死地。消息传来,满城的人都为刘安世发愁,尤其是他寄住的道观里的道士。该道士一边替刘安世熬每晚必喝的鸡肉粥一边流泪,说道观都被官军围住了,只等林书生到,您就难免一死了。刘安世厉声说:“人之生死前定,何用惧?汝出家学道,见识乃尔!”他说完倒头就睡,粥好了起床喝粥,从容写信安排身后事。这是何等的胆魄气度,就算是敌人也要佩服。每当看到这一段,我都会想起一段电影对白。那是一对海盗父子,儿子某天问:“你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做过,你活了下来,一定有什么秘诀吧,生存的秘诀?”父亲回答:“目的不在于永久地活下去,杰克,秘诀是,你要活出自己的人样。”活出自己的人样……刘安世有,曾布没有。蔡京当首相的那天是北宋史上最温馨动人的一刻。与之相比,王安石拜相时争议太多了,司马光是负面情绪太重了,章惇时……下边是一片牙齿打战的声音,实在是太吓人了。蔡京不一样。他是最风雅和善的,最通情达理的,是零拒绝的好同事,是大公无私的好领导。最后这句不是乱讲,以扳倒曾布的理由,他是多么的光明正大啊。杜绝官官相护,杜绝私相授受!真是最正义的手段。综合来看,蔡京的案底和这次的上位,简直是宋朝近二十年以来最雪白干净的大臣。由他来收拾乱到无可再乱的烂摊子,真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这一点不仅官场新皇帝赵佶相信,连新党里的顶级元老张商英也认可,蔡京的拜相制由他执笔完成,史称极其褒美。登场完毕,全天下人擦亮了眼睛盯着,看蔡京有什么高招能把国事、党争梳理好。天知道,这是个多么巨大的、无解的难题!但蔡京都一一解开了。在这个过程里,世界才逐渐地认识到,蔡京是怎样的动物。上任伊始,蔡京非常讲究传统,他对皇帝说,我们要沿着伟大的神宗皇帝、伟大的安石相公的足迹走。这样才会正确。赵佶点头。于是讲议司出现。它在名义上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仿制品,功能上也相近,国家的各项事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等事情,都由它负责。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确很像,当年变法,也是由这种部门来决策怎么变的。但是最后有一条是额外添加的。蔡京说,讲议司做出的决定,宰执、台谏等官员不许干涉,连议论都不许。只此一条,天塌地陷,宋朝瞬间国已不国。国家是什么,无非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这几件事,把这些事归于一个衙门,那么全体官场都成了摆设,都被架空了。再不许宰执、言官过问,连半点的监督机构都没有,这不是国中之国,另立天地了吗?这是国家政事,蔡京一把抓住之后,再向意识形态开刀。二十年间不是互殴不断吗,旧党骂新党是小人,新党骂旧党是奸邪,骂来骂去的没个定论。现在我来给你们终局。终点站到了,蔡京再一次把传统发扬光大。北宋党争的特点是列名单,从最初旧党人设立的元丰榜,到章惇报复时产生的旧党列表,都是大型代表作。真是力度强,影响大,一砍就砍倒一个时代。但是也有局限性。即百分之一百的精确性。元丰榜里全是新党人,旧党列表里全是旧党人。两边泾渭分明,不冤枉一个同志,不放过一个敌人。这都过时了,根本没法满足蔡京的需要。蔡京要的是涵盖天下英杰,所有人都在掌控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瞄准了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一件大事情。赵佶刚登基时向天下求言,承诺说对了有奖,说错了不罚。赵佶兑现了,真的给一部分敢说话的人升了官。一切从这件事开始。蔡京和他的班底把原始资料搬了出来,查奏章。把当时上书的五百八十二人,分成了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共七等。七等中,正下以上只有四十一人,包括邓洵武等;其余“邪”等居然是五百三十四人!里面包括陈师道、邵伯温等,他们从此定性,再没法翻身。这只是开始,毕竟这些人只是一时因为某件事偶然凑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讲,都是些官场的小杂鱼。是油炸也好,是活切也罢,都不能真正确定什么。几天之后才是官场的末日。又一张名单出炉,一共是一百二十人,里面宰执官二十二个,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章惇、曾布;待制官三十五人,包括苏轼、范祖禹;普通官员四十八人,有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外加著名太监八个、武官四人。这些人的名字由赵佶御笔亲书,勒石刻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它,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第四章党争养蛊孰为殃党人碑是终极版的政治迫害,所有能想到的招数,除了限于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大臣这一条之外,都用上了。比如上碑的人里,死了的,司马光、吕公著他们,追回一切追封,打成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没死的,远远贬到南方烟瘴地面,进行极地生存训练。可以预见,他们要是没有苏轼的气魄、范纯仁的操守,基本上是死定了。这只是普及型打击,下面是精确针对型的。碑上的名人们,谁是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号啕痛哭了。他们一生的心血,不只变成了追命符,更面临着在世间毁灭消失的噩运。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中的黄庭坚,他参与过修撰《神宗实录》,内容专门和新党唱对台戏。很好,他的著作手迹全部销毁。苏轼,这位不世出的大天才,宋朝的荣耀,刚刚才赦回北方恢复名誉,这时上碑了,那么《东坡文集》之类的著作也保不住了。不只是他,三苏的文字、苏门四学士的文字,也都在毁禁之列。其余的像宋朝历史系名人,号称唐史最强的范祖禹写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颁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也全毁掉。唯一幸免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本巨著不管出发点是什么,由什么人写成,它本身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是中华民族集体的瑰宝,这一点不能因为厌恶司马光而恨乌及屋。可蔡京不管,毁,真要爱才的话,东汉的蔡邕还会死吗?人都能杀,何况一本书。烧,连印版一起烧掉。危急关头,有一个太学博士站了出来,他叫陈莹中,此人非常聪明,他没明着反对,而是在太学的某次考试里出了道题。题目引用的是《资治通鉴》的序文。安全了,这下子谁也不敢再动这本书。《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给官方写的皇帝教科书,当年写成时由宋神宗亲手写的序文。经过新政老祖宗认可的东西,还不是圣物吗?对《资治通鉴》有心无力,实在是有损蔡太师的威名,他在另一些方面找回了平衡。打击面扩散,辐射到党人的子孙后代身上。这是开一代之先河了,前所未有的事。之前最狠的章惇也不过是夺了司马光等人子孙的恩荫,让这帮富二代们不能出生就当官罢了。如果他们争气,自己能考出文凭来,还是不受限制的。比如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在同文馆之狱案发前,还好好地当着官。这时蔡京宣布,凡上碑党人的子弟们,第一,不得与宋朝宗室结亲,已经定亲没举行仪式的,全部取消;第二,不管有官没官,都不许在京城居住。京城四周各处设立盘审点,严格监控,有私自入京的,监审点人员与党人子弟同罪。这两点,让原先含着金匙出生的高干子弟们比平民百姓的孩子还惨,他们失去了一切特权,不仅不能当驸马爷,连当官都成了白日梦。因为法令的无限延伸性。虽然明文规定中,只是强调了居住地的问题,可是实际操作里,被变成了党人子弟的人生终止符。比如一个叫程端彦的小官,只是鄢陵县的县尉,典型的芝麻豆大的官,萤火虫一样的前程,可是在这场运动中,他被罢免了,变成一介白丁。至于原因,很简单,他的老爸叫程颐。再比如一个叫李阶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大考之年文章盖世,为礼部试第一名。真是一头绝世神牛,如果在往年,他的前程,他的名望,必将传遍神州,冠盖一时。可惜皇帝看了看他的出身,把第一名换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李阶的老爸叫李深,是资深型的党人,并且他舅舅更厉害,是上船给章惇讲课的陈瓘。这样的祸根怎么能留,直接摁到十八层地狱里去。如此这般,完成了一个体系的打击,应该算斩草除根了吧?不,蔡京想了想,根本以往丰富的党争经验,还不到位。还剩下一批人,差点漏网了。前面这些党人,都是元祐时期露头,截止到宋哲宗去世的造反派,在哲宗刚死到赵佶初立这段时间内的呢?那批堪称向太后嫡系的旧党人,他们怎么处理?这类人被整理出二十七个人,以刘奉世为首,被贬官、外放。注意,这次的贬官是一贬到底,连之前担任一些宫观之职,领点补贴金之类的待遇都没有,变成彻底的下岗无业人员,只能自食其力了。到这步仍然没完,不久后,蔡京想出了新点子。根源在当年司马光等人在西京洛阳组成的顶级元老会,那时他们俨然是另一个小朝廷,论起资历、威望,简直比开封城的皇国班底还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实行。这怎么成呢,现在好几百的元老贬了出去,要是再组成元老会谁负责?为了杜绝这一点,蔡京下令,所有贬出的官儿们,不许扎堆生活,个个都分开,散在不同的城市里。严格控制他们的行踪,不允许出城。……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这仍然只是开始。蔡京再规定,这些人不允许议论朝政,不准教授学生,不给一丝一毫的机会传播他们的危险思想、有毒的倾向。……这还让人活吗?这些事情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一条接一条,打得党人们晕头转向。他们痛苦之余很纳闷儿,这个蔡京是怎么了,他吃拧了还是被绝世冤种附体了?怎么变态到这地步,有这么虐待人的吗?直到这时,他们仍然不能反躬自省,制造出蔡京的,正是他们自己。搞清这一点,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要怎样才能结束党争;二,怎样才能在党争中活下去。问题一,党争有二十年了,要结束它,几乎所有人、所有历史书都说要温和、要不偏不倚。具体起来,要像赵佶刚登基时那样,从皇上开始表现出中立、中庸的态度,下面自然平静了。等时间一长,大家习惯了互相温柔,世界自然和谐了。好,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某个皇帝是中立派,不偏向哪一方,更不打压哪一方。请问下面的大臣们会怎么样,就此安静吗?空口无凭,有实例为证。宋仁宗,这个世界里最仁厚最中正的君主,他对臣子们好吧,可偏偏正是党争的源发点。为什么会这样?庆历新政居然等同于庆历党争,堂堂三百年第一人的范仲淹居然是党派之争的发起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动物。还因为宋朝对文臣的超级宽大。这两点把宋朝的大臣们惯得无法无天,平时脑子里想到了就说,说啥也没关系,甚至说得多等于工作努力,那自然是不说白不说。这时要皇帝怎么办,只是温和就行了吗?人家拼着不当官儿了都要说的,一个温和、平衡的态度就能阻止他们?开玩笑。所以,以柔克刚是行不通的,只能以暴制暴。想消除党争,一是长久地、不改变地支持某一方,保持政策不变;二是把两边都打倒,一个不留。只有这样,世界才能安静。蔡京不是皇帝,没法制定方针,作为臣子他只能选择第二条。既然做了,就干票狠的,为了彻底在党争中脱身,他不分敌我,不分新旧,只要是有威胁的,全都打倒。比如章惇、曾布,本来这是两位众所周知的新党元老,甚至是蔡京的老上司,但是为了干净的新天地,蔡京硬塞给他们两张旧党的党票,这就是新标签了,以党争的名义——去死!这样结束党争,蔡京算不上大仁大义,但绝对大智大勇。历史证明,只有这一个办法,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还有,非流云所能逆料也。问题二,关于生存的事。党争到了这一步,新、旧两党分别被对方抡倒两次以上,几乎每个参与者都跌倒、爬起、流放、回京、再爬起过,其间无论过程多么惊险曲折,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倒台死亡。无一例外,谁都一败涂地。强如王安石、司马光也没法幸免。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要怎样活下来呢,这是个大问题啊。蔡京是个有心计的人,是个从开始就非常有危机感,向往平安舒适的生活的人。他的零拒绝服务足以证明这一点。有这样的心胸,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过往的例子,就会得出一个绝望的答案。身在潮流里,浮沉不自由。不管是做党魁,还是当帮兵,都只是片刻的荣誉、永恒的悲剧!要想活,只有把周围的人都踩在脚下,唯我独尊,才能唯我生存。都是你们逼的!这是种顿悟,产生的后果是蔡京突然间的凶狠。一点预兆都没有,他变成了北宋史上最残忍、杀人最多、不问青红皂白斩草除根害人到死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真切地反映了这一点。前面提到的张商英,新党元老,亲手为他写的拜相制,文字极为褒美。可以说对蔡京非常好了,可是元祐党人碑上就有他的大名。为什么,只因为他有威胁,以张商英的资历、脾气,早晚有一天会反蔡京。那好,只要有可能,就先摁到死。蔡京成功了,如果说北宋官场是一只大罐子,新旧两党无数党徒是毒虫,那么蔡京就是互相咬噬中存活下来的唯一的那一只。他,成“蛊”了。以上只是推算出蔡京变身的经过,下面要说的是蔡京变成了什么。作为祸国殃民毁灭国家级的奸臣,人们总喜欢把他和董卓、曹操等著名反派相提并论。这不对,蔡京并没有活在乱世里,他更没有篡位的心,他所有的欲望都非常浅薄,非常实际。他的狠毒只是出于他的危机感,是被动的应战,而不是主动去害人。后面发生的事,每一件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五章国之少年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的春天前后发生了一些事,传说这些事,让几个宋朝大佬在另一个世界里有过几段对话。王安石说:“小京,有点过了啊。”蔡京:“首领,我想活下去。”这是关于元祐党人碑的。司马光说:“小京,有点奢侈啊。”蔡京很郁闷,“我想活得舒服些……谁让我之前受罪呢?谁让我怕来日无多呢?”这是关于赵佶、蔡京等高级领导人生活水平问题的。生活水平……这实在是最小,也最大的事了。说它小,小到了用餐的器具。某一天蔡京上朝,发现年青俊秀的皇帝呆呆出神。主忧臣辱,他当然要问清楚。“陛下,您怎么了?”赵佶羞涩又犹豫,他的面前摆着几只晶莹温润的玉盏、玉盘、玉卮,都是顶级的餐饮用具。他说:“过几天

                      >1644年间101644年后14后来的武职降职,主要是各地明朝正规军中的总兵和副将。在“贰臣”中,他们至少由四部分组成。表A-51644年后降清并列入“贰臣”的军官。(1)先降李自成。后降于清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唐通陕西总兵
                      董学礼陕西副将
                      白广恩陕西总兵
                      南一魁陕西副将
                      骆养性河北左都督
                      (2)在北京降于多尔衮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祖泽溥辽东副将
                      孔希贵奉天总兵
                      (3)1644年10月以后在各地投降或受荐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刘芳名宁夏总兵
                      徐起元安徽左都督
                      胡茂桢陕西总兵
                      高第陕西总兵
                      贾汉复山西副将
                      马宁甘肃参将
                      高斗光山东总督(凤阳)
                      王永吉江苏总兵
                      王国宝山西总兵
                      鲁国南顺天副将
                      任珍河南副将
                      (4)在南京陷落时,或南京陷落后其地也被攻占时投降的明朝军官:
                      姓名省份官职
                      马得功辽东总兵
                      马勇陕西副将
                      田雄北直隶总兵
                      常进功辽东副将
                      高进库陕西副将
                      刘良佐北直隶总兵
                      刘泽洪北直隶副将
                      许定国河南总兵
                      吴六奇广东总兵
                      王之纲北直隶总兵
                      陈世凯河北副将
                      相对而言,这个明军人集团比起那些投降后渗进入各级官僚机构的文职“贰臣”更具同质性。表A-6武职与文职品位比较:
                      武职人数
                      左都督9
                      都督2
                      总兵17
                      副将21
                      地方总督9
                      总计58
                      文职人数官品
                      大学士2正五品
                      尚书6正二品
                      侍郎12正三品
                      大理寺卿1正三品
                      大理寺少卿3正四品
                      詹事2正三品
                      翰林学士6正四品至从四品
                      国子监司业2正六品
                      御史7正三品至正七品
                      给事中5从七品
                      郎中5正五品
                      道丞3正三品至正四品
                      拥有举人、进士身份者11未入流
                      总计65
                      文宫中,近2/3(35人)是四品以上的上层官僚。这样,这些列名《贰臣传》的文职降臣就形成了一个较为突出的集团。军官则不能依品级排列,因为他们根据战略需要而随时承担的军事职责,与他们在正规军队系统中的职位品级并不必然一致。然而,我们可以用文官四品为标准,粗略地把较高和较低的品位区分开来。尚书和侍郎属上层部分,郎中、给事中为下层部分。以此类推,左都督、都督和总兵划入上层;副将与地方总督划入下层。根据这一区别,武职降臣最初是个不太显赫的集团:下层军官(50人)稍多于上层军官(28人)。武职降臣中总兵与副将最多,似乎由此可以假定,给这些军官授予尚书之职,是诱使他们为清朝效劳的一种奖赏。但这一假定并不正确。早期清政府中汉尚书之职实际是为1644年后投降的陕西和东北军官所占有的;大多数汉侍郎也被在清朝攻占北京后投降的军官们占据了。在11个出自西北和东北的军官所担任的尚书之职中,有3个给了前军阀左良玉的参将,1645年他的军队在九江投降了阿济格;4个给了曾在李自成麾下效力的军官。在侍郎之职中,几乎1/4给了祖大寿、左良玉和李自成的参将。然后,显赫的官位或是给了那些在对南明作战中建立殊功,以及在北方平定了起义地区的官员;或是给了那些曾在起义军中或晚明军阀之下指挥过独立部队的人。这样,如果《贰臣传》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清初降臣的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传记汇编的话,那么,这个集团的典型代表将是这样一些职业军官,他们来自中国西北或东北,在征服期间有副将之衔,指挥一支由他自己征募的军队,并与反抗新统治的敌人作战。

                      B.1644年的“贰臣”

                      1644年参加清政府并列入《贰臣传》的50名官员中,大多数是京城行政官员,且有36人拥有进士身份。他们的供职地点近2/3是在北京。投降时的供职地点:
                      地点人数百分比
                      北京1763%
                      省府519%
                      415%
                      县或州13%
                      近1/4的降宫来自山东。1644年的降臣的省籍:
                      省籍人数百分比
                      山东1224%
                      北直隶714%
                      南直隶612%
                      河南510%
                      510%
                      山西510%
                      江西36%
                      四川36%
                      浙江24%
                      云南12%
                      辽阳12%
                      这与整个崇祯时期中央政府的平均构成是一个显著的对比。崇祯时期,有1/3以上官僚来自南直隶和浙江。如果我们以长江划分中国,并把湖广和四川划归南方省份,那么可以得到如下数字:1644年降臣:
                      北方68%
                      南方32%
                      崇祯时的尚书:
                      南人76%
                      北人24%
                      所以说,北人与南人在高级职位中的比例在崇祯朝和顺治朝之间实际上是反过来了。

                      C.地方政府中的旗人官员

                      一般而言,整个清朝担任府级官员的旗人的比例,大大超过他们在州、县级行政单位的比例。在清朝统治初期,这类官员中汉旗人通常多于满蒙旗人。
                      地方政区汉八旗满蒙八旗
                      79%21%
                      直隶州84.30%16%
                      88.20%12%
                      94.10%6%
                      在清初,甚至到府级职位的旗人数量也是相当有限的,这在下表所显示的此时担任府和州级官职的旗人百分比中就能看到。
                      时间直隶州
                      顺治时期8%8%
                      康熙时期20.30%18%
                      雍正时期15.70%19%
                      乾隆时期23.70%20%
                      嘉庆时期21.50%17%
                      道光时期23.50%14%
                      咸丰时期20.10%15%
                      同治时期19.30%9%
                      光绪时期20.60%11%
                      然而,在顺治统治中期,地方宫中,特别是府级的地方宫中,满洲攻占北京前即已投降的人占多数。或者,至少我们能从清初与清中叶府级官员的省籍比例中看到如下情况:
                      时间出身于江苏诸府的官员出身奉天诸府的官员
                      顺治时期5%26%

                      今河北定州)发起进攻。李克用的部下时任邢洛节度使的李存孝得到消息后,建议李克用进攻镇州(今河北正定)进而牵制王镕,以解定州之围。十月李克用命令李存孝从南面攻打镇州,又让李存信、李存审自井径方向出兵增援。由于沙陀军队骑兵优势明显,河东军队在临城西北的龙尾冈打败镇州军队,杀敌近万人,并一举攻克临城,随后又包围了元氏、柏乡。王镕抵挡不住李克用的进攻,于是向幽州的李匡威求援,李匡威领兵前来增援后,李克用鉴于军队刚刚结束战争需要休整,于是在大肆劫掠之后,退兵邢州(今河北邢台)驻守。面对失败,李匡威、王镕当然不肯干休,景福元年(892年)正月,李、王二人继续合兵一处,发动大军十余万人对李克用掌控的尧山发起进攻,李克用派大将李嗣源领兵迎击,结果幽镇联军大败而归。当时处在幽、镇之间的王处存感受到了来自李、王二人的极大压力,担心就此会被吞并掉,于是主动联合李克用,趁势合兵攻打王镕,并成功攻克了天长镇。天长镇是王镕的治所门户,王镕急忙组织人马反扑,在新市(今河北新乐)偷袭李克用得手,将其打败。李克用没有想到王镕居然还有还手的实力,他担心王镕的背后或许会有增援部队,于是在没有摸清敌情的情况,他决定退守栾城以观其变。当时面对藩镇们在河北地区的互相征伐,朝廷无计可施,只能是下诏劝其和解,但丝毫没有效果。河东、卢龙、成德、义武四大藩镇对朝廷的诏令置若罔闻,所以攻伐依然不断,战火依旧继续。八月,李克用带领少量兵马进行北巡,当到达代州(今山西代县)西北的天宁军时,他得到了一个紧急消息,李匡威与赫连铎领兵八万攻打云州,鉴于自己手中兵马不多,李克用急忙派人回晋阳召大将李君庆出兵救援,自己则带领兵马悄悄进入新城(今山西朔州),又派人在神堆(今山西大同西南)设下埋伏,俘虏了吐谷浑巡逻骑兵三百人。李匡威与赫连铎听到吐谷浑骑兵被擒的消息后,以为李克用对云州早有防范,于是不再敢向云州进兵,而是就地驻兵观望。事实上,以李匡威与赫连铎的实力来看,如果不进攻云州,应该立即撤兵回到本镇,留在半路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果然在八月二十七日的时候,李君庆领兵赶到新城,与李克用合兵一处进入云州,开始对云州加强守卫。这样一来也就使李匡威与赫连铎失去了进攻云州的绝好机会,而且李克用并不想就此打一场云州守卫战,而是在次日就发起对李匡威的反攻。当时李匡威实在没有想到李克用会主动出击,结果因为仓促应战被打得溃不成军,被迫烧掉营垒一路逃窜而去,李克用驱兵全力追赶,在天成军(今山西灵丘东北)两军再次展开激战,李匡威再一次被打败。就在李克用在河北地区耀武扬威地接连打败李匡威与赫连铎时,一个消息传到了他的耳中,使他不得不主动退出与李匡威、赫连铎之间的征战。因为他的养子、时任邢洺节度使的李存孝与王镕、朱全忠结盟,上表朝廷将邢、磁、洛三州之地交还朝廷,并请求皇帝李晔赐旌节讨伐李克用。河朔战火李存孝,本名安敬思,自少年时代起就跟在李克用身边,因善于骑射勇冠三军,被李克用收为养子,身经百战,为李克用立下汗马功劳,河东军将士皆畏惧三分。李克用还有个养子名叫李存信,出身回鹘,也是能征善战,而且文武双全,甚得李克用的宠爱。但是李存信与李存孝二人互相争功,各不相让,矛盾十分突出。大顺元年(890年),李存孝在李克用与朱全忠争夺潞州城时表现十分英勇,一举从朱全忠的手中夺回了潞州,他本以为李克用会将潞州划归自己管辖,没想到却划给了康君立,因此对李克用开始产生不满,并怀疑是李存信从中作梗而致。大顺二年(891年),李存孝镇守邢州时,想立个大功与李存信争宠,于是他建议李克用攻打镇州的王镕。虽然李克用同意了李存孝的建议,但时间已经是两个月后的事情。后来王镕围攻尧山,李存孝救援不力,李克用任命李存信增兵救援,而两个人互相猜忌,致使救援工作停滞不前,李克用只得改派另一员大将李嗣源前去迎战。战事结束后,李存信回到晋阳,来个恶人先告状,诬陷李存孝私自与王镕、朱全忠结盟,而李存孝在邢州得到消息后,怀着对李克用的不满,干脆扯旗造反,公开与王镕、朱全忠结盟。李克用没有料到李存孝会背叛自己,于是在景福二年(893年)二月,他亲自率领大军围攻邢州。当时王镕派部将王藏诲送书劝其二人和解,李克用恼羞成怒,不仅处斩了王藏诲,还兴兵攻打王镕,并在大平山将王镕打败。李克用又领兵进攻天长镇,连续进攻数日没有攻下。王镕接连派三万大军前去救援,但全被李克用击败,李克用进而又攻克井陉,虽然在此之前李存孝派兵进入镇州增援王镕,但自感形势危急的王镕,还是决定向朱全忠求救。面对王镕的求救,当时正与时溥打得难解难分的朱全忠,无法抽调出兵力增援王镕。于是他只得写信威胁李克用,告诉他如果继续攻打王镕,自己将发兵救援。李克用早知道朱全忠是在蒙人,在回信中的态度也是十分强硬,他告诉朱全忠,如果手中真有能够作战的军队,尽管派出来,自己将尽力应战,并约好交战地点,就在常山。朱全忠接到李克用的信后,鉴于和时溥一战还没有结束,便没再继续挑衅,所以李克用继续攻打王镕。不过王镕虽然没能得到朱全忠的增援,但幽州的李匡威还是很够意思,当他得知王镕遭到李克用的攻击后,立即发兵赶来增援,并在元氏打败李克用的军队。李克用担心会遭到王镕、李存孝、李匡威的三军连击,于是领兵南下直扑李存孝所在的邢州。景福二年(893年)七月,王镕派兵增援李存孝,不过其援军却在平山坡被李克用击败。此时王镕因为在此之前连续失利,形势已经极为不利,当时面对李克用这个强敌,王镕内心十分畏惧,因此他向李克用请求议和,并声称愿意出兵二十万帮助李克用打下邢州。而李克用当时急需粮食,所以接受了王镕的请和。王镕与李克用议和后,李克用可以全力对付李存孝,他从栾城会合王镕的三万兵马南下任县,而李存信则屯兵琉璃坡,将邢州城包围。面对几路大军的围攻,李存孝毫不畏惧,时常出兵交战,并曾经利用夜色偷袭李存信的营地,俘获其手下部将孙考老。李克用的几路大军围攻邢州,很长时间没有攻下,这对于手中粮食不多的李克用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他准备在邢州城外环城挖濠筑垒之后,只留下王镕和李存信继续围攻邢州城,自己则领兵退回晋阳。针对李克用的这种部署,有人建议李存孝暂时闭城不战,等到李克用离开之后,再与王镕、李存信等人决一死战。李存孝采纳了这个建议,但他低估了李克用挖濠筑垒的作用,等到李克用完成挖濠筑垒之后,李存孝才明白,所有的人马都无法逾越出城,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困在城里等死。乾宁元年(894年)三月,邢州城内粮食断绝,李存孝无计可施,只得登上城墙向李克用求饶。他告诉李克用之所以会反叛,完全是因为被谗言中伤,希望能够和李克用见上一面,当面将事情解释清楚。李克用当时让夫人刘氏入城去见李存孝,刘夫人说服李存孝出城来见李克用。李存孝伏地请罪,说自己立有战功,如果不是李存信逼迫,自己断然不会背叛义父。但是李克用不为所动,他斥责李存孝说他给朱全忠、王镕写信骂自己,难道也是李存信逼迫的吗?最终李克用命人将李存孝押回晋阳,在牙门外将其处以车裂之刑。事实上,当李存孝被押回晋阳决定判处死刑之时,李克用因为爱惜其才,依然希望能够有人站出来为他求情,然后趁势免其死罪。然而当时诸将全都嫉妒李存孝的才能,竟无一人站出来说话。李存孝死后,李克用一连十多天不理军务,情绪产生极大的波动,最关键的是他的这种不稳定情绪,最终致使他自剪羽翼,使自己的实力受到损耗。例如大将薛阿檀,因为与李存孝关系密切,在李存孝死后。担心受到牵连,看到李克用情绪失控后自杀身亡。又如乾宁元年(894年)八月,时任昭义节度使的康君立到晋阳拜见李克用,本来李克用十分高兴,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可是在席间忽然想起死去的李存孝,不禁放声痛哭起来,康君立因为与李存信关系较好,便出言劝慰李克用说李存孝之死是罪有应得,不足为惜。没想到李克用听完后勃然大怒,抽出宝剑向康君立砍去。康君立被砍成重伤,李克用却不让人为他医治,将其囚于马步司。过了几天,李克用觉得如此对待康君立有些过分,便下令将他放出来,可是那个时候康君立已经死去。对于李克用而言,接连失去几员大将,使得本镇的实力大为受损,自此之后,更是无力再与身在汴州地区的朱全忠对抗。这反而让朱全忠渔翁得利,成为了藩镇中最为强大的一支(“朱全忠独盛矣”)。而且情绪的失控不仅让李克用自损羽翼,更让本有机会成功占领幽州的他失去了独占幽州的绝好机会。当王镕得到李匡威的援救,解除了李克用的威胁后,李匡威便带兵返回幽州,没想到当他走到博野时,其弟李匡筹在幽州自称留后,夺了李匡威的兵权。当时幽州的局势十分混乱,李匡筹虽然自称留后,但是人心不服。幽州的刘仁恭戍守蔚州(今山西灵丘)时听说李匡筹篡立,便带着人马攻打幽州,可是在居庸关被李匡筹打败,刘仁恭只得逃奔河东投靠李克用。不过,刘仁恭虽然投靠了李克用,但他不想长期客居河东,多次请求李克用拨给他一万人马继续攻打幽州。当时李克用正在集中精力攻打邢州,一时抽调不出更多的人马,只给了刘仁恭几千人马让他去攻打幽州,这无异于以卵击石。李匡筹看到李克用不过如此,便多次派兵侵扰河东之地。乾宁元年(894年)十一月,李克用被李匡筹彻底激怒,在平定李存孝叛乱后,开始组织兵力对幽州卢龙军发起猛攻,很快便攻克了武州(今山西繁峙),并进围新州(今河北涿鹿)。十二月,李匡筹派一万人马营救新州,李克用选精兵在段庄进行阻击,当时由于卢龙兵猝不及防,几乎全军覆没,多人被活捉,河东兵将这些人用绳索连成一串,绕新州示众。当天夜里新州守将见大势已去,于是举城投降。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克用又发兵进攻妫州。次日李匡筹派兵出居庸关增援,李克用再次选派精兵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打败李匡筹的增援人马。二十六日,李匡筹见幽州城难以坚守,于是携带家眷逃往沧州,结果被义昌节度使卢彦威杀害,幽州城就这样落入了李克用的手中。乾宁二年(895年)正月,幽州数万军民载歌载舞地迎接李克用进城。李克用在幽州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后,带兵返回河东,只留下义子李存审和刘仁恭分兵讨伐还未归顺的州县。为了使幽州更牢固地掌控在自己手中,李克用上疏朝廷,请求以刘仁恭为幽州留后驻守幽州。皇帝李晔批准了李克用的奏请,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安排,但在李克用离开幽州后,驻守幽州的河东兵骄横不法,完全不将刘仁恭放在眼里,刘仁恭被迫处死了许多河东士兵。李克用对此十分生气,写信责备刘仁恭,而刘仁恭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自此之后李克用与刘仁恭的矛盾开始不断加深。乾宁四年(897年),李克用为了迎回流亡在外的皇帝李晔,决定出兵关中,为皇帝李晔回京扫平障碍。他向刘仁恭征兵,而刘仁恭却谎称契丹时常南下入侵,需要大军防御,拒绝为李克用提供兵源。李克用因此多次写信催促,而刘仁恭却是拒不从命,而且在回信中秽语连篇,搞得李克用十分恼怒。八月,情绪失控之下的李克用亲率大军讨伐刘仁恭,九月五日领兵抵达介于蔚州和妫州中间的安塞军,随后开始展开了对刘仁恭的进攻。刘仁恭派部将单可及率领骑兵迎战,当时李克用正在营帐中饮酒,而且喝得有些神志不清,当他听到探马来报,说刘仁恭的军队到达时,神志不清的他仓促带兵出击,当时天降大雾,单可及的部将杨师侃在木瓜涧设下伏兵,打败河东军队,后来只是因为天降大雨方才撤兵,但是此时河东兵马已经损失过半,李克用醒酒后才知道军队战败,只得带领残部撤兵回到本镇。幽州本来是李克用新占据的地盘,但终因为情绪失控,使得幽州之地从自己的手中丢失。虽然他的实力依旧强大,但比起他的老对手朱全忠,李克用实力下降得十分明显,而反观朱全忠则在中原地区打得顺风顺水。吞并徐兖朱全忠在解除秦宗权的威胁后,便想进一步兼并兖、郓之地,然而朱瑄、朱瑾二人对自己有恩,而且又已经和自己结为兄弟,他为找不到借口而苦恼。当时手下谋士敬翔为朱全忠献上良策,让士兵们扮作叛逃者,逃进兖郓之地,到时可以打着惩治叛徒的名义进兵兖郓之地。朱全忠依计而行,命令部分士兵逃往兖郓之地。朱瑄、朱瑾早就羡慕朱全忠有一支强悍的军队,因此面对叛逃过来的汴州之兵,他们全部收留。这就给了朱全忠以口实,他写信责备朱瑄招降自己的士兵。朱瑄为此大为不满,在回信中语气强硬,朱全忠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终于找到了出兵的借口。光启三年(887年)八月,朱全忠派朱珍、葛从周进攻曹州(今山东菏泽),杀死刺史丘弘礼,并乘胜进军濮州(今山东甄城)。朱瑄、朱瑾领兵迎战,双方在刘桥相遇,结果朱氏兄弟被朱全忠大败,被迫只身逃跑。九月,朱珍对濮州再次发起进攻,朱瑄派其弟朱罕带领万余人进行增援,而朱全忠则在濮州以东六十里外展开对朱罕的阻击,致使朱罕全军覆没。十月,朱珍攻克濮州,进而包围郓州,在形势危急之下,朱瑄让弟弟朱裕写信向朱珍诈降,约定充当内应,结果朱珍中计,领兵偷袭郓州,朱瑄打开城门放朱珍进城,结果入城者全部被歼。朱瑄乘胜收复濮州,自此之后朱全忠与朱氏兄弟公开决裂,双方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朝廷因淮南地区久经战乱,想找一个强藩加以镇抚,便任命实力较为强大的朱全忠兼任淮南节度使、南面招讨使。野心勃勃的朱全忠接到诏令后,立刻委任宣武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派牙将郭言领兵千人护送李璠上任。而时任感化节度使的时溥认为,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自己的功劳要比朱全忠大,听说朱全忠被朝廷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心中颇为不平。他知道从汴州到淮南,朱全忠必须要经过自己的领地,所以朱全忠派人向时溥借道时,时溥不仅断然拒绝,而且派兵袭击了保护李璠即将进入自己领地的郭言的军队。郭言无奈之下只得退回汴州,而时溥就此也与朱全忠结怨。从整体实力来看,朱瑄、朱瑾兄弟和时溥都无法与朱全忠相比,因此羽翼渐丰的朱全忠决定趁天下大乱,唐室衰微之际,全力经营东方,在灭掉秦宗权后,吞掉时溥,再行兼并兖郓之地。可是让朱全忠想不到的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使他暂时推迟了自己的计划。文德元年(888年)二月,魏博镇发生叛乱。魏博节度使乐彦祯残酷暴虐,将其辖区六个州的百姓都征调到魏州,修筑方圆八十里的罗城,百姓深受其劳苦之害。乐彦祯之子乐从训尤为凶狠,早在中和四年的时候,宰相王铎路过其辖境,他在高鸡泊设伏将王铎杀害,朝廷对此也无可奈何。乐从训还组织了一支由五百名亡命徒构成的亲兵人马,魏博镇的牙兵对此经常惴惴不安,担心地位被这五百人取代,因此伺机铲除这些人。乐从训知道后,担心被牙兵加害,最终逃出魏州,被乐彦祯任命为相州刺史。乐从训虽然逃出了魏州,但他经常派人向魏州城运送武器。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魏州牙兵极大的恐惧,乐彦祯见牙兵情绪不稳,担心发生动乱,急忙向朝廷申请辞职,愿意到龙兴寺削发为僧,而后牙兵们推举都将赵文玠为留后。乐从训听说其父被迫退位,便率领三万兵马攻打魏州,赵文玠闭城不战,牙兵们认为他畏怯,于是将其杀害,又拥立牙将罗弘信为留后。罗弘信当时倒是十分有胆量,率领牙兵

                      军事演习(彰德秋操)中,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五大猛人尽皆出席。在其他四位猛人轻松的谈笑声中,段祺瑞率领北洋新军精锐代表北军登场了。他的对手是一位叫黎元洪的无名之辈所带领的湖北新军。在战场上,寂寂无闻的黎元洪在战前推演部署、临阵指挥调度诸多方面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素养,他指挥实力处于下风的南军与段祺瑞指挥的北军全面对抗,成绩几乎不相上下。袁世凯他们原本计划在谈笑风生中轻松看秀,不承想半路杀出个黎元洪,结果没能轻松起来。黎元洪由此一鸣惊人,成为举国名将。所以,革命党倾向黎元洪出任新政府领袖,是非常有道理的。一来黎元洪懂兵,而且还是名将,以他的名气可以慑服朝廷,号召天下,壮大革命军的声威。二来黎元洪是湖北本地人,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望,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减少阻力。三来黎元洪跟湖北立宪派的关系不错,通过他可以把立宪派牢牢地绑在革命的战船上。说到这里,肯定有人反对说:“教科书上说过起义爆发时,黎元洪曾杀害过革命士兵,是反革命,怎么能做革命的领袖?”这个以后被拿来宣传黎元洪多么反革命的例子,具体经过是这样的。识时务的黎元洪黎元洪司令部办公室。1911年10月10日晚九点左右,黎元洪收到新军起义的消息。作为朝廷的官员,作为一名务实的军事干部,镇压起义是正常的工作,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黎元洪当即指挥临近的部队前去镇压,他则在司令部中辛苦地等待消息。之后,他等到了两个坏消息。一是自己派过去的部队已经倒戈;二是起义军已经拿下楚望台。实在是出乎意料!黎元洪意识到,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造反运动,自己可能镇不住场面。在经过短暂但激烈的思想交锋后,他做出一个很实在的决定:不求有功,不求无过,但求自保。于是,黎元洪将附近的几百人马调至麾下,关闭营门,禁止出入。同时下令:“如革命党人进攻则还击,退去则不追击,大家按兵不动!”晚十一点,有一神秘人士突然翻越营墙而入,并高声大呼:“革命成功,汉人同胞速来支援,一起攻打总督府!”事后才知道,此人叫周荣棠,是熊秉坤派出来号召其他新军起义的联络人。但黎元洪不会给他开展工作的机会。司令部的卫兵一拥而上,立刻把周荣棠擒入司令部。黎元洪没有对他严刑拷打,说一些坦白从宽之类的场面话,而是当即杀死了这个倒霉的周荣棠。这就是黎元洪反革命证据的由来。其实杀死革命士兵,只能说明黎元洪肯定是不革命,但不能说他是反革命。毕竟大局未明朗之时,黎元洪不可能容忍一个小兵一声高呼,煽动周围的人要了自己的性命。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思想先进、道德高尚、不惧死亡的人应该选择的处理方式。这么看来,黎元洪先生也是贪生怕死一族中的一员。不过这倒也怪不得黎元洪,毕竟怕死是人的本性。几小时之后,革命军收拾完了张彪,其火力逐渐掉转到下一个目标:新军中军职仅次于张彪的实力派黎元洪。炮声隆隆,火光映天,义军紧逼,草木皆兵,军心不稳。我该何去何从?难道以手下的区区几百人马去对抗一座已经沸腾的城市?危急时刻,黎大人并没有被紧张的局势吓得脑子不好使,他冷静地想起了自己历经磨难后才学到的至理: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自己做自己的救世主!因此他决定坚持“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真理:既不镇压革命,也不参与造反。兄弟们,赶紧散了吧,各求生路。用今天的话说,黎元洪的这个决定很识实务。相信也正是由于识时务,使得他能够在后来的腥风血雨中存活下来。接下来,黎元洪逃到手下家中避难。这是一个忐忑不安之夜。湖北军政府起义发生的第二天,就在黎元洪惊魂未定的时候,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革命士兵找上门来了。不过黎元洪并没有慌张地躲到传说中的床底下,而是躲入房中(避入房中——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事实上,黎元洪身材很是肥硕。对他而言,将自己肥大的身躯塞入清末那种逼仄的老式床底,那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士兵们进入房间见到黎元洪后,当即用真诚的语气目的鲜明地忽悠他:“黎老师,我等皆是您的部下,今日之爱国行动均出自您平时的教诲,所以我们是不会害您的。现在情况十万火急,请您速速出山主持大计!”黎元洪还没来得及想好托词,就被连请带绑地簇拥到了咨议局(省级议会)大楼,等在那里的蔡济民、熊秉坤、吴兆麟等人告诉他:“瑞澄和张彪已被赶跑,武昌也被全面占领,善后大局非由您主持不可!”可黎元洪知道,武昌起义虽然成功,但革命党的实力难以应付清军接下来的反扑。若跟着革命党干活那叫造反,现在收了革命党的好处,将来是要拿脑袋去还的,风险系数太高。于是,顾虑重重的黎元洪嘴里开始嚷着那句属于他的历史名言:“汝辈事太闹大了,莫害我!莫害我!”唯一的“带头大哥”候选人黎元洪不肯合作,革命党们自然不会由着他,当即把黎元洪软禁起来。革命党人知道,对付黎元洪这种不肯上道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击碎他的骄傲、打破他的顾虑。当天,以“都督黎元洪”之名签署的《安民布告》就贴满了武昌的大街小巷,“黎都督”立时家喻户晓。黎元洪瞬间从朝廷的高级干部变成朝廷的反贼。一旦被拉上“贼”船,再想下来可就难了。“黎都督”正式“被上任”。一天后,汉口、汉阳落入革命军之手。至此,武汉三镇(汉口、汉阳、武昌)全部落入革命党之手。随后,时刻关注着武昌起义的诸列强也顺势宣布“严守中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局势的变化,令黎元洪终于打消了对革命党实力的顾虑。他再度做出识时务的决断:与其既当革命党的囚徒,又被朝廷看作叛徒,还不如索性把前程押向革命一边,我跟你们通力合作!黎元洪原本就深谙军事,又有共进会、文学社这样的强力军事助手,再加上顺势加入队伍的、处理民政的好手汤化龙,湖北革命军政府的领导班子很快搭建完毕,并高效运转起来。以新军为班底扩招士兵,整军备战。安民免税。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号召各省起义响应。至此,清政府终于迎来了一个战斗力极为强劲的革命党对手——湖北革命军政府。第三章是谁在革清朝的命

                      阳夏保卫战之奇怪的汉口之战

                      在武昌起义时发挥了“让领导先走”本色的瑞澄显然是个大草包,好在他并没有草包到底,还是稍稍尽了一个封疆大臣的政治责任,把“武昌落入革命军之手”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朝廷。朝廷收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中央高层领导感到极为震惊和愤怒。在集体问候了曾经在湖北武汉长期工作的张之洞同志的所有直系亲属八百遍之后,众人一致同意动用中央军去镇压湖北革命党,对他们而言,地方新军已不可信任。1911年10月12日,载沣几乎拿出了全部家底,兵分四路,兵锋直指武汉。第一路,以北洋第四镇为主力,统帅为荫昌。荫昌,满洲正白旗人,时任内阁陆军大臣,我们在小站练兵那会儿提过他,袁世凯的哥们儿。无论是从血统——满人,还是从身份——陆军司令来看,由荫昌做第一路的统帅,都说得过去。第二路,以北洋第五镇为主力,统帅是冯国璋。第三路,以禁卫军为主力,统帅是载沣的七弟载涛。第四路,由十多艘军舰组成的海军主力。载沣任命萨镇冰为海军司令,督水师走长江水路配合作战。升官发财的时候载沣想不起来萨镇冰,但用得着萨镇冰的时候倒是记得把人往火坑里推。这么看来,清朝在载沣手上灭亡是有充分理由的。载沣的本意是中央军精锐齐出,陆海并进,一战歼灭“反贼”。但是,中央军的表现实在令他失望。这场即将发生的战争因其主要战场在汉阳和汉口(古称江夏或夏口),故称阳夏保卫战。举国目光齐聚武汉,革命能否成功就在此一战。如果革命军被清军主力歼灭,其后果自不用多说。如果革命军能抵挡住数倍于己的清军主力的反扑,把清军主力拖在武汉城下无法动弹,那么其他正在观望的势力就有可能起兵响应,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有可能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先行出发、先行抵达的荫昌是很想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立功的,可惜他有心无力。荫昌虽然是这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劲旅名义上的最高统帅,但他指挥不动这支军队。前面说过,北洋军从征兵到训练,几乎都是袁世凯在负责,重要军官几乎都是他的人。除了袁世凯或者得到袁世凯的授意,否则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所以第一路人马出工不出力,只是在应付差事。第二路的冯国璋先生确实能打,是一员悍将。但他有力无心,不想打。冯先生在率军南下的途中,抽空去了一个地方——河南彰德洹上,亲自拜访老大哥袁世凯问计:老大,咱们打还是不打;如果打,又该怎么打?袁老大的回答十分简单:慢慢走,等等看。这一慢一等,就到了10月底,第二路才做好战斗准备。至于以旗人为主的第三路,是满洲最后的家底,载沣要留着以备汉人造反,是不会让他们在战场上轻易消耗掉的,得等前两路军队跟革命军拼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由他们站出来摘桃子,收拾残局。如果说陆军的表现让载沣十分失望,那么萨镇冰的水师就让载沣绝望。早在10月18日,海军司令员萨镇冰率领的水师就已抵达武汉江面。但接下来,载沣期望的军舰集中火力众炮齐鸣的激烈战斗场面并没有出现。大多数时间里,水师只是象征性地发射几枚炮弹,而且炮弹也不认识革命军的工事,大都落在了荒郊和水面上。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应该十分激烈的战斗,为何打得如此有爱心?秘密就在两个关键人物的身上。第一个人叫汤芗铭,此人是海军少壮派的代表人物,也是这支海军主力的参谋长。此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湖北立宪派大佬汤化龙的亲弟弟。汤化龙此时已是湖北军政府的政事部长(总揽行政,相当于省长),于公于私,他都得把弟弟以及弟弟掌握的那部分海军拉到自己的阵营。所以汤芗铭还未抵达武汉,就已收到哥哥的来信,让他“早日反正,以立殊功”。不提汤化龙的劝说,单说汤芗铭本人,此人虽然有些功利,思想品德也不大高尚,但曾留学法国和英国的经历令他对于民主共和以及清朝的腐朽有着清醒的判断。因此,既受哥哥影响,也为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考虑的汤芗铭,决定冒险奋力一搏。在他的策划下,一些有革命倾向的海军官兵逐渐围绕在以他为核心的周围,消极战斗,时刻准备着高举义旗造反。第二个人则是这支水师的最高领导——萨镇冰。萨镇冰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又留学英国,算是受过先进教育的思想开明之人,再加上不得载沣重用,对清朝自然不会有太多的忠心。在稀稀拉拉的枪炮声中,萨镇冰收到了学生黎元洪的来信《黎元洪致萨镇冰书》。来信约一千三百字,言辞恳切,情谊殷殷,道理深刻。在信中,黎元洪表示武昌起义的目标在于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民国,并劝说老师站在国家前途和民族大义的角度上反水。读完来信,萨老师内心非常纠结,他既不想叛清,也不愿与革命党为敌。于是他绞尽脑汁想了一个不错的办法:和稀泥。满怀希望的黎元洪终于等到了萨老师的回信,信中写了八个十分醒目却令人失望的大字:彼此心照,各尽其职。一边,参谋长汤芗铭态度鲜明,要带头造反,无心打仗。另一边,司令萨镇冰态度暧昧,对手下员工的反心以及出工不出力的行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因此,这仗是打不起来的,打得起来就见鬼了。海军不打革命军,一心一意地磨洋工,革命军自然也不会主动进攻火力强大的海军找抽。因此,除去最初的几天,革命军跟不知躲去哪儿又突然冒出来的张彪干了几仗,阳夏保卫战的第一阶段——汉口之战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双方一片祥和的对峙中被消磨掉的。但是,他们不动,有人动!别看武昌首义是共进会和文学社干的,没有立宪派、同盟会、会党什么事,但共进会和文学社毕竟只是地域性小党派,不具备全国影响。而立宪派、同盟会、会党就不同了,在全国各地均有分支,势力庞大,他们看到武昌首义成功,清军主力被拖在湖北动弹不得之后,遂趁热打铁,在全国各地积极行动。与此同时,埋藏在清军内部的几颗定时炸弹也终于引爆了!绝命的反戈想当年,慈禧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迫不得已创了一招“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武功。这一招功夫的书面名称叫做“编练新军”。新军的威力确实很大,先后灭了义和团和造反的革命党,可新军的副作用也很大,巩固统治的同时却损了清朝自己的根基。至于原因,就得研究一下慈禧这招是怎么练成的。当年朝廷囊中羞涩,攒下来的钱大都充作赔款、供养贪官和维持皇室的奢侈生活,而按当时的标准,全部练成朝廷计划的三十六镇新军,仅建军费及军饷一年都要上亿两白银,超过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这自然是难以做到的。一句话,朝廷没有足够的钱练兵。于是慈禧只好跟各地的诸侯——总督和提督们说:朝廷的困难你们也知道,我只能从人员编制等政策上支援你们,至于编练经费主要就靠你们自己筹备。慈禧老佛爷是很有权威的,总督和提督们虽说觉得有点委屈,不过还是响应朝廷号召,开始了自招自练。慈禧既然给不了钱,那就难以掌控新军的人事任命权。开明的地方大员如张之洞等人,不仅注意招收受过新式教育的文化青年入伍,更加重视招收受过先进军事教育的留学生担任军官,如留日的蔡锷、阎锡山、李烈钧、蓝天蔚、吴禄贞、唐继尧、许崇智(鲁迅的爱人许广平为其堂妹,香港演员许绍雄是其侄子)等人全都趁机加入了新军。这些人可不一般,有水平,有思想,有主见,有眼界,敢于持有不同政见,完全不同于旧军官兵愚昧效忠皇权。更关键的是,他们对现在这个政府并不满意。简而言之,他们就是埋藏在清军内部的定时炸弹。乱战,四方云动革命的多米诺骨牌,在武昌起义十二天后就开始了倒塌的过程,辛亥革命的狂潮到了!10月22日,湖南、陕西独立。10月29日,山西独立。10月30日,云南独立。10月31日,江西独立。11月3日,上海独立。11月4日,贵州独立。11月5日,浙江独立。11月7日,广西独立。11月8日,安徽独立。11月9日,福建、广东独立。11月22日,重庆独立。11月27日,四川独立……下面咱们挑几个既有重点人物出场也比较有趣的事情来说一说。10月22日,湖南在焦达峰的带领下独立,陕西也在哥老会大哥张云山的带领下独立。10月29日,革命士兵在新军标统(团长)阎锡山的带领下杀死了自己的上级领导——山西巡抚和协统(旅长)。阎锡山坐上山西都督的位置,并由此开创了阎同志近三十年的山西土皇帝事业。一天后,立宪派的支持者、新军协统蔡锷和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发动起义,云南光复。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名叫朱玉阶的排长在此战中表现十分英勇。他冲锋在前,浴血死战,率领士兵攻克了总督府。这位朱玉阶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共和国的朱德元帅。11月3日,轮到了上海,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同时起义。这个陈其美的名气可能不是很大,但他的把兄弟蒋介石,亲侄子陈立夫、陈果夫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所以陈其美可是一个重要人物。在此多提几句。陈其美,字英士,1878年出生于浙江。他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但后来家道中落,他决定牺牲自己(也许是因为他成绩最差)——辍学去当铺做学徒挣钱,供大哥和三弟读书。在接下来的十二年中,大哥和三弟先后从日本学成归来,他则遇到了事业发展的瓶颈。十二年前,陈其美学徒排名第十二;十二年后,他排名第三。也就是说,其美兄干了十二年都没转正,还在打杂,离成为当铺中层管理干部(掌柜)遥遥无期。眼见目前这

                      国民经济根本的主张。著作分二十三卷,卷卷皆讲经济政策,以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为核心思想,全面阐述大明朝农业、税收、军屯、外贸、关税、盐政等改革措施。书中的思想,是对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经济思想的全面颠覆。直到几个世纪后,清朝大儒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依然痛斥丘浚“率意妄做,可谓荒谬”。清末维新领袖梁启超却对其颇为推崇,一日梁启超与某西方富商交谈,对方大谈西方近代重商主义思想,梁先生大笑,手指一本《大学衍义补》道:“汝之说,此书早尽言也。”在丘浚生活的明朝中期,此书一经问世,自然引起轩然大波,时任内阁辅臣的徐浦认为丘浚之说“妖言祸国”,但年轻的朱祐樘却深感兴趣,数夜“挑灯研读,时击掌嗟叹,言大明竟有如此奇才也”。数日后对丘浚表达了“读后感”:“此书既为救时之良策,更为治万世之远谋。”当即下令福建布政使负责刊印,全国发行。正是以这部《大学衍义补》为参考,少年登基的朱祐樘大刀阔斧,开始了对于大明王朝政治经济的全面整合,政治上,依书中“官职不在多,却在效用,良臣不在品德,却在督考”,朱祐樘启用王恕为吏部尚书,设立“京察”“栓选”“评考”制,即后来张居正“考成法”的前身。税收上,如丘浚书中所言“国家财税之锐减,一在土地兼并,黄册萎缩,二在米粮通运,耗费巨大,三在机构重叠,关节横生”,朱祐樘简化了税收体系,裁减税收机关,在全国范围内遏制兼并,并继续开放辽东和湖广的“无人区”,招募农民屯垦,缓解土地矛盾,更推出了“折纳银钱”制,即农民可将半数税粮以白银方式缴纳,这一条,即是后来“一条鞭法”的前身。弘治五年,原内阁首辅刘吉被撤职,丘浚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首开明王朝“尚书阁老”先例。之所以破例,看中的还是他这份“治世之才”。丘浚也未让朱祐樘失望,除高瞻远瞩外,具体改革措施上,丘浚更谋划详尽。弘治三年,朱祐樘着手整治江南税赋,清理历年积欠,丘浚认为“百姓苦于苛政,不宜催逼,需平抑赋税,方可两难自解”,继而详细谋划,重施周忱时代的平米法。在具体税收策略上,丘浚推出了“问责制”,即每年秋收初期,地方官要向朝廷“报计划”,具体税额,以朝廷下发的“凭票”为据,不得肆意加征,小小的改动,就堵住了官员“贪墨”的口子。在税粮运送上,丘浚推出了“兵补制”,每年负责押送运河税粮的“运军”,由兵部统一补贴,减轻运军负担,运军所过之府县,由当地布政使和按察使联合监督税粮押运盘点,实行“集体负责”他还创立“扣分”制,凡税粮有减损,各级负“连带责任”的官员都要被“扣分”,扣分到一定程度,便自动“下岗”。苦心谋划下,成化朝时期连年入不敷出的明王朝终重现生机,数百年后,清末政治家曾国藩也曾感叹:“前明弘治时,民不加赋却国用足,诚为我朝之鉴也。”在成为“阁老”后,丘浚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盐政改革,影响更是深远。改革的对象,正是朱元璋时代杨思义首创的“开中法”。“开中法”的本意,是要在国家垄断盐业贸易的前提下,用授权盐业贸易的方式,鼓励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但在明朝中期,这一政策已很难实行:一者是官员贪墨,利用盐业贸易渔利,二者是部分商人弄虚作假,利用明王朝发放的“盐引”扩大食盐贸易,甚至造假“盐引”渔利。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开中法”原本的方式是商人用粮食换盐,但是在明中期,盐价和粮食价格的比例早发生了变化,单纯的“以粮易盐”早已无利润。因此朱祐樘即位早期,虽屡次清查,查办大批贪墨官员,但诸多盐商对此应者寥寥。这个问题,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也有论述:“开中法之弊,贪墨为其表,无利乃主因。”弘治五年,依新任户部尚书叶淇陈奏,朱祐樘正式改革“开中法”,由原来的“以粮换盐”,变为“以银换盐”,一字之变,即引得商人纷纷响应,国家得到大笔收入充实国库,北方盐业贸易也因此繁荣。此奏议虽由叶淇提出,但身为阁老的丘浚是坚决的支持者,不但在朝堂上极力赞同,更与反对改革的徐浦等人据理力争,他更看到了叶淇看不到的地方:奏请朱祐樘“调太仓之粮输九边,以太仓粮易九边银”,即用政府行为“宏观调控”,防止银多粮少造成物价飞涨。可年轻急于求成的朱祐樘这次并未采纳,事实果如丘浚所料,数年以后,北方边境粮食价格暴涨,差价竟与中原相差3倍。从此时起,原本垄断食盐业的明王朝变成了“批发商”,盐业贸易的繁荣,带动了两淮和山西两大商人集团的崛起。国家不但通过开中法获得了大量收入,更从盐业贸易中抽取了大量盐税,明末史学家谈迁曾赞叹道:“国朝盐业之利,自此数倍于前。弘治中兴之局,富庶由此奠定。”在这“中兴之局”中,呕心沥血的丘浚实现了祖父“以济天下”的厚望,明史称他“一代贤辅”“中兴贤儒”,至为公允。四但相比于“弘治中兴”18年的诸多英杰人物,无论是比起“凝重有度”的内阁首辅徐浦,还是被赞为“弘治三君子”的马文升、刘大夏、王恕三位六部堂官,以及被赞誉为“公谋断内阁”的谢迁、李东阳、刘健三位阁老,甚至比起地位远不如他的杨守随、王琼、姜宛等地方官,身为大明朝“副总理”的丘浚,不但在正史中的记录多被一笔带过,且在清代更遭诸多“大儒”的口诛笔伐,生前身后的评价相去甚远。有关他的记录,很少见于专门的传记,只能从明朝中期的历次“大事件”中摘录整理。声名寂寂如此,原因究竟何在?论学识,丘浚自幼即被称为神童,在弘治朝当时更可称学问第一,是当时官场上难得的博古通今的人才。论政绩,丘浚为官数十年,任礼部堂官时大行“义务教育”,参与编纂《明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宋元纲目》,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他奏请整理天下典籍,抢救珍贵资料无数。著作《大学衍义补》更是眼光超然,领百年风气之先,“入阁为相”后,又苦心筹谋,兴利除弊,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论名声,丘浚为官清廉,身为阁臣,家境却贫寒至极,其所住房屋,还是初入京城为官时购置,40年来无钱修缮,早已破败不堪。他一生酷爱读书,逢好书必买,囊中羞涩时,宁可跑到当铺当家具,至他去世时,已是家徒四壁。然而对于学富五车、呕心沥血、为官清廉的丘浚,其“老上级”,时任内阁首辅的徐浦在其文集《谦斋文录》中却有不同评价:“丘公固有经天纬地之才,然为官一生,素来胸襟狭隘,睚眦必报,因小隙构陷同僚,党同伐异,终令声名受损,也诚为天下为官者谏。”事实正如徐浦所言,丘浚为人胸襟狭隘。成化朝时,仅因政见不和,便趁项忠、杨鼎等人遭陷害时落井下石,引起了“公愤”。朱祐樘即位后,丘浚官升一级,身兼大明朝“经济建设”的重任,虽是“宰相”,但肚子依然“撑不得船”,但凡有不同意见,皆遭他“打击报复”,甚至于同内阁同僚也时常争吵。史载一次在内阁与同僚刘健争吵,面红耳赤时,丘浚竟“掷冠于地”,差点就动手开打,朝堂之上,凡有言官弹劾丘浚,丘浚立刻当场对骂,徐浦说他“污言秽语尽出,全无宰辅之风”。此外,身负奇才的丘浚性格也极为高傲,尤喜奉承之言,凡“赞誉其才者,皆得其喜,指斥其过者,皆惹其怨”。正因如此,在他为官的晚期,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点——弘治六年的“王恕案”。王恕,字宗贯,时任明朝吏部尚书,在当时,他是出名的“直臣”。朱见深时代,他曾在云南抵制明朝太监的“采办”,且救下了因弹劾妖僧继晓被下狱的言官林俊,一时声名大振,民间有言“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朱祐樘登基后,将已退休的王恕召回,任吏部尚书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腐败,建树颇多。同为清官能臣的他,本与丘浚是一类人,但不幸的是,王恕同样性情孤傲,且在弘治朝初年,王恕官至执掌“人事权”的吏部尚书,在六部中号称“天官”,对待其他五部尚书时常趾高气扬,对时任礼部尚书的丘浚更是如此。起初丘浚尚能忍耐,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丘浚入阁后,王恕依然对丘浚指手画脚,不但日常交往中傲慢无礼,且工作中时常抵触。是年八月,王恕向朱祐樘提交一份被裁官员名单,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丘浚准备启用治理经济的“能臣“,二人为此大吵,王恕竟当着朱祐樘的面,数落丘浚成化朝时期陷害言官打击项忠的“烂账”,令丘浚大伤自尊。此后两人“不交一言”,怨仇从此结下,偏巧此时,太医院一个叫刘文泰的医生也因“机关精简”问题同王恕结怨,便借机对丘浚大加奉承,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经二人合力“整黑材料”,丘浚终于抓到了王恕的一条“小辫子”——成化年间王恕罢官归乡后,曾找当地秀才撰写自己与奸臣作斗争的“光荣事迹”,其中对“先帝”朱见深的行为多有嘲讽。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春,丘浚“鸡蛋里挑骨头”,授意刘文泰上奏,指责王恕“诽谤先帝”,一时间朝野震动,大臣们纷纷借此相互攻击。朱祐樘命锦衣卫夜审刘文泰,稍一动刑,软骨头的刘文泰就把同丘浚的密谋和盘托出。真相大白后,同样厌烦王恕“飞扬跋扈”的朱祐樘乘机命王恕“退休回乡”,这位声名显赫的老政治家从此彻底告别了政坛。对于“打击陷害”的丘浚,朱祐樘仅“申斥”之,并无任何加罪,一时间“朝议哗然”。虽被除掉,但王恕威望崇高,在成化朝时曾救下林俊,弘治朝初年的“两京之狱”时,更救下多名得罪权臣刘吉的言官,早就是各位御史给事中眼里的“大恩公”,赶走王恕,丘浚可谓得罪天下言官。此后几年,任丘浚鞠躬尽瘁,各路言官口诛笔伐,弹劾丘浚的奏章络绎不绝,从而彻底把丘浚“搞臭”。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七月,积劳成疾的丘浚与世长辞,享年73岁,朱祐樘大为悲痛,追赠太傅,谥号文庄,并拨大内专银在丘浚家乡修建陵寝,其墓高6米,分16级台阶,上有朱祐樘亲笔提写的“理学名臣”四字,足见悼念隆重。但朝臣们反应冷漠,丧礼的时候吊客寥寥。丘浚生前的“莫逆之交”刘文泰前来吊唁,一进门就被邱家家丁乱棍轰出来,丘浚夫人当场哭骂:“汝损吾夫清誉甚矣!”虽是“损清誉甚矣”,但弥留之际,丘浚依旧“一心扑在工作上”。生命的最后时刻,丘浚双目近盲,难以写作,依然以口述方式向朱祐樘上奏章。一是建议朱祐樘“可招募边地良民为壮勇,以补军户之兵不足”。依此议,丘浚去世数月后,朱祐樘正式颁布了《民壮法》,即从农村乡民中选拔精壮民兵,农闲时训练,战时编入军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二是完成了《大明会典》的修订纲要,依丘浚的“提纲”,两年后朱祐樘正式下诏修改《大明会典》,删去朱元璋时代诸多苛刻刑法条文,可谓善莫大焉。而一直伴在丘浚身边的这位“记录员”,是丘浚弘治元年编纂《明宪宗实录》时的助手,丘浚当时就赞他“宰辅之才,他日成就远胜于我”。这个人,就是彼时翰林院修撰,后来大明正德朝内阁首辅,被明史赞颂为“镇静持重”“补苴匡救”的一代名臣——杨廷和。第十六章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们2005年作家李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5000年来,我们总以为敌人来自于草原,直到吃了亏挨了打才明白,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于海上。从其演讲的内容看,这句话所指的对象,是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中国,但明王朝,恐怕对这句话也会体会至深。从建国开始,明王朝的主要战略防御重点,就是北方的蒙古部落,从朱元璋起就修筑长城,北方设“九边”,囤积雄兵百万,到朱棣时更迁都北京,加强北部防御。来自于海上的威胁,从元末明初开始,先是倭寇的持续骚扰,屡剿屡不绝。不过在明朝中前期,多是小打小闹。从明朝中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开始,倭寇却成为困扰整个明帝国的大患,从山东到浙江再到广东福建,倭寇肆虐中国东南沿海长达20年,这期间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相继来犯,东南沿海百姓惨遭屠戮无数。海上的敌人,渐成中国边防大患。翻检明朝中期有关“海患”的各种史料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了如下的几个新名词。一是“奸民”,多出现在有关葡萄牙殖民者入寇的各类记录中,称葡萄牙殖民者是以沿海“奸民”作向导,继而侵扰中国东南沿海,起先只是少数人,后来却有“人心思乱,百姓纷纷为奸民”的记录。二是“真倭”、“假倭”,真倭容易理解,多是来自日本的海盗倭寇,假倭却鱼龙混杂,有“海匪”、“海寇”、“海贼”,都是沿海当地华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假倭”骚扰的次数和规模,要远远大于“真倭”。如此奇景,确为先前历史所罕见。不管“奸民”还是“假倭”,却都折射出了另一个新名词:明朝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华人海商。一在明王朝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海商”,其实是一个非法的词。战国时期开始,中国东部沿海就有以海外贸易谋生的商人群体,到唐宋元时期,中国沿海的海商已然渐成规模,甚至一度达到极盛之景。比如中国东南沿海边民大规模地移居东南亚,就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到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曾达到顶峰,东部的泉州、宁波、广州等港口,皆为国际化贸易港口。元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中,东南沿海起事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皆与东南沿海业已壮大的海商势力有密切联系。比如张士诚麾下的诸多将领,皆是海商家族出身,方国珍虽是贩盐出身,却是以联合海商,“啸聚海上”的方式起兵反元。《元史》说东南元末农民大起义时,说“东南海寇四起,交相为乱”,诚为实情。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从争天下开始,至最后一统河山,对海商采取的是严厉打击策略。在明王朝鼎定天下后,朱元璋先是严厉打压江南富豪,尤其是有海商背景的富户们,不但课以重税,更逼迫许多家族举家北迁,至北方边境地区屯垦。这里要提一人,即大名鼎鼎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世人皆传说他有“聚宝盆”,事实上他的发家方式很简单,就是坐镇周庄,利用运河便利收购内地货物,再高价转卖外国商人,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皆是他的“贸易伙伴”。《吴县县志》说他的发迹“富甲天下,由通番而得”。明朝建立后,沈万三主动“表忠心”,不但向朱元璋捐献财物,为朱元璋修缮南京城墙,更出资犒赏军队。不过,他的这些行为却惹得朱元璋大怒,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降罪沈万三,将其流放云南,家产充公,7年后沈万三死于云南(又说贵州)。事情还没有完,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沈万三二子沈至、沈庄又获罪入狱,沈家再遭抄家。甚至在朱元璋临作古的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借蓝玉案由头,朱元璋再次将沈万三家人下狱,沈万三曾孙遭凌迟处死。几度整治,终让这个元朝末年富可敌国的家族凋零败落。朱元璋之所以整治沈万三,有说是垂涎于沈家巨大财富,也有说是因为沈万三犒赏军队,犯了朱元璋的忌讳。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明朝一统天下后,先前张士诚、方国珍等部的残余势力皆盘踞沿海诸岛,时常伺机骚扰内地,他们勾结倭寇以及沿海海商,连年作乱。对此朱元璋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一面在东南沿海屯兵50万,设立卫所上千,加强海防,一面大力整治国内与“海匪”有瓜葛嫌疑的海商们。沈万三,就成了朱元璋“杀鸡儆猴”的道具。同时朱元璋厉行闭关锁国,就在沈万三获罪的次年,朱元璋裁撤了自唐朝起开始设立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大明律更规定:凡擅自造船且与外国人交易的,一律处斩,家人流放戍边。“严打”之下,自唐宋起日

                      知道;作家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既不能知道一切,也不能亲历一切,他必须问,必须想象;也许有一天我向您讲讲那里的情况,然后您可以写一本书;我正在写,您失明了,怎样写书呢;盲人也能写作;这就是说您曾有时间学会盲文;我不懂盲文;那么您怎么写作呢,第一个失明者问;现在让你们看看吧。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出去,一分钟以后,拿来一张纸和一支圆珠笔,这是我刚写满的一页纸;我们看不见呀,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也看不见,作家说;那么您怎么写得了呢,医生的妻子问道,她看着那张纸,在半明半暗的客厅里,她看到一行行挨得很紧,有时候两行字摞在了一起;靠触觉,作家笑着回答,其实并不难,把纸放在一个稍软一点的平面上,例如放在另外几张纸上,然后就可以写了;可是,您看不见,第一个失明者说;对盲人作家来说,圆珠笔是个很好的工具,虽然不能让他阅读所写的东西,但可以让他知道什么地方已经写了字,为此,只要用手指摸到最后一行字的压痕就可以,写到头以后估计一下与下一行应有的行距,再接着写下去,非常方便;我发现有些行与行重叠在一起了,医生的妻子轻轻从他手中拿过那张纸,对他说;您怎么知道的;我看得见;看得见,恢复了视力吗,怎样恢复的,什么时候恢复的,作家激动地问道;我估计我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丧失视力的人;为什么,您如何解释呢;无法解释,可能根本就没有解释可言;这意味着发生的一切您都看到了;我看到了我所看到的,我没有别的办法;隔离检疫区里有多少人呢;大约三百个;从什么时候起被隔离的;从流行病刚开始时,我刚才说过,三天前我们才出来;我想我是第一个失明的,第一个失明者说;那里的情形大概让人毛骨悚然吧;又是这个词,医生的妻子说;请原谅,我突然觉得,我们失明之后我写的一切都很可笑,我是指我和我的家人失明之后;关于什么呢;关于我们所受的苦难,关于我们的生活;每个人应当说出他所知道的,那些不知道的事只能靠询问了;所以我才问您;我会回答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某一天。医生的妻子摸了摸那张纸说,我想看看您工作的地方,以及您写的东西,您不会介意吧;哪里的话,请跟我来;我们也可以去吗,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这是你们的家,作家说,我只是临时在这里住一住。卧室里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盏没有点着的油灯。借着窗户里漾进的微弱光线能够看到,左边有几张白纸,右边是写了字的纸,其中一张写了一半。油灯旁边有两支新圆珠笔。就在这里,作家说。医生的妻子问,我可以看看吗,不等对方回答,她便拿起写了字的纸,大约二十来页,她的眼睛扫过小小的手写字体,扫过歪歪扭扭忽上忽下的字行,扫过写在白白的纸上镌刻在失明中的词语;作家说过,我只是临时在这里住一住,这些书稿是他临时住一住留下的痕迹。医生的妻子把手搭在作家的肩上,作家伸出两只手,摸到她的手,慢慢拉到自己唇边,您不要迷失,千万不要迷失,他说,这句话出人意料,寓意难明,好像是不经意说出来的。他们带着足够三天吃的食物回到家里,医生的妻子讲了他们遇到的事,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不时激动地插上几句嘴。晚上,她从书房里找来一本书,给大家读了几页,当然她会这样做。斜眼小男孩对书的内容不感兴趣,躺在戴墨镜的姑娘怀里,把脚放在戴黑眼罩的老人腿上,迷迷糊糊睡着了。16过了两天,医生说,我想知道诊所成什么样子了,这时候,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了,诊所没有用处,我也没有用处,但是,说不定有一天人们会再有眼睛可用,器械应当留在那里,等待那一天来到;你什么时候想去我们就去,妻子说,现在去也行;如果你们觉得没有什么不方便,我们能利用这个机会到我家去一下吗,戴墨镜的姑娘说,这倒不是因为我觉得父母回去了,只是想尽尽义务,我们也一块儿到你家里去,医生的妻子说。没有别人想参加探望住所的队伍,第一个失明者和妻子已经知道能遇到什么情况,戴黑眼罩的老人同样也知道,虽然原因不同,而斜眼小男孩还没有回忆起原来所住街道的名称。天放晴了,看起来雨已止住,太阳虽然还苍白暗淡,但人们的皮肤已经感觉到它的温度了。如果暑气逼来,不知道我们怎样活下去,医生说,到处是腐烂的垃圾,死去的动物,也许还有死人,大概还有人死在家里,糟糕的是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每栋楼房每个街道和每个街区都应当有个组织;有个政府,妻子说;是组织,人体就是个有组织的系统,只要人体继续保持有组织状态,人就活着,而死亡只不过是人体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后果;那么,一个盲人的社会如何组织起来以便活下去呢;只有组织起来,在一定意义上说,组织起来就是开始有眼睛了;你说得对,也许对,但是,这场失明症的经历给我们带来的只有死亡和悲惨,我的眼睛和你的诊所一样,不再有任何用处;多亏有你的眼睛我们才活到今天,戴墨镜的姑娘说;即使我失明,我们今天也会活着,世界上到处是活着的盲人;我觉得我们将来都要死去,只是个时间问题;死亡从来就是个时间问题,医生说;但是,仅仅因为双目失明而死,大概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死法了;我们会因为疾病,因为事故和偶然事件死亡;而现在我们也会因为失明死亡,我是说,因为失明症和癌症,因为失明症和结核病,因为失明症和艾滋病,因为失明症和心肌梗死,病症会因人而异,但现在正置我们于死地的是失明症;我们不是长生不老的神仙,无法逃避死亡,但至少不该成为盲人,医生的妻子说;既然这失明症如此具体,如此真实,那怎么可能呢,医生说;我不敢肯定,妻子说;我也一样,戴墨镜的姑娘说。他们无须砸门,顺利地把门打开了,钥匙在医生的钥匙链上,被带去隔离检疫的时候留在了家里。这里是候诊室,医生的妻子说;我到这里来过,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仍然在做梦,但不知道是梦见我梦见自己在这里失明的那天,还是梦见我早就是盲人,却到这诊所来,梦想治疗没有任何失明危险的眼部炎症;隔离检疫不是梦境,医生的妻子说;说得对,不是,正如我们曾遭受凌辱不是梦境一样;我用匕首杀死了一个男人也不是梦境;把我领到诊室去吧,我自己也能去,不过,还是你带我去吧,医生说。门开着。医生的妻子说,所有的东西都翻乱了,满地都是纸,病历柜的抽屉被拿走了;大概是卫生部的人干的,不肯费时间查找;可能吧;器械呢;看样子还好;但愿至少还有点用处,医生说。他伸出两只胳膊,独自朝前走去,摸摸镜片匣,摸摸检眼镜,摸摸办公桌,后来对戴墨镜的姑娘说,我现在明白你说的生活在梦中是什么意思了。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把手放在积了一层尘土的玻璃板上,然后面带凄凉和讥讽的微笑,对仿佛坐在面前的什么人说,就这样,医生先生,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您的病无可救药,如果想听听我最后的忠告,那我就告诉您,按照那个古老的谚语去做吧,人们常说,耐心有益于视力,他们说得对;不要让我们伤心了吧,妻子说;请原谅,也请你原谅,我们所在的地方从前曾创造过一个个奇迹,但现在连证明这些奇迹的证据都没有了,都被他们拿走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创造的奇迹是继续活下去,妻子说,日复一日地维持脆弱的生命,仿佛生命也失明了,不知道走向何方,也许就是这样,也许生命真的不知道走向何方,于是,它使我们变得聪明之后又落入我们手中,任凭我们处置,而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一切了;听你说话的口气,好像你也失明了似的,戴墨镜的姑娘说;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如此,我因为你们的失明症也失明了,如果我们当中有更多的人看得见,我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一些;我担心你像正寻找法庭的证人一样,既不知道谁传讯你,也不知道该陈述什么证言,医生说;时间正在完结,腐烂四处蔓延,疾病摸索到敞开的大门,水源正在干枯,食物成了毒药,这将是我的第一个陈述,医生的妻子说;第二个呢,戴墨镜的姑娘问;让我们睁开眼睛;我们失明了,睁不开,医生说;不想看见的盲人是最糟的盲人,这是个伟大的真理;但是,我想看见,戴墨镜的姑娘说;你并不会因此就能看见,唯一的区别是你不再是最糟的盲人,好啦,我们走吧,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医生说。去戴墨镜的姑娘家的路上经过一个大广场,那里一群一伙的盲人正在听另一些盲人演讲,第一眼看去前者和后者都不像盲人,演讲的人面向听众,情绪激昂,满脸通红,而听众们聚精会神地面向演讲者。他们在宣告世界末日到来,灵魂因忏悔得救,创世第七日的景象,天使降临,星体撞击,太阳湮灭,部落的精神,曼德拉草的汁液,猛虎的脂膏,星空的美德,风的纪律,月亮的芳香,黑暗的辩护,符咒的威力,脚后跟的印记,玫瑰的十字架,水的纯净,黑猫的血,阴影的睡眠,海潮的暴乱,食人肉的逻辑,无痛阉割,神圣的文身,自愿失明,凸形思维,凹形思维,平面思维,垂直思维,倾斜思维,集中思维,分散思维,逃逸思维,声带切除,词汇死亡;这里没有一个人谈到要组织起来,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也许在别的广场会谈吧,丈夫回答说。他们继续往前,没有走多远,医生的妻子说,这里路上的死人比往常多;因为我们的抵抗力正在达到极限,时间到了尽头,水分已经耗光,疾病有增无减,正如你说的那样,食物成了毒药,丈夫说;说不定我的父母就在这些死人当中呢,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在他们身边经过,却看不见他们;这是人类的习惯,古已有之,在死人旁边经过,却看不见他们,医生的妻子说。这是戴墨镜的姑娘原来居住的街道,现在显得更加荒凉,楼门前躺着一具女人的尸体。女人死后被游来荡去的动物吞吃过,幸亏舔泪水的狗今天不想跟着出来,否则,他们必须阻止它去啃那尚有一些残肉的骨架了。是一楼的邻居老太太,医生的妻子说;谁,在哪里,丈夫问;就在这里,一楼的那个邻居老太太,闻得见气味吧;可怜的老太太,戴墨镜的姑娘说,她从不出门,怎么到街上来了呢;也许她发现死神正在逼近,也许想到自己会独自在家里腐烂,忍受不住了,医生说;而现在我们进不了家门了,我没有钥匙;说不定你父母亲已经回来,正在家里等着你呢,医生说;我想不会;你想得对,医生的妻子说,钥匙在这里。死者的手平放在地上,半张着,手心里有几把闪闪发光的钥匙。也许是她自己的钥匙,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想不会,她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的钥匙拿到她以为要死去的地方;可是,我双目失明,看不见她手里的钥匙,不知道她是不是真那样想的,把钥匙还给我,让我能进家;确实,我们不知道她决定把这些钥匙带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也许想象你会恢复视力,也许她对我们在这里时的行动自如产生了怀疑,觉得不大正常,也许她听见我说楼梯里太暗,我看不清楚,也许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不过是精神错乱,昏头昏脑,失去了理智,产生了个固执的念头,一心想把钥匙交给你,现在我们只知道,她刚刚迈出楼门就丧了命。医生的妻子拿起钥匙,交给戴墨镜的姑娘,然后问道,现在我们怎么办,把她丢在这里吗;在街上无法掩埋,我们总不能把石板地挖开吧,还有后院呢;那就要把她抬到二楼上,然后沿救生梯抬下去,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抬得动吗,戴墨镜的姑娘问;问题不在于抬得动还是抬不动,而在于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女人丢在这里;不能这样,医生说,那么我们必须想办法抬。确实,他们把尸体抬起来了,抬着尸体上楼非常艰难,倒不是因为太沉,她原来就不重,被动物吞噬一番之后就更轻了,而是由于身体已经僵硬,在窄窄的楼梯上转弯颇费周折,因此在爬楼梯的过程中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四次。脚步声说话声和腐臭气味都没有使这栋楼里的其他居民来到楼道里观看;不出我所料,我父母没有在家,戴墨镜的姑娘说。终于到了门口,人人筋疲力尽,但还要穿过房间,到后面沿着救生梯下去,不过,往下走有诸神相助,负重更轻了,由于救生梯是露天的,所以转弯方便得多,只是必须小心,不让可怜的老太太的尸体从手中滑下去,否则她就真的会粉身碎骨,痛苦不堪不说,据说人死后的痛苦更难忍受。后院像从来不曾有人开垦过的荒野,最近的几场雨让野草猛长,还有风吹来的植物种子也生根发芽,欢蹦乱跳的兔子不缺少新鲜食物,母鸡依然到处觅食,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人们坐在地上,力气用尽,气喘吁吁,死尸躺在他们旁边,像他们一样休息,医生的妻子保护着她的安全,不时驱赶凑过来的母鸡和兔子,兔子鼻子颤抖着,只是出于好奇,而母鸡则伸着像刺刀一样尖利的喙,时刻准备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医生的妻子说,在离开家到街上去以前,她还想到了把兔笼的门打开,不想让兔子们饿死;完全可以肯定,与人们一起生活并不难,难的是了解他们,医生说。戴墨镜的姑娘拔了一把草,把手擦干净,她的手太脏了,这是她本人的过错,在抬死尸的时候,她抓的是不该抓的部位,没有眼睛的人常常干这类事。医生说,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把锄头或者铁锹,从这里可以看出,真正永远轮回的是人们所说的话,现在这些曾由于同样原因说过的话又回来了,第一次是为了掩埋偷汽车的人,现在是为了掩埋送还钥匙的老太太,在掩埋之后,人们发现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同罢了。医生的妻子上了楼,到戴墨镜的姑娘家里去找干净床单,她只能在不太脏的床单中挑选,下来的时候看见那些母鸡像过节一样,但兔子只吃青草。把尸体裹好盖上之后,医生的妻子又去找锄头或者铁锹,在一间小小的工具室里找到了,既有锄头又有铁锹。这事我来干,她说,地很潮湿,挖起来不难,你们休息休息吧。她选了块没有一连几锄头才能砍断的树根草根的地方,请不要以为这是个轻而易举的任务,根是诡计多端的家伙,它们善于利用松软的土质,以逃避锄头的攻击,或者缓解割草机的致命伤害。医生的妻子正忙着干活,她的丈夫和戴墨镜的姑娘眼睛看不见,所以他们当中谁也没有发现附近的阳台上出现了一些盲人,人数不多,而且不是每个阳台上都有,大概是被锄头发出的声音吸引出来的,土地固然松软,但不要忘记,一锄头下去,难免碰到藏在里面的小石块,发出响声。那些男男女女像是浮动的鬼魂,确实,像幽灵一样好奇地观看葬礼,只是为了回忆他们自己被埋葬时的情景。医生的妻子终于挖完坟坑,直起又酸又痛的腰,抬起胳膊擦擦额上的汗水,这时候她看到了他们,顿时感到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连想都没有想便对那些盲人和世界上所有盲人高喊了一声,一定会再生,请注意,她没有用复活一词,但这一点并不很要紧,虽然字典载明规定或者暗指两者是完全绝对的同义词。盲人们大吃一惊,赶紧躲进屋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她会说出这个词来,另外,他们对这类天启毫无准备,可以看出,他们不是那种常到广场上听神奇的说教的人,如果在那些说教中加上螳螂头和蝎子自杀就应有尽有了。医生问,你为什么说再生呢,是对谁说的;对一些出现在阳台上的盲人,我吃了一惊,大概也把他们吓了一跳;为什么用那个词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出现了这个词,随口就喊出来了;你应该到我们经过的广场上去布道;对,念一通关于兔子牙齿和母鸡喙的布道词,好了,现在来帮帮忙吧,在这里,对了,抓住她的两只脚,我抬她这一边,小心,不要滑到坟坑里去,对,就这样,慢慢往下放,再往下,再往下,我把坑挖得稍微深了一些,那些母鸡刨地的时候就永远不会找到她,好,现在好了。她用锄头把坟坑填平踩实,余下的土堆成一个小坟头,动作娴

                      里,去看法国电影难免会被打上软派的烙印。虽说在战败的同时自由意识已被唤醒,但周围很多人受战时观念的影响头脑依旧保守。“进电影院时可不要太显眼哦!”老师苦笑着说道。虽然倒也说不上是趁机而入,但当时伸夫确实常去看电影。即使现在回想起来,脑海中仍会浮现《舞会的名册》《会议在跳舞》《贝贝·勒·默果》《卡萨布兰卡》《魂断蓝桥》《煤气灯下》《法国外籍军团》《车灯》《北方旅馆》等电影的著名画面。而《胡萝卜须》《偷自行车的人》《第三人》《终站》《生死恋》以及号称第一部苏联电影《石头花》等,则是后来上映的电影作品。那些电影伸夫未必都能理解,但说实在话,《舞会的名册》令人烦躁郁闷,《贝贝·勒·默果》和《法国外籍军团》则阴郁不堪难以接受。不过,他对那些作品所共同具有的、对于人生的倦怠氛围似乎有所了悟。“或许将来自己也会那样生活。”在伸夫的心中,期待与不安相互交错。这些电影作品中最令伸夫感动的就是《情妇玛侬》。不过,比起故事情节和与主人公的共鸣,其最后一幕的美感更夺人心魄。男主人公屡屡犯事遭到追捕,最后与女主人公逃进了沙漠。女人精疲力竭倒在酷热的太阳下,男人拼尽最后力气站起想继续逃跑却扶不起女人,百般无奈之下扛起女人的双脚迈步前行。荒凉的沙漠上既没有水也没有树木,女人被头朝下拖着走,长发在沙地上画出曲线。不久之后,男人也耗尽体力倒在了沙漠上。男人放弃了继续逃跑的念头,用双手捧起沙土盖在女人身上,然后以自己的身体将其遮盖起来。两人必死无疑,秃鹫就在他们的上空静静地盘旋。这幅凄美的画面紧紧地抓住了伸夫的心。他还不能完全明白,也许男女爱到极致就会落到那种凄惨的地步。虽然恐怖,但爱情也许真的具有那种魔力,能使人坦然地走向地狱。看完电影之后,女人被拖在沙地上的裸露上身和长发依然烙印在伸夫脑海中。女演员塞希尔·奥布赫豪爽奔放,虽然闭着眼睛却不可思议地显得十分娴静,那张脸庞也牢牢地刻在了伸夫的眼底。还有一个令伸夫印象深刻的就是《魂断蓝桥》中的画面。这部电影以伦敦的滑铁卢桥为舞台,一对男女相遇相恋,不久后却因战争别离。当男子在战后回到约定见面的蓝桥时,女子已经彻底地变为娼妇。男主人公由罗伯特·泰勒主演,女主人公由费雯·丽主演。被战争撕裂的、充满了甜美而哀切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据说,后来在日本热映的《请问芳名》就是以这部电影为底本拍摄的。在现实当中,由佐田启二主演的春树和由岸惠子主演的真知子曾约定在东京的数寄屋桥重逢。那时的伸夫当然没有恋人,也不曾恋慕某个特定的女子。他虽然对街坊家那个名叫弓子的女孩心怀好意,但离所谓恋爱的感情还很遥远。不过,男女相爱、甜言蜜语、相互追求这些概念他是明白的。大人们从表面看去让人以为他们只会埋头工作,但其实他们对爱情和性都十分关心,这些在生活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些事情长大再看纯属当然,但以少年的角度来仰视却会引起新鲜的惊疑。原来如此!成年男女就是这样相互交流接近并相爱、又是如此相约重逢的吗?因战争而天各一方的恋人就是这样怀着悲伤相互寻觅的吗?而且卖春这种事情竟会给曾经笃信对方的男子带来如此打击、给恋人双方造成如此创伤吗?无论截取剧中的哪一幕,都是伸夫从未体验过的事情,所以他未必能够每件事都感同身受,而只是不时地点头感叹“原来如此啊……”“是那样啊……”“哦……”。虽然基本上都是出于好奇心,但他在看电影时强烈地预感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这样坠入情网。虽然尚未体验过,但总有一天自己身上也会发生与此相似的故事,自己或许也会像电影中的男主人公一样到处寻觅美女。伸夫沉醉在电影画面所营造出的浪漫氛围之中,想象着各种各样的未来。如此看来,伸夫对艺术的某种感性也许就是在这个时期孕育出来的。不知艺术为何物、人生为何物,来到户外就跟同学们玩棒球直到饥肠辘辘,冬天就只知道滑雪——伸夫只不过是这样一个少年而已。可是,一旦走进昏暗的电影院,他就会像屏住呼吸般地盯着银幕看几个小时。那里基本上没有少年式的热血沸腾,也没有心惊肉跳的冒险和豪华的场面。男女相爱、争吵、分手,某豪侠只因一念之差赌命于无聊荒唐之物,某老处女感慨地倾诉人生悲喜,某落寞者寄身于倦怠的深渊。尽管这些人大致与少年无缘,但伸夫看到他们走过的人生之路,就对即将横在自己面前的未来心怀几分恐惧和憧憬。对于刚上高中的少年来说,这种刺激未免过于强烈,但青春却不惧任何强烈刺激,全都能够吸收。某种刺激唤起另一种好奇心,而另一种好奇心则开始寻求更加强烈的刺激。当时的游戏不像如今这样丰富多彩,看电影就是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同时也是教导人生、感受艺术的媒体。不过,伸夫从电影中并非仅仅感受到人生和艺术。实际上,他在后来才意识到那种感受是通过观影孕育出来,而当时只不过是受到好奇心驱使想去看看而已。那些艰深的理论是在后来才领悟到,而当时只是出于更现实的原因走进了电影院。例如在影片首映时特别想看而心神不定,可他却没有勇气独自前往。在二度徘徊之后,终于约朋友一起去看了《某夜的接吻》。这部电影的片名本身也具有刺激性,而且因为其中有吻戏才成为了热门话题。这事如今听起来也许会被付之一笑——就为这个呀!但在当时,“接吻”这个字眼本身就已经充满刺激,更何况是天下第一美男美女在银幕上嘴对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已经开始流行脱衣舞,在刚刚露出阴毛扭动的瞬间,只因为被指责低俗下流,脱衣舞娘就拿起画框把裆胯挡住,真是叫人笑不出来。在那种时代,刚刚开始对性产生兴趣的少年只因能直接看到接吻的画面就想去看电影,这种心理也不足为怪。当时,初中生看电影原则上要有监护人陪伴,但伸夫的父母根本无暇同去。而且即使有空陪伴,他跟父母一起看电影也会心神不定。伸夫无可奈何,于是将监护人的含义进行扩大解释,常常跟大四岁的姐姐同去看电影。可是,姐姐也并非什么时候都能去,而且爱好未必相同,更何况是《某夜的接吻》这类电影,更不可能一起去看了。伸夫用夹克衫替换了黑色的立领学生服,朋友也穿上衬衫和毛衣,两人一起前往电影院。此时天色已暗估计不会太显眼,但不凑巧的是,电影院位于闹市中行人最多的拱廊街一角。那里虽然没有如今这种华丽的霓虹灯,但在亮如白昼的照明下,门口悬挂着画有男女接吻场景的巨大广告牌。伸夫他们来到门口却没有勇气马上进去,过门不入地走过一个街区对视一下再原路返回。虽说规定要有监护人陪伴,但那只是原则而已,实际上跟同学朋友一起观看也不成问题。虽然街道上还有担任辅导委员的老师巡视,不过即使被他们发现,也顶多说声“哎,不能一个人去看哦”而已。还有个笑话说,学生在看电影时被前排人的脑袋挡住,于是叫那人低一点,结果那个人就是辅导委员老师。伸夫还没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过,可以说没有前科。但是,对于这部影片,辅导委员老师恐怕会重点巡视。不过,伸夫在作出决断时就已拿定主意,如果被发现的话到时候再说,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姓名等着挨批评。朋友也是同样的决心,两人都相信只要能看电影,即使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也值了。因此,他们刚才过门不入并非害怕辅导委员老师,而是被眼前广告牌上男女公然接吻的画面震慑住,自己先感到十分难为情,于是就从门前走了过去。“准备好了吧?直接进去哦!”两人对视一下,这次才目不斜视地径直向售票口走去。只要说声“两张学生票”并把钱递进去就没有退路了,在此之前还需鼓足勇气。可是,女售票员却故意慢条斯理地数钱,撕下两张票后又开始数零钱。能不能快点儿——伸夫有些生气,但又不能说出来,只能死死地盯住那女人的手。这种急不可耐的心情就跟买黄书等待阿婆包书时相同。两人终于拿到门票进了电影院,他们再次回头观望。刚才进门时会不会被谁看见?有没有辅导委员老师跟踪?不过,两人身后只有一个打短工模样的男子,没有别人尾随。本以为这里的观众都应该是多少喝了酒、穿戴不那么讲究的男人,可进来一看却发现,穿西装系领带的工薪族出乎意料的多,还有不少女观众。“咱们完全没必要提心吊胆嘛……”伸夫觉得自己过度谨慎有些吃亏,但作为未成年人的负疚感却难以抹去。他低着头向前走,从买站票的人们肩头上方望着银幕。虽然广告词说的是“国产影片中首次接吻镜头”,可剧中男女的对白却拖拖拉拉没完没了,迟迟不见接吻镜头出现。但尽管如此,场内没有一声咳嗽,呈现出异样的安静。过了半个小时,男子和女子正面相对,眼看着越来越近,在接下来的瞬间,两人的嘴唇贴在一起。观众中似乎有人发出叹息声,但也只是一瞬间画面就已转换。镜头从上半身摇向脚下,女子穿着高跟鞋的双脚慢慢翘起,可以看出是在向上探身。“原来如此啊……”伸夫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男女站着接吻时,个子矮的女子要翘起脚跟呢!”伸夫打算明天去学校后把这个发现告诉大家,让他们大吃一惊,然后继续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做那种事情吗?当天夜里,伸夫想象着尚未看到的未来,并在大脑中描绘出跟弓子接吻的场面完成了自慰行为。[1]日本战后粮食匮乏时期以海带、淀粉、鱼粉制作的代用面条。[2]日本镰仓时代中期到末期的古典军事文学名著。“源”指源氏家族,“平”指平氏家族。[3]平清盛,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将和公卿,在“平治之乱”中击败源氏势力,建立平氏政权。[4]源赖朝是当时的武将和政治家,源义经是源赖朝的异母兄弟。静御前是当时的歌舞“白拍子”的女艺人。[5]日本札幌市的中心娱乐区。[6]经常泡妞的好色男子。[7]对因改制激增的“快餐式”综合大学的揶揄说法。[8]日本的战国时代(16世纪中期),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在12年中进行过5次大会战。[9]“前头”和“十两”都是相扑选手排位的名称。[10]相扑比赛记录胜负的方式。每场胜者涂白圈,负者涂黑圈。男子一上高二那年的春天,对于伸夫来说是个难忘的、极具冲击力的春天。不仅是伸夫,对于当时的全体高中生来说无疑也都相同。从这一年的新学期开始,全国公立高中同时施行了男女同校。以前男生都以“质实刚健”为校训,以敝衣破帽装腔作势,在冬天里也以赤足穿木屐的硬汉做派为荣,可现在学校里突然来了身穿水手服的女生。由于战后物资匮乏,再加上粗野的男生不够珍惜,校舍已变得破烂不堪,地板下陷,有些窗户甚至没有了玻璃。此外,女厕所的绝对数量也很不够。就是这样一切都与女生无缘的纯男生圣地,女生将要进来同校学习了。男女同校将市内两所男子高中和两所女子高中合并起来,再根据所在区域重新分割,要求同一地域的男高中生和女高中生上同一所学校。因此,每所高中的男生与女生人数几乎相同,或即使不同也是男生稍多。不过,由于按照东西南北划分为四个地域,校名也就变成了东高、西高等,就像麻将牌上的标记般乏味。所幸伸夫家就位于原高中所属区域内,因此他得以继续留在母校。但是,校名却从原先的第一高校改成了南高校。而其他此前从东区来上学的男生都要去东高中,从北区来上学的男生都要去北高中,大家就这样即将四散分离。三月底,伸夫的学校在新学期开始之前举行了最后的“告别仪式”。这所在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年)创立、具有五十五年传统的第一初中和第一高中到此终结,今后就要改为男女同校的南高中了。而且,曾在一起学习的同学们也将各奔东西。平时就爱打打闹闹的高中生,到了这个时候也都感伤不已。校长说“希望同学们在分别之后仍然秉持曾在本校学习过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不忘‘一中之魂’,将来在召开同窗会时要精神饱满地相聚”。在唱起《萤之光》时,还有人用拳头擦眼角。伸夫也渐渐难过起来,默默地低下头来没有张口唱歌。不过,这与其说是对与同学们分别心怀伤感,莫如说是对具有传统的母校即将消失感到失落。为什么要取消这所北海道年代最久、传统最老的中学呢?为什么要让动不动就叽叽喳喳的女生进来呢?同学们虽然在表面装出硬汉或软派的样子,但心中却在为身居道内最有名的中学感到骄傲。可是,如果施行了男女同校,一高就会变成按区域分割的、毫无特色的学校,大家也会从此前的高中精英变成普通高中生。不满和愤怒在伸夫心中翻腾。不过,在不满情绪中也含有对男女同校的期待和好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施行男女同校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女孩进来呢?教室的一半被女孩占据,课堂会变成什么样呢?女孩的学习成绩能好多少呢?伸夫尝试想象自己旁边坐着身穿水手服女生的情景,却没有浮现出具体的形象。不管怎么说,跟女人坐在一起上课学习太脱离现实,而且教室里会变得女人气浓重,哪里还能学得进去呢?还有一个令伸夫心情郁闷的是,新学期开始后,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就要转到东高中去了。虽然另有几位老师也要调动,但跟山中老师离别是最痛苦的事情。“你们多好呀!能跟山中老师在一起。”伸夫向转到东高的同学一说,那个男生立刻回嘴。“还是你好啦!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听说东高连男厕所都没有哦!”东高以前确实是市立女子高中。“不过,现在正抓紧改建吧?”“改建也来不及呀!连小便都得进女厕所呢!”“女厕所我倒是还没进去过呢!”大家虽然都心有不安,但确实对男女同校也怀抱梦想。告别仪式后的第二天,山中老师向大家讲述了辞别的话语,最后还开起玩笑来。“你们下个月就要跟女孩儿们一起学习了,言谈举止要绅士,可别做出发情小狗样的事儿来哦!”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也苦笑着加上一句:“相信你们很快就会习惯,要好好用功,别让女孩儿们笑话。”确实如此。跟女孩们一起上课,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在课堂上传看黄书、吃“早饭”了。今后就总会有女孩在身边了——在喜不自禁的同时想到麻烦事也会越来越多,伸夫的心情不免有些沉重。男女同校第一天,伸夫的印象是“女孩如潮水般汹涌而至”。他早上照常来到学校附近,只见路上满是身穿藏蓝色外套的女生。伸夫一时以为那都是附近女子学校的学生,可那些藏蓝色学生装却跟伸夫继续前往同一方向,并走进了同一座学生专用便门。伸夫驻足片刻,观望那汹涌的潮水。既然是男女同校,男女生人数就应该相同。可是,眼前从街道到校门满是女生,令人产生变成女子学校的错觉。楼门口的换鞋间也被女生占满,尖利的说话声此起彼伏,男生们都畏缩在角落里。伸夫在地台边脱下室外用鞋,换上校内专用的趿拉板去了运动场,这里也是遍地女生。“来势凶猛啊……”伸夫嘟囔了一句,同行来到学校的松本君也愣愣地望着女子军团。“看样子我和你要分开啦!”看了贴在运动场墙上的新班级名单,两人再次对视一下。“你要多保重哦!”发展到这一步也都怪女人们开进了学校——伸夫克制住没说出来,到了教室一看,这里也满眼都是女孩。虽说到集合时刻还有一点点时间,但也已经迫在眼前了。可奇怪的是,教室里分成了两个阵营,女生聚集在靠近走廊这边,男生聚集在教室最里边,相互没有对话,远远地窥探着对方。“哎,什么情况?”伸夫向原先就是同班同学的北田君询问,可北田君望着女生那边也只是歪了歪脑袋。这完全就是一场革命。在三年前引进了六三三学制,号称教育制度大改革。但对于伸夫来说,这次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远远大于上次。上次虽说是改

                      奸臣向主公进馋。不如抗令!”中军大帐内,一时议论纷纷嚷嚷起来,大伙儿拍着桌子,红着眼睛,很是激动。狐突一拉袖子,说:“既然主公不仁不义,咱们也没必要为他卖命,现在就走,不干了!”羊舌大夫连忙劝住他:“此事万万不可!违反君父之命,是为不孝;弃国家大事于不顾,是为不忠。虽然天气和人心都很寒冷,不忠不孝的事却是不能做,要死咱们一起死吧!”此话一出,大伙都安静下来,看着主将申生,等待他的裁决。申生的脸色一如往日的苍白和平静,他扫视了众将一遍,嘴角露出一丝惨淡的微笑,说:“既然父亲要我战,我便战,这件事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生于乱世,生命本来就是一件无常之物,就让我申生战死沙场,以快君父之意吧!狐突听出了申生话中的决死之意,心里很难受,他劝申生说:“现在主公宫内有骊姬为乱,宫外有二五助纣为虐,乱世已成定局。此战您如果失败,主公不高兴,有罪;如果得胜,主公更加不高兴,还是有罪。不如别打了,顺从主公的意思,为晋国的百姓谋取一些安宁吧。”狐突这话的意思和士蒍是一样的,是劝申生遂了晋献公的心愿,将大子之位主动让给奚奇,以免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申生拒绝了狐突的建议。他带领晋国大军与皋落氏大战于稷桑,结果皋落氏大败,晋军完胜。捷报传到绛都,晋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大子申生的威望越发提高了。这对于骊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她指使二五抓紧罗织罪名,在晋献公面前集中火力攻击申生。这个女人很明白,奚奇与申生争夺的焦点不是晋国的百姓,而是晋献公这个老头子。只要获得老头子那关键的一票,奚奇当上大子那是迟早的事。然而,老头子那段时间似乎对二五的谗言也不是很感兴趣。一来申生获得的胜利让他没法不感到满意,二来他正在盘算着另外一件国家大事,没有太多的精力听骊姬吹枕边风。这件大事便是讨伐同姓的虢国。【晋献公的一箭双雕之计】说起虢国的国君姬丑,他曾经在公元前676年,和晋献公都跑到雒邑朝觐天子。天子很高兴,不但为他们举行了酒宴,还准备了礼物馈送给他们,两个人都得到白玉五双和马三匹。对此,左丘明认为是“非礼也”。理由是:天子慰劳诸侯,应该按照身份的高低区别对待。虢公丑是公爵,晋献公是侯爵,公高于侯,理应赐给虢公丑更丰厚的礼物。在周王室分封的众多诸侯国中,虢国只能算是一个小国,为什么虢国的君主能够被封为公爵呢?这与虢国的历史有关。在周朝初年,王室曾经同时分封过两个虢国,习惯上一个叫东虢,一个叫西虢。两个虢国的首任君主分别叫虢仲和虢叔,都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与王室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自周文王年代开始,虢仲和虢叔便担任了王室的卿士,是周文王十分倚重的亲族。据《国语·晋语》记载,周文王但凡有大事,必“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八虞是周文王的父辈,相当于族中的长老;二虢即虢仲、虢叔。由此可见此二人地位之重要,被封为公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二虢的后人在周朝的历史上也曾经多次担任王室卿士,如周厉王时期的虢公长父,周宣王时期的虢文公,周幽王时期的虢石父,周桓王时期的虢公忌父、虢公林父。但是,东虢国由于不修德政,在周平王东迁前后,为郑桓公、郑武公父子所灭,其都城制也成为郑国的军事要塞。现在所说的虢国,是西虢国。虢国虽小,然而因为有了王室这层关系,看起来地位却十分显赫。姬丑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也曾经做过一些足以载入史册的事情:公元前673年,他与郑厉公一道保护周惠王杀入王城,平定了王子颓之乱,周惠王把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他,这在当时是相当隆重的礼遇。公元前669年,晋献公用士蒍之计,消灭了盘踞在曲沃的“桓、庄之族”。少数漏网之鱼逃到了虢国,鼓动姬丑为他们打抱不平。公元前668年,姬丑不顾国力薄弱,两次发动对晋战争,公然以小陵大,干涉晋国内政。当时晋献公就想反击虢国,士蒍劝说道:“虢公为人骄傲自大,如果军事上取得胜利,必定更加不自量力,成天想着打仗的事,而不顾国计民生,从而失去国民的支持。那时候我们再讨伐他,就算他想抵抗,又有谁愿意为他卖命呢?礼乐慈爱,休养生息,是蓄养战斗力的根本,而虢公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用不了多久就会捉襟见肘,不堪一击的。”晋献公听了士蒍的话,暂时放弃了打击虢国的念头。公元前664年,周天子命虢国讨伐叛乱的王室大夫樊皮。姬丑欣然前往,带兵攻入樊城,将樊皮活捉回雒邑。公元前662年秋天,虢国发生了一次灵异事件,有一位神仙降临到了虢国的莘地。这一消息引起了各国轰动。不久连周天子都知道了,他虽然被称为天子,却从来没见过神仙,于是跑去问大夫内史过:“神仙降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哦,神仙啊,”内史过轻描淡抹地回答,“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一个国家兴旺的时候,神仙就下来看一下,看看这个国家的德行;反之,一个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神仙也要来看一下,是为了看看它的恶行。所以说,神仙降临,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不能一概而论。”照内史过的说法,神仙也就是下来看看热闹,不起什么作用。天子又问:“那神仙来了,咱们该做些什么呢?”内史过把龟板摆摆好,抬抬眉毛,说:“很简单,祭祀就行了。他哪一天来,就从哪一天开始祭祀,直到他走。”天子就照他的话做了,相安无事。后来,内史过听说虢公姬丑在祈求神仙保佑他,撇撇嘴说:“虢公这家伙大概是昏了头吧,不好好对待百姓,成天想着打仗,居然还敢祈求神明保佑?”神仙在莘地住了整整半年。姬丑高兴得不得了,派祝应、宗区、史嚚(yín)等人殷勤祭祀,并向神仙祈求赐予土地。史嚚也哀叹道:“天要亡虢了吗?我听说,国家兴旺,取决政顺民意;国家败亡,则取决于神意。神是聪明而正直的,只听从人民的意愿,现在虢公毫无德行可言,凭什么要求神赐予土地呢?”虽然大家都不看好这位虢公,他却在军事上一再获得胜利。公元前660年,他又在渭水流域打败了犬戎军队。虢国大夫舟之侨对此不喜反忧:“不修德政,却又屡战屡胜,怕是要大祸临头了。”他越想越害怕,最后干脆带着老婆孩子投奔晋国去了。内史过、史嚚和舟之侨对于姬丑的批评都体现了周文化中“德配天命”的思想。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统治阶级都以“受命于天”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但是,周朝的统治者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除了认为自己受命于天,还提出了“德配天命”的理论。简单地说,他们坐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固然是天命所赐,但他们自己也要做到为政以德,才能配得上这尊贵的天命。否则的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别怪老天爷六亲不认,选择有德的人来取而代之了。姬丑不修德政,却迷信神迹、酷爱战争,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乃是败亡的征兆。公元前658年,晋献公为了算十年前虢国两次入侵晋国的旧账,命令晋国军队作好讨伐虢国的准备。大夫荀息建议,与其直接进攻虢国,不如向虢国的邻国虞国借道,打他个措手不及。虞国和虢国一样,也是姬姓公爵。据《史记》记载,当年吴太伯为了让贤给自己的弟弟季历(即周文王的父亲),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到了吴太伯第五世孙周章的年代,周武王灭掉了商朝,成为中国的主宰。周武王感念吴太伯的仁德,在大封诸侯的时候,派人把失散多年的亲戚周章找来,除了正式承认吴国的合法性,还将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到中原,建立了虞国。晋献公也觉得借道于虞国是一条好计,但是对其可行性表示怀疑,原因很简单,虢国和虞国唇齿相依,世代友好,于情于理虞公都不会答应晋国人通过自己的国境去攻打虢国。荀息便开出一剂药方,说:“虞公最爱贪小便宜,且爱玉如命,您如果用屈地的良马和垂棘的宝玉贿赂他,他必定会同意我们的要求。”屈和垂棘都是地名,屈地出产良马,而垂棘出产宝玉,在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晋献公听了这个建议,面露难色,小气巴拉地说:“荀大夫,这两样东西,可都是我的宝贝哟。”荀息笑了笑,摆摆手说:“假如得以借道虞国,这些宝贝就像存在外府一样安全。”外府就是外部仓库。荀息言下之意,只要可以从虞国借道灭虢,则顺势吞并虞国也只是举手之劳。这些宝物放在虞国,和放在国内没有什么区别。晋献公还是不放心,说:“虞国有宫之奇这样的人物,他肯定会劝谏虞公不答应咱们的请求,言之何益?”“宫之奇确实是个麻烦。但是宫之奇为人懦弱,不敢强硬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和虞公从小一起长大,两个人关系过于亲近,就算宫之奇劝谏,虞公也不一定重视。”晋献公将信将疑,但还是派荀息为使者,带着名马和宝玉前往虞国买路。荀息准备了一套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对虞公说:“当年冀国残忍无道,多次侵犯贵国,贵国坚决给予还击,好好地惩罚了冀国,这都是您的功劳啊。今天虢国和当年的冀国一样残忍无道,多次骚扰我晋国南部边境,请允许我国借道贵国,以讨伐虢国之罪。”荀息这寥寥几句话说得很有水平。他先回顾了虞公最为得意的历史,给虞公戴上一顶高帽子,让他飘飘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又将晋国讨伐虢国比拟于当年虞公惩罚翼国,唤起虞公的同情和好胜之心;最后才表达实质性的愿望,提出借道虞国的请求。虞公见了荀息带来的名马宝玉,本来就很高兴,加上被荀息这几句马屁一拍,立刻怦然心动,不仅表示同意晋国的请求,更主动要求以虞军作为晋军先导,共同讨伐虢国。对此,宫之奇果然提出了反对意见,果然反对无效。公元前658年夏天,晋国派里克、荀息带领部队与虞军会合,攻占了虢国的下阳。在《春秋》的记载中,对于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虞师、晋师灭下阳。”左丘明老先生说,之所以将虞国排到晋国的前面,是批评虞公贪图贿赂,见利忘义。然而就在这一年,虢公姬丑居然又在桑田打败了犬戎。晋国大夫卜偃对此评论:“虢国必定要灭亡了,丢了下阳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现在又有了战功,这是老天爷不给他反思的机会,让他一步一步滑向深渊啊!”对虢国的战争暂告一段落,骊姬又催着晋献公考虑立奚奇为大子的事了。站在晋献公的立场上,真的有那么强烈的愿望要废除申生的大子地位吗?我看未必。首先,他和申生毕竟有多年的父子之情,申生的母亲齐姜也曾经深得晋献公宠爱,否则申生也不会早早地被立为大子。其次,申生为人谨慎,有德有能,在朝野之间均有良好的口碑,由他来继承晋国的大业,乃是众望所归。对于晋献公来说,对这个儿子各方面的表现应该是十分满意的。如果没有骊姬这一因素,他恐怕绝不会考虑更换大子的事。再次,就算晋献公真的很想立奚奇为大子,他也要认真考虑一个实际的问题:他已经很老了,如果某一天撒手而去,奚奇尚是一懵懂少年,能否治国安邦尚且不说,会不会被他的哥哥们取而代之、小命不保,都很难预料。前些年发生在鲁国的接二连三的弑君事情,就是前车之鉴。综上所述,晋献公或许曾经有过要废立申生的念头,但那很可能只在一瞬间。那阵冲动一过,他便将这事给搁下来了。在里克等人看来,当年申生受命讨伐东山皋落氏,是晋献公的借刀杀人之计。然而推敲起来,这种观点其实也很站不住脚。想想看,晋献公将上、下二军都交给申生指挥,等于是将晋国的主力部队全部归于申生的控制之下,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想杀申生,好比欲杀人而又授人以刀,实在有悖常理。当骊姬又再次提起立奚齐的事,晋献公只是略微皱了皱眉头,不置可否。骊姬猛然明白自己其实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晋献公正在一天一天老去,很有可能突然一命呜呼。如果在这之前不将奚齐立为大子,她就永远丧失了机会,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申生继承君位了。她绝不愿意就此失败,她要主动出击。为此,她迅速买通了晋献公身边掌管内务的大夫。为了自己的儿子,她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做得出来。只是她没有想到,她所做的这一切,最终会害了奚奇这个孩子。如果将母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惜设计陷害别人,这种母爱实在是很扭曲。公元前656年的一天,骊姬派人对申生说:“主公昨夜梦见了你母亲齐姜,她说她在阴间很饿,必须赶快去祭祀她。”申生是个孝子,对骊姬的话深信不疑,连忙在曲沃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亡亩的仪式,并按规矩将祭祀用的酒肉带回绛都,以供父亲享用。当时晋献公外出打猎,骊姬代为收下这些酒肉,存放在宫中。六天之后,晋献公打猎归来。骊姬命人偷偷在申生送来的酒肉里下毒,然后将酒肉送给晋献公。“大子申生数日之前在曲沃祭母,将祭祀用的酒肉送到宫里来,请主公您享用。”骊姬说。晋献公很高兴,吃饭的时候叫人斟上申生送来的酒。因为是祭祀用过的酒,他按规矩先撒了一杯在地上,以示对神的尊重。没想到,地面很快起泡,并拱起了一块。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尤其是骊姬,赶快跑过去将晋献公的手紧紧抓在怀里,神色紧张地对侍从说:“快传唤侍卫,有人想加害主公!”这种表演在旁人看来都觉得很假,但是晋献公很吃她这一套。他叫人牵来一条狗,将申生送来的肉喂给狗吃,狗立刻就死了。又将酒端给一个不知情的小厮喝,小厮也很快口吐白沫而死。酒肉里都有毒。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酒肉在宫中已经存放了六天,且不说骊姬有很多机会指使中大夫之类的人下毒,就算真的是申生下的毒,过了六天也会毒性大减,不可能将地皮都毒到拱起一块。嫌疑最大的人应该是骊姬而不是申生。但是骊姬在晋献公面前哭得梨花带雨,一口咬定是申生所为,晋献公很快就犯了糊涂,认为自己怀里这个软玉温香的美人儿万万想不出如此毒辣的计谋,将所有疑心都放到了申生身上。申生没有争辩什么,连夜逃往自己的封地曲沃。晋献公十分恼怒,派人将申生的师傅杜原款抓来杀了。申生身边的人对他说:“这事的可疑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请您不要任由他们陷害,回到绛都去当面向主公说清楚,相信主公能够明辨是非,查出真凶。”申生摊开双手说:“我又何尝不想对父亲说明真相?但是,老头子如果没有骊姬作伴,则食之无味,寝之难安。我如果非要去分辨个是非曲直,骊姬必定会因事情败露受到惩罚。这样的话,老头子肯定很受打击,我又有什么乐趣呢?”《圣经》的《马太福音》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们。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申生就是这样,为着父亲的快乐而考虑,对骊姬的攻击一忍再忍,任由其诬蔑和陷害,自始至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部下见他意志坚决,又劝他说:“既是这样,就赶快离开晋国吧,我们都愿意追随您!”申生说:“我要是走了,老头子岂不是更加认定是我下的毒,背负着弑君未遂的罪名出逃,又有谁肯收留我呢?”他的想法和当年卫国的急子如出一辙。既然不想留在这乱世上尔虞我诈,那就死吧!早在讨伐皋落氏的时候,申生就有了必死的决心,现在无非是多死一次,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留恋的。同年十二月,申生自缢于曲沃。骊姬乘胜追击,在晋献公面前诬蔑说,公子重耳与夷吾均参与了申生的阴谋。这两个人得到消息,没做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要在五年之后才会积蓄到足够的力量找金国算账,在这之前,他退出了辽、宋、金之间的大舞台,主角继续由耶律延禧担任。耶律延禧的复国之梦熊熊燃烧,不可遏制,哪怕众叛亲离,手里的军队都不是本族人了,也不后退。这人带着五万室韦兵,加上全体后妃、儿子、宗室人员一起出征,杀向了南方。决心很大,可惜命运糟糕,他就是这个时代的衰神,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发动战争,遇上错误的敌人,没有一次例外。他刚刚翻越渔阳岭(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大青山的南支),就迎头遇上了完颜宗翰。他面子真大,哪怕落魄到这地步,金国都超级重视他,把金国的二号首长火速派来了。没有悬念,耶律延禧输掉了最后的希望,他靠着五万人的肉盾,再一次成功逃跑,跑回了夹山老巢。他的故事还没有完,两个邀请函跨越千山万水送到了他的手里。一个是宋朝的。由一个和尚秘密送到,赵佶向他许诺,只要他到达宋朝边境,一切就安全了。他会得到宋朝皇兄的称号,一千间大屋的住宅,以及三百个女乐的享受。一千间大屋!知道北京的故宫有多少间屋子吗?九百九十九间半。另一个是西夏的。夏崇宗觉得自己是耶律延禧的女婿,更因为几乎每一个西夏皇帝都是辽国的女婿,这时老丈人出事了,不能不有个态度,于是派人送信,请耶律延禧过黄河。耶律延禧真的去了,屁股还没坐稳,金国的使者也到了。一句话,请众多的党项大脑冷静思考之,是不是想跟辽国一个下场?夏崇宗不想,但又不情愿,就小试探了一下,结果派出去的兵被金军打得一败涂地。这下,他终于清醒了,转身请老丈人哪儿来的哪儿去。耶律延禧又逃回了夹山深处,他的逃亡生活还会再继续近两年的时光。这时顺便说一下西夏,自从送走耶律延禧之后,它变得非常安宁,几乎游离在时代的大变革之外。辽、宋、金之间的大博弈对它来说几乎没意义,直到蒙古人崛起之后,才动摇了它的生存根基,主要的原因还是它自己找死。为什么呢?因为它穷。西夏这块不毛之地,说实话,除了宋朝因为太多的历史原因,非要跟它打个清楚明白之外,几乎没人答理它。又穷又硬,还不讲理没信义,跟它往来有什么好?比如金国,眼放着肥到人类之巅的宋朝不抢,难道去和这群党项人死磕?简直莫名其妙嘛。这就是从此以后近百年的西夏国运的基调。它很平静地生存了下去,在以后天翻地覆的格局下,我会很少提及它,在此算是有个交代吧。回到中原,这时历史的焦点在平州。对金国来说,平州的张觉已经是个刺头,不是切不切的问题,而是稍微切晚一点,就会带着整个燕云十六州一起滑向宋朝,把金国的桥头堡给毁掉。燕云十六州,永远是东亚大地上的异域。谁得到它,都会得到财富与机遇,而失掉它,会失去未来的安宁和话语权。在完颜吴乞买招回各占地首领,商量继位大事的阶段,张觉有了新动作,除了自己的平州外,他带着营州、滦州一起归降了宋朝。前面提过,平、营、滦三州在辽国统称为“平州路”,而平州之东是榆关。榆关,就是后来的山海关!历来兵家入关,必经山海关。这是燕云区域防务的重中之重,谁得到它,就等于得到进出中原的大门。这时,张觉带着这三州一起倒向了宋朝,军事意义无比重大。金国人立即就急了,没等调集重兵,就地派了三千人攻向了平州。三千人,这点兵力就算是在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也只够和辽军在野地里打架,想攻下燕云区域的重镇,简直是做梦。张觉只是关上城门,这三千人自己就走了。张平很兴奋,派他的弟弟到开封城报功。赵佶很兴奋,派专人带着敕书、诰命去平州发奖。当天的发奖仪式很盛大,张平带着平州的头头脑脑们出城迎接,就在这时,危险已经到了他的身边。金军突然杀到。统帅是完颜宗望,军力是十万人!完颜宗望是阿骨打的二儿子,本名斡离不,俗称“二太子”,和后来那位家喻户晓的“四太子”齐名。查一下这人的生平,这时是他一生中最郁闷最窝火最想杀人的时候。阿骨打起兵反辽,他的军功只在宗瀚之下,以他的资历、血统,金国皇位只能是他的。可是事到临头,居然便宜了他的叔叔。完颜吴乞买,他有什么功劳,何德何能,居然当上了皇帝?!尽管不服,也仍然得服。吴乞买的政治手腕是非常高的,有他在,金国超强的军力不仅用来开疆扩土,更是他操纵政局达到平衡的砝码。在完颜吴乞买的统治期间,宋、辽两国的君主大臣们遭遇很惨,金国本身的上层建筑也一批批地倒下,悄悄地说,他是一个成功版的赵光义。回到平州城外,这种级别的敌将,这样庞大的军力,已经运动到了身边还毫不知情,那么死得再难看也不冤了吧。张觉反应非常快,他推开奖金证书一跃而起,上马就跑。这人真的被吓着了,哪怕平时喊过一万遍金军不可怕,平州守得住的口号,这时也全都忘了。平州城就在他的身后,有五万以上的军力、超级坚固的城墙作后盾,他都没敢回头。此人一路狂奔,跑向了幽州城,投靠前“怨军”,现在叫“常胜军”的郭药师部了。在他身后,十万金军冲向了平州城。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都认为平州城没救了,之前金军所向披靡,辽国五京都被一一攻破,平州城再强,难道比辽国的都城还结实?在这种对比下,张觉逃跑似乎也情有可原。但是这些都错了。完颜宗望以十万兵力围困平州城达半年之久,仍然无法攻破。半年之后,城里的兵打光了,只剩下几千人。城里的粮吃光了,连耗子都找不着,到这种地步,平州人也没投降,他们冲了出去,突围南逃。金国人得到的,只是一座空荡荡的死城。平州人用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了世界,金军没什么可怕的,哪怕是第一代的金军,也不是吃人的妖怪,只要敢于反抗,不仅能守得住,更能冲出去自由骄傲地活着。形象地描述,平州城就是一支火炬,它熊熊燃烧在无边的黑暗里,显得璀璨壮丽;准确地描述,平州城像一支火炬,壮丽璀璨地燃烧着,而它的周围,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真的太黑了,所有人都眼睁睁地看着它陷落,不仅不救,还彻底无视。该怯懦的仍然怯懦,该昏庸的继续昏庸。先是它旁边的营州没顶住,被金军迅速占领,满城的居民都成了奴隶,里面就有张觉的母亲、妻子。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张觉还能挺住,他弟弟崩溃了,为了救他妈妈,他选择了投降。他不仅把张觉的去向泄露了,还交给了金军几页纸。那是宋徽宗赵佶亲笔写给张觉的御笔金花笺,封官许愿的话都写在上面。这东西到了完颜宗望的手里,就不只是张觉的事了,是宋朝私下里搞小动作的铁证。怎样才能编织出一根小绳子,一步步地绕到一个超级大国的脖子上,一点点地收紧,直到勒死?这个过程,金国人已经很熟悉了,完颜宗望迅速制定出了一二三的步骤。第一步,向宋朝要张觉。金国派使者先去了开封,告诉赵佶老实承认伤害盟友感情的错误,把张觉交出来。别想打马虎眼,张觉就在幽州城里,现在改了个名字,叫什么赵秀才。金国不要活人,你们杀好了送脑袋。人证物证俱全,赵佶无话可说,他派人带着金国使者去幽州取人头,暗地里吩咐幽州安抚使王安中把张觉藏起来,杀个长得像的人送去了事。王安中照办了,可不知道怎么搞的被金人识破了,人头有假,再杀真的送来。宋朝无可奈何,只能秘密地杀了张觉,用注满水银的匣子装好,送给金军,同行的还有张觉的两个儿子。金国的第一个要求满足了,宋朝觉得又一次过了关,却不知道当时有个人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当张觉的人头被送出城之后,他悲愤地小声说了一句话:“若金国索要我郭药师,难道也要交出去吗?”这时的郭药师非同凡响了,他是赵佶钦定的幽州城防司令,手下除了近万人的常胜军之外,还有临时招募的三十多万民兵。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心理动态,就是燕云区域稳定系数的晴雨表。第二招是找后账。张觉事件过后,完颜宗望派人到燕云地区来,说某年某月宋朝的某位使者曾经许诺了多少钱粮,一直没兑现,现在该给了。这实在是太闹心了,在这几年的宋、金交易之中,到底金国提过多少条件,宋朝给了多少好处,老实说在事情过后几百年,全盘掌握过程的情况下,统计起来都很费劲。在信息不发达的当时,要前线指挥官的手里有一本明账,根本是不近人情。双方吵了起来,吵得不尽兴,完颜宗望使出了第三招。他悄悄地给西夏人带了个话,要他们出兵攻打武、朔两州。宋朝在燕云地区的最高长官是谭稹,这人还真不含糊,金国要后账他敢赖,西夏人趁火打劫他敢反击,在这块人生地不熟刚刚收复的土地上,他把西夏人赶了回去。三招过后,完颜宗望有点郁闷,这人软硬不吃得怎么办?想了想,他决定把情况反映给赵佶,让宋朝的皇帝收拾宋朝的官。谭稹下台了,他被调回国内,停职反省,好好去想到底欠没欠金国人东西。接替他的是金国的老熟人,武装太监、广阳郡王童贯。童贯在这段时间里坐了一次过山车。收复燕云之后,他的地位上升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之后突然摔了下去,被勒令停了前线的一切公职。理由是花钱太多了,燕云的价儿实在太高,根本没提前后两次大败的事。其实,真正的理由是赵佶的政治手段。在中国的官场,一直有个很好玩的现象,不管是哪个朝代,如果某位大将出兵立下不世战功之后,回国时耀武扬威万人空巷,那么基本上可以为他默哀了。这人的政治生涯、军事生涯、人类生涯都已经结束。相反,如果皇帝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一顿臭骂,战绩了、功劳了什么也不提,相反全是错误,之后全体朝臣一拥而上,发挥集体力量骂他个半死,那么此人可以放心了。这是组织上对他严加要求,希望并培养他向更高的台阶迈进。童贯就是这样。所以这时前线一旦有事,还是第一时间把他派了出来。童贯来了,金国方面突然变得安静。什么幺蛾子都没了,世界很和谐。这让童贯还有宋朝的上层都很满意,在他们的心里,天朝上国的尊严、荣耀都在迅速回归。在这种情绪里,童贯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派人去向金国大太子完颜宗翰索要山后九州。赵良嗣、谭稹要不回来的,不等于他童贯也要不回来,广阳郡王的封号是与燕云十六州紧密结合的,这块土地注定了要在他的手里彻底回归!这时是公元1125年(宋宣和七年)的十月份,远方的风雷动荡,在极远的西方,辽国的末代皇帝耶律延禧终于在余睹谷被金将完颜娄室活捉,押往金朝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至此,辽国彻底灭亡,它对金国威胁全部解除。金国纵目四望,世界广阔,它已没有敌人。但是完颜吴乞买却急需一个死敌。他的皇位非常不稳定,翻开资料,这人在女真人的建国历史上几乎没有战功,一直隐身在后方,给哥哥阿骨打看家。这样的“业绩”,放在汉民族的价值观上都不让人信服,比如宋太宗赵光义。赵光义登基一直存在争议,那么在极其重视战绩的女真族开国第一代人物面前,吴乞买有多大的分量呢?答案是太轻。他的一生,注定了要在本国战将派系之间走钢丝,既要联合他们,更要分化他们,实在不行就要派事给他们做,指定好东西让他们去抢,绝对不能让他们闲着。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一股暗地里涌动的反宋情绪,之后用行政手段把它完美地融进了国策里去。这股反宋情绪来自于金国顶级战将的家属团里,比如完颜宗翰的妻子萧氏,她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的前妻;完颜宗望的妻子金辇公主,是耶律延禧的女儿。再比如辽国降将耶律余覩、刘彦宗、时立爱,这些人都在金国成了新贵。他们牢牢地记着宋朝乘人之危攻打燕云十六州的仇恨。辽国是没力量报仇了,可金国可以利用,比如两位完颜太太,就一直在吹各自丈夫的枕头风。善解人意的成熟的政治家完颜吴乞买先生怎么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呢?反正是慷他人之慨,抢宋朝之财,同时转移国内军事大佬们的视线,何乐而不为?公元1125年(宋宣和七年)的十月份,童贯派人去向完颜宗翰讨还山后九州的时候,正是吴乞买下令正式伐宋之时。屠刀已经临头,可叹宋朝上层仍在做梦。金军在十一月初时南下,兵分两路。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出平州,攻幽州;西路军的主帅是完颜宗翰,他由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进攻太原。各自攻克目标后,渡黄河会师开封,进攻宋朝的都城。童贯当时在太原,面临的是金国军事排名第一的完颜宗翰。这很相衬,由宋朝兵马大元帅,对敌金国军事领袖,双方当量对等。可结果居然是空白。童贯先是愕然,惊叫出了一句名言,堪称是宋朝官场的共同心声:“金国刚刚在边外远处立国,怎么敢做这样的事?!”连东亚最大的辽国都灭掉了,来打你宋朝很奇怪吗?童贯的脑子还真就转不过来。他稍微等了几天,当确定了消息的真假之后,瞬间变得灵动无比。逃跑!童贯第一时间上马南逃,速度之快,让太原知府张孝纯猝不及防。他跟着快跑,才拦住了广阳郡王,换来的却是一声怒吼。“俺是宣抚,不是守土。留下我打仗,那么多的将军都是干什么吃的?”之后,童贯纵马狂奔,消失在民众的视线里。从这一刻起,他数十年建立起来的赫赫威名彻底坍塌了,岁月再一次证明,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坚韧到底,更多数的,都是童贯这样曾经勇敢的心。其实,他本不必这样紧张的,他面对的是完颜宗翰,这个敌人的锐气已经在灭辽的过程中消耗得差不多了,尽管掌有重兵,但征伐之心不再炽烈,更何况他背靠的是太原城。太原千年古都,要说文明什么的倒也说不上太多,它最著名的一点是“硬”!超乎寻常,不可思议的硬度。历朝历代打到这儿的战争都会卡壳,远的不说,五代时以柴荣之强拿不下它;宋初时赵匡胤终生常胜,也拿它没办法;赵光义举倾国之兵把它攻克了,可是却耗时半年,累得全军半死不活,最后在远征燕云时掉了链子,埋下了宋朝不能统一中土的祸根。这时,金军来了也是一样,完颜宗翰连取朔、代两州,到了太原时突然被顶住了。不管他们怎么进攻,太原城就挺在那里岿然不动。时间一长,完颜宗翰放弃了,不能为了一个太原耽误整个战役计划,他留下了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攻,带着大部队向宋朝内境穿插。完颜宗翰的脚步至此被绊住,太原城让他腹背受敌,首鼠两端,他的西路军一直在黄河周边转圈,想攻心里没底,想回去心有不甘。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直到历史书翻过了这一页,他都没想好要怎么办。而直到那时,太原城仍然是宋朝的。回到东路的完颜宗望,这个人才是宋朝的灾星。完颜宗望在金国内部憋了一肚子的气,他的心情恶劣到了不杀人就会杀自己的程度。这是真实的,不久之后,他的生命就会走到终点。当然,更多的人在他到站之前早已提前下车。东路的金军先是在两天之内迅速攻破了檀、蓟两州,接着就杀向了燕云的首府幽州。在进攻的路上,完颜宗望终于遇到了挑战。宋朝的军队走出城墙,到野外与他交战了。来的人是张令徽、刘舜仁,以及幽州城防司令郭药师。这三位都是渤海人,带来了四万五千军队,可以说,幽州方面能拉出来野战的全部家底都在这里了。宋朝把燕云的命运交给了渤海人,在张觉事件发生之后!当天的战斗是个笑话,两军对垒,张令徽、刘舜仁转身就跑,搞得像阵前哗变一样,郭药师稍微抵抗了一阵,带着人以更快的速度撤退。他精确地计算着与金军的距离,抢在完颜宗望到达之前回到了幽州城。之后,他把全幽州的宋朝干部从上到下抓了个遍,送给完颜宗望当礼物。郭药师终于“叛变”了……叛变两字是官方史书里给郭药师定的性,说这人在短短的七八年里接连叛变了两个东家,宋、辽两国前后都被他出卖了,这人的品质真是恶劣!这样说的根据不知是什么,于辽国,渤海国是它亲手毁灭的,渤海人一直是二等公民;于宋朝,自己做过什么应

                      回淮安,又在浦西安居下来。虽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身价却在不断提高。向他索字求画者络绎不绝。像著名的16世纪苏州画家唐寅(字子畏)一样,他乐意靠他的艺术作品生活,“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他现在有钱买下“隰西草堂”以南的一些地产了,并在那里建了一座花园,称为南村,以纪念隐居诗人陶渊明。在浦西的画室与花园,万寿祺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了从江南17世纪40年代后期的战乱中逃生的那些友人。著名的浙江书法家胡彦元加入了这个团体,他们经常举办诗会,和不上诗者为众人买酒食。万寿祺后期诗文的内容就以旧友为中心:拜访以前的老师的叙述,祭扫已故复明分子陵墓的故事,以及在水边吟诗作画的描写等。万寿祺的画人人欲得,但颇不易得。19世纪书法家何绍基在他一幅画的题记(1852年)中写道:寿道人画不恒见,大抵皆焦墨减笔,若有意若无意。其隰西草堂屡屡为友人画之,不知风景何似,想萧澹如其画境也。余昔在京师,见道人所画《秋江送别图》,乃亭林载米泛舟来草堂话别,道人作图送之。万寿祺为顾炎武画的这幅著名的卷轴,如题记所述,作于1651年顾炎武访万寿祺期间。1651年顾炎武39岁,那年夏天他去金陵(南京)拜谒孝陵。明朝遗民拜谒明陵乃司空见惯,但对顾炎武来说,这只是他六次拜谒明朝开国皇帝陵墓中的一次,此外他还曾四次拜谒在北方的崇祯皇帝的思陵。他之着迷于明朝的开国与末代皇帝的陵墓与亡魂,大概与他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有点关系。她给他的信这样断然责成:“无仕二姓”。这当然会让顾炎武对自己轻易躲过许多密友与亲戚都未能幸免的大屠杀而感到内疚。1647年他写道:念二年以来,诸父昆弟之死焉者,姻戚朋友之死焉者,长于我而死焉者,少于我而死焉者,不可胜数也。自然,在这些年里他的内心是异常痛苦的。1650年,顾炎武又写道: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畏途穷水陆,仇仇在门户。于是,到1651年,他可能已急于寻找一个和他一样的幸存者,能将自己的经历与记忆向其一吐为快。9月28日,顾炎武去淮安拜访万寿祺,两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当时,人们常常用一幅画来换取一首诗。因此,顾炎武报答万寿祺为他画的宝贵卷轴的礼物,就是一首长诗,诗的主题是赞美松江抵抗结束后万寿祺的生活。它以中国文人常用的半隐半明的语言写成。顾炎武在诗中仅仅作为一个相似的背井离乡的旅行伴侣出现。这首诗是顾炎武对万寿祺曾积极参预松江起义做出的明证。顾炎武对此极表欣赏。而万寿祺此人,在顾炎武看来,正是明朝复辟的现实希望所在。赠万举人寿祺白龙化为鱼,一入豫且网,愕眙不敢杀,纵之遂长往。万子当代才,深情特高爽,时危见系维,忠义性无枉。翻然一辞去,割发变容像,卜筑清江西,赋诗有遐想。楚州南北中,日夜驰轮鞅。何人诇北方,处士才无两。回首见彭城,古是霸王壤,更有云气无,山川但块莽。一来登金陵,九州大如掌。还车息淮东,浩歌闭书幌。尚念吴市卒,空中吊魍魉。南方不可讬,吾亦久飘荡。崎岖千里间,旷然得心赏。会待淮水平,清秋发吴榜。顾炎武的诗蓄意影射。白龙是神话中天帝的爱畜,变作一条鱼下凡而去。在那个神话中,捕鱼人豫且用箭刺中了龙的眼睛,因为他不知道它是神物。龙于是恢复它原先高贵的形体飞回到天帝那儿,哭着要求惩罚豫且。但天帝不答应,说白龙本来就不该变成那种如此低下的形象。但在顾炎武对这则神话的引用中,豫且就好比满族征服者。他们俘获了白龙——高贵的万寿祺,认出了他的身份,“愕眙不敢杀”这样一个神圣的生灵。而万寿祺本人就像神龙一般,恢复了其神圣的形象,逍遥邀游。万寿祺以其化身“何人诇北方”,这一句说的是唐代英雄权皋。晚唐“中兴”期间,权皋到北方为宣宗皇帝(847—859年在位)执行一项重要的使命,又从北方返回来照料他患病的母亲。顾炎武也许正是以此(他本人便为此理由而未积极从事复明活动)来看待万寿祺对家室的恋眷。不过,虽然这首诗明确承认了万寿祺因此就从其积极参预的复明事业中引退了,但在后面两行里,顾炎武也暗示说,他可能是在等待时机。因为,“回首见彭城”,彭城是古时徐州一带的地名,是公元前209年起兵反秦的楚霸王项羽的活动中心。顾炎武似乎是说,克敌制胜须待时日,不过淮水最终是会平静的,“更有云气无,山川但块莽”。从顾炎武赠万寿祺诗的观点看来,清朝的占领不合正统,是毫无疑问的。万寿祺本人据说落下书房的帘子作诗以纪念“吴市卒”,这与后汉梅福拒事篡位者王莽的故事有关。据说梅福上天成仙了,万寿祺“南方不可讬”,像一个精灵哀悼中国被玷污的山峦,也应该成仙。像顾炎武一样,万寿祺也会在他极无定形的倏忽即逝的生活中,发现他们最终向往的自由。顾炎武诗的最后两行含糊其辞地谈到,一旦淮水平静就为万寿祺送来一只船。顾炎武是在邀请万寿祺参加他的旅行,还是在暗示吴市抵抗者将东山再起,当这时刻到来时要请万寿祺共事?清人对中国的征服远未完成。还有一个尚需10余年时间才能最终平定的南明政权,其后,不管是否可信,还会有其他反清复明分子。不过清人对江南的占领是巩固的。然而,顾炎武为何又认真地暗示说吴市会东山再起?令人疑惑。当然,顾炎武和万寿祺也许认为满清王朝必定昙花一现。它与元朝以及秦朝的相似之处,比比皆是。顾炎武早先曾以尖锐的对比手法,写到据说是于1638年在苏州承天寺一口井里发现的那本著名的《心史》。这本重见天日的南宋史书为画家郑思肖所著,它预言元朝的统治只能持续100年,或者还不到100年,后来果真如此。顾炎武强调这个预言,因此不言而喻,清人也会有同样下场。而且,纵使清朝确能统治一时,中国的文化也会继续繁荣,也会同样在这种蛮族统治的间歇期中生存下来。但是证明清朝必然昙花一现,与继续号召复明全然不是一码事。在这种意义上说,纯粹的引喻,隐约其辞,以吴人的抱负为背景所做的关于精神发展的暧昧不明的陈述,顾炎武赠给万寿祺的诗中所有这些晦涩之处,可能都反映了顾炎武本人心中的一个信念,即尽管对清人的抵抗可能时有发生,真正恢复明朝的希望已几乎不复存在了。实际上,在这段旅行期间的某一天中,他曾对那些对明朝的灭亡追思不已的士人这样写道:“计士悲疵国,遗民想霸图。登临多感慨,莫笑一穷儒。”对于一个在1670年因写反清短文而锒铛入狱的人,人们不会加以嘲笑。但人们至少可以想到,顾炎武本人的不恒其居,四处游历,反映出他渴望逃避一个令人窒息的认识:明朝实际已不复存在了。尤其在第二次广东起义于1651年失败后,其他人似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著名抒情诗人阎尔梅停止漫游生涯而定居下来,并接受了巡抚赵福星的保护。赵福星派人来到阎尔梅暂住的大河卫,恭恭敬敬地邀请他做自己的客人。阎尔梅把头发打成一个结,放在大红顶带下面,带上所有行李乘车去了巡抚的客馆。他为找到一个定居之所而宽慰地流下了热泪,并总结了自己的今昔:下榻授餐,犹昔日也。嗟乎!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飞水脱,为疾风劲草者几人乎!对顾炎武“久飘荡”的呼唤,万寿祺也未加留意。万寿祺在1652年的确去过昆山,但他的目的,是邀请顾炎武的密友归庄与他一起到淮阴,当他儿子的塾师。或许他已隐约感到了自己的羸弱,于是想把儿子的教育一事落实下来,因为当他与归庄返回“隰西草堂”后没几天,就得了脾痛症。病情发展极快,几周之后画家已奄奄一息了。到农历五月初三,他便离开了人间,时年50岁。他最后的一幅画没来得及完成,但仍挣扎着写下了最后几行词句,并又一次勾起了那些渐已消失的动乱辛酸年月的回忆。《病中风雨》一词绝大部分失传,不过还留下了几行:梦千重,家万里,流落天涯,日月秋光起,今是何年浑不记,墙角多情,犹挂崇祯历。

                        “乾”(天)、“坤”(地)是《易经》中两个卦名。?1647年4—5月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92页。?1645年12月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钱谦益官至礼部左侍郎。?葛万里编:《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8页。?《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4—3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页。?不过,阮大铖从前的伙伴冯铨大胆地给了他一个清朝官职。李清:《三垣笔记》补遗卷下,第4页。?方国安既是马士英的同乡,又是他以前的副将,后被清军所捕杀。《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498页。?“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伪阁臣谢三宾、阁部宋之普、兵部尚书阮大铖、刑部尚书苏壮等四十八人投诚’。”《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7页,1646年9月22日条。?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8、73页。?1647年9月7日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第1页。见《南明史料》,第36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8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8、75页。?1646年9月7日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第1页。见《南明史料》,第3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101页。准许钱谦益回乡治病的敕令签署于1646年8月10日。《世祖实录》第二十六卷,第317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133页。?清政府还采取措施,重新实行食盐的国家专卖。1645年李发元接任督转盐运使,发现扬州“芜城再虚”,两淮地区盐商大多资本蚀空,四散逃匿。尽管清政府指望李发元增加收入,以支撑军费开支,李发元却屡次上奏,主张免征浮课,以便吸引商人回到此地。渐渐地,商人返回了这一地区,恢复了食盐的生产与销售。王思治、金成基:《清朝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第1—2页。?1646年10月奏章,《南明史料》,第4—6页。到1646—1647年,苏松地区的棉织业也开始恢复。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关于清政府对地区间谷物贸易的支持,见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8页。中央政府还同意减免赋税,以利于这一地区的平定。永行蠲免河南、江南两地的加派辽饷、练饷、召买等项,1645年6月24日以前正额钱粮之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1647年3月17日,敕免闽浙两地加派与逋欠的钱粮,赐耆旧衣食。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七十六卷,第1—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卷,第356—357页。据1646年嘉定的一通碑文说,清政府竭力鼓励农民开垦自万历以来即已荒废的那些土地,还采取了专门的措施,来抑制官府税收胥吏的贪污习气。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集》,第139—143页。?一些记载表明,吴易受邀重新指挥周瑞的复明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4页。温睿临也认为周瑞的地位较高。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401页。此说为正史的编纂者所采纳。《明史》,第3115页。看来这时太湖是各派叛军匪寇的巢穴,例如有与明高安王有联系的复明分子,以及沈天叙手下由明乐安王委派的一支武装。高安王后来被清朝捕获杀害,沈天叙袭击清朝运送军需品的车辆,被一队清政府的巡探逮捕,受刑而死。同上书,第4114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5页。?《吴江县志》,引自吴伟业《吴诗集览》第四卷上,第2页;《大清一统志》第八十三卷,第15页。洪承畴责令一位官员调查吴江城轻易失陷之缘故。土国宝发现吴江巡检只关心治安,而将当地的守备事务交给了士绅与儒学学官。此人遂以疏于守卫城壕被劾。1646年10月20日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8页,见《南明史料》,第39—42页。?1646年5月16日土国宝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15页,见《南明史料》,第30—32页。巡抚土国宝请求移用地方经费并征收特别税,用以训练2000名水军士卒。?吴易的僚属包括陈继、朱斌和沈泮。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页。?同上书,第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3—134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页。王云为陈子龙“年谱”1645—1647年条写有补遗。钱漱广在此后不久去世。?1646年5月16日土国宝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15页,见《南明史料》,第30—32页。虽然到1646年7月,清军已占领绍兴,但绍兴与宁波之间的地区尚未完全平定。“大岚洞主”王珝领导的武装在两城之间的四明山区有力地抵抗着清军。王珝战败之后,这些绿林好汉在首领胡双奇等人率领下,在整个17世纪70年代仍继续反抗清朝统治。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9页。?顾沅等编:《吴郡五百名贤图传赞》第十五卷,第8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130年之后,乾隆皇帝下诏在吴易的墓地修建祠庙。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的记载略有不同,见“年谱”下,第4—5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88页。居住在临湖(归安)的徽商害怕抵抗会破坏商业贸易,所以早早募集了捐款,等清军一到就付给他们。临湖因此免遭兵焚,商业经营一如既往。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三章,第27—2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9—400页。?土国宝于1646年9月7日呈递北京的奏章,《明清史料》乙编第一册,第16页。见《南明史料》,第33—34页。?此人系武进人氏,人称许生。他指责巡抚背叛明朝,并说“今生员含笑而去,不望含泪而归”。许生和另外一些人被逮捕处死。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2页。?其部众都是菜贩子,故遇兵即溃。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2页。?《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页,见《南明史料》,第29—3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2—145页。?清军渡过长江进攻南京六天之后,溧阳的绅士们和南明知县李思模就转而求助于率众抵抗的潘茂。潘茂也是彭家的奴仆。6月23日,知县李思模逃跑,潘茂一伙却将溧阳簿籍献给了清人,转而打击乡绅,洗劫他们的家园,对他们严加刑讯,以逼取珠宝。奴仆们对溧阳城一带的地主竭尽羞辱、恐吓之能事,在他们脸上涂抹污泥(这也许就是他们称作“削鼻党”的原因),迫使缙绅地主们也着手组织了一支武装,进行抵抗。他们俘获并残杀了许多二潘的部众,于是“削鼻”党分子(他们被赶回了溧阳城)向清军求援。全副武装的八旗兵打败了地主武装,但清军也失去控制,在这一带抢劫了许多村庄。潘茂和潘珍向几个不知其名的清朝高级官员行贿,从而得到了溧阳县官的职位,从1645年8月15日到11月11日多少是正式地统治了这个地区。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39—15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2页。?1645年12月毛九华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

                        施以惩戒,所以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先前代表朝廷向自己投降的张直方。张直方本性残暴,手下一名军将曾经犯有小过错,便被他笞杀。家中的一名奴婢也曾经因为一点小闪失,而被其辄杀。当黄巢大军打进长安后,张直方虽然迫于形势表面上投降,但众多官员都藏在他的家中,而且伺机准备东山再起,对于这一点黄巢心知肚明。那些窝藏在张直方家中的官员,本以为张直方投降黄巢,黄巢一定会善待张直方,进而自己会得到庇护。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黄巢早已经定下实施釜底抽薪之计。为了杀一儆百,以及断送那些官员的最后一丝东山再起的念头,黄巢在事先没有征兆的情况下,派兵突袭张直方的府邸,捕杀张直方等数百人,并诛杀了李唐皇室在京的全部成员,当时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中说到的“天街踏进公卿骨”说的正是这个事件。黄巢进入京城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局势,可以说形势对他越来越有利。可是,逃出京城长安的皇帝李儇当时的处境可谓是“贵落深坑贱出泥”。当黄巢在长安稳定局势的时候,皇帝李儇带着家眷昼夜不停地逃跑,当时郑畋任凤翔节度使,得知皇帝陛下逃出京城,立即率众迎接,请皇帝李儇留在凤翔。可是当时李儇已经犹如惊恐之鸟,觉得凤翔离长安太近,想逃往兴元府。因此他匆匆和郑畋说了几句话,让他整合人马东拒黄巢前来追击,同时派人通知东、西两川节度使杨师立和陈敬瑄,命令他们做好迎接自己入川的准备。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二十日,皇帝李儇抵达兴元。陈敬瑄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迎接其进入成都,由于兴元地处山区,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匮乏,加上担心黄巢追击进入蜀中,李儇在兴元府没有停留过长时间,便于中和元年(881年)正月动身踏上入蜀的艰难路途。事实上,正如当年李白所感叹的那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入蜀之路本就崎岖难行,加上正值寒冬,冰雪不时阻道,皇帝李儇一行着实吃了不少苦头。诗人韦庄的《雨霁晚眺——庚子年大驾幸蜀后作》中写道:入谷路萦纡,岩巅日欲晡。岭云寒扫盖,溪雪冰粘须。韦庄的诗虽然属于艺术创作,但实际情况恐怕大抵如此。特别是因仓促出逃,导致马匹不足,连平日娇生惯养的皇室成员也只能徒步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皇帝李儇入蜀的队伍中,一个人始终蹒跚而行,当走到斜谷时因实在走不动,一脚穿着袜子,一脚光着脚板,直挺挺地躺在一块大石板上。可是当他刚刚躺下后,宦官田令孜一鞭子抽在他的身上,并呵斥他赶快起来继续行走。这个人顿时怒从心头起,但眼前的形势告诉他,此刻不是发作的时候,所以他忍了下来。“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给匹马骑啊?”这个人哀求田令孜说道。“山谷之间何处能够找到马?起来快走!”田令孜继续呵斥,然后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面对宦官的嚣张跋扈,这个人在内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发誓未来自己找到机会,一定会狠狠惩处这些宦官,让这些家奴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人就是我们后边即将要说到的,大唐帝国的第二十任皇帝,也是实际上的最后一任皇帝,此刻还是皇帝李儇七弟的寿王李晔。正月二十八日,皇帝李儇等人终于到达成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蜀中生活。事实上,田令孜之所以选择剑南东道的成都作为皇帝李儇的避难所,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效仿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做法,但仔细分析来看,并不是这么简单。对于这一点,明朝的顾炎武有着精妙的比喻,从地理形势上来看,他将长安和西蜀比作为宽敞的厅堂与四壁环围的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看,物资充足的蜀中与长安可看作厅堂与奥(房屋深处)的关系,他认为李唐皇室多次依据蜀中而化险为夷是有一定必然性。而且皇帝李儇到达成都后,虽然跟随前来的朝官和皇室成员不足二百人,但因为蜀中各地进贡的络绎不绝,加上本地本就物资充盈,所以李儇的赏赐的数量与额度和在京城长安时相差不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朝官和官军依旧为其卖命的一个原因所在,加上蜀中易守难攻的独特地理环境,为后来朝廷全面反扑黄巢奠定了基础。随着皇帝李儇到达蜀中,李唐皇室终于逐渐稳定下来。但黄巢这边虽然在进入长安之初为了稳定局势而采取了必要措施,但当京城的局势逐渐稳定后,黄巢却渐渐陷入自我陶醉之中,对朝廷反扑能力严重地估计不足。反攻长安黄巢虽然打进长安城,但并不意味着唐朝就此被他灭亡。皇帝李儇虽然逃亡蜀中,却仍然发挥着政治偶像的作用。唐朝的许多文武官员都不甘心就此失败,被黄巢打破既有的富贵格局,尤其是唐朝中央附近地区的一些藩镇,更是积极准备反扑黄巢,收复长安。例如忠武军节度使王处存,其父王宗累官至金吾大将军,同时善于经商,家中生活十分奢侈。当王处存听到长安被黄巢占领的消息后,痛哭流涕了好几天,不等皇帝李儇下诏,就派去两千人护卫皇帝李儇,同时自己领兵进军长安。可以说,黄巢占领长安和皇帝李儇出逃之后,朝廷和黄巢的较量进入了新的阶段,具体来说就是官军进攻,黄巢防守。自从长安的局势稳定以来,黄巢逐渐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唐朝的各路藩镇只要传檄即可平定,所以对藩镇准备反扑长安准备不足。虽然很多藩镇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朝廷似乎已经灭亡在即,这些藩镇们拥兵自重,甚至有的归顺黄巢。但事实上,细数当时投降黄巢的只有关中、河南以及河中等十八个藩镇,如果将大同、昭义、河东三个藩镇算在内也只有二十一个藩镇,占全国四十八个藩镇的百分之四十,这与《册府元龟》中说的“屈伪廷者十三四”的说法基本相符。而且很多藩镇都是被迫投降,可谓是“貌奉而心图之”,例如凤翔节度使郑畋在面见皇帝李儇之后,取得李儇整合人马的诏令后返回凤翔,便着手开始策划反攻长安。此时正值黄巢派招降的使者抵达凤翔,郑畋便假装归降了黄巢,而暗中与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约定合兵之计,而且此时关中还有数万神策军因为皇帝李儇逃奔蜀中而分兵各处,群龙无首,郑畋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整合,最终整编出五万多人马,一时间郑畋成为长安西北地区唐军对抗黄巢的主力军。当时全国各地藩镇公开对抗黄巢的不在少数,早在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刚刚到达长安的时候,王重荣在河中地区首先公开打起抗拒黄巢的大旗。当黄巢大军分别进入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之后,物资供应出现缺乏现象,由于河中府管辖十一个县,而且距离长安只有三百余里的距离,因此黄巢不断派出使者向河中调取兵员和物资。当时河中节度使李都被迫投降黄巢,黄巢不断地索取兵员和物资,李都无计可施。王重荣认为,如果就这样纵容黄巢,最终河中府被掏空后,等待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被黄巢斩杀,王重荣建议与其早晚都是死,不如现在起兵反抗黄巢,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是李都天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看王重荣决心已下,便将兵权交给王重荣,任命王重荣为河中留后,自己带着家眷逃往成都。于是王重荣斩杀黄巢派来的使者,正式起兵,与黄巢公开决裂。黄巢闻讯大怒,立即派其弟黄邺领兵从华州(今陕西华县),部将朱温领兵乘舟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出兵,然后合并一处进攻王重荣。不料因为仓促出战,被王重荣打得大败而归,朱温损失了四十多条战船的粮食和兵器,王重荣因此军威日盛,并与王处存结盟屯兵渭北,继郑畋之后,成为黄巢在京城长安东北面的一支主要对抗力量。此时,长安东北、西北分别有王重荣和郑畋,算是朝廷反攻长安的前沿阵地,而皇帝李儇虽然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不过在经历逃出京城、寄居蜀中的遭遇后,从内心感到了切肤之痛,虽然身在成都,却心系长安,有时竟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为了成功收复长安,他在蜀中不断地向各路藩镇封官许愿,并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反攻长安事宜。最初皇帝李儇对手握重兵坐镇扬州的高骈寄予厚望,还在奔往蜀中的路上时,他就接二连三派人去敦促高骈出兵。到了中和二年(881年)二月,又任命高骈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希望高骈能够担当起指挥长安周围各路唐军收复京城的重任。可是很长时间以来,高骈因为黄巢势大,以及担心平定黄巢后朝廷会卸磨杀驴,所以一直按兵不动。据《旧唐书?高骈传》记载,他是想要利用国家的混乱形势,兼并两浙地区,效仿三国时期孙策的三分天下之计。所以对于皇帝李儇一再地敦促出兵,高骈总是拿出各种理由搪塞,不肯应命领兵北上。眼看高骈这路人马指望不上,皇帝李儇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关内的军事部署上。中和元年(880年)二月,李儇任命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让他带领忠武军屯驻邓州(今河南邓县)。当时南面行营招讨使刘巨容镇守襄阳一带的交通要道,关中一带从京城长安逃出的官员大多在他的保护下逃往成都,所以让杨复光屯驻邓州是为了屏障襄阳和江陵的一种战略部署。郑畋作为长安西北一路的主要反攻力量,已经和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天雄节度使仇公遇结盟,并于中和元年(881年)三月十六日发布讨伐黄巢的檄文,并将檄文传至各路藩镇,号召藩镇们起兵勤王收复长安。皇帝李儇自从进入蜀中后,由于交通不畅导致与各路藩镇联系也不畅,有些藩镇甚至认为朝廷已经灭亡,所以被迫投降黄巢,有的也持观望态度。可以说郑畋的这份檄文对各路藩镇起到了鼓舞的作用,史称“诸藩耸动,各治勤王之师”。郑畋在长安西北部可谓是磨刀霍霍,可是此时陶醉在胜利喜悦之中的黄巢,却对郑畋的动向毫不知情。事实上,郑畋斩杀黄巢的使者后,其势头已经是“烽火已严,侦逻殊密,云旗霜刃,森罗于百里之内”。黄巢派去侦察敌情的人大多被郑畋伏击致死,不过也有少数逃回者向黄巢报告了郑畋的动向,可是却没有引起黄巢足够的重视。黄巢实在不相信,朝廷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反扑长安,他曾经自负地对手下人说:“我纵横半个天下,所到之处无不攻克,即使是高骈也不敢与我作战,郑畋还能把我怎么样?”一直到郑畋发布檄文,甚至斩杀使者后,黄巢才觉得郑畋是个隐患,于是决定派尚让、王播领兵五万进攻郑畋。当黄巢反应过来时,郑畋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甚至是昼夜不停地对黄巢动向进行侦察。当他得知黄巢派兵来攻后,立即派部将唐弘夫、李昌言领兵埋伏于要害之处,自己则带领数千精兵在山冈布阵,虚张旌旗延绵数里,显然是要打一场伏击战。当时在黄巢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尚让等人误认为此战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胜,尚让甚至认为郑畋不过一介书生,根本没有军事经验,竟然没有列阵迎敌,让士兵散漫而行。当两军相遇时,郑畋命令部下擂动战鼓,尚让这才意识到郑畋可能埋下了伏兵,可是等到尚让再想列阵迎敌时,官军伏兵四起,一时间将尚让的人马冲击得人仰马翻,双方一直交战到夕阳西下。尚让在官军的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最终在龙尾陂(今陕西岐山东面)被唐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一战使尚让的人马损失两万之多,而郑畋则在此战中缴获了义军的大批军用物资,最重要的是这是自皇帝李儇逃离长安后,官军对黄巢的首胜,同时也遏制了黄巢继续向西的进攻。虽然凤翔这一战取得胜利,但郑畋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乘胜让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整合汉、蕃联军,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合兵于鄜州,准备发动反攻长安之战。此时,包括郑畋、王重荣在内的几路大军已经开始逼近长安,北面的唐弘夫带领泾原镇兵马屯于渭北,王处存带领义武镇兵马屯于渭桥;东面则有王重荣带领的河东镇兵马进驻沙苑地区(今陕西大荔县南洛、渭两河之间);拓跋思恭与李孝昌带领夏绥、鄜延镇兵马屯于武功,郑畋则带领凤翔军屯驻盩厔(今陕西周至)。可以说,几路人马已经对长安渐成合围之势,不过郑畋毕竟一直驻扎在长安附近,虽然凤翔一战取得胜利,但他深知黄巢的实力颇为雄厚,不是一战就可以打败的,此时身为几路大军统帅的郑畋,时刻告诫各路人马的统帅不要轻易冒进攻打长安,必须要听从自己的指挥,谨慎行事。可是郑畋命令刚下,四月一日,唐弘夫就挟龙尾陂之胜,与程宗楚率先发动进攻,攻取咸阳后,造浮桥渡过渭水。四月五日,黄巢利用唐弘夫、程宗楚急于求成的心理,率众假装撤离长安,屯驻于长安东面的灞上。唐、程二人认为黄巢不堪一击,争先进入长安。当晚,王处存也领兵五千入城,头裹白巾为识别标志,当时长安城中一些敌视黄巢的人,在看见官军到来后,纷纷欢呼出迎。唐、程二人以为收复长安大功告成,唯恐其他藩镇夺了功劳,向郑畋隐瞒进入长安的消息。当时进入长安的官军趁火打劫,纷纷放下兵器闯入民宅抢劫财物,造成长安城内一片混乱。黄巢在灞上一直注视着长安内的动静,在探听到官军并无后援而且军纪败坏的情况后,立即回师反攻,分兵从长安各门进入与官军展开交战,唐、程二人因为事先毫无防备,被打得一败涂地,两个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处存由于身在外城之中,眼看唐、程二人战败身亡,立即带领人马慌忙逃出长安,围攻长安的官军见到唐、程二人战败,担心黄巢引兵西进,全都从据点撤兵而走。唐、程二人这次的军事行动,勉强算是官军收复长安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虽然两个人战败身亡,但是从中可以看出,黄巢虽然占领了长安,但实际控制的范围并不大,号令所及也就是长安附近的几个州县。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让郑畋十分郁闷,唐、程二人战败不说,最关键的是自己辛苦建立的合围长安之势,顷刻间土崩瓦解,在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官军与黄巢在关中基本处于相持状态。对于黄巢来讲,虽然这次击败了官军,但这也让黄巢意识到官军加快了收复长安的步伐,鉴于自己目前实际控制的地方并不多,黄巢决定以长安为核心继续向外扩张地盘。事实上,在唐、程二人进攻长安之前,黄巢就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派他领兵远征距离长安九百多里远的邓州。三月三日朱温攻克邓州,活捉刺史赵戒,监军杨复光逃离邓州,依附许州伪装投降黄巢的周岌,但是许多史学家却认为这场远征其实并不值得,因为邓州距离长安过远,对于关中地区的义军并不能起到支援作用,而且分散了义军的力量。就在朱温刚刚占领邓州没多久,逃往许州的杨复光就和忠武军节度使周岌密谋,准备重新起兵反抗黄巢。当时杨复光带领三千士兵与占据蔡州(今河南汝阳)的秦宗权联络,秦宗权派遣部将王淑带领三千士兵跟随杨复光攻打邓州,可是王淑却因为畏惧黄巢的声势而不愿出兵。最终,杨复光将其斩首,并收容其部众,连同自己的三千人马共分为八部,并指派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等八员牙将为都头,分别统领八军。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八个人中,王建到后来成为至关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就是五代十国中前蜀的创建者。杨复光重新整编人马后,带领八都头之兵成功收复邓州。朱温由于远离关中腹地孤立无援,所以被迫放弃邓州退回长安。而身在华州、黄巢任命的刺史乔谦听说黄巢领兵撤出长安,以为黄巢战败,所以率众逃跑,结果被朱温斩杀,昭义军将领高浔趁机与王重荣合力攻下防务空虚的华州。邓州、华州的成功收复,让远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大为振奋。于是在中和元年(881年)六月,李儇下诏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崔安潜为副都统,重新开展反攻长安的军事行动。但由于黄巢加强了戒备,所以双方依旧在关中地带形成拉锯之势。一直到中和二年(882年)四月,这种拉锯之势随着官军的努力才逐渐改观。正月八日,皇帝李儇诏令宰相王铎代替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本来皇帝李儇对于拥兵一方的高骈有着深

                        无码被窝影院午夜看片爽爽JK贿受贿,就和今天一些不良警察为了抓收入就以上路查案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一样。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打仗,只知道吃饭挣钱的军队当然是没有斗志的,没有斗志的军队当然打不了胜仗。所以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所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成了杨秀清、李秀成二位先生登上人生巅峰的垫脚石。第二个问题是满汉之别。终清一朝,满汉之别是横亘于清王朝统治者心中的一道无法坦然面对的伤痛。一起来看看清朝入关之后做的几件大事:一、杀人和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狱,敢用文字怀恋汉人王朝影射清朝的人,不管出自故意还是无意,统统杀掉。三、历朝历代以来,对老百姓盘剥较轻的赋税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技术手段上看,这三件事情也就是大棒加甜枣;从心理角度分析,这三件事情透露出来的清朝统治者的心态就是自卑。没法不自卑。大家再看一组数字对比就更明白了,满洲八旗满打满算也就一百万人口,可汉族有多少人呢?明末时的不精确统计表明,在一亿五千万左右。咱们把零头去掉:一亿对一百万,这是何等的差距。因此,清朝统治层是很自卑的,也正是这种强烈的自卑心理的驱动,才催生了一个著名的潜规则:压制汉族,不让汉人握有兵政实权。但他们错了,真的错了,错到因此而覆亡。他们不明白,要想统治汉族占主体的中国,就必须融入整个汉族中。当你不能战胜它,就该融入它。如果你把它当做你的敌人,那么你潜在的敌人终将成为你的敌人。虽说慈禧也不明白这一点,但慈禧作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的实际掌舵者,她有责任把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这个世界上,敢将活马当做死马医的人并不多,但年轻时候的慈禧正是其中之一。她对自己说:我可以选择放弃,但绝不放弃选择!我弱小时都能把“八大臣”扳倒,难道大权在握后还怕使用汉人吗?!慈禧决定乾纲独断,按照自己的办法拯救大清江山,她要破格重用能干的汉人。她的麻烦很快就来了。满人亲贵们手拉手,及时地跳了出来:你起用汉人,这不是要断送祖宗两百多年的江山吗?!断断不可!慈禧从心里鄙视这些保守而愚蠢的家伙,她的回答冷漠而坚定: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语出,一片寂静……两个汉人前面说到慈禧要重用汉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汉人的个人简历。姓名:曾国藩性格:典型的“湖南骡子”——谨慎执拗,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情多少匹马都拉不回生存理念: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地位:镇压太平天国的领头羊,“同治中兴”头号功臣曾国藩,湖南湘乡人,1811年出生,属羊。此人28岁中进士,40岁任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史书上说,曾国藩的外形很像一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衣着土气、行动拘执、谨慎内敛。无独有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曾国藩,都会觉得他像个呆子。这些人明显是被曾国藩的外表所迷惑了。曾国藩这个人左看右看都傻乎乎的,但在他糊涂的外表下,却有着无穷尽的智慧和打不倒的坚韧。后来,有无数人都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完人,包括蒋介石等都将之视为偶像,这不仅仅因为他有了不起的本事,更因为他会做人、会处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当然,这都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他还没有日后的地位。1852年,曾国藩因母亲逝世回家丁忧。曾国藩丁忧的日子并不平静,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了他的家乡:清军节节败退,太平军已杀入湖南。清军战斗力不行,最高领导咸丰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使用“拿来主义”,借鉴爷爷嘉庆用团练对付白莲教的成功经验,一口气任命了几十位团练大臣,把那些退休、请假、养病,甚至死了爹妈在家戴孝的大员统统叫回来,让他们自己召集民众组成民团,边学边干。曾国藩正是其中一员,43岁的他受命围剿太平天国。团练大臣并不是一个常设职位,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务,没有编制、没有级别、没有工资,换而言之也就是“民兵司令”。团练大臣的手下由自己招募,有能力的可以招收数十万,没能力的几百上千也勉强过得去。咸丰很失望,因为团练在与太平军、捻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但咸丰还没有绝望,因为曾国藩给了他一线希望。虽说曾国藩在太平军的西征战场上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的对阵中也经常讨不了好,但因为工作态度端正,韧劲十足,在众人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曾国藩居然能够偶尔打个胜仗,所以曾国藩的官位越坐越高,咸丰死的时候他已是两江总督。等熬到慈禧上位时,曾国藩又中了一个大奖:安庆大捷,拿下了太平军的西线屏障安庆。就在此时,曾国藩收到了慈禧的旨意:我知道你的本事,我也很清楚你对帝国的忠心,像你这么既有本事又忠心的人才真的是不多了,我要将帝国的“剿匪”事宜交由你全权负责。我命你为钦差大臣,总领江南四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军政,地方大小文武官员皆受你节制,全权负责“剿匪”。这一决定无疑是把江南半壁江山托付给了曾国藩。授予汉人如此重要实权,清朝开国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就连引清入关的那位平西王吴三桂,军政实权亦不过云贵两省而已。由此可见,慈禧之所以能成为慈禧,那还是因为她有很多过人之处的。慈禧的懿旨让曾国藩一时之间幸福得懵了。不过曾国藩毕竟是曾国藩,几秒钟之后就从巨大的幸福之中清醒过来,复旨道:臣必倾力而为!曾国藩带着这番承诺沉重地踏上了新的征途。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虽然曾国藩的得力手下胡林翼在这一年离他而去,病死于战场,但幸好此时他手下还有几个好帮手,譬如擅长杀人纵火屠城的九弟曾国荃,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自视甚高到有些看不起他的左宗棠,当然最得力的还是他的得意弟子——1823年出生的李鸿章,啰唆一句,李鸿章也属羊。曾国藩就是慈禧重用的第一个汉人。第二个汉人则是一个叫做袁甲三的汉人,他当时的职位名称很长——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长兼粮食部长兼八省军区司令,是官居一品的大员。鉴于袁甲三的级别已经如此之高,所以慈禧对他的使用算是继续重用。袁甲三与曾国藩一样,同为咸丰时期的老臣。难得的是,两人还是同学关系,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而且两人都擅长“剿匪”业务,他们唯一的区别是业务范围不大一样,曾国藩专门对付太平天国,而袁甲三则专心对付捻军。因此,袁甲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慈禧全权剿灭捻军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成功秘诀在曾国藩踏上新的征途之前,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解释一下,曾国藩一介文人,凭什么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猛人掰手腕?因为曾国藩拥有一支高素质的部队,这是他能够获胜的秘诀。曾国藩是一个明白人,他明白死抱着团练不放只有死路一条。要想赢,就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军队模式。因为太平军绝非被团练镇压的白莲教,他们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有自己的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无人不饱”。这样的军队是可怕的!要想抗衡太平军,必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自己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并具备坚定信仰的军队!这个难题没有难倒曾国藩,他很快就想到了办法。训练有素?好办。办法就在明朝抗倭大将——戚家军的领袖戚继光身上。戚继光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率领的戚家军在面对倭寇时战无不胜,更在于他的无私。戚继光将自己创立的那套历经时间考验的练兵打仗的方法与心得都总结出来,编撰成书,留予后人。在明朝战神戚继光逝世三百年后,他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光辉著作成了湘军的必备军事教材。坚定信仰?好办,你洪秀全不是反孔孟吗,不是仇视成功的读书人吗?我曾国藩就反其道而行之,捍卫孔孟传统,收天下士子之心!你洪秀全以宗教成军,我即以儒生士大夫为将成军。士兵从哪里来呢?这个也好办,自己在湖南亲戚朋友、子弟门生多,让他们各自回家乡招兵,而且只准招那种老实巴交的乡农,乡农不仅听话心眼少,而且大家一个村出来的,有吃一起吃,有架一起打,玩命自然也是大家一块上,团队精神相当不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最要命的问题来了,去哪里弄钱养活军队?找人借钱不是长久之道,这个问题可把曾国藩给难住了。这时,好朋友胡林翼给他出了个金点子:我有一个双赢的办法,收税。虽然我们没有权力收商税,但那个满人湖广总督有,所以我们可以跟那个满人合作。只要他答应帮我们征税养活军队,那我们则保证在打完胜仗向领导汇报的时候,把他的名字放在功劳簿的最前面。多征点税又不会让他少根毛,对他来说政绩最重要,他一定会跟我们合作!胡林翼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湖广总督虽没有拍着胸脯给曾国藩打包票,却默许:只要你把首功让给我,你就放心地收税吧,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万事齐全。一支令史书铭记的军队终于诞生了。因为士兵和将领大都来自湖南,所以曾国藩的这支战力强悍的私军被称为湘军。当然,曾国藩的湘军也不是没有失败过,最初的时候他失败过多次,还败得很惨。在江西九江,湘军水师先后两次被石达开打得近乎全军覆没,曾国藩也两次跳水自杀,幸好小弟们给力,奋勇相救,才没让他成功自杀。在安徽三河,湘军精锐主力李续宾部被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杀得全军覆没,曾国藩哀恸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在写战报时,曾国藩犯了难,要照实写,自己吃败仗得军法从事,要虚报战况,被上边知道后自己是欺君,还得掉脑袋,于是他写“臣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把“屡战屡败”这四个字倒过来写,朝廷反而夸他坚持作战,下令嘉奖他。虽然曾国藩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他从未头脑发热,急不可耐,犯下低级错误,从而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恰好相反,曾国藩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对自己在修身、为政、用人、治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把这些心得体会写进了他给家人的书信之中,十几年如一日,后人把他的这些家书整理成了《曾文正公家书》,供世人拜读。与此同时,曾国藩也渐渐地摸清了太平军的进攻套路和方法,至于湘军这支刚成军不久的部队,也得到了难得的实战经验。在铁与血的淬炼中,曾国藩和湘军都变得像冰一样冷静、像竹一样坚韧。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太平军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这就是曾国藩获得胜利的原因。湘军是一个好榜样,这之后的近一百年,从湖南走出来的部队,总是特别彪悍、特别坚韧。他的徒弟他的团除开创立湘军,曾国藩之所以被后人称为完人或宗师,是因为他的境界和气量确实比其他人高一个档次,堪称大家,大巧不工,形似王道。譬如部下左宗棠,老是自认为学识、带兵打仗的本事都比曾国藩强,因此一直牛皮哄哄的,态度傲慢,不怎么听话。但曾国藩不以为意,宽容地原谅了他的无礼,还尽力提携他,让他独掌一军(楚军),终于收服了左宗棠这颗骄傲的心。曾国藩的处世方式告诉我们:宽容从来就不是软弱。曾国藩接到慈禧的旨意后,师出有名的他决定大举反攻太平军,他做了两件事情来支撑他的这个决定:一是开始科技强军。在见识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之后,曾国藩决定打造一支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铁血军队。于是,曾国藩借刚刚取得的“安庆大捷”的好势头创建了安庆军械所,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没多久,各种各样的子弹、火药、枪炮,甚至包括蒸汽机舰船,都陆陆续续地武装到湘军各部队。二是开始新的战略布局。哪怕是反攻,曾国藩的计划也是集中优势兵力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清理如江苏和浙江等外围战场,断其财源,阻其外援,稳固推进,最后湘军主力从西往东,沿江而下,围攻南京。这个战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执行起来有一个问题:地位极其重要的江苏战场缺乏一个靠谱的人去指挥。思来想去,曾国藩决定派遣能力出众的弟子李鸿章去上海开展工作,拖住李秀成的主力,配合大本营作战,以便将来湘军对南京发起总攻。李鸿章走之前被曾国藩召去见面,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你这一去,从此我就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李鸿章谦虚地回答:老师这儿人才济济,胜过我的有很多。曾国藩磨磨叽叽半天后,终于说出此次召见李鸿章的本意:徒儿,现在湘军人手不够,你这一去我可没有富余的兵给你,这次我让你去做统帅、做江苏巡抚,官职不小,权力颇大,只是手下无人,所以兵将的事就只能由你自己解决了。闹了半天,李鸿章原来是个光杆司令。不过李鸿章也不是吃素的,这么高难度的任务没有难倒他。出身名门望族的李鸿章利用家族的关系招来许多安徽老家的世交弟兄。“刘麻子”刘铭传也慕名而来。就这样,李鸿章两个月就招到了近七千人,这就是淮军的初始班底。不过淮军的军官大都来自安徽的乡间,这些农村汉子缺乏现代军事知识,后来甲午战争的失利与这不无关系。淮军成形后,曾国藩的总攻时机也到了。他用冷静而温和的口吻下达了足足等待了十年的决战命令: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攻江苏,浙江巡抚左宗棠攻浙江,曾国荃攻南京!一声令下,万军齐发,万众瞩目的江南战场决战开始!李秀成,这一次,你的末日一定到了!湘军大营中的曾国藩,其内心世界远不像他的外表看起来的那么平静。太平军总司令李秀成的日子确实很难过,因为太平天国人才凋零。太平天国之所以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秘密就在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上。洪秀全出于屡试不第对科举的愤恨,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大搞“文化恐怖”活动。按照“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专业人员具体抓”的工作原则,洪教主不仅成立了“删书衙”亲自抓删改四书五经的工作,还安排心腹带着小弟们焚烧古书,禁绝儒家文化。一系列动作下来,有文化的人几乎都不愿意参加太平军,极少数参加者也没有好下场。因此,太平军的骨干力量就是起义之初的那些矿工和农民,随着这些人的逐渐牺牲,太平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雪上加霜的是,超级猛将英王陈玉成庐州战事不利,突围中死于背叛,时年26岁。陈玉成宛若一朵樱花,在劲风中怒放却又迅速凋谢。出卖他的人叫苗沛霖。此人在清政府、捻军、太平天国三个平台之间来回投靠,他的字典里没有敌、我、友,只有反复无常,只有利益,是近代史上最无原则性的军阀之一。以后还会讲到一个叫石犮三的人,其无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故事主线,苗沛霖的事迹就不多说了。陈玉成轰然倒下,李秀成更是独木难支。所以决战开始后,李秀成在南京、上海、浙江三地来回奔波,疲于奔命,每打完一仗,都累得半死不活。此消彼长,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苏州失守,浙江告急,南京危殆!太平天国江河日下,其势已非人力可以挽回!真正的赢家1863年12月,李秀成向洪秀全进“让城别走”之策,意思是说咱们困守南京肯定是死路一条,还不如放弃南京换个有利的地方打游击以图再起呢!人最先衰老的从来不是容貌,而是那份不顾一切的闯劲!年近五十的洪秀全早已失去当初的创业勇气,果断地拒绝了李秀成:怕什么!我们就据城一战,我的天兵多过水,将会把天京守得像铁桶一般!1864年6月,死也舍不得离开南京的洪教主“升天”,死因一说为病死,一说为自杀。同月,洪秀全16岁长子洪天贵福继位,是为幼天王。7月下旬,曾国荃攻陷南京,纵火,屠城。火光映天,血水横流!不时传出被烧死和杀死的太平军士兵、普通老百姓的惨叫声,这是惨无人道的人间炼狱!无力回天了!城外不远处,李秀

                        内乱,所以要以这种方式来批评他。又评价说,当初公子归生拿畜生说事,劝阻公子宋,是“仁”的表现;然而没有揭发公子宋的阴谋,反而被迫成为公子宋的同党,是“不武”的表现。所以,公子归生不能达到“仁”的境界而陷入弑君的罪名。郑灵公死后,郑国人准备立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去疾(字子良)为君。公子去疾推辞说:“如果以贤良为标准选择君主,我显然达不到;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我又不及公子坚年长。”于是立郑灵公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坚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襄公。郑襄公既然即位为君,按照当时的习惯,郑穆公的其他儿子被统称为“穆氏之族”。郑襄公上台之后,准备驱逐郑穆公的其他儿子出境,以免他们威胁自己的地位。唯独公子去疾因为曾经让位于他,所以特别开恩,允许公子去疾继续在郑国生活。公子去疾对此坚决反对,说:“穆公的后人都应当留在郑国,这是他老人家的愿望。如果您一定要驱逐他们,就应该一视同仁,单独留下我有什么用?”郑襄公才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于是放了兄弟们一马,让他们都留在郑国做大夫。楚庄王的一只乌龟,引起了郑国的政权更迭,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是,他没有心情看郑国的热闹,因为他本人正面临亲政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危机的根源是楚国现任令尹斗越椒。前面说过,斗越椒是若敖氏的后人,与楚庄王是同祖同宗。自楚成王年代的斗谷於菟当上楚国的令尹以来,若敖氏基本上垄断了令尹这一职务,成为楚国的令尹专业户。斗越椒的父亲字子良,是子文的弟弟,在楚成王年代担任司马一职。子文对斗越椒这个侄子历来不感冒,甚至可以说是很反感。他曾经劝子良说:“你这个儿子有熊虎的外表和豺狼的声音,最好现在就杀掉他。否则的话,将给我们若敖之族带来灭顶之灾。谚语说,‘狼子野心’,你儿子就是狼,又怎么能够畜养?”子良对于子文的这一番话,将信将疑,慢慢也就忘了。但子文对斗越椒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还把自己的族人召集起来说:“一旦斗椒当政,你们就赶快逃离楚国,免得受其牵累,大祸临头。”子文越想越不放心,潸然泪下,哀叹道:“就算是鬼,也要求食,难道我们若敖氏之鬼,就要没有饭吃了吗?”鬼靠后人供养。子文这样说,自然是指若敖氏即将灭族,以至于没有后人可以供奉祭祀先祖了。楚庄王年代,子文的儿子斗般担任令尹,斗越椒担任司马,蒍贾担任工正。斗越椒与蒍贾结成政治同盟,联合起来在楚庄王面前说斗般的坏话,将斗般赶下台,由斗越椒取而代之,蒍贾则升任司马。后来,斗越椒又与蒍贾发生矛盾,于是利用若敖之族的势力,将蒍贾囚禁在轑阳(楚地名),后来又将他杀死。司马是卿一级的大官。斗越椒敢通过家族的势力囚禁和杀死司马,可见其在国内是何等飞扬跋扈,完全没把楚庄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放在眼里。他凭借的是什么?是若敖之族在楚国的地位。自子文以来,若敖之族盘踞在楚国令尹的高位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者,他们的门生旧吏、亲戚朋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根系,牢牢地扎根于楚国,若敖之族已经成为不可一世的政坛哥斯拉。毫不夸张地说,若敖之族跺跺脚,荆楚大地都能感觉到震动。而斗越椒杀死蒍贾之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烝野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楚庄王。面对斗越椒的挑战,楚庄王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起兵讨伐,而是妥协。他向斗越椒提出,以三王之子作为人质,送到斗越椒处,换取楚国的和平。所谓三王之子,就是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的后人,也是楚国王室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庄王提出将这些人送给斗越椒做人质,打的也是一张亲情牌,希望斗越椒看在同一个祖宗的份上,不要分裂楚国。但是,这一建议被斗越椒拒绝了。他带领大军向郢都前进,并在漳澨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事到如今,楚庄王不打都不行了。他只好率领部队从郢都出发,前去迎战斗越椒。双方相遇于皋浒。从人数上讲,楚庄王的部队占优势。但是,从质量上讲,斗越椒率领的若敖之卒,自古以来就是楚军的精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与普通的楚国部队相比,是职业军人与义务兵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斗越椒本人更是文武双全,出得朝堂,下得战场,尤其以善射闻名于世。当时两军对峙,斗越椒艺高人胆大,单车独乘跑出队列,要求楚庄王出来对话。楚庄王早就听过斗越椒的箭术,没有上他的当,远远地躲在射程之外,甘当缩头乌龟。斗越椒在阵前叫骂了一通,也不见有人出来应战,于是认准楚庄王所在的位置,远远地弯弓搭箭,一箭射过来。按照人们的常识判断,斗越椒这一箭无论如何伤不到楚庄王,因为它在半路就会失去劲道,掉在池塘里。楚庄王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他看到斗越椒弯弓搭箭的时候,心里一点也不紧张,等到他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那箭已经“嗖”地一声,射穿了戎车的车辕,牢牢地钉在战鼓的鼓架上。楚庄王冒了一身冷汗。斗越椒一箭不中,又射一箭。这一箭再次射穿车辕,而且将戎车的车篷射穿,不知所终。楚庄王再也受不了了,连忙下令全军撤退,避其锋芒。当天夜里,楚庄王派人在大营中巡视,安慰士兵说:“当年先君楚文王讨伐息国,在息国的大庙中获得三支长箭。斗越椒偷走了其中两支,已经射完了,没什么好怕的了。”这话连楚庄王本人都不太相信,但是对于鼓舞士兵们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天一早,楚庄王率领全军扑向斗越椒的部队,将斗越椒和他的若敖之卒全部消灭。关于这一战,《左传》的记载可谓简之又简,仅有“(楚庄王)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干巴巴的九个字。但是,在后世人的杜撰中,这一战却是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出现了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神箭手养由基,与斗越椒两人隔着一条河比赛射箭,结果养由基轻而易举地将斗越椒射死,为楚庄王平息叛乱立下了头功。既然是杜撰,我们姑妄听之罢。值得一提的是,养由基这个人物,在《左传》的记载中,还将多次出现,毕竟不是凭空捏造的人物。通过皋浒之战,楚庄王彻底清除了若敖之族对楚国政局的影响,对稳定楚国内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想当年,子文在临死之前劝自己的族人远离斗越椒,可谓有先见之明。但是,在斗越椒当上令尹之后,若敖之族非但没有逃离楚国,反而助纣为虐,帮助斗越椒囚禁和杀死蒍贾,走上了叛乱和分裂楚国的道路,因此才会有灭族之灾。若敖之族也并未因此完全绝后。斗越椒举兵反叛的时候,若敖有一位后人,名叫克黄,时任楚国的箴尹(官名),被楚庄王派去出使齐国。回来途中,他听到斗越椒反叛和战败的消息。跟随他的人都说,不能再回楚国去了。克黄说:“抛弃君主的使命,这样的人谁敢收留?君主就是天啊,获罪于天,哪里有地方可以逃逸?”于是从容回国复命,然后跑到司法官那里去听候发落。克黄的行为使得楚庄王相当感动,他不禁又想起子文担任令尹期间为楚国所作的重大贡献,说:“如果连子文都无后于楚国,我们又如何能够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建设楚国的美好明天呢?”于是网开一面,让克黄官复原职,并且给他改名为生,生生不息的生。在这之后,一个名叫蒍敖的人登上政治舞台,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蒍敖又被称为孙叔敖。在历史上,“楚庄王加孙叔敖”这对组合的名气,并不亚于“楚成王加子文”组合。【外戚干政:外公政治】公元前608年,在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之后,鲁文公的儿子公子倭终于登上了鲁国君主的宝座,成为了历史上的鲁宣公。春秋时期,子以母贵。儿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的地位,而母亲的地位取决于两点:一是她的娘家的地位,二是她在夫家的受宠程度。而前者往往又决定后者,也就是说,一个女人的娘家地位高,她在夫家自然容易受到尊重和宠爱,这是政治婚姻的本质决定的。母亲的娘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公家。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中能否脱颖而出,成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公的地位与实力。而外公们(有时候是舅舅们),大多也热衷于关心和干涉女婿家的内政,替自己的外孙撑腰打气,帮助他们争权夺利,这就导致了春秋时期独特的政治现象——外公政治。遥想当年,郑庄公的儿子世子忽因为屡次拒绝齐僖公的好意,没有娶齐国公主为妻,结果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外援,继承君位没几天就被自己的弟弟公子突赶下台。而公子突之所以抢夺世子忽的君位,更多则是因为公子突的外公——宋国的权臣雍氏家的主导与谋划。世子忽和公子突兄弟阋墙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外公政治的现实性。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去世。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赵盾为此大会诸侯,动员了兵车八百乘讨伐邾国,要为捷菑讨回公道——这是外公政治的又一典型案例。公子倭本来无权继承君位,他的母亲敬嬴只是鲁文公的小妾,也没有实力雄厚的娘家作为后盾。而且,鲁文公的嫡妻姜氏是齐国的公主,所生的儿子公子恶早就被立为大子。站在外公政治的角度,公子倭与公子恶竞争,毫无胜算。可是,敬嬴是个有心计的女人,早早就搞掂了鲁国的权臣公子遂,获得了公子遂的支持。公子遂跑到齐国,和新上任的齐惠公达成一笔交易,居然使得齐国抛弃了公子恶这位外孙,转而支持非亲非故的公子倭,使得公子遂可以放心大胆地干掉公子恶,将公子倭扶上君位,也算是外公政治中的小概率事件。根据公子遂和齐惠公达成的交易,公元前608年正月,鲁宣公正式即位的当月,就派公子遂为迎亲大臣,前往齐国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先君鲁文公尸骨未寒,便急急忙忙给自己办喜事,鲁宣公此举在当时无疑受到舆论的谴责,后人对此也多持讥讽的态度。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是鲁宣公急于讨好齐惠公,以此换取齐国更大支持的实际举动,倒也无可厚非。毕竟,为了政权稳固,为了国家安全,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也是难免。《春秋》这样记载:“公子遂如齐逆女。”逆就是迎接,女当然是齐国公主。接着又记载:“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至自齐,是当时习惯的语序,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自齐至,从齐国回来之意。为什么去的时候称为“公子遂”,回来的时候称为“遂”呢?《左传》解释,是为了对齐国来的新夫人表示尊重。公子,是当时贵族通常的尊称,舍去公子的称号,则是尊重更为显贵的人。以此为始,齐鲁两国迅速进入一个新的蜜月期。当然,这种蜜月关系并不对等,就像冷战时期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一般不对等。有大量史实为证。同年夏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带着大量财礼访问齐国,请求安排齐鲁两国元首会晤,希望通过会晤这种形式,齐国正式确认鲁宣公政权的合法性——毕竟是通过“弑君”上台的,心里总想着寻求外交承认。齐惠公收了鲁国人的贿赂,倒也不含糊,很快与鲁宣公在平州见面,承认了鲁宣公的诸侯地位。受宠若惊的鲁宣公回国之后,马上又安排公子遂再次访问齐国,专程对齐惠公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不是一句话,要拿出实际的东西才行。同年六月,齐国人正式接收了鲁国的济西土地。说句题外话,以土地换承认,是从古至今对自身的合法性没信心的统治者惯用的手段。公元前605年,今山东省境内的两个小国,郯国与莒国发生外交纠纷。自认为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鲁宣公配合齐惠公,想以大国的身份平息小国的纠纷,要求郯莒两国举行谈判,和平解决纷争。没想到,莒国人拒绝了调解。鲁宣公恼羞成怒,派兵进攻莒国,夺取了向城。对此,《左传》冷冷地评价说:“非礼也!”理由是,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当以礼为之,而不能以乱为之。动用武力就是以乱冶乱,不可能达到解决矛盾、共享太平的目的。其实,鲁宣公并非不知道这些大道理,可是为了在齐惠公面前效犬马之劳,非礼就非礼吧。公元前604年春天,鲁宣公又主动跑到齐国去朝觐齐惠公。这一去就呆了好几个月,直到夏天才回到鲁国。之所以住那么久,不是因为齐惠公好客,而是因为齐国的世袭贵族高固看中了鲁国的公主叔姬,要求齐惠公将鲁宣公强行留下来,商讨高固迎娶叔姬的事宜。前面说过,国、高二氏世代为齐国的上卿,最早是周天子派到齐国去监管齐侯的贵族,身份非常显贵。可是,高固再显贵,也不过是卿一级的人物,和诸侯不能平起平坐。在等级观念相当强大的春秋时期,诸侯之女如果嫁给邻国的卿大夫,是相当没面子的事。鲁宣公很难答应齐国人这一无礼的要求。没关系,那就乖乖呆在齐国吧,不打你也不骂你,只要你坐坐冷板凳就行。到了夏天,鲁宣公终于投降,接受了高固的求婚,才被解除软禁,回到鲁国。同年秋天,高固兴高采烈地来到鲁国,迎娶了他的新媳妇叔姬。高固这样做,倒是符合当时的婚礼习俗:诸侯娶老婆,派卿出境迎亲;卿大夫娶老婆,就得自己亲自出马了。三个月后,抱得美人归的高固又带着老婆回娘家行“反马”之礼。所谓反马,也叫返马。春秋时期,卿大夫娶妻,女方乘坐娘家的车马到夫家来。成婚之后三个月,夫家将车留下,而将马送回其娘家,就是反马。据介绍,留车是新媳妇表示谦逊,不敢自认为必定能够得到夫家欢心而长久居住,一旦发生休妻事件,则将乘此车回娘家;而反马则是夫家接受新人,表示不至于发生休妻之事。公元前602年,鲁宣公跟从齐惠公,带兵讨伐山东的莱国。莱国是小国,从地理位置上看,莱国位于齐国之东,而鲁国在齐国之西,莱鲁两国根本不搭界,也没有产生任何外交上的不愉快。因此,鲁国讨伐莱国,完全是为齐国效力。《春秋》记载:“(鲁)公会齐侯伐莱。”《左传》解释,之所以用“会”这个字,是因为齐鲁两国在这件事上没有共同利益。但凡出兵,如果有共同利益,就应该用“及”字,没有共同利益则用“会”。由此可见,虽然有叔姬下嫁高固之辱,鲁宣公在齐惠公鞍前马后效力,仍然是积极得很,不敢有丝毫懈怠。鲁宣公这样委曲求全,对于加强齐鲁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保障鲁国的安全,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天下的霸主不是齐国,而是晋国。自鲁宣公即位以来,只顾给齐国人擦鞋,竟然完全把晋国抛到了一边。晋成公上台,他没有前去祝贺,也没有派大夫代表他前去祝贺。这在当时是十分失礼的事。晋国人嘴上不说,心里却有了一个大疙瘩。虽然现在的晋国与晋文公、晋襄公时期相比,国势已经大不如从前,但仍然是一个不容轻视的庞然大物。晋成公即位之后,晋楚之间的争霸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郑国。公元前605年冬天,楚庄王刚刚解决完国内的斗越椒之乱,就派兵攻打郑国,企图将郑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前604年冬天,楚军再次入侵郑国,顺便与陈国签订了盟约。晋国则派荀林父为将,带兵救援郑国,同时讨伐陈国。公元前603年冬天,楚军连续第三年进攻郑国,终于迫使郑国臣服,与楚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公元前602年,郑国在大夫公子宋的主持下,又与晋国秘密谈判,背弃楚国而投入晋国的怀抱。于是,同年冬天,晋国在黑壤(地名)召开诸侯大会,重温霸主的旧梦。一向不搭理晋国的鲁宣公这次冒冒失失地跑到黑壤,准备在中原各国诸侯面前露露脸。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鲁宣公一到黑壤,就被晋国

                        ”按照赵穿的意见,A如果想讨好B,最好先去欺负B的儿子,然后以不再欺负B的儿子为条件,与A进行谈判。这与当年郑庄公对周天子的“打一巴掌,再给颗糖”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没搞清楚,郑庄公之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周王室的实力远远不如郑国。而秦国与周天子不可相提并论,秦国的实力足以与晋国抗衡,而且秦国人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晋国人老早就领教过的,怎么能够指望秦国人挨个巴掌再来吃你那颗可怜的糖果呢?可笑的是赵盾居然听了赵穿的意见,于同年冬天派赵穿带兵入侵崇国,然后再派使者到秦国要求和谈。可想而知,秦国人给了赵盾的使者一张冷板凳,让晋国人先冷冷屁股再思考问题。《左传》写到这段历史评论说,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主持国政,数次强谏晋灵公而不成,所以晋国势弱,在国际竞争中输给了楚国。从那些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我倒是觉得,责任不在少不经事的晋灵公,喜欢瞎折腾的赵盾才是晋国衰落的真正原因。【权臣和昏君的博弈】公元前608年冬天,赵盾派赵穿率领大军讨伐崇国,使得秦晋之间本来就很恶劣的关系雪上加霜。西边的威胁尚未解除,晋国又联合宋国,再一次发兵讨伐郑国,以雪北林之战的耻辱。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郑国现在是楚国的铁杆盟友,讨伐郑国就是和楚国过不去,楚国必定会派兵干涉。而楚国人一旦出兵,就算是晋国与宋国的联军也未必是楚军的对手。对此,赵盾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是,还是要讨伐郑国。其一,郑国是中原的心脏,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拉拢,就必须通过武力来迫使其转变态度,或是彻底将其征服。其二,晋国和宋国进攻郑国,近在咫尺,来去自由。而楚国要救援郑国,则不免要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等到楚军赶到,晋军大可以主动后撤,避其锋芒,待楚军撤走再实施反攻,如此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楚军疲于奔命,而晋军以逸待劳,则战略优势始终保持在晋国一方。应该说,赵盾的判断是准确的。楚国如果派兵援郑,则不免陷入战略被动;如果不派兵援郑,则很有可能失去郑国的信赖,使得郑国倒向晋国的怀抱。楚庄王接到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倒是一点也不紧张,他派人给郑穆公送去一道指令,命令他以攻为守,立刻派公子归生带兵讨伐宋国。说来也怪,一向只随东风舞秋叶的郑国人接到楚庄王的这道指令,仿佛喝了一剂强力春药,腰杆子立刻就硬起来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7年春天,公子归生率领大军从新郑出发,直扑宋国。宋国人惊讶之余,派右师华元和新任司寇乐吕带兵进行防御。两国军队在宋国的大棘(地名)相遇,郑国人气势如虹,将宋国打得大败而归。战斗中,华元被俘、乐吕战死,郑军还缴获了宋军兵车四百六十乘、俘虏士兵二百五十人,而且割下一百颗首级以炫耀战功。战果之辉煌,恐怕连郑国人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就算当年先君郑庄公纵横河洛,郑厉公用兵如神,也不曾一次战斗就缴获兵车四百六十乘啊!郑国的胜利来得莫明其妙,宋国的惨败却可以找到原因:第一,自宋昭公上台以来,宋国的政局就严重不稳定。而宋文公靠弑君登上君位,并未能扭转局势,使这种状况好转。大棘之战的前两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冬天,宋国又发生了新的内乱,宋文公的亲弟弟公子须联合贵族武氏,阴谋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宋昭公的儿子。宋文公及时觉察,杀子公子须和宋昭公的儿子,并且发动华、乐、向、鱼、荡等贵族讨伐武氏,将武氏族人统统驱逐出境。乐吕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当上宋国的司寇的。第二,宋军的统帅华元在战前杀羊犒劳将士,担任其战车驾驶员的羊斟却没有分到一杯羹,心理极度不平衡。战斗打响之后,羊斟说:“前日分羊是你说了算,今天的事是我说了算。”于是不听指挥,驾着战车直奔郑军,使得华元成为了郑军的俘虏。第三,宋国大夫狂校奉命迎战郑军,郑军将领的战车不慎陷入一块洼地。本来这是一个杀敌立功的大好机会,狂校却颇有先君宋襄公的遗风,不但不落井下石,反而倒持长戟,将郑国人拉了上来。结果可想而知,郑国人一上来就拔刀杀了狂校,狂校的部属也一哄而散。《左传》评价狂校的行为:“狂校犯了失礼、违命的双重错误,死不足惜。战斗之中,果敢坚毅存于耳,而记于心,且表现于外,就叫做礼。杀敌就是果敢,就是坚毅。狂校却反其道而行之,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部队崩溃,主帅被俘,宋国人在大棘可谓丢尽了脸。战后,宋文公马上派了一个使者去见公子归生,要求将华元赎回。公子归生随口说了一个数:兵车百乘,良马四百匹!不许讨价还价,还一次价就翻一番,嫌贵别赎,咱们可以将贵国右师装在铁笼子里,带回新郑去展览一个月,然后再送到郢都动物园去长期饲养。公子归生开出的这个价,在当时差不多可以装备半个三流国家的军队,显然有敲诈之嫌。但宋文公收到账单,二话没说,就照单发货——如果堂堂宋国右师被送到楚国去展览,他这个国君就真的无脸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了。华元本人为宋文公节省了一部分开支。宋国人刚给郑国人送去兵车五十乘和良马二百匹,华元就瞅着个机会,从郑军大营中逃了出来,一路狂奔回到了宋国。宋文公带着各位大夫到城门口去迎接华元,羊斟也在其中。华元见到羊斟,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让大伙都感到很吃惊的话:“如果不是你的马不听使唤,我又怎么会沦为郑人的俘虏?”华元给了羊斟一个台阶,羊斟却不敢顺势而下。他战战兢兢,老半天才鼓起勇气说了一句老实话:“不是马的原因,是人的原因。”当天夜里,羊斟就收拾行李,连夜逃往鲁国。当然,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读。后世有人认为,华元对羊斟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分羊这件事情上确实有过失,所以主动宽慰羊斟;而羊斟对分羊的事仍然耿耿于怀,所以明确地告诉华元:事情就是我做的,而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你!华元纵使在分羊的事情上有失误,羊斟的报复却显然大大超过了他所受到的感情伤害,而且也超出了私人恩怨的范围。《左传》评价羊斟说:“不是人!因私废公,祸国殃民,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并且以《诗经》中“人之无良”的诗句拿来比喻羊斟,说他害民以逞匹夫之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元逃归之后,不但没有追究羊斟的责任,反而用言语来安慰他,也是难得的大度。大棘之战后,宋国加强了战备,重新加固首都商丘的城墙。华元身为司马,每天都亲自巡视筑城的工地。筑城的民工编了首歌来挖苦他:“大眼儿突突,大肚皮挺挺,丢盔卸甲逃回家,好在漂亮的胡须还在脸上,呼儿嘿哟,丢盔卸甲又来做监工。”华元又羞又恼,叫自己的随从回唱道:“有牛就有皮,仓库里多得是,丢盗弃甲又有什么了不起!”古代制造盔甲盾牌,均需要用到牛皮。华元的意思是,盔甲丢了还可以重置,原料很充足。没想到民工的脑子转得很快,又挖苦地唱道:“就算有牛皮,上哪去弄那么多漆材?”华元一听,连忙对随从说:“快,快离开这里,他们人多势众,咱们不是对手。”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华元这个人的心胸确实宽阔,单凭这一点,历史舞台上还有他的一席之地。后人将讲大话说成“吹牛皮”,是否出自华元这一典故?也许是。大棘之战给宋国带来巨大损失,也敲了晋国一闷棍。秦国不失时机,出兵讨伐晋国,扬言要为崇国主持公道。秦兵包围了晋国的焦城。赵盾尽起晋国三军援救焦城,想与秦军的主力决战,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方威胁。但是他扑了个空,秦军已经将焦城劫掠一空,退回国内了。赵盾不愿意空手而归,于是动员宋、卫、陈三国共同讨伐郑国,号称要替宋国雪大棘战败之耻。这一次,楚庄王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也站出来说:“既然要号令诸侯,又怎能不救其难?”于是派令尹斗椒出兵救援郑国。斗椒,又名斗越椒。斗是楚国的显姓,其先祖为春秋初期楚国的国君熊仪,熊仪之子伯比获封斗邑,所以以斗为氏。又因熊仪号称“若敖”,所以斗氏一族又被称为若敖之族。自斗谷於菟(子担任楚国的令尹以来,令尹之职基本由若敖一族担任。斗氏在楚国可以说是贵族中的贵族。斗越椒第一次在国际上露面,是公元前618年奉楚穆王之命出访鲁国,但一露面就给人留下一个傲慢的印象,鲁国大夫惠伯私下对人说:“这家伙恐怕会给若敖之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态度如此傲慢,上天不会赐福于他!”斗越椒率领的楚国大军抵达郑国,就等着晋军前来决战。赵盾却又突然退缩了,对别人说:“若敖之族在楚国太强势了,盛极必衰,咱们姑且避其锋芒,让他们更加得意,可以加速其灭亡。”于是又引兵退回晋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赵盾看问题倒也很准。但是他之所以撤兵回国,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为了加速斗越椒的灭亡,而是不敢与楚军正面交锋。毕竟,这个时候的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力量相较,可以用“今非昔比”来形容。赵盾急于回国,很可能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晋国国内局势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对于赵盾来说,是致命的。问题出在晋灵公身上。晋灵公上台的时候,尚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十多年过去,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当然,按当时的标准,他完全是一个成年人了。人虽成年,但这十多年间,晋国的大局一直由赵盾主持,晋灵公作为名义上的主人,最风光的场面,也就是在赵盾纠合诸侯炫耀武力的时候被搬出来,像木偶一样接受诸侯的朝拜。晋国从晋襄公年代的天下霸主退化成为晋灵公年代四面受敌的二流强国,主要责任当然不在晋灵公身上,而在当时的执政者赵盾身上。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晋灵公是一个大大的暴君、昏君加庸君。晋国之所以沦落为二流强国,主要责任不在于赵盾,而在于晋灵公。即使在《左传》的记载中,也是指责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多次劝谏无效,所以晋国在国际竞争中输于楚国。而事实是,那些年间,晋国的政治全出于赵氏一门,所有的外交和军事失败,基本上与姓赵的有关,晋灵公只是一个傀儡,一颗操纵在赵盾手上的棋子,为什么要担负国家衰落的责任呢?诚然,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而言,晋灵公确实是个纨绔子弟,甚至可以说是个品行恶劣的纨绔子弟。据记载,他的个人爱好之一,是坐在公宫的城墙上,用弹弓打墙外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人惊恐地四散逃去,他就觉得很开心。他的弹弓是绛都的名匠所制,弹丸则是黄豆大小的铜丸子,如果打在人头上,很快会隆起一个巨大的血包。如果正好打中眼睛,那个人就可以宣告变成独眼龙了,而且没有人给赔偿,医药费自负,因此而找不到老婆也就是活该倒霉——幸好晋灵公的弹法一直不怎么准,偶尔打中一次人眼,也是碰运气。久而久之,就没人敢从宫墙外经过了;非要从那里经过的,也会事先准备好一只铁锅顶在头上,弯着身子,碎步疾进,直到离宫墙很远才敢摘掉铁锅,挺直了身子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那段时间卖锅的生意特别好,他们的梦想就是晋灵公不要老呆在宫里,而是跑出宫来弹人,好让绛都城里每个市民都顶上一只铁锅才敢出门。如果说爱打弹弓还只是顽劣的话,晋灵公的另一桩恶行就相当残暴了。据《左传》记载,晋灵公的厨子给他做熊掌,端上来之后才发现没有炖熟。晋灵公勃然大怒,不但当场将厨子杀了,还将他的尸首装在草筐里,命宫女抬着,公然经过朝堂。朝堂是什么地方?是国君与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的地方。晋灵公这样做,一方面是暴戾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赵盾独掌大权,将他排除在国事之外,他希望用这种血淋淋的手段来引起列位大臣的注意——只有他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这和小孩想要通过哭闹等手段来引起大人的注意,具有相似的心理机制。可“巧”,当时赵盾正好在朝堂之上主持政务会议。见到厨子的手垂在草筐之外,一路滴着鲜血,赵盾便派人拦住几位宫女询问情况。宫女们哭哭啼啼把情况一说,赵盾便坐不住了,说:“这小兔崽子也太过分了,我要去教训教训他!”士会连忙拦住他说:“如果主公听不进您的进谏,就没有人会接着去进谏了。请让我先去劝劝他,他不听的话,您再出马不迟。”士会去见晋灵公,先是远远地立于门阶之外,以示恭敬。晋灵公装作没看见。士会于是又躬着身子往前走,来到内庭,晋灵公仍然视而不见。士会不得已,只好一直走到檐下滴水的地方,这下晋灵公也没办法装了,大声说:“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也知道错了,以后改正。”士会恭恭敬敬地稽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则善莫大焉。《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人们常常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好的结果。照此看来,能够补救自己的过错的人是很少的。君主如果有好的结果,不只是群臣有了依靠,社稷也会因此而稳固。《诗经》上又说,‘衮职有阙,惟中山甫补之。’君主如果能够补救自己的过失,则可以保住自己的位置,安享太平。”士会这番话,其实是在提醒晋灵公,如果再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恐怕君位不保。然而,晋灵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后来赵盾又劝谏了几次,搞得晋灵公很烦,越看越觉得赵盾不顺眼,表面上服服帖帖,心里面却恨得直咬牙。终于有一天,晋灵公派了一个叫鉏(chú)麑(nī)的人去刺杀赵盾。鉏麑是晋国有名的刀手,但显然不是一名合格的刺客。他选择了初秋的一个黎明前去赵盾府上。天还没亮,鉏麑施展轻功,轻而易举地翻过赵家的院墙,避过巡逻的家丁,来到赵盾的卧室前——接下来,他应当用小刀拨开赵盾的房门,认准赵盾的卧床,用一个地滚式的标准动作,悄无声息地滚到床前,然后,手起刀落……很久之后,赵盾府上才突然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啊——老爷被杀了!”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让咱们将镜头闪回——鉏麑来到赵盾的卧室前,发现卧室的门已经开了。鉏麑的心往下一沉,因为这就意味着赵盾已经醒了。当他再走近一点看的时候,发现赵盾确实是醒着的,而且整整齐齐地穿好了上朝的衣服,由于时间尚早,他就坐在床上,半闭着眼睛,正在静神养气。这时候,鉏麑如果溜进卧室,仍然能够得手。但是,当他看到赵盾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暗自喃喃自语道:“这人神态恭敬,是人民之主。杀人民之主,是为不忠;不杀他吧,又失信于君主,是为不信。”杀他,还是不杀?鉏麑左想右想,想不出到底应不应该杀赵盾,一时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纠结很灰色,正好看见赵府院中有一棵大槐树,于是一头撞过去,把自己给结束了。对于这个故事,《左传》上记载得言之凿凿,我却表示怀疑:鉏麑既然撞死,临死前那一段独白,又是如何为人所知?当然,如果这样怀疑下去,历史上很多精彩的对白都值得怀疑,很多语言和思想的记录都难以置信,所以就让我们放下疑心,姑妄听之吧。鉏麑之死并没有让晋灵公打消除掉赵盾的念头。这一年九月,晋灵公主动邀请赵盾到宫里来饮酒,埋伏下一批甲士准备袭击赵盾。既有鉏麑之死在前,赵盾就算用屁股想问题,也应该知道这场宴会危机重重。但是,赵盾生来有一种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在政坛上敢作敢为(虽然常常做错),也使得他敢于接受晋灵公这个毛头小伙的挑战,只带了自己的护卫提弥明参加宴会。到了公宫,提弥明被宫中护卫挡在宴会之外。这也很正常,主人与会,仆人当然只能在门外候着。然而,提弥明是个很精明的卫士,他在门外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很快觉察到不对劲,于是往门内走去。宫中护卫想拦他,被他用肩膀一撞,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了七八个。提弥明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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