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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成熟丰满熟妇av无码区 发布时间：2024-01-06 14:11:05
男女后进式猛烈XX00动态图片石当年是否对他有所承诺，更是闭口不谈。但张学良承认自己被软禁的时候，宋美龄一直对他照顾有加。因此有聪敏的记者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因为蒋夫人还在，你不愿意提到一些敏感问题惹她不快？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大腿。于是，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张学良有机会亲口说出“西安事变”中大家渴望知道却又无法知道的若干重要细节。张学良非常长寿，2001年，已届百岁高龄的他方才撒手西去。蒋夫人则更能活，在2003年的一个秋夜，106岁的宋美龄随着曼哈顿大道上的淡黄色落叶一起溘然远去。当年的谜团就此无解。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就爆发了一场内讧，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东北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存在的历史就此终结，史称“二·二事变”。根据曾任张学良秘书、亲历“西安事变”、后任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高崇民在其著作《西安事变杂谈》中所言，粗略介绍一下“二·二事变”。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孙铭九等人，利用杨虎城的主战倾向，联合十七路军的宋文梅、王劲哉等人，下手杀死了东北军主和的元老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要求立即和中央军决战。此举导致东北军的其他几个军长义愤填膺，误认为杨虎城纵容少壮派使用杀人的手段威逼东北军打仗。由此，东北军的几个军一部分投靠中央军，一部分率兵向西安进攻，替王以哲等人报仇。因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约莫两万人马已经在“西安事变”中投靠了中央军，剩下的约四万人马，面对东北军的进攻和中央军的趁火打劫，独木难支，只得投降。杨虎城本人被迫出国考察，离开军队。由此，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彻底瓦解。简单分析一下“二·二事变”背后的博弈。对于张学良被禁一事，东北军的基本态度是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要打——武力营救张学良，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不打——谈判营救张学良，杨虎城则倾向于打。每一派的主张背后，都隐藏着各自的利益。先看少壮派。少壮派是张学良有感于东北军高级军官（即元老派）的不听使唤和逐渐腐化而扶持起来的一些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小团体。“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少壮派和元老派为争夺军权斗得异常激烈，矛盾很深。当时，元老派有手下的军队支持，少壮派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有背后的张学良撑腰，双方也能斗得旗鼓相当。可问题是，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回不来，少壮派在西安能直接调动的军队也就是孙铭九的一个卫队营，拿什么跟元老派斗？难不成做砧板上的肉，让元老派想怎么剁就怎么剁吗？而且，“西安事变”主要是由少壮派发动的，难道就在西安坐等蒋介石秋后算账吗？对于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来说，若想扭转局面，就不能束手待毙，就不能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貌似就剩下一条路——打仗，即所谓的武力营救张学良。所以少壮派要杀掉主和的元老派，拉上在“西安事变”中一起向中央动过手的十七路军将领宋文梅、王劲哉等，裹胁整个东北军、西北军甚至共产党和中央军开战（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以此争夺对东北军的领导权，拯救自己的命运。对于元老派来说，如果张学良回来的话，他们早晚都会被张学良清除掉。而现在因为事变和平解决，只用换一个新老板（蒋介石）、换一个新地方（离开陕西，离开红军，换一个地方驻防）工作，就能依旧统帅自己的部队，依旧做原来的官，甚至还有中央拨给军费，总体待遇更佳，为什么要放弃既得利益去打仗？至于杨虎城，作为抓蒋介石的主角之一，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待他的命运大概也就是被蒋介石完全架空，失去自己的军队，若是打一仗还有可能弄些本钱和蒋介石谈判。死马当活马医，有何不可？所以，武力与和平的观点斗争未必是真的，救张学良未必是真的，甚至连嘴上喊的抗日也未必是真的。这可不是毫无根据的推论。“二·二事变”的主角，华清池捉蒋的“英雄”孙铭九，后来就投靠日本人做了大汉奸。放纵“二·二事变”发生的西北军头头杨虎城，回国后即被软禁。国民党即将败走台湾之际，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真还有一对儿女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宋绮云夫妇及其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蒋介石为何留张学良而杀杨虎城？据学者唐德刚解释，一来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远不如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亲密。二来杨虎城在事变中本有杀害蒋介石之意，谈判中又主张不要轻易放蒋介石回南京，甚至在未被软禁之前，还谋划从苏联取得军火重拾旧部，故引发蒋介石的杀意。事变和平解决，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三个内贼倒了大霉。何应钦作为黄埔系的元老，在国军嫡系部队中拥有较高的人望。因此，蒋介石只能架空他，不能像对付杨虎城那样简单地解决他，要不然会引起嫡系军队分裂。所以之后何应钦当了十五年的军政部部长，间或还能捞个司令或者参谋长之类的职务，但再也没有机会带兵杀伐，就此成为幸福的、啥事都不用自己操心的光杆司令。蒋介石对待贺衷寒、邓文仪两人的办法，与何应钦有所不同。蒋介石对待黄埔军校学生的态度，可以说是史上难见的大度——即便犯了包括造反在内的严重错误，只要肯认错，都会获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贺衷寒和邓文仪的机灵劲，认错态度自然是很好很诚恳，很深刻很沉痛。后来，贺衷寒继续搞政工工作，甚至在退到台湾之后再次显现出非凡的才干，作为交通部部长为台湾的经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邓文仪也活得挺滋润，同样一直在他擅长的政治领域发光发热。而且这位兄台比贺衷寒长寿，居然能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大陆看看，跟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邓小平、黄埔同学徐向前追忆往昔，笑看风云，真乃人生莫大的乐趣！贺衷寒、邓文仪此次造反的工具和心血之作——蓝衣社的命运，则走到了尽头。没有任何一个独裁团体能长久地廉洁、激情，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决定的。一个党派、一个团体垄断了权力，那么它的内部也必然会出现个人垄断权力的冲动，这就必然会引发权力斗争和权力腐败，所以蓝衣社的堕落实属正常。蓝衣社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彻底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即“三青团”），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杀出个黎明第三章决死战，日军利用一泡屎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二十九军
回到民国摇晃的政坛。前面说过，何应钦在1935年跟日本人签订了一份遭人唾骂的《何梅协定》。协定商讨之时，日本人希望中国军队从北京和天津全部撤出，以便他们能随时进占这两座城市。何应钦虽然软弱，但也不至于如此不济。把北京、天津拱手送给日本人的事，何应钦不愿意做也不敢做。双方最后商定：中国的中央军不能驻守北京、天津，但可以留下别的部队驻扎，比如说二十九军。二十九军就是之前在长城抗战中抡着大刀砍日本人的那支西北军，可为什么单单选中二十九军？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对日本人来说，这支部队装备简陋好对付，都火器时代了还靠抡大刀砍人。对国民政府来说，毕竟喜峰口之战二十九军拿下了日军，留下一支英雄部队防备日军，能给普通民众以信心。而且在国民政府的默许下，二十九军悄然扩军至十万之众，武器装备也有了比较低调的改善，对日军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这支部队无依无靠。它本是正统的冯玉祥西北军，可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伙了。之后蒋介石将其划归张学良管，但张学良因为“九·一八事变”成了过江的泥菩萨，哪还顾得上二十九军。让这样一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部队来守护北京，国民政府便于安排，日本人也觉得心里比较有底。《何梅协定》签订后，二十九军立马开进了北京城，并派重兵驻扎于北京的几个门户，尤其是最重要的宛平城。宛平城位于如今北京的丰台区，城外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叫永定河，河上有一座桥，就是卢沟桥。卢沟桥是由南方进入北京的门户，桥东头立有一碑，上书乾隆御题“卢沟晓月”。二十九军进驻北京时，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几个倭寇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的“华北自治”。受日本内阁的牵制，以石原莞尔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军部势力那时还算“理智”，懂得对中国实行“不扩大”方针——在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之前，应该专心致志地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联备战以巩固国防，尽量利用外交手段扩大日本在华利益。因此，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在扶持溥仪实现“满洲独立”后，妄图进一步利用外交手段分裂中国。二十九军的老大宋哲元自然是土肥原的重点公关对象，土肥原告诉宋哲元：只要你肯跟着大日本帝国干，我们就支持你把华北打下来，实现“华北自治”。那时候，你就是华北之王……在土肥原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宋哲元也曾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最终他还是守住了那条关键的底线。因为宋哲元想明白了，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有些事情绝对不可以做！宋哲元的表现，令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同时也让日本人意识到：宋哲元没法争取，非动武不可！就在日本人小动作不断的时候，1936年2月26日，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政变。这是一场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杀戮，一场军人与政客之间的最终决战。继几年前的“五·一五事件”（几个智力水平等于二百五的海军军官杀死了内阁首相犬养毅）后，一个比“统制派”更加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军官组织——“皇道派”，再次向政党内阁发起了血腥的攻击——官员专挑大的杀，连内阁首相级别的要员都被他们干掉了两位，史称“二·二六军人政变”。“二·二六军人政变”，与其说是政变，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大笑话。那些发起政变的军官，打出来的口号——改善民生、惩治腐败等，都是遮羞布，其实就是为了抢班夺权。讽刺的是，“皇道派”的造反行动被裕仁带着“统制派”镇压了。“皇道派”的一番辛苦，为“统制派”做了嫁衣裳。“统制派”趁机接管被“皇道派”整瘫痪了的行政机关，掌握了政府的行政权。吃到嘴里的肥肉还能吐出来？日本的政党内阁时代就此结束，从此进入军部独裁时代，撒开腿奔向侵略战争的泥沼。失去了制衡力量的牵制，面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一味退让，日本狂热的“二百五”军人们，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和杀机，他们要动手了。卢沟晓月硝烟起
1937年7月7日晚七点，日军在二十九军驻守的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在折腾了三四小时之后，日军演习地点传来了枪声。紧接着，日军一个叫清水节郎的中队长率队来到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下，清水节郎的对手是立于宛平城头的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团长、吉鸿昌的堂侄——吉星文，时年29岁。清水节郎说：刚才我们听到枪声，赶紧收拢队伍清点人数，发现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我们怀疑枪是你们放的，人也被你们抓走了，我们必须进城搜查！吉星文当即拒绝了清水节郎这无耻的挑衅。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清水节郎你一个小小的连长，带着这么点人，无凭无据，就荷枪实弹地要求进入我方防区，是可忍孰不可忍！本就打算借机生事的清水节郎眼见吉星文态度强硬，也就干脆撕破了脸面——包围城门，展开战斗队形，随时准备发起攻击。吉星文见状不敢大意，紧急布防以对。就在中日双方军队进入对峙的同时，冀察当局（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称）收到了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骄横的通牒：我们有一名士兵失踪了，我们必须进入宛平城内搜查！经过商议，冀察当局找了一个“深夜入城不便”的理由婉拒了松井太久郎的无理要求。但松井太久郎继续要求，意思也很明白：我就是要进城搜查，你让我进城我进，你不让我进城我也得进，你们自己看着办！交涉的过程中，冀察当局收到了二十九军的报告，说日军增兵了，已经包围了宛平城，随时可发起攻击。于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冀察当局表示愿意派出官员前去事发地点配合日军调查。就在中日双方打嘴仗的过程中，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归队了。这家伙是个新兵，路不熟，演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躲到一边拉了泡屎，结果回来就找不着部队了。但是，此时日本人已经骑虎难下：衅已经挑了，战斗队形也展开了。如果撤兵，大日本皇军的面子往哪儿放？更重要的是，日军本就一直在寻觅开战的机会。既然如此，择日不如撞日，士兵失踪的借口也很不错，那就开战吧！于是，在上官的命令下，一个叫一木清直的大队长（大概相当于营长）命令麾下的日军向宛平城开炮！吉星文在得到上级首长（师长）冯治安“寸土不让”的命令后，当即予以还击。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吉星文永载史册。夜色中的卢沟桥月影阑珊，微风轻拂送来了流水潺潺。但急促的枪炮声，霎时就撕碎了这夏夜的宁静平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悲壮激烈、最为可歌可泣的全面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因为事发时间是7月7日，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七七事变”。又因为事发地点在卢沟桥附近，因此又称“卢沟桥事变”。中日必有一战之前已是中日双方的共识，可谁也想不到，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竟然是志村菊次郎这个小人物的一泡屎。当然，就是没有这一泡屎的机会，日本人也会故技重演，找一个其他的借口。这个引发中日之战的志村菊次郎，下场不是很好，没混几年，就在缅甸战场被中国远征军孙立人的部下给毙了。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1937年7月的这一天来得太快了。从风雨飘摇、腐败落后的满清王朝走过来的中华民国，与强大的敌人日本相比，过于落后。既落后在了世界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也落后在了体制改革的时间上。军阀混战过后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根本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力量准备。尤其是此时中国的经济和工业正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如果能再晚几年开战，那么中国的战争实力会增强不少，中日间的差距也会缩小一些。现在开战，中日差距到底有多大呢？缺乏数据的比较太空泛，只有数据的比较太乏味，所以这里不提技术，不提日本处于世界顶级水准的航母舰队和零式战斗机，不提日军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坦克和大炮，只看最基础的军需物资——钢的产量。1937年，国民政府掌握的钢产量不到十万吨，日本超过二百万吨，德国和苏联约一千万吨，美国则超过了两千万吨。这就是差距。话又说回来，由于事起突然，日本也没有完全做好大举入侵的准备。既然双方都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所以事发第二天，双方便停火了。有了停火的缓冲时间，中国官方才来得及正式做出反应。“七七事变”时，蒋介石身在庐山，估计是为了休养“西安事变”后疲惫的心和受伤的身。在得知“七七事变”的第一时间，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积极准备战斗，如果谈判的话，须不丧失丝毫主权。蒋介石跟宋哲元通完气之后，又安排了两个任务：一是命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与苏联大使开始商谈互不侵犯协定；二是让财政部部长孔祥熙（1933年，因为军费支出过大的问题，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一怒之下，辞职走人了）找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谈一谈，找美国拉些赞助，借些款。苏联看见中国跟他们的竞争对手日本干仗，哪能不乐意，很干脆地就把互不侵犯协定给签了，还答应给予中国适当的援助。美国人的赞助可不好要。美国算是个法治国家，做什么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走。“一战”后的美国，为了更好地玩中立，特地制定了《中立法》，所以美国政府不能“违法”——直接借钱给中国。孔祥熙想破了脑袋，最后决定通过卖白银给美国，以钱换钱，用换到的美元找美国人买军需集的地方放炮，这些炮击使后金军将士受到巨大伤亡，正在后面督战的努尔哈赤也受了重伤，不得不下令迅速撤退。袁崇焕听到敌人退兵的消息，就带兵乘胜追杀，一直追赶了三十里，又杀死了不少后金军，才得胜回城。努尔哈赤一生戎马驰骋四十四年，几乎没有打过败仗，可谓历史上的常胜统帅。但他占领广宁后，年事已高，体力衰弱，深居简出，怠于理政。他对宁远守将袁崇焕没有仔细研究，对宁远守城炮械也没有侦知实情，他只看到明朝经略易人等因素，未全面分析彼己，便贸然进攻。结果以矛制炮、以短击长、以劳攻逸、以动图静，吞下了骄师必败的苦果。宁远之败，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所遭遇到的最重大的挫折。此后，他郁郁寡欢，陷入苦闷。八月十一日，在沈阳东四十里的叆鸡堡忧愤而死。【点评】《左传》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努尔哈赤以兵马起家称汗，又以兵败宁远身死，这是历史上的偶然，还是历史上的必然？瑕不掩瑜。清太祖努尔哈赤虽然在晚年有过一次失误，犯过一些错误，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他把女真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需要加以指明，把女真人对明朝专制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的不满情绪加以集中，并担负起满足这些社会需要发起者的责任。在将上述的各种社会需要和愿望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他能够刚毅沉着、豁达机智、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组成坚强稳定的领导群体。在征战的过程中，不四面树敌，更没有四面出击，而是佯顺明朝、结好朝鲜、笼络蒙古、用兵海西。对海西女真各部又采取远交近攻、联大灭小、先弱后强、各个吞并的策略，进而形势坐大，黄袍称朕，挥师西进，迁都沈阳。他通过建立八旗和创制满文，以物质和精神两条纽带去组织、协调、聚集、激发女真的社会活力，实现历史赋予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任务，并为大清帝国的建立奠下了基石。第二章大清奠基工程的完成者皇太极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在努尔哈赤死后登上汗位，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皇太极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时中国的土地上有四颗耀眼的明星：一颗是清太宗皇太极，一颗是明崇祯帝朱由检，一颗是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再一颗是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这四个人，各代表自己民族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参与了那场空前惨烈而又可歌可泣的政治角逐。最后的结局是：林丹汗败死青海打草滩，时年四十三岁；崇祯帝自缢煤山，时年三十四岁；李自成只在北京紫禁城做了一天皇帝，最后败死九宫山，时年四十岁。林丹汗、崇祯帝、李自成的基业，最后都归了皇太极和他的子孙们。皇太极成为这场空前政治角逐的最大赢家，并非偶然，不论是文治还是武功，显然都要比对手技高一筹。一、自古英雄多磨难皇太极出生那年，父亲努尔哈赤三十四岁，生母那拉氏十八岁。他的生母是叶赫部贝勒扬佳努的爱女，名孟古，称孟古格格。孟古格格十四岁嫁给努尔哈赤，二十九岁撒手人寰，十二岁时皇太极便失去母爱。皇太极的母亲在很大程度上是心情抑郁致死。她从结婚到患病、去世，建州同叶赫部一直敌对。古勒山一战，孟古的堂兄布斋贝勒，因战马在厮杀中被木墩绊倒，死于非命。努尔哈赤命令将布斋的遗体劈作两段，将其一半送还。从此建州与叶赫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孟古病危时，要求见生母一面，努尔哈赤派人去叶赫迎接，但遭到叶赫贝勒的拒绝，孟古抱憾九泉。皇太极少年丧母，又没有同母的兄弟姐妹，可说是孤苦伶仃。而他的家庭，却是一个大家族。他有十五位同父异母的兄弟，亲兄弟的子侄多达一百四五十人，他的七位同父异母的兄长由五位福晋所生，这五位福晋都是建州人，唯有其生母是叶赫部，并且叶赫又同建州结下了血海深仇，这种家庭环境，对皇太极少年时代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皇太极的外公为女真族著名领袖，生母孟古格格是一位聪明灵秀的姑娘，受遗传的影响，皇太极聪明过人。而其他兄弟的外公，除多尔衮的外公以外，都名不见经传，这个背景给皇太极增强了政治上的信心。其次，少年丧母，使他在生活中遇到许多的艰难困苦，这磨炼了他独立的性格和顽强的意志。再次，没有母亲爱护，没有同母兄弟姐妹，格外势孤力单的状况又养成了他慎言少语的性格，锻炼了他沟通与协调的能力。最后，皇太极因舅父与建州有世仇，长期冤冤相报，使他在家族中处于不利地位，促使他长于心计。所有这些，都为皇太极后来的宏图大业打下了深深的基础。二、精心谋划，继承汗位满族先人女真像许多其他游牧民族一样，汗位继承没有实行嫡长制。努尔哈赤身后的帝位由谁来继承，当时没有一个制度。努尔哈赤生前为巩固权位，先幽死胞弟舒尔哈齐，又杀死长子褚英。努尔哈赤晚年没有指定继承人，而是宣布《汗谕》：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和废黜大汗的制度。由此，努尔哈赤死后，尸骨未寒，汗位之争已非常惨烈。当时的形势是：在诸贝勒中，以四大贝勒的权势最大，地位最高。这四大贝勒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座次和年岁均列第四，此外，多尔衮、多铎的权势也很大。但是，二贝勒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兄，其父舒尔哈齐获罪被囚禁至死。阿敏自己也犯下大过，自然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争夺汗位继承权，三贝勒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兄，有勇无谋，生性鲁莽，势力较弱。同时他的生母富察氏曾因过失获罪，莽古尔泰竟亲手杀死母亲，这就使他名声很差，只可任统兵大将，但不能做一国之君，没有条件争夺汗位。四人中，只有大贝勒代善有资格、有条件也有可能继承汗位。代善性格宽柔，深得众心，且军功多，权势大。努尔哈赤也曾预示日后由其袭受汗位，说：“百年之后，我的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大阿哥就是代善。因此，皇太极虽胸怀大志，胸藏玄机，有帝王之才，但同其兄代善争夺汗位继承，各方面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不得不暗设机关。据传，努尔哈赤的小福晋德因泽曾向努尔哈赤告发说，多尔衮和多铎的生母大福晋乌拉那拉阿巴亥两次送佳肴给大贝勒，大贝勒接受并吃了，又送给四贝勒，四贝勒却接受了没有吃，大福晋还经常派人去大贝勒家，深夜外出宫院。努尔哈赤听后派人调查属实。他不愿家丑外扬，便借故惩处大福晋。大福晋在这次事件中受了点“伤”，但没有“死”，不久又得到努尔哈赤的宠爱。但是这件事在满洲贵族中曝光后，大贝勒代善的威望大降，已无力争夺汗位。有人说小福晋德因泽的告发是受到皇太极的指使，皇太极借大福晋同大贝勒之间难以说清道明的“隐私”，完成了一箭双雕之计，既使大贝勒声名狼藉，无力争夺汗位，又削弱了大福晋的儿子多尔衮、多铎兄弟争夺汗位的力量。这还不够，为了彻底消去多尔衮兄弟争夺汗位的力量，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又和几个贝勒说：先汗有遗言，让大福晋殉葬。在皇太极等四大贝勒的威逼下，大福晋自缢而死。大福晋阿巴亥死后，多尔衮、多铎年幼失去依靠，便不再有力量与皇太极争夺大位了。代善失势，多尔衮失母，皇太极在大位争夺中处在了有利地位。新汗的推举商议，在庙堂之外进行。大贝勒代善的儿子贝勒岳托萨哈霖到其父代善的住所说：“四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说：“这也是我的夙愿，你们所说，天人允协，谁不赞同。”这样，父子三人议定。第二天，诸王、贝勒、贝子聚集在朝堂上。代善将他们的意见告诉了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及诸贝勒，没有发生争议就取得了共识。皇太极经过长期的精心谋划，终于在三十五岁时登上汗位。皇太极初登汗位时，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处理军政大事，四人轮流。后来，皇太极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大贝勒代善，南面独坐，稳固了权力。三、八大文治武功皇太极时代，有人概括了他的文治武功，主要有八大项。1.革除弊政，调剂满汉努尔哈赤晚年，特别是进入辽河平原以后，实行了一些错误政策。比如，大量迁民，按丁编庄，清查粮食，强占田地，满汉合居，杀戮诸生，遭到了辽东汉民的反抗，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汉人有的向饮水、食盐中投毒，有的把猪毒死出售，有的拦路击杀单独出行的满人，有组织的武装暴动也此起彼伏。皇太极继位后，对努尔哈赤的失误之策适时地做出了调整。对汉族民众，他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强调满、蒙、汉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制定的新汉民政策是：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人，放宽惩治。于是汉民皆大欢喜，不再有逃跑的人。对汉族官员，努尔哈赤原先的政策是汉官从属于满洲大臣，自己的马不能骑，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官员病死后，妻子要给贝勒家为奴。皇太极废除了这些政策，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他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分配马匹，进行赏赐，委任官职。皇太极重用汉官，范文程便是一个著名例子。皇太极每当议事，总问：“范章京知道吗？”遇到奏事不当的地方，总是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量呢？”当大家说“范章京也这么说”时，皇太极就认可了。有一次，范文程在皇宫里进食，看着满桌佳肴美食，想起了老父亲，停下筷子不吃饭。皇太极明白他的心思，马上派人把这桌酒席快马送到了范文程家里。后来，范文程做到了内秘书院大学士，这是清朝汉人任相的开始。对汉族知识分子，皇太极认为：“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当时，大明朝有人才却不能用，所以走向衰败。皇太极感到，谁占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并发挥其聪明才智，谁就能战胜对手。努尔哈赤对明朝知识分子屠杀过多，对所谓通明者“尽行处死”，其中幸存下来的约有三百人，都沦为了八旗包衣下的奴仆。皇太极下令对这些为奴的知识分子进行考试，各家主人不得阻挠。这是后金科举考试的开端，结果得中者共二百余人。他们都被解除奴隶身份，获得自由，得到奖赏。后来皇太极又举行了一次考试，取中了二百二十八人，从中录取举人，加以重用。这项举措，反响极大，使皇太极“仁声远播”。2.族名满洲，建号大清皇太极做了两件影响千古、史册永存的事。一是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皇太极发布改族名为满洲的命令，从此满洲族（简称“满族”）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了中华和世界的史册上。二是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沈阳皇宫大政殿举行即皇帝位的礼，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这样皇太极就有两个年号，一个是天聪，另一个是崇德，所以清朝出现了十二帝十三朝现象。皇太极为什么要改国号为“大清”呢？有一个传说：努尔哈赤早年逃难时骑着一匹大青马，慌急赶路，马被累死。努尔哈赤难过地说：“大青啊，大青，将来我得了天下，国号就叫大清。”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故事，不必深究。皇太极改国号，称皇帝，意在表明自己不仅是满洲的大汗，而且是蒙古人、汉人以及所有人的大汗，表明了他准备统一天下的雄心。3.完善君主专制体制随着后金社会的发展，皇太极改革并完善了政权机制。一是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又挟制大贝勒代善，废除大汗同三大贝勒并坐制，改为皇太极“南面独坐”，强化了君主政权；二是巩固和完善了八旗制度，逐步设立了八旗汉军，以管理汉军及其眷属的军、政、民等事宜，并扩编了八旗蒙古，加强了对蒙古的统辖；三是创设了蒙古衙门，后改为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务；四是仿效明朝的制度，设立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形成了所谓“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架构，基本完善了君主制政府的组织体制。4.造红衣炮，创建炮兵皇太极在经过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和北京之战三次重大失败之后，终于意识到自己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最新式武器红衣大炮。天聪五年（1631）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在沈阳造成，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从此，满洲终于有了自己制造的红衣大炮，这是八旗兵器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八旗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于是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军”，就是以火炮等火器装备的重型新兵种一炮兵。这样，明军的红衣大炮清军也拥有了，而清军的强大骑兵明军没有，皇太极在开拓疆域的武功中更是如虎添翼。5.向东出兵，两征朝鲜天聪六年（1632）正月，皇太极命二贝勒阿敏等率军东征朝鲜。阿敏统率大军，占领平壤，而后双方在江华岛杀白马、黑牛，焚香，定下“兄弟之盟”。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时，朝鲜使臣拒不跪拜，双方撕扯，仍不屈服。于是皇太极以此为借口，在十二月第二次对朝鲜用兵，他亲自统率清军，直指朝鲜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保（zǒng）逃到南汉山城，皇太极也率军到南汉山城驻营。第二年正月，李保请降，皇太极在汉江东岸三田渡举行授降仪式，确立了大清同朝鲜的“君臣之盟”。皇太极两次用兵朝鲜，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是改变了朝鲜依附明朝而不从清朝的立场；二是得到了来自朝鲜的物资供应；三是解除了进攻明朝的东顾之忧。6.向北用兵，征抚索伦皇太极向北用兵，兵锋直指黑龙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域。他的策略是：“慑之以兵，怀之以德。”达斡尔头人巴尔达奇居住在精奇里江（今结雅河）多科屯。皇太极将宗室女儿嫁给巴尔达齐，于是他成了皇太极的额附（侄女婿）。不久，索伦部的许多首领相继到沈阳朝贡，表示归顺。崇德年间，皇太极两次发兵索伦，征讨博穆博果尔。双方在黑龙江上游雅克萨（今俄罗斯阿尔巴津）、呼玛尔（今呼玛）等地遭遇，经过激战，清军获胜，但损失很大。博穆博果尔率余部北逃，皇太极采用“声南击北”的计谋，预先埋伏蒙古骑兵在其逃路上，最后将博穆博果尔擒获。皇太极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终于使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至鄂霍次克海的广阔地域归属于清朝。7.向西用兵，三征蒙古明清时期，我国蒙古分为三大部分：漠南蒙古即内蒙古，漠北蒙古即外蒙古，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位于明朝和后金之间，并同明朝定有共同抵御后金的盟约。漠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势力强大，自称是全蒙古的大汗。明朝廷每年给林丹汗大量“岁赏”，使其同后金对抗。努尔哈赤时漠南蒙古东边诸部多归服后金，但察哈尔部成为漠南蒙古诸部对抗努尔哈赤父子的坚强堡垒。皇太极即位后，向西三次用兵，主要目标就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天聪二年（1628），皇太极利用漠南蒙古诸部落的矛盾，同反对林丹汗的喀喇沁等部落结盟，首次亲统大军进攻林丹汗，在敖木伦获得胜利，俘获一万一千余人，后乘胜追击到兴安岭才收兵。四年以后，皇太极再次率军远征林丹汗，长途奔袭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林丹汗闻讯，星夜逃遁。皇太极遂回军，在途中获得明塞外民众数万人、牲畜十佘万只，随后，察哈尔部分崩瓦解，林丹汗逃到青海打草滩，最后出痘病死。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又命多尔衮等统军第三次征讨察哈尔部，林丹汗的继承人、其子额哲率部民千户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据说这颗玉玺，从汉朝传到元朝，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之后，玉玺失落，两百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而用蹄子不停地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得到了这颗宝玺。后来宝玺就到了林丹汗手中，皇太极得到这“一统万年之瑞”的玉玺
所以它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交互影响，正是因为这两个区域的文化交融互动，才推动着中华文化不断地创造发展，同时又有传承。因此，我觉得成都平原这二十年的考古发现，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特别重要的贡献。王鲁湘：那么在这样一个序列中，金沙遗址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王毅：我刚才说了，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它去哪里了？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谜团，而金沙遗址则为我们解开了。金沙遗址具有王都级的规模，我们怀疑这个地方是古蜀国的最高统治者专用的祭祀点。最早发现的是祭祀区，现在我们正在发掘祭祀区北边大约500米左右的宫殿型遗址。就我们所知，金沙遗址的范围已经达到五平方公里。我们由此知道，在距今大约3200年到2800年左右这个时期，这个区域有一个非常高的文明，而这个文明正好把三星堆消失以后的一个时段给接起来了，它充实并从新确立了我们这个区域的文化发展序列。对此，无论何种积极评价，都是不过分的，甚至可以说它的发现改写了中华文明起源史。王鲁湘：好像到现在为止，三星堆遗址除了发现两个大型的祭祀坑以外，其他遗迹的考古发现还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是吧？王毅：我想三星堆肯定还会有重要发现，它有城墙，而且有些区域文化堆积特别丰富，只不过因为它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因此发掘它是受限制的。金沙遗址正好处在城市的中心，城市要建设，我们考古学家必须配合基本建设进行发掘，从这种角度看，考古学家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从2001年到今天，我们已经发掘几十万平方米，对一个考古学家来讲，对一个遗址进行如此集中的发掘，这种机会是弥足珍贵的。王鲁湘：现在大家都可以断定，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有一种源与流的关系，或者是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我对三星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青铜文化，像面具啊，人像啊。另外，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还有大部分象牙。这些东西在金沙遗址也大量出现，但是相对而言，金沙的大型青铜器件好像比较少，而且很多青铜器不是整件，而是一些构件。这是什么原因呢？王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确实还没完全到位，从金沙目前出土文物的现状你可以感觉到，金沙确实是刚刚发现，它应当还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土。从器物类型来讲，几乎凡是三星堆有的，金沙都会有，但是，三星堆那么巨大辉煌的青铜器在金沙竟然没有发现，这是很奇怪的。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你就感觉到金沙一定会有大型器物，只不过在于考古学家有没有机会。金沙遗址已经出土了很多青铜器的残件、构件，而且它的祭祀区在探测时有强烈的金属反应，也就是说下面肯定有巨大的文物。但考古学家不能以一种挖宝的目的来处理这些事情，而是要对那个时代的整体有一个研究。三星堆出土了很多金器，也有象牙，而金沙的金器和象牙数量更为巨大，是中国那个时期出土金器、象牙件数最多的遗址，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文化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他们之间是有变化的。王鲁湘：这种变化表现在什么地方？王毅：比如鸟箭鱼的纹饰，在三星堆是出现在一个金杖上面，而在金沙遗址则出现在冠带上面，金杖和冠带同样是权力的象征，但是构成部位不一样了，图形也有一些变化，比如人头的形状。三星堆曾经出土巨大的青铜立人像，在金沙则只出土了一个小立人，它可能是跟祭祀有关的器物的某个构件。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种祭祀跟金沙的祭祀是不一样的，三星堆的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全放到一个坑里。王鲁湘：肯定是发生了某些事变。王毅：可能是巨大的政治变化造成了三星堆那种特殊的祭祀，但是金沙是很多一个一个的小坑，是常规性的。金沙有些祭祀坑很小，两米宽，几十厘米深，但却埋藏了金面具，是非常非常的隆重，所以说三星堆的文物情况跟金沙是有差别的。跟三星堆相比，金沙文物的工艺技术水平不仅有继承，而且也有创造。王鲁湘：三星堆出土的这些东西给人一种灵异的感觉，与殷商的东西更近一些，器型比较大，线条比较锐利伶俐、方正，显得杀气更重一些；而金沙的东西开始由方变圆，由粗变细，变得更和谐、柔润，弧线更明显。再比如青铜人像和金面具的人像，三星堆出土的给人感觉更夸张，不太像真人，倒更像神，尤其它的两个嘴一直裂到脸后；而金沙面具的嘴已经像我们正常人的嘴的宽度，颅形也更接近正常人，这跟今天成都平原的文化性格更接近一些。王毅：你说的非常有意思，三星堆的那些东西还是显得比较狰狞一些，夸张一些；金沙出土的好多文物出现了一种新的审美状态，但这种创新是不是达到了很特别的程度，还是需要进行研究。王鲁湘：革命性的变化没有出现，但是更精细化，更雅致化了。特别是那件有六个翅膀的浮雕小玉件，在那个年代极有可能是绝品，而这种精细性在成都平原保持下来了，使蜀地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精细手工业的核心地区之一。比如三星堆的玉璋，杀气腾腾的，给人一种冷兵器的感觉，可是金沙出现的居然是袖珍的、用作吊坠的那种玉璋，已经完全是装饰品了。所以说，工艺的精致化在金沙时期可谓达到了极致。王毅：对，我们后来发现的遗址当中再也没有发现像金沙这么精细的东西。另外，金沙文物的另一个特点是体系更完善。在金沙遗址发现过两件石磬，其中之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件，而且声音非常好。王鲁湘：昨天我在馆里面听到的背景声，朱馆长告诉我就是这个石磬敲打出来的录音，我当时还以为是金属敲打出来的。王毅：由此你可以想象，当时它的祭祀场面是非常宏大的：这个地方濒河，靠近河边搭了一个很大的祭祀台，罄声庄重。金沙还有从大到小的成体系的石璧，它到底是一种祭天的礼器还是乐器，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你可以感觉到，金沙在祭祀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场景。我们通过这些文物的不断复原，形成了对金沙文化的整体认识。与三星堆所相比，金沙给我们传递的文化信息量，在有些领域要大得多。文化的交流王鲁湘：根据出土的东西，我们可以概括地说，金沙时期是金石交响的文明。它的金有两种，一个是真正的黄金，再一个就是青铜；石的话，有玉也有石，比如石磬、石璧。与中原相比，特别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黄金。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东亚地区的文明，从整体上来讲，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没有对黄金产生一种崇拜。可是世界其他的一些文明地区，很早就进入了黄金时代，用黄金来做最神圣的东西，以及和天地沟通的媒介。西亚、地中海、玛雅文明都是这样，恰恰在东亚不是。然而在东亚的成都平原却发现一个例外——金沙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对黄金有一种崇拜的感情，并赋予黄金神人一种沟通的功用。金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还是自身就是原发的？王毅：你所谈的问题考古学家一直在思考。在当时的黄河流域甚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们也使用金器，但还没有成为主流，人们对青铜的酷爱是远远超过黄金的。但是三星堆和金沙这样一个文明传统却出土这么多金器，这确实与众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跟这个区域的位置肯定有关系。第一，这个地区当时肯定是产黄金的，而且是天然金，不是冶炼金；而黄河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那个时候要得到天然金是不容易的，我称此为“产地优势论”。其次，这个区域跟周边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频繁的，它的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跟中原不完全一样。尽管这种交流的路线、时间、阶段特点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但从后来的一些历史文献来看，当时东西方之间确实是存在交流的。比如汉代张骞出使大夏的通道，我们认为就跟从四川到云南一直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有关系。金沙、三星堆器物上海贝的造型也是从印度洋那边过来的。南方尽管山川阻隔非常厉害，但它可能有另外一个交流的孔道，这个交流孔道并不是简单的文化传播与复制，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欣赏，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化变化。很多人正在探索，在中国的西南是不是存在一个跟西亚相连接的孔道。王鲁湘：它还不止这一条孔道。我们过去更多地强调了成都平原作为一个盆地的封闭性，但实际上它是有多条通道与外边联系的，比如刚才说的向南通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而岷江也是一条通道，由此顺流而上就进入了河西走廊，通到西亚；由嘉陵江可以直达汉中，过秦岭就和关中地区联系起来了。当然长江也是一条通道，这样成都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就联系在一起了。这些通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某种方式使各个区域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我特别注意到，我们馆里摆着一件玉钺，它与河南二里头和陕西陶寺的造型一样，只不过是形态略小一点。因此我完全有理由推断，这件东西是从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过来的。还有那件特别漂亮的十节玉琮，完全是良渚晚期的东西，是长江下游的文化。王毅：你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些东西，很多人觉得好像是因为贸易关系交换来的，但这种如此高档次的东西，应该是统治阶层才具有的。王鲁湘：对，它们都是国之重器，不可能做贸易交流，一定是政治交流的东西。王毅：甲骨文中就记载了蜀国的各种交流事件。武王联合诸侯伐纣的时候，蜀国也是联盟的一分子，这个蜀应该就是成都平原的蜀。其他甲骨文当中还有征蜀、入蜀、蜀人献穷宝的记载，由此可见，古蜀国与当时中原的商、周王朝有很多的联系，而且是在高层之间。那时候人们靠天吃饭，如果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灾难，便会进行迁徙。他人的迁来可能给蜀地带来了一种异样的文化，所以说蜀文化是很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成就。金沙有卜甲，也有卜骨，但是中原用腹甲，这里则用背甲，正好反过来。所以，金沙跟中原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又有意跟中原不完全一样。金沙的青铜器和玉器有符号，有图像，但就是没有刻字。对金沙的文化，我们必须站到一个更高的视野来思考，要考虑到在整个东亚文化当中它与其他文化发生的交流，以及与西亚、东南亚文化之间的关系。
时期是“小冰河期”的话，那么明王朝不止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期，至少，明朝弘治皇帝朱祐樘（公元1488―1505年）在位的最初时段，也是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的时段。但这时期的明王朝，非但没有像崇祯时期那样亡国，反而在朱祐樘的合理施治下浴火重生，不但抵抗住了自然灾害，更开创了后人津津乐道的“弘治盛世”。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赞美之词，史料上可以查到很多。然而被忽略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明孝宗弘治帝登基早期的“大抗灾”。一如果要评选明王朝历史上苦命的帝王，明孝宗朱祐樘或许可位列一席。先是身世苦，其父明宪宗朱见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庸君”之一，其在位22年，其中有16年不上朝，首开了明朝皇帝消极怠工的“先例”。施政上他宠信宦官汪直等人，导致朝政败坏，政府效率低下，一批能臣遭到贬罢去职，文武百官，多是庸碌混日子之人，民间有民谣讽刺说“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私生活上也非议颇多，专宠年长他19岁的万贵妃，任由她祸乱后宫。朱祐樘的母亲，是后宫的一名普通宫女，得朱见深宠信生朱祐樘时，就险些遭万贵妃堕胎，后为躲避万贵妃迫害，在深宫里隐姓埋名6年。朱祐樘与朱见深父子相认后，朱祐樘之母遭万贵妃迫害致死。其后，万贵妃一直谋求废黜朱祐樘，导致朱祐樘数年来小心翼翼，在万贵妃的不断刁难下生活。最后平安即位，可谓历经磨难。平安即位后的朱祐樘发现，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这时期的明王朝，是极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仅仅是朱见深去世时的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陕西发生大地震，河南发生水灾。朱祐樘登基后，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广西瘟疫……除了自然灾害，国家的内外部问题更多如乱麻，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崩溃，朱见深在位时沉迷修道炼丹，几乎把国家财富挥霍殆尽。政府官员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贪污腐败日益严重。外患方面，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持续骚扰，边关战火不断。朱祐樘登基后厉行拨乱反正，罢黜昏聩官员，提拔能臣干吏，整顿吏治腐败，减免百姓负担。而要励精图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抗灾救灾。关键是：怎么救？别的不说，钱呢？一分钱难死英雄汉，抗灾需要钱，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也变不出一毛钱来。朱祐樘不是孙猴子，他只做了一件事就解决了问题——割肉。事实上当时明王朝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关键在于钱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个肥胖病人，不该长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决财政问题，既得勤俭，又得舍得割肉。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时代留下的庙宇寺院，关门的关门，充公的充公，什么法师方丈的，劳改的劳改，还俗的还俗，吃斋念佛管啥用，统统干活去。然后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养了，宫廷的日子当然也得勤俭：仅光禄寺用于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10万减到每年4万，香料用量由原来的每年2685斤减少到每年1635斤。人员当然也缩编，皇宫的人员编制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类开支竟然缩减了六成。政府改革当然也不闲着。闲职官员裁撤的裁撤，采办之类的土匪行动一律叫停。宫廷宴会，包括接待外国使节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都一概从简。总之四个字：能省则省。节衣缩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类开支，竟比成化朝减少了八成。这些钱大都变成了一批批发往灾区的粮食与物资，都是朱祐樘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抠出来了，就该救灾了。在当时，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水灾。白花花的救灾银填不平这无底洞，折腾下去，比尔?盖茨都得破产。朱祐樘知道，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修水利工程。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3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治水患的关键在于：要选择正确的人。朱祐樘找到了3位熊猫级水利人才：白昂、徐贯、刘大夏。二第一个人：户部侍郎白昂。开工点：河南开封。斗争对象：黄河。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5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灾情总算缓解。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此时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更大的水灾必将风云再起，连京杭大运河都有阻断的可能。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20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把黄河治好了。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黄河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翻翻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卷册，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像是一头疯狂的怪兽，无数血泪斑斑的水灾记录由此而写成。怎么对付这头怪兽？黄河两岸的地区都把修坝当做主要工作，结果要么是堤坝被咆哮的黄河水冲毁，要么是东家不闹西家闹，摁下葫芦起来瓢。那就挖掘人工运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这么做的？可开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远赶不上洪水暴涨的速度快。你正挥汗如雨地赶工程，却发现已被淹没在茫茫波涛里了。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奸臣徐有贞（即害死于谦的那位）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操作如下：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徐有贞用这个实验说明：在开挖运河缓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开窍，窍十者先竭）。这个实验在400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理论虽然正确，并取得过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白昂，字廷仪，江苏常州武进人。天顺年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治水的人未必会带兵，但会带兵的人肯定会治水。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水利人才，都有过沙场横刀立马的光荣历史。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对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20年前他科场登第，坐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徐有贞不久后就倒台），但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学得青出于蓝。这一次，46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壮志满怀的白昂来到了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波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他和他的治河大军，仿佛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下大海，就是胜利！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运河，分流入淮。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运河的修筑与挖掘，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运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大水风云再起，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难而上了。他充分延续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因为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瑕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终于，当他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了当地水情后，他找到了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叫山东张秋河。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公元1453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太平无事。但白昂却敏锐地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12条运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夺得，万无一失。然而，白昂收到的中央回复是：不准！愕然的白昂反复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现在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喷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白昂叹了口气，继续干活了。弘治三年夏，这项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从此，饱受洪涝灾害的黄河中游地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解除了水灾的困扰。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今天立于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弘治五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如果当年听从了白昂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说到这场水灾，就引出了第二位水利人才：刘大夏。刘大夏，字时雍，湖北华容县人，天顺七年进士，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然后于成化元年被调入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长期从事国家军事行动的谋划工作，在这个单位里，他一干就是23年。到弘治朝开始的时候，刘大夏52岁，长期被下派于地方，从广西干到浙江。弘治五年他是浙江布政使，正在浙江惩办贪官，追缴流失的公款，突然新任命又下来了：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收拾好包袱，刘大夏才知道，所谓的升官，其实是个苦差使：黄河发大水了。弘治五年春，黄河在张秋镇、黄陵港等地决口，夺汶河入海，两岸尽成千里泽国。更为危险的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南方漕运完全瘫痪。这可麻烦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的，漕运一旦瘫痪，国计民生且不说，京城的老少爷们吃什么。必须要尽快解决！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调15万民夫修治河道。这时，前线总指挥、工部侍郎陈政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后“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人死了，活还没干完，派谁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这时，一边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刘大夏去吧。于是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这次他的任务远比平乱艰巨。工程进展缓慢，漕运的恢复又刻不容缓，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没个几年功夫根本治不完，漕运必须马上恢复，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几条干道，引导黄河进入淮河，经淮河入海。总之，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此时刘大夏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运河。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么，怎么还要往北挖？这不是胡闹么？看似胡闹，其实是对的。因为刘大夏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漕运中断了，要想尽快恢复，必须开挖一条临时河道，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这么做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这么做就是最快捷的办法。同时，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运河，还能分流入淮，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南北漕运再次恢复，连接大明帝国的运输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漕运恢复，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几十万民工勤扒苦作，日夜赶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刘大夏豁出去了，50多岁的老头天天连轴转，没一天睡囫囵觉，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领导都“模范带头”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终于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施工任务。经过两年努力，黄河成功改道，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得以重新恢复生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刘大夏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创举，从此长留在黄河两岸。今天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每年都要进行拜河神活动，而河神，正是刘大夏。顺便说一句：刘大夏的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上沿用了元朝治黄河的方法，外带自己一点小创举。但元朝治黄河，却治得矛盾丛生，治出了一场推翻帝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刘大夏治黄河，却治出了国泰民安，由此可见，好方略也需要好人执行才是。经过白昂与刘大夏两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消停了，中原四省恢复了生产，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另一位熊猫
些如杨九的济宁乡勇，较之流贼更好掠夺，但同样是由地方名流领导的。王鳌永抱怨，驱散他们是多么的困难；有些官员主张没收他们的武器，解散他们的组织。最后，多尔衮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感到，仅仅依靠满族官军去维持地方秩序是不可能的。然而，政府鼓励地方官员购置军马、训练自己的民勇，以与地主领导的“乡勇”形成制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9、10、16页。?谢国桢特别选择山东东部作为例证，以说明乡绅是如何因为敌视农民武装，而使清廷成为天然盟友的。但是他把事情过分简单化了，特别是当他论及农民的天然“民族主义”思想时。虽然近年来他的观点受到了其他中国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他的许多观点仍是很有道理的。参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93页。?刘允浩就是忠明思想的著名事例。他领导的顽强的山东乡勇，在江西建昌被包围期间奋战至死。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44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35页。?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6—48页。?在17世纪初，邹县80％—90％的乡村人口由只拥有3—30亩土地的“贫农”构成。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2页。1616年，这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灾荒，接着是20年代的又一次饥馑。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31页。寿张县（约在临清南80公里）的入籍人丁从16世纪晚期37773口减少到清初的2200口。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8—9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30页。这里的社会状态被描绘为“封建的”，因为这里的地主像军阀一样生活着。19世纪，山东—江苏—河南边界地区的一个典型地方豪右实际是生活在一个堡垒之中：有深沟和围墙环绕，砖房上有四层高的两个方形塔楼。除了居所和武库之外，围墙之内还有花园和楼台亭阁。这位豪右可能拥有多达6000亩的土地，成百的邻居每天能从他那儿得到一点施舍。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1页。关于山东佃农与佃主之间严重的依附关系，参见片岗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0页。?后来在清朝，曹州因为成了盗匪渊薮而闻名全国。盗贼是有季节性的，在深夏之际相当普遍，其时高粱长至二三米高，为伏击提供了方便之所；其次是冬天的农闲季节。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起源》，第7—8页。?这里一直是贫困地区。在1979年，曹县73％的生产队年终决算时不能向其队员分配一分钱。《中国日报》，1981年12月18日，第4版。?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1—82页。?徐氏是王森的弟子。在16世纪后期，他创建了传播甚广的闻香教。徐在1622年6月发动起义时，声称“大成兴盛”的时代已经来到。他和教徒们最初攻占了邹县与滕县，并且封锁了大运河。然而，徐没能击败山东的乡勇，起义军主力最终为地方民勇和滕县其他武装所包围，并被击败。徐在北京被斩首示众。傅路德和房兆楹：《明朝人名辞典》，第587—589页；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17世纪中国的家族网》，第4—6页；格罗特：《中国的教派与宗教迫害》，第167—168页；程廷恒编：《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66—169页；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133—135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三三一卷，第2608页。?李清：《三垣笔记》中，第32页。?根据1686年的文献记载，在遭到满洲进攻之后，临清的繁荣程度只及先前的1/5。济宁也受到了破坏。17世纪初，济宁与三个邻区的丁数是49554口；但在1644年，下降至17590口。直至18世纪晚期，济宁人口方才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临清也是直到此时才基本上恢复了先前的商业繁荣。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8、56页。同样，对于农村地区，1645年的一个报告表明，许多地区每户只有一个或两个人活下来了，每十亩地中只有一两亩得到耕种。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的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黄仁宇：《明代的大运河》，第132页；吴若灏纂：《邹县续志》，第419—420页。1641年至1642年这些乡贼中最大的一个集团是由米谷挑夫、驿卒和小商人啸聚而成的联盟。其领袖名叫李青山。他们的活动中心位于梁山，即《水浒传》中的英雄们呆过的地方。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18页。?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兵事纪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整个晚明，兖州诸县因其贫穷和乡绅之狠毒而闻名。藤田敬一，《清初山东赋役制度》，第4页。同时在明代，衮州也由于不断的农民起义而闻名：正德年间（1506—1521）的刘六、刘七起义；天启年间（1621—1627）的徐鸿儒起义，崇祯时期（1628—1644）的白莲教起义。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20页。?根据地方志记载，王俊“有田在开明山下之吴村，招佃垦荒，积粟甚富，意图纳粟得官。崇祯十三年岁祲被劫，其党无食，遂为盗，复拒捕，杀县役。”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81页。?1644年10月1日奏折，《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1644年的主要领导人是“擎天大王”李文盛；又见《世祖实录》第17卷，第200页，奏书之日为1645年7月12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78页。?其中一些，如徐鸿儒起义之前的济宁的乡绅领导的乡勇，也参预赈济机构与义仓的事务。在疾病流行之年乡勇也发放药品，掩埋尸首。结果济宁成了混乱的汪洋大海中一个安定的小岛。参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11月2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7页。在莱州、安邱和济南都有类似的民勇组织。赵俪生：《李自成地方政权所遭地主武装的破坏》，第45—4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正如方大猷在其奏书中所解释的：“每营差官一员督阵，仍各领剃头家丁八名，使驰阵前，张虚声”。同上书，第79页。?新王朝统治的最初10年中，整个帝国的地方官都接到政府命令，他们必须雇请保镖，以武器装备起来，而且应当付给这些人以钱粮。这些保镖可以保障地方官平安任职。1653年，私人保镖制度已不再具有强迫性质，但许多官员继续雇请这些武士。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页。?例如：我们在一份记述1647年章邱抵抗农民起义军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政府的军事力量包括：一、军官统领下的正规防守部队；二、衙兵，由兖州府儒学训导蔡廷谏指挥，另外他还指挥一营家丁；三、知府的亲丁（“时有陈知府统领亲丁，堵大街口”）；四、明季都司于大海等，统领家丁及镇内回兵李纵先等；五、乡绅领导下的乡兵，负责协防。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页。在1647年山东的另一个地方抵抗的事例中，除了正规部队之外，还有员外郎领导的亲丁。同上书，第83—84页。地方绅士之所以希望将他们的税册交给新政府，其主要原因即是巡抚方大猷及其助手们有能力在危急时把乡勇从一个地方调往另一个地方，例如，从曲阜调到邹县。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7页。?《淮城纪事》，第133页。该省明巡抚邱祖德处死了大顺政权派来劝降的使臣，并且南逃而去。张廷玉等编：《明史·郭芳传》，第3111页。然而，山东大多数乡绅最初没有抵抗就投降了李自成，只是在大顺政权将土地分给农民，并开始拷掠地主以榨取钱财时，才决定抵抗李自成的人马。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与封建性》，第72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8—13页。?骆承烈：《从大顺〈创建信女桥〉碑看李自成起义军在山东地区的一些活动》，第39页。鲁九王、朱义海南逃至京口（今镇江）。济宁乡绅在驱逐了大顺政权官员后，向南明政权寻求支持。但他们从史可法处得到的只是一个登基诏书。因而，他们除了转而向清朝寻求支持以对抗起义军及其同伙之外，已别无选择了。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5—16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朱曾是北直隶三河以南的香河县令。当李自成军攻占北京时，他离职而逃，但为大顺军的阎杰逮捕入狱。?《贰臣传》第九卷，第21—23页。有时，平民领导抵抗起义军和盗贼的斗争。曹安祚，邹县著名的智勇双全的武林好手，拒贼于门外，并从其院堡的二楼上将燃烧着的炭火掷向敌人。清政府后来对其“靖匪”的功劳予以嘉奖。另一平民杜承美，从义军的包围中解救了其村落，并与官军一道抗击义军。吴若灏：《邹县续志》，第420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毕自严是当时中国最富者之一，毕为淄川人；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49页。文秉说，支持明王的实际上是德州贡生谢升，但为史可法提供消息的人把谢升（陞）和谢陛弄混了。这是个难以置信的说法。首先，一个文人在他的名字中用“陛”字，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也许会与“陛下”的“陛”相混淆。其次，谢升自己也在一种尴尬的口吻中向满人承认了他支持过那位明王之事。“时德藩被执，适庆藩宗室曾为明朝香河令名师钦者，避闯过境，为伪州牧所禁，臣等暂奉为号召之资。”《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当满军一进抵北京，多尔衮就让山西商人做了官商，隶属于内务府。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页；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关于多尔衮与两位大臣之间的对话，参见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1649年又颁布了同样的法令。吕元驄：《翰林院》，第59页。?当左懋第的使团经过山东时，他们发现，山东省已完全为王鳌永和方大猷所控制。根据他们所述，王、方二人深为百姓痛恨，“众唾其脸。”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王的奏折中有这39个人的名字，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34页。《清实录》也记载，王推荐了前明大学士谢升和其他40余人。《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7—68页。王还另外推荐了其他一些山东人。1643年，山东进士之一张端，抛弃了李自成的官职，经山东巡抚向多尔衮推荐，成为宏文院的一名检讨（张的父亲张忻也曾供职于大顺政权，1645年由佟养性推荐为清朝天津巡抚）。1646年，任江南乡试主考官；后来又入秘书院为侍讲；此后又做了国史院侍读；最后升为大学士。《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4—15页。张端作为一名主考官列入了法式善著的《清秘述闻》之中。?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9页（此书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编，朱希祖作序——译者）。?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1—24页。李化熙（1634年进士）是山东士绅领袖之一，崇祯时曾为天津兵备道、四川巡抚、陕西总督。1644年初，李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在李自成攻陷平阳后，李化熙意识到都城危在旦夕，因此他率领部众回到山东，就食于家乡。1644年9月，在满人决意留在北京已确然无疑时，李速遣游击吴伸上书归降。他除了得到过巴哈那和石廷柱的推荐外，还得到了清天津总督佟养性的支持。同上书第五卷，第21—24页。巴哈那的推荐日期记为1644年8月18日，见《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0页。石廷柱早在1622年就降清了。1639年成为汉旗的成员，不再是佟养性的部将了。他和巴哈那都曾受命“平定山东”。石作为驸马拥有固山额真的称号，见《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1页。?《贰臣传》第六卷，第32—33页。?任濬（山东1624年进士）曾任明朝右佥都御史。刘余祐向多尔衮引荐了他。在为户部右侍郎时，任濬提出了几项改进财政管理的重要建议；为刑部尚书时，主持修订了一个重要法典。“满汉堂官专领其事，慎选司员一一商榷，疑难者请旨裁定。罪例可更者，一准于律；不可更者，即载入律条，著为令”。1644年多尔衮谕示刑部在量刑时宜依据明朝法律定夺。但是，明朝法律中有些条款与满人的惯例不一致，因此，又命令各有司分别为满汉开列律条，再将其意见送至刑部加以统筹；司法审判与诉讼程序都是满汉有别的。任濬也为《会典》的修改提出了意见。这样，通过不断的调整过程，才将明朝会典的条例纳入了清廷的政法活动之中。1646年农历五月，满语本《大清律》也告完成。见《贰臣传》第五卷，第33—34页。关于协调满汉法律的谕旨，参见1645年3月11日诏令，《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60页。至于司法审判及诉讼程序，见1646年2月12日谕旨。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270页；又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略》，第106页。?多尔衮的旨令附于王鳌永的内阁抄本中，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1页。此令颁布于1644年8月20日。《贰臣传》第九卷，第26页。?清人一进京，即宣布恢复科举考试。同时，奉天府学政推荐了一批进士，以供直接任用，结果把那些求官的进士们网罗一空。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渠道很快就变得狭隘起来。1644年9月10日，有人建议辽东地区应该参加定期的科举；1645年初，一位礼部官员极力提倡汉满官员的儿子都应依例在国子监一起学习。这些措施获得了批准，同时，还为满、蒙、汉旗人特别规定了乡试员额，并增加了一些进士员额以使众多的举人们能按比例地分享。《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111—115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多尔衮亲自邀请冯铨参加新政府。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冯也是一位有名的古董收藏家，引退时期他在北直隶积累了大量的田地。马米兹：《魏忠贤：对明末内廷宦官和党争的重新评价》，第245—24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极其清楚地意识到，他容易因曾为阉党而备受谴责。他进入清廷的内三院后，获得了接近国史馆的可能。据说，他秘密地将《明实录》中不利于自
谋手段也不错——纪律惩罚、思想教育和个人强权三合一，操作简单，效果出色。开学的喧哗过去后，黄埔军校正式开课，蒋校长把家搬到长洲炮台，将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倾注到黄埔军校的工作中。简单地说，蒋介石同志干的是这样一份工作，没有范围，没有界限，什么都要管。睡得比猫头鹰晚，起得比鸡早，干得好没有奖金，干坏了要承担责任，简直操碎了心。总之，蒋校长为了革命事业还是很拼的。下面就来聊一聊他尽心竭力、夜以继日、任劳任怨干工作，成为业界良心的事。蒋介石综合当年从日本人身上学到的经验以及自己这些年的革命经历，总结出一个规律：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必须拥有严格的军纪，具备为革命不怕奉献牺牲的核心价值观，懂得绝对服从和团队合作。现在，蒋介石决定使用苦苦思索而得的五大绝招来完美地诠释这一规律。绝招一，以身作则，锤炼军纪。几年来，蒋介石每天清晨五点起床，风雨无阻，是第一个出现在操场的人，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宿舍、教室。谁要不按纪律作息，蒋介石不介意在全校师生面前给他开批斗大会，让他长些记性。顾祝同、刘峙这几个来自保定军校的教官有一次早晨没准时出操，结果被蒋介石从被窝中抓出来，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进行严厉地训斥和惩罚，丝毫不给面子。至于蒋介石制定严格军规，整顿军纪，严肃考勤制度，带领大家跑步锻炼身体、站队列的那一套就不多说了，参加过学生军训的同志们都理解，只是黄埔军校的执行强度是咱们学生军训标准的百倍千倍而已。绝招二，三天两头训话，对黄埔师生进行洗脑教育。蒋介石以打了鸡血似的精神头挑灯伏案写作，在经历了数十个夜晚的苦熬之后，他创作出了数十篇优秀的宣传文章，如《服从命令与军人的人格》、《牺牲为革命党惟一要旨》、《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等，以此作为激励官兵士气和增强部队战斗力的演讲材料。绝招三，自学成才，活学活用心理学。自黄埔开学后，蒋介石就频繁地找学生到校长办公室单独谈话，开展他的网罗精英计划。谈话的开场白一般就是“今天找你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看看你在学校过得习不习惯，家中遇没遇到什么困难”此类的暖心话。当然了，蒋校长也不是一味玩虚的，他也是实在人。只要学生肯提条件，他就一定满足，当然一般人也不会提过分的条件。这完全就是慈祥的长者在热情地关心小辈，哪里有校长的架子？对这些敏感而自尊的年轻人来说，蒋校长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足以让他们心折不已，并甘愿效犬马之劳。如果双方相聊甚欢，他就会接着问：你有没有字，不嫌弃的话我给你取一个？彻底地拉近关系。想想也是，名字是每天都挂在嘴上叫的，叫着叫着你还想不起蒋校长？去蒋校长办公室的次数多了，他就会跟学生深入聊一些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之类的话题，趁机判断对方是否可以拉过来。当然是拉到国民党这边来，因为那时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入党。抗日名将杜聿明就是这么被蒋介石忽悠进国民党的。可杜聿明万万没想到，在他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他妻子曹秀清却正在陕西榆林中学加入共产党，举着右手朝斧头、镰刀和列宁像宣誓。绝招四，也是最具特色的招式。蒋校长带头走时尚路线，另辟蹊径，培养师生“以塑造军人魅力凝聚军心为荣，以不重仪表破坏军人形象为耻”的荣辱观。相信有人在民国历史相关的纪录片中见到过蒋校长的那一身行头：黑色的披风、笔挺的军装、整齐的风纪扣、武装带、皮靴和白手套，一整套搭配下来，很威严很酷，让同学们是既羡慕又佩服。无论何时何地，他这身行头是不变的。即便是在凉风习习、淡月当空的傍晚，他领着幼子蒋纬国和新夫人陈洁如在黄埔岛上散步，衣着也是如此。宣侠父当然，蒋介石并非一味怀柔，若有人胆敢挑战他的权威，他绝不介意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由此，这就有了最狠的第五个绝招——“以权服人”。这一招在蒋介石处理“宣侠父事件”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黄埔军校须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即在学校成立特别党部，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可问题是，不仅特别党部的五名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除了蒋介石，其他全都是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员。也就是说，尽管蒋介石身为校长，但没有特权，还受到了强力监督。但是，蒋介石很快就从中发现了机会。蒋介石以校长、特别党部的名义下文，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蒋介石的计划是一箭三雕：一是插手党务；二是控制黄埔学生；三是防范共产党坐大。文件下发后，共产党员宣侠父迅速站出来抗议，这位蒋校长的老乡也是被指定的党小组长。宣侠父给特别党部写了一份十分正式的报告，毫不客气地把矛头直指蒋校长。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替党权，违背了孙中山“以党治军”的原则。蒋介石看见报告后，自然是气得骂了娘希匹：居然有人公然挑战我的权威！但考虑到此事非大非小，处理不好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形象，于是他以老乡和校长的双重身份召见了宣侠父。两人的谈话很快陷入了僵局。蒋介石说：念在你年轻不懂事，赶紧交代背后主使，回去写悔过书，否则开除。宣侠父是个很讲原则并且极有主见的人，不仅不写，还在收到蒋校长的通牒三天后就愤然离开了军校。临走时给同学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宣侠父所维护的，正是孙中山当作命脉的东西，而蒋介石所使的，正是其赖以掌握黄埔的技术手段。当然，蒋介石有自己的底线，他的底线就是北伐。基于北伐大局，他还是懂得让步的。如他对共产党在学生中发展党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使得黄埔的优秀毕业生中，国共所占比例不至于很悬殊。而且蒋校长有空的时候还懂得喊一喊“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口号，江湖人称“红色将军”。表面上大家其乐融融，这就使得国共两党能在最初的几年中顺利合作下去，最终成就了北伐大业。“红埔”蒋介石提拔人才时，有一些“潜规则”，如重用浙江同乡，重用对他个人十分忠诚的人，但最重要的一条一定是重用黄埔学生。蒋介石麾下的核心将领大多出自黄埔军校，象征荣誉地位的“中正剑”绝大部分送予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甚至在败退台湾时也不忘带走黄埔军校，校址迁至台湾高雄县凤山市，而且现在还在办。孙中山、蒋介石把黄埔军校办得如此出色，连毛泽东都十分眼热。1936年红军长征一到陕北，毛泽东便提出：我们要像孙中山先生办黄埔一样，办我们的“红埔”！这就是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其实，黄埔军校虽然不是“红埔”，却也为中共培养了许多红色人才。周恩来入主黄埔军校政治部之后，便建立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军队——一支以黄埔一期学生为核心的一百多人的铁甲车队，这支武装力量日后成为对抗国民党的火种。井冈山期间，包括林彪在内的约五百名黄埔毕业生追随毛泽东。整个大革命期间，红军中有约三千名骨干是黄埔毕业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衔，十大元帅中的五名——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十名大将中的三名——陈赓、许光达、罗瑞卿，均是黄埔军校学生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第十一章创纪录的惨烈直奉大决战
张作霖VS吴佩孚
孙中山正在狠抓枪杆子的时候，北方的张作霖也在磨刀霍霍。第一次直奉大战惨败后，张作霖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折腾了许久，他才终于整明白：问题主要出在义气上。只有义气而无组织纪律，可以说是黑社会都存在的问题。而奉系军权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不少土匪农民一类的人物，这些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凭借哥们儿义气打打小规模战争还行，但战争规模一大，见识和能力就有些跟不上形势。相比之下，那些军校毕业的中青年将领表现突出，虽败犹荣。像救了自己性命的儿子张学良和郭松龄，要不是这些人力挽颓势，自己这次肯定要吃更大的亏。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不服老不行！出于这种考虑，张作霖决定对将领进行大换血。他也玩起了杯酒释兵权，给予老兄弟们好吃好喝，就是不给兵权。这之后，张作霖开始重用名牌军校毕业生、裁军、整顿纪律，以现代军事理论为指导对奉军进行改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练成普通意义上的精兵约二十万。被他重用的拥有正经军校学历的人之中，有三个人值得一说。第一个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杨宇霆。此人不仅搞经济和军队建设有一套，还在军工技术管理方面有专长。他负责建设沈阳兵工厂时，重金聘请外国专家，自行生产步枪和轻重机枪，大大提升了奉军的武器装备水平。第二个人是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的张学良。自从上次挨过吴佩孚的飞机轰炸后，记忆犹新的张作霖便放权给儿子张学良，指示对方与时俱进地建立了一支拥有约三百架飞机的空军，实力远超直系的空军。有了空军，就不用窝在东北了。不过那时的飞机战斗力远不如今天美军F系列的战斗机，既飞不太远，火力也不够强悍，只能锦上添花，不能作为决定性的力量，决定性的武力还是陆军。因此，张作霖还要研发陆军王牌部队。王牌部队的领导人选他早就想好了：宝贝儿子张学良和毕业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的郭松龄。这个郭松龄是唐朝大将郭子仪的后人，而且他和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结识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是战术教官，张学良是学生。两人脾气对路，一见如故，遂结为异姓兄弟。这样一来，张作霖就更加放心地将兵权交给郭松龄。此后，张作霖从人才、武器、军费三方面重点扶持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这两人也不负厚望，他们麾下的部队完全称得上是奉军的王牌。除了这三个人，张作霖的老部下姜登选、韩麟春的表现也不错，堪称大将之选。张作霖在东北秣马厉兵的时候，中原的吴大帅也在大搞军队建设。吴佩孚在洛阳屯兵数十万，日日操练，雄心勃勃。都50岁的人了，仍每天六点前起床，八点到操场阅操，风雨无阻。值得称道的是，吴佩孚两手都过硬，在抓“军事文明”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抓“精神文明”。拥有秀才学历的他，酷爱吟诗作词，吟到动情处还会落泪，是一名功力深厚的军旅艺术家。在他众多的军旅诗词作品之中，最著名的要数下面这首《登蓬莱阁歌》——采用他的偶像岳飞的《满江红》曲调，歌词雄浑有力，情感丰富，吼起来非常悲壮。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吴佩孚的歌词表面上骂的是倭寇，实际上骂的是与日本相勾结的张作霖先生。通过这首作品，他要让士兵们时刻牢记“一战恢复旧山河”的神圣历史使命，打得张作霖连东北风都喝不上！吴佩孚在洛阳的动静太大，以至于惊动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一通采访之后，吴将军创了一个历史纪录——首位亮相《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就连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的“逃亡帝”康有为，在逃经洛阳时也写了一副马屁对联凑热闹，傍一傍这个实力人物，为自己找个护身符，对联是这样的：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先看“牧野鹰扬”，本是周武王的事迹，被他用来称颂吴佩孚的武功，老吴看了，会不高兴？再看“百岁功名才半纪”这一句，老吴刚满50岁，才半个世纪就搞定了半个中国，难道康有为的潜台词是吴佩孚若活到100岁就能统一全中国？下联“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既肯定了吴将军英雄风头正劲的客观形势，也表达了康有为对吴将军吞并八方的美好祝愿。高，实在是高！极品马屁！拍得有气势、有文采、有历史感！不知道风头正劲的吴大帅跟卧薪尝胆的张作霖干上一仗，谁会赢？导火索一场江浙战争，原本平淡无奇，可就是因为它，直接引爆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前面说过，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跟陈炯明打了一仗。当时孙中山的部队借道福建打回广东，这让直系对福建的状态极其不满意。因此，直系想把福建从皖系手中夺过来，掌握在自己手中。曹锟和吴佩孚商量过后，决定派遣得力手下孙传芳去夺取福建。说起孙传芳，还得多交代一下这块蒋介石日后上位的垫脚石。孙传芳，字馨远，1885年出生，山东人。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去过日本留学，镇压过辛亥革命，追剿过土匪白狼，参加过直皖大战，也曾在护法战争中击败南方联军。总之，这名北洋派的少壮军官是一名真刀真枪打出来的悍将。孙传芳当然也是直系门下，目前的职位是长江上游总司令。1922年年底，孙传芳携同学周荫人兵发福建。他没有让领导失望，很快就打败了福建的皖系势力，将福建囊括于直系麾下，孙传芳凭借此功成为福建省军区司令。溃败的皖系势力只好投奔浙江省军区司令卢永祥，毕竟大家都是皖系门下。卢永祥十分高兴地接纳了福建的残兵败将，当即将自己的部队扩编至四个师一个混成旅，六万人左右的兵力。一个省养六万人的军队，实在是有点过于膨胀。在没有实力当红花的时候，最好还是当绿叶，否则招人嫉妒。果然，隔壁邻居——江苏省军区司令齐燮元不爽地跳了出来：兄弟，你搞军备竞赛，对我省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和平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我坚决抗议！如果你不放弃扩军，不从思想上深刻检讨自己这种背历史潮流而行的行为，我决不会放弃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权利！其实这个家伙纯粹是妒忌，不安好心，他是直系的人马，而卢永祥是皖系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势力之一。齐燮元早就想把没有强大靠山的卢永祥吃掉，以把其治下的浙江、上海两地的丰厚商业税收给合法继承过来。正愁没有好借口的时候，卢永祥自己送上门了。齐燮元把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领导曹锟和吴佩孚。越是强大，越是拥有力量，就越是追求权力和财富，这是一条永远都没有尽头的路。因此，分别拿财富和权力当快乐源泉的曹锟和吴佩孚迅速拍板决定：打吧！还给你安排一个好帮手——孙传芳。江苏、福建一南一北刚好夹击浙江，天作之合，浙江顾头便不能顾尾，腹背受敌！卢永祥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找帮手。于是便有了著名的“三公子会议”，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牵头，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配合，三个人代表三方势力，就反对直系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定下孙、张、卢三家一起反直的“三角协议”。张作霖从东北发兵，牵制直系吴佩孚主力。卢永祥以浙江一省对抗直系门下江苏、福建两省之兵。孙中山从广东出发，发兵直系的另一块根据地江西，拿下江西之后从安徽借道进入江苏，直逼南京，包抄齐燮元的后路。如果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不出问题的话，确实很有希望扳倒直系这个强大的敌人。然而齐燮元、孙传芳并没有给“三角联盟”足够的准备时间。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打响。对于卢永祥来说，孙传芳、齐燮元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卢永祥在拼死抵抗了一个月之后，非但自己被揍得满地找牙，也没有等来孙中山的援兵。孤立无援的卢永祥只能宣布下野，随后逃亡日本。“三角协议”的效果貌似不大好，看来诚信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其实孙中山也不是故意失信，当时广东局势非常微妙，所以他不能按约出兵相助，下文会具体解释。这一次孙传芳成了大赢家，一下当上了浙江、福建两省的军区司令，这为他后来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大吉利的是，孙传芳刚进杭州，著名景观雷峰塔就倒了，此事后来成为鲁迅笔下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的重要素材。至个动词，说患者看到的是绝对的黑暗。那位盲人斩钉截铁地说，这里仍然保留同样的动词，他看到的是一片浓浓的白色，仿佛睁着眼睛沉入了牛奶海中。一种白色的黑蒙，这不仅在词源学上自相矛盾，而且在神经学上也不可能，因为一旦大脑不能辨别现实中的形象形状和颜色，同样也就不可能给正常视力在同一个现实中看到的形象形状和颜色蒙上一层白色，绵密的白色，仿佛一幅没有色调的白色图画，不论要精确地定义正常视力有多么困难。医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陷入了一个看来无路可走的死胡同，他沮丧地摇摇头，环顾一下四周。妻子已经离开了，他恍恍惚惚记得她曾来到身边，待了一会儿，轻轻吻了吻他的头发，我去睡觉了，她大概这样说了一句，现在屋里寂静无声，书还散乱地摆在桌子上，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想，这时他突然感到害怕，仿佛自己马上就要失明，而且事先已经知道。他屏住呼吸，等了一会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事情是在一分钟以后发生的，当时他正把书籍收到一起，准备往书架上放。他先是发现看不见自己的手，接着就知道自己失明了。戴墨镜的姑娘患的病不严重，不过是轻度的结膜炎，用点医生开的局部外用药几天就可治愈。您知道，在这段时间里只有睡觉的时候才能摘眼镜，医生对她说。这句风趣的话已经说了多年，甚至可以设想眼科医生们说了一代又一代，但每次都有效果，医生笑着说，病人笑着听，这一次更没有白说，因为姑娘长着一口漂亮的牙齿，并且知道怎样展示它们。出于天生的厌世或者对生活过度的绝望，任何了解这个女人生活细节的平庸的怀疑论者都会转弯抹角地说，她美丽的微笑不过是她所操职业的花招而已，这是毫无根据的恶意指控，因为它，这里指的是她的微笑，在不久以前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已然如此，当然小女孩这个词已经过时，那时候她的未来还是个谜，而试图解开这个谜的好奇心尚未降生。好，简而言之，人们也许会把这个女人划入所谓妓女的类别，但是，考虑到这里描写的时代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复杂性，不论是夜间的还是白天的，不论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社会关系，其复杂性要求人们避免仓促决断的倾向，可惜，由于过分自负，我们也许永远不能摆脱这个毛病。尽管人人知道由天后朱诺而得名的婚神星里云雾缭绕，但把这位希腊女神与大气中飘浮的水滴组成的大块云团混为一谈就不对了。无疑，这个女人会为了得到钱而与别人上床，这可能使人不过多思考便把她划入事实上的娼妓之列，但是，如果可以肯定她与愿意跟她上床的人上床时也是愿意的，那么就不该忽视这样的可能性，即这种事实上的差别会让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她排除在那个行业之外，当然这里把那个行业视为一个整体。她像正常人一样，有一个职业，也像正常人一样，利用剩余的时间使肉体得到某些欢乐，使需要得到满足，包括一般需要和特殊需要。如果人们不想简单地给她下个定义，那么最后会说，就广义而言，她在以自己喜爱的方式生活，并且从中得到一切可能得到的欢娱。离开诊所时天已经黑了。她没有摘下眼镜，街上的灯光照得她不舒服，尤其是霓虹灯。她走进一家药店买医生给她开的处方药，接待她的药店伙计说有些人的眼睛不应当用暗色玻璃遮住，她装作没有听见，这些话本不该说，况且是出自一个药店伙计之口，请想一想，他怎能反对一个姑娘的信条呢，墨镜赋予她的醉人的神秘感足以引起身旁经过的男人们的兴趣，若不是今天有人在等她，她也许会对他们的兴趣投以回报，但现在，她有种种理由希望从幽会中得到好处，物质方面的满足和其他方面的满足。和她相会的男人是老相识，对于她事先说不能摘下眼镜并不在意，其实医生并没有给出这种建议，但那男人甚至觉得这样蛮有趣，标新立异。姑娘在药店门口叫住了一辆出租车，说了个酒店的名字。斜靠在出租车座位上，她已经开始品味，不知道这个词用得是否贴切，已经开始品味性爱的种种感受，从头一次嘴唇贴着嘴唇，到头一次抚摸私处，再到性高潮的一次次爆发，她像被钉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旋转火柱上一样，最后精疲力竭，心满意足。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如果男伴能够在时间和技术上完全履行义务，那么戴墨镜的姑娘一定会提前双倍报答以后收取的东西。想到这儿的时候，无疑是因为刚刚付了一笔诊费，她暗暗问自己，往常面带笑容地称为公平交换的价格从今天起提高，是否是个好机会呢。她让出租车在一个街区前停下，自己融入往同一个方向去的人群之中，好像是被那些人拥着往前走，无名无姓，无罪恶感，也无羞耻心。她神态自若地进了酒店，穿过前厅，来到酒吧间。提前到了几分钟，应当等到事先约好的准确时间。她要了一杯清凉饮料，不动声色地喝完，眼睛不看任何人，她不想被误认为一个猎取男人的庸俗女人。过了一会儿，她像个在博物馆转了整整一下午要上楼回房间休息的游客一样朝电梯走去。还有谁不知道呢，美德在通往完美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困难，而罪孽和恶习很受好运垂青，于是她刚刚走到，电梯的门就开了。里边出来两位客人，是一对老年夫妇，她进了电梯，按下三楼的按钮，三一二号房间在等着她，是这个房间，她轻轻敲了敲门，十分钟后她已经一丝不挂，十五分钟时开始呻吟，十八分钟时毫不掩饰地低声说着做爱说的话，二十分钟时开始失去理智，二十一分钟时感到快活得浑身酥软，二十二分钟时喊了起来，现在，现在，等到重新清醒过来时，她筋疲力尽心满意足地说，现在我眼前还一片白呢。3至于偷车贼，是一个警察把他送回家的。这位谨慎严肃并且富有同情心的权力的代表人根本不会想到，他送的是个冷酷无情的违法分子，他之所以拉着此人的胳膊，而不是像在其他情况下那样为阻止其逃跑，只是因为怕那可怜的人绊倒和跌跤。作为报应，我们不难想象偷车贼的妻子把门打开时吓成了什么样，眼前一名身着制服的警察揪着一个在她看来失魂落魄的犯人，从犯人脸上那悲伤的表情来看，他遇到了比被捕更可怕的事情。在这一刹那，妻子首先想到丈夫在犯罪现场被抓，警察到家里来搜查；不论看来多么有悖情理，这个念头倒使她大大放下心来，因为她想到丈夫只偷汽车，而汽车这么大的物件是不能藏在床底下的。她的疑惑没有持续多久，警察说，这位先生双目失明了，您来照顾他吧；警察只是陪丈夫回家的，妻子本该松一口气，但是，当泪流满面的丈夫扑到她的怀里，说出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话的时候，她才明白遭到了灭顶之灾。戴墨镜的姑娘也是被一名警察送回她父母家里的。试想一下当时的情况，她说自己瞎了，赤裸着身子在酒店里大喊大叫，其他客人惊慌失措，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企图逃走，手忙脚乱地穿着裤子，显然，这种场面的讽刺性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她失明带来的悲剧色彩。失明的姑娘羞得无地自容，毕竟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不论那些虚伪的卫道者们对她从事的有偿性爱怎样嘀嘀咕咕，说三道四。在撕心裂肺的喊叫之后，她明白了失明不是刚才的快感带来的出人意料的结果，所以当胡乱穿上衣服，被连推带搡地带出酒店的时候，她不敢再继续哭闹了。警察问了她的住址之后，以不仅粗鲁而且带有讥讽的口气问她是不是有钱付出租车车费，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会付，他说；请注意，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这姑娘属于不为其不道德的赢利纳税的那类人。她点点头，但是，因为已经失明，她以为警察可能没有看到她的动作，就小声说，有，我有钱，接着又自言自语，还不如没有呢；我们一定会觉得这句话出乎意料，但是，只要注意到人类思想的盘绕曲折，在其中没有捷径可走，那么就不难理解这句话了，她想说的是，她因为自己的不检点行为和不道德举止受到了惩罚，这就是后果。她曾对母亲说不回家吃晚饭，而现在却要准时到家，比父亲还早。眼科医生的遭遇却不相同，这不仅由于他患上失明症时正在家里，而且也因为，作为医生，他不会像那些只有在疼痛时才意识到自己身体的人一样束手就擒，惊慌失措，歇斯底里。即使在现在的情况下，内心痛苦不堪，要面临难熬的一夜，他还能想起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写的那句话，在诸多诗篇中，它以描写死亡和痛苦著称。一位医生本身胜过好几个男子，对这句话我们不该单单从数量上理解，应该主要从质量上理解，这一点不久就会得到证明。他表现出足够的勇气，躺到床上，没有叫醒妻子，甚至妻子在半睡眠中嘟囔了句什么，在床上向他身边挪近些时也没有叫醒她。他整小时整小时地醒着，即便偶尔睡一会儿也纯粹是因为筋疲力尽。他的职业是为别人治疗眼病，所以他希望夜晚不要结束，免得自己被迫说，我失明了。但同时他又希望白天的光线快些到来，想到的正是这些话，白天的光线，他知道自己再也看不见了。实际上，一位失明的眼科医生不会有多少作为，但他有义务通知卫生局，告诉他们这可能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灾难，这大概是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失明症，种种迹象表明它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从他知道的病例来看，病前没有炎症感染或病变之类的症状，他从接待的第一个失明症患者身上发现了这一点，他本人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轻度近视，轻度屈光不正，一切都是轻度的，因此决定不用戴眼镜来矫正。眼睛看不见了，完全失明，而实际上它们状态完好，没有任何原有的或者最近的，先天的或者后天的损伤。他回忆起为前来就诊的那位患者所做的详细检查，检眼镜能看到的眼睛的各个部位都很正常，没有任何病变迹象，那人说他三十八岁，看上去还不到这个年龄，这种情况着实罕见。那个人不该失明，他想，此时却忘了他本人也已经失明，可见人能够达到怎样忘我的境界。这种事不只现在才有，我们记得荷马曾经说过，不过他的用词似乎有所不同罢了。妻子起床的时候他假装还在睡觉，他感到她吻了一下他的前额，非常轻地吻了一下，仿佛以为他还在沉睡，不想惊醒他，也许妻子在想，真可怜，为了研究那个盲人的奇怪病症睡得太晚了。卧室里只剩下医生独自一人，他觉得好像有一团浓密的云渐渐地把他捆住，压迫他的胸膛，钻进他的鼻孔，让他的五脏六腑全部失明，这时他忍不住发出一声短短的叹息，两滴眼泪流了出来，是白色的眼泪，他想，白色眼泪浸湿了眼眶，溢出来顺着太阳穴往下流，两边脸颊各有一滴，这时候他理解了他的病人们的恐惧，医生先生，我觉得快要瞎了。家里轻轻的响动传进卧室，妻子很快就会进来看看他是不是还在睡觉，是去医院的时候了。他小心翼翼地起了床，摸索着找到睡袍，穿在身上，走进洗漱间，小便之后转过身，面对着他知道挂着镜子的地方，但这一次没有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也没有说，有千万条理由让大脑封闭起来，他只是伸出双手，摸到玻璃，他知道自己的影像正在里面望着他，他的影像看得见他，而他却看不见自己的影像。他听见妻子进了卧室，啊，你已经起来了，她说；他回答说，起来了。接着，他感觉妻子来到了身边，你好，亲爱的，结婚多年，两个人还这样亲切地问候。这时，他们像是在演一出戏，妻子的话在给他提示台词，于是他说，我觉得不会太好，眼睛里有个什么东西。妻子只注意到了后半句，于是对丈夫说，我来给你看看。她仔细察看了丈夫的眼睛之后说，我什么也看不见，这句话显然角色颠倒了，不是她的台词，而应当由丈夫说，丈夫的确说了，但比妻子说得更简单，我看不见，接着又补充一句，估计我被昨天那个病人传染了。由于长时间耳濡目染，医生的妻子们往往也对医学略知一二，而这位妻子在一切事情上都跟丈夫如影随形。她凭借学到的知识足以知道失明症不像时疫那样传染蔓延，一个不瞎的人不会因为仅仅看了一个瞎子一眼就染上失明症，失明症是人自身和与生俱来的眼睛之间的私密问题，与别人无关。无论如何，一位医生有义务知道他说的话的含义，正是因此他才会去读医学院，而这位医生不仅宣称自己患了失明症，而且公开承认是被传染上的，那么，这位妻子，不管她如何熟知病理，又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呢。因此，人们可以理解，面对不可否认的证据，这位可怜的太太和任何普通人的妻子一样，这样的妻子我们已经认识两位了，她们搂住丈夫，自然而然地表示出心中的焦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她哭哭啼啼地问；通知卫生局，通知卫生部，十万火急，如果确实是时疫，必须采取措施；可是，失明症时疫，这种事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妻子说，心中还抓住最后一线希望不放；人们也从来没有见过无缘无故失明的，而到此刻为止至少已经有两个了。最后一个字还没有说完，医生的脸色突然变了。他近乎粗暴地把妻子推开，自己后退了一步，离开，不要靠近我，我会传染你，接着又用双拳敲着脑袋说，愚蠢，愚蠢，白痴医生，怎么就没有想到呢，一整夜和你在一起，本该留在书房里，关上门；尽管如此，妻子还是说，请你不要这样说，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走吧，跟我来，我去给你做早点；放开我，放开我；我就是不放开，妻子大声喊，你想怎么样，你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摸索着找电话，碰翻家具，就是找到电话簿也看不见需要的号码，而我却要钻到防传染的玻璃罩里静静地看你的笑话吗。她用力抓住丈夫的胳膊说，走吧，亲爱的。医生刚刚吃完妻子执意给他准备的咖啡和烤面包片，我们可以想象他吃到嘴里是什么滋味，时间还早，他要通知的人还没有上班。理智和效率要求他以最快的速度把正在发生的事情直接告诉卫生部的高级负责人，但他很快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发现，仅以一个医生的名义说有紧急的重要情况报告，不足以说服电话那头的公务人员，况且还是在他一再恳求之后女接线员才接通电话的。那人说在向顶头上司报告之前先要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显然，任何有责任感的医生都不肯向头一个接待他的下层官员宣布出现了失明症时疫，若果真如此，会立即引起恐慌。官员在电话中说，阁下自称是医生，如果阁下非让我相信这一点，那好吧，我相信，但我要听上司的命令，要么你说清楚是怎么回事，要么我不予报告；是秘密问题；秘密问题不能通过电话处理，你最好亲自来这里一趟；我无法出门；这么说你病了；对，我病了，医生稍稍犹豫了一下说；既然如此，你应当去请一位医生，一位真正的医生，对方反驳说，他显然对自己的幽默感扬扬自得，把电话挂断了。这傲慢无理的态度无异于打在医生脸上的一记耳光。几分钟之后他才平静下来，向妻子讲述受到的粗暴对待。又过了一会儿，他仿佛刚刚发现早就应当知道的什么事一样，凄然地小声说，我们都是这样的混合物，一半是冷漠无情，一半是卑鄙邪恶。他正要犹疑地问，现在怎么办呢，却突然间明白了，这样做一直是在浪费时间，要把这个消息传递到有关部门，唯一可靠的办法是与他所属医院的医疗部主任谈一谈，医生对医生，中间不隔着官僚体制，应该由主任负责让那个该死的官方齿轮运转起来。妻子记得医院的电话号码，接通了电话。医生通报了姓名，之后很快就说，很好，谢谢你，显然女接线员刚才问他，医生先生，你今天好吗。我们在不想告诉对方不好的时候就这样说，我们会说，很好，即便我们正在走向死亡，这被俗称为把肠子当作心脏，这种颠倒内脏的现象只有在人类中间才能看到。主任来接电话了，有什么事吗，医生问他是不是独自一人，旁边有没有人能听见，对女接线员倒不用担心，她顾不上听关于眼科问题的谈话，她只对妇科感兴趣。医生的讲述简短而又全面，完全是医学学术报告式的干巴巴的风格，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没有一句多余的话，鉴于这特殊的形势，
这儿自己走掉。然而就连这一行为也变得麻烦了。人要丢掉东西，好比丢掉纸屑，内心都会有一些挣扎和洁癖。伊泽只是连丢掉这个女人的挣扎和洁癖都丧失掉了而已。伊泽对这个女人既没有一星半点的爱情，也没有不舍，然而就连要丢掉时的内心挣扎都没有。因为伊泽没有供他生存下去的对于明天的希望。到了明天，就算丢弃了女人的身影，又能有什么希望，希望又在何方呢？他要靠着什么活下去呢？哪里是他的住处呢？虽然地上有坑可以睡觉，可就连这个也说不准了。等到美军登陆，天崩地裂，想必这场战争巨大的破坏力就会裁决一切吧。到时候连思考的机会也都没有了。伊泽想着等到天亮了就叫醒女人，看都不看火后废墟那边，总之先找个睡觉的地方，尽量向着远方的车站走。电车跟火车应该还没瘫痪。伊泽想着：等靠着车站附近枕木围成的围墙边休息时，天空就一定会放晴，那时阳光就会倾注到我跟我身边的猪身上吧。因为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冷了。[1]日本从江户时期起就有几个人合起来包养同一个小妾的做法，因为包养小妾很贵，所以男人们会平摊费用，约好去小妾那里的日程，以免撞上，当时通常是三五个男人包养一个小妾。——译者注[2]明治时代的扒手老大。本名富田银藏。此处暗指隔壁住的是个小偷。——译者注[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日本政府设置，在日本政府行政管理监督下运营的大众酒场。——译者注[4]日本在“二战”时期的一种电影类型，基本等同于“教育片”和“纪录片”。——译者注[5]指参拜“四国八十八所”。“四国八十八所”是指日本真言宗创始人弘法大师为修行而到过的八十八所寺院。寻访这八十八所寺院的旅行被称为“四国遍路”或“四国参拜”，全程长达1400公里。——译者注[6]日本1939年发布的一首流行歌曲。——译者注[7]日本锦蛇身长100厘米至200厘米，无毒。——译者注[8]蝮蛇体长60厘米至70厘米，有毒。——译者注[9]约等于4.5厘米。——译者注[10]约等于152厘米。——译者注都会中的孤岛倘若没有战争，必然不会发生像安纳塔汉岛[1]这样的悲剧。首先，这些人连见都不会见过彼此，想必会过完毫不相干的一辈子。然而，倘若没有战争，像安纳塔汉岛这种性质的事件也未必就不会发生。即便表面的环境氛围不像安纳塔汉岛这种深山里的工棚，围绕一个女人相互残杀的事例，也能常见于都会之中。安纳塔汉岛没有法律也没有刑警，每个人的心理状态跟我们不同，比较开放，所以自然就会有所差别——这种看法也太过牵强了。三十多个人在一起生活，自然就会产生法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再说了，对每个人生活圈子里的人数而言，三十个人的话就太多了，一般情况下，在二男抢一女时，我们不会感到背后有三十个人在看着，顶多也就几个人而已，这在都会生活中都算不上什么稀奇事。有许多人即使身处都会正中央，也像是生活在孤岛之中。他和她们会乘着电车和巴士去上班，去购物，但这只是去外面走一圈而已，不少人的个人生活过得完全就像住在孤岛上一样。举个这类人群里的例子，我们就来说说这故事的女主角宫子吧。在她孤岛般的生活圈子里，人们都叫她宫子皇后。她在东京某条繁华街道一角的酒馆当服务员，但从没看过什么报纸。她每天大概睡到正午才醒，正赶上第一版晚报差不多要出来的时候，早报自然就是旧报纸了。虽说她的生活在时间上跟报纸不合拍，不过她并非因为这个才不看报纸，只是单纯对报纸不感兴趣而已。即便看了报纸，上面也不可能有关于自己的报道。对她而言，那些每天不按部就班看报纸就感觉不到自己活着的人才奇怪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过，报纸上不可能有关于她的报道，不过对她而言，事实上可能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如此，对上班族来说，“哎呀，一万日元起步”“冷战”之类的都是一些跟自己好像非常有关系又好像没有关系的报道。而直接关系到各自私人生活的这种报道，却一辈子也见不到几回。不过对宫子而言，报纸上什么时候登出跟她有关的报道都不稀奇——比如说，她那些情夫的名字。不管是慢性子阿弁，还是右平，谁都不会觉得他们是小角色。说他俩是黑市商人吧，花钱又大手大脚，然而穿着打扮却很差，因此大家认定右平多半是当小偷的，可能是个相当有名的通缉犯，不，十有八九就是。就连宫子自己也这么认为。因此宫子从来没有因为当前社会上有什么著名的通缉犯而动过看报纸的想法。换句话说，右平是小偷还是杀人犯都没关系，宫子不关心这个。他在人们眼里是什么人都不要紧。慢性子阿弁和右平在哪儿上班，住哪儿，就连本名她都不知道。这就是她在东京正中央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慢性子阿弁和右平都很热烈地向她求婚，她对他们的回答都一样：“要是没有那个人的话……”也就是说，虽然她说不出“要是有一方死了”这种话，但是“有一方不在”这一事实必须成立，总之几乎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杀了对方就能娶到她。于是两个人彼此也就都理所当然地开始思考这件事。不管是在都会中，还是在农村里，到处都有这种孤岛。于是，这里也就不奇不怪地发生了跟安纳塔汉岛一样的事情。☆☆☆慢性子阿弁已经四十一岁了。虽然他一直都比较老实，把公司和家里的情况对宫子和孤岛的常客全盘托出，但谁都不相信他。而且，大家不相信他，不是因为他人品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心里都明白，不会在这种地方谈自己的真实经历。也就是说，其他人当然也包括宫子，一直以来既没有跟任何人谈论过自己的真实经历，同时也深信大家都跟自己一样。慢性子阿弁在公司里也一样被叫作慢性子阿弁。不，应该说他在公司因为讲了自己的真实经历而博得了人们的信任，但在这家酒馆，大家只采用了他“慢性子阿弁”这个绰号而已。战争爆发前，他就一直在那家运输公司当司机，在蓝领里他也是资格最老的领导。这里的蓝领除了公司的固定收入，出差还有补贴，别看他这个上司穿得跟黑市商人似的，他比黑市商人可有钱多了。因此也就没人相信他所说的经历。他穿衣不只不讲究，甚至还有些邋遢，因为他老婆在三年前死了。长女初中毕业后就开始打理家务，再加上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所以这年纪轻轻的免费保姆无暇顾及父亲的日常生活。认识宫子以后，慢性子阿弁的生活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经常不在家，还只给孩子们一点点刚够活下去的生活费。因此他跟长女间的关系也就带了少许冷战气息。以上这些事实他都在富士之家[2]跟人们全盘托出了，然而却没有人相信他。即便是慢性子阿弁，也知道在富士之家这种氛围的地方不应该把本性展现给众人。然而他一想到跟宫子结婚，就积极地把真实情况全盘托出了。因为阿弁觉得，女人这种东西肯定更想嫁给会对他人展露本性的男人，而不是小偷杀人犯这种来历不明的男人。然而，有些女人并不关心男人本性如何。不久慢性子阿弁也明白了，宫子就是这种女人。宫子跟慢性子阿弁上床不是为了结婚，而是为了钱。宫子不会搭理没有钱的男人。当眼前有好几个情夫的时候，就凭当天身上钱财的多少来决定晚上跟谁当一夜的恋人，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当然，宫子不可能让大家大张旗鼓把钱掏出来比一比，就凭直觉估计一下对方身上有多少钱，然后低声说一句：“你今晚回去吧。”到头来跟大张旗鼓地比谁钱多没什么两样，不过凭借她的本事，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夫们不得不服从的惯例。有些时候大家甚至会把熟客赶走，让新人当晚留下。这个新人也就那一夜能扬扬得意，觉得自己“帅压群芳”，等到下次明白了情况，基本就不会再出现了。当然也有两男争一女的情况。然而要是这么明摆着用金钱来买卖孤岛女王，就跟公娼没两样了。事实上对那些熟客来说，公娼那种一日接多客的行为也时常波澜不惊地进行着。有些男人明明知道对方是这种女人，却还是不忘初衷，想娶她进门，这类例子并不少见。爱情就是这么一回事。倒不如说，这种爱情才认真。起码，慢性子阿弁是认真的。许许多多情夫来了又走，留到最后没有变心的就是慢性子阿弁和右平了。他自称右平，但多半不是本名。他喝醉了，就会故意喊一声：“嘿！”然后他就双手撑在桌子上低头行礼。从他这嘶哑的嗓音和做派来看，可以嗅到他原来做过摊贩之类的职业。然而现在他好像不干那一行了，干的是什么也搞不清。不过，右平花钱可真是非常阔气，因此大家都说他八成应该是小偷。这家店的所有常客都跟宫子发生过关系。有些常客在放纵一夜后就宣告结束了，而后来时不时又眷恋那一夜，最后就选择了这种较为轻松的方式。有些人知道“这姐姐没钱可搞不定”，就自然而然放弃了，在这些稍许冷静的男人看来，慢性子阿弁和右平这种缺乏冷静的对立关系早晚会激化到必须杀死另一方才能收场的地步。也就是说，旁人都能看出这两人想要独占宫子的强烈意欲。在这些稍许冷静的常客里，也有人想到了一点——除了他俩以外，宫子皇后或许还有一个真正的情夫。宫子皇后只不过是这家店的服务员。店主是一对遣返夫妻[3]，没做过这行。这对夫妻似乎不仅对这行没有好感，甚至还有些嫌恶，然而为了吃饭不得不把店开下去。另外，店主夫妻似乎也完全不招呼客人，把店里的事情都甩给宫子来做。宫子住在店里，若无其事地把客人拉到自己的房间里留宿。不过，宫子经常过了中午就出门，有些常客来得早，自然而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宫子皇后有情夫吧？”即使这么问店主夫妻，他们也会回答道：“我们哪里知道呀，那孩子的私事儿。”从回答中就能感觉到，他们不光不满宫子的私生活，还对其私生活的所有对象——客人们怀有敌意。这对夫妻极度避免胡乱在敌人面前露脸，生怕要陪着闲聊那么一句，两人似乎只想着专门在背地里挑唆宫子，冷酷无情地从敌人那儿把钱卷走。只有慢性子阿弁能在这对夫妻这里得到几分“人的待遇”。因为慢性子阿弁每逢休假（非周日），大白天就会来这家店里玩，这会儿基本是宫子出门的时候，自然就总有机会跟店主夫妻说上话，或者也可以说店主夫妻对他有几分好感。当然了，慢性子阿弁并没有得到过店主夫妻好友般的礼遇，也没有赢得他们的信任。看上去只不过要比仇人、强盗、杀人犯高那么一级。因此，慢性子阿弁就比其他常客更了解深层的真相。虽然大家都叫他慢性子阿弁，可你要是跟大家一样把他当成慢性子，就上了他的当了。他并没什么机灵之处，所以像他这种人才容易被大家看作傻瓜。好比他当年当兵的时候，有个机灵人物的配给品被人偷了，那人为了补缺，就看上了慢性子阿弁那份，也就是说，大家都认定慢性子阿弁是一个可悲的存在，他注定是那些机灵人士的牺牲品。然而，事实上慢性子阿弁鲜少成为别人的牺牲品。因为他自身有一种强烈的本能：他明白自己生来就容易遭遇这种状况，所以自然就会去努力防止这种事情发生，这种战战兢兢的本能让他看上去更像个慢性子了，但因为这种本能和谨慎，他基本没有吃过亏，即使吃了亏，他也会趁没人察觉的时候补上缺，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这是他的天分。谁都不知道他有这种天分，因为大家都认定他是个慢性子，不可能办到这种事。大家很容易认为他是慢性子，而他甚至还具备了利用这一心理的本能。这种本能看上去跟变色龙的变色本能一样朴素，然而对人类而言，其实可能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才能。他真心迷恋宫子，真的渴望跟她结婚，掩盖在他慢性子面纱下的才能开始无人知晓地发光发热了。于是就连宫子真正的情夫是谁，他都第一个查明白了。☆☆☆大约半年以前，有一个经常来这家店吃关东煮的兼职学生。他不喝酒，只吃关东煮，所以不久留，也不跟常客来往。他连得到宫子的钱都没有，所以谁都没把他当回事，然而这个叫中井的学生却是宫子的真正情夫。慢性子阿弁通过种种状况判断和实地侦察，查到了宫子白天去的是中井的公寓，当时他立刻下意识察觉到：这个人才是我的真正强敌。因为中井是兼职学生，不可能有钱。宫子会搭理没有钱的男人，就说明情况有别于其他男人，也就是所谓真正的谈情说爱。慢性子阿弁很早以前就怀疑宫子的钱都去哪儿了，富士之家的店主夫妻是这么说的：“宫子不需要交餐费，也不用缴税，再加上几乎天天晚上都出卖身体，不知道揣着多少钱哟。”和服跟手提包之类的基本都是男人买给宫子的。主要是右平买的，而慢性子阿弁也不服输，每个月总会给宫子买一两次穿的用的。然而，慢性子阿弁做不到右平像小偷那样的大手大脚。于是光凭右平和慢性子阿弁买的那些东西，宫子就不缺衣服穿了，事实上宫子基本也没有用自己的钱买过什么东西。宫子连衣柜都没有。而且每逢换季，男人们给她买的那些和服都会不知不觉就不见了，宫子在阁楼的睡房里除了常年摊开的被褥以外什么都看不到。宫子是个睡觉很熟的女人，熟到能失去意识。这也就间接证明了她房里没有什么东西怕偷。“也许她其实住在别处？”慢性子阿弁首先想到。不然的话，就说不通了。所有的东西都去哪儿了呢？慢性子阿弁想，背后应该有个人捏着她的存折。因为早就存有这种疑惑，所以慢性子阿弁怀着异样的执念，为查清宫子白天的去处而展开了行动。于是，当他查到那去处就是中井的公寓时，他一下子理解了——中井才是宫子真正的情夫。于是他感觉到了恐惧。☆☆☆每次慢性子阿弁恳求宫子嫁给他时，宫子都会说：“是呀，你是个靠得住的人，我也想跟你结婚，可是右平跟你一样积极啊。如果我跟你在一起，我们两个多半都会被右平杀了的。哪怕是现在，他好像都觉得你很碍事，想杀了你独占我呢。”她这么说道，接着，又补了一句。“要是那个右平不在，我就能跟你在一起了。”然后又哀哀地作叹气状。在知道中井这个人之前，这句话在慢性子阿弁听来是真的很舍不得，很悲伤，很痛苦。然而，知道中井这个人以后，慢性子阿弁才觉得这句话简直是在耍人玩。宫子之前强调说，不能结婚是因为右平多半会杀了两人，即使不这样，右平也一直打算让慢性子阿弁消失。接着宫子就会叹气，非常伤感地说：“如果要是右平不在，我就能跟你在一起了。”这么看来，恐怕右平每次求婚，宫子也用了同样一套话来回答他。这样一来，右平在脑海里形成“慢性子阿弁是结婚的绊脚石，要除掉他”这个想法以前，这个想法肯定早已在宫子的脑海里形成了。“对宫子来说，我跟右平都是绊脚石。所以她想让我们两块绊脚石互相残杀，一个被杀，另一个变成杀人犯消失掉。因为中井马上就要从学校毕业了，我们这两个男的已经没用了。”这样一来一切都水落石出了，慢性子阿弁想到。接着，慢性子阿弁切身感受到了之前未曾真切感受到的危机——宫子说的话非常重要，右平正在找机会杀他。因为慢性子阿弁被迫理解到了一点：这不是右平的想法，而是宫子的想法。也就是说，这想法比右平自发形成的想法远远有着更强劲的执行力。“宫子肯定会让右平杀了我，然后右平就成了杀人犯。”这比慢性子阿弁杀死右平的可能性大得多。右平本来就是一个能被大家想成小偷、杀人犯的家伙，力气很大，也有很多打架的经验。这么想来肯定还有前科，说不定身上还背着案子。估计右平再犯事的话，这牢就得坐很久了。之前我们已经说过，这家店是都会中的孤岛，尤其是从这里的居民和常客的心理层面来讲，更是如此。他跟宫子都不知道什么拉斯科里尼夫[4]心理、斯塔夫罗金[5]心理，甚至连现代小说的心理，
男女后进式猛烈XX00动态图片洛阳只有一百七十里的距离，是洛阳的重要屏障，汝州的失守顿时引起东都洛阳的一片恐慌。为了稳定住东都洛阳的局势，朝廷派谏议大夫杨授前往洛阳进行宣慰，并下了一道《宣慰东都官员敕》。文中不得不承认唐军镇压起义军的不利以及王仙芝、黄巢势力的迅猛发展。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势如破竹，同时帝国的东南部农民起义的烈火也是熊熊燃烧，其中浙西地区因为经济富庶，更是帝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该地区的王郢起义也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乾符三年（876年）六月，皇帝下诏以左神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行营诸道招讨使，征调诸道人马共计一万五千人前往镇压。一直到转年二月，王郢相继攻陷望海镇（今浙江望海）之后，又攻陷台州（今浙江临海）。台州刺史王葆退守唐兴（今浙江天台），皇帝李儇得知消息后诏令浙东、浙西和福建各出水师助剿。不久后，镇海节度使裴璩诱降王郢的部将朱实及其部众六千余人，收缴兵器二十余万件，极大地削弱了王郢的实力。王郢被迫收拾余众专攻明州（今浙江宁波），结果在攻城战中不幸中流矢身亡，起义最终失败。王郢起义虽然不到一年即宣告失败，但因为其地处帝国财税供给的重要之地，导致江淮地区供应关中的物资明显减少，因此在面对王仙芝、黄巢起义军时，唐军明显进展不力，甚至是节节败退。针对如此现状，皇帝李儇在《宣慰东都官员敕》中特别提到要赦免敕王仙芝、尚君长（王仙芝部将）罪行，实行招安之策，但是并未奏效。王仙芝依旧一路征战，继续四处攻城略地，先是攻克阳武（今河南原武），接着围攻郑州，关东的州县地方守军全都畏惧出战，只求保卫各自的城池。因此王仙芝得以纵兵四略，并未受到多少阻碍。而调集前来平叛的诸道人马十分贪财，在追击起义军时，碰到起义军故意丢在路上的辎重，都争相拾取，进而贻误战机。所以王仙芝继续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先后攻下申州、光州、随州，占据安州稍作休整后，又分兵围攻舒州、进击庐州、寿州等地，如入无人之境。王仙芝的义军势如破竹，但身为诸道行营招讨使的宋威却暗中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曾经对副使曾元裕说，当年庞勋起义失败，康承训却获罪，现在如果成功剿灭王仙芝，自己会不会也会和康承训的下场一样，不如留着王仙芝的起义军，以战养战，如果王仙芝成功登基，自己就会成为功臣。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宋威每次带兵追击起义军一段路程，就会停止不前，等待观望，最后干脆在亳州（今安徽亳县）滞留不前，曾元裕也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和黄州（今湖北新州）一带拥兵观望。乾符三年（876年）十一月，王仙芝攻下郢州、复州；十二月又接连攻下申州、光州、庐州、寿州、通州、舒州六州之地。此时宰相郑畋上疏皇帝李儇，要求撤换宋威、曾元裕，建议以陈许节度使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以前鸿胪卿李琢代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以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代替曾元裕为副使。宰相郑畋是个依附宦官的人，父亲郑亚担任桂管观察使时，与担任监军的宦官西门思恭颇有交情，曾经请托西门思恭有机会关照儿子郑畋。后来西门思恭进京当上了神策军中尉，郑亚死后，他履行诺言将郑畋接到长安，视为自己的亲侄并加以教育。不过，由于郑亚是李德裕的同党，卷入了牛李党争，而在宣宗李忱在位时期，是牛党势力执政，因此郑畋受到牵连，加上当时宦官专权一度被压制，所以郑畋的仕途颇为不顺。一直到唐懿宗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令狐绹被罢相后，郑畋的仕途才迎来了转机，经由刘瞻的引荐，郑畋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担负替皇帝起草诏文敕令的责任。前边我们说过，刘瞻在咸通十一年因为劝谏懿宗李漼囚杀医官一事而被贬，郑畋也因起草刘瞻的贬官制文措辞不够严厉，而同样被贬官，直到皇帝李儇即位后才重新征召其入朝加以重用，并于乾符四年（877年）七月提拔为宰相。此时，西门思恭担任右威卫上将军，虽然仍有一定的地位，但由于田令孜的存在，西门思恭远远达不到大权独揽的境地，而且手中没有实际的兵权，所以对于郑畋来讲，其实缺乏田令孜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平时受皇帝李儇信任的，依附田令孜的宰相卢携就时时处处压制郑畋，以至于郑畋曾经要称病回乡务农。不过，这次皇帝李儇眼看王仙芝的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帝国有崩盘的迹象，所以不得不采纳郑畋的建议，撤换了宋威和曾元裕。鉴于帝国财力的匮乏，朝廷并没有放弃对起义军的诱降活动。乾符三年（876年）十二月，王仙芝攻打蕲州，刺史裴渥与时任宰相王铎是门生和座主关系，而王铎又是王镣的堂兄，所以裴渥试图救出王镣，以报座主的知遇之恩。王镣也在王仙芝的义军内部，不断怂恿王仙芝，由他出面与裴渥建立联系，双方约定罢兵休战，裴渥则答应王仙芝向朝廷奏求官职。对于这样的条件，王仙芝的思想产生了动摇，他带着三十多名心腹入城与裴渥进行谈判，裴渥大摆筵席款待王仙芝，席间与王仙芝初步达成了停战协议。随后，裴渥将与王仙芝达成协议的奏状呈送朝廷，朝廷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当时除了王铎之外，其他几位宰相都反对赦免王仙芝。他们认为当年庞勋声势那么浩大，最终还是被朝廷成功镇压，现在王仙芝虽然声势也是不小，但终究还是无法和庞勋相比，如果赦免其罪过，恐怕会助长他的气焰（“赦罪除官，益长奸宄”）。但是王铎因为堂弟王镣身在王仙芝的义军之内，救弟心切的他一再坚持要赦免王仙芝。最终皇帝李儇考虑帝国财政的困难，便同意了蕲州方面与王仙芝达成的协议，加封王仙芝为左神策押军兼监察御史，并派宦官作为特使，带着授官文书前往蕲州。王仙芝接到文书后，十分高兴，蕲州之战暂时陷入停战状态。不过，此时以黄巢为首的一些将领坚决反对王仙芝接受招降，黄巢甚至怒斥王仙芝不顾牺牲农民军的利益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在黄巢等人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王仙芝只好放弃接受招降的企图，领兵继续攻打蕲州，裴渥被迫逃往鄂州，王镣则继续被义军囚禁。蕲州虽然最终被农民军攻下，但朝廷的诱降还是对农民军的团结起到破坏作用。蕲州之战后，农民军分为两支，一支由黄巢率领北返曹、濮地区，另一支由王仙芝、尚君长带领继续在江北活动。在朝廷逐渐调集大军加紧军事镇压的情况下，起义军一分为二，显然分散了力量，可以说同时也为其前途埋上了一层阴霾。乾符四年（877年）二月，王仙芝攻下鄂州（今湖北武昌），一个月后，黄巢攻下郓州（今山东郓城），并打死天平军节度使薛崇。皇帝李儇眼看情况不妙，连忙发布《讨草贼诏》，同时继续对王仙芝等义军首领再次进行招降。不过，这次李儇的口气有些强硬，他在诏书中列举了庞勋和王郢起义失败身死的事例，又列举朱实等人投降朝廷受封赏的事例，希望王仙芝等人能够识时务尽早归降朝廷，在诏书的最后李儇也号召上至朝廷官军，下至地方豪强武装共同联手镇压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军。此时，在宰相卢携的支持和推荐下，宋威又重新被任命为诸道招讨使，作为镇压起义军的统帅。朝廷调兵遣将加紧镇压起义军的步伐，使得王仙芝与黄巢等将帅又感到联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是，黄巢在四月间与曾经领兵进入嵖岈山（今河南遂平一带）的尚让会合，而后王仙芝也带兵北上与其会师，七月间，起义军在王仙芝的指挥下，开始集中兵力发动围攻宋州之战。宋州濒临汴水，既是南北大运河的咽喉要地，又是洛阳和汴州的东南屏障，宋威重新上任后驻守在这里。前边我们说过，皇帝李儇下密诏让徐州、泗州等地派精兵巡护漕运，而现在起义军围攻宋州，旨在切断运河通道，当时朝廷出动平卢、宣武、忠武三道人马堵截起义军不住，于是宋州被包围。宋州的局势顿时陷入极大的压力之下，就在宋威龟缩在城内一筹莫展时，忠武军节度使崔安潜出动本部七千人马，由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领前往救援，经过激烈拼杀，张自勉暂时解除了王仙芝对宋威的合围之势。后来宰相郑畋称赞崔安潜是“解宋州之围，使江淮漕运流通，不输寇手”，这也说明，取得宋州之战的胜利，对于朝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蕲州之战和宋州之战是王仙芝起兵以来，组织的两次大规模的战役，可谓是一胜一败，不过蕲州之战使得起义军内部产生分化，而宋州之战则是以起义军撤围告终。所以对于王仙芝和黄巢等人来讲，起义军未来的形势依旧不明朗，而且在宋州之战中，义军内部因为具体的战术问题，再次发生分歧，这也使得宋州之战后，王仙芝和黄巢再次分兵作战。分歧王仙芝和黄巢第二次分兵作战后，乾符四年（877年）八月，王仙芝攻下安州（今湖北安陆）和随州（今湖北随县），活捉刺史崔休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派其子带兵救援，半路遭到王仙芝的伏击，也兵败身亡。李福被迫上疏朝廷请求增援，皇帝李儇派左卫威大将军李昌言率领凤翔的五百名骑兵赶赴驰援。王仙芝不等官军援兵到来，转道挥师攻击郢州、复州等地。十月间拥兵蕲州、黄州的崔元裕以逸待劳，击败前来进攻的王仙芝，斩首四千，取得大捷，暂时挫败了王仙芝的进攻势头。在官军和起义军互相交战的过程中，朝廷方面产生意见分歧，首先是针对是否应该继续任用宋威而产生争论。当张自勉带领忠武军七千人马解了宋州之围后，宰相卢携、王铎主张将张自勉所率的兵马划归宋威指挥，但是另一位宰相郑畋却不同意，而且不肯签署奏章。为此双方争执不下，都以辞职互相要挟，皇帝李儇本就驭臣无术，不能裁决是非，只是坚决不允许他们辞职。郑畋除了坚持反对将张自勉的七千忠武军划归给宋威之外，还揭发宋威对于战场形势是报喜不报忧，王仙芝上过请降书，宋威却是隐瞒不报，是典型的欺罔朝廷行为，而且在辖地内声名狼藉。郑畋的意见是立即罢黜宋威，但卢携极力为宋威辩护，最终因为卢携乃是宦官田令孜阵营的人，所以皇帝李儇没有采纳郑畋的意见。可是宋威这边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师出无功，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急于寻找机会立功以向朝廷证明自己的能力。很快宋威便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而且这一次他让王仙芝的义军高层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乾符四年（877年）十一月，招讨副使、监军杨复光派人再次招安王仙芝。杨复光是懿宗李漼在位时期左神策中尉杨玄价的养子，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善于言谈。他十分清楚王仙芝不会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而事实证明，王仙芝在接到杨复光的招降信后，派部将尚君长、蔡温球等人赴长安请降。宋威得知这个消息后，派兵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西南伏击尚君长等人囚送长安，然后谎称是自己半路遇到尚君长等人交战后生擒的。杨复光得知消息后，上奏朝廷说明尚君长等人确实是奉王仙芝之命进京请降的，而且认为宋威有意破坏自己的招降大计，请求朝廷将其治罪。面对宋威和杨复光两方面的不同汇报，皇帝李儇一时间摸不着头脑，他派人前去调查事情的真相，结果却是无法查清。最终皇帝李儇出于震慑义军首领的考虑，诏令将尚君长等人斩首于长安东市的狗脊岭。尚君长是王仙芝手下的得力干将，一直跟随王仙芝南征北战，并屡立战功，他的死激起了王仙芝极大的愤怒，于是他立即展开报复，对荆南地区（今湖北江陵一带）发起猛攻。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是个文人，不懂得用兵之道，当有人报告王仙芝已经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天真地认为手下人谎报军情，依旧不加防备。当时正值隆冬时节，汉水狭浅，王仙芝带领大军顺利渡过汉水。乾符五年（878年）正月一日，大雪纷飞之时，正当杨知温接受诸将的新年祝贺时，王仙芝领兵突至江陵城下，很快就攻占了外城。杨知温的部下急忙固守内城，双方战至日暮，他一直龟缩在府内不敢外出，后来在将领们的一再要求下，他不得已出来巡视，看到士卒们冒死守城，杨知温认为守城有望，立即派人向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求援。李福得到消息后，亲自带领全镇之军以及驻扎在襄阳的五百沙陀骑兵赶赴救援，在荆门一带击败王仙芝的外围人马，王仙芝得知消息后，担心遭到杨知温和李福的内外夹击，于是领兵撤离江陵。江陵是长江中游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江陵差点失守，让朝廷为之大惊。朝官们纷纷上疏，指责造成这种局面，完全是宋威骗杀尚君长等人造成的。刚好另一位招讨副使曾元裕此时在申州（今河南信阳）大败王仙芝，并消灭数万义军，显示出超强的战斗力，因此皇帝李儇下诏二次将宋威免职，任命曾元裕为招讨使，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同时由于朝廷与南诏在乾符四年（877年）初签订了停战协议，结束了将近二十年的战争状态，西南边境暂时安定，于是朝廷就将镇守西川的高骈调任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以加强长江中游的防务。事实证明，朝廷对于战局的人事调整安排十分正确。一个月后，即乾符五年（878年）二月，皇帝李儇得到加急奏报，曾元裕在蕲州的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县西北）与王仙芝展开大战，在这场战争中曾元裕不仅大败义军五万人，而且王仙芝阵亡战场，部将尚让带领残部投靠了正在攻打亳州的黄巢。势如破竹王仙芝的阵亡让朝廷上下一片欢呼，不过当时朝廷十分明白，黄巢是个更加厉害的对手，而且很快他们就领教了这个当年的落地秀才的本事。乾符五年（878年）二月，成功收编王仙芝的残部后，黄巢自称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同时仿效唐制置官署。黄巢和王仙芝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由于性格和经历的不同，黄巢反抗朝廷的决心比王仙芝要更加坚决。他的上述做法就表明了他与唐朝势不两立，意图推翻李唐皇族统治取而代之的决心。得到王仙芝的死讯后，黄巢并没有心生胆怯，他挥师北进，再次攻占沂州和濮州，但在此之后却屡次被官军击败。因此摆在黄巢面前的就是如何调整战略部署的问题，为了缓解紧张的军事压力，他写信给天平军节度使张褐，诈称想要投降朝廷。张褐看到黄巢的请降信后，立即上报朝廷，皇帝李儇十分高兴地下诏加封黄巢为左卫将军，让其率众到郓州城下集中解除武装。黄巢利用这个机会摆脱长江中游的官军，采取流动作战方式，继续对抗朝廷。三月间，黄巢沿黄河西岸一路流动作战，自滑州（今河南滑县）向南奔袭二百多里外的汴州，又从汴州奔袭三百五十里直扑宋州，先后攻打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和阳翟（今河南禹县），摆出即将攻打洛阳的态势。阳翟隶属河南府，距离洛阳已经很近，朝廷闻讯急忙部署防务，皇帝李儇下诏征调河南镇人马一千人，与宣武、昭义两镇人马两千人赶赴洛阳守卫，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当东都应援防遏使，统辖三镇兵马，并允许刘景仁在洛阳就地募兵两千人。当时曾元裕屯兵荆南地区，皇帝李儇诏令其领兵驰援东都洛阳，又调义成镇人马三千人加强洛阳东面一线的河阴以及虎牢关、轩辕关、伊阙关的防务。虎牢关的战略地位自不必说，地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轩辕关在今天河南偃师东南的轩辕山上，连接巩县和登封两县，历来控扼要地；伊阙关在今天洛阳市南的伊阙山上，是启闭东都的一扇重要门户。由于东都洛阳军贮不足，皇帝李儇下诏向商旅富人借用大量钱谷，以供数月之费用，又不得已拿出五份“殿中侍御史”和十份“监察御史”的空明告身，赏赐给能够出钱捐助国家的富户，这无形中就开启了售卖官衔的例子。(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即便如此，由于连年干旱以及蝗灾不断，加上战乱不已，农民已经无力缴纳赋税，国库已经严重亏空，主管财政的兵部侍郎、判度支杨岩无计可施，三次上表请辞，表示自
们扶着绳子前行永远也进不完。注意，中士继续告诫他们，现在他已经放下心来，因为盲人们全都到了大门里边，右边有三个宿舍，左边有三个宿舍，每个宿舍有四十张床，一家人不要走散，防止跌倒，上台阶要数清，请已经上去的人帮帮忙，一切都会顺利，请你们安顿好，放心，放心，食物随后就到。不顺利的事可以想象，这么多盲人往那边走，像一群羊走进了屠宰场，照常咩咩地叫，当然，还要相互推挤，这是它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皮毛蹭着皮毛，呵气连着呵气，气味混合着气味。一些人在啼哭，另一些因为害怕或恼怒而喊叫着，还有一些则高声咒骂起来，有个人发出一声骇人而无用的威胁，要是有一天我抓住你们，可想而知，他指的是那些士兵，非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不可。先到台阶下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停下来，用脚探一探台阶的高度和宽度，后边来的人往前涌，前边的两三个人向前倒下去，幸好仅止于此，只是胫部擦破了皮，中士的劝告无异于祝福。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已经走进天井，但是，二百号人要安排好谈何容易，前前后后都是盲人，又没有向导，状况已经相当艰难，再加上这是座古老建筑，布局不太实用，仅靠只懂得他本人职业的中士说几句话无济于事，每边三个宿舍，还得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一些门的过道很窄，像个瓶颈，一些走廊像住在这里的人一样怪异，人们不知道它们从何开始，又到哪里结束，甚至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盲人队伍的先锋部队下意识地分成两路，分别沿两侧的墙壁挪动，寻找进屋的门，假设路上没有家具阻挡，这无疑是个安全的方法。只要手脚麻利，不急不躁，新客人们迟早会安顿下来，但要等左边的先锋部队与住在这边的受传染者之间那场意料之中的战斗分出胜负之后。根据事先约定，还有卫生部的规定，这一侧归受传染者们使用，确实，可以预料，也非常可能，他们所有人最后都要失明，同样确定的是，按照纯粹的逻辑推理，在他们尚未失明时人们就不能肯定地说他们注定要失明。这好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尽管有一个个相反的先例，但他至少相信自己的病总会好，不料突然却看见一群他最害怕的人正号叫着朝他走来。一开始，受传染者们以为是一伙和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人数更多，但这种错觉没有持续多久，来的那些是真的盲人。你们不能进来，这一边是我们的，不是让盲人住，你们属于那边，守卫在宿舍门口的人喊起来。几个盲人试图向后转身找别的门，对他们来说左边和右边都一样，但人群继续涌来，无情地推着他们往前挤。受传染者们对盲人拳打脚踢，守卫着宿舍的门，盲人们也尽其所能还击，他们看不到对手，但知道遭到的打击来自哪里。天井里容不下二百人，他们都无路可走，所以没过多久就把通往围栅的那扇相当宽的门完全堵死了，像是堵上了瓶塞，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里边的人你挤我，我挤你，用脚踢着保护自己，用胳膊肘捅着身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人，有人大声喊叫，盲童们大哭，失明的女人们晕了过去，而更多的人还没有进来，他们被士兵们的吼声吓得魂飞魄散，更加用力往前推，而士兵们又不明白那些白痴为什么还停在那里。就在人们因竭力挣扎着脱离混乱的人群，脱离马上被压扁的危险而造成突然倒流的时刻，最可怕的情况出现了，让我们站在士兵们的位置上来看一看，猛然间发现已经进去的人群一齐往外涌，于是立即想到最坏的可能，盲人们要回来，我们还记得以前的事件，可能会发生大屠杀。幸好中士再次表现出驾驭危机的能力，亲自用手枪向空中开了一枪，只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接着他通过扩音器喊道，镇静，台阶上的人向后退一退，散开，不要推，要互相帮助。这一要求已属多余，里边的争斗还在继续，但天井里的人渐渐少了，许多盲人转到右侧门口，右侧的盲人们把他们领到现在还空着的第三个宿舍或者第二个宿舍空着的床上。此时似乎战斗将以受传染者们获胜而结束，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体更强壮或者眼睛能看见，而是由于盲人们发现另一侧的入口通行无阻，按中士在军营讲授基本战略战术时的说法，就是脱离接触。然而，受传染者们的胜利没有维持太久，右侧门口有人开始喊叫，说那里没有空余地方了，所有宿舍都已经占满，有些盲人就连推带搡地重新来到天井，正在这时像瓶塞一样塞住主入口的人群散开了，还在外边的许多人涌进里面，这里有屋顶遮挡，保护他们不受士兵们威胁，于是他们想干脆在这里住下来。一拥而入的人流重新燃起左侧门口盲人们的斗志，于是又开始动手，又开始喊叫，仿佛这还不够，几个发狂的盲人摸到并强行推开了天井直接通往内院的门，有人立刻喊起来，这里有死人。可想而知，引起一片惊慌。他们尽量往后退，那里有死人，那里有死人，好像接着轮到他们去死，在一秒钟的时间里，天井又成了愤怒的旋涡，随后人群又突然转变方向，绝望地朝左侧冲去，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了受传染者们的防线，他们当中有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受传染者，其余视力还好的人则像疯子似的奔跑，试图逃避最悲惨的命运。白跑一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失明了，眼睛突然淹没在可怕的白色潮水之中，这潮水在一道道走廊，在各个宿舍，在整个空间到处泛滥。外边，天井里，围栅旁，无依无靠的盲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着，一些人被打，一些人被踩，个个痛苦不堪，他们大多是老人女人和儿童，即使有点防卫能力也微乎其微，这次没有出现更多的死者要掩埋，确实是个奇迹。地上，除了丢了的鞋子，到处都是旅行袋，箱子，篮子，这是每个人最后的财富，现在也永远地失去了，回来拣丢失物品的人会说，谁拿走就归谁吧。一位一只眼戴着黑眼罩的老人从围栅那边走来。他两手空空，不是丢失了行李就是根本没有带。他是头一个绊在死者身上的，但没有喊叫，而是停在死者们旁边，等着恢复平静和安宁。等了一个小时。现在轮到他找住处了。他伸出双臂探路，慢慢地走着，到了右侧第一个宿舍的门口，听见里边有人说话，就问了一声，这里有张床让我住吗。8这么多盲人来到这里似乎至少带来了一个好处。仔细想想，是两个，第一个可以说是心理方面的，确实，随时等待新的房客来做自我介绍和整座房子全都住满，两者之间大不相同，住满之后就能建立和保持稳定持久的邻里关系，不必像以前那样屡屡被新来的人打乱，也不必被迫重新建立沟通渠道。第二个好处则是实际的直接的根本的，即外面的当局，无论是民事当局还是军事当局，他们都会懂得，向两三打人提供食物是一回事，而担负起供养突然增至二百四十人的巨大责任则是另一回事，以前那些人大都能够忍耐，容易对付，并且因为人数不多，偶尔食物没有送到或者送晚了他们也会忍气吞声，但现在这二百多人习惯不同，来历各异，脾气秉性也千差万别。请注意，二百四十人只是一种说法，因为至少有二十个盲人未能找到床位，只得睡在地上。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三十个人吃十个人应得的食物和二百六十人分二百四十人的食物不是一回事。这一差别不易察觉。正是由于意识到责任大大加重，也许害怕发生新的暴乱，这种可能性绝不可忽视，所以当局改变了做法，现在食物按时送到，并且数量准确。显然，自我们不得不目睹的那场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痛心的殴斗之后，安顿如此众多的盲人实属不易，难免引起小规模的冲突，只要想一想以下情况就会明白，不幸的受传染者们原来看得见现在看不见了，夫妇二人各在一处，并且孩子不见了，被撞倒和踩伤的人不断呻吟，他们当中有的被撞或被踩了两三次，有些人一直找不到失去的心爱之物，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对这些可怜人的不幸置若罔闻。不能否认，宣布送来午饭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让人舒心的喜讯。虽然不可否认，由于缺乏适当的组织和权威来让人们遵守必要的纪律，在这么多张嘴当中分配如此大量的食物曾导致某些不和，但我们也应当承认，气氛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好了，现在，在整座旧精神病院里只能听到二百六十张嘴咀嚼食物的声音。饭后谁去把这一切清理干净呢，这个问题暂时还无法回答，只能等到傍晚扩音器再次广播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大家必须遵守的行为守则之后，人们才能知道，新来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条款。右侧第二个宿舍的人终于决定掩埋他们的死者，这已是个不小的成就，至少人们能免受死人气味之苦，至于活人的气味，即使是臭味，倒比较容易习惯。至于第一个宿舍，也许由于这里的人来得最早，适应失明状态的过程也最长，因此在他们吃完饭一刻钟后地上已经不见一片废纸，一个忘记收拾的盘子，一个淌着液汁的容器。一切都收起来了，小东西套进大东西中，最脏的放进不太脏的里面，好像这一切都是按照合理的卫生规定做的，在收集废物时非常重视效率，非常重视节约进行这项工作所需的劳力。决定这种社会行为方式的思想不是临时形成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正在研究，在这一情况中，似乎睡在宿舍最里边那张床上的瞎眼女人做的教育工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是眼科医生的妻子，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生活，她说了一次又一次，宿舍里的其他人甚至把这些既简单又普通的话当成了座右铭，当成了警句，当成了学说，当成了生活规则。很可能正是这种易于谅解所处环境和各种需要的精神状态，使得戴黑眼罩的老人在门口出现时，问了声这里是不是有张床让他住，就受到了友善的欢迎。由于幸运的偶然性，这偶然性显然预示着未来的结果，宿舍里还有一张床，唯一的一张空床，谁知道经过那次所谓入侵之后怎么还空了下来，这张床原来属于曾遭受难以言状的痛苦煎熬的偷车贼，或许正因为如此，上面有一个受苦受难的光晕，人们都不愿意靠近。这是命运的安排，奥秘中的奥秘，不为人知，而这不是头一桩偶然事件，远非头一桩，只要注意到当时在诊所看眼睛的患者都来到了第一个宿舍就能明白，而第一个失明的人来到的时候人们还以为灾祸到此为止了呢。像往常一样，为了不泄露她没有失明的秘密，医生的妻子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或许也是你的病人，上了年岁，谢顶，白头发，一只眼睛戴黑眼罩，我记得你说起过他；哪只眼睛；左眼；大概是他。医生走到两排床中间的夹道，稍稍提高声音说，我想摸摸刚刚来到我们当中的人，请您朝这个方向走，我去迎接您。两个人在半路相遇，他们本应晃动手指，就像两只蚂蚁用触须相互辨认一样，但这次医生请求摸摸老人的脸，很快摸到了眼罩，不再有疑问，他是最后一个来的，我们在这里凑齐了，戴黑眼罩的患者，医生叫起来；这话什么意思，先生您是谁呢，老人问；我是，我曾是您的眼科医生，记得吗，我们约好了为您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日期；您怎么认出我的呢；主要是从声音认出来的，声音是看不见的人的眼睛；对，我也听出是您的声音来了，医生先生，谁想得到呢，现在不用给我做手术了；如果有治这种病的药，我们两人都需要；记得医生先生曾对我说过，手术以后我要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现在我们才知道这话说得多么在理；您什么时候失明的；昨天晚上；他们这么快就把您送来了；外面一片惊慌，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开始杀掉那些已发现的失明者；这里他们已经消灭了十个，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碰到他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平平淡淡地说；都是另一个宿舍的，我们马上就把我们宿舍的死人掩埋了，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仿佛他到此报告完毕。戴墨镜的姑娘走过来，您还记得我吗，戴着一副墨镜；记得，记得清清楚楚，我虽然有白内障，但还记得你长得挺漂亮；姑娘笑了，说，谢谢您，转身回到自己的地方，到了那边又说了一声，那个小男孩也在这里；我想找妈妈，这是小男孩的声音，好像遥远的徒劳无益的哭声，显得有气无力。我是最先失明的那个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和我妻子都在这里；我是诊所的员工，诊所的女接待员说。医生的妻子说，只差我自我介绍了，然后说了她是谁。这时候，老人像要报答所受的欢迎一样宣布，我有个收音机；收音机，戴墨镜的姑娘拍着手高兴地叫起来，听音乐，太好了；是啊，不过是个小收音机，用电池的，电池总有用完的时候，老人提醒说；不要以为我们会永远留在这里，第一个失明者说；永远，不会的，永远这个时间太长了；能听到新闻了，医生说；也听一点儿音乐，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同样的乐曲，但大家肯定都想知道外边怎么样了，最好还是节省着用；我也这样想，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他从外衣口袋里拿出收音机，扭开旋钮，开始寻找电台，但手还不够稳，刚刚调到一个台又很快错过去了，最初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音乐和讲话声，后来手终于听使唤了，能听出是什么乐曲了；听一会儿吧，戴墨镜的姑娘请求说；讲话声渐渐清晰；播的不是新闻，医生的妻子说，后来，仿佛她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现在几点钟，她问，但她知道谁也不能回答。指针仍然在动，从小匣子里调出的仍然是杂音，最后终于固定下来，正在播送一首歌曲，一首普普通通的歌曲，但盲人们慢慢聚拢过来，没有人互相推搡，只要感到前边有人就立刻停下来，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有几个人哭了，也许只有盲人才这样哭，眼泪像泉水般流出来。歌曲唱完了，播音员说，请注意，第三响是四点整。一个瞎眼女笑着问，是下午还是凌晨呢。好像那笑容刺痛了她的心，医生的妻子偷偷把手表校准，上好弦。是下午四点，当然对手表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从一点钟走到十二点钟，其余都是人们规定的。这是什么声音，轻轻的，戴墨镜的姑娘问，听起来像；是我，听见收音机里说四点整，就给手表上了弦，过去总是这样，成了习惯，医生的妻子赶紧说。她后来才想起来，无须这样冒险，只要看看今天进来的盲人们的手腕就行，他们当中肯定有某个人的手表还在走。戴黑眼罩的老人就戴着手表，这时她看了看，时间完全准确。医生此时开口要求道，给我们谈谈外边的情况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好吧，不过最好让我坐下，我不能站太长时间。这一次每张床三四个人，相互做伴，盲人们都尽量坐得舒服一些。安静下来以后老人讲了他知道的一切，讲了有眼睛时看到的事情，也讲了从这场时疫开始到他自己失明短短几天里听说的事情。如果流传的消息可信的话，他说，在最初二十四小时里出现的病人有几百例，同样的病症，表现也完全相同，瞬间发病，没有任何可见损伤，视野内一片闪亮的白色，得病前没有任何疼痛感，发病后也没有。第二天，据说新发病者人数有所减少，从几百人降到几十人，因此政府马上宣布，根据最合理的预见，很快就能控制局势。从这里开始，除一些不可避免的零散评论，戴黑眼罩的老人讲的原话将不再被逐字照录，他的口头叙述将被重组改良，以期通过正确和适当的词语使他提供的消息更有价值。出现这一不曾预料到的变化，是由于讲述者使用了控制局势这个绝对不地道的术语，用词不当几乎让他降为陪衬讲述者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个角色也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他作为陪衬，我们就无从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例如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而不论描述什么事实，只有用词恰当严谨才显得有声有色。现在言归正传，所以，政府排除了先前广为流传的假设，即史无前例的时疫在全国蔓延，它由一种尚未确定的病毒引发，即时发病，病前没有任何潜伏期的症状。按照科学界最新的看法和行政当局据此做出的最新解释，这是各种情况临时组合共生出的不幸现象，
。?《贰臣传》第五卷，第1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0页。祖大寿死于1656年。?《贰臣传》第二卷，第18页。?太宗直到1643年4月临死前，才逐渐相信明朝确实行将灭亡了。但他仍希望谨慎从事。他对大臣们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旁斫，则树自仆。”假如健康状况允许，他也许会亲自率军南下。郑克晟：《多尔衮》，第4页。?第四章北京的陷落闻说淮西地，盱眙古战场。寇来千里白，日下数山黄。行客欣遗灶，居人倚短墙。中原半如此，何计出风霜。李雯：“道出盱眙见贼所烧残处”李雯、陈子龙、宋徵玉：《云闲三子新诗合稿》，第六卷明末农民起义是由于17世纪30—40年代接连发生的饥荒，以及明朝政府的普遍瘫痪造成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明代文献，将起义的原因归咎于沉重的赋税。大多数官方史料则认为拖欠军饷、给养不足及强迫征兵，是起义的导火索。起义军的主要成份是农民，而其领袖通常是职业军人、驿卒和土匪。由于其将领很容易在明军与义军之间变换身份，这些起义军便成为明末社会军事化之一般模式的一部分。正如总兵左良玉曾向一位地方名士所指出的那样，明帝国的困境，不是因为义军力量强大，而是由于明朝后期的军队将领并不想让起义完全平息。起义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627年至1631年，陕西爆发了一系列兵变和叛乱，并形成几股流寇，经常进行劫掠。第二阶段是1631年至1636年，起义军的攻势虽被瓦解，但起义者加强了联合，活动范围也更加广阔，已波及湖广、河南和陕西交界处的大部分森林地带。明朝政府仍然保持着军事优势，但洪承畴等文官统帅感到，指挥左良玉那样的武人将领越来越困难了。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1637年至1641年，各路义军在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旗帜之下携手联合，形成了更为强大的军队。虽然1640年他们曾一度声势低落，但到1641年3月，张献忠在襄阳、李自成在洛阳大败杨嗣昌所率明军，从而恢复了义军的力量。在此关键的一年之后，明军失去了优势，而起义军的这两位领袖则萌发了改朝换代的雄心。
李自成起兵问鼎
李自成由义军将领成为公认的君主，这一转变发生在河南。1642年，他攻下开封，得到了河南几位地方将领和士大夫的支持，后来证明，这些人对他创建新王朝的计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他们并不是最早追随他的士人。1634年，一个名叫宋企郊的官员，部分地由于胁迫而投降了李自成，并于次年初成为吏政府尚书。但在1641年和1642年，宋企郊却由于另外两位士大夫李岩、牛金星的加入而黯然失色。李岩是开封人，因站在被剥削阶级一方反对贪婪的士绅而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牛金星是李岩的同窗，宝鸡人，酷爱饮酒，又是位穆斯林举人。牛金星曾因痛打过地方小吏而被判监禁。二人都是自愿投奔李自成，并都成为重要的谋士。特别是牛金星，他极力鼓动农民军争取更多的文人学士的支持。他指出，河南、陕西、山西的许多上层士大夫，因在官场中受到主要来自南方的东林党人的排挤，而对明廷不满。当然，在周延儒于1641年后再拜内阁首辅期间，“小东林”的势力相当强大。事实上，这些年中复社达到了鼎盛，以至于把持了科举。1643年的进士考试——这也是明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江南学士之间的一场激烈竞争。一位参加了这次考试并通过了会试与殿试的南方学士，在写给其兄弟的信中说：殿试的结果公布出来时，首先看到的是前三名的姓名，那些没有被取上的开始大哭。我想前三名定会流芳百世。考得差的捂上了自己的眼睛，摇着头，不愿再看。可见人们对此渴望至极。令人向往的头三名都被复社成员所垄断，“一甲”三人是：1．状元——周钟2．榜眼——宋之盛3．探花——陈名夏三人都被视为复社成员，他们此前至少参加过一次复社会议。与此同时，陈子龙等著名的复社成员也被选拔出来而特别推荐于崇祯帝之前；即使在魏藻德取代周延儒作了首辅后，这些南方籍的官员仍继续在朝中控制着许多重要职位（见下面两表）。多数大臣都来自南方，而以户部尚书倪元璐为首的浙江人最为显赫。都御史李邦华则是江西的著名学者。崇祯末年的大学士表| 1643年上半年 | |
| 周延儒 | 江苏 |
| 吴甡1 | 南直隶 |
| 黄景昉2 | 福建 |
| 1643年下半年 | |
| 魏藻德 | 河南 |
| 陈演 | 四川 |
| 蒋德璟3 | 福建 |
| 李建泰 | 山西 |
| 方岳贡4 | 湖广 |
| 1644年初5 | |
| 范景文 | 河南 |
| 邱瑜6 | 湖广 |
| 吏部 | |||
| 郑三俊1 | 福建 | 1643年5月因病致仕 | |
| 李遇知2 | 不详 | 1644年因病致仕 | |
| 户部 | |||
| 傅淑训3 | 不详 | 1643年5月革职 | |
| 倪元璐 | 浙江 | 1643年10月调礼部 | |
| 礼部 | |||
| 林欲楫 | 福建 | ||
| 倪元璐 | 浙江 | 1643年10月就任，李自成进京时自杀。 | |
| 兵部 | |||
| 张国维 | 浙江 | 1643年5月革职 | |
| 冯元飙 | 浙江 | 1643年10月因病致仕 | |
| 张缙彦 | 河南 | 投降李自成 | |
| 刑部 | |||
| 张忻4 | 山东 | 归顺李自成 | |
| 工部 | |||
| 范景文5 | 河南 | 李自成进京时自杀 |
家子弟与内务府大员增崇家的少爷也多有交往，奎垣先生那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就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少爷乐元可，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时间：2001年2月23日(第一次)2003年8月1日(第二次)地点：北京市华威西里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郭松义注296、乐曙青、金玲[访谈者按]在《北京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曾记录察存耆的回忆，他说满族的商业有的起源于“官当铺”，由内务府主管，所属各司，各钱粮衙门提出一部分公款各开当铺，后来统归内务府堂郎中管理。经理者看到当铺有利可图，便暗中和外部汉商发生了联系。他对此事如此地了如指掌，可能因为他的祖上就是这样与“外部汉商”发生的关系。奎垣先生的口述中多次提到的刘家，就是这样的汉族商人。察先生只记得他们后来为察家开当铺的一段，而刘家的后人刘汝舟先生对自己的家史，无疑了解得就更为具体。他们靠着为增家做生意发家致富，成为恒和钱庄的创始人。旧时老北京形容时髦阔人形象，有顺口溜曰：“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恒”，这四大恒，指的是当年京师资本最为雄厚的四大钱庄即恒和、恒源、恒兴与恒利，刘家的恒和号，就是其中之一。清人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当年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凡官府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倚为泰山之靠。自庚子之役，颇受损伤……恒和号专交各大官富室存放各款，故其歇业后，因之受累者极众，从此各宅第渐形凋敝。”注297恒和歇业之后，刘家改头换面，又以“当铺刘家”著称，赫赫扬扬直到北京解放。这些汉族商人与王府官僚之家攀亲结党，成为官僚贵族社会网络中的一部分，已是清亡之后的新现象了，在此之前，王公贵族们当然是不屑与商人为伍的，尽管他们从来都离不开那些围绕在他们身边、以他们为生的商人们。对此，作为旧官僚后代的奎垣先生，与作为大商人后代的刘先生，站在不同的立场带着不同的感情做了不同的描述，如能相互参照对比着看，对于当时这两种人不同的心理，会有比单看一方要具体生动得多的感受。
1.我祖父是恒和钱庄的创始人
刘：我家的事，得由我祖父说起。我们家是宁波慈溪的，我的曾祖叫刘文祥。绍兴这个地方离我们慈溪很近，我的老家都是师爷，都是做幕的。我曾祖他是跟官的，他跟着一个道台到北京来卸任，那时候也跟现在一样，做官几年期满，得到京城卸任，等候再放……郭松义：这叫候补道，如果没有关系，有时候一辈子就是候补道。刘：……结果这个道台呢，等候再放的时候，可能是没打通好关节，也许是什么原因吧，上级把他到这儿等着放官这事给忘了。一直等着没有消息，结果两个人就困到店里，卸任的道台没等再放什么官，就得了病死在店里了。然后这位师爷，就是我这曾祖父刘文祥，他把这位道台装殓起来给运回去以后，他就不能在当地谋生了。他跟那位道台在北京等着的三四个月期间，他随着这个道台，上清朝内务府的大官僚家拜望过，看望人家去，也是拉拉关系呀，所以这么样认识了清朝的官僚，包括王府。(道台死了)，我曾祖父他没辙了，怎么办呢。那时候清朝内务府的总管，刨出那桐以外，还有就是增家，增崇啊，秦老胡同增家，瞧出来这个年轻人，就是我那曾祖父年轻有为，可以利用。那时候有个大清律，所有的满清官僚，不能与民争利，不许拿钱开买卖，这钱只能在家里搁着，金库银库都行，但是你不能拿钱开买卖，开买卖违反大清律。买卖只能由老百姓开，做官的不行。增家就看重了我那曾祖父了，他说你也没辙，干脆改行做买卖得了，他投资。这么样我曾祖父就摆了一个兑换摊，就是兑钱的一个钱铺，你拿银子不是不方便么，一两银子，我兑给你几个铜板，就是这么慢慢他开了一个兑换所，又租了房子，地点在东四牌楼，过去在南边有个永安大药铺，药铺门口。结果也搭着人机灵吧，能干，他就拿着这点钱越混越大，越混越大。结果第一个开的叫恒和钱庄，北京第一家。定：在什么地方？刘：也在东四牌楼。就在闽南餐厅这个地方，那是卖烧卖的，现在改了叫烧卖馆了，肯德基的旁边。整个东四牌楼正好是路西，把着西北角。向东五间门脸，那叫洋式门脸，勾画。您听说过四大恒吗？像您这个年岁啊，因为职业的关系，可能也听说过。过去说是四行，中南、盐业、金城、大陆，这是四大银行对不对？注298前身北京叫钱庄，不叫银行，这在道光年间，北京第一个银钱业叫四大恒，恒和，恒兴，恒利，恒源，反正四个都是恒字儿，这么叫四大恒，四个恒，都有详细的地点。到时候您看资料。注299我祖父呢，就是恒和钱庄的创始人，叫刘槐庭，名字叫侃，晚报上已经登了。那是“文革”以后了，那天故宫博物院通知我，说办了一个钱币展览，有你祖父签字的你们恒和钱庄的银票，你去看去吧，一个银票，就是汇票，就是汇款单，那确实是我祖父的亲手签字，刘槐庭。他就凭着一个签字，恒和钱庄，你就能带着去全国各地。我祖父是北京的名人，这槐庭两个字可以说太轰动了，后来可以说没有一个敢叫他刘槐庭的，都叫槐翁：“今天你见着槐翁了吗？”郭松义：钱庄是从南方发展起来的。刘：您看过最近那部电视剧《胡雪岩》吗？过去有这么一个说法，南胡北刘，我祖父跟胡雪岩是同时。郭松义：你们到北京来开钱庄，是不是同太平天国也有关系？实际上胡家的发达与太平天国是有直接关系的。刘：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北京那个时期有个童谣，表示北京的阔人必须有这四种东西：头戴马聚元——马聚元的草帽，是北京最有名的，有钱人才能戴；脚踩内联升——必须得穿内联升的鞋；身穿八大祥——是绸缎；怀揣四大恒，银票。北京的阔人没这四样东西你不能叫阔，不能叫有钱。这是当时北京的兴旺时期。这我都是听说了，到庚子年，1900年是庚子年吧，当时我曾祖父已经养老了，祖父已经当了总经理，庚子年挤兑。开这个银钱业啊，就怕挤兑，有个消息一出来全都到你这儿取钱，你这钱全都放出去了，哪儿能当时收回来呀，全都来取，一下就给挤垮了。我祖父就给各家一去信，把各家的存钱就借来，拿轿车拉着元宝、银子，不卸车，轿车满载着元宝银子，由东四大街一直到十条，摆满了。人们一看，哟，这钱庄有这么些钱，回去吧回去吧，就这么样挤兑解了。这都是前人跟我讲的，我们家里的故事啊。注300我祖父活到82岁。他经历了两次挤兑，都很险的，差点没挤垮了。他到60岁的时候，精力不行了，他怕银钱业不稳当。他两个儿子，早死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父亲，刘禹臣，他不愿意让儿子接这个，他说(遇到挤兑)我能行，你就不敢说了，你要再接着干这个，这家业恐怕就完了。他就让我父亲改行，开了当铺，所以有人说我们是当铺刘家，但是我们实际发家不是靠当铺。定：那你们的钱庄哪儿去了？刘：钱庄是我祖父刘槐庭到60岁的时候就完全收敛了。我出生是1923年，反正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就改行了，不做钱庄了。只留了一个金店，叫恒肇金店，就是原来恒和的底子。什么叫金店呢，可不是打金银首饰的金店，我理解啊，就等于放高利贷，但它里头又增加了好多的业务，就叫金店了。在哪儿呢，东四牌楼，现在是医药公司的仓库，我们不是住马大人胡同么，马大人胡同的对面，也是乐家(指同仁堂乐家)什锦花园的对面儿。这四恒什么时候收的呢，都是在民国以后。2.我们是东伙关系注301
定：开当铺那是您父亲这一辈了？刘：从我父亲一直到我大哥。我们在北京开了是13家，天津是4家，当铺。我们独资的很少，带恒字儿的是我们独资，只有4个，东恒肇西恒肇南恒肇北恒肇，四恒。不带恒字儿的都是旗人的投资，都是内务府的一些官僚。股东全是旗人，没有汉人，拿钱的全是。定：就是说皇室都被逐出宫了，他们还往你们这儿投资？刘：那当然是，他们也不会做买卖呀。定：可是他们还挺有钱的不是？刘：钱当然有，有钱他们坐吃山空啊。他们当然得靠着我们，我们能给他们赚钱哪。定：当时给你们投资的那些旗人您还记得都是些谁呀？刘：最大的股东就是秦老胡同增家，增崇，南锣鼓巷有个秦老胡同知道吧？现在还有这条胡同。他叫增崇，号叫寿臣，一品大臣，他管内务府。我们最离不开的是增家，跟增家到我们这儿是三代的关系，我管他叫二大爷，生日party磕大头。他们在秦老胡同路北，好像是17号，门牌记不太清了，那是四进的平着两个门牌，增崇住正房，增崇的夫人故去得早，他夫人也是内务府的，据说是孟公府的，没再娶。现在他们家的后代还在秦老胡同，但是他们原来在路北，现在住的是路南了，已经住了四代了。我们跟增崇的关系是东伙关系。郭松义：就是东家和伙计的关系。定：清亡以后增家的生活怎么样啊？刘：生活没问题啊，好家伙，他们这官，那都足啊。那真是仓满啊。我们家跟庆王的关系也是东伙关系。我父亲早就认识载振，也是通过秦老胡同的增崇。载振也是有俩钱儿，想着找他开个买卖。因为增家在天津开过一个恒顺当，(我们家)给增崇开的，独资，赚钱，也是恒字儿的，我们家离不开恒字儿，四大恒几家么，都叫恒，开当铺还是带恒字儿。所以增崇就建议，让庆王府别拿着金库银库那儿看着啦，你拿它生利吧，也拿出钱来做买卖吧，我给你介绍，让刘家，让刘禹臣给你开买卖。郭松义：刘家等于给他们做生意，他们做股东，投资到他那儿，生息，然后再返还。刘：由这庆王爷，载振还活着呢，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都叫王爷，那时候他已经袭王了。定：庆王的爵位好像沿袭得最久。刘：一直到伪满，重新又给他复了王爵，还叫庆王，还单有伪满的委任状呢，这么大字。我去的话我给他请大安，载振还得还安呢，还不能接安，因为我们平辈儿，我的侄女是他儿媳妇啊，他得管我叫五弟(按刘老的二侄女是庆王府载振的小儿媳妇，详见下文)。他们就讲这个，礼节他不能丢。庆王是受慈禧重用的那几年发的家，全是卖官鬻爵，一个道台不就得几万两吗。庆王府一直到天津，载振死了以后，地下室还有金库银库哪，绸缎库，还有瓷器库，瓷器都是木桶装的，全是那种挺厚挺厚的，木桶。够摆十桌的瓷器装一大木桶。定：有多少个木桶？刘：那家伙，起码也得十几个木桶吧，得够一百桌的。那已经是民国多少年了，我这二侄女结婚的时候是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我到现在还有庆王府的瓷器，那是后来他们分家的时候，分给我二侄女的。定：怎么你们都和庆王那么近呢？跟别的王府呢？刘：更多啦，恭王府，小恭王，注302我们老在一块儿玩儿。毓纪明啊，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差不多王府我们都认识，都知道。定：你们家和恭王府什么关系？刘：也是投资，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家。还有一个是张家，就是那家，现在姓张。那家花园我都去过，您要说那家花园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我还有记忆力，他们都未必能记得。我们都在他那个佩兰斋呀，花园里最好的佩兰斋那儿吃饭、打牌，他请客，都在那儿。定：你们家怎么跟那桐的关系这么近呢？刘：跟那桐家有来往的原因，那桐是属于我们的大东家增家的下属，注303他得听增崇的，增崇是内务府总管，一品大臣。定：天津也有在孤损为棣州刺史、裴枢为登州刺史、崔远为莱州刺史。两天后贬吏部尚书陆扆为濮州司户，工部尚书王薄为淄州司户。二十二日贬太子太保赵崇为曹州司户、兵部侍郎王赞为淮州司户。除此之外，无论高门望族，还是科举进士，只要位居台阁而不亲近朱全忠的人，全都加以贬黜，一时间朝廷名士为之一空。六月一日，蒋玄晖再以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令裴枢、崔远、独孤损、陆扆、王薄、赵崇、王赞等人就地自尽。在诏令下发之时，朱全忠担心这些朝官们会生出变乱，于是将裴枢等被贬的三十多名朝官集中到华州（今河南滑县）白马县的白马驿，命令部将李振在当夜将这些朝官全部杀害。李振年轻时也曾经是个饱读诗书的才子，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而飞黄腾达。但咸通年间因为朝廷昏庸腐败，李振屡试不第，因此而恨透了主考官及考中的进士。现在李振奉朱全忠之令，一夜之间杀掉三十多名朝官，却依旧感到心中恶气未尽，于是他又向朱全忠进言，说这些朝官平生自视清高，现在应该将他们的尸体扔进黄河，让他们永远与浊流相伴。于是这些昔日以清高自命的文人，死后就这样被抛到了泥沙翻滚的黄河之中。由于这些朝官是在白马驿被害，所以史称这次事件为“白马驿之祸”。虽然一下子处死了三十多位朝官，但朱全忠并未善罢甘休，六月二日又将已经退休还乡的裴贽贬为青州司户，李熙贬为莱州司户，罪名是他们在为官期间未能恪尽职守有负皇恩。除此之外朱全忠继续大搞株连，即使是一些有名望的地方县令也在劫难逃，例如卫尉少卿敬诏因为是裴贽的外甥而被贬为徐州县尉，密县县令裴练贬为登州牟平尉，长水县令崔仁略贬为淄州高苑尉，福昌主簿陆珣贬为沂州新泰尉，泥水县令独孤韬，综观这些被贬的官员，他们都是受裴枢、崔远、陆扆等株连所致。经过一连串的大清洗，当时朝官和地方官为之一空，取而代之的全是朱全忠的嫡系，因此朝廷上下再也没人与朱全忠为敌。在实现了清楚朝臣的目标后，朱全忠开始实施他的第二个计划，那就是清除地方藩镇势力，他选中的第一个打击目标是荆襄节度使赵匡凝。征讨南方赵匡凝的父亲赵德禋曾经是秦宗权的部将，秦宗权失败后投靠了朱全忠，被授予忠义军节度使，死后由赵匡凝接任。昭宗李晔在位时任命赵匡凝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因此他对唐室感恩不尽，发誓为唐室尽忠。当时藩镇已经断绝了对朝廷的进贡，只有赵匡凝依旧进贡，昭宗李晔自凤翔返回京城长安后，因畏惧朱全忠和李茂贞，曾一度想投奔赵匡凝，而赵匡凝也对朱全忠的专横深为不满，因此以匡复唐室为己任，向东联合杨行密，向西与王建结成儿女亲家，准备对抗朱全忠。天佑二年（905年）八月，朱全忠派大将杨师厚作为先锋领兵南征荆襄，自己统领大军随后进发。杨师厚一路征战颇为顺利，接连攻下唐、邓、复、郢、随、均、房七州。朱全忠于八月二十一日又以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削夺了赵匡凝的官爵。九月五日，汴州军队抵达汉水，杨师厚指挥官兵在距离襄州（今湖北襄阳）六十里处的阴谷口伐木造桥，仅用了两天时间就成功搭桥，随后大军立即渡过汉水直扑襄州。赵匡凝没有料到汴州军队会如此之快地渡过汉水，立即率领两万人马出城迎战，在汉水边布阵迎击杨师厚。杨师厚采取四面合围战术，大败赵匡凝，并乘胜追击兵临襄州城下。当时驻守襄州的人马本就不多，赵匡凝带出城迎战杨师厚的两万人马算是精锐部队，如今已经被杨师厚打垮，他见大势已去，于当夜放火烧毁府城，携带家眷及侍从精兵沿着汉水进入长江，一路向东投奔杨行密。而赵匡凝之弟，时任荆南节度使留后的赵匡明则带领残部向西进入蜀中投奔了王建。至此，荆襄地区也被朱全忠占有，但让赵匡凝跑掉对于朱全忠来说的确是个遗憾。朱全忠本来在攻下荆襄后，准备打算班师返回大梁，但或许先前的一连串胜利以及捉拿赵匡凝心切，朱全忠决定命令军队乘胜进宫杨行密占据的淮南。当时敬翔对进攻淮南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出兵不到一个月就攻占了荆襄地区，开辟疆土数千里，远近藩镇无不为之震慑。但是征讨淮南路途遥远，一旦战事陷入僵局，恐怕攻占荆襄的震慑力就会大打折扣，不如暂时班师回大梁，再伺机进攻淮南。朱全忠向来对敬翔言听计从，但是这一次却固执己见，坚持要攻打淮南，并于十月六日率领大军从襄阳一路向淮南进发。不过，就在朱全忠出兵的第二天，在到达距离襄阳一百三十里的枣阳时，朱全忠便遇到了麻烦。当时忽然天降大雨，朱全忠勉强带领大军冒雨行进了三百多里，到了光州后，道路逐渐变得狭窄，而且积水成泽，为朱全忠进军造成了极大困难，当时大军不仅人困马乏，而且士兵们尚未换上冬装御寒，饥寒交迫之下多有逃亡者。朱全忠见大军行进困难，便想通过外交手段迫使杨行密的部将、光州刺史柴再用投降，他为柴再用下了最后通牒，告诉他只要投降便提拔他做蔡州刺史，如果不投降，倘若打进光州就屠城。不过，柴再用似乎并没有被朱全忠吓到，他命令部下严密做好守城工作。然后自己一身戎装登城面见朱全忠，他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后，告诉朱全忠光州城小兵弱，不敢劳烦朱全忠动兵，如果朱全忠首先攻下寿州，自己则对其唯命是从。朱全忠见柴再用如此谦和，光州虽然城小，守备却很森严，于是暂时放弃进攻光州，转向按照柴再用所说的去进攻寿州。事实上，朱全忠这样做完全犯了兵家大忌。寿州距离光州有三百五十里的距离，汴州军队对当地形势不太熟悉，结果因为迷路多走了一百多里路。等到了寿州城下，守军早已经得到了汴州军队将要来进攻的消息，全都坚壁清野做好了迎战准备，城外不要说人，就连一棵树也找不到。朱全忠到了寿州城下，见四周无所依靠，只得下令班师回归本镇。而此时柴再用带领精锐骑兵包抄到汴州军队的必经退路，等到汴州军队经过时突然袭击，结果汴州军队大败，损失不少辎重，朱全忠带领人马仓皇撤归本镇。征讨淮南失败，使得朱全忠异常烦躁，他本想乘攻占荆襄之势，一举剿灭杨行密，壮大自己的声威，为自己登基做好铺垫，没想到会在小小的寿州城下遭遇失败挫折。事实上，这次失败反而使朱全忠当皇帝的心情比以前更加迫切，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成为九五之尊，才有号令天下的资本。所以在返回大梁后，朱全忠开始为登基做前期的准备工作。禅让把戏禅让是军事民主制时代部落联盟首领更替的制度。相传尧知道舜贤明，便传位于舜；而舜知道禹贤明，又传位于禹。实际上禅让就是将帝位传给贤者。到了西汉末年，事事效仿古法的王莽在篡汉时，为了既得到政权又不失体面，就使了个借尸还魂之计，将禅让制度搬出来，先封大国，后加九锡，同时还享有佩剑登朝的殊礼，然后名正言顺地取而代之。从此“禅让”便为历代篡权者所沿用，例如曹丕、司马昭，就连大唐的开国皇帝李渊也是照办此路数。现在朱全忠想要篡位，也是想通过“禅让”顺利当上皇帝。事实上在他领兵征讨赵匡凝之前，就已经暗中命令蒋玄晖、张廷范等人密谋策划禅让事宜。蒋玄晖得到命令后，去找柳璨商议，不过柳璨虽然依附朱全忠，但内心却和先前的崔胤一样，是忠于唐室的，并不希望大唐的江山就此断送。所以柳璨在知道朱全忠想要篡位后，知道大唐的灭亡已经不可挽回，于是只得采取拖延时间的方式，能拖一时是一时。他以古代禅让旧制为借口，告诉蒋玄晖说魏晋以来都是先封大国，再加九锡、殊礼，然后再进行禅让，因此我们不能逾越古制，必须按照次序进行，应该先封朱公为诸道元帅，然后再封王、加九锡、禅让。对于柳璨的说法，蒋玄晖认为十分有道理，便以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加封朱全忠为诸道元帅，另开元帅府。而且蒋玄晖为了让朱全忠高兴，当天就让刑部尚书裴迪到荆襄前线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朱全忠，并带去加封的官书文告。没想到朱全忠见到文告后却大发雷霆，认为蒋玄晖办事迟缓，当时宣徽副使王殷、赵殷衡嫉妒蒋玄晖位高权重，早就想取而代之，因此趁机向朱全忠进谗，说蒋玄晖和柳璨这样做是为了延续唐祚，所以才拖延禅让事宜，进而等待形势变化，改变时局。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朱全忠开始对蒋玄晖产生怀疑。当朱全忠在荆襄前线大发雷霆时，早有耳目将消息带给了蒋玄晖。蒋玄晖闻讯后大惊失色，他深知朱全忠是多疑好杀的个性，便急忙从洛阳赶到寿春前线行营向朱全忠做解释。但朱全忠却显得十分不耐烦，责备蒋玄晖利用表面文章搪塞自己，而蒋玄晖则认为天下早晚归朱全忠所有，只是现在还有李克用、刘仁恭、李茂贞、王建等劲敌存在，如果立即受禅，恐怕会引起这些人不服，所以得依靠古制循序渐进。不过，蒋玄晖的解释并没有被朱全忠接受，他怒斥蒋玄晖有反心，吓得蒋玄晖慌忙告辞，忐忑不安地回到洛阳，继续找柳璨商议加封朱全忠九锡之事。朱全忠南征失利，回到大梁后心情异常烦躁，听说皇帝李柷要按照惯例进行郊祀，百官们正在练习祀天地礼仪，而没有商讨为自己加封九锡一事，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命令裴迪回洛阳阻止郊祀。裴迪回到洛阳后向柳璨转达了朱全忠的意思，而且他告诉蒋玄晖，朱全忠认为他和柳璨是想延续唐祚才进行郊祀。柳璨听后极为惶恐，决定将郊祀日期推到转年进行。柳璨与蒋玄晖商议后，认为朱全忠已经动怒，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两个人恐怕会性命不保，所以再也不敢拖延下去，上朝后就向皇帝李柷提议加封朱全忠九锡。朝中大臣对此心存愤恨，却又不敢公然违抗，所以全都默不作声，以沉默的方式表达抗议。天佑二年（905年）十一月十七日，皇帝李柷下诏加封朱全忠为相国，并以其所辖的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戒昭、武定、泰宁、平卢、忠武、匡国、镇国、武宁、忠义、荆南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其为魏王，加九锡，特许“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之礼。王位、殊礼、九锡一日之内都加在朱全忠身上，这不能不让他感到十分兴奋，但他依旧余怒未消，拒绝接受。皇帝李柷为此忧心忡忡，于是在十二月十日的时候，李柷召柳璨、张文蔚、杨涉三位宰相进宫商讨对策。柳璨认为现在人心已经归附朱全忠，皇帝陛下应该让位朱全忠，皇帝李柷也认为唐祚无法再延续，希望能够禅让朱全忠，而且让柳璨亲自前往大梁向朱全忠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朱全忠却依旧不予理睬。柳璨明白禅让势不可免，原本想拖延时间，现在看起来也是不再可能，目前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在禅让之后能够保全皇帝李柷的性命，而且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极力拉拢蒋玄晖、张廷范，以谋求他们的帮助。为此柳璨和蒋、张二人日夜聚会宴饮，深相结纳。当时一向被朝臣们认为足智多谋的何太后，也已经六神无主，为日后母子性命担忧。于是便派宫女传话给蒋玄晖，希望他能在禅让之后，像从前一样庇护她和李柷二人。可是让她想不到的是，他唯一寄托希望的蒋玄晖最终也是性命难保。王殷和赵胤衡早就视蒋玄晖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为了尽早除掉蒋玄晖，两个人再次向朱全忠进谗言，说蒋玄晖、柳璨、张廷范在积善宫对何太后焚香发誓，共同复兴唐室。朱全忠本就怀疑蒋玄晖对自己不忠，所以对此深信不疑，立即命令河南府逮捕蒋玄晖及其亲信丰德库使应顼、御厨使朱建武，将蒋玄晖在洛阳城门外处斩，并当众烧毁尸身。然后任命王殷代替蒋玄晖为枢密使，赵殷衡掌管宣徽院。朱全忠既杀蒋玄晖，而封魏王、加九锡又都是蒋玄晖等人提议的，因此朱全忠听从敬翔的建议，接连三次上表请辞魏王、九锡的诏命。王殷则秉承朱全忠之意，以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许可，恢复朱全忠原来的天下兵马元帅之职。蒋玄晖死后，王殷和赵殷衡并没有善罢甘休，接着又诬陷柳璨与何太后勾结，想对朱全忠图谋不轨。十二月十五日，朱全忠密令王殷和赵殷衡将何太后杀死于积善宫，并追废为庶人。四天后将柳璨贬为登州刺史，太常卿张廷范贬为莱州司户，还没等两个人走出洛阳，朱全忠便将张廷范在洛阳街市车裂，而柳璨则被押至上东门外斩首。随着柳璨、张廷范的死去，朝廷中再也没有可以阻挡朱全忠称帝的人，所以朱全忠可以甩开臂膀，加紧篡位的步伐。不过，就在他按部就班地进行准备时，河朔地区却又生事端，于是朱全忠只得暂时终止自己的计划，全力解决河朔的问题。征讨北方天佑三年（906年）正月，朱全忠的儿女亲家，时任魏博节度使的罗绍威以牙军难以节制为由向朱全忠求助。当初田承嗣担任节度使时，在魏博六州挑选骁勇善战的五千士兵作为亲兵，号称牙军。对于牙军，田承嗣有别于其他军队，可以说是赏赐优厚，倚为心腹。此后牙军子继父任，亲朋党羽勾结甚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骄横，只要稍不如意便杀死旧帅，另立新帅。史宪诚、乐彦祯、罗弘信等人都是牙军杀死所拥立的。罗绍威继承父亲的节度使之位后，十分憎恨牙军的骄横不法行为，但是魏博牙军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其强势居于魏博诸军之首，时人称之为“长安天子，魏博牙军”，足见魏博牙军之强悍。罗绍威鉴于魏博牙军曾经所做的一切，虽然内心时时惧怕牙军再生祸乱，但表面上又要对牙军优容礼遇。万般无奈之下，他便派部将杨利言秘密向朱全忠求助，想要借助其力量铲除牙军。只是那个时候朱全忠正在围困凤翔无暇东顾，但他却答应了罗绍威一定帮忙到底。天佑二年（905年）魏博牙军小校李公佺作乱，放火烧毁府衙，带领士兵抢劫一番后前往沧州而去。罗绍威心惊之下，决心必须彻底铲除牙军，于是再次向朱全忠求助。这一次朱全忠没有放过染指魏博镇内务的机会，派大将李思安率领十万大军进驻乐寿，扬言要全力攻打沧州，理由是沧州方面收留了作乱的李公佺。恰在此时朱全忠的女儿，也就是罗绍威的儿子罗廷规的妻子病亡，朱全忠派部将马嗣勋带领骁勇之士千余人诈称送葬，都化装成挑夫的模样，将兵器藏在身上进入魏博镇。随后朱全忠率领大军而来，说是赶往乐寿行营。朱全忠这些异常举动并没有引起魏博牙军的怀疑。正月十六日罗绍威派人偷偷潜入兵器库，割断弓弦及盔甲的扣子，当天夜里罗绍威带领家奴及幕客百余人会和马嗣勋部众突袭牙军，牙军士兵慌忙到兵器库取铠甲武器御敌，但是却无一能用，结果牙军八千余家男女老幼皆被罗绍威和马嗣勋屠杀。天亮之后朱全忠带领大军进入城中，牙军被诛虽然解除了对他们的威胁，但当时魏博诸军全都心存畏惧。罗绍威虽然加以抚慰，但是部下们却猜疑日甚，导致天雄牙将史仁遇聚众退守高唐，李重霸屯守宗城，分别占据贝、澶、卫等六州，魏博诸县多有起兵响应反叛之势。为了尽快平定叛乱，朱全忠集合汴州和魏博联军进攻高唐。高唐毕竟城小人寡，禁不住汴魏联军的猛烈进攻，仅仅连天城池便失陷。城破之日，城内军民不分长幼悉数遭到屠杀，史仁遇最终也死于乱军之中。李重霸闻听高唐失陷遂弃城逃走，不久也被汴州军队追杀斩首，至此魏博叛乱终被平定，但魏博镇也因这场叛乱而实力大减，就此衰弱下去，逐渐成为朱全忠的附属。朱全忠平定魏博叛乱后，在魏博镇停留了半年，这期间一切费用全都由罗绍威支付，仅供应朱全忠需要宰杀的牛、羊、猪就将近七十万头，贿赂赠送又将近百余万钱。等到朱全忠离去，魏博镇多年的积蓄为之一空，罗绍威对此追悔不已，曾对人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错”是指错刀，是古代的一种钱币，罗绍威以此比喻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朱全忠借平定魏博之乱而使魏博镇就此臣服，不能不说是去了一块心病。但是河朔地区的幽州和沧州尚未臣服，虽然朱全忠此时正在加紧
士在鹿头关下布阵挑战，并在阵后埋下伏兵。结果郑、张二将倾全关之兵出战，高仁厚佯装败退，郑君雄等追击时中了埋伏大败而逃，于当夜逃到梓州，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又为高仁厚增兵三千，让其继续围攻梓州。在高仁厚的努力下，于六月间攻破梓州。杨师立战败身死，郑君雄等人持其首级出城投降，高仁厚也因此成功当上了剑南东川节度使。但是陈敬瑄只不过是利用高仁厚诛灭异己而已，并不是真心想加以重用。光启二年（886年）三月，陈敬瑄出于疑惧心理，将高仁厚骗杀，改任顾彦朗为东川节度使。由于陈敬瑄专擅西川地区，实际上并不受朝廷的指挥，所以田令孜看到众怒难犯时，才会自封三川都监，躲入陈敬瑄的府邸以求庇护。后来当皇帝李儇下诏剥夺田令孜的官爵，将他流放端州时，田令孜以陈敬瑄为依托，迟迟不肯前往流放地点，皇帝李儇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当巴蜀地区战乱不断时，已经出任利州刺史的王建始终是静观其变。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忌惮其骁勇善战，多次想召王建到梁州，而王建知其不怀好意始终不肯应召。光启三年（887年）三月，王建手下一个叫周庠的官吏建议王建，说唐朝的国运就要结束，如今藩镇虽然互相征战不断，但都是无雄才大略之辈。不过王建是个例外，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士卒爱戴，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而利州是兵家必争之地，难以长治久安，阆州（今四川阆中）地僻人富，其刺史杨茂实是陈敬瑄、田令孜的心腹始终不听朝廷指挥，不如趁田令孜现在失势之际，兴兵加以讨伐，相信一战可以成功。王建最终采纳了周庠的建议，领兵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进攻阆州，赶走杨茂实后自称阆州防御使，并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当时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曾经与王建一起在神策军共过事，知道王建骁勇善战，心中颇为忌惮，因此一再派使者前去修好，并不断供应军粮。王建鉴于自己羽毛未丰，暂时也愿意与顾彦朗相安无事，所以接受了顾彦朗的示好，在阆州休养生息静观天下之变。光启三年（887年）十一月，陈敬瑄看到顾彦朗与王建关系友善，担心两人联合对付自己，便与田令孜商议对策。田令孜认为王建是自己的义子，只是因为不被杨守亮所容，才去攻占阆州，自己只要修书一封，就可以将其招至陈敬瑄麾下。王建接到田令孜的信后大喜过望，以为可以向田令孜和陈敬瑄讨要较大州的刺史之职，于是便把家属送到梓州托付给顾彦朗，自己则带领两千精兵西行准备进入成都。不过当王建走到鹿头关时，有人建议陈敬瑄，认为王建如狼似虎，不应该将这个祸头引到成都，于是陈敬瑄便产生后悔之情，急忙派人前去阻止王建入关，并派兵增强守备。王建得知陈敬瑄反悔后，顿时勃然大怒，领兵强行破关而入，并在绵竹击败前来阻击的汉州刺史张顼，攻占汉州后又成功攻占德阳，而顾彦朗这边也派其弟顾彦晖发兵助王建进攻成都。但是因为成都守备十分严密，王建接连攻打三天不下，于是便退守汉州以图再进。关于王建在蜀中称霸的事情，我们在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当时各地在藩镇们的互相攻伐下，全国动乱不已，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对此无能为力，而此时由于皇帝李儇身体每况愈下，出现了皇位更替局面。文德元年（888）年二月七日，经过长期流亡和经历诸多藩镇轮番折磨的皇帝李儇生了一场大病。或许他自知病情不妙，到了二月十四日病情有所好转时，他便踏上归途，于二月二十一日到达长安。次日李儇宣布大赦天下，并改元“文德”，希望通过此举能够使自己有一个新的开端。但是大赦、改元之类的文字游戏既不能挽救已经走向衰亡之势的帝国，同时也驱除不了始终纠缠李儇的病魔。三月五日，李儇病情忽然恶化，太医们束手无策，只好如实地告知朝臣们准备后事。不过，李儇嬉戏一生并未指定皇位继承人。群臣认为吉王李保在诸王中年岁较大，而且最为贤明，有意拥立其为帝，但是遭到宦官杨复恭的反对。当时杨复恭矫诏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并让右军中尉刘季述率领神策军将李杰从十六王宅迎接到少阳院，接受百官的朝见。次日皇帝李儇驾崩，李杰在杨复恭等人的拥立下成登基，并改名李敏，后又改名李晔。十月三日，皇帝李儇被安葬在奉天县东北十里处的靖陵，庙号“僖宗”。这个庙号倒是很符合他生前的作为，不过在他身后的大唐帝国已经是奄奄一息，留给他弟弟皇帝李晔的是一个“如线之仅存”的局面。第七章重振唐威重修政策据史料记载，李晔身材魁伟，举止端庄，眉宇间英气逼人，颇具帝王之姿。他自幼聪颖好学，在诸王中称得上是贤明的一个。当时按照惯例诸王不得参政，但是僖宗李儇逃亡成都后，百官未集，人手短缺，所以时为寿王的他才有机会参与朝政。虽然当时朝廷的大事小情没他做主的份儿，但对于他熟悉朝政和时局颇为有利，这也为他日后执政打下了一个基础。虽然李晔没有想到皇位会落到自己头上，但成功登基之后，他还是迅速转换了角色。面对时局动荡，人心浮动的局面，李晔明白自己当务之急就是先稳定民心，取得朝野上下的一致支持。当时皇帝李晔为了扭转懿、僖两朝的奢靡之风，提倡厉行节俭。他曾经告诉杨复恭，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德行，全是杨复恭力排众议将自己扶上皇位，所以在生活上不应太多奢华，应提倡节俭以示天下。懿、僖两朝时，每日都要换一套新衣服，还要求太常寺每日献上一首新曲。皇帝李晔认为这实在有些过分，于是下诏免除，同时削减了宫中很多不必要的开支。除了避免奢靡之风外，李晔和他父皇李漼以及皇兄李儇不同的是，他的志向是想恢复祖宗辉煌的旧业，重新实现号令天下。因此他十分重视对人才的选拔，昼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夜里则“梦寐英贤”，并破格提拔了一批人才，想以此来扭转懿、僖两朝以来朝廷政令不行，李唐皇室地位日渐低落的局面。除此之外，皇帝李晔重修政策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标志性的做法就是加大儒学对于政治的影响。当时李晔虽大力提倡道教，同时也重视儒学的作用，以期扭转当时社会崇佛佞道的风气。例如大顺元年（890年）二月，宰相兼国子监祭酒孔玮请求完修太学，李晔采纳了孔玮的建议。他认为国家之规首先要从学校做起，治理官吏没有比儒学更好的办法。针对当时国库空虚的现状，李晔号召诸道观察使、刺史及其幕僚宾客尽可能地予以分担，以助太学的完修工作。皇帝李晔即位之初，采取了诸多措施稳定政局，并收到了一定成效，使得朝臣们对于整个国家又看到了一丝曙光，朝廷内外为有李晔这样的明君而倍感欢欣鼓舞。当时已经暮气沉沉的大唐帝国犹如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一时间朝廷上下顿时充满活力。但纵观李晔即位以来的时局，他面临的挑战却是十分严峻的。当时拥立李晔登上皇位的宦官杨复恭控制着禁军，而且左右朝政，为所欲为，李晔初登大位，不得不对其曲意逢迎，事事姑息迁就。各地藩镇则是继续作乱，割据一方，目无朝廷，可以说朝廷的地方行政组织已经完全被藩镇所取代。而经济上的情况更为不妙，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各藩镇出于兼并的需要，拼命扩充军队，使得劳动力资源趋于枯竭，社会经济濒于崩溃。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皇帝李晔为了扭转内有权臣，外有强藩的局面，处心积虑地初步制订出一套适应形势的策略。经过对时局的分析，他觉得在稳定民心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解除宦官专权，恢复皇权威严，以及抑制藩镇，恢复中央集权。为了恢复皇权威严，当时皇帝李晔对朝廷中枢机构作了一番调整。唐朝中后期，中枢体制中存在四股力量，即宰相、翰林学士、枢密使和神策军中尉。皇帝通常是通过重用一者来掌握政权。在这四者之中，最有实力的当数神策军中尉和宰相，前者控制御林军，维系朝廷安危；后者则是政府官员和首脑，掌握政权机关。相比之下，枢密使和翰林学士手中没有实权，只能在决策中起一定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朝廷局势的变化，四股力量的实力并不是决定他们在中枢体制中地位的唯一因素，换句话说四股力量都有过专权的时候。例如枢密使王守澄在穆、敬两朝显赫一时，宰相李德裕则在武宗李炎时期大权独揽。皇帝李晔即位后，由于神策军使杨复恭具有拥立之功，更是权倾朝野。上述这种现象说明，四者在中枢机构中没有固定的次序，他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皇帝的倚重程度。而现在皇帝李晔也要依靠其中一种力量来辅佐自己，但是时任神策军使和枢密使的杨复恭作为宦官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他的专横跋扈也不能被皇帝李晔所容忍，因此李晔只能在宰相和翰林学士之间选择。李晔景仰的是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以及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时刻梦想着恢复祖宗的基业。翰林学士是在唐朝中后期才进入中枢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而目前宰相的权力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必须要加以扶持。在这种心理作用下，皇帝李晔将宰相当作了重用和依托的对象。朝政大事都与宰相商议，对有才能的朝臣必定让其进入宰相班子，例如，杜让能曾经对僖宗李儇忠心耿耿，在逃往山南时，不畏艰险始终相随，得到了李晔的极高赞许，所以李晔即位后再度进入宰相班子又如李晔听说张浚多方略，也将其招进宰相班子。事实证明，后来在削除宦官、抑制藩镇的行动中，宰相们为皇帝李晔做了不少谋划，从某种角度而言，也为重振李唐皇权做了贡献。面对日益强势的藩镇，皇帝李晔越发感觉到军队的重要性。因此在他即位之初，便招兵买马扩充禁军，想要以强硬的姿态对待藩镇。在安史之乱前，禁军主要负责宫城守卫工作，安史之乱后，朝廷组织了神策军，除了负有禁军的职责外，更重要的是作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工具。前边我们说过黄巢攻破潼关后，跟随僖宗李儇逃往蜀中的仅有五百神策军，后来田令孜在蜀中不断招募军队，才使得禁军达到了四五万人。而光启二年（886年），田令孜与王重荣争夺两池盐，当李克用和王重荣联兵进逼长安，田令孜挟持僖宗李儇逃往宝鸡时，护驾的禁军只有数百人，可以说动乱不已，使得朝廷重组中央禁军的计划再度夭折。李晔认识到皇室衰微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支足以震慑强藩的禁军力量，所以才使得各地藩镇拥兵自重，目无天子，嚣张跋扈。同时他也看到宦官统领下的神策军贪污腐败，战斗力急剧下降，于是便决心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进而实现削藩的目的。大顺元年（890年），皇帝李晔与宰相们谈论古今治乱的事例。当说到每当皇权衰落的话题时，宰相张浚认为李晔即位之初在内受制于宦官，对外则受制于藩镇，大唐历代皇帝也没有陷入过如此窘境中。面对如此痛心的现实，张浚建议李晔应该使用强兵威服天下。这个建议与皇帝李晔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他开始在京城长安大规模的募兵，仅在短短的十天之内，便募集到十万之众。可以说募兵成果显著，其人数已经超过了前代，当准备工作略见眉目后，急于求成的皇帝李晔便开始着手实现他抑制藩镇、铲除宦官的方略。恰逢此时蜀中发生形势变化，前边我们说过，利州刺史王建起兵攻打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当时王建在西川地区大肆劫掠，西川十三州尽皆遭到荼毒，陈敬瑄因与王建兵戎相见，导致对朝廷的贡赋被迫中断，于是王建便趁机以此为借口上表请求讨伐陈敬瑄，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因与陈敬瑄历来矛盾颇深，也附和王建奏请皇帝李晔罢免陈敬瑄。对于蜀中地区骤然发生的形势变化，皇帝李晔认为这是个抑制藩镇的绝好机会，而且他对陈敬瑄早就抱有成见，加上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便诏令韦昭度代替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而陈敬瑄拒不奉命，对于这一点早在李晔的预料之中，面对陈敬瑄的嚣张跋扈，他决定首先拿陈敬瑄开刀，以实现他重振唐威的夙愿。讨伐西蜀李晔时刻没有忘记当年田令孜的那一鞭之辱，即位后就诏令将田令孜贬职流放。不过，由于身在蜀中的田令孜拒不奉命，李晔鞭长莫及也是无可奈何。当他接到王建和顾彦朗二人的奏章后，认为制裁田令孜的机会已然来临，立即批准奏章，并于六月任命韦昭度为中书令，充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改任陈敬瑄为龙武统军。陈敬瑄明白皇帝陛下是想要架空他，于是和田令孜一样拒不奉命，并加固城防，操练士卒，准备对抗朝廷。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晔决定出兵西川，一方面试图通过武力震慑诸多强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文德元年（888年）十二月，皇帝李晔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领兵征讨西川，诏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协助征讨，同时割邛、蜀、黎、雅四州设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充行营诸军指挥使。十二月二十五日，李晔下诏剥夺陈敬瑄的官爵，这也标志着讨伐西川的战役正式拉开帷幕。当时杨守亮、顾彦朗各有一方领地，无法抽出太多兵力，而且韦昭度是一介文人，不习武备，加上禁军刚刚组建，实战能力不足，因此王建就成了讨伐西川的主力军。但是王建已经得到朝廷承认，又有了自己的封地，私心甚重的他不急于和陈敬瑄速战速决，屯驻新都着手扩充兵力。一直到了龙纪元年（889年）四月，王建才兴兵攻打蜀中重镇彭州。彭州守将杨晟日常抚恤士卒，士兵们拼死抵抗，王建久攻不下，便将彭州团团包围，试图困死杨晟。陈敬瑄得到消息后，派眉州刺史山行章领兵五万进驻新繁援救杨晟。王建采取围城打援策略，主动分兵进攻山行章，大获全胜，山行章仅以身免逃走。最终杨晟见援军不至，自知彭州难保，便领兵退守三交（今陕西鸡西），而山行章则收拾残部屯守濛阳与王建相持。双方就这样相持了半年多的时间，到了十二月，王建再次兴兵攻打山行章以及前来增援的西川将领宋行能，最终在广都（今四川双流）打败对手。宋行能只身逃回成都，而山行章则继续退守眉州（今四川眉山），不得已向王建投降。大顺元年（890年）正月，王建移兵攻打邛州。当时邛州刺史毛湘是田令孜的心腹，但是毛湘根本不是打仗的料儿，即使有陈敬瑄派来的大将杨儒带领的三千援兵，他依旧每次战败后丢盔弃甲的退回城内，这也导致杨儒最终投降王建。王建将其收为义子，改名王宗儒。不过毛湘虽然每次战败，但邛州的防务做得十分严密。王建见邛州城坚粮足，一时难以攻下，便留下判官张琳为邛州招安使继续围攻，自己则带领大部分人马回师成都，在城东安营扎寨。王建这一路人马基本上是打打停停，而皇帝李晔指派的官军，在韦昭度的率领下进入西川，在唐桥扎下营寨。面对韦昭度的到来，王建态度恭敬异常，攻城时服从韦昭度的调遣，而且作战勇猛。相比之下，韦昭度的文人懦弱性格在战场上表露无遗，王建攻城时请他戎装观战，可是韦昭度却担心被流矢所伤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观战，引起诸将的轻视之心。韦昭度懦弱的性格，从某种角度而言导致官军进剿力度十分有限。当时陈敬瑄分兵在犀浦、导江等县驻军，与成都形成掎角之势，为了加固城防，规定城中每户不论有多少人，都必须出一个人参与守城任务，白天广挖深壕，晚上登城巡警。面对陈敬瑄严密的防守，韦昭度倒是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建议——招降。当韦昭度在城墙下进行招降时，遭到了陈敬瑄的辱骂，他认为自己有先帝僖宗李儇御赐的免死金牌，谁也不能违背先帝的旨意，随意处置自己。韦昭度只得退回营帐，继续研究作战方案。蜀中州县看到官军围剿陈敬瑄，见其大势已去，于是纷纷向王建投降，例如大顺元年（890年）新年刚过，简州将领杜有迁挟刺史投降；二月，资州将领侯元绰挟刺史投降；四月，蜀州刺史任从海因战败想要投降，结果因事情提前
（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雎佯死）。最终，范雎逃出魏国，来到秦国。因为极富才能，受到秦昭襄王的重用，成为继魏冉之后最受信任的大臣。他提出了秦灭六国最重要的“远交近攻”总方略，使秦国第一次有了明确可行的消灭六国的具体方案。范雎从魏国流失到秦国，对魏国来说，不啻是重大损失。但是，范雎在魏国却不受重用，甚至差一点死在相国府中。在魏国几乎丧命，在秦国却备受信任，不同的用人策略，直接导致了秦国的强大与魏国的衰落。庞涓嫉贤能孙膑奔齐国魏国是战国时期人才最完备的国家。可谓谋臣如云，良将如雨。可惜的是，魏国又是一个最留不住人才的国家。在战国的历史风云中，很多人才出自魏国。不但有吴起、商鞅和范雎，还有很多被后世津津乐道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孙膑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孙膑是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人，他曾和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在魏惠王时被任命为将军，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就秘密地把孙膑找来。孙膑到魏国，本来想为魏国效力，那样，魏国就会又多一代名将。但是，庞涓嫉贤妒能，担心孙膑出头，就找了一个罪名砍掉他的两只脚，并在他脸上刺了字，想让他因伤残、毁容而永远不能出人头地。后来，齐使来到大梁，孙膑秘密会见了齐使。一番谈话之后，齐使立即发觉孙膑是位军事奇才，就偷偷地用车把孙膑拉到齐国。齐国将军田忌非常赏识孙膑，待为上客。田忌常常跟齐国贵族子弟赛马，而且下的赌注很大。孙膑发现田忌的马和其他人的马实力悬殊并不大，当时赛马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一次，他对田忌说：您尽管下个大注，我能让您取胜。田忌非常信任孙膑，比赛时下了千金赌注。赛前，孙膑对田忌说：以您的下等马和他们的上等马赛，用您的上等马和他们的中等马赛，拿您的中等马和他们的下等马赛。三场比赛结束，田忌败了一次，胜了两次，最终赢得了齐王千金赌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田忌深服孙膑的才华，就把孙膑郑重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对孙膑也非常尊重。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准备用孙膑为主将救赵。孙膑说：我是一个受过刑的人，不能出任主将。于是，齐威王任命田忌做主将，孙膑做军师，坐在车中出谋划策。田忌想率兵直奔赵国，孙膑说，要想解开乱丝，不能生拉硬扯；劝解斗殴，自己不能卷进去打。要抓住其中要害，争斗者如果受客观形势限制，就不得不自行解开。现在魏、赵两国相攻，魏国的精锐必定在外，老弱残兵驻守国内。你不如率军火速向大梁挺进，占据它的交通要道，冲击它最空虚的地方，魏国肯定会回兵自救。这样，我们既解了赵国之围，又可以让魏军疲于奔命。田忌听从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回师，齐军在桂陵（今山东菏泽）大败魏军（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十三年后，魏、赵联合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王派田忌率军救援，直奔大梁。魏将庞涓听到这个消息，率师撤回魏国，但是，齐军已经越过边界向西进发了。孙膑对田忌说，魏军一向非常凶悍，看不起齐兵，称齐兵胆小怯懦，我们要因势利导。兵法上说，以日行百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有可能折损上将军；用每天五十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会有一半士兵掉队。孙膑命令军队进入魏国国境之后第一天砌十万人做饭的灶，第二天砌五万人做饭的灶，第三天砌三万人做饭的灶（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率军走了三天，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齐军怯懦，进入我国国境才三天，开小差的就超过了半数啊！于是，他甩下步兵，和他的精兵日夜兼程追击齐军。孙膑估计庞涓的行程，当晚可以赶到马陵。马陵的路非常狭窄，两旁又多险阻，适合埋伏军队。孙膑就叫人砍去一棵大树的树皮，在露出的白色树干上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命令一万名弓箭手，埋伏在马陵道路两边，并约定，晚上看见树下火光亮起，就万箭齐发。庞涓当晚果然到了砍去树皮的大树之下，他看见白色树干上写着字，但周围黑乎乎的看不清，就让士兵点燃火把看看树干上写的是什么，一看是“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大惊。就在此时，齐军万箭齐发，魏军大乱。庞涓自知无计可施，败局已定，拔剑自刎，临死前说：今天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到，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回国。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马陵之战。马陵之战，魏国十万大军被歼，军师庞涓自杀，太子被俘，魏国实力从此一落千丈。孙膑身怀绝技，本来是要为魏国效力的。但是，魏国将军庞涓招孙膑前来，不是想重用孙膑，而是要加害于他，结果将孙膑整成残疾人，妄图使他永远不能再指挥打仗，自己就可以横行天下了。但是，庞涓最终却是自掘坟墓，兵败马陵，不但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也给魏国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秦国在千方百计重用六国人才，魏国却千方百计要把人才整残整死，魏国怎么能不灭亡？如果魏国善待孙膑，孙膑和庞涓联手，魏国的历史必将改写，中国的历史都有可能改写。或许有人会说，这都是庞涓干的，干魏国何事？问题是，像庞涓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得到魏王的信用，庞涓残害孙膑，难道魏王一无所知吗？如果一无所知，魏王是盲人还是聋子？如果并非一无所知，魏王能这样对待人才吗？吴起、商鞅、孙膑、范雎，哪一位不是赫赫有名的顶级人才？但是，他们在魏国都不被赏识，反而遭到迫害，甚至被打得半死。他们到了秦国、齐国、楚国，却一个个都成了栋梁之材，这些人才从魏国流失，辗转到其他国家，反给魏国带来巨大的伤害。从这四个人才的流失，我们便能知道魏国灭亡事出有因了。魏王昏蒙信陵遭嫉曾经称雄半世纪之久的魏国，在它立国一百七十多年后灭亡。吴起、商鞅、孙膑、范雎等，这些有名的人才一个个离它而去。透过这些人才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魏国国君的昏庸和无能。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魏国的国君甚至不能容忍自己的弟弟有才华，那么他的弟弟是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我们在“邯郸之战”一篇中己经讲过信陵君“窃符救赵”。“窃符救赵”是赵国邯郸之围得以解除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为“窃符救赵”，信陵君带来了魏国八万精锐之师，这对久困在赵都邯郸之外的秦兵来说是一支劲旅，秦兵怎么能打得过这八万精兵？最终只好退兵。信陵君是一位有才之士。他是魏昭王的幼子，魏安釐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有一次，魏安釐王和信陵君兄弟二人正在下棋，忽然，边境来报：赵王率领的大军即将到达魏国边境，马上就会入侵魏国。魏安釐王吓得立即停止下棋，要召集大臣商讨赵国入侵之事。信陵君立即阻止了他，对他说，赵王只是在打猎，并不是要入侵魏国，仍然镇定自若地和魏安釐王下棋。魏安釐王心里担心赵兵入侵，心思并没有放在下棋上。停了一会儿，北边又传来消息，赵王是在边境打猎，不是要入侵。魏安釐王得到报告，大吃一惊，问信陵君：公子怎么知道赵王的消息？信陵君回答：我有门客能够打听到赵主的一举一动，并把消息报告给我。从此之后，魏安釐王惧怕信陵君的才华，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信陵君（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信陵君利用如姬盗走了兵符，救了邯郸，救了赵国。但是，信陵君却得罪了早已对他十分猜忌的魏安釐王。因此，信陵君只好长期滞留赵国，“十年不归”。秦国听说信陵君因为得罪魏王不能回国，“日夜出兵东伐魏”。魏安釐王这才感到离不开信陵君，屡次派人去赵国请信陵君。信陵君担心魏安釐王还生自己的气，于是，告诫他的手下，谁敢为魏安釐王的使者通报就处死。信陵君的好多门客都从赵国返回魏国，但是，没有人敢劝信陵君回国。这时，赵国有两个信陵君非常敬重的人来拜见他，问信陵君：公子您名重天下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魏国。现在秦国攻打魏国，情况非常危急了，公子却完全置魏国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假如秦国政下魏都大梁，毁掉魏国先君的祖庙，公子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这番话没有说完，信陵君脸色陡变，立即备车回国救魏。魏安釐王看到信陵君，兄弟二人抱头痛哭。魏安釐王马上任命信陵君为上将军。魏安釐王三十年（前247），信陵君联络诸侯，率燕、赵、韩、楚、魏五国军队，讨伐秦国，大败秦将蒙骜，一直追到函谷关，秦兵不敢出战（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这是战国时期诸侯合纵非常成功的一例。信陵君谋划的五国伐秦震惊了秦庄襄主——在位仅仅三年的秦王嬴政的父亲异人。于是，秦庄襄王派人携带万金潜入魏国，找到信陵君“窃符救赵”时被冤杀的大将晋鄙的门客，让他们在魏安赘王面前施反间计：信陵君在外流亡了十年、现在回国担任魏国大将军。天下诸侯的将领都归他统领，诸侯们只知道魏公子信陵君，不知道魏王了。信陵君也想借这个机会南面称王，诸侯们畏惧信陵君，也想共立信陵君为魏王（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庄襄王这个反间计用了好几次，最后竟然派使者到魏国大张旗鼓地祝贺信陵君继承主位（秦数位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这一下动静闹大了。魏安釐王本来就不大信任信陵君，只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请他回国，如今一看局面如此，魏安釐王又动摇了，于是罢免了信陵君“上将军”之职，安排他为将。信陵君一看就明白，又遭人暗算了。于是称病不朝，天天和宾客在一起通宵喝酒，身边还有很多美女，这种生括仅仅过了四年，郁郁寡欢的信陵君就病死了。同年，魏安釐王也死了。秦王政五年（前242），秦国听说信陵君病死，执政的吕不韦立即派被信陵君打败过的蒙骜攻打魏国，一次古领了二十座城池，建立了东郡。这以后，秦国对魏国采取蚕食政策（共后，秦稍蚕食魏），只用了十八年就俘虏了魏王，灭了魏国，并对大梁进行了屠城。信陵君是魏国的顶尖人才，也是魏国晚年最著名的政治家。我们将他列为魏国流失的人才之列，严格来讲，稍微有点不确切。因为，信陵君晚年待在魏国，死在魏国，似乎不属于自魏国流失的杰出人才；但是，信陵君是留在魏国而“流失”的杰出人才，他人未出国，却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是魏国“流失”的顶级人才。信陵君晚年纵情声色，不问国事，是魏安釐王造成的。他的下世，是魏国后期最不幸的事件。此后的魏国已经完全沦为秦国的附庸，完全没有任何顶级的人才可言了。所以，当王贲水淹大梁之时，魏国轻易地就灭亡了。魏国灭亡的原因也许还有许多许多，但是，我更愿意讲一讲人才问题。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集团、一个单位最核心的竞争力。离开了杰出人才，会有什么结果，历史上的魏国就是最好的案例。魏国的灭亡意味着韩、赵、魏兰晋全部灭亡。兰晋灭亡，实际上预示着秦国统一天下步伐的一次大提速。这一年是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那么，秦王嬴政的下一个目标是哪个国家呢？第24章秦灭燕国公元前228年，秦军攻下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一亡，燕国门户洞开，秦国大军陈兵于燕国边境，燕国岌岌可危。燕国的太子丹曾经质秦，并遭受过秦王嬴政的冷遇，所以无论是国仇还是私恨，太子丹都要想方设法阻挡秦王嬴政的进攻。最终，太子丹谋划了千古传颂的荆轲刺秦事件，结果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刺杀失败。燕国的太子丹原本想用刺杀方式来拯救燕国，没想到反而激怒了秦王嬴政，一年多以后燕国就被秦国消灭了。因此宋代的苏洵在《六国论》里就认为荆轲刺秦是祸事，这一刺杀事件加速了燕国的灭亡。那么到底谁应该为燕国的灭亡负责呢？燕国将怎样应对即将到来的亡国之难呢？督亢图中不杀人咸阳殿上空流血刺杀秦王嬴政！谁这么大胆，敢组织这场刺杀活动呢？燕王喜的太子丹。秦王嬴政不是一般的人，要刺杀这么一位国君，准备工作绝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太子丹怎么可能立即组织起这场震惊世人的刺杀呢？燕国太子丹，从小在赵国为人质，秦王嬴政生于赵国，小时候和他还是玩伴。嬴政继位后，太子丹就到秦国做人质了。由于秦王嬴政没有善待他，公元前232年，燕国太子丹从秦国人质的岗位上逃归燕国（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归——《史记·刺客列传》）。太子丹逃回燕国第三年（前230），韩国灭亡。秦军灭韩后，接着兴兵攻赵，赵国危在旦夕。恰在此时，秦将樊於期因为得罪秦王嬴政，逃到燕国，投奔好友太子丹，太子丹接纳了他。秦、燕关系因此更加紧张。太子丹的老师鞠武知道这件事后，力主将樊於期送到匈奴，以免秦国以此为借口进攻燕国。太子丹没有接受老师的意见，他觉得朋友落难，不应落井下石。鞠武看见太子丹不愿接受自己的意见，便向太子丹推荐田光，说：燕国有位田光先生，智谋深邃而勇敢沉着，可以与他商量（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沈，可与谋）。鞠武告诉了田光，田光登门拜访太子，太子非常客气地迎接田光。太子丹对田光说，“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郑重地向太子丹推荐了荆轲。分别之时，太子丹向田光说：今天谈的都是国家机密，请先生千万不要向外泄露。田光推荐的荆轲是谁呢？荆轲原是齐国人，后来移居卫国，到燕国后，燕人叫他荆卿。荆轲自幼“好读书击剑”。“好读书”，当然是士人，又好“击剑”，则又是剑客。荆轲到燕国后交了三位朋友：一位是杀狗为生的“狗屠”，一位是善于击筑的民间乐手高渐离，一位是隐士田光。田光非常器重荆轲，认为荆轲不是一个凡人。荆轲“好读书”而未有著述，爱剑术却剑术不精，喜交往而结交面不广，愿从政却求仕无门。田光告别太子丹之后立即拜访荆轲说：咱俩关系这么铁，整个燕国无人不知。太子丹告诉我，燕、秦两国势不两立，希望我多多关注。我力不从心了，把你推荐给太子，你赶快到宫中拜见太子。荆轲答应了。田光又说：太子在我临走之时说，希望我不要泄露所谈之事。这是太子对我不放心。你见到太子，就说我已经死了。说完，田光就自杀了。田光自杀，荆轲知道太子丹是要买凶，但是他仍然决定去见太子丹并最终答应其刺杀秦王的要求。荆轲与燕国并不沽亲带故，而且荆轲到了燕国之后也没有被当局者重用，所以荆轲面对燕国的存亡完全可以袖手旁观，那么为什么荆轲最终接受了这个危险的刺杀任务呢？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荆轲又做了哪些准备呢？荆轲之所以答应刺杀秦王，缘于荆轲的两个情结：一是从政情结，二是侠义情结。太子丹对荆轲的到来，非常恭敬，先沉痛哀悼田光，再盛情礼遇
仅是在六年之前，三晋还打着五国伐秦的大旗进攻秦国，被打得落花流水；六年之后，魏国和韩国为什么会跟在秦国后面戮力攻齐呢？关于这六年间发生的事情，还得从公元前316年发生在咸阳的一场辩论说起。司马错论伐蜀公元前316年，地处西南的两个少数民族国家苴国和蜀国，因为领土问题发生战争。苴国打不过蜀国，便派人向秦国求援。秦国地处中国西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众多，其中实力最强的是西北的大荔、义渠和西南的蜀。它们并不服从秦国的领导，与秦国的关系时好时坏。总的来说，好的时候少，坏的时候多。秦国时常掠夺它们的土地，它们也不时发动反攻或侵略。进入战国以来，秦国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已经有好几次。公元前461年，秦国攻取大荔的都城（今陕西省大荔），逼迫大荔向北撤退。公元前451年，秦国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筑城，意在防范蜀国入侵。公元前387年，蜀军突袭并攻取南郑。同年，秦军发动反攻，夺回南郑。公元前444年，秦伐义渠，俘虏义渠王。公元前430年，义渠兴师伐秦，一度深入渭南。最近一次是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秦军出函谷关反击，大获全胜。但是，义渠在公孙衍的鼓动下乘机起兵袭秦，在李帛（地名，今不详）大败秦军。由此可见，蜀和义渠在当时都具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对秦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当秦惠王收到苴王的求救信，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将秦国的势力扩张到西南巴蜀地区的大好机会。他立刻将重臣们召集起来，就进攻蜀国征询大家的意见。没想到，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相国张仪。“蜀国不过是西南的蛮夷之国，地又偏，路又远，就算您兴师动众，疲困劳苦将它打下来，也无利可图，更不会成就霸王之名。依下臣之见，不如先进攻韩国，夺取韩国的新城、宜阳，威逼二周（东周国和西周国），将象征统治天下权力的九鼎抢到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才是王业正道。”张仪这么一说，秦惠王便觉得也有道理。这十余年来，张仪一直是他的左右手，他对张仪的信赖，已经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更何况，自古以来的历史经验也使他觉得，将天子抓在自己手里，确实比其他事情更重要。这时有位名叫司马错的将军站出来说：“我反对相国的意见。我听说，想使国家富有，就要扩张土地；想使军队强大，务使人民富裕；想要建立王业，必须广施仁德。把这三件事办好了，王业自然而来，哪里用得着去抢九鼎，挟天子？”秦惠王颇为诧异地看着司马错，因为他从来都认为司马错只是一名赳赳武夫，没想到能够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他点点头，鼓励司马错继续讲下去。司马错说：“周朝，乃天下诸侯之宗室；齐国，乃韩国的盟友。如果周朝预感将失去九鼎，韩国自知将失去三川，它们必将联合起来，依赖于齐、赵，求救于楚、魏。那时候，周朝将九鼎献给楚国，韩国将三川献给魏国，秦国只能在一旁干瞪眼。所以，攻韩逼周，其实是下下之策，下臣以为不可取。”这显然是跟张仪对着来了。张仪反驳道：“不对。我听说，争名在朝廷，争利在市场。现在周朝就是朝廷，三川就是市场，我们不占领，齐国和楚国就会占领，所以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司马错说：“您说得不对，秦国的当务之急，是扩张地盘，增强实力。蜀国是西南的蛮夷之国，现在正和苴国打仗，我们趁此机会进攻蜀国，如同豺狼追逐羊群一样，毫不费力。夺取蜀国的土地，可以扩张秦国的地盘；掠夺蜀国的财物，可以使秦国的百姓获得实利，同时扩充秦国的军备。”说到这里，司马错停顿了一下，看了看秦惠王，又看了看张仪，才缓缓地说，“更重要的是，吞并巴蜀之地后，秦军可以顺江东下，直攻楚国。楚国灭亡，则天下大局已定。”听到这句话，张仪不禁对司马错刮目相看。对于张仪来说，所谓的连横，就是“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韩国与魏国，是争取的对象；齐国和楚国，则是讨伐的对象。“秦国和齐、楚之间，必有一战。”他时常这样说。当时天下诸侯，以秦最强，齐、楚次之。秦国要吞并天下，齐、楚两国是不可能同意的，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张仪之所以主张进攻三川，威逼周朝，也就是想把韩、魏两国抓在手里，获得进攻齐、楚两国的前进基地。他没有想到，司马错却提出另外一条路径——先灭巴蜀，再灭楚国，然后吞并天下。张仪不是固执之人，他稍加思索，便能看出司马错的高明之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司马错的计划得到实施，对秦国来说，无非是把攻韩的时间往后推一推罢了；但是对楚国来说，却是个巨大的威胁。在日后秦、楚两国的博弈中，无疑是大大有利于秦国的。关于司马错的家世，有必要介绍一下。他的祖上原本是周朝的史官，后来迁徙到晋国，战国时期分散为三支，一支在卫，一支在赵，一支在秦。司马错自然是在秦的一支，他的后人也一直为秦国服务，直至秦统一天下。秦朝灭亡后，司马氏又成为汉朝官吏。汉武帝时期，司马错的一位后人编写了一部史书，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位后人名叫司马迁，那部史书就是《史记》。秦惠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于是同年六月，秦惠王命司马错率军经汉中入侵蜀国。蜀王亲自带兵到葭萌（今四川省剑阁）抵抗，失败后逃至武阳（今四川省彭山），被秦军追上杀死，蜀国由此灭亡。司马错又顺手牵羊，消灭了巴国和苴国。从此秦国的势力范围扩张至今天的川、渝一带。后世有人评价：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司马错灭蜀，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战略基础。秦国吞并了巴蜀后，由于交通不便，短时间内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只能采取“羁縻（jīmí，笼络控制）政策”，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笼络控制。比如秦国仍然封蜀王的子弟为侯，而且让他们世代娶秦国公主为妻；对巴蜀之地实行赋税优待政策，减轻人民负担等。尽管如此，当地少数民族一直没有停止对秦国的反抗。司马错作为秦国的巴蜀问题专家，后来不止一次带兵入蜀平叛，立下了赫赫战功。解决西南问题的同时，西北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公元前314年，秦国出兵讨伐义渠，一举夺得二十五城，又在西北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秦国无后顾之忧，便将全部精力放到东方，加快了对东方各国的军事和外交攻势。合纵新旗手田文自从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失败，合纵运动的领导者公孙衍的日子就一直不太好过。到了公元前316年，正当秦国攻略巴蜀的时候，魏襄王为了取得齐国的支持，决定起用客居魏国的齐国人田需为相，以取代公孙衍。对于这一天，公孙衍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对于由田需来取代自己，却是愤愤不平。因为田需的为人实在是太差了。连当年惠施这种老好人都曾经忍不住劝告他：“你一定要与人为善，虽然你觉得自己已经在魏王面前扎下了根，可是想除掉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要小心被人连根拔起。”——一个人能够得到这种劝告，可想而知是什么货色。公孙衍对魏襄王说：“您之所以起用田需，无非是想让齐王满意。但实际上齐王对田需并没有好感。不如这样，我向您推荐一个人。如果由他来担任相国，不只是齐王满意，对魏国也是一件好事。”魏襄王说：“好啊！如果有那样的人，寡人当然乐意。”公孙衍说：“您可知道，齐王最宠信的大臣是谁？”魏襄王说：“田婴。”公孙衍说：“对了，田婴乃齐王之弟，又是齐国的相国，在齐国可谓炙手可热。您何不请田婴之子田文到魏国来担任相国？”“田文？”魏襄王不觉眼前一亮。他对这个年轻人早有耳闻，因为听说了太多田文的故事，只要一提到这个名字，魏惠王就会产生一种如雷贯耳的熟悉感。关于田文的身世，《史记》是这样记载的。田婴妻妾众多，生了四十多个儿子。田文的母亲地位低贱，生下田文那日，正是五月初五。田婴都没来看一眼，只是派人传话说，孩子生下来就扔掉吧！“扔掉吧！”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像扔掉阿猫阿狗那么简单。也许对于某些男人来说，生孩子不过是个播种的过程，播下了之后便一概不管，所以也无所谓骨肉之情。田文的母亲肝肠寸断，但是又不敢违抗田婴的命令，甚至不敢争辩，只得默默点头。幸好，田婴说过这句话，很快就忘掉了，也没有派人监督检查。田文的母亲便大着胆子，将孩子藏在府里，偷偷地哺养起来。田婴贵为齐国第一权臣，家大业大，府上家人奴仆何止上千人？因此，对于这个孩子的存在，他一直不知情。也许偶尔有一两次遇到，他也当作是奴仆的儿子，没怎么在意就走过去了。转眼过了七八年，田文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孩子。他母亲心想，总不能这样一辈子瞒下去，让儿子当个黑户吧！再说了，经过这么些年，她一直没弄明白田婴当时为什么要扔掉田文，或许是一时不高兴，过了也就过了呢？怀着这样的想法，她将田文带到了田婴跟前。没想到，田婴见到田文，把情况问清楚之后，脸一下子就黑了。他瞪着她问道：“我不是当时就叫你把这孩子扔掉吗？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养活了下来！”那可怜的女人吓着浑身颤抖，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倒是田文十分镇定，他走上前向田婴磕了一个头，问道：“父亲，您为什么要扔掉我呢？”田婴将头偏到一边，不予回答。田文就直盯着他，眼睛一眨也不眨。田婴只要一接触到他的目光，内心就一阵发虚，赶紧避开。父子俩这样对峙了老半天，田婴首先受不了了，终于不情愿地说道：“五月里出生的孩子，长到像门框那么高的时候，就会对父母不利。”“父亲，”田文又问道，“请您告诉我，一个人的命运是决定于老天呢，还是决定于门框？”田婴回答不上来。“如果决定于老天，那您还操什么心呢？操心也没用；如果决定于门框，那咱们完全可以把门修高点，再修高点，修到我长不到那么高的位置，不就可以了吗？”田文说着，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田婴哭笑不得，大声嚷嚷道：“算啦算啦，你别再说了！”从这个时候开始，田文才获得田家少爷的身份。这个身份，与其说是田婴赐予的，不如说是他自己争取得来的。又过了数年，田文已经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有一天，田婴喝酒，田文在一旁侍候。他突然问了田婴一个问题：“儿子的儿子是什么？”“孙子。”“那孙子的孙子呢？”“玄孙。”“玄孙的玄孙呢？”田文紧追不舍。“我怎么知道？”田婴不耐烦了，“你到底想说什么，直说吧，别绕弯子。”田文正色道：“您在齐国当权，已经经历了三代君王了。齐国的土地没有因为您而增加，咱们家里倒是积累了黄金万两，但是您的门下又见不到一个有才能的人。”田婴勃然变色，将酒杯重重地砸在案几上。田文却还是一如既往地淡定：“俗话说得好，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可是咱们家呢，您的妻妾使女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吃的都是好饭好菜，而跟随您的士人连个粗布短衣也穿不上，连顿糟糠也吃不饱。可您还是一个劲地积累财富，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我不是批评您，我只是感到十分不解，所以就大胆地说了出来……”田婴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坐在那里生了一顿闷气，酒也不喝，菜也不吃，把袖子一甩，起身就走了。父子之间的这次对话过了没多久，田婴下达了一道命令，让田文主持家族外务，也就是迎来送往那些事。田文出手果然不凡。自打他当上外管家，田婴家的人气就旺了起来。许多在齐国深孚众望的士人都投靠到田婴门下，还有不少人从国外来投奔。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来路不是那么正，有的是政治投机失败者，有的甚至是犯了罪逃亡而来。田文对这些人，不分贵贱，不问出处，一律平等相待，好酒好肉伺候着，管饱管醉，管吃管睡。有一次，田文在夜间招待客人吃饭，其中有一位客人背着火光在黑暗中吃，旁边的一位客人生气了，他怀疑吃的东西不一样，有贵贱等差之分，于是推碗而去。田文立刻站起来，端着自己的饭碗给那位愤怒的客人看。那人一看，田文碗里也就是两块叉烧一只鸡腿，和自己的没有任何差别，不禁羞愧难当，立刻拔出佩剑自杀了。田文还有一个习惯：接待客人的时候，他的秘书拿着笔坐在屏风后面作记录，将谈话内容记下来，同时将客人的家庭情况也记下来。比如家住哪里啊，有几口人啊，经济条件怎么样啊，都摸得一清二楚。客人离开，刚回到自己家，田文的使者就到了，带着礼物对其进行慰问，而且是阖家老小通通有礼，老人有酒肉，孩童有衣裳，皆大欢喜。使者走后，这一家人关起门来，无不饱含热泪，交相称赞田文的仁义。田文的名声很快传遍了诸侯，风头甚至盖过了田婴。在这种情况下，田婴顺应潮流，将田文立为世子。公元前316年，当公孙衍向魏襄王提出请田文出任相国，魏襄王毫不犹豫答应了。他虽然很喜欢田需，但是知道田文的分量比田需高了整整一个重量级，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公孙衍亲自跑到齐国，征得田婴的同意，将田文这尊大神请到了魏国。而他本人，在向田文办好移交手续后，悄然来到了韩国，取代公叔出任了韩相。这样一来，田婴、田文父子分别担任了齐、魏的相国，公孙衍担任了韩国的相国，齐、魏、韩三国合纵的形势就明朗起来了。合纵运动的大旗也由公孙衍交给了田文。田文很快会发现，合纵运动和江湖义气完全是两码事，不是那么好玩的。连横大势初具规模秦惠王和张仪的反应很快，公元前315年，秦国刚刚结束对蜀国的战争，就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韩国的新任相国公孙衍率军与秦军大战于浊泽，形势十分紧张。然而由田氏父子控制的齐、魏两国却在作壁上观，丝毫没有要发兵相救的意思。韩国大臣公仲朋，历来主张与秦国亲近。他向韩宣王建议：“秦军打来了，咱们的盟国都当作没看见。单以韩国的力量，无论如何不是秦国的对手。依下臣之见，秦国去年攻略巴蜀，意在楚国；今岁攻韩，同样也是为了楚国。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国求和，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一起伐楚，此乃以一失而换二利的好事。”所谓一失，就是失去一座大城。二利，一则秦不攻韩，战祸可消；二则与秦攻楚，有利可图。韩宣王对此表示赞同，于是命公仲朋负责与秦国谈判，而且一再叮嘱：“要谨慎，千万不要走漏了消息！”可这消息偏偏就让楚怀王知道了。楚怀王觉得此事非同小可。秦国已经获得了巴蜀，占据了上游之利，如果再得韩国之助，则对楚国构成两面威胁，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立刻宣陈轸进宫商量。陈轸是谁？本书第七章末尾说过，五国相王的时候，楚国令尹昭阳率军攻魏，又想移师攻齐，陈轸从中劝谏，避免了一场“画蛇添足”的战争。据《史记》记载，陈轸也是游说之士，和张仪同时进入秦国，曾经受到秦惠王的重用。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张仪一直将陈轸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多次在秦惠王面前说陈轸的坏话。有一次，张仪对秦惠王说：“陈轸常去楚国出差，可是楚国不见得对秦国更加友好，而只是对陈轸更加厚待。这家伙，该不会是拿着秦国的机密获取楚国的财宝吧！而且我听说，他正在私下准备离开秦国到楚国去，恐怕是要畏罪潜逃。”秦惠王将信将疑，把陈轸召来问道：“有人说您常把秦国的机密泄漏给楚国，而且想投奔楚国，有这回事吗？”陈轸很干脆地回答：“有啊。”秦惠王显然没有料到他那么主动承认，怔怔地说道：“看来张仪说的是真话喽！”果然是张仪！陈轸心里冷笑了一声，说：“这事不单是张仪知道，连咸阳大街上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知道。但这事不能说明我不忠，只能说明我太优秀。”“啊？”“如果一个奴婢，被主人拉出去卖，还没去巷子口就被邻居买走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回答不上来？没关系，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她太优
都城。但是，曲沃桓叔这一支因实力强大最终夺权成功。经历过多次失败之后，曲沃武公汲取了周天子两次出兵干预的教训，一方面杀死晋侯缗，一方面派人送给周釐（xǐ，喜）王大量“宝器”，公开对天子行贿。这一招还真灵，有钱能使鬼推磨。周釐主这次一反常态，不但不派兵征讨曲沃武公，反而封武公为晋国国君，使小宗的曲沃武公代替了大宗的晋侯缗成为得到中央政府认可的晋国国君。其实，周天子承认曲沃武公为晋国国君亦是无奈之举，并不仅仅是行贿的结果。因为此时的周天子已经失去了号令天下的地位，不管他承认不承认，曲沃武公都已凭借实力掌控了晋国，而他的承认只能表明东周的宗法制社会正处于走向全面崩溃的窘境。但是，周天子的这种做派等于是把天子、诸侯、卿大夫的秩序规则整个给废掉了。如果上帝死了，任何作为都可以被允许。如果维持秩序的权威失灵了，整个天下就会陷入一场大乱。周天子承认曲沃武公可以继承晋国君位，就突破了整个天下政治伦理秩序的底线。今后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了，只要你有实力。规则是人定的，实力才是硬道理。曲沃武公死后，他的儿子晋献公继位。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文侯的弟弟，这一支属于普国公族的小宗，本没有资格继承国君宝座。但是，他们这支小宗凭借实力击败了作为国君的大宗，夺得了整个晋国，这叫做大宗财产来历不明罪。但是晋文侯的嫡系子孙有一大批人，他们都是公子，在宗室和大臣中很有威望。由于晋献公这支小宗是靠武力夺得君位，所以他非常害怕晋文侯后世诸公子的反夺权。晋献公八年，他的大臣就劝他诛杀群公子以保住君位（乃使尽杀诸公子）。晋献公为了保住自己的君位，乃大开杀戒，晋国的公族遭到了一场毁灭性的大屠杀，从此，晋无公族。那么，晋无公族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对异姓贵族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公族是最显赫的贵族，他们总是霸占着最有权势跟油水最丰厚的官职，他们的存在对异姓贵族的升迁跟势力壮大是一个很大的限制。晋无公族，这些异姓贵族就有了发展的空间和机遇。献公幸骊姬废嫡立庶子晋国的宗族内部发生了内乱，小宗灭掉了大宗，夺取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晋献公时期，又对大宗的公族进行了屠杀。这样，晋国大宗的公族势力开始衰落，但晋国小宗的公族势力还在。然而，晋献公又做了一件大损晋国公族的事情，使晋国小宗也开始衰落，最终导致了晋国整个公族势力的衰落。那么，晋献公到底做了什么呢？晋献公五年，晋国讨伐骊戎，骊戎战败，将一对姐妹花当作礼品奉献出来，用这种性贿赂奉迎晋献公。这对姐妹花是一对绝色美女，晋献公一见这对姐妹花，奋不顾身地就陷了进去（得骊姬、骊姬弟，俱爱幸之）。关于晋献公与骊姬的宠昵关系，《国语·晋语一》中记录了一段非常精彩的细节。有一次，晋献公失眠没睡好觉，转天对一个大臣说了。大臣很奇怪，问：“您夜里没休息好吧，是不是骊姬没有陪着您？”（床第之不安邪？抑骊姬之不存侧邪？）《公羊传》也有相同的记载，可见当时晋献公的确离不开骊姬。七年之后，即献公十二年，骊姬生了一个儿子奚齐。骊姬的妹妹也很争气，也为晋献公生了一个儿子悼子（一作卓子，又作倬子）。晋献公在接受骊姬这对姐妹花之前已经有了太子申生，申生的母亲死得早；他还有两个非常贤能的兄弟：重耳和夷吾。献公十二年，晋献公最宠爱的骊姬生了儿子奚齐，晋献公太喜欢骊姬了，所以萌生了要废黜申生改立奚齐为太子的想法。但是，奚齐实在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的母亲骊姬怀奚齐的时候，没有像钩弋夫人怀汉昭帝一样，怀了十四个月；也没有像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怀汉武帝一样，梦日入怀，引得汉景帝记住了这个儿子。骊姬、奚齐都没有过人之处，那要怎么名正言顺地把奚齐送上太子宝座呢？没有条件，那就创造条件；没有机会，那就创造机会。如果只剩下奚齐一个公子，那太子还不稳稳当当就是他吗？既然如此，那就设法干掉晋献公的其他儿子。晋献公有八个儿子，真正拿得出手的只有三位：太子申生和他的两个兄弟重耳与夷吾。晋献公把改立奚齐为太子的想法私下告诉骊姬，骊姬听后，流着眼泪说，这可使不得啊，立太子一事诸侯们都知道，而且，太子屡次带兵，百姓也都拥戴他。如果因为我而废嫡立庶，我马上就自杀（奈何以贱妾之故废适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杀也）。骊姬太会表演了，她这一招欲擒故纵，让晋献公大喜，心中十分感动，他没有想到他宠爱的骊姬不仅仅是貌若天仙、体贴入微，而且还如此“深明大义”。奚齐虽然平庸，可他有个不平庸的母亲。骊姬有她的一套，她虽然不直接走到前台，但她会找人帮忙，她会假他人之手成己之美，这是骊姬的高明之处。晋献公有两个宠幸的大夫，骊姬通过他俩对晋献公说：曲沃是先君宗庙的所在地，蒲邑和屈邑都是边疆重镇，不能不派得力之人去镇守。一番话提醒了晋献公，晋献公非常高兴，立即把太子申生派到曲沃，把公子重耳派到蒲邑，夷吾派到屈邑。这样，晋献公身边只留下了骊姬和她的妹妹的两个儿子奚齐、悼子。把太子申生派往曲沃并不等于干掉申生，骊姬明白，要想搞定太子申生还得下狠招。于是，骊姬派人告诉申生，说昨天晚上晋献公梦见了申生的母亲，所以要申生赶快去祭奠他的母亲。申生是个忠厚老实的人，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夺命阴招，听了庶母的话，反而异常感动。于是，申生在曲沃祭奠母亲，并且按照规定把祭祀求福的福肉带回来送给父亲晋献公。送来的时候，适逢晋献公外出打猎，骊姬就派人在福肉里下了毒药。两天以后，献公打猎回宫，厨师把福肉呈给献公，献公正想吃，骊姬劝他说：福肉从远方送来，还是尝尝再用。厨师把福肉倒在地上，地面立刻隆起来了；厨师把福肉扔给狗，狗吃后立即死了；厨师把福肉给一个宦臣吃，宦臣立即倒地死了。意料之中的骊姬一看，立即来了精神，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太子怎么这么狠呢！连自己的亲爹都要杀，这么急着抢班夺权。大王已经年迈了，还能活几天？太子竟然迫不及待地要杀您！太子这样做，都是因为我和奚齐。我们母子宁愿躲到其他国家，或者早早自杀，不要让我们母子被太子杀害。当初您想废他，我还反对；到今天我才知道我全错了。骊姬这套欲擒故纵的忽悠把戏，确实练得炉火纯青，这一番话，有理有力有节，有水平有感情有智慧，把晋献公忽悠得肝肠欲断，晋献公能不勃然大怒？太子申生听到宫中发生的这件事情，吓得赴决逃到新城。晋献公非常生气，处死了太子的老师杜原款。一个熟悉内情的人告诉太子：把毒药放到福肉里的是骊姬，太子为什么不亲自去跟你老爹说清楚呢？太子说：我爹老了，没有骊姬，他都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假使我说明白了，我爹一定会非常生气，这太伤身，我就成了个不孝之子。有人劝太子：既然你没法说清楚，那你赶快逃吧。太子说：身负杀父的罪名，谁还敢收留我？我自杀算了。于是，太子申生就在新城自杀了。骊姬的阴谋取得了突破性的阶段成果，可是，太子申生是自杀了，他还有两个非常有实力的兄弟，他们完全有可能填补申生留下的位子，怎么办？恰逢重耳和夷吾来向晋献公汇报工作。有人给骊姬打小报告说，这两位公子对你杀死太子很是不满。骊姬听了非常害怕，立即行动起来，跑到晋献公那里调唆道：申生下毒的事，您那两个宝贝儿子事前也都知道。重耳、夷吾听说这个话，知道大事不好，不辞而别，分别匆忙返回自己的边城基地。晋献公闻讯，更觉得这两个儿子心里有鬼，出兵讨伐。重耳吓得跳墙逃跑，逃跑时袖子都被追杀者砍断了。从此，重耳开始了十九年的流亡生涯。献公又派人讨伐屈，屈城人全力防守，城池未被攻下，夷吾得以幸免。骊姬反对晋献公赤裸裸地废嫡立庶，因为她不像后来的汉高祖刘邦身边的戚夫人，只会哭，结果事给办砸了，还搭上了自己和儿子两条命。骊姬主动在晋献公的面前说太子申一生的好话，把晋献公哄得蹓蹓转，简直找不着北了。其实，骊姬是个非常阴险毒辣的女人，她对太子申生采用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阴招，而不是赤裸裸地迫害。晋献公并不笨，但是，他经不住骊姬的忽悠。一个再聪明的人，被一个心爱的女人如此忽悠，也一定会晕头转向，不辨是非。正如后人诗云：“不知尤物能为祸，却为骊姬寝食安。”公元前651年，当了二十六年国君的晋献公去世，骊姬的儿子奚齐继位。但骊姬万万没想到的是，奚齐的王位还没有捂热，就被大臣里克给做掉了。接着又有人立了骊姬妹妹的儿子悼子继位，又被里克杀死。骊姬和她妹妹的儿子相继被晋国大臣所杀，证明了晋国正统的宗法势力并不接受晋献公的废嫡立庶。虽然晋国的宗法势力不能接受晋献公的废嫡立庶，但是，晋献公专宠骊姬，诛杀诸公子，使晋国的宗法制度遭到了严重打击。晋献公对晋国宗法制的破坏给了异姓卿族势力一个发展机遇。晋国异姓卿族势力大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曾经强大的晋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都是战国后期的战国七雄之一，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秦王嬴政第一个灭掉的国家，就是韩国，韩国第一个被灭掉，说明了它的弱小。那么，韩国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遭侮辱卻克记恨鞌之战韩厥升卿异姓贵族在晋国公族不断遭到重创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韩、赵、魏三家。我们先说韩氏。韩氏先祖本姓姬，是周天子的同姓。后来，因为事奉晋国有功，被封到韩原（今陕西韩城），于是，被封到韩原的韩武子开始用封地为姓，改姓韩。韩国立国的道路上第一位突出贡献者是韩厥。韩厥在韩国建国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参与了一场战争，并且因这次战争的战功被任命为晋国的六卿之一。晋国有上中下三军，每军有正副两个统帅，这样上中下三军就有了六位统帅，这六位统帅就是晋国的六卿。由于晋国六卿掌管着晋国的军队，所以，六卿的地位非常重要。那么，韩厥是怎么当上六卿之一的呢？韩厥的升迁缘于晋国和齐国之间的一场大战。韩厥之世，中原主要是晋国和楚国争夺霸权。由于争霸，晋楚之间爆发过两次大战，第一次是晋国大败楚国，第二次是楚国大败晋国。此后，楚国势力进入中原，晋国处境艰难。中原霸主齐国在齐桓公以后就丧失了霸权，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齐国在晋、楚、秦三强之外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二次晋楚大战晋国失败后，实力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而齐国此时萌发了和晋国一争高下的野心。周定王十五年（前592），晋景公派大夫郤克出使齐国，征召齐国参加会盟。郤克虽然是晋国的大夫，但却是一个残疾人，是个瘸子，齐顷公知道这个情况后，专门找了一个非常正点的瘸子为郤克带路。同时上殿的还有曹国使者曹公子首，说来也巧，曹公子首是个罗锅，驼背，为他领路的也是一个罗锅，两个罗锅一前一后，也上了大殿。再接下来，卫国大夫孙良夫来了，孙良夫有一只眼失明，齐顷公也专门安排了一位独眼龙为他领路。齐顷公在三国使者上殿之前，特意安排他的母后在大殿的后面观看，齐顷公的母亲看见两个瘸子一瘸一拐地走上台阶，已经是乐不可支；又看见两个罗锅、两个独眼龙依次上殿，她再也控制不住兴奋，狂笑不止。郤克刚开始并没有在意由一位瘸子引导他上殿，等他看到一对罗锅、一对独眼龙依次上殿，又听见殿后传来女人大笑不止的声音，这才意识到齐顷公是有意戏弄自己和另外两位使者，他非常恼火，发誓要报此仇。回国后郤克就要求晋国讨伐齐国，但是，晋国国君说：你一个人的恩怨，怎么能让国家卷入呢（子之怨，安足以烦国）？郤克无奈，只好把仇恨记在心里。齐顷公戏弄三国使者，特别是戏弄晋国使者，表明他已经不再把晋国看成中原的霸主，而晋国方面的不做回应，更刺激了齐国的野心。齐国跃跃欲试，准备进一步试探晋国的底线。周定王十八年（前589）春，齐顷公率军侵犯鲁国。卫国救援鲁国，被齐军打败。鲁、卫两国向晋国求救。晋国的中军主帅郤克力主攻打齐国。晋景公为了防止楚、齐联盟，决定伐齐，由中军元帅都克统帅晋军，韩厥作为司马，率八百辆战车，救援鲁、卫。六月十六日，晋军追到靡笄山下（今山东济南市千佛山），和齐军对峙。普、齐两军在鞌（在今济南市西偏）开战。战斗一打响，野心膨胀而自负的齐顷公就对他的部下说，我先灭了这伙晋军再吃早饭（吾姑翦灭此而朝食）！说完，连马身上的铠甲都没有披就冲了上去。晋军主帅邵克一开战就受了伤，血流到鞋上，但是，郤克早就憋了一口怨气，想报出使齐国受到羞辱的仇恨。所以，尽管他受了伤，手中的鼓褪始终都没有停。最后，郤克实在坚持不住了，对他的副手说，我坚持不住了。他的副手说，将军的战鼓就是我们晋军的冲锋号，将军的战旗就是我军的标志，我们晋军的进退都服从将军的号令。主将的军车，只要有一个人在，就可以完成国君的重托。将军怎么能够因为受伤就坏了国君的大事呢？上了战场，就只能想到为国牺牲，只要还有一口气，将军就要坚持。于是，郤克的副手用一只手挽住两根车辔，一只手接过郤克的鼓褪，不停地击鼓。在震耳欲聋的鼓声中，主帅都克的战车一路领先，整个晋军一拥而上，齐国的军队抵挡不住，溃不成军。韩厥这次参战的前一天晚上，梦见他的父亲对他说，明早赶车时，避开左右两边（旦辟左右）。所以，他站在车的中间驾车，紧紧追赶齐顷公。齐顷公的警卫对齐顷公说，射后面晋军车上那个驾车的人，这个人看起来像个君子。齐顷公说，称人家是君子还射不符合礼法。于是，齐顷公的警卫就瞄着韩厥的左边一箭，右边一箭，韩厥的左右全被射倒在车中。眼看韩厥穷追不舍就要追上，齐顷公焦急万分，但是，他的警卫逢丑父很镇静，他趁韩厥俯身去扶被射倒在战车上的警卫的时机，来了一个掉包计——自己和齐顷公换了一下位置。此时的战车上，只有三个人，一个人驾车，一个人警卫，另一位是主帅。主帅坐在车后，警卫站在车的右边。这一换位置，齐顷公站到右边，逢丑父坐到了齐顷公的位置上。跑着跑着，齐顷公的战车被树桩挂住，韩厥趁机赶了上来。在这危急关头，坐在车后边冒充齐顷公的逢丑父让冒充警卫的齐顷公下车打水，韩厥不认识齐顷公，还以为他是个警卫，所以，对齐顷公下车打水也没管。这样，齐顷公利用下车打水的机会，上了另一辆齐军的战车，逃了出来。韩厥将抓捕的“齐顷公”作为俘虏交给主帅郤克，郤克弄明白真相后，勃然大怒，要杀逢丑父。逢丑父大喊：杀了我，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人愿意代替自己的国君承担责任了。我这么一个敢于拿自己生命拯救国君的人，还要被杀（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克听了逢丑父的一番话，大受感动，就把他放了。这一仗，虽然韩厥没有抓住齐顷公，但只是因为被齐顷公的警卫逢丑父临场掉包，真正的齐顷公才得以脱身；不过，这次的经历已经足够让齐顷公难以忘怀了。回国之后，韩厥就被晋升为六军的统帅之一。韩厥从此成为掌握晋国军权之人，这是韩氏建国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六军统帅，打仗是统帅，不打仗是卿，权力非常大。韩厥担任六卿之一，标志着韩氏卿族在晋国已经开始发展壮大，强大的韩氏卿族又是怎样建立起韩国的呢？韩国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来说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第16章三家分晋晋献公之后，晋国的公族势力遭到重创，卿族势，力恶性膨胀。同时，卿族势力之间也为争权夺利相互争斗，结果最有势力的卿族由六家变成了四家：知氏、韩氏、赵氏、魏氏。这四家之中以
，甚至连新官上任的几把火都没能烧起来。第一把火，日军为配合他投敌而发动的“枣宜会战”没有达到目的。这也就忍了，毕竟日本人打了几年也没能拿蒋介石怎么样。但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把火也烧失败了。投日后的汪精卫，非但没有改变自己一贯坚定的反共立场，反而下定决心利用自己与日本人的“共同防共”政策，彻底消灭心头大敌——在敌后战场活动的共产党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和民兵。但汪精卫万万没想到，在他配合日本人发起的各种扫荡根据地的战斗中，他手下的伪军不但未能消灭对方，反倒成了对方练手的沙包，促成了共产党的日益壮大。下面就来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事。自从一一五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后，本书就再也没有讲过共产党八路军的相关消息，他们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其实，他们哪儿也没去，还在山西。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华中、华南相继沦陷了，国军才好不容易止住了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步伐。战场形势变化了，国军的对策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因此国军随即变更了战斗系列，情况大致如此——三分之一用于正面战场，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三分之一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国民政府把大量实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抗衡的杂牌部队安排在了沦陷区（敌占区），坚持敌后游击战，拖住日军，消耗日军，破坏其战争能力。比如孙殿英就在敌后战场，在台儿庄大捷中立下战功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和那个杂牌中的杂牌庞炳勋部，也被安排到了敌后战场。在蒋介石眼里，八路军肯定也算是杂牌军了，所以八路军被派到了华北战场。但蒋介石显然太小瞧八路军了。坚持独立自主抗日的八路军，那可是游击战的绝顶高手，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用得炉火纯青，水平远超国军游击部队的平均水平。八路军依靠出众的游击战术，在敌后战场杀伪军，打鬼子，破坏伪政府政权，如鱼得水。八路军扎根于群众中间的抗日行为和战略战术，让广大沦陷区人民重新认识了八路军这一抗日队伍。而八路军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官兵平等，还有良好的军纪，也使得他们颇受老百姓拥戴，再加上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八路军的招兵扩军变得比较容易。不到三年，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从三万发展到了几十万。当然了，八路军并非一直在打游击，八路军也有实力做到正面战场决胜。“枣宜会战”结束后不久，中共这边就打了一场漂亮仗——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八路军动用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广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近四个月之久的大规模战斗。对于日本人来说，百团大战来得太突然了。别看八路军有几十万人马，但平时化整为零藏兵于民，不显山不露水。日本人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后方会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一刻不消停。所以，日军不得不暂停正面战场的攻势，回过头来稳固后方。鉴于教科书、电视和电影已经把百团大战讲得很详细了，这里就一笔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百团大战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令正面战场上疲于奔命的国军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也就可以了。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最危险境地的时刻，彭老总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可是，百团大战在使八路军的知名度大规模提高的同时，也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带来了两个副作用。其一，八路军得到了日军的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开始了。黄埔军校一期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百团大战发动者之一的左权因此牺牲，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其二，让蒋介石起了猜忌之心：本来只给了你三个师十二个团的编制，你现在居然有了一百个团，没经过我允许，你就自由扩编，这算怎么回事？蒋介石心里的这个小九九引发了一个大事件——我们熟知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
大家还记得吗？红军长征时项英、陈毅被留了下来，率军打掩护。后来，这支部队竟然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神奇地坚持下来，并发展到了一万多人。抗战爆发后，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广州起义失败后退党的叶挺为军长。但项英才是这支部队的实际掌控者，任政委兼副军长，陈毅是第一支队的司令员。差不多就在百团大战打响的同时，陈毅率麾下新四军向长江北岸（江苏北部）进军，目的是使长江南岸的新四军与黄河北岸的八路军接上关系，更好地向东（华中地区）发展。陈毅的这次转移，让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很不高兴。韩德勤麾下的国军和新四军同属敌后游击部队，但是由于在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问题上存在矛盾，双方已经“摩擦”过若干次了。韩德勤输多胜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而现在新四军居然打算在自己身边长期发展，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韩德勤一咬牙，也不顾什么抗日统一战线，调集了一万五千多人，与陈毅部五千余人在江苏黄桥打了一仗。战斗结果很丢韩主席的人。他的手下从一万五缩水到四千。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打！不过此时才来后悔，悔之晚矣。黄桥之战是1940年10月6日结束的，也许是黄桥之战的结果让蒋介石很没面子，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蒋介石在19日才做出反应。他让何应钦和白崇禧给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没有相关命令，你们怎么能擅自扩军？而且作战编制应和作战任务相一致，既然你现在有五十万人了（指八路军有一百个团），那你就得多干点事情。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我把河北一带与你们发生过冲突的国军调离了，现在请你们也把黄河以南的部队迅速集结于河北，这样既可避免摩擦，也能让你们集中力量对付华北的日军……当日，毛泽东给予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项英部）调到长江以北。蒋介石一看，毛泽东只同意把军队调到长江以北，这可不行！于是蒋介石又发了一封电报：必须开到黄河以北作战，不过我可以多给你们一个月时间，1941年1月30日以前必须完成移防！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于是，新四军项英部北渡长江一事便提上了日程，国共双方也商量好了移防路线。但是，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突然偏离了预定的轨道。以下是两个公认的事实：一、新四军正式北上时，与前来换防的国军四十师发生了摩擦。二、1941年1月6日，新四军正式北上的第二天，行至茂林一带时，被顾祝同的部下上官云相率八万余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不到一万人的新四军在苦撑七天七夜之后，仅有一千余官兵成功突围。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叛徒杀害，其他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或阵亡，或自杀，或被叛徒杀害。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共产党方面说：这是国军有预谋的伏击，蒋介石下令新四军北上绝对是一个阴谋！蒋介石则替自己辩解说：新四军非但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移防，还率先攻击前来接收新四军防务的国军。既然新四军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北进，我有什么办法事先派兵埋伏？共产党方面驳斥他：如果不是你预谋伏击，怎么一下子就冒出了八万人？蒋介石自有理由：你新四军是在我国民党的防区行走，我从我的防区就近调集区区八万人有何困难？……项英为何不按照规定路线行进？众多史料的观点大相径庭，殊不可考。但不能否认的是，蒋介石肯定有心趁机消灭这支国民政府根本指挥不动的新四军，打击共产党的有生力量。要不然为何非得消灭新四军不可？难道不能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至少以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把新四军“护送”到黄河以北。“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以“叛军”罪名，取消了新四军番号。中共当然不会理他那一套，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国共斗得不亦乐乎之际，汪精卫伪政府的伪军们也来接收地方了。国民党、共产党、汪精卫上演三国演义，小日本看了肯定一边偷笑一边摇头。话又说回来，即使中国人一边对敌，一边与自己人一拳来一拳去的，日本也无法趁火打劫，借机获胜，可见它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杀出个黎明第八章军统，特高课，76号军统
讲过了明刀明枪的战斗，现在来关注一下另一处激烈的抗日战场。这处战场俗称“隐蔽战线”。“隐蔽战线”的主角们，大家都熟悉，就是在那些很火的谍战剧中被塑造成毫无人性，酷爱迫害进步势力的恐怖组织——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前文穿插介绍过的中统和军统。虽然中统、军统同属特务机构，偶尔会有业务上的交集，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业务范围是有很大区别的。中统的业务工作集中在党务这一块，如监控己方的忠诚度，打击反对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的话，中统类似美国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主要负责对内的工作。军统则不一样，主要负责对外的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前面讲过了军统的机构传承史，但没讲军统的壮大史。这是因为，军统主要是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华民族需要一支强大的特工队伍，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以配合正面战场制胜。有鉴于此，蒋介石给戴笠的军统频出优惠政策，大开绿灯。蒋委员长早期给戴笠开的绿灯之一，是任命戴笠为浙江警官学校（简称“浙警”）政治特派员。大家不要小看“浙警”，那时不像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浙警”当年可是中国少有的几所专业警校之一。戴笠从“浙警”招纳了不少人才，像将级特务中的毛万里（毛人凤的弟弟）、文强（毛泽东的表弟）、姜毅英（军统中唯一的女将军）和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等。基本上可以认为，“浙警”也算是军统的摇篮之一。要说蒋委员长为戴笠所开的那颗最大的绿灯，一定是让其负责组织康泽之外的另一支“别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淞沪会战期间，蒋委员长命令戴笠赶赴上海组织“别动队”，负责在淞沪战场牵制、袭击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戴笠靠着自己的本事、蒋委员长的尚方宝剑和好朋友杜月笙的帮衬，还有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很快就搞定了一支人数高达万余的“别动队”。虽说别动队的成员是什么人都有，既有知识青年，也有失业工人、市民，甚至还有帮会中人、“地痞流氓”，完全可用“鱼龙混杂”来形容，但别动队的近一千五百名干部还算靠谱，大多来自黄埔军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和军统自身，甚至还有从抗战前线抽调的老兵。“别动队”一组建完毕，就立即投入了惨烈的淞沪会战。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据军统中将特务文强后来回忆，别动队后来只剩下两千余人。但就这两千多人，居然成了军统的“火种”。1939年，打剩下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即样板戏《沙家浜》中胡传魁、刁德一所属的队伍——忠义救国军。显然，忠义救国军并非《沙家浜》的台词所说，是一支“汉奸部队”。当然了，由于“忠义救国军”也曾在敌后的江苏一代打游击，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确实不少。忠义救国军，这个抗日的准军事组织，巅峰时期人员编制高达五万，是军统的主要力量。为了提高军统的战斗力，戴笠满世界高薪聘请一流的特工教官，开设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班，从射击、爆破、下毒、电讯、反侦测诸多方面，对以“忠义救国军”为主体的特工进行全方位培训。如余乐醒就是教官中的佼佼者。此人的背景很不简单，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攻读化学和机械专业，他曾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并列的负责人，他曾去苏联接受情报组织“契卡”的特训，他曾在黄埔军校当教官，他曾是叶挺独立团的党支书，他还参加过南昌起义。但是，所有的辉煌都在南昌起义后戛然而止。南昌起义后，对革命前途失望的他脱离了共产党，随后加入军统，成为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负责人，职务相当于如今的训练总监。《潜伏》中余则成的“母校”青浦技术训练班，就是此人负责的。连他的小舅子、大特务沈醉也是被他引入军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戴笠也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他觉得国内的特工技术和装备不够高精尖，特地引入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特工人才。至于引入美国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就是与美国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当然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在技术和装备过硬的同时，思想作风也必须过硬。但怎么才能保证技术、政治两手都要硬呢？戴笠有办法，一个他当年混江湖时接触过的办法，一个很俗很老套却很有效的办法——制定好规矩，并让军统成员宣誓遵守，否则严惩不贷。成员正式加入军统时，必须得宣誓。军统成员对着领袖蒋介石的艺术照宣誓的过程，这里就不细说了，此处只谈戴笠为军统定制的两个十分关键的规矩。规矩一：以终身贡献团体……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也就是说，军统是终身制，一旦加入军统，你生是军统的人，死是军统的鬼。戴笠的这一招太狠了，一入军统就得干一辈子，想不忠心都不行！想半道退出？没门，既然承诺了“愿受最严厉制裁”，那中统就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再者，愿意加入军统的人，大都是奔着救国救民来的，有很纯粹的精神追求，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根本不像如今的宣誓大都沦为了作秀。规矩二：抗战期间，不准结婚。这一条看似不通情理，实际上有它的道理。一个人结了婚，自然就多了一份（老婆）甚至是两份（如果有了孩子）牵挂，一旦被捕，出问题的几率要比单身人士高得多。像《红岩》中著名的共产党叛徒甫志高，他老婆被国民党特务一抓，意志就垮了。严格说起来，电视剧《潜伏》的情节有一处瑕疵：余则成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左蓝搞对象，还声称要结婚，后来更是有了“老婆”王翠平。这要放在现实的军统，余则成早就挨处分了，不仅会丢掉饭碗，还有可能吃牢饭，何谈潜伏。戴笠不仅训练特务有办法，管理能力也不赖。抗战期间，在戴笠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军统的绝大部分特务都深入敌后，在危机四伏的秘密战线与敌人殊死搏斗——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暗杀，策反，搜集情报，发动金融战争等，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手段之中，暗杀显然是最有效的震慑手段。1939年2月，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被军统特工刘戈青刺杀。1940年8月，军统王牌杀手陈恭澍亲自指挥，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大汉奸张啸林，被军统外围人员林怀部击毙。1940年10月，南京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外围人员朱升源乱刀砍死于梦中。陈箓、张啸林和傅筱庵的保镖有几十人之多，戒备森严，又都在敌占区的大本营，可还是被干掉了。这对于那些意欲做汉奸的人，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做汉奸躲不过军统的子弹，不做汉奸大不了躲不过日本人的子弹。左右就是一个死，还不如不做汉奸，混个好声名。这么一来，汉奸就少了许多。军统的设置是以“站”为单位的。比如，军统北京站、军统南京站等。因为一部电视剧《潜伏》，军统天津站成为了我们心中最熟悉的军统代名词。据军统元老沈醉回忆，抗战期间军统至少有一万八千人英勇殉国，大都为各站的特工人员。军统的损失为何如此之大？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两个强大的特务组织——特高课（科）和76号。特高课（科）
在特高课（科）成立之前，一直在中国鼓捣情报的是日本黑龙会，以青木宣纯为首的一仗想赢怕输，胆气未壮的现况，一旦进军速度及时，那么女真人只有放弃宁江州，跑回老家去躲灾。那时，先断绝女真人的经济，围住了饿上大半年，再大军压过去，半原始半奴隶制的女真人拿什么不死？凭着阿骨打一个人神勇无敌往回扳吗？他再逆天，单兵能力也不见得比楚霸王项羽强，到时上演女真版四面楚歌倒也蛮悲壮。一句话，超级大国欺负小部落有的是办法，只要正常出牌，绝对没有输的可能。可是耶律延禧忙啊，当时他正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打猎，享受在白茫茫的天地间纵马狂奔，射熊杀虎的豪迈人生。见到加急发过来的求救信，他想了想，决定还是按正常程序，公事公办。命令——海州（今辽宁海城）刺史高仙寿带人过去解围。帮助及时地送到了，海州的援兵就像过期的杀虫剂一样，不仅没能杀死虫子，反而养得虫子快速长大。完颜阿骨打打垮了高仙寿，连带攻破宁江州，实力和威信急剧上升。一个问题，当此时，人们一贯认识中的强悍、嗜杀，对辽国充满了仇恨的阿骨打会做什么，他会不会把宁江州屠了，发泄长久以来压抑的怒火？以女真人的野蛮，完全可能。但事实是，他不仅没杀人，反而私下里把宁江州的首领放了，让他回辽国。这样不管这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透露出女真人并不凶残，和他们作战不必拼命的消息。另一方面，阿骨打以这次胜利为号召，召集全体生、熟女真人一起向他靠拢，并且把渤海人也算在内，他欢迎一切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十月初一，阿骨打攻破宁江州，十一月时耶律延禧召开御前会议，辽国权贵一致决定要认真对待女真人了。派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率契丹、奚族军士三千人，中京禁军七千人，驻守出河店。司空是政治大佬，一万军力远远超过了女真人的上限，看起来这次耶律延禧是下了狠心了，是要把女真人捏死。不过事后证明，这又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帮忙，都做到细心体贴的程度了，几乎每个方面都是为阿骨打量身定做的。辽军的速度很快，集结军队，准备给养，快速行军，十几天的工夫就到了目的地。出河店，是现在黑龙江的肇源。他快，阿骨打的速度更快，他不仅带着人冲了过来，主动迎击，还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他把军队整编了。原先女真人打仗，虽然每次都有一个总指挥，但下面具体上阵时，都是按照家族血缘，扎堆往上冲的。这样太原始了，虽然上阵父子兵有凝聚力，可一来不利于统一指挥，二来兵权分散，阿骨打没有绝对的权威。阿骨打设立了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制，每三百户为一谋克，每十谋克为一猛安，这样由他管理千夫长，千夫长管理百夫长，百夫长管理下边小兵。层层具体，如臂使指。不要小看这一点，这绝对是划时代的创举，以一个没有受过半点军事化训练，不知道世界上成形的军事化管理的白丁，能想到这些，在东亚的土地上，几千年里只有两三个人能做到。其中一个就是一百多年以后站在全人类军事巅峰的那个人。以那人的实力，也要在转战多年之后才领悟到，而阿骨打只用了一仗，就迅速打散整合了自己的军队，夺到了最高的、唯一的指挥权，并且在十几天里就实施了下去，这个速度实在是让人惊叹。回到战场，女真人的行动是隐蔽的，他们一来人少，嗯，比上次多了点，到三千多人了。二来有意隐藏踪迹，都是些进山打猎的人，在严寒风雪里前进，很快悄悄地来到了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畔。这时天晚了，人也累了，阿骨打下令设营休息。从这一刻起，阿骨打的灵异和耶律延禧的帮忙交织在了一起。事情要从睡觉说起。跑了大半天了，女真人再彪悍也得休息，完颜阿骨打也不例外，他躺了下去，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史书上说，他强烈要求睡眠多达三次，可是都被打断了，每次都有人在他床头用力地抓住他脖子往上扳。这还怎么睡，更灵异的是，他回头，身后根本没有人。阿骨打不睡了，他喃喃自语道：“这是神仙在警告我，不让我入睡。”他出门集合队伍，把神仙降临的事儿跟大伙儿说了。于是，全体女真人陡然虎躯一震，精神百倍。阿骨打有神仙路线可走，他所说的话，他要办的事，都有神仙罩着！这个观念一旦形成，威力是无法估量的。想一想进入封建社会成熟期的宋朝人都对神仙膜拜得五体投地，那么半原始半奴隶制的生女真部落里，会对神灵崇信到什么地步？这时，无论阿骨打说什么，他们都会积极地、快乐地去做。阿骨打说，都别睡了，立即接近辽国人，攻击！女真人兴奋地冲了出去，在寒冷的冬夜里快速接近混同江。等到了江边，天已经微微亮了，这时，他们看见了对岸的情况。这一刻，他们对神仙和阿骨打的关系深信不疑。只见冰封的江面上，辽国人正在凿穿冰层，这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意味着什么？绝对不是萧嗣先突然心血来潮，想学辽国皇帝搞什么头鱼宴，他是想一劳永逸，把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的冰层凿穿了，把女真人隔在对岸。以女真人的部落实力，以他们简陋的行军工具，根本不可能带着战船。在这种天气里，也不可能砍大树造船只，所以，冰层一破，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除非女真人再选别的道走。得承认，萧嗣先的想法很先进，很有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味道，他真的看准了辽、女真之间的优劣关键。但要命的是，他没法预测完颜阿骨打奇特的睡眠遭遇。事实已经证明，不管是真的有神仙去扳阿骨打的头，还是阿骨打自己料到了辽军的动作，更以神仙的名义说出来，哪一点，都足以坏了萧嗣先的布局。站在凌晨的混同江边，完颜阿骨打对身后的部下们说：“派十个人过去，把凿冰的都砍了。”出河店之役，决定女真人命运的第一次兵团决战，由十个女真人发起。他们越过结冰的混同江，杀向正在凿冰的辽国人。在他们身后，全体女真人都冲了上来，一共三千七百多人，这就是完颜阿骨打全部的家当。八百余年后的今天，我猜测他当时的心情，他有按捺不住的杀心，但更多的是忐忑和提防。他怕辽军迅速集结，把他压在江面上，那时无遮无挡，光是射箭就足以把他们埋在混同江上。所以他才要先派极少的人杀过去，尽量小动静地解决辽军前哨。他成功了，他杀上了对岸，这时辽国人才警觉，集结起全部人马冲了过来。兵团决战，女真人历史上第一次的兵团决战展开。无数的资料可以显示，兵团决战是一门艺术，绝不是单靠勇猛善战就能完成的事。甚至于个别超级勇猛不听指挥的人，还会坏了大事。这一点，初期的女真人也不例外，就算再乐观的估计，他们想战胜装备精良久经战阵的辽军，也得付出相当的代价。可是这一天注定了是完颜阿骨打的灵异日，也许神仙真的存在，并且被他随身带着。在半夜连续扳他的头之后，这时准时出现，给了他最大的帮助。一阵大风，在两军相接时突然刮起。冰封大地上的西北风，从女真人的背后刮起，吹向对面的辽国人……不早不晚，偏偏这个时候刮了起来。辽国人悲剧了，女真人不仅有百年的仇恨、强悍的体魄、精明的领导，竟然还随身带着西北风，这仗还怎么打？他们一路溃败，死伤满地，一直逃出去几十里地，才摆脱了追杀。战后清点，阿骨打赚大了，他的女真兵团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编。人员的来源，除了生、熟女真各部落争着抢着往他身边挤之外，还有此战的俘虏。女真兵团，和后来更强的蒙古兵团，他们的人员组成并不是单纯的本族人，他们有本事把抓来的俘虏，这些本来是死敌的人，迅速同化，变成和自己一样的战斗力。这种同化是不可思议的，那些被同化的人，哪怕重新回到战场，面对同一血脉的本族人，也能举起屠刀，杀得鲜血淋淋，杀得爽心快意！人性，永远是个无解的谜团。抛开人性说现实，此战过后，女真人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点是近千年来历史里重复出现的，让各民族都头疼恐惧的数字。女真兵团的人数达到了一万人。“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这句话在北宋末年出现过，带来了辽帝国的崩溃；在明朝末年出现过，让中国第二次全境沦陷，汉民族再次被异族统治。关于这句话的由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人说，是女真人、后金人自己的吹嘘；有人说，这是史实，是当年与之敌对的国家在失败中的哀叹。不必讳言，这两种说法里包含着民族情结，有满族人自己的自豪，有当年被击败种族的怨愤。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没必要、也没办法去考证究底的真伪。要注意的是，这句话在女真人的崛起阶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出河店之役后，完颜阿骨打的手里握到了好牌，他终于有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虽然限于眼界太窄，经历太少，他不知道这股力量在世界上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但他兴奋，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而权从何而来，从刀、从枪、从军队而来！兴奋中的阿骨打不知道，当此时他更大的幸运并不在身边，而是在遥远的、繁华的、庞大的辽帝国的中心，在那里，他得到了更大的好处。那才是出河店之役最大、最妙不可言的收获。这事儿要从辽军溃败后说起，辽国的前敌总指挥叫萧嗣先，他一路狂跑，终于远远地躲开了女真人。暂时安全了，可是转眼间心情沉痛。他失败了，带领一万正规军，败给了没开化的泥腿子野人，这个人辽国丢不起，一旦丢了，他萧嗣先的命就是遮羞费。出现这种事，他的脑袋板上钉钉一样要落地了。但是不怕，他有个好哥哥名叫萧奉先。注意这个人吧，说到底，在这个时代里，辽、金命运转换的巨大旋涡中，起真正主导地位的人，既不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也不是金国的英雄完颜阿骨打，追根溯源，让一切发生、恶化、不可收拾的人，就是这位萧奉先。三年前松花江畔头鱼宴上阿骨打拒演时，耶律延禧要杀了他，是萧奉先阻止的。这是萧奉先第一次改变辽、金两国的命运走向。三年后出河店之役辽军失败后，萧奉先做了第二件事。他想到了亲爱的弟弟，觉得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让弟弟死。于是他开动脑筋，想出了一句话。他去见耶律延禧，这样说：“陛下，出河店败下来的兵怎么处理？要是按章办事的话，他们会怕死不回来，在外边变成盗匪，危害国家。”耶律延禧想了想，“是啊，这事儿很有可能，那好，反正都败了，赦他们无罪……不，领头儿的还是要罚的，罚免官，削职为民。”于是，萧嗣先只是丢了个头衔而已，他可以潇潇洒洒地从出河店回京城，照样过他的幸运人生。守着他如此非凡的大哥，难道还用为金银财宝香车美女发愁吗？这些，都被辽国的军方看在眼里，冷眼旁观，他们在愤怒之余得出了一个结论——出力死战，战死了没功劳；败了逃走，逃跑没责任！这样一来，还有谁为国家出力，还有谁会遵守军规？这个逻辑一旦形成，对辽军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他们灰心丧气，从根本上失去了辽人立国的铁血精神。回顾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以超级大国敌对一个初兴起的民族，有无数种办法可以扼杀奇迹，无论什么样的神勇人物、彪悍种族，都毫无用处。绝对优势的国力、人数占据绝对的胜算，之所以不胜，完全是人为的因素。是不知所谓的君主、大臣葬送了一切，是他们拱手将胜利送给挑战者的。辽之灭亡，宋之灭亡，无不验证了这一事实。回到公元1115年的初春，完颜阿骨打获得出河店之役的胜利，军力达到一万人之后，他终于心里有底，答应了部下们的请求，宣布女真人立国，他自己称帝。关于女真帝国，他这样创立，他说：“辽人以镔铁为号，取镔铁坚硬的含义。可惜镔铁也有朽坏的时候。世间唯有金不变不坏，所以女真帝国取名为‘金’。金为白色，女真帝国也以白为尊。”这一年，女真立国号为大金，年号收国，阿骨打本人改名为“完颜旻”。从这时起，金国迅速崛起，拉开了覆灭辽国的序幕。这是这一年里的主旋律，宋、辽两国间没有哪个人、哪件事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这一年即将过去，还是有一个人要提一下的。这个人在辽国的科考中名列殿试第一名，也就是辽国的状元。他能骑善射，文武双全，心志恢弘，意态坚凝。他的名字叫耶律大石。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比完颜阿骨打逊色。建国之后，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很快收到了一封信。信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写的，基于现在的形势，耶律延禧提出了一个建议。“完颜，你建国了，是吧，可惜你没有请求上级，程序不合法。现在我给你个机会，让你成为辽国的正式附属国，磕头谢恩吧。”这真是天大的恩惠，让一个半年前还是半原始半奴隶制的野人部落一跃进入文明世界，这样大的变化，之前女真人想都不敢想。可惜，那是以前的女真人。现在完颜阿骨打的回复是：“可以，但是有条件。第一，归还阿疏；第二，把黄龙府给我。”黄龙府，这是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地方。它出现在史书里，流传在诗词里，经过岁月的沉淀甚至变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成语——直捣黄龙！可以确定的是，在完颜阿骨打这次回复之前，它在历史的长河里默默无闻，是一片荒芜大地上的弹丸小地，公元十世纪时的文明之光离它太遥远了，在中原、在西域、在南海，没人知道它。可是完颜阿骨打的目光盯住了它，它是前进方向上的一块绊脚石。但同时，也是他心目中帝国的理想中心。黄龙府，是今天吉林省农安县。这种回复很自然的，让耶律和完颜谈崩了。在耶律的心里，完颜始终、永远是一群披毛戴角勉强会说话全体都不认字的原始人，只是一群玩具加劳动力。给他们个国号，让他们正式成为自己的家臣，已经是最深的底线了，可玩具们居然还敢跟他谈价钱！他当然不知道，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只是他一个大型狩猎会的时间里，完颜阿骨打都做成了什么。女真人不仅有了国家、国号，还有官职头衔。他们的官阶叫勃极烈，冠以“谙班”，是指尊贵伟大的勃极烈；冠以“国论”，是指宰相级别的勃极烈。配合军职方面的猛安、谋克，一个帝国的初步运转成形了。这些还不是最惊人的，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女真人居然有了自己的文字！这些，耶律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两件事：还阿疏，等于丢了尊严；给黄龙府，那块小地方失不足惜，但丢不起那个人。既然不想给，也不想在战场上和野蛮人肉搏，想来想去，有着深厚底蕴的辽国人终于想出了一个理智的办法。他们派出了二十万骑兵、七万步兵向北方边疆运动。这一次出兵，他们是下了相当的血本，辽国号称精兵百万，想想这已经是近三分之一。用这样一股力量逼近新兴的金国，意图非常明显，是想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让出河店的奇迹不再重演。可是，一旦这股重兵开拔之后，就让人看不透了。以二十万骑兵为主的兵团，居然慢得跟老牛拉破车一样，这个庞大的军阵慢腾腾地、拖家带口一样地向北边走。没有错，这个军阵像一个超级城镇在迁移，里边带满了耕牛、绵羊、农具等生活必需品。这就是辽国人的打算，他们要在北方凭空制造出一个纯粹的军城，一边在那边生存，一边抵挡金国人。这办法看似消极，但真的很理智。这一次以绝对的优势兵力，以纯防守的姿态，他们终于用上了超级大国欺负刚出生的小国的招数。就是要用钱、用人、用时间压死你、拖死你，一点都不公平，但就是管用！当这支大军北上之后，耶律延禧、萧奉先他们又一次沉浸在欢乐的宴会、刺激的猎场里，在他们想来，至少在十年甚至二十年里，烦人的金国人将再也不会让他们闹心，用这二十七万人耗尽金国这一代人的锐气，之后就会高枕无忧了。可惜的是，千算万算，他们算错了时机。如果在出河店之役前这么做，绝对会如愿以偿。那时的女真人要用完颜阿骨打以神话、用威胁才能走上战场，并且人数极少。出河店之役后，金国建立了，女真人心有所依，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军力达到了一万人。满万不可敌，
男女后进式猛烈XX00动态图片秋》的精彩故事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我们只能留给时间来做解答。千年阅一城今天，如果让你说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都市，你会想到哪里呢？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还是香港、上海或者北京呢？答案可能是仁智各见。但如果把时光拨回到1500年以前，答案恐怕就是唯一的了：那便是中国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背依400里巍巍邙山，南临千年流淌的洛水，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帝王建都之所。当年，一座浩大的城池曾在这里岿然傲立。城中殿堂楼阁鳞次栉比，高台宝塔巍峨耸立，船车商贾周于四方，文人雅士往来不绝，繁华景象丝毫不逊明清的北京城。然而造物弄人，公元534年，统治中国半壁江山的北魏王朝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各自营建新都，而原来的国都洛阳则在连年不断的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隋统一全国，隋炀帝另辟新址，在现代洛阳城附近大规模营建都城，盛极一时的汉魏洛阳城最终被岁月遗弃，空留下一截截若隐若现的断壁残垣。现在，这里被称为“汉魏洛阳故城”。一、故城兴衰汉魏洛阳故城，位于今天洛阳城东15公里处，那些在地面上隐约隆起的土台、土堆，便是故城的遗存。通过对这些城垣的解剖和试掘，考古人员发现，现存的遗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其中外郭城南北东西各长10公里，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古代都城。
公债。这封电报似乎出现得过于突兀：应桂馨不提黑材料的碴儿，提公债干什么？公债就是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种债券，只是这种债券相当抢手。原因是政府急于套现，公债一般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而等到公债到期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也就是说，应桂馨想利用洪老大的中央政府背景优势用公债套利，发一笔横财。可这与搞臭宋教仁他们的计划有什么关系？洪述祖也晕了，因为电报内容看起来不像是答复自己发出的那份“工作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因此他写信给对方：我没明白你的意思，请给我详细解释一下（来意不明，请详情再转）。不等应桂馨答复，3月13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发去一封至关重要的电报：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偿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洪述祖告诉应桂馨，公债的事我已经交给财政部长在办，估计利息达不到你说的八厘，只能搞到六厘，而且你要求的折扣也比较大，恐怕通不过财政部的审核。根据洪述祖先生几天之后的表现推断，他并没有尽力去办公债的事，甚至根本就没办。当然，洪述祖的这种行为也可以理解：不见兔子不撒鹰。应桂馨承诺的黑材料没有着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丢了好大的面子，结果你应桂馨还想借他洪述祖的中央背景低价购买公债赚利息，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因此，洪述祖在电报的后半部分暗示应桂馨：你想拿好处也行，但你必须有更加积极明确的表示——“毁宋酬勋位”。“毁宋酬勋位”下文会深入剖析，暂时不多说。又一封杀人的信同日，即3月13日，应桂馨发给洪述祖一封信，这是一封堪称近代史上第一不要脸的犯罪信，信的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只有一句话：“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敬悉。兹分别详陈于后。”这是解释写此信的目的是回复一封信——三月初九收到的洪述祖于3月6日写就的那份“意见”以及一封电文——3月13日收到的那份绵里藏针的“毁宋酬勋位”电报。可为何要在这封信中回复“意见”？秘密就应该藏在应桂馨收到“意见”的日期“三月初九”里面，只是“三月初九”很费解，应该不是指阴历“三月初九”（1913年4月15日），可“三月初九”也不像阳历的说法。不管怎么样，或许是应桂馨在发出电报后才收到“意见”，也或许是收到了却没来得及看。总之，那封买“公债”的电文并不是对“意见”的回复，这是可以确定的。在第二部分，应桂馨详细解释了公债的事情。应桂馨说，中央政府去年9月发行的那种利息八厘的公债，现在市面上有人只卖六五折（外间展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而他出于帮中央解决财政困难的目的，打算以高于市面价格的六六二折购买。这小子还强调说，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搞到这么一个好点子，而且不要好处费，这当然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鬼话。应桂馨说了这么多，言外之意就是我开的条件不错，你洪述祖之前责怪我开的条件太高是没有道理的，只要你在财政部长面前美言几句，公债不难买到。插一句，根据民国初年公债相关的史料以及洪、应二人的来往电函可知，买卖公债这种商业行为的最终决定权在财政部，财政部长说了算，并不需要取得袁世凯的同意。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公债相关的事情，只为了说明一点：买公债跟“谋宋搞钱”一事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条非常关键的信息。信的第三部分可以看作应桂馨对“意见”的正式答复。应桂馨知道自己拿不出黑材料交差，所以采纳了洪述祖教给他的办事流程应付差事。先收集宋教仁的反对文章——他收集了《民立报》转载的宋教仁演讲稿寄给洪述祖。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方可下手——他侦探到了对方的“激烈之举”——不但宋教仁最近的言论非常危险，而且黄兴也表现得很不安分，昨天黄兴把应桂馨帮忙转卖公债得来的现金拿出一部分用作联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驻军的活动经费（专任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随后，他解释自己这次帮助黄兴卖公债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干革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替自己说两句好话。信的第四部分则明显是应桂馨深刻领会了“毁宋酬勋位”电文之后的自我发挥。他说，我个人本来不在乎什么功劳赏赐，但禁不住宋教仁太能搞事，如果我们不釜底抽薪干掉他（去宋），恐怕对大选的局面不利。可办宋教仁这事儿所需手续费很多，而我倾家荡产也才垫付二十余万（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应桂馨的这次喊价：二十余万，与之前索要的报酬三十万元相当。也就是说，其最终报价还是三十万。高潮一天后，应桂馨主动提出明确的刺宋计划：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用“梁山匪魁”宋江之“宋”取意宋教仁，“设法剿捕”取意暗杀，“乞转呈”是让洪述祖征求领导（赵秉钧、袁世凯）意见。刺宋的剧本就此完成。看到这里，似乎洪述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可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啊？洪述祖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狗改不了吃屎，他改不了捞钱。1913年3月17日，洪述祖发电给应桂馨：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债票特别准，表面上似乎在说公债肯定能办下来，但实际上是肯定应桂馨的刺宋计划——三十万的报酬没问题，勋位没有问题。然而洪述祖担心应桂馨再次满嘴跑火车，于是激他：“你别光说不做，赶紧行动（何日缴现领票）！”至于最后一句话“润我若干，今日复”，意思是记得给我回扣，今天务必答复我。可接下来的两天，应桂馨并没有给出答复，因此洪述祖再发两份电报，催促应桂馨兑现承诺。3月20日，应桂馨回复洪述祖：电报我已经收到，但请你先呈报给中央。至于洪述祖有没有“先呈报”，下文再说。反正应桂馨是没管三七二十一，以相当雷人的理由——替四万万同胞除害和相当离谱的价格——三十元（承诺一千，实付三十）请得杀手武士英出手，也就是本章最开始的那一幕。……至此，案情的大致脉络渐渐清晰起来：应、洪二人想通过搞臭宋教仁来弄些黑钱，原本这个计划已经得到了赵秉钧和袁世凯的同意，但应桂馨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根本就拿不出黑材料。于是骑虎难下的应桂馨在同样交不了差的洪述祖的暗示下，杀了宋教仁，试图以此交差并取得酬劳。但问题是，洪述祖有没有受到袁世凯或者赵秉钧的指使呢？这涉及两句电文，也就是大部分人用之给袁世凯定罪的两句话——洪述祖分别于13日和17日所发电文中的“毁宋酬勋位”以及“债票特别准”。难以成立的罪证“毁宋酬勋位”应该作何解释？不同的解释，似乎可以引发不一样的结果。国民党人的解释是：毁宋酬勋者，杀宋教仁则酬以勋位也。而“酬勋位”这么大的事不是洪述祖这样一个小秘书可以决定的，必须得到总统的同意。因此可以证明，洪述祖之所以能发出“毁宋酬勋位”的电文，想必是得到了袁世凯的授意。对于国民党的说法，袁世凯和赵秉钧自然是矢口否认，而且他们也给出了说得过去的解释：“授勋”是一件透明度很高的事情，不可能暗箱操作，如果我们以应桂馨“毁宋”有功的名义授予对方勋位，岂非不打自招？难道我们的智商有这么低吗？其实，国民党和袁世凯双方的论据都不成立。政治界有一个著名的原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赏之功，也同样何患无辞！就“毁宋酬勋位”一事来说，“应桂馨于辛亥革命有功”就是一个很好的“辞”，一个很好的借口。因此，国民党认定洪述祖没法“酬勋位”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洪述祖完全有底气假传圣旨，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为应桂馨申请勋位。更重要的是，洪述祖确实有用这个理由为应桂馨申请勋位的计划，这可不是瞎编。1912年10月，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信。洪述祖在这封信中让应桂馨补寄申请勋位所缺的“革命资料”（望补寄，因要叙勋，非如此不可也）。至于为何拖了几个月也没有办下来，可能是因为洪述祖不满意应桂馨弄黑材料的表现吧。同理，袁世凯也不能用“酬勋位不可暗箱操作”的理由来洗脱干系，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光明正大地为应桂馨授勋，不用任何暗箱操作。也就是说，“毁宋酬勋位”既无法证明袁世凯下令“毁宋”，也无法证明袁世凯没有下令“毁宋”。至于洪述祖给出的承诺：债票特别准，也有人提出质疑：若没有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同意，即使杀了宋教仁，洪述祖有能力批准以六六二折出售八厘公债吗，他又以什么样的名目搞到三十万的酬劳？对于公债的事情，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也有了结论：公债与“刺宋案”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更不需要袁世凯批准。至于如何拿到三十万的酬劳，这个简单。鉴于之前袁世凯已经承诺只要见货就交钱，因此在拿违法当盐吃的洪述祖看来，只要应桂馨不暴露，杀了宋教仁也是可以找个好借口把这笔已经准备好的钱拿到手的。既然“毁宋酬勋位”和“债票特别准”都无法证明袁世凯直接涉案，难道袁世凯就此洗脱嫌疑了吗？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一下重大嫌疑人洪述祖先生的口供。不靠谱的口供应桂馨于案发后第三天被捕，洪述祖则在案发后逃到了青岛德国租界。1913年5月3日，他在青岛通电，承认是自己“冒用中央名义”，是自己假传圣旨，袁世凯和赵秉钧没有命令他“毁宋”。而他提出的“毁宋”是指诽谤，是利用黑材料毁掉宋教仁的名声，至于后面的“去宋”和“剿捕”都是应桂馨自作主张，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这之后，他就一直藏匿在租界，活得很滋润。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17年春，自以为已被大家遗忘的极品坏人洪述祖先生，从青岛来到了上海这个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并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替日本人推销鸦片。放眼整个中国近代史，几乎没有人能把极品爱财奴本色发挥到洪述祖先生如此出色的地步。洪述祖自以为大家都已经忘记了他这个刺宋案的主谋之一，自以为可以在上海平安地混下去，但他没有想到，上海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张虎口。因为有两个人一直时刻关注着他的行踪——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教仁的秘书）。洪述祖很快就被二人抓住了，先是被暴打了一顿，后又被扭送到了他最应该去的地方——法院，去接受中华民国的最终审判和刑罚。鉴于这样一个客观现实——袁世凯、赵秉钧此时已死且声名也被世人踩成了渣，洪述祖先生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新说法：“毁宋酬勋位”的电报是袁世凯通过赵秉钧转交给自己的，自己完全没做任何加工，至于“毁宋”被理解成什么意思，完全取决于应桂馨同志的个人理解能力。总而言之，他只是奉令行事，“毁宋”跟他洪述祖没有关系。但法官不为所动，因为洪述祖的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存在三个漏洞。漏洞一：应桂馨明确提出“刺宋方案”的那封回信是对“意见”与“毁宋”电文的综合答复，而“意见”很明显是洪述祖先生的私人作品。也就是说，即便洪述祖把“毁宋”电文推到袁世凯的头上令其负有领导责任，也不能说自己就是“奉令行事”，因为“意见”有明显的教唆意图。漏洞二：假设“毁宋”电文出自袁世凯之手，那么对于应桂馨之后数次要求洪述祖“呈上”等待进一步指示的电文，洪述祖就应该呈送给袁世凯看，让袁世凯作出进一步批示。而一旦呈报给袁世凯，那么洪述祖就是受袁世凯的指示杀人，他便可以借此脱罪。当时袁世凯、赵秉钧都已经故去，没有人会威胁他说出所谓真相，再加上他的人品，他完全可以在法庭上如此给自己辩护。可是洪述祖并没有这么做，并没有指证袁世凯或赵秉钧对应桂馨的刺杀方案做了批示。换句话说，洪述祖是真的没有“呈上”，而袁世凯也没有直接参与“刺宋”。漏洞三：洪述祖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在应桂馨提出“刺宋”之后仍催促对方赶紧兑现承诺的行为。洪述祖不但没有“呈上”，还催促对方赶紧“去宋”。那只有一种解释：洪述祖自作主张同意了应桂馨的刺杀方案，他就是主谋。1919年3月底，洪述祖被判死罪，处绞刑。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起绞刑。4月15日，洪述祖被绞死。死状极惨，行刑过程中头颈分离。这对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人来说，也算是一种交代吧。动机虽然根据之前的分析和目前已经解密的档案，没有任何一件证据可以证明袁世凯曾下令“刺宋”，虽然洪述祖先生从不按照常理出牌，也没有人品，但要说他是单纯地为了钱而去谋杀政要，还是略微有些疯狂。好在有一种假设似乎可以用来解释这种不合理，该假设是这样的：洪述祖通过袁世凯不但愿意掏钱还常常催问黑材料下落的言行，感受到了领导对自己弄“黑材料”搞臭宋教仁进而破坏国民党大选一事的强烈支持，于是一股强烈的喜悦感油然而生：我要借此机会立下大功！甚至可能在他与袁世凯有限的几次接触中，袁世凯还曾表达过一些对宋教仁不满或颇为忌惮的言语，令他感受到了领导的怂恿，从而坚定了迎合上意的信心。因此，洪述祖决定拍马屁和捞钱并举，因而一步步将行动升级，直至提升为刺杀。有人不认同这种“袁世凯知情怂恿，洪述祖主谋”的假设，说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已经威胁到了袁世凯，袁世凯有足够的杀人动机。实际上，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不仅威胁到了袁世凯也威胁到了孙中山。若按照这种说法，岂不是国民党也有杀人动机？根据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要想顺利施行责任内阁制，就得依赖于一点——没有一个强力总统。要不然一个强力总统，一个强力内阁，估计成天就是吵架，根本干不了正事。因此，宋教仁早就计划推出一个适合他的大总统，但这个总统人选既不是本党头号领袖孙中山，也不是现任总统袁世凯，而是综合实力较弱的黎元洪（吴湘相《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这能令国民党内部的激进派服气吗？不可能服气，证据如下：1912年12月29日，宋教仁写给自己的秘书兼湖南同乡刘白的信中，直言“闻本党有内讧，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像，弟总料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宋教仁《与刘羹臣书》）。透过这封信以及写这封信的日期——1912年12月29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宋教仁同党内的激进派近期矛盾很深。因此，“袁世凯有杀人动机”并不能证明宋教仁肯定就是袁世凯杀的，可惜很多人都据此认定这就是袁世凯干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袁世凯被扣上幕后主使的帽子，也怪不着别人。毕竟玩火（使用阴招搞臭宋教仁）就要有烧了自己的准备，甚至是被烧死。疑案之最后悬疑洪述祖与应桂馨这两个胆大妄为的神经病联手干下这桩大案，大概就是事实的真相，不过还有四个疑问没有解决。疑问一，国民党人为何能够如此精确地掌握宋教仁刺杀案的各种内情？答案不复杂，因为得到了准确的情报。沪军都督陈其美作为辛亥革命后上海军政府的第一任最高领导，当然会将心腹安插到各个关键的岗位。当时的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就是陈其美的人，而且吴佩璜先生还是陈其美的情报官。在这里插一句，虽然沪军都督一职在1912年7月底被袁世凯裁撤，其职能划归江苏都督。但这对羽翼已丰的陈其美来说，丝毫不影响其对上海的实际掌控力——他的部队仍驻扎上海，上海军政机关的要害部门仍由他的亲信控制。话题回到吴佩璜身上。那时，应桂馨和洪述祖的电文都是通过上海电报局收发，所以吴佩璜有能力掌握应桂馨和洪述祖之间的秘密。知道了洪述祖与应桂馨之间的秘密勾结，就很容易顺藤摸瓜找到武士英。这种智商，陈其美肯定有。疑问二，什么人有能力接触到武士英，并且促使他翻供
复，在屋内埋藏一些称之为“镇物”的物品。然后雇主全家人的运程便会变差，轻则家宅不宁，时有损伤或惹上官非；重则患上恶疾、遇上灾劫、孩童夭折，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家破人亡，是一种非常恶毒的诅咒。其实这是个误传，鲁班术并不只是厌胜，它还包括了治身、开号、兴造、机关和化煞，但却因后人常常使用其中害人的厌胜术，最终使得鲁班术被世人认定为“邪术”。在参看《闻风拾水录·奇门篇》的时候，我曾了解过不少奇门遁甲的相关典籍，其中就曾提到过鲁班术，它源自上古黄帝的奇门遁甲，是一个旁系分支。如果不是晖儿说破提醒，我还不会注意到这个设置，也不会找到那个真正造成危害的木牌。……灶间所处的位置是屋子的东面。东位居九宫的兑七宫，五行属金，八门居惊门。卧室所处的位置是屋子的西面。西位居九宫的震三宫，五行属木，八门居伤门。“勾陈”八神之一，“白虎”为其阴遁，性好杀，司兵戈争斗杀伐病死。“天禽”字木牌暗含的是九星中的天禽星。奇门遁甲中天禽遇伤门即生病痛之气，主无病而亡，痛入骨髓。那木匠究竟动了什么手脚呢？灶间是最容易产生异变之气的惊门，他放置了刻有勾陈、白虎的木鱼，用来引动汨罗鱼，这里的金属性迫使木性的汨罗鱼潜入水缸，随饮用水进入常五根老婆的腹内。卧室是最容易产生伤病的伤门，他在梁上安置了天禽星木牌，引发了天禽遇伤门的大凶格局，在屋内形成了伤病之气，使得汨罗鱼在常五根老婆的身体里异变作乱，啃噬骨头。完美配合奇门遁甲的鲁班厌胜术的确精湛，但这么狠毒的做法却令人发指。处理了两块木头之后，常五根抱着老婆移到别间养病，林岳又开了两服中药调理，暂时没有什么大碍了。常五根不住感谢，拉着死活不放，杀鸡宰羊地要好好款待我们。这个偏僻的农田区信息闭塞，藏匿一段时间倒也不是问题。林岳装神弄鬼地和常五根嘀咕了一阵，后者便以为我们是群低调的高人，连连应承不将此事张扬出去。……“娘的，碍事的家伙！”一个人影在屋外的树荫中闪过……二、逆门拾骨奇门遁甲在周秦时期谓“阴符”，汉魏时期名“六甲”，晋隨号“奇门”，唐宋称“遁甲”，明清以来才叫“奇门遁甲”。据史料记载，《奇门遁甲》传自轩辕黄帝，成书于周朝，此书早已传世，但一直以秘本单传。书中以易经八卦为基础，结合星相历法、天文地理、八门九星、阴阳五行、三奇六仪等，不但是风水堪舆学说的高深部分，更被广泛地应用于古代军事、建筑和医药理论中。我一直很在意这件看似平常的厌胜术事件，仅仅为了一次口角便如此对付一个农家妇女，似乎有些过了，而且就布设者的手法来看，这人在奇门遁甲方面的造诣远不止此。厌胜术可能只是他用来掩盖自己真实出处的一个障眼法。……常五根的热情一直持续高涨，不但天天好酒好菜的招待，还把屋子腾出来给我们，自己带着老婆住到后面的平房去了。庄户人老实厚道，但在这不大的村子里，没有什么是可以成为秘密的。常五根的口风再紧，他老婆被高人医好的事情还是不径而走了。幸好村子比较荒僻，唯一的司法机构在十公里外的镇上，没什么大事一般不会有人来走动。我蓄了几天的胡子，向林岳要了一副墨镜，对着镜子都有些认不出自己了。林岳坏笑着一个劲地打趣我，说看上去更像逃犯了。村里的村民先是借着串门来常五根家坐坐，闲聊着便开始求教家里的怪事，大多都是心疑作祟，也有不少是因为迷信乱治导致病情加剧的。林岳这小子正好施展开自己的拿手绝活，最高记录里一天医好了十六个病人，村里人立刻给他封了个“活扁鹊”的头衔。一贯嘻嘻哈哈的他在治病救人的时候却显得分外专注，S在一旁帮着打下手，时常偷瞄的双眼中流露出赞许的神情。不过，有一件事却与众不同。一天，常五根的邻居刘德柱找上门来，说他老婆被鬼咬了。这倒是很稀奇的说法，即便是虚灵也不会轻易咬人，何况人死后所谓的鬼魂。可见到刘德柱的老婆时，我却大大地吃了一惊。……“老凡，这女的就跟掉进硫酸里似的，都烂开花了。”林岳查看完后，心有余悸地说道。刘德柱的老婆双腿自膝部以下完全腐烂变形，肌肉骨骼呈炭黑色，腐烂的部位干瘪萎缩，没有任何的体液渗出，正如林岳说的那样，像是被硫酸严重烧伤的迹象。但这一切只是源自她脚心上无故出现的一块青黑色瘀痕。据刘德柱的老婆回忆，不久前她下地干活回来，洗脚的时候发现两只脚心各多了一块瘀痕。平日间农忙下地难免磕磕碰碰，已是习以为常，大概是无意间踩在石头上弄伤的，所以也没当回事。可就是这块瘀痕，在一周内不断扩张开来，迅速地布满了整条小腿，干瘪腐烂得如同陈年腐尸。刘德柱看着就傻眼了，长这么大哪见过这种怪事啊，村里头的老人说，八成是叫田里的死鬼给咬了吧。村子里原本田地并不多，大片的荒地里遍布着乱坟堆。后来镇里发展农业，开来几辆推土机，一顿猛推，把地都给平了，再翻整耕犁，这才有了大片的农田。刘德柱一下茅塞顿开，这家里农田恰好就是原先乱坟堆的一块，耕种时还曾掘出过人骨头，应该就是被鬼咬了脚。……和常五根老婆不同，刘德柱的老婆身上没有任何虚灵作祟的痕迹，除了奇怪的病灶之外，我隐隐看到她的双腿隐隐散发着一层青黑色的雾气。“奇了怪了，她的腿上怎么会那么多腐气？”林岳看着残缺的黄叶纳闷道，这是他刚刚贴在刘德柱老婆腿上的，只一会儿的功夫就枯黄成这样。腐气是地下阴气与动植物尸体交化产生的一种特殊物质，莫炎曾用过的尸獾身上就具有这种物质，它可以迅速腐化动植物的尸体，将其分解入地下。一般说来，这种腐气只会存在于地下，在阳气较重的地方会很快地消失，更不要说如此气势汹汹地在人体内作威作福了。“能不能把她的鞋给我们看看？”我向刘德柱问道，“下地那天穿的。”一双旧布鞋放在了面前，翻开鞋底，我和林岳的眼睛都是一亮，鞋底里夹着一片灰白色薄片，这是一片被磨成三角形的骨片。“走，我们去田里转转。”我和林岳对视了一眼，冲刘德柱说道。……一片绿油油的稻田间，大批的作物预示着来年的丰收，可农田的主人此刻完全开心不起来，这田就是刘德柱的。他带着我们在田埂上来回转悠了两圈，找到了出事当天他老婆干活的那个地块。刘德柱老婆干活的那块地靠近路边，因为路基石块的关系有一部分地方只能废弃不用，有些路过的人难免会随手丢弃一些杂物。刘德柱夫妇一则图省事，二则为了不影响田里的作物，便用煤渣铺了一层，随手清理起来方便。可就在这层煤渣里，我和林岳发现了一些黑色的粉末。“估计就是这么回事了。”我对林岳低声道，“有人用了逆门拾骨。”“不能吧？逆门拾骨在风水堪舆里是禁术。”林岳脑袋的体积似乎大了许多，“这犄角旮旯的村子里，怎么那么多失传的偏门术法？”“不知道，我总觉得这里有些奇怪。”我思索道，“鲁班术和逆门拾骨都是偏门术法，但却同样源自奇门遁甲。”墓葬风水中有一种特殊的做法，流传自闽南一带，在死者下葬一定时间后，开掘墓穴，将尸骨取出，放置在瓷器翁罐里。这种做法的由来常被解释为人之血肉属于人间，必须待其腐朽之后再作正式埋葬，因此称为“拾骨”。但事实并非如此，闽南一带土质特殊，常常会在尸体腐化时郁积大量的阴晦之气，甚至会滋生一些恶类虚灵，以至影响墓葬者的家人后代。当地风水堪舆者因地制宜，想出了拾骨的做法，散去墓穴内的阴晦之气。不过，人类的行为总是徘徊在正邪之间，逆门拾骨便是一些不良人士发明的生财之道。他们将一些尸体埋放在特殊的土质环境中，佐以一些药物，尸体腐烂后留下的尸骨便包含了大量的阴晦之气，之后将尸骨处理成骨片，放置在被害人的衣物鞋帽或日常用品中，并用阴性物质作为触媒引发，使得生人的肌体与阴晦之气发生作用，从而在身上产生大量的腐气，导致被害人死于痛苦之中。奇门遁甲中的八门对应了人体的八个重穴，而骨片的放置位置正是依照这八门而来。……“你们中医不是也和奇门遁甲有关系的吗？”S瞪大了眼睛道，“对那个什么开门和关门的应该有研究啊。”“我的姑奶奶哎，那是古代中医学，您去瞅瞅，现代中医学哪有这个呀？”林岳一脸苦闷道，“不是《黄帝内经》只怕连阴阳五行都给断了。”生门和开门属于人体的左右腿脚位置，骨片从鞋底作用在这两门上，被煤渣里的阴性玄武石粉触发后，阴晦之气直接进入腿部产生腐气。在生门的滋生循环作用和开门的接地呼吸作用下，腐气不断增强扩散，刘德柱老婆的两条腿已经烂到了大腿部分。“生门为土，开门为金，土火则生，金遇火则败。”我想了想，“林岳，五行针灸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过，但金针、银针都犯了五行忌讳，玉针、骨针又经不起灸烧。”林岳摇头道，“这时候倒是希望那个臭脸大哥在身边了。”莫炎的灵火能力倒是很适合这个方法，但此刻不知身处何地的他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火针行不行呢？”晖儿递过两支线香，“这个不犯忌吧？”“哎？！还是嫂子聪明！”林岳从地上一跃而起，“香灸法，连我这个中医都没想到。”“呵呵，我可不懂什么中医香灸法。”晖儿笑道。林岳冲我挤了挤眼，出门转了一圈，回来时手上拿着一大把绿叶。让晖儿和S出门等候，刘德柱却死活要守在老婆的身边，无奈之下只好让他尽量远离，我和林岳俯身用线香操弄起来。不多时，一股灰黑的雾气自刘德柱老婆的足底涌出，屋内立刻充满了一阵腐臭，刘德柱被呛得一阵作呕夺门而逃。林岳摘了几片绿叶让我遮在鼻间，手下大蓬的绿叶迎着雾气堵了上去，随着叶片的枯黄，腐臭味逐渐消失，刘德柱老婆腿上的黑气也完全褪去。……“你老婆的命是保住了，不过，这俩腿算是废了。”林岳向刘德柱交待道，“最好送医院去截肢，这么下去迟早要感染。”“谢谢……谢谢两位……”刘德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道，“俺老婆这条命是你们给捡回来的，下辈子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啊。”“呵呵，没那么严重，救人是应该的。”我笑了笑，继而问道，“你和你老婆得罪过什么人没有？”“得罪人？没啊，我们夫妻俩从不和人吵架。”刘德柱被我问得一愣。“你仔细想想，不一定是吵架，也许是一些小过节。”晖儿在一旁提醒道。“小过节……哦，有！有一个人！”刘德柱拍着大腿道，“村东三里地住着的那个耿婆！上回托我老婆进城带东西，说是短了斤两，唠叨过两句。”“这耿婆是什么人？”林岳问道，“一人住村子外头？”“对，这耿婆是个孤老太婆，没儿没女的。”刘德柱点头道，“她那脾气古怪得很，不太跟人来往，自己一人住在村子外头。”“一个孤老，靠什么为生的呢？”S奇怪道，“没人照顾也怪可怜的。”“她那手脚可比年轻人还利索，自己能下地种菜，七十多的人了还能嚼铁蚕豆。”刘德柱忿忿道，“肯定是她，这耿婆懂点医术什么的，但不随便给人治病，成天神神道道的。”“是她不是她，咱就别研究了。”林岳打着哈哈道，“不过以后你遇着还是绕道走咯。”……“亦凡，这里逗留得太久了，通缉令在网上已经发布了，我怕你会被人认出来。”“嗯，我和林岳商量过了，今天收拾一下，明早离开这里。”“你想好去哪里了吗？”“暂时没有，我给莫炎发了邮件，也许可以去云南那边避一避。”……村头，常五根等一干村民足足送出一里地，我们费尽口舌劝了半天，他们这才依依不舍地道别返回。“还是农村人淳朴啊～～”S感叹道，“哪像城市里的那些伪君子那么势利。”“就是，就是，你看送的这干粮瓜果，都赶上一个小超市了。”林岳掂了掂背后的大包，乐滋滋地说道。“就惦记着吃，也不想想背不背得动。”S撇嘴道，“瞧你那乐和劲儿，跟捡了什么天大的便宜似的。”“嗳～～我又怎么了我？”林岳被S说得一脸郁闷，“民以食为天，这可是圣人说的话。”晖儿笑着用手肘捅了我一下，我俩识趣地走在了前头，身后两人不住地拌着嘴，像对长不大的孩子。“S说话的口音都变北方味了。”我偷笑道，“估计咱们林岳有戏。”“你这逻辑有点奇怪了。”晖儿冲我调皮的一笑，“不过你说话也有北方味呢。”“哦，那我和林岳估计也有戏了。”我装傻道。“这不是么，连贫嘴都学会了。”晖儿笑着给了我一拳。空气中飘着一股暖暖的油菜花香，亡命天涯的日子却才刚刚开始。……出了村子不多久，便能远远地看到公路，我们互相商议了一下，决定沿小路行走，一路往南，途中等待莫炎的回音。“这个臭脸大哥，放着好好的高科技手机不接电话，只收邮件，真是个怪人。”林岳如是说道。莫炎的确是个怪人，手机永远处于拒绝接听状态，只怕连短消息他也懒得去看，现在只希望他早点看到我发出的邮件。不过，很快我们就看到一个比莫炎还怪的人。那是一位老婆婆，她正在一座小屋前跳着绳，身边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欢快的流行乐曲。“嗬！瞧这老太太的精神劲儿！”林岳擦了擦额上的汗水道，“比咱们几个可强多了。”“这里是东南面。”晖儿冲我小声道，“这个老婆婆会不会就是刘德柱说的耿婆？”话刚说完，那老婆婆已经看到了我们，放下手上的跳绳，关了收音机，脚下三步两步便拦在了我们面前。“你们几个就是在村里治病救人的那什么‘赛扁鹊’是吧？”老婆婆的声音洪亮干脆。“嗳？赛扁鹊？那是什么玩意儿？”林岳一脸茫然道，“是吃的吗？”“臭小子，别跟我耍贫，告诉我是还是不是？”老婆婆脸一板。“凭什么回答你？！”S冲冲地回道。“呼”地一声，S手里抱着的狴犴突地蹿到了地上，神色凝重地望着老婆婆。“龙子狴犴？”老婆婆眼睛一亮。这老婆婆居然能看出狴犴的龙子身份，我心里不由得暗暗提防起来，如果她就是村里那些怪事的始作俑者，那眼前就该是一场硬仗。“您是耿婆吧？”晖儿笑着说道，“我们是在村里给人治过病。”耿婆点了点头，蹲下身子自顾看着狴犴，那狴犴严肃地和耿婆对视了片刻后，便像只温顺的家猫般上前在耿婆的脚边磨蹭了起来。摩挲着狴犴那柔顺的毛皮，耿婆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双手轻轻按在了狴犴的头部。“田然那个老家伙在哪儿？！”耿婆突地站了起来，眼中闪动着凌厉的光芒。三、三奇掩衬看了眼床上刚咽气不久的老婆，刘德柱摇了摇头，点上一锅旱烟蹲在房里猛吸了起来。“奶奶的，俺这丑婆娘能卖到这个价钱，算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咯。”刘德柱暗忖，“邻村的李寡妇才二十五，水灵灵的，等拿到钱就去提亲。”想着，他的脸上不由泛起一片猥亵的笑容，眼中似乎已经看到了李寡妇那白嫩诱人的躯体。不过，这躯体很快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人影撞破了，刘德柱还没有反应过来，身子便悬在了半空。当然，他可不是平白无故地悬在那里的，一只白皙的手掌正卡住了他的颈部。格地一声，刘德柱的颈椎在那手掌和身体自重的作用下立刻折断。歪斜的脑袋已经不能再思考什么了，不过刘德柱的眼中清晰地映出一个人影，一个满脸调皮笑容的人影。“两万块就能卖了自己老婆的命。”那人影甩手将刘德柱的尸体撇在了地上，“我多给三万，连你的一起也买了吧。”一厚叠百元大钞撒在了刘德柱的尸体上，崭新的票面将死者的面容映出一片粉红，像是人们兴奋时特有的面色。只不过，刘德柱是兴奋不起来了，虽然眼前的钞票足以让他娶上三个李寡妇。……“田然那个老家伙在哪儿？！”耿婆凶巴巴地说道，两眼暴出凌厉的光芒。“天然？这里到处都是天然的，至于老家伙嘛……”林岳继续口不择言地贫着，但话未说完，却突然脚下一软跌坐在地上。那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耿婆的左手做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动
抵抗运动。当时在松江境内，他们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是著名的画家李待问和曾经促成郑芝龙降明的德高望重的前总督沈犹龙。8月1日，复明分子们一起召集起民众，高举着明太祖的画像。陈子龙依靠他的镇兵发起进攻，杀死当地的清朝官吏，接管了这座县城。松江地区复明分子的军事领导人得到了沈犹龙的任命，他指挥着几千名战士。不过，当时担任沈犹龙监军的陈子龙，对于这些仓猝招募起来的部队的战斗能力并不抱太大希望，认为他们是既无粮饷又少训练的“市井之徒”。他认为，取胜的关键是同时利用他那遍及江南的乡绅关系网，以共同造成一个地域性的起义，同时还可以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那里取得军事援助。因此，他和夏允彝首先就在几社同人周围团结了一批朋友作为骨干，包括像徐孚远和黄家瑞这样的人。而通过这些朋友，又与其他文人朋友建立了联系。比如，黄家瑞既是陈子龙的好友，也是诗人万寿祺在徐州时的同学。万寿祺当时正在苏州前南京江防监军、马士英女婿杨文驄之处。尽管杨文驄本人没有参加松江组织，但是万寿祺确实参加了这次运动，在苏州东北面的陈湖加入了沈自柄和钱邦范的队伍。在明亡之前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存在，除了造成组织庞杂（其结果表明这是不利的）之外，还使得松江抵抗运动具有了社会的自发性（这却是一种优势）。当万寿祺通过社会团体关系应募从军时，陈子龙自己也直接会见了或与夏允彝分别致信而联络其他一些人，邀请他们共同筹划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要进攻徐州，借以切断那里的清军营部与当时在苏州威胁着鲁王政权的满汉军队的联系。陈子龙还想与崇明岛上的明水军取得联系，这支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长期以来，以海盗巢穴而出名的崇明岛现在成了南明水军的避难所。一部分水军由前政府官员荆本彻（1634年的进士）指挥，而大部力量则由吴淞地方总兵吴志葵统领，他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了崇明岛。吴志葵极力想与鲁王朝廷和浙江其他复明分子的活动中心取得联系，因此就宣布了他希望通过占据江南一块根据地而由此光复明朝。这时，为了响应江南形势，他调动其水军靠近上海，在那里他的部队向刚刚任命的清朝县官发动了进攻。太湖地区的起义和陈子龙、夏允彝（他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发动的抵抗运动鼓舞了吴志葵，他调动他的水手和水兵经江南的水道入泖湖，在那里他吸收了苏州水军的忠君分子领导人黄蜚。吴淞总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会总兵黄蜚拥千艘自无锡至。尽管夏允彝实际上去了泖湖，并且担任了吴志葵在松江方面的联络官员，但是陈子龙没有能够使吴志葵和黄蜚听从自己的指挥。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战略上观点不一致。就像陈子龙自己说的那样：黄文禄以二万众至松，欲移营黄浦，予力争以水隘不利旋转，未有舟师单行数十里，首尾不相应而不败者也。不听。同时，清军已经派出了李成栋步骑2万多人的勇悍军队，直扑吴志葵停泊在春申浦（十方庵）的战舰。李成栋不仅使用轻舟，而且也使用了炮船，他的部队的机动性优于吴志葵那些笨重而不灵活的海船；而且，就像陈子龙曾经预言的那样，由于吴志葵的船队拖得太长，以至不能够有效地反击这种进攻。更糟的是，大风猛刮大船，结果复明分子的水军是全军覆没。志葵、蜚既败，执至江阴城下，令说城中人降。志葵说之，蜚不语。城迄不下。后皆被杀。同时清军继续向前推进，平定了松江附近的其他南明军队，使那里的义军失去了进一步的帮助。在吴淞附近，当地军事领袖吴之潘领导的义军被打败了，那里的居民剃发而自称“大清顺民了”。在冒险家潘复杀死了清朝官吏的上海城，老百姓转而反对义军。在吴江的“白头军”也迅速地失去了地盘。趁事变而起的鲁之玙最初要占领吴江、进攻苏州、焚烧巡抚衙署。一些反叛的湖上渔民也把清军骗进了事先准备好的伏击区。但是总督土国宝的部将王佐才重聚旧部，关闭城门把义军挡在外面，并且用骑兵和大炮打败了他们。鲁之玙本人被害；孙兆奎被俘；吴易和赤脚张三逃回沼泽地带，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这一连串的失败，使得松江的乡绅义士只能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当然这就意味着要完全依赖于沈犹龙招募的那支缺乏战斗力的“市井之徒”的军队了。正如陈子龙所言，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战斗经验。确实，如同温睿临后来讥讽地叙述的那样：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率市井无赖子，见敌辄蹶，迄于无成。这段叙述并没有完全否定沈犹龙作为地方总督的经验，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市井白徒”在李成栋凶猛的部队面前，很可能是“金鼓一震即作鸟兽散”了。可能因为松江的百姓对自己的力量并不抱希望，他们一直相信黄蜚的部队会来救援他们。9月22日，这支援军好像是开到了。在城墙下出现一支头缠红巾的部队，他们自称是黄将军派来的。然而当城民打开大门，这支队伍鱼贯而入之后，他们便扯去了头巾，露出剃了发的光头。接着，他们就为藏在外面的其他清军大开城门，这座城市就落入他们手中了。在随后的肉搏中，沈犹龙和李待问全部被害。在城外的泖湖，黄家瑞被杀死了，他最好的朋友、诗人万寿祺被俘并被投进了监狱。还有许多乡绅忠君之士想方设法死里逃生，躲避敌人搜捕，比如陈子龙，就在李成栋部队进攻时逃了出去。陈子龙自己回忆道：三日，城陷。予于西郊遇兵，几不免。携家走昆山。四日与夏考功别。自此，遂永诀矣。大母以病留昆山，予走金泽，未几，走陶庄。其他乡绅复明分子想方设法逃到南方，在福建唐王朝廷中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然而，夏允彝感到，他的末日已经来临。今往辅新主，图再举，策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遁以求生，何以示万世哉！不如死也。在黄道周带着鲁王邀请他参加福州复明政府的信件来到这里的前三天，夏允彝投河自尽了。在松江复明义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江南地区仍然有一些分散的抵抗力量。江阴城仍然处于重围之中，参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仍然在金山领导着英勇的斗争，一部分忠君复明的水军在崇明岛重新聚集起来。但是，社会上下层之间反对满人剃发令的民族反抗的联盟已经瓦解，江南的绅士们在社会关系上与下层百姓过于隔绝，因而他们不能单独坚持更长的时间。不久，江阴陷落了，于是就给李成栋腾出了足够的兵力集中进攻金山。荆本彻的复明水军在六合取得了对清军的一次重大胜利，但这时他的部下因为战利品问题与海盗同盟者发生了争执，其后不久他们就驶向远离海岸的定海，远远地离开了长江口。因此，在1645年12月17日，多铎在他的定期军情报告中可以对多尔衮说：擒福王朱由嵩，前后战败水陆马步敌兵，凡一百五十余阵。江南、浙江等处悉平。招抚文武官二百四十四员，马步兵三十一万七千七百名。除了更南的地方以外，活跃的复明分子的抵抗运动看来是完全平息了。
遁世隐居
在1645年的抵抗运动中，一大批参加了战斗的士大夫复明分子被杀害了。对于其他死里逃生或身陷囹圄的人们，旧日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既是为了逃避清朝当局的迫害，也是为了表明对异族统治的消极抵制，避世之举在当时成了一种普遍行为。诗人阎尔梅写道：事已至此，更复何言。唯当披发入山，修省悔过而已。异日，以忧勤德业之劳，为发愤补愆之举。就像阎尔梅主张的一样，这种逃避经常采用了皈依佛教的形式。不必奇怪，像广东这样的一些省份，在被征服期间，学者身份的佛教徒成了那些寻求避难和慰藉的旧日复明分子团体的中心人物。江南也有像登尉的三峰和尚、华山的开元和尚这样的佛教徒，复明文人常常过“居士”生活；取一个法名，住在寺庙的附近，而同时又进行道家的玄修，一只脚还留在了文人生活一边。在松江起义中被捕并被投入监狱的万寿祺，就是这样一个人。多亏有人暗中相助，万寿祺在被捕两个月后逃出了监狱，并且离开了苏州地区，回到江北，在淮安找到了一个避难所。第二年，他想方设法回到了他的老家徐州城。他发现家宅和花园大部分已经被毁掉，大量地产也被征服者及其同伙占有了。一些房屋在政权交替之际被攻占了城市的土匪们占据过，很少的几幢矗立着的建筑物变成了统治这座城市的清朝官员的住宅。万寿祺的朋友、诗人阎尔梅在征服战争之后路过徐州，他在一首《至徐州过万年少故宅》的诗中描述了这片被毁坏了的家园。当世谁堪语，斯人复水违。生前家已弃，没后榇何归。荒草埋虚阁，秋风鼓败扉。多情惟燕子，还向旧巢飞。万寿祺想卖掉还没有被别人占夺走的几块贫瘠的田地，但是他这笔家产换来的钱寥寥无几。为了养活妻儿，他最初依靠卖字、篆刻和作画。随后，他买了一个菜园，在那儿种上了药材。居陋巷中，前后多牧啄人，剥啄者少。西邻普应寺，时时曳杖入退院中，与沙弥争余渖也。嗟乎，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所争者不知何许人。圣帝明王、忠臣义士，此时皆不知何往。在1646年初的某个时候，万寿祺决定“抛却浮世遁入空门”，并且起了一些佛教名字，如慧寿，沙门慧寿，还有明志道人。但是他皈依佛门并不妨碍他吃肉喝酒，他同时代的人视之为一个复杂的人物。徐州铜山的一个人写道：吾乡万年少先生，为有明名孝廉。国变后，隐居不仕，儒衣僧帽，卖卜佣书，逍遥吴楚间，与诸畸士遗老吊半壁沧江，续六朝之昔梦。一边穿着儒生的衣服，一边又戴着僧人的帽子，脸由于胡子而更显尖瘦。万寿祺这种不伦不类的外貌象征着那些在江南的征服中想方设法活了下来的大多数文人的命运。他的儒生装束使人想起了他曾经是明朝的一个监生、并为这个王朝揭竿而起的历史；他的僧人帽子表明了他目前的处境，以及他为自己的忠君行为付出的代价。就在1646年同一年，万寿祺以前的朋友李雯来淮安访问了他。在过去两年里，投敌分子李雯充当了满族摄政王多尔衮的幕僚，在1645年起草了许多针对复明分子的文告。现在，作为对他所做贡献的报答，他请求多尔衮同意让他请假回华亭老家去。途中，他在淮安停车去看望他忠于故主的朋友。因为，尽管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但是这两个文人并没有中断联系，特别是对他们来说清人的征服是大局已定之后。不过，对李雯来说，这是一次很难堪的见面，部分原因在于万寿祺的和尚打扮像是对他降清的一种谴责。当他与万寿祺相对而坐时，不禁泪流满脸，大声说自己好比就是投降了匈奴的声名狼藉的李陵。这意味着，他把万寿祺比作了为汉朝守节的苏武。当李雯在淮安离开万寿祺之后不久，又拜访了陈子龙。同样的场面又出现了。陈子龙在松江陷落后，离开了他在昆山病重的祖母，一直颠沛流离。当时博洛的军队正在扫荡浙江东部，如果有人留着长发，或者一副富有的儒生的样子，那就很难躲避逮捕了。陈子龙先是在嘉善的一个禅宗的寺庙中找到了避难的地方，后来他又搬到了附近的旧日学生家里，不久又搬走了。在这个时候，绍兴的鲁王和福州的唐王都任命他担任职务。在1646年4月或5月，他祖母去世后，他想去绍兴，但是他没有能穿过满人在杭州湾的巡逻线。他终于在夏初见到了鲁王，向他报告了钱塘江北面军事形势。随后他又绕道回到了松江，在1647年初李雯来访问他时，他正住在他的朋友钱漱广的叫做“天宁”的乡村庄园中的一个小屋里。尽管陈子龙热情地招待了李雯，而且他们的谈话也非常的亲切，但是这位降清人士——清政府的笔杆子——肯定再次强烈地感到了他这位旧日的学友和朋友，对他的无言的指责。他甚至可能又把自己比做了汉朝的叛徒，因为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后来把这次见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在这次访问后不久，李雯变得极为压抑，害了重病，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这一奏章在1645年12月。《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尽管一些清朝官吏认为，继续像明朝那样把南京作为首都是个好办法，但是陈名夏强烈反对这样做。多尔衮同意陈名夏的看法，只把南京作为一个省会。尽管后来更名江宁，但是这座城市还是以其旧称“南京”而闻名。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1页。直辖区南直隶正式划入了江南省。1647年江南、江西和河南只有一个总督，总督府设于南京。1649年以后河南从中分离出来，南京改称为“驻防”。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38—24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57—258页。1645年8月末，多铎把374名前明官僚和将领编进了八旗。斯特鲁弗：《南明》，第34页。?当然，并非总是如此。比如高进库在投降多铎以后表明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将领。他是陕西人，在进攻赣州中指挥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后又在洪承畴指挥下，在广东讨伐李成栋，被提升为将军，1652年他负责高州和雷州的军务。《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材料记于1646年10月8日。《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70页。?对多铎单独控制江南的能力的怀疑，见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材料记于1645年12月。?当然，也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清政府对此曾略作考虑，但没有实行：即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被剥夺的贫民一边，而不是向地方豪强提供支持。为此，朝廷上讨论过对没收土地进行再分配，从而实行“均田”的可能性。这个计划的反对者认为，这在北方或许可行，但在南方就行不通，因为那里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太大。据他们的测算，在松江地区，均田只能使自耕农的田产略有增加。刘重日：《明末“均田”口号质疑的质疑》，第120页。?满人最初极力宣扬其“代报君父之仇”的使命。这个口号在北方非常有效，但是在南方似乎并不受欢迎，就像一个肆言无忌的生员在南京对多铎所言：“闯贼破我北京，著称为我报仇；贼未尝破南京，若来何为？我昔仇闯，今仇若矣！若谓天下无能复仇者耶？”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4页。这样，清军就不得不为自己寻找新的堂皇借口了。这个任务由多尔衮的幕僚、中原人彭明较完成了，他强调了忠君之士的武装行动使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彭明较写道，所有的明军将领都在聚兵残害良民，所以清廷要派“六师”以讨灭之。“六师”一词是指远古时期帝王的一种正义征伐，见《孟子·告子》。?文秉：《甲乙事案》，第184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1页。?钱谦益后来确实帮助过一些忠君之士摆脱了政府迫害。比如，他帮助黄宗羲使浙江忠君之士王珝将军安全获释。S.K.劳：《东林运动的分裂及其后果》，第3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9页。这可能是为什么在黄宗羲的著作中会有称赞他的传记，尽管主要是讲钱谦益的事佛之事。此外，1655年，顾炎武因谋害家仆而受审讯时，也曾通过一个朋友请钱谦益帮忙，钱谦益确实帮顾炎武摆脱了监禁。?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8页。这种人殉难的情感也曾在法国维希时的投敌者中甚至是帕坦本人身上表现出来过。在最高法庭接受审
进行教育改良。《世祖实录》第七卷，第79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6—57页。孙上书的时间是1644年8月30日。?《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页。?清政府深刻地认识到重建驿递制度的重要性。驿传使各个城市联结为一个网络，而统治者正是通过它来统治帝国的。至晚明，驿递制度实际上被私商所控制了（至1629年，只有20％的交通是官办的）。1647年，多尔衮警告了那些利用国家驿传谋私的人。同时，他调拨了地方的一部分人力、物力以资助这一体制的建设。但是，这只是恢复瘫痪的交通管理和复杂的地方税收体制的艰巨计划的一个开端。文献对此的详细记载，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七辑，第1—60页。关于明代驿递制度的衰败，参见星斌夫：《明代的运输》，第2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7页。皇太极与多尔衮都赋予御史以很大的进谏之责，但当给事中或监察官员直言抨击皇帝的过失时，他们却也常常为之恼怒。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3页；罗思·李：《早期满族国家的兴起》，第135页。1644与1647年间，御史们31次上疏陈述改进行政管理之策，多尔衮（勿论他性格如何）只反对过其中的三项建议。然而，他却驳回了他们的许多通常是缺乏证据的告发、检举。吕元驄：《清初的御史、摄政王和皇帝》，第83—84页。孙承泽在这一事件中并没有受到惩罚，事实上，1647年他又被擢为兵部侍郎了。《贰臣传》第十二卷，第28—29页。?张若麒，山东人，1631年进士。1642年与满洲人作战中国谎报战绩，遭人检举，论死系狱。后为李自成所释，并委以御史，负责山海关军事重镇。此后，降于多尔衮，任为顺天府丞。《贰臣传》第十二卷，第6—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页。然而，霸州县在1647与1649年间一直屡遭“贼匪”的袭击。《贰臣传》第八卷和《世祖实录》；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55页。从该世纪60年代初开始，沿大路和运河两岸植了树，但是茂密森林已不复存在，至少是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铁路线两侧是如此，只有清东陵周围仍有森林?《贰臣传》第十卷，第29—31页。在接受清廷的宽赦之前，唐通在一片石被图赖这位攻陷过松山的英雄所战败，《清代著名政治家评述》，第98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信送出之日为1644年9月6日。?同上书第八卷，第96页。1644年10月15日，唐通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页。?金砺和雷兴的事迹见《清史稿》本传和《文献丛编》第三辑，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2—5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7页。?同上书第一卷，第16页。?方大猷，浙江人，1637年进士，也是曾为李自成效过力的明朝官员之一，南明因此将他定入逆案。所以，他不可能返回本省，只得留在北京，加入了多尔衮的政府。他被授任盐法道，然后随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8月被擢为该省巡抚。《贰臣传》第十二卷，第9—1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正如方对他的上司所解释的那样，山东的离心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官兵刚从一个“平定了的”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原地区便又爆发了动乱。除非向该省多派兵力，否则要控制该省是不可能的。?《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的时间是1644年10月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的时间是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为了避免北京出现与主抚派意见对立的主剿派，杨允诺“贼匪”，只要他们“纳马匹、纳器械、塞其洞穴、毁寨撤营”，即可招安。尽管清兵设法让那些放归故里的战俘充当传声筒，广为传播朝廷的赦免允诺，但“招抚”仍然只是一个动摇不定的政策。杨方兴坚信，任何起义军都不能赦免。他认为，“屡抚屡叛，视若儿戏……必非一抚所能收拾者也。职一莅任，即思先剿后抚”。《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上书的时间为1644年10月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5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5—7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6页。李率泰是李永芳的二儿子，与清朝公主结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4—485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36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页。?同上书第十三卷，第148页。满旗与汉旗人派往山东与河南驻防，标志着前述八旗驻防制度的开始，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页。多尔衮主要依赖汉军旗人充当山东文官人选。1644与1649年间，有14人被委以该省的按察使和税使，其中有9人是汉旗旗人。在济南府，1644与1648年间的五任府丞中，有3人是旗人。该府6县的24名县官中至少有6名是汉旗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93页。?这也许是“高等级行政区划分”的结果。根据施坚雅所说：“将直隶的一部分远伸向这一中心地区的南部，其后果之一，是割裂了位于两省之间的开封和东昌两府的都会与区镇贸易体系，并把大名府（直隶之南部）的乡绅豪强的利益与直辖省而不是与河南或山东紧密联系起来。该省是大名商人的利益之所在。”施坚雅：《城市和地方等级体系》，第343页。?1640年，“土贼”袁时中起事于饥民之中，即是突出的一例。袁本人来自大名，但是他率领的“土贼”劫掠了整个河南北部，并参加了尔后杀死他的李自成的部队。佐藤文俊：《明末袁时中之乱》。?程定恒：《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5页。赵二良是一个土匪，他的忠明思想是后来产生的。在他举起弘光旗帜起兵不久，即杀死了一名乡绅领袖和100多名县官属吏。于是，清丰知县组织了乡勇以抵击赵的进攻。起义后来被总兵土国宝所镇压。关于大顺军的进攻，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时间是1644年10月1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5—66页。?《明清史料》丙编，时间是1644年9月9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9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时间为1644年9月23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9—70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5页，时间是1644年10月8日。?《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6页。?同上书，第67页。?沈文奎的传记见《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六，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1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8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3—64页。“绿林”指土匪或歹徒。?例如，1648年秋，鲁国南的官军消灭了一支打着明王朝旗号的起义军，见《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461页。上奏时间是1648年9月23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5页。?直至1656年，顺德地区始终没能得到清的完全控制。本府官军“掘壕挖沟，周围七里，弭盗安民，地方赖之”。乾隆版《顺德府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0页。?爱松古的事迹见《清史稿》。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6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2—14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7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4年10月20日。又据上书第十卷，第118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4年11月11日。据叶臣言：在后一次出兵中，招抚了太原附近地方的居民，并将5州、20县纳入了清朝统治之下。陈永福在保护李自成撤退中牺牲。张：《陈永福》，第65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为1644年12月6日。石还接受了几名明朝军官和3000名士兵的投诚。?《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8—129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为1644年12月12日。?同上书第十二卷，第138—139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5年1月3日。朝廷给军队的训谕是：“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在此，以言抚慰之，申戒将士，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1页。像在辽东一样，一个前明官员的投降往往是他以前的将领和朋友推荐的结果。例如董学礼，降于李自成时是明朝的一个副将。大顺军首领命令他驻防于河南怀庆府，它近于山西南界。当多铎的人马经过山西，南下至河南北部时，董防守失败了。1644年10月下旬，他迅速撤至潼关。然而，在他再次进入大顺军的中枢地区之前，他收到了一封清廷的邀降书。他接受了这一邀请。董的降清举动大大地鼓动了其他前明将领的投降。例如，董的一位老友陈之龙（江西举人），在董学礼的推荐下被授以御史之职。当起义军攻占陕西之时，像其他众人一样，陈投降了李自成，并担任了宁夏节度使。在董学礼投降清朝后，陈收到了这位他以前上司的来信：解释归附后的情形，并请他也参加新朝。陈欣然应允，随即向阿济格表示归降之意；陈被清廷委以三边总督的重任（三边包括陕西北部的榆林，陕西中部与西部的固原以及宁夏与甘肃）。次年，陈之龙进京陛见，正式任为御史，被授以安徽凤阳总督大权。《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2页。关于董学礼之降，见《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7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8—129页。?《贰臣传》第十卷，第32页。后来唐通被召至北京，隶汉军正黄旗，晋封定西侯。?阿济格的进军如此之快，是与西北几位军事将领的迅速投降分不开的。由于这里的穆斯林、藏人和蒙古人的影响是那样的大，因而他们甘愿降清也就并不奇怪。这里可以说是操各种语言的不同民族的大熔炉。例如，南一魁，原明朝官员，陕西人，曾归顺李自成并被授以参将之职。在他认识到李自成不可能再成为皇帝后，便弃李而去，投奔蒙古的鄂尔多斯部。当阿济格从陕西北向进军延安时，南一魁甘愿为清效劳；并同另一明降将杨镇邦一道，在南击延安时与满、蒙、汉旗军协同作战。最后，南成了汉军镶红旗人。《贰臣传》第十卷，第10—12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5页。李过是在陕西进攻中幸免于难的少数重要的大顺军人物之一。后来，他仍然与南明抗清。据当时人记载，李自成的谋臣、算命先生宋献策，在延安被捕入狱。由于一位捕俘他的满人对他的神奇才干十分赏识，这个矮子成了一名旗人，卒于1662年。谈迁：《北游录》，第386页；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4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55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2页。但是，直至1645年1月19日，多铎的前锋同潼关守兵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的小规模战斗。而此时，李自成正在从西安调兵加强此关的防御。?《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5—156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55页。?李命令田见秀殿后，并要他在与后卫撤离时毁掉此城。但西安居民很幸运，因为田没有这样做。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65页。?根据一种详细记述，李自成部还有13万人。斯特鲁弗：《南明》，第27页。?顾山贞：《客滇述》，第92页。?图赖是一个极卖力的追击者，策马日夜兼程。《清代著名政治家评述》，第98—99页。河南的明朝官员，如曾与张献忠部和地方“贼匪”作战多年的徐起元，迅速地接受了清朝统治，并为清军装备船只以待长江作战之需。然而，直至1647年5月12日，长沙才纳入了清朝统治之下。30名官员、3500名士兵投降湖广巡抚高士俊。《贰臣传》第六卷，第1—2页；《世祖实录》，第370页。?采取这一决定是在1645年5月30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7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210页。?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65—16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2页；汪宗衍：《读〈清史稿〉札记》，第207—209、496—498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7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61页。?
奔赴由侯方岩防守的玉台。不过已经太晚了。4月18日归德已被多铎攻陷。在随后的几天里，有更多的在拜尹图、韩岱和尼堪指挥下的满蒙军队汇集到这个城市，为渡淮而集结力量。1645年4月30日，这支因淮阳军阀最近投降而更为壮大的大军，开始沿黄河南岸移动，然后南下直奔淮水，到5月8日，固山额真阿山指挥的蒙古骑兵夺取了横过泗州淮北的桥梁。与此同时，在豪格的支援下，准塔的军队占领了洪泽湖东面的黄河南岸，并且迅速向淮安挺进。
进攻扬州
史可法仍然希望南明的防卫可以守住淮安，刘泽清部已从抗击左良玉的战斗中撤回来了，正驻守在那里。刘准备在淮安外10里远的黄河、淮水和清水交结处扎营，并集结了4万部队和1000只战船。准塔的部队开离徐州，水陆并进，沿江而下，在与淮安的南明主力接触之前，轻而易举地击溃了由刘泽清的一个部将指挥的先头部队。在淮安，准塔把他的部队分成两部，小部分军队被派遣渡过清水，从刘泽清防线的侧后翼进攻，而同时主力部队从正面进攻。这两支部队成功地在刘泽清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从而把正在准备入城的部队与淮安城分割开来。混乱之中，刘泽清和他的一些家丁（侍从）想乘船逃走。当他往船上装运家财时，他自己的部下却开始四散逃命了。于是刘泽清偷偷溜回了淮安城，借以藏身。但他很快就被抓获，送到了准塔面前。准塔接受了他的投降，并封他为三等子爵。这个城的百姓也归顺了新的清统治者。不久，准塔又上报说，巡逻队已经平定了附近地区，而且凤阳和庐州地区也已投降。当准塔驻军淮安的时候，多铎的主力对扬州发动了进攻。在史可法调军进入阵地之前，盱眙已经陷落；现在他已从白洋河退了回来，把他的3万部队撤到扬州防线。他们的到来，成为加在扬州上百万或更多的老百姓身上的巨大负担。尽管史可法向他的部队训了话，告诫他们各当其责，不累百姓，但是他们人实在太多了，不仅占用普通老百姓的住房，而且抢劫食物、奸淫妇女（尽管百姓已把城中妓女送给了他们的长官）。不过，他们也不得不忍受来自城内的拥挤——来自像瓜洲等地的难民，他们被高杰部队的散兵游勇搅得人心惶惶——希望躲过这场灾难。事实上，史可法甚至想在扬州狭窄的城墙内集结更多的士兵，并且还“急檄防河诸镇兵赴援”。这很少有人响应。刘泽清已经投降了准塔。很快，运河地区的两个指挥官李栖风和张天禄也步其后尘，而他们本是应该守卫扬州前沿阵地的。响应史可法号召的最有名的人物是义肝侠胆、决意抵抗的庄子固。他12岁时就杀过人。作为老资格的勇士，他高举“赤心报国”的大旗，在归德—徐州地区招募自己的军队。当得知史可法的处境后，庄子固率领他的队伍以最快速度及时奔赴扬州，参加了这个城市的最后决战。但是他的队伍只有700人，能发挥的作用就像史可法的卫队一样，却并不是真正有实力的守军。然而，尽管像庄子固这样的战士明确表达了对史可法和南明事业的忠诚，但毕竟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最终史可法不得不依靠刘肇基指挥的防守部队，再加上他自己带来的部队，其士兵总数有近4万人。在所有扬州当地官吏的帮助下，史可法在余下的极短时间里开始夜以继日地布置城防工事，特别是在城墙建造木制炮台。但是，时间转瞬即逝。5月12日，多铎的先锋部队——由韩岱、阿济格、尼堪和杜尔德指挥——在扬州北部20里长的战线上安营扎寨，并且开始抢夺船只，没收老百姓逃跑的工具。没过几天，到5月23日，成千上万的清军开到了扬州城下。前明将领李遇春举着豫王（即多铎）的帅旗来到城下，叫喊要史可法出来答话。史可法一出来就痛斥他的变节行为，这个叛徒却大声反问道：“公忠义闻华夏，而不见信于朝，无益也！”史可法与多尔衮
要求史可法考虑与新的清王朝合作的建议，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不过以前的建议不太露骨，其措辞也显得很委婉巧妙。最为明确的呼吁来自多尔衮，他在去年秋天，即1644年10月，让一个叫唐起龙的军官把一封信交给了史可法。这封信表明多尔衮最后下决心征服南方——是清人宣传攻势的一份杰作。它打着“正义”的旗号，这原是当满人第一次听到崇祯皇帝遇难和李自成占领北京的消息时，范文程向多尔衮建议的。不过草拟这封由多尔衮签字的信件的是一个南方变节者：前复社成员、诗人李雯。因而，较之范文程主要强调满人誓报明帝死难之仇的捉刀之作，这封呼吁信更能巧妙地打动史可法敏感的神经。李雯的信件强调多尔衮本人知道史可法的名望：予向在沈京，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见，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奉致衷绪，未审何时得达？这封信后面的要点是，明主在南京继位有违《春秋》大义——它禁止在弑君者受到惩罚之前登基继位。李雯接着指出，正当清王准备发动讨伐李自成的战斗时，这种行为造成了多么大的问题：夫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而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王，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仁人君子，当如何感恩图报……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此殊为不可。再者，汝等知否，汝乃为“弱主”卖命耶？这种论调并不陌生，确实，这是在1644年秋天，清之所有宣传里反复申述的中心思想。但其独具匠心之处又在于，李雯写给史可法的这封用心良苦的信，并不赞成阎尔梅一类人所提倡的那种极端原则。在援引了为清朝效力的吴三桂和受到尊敬的其他明朝官员的例子以后，多尔衮的信补充说道：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有深惟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很有可能，史可法在自己的营帐中对那些激进分子们也讲过这一类话语。政治才能和历史智慧要求这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能仅仅追求那种使个人留芳千古的诱惑，以及对原则信仰怀有私心的献身；相反，为百姓服务和对国家负责，要求他在道德操守与灵活权变之选择上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然而因为这些充满忠告的建议是由另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已经降清的人提出来的，因此，史可法自己的腰板挺了起来。在答复多尔衮的信中（这封信可能是李雯的文友侯方域起草的），史可法耐心地驳斥其提到的关于皇统和分裂的谬说的每一个论点，建议以同盟者的身份与清相处，并且请求他们的合作以反对农民起义。实际上，在这封信中，史可法甚至通过左懋第的和谈使者答应与满人谈判，把他们当作与中国和睦相处的另一个国家的代表。但是当谈到接受满人做他的新统治者以及背叛明朝时，史可法抛弃了他可能有过的其他想法，在那篇后世学童都熟知的文章中，他义正辞严地说：可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也。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1644—1645年冬初，史可法的这个措辞强硬和带有挑战意味的回答，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表明了史可法对自己拒绝投降的立场有深刻的理解——换言之，这是一种生死选择，而不仅仅是无关痛痒的个人内省。然而，从那以后，史可法发动反攻的希望化为了泡影。和史可法最初接到多尔衮信件的时候相比，满人已经更像是天下的争夺者了。现在敌人已经兵临城下，史可法的努力显然已经失败了，他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且更为矛盾的是，如果现在改变他的主意的话，将会加重他的失败。选择“政治家”式的权变方法将会使人们嘲笑他以前的正义情感，会加强他失败时的绝望无助。对史可法来说，在他尚可以与满军将领平等地会谈时，与敌人缔结和约还算容易一些。然而到了现在，动摇意味着不幸。毫不犹豫地接受命运已是唯一的选择。正像孔子所说的那样，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同于阎尔梅速战速决的主张，史可法看来是采取了一种更为持久的策略。不过就个人而言，当这种结局日渐临近的时候，他为自己的失败承受了剧烈的感情痛苦。为保卫扬州，他采取了完全的防御性战略。他已不能冲锋陷阵，与敌人面对面厮杀了，而只能留在城内，坐以待毙。他写信给家人说：恭候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太太苦恼，须托四太爷、太爷、三哥、大家照管炤儿，好歹随他罢了。书至此，肝肠寸断矣。四月二十一日（五月十六日）法寄。正是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中，史可法几乎默默地准备着他的死亡。随后他写道，他的失败可能会损害他的名节：“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而与此同时，置生死于度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他曾引用孔丘弟子曾子的话私下对他的幕僚应延吉说：“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那天，史可法站在扬州城防工事上，在众人面前俯视着满军使节李遇春，他对这个叛徒义愤填膺的回答表明他外在的锋芒多于内在的淡泊。李遇春质问史可法，为什么要为一个并不信任他的皇帝卖命，随后，又用更为同情的口吻劝道：“何如遨游二帝以成名乎？”无疑，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劝诱；即自愿地接受新皇帝，那么你就会有机会参与创建一个属于你的帝国了。但是，史可法却被这种要他放弃个人正义感的露骨请求激怒了，他拉弓搭箭，一箭就射倒了李遇春。从那以后，每当那些乡民带着多尔衮有礼貌地请求史可法投降的信件来到扬州时，不是信使被杀掉，就是信件被一烧了之。史可法已经迅速地变成那个艰难时期的英雄人物。就其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而言，我们在《桃花扇》中那个戏剧人物身上就可看到其雏形：“从来降将无伸膝之日，逃兵无回颈之时。”他将与扬州共存亡。用其作者的话来说：不怕烟尘四面生，江头尚有亚夫营，模糊老眼深更泪，赚出淮南十万兵。扬州十日屠
史可法的“深更泪”并没有能保住扬州。满人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情的记载显然是很坦率的：十八日（1645年5月13日），大军薄扬州城下。招喻其守扬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不从。二十五日（1645年5月20日）令拜尹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扬州城。就时间而言，从5月13日开始的、到5月20日以攻破扬州城而告终的这场攻城战，无疑是短暂的。一般说来，在战斗中大炮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并不绝对具有决定性。这种武器和中原地区的炮手们曾使清军初期战斗取得很大成功，因此清军就了解了这种葡萄牙重炮的重要性。的确，当多铎的先头部队驻扎在扬州北的斑竹园时，实际上是在等待后面的炮队。史可法本人也非常知道这种现代化大炮的重要性。正是他在1643年建议，南京军械库的陈旧、笨拙的“神器”应该换成更为轻便的“三眼枪”（即三筒枪）。因而，在南京政权建立的头几个月里，史可法尽了极大的努力改装他的炮队。徐光启的学生陈于阶替他制造这种新的葡萄牙重炮。陈曾经在一个改变了他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堂的铸坊学过这种技术。这样，在1645年5月20日开始的攻城战斗中，史可法由于沿石墙架在木制平台上的外国重炮而掌握了最初的主动权。一旦多铎的士兵进入这些重炮的射程之内，那么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杀死杀伤。但是多铎不慌不忙地指挥自己的炮队向城墙西北角射击，随后清步兵一涌而上，通过大炮的火力网，一直冲到城墙根底下。在那里，史可法又掌握了瞬间的主动，因为他的弓箭手们直射城下的那些进攻者。很明显，此时多铎已经命令他的士兵不惜代价夺取西北角了。每当一名清兵倒在箭下，另一个便补了上来。很快，尸体越堆越高，一些清兵甚至不需要梯子就能爬上城墙。随着清兵越上越多，守城者便开始恐慌起来。城墙防御工事沿线的守兵们争着跳上木制炮台，以爬上最近的房顶，然后逃跑。在很多地方，过重的炮台坍陷了，那些守城士兵如果没有被压死，也在随后的肉搏战中被杀死了。接着，这种恐慌在城里也蔓延开来。不管是因为叛徒的鼓动还是因为一些谣言（有人说，守军以为满军是黄得功将军派来的一些增援部队），主要城门很快被城内的人们丢弃不管了。随着清军的涌入，南明的士兵丢弃了他们的头盔和长矛，狼狈不堪地逃向南门，企图从那个方向逃走。另外一些人，知道这座城市已经被全部包围了，干脆就不抱有任何希望。曾经以日记记载了随后发生的灾难的王秀楚还记得：“突有一骑自南而北，撤韁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辔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恨未传其姓字也。”就在守城的士兵丢盔卸甲，急忙在城中民房里寻找藏身之地时，史可法离开他在城北门的炮台，骑马穿过内城，直奔南门，他希望从那儿出去，然后从侧翼进攻满人。但为时太晚了，清军已经到达了城南门。史可法这时认识到，他已经失去了扬州，抵抗可能已是毫无意义的了。一两天前，史可法曾面问庄子固，如果扬州城陷落，他是不是准备为主尽忠。庄子固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他会的。此刻，史可法真的请求庄把他自己杀死，但是庄子固不忍这样做。于是史可法猛然拔出自己的佩剑自刎。但是，他没有受到致命伤，只是倒在庄子固的怀里血流不止。史可法大声呼叫其养子助他速死，但是史得（德）威犹豫再三未能下手。结果从城北门逃来的败兵把他们席卷而去，后面有满人紧追不舍。混战之中，庄子固被杀死了，史可法被一个认出了他的清军将领捉住。史可法请求把他带到他们的指挥官那里去。史可法很快就被带到豫王多铎那里。日记作者王秀楚几天以后这样描写豫王说：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骑马而来。身穿精美之锁甲护胸，坐骑华饰，多人随从，虽为满人，其体貌甚伟俊，下巴突出，前额宽大，其随员中有多名扬州人。是为满人总督和皇帝之叔父豫王。这份材料没有告诉我们，多铎在20日审问史可法时什么打扮，但是有一点是容易想象的，即在身材魁梧、衣着华丽的满族王侯和粗壮、面色阴晦、仍然穿着带有血迹衣服的中原将军之间，实在有天壤之别。据温睿临关于他们见面的记载，豫王很友好地召见了史可法，说：“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史可法回答道：“我此来只求一死耳。”多铎问道：“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史可法答道：“彼受先帝厚恩而不死，其不忠于尔国明矣。我岂肯效其所为？”于是多铎命令宜尔顿将军“劝说”史可法屈服，但是三天过去了，史可法仍然拒绝投降，于是下令杀害他。在《清世祖实录》的简短记载中，说道：“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清世祖实录》给人一种有计划地处死这批人的印象，实际上是骗人的。大部分史可法的部属，如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天主教徒、炮队专家陈于阶，或是死于街上的战斗或是自杀。史可法的全部19名私人幕僚都遇难了。但是由于随后日子里发生的暴行（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之一），他们的死难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5月20日的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了。尽管当时大雨倾盆，但是一些居民忙着烧香，准备着入侵者的到来，同时大量地隐藏他们的金银财宝。他们只是做了这些谨慎的准备，但是全然无力抵抗那些已接管这座城市的满族人、蒙古人和投降了的汉人。王秀楚写道：“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那些叛徒领着清兵在这座商业城市中从一个富户进入另一个富渔翁之利，所以不可能出兵；杨行密当时正与钱缪争夺江淮，无心插手关中事务。只有平卢节度使王师范见到诏书后，泪流满面地对众将说道：“我们身为朝廷的屏障，岂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陛下陷入如此困境还在这里拥兵自重。”所以他决定出兵凤翔。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王师范算是个儒将，平生以“忠义”二字自诩，有别于一般的武夫，很有智慧谋略，并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行为作为准则。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朱全忠在全力围困凤翔，而事实上他的汴州后方极为空虚，王师范分遣部将装成前往汴州贡献的使团或做小生意的商贩，藏带兵器潜入朱全忠占据的汴、徐、兖、郓、齐、沂、孟、滑、陕、虢、华等地，约定好在同一天对朱全忠的各地发起攻击。正月四日，行军司马刘鄩先让人装成贩油者潜入兖州城。在得知泰宁节度使葛从周已经离城前往邢州，城内守备空虚的情况下，刘鄩利用夜色带领五百精兵自水洞潜入城中，兖州守军一时措手不及，被迫举城投降。刘鄩占领州府后，首先拜见葛从周的母亲，每天清晨都去问安，对其家人也是恩礼有加，一切供应如常。不过，刘鄩虽然成功占领兖州，但派往各地的将士们却多因为走漏风声而兵败被擒，就在同一天，平卢将张居厚带领二百名精兵推着小车，装扮成商人模样进了华州城。华州总管娄思敬见这伙人各个身强体壮，不像是做生意的人，便上前盘查。张居厚等人一声呐喊，从车中抽出刀枪，将娄思敬等人砍翻在地，成功占领了东城，随即向西城发起进攻。此时崔胤身在华州，得知平卢军来袭后，立即率众进行抵抗。张居厚毕竟人数太少，只好放弃东城撤退。张居厚带着部下逃往商州，结果被汴州军队擒获。当时朱全忠征讨凤翔时，留下节度判官裴迪驻守大梁，王师范为了迷惑汴州军队，派人到大梁表示愿意朱全忠修好。不过裴迪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送信的人神色不对，于是他询问了淄、青地区的情况。结果一问之下，送信的人回答得很不自然，机敏的裴迪立即觉察出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屏退左右，然后用重金收买送信的人，才得知平卢军的行动计划。裴迪听后大惊失色，在来不及禀报朱全忠的情况下，立即命令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带领一万人马东巡兖、郓之地。朱友宁到达后，又急召葛从周自邢州回师共同攻打王师范。朱全忠当时身在凤翔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十分焦急，当时凤翔已经是一座孤城，如果就此放弃进攻，将会前功尽弃，但朱全忠还是分出一部分兵马给朱友宁，让他务必打败王师范。从实力对比角度来看，王师范不如朱全忠，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所以他采取了偷袭的策略，而现在自己的意图已经被识破，而且自知不是朱全忠的对手，于是便向李克用求援，他派人将自己起兵讨伐朱全忠之事详细告诉了李克用。李克用对王师范的举动大加赞赏，就在李克用正要出兵援救王师范时，听说皇帝李晔已经起驾回京，李克用担心朱全忠腾出手来进攻自己，于是便撤兵回归本镇。凤翔之战结束后，朱全忠终于能够集中精力对付王师范。为了一举消灭王师范，朱全忠上奏皇帝李晔请求对李克用加以封赏，并告诉李克用是自己的意思，这样一来就可以防止在攻打王师范的过程中，李克用抄自己的后路。三月十七日，朱全忠在处理完凤翔的善后事宜后回到大梁。此时王师范的弟弟王师鲁正在攻打齐州（今山东历城），朱全忠让朱友宁带领大军援救齐州，就此拉开了全面反击王师范的序幕。王师范眼见朱全忠展开反击，急忙调遣军队增援兖州的刘鄩，但均被朱友宁击退。兖州城被葛从周团团包围，而朱友宁则引兵攻打青州。二十七日，朱全忠自大梁领兵增援朱、葛二将，王师范向淮南的杨行密求援。杨行密派出两支援军，一支进攻宿州，结果被朱全忠的部将康怀贞击退；另一路由大将王茂章率领七千人援救青州。王茂章是淮南猛将，上阵时携带双枪勇猛无敌，他与王师范之弟时任莱州刺史的王师诲合兵攻下了密州（今山东诸城），随即向青州进发。五月，朱友宁在进军青州的途中，在博昌（今山东博兴）受阻，博昌城虽小，但守军极为英勇，朱友宁以数万大军围攻了将近一个月也未能攻下。朱全忠闻讯大怒，派部将刘捍前去督战，朱友宁深知朱全忠的脾气，如果再攻不下来，自己可能性命难保，于是命令士兵将附近百姓全部抓起来。当时十多万民丁在汴州军队的威逼下，搬运木材土石，在博昌城南构筑土山。当土山即将接近城墙时，朱友宁下令将民工全部驱赶上山杀死，一时间冤号哭骂之声传至数十里，汴州军队就是踩着这些人的尸体攻进了博昌城。朱友宁进城后，下令大肆杀戮，城内无一人幸免。在攻下博昌后，他以最快的速度直逼青州城下，然后又派部将进攻登州和莱州。就这样在汴州军队的强力攻势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登州和莱州相继失陷，两州败逃的士兵相继逃往青州。王师范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在石楼设置两寨，想要以此抵挡朱友宁的进攻。不过，就在两寨刚刚竣工之时，六月七日，朱友宁利用夜色偷袭登州寨。王师范催促王茂章出兵迎战，而王茂章却按兵不动。朱友宁攻陷登州寨后，又立即进攻莱州寨，此时天色已经放亮，王茂章估计朱友宁人马已经疲惫，于是与王师范合兵出战，大败朱友宁。朱友宁自高岗上驰下迎敌，不料马失前蹄，最终被斩杀于乱军之中，失去主将的汴州军队立即大乱，王师范与王茂章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米河附近方才收兵。朱全忠得知朱友宁战败身死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亲自带领二十万大军昼夜兼程奔赴青州。七月十四日，朱全忠到达临胊，命令人马急速向青州城发起进攻。王师范携战胜朱友宁的余威出战，结果大败逃回城内，而王茂章却故意闭营不战，在知道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于傍晚时分率兵连夜逃走，只留下王师范独守青州。八月一日，朱全忠见平卢军实力尚强，于是留下曹州刺史杨师厚继续围攻青州，自己则领兵返回大梁。朱全忠走后，杨师厚驻扎在临胊，与王师范继续对决。不过王师范依旧不敢出战，杨师厚为了尽快攻下青州，诈称自己要前往密州，将辎重留在了临胊。王师范得知杨师厚前往密州的消息后，倾城出兵进攻临胊。杨师厚伏兵奋击，大败平卢军，杀伤万余人，擒获王师范的弟弟王师克。次日有五千名莱州兵前来救援，又被王师厚拦杀殆尽，王师厚乘胜在青州城下安营扎寨。八月二十一日，王师范看到对抗不过汴州军队，于是派副使李嗣业及其弟王师悦向杨师厚请降，并请以其弟王师鲁为人质。朱全忠本想杀掉王师范，但他听说李茂贞和杨崇本要联手将皇帝李晔接出京城长安，于是便急于将皇帝李晔接到洛阳，才接受了王师范的投降。王师范投降后，刘鄩依旧占据兖州。当时葛从周为了解救妻儿老小攻城甚急，刘鄩让士卒用板轿抬着葛从周的母亲登城，让葛母劝葛从周解除对兖州的包围。葛从周见家属无恙，于是暂时撤退二十里，兖州城的形势稍稍得到缓解。不过，由于长期被围，兖州城里粮食奇缺，刘鄩让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出城觅食，城内只留下少壮男丁御敌，他治军有方，虽然城内形势极其危急，但百姓们却能安然度日。葛从周见兖州城不易攻取，于是派人劝降刘鄩，不过刘鄩的答复很干脆，他是奉王师范的命令驻守兖州，如果今日见其失势就出城投降，实在是有违做人的道理。后来王师范投降后，声明刘鄩的所作所为全是他的意思，请求朱全忠赦免其罪，并派人命令刘鄩投降，刘鄩得到命令后方才举城投降。刘鄩是个颇具大将风度的人，葛从周很感激他能善待自己的家人，于是替他准备好衣装，准备送他去大梁。不过刘鄩却执意穿囚服前往大梁，而且到了大梁后，刘鄩要求身穿罪服入见。朱全忠十分看重刘鄩，下令免除其罪，并任命他为都押将，后来不断升迁，直至做了汴军名将。相比于刘鄩的待遇，王师范的结局则十分悲惨，朱全忠在解除了西顾之忧后，便让部将李振取代了王师范，而王师范则举族迁往大梁。朱全忠开始还能对他以礼相待，不过到了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朱友宁之妻要为夫报仇，说丈夫之所以会死于乱军之中，全是因为王师范叛逆的原因，如今王师范还活着，这让她感到万分痛心。朱全忠听后下令诛灭王师范全族，而且宣读诏书的使者先在王家住宅边挖了个大坑，然后才宣读了诏书。王师范听完后全无畏惧之色，带领同族二百余人从容赴死。值得一提的是，王师范是唐末最后一个公开起兵对抗朱全忠的人，此后朱全忠再也没有敌手，他的目标开始瞄向那个高高在上的宝座。剪除羽翼天复三年（903年）正月，皇帝李晔从凤翔回到了京城长安。事实上对于李晔而言如同脱离了牢笼又入虎口，朱全忠在击败一个又一个对手后，野心越来越大，他已经不甘心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开始图谋称帝。朱全忠明白要想达到称帝的目的，必须首先设法剪除皇帝李晔身边的羽翼，他觉得性情偏激的崔胤既痛恨宦官又猜忌大臣，可以加以利用，而崔胤也想借助朱全忠的支持独揽朝廷大权，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清洗朝廷。皇帝李晔回京的第二天，朱全忠和崔胤密谋后一同入朝，崔胤按照朱全忠的意思上奏，说建国之初天下太平，宦官并不领兵和参与朝政，天宝年间以后，宦官势力逐渐强大，到了贞元末年，德宗皇帝为了便于随从护卫，将羽林卫分为左、右神策军，并让宦官统领，遂成为定制。自此之后宦官集团参与国家机密，擅夺百官职权，严重者勾结藩镇危害朝廷，朝政混乱的根源就在于此，如果不将其斩草除根，终会受到其害。崔胤在奏疏的最后，请求皇帝李晔罢免由宦官担任的诸司使，其事务全都放还有关省、寺掌管，并下诏召回诸道监军。皇帝李晔一看到奏疏，便知道是朱全忠的主意，很长时间以来他对崔、朱二人可谓是既敬且畏，根本不敢说出不同意见，只得按照崔胤所说的，下诏颁布执行。在李晔刚刚下完诏书的当天，朱全忠等人未经皇帝李晔的同意，便派兵将以宦官第五可范为首的七百多名宦官集中到内侍省杀掉。当时“冤号之声，彻于内外”，这是宦官自天宝年间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后，第一次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可谓是遭到重创。不仅如此，当时出使在外的宦官，朱全忠也下令让地方官杀掉，只留下三十个黄衣小宦官打扫宫廷。皇帝李晔虽然痛恨宦官，但当他听说其遭到朱全忠大规模的屠杀后，顿时感到不寒而栗，却也无可奈何。自此之后只能让宫女出入宫廷宣布诏令，崔胤同时夺得了六军十二卫的领导权。朱全忠清除掉宦官集团后，立即将目标转向朝中的文臣武将，而崔胤则仰仗朱全忠的权势，任凭自己的爱憎赏罚官员，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势。皇帝李晔到达京城长安时，曾经向诸道发布回归诏书，唯独没发给凤翔的李茂贞。当时宰相陆扆认为这样做不妥，上奏说李茂贞虽然罪大恶极，然而朝廷并未与之断绝关系，现在唯独不发给他诏书，似乎不太公平。崔胤得知陆扆的上疏后，顿时勃然大怒，他要求皇帝李晔将陆扆外贬。而皇帝李晔对崔胤先前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他对韩偓说崔胤虽然有为国尽忠之心，但和韩偓比起来，崔胤的权术实在太多了。当时皇帝李晔十分器重韩偓，想让韩偓担任宰相，而韩偓则推荐说御史大夫赵崇和兵部侍郎王赞堪当此任。于是李晔想要起用这两个人，而崔胤知道消息后，担心新任宰相会妨碍自己大权独揽，可是自己又无法言明，于是便让朱全忠出面阻止。朱全忠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赵崇为人十分轻薄，王赞则无才学，韩偓推荐这样的人担任宰相，实在是有失身份。李晔眼看朱全忠态度坚决，不得不取消任命赵崇、王赞为宰相的决定，但是朱全忠并未善罢甘休，进一步要求惩处韩偓，李晔无奈之下只得将韩偓贬为濮州司马。韩偓离京前，李晔偷偷与他辞别，韩偓流着眼泪告诉李晔，说朱全忠现在越来越嚣张跋扈，自己即使死在贬所也在所不惜，但如果照此下去，朱全忠很可能会做出篡逆之事。韩偓就这样流着眼泪前往濮州而去，事实证明在不远的将来，韩偓的话一一应验。不久后，崔胤又接连将政敌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苏检和吏部侍郎卢光启处死，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贬为太子宾客，当时朝臣中曾经跟随皇帝李晔前往凤翔的官员，被贬黜者多达三十多人。朱全忠为了控制京城事务，在他东征王师范时，留下步、骑兵万余人驻守长安，任命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为充街使，等于将亲信便置于禁卫系统以及京辅地区，进而掌握了京城的所有军队。二月二十七日，朱全忠想要返回大梁，皇帝李晔在延喜楼摆下酒宴为其送行。临分别时皇帝李晔佯装悲伤之态，并让朱全忠在楼前上马离去以示恩宠，百官则在长乐驿为朱全忠送行，崔胤为了显示对其亲近，又加送了三十里，在灞桥之边与朱全忠饯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朱全忠离开长安，崔胤与他的联合也宣告自行解体，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两个人的目标虽然相同，但理想却不同。崔胤虽然嫉贤妒能，想要独揽朝廷大权，但从内心深处始终是忠于唐室的。而朱全忠本身就是黄巢的降将，内心并无对李唐皇室的绝对忠心，而且在打败李茂贞、吞并关中后，开始产生篡夺之志。对于朱全忠产生的变化，崔胤全都看在眼里，而且在皇帝李晔重新回到京城长安后，他也曾试图寻找解救办法，无奈他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朱全忠刚刚离开京城长安后，崔胤便秘密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朱全忠有虎狼之心，如今在朝臣或贬或杀的情况下，只有占据荆襄地区的赵匡凝兄弟对朝廷始终忠心不二，皇帝李晔应该伺机巡幸荆襄地区，进而摆脱朱全忠的控制。现在左右神策军已经解散，如果继续招募士兵重新组建，恐怕会引起朱全忠的怀疑，应该想个万全之策。于是皇帝李晔将此事全权交由崔胤处理。崔胤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写信给朱全忠，告诉他京城长安与凤翔的李茂贞相距不远，朝廷不能不做防御的准备，想就此招募士卒予以补充，也使朱全忠免除西顾之忧。朱全忠对崔胤的真实目的洞若观火，只是觉得崔胤这样做对自己构不成太大威胁，于是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是在暗中又派麾下数千名士兵伪装成百姓前去应募。而崔胤对此则全然不知，下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确定招募标准，一共招募到六千六百人，每日修缮兵器，训练士卒。如果照此下去，崔胤的计划或许就会成功，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则不仅让崔胤的计划彻底破产，而且还搭上了身家性命。天复三年（903年）十月，留守长安的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在左军和幕客们打马球的时候，不慎落马毙命。朱全忠闻听爱子身亡悲伤不已，怀疑是崔胤暗中加害，于是下令将与朱友伦击球的十几个人全部杀死，派侄子朱友谅接替朱友伦的职位，并密切关注崔胤的动向。而恰在此时崔胤建议皇帝李晔南巡荆襄地区以摆脱朱全忠的控制，被伪装成百姓混进禁军的朱全忠的士兵探听出来，由此朱全忠决定处死崔胤。于是，依靠朱全忠实现大权独揽的宰相崔胤，其末日即将来临。昭宗之死天佑元年（904年）正月，朱全忠秘密上疏皇帝李晔，称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关系，请求诛杀崔胤及其同党郑元规、陈班等人。李晔见他和崔胤的计划败露，知道崔胤已经是性命难保，只好采取丢车保帅之法，罢免了崔胤的宰相职务，将其贬为太子宾客，郑元规贬为循州司户，陈班贬为凑州司户。次日又按照朱全忠的意图，下诏历数崔胤等人的罪状，任命裴枢、独孤损接替崔胤掌管的事务。崔胤被罢黜后，朱全忠密令朱友谅乘夜包围其住宅。当时崔宅由新招募的禁军守卫，崔胤闻听有变，下令关门拒战，不料混在禁军中的汴州士兵一声呐喊，调转方向与朱友谅一同攻打守卫崔宅的禁军，战斗整整持续一夜
船也争相靠近敌船，然后以“五梅花”战术，五艘战船围攻敌一艘战船，澎湖海面炮火矢石如雨，烟火蔽天。战至下午，南风大作，清军处于上风，各船扬帆疾进，分割围歼敌船，锐不可当。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清军大胜，共击毁郑军大小战船一百九十艘，歼敌一万七千余人，而清军仅亡三百二十九人，伤一千八百余人。刘国轩见大势已去，率残部逃回台湾，自此郑军主力全部覆没。郑克塽见澎湖失守，精锐丧尽，无力抵御清军，只得遣使赴澎湖请降，八月十一日，施琅率军到台湾受降。康熙统一台湾后，又开府设县，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3.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清军入关后，黑龙江一带屡遭沙皇俄国的侵扰。当时清政府忙于攻取江南、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无暇顾及东北黑龙江一带，给沙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致使沙俄先后占据雅克萨、尼布楚等地。他们在这些地方修建碉堡，建立殖民地，强征当地居民的赋税，甚至向清朝发布外交文书，要清朝皇帝向他们称臣，无理要求中国每年向沙俄进贡白银四万两和丝绸等物品，这一切都遭到了康熙帝的严词拒绝。沙俄于是又增兵雅克萨，修筑更多的堡垒据点，并扩大侵略范围。三藩平定后，国内政局基本安定。康熙帝认为应适时出兵黑龙江，给沙俄侵略者以应有的回击，以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回盛京沈阳拜谒太祖、太宗陵寝之机，亲自到边境调查情况。他乘船沿松花江北行，询问由黑龙江逃回来的百姓，打听那里的情况，听到百姓对沙俄的愤怒与咒骂，康熙知道民心思归，不为沙俄所用，这是击败沙俄、保卫边境的有力保证。经过实地了解，康熙帝对出兵黑龙江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回京后，为了更好地掌握沙俄的实际情况，康熙帝又派都统郎坦率领几百名健卒，化装成猎人，深入雅克萨一带侦察敌情，勘察地形交通。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郎坦取得了可靠的材料，绘制了地形图回到北京。为了永保边境的长治久安，康熙认为必须在边境建城驻兵，屯田开荒，修筑水路、公路，以加强同内地的联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派兵驻守瑷珲等地，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派户部尚书伊桑阿到吉林督造船只，修通水路，扩建陆路，使边境与北京的联系几天就可以通达。康熙帝还谆谆告诫萨布素，要关心和保护好边民，加强军民团结。经过两年的准备，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帝派彭春为都统，率领陆军水军一万五千人，浩浩荡荡开到雅克萨城下，把雅克萨围了起来，沙俄军队经过几年的准备，把城堡修得十分牢固，彭春观察了地形之后，在城南筑起土山，让兵士站到土山上往城里射箭，城里的俄军以为清兵要在城南进攻，就把兵力拉到城南。哪知清军却在城北隐蔽地方放了火炮，趁城北敌人防守空虚，突然轰起炮来，炮弹在城头呼啸着飞向城里，敌人的城楼被炮弹击中，燃起了大火。第二天清晨，清军又在城下堆起柴草，准备放火烧城，俄军头目吓得慌了神在城头扯起了白旗投降。攻下雅克萨后，康熙帝告诫萨布素要警惕沙俄军队卷土重来。果然，沙俄军不久探听到清军拆了雅克萨城堡后，便出城回到瑷珲城的消息，马上又回到雅克萨，把城堡修筑得更加坚固。于是康熙命令萨布素率军第二次进攻雅克萨，这次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战争持续了三个月，最后沙俄头子托尔布被击毙，士兵死亡百分之九十，清军重新夺回了雅克萨。随后，康熙致书沙皇，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沙皇因两次受挫，看到想用武力霸占黑龙江流域毫无希望，只好答应谈判，谈判中，沙皇代表果洛文使出浑身解数，耍尽了无赖手法，清朝代表索额图义正词严不卑不亢。最后，果洛文害怕再赖下去，将失去在黑龙江一带的所有地方，只好接受了中国代表的方案。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二十四日，中俄双方在尼布楚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两国边界，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这是中国历史上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表明了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4.三征噶尔丹，善治蒙古《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沙俄政府又唆使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当时，除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漠北和漠西蒙古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部族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本在伊犁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以后，又野心勃勃地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接着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一阵失败了，几十万名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政府给予保护，康熙帝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叫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以为有沙俄在背后撑腰，十分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攻漠南，气焰十分嚣张。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和睦，康熙帝决定亲征噶尔丹。1690年，康熙帝兵分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帝自己带兵坐镇指挥。右路清军先接触到噶尔丹军，经过激烈交战，打了败仗。康熙帝又命令左路军福全进行全力反击。噶尔丹把几万名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那里地形复杂，后面有树木掩护，前方有河流阻挡，他又把上万头骆驼绑住四脚，使它们躺在地上，再在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躲在箱子后面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但清军用炮火很快就把驼城打开了一个缺口，然后步兵、骑兵一齐冲杀过去，福全又带兵绕到山后对其进行前后夹击，直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噶尔丹一看形势不利，就赶快派个喇嘛到清营求和，自己带领残兵到漠北去了。回到漠北以后，噶尔丹表面向清政府表示屈服归顺，暗地里却又重新招兵买马，准备伺机反扑。1694年，康熙帝让噶尔丹前来会见，准备订立盟约。出乎意料的是，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四处扬言自己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攻清朝，推翻其统治。内蒙古各部亲王纷纷向康熙帝揭露告发。1696年，康熙帝忍无可忍，决定第二次御驾亲征。清军兵分三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飞扬古率陕西、甘肃的兵，从西路出兵，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军约定同时夹攻。康熙帝的中路军率先到达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噶尔丹在山头上看见清军黄旗飘扬，军容整齐，吓得连夜拔营撤退。康熙帝一面派兵在后面紧紧追击，一面通知西路军飞扬古在半路上截击叛军。噶尔丹带兵逃到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昭莫多原是一片大树林，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重要战场。飞扬古在小山的树林茂密处设下埋伏，派四百人诱战，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事先埋伏的地方。随着一声号角，清军从山上向叛军发起进攻，飞扬古又派一支人马在山下袭击叛军辎重，进行前后夹击。叛军被打得惨败。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逃出。隔了一年，康熙又带兵渡过黄河第三次亲征。这时，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侄儿策旺阿拉布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都纷纷投降，并表示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见此时自己已是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杀。至此，历时十三年的噶尔丹之乱被彻底平定，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并编喀尔喀蒙古为四十九旗，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同时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实行有效管理。从秦、汉的匈奴到明朝的蒙古民族难题，终于为康熙所解决。对此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这句话，很值得国人回味。5.康熙定藏西藏自唐朝时就与中原关系密切，作为附属国的西藏与内地年年来往，互通婚姻，到元明时已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清初时，漠西蒙古的和硕特部顾实汗迁往青海并与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建立友好关系。他们对统治西藏的藏巴汗不满，由顾实汗出兵，杀死藏巴汗与达赖、班禅共管西藏。不久，顾实汗病逝，达赖五世也圆寂，大权落入第巴桑结手中，他想立自己心中的达赖六世，对达赖五世的圆寂密而不报，但他想立的这位达赖却是一个风流倜傥、不守佛规的青年。这引起了对第巴桑结不满的拉藏汗的气愤，拉藏汗把此事上报了清廷，第巴桑结非常恐慌，结果事发，竟被拉藏汗所杀。拉藏汗掌权后，首先把第巴桑结所立的达赖六世押往北京，请清廷处置，结果在北去的途中达赖六世病死了。拉藏汗想立一个自己心中的达赖七世，但青海方面也立了一个达赖七世，双方互不相让，纷纷指责对方是假的。康熙帝为慎重起见，特派侍郎赫寿去协助拉藏汗处理此事。过了几年，双方又上奏康熙帝，都要求自己的达赖坐床。为免出意外，康熙帝让青海的达赖到北京，但青海不答应，不顾拉藏汗的反对，擅自让自己选的达赖坐床。由于达赖真假之争，双方矛盾越来越大，这就给准噶尔部的策旺阿拉布造成了可乘之机。康熙五十五年（1716）冬，策旺阿拉布出兵西藏，两军相战两个月之久，拉藏汗兵败被杀，策旺阿拉布占领布达拉宫，大肆抢劫，连寺庙也没能幸免。康熙帝得知策旺阿拉布进兵西藏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西藏社会秩序，消灭策旺阿拉布，康熙帝排除主和派的意见，下诏封青海达赖为七世达赖，废除拉藏汗所立的七世达赖，并命第十四皇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藏。清军将领延信带大队人马迎头痛击策旺阿拉布的军队，前有强大清军的围剿，后有藏民及喇嘛兵的袭击，首尾不能相顾，策旺阿拉布的军队很快被清军击败，逃回伊犁，后又归顺清朝。清军击败策旺阿拉布后，进人西藏，安定社会秩序，延信将达赖七世从青海接到西藏，重新举行了隆重的坐床仪式，成千上万的喇嘛藏民拥到布达拉宫，朝拜七世达赖，延信当众宣读皇帝诏书，诏书中规定，西藏从此政教合一，由达赖和班禅统一管理，达赖负责前藏，班禅负责后藏。从此，中国西南出现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6.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顺治帝曾下令禁止，但禁而不止。康熙帝下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康熙帝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取得很大成绩。7.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先后修建了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而后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兴建了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后改为颐和园）和圆明园，将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了高峰，特别是康熙修建的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将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以及保持王公大臣们勇猛、强悍人生风范的教育机制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更是古今中外园林建设的稀世奇葩。康熙经常骑着马，在中国北方的山林草泽间徘徊，这是他祖辈崛起的所在，他在寻找着自己生命和事业的依托点，他每次都要经过长城，长城多年失修，已经破败不堪。看着这片受到中国历代帝王十分关心的城墙，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辈是破长城进来的，没有吴三桂也绝对进得了，那么长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偌大的一个国家，难道就靠这些砖块去保卫？但是，如果没有长城，中原的防线又在哪里呢？康熙帝经过谨慎思考，得出了以下结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明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现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康熙希望能筑一条无形的长城。为此，他来了个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官兵一万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这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边境起一个威胁作用。软的一手是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建立一种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他们的首领不必长途进京就有与清廷进行各种交谊的机会和场所，而且还为他们准备了各自的宗教场所，这就是热河行宫和它周边的寺庙群，也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总之，软硬两手最后都汇集到了这一片园林、这一个山庄里来了。说是避暑，说是休息，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就是康熙大帝超越秦汉唐宋帝王的高超政治智慧。避暑山庄是康熙的“长城”，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相比，哪个更高明些呢？8.兴文重教，编修典籍康熙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特别有学问、也特别重视学问的一位，这一点把当时一大群冷眼旁观不与清朝合作的汉族知识分子震动了，也感动了。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代帝王竟然比明朝历代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工夫，他不仅主持修《明史》，还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对朱熹哲学钻研很深，常与一批著名的理学家进行水平不低的学术探讨，并命他们编纂了《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著作。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典》、《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满文字书），文化气魄铺天盖地。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这些极其重要的工具书。他派人通过对全国土地的实际测量，编成了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他倡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第一流大师的人文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几乎很少有朝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以上还只是“国学”，更让现代读者惊异的是他的“西学”因为即使到了现代，在我们印象中，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沟通，但在同一个人身上深谙两边的毕竟不多，尤其对一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就达到了这一点。康熙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命耶稣传教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康熙又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原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政事时遇到困难。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于是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功法的大争论。当时，康熙命各位大臣在午门前观测日影，但在九卿中没有一个懂天文历法的，康熙自己也不懂。于是他想：自己不懂，怎么能判断是非呢？因此发愤学习。康熙二十七年（1688）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晋、孔诚等六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帝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三十件科技仪器和书籍作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帝十分高兴，当即决定召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2003年曾举办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宫珍藏的康熙年间西洋科学仪器，至今仍运转自如，光彩照人。这些展品主要有：（1）手摇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是法国科学家巴斯比于1642年制造的，通过里面的齿轮进位进行计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十台手摇计算机，都是康熙年间制造的，能进行加减乘除运算。（2）铜镀金比例规。这原是伽利略发明的计算工具，可以进行乘、除、开、平
在。我身上一寒，隐隐觉得四周有无数双同样的眼睛正在注视着我们，虽然眼光温和之极，可却令人心中不由惧意顿生。言二冲众人微一欠身，像似行了个礼，随即身子一扭，双腿连环在空中旋踢数下，腿风愈见刚猛，落地却是轻描淡写地一腿横劈在地下。耿婆给言二安排的对手便是我，出行前曾详细介绍了形煞鬼眼宗的一些看家本领，言二方才的那一腿正是形煞起手式“百鬼憾地”。“波”地一声震动，言二运劲传入地下的力道反震上来，地面波动中隐隐现出一些规则的沟坎。一片银色光芒瞬间布开，地面立刻覆上了一层坚韧的金属层。早在言二起腿时，我便已暗自蓄力，在他落地一腿的同时，驭金能力便全力发动了。言二似乎早已料到我会如此对付，当下不愣不慌，身影一动幻化作了无数的鬼影在我们身周游走起来。看来他也留有后手，“鬼影随行”的身法下应该隐含着另一次杀招。我索性闭起双眼以耳代目，听辨着他的脚步变化，游走间言二不住地挥动着手中的明杖，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形态各异的图案，大开大合的动作下竟是形煞三绝中的“厉鬼画符”。突地，言二身形一顿，双手剑指左右太阳穴，一双鬼眼暴张开来，一时间四处隐隐闪现出无数双鬼眼，频频亮起柔和的光芒，在这柔光下，一圈诡异的图形凭空出现在众人周围，那竟是八道宫位对错的八门卦象图！形煞三绝的杀招“鬼眼加身”将言二之前凌空留下的卦象图全数映出，这宫位对错的八门卦象正是奇门五凶的另一局——八门伏吟。此局凶象环生，五行错乱，入局者行径颠倒，暴戾自残，往往会狂性大发力竭而死。这个凶局的布设完全依仗了言二的形煞绝技，但伤在凶局之下的却正是言二。在鬼眼柔光亮起的同时，四道光滑的金属板将我们围了起来，明亮如镜的板面堪堪映出八门的倒相，形影两厢生克作用，一个完美的凶局顿时土崩瓦解。只是言二却被自己运出的鬼眼柔光波及，煞气反噬，僵直地站在那里浑身颤抖不已。金属板撤去，林岳笑嘻嘻地走到言二跟前，变戏法似地掏出五六个不同模样的果实，伸手捏烂劈里啪啦地摁在了言二的四肢和脸部。紧接着一个硕大的果壳自空中落下，狠狠地砸在了言二的脑袋上，哗地一声，言二顿时成了一个香甜可口的“落汤鸡”。“咳……咳……”言二身子一软，瘫坐在地上，不住咳嗽起来，一双鬼眼光华逐渐隐去，削瘦的身子蜷作了一团。“何必以德报怨。”言二喘息道，“我未必领情……”“你不领情，我们领。”我笑了笑，“旅店门外布煞，你是提醒我们即将涉险，这样的举措我们怎能以怨报德？”言二沉默不语，众人也不便逗留，当下转身前行。“留步……”言二在身后虚弱地叫道。脚下一停，我转身疑惑地望向言二，他撑起身形，喘息了几下，脸色不住变换着。“前面只有一局，却又是三局。”言二面上坚定了下来，“切记子途典故，莫要凭眼观物。”两句似是而非的话语却似隐含着深意，言二并不像是在撒谎的样子，但却言而未尽。不过，守局的毕竟是他亲兄弟，如此提醒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我暗暗记下，冲他点点头，转身跟上众人。“攀附权势，纵凶结怨。”言二低声叹道，“大哥要是早听我一句就好了。”“听不听都是同一个结果。”一个阴狠的声音传来，“那就是——死！”二十一、亦幻亦真子路，孔子的学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为人伉直好勇、重友朋、讲信义，是孔门弟子中性格较为独异的一位。子路有个非常有名的习惯——“闻过则喜”，但凡有人指出他的过失，他都会欣欣然地拜谢接受，一时被传为佳话。子途心胸狭窄，常为人们所厌恶，心下甚是烦恼。当听说了子路的事情后，便立即效法，拿着册子向妻儿邻人恳请指正，众人见他诚恳，便畅所欲言，子途也一一记录在册。但不久，子途就故态复萌，并依据册中记录逐个报复众人，人们对子途的行为摇头不已，均感叹道：“闻过则记，后会有期。”……言二的话我并未完全理解，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清楚的，剩下的一局应该是由言大、言三和言五共同主阵的，其中必定隐含了奇门五凶的其余三凶。穿过空地，一条山道拐入边坡后的山梁，两侧怪异的山石崎岖突起，伴着渐暗的天色显得分外奇诡。山道并不宽敞，仅容两人并排走过，众人分作三排，拉开些许距离小心地向前行进着。走出不多远，山石稍见稀疏，走在头前的林岳身子忽地一矮竟不见了踪影，他身边的S也是一晃，相继消失在视线之外。“靠，这地形专门害人用的啊？！”惊疑间林岳的声音从前方传来，但却带着回响，似乎正身处于一个空洞的环境中。“湘西山势地形复杂，你小子看着点路。”耿婆笑着上前，身子一闪跟了下去。原来前面的山道在平伸中突然打了个下折，四周地势凹陷了数米有余，暮色中林岳没有看清直接滑下凹地，S一把没拉住他反而也被带着滑下。这片凹地大约一里见方，远处有个豁口，山道自其间延伸而下，整个凹地像是一个干涸了的天然蓄水池。只不过，凹地内并不平整，犬牙参差的山石遍布四处，山道延伸至此便从这些山石间扭曲穿过，沿路走去像似一个迷宫石林。“咔咔咔……”凹地内的山石相继碎裂，一些奇怪的物事在身周林立了起来，三个身影飘然出现在凹地边的高处。“天为甲子，亦甲戌！”低沉的声音自西南位响起，人影一闪瞬时又出现在了东面，那人单手捻诀，扬起一蓬闪亮的物事拍入地下。脚步间的罡斗变化连踏八卦，分辨之下足劲直透坤二宫和震三宫。“甲申归入，甲午生！”东北面紧接着传来冰冷的声音，削瘦的身影转而遁至南面，双手并起，脆响声中掷下两个瓷瓶。那脚步遵循的是罡斗步法中的八卦倒踏，方位则是艮八宫和离九宫。“甲辰甲寅双盘会！”年轻的声音在东南面嘻嘻一笑，身影原地不动，双手垂放间身周围起一圈三尺来高的东西，脚下稳稳站在了巽四宫的方位。子刑卯，戍刑未，申刑寅，午自刑，辰自刑，寅刑巳。出手便是最毒的杀招，言家这三兄弟疯了……“六仪击刑百煞争！”三人齐声高喝，我忽地发现，周围竟无端地变成了五个人影，六股诡异的白色雾气迅速在空中扭动着，竟形成了一条青黑的大蛇，蛇头处四散分叉，枝丫地长出了九个人头，一股恶臭顿时自九张大口中涌动而来。“呸！玩什么六仪击刑啊？还把个臭虫相柳搞出来了。”林岳被臭的直吐吐沫，“丫的这不污染环境嘛？”“相柳者，虚灵之恶煞也，其性水属，蛇身而九头，身踞九山，成于煞气。口涎如川成泽，百毒尚为不及，其臭无比。”眼前这条恐怖的家伙便是传说中的恶神相柳，随着身躯逐渐实体化，相柳发出的恶臭愈加浓烈，灰白的雾气弥漫包围着我们，有如流水般嘀嗒的声音不住响起。莫炎双手一张，灵火蓬然自身周亮起，火光流动着将众人围起。说也奇怪，恶臭竟被挡在了外围，仿佛无法穿透灵火。灰白的气雾散开，那景象让人不由心中大寒：相柳九口巨张，黏稠的涎液瀑布般地流淌着，短短时间内凹地几乎变成了一片小湖。若不是莫炎的灵火支撑，只怕这会我们已经浑身粘满这些有毒的涎液，乌黑浮肿地漂在这里了。林岳狡黠地眨了眨眼，蹲下身子用食指在地面上不住地画起圈来，方才他吐吐沫的地方突地流动起一道暗绿色的光流，直冲东北面。那高地上的人影见状一愣，正要翻身跃开，脚下却凭空生出了半人多高的阔叶绿草，叶片上满是粘液钩刺，死死地将他钩粘在了那里。不容他缓过气来，两棵矮树在他前后长起，长满钉子般尖刺的树干调戏似地在他身上轻轻碾压起来，那人疼得闷声冷哼，双手一撤间，南面的人形哗啦倒地。原来他们的身形得以瞬间移动是采用了木偶替身，正主被袭，那替身则应声倒地。随着东北面和南面的局势崩溃，相柳的身子立刻缥缈了起来。莫炎双眼一亮，口中暴喝一声，手掌上下翻合，身周灵火的势头猛涨数倍声势巨大地爆向四面。一阵狂风卷过，四周恢复了原样，那条可怕的相柳早已不知去向，被林岳制住的那人应该就是毒王言三，相柳正是他用百毒混合入六仪击刑的煞气而生的。西南位射出一条细索，直奔南面，方才倒地的木偶应声而起，这手功夫老到沉稳，出手的应该是言大。东南位的言五双掌轮番击在身周三尺高的物件上，脚下一抬勾起一个酒坛狠狠砸在面前，一股血腥的气息立刻弥漫开来。那边言大单手立掌劈开数道木匣，一片粉末随风而起，另一只手振臂急挥，南面的木偶双手立刻捶向胸前，木甲砰地碎裂，倾出大股腐臭的黑水。莫炎一拍我和林岳，三人分作三角形站立，各守一面，晖儿和S迅速翻下背囊，取出两具金属结构的物件来。地下一震，一股隐隐的吸力牵动着我们的身体，四周的黄土不住翻滚，大有将众人活埋的架势。失去言三援助的二人孤注一掷，竟由言大操控木偶代替，发动了奇门五凶的“三奇入墓”。S架起了一个金属支架，八根金属管伞状分列在顶端，一旋机簧，尖锐的镖头带着一道银色细索射向四周堪堪钉在了凹地的边壁上。S紧接着在机簧上一摁，金属管猛旋起来，八根银色细索拉动弹开，化作一片银色的屏障。晖儿拎起一个粗大的金属长筒，旋动底部机括，一股银色光流夺空而出，堪堪自银色屏障间穿出，摆动着在银色屏障上划出一道轨迹。那银色屏障隐隐现出一个奇门三盘，银色光流自六戊、甲子而出，横摆晃动直冲丙奇。狴犴狂吼一声，身上冲起一道暗黄的光影，跃过银色屏障绞入那光流，四周空气猛地爆开，龙吟之声顿起，黄土的吸力与波动倏然停止。震动之下，言大和言五相继翻倒，莫炎身形一晃，闪向高地，一旁的林岳也不见了踪影。不一会，言大和言五被拖到了面前，莫炎的银色长索将他俩捆得好似两个粽子一般。林岳不知什么时候溜了回来，身后一根粗大的藤蔓上吊着半死的言三。“辰州言家果然名不虚传，奇门凶局布得巧妙啊。”耿婆示意莫炎林岳将三人放开，“既然我们侥幸获胜，还请言大先生履行诺言。”言大脸上微微一红，单手扶住歪倒的言三，垂头不语。言五嘴角微微一咧，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又咽了回去，复杂的表情在眼中闪动了起来。天色忽地一亮，继而星光月色全无，周围顷刻间陷入一片黑暗。一股冰冷的水气自莫炎身侧卷起，将他围了个严实；铮铮大响间，林岳被一片枝丫的锐利金属包围起来；耿婆脚下黄土上涌，眨眼间包裹了她的全身。情急之下，我刚跃到晖儿和S身边，灼热的火焰便将我们团团围住，热辣的火舌凶猛地燎烧而上。“闻过则记，后会有期……”我脑中顿时闪过言二的忠告，奇门五凶方才经过四凶，这余下的一凶……今天是辛日！难怪他们要约在申时，原来是为了辛日丁酉时的“五时不遇”！五时不遇是奇门五凶中最古怪的一个凶局，但凡入局者都会遇到与自己相克的东西，正如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境地一般。言五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转身扶起言三的另一条胳膊，与言大架着他缓步离去。他根本不必看结果，即便是绝世高手，在“五时不遇”的凶局克制下，也只能坐以待毙。不过，他漏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那东西方才还在众人附近，现在却已不知去向。“吼……”惊觉天地的狂啸平地而起，凹地间裂开了一道宽大的缝隙，清越入云的龙吟频频不断地自缝隙中传出，青黄的光芒中，九条隐隐发光的龙形气流直冲霄汉。空中云雾卷动，九道龙气旋动着盘起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明月星斗陡然闪现。星月光华中，九道龙气凌空扑下，分别击中地面上的九人。身周一松，众人受到的禁锢全然解除，六道龙气已化解了“五时不遇”所带来的煞气困局。只不过，另外三道龙气却是将言家的三个兄弟撂翻在了地下，本就半死的言三，现在已是奄奄一息了。“既然能用‘青龙回首’破你的‘三奇入墓’。”耿婆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笑道，“我又怎么会忘记‘五时不遇’的克星是‘九龙转神’呢？”言大喘息着咳嗽数声，眼神黯淡了下来，看看身边昏死过去的两个兄弟，脸上掠过一丝悔意。“那人自称‘风爷’，没露过面，只是叫东三爷和我们联络。”言大低声道，“一千万，要张良墓里的司南斗盘，还要我们试试你们的身手。”“三爷，风爷，靠，这爷还真多。”林岳撇撇嘴，沾沾自喜道，“想不到我那么值钱。”“是两百万。”莫炎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平均数，不算我。”正自得意的林岳被莫炎兜头一盆冷水，脸上多少有些挂不住，涨红着脸想要反驳，但却瞥见S在一旁偷笑，当下讪讪地挠挠脑袋，不再多话。“走吧。”耿婆看了看言大，挥挥手背过身去。“耿老，他们的话你信？”莫炎望着三人远去的背影道。“信，为什么不信？”耿婆转脸看着莫炎，“这种为钱卖命的人没必要照顾东主，更何况，现在他们根本拿不到那一千万。”“呀？您老能掐会算，连这也能算出来？”林岳奇道。“还掐算呢，用脚趾头都能想到。”耿婆笑骂道，“你小子吃饭的那二斤半不还长在自己脖子上吗？”……言大的一双眼睛满是血丝，怨毒地瞪着眼前那个长着鹰钩鼻子的白发老头。老头的手上正抛动着一个圆形的物事，细看去竟是言三那脸颊削瘦的人头。就在言大架着两个兄弟走到边坡附近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道热风擦肩而过，侧脸间只见言三的脑袋不翼而飞，跟着人影一晃，那老头便出现在了面前。“东三爷……”眼看兄弟横遭惨死，言大恨得连话都不成调了，松手放下两兄弟，身子一挺猛冲向眼前的老头。但前冲的身躯却生生地顿在了那里，一根带着倒钩的利刺自软肋深深扎入了言大的体内。“老五，你……”言大难以置信地看着身边那张熟悉的面孔，上面满是阴险的笑容。“大哥，走好。”言五笑着拧动利刺狠狠拔出，言大随即一头栽倒，当场断气。陈子浩咧嘴一笑，抛去手中的人头，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精致的纸片，冲言五招了招。言五笑嘻嘻地凑上前去，双手接过纸片，眼中露出狂喜贪婪的目光。但那目光很快便凝结在了眼中，陈子浩的右手不知什么时候搭上了言五的肩头，一股悄无声息的火焰如刀般掠过他的脖颈，言五那装满美梦的脑袋重重地掉在了地上。陈子浩拾起那张纸片，鄙夷地看了看言五那死不瞑目的脑袋，突地飞起一脚将人头踢出老远。“一千万，是你们这种人能拿的吗？”……每每经过一场大战后，疲劳总是不失时机地前来拜访，且不谈体力的消耗如何，单就绷紧的神经在舒缓后所带来的副作用便足以让人消受不起了。回到旅店已是半夜时分，众人洗漱之余互道了晚安，各自回房沉沉睡去。……两小时后，旅店西面的地窖口，一个鬼魅般的身影闪了进去。地窖并不宽敞，但没有存放什么东西，那人影在地下比划了一番，摆设起几支香烛，燃起的瞬间，一股奇特的香气充斥了整个地窖。“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那人影阴声笑道。……疲劳中的人特别容易入睡，我也决不例外，沾上枕头之前脑中还在思考着事件延续的问题，可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便已酣然入梦。不知过了多久，大脑皮层的某处渐渐活跃了起来……“好久没来这里了。”咖啡吧里，我捧着一本杂志舒适地将自己埋进柔软的沙发。这间咖啡吧离我家不远，有时我会和晖儿去那里坐坐，安静地翻翻杂志，读上一本并不太厚的小说，彼此享受着安静祥和的生活。“先生，您的咖啡。”女服务生端来一杯蓝山，那是我常点的口味。端起咖啡杯，正要品尝，眼角的余光无意间瞥见了女服务生的表情。那是一种很奇特的表情，就像一只猫科动物，正看着猎物进入自己的捕猎范围。“我脸上有什么吗？”放下杯子，我奇怪地问道。“对不起，我只是……”女服务生稍显慌乱了一会，立刻换上一付甜美腻人的笑容，上前端起咖啡杯，转身坐在了我的腿上，丰满的胸部紧紧贴近我的胸口。“这是您最喜欢的咖啡。”腥红的嘴唇凑近我的耳边柔声低语道，“快喝了它
的过剩产能，于是中西之间的贸易失衡在19世纪40年代到了让西方无法容忍的程度。这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鸦片战争的结果——五口通商，中西之间的贸易规模就整体而言大幅度扩大，但对广东，对与广东比邻的广西而言，由于长时期坚持排外，坚持不让外国人入城，坚持原先一口通商的垄断利润，所以五口通商之后，两广的经济状况并没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而好转，反而走了一个向下的通道。这是过去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太平天国发生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的原因。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兴起，并不是传统中国原来意义的农民起义，这场运动的大背景是中国已经局部踏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但是，也必须看到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并不具备那个时代的国际视野，他们不知道中国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过去的研究者如冯友兰注意到洪秀全政治思想中愚昧落后的一面，庆幸太平天国被剿灭，否则中国将被拉回西方意义的中世纪。冯友兰的研究代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的主流，洪秀全那些太平天国领袖确实没有与世界同步的意识，他们的举措与世界大势相悖，由此就能解释太平天国失败的必然性。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权太平天国在1850年金田起事后，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很快拿下了半个中国，定都南京，掌控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半壁。两百年的大清王朝面临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果适时调整方略，即便不能北伐成功，也有机会南北分治，形成以长江为界的政治格局。如此，此后的中国历史势必改写。那么，是什么因素让太平天国没有做到这一点呢？是眼界，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对世界的认识。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不到一个月，1853年4月，在中国拥有相当战略利益的英国公使就冒着危险访问了南京。年底，法国公使也沿着这条路径与太平天国取得了联系。英法两国当然不是同情中国的农民起义，也不是刻意挑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对立。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太平天国领导人不要因为战争而影响两国在长江流域的贸易和利益。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各国当时利益所在，因而当太平天国在这些地区貌似稳固控制局面后，列强无法淡然无法漠视，他们尽管与清朝定有外交条约，但出于利益考量，他们准备并且必然会脚踏两只船，打算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两边下注。对于早期资本主义来说，两边下注充分反映了贸易自由原则中的现实主义外交，没有办法从道德、义气、立场、原则等层面去解读，毕竟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是真金白银，西方国家的政府必须为各自的“衣食父母”资本家服务，必须为各自国家的经济利益提供足够的外交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观察，各国公使一方面与清朝外交官周旋，要求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安排会晤，就即将到期的条约进行修约谈判，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对气势如虹的太平天国给予适度关注，甚至试图与这个新政权建立某种程度的外交联系，以防万一。然而，太平天国说到底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造反派，他们的国际视野还是非常欠缺。当美国公使麦莲冲破重重关隘尝试着与太平天国建立某种联系时，竟然被太平天国不明就里地拒绝。1854年5月30日，行抵南京城外的美国公使麦莲收到太平天国领导人罗苾芬、刘承芳复信，指责美国人写给太平天国领导人的信不合礼仪，不够礼貌，并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宽容美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美国人对太平天国的一点儿好感就被这样的无知吹得一干二净。稍后，麦莲给太平天国方面发去一封复信，强调来文皆尽非友谊之意，美国不得不暂时中止与贵国的联系。以后如有必要，将按照中华与美国所定条约进行处理，凡属美国商民在中国所应得之利益、公益等事款，美国使领馆将按照协约进行处理。很显然，美国视太平天国为长江流域一个政治实体，愿意打交道，愿意与太平天国进行合作以保护美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只是，太平天国对外部世界知道得太少了，所以麦莲不得不放弃与太平天国建立联系的尝试。6月14日，麦莲给美国国务卿发去一份报告，以为太平天国差不多完全由一群无知的和不文明的内地人组成。这些人配不上文明世界的尊敬，与他们进行任何令人满意的外交性质的交往差不多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麦莲建议，美国应该利用中国现在的危机扩大美中之间的商业交往，发展文明的荣光和福祉。但是，这个扩大应该与太平天国无关，而是利用太平天国给清政府带来的危机，扩大与清政府的交往。美国通过对太平天国实地考察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了与太平天国构建外交关系的企图。与美国的外交动向非常相似，英国公使包令也在这个时候委派专使前往南京，一方面观察长江流域动态，另一方面试图打开与太平天国联系的通道。6月18日傍晚，英国专使麦华佗携带英国公使包令的儿子卢因·包令乘军舰抵达镇江，遭太平军炮击而被迫停航。第二天，麦华佗一行登岸拜会太平军官员要求道歉。太平军官员非常有礼貌地接见了他们，并表达了歉意。麦华佗一行在这种情形下继续西行，20日抵达南京，要求会见太平天国高级官员，面谈要事。麦华佗会见高级官员的要求被太平天国以上国姿态坦然拒绝。第二天（21日），麦华佗的舰长麦勒西登岸在秦淮河口会见了一位太平军下层军官。麦勒西请这位军官帮忙给东王送一封信。这封信列出三十个问题，并请杨秀清给予接见。温文尔雅的英国人依然没有获得太平军将领的好感，这些将领并没有从共同的基督信仰上善待英国人。两天后，太平军将领明白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英国人不再温文尔雅，而是愤怒复信太平军将领，抗议这些荒唐的不友好的限制，并要求太平军对于他们的三十个问题给予明确答复。太平军对于这些要求依然不予理睬。英美外交在太平天国那里吃了一个闭门羹，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和世界沟通，进行贸易。这是太平天国的悲剧和历史局限，由此也注定了太平天国的结局。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洪秀全、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肯定很多，不一而足，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其领导人在十几年漫长岁月中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常态社会应有的统治方式，长时期实行战争状态下的特殊措施，久而久之，人民生厌，无法支持。太平天国金田发难后，按照军事方式编练军队，男女隔离分编男营、女营，有助于军队管理，有助于发挥战斗力，这都是对的。这一制度即便实行到定都南京后，也是应该的，没有大问题。但是，当定都后与清政府的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洪秀全等领导人继续用战争状态非常手段管制人民，继续实行男女隔离制度，肯定影响士气，影响民众的向心力。在经济制度方面，太平天国长时期实行圣库制度，自金田起义到革命失败，这一制度都没有调整。圣库制度在战争状态下有利于保障军队供应，吸引穷苦民众参加革命，对保障军队纪律等，都有积极作用，但当定都后，当统治成为常态后，太平天国领导人还用各种理由坚持圣库制度，坚持什么特色，这就严重违背了人性，不合时宜，是将理想当作现实了。特别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占领南京后，将圣库制度肆意扩大，将城市居民纳入圣库制度管理范畴，强制性要求“人无私财”，大公无私，毫不利己，这就不是一般的违反人性，而是将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强加给人民，强加给社会。圣库制度、男女隔离制度，在特殊的战争状态下或许是有用的，但其适用范围必须限定在非常态阶段，一旦社会进入常态，统治方式必须尽快转换，必须从一个革命政权转换为一个建设政权。假如，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南北分立大致成型时注意到了这一点，相信即便太平天国统治区域被曾国藩湘军铁桶式围困，太平天国治下的人民即便为了一个安宁的生活，也会与太平天国一起奋斗到底，保卫家园，安居乐业。特殊的管制社会方式并不是创造，真正的创造必须尊重人类在社会管制方面的智慧积累。太平天国领导人之所以别出心裁弄出那么多新花样，还与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胡来有关联。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既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纯粹的西方意识，更不是西方工业化之后的民主、科学与宪政。洪秀全当然没有这种觉悟，但是洪秀全无论如何不应该让意识形态长时期畸形化。假如当其革命之初为了反抗清廷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意识形态，需要一个被加工过、由自己随意解说的基督教的话，那么当定都南京、社会渐趋常态后，洪秀全就应该有意识淡化革命时期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意识形态，重新认同中国传统，重建中国社会，那么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应该会有不一样的后果。然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太想与别人不一样了，太想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了。他们长时期坚守那种不中不西的意识形态，终于被曾国藩找到了痛下黑手的着力点。太平天国的失败不是败在武力上、战场上，而是其独特的、非常态的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了其与人民、与士大夫的关系。聪明的人总想着创造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与世界。其实，在很多时候，一个最理想的社会，就是与别人一致而又别致。一致是前提，别致是特色。没有一致，独出心裁，也就没有别致，没有未来。这或许就是太平天国这场“未完成的革命”一个最值得吸取的教训。我理想中的辛亥大片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2年就是中华民国成立一百周年。最近有些机构加紧筹备或制作这方面的选题，有图书有电影有电视剧，可以期待届时会有一批有价值的作品涌现。因为职业关系，我最近应邀阅读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稿，或应邀参加一些相关选题的研讨会，深受启发，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觉得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我当然赞成历史题材影视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创作者在充分把握历史脉络的前提下，应该拥有比较充分的施展余地，比如最近播放的《苍穹之昴》，其实就是在大的历史框架下表达作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以具体的日常生活去解读那个时代，重新塑造一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重新建构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想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辛亥革命的大片，当然也不必拘泥于历史事实本身，不应该束缚创作者的手脚，作者在不违背大的历史框架前提下，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不仅必要，而且必需。从我现在已经看到的一些未完成的作品看，创作者对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与背景还不是很清楚，有的作品从戊戌六君子写起，有的作品从保路运动开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实，辛亥革命的发生必须从甲午战争说起，没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没有办法证明先前三十年洋务运动是一场跛足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没有孙中山的觉醒，没有中国革命。我理想中的辛亥革命大片，就应该写出孙中山等民主主义先行者不畏艰难前赴后继的精神，写出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气势和愈挫愈奋的勇气。当然，辛亥革命从革命党人发动的一连串武装起义最后演化为全民族的觉醒全民族的抗争，因此还必须描写和兼顾其他方面的人群，比如与孙中山差不多同时兴起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的中坚无疑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稍后有各地的立宪党人和他们发起的立宪运动，有各地的新军，特别是袁世凯、张之洞两人一南一北所统帅的新式军队，这些军队原本是大清王朝统治的基石，最后却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至于各地民众自发或不自发的抗争，也是清朝统治根基瓦解的一个原因，也很值得描写歌颂。至于辛亥革命的下限，有的创作者将之定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当然不能有什么问题，但总显得有点不是那么完整。如果不说南北和谈，不说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向北方的袁世凯移交权力，辛亥革命就会不那么完整。南北和谈并达成一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正是通过这次和谈，不仅终结了中国五千年的帝制，而且中国人的相互容忍相互妥协，使中国避免了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战争，避免了一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这是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愿说的，其实这可是当年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最大期待，也是最合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举措。不论是清廷宣布退位，还是孙中山宣布让权，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可以与三代禅让相媲美的伟大事件。影视作品当然离不开人物刻画和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一个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肯定会在人物形象重塑上有亮点有色彩。就辛亥革命这段历史说，由于在过去一百年间，附加在这段历史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太过浓厚，因此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可能并不是历史真实，这就给创作者提供了发挥的空间。比如摄政王载沣。许多文学作品的描写者都将这个人物写得非常不堪，这其实太单调太平面。载沣固然不是雄才大略的摄政王监国，没有办法与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相比，但慈禧太后之所以选择载沣，绝不是选择他的无能、粗鲁和传统描写中所说的短视与自私。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我们就会发现载沣在过去一些文学故事中的形象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是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一个王朝的消逝不能没有原因，因此找到了这个倒霉的摄政王载沣。真实的载沣是晚清王爷中第一个走向世界见过世面的人，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对于晚清的政治民主化即立宪运动并不敌视，如果不是他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至于与摄政王载沣一起担负起监国重任的还有隆裕皇太后，许多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对这个形象的理解上，也有着很深的误会和平面化的理解。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丰沛的政治资源和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之所以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自然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只要看一看她在1913年不幸去世后全世界特别是国内各界的普遍反响，就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对中国作了怎样的贡献。简单地说，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大概是一种概率比较高的可能。在清末民初历史舞台上，最有声有色的无疑首推袁世凯。只是由于袁世凯在生命最后岁月中的一念之差，使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发生根本逆转，他的一生差不多都被否定，似乎毫无可取之处。其实，袁世凯如果真的像传说中那样阴谋、狡诈，是曹操式的奸雄，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清末民初国际国内“非袁莫属”的共识和普遍呼声，无法理解孙中山何以心悦诚服地推戴袁世凯，并欣然移交权力。过去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显然违背了历史真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所以现在真的应该重新考虑怎样重塑袁世凯的形象，既要看到袁世凯思想手腕中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具有相当的新思想，他既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更是清末新政的主持者之一，他是北洋的灵魂，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星和希望。如果我们固守旧有观点看待袁世凯，清末民初的许多事情都不好理解，不要说他不可能被清廷被慈禧太后瞧得上，就是南方革命党人，国际社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好感，更不要说指望他再度出山收拾旧河山了。至于辛亥革命时期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也应该在形象塑造上好好琢磨，写出个性，写出光彩，写出人性的光辉，也要写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而不是高大全。不要脸谱，而要生活，要真性情。要像看待自己的同事那样看待这些人物，不要为尊者讳，更不要亏待先人，延续他们之间的仇恨和对立
国在蔡国的西北部，也是直接受到楚国军事威胁的国家之一，它一直依赖齐桓公建立的幽盟，才避免被楚国侵略。现在齐桓公已死，幽盟四分五裂，郑文公倡议召开诸侯大会，能够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响应，对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陈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也没有理由表示反对。《左传》对这次会盟的具体内容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这次会盟是“修桓公之好也”。可想而知，被排除在这次会盟之外的宋襄公感到相当失落。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应该回家洗个脸，好好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重新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虚怀若谷地回到国际大家庭中，谋一份自己能够干好的差使。洗个脸，是不够让他清醒的，可惜那时候没人出来教育他，给他几个更清醒的巴掌：第一个巴掌：宋国历来只是一个二流强国，与当时第一阵营的齐、楚、晋、秦等国相比，无论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军事实力上，都有很大差距。以宋国的国力想要号令诸侯，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第二个巴掌：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大庙里供奉着的也是商朝的列祖列宗。自周朝建立之初，宋国就是王室与姬姓诸侯共同防范的对象。宋国周边的诸侯布局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只有一个：防止商朝遗民造反。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宋襄公如果跳出来要做中原诸国的仁义大哥，仍然难免引起周王室和姬姓各国的疑虑。第三个巴掌：抛开国力和政治偏见不谈，单从个人能力上讲，宋襄公也仅仅是中人之资，就算给他一个大国元首当，他也不可能成为诸侯中的第一人。很不幸，这几个巴掌对宋襄公毫无作用。各国诸侯“修桓公之好”的第二年，他开始筹划一次大规模的会盟。用《左传》的话说：“宋襄公欲合诸侯。”齐桓公自诩“九合诸侯”，现在宋襄公也想要“合诸侯”，自然是要做齐桓公曾经做过的事了。很难理解，宋襄公连几个小国都摆不平，居然敢学着齐桓公的样子大会诸侯。因而，鲁国大夫臧文仲评论说：“他要是顺从大家的意愿，还勉勉强强；如果要大家顺从他的意愿，恐怕办不到。”公元前639年春天，宋襄公向齐国和楚国发出邀请，请这两个国家派大臣到宋国的鹿上会盟，商讨结束南北对抗、促进天下和平的大事。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宋襄公欲合诸侯，必须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首肯，因此先在鹿上开一个三国部长级的预备会议，为接下来的诸侯大会作准备。对于宋襄公不自量力的行为，公子目夷只能哀叹：“小小国家，却想当天下的盟主，不自量力，宋国难道就要灭亡了吗？”齐孝公碍于宋襄公的情面，答应派人赴会。楚成王看了宋襄公的信，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冯梦龙杜撰说，鹿上之会，齐、楚、宋三国君主均亲自到会，并联合发布了会议通知，通知各诸侯国于同年秋天到宋国的盂地会盟。但根据《左传》与《史记》的记载，联合发布会议通知可能确有其事，三国君主亲自会晤则是子虚乌有。不管怎么样，那年秋天，盂地会盟如期举行了。参加会盟的有宋、楚、陈、蔡、郑、许、曹七国诸侯。齐国和鲁国两个重要的国家缺席会议，原因是齐孝公对于这次会盟由宋襄公主持，很有些看法，而鲁僖公对于和楚国直接打交道，持审慎态度，所以都不愿意前来参加。再来看看到会的七国诸侯，宋、楚两国自不必说，陈、蔡、郑三国诸侯目前都是楚成王的小弟弟，他们之所以应邀赴会，恐怕也是楚成王安排，至少是经过他同意的。许国曾经臣服于楚国，但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和齐国也走得很近。在楚国和宋国之间，许国属于摇摆力量。而曹国，前两年还因为会盟的事，被宋襄公派兵讨伐。这次赴会，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会议还没开始，似乎就包含着某种阴谋。公子目夷十分担心，他说：“大祸就要在这里降临了！主公称霸的欲望太强烈，有谁受得了啊？”但是宋襄公看不到危险，他满怀热情地接待了各国诸侯，幻想着通过这次大会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到了正式开会那天，宋襄公作为东道主，第一个上台发言。他简单回顾了齐桓公的丰功伟绩，以及当年齐桓公将大子昭托付给他照顾的点点滴滴，然后切入正题，阐明这次会议的主旨是继承齐桓公的遗志，尊王安民，息兵罢战，同享太平。为了掀起会议的小高潮，他问在座的诸侯：“诸君有没有信心和我兹父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痛苦、只有健康和快乐的中国？”他环顾了一下，大伙儿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场面有点尴尬。半晌，楚成王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了一句很实际的话：“喊口号之前，最好先搞清楚，谁是今天的盟主？”宋襄公装作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样子，想了几秒钟，然后说：“那，咱们就按爵位的高低来排，谁的爵位高就谁当盟主吧。”如果按爵位，宋是公爵，在坐的诸侯没有人比他高；而楚是子爵，只能排到最后。这盟主的位置，当然是他宋襄公坐了。没想到，楚成王脸上露出一丝红晕，很不好意思地说：“既然宋公如此抬爱，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宋襄公听了，愣了老半天才说：“咳，咳……这个，按爵位，您是子爵哟……”楚成王打断道：“您搞错了，我明明是王，排在您这个公爵之上，怎么是子爵呢？”“这个……您这个王，恐怕是自封的吧？”楚成王笑了：“既然我这个王是自封的，谁要您把我请来的？”他把头转向其他几位诸侯：“诸君难道也觉得，我这个王是自封的吗？”“什么话？”郑文公站起来说，“明明是公认的嘛！”陈、蔡两位诸侯也纷纷表态说，楚王是真的，如假包换。许国和曹国国君一声不吭，悠然自得地看着这场闹剧表演。宋襄公还想说什么，楚成王“哼”了一声，摇摇扇子，早就埋伏在帐外的楚将成得臣、斗勃带着几十名武士冲进大帐，直奔主席台，老鹰抓小鸡似的将宋襄公拿下。在人家的地盘上捉拿人家的君主，乃是楚国人的拿手好戏。想当年楚文王为了息妫跑到息国去，也是用这招将息侯俘虏，还顺便把息国给灭了。楚成王故伎重演，拿了宋襄公之后，立刻召唤在边境上侯命的楚国大军，连同郑、陈、蔡、许、曹各国部队，挟持着宋襄公，浩浩荡荡杀向宋国的首都商丘。楚成王的如意算盘是，以宋襄公为人质，迫使宋国人开城投降，即使不灭掉宋国，也要将它变成楚国的附庸。然而，留守商丘的公子目夷早有准备，严阵以待。楚国人攻城数次，均无功而返。楚成王恼羞成怒，命人将宋襄公绑到城下，扬言宋国人如不开城投降，便杀了宋襄公。这是一场心理博弈。宋襄公不自量力，在盂地会盟上自取其辱，舆论风向对他是不利的，中原各国都乐得看他出洋相，宋国人自己也觉得没面子，情绪十分低落。但楚成王在诸侯大会上公然绑架宋襄公，这种做法也确实有点过分，又挟持着宋襄公去攻打商丘，就更加引起了中原各国的警惕，也激起了宋国人的同仇敌忾。这个时候，如果再杀掉宋襄公，不但宋国人不会投降，中原各国也很有可能产生强烈的反感，只要出现一个合适的人振臂一呼，很快会形成新的反楚阵线，对楚国大大的不利。宋国人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对楚国的威胁不理不睬。说实话，如果楚成王真的把宋襄公给杀了，对宋国倒是件“天去其疾”的好事。楚成王没办法，只好带着宋襄公回到了楚国。回国之前，他还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派大夫申宜带了几车战利品，前往鲁国“献捷”。鲁僖公收到这几车礼物，哭笑不得。按照周礼，诸侯如果战胜四夷，则献捷于天子，不献捷于诸侯；诸侯战胜诸侯，则连天子都不能献，因为违反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规定，天子如果接受了，也是“非礼也”。俗话说，伸手不打笑面人。鲁僖公对于楚成王主动套近乎的举动，心里还是十分感动的。到了冬天，楚成王又在宋国的亳城召集诸侯大会，讨论释放宋襄公的事。与会诸侯除了盂地之会的原班人马，还多了一位鲁僖公。看来，几车战利品不是白给的。宋襄公灰头土脸地从亳城回到了商丘。这次打击对一个常人来说，确实够大了。但很显然，宋襄公不是常人，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领导中原各国反抗楚国的压迫（虽然现在中原各国纷纷与楚国交好）。公子目夷对此深感绝望，他私下说：“看来宋国的祸患还没有了结，因为咱们主公所受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回想起来，公元前644年，也就是齐桓公去世的前一年，在宋国发生了两件奇事：第一件，有五块陨石从天而降，悉数落到宋国境内；第二件，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首都。陨石降落，当然不是从赛伯坦星球飞来了汽车人，而是一种不常见的天文现象；水鸟倒飞，有可能是狂风将鸟儿吹得倒栽，无力飞起。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两件事非同小可。正好周王室的内史叔兴在宋国访问，宋襄公便抓住他问：“这是什么预兆？是凶还是吉？”叔兴说：“今年鲁国有丧事，明年齐国大乱，而您将号令诸侯……然而不长久。”叔兴从宋襄公那里出来，为自己刚才的言论解释说：“其实宋公问错了。陨石降落，水鸟倒飞，都是因为阴阳不调，不关凶吉之事。凶吉由人，根本没有必要问。我是怕宋公生气，不得以才这么回答的啊！”虽说是不得已的回答，叔兴却说得十分准确。当年三月，鲁国的重臣公子季友逝世。第二年，齐桓公去世，齐国大乱。而宋襄公所谓的号令诸侯，不过是一场让人笑话的闹剧，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鹬蚌相争，南楚得利】公元前639年，也就是宋襄公盂地会盟的这一年夏天，鲁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负责求雨的女巫对此束手无策。鲁僖公在宫门外直跳脚，情急之下，下令焚烧女巫，以追究其罪责。大夫臧文仲及时劝阻了鲁僖公这一荒唐的行为，他认为焚烧女巫绝不是对付旱灾的有效办法，正确的做法是：一，将国库里的粮食分给灾民，发动他们去修筑城墙，既填饱了他们肚子，又加强了国家防御；二，号召大家省吃俭用，杜绝浪费；三，抓好粮食生产，颗粒归仓；四，发动富户行善积德，将存贮的粮食分给大家。鲁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建议。这一年鲁国虽然因为大旱而致饥荒，却没有饿死人。顺便说一句，这位臧文仲大夫，是孔夫子极其推崇的人物，以其积极务实、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开后世儒家风气之先河。同年秋天，宋襄公唯一的忠实拥趸邾文公讨伐鲁国的附庸须句国，须句国君逃到了鲁国请求政治避难。须句和附近的任、宿、颛臾四国均为上古传说中伏羲的后代，以风为姓。鲁僖公的母亲成风就是须句国人，她对鲁僖公说：“尊崇先古圣人，使他们的后人得以祭祀祖先，保护小国寡民，是周礼的指导思想。蛮夷之国扰乱华夏，是周朝之祸。你如果保护须句以尊崇伏羲，使其祭祀得以延续，则可以缓解祸患。”邾国是曹姓，本来是中原之国，但是地处诸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所以成风将其称之为蛮夷之国。鲁僖公听了母亲的话，于公元前638年春天派兵讨伐邾国，将邾国人从须句赶出去，帮助须句国君复了国。这种“存亡国、继绝世”的行为，自然得到了左丘明的表扬：“礼也。”邾文公不甘就此罢休，再一次发动战争。鲁僖公犯了轻敌的错误，认为邾国不过是一个小国，前来挑衅无异于自寻死路，没有经过周密的准备，便发兵迎击邾军。臧文仲提醒他说：“国无大小，均不可轻视；没有准备，虽然人多势众，亦不可倚恃。打仗是国之大事，正如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先王的英明神武，犹且将战争视为艰难和可怕之事，何况我们这样的小国？请主公您不要再说什么邾国小不足虑的话了，蜘蛛虽小，尚且有毒，何况是邾国？”鲁僖公觉得这老头成天吧叽吧叽，动不动就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实在惹人生厌，也懒得理他，带着军队出征了。同年八月，鲁、邾两国军队在升陉发生战斗，鲁军大败。鲁僖公败得很狼狈，连身上穿的甲胄都被敌人夺走（真是丢盔弃甲），挂邾国的鱼门（城市名）上示众。相较于鲁僖公因轻敌而战败，宋襄公的战败就更显得离奇了。公元前639年三月，郑文公再一次前往郢都朝觐楚王。此举使得刚被释放回国不久的宋襄公感到极为不爽，举兵讨伐郑国，并包围了郑国的都城新郑。公子目夷劝谏无效，哀叹道：“这就是祸患之所在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宋国对郑国的侵略立刻引发了楚国的介入。楚成王亲自率军讨伐宋国，以解新郑之围。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宋襄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战略，在泓水列阵迎击楚军。大司马公孙固对这次战争感到没有把握，对宋襄公说：“老天抛弃商族已经很久了，而您现在想要重振商族的雄风，实在是逆天而行，难以得胜。不如就此与楚国讲和，化干戈为玉帛，才是上策。”大司马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连他都觉得没有把握，那就确实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仗能够不打就别打了。但是宋襄公的脑子不太好使，一到关键时刻就特别拧巴，别人认为不能干的事，他偏要干，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这也难怪，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面子，同时也给自己找回一点信心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找楚国人去讲和，他这辈子就别想再抬起头来，更别说再做他的霸主之梦了。还别说，战争的天平一开始似乎还真朝着宋国这方倾斜：就在宋军在泓水之滨严阵以待的时候，楚军才刚站稳脚跟，稀稀拉拉地开始找船过河。楚国人犯了兵家之大忌，宋军只要趁着楚军渡河之机发动进攻，楚军就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孙子兵法》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翻译成白话，敌人渡河而来，不要在敌人没有上岸的时候就迎击，而要等到敌人过了一半再发动进攻。孙子这样说，是告诫那些沉不住气的指挥官，如果敌人还在河中间就出击，以当时的条件，很难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反而令敌人很快退缩回去，白白浪费了战机。如果敌人已经过了一半再发动攻击，则已经上岸的敌军尚未立住阵脚，很容易被击溃，而仍在渡河的敌军也因此进退两难，最终导致全军覆灭。但是，宋襄公显然不用孙子来提醒。他很沉得住气，事实上，他是太沉得住气了，使得一向稳重的公子目夷反倒显得心浮气躁起来。楚国人渡到一半的时候，公子目夷拉扯着宋襄公的袖子说：“是时候了，敌众我寡，请赶快发动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宋襄公远望着渡河的楚军，高深莫测地微笑道：“不可。”战机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地消逝，目夷在一旁急得直跺脚。没过多久，楚国人全部渡过了泓水，乱哄哄地在河边准备列阵。“快下令进攻，现在打还来得及！”目夷再一次请求。“不可。”宋襄公仍然保持着傻傻的微笑，看着楚国人在河边整顿部队。在那一瞬间，目夷连杀他的心都有了。目夷猛然回想起当年父亲宋桓公要把君位传给他的情景，那时候，如果自己勇敢地承担起重任，想必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吧？这只是他潜意识里的一闪念。他立刻告诫自己，这种想法绝对不能再出现。兹父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他既然已经是君主，就必须用侍奉君主的“道”来对待他。楚国人现在已经列好好完毕，人强马壮，衣甲鲜明，旌旗蔽日，显示出一派朝气磅礴的气势。宋国将士本来就对楚国人有畏惧之心，看到这番景象，胆子小的人腿都已经软了。就在这时候，中军传来了阵阵鼓声，那是宋襄公发出的进攻号令。士兵们强打起精神，跟随着宋襄公朝着楚军冲过去。结果可想而知。宋军几乎全军覆灭，宋襄公的护卫死伤殆尽，他本人也被楚军的利箭射穿大腿，伤势严重。如果不是公孙固和公子目夷拼命组织抵抗，他恐怕要再一次成为楚军的俘虏了。回到首都商丘，大伙儿再也忍不住，纷纷指责宋襄公不懂军事，胡乱指挥，把大好的战机给延误了。没想到，宋襄公对这种指责还很不服气，他反过来教育大伙说：“君子不两次创伤敌人，不俘虏有白发的老人。古代的圣贤带兵打仗，不利用
为强敌，呈现孤军独挡强寇之势。处在这种劣势之中，李晟依然信心十足，忠于朝廷之心不衰。当时李晟面对周围复杂的形势，决定采取孤立朱泚，拉拢李怀光的策略。他在给李怀光书信中用词极其谦卑，暂时稳住了李怀光，使自己减少一个强敌，同时委派判官张彧临时担任京兆尹，让他选择一批官吏前往渭北地区征收赋税。短短十多天的工夫，张彧在其辖地征收到了大量的税钱，使得李晟的部队得到充足的保障。看到军饷大致齐备后，李晟召集军队决定将收复长安付诸实际行动。兴元元年（784年）五月，李晟鉴于自己的人马逐渐丰足，而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之力。看到收复长安的时机已到，李晟在五月二十日召集人马誓师进军。为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长安，李晟决定以叛军主力盘踞的苑北为突破口，直接攻打朱泚所在的皇宫。为此他特地和在长安外围协同作战的浑瑊、骆元光、尚可孤约定，几路人马一起在长安城郊会合。五月二十五日，李晟进逼长安东北光泰门近郊。转天李晟正在指挥部队修筑营垒，朱泚看到李晟的人马原地未动后，企图趁官军立足未稳发起冲击。看到叛军有行动迹象后，李晟迅速布置口袋阵，派人前往城下挑战。朱泚果断命令部队出城迎战，结果不慎钻进了口袋阵，两军在长安城外展开一场激战，最终以朱泚大败逃回城中结束。李晟首战告捷，这让他平添了很多信心，但李晟同时也明白以自己目前的能力和朱泚展开一场攻城大战是不行的，准确地说长安城下的这一战是为了迷惑朱泚，让朱泚认为李晟准备打一场攻城战。事实上，李晟的心中另有打算。三天后他带领人马开始向长安苑城发起冲击，在进攻之前李晟命人在夜间推倒数十丈苑墙以扫清障碍，天明时亲率主力部队前进。朱泚显然没有预料到李晟可能会从苑墙下手，所以当李晟推倒苑墙后，仅有数十名叛军当即砍倒树木立成栅栏，然后从中射箭阻挡官军。面对这种情况，李晟亲自督军，冒着生命危险带领数十名亲兵，冒着飞来的箭矢冲上前去，拔开栅栏杀入禁苑。叛军见状立即溃退，只有叛将姚令言率部抵抗，唐将唐良臣率领步兵与姚令言的人马进行肉搏战，姚令言寡不敌众逐渐向白华门撤退。此时身在皇宫之内的朱泚得知李晟领兵攻进苑城，吓得魂不附体，他实在没有想到李晟居然会以推倒苑墙的方式攻进来，这等于他苦心布置的准备抵抗李晟攻城的几万大军已经形同虚设。情急之下朱泚首先想到了逃跑，匆忙召集几十名护卫后，朱泚急如丧家之犬般逃出皇宫。途中与同样溃退的姚令言相遇，两个人带领残兵败将几千人一路向西逃去。李晟随后进驻大明宫含元殿西边的右金吾仗院内，在简单整顿军纪之后，便向身在梁州的李适传去捷报。李适得到消息的一瞬间竟然喜极而泣：“李晟将军是上天为了社稷而生的，绝不是为了我啊！”兴奋之下的李适立即命令浑瑊、韩游环带领人马拦截朱泚。朱泚从长安逃出后，开始准备向东和田悦等人会合，无奈潼关被官军占领，最后决定前往吐蕃求救，但刚走到泾州（今陕西泾县）的时候，朱泚发现身边只剩下百余名亲兵。最关键的是，泾州守将田希鉴看到朱泚大势已去闭门不纳。“你的官职是我授给你的，怎么能在危难之时背叛我呢？”当朱泚知道田希鉴拒绝自己进城时，气得在城下破口大骂。随后他便让士兵焚烧城门，想要强行进城。田希鉴一边命令城头上的士兵对着朱泚放箭，一边将朱泚曾经赐给他的节度使节杖扔到城下。“都还给你！”田希鉴说完后转身下城而去。朱泚的人马在城下不断抵挡着从城头上射下来的箭矢，当士兵们看到田希鉴将节杖扔下城头后，都知道朱泚已经是大势已去，所以瞬间开始倒戈。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朱泚只得带领少数亲兵以及朱氏家族众人慌忙向北逃窜。当朱泚走到彭原（今陕西宁县）时，部将梁庭芬看到朱泚已经穷途末路，突然发动兵变。朱泚在逃跑中被箭矢射中坠马，梁庭芬砍下朱泚的头颅前往泾州请降，一场几乎再一次拦腰斩断李唐王朝的叛变，最终以朱泚之死落下帷幕。兴元元年（784年）六月十九日，李适从汉中启程返回京城长安。同样翻越秦岭的艰辛，但这次李适的心情显然与来时不同，其中既有对自己君临万邦但失守京城，险些断送祖宗基业的惭愧，也有对李晟、浑瑊等人浴血奋战击败叛军的感激，更有历尽艰险重返京城的喜悦。但生性多疑的李适在诸多复杂的心绪中，同样掩藏着担心经历这次动乱后，群臣对自己统率无能心存轻视，以及对诸多功臣功高震主后如何统御的忧虑。不过眼下能够再次回到长安，李适心中更多的还是兴奋、欣喜之情。七月十三日当李适到达长安近郊时，李晟、韩游环、浑瑊等将领率军迎接。当时十余万人马浩浩荡荡，行进在从凤翔进入长安的大道上，李适的心情固然十分兴奋，但从他这段颠沛流离的艰辛中，这位本就缺少历练的皇帝究竟能吸取到什么教训呢？因为这个问题会对大唐王朝的未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是关系到整个帝国的命运。分化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适因为强行平藩而引起的动乱差一点导致大唐帝国再一次被拦腰斩断，那个时候在帝国的版图上，关中地区可谓是刀光剑影。事实上朱泚在长安发动叛乱，李适出逃奉天以及避难山南的时候，河北的局势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个变化对李适重返长安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变化主要是昭仪镇节度使李抱真促成的。李抱真是唐朝开国初年间接导致西凉李轨灭国的安兴贵后代。安史之乱爆发后，安氏家族耻与和安禄山同姓，肃宗李亨赐其姓氏为“李”，李抱真的哥哥李抱玉在代宗李豫时期，做到了泽潞节度使，大历十三年（778年）去世后，弟弟李抱真继任泽潞观察使留后之职。泽潞地区在今天的山西南部长治和晋城地区，是扼守河北、河南、山西地区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李抱真接任之后，仔细分析当时河北的形势，认为河朔三镇早晚会生出变乱，而泽潞处在交通要冲之地，定会受到波及，应当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他上任伊始就颁布政策，每三个成年男子中选出一个有勇力的人，给予免除赋税的待遇，由官府发给刀剑、弓矢等武器作为乡兵，农闲时乡兵们进行军事训练，年底进行考核，按成绩进行赏罚。这样经过三年的时间，李抱真训练成了一支足足拥有两万人的强劲部队，同时他还不断修造铠甲制造战具，优化武器装备。随着时间的推移，昭义镇的军队逐渐成为一支劲旅雄视太行山以东地区，甚至被人认为是帝国之最。田悦、朱滔等人在河北发动叛乱时，李抱真作为征讨河北藩镇的主力部队，参加了不少战斗，可是当泾原兵变的消息传到河北后，身在魏县行营征讨田悦的唐军闻讯大惊，皇帝被迫逃亡，讨伐河北藩镇的行动自然也就无法再继续，为平定河北藩镇而成立的魏县行营也被迫宣告解散。当时李怀光回援奉天，马燧退守太原，李抱真则退守太行山以东靠近泽潞两州的临洺城（今河北永年县）。李抱真虽然撤退到临洺城，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尤其当他得知王武俊并不满意朱滔对自己的态度时，李抱真果断决定利用这种矛盾来分化瓦解叛军。他让亲信参谋贾林以投降的名义前往王武俊那里进行劝降，虽然最终没有达到目的，但李抱真许诺可以让王武俊得到朝廷任命的合法官职时，王武俊还是有些动心的，就这样双方开始了秘密的往来。田悦见唐军突现一盘散沙的局面时，为了尽快消灭在河北战场上的唐军，他派使者游说王武俊，让他带领人马和朱滔一起围攻临洺城。结果这个消息被李抱真及时探听到，李抱真立即派人赶在田悦使者的前边游说王武俊，说临洺城易守难攻，轻易不会被攻破，田悦之所以让你攻打临洺城，其实是在消耗你的兵力。双方本就私下往来密切，所以王武俊听从了李抱真的话，拒绝了田悦的要求，于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十八日率兵北归。直到现在为止，李抱真可以说成功分化了河北藩镇，使得田悦和王武俊开始产生裂痕，这无疑对河北的局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但随着后来局势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李抱真可以做得更好。朱泚在长安称帝后，曾经派使者告诉其弟朱滔，让他在河北一定要坚持住，只要坚持住，最后兄弟俩一定会在洛阳会师（当与卿会于洛阳），而后又立朱滔为皇太弟，这让朱滔十分高兴，随后他向回纥借兵意图帮助哥哥攻打洛阳，虽然最终借来的人马不多，但至少可以壮壮士气。朱泚在长安的所作所为，让身在河北的李抱真很快得到了消息，在他看来，朱泚和朱滔的联合，让拒守在河北、山西地区的唐军有可能陷入东西夹击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李抱真再次派人游说王武俊，意图用他这颗棋子来牵制叛军。李抱真派使者为王武俊仔细分析了形势，他说朱滔自起兵起来，对待盟军很是轻蔑。本来自古以来河北地区就没有成立过国家，这片地方最多就是块封地，但现在朱滔在河北称王，在西边依仗哥哥朱泚，北边又向回纥借兵，其意图是想吞并河朔地区，这不是让王武俊老实做他的臣子就万事大吉那么简单。而且王武俊英勇善战，朱滔根本无法相比，本来可以做唐廷的忠臣，就是因为朝廷宰相处理问题有失误，才导致王武俊最终反叛。如果他能和昭义镇联合，共同讨伐朱滔一定会成功，朱滔覆灭，朱泚也不会坚持太久，这样还能做唐廷的忠臣。如果迟疑不决，等到诸镇人马平定了叛乱，将军再想行动那就彻底晚了。显然，李抱真是在进一步利用王武俊和朱滔的矛盾来进行游说。他坚信自己这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话语一定能打动王武俊，因为在他的话里不仅奉承王武俊贬低朱滔，而且让王武俊感觉走上反叛的道路是迫不得已，其本质还是想做个忠臣的。事实证明，李抱真的话极具煽动性，当王武俊听完这一大串分析后，他猛地拂衣而起，然后说道：“二百年的天子我都不能臣服，怎么会向那个田舍儿（朱滔）屈膝称臣呢？”自此之后，王武俊与李抱真和马燧暗中结为兄弟，但表面上依然对朱滔称臣，并派使者向朱滔祝贺朱泚称帝，进而迷惑朱滔。奉天解围后，在李抱真的建议下，李适为了孤立朱泚、朱滔兄弟，派使者前往河北地区答应赦免田悦、王武俊等人的罪过，于是田悦、王武俊等人利用这个契机答应归降朝廷。但田悦和王武俊为了自己留了后路，表面上没有解除和朱泚、朱滔的联盟。朱滔为了配合身在长安的朱泚尽快打败关中的唐军，派使者前往魏州游说田悦，让他派兵和自己一起南渡黄河进攻汴州（今河南开封），进而缓解朱泚的压力。但田悦却再三找理由不出兵，不过他明白这只是权宜之计，未来自己该何去何从，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为此田悦秘密召集亲信幕僚商议今后的去向问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幕僚许士则的一番话让他找到了方向。许士则认为朱滔和哥哥朱泚以及另一个部将朱希彩曾经一起发动兵变，杀死李怀仙后，拥立朱希彩为节度使，但没过多久朱滔又诛杀朱希彩，拥立哥哥朱泚。朱泚担任节度使后，朱滔力劝朱泚进京，事实上是为了夺掉朱泚的权力。这一连串的事情，说明朱滔是个狼子野心的人，所以田悦首先是不能信任朱滔的。既然不能信任，那么接下来就要采取应对之策。许士则建议田悦一定不要开城迎接朱滔进城，如果开城迎接，以朱滔的为人，田悦很可能会被活捉。但同时也不能生硬地回绝朱滔，可以表面上答应出兵汴州，暗中却要加紧提防。如果朱滔的人马来到，可以找借口派个部将带领少部分人马跟着朱滔出征，这样对外没有失去报德的名声，对内也不会有措手不及的隐患。许士则的建议对于田悦的现状来讲，算是上上之策，而且田悦本身已经有降唐的想法，只是迫于朱滔解围的恩情，不能公开与其决裂。恰好此时王武俊听说朱滔邀请田悦共同出兵汴州的消息后，急忙派人游说田悦不可动摇降唐的念头。在反复权衡许士则和王武俊联合利害关系的打动下，田悦终于下定决心反叛朱滔。于是他采纳许士则的建议稳住朱滔，派人给朱滔回话，表示自己会遵守共同出兵汴州的约定。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几乎在李适避难山南的同一时间，朱滔在取得田悦同意出兵的承诺后，率领范阳的步兵、骑兵五万人，回纥军队三千人从幽州南下，据史料记载当时朱滔运输物资的车辆前后绵延达到40里，在冬天的平原上卷起滚滚烟尘，可见朱滔这次出兵可谓是志在必得。于是，在关中地区烽烟不断的同时，中原地区的藩镇大战又拉开了序幕。朱滔败亡朱滔领兵南下，沿途所经过的地区王武俊和田悦表面上供应十分充足。不过在进兵的过程中，朱滔得知李希烈已于建中四年（783年）底攻陷汴州，并以汴州为都城，自称大楚皇帝，改元武城。汴州已经让李希烈捷足先登，所以朱滔只得改道前往田悦所在的魏州北面的永济（今河北馆陶县）。兴元元年（784年）正月五日，朱滔到达永济，他派使者去见田悦，让田悦按照先前的约定，率兵与他在永济会合，然后两军共同渡过黄河。田悦则按照许士则先前的建议回话告诉朱滔，说自己即将出兵的时候，遭到了手下士兵的反对，自己目前必须先要安抚住部下，所以只能调拨五千人马由部将孟佑带领出征。朱滔一听便知道田悦是在玩花活，于是怒骂田悦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而且他还清楚地记得田悦当时曾经许诺，朱滔替他解围后，他将把贝州赠给朱滔。不过那个时候两个人关系处在蜜月期，朱滔没有接受田悦的馈赠。但现在在朱滔看来两个人已经是形同陌路，所以朱滔立即下令围攻魏州辖下的宗城、经城和冠氏县，并同时进兵贝州。面对朱滔的来势汹汹，田悦自知难以抵挡，索性闭城固守，最终导致朱滔在田悦所辖的郡县大肆抢劫掠夺。朱滔虽然大肆侵略田悦的领地，但因为田悦据城坚守，所以魏州城暂时没有受到威胁，可是谁也想不到田悦最终没有败在朱滔的手上，而是栽在了自己人的身上。当时李适在梁州，为了安抚住田悦，特意让给事中孔巢父前往魏州安抚田悦。这是因为田悦自继任以来，好几次用兵失败，士兵战死者十分之六七，很多人产生了厌战的情绪，朝廷借机宣慰，进而增加田悦的威信。应该说朝廷的宣慰让那些产生厌战情绪的士兵再次重燃斗志，同时也让田悦欣喜不已，这至少说明朝廷是十分重视他的。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件好事情，但同样他也为田悦带来致命的伤害，那就是看到士兵们重燃斗志后，田悦放松了警惕，这就给了他那野心十足的堂弟田绪以机会。田绪为人阴险，经常犯有过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经常遭到田悦的处罚，甚至是杖刑。于是田绪怀恨在心，意图伺机报复田悦，无奈田悦防范严密，没有机会下手。不过，孔巢父的到来终于让田绪找到机会。当时田悦十分满意孔巢父的宣慰，并在他到来的当晚宴请这个朝廷派来的给事中，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方才结束。田悦因为酒醉放松了警惕，只带着几个随从醉醺醺地返回节度使府衙，当夜他没有下令让亲兵对府衙严加防卫，从而给了田绪以下手的机会。田绪见到节度使府衙防备空虚，便召集几十个亡命徒从府衙后院的墙上打洞杀入。由于帅府没有防备，田悦又大醉而睡，所以田绪轻而易举地杀掉田悦及其母亲、妻子共计十余人，然后假借田悦的名义召见田悦最为器重的行军司马扈鄂、幕僚许士则入府议事。许士则率先走进帅府，结果被乱刀砍死，扈鄂稍迟，刚走到大门口听见许士则在府里大声惨叫，知道出了乱子，于是转身逃走召集士兵准备平乱，可是田绪早已经做好准备，当扈鄂带兵赶来时，他不仅没有躲闪，反而迎上前去。“我是先相公（田承嗣）之子，大家都受过先相公的恩惠，如果能够拥立我为主，兵马使赏钱两千贯，大将减半，士兵每人一百贯，大家放心，我的承诺五天内一定办到。”于是，在田
希望她确实如此。玛维斯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车内再次沉默了。帕拉斯把头靠在西尼卡的胸口，巴不得她们都走了，而是由卡洛斯坚实又平滑的胸脯撑着她的面颊，像往常只要她愿意时那样，就这样走上七百英里。她十六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一辆红色丰田，装有嵌入式八轨录音机。车里塞满了圣诞礼物。那些东西凡是做母亲的都会喜欢，但她备下的简直是五光十色，因为她已经有十三年没见过母亲了，不能冒险连一件都得不到母亲的欢心。在圣诞节前由卡洛斯驾车上路来一次探望母亲的假日旅行。不是从她父亲身边逃走，也不是和世界上最酷、最豪爽的男人私奔。一切都是经过周密计划的：东西藏得好好的，行动都是伪装的，以防长着一双鹰眼的管家普罗维登斯或者她兄弟杰罗姆看出来。她父亲经常不在周围，注意不到什么。他是个律师，有一个不长的客户名单，不过其中有两位顶尖的能创新演出风格的黑人艺术家。只要弥尔顿·特鲁拉弗仍让他们名列榜首，就不需要更多的客户。不过他始终留心别的青年演员，他们可能会被列入排名榜，并且保持着在榜单上的位置。有了卡洛斯的帮助，一切都进展得顺利而令人激动：对她的女友们撒的谎还要再圆一圆；留下的东西（驾驶执照——一件复制品、玩具熊、手表、化妆品、首饰、信用卡）要显出还要回来而不是跑掉的样子。几张信用卡既然不带走，就必须在他们出走的那天兑换成大量现金并大肆购物。她想给卡洛斯再多买一些，很多，可他坚持不让买。在她与他相识的整整四个月时间里，他从不收她的礼物。甚至不让她掏钱付餐费。他会闭上他美丽的眼睛摇着头，仿佛她要请客就会使他伤心。帕拉斯结识他是在学校的停车场，那天她的丰田车发动不起来了。实际上在那之前她已经遇到他好多次了。在她的高中学校，他是长得像电影明星，很矜持的男子。所有的女孩都喜欢围着他转。那天他把油门踩到底，告诉她油管涨满了，事情就这么开始了。他提议驾着他的福特跟着她回家，以防她在路上再抛锚。她一路顺利，他就挥手告别了。帕拉斯第二天给他带去了一件礼物——一本相册，费了很大劲让他接受。“除非你让我给你买上一个辣味热狗。”他说。帕拉斯一下子就觉得嘴里满是那种刺激了。之后，他们每个周末都要见面。她千方百计地作出一切努力让他和她做爱。他热情地呼应着，搂着她的脖子亲嘴，但接连几个星期再不肯越雷池一步。两人之间是他说了那句话：“等我们结婚时吧。”卡洛斯不是个看门人，真的不是。他雕刻，当帕拉斯跟他说起她的画家母亲，以及她住的地方时，他笑着说那可是艺术家待的完美地方。整个事情就此到位了。卡洛斯不会啰唆什么在假期放弃工作。弥尔顿·特鲁拉弗会为客户的聚会、音乐展示会和电视节目格外忙碌。帕拉斯把几年来她母亲寄来的生日贺卡和圣诞贺卡都翻了一遍，找出她最近的地址，这一对情侣就既无羁绊又无阴云地出发了。只可惜那发疯的黑女人把圣诞圣歌毁了。帕拉斯偎依在西尼卡的胸前，虽说不算很舒服，总还能稍稍缓解袭击她的寒意。前排坐的两个女人又开始争吵了，那种尖厉的嗓音让她头疼。“爱光着身子的骚货！索恩是我们的朋友。我现在该如何对她说？”“她是康妮的朋友，跟你没关系。”“是我卖给她胡椒，配成了她的强身……”“那又怎么样，你就成了药剂师了？不过是迷迭香，还有一点麦麸掺上阿司匹林。”“不论是什么，那是我的职责。”“只是在康妮醉的时候。”“不许你的臭嘴提她。在你来之前她从来不喝酒。”“那是你说的。她甚至睡在酒窖里。”“她的卧室在那儿嘛！你真蠢。”“她已经不再是女仆了。只要她愿意，完全可以睡在楼上。她就是想离酒近点。”“老天，我恨你这副脏肚肠。”西尼卡柔声打断她们，想让气氛和谐一些。“康妮没有醉。她是不痛快。虽然如此，她还是该和我们一起来。她要是来了，就大不一样了。”“这样挺好嘛。真不赖！”吉姬说，“直到那些该死的牧师一样的人来搅场。”她用一支快吸完的香烟续上了另一支。“你不能停下来两分钟不吸烟吗？”玛维斯说。“不！”“你没看见那黑鬼在你身上看出什么了吗？”玛维斯继续说，“反正我看出来了，因为你好像不能掩饰自己。”“嫉妒？”“见鬼。”“见鬼，见鬼！你有十年没让人干过了，你已经干得只剩下瘪壳了。”“滚出去！”玛维斯厉声叫着，把车刹住，“滚出我的汽车见鬼去吧！”“你打算对付我？敢碰我一下，我就撕破你的脸。你这该死的重罪犯！”说着她便把香烟往玛维斯的胳膊上猛地一戳。在车里那么有限的地方，她们没法施展拳脚大打出手，但还真动起手来。西尼卡搂着帕拉斯在后面瞅着。她一度想拆开她们，但现在她知道更好的办法了。她们累了就会住手的，那样可以比她介入保持更长久的相安无事。吉姬深知玛维斯的弱点：辱及康妮或涉及她出逃的情况。玛维斯最近一次出行时从她母亲那儿听到了对她发出的通缉令：非法侵占大批财产、抛弃家庭和涉嫌谋杀两个亲生孩子。凯迪拉克摇晃着。吉姬既好斗又虚荣——她不想在自己可爱的脸蛋上留下淤青或抓痕，还不时得顾及她的头发。玛维斯虽然动作缓慢，但打一下是一下，而且乐于动手。吉姬看到了血，而且以为是自己流的血时，就爬出了车，玛维斯则紧追不舍。在没有一只飞鸟的炽热天空下，她们俩在路上和路边继续打斗。帕拉斯坐起了身，被搅起尘土和压倒野草的两个身体催眠了似的。那两个身体在俄克拉荷马茫茫的天空下，或者在新墨西哥州米西塔如画的天空下，那么专注，旁若无人。在迪·迪·特鲁拉弗激动的拥抱和亲吻的几个月之后，在惊叹她母亲窗外美景的几个月之后，在吃过美馔佳肴的几个月之后，在迪·迪的朋友圈中——各种艺术家：印第安人、纽约人、老年人、嬉皮士、墨西哥人、黑人——谈论艺术的几个月之后，在他们三人在帕拉斯认为只有迪斯尼可以制作出来的星空下谈话的几个月之后。在那几个月之后，卡洛斯说：“这是我应该在的地方，”还深深叹了一口气，“这才是我一直寻求的家。”他那张浸透着月光的面孔让帕拉斯的心跳都停止了。她母亲打着哈欠。“当然是啦。”迪·迪·特鲁拉弗说。卡洛斯也打了个哈欠，当时她就该明白——不约而同的哈欠，一唱一和的腔调。她应该进行一下数学运算——卡洛斯在年龄上更接近迪·迪而不是她。她若是注意到，或许就能防止那两个身体在草地里扭作一团，交换着呻吟，毫不在乎有人旁观。也就不会随后傻乎乎地跑向丰田车，茫无目的地瞎开一气，撞上和刮擦上几辆卡车。也不会碰到身下带着软东西的水了。帕拉斯又感到了看不见的鳞片令人生厌的搔痒和触摸，便转过身不去看那两个女人厮打的场面，举起一只胳膊搂住西尼卡的脖子，把脸深深地贴进那小小的胸脯。只有西尼卡一人看到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司机放慢了速度，可能想绕过占着路中间的凯迪拉克吧，也许是想提供一下帮助，反正他停了很长时间，足以看清两个满不在乎的女人在路上滚作一团，衣裙也扯破了，私处都露了出来。他还看到另有两个女人在车后座上拥抱着。他瞠目结舌了好久，然后才摇着头，加大了他那辆卡车的油门。最后，吉姬和玛维斯都躺在地上喘着气。一个，然后是另一个，坐起身，摸着自己的身体，查遍周身的伤情。吉姬去找她丢下的一只鞋，玛维斯找她箍发的橡皮圈。她们一语不发地回到了车里。玛维斯用一只手驾驶。吉姬嘴巴没伤的一边叼着香烟。一九二二年，白人劳工曾在自己的圈子里，在一片荒野中的一座石头房子中大笑。印第安人连房子都没有。恶劣的天气里，在一片缺树的土地上用木柴是渎神的，用煤又太贵，牛粪又太臭。那座巨宅对他们来说简直是狂想。那个贪官订购了几吨煤——但一点没用上。接收了这一产业的修女们都极能忍受，用点煤油、睡着单薄的铺盖已经成了习惯。不过在春夏两季和暖秋时分，宅子的石墙则是求之不得的凉快。吉姬跑上楼梯，赶在玛维斯前面使用仅有的洗浴水。她一边使劲咳嗽，一边脱光衣服，在一面没有涂漆的镜子中观察着自己。除去一只膝盖和两个手肘，伤得还不算太重。指甲当然裂了，但眼睛没有青肿，鼻子也没有破损。不过，明天可能会露出更多的青紫。让她难堪的是嘴角周围都肿了，按按伤处会涌出一股血。突然之间，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大街上人们全都在跑。警笛——警车？急救车？消防车？——刺耳地响。一道由警察组成的人墙在前进，阻断了从东到西的通路。跑动的人群边抛着他们带在身边或随手找到的东西，边逃跑。她和米基起初还挽着手随着一伙散乱的人群沿一条侧街跑。那是一条房子小、草地多的街道。没有开枪——根本就没有开火。只有姑娘们音乐般的尖叫和长着好斗面孔的男人一声接一声的吼叫。警笛，没错，还有远处手提式扩音器的声响，但是，没有打碎的玻璃，没有尸体倒地的响声，没有枪响。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小男孩的白衬衫上有一片红颜色晕开来？她没有看清楚。人群聚拢起来，然后就站住了，被什么人在前边挡住了。米基被几个肩膀隔开，正在推开人群向前挤。吉姬又看了一眼躺在鲜绿草地上的男孩。他穿戴得可真好：蝴蝶领结，白衬衫，锃亮的系带皮鞋。可是现在衬衫已经脏了，上面覆盖着红色的牡丹花。他猛地扭动了一下，鲜血从他嘴里涌出。他伸出了双手，小心翼翼地堵住血，以免血会像刚刚毁了他的衬衫那样，毁了他的皮鞋。据报纸说，有一百多人受了伤，但没提到开枪或一个遭枪击的男孩。没提到一个穿得干干净净的黑人小男孩用双手捂着他的血。水汩汩流进浴缸。吉姬用发卡扎住头发，然后趴下，再次检查浴缸下藏着的盒子里她所取得的进展。上面的盖子被扔到了一边，但那金属盒看来还牢固地原封未动。伸手到浴缸下面是个问题。她当初要是告诉了K.D.，他一定会帮她的，不过那样他就得分享盒子里的东西了：可能有金子、钻石、大包的现金。不管是什么，那是她的——还有康妮的，只要康妮想要一些。但再没别人的了。绝没有玛维斯的份儿。西尼卡不会要什么，而最后来的这个女孩，戴着一副破眼镜，长着一头浓密鬈发——谁知道她是谁，是干什么的？吉姬站起身，从皮肤上刷去尘土，然后走进浴缸。她坐在那里想着她的选择。康妮，她想着。康妮。然后，她仰卧着，让肥皂泡没到下巴。这时她想到了西尼卡的鼻子，睡觉时鼻翼的翕动；想到了她嘴唇笑与不笑时歪着的样子，她那对向外完美伸展的浓眉，还有她的嗓音——柔和，充满温和的渴求，像是亲吻。在走廊另一端的浴室里，得意扬扬的玛维斯在水池处清洗。随后她换好衣服，下楼到厨房去做晚饭。剩下的鸡块，拌着胡椒、洋葱、龙蒿、某种调料汁，也许还有碎奶酪，卷到那种薄饼似的东西里，这是康妮教她的。这会让她高兴的。她要把一盘这样的晚餐拿到下面给康妮，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不提打架的事。那不重要。其实她还挺喜欢打这么一架。打呀，打呀，连咬吉姬都令人高兴，就像做饭一样。这是旧的玛维斯已经死去的又一例证。原先那个玛维斯在一个十一岁的女孩面前都保护不了自己，更不消说面对丈夫了。那个玛维斯不会安排或者凑合出一顿简单的饭菜，靠的是现成食品和开车路过即取即吃的东西，现在却能做出小薄饼这类精美的食物，用不着每天去采购。但她被吉姬说她没有性生活的那句话刺伤了——这在某种意义上很好笑。她和弗兰克成婚时，她确实喜欢那事。可以那么说吧。随后便成了要求之下的折磨，与把她从椅子上一巴掌扇出去没什么两样，只是时间更长而已。这些年在女修道院，挨打和上床的事都摆脱了。不过，有时候夜里出现那种情况时，她不再挣扎了。先前是偶尔出现一次的梦境——一只幼狮咬她的喉咙。近来则是另一种形式——人——趴到她身上或是从后面凑过来。“梦魇。”康妮这样说。“跟它打。”她说。可是玛维斯做不到也不肯做。现在她想弄清，吉姬说她的那些话是不是她愿意做那种梦的理由。她仍然听得到莫尔和珀尔的声音，感觉到他们在女修道院的每一个房间中折腾。或许她该向康妮承认、忏悔：夜间梦到笑嘻嘻的孩子和一位“母亲”，那母亲喜欢有她一起构成的幸福之家的样子。最好是这样：她给康妮送去晚饭，告诉她婚礼招待会的情况，说吉姬如何让大家，尤其是索恩，下不来台，然后再问她该拿这种梦境怎么办。康妮会有办法的。康妮。诺玛·福克斯的开司米披肩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西尼卡把它裹在帕拉斯身上，问她需要什么东西。要水吗？吃的东西？帕拉斯示意不要。西尼卡心想，她还哭不出来。痛苦压得她太厉害了。一旦它升起，泪水会随之而来，西尼卡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时康妮能够在场。于是她尽量让这女孩暖和起来，好好给她理顺浓密的头发，拿着一支蜡烛领她下楼去找康妮。地下室的一部分是一个有拱顶的巨大而冰冷的房间，周围是一圈摆瓶子的货架。瓶中的酒都和康妮一般年纪。康妮告诉她，修女们很少碰酒，只有在她们能找到一个教士来此望弥撒时，才想喝上一杯。有一次圣诞节，她们用了一瓶一九一五年酿的法国葡萄酒代替朗姆酒浸泡一块蛋糕。四周影影绰绰的都是些弃置和破损的箱子、木盒及家具。抛光的大理石雕刻的裸女，粗石雕出的男人造型。最远端便是通往康妮房间的门。虽然如玛维斯所说，房间并非为女仆而造，但其原先的目的并不明确。康妮占用之后，由于室内阴暗，倒很是喜欢。阳光对置身室内的她没有威胁。西尼卡敲敲门，没有应答，便推门走了进去。康妮正坐在一把藤摇椅上轻声打鼾。西尼卡一进来，她就醒了。“谁拿着灯火？”“是我——西尼卡。还有一个朋友。”“把蜡烛放在那儿吧。”她指着身后的一个五斗橱说。“这是帕拉斯。是两天前刚来的。她说她想见你。”“是吗？”康妮问道。烛光难以照见什么，但西尼卡还是辨出了圣母玛利亚，一双闪亮的修女鞋，念珠，还有梳妆台上在一罐水里生根的什么植物。“谁伤害你了，小家伙？”康妮问。西尼卡坐在地板上。她心里有一丝希望：帕拉斯即使不谈什么要紧的事，也会说不少话。可是康妮似是有魔法，她只是伸出一只手，帕拉斯就走过去，坐在她的膝头，起初是边说边哭，后来是哭个不停，这时康妮便说：“喝点这个”，“多好看的耳环”，“可怜的小家伙，可怜，可怜的小家伙。他们伤害了我可怜的小家伙”。谈话在酒气融融中进行了一小时；谈话是倒叙方式，痛彻心扉，断断续续，但总算说了出来——那个谁伤害了小家伙的故事。她说，她丢了鞋子，可是起初谁也没有为她停下来。她说，后来有一个戴浅顶软呢帽的印第安妇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卡车印第安人为了她停了车。当时天刚亮，她穿着短裤，光着脚，在路边一瘸一拐地走着。开车的是个男人，坐在他旁边的就是那妇女，膝上抱着个孩子。帕拉斯说不准那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六个小伙子坐在后边。是那妇女说服了她，让她同意搭车。她帽檐下面的一双冷灰色眼睛毫无表情，但有她在男人们中间，那些人都规规矩矩的——连她膝头的孩子都老老实实。“你往哪儿去？”她问。这时帕拉斯才发现她的声带不管用了。她发声的能力还比不上身后地里吱嘎作响的结实的风磨呢。她只好指着卡车前进的方向。“那就坐到后边吧。”那妇女说。帕拉斯爬上车，挤在那些男人中间——多数与她年龄相仿——尽量坐得离他们远一些，祈祷着那妇女是他们的姨妈——或者更具有管束力。那些印第安小伙子只是瞪着她，不发一语。他们的胳膊都放在膝上，笑也不笑地看着她的粉色短裤，荧光T恤。过了一会儿，他们打开纸袋，开始吃东西。他
。反正报纸上看不出颜色来。报纸照片显示的只有车子的大小，婴儿死处的亮光。现在婴儿们是永远不为人所见了，因为做母亲的甚至没给他们充满信任感的脸蛋拍过一张快照。萨尔跳起来，尖叫：“啊！瞧啊！一只甲虫！”还跺在她母亲的脚上。玛维斯刚刚说过“是的，女士，他每天回家吃晚饭”，可是不明白这件事有什么意义：有个每天回家的丈夫。有点什么意思吧。记者走了之后，她想去看看萨尔在她侧胁上掐出的伤，可弗兰克还在卫生间，大概睡着了，去打扰他可不是好主意。她想从沙发塑料面的缝隙中抠出土豆片的碎渣，但她想去的地方是凯迪拉克车里。车不是她的；是他的，可是玛维斯可能爱那车胜过他，就对他撒谎说备用钥匙丢了。琼恩临走时，她最后说的话就是：“车子可不是新的。有三年了。是六五型的。”要是可能的话，她宁愿睡在车里的后座上，蜷在那对双胞胎待过的地方，他们俩才是唯一乐于有她陪伴，不向她挑事的人。她当然不能睡在那儿。弗兰克告诉她，她这辈子最好别再碰那辆凯迪拉克，更不用说开它了。所以当她偷开的时候，她和别人一样吃惊。“你没事吧？”弗兰克已经躺在了被子底下，玛维斯吓醒了，那一惊很快就融进熟悉的恐惧中。“我没事。”她摸着黑想找出点线索。尽量提前感觉到、嗅到他的情绪。但他是一片空白，就像报纸采访当晚的饭桌一样。完美的肉条（不太紧，也不太松——用两个鸡蛋成就了这种不同）应该让他吃得高兴了。饭菜和他都达到了一种平衡：吃进了足够的，手里还有足够的。无论如何，他在饭桌上还是平和的，甚至是爱说笑的，而余下的孩子则大胆随便。萨尔用她的盘子撬开了弗兰克的旧刮脸刀，问了她父亲一系列的问题，每个问题的开头都是“这刀快得能……”。而弗兰克就会回答说“能剃下巴的胡须也能切断软骨”或者“割掉一只臭虫的眼睫毛”，引得萨尔哈哈大笑。当比利·詹姆斯把酷爱牌饮料吐到玛维斯的盘子里时，他父亲说道：“把番茄酱递给我，弗兰基；比利，别拿你妈的饭菜闹着玩儿了，听见没有？”她没想到会花费这么多时间，看着家人在晚餐桌前的样子，高兴地听着别人的笑话，她知道弗兰克是放任孩子这样做的。办报纸的人一心想有些抓住人心的消息，而琼恩，“《信使报》唯一的女记者”，则具有人情味。弗兰克在床垫上弄出调整姿势的响声时，玛维斯没打算做出坚强的样子。他穿着短裤了吗？要是她知道这一点，就会明白他是不是想和她亲热，可是她不碰他就没法弄清。弗兰克像是要满足她的好奇心似的，猛地弹了一下他拳击短裤的腰带。玛维斯松了口气，让自己叹出声，希望听着像是打鼾。她那声叹气还没完，被子已经被掀掉了。他把她的睡袍拉上去，遮住她的脸。她听凭他摆布。她判断错了。又一次。他是要先做这事，然后再做其他的。余下的孩子会躲在门外窃笑，萨尔的目光还会像刚听到那一事故时一样冷酷和不肯原谅。在弗兰克上床之前，玛维斯正在想她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想不起是什么事了。就在她刚想起来时，弗兰克问了她是不是没事。现在她觉得自己真的没事了，因为她忘掉的那件重要的事再也不必做了。眼下这事会像通常情况下一样很快就干完呢，还是没完没了地在一种无言的疲惫中渐渐衰退？两种情况都不是。他没有穿透——只是来回蹭着达到高潮，一边隔着蒙着她脸的睡衣咬着她的一绺头发。她简直成了一个真人大小的“破衣烂衫的安”了。事过之后，他摸着黑对她说：“我不知道，玛维（“玛维斯”的昵称。）。我就是不知道。”“什么？你指的是什么？你不知道什么？”她该这么说吗？还是干脆什么也不说？玛维斯选择了保持沉默，因为她恍然大悟他不是在和她而是在和门外窃笑的其他孩子说话。“也许，”他说，“也许我们能把这事处理好。也许不成。我真的不知道。”随后，他打了个大哈欠，“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知道，这是一个信号——给萨尔，给弗兰基，给比利·詹姆斯的信号。她等候着，一直到天亮也没合过一会儿眼。弗兰克睡得很沉（他一停止闷死或勒死她就倒头入睡了），她原可以立刻溜下床，打开门，不光是为了吸点户外的空气。她确知萨尔就蹲在那儿——准备着猛扑上来或者抓住她的腿。她会缩起上唇露出十一岁的牙齿——对于要大吼的嘴来讲，那一口牙太大了。玛维斯想，天亮是关键。他们会同意用夹子整治她，但或许还没设下。她必须全神贯注地把它找出来——在它弹起之前。第一道灰亮出现的时候，玛维斯慢慢地下了床。如果弗兰克醒了，这事就完了。她抄起一条红色休闲裤和一件蠢鸭牌运动衫，就进了卫生间。她从篮子里取出一件脏乳罩，麻利地穿戴起来。没有短衬裤，而且她也不能回到卧室去取她的鞋。经过余下的孩子的房间是一件大事。门开着，虽然没有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但玛维斯一想到要接近那儿，就感到发冷。过道尽头的左侧是不大的厨房兼餐室，右侧则是客厅。她得决定走哪条路再跑过那个门口。他们大概会以为她像往常一样径直到厨房去，看来她该直奔前门。也许他们盘算着她会改变习惯，根本没在厨房里放夹子。她突然想起，她的钱包还在客厅的电视柜上，那个小柜子在电视机坏了以后就充当杂物箱了。而备用钥匙就别在钱包内层的一处破口下。玛维斯屏住呼吸，面对黑暗睁大眼睛，快步走过余下的孩子敞开的房门。由于背对着可能有危险的方向，她感到燥汗和湿冷一起袭来。她不仅想起来了放钱包的地方，还记起了萨尔的高筒橡胶靴就在前门口。玛维斯抓过钱包，把脚伸进女儿的黄色靴子，就逃到了前门廊。她没朝厨房的方向看，而且后来再没看到那地方了。她出屋门时太紧张了，直到把凯迪拉克从路边开出来，才意识到还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她朝佩格家开去。她和那女人并不很熟，但她在葬礼上流的眼泪很让玛维斯感动。她一直想对她了解更多些，但弗兰克总有些办法阻止她们的相识变成友情。一盏路灯似乎在几英里之外，太阳又不情愿升起，因此她找起佩格家来很费了一番劲儿。当她总算找到了的时候，就把车停在街对面，等着天大亮再去敲门。周围一片静谧。矮牵牛花丛中有个木雕女孩，面部遮在一顶鲜蓝色的女帽下面，斜握着一只喷壶，脚边围着一群大大小小雕刻的鸭子。边缘分明、修剪齐整的草坪看着就像名贵羊毛地毯的样品。一切都是静止的，小风车和周围的常青藤也一动不动。不过，房子旁边一株比佩格家房顶还要高、还要老的莎伦玫瑰却在摇晃，在空调排出的空气中舞摆，将蓬乱的花朵和花蕾垂向草丛。那样子像野花，玛维斯的脉搏随着它的舞动剧烈跳动起来。凯迪拉克里的时钟显示才五点半。玛维斯决定先开车转上一会儿，到合宜的时间再回来。大概在六点吧。但是到那个钟点，他们也会起床了，而弗兰克就会发现车给开走了。他肯定会报警的。玛维斯从路边驶开，为自己的愚笨又伤心又惊恐。不光是邻居们熟悉这辆汽车，而且今天的报纸上还会登出汽车的照片。弗兰克刚买下车开回家的那天，街上的男人围过来拍拍车顶，把头伸进车里嗅着，还按了喇叭，哈哈大笑。他们笑了又笑，因为车主不得不隔两三个星期就借一次割草机；因为车主家的窗户上没有窗纱，家中没有可以看的电视机；因为三个月前他家前廊的六根柱子才漆了两根白漆，其余的还漆着黄色；因为车主整宿睡在他买来、停在自家门前的这辆车的方向盘后面。而邻家的女人们见玛维斯在阴天里戴着墨镜开车带孩子去白堡，都直愣愣地瞪眼看着，不停地摇头。她们仿佛从一开始就知道，这辆凯迪拉克有一天会臭名远扬。玛维斯用每小时二十英里的慢速驶上了一二一号公路，多亏有天亮前的余暗掩护。她驶过县医院门前时，一辆救护车静悄悄地滑出车道。明亮的急救灯射出的灯光将白底绿色的十字照进黑暗中。她曾经在那里当过十五次病人——其中四次是因为生育。在倒数第二次因为双胞胎出生而住院时，玛维斯的母亲从新泽西赶来帮忙。她操持家务，照顾其他孩子。三天后双胞胎出生了，她就回到帕特森去了——玛维斯估摸着有三小时的车程。她可以在《秘密风暴》开演前赶到那里，她整整一个夏天都没赶上看那部影片。在一处代卖饮食的加油站，玛维斯查看了她的钱包，然后才回应加油工。在她的驾驶执照后面折着三张十美元的钞票。“十。”她说。“十加仑的油还是十美元的油，女士？”“十加仑。”玛维斯注意到旁边的停车场上，一个早餐亭的窗子映出晨曦的珊瑚色。“那地方开门吗？”她盖过高速路上卡车的轰响喊道。“开门，女士。”她轻快地在砾石路上朝早餐亭走去。亭内，女售货员在柜台后边吃着酸苹果馅饼和粗燕麦粥。她用一块餐巾盖上盘子，又抹了下嘴角，然后才问玛维斯早上好和要什么。玛维斯拿着一纸杯咖啡和用餐纸包着的两个甜甜圈往外走的时候，在出口宣传Hires牌饮料的镜子里看到了女售货员在咧嘴笑。那笑容让她走回加油站的一路上都心里别扭，跨进车里才看到脚上那双鲜黄色的靴子。她把车驶离加油站，停在早餐亭背后，然后把早餐放到仪表板上，同时在储物箱里翻弄着。她找出了一品脱未开的时代品牌威士忌，还有一瓶剩下一英寸左右高的苏格兰威士忌，一些餐巾纸，一个咬环，几根橡皮筋，一双脏袜子，一只电池已耗尽的手电筒，一管唇膏，一张佛罗里达地图，几卷去口臭的薄荷糖和一些交通罚单。她把咬环放进钱包，把头发编成一条难看的小辫子，从橡皮筋里伸出来的松散部分就像鸡毛。她还用陌生人的唇膏在嘴上涂了涂，随后便在座位上坐好，啜饮起咖啡来。她刚才太紧张，没有要牛奶或糖，只是要了黑咖啡，现在没法强迫自己喝下第三口了。那陌生人的唇膏把纸杯边缘蹭得乱七八糟。凯迪拉克每跑九十英里就要喝掉十加仑汽油。玛维斯没想好是先给她母亲打电话还是一直开到母亲家。后一种设想似乎更精明。弗兰克这时可能已经或者随时会给岳母打电话。让她母亲如实回答会更好：“我不知道她在哪儿。”到帕特森的车程是五小时，不是三小时，等她看到路标时，只有四美元七十六美分了。油表已经指到零了。街道比她记忆中要窄，店铺也不一样了。朝北的树叶已开始变黄。驱车在树木形成的阳光斑驳的夹道中，她觉得道路似是向前滑行而不是向后退去。她的车速越快，前面的路越长。凯迪拉克在离她母亲的房子一个街区的地方就停下了，但玛维斯勉强穿过十字路口，把车停在了路边。来得太早了。在孩子们下午被接走之前，她母亲不会从幼儿园回家的。房门钥匙没再放在驯鹿模型的下边，于是玛维斯便坐在后门廊上挣扎着脱掉那双黄靴子。那双脚看着就像不是她的。早在五点半钟，玛维斯还在盯着佩格家的莎伦玫瑰时，弗兰克就已经打过电话了。勃迪·古德罗告诉玛维斯，说她跟他讲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以为他是什么人，竟把她从睡眠中叫醒，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老太太不高兴。当时不高兴，后来当她女儿像是黑洞中出来的蝙蝠似的轻敲着厨房窗户时还是不高兴，她一开门就是这么说的：“丫头，你那样子就像是从黑洞中出来的一只蝙蝠。你穿着一双孩子的鞋到这儿来干吗？”“妈，就让我进去吧，好吗？”勃迪·古德罗只有一块牛肝凑合够两个人吃。母女两人在厨房吃饭，玛维斯现在像模像样了——洗漱梳头，服了阿司匹林，还穿着勃迪有些大的便服。“好啦，让我明白明白吧。我倒不是非听不可。”玛维斯还想再来些小豌豆，把碗歪过来看还有没有剩下的。“我能够明白你这次来的原因，你知道。谁都明白，”勃迪继续说，“有个蚊子脑袋就能想明白。”碗里还有些。两三汤匙吧。玛维斯把剩下的小豌豆全都拨到自己的盘子里。不知道有没有饭后甜食。她母亲的盘子里还有不少炸土豆片。“你还吃那些吗，妈？”勃迪把她的盘子推给玛维斯。盘里还有一小块牛肝和一些洋葱。玛维斯把这些统统刮到了自己的盘子里。“你还有孩子们嘛。孩子是需要母亲的。我知道你挺住了，亲爱的，可你确实还有余下的孩子啊。”牛肝做得好极了。她母亲总是把紧绷绷的外膜剥得干干净净。“妈，”玛维斯用一张餐巾纸擦了擦嘴唇，“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葬礼呢？”勃迪挺直了身板。“你们没收到汇款吗？还有花？”“我们收到了。”“那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我得作出选择——帮助埋葬他们还是花钱来回坐车。我没那么多钱两样都办到。我跟你全讲过了。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你们怎么做更好，而你们俩都说要钱。你们俩都是这么说的，两个人。”“他们要杀死我，妈。”“你想让我在余生里一直头顶着那个负担吗？我还没为你和那些孩子尽够一切力吗？”“他们已经要下手了，可我逃了出来。”“你是我所有的一切，如今你的兄弟们已经不在了，他们让人开枪打死了，就像——”勃迪拍了一下桌子。“他们无权杀死我。”“什么？”“他在让余下的孩子这么做。”“什么？做什么？说出来，让我能听清楚你的话。”“我说的是他们打算杀死我。”“他们？谁？弗兰克？怎么是他们？”“他们所有的人。孩子们也一样。”“杀死你？你的孩子们？”玛维斯点着头。勃迪·古德罗先是大睁着眼睛，继而用手撑住前额，低头看着膝头。有一阵子，母女俩谁也没说话，可是后来，勃迪在水池边问道：“那对双胞胎也想杀死你吗？”玛维斯瞪着她母亲。“不！噢，不，妈！你疯了吗？他们还是婴儿哪！”“好啊。好啊。只是问一问。这不正常，你知道，以为小孩子们……”“不正常？这是——这是邪恶！但是他们会照他说的做。现在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他们已经试过了，妈！”“怎么试的？他们做了什么？”“萨尔有一把剃刀，他们都瞧着我笑。时时刻刻都盯着我。”“萨尔拿那把剃刀干了什么？”“她把剃刀放到她吃饭的盘子旁边，一直看着我。他们都看着我。”两个女人都没再谈这件事，因为勃迪告诉玛维斯，如果——而且也只有她不再这么说话，她才能住在这儿。她不会告诉弗兰克——就算他再来电话—也不会告诉别人玛维斯在她这儿，而如果她再说一个关于杀人的字眼，她就马上给他打电话。过了一星期，玛维斯又上路了，不过这次她心中有了打算。几天之前，她听到她母亲小声对着电话话筒说：“你最好尽快到这儿来，我指的是马上。”随后，玛维斯趁着勃迪在游戏校园公司上班，边绕着房子走边想：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她取出了她能够找到的前面两样：两封褐色政府公函里的支票和两个拜耳瓶子，信封原是摆在她的一个战死兄弟的照片前面。她从勃迪的首饰盒里拿出了一副仿钻石耳夹，偷回了她母亲认为藏得严严实实的汽车钥匙；把剪草机里的两加仑汽油倒进了凯迪拉克的油箱，然后把车开出去再多加些油。在纽瓦克，她发现了一家叫施勃伯爵的喷漆店，便在基督教青年会宿舍待了两天，直到把车喷成了品红色。广告上说的二十九美元原来只是对标准规格的汽车而言，对这辆凯迪拉克，他们找她要了六十九美元。至于内衣和带皮带的凉鞋，她是在伍尔沃思连锁店里买的。在“好愿”二手商店，她买了一套浅蓝色套装，料子是速干的；还买了一件白色纯棉套头衫。她心想，穿这些东西去加利福尼亚正合适。正合适。她在身边的座位上放着一份新版的行车地图，从纽瓦克驶出，加速向七○号路驶去。随着东部被甩得越来越远，她的心情也越来越愉快了。以前她只有一次这么愉快过，那还是小时候乘转盘火箭的事呢。当火箭向下俯冲时，她乐得头晕目眩；刚刚慢下来就头朝下地升到转盘高处，那种心惊胆战的刺激到了极点，虽然她和别的乘客一起尖叫，内心倒是一种安稳的激动，因为尽管男女后进式猛烈XX00动态图片
部尚书鲁思俊的个人笔记。具体情节是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90年）明军北征蒙古，朱棣率燕军深入不毛之地，大破蒙古军，迫降北元大将乃尔不花，招降5万人。捷报传到京城，朱元璋喜不自胜，对兵部尚书鲁思俊赞道：“棣儿类我。”靖难之役时，鲁思俊已然作古，联想到其曾身为太子朱标以及皇太孙朱允炆讲师的身份，可见这段记录的可信性是极高的。而朱棣也再接再厉，两年后的三月，朱棣再次受命出师北征，先破元将索林帖木儿的大军，再乘胜追击，打败当时北元“柱石”哈刺兀。在彼时明朝功勋宿将纷纷遭到屠戮的情形下，横空出世的朱棣，实为大明九边最卓越的“将星”。时人“燕王善战”的评语，诚为实情。战功冠绝诸兄弟之上的朱棣，在当时的诸藩王里，是个口碑甚好的人，既无秦王的骄横，更无晋王的奢靡腐化。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随朱元璋巡视老家凤阳时，他就留心民间疾苦，史载“民间细事，无不究知”。自就藩以来，在其属地爱惜民力，巩固军屯，协助地方官员发展生产，在洪武十八年，二十年两次调拨军队，协助地方府衙兴修白沟河、滦河水利，多次亲临工地“带头示范”，终使当地“灌溉千里”，营建北平城时，动民夫数万，“补恤甚厚”。边境操练演军时，但凡有践踏民田，毁坏百姓财物的行为，一律重金补偿。划定军队屯田范围时，强调“不与民争利”，曾将怀来附近千亩良田让与附近农户，“另择低洼贫瘠之地屯耕”。对待麾下兵将以及地方官员的贪污行为，也毫不手软，多次接受乡民诉状，上书朱元璋揭发当地府衙的不法行为，惩治多名贪官污吏。对其军中兵将的扰民行为也毫不姑息，先后重办数名曾追随其出生入死的亲兵。特别是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掌管北平军械钱粮的司谷（相当于后勤部长）刘通贪墨事发，朱棣令刘通持刀，与麾下遭克扣的30名士兵相搏，顷刻间刘通就被剁成肉酱。甚至在多年后朱棣起兵造反，建文帝派大军征缴前，国公徐辉祖就建言：燕王“深得民望，军纪严明，冠于九边，不可轻视也”。在洪武朝时代，不仅朱棣属地的官民对朱棣称誉有加，就连当时朝中以“忠直敢言”著称的几位“直臣”，对他也赞不绝口。敢于纠劾权贵的监察御史韩宜可，一生揭发权贵重臣无数，却唯独对朱棣推崇不已，其弹劾晋王的奏章里写道：“若诸王以燕王（朱棣）为楷模，凡事以安民俭省为首任，实为大明之福。”太子朱标巡视北方，归来后在为晋王、秦王开脱的同时，也称赞朱棣“四弟安民营边，仁勇兼有，为边陲柱石也”。对素来痛恨贪官污吏，崇尚简朴，重农爱民的朱元璋来说，这一切自然为朱棣增加了不少“印象分”。朱棣的目标显然不是做“柱石”，心怀大志的他，能让朱元璋彻底放心，是因为他的“不争”。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棣两次北征得胜，卓越战功，只得到朱元璋“宝钞十万贯”的封赏，与他的那位临阵脱逃的三哥晋王无二，晋王得赏后尤嫌不足，时常牢骚满腹，朱棣反而毫无怨言，相反屡屡上书，坦言自己“功不及赏”。如此“谦虚谨慎”，自然让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倾斜。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朱标之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棣侦得朱元璋对蓝玉日生不满，遂向朱元璋进言：蓝玉是“跋扈将军，日久将尾大不掉，恐祸及太孙（朱允炆）”。令朱元璋杀心顿起，次年大兴“蓝玉案”，株连数万人。凭此举，朱棣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场”，彻底打消了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又除掉了日后自己起兵夺权的最主要对手（蓝玉是太子朱标的舅舅，也就是未来建文帝朱允炆的舅爷），可谓一举多得。纵使朱棣巧妙“表现”，朱元璋也对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里，朱棣只是个“柱石”，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儿类我”的一句话上。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是一个宽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刚猛治天下”的翻版。“类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而就实力而言，朱棣尽管权镇一方，在当地“深得民望”，其军队也“骁勇冠九边”，但若对照一下孟森在前文关于朱元璋中央与藩王关系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朱棣的边上，是两个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晋王。且不说中央以全国治一隅的优势，单是这两个已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镇对他的牵制，就令他难有动作。这个“权力的平衡”，若无意外，朱棣是无法打破的。但意外偏偏发生了，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病逝，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朱纲病逝，在朱棣这个中央的“最大威胁”浮出水面的同时，也扫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碍。秦、晋两王的继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纪尚轻，防卫蒙古勉强可以胜任，出兵与朱棣争锋却不是对手。两大藩镇对朱棣的牵制不复存在，最终有了“靖难之役”3年的战火连天。清赵翼就曾为此感慨：天佑燕王，祸及苍生。对苍生来说，这样的“天意”究竟是“福”还是“祸”，清大儒谷应泰对此的看法是：“靖难三载，虽杀戮甚重，藩镇之患却终消解，倘无此役，任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据恐重演也。”此言确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夺嫡之争而造成的“靖难之役”，其结局虽令建文帝丢失宝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后厉行“削藩”，不断解除藩镇的权力，终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权”，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否则，若干年之后，明朝很可能演变出唐末五代十国的乱象。靖难之祸的结局，确实是“福所依”。这场变乱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靖难之役后，登上龙位的朱棣为防诸藩王“有样学样”，下诏将九边“藩王”逐一内迁，导致北方防务松懈，长城以南明朝防卫蒙古的各类“缓冲地带”逐渐沦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边关。“土木堡之败”的伏笔即由此而种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将驻扎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及其属下“三万精兵护卫”，尽数南迁至福建，在当地任命部落首领猛哥帖木儿为大明“建州卫指挥使”，世袭镇守。200多年后，这个世袭镇守的家族，崛起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尔哈赤。福兮，实为祸所伏。第七章明朝版的『张骞』陈诚一说起纵贯欧亚大陆上千年的“丝绸之路”，言及“通西域”的伟业，今人最先想到的是西汉博望侯张骞和东汉定远侯班超两位先驱。在中华民族的“地理大发现时期”，二人前后相继，远行数万里，历尽雨雪风霜，任千难万险，刀兵相向，却不屈不挠，不辱使命，终通好西方列国，宣中华国威于域外，开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其英雄功业，历经千载，至今令人心向往之。而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22年，也堪称中华民族又一次“地理大发现”时期，这一时期与大明通好甚至纳贡称臣的国家多达80余个，远达中非地区。彼时七下西洋，开拓万里海疆的三宝太监郑和早已名垂千古，而另一个与之有关的杰出外交家——五使西域，重开万里丝绸之路的陈诚，相形之下，历代史家着墨并不多。事实上，这位被“三宝太监”的光辉所埋没的大明使节，以其坚韧的决心，无畏的斗志，先后五次西出阳关，远赴西域，与郑和一海一陆，共开“万国来朝”的盛景。陈诚，字子鲁，号竹山，江西吉水人，元至正二十五年生人，吉水当地人物志记载他自小“博文强志，悉通藏回蒙等诸番语”。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陈家礼聘闲居在家的明初大儒梁寅为其老师，朝夕相处后，梁寅对陈诚之父赞叹道：“汝子性机敏犀利，虽难有将相之才，却可建定远、博望之功也。”虽有此赞叹，也悉心好学，但四书五经于陈诚终非强项，数年之下虽经苦学，却终差强人意。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中进士，次年中贡士，殿试中三甲，终于“金榜题名”，但成绩比起诸多位列“一甲”“二甲”的才子们，可谓是相形见绌。陈诚先在翰林院任“检讨”一职，是个“从七品”的小官，比同榜的“一甲”“二甲”同年们都要低。虽如此，陈诚却不因官职低微而废言，朝廷的内外政策但有错处，皆大胆上书建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秦王朱樉镇压甘肃临洮叛乱，“破吐蕃部落万人”，捷报传来，群臣皆称贺，唯独陈诚认定此举“草率举兵，恐遗怨怒”，上表建议朝廷速派使者招抚，引得朱元璋大怒，一度欲将陈诚下狱，幸好兵部侍郎齐泰劝解，力言陈诚“通晓边事，干才难得”，才让朱元璋肝火平息。一年后，陈诚人生的转折点终于到来，朱元璋升陈诚为兵部“驾部员外郎”，出使西域“撒里畏兀儿”（今新疆柴达木盆地），从此，他开始了跋涉万里的一生。这次出使的起因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建国于今天新疆的“东察合台汗国”的入贡。“东察合台汗国”，是从昔日蒙古帝国的“察合台汗国”分裂出来，其疆域包括今天新疆伊犁以及中亚部分地区。公元1391年，东察合台汗国可汗黑的儿火者遣使入南京朝见朱元璋，从此正式确立了对明朝的藩属关系。然而东察合台汗国在奏章里对其西部邻国“帖木儿帝国”的描述，却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说到当时活跃在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史籍记录不多，但这个起于“西察合台汗国”，在中亚南征北战，被西方史学界赞为“成吉思汗后蒙古又一伟大征服者”的帝国，此时也渐成明朝在西部的又一威胁。早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西征，连破甘肃、青海、新疆东部元军的时候，帖木儿也推翻了原西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此后南征北战，向西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南屡次攻掠印度，拓地无数，连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也尊其为“义父”。对于东边的大明王朝，帖木儿态度素来恭顺，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7年）明朝获得捕鱼儿海大捷后，帖木儿即遣使至南京，尊奉大明王朝为“上国”，但是，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布里哇的《帖木儿帝国》一书中的记录——“他的终身梦想就是解除对中国的臣服”。在东察合台汗国入贡时，帖木儿正屡屡兴兵，侵扰东察合台汗国边境，双方互有胜负。东察合台汗国的奏报，加上朱元璋先后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两批使臣遭到扣押，令朱元璋意识到帖木儿帝国的野心，因此明朝先调开国功臣西宁侯宋晟镇守凉州，再派使节出镇西域，意图加强西北防务，初出茅庐的陈诚，承担了这个任务。陈诚果然不辱使命，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冬，陈诚抵达柴达木盆地，招抚当地部落。曾有人建议明朝“尽逐番人，移民实边”，陈诚坚决拒绝，力陈此举“有伤天和”，此后陈诚委当地部落首领为官，在柴达木盆地建立“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3个军事要地，并请朝廷派遣“户部熟农务官吏”，在当地推广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生产。此举令当地游牧部落从此转为定居生活，令各部落“归附如流”。1年后，安南侵扰大明边陲，陈诚又被委派出使安南，越南史料称他“不卑不亢，言辞稳中带利，尽展明朝天威”，终让安南君臣恐惧，遣使至南京谢罪。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陈诚又调任广州府“管事”，在当地调解“色目户”（即元灭亡后滞留在内地的“色目人”，主要是阿拉伯国家移民）与当地乡民的纠纷矛盾，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主持修缮当地清真寺，当地各民族从此和平相处。几件大功，也令“善抚夷事”的陈诚，从此在大明政坛崭露头角。二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疆土已达极盛的帖木儿在其首都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召开中亚“蒙古人大会”，宣称要“反明复元”。随后起倾国兵力20万，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东征”，消息传来后，朱棣命凉州左都督宋晟整军备战，而陈诚在柴达木盆地设立的“三卫”，也“整军经武”“日夜备战”，但是年冬天，帖木儿在行军途中染病过世，声势浩大的“远征”最终无疾而终。帖木儿过世后，其国家陷入内乱，他生前钦定的继承人孙子哈里，与四子沙哈鲁为争皇位相互激战，“反明复元”大业算是搁浅了。此时，明朝也在西北频频动作，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在新疆哈密设哈密卫等军事要地，派驻重兵，正式行使对今天新疆地区各“藩属国”的主权。内外交困下，帖木儿帝国开始着力修复与明朝的关系，1年后，首先继承帖木儿帝国王位的哈里释放早年遭帖木儿扣押的明朝使臣傅安、杨德文等人，并托其带去帖木儿帝国意在与大明修好的愿望。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六月二十二日，这支“失踪”数十年的使团终于重归京城，一时“举朝皆感其忠义”，而此时已调入文渊阁的陈诚，在得知帖木儿帝国正陷入夺位内战时，立刻向朱棣建言“速派使节，熄其兵火，宣示天朝威德”。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朱棣派曾出使帖木儿帝国的郭骥为使节率团出使，带去朱棣的亲笔书信。在帖木儿帝国当地调解内战两派——哈里和沙哈鲁的纠纷，夺位成功的沙哈鲁最终将被囚禁的哈里释放，封伊刺黑为其封地，持续帖木儿帝国3年的内战终于“和解”。次年，正式成为帖木儿国王的沙哈鲁派使团至南京朝见朱棣，送上豹子、狮子等礼品。双方重新恢复了朱元璋时代的“宗主国”关系，从此友好往来。首先建言“速派使节”的陈诚，之所以没有得到这一委派，是因为此时的他已成为“文渊阁参议”，正协助解缙编纂中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皇皇巨著——《永乐大典》。其间他广泛搜集史料，将历代中国王朝出使外邦的详情，以及中国周边列国的风貌资料尽数整理编纂，我们今天能够了解诸多中国古代“外交家”的英姿，以及古代中国与列国友好往来的历史，陈诚功不可没。三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九月，已是吏部封验司员外郎的陈诚，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二赴西域之旅——以大明使团“典书记”身份率8名使节出使帖木儿帝国。对于这次出使，陈诚计划周详，行前就请朱棣精选“故元遗臣后人”随行。使团从北京出发，经玉门关进入西域，历经1年多长途跋涉，终于在次年十月抵达帖木儿帝国首都赫拉特（今阿富汗赫拉特城）。陈诚走访帖木儿周边中亚诸国，以大明国使的身份先后册封“达什干”“迭失迷”“赛兰”“沙鲁海牙”等国国王。公元1414年十月，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在其都城赫拉特设盛大仪式欢迎陈诚一行。会见期间，陈诚以其优雅的大国使节风范，得到了沙哈鲁的敬重，当然也有“不和谐”的插曲，沙哈鲁麾下大将，祖上曾是元朝重臣的“仇华派”阿哈黑当场发难，指责明朝是驱元而起，素来是蒙古人仇敌，此来不可不防。陈诚则针锋相对，坦言“国之运祚，在德不在威”。接着一一列举前元朝的各族旧臣在明朝受到优待的事实，并令使团里的回族官员萨都木当场“现身说法”。正告帖木儿国君臣：明朝与帖木儿国的通好，是“行德安民之举”，若其再争执，只会“祸连贵国苍生”。有礼有节的应对令帖木儿国君臣上下叹服，阿哈黑当场被沙哈鲁下狱。曾在帖木儿帝国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主张对明朝开战的“仇华派”从此彻底失势。其后沙哈鲁多次在其内宫设家宴款待陈诚一行人，并令其“继承人”乌格拜见陈诚，表达世代愿与大明友好的愿望。在帖木儿国留居期间，陈诚还走访当地知名宗族、商会，结好驻帖木儿国的各国使臣，逐一驳斥逃到当地的故元遗臣对明朝的歪曲描述，“驳荒悖之论，尽言大明仁德”，而中国使团带来的瓷器、丝绸等精美礼品，更在当地产生了轰动效应。苏联蒙古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此有高度的评价：“这是一次对帖木儿帝国对外国有着深远影响的外交盛事，这位睿智的中国使节（陈诚），不但用他善辩的口才和高贵风度得到沙哈鲁的敬重，更向帖木儿国民展现了中国博大的文化和强盛的国力，以及睦邻友好的真挚诚意。从此之后，无论时局怎样变动，对东方（明朝）的友好政策
希望她确实如此。玛维斯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车内再次沉默了。帕拉斯把头靠在西尼卡的胸口，巴不得她们都走了，而是由卡洛斯坚实又平滑的胸脯撑着她的面颊，像往常只要她愿意时那样，就这样走上七百英里。她十六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一辆红色丰田，装有嵌入式八轨录音机。车里塞满了圣诞礼物。那些东西凡是做母亲的都会喜欢，但她备下的简直是五光十色，因为她已经有十三年没见过母亲了，不能冒险连一件都得不到母亲的欢心。在圣诞节前由卡洛斯驾车上路来一次探望母亲的假日旅行。不是从她父亲身边逃走，也不是和世界上最酷、最豪爽的男人私奔。一切都是经过周密计划的：东西藏得好好的，行动都是伪装的，以防长着一双鹰眼的管家普罗维登斯或者她兄弟杰罗姆看出来。她父亲经常不在周围，注意不到什么。他是个律师，有一个不长的客户名单，不过其中有两位顶尖的能创新演出风格的黑人艺术家。只要弥尔顿·特鲁拉弗仍让他们名列榜首，就不需要更多的客户。不过他始终留心别的青年演员，他们可能会被列入排名榜，并且保持着在榜单上的位置。有了卡洛斯的帮助，一切都进展得顺利而令人激动：对她的女友们撒的谎还要再圆一圆；留下的东西（驾驶执照——一件复制品、玩具熊、手表、化妆品、首饰、信用卡）要显出还要回来而不是跑掉的样子。几张信用卡既然不带走，就必须在他们出走的那天兑换成大量现金并大肆购物。她想给卡洛斯再多买一些，很多，可他坚持不让买。在她与他相识的整整四个月时间里，他从不收她的礼物。甚至不让她掏钱付餐费。他会闭上他美丽的眼睛摇着头，仿佛她要请客就会使他伤心。帕拉斯结识他是在学校的停车场，那天她的丰田车发动不起来了。实际上在那之前她已经遇到他好多次了。在她的高中学校，他是长得像电影明星，很矜持的男子。所有的女孩都喜欢围着他转。那天他把油门踩到底，告诉她油管涨满了，事情就这么开始了。他提议驾着他的福特跟着她回家，以防她在路上再抛锚。她一路顺利，他就挥手告别了。帕拉斯第二天给他带去了一件礼物——一本相册，费了很大劲让他接受。“除非你让我给你买上一个辣味热狗。”他说。帕拉斯一下子就觉得嘴里满是那种刺激了。之后，他们每个周末都要见面。她千方百计地作出一切努力让他和她做爱。他热情地呼应着，搂着她的脖子亲嘴，但接连几个星期再不肯越雷池一步。两人之间是他说了那句话：“等我们结婚时吧。”卡洛斯不是个看门人，真的不是。他雕刻，当帕拉斯跟他说起她的画家母亲，以及她住的地方时，他笑着说那可是艺术家待的完美地方。整个事情就此到位了。卡洛斯不会啰唆什么在假期放弃工作。弥尔顿·特鲁拉弗会为客户的聚会、音乐展示会和电视节目格外忙碌。帕拉斯把几年来她母亲寄来的生日贺卡和圣诞贺卡都翻了一遍，找出她最近的地址，这一对情侣就既无羁绊又无阴云地出发了。只可惜那发疯的黑女人把圣诞圣歌毁了。帕拉斯偎依在西尼卡的胸前，虽说不算很舒服，总还能稍稍缓解袭击她的寒意。前排坐的两个女人又开始争吵了，那种尖厉的嗓音让她头疼。“爱光着身子的骚货！索恩是我们的朋友。我现在该如何对她说？”“她是康妮的朋友，跟你没关系。”“是我卖给她胡椒，配成了她的强身……”“那又怎么样，你就成了药剂师了？不过是迷迭香，还有一点麦麸掺上阿司匹林。”“不论是什么，那是我的职责。”“只是在康妮醉的时候。”“不许你的臭嘴提她。在你来之前她从来不喝酒。”“那是你说的。她甚至睡在酒窖里。”“她的卧室在那儿嘛！你真蠢。”“她已经不再是女仆了。只要她愿意，完全可以睡在楼上。她就是想离酒近点。”“老天，我恨你这副脏肚肠。”西尼卡柔声打断她们，想让气氛和谐一些。“康妮没有醉。她是不痛快。虽然如此，她还是该和我们一起来。她要是来了，就大不一样了。”“这样挺好嘛。真不赖！”吉姬说，“直到那些该死的牧师一样的人来搅场。”她用一支快吸完的香烟续上了另一支。“你不能停下来两分钟不吸烟吗？”玛维斯说。“不！”“你没看见那黑鬼在你身上看出什么了吗？”玛维斯继续说，“反正我看出来了，因为你好像不能掩饰自己。”“嫉妒？”“见鬼。”“见鬼，见鬼！你有十年没让人干过了，你已经干得只剩下瘪壳了。”“滚出去！”玛维斯厉声叫着，把车刹住，“滚出我的汽车见鬼去吧！”“你打算对付我？敢碰我一下，我就撕破你的脸。你这该死的重罪犯！”说着她便把香烟往玛维斯的胳膊上猛地一戳。在车里那么有限的地方，她们没法施展拳脚大打出手，但还真动起手来。西尼卡搂着帕拉斯在后面瞅着。她一度想拆开她们，但现在她知道更好的办法了。她们累了就会住手的，那样可以比她介入保持更长久的相安无事。吉姬深知玛维斯的弱点：辱及康妮或涉及她出逃的情况。玛维斯最近一次出行时从她母亲那儿听到了对她发出的通缉令：非法侵占大批财产、抛弃家庭和涉嫌谋杀两个亲生孩子。凯迪拉克摇晃着。吉姬既好斗又虚荣——她不想在自己可爱的脸蛋上留下淤青或抓痕，还不时得顾及她的头发。玛维斯虽然动作缓慢，但打一下是一下，而且乐于动手。吉姬看到了血，而且以为是自己流的血时，就爬出了车，玛维斯则紧追不舍。在没有一只飞鸟的炽热天空下，她们俩在路上和路边继续打斗。帕拉斯坐起了身，被搅起尘土和压倒野草的两个身体催眠了似的。那两个身体在俄克拉荷马茫茫的天空下，或者在新墨西哥州米西塔如画的天空下，那么专注，旁若无人。在迪·迪·特鲁拉弗激动的拥抱和亲吻的几个月之后，在惊叹她母亲窗外美景的几个月之后，在吃过美馔佳肴的几个月之后，在迪·迪的朋友圈中——各种艺术家：印第安人、纽约人、老年人、嬉皮士、墨西哥人、黑人——谈论艺术的几个月之后，在他们三人在帕拉斯认为只有迪斯尼可以制作出来的星空下谈话的几个月之后。在那几个月之后，卡洛斯说：“这是我应该在的地方，”还深深叹了一口气，“这才是我一直寻求的家。”他那张浸透着月光的面孔让帕拉斯的心跳都停止了。她母亲打着哈欠。“当然是啦。”迪·迪·特鲁拉弗说。卡洛斯也打了个哈欠，当时她就该明白——不约而同的哈欠，一唱一和的腔调。她应该进行一下数学运算——卡洛斯在年龄上更接近迪·迪而不是她。她若是注意到，或许就能防止那两个身体在草地里扭作一团，交换着呻吟，毫不在乎有人旁观。也就不会随后傻乎乎地跑向丰田车，茫无目的地瞎开一气，撞上和刮擦上几辆卡车。也不会碰到身下带着软东西的水了。帕拉斯又感到了看不见的鳞片令人生厌的搔痒和触摸，便转过身不去看那两个女人厮打的场面，举起一只胳膊搂住西尼卡的脖子，把脸深深地贴进那小小的胸脯。只有西尼卡一人看到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司机放慢了速度，可能想绕过占着路中间的凯迪拉克吧，也许是想提供一下帮助，反正他停了很长时间，足以看清两个满不在乎的女人在路上滚作一团，衣裙也扯破了，私处都露了出来。他还看到另有两个女人在车后座上拥抱着。他瞠目结舌了好久，然后才摇着头，加大了他那辆卡车的油门。最后，吉姬和玛维斯都躺在地上喘着气。一个，然后是另一个，坐起身，摸着自己的身体，查遍周身的伤情。吉姬去找她丢下的一只鞋，玛维斯找她箍发的橡皮圈。她们一语不发地回到了车里。玛维斯用一只手驾驶。吉姬嘴巴没伤的一边叼着香烟。一九二二年，白人劳工曾在自己的圈子里，在一片荒野中的一座石头房子中大笑。印第安人连房子都没有。恶劣的天气里，在一片缺树的土地上用木柴是渎神的，用煤又太贵，牛粪又太臭。那座巨宅对他们来说简直是狂想。那个贪官订购了几吨煤——但一点没用上。接收了这一产业的修女们都极能忍受，用点煤油、睡着单薄的铺盖已经成了习惯。不过在春夏两季和暖秋时分，宅子的石墙则是求之不得的凉快。吉姬跑上楼梯，赶在玛维斯前面使用仅有的洗浴水。她一边使劲咳嗽，一边脱光衣服，在一面没有涂漆的镜子中观察着自己。除去一只膝盖和两个手肘，伤得还不算太重。指甲当然裂了，但眼睛没有青肿，鼻子也没有破损。不过，明天可能会露出更多的青紫。让她难堪的是嘴角周围都肿了，按按伤处会涌出一股血。突然之间，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大街上人们全都在跑。警笛——警车？急救车？消防车？——刺耳地响。一道由警察组成的人墙在前进，阻断了从东到西的通路。跑动的人群边抛着他们带在身边或随手找到的东西，边逃跑。她和米基起初还挽着手随着一伙散乱的人群沿一条侧街跑。那是一条房子小、草地多的街道。没有开枪——根本就没有开火。只有姑娘们音乐般的尖叫和长着好斗面孔的男人一声接一声的吼叫。警笛，没错，还有远处手提式扩音器的声响，但是，没有打碎的玻璃，没有尸体倒地的响声，没有枪响。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小男孩的白衬衫上有一片红颜色晕开来？她没有看清楚。人群聚拢起来，然后就站住了，被什么人在前边挡住了。米基被几个肩膀隔开，正在推开人群向前挤。吉姬又看了一眼躺在鲜绿草地上的男孩。他穿戴得可真好：蝴蝶领结，白衬衫，锃亮的系带皮鞋。可是现在衬衫已经脏了，上面覆盖着红色的牡丹花。他猛地扭动了一下，鲜血从他嘴里涌出。他伸出了双手，小心翼翼地堵住血，以免血会像刚刚毁了他的衬衫那样，毁了他的皮鞋。据报纸说，有一百多人受了伤，但没提到开枪或一个遭枪击的男孩。没提到一个穿得干干净净的黑人小男孩用双手捂着他的血。水汩汩流进浴缸。吉姬用发卡扎住头发，然后趴下，再次检查浴缸下藏着的盒子里她所取得的进展。上面的盖子被扔到了一边，但那金属盒看来还牢固地原封未动。伸手到浴缸下面是个问题。她当初要是告诉了K.D.，他一定会帮她的，不过那样他就得分享盒子里的东西了：可能有金子、钻石、大包的现金。不管是什么，那是她的——还有康妮的，只要康妮想要一些。但再没别人的了。绝没有玛维斯的份儿。西尼卡不会要什么，而最后来的这个女孩，戴着一副破眼镜，长着一头浓密鬈发——谁知道她是谁，是干什么的？吉姬站起身，从皮肤上刷去尘土，然后走进浴缸。她坐在那里想着她的选择。康妮，她想着。康妮。然后，她仰卧着，让肥皂泡没到下巴。这时她想到了西尼卡的鼻子，睡觉时鼻翼的翕动；想到了她嘴唇笑与不笑时歪着的样子，她那对向外完美伸展的浓眉，还有她的嗓音——柔和，充满温和的渴求，像是亲吻。在走廊另一端的浴室里，得意扬扬的玛维斯在水池处清洗。随后她换好衣服，下楼到厨房去做晚饭。剩下的鸡块，拌着胡椒、洋葱、龙蒿、某种调料汁，也许还有碎奶酪，卷到那种薄饼似的东西里，这是康妮教她的。这会让她高兴的。她要把一盘这样的晚餐拿到下面给康妮，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不提打架的事。那不重要。其实她还挺喜欢打这么一架。打呀，打呀，连咬吉姬都令人高兴，就像做饭一样。这是旧的玛维斯已经死去的又一例证。原先那个玛维斯在一个十一岁的女孩面前都保护不了自己，更不消说面对丈夫了。那个玛维斯不会安排或者凑合出一顿简单的饭菜，靠的是现成食品和开车路过即取即吃的东西，现在却能做出小薄饼这类精美的食物，用不着每天去采购。但她被吉姬说她没有性生活的那句话刺伤了——这在某种意义上很好笑。她和弗兰克成婚时，她确实喜欢那事。可以那么说吧。随后便成了要求之下的折磨，与把她从椅子上一巴掌扇出去没什么两样，只是时间更长而已。这些年在女修道院，挨打和上床的事都摆脱了。不过，有时候夜里出现那种情况时，她不再挣扎了。先前是偶尔出现一次的梦境——一只幼狮咬她的喉咙。近来则是另一种形式——人——趴到她身上或是从后面凑过来。“梦魇。”康妮这样说。“跟它打。”她说。可是玛维斯做不到也不肯做。现在她想弄清，吉姬说她的那些话是不是她愿意做那种梦的理由。她仍然听得到莫尔和珀尔的声音，感觉到他们在女修道院的每一个房间中折腾。或许她该向康妮承认、忏悔：夜间梦到笑嘻嘻的孩子和一位“母亲”，那母亲喜欢有她一起构成的幸福之家的样子。最好是这样：她给康妮送去晚饭，告诉她婚礼招待会的情况，说吉姬如何让大家，尤其是索恩，下不来台，然后再问她该拿这种梦境怎么办。康妮会有办法的。康妮。诺玛·福克斯的开司米披肩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西尼卡把它裹在帕拉斯身上，问她需要什么东西。要水吗？吃的东西？帕拉斯示意不要。西尼卡心想，她还哭不出来。痛苦压得她太厉害了。一旦它升起，泪水会随之而来，西尼卡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时康妮能够在场。于是她尽量让这女孩暖和起来，好好给她理顺浓密的头发，拿着一支蜡烛领她下楼去找康妮。地下室的一部分是一个有拱顶的巨大而冰冷的房间，周围是一圈摆瓶子的货架。瓶中的酒都和康妮一般年纪。康妮告诉她，修女们很少碰酒，只有在她们能找到一个教士来此望弥撒时，才想喝上一杯。有一次圣诞节，她们用了一瓶一九一五年酿的法国葡萄酒代替朗姆酒浸泡一块蛋糕。四周影影绰绰的都是些弃置和破损的箱子、木盒及家具。抛光的大理石雕刻的裸女，粗石雕出的男人造型。最远端便是通往康妮房间的门。虽然如玛维斯所说，房间并非为女仆而造，但其原先的目的并不明确。康妮占用之后，由于室内阴暗，倒很是喜欢。阳光对置身室内的她没有威胁。西尼卡敲敲门，没有应答，便推门走了进去。康妮正坐在一把藤摇椅上轻声打鼾。西尼卡一进来，她就醒了。“谁拿着灯火？”“是我——西尼卡。还有一个朋友。”“把蜡烛放在那儿吧。”她指着身后的一个五斗橱说。“这是帕拉斯。是两天前刚来的。她说她想见你。”“是吗？”康妮问道。烛光难以照见什么，但西尼卡还是辨出了圣母玛利亚，一双闪亮的修女鞋，念珠，还有梳妆台上在一罐水里生根的什么植物。“谁伤害你了，小家伙？”康妮问。西尼卡坐在地板上。她心里有一丝希望：帕拉斯即使不谈什么要紧的事，也会说不少话。可是康妮似是有魔法，她只是伸出一只手，帕拉斯就走过去，坐在她的膝头，起初是边说边哭，后来是哭个不停，这时康妮便说：“喝点这个”，“多好看的耳环”，“可怜的小家伙，可怜，可怜的小家伙。他们伤害了我可怜的小家伙”。谈话在酒气融融中进行了一小时；谈话是倒叙方式，痛彻心扉，断断续续，但总算说了出来——那个谁伤害了小家伙的故事。她说，她丢了鞋子，可是起初谁也没有为她停下来。她说，后来有一个戴浅顶软呢帽的印第安妇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卡车印第安人为了她停了车。当时天刚亮，她穿着短裤，光着脚，在路边一瘸一拐地走着。开车的是个男人，坐在他旁边的就是那妇女，膝上抱着个孩子。帕拉斯说不准那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六个小伙子坐在后边。是那妇女说服了她，让她同意搭车。她帽檐下面的一双冷灰色眼睛毫无表情，但有她在男人们中间，那些人都规规矩矩的——连她膝头的孩子都老老实实。“你往哪儿去？”她问。这时帕拉斯才发现她的声带不管用了。她发声的能力还比不上身后地里吱嘎作响的结实的风磨呢。她只好指着卡车前进的方向。“那就坐到后边吧。”那妇女说。帕拉斯爬上车，挤在那些男人中间——多数与她年龄相仿——尽量坐得离他们远一些，祈祷着那妇女是他们的姨妈——或者更具有管束力。那些印第安小伙子只是瞪着她，不发一语。他们的胳膊都放在膝上，笑也不笑地看着她的粉色短裤，荧光T恤。过了一会儿，他们打开纸袋，开始吃东西。他
的过剩产能，于是中西之间的贸易失衡在19世纪40年代到了让西方无法容忍的程度。这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鸦片战争的结果——五口通商，中西之间的贸易规模就整体而言大幅度扩大，但对广东，对与广东比邻的广西而言，由于长时期坚持排外，坚持不让外国人入城，坚持原先一口通商的垄断利润，所以五口通商之后，两广的经济状况并没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而好转，反而走了一个向下的通道。这是过去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太平天国发生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的原因。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兴起，并不是传统中国原来意义的农民起义，这场运动的大背景是中国已经局部踏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但是，也必须看到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并不具备那个时代的国际视野，他们不知道中国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过去的研究者如冯友兰注意到洪秀全政治思想中愚昧落后的一面，庆幸太平天国被剿灭，否则中国将被拉回西方意义的中世纪。冯友兰的研究代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的主流，洪秀全那些太平天国领袖确实没有与世界同步的意识，他们的举措与世界大势相悖，由此就能解释太平天国失败的必然性。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权太平天国在1850年金田起事后，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很快拿下了半个中国，定都南京，掌控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半壁。两百年的大清王朝面临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果适时调整方略，即便不能北伐成功，也有机会南北分治，形成以长江为界的政治格局。如此，此后的中国历史势必改写。那么，是什么因素让太平天国没有做到这一点呢？是眼界，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对世界的认识。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不到一个月，1853年4月，在中国拥有相当战略利益的英国公使就冒着危险访问了南京。年底，法国公使也沿着这条路径与太平天国取得了联系。英法两国当然不是同情中国的农民起义，也不是刻意挑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对立。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太平天国领导人不要因为战争而影响两国在长江流域的贸易和利益。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各国当时利益所在，因而当太平天国在这些地区貌似稳固控制局面后，列强无法淡然无法漠视，他们尽管与清朝定有外交条约，但出于利益考量，他们准备并且必然会脚踏两只船，打算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两边下注。对于早期资本主义来说，两边下注充分反映了贸易自由原则中的现实主义外交，没有办法从道德、义气、立场、原则等层面去解读，毕竟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是真金白银，西方国家的政府必须为各自的“衣食父母”资本家服务，必须为各自国家的经济利益提供足够的外交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观察，各国公使一方面与清朝外交官周旋，要求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安排会晤，就即将到期的条约进行修约谈判，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对气势如虹的太平天国给予适度关注，甚至试图与这个新政权建立某种程度的外交联系，以防万一。然而，太平天国说到底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造反派，他们的国际视野还是非常欠缺。当美国公使麦莲冲破重重关隘尝试着与太平天国建立某种联系时，竟然被太平天国不明就里地拒绝。1854年5月30日，行抵南京城外的美国公使麦莲收到太平天国领导人罗苾芬、刘承芳复信，指责美国人写给太平天国领导人的信不合礼仪，不够礼貌，并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宽容美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美国人对太平天国的一点儿好感就被这样的无知吹得一干二净。稍后，麦莲给太平天国方面发去一封复信，强调来文皆尽非友谊之意，美国不得不暂时中止与贵国的联系。以后如有必要，将按照中华与美国所定条约进行处理，凡属美国商民在中国所应得之利益、公益等事款，美国使领馆将按照协约进行处理。很显然，美国视太平天国为长江流域一个政治实体，愿意打交道，愿意与太平天国进行合作以保护美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只是，太平天国对外部世界知道得太少了，所以麦莲不得不放弃与太平天国建立联系的尝试。6月14日，麦莲给美国国务卿发去一份报告，以为太平天国差不多完全由一群无知的和不文明的内地人组成。这些人配不上文明世界的尊敬，与他们进行任何令人满意的外交性质的交往差不多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麦莲建议，美国应该利用中国现在的危机扩大美中之间的商业交往，发展文明的荣光和福祉。但是，这个扩大应该与太平天国无关，而是利用太平天国给清政府带来的危机，扩大与清政府的交往。美国通过对太平天国实地考察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了与太平天国构建外交关系的企图。与美国的外交动向非常相似，英国公使包令也在这个时候委派专使前往南京，一方面观察长江流域动态，另一方面试图打开与太平天国联系的通道。6月18日傍晚，英国专使麦华佗携带英国公使包令的儿子卢因·包令乘军舰抵达镇江，遭太平军炮击而被迫停航。第二天，麦华佗一行登岸拜会太平军官员要求道歉。太平军官员非常有礼貌地接见了他们，并表达了歉意。麦华佗一行在这种情形下继续西行，20日抵达南京，要求会见太平天国高级官员，面谈要事。麦华佗会见高级官员的要求被太平天国以上国姿态坦然拒绝。第二天（21日），麦华佗的舰长麦勒西登岸在秦淮河口会见了一位太平军下层军官。麦勒西请这位军官帮忙给东王送一封信。这封信列出三十个问题，并请杨秀清给予接见。温文尔雅的英国人依然没有获得太平军将领的好感，这些将领并没有从共同的基督信仰上善待英国人。两天后，太平军将领明白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英国人不再温文尔雅，而是愤怒复信太平军将领，抗议这些荒唐的不友好的限制，并要求太平军对于他们的三十个问题给予明确答复。太平军对于这些要求依然不予理睬。英美外交在太平天国那里吃了一个闭门羹，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和世界沟通，进行贸易。这是太平天国的悲剧和历史局限，由此也注定了太平天国的结局。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洪秀全、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肯定很多，不一而足，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其领导人在十几年漫长岁月中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常态社会应有的统治方式，长时期实行战争状态下的特殊措施，久而久之，人民生厌，无法支持。太平天国金田发难后，按照军事方式编练军队，男女隔离分编男营、女营，有助于军队管理，有助于发挥战斗力，这都是对的。这一制度即便实行到定都南京后，也是应该的，没有大问题。但是，当定都后与清政府的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洪秀全等领导人继续用战争状态非常手段管制人民，继续实行男女隔离制度，肯定影响士气，影响民众的向心力。在经济制度方面，太平天国长时期实行圣库制度，自金田起义到革命失败，这一制度都没有调整。圣库制度在战争状态下有利于保障军队供应，吸引穷苦民众参加革命，对保障军队纪律等，都有积极作用，但当定都后，当统治成为常态后，太平天国领导人还用各种理由坚持圣库制度，坚持什么特色，这就严重违背了人性，不合时宜，是将理想当作现实了。特别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占领南京后，将圣库制度肆意扩大，将城市居民纳入圣库制度管理范畴，强制性要求“人无私财”，大公无私，毫不利己，这就不是一般的违反人性，而是将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强加给人民，强加给社会。圣库制度、男女隔离制度，在特殊的战争状态下或许是有用的，但其适用范围必须限定在非常态阶段，一旦社会进入常态，统治方式必须尽快转换，必须从一个革命政权转换为一个建设政权。假如，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南北分立大致成型时注意到了这一点，相信即便太平天国统治区域被曾国藩湘军铁桶式围困，太平天国治下的人民即便为了一个安宁的生活，也会与太平天国一起奋斗到底，保卫家园，安居乐业。特殊的管制社会方式并不是创造，真正的创造必须尊重人类在社会管制方面的智慧积累。太平天国领导人之所以别出心裁弄出那么多新花样，还与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胡来有关联。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既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纯粹的西方意识，更不是西方工业化之后的民主、科学与宪政。洪秀全当然没有这种觉悟，但是洪秀全无论如何不应该让意识形态长时期畸形化。假如当其革命之初为了反抗清廷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意识形态，需要一个被加工过、由自己随意解说的基督教的话，那么当定都南京、社会渐趋常态后，洪秀全就应该有意识淡化革命时期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意识形态，重新认同中国传统，重建中国社会，那么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应该会有不一样的后果。然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太想与别人不一样了，太想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了。他们长时期坚守那种不中不西的意识形态，终于被曾国藩找到了痛下黑手的着力点。太平天国的失败不是败在武力上、战场上，而是其独特的、非常态的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了其与人民、与士大夫的关系。聪明的人总想着创造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与世界。其实，在很多时候，一个最理想的社会，就是与别人一致而又别致。一致是前提，别致是特色。没有一致，独出心裁，也就没有别致，没有未来。这或许就是太平天国这场“未完成的革命”一个最值得吸取的教训。我理想中的辛亥大片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2年就是中华民国成立一百周年。最近有些机构加紧筹备或制作这方面的选题，有图书有电影有电视剧，可以期待届时会有一批有价值的作品涌现。因为职业关系，我最近应邀阅读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稿，或应邀参加一些相关选题的研讨会，深受启发，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觉得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我当然赞成历史题材影视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创作者在充分把握历史脉络的前提下，应该拥有比较充分的施展余地，比如最近播放的《苍穹之昴》，其实就是在大的历史框架下表达作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以具体的日常生活去解读那个时代，重新塑造一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重新建构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想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辛亥革命的大片，当然也不必拘泥于历史事实本身，不应该束缚创作者的手脚，作者在不违背大的历史框架前提下，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不仅必要，而且必需。从我现在已经看到的一些未完成的作品看，创作者对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与背景还不是很清楚，有的作品从戊戌六君子写起，有的作品从保路运动开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实，辛亥革命的发生必须从甲午战争说起，没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没有办法证明先前三十年洋务运动是一场跛足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没有孙中山的觉醒，没有中国革命。我理想中的辛亥革命大片，就应该写出孙中山等民主主义先行者不畏艰难前赴后继的精神，写出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气势和愈挫愈奋的勇气。当然，辛亥革命从革命党人发动的一连串武装起义最后演化为全民族的觉醒全民族的抗争，因此还必须描写和兼顾其他方面的人群，比如与孙中山差不多同时兴起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的中坚无疑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稍后有各地的立宪党人和他们发起的立宪运动，有各地的新军，特别是袁世凯、张之洞两人一南一北所统帅的新式军队，这些军队原本是大清王朝统治的基石，最后却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至于各地民众自发或不自发的抗争，也是清朝统治根基瓦解的一个原因，也很值得描写歌颂。至于辛亥革命的下限，有的创作者将之定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当然不能有什么问题，但总显得有点不是那么完整。如果不说南北和谈，不说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向北方的袁世凯移交权力，辛亥革命就会不那么完整。南北和谈并达成一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正是通过这次和谈，不仅终结了中国五千年的帝制，而且中国人的相互容忍相互妥协，使中国避免了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战争，避免了一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这是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愿说的，其实这可是当年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最大期待，也是最合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举措。不论是清廷宣布退位，还是孙中山宣布让权，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可以与三代禅让相媲美的伟大事件。影视作品当然离不开人物刻画和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一个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肯定会在人物形象重塑上有亮点有色彩。就辛亥革命这段历史说，由于在过去一百年间，附加在这段历史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太过浓厚，因此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可能并不是历史真实，这就给创作者提供了发挥的空间。比如摄政王载沣。许多文学作品的描写者都将这个人物写得非常不堪，这其实太单调太平面。载沣固然不是雄才大略的摄政王监国，没有办法与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相比，但慈禧太后之所以选择载沣，绝不是选择他的无能、粗鲁和传统描写中所说的短视与自私。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我们就会发现载沣在过去一些文学故事中的形象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是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一个王朝的消逝不能没有原因，因此找到了这个倒霉的摄政王载沣。真实的载沣是晚清王爷中第一个走向世界见过世面的人，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对于晚清的政治民主化即立宪运动并不敌视，如果不是他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至于与摄政王载沣一起担负起监国重任的还有隆裕皇太后，许多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对这个形象的理解上，也有着很深的误会和平面化的理解。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丰沛的政治资源和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之所以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自然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只要看一看她在1913年不幸去世后全世界特别是国内各界的普遍反响，就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对中国作了怎样的贡献。简单地说，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大概是一种概率比较高的可能。在清末民初历史舞台上，最有声有色的无疑首推袁世凯。只是由于袁世凯在生命最后岁月中的一念之差，使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发生根本逆转，他的一生差不多都被否定，似乎毫无可取之处。其实，袁世凯如果真的像传说中那样阴谋、狡诈，是曹操式的奸雄，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清末民初国际国内“非袁莫属”的共识和普遍呼声，无法理解孙中山何以心悦诚服地推戴袁世凯，并欣然移交权力。过去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显然违背了历史真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所以现在真的应该重新考虑怎样重塑袁世凯的形象，既要看到袁世凯思想手腕中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具有相当的新思想，他既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更是清末新政的主持者之一，他是北洋的灵魂，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星和希望。如果我们固守旧有观点看待袁世凯，清末民初的许多事情都不好理解，不要说他不可能被清廷被慈禧太后瞧得上，就是南方革命党人，国际社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好感，更不要说指望他再度出山收拾旧河山了。至于辛亥革命时期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也应该在形象塑造上好好琢磨，写出个性，写出光彩，写出人性的光辉，也要写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而不是高大全。不要脸谱，而要生活，要真性情。要像看待自己的同事那样看待这些人物，不要为尊者讳，更不要亏待先人，延续他们之间的仇恨和对立
就是这么回事了。普立安把矛头指向米斯纳。因为普立安肯定不会站在新娘和新郎面前——一名客席牧师应邀在婚礼前对几乎由鲁比所有人构成的教众讲几句（几句！）话，而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属于普立安教派的成员——以死来恐吓他们。因为他肯定不会侮辱新娘的母亲和嫂子，她们像穿外衣似的披戴着照料虚弱婴儿的忧郁，不仅没有由于对她们一切梦想的那致命一击而责备上帝，而且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益发坚定意志。况且，虽然新郎的父母都已过世，普立安肯定不想让他的舅妈们受窘——向虔诚的妇女施压，以此关心（或许太过分了吧？）这个家族中唯一的子嗣。如今索恩的儿子们都死了，多薇又没有生育一男半女，并且她们不准自己为这些损失伤痛，以致过分伤心或封闭了心扉。肯定不会。何况，普立安肯定不想得罪新郎的舅舅迪肯和斯图亚特，那哥俩儿的行为举止，看上去就如同上帝是他们无言的生意合伙人。普立安似乎总是很尊崇他们，多次暗示他们俩属于锡安山而不属于卡尔瓦里山。在卡尔瓦里山，他们不得不听那些浮夸的布道，而那布道人认为，教育就是要教会孩子们说话，仿佛那些孩子有这个世界从未听过和处理过的重要事情要说。还有谁会感觉到“上帝对你没兴趣”带来的刺痛呢？或者，在听到“如果你认为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是瞎子”那句话时感到灼痛而退缩呢？除去理查德·米斯纳还有谁呢？他此刻就要站起身主持婚礼，像人们记忆所及的以往大多数婚礼那样，不过这一次要在“不带着任何俘虏”的普立安牧师汹涌的气势之下进行。当然，除非他是在对她讲：如果你愿意就去依恋另一个人，但如果你不依恋上帝（当然是普立安的上帝），你的婚姻就得不到那授予特权的证书。因为普立安知道她和理查德正在谈婚论嫁，而且也知道她帮他组织那些不听话的年轻人。“是他皱起的眉毛。”野薄荷的气味压倒了祭坛周围花草的味道。一丛丛的花草与福禄考长在教堂的窗下，窗户上午十一点时打开，迎接升起的太阳。四月的天空垂下的阳光是一份礼物。在教堂里面，枫木条椅擦得锃亮，辉煌如同军旅装备，衬托着素净的白墙、低调的布道坛、形似尖桩篱笆的舒适栏杆，使受圣餐的人能够跪在那里再一次迎接圣灵。在祭坛上方，高高的洁净而清新的空间里悬挂着一个三脚的橡木十字架。无声无息。没遮没拦。没有金饰与它的完美抗争，或干扰它的平静。基督的躯体既没有扭曲也没有昏厥，因此其表现出的雷霆之怒也并不夸张。鲁比的妇女不施脂粉，也不抹妓女用的香水。因此，薄荷和福禄考激人情欲的香气扰乱了教众的心，大家都期盼着在索恩·摩根家享受丰盛佳肴的美好时光。那里会有众人演奏的音乐：朱利弹钢琴；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独唱；圣救世主教堂四重奏；一个叫布鲁德的睡眼惺忪的男孩在台阶上吹口琴。那里好衣服挨挨蹭蹭；那里有丝绸衣裙和浆过的衬衫，人们靠在树上、坐在草地上、盛第二次奶油豌豆汤弄洒了汤汁时就忘记了它们。那里会有喜欢吃糖的儿童的叫喊，还会有从地上捡起、折得整整齐齐，似乎比结婚礼物本身还贵重的包装纸闪着亮光。农场主、牧场主和种小麦的农妇们会让自己从椅子上被人猛地拽起来，鼓着掌反复踏起早年留传下来的舞步。十几岁的少年男女会边笑边挤眼睛，尽量隐藏自己的心意。但是比欢乐和儿童吃结婚蛋糕的兴致更重要的，是他们期盼两个家庭的结亲，以及四年来渗透那两个家庭亲友们的敌意的结束。那种集中在新娘尚未承认、宣布和生下的未来婴儿身上的敌意。此刻大家都和安娜·弗拉德一样就座了，都不清楚普立安到底觉得他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现在要投下阴影？为什么要驱逐薄荷和福禄考的气味？为什么要减淡等着他们吃的烤羊羔和柠檬饼的味道？为什么要破坏这次婚礼带来的和谐气氛，让祥和出轨？理查德·米斯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很恼火，不，很气愤。气得没法看着他的教士同事，让他看看那刀口有多深。在普立安讲话的整个过程中，他都面无表情地瞅着坐在条椅上的妇女们的复活节帽子。那天一早，他就想好了五六句启动这次神圣婚姻典礼的开场白，围绕《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第九节精心组织语言，凸显“羔羊婚宴”的形象，以其为核心展示这次婚礼所允诺的和解。他要从《启示录》进而讲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这不仅印证了夫妻二人对彼此的忠诚，而且续写了摩根和弗利特伍德两家所有人的职责。此时他看着耐心地站在祭坛前的这对新人，不知他们是否已经理解了甚至听到了加诸他们的那些话语。当然，他是理解的。他知道他选择的工作所秉持的伤害性极大的观点，对他信仰的一切都是一种审慎的攻击。刹那间，他理解并认可了奥古斯丁对那个“骄傲的教长”的愤懑了，他称其为魔鬼。奥古斯丁曾经进一步阐述说，上帝的谕旨是不会被他的信使亵渎的，“如果光明要穿透败坏的人，光明本身并不是败坏的。”尽管奥古斯丁没有见过普立安牧师，可总应该了解和他一样的教长。可惜他把他们逐到撒旦一伙，并没有认识到，从布道坛上发出的具有破坏性的言辞是能够产生恶果的。对于普立安对着一切喷洒的毒剂，奥古斯丁会说些什么当作止痛药呢？从这些男人头部上方看去，实在难以与他们的本能抗争：他们要控制能控制的，要碾碎不能控制的；妇女们在内心里不知疲倦地想驯服掠夺者；孩子们脸上是还没有从他们所受打击中恢复过来的表情，他们本来毕恭毕敬地学到，大人们在他们成人之前是不会把他们当人来对待的；僵在那里的新娘和新郎脸上，透出的是竭力想靠公开的结合来洗刷私下的羞耻的渴望。米斯纳知道，普立安的一番话是他对米斯纳的行动发起的宣战的扩大。米斯纳劝诱这些青年男女走出围墙，走到镇外，带领他们、强使他们违规，让他们把自己想成是文明的勇士。他也知道，关于一个从未出生的婴儿的公开秘密，犹如巨牙般伸入到争论的根基之中。米斯纳已经想好恰当的言辞，但他不相信自己能在表达时不流露出个人深深的伤痛，便从布道坛走开，来到教堂的后墙边。他在那儿伸直双手，直到能够把挂在那儿的十字架从钉子上摘下。随后他就拿着那十字架，经过空荡的唱诗席，经过凯特坐在那儿要弹奏的风琴和普立安的坐椅，一直来到圣坛上，在身前高擎着十字架让大家都看到—只要他们想看。让人们看着人类制作的第一个标志：竖着一根，横着一根。人们即使在孩提时期，也曾用指头在雪上、沙上或泥里画过十字；他们用棍棒在土里将它摆出；从冻土和热带草原的骨骸中竖起；在河岸边用卵石砌出；从阿拉斯加的诺姆到南非，在洞壁和岩层上画出。阿冈昆人（居住在加拿大渥太华地区的印第安人。）、拉普兰人（挪威、瑞典、芬兰及俄罗斯科拉半岛的居民。）、祖鲁人（南非纳塔尔一带的班图族人。）、德鲁伊特人（古代凯尔特人中的学者，常任祭司、巫师等职。）—都对这一最初的标志有着触摸性的记忆。最初的标志不是圆圈，也不是平行线或三角形。正是这个十字形，成为其他一切的基础。这一标志提供了面部五官的安排。这一标志是个直立的人形，沉静地准备拥抱。像普立安做的那样去掉它，基督教就会和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一样了：广大民众向吝啬的当权者苦苦哀求着苟延残喘；被蹂躏的信徒回避命运或者躲闪着日常的邪恶；弱者在蛮荒野地中艰难地跋涉；看得见光明的人都被投入无可选择的永恒黑暗之中。没有这个标志，信徒的生活仅限于赞美上帝和接受打击。赞美是债权，而打击则是永远不能偿还的债务利息。或者，如普立安所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毕业”。但是，有了这个标志，有了这个在教会中至高无上和最基本的标志，是啊，生活则完全是另一码事。看到了吗？这样一个孤独的黑人被处以死刑，他以拥抱他人的姿态被缚在这两条相交的直线上，紧紧地拴在两根大木棒上，这样的木棒太方便了，太好辨认，既普通又崇高，作为意识嵌入了知觉之中。看到了吗？他那毛茸茸的头在颈项上仰起又垂到胸前，他那夜色般的皮肤的光泽被尘土遮没，因外伤划出伤痕，被屎尿弄得脏臭，在干燥的热风中变成白镴色，最后，随着阳光羞愧地黯淡，随着他的皮肉在午后暗如黑夜的奇特光线中变得昏黑，无常的天气吞没了他和其他死刑重犯，这一最初标志融入虚假的夜空。看到了这桩百里挑一的公开的谋杀如何显示出差异，如何把上帝与人的关系从执行官和恳求者变成一对一？他举着的十字架是抽象的，而缺席的躯体却是真实的，二者相结合，就把人类从后台拉到了聚光灯下，使在舞台侧面嘀嘀咕咕的他们变成了他们生命故事的主角。这一方式使自我尊重和彼此尊重——自由地而不是心怀惧怵地——成为可能。这才是爱的真谛：毫无企图心的尊重。这一切不仅见证了一个乖戾的主，即他自己的爱，而且也见证了一个能使人类去爱的主。并非为他自身的荣耀——绝不。上帝爱人类彼此互爱的方式，爱人类爱自己的方式，爱十字架上的超凡人物，因为他两方面都做到了，而且在明了这一点中死去。但是理查德·米斯纳无法心平气和地说出这些话。因此他站在那里，手举橡木十字架，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催促十字架说出他不能启齿的话：上帝不仅对你感兴趣，他就是你。他们会看到吗？他们会吗？对那些看得见的人来说，新郎的面孔就是个研究对象。他抬头看着米斯纳牧师举着、举着、举着的十字架。默不作声，只是站在那里，在锁定的时间里举着十字架。而在那难以忍受的静谧中不时爆出几声咳嗽和轻轻的带鼓励意味的咕哝声。人们已经对他的婚礼感到紧张了，因为他们看到兀鹰从镇子上空向北飞去。他们心存疑问，不知那征候是祸（它们在镇上兜圈）是福（没有一只落地）。他想，这些傻瓜。就算这个婚姻注定了遭厄运，也与那些鸟没关系。突然之间，敞开的窗户似乎不够了。身穿裁剪合身的黑色西装的新郎开始冒汗。他被怒火攫住，如同中了一颗点三二口径的子弹。大家为什么要利用他的婚礼，把仪式搅得一团乱，以此来扩展他并不在意的一场争吵呢？他想把这事办完，一了百了。这样他的舅舅们就会闭嘴，这样杰夫和弗利特也就不会散布关于他的谎言，这样他就能在鲁比已婚和有产业的男人中间占得一席之地，这样他就可以烧掉阿涅特写给他的全部信件。尤其是，这样他就能够把吉姬那小妖精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抹掉。如同糖会从令人极快乐的东西转变成身体的致命敌人似的，他对她的热望毒害了他，让他患上了“糖尿病”，愚蠢又无助。经过几个月冒险的甜蜜日子，她已经变得冷漠，惹人厌烦，甚至可恼可恨了。在高高的玉米地里，他曾等候过她；在月光下，他曾趴在鸡舍后和她约会；他曾花了不属于自己的钱来讨她欢心；他曾通过撒谎弄来一辆不是卡车的汽车带她兜风；他曾为她种过大麻；他曾在八月的酷热中拿着冰来为她的大腿内侧降温；他曾为她买下她喜欢的用电池供电的收音机和惹她嘲笑的绒线袍子。而最主要的，他曾爱过她好几年，那是一种从渴想转为秘密行动的爱，令人感到痛苦、羞辱、自我厌恶。他接到阿涅特的第一封信后读了，但把后来的信全放在他舅妈家顶楼上的一个鞋盒里了；在别人发现之前，他急匆匆地想毁掉（也许会读一下）那十一封寄自俄克拉荷马州朗斯顿的未开启的信。他猜测那些信全是关于爱和哀伤的，尽管哀伤还要爱。管他呢。可是阿涅特又怎么会知道他经受的这两种感觉呢？她这样做过吗，整夜坐在附近的矮橡树林里只为了偷窥一眼，跟踪一辆破旧的凯迪拉克一路到丹比只为了看上一眼，被女人们从一栋宅子里赶出来，被女人们咒骂，即便如此依旧、依旧不能躲开。那就是说，得等到他的舅舅们让他坐下，强行给他决定并让他接受相应的后果。于是他就来到了这里，站在圣坛跟前，臂肘撑着他新娘的细腕，衣袋里折放着她给他护身用的复活节棕榈叶。他觉察到在他右侧就要成为他内兄的人的沉重呼吸，以及比莉·狄利亚冲着他后脑勺发出的敌意。他深知这一被阻遏的愤懑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米斯纳似乎被他手握的十字架压得呆傻无语了。新娘心怀恐惧盯视着的十字架。而她原本是多么幸福啊。终于如此幸福之极了。摆脱了她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笼罩着她的那种凄凉阴郁：父母家中令人窒息的冷酷无情；照顾伤病侄儿、侄女新产生的厌恶；惊动了母亲、惹恼了嫂子并激怒了父兄的对睡眠的需要；只有对K.D.的牵挂和担心才能打断的完全无所事事的状态。尽管他从来没有回复她最初写的十二封信，但她还是继续写了四十封，只是没有寄出。在她离家的第一年每周都要写一封。她相信她全身心地爱着他，因为他是她对自己所知的一切——就是说，她对自己身体所知的一切都与他相关。除去比莉·狄利亚，再没有别人告诉她可以另有他途去想到她自己。她母亲没有，她嫂子没有。去年，她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回家过复活节，他要求见她，两度来吃饭，带她到内森·杜波列斯的牧场上帮助组织儿童节野餐，随后提议他们结婚。一直到四月份这晴朗的一天，这可真是奇迹。一切都完美之极：她的经期刚刚到了又过去了；礼服全部用索恩·摩根的蕾丝制作，庄重而美好；扎在她哥哥背心下的金带上，嵌着他们俩缠绕在一起的姓名首字母。她心灵的伤口终于愈合了，可现在到了最后一刻，那教士的举动却震惊四座，试图阻止、歪曲甚或毁掉这段婚姻。他站在那里，面孔板得像花岗岩，还举着十字架，就像以前没人见过似的。她的手指紧按搀扶她的手臂，希望米斯纳继续主持下去。说呀，说呀！“挚爱的乡亲们，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聚集在这里。”突然之间，在米斯纳制造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沉寂中，一个小小的裂缝就在她心房原先的伤口处无声无息地打开了。她屏住呼吸，感到裂缝在扩大，就像长筒袜上的跳丝。很快那小缝就会裂成大口，越裂越宽，耗尽她的全部力气，直到它得到所需要的东西，才会自己封住，让那颗心继续跳动。她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原以为嫁给K.D.会使之永远愈合，可是现在，在等着听“我们聚集在这里……”，急切地等着那句“你愿意让这位……”的时候，她心里已经很清楚了。她清楚地知道什么东西失去了，而且总是会失去。说呀，请快点，她催促着。赶快。赶快呀。我还有事情要做呢。比莉·狄利亚把花束从左手换到右手。一道小刺扎透了她的棉布白手套，而小苍兰花不出她所料就要谢了。只有香水月季依然娇嫩，你可以指望它继续开下去。她本来觉得满天星可以配黄色的花蕾，但惊讶地发现，没有一家花园中有。哪儿都没有满天星。她说，那就用欧蓍草，可是新娘不肯把牛吃的这种野草带到她的婚礼上。于是她们两个只好握着嗜水的小苍兰花和胡乱除了刺的香水月季。不同于掌心被扎，米斯纳牧师迫使大家陷入的等待，倒没有让她心烦或吃惊。这不过是构成这愚蠢婚礼的又一件蠢事罢了，可众人还都以为婚礼是一次双方停火的机会呢。不过这场战争并非发生在摩根家、弗利特伍德家以及站在两方的人之间。确实，杰夫曾经采取了携枪的行动；斯图亚特·摩根和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也曾在街上互相叫嚷；人们踱进安娜·弗拉德商店的后室，在米努斯的理发店闲坐，不是为了理发，而是嘀嘀咕咕地议论着女修道院发生了一次暴行的谣传；基于这种流言蜚语，普立安牧师曾经在一次布道时引用了《旧约·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的内容：“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米斯纳牧师引用保罗的话与《哥林多书》针锋相对：“……其中最伟大的是爱。”但
正匍匐爬向她，好像要将她从耶稣身边拉走；然而这一幅的感觉没那么逼真，恶魔与她的距离也较远。我认为这是进步。今年圣诞节，卡伦送我一个镇纸。镇纸上刻了斯威夫特[4]的一句话：“洞察力是体察无形的艺术。”[1]地狱烈火（HellorBust）：美国一部电影名。——译者[2]CivilWar，此处指美国内战，1861—1865年。——译者[3]霍尔顿的英文为“Holdon”，英文“holdon”有支持之意。——译者[4]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1667—1745），《格列佛游记》的作者。——译者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6章霍尔顿今天是1998年1月7日，寒冬再度笼罩这座城市。我可以听见风呼呼吹打在窗户上的声音；暖气系统开到了最大，试图抵挡湖边冰冷已极的温度，一缕白烟从大楼屋顶袅袅升起。卡伦带来霍尔顿的四封信——她承认自己故意拖延，不想带来——日期从11月24日至12月4日。“昨晚我发现我真的很气这个人格，”她抱怨道，“或许是嫉妒吧，我不知道，只是自从詹森融入后，我以为他会多帮我一点；然而，当我发现他完全不帮忙，我气死了，把所有的错都怪到他头上。”她担心我和霍尔顿之间有某种特别秘而不宣的私人情谊，其程度远远超过她跟我的关系。虽然她承认她对霍尔顿所知有限，但她知道他是促使众人格团结一致的核心人物。信件内容主要着墨于融合之后的最新发展。霍尔顿表示，早期融合的人格已彼此混合，卡伦无法分辨某些记忆，感觉和想法原本属于哪个人格，现在它们全都是她的了。12月底，约有一半的人格已完全混合。霍尔顿告诉我，他认为人格融合将会是个冗长并持续进行的过程。在最后一封信中，霍尔顿以备忘录方式简要写下自传，准备自己的融合。1997年12月4日收信人：贝尔医生寄信人：霍尔顿回复：我的故事我，霍尔顿，于1961年2月8日诞生于卡伦这个漂亮娃娃体内；当时，卡伦刚满20个月。我、凯瑟琳与卡伦博一起加入并开启这个迫切需要的复杂生存系统。卡伦的父亲只要一靠近她，她立刻哇哇大哭，她亟需一个能保护她的父亲形象，因此，她在心中创造了我。我成为保护大家的人。尽管卡伦相信我会长大，年纪也与她相仿，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出生时已2岁，成长的速度也比她快。卡伦5岁时，我已20岁；卡伦12岁，我30；她开始找你治疗时年届29，但我却已34岁。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我只长了2岁——也就是现在的36岁。我的岁数依内在系统的需要、变化而时有增长，这个系统没有任何时间表规定我们必须如何变老，或是需不需要变老。我是卡伦生命中的男性部分。卡伦5岁以前，我们（我）已开始学习认字。我们不放过任何能读懂的文章、书籍；由于我们总是埋首书中，卡伦的父母经常因此咆哮，责骂我们。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在看书的人是我，霍尔顿。随着年纪增长，我的学习速度益发迅速，但我无力改变加诸我们身上的难以忍受的虐待行为。我是她梦想中的父亲，但我只活在她心中。当她开始接受你的治疗，我才得以将注意力转而专注于她的内心世界。我要求自己必须确实了解每一个人格的细节琐事，好监控他们的行为；只可惜，我无法干预他们“在外”的行为。为此我开辟了一间会议室（内在系统聊天室），这也是我最骄傲的成就之一。这个聚会是唯一一个全员到齐的场合，也是我们团结一致、齐心工作的时刻。会议都在晚上举行，凡有意愿参加者皆可自由参加。假如“大人”有要事讨论，我们会先请孩子们离开。会议期间，我会追踪、了解整体的工作状况，视情况做些必要的更改和调整。这份工作令我感到骄傲。我已尽一切所能，让大家平安活到现在，来到融合的这一刻。现在我只需要完成这最后一步，然后我们就能合而为一，展开新人生。我的工作已经完成。我准备好了。“以前都是等他们准备好才进行融合，”我对卡伦说，“但这一次，我们会等你准备好了再与霍尔顿融合。”卡伦微笑，耸了耸肩。“我越来越习惯没有援助的生活了，”她再度微笑，但笑中掺杂着嘲讽、认命与懊恼。“援助，这个词挺有意思，”我说，“他们确实是你的援助，他们帮助你生存。但是，你再也不需要他们的援助了。”“有一天，我不小心摔跤，伤了肩膀，但我无法像以前一样令疼痛消失；于是我大喊‘你可以出来一下吗？’但没人理我。”卡伦一直在变，一点一滴、慢慢改变。当她看着我，眼里再也看不到愧疚的歉意，骨子里也感受不到失败与挫折。她的声音有了更多情绪起伏，她也越来越注意自己的外表和装扮；她画了眼影，也添购了新衣服。她进步好快。她说，现在她做决定的速度也变快了。对于自己想要什么，该做什么，她不再犹豫不决；她越来越不需要思考就能做决定。但她丈夫不喜欢她果决明快的新特质。“因为你开始维护自己，替自己辩护？”“我越来越固执了，”她说，“而且常常因此跟他吵架。我甚至还会故意说俏皮话。这些个性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也许来自霍尔顿说的‘混合后的人格’吧，”我推测，“不过听起来像是迈尔斯会做的事。”“说不定哟。有一次我竟然叫我丈夫‘闭上你的大嘴巴！’”“最近你还想起了什么事？”卡伦转向窗外，下巴搁在手背上，眼神有些恍惚。“感觉就像看电影一样，”她说。看得出来，电影此刻正在她心中上演。“所有的记忆都好熟悉，但现在它们变得更栩栩如生，事无巨细——每一段对话，每一个场景……这些都是多年前发生的事，但记忆却如此鲜明。我想起高中时，我每天有7堂课，但是6点要去教代数。有一次，我的某个人格跑出来取代我，开溜去打保龄球；等我回过神来，我完全不记得我在教什么。又有一回，我参加速读测验，拿了全班最高分，但后来这个人格却再也没有出现过，最后因为我完全跟不上，这门课只拿到D。在我的高中时代，这些事情可说是家常便饭，每个人格对不同课程的喜好决定谁该在哪一堂课出来。我想，老师们一定被我弄糊涂了。”“但你自己应该也被搞糊涂了吧？”我说。“你的社交生活也有同样的问题，不是吗？”“嗯，到现在还是如此。我去某家商店，店里的人似乎全都认得我，但我却不认识半个人。假装进入状况真的很难。我得附和他们，让他们说出足够的信息，直到我能凑出原貌为止。等我获得全部的记忆之后，希望我再也不会碰上这种状况了。但无论如何，我越来越有进步了。我弟弟总说他为我做了好多事，并坚持我一定不记得了；但我真的记得，而且我还能清楚地说出来——他是在骗我，逼我接受他的观点。”卡伦稍事休息，然后又继续说下去。“最近，我想起你以前频繁地跟其他人格说话。我慢慢想起每一次治疗的细节，但我不会老想着他们，结果他们也不再突然出现在我心上了。”“我跟每个人格都有点交情，”我说，“我引导他们每一个人度过融合程序。”“现在我还能想起他们的一两件琐事，比方说克莱尔喜欢帮我女儿梳头发……但孩子们确实有点困惑，因为这些人格不再出现了。孩子们也抱怨我好久没有认真做一顿饭给他们吃——这是凯瑟琳的工作，或者也没带他们去好玩的地方——这是卡伦2负责的。至少我不需要重看十次自己的人生电影才能想起全部细节！”卡伦和我同时笑了出来，但我俩也同时沉浸在复杂的思绪中——哀悼她失去的人格，以及那曾经混乱的生活。“我不想忘记想起来的每一件事，”她继续说道，“我好想写下来，但我办不到，因为记忆不断涌现，好像关不起来的水龙头。”但卡伦确实记录了一部分。她把写好的几页回忆录交给我，而且还用家庭生活照做了两本小册子；其中一本是她的婚礼记录，另一本则描述她童年住过的房间——许多虐待事件都是在这些房间里发生的。她还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写下关于卧室的回忆。她说，她并不想花力气应付这些记忆造成的冲击，但记忆自有主张，持续不断地冲进她的脑海。每一间卧室都承载了一辈子的伤痛。※※※※“你准备好了吗？”我问霍尔顿。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很紧张。万一最后这个人格融合得不顺利，我怕整套程序必须从头再来一遍。“我快好了，”霍尔顿说，“融合之前，你还有任何问题想问我吗？我知道许多其他人不知道的事。”“真的？那我得试着想出一两个问题来。”老天，这可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我一定还有些空隙没补上……“第一个来找我的人是谁？”我问。“桑迪是第一个来见你的人。这是凯瑟琳的主意。桑迪是最佳代表。她深受剖腹产的疼痛所苦，但后来却渐渐开始失约，不来就诊。凯瑟琳开车载她赴约，她却不肯出来。后来代替她出来的人也不肯说话。你跟其中之一说话，却把另一个送进精神病院，所以他们生你的气。当时迈尔斯曾经从护士台打电话给你，然后医生就来了。住院期间，大多是安和朱莉安负责社交场合，凯瑟琳整理病房；没有一个护士发现。”我想，我应该可以请他解释过去十年的操作方式，但这只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好奇心，对治疗卡伦毫无帮助；因此我决定不要增加霍尔顿的负担。不过倒是有几个问题，我很想听听他的答案。“为什么是房子？”我问。霍尔顿微微扬起头，看着我。“你们为什么把内在世界放进一栋房子里？”“噢！”我的问题似乎平凡得令他惊讶。“每个人格都需要自己的空间，而每个空间必须以墙壁隔开，他们才能保有个人隐私。我们没有厨房，也没有浴室；屋里有许多房间，每间房都与会议室相连。当你开始找我们说话，屋子的架构也越来越精细、越来越进化；我们甚至为你盖了一间房——卡伦的安全小窝，好让我们无须离开屋子就能跟你说话。安全小窝有6道锁，确保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干扰，安心与你交谈。”“了解了。但为何是6道锁？”我问。“迈尔斯和西德尼坚持要双重、3重或4重锁，克莱尔想要自己的锁，所以最后决定用6道。”“聚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约在卡伦20岁，即将结婚前开始的。当时她的生活作息完全失去正常，我们只好趁她入睡，失去意识之际，设法调整步伐；待隔日醒来，她会知道自己前一天去过哪里，做了哪些事。这个模式操作得很顺利，直到莎拉诞生才变了样。”“发生什么事了？”“内在系统开始瓦解。原本应该是卡伦2负责分娩；然而，当她被绑住，感觉到剖腹的疼痛时，她慌了，独自跑进内心躲起来。我们的系统就是在这时候出问题的。每个人格对止痛剂的反应都不一样，忧郁、沮丧来得很快，然后逐渐蔓延，变得越来越严重。”“你就是在这时候来找我的。”“对，之前还经历一连串迂回繁复的转换过程。”“我想我可以坐在这儿，一个问题接着一个继续问下去，”我说，“不过，再让我满足一个问题就好：新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嗯，这问题不太好解释，我得想一想该怎么说。”霍尔顿倒向椅背，想了一会儿。“当卡伦遭遇一个全新的状况，但所有现存人格皆无力应付的时候，新人格就诞生了。每个人格都有自己的角色和目的。”“但他们是‘怎么’出来的？”我问得更深入、更具体一点。我希望我能想象这个过程。“嗯，诞生的过程是……”霍尔顿谨慎斟酌字句，“卡伦这种迫切的需要会促使我们聚合诞生，需要逐渐增强为渴望，渴望再转而形成新人格。卡伦渴望父亲，于是我诞生了；卡伦想成为纯真、人见人爱的完美小女孩儿，因此克莱尔转化成型；她父亲说，领受圣餐那天，神将卡伦交给他以执行‘神的旨意’——这是他的说法，事实上就是虐待。西德尼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卡伦想成为父亲想要的小男孩——毫不愧疚地帮他偷东西；但卡伦办不到，于是有了西德尼。”“每个人都是因为希望、渴望而存在。”我试着去了解、想象这段过程。“是为了‘需要’，”霍尔顿强调。“以前卡伦一沮丧就开始制造新人格，但是被我和凯瑟琳制止了。后来卡伦逐渐了解，并非每个人都会转换或听见脑子里的声音。她不敢告诉别人，她怕别人以为她有精神分裂症，把她关起来。”“我懂了。我还想再多了解一点，可惜今天时间到了。”“卡伦似乎再过不久就准备融合了。既然如此，我会弄个录音带给你，再多告诉你一些。等你拿到录音带就表示我也准备好了。”※※※※2月底，卡伦泪汪汪地走进来，满脸倦容。她抱怨每天都过得好辛苦，一天之中根本没时间“放假”。她一直都在这里。必须亲自完成每一件事的压力好大，以前她只要一走了之就好。她希望她能用6个月前的那种方式过日子。“但那时你根本没办法睡，”我提醒她。“对……”她疲倦地望着我。她说，现在她颇有意愿与霍尔顿融合，她需要他的能力……“我会把录音带放在信箱里。”卡伦进入催眠状态后，霍尔顿交代。“卡伦很好奇，她偷听了一些。她不喜欢我的声音。我的声音当然是男性的声音；卡伦也认为应该是这样没错，但那却是如假包换——她自己的声音，只是比较低沉。我想她大概很失望吧。她期望太高了。”我试着回想这些人格的声音，每个人确实都不一样；既然他们都是卡伦的一部分，声音应该也只是卡伦的变声版。“有任何新状况吗？”我问。“卡尔已经混合得差不多，所以她现在比较能忍受疼痛了。她也获得卡尔应付困境的部分能力。”“我期待你的录音带，”我说。※※※※卡伦继续与已融合的人格混合交融。对于自己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她并非每次都能马上决定，偶尔还是会乱成一团。她的每一天都像一个月般漫长，脑中持续掠过各式各样的想法。她也很少再遗失时间了。尽管偶尔发生，但她一定会注意到。她常看时钟，尝试追踪自己遗失了多少时间。现在霍尔顿只会短暂出来一下子，处理几件事。他已关闭卡伦的心灵之屋，包括那间安全小窝；他在前院那株中空的大树里另外帮她准备了落脚处。遗失时间时，她就待在这里。霍尔顿说，那个地方非常干净又舒适。※※※※卡伦已连着3次忘记把霍尔顿留给我的录音带带来了。时间是1998年3月底，我觉得她在抗拒让自己接近完全融合的最后一步。她说她在家的时候都记得要带来，但一出门就忘记了。事出必有因，我想。这是无意识的忘性，起因是她害怕放掉自己的最后一个分身。她承认自己担心霍尔顿会在录音带里毁谤她，说她坏话，然后她突然转移话题，告诉我她丈夫一直在贬低她、奚落她。她说他威胁她，表示要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有多差劲之类的，还有治疗她根本就是浪费我的时间。“我在想，我好像把我丈夫说得太差劲……有点过头了，”她说。“你这话的意思是？”我大吃一惊。难道她夸大丈夫的虐待行为吗？“就是——”卡伦似乎很难过，“他忍受我好多年了。我会突然跑出去几个小时，但他根本不知道我去哪里；等我回到家，我又没办法实话实说。任何人都会被这种情况逼疯吧。我跑出来，然后突然‘醒过来’，发现我正在赴某人的约会；然后我得赶快装病好溜回家。我丈夫从没搞清楚过。他不会调查我的行踪，不会偷看我的信，也不曾翻过我的皮包。其实我的包里什么都有——每个分身需要的东西都在里面。他只是忍受我的怪异，然后对我生气。”“你们不曾好好谈过吗？”“我们……我不曾跟他谈过。我没办法。不管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会用我的话来反击我、羞辱我。谁能想象已经拥有丈夫和孩子的人却必须假装知道自己的夫妻生活？我确实已想起我们的性生活，但我仍然不记得当时的感觉，我还没得到那部分的记忆。谁能怪他呢？”“他的困惑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我说，想起她曾给我看她的伤痕。“但处理情绪的方式有很多种，打你绝不是他应该做的选择。”我想，卡伦对自
。当然，要想重新诠释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比较中立比较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尽量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尽量对辛亥以来几十年中对历史人物的妖魔化有一个“去魔化”的功夫，以日常情理的平常心去观察去描写那些历史人物，就会得出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的观感。一部历史剧，如果没有不一样，或形态稍新的历史观，要想成功，估计会非常困难。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真诚期待能够有一部或几部接近于历史真实而又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剧出现，以反映和记录辛亥那个伟大的时代。其实我们不了解民国清帝退位一百年了，中华民国创建一百零一年了。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许多人、许多事似乎还没有走远，我们望着那些背影，不仅感到亲切，而且容易引起共鸣，毕竟我们就是从那里一步一步走来。只是从学术史意义上说，对于民国，我们其实很陌生。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民国，可能还是一个不太真实的传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如果从1912年中华民国开国算起，至1949年中华民国主体部分在大陆结束，中华民国的历史不过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沧海一粟，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三十八年历史的中华民国相当复杂，我们不仅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还没有办法与台湾学者取得共识，即便在我们的意识中，这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也如云如雾，因为我们不仅反对蒋介石，而且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我们唯一能认同的是孙中山和他的南京临时政府，而这个临时政府恰恰在民国法统中又存在许多争议。不将这些仔细梳理，我们或许真的相信有一个“民国范儿”，如果将这些都说清，那就真的分不清哪段正确哪段错误了。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至少应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样三个大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有着重大差别，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说是民国，但此民国非彼民国，因而各自的法统也就很不一样，所信奉所执行的政策也就有着很大区别。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弄不清孙中山为什么在中华民国开国后一再声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真实意思，一直以为这是孙中山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号。其实，如果将这句口号落到实处，孙中山表达了民国法统中的大问题。在1912年之前十七年，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组织革命呼唤救亡的同时，也在为中国未来设计政治路线图。按照孙中山的理论，满洲人是中国周边一个族群，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过去两百多年对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这个殖民统治的政府，“驱除鞑虏”；然后重建一个汉人的天下，“恢复中华”。只是孙中山毕竟不再是过去年代的草莽英雄，不再一味强调改朝换代，而是期待在这场种族革命的同时，一举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所以孙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论表达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目睹清廷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之耻的重要觉醒，也是此后十几年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凭借着这样的政治信念，孙中山“一个人的战争”终于唤醒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追随其革命的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至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中国革命至此出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潮。为了将中国革命向深度广度推进，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人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制定了革命方略，制订了军政府计划，制定了一旦清廷垮台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国家等一系列方针谋略。根据这些方针谋略，推翻清廷后的新政府应该以“五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个“五权宪法”就是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宪法的改良，增加了检察权与考试权。在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和同盟会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概念，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必须实现的三个基本目标。在革命步骤上，孙中山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构建“军政府”，显然蕴含着三阶段的意思。在对国内民主现状的估计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都是相当悲观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受到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的深刻影响，以为中国长时期处在君主专制下，人民的民主意识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觉觉后觉，先知启后知。所以等到革命告成，在孙中山的意识中依然是传统中国“为民做主”的意思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做主。孙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径的设计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问题。只是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十七年与国内政治几乎彻底隔绝，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开始政治环境略微宽松后，孙中山也没有办法踏进国门，实地考察国内政治实践，所以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也就必然具有相当误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国内政治进步，不知道君主立宪的进展，除了消息隔绝，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革命党的领袖，始终站在清廷对立面，始终用一种有色眼镜看待清廷的政治改革。不过，孙中山确实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人物，当1911年政治改革机会来临时，孙中山并没有教条主义地坚守先前的规范。为了实现推翻清廷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没有顽强地坚持“驱除鞑虏”的原则，反而同意对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给予优待和礼遇。这里面当然有许多不得不如此的压力，但孙中山走到这一步也确实不容易。南京临时政府因机缘巧合成立了，从这个政府实际运作情形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先前的那些理论设计似乎都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没有体现五权宪法的权力制衡精神，更不要说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了。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色彩确实强烈，比如对旧制度的改革，但在现实政治层面，临时政府其实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大致反映了时代思潮主流。袁世凯和民国法统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也确实不足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孙中山拥有新思想，革命党人拥有新精神，但这些都不足以将一个混乱的中国带上常态发展轨道。在当时国内外一切关心时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旧河山一统江湖的，还是政治强人袁世凯。这就是所谓“非袁莫属”的意思。袁世凯是晚清政治强人，他从甲午战后的维新走到戊戌年间的变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都是这一系列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内部旧官僚难得的新见解新思想，而且在过去十几年官场历练中，养成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凡高超的办事能力。他是光宣朝无人企及的能臣，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袁世凯在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突然去世后被开缺回籍，静养三年。把袁世凯开缺回籍的故事非常复杂，但袁世凯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改变对清廷的忠诚。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迅速启用袁世凯，袁世凯也最大限度争取南北和解重回君宪主义政治轨道。这在现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然而到了最后，依然因为满洲贵族在根本问题即国会构成上不愿让步，君主立宪在最后时刻还是毁于一旦。这确实非常可惜。君主立宪无法实现，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协达成后，清帝退位，颁诏宣布委托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商量共建一个新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遵守诺言将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权杖转移给袁世凯，是为中华民国正式开国。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接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思路往下走，更没有接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这是因为袁世凯毕竟是晚清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他的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与君主立宪并没有根本区别，除了一个君主必须废除外，共和体制下其实也应该是一种东西洋通用的代议制形式，而不是孙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中国已在晚清走了十年以上的民主道路了，各省咨议局的成熟度一点都不亚于东西洋各国，全部议员都是经过竞选产生的职业政治家，他们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议制政治的一般训练，熟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运行规则。这是一个现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没有必要绕开晚清十年民主政治的训练和成就，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而是接续晚清君主立宪往下走，将各省咨议局改造成各省议会，将各省巡抚和后来的都督改为省长；将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至于那个责任政府，不论是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还是在民主共和体制下，其实只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政府首脑过去对皇上负责，现在对议会负责，仅此而已。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这样的变通是合乎历史需求的，在当时在后世都没有引起多大问题。即便是1913年因“宋教仁案”引发“二次革命”，中华民国面临深刻政治危机，也没有人从体制上思考有什么不合适。问题在于，袁世凯没有始终如一坚持在民国政治架构中解决问题，没有将民主共和原则贯彻到底。随着内外危机相继爆发，国内的政治动荡和日本的“二十一条”接踵而至，再加上袁世凯骨子里的旧思想不断发酵，身边宵小之徒添油加醋，袁世凯踏上了“帝制自为”的不归路，不仅毁了自己，也坑害了国家，由此引发激烈的民国法统之争。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恢复“约法”，旧国会也予以恢复。然而为时不久，总统府与国务院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向德国宣战问题发生冲突，不可调解。段祺瑞力主参战，而黎元洪和国会对此有保留不愿参战。府院冲突最后演化为黎元洪利用大总统的权力罢免段祺瑞，并援引张勋督军团进京调解。结果辫子大帅张勋乘机复辟，拥立废帝溥仪，中华民国到了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张勋复辟为段祺瑞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段祺瑞马厂誓师，出兵讨伐，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拯救了民国。但旧国会已解散，中华民国原有法统至此不复存在了，南北各方开始对这个民国法统进行激烈争夺。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机会，召集国民党领袖及部分军政要员讨论重建共和，出师讨逆，号召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于是连续数年的南北战争由此拉开帷幕。这也为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找到了最合适的理由。孙中山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的分裂组织，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被外部世界所承认。但是南方革命政府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毕竟在那几年中，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办法一统江湖，吃掉这个革命政府，所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侥幸胜利需要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南北之间的和谈终于提上日程。在这个时间段，中华民国的主导者，确实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些“北洋军阀”，不论是接替袁世凯的黎元洪、段祺瑞，还是稍后的冯国璋、徐世昌，直至吴佩孚、曹锟等，大致都是北洋系的军人。对于这批人，我们过去真的不太理解，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不是来自史料和直接认知，而是来自他们的反对派，即南方革命党人的描述。所谓“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可是我们直至现在还在使用这个表述。北洋系军人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变革中都有相当成绩，基本上都是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像段祺瑞几次拯救共和，成为近代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并不像南方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他们在整个统治时期都努力遵循着民主共和的框架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对此还有什么疑惑的话，看看《建党伟业》就能够明白。不过，到了北洋系第二代比如曹锟等人，虽然民主的信念依然在坚守，比如他宁愿背负贿选恶名也不愿用武力夺取政权。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的民主素养确实没有办法与北洋第一代比，因而这就给南方的革命留下了一个重要契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北洋第二代领袖的退步和堕落为南方革命提供了契机，但真正使南方革命得以成功的其实还有另外几层因素。一是孙中山坚持不懈的革命意志，使南方革命获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同情和支持，南方逐渐成为大革命中心。第二，中国革命重新高涨还与当时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此时思想转轨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苏维埃社会主义激活了俄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苏联垮台而否定当时对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苏联当年的成就和气势，辛亥革命时期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旧有的民主共和模式感到失望，就像鲁迅那时所说，已有的中华民国不合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因为这个民国除了换个招牌，其他一切都没有变，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很可能昔日的奴隶成了主子，只是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到20世纪20年代，由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其实面临南北夹攻，孙中山和南方革命政府不断北伐，而来自北方的俄国不仅源源不断地向中国人传递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帮助中国筹建共产党，而且还源源不断向南方革命政府提供物质的和思想上的帮助。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到了20年代中期实际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至1927年蒋介石利用国共合作领导北伐成功，在南京重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迅即成为过去。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华民国的历史进入第三个阶段，其代价主要是国共由此彻底决裂，进入此后国共纷争的十年。但是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管控地区，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又是中国民族资本急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此后的历史我们大致都知道，国共十年分裂冲突因日本侵华而重新合作，八年抗战，接着就是四年国共内战。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后半程由于我们是胜利者，因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并不太清楚这段历史真相，我们对民国这一段历史其实真的很陌生。我们以为国民党是消极抗战积极摩擦，我们以为国民党腐败不堪，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经济。我们虽然已经胜利了六十多年，但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史观，没有能够从一个中立者的立场去看待这段刚刚消逝的历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写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历史。所以当“民国热”不期然兴起时，真诚期待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对这段历史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重构一个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民国史。我们不仅应该重估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贡献，也要重估袁世凯、蒋介石以及那些北洋和南京的军政要员，他们构成了民国历史丰富多彩的画卷，没有他们有血有肉的身影，书写的历史总是觉得有点苍白，有点不那么自然。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就历史背景而言，我们今天依然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今天的成就是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恩赐，我们今天还存在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大变革时代还没有走完。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历史三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中坚—士大夫—干部阶层应该拥有怎样的官范，信奉怎样的官德，崇尚什么样的官箴，确实值得我们重新思索。治人与治于人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积累了无以伦比的文明遗产，中国文明的奥秘我们至今或许都没有完全解读，但中国文明确实保障了这个国家从黄河流域向四面扩散，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明共同体。在中国与西
那个讨厌的凯特，但是不是，这是吉尔。那么，到底是什么？我意识到我刚才真是笨。“对不起，是考试，是不是？考得好？”擤鼻子。擤鼻子。“是的，我确定。我准备得那么辛苦，小姨，我准备了。”“那就过来和我说说吧。”我心里没准备让她立刻就来，但口里却那么邀请了。她大喊：“耶，谢谢你，我下午就来，不过得迟点到，因为轮到我给邻居喂那几只猫了，她不在家，而妈妈去医院看贾斯珀了，他踢球的时候弄断了踝骨。”我让自己坐下来思考。我记得，吉尔向来不以成绩好著称。她痛恨考试，经常不及格。如今她考得好。她努力备考：为了简姨。她下定了决心要以好成绩通过：为了简姨。全家上下都参与了。有欢呼，有揶揄，幸福快乐的一家人。但是简姨说：“什么不错？”她来了，兴高采烈，容光焕发。她亲了我，不由自主地，然后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和我说说吧。”“我知道自己考得好。成绩还要好几周才会出来，但是我就是知道。”她叽叽喳喳地讲着，向我描绘了这些日子的情形，吉尔五点起床复习备考，整晚地复习备考，最后就是大奖了：在《莉莉丝》和简姨一起工作。“你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她问道，我意识到她指望我回答，譬如，“下周一”。我心中一惊，一时无语。好长一会儿。我想到了很多。她正期待着搬到这里来，和我一起过，开始在《莉莉丝》工作——期待着自己成人生活的开始。而我坐在那儿，看着——我自己，她那个年龄时的我。满满的欢乐，自信，兴致。吉尔，她没什么雄心壮志。只是想到能够把事情做好，成为这一切的一部分，她就满心激动了。她摆脱了照顾周到的家庭生活，照顾周到的家庭生活可打击人了：“可怜的吉尔，她考试可差劲了，可怜的吉尔，她可做不了学问。”她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她迫不及待地要施展拳脚。她现在还不清楚自己能不能做事。她只知道自己等不及要开始。突然，我意识到我一直没有真正消化这件事：吉尔，乔姬姐姐的孩子，要参与我的生活，要接手我的生活——我突然地、清楚地、彻底地明白过来，这是多么正确、多么恰当、多么合适，我放声大笑，坐在那儿哈哈笑着，停不下来，而可怜的吉尔坐在那儿，喜悦渐渐褪去，眼里涌起泪花。“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们大家？”她倒抽着气，“为什么，我们做什么了？你觉得我们都糟糕，觉得我差劲，哦，我知道！”“不，你不知道，”我说，“我在笑自己呢。是你城外的家人觉得我差劲，而吉尔，你知道吗，此刻我觉得他们没说错。”我望着她的脸，刚才情绪低落、一片惨白、皱成一团的脸慢慢又有了神采和自信；没一会儿，她就微笑起来。她循循善诱：“哎呀，简姨，你对我的认识不正确。我从来不大吵大闹，不摔门，不赌气，不把东西乱放，不指望人家伺候我……”我捉弄她：“这种话，由你妈妈的女儿说出来，谁信。”“我不是凯特。而且我一直在和妈妈说，为什么总是我们想怎么样你就让我们怎么样？你为什么随人踩？”“她给了个像样的回答吗？”她哈哈大笑。我哈哈大笑。“要想讨好我，你可以从不坚持喊我简姨或者小姨开始。”“没问题，简娜，就听你的。”“如果我姐姐的女儿允许自己称呼我简娜，那……”“哦，小姨，哦，简娜，是这样的，你不知道，我们还讨论来着……”“你们讨论了？不错的家庭讨论会？”“当然了。你肯定不会以为大家不谈论你吧？哎呀，你一直算得上是个焦点——呃，所有事情的焦点。家里因为你而产生分歧出现派系呢。”“是吗？”“是啊，而要我看，这事的起源，一定要倒回去到你和妈妈都还小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由于我们现在的行为，比如说十年以后吧，我们之间肯定要起矛盾。尤其是凯特和我。将来我们要肯见面就好了呢。她实在是烦人。”“那么，要是记得我们十几岁的时候都为什么吵架，这对你妈和我会有帮助？”“你们吵些什么？妈妈说你们从没吵过架。”“胡说八道啊。她把我整得够惨。你知道，那会儿是战争时期。所有东西都短缺。她偷偷拿走我那份口粮。我还得捡她的旧衣服穿。”“啊。”小心理学家回答。我告诉吉尔她自然是没法马上开始工作。她得等到有空缺，而且若是求职的人里有条件比她好的，她就得不到那个工作。“我不搞裙带关系。”我说。“我倒是希望你稍微搞一搞。”她诙谐地说，我知道将来她会用这种口吻来“对付”我。她离开以后，我瘫坐下来。我已经认了，这件事已是既成事实，是铁定要发生的事了。等吉尔搬进来，我就得和别人分享生活。美妙的独居生活就此结束。啊，啊，啊，我受不了，受不了。哦，我多么喜欢独自一人，多么喜欢独处的快乐……我和办公室的人说我要再休两周假。菲丽丝的表情。她嘟哝：“新主编来的时候你会在吗？”“我从现在开始休两周。他来的时候我就回来了。”她那表情的意思是，我搞不懂你。我做给她的表情意思是，我懂我自己，这就够了。乐事我早早醒来，太阳还没升起，灰色的天上，金色和粉色的小朵云彩等着阳光的沐浴。初夏，一个真正的夏日。我躺在床上，看着，听着，鸟儿们歌唱，奶瓶叮当响。我感受着自己强壮的身体，那里面充满健康和活力，那身体展开，伸着懒腰，把自己叫醒，然后我跳下床，记挂着《仁慈的女士》。我写啊写啊，乔伊丝打来电话，她正要上床。友好地互损。我说，外甥女吉尔要来接手我的生活了。她回答：“好极了，现在你真的是要有个负担了。含苞待放的年轻灵魂，要是走上歧途，那可是你的错。”“你的看法，不是我的。”“哦，也是你的，你不过是还没意识到罢了，这个游戏你赢不了的。不，不，简娜，歉疚是你的命运。”“不是你的？”“我解放啦。顺便问一句，把我那两个制造歉疚感的家伙接管了吧，怎么样？就我而言那是越早脱手越好。”“不，你知道，我对爱一无所知。你那两个由爱浇灌长大的子女就留给你啦，乔伊丝。”“我得说，这是你能想出的最巧妙的托词了。”“你什么意思？”“如果你把外甥女吉尔接来，你就没有你自己的生活了，没有私人生活了，至于情人，想都不要想。”“你认为我想要一个。”“你当然想要了。至少潜意识里是想要的。要一个是你的权利。鱼水之欢是我们的权利。你肯定知道的吧？”“但是我以前有过了啊。”“不，你有权一直享有。直到九十岁。”“随你说吧，乔伊丝。你的鱼水之欢如何？”“我在努力中。”然后我洗了个澡，很快就洗好了。我可爱、耗时的泡澡活动哪里去了，我的香薰、我的精油、我的香精哪里去了？我没有时间，就是这样。九点时我已经下了楼走在大街上，信步闲逛，以我的方式享受生活。哦，这个城市真是好脾气，多么讨喜，多么友好！太阳忽明忽暗，白云飞速移动，一会儿遮住阳光，一会儿又容它露面。温暖宜人。我走进那家既是精品店又是咖啡屋，还卖健康食品的小店，店里没客人，于是玛丽·帕金离开她的柜台坐到我身边，给我讲那篇长篇连载故事的最新一集，讲她和邻居之间的战争，那个坏女人待她的猫可不好了，她看不下去。我享用了健康、醇厚、美味的全麦蛋糕。然后我沿着商业街往前走，在报刊店里，我旁边有一个帅气的年轻工人在打趣柜台后那两位体面的中年妇女，因为她们卖的一本杂志给一个想重得丈夫青睐的年轻妻子提了个建议，让她把阴毛修剪成心形。他昨天给太太买了这本杂志，结果他们大笑了一场，而现在，他说，他实在是忍不住，要和玛奇和琼分享这个笑话。“啊，谁知道呢，”他说，“我们觉得有必要指出，毕竟，你也许没注意到，但你总不想任阴毛疯长而不加修剪吧，是不是？”“我觉得最近没什么机会注意到我的阴毛啊，”玛奇说，然后问琼，“你呢，亲爱的？”“我的阴毛大不如从前啦。”琼一边回答，一边把《太阳报》和《每日镜报》递给一位老太太，老太太听到了这番对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是莫迪或者伊莉莎·贝茨在，肯定也是这个反应）。“要是我没结婚，”小伙子说，“我还会考虑帮帮忙，不过既然我已经……呃，谢啦，帮我们留着《家居和花园》，莉莉说她既然没有钱重新再搞一次装修，就想至少读读这方面的东西吧。”他说着就走了。两个女人互相看看，一起笑了，那笑声的意思是，过去的好时光啊。然后又把注意力转回到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正在翻包找零钱。她们耐心地等着，知道她听了刚才的那番对话，心里不舒服，然后她们问候了她的丈夫。她和我同时踏上人行道。她那双震惊的眼睛直视我，悄声问：“你有没有听到？”我换了角色，回答：“不成体统。”我心里想着伊莉莎说到广播、电视、报纸上的东西时那种由衷的痛苦，她不解，大家都怎么了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是这个样子？但是琼和玛奇不年轻，这就是她为什么难受。我们一起走在人行道上，她轻声嘟哝着，慢慢地恢复平静。现在去坐公交。这个时间上班族都已经退出这片区域了，公交车上满是女人，简直是女人的共济会，她们身上堆了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挎着购物篮，放松地坐在那儿，享受着舒服的安坐和美好的天气。早上十点半的公交车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和上班高峰时间的公交车毫无共同之处。是这些女人使一切正常运转，我们参与的大事是由她们做的那些繁杂琐事支撑起来的，这些事儿如此微不足道，一天结束，问她们都做了些什么，她们可能——也的确经常——这样回答，哦，没做什么啊。她们要去三段车程[14]以外的一家店，买毛线回来给孙子孙女织毛衣，或者买扣子来配一条连衣裙或是短裙，再要么是去买一卷白棉布，这个东西手头总该备着点。她们要去超市，或者去交电费，或者去领养老金。家务女工们这时去为伊莉莎·贝茨、安妮·里夫斯、科尔斯太太、布伦特太太、霍奇斯先生等人取处方药。有些要去文具店买生日卡片，美国的伯蒂伯伯要过六十四岁生日了，家里人分别都要给他寄一张生日卡。她要寄包裹给移民去开普敦的侄女一家，因为侄女说要一种背心，这种背心好像在南非买不到。或者是寄一包自制饼干给威尔士的表亲。有的要去牛津街，这是一周或者一月一次的远足活动，是她的假日，一种休息方式。她们会花好几个小时试衣服，并且擦亮了眼睛留意有没有适合母亲、女儿、丈夫、儿子穿的衣服。在店里辛苦了好几个小时，她们回家，战利品是一条衬裙，两双尼龙袜，一个小钱包。这些都能在附近的商业街上买到，但那就没什么乐趣了。晚些时候，她们要去探望行动不便的亲戚，带去各种他们特别需要的东西，比方说牙粉，或者某个专门牌子的润喉糖；她们会去医院，陪奶奶、外婆坐上好几个小时；她们去串门，和女儿一起喝茶，或者带孙儿去公园。这些女人，她们整天就在忙这些事，事情做得得心应手，也就心平气和，宽厚温润。善意溢出来，洒在公交车里，于是大家互相点头微笑，聊着天气——换句话说，互相安慰或者互相打气——窗外人行道上发生的事，她们一眼瞥到，会就题发挥，诙谐地评点生活。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我用大把的时间研究着一把小椅子，十八世纪初期，木材如丝缎般光滑，它的一生、它经历过的时光给人的感觉是那么广博，包容一切，就像听莫迪说话，或是伊莉莎。它本身就是一句铿锵有力的话，矜持端庄地坐在那里，看着我！——我看够了，就去了一家餐馆，餐馆里有一位绅士，就是这个词，举止优雅，言语幽默。和我一样，他也愿意吃饭的时候友好地闲聊几句，于是我们坐在一桌，聊聊生活和时代，点到为止。真愉快。出了门，分道扬镳，我这次是坐在公交车上层，因为已经是下午，不再是女人们的时间了。我听着售票员和一名乘客抬杠，伦敦风格，冷嘲热讽，透着一股子超现实主义的味道。商业街上，我坐在咖啡馆里，以前偶尔我能挤出半个小时，就会在这里和薇拉一起吃午餐，但是现在我一坐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听邻桌两个失业青年谈天。一黑，一白。年轻人。打发时间，和我一样。我对自己说，这是出悲剧，你应该感到难过才是，但是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悲戚，有的是平和。是的，的确不能算是快乐，但绝没有绝望。他们开着玩笑，计划着上电影院去。我下决心不要难过，今天，如此完美的一天，不要难过。我和他们稍稍聊了聊，但我是那种不在他们经验范围内的人啦，在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看来，我很可能已经是个“老太太”了。他们态度很好，不过不准备和我推心置腹。他们离开时说：“那谢谢啦，再见。保重。”我去看莫迪，唉，不好，这是一天里糟糕的那个部分。莫迪病得那么重——但算啦。我离开她以后，去了戈尔德斯公园散步，身边有鹿、孔雀和山羊走来走去，我坐在公园的小露台上喝咖啡，周围是一群头脑精明、生活舒适、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他们一整个夏天都坐在那里，晒得黑亮黑亮的；露台上还有不少带着小孩的母亲。连绵的绿地上，一张张躺椅就像风帆，彩色的风帆，一望无际的蓝天，万里无云，人们三三两两，沐浴在阳光下。我踏着暮色回到家里，很迟了，已经过了九点，现在我坐在这里，坐在桌边，是记日记的时间啦。我努力把这一天描绘出来，这美好的一天，这样它就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去不复返了。它太宝贵，太稀有了。哦，我知道如何珍惜它，如此美妙的一天，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要多少时间就有多少时间——但仅此一天，没有我非做不可的事，没有我非见不可的人，除了莫迪，唉，可怜的莫迪，但是我今天不想她的事，明天再说。在伦敦的一天，伦敦这个大戏院，可爱的伦敦，它的特色是诙谐俏皮，轻松愉快，外加亲切善良。一整天都归我自己，就我一人。如此享受，堪称完美。两周过完了。那天是最好的一天，因为阳光特别明媚，不过每一天我都喜欢，一共十五天，漫漫长日，慵懒悠闲——除了去看莫迪的时候。我又开始帮她干这干那了。夏日已接近尾声。我一直在工作，工作，我工作得多卖力，我也多么喜欢能够工作——而当我不再做全职，不再需要工作得如此辛苦的时候，我该有多欢喜。快了，快了。吉尔住进我的公寓了，我的家，她住在我的“书房”里，那间房挺好，不是很大，但是她几乎没多少时间在房里。她喜欢待在办公室里——就像我过去一样。她喜欢上了菲丽丝，菲丽丝也对她有好感。她俩一起工作，吉尔充分吸收、消化一切。她同我对菲丽丝的看法不一样——同我以前对菲丽丝的看法不一样。菲丽丝变了，她的棱角都没了。她对吉尔很好，善解人意，慷慨大方。新主编。我没投票给他，他是理事会选出来的。我和菲丽丝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人会是个甩手掌柜，游手好闲，什么事都不做，实际上社里上上下下都一眼就明白了。菲丽丝觉得事情太不公平了，气得要死：她太年轻了，不能当主编，当然了，没人推选她当主编，因此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她的确能胜任那份工作。这下可好，她得通过他工作。我没法对她说，亲爱的姑娘，不要往心里去，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难过和烦躁上，没什么大不了的。旁敲侧击的指导。我所做的，是说了好多以前我和乔伊丝一起工作时的事，什么都管，所谓的主编只不过是随着我们的音乐跳舞吧。菲丽丝听着，脸上隐隐挂着一丝好看的笑，听得津津有味，眼里满是讥讽。吉尔现在还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是她如此专注地观察着菲丽丝，她很快就会懂的。我一次都没有贬过可怜的查理。我现在在“带”查理，这段时间一结束他将顶替我的位置。他人挺好，我喜欢他。六十年代的产物。一帮马虎散漫的家伙，他们的日子一直过得太舒适轻松。随和，头发渐白，稍微胖了点，几乎让你觉得他的翻领上该有食物留下的污渍。他心不在焉
史》，第3788页，赵延先作赵企先。?《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4页。?此人姓朱，史儒纲说他是明朝宗室。?《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4—5页。?宁完我特别指出魏象枢是陈名夏的姻亲。但据《清史·魏象枢传》载，他不过是陈名夏岳父牛射斗的一个好友。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6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页。正是在这份名册中列有吴伟业的名字。因此当吴伟业抵达北京时，陈名夏已遭弹劾。于是，也许是出于明哲保身，吴伟业听任别人将自己的名字与陈名夏的政敌冯铨的名字联系起来。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7页。?同上。?同上书第八十二卷，第7页。以前对陈名夏的弹劾见第5—6页。?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同意，党争是使王朝衰落的主要原因。王夫之《读通鉴论》对于这种陈旧的史学观点做了最生动的阐述，见104—105页。?关于宁完我在1635年被贬黜，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666—3667页。?宁完我明显地暗示陈名夏为了掩饰自己与李三的串通，篡改了票拟公簿。宁完我则是公开受到李三案牵连的人。?《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7—9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陈泰竟然作证说魏象枢从未见过陈名夏的岳父牛射斗。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王崇简后于1658年任礼部尚书，1661年致仕。?谈迁：《北游录》，第389—39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同上书，第14页。陈名夏之子陈掖臣被押到北京，杖四十，流满洲。谈迁：《北游录》，第391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查慎行：《人海记》卷上，第2页。恒慕义说陈名夏死时50岁，我采用了谈迁的说法。谈迁还提到，三天之后，清廷允许陈名夏亲人认领他的遗体，得到了薄葬。?同上书，第57页。“百史”是陈名夏的字。?同上。谈迁的日记称那个厅室为“溧阳”之杜邮。溧阳是陈名夏的家乡，谈迁没有直呼陈名夏的名字。?同上书，第391页。?第十四章专制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窃见两年来，新法如秋荼凝脂，县令如乳虎，隶卒如狾犬，书生以逋赋笞辱，都成常事。某实不忍以父母遗躯受县卒挤曳，入讼庭，俛酷吏，裸体受杖，乃愤而出此，为纾祸计耳。邵长青：《青门录稿》。转引自孟森《心史丛刊》第一集“奏销案”陈名夏恐怕并不是满族统治的殉难者。确切地说，在当时公众心目中，他恐怕倒应该算是一个精明的投机家：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他先后侍奉过崇祯皇帝、李自成、多尔衮和顺治皇帝。然而，许多人把他的被处死看作是对朝廷中南人的一个打击。顺治皇帝试图避免给人以这种印象。同时，唯一被清洗的陈名夏的挚友，是推荐他出任尚书的孙承泽。孙承泽于1654年被弹劾免职。在陈名夏被判决后即受到惩处的其他官员，则是皇帝的“言事官”。顺治皇帝痛切地谴责他们未能及早报告在政府中出现的这个明显的朋党。有八名御史被降职或调离原任，其中包括赵开心和魏象枢。因此，他们之所以受处罚，并非是由于与“南党”有什么瓜葛，而是因为未能尽到其作为皇帝“耳目”的职责。而且，似乎是为了进一步表明他并不歧视南人，就在陈名夏被缢死的那一天，皇帝赐谥号给几位江南士大夫，这几位士大夫是在1644年崇祯自尽时，以死尽忠的。
南明海军的威胁
皇帝不想使人们把处死陈名夏归因于对南人的非难，也许是因为他希望在内院保持一种必要的平衡，以及因为，即便到了此时，江南的军事形势还是使得顺治必须谨慎地继续打开南方士大夫投靠满清的大门。海军将领张名振虽在1651年一度受挫，但又重新组织了海军力量，再次在江南煽动起义，而他自己则威胁着要从海上发动进攻。同时，清廷惊恐地发现，在江南无锡附近，至少出现了两起独立的反叛密谋。当地的复明分子与鲁王及永历皇帝的南明政权进行秘密联系，后者在云贵地区，处于孙可望的保护之下。早在1650年，孙可望派密使前来与住在无锡附近的前明尚书贺王盛联络，带来了贺王盛以前的一个老师给他的信，此人当时正在东南与复明分子在一起。贺王盛说服了他的一个朋友眭本，与他一起到永历政权那儿去。眭本与贺王盛同属一个文学党社。不过这位朋友只走到了长沙。该年年底，两人带着孙可望以及永历皇帝的札书一起回到江南。约一年后，贺王盛悄悄地与鲁王政权的张名振军队接上了头，并开始计划在陆地发动一场起义，以配合海上的进攻。第二群江南复明分子也开始在平一统和饶经这两个人的领导下聚集起来。用饶经自己的话来说：缘清兵至，毁某室庐，杀某家四人，某迁无锡，行医为生。一人名江之龙者来，曰吕之选家中住一人名平一统，有胆略，得永历帝一将印，募人起事。某曾晤之，求告札数道。一日，某等造访一统，一统曰某等须待其一行取告札来，再行联络。一年后，一统携告札返。当从遥远的南方带着永历政权的消息而来时，平一统肯定激起了人们对他的极大敬畏之情。1649年夏天，他来到吕之选家，由江之龙将他介绍给吕之选。平一统在吕之选家住了五个月，就在这一时期内，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在感情上仍忠于明王朝的无锡人。吕之选后来告诉官府说，平一统在屋子里行合祭之礼，拜崇祯像，为他的死去而痛哭流涕。同时，平一统还收到了南明政权的许多空名告札。这些告札又提高了他在另外那些人，譬如饶经心目中的地位。当复明分子夺得政权后，他就可以凭此来委派其他追随者摄任地方官之职了。对于像饶经这样敢于冒险的本地人来说，它们既是巨大权力的来源，又是巨大危险的渊薮。饶经受可能高升的机会的诱惑，接受了一份告札，（因为随着密谋活动不断扩大，平一统不得不回到复明政权地区，去领取更多的告札。因此饶经接受的那份告札必定盖有一颗真正明政权的印信。）但饶经接受告札后，却因此大为泄气了。“某思之，某当受一告札。然其时某不知何以自救。缘平一统道欲带人马南下也。”与1645年至1647年间的复明活动相比较，无锡复明分子的范围是极有限的。根据其中一个成员董焕奎（此人从饶和平那里接受了永历政权的一个按察使告札）的说法，在1651年至1652年间，总共有15个人被授予了秘密的明政权告札。1653年初，即农历三月份，密谋者终于得知起事的时机已经来到。从南方来了一道谕旨，任命饶经为总兵，于是这群人开始全体到无锡郊外的青山寺聚集开会。不管从南面来的命令是否是直接由张名振发出的，青山寺聚会后不久，复明政权的海军就对舟山岛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在1653年的春季及夏季，张名振的军队又一次进攻了江南沿海，击败清朝在崇明岛的驻军，沿黄浦江一直打到上海的静安寺。同时，海盗、匪徒团伙在苏松地区到处出现，这也鼓励了当地的复明分子。他们开始准备自己的起义。复明分子在1653年下半年发动了起义，时值海盗、匪徒大规模进攻州县府治之际。他们果真也被清朝的地方官，例如苏松知府李正华，看作是一起匪徒的暴动。但是，要把他们镇压下去颇不容易。在他们进攻上海时，地方官领着居民向城隍祷告，祈求城隍保佑他们不受这伙杀人越货的盗匪的屠杀。不过，进攻终于被逐渐击退了，个别密谋分子例如吴鼎，被抓了起来。经逐一审讯，清政府得知了另外一些密谋者的姓名，更多的人被捕获了。“某知吴明烈入狱，乃大恐，以其必牵连于某也。”饶经后来告诉官府说，“某遂于青山寺将所有书信、告札一并焚毁”。但这时已经晚了，饶经与另外一些复明分子一起被捕，贺王盛也未能逃脱。经过审讯，宣布褫夺他们的功名，将他们开刀问斩。他们的妻小被赐给功臣为奴，财产被没收，父祖兄弟子孙被流放到关东。1654年5月28日，江南总督马国柱向清廷报告说，叛乱已经平息了。关于新近复明分子在江南起事的详尽奏报，于1654年6月9日送到顺治皇帝手中。恰巧在此前后，清廷也得知了张名振的海军在郑成功支持下，发起了新的进攻。皇帝从江南巡抚在当年夏末进呈的一道奏章中了解到，尽管张名振起先曾被陈锦击败，但他又设法组织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海军力量，有舰船1000艘，水兵2万。巡抚周国佐还报告说，为抵挡张名振沿长江进犯而布置在南京的守军，绝不是这支久经沙场的劲旅的对手。南京的1.46万名防军沿岸分散布置在各江防据点，虽然他们是善战的步卒，擅长陆战，对于水战却毫无经验。而且，南京水军只有194艘装备简陋的沙船、1950名人员混杂的水兵。顺治皇帝的南人臣僚
由于有着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着南京，以及在江南地区有着这样可怕的反叛迹象，顺治皇帝对于汉军旗人及北人进一步攻击陈名夏南人同僚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必定感到担心。那些汉军旗人及北人曾协助顺治除掉了陈名夏。因此，宁完我在弹劾陈名夏后，又递呈了一份毫不留情地斥责“南党”的奏章，向皇帝报告了41个官员的姓名，说他们由于籍贯相同，一起参预了密谋，但福临置之不问，并命令宁完我再也不要提起此事。同时，皇帝引人注目地决定对国内最有声望的一名江南士大夫，江南武进的吕宫表示特殊的、甚至可以说是象征性的恩宠。1647年清廷大试，吕宫中了状元。作为此年的第一名进士，他的声望无与伦比。然而身为南人，他与陈名夏过从甚密。陈名夏被处死后，另一著名的士大夫王士祯指责吕宫是陈名夏的所谓“南党”的一员。现在，顺治皇帝不仅驳回了这些指责，而且进一步褒扬吕宫为贤臣，并在此后两年里，屡加赏赐，以示皇帝对这位来自江南的杰出忠臣的殊恩。顺治选中吕宫来颁施恩典，不仅仅因为他是江南人，还因为他是“新”汉人官员之一：在本朝进士及弟，因此既非在明朝科举及第者，亦非“贰臣”。王崇简的儿子王熙也同样受到了褒奖。因为与吕宫一样，王熙于1647年进士及第，并于1658年被选中负责皇帝重新任命组建的翰林院。在清除了陈名夏之后，顺治皇帝转而倚重的，就是这些“新人”，以图抑制旧南方士大夫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在明朝科举及第者。尽管宁完我竭力想在陈名夏及孙承泽之外，把对南党的清洗范围，扩大到另外的著名南人官员，例如陈之遴和吴伟业，但他们继续在内院任职。1654年8月16日，顺治皇帝批准了一份新的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任命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了一批在新朝科举及第的、同时精通满汉文字的南人，为首的则是两位重要的年轻汉军旗人，进士丁思孔、范承谟。此后两年内，由于不少旧臣被调出，内三院的这些年轻汉官就在清政府中逐渐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事实上到了1656年，甚至内三院的五品低级官员都有了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这并不是说顺治一下子就不再倚重汉人高级官员，或者立即停止委派明朝进士出任高官了。刘正宗，这位自陈名夏死后最得宠的大臣，也是明朝的进士。刘正宗是山东人，于1652年初任学士，1653年继陈名夏为吏部尚书，1654至1660年间，一直任大学士。尽管在1657年有人严辞弹劾刘正宗背公徇私，尽管得知他的兄弟接受了郑成功的任命，顺治皇帝还是一直让他担任这一要职。顺治也继续重用那些在为清廷效力时表现出才干的前明能臣。这类官员中最突出的也许就是周亮工了。周亮工是南京人，著名的校书家、诗人和书画鉴赏家，1640年进士及第，1643年曾任山东潍县知县，当时正值阿巴泰前来进攻，他竭力抵御。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周亮工正在北京任御史，但他设法逃到了南京。他拒绝臣事于福王，于1645年投向多铎，授两淮盐运使。接着，自1647至1654年间，任福建巡抚，镇压反叛者和复明分子，战功卓著。1654年，福临遂将他调到北京，任左副都御史。虽然周亮工作为京城大官的经历是短暂的，但他仍是这一时期内顺治皇帝赏识南方士人才能的又一个例子。尽管如此，年轻的臣僚们仍不停地对像周亮工、陈之遴等旧南人归附者表示不满，批评他们腐朽的作风和懒散的官僚习气。1656年4月13日，御史王士祯再次将仕于两朝与风节衰落联系起来，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举止不端。不久，另一位御史焦聪睿对他提出了严重得多的指责，说他与另一位“贰臣”，礼部尚书胡世安暗地搞阴谋。另有官员干脆提议说政府中的南人太多了，应设法减少。顺治以其事出无据，将这些指责全部驳回。他再次肯定他的信条：关键是每个官员现在的表现，而不是政治或地域集团过去的行为。他说：“朝廷立贤无方。”然而，就在这些指责提出不久，顺治皇帝对陈之遴以及其他仍居高位的旧江南士人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这也许部分是由于南明海军的攻势暂时缓解。在郑成功的支持下，海军将领张名振于1655年重新夺回舟山岛，并控制了浙江的台州城。在1655年下半年，张名振从这一基地出发，加紧了对沿海一线的袭击。在他发动袭击的同时，其他独立结伙的海盗、匪徒的活动也活跃起来，例如由沈国清率领的浙江埭头山的军队。然而在1656年初，清军击败了沈国清人马，并抓获一个人，巡抚周国佐认出此人就是张名振的儿子张文魁。这一发现使得江浙的清朝官员兴奋不已，以为拿张名振的儿子做人质，就能够说服这位海军将领投降。于是周国佐请求兵部暂缓处死张文魁，并开始设法与张名振联系。不料江浙总兵、总督马鸣珮却说，据战俘的供词，张名振看来已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舟山去世了。这些战俘是最近在沿海抓获后被送到南京审讯的。马鸣珮奏道：“招降之论，遂成空言。”兵部自己经过一番简单的调查，证实了张名振的死讯，就于1656年4月下旬下令将张文魁处死，枭首示众，“以示国法”。处死张文魁当然并不标志着南明海军这一特殊威胁的消失，因为张名振的海军继续由其副将张煌言率领。不过，当那长期在江南海岸来回骚扰袭击的臭名昭著的海盗顾三也于1656年秋天被抓获处死后，顺治皇帝与他的海防官员们显然大大松了一口气。不管来自海上攻击的威胁暂时缓和，是否也意味着顺治不必再为疏远东南重要士大夫而不安，在1656年后，皇帝确实开始转而反对他以前曾庇护过的许多“贰臣”了。他现在支持对贰臣们新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弹劾。在此后的18个月里，接连地，薛所蕴被罚金，龚鼎孳被停职，方大猷锒铛入狱。而且在1657年，来自江南的一批主要臣僚，包括大学士王永吉，都受到了一宗重大科场作弊案件的牵连。就许多人看来，这一案件证实了东南士人与腐朽和自吹自擂有关。喜欢道德说教的臣僚们，例如杨雍建，用科场作弊案来作为道德衰败的明证。此时甚至在顺治的心目中，也开始把这种衰败与明朝的遗臣、江南士人集团与社会堕落、经学的式微联系起来了。都御史魏裔介倡议建立一种新型的道德秩序，他于1658年5月上章指责大学士陈之遴的腐化行为，这一次弹劾得到了顺治的赞同。他不仅把陈之遴及其家人作为政治流放犯放逐西北，而且使浙江信奉天主教的主要归附者们为之惊恐万状。他逮捕了他们的保护人巡抚佟国器，并将其发配。因为佟国器一再拖延放逐陈之遴在海宁家乡的年迈的母亲。清廷专制与满人至上
在陈之遴被放逐的同一年，宁完我也死了。就这样，两位最有代表性的南人“贰臣”和参预了满人登计划，主题就是集中兵力，彻底清除河套地区的蒙古势力，一劳永逸解决大明边防要害问题，其意义之远大，令年轻的成化皇帝听得热血澎湃。可真正负责国防谋划的兵部却坚决反对，以李贤为首的内阁阁臣，和以兵部尚书白圭为首的兵部大员，为此争得不可开交，成化皇帝被吵得头大，最终决定：筹划一次小规模战役，权当练兵。这才有了王越这一次出师，以参谋长的身份，迎接他沙场的第一战，然而他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已经被卷入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套寇之争。现在他上了战场，等待他的却是当头一棒。杀气腾腾的明军接连与蒙古的游牧骑兵小部队遭遇，然而让王越难以忍受的事情发生了，蒙古兵数次击败明军，甚至敢在劣势兵力的情况下发起反冲锋，而大明军队的无能、怯懦，一触即溃，以及他的长官总指挥朱永的无能指挥，一切都铭刻在王越心里。难以忍受也要忍受，这位搭档朱永是永乐朝名将朱能的后人，正宗的名门贵胄，世袭的爵禄，不好惹。出征的结果当然是劳而无功，报个不胜不败，先糊弄过去。可王越却深知，打仗，不能糊弄，面对蒙古这样的对手，打赢，不容易。这些，朝臣们看不见，却嚷得最凶。劳而无功的出师，然后是背后最大的靠山李贤去世。边关吃紧，正是朝廷用人之际，两年以后，他再次以参谋长的身份来到延绥，大战鞑靼头领阿罗出等人，先后在镇羌寨、崖窑川等地重创蒙古军，兵部的大员们突然觉得信心爆棚——这不是能打吗？那就彻底打一场大的吧，这次兵部不再反对了，苦口婆心地劝明宪宗，明宪宗终于动心了，打！这次几乎是抽调了“九边”的精兵，组成了一支8万人的庞大军队，统帅依旧是朱永，赞理军务的依然是王越。按照朝臣们的设想，蒙古各部落在河套地区的总人数不超过6万人，且力量分散，以8万对6万，胜利的把握是很大的。可是当王越检阅完所统帅的部队后，得出结论：胜利的把握，是很小的。因为他发现，这所谓的8万人，真正拥有作战能力的士兵只有1万人多一点，其他的，不过都是来凑数的，而河套地区的蒙古人，有6万人。主帅朱永不信这个邪，一心想要打胜仗光宗耀祖。王越苦劝不听。一次二人带兵出巡，路遇数百蒙古游骑，身边的几千士兵转眼就逃了大半，只剩得百余人在侧，眼看着就要被俘。危急时刻，王越命令所有人列阵，与蒙古骑兵对峙，及至黄昏，蒙古人怀疑有埋伏不敢上前，仓皇退去，这才保护着大家平安回到大营。经过这事，朱永彻底服了王越，横扫河套的海口，不敢再夸。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王越只好有多大锅下多大米，8万军队步步为营，分头驻守，和蒙古军队交战多次，凭借着堡垒掩护，虽然没有完成“驱逐套寇”的任务，却也重创了敌人，消息传到京城，明宪宗龙颜大悦。兵部的官员更高兴，一心撺掇皇帝打更大规模的战役。战后朱永被调回京城，王越留守延绥地区，在兵部官员的撺掇下，明宪宗又一次动了打大仗的念头，决定再动用8万人，以武靖侯赵辅挂帅，王越为参赞军务，再战河套。这可就是不顾事实了，河套蒙古军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大明军备孱弱，不经过长时间整顿是没法打仗的，这样的仗，只能让士兵白白送死。兵部的官员们是不管这些的，最早他们反对动兵，因为动兵是李贤提出来的，他们和李贤不和，对头支持的我就反对，现在李贤过世了，内阁主张暂缓动兵，那我就要支持，赢了是我的功劳。民族利益，国家大义的后面，夹带的其实是个人算盘。但王越是懂兵的，他在前线的诗里就写得很明白：吁嗟我老不足怜，塞上征夫泪成血。可谁又在乎征夫泪呢。这次皇帝是下了决心的，不是前几次互有杀伤就能交差的。不打，是抗旨，会被主战派口诛笔伐，打，难赢，败将的结局，也是羞辱。历史就这样把王越推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李贤去世了，内阁里无人支持，兵部也无人支持，内阁、兵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却要他和前线数万将士来受这夹板气。怎么办？求助内阁吗？李贤去世了，现在这几个和自己不是一路人。上书皇帝直言吗？明宪宗是有名的不务正业的皇帝，看得懂看不懂你的奏折都是回事。和兵部理论？更没用。打赢了是他们的功，打败了王越背黑锅，就是这么回事。怎样才能不背这个黑锅？王越无奈，却不服，就像当年被风刮跑了试卷他不服一样，他相信，这次有办法。办法找到了，就在那个新帅赵辅身上。这是个比朱永还无能的人，带兵干的最多的事就是贪污腐败，捞了钱就贿赂宫里的太监。以下的情节，来自《明宪宗实录》里，赵辅被刑部审讯时的笔录。成化八年四月，得意洋洋的赵辅来到延绥与王越会合，王越热情招待，大献殷勤，吹捧得赵辅飘飘然，恰逢这时，边关来报，有蒙古军来骚扰。赵辅喝得醉醺醺的：去看看？看了就吃了一惊，延绥城外，蒙古骑兵来去如飞，出城迎击的明朝骑兵吃了大亏，城楼上的赵辅，吓出一身冷汗。接着赵辅就对王越换了一副笑脸，问王越此次出征胜算几何，王越做叹息状，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等食君之禄，理当为国尽忠。赵辅一听急了，连说先别急，可以从长计议。见赵辅上钩，王越叹道：办法倒是有，其实就在您身上。从一开始，王越就把赵辅摸透了，此人懒、馋、贪，自己没钱送礼，可是此人有钱，所以惜命，这就好办了。接着，赵辅回京禀报，带回的，是王越亲自撰写的一份清单：荡平河套，驱逐蒙古部落，至少需要15万大军，战后河套修筑各类工事，至少需要400万两白银……朝廷没这么多钱，何况明宪宗朱见深喜好修道炼丹，有钱也都做这个了。再加上朱见深身边的贴身太监，都是收过赵辅好处的同党，上下一鼓噪，明宪宗终于改变了主意——暂缓用兵。不送礼，不出头，一场必败的战祸，就此躲过。可王越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兵部的官员愤怒了，箭在弦上的战争，就这样轻易取消了，弹劾王越的奏章一道接着一道，不止兵部官员们的亲信言官上奏，连国子监的太学生，民间的举子秀才们，也跟着斥骂。这其中，就有当时的新科状元，明朝儒家宗师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一句“（王越）怯如娇妇，见虏如见主，百年后何颜朝列祖”，直把王越说成是胆怯女子不肖子孙，骂得狠。可言战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无论如何，有赵辅出头，“抗旨”的罪过总算躲过去了，他可以继续统兵在边关，内地冲天的怒气，王越闻得到，却不争辩，争辩也无用，只有默默地等，等一个为自己正名的机会。他等到了。成化九年九月（公元1473年），王越收到线报，蒙古可汗满都鲁率各部全线出动，向甘肃天水、定西地区发动大规模抢掠，其在红盐池（今内蒙古鄂尔多斯旗王府西南）的营地兵力空虚。王越抓住战机，调集了5000精骑出击，这是他麾下仅有的可以抗衡蒙古骑兵的部队。大军从延绥出发，夜行800里，直插红盐池。路遇狂风大作，众军皆慌，一老兵坦然道：“此天助，乘风击之，必大捷。”王越连忙下马行礼，当场提升这位老兵为千户（团长），一时间全军士气大振，然后是总攻，血战，大获全胜。当饱掠的蒙古大军乐呵呵归来时，他们看到的，是红盐池满目的尸首，烈火焚烧过的痕迹。全军嚎啕，渡河撤出河套平原。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骑兵打出得最漂亮的奇袭，也是明军在土木堡之辱后，取得的第一次扬眉吐气的胜利。一切的导演者，是王越。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一场正确的战争。付出了无数次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夹板气，撺掇挑唆，王越，打赢了一场为北部边疆迎来和平的战争。可王越的麻烦也不断到来。首先是胜利打了兵部一记耳刮子，兵部的官员们当然不高兴，不高兴就继续弹劾。接着朝廷里也传谣，说王越这一仗抢了多少金银财宝，兵科给事中刘通上奏，说王越“杀良冒功，屠戮无辜，尸横千里，惨不忍视”。说得好像就和他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亲眼目睹一样，兵部记名郎中张谨弹劾王越“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虚耗天下国力已成个人之功”。这个张谨，是兵部尚书白圭的亲信门生。一场大捷，四面树敌，为什么？一是因为他太优秀，兵部的书生才子们，辛苦筹划许久的作战计划，抵不上王越一招奇袭，实在是脸上无光。二是政见不和，王越反对大规模地对河套的战争，和兵部以白圭为首的主战派意见严重相左。三是没有后台，赵辅是被王越利用的，朱永只是工作关系，内阁没有王越的支持者。又有大功又少后台的人，当然好欺负。于是明宪宗的态度也很微妙，先是加太子少保，象征性地赏赐了一下，然后又封为三边总制，这是一个掌握延绥、甘肃、宁夏三地军政大权的实权职位，可不久以后又派威宁伯蒋婉接任，命王越“提督军务”，虽然兵权依然在手，可味道毕竟不对了。王越聪明，知道这是功高震主，连忙上书请求交出兵权，回都察院任职，果然明宪宗龙颜大悦，立刻允准并赏赐王越正一品禄。一场灾祸，总算躲过去了。可以后怎么办，树敌这么多，而今又没了兵权，回京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在高层找到一个支持者。兵部，不可能，几个大员都和自己势不两立，内阁，也不可能，万安、刘吉这些人，比兵部的人更靠不住，内宫宦官，那些人都是贪财的，自己是个清官，全部家当，也不够送一次礼的……这时候，有个老部下给王越牵了条线，找他，一定行。这个老部下叫韦英，是从前王越军中的百户（连长），后来调任到御马监（宫廷卫队）任千户（团长），他给王越介绍的人，正是他的直系长官，大内宫廷御马监总管——太监汪直。这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后来做了西厂的总管，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激起无数民愤，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是个臭名昭著的人，明末谈迁写《国摧》的时候，还把他列为与王振、魏忠贤、刘谨齐名的四大权阉之一。可是他确实有权，是当时明朝宦官中最受明宪宗恩宠的人，也是当时几位宦官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攀附上他，就可以呼风唤雨。但是怎么攀附呢，王越穷，送礼，倾家荡产也送不起，让人家当你后台，凭什么？可攀附汪直，未必要用钱。王越很快找到了办法——尊重。汪直是战俘出身，多年来受尽了歧视，即使如今权倾朝野，不但许多文官瞧不起他，宫里的一些太监也瞧不起他。王越不然，见到汪直，每次都毕恭毕敬，极尽讨好赞美之词，满腹的经论，全用来唱赞歌，甚至在无人处遇到汪直，还会毫不犹豫地对其行跪拜礼，这礼貌，一来二去，把汪公公乐得脸上开花。只有尊重是不够的，要获得汪直的支持，还要真正给人家办事。汪直看上了王越，让他办一件事——陷害项忠。项忠是兵部的老臣，白圭去世后，他担任兵部尚书，常年以来，和白圭一起站在王越的对立面。但是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看不过汪直西厂的胡作非为，经常站出来怒斥，甚至向明宪宗揭发，虽没动摇汪直的权位，却令他怀恨在心。共同的敌人，让两人一拍即合。可是一直以来汪直都没搜集到项忠的罪证：说贪污，他为官清廉，说结党，也是子虚乌有，说拥兵叛乱，更是不可能。欲加其罪，很难。汪直终于找到一条罪——项忠曾经受太监黄赐所托，任命刘江为江西指挥使，请王越以都察院的身份加以旁证。贪污、结党，都不算什么，私自任命军事官职，可是犯了封建制国家的大忌。汪直还信誓旦旦地保证：项忠落马后，你就是新的兵部尚书。果然，经过汪直策划，其爪牙揭发，王越旁证，项忠被革职受训，不久后罢官回家。之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王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浴血奋战十年没能得到的职位，在一个太监的帮助下得到了。至此，王越的权位达到了官场生涯的最高点，不是靠政绩、战功、忍让，而是攀附太监，罗织罪名，打击陷害同僚。在当时，这很让人不齿，敢怒不敢言的不齿。可是王越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权位。他对汪直极其谄媚，每次见面都要行叩拜礼，每次叩拜，都是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某日被同僚刘吉瞧见，当面一阵嘲笑，登时羞惭得无地自容。可见，他是知羞的。攀附汪直后，除了项忠一事，他没有为权力再陷害过谁，经济上更是清白，家境清贫，不捞钱，不排斥异己。他少年气盛过，受打击，忍气吞声过，还是打击，最后的抉择——攀附权阉，最无耻却最有效的一个选择，生前的成功，后世的指摘。而在攀附汪直，成为兵部尚书后，到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汪直失宠被贬，5年来，他只做一件事——打仗，或是在兵部筹划防务，或是在前线领兵作战。有汪直在，再无人敢弹劾，无人敢掣肘，无人敢说三道四。所以有了成化十六年的大捷，王越率兵，汪直监军，从大同出发，杀至兴宁海（内蒙古绥宁县），打破鞑靼军主力，鞑靼可汗只身远逃。北部边陲的蒙古游牧骑兵遭到致命打击，战后论功行赏，爵封咸宁伯，成为明朝仅有的3位因军功封爵的文臣之一。另一位边臣余子俊在王越打下的地盘上修筑起边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存于内蒙古地区的，佑护了无数边关百姓的明长城。无论少年气盛，无论攀附权阉，无论陷害忠良，不变的，依旧是那一个金戈铁马的梦想，这，或许就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唯一的答案。可因为这最后的抉择，为他迎来了生前身后的指摘。汪直权势滔天时，宫廷里的戏子阿丑，某日演戏，在明宪宗面前扮小丑，模仿汪直的打扮，手里提两把斧子出场，大叫道：汪太监手里两把钺，一把陈钺，一把王越。此话一出，宪宗大乐，王越，也就永远被钉在汪直走狗的定义上了。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汪直失宠被贬，王越受株连，贬官安陆，不停为自己上诉鸣冤。后来明宪宗的儿子孝宗即位，深知王越之才的当朝名臣马文升出面说情，方才解除流放，退职归养。7年后，再次上书鸣冤，明孝宗下诏，恢复其左都御史的职位。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大明边陲再度吃紧，西北有吐鲁番侵扰哈密，北部鞑靼的达延可汗频繁扰边，明王朝先后选拔7人担任边关重任，全不合格，无奈之下，只好又想到这位毁誉参半的老人。72岁的王越临危受命，在贺兰山会战中再次大破鞑靼大本营，继而挥师西进，粉碎了吐鲁番对哈密卫的图谋。这时，打击还是来了，言官们不放过他，翻出他勾结汪直的老账，趁太监李广之死，将他歪曲成李广同党，忧愤之下，王越病逝军中。墓志铭上写得委婉“虑泄事机，焦劳过度，成疾而卒”，与《明史》的记录大为出入。不光彩的帽子，一旦戴上，生前身后都摘不掉，无法辩护，不能辩护。都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为一个理想，值还是不值？这是他的故事，读罢，是如王世贞一样拍案叫“大奇”，还是如徐溥一样感叹“德行有亏”。值，还是不值，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这样的突击道路，选，还是不选，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抉择。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第十四章弘治帝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在明朝为什么会灭亡的问题上，现代历史学家曾提出一个新观点：明朝，灭亡于小冰河期。小冰河期，是自然科学上的一个名词，意思是指一段时间内，一个地区乃至全球频繁出现极端天气的现象。放在国家发展上，就是指一个国家数年里，水旱灾害持续发生，瘟疫不断，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打击，人民因天灾死亡无数。对于靠天吃饭的封建王朝来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如果按照小冰河期的标准看，晚明崇祯末世，确是一个灾难频发的时期。崇祯登基后的17年里，几乎每年都有破坏力巨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从陕西大旱，到河南大旱，再到山西大旱，外加河北瘟疫，山东蝗灾……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激化了国内矛盾，导致暴乱四起，外加清朝不断入侵，内忧外患下，最终亡国。但如果说崇祯
，为了消除秦国的威胁，他策划了一场战争，打着王室的旗号号召诸侯出兵讨伐秦国。郤锜奉命出使鲁国，敦请鲁国支持。然而，这位郤氏家族的族长远不如郤至成熟，在外交场合的表现可以用“不严肃”三个字来形容。“三桓”之一的仲孙蔑看见郤锜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对身边的人说：“郤氏家族恐怕要灭亡了！礼，好比人的脊梁；敬，好比人的根基。郤锜身为晋国的卿，受君命到鲁国来请求支援，本来应该以社稷为重，却表现出懒惰的态度，这是不把君命当一回事，哪里能够不灭亡？”郤锜不把自己的君命当一回事，鲁成公却不敢不把晋厉公的命令当一回事。同年三月，他和齐、宋、卫、郑、曹、邾、滕各国国君在晋厉公的带领下，来到王城雒邑朝见了周简王，请周简王发兵讨伐秦国。周简王哪有什么兵，只有一块牌子。在晋厉公的请求下，他派刘康公和成肃公打着天子的旗号参加诸侯联军，共同讨伐秦国。为了显示隆重，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晋厉公满意，王室还煞有介事地在大庙举行了出兵仪式。成肃公心想，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笑的事了，明明只是去做做样子，偏偏要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好像真的能够领袖群伦似的。心有所想，难免表现在外，当周简王按照惯例将祭祀用的肉分给他的时候，他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举动受到刘康公的严肃批评，他摇头晃脑说了一通：“天地有中和之气，人得而生之，这就是所谓的天命。行为、礼义、威仪等法则，是用来安定天命的。有能力的人遵从法则，可以养福；没能力的人败坏法则，所以取祸。你现在这样表现，是放弃了天命啊！”成肃公眨眨眼，没把这话当一回事。同年四月，晋厉公派大夫魏相出使秦国，给秦桓公送上一封绝交书。这封书信一反当时简洁的文风，先是以长篇大论回顾了自晋献公和秦穆公以来，秦晋两国由“秦晋之好”到反目成仇的历史（当然，责任全在秦国，晋国总是无辜），接着批评秦桓公在两年前的令狐会盟中不守信诺，不肯渡过黄河结盟，回去之后又暗地里勾结楚国和白狄人反对晋国。“寡人非常讨厌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晋厉公如此写道，“因此，寡人不得不把这件事公布于天下，以惩戒言行不一的人。诸侯听到您的所作所为，都感到痛心疾首，因此而亲近寡人。现在寡人带领诸侯的军队前来只是为了和平友好。您如果心怀仁慈，顾念诸侯，怜悯寡人，与我们结盟，那正好与寡人的心愿不谋而合。寡人也将马上安抚诸侯的情绪，将部队撤走；您如果不施恩惠，寡人不才，恐怕不能说服诸侯退走了。将这些话开诚布公地告诉您，请一定权衡利害。”这也是典型的流氓逻辑——明明带了一群兄弟来打架，却又说自己是不愿意惹事的，只想息事宁人，只不过兄弟们都对你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不答应啊！秦桓公当然不会轻易就范，也尽起秦国之兵，抵抗入侵，双方在麻隧（秦国地名）展开会战。麻隧会战之前，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六军的编制压缩为四军，即中军、上军、下军和新军。这样做自然是为了顾及王室的面子。毕竟，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拥有六军。晋厉公既然打着天子旗号来讨伐秦国，总不好自己公然僭越天子的礼制吧。六军变成四军，晋国原来的十二卿也相应变成八卿，分别为：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荀庚；上军元帅士燮，上军副帅郤锜；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赵旃，新军副帅郤至。另外，郤至的弟弟郤毅担任了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栾书的儿子栾鍼担任戎右护卫。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时晋国军中的这些世家子弟均非泛泛之辈。鲁国的仲孙蔑看到晋军的阵势，由衷地感叹道：“晋军上下一心，此战必胜。”战争的结果，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大获全胜，俘虏了秦将成差和秦桓公的戎右护卫女父。联军渡过泾水，一直打到侯丽（秦国城市）才告一段落。公元前578年的麻隧之战是晋厉公上台后的第一场大战。战争的胜利表明，晋国无论在军事还是外交方面，都保持了强大的优势。但是，胜利仅仅是晋国的，追随着晋厉公出征的其他诸侯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有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因为战争而导致国内政局动荡。其一，代表天子出征的成肃公中箭受伤，后因伤势过重，死于回师途中。其二，曹国的国君曹宣公在战斗中阵亡。由于大子年龄尚幼，曹国人推举他的庶子公子负刍主持国政，并派另一个庶子公子欣时前去迎接曹宣公的遗体。没想到公子负刍执政几天之后，便起了歹心，将大子杀死，自立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曹成公。当时诸侯联军还没有解散，大伙都对公子负刍的行为感到愤慨，纷纷请求晋厉公讨伐他。晋厉公认为麻隧之战已经取得预期成果，不愿意节外生枝，说：“我们刚刚跟秦国人打了一场恶战，大家都辛苦了，请先回国去吧，来年再找他算账不迟。”曹宣公下葬之后，公子欣时不愿意与曹成公为伍，打算逃亡到他国。曹国的百姓也不支持曹成公，有很多人都表示要跟随公子欣时逃亡。曹成公见势不妙，亲自跑到公子欣时府上认罪，请求他留下来。公子欣时虽然答应了曹成公的请求，却将自己的封地奉还给了公室，以示不与曹成公同流合污。两年之后，公元前576年春天，晋厉公在戚地大会诸侯，讨伐曹成公，并将他抓到雒邑去接受天子的审判。诸侯都想立公子欣时为卫君，公子欣时推辞道：“前人说，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能上能下，皆符合节操；其次是守节；最下等的是失节。当国君不是我的愿望，我虽然做不了圣人，也不能失节啊！”于是逃到宋国。其三，郑国也发生了宫廷事变。前面说过，公元前581年，郑成公被囚禁在晋国的时候，郑国大夫公子班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麻隧之战中，郑成公跟随晋厉公出征秦国，公子班趁机潜返郑国，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君位。阴谋被大夫公子騑（fēi）挫败，公子班和他的弟弟公子駹（páng）等人被杀。麻隧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577年春天，卫定公来到新田朝觐晋厉公。公事谈完之后，晋厉公对卫定公说：“我让你见一个人。”不待卫定公同意，晋厉公拍拍手掌，从帷幕之后走出一个中年男子，朝卫定公跪下。卫定公一见这个人，当场脸就黑了。原来，这个人叫做孙林父，是孙良夫的儿子。七年之前，孙林父因为得罪卫定公，出逃到晋国，便一直居住在晋国。现在晋厉公将孙林父叫出来见卫定公，用意十分明显：希望卫定公不计前嫌，将孙林父带回卫国去。史料没有记载孙林父究竟与卫定公有什么样的过节，但是很显然，卫定公不是一般地讨厌孙林父，即使有晋厉公从中调解，他仍然不同意让孙林父回国。晋厉公恼了，等卫定公回国之后，他便派郤犨将孙林父送回卫国，强行要卫定公接纳他。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卫定公还是只想拒绝，倒是他的老婆定姜识相，扯扯他的袖子说：“别再强硬了，再怎么说，孙林父也是有功的宗室大臣的后裔，又有大国在背后为他撑腰，您要是再不答应，国家就将要灭亡。难道您对他的厌恶，超过对国家灭亡的厌恶吗？”卫定公听到这里，心里已经转过弯来了，定姜趁热打铁，又说：“安定社稷，宽待宗室大臣，没什么不好啊！”于是，卫定公彻底想通了，对郤犨说：“寡人愿意听命于晋君。”并且将孙林父的封地还给他。据《左传》记载，郤犨此次出访卫国，给卫国人留下相当不好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态度过于倨傲。卫国大夫宁殖就曾对人说：“这个人恐怕要家破人亡了！古人举行宴会，是为了观察客人的威仪，省查其祸福的。所以诗上说，角杯弯弯，甜酒甘和，不骄不躁，福泽自来。现在国君招待他，他却摆出一副狂妄自大的样子，这不是自取其祸么？”同年冬天，卫定公去世。弥留之际，他做了一件违反常规的事，给卫国埋下动乱的伏笔——他命大夫孔成子和宁殖立庶子公子衎（kàn）为大子，也就是后来的卫献公。公子衎的母亲敬姒是卫定公的小妾。定姜对卫定公的这一安排敢怒而不敢言，在卫定公的葬礼上，她应付着哭了一阵，回后宫休息，看到公子衎神情并不悲哀，便连水也顾不上喝，叹息道：“这个人啊，恐怕将要导致卫国败亡，而且必先从我身上开始。可叹啊！天将降祸于卫国，我怎么不能看到鱄来主持社稷呢？”鱄，就是公子鱄，也是公子衎的同胞弟弟。卫国的大夫听到这话，感觉大乱将至，无不忧心忡忡。孙林父更是未雨绸缪，将家财都搬到自己的封地戚城内，而且送礼给晋国的诸位大夫，为自己准备后路。中原各国的动乱引起了楚共王的关注。公元前576年夏天，早就按捺不住寂寞的楚共王再一次挥鞭北上，征讨内乱连绵的郑国和卫国。这个时候，距晋楚两国的宋之盟仅仅三年。【晋国的隐忧：三郤乱政】公元前576年夏天，楚共王在郢都举行阅兵仪式，誓师北伐。他的弟弟公子贞对这次出征持有不同意见，劝谏道：“我们不久前才与晋国签订和平友好盟约，现在就背弃它，恐怕不妥。”公子侧不以为然地说：“敌情于我有利则进，有什么不可以的？”在公子侧看来，什么盟约不盟约，统统都是浮云。楚国群臣基本上也是这种论调，只有年老体衰的大夫申叔时在老家听到这个消息，担忧地说：“子反（公子侧字子反）有难了，诚信守礼是明哲保身的根本，无信无礼，祸患就要来到了。”楚国大军一路北上，先是占领了郑国的暴隧（地名），然后入侵卫国，抵达郑卫边境的首止。郑庄公的子孙时有惊人之举。楚军主力进入卫国之后，郑国大夫公子喜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他带兵南下，占领了楚国的北部城市新石，对北伐楚军的后勤运输线形成严重威胁。当时晋国的中军元帅栾书很想出兵与楚军决一死战，韩厥及时制止说：“根本用不着，楚君背弃盟约，役使人民打不义的战争，人民必定会抛弃他。没有人民的支持，他还能打什么啊？”韩厥的这番话倒没说错，然而也使晋国失去了一次打击楚军的绝好机会。更为重要的是，郑成公等不到晋国的援军，内心不安，立场也发生动摇。身在武城的楚共王趁机发动外交攻势，派公子成出使郑国，请求与郑国和谈。公子成给郑成公提出一个不能拒绝的条件——以土地换和平，将汝阴（楚国北部地名）的土地统统划给郑国。另外，由于许国连年遭受郑国的进攻，民不聊生，许灵公向楚共王提出，将国人全部迁入楚国境内，以求种族的延续。楚共王答应了许灵公的请求，将楚国的叶城划给许国人居住，许国的旧地则一股脑儿送给了郑国。这笔人情做得太大了，郑成公大喜过望，马上派公子騑前往武城，与楚共王举行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盟约。楚共王挥师北上的同时，晋国的另一个主要盟国，宋国也发生了内乱。这一年夏天，宋共公去世。当时宋国的政权把握在如下宗族手中：右师华元，宋戴公的后人，“戴之族”的代表人物；左师鱼石，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的代表人物；司马荡泽，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司徒华喜，宋戴公的后人，华父督的玄孙，“戴之族”；司城公孙师，宋庄公的后人，“庄之族”；大司寇向为人，“桓之族”；少司寇鳞朱，“桓之族”；大宰向带，“桓之族”；少宰鱼府，“桓之族”。通过以上名单不难看出，“桓之族”在宋国政坛人多势众，占有绝对优势。宋共公死后，司马荡泽阴谋叛乱，派人刺杀了宋共公的大子——公子肥。老好人华元对此无可奈何，哀叹道：“我身为右师，明确君臣大义，就是我的职责所在。现在公室岌岌可危，我却无能为力，我的罪过大了。既然不能尽忠职守，我怎么还敢占着这个位置呢？”于是出逃到晋国。左师鱼石听到这个消息，想去把华元追回来。鱼府拉住他说：“让他去！他如果回来，必定会讨伐荡泽，桓族受到牵连，就要灭亡了。”“唉，你不了解他这个人。他如果回来，就算给他权力讨伐，他也不敢。而且他立过很多大功，国人都拥护他，如果他不回来，国人对我们群起而攻之，那才是桓族的灾难！退一万步说，他就算真的讨伐荡泽，祸及桓族，也不至于对向戌动手。向戌不死，桓族的血脉也就保住了。”鱼石如是说。这里说明一下，向戌也是宋桓公的后人，历来跟华元走得很近，是华元的亲信，所以鱼石有此一说。而且，这位向戌不是一般人物，在春秋时期的历史上，他的所作所为，甚至比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还闪亮，意义还重大。关于向戌的事，以后会讲到，在此不提。于是，鱼石登上马车，一路狂奔，终于在黄河边上将华元截住了。“请您，请您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务必回到商丘，主持大局，否则宋国必乱！”鱼石上气不接下气，紧紧抓着华元的手。华元沉默了片刻，说：“要我回去不难，请左师您支持我讨伐弑君之贼荡泽。我知道这事对您来说，有点为难，毕竟荡泽是您的同族……”“国事为重，一切就由您作主！”鱼石打断华元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华元回到商丘，马上安排华喜、公孙师带领商丘的居民进攻荡氏，杀死了荡泽。《春秋》记载：“宋杀其大夫山。”山，是荡泽的名字，按照微言大义的原则，直书其名，不书其氏，是对这个人的行为表示谴责之意。果如鱼石所料，华元将讨伐的范围严格控制在荡氏一族，没有扩大到整个“桓之族”。然而，荡泽因弑君之罪而死，宋国朝野对“桓之族”都充满了敌对情绪，要求讨伐“桓之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了避免祸患，鱼石带着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等桓族人士，举家迁出商丘，来到睢水之滨，搭建起茅屋居住。华元派人挽留他们，被他们拒绝。入冬之后，华元又亲自来到睢水之滨，请他们回去。“右师请回吧，我们自知有罪，无脸回商丘。”冬天寒风凛冽，河边尤其刺骨，鱼石穿着粗布大衣，颤颤巍巍地对华元说。“自知有罪，就更应该回去，逃避不是办法。”华元态度很好，“你们要相信国家和政府嘛，至少应该相信我嘛，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判决。”鱼石等人一齐摇头。华元也不再劝说，旋即登车绝尘而去。华元走得这么利索，鱼石等人倒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为什么？这不是华元的风格啊！他至少应该苦口婆心地劝说半个时辰，实在不成，无可奈何地回去才对啊！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鱼府，他说：“我们这次没有听从华元的劝告，以后再想回去就不可能了。华元眼神飘忽不定，说话又这么干脆，恐怕心里已经另有想法了。如果他不是真心想要我们回去，现在一定是快马加鞭，自己急着赶回去了。”五个人连忙登上一座山丘，远远地望去，杯具了！只见平原上一辆轻车在迅速移动，一路烟尘，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向带惊得合不拢嘴，问道：“右师这是……想干嘛？”“不对劲。”鱼府说，“咱们跟踪他看看。”于是五人驾着马车，跟随着华元的马车，一直跟到商丘的城门口。只见华元入城之后，商丘的城门立刻紧闭，守城的士兵全部登上城墙，原本干涸的护城河也被注满了水，这阵势，分明是在防范桓族人士进攻商丘嘛！而且，从行动的迅速程度来看，只能说华元是早有准备要将他们拒之于门外了。鱼石苦笑：“好你个华元，人家都说你忠厚，没想到耍起心眼来，比贼还精！”鱼府冷笑：“这也怪不得人家。当初你请人家回来，人家立马答应，只管提条件；现在人家请咱们回去，咱们还要扭扭捏捏。这下好了，真的回不去了。”向带瞪大了眼睛：“那我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鱼府叹息道，“人家早有准备，我们难道还能硬攻不成？”五个人一合计，睢水之滨的族人也顾不上了，驾着马车直奔楚国而去。后人评价鱼石等人的行为，认为他们的做法很不明智，正确的做法是：一、在请华元回来之前，先将荡泽抓住治罪，划清界线；二
虎，1950年生；四女儿是1953年生的；小女儿属鸡，1957年生的。现在你们这一辈儿呀，还有像我的这些女儿们，生了孩子都觉得哎呀多美呀，有个小宝宝。我那时候生哪个孩子都是：“哎呀，怎么又让我生孩子!”生孩子是负担。没想生，说家里穷也好，没有劳动力也好，不要生孩子，可没办法，也不懂怎么避孕，没那说法，医学上也不许可避孕，你能生就生吧。跟男人一沾边儿就能怀上孩子，身体又好，又没病。比如我生小五的时候，是在宁夏马家滩，是旷野荒郊了，我在外边出差，那时我就不想要她了，可那是回族自治区，必须得党委批准才能不要呢。她为什么叫“多余”呢？就是多余多余。后来她长大一点，也挺好的，长得最漂亮的就是这最小的，我们现在还叫她小余子小余子。那时候根本不能带家眷，所以我怀了孩子。回家来生，生完，满月不到就又接着走。孩子都是奶奶带。或者奶奶家里请了人帮着带。奶奶对我真好，是真善良，真疼我。给我做鞋，把这孩子都带起来了。所以现在我孩子跟我不亲。就说你没带过我，都是奶奶带的。后来奶奶没有了，怎么办呢，北京要是请人的话，我工资又那么低，我就把小女儿带着，一边上班一边带着。我在胜利油田时一个月才挣50多元，奖金补助的什么都没有，我每月往北京给孩子寄40元，那人(指丈夫)什么也不管。我这几个孩子，学习各方面都挺好，都挺要强的，差不多现在都是高工，还有的去法国留学，都还不错。
6.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
臻：我现在学佛，我皈依好多年了，差不多近十八九年了吧。为什么学佛呢？我后来退下来了，没事了，总得找点事情干吧。再说咱们满族人不就是以佛学治国的吗，你看过去家家都有佛堂，从顺治朝起就以《大乘无量寿经》治国，后来不知道哪儿触犯了慈禧，不让读这经了，可是到宣统还是学这个。我们学的是净土宗，这是国家支持的。我一人，经济上也不紧，我有房子，有票子，有老朋友，就差老伴儿，老伴儿大早就走了，我觉得还挺充实。我订了很多报纸，我有经书，我研究这些，《认识佛教》我看过三遍。因为我是学佛的，我就要清净下来，什么都不想。吃饭也很简单。我把以前的一些书，还有技术书、文学方面的，都收起来，存放在那边去了。我这儿摆的都是佛学方面的书。如果你研究什么需要佛学的东西，就到我这儿来找，我还一箱子呢，这是我随时看的，只要我到哪个庙里去，他们就给我一摞书，有时我不要，我嫌往回带沉。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如果你认为佛学是迷信，那就是你迷信。最好你能认识一下。信佛的纲领就是五句话，叫作“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用这来指导工作、生活和处世为人，心里就坦然、舒服，我就用这个原则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现在印名片上贴着相片呢，因为我有作品，他们也喜欢我写的，因为我一贴上爱新觉罗，盖上我的满族那个章，这品位就高了，所以就有人冒充爱新觉罗。你看这幅，这是我用3年时间做的，篆刻心经。心经是六百部大波罗经的精华，学佛的人差不多都会背，我用的是小篆，可是为了让一般人都认识，又用了一些楷书的笔体，这就是我的风格。我签的是满文，爱新觉罗·毓臻。这件作品刊登在《法音》1992年第12期创刊百期号的封面上，很多人见了都喜欢，都来问我要，我都无偿地给他们印，结缘么。三、“府门儿”风雨毓蕴口述时间：1999年10月27日地点：北京南沙滩毓蕴家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毓蕴，也名毓蕴华，出生于1918年，她是恭忠亲王奕訢59的曾孙女，著名画家溥心畬的侄女，本人在画界也颇有名气。辛亥革命后，满洲皇族中以画家、书法家著称者不计其数，仅《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注60一书收录的近支直系宗室后裔中的女书画家，就有十余人，还未算上远支与嫁给爱新觉罗之后冠以夫姓的人。但毓蕴老回顾一生，最看重的不是自己在绘画上的成绩，而是以她那样的家庭背景而脱离家庭参加革命的经历。这与她父亲在恭亲王府中的特殊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我接触过的很多爱新觉罗后裔不同的是，毓蕴老对自己出身的家庭、环境乃至她那位大名鼎鼎的画家伯父溥心畬的为人，都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她对她那因“服中生子”而过继出去的父亲溥佑的行为以及恭王府对她一家人的冷漠等的叙述，与她兄长毓崟在诸篇采访中的讲述，构成有趣的对比。这样客观和直率的态度，随着清宫“辫子戏”的红火和清史学界对此的推波助澜，以及人们越来越讲究“为尊者讳”的今天，已经越来越罕见了。我与她虽然只有一面之交，但她身上那种冷峻峭直的气质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因此对她怀有一种特别的尊重。毓蕴老见多识广，仅仅跟随她的伯父溥心畬学画一段，就有很多心得，但这篇口述所录只是些片断，她最想讲述的解放初期参加革命的经历尚未述及，十分可惜。当时没有把这份口述做完，固然也有忙于出国访学等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我对自己一度丧失信心，我曾几次因为找不到这项工作的意义而打算放弃，待最终决定拾起重做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一切都已无法弥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应该记取的沉痛教训。恭亲王奕后代：长女荣寿固伦公主(1854—1924)，被慈禧认作己女，按固伦公主待遇。长子载澂(1858—1885)，郡王衔多罗果敏贝勒，享年28岁。嗣子溥伟，载滢嗣子。次子载滢(1861—1909)，1868年出继忠郡王奕詥为嗣，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享年49岁。长子溥伟(1880—1936)，过继与长子载澂，袭恭亲王。次子溥儒(1896—1963)，著名书画家，清亡后改名溥心畬，其诗、书、画与张大千齐名，故后人将两人并称为“南张北溥”。三子溥僡(1906—1963)，著名书画家。三子载浚，早殇。四子载潢，早殇。溥佑本应该排在溥儒之下，为载滢第三子，由于是“服中生子”而被过继出去，所以《爱新觉罗宗谱》中没有他的名字，而将溥僡作为第三子。又按：我对毓蕴老的访谈是在北京城北郊南沙滩的某工厂宿舍进行的，那是她女儿的住所，她的女儿也加入了谈话并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特此致谢，并先录她女儿的一段话作为开头。毓蕴之女：上回楚云注61和我们说了您要来的事以后，我和母亲把情况谈了一下，先从思想上捋了捋。说实在的，我妈整个的经历，这几十年也挺不容易的。原来自己手好的时候，老说还想自己写写什么东西，后来呢也不可能了，拿笔也拿不了了。要是有人采访采访，给写一写，也挺好。我母亲是想把重点放在解放初期参加革命以后，因为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毓蕴(以下简称毓)：如果说这个我就滔滔不绝。毓蕴之女：过去是那么一个家庭背景，后来等于是背叛家庭也好，是脱离家庭也好，就参加革命了。而且在解放初期还是地下党的时候，就参加党组织了，后来一直就在党校学习。爱新觉罗家族里面像这样儿的没有几个，就我母亲，还有我舅舅，就他们两个人。启骧也是，启骧他是后来的注62。爱新觉罗家族里边入党的人不多，寥寥无几，而且这些人还都是搞书画的，搞艺术的。我母亲参加革命以后，就等于脱离这个家庭了。过去受家庭的影响也不是特别深刻。您想详细了解我们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情况，过去的生活怎么奢侈腐化呀，怎么没落呀，这方面我们也知道一些，可是了解不是特别多，也没有受到什么腐化。定：您也看过我写的这本书(《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我不是要批判爱新觉罗家族怎么奢侈，也不是对皇室的生活特别感兴趣。我就是想听听你们这些老人的故事，你们自己一生的故事，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你们这些人的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您参加革命的时候多大岁数呀？毓：大概没有30岁吧，解放初期的时候没有30岁，就参加市委办的党员干部学习班，党校第二期。出来以后就等于党员干部，由市委分配在各个工厂。所以说后面一段经历印象非常深刻。定：对这一段我也觉得挺有兴趣，可是我们只能从头聊起，不能从半截说起对吧。您参加革命也得有一个背景是不是？所以我不问您的背景也是不可能的。您从您小的时候说起好吗？毓：说的时间太长了我就腰疼，昨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你得多提醒提醒我。定：您又不是作报告，咱们就闲聊天，关键是您别紧张。
1.我父亲是“服中生子”
毓：我是老北京，1918年出生的，出生在西城，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过西城，几代人了。平时我就不出去，唯一出去就是笔会。定：西城什么地方，您还记得吗？毓：跟我说过，我没注意，哪儿生的怎么回事都没注意。对过去的事，我以前根本不入脑子。反正不是出生在那种大宅院里。我父亲是过继，他不是府里的公子哥儿。他已经受公子哥儿的影响了，但在实质上，他不是什么王爷的后代了。他是过继出来的，是服中生子，服中生子是犯罪，为什么他得过继出去呢？为蒙混这个。注63定：怎么回事我不太明白。毓：这就得从恭亲王开始说，恭亲王有四个儿子，二儿子载滢是我祖父，可我都没瞧见过。这儿都有家谱，你要让我背我背不下来。毓蕴之女：这儿有个表呢，你看啊，这是一代、两代，第三代这是恭亲王，恭亲王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载澂，然后载滢、载浚、载潢，这是他四个儿子。二儿子下边又有这么四个儿子，溥伟、溥儒、溥佑、溥僡。毓：溥儒就是溥心畬注64，溥佑就是我父亲。他这四个儿子都是亲生的儿子，为什么就把我父亲过继出去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是服中生子。正好穿孝的时候生的他，可是穿的是谁的孝，我还弄不清呢，是穿他父亲的孝呀，还是穿祖父的孝呀？注65他祖父就是恭亲王啊，就是六爷，老六，那时候权势相当大的，几个府里头他是挺有势力的，那不得了，这是您都知道的历史。六爷死的时候，那时候穿国孝。可是儿子哪能随便给人家呀，所以找的也是爱新觉罗，宗室，这是不能给外边的。那会儿生孩子都得报宗人府，就要上那《玉牒》，将来好袭缺呀，可我父亲就没户口。后来出过一本书，写什么恭亲王家中的黑户口，说的就是溥佑，就是我父亲。注66定：那您父亲就没上那《玉牒》？毓：没有没有，后来也不兴啦，后来去哪儿上去呀？宗人府也没了，谁还追随那个？我父亲对那个不在乎，爱上不上，有的玩就行了，更自由了，他母亲又管不了他。定：您知道您父亲哪年出生的吗？毓：我不记得，那(家谱)上面有。定：把他过继给谁了呢？毓：那一大串的名字，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找的一个穷人家儿的，就是一个老太太，也不是顶有钱的，明儿好再回来呀！注67他就想完了事以后呢，过一时期再回来。这老太太家等于是来了一个财神爷，小祖宗似的，都惯着，他想怎么就怎么着，不念书就不念书，玩儿就玩儿，成天玩。会玩儿着呢，养狗、养猴儿。那真是公子哥儿。就说养的那猴儿，那猴儿啊淘气，那院子不是有好几重么，不是有那二门么，木板子做成的，上头有油漆彩画什么的，这不是有柱子么，那猴儿啊跑到那个架子上去了，吊着柱子玩呢。正赶上进来一个生人，结果，嗬，跑到人家肩膀上去了，它也怕人啊，哎哟撕人家，拽人家。吓得(家人们)赶紧把那猴给拿住了。这是我小时候他跟我说的。过继后他就逍遥法外没人管他了，没人管他，没人盯着教训，他就随心自然发展。他听人说跟地下刨一坑把人埋到这儿，人就死了，他就想实验实验，把跟他一块儿的小伙伴，就是陪着念书的书童吧，实际他也不念书，他就玩，给穿上衣裳，系上根绳儿，就把人家埋起来了，还有人伺候他，往里铲土，这不就等于活埋人嘛！正赶在这时候我的祖母去了，就是他的亲母亲，看他去了，看见他刨坑埋人，老太太直掉眼泪，说你看我儿子怎么这样呀，你们赶快把我搀出去吧。后来老太太也没有再来，他就那样，想入非非，什么都想体验体验。另外呢，他有好多的嗜好。就是跟社会上那些人学了很多，当时环境不怎么好，给他养成坏习惯，抽烟，养猴，养这个养那个……所以说是当时的环境，是社会上给他造成的。抽大烟，那会儿大烟不像现在这毒品这么厉害，那会儿好像是平常的事，抽香烟似的。家里富裕点儿的抽大烟的很多，基本都抽，教育跟不上，挺随便的，所以那会儿人受毒腐化的很多很多。定：他多大开始学抽大烟的？毓：那我就不知道了，他也是逐步逐步(沾染)上的。他就是那样生活。注68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俩是怎么结的婚呢？是有一个老师，姓白，这边教过我父亲，那边又教过我母亲，好像这个老头给这边也教馆，给那边也教馆。合着都是他的学生。定：就是说也在您父亲家里教，也在您母亲家里教是吧？毓：是把老师请到自己家里头去。老师对我父亲也无可奈何，让你好好学，让你作诗，你也作不下去，你就别闹得了，你就别埋人得了。我母亲比我父亲学得好，比父亲念书念得多，写的大字都挺不错，还留着呢，后来没有了。我母亲真是过去的旧式家庭，学什么规矩，学什么贤妻良母。可是我父亲还有一个女朋友，拿现在来说叫女朋友，那会儿叫外家。我也没看见过，他也不回家，没钱了就找他妈(指亲妈)要钱去。他妈那会儿也没什么办法呀，也没有很多的钱。那府里已经慢慢衰退了，穷了。没有进项就卖点儿字画、卖点儿古玩。老太太就是还有点儿东西。就给他一块石头、一块玉、一个赑屃啦，粉色的，挺好，那么大一块，还有什么坠儿，那也是早就存在手底下的，我父亲就拿着出去当了，卖了，那时候也不值钱。我父亲拿钱就给那女人送过去，跟人家花花，在那儿住。那儿也无所谓家，人家也不承认他，人家还有一家人呢，跑到人家家庭里去那是干吗呢那是！后来跟那儿好几年，人家不要他了，人家也穷，后来老太太就是我的祖母病死了，不能给他大量的钱了，他就回来了。那会儿我哥哥都十几岁了，我也有十岁了。我母亲始终也不去。定：您知道不知道您祖母是什么人？毓：她不是大福晋，她是侧福晋，你知道什么是福晋吗？定：福晋就是夫人啊，王妃啊。侧福晋就是他的侧室。……您见过她吗？毓：就是见过也很渺茫了。2.恭王府中
定：那您父亲后来回没回恭亲王家呀？毓：在那儿(指恭亲王家)就是我和我哥哥。我们在(与恭王府的)关系上，逐步地感情比过去浓厚了，也做得好，每个营的战旗都绘有不同的图腾，以示忠君报国思想，思想动员灌输到每个士兵。戚继光的理想，就是要用严格的制度，树立一个军队的荣辱、尊严、士气、信仰，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雄师，他做到了。其实制度建军，是戚继光很早开始就有的构想，他是明朝开国侯爵戚升的后代，虽世袭爵位，且17岁就承袭了父亲的官职，但从小刻苦，全无纨绔子弟的骄纵。23岁那年去北京参加武进士考试，碰上了阿勒坦发动的“庚戌之变”，战后兵部要求考生们每人写一篇如何防备蒙古入侵的策论，戚继光的策论叫《备俺答（阿勒坦）策》，很快在京城广为流传。就是在这篇策论里，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明朝军事理念的观点：一个强大的军队，不能靠带兵者个人的能力维持，需要完善的制度和正确的执行，方能长盛不衰。所谓“兵制完备，令行禁止，定标准，重四艺，严军纪，重赏罚，可长保虎狼之师也”，实是戚继光的真知灼见。彼时的代理兵部尚书王尚学阅后大赞，夸耀道：“此子他日必成名将也。”少年成名后，戚继光先调防山东登州，升任登州指挥，在当地裁汰冗兵，整顿纪律，加强战备。此时倭寇的侵扰重点是江南地带，远在山东的戚继光自然没有用武之地。兢兢业业干到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戚继光终于接到调令，升任浙江都司，专门负责军队屯垦，管后勤的活，自然也不是他所愿。所幸没干多久，浙江参将战死沙场，戚继光火线替补，升任参将，镇守宁波、台州、绍兴三府。到任没一个月，就有大批倭寇进犯，壮志满怀的戚继光立刻率军出击，欲打好出道后的第一战，没想到却是当头一闷棍：明军士兵见到倭寇，立刻撒丫子逃命，晒他一个光杆司令，幸亏戚继光眼疾手快，弯弓搭箭射杀倭寇头目，方稳定了战局。倭寇溃逃后，明军象征性地追了几步，接着就不追了，任戚继光如何严令，都无济于事。一个月后又有倭寇来犯，戚继光率军迎战，明军又是一触即溃，幸亏戚继光处乱不惊，死战不退，才杀退敌人。但明朝士兵的怯懦无能，令他刻骨铭心。战斗结束后没多久，戚继光立刻打报告，给浙直总督胡宗宪上《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要求练兵。事情似乎很顺利，戚继光慷慨陈词，胡宗宪虽对练兵成败心存怀疑，但还是支持了他，将其心腹曹天佑麾下的3000新兵交给戚继光训练。然后，戚继光就开始实施他“制度建军”的设想。戚家军最初的管理条令，训练科目，军事纪律，都是在这时期成雏形。经两个月整训，3000新兵战斗力大进，很快在几次小规模战斗里重创倭寇，部队凶猛地冲杀，摧枯拉朽地进攻，让年轻的戚继光满意不已。真正的考验马上来了：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因王直伏诛，其余部盘踞岑港，大肆烧杀，明军调动上万军队围剿，戚继光的部队也在其中。当倭寇们决死一战的时候，戚继光再次看到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他用完备的制度苦心数月训练处的士兵们，再一次在日本人的倭刀下崩溃，逃命，任人宰割，最后历经八个月苦战，明军终攻克了岑港，但付出了数倍于敌人的代价。戚继光因此看到了他构想里最致命的一环：制度看似完美，却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制度坚决的执行，执行的人，是士兵。入浙以来的三场闷棍，终于把31岁的戚继光彻底打醒了，如果说心目中的军队是一把锋利的宝剑，那么此时，冶炼这把宝剑的好钢都找不到。一年后的八月，经过苦苦的思索，连番的寻找后，戚继光终于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士兵——浙江义乌青壮。民风淳朴悍勇的义乌人，是戚继光几经查访比较，确信的最佳人选，是足够铸造一把锋利宝剑的好钢。八月，戚继光至义乌募兵，经严格挑选，选定了4000人。然后是训练，将之前练兵的种种制度创建正式确立，严苛的训练，严明的赏罚，坚决的纪律，只为这一把披荆斩棘的利剑——戚家军。戚家军很快训练成型了，从是年十月起，戚家军开始参加战斗，多次在小规模战役里击败倭寇。因这些胜仗，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三月，戚继光改任台州、金华、严州参将，这支成军不到半年的新军，从现在起顶在了抗倭的第一线。真正的战斗，也从此时开始。青锋出鞘，戚家军，来了。三戚家军的这场“大考”，发生在明朝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中国军事史上的命名叫：台州九战。这场战斗，不能不说是明王朝自找的，侵扰台州的倭寇，大部分都是当年王直的旧部。王直死后，倭寇一度群龙无首，随后经重新整合，又对浙江发起侵扰，比起以往千人规模的小侵扰，这次的动静非常大。参战倭寇总数不下两万人，这是明朝浙江省自建省之后，遭遇的最大一场兵灾。而顶在第一线的，就是成军仅一年之久的戚家军。这时候的戚家军，仗打了不少，但多是百人规模的小战斗，真正千人以上规模的战斗，这是第一次。比起对面打了一辈子仗的倭寇来说，戚家军，还是一只初上战场的菜鸟。四月，“菜鸟”们的战斗开始了。倭寇兵分多路，声东击西，先是2000倭寇故意乘船在绍兴海面招摇，接着又分路骚扰沿海州县。随后倭寇兵分两路，一路500人进犯新河县，主力部队2000人则盘踞宁海外围，伺机而动。新河县，是戚家军的后方大本营，里面住着戚家军的亲属家眷，包括戚继光自己的妻儿。先攻此地戚家军必救，调走戚家军主力后再发动进攻，倭寇的算盘打得精。但戚继光不惧，你打算盘我打人，他先派戚家军主力火速回援，在新河外围聚歼了500倭寇。见戚家军大出，倭寇自以为得逞，2000主力倾巢而出攻打台州，当他们抵达台州外围的花街时，却惊讶地发现，眼前是2000严阵以待的戚家军。原来驰援新河后，戚家军马不停蹄，深夜急行军70里回援台州，终于在花街堵住了倭寇。然后进攻，追杀，倭寇着实抗打，先被打垮，接着又整军反扑，再打垮，再反扑，接连被戚家军追杀了40里，最后不追了——倭寇败退至台州白水洋，统统被赶下江喂了王八，2000倭寇几无遗。值得一提的是，前后七战，戚家军仅阵亡3人，这支戚家军苦心铸造的军队，今日终显现出其坚韧的品格和强大的战斗力。3∶2000的伤亡率，在整个中国军事史上，也可谓空前绝后。此战过后，“遇戚不得活”的说法不胫而走。可还有不怕死的，仅过一个月，又有2000倭寇进犯浙江丽水，戚继光在丽水外上方岭设伏，再次重创倭寇。十几天后，此战残存的倭寇与另一股倭寇合兵，纠合3000人窜犯温岭，戚继光火速进兵，在倭寇行军路上将其拦截，一场遭遇战再次痛歼倭寇。得胜后的戚继光马不停蹄，他对胡宗宪奏报说：“昔倭寇来我迎击，今宜是主动出击也。”带着这支已历遭苦战的部队，戚继光主动进兵，直接攻打倭寇盘踞在宁波外围的老巢，经过两场大战，将浙江沿海的倭寇据点尽数捣毁。至此，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台州九战落下帷幕，戚家军共计斩首倭寇首级1478个，另倭寇有数万人溺死。浙江倭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肆虐浙江沿海十数年的倭寇，经此一战全军覆没。从此之后，浙江再无大规模倭寇骚扰。台州九战，是戚家军自建军后经历的第一场大战，观整个过程，昔日横扫东南沿海的倭寇，在戚家军面前败得体无完肤。打打不过，跑跑不过，斗脑筋更斗不过，比起伤亡率，最后更达到了10000比69（戚家军总共阵亡69人）。如此结果，自然有戚家军战斗力强悍，戚继光善于用兵等原因，但有一个原因也不容忽视，戚家军的军阵——鸳鸯阵。所谓鸳鸯阵，是戚家军一种独特的军阵方式，以12人为一小队，12名士兵2人持短刀，4人持长枪，2人持狼铳（一种竹制武器），2人持盾牌，还有一人为火兵，一人为队长。进攻的时候队长指挥，盾牌掩护，长短兵器配合攻击，进可攻退可守。现代军事学家普遍认为，在冷兵器时代，鸳鸯阵是一种几乎无懈可击的军阵，该军阵的核心优势就是“协作”，将士兵之间的团队作战能量与协作能力发挥到极致。日本二战时期名将板垣征四郎曾这样形容鸳鸯阵：“一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戚继光的士兵，可以轻松地获胜，但是12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鸳鸯阵，却会被轻松地击败。”被很多次“轻松地击败”后，倭寇彻底视浙江为死地了，浙江太平了，可福建却大乱。大批倭寇随即窜犯福建，因台州九战得胜，戚继光官升都指挥使，又在义乌征兵3000人，戚家军此时，已有了7000人规模。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九月，戚继光带着这支新老结合的戚家军远征江西，平定江西黎天明农民起义。与倭寇打游击不同，黎天明将部队屯扎在马鞍山，在山上铸造工事，负隅顽抗。这是戚家军自建军以来，面临的第一场攻坚战。面对敌人的严防死守，戚继光独辟蹊径，率部从山后爬山奇袭，一举捣毁农民军大营。经两个月奋战，江西全境即告平定。这场抗倭战争期间的插曲，为戚家军之后即将面临的一场大战——福建抗倭，无意中练了兵。就在戚家军与农民军苦战时，福建沿海已然弭乱。数万倭寇持续窜犯福建，与浙江倭寇不同的是，福建倭寇更加嚣张，不但在沿海岛屿上有据点，还在内陆打下诸多根据地。而且福建当地的倭寇，原本沿海的各路海匪勾结甚深。浙江的倭寇基本是抢完了就跑，福建的倭寇是抢完了占地盘，嘉靖四十年十月，大批倭寇进犯福建，连续打下走马溪、兴化、牛田等地。次年七月，明王朝命戚继光率部驰援福建。戚继光率6000戚家军从温州出发，沿海路抵达平阳，再从平阳取陆路入福建。此时正是东南雨季，连日暴雨如注，戚家军连日急行军，沿途路过村庄，只在村民屋檐下避雨，对沿路百姓秋毫无犯，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可见一斑。面对福建沿海倭寇四起，州县告急的危局，戚继光几经分析，决定打蛇打七寸，先消灭盘踞横屿岛的倭寇势力。横屿岛，是今天福建宁德县外围的一个小岛，与大陆之间，是一片相隔十里的浅滩，这段距离，乘船容易搁浅，退潮了全是泥潭，素来是易守难攻之地。这里盘踞的2000倭寇，是诸路倭寇中实力凶悍的一伙，多是来自日本九州地区的“真倭”。戚家军迎难而上，面对牛田外围的泥潭，戚继光命令士兵们趁退潮时负草填补，踩着草堆前进，在黎明时分胜利上岛，然后摆阵，决战，仅用一上午时间，就全歼2000倭寇。继而戚家军迅速南下，向与牛田相邻的福清倭寇发起攻击。戚家军赶到福清时，当地倭寇已经严阵以待，上万倭寇扎营30里排出长蛇阵，意图死守。戚继光假意放话，说要先休整一下，倭寇闻讯后随即松懈，不料戚继光立刻下令，全线进攻。九月一日总攻开始，戚家军兵分四路，一路攻仓下，一路攻锦屏，将30里大营倭寇切成四段，继而分割围歼。另两路军队在上原岭、林木岭设伏，围剿残敌。九月一日深夜，戚家军奇袭击破倭寇大营，随即四下放火，上万倭寇陷入了一片火海，随后戚家军奋勇追杀，一鼓作气连平牛田、上都等地，将这股倭寇彻底剿灭。捷报传来，福建百姓奔走相告，福建巡抚戴游震带领民众，在福清城为戚家军举行盛大庆功。但戚继光却顾不上喝庆功酒，福清战役刚结束，戚家军就接到线报，另一股倭寇正集结在莆田。戚继光随即假装开庆功会麻痹敌人，继而又率2000精锐秘密行军前至莆田，孰料这次却出师不利，戚家军找来的领路向导是个汉奸，戚家军被他带进了死路，到天亮时戚继光才发现，他们处于莆田山谷之中，四面被倭寇包围。绝路之下，戚家军反戈一击，不但要突围，还要反吃这伙倭寇。几次反扑，都被倭寇利用地形优势打退，危急之下，戚家军士兵周能组成敢死队，强行夺取了倭寇死守的吊桥，戚家军终于冲了过去，莆田倭寇崩溃了。此战戚家军付出了他们参加抗倭战争以来的最大伤亡79人。在危急关头担任敢死队的周能等37名戚家军士兵，几乎全部牺牲。自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入福建后，戚家军历经数战，消灭倭寇5000多人。但因疾病等非战斗减员，到十一月，戚家军士兵能战者只剩3000人，戚继光只好率军回浙休整。这次大捷，也让他升任至副总兵，回浙后他再去义乌征兵，将戚家军的规模扩充到了万人。然而戚继光前脚刚走，倭寇又卷土重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二月，倭寇发动进攻，拿下福建兴化。明王朝再调戚继光入福建进剿，四月戚家军再抵福建，四月二十一日，戚继光与另两位名将刘显、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平海卫之战，一举剿灭盘踞平海卫的2000多倭寇。十一月，戚继光被提升为总兵官，并受命镇守福建。之前戚家军经历的数次苦战，虽有挫折，但总的说来，是以寡击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晋升总兵后的戚继光，很快就迎来一场敌众我寡的考验——仙游之战。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二月，倭寇集中两万兵马，围攻福建仙游县，仙游县在县令陈大有的带领下全城抵抗，渐渐力不能支。戚继光火速驰援，这时驻福建的戚家军正值换防，只有6400多人。戚继光先派两百亲兵入城协防，接着使用疑兵之计，不断在倭寇包围圈外围调动兵马。这些方式果然奏效，倭寇摸不清戚继光的用意，暂缓了对仙游县的进攻。十二月二十六日，戚继光苦苦等待的战机终于到来，是日大雾弥漫，戚家军借大雾发动奇袭，一举端了仙游外围的倭寇营地，随后戚家军各个击破，将两万倭寇逐个歼灭，至十二月二十八日，仙游之战胜利结束，共计斩首倭寇6000多人，溺死烧死者上万。明史说“盖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无如此之盛者”。次年二月、三月，戚继光乘胜追击，将仙游之战中逃脱的倭寇残部尽数歼灭，随后又与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南澳之战，剿灭盘踞当地的“海匪”吴平，并一路紧追至越南，在越南万桥山将吴平彻底歼灭。至此骚扰东南沿海数十年的倭寇全部消灭，在万桥山之战结束一个月后，嘉靖皇帝朱厚熜在登州为戚继光修筑“父子总督”，“母子节孝”两个牌坊，以表彰他的赫赫战功。四在整个平倭战争中，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大出风头，素来强悍的日本倭寇遇见戚家军几乎是一触即溃，很少能硬碰硬打两把。平定倭寇后，戚继光一度奉命监管潮州、惠州防务，戚家军的驻守范围，覆盖了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整个南中国，几乎都在戚家军的佑护之下。此时，他人生里的又一次转折到来：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十月，奉命入京。此时嘉靖皇帝朱厚熜已去世，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嘉靖时期困扰明王朝的“南倭北掳”之患，到此时已大为改善，南方倭寇尽灭，北方持续骚扰边境的蒙古鞑靼阿勒坦可汗，也屡遭宣大总兵马芳的打击，气焰大减。但东北方面边患仍在，蓟州北面的朵颜部落以及代表蒙古“黄金家族”的土蛮依然持续骚扰。尤以蓟州受侵扰最甚，戚继光北调之前，蓟州总兵10年里换了7个人，不是战败论罪，就是毙命沙场。蓟州是北京的门户，门户不宁怎么得了。于是在大学士张居正的推荐下，战功赫赫的戚继光奉命入京。戚继光这次北调，主要是张居正举荐，在戚家军壮大的历史里，张居正是一个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戚家军早年的成军，是浙直总督胡宗宪的扶持，在军饷、物资供应等方面都给了特殊照顾。后来内阁首辅严嵩倒台，胡宗宪被株连，一直被看做胡宗宪亲信的戚继光也没幸免，在严嵩倒台初期，就有言官弹劾戚继光是“严党”。胡宗宪论罪下狱后，兵科给事中韩庆再度弹劾戚继光。事实上，和戚继光一样战功卓著的俞大猷，就在这场风波里被罢官论罪，另一位名将刘显也被“戴罪立功”，唯独戚继光幸免。这一切，自然来自张居正的庇护。和同时代许多名将相比，戚继光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会做人”，无论是严嵩当权时，还
“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南京方面迅速做出反应。忽略掉由于1935年年底遭遇刺杀而在欧洲将养身体的汪精卫，南京方面主要分为两派——蒋夫人宋美龄要“和平解决，带回委员长”，何应钦力主“武力讨伐，救回委员长”。宋美龄的“和平解决”派，主要是宋美龄和蒋介石的亲友，譬如宋子文、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显得有些势单力孤。好在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归来。但问题是，此时除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出的那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的所有联系都已断绝，无法得到关于蒋介石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这里说明一下，在当年，由于通讯事业极度落后，要想控制消息，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事变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军事通讯设施、广播电台、电报局和报社控制住，基本上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渠道。而且，由于此次兵变并未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叛迹不彰，事起突然，以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在陕西的全部机构，包括军统，都没有来得及向外部发出示警信号，便已就范。就在蒋介石生死未卜，宋美龄心急如焚的时刻，张学良专门发给孔祥熙和宋美龄的解释电报到了，保证“决不妄加危害”蒋介石，这才让宋美龄把心放下了几分。张学良的电报，让宋美龄一方觉得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于是“和平解决”派做了一个稳妥的决策：先派一个可信赖的人到西安了解情况，然后再设法把蒋介石营救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站在了宋美龄身边，他就是戴笠。没办法不站出来，一来保卫领袖本就是军统的天职，二来此次领袖“失陷”西安，跟军统在西北的糟糕情报工作很有关系，戴笠难辞其咎。所以若不想下岗失业甚至被砍头的话，就必须站出来亡羊补牢，将功补过。再来说说势力强大的“武力讨伐”派。其头面人物是老资格的黄埔系领袖何应钦。十几年过去了，新人换旧颜，当年的黄埔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已不声不响地成为了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现在眼见老领导立于危崖，要是再推上一把，自己不就能接班了吗？因此，何应钦是一心要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很多资料都说何应钦是亲日派，是为了投降日本才要武力解决蒋介石，这种说法倒也不算空穴来风。长城抗战之后，当时主政华北的张学良被迫下野。这之后，中日双方在华北地区屡次发生小型冲突。新上任的国民政府华北军政长官何应钦本着“能忍就忍，能拖就拖”的原则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中央军撤出华北，日本军队（所谓华北驻屯军）合法地进驻平津。名义上归属国民政府，但实际上是个半独立政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因此成立，虽然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但在日本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华北驻屯军的威慑下，他说话的分量能有多重？！一句话，“华北自治”因此协定成为事实。在背后策划此事的又是土肥原贤二那个该死的倭寇。《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就爆发了由共产党人胡服在北京发起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胡服是化名，他的真名叫刘少奇。结果何应钦动用军警镇压了学生运动。你何应钦不拿枪打日本人，却在这里打学生！这应该就是何应钦亲日的由来。不单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在他背后还有两个厉害角色推波助澜。他们是蓝衣社的中坚骨干贺衷寒、邓文仪，算是青年一代的政治领袖。这两位老兄的想法是这样的：蒋校长万一被释放，自己可得“勤王”之功；若蒋校长“驾崩”，自己也可成为拥立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反正黄埔系的老大哥何应钦也是自己人。看起来很完美的投机方案！其实，这两位老兄的做法并不奇怪，在官场上，本就没有永恒的联盟，只看你能不能跟对人。遗憾的是，这次两人跟错了。贺衷寒、邓文仪以黄埔同学会、蓝衣社的名义，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这还不算，两人还收编了几百名中央各军校的毕业生，组织了一个“讨逆赴难团”，准备开赴潼关，武力救出校长。“武力讨伐”派在确定策略之后，于“西安事变”当日就宣布张学良、杨虎城为“叛逆”，原来的中央“剿匪军”迅速转换角色变成“讨逆军”，分两路开向潼关和咸阳，围攻西安，武力营救领袖蒋介石。“西安事变”的情势发展超出了张学良的预料。讨逆军来势凶猛，只两天时间潼关即告失守，关中已无险可据，中央军长驱直入，不日即可兵临西安城下。
被众人抛弃的张学良
张学良挟持老蒋时，以为只要自己振臂一呼，就会从者云集。他认为自己迫蒋抗日应该是很得人心的一件事，那些学生娃娃不是天天游行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吗？不料现在舆论一边倒，除红军控制区外，各方基本都在指责张、杨与“西安事变”，同情拥戴蒋介石，抨击张、杨的文章和电报如雪片般飞来。不会吧？这么正义的行动居然被舆论如此鄙视？这是由三个原因导致的。一是相对来讲，在当时蒋委员长虽不是理想的领袖人选，却也少有人比他更好。蒋委员长上台之后（1927年）的十年，虽然战争不止，但国民政府在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诸方面还是稍有进步，取得了自18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史称“黄金十年”。因此，多数国人比较认可蒋委员长的执政表现，他在民间有一定的威望。所以当张学良“大逆不道”地绑架领袖时，像胡适、朱自清、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二是张学良的老部下黄永安的背叛使得何应钦得以提前应对。这个“反骨仔”在事变当日接到张学良密电后，不仅没有遵命调动军队对付中央军，反而立即向南京中央方面告密。因此在张、杨二人发给南京中央的解释电文尚未到达时，何应钦就已知道西安发生的事变。何应钦在事变当日迅速做出反应，在调动军队向西安进发的同时，还提前控制了舆论宣传——重点宣传张、杨二人兵变抓捕领袖的事实，而忽略他们抗日救国的目的，不让西安方面的消息和有利于张、杨二人的舆论在媒体上露面。这样一来，张、杨二人便在舆论上陷入了被动。三是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平日信誓旦旦反蒋到底、频频指责蒋介石不抗日的地方军阀，竟然全哑巴了，甚至阎锡山还喝起了张学良的倒彩！阎老西儿公开发电报给张、杨二人，可电报内容里不但没有支持，没有理解，没有同情，反而提了四个问题，问了五个“乎”，通篇以“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一句点睛收笔，完全就是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张学良此时才看透了这些地方军阀的心思，加起来就是两个词：虚伪和自私。地方军阀没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支持张、杨二人。南京那边何应钦要发兵攻打“叛军”。至于西安这边，出于蒋介石有可能被西北军“撕票”的担忧，张学良把蒋介石接到了自己的控制范围，每天好茶好饭好招待，一有空就向他诉说自己发起事变的初衷，说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但老蒋的态度就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即使身为阶下囚也完全不搭理张学良“停止剿共”的要求。蒋介石成了烫手山芋，杀又不敢杀，放又放不得。张学良、杨虎城也有些蒙了：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在各方的反对和谴责下，无奈的张、杨二人只有寄希望于红军方面，尤其是共产党曾经在三方建立合作关系时承诺的苏联政府支持。可苏联政府先是在其新闻媒体工具《真理报》和《消息报》上指责“西安事变”是“汉奸”张学良的罪恶企图，而后更是派专员向南京政府说明，我们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在苏联人急于撇清关系的现实态度背后，隐藏的真相是这样的。斯大林担心“西安事变”会让中国分裂，从而导致中国被日本人轻松搞定。如果这种担心成真的话，那么苏联就要在亚洲面对宿敌日本，在欧洲面对比日本更加强大也更加危险的宿敌——德国，从而陷入德日两国东西夹击的绝境。为此，斯大林想了一个对策：移祸江东。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支援中国武器弹药，使日本陷入对华战争的泥潭，无力侵犯苏联。简单说来就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拖住日本，而一个能够有效抵御日本侵略的中国政府，正是此计成功与否的关键。很显然，在当时曾经主政过民国政府的人之中，似乎没有比蒋介石更加全面发展的强力人选。因此，斯大林便立即采取了坚决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他要保住蒋介石。斯大林的反应远远超出了张学良的意料。这对张学良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有些惶恐的张学良只剩下红军这一根救命的稻草。可是，抓蒋介石这么大的事，张、杨二人根本就没有事先和共产党通气，以至于共产党刚得到这个消息时都难以置信。但这个消息还是把大家高兴坏了，包括一向老成持重的朱老总在内的多数人，都主张先公审这老独裁然后杀之而后快。但张闻天和周恩来二人并没有因为兴奋而失去冷静，他们认为此时局势错综复杂，不要着急表态，先静观其变（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就在共产党人莫衷一是的时候，张学良求救来了。营救蒋介石
14日，张学良一方面请红军派兵接管东北军防务，共同对付中央军；另一方面请周恩来速到西安。中共中央决定答应张学良的要求，派遣周恩来去西安斡旋。周恩来此次西安之行的助手是叶剑英，两人作为蒋介石的老部下与老领导蒋介石殊死斗争了近十年时光，此次在西安与蒋介石久别重逢，心中自有一番复杂滋味。17日，周恩来辗转到达西安，接洽周恩来一行人的是张学良的副官，叫吕正操。也许吕正操的声名不显，但他的英雄事迹你一定耳熟能详，因为红色经典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中提到的抗日事迹“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皆出自此人之手。周恩来到达西安后才知道苏联的态度。之所以这么晚才得知，一是因为陕北信息闭塞，二是因为共产国际那边给中共发来的电报由于密码错误还没译出来。周恩来赶紧向毛泽东汇报了苏联的态度，并说南京方面何应钦居心不良，宋美龄、宋子文主和。中共中央在得到周恩来急报后，马上开会研究对策，他们不清楚也管不了苏联为什么是那种态度，但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斯大林的意见需要尊重，因为革命现阶段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会上最终决定，蒋介石现在杀不得，应该和平谈判解决“西安事变”。就这样，一项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走向的决策，居然在当时实力并不是最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手里诞生了。就在周恩来到达西安之前，在“和平解决”派的努力下，宋美龄冲破何应钦的阻挠，派出的使者来到了西安，此人就是先后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和蒋介石私人顾问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端纳牵线搭桥后，宋美龄终于确切地知道了丈夫还活着，也意识到了和平解决事件的可能性。这之后，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动用了全部能动用的关系和人脉，终于让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和平谈判”的提案。这其中的斗争已不可考，但是用脚后跟想想就知道，有想方设法令蒋介石速死的何应钦从中作梗，通过这个提案的难度可想而知。当然了，何应钦也不傻，你宋子文可以去谈判，但我有条件：只给你四天的时间，四天之内，飞机不会轰炸，陆军不会进攻。但若是四天期限已过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的话，那进攻继续。20日，国民政府的代表、蒋介石的大舅子、张学良的好朋友——宋子文来到了西安。宋子文被允许探视蒋介石后，递上了宋美龄的亲笔信。上面写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把蒋介石感动得泪如雨下。可是，此次被手下“绑架”实在是过于丢人，威信大损，况且现在又没有适合的台阶下，因此蒋介石还是不肯屈服。岂止是不屈服，他还强打精神，作英勇无畏状，写好遗嘱，让宋子文带回去转交宋美龄。宋子文知道只有宋美龄能够软化蒋介石的态度，也只有蒋介石立场软化，方可和平解决西安危机，于是他联系上了宋美龄：妹妹，时间所剩无几，你快来吧！宋美龄的专机于22日抵达西安，陪同在她身边的有专程从西安赶回南京，又从南京陪宋美龄到西安的端纳，还有戴笠。专机缓缓地着陆了，走下舷梯的宋美龄看见了专程迎接的张学良。久别重逢，两人脑海里恐怕都会浮现起十二年前上海滩的那次初见。岁月无情，当初的情怀已随风远去，现如今罗敷有夫，使君有妇，曾经的相互欣赏只能深藏心底。当宋美龄走进蒋介石的房间时，蒋介石潸然泪下，责怪娇妻身犯险地。这之后两人在一起密谈了什么，外人无从知晓，但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明显软化。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分析，两人的谈话无外乎如下几点：一、外有张、扬二人逼宫，内有何应钦作乱，如果不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性命堪忧。这一点可通过蒋介石日记中宋美龄当时说过的一句话“宁抗日，勿死敌手”印证。二、如果蒋介石不幸殒命，那么中国可能陷入因权力重新分配而导致的内乱，容易为日本所趁。三、实难割舍夫妻情分。在蒋介石与宋美龄单独会面后的第二天，宋美龄亲自参与了和周恩来的谈判，口头达成了包括“停止剿共”、“准备抗日”在内的多项协议。不光如此，宋美龄一方还允诺为红军发放给养，给予红军番号并将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让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在此基础上，蒋介石与周恩来会面。在周恩来面前，蒋介石作为曾经的领导，架子还是端得很足的，他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我的老部下，你应该听我的。周恩来的回复有理有节：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接下来，蒋介石向周恩来当面重申了己方的许诺，在确认蒋介石的保证后，周恩来告辞。到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得以安全返回南京，中共及红军的艰难处境得以改善，国家终于可以停止内战，特别是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更凸显出此次停战的特殊意义。“西安事变”看似是蒋介石被绑票，面临生命危险，是受害者。但到最后，他也成了赢家。第一，事变后，虽然说广西、山西乃至华北依旧处于半独立状态，其经济、人事、军事蒋介石还是很难插手，但上述各地对全面抗战和拥蒋却有了共识，这还是蒋介石第一次获得各种政治派别的全面拥戴。哪怕这种拥戴可能只是流于表面，但也令蒋介石的声望不降反升，成为当仁不让的抗日领袖。第二，苏联为了团结蒋介石抗日，不仅将王明派回中国制衡毛泽东，也把蒋经国给放了回来。1937年，蒋经国回到辞别十二年之久的中国。蒋介石在见到自己阔别多年的儿子兼事业接班人的同时，也第一次见到了漂亮的白俄罗斯儿媳蒋方良。张学良无忌，杨虎城不悔
“西安事变”的发起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呢？他们二人又被如何处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不听众人劝阻，甘愿只身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以示勇于承担责任。张学良敢这么做，除去本身的胆识之外，应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蒋介石就此事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至于这个共识是什么，当时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明显：蒋介石应该是做了某种宽大处理的承诺，这才有了宋美龄晚年多次的自责——我们对不起汉卿。大家都知道，张学良到南京后不久就被蒋介石长期软禁，直到当事人蒋介石及其儿子蒋经国辞世，九十岁高龄的张学良方才重获自由。在张学良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涯中，一直陪伴着他的就是那位风华绝代、温婉可人的赵四小姐。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对记者说话百无禁忌，可唯独对“西安事变”谈得少之又少，关于蒋介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1646年以后钱谦益的政治引退，并未立即影响清朝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总政策。在最初的松江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该地区巡抚土国宝开始着手吸引农夫重返家园、粮商重返店铺。甚至在和平时期，苏、松、太一带的粮食都无法自给，而不得不依赖粮商从外省输入稻谷。1645年发生骚乱，杨文驄部队劫掠这一地区，太湖“白头军”闯入苏州货栈，粮商们四散逃命。这些货栈在8月份被重新夺回，巡抚土国宝设法查明了其中屯积的一部分谷物“系行商之物，来之不易”，遂将2.3万石稻谷交付原主，以劝诱苏州粮商重操旧业。这些措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是颇见成效的。但是，太湖地区吴易复明势力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土国宝力争江南民众合作以重建经济的计划。吴易曾率部攻打苏州，失败后逃入沼泽地带，重组力量。其他复明分子残部也加入进来，吴易遂与由周瑞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实行联合，在长白荡建立了一个新的复明联盟中心。据记载，他们于1646年3月2日打了第一次胜仗。那天他们从湖边突然冒了出来，重占吴江，杀死县官，掠夺地方。虽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吴江城，但周瑞和吴易的人马从此就屡屡出击，更为大胆，终于渐渐地控制了整个太湖东岸。清军缺乏熟练的水手，无力控制以渔民和走私分子为主体的吴易水军。1646年5月11日，1000多艘复明分子的战船再次袭击吴江城，土国宝得到巡抚吴圣兆指挥的松江军队的支援，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但伤亡惨重。吴易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江南，他和周瑞发动军事攻势的消息也传到了浙江鲁王的耳中。通过周瑞的僚员戴之俊（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太湖的战士与松江起义中幸存的缙绅复明分子，尤其是当时住在嘉善的陈子龙取得了联系。部分是通过他们，吴易直接与鲁王政权接上了头。鲁王承认他与日俱增的地位，并在同年春天晋封他为长兴伯。同时，吴易和周瑞按正规编制组建部队，刻印任官，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马上邀请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邀请参加了吴易的幕府，与他自己的两个弟子王云和钱漱广一起，动身前往太湖复明分子的营地。他们在沼泽中一个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就对他们的使命以及吴易领导的反清战斗的胜利前景不抱幻想了。王云对他们为何马上离开书院躲避到钱家庄园的理由做了一些暗示，他写道：“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另一方面，巡抚土国宝依旧把吴易及其部众看作是对整个江南安全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他们有可能突破清朝的东南防线，而与在浙江作战的南明军队取得联系。事实上，吴易正是决定通过袭击据说防御薄弱的嘉善城，来努力突破清朝环绕太湖的封锁线的。而且，吴易得到消息说，嘉善知县暗中同情复明事业。吴易便与那位官员联系，那人建议在嘉善城中双方秘密会见，专门讨论日后联合起义事宜。以敏捷骁勇出名的吴易显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冒失地应邀前往。结果他中了埋伏，被清兵捉住。嘉善县官将他交给杭州府，知府即刻于1646年7月15日在草桥门外处死了这个复明分子。吴易的死既没有终止太湖部众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扑灭江南绅士中顽固不移的复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继续吸引着亡命徒和冒险家。太湖及沼泽地带以南的地区，即浙江北部，是太湖里的党徒征募新成员的一个不断的源泉。因为这条水路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将商品货物从广东或福建往北运送到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这条夹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通道外，别无他路），因为这一地区受三个经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当局的管辖（即湖州、嘉兴和南直隶），这里成了各种反抗分子的避难所。清朝官员想直接控制这片禁地，尚需时日。其次，吴易的死也许使得太湖北部的部众一时群龙无首，但他们很快就从各个部将分别掌管，转而接受了周瑞的统一指挥。最后，纵然巡抚土国宝于那年7月处死吴易后，在夏末向北京报告时说苏州一带景象优雅宁静，但尤其在年轻的江南文人中间，还是存在着大量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与怨恨。当时曾发现一些投考的生员将长发藏在帽子下面，还有一个人则公开痛骂土国宝当了卖国贼。预定在1646年9月举行的乡试事实上不得不延迟到11月。那年12月，一个来自无锡的名叫王谋的狂生还领导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对江阴的进攻，结果被杀。只要这些事变看起来还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国宝这样的降清者就依旧满怀信心。但一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不过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公开流露，他和洪承畴就感到忧虑起来了。特别是当地处南京以南皖浙边境的溧阳发生了骚乱，复明运动风起云涌，从淮阳一带的滨海地区越过大运河向皖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时，动乱就逐渐走向了高潮。溧阳、淮阳起义
溧阳起义开始是一场缙绅阶级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但很快就变成贫民、奴仆和佃户进行的一场起义，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两个奴仆领导。叛乱在清人到达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到清人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十六都的时候，他们发现二潘吸引了苏南的大批穷人和被压迫者，并将这些人组织成两支武装大军，称为“削鼻”党和“珐琅”党，占领了县城。溧阳本身受到战火的破坏，不是遭清军抢劫就是被农民掠夺，“徒余四壁”。虽然南京当局在附近的高淳县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但在1645年秋冬之际，他们还是几乎完全不敢进入溧阳县，只有让两潘控制当地政权。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汤山发生动乱，一个“妖生”带领当地盗贼进行掳掠，并纵火烧毁了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关于复明分子的水军在江北淮阳的如皋袭击清军的报告也到达了南京，报告又从那里传送到北京多尔衮处。南京的清朝官员了解到，淮阳地区复明党的活动直接受到一个明朝亲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说他是兴昌王。这个人以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为基地，许多官员都把他与远在江北的海州、赣榆和邳州的复明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显然是他下令进攻两淮盐城的，而像盐工缪鼎吉或当地民兵首领高进忠和王翘林这样的地痞却也听从了这一指挥，于1645年10月袭击了盐城。不过，清军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一直追到海州，最终将兴昌王俘获，带回淮安斩首。兴昌王的死并没有结束江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另一明室贵族瑞安王朱谊泐，设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以及整个淮阳一带任命了许多复明分子军事首领和低级官员。当他的军事顾问朱君召在南京组织了一批策应人员时，瑞安王也与瑞昌王朱谊漇取得了联系，朱谊漇保证他的部众合作进攻南方旧都。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听到了这一复明武装即将前来进攻的风声。朱君召的一个秘密接头人泄露了在城中策应的密谋，而在30公里外的龙潭的另一个告密者也说，那个地区的复明党人在朱谊漇集合下，正与瑞安王暗中交往。当清军骑哨报告敌军密布于南京东翼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时，城中的要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清军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这次进攻成为江南、特别是松江地区进一步起义的始发点的话。洪承畴确实统帅着若干“南兵”，但如上所述，这些兵卒与其说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更为恰当。“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他们无法与巴山的满洲兵（“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或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相比，洪承畴轻蔑地将他们搁置于一边。可是巴山的满洲兵为数不多，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但军事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些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在巴山和总兵陈锦的指挥下，东进龙潭，将反叛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后面，由洪承畴和总兵张大猷统率，保卫南京，抵御聚集在城外的约有1万人的敌军。巴山率部于9月18日离开南京，次日到达龙潭附近。满洲兵军纪严明，不得任意杀戮，与一年前江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士兵放肆与野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巴山先是将这个地区团团围住，然后遣兵逐村晓喻村民缚献真“贼”。这一出路或许也是特别军事法庭给指出的。此后十天里，村民献出或告发的共有400余人。洪承畴后来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在正式审问下“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巴山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城已遭到了复明军的攻击。他们进袭了神策门，而城内的策应者则试图放火，以分散张大猷和其他守军的注意力。这一牵制并未奏效。洪承畴利用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已经开始兜捕瑞安王的支持者了。洪承畴既然得到巴山部的援助，遂于10月2日黎明关闭城门，“擒获甚多”，据官方说，这些人携带着南明公文。巴山也俘虏了一批在朝阳、太平门外作战的南明诸王士卒，将他们处决了。复明军大部逃回乡村，有一些到太湖边避难，瑞安王则携亲随逃到了远在安徽西南的宿松上游。可是他未能幸免。巴山率部穷追不舍，于1647年初将其斩首，带回了南京。北京兵部还命令他们把这一吓人的战利品沿长江一路示众，以惩戒那些起兵反清的人。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安徽、江苏复明军进攻南京的失败，与1646年秋复明分子在中国南部总体上的土崩瓦解，是相一致的。浙江是复明势力衰落的第一个中心。浙江省最初归总督张存仁管辖，清军占领浙江，当地的归附者曾出过大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视佟国器为政治领袖。佟国器是降清的辽东佟氏家庭的一员。他本人在满清进入中原以前即已南下迁居浙江。他在杭州与信奉基督教的一些人有所交往，这些人则与缙绅领袖朱宗元有联系。当清人入侵之时，朱宗元的著作流传甚广。他认为过去的中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有关“夷”的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自负，它无视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朱宗元还为文化的普遍性辩护，强调外国人，无论是像艾儒略这样的基督教神父，或是像多尔衮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发现天道的“指南”。他声称欧洲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儿，偷盗近乎匿迹，知识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彼此和谐相处。浙江现在需要这种社会指引，因为“东西同道同心”。满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共同的“道”。朱宗元指出，大舜毕竟也曾被视作“东夷”。所以朱宗元拥护满族统治。朱宗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许多已经深受其著作影响的天主教徒的赞同。这些归附者反过来也依靠佟国器的支持，而被任命为闽浙提督的佟国器则在他们的帮助下统治浙江。对福建的统治就困难得多了，不过那里的复明运动在1646年秋也被镇压下去。唐王的隆武政权在福州海军将领郑芝龙的庇护下，于1645年8月在福州建立。虽然发动了好几次北征（包括1645年9月由名士黄道周率领的一次对江西的倒霉的袭击），隆武政权的主要希望还是在于与湖广长沙的何腾蛟部队会合。然而，郑芝龙不乐意让唐王脱离他的“保护”，最后这个海盗头子背叛了复明事业，秘密与洪承畴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博洛指挥清军从浙江进逼福建，郑芝龙希望得到博洛的报答，自动撤回了守卫福建北部的一些军队。这就给李成栋和佟养甲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唐王及其夫人被迫逃离了行宫，10月6日在汀州被俘，即刻处死。此后不久，郑芝龙正式投降，虽然被留一条活命，却作为满人的俘虏被送到北京。同时，杨廷麟领导的南明军队曾试图抵抗降清将领金声桓的围攻，坚守战略要塞赣州。1646年11月当隆武皇帝的死讯传到赣州时，那儿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江西成了金声桓的天下。到1646年12月，在南方抵抗清军的将领已经不多了：湖南的何腾蛟和褚胤锡，东南海岸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和黄斌卿，以及两广的瞿式耜和丁魁楚。诚然，在广东有两个新建的南明政权。苏观生曾是隆武皇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他从福建逃到广州，于1646年12月11日拥立第二个唐王（他是从海上逃来的）为绍武皇帝。不久，永明王于12月24日在上游的肇庆被拥立为永历皇帝。但是前一个朝廷主要由广东籍拥护者组成，后一个朝廷主要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复明分子构成，双方很快就开始了火并。1647年1月，当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正打得不亦乐乎之时，李成栋（他受辽东“旧臣”佟养甲的严密监视）正从福建移兵占领潮州和惠州。李成栋给广州的苏观生递送了一份伪造的南明战报，以此在1647年1月20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复明分子。一支由不到1000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被误认为绍武政权的友军，得以开进广州城，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全城，苏观生被迫自杀，绍武皇帝则被处死，吓得永历皇帝乘夜悄悄放弃肇庆，逃往广西南部。1647年2月2日，李成栋兵不血刃，占领肇庆，到4月，他包围了在桂林的瞿式耜。当复明势力在遥远的南方遭受严重挫折之时，南京周围的党徒发现，瑞安王的进攻使大批人马暴露在洪承畴部队的攻击和破坏之下。此外，起义本身使洪承畴得以向兵部力争，允许他把巴山留在身边。在瑞安王进攻前夕，巴山部曾受命到湖广地区接管安抚工作，但现在受命留守南京。而且，南京守军对复明分子进攻的有力反击，看来完全是清朝统治巩固的一个象征，这样可以大大地帮助苏州巡抚土国宝，他正努力扑灭太湖一带的抵抗力量。土国宝训练了一批专门的水军，以进攻太湖反清武装。此外，他还向太湖沿岸各县派遣县尉，征募士兵。对周围乡村严格的行政控制，使得土国宝有可能阻止抵抗分子取得必要的食物供给。虽然太湖反清分子可依靠鱼虾维持生计，但仍需要一定的谷物。这意味着他们得不时地上岸来，到农村购买或者偷窃稻米。在这种抢掠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正规步兵和炮兵的攻击。1647年2、3月，封锁线开始收紧，一支支反清武装被清军捕获的战报送到了南京。这些投男女后进式猛烈XX00动态图片就在他的脑海的记忆中搜寻，看在这两位剧作家写过的剧本中有没有一些独创性的想像，而且是可以用来启发他的，他也想不出什么来。他的思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不同的场景，有趣的对话和一些可笑的情形，这让他更加难以集中思想解决这个故事核心的问题。时间过得很快，当他们到达计划要住宿一夜的目的地的时候，他吃了一惊。“让爱情见鬼去吧。”他嘟哝着下了马，“跟艺术相比，爱情又算什么！”第三十六章这个地方叫卡斯蒂良尼·阿莱蒂诺。这里有一家小旅店，从哪个方面看这个旅店都不比他离家之后下榻过的其他任何旅店差。在户外赶路和放任他的想像力驰骋之后，他的胃口又回来了，于是进了旅店之后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晚餐给预订了。然后他洗了脚，这件事是他作为一个注重整洁的人每四五天就要做一次的。擦干脚之后他给执政团写了一封短信，然后就派信使立刻送走了。旅店已经住满了人，但是旅店主人告诉马基雅维里说，他和他太太睡的大床足够大，如果马基雅维里不嫌弃的话，他可以和他们两口子挤一下。马基雅维里看了店主一眼，回答说，只要旅店在厨房的地板上铺上几张羊皮，他就应该能睡得很舒服。接着，他就开始吃他眼前那盘盛得满满的空心粉。“跟艺术相比，爱情又算什么？”他重复道。“爱情是暂时的，但是艺术却是永恒的。爱情只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工具，引诱我们将一些新的生命带到这个邪恶的世界上来，这些新生命从降生到死亡，会面对饥渴，疾病，悲伤，嫉妒，仇恨和恶意。这份空心粉煮得不错，超乎我的预期，拌面的调味汁也做得香浓醇厚。还有鸡肝和鸡肫呢。上帝造人不仅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简直就是一个荒谬的灾难。那么上帝造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我想应该是艺术。卢克莱修，贺拉斯，卡图卢斯，但丁和彼特拉克。如果他们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的磨难，他们也许永远不会去从事创作，因为毫无疑问，如果我和奥莱莉娅上了床的话，我将永远不会动念头去写一个剧本。所以你能这么看的话，最后的结果还是一件好事。我丢了一件小饰物，却换回了一颗足以镶在王冠上的宝石。”一顿美餐和这些思想活动又让马基雅维里恢复了他常有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他和一位云游神甫玩了一会纸牌，输了一点小钱，但还保持了应有的风度。然后他就在羊皮上躺下，一觉睡到了大天亮。当他再次上路的时候，太阳才刚刚升起。看上去这天将会是个晴朗的日子。他兴致很高。想到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到家了，真是让人高兴。他希望玛丽埃塔见到他之后会因为高兴而忘记去责备他丢下她不管这些事，晚饭后比亚乔会过来看他，亲爱的老好人比亚乔，而且明天他就会见到皮埃罗·索德里尼和执政团里的其他的绅士们。完了之后他会去见他的朋友们。回到佛罗伦萨是多么地好啊！每天可以去官署上班，走过那些他从小就熟悉的街道，而且他几乎记得任何一个在街上能碰到的人的名字，尽管他也许不会停下来和他们说话。“欢迎回家，大人，”一个人会说。“我说，尼科洛，你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另一个人会问。“我猜你大概是腰缠满贯回来的吧？”第三个人会这么问。“什么时候会喜事临门？”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会这么问。回家了。佛罗伦萨。回家了。还有卡罗琳娜夫人，现如今她没什么事可做了，因为包养她的红衣主教实在是太有钱，结果死于非命了。她是个出类拔萃的女人，很会说话，和她谈话是一种享受。有时你可以通过取悦她的办法从她那里不费一分钱就拿到一些别人愿意付上一大笔钱才可以得到的东西。托斯卡纳的田园是多么美好啊！再过一个月杏子树就要开花了。他又一次开始思考他那在脑海中酝酿的剧本。构思剧本让他觉得愉快和年轻，也让他有一种空腹喝酒那样的微醺的感觉。他反复地念叨着那些他即将要让提莫提欧神甫在剧本中说的愤世嫉俗的话语。突然之间他勒住了马。仆人们于是一齐赶上去看他是否需要些什么。出乎众人预料，他们看到他正在悄无声息地大笑个不停，身子都剧烈地抖动了起来。他看到众人脸上的表情，于是就笑得更加厉害了，接着他一声没吭地用马刺戳了一下马的两侧，于是马匹拼了命地向前冲去，一直到这可怜的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激烈的运动的马匹慢慢缓过劲来，恢复到它平常稳健和轻松的步伐。他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为了这个主意这几天他绞尽了脑汁。如今它突然出现了，他甚至说不清楚这个灵感如何而来，为何而来，从何而来。这正是他要寻找的主意，下流的，奢靡的，而且是喜剧性的。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大家都知道，轻信的女人们常常购买曼德拉草来帮助受孕，这是一个常见的迷信，关于这个迷信有着不少黄色的小故事。现在，他要劝说巴托罗缪——在剧本中巴托罗缪以尼西亚大人的名字出场——他的太太应该可以通过喝曼德拉草熬成的药汤而受孕，但是让她受孕的第一个男人会在同房之后死去。怎样才能让他相信这个办法呢？很简单。他，卡利马科，将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位在巴黎学过医学的医生，然后开出这么一个处方。很明显尼西亚先生肯定是不愿意为了生个儿子而丢了性命的，所以头一天晚上一定要找个陌生的男人来代替他。这个陌生人，在另外一个伪装之下，将又会是卡利马科本人，也就是说马基雅维里本人。既然他现在有了情节，他脑海中的一些场景就不可避免地一个接一个地串了起来。它们像一个谜语的各个组成部分那样各就各位了。这一切就好像剧本是自己在演绎撰写，而马基雅维里不过是个抄写员而已。如果说，当他想到可以利用他不成功的爱情历险来创作一部喜剧时，他曾经为之激动不已，那么现在，当这出喜剧已经清楚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就如同一个有着阳台和喷泉，林荫小径和令人赏心悦目的凉亭的花园那样时，他此时的激动则是倍增了。当他们停下来吃饭时，他是如此沉浸于他创作的人物之中，以至于他一点都没有注意到他吃了些什么。等到他们再次上路时，他也完全没有留意他们走了多少路。他们已经接近佛罗伦萨了。这一带的乡村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就像佛罗伦萨他出生的那条街一样熟悉和亲切，但是此刻他却完全没有在意。太阳早就过了子午线，在西边的天空落下，即将没入地平线以下了，他也完全没有留心。他沉浸在他那虚幻的世界里，结果让他觉得现实世界也虚无缥缈了。他觉得自己已经不仅仅是自己了，他是卡利马科，年轻，英俊，富有，无畏，快乐；他那对于卢克莱齐娅的激情像暴风骤雨那样猛烈，相比之下，马基雅维里对于奥莱莉娅的爱情就像一张纸那样苍白无力。后者只是一个影子，而前者则是实实在在的。如果马基雅维里意识到了的话，他正在享受着一个人能够体验到的最高快乐，那种从事创造性活动而带来的快乐。“看，大人，”他的仆人安东尼奥喊道，一边追上来和他齐头并进，“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抬头望去，在远方，由于白昼渐渐缩短，冬天的天空呈现出灰暗的色调。他看见了圆顶，那个布拉曼特建造的，令人骄傲的圆顶。他停了下来。确实是佛罗伦萨，一个他爱之尤甚于自己生命的城市。当他向瓦伦丁诺公爵提起佛罗伦萨的时候，他所说的那些话绝不是空洞虚假的，佛罗伦萨，鲜花的城市，那里有独立的钟楼，有圣若望洗礼堂，还有众多的教堂和宫殿，她的花园，她弯弯曲曲的街道，他每天上班要经过的那座古老的桥，那里有他的家，他的兄弟托托，他的妻子玛丽埃塔，他的朋友们，那是一座他熟悉每一块石头的城市。一座具有伟大历史的城市，他和他祖先诞生的地方。佛罗伦萨，但丁和薄伽丘的城市，一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捍卫自己的自由而奋战的城市，被人热爱的城市，鲜花的城市。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眶，在他脸颊上滑落。他咬紧了牙齿来控制住袭上身来的抽泣。佛罗伦萨现如今已是毫无力量了，由一群缺乏勇气和腐败的人统治着。她的公民们，曾经一度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去对抗那些威胁他们自由的人，如今却只关心买卖。她之所以还享有自由，是因为法国国王的荫庇，为了这个所谓的荫庇她付出了多得不相称的贡金，此外，她仅有的防御部队是那些毫无忠诚的雇佣军，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如何去抵抗那个疯狂的，胆大妄为的人的攻击？那个疯狂而狂妄的人根本没有把佛罗伦萨放在眼里，以至于他都不愿意隐藏他对佛罗伦萨的罪恶的企图。佛罗伦萨是命中注定要遭到劫难了。她也许不会沦丧于切萨雷·博尔贾的武力，但如果不丧于他的武力。她也会丧于其他人的武力，也许不会当年或者下一年就沦陷，但是现在正当中年的那群人会在有生之年看到佛罗伦萨的沦陷。“去他妈的艺术吧。”他说道。“和自由相比，艺术又算得了什么！丧失自由的人们会丧失一切。”“如果我们要在天黑以前进城，我们必须加快步伐了，大人。”安东尼奥说道。马基雅维里耸了一下肩膀，收紧了手里的缰绳，疲惫的马匹又开始向前赶路了。尾声四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去世了。瓦伦丁诺公爵对于自己父亲死亡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的任何一种情况都做了准备，但是他没有想到，当这个时刻终于来临的时候，他自己也病得奄奄一息。他病得很厉害，病势严重到了如此的地步，如果不是凭着他一向身体很强健，他早就一命呜呼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地确保一个他毋庸惧怕的红衣主教，庇护三世被选为教皇。但是他先前打败和驱逐走的那些领主抓住了这个时机，又重新夺回了他们的领地，而公爵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而无能为力。基多巴尔多·德·蒙蒂费尔特罗回到了厄比诺，维泰利收复了卡斯泰洛城堡，吉安·保罗·巴利昂尼夺取了佩鲁贾。只有罗马尼阿还效忠于他。不久庇护三世，那个又老又病的人，逝世了。圭利亚诺·德拉·罗维莱，一个博尔贾的死敌，登上了教皇的位置，成为尤利乌斯二世。为了能获得公爵所掌控的那些红衣主教的选票，罗维莱向公爵许诺，一旦成为教皇，会重新任命他为教皇国的总司令，并确认他对所占有的地区的领主地位。切萨雷心想别人的承诺应该比自己许下的承诺更可能得到贯彻。他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尤利乌斯是一个报复心很重的人，富于谋略，行事果断和冷酷无情。不久他就找了一个借口将公爵逮捕了，然后他迫使公爵交出他的手下仍然为他保持着的罗马尼阿，在这件事完成之后。他又让公爵逃到了那不勒斯。在那里他待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就因为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的命令而再次遭到逮捕，不久就被送到了西班牙。他先是被送到穆尔西亚的一个城堡中，之后，为了更加安全起见，他被送到老卡斯蒂利亚中部的坎波城的一处城堡囚禁。看上去意大利总算一劳永逸地摆脱了这个冒险家，这个人无边的野心搅得意大利不得安宁。但是几个月以后整个国家吃惊地听说他逃了出来。在化装成一个商人，经历了一番艰险的旅行之后，他到达了潘普洛纳。潘普洛纳是他的内弟，纳瓦拉王国国王的首都。这个消息鼓舞了他的追随者，在罗马尼阿的各个城市出现了人们狂欢的景象。意大利的那些小领主们在他们各自的城市里瑟瑟发抖。那瓦拉国王当时正在和他的男爵们做战，他任命切萨雷来统率他的军队。在这四年当中，马基雅维里辛勤地工作着。他担负了好几次出使别国的任务。他被赋予了组建一支民兵部队的重任，这项任务的目的是让佛罗伦萨不至于完全依靠雇佣军来保卫自己。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使命，马基雅维里就负责处理第二厅的日常事务。他的消化系统一直都不太好，那些在酷暑严寒、风霜雨雪中骑着马的旅行，沿途客栈极度恶劣的住宿条件，以及不能定时吃饭和低劣的食物质量使得他精疲力竭。在公元一五〇七年的二月，他终于病倒了。他被医生放了血，灌了肠，并且用了他自己最爱的偏方，一剂他自己配制的药丸，在他眼中，这是一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他坚信是他这颗药丸，而不是医生们的治疗最终治好了他的病。但是他的疾病和治疗过程使得他是如此虚弱，以至于执政团决定让他休假一个月。他于是去佛罗伦萨城外三英里地方的他在圣·卡西亚诺的农庄，在那里他迅速地恢复了健康。那一年的春天来得早，在乡下，树木开始长出新叶，野花遍地盛开，原野上的青草呈现出嫩绿之色，麦穗也长得饱满丰盈，这一切都让人赏心悦目。对马基雅维里而言，托斯卡纳的景象所带来的是一种友好亲切的喜悦，这种喜悦诉诸他内心世界，而非诉诸他的感官。这种景象没有阿尔卑斯山那样崇高，没有大海那样伟大，这是一块特别的工地，体体面面的，愉悦典雅的，这块土地供养着那些热爱机智、充满智慧的辩论，漂亮女人和美酒佳肴的人们。她不会让你想起但丁那神圣的音乐，但是会让你联想起洛伦佐·德·美第奇的令人轻松的乐曲。三月的某个早晨，马基雅维里天亮就起了床；去了他的小庄园一处他正在砍伐中的林地。他在那里转了转，看了一下前一天完成的工作，和伐木工人聊了几句，然后走到了一条泉水边，在泉沿上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这是一本奥维德的书，脸上带着笑意，他开始阅读书中那亲切和生动的情节。诗人在这些词句中描述了自己的爱情，马基雅维里想起自己的爱情故事，于是饶有兴致地玩味着那些诗句。“犯了罪孽而忏悔，”他喃喃自语道，“比从来都没有犯过罪孽不知要好多少！”然后他沿着路往下走，走到了旅店那里，和过路的人闲聊。因为他是一个喜欢社会交往的人，如果没有好的伙伴做陪，他也愿意用差的伙伴将就对付一下。当他的饥饿感告诉他现在差不多快是中饭时间了，他就慢悠悠地走回家里，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一道坐下来享用农庄提供的那份简单的午餐。吃完午饭后他又回到旅店。那里有旅店主人，还有屠夫，磨坊主和铁匠。他就坐下来和他们玩上一回扑克牌，游戏是吵闹和争执的，他们会为了一分钱而大动肝火，朝着对方大喊大叫，朝桌那边的对家骂上一两句难听的话，并在对方的面前晃自己的拳头。马基雅维里也和他们一样吼叫和发脾气。夜幕降临了，他又走回自己的房子。正怀着第三个孩子的玛丽埃塔，正准备给他们的两个小孩子吃晚饭。“我想你是不打算回来了，”她说道。“我们在玩纸牌。”“和哪些人？”“还是同样那帮子人，磨坊主，屠夫和巴蒂斯塔。”“一群下流坯。”“他们能帮助我保持我的机智和敏锐不会随着时间而发霉。另外，说到底他们也不比国务大臣们笨多少，并且，总的说来，也不比他们更有流氓习气。”他抱起他的长子，快四岁的伯纳多，放在膝盖上，开始给他喂饭。“别让你的汤凉了，”玛丽埃塔说道。他们在厨房用餐，和他们在一起吃的还有女仆和一个雇来的男用人。当他吃完了汤之后，女仆给他端上了六只插在了烤肉叉上烤熟了的云雀。他很吃惊，也很欢喜，因为晚饭一向只有汤和色拉而已。“这是什么？”“焦万尼捕捉了这些鸟儿，我想你会很高兴在晚餐时享用它们的。”“这全是给我的吗？”“全是。”“你是一个好女人，玛丽埃塔。”“我嫁给你五年了，还不至于不知道要获得你的心必须抓住你的胃。”她淡淡地回答道。“为了这个中肯的见解，亲爱的，你应该得到一只云雀，”他回答道，一边用手指夹起了这些小鸟中的一只，不顾玛丽埃塔的抗议，塞到了她的嘴里。“它们在狂喜中飞向天堂，胸中洋溢着欢乐的歌，但是接着就被一个无所事事的男孩子所捕获，结果被煮成盘中餐而被人吃掉。所以对人来说，尽管他有着义薄云天的理想，对高度的理智所能带来的美好事物的憧憬，以及他对于永恒的渴望，到头来他还是被恶毒的命运所控制，除了死了之后喂蛆虫之外毫无用处。”“趁肉还热着赶快吃，亲爱的，你可以吃完再说。
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第49页。?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6页。?同上书，第四十一卷，第276页；第三十四卷，第504—505页。?例如，17世纪50年代著名的叛军首领孙守金（他可能是孙守法的兄弟）在兴安附近的板场山建有自己的“寨”。他的营寨得到近旁其他两个“寨”的保护，其中的一个寨控制着一个高山峡谷，它能轻易地抵御敌人的大兵。板场山的背面还驻扎着另外两个同盟营寨，保护孙守金的后背。这还不算，在下面山坡上，又星罗棋布般地散布着总共九个寨，成犄角声援之势。《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以前，兴安驻兵不足，任珍不愿将部队投入山区作战，因为他担心其他地方会发生起义。现在，早先调给陕西巡抚黄尔性的4000士兵归还给了兴安将领。《清史列传》，第3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任珍将胜利归于“幸仗我皇上洪福，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同上书，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参见《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25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奉天人申朝纪（卒于1648年）显然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为治清静肃然，又致力于恢复秩序。下级官吏要是被指控有专横霸道之态，立刻降职。“劾贪吏数十人”。减站银岁额20万两为15万两，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此外，申朝纪任命了直接向他报告的固定的催税人，以取代轮流由里长征收专门的代役钱的作法。《大清一统志》第一三三卷，第32页；王轩、杨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8页。?这次军事远征是由觉善统帅的。《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8页。奏折在1646年12月24日收到。?1644年9月23日奏折。《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80页。另一份报告罗列了巨寇的姓名与称号，特别指出他们早以“王”号闻名，例如“冲天大王”或“扫地大王”，“不比寻常土贼也”。这位上奏者解释说，寻常土贼不能与之相比的原因，在于某一巨寇一旦拉起一支大队伍，马上就以“王”自号。他们建营立寨，各种武器样样俱全，以攻城掠地为务，而不似土贼不过断路劫财而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上奏者为杨方兴。?《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85页。?同上。?丁文盛获胜的奏报于1647年4月14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3页。至于他被处罚之事，可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3页。?其例见1647年农历十月陵县的奏报。《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页。?后一种情形的典型例子是黟县的陷落。黟县是介于大运河与官道之间的重要城市。1647年11月26日，丁文盛的继任者张儒秀报告说，不久前有马贼400余名，步贼不知其数，于夜间步行进攻黟县，次日击败衙兵，架云梯爬上城墙，进城烧杀抢劫。知县与儒学训导设法逃跑了，其余的县衙官吏皆被盗贼杀害。他们洗劫了该城，然后返回山中营寨。《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6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所注日期为1648年1月初，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88页。张儒秀奏捷的报告于1648年1月15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五卷，第416页。沙尔虎达（1599—1659），苏完部人氏，年轻时投努尔哈赤。在1658年，他扫清阿穆尔（译者按：即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人，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及其人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2页。?关于清朝地方官吏在对付颠覆与叛乱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22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页。吏部还提出地方官俸禄太低，应该增加。可是，在顺治以及康熙初年，知县的固定俸禄（原来每年约为银123两）减少了。因为各种附加津贴被缩减或取消，知县俸禄降到了银45两。约翰·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78—380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政府通过委任外行的满族人，来控制地方政府，这并不正确。见约翰·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2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140—143页。?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5页。?这一权力下移的趋势好像在元代就已开始了，或者至少明太祖是这样认为的。洪武帝认为，由于蒙古人缺乏“王者无私”的精神，他们易于被腐败的胥吏愚弄，而后者正是利用了夷狄对官僚机构控制的“松懈”来巩固自身地位的。约翰·达迪斯；《明太祖论元朝》，第8—9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297—303页。?其例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第2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1839页（第一一二卷，第33页）。?处罚是颇为严厉的。1659年顺治皇帝颁令，任何官员挪用了10贯以上公款就要被送去充军。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1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26—330页。“这些条例与法规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正式成形，近代以前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者。”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4页。?同上书，第330页。?不过，从长期看来，这种对地方长官的过份重视，进一步排斥了衙门吏员跻身中央政府的可能性，这必然也就失去了对低级行政管理的直接控制。这一观点，在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一书中随处可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5、216页。《皇朝通曲》记载说，发展成熟的保甲制度开始于1644年，但是闻钧天指出这一记载有误，是后人编书时插入的。清朝后期，保甲和里甲都归户部管辖。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4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5页。1646年8月18日，有位官员特别向兵部建议，要利用总甲制来处罚那些窝藏逃犯的人。《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5页。将民众与其籍贯连结起来的尝试，也被推广到生员身上。1645年，官府宣布有许多参加会试的举人注籍有误，从此以后，生员必须证明其祖先在本地注籍逾20年，并无迁徙，或者在此地拥有财产，才能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8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5、216页。早在1645年6月12日，新政府就宣布废弃世袭的匠籍，免征京班匠价银。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在太和殿服役的匠人按工给值了。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3—4页。直至19世纪，民、军、商、皂四类户“籍”之残余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雍正以后已经取消了分立的劳役税，因此这种户籍分类已无实际的财政意义。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1—202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7页。?这一时期新式铳枪与大炮的传入，甚至可能“有助于晚明白莲教军武术传统的形成。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他们一直诱人地宣称自己具有有效地抵挡可怕的火器的本领。”韩素瑞：《山东起义》，第192页。?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军火的控制已颇见成效，以致图谋不轨者想要从铁匠那儿得到匕首，都要冒被人告发官府的风险。这在韩素瑞《中国的千年福起义》一书中随处可见：又见《山东叛乱》，第24页；亦可见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页。19世纪后半叶骚乱的年月，部分地是西欧军火的输入与生产，以及英美商人军火走私的结果。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17页。?在明朝统治时期，北京政府有一种被称为“铺社”的地方治安系统。这些为出使官员和卫兵设置的驿站有其附属的警官。但到17世纪，绝大多数铺社或是消失了，或是倒坍失修，实际上不能用了。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3页。?《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8—5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4页。这儿的户保长称作“邻佑十家长”。?《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这道敕令于1649年5月6日颁发。?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4页。?太原当局也被一场牵连到一名明代亲王后嗣的大案所惊醒。其近亲秘密窝藏了这位明室后嗣。山西按察使奏章，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1—94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二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这一时期还有非宗教性的起义。1647年10月19日，祝世昌率汉镶红旗兵800骑，在孟县与李化龙及其兄弟李奇龙500披甲骑兵交战。孟县在省府以东30里处。原明朝的游击将军祝世昌此时官居都统。1638年，他曾因大胆反对满人将女俘没为奴婢的习俗，失宠于太宗。太宗称他为叛徒，指责他与明政权勾结。多尔衮后来让这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官复原职。《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254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44页。?“大成”既形容黄帝使一切事物恢复了秩序，又指孔夫子用各种旋律组成的乐曲。它也指佛教的“大圆满”，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其中有2万尊菩萨，均称“威音王佛”。威廉·爱德华·苏黑勒和路易斯·霍道斯：《中国佛教术语辞典》，第89页。?《东华录·世祖朝》第四卷，第4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据信就是这一安辑民众的法令，使他们的社会品性改变了。正如一位官员在顺治初年所指出的：“流民安居，即变贼为民；流民四散，则变民为贼也。”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4页。?这一敕令与保定巡抚余庆廉的奏报在时间上正相巧合。奏报说大量匪徒突然袭击了河间府，知府、通判受伤，驻军将领自缢身亡。?《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同上书第四十五卷，第527—528页。?第十章“危时计拙”江潭愁鼓迻，沧海忆乘桴。此处同携手，何人可惜躯。乱离忘岁月，飘泊憎妻孥。莫作穷途恸，乾坤定有无。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十四卷，“避地示胜时”虽然，1645—1646年冬天清军已牢牢占领了江南主要的中心城市，却没有几个清朝官员相信这一地带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首先，崇明岛就依旧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水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再者，正如南京提督毛九华向北京朝廷所指出的那样，长江下游地区的复明残余力量可能与上游地区的其他抵抗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的反清分子联合起来，也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安庆一带的各支反叛武装，是湖广腹地著名的“四十八寨”潜在的同盟军。这样，勤王运动就有可能蔓延整个长江流域，阻碍清朝在南京的统治。在这个前明陪都的周围地区，民众与新政权有着明显的对立。因此，不放弃和平招抚政策，不对1645年起义进行报复，避免激怒这么多人民大众，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所以，毛九华认为：得民得心，毋徒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于是，部分是出于力不从心，清政府在1646年继续实行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政策。特别受到优待的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钱谦益，他在三月份应邀来到北京，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钱谦益卖身投靠清廷，此刻已是臭名昭著。在北上就任新职之前，钱谦益到苏州城外的虎丘一游。一天，他身穿一件小领大袖的样式特别的外套，一位江南学者从他前面走来，注意到这件外套，就追根刨底地问他这件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便讽刺地品评说：“大人确为两朝‘领袖’！”这样，虽然多尔衮一时也许还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带这样一个变节者北上京城，却又重新引起了晚明政治中堕落与腐化的问题。甚至在南京陷落、钱谦益投降满人的时候，清廷中对于欢迎多铎的南京政权大臣们暖昧的品节就颇有一些议论。吏部主事熊文举反对起用这些新投靠者，他把这些人称为“市井冒滥”，反而赞赏匿身山林的那些忠义之士。但熊文举本人也不乏投机之嫌：他在明朝和李自成手下都任过职，现在又在多尔衮麾下。其实，他甚至都可以被弘光朝中的钱谦益之流公开嘲笑了。不过，他的反复告诫提醒了多尔衮。多尔衮可以宽恕单纯的官僚投机，而不能容忍理想的政治朋党。熊文举的告诫使他想到，弘光朝臣僚比之北方的投靠者更多地沾有旧日晚明党争的恶习。自钱谦益来到北京之后，多尔衮再次警觉到使用前明官员的危险，他们有可能使天启、崇祯朝的派系活动复活。整个夏天，清廷都因张存仁的报告而喜气洋洋。张存仁是辽东老臣，1631年投靠满人。1645年12月，张存仁出任闽浙总督，与唐王及鲁王的部队作战，均获大胜。他的报告指出，数十名、甚至数百名为这些政权服务的官员向他的部队投降了。到1646年9月，这些南明士大夫有许多来到北京等待新朝的任命。事实上，他们人数太多，以致出现严重的人多阙少的情况。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有人提出所有这些投靠者都必须经过仔细审查，以便确定他们的政治历史是否合格。礼部正试图给这些文人委以新职，礼科给事中袁懋功向朝廷指出了一个问题。他特别谈到阮大铖这个人。阮大铖现在既是南方文人的遗弃者，又是满人的依附者。阮大铖像马士英一样，也是在南京向多铎的清军投降前逃走的。他先到芜湖，在提督黄得功处暂避一阵之后，又去了杭州。后来杭州也向多铎投降了，他又逃到浙江中部的金华避难。但金华城的士绅们拒不接纳他，于是阮大铖不得不转道扬州，在提督方国安处避难。阮大铖显然与当时也在扬州的马士英为争宠于方国安进行了激烈竞争。阮大铖争不过马士英，遂于1646年秋投降了张存仁。马士英被处死后，阮大铖受命在曾捕获马士英的那位贝勒手下供职。正是仗着这一职位，他对金华良民施行报复，带领一支清兵来洗劫了这个曾派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针锋相对，主张必须收复新疆，左宗棠认为，保卫新疆即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即是保卫北京。而这时，阿古柏暗中请求英国帮忙。英国公使乌亚德向清廷提出：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中亚细亚的和平局面。清政府许多官员因害怕英国，都主张答应英国的要求。对此，左宗棠坚决反对说：“既然英国如此爱护阿古柏，为什么不把印度让给他呢？”由于左宗棠的分析言之有理，震动了整个朝廷，连原先主张放弃新疆的一些官员也对他的见识和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说：“左大人的话才是髙论，叫人没法不佩服！”有的说：“左宗棠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谁说中国没有人才。”军机大臣文祥完全支持左宗棠的主张，竭力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其他掌握朝中大权的人也认为丢失领土很不光彩，既然有人愿意率兵出征，且左宗棠又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中节节胜利，一直是个常胜将军，就不妨试试。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带兵去收复新疆。1876年，左宗棠率兵分三路入新疆，他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很快收复了迪化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攻陷吐鲁番，打开了南疆的门户。第二年，他率军越过天山天险，挥师南下。由于左宗棠的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以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主动给清军带路，送情报，支援粮食，当地人民还纷纷拿起武器，与清军一道打击阿古柏的军队。阿古柏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最后左宗棠把阿古柏撵到库尔勒城，在大军压境、一触即溃之际，阿古柏王梦已醒，服毒自杀。清军迅速收复了喀什噶尔，并趁阿古柏子孙内讧之机加紧围剿余党，将其二子三孙俘获并处死。于是除伊犁外，脱离中国十四年之久的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接着，左宗棠又想起了仍在俄国手中的伊犁。他上书朝廷，请求以先礼后兵，外交加军事的策略，收回伊犁。清廷同意了这一主张。清政府先派崇厚与俄国交涉，崇厚丧权辱国，被判处死罪。接着又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国交涉，俄方百般要挟，左宗棠为向俄国表明志在收回伊犁的决心，命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行军，他在哈密安营扎寨，做好武力解决的姿态。俄国人知道左宗棠不好惹，也不敢轻易诉诸武力，这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终于收回伊犁。但因俄强清弱，清政府还是让俄国割走了霍尔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俄国还蛮横地勒索了九百万卢布的赔款，扩大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通商权利。当然，这已不是左宗棠力所能及的事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左宗棠性情耿直，不喜欢官场上那一套虚假应酬，不久左宗棠又被外调出京做他的封疆大吏，担任两江总督。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先后向台湾的基隆和福建的马尾军港（在福州市东）发起攻击，驻守基隆的清军官兵在著名将领刘铭传的率领下，奋起还击，打退了敌军。但在马尾战役中，由于守将何如璋和张佩纶在战前的头晚得到李鸿章的电报说，与法军的议和已有进展，便放松了备战，结果仓促应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三天之后，即1884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对法宣战。1884年九月，左宗棠奉命赴福建督师，指挥闽海战役。他到防地后，见备战松弛，非常着急，昼夜奔波，加紧备战。将士们一看左大人身先士卒，决心抗法，全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胜仗。1885年春节来临，将士们都想消消停停过个好年。但左宗棠早已料敌在先，说：“洋鬼子早了解了咱中国过年的风俗与他们的圣诞节不相上下，所以他们一定会钻这个空子，趁我们欢欢乐乐过年之际，攻我不备。今年都免过年吧，跟我出击，我亲自充当先锋。”正在这时，福建总督杨昌漫与将军穆图善前来向左宗棠拜年，听说中堂大人要亲临前线，纷纷劝说他不要去。此时，左宗棠已七十三岁，然而他斗志却丝毫未减，训斥二人说：“我不去打，洋鬼子如何害怕？怕，是因为打怕的。你们二位是高官，不肯出去打仗，我去打！”杨、穆二人见左宗棠执意上前线，也不敢再劝阻，只好吐吐舌头打道回府。左宗棠一处一处检查布防，作好了迎战准备。法国果然在过年这天来突袭厦门，出动了大批舰队，但舰队驶到中途便调头返航，因为法军侦察快艇已探知厦门的清军早有准备，还了解到左宗棠也在前线督战。左宗棠的威名，法国人早已耳闻，知道这是个不怕死、不好惹的硬茬子，所以法军便退避三舍了。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谅山、镇南关等地大胜法军，中法之战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然后，1885年六月，李鸿章在与法国的谈判中，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在福州戍边的左宗棠得到和约文本，气得手直颤抖，竟无法读下去，大骂道：“李鸿章啊！李鸿章！你这个卖国贼！”骂着骂着，他突然面如白纸，手脚发软，猛然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昏倒在地。1885年七月，左宗棠满怀遗恨逝世。真是投降派当道，诸葛亮再世也无力回天。四、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张之洞张之洞，1837年生，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张之洞的家庭“三世为州县官”，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少时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十六岁时，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早年，张之洞以攻讦时政而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三十岁时被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接着督办湖北学政，开始主管一省的教育，继而任四川学政和国子监司业。三十四岁起，担任山西巡抚，继升为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期间除1895—1896年和1902—1903年两次临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及入京定学制外，他在湖北任职长达三十七年，是清代总督中在一个地方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任职期间，张之洞除了兴办洋务、设枪炮厂、开矿务局、置军舰和训练军兵外，尤其重视教育事业建设，他创办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洋务学堂，并大力提倡留学教育，晚年跻身于军机枢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的教育改革，供职中枢，主管学部。在四十余年的仕官生涯中，张之洞勤理学政，关心教育，不仅有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系统的教育思想理论，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是新洋务派的首领，与早期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虽然他的教育活动后起，但是他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目的与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待中西文化与教育的看法也有更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它的核心是“中体西用”的教育救国论。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由十载学官到出任巡抚时期。这一时期，张之洞属于顽固派营垒的旧学捍卫者，其办学的目的在于“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学校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他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等，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纲常名教的“通经学古之学”。张之洞作为学官，主持过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做湖北学政时，鉴于士风败坏，他强调“以根柢之学砺砺诸生”，并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在四川任学政时，大力整顿科举积弊，并亲自讲学于尊经书院，著《辅本酋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前者将科举考试注意事项逐条列出，对考生加以指导，实为科举考试指南；后者列举经、史、子、集要目，实为旧学入门。在这一时期，张之洞所取用和培养的代表人物有袁昶、许景澄、陶横、孙诒让、张祥龄、范容、宋育仕、扬锐等。第二阶段，即中法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督粤、湖广和暂署两江期间。这一时期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化成洋务派，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坚持传统的旧学为基础外，提倡增添传授西文、西艺的新学。同时他逐渐将过去所兴办的旧式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他说，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学校，即合古制，且以名实相符”。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变器不变道”，即主张学习西方某些近代艺能，但必须保存中国的封建政治、伦理传统。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湖北经心书院初期学习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之类。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内容。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西湖书院，课目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又以新学方兴，还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以及兵操等学科。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张之洞暂署两江。由于身处文化发达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扩大，加上中日战争的刺激，他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恢复水师学堂，兴办陆军学堂，在江西高安办蚕桑学堂。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出国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开始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以及创办文化设施，这时期，他雄心勃勃，决心在教育上大干一番事业，他致力于军事教育、实业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等。军事教育方面：他早先在广东时创办了水陆师学堂，这是当时一所规模较大的洋务学堂，以培养海陆军事官员为主要目标，水师聘英国人做教官，陆师由德国人做教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在南京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实业教育方面：他提出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裕国民之利”。他在湖北创办的实业学堂，有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都是零星创办的，并无系统规划，办学宗旨，专在实用，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近现代各方面的技术人才。普通学堂方面：他在湖北创办的有初等小学堂、湖北五路小学堂、湖北普通中学堂、湖北高等学堂、湖北存古学堂等。张之洞主张，小学由民间自办自主。中学教育培养方向有二，一是“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二是“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课目为十二门，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和体操，教学方法仍以讲诵为主，同时兼用西方教育实验、观察等方法。大学堂的宗旨他规定为造就通才。他选择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附高等学堂学习经学（道德学、文学）、中外史学（国朝掌故学）、中外地理（测绘学附）、算学（天文学附）、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和兵事学。后两门均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各国游历一年，以后高等学堂的学生来源主要由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升入，三年学制年限，毕业后出国游历一年。这样，张之洞就把普通教育初步系统化和制度化了。留学教育：张之洞认为学习外文是学习外国的必要准备，他说：“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自强之道，贵乎国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自强学堂就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设有英、法、俄、德、日语等科目。在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他还极力提倡编译西方书籍，后来他在两江和湖广地区合设江楚编译局。张之洞还认为，在国内读洋书不如出国留学，留学一年胜于国内读洋文五年，所以他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曾派遣二人到比利时学炼钢铁，派学生分赴英、德、法、日本留学军事和制造技术。师范教育：在兴办各类教育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师范教育尤为关键。他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先后在湖北创办了一批师范学堂，如湖北师范学堂，除普通学科外另设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又如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大、学生多，内设附属小学，当时李四光、闻一多就是该师范学校的学生。此外，他还创办了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即各府）师范学堂，建立了全省师范教育网。此外，张之洞对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他先后在湖北兴办了一些妇幼学堂。如湖北敬节学堂，是当时的幼儿师范学校；湖北育婴学堂相当于今日的保育员学校；湖北女学堂，为湖北近代女学之始。在湖北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图书馆、《湖北商务报》、《汉报》、《楚报》、《湖北日报》、《湖北官报》等，为湖北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之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表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制定癸卯学制。《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劝学篇》共四万余字，分二十四篇。内篇九，讲中学；外篇十五，讲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劝学篇》的一贯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艺，以此技艺来救清王朝封建制度和学术文化之“阙”，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张之洞晚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越来越暴露出洋务教育的反动性一面，他害怕资产阶级利用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武器，所以他禁止私学教习政治法律与兵操，查禁反对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办报刊杂志，乃至残酷杀害革命党人等。但张之洞晚期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和拟定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亦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促使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起了重要作用。癸卯学制包括二十个文件，其中主要是“学务纳要一册，管理学校通则一册，实业学堂一册，请讲学生章程一册”。这个学制的教育宗旨是“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与学习目标，采用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这个学制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彻底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新学堂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全国官办学校为数很少，新学制推动后不到八年，全国新学堂发展到五万二千多所，学生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1909年去世，著作有《张文襄公全集》。【点评】从晚清中兴四大臣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有诸葛亮再世，也不能中兴晚清的缘由了。这四大臣之间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特别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对外软弱派在政局中占着主导地位，把强硬派取得的功绩给化为了乌有。软弱派在洋务运动中，崇洋媚外，对洋人采取了一种过分依赖的态度，到处表现出一种奴颜媚骨的嘴脸以讨好洋人，想以此来换取洋人的支持，结果被人越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