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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成熟丰满熟妇av无码区 发布时间:2024-01-06 14: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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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大量偷窥精品视频过的、或因清军进军而农田遭到破坏的乡村,该年的赋税减轻一半。而且,北直隶的各府、州、县,皆减税1/3。尽管如此,在北京仍然有人散布谣言蛊惑民众,说是满族人有返回东北的计划。减税之后不久,北京市民开始风传征服者们将在阴历七八月份返回辽东。当他们看到一些士兵离开北京、返回盛京时,他们便认定这种推测已被证实了。对于那些满族人对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的说法,多尔衮甚为恼怒。他在7月21日发布了一个告示:我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念民为邦本,凡可以计安民生者,无不与大小诸臣,实心举行……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他又解释说,那些东去的士兵只是接家眷去了,他们还要回到中原来。那些与事实相违的谣言传播者,显然是企图捣乱的歹徒奸人,如果他们不思改悔则必将遭到严惩。然而,多尔衮对自身是否能长保天命护佑,也没有十分的信心。在上朝时,大学士刚林进言说,由于减免赋税与整肃弊政,新政权远比明朝好;但多尔衮则谨慎地回答说:“善与不善,惟天可表。”这时,六岁的顺治帝正准备从盛京迁都燕京。根据多尔衮的建议,皇上在8月9日把这个新都城改称为“北京”。9月2日,皇上任命了负责盛京事务的官员;9月20日,他便移驾入京了。然而,北京的大街小巷中依然流言不断,或说满人准备弃城而去,或说他们还在密谋尽屠汉人。1644年10月1日,多尔衮不得不再次发表了一项公告:予至此四月以来,无日不与诸臣竭尽心力,以图国治民安。但寇贼倡乱之后,众心警惧。六月间流言蜂起,随经颁示晓谕,民心乃宁。向传有八月屠民之语,今八月已终,毫未惊扰,则流言之不足信明矣。今闻讹传“九月内,圣驾至京,车兵俱来,放抢三日,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语。民乃国之本,尔等兵民老幼,既已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等试思,今皇上携带将士家口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正印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挽运者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且予不忍山陕百姓受贼残害,既已发兵进剿,犹恨不能速行平定,救民水火之中,岂有不爱京城军民而反行杀戮之理耶?此皆众人所目击之事,余复何言?其无故妄布流言者,非近京土寇,故意摇动民情,令其逃遁,以便乘机抢掠;则必有流贼奸细潜相煽惑,贻祸地方,应颁示通行晓谕,以安众心。仍谕各部严缉奸细,及煽惑百姓者,倘有散布流言之人,知即出首,以便从重治罪。若见闻不首者,与散布流言之人一体治罪。仅仅靠这样一个公告,或许还不足以安定北京居民。然而10月19日以后,当顺治皇帝终于驾临北京、举行庆典登上龙位时,关于弃京而去与屠杀汉人的谣言才销声匿迹了,然而,多尔衮仍然担心着这个根基未深的新生政权的命运,所以也意识到了对清朝所承袭的前朝旧制迅速改弦更张的重要性。多尔衮对有负天命的担忧,以及明朝覆灭的前车之鉴,使他尽其努力避免重蹈万历、天启、崇祯诸帝的覆辙。明廷的腐朽无能的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内廷的擅权。一大批宦官事事染指,从皇族的饮食起居直到秘密警察的鹰犬之责。当多尔衮进入武英殿时,内廷的太监头目毕恭毕敬地迎候他,宦官们也摇身一变地对紫禁城的新主子谄媚效忠。然而,由于汉人合作者的提醒,他早已清楚,在大多数官僚眼中——更不用说广大民众了——这些刑余之人是多么罪恶昭彰。他的这种警觉,再加上他住在紫禁城外的南池子官邸之中——在此宦官头目没办法影响他——都意味着他当政期宦官权力已大大削弱了。交泰殿的墙上的一个金属牌告诫内廷官员,如果他们干预朝政,则将严惩不贷。宦官也已不许再管理皇庄收入。一些可供营私舞弊的职务以及宫室营造被停止了。1646年有令,凡自阉以充太监者,斩立决。

                      部分的改良

                      除了抑制宦官权力外,对于曾在崇祯朝力图变法图治而遭失败的汉人降官的建议,多尔衮也非常乐于接受。浙江人曹溶,是1637年进士、《学海类编》的编纂者、崇祯时的都御史。降清后,他官复都察院旧职,巡视北京的西城。他为恢复北京城郊的秩序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其中包括:一、重振吏治,据贤授任,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援引;二、整顿盐法、钱法和改革军需,以确保军队供给;三、禁止军官出卖军马、粮草与土地;四、命有司多方严缉盗匪,为首者诛,胁从者许以不杀,劝其向善;五、发帑金于北直隶麦熟处平籴,以备赈恤;六、派军打通京西山区的交通线,以解都城煤炭供应问题。宋权呼吁废除明末为筹集军需征派的“三饷”,许多官员加以响应。1644年8月18日,清廷明令废除“三饷”,禁止官员私收讼费,命令对府县财政进行审计,并号召检举惩治“衙蠹”。这些法令中反复提及明朝官吏的“弊习”,主要是针对吏员的种种劣迹的。它并没有抓住制度上的缺陷,而这正是明代政治的主要遗留问题。繁冗的法律条文,庞杂的水利管理机构,无底洞似的赈济项目,特别是巨大笨重的财政机关,都必须恢复工作秩序。在三个世纪以前,明朝以元朝组织制度为蓝本,建立了它的地方行政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帝国的政治目标与行政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一致命的裂痕,可以说正是法家控制、支配社会的意图与儒家不去破坏社会自然运行的愿望之间的矛盾。那么,就只能诉诸一种大规模的、甚至是激烈的解决方式。然而那种一揽子的解决并未实行。作为另一种选择,清朝的官员对帝国的实际事务采取了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主要致力于对政府行政的某些方面进行修补。事实上,最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达到把官僚制行政机器的效率提高到可能的水平这一目的,实际上并不需要做多少事情。需要调整,但用不着取代;要做些修补,但并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进一步说,这些法律、水利与财政的改良,主要是这样一批人的任务: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朝的行政,如今又得到了一个旧日未曾得到的机会,来对他们早已熟悉的那种体制进行某种调整,以使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参见下表)。总之,这种修补和调整是那些“局内人”的工作,他们如今正在与入侵者合作;这或许部分地又因为,他们也认识到新政府将为他们提供一个在明朝所没有的革故鼎新的机会。从另一面说,新政权也很乐于鼓励与促成这些改良。因为它的领袖、摄政王多尔衮完全相信,天命的维系在于通过一个有效率的、能带来公益的政府,来赢得帝国臣民的忠诚。满族的早期改良的推行,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以臻完美的精神,这与南宋的谨小慎微的保守态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却大不同于北宋那种富于进取的,然而又有教条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例如,安徽人、1634年进士、1644年和1645年的刑部给事中孙襄,此刻正关注着法制的改良。那时,部分地由于战争状态,地方官员在司法上颇少约束。孙襄发现,许多年来在量刑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明律之下,不同的判决并无合理的依据。所以,他请求要统一司法体制,使之具有一致性,制定量刑标准,并下发给官员。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后来,在1647年担任了刑部尚书的李化熙的支持下,这种范围有限的改良仍在继续进行。新的刑典被颁布了,各种条格的制定也被提到了日程上来。李化熙的继任者、1631年进士、安徽人张秉贞,清理了刑部一些多年的积案,平反了一批错案,并释放了一批冤囚。这些改良措施的累积效果,是使整个司法体制恢复了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种正常秩序,并为18世纪的严密的治安和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前明官员在多尔衮摄政初期(1644—1646年)的改革建议表注:1.赵尔巽纂:《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6—7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6页。2.《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8—9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0—41页。3.《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8—9页。4.《清史稿》第二五六卷,第2—4页。5.《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48页。6.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8—49页。7.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50页。8.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5—26页。9.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4—25页。10.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7—8页。11.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12.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3页。13.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页。14.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3—54页。另一些改革在户部进行。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多尔衮进京后的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废除额外的赋税,特别是明朝最后50年中加派的“三饷”。1644年11月8日,即顺治皇帝登基后不久,这又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在随后颁布的一些法令中,降低了商品税与贸易税,颁行了新盐法,放松了关卡控制,并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非法现象。如同一再申明的那样,其目的,是把税额严格限制在明朝万历时期额外加征以前所确定的那个额度之内。根据1645年7月21日清政府颁布的诏书:河南、江北、江南等处人丁地亩钱粮及关津税银、各运司盐课,自顺治二年六月初一日起,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解。官吏加耗重收,或分外科敛者治以重罪。凡各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永行蠲免;即正项钱粮以前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大军经过地方免征粮一半,归顺地方不系大军经过者免三分之一。贯彻这一政策的困难,在于明廷财政账簿的令人惊讶的状态。当满族人接管了明廷户部账簿后,他们发现税收账目一片混乱。最后两个朝代没有任何税收登记,所以清廷只好以万历年间的赋额为基础来确定税收标准。1646年6月9日,多尔衮下令纠矫财政的混乱状态。这一天颁布了一项诏令,命令大学士冯铨对京城各衙门的钱粮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并且弄清帝国现在的耕地有多少,解赴京师的税收有多少,存留地方的有多少,以及诸衙门的经费各是多少,而行政长官手中又有多少。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这是自从16世纪80年代大学士张居正的税收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查。尽管这些措施的贯彻情况并不总能让最高统治者完全满意,但这毕竟使政府开始把财政机器上紧了发条。如同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那样,政府的财政管理经数十年之久才再次稳定下来;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毕竟已经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在此,如同其他方面的行政改良一样,清政府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明朝原来的制度。但由于这一官僚机器的“祖宗成法”并不是清人自己所有的,因此,他们能够自由地对之做些改动。新政权能够利用一些不大的变动使这一体制重新获得活力与效率。最终,这些行政改良促进了社会繁荣,并逐渐复兴了中国的经济。但在短期内,那还没有带来直接的社会效益,来减小在中国许多地方激烈的阶级冲突所引起的普遍不满。确实,清政府实行的另一些政策,甚至还加剧了社会动乱,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反清起义。

                      满人的弊政

                      尽管北京的占领军纪律严明,但是,在1644年6月14日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满军驻防区之后,由于这影响城中61%的居民,一场社会混乱仍然发生了。汉人居民被从这一区域赶了出去,被迫到城南寻找居所。由于1644年天花的传染率特别高,由于满人相信只要与汉人接触就会染上这种疾病,许多汉人被赶到农村去了,过上了长期的隔离生活。尽管京师的一些富裕粮商捐谷接济难民,但这种大规模的种族迁居,仍然引起了极大的困难与怨恨。当满族进入中国北部时,在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也出现了贸易的萧条。这部分地是战乱的结果,但也是因为主顾关系改变了,以及满人利用特权地位大占其便宜。早在1644年9月18日,多尔衮就指出“东来之人”向汉人兜售人参是“扰害地方”、强买强卖、漫天要价。确实,满人一进入中原就开始压榨商业。他们的汉人追随者被命令接管了商务机构,或结伙去敲诈行商。在统治上层里,贵族控制了木材贸易,并为汉人私盐贩子提供保护。与此同时,一些汉族不法商人加入了汉军八旗,甚至身着满服,口操满语。因为最初几年中,几乎没有汉人敢于冒犯旗人。在1645年秋,多尔衮因而再次重申了对人参贩子的警告,并且宣称,如果他们在贸易中为非作歹,那么,无论他是汉是满,地方官有权将之逮捕,解送京城严惩。尽管多尔衮有令在先,诸多弊端却依然故我。穷困潦倒的汉人继续卖身投靠于旗人,并利用抬高了的身价在市场上胡作非为,和进行盐、茶、人参的走私贩运。1647年夏,户部得到命令加强措施制止非法的私盐贩运,当时这种走私活动在一些官员支持下已经公开化了。这些法令看起来毫无效果。在1649年2月19日,户部再次接到谕旨:人参商人“扰乱地方”,其措辞与1644年的那次指责一模一样。在起初,在临清、济南及扬州等几个城市中,允许合法的人参买卖。而现在则命令,这些规定要加以变动,人参贸易将完全由京师的官方机构专营,对违法的私商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最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上层满人经商,并消除汉族降人在满人庇护下经商的诸多弊端。在1648年6月3日,所有属于皇室的商人和所有旗人家族成员,都不准从事对外贸易。三年后,多尔衮告诫汉人官僚,不要因为皇族的生活方式而使自己也变得腐化了。在1651年,朝廷命令地方官员,对犯有上述罪过的旗下奴仆与依附人加以严惩。然而很清楚,只要旗人在中国社会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类弊端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果然,1651年的诏令在权贵的力请下很快就被取消了。“皇商”在外贸中的这种优越地位,一直到18世纪对中国的零售商人们还有重大影响。在1679年,汉人依附者如果违反了专营法而经营参盐,仍然要立刻受到惩治。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征服后拖家带口进入中国北部地区时,满族人及其依附者的经济特权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政府鼓励这些背井离乡的移民到旗下登记,或是返回辽东。但这种迁徙仍在持续。那些登记于旗下的人得到了政府分配的土地,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种紧张与社会混乱,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由汉族农民在耕种着。

                      旗地与奴隶

                      当满人刚刚进入北京时,他们就没收了明朝皇室及北直隶达官显贵们的土地。那些其田主死于战事的无主土地或忠明抗清分子的土地,也被充公了。这种征服前曾是田庄的充公土地,被再分配给满族的王公或皇室成员。早在1645年就已决定取消口粮配给,自诸王以下,每名满族成丁分给土地6垧(约42亩)。1月20日,户部受命清查北京周围的土地,包括有主之田。在此地的一些地方,旗人已经圈占了一些无主耕地。那些荒地,再加上重新分配的土地,在4万多旗人中被分配下去了。已经占有土地者,在这种圈占的土地中也得到了一份,其多少则依家庭人口而定。而且,满人被要求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分隔开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这意味着要实行迁移政策

                      国”。而散布在中原四周的各少数民族,一概被称为“四夷”,根据其方位,又被分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当然是一种笼统的称呼。如同我们当年将所有高鼻子凹眼睛的人都称作“西洋人”一样,这种称呼中包含着惊讶、畏惧、蔑视等复杂感情,还有对外来文化不求甚解的傲慢态度。在中原人眼里,四夷均是未开化的野人,非我族类,不相为谋。即使是像楚国这样曾经受封于周王室的国家,因为长期居于蛮夷之地,也被视为蛮夷之国,在《春秋》前期的记载中,从来不称之为“楚”而称之为“荆”,这就好比日本人不把中国叫做中国,非要叫做支那,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反过来说,中国人不把日本叫做日本,非要叫做倭,也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然而,正是这些不被正视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一次又一次引起中原的战栗和震动。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周幽王年代的犬戎之乱,来自于西方的少数民族攻陷周朝的国都镐京,导致周王室东迁雒邑,由此拉开春秋时代的序幕。按照周礼的规定,礼乐征伐都是天子专享的权利。各诸侯国即使对四夷用兵,也要向王室报告,捉到俘虏则献给天子,由天子来警惧外来入侵者。这一规定,随着周王室的衰落,逐渐成为一纸空文。前面提到过公元前663年齐桓公向鲁庄公献戎俘,就是典型的“非礼”,被左丘明抓着小辫子数落了一通。谁也不能说左丘明批评得不对。但是,在外族入侵面前,周王室自身尚且难保,偏安雒邑之后,更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领导大家去征讨四夷,只能任由四夷肆虐中原。齐桓公既然以中原诸国领袖自居,主动担负起征讨四夷的责任,在客观上保卫了中原文明,就是大大的功德。至于献俘于鲁国这等芝麻小事,礼又如何,非礼又如何?想必周天子都不好意思提什么意见,何劳你左丘明搬弄是非?何等迂腐!公元前661年,北方的狄人大举进攻中原的邢国。据春秋时期的史料记载,狄人主要有白狄、赤狄、长狄三支,分布地域很广,进攻邢国的狄人部落当属赤狄。管仲对齐桓公分析说:“戎、狄均是豺狼之辈,贪欲难以满足。中原各国,多为近亲,同根同种,不可见死不救。宴饮娱乐,有如鸩毒,不可以留恋。诗经上说,‘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请您立刻响应简书,发兵救援邢国。”所谓简书,是当年各诸侯国之间传递外族入侵信息的告急文书。因军情紧急,求援的书信写得很潦草,甚至来不及用绳子将竹简穿起来就送出去了,所以叫做简书。邢国有没有向齐国发送简书,史料并无记载。但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马上动员部队前去救援邢国。狄人来得快,去得也快,在齐国军队赶到之前,已经将邢国劫掠一番,转而进攻卫国。这是典型的流窜作案,破坏性极大,很难对付。当时卫国的国君是卫懿公。这里有必要简短地回顾一下:卫懿公的父亲卫惠公因为谋杀兄长急子和寿的罪行,于公元前696年被赶下台,逃到齐国投奔舅舅齐襄公。七年之后,齐襄公联合鲁、宋、陈、蔡等国,出兵讨伐卫国,帮助卫惠公重新夺回政权。但是,这个在列强刺刀的扶持下粉墨登台的复辟政权,一直没有被卫国人真正从心理上接受。据《史记》记载,直到卫惠公死后,卫懿公即位,卫国的大臣和百姓对这一家子仍然不感冒,而且“常欲败之”。但是,这位生来不被国人拥戴的卫懿公却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的爱心不是献给卫国的子民,而是献给他的宠物——鹤。鹤是一种可爱的动物,神态飘逸,能鸣善舞。古往今来,很多文人雅士都写下了关于鹤的美好篇章,松鹤延年更是中国水墨中长盛不衰的主题。宋朝有个叫林逋的人,甚至将鹤视为自己的儿子,同时将梅花视为自己的老婆,因此有“梅妻鹤子”之说,传为千古美谈。一个国君喜欢鹤,很正常,人们最多说他附庸风雅。一个国君喜欢鹤,每天供给鹤好吃好喝的,修建楼堂馆所给鹤居住,也正常,人们最多说他奢侈浪费。一个国君喜欢鹤,每天供给鹤好吃好喝的,修建楼堂馆所给鹤居住,将精力全部放在养鹤的事业上,因而不理朝政,就有点问题,人们会说他不务正业。要命的是,这位卫懿公不但每天供给鹤好吃好喝的,修建楼堂馆所给鹤居住,将精力全部放在养鹤的事业上,因而不理朝政……而且,他将养鹤和朝政混为一谈,给鹤定等级、封官位。地位最高者,享受大夫待遇,可以乘轩(大夫专用之车)招摇过市,卫人戏称“鹤将军”。当时卫懿公听说狄人入侵,十分紧张,连忙下令动员部队,整顿军备,准备迎战。他自己也顶盔贯甲,手持祖传的宝剑,带着几位大夫站在校场的检阅台上。没想到站了一上午,准备好的演讲稿在肚子里都烂了几回,各支部队才稀稀拉拉来了不到十分之一的人。——人呢?——报告主公,大伙听说狄人打来了,全都跑到城外山上的树林里去了。——咳,这都什么世道?外敌入侵,当兵的不打仗,跑到山上去当土匪哇?——报告主公,大伙说,打仗这事不靠他们。——不靠他们,那靠谁?——大伙说,您不是有鹤将军吗,请叫鹤将军去迎敌!我们这些草民,不敢和鹤将军争功。“这……”卫懿公尴尬地朝左右挤出一点笑,“这些人也真是,我就那么点爱好嘛,再说,我这爱好没妨碍别人嘛,没妨碍别人……”他的爱好确实没妨碍别人。可是,既然身为国君,就应当知道当国君是一件很没乐趣的事。即使有点正当的个人爱好,都最好藏着掖着,不要让人家看到,君不见,当年鲁隐公跑到棠地去看鱼,都被臧僖伯叽叽歪歪说了一大通?哪有像他这样明目张胆挑战国家公器的?卫懿公站在检阅台上发了好久愣,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远方,宫中传来阵阵鹤鸣,那些清灵钟秀的羽族之物,想必正随着欢快的音乐翩翩起舞。他长叹一声,将大夫石祁子和宁庄子叫到身边:“留守国都的重任,就拜托二位了。”他将自己佩带的玉玦交给石祁子,意思是让石祁子临危决断;又将一支箭矢交给宁庄子,意思是请他像利箭一样保卫国都。这两个人默默地接受了任务。卫懿公亲自率领为数不多的部队出城迎击狄人。据《左传》记载,卫懿公摆出的阵容是:渠孔驾驶戎车,子伯站在车右担任护卫,黄夷为前驱,孔婴齐殿后。这是一次自杀式的进攻。毫无疑问,卫懿公是一个昏庸的国君,但他这一刻的举动,多少为他洗刷了一丝耻辱。那些躲在山林中的卫国丁壮,纵使有一万种理由不为卫懿公作战,但是将自己的家园拱手让狄人劫掠,又于心何忍呢?卫国军队与狄军在荧泽相遇,卫军惨败。渠孔与子伯请卫懿公拔去戎车上的大旗,微服逃跑,万念俱灰的卫懿公长叹道:“我就算逃回去,又有何面目见百姓?”卫懿公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将自己当做活靶子吸引狄军的注意力,君臣几人最终全部战死。卫国史官华龙滑和礼孔成为狄人的俘虏。狄人一看这两个老头,精瘦精瘦的,带回去的话,既不能耕田,也不能养马,只能吃饭,当场就要把他们杀掉。两个老家伙也不慌张,砍刀架到脖子上了,才慢悠悠地吐出一句:“我们,杀不得。”据两个老家伙说,他们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卫国的“大史”。那个年代,大史不光写历史,还要负责国家的祭祀工作。“如果我们不向神祷告,神,就不会保佑你们。你们,也得不到卫国。”两个老家伙一本正经地说。就这样,狄人把他们两个给放回去了,要他们赶快向神祷告,保佑狄人得到卫国,并且说好,事成之后重重有赏。华龙滑和礼孔回到城里,见到守城的石祁子和宁庄子,就说了两个字:“快走。”从双方的战斗力对比来看,狄人完全占据优势,卫军弃城而走,不失为自我保全之策。到了夜里,卫国人偷偷打开城门,全体将士百姓倾城而出。狄人得到了一座空城。这对他们来说,很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他们需要的是粮食、女人、壮丁、金银财宝,而不是城池。如果没有掳获到足够的俘虏和财物,这一趟就等于白跑。因此,狄人又追踪上去,在黄河边将卫国人大杀了一阵,这才满载而归。狄人对卫国的入侵引发其他国家的人道主义救援。宋国首先派部队渡过黄河,趁着黑夜迎接幸存的卫国子民。这个时候清点幸存者,只剩下七百三十人。在齐桓公和宋桓公的主持下,从共、滕两邑抽调居民四千余人,与卫国遗民凑足五千人之数,迅速开始了重建卫国的计划。前面说过,齐僖公的女儿、齐桓公的姐姐宣姜本来要嫁给卫宣公的儿子急子,却被卫宣公这条老淫虫捷足先登,成为了卫宣公的夫人。宣姜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寿被刺客杀死。卫宣公死后,小儿子朔则即位为君,也就是卫惠公。后来卫惠公被赶下台,逃到齐国避难七年。在这期间,宣姜又与卫宣公另一个儿子公子顽通奸,并生了一堆儿女。关系虽然很乱,生下的这堆儿女现在却可以派上用场了。老大是个女儿,嫁给舅舅齐桓公做小妾,被称为齐子,也就是齐国的长卫姬,深受齐桓公宠爱。齐桓公如此仗义地帮助卫国重建,很难说有没有被吹过枕边风。老二公子申,在卫国重建的计划中,被任命为新一任卫国君主,也就是戴公。在齐桓公的主持下,各诸侯国出钱出力,借曹国的地盘为戴公修筑宫殿和城池。可惜,戴公无福消受,不久就去世。老三继承了老二戴公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卫文公。老四是个女儿,嫁给了宋桓公,成为宋桓公夫人,也就是著名的宋襄公的母亲。宋桓公积极派部队迎接卫人,参与卫国重建,多半也与这位夫人有关。老五也是个女儿,嫁给了许穆公,在《左传》上被称为许穆夫人。在齐国、宋国热火朝天地帮助卫国重建的时候,许国却一直袖手旁观,没有任何表示。对此,许穆夫人非常郁闷,作了一首《载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而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而不臧,我思不閟(bì)。陟彼阿丘,言采其蝱(máng)。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我行其野,芃(péng)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有我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诗中之意,既痛心于卫国的危难,又抱怨老公许穆公对重建卫国的大事不闻不问,使得自己在两位姐姐面前很没面子。相比齐桓公、宋桓公两位姑爷的阔绰,这位许穆公实在是寒碜了点,也难怪老婆抱怨。但是,如果考虑一下许国的实际情况,他不参加卫国重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许国国小,人少,还有过一段被郑国统治的经历(郑庄公死后,郑国军队如约撤离许国,恢复了许国的独立),自己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哪有银两去支援卫国建设?这事给男人们一个教训,自身实力不强的话,娶老婆之前最好先看看老婆的姐妹嫁得好不好,如果遇上一两位财大气粗又出手大方的连襟,这辈子都别想在老婆面前抬起头来了。齐桓公派公子无亏带兵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保护卫国的新朝廷,赠送牛、羊、猪、鸡、狗各三百只,还有建筑材料一批,连卫国国君一家穿的衣服、布料甚至连女眷乘坐的车马都一一馈赠。老三卫文公倒是很对得起两位姐夫的照顾,他穿着粗布短衣,与五千子民同甘共苦;大力发展农、工、商业,提供优惠政策,搞活经济;尊师重道,加强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大胆任用贤能之士,同心同德,共建卫国的未来。短短两三年,卫国的实力大增,从重建之初的革车三十乘,突飞猛进地发展到三百乘。狄人在卫国尝到了甜头,不愿意回到北方的严寒之地,稍事休整之后,于公元前659年再一次入侵邢国。齐、宋、曹三国军队开到邢国的聂北,一方面是为邢国打气助威,另一方面则是审时度势,以待战机。但是没想到,邢国人在狄人面前不堪一击,部队很快崩溃,邢国人纷纷跑到聂北投靠联军。不难发现,齐桓公作为当时天下的霸主,面对狄人的入侵,虽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但自始至终,齐国的军队没有一次和狄人正面交锋的经历。公元前661年救邢,齐人慢半拍,狄人已经横扫而去;公元前660年救卫,还是慢半拍,卫懿公战死,卫都沦陷;这一次再救邢,三国联军作壁上观,直到邢国崩溃,狄人劫掠一空,才象征性地追击了一阵。齐桓公为什么始终不愿与狄人交锋?笔者在此大胆猜测,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北方少数民族战斗力极强,大部队交锋的话,中原军队胜算不大。回想当年,北戎入侵齐国,齐僖公还向远在河南的郑国求援,畏敌之深,可见一斑;而郑庄公派了世子忽带兵前往,斩首三百,就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战果了。一年前狄人入侵卫国,不但突入卫国首都,更将其国民杀得只剩下七百三十人。宋桓公派兵渡河迎接卫国遗民,也只敢在夜里偷偷行动,生怕狄人发觉。以现在齐国军队的实力,不至于害怕与狄人交战,但绝无完胜的把握,齐桓公和管仲不想打无把握的仗,所以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战略。第二,狄人来去如风,目的不是攻占城池,而是劫掠人口与财物。齐桓公率领的中原联军即使有把握一战,也不一定能求战得战,狄人很可能避其锋芒,等联军退后再卷土重来。往复数次,则中原疲惫,而狄患犹存。所以,齐桓公组织中原诸国救援邢国,更多是为了表现一种团结抗战的姿态,既提高了齐国的威望,又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狄人。当然,作壁上观不等于袖手旁观。经过狄人的扫荡之后,邢国国都一片断壁残垣,惨不忍睹。齐桓公再一次扮演了战后重建者的角色,协调各诸侯国出钱出力,在夷仪为邢国建立新的城池。与此同时,诸侯为卫国新建的都城楚丘也接近完工。公元前658年,卫文公带领子民迁入楚丘,结束了流亡生涯。据冯梦龙说,卫文公重新立国,对齐桓公这位舅舅加姐夫(这都什么关系)十分感激,写了一首《木瓜》之诗相赠:〖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如果没弄错的话,这《木瓜》所写的是男女之间的情窦初开,如果用来形容两国之间的关系,未免太肉酸。还是那句话,有没有这回事,咱们姑妄听之。《左传》记载齐桓公帮助邢、卫复国的事:“邢迁如归,卫国忘亡。”意思是说,邢国人迁到夷仪,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般开心;而卫国人进入楚丘,如同没有经历过亡国灭种的危机。帮人帮到这个份上,无论如何值得表扬一下。【什么风都不如枕边风】周,原来只是商朝政权统治下的一个小诸侯国,或者说一个小部落也未尝不可。在周文王和周武王年代,周通过“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等手段,励精图治,不断扩大影响力,终于联合其他诸侯与部落,在牧野一举打败商朝大军,并取而代之,成为中原各国的共主。但是,必须看到,周武王之所以能够打败商纣王,是依靠了诸多受商朝压榨的诸侯部落。据《史记》记载,周武王即位的第九年,在盟津大会诸侯,商量讨伐商朝的大计,与会诸侯多达八百人。没有这些盟友的支持,单靠周的力量,完全不可能与商朝抗衡。牧野一战无疑奠定了商朝灭亡的基础。但是,牧野之战并非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是仅仅在一天之内就结束了。一战定胜负,虽然简单快捷,但也意味着,商朝虽然灭亡,它的贵族势力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损伤,对于周政权来说,仍然是一个极具威胁的群体。为了解决这一威胁,周王室除了分封了一大批同姓诸侯国,还将一批异姓贵族分封到新的土地上,用以加强对商朝遗民的监控。对于投降的商朝贵族,周王室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一是将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封为宋国国君,使其仍然祭祀商朝的祖先,以安抚商朝遗民;二是将商朝的士族交由姬姓诸侯带到封国去,使其成为这些诸侯国的“国人”,甚至卿大夫阶层。这样既可以消除他

                      下!”皇太极这一路除了小打小闹的佯攻外,没有大战可说。真正的主力在西路,西路军岳托率军兵临墙子岭,墙子岭的守将总兵吴国俊在清军杀到之时,正在给监军太监祝寿喝酒,毫无戒备,自然,墙子岭失守。崇祯急调卢象升、杨嗣昌、监军太监高起潜抗击清军,此时卢象升、高起潜和杨嗣昌都是父亲刚去世,处在守孝期,所以卢象升上奏说这样太不吉利,应另选他人,但崇祯意已决,他任命卢象升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总督各路军队保卫京师。十月十二日,岳托的西路军已逼近通州,卢象升决定在十月十五日兵分四路夜袭敌营。高起潜与卢象升意见不同,便大说风凉话,“只听说有唐朝李愬雪夜袭蔡州,没听说过有在十五日明月皎洁下偷袭成功的,月光那么亮偷袭得成功吗?奇袭宜少不宜多,兵分四路偷袭还能不泄露消息?”高起潜非但不支持卢象升,反而把一路奇袭的兵马调往他处,最终导致十五日只有三路参与夜袭,被清军击败。卢象升为了避免高起潜掣肘,便提出自己驻守昌平,让高起潜驻守通州,两人分开,崇祯同意了。但不久崇祯又要卢象升前往通州与高起潜合兵一处,卢象升便认为这是杨嗣昌在捣鬼,还让高起潜牵制自己。大敌当前,明军内讧如此,最后的悲惨结局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此期间卢象升听到了杨嗣昌在与清军秘密议和的传言(传言是假的,但杨嗣昌的确此前曾向崇祯提议与清朝议和),于是他在见到杨嗣昌后就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我卢象升手拿尚方宝剑,倘若我们议和的话,袁崇焕之祸马上就到眼前!纵然我们不怕祸患,难道不念披麻戴孝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那么就是忠孝都做不到,还有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杨嗣昌听了这话,当即面红耳赤,赌咒发誓,“如果我要是跟鞑子秘密议和的话,将军的尚方宝剑就先拿我开刀!”卢象升:“既不能奔丧,又不能战,尚方宝剑还是应该我用来自裁,怎能强加别人?”杨嗣昌:“您放心,我绝没有秘密议和。”大战在即,内部猜忌如此,卢象升已经做好了为国尽忠的准备,杨嗣昌也做好了继续陷害忠良的准备。十二月十日,卢象升率领天雄军在巨鹿(河北邢台东北)迎敌,他披麻戴孝,对将士们说:“我与大家一起受国恩,就怕不能死得其所,不要怕不能生还!”说罢,率五千将士迎战,清军将卢象升重重包围,卢象升的部队杀的“刃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谈迁《国榷》)。激战多时,卢象升所部箭镞用光,部下虎大威劝卢象升突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卢象升却慷慨激昂地说:“虎将军,今天是我效命之秋也!”随后继续与清军搏杀,卢象升身中四箭和三处刀伤,仍又斩杀了几十个敌人,最终壮烈殉国,年仅三十九岁。他的部下杨陆凯怕他的遗体被清军残害,于是趴在卢象升的遗体上,最后后背中二十四箭而死。卢象升的天雄军全军覆没,仅虎大威突围而出。卢象升满门忠烈,其家族死于国难者一百多人。卢象升诗词也作得很不错,其《前调》一词,壮怀激烈,有岳飞遗风:“搔首问天摩巨阙,平生有恨何时雪?天柱孤危疑欲折,空有舌,悲来独洒忧时血。画角一声天地裂,熊狐蠢动惊魂掣。绝影骄骢看并逐,真捷足,将军应取燕然勒。”值得一提的是,戎马倥偬一词最早就是卢象升发明的,卢象升在《与豫抚某书》说:“戎马倥偬之场,屡荷足下训诲指提。”此乃“戎马倥偬”最早出处。卢象升战死,崇祯调正在中原与李自成、张献忠血战的孙传庭、洪承畴前来勤王,崇祯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孙传庭为保定总督,赐孙传庭尚方宝剑,总督山东、河北军务。西路军只遇到了卢象升的坚强抵抗,多尔衮的东路军则只在河北高阳遇到了抵抗。高阳是孙承宗的老家,祖大寿大凌河失守后,时任蓟辽督师的孙承宗被罢官,于是他告老还乡。然而孙承宗并没有闲下来,而是埋头研究军事。他创造性地创建了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十二车营,并撰写了专门论述火器车战战术技术的军事著作《车营百八叩》。书中所论车营,系指拥有火器的战车、步、骑和辎重合编而成的新型营阵,具有较强的火力和较好的火炮运动性能。其编制方法以四车为一乘,四乘为一衡,二衡为一冲,四冲为一营,每营六千余人,车一百二十八辆,骑步合营配各种炮三百五十二门。布阵时,战车在前,步兵、骑兵和权勇(骑营选勇八百人为中权,直属主将,名其兵曰权勇)依次排列于后。火器配置,步兵则鸟枪、佛郎机在前,三眼铳、火箭在后,骑兵也配有三眼铳和火炮。然而孙承宗的军事永远停留在了理论上,明朝此时的国力已不容许这样会耗费大量资金来装备的特种部队。在皇太极刚刚发动第四次南侵时,《武备志》的作者、孙承宗的好友茅元仪劝孙承宗到南方躲躲,孙承宗婉言拒绝了,他说:“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没什么可怕的了,如果能有机会战死疆场,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就这样,在清兵向高阳进攻的时候,孙承宗以七十六岁的高龄,率领全家及高阳民众奋起抵抗,由于兵力相差过于悬殊,高阳城很快就被攻陷了,孙承宗被清兵抓获。多尔衮听说抓到了孙承宗,非常高兴,亲自来劝降,孙承宗严词拒绝,说但求一死。多尔衮无奈,鉴于对其敬重,应允孙承宗可自尽而亡,最后,孙承宗坐在一张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从容而又壮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说投缳而死)。在保卫高阳的战斗中,孙承宗六个儿子、两个侄子,十二个孙子、侄孙殉国,全家老小四十余人遇难。孙承宗不仅是大军事家,而且诗词写得豪迈壮烈。咱们欣赏一下:《水龙吟》:平章三十年来,几人合是真豪杰。甘泉烽火,临淮部曲,骨惊心坼。一老龙钟,九扉鱼钥,单车狐骨。念河山百二,玉镡罢手,都付与,中流楫。快得罴熊就列。更双龙陆离光揭。一朝推榖,万古快瞻,百年殊绝。玄菟新陴,卢龙旧塞,贺兰雄堞。看群公,撑挂乾坤,矢力了,心头血。《沁园春》:匹马东来,掩泪新亭,江山笑予。看诸峰罗列,霜描白发,大嬴环绕,云溅征衣。化鹤应回,凤凰何处,惟有明月依戟枝。凝望眼、叹人民城郭,何是何非。是谁夺却燕支。麟阁云台须有时。问一行直抵,黄龙痛饮,何如合坐,绿野弹碁。独上高楼,风烟欲净,遥见白云随钓矶。天恩远,念玉关人老,曰汝其归。《木兰花幔》:鹤来华柱下城郭,是人民非看,七萃凌霜,六花喷雪,万姓东归向来事。且莫问,但旃裘匝地浣征衣,远戌胡笳正急,连天塞草初肥。搜胸中百万雄师,小试大凌西,喜三箭天山,六赢虎落,百道龙旗。正黄云赤羽两同飞,早是风驰千里,攻月翚重园。三十多年来为内阁首辅者,有几个才是真豪杰?多数是些鼠目寸光的肉食者,尸位素餐,妨功害能,由此搞得大明山河破碎,被满洲人的铁蹄践踏,光怪陆离的朝局之下,究竟谁才是可救世的历史巨人?兴许没有,也兴许我孙承宗的一生事业都会付之东流,但是面对这已经满目疮痍、物是人非的昔日曾经繁华、今日战火兵燹的人民与城郭,我也一定会苦撑残局,强撑病体,我胸中这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在大凌河西面已经牛刀小试打退过敌军,希冀着像薛仁贵三箭定天山那样最终敉平辽东敌寇,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但遗憾的是,孙承宗一己之力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清朝人编修的《明史》这样评价他:“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孙承宗一直活着,清朝是无法得天下的,足见孙承宗在明亡清兴争局中的重要性。攻陷高阳后,多尔衮继续南侵,一路势如破竹,没有遇到任何像样抵抗,他攻陷济南,在济南进行大屠杀,杀人十三万(据《明史纪事本末》)。清军走后,孙传庭上奏请求重新回到中原,以防农民军反叛,但杨嗣昌百般阻挠,使得孙传庭的奏折无法上达,孙传庭被气得耳朵都聋了,于是告假。杨嗣昌借机上奏说孙传庭是装病,崇祯信以为真,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关押。此次南侵,清军西路军与东路军此次南侵共攻陷七十座城池,如入无人之境。至此,在皇太极的打击下,明朝距离崩溃已经不远。中国北方以盛产强悍的民族著称。从侵扰秦汉的匈奴到给南朝造成很大威胁的北魏,从在隋唐之际崛起的突厥到足以左右唐朝生死的回纥,从纵横中原几十年的沙陀到与宋朝争雄的辽国,从屡胜宋朝的西夏到灭亡北宋的金国,从横扫亚欧的蒙古到十八万人横扫中国的清军,北方强大的民族两千年来一直威胁中原王朝的安全。然而华夏民族的力量是伟大的。北匈奴被窦宪打得西迁,南匈奴在五胡仇杀中彻底灭亡,建立北魏的鲜卑族被同化后融入汉族,东突厥被李靖灭掉,西突厥被苏定方灭掉,回纥则成了维吾尔族,成为中华民族一部分,沙陀则荡然无存,辽国也早无昔日辉煌,成了现在的达斡尔族。费正清对于中国北方民族总结如下:一,蛮族一般在政局混乱时入侵中国北方。二,蛮族政权往往得到汉人指点和效忠。三,蛮族骑兵进入中原后就丧失了纵横草原的战斗力。四,大量汉族官吏被任用。五,入侵者往往采用汉人政治制度。六,这些异族往往以其长城外的发祥地为根据地,以此争取不被汉人同化。七,朝廷以下各级政府多为汉胡二元结构,其中除去主管者外多为汉人。八,其他少数民族往往加入政府。九,异族统治者通过武力维护统治,派亲兵防御国都和其他重要地区。十,对中亚各族分而治之。十一,由于汉人多,异族统治者吸取中国文化一些特点。十二,异族或最终被汉族同化,或被赶出中原。游牧民族帝国如风,中原王朝轮番兴替,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百年皇图霸业,过眼烟云!第十八章烈士与汉奸的一步之遥横扫华北后,皇太极将兵锋对准了大明在辽西仅存的锦州。松锦大战一触即发。此时的明朝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彼(指明朝)文武大小官员,俱是钱买的。文的无谋,武的无勇。管军马者,克军钱;造器械者,减官钱。军士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实用,兵何心用命?每出征时,反趁勤王,一味抢掠。俗语常云:“鞑子、流贼是梳子,自家兵马胜如篦子。”兵马如此,虽多何益!况太监专权,好财喜谀,赏罚失人心。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张文衡请勿失时机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在皇太极眼里,是时候对辽西明军发动致命一击了,1640年秋,皇太极率军围锦州,挖壕沟、垒墙做长久围困的架势。1641年蓟辽督师洪承畴率军十三万增援锦州,屯兵锦州南面的松山(辽宁凌河南),他的部下就有日后的一代枭雄吴三桂,参战部队除了洪承畴本部外,还有关宁铁骑一部,总之最能打的他都调来了。考虑到双方的战斗力和兵力,皇太极下令继续围困锦州,不得主动出战,等待敌军进攻。洪承畴采取且战且守的方针,避免过早同清军主力进行野战决战,而是在加强各要点防御力量的同时,以宁远为基地,以松山、杏山为依托,与锦州守军协同,不断向围城清军反击,以消耗、疲惫敌人,而后再相机寻求决战,解锦州之围。清军在镇守锦州的祖大寿外面,洪承畴在清军外面,双方就这样大打没有,小打不停。1641年六月洪承畴突然打破平静,率大军向松山北岗挺进,这个举动大大出乎清军意料,多尔衮没有设防,十万人突然扑过来,被打个措手不及,激战中洪承畴所部“势极壮,用兵亦奇”,多尔衮“大骇”。多尔衮身先士卒,挥舞着马刀与一名明军骑兵搏斗,对方长刀几次险些砍中多尔衮,都被他灵敏地躲过。这时多尔衮的卫兵用马枪向对方肋下刺去,多尔衮也趁势一刀砍在明军骑兵的肩膀上,这名士兵从马上栽了下来。多尔衮趁势发起冲锋,明军渐渐支撑不住,许多人调转马头向松山退去,少数人被清军纠缠住,无法脱身。这时炮声再次响起,明军不顾战场上还有没撤退的自己人,便开始用红夷大炮猛轰,八旗兵被炸得血肉横飞。多尔衮见势不妙,想要撤退,这时一颗红夷大炮的炮弹在他身旁爆炸,强大的气浪使他从马上重重栽下来……多尔衮醒来时已经在清军帐篷中,这次炮火的弹片可能击中了多尔衮的胯下,此后多尔衮终生没有生育能力了。差点被炸死,心有余悸的多尔衮被迫“师退六十里”。战败消息传来,皇太极怒了。一年都没动静,突然有大动作,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决战即将到来,于是他立即率军前往松山,他下令满洲、蒙古十五岁以上所有人从军,“空国以往”,与明军决一死战。但此时皇太极突然流鼻血了,得了重病,他的各位弟弟都劝他缓行,皇太极说:“行军打仗贵在神速,朕如果有翅膀能飞的话早就飞到战场了,怎能缓行?”军情紧急,皇太极骑马一边流鼻血一边用碗接着,两天接了几十碗。皇太极赶来了,他指挥若定,对各路兵马说:“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敌人听说朕御驾亲征后吓得逃走了!倘上苍保佑,敌军不逃,朕定让你等破敌如纵犬逐兽!”皇太极面对的敌军除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外都不太能打,而他自己的十二万人战斗力都跟吴三桂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却突然发动攻击,攻占制高点乳峰山,占得先机,洪承畴十分得意,此时他的武官说:“占据高地,固然有利,但我军粮食少,要提防清军抄袭后路。”洪承畴说:“老子扛枪那阵你还玩尿泥呢,这还要你提醒?”(《崇祯实录》卷十四)那么洪承畴在沉寂了一年之后,率大军带着仅能维持三天的粮食,突然挺进,究竟是为什么呢?要知道洪承畴一向用兵谨慎的。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明朝同时要对清国和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用兵,财政上捉襟见肘,崇祯让兵部尚书陈新甲赶紧结束在东北的战争,好省钱,陈新甲便不断催洪承畴出战。但洪承畴之所以出战,不仅因为国防部长唠叨,还因为没钱撑下去,不打不行。但洪承畴不愧为名将,他想出了妙计——只带三天干粮出征,赶好了打一棒子,打完就跑,也不怕对手断后路。如果见势不妙,立马就跑,回来还能说是粮食不够了才跑回来,对上面也有交代,真比猴还精。可惜他的对手是皇太极,皇太极看出了门道,就在洪承畴出发第二天,他派兵断了洪承畴的后路。久经沙场的洪承畴自然不会因为被断了后路而手忙脚乱,他退兵十里扎寨,到夜里,令王朴、唐通为第一队,白广恩、王廷臣为第二队,马科、杨国柱为第三队,曹变蛟、吴三桂为第四队,依次进发,自己和邱民仰巡抚守大营。王朴、唐通率军来到清营附近,见清营中有一股杀气,阴森逼人。王朴一向胆小,他说:“我看敌军有备,咱撤吧!”唐通说:“咱们奉命前来,不能撤退。”于是他们对清营发起了进攻,刚冲进去,猛听到一声号炮,子弹和箭镞纷纷飞来,把明军打死一半。王朴急令撤退,没撤几步,多尔衮和多铎两支部队杀出,将明军拦腰截断。唐通、王朴忙夺路而逃,清军紧追不舍,正危急间,白广恩、王廷臣率第二队赶到,等第一队残兵撤走后,与清军厮杀,正酣战间,又杀出一支人马,原来是清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部。白广恩见敌军猛增,无心恋战,于是且战且退,清军穷追不舍,幸亏第三队人马赶到,方得走脱。现在该说吴三桂、曹变蛟的第四队人马了,他们出发不久,忽听后面鼓角声起,炮火齐鸣,吴三桂猛回头,问:“莫非清军攻我大营?”话音未落,一个士兵赶来说洪承畴有令,因清军偷袭大营,特调二将军速回。吴三桂忙率军回援,到了大营,只见洪承畴亲自督战,已退回来的唐通、王朴虽奋力抵抗,但仍力不从心,曹变蛟于是一马当先,杀入清军队里,吴三桂也率军攻入,与清军鏖战多时,待第二队、第三

                      强攻汀泗桥。为减小强攻的损失,他让陈铭枢带领主力部队在正面吸引敌军火力,派张发奎率其麾下最能打的黄琪翔三十六团和叶挺独立团绕道敌后发起突击,前后夹击吴军。客观地说,汀泗桥守军的战斗力相当不错,面对第四军的夹攻,居然坚持了近两天一夜,算是一个拿得出手的成绩。刚刚抵达贺胜桥的吴佩孚,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就听到了汀泗桥失守的消息。吴佩孚大怒,决定亲自指挥,他要在贺胜桥与北伐军决一死战!这时的吴佩孚已经50多岁了,蒋介石只有39岁,陈可钰也不过44岁,李宗仁就更年轻了,只有35岁,他要彻底打败这些正值盛年的对手,绝非易事。但吴佩孚确实有自信的资本,除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为冯玉祥的背叛输给了张作霖,这一辈子他亲自上阵的战斗还没输过第二次!蒋介石自是不敢大意,将司令部搬到了咸宁,近距离指挥贺胜桥之战,他要合第四军和第七军之力击败吴佩孚!吴大帅的精锐——刘玉春、陈嘉谟部与北伐军的精锐陈可钰、李宗仁部就在这并不宽阔的地带上打响了北伐以来最惨烈的一战。吴佩孚的军队战斗力很不错,数量还占优,但问题是受地形限制——贺胜桥地势险要,多山多水,吴佩孚被迫摆出梯次防守的阵型,人数的优势无法全部发挥,而北伐军却坚决地执行了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然后总攻的战术,占据了局部优势。双方斗得异常激烈,突破,反攻,肉搏,士兵们有进无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血战两天两夜后,战斗分出了胜负。刘玉春、陈嘉谟不敌,退守武昌。五天之内,吴佩孚连续输掉汀泗桥、贺胜桥两场关键的战役,大势去矣。

                      武昌生死战

                      汀泗桥、贺胜桥两场恶战后,北伐军顺利抵达武昌城下。之前进展十分顺利的北伐军万万不会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异乎惨烈的攻防战——武昌战役。吴佩孚不能失去武汉,武汉是他的大本营,也是他的战略基地,如果失去武汉,那他就成了丧家之犬,彻底完蛋。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决定依托防守设施最好的武昌放手一搏!蒋介石,你来吧!老子和兄弟们誓与武昌共存亡!吴佩孚的声音如山呼海啸似电闪雷鸣,扫荡着武昌的每一个角落。蒋介石岂敢小瞧吴佩孚,他对这个对手有相当的了解,他决定投入所有能投入的精锐——第四军、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绝不能给吴佩孚翻身的机会!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守军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他们明白,在实力不如对手时,敢于拼命是最好的方法!英勇无敌的北伐军架梯登城,而守军亦毫不畏惧地迎上前去,与北伐军展开肉搏,甚至有些受了重伤的士兵抱着北伐军战士一起摔下城墙,以命换命!在守军的抵死反抗之下,战斗力强悍的第四军伤亡严重——黄琪翔三十六团损失过半,叶挺独立团第一营包括营长黄埔一期生曹渊在内的将士基本全部牺牲,第一军和第七军也出现了不小的伤亡。蒋介石望着武昌巍峨的城墙,心在滴血,每牺牲一个北伐军战士,他的心就抽搐一次。他没想到吴佩孚的军队还有如此生猛的一面,如此英勇的敌人,就连蒋介石也觉得应该脱帽致敬。在北伐军数次攻城全部失败之后,即9月上旬末,蒋介石决定换一个方法——攻心,他要对武昌“围而不攻”,切断守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看看他们在没有粮食、弹药的情况下又能坚持多久!事实证明,蒋介石是对的。没有粮食,没有弹药,面对北伐军的封锁,几天之后,豪言犹在耳旁的吴佩孚居然率先逃往河南。难道吴佩孚曾经的意气风发、放言一统中国的豪情、败而复起的坚韧都已远去,突然由枭雄蜕变成了胆小鬼?鉴于吴佩孚离开之后,其嫡系刘玉春、陈嘉谟在武昌硬撑了近一个月而不投降的事实,有理由相信他离开武汉是有原因的,至少不是为了单纯的逃命,否则主帅以身作则,仓皇逃命,三军将士争先恐后效仿,武昌城将不攻自破。尽管刘玉春、陈嘉谟的战斗意志仍在,能打能撑,但也有人撑不住了。10月8日,吴佩孚的另一个手下吴俊卿率部投降。10月10日,吴俊卿接应第四军入城,刘玉春、陈嘉谟麾下的两万余精锐或歼或降。北伐军终于拿下围攻了四十余天的武昌城。而汉口、汉阳已在九月中旬被唐生智攻下。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落入北伐军手中。失去了武汉的吴佩孚吴大帅,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在攻克两湖的战役中,第四军表现得最为出色,用屡克强敌、所向无敌的战绩为自己赢得了“铁军”称号。其中,由周恩来组建的铁甲车队扩编而来的叶挺独立团表现得尤为出彩,这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周士弟、曹渊和许继慎等人为核心干部的军队,基本都是以一比十的伤亡比例大胜敌军。需要说明的是,叶挺独立团是大革命时期唯一由共产党全面掌握的部队,因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李宗仁的第七军表现得也很不错,但还是稍逊第四军几筹,不过他们马上就有机会在江西战场为自己正名。

                      北伐孙传芳

                      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荡平湖南,杀进湖北,吴佩孚被揍得死去活来,为何直系的另一名巨头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虽然蒋介石曾经派出号称“小孟尝”的天才说客何成浚(即何成濬)和孙传芳谈判,忽悠对方:我们国民政府承认你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请你保持中立,但这绝对不是孙传芳不参战的理由。孙传芳有自己的想法,他的锦囊妙计就是等待北伐军和吴佩孚拼个两败俱伤,他则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可没有冤枉孙传芳,实际上北伐军还在湖南的时候,他的军事顾问兼保定军校老师蒋百里就为他指了一条明路:趁北伐军在湖北与吴佩孚鏖战,你率军全力西进,夺取长沙,切断北伐军后路,北伐军腹背受敌,必败无疑。但孙传芳没有采纳,他决定先做一名看客,让蒋介石和吴佩孚这两名拳击手在擂台上生死相搏,他静静地等待着这两名对手倒下,最后由他来宣判比赛结果。面对强大的对手,拆盟友的台、打小算盘等做法无疑是致命而愚蠢的。不过孙传芳也算是一个聪明的沙场宿将,是不会将愚蠢进行到底的。8月下旬,孙传芳看到善打硬仗的前辈吴佩孚在和北伐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败,终于意识到:北伐军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自己和吴佩孚是合则两益,分则两损,必须出手了!孙传芳果然不同凡响,一出手就是大阵仗。派人同刚在“浙奉战争”中大打出手的对手张作霖谈和,结成统一战线,避免被张作霖在背后捅刀子。调兵十余万进入江西,攻取湖北湖南,断北伐军归路,由他自己亲自坐镇九江指挥。派遣老部下周荫人带兵近四万,由福建进军广东,拔除北伐军的根据地,围魏救赵。表面上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方案,只可惜蒋介石对孙传芳早有防备。他对付孙传芳的招数叫做“攻势防御”,简单说来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揍你,只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不能先动手。不过,一旦你要动手,我就先发制人,而且坚决把你往死里揍!蒋介石很看得起孙传芳,他在江西战场给对方预备了近五万北伐军,这就是为何几乎只有第四、七、八三个军活跃于两湖战场的原因,不是因为剩下的北伐军偷奸耍滑不干活,而是因为他们被蒋总司令安排在两湖与江西边境,随时准备进入江西揍孙传芳。收到孙传芳要动手的消息后,即9月上旬,北伐军率先进入江西,开始了辉煌的两线作战!

                      败仗

                      由于北伐军动作够快,孙传芳的十余万主力还没来得及进入江西,因此北伐各军一路凯歌高奏,趁敌军兵力空虚之机打了很多胜仗。战功看起来最大的,当属程潜带领的第六军的两个师和第一军第一师,因为他们拿下了江西的首府南昌。从战绩上讲,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成绩。可是从战术上看,这支部队已甩开主力几天的路程,属于孤军深入,贪功冒进。更严重的是,他们被刚刚赶到的孙传芳的主力包围在了南昌,已经骑虎难下。数倍于己的敌人,一座周围没有友军的孤城,守应该是守不住的。果然,程潜的第六军只撑了三天,不仅丢掉了南昌,兵力也损失大半,算是一场惨败。第一军第一师的表现也大失水准。其实所谓的第一师只来了两个团——第一团和第三团。台湾著名演员孙祥钟——艺名秦汉的老爸孙元良,当初率第一团跟着程潜进了南昌,后来程潜溃败的时候,孙元良也跟着跑了,不过第一团毕竟是黄埔精锐,在程潜差些被围歼的时候,他们顺利杀出了包围圈。孙元良因此得到了一个“飞将军”的外号,意思是说他临阵脱逃的速度非同一般。薛岳的第三团则一直在攻打一个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据点——牛行车站——连接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的南浔铁路在南昌的终点站,但拼杀了数个昼夜,伤亡过半,也没能拿下这座表面上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车站。第三团作为黄埔精锐,战斗力自是超群,为何拿不下区区一座火车站?有两大理由。第一,领导无能。据李宗仁考证,在形势如此恶劣的时刻,第一师师长王柏龄非但没有想办法给孤军奋战的第三团增派援兵,反而雄性荷尔蒙大爆发,偷得浮生半日闲,与南昌城里的当红窑姐共赴巫山。后来战局不利,他和党代表缪斌(请大家记住此人)扔下部队就跑了,不知去向。第一师参谋长叶剑英也拿这两个草包领导没办法。第二,敌人很强大。第一师和第六军的主要对手是孙传芳麾下的第一名将卢香亭,此人曾在之前的“浙奉战争”中提到过,实力相当强悍,是一个强大而凶残的对手。此次南昌之败是北伐军打的第一个大败仗。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江西战场的战事不顺,武汉的蒋总司令的日子也过得不顺。因为有人天天给他找不痛快。此人就是唐生智,唐先生凭借“挑软柿子捏”的策略,收获了不少战功,并由此坚定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平日里气焰极为嚣张,根本不把蒋总司令放在眼里。这种趾高气扬的表现,在他拿下汉口、汉阳并跟在退往河南的吴佩孚屁股后面占了几座城池之后达到了顶点。蒋介石在他的小日记本上多次写下了属下唐生智的犯上表现以及他厌恶对方的程度,如“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难堪,如此奇辱,岂能忍受乎?”而此时南昌之战的失利,尤其是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的两个团一逃一败的表现,令对江西战场期望很高的蒋介石在经常不给他面子的唐生智面前更加没有面子,因此蒋介石决定离开武汉前往江西督战。他要亲自出马,迅速击败孙传芳,给嚣张的唐生智一些颜色瞧瞧。于是,在确定了围困武昌的策略后,蒋介石将武昌交给第四军,告别欢天喜地欢送自己离开的唐生智,于九月下旬抵达江西战场。蒋总司令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自然是惩处逃跑的王柏龄还有擅自后撤的孙元良,以安军心。按照军法,二人应诛。王柏龄要搁在今天,活脱脱一个“王跑跑”。淡水城下跑过一次,饶过了,由团长变成了师长;现在又跑了,不知去向。不过,王柏龄再度露面的时候,官运依然亨通,甚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逃跑一次,升官一次,这也算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难道仅仅因为他是蒋介石的老同学和结拜兄弟吗?翻翻蒋介石的兴亡史,可以看到此人十分讲义气,非常看重同学情、兄弟情、师生情和恩情。当然,蒋介石讲义气也是要收回报的——这帮同学、兄弟、学生都是他建立“蒋家王朝”的重要事业帮手。但是,他平日不太重视对这些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导致不少像王柏龄这种综合素质不达标的事业帮手后来都很腐败,而部下腐败正是他后来败走台湾的关键原因。至于孙元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秉公处理”将其逮捕了,只是在枪毙他之前,派蒋先云悄悄地放了他,临了还给他三千块路费,让他去日本军校学习。当然,这是外界所不知道的。直到几年之后孙元良再次公开露面活动,国人才知道被蒋介石耍了。

                      惨胜

                      蒋总司令虽然喜欢徇私,但这只是业余爱好,他来江西的主要目的是打胜仗。为了保证胜利,他带来了精锐之师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在他亲自督战的头半个月内,北伐军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败仗也时而有之,唯有李宗仁的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第七军打了三场质量不错的胜仗。李宗仁的对手和手下败将——老牌北洋军阀陈调元也被第七军的表现彻底征服了:你们第七军真是钢军啊!陈调元打仗的本事平平,搞广告策划的能力却相当不错,借由他的这张嘴,“钢七军”从此名扬天下。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整体境况并未因为第七军的连战连捷而得到改观,反而继续滑向深渊。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北伐军的头号对手卢香亭。他带兵绕着南浔铁路兜了一圈,凡遇上他的北伐军几乎战战皆败,连李宗仁的第七军也不例外,丢掉了已经拿下的重城德安,被迫避其锋芒,后撤至安全地带。令人奇怪的是,蒋总司令似乎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原来,他的策略是“先夺取中心城市南昌稳住阵脚,然后扫清外围敌人”,所以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南昌城,脑袋有些发热,无暇考虑其他。南昌,城墙高大坚实,三面环水,初唐四杰之首王勃曾在《滕王阁序》中对其有过“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评价,可见这确实是一块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虽说南昌易守难攻,但也得看守军的战斗力和斗志是否也像地形一样难以对付。如果用之前的程潜第六军来守,一座南昌城也不算什么。但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守军内有坚城深壕可以死守,外有强悍的友军随时支援,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只需玩命打仗就行。因此,攻城的一方必将遭遇最顽强的抵抗,承受最巨大的压力!可蒋总司令似乎没有看见这些不利因素,10月中旬,他以自己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再次强攻南昌,掀开了北伐军第二次进攻南昌的序幕。虽然第二军、第三军的战斗力一般,但第一军第二师的战斗力之强那是毋庸置疑的,可是面对守军的凭险顽固死守和暗夜水上反击,尽管北伐军不怕累不怕死,牺牲如山,但还是再次败在了南昌城下。被大败冷静下来的蒋介石,终于有空思考北伐军连战连败背后的原因。难道原因真的是孙传芳的军队战斗力太强横了吗?不对,即便是最厉害的卢香亭所率领的北洋第二师,其战斗力大概也就和第一、四、七军持平,所以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原因,但问题出在哪里呢?通过仔细分析,以及和参谋班子——加伦、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等人的深入交流,蒋介石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南浔铁路。北伐军用11号行军,孙传芳的手下坐火车赶路,两条腿还能快过火车?卢香亭等人就依靠这条铁路带来的速度优势在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等地及时快速的转移兵力,相互增援,随时形成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北伐军,这就是孙传芳获胜的秘密所在。看到了这一点,离胜利就不远了。蒋介石决定调整策略:首先截断南浔铁路交通线,最后夺取南昌!为了给胜利再加上一道保险,蒋介石将成功拿下武昌的第四军调到了江西战场。找到了正确的克敌策略,精锐也集聚江西,北伐军全面反击的时候终于到了!面对北伐军对南浔铁路交通线的全线攻击,没有分身术的卢香亭忙不过来了,孙传芳也终于没办法了,顾得了东,顾不了西,顾得了头,顾不了尾。顾此失彼的孙传芳,没能招架住骁勇依旧的第四、七军、恢复了正常水平的第一军以及打出了血性的第二、三、六军的全面反击。阵地接连失守,南昌被一战而下,主力接连丧失,就连孙传芳的绝对精锐——北洋第二师也伤亡惨重。11月底,孙传芳前后投入江西的近十五万部队几近覆没,江西的北伐军随时可沿长江北上,威胁江苏南京。江西的北伐军收割胜利之际,何应钦也传来了好消息。北伐军在江西陷入困局之际,即10月上旬,何应钦带领第一军余部成功瓦解了孙传芳的另一路军队——周荫人对广东发起的攻势,保住了北伐军的后院。10月

                      眼,“你们也不瞅瞅这司南斗盘上的八卦排列。”我俩听得一阵迷糊,不约而同地向那司南斗盘望去,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不是……“先天八卦,乾南坤北,乾为金,坤为土,针秉先天之金气,于乾为同体,于坤为金母,此针所以首南而尾北也。至汉张子房只用十二支,至唐一行除戊己二干居中只用八干……”耿婆的话戛然而止,冲着我俩摇头道,“这下面的我就不背了,人老了,这记忆力就差了啊。”这是清代孟浩所著《雪心赋正解》中的一段文字,是风水堪舆典籍中的一段经典诠释,说的就是先天八卦的地盘刻度。“汉张子房”便是张良,而当年他改进姜太公的奇门遁甲局七十二局为十八阴阳遁局时,用的也是后天八卦原理。如此看来,这个以先天八卦为基础的司南斗盘,年代确实是在三皇五帝时代。“说是这么说,不过老婆子也弄不懂这斗盘的奥妙。”耿婆叹道,“司南盘我见多了,可这个样子的却第一次看到,居然还会打上孔。”说到那个孔洞,按司南的构造原理来说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孔洞光滑的边缘可以看出,这是制造者刻意造成的,但司南上作为指针的磁石长勺需要底盘绝对光滑,如果出现这样的孔洞势必便会增加摩擦力,这样一来这个司南的精确度就会受到影响。三皇五帝、先天八卦、司南斗盘、圆孔……难道这块斗盘是另一件指南仪器的组成部分?!“也许我们都被惯性思维蒙蔽了。”沉默许久的晖儿突然道,“我想,这个司南指的应该是司南车,年代成于黄帝时代。”《晋书·舆服志》曾这样记载:“司南车,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制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它是一种指示方向的机械装置,是在联合运用车轮、滑轮、各种齿轮和绳索的基础上的指南针的原始形式。晖儿的结论并非空穴来风,如果结合这块司南斗盘的以上特征,那么它很可能是指南车的方向标记部分,而那个圆孔便是导杆孔,用来穿出支撑木人的导杆。从三皇五帝的时代背景去追溯这块司南斗盘的确切时间,那么被锁定的目标就只会有一个,最早应用指南车的人——轩辕黄帝。“我参阅了姜老送我的笔记,上面的记载和这块司南斗盘几乎完全相符。”晖儿递过手中的笔记道,“只不过它的盘符设计似乎在凸显着奇数幻方阵列,我大约地列出了一系列算式,但却看不出结果。”那本泛黄的旧笔迹上清晰地画着与司南斗盘相似的图案,而从九宫八卦的标记上可以分明地看出,这块司南斗盘上刻意留下了清晰的数字。“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四八为足,五居其中。”我看着数字标记脱口而出,“这是洛书的幻方阵列,后天八卦是源自洛书,这个先天八卦怎么会遵循洛书原则?!”“我不是很熟悉河图洛书,但从幻方阵列来看,这个斗盘还有下一层含义。”晖儿迅速地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S立即导入数据,屏幕上那个虚拟的司南斗盘立刻转动了起来,一阵变化交错间,新的数字阵列显现了出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耿婆端详着屏幕上的图案缓缓道,“这先天八卦套上了后天九宫,才会把河图洛书给拧到了一块。晖丫头,你能不能把两个算式拼起来?”“已经拼起来了,这个算式的结果我看不出什么规律。”晖儿点点头,点出了一个综合的数字阵列,“不过,对亦凡来说应该很眼熟。”屏幕上由黑白圆点组成的数字阵列再次转动了起来,可就在停下的那一瞬间,我几乎惊叫了出来。二十九、残笑人间那正是一直出现在我家信箱中的神秘图形!世事往往总是如此,当你历经千辛万苦,辗转面对事态的发展,兜了一个大圈却发现又回到了起始点,通常这种情况会被称为“造化弄人”,但此时我的心情相对还算平静,至少现在的我已掌握了《闻风拾水录》的三大篇章,至少现在知道那图形是来自司南斗盘上的河图洛书组合,至少我有一群值得信赖的杰出伙伴。但即便有那么多“至少”,眼前这个谜题还是没能解开,作为被神秘势力看重的物件来说,司南斗盘的背后绝不仅仅是隐藏了一个算式图形而已。言大当初含糊其辞的交待误导了我的判断,言家五虎应该是在一年多以前把司南斗盘交给那些人的。事实上他们已在这块司南斗盘上得出了相同的算式图形,只是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如果那些神秘信件中的图形是用以试探我的话,那么听风能力的甦醒,《闻风拾水录》书稿的出现以及那块神秘的铜镜就完全不是巧合了。甚至可以断定,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对方处心积虑布下的一个“大局”,我们这些涉及此事的人都是局中的一颗棋子。而我,则可能就是盘活这个局的“活子”。“说起这个,倒的确有些奇怪。四派人中,你们听风一派是最少和其他派别来往的。”耿婆在听完我的分析之后,若有所悟道,“早些年间听派里的长辈说起过,这一派在古时曾犯过大忌,被一个强大的势力惩治了一番,再后来就销声匿迹了。”“犯忌?强大的势力?”我不由得惊异道,“难道就是莫曹背后的那股神秘势力?”“这就不清楚了,关于你们这一派的消息本来就不多。”耿婆摇头道,“如果不是见到你,我还以为听风一派早已灭迹了。”“对了,老凡,你爸妈就从来没和你提起过啥?”林岳好奇道,“或者有啥和平常人不一样的地方?”“没有,他们所做的和其他正常的父母一样。”我叹道,“除了在我高中那年莫名其妙地移居海外,把我一个人丢下。”“咦?对啊,老凡,你爸妈走的那年好像就是我爸出事的时候。”林岳眼睛一亮,“难道说,他俩去国外是为了……”“也许是为了保护你。”晖儿柔声道,“所以他们二老才那么匆忙地移居海外。”说到父母亲,我心中隐隐泛起了一阵酸楚,自从那年移居海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二老,除去常规节日会寄来祝福卡片之外,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不对,按那股神秘势力的手段,如果我父母是想保护我才被迫移居海外的话,那他们和我保持联络就一定会暴露我的所在,如此低级的错误断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身上,除非……“傻小子,别多想了,眼下只要找出背后那人,一切自然会水落石出。”耿婆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世间万物冥冥中自有定数,多想无益啊。”接下来的两天內,我们穷尽了所有的智慧和知识,却始终无法破解出司南斗盘中的奥秘,那些奥妙的图形和复杂的数列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丝毫不肯露出它埋藏在洞底的秘密。至于韩笑,则一直是微笑着保持沉默。不过,他倒是没有效法三国时的徐庶,进了“曹营”就一言不发,时常还会和林岳斗斗嘴解解闷,两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倒也趣味纷陈。每每遇到这种场面,S便会一声不吭地避开,这个爽朗的姑娘似乎变得心事重重了起来。也许,在S的心目中,韩笑已悄然占据了一席之地,只不过连她自己都无法确定对这个敌人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男女之间的感觉往往就是那么奇妙,如果可以那么简单就窥出所以然来,世间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痴男怨女呢?井字楼的改造工程终于完工了,避开了那些繁文缛节的俗套应酬之后,我们各自准备好丹砂器具,只等当晚子时给那十二个尖顶“定阳”。子时为一天中的阴盛之时,但自这个时间起,自然环境中的阴气便逐渐衰退,因此子时也是由阴转阳的一个关键时段。定阳的原理便是利用这个恰好的时机,以纯阳的丹砂配合奇门遁甲中的阳卦顺序,逐一布设在那代表十二地支的火形尖顶上。这种做法就像是中医药理中药引的作用,而它所引发的便是地支亢阳局这帖良药。为了便于行动,莫炎弄来了四部带有免提耳机的步话机,分发给耿婆、林岳和我各一部,他自己也留用一部。当晚将由耿婆通过这些步话机,一一指导定阳的步骤顺序。晖儿和S则留在了旅店的房间内,由狴犴陪同一起监视着韩笑。在失踪了近七十二小时后,莫曹一定会觉察到其中的异状,以他的能力断不会找不到韩笑的所在。不过,我们离开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左右,即便莫曹亲临营救,在狴犴的保护下,晖儿和S还是可以全身而退。“一旦有事就立即通知我们。”我让晖儿和S各设置了一个手机紧急呼叫,把我和林岳的号码存入快捷键中。“放心去吧,这里不会有事的。”晖儿柔声笑道,“数字阵列方面我已经设计了一个程序,回来时说不定会给你个惊喜。”“没必要这么严加防范的,如果我想跑,也不会等到现在。”韩笑懒懒地笑着道,“能给口水喝吗?我有些口渴。”S看了看韩笑,悄无声息地递过一杯水,后者接过水杯毫不客气地大口喝了起来,那样子看来的确很渴。在九炎灵锁的作用下,他的能力已完全被禁锢了起来,但手脚还能活动,只是有些无力而已,现在韩笑的力量程度等同于一个三岁的小孩。“你……喝慢点……”S有些不忍,出言提醒之下却又有些犹豫。晖儿正在电脑边编写着程序,瞥见他俩的样子便戴上一副耳塞,随手打开了音乐播放器。“谢谢,长这么大,除了师父,你是唯一一个会来关心我的人。”伸手抹去嘴角的水渍,韩笑直直地看着S,笑容中有着说不出的落寞。“你那个冷血的师父会关心人?”S脸色变了变,声音有些僵硬了起来,“他除了让你帮他到处害人之外,还会做什么。”“我是个孤儿,是师父把我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养大的,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我。”韩笑幽然道,“师父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不管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荒谬,你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念吗?!”S不禁有些怒意,“就算他救了你,养大了你,教会了你,这些就可以成为你替他作恶的借口吗?!”“在你们看来,师父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但对我而言,他只是在做他要做的事情。”韩笑脸色凝重了起来,“我认为对的就是好,我认为错的就是坏,这就是我的是非观念。”S不禁语塞,对于韩笑的这种论调,她找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莫曹的是非功过韩笑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所谓的好与坏又何尝不是世人依据自己的好恶而订立出来的标准呢?在这些标准之间,所存在的不同也只是拥护者的数量多少而已。“Bingo!”晖儿兴奋地拍了一下手掌,电脑屏幕上一个信息窗口显示:“程序调试成功。”“程序完成了?!”S闻声走了过去。就在她转身的瞬间,韩笑嘴角露出了调皮的笑容,一个折纸小人落在了地上。伏在一旁的狴犴立刻机警地站起了身子,但很快却像被电击一般缩了回去。让狴犴害怕的是一根乌黑短小的木杖,杖头上雕刻着一个诡异的狐狸头,那正是当初韩笑用来克制它的风狸杖。而此刻,这把风狸杖再次出现在了韩笑手中。“折纸化虚。”莫炎看着手中的纸人恨声道,“他是故意被我抓住的。”在井字楼完成定阳之后,我们很快便回到了旅馆,可一进门便发现了蜷缩在一边的狴犴,被禁锢的韩笑已不见踪影,而晖儿和S同样失了踪。从韩笑留下的折纸小人来看,他是用了替身术,莫炎的九炎锁灵根本没有对他起到作用。在这近三天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演戏,为的就是等待今天这个时机。“靠!当时我就该灭了这小子!”林岳显得格外暴躁起来。井字楼的顺利改建,韩笑故意被擒,司南斗盘落入我们手中,晖儿和S被绑架,这一连串的事件在我脑中不断拼接成形。很显然,我们又再次落入了一个精心布设的局,可对方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呜……”桌上晖儿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来电显示为“无法识别的号码”。“喂?”迟疑片刻,我接通了电话。“是王亦凡先生吗?”电话的一端传来浑厚的男中音。“请问您哪位?”我沉声反问道。“风钺。”“品茗阁”是一家古朴典雅的茶楼,据说是市内最好的茶楼,一杯茶的价格可以抵上工薪阶层家庭一天的伙食费。好茶本就无价,但对于这里的收费我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我不是来喝茶的。下午一点三十分,我们如约来到这里,一进门,迎面见到的便是莫曹那张亲切的笑脸。“果然准时。”莫曹微微欠身,做了个“请”的手势,“风爷正在楼上恭候大驾。”众人面色各异地看着莫曹,但都没有答话,脚下不停地向楼梯走去。“很抱歉。”莫曹紧跟一步,伸出手臂拦在了楼梯口,“风爷只见王亦凡一人,其余各位由我代为招待。”“你到底想做什么?!”莫炎冷冷道,“要动手,我奉陪。”“为了两位女士的安全考虑,请各位还是配合为妙。”莫曹不以为忤,依旧微笑道。“既然风爷如此盛意拳拳,那我单刀赴会一回又何妨?!”我淡淡地笑道,悄悄在莫炎的衣袖上拉了一把。“好小子,有点关云长的风采,你放心上去,咱娘仨在楼下陪陪这位莫大爷。”耿婆爽朗地笑道,眼中带着赞许和关切。“老凡,有啥事儿就吆喝一声。”林岳怪声道,“今儿就是来玩儿命的,谁找不自在,咱管够!”看到我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莫曹礼貌地将三人让到一边的茶座上,亲自斟起茶来,偌大的一间茶楼竟似已被包了场。二楼是环境优雅的茶厅,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坐在正中的茶桌边,专注地泡制着功夫茶,身旁的凳子上蹲坐着一只金色皮毛的猴子。见我上楼,那猴子龇了龇牙,脸上竟似带着得意的微笑。“请坐。”一盏冒着热气的茶水放在了桌上,看来那个空位是专门预留给我的。“风爷这么大费周章地精心布局,应该不只是让我陪你喝茶吧?”入座、品茶,我淡淡地问道。“茶之道,淡泊、静心,戒骄戒躁。”风钺抬起头微笑道,“在这个世上,心急永远不是成事之道。”我这才看清眼前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风爷”,从相貌上来说这是一张普通到了极点的脸庞,如果混入人群,只怕很难在其间将他一眼认出。他的身躯高大魁梧,显得十分的健硕,但整个人却透着亲切与谦和,完全看不出一丝的霸气和狠毒。在商战交锋中,我曾遇到过一些强劲的对手,虽然城府不及风钺如此之深,但却有不少类似之处。对于这类人而言,你的急躁往往就是他制胜的关键。想到这里心中的焦躁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淡然微笑,一口浓茶抿入口中。“品茶以味而知趣,茶香绵淡,却入口浓郁。”我缓缓道,“茶如其人,意如其心。”“好一个‘茶如其人,意如其心’!”风钺朗声笑道,“知我者,非君莫属。”“巧赠铜镜,让我得到异于常人的能力,奇局迭出,多少次生生死死,”我晃了晃茶盏,将剩余的茶水倒去,“纵观前后,林林总总,表面的布局便有如茶香绵淡,而其中的深意则好似茶味浓郁。”“果然妙人,依你看来,这绵淡和浓郁孰轻孰重呢?”风钺颔首道,身边的金毛猴子自他手中接过茶壶,摇摆着为我斟满茶水。“无轻无重,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烟雾而已。”大脑飞速地整理着思绪,这些天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若真要说‘重’,那便是我。”此刻,城市某处的一间屋子內,韩笑正目不转睛地看着S和晖儿。“这就是你的是非观念?”S的声音淡得有些出奇,脸上隐隐透出一丝悲伤。“我说过,不管师父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韩笑依旧笑着,眼中却带着同样的悲伤。S冷冷地闭上了眼睛,仿佛再也不想看到眼前这个曾令她犹豫不已的男人。“既然这样,你又为什么要救我们?”晖儿盯着韩笑的眼睛,缓缓道,“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耿婆从现场的痕迹看出是有人暗中破坏的缘故。”“那能说明什么?或者说你想证明什么?”韩笑嘴角微微一扬,脸上的调皮浓重了起来。“你喜欢S,所以不想她受到伤害。不过,你自己都无法判断这种感情是不是爱。”晖儿继续道,“这一点上你的确是依照自己的意愿在做,直到你师父让你来绑架我们。”“有时候真的很羡慕王亦凡。”韩笑微微叹了口气,“能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是他的福分

                      ”。这些钦定议员有军功贵族,有纳税大户,有博学鸿儒,这一部分也没有问题。据说问题主要出在那为数并不太多的各部院大臣或皇室、或亲贵这部分名额,他们担心将这一部分指标也放到各省竞选,这不仅有碍于他们的尊严,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个基本判断,他们很可能无人当选,选民们仅仅出于对贵族政治的天然敌视,就不会赞成这批贵族继续当政,就会用选票将他们拉下来。所以满洲贵族就此进行殊死抗争,不再妥协,终于使原本极有希望的君主立宪功亏一篑。这当然非常可惜,许多人认为这是后来民国政治长期困扰动荡的一个根源。研究者的困惑当然不在这里。研究者的困惑在于,你和你的同僚那么聪明,既然能够软硬兼施让南方独立各省大致同意重回君宪,为什么没有为满洲贵族设置一个退出机制呢?在家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大清王朝毕竟只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天下,这些满洲贵族的祖先们毕竟是跟随爱新觉罗打天下坐江山几百年了,几百年已经习惯于政治的经济的特殊权利,你们想用君宪去换取他们的权利,为什么没有替他们设计一个替换程序,为什么没有想过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的赎买政策呢?满洲贵族没有接受正式国会召集方式,这就逼着中国政治转向,特别是在南北胶着的大半年时间里,满洲贵族不知退让不知权力分享,这应该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愤怒的根源,也是放弃君宪转向共和的关键。现在研究者大致能够认同这种转变的合理性,大家不太明白的只是,段祺瑞等人带有威胁性质的共和呼吁,特别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带有“黄袍加身”性质地拥戴你为新政府大首领,这在多大程度上带有你的暗示?假如没有你的暗示,段祺瑞们敢这样猖狂地向朝廷叫板吗?从现在已有文献推测,当然无法得出段祺瑞们是由你指使的结论,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十几年前就对谭嗣同说过,你带兵的基本原则是训练这些官兵对朝廷的忠诚,政治上的训练大于或者说不小于军事上的训练。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在你一手调教的新军中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否意味着你在三年赋闲后,已在事实上失去了对新军系统的绝对控制呢?还是你个人也认为继续指望满洲贵族退让已经不再可能,你们那一代中国人追求和奋斗了十几年的君主立宪只有这样毁于一旦呢?当然,我也注意到段祺瑞们在将中国政治带到另外一条轨道去的同时,也为清廷、为小皇上、为皇太后作了充分考虑,因此方才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鼓吹十几年的“驱除鞑虏”在这次政治转折中了无声息趋于消逝,“鞑虏们”没有像几百年前的“蒙古鞑子”被赶往东三省,这不仅历史主义地解决了一个王朝如何退出的重大难题,而且在不经意间达成“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共识。这一点确实为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贡献巨大,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假如不是你和新军将领们如此智慧地解决问题,假如真的将鞑虏们驱逐出去,那么后来固然不会有满洲国,只是东三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恐怕真的很难说了。大政治家一念之间确实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南北和谈中究竟怎样从驱除鞑虏转向五族共和,现在的研究者确实不太容易弄清了。这也是对辛亥革命研究和对你的研究中一个比较困惑也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南北和谈在各方妥协下终于比较完满地解决了纷争,除了大清帝国退守紫禁城略有损失外,辛亥参与各方其实大致上说各得其所,只是我们今天稍有不明白的是,你和你的新政府同僚既然如此恭维孙中山,那么为什么不在民国之后的政治架构中容纳孙中山和他的那些同志呢?从后世的眼光看,宋教仁被杀当然是一个悲剧,这件事情不管是谁干的,其实都将刚刚建构的民主共和架构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孙中山之所以借着这件事起兵大闹,除了宋教仁血案这个直接理由外,难道没有因为你们太过于无视孙中山等人对民国的贡献?你们为什么不能将孙中山纳入体制,为什么不能劝说孙中山像宋教仁一样参与到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成为有意义的建设者呢?而且,还有一点很值得讨论,那就是当中华民国创建后,你和你的同僚们为什么在民国法统中没有为南京临时政府保留一点儿法统地位呢?孙中山十几年来自以为独创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为什么根本不入你的法眼,从来不被提及呢?许多研究者在讨论1912—1916年的中国历史时,真的感慨万千,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刚刚成立就走向解体,你对共和的誓言言犹在耳,为什么急不可耐地选择帝制走向独裁呢?后来的历史证明,你可以实行事实上的独裁,但你不能戴上那顶哪怕只是名义的皇冠。聪明一世的袁大总统已经做到终身总统了,而且一再重申无意于帝制,为什么到了后来还是把持不住自己呢?历史无法遗憾无法后悔。我在阅读洪宪帝制史料时,深切感觉到自从你住进紫禁城之后,直觉开始变得很迟钝,你不太知道外部世界的真相,你开始用想象代替真实,再加上权力独大和宵小恭维,使你逐渐错误地以为自己就是神,就是救世主,你先前一再宣称要做中国的华盛顿,要为中国开新局,你要是真的做到这一点,不仅你个人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要改写,中国的历史面貌也肯定不一样。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聪明一世,到了关键时刻就糊涂一时了呢?看来,制度,只有制度才能保证一个人不出错或者少出错。一个人无论有多大能耐,个人智慧、个人承诺都是靠不住的。这应该是洪宪帝制带给中国的最大教训,不知袁大总统以为然否?专此,敬颂在另一个世界安宁马勇一个专职研究你生平业绩的人2011年12月11日清晨于安阳旅次(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02期)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今年(2013年)是宋教仁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适值早春,又近清明,抚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伟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求民主宪政的真诚、韧性。在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认为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最坚定的宪政追求者,不惜为宪政献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甚至在“后阶级斗争”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宋教仁对宪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与虎谋皮。宋教仁为宪政而死,在许多人看来,有点不值,革命党只能用实力说话,没有实力,没有枪杆子,清廷不会自动立宪;袁世凯更不会乖乖地接受宪法约束。这种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不能说不对,但显然还有重新研究的空间,至少还应从宋教仁本身进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还是不值。宋教仁在清末民初政治分类中,确实属于革命党人,但宋教仁又与绝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孙中山最早看出清廷政治体制不具备改革基础,不具有改革价值,因而孙中山自1894年萌发反清意识后,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当然,孙中山即便中途有挫折,有犹豫,历史也没有给他反悔的机会,自从1895年策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就与清廷势不两立,清廷即便宣布预备立宪了,也不愿将孙中山等人赦免。这就将孙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与孙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十九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就是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后”成长背景。1902年,新政第二年,二十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遇到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他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是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廷虽说宣布新政了,实行改革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复苏了,政治热情被再度激活。然而正因为这样,当人们的视野已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廷已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按照清廷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对于满洲人极端失望,而新政给予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也是许多青年知识人对清廷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仅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指标,使中国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十年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廷“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上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廷已经没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推翻满洲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廷,对着满洲人。同盟会成立是一个重要标志,是那些热血青年对清廷不改革、假改革的回应。清廷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高潮反过来必然反制清廷,促使清廷走上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高潮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廷形成巨大刺激。清廷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果如此,清廷就可以缓解变革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俄国也开始革命了,沙皇也只得宣布改革了。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廷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一年后,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预备立宪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闹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清廷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相当一批人,如刘师培夫妇、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从高潮走到低潮。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一批革命党人,和他们做了好朋友,还因为清廷不改革。现在既然清廷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儿都不让人奇怪。1908年,宋教仁机缘巧合与袁世凯等体制内大员建立了联系,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才华非常欣赏,希望宋教仁回归体制,参与立宪。然因种种原因,宋教仁并没有如袁世凯所愿,回归体制。武昌起义发生后,宋教仁受湖北军政府邀请,第一时间来到武昌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约法》。《鄂州约法》所体现的只是近代政治必须具备的“三权分立”原则,约法规定新政府以都督为行政中心,都督与议会、司法三权共同构成最高权力中心,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员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归属于法司。这套立宪架构的法律体制,与清廷正在进行的君主立宪一脉相承。如果要说区别的话,《鄂州约法》只是剔除了君主,权力来源属于人民,不再是君主立宪,而是人民立宪。很显然,这套思想并不是同盟会,甚至不是华兴会的政治主张,反而与袁世凯十多年来提倡、推动的君主立宪改革具有许多契合处,由此也就可预示宋教仁与袁世凯在未来具有合作的可能性。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很快就被在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袁世凯政府所取代,在政治的基本面,中华民国实际上延续了过去十年的宪政改革,只是君主不再。宋教仁热心政治,是因为他的宪政立场。他认为中华民国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宪法政治,就是宪政。宪政原则在竞争,政治上的合法竞争、和平竞争是民国政治的必由之路,暴力革命必须永远完全放弃,否则不足以沿宪政。根据这样的政治理念,宋教仁进入民国更加活跃,他的理想不是阁僚,而是阁揆,所以他按照政党政治的原则努力打造议会第一大党,争取通过和平的议会竞争实现政党轮替,夺取组阁权。宋教仁的想法正大光明,他对民主宪政的忠诚与期待令人佩服。在很长一段时间,宋教仁就像我们今天能够在西方民主国家、在台湾大选中看到的那样,风尘仆仆东奔西走,纵横捭阖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争取议会多数,其实也像一切“民主初步”时的政治家一样,宋教仁也曾操控选举,比如在湖南选区;也曾与反对者发生肢体冲突,而且不止一次。这些其实都是民主初潮时的正常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步到位,成为成熟民主。宋教仁不论有多少不足或问题,都必须承认他仍然是中国民主初潮时代的弄潮人,是中国民主政治先驱者之一。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让宋教仁的理想变成现实。当他对议会多数信心满满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刚刚开启的民主政治遇到巨大挫折。“宋案”的后续故事令人唏嘘,可作多种解读。但我们看到宋教仁弥留之际依然认为中国不应放弃宪政之路,中国必须告别革命,远离暴力,相信只有宪政,才是中国应该追求的千秋大梦;只有议会,才是政治家应该去的地方。革命者惋惜宋教仁之死,有足够理由。百年后重新思索宋教仁思想,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不仅需要宪政,而且需要更多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中国的政治家只有被圈进议会的笼子里,他们才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辩论说理,才能不得动辄动用武力,惊扰百姓。一个宪政的中国,是宋教仁的期待。纪念宋教仁的最佳方式,就是促进宪政中国从梦想到现实,应该激励更多政治家放弃斗争理念,乐于成为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迷”。杨度为什么不忏悔杨度(1875—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特的

                      绍曾、蒋方震(蒋百里)、蔡锷、陈仪、孙传芳、徐树铮……当然,以上这个名单,远远是不完整的。当年,蒋介石念完了“振武学校”之后,在日本陆军部队实习,实习期间的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蒋介石偷偷回国参加革命,从此,终生不再回日本求学。因此,蒋介石事实上,从未踏进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游客身份除外),也从来没有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念过一天的书。也就是说,蒋介石根本就不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更不是它的毕业生。蒋介石在日本的同学也是其终身密友、国府高官张群,在《张群先生话往事》这本资料里面,说得很明白:蒋介石在双脚尚未踏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之前,就已经当逃兵,辍学回国了。张群的这份证言,原文照录如下:“……(我)宣统年间在日本振武学校肄业,和蒋先生同学,卒业后,升入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为士官候补生,又和蒋先生同一连队。辛亥武昌起义后,我们都回国参加革命……”另外,日本史料《高田市史》,也收录了日本报纸《高田新闻》明治四十三年(公元1910年)12月6日版的新闻报道《清国学生入队》。这篇报道,也旁证了张群的证言。其中的时间、地点、事件……各种信息,都是吻合的。我们梳理蒋介石在日本的留学岁月,可知道以下的事实:1.蒋介石在日本的求学岁月里,入读的并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是日本“振武学校”。2.蒋介石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期间,被分配到日本陆军实习,实习之后,理论上有机会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但是,在实习期间,蒋介石偷偷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去日本深造了。换言之,蒋介石终其一生,从未就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事院校。关于蒋介石未曾入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名单。在这份长长的名单里面,根本就没有“蒋介石”、“蒋中正”、“蒋志清”、”蒋瑞元”这些名字其中的任何一个。关于这个留学生名单,读者可以参考学者雷博宁所整理的《中国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名单及学生简历》一文。后来,蒋介石飞黄腾达,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督校期间,黄埔军校有不少的学生,误以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对此,证人有黄埔一期生蒋超雄。依据蒋超雄在《我在黄埔军校的回忆》一文里面的说法,蒋超雄直到年老之时,仍然误认为校长蒋介石,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我们不妨摘录蒋超雄回忆文的一段看看:“……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北方军阀相互攻伐,全国一片混乱,革命形势很好。十分迫切地需要外立革命武装部队。可是黄埔军校的成立较预定期推迟了半年,原因是中山先生在选定校长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当时蒋介石从俄国考察回来,对红军的组织、训练,已有初步认识。同时,蒋是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的正式军人。另外,蒋对孙较为忠实,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中山先生避难永丰舰,原来在孙左右的人,大都逃往上海;而本来在上海的蒋介石却南来广州,助孙策划一切。故孙先生后来亲书‘患难与共’四字赠蒋。最后中山先生以拖延时日有误革命时机,认为非计,毅然告众说,非蒋介石任校长,宁可军校不办。校长一职,遂成定局……”很显然,我们从文中可以看到“蒋是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的正式军人”这一句。疑问是,是蒋介石刻意对他的学生说谎,还是学生们自己造谣传谣?这一点,也许有待于进一步的考据。在蒋介石的学历问题上,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这册资料里面,也记录了这么一个事情:蒋介石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的总负责人刘宗纪送过五万元,并婉转地要求刘宗纪承认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籍。李宗仁在这一点上的证言,是这样的:“……蒋介石飞黄腾达之后,曾经派人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总负责人刘宗纪送去五万元,潜台词是要求刘宗纪配合自己的学历谎言。一些真正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友如蒋作宾等,对刘宗纪发表异议:‘学长!我们什么时候多出了蒋介石这么一个重量级的校友?我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念书的时候,怎么就没听说过蒋介石这么一个人呢?’刘宗纪当时对蒋作宾这样说:‘我们有钱收,还不好吗?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当然,李宗仁的说法,也许可以算作孤证。但是,至今比较明确的是:蒋介石从来没有念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个,应该是比较清晰的。那么,为什么蒋介石要在自己的身份证上填写了“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历?为什么黄埔军校的学生会误认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蒋介石,为什么又要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送钱讨好?我想,以上这些问题,似乎都指向以下的同一个事实:我们有些国人对学历的崇拜以及因此所萌发的虚荣心,使得某些成功人士伪造学历的作为,屡见不鲜。问题是,这种事情瞒得了一时,却瞒不了永世。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蒋介石的“梅毒脱发”之说

                      关于蒋介石的秃头,在中国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蒋介石年轻时得过梅毒,他的秃头,是梅毒的后遗症。可是,这种说法,真的经得起推敲吗……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妇孺皆知的绰号——“蒋光头”,蒋介石自从步入中年之后,基本上都是以秃头的形象见诸于世。在抗战时期来华助战的美国将军史迪威,更是戏谑地称蒋介石为“花生米”——因为蒋介石的光头,远看着,就像一颗圆不溜秋的花生米。那么,蒋介石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首脑人物,为什么会是一个光头的形象呢?在这一点上,民间传说纷纭,其中,流行最广的说法是蒋介石因为染上梅毒,掉光了头发,从此,终生秃头。可是,真相是这样的吗?首先,我们先来探究一下蒋介石是否曾经患过梅毒?让我们先来读读《蒋介石日记》。《蒋介石日记》1919年7月26日这一天,有这样的记录:“近日甚受淋病之苦,心生抑郁也。”从此,我们可以得知:蒋介石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得过淋病。蒋介石在年轻时,的确生活“不检点”,这一点,似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淋病”毕竟不是“梅毒”。我们再来看看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所著的《陈洁如回忆录》。陈洁如在这本回忆录里面,记载了蒋介石染上性病,并且将性病传染给陈洁如的事情。但是,陈洁如的文字,一会儿说是“梅毒”,一会儿说是“淋病”,自相矛盾,恐怕并不足以为信。陈洁如在这一件事上,是这样说的:“作为蜜月旅行的第二部分,我们游览了苏州,回上海之后,我发现身上出了疹子。我试用各种油膏擦抹,不但无效,而且越来越糟。后来,突然发现腿上也出现疹块,手腕按脉处也出现两块红疤。它们虽不痒,但看起来很不好,我很发愁,我一生从未得过这种病。介石带我去看他的朋友李大夫。他是德国留学生,专精细菌学和性病。李大夫取了介石和我的血做瓦塞尔曼氏反应检查(梅毒血清诊断法)。等了令人心烦的日子,这位血清专家宣布我们的血有阳性反应。我一听到这个坏消息,发了疯似的,立刻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冲出诊所,坐上一辆出租汽车到我母亲家。‘噢,妈妈。’我哭诉着,‘我得了花柳病。是大夫告诉我的。看看我这些毛病。’不到半小时,介石来了,解释说这病是轻度的,用六零六针药可以痊愈,这是他自己的旧毛病,传给我了。母亲痛骂了介石半小时。他承认了他的‘罪恶’。‘我再也不同你在一起了。’我哭喊着,‘你是个坏东西,我要跟你离婚。’‘我怎样才能使你相信我要真的悔罪呢?’他哀求着,低头站在那里,表情非常严肃阴沉,接着说,‘只原谅我这一次,回到我的身边来。我向你发誓,为了悔过,永远不再沾一点酒。’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你要同他去大夫那里,赶紧去治,不可耽搁,最要紧的是把那个病从你的血中清洗干净。’于是,那天黄昏,介石再带我去李大夫诊所治疗。在打针前,李大夫对介石说:‘这是个不大好谈的话题,所以请让我和你的夫人单独谈谈,你可不可以在候诊室等一下?’介石出去以后,李大夫向我做了六零六注射,并说:‘你打十次针,就可痊愈。我现在要坦白告诉你,淋病细菌已进入你的身体,说确切点,就是你的输卵巢,这可能使你不能怀孕。但是你的病是轻度的,只要继续坚持治疗,就不必担心。’事毕,我走进候诊室轮到介石进入诊疗室了。他打过针后,李大夫告诉他:‘你在结婚前,本应先完成以前的治疗,但你没有等待充分的时间以完全治愈,因而传染了你的夫人。从现在起,你必须继续坚持治疗以便康复。你原已患有附睾炎,这使你不能生育。今后你恐怕不可能再生育孩子了。’为了表示悔悟,介石对我起誓,如我答应不离开他,从今以后,他不再喝所有烈性酒,普通酒以至茶和咖啡。‘我愿终生只喝白开水。这是一种自我惩罚,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吗?’”以上,就是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在《陈洁如回忆录》中的叙说。我们从陈洁如的这篇叙述看出来文中开始说“梅毒血清测试阳性”,后来又说那是“淋病”,到底是“梅毒”还是“淋病”?前后矛盾,语焉不详。难怪学界有人怀疑陈洁如的这本回忆录的真实性,甚至有人直接断定这本《陈洁如回忆录》是一本“伪书”。也就是说单凭这本所谓的《陈洁如回忆录》,我们也不能断定蒋介石是否患过梅毒这种病。除此之外,目前似乎也还找不到有关于蒋介石患上梅毒的确切证据和相关史料。我们退一步来说就算蒋介石患过梅毒,而即便如此,梅毒和脱发的关系,仍然是值得考察的一个关键点。梅毒是否能导致秃头?医学告诉我们:因为染上梅毒而得的脱发症,在医学上叫作——梅毒性脱发。据查,梅毒性脱发,有以下两个重要的特征:特征一,不容易患上。每100个梅毒患者当中,大约只有4个患者会患上“梅毒性脱发”。特征二,梅毒性脱发并非永久性的脱发。治愈梅毒之后,头发会迅速长回来。这里的特征二是相当关键的,梅毒性脱发并非是一种永久性的脱发。治愈梅毒之后,头发会迅速长回来。据此,我们不妨作以下的逻辑推理:推理一:假设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假设他的梅毒不能治愈,那么,蒋介石在青壮年时期,早就死了。因为梅毒是一种致命的传染病。推理二:假设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假设他的梅毒已经治愈,那么,蒋介石的头发会迅速再次长回来——也就是说,蒋介石有头发,蒋介石的光头,是自己故意剃光的——并不是“梅毒”所导致的。上述的逻辑推理,是非常清晰的——只有一种可能,蒋介石有头发,光头是自己剃的,与“梅毒”这种病并没有关系。事实上,蒋介石的身边人所留下来的证言,也证实了这个推理——蒋介石并不秃头——蒋介石是有头发的。依据蒋介石的卫士翁元在其所著《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这本回忆录的记载,蒋介石的确是有头发的,但是蒋介石的头发很稀疏,而且也很柔软。而更为关键的是,蒋介石有剃光头的习惯,一旦长了头发,蒋介石就立即叫人剃掉,所以,蒋介石其实是“故意剃光头”的,并非是生理性的秃头。翁元在这本《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一书中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我记得是老先生的幺孙子孝勇,升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老先生见到孝勇怎么会剃个大光头,就问孝勇:‘这是怎么回事?’孝勇十分吃惊地说:‘阿爷,你不知道啊,我们老师叫我们大家要理“中正头”,就是要理光头的意思,好像全台湾中学生都是理这种头!’据说,老先生听了之后,有些不高兴。他不高兴的原因,除了心痛孙子理光头之外,他也对外人对他的‘光头’的误解感到不悦。我们因为跟随他时间久了,知道他既不是光头,也不是秃头,而是因为他的头发非常细,只要长得长一点,他就会叫专属理发师为他修剪,一般人远看根本看不出他头顶还有一层细发。当然,教育界人士大概是要讨好巴结上面的人,故意创出一个什么‘中正头’的名词,结果倒霉的却是一般无辜的莘莘学子,既不雅观,又对头部保护不利。不久,蒋介石就在一次会议场合,相当直率地讲出他反对中学生剃光头的看法,他说:‘你们很多人误会我是一个秃头或是理的光头,其实我是有头发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我认为办教育的,要中学生理光头是不对的……’本来主张让学生剃光头,显示全民‘拥护领袖’的官员,这下子马屁拍到马腿上,真是好不尴尬。”以上,就是给蒋家当了四十三年卫士的翁元的证言。这个人长期与蒋介石朝夕相处,他的证言,有着相当高的参考价值。其实,各位读者只要肯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随便搜寻一下蒋介石晚年在台湾留下的照片,仔细察看,就不难发现:蒋介石貌似光秃的脑瓜之上,其实,的确是有着稀疏的头发的。由于照片版权所限,本书未能在此附上一两张蒋介石的“带发”照片,甚为遗憾。那么,问题来了:“蒋介石因为梅毒而秃头”这个流传了将近百年的传说,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其中,严庆澍所著,1950年出版发行的一部畅销小说《金陵春梦》,在此起了关键的信息传播作用。在这本小说《金陵春梦》当中,作者严庆澍,对蒋介石进行了多方面的演义描写,其中,对蒋介石“感染梅毒”的这个情节,该作者是这样描述的:“‘好好。’蒋介石心中计算一会,老是觉得不合算,玩一个女人,要花这么多钱,要花这么多时间,干脆不如打野鸡算了,于是放弃了上翠芳老七那里去的念头。半月之后,戴季陶他们老是不见他请客,而且连交易所也不来了,原来蒋介石迫不及待,去玩野鸡,这回可害上了杨梅大疮,正躺在家里养病。那时候既没有特效药,又没有高明的花柳医生,直把他急得没办法。脓血淋漓,举步维艰,少赚了‘帽子’钱不算,还给黄绿医生敲走了一大笔竹杠。而且余毒未净,深入骨髓,这且不提,更难堪的是翠芳老七向外扬言,说姓蒋的专门揩堂子的油,吃得几回甜头,便舍不得破钞,再也不来了,把蒋介石气得牙痒痒的,一定要设法报复。”上文中的杨梅大疮,就是指的梅毒。值得注意的是,《金陵春梦》这部小说,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部影响很广的畅销小说。不难想象,中国的广大文人和读者,在接受“蒋介石患梅毒”这条有欠考证的信息之后,进而推理并得出了“蒋介石因为梅毒而掉光头发”的结论。可见,这个传说的演化公式,是这样的:传说患梅毒+看起来秃头=因为患梅毒而导致秃头。稍有逻辑思维的人,只要稍加想一想,就应该知道,上述的这个等式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既然蒋介石是有头发故意剃光头的,蒋介石为什么又要剃光头呢?难道,他是要节省洗发水的钱吗?其实,剃光头是早期德国和日本军人的作风。首先是出于活动方便考虑,军训流汗,行动利索,这些都是常识,更重要的是一旦在战场上头部负伤,则可以省下剪头发的宝贵时间,直接开刀进行手术,这样就能增加战士被救活的几率——这也是军人剃光头的合理性所在。蒋介石是日本军校的学生,蒋介石以军人自居,他剃光头,应该是为了以身作则,给国民党军队带头,培养尚武之风。事实上,蒋介石并非民国时代中国唯一的光头军人。在国民党军队里面,剃光头的军人,比比皆是。我在此,简单列举如下:汤恩伯、张治中、李弥、谷正伦、张自忠、白崇禧、李宗仁、邓宝珊……这些军人,都是光头,至少是曾经剃过光头。这个名单,根本列举不完。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搜寻这些人的老照片,看看他们是否有光头的时期。不但在国民党阵营

                      元年(765年),吐蕃再次入寇,李豫准备御驾亲征,鱼朝恩以神策军随行,从此神策军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并分为左、右两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神策军无论从地位还是规模,都超过了先前的皇家禁军——北衙六军,正式成为皇家禁军。在当时来讲,由于朝政不稳,谁掌握了禁军的指挥权,谁基本上就成了老大,李辅国之所以能够发动兵变,正是因为他手里有足够的禁军,而鱼朝恩的权力则更大,神策军本就是他的嫡系部队,现在他成为皇帝陛下至关重要的守护神,所以经常出入禁中,百官无不敬畏。或许是吸取了李辅国和程元振惨痛的经验教训,鱼朝恩成为掌控禁军的第一人后,最初并没有表现出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的态势,而是召集诸多文人学士到他的府上讲授经籍、习作文章,努力在朝廷内树立自己崇礼好学的形象。不可否认,鱼朝恩的包装工作实在很出色,但他的本性决定了狐狸尾巴终究是要露出来的,随着权力的增大和皇帝的日渐宠信,鱼朝恩开始显现出他那顽劣的本性。大历元年(766年)四月,鱼朝恩上奏李豫请求将以前朝廷赐给他在京城长安通化门外的府邸改造为佛寺,并申请以太后的谥号“章敬”为寺名。鱼朝恩的这个请求,显然迎合了李豫的心意,在得到同意后,鱼朝恩便开始大兴土木,为了这项改造工程,鱼朝恩虽然尽收京城中的木材,但仍不够用,为此他又奏请拆毁曲江池、华清宫以及百司诸衙的故宅以供其用。当时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卫州进士高郢上疏极力反对,但奏疏是通过鱼朝恩才能递到皇帝那里的,所以到了鱼朝恩那里,他将这封奏疏扔进了垃圾堆继续施工。工程完毕时,李豫对鱼朝恩更加宠信,任命鱼朝恩为内侍监,并不顾众人的反对,加封他为光禄、鸿胪、礼宾、闲厩等使,进封郑国公。至此,鱼朝恩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鱼朝恩不仅通过改建佛寺博得了好名声,事实上他在此工程中捞到的钱财不计其数,可谓名利双收,最重要的是他的官职当时已经深入到内朝的各个部门,本身就掌管禁军的他,随着官职衔的增多,他并没有满足所得到的,相反他却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所以在迈上顶峰的同时,他也开始了逐渐下山的道路。大历四年(769年)二月,鱼朝恩奏请李豫将麟游(今陕西麟游)、普润(今陕西凤翔西北)划归神策军的管辖范围之内,次年又请求将兴平(今陕西咸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扶风(今陕西扶风)也划归神策军管辖。显然,经过两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宠信经历后,鱼朝恩并未满足于自己的足迹只在京城长安内转来转去,将上述这些地方划归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很明显鱼朝恩是想做河朔三镇那样有地方实权的节度使。对于鱼朝恩的请求,李豫同意了。很多史书记载说,当时李豫对于鱼朝恩的请求毫不犹豫地答应,是因为对他不能遏制,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通过后来鱼朝恩的结局来看,他的下场和李辅国一样,都是拜皇帝陛下所赐。在我看来,李豫之所以同意鱼朝恩的请求,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对鱼朝恩宠信未衰,更透彻地说,他对这个善于伪装的奴才,压根就没有防备。但鱼朝恩显然是那种给点颜色就会开染坊的人,在成功度过最初的伪装岁月后,他开始亮出自己的獠牙。大历五年(770年)正月,鱼朝恩用其亲信刘希暹为神策军都虞侯。作为鱼朝恩最得力的干将,刘希暹在看到主子的权势日盛一日时,他建议鱼朝恩在北军设置监狱,并组织市井无赖诬告京城富贵,将其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后屈打成招,没收家产归神策军使用。凭借着这种手段,鱼朝恩领导的神策军在京城长安大肆掠夺,而鱼朝恩本人因为手中握有“刀把子”,在朝廷内开始卸去伪装的面具,仗着自己学过几天经学要义,开始不把朝臣放在眼里。例如,鱼朝恩受李豫的命令,以判国子监的身份主持祭孔大典,仪式结束之后,他在国子监引用《易经》中的“鼎折足,覆公餗”这句话,讽刺当朝宰相,意思是当朝的三公犹如鼎之三足,假如三公才能低下,犹如鼎失其足,那么鼎就会倒塌,里边的食物就会倾覆,也暗喻国家会败亡。坦白讲,鱼朝恩所说的这些话确实很有道理,但问题的关键是,有道理的话是要看从谁嘴里说出来的,如果是皇帝陛下说这些话,所有的朝臣全会虚心接受,但同样的话从一个宦官的嘴里说出来,而且还是用教训的口吻呈现出来的,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心中定然生出一股痛恨。但人的素质和心计是不一样的,如宰相王缙当时就被气得脸色大变,而宰相元载虽然内心十分痛恨,但表面依旧谈笑自若,就连鱼朝恩都不得不对元载产生钦佩之情。“怒者人之常情,笑者则神秘不可测啊!”当时鱼朝恩对身边人说出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然后带领众人转身离开了国子监。鱼朝恩虽然对元载评价颇高,但他并没有真正地重视这个当朝宰相,放眼望去,他始终认为除了皇帝陛下,朝廷内有胆量和有实力和他掰手腕的人还没有生出来。然而鱼朝恩或许想不到,当他高傲地离开国子监时,元载的内心已经开始升腾起一股复仇的火焰,不久的将来鱼朝恩那悲惨的结局中就有他的功劳。敢于掰手腕的人虽然元载内心对鱼朝恩不满,但表面上却不敢显露出来,事实上如果按照派系来划分,元载算是李辅国一党的人,李亨在位时,他因与李辅国之妻同族而受到重用,管理漕运,李豫即位后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即宰相),后又被授与天下元帅行军司马。元载虽然表面温和,但骨子里却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宝应元年(762年)三月,朝廷任命时任户部侍郎的元载为京兆尹,他不满这项任命,就跑去跟李辅国辞职,表示坚决不干。从这件事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元载的倔强性格,所以当鱼朝恩在他面前讽刺百官时,元载的心中会是作何感想不言而喻。我们无法判断元载对鱼朝恩的憎恨是否有李辅国倒台,自己产生失落之感的因素,但纵观他当上宰相后就始终处在鱼朝恩的压制之下来看,元载肯定对鱼朝恩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朝廷本应该除了皇帝就是宰相,现在一个奴才居然在他头上作威作福,其实换了谁都不会痛快。当鱼朝恩率众离开国子监的那一刻,元载已经暗暗下定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彻底扳倒鱼朝恩,百官之内无人敢向鱼朝恩叫板,而元载现在就要做这个敢于掰手腕的人。元载明白扳倒鱼朝恩仅凭一腔热情是丝毫没有意义的,像王缙那样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让人一眼就能看穿更是行不通的。元载知道解铃还需系铃人,皇帝李豫将是决定最后结局的唯一因素。事实上那么长时间以来,对于鱼朝恩为非作歹作威作福,让百官蒙羞的事情,李豫的心中很是不爽,但李辅国、程元振之后,鱼朝恩现在掌握神策军,而神策军又是在李豫深陷危难之时,唯一伸出援助之手的军队,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仅此一点就让李豫实在不忍心拿下鱼朝恩。但皇帝陛下的仁慈,在鱼朝恩看来却是懦弱,于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李豫心中对自己先前的想法产生了动摇,同时也让元载抓住了机会。大历五年(770年)正月,在鱼朝恩讽刺百官的十天后,他的养子鱼令徽时任内给使(属内侍省管辖,掌管诸门进物之事)与同事发生了纠纷,回家后向鱼朝恩告状。按说这种小事情,作为朝内第一红人的鱼朝恩应该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去处理,但很长时间以来他的飞扬跋扈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于是在听到养子的告状后,他拍案而起带着鱼令徽到李豫那里去告状。失衡的心态注定了鱼朝恩不可能理智地向皇帝陛下说明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鱼朝恩首次公开向皇帝发难。在李豫面前,鱼朝恩表现得十分傲慢,要求皇帝将和鱼令徽发生争执的人治罪。李豫清楚地明白如果因为这种事情就置人于死地,实在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他极力安抚鱼朝恩希望他不要计较,鱼朝恩几次质问皇帝,李豫全都以赔笑脸的方式化解。如果鱼朝恩就此知趣地退下,或许就不会有后来那场祸事的发生,但偏执的他执意要在朝堂之上争出个名堂,在看到皇帝陛下迟迟不给说法的时候,他说出了自己最后的请求。鱼朝恩已经下定决心,无论李豫答不答应,自己今天一定要达到目的。“陛下,老奴的养子之所以遭受羞辱,就是因为官职卑微的缘故,希望陛下赐给他紫衣。”顺便说一句,依据唐代的官服制度,赐给紫衣意味着加封三品官。从一个无名鼠辈直接提拔到三品官,这已经不知是几级跳了,可是就在李豫还没反应过来时,鱼朝恩已经让内侍太监将紫衣捧到自己的面前,然后他亲手为鱼令徽穿上。刹那间,在场的所有朝臣全都惊呆了,这明显是在向皇权挑战,幸好李豫还是很机灵的,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强颜欢笑地敷衍。“令徽穿上了紫衣,朕觉得特别合适啊!”李豫的敷衍让鱼朝恩错以为达到了目的,他让鱼令徽向李豫谢恩后,随即便不再言语,但此时的李豫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般不是滋味,今天当着这么多朝臣的面,可以说鱼朝恩的做法已经是在羞辱自己。如果任凭这个奴才肆意妄为,他会成为比李辅国、程元振更大的祸害!这是李豫当时冒出的唯一想法。李豫虽然没有露出声色,但坐在宝座上的他脸上还是瞬间流露出了一丝不悦之色,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却被善于察言观色的元载看在眼里,敏感的他认为清除鱼朝恩的机会已然到来。当天,元载秘密面见李豫,趁机上奏鱼朝恩意欲图谋不轨,说他暗中联合同、华二州节度使周智光不断招兵买马,而且他自己本身又统领神策军,如果不及时清除,恐怕后患无穷。元载最后还添油加醋地说,今天在朝堂之上挑衅陛下的权威,就是鱼朝恩意欲图谋不轨最好的证明。元载的话当时让李豫想了很多,他仔细回想鱼朝恩在兵败陕州后被重新起用到现在为止的经历,可以说让李豫有种逐渐被钳制的感觉。公开向皇帝要地盘,国子监羞辱百官,朝堂之上挑衅皇权!这一切景象都在李豫脑中像过电影般的不断闪现,尤其想起今天朝堂之上鱼朝恩那嚣张态势,让李豫顿时觉得不寒而栗。“此人必杀!”李豫下意识地说出了这句话。“这件事情就交给爱卿去筹划吧!”在李豫下定决心的一刹那,元载终于长舒一口气,在他看来,只要有了皇帝这句话,接下来的一切全都在自己的掌控之内,虽然他没有兵权,但他坚信自己的智慧抵得上千军万马。有了皇帝陛下的支持,元载开始了谋划,他根据鱼朝恩平日入殿由射生将周皓率领百名武士护卫,以及其党羽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手握重兵作为外援的现状,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清除计划。元载首先用重金贿赂皇甫温和周皓并晓以大义,将两个人争取过来,然后让李豫下诏让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担任山南道节度使,将皇甫温调任为凤翔节度使,表面看是重用皇甫温,实则是将其外调以自助。在解决完外部问题后,元载开始着手从内部解决。元载明白鱼朝恩掌握着神策军,所以绝不能采取硬碰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既然强攻不成,那就只有智取。攻其不备!在元载看来,这或许是最好的方法。于是在他的策划下,一场清除鱼朝恩的行动就此开始。大历五年(770年)清明节这天,李豫在殿内宴请群臣,整个宴会在一片轻松的氛围下进行,当然除了李豫和元载等少数几个人知道外,其他人全都不知道稍后不久在这里会对鱼朝恩进行清算。值得一提的是,朝廷的首席宰相元载并没有参加这场宴会,此刻他正守在从朝堂通外宫外的中书省,他所在的位置至关重要,因为无论是谁都必须经过中书省才能出去,换句话说,元载算是切断了鱼朝恩的退路。酒席宴间的鱼朝恩显得神采奕奕,当时除了皇帝,似乎就属鱼朝恩是宴会的核心,所以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在这场看似氛围融洽的宴会会暗藏杀机。就在宴会即将结束、鱼朝恩准备返回自己的神策军营地时,李豫忽然让鱼朝恩留下议事。朝堂内的官员向皇帝陛下行礼过后,开始陆陆续续地退出朝堂之外,大殿内只剩下李豫、鱼朝恩,以及随行而来的周皓等人。事实上,此时的朝堂之上,鱼朝恩等于已经被孤立起来。李豫的突然挽留,依然没能让鱼朝恩醒悟过来,直到李豫细数他的罪状,他才反应过来,但已经习惯嚣张跋扈的他不仅没有彻底反省,反而和李豫争辩。最后,鱼朝恩甩了句狠话:“陛下不相信臣所说的话,臣身边的这些人可以为臣证明。”鱼朝恩的这句话明显是在逼宫,他的潜台词是:我的手中掌握着神策军,即使你是皇帝又能奈我何?事实证明:人一旦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就会被雾霾遮蔽双眼,此时的鱼朝恩恰恰处于这种状态,要知道神策军虽多,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更何况跟随他前来的周皓早已经成为元载的人。鱼朝恩说完后,没等李豫反应,他转身便向朝堂外走去,但他没走出几步忽然发现周皓和几名随从并没跟着自己一起走。鱼朝恩心中觉得十分不解,就在他正想回身询问周皓时,元载已经带人突然出现在朝堂之上。“什,什么意思?”鱼朝恩刹那间意识到情况不妙,他本能地产生了一丝恐惧。“哼!什么意思?你难道不知道陛下厌恶你很久了吗?”元载冷笑着说道。“厌恶我?”鱼朝恩不解地问道,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高高在上的李豫,似乎在向李豫求证。“你嚣张跋扈、羞辱大臣、暗中扩充势力,你以为朕不知道吗?”李豫厉声问道。“陛下不要忘了,是谁在陛下狼狈逃往陕州时带着人马护驾的!”鱼朝恩争辩道。“够了!即使你护驾有功,这么长时间以来,朕回报你的已经足够多了,但你身为臣子,却不懂得做臣子的规矩。朕就是厌恶你。就算你掌握着神策军,现在你又有什么本事施展!”李豫越说越激动,最后他不等鱼朝恩再次辩解,便下令将其诛杀。“让这个嚣张跋扈的奴才在朕面前永远消失!”李豫的声音已经近乎咆哮。李豫一声令下,元载和周皓等人立即将鱼朝恩按倒在地,然后五花大绑地拖到后殿,将其吊死。刚才还满是喧嚣的朝堂瞬间恢复了平静,李豫坐在宝座上喘着大气,他努力让自己的思绪恢复平静。没过多久元载和周皓等人将鱼朝恩的尸体带回大殿向皇帝陛下复命。李豫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鱼朝恩的尸体,片刻后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眉宇间显出一丝舒缓神色,仿佛压抑许久的情绪随着鱼朝恩的死而瞬间得到释放。但站在朝堂下的元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明白鱼朝恩虽然已死,但他掌控的神策军却依旧存在,如果接下来的事情处理不当,将会酿成大祸。“陛下!鱼朝恩虽然死了,但外边的神策军还在,臣认为陛下应该立即对外下诏,说鱼朝恩顶撞陛下,陛下一气之下罢免了鱼朝恩观军容等使的职务,但依然保留了他内侍监的官职,可是鱼朝恩却备感羞愧,自缢身亡。臣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稳住神策军。”元载的话让李豫从刚才的如释重负重新回到现实中来,他命人妥善处理鱼朝恩的尸体后,便让元载按照刚才的提出的建议写了一封诏书。在诏书的最后,李豫加了一句话:“鱼朝恩既已自缢,其余诸人皆不问先前事迹。”可以看出,李豫试图通过自己主动将神策军和鱼朝恩划清界限,来稳住神策军,不让事态进一步升级。事实证明,在李豫和元载君臣二人的努力下,诏书一经发布,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李豫下令让鱼朝恩的家人将其尸体领回,并赐给六百万钱作为丧葬费抚恤其家属。鱼朝恩的家属和神策军在本次事件中都没有生出事端,但为了以防万一,李豫加授鱼朝恩的亲信王驾鹤、刘希暹为御史中丞,以安抚北衙的神策军,因为他知道玄武门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安抚住北衙禁军,等于守住了大门。不过,李豫虽然对神策军安抚之策,但对和鱼朝恩先前交往密切的官员,却毫不留情进行打压,例如礼部尚书裴士淹、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连坐鱼朝恩之罪被贬出京城。鱼朝恩就这样结束了他那嚣张跋扈的一生,和李辅国、程元振相比,鱼朝恩的下场可以

                      国内大量偷窥精品视频洋军两路分进,一路以湖北为基地,进攻江西和湖南;另一路以徐州为前沿,向安徽和江苏进军。汤芗铭率海军沿长江策应。战事的进展,完全符合之前的判断,胜利的天平往一边倾斜。李烈钧的讨袁军最先溃败。起事一个月后,南昌失陷,江西战场没国民党什么事了。黄兴的第八师在北洋军的左右夹击之下,十分狼狈,只比李烈钧多撑了几天。黄兴见事无可为,便在某个夜间乘船离开南京,一走了之。黄兴一走,其他的高级将领也纷纷出逃。南京局势陷入混乱。南京再无可战之将领,似乎局势再也不可挽回。但是,就像某运动品牌的广告语说的那样,一切皆有可能。像武昌起义一样,在高级将领缺位的情况下,又是革命士兵主动站了出来。在临时领袖何海鸣的带领下,南京守军与北洋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攻城的主力是张勋的辫子军。辛亥革命中守南京的张勋输给了攻城的革命军,他这一次是拼了老命也要把场子给找回来。开始的几天,南京革命军并未明显落于下风。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差太大,革命军在坚持了二十多天后终于撑不住了,南京陷落。南京城破后,张勋迅速变身为前辈曾国荃,将杀人放火屠城进行到底。辫子兵在南京洗城三天,大肆奸淫抢掠。人在做,天在看。做多了缺德事,总是要遭报应的。辫子兵在肆虐的过程中,不小心做掉了几个日本人,一不小心引发了一起国际外交事件。就因为这事,以攻陷南京之功换来江苏都督一职的张勋,在江苏都督的位置上屁股都没有坐热,就被迫将都督拱手让给了冯国璋。这下可是把张勋气得半死。接下来,安徽、上海各地的讨袁军纷纷溃败,“二次革命”彻底失败。从举事到失败,两个月而已。严格说来,两个月不够精确,因为有一支队伍坚持了一年。这支队伍是一群来自河南的土匪,头头外号“白狼”。孙中山、黄兴从来就不是泥古不化的革命家,任何时候都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革命。因此二次革命伊始,他们也给白狼打了一个招呼:大家一起来杀大独裁者袁世凯。白狼还真不客气,自封“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并根据敌众我寡的特点,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用游击战、运动战对付政府军,袁世凯的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根本招架不住。一时间,白狼的土匪军无人可挡,转战于河南、陕西、安徽、甘肃四省间,攻城杀官,声势很大。袁世凯眼看河南老乡白狼把造反项目越做越出色,于是紧急命令北洋王牌段祺瑞、警卫军统领陆建章:“你们立即出发,去把张镇芳换下来。我不管你们谁前堵谁后追,总之尽快剿灭白狼。”打擂的双方,力量不在一个层次上。半年后,也就是1914年8月,疲惫的白狼土匪军返回河南老巢时,中埋伏全军覆没。此仗打完,收获最大的当属陆建章,他一跃而为陕西省军区司令——陕西督军。提一句,陆建章的麾下有一员猛将,曾在“滦州兵谏”中作为龙套出场,此人是个大块头,也是他的内侄女婿,名叫冯玉祥。意外的结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等人只好重新开始他们的流亡生涯。流亡并不痛苦,但失去人心很痛苦。他们的革命行动竟然得不到国人的理解和支持,有人甚至骂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争夺权力,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失去人心固然痛苦,但也没有为袁世凯做嫁衣裳痛苦。这场战争,不仅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势力,而且给了北洋军源源不断地进入南方各省的宝贵机会。战争结束后,除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纳入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更严重的是,这场战争把中华民国刚具雏形的政党政治冲击得七零八落,中国的宪政之路从此一去不返,这个结论的论据如下:论据一,军人势力趁机坐大,军人政治开始形成。北洋的师长到了地方就当都督,掌控一省军政,成为半割据势力,更何况还有阎锡山、张作霖这种死抱着地盘和军队不放的土皇帝。枪杆子里出政权,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政党和士绅开始依附于入驻各地的军人,军人干政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论据二,《临时约法》成了空架子。《临时约法》这个套在袁世凯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始终不敢公然违背,但“二次革命”却大大削弱了制约袁世凯的力量——国民党,使得袁世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轻而易举地将《临时约法》中所有针对他的制约体系一一拆除。如此看来,貌似袁世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但他真的赢了吗?答案将在不久后揭晓。好不容易赶跑了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国民党,袁世凯开始头疼另外一个问题——地方各省与中央的矛盾。清朝解体后,地方各省自立山头。他们从自己的利益立场出发,希望地方分权,特别是地方财政(财权)独立和地方行政(人事权)独立。而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则希望中央集权,贯彻落实“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以解决地方拥兵自重的问题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只有裁军杜绝乱源,只有将地方税收收归中央财政,袁世凯才有足够的能力去收拾乱摊子,进而富国强兵。这个矛盾不太好调和。袁世凯同志与他的团队冥思苦想了很久,才想出来一个副作用很大的解决办法:一步一步地集权于中央政府。确切地说,是集权于大总统之手。好了,下面就来看一看袁世凯同志如何具体操作此事。第十二章将独裁进行到底

                      袁世凯转正

                      稳定压倒一切。虽然袁世凯几乎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举目四望,天下再无对手,但国民党尚控制国会,南方也未完全平定,所以袁世凯为了稳定政局,费尽心思搞了一个各方势力都能接受也很听他话的内阁。内阁成员主要出自进步党,如内阁总理熊希龄、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商总长张謇、交通总长周自齐(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他们都是影响力巨大的社会名流,因此这届内阁也被称为“名流内阁”。随着名流内阁开始运转,北洋势力逐渐稳固,国内也相对太平下来,袁大总统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不过袁世凯也有烦心事:都折腾了一年多,还没有取得正式合法的身份,他仍是一个临时工——临时大总统。事实上,袁世凯当选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本是毫无悬念的。国民党的头头们都被他以层出不穷的罪名满世界通缉,黎元洪也算听话,他基本上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于是,为了防备国民党籍议员占多数的议会阻止他当选总统,袁世凯又动起了歪脑筋。1913年10月6日,国会议员们来到选举会场,准备推选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就在议员们选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选举会场外突然来了数千名貌似军警的凶恶人士,他们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前来观看选举。在“公民团”的助威声中,袁世凯终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公民团”在听到袁世凯当选后,异常兴奋,在高呼了数声“大总统万岁”后,便一溜烟地呼啸而去,想必是去指定地点领赏了。1913年10月10日——双十国庆节(民国将武昌起义当日设为国庆节),如愿以偿的袁大总统在清宫太和殿举行了就职典礼。软禁黎元洪这时的民国政府就像爬满猴子的大树,位置在高处的猴子往下看见的都是笑脸,位置在低处的猴子往上看见的全是屁股。爬在最高处的自然是袁世凯,其次就是副总统黎元洪。所以黎元洪这只猴子只需要看袁世凯的屁股。黎元洪手握三万精兵(武昌起义后由新军扩编而来),连续两次当选副总统,是袁世凯之下的第一人。虽然黎副总统在选择站队时大都选择袁大总统,但袁大总统仍然对其不甚放心。不受自己控制的力量,是不可能让人放心的。因此,袁大总统在转正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征服一个男人——黎副总统。但这事不好办,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只有控制得了地盘才能巩固权势。因此普通的调虎离山之计是不可行的。果然,袁总统前后数次邀请把办公地点设在武汉的黎副总统前来北京办公,黎元洪就一个字“拖”,拖到不了了之。袁大总统十分生气,遂下定决心给黎元洪来一招最狠的:霸王硬上弓。袁世凯正式下令,请黎副总统来京就职,湖北都督一职由段祺瑞担任。不过这道命令暂时没有公开,打黎元洪一个措手不及才能收到奇效。段祺瑞带着袁大总统签发的密令,领着头号心腹徐树铮和强悍的军队,坐着专列来到了武汉。北洋系统里仅有的两对金牌搭档之一:段祺瑞和徐树铮,就此进入大家的视野。至于另一对搭档,不久之后也会登场。简单介绍一下徐树铮其人。徐树铮,时任段祺瑞的总参谋长,安徽人,19世纪的80后。此人7岁能诗,13岁中秀才,30岁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中西合璧的优秀人才。他精于算计,业务能力很强,五个月之后,34岁的他就将成为中华民国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陆军部次长)。此外,他还有一个十分显著的性格特点:嚣张。大家很快就有机会从他身上领会嚣张的真正含义。话说段祺瑞到达武汉后,黎元洪给了段祺瑞很高的接待礼遇,但段祺瑞并没有因此而感动,他直接拿出袁大总统的命令给黎元洪过目,并强调说:“大总统在很多时候都需要和副总统磋商要政,副总统应在首都办公,请立即北上。”黎元洪不傻,他知道这次恐怕是躲不过去了,但还是开动脑筋,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主意奋力一搏:“大总统多次邀我入京,实在是盛情难却,不过湖北革命党十分猖獗,我也是一时半会儿走不开。既然段总长(陆军总长)来接任,不如等我留在武昌协助你完成工作之后,我再行赴京如何?”黎元洪想争取时间另想办法,可段祺瑞也不是傻子,岂能让他如意,当即断了黎元洪的希望:“黎副总统不用担心,大总统催得急,今晚你就成行吧,专车已给你备好。”黎元洪当然不想北上,可稍一犹豫,徐树铮先生的枪已经指在了他的头上。论年龄、论资历、论职位、论军衔,黎元洪都要甩徐树铮几条街,因此,除了一个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徐树铮这个末学后进没有在黎元洪面前嚣张的资格。但不幸的是,徐树铮同志就是那唯一的例外,因为他的血液里流淌的就是嚣张,任何一个人想要得到徐树铮同志的承认和尊重,只能够靠实力。这是徐树铮第一次欺负黎元洪。此后的数年之中,他还将多次欺负黎元洪。但问题是,黎元洪也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软蛋,因此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座活火山,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喷发。可怜的黎元洪同志还没来得及与家人道别,便被段祺瑞半推半送地弄上火车,即刻赴京去也。黎元洪到达北京时,袁大总统已给他安排好了住处——中南海瀛台,当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此住处寓意生动,寄寓了袁大总统对黎副总统的殷切期望。好在黎副总统的理解能力也很出众,他没让袁大总统失望,自此在瀛台过起了吃干饭混日子的幸福生活。黎元洪自保都够呛,他在武汉的嫡系军队哪里还保得住,很快就被热心的段祺瑞先生打散整编完毕。解散国民党,废除《临时约法》要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软禁了拥兵自重的黎副总统,心愿已偿,该消停了吧。但袁世凯不这么想,他做了这么久的实习大总统,算是看明白了:孙中山给他定制的大总统基本是个空架子——立法权力掌握在国会手里,行政权力由内阁掌握。这让向来喜欢强权的袁世凯十分难受,他要改造宪法,干掉这些权力掣肘。袁世凯初期的出手还算温柔。袁大总统写了一份冠冕堂皇的咨文(建议),让手下把这份咨文带给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议员们。此时议员们正在热情洋溢地工作,加班加点,力争尽快把《临时约法》修订为正式宪法。解释一句,袁世凯提建议的行为是合法程序,法律规定总统有义务向国会提出报告和建议。程序是完全合法的,只是内容有些不大合适,只见报告上写着四条建议:一、由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行政制度和法规跟国会没关系了。二、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人事权和内阁没关系了。三、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对外战争和外交这样的国家大事,也全归袁世凯管了。四、在“公安、防御、灾患”的非常时期,大总统应有特别处分权和制定法律权,只需国会开会时再加承认即可。这份咨文的核心内容就一点:袁大总统要发挥超级劳模精神,把所有的职责一肩挑。议员们大吃一惊,袁大总统岂不是要搞总统专制?这与《临时约法》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万万不能答应!敢于反抗袁大总统,还是需要些骨气的。在一旁虎视眈眈、时刻盼望着好消息的袁大总统,见等来的不是同意而是反对,顿时大为光火:“既然你们不吃软的,那就来硬的!”数天后,各省都督、北洋将领的电报雪花般飘来,内容都是支持袁世凯的“合理要求”,指责“国会专制”,甚至还有人在电报中建议撤销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不要搞了,把老坏事的国民党和国会也解散了吧。这些电报的内容自然都是袁大总统的心声。袁大总统以为一旦军人出马干政,国会一定就此屈服。但信仰武力至上的袁大总统没想到,世上还存在另外一种道理:越压迫,越反抗。国会议员中有一些硬骨头——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的人,他们不畏袁世凯的压力,硬是通过了宪法草案,并准备提交国会公布。这下袁世凯再也坐不住了,他使出了最后的狠招——釜底抽薪,解散国民党。按照袁世凯一贯的处事方式,他出面的都要名正言顺,无法名正言顺的他概不出面。这一次也不例外。袁世凯和他的团队找到了一个好理由:警备司令部查获乱党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均等人来往密电,试图分裂国家,国民党绝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此事的确存在。但很明显,这是袁世凯早就拿到手的情报,为何到现在才使用?原因就两个字:时机。在策略实施的过程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袁世凯在动手之前,还需要办好一道手续——内阁同意取缔国民党的命令。内阁诸人,包括总理熊希龄在内,大都出自进步党,对老唱反调的政敌国民党自然没有好感,于是袁总统顺利地拿到取缔国民党的命令。给我拿下这帮乱党!袁大总统一声令下,早就等着立功的军警们,直奔国民党议员们的住处呼啸而去。这时,国民党掌握的军队已被打残,道义上也吃亏,活活就是砧板上待宰的肉。四百多名国民党籍议员被一网打尽,国会就此瘫痪。国会瘫痪,那附属的一切委员会,尤其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当即自行停顿,还未公布的宪法草案就此胎死腹中。取消国会1914年1月10日,袁大总统给议员们送去了一通令人心惊肉跳的新春祝词:国民党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害得国会瘫痪。各位也知道国家财政十分困难,既然国会开不下去了,国家自然不能白养你们这些不干活的,所以请大家暂且回家。工资虽然没有了,但路费还是有的。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国会在不久的将来还是要开的,请各位回家耐心地等待好消息。归纳起来就一句话,我要解散国会,你们这些议员通通回家去吧。议员们当然不肯答应,但限于实力,只能穿街过巷,游行示威。舆论反击,杀伤力有限。闹了一阵之后,只得放弃年薪数千元的饭碗,领取几十块大洋的路费打道回府。至此,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干完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这一件“正事”后,就此寿终正寝。看到这里,可能大多数人都以为,袁世凯同志这一系列提高行政效率,借势将权力集中于一人搞独裁的做法,目的就是搞赤裸裸的专制。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你就错了。袁大总统可没有你想的那么肤浅和简单。这位兄台也知道独裁不是什么好词,他也欣赏民主,他原本也不想遗臭万年,所以面子上必须过得去,该走的形式还得走。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并不是不要国会和宪法,而

                      感到惊异,却依然十分在意是否达到了常人标准。虽说如此,他们却还是要用汗巾遮住前面,以这种姿态体会着已经加入成年人行列的自豪感。不管怎么说,大人们去澡堂只是清洗污垢,而他们却会因为与别人比较发育状态而被强加额外的紧张感。此外,大人们在澡堂里的对话也会引起他们注意。例如,新婚不久的夫妻一起去澡堂,当然要在收费台前分开进去。但往往都是女方把男方的费用也一并交付,然后把手巾和肥皂交给男方,递个眼神再说声“回头见”。有时女方会隔着镶镜子的墙壁喊“老公,我出去啦”,而男方则有些冷淡地回答“啊——”。可能是因为刚刚出浴,此时女人的嗓音有种新鲜甜美的奇妙回响。然后,男方先出来坐在椅子上等着,女方从收费台那边出现后点点头像是在说“让你久等了”,红扑扑的脸上透出女人出浴时的娇艳。那两人回到家里是不是要男欢女爱啦?伸夫想到这里呼吸突然急促起来,一时有些沉不住气。另外,常常会有女孩掀起男池与女池之间的细窄板门跌跌撞撞地跑进来,先是转动眼珠环视男池这边不同的情景,然后找到自己的父亲。而父亲也招手呼唤“安代”或是别的什么名字。女孩大都是送来肥皂或洗发液,然后又小心地迈着碎步返回女池那边。有一次,那扇板门掀开后没有自动关上,于是伸夫从门缝中看到了女人站着擦拭身体的情景。虽然是背朝这边,但好像是在擦拭大腿前面,所以向后撅起了丰腴的臀部,令伸夫感到一阵眩晕。这种微不足道的情景或许别人会不屑一顾,但对伸夫却有所刺激,同时增强了他对大人们的厌恶感。大人们怎么那么不体谅别人呢?如果能注意照顾别人的感觉,我们也就能坦然自若了。然而,大人们貌似顾忌世人目光谨慎行动,其实仍然意外地存在着大意和无耻的缺点。伸夫感到羞耻不堪的事情,大人们却好像满不在乎、习以为常,特别是对性过于轻视和不设防。伸夫对大人们怀有厌恶感,或许就源于他们这种毫不设防的厚颜无耻。伸夫一旦想到这些,就会感到大人们在其他所有的方面都大大咧咧,并对其麻木和迟钝深感愤怒。不过,他虽然心里有气,可另一方面却像全身布满雷达天线般捕捉大人们疏忽时暴露的秘密。而且,当他如愿捕捉到自己所期待的现象时,就会不失时机地定睛侧耳接收那种刺激并为之兴奋。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少年们虽然在心里厌恶大人们疏于设防的春光乍泄,可眼睛却死死地盯住不放。他们对大人们漫不经心的春光乍泄既气愤又想看,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从心理卫生方面来看,这恐怕不能说是什么健康的心态,因为他们总是如临深渊般心神不定。当这种情绪过强时,他们就会无特定目标地与人发生对抗和冲突,甚至会诉诸暴力。不过,这种刺激并非全都来自成年人,还会从体内自然萌生,并常常感到困惑和惶恐。当时,最令伸夫感到紧张的就是从离家三百米远的岸本家门前经过,还有学校附近的S女子学校。岸本家有个比伸夫小一岁、名叫弓子的女生。她家在伸夫上初中之后搬到附近居住,她在北区的O女子学校上学。如果从上小学时就同校的话,那么即使年级不同也会很面熟。但因为弓子是中途转学而来,所以此前没见过面。当然,也可以说正因如此,伸夫才会对她特别在意。伸夫最初认识弓子,是在岸本阿姨来访的时候。当时,伸夫看到她身材细高,剪着娃娃头,只是觉得她挺可爱而已。从那以后,母亲跟岸本阿姨很快亲近起来,伸夫放学回家常常看到她们在喝茶聊天。伸夫对她们的谈话兴趣不大,可当岸本阿姨说到“弓子……”时,就会像背受掌击般猛一哆嗦。有时岸本阿姨聊天时间长了,弓子就会来叫她。“爸爸回来啦!”“有客人来啦!”弓子通知一声就回去了。伸夫见到弓子时只是与她对视一下,并没有说过话。但是,当他看见岸本阿姨在自己家时,心里就会期待弓子再来。母亲和岸本阿姨当然不了解伸夫的心情,弓子本人更是无从得知。但即便如此,伸夫也觉得只跟弓子见一下面就已满足,即使她主动搭话自己也只能是张皇失措。他对弓子加深关注,是从岸本阿姨说出那句话之后。“伸夫要是能娶我们家弓子就好了……”当时,伸夫正在里屋用竹篾制作飞机模型,听到这话惊讶地回头一看,只见母亲和岸本阿姨正在开心地笑。她们也许是在谈及自己晚年时半开玩笑地说出这种话来,看样子不像是真心实意。然而,此事对伸夫来说就不仅仅是开个玩笑而已了。虽然她们是在喝茶聊天时顺口说出,但伸夫的童心也未必不曾考虑过这种事情。现在,这件事情突然出现在大人们的谈话当中。从那以后,伸夫就不能以平常心态走过岸本家门前了。如果这时弓子出来了该怎么办?如果跟阿姨碰面该怎样寒暄?虽然伸夫常在自己家里跟她们见面,可一想到单独相遇就心情紧张,像要接受对方考试般忐忑不安。以前从这里经过时,心中只是单纯地期待或许能与弓子相遇,可现在却怀着更加严峻的心情走近岸本家,只是看见延伸到院门的长长石墙就心神不定、惴惴不安了。既然如此,那就干脆不要经过岸本家门前,走另一条路倒也并非不可,但伸夫双脚一出家门就自然而然地朝那边迈去。不过,他实际上几乎没有可能与弓子相遇。因为弓子上学路远要坐电车,所以她好像比伸夫早半个小时出门。伸夫倒是也可以相应提前出门,但如果没有充分理由的话,恐怕就会被母亲看透心思。再说,即便真的碰到了弓子,但由于学校所在方向不同,也只能对视一下而已。伸夫想到反正不可能碰面,就继续走过岸本家门前。他从石墙边走过拐角之后知道碰不上弓子,虽然有些扫兴却也可以暂时放心了。伸夫在这里也会心情矛盾、忐忑不安。还有一处令伸夫不能不心情紧张,就是S女子学校的门前。伸夫早上去学校时,路过S女校门前总会碰到很多女生。由于这里有电车的停车站,所以每当电车到站时就会吐出成群结队的水手服身影。伸夫夹在她们中间就会感到女人的气息并呼吸急促起来。伸夫平时还能自命不凡地说别人“色鬼”,可到了女生当中却像夹着尾巴的狗般缩成一团,当然无暇观望周围女生的面孔。尽管如此,伸夫心里却仍然自以为是地意识到会有女生看他。当时正处于战后不久,有的学生还头戴战斗帽、脚穿军靴,都是从复员兵那里搞来的。但无论如何,最酷的就是穿戴着油渍斑斑的帽子和斗篷的所谓旧制高中生范儿。此外,他们还会穿着厚朴木屐大步前行。伸夫上初中后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把别着新校徽的帽子放在掺着油和鸡蛋的炒锅上弄得油光发亮。不过,他即使把自己捯饬得这么酷,却并不意味着勇气十足。其实可以说,正是因为勇气不足,他才会以那种敝衣破帽虚张声势。伸夫就读的初中号称札幌名门,而校训是“质实刚健”。即使是成绩优秀者也会故作硬汉姿态,表面装出从不用功学习的假象,蔑视脸色苍白的秀才。更别说那种对女生黏黏糊糊的男人,根本不屑一顾。不过,他们真心却都对女生兴趣颇深,若能得到允许,哪怕只是一步都想接近女生,跟她们搭上一句话。尽管校方没有规定禁止接近女生,他们还是不想被发现和打上“软派”[6]的烙印。明明心有旁骛,却必须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这种矛盾的心理就加剧了紧张心理,使他们的态度变得极不自然。特别令伸夫紧张的就是整夜下雪后初晴的早上。他从家去学校的学生专用便门时,如果走捷径就要横穿运动场。但是,在前一天还可以行走的路第二天早上就被新雪覆盖,所以早上最先出门的人必须踏出一条雪路,这位男子就被学生们称为“除雪车”。最初雪原上只有点点足迹,但走的人多了就踩出一条路来。虽说是路,却也只是由人在运动场上把雪踩实,仅有一人通行的宽度。伸夫他们要穿过四方形运动场上的对角线,而去S女校的女生们则是从对面反穿过来。理所当然,男生和女生就必须在这条雪路上擦身错过。伸夫一边呼出白气一边向前走,而对面的女生藏蓝色大衣渐行渐近。伸夫估算着双方的距离默默前行。五十米……二十米……十米,伸夫紧张得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这条路上经常相遇的女性只有五六个,面孔大都已经熟悉。伸夫微微伏下双眼继续前行,可全身神经都只集中在接近的女性身上。在两人就要相撞的瞬间,伸夫仰身让路。与此同时,女生也稍稍侧身,两人视线相遇。可是,伸夫在接下来的瞬间却伏下视线快步通过女生身旁。这个过程虽然只有几秒钟,但伸夫却感到浑身疲劳得几乎瘫软。“果然是那个女孩……”那位多次相遇的大眼睛女生,似乎在向伸夫微微点头示意。也许她对我有好感——伸夫克制住想要立即回头的冲动,只顾埋头向前走去。校舍向运动场伸出一角,说不定有人正在朝这边张望,要是那帮人起哄说“你小子盯上那女的了吧”,伸夫实在无法忍受。伸夫若无其事地穿过运动场,可大脑中却满是刚才擦身错过的那个女生。十四对于男孩来说,从初中过渡到高中是个难忘的阶段,也是从以前的单纯男童向成人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对“少年”这个词的诀别。而且,他们就是在这时逃离义务教育,最初加入被选择的集团。不过,伸夫并没有特别激动。其原因就是在他进高中的前一年施行了学制改革。此前文部省按照旧学制,施行的是小学六年、初中和女子学校各五年、高中和专科学校各三年、大学三年的教育课程。其中一部分大学设置了相当于高中的预科,而初中也可以用四年时间读完。但是,文部省在战败之后决定把学制也改为美式,就从一九四七年开始施行六三三制了。后来人们对此次改制的评价毁誉参半,如今依然意见不一。但是,旧制初中由此成为实质上的高中,而以前的高中和专科则升格为大学,招致所谓“车站盒饭式大学”[7]到处泛滥。虽然文部省施行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全民素质,但至少在当时只能是单纯充数而已,徒有其名的大学和高中却增加了不少。而且,此前一直发挥着独自特色的专科学校也变身为毫无特色的综合大学,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缺憾。不过,那次改革规定义务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共九年,以此实现了受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施行这项新制度时,伸夫正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当然,他是经过入学考试被录取的。但是,在他之后的学生就都是免试进入新制初中了。而旧制初中都因此再没有新生入校,出现了伸夫这一级总是最低年级的奇妙现象。伸夫就在这种状态下初中毕业升入高中,但校舍和老师却完全相同。当然,由于升学考试也已在初中完成,所以没有另外进行。可以说,他就像乘着电动滚梯般顺其自然地成为一名高中生。而且前辈完全相同,后辈依然没有。环境依旧校名未变,伸夫因此无从体会考入高中的激动和兴奋。不过,初中和高中的六年之间他却过得悠然自得。不必为升学和择校而专门复习应考,这本身就已经很值了。在初中阶段,伸夫受教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影响最深。山中老师在战前就大学毕业了,可能由于曾一度被征兵入伍,他最初也是头戴战斗帽、脚蹬军靴来学校。他倒不是军国主义者,但由于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男人大都穿着军队投放的服装。山中老师是编撰诗刊《原始林》的诗人,他上的课总是妙趣横生。例如讲到岛崎藤村的《千曲川旅情之歌》时,山中老师只管反复多次地朗读。在诗兴大发时就闭住眼睛,语调也像咏诗般抑扬顿挫。这时,老师几乎不讲什么单词和语法等复杂理论,只是反复诵读并说“很美吧”“情景历历在目吧”,以此唤起大家的共鸣。伸夫和同学们还没去过长野县,也没去过千曲川。但是,他们在聆听老师吟咏时却恍若被带到春季的千曲川河畔,看到了周围展现的美景。山中老师的教学方法强调,比起一个个汉字和词义,把握作品的整体感觉并融入其中更为重要。在多次吟咏并品味作品的整体氛围之后,老师讲述了自己年轻时独自在小诸城一带流连忘返的经历,将缭绕在山腰的云霞和樱花杏花的美轮美奂寄托于自创诗歌之中。接下来,老师就讲到了川中岛会战。他先在黑板上描画出武田和上杉两军[8]的对阵态势,然后开始低吟。“某月某日,武田军团一万骑顶着朝雾集结于梓川西岸,紧接着鞭声肃肃趟夜河……”老师的讲解把伸夫和同学们从春光明媚的千曲川带到了战国时代的川中岛,耳畔仿佛响起阵阵螺号声和呐喊声。课堂教学如此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但并不等于疏忽了基础汉字的读音和听写。老师并非通过一般的测试来强化汉字记忆。老师每月举行一次“汉字相扑”,采用这种形式让邻桌同学捉对比赛汉字听写。例如老师朗读“りょじょう”,同学就一齐写出相应的汉字。老师随即发出“好、交换”的指令,并在黑板上写出正确答案“旅情”,同学们依此核对答案并判定对手是否回答正确。每对同学听写五个汉字词,根据正确答案的多少决出胜负。接下来换一个座位跟别的对手比赛,最后统计每个同学的胜负次数。比赛结果在下一周的国语课上公布并列出名次表,确定横纲、大关和关胁即冠、亚、季军,成绩差者就排在前头级十几名到十两级[9]。虽然列出了“相扑”比赛的名次,但排名靠后的同学也不会气馁,反而会发愤图强。有的同学曾经从十两级升至前三名,有的同学则从横纲降至前头级。写不出来的同学便以涂黑圈[10]为乐,在笑声中记住了汉字,而且因为没有考试所以学得轻松愉快。不仅限于课本内容,老师所教知识丰富多彩。例如,他向同学们募集少量资金,买来《中央公论》《新潮》《改造》《世界》等综合杂志和文艺杂志,就挂在教室的角落里让同学们自由借阅。这些杂志对于刚上初中和高中的男孩来说似乎难度过大,但老师并不担心。虽说放在教室里,却并未强制大家阅读,其实不想看也可以不看。不过,每当新杂志出来时,老师必定会说“难得凑钱买来,哪怕只看看封面和目录也行”。伸夫也是只浏览目录,几乎没读过内容,但这也对他后来的发展颇有助益。首先,他从大学毕业成为社会人之后,对于那类看似难懂的专业杂志已经不会感到棘手了。而且,由于他从初中就已开始接触,所以觉得杂志上所写内容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看似难懂的文章也变得不那么吃力。所以,那段经历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因为山中老师是诗人,所以常常叫同学们创作诗歌。当然,老师在这种时候也不会过度拘泥于细节,而是叫同学们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还把学生创作的诗歌整理出来制作成誊印版诗集,并将其中的优秀作品转载到老师参编的诗刊上。当然,老师讲解短歌的方法也很独特,依然是反复多次诵读,以个人感受为中心进行教学。例如在讲授《万叶集》时先琅琅诵读,切身感受古代诗人朴实的悲喜情怀。在讲授现代国语时,也是反复朗读茂吉母亲去世时所吟咏的《赤光》,并着重强调诗中所反映的悲伤之情。老师讲授国语的方法,要点就是首先通过朗读来感受作品而不是解释作品。这种方法不仅限于诗歌,从现代文到古文全都如此。另外,老师不仅讲授课本上的内容,兴致高涨时还会把话题扩展到电影作品当中。当时还没有电视,正处于电影发展的全盛期,其中心题材就是从漫长而黑暗的战争中解放出来后大举引进的西欧电影,特别是法国作品人气最高。有一次,老师在解说他在前一天看过的《命运的飨宴》时,将人生的不可思议娓娓道来。在下一次课上还谈到了《哈姆雷特》及奥利维尔的导演手法。说实在话,处在最顽皮时期的初中生不可能全面理解老师所讲的内容。但是,老师目光炯炯口若悬河,同学们便不可思议地被卷入电影的氛围当中,感到似乎明白了什么,并对自己所尊敬的老师如此热衷的电影感到兴趣盎然。因为老师喜爱,所以同学们当然也会去看。不过,在以质实刚健为校训的学校

                      地一闪,灭去了两支。盘坐的老头脸上掠过一丝惊讶,双目紧闭中单手弹出两道灵火再次点亮了香烛,只是他不曾看到,那香烛的颜色却是变成了淡紫。……“好样的,再撑一会儿。”耿婆在竹签卦阵前低声自语道,“老小子这次是败定了!”……虽然眼前这个莫念非只是梦中的幻像,但起手间惊人的实力却丝毫不比莫曹逊色,即便是当日莫炎与莫曹交手时也不曾有如此大的劣势,莫炎心中一定对父亲崇敬之极,也因此早就出了一个如此厉害的对手。“就这么多了?”莫炎自地下爬起,冷冷地看着眼前的“父亲”,身上的衣服残破不堪,冰冷的脸颊上遍布着燎伤的痕迹。莫念非似乎有些讶异,方才莫炎所中的每一招都足以重创肢体,但他却依旧站在了那里,摇摆的身体完全靠着意志在支撑。“那么……”莫炎缓缓地举起左手,上面的灵火淡得近乎透明,“你可以死了。”话音中,满是灵火的左手轻描淡写地按在了自己的左胸,莫炎脸上一阵抽动,豆大的汗珠自额角滑落。莫念非全身一震,眼中的讶异化作了绝望,挺直的身躯竟如烟般飘动起来。“灵火断情!”随着飘忽的声音,莫念非的身影飘逝而去。“丫头小子们,这是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耿婆的声音在周围响起,“跟着东面出现的光亮走,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一道柔和的光亮自空中亮起,脚下蜿蜒地出现了一条小路,我扶起莫炎带着众人沿路而去。就在这时,四周的景物再度变幻了起来…………地窖中火光亮成了一片,白发老头身周的香烛已不再明亮。但就在这香烛圈的外围却诡异地出现了一圈腐烂的人头,头盖骨上一团团跃动的灵火不住跳动着,火光映在老头那阴沉的脸上,显得分外凶狠。“喝!”老头一声低叱,人头上的火光高起一尺,空气中弥漫起一阵灰黑的雾气。……啪地一声,阴阳鱼中那颗白色的石球突地裂开一道大缝,随着阵中一道黑气的突起,飘动的白色雾气渐渐淡了下来。“糟糕,是度尸解灵!”耿婆双手一合,竭力控制住逐渐开裂的白色石球,“这老乌龟真的玩命了!”……随着逐渐的接近,柔和的光亮变得有些刺眼起来,我抬起手在眼前遮挡了一下,隐隐看到光亮中有着一层旋动的白雾,那里应该是这个恶梦的出口。只是不知为何,白雾外围有着一道缥缈的黑气,那黑气不断涌动着,似乎正在吞噬着出口。突然,脚下一空,通向出口的道路莫名崩溃,众人猝不及防地纷纷落下,四周的景物变得漆黑一片。坠落中眼前出现了一片暗红的湖泊,翻滚的波涛中传来一阵阵灼热。“是岩浆!”晖儿大声喊道。忽地一声狂吼,狴犴的身躯化作一层厚厚的黄云,堪堪承载了落下的众人。可那岩浆却似涨潮般地涌起,飞快地接近了黄云。……一个淡淡的人影无声地飘入了地窖,看着地上那些燃烧的香烛人头,嘴角露出一丝调皮的笑容…………承载众人的黄云奋力地向上浮动着,但速度却无法超过那无情的岩浆。无比的灼热中,头发和衣衫渐渐开始冒起了青烟,林岳缘木造出的绿叶更是被烤得焦黄起火。噗,岩浆终于赶上了黄云,刹那间一切都被吞没。……“啪!”竹签卦阵中的白色石球突地爆裂了开来。……岩浆中,一团柔光渐渐黯淡了下去……二十三、凶楼困生“嗬~~”林岳打了第十个哈欠,揉了揉眼角,满脸倦意地转头想和S搭腔,目光却正迎上一张满是利齿的大嘴,大嘴的主人吧嗒了两下,一双睡眼毫无兴趣地瞥了林岳一眼,慢慢爬下椅背,跃上S的膝头舒服地打起呼噜来。“这年头,连大猫都欺负我……”林岳看了看熟睡的S,悄声怨道。“这年头,连大猫都计较。”莫炎有趣地看着他道,“你从小就这样?”“呃~~”林岳立马被呛了个饱,冲莫炎翻了翻白眼,转头靠去一边假寐。“陈子浩也挺倒霉,眼看都要得手了。”我扳动方向盘拐上一条大路,“偏偏那些香烛倒在了地上,最后一搏的人头灯就这么给烧了。”“倒霉是倒霉,也许是天意,也许是人为。”耿婆闭着眼睛悠然道。“您老的意思是……”我惊讶地望了望后视镜,“有人暗中帮忙?”……许昌市襄城县,姜店西,高阳山下。姜太公墓背依高阳峻峰,左首山,右湛浦,墓冢高大,占地数亩,墓门雕刻古朴。据史料记载,太公墓前原有太公祠,正殿内有太公塑像一尊,四周墙壁绘有以姜太公生平为主题的壁画,祠内有数株两抱粗的巨松,只可惜现在祠,碑已毁。历史上并无姜太公葬地的记载,许昌原为姜氏后裔封地,此墓应该只是为了纪念祖先姜太公而修建的。显然这座古墓中根本不会留有西周时期的古物,更不可能存放着太公生前传下的什么文稿资料。但在那份地图上,姜太公墓却是整条路线的最后一站。“可这里为什么会定在最后一站呢?”S奇怪道,“一般最后一站往往总是最重要的。”“那你得去问老耗子了。”林岳看着地图摇头道,“不过,除非做恶梦,否则没什么机会碰到他。”“猜是猜不出什么的,你们分头出去逛逛。”耿婆看着窗外道,“看看有什么扎眼的事情发生。”……“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这句俗语似乎是人所周知的,这位研究出奇门遁甲七十二局的姜太公不但辅佐周武王登上了王位,更是被世人神话到了极点。换作平时我很少会对这类俗语有什么想法,世事原本就不会因某个人的存在与否而改变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更何况“姜太公”并不“在此”。不过,这里的“禁忌”也太多了点…………林岳心不甘情不愿地和莫炎搭在了一组,但听到S也在同组,便也没有多说什么。我和晖儿自然作为另一组出行,而耿婆则留在落脚的旅店中摆弄着一些玄妙的卦盘。走在繁华的街道上,突然想起已许久没有这样和晖儿一起漫步街头了,那次梦境中晖儿的话语始终徘徊在我的脑中,自从突如其来的事件接踵而至后,求生和解谜渐渐地替代了生活中原有的悠闲和宁静,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环境。但如果不是这样,我是否会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平凡生活的可贵呢?“亦凡,这里的公寓小区建的很不错啊。”晖儿看着路边的几座仿欧式建筑道。“的确不错,内地城市环境和格局都比沿海好。”我点头道,“单就城市建筑发展来看,应该不会逊色……”但就在这一瞥间,这些建筑的环境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从公寓小区的构成来看,它们都属于多层加高层的小区,亭台楼阁、假山流水配合着大片的绿化环境,不但显得人文意味浓重,更是符合现代人的健康家居需求。可这些却只是表面…………“天知道这里是不是撞邪了。”林岳嘬着牙花道,“反正我一路看着一路寒。”“夸张~~真的很夸张。”S一边翻开笔记本,一边神秘道,“连莫炎都惊讶了,现在还在那里勘察呢。”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几张清晰的图片,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基本囊括了画面中那些并不高大的建筑环境,尤其是那张高处的全景。看着图片,我沉默了半晌,转手拿过晖儿的笔记本,打开了我们拍摄的图片。“现在大家都有什么想法?”我沉声道,不禁林岳和S已目瞪口呆,连耿婆的眼中也闪出了惊愕的目光。“你们全张着嘴干什么?”耿婆突然一笑,“来,都和老婆子说说,有啥稀奇事。”若只是从风水堪舆的表面层次来看,我和晖儿所到的公寓小区并没有什么特别。抬眼一扫,气脉、明堂、水口一应俱吉,风水的三纲五常摆得清清楚楚。可就是这些太过规律的事情才让人感到奇怪,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和晖儿谈笑着步入其中一个小区,四周闲逛了一下,终于发现了让我心中隐隐不安的地方。小区的格局布置中散落着多彩石块砌成的空地和道路,一些装饰性雕塑被做成了古朴的狮子造型,格局主线上的路灯更是出现了波浪状的夸张灯罩,这结合着古典与前卫的设计风格似乎在遵循着一种中西合璧的不对称创意。自古民间建筑中,阳宅风水的好坏并不像阴宅茔地那样被重视,有许多的建筑在建造后期才会发现在风水上所存在的不足。于是,堪舆者们便整理出了一套足以调整改变阳宅风水格局的方法,然而可惜的是,再好的初衷都会被金钱利益扭曲变形。眼前的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一个转煞治气的格局。风水宝地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它的罕见,可每个相信风水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居于其中。明明是一块普通之极的地皮,只要你出得起钱,又够大胆,那么一些无良的“大师”们便会附耳授秘,让你一夜之间拥有一块风水宝地。这种方法并不复杂,在指定的风水煞位埋藏或建造一些足以制造出大量凶险煞气的东西,而后在其周围布下相应的格局,那些煞气的力量便会神奇地被转换为有助人们的格局气息,从而让你飞黄腾达、佳运亨通。只不过,“大师”们往往收了钱便“四处云游”去了,过个三年五载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一落千丈,连纯净水都能卡在牙缝里,更有趣的是,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别想再离开这块“风水宝地”。“以五色石排形,化煞转气,避其锋芒而入,辅以五行之气遁之。”这小区里那些色彩斑斓的空地和道路正是转煞治气局的第一步,依据色彩和五行属性的呼应,布设成形,以形煞反煞的原理将煞气分解引导,化整为零以便下一步的进行。“狻猊者,其性为金,气势刚猛,存于西方镇宅安神,于煞者善降也。”雕塑从外观来看很像现代的狮子,但却有些许不同,细究之下它们正是古时人们常用的狻猊镇兽。这种镇兽通常是用以镇压比较凶狠的煞气,取道以暴制暴的方针策略。五色石分解的煞气四散而去,经开、杜、生、死门四位的金属和石制狻猊镇压后,气息顿时变得规规矩矩,循着事先布设的方位被这些狻猊赶着来到格局主线上。“水平而生波浪,形曲,其性灵动,融之善变,导气之根本,入局之要穴。”小区格局主线上的水波状路灯并不是什么超前风格的设计,那只是风水堪舆中的峦头法诀,波形为曲可化去煞气中剩余的暴戾成分,彻彻底底地将这股煞气转换为无害的能量。当然,在格局主线上还有一样东西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没有它,那么这股能量也就无法被正确的使用。那是格局正中一个碑亭中的石龟。“龟者,灵兽也,其态端庄,其性祥和,温润缓滞,以柔克刚。”这只看似平平无奇的石龟却在造型上做足了文章,面南的大口与面前的两道波形灯壳介于一条直线,喇叭形的孔道自身底通向口内,加上整个小区的形状本就按照一个“灵龟纳气”的形状来排设的,这只石龟便将那些转化了的煞气直直引入了地下,成为整个小区所谓的“吉格之气”。“亦凡,按你说的应该没什么不对啊。”当时晖儿曾不解地如是说。是,从表面看根本就没什么不对,否则那些人怎么会大费周章地去摆设这些格局,还将大笔的金钱塞入“大师”们的口袋呢?要是他们明白那些五色石在一段时日后与这里的地脉相融,自然产生五行生克,失去化煞作用;如果他们知道狻猊本属乾卦,应居西方,以金为上属,单只摆放只会累积凶煞;如果他们了解“波形为曲,遇灯火则相悖”,路灯夜间等于是在腾升煞气;如果他们弄懂了“灵龟纳气,入煞反凶”,灵龟身下的地层里埋藏的正是那股煞气……如果真有那么多如果,这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虽然这里还没有凶险到入不出生的地步,但只要稍稍假以时日,这些小区的居民只怕是难逃厄运。“据小区的那些老人们说,前不久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晖儿接着我的话头道,“小两口吵架上吊的,失业导致无法还贷跳楼的,类似的虽然不多但也已经有些可观了。”“嗯,最让我担心的是,发生事情的住户并没有离开那里。”我沉声道,“虽然是动了心思要搬出,但却总是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搁浅。”“对了,那附近的小区应该都是同一家开发商承建的。”晖儿回忆道,“好像那家公司的老总是个风水迷。”“风水迷?”耿婆脸上露出一丝怅然,“不怕精,不怕笨,就怕半吊子耍枪棍。”“不管这事的根底在哪里,眼下最好能尽快把煞源找出来。”我接着道,“七个小区,上万户人家,数万条人命……”“恐怕不止。”莫炎悄无声息地开门进来,手上提着个旅行包,“再算上三个小区。”啪,包丢在了地上,里面传出一阵叽里咕噜的响声,包袋蠕动着似乎装着什么活物。狴犴正巧站在一边,看到包袋脸上突地严肃了许多,眼睛眯缝了半天冲着包袋呜呜了两声。说来也怪,那包袋中的东西不再发出声响,甚至连动都不动了。拉开拉链,包中黑黑白白的现出几团东西来,毛茸茸的样子倒挺可爱,那是黑白相间的两只猫咪和一只小狗。“戴孝狗,奔丧猫……”林岳一脸头晕道,“你带这么几个晦气东西回来干嘛?”“怕啥?这三只是幼仔,没多大阴气。”耿婆瞪了林岳一眼,转而对莫炎道,“你约摸着那边还有多少只?”“三十多只狗。”莫炎看了眼边上的小猫,微微叹了口气,“猫两百多。”“什么?!”三人齐声惊道,耿婆、林岳和我不可思议地盯着莫炎,他冷静地点了点头,做了个摊手的动作。戴孝狗和奔丧猫其实只是俗称,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一只黑狗如果在近后脑的位置上长有白色毛发,便有如丧礼上一个身着黑袍头戴白麻的戴孝者,加上人们常认为黑狗不吉利,所以便给了个“戴孝狗”的绰号。那么黑猫的四爪全白,腹部及腰处长有大量白毛,便有如一个脚穿白鞋,腰系白麻的奔丧妇女,同为与黑狗一样,黑猫也被认为是不吉之物,它的诨名便是“奔丧猫”。很多地区的老百姓都认为这种猫狗是极凶险的征兆,一旦发现不是打死就是丢弃。可莫炎拿回来的却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事实上它们貌似外形上根本和传说中的不一样。黑狗的眼下有两个显著的黑点,而黑猫的眼下则是两个白点,看上去就像是哭泣的泪痕,这才是真正的“戴孝狗”和“奔丧猫”。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与乌鸦有着类似的地方,人们之所以憎恨乌鸦,主要是因为它出现的地方常常会发生灾祸,而事实上乌鸦这种聪明的鸟类是预感到了某些事情的变化,用它那并不动听的声音来警示人们的。但世间却没有多少人善待这位“报忧使者”,除了传说中那位封乌鸦为神鸟的真武大帝。这种猫狗同样也有着预感能力,至于为何它们比同类更为敏感,这其间的原因却不得而知,但《闻风拾水录》风水格局篇关于堪舆家畜的文字中曾特意提到“狗阳猫阴,玄色为灵”。从风水五行气脉的角度去看,它们“性喜阴,纳气入脉,复化阴阳,伴人左右,化煞解灾”。因此经常出现在阴霾煞气较重的地方,引去这些对人们不利的气息,一来为自己所用,二来也保护人们。毕竟自古猫狗便是人类的朋友,对饲养自己的主人好些,难道有错吗?不过,数量的叠加往往会成为恐怖的根源,正如一只小猫可称作可爱,一千只小猫便是恐怖了。从莫炎的描述来看,那些小区间游走的猫狗数量已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范围,家养数少,流浪数多,这正是它们从各处聚集而来的证明。那里的阴霾煞气可以和千年恶冢相提并论了。“从照片上看也只是阳宅阴局的布设,应该是病痛阴气较重。”我有些不解道,“怎么会弄出这么严重的后果来?”“那里的楼房可能不对。”莫炎看了看S道。“我倒没有太注意,不过井字型的楼宇建筑的确少见。”S看着图片道,“要拍那个造型难度比较大,所以这里没有显示出来。”“看来是下了不少的功夫。”耿婆翻了下桌上的一叠纸张,那是她一天关在房里的杰作,“估计咱们是找到门道了。”……大厦中,一间雅致的屋内。“他们应该到了。”莫曹沏满茶,悠然地品了一口,“李守信炒地皮设风水,很容易会成为目标。”“他们是昨天晚间到的,今天一早便分成两组四处活动。”站在沙发旁的韩笑恭敬道,“王亦凡和他妻子去了李守信的物业,林岳、公孙潇和师叔去了井字楼,老太太留守。”“呵呵,不错,越来越敏锐了。”莫曹满意地一笑,又沏了杯茶抬手递给韩笑,“你觉得他

                      赵氏家族最需要的人。所谓奴才,首先必须是奴,其次才是才。张孟谈没有因为这件事影响自己的情绪,反而以十二万分的热情继续投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赵氏在新占有的领地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广封疆,开阡陌”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原有的井田制,实施新的封建地租制。这一运动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赵氏家族的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当一切都走上正轨之后,张孟谈也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事——他向无恤递交了一份辞呈。这回轮到无恤想不通了,连忙将张孟谈请进宫,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走?是不是还在怪我将晋阳首功赏给了高共?”张孟谈笑了:“我哪里还记得这些芝麻谷子?我之所以要辞职,是因为先主有遗训,‘五霸之所以能够领袖群伦,不外两条原因,一是国君的权势足以控制群臣,二是不让群臣的权势大到可以影响国君。’现在我声名显赫,位高权重,言能服众,对主上来说不是好事。请您允许我辞去官职,回家去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无恤说:“辅佐君王的人,自然名声显赫;为国立功的人,应该享有尊贵的身份;处理国政的人,必定大权在握。至于大家都服从你,那是因为你忠厚诚信。请你一定要留下,我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做。”张孟谈说:“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您刚刚说的,那是事情成功后的喜悦;而我要说的,是任何时候都用得着的治国之理。我也算博览群书了,翻遍古往今来的史料,但凡成功的时候,愉快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可是高兴过后,如果大臣与君主还享有同样的权力,而且能有好结果的,还真没见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您的一片好心,我心领了,治理国家不能感情用事,请认真考虑我的请求。”顺便说一下,后人将“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即出于张孟谈。张孟谈走后,无恤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了三天,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在他看来,张孟谈此举,显然是对他当年封赏高共的反击,而且是最厉害的一种反击方式。换句话说,如果张孟谈还在纠结于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他能够接受,甚至感到欣喜,因为家臣们偶尔争风吃醋无伤大雅,反而有利于主子的统治。但现在张孟谈是拍一拍衣袖,不再奉陪了。奴才炒了主子的鱿鱼,岂能叫他不感到无趣、失落,甚至是愤恨?突然间,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派使者问张孟谈,国家的政事,如果有臣下不听分派,该如何处置?这话里藏有玄机,看似询问,实际上是威胁:如果你再不服从安排,老子就要动粗了!张孟谈想都没想,回答道:“那必须处以死刑,曝尸街头。”停顿了片刻,又说,“如果要因此处决我,我死而无憾,别因为我而坏了规矩。”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走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一个人如果不怕死,那就真拿他没办法了。无恤偃旗息鼓,答应了张孟谈的辞职。据《战国策》记载,张孟谈走的时候,没带走一片云彩——他将所有封地都还给了无恤,跑到自己的老家去种庄稼,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惬意日子。后来无恤遇到什么难题,还跑到乡下去找张孟谈商量,张孟谈也很乐意地给他出主意。所谓功成名就,急流勇退,说的大概就是张孟谈这种人吧!豫让漆身吞炭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倒不是说中国人有多功利,而是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由此造成的后果,人们只能看到胜利者光彩的一面和失败者不堪的一面。以荀瑶为例,在中国历史上,荀瑶被认为是昏庸之主,常被拿来与夫差相提并论。如汉朝陆贾就曾经写道:“昔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说他们穷兵黩武,自取灭亡。但是,如前所述,荀瑶的致命问题并不在于穷兵黩武,甚至不在于贪得无厌,而是他的情商太低,不懂得尊重人,把自己的盟友和盟友的家臣全得罪了,以至于功败垂成,身死名裂。如果他不是那么狂妄,稍微有一点儿收敛,消灭赵氏没一点问题,接下来再收拾韩、魏两家也不在话下,进而统一晋国也是迟早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荀瑶便不会与夫差为伍,而是要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强人同列了。事实上,荀瑶也不是对所有人都不尊重,至少他对自己的亲信家臣就很不错。据《史记》记载,有一个名叫豫让的人,最早在中行氏和范氏手下干活,因为干得不开心,就去投奔了荀瑶。荀瑶对豫让礼遇有加。晋阳之战后,荀瑶被杀,脑袋还被赵无恤拿去当酒樽。豫让遁逃到山中,听到这个消息,仰天长啸,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为智伯报仇。”为了达到目的,豫让改名换姓,故意犯法被抓,几经辗转,终于成功地被送到无恤府上做奴隶。有一天,无恤如厕,看到豫让在厕所里低着头打扫卫生,突然心念一动,让卫兵将豫让抓住审问。豫让什么都不肯说,后来人们将他的脸洗干净,把他的胡子刮干净,无恤仔细一看,这不是豫让嘛!不用说,什么都明白了。无恤身边的家臣很紧张,想要杀掉豫让。无恤倒是很大度,说:“这是义人啊,我以后小心点就是了。而且,智伯亡而无后,他的家臣要为他报仇,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就将豫让放走了。不难看出,无恤在任何时候都将君臣大义放在第一位,由此也可以理解当年他为什么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高共。豫让仍然不死心,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有点重口味了:他以漆涂身,让皮肤溃烂;又吞木炭,使声音沙哑。然后穿得破破烂烂,跑到街上行乞。他老婆经过街市,他故意伸手乞讨,结果连他老婆都没认出来,打赏了他一个馒头。但是,有一个原来的朋友经过菜市场的时候,多看了他两眼,还是从眼神中认出了他。那个朋友抱着他哭道:“以你的才能,如果肯委身侍奉赵氏,他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想办法行刺他,不是很容易的事么?何必这样糟蹋自己呢?”豫让说:“我如果做了他的家臣,就应该对他忠贞不贰,绝不能够虚情假意,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有一天无恤出巡,豫让得到情报,提前到他必经之路的一座桥下埋伏。无恤来到桥边,马突然受惊,停步不前。无恤说:“豫让必定在附近。”命人搜查,果然在桥下抓获了豫让。这一次,就算用漂白粉洗,也不能让豫让回到原来的样子了。无恤唏嘘不已:“原来你侍奉中行氏和范氏,智伯消灭了他们两家,你却不为他们报仇,反而投靠了智伯。现在智伯被消灭了,你为何这么执著地要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我侍奉中行氏和范氏,他们把我当作一般人对待;但是我侍奉智伯,他以国士之礼对待我,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身份来报答他。”无恤长叹一声,说:“你对智伯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而我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你好自为之吧!”豫让说:“我死无所谓,但是死之前有一个心愿,请您把衣服脱下,让我刺几剑。那样的话,我就死而无憾了。”无恤脱下大氅,扔到豫让跟前。豫让在大氅上连刺三剑,然后自杀身亡。据说,豫让自杀那一天,整个赵地的有志之士都为之痛哭流泪。后人对于豫让,也多是褒扬有加,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传唱了千古,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然而也有人很看不起豫让,韩非子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这样写道:“豫让身为智伯的臣子,对上不能说服主君让他明白治世之道,对下不能统御部众来安定国家。等到智伯被杀了,他才摧残自己的形貌来博取为主君报仇的名声。但是这样做,对于智伯来说,难道有任何意义吗?”第二章魏国崛起洪水渐渐退去,新的一天又重新开始。被洪水淹没在晋阳城下的,除了荀瑶的大军,还有那个被称为“春秋”的漫长而纷乱的时代。另一个时代披着宽大的火红长袍,缓缓而来。它被后人称为“战国”。对于春秋何时结束,战国何时开始,后人有多种不同的意见。具有权威性的意见就有四种:一、以《史记》六国年表开始的年份,即公元前476年为战国起始之年;二、以鲁哀公“西狩获麟”之年,即公元前481年作为战国起始之年,因为那一年也是传说中孔子修订《春秋》的终止之年。这样计算,显然是为了让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无缝衔接;三、以公元前453年智氏灭亡作为战国的起点,因为“智氏灭而三晋之势成,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所谓三晋,即赵、魏、韩三家。晋阳之战后,三晋完全将公室架空,实际上已经成为有实无名的国中之国;四、以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三家正式列为诸侯(本书很快会讲到)为战国的起点,《资治通鉴》即持此说。从公元前481年到公元前403年,时间跨度七十八年,分歧可真不小。本书无意对哪种意见更为合理进行投票,因为春秋战国,本是一个时代的两个阶段,其间并没有改旗易帜的标志性事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甚至不知道后人会以“春秋战国”来命名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来说,“活在周朝”也许是更为贴切的描述。毕竟,春秋战国的绝大部分时期,中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还是所谓的周天子。当然,春秋和战国,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有时空隧道,让我们可以采访春秋战国之交的中国人,他们也许会有这样的感受:雒邑城中的周天子,似乎越来越不受诸侯待见了。听说原来还有那么几位诸侯,隔个十年八年会带着点礼品去朝觐一下天子,现在基本上没人搭理他了,真是人心不古啊!原来的诸侯,特别注重祭祀,祭天,祭地,祭祖宗,祭鬼神,祭山川,祭河湖,一年到头祭个不停。卿大夫们也将祭祀看得特别神圣,如果能够从祭祀祖宗的大釜里分到一块祭肉,那可是不得了的荣耀!所谓“国之大事,祀与戎也”。现在呢,只剩下戎了,一个劲发展军备,祭祀只是敷衍了事。长此以往,只怕连祖宗是谁都不知道啦!最不像话的是那三晋,自从消灭了智伯,就把自己当成晋国的主人了,不断瓜分蚕食公室的土地,仅给晋侯留下区区两座城池。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不去朝觐晋侯,反而要晋侯每年轮流到三家的居城去朝觐,这都什么世道!齐国的田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以下犯上,把持朝政,目无尊长。可叹当年齐桓公好心收留陈完,没想到两百年后鸠占鹊巢,田氏反而骑到了姜氏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春秋时期战争不断,主要目的是争霸。身为霸主者,又要尊王,又要攘夷,还要调解同盟的矛盾,分明是三世修来的好人。到了战国时期,战争更加频密,规模更加庞大,死伤更加惨重,主要的目的不是争霸而是兼并,是大鱼吃小鱼,是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还有一件奇怪的事,自打孔丘去世,这世上被称为“子”的人便多起来了,什么墨子、曾子、吴子、鬼谷子……他们或各占山头,广收门徒;或出入宫廷,为诸侯师;或离群独居,著书立说,言必惊世骇俗,行必惊天动地,为这个本来就不太平的世界推波助澜,搅得天下风起云涌。唉,乱世啊!魏斯礼贤下士公元前445年,晋国魏氏宗主魏驹去世,其子魏斯即位。这位年轻的宗主环顾四周,很快发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日子不好过,倒不是因为穷。赵、魏、韩三家分晋,赵氏获得的领土最多,魏氏排在第二,无论如何不算少。而且魏氏领有的土地,包括河东(今山西黄河以东)、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和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当时统称“三河”,土壤肥沃,良田众多,人口密集,是极为富庶的地区。问题是,这些富庶之地的面积都不算太大,而且互不相连,还与齐、秦、赵、韩、郑、卫等势力犬牙交错,一旦发生战事,魏氏将四面受敌,首尾难顾。魏斯就像一个家财万贯却没有围墙的土财主,必须得时刻盯紧自己那几口装满珠宝的箱子,生怕它们被别人拿走。而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中有那么几位,老早就盯上了他的珠宝,只要逮着机会就闯进来偷,偷不成就抢——这样的日子,你说他能过得开心吗?最让魏斯头疼的,就是西方的秦国。自秦穆公年代开始,秦国便觊觎三河土地,只是畏于晋国强大,一直不敢轻易动手。智氏灭亡后,晋国实际上已经分裂,秦国趁机向东扩张势力,多次派兵入侵三河。魏氏一方面加强防范,一方面也会派兵越境反击,秦魏双方互有攻守,但总的来说,秦国人占了优势。《孙子兵法》第四篇第五条记载:“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也就是说——土地的纵深决定国家的实力,国家的实力决定可投入作战的人数,部队的人数决定战斗力的强弱,战斗力的强弱则是胜负的关键。魏氏之所以斗不过秦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战略纵深。魏军攻克秦国一城两地,对秦国来说只是皮毛之伤;秦军攻克魏氏一城两地,那就是伤筋动骨,甚至有性命之虞。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一个名叫卜商的人出现在魏斯的视野里,他将成为魏斯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如果有读者对这个人名表示“没听过,真的没听过”——没关系,孔丘听过吧?他就是孔丘的得意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被世人尊称为卜子。还是觉得印象不深刻?那好,请看下面几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贤贤易色。”“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前面三句,即出自卜商之口;后面一句,则是孔丘对卜商的告诫。在孔门弟子中,卜商的地位至少可以列入前十名,而且最重要的,他被认为是《论语》的主要编辑者。有这么一个故事,某一天卜商问孔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是什么意思?”孔丘看着院子里的一株桃树,漫不经心地说:“画画的事儿,不也是最后才加以勾勒吗?”本以为卜商会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卜商马上说:“您的意思,人必须先有忠信之质,然后再用礼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是吗?”孔丘又惊又喜,连声说:“卜商这孩子,我可以跟他谈论诗歌了!”这个故事记载于《论语》之中。孔丘循循善诱,卜商一点即通,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当然,考虑到卜商本人正是《论语》的编辑,我们也可以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孔丘死后,卜商游历天下,最终在晋国的西河地方安顿下来,设馆收徒,传授学问。这个地方,正是魏氏的势力范围。当魏斯听说卜商到来,便主动找上门去拜访。魏斯第一次见到卜商,请教了一个关于音乐的问题:要我穿得整整齐齐去听周朝古乐,总是昏昏欲睡;但是听郑、卫之音,就精神百倍,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儒家讲究礼乐教化,周朝古乐多记圣人教谕,被视为乐之典范,孔丘还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它们。而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多写男女私情,是在市井之间流传的民间小调。卜商回答:“周朝古乐,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郑、卫的小调,乃是靡靡之音,毫无节制。您问的是乐,爱的是音,依老朽之见,您是把乐和音搞混啦!”卜商顺着这个话题,劝魏斯亲近贤臣,远离小人,注意自己的爱好,检点自己的行为。魏斯大受启发,当场向卜商行弟子之礼,并且邀请卜商到安邑去讲学,担任他的顾问。卜商欣然应允。在当官这件事上,卜商和他的老师一样,没有任何扭捏。正如他自己说的,“学而优则仕”。如果空有一肚子学问,不通过当官来实施,岂不是等于空谈?但是,他和孔丘也还是有所区别。孔丘终其一生,志在克己复礼,幻想恢复传统秩序,将周礼的复兴作为最高理想;卜商则不拘泥于周礼,只希望能用自己的学问解决现实问题。换句话说,孔丘是理想主义者,关注“这个世界应当如何”;卜商是经验主义者,关注“如何改良这个世界”。后世有学者认为,卜商的学术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孕育了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卜商的到来,给安邑带来一股清新务实的学风,同时还给魏斯带来一批能人志士。这些人或是卜商的学生,或是卜商的朋友,或是卜商的仰慕者。他们听说卜商在魏斯那里受到

                      虎,1950年生;四女儿是1953年生的;小女儿属鸡,1957年生的。现在你们这一辈儿呀,还有像我的这些女儿们,生了孩子都觉得哎呀多美呀,有个小宝宝。我那时候生哪个孩子都是:“哎呀,怎么又让我生孩子!”生孩子是负担。没想生,说家里穷也好,没有劳动力也好,不要生孩子,可没办法,也不懂怎么避孕,没那说法,医学上也不许可避孕,你能生就生吧。跟男人一沾边儿就能怀上孩子,身体又好,又没病。比如我生小五的时候,是在宁夏马家滩,是旷野荒郊了,我在外边出差,那时我就不想要她了,可那是回族自治区,必须得党委批准才能不要呢。她为什么叫“多余”呢?就是多余多余。后来她长大一点,也挺好的,长得最漂亮的就是这最小的,我们现在还叫她小余子小余子。那时候根本不能带家眷,所以我怀了孩子。回家来生,生完,满月不到就又接着走。孩子都是奶奶带。或者奶奶家里请了人帮着带。奶奶对我真好,是真善良,真疼我。给我做鞋,把这孩子都带起来了。所以现在我孩子跟我不亲。就说你没带过我,都是奶奶带的。后来奶奶没有了,怎么办呢,北京要是请人的话,我工资又那么低,我就把小女儿带着,一边上班一边带着。我在胜利油田时一个月才挣50多元,奖金补助的什么都没有,我每月往北京给孩子寄40元,那人(指丈夫)什么也不管。我这几个孩子,学习各方面都挺好,都挺要强的,差不多现在都是高工,还有的去法国留学,都还不错。

                      6.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

                      臻:我现在学佛,我皈依好多年了,差不多近十八九年了吧。为什么学佛呢?我后来退下来了,没事了,总得找点事情干吧。再说咱们满族人不就是以佛学治国的吗,你看过去家家都有佛堂,从顺治朝起就以《大乘无量寿经》治国,后来不知道哪儿触犯了慈禧,不让读这经了,可是到宣统还是学这个。我们学的是净土宗,这是国家支持的。我一人,经济上也不紧,我有房子,有票子,有老朋友,就差老伴儿,老伴儿大早就走了,我觉得还挺充实。我订了很多报纸,我有经书,我研究这些,《认识佛教》我看过三遍。因为我是学佛的,我就要清净下来,什么都不想。吃饭也很简单。我把以前的一些书,还有技术书、文学方面的,都收起来,存放在那边去了。我这儿摆的都是佛学方面的书。如果你研究什么需要佛学的东西,就到我这儿来找,我还一箱子呢,这是我随时看的,只要我到哪个庙里去,他们就给我一摞书,有时我不要,我嫌往回带沉。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如果你认为佛学是迷信,那就是你迷信。最好你能认识一下。信佛的纲领就是五句话,叫作“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用这来指导工作、生活和处世为人,心里就坦然、舒服,我就用这个原则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现在印名片上贴着相片呢,因为我有作品,他们也喜欢我写的,因为我一贴上爱新觉罗,盖上我的满族那个章,这品位就高了,所以就有人冒充爱新觉罗。你看这幅,这是我用3年时间做的,篆刻心经。心经是六百部大波罗经的精华,学佛的人差不多都会背,我用的是小篆,可是为了让一般人都认识,又用了一些楷书的笔体,这就是我的风格。我签的是满文,爱新觉罗·毓臻。这件作品刊登在《法音》1992年第12期创刊百期号的封面上,很多人见了都喜欢,都来问我要,我都无偿地给他们印,结缘么。1995年毓臻在满族命名360年纪念会上与佟鸿举合影灵光寺注58我比较熟悉,没什么联系,就是把钱给它,让它给我印书就是了。印什么都行,给不给我不要紧。我是这样,我嫌麻烦,比如说您来,我已经婉言谢绝好几次了,倒不是我自己怎么傲慢,这绝不是,我们信佛的人不傲慢,是不是?我也挺苦的。在延安的那些年,艰苦,还有婚姻什么的,挺苦。所以我也不愿意过多地说,说起来引起我伤心,挺痛苦。爱新觉罗·毓臻在《法音》杂志发表的篆刻作品(佟鸿举提供)
                      三、“府门儿”风雨毓蕴口述时间:1999年10月27日地点:北京南沙滩毓蕴家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毓蕴,也名毓蕴华,出生于1918年,她是恭忠亲王奕訢59的曾孙女,著名画家溥心畬的侄女,本人在画界也颇有名气。辛亥革命后,满洲皇族中以画家、书法家著称者不计其数,仅《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注60一书收录的近支直系宗室后裔中的女书画家,就有十余人,还未算上远支与嫁给爱新觉罗之后冠以夫姓的人。但毓蕴老回顾一生,最看重的不是自己在绘画上的成绩,而是以她那样的家庭背景而脱离家庭参加革命的经历。这与她父亲在恭亲王府中的特殊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我接触过的很多爱新觉罗后裔不同的是,毓蕴老对自己出身的家庭、环境乃至她那位大名鼎鼎的画家伯父溥心畬的为人,都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她对她那因“服中生子”而过继出去的父亲溥佑的行为以及恭王府对她一家人的冷漠等的叙述,与她兄长毓崟在诸篇采访中的讲述,构成有趣的对比。这样客观和直率的态度,随着清宫“辫子戏”的红火和清史学界对此的推波助澜,以及人们越来越讲究“为尊者讳”的今天,已经越来越罕见了。我与她虽然只有一面之交,但她身上那种冷峻峭直的气质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因此对她怀有一种特别的尊重。毓蕴老见多识广,仅仅跟随她的伯父溥心畬学画一段,就有很多心得,但这篇口述所录只是些片断,她最想讲述的解放初期参加革命的经历尚未述及,十分可惜。当时没有把这份口述做完,固然也有忙于出国访学等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我对自己一度丧失信心,我曾几次因为找不到这项工作的意义而打算放弃,待最终决定拾起重做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一切都已无法弥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应该记取的沉痛教训。恭亲王奕后代:长女荣寿固伦公主(1854—1924),被慈禧认作己女,按固伦公主待遇。长子载澂(1858—1885),郡王衔多罗果敏贝勒,享年28岁。嗣子溥伟,载滢嗣子。次子载滢(1861—1909),1868年出继忠郡王奕詥为嗣,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享年49岁。长子溥伟(1880—1936),过继与长子载澂,袭恭亲王。次子溥儒(1896—1963),著名书画家,清亡后改名溥心畬,其诗、书、画与张大千齐名,故后人将两人并称为“南张北溥”。三子溥僡(1906—1963),著名书画家。三子载浚,早殇。四子载潢,早殇。溥佑本应该排在溥儒之下,为载滢第三子,由于是“服中生子”而被过继出去,所以《爱新觉罗宗谱》中没有他的名字,而将溥僡作为第三子。又按:我对毓蕴老的访谈是在北京城北郊南沙滩的某工厂宿舍进行的,那是她女儿的住所,她的女儿也加入了谈话并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特此致谢,并先录她女儿的一段话作为开头。毓蕴之女:上回楚云注61和我们说了您要来的事以后,我和母亲把情况谈了一下,先从思想上捋了捋。说实在的,我妈整个的经历,这几十年也挺不容易的。原来自己手好的时候,老说还想自己写写什么东西,后来呢也不可能了,拿笔也拿不了了。要是有人采访采访,给写一写,也挺好。我母亲是想把重点放在解放初期参加革命以后,因为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毓蕴(以下简称毓):如果说这个我就滔滔不绝。毓蕴之女:过去是那么一个家庭背景,后来等于是背叛家庭也好,是脱离家庭也好,就参加革命了。而且在解放初期还是地下党的时候,就参加党组织了,后来一直就在党校学习。爱新觉罗家族里面像这样儿的没有几个,就我母亲,还有我舅舅,就他们两个人。启骧也是,启骧他是后来的注62。爱新觉罗家族里边入党的人不多,寥寥无几,而且这些人还都是搞书画的,搞艺术的。我母亲参加革命以后,就等于脱离这个家庭了。过去受家庭的影响也不是特别深刻。您想详细了解我们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情况,过去的生活怎么奢侈腐化呀,怎么没落呀,这方面我们也知道一些,可是了解不是特别多,也没有受到什么腐化。定:您也看过我写的这本书(《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我不是要批判爱新觉罗家族怎么奢侈,也不是对皇室的生活特别感兴趣。我就是想听听你们这些老人的故事,你们自己一生的故事,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你们这些人的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您参加革命的时候多大岁数呀?毓:大概没有30岁吧,解放初期的时候没有30岁,就参加市委办的党员干部学习班,党校第二期。出来以后就等于党员干部,由市委分配在各个工厂。所以说后面一段经历印象非常深刻。定:对这一段我也觉得挺有兴趣,可是我们只能从头聊起,不能从半截说起对吧。您参加革命也得有一个背景是不是?所以我不问您的背景也是不可能的。您从您小的时候说起好吗?毓:说的时间太长了我就腰疼,昨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你得多提醒提醒我。定:您又不是作报告,咱们就闲聊天,关键是您别紧张。

                      1.我父亲是“服中生子”

                      毓:我是老北京,1918年出生的,出生在西城,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过西城,几代人了。平时我就不出去,唯一出去就是笔会。定:西城什么地方,您还记得吗?毓:跟我说过,我没注意,哪儿生的怎么回事都没注意。对过去的事,我以前根本不入脑子。反正不是出生在那种大宅院里。我父亲是过继,他不是府里的公子哥儿。他已经受公子哥儿的影响了,但在实质上,他不是什么王爷的后代了。他是过继出来的,是服中生子,服中生子是犯罪,为什么他得过继出去呢?为蒙混这个。注63定:怎么回事我不太明白。毓:这就得从恭亲王开始说,恭亲王有四个儿子,二儿子载滢是我祖父,可我都没瞧见过。这儿都有家谱,你要让我背我背不下来。毓蕴之女:这儿有个表呢,你看啊,这是一代、两代,第三代这是恭亲王,恭亲王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载澂,然后载滢、载浚、载潢,这是他四个儿子。二儿子下边又有这么四个儿子,溥伟、溥儒、溥佑、溥僡。毓:溥儒就是溥心畬注64,溥佑就是我父亲。他这四个儿子都是亲生的儿子,为什么就把我父亲过继出去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是服中生子。正好穿孝的时候生的他,可是穿的是谁的孝,我还弄不清呢,是穿他父亲的孝呀,还是穿祖父的孝呀?注65他祖父就是恭亲王啊,就是六爷,老六,那时候权势相当大的,几个府里头他是挺有势力的,那不得了,这是您都知道的历史。六爷死的时候,那时候穿国孝。可是儿子哪能随便给人家呀,所以找的也是爱新觉罗,宗室,这是不能给外边的。那会儿生孩子都得报宗人府,就要上那《玉牒》,将来好袭缺呀,可我父亲就没户口。后来出过一本书,写什么恭亲王家中的黑户口,说的就是溥佑,就是我父亲。注66定:那您父亲就没上那《玉牒》?毓:没有没有,后来也不兴啦,后来去哪儿上去呀?宗人府也没了,谁还追随那个?我父亲对那个不在乎,爱上不上,有的玩就行了,更自由了,他母亲又管不了他。定:您知道您父亲哪年出生的吗?毓:我不记得,那(家谱)上面有。定:把他过继给谁了呢?毓:那一大串的名字,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找的一个穷人家儿的,就是一个老太太,也不是顶有钱的,明儿好再回来呀!注67他就想完了事以后呢,过一时期再回来。这老太太家等于是来了一个财神爷,小祖宗似的,都惯着,他想怎么就怎么着,不念书就不念书,玩儿就玩儿,成天玩。会玩儿着呢,养狗、养猴儿。那真是公子哥儿。就说养的那猴儿,那猴儿啊淘气,那院子不是有好几重么,不是有那二门么,木板子做成的,上头有油漆彩画什么的,这不是有柱子么,那猴儿啊跑到那个架子上去了,吊着柱子玩呢。正赶上进来一个生人,结果,嗬,跑到人家肩膀上去了,它也怕人啊,哎哟撕人家,拽人家。吓得(家人们)赶紧把那猴给拿住了。这是我小时候他跟我说的。过继后他就逍遥法外没人管他了,没人管他,没人盯着教训,他就随心自然发展。他听人说跟地下刨一坑把人埋到这儿,人就死了,他就想实验实验,把跟他一块儿的小伙伴,就是陪着念书的书童吧,实际他也不念书,他就玩,给穿上衣裳,系上根绳儿,就把人家埋起来了,还有人伺候他,往里铲土,这不就等于活埋人嘛!正赶在这时候我的祖母去了,就是他的亲母亲,看他去了,看见他刨坑埋人,老太太直掉眼泪,说你看我儿子怎么这样呀,你们赶快把我搀出去吧。后来老太太也没有再来,他就那样,想入非非,什么都想体验体验。另外呢,他有好多的嗜好。就是跟社会上那些人学了很多,当时环境不怎么好,给他养成坏习惯,抽烟,养猴,养这个养那个……所以说是当时的环境,是社会上给他造成的。抽大烟,那会儿大烟不像现在这毒品这么厉害,那会儿好像是平常的事,抽香烟似的。家里富裕点儿的抽大烟的很多,基本都抽,教育跟不上,挺随便的,所以那会儿人受毒腐化的很多很多。定:他多大开始学抽大烟的?毓:那我就不知道了,他也是逐步逐步(沾染)上的。他就是那样生活。注68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俩是怎么结的婚呢?是有一个老师,姓白,这边教过我父亲,那边又教过我母亲,好像这个老头给这边也教馆,给那边也教馆。合着都是他的学生。定:就是说也在您父亲家里教,也在您母亲家里教是吧?毓:是把老师请到自己家里头去。老师对我父亲也无可奈何,让你好好学,让你作诗,你也作不下去,你就别闹得了,你就别埋人得了。我母亲比我父亲学得好,比父亲念书念得多,写的大字都挺不错,还留着呢,后来没有了。我母亲真是过去的旧式家庭,学什么规矩,学什么贤妻良母。可是我父亲还有一个女朋友,拿现在来说叫女朋友,那会儿叫外家。我也没看见过,他也不回家,没钱了就找他妈(指亲妈)要钱去。他妈那会儿也没什么办法呀,也没有很多的钱。那府里已经慢慢衰退了,穷了。没有进项就卖点儿字画、卖点儿古玩。老太太就是还有点儿东西。就给他一块石头、一块玉、一个赑屃啦,粉色的,挺好,那么大一块,还有什么坠儿,那也是早就存在手底下的,我父亲就拿着出去当了,卖了,那时候也不值钱。我父亲拿钱就给那女人送过去,跟人家花花,在那儿住。那儿也无所谓家,人家也不承认他,人家还有一家人呢,跑到人家家庭里去那是干吗呢那是!后来跟那儿好几年,人家不要他了,人家也穷,后来老太太就是我的祖母病死了,不能给他大量的钱了,他就回来了。那会儿我哥哥都十几岁了,我也有十岁了。我母亲始终也不去。定:您知道不知道您祖母是什么人?毓:她不是大福晋,她是侧福晋,你知道什么是福晋吗?定:福晋就是夫人啊,王妃啊。侧福晋就是他的侧室。……您见过她吗?毓:就是见过也很渺茫了。

                      2.恭王府中

                      定:那您父亲后来回没回恭亲王家呀?毓:在那儿(指恭亲王家)就是我和我哥哥。我们在(与恭王府的)关系上,逐步地感情比过去浓厚了,

                      填着吸呢,听到这声音马上就来了精神,站了起来。亮作欢欢喜喜地打开后门。“呀,您回来啦。来,快,快请进。”声音也因激动而尖锐发颤。野口光是看到亮作高兴的样子就满足了似的,礼貌的举动中包含着总经理的淡定风采。只见他解开包裹:“来,鸡蛋。对了,今儿早上捉到了不少沙丁鱼。”野口拿给亮作一个包着三个鸡蛋和不到十条沙丁鱼的纸包。“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白萝卜和胡萝卜。”这么多种食物,在亮作眼里看来简直如同宝石一般。他茫然接下了东西,眼中甚至还流出了泪水。“大家都睡了吗?”“没事,不要紧的,您请进。”“我正从伊东往回返呢,自己家都还没回呢,晚安。”野口笑了笑,静悄悄地走了。这已是每个周日晚上的习惯了。信子和克子不想看到这一幕,所以早早就蒙上被子睡觉了。因此信子和克子都玩命吃野口给的东西。一边吃,一边大说特说给食者和接食者的坏话。“你们既然这么讨厌人家,就别吃人家给的东西!”亮作气得直抖,两个女人却不理不睬,坏话说得越来越起劲了。“是呗。那个男的从女儿出生起就是你的同事啦。原来处处碰壁那会儿,还顶着一副要饭的样子来咱家借过钱。然后呢?以为自己出人头地了,结果还不是靠着打仗成了暴发户,鼻子都翘到天上去了。”“人家哪有翘鼻子。”“怎么没有了。原来都是你你咱咱的,说起话来随随便便,有点出息了就变成您、我了。啊,真讨厌。以前只会说‘咱从伊东往回返呢’,现在则是说‘我正从伊东的别墅往回返呢’真惹人厌。”“胡说八道,人家不是很谦逊吗。”“那是装的,装出一副谦逊的样子冲你示威呢,暴发户的恶毒癖好。是吧,克子。”“没错,无知文盲的下流癖好,大杂院居民的贵族癖好吧。”“胡说八道,你们一肚子脏水,所以看什么都是脏的。首先,野口就没有说过什么伊东别墅。他只是跟平常一样提到伊东的……他在尽量避免用暴发户的口气说话,懂吗!”“没意思。就是把大杂院居民的‘礼貌’癖好倒过来换了个样子而已嘛。”女大学生克子丢过来一句话,“他想说伊东的别墅却只说到伊东就不提了,这才讨人厌呢。东西找用人送来就好,却说什么自己正往回返呢,他就是想卖个人情,还想提自己在伊东的别墅!这不是故意装谦逊吗!鸡蛋每次都是三个,多不自然呀,是故意按人头给这么多个的,自始至终他都是故意的!”“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这什么话呀!你看看这沙丁鱼!不是七条吗?!他没有故意按人头给。你们拿下流的想法去猜忌别人,太肮脏了!”克子冲着盘子上烤好的沙丁鱼翻了个白眼,说:“七条,真奇怪呀。”说完露出了冷笑。克子戳烂了沙丁鱼,慢慢吃着,又说道:“要是九条,就太可惜啦。是给六条加上了一条呢,还是从九条里扣去了两条呢?”亮作愤怒得就快要冲上前抓住克子了。“好好回答我问的话!他有没有故意按人头给?说!”“这个嘛,应该有吧。”血色从克子的脸上褪去,惨白的冷笑贴在脸上。“这是人家对忠诚和顺从的特别恩赐呀。因为有为了一条沙丁鱼就高兴得老泪纵横的人嘛。老同事成了小工厂的小财主,来提拔自己啦。人家就猜到某人又老实又迟钝,才会把会计这么重要的职位给他呀。可是某人只是个普通职员,工资又少。所以人家总经理说话才会什么您您的这么礼貌,这么热情对待某人呀。而且还在六条鱼的基础上额外多给了一条沙丁鱼呢。于是某个普通社员就含着老泪等着总经理周日晚上从别墅回来呀。”女大学生这一番在理的讽刺从总经理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亮作随之就丧失了反抗的能力。他气得呼吸都停止了,血液一下子冲到了头顶。然而他却闭上嘴,垂下了头。亮作和野口曾经在东京近郊的农村一起当过小学教师。野口不满足于只当个小学教师,结果自己创业却失败落魄,因为吹吹唢呐、开开中华荞麦面店还有些收入,所以就做做送葬队伍的头头,便宜买进病刚好的马匹来运个货,结果马暴毙而亡。这活儿本来就要担着马可能会死的风险,野口也就自认倒霉了。然而这匹马却在临死之前发起疯来,瞪着血红的双眼从稻草做成的地板上一跃而起,像是要跳上天空。也就是用后腿站着,前腿跟人类的幽灵一样弯在胸前,像蛇伸长身子一样玩命向天空拧着脖子。然后它扯断了缰绳,冲出了马棚,一口气直直向前冲了五六座小镇那么远,最后扑通倒在地上,一命呜呼。虽然医生没有检查这匹马,但野口逢人都说马是犯脑膜炎死的。之后野口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工厂,就快熬不下去要跑去上吊的时候,战争开始了。工厂突然就上了轨道,野口也就一下子成了暴发户。野口提拔没出息的亮作当了会计。野口会看上亮作,是因为亮作迟钝,没有干坏事的本事。薪水则按当时的市场价给,只比小学教师好上那么一点而已。野口待人友善,却是个把钱看得很紧的男人。他非常小气,就算说他对员工用敬语是为了弥补他的小气也不为过。他给了亮作产报[1]的啤酒券和餐券,但吃饭方面亮作还是得自己出钱。大家(包括亮作)都认为野口会这么做是因为他小气,不过做了确实比不做来得友善。亮作知道克子说得没错。野口每个周日晚上都会拿来别墅种的菜和沙丁鱼,不当回事地放下,等到公司午休那一小会儿的时间又漫不经心地说,在伊东要抓到一条沙丁鱼都已经有多难多难了。一两次亮作还是能忍的。但是,如果亮作默不作声,恐怕野口每天都会反复提起这码事。因此,亮作终究还是抬起头,用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说道:“安了发动机的船吧,都安的是热球式发动机。大家都被征去做运输船了。年轻的渔夫被征去打仗,就连上了年纪的也跟船一起被征走了。这样还能打到够上千人吃的沙丁鱼,真是不可思议呀。”“前几天,我问了那边来的人,他们说在捕鱼。好像还在用大谋网[2]捕。”野口心里很明白这是亮作在挑战自己,笑容却未从脸上消失。“您说那边,是哪边来的人呀?”“啊,是沼津。我远房亲戚在那边的工厂做事,总部设在东京,他经常去东京办事,每次都会顺道来我家一趟。”亮作畏畏缩缩的,胆怯得就像只小龟崽似的,好像下一秒就要缩到龟壳里去了,却还在顽强地往下说:(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大谋网捕得好的时候,能捕到四五万条鰤鱼。大海里的鱼真是取之不尽呀。”“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沼津的大谋网,沼津可没有渔场呀。”“不,渔场不在沼津,在那附近。”亮作拼命动着嘴,脸上流露出濒死前的哀苦神色。很悲哀,也很固执,很可憎。野口脸色变了,喘气也不匀实了。“我亲眼看见的,您是要拿耳朵听到的传闻来否认我亲眼所见的事实吗?!”亮作沉默了。“太平洋沿岸都被敌人的潜艇给包围了。在真鹤那边,敌人的潜艇还冲到了大谋网里。听说闹得沸沸扬扬,还吹螺号来着,结果敌人披着渔网就逃跑了。所以不管哪儿的大谋网都搁着没人管,因为危险,也没有小船敢出海。”亮作那一脸哭相好像在说,只要让野口变了脸色,乱了呼吸他就满足了。然而野口也是,只要亮作沉默了,嗯,他就满足了。于是,总经理没花多少时间就恢复了平静。野口给亮作倒了口茶。“如何?来伊东玩一趟吧。这周日我陪您一起。总之,那儿可是个世外桃源呀。我们家耕地有两百来平方米。鸡也生好了够吃一星期的蛋,在等着我们呢。”“嗯,务必让我跟您去一趟。”亮作也变回了忠实的员工,笑了笑。于是,就又能暖融融地感到总经理那善良的关怀和友善了。就算亮作在周一到周六这六天来都对野口的小气感到不爽和憎恶,在周日这天也会满怀喜悦地等待着他友善的来访。于是,晚上十点,这份喜悦因为轻轻走近后门的脚步声而达到了顶峰。或许,在听到后门传来脚步声的那一瞬间之前,亮作心里都在恼火,想要骂总经理小气得用礼貌来弥补微薄的工资。然而,只要听到来访者的声音,确认了来人就是野口,一切就已经完蛋了。亮作成了一坨只由感动堆成的肉块,心脏在胸腔里跳跃撞击着,促使他奔向后门,让他衰老的双眼中浮现出泪水。亮作从未觉得这样的自己很可悲。他觉得应该相信人是心怀善意的。对于信子和克子,他是这么想的,然而他自己则一周有六天在蔑视总经理的小气和礼貌。因此亮作或许比任何人都更觉得,为一条沙丁鱼而哭的男人很可悲。当妻子和女儿通过肮脏而恶劣的表现指出自己为了一条沙丁鱼而哭泣的样子时,争吵就已经结束了。他全身血液上涌,闭上嘴,垂下头。然而,没过多久,他重新抬起了头。接下来,又像开始拐弯抹角讽刺总经理一样,畏畏缩缩,却执拗地争辩道:“你不准吃那条沙丁鱼。”话说得非常轻,然而,压不住的亢奋却让他口沫横飞。“你这么鄙视它,恨它,还吃它干什么?你这种行为不更应该鄙视吗?”对于亮作的这番话,克子首先是这么回答的:“你唾沫星子都喷到食物上了。”然后克子慢慢地,像扔垃圾一样,要把沙丁鱼扔进没有火的火盆里。“给我慢着!”爸爸去抓女儿的手臂,或者说,想去抓女儿的手臂,然后大声喊道:“就算现在你摆出这条鱼比垃圾还不如的做派把它扔给我看,你也没法否定自己的下作!你一直都在吃它!你这相当于在鄙视自己一直以来如此下作!”克子整张脸没有了一丝血色,她站了起来,拿起盒饭。她接下来要去征用[3]的工作场所。克子把盒饭放在膝盖上打开,捏起一条沙丁鱼,用力扔到了水池里。克子流下了一行泪,不久开始微微抽泣,却咬紧嘴唇,开始收拾打扮,准备出门。“欺负克子,很有意思吗?!”信子尖锐的叫声向他刺来。他无语。“弄哭了克子,真晦气!克子马上就要去征用的地方上班了!女人去征用的地方上班跟男人出征上战场是一样的!吃一条沙丁鱼而已,我们克子鄙视哪位大人了?!比起沙丁鱼我更鄙视棺材铺!吃一条沙丁鱼而已,也要什么高尚的理由吗?!我没有理由,我就是想鄙视棺材铺!吃一条沙丁鱼就下作了,哼,真是够了。下作的人是你,连让女儿吃一条沙丁鱼都舍不得。这米饭是用乡下的姨姥姥给克子送来的大米做的!你不也在吃这米吗?!”亮作无语了。克子可以因为赢了而得意扬扬地哭泣,但他连哭都不能哭。他站起身,开始收拾准备上班。他不能像克子扔掉沙丁鱼那样扔掉饭盒里的米饭。比起能否从这份痛苦中脱身,能否打赢战争看起来也并没有那么重要。

                      书和鸡棚

                      亮作是确信皇军会胜利的那一派,而信子和克子却确信皇军会战败。一接到塞班岛战况不利的消息,母女俩就迅速开始收拾行李,准备逃难了。克子看到信子拼命打包旧衣服,说道:“你带这种玩意儿干什么?”“这还能穿呀。也是为你带的,早晚会派上用场的。”“我才不穿这种玩意儿。”女儿翻了个白眼,咂了咂嘴。“姨姥姥喜欢收集衣服,把自己花了一辈子时间收集的那些跟艺术品似的衣服都给了我。这种玩意儿,女佣都不会穿。”“别这么浪费嘛。这都是我当年出嫁时带过来的。我缝缝补补,都穿了一辈子了,都是我的回忆呀。你爸爸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一件衣服。”女儿根本没去理会母亲的感伤,却又刷新了对父亲的鄙视。“真的?你嫁进来到现在都没买过?”“真的啊。”“真的假的呀,你嫁进来的年数比我岁数还大呢。”“当然是真的呀。”“哼,真迟钝。”母亲以无语表示同意。战时的夜晚很安静,两人的对话一清二楚地传到了迟钝之人的耳中。亮作一直想考资格考试,当中学教师。刚当上小学教师那会儿,亮作马上就开始准备考试了。他那微薄的工资大多都花在了这方面。亮作开始打算考历史和地理,之后也考过日语和汉语,然而考多少次都考不过。信子也是因为相信亮作这辈子不可能只是一个小学教师,才跟亮作结婚的。信子觉得,何止是中学教师,亮作再往上考都能考过,没准会成为教授、学者呢。媒人帮腔是一方面,但信子在看到亮作那被书山堆满的书房时,不知怎么就相信了。直到他三十岁左右那会儿,人们还是很信任他的。学识渊博,绝非一生只配当个小学教师的平庸之辈。当时人们都在仰视他。等到他四十岁左右,就完全反过来了。同样的人,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没有一处明显的变化,舆论居然能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真令人难以相信。世人从前对待他曾如此宽容,然而之后又是如此冰冷。没有人可怜他。只剩下鄙视和嘲骂。学务委员打着全体监护人的旗号向校长告状,说他为了考那根本考不上的考试而蔑视自己当前的工作。校长没有为他辩解。“哎呀,这人真愁人。就算我想把他安排到别处也没有哪个校长收留他,他们说还不如找个代课老师呢。”“话是这么说,可我们都把宝贝孩子交给你了呀。”“我这就想办法,我也会直接教训他的。请忍一忍。”每次他都会被叫到校长室,被逼着给学务委员和有权有势的家长挨个赔罪。而他的月薪不管过多久,基本都是刚入职时候的水平。他被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的人超了过去,每逢新学期,接下他那届学生的年轻老师都会大骂他这一年来根本没在教书育人。信子告诉克子,要是没有姨姥姥的援助,自己早就带着她一起自杀了。信子妈妈的姐姐也就是克子的姨姥姥,嫁了个富豪,一辈子过得很任性。但丈夫死了,也没有继承人,因此这任性的老人家就选了克子当她的第一号养女。信子只有这一个孩子,却没有理由来反对让克子当别人的养女。像梅村亮作这种家族姓氏,绝了后也是造福社会造福百姓。围绕这一家族姓氏的只有耻辱、贫穷、悲哀和叹息,其中只有满满的诅咒。梅村亮作这满是耻辱的一生当然该由他自己一个人来了结。姨姥姥给克子送来学费,克子上了女子大学。跟姨姥姥这边相比,亮作从世人那受到的冷遇都是小意思。姨姥姥对他的感情是憎恶,无视、否定、刺杀了他整个人的人格。克子每逢休假都会跟母亲一起去姨姥姥那里住,然而她们甚至不允许亮作在姨姥姥门前站着。于是克子休假期间,他不得不自己做好饭再去上班。然而只要没有耻辱所带来的痛苦,一个人独住这点不方便也就算不上什么难受了。克子的学费是被禁止用来补充生活费的,包括亮作那份。信子也一直严守着这条禁令,可是战争愈演愈烈,姨姥姥开始给克子送粮食,虽然亮作很少从生活费方面得到好处,但配给的粮食丰富了许多,亮作也就受到了间接的恩惠。母亲和女儿一到晚上就开始收拾逃难的行李。行李当然是要送到姨姥姥那边去。当然亮作的东西是完全排除在这堆行李之外的。就算把她们的东西送走了,厨具和茶几原本也是属于亮作的东西,因此并没有影响到三个人的生活。两人并没有劝亮作收拾行李。因为这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不便,所以哪怕亮作的东西全都灰飞烟灭也没什么可惜的。两人的行李一送走,房间看上去就宽敞了许多。受了眼前场景的刺激,亮作也开始考虑逃难了。他想,至少把书保留下来,他这辈子就只有这么点足迹了。一想到书会被烧掉,就痛苦得好像自己被烧了似的。这二十多年来,亮作用微薄的薪水一点点囤下的藏书已经有两千来册了。“我说信子啊,我能不能只把这些书寄放在姨姥姥家呢?”信子无奈地叹了口气,道:“你说什么呢。你真是,唉,不要脸,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我倒想拜托B-29[4]只把你这些书烧个精光呢。你也想想看吧。我为了这些书,这辈子几乎白活了,我都数不清自己哭了多少回了。你居然,唉,居然没有烧掉这些废书的心思。让别人哭得要死,不但一分钱好处没捞到,还成了别人的笑柄。这每一本书都盖着‘你是低能’的印记,亏你还能每天心平气和地看着这些证明你低能的证据,真是不可思议呀。我不知道你智商是有多低。总之我跟

                      国民经济根本的主张。著作分二十三卷,卷卷皆讲经济政策,以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为核心思想,全面阐述大明朝农业、税收、军屯、外贸、关税、盐政等改革措施。书中的思想,是对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经济思想的全面颠覆。直到几个世纪后,清朝大儒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依然痛斥丘浚“率意妄做,可谓荒谬”。清末维新领袖梁启超却对其颇为推崇,一日梁启超与某西方富商交谈,对方大谈西方近代重商主义思想,梁先生大笑,手指一本《大学衍义补》道:“汝之说,此书早尽言也。”在丘浚生活的明朝中期,此书一经问世,自然引起轩然大波,时任内阁辅臣的徐浦认为丘浚之说“妖言祸国”,但年轻的朱祐樘却深感兴趣,数夜“挑灯研读,时击掌嗟叹,言大明竟有如此奇才也”。数日后对丘浚表达了“读后感”:“此书既为救时之良策,更为治万世之远谋。”当即下令福建布政使负责刊印,全国发行。正是以这部《大学衍义补》为参考,少年登基的朱祐樘大刀阔斧,开始了对于大明王朝政治经济的全面整合,政治上,依书中“官职不在多,却在效用,良臣不在品德,却在督考”,朱祐樘启用王恕为吏部尚书,设立“京察”“栓选”“评考”制,即后来张居正“考成法”的前身。税收上,如丘浚书中所言“国家财税之锐减,一在土地兼并,黄册萎缩,二在米粮通运,耗费巨大,三在机构重叠,关节横生”,朱祐樘简化了税收体系,裁减税收机关,在全国范围内遏制兼并,并继续开放辽东和湖广的“无人区”,招募农民屯垦,缓解土地矛盾,更推出了“折纳银钱”制,即农民可将半数税粮以白银方式缴纳,这一条,即是后来“一条鞭法”的前身。弘治五年,原内阁首辅刘吉被撤职,丘浚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首开明王朝“尚书阁老”先例。之所以破例,看中的还是他这份“治世之才”。丘浚也未让朱祐樘失望,除高瞻远瞩外,具体改革措施上,丘浚更谋划详尽。弘治三年,朱祐樘着手整治江南税赋,清理历年积欠,丘浚认为“百姓苦于苛政,不宜催逼,需平抑赋税,方可两难自解”,继而详细谋划,重施周忱时代的平米法。在具体税收策略上,丘浚推出了“问责制”,即每年秋收初期,地方官要向朝廷“报计划”,具体税额,以朝廷下发的“凭票”为据,不得肆意加征,小小的改动,就堵住了官员“贪墨”的口子。在税粮运送上,丘浚推出了“兵补制”,每年负责押送运河税粮的“运军”,由兵部统一补贴,减轻运军负担,运军所过之府县,由当地布政使和按察使联合监督税粮押运盘点,实行“集体负责”他还创立“扣分”制,凡税粮有减损,各级负“连带责任”的官员都要被“扣分”,扣分到一定程度,便自动“下岗”。苦心谋划下,成化朝时期连年入不敷出的明王朝终重现生机,数百年后,清末政治家曾国藩也曾感叹:“前明弘治时,民不加赋却国用足,诚为我朝之鉴也。”在成为“阁老”后,丘浚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盐政改革,影响更是深远。改革的对象,正是朱元璋时代杨思义首创的“开中法”。“开中法”的本意,是要在国家垄断盐业贸易的前提下,用授权盐业贸易的方式,鼓励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但在明朝中期,这一政策已很难实行:一者是官员贪墨,利用盐业贸易渔利,二者是部分商人弄虚作假,利用明王朝发放的“盐引”扩大食盐贸易,甚至造假“盐引”渔利。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开中法”原本的方式是商人用粮食换盐,但是在明中期,盐价和粮食价格的比例早发生了变化,单纯的“以粮易盐”早已无利润。因此朱祐樘即位早期,虽屡次清查,查办大批贪墨官员,但诸多盐商对此应者寥寥。这个问题,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也有论述:“开中法之弊,贪墨为其表,无利乃主因。”弘治五年,依新任户部尚书叶淇陈奏,朱祐樘正式改革“开中法”,由原来的“以粮换盐”,变为“以银换盐”,一字之变,即引得商人纷纷响应,国家得到大笔收入充实国库,北方盐业贸易也因此繁荣。此奏议虽由叶淇提出,但身为阁老的丘浚是坚决的支持者,不但在朝堂上极力赞同,更与反对改革的徐浦等人据理力争,他更看到了叶淇看不到的地方:奏请朱祐樘“调太仓之粮输九边,以太仓粮易九边银”,即用政府行为“宏观调控”,防止银多粮少造成物价飞涨。可年轻急于求成的朱祐樘这次并未采纳,事实果如丘浚所料,数年以后,北方边境粮食价格暴涨,差价竟与中原相差3倍。从此时起,原本垄断食盐业的明王朝变成了“批发商”,盐业贸易的繁荣,带动了两淮和山西两大商人集团的崛起。国家不但通过开中法获得了大量收入,更从盐业贸易中抽取了大量盐税,明末史学家谈迁曾赞叹道:“国朝盐业之利,自此数倍于前。弘治中兴之局,富庶由此奠定。”在这“中兴之局”中,呕心沥血的丘浚实现了祖父“以济天下”的厚望,明史称他“一代贤辅”“中兴贤儒”,至为公允。四但相比于“弘治中兴”18年的诸多英杰人物,无论是比起“凝重有度”的内阁首辅徐浦,还是被赞为“弘治三君子”的马文升、刘大夏、王恕三位六部堂官,以及被赞誉为“公谋断内阁”的谢迁、李东阳、刘健三位阁老,甚至比起地位远不如他的杨守随、王琼、姜宛等地方官,身为大明朝“副总理”的丘浚,不但在正史中的记录多被一笔带过,且在清代更遭诸多“大儒”的口诛笔伐,生前身后的评价相去甚远。有关他的记录,很少见于专门的传记,只能从明朝中期的历次“大事件”中摘录整理。声名寂寂如此,原因究竟何在?论学识,丘浚自幼即被称为神童,在弘治朝当时更可称学问第一,是当时官场上难得的博古通今的人才。论政绩,丘浚为官数十年,任礼部堂官时大行“义务教育”,参与编纂《明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宋元纲目》,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他奏请整理天下典籍,抢救珍贵资料无数。著作《大学衍义补》更是眼光超然,领百年风气之先,“入阁为相”后,又苦心筹谋,兴利除弊,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论名声,丘浚为官清廉,身为阁臣,家境却贫寒至极,其所住房屋,还是初入京城为官时购置,40年来无钱修缮,早已破败不堪。他一生酷爱读书,逢好书必买,囊中羞涩时,宁可跑到当铺当家具,至他去世时,已是家徒四壁。然而对于学富五车、呕心沥血、为官清廉的丘浚,其“老上级”,时任内阁首辅的徐浦在其文集《谦斋文录》中却有不同评价:“丘公固有经天纬地之才,然为官一生,素来胸襟狭隘,睚眦必报,因小隙构陷同僚,党同伐异,终令声名受损,也诚为天下为官者谏。”事实正如徐浦所言,丘浚为人胸襟狭隘。成化朝时,仅因政见不和,便趁项忠、杨鼎等人遭陷害时落井下石,引起了“公愤”。朱祐樘即位后,丘浚官升一级,身兼大明朝“经济建设”的重任,虽是“宰相”,但肚子依然“撑不得船”,但凡有不同意见,皆遭他“打击报复”,甚至于同内阁同僚也时常争吵。史载一次在内阁与同僚刘健争吵,面红耳赤时,丘浚竟“掷冠于地”,差点就动手开打,朝堂之上,凡有言官弹劾丘浚,丘浚立刻当场对骂,徐浦说他“污言秽语尽出,全无宰辅之风”。此外,身负奇才的丘浚性格也极为高傲,尤喜奉承之言,凡“赞誉其才者,皆得其喜,指斥其过者,皆惹其怨”。正因如此,在他为官的晚期,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点——弘治六年的“王恕案”。王恕,字宗贯,时任明朝吏部尚书,在当时,他是出名的“直臣”。朱见深时代,他曾在云南抵制明朝太监的“采办”,且救下了因弹劾妖僧继晓被下狱的言官林俊,一时声名大振,民间有言“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朱祐樘登基后,将已退休的王恕召回,任吏部尚书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腐败,建树颇多。同为清官能臣的他,本与丘浚是一类人,但不幸的是,王恕同样性情孤傲,且在弘治朝初年,王恕官至执掌“人事权”的吏部尚书,在六部中号称“天官”,对待其他五部尚书时常趾高气扬,对时任礼部尚书的丘浚更是如此。起初丘浚尚能忍耐,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丘浚入阁后,王恕依然对丘浚指手画脚,不但日常交往中傲慢无礼,且工作中时常抵触。是年八月,王恕向朱祐樘提交一份被裁官员名单,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丘浚准备启用治理经济的“能臣“,二人为此大吵,王恕竟当着朱祐樘的面,数落丘浚成化朝时期陷害言官打击项忠的“烂账”,令丘浚大伤自尊。此后两人“不交一言”,怨仇从此结下,偏巧此时,太医院一个叫刘文泰的医生也因“机关精简”问题同王恕结怨,便借机对丘浚大加奉承,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经二人合力“整黑材料”,丘浚终于抓到了王恕的一条“小辫子”——成化年间王恕罢官归乡后,曾找当地秀才撰写自己与奸臣作斗争的“光荣事迹”,其中对“先帝”朱见深的行为多有嘲讽。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春,丘浚“鸡蛋里挑骨头”,授意刘文泰上奏,指责王恕“诽谤先帝”,一时间朝野震动,大臣们纷纷借此相互攻击。朱祐樘命锦衣卫夜审刘文泰,稍一动刑,软骨头的刘文泰就把同丘浚的密谋和盘托出。真相大白后,同样厌烦王恕“飞扬跋扈”的朱祐樘乘机命王恕“退休回乡”,这位声名显赫的老政治家从此彻底告别了政坛。对于“打击陷害”的丘浚,朱祐樘仅“申斥”之,并无任何加罪,一时间“朝议哗然”。虽被除掉,但王恕威望崇高,在成化朝时曾救下林俊,弘治朝初年的“两京之狱”时,更救下多名得罪权臣刘吉的言官,早就是各位御史给事中眼里的“大恩公”,赶走王恕,丘浚可谓得罪天下言官。此后几年,任丘浚鞠躬尽瘁,各路言官口诛笔伐,弹劾丘浚的奏章络绎不绝,从而彻底把丘浚“搞臭”。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七月,积劳成疾的丘浚与世长辞,享年73岁,朱祐樘大为悲痛,追赠太傅,谥号文庄,并拨大内专银在丘浚家乡修建陵寝,其墓高6米,分16级台阶,上有朱祐樘亲笔提写的“理学名臣”四字,足见悼念隆重。但朝臣们反应冷漠,丧礼的时候吊客寥寥。丘浚生前的“莫逆之交”刘文泰前来吊唁,一进门就被邱家家丁乱棍轰出来,丘浚夫人当场哭骂:“汝损吾夫清誉甚矣!”虽是“损清誉甚矣”,但弥留之际,丘浚依旧“一心扑在工作上”。生命的最后时刻,丘浚双目近盲,难以写作,依然以口述方式向朱祐樘上奏章。一是建议朱祐樘“可招募边地良民为壮勇,以补军户之兵不足”。依此议,丘浚去世数月后,朱祐樘正式颁布了《民壮法》,即从农村乡民中选拔精壮民兵,农闲时训练,战时编入军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二是完成了《大明会典》的修订纲要,依丘浚的“提纲”,两年后朱祐樘正式下诏修改《大明会典》,删去朱元璋时代诸多苛刻刑法条文,可谓善莫大焉。而一直伴在丘浚身边的这位“记录员”,是丘浚弘治元年编纂《明宪宗实录》时的助手,丘浚当时就赞他“宰辅之才,他日成就远胜于我”。这个人,就是彼时翰林院修撰,后来大明正德朝内阁首辅,被明史赞颂为“镇静持重”“补苴匡救”的一代名臣——杨廷和。第十六章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们2005年作家李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5000年来,我们总以为敌人来自于草原,直到吃了亏挨了打才明白,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于海上。从其演讲的内容看,这句话所指的对象,是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中国,但明王朝,恐怕对这句话也会体会至深。从建国开始,明王朝的主要战略防御重点,就是北方的蒙古部落,从朱元璋起就修筑长城,北方设“九边”,囤积雄兵百万,到朱棣时更迁都北京,加强北部防御。来自于海上的威胁,从元末明初开始,先是倭寇的持续骚扰,屡剿屡不绝。不过在明朝中前期,多是小打小闹。从明朝中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开始,倭寇却成为困扰整个明帝国的大患,从山东到浙江再到广东福建,倭寇肆虐中国东南沿海长达20年,这期间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相继来犯,东南沿海百姓惨遭屠戮无数。海上的敌人,渐成中国边防大患。翻检明朝中期有关“海患”的各种史料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了如下的几个新名词。一是“奸民”,多出现在有关葡萄牙殖民者入寇的各类记录中,称葡萄牙殖民者是以沿海“奸民”作向导,继而侵扰中国东南沿海,起先只是少数人,后来却有“人心思乱,百姓纷纷为奸民”的记录。二是“真倭”、“假倭”,真倭容易理解,多是来自日本的海盗倭寇,假倭却鱼龙混杂,有“海匪”、“海寇”、“海贼”,都是沿海当地华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假倭”骚扰的次数和规模,要远远大于“真倭”。如此奇景,确为先前历史所罕见。不管“奸民”还是“假倭”,却都折射出了另一个新名词:明朝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华人海商。一在明王朝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海商”,其实是一个非法的词。战国时期开始,中国东部沿海就有以海外贸易谋生的商人群体,到唐宋元时期,中国沿海的海商已然渐成规模,甚至一度达到极盛之景。比如中国东南沿海边民大规模地移居东南亚,就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到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曾达到顶峰,东部的泉州、宁波、广州等港口,皆为国际化贸易港口。元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中,东南沿海起事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皆与东南沿海业已壮大的海商势力有密切联系。比如张士诚麾下的诸多将领,皆是海商家族出身,方国珍虽是贩盐出身,却是以联合海商,“啸聚海上”的方式起兵反元。《元史》说东南元末农民大起义时,说“东南海寇四起,交相为乱”,诚为实情。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从争天下开始,至最后一统河山,对海商采取的是严厉打击策略。在明王朝鼎定天下后,朱元璋先是严厉打压江南富豪,尤其是有海商背景的富户们,不但课以重税,更逼迫许多家族举家北迁,至北方边境地区屯垦。这里要提一人,即大名鼎鼎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世人皆传说他有“聚宝盆”,事实上他的发家方式很简单,就是坐镇周庄,利用运河便利收购内地货物,再高价转卖外国商人,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皆是他的“贸易伙伴”。《吴县县志》说他的发迹“富甲天下,由通番而得”。明朝建立后,沈万三主动“表忠心”,不但向朱元璋捐献财物,为朱元璋修缮南京城墙,更出资犒赏军队。不过,他的这些行为却惹得朱元璋大怒,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降罪沈万三,将其流放云南,家产充公,7年后沈万三死于云南(又说贵州)。事情还没有完,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沈万三二子沈至、沈庄又获罪入狱,沈家再遭抄家。甚至在朱元璋临作古的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借蓝玉案由头,朱元璋再次将沈万三家人下狱,沈万三曾孙遭凌迟处死。几度整治,终让这个元朝末年富可敌国的家族凋零败落。朱元璋之所以整治沈万三,有说是垂涎于沈家巨大财富,也有说是因为沈万三犒赏军队,犯了朱元璋的忌讳。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明朝一统天下后,先前张士诚、方国珍等部的残余势力皆盘踞沿海诸岛,时常伺机骚扰内地,他们勾结倭寇以及沿海海商,连年作乱。对此朱元璋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一面在东南沿海屯兵50万,设立卫所上千,加强海防,一面大力整治国内与“海匪”有瓜葛嫌疑的海商们。沈万三,就成了朱元璋“杀鸡儆猴”的道具。同时朱元璋厉行闭关锁国,就在沈万三获罪的次年,朱元璋裁撤了自唐朝起开始设立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大明律更规定:凡擅自造船且与外国人交易的,一律处斩,家人流放戍边。“严打”之下,自唐宋起日

                      国,其实是在秦国列祖列宗艰苦奋斗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是数以百方计的鲜活生命倒在血泊中成就的。长平之战以后,赵国的军力消耗殆尽,赵国的灭亡已经是指日可待。秦国将会怎样对待长平战败的赵国呢?是让赵国苟延残喘,还是一鼓作气灭掉赵国?第21章邯郸之战由于赵孝成王的一系列失误,赵国在长平之战中付出了惨烈代价,几乎耗尽了赵国军队全部的有生力量,元气大伤,从与秦国平起平坐的一等强国,一下变成了三流国家。然而获胜后的秦国并没有停止进攻赵国的步伐。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159),取得长平大捷之后的秦军,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大将白起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龁率领,攻下皮牢(今山西翼城东)、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一路由司马梗率领,攻克太原郡(今山西中部)。白起回国,上报秦昭襄王,要求增加军粮供应,一鼓作气消灭赵国。刚刚在长平之战中遭受重创的赵国,能够应对秦国的进攻吗?赵使入秦求和秦军攻城受挫此时,秦国对是否立即灭赵产生了不同意见。三年的长平之战虽然以消灭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告终,但是,秦国损失也非常大。秦国士兵死伤过半,国内空虚(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秦昭襄王对是否马上灭赵持存疑态度。这是“主疑”,君主对这场战争犹疑不决。秦国大臣也因邯郸之战爆发了一场斗争。白起虽然立了大功,但是,他是秦国前丞相魏冉所起用的大将,而此时魏冉已经告别了政治舞台。新任丞相范雎是靠着挤兑魏冉登场的,因此,范雎对魏冉提拔重用的白起深怀戒心。秦军在长平之战后立即发动对赵国的进攻,使赵国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因为赵军主力在长平之战已消耗殆尽,如果秦军兵临赵都邯郸,赵国将面临灭顶之灾。惊魂未定的赵孝成王立即派出使者出使秦国,游说范雎。赵使的游说抓住了两个关键点:第一,白起功压范雎。赵使携带重礼拜见秦国相国范雎,一见面,赵使立即问范雎:秦军要围攻邯郸了吗?范雎说:是的。赵使接着说:邯郸一围,赵国必亡,赵国一亡,秦王就可以称霸天下了(赵亡则秦王王矣)。但是,白起立了灭赵大功,攻取了赵国七十多座城池,南定楚国都、郢、汉中,北灭赵括之军。即使是古代的周公、召公、吕望,功劳也无法超过白起(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如今白起又力主立即灭赵,赵国一灭,白起肯定位居三公高位。您身为秦国丞相,能不屈居其下吗?白起的功劳如此之大,即使您不想在他之下,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啊!您可不能让白起占尽秦国之功啊(今赵亡,秦王王,则一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第二,秦国得地不得民。秦军曾经占领韩国上党,上党的百姓全部逃到赵国,坚决不当秦民。如果灭了赵国,结果会怎么样?赵国北部的百姓肯定逃到燕国,赵国东部的百姓逃往齐国,赵国南部的百姓逃到韩国。秦国能得到多少百姓?秦国占了赵地却得不到赵国百姓,这些赵地有何用处?所以,与其攻灭赵国,不如让赵国割地议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赵使这一番话完全说到了范雎的心坎里。于是,范雎对秦昭襄王说:秦兵经过长平之战非常疲劳,应当允许赵国割地求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于是,秦昭襄王驳回了白起一鼓作气吞灭赵国的请求,采纳了范雎的建议,允许赵国割六座城议和。这叫“相谗”,丞相谗害将军,将相不和。白起力主趁赵国元气大伤、民心不稳之时立即攻下邯郸,最后得到的竟然是秦昭襄王撤兵休整的命令。白起心中颇为不快,但是,王命又不能不从。被迫回师的白起打听了一下,得知是相国范雎的主张,从此,白起和范雎有了隔阂。到了九月,经过数月休整之后,秦昭襄王派大将王陵率兵攻打邯郸。此时的白起正生病,没有出征。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前258)正月,王陵攻打邯郸,略有进展,秦昭襄王立即增兵邯郸。但是,王陵接下来的攻打却并不顺利,损兵折将。此时,白起的病也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派白起接替王陵。白起说,邯郸不容易被攻下来:一是诸侯的救兵快到了,秦国将再一次面临诸侯的合纵抗秦,而且,诸侯各国对秦国的仇恨非常深。二是秦国虽然打赢了长平之战,但是,秦国自身也是“死者过半”,国内空虚,战场又远离秦国。三是赵国殊死抵抗,因为这次打的是赵国国都(争人国都)。四是秦军内外受敌,赵居城内,诸侯在外,对秦军形成合围之势。所以,秦军这次肯定打不赢。秦昭襄王一看自己指挥不动白起,便让相国范雎去请白起。白起上次一鼓作气攻下邯郸的计划就毁于范雎之手,现在,范雎来劝自己挂帅,白起自然以有病为由,称病拒征。秦昭襄王一怒之下,判白起迁徙之刑,发配到西北的阴密地区(今甘肃灵台一带),听说白起对此心有怨艾,秦昭襄王赐其宝剑,令其自裁,白起行至杜邮自杀。白起拒不出征,秦昭襄王无奈,只好派王龁代替王陵担任前线总指挥。战争持续到这一年的八九月份,邯郸还是久攻不下。这叫“将弱”,秦国派出攻打赵都邯郸的将领太弱。主疑、相谗、将弱,有了这三个因素,邯郸之战怎么打呢?庞大的秦军把邯郸团团围住,但由于赵军的誓死抵抗,秦军攻不下邯郸城。赵军在元气大伤的情况下,据城死守,但依靠赵军现在的军事实力,它也不能打败秦军。所以,秦军和赵军一度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但赵国首都邯郸被围困,一旦被攻破,赵国就有灭顶之灾。因此赵国形势依然岌岌可危,处在这种危险的状态下,赵国采取了什么办法来解邯郸之围呢?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国在进行殊死抵抗的同时,展开了积极的合纵努力。赵国的合纵分为两路,一是求救于魏,二是求救于楚。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姐姐,赵国的危难促使平原君不得不紧急求助于魏公子无忌。魏王听了无忌的报告,立即派大将晋鄙率领十万大军救赵。秦昭襄王听说后,也立即传话给魏王:我很快就会攻下赵国,诸侯谁敢救赵,灭赵之后我就立即灭谁(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接到秦昭襄王捎来的口信,吓得赶忙派人通知晋鄙,停止进攻。晋鄙得到王命,将军队驻守在边境之上,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魏王一方面命令晋鄙停止前进,一方面派了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辛垣衍对赵孝成王说,秦国、齐国曾经相互称帝,但是,不久在各国压力之下都撤销了帝号。现在齐国已经非常衰落,不可能再称帝,只有秦国有能力称帝。所以,我认为秦国攻邯郸是假,要求赵国带头称秦王为帝是真。如果赵国真的尊秦昭襄王为帝,秦国一定非常高兴,邯郸之围可以立即解除。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听了之后犹豫不决。此时,一位叫鲁仲连的齐国义士恰好在围城邯郸之中,听说了这件事,找到平原君,并通过平原君见到了辛垣衍。鲁仲连对辛垣衍说,秦国是一个不讲礼义、崇尚杀人的国家(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一旦我们尊秦王为帝,一定会使天下苍生深罹其殃。魏王是没有认识到奉秦为帝的危害,所以才会劝赵国这么做。一旦魏王明白这种危害,绝对不会尊秦为帝,而且会帮助赵国。尊秦为帝有什么害处?秦王一旦称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换诸侯的大臣,把贤明者说成是无能者,将无能者说成是贤臣,甚至可以指派自己的宫女做诸侯的妃姬,安插间谍在诸侯的寝宫里(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如果魏王的殡妃全部是秦国派来的女特警,魏王还会有一天安宁的日子过吗?您还能受到魏王的信任吗(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一席话说得辛垣衍再也不敢劝说赵孝成王尊秦为帝了。不尊秦可以,但是,当前的燃眉之急是如何解除邯郸之围。邯郸被围之后,平原君多次写信给信陵君,催促他想方设法救赵。信陵君不但自己劝说魏王,还派手下的门客劝,但是,魏王惧怕秦国,始终不肯让晋鄙出兵。平原君不了解魏国这边的实情,看到魏国军队迟迟不至,急得天天催信陵君,而且话说得让信陵君很为难:公子是急人之难的人,如今邯郸早晚都会被攻破,魏国救兵不来,这是急人之难吗?公子即使看不起我,即使不愿帮助赵国,怎么也不能不顾你姐姐吧(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信陵君听了是又羞又急。但是,无论信陵君派多少人去游说魏王,魏王因害泊秦国,主意坚定,不敢出兵救赵。万般无奈的信陵君只好亲自率领一百多辆战车的宾客救赵,以作殊死之战。经过魏国都城大梁城门之时,信陵君拜访了自己的好友侯生,诉说了自己的困境以及与秦军誓死一战的决心。侯生听了这一番话,冷冷地说:公子你好自为之吧,恕老臣不能送行。信陵君走了几里地,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平时对侯生那么好,天下无人不知。但是,我今天奔赴疆场,侯生竟然没有送我一句话。难道我做的有什么不对,’惹得侯生不高兴?信陵君越想越郁闷,于是立即掉头再访侯生。侯生看见信陵君回来,笑呵呵道:我就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的。公子待我一向不薄,今天公子要自投死地,我不送公子一句话,公子一定会非常遗憾,所以,一定会回来。信陵君问计侯生,侯生说:我听说能和晋鄙的兵符相合的另一半兵符在魏王的卧室内,只有最受魏王信任的爱妃如姬可以出入魏王的卧室,窃出兵符。我还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魏王亲自出面追查凶手,最终也没有成功。后来,还是公子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一直想为公子效力,苦于没有机会。公子只要一张口,如姬一定会为公子偷出虎符,夺取晋鄙之军,救赵退秦。信陵君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求助如姬,如姬果然将兵符窃到,送予信陵君。信陵君这次再告别侯生时,侯生嘱咐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公子即使与晋鄙核实了兵符,也不一定能让晋鄙交出兵权。如果晋鄙再向魏王请示,事情就麻烦了。我有一位门客屠夫朱亥,可以和你一块儿去。这个朱亥是位大力士,晋鄙若交出兵权万事皆休,若他不交兵权则当场杀了他。信陵君带着虎符出发那一天,侯生对他说:我老了,不能随侍公子。我计算着行程,估算公子到达晋鄙军队之时,我会北向自刨以送别公子。信陵君到了晋鄙的军营,晋鄙核对了兵符,没有问题。但是,晋鄙的心里始终忐忑不安,他对信陵君说:我现在统率十万大军,驻守国境,担负国家重任。现在你一个人坐一辆车来就要取代我,我怎么办?朱亥一听,立即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重的大铁锤,杀了晋鄙。信陵君夺了军权,立即下令:父子俩同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中的,兄长回家;独子无兄弟者一律回家。此令一出,军中欢呼雀跃。余下来的八万精兵,个个摩拳擦掌,向邯郸进发。魏国八万救援大军直奔赵国都城邯郸,信陵君所率的魏军能解邯郸之围吗?平原赴楚毛遂定盟散尽家财李谈退兵信陵君得到好友侯生的指点,窃符救赵,在边境夺了魏国大军的兵权,然后率领八万魏国精兵奔赴邯郸,这可以说是救援赵国的一支有生力量。面对秦军对邯郸重重包围的困境,赵国也不敢把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在向魏求救的同时,平原君亲自向楚国求援。现在魏国的救兵搬来了,那么赵国还能搬来楚国的救兵吗?临行前,平原君在自己的门客中挑选随从,原打算选拔二十名,但是,最终只选到十九人,就差一个人,但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了。此时,平原君门下有一位叫毛遂的人,主动找到平原君说愿意补足现在还差的一个名额。平原君不认识毛遂,便问毛遂:先生在我门下待了几年了?毛遂答: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就像是锥子放在布袋之中,锥尖马上就会冒出来。先生在我门下待了三年,我还一无所闻,可见先生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毛遂回答道:今天就请将我放在袋子里吧。如果早把我放在袋子之中,我早就脱颖而出了。这就是成语“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的出处。平原君最终还是决定让毛遂一块儿出行,但是,其他随行的十九个人都看不起他。毛遂也知道这十九门客看不起自己,出国后,毛遂和这十九个门客谈起说楚一事,语出惊人,谈必中的,这些门客都对毛遂佩服得五体投地(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当平原君和楚王商讨合纵抗秦之事时,从日出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那十九个门客对毛遂说:先生上。毛遂二话不说,带着佩剑走上台阶。上台之后,毛遂走到平原君面前问:合纵的利害两句话就说清楚了,今天从早上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结果,到底因为什么?楚王不认识毛遂,马上问平原君,这位客人是谁?平原君回答,这是我的门客。楚王一听,立即对毛遂吼道:还不赶快下去!我和你的主人谈事,你插什么嘴!毛遂手握利剑说:大王之所以敢训斥我,是因为你觉得你手下人多势众,但是,十步之内,你楚国人再多也派不上用场。大王的性命悬在我毛遂的手中(王之命悬于遂手)。我的主人在这儿,你凭什么训斥我?再说,你不觉得楚国太窝囊了吗?一个白起竟然横行楚国,率领几万人攻楚,一战即拿下楚国的鄢、郢,二战就焚烧了楚国先君的陵寝,三战又羞辱了楚国的先君(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连赵国都为楚国感到羞愧,大王却不知羞耻。原来,白起前些年仅率部分秦兵攻楚,就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毛遂才故意提起此事来刺激楚王。毛遂接着说,合纵抗秦也是为了楚,并不仅仅是为了赵。楚王听了毛遂这一番话,回想起白起攻楚的尴尬,便立即答应和赵国结盟,派兵救援赵国。平原君目睹了毛遂在楚国的出色表现,非常欣赏毛遂。他率赵国使者先行回到邯郸,立即将毛遂奉为上客。此时邯郸城中的形势已是千钧一发,魏国、楚国的救赵大军还没有到达,邯郸城中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向秦国投降。虽然赵国不仅搬来了魏国的救兵,还请来了楚国的救兵,而且现在两路大军正浩浩荡荡地向邯郸开进,但依靠当时的交通条件,两路援军到达邯郸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秦军的进攻却从来没有停止。危在旦夕的邯郸城内,平原君万分焦虑,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赢得时间、等待救援呢?恰在此时,邯郸宾馆一位吏员的儿子李谈(《史记》作李同,司马迁避父司马谈讳而改)问平原君:您不担忧赵国灭亡吗?平原君说:赵国一亡我就要作俘虏,我怎能不担忧呢?李谈接着说:邯郸城中的百姓,拿人骨头当柴烧,交换孩子当饭吃,形势危急到了极点。然而您的后宫姬妾侍女数以百计,穿着丝绸,肉菜都吃不完,百姓们则粗布短衣都难以遮体,粗食都吃不饱。百姓困乏,兵器用尽,您的珍宝却丝毫无损。假如秦军攻破赵国,您还能拥有这些东西吗?假若赵国得以保全,您又何愁没有这些东西?现在您如果能让夫人以下的人都编到士兵队伍中,担负守城任务,把家里的东西全都分给士兵,士兵们在危急之时最容易感恩戴德。平原君采纳了李谈的建议,散家财征得三千人的敢死队(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谈率领这三千人的敢死队奔赴秦军,进行自杀式的进攻,秦军被打退了三十里。李谈战死在疆场之上,但这三千敢死队却为赵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就在赵国得到喘息之时,魏、楚两国的援赵军队也火速赶到了邯郸。在魏、楚联军的合力夹击下,秦军招架不住,被迫退兵。最终秦将郑安平(“昭王称霸”中用车载范雎自魏进入秦国的使者,时任将军)竟率两万秦兵投降(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秦军将领被六国军队打得投降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赵、魏、楚

                      们聚居在一起的威胁,又可以被姬姓诸侯所用,成为诸侯国政治与军事的支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国分到了“殷(殷即是商)民六族”,卫国分到了“殷民七族”,而我们即将说到的晋国,分到了“怀姓九宗”。从地理位置上看,晋国大致位于今天的山西,在黄河中游的汾河、浍水之间,西接秦国,南靠周王室,东边则与卫国接壤。同为中原国家,晋国所处的位置使得它与西方的戎人发生更多的接触,晋、戎之间既有斗争,也有通婚,民族趋于融合。晋国的先祖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周成王年少的时候,与叔虞在一起玩,随手摘了一片桐叶,剪成玉圭的形状,送给叔虞,并且说:“我把这分给你。”本来是一句玩笑的话,被辅政大臣周公旦知道了。周公旦立刻跑去找周成王,请他择日分封叔虞。周成王有点不知所措道:“我这是和弟弟开玩笑呢。”周公旦却一本正经地说:“天子无戏言,一言一行都被记入史册。”于是封叔虞于唐地,也就是后来的晋国。这个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点名气,叫做“桐叶封弟”。到了周宣王年间,晋国的国君晋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仇,小儿子叫成师。晋穆侯死后,仇即位为君,也就是晋文侯。晋文侯死后,他的儿子晋昭侯即位。晋昭侯居住在翼城(又名绛都),而将晋国的第一大城曲沃封叔叔成师,称为曲沃伯,又号桓叔。此举实际上将晋国一分为二,一部分仍由晋昭侯统治,另一部分则由曲沃伯统治。从此,晋国进入“翼-曲沃”双城记的时代。成师死后,他的儿子曲沃庄伯讨伐翼城,企图获得晋国的统治权,拉开了“曲沃代晋”的序幕。“曲沃代晋”的历程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公元前678年,也就是齐桓公主持第一次幽地会盟的时候,曲沃政权终于攻克翼城,取得晋国的控制权,并获得周天子的承认,被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当时曲沃的领导人是成师的孙子曲沃武公,随着地位的改变,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晋武公。晋武公死后,儿子晋献公即位。随着晋国的统一,新的国内矛盾产生了。曲沃桓叔、庄伯的其他子孙,也就是晋献公的同族,被称为“桓、庄之族”,因为多年营聚曲沃,势力非常强盛,使得居住在绛都的晋献公十分烦恼。晋献公采用大夫士蒍的计策,从内部分化“桓、庄之族”,诱使其同室操戈,然后一网打尽,于公元前669年解除了心腹之患。因为这件事,晋献公对士蒍十分赏识,于公元前668年提拔他做了大司空。晋献公是春秋时期晋国历史上第一个值得重墨书写的人物,据《韩非子》记载,晋献公在位期间,“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基本上将周边小国和戎、狄部落兼并到晋国的统治范围内,晋国成为北方大国。在此有必要将他的主要家庭成员作一个介绍:1,元配夫人,历史上没有记录其名字,只知道是从贾国娶回来的,没有生育子女。2,齐姜,晋武公的小妾,按辈分是晋献公的庶母。晋献公和齐姜通奸(又是“烝”,那个年代的人也许真有很严重的恋母情结),生下一儿一女,女儿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儿子申生则被立为大子。3,大戎狐姬、小戎子,西方戎族的女子,晋献公的小妾。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小戎子生公子夷吾。4,骊姬,骊戎国的公主。晋国讨伐骊戎国,该国以骊姬和她妹妹献给晋献公。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公子奚齐,而她妹妹则生公子卓子。另外,据《史记》记载,晋献公在得到骊姬姐妹之前,已经有儿子八人,其中大子申生、重耳、夷吾在朝野较有名望。这就说明,晋献公一生共有十个儿子,历史上留下了名字的,是申生、重耳、夷吾、奚奇和卓子五人。也许是异域风情格外迷人,这位骊姬一嫁到晋国来,就特别受晋献公的特别宠爱。据说,骊姬“貌比息妫,妖同妲己”。息妫的美艳我们在楚文王的事迹中已经介绍过,妲己的故事大家想必也不陌生。骊姬能和这两位美人相提并论,也难怪晋献公为之色授魂与。当时晋献公的元配夫人和齐姜已死,第一夫人的宝座空缺多年,晋献公既然迷恋骊姬,很想将她扶正,立为夫人。在那个年代,但凡国家有大事,必须先到大庙里举行卜筮(shì)活动,以预测凶吉,然后再决定做不做。立夫人这样的事情,乃是头等国家大事,自然也要先卜筮。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卜和筮是两个概念。所谓卜,就是根据龟甲的裂纹来算命;所谓筮,就是依靠《周易》来算卦。每个国家都有专司卜筮的官员,叫做卜人。按照规定的程序,对国家大事要先筮后卜,以示隆重和谨慎。明眼人应该看得出来,先筮后卜的程序说明,假如对筮的结果不是很确定,则需要用卜的结果来作最终判断。这就意味着,卜相对于筮来说,具有更高的决断权。晋献公欲立骊姬为夫人,卜筮的结果截然相反:筮吉,而卜不吉。正常情况下,显然应该听从卜的结果,将立夫人的事就此搁下。但是晋献公实在太喜爱骊姬了,不忍心看到她撅起小嘴满脸失望的样子,更不能忍受被她踢到被子外面睡觉的待遇,于是他壮着胆子和卜人商量说:“那……要不,就听从筮的结果吧。”“这……不太好吧?”卜人说。“有什么不好?”卜人心想,你这不是摆明了明知故问吗?按照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如果卜筮的结果有矛盾,当以卜的结果为准,你难道不知道?但他不敢这样直接顶撞晋献公,而是很婉转地说:“筮短龟长,不如从长。”意思是,筮的卦辞简短,卜的爻辞却很长,还是按照长的来吧。卜人还把卜的那段谣词摇头晃脑地唱出来给晋献公听:“专之渝,攘公之羭(yú)。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爻辞的意思,专宠使人心生绮念,会损害人的美德;香草与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之后仍然臭味难除。晋献公不听卜人的话,还是坚持立了骊姬为夫人。古人写历史,但凡写到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除了少数几个三贞九烈的值得称赞外,其余的大部分都被归于“红颜祸水”一类加以批判。远的妲己、褒姒不说,单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孔夫人、文姜、宣姜、息妫、哀姜等一批祸水。客观地说,这些祸水有的是自己主动跳出来为祸国家(宣姜、哀姜);有的是因为自己行为不检,导致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文姜);有的则是完全无辜的弱女子,偏被强加上祸水的罪名(孔夫人、息妫)。这里说到的骊姬,我们可以将她归到第一阵营,与宣姜、哀姜为伍。骊姬当上夫人,可以说是晋献公冒了天下之大不韪,违反了卜筮的结果才争取来的,但她还远未满足,她要为自己的儿子打算,让儿子奚奇成为晋国的大子。她的想法很简单,老头子活不了多久,儿子才是自己终生的寄托。这就意味着,原来的大子申生成为了她的绊脚石。然而,要扳倒申生并不容易。申生为人谦和,在晋国历来口碑很好,深受百姓爱戴,并且有杜原款、里克、狐突等一批重臣支持和扶助,基本上没犯什么错误。冒冒失失要求废立申生的话,无疑将引起朝野的反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使得奚奇不容易当上大子,那就是骊姬的出身并不高贵。前面说过,春秋时期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出身往往决定儿子在同父异母兄弟中的排名。根据《左传》的记载,骊姬的父亲是骊戎国的国君,被称为“骊戎男”,仅仅是个男爵,为周天子所封的爵位中最低一等。可想而知,骊姬以男爵之女的身份在当时被归于“嬖人”一类,能当上夫人已属不易了,如果骊姬的儿子再当上晋国的大子,晋国的贵族百姓恐怕很难接受。就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出身低微的骊姬此时表现出一种不择手段的狠劲,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像多数港台剧、古装剧的故事一样,为了争取儿子的福利,这条路再难走,她也要风雨无阻地走下去。如果将骊姬视为晋献公的“内嬖”,这时候两个“外嬖”恰如其时地出现在她的视线中。这两个外嬖,一个叫做梁五,一个叫做东关五,均为晋国的大夫,在当时被称作“二五”。什么叫做外嬖?外嬖就是国君的男宠。如果再不理解的话,直接用现代语言称之为“GAY”,大家就明白了。《春秋》一直读下去,才发现那个年代不只是有男欢女爱、不伦之恋,而且还有男欢男爱、君臣鱼水,实在让人大跌眼镜。骊姬派人以重金贿赂二五,要他们想办法使晋献公远离申生,在感情上隔断他们父子之间的联系。二五深知骊姬在后宫的地位,对她的拉拢当然是趋之若鹜。没过多久,二五瞅着个机会,一个对晋献公说:“曲沃,是祖宗兴起的地方;蒲与屈,是边疆重镇。这三个地方一定要派可靠的人坐镇。曲沃无主则不能对百姓立威,疆场无主则戎族易生叛逆之心。戎族有心叛逆,百姓不怀畏惧,是国家的大患。”一个立马接下来献计献策,“如果派世子申生入主曲沃,重耳、夷吾分别入主蒲与屈,则可以立威于民,警惧于戎,而且彰显主公您多年来攻伐之功。”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入情入理,简直让人没办法不接受。以骊姬的妇人之见,只能想到赶跑大子申生,二五则进一步发挥,要将重耳和夷吾两位有竞争力的公子一并赶走。可见内外合嬖,威力是何其巨大!晋献公频频点头,还在犹豫之际,二五又进一步说:“边疆广阔,如果归于晋国,则可以在那里建设城市,加强控制。晋国因此而开拓疆土,难道不是好事吗?”这话说到晋献公心坎上了。他不但采纳了二五的建议,派申生进驻曲沃,重耳进驻蒲城,夷吾进驻屈城,而且将其他儿子都派到边疆城市去镇守,只留下年纪尚小的奚齐与卓子在绛都陪伴。骊姬初战告捷,而且战果远远超出自己的预想。等到众公子分头赴任之后,她与二五等人便开始在晋献公面前说他们的坏话。一开始晋献公仅仅是姑妄听之,但枕边风吹久了,自然便与儿子们产生了隔阂。也难怪,那个年头通讯不发达,众公子到了边远地区,除了写一两封竹简信,恐怕也没别的途径与晋献公进行更多的沟通,只能任由骊姬与二五胡说八道,三人成虎了。但是,朝野之间对于骊姬与二五的行为倒是看得很清楚,将二五戏称为“二五耦”。耦是农村用来耕作的一种农具组合,由两个人共同操作。晋国人这样称呼二五,不止有点戏谑,甚至有点色情的味道。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整编部队,将全国的武装力量编制成上下二军,上军由晋献公亲自统领,下军则由大子申生统领。任命赵夙为御戎(戎车驾驶员),毕万为戎右(贴身护卫),同年发动对外扩张,灭耿、霍、魏三国。回国之后,晋献公正式将曲沃封给申生,将耿国的土地赐给赵夙,魏国的土地赐给毕万。两百年后,赵夙和毕万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分别建立了赵国和魏国。这是后话,在此不提。对于申生统领下军并获封曲沃一事,大司空士蒍看到了危险的信号,他暗地里与人分析说:“申生恐怕将要被主公废立大子了。给他分封都城,并且委以卿的重任,作为臣子而言,的确是恩宠无以复加。但是大子本来就应该继承国家的一切,没有分封的先例。主公这样做,心里肯定是有其他想法。”在士蒍看来,申生倒不如急流勇退,向吴太伯学习,顺从父亲的意愿,逃离晋国这个是非之地,既得个好名声,又得以保全性命。这吴太伯是周王室的先祖周太王的嫡长子,本来应该继承王位。但是周太王喜欢有才能的小儿子季历,很想立季历为储君。吴太伯知道父亲的心意,于是远远地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以示孝顺与让贤之意。蛮夷之人为其义举所感动,主动追随他,由此建立了吴国。士蒍以吴太伯的典故奉劝申生,是希望申生审时度势,将大子的位置让给奚齐,到远方开拓自己的事业,男子汉志在四方,何患无家呢?退一万步说,别以为呆在国内就能继承君位,一切天定,如果上天真的希望申生入主晋国,不管离开与否终究还是要掌权的。然而申生为人厚道,对于父亲的心思没有作过多的猜测,而且又正处于春风得意的时候,怎么可能轻易离开晋国去避那莫须有的祸患?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60年,晋献公又命令申生单独统领部队讨伐东山的狄族皋落氏,而且下达了一个难免产生非议的命令:“不杀尽敌人,就别回来见我!”大夫里克对这一命令感到十分不解,他眨巴着眼睛对晋献公说:“大子是负责祭祀祖先社稷、照顾国君饮食起居的人,片刻不离左右,所以才又被称为‘冢子’。国君出行,则大子守家,叫做监国;国君抵抗外敌入侵,则大子侍奉左右,叫做抚军。而讨伐异族,劳师远征,独当一面,是国君与执政大臣的责任,不该派大子去啊。”在里克看来,领兵打仗需要统帅临机决断,如果事事向君父禀报,则没有权威,而且延误战机;如果独断专行,不向君父报告,则又是不讲孝道。所以自古以来,大子不可以统兵出征,出征则必陷于“失威”与“失孝”的两难境地,将无所适从。“我听说皋落氏也在积极备战,大子此去,必有恶战,请您收回成命。”里克如是说。晋献公听了,不耐烦地说:“我那么多儿子,立谁还不一定呢。”里克唯唯而退,出来之后立马去找大子申生,把这个情况说了一遍。申生这才有点发慌,觉得事态严重,一把抓住里克的袖子,追问道:“这么说来,我将要被废了吗?”里克一时间发觉自己说得太多,转而安慰道:“国君授你以大任,只担心你不能胜任,哪里有废你的意思……”这话恐怕连他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干脆话锋一转,劝申生说:“身为儿子,所担心的只有自己孝不孝,而不应该担心得不得立为大子,请好自为之,不要责怪别人,则可以免于祸患。”就在申生即将领军出征之际,晋献公又派使者给他送来两件特殊的礼物:一件偏衣和一块金玦。偏衣是背面两色的衣服,玦是半圆环形的玉器,一般佩戴在腰下,金玦则是用金做成的玦形饰物。衣和玦并非什么稀罕之物,但是两色偏衣和金玦委实比较少见。当时申生摆出的阵容十分强大。申生亲率上军,狐突为其戎车驾驶员,先友担任护卫;罕夷率领下军,梁馀子养担任驾驶员,先丹木担任护卫;军尉则由羊舌大夫担任。上、下二军同时出动,基本上也就是动用了晋国的全部正规武装力量。出发之前,申生手下的众将在中军大帐开了一个前敌军事会议,讨论的议题不是如何对付敌人皋落氏,而是国君赐给主帅申生两色偏衣和金玦,究竟用意何在?从《左传》的记载来看,会议讨论非常热烈。先友首先发言:“主公亲手给您穿上两色衣服,又让您掌握兵权,成败在此一举,请您自勉。两色衣服意味着主公将自己的衣服分了一半给您,完全没有恶意。而且您现在手握重兵,主公又对您如此亲近,不用担心什么!”同样的事物,狐突与先友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说:“但凡要顺顺利利地做成一件事,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在适当的时间开始,二是穿衣服要穿纯色的衣服,三是佩戴饰物要佩戴温润的玉器。现在主公令您冬天出征,四季将尽,万物萧条,是想让您事事不顺;赐给您两色衣服,杂乱无章,是想要您远离他身边;要您佩戴金玦,黄金代表寒冷,玦则代表绝断。主公赐给您这些东西,有什么可以高兴的。”狐突顿了顿,泄气地垂下头去,“况且,就算咱们再努力,怎么可能杀尽狄人?”梁馀子养也站在狐突一边,说:“大将统帅军队出征,本来应该受命于大庙,而且在祭坛下分受祭肉,穿着常规的军服。现在大子得不到常服,而获赐这么奇怪的一件衣服,主公的用心,由此可见。与其背着不孝之名战死他乡,不如现在就逃跑。”罕夷说得更吓人:“这衣服很奇怪,不合常规。且不说金玦不能回复圆环(玦为半块圆环,所以象征不能回复),即使回复又怎么样呢,主公已经有杀大子之心了。”先丹木面向着营帐大门,声音又粗又很直接:“这样的衣服,就算是神经病都不会穿。主公还命令您‘杀尽敌人才可以回师’,敌人是杀得完的吗?就算杀完敌人,国内还有

                      那个讨厌的凯特,但是不是,这是吉尔。那么,到底是什么?我意识到我刚才真是笨。“对不起,是考试,是不是?考得好?”擤鼻子。擤鼻子。“是的,我确定。我准备得那么辛苦,小姨,我准备了。”“那就过来和我说说吧。”我心里没准备让她立刻就来,但口里却那么邀请了。她大喊:“耶,谢谢你,我下午就来,不过得迟点到,因为轮到我给邻居喂那几只猫了,她不在家,而妈妈去医院看贾斯珀了,他踢球的时候弄断了踝骨。”我让自己坐下来思考。我记得,吉尔向来不以成绩好著称。她痛恨考试,经常不及格。如今她考得好。她努力备考:为了简姨。她下定了决心要以好成绩通过:为了简姨。全家上下都参与了。有欢呼,有揶揄,幸福快乐的一家人。但是简姨说:“什么不错?”她来了,兴高采烈,容光焕发。她亲了我,不由自主地,然后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和我说说吧。”“我知道自己考得好。成绩还要好几周才会出来,但是我就是知道。”她叽叽喳喳地讲着,向我描绘了这些日子的情形,吉尔五点起床复习备考,整晚地复习备考,最后就是大奖了:在《莉莉丝》和简姨一起工作。“你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她问道,我意识到她指望我回答,譬如,“下周一”。我心中一惊,一时无语。好长一会儿。我想到了很多。她正期待着搬到这里来,和我一起过,开始在《莉莉丝》工作——期待着自己成人生活的开始。而我坐在那儿,看着——我自己,她那个年龄时的我。满满的欢乐,自信,兴致。吉尔,她没什么雄心壮志。只是想到能够把事情做好,成为这一切的一部分,她就满心激动了。她摆脱了照顾周到的家庭生活,照顾周到的家庭生活可打击人了:“可怜的吉尔,她考试可差劲了,可怜的吉尔,她可做不了学问。”她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她迫不及待地要施展拳脚。她现在还不清楚自己能不能做事。她只知道自己等不及要开始。突然,我意识到我一直没有真正消化这件事:吉尔,乔姬姐姐的孩子,要参与我的生活,要接手我的生活——我突然地、清楚地、彻底地明白过来,这是多么正确、多么恰当、多么合适,我放声大笑,坐在那儿哈哈笑着,停不下来,而可怜的吉尔坐在那儿,喜悦渐渐褪去,眼里涌起泪花。“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们大家?”她倒抽着气,“为什么,我们做什么了?你觉得我们都糟糕,觉得我差劲,哦,我知道!”“不,你不知道,”我说,“我在笑自己呢。是你城外的家人觉得我差劲,而吉尔,你知道吗,此刻我觉得他们没说错。”我望着她的脸,刚才情绪低落、一片惨白、皱成一团的脸慢慢又有了神采和自信;没一会儿,她就微笑起来。她循循善诱:“哎呀,简姨,你对我的认识不正确。我从来不大吵大闹,不摔门,不赌气,不把东西乱放,不指望人家伺候我……”我捉弄她:“这种话,由你妈妈的女儿说出来,谁信。”“我不是凯特。而且我一直在和妈妈说,为什么总是我们想怎么样你就让我们怎么样?你为什么随人踩?”“她给了个像样的回答吗?”她哈哈大笑。我哈哈大笑。“要想讨好我,你可以从不坚持喊我简姨或者小姨开始。”“没问题,简娜,就听你的。”“如果我姐姐的女儿允许自己称呼我简娜,那……”“哦,小姨,哦,简娜,是这样的,你不知道,我们还讨论来着……”“你们讨论了?不错的家庭讨论会?”“当然了。你肯定不会以为大家不谈论你吧?哎呀,你一直算得上是个焦点——呃,所有事情的焦点。家里因为你而产生分歧出现派系呢。”“是吗?”“是啊,而要我看,这事的起源,一定要倒回去到你和妈妈都还小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由于我们现在的行为,比如说十年以后吧,我们之间肯定要起矛盾。尤其是凯特和我。将来我们要肯见面就好了呢。她实在是烦人。”“那么,要是记得我们十几岁的时候都为什么吵架,这对你妈和我会有帮助?”“你们吵些什么?妈妈说你们从没吵过架。”“胡说八道啊。她把我整得够惨。你知道,那会儿是战争时期。所有东西都短缺。她偷偷拿走我那份口粮。我还得捡她的旧衣服穿。”“啊。”小心理学家回答。我告诉吉尔她自然是没法马上开始工作。她得等到有空缺,而且若是求职的人里有条件比她好的,她就得不到那个工作。“我不搞裙带关系。”我说。“我倒是希望你稍微搞一搞。”她诙谐地说,我知道将来她会用这种口吻来“对付”我。她离开以后,我瘫坐下来。我已经认了,这件事已是既成事实,是铁定要发生的事了。等吉尔搬进来,我就得和别人分享生活。美妙的独居生活就此结束。啊,啊,啊,我受不了,受不了。哦,我多么喜欢独自一人,多么喜欢独处的快乐……我和办公室的人说我要再休两周假。菲丽丝的表情。她嘟哝:“新主编来的时候你会在吗?”“我从现在开始休两周。他来的时候我就回来了。”她那表情的意思是,我搞不懂你。我做给她的表情意思是,我懂我自己,这就够了。乐事我早早醒来,太阳还没升起,灰色的天上,金色和粉色的小朵云彩等着阳光的沐浴。初夏,一个真正的夏日。我躺在床上,看着,听着,鸟儿们歌唱,奶瓶叮当响。我感受着自己强壮的身体,那里面充满健康和活力,那身体展开,伸着懒腰,把自己叫醒,然后我跳下床,记挂着《仁慈的女士》。我写啊写啊,乔伊丝打来电话,她正要上床。友好地互损。我说,外甥女吉尔要来接手我的生活了。她回答:“好极了,现在你真的是要有个负担了。含苞待放的年轻灵魂,要是走上歧途,那可是你的错。”“你的看法,不是我的。”“哦,也是你的,你不过是还没意识到罢了,这个游戏你赢不了的。不,不,简娜,歉疚是你的命运。”“不是你的?”“我解放啦。顺便问一句,把我那两个制造歉疚感的家伙接管了吧,怎么样?就我而言那是越早脱手越好。”“不,你知道,我对爱一无所知。你那两个由爱浇灌长大的子女就留给你啦,乔伊丝。”“我得说,这是你能想出的最巧妙的托词了。”“你什么意思?”“如果你把外甥女吉尔接来,你就没有你自己的生活了,没有私人生活了,至于情人,想都不要想。”“你认为我想要一个。”“你当然想要了。至少潜意识里是想要的。要一个是你的权利。鱼水之欢是我们的权利。你肯定知道的吧?”“但是我以前有过了啊。”“不,你有权一直享有。直到九十岁。”“随你说吧,乔伊丝。你的鱼水之欢如何?”“我在努力中。”然后我洗了个澡,很快就洗好了。我可爱、耗时的泡澡活动哪里去了,我的香薰、我的精油、我的香精哪里去了?我没有时间,就是这样。九点时我已经下了楼走在大街上,信步闲逛,以我的方式享受生活。哦,这个城市真是好脾气,多么讨喜,多么友好!太阳忽明忽暗,白云飞速移动,一会儿遮住阳光,一会儿又容它露面。温暖宜人。我走进那家既是精品店又是咖啡屋,还卖健康食品的小店,店里没客人,于是玛丽·帕金离开她的柜台坐到我身边,给我讲那篇长篇连载故事的最新一集,讲她和邻居之间的战争,那个坏女人待她的猫可不好了,她看不下去。我享用了健康、醇厚、美味的全麦蛋糕。然后我沿着商业街往前走,在报刊店里,我旁边有一个帅气的年轻工人在打趣柜台后那两位体面的中年妇女,因为她们卖的一本杂志给一个想重得丈夫青睐的年轻妻子提了个建议,让她把阴毛修剪成心形。他昨天给太太买了这本杂志,结果他们大笑了一场,而现在,他说,他实在是忍不住,要和玛奇和琼分享这个笑话。“啊,谁知道呢,”他说,“我们觉得有必要指出,毕竟,你也许没注意到,但你总不想任阴毛疯长而不加修剪吧,是不是?”“我觉得最近没什么机会注意到我的阴毛啊,”玛奇说,然后问琼,“你呢,亲爱的?”“我的阴毛大不如从前啦。”琼一边回答,一边把《太阳报》和《每日镜报》递给一位老太太,老太太听到了这番对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是莫迪或者伊莉莎·贝茨在,肯定也是这个反应)。“要是我没结婚,”小伙子说,“我还会考虑帮帮忙,不过既然我已经……呃,谢啦,帮我们留着《家居和花园》,莉莉说她既然没有钱重新再搞一次装修,就想至少读读这方面的东西吧。”他说着就走了。两个女人互相看看,一起笑了,那笑声的意思是,过去的好时光啊。然后又把注意力转回到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正在翻包找零钱。她们耐心地等着,知道她听了刚才的那番对话,心里不舒服,然后她们问候了她的丈夫。她和我同时踏上人行道。她那双震惊的眼睛直视我,悄声问:“你有没有听到?”我换了角色,回答:“不成体统。”我心里想着伊莉莎说到广播、电视、报纸上的东西时那种由衷的痛苦,她不解,大家都怎么了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是这个样子?但是琼和玛奇不年轻,这就是她为什么难受。我们一起走在人行道上,她轻声嘟哝着,慢慢地恢复平静。现在去坐公交。这个时间上班族都已经退出这片区域了,公交车上满是女人,简直是女人的共济会,她们身上堆了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挎着购物篮,放松地坐在那儿,享受着舒服的安坐和美好的天气。早上十点半的公交车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和上班高峰时间的公交车毫无共同之处。是这些女人使一切正常运转,我们参与的大事是由她们做的那些繁杂琐事支撑起来的,这些事儿如此微不足道,一天结束,问她们都做了些什么,她们可能——也的确经常——这样回答,哦,没做什么啊。她们要去三段车程[14]以外的一家店,买毛线回来给孙子孙女织毛衣,或者买扣子来配一条连衣裙或是短裙,再要么是去买一卷白棉布,这个东西手头总该备着点。她们要去超市,或者去交电费,或者去领养老金。家务女工们这时去为伊莉莎·贝茨、安妮·里夫斯、科尔斯太太、布伦特太太、霍奇斯先生等人取处方药。有些要去文具店买生日卡片,美国的伯蒂伯伯要过六十四岁生日了,家里人分别都要给他寄一张生日卡。她要寄包裹给移民去开普敦的侄女一家,因为侄女说要一种背心,这种背心好像在南非买不到。或者是寄一包自制饼干给威尔士的表亲。有的要去牛津街,这是一周或者一月一次的远足活动,是她的假日,一种休息方式。她们会花好几个小时试衣服,并且擦亮了眼睛留意有没有适合母亲、女儿、丈夫、儿子穿的衣服。在店里辛苦了好几个小时,她们回家,战利品是一条衬裙,两双尼龙袜,一个小钱包。这些都能在附近的商业街上买到,但那就没什么乐趣了。晚些时候,她们要去探望行动不便的亲戚,带去各种他们特别需要的东西,比方说牙粉,或者某个专门牌子的润喉糖;她们会去医院,陪奶奶、外婆坐上好几个小时;她们去串门,和女儿一起喝茶,或者带孙儿去公园。这些女人,她们整天就在忙这些事,事情做得得心应手,也就心平气和,宽厚温润。善意溢出来,洒在公交车里,于是大家互相点头微笑,聊着天气——换句话说,互相安慰或者互相打气——窗外人行道上发生的事,她们一眼瞥到,会就题发挥,诙谐地评点生活。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我用大把的时间研究着一把小椅子,十八世纪初期,木材如丝缎般光滑,它的一生、它经历过的时光给人的感觉是那么广博,包容一切,就像听莫迪说话,或是伊莉莎。它本身就是一句铿锵有力的话,矜持端庄地坐在那里,看着我!——我看够了,就去了一家餐馆,餐馆里有一位绅士,就是这个词,举止优雅,言语幽默。和我一样,他也愿意吃饭的时候友好地闲聊几句,于是我们坐在一桌,聊聊生活和时代,点到为止。真愉快。出了门,分道扬镳,我这次是坐在公交车上层,因为已经是下午,不再是女人们的时间了。我听着售票员和一名乘客抬杠,伦敦风格,冷嘲热讽,透着一股子超现实主义的味道。商业街上,我坐在咖啡馆里,以前偶尔我能挤出半个小时,就会在这里和薇拉一起吃午餐,但是现在我一坐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听邻桌两个失业青年谈天。一黑,一白。年轻人。打发时间,和我一样。我对自己说,这是出悲剧,你应该感到难过才是,但是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悲戚,有的是平和。是的,的确不能算是快乐,但绝没有绝望。他们开着玩笑,计划着上电影院去。我下决心不要难过,今天,如此完美的一天,不要难过。我和他们稍稍聊了聊,但我是那种不在他们经验范围内的人啦,在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看来,我很可能已经是个“老太太”了。他们态度很好,不过不准备和我推心置腹。他们离开时说:“那谢谢啦,再见。保重。”我去看莫迪,唉,不好,这是一天里糟糕的那个部分。莫迪病得那么重——但算啦。我离开她以后,去了戈尔德斯公园散步,身边有鹿、孔雀和山羊走来走去,我坐在公园的小露台上喝咖啡,周围是一群头脑精明、生活舒适、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他们一整个夏天都坐在那里,晒得黑亮黑亮的;露台上还有不少带着小孩的母亲。连绵的绿地上,一张张躺椅就像风帆,彩色的风帆,一望无际的蓝天,万里无云,人们三三两两,沐浴在阳光下。我踏着暮色回到家里,很迟了,已经过了九点,现在我坐在这里,坐在桌边,是记日记的时间啦。我努力把这一天描绘出来,这美好的一天,这样它就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去不复返了。它太宝贵,太稀有了。哦,我知道如何珍惜它,如此美妙的一天,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要多少时间就有多少时间——但仅此一天,没有我非做不可的事,没有我非见不可的人,除了莫迪,唉,可怜的莫迪,但是我今天不想她的事,明天再说。在伦敦的一天,伦敦这个大戏院,可爱的伦敦,它的特色是诙谐俏皮,轻松愉快,外加亲切善良。一整天都归我自己,就我一人。如此享受,堪称完美。两周过完了。那天是最好的一天,因为阳光特别明媚,不过每一天我都喜欢,一共十五天,漫漫长日,慵懒悠闲——除了去看莫迪的时候。我又开始帮她干这干那了。夏日已接近尾声。我一直在工作,工作,我工作得多卖力,我也多么喜欢能够工作——而当我不再做全职,不再需要工作得如此辛苦的时候,我该有多欢喜。快了,快了。吉尔住进我的公寓了,我的家,她住在我的“书房”里,那间房挺好,不是很大,但是她几乎没多少时间在房里。她喜欢待在办公室里——就像我过去一样。她喜欢上了菲丽丝,菲丽丝也对她有好感。她俩一起工作,吉尔充分吸收、消化一切。她同我对菲丽丝的看法不一样——同我以前对菲丽丝的看法不一样。菲丽丝变了,她的棱角都没了。她对吉尔很好,善解人意,慷慨大方。新主编。我没投票给他,他是理事会选出来的。我和菲丽丝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人会是个甩手掌柜,游手好闲,什么事都不做,实际上社里上上下下都一眼就明白了。菲丽丝觉得事情太不公平了,气得要死:她太年轻了,不能当主编,当然了,没人推选她当主编,因此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她的确能胜任那份工作。这下可好,她得通过他工作。我没法对她说,亲爱的姑娘,不要往心里去,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难过和烦躁上,没什么大不了的。旁敲侧击的指导。我所做的,是说了好多以前我和乔伊丝一起工作时的事,什么都管,所谓的主编只不过是随着我们的音乐跳舞吧。菲丽丝听着,脸上隐隐挂着一丝好看的笑,听得津津有味,眼里满是讥讽。吉尔现在还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是她如此专注地观察着菲丽丝,她很快就会懂的。我一次都没有贬过可怜的查理。我现在在“带”查理,这段时间一结束他将顶替我的位置。他人挺好,我喜欢他。六十年代的产物。一帮马虎散漫的家伙,他们的日子一直过得太舒适轻松。随和,头发渐白,稍微胖了点,几乎让你觉得他的翻领上该有食物留下的污渍。他心不在焉

                      容: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朝廷不可能都同意。拒和、迁都不用考虑,练兵和变法嘛,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慈禧和光绪也是这么想的。大清董事长慈禧当然不会承认战败有自己多大的罪过,即使心里承认嘴巴也不会说。她老人家总结出来的战败理由只有一个——将领指挥不力,军队战斗力不济。坦率地说,慈禧说出了一部分事实。盛极一时的湘军、淮军确实都已是明日黄花,军队重蹈旗兵、绿营的后尘:训练荒废、纪律松弛;吸食鸦片、克扣军饷;扰民有余、打仗不足。这边,慈禧和光绪都不看好自己的军队;那边,官员和举人们也觉得应该练兵。于是“编练新军”的决定由此产生。袁世凯发家第一步会忽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仔细回忆一下,“编练新军”是清军继八旗世兵制、绿营募兵制、湘军模式之后的又一次改制了,这一次又改成什么呢?答案是按照西方强国的模式成军。因为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取胜的原因就是“专用西法”。在众人眼里,练新军是一个前途光明的项目,是一笔很好的风险投资。看看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权倾天下?一切有实力、有野心的官员们都蠢蠢欲动。袁世凯正是这一群人中的一个。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就在北京闲住。虽是闲住,却不甘寂寞,经常外出活动,结交朋友,接近名流。刚好因为甲午之战被削职为民的李鸿章也闲居在北京贤良寺,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去探望下老领导,顺便联络联络感情,请教为官之道。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走了点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大概相当于现在分管两个市的副省长,还算不错。不过袁世凯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位置,他还是更喜欢跟军队打交道。现在,举国上下讨论练新军,袁世凯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他向他的好兄弟菊人大哥求教。话说徐世昌当年与袁世凯结拜之后,便在义弟的资助下北上参加科举,终于在31岁那年参加殿试——皇帝亲自出题、亲自面试的“公务员考试”,考中进士,而且还是庶吉士。这个庶吉士来头很大。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中的头几名又进行一番考试,合格后才可成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实习,三年后再参加一次考试,决定是否可以转正。成功者可担任翰林院编修一职,工作内容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助皇帝起草诏书,换句话说就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而这个徐世昌现在就是庶吉士,你说他厉害不厉害?袁世凯很心急,急问徐世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练兵的工作搞到手?徐世昌说了一句颇有意思的话:在机会到来时,一定要显出你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袁世凯听得似懂非懂,在故作高深的徐世昌指导下,两人合伙走了两步好棋:第一步,他们刊行了几本书。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出书也不叫出版,叫刊行。除了一本书之外,其他书都是袁世凯高价请枪手直接翻译过来的德、美、英等强国的军事教材,署名当然是袁世凯了。至于那本比较特别的书——《练兵要则十三条》,则是袁世凯参照此时的欧洲第一陆军德军军制,并结合自己这些年在朝鲜的带兵经验创作出来的。西方的先进军事理论联系本国实际,中西合璧,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袁世凯出品。第二步,大搞宣传攻势。袁世凯想办法把他的这些书递到了督办新军的最高领导——编练新军委员会主任恭亲王奕訢(甲午战争结束后被起用,但身体已垮,加上又毫无斗志,已不复当年之勇,几乎就是混吃等死),副主任庆亲王奕劻,委员翁同龢、荣禄等人手中。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朝十二年的集外交与军事于一身的经历、周旋于西方列强之间不落下风的资历以及对西方近代军事制度的了解程度,放眼满朝军事将领,绝无可望其项背者。资望够了,加上《练兵要则十三条》确实是一本出色的军事理论教材,袁世凯的实力征服了大佬们。一传十,十传百,袁世凯“知兵”的美誉就在朝廷大佬中间流传开来。袁世凯和徐世昌就靠着这几本非法出版物成功地忽悠住了所有人。其实在此半年前,朝廷就已经内定了一个练兵的人选,叫做胡燏棻,这位仁兄当时已经初步练成了五千人的队伍,叫做“定武军”。非常蹊跷的是,袁世凯一番活动之后,朝廷就宣布这位活干了一半的胡燏棻调去修铁路,他修的是津芦铁路,值得注意的是,海军战士詹天佑正是其中的一名工程师。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这个调令的出现实在是非常不合情理。如果说是袁世凯趁机上下活动了一番,让分管编练新军事宜的朝廷大佬们觉得,他袁世凯比胡燏棻更适合这个位置,那一切就合理了。当然这只是猜测,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袁世凯得逞了。1895年12月,袁世凯被保荐到天津小站练新军,而徐世昌也在袁世凯的要求下作为其助手一同前往天津。“北洋三杰”袁世凯到小站后,首先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然后又将“定武军”改为更现代化、更朝气蓬勃的名字“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到七千二百五十人。当然,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兵都要。他有几个硬性条件——年龄必须在20至25岁;身高一米六以上;力大能举百斤;每小时能行军二十里;抽鸦片、心浮气躁、有案底、残疾人士均不收。这要求也不算太高,兵还是好招的。可优秀的教官去哪里找呢?他现在可用之人只有兄弟徐世昌,非常缺乏精英人才!幸好,在北京赋闲期间,袁世凯结交了一个满洲贵族出身的朋友,叫荫昌,此人是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总办(校长)。知道袁世凯缺人,于是荫昌给他快递了两个人才过来。后来,又有一个人才自己送货上门。于是,袁世凯一时间获得了三大高才。这三个人日后为袁世凯立下功劳无数,下面就请他们上场。第一个人叫段祺瑞。段祺瑞,字芝泉,186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李鸿章的老乡。段祺瑞的父母都是农民,算上他一共有四个孩子,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家里的一块薄地。那时没有科技种田,全靠老天吃饭,要养活四个孩子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不是段祺瑞的爷爷以前是个小官,积攒了一点灰色收入,时不时地接济他们一下,全家就只能坐等饿死。年少时的段祺瑞过得说不上有多好,但尚有口饭吃,勉强能读上书,还算幸福。可惜,从他16岁那年开始,厄运、不幸一一降临。这一年,最疼爱他的爷爷离世了,段祺瑞被迫辍学。一年后,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眼看就要饿肚子了,家里急需段祺瑞站出来分担一些压力。于是他怀揣着家中能拿出来的所有财产——一块银圆,去山东威海投奔一个当兵的叔叔,谋一份工作养家糊口。从段祺瑞家到威海有两千多里路,他的经济条件大家都知道,就一块银圆,明显只能走路了。他一边赶路,一边讨饭。风餐露宿,穿城越村,挨家挨户乞讨,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场难忘的考验,因为他收到的往往只是白眼和嘲讽,对段祺瑞来说,敲开那扇门或许意味着失去尊严,但不敲开那扇门就只有饿死。沿路乞讨,衣衫褴褛,段祺瑞最终靠着意志力撑到了威海。直到多年之后,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自己居然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苦难没有白受,叔叔帮段祺瑞在军营之中谋到了一份工作。就在生活有了好转之时,不幸却纷至沓来。19岁那年,父亲在看望他的归途中被人杀死,没过多久,母亲也因悲伤过度去世,只留下三个还无法自立的弟妹。如此巨大的不幸,如此巨大的痛苦,使段祺瑞从脆弱变得坚强,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从此,段祺瑞一边辛苦工作养活弟妹们,一边挤出一切可用的时间来学习,终于在22岁那年考取了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几年后,段祺瑞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争取到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从德国学成归来后,段祺瑞被分配到重点军校做了一名教官,终于彻底地解决了全家的温饱问题。在当了三年的教官之后,他在天津武备学堂的老师荫昌将他推荐给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本身的学识不错,又有德国留学的经历,要知道袁世凯现在正打算以德军为模子练兵,因此练兵伊始段祺瑞便获得了重用。或许因为经历过重重苦难的原因,段祺瑞性格果敢坚毅,手段凶狠,权欲极强,在袁世凯麾下的高层干部中被称作“北洋之虎”。第二个人叫王士珍。王士珍,字聘卿,1861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此人没有段祺瑞那样的洋学历,也没有段祺瑞那么强的权欲,外表看起来还有几分潇洒超脱。经常超脱地以“名士”自居,一时主持大局,一时隐没山林。王士珍同志纵情于山水之间时,段祺瑞则在军营中与士兵打成一片,所以王士珍同志在本书中的出镜率那是远远比不上热衷权力与武力的段祺瑞。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虽说没有段祺瑞混得那般风光,却是这三人之中最受袁世凯信任的一个。虽说王士珍学历不出彩,但好歹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本事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毕业之后王士珍也有一段当教官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炮兵统领参加了甲午之战,而且指挥有方,是有实战经验的难得人才。不仅如此,此人还善于动脑子,胸中颇有韬略,因此袁世凯一般都把比较麻烦的项目交给他做。王士珍当然也是荫昌推荐过来的,不过因为此人智勇双全、风度更佳,所以给他的荣誉也高得多,称作“北洋之龙”。第三个人叫冯国璋。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1月出生于河北沧州,比大哥袁世凯还年长几个月。对了,他的嫡系后辈中有一名叫做冯巩的著名相声演员。26岁那年,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由于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得以留校任教。甲午战争中清军招人,冯国璋也就离开学校赶赴前线,他加入了聂士成的队伍,做了一名随军参谋。冯国璋的发迹就从这里开始。虽然甲午之战以清军大败结束,不过冯国璋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他不仅没有被砍头,还升了官,最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去日本学习的机会。老师一般都有写教案的习惯,冯国璋也不例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从日本回来之后,他的那本教案已经是厚厚的一本了,里面不仅有与日本人干仗的战地经验,也有在日本学到的现代战争知识,再配合他深入浅出的注解,端的是一本非常可贵的教材。墙上的标语“发展才是硬道理”告诉我们:一个公司能不能招揽到真正的人才,不是看你现在给他多少钱,而是看你现在能给这种人才多大的发展空间。同理,有才学的人,最怕明珠暗投,没人识货不就白忙活了吗?于是,冯国璋把这本教案送到了老领导聂士成的面前,希望领导能识货,给自己更大的表演舞台。但是冯国璋失望了,聂大人看完之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看过了,写得不错!可没有露出半分欣赏的表情。满怀期待的冯国璋知道在聂士成这里没戏了。这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练兵,你不如去试试看。于是冯国璋找到了袁世凯,再一次满怀期待地推销了自己的那本教案。袁世凯看过之后大喜过望,惊叹道:这本书真是个好宝贝(鸿宝),你是我见过的科班出身的人当中最厉害的!遂将冯国璋留在身边练兵。士为知己者死,袁世凯的赏识让冯国璋感激不已。冯国璋既有能力又肯努力,还比较忠心,很有一股狗的忠勇和疯劲,人送外号“北洋之狗”。上述三个人全部出自天津武备学堂,最后也都成了袁家班的嫡系干部,算是开了近代军队以学校为基建立派系的先河。袁世凯有了这四个帮手,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微胖界的“好人”,练兵界的奇才袁世凯十分清楚,这些年来清军逢战必输的原因,除了武器装备差、士兵综合素质低,最主要的原因当数纪律松散和缺乏训练,导致战斗力太差。要想打胜仗,成为强军,只有加强训练,严格纪律。所以,袁世凯决定从整顿军纪开始拉开练兵的大幕。但袁世凯并非简单地从军事角度去强调军纪,因为他在前辈曾国藩、李鸿章的身上看见了这种做法的弊端:湘军和淮军都只能一时强硬而不能永远强大。幸运的是,经过苦苦思索,袁世凯终于找到了导致清军军纪败坏的根本原因:思想政治落后。为解决士兵的思想政治问题,袁世凯和徐世昌开动脑筋,编了一首内容可归纳为“一大纲领七项注意”的军歌《劝兵歌》,向士兵灌输当兵的目的是报效国家;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命令;战胜敌人的法宝是军民一家亲;不遵军纪的下场是轻打重杀。注意,此歌的旋律后被红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采用。士兵、军纪都有了,该看教官了。袁世凯一方面聘请德国教官训练新军,另一方面重用接受过新式军校教育的年轻将官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还有更年轻的曹锟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袁世凯采取来自德国的先进训练手段,使部队训练更加科学化,同时向德国采购武器以供新军装备。通过政治强军、人才强军、科技强军三大手段,不到一年,军队的战斗力较之以往大幅度提升。大家都知道袁世凯之后是靠这支军队发家的,可袁世凯是如何把这支部队牢牢抓到手里的呢?秘密就在他的三大神功之二“善于用细节感动人心”身上,这门神功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利用一些小细节激起千重巨浪,收到意想不到的厚报。袁世凯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爱好烂熟于胸,哪怕是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多年后他还能一口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对方的经历和爱好。他的这一本事经常让对方心中吃惊,既感到荣耀有面子,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所以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叫他们的名字,搞得这些人又是高兴又是吃惊。这还不算,他不仅能叫出对方的名字,还记得住对方的性格和优缺点,以便量才为用。至于身先士卒,和士兵一起吃苦训练、一起吃大锅饭,亲自给士兵发工资以杜绝贪腐和保证士兵福利、热切慰问困难士兵、送温暖之类融入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理念的活动,袁世凯更是没有少搞。袁世凯明白,他送的不只是温暖,送的是感情,更是尊重!对于自己刻意要拉拢的人物,袁世凯更是用心。比如,他在家吃饭,看到有红烧大蹄髈或者是奶酪,就会吩咐随从端一份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袁大人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请将军品尝。有这样的上司,哪个部下能不感激涕零?如此一番运作之下,袁世凯那微胖、略憨、面带微笑的好好先生形象深入人心,他在这支军队里也树立起了绝对的威信。袁世凯背后的男人们一年的时间就在辛苦劳碌中匆匆过去了。这一日,袁世凯的直接领导、新任兵部尚书荣禄决定检验一下袁世凯的成果,荣禄知道中国一向有“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传统,只有突然袭击才能看见最真实的情况,于是不打招呼就来到了天津小站。荣禄看到了操练场上的新军。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军事过硬、器械鲜明,给人的感觉太震撼了!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优秀、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荣禄不由得暗自感叹:真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就应该是这样的吧!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刚好袁世凯也想找个靠山,于是饭桌上一番推杯换盏之下,袁世凯就成了荣禄的心腹。至此,袁世凯已经有了两座靠山:李鸿章、荣禄。一个是汉人大臣里的第一人,另一个则是备受慈禧宠幸的满洲贵族实力派大臣,可谓是双保险啊。虽然袁世凯的这支新建陆军很厉害,但美中不足的是人数偏少,只有七千多人,威慑力还不够大。但无论如何,史书都将永远这么记载: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新建陆军的缔造者,叫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起点,我们中国军队才逐渐从冷兵器时代走向了热兵器时代,这种时代的更替,绝不是简单的

                      国内大量偷窥精品视频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张嘴打了个哈欠。原本懒猫似的动作却让林岳吓了一跳,就在狴犴打哈欠的时候,一股怪风扑向林岳,他敏捷地闪过势头,却不没留神脚下突然多出的一些碎石。“啪嗒”,林岳当场滑倒,摔了个人仰马翻。狴犴咧了咧嘴,脸上竟然像似有着笑意,摇头摆尾地钻回S怀里,惬意地打起呼噜来。我注意到,就在狴犴摆动尾巴时,那些碎石已经消失了。众人一阵哄笑,林岳臊红着脸,满脸苦相地看了狴犴一眼,嘴巴张了两下却不敢再贫嘴。“赏罚分明,公正无私,你以后可不要再招惹这个刑法专家咯。”晖儿打趣地对林岳道。“他那张嘴就该好好治治。”S撇嘴道,“这下有了狴犴,看他以后还敢贫。”莫炎没有笑,眼中透着一丝忧虑,他看着S怀中的狴犴点了点头,绕过我们走近老田。“您说的那些我明白。”莫炎说道,“但想知道该做什么。”“这里的藏穴都被破了,龙脉迁回也没作用。”我对老田道,“我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还要迁回龙脉,更想知道接下来您的对策。”“藏穴没被破。”老田摇头道,“经过千百年的变化,这里更加适合龙脉藏穴的条件了。”大小孤山中的环境存在,地炎穴不但被两座孤山的土性封堵,更是多了大片的湖水的压制,这远比当初“土包水”的封堵方法更有效。当初做为“冲煞鱼”的鲭鱼已经在湖内大量繁殖,势头更胜当年,而哀牢山的龙形气脉早就被全数引入了湖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当时会误以为哀牢山的龙形是巨犼,因为它早已没了龙形气脉。龙脉生穴也同样还在那怪石的封堵之下,而且做为景观地点的界鱼怪石常年受到人群气脉的影响,磁场内吸附的能量也已大大增强。这也就是说,莫曹他们只要引回龙脉,照样可以制造出龙脉藏穴的格局,从而获得这条定世三龙中的南龙气脉力量。之前老田在湖底暗下功夫,并在龙脉出现的时候指点了我们,借助无间轮回局的力量,以筑壤一派的移山换将法把龙脉暂时迁移到了别处。但这只是权宜之计,虽然老田布下了掩气诀防止莫曹找到龙脉,可龙脉不会在别处停留很久,即便他们一时找不到,时限一过龙脉还是会自行返回抚仙湖。老田指着电脑上的地图道:“看来只能用玄武神兽将龙脉留在这里了。”在他手指的地方标注着山峰的标记,边上清晰地写着山峰的名字——“玉龙雪山”。“莫曹想用龙脉藏穴得到南龙气脉,只怕是已经找到了凶兽饕餮……”二十九、风水奇煞饕餮,是与穷奇并称上古四凶的恶兽,传说轩辕黄帝大战蚩尤,蚩尤被斩,其首落地便化为饕餮。之前陈子浩用五行幻兽术幻化出的便是它,这家伙没有身体,只有一个大头和一个大嘴。龙脉地气的能量极为强大,但对于上古凶兽的饕餮而言,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吃,而且不管什么都能吃,永远不会感到饱,也不会被撑死。甚至包括这条定世三龙之一的南龙气脉。……“玉龙雪山的名字还真没起错,这不就是条玉龙吗?”S仰望着绵延的山脉惊叹道。“哪儿呢?哪儿呢?你说那玉龙在哪儿呢?”林岳伸长了脖子一个劲儿地往山下看,“忽悠我吧,这山里没玉龙啊~~”“切,我是说山势像玉龙,你往山底下看最多找出条土龙。”S撇嘴道,身边的狴犴点点头,严肃地呜呜了两声。“这不因为习惯了吗,我现在呀是满脑子的龙脉啊地气的,一听个‘龙’字利马就往地下张罗。”林岳苦着脸道。S转过脸装作不理他的样子,暗地却和狴犴挤眉弄眼地偷笑着。“嗳,还真是条玉龙嗨~~”林岳短路了似的,大呼小叫起来,“瞧那脑袋,那边那边,那是爪子,还有后面那个弧线看到没……”他那付过于夸张的模样不禁让我们有些愕然,却发现这小子一直拿眼角瞟着S,众人当下心照不宣,强忍着笑走去一边。S察觉到大家的行为,不由有些尴尬,狠狠地瞪了林岳一眼,自顾用电脑绘制起山势图纸来。老田看着他俩不禁笑了笑,转身走到一处眼界开阔的地点,指点着雪山与我和莫炎详谈起格局布置。整座玉龙雪山位于丽江的西北部,自南向北长约35公里,与哈巴雪山对峙,汹涌澎湃的金沙江奔腾其间。这座奇峻的雪山共有十三个山峰,峰顶终年积雪不化,远远看去有如一条矫健的玉龙横卧山巅,有一跃而入金沙江之势,故名“玉龙雪山”。一九九六年,丽江境内发生了一场特大地震,巍峨的玉龙雪山在这场地震中崩塌了一峰,所以现在只有十二峰了。将龙脉转到此处,老田是别有一番安排。在云南隐居的日子里,老田不但调查了龙脉事件的始末,同时也了解了云南地域的风水格局。玉龙雪山气势磅礴,在风水地理上属于龙形山势,其自身虽然不具备龙脉格局,但却是一个很好的气脉存局,将龙脉引入玉龙雪山可以最大时间的将其停留在此处。更为关键的是,玉龙雪山毗邻南龙脉络极近,如果将龙脉固定在这里也只会稍许改变龙脉地气的走向,对云南乃至整条龙脉走向地域都不会有负面的影响。“雪山十二峰,玉龙十二景,如果不是那场地震,我恐怕还想不出这个法子。”老田望着列列山峰道,“现在只有不到七天的功夫,我们就用风水十二煞在这里摆它个鸿门宴!”……丽江古城,一家旅店内。一名警察敲响了旅店三○六室的房门,应门的是一个老头,看似和蔼的面孔上长着一个硕大的鹰钩鼻子,双眼中透着一丝阴狠。那老头见了门口的警察,假笑着寒暄了两句,将他让进屋内。这是一间单人行政套房,一个满脸亲切的男子正在那里沏茶自饮,客厅里放着两张沙发,但他却没有坐在上面,只是依在墙边席地而坐,悠然自得的姿态显得有些洒脱。“师父,他们是三天前到的,下车后买了些露营设施,直接上了玉龙雪山。”那警察对着饮茶的男子恭敬道,“放出的十只知信鸟一只都没有回来,应该是被他们发觉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那男子抿了一口热茶,“老人家倒的确雅致,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露宿雪山观峰赏景了。”“小莫,你真沉得住气,这么放任下去,龙脉出了问题你我可都担待不起啊。”老头在一边显得有些着急。“呵呵,心急容易肝火上升。”那男子笑着递过一杯热茶,“品杯普洱茶,静心去火。”“我没你那喝茶的习惯,再过几天只怕连吃饭都不成了。”老头担忧地用手在脖子上比了个刀砍的动作。“固守龙脉,需要七天的时间,操控神兽要耗去八成的元气。”男子不紧不慢地说道,“到了第七天的巳时,那老人家的身体就不容乐观了。唉,何必呢。”“以逸待劳?”老头的眼睛一亮,转又疑道,“你确定他们的计划不会改变?”“上晓天机,纵观人世,幽冥尽知。”男子左手的食指向上指了指道。“哦?风爷亲自出马了?”老头惊异道,“这就不会有错了。”“要是他老人家亲自出马,你现在应该在和鬼说话。”男子的眼中闪过一道厉光,“问问题的人往往是死得最快的,这点你该比我清楚。”“呃,那是……那是……”老头额上一阵冷汗,整个身子不由缩入了沙发之中。“韩笑,你今晚上山,远观就可以了,别惊扰了人家。”男子转向那警察道,“有什么事的话,你知道该怎么通知我的。”“是,师父。”警察一躬身,转身就要离开。“女人是种麻烦,尤其不适合你这样的人。”男子看着手中的茶水,自语般地说道。那警察的身子微颤了一下,但却没有停留,开门径直走了出去。……玉龙雪山东面,干海子。晖儿和S摊开了一堆纸张正在计算比划着,笔记本电脑在连续几天的运算操作下已耗尽了电力。“亦凡,‘龙甲生云’和‘金沙壁流’的数据有些问题。”晖儿抬头向我说道,“我和S算了十遍了,时间和量度控制总是有偏差。”“休息下再说吧。”我心疼地看着晖儿,自从上山后,高山反应产生的副作用让她憔悴了许多,加上每天精确计算数据,整个人瘦了一圈。“我没事的。”晖儿的笑容带着抹不去的倦意,“最辛苦的是老田,他的身体真让人担心。”晖儿说的正是我最担心的一点,今天是上山后的第四天,开布十二煞和定龙局之后,老田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日渐佝偻的身躯似乎预示着他体内精力的消逝,夜间时常能听到他低低的咳嗽声。“逮住它……唉,我说你的手脚怎么这么慢,午饭才吃没多久啊~~”林岳在不远处大声咋呼道。“这是狴犴。”莫炎冲林岳冷道,“不是家猫。”让林岳和莫炎无计可施的正是那只狴犴,老田好像是安排了他们什么事情,两人午饭后便一直在和这只狴犴较劲。解除禁锢的狴犴灵巧的有些可怕,集合林岳和莫炎两人的力量也无法触及它,此刻的狴犴正卧在草丛中打着哈欠,那样子似乎在嘲笑他们。S抬头看了看垂头丧气的林岳,起身走向狴犴,后者亲昵地和她磨蹭了会。S附身低语了两句,狴犴望了一眼S,理解似的点了点头,慢步走到了林岳他们的跟前,顺从地伏下身子。“一物降一物。”莫炎嘀咕了道,“公孙降的是两物。”说话间手中灵火迭起,翻手按在了狴犴的身上,林岳一阵白眼乱翻,却也没有多话,双手掬起呈碗状,指缝中不断落下植物的种子,均匀地洒在周围。……“看来狴犴是认定她了。”远处,一块黑色的岩石自语道,“有趣,连师父都要忌讳的东西居然这么听她的话。”岩石悄无声息地沉入了地底,没有发出一丝响动,约摸半支烟的功夫,它又神秘地出现在山脚下。轻轻抖动了几下,岩石逐渐“散”开,一个人影自草丛中慢慢直起身子。“师父对付那只狴犴大约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甚至差点被它伤到。”那人影自忖道,“有狴犴在身边,也许她可以逃过这一难。”人影忽地摘下了头上的警帽,用力挠了挠头发,脸上不由露出自嘲的笑容。“唉,又在想那个人了。”他戴上警帽,眉头略微颤抖了一下,“绝对不能让师父看出来,否则她就死定了……”人影抬起头,警帽下是一张略带稚气的面孔,懒懒的双眼眺望着山间那片草甸,嘴角闪过一丝调皮的笑意。“还是给他们搅搅局吧,知难才能全身而退,就当做回所谓的‘好人’咯。”他的双手快速地叠起一张纸来,“再说了,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捣乱。”……玉龙雪山东南角,云杉坪。参天的树木,倒挂的枯枝,枝上散挂着奇怪的树胡子,林间随处横呈的腐木,枯枝败叶,长满青苔。似乎千百年来,不太有人来打扰这片林间的草坪,这里就像一个天然的乐园。传说年轻的男女在这里殉情的话,他们的灵魂会进入玉龙第三国,得到永生的辛福。月光下,一个身影正坐在草地上仰望着天空,身旁静静地卧着一只小猫,幽幽的瞳孔中闪着两点火红的光芒。“不知道林岳他们能不能成功,老田的身体越来越差了。”那人影正是S,她今晚应该是失眠了。狴犴抬起头,冲她呜呜了两声,似乎在宽慰着满腹担忧的她。“别安慰我了,现在连一点忙都帮不上。”S用力拔起地上的草丢向一边,“我又没他们那种特殊能力,也不懂什么排局布阵。”狴犴摇摇头,发出一声叹息似的低叫,把头埋入S怀里,后者则轻轻地抚摸着它柔顺的皮毛,径自想着心事。突然,静卧的狴犴猛地立了起来,两耳天线般地竖直转动着,眼睛死死盯住树林中的一处,口中不住发出警告似的叫声。“有什么东西在哪里?”S顺着狴犴注视的方向看去。虽不如白天那么清晰,但凭借着月光依稀还是可以分辨出树林里的景物。距离她十多米处,一个黑色的人影靠在一棵树下,歪斜的身体不住抽动着,隐约间可以听到他正在喘息。呼,一道黄影蹿了过去,狴犴的体形涨大了数倍,宛如一只猛虎般地扑向那黑色人影。人影似乎已无力抵抗,任由狴犴将自己扑倒在地,口中发出一阵低低的咳嗽声。“韩笑?!”紧跟过去的S惊疑地发现那人影竟是之前绑架自己的韩笑。“咳……咳……别惊讶了,我是来砸场的。”韩笑懒懒地笑道,狴犴爪下一紧立刻引起他一阵剧烈的咳嗽,“不过……现在把自己……给砸进来了。”“砸场,哼,就凭你?”S示意狴犴将韩笑放开,他一脸苍白口角挂血,看样子似乎伤得不轻。“谢谢,能给点水喝吗?”韩笑又是一阵咳嗽,脸上的笑容略略有些扭曲。“呶,拿去……”S犹豫了下,将腰间的水壶抛了过去。韩笑接过水壶猛灌了两口,一下喝得太急,被呛得再度咳嗽起来。“说,你怎么摸到这里来的?!你那混蛋师父在哪里?!你们有什么阴谋?!”S凶狠地盘问道。“我查到你们的订票信息一路跟来的,我师父在丽江古城的一家旅店,我们想抢走龙脉。”韩笑回答的速度竟比S的盘问还要利索。也许是没想到韩笑会回答得如此直接,S一下没了主意,不知接下来该做些什么。“谢谢你的水。”韩笑将水壶抛还给S,支撑着缓缓站起身来。“你别想玩什么花样,只要我叫一声林岳他们就会过来。”S的话连自己都没有底气,其实她离开宿营的地点已经很远了,即便听到她的叫声我们也未必能及时赶到。猛虎般的狴犴正警惕地看着韩笑,但却没有再扑上去,只是将身子拦在了两人之间。“从距离上算,他们离这里至少有三多百米,这是一个足够让我玩上三次花样的距离。”韩笑的脸上又露出了调皮的笑容,“不过,其实我是来传信的,师父让我向大家带个好,顺便请你们注意休息。”“切,假惺惺的。”S撇了撇嘴道。“反正话我带到了,其他的事情与我无关。”韩笑满不在乎地笑着,脚下开始向后移动。“站住!”S见韩笑想溜,下意识地叫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韩笑立刻换上了一付纯真的笑脸,“你该不是想杀了我吧?”“呃……”S被他说得一愣,韩笑只是来传口信而已,这人虽然有些可恶,但也不太讨厌,至少不像他师父那么讨厌。“那我先走了。”韩笑的身影虚无了起来,飘动着消失在夜空之中,“很少有女孩能像你凶得那么好看的,哈哈~~”“死小子,比林岳还贫。”S听着有些火,嘴角却不由掠过一丝笑意。……宿营地,帐篷外的一处空地。老田拨了拨篝火,抬头望了眼天空,查觉了什么似的叹了口气,脸上露出无奈的笑容。“老田,快去休息吧,小心身体。”我不放心老田的身体,从帐篷里溜了出来。“咳嗽声吵醒你了吧?”老田笑着反问道,“人老了,不如以前咯,世界永远只属于年青人啊。”“这个世界固然需要年青人的活力和冲劲,但也少不了老年人的经验和稳重。”我笑着在他身边坐下。“刺月当空,乱营主凶。”老田突地冒了一句,手中的拨火棍指了指天空。我顺着方向望去,夜空中那轮圆月十分明亮,但细看之下却能发现月亮的周围有着一圈淡淡的光晕,这种光晕很像一圈细致的绒毛,参差地“长”在了月亮边上。这种月晕现象在民间被称为“毛月”,从气象上一般被认为是下雨的预兆,当然这并不是绝对准确的。不过,在风水堪舆学说中又有着别样的解释。古代战争时期,这种刺毛似的月晕被称为“刺月”,主大凶,预示有敌军探营偷袭。老田又咳嗽了起来,自怀中摸出两粒药丸咽下去之后,这才好了一些。“应该是韩笑来过了,那小子很机灵,居然能在困冲煞中逃过一劫。”老田笑了笑,“公孙这姑娘实在是太善良了,好在韩笑对她没有恶意。”圆月的光晕渐渐散去,一点星光跳动着闪过我的眼帘,那是一颗特别的星宿,古时候人们称之为“红鸾”。……莫曹的脸上闪过一片煞气,右掌在胸前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随即击在左掌掌背,双掌交叠间夹杂着一股怪色火焰,大力拍向韩笑的后背。“哇”,韩笑当即奔出一口鲜血,浑身透出阵阵阴晦的薄雾,两颊间映出一片潮红。“我不算老人,但我的话你还是要听的。”莫曹对端坐在地上的韩笑道,“否则眼前吃亏的就是你自己。”“对不起,师父。”韩笑虚弱地撑起身形,欠身道,“我立功心切,没有听您的吩咐。”“你从小就很有主见,这是你的长处。”莫曹亲切地微笑道,“我告诉过你,长处也就是害死你的短处。”韩笑眼中闪过一丝畏惧

                      事?”“它没在你身上发生,”——凶巴巴的,固执己见——“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你让它发生了而已。”“但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对于她来说很重要,这是肯定的。”她说,干巴巴的,带着怨气,人们感到自己被利用了的时候,说话就是这副口气。我对她说:“乔伊丝,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都觉得对付老人应该用计谋,就好比对付敌人,或是陷阱圈套一样,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觉得我们亏欠了他们什么,不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我不指望我的子女照顾我。”我感到绝望,因为我现在觉得这像是张磨损了的留声机唱片。“你现在这么说,到时候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不能自理的时候,我就退出,我会告辞的。”“这不过是你现在的说法罢了。”“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我会怎么样?”“因为我现在知道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大家都说一样的话。”“所以到头来,我会成为一个执拗的老巫婆,一个大小便失禁的老巫婆——你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有一件事我很高兴,我和我爸之间从此隔着几千英里。他是个老可爱,但是该适可而止了。”“谁来照顾他?”“我想会送他进敬老院吧。我是这样指望的。”“大概吧。”我们就这样聊天,我和乔伊丝,一说就是几个小时。我在伦敦平躺着,试图熬过下一次要把我的背绞起来的痉挛,她坐在山区木屋里的印花布椅子上,“请假暂离”《莉莉丝》,但实际上她已经递了辞呈了。我不给我姐姐打电话。我不给我姐姐的孩子打电话。想到他们我就来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青少年的态度,就像乔伊丝对于我和莫迪的态度一样:啊,好吧,好吧,但是现在不行,我改天再想,我现在实在没精力。四个星期无所事事但是我一直在思考。思考。不是噼里啪啦、凭直觉立即下结论的那种,而是长时间慢慢地思考。关于莫迪。关于《莉莉丝》。关于乔伊丝。关于弗雷迪。关于乔姬家那群混账东西。我回办公室上班之前,去看了莫迪。她的小脸满是敌意,但那张脸苍白,不是蜡黄,这立即让我对她感觉好多了。“你好呀。”我说。而她脸上闪过吃惊的表情,因为我消瘦了不少。“那么你真的是生病了,是吗?”我们相对坐在美好的炉火边,她问道,声音温柔迷惘。我想到她,眼前就会浮现出那炉火:那房子肮脏、破旧、糟糕,但是那炉火让它泛着光芒,对你表示欢迎。“是啊,我当然是生病了,莫迪。不然我会过来的。”她转过脸,抬手遮住脸不看我。“那个医生来了,”她终于说,声音细细的,怅然若失,“她叫他来的。”“我知道,她告诉过我。”“啊,好像她是你的朋友似的!”“你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一定是医生起了什么作用!”“药片我倒厕所了!”“全倒了?”虽然生气,她还是笑出声来。“你眼还真尖!”“你的确是看上去好多了嘛。”“你这么说罢了。”“哎呀,”我决定冒这个险,“这有可能事关你会不会提前死去。”她浑身僵直,坐在那儿,不看我,盯着炉火。感觉好像过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叹了口气,直视我。那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个表情,畏惧但是勇敢,甜美,恳求,感激,还有一丝精明的幽默。“你觉得是这么回事吗?”“几片药片的事。”我说。“但是那药片弄得我晕乎乎的。”“逼自己能吃几片就吃几片吧。”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如果我有时间好好记这本日记的话,它看上去会像是个建筑工地,零碎材料堆着码着,四处散落,东西都乱摆着,没有要紧和不要紧之分。你穿过工地(上周,我为了一篇文章去一个工地转了转),看到这里一堆沙子,那里一摞玻璃,零散几根钢梁,几包水泥,一些撬棍。日记的意义就在于此,记下琐碎的事件,都混在一起。不过现在我回顾过去的一年,开始明白哪些是重要的事件了。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当时几乎都没注意到。一天晚上外甥女凯特突然出现,看上去像是二十岁而不是十五岁,现在这些青少年都有这个本事,但是她看起来有些疯癫,说话结结巴巴的,举止造作,直翻白眼。她说她离家出走来和我住了,她要做模特。我态度坚决但和蔼(我那时觉得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觉得的),我说她得给我马上回家去,而要是她来和我过,哪怕只是一个下午,不必怀疑,我可不会像她妈那样,我连她用过的杯子都不会帮她洗。她气鼓鼓地走了。乔姬姐姐来电话:你怎么一点点普通人的同情之心都没有?胡说,我回答。外甥女吉尔来电话。她说:“我给你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和凯特一点都不一样。”“那很好啊。”我说。“如果我和你生活,你不用伺候我的。妈妈让我累得慌,我站在你这边。”“你不可能有她那么累,而且她永远都歇不下来。”“简姨,我想来过周末。”从她的口气里,我很容易就能听出来她的想象:光彩照人的简姨,住在时尚繁华的伦敦,做各种时髦光鲜的事。她来了。我承认,我喜欢她。她是个高挑、苗条、挺可爱的姑娘。扶风弱柳,应该是这个词。一不小心的话就会折了腰。深色的直发:看上去可能有点稀疏无光。大大的灰眼睛:和我的一样。我看着她打量琢磨着我房间里的一切:是不是好学会了照搬回家?——或许是青少年的叛逆心理;不,不是,她这是在掂量计划如何让自己适应这里,适应和我在一起的生活。“我想来这里和你住,简姨。”“你想来《莉莉丝》工作,成为我时髦、优雅、神奇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十八岁了。我不想上大学,你也没上,不是吗?”“你的意思是说,有我做护照,可以通往更好的东西,于是你就犯不着拿文凭了?”“啊,是。”“你考试成绩很好?”“我会考好的,我保证。我夏天的时候参加考试。”“唔,那我们到时候再考虑。”我根本没考虑。这也太出格怪异了:乔姬姐姐的化身安顿到我生活里来,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但是吉尔又来了。我特地带她去看莫迪,只说她是个老朋友。莫迪最近身体好些了。最让她伤脑筋的大小便失禁问题,现在已经好了。她自己外出采购,胃口也好。我忙进忙出,和她喝杯茶,拉拉家常,挺享受。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她,忘了其他人会怎样看她。面对这个陌生人,这个漂亮干净的姑娘,莫迪十分拘谨生硬,暗地里埋怨我把她暴露在陌生人面前。小老太冷漠简慢,只回答是和不是,没招呼我们喝茶,试图遮住裙子正面的污渍,那儿泼洒过食物。外甥女吉尔举止礼貌,心里却大吃一惊。不是因为直面老年人:乔姬姐姐的慈善工作保证了她的子女不会见到老人就惊讶。她惊讶是因为自己得把老人以及慈善工作与她光鲜时髦的简姨联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暗暗地打量我,久久地看,目光精明,一边还闲扯着她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趣事。“你多久去看她一次?”她问得很委婉,我知道这一刻多么关键。“每天都去,有的时候一天去两次。”我立即回答,斩钉截铁。“你经常请许多朋友来吗,你出去参加派对吗,晚宴?”“基本没有。我的工作太忙了。”“但是没有忙到不能去看那个老……去看……”“福勒太太。对。”我带她上街,去买些体面的衣服。她想要在我面前好好展示一下她的品位,给我留下个深刻印象。她做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要在我的议事日程上挂上号,乔姬姐姐和她的子女还早着呢。这一年我工作了,啊,我是如何地工作的啊,我是如何地享受这份工作的啊。他们把我提成了主编。我没有说我只会干一两年,没说只不过是因为额外收入、更好的退休金才接受这份工作,没说我还有其他计划。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什么野心,安于一直这样工作,就像以前和乔伊丝时一样。乔伊丝去美国定居了。离开前打来一个干巴巴、不痛不痒的电话。我对菲丽丝说,你还是用乔伊丝的桌子吧,你接手她的工作时间够长的了。她半个小时就收拾好搬来了,一脸得意。我观察她,用手遮着我的脸。(像莫迪一样。)藏好我的想法。减少损失,简娜,减少损失,简!我说,等你安顿下来,我们得讨论一下能做点什么改变。她猛地一抬头:危险。她不想要改变。她的梦想是继承她长久以来渴望、妒羡的东西。妒羡。忌妒和妒羡。我总把这两个词混着用。奇怪的事儿:七宗罪,以前小孩子要学这些,但在我们这美妙的时代里,一个中年妇女不查字典不会知道妒羡是什么。好吧,菲丽丝并没有忌妒,我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忌妒过。她不想要我和乔伊丝的亲近和友谊,她要的是权位。菲丽丝是在妒羡。一整天,她伶牙俐齿、冷言冷语地指责挑剔,打击所有人、所有事。她开始冲乔伊丝下手。我发现自己一股怒火蹿了上来。住口,我说,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说乔伊丝的刻薄话,别在我面前说。好几个月的讨论,我们都很享受,讨论要不要把《莉莉丝》换成《玛莎》[6]。《莉莉丝》这个姑娘适合困难、焦虑的八十年代吗?支持《玛莎》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更为日常、不容易引起忌妒的形象,代表着诚心诚意、与时俱进、智慧精明的服务。支持《莉莉丝》的理由。人们天生需要魅力。时世艰难,我们越发需要乐趣。人们在时尚杂志里读时尚,就像他们读浪漫小说一样,是为了逃避。他们没有准备要按照时尚来做,他们只是享受时尚这个概念。我对两边都没什么强烈的看法。我们的发行量也只掉了一点点而已。就接着用《莉莉丝》。内容也不变。我把前十二期《莉莉丝》带回家分析。奇怪得很,当初乔伊丝和我就是《莉莉丝》,一切都是我们推动的,按我们的意志行事,那个时候我一刻都没担心过,杂志的生命力是不是在消失,动力还在吗,它还在上升的浪头上、呈上升态势吗?我知道现在动力是没有了,《莉莉丝》就像冲浪的小船,但推波造浪的力量已落在后面,很远很远。《莉莉丝》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有用的,内容充实,提供某种服务。这个月这一期:一、一篇关于酗酒问题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想法都是从《新社会》和《新科学家》上偷来的。(当然了,大部分严肃报刊杂志都是这么做的。)我曾经和乔伊丝狠狠干过一仗,说我们要注明文章来源,但是我失败了:乔伊丝说这样我们的读者会跑掉的。菲丽丝把文章重写了一遍,起名《危及你和家人的潜在威胁》。二、一篇谈及各个国家堕胎状况的文章。三、我写的关于十七世纪厨房的文章。全是大蒜和香料!肉和水果混着煮。花园里摘来的所有东西都能做沙拉。然后就是一贯的专题文章,时尚,食物,酒水,书籍,戏剧。我动笔写我的历史小说了。哦,我们需要美化历史,这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若是把冗长、沉重的事实写进来,严酷、痛苦,谁又能承受得了那样的重负?不,我这个伦敦女帽工的故事将是一个浪漫故事。(毕竟,莫迪将死之时,回想的一定不是拖着脚步去那冰冷难闻的厕所,而是基尔伯恩的绿地,她的德国小伙儿,还有学徒们一边嬉笑打闹,一边做漂亮帽子,那种摆在巴黎也不会显得土气的帽子。我猜,她大概也会回忆“她的男人”。不过这个想法还真是让人忍无可忍,我可接受不了。)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了莫迪,一个老婆子,全身着黑,鼻子挨着下巴,凶巴巴的灰眉毛,一边嘟囔、诅咒着,一边推着购物篮往前走,有几个小男孩在捉弄她。有些我以为结果会再糟不过的事,到头来却一点不糟。甚至挺有用。甚至,我相信,很令人愉快。在街尽头卖收音机、电视机的店里,我站在柜台边,给莫迪买一台像样的收音机。我耐心等待着,身边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包敞开着,她在里头抖抖索索地摸钱。印度店员望着她,我也望着她,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见莫迪时的情景。“我恐怕钱没带够,我的钱不够。”她说,害怕、绝望,把一台微型收音机推给他。她的意思是让他把这拿去冲抵他修理这台机器的费用。她缓缓地、笨拙地转过身,准备离开。我站在那儿,大脑飞速运转。这次我不会因为没有经验,遇到迫切需求时便手足无措了。我第一眼就看清楚了这个老太太。那副灰扑扑、脏兮兮、阴惨惨的模样。那股酸臭。那小心翼翼、慢吞吞的动作。我帮她付了收音机的钱,去追她,在她等着有人扶她过街的时候赶上了她。我陪她回了家。回家以后,我给那位“穿靴子的聪明猫”打了个电话,纯粹为了开开心。“你是我在福勒太太那儿碰到的那位?”“是的,我是。”我回答。沉默。“我有话要说,你介意吗?”她问,干练,但也不乏人情味,“我们经常遇到好心人无心却办了坏事,把事情弄得更糟。”“对于谁来说更糟?”我指望她会大笑,但是她不是薇拉·罗杰斯。“我的意思是,具体点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心人关注到哪位老年病患……哪位老人,但其实是他们自己心理上有障碍,你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真的。”“要我说,你这话几乎肯定没错,反正有点道理,”我说,充分享受着这分分秒秒,“但是虽然这对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好处,所涉及的这位可怜的老年病患者却很可能是开心的,因为她明显是没有朋友,孤寡一人。”又是沉默。显然,她觉得有必要运用自己受过的训练,琢磨从我的话里能得出什么结论。终于,她说:“我不知道你觉得‘交朋友治疗小组’会不会有用?”“惠特菲尔德小姐,”我说,“现在有这样一位老太太,你不觉得你应该上门去探望探望?”“如果她情况这么糟,她的医生怎么没有把她报上来?”“这你清楚,这些医生大多根本不去接触他们名单上的老人,那些老人们也不去找医生,因为他们害怕医生。不管这想法对还是不对。害怕被送走。”“那种观念真的太过时了。”“关键是,到了某一时刻,他们的确是会被送走。”“只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才会。”“哦,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可怜的安妮·里夫斯需要探望。”“我会调查一下的。”她说,“谢谢你百忙之中还关心此事。”然后我给薇拉打电话。薇拉问,她叫什么名字,地址是什么,年纪多大了,情况如何。是的,她知道住在楼下的贝茨太太,但是安妮·里夫斯一直都拒绝接受他们提供的任何服务。“她现在不会拒绝了。”我说。薇拉和我在那栋楼门口见面。我请了一上午的假。开门的是贝茨太太,她穿着绒绒的蓝色睡裙,头上罩着蓝色发网。她严厉地看着我,看着薇拉。“他们昨天晚上把里夫斯太太送去了医院,”她说,“她跌了一跤,在楼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起来她是伤了膝盖。”薇拉和我,还有贝茨太太对此感慨良多,彼此心知肚明。贝茨太太那不满的表情是做给我们看的。“呃,也许这也算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她的房间打扫一下。”“要是你觉得三十年的清扫工作一早上就能完成的话。”她下结论,侧过身让我们进去。这栋房子是1870年左右建的。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敷衍了事。很不错的楼梯,大方体面的楼梯平台。安妮·里夫斯的家在顶楼,光线充足,通风透气。很好的房间,比例恰当,有大窗户。前厅俯视大街,比其他房间大。壁炉堵住了。墙纸略带褐色,细看上面有好看的棕色、粉色叶子和花朵花纹,不过颜色褪得厉害,还有污渍。挂画嵌线以上,因为屋顶漏水,墙纸已经脱落,松松地悬在那里。屋里火炉边有一把古旧的硬椅子,上面摆着破损的蓝垫子,内芯已经露出来了。有几张梳妆台,还有一个五斗柜。油毡,开了裂,褪了色。还有那张床——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全面充分地描写那张床。双人床,棕色的木床头板和踏板——我该怎么才可以描述清楚呢?因为身体总是躺在同一个位置,床垫被磨出了痕迹,条纹亚麻布已经被磨掉了,里面是一团团乱糟糟的粗毛和一个个洞。枕头上没有枕巾,就像床垫一样,里面的羽毛戳了出来。床上有一团污秽肮脏的毯子。真脏,真恶心。但是我们在里面没看到虱子。这就像一只非常老的鸟儿的巢,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它

                      命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源休为中书侍郎兼首席宰相,彭偃为中书舍人。没有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李唐皇室成员,纷纷表示抗议,却遭到了大肆诛杀。据史料记载,在几天之内被朱泚杀掉的李唐皇室的王子、王孙多达一百七十七人之多。初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朱泚在源休的建议下,开始向奉天进攻。此时身在奉天的李适身边仅有不到万余人保护,当得知朱泚叛变准备进攻奉天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到河北向攻打田悦的唐军告急。结果马燧率领人马回救奉天,由此开始了奉天保卫战。十月十日,朱泚留下李忠臣守卫长安后,亲自率领大军向奉天进军。邠宁镇留守韩游环和庆州刺史论惟明得知奉天危急,急忙各自带领三千人马援救奉天,走到礼泉(今陕西礼泉)时,正好与朱泚的大军不期而遇。论惟明本想和叛军交战,但却被韩游环阻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韩游环迅速带领人马绕过朱泚的大军,急速进入奉天城,但即使是这样,由于目标太过明显,在韩游环和论惟明刚刚进入奉天后,朱泚率大军已经到了奉天城下。叛军将奉天城围得水泄不通,韩游环见固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率军主动出击,在东门城外与叛军展开激战。但朱泚的人马声势浩大,韩游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有招架之功,无奈之下被迫退回城中。朱泚趁机向东城门发起冲击,唐军在城墙之上抵挡着叛军的攻城,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虽然唐军接连打退叛军的几次攻城,但叛军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守城将领浑瑊见死守不是办法,于是利用城内几辆装有干草的大车,命令士兵们推车塞住城门,然后点燃干草,顿时城门之下烈火熊熊,趁着这个机会浑瑊带领士兵趁着火势直冲朱泚的中军大营,叛军万没想到唐军会直冲过来,顿时阵脚大乱,被迫后撤30里安营扎寨。唐军虽然勉强打退了叛军的进攻,但并没有解除叛军对奉天的包围之势。而且守卫奉天的唐军兵力远不及朱泚人多势众,如果就这样守下去,奉天城沦陷是早晚的事情。迫于奉天城形势危急,李适急令距离奉天较近的灵武镇留后杜希全带领人马入援。杜希全即将到达时,李适召集朝臣商议杜希全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才能避过朱泚的大军进入奉天城内。当时浑瑊认为奉天城西北的漠谷道险谷峡,叛军容易在那里埋伏,不如从乾陵北面绕过,行军到奉天城东北扎营,这样可以与城内遥相呼应。但卢杞却认为,从乾陵边上通过,会惊扰陵寝,现在奉天危急,杜希全究竟是个什么想法,谁也拿不准,所以一定要谨慎。生性本就多疑的李适最终还是采纳了卢杞的建议,让杜希全从漠谷行军。但事实证明,朱泚早已经在通往奉天的各个要道埋下伏兵,其中就包括漠谷。十一月三日,杜希全带领1万人马经过漠谷时,遭到了朱泚人马的伏击。叛军用弓弩巨石在山上向峡谷内的杜希全的人马进攻,杜希全损失惨重,不得已退到榷州(今陕西彬县)驻扎,第一波援救奉天的人马就这样在李适和卢杞君臣二人的猜忌之下,被朱泚轻而易举地打败。奉天城从十月初被围到十一月初为止,一个月的时间城中粮食已经基本耗尽,李适派人出城打探敌军的情况,得到的消息是朱泚完全没有退却的意思,这期间叛军也曾几次攻城,但均被唐军打退,后来朱泚干脆来个围而不打,目的就是想困死李适。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十一月八日李怀光领兵5万从河北启程赶赴奉天援救,渡过黄河后在朱泚身后的蒲津城驻扎。与此同时,身在河北助战的神策军将领李晟也带领人马赶来援救。由于叛军将奉天通往关东的道路封死,所以李晟只能翻越太行山的飞狐关(在今山西涞源县),昼夜兼程经代州(今山西代县)雁门关南下,从河中府西渡黄河进入关中,进驻长安以北的东渭桥,在朱泚的西侧形成威胁。两天后神策军兵马使尚可孤领兵三千从武关(今陕西商南县)成功偷袭朱泚在要道埋伏的守军后,进占长安东南的蓝田(今陕西蓝田)。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趁着朱泚围攻奉天之际,领兵从潼关收复长安东侧的华州(今陕西华阴县),成功扼制住了朱泚大军东去的要道,朱泚多次派兵攻打骆元光,却因为分兵太少的缘故未能得手。从战略角度来看,潼关和华州的成功坚守,对于阻断朱泚与身在河北、河南战场的田悦、王武俊等人的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由于各路援军的援救,唐军在战略上渐渐对朱泚形成合围之势。朱泚十分清楚奉天城对于每一路人马的关键意义,如果奉天陷落李适被俘,则意味着唐军无论有多少路援救人马也是白搭。所以他不顾留守长安的李忠臣的一再求援,决定集中全力攻陷奉天,为了攻陷奉天朱泚将可以利用上的攻城利器全部用上,但由于李适曾经对奉天城加固,使得朱泚一连五次的进攻均被打退。十一月十四日,朱泚改变策略,由先前的集中攻打一门,改为分兵攻打各门,其中着重攻打南门。韩游环知道朱泚是想分掉奉天城的兵力,于是率领人马在城东北部严密布防。转天叛军利用云梯开始向城墙逼近,朱泚为了防止出现首次攻城时遭遇的火攻,提前让士兵用浸湿的毯子覆盖在云梯上,并悬挂水囊防止城上投下火种,叛军人多势众,爬上云梯开始登城,守城将士拼命向下射箭和投掷火炬,但因为朱泚事先做了准备,所以对云梯基本没有损伤,与此同时叛军在奉天城各门均采用此种方法攻城,本就兵力极少的守城唐军不得已与登上城头的叛军展开肉搏战。身在行宫之内的李适隐约可以听见厮杀声,这位缺少历练的皇帝担心城将陷落,不禁痛哭起来。虽然守城的士兵一次次大量砍杀已经登上城头的叛军,但由于连日作战伤亡极大,看起来奉天城似乎危在旦夕。就在这危急存亡关头,李适得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进驻蒲津的李怀光正在向奉天急速赶来,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李怀光的到来让李适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他发布诏书鼓舞奉天军民坚守城池,告诉他们李怀光带领人马即将前来援救,在这样的一种鼓舞下,奉天城始终在坚守,终于在五天后迎来了李怀光的人马。李怀光率军从蒲津关直指长安北面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沿着关中平原北面向西突进,十一月二十日,进抵奉天以东的醴泉(今陕西礼泉),由于其行军速度极快,完全超出了朱泚的预料,所以其在要道埋伏的人马被李怀光成功偷袭,进而形成李怀光与奉天城对叛军的夹击之势。直到现在为止,叛军围攻奉天城一连四十余天也已经呈现出疲态,所以在得知李怀光前来援救后,朱泚担心受到前后夹击,所以不得已下令撤回长安。值得一提的是,朱泚撤走的时候,奉天城内已经是弹尽粮绝,如果李怀光再晚到两天,奉天城定会陷落。李适被困奉天是他平生最危险的关头,由于他在对待河北、河南藩镇的决策上浮躁冒进,从而犯下了一个又一个战略错误,使自己几乎陷于绝境,更让大唐帝国自安史之乱以来第二次险遭覆没。奉天城解围后,很多朝臣纷纷上表向李适祝贺,但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却上疏李适,提出了不同意见:“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泚败亡,忧患还在前头。”事实证明,贾隐林的眼光十分独到,他所说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变为现实。第十二章动乱余波避难山南李怀光从河北迅速率兵入援解救了奉天之围,使得李适转危为安,这让李适十分高兴。但李怀光生性鲁莽,在从河北向关中进军的途中,经常对手下人说,宰相卢杞、户部侍郎赵赞、神策军使白志贞都是奸佞之徒,现在天下大乱都是这帮人造成的,等到解了奉天之围面见天子时,一定请求诛杀他们。这些话很快传到了宰相卢杞等人的耳朵里,由于李怀光手握重兵,所以以卢杞为首的朝臣们很惧怕李怀光。奉天解围之后李怀光认为自己立下大功,皇帝李适一定会用最高礼仪接见自己。而李适的本意也是如此,但卢杞等人却担心李怀光见到李适后,会真的请求皇帝陛下诛杀自己,所以卢杞、赵赞一起面见李适,开始为李怀光挖坑。“李怀光解了奉天之围,确实立下了大功,现在朱泚士气低落,如果能让李怀光一鼓作气收复长安,则可以一举平定叛乱。但现在要是让李怀光觐见陛下,他在奉天停留时间过长,等到朱泚做好了防守长安的准备,再想收复恐怕就不容易了啊!”李适刚刚摆脱奉天之围的尴尬处境,生性急躁的他无时无刻不惦记长安的情况,听到卢杞等人的建议后,李适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没有过多思考,就下诏告诉李怀光不必觐见,迅速领兵进驻长安西面的西渭桥,和神策军将领李晟共同收复长安。李怀光收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彻底愤怒了!作为郭子仪的老部下,李怀光在李适即位后逐渐冷落郭子仪的情况下,心中始终存有心结。虽然李适并没有用“站队”的概念来看待李怀光,依然重用他,但性格直率的李怀光依然为老领导郭子仪打抱不平,认为郭子仪受到冷落是因为卢杞、赵赞等人向皇帝进谗言的结果,他始终想为郭子仪报仇,所以才说出请求皇帝诛杀卢杞等人的话语。现在皇帝陛下居然都不和自己见上一面,这让李怀光十分恼怒,而且感到前途黯淡,于是在简单整顿兵马后,李怀光离开了奉天,在长安西郊咸阳屯兵不动。进驻长安西郊后,李怀光迟迟没有收复长安的意思,他向李适上疏陈述卢杞等人的卑劣行径,希望李适能够警醒。诸多朝臣也纷纷上疏,认为现在国家动荡卢杞等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李怀光和诸多朝臣的努力下,十二月二十九日,李适不得已下诏贬卢杞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司马,白志贞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赵赞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按说李适已经做出了姿态,但李怀光在咸阳足足屯兵两个月,丝毫没有向长安进军的迹象。这两个月的时间使得朱泚在长安重新稳定住阵脚,将国号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看到朱泚逐渐强大,让逼迫皇帝的李怀光内心十分不安,在他看来,目前皇帝还需要自己平叛,所以自己有充分的利用价值。如果朱泚一旦败亡,自己定会遭到秋后算账,于是他开始有了叛唐之心,秘密地与朱泚开始联系。李适见李怀光迟迟不肯动兵,多次派使者前去督促,但李怀光总是找理由推三阻四,让李适十分不满。为了防止出现变故,李适让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人马进驻咸阳,名义上归李怀光统辖。但李晟察觉出李怀光有异心,上疏请求李适让自己移军长安西渭桥驻扎,却并没有得到李适的批准。不过李适这次吸取了一些先前的经验教训,并没有立即动怒,而是让翰林学士陆贽去咸阳宣慰李怀光。名为宣慰,实为窥探。应该说陆贽很好地完成了李适交给的任务,回来后为李适提出了一个对后来战局发展影响深远的建议。陆贽在宣慰李怀光的同时,他看到了李怀光虽然按兵不动,但其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每次部下提出迅速进兵长安的建议时,都会遭到李怀光的痛斥,而且对于李晟的到来,李怀光显得十分轻视。陆贽认为现在皇帝李适已经对李怀光十分容忍,但李怀光的所作所为对李适实乃大不敬,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节制他,一味姑息求安,恐怕最后变故难测。现在李晟请求移兵,李适应该赶快同意,否则李晟的人马定会被李怀光兼并。陆贽的建议得到了李适的批准,于是李晟得以从咸阳撤出,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李晟的人马挽救了再一次深陷困境的李适。李适对于李怀光的态度可谓是十分矛盾,他意图前往咸阳督军各镇收复长安,却被李怀光认为是效仿汉高祖游云梦。所谓汉高祖游云梦是指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上报韩信谋反,结果刘邦采用陈平的计策,巡游云梦泽大会诸侯,等到韩信前来拜见的时候,一举擒获韩信。李怀光认为李适前来咸阳恐怕也怀有当年刘邦的想法,所以加紧了叛唐的准备,在给李适的各种奏疏中言辞颇为不逊。李怀光的态度让身在奉天的李适大为惶恐,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决定前往咸阳的想法让李怀光忧虑。在李适看来,李怀光越来越不敬的态度,恐怕是他怀疑有人在自己面前进谗言,为了打消李怀光这种顾虑,李适在兴元元年(784年)二月二十三日,特地下诏升迁李怀光为太尉,并赐他免死铁券。李适本以为外贬卢杞等人和升迁李怀光的官职,会让安抚住李怀光,但事实却是当使者到李怀光那里宣读诏书和赐给铁券时,李怀光愤怒地将铁券扔在地上,然后说了句彻底与朝廷决裂的话:“皇上难道怀疑我吗?人臣造反赐给铁券,怀光没有造反,今天却赐铁券给我,这是要我造反啊!”使者连夜回到奉天将李怀光的态度告诉李适,李适听后大为惊讶,他本来指望自己一连串的忍耐,会换来李怀光的悔过,但却事与愿违。现在的局势是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的可能,但李怀光如果回师反攻奉天,那将是天大的麻烦。所以,李适产生了离开奉天的想法。当时韩游环在奉天掌兵,韩游环是李怀光的老部下,所以李怀光派使者和韩游环联络,想让他在奉天叛变,充当自己的内应。一直对唐廷忠心耿耿的韩游环上报李适,并建议李适名义上继续提升李怀光的官职,但罢去其兵权,让各军将领不再受他的调度,这样即使李怀光发动叛乱,危害也会减轻,但对这个建议,李适始终摇摆不定。李怀光动员韩游环造反,可是迟迟等不到这个老部下的行动。于是在二月二十六日他又准备派遣部将赵升鸾潜入奉天,让他在奉天城中充当内应。可是赵升鸾也将李怀光的计划报告给了奉天城中的浑瑊,鉴于李怀光距离奉天实在太近,浑瑊建议李适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梁州即是今天的汉中地区,位于秦岭南坡和大巴山之间,当时与关中地区的交通以栈道相连,可谓是险阻异常,而且距离长安更为遥远。李适其实是不想去梁州的,但在朱泚和李怀光的双重压力下,似乎也只有这一条较好的退路,所以他只能委曲求全地前往梁州避难。离开奉天城的那一天,当走到渭水河准备南渡的时候,李适遥望京城长安的方向,不住的对身边的大臣哽咽地说道: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势,言罢李适的眼泪夺眶而出。当时谁都明白李适是在比喻自己未来可能会像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偏安一隅,其实朝臣们心中对今后何去何从,以及平定叛乱重回长安同样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个问题犹如沉重的石头压在李适及其诸多朝臣的心上。李适在前往梁州的路上一度想效仿先辈李隆基避难成都。如果不是神策军将领李晟极力劝阻,恐怕当时大唐帝国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收复长安李适在李怀光的威胁下前往山南避难的消息传到长安后,留在长安的诸多唐朝官员顿感唐室复兴无望,纷纷出来投靠朱泚,可以说朱泚在长安已经将自己的“国家”经营得有模有样。反观李怀光这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威逼皇帝李适避难山南之后,他的许多部下认为李怀光实属大逆不道,所以纷纷背叛了他,其势力日益弱小。先前朱泚看到李怀光实力强劲还颇为忌惮,等到李怀光犹如秋天的蚂蚱时,朱泚于是用皇帝的身份给李怀光下诏,将他当作自己的臣子。面对朱泚的欺辱,李怀光十分愤怒,但苦于实力无法与之相抗,于是烧掉军营向东进发,抢掠关中东部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等十二个县,最后撤到黄河东岸的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驻扎。李怀光和朱泚反目,对李适是个好消息,但当时很多军队不是按兵不动坐观其变,就是跟随李适一同前往山南,能留在关中坚持抗敌的只有神策军将领李晟。李适在前往山南的路上时,让李晟的部将向其传达口头诏命,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希望李晟能够跟随自己前往山南护驾。但李晟接到口谕后,却哭拜在地说道:“长安是京城,是大唐的根基所在,如果都跟随陛下去避难,那谁来收复长安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晟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收复长安迎回皇帝。我们不能否认李晟的决心,也不能否认李晟的兵马之强壮,但其四周皆

                      落得浑身是伤,还征讨过吐谷浑,虽然肋间受了重伤,但我用线缝合伤口继续作战。”面对田令孜的责问,郭琪毫无惧色。郭琪的回答让田令孜十分尴尬,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田令孜另取了个杯子,然后另斟了一杯酒赏赐给了郭琪。郭琪十分清楚那是一杯毒酒,但不得已一饮而尽,据传他回家后杀死一名奴婢,吮其血解毒,吐出黑汁数升方才幸免一死。郭琪明白自己不死,田令孜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带领部众发动兵变,突袭皇帝李儇的行宫。郭琪发动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李儇的行宫内,李儇、田令孜以及陈敬瑄等人来不及组织人马抵抗,被迫进入成都东城,闭门登楼进行躲避,但却没有通知宰相王铎等人入城,以致朝臣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虽然郭琪的兵变在当天就被平定,但皇帝李儇既不召见宰相,也不宣慰被惊扰的官员,依旧是与宦官们在一起游戏,而疏远朝臣。当时身为谏官的左拾遗孟昭图实在看不下去,上了一份义正词严的奏疏,想要劝谏皇帝李儇能够知道现在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不过和先前的侯昌蒙一样,孟昭图的奏疏根本还没到皇帝李儇那里,便被田令孜截收。田令孜矫诏将孟昭图贬为嘉州(今四川乐山)司户,并派人在途中将其杀害。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一再擅杀谏官,已经说明李儇一朝宦官专权的严重程度,而且通过上面列举田令孜对待将士赏罚不公的例子,可以看出帝国赖以支撑的军队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后世的胡三省对李儇一朝宦官的所作所为,有着很深的感叹:“天子杀其谏臣者,必亡其国。以阉官而专杀谏臣,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唐帝国已经开始出现亡国之兆。当时不仅朝廷内乌烟瘴气,放眼整个国家,百姓的处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民不聊生皇帝李儇即位后,朝廷整体不作为,再加上全国各地灾患不断,导致各地出现大量的饥民和贫民。例如乾符元年(874年)正月,时任翰林学士的卢携在一份奏疏中,详细说明了关东地区农民的灾后凄惨状况。卢携说他亲眼看到关东地区去年遭受旱灾,自虢州(今江南灵宝)到东海之滨,庄稼严重歉收,冬天的物资储备急缺,贫困者只能磨蓬实、拾槐叶充饥,那些老弱病残更加难以活命。以往一个地区遭遇灾年,百姓们还可以逃到邻境度荒,但现在全国遍地都是饥荒,百姓们无所依靠,而官府却依然向饥民们征收赋税,这实在是官逼民反的节奏。卢携进一步具体指出,贫农们要想完成缴税任务,就算是拆卖房屋,甚至是卖妻鬻子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而且所有钱只不过被催税的胥吏当作酒食费用,根本无法抵税,再加上赋税之外还有诸多徭役,百姓实在没有活路可言。为此,卢携建议目前情况下应该停止征税,等到秋天庄稼收成后,立即送往义仓,以作赈灾之用。据说皇帝李漼当时采纳了卢携的建议,可是仅仅是下了一道敕文,到了地方后便变成了一纸空文,地方官府拒不执行,征收赋税如故。卢携指出关中灾民的现状,在当时全国屡见不鲜,而且随着灾民的不断增多,以及官府的强征赋税,又导致摊逃、徭役负担不均、额外差科加重和提前征税加重负担现象严重加剧。《全唐文》中收录了乾符二年(875年)正月十七日,皇帝李儇祭祀南郊之后发布的一份敕文,在文章中提及了上述四种现象。例如“甸内逃亡入户,尚征税物”。所谓的“甸内”即是京兆府,近在天子脚下,尚且摊逃不止,其他地方就更加严重。敕文中不得不承认“朝廷大弊,在于令不行。只如经水旱州,三降敕命,不许将逃亡规摊见在人户;遭水旱处,有于见在户两倍征或至三倍”。至于徭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敕文中列举了两种可能。一是中央财政部门的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下属监院“影占富豪”,意思是按照规定,替政府经营盐、酒、茶等专卖品的商人,可以免户内差役。因此州县大户都设法通过贿赂官府,以规避徭役。另一种是冒充“衣冠户”逃避户内差役。衣冠户是唐朝后期出现的一种拥有轻税和免役特权的社会阶层,是家中有人进士及第的人户,可以享受免税特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不是通过进士及第出身的官员以及曾经担任军职的官员,都冒充衣冠户以逃避徭役负担。这种情况在皇帝李漼即位后更加严重,而那些冒充衣冠户逃避的徭役,官府就强加给了普通百姓,以致造成徭役负担不均。而额外差科加重现象,其加重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各地既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例如自懿宗李漼即位以来,因用兵而加重赋税征收已经是普遍现象,皇帝李儇的敕文中对此说得很是明白:近年百姓流散,税钱已多。如闻自朝廷用兵,有于百姓正税外,每贯纽四五十文,已是半年,至今不矜放……其天下缘用军奏加纽贯之外,更有敢征一文,其长吏及判官、录事参军并准入已赃。敕文中的“纽”即是加征之意,这说明由于用兵而经朝廷批准加征的税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在用兵的州县和军队调动经过的州县,地方官吏又以供军为借口进行双重加敛,这种现象在岭南地区颇为突出,以至于达到“关要之外,声教至遥,每念疲人,尤多横役”的境地。第四种现象是因提前征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赋税一年分两限征收,其中夏税以六月为限,秋税以十一月为限,这个规定是与农副产品的收获时间大体一致。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官吏的腐败,先期征税的现象依然是相当普遍。李儇的敕文中重申了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两税征收限期,这反而恰恰说明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各地官吏执行。敕文还提到先期征税的一种具体表现:近年以来,节度、观察使或初到任,或欲移除,是正、二月百姓饥饿之时,但公然下令先抽现钱,每一千文令纳三四百。皇帝李儇的南郊祭祀敕文虽然指出了当时的种种弊政,但这种文章不过是官样文章,所提到的弊政也是轻描淡写,甚至这种文章都未必经过皇帝李儇之手。所以对于种种弊政而言,也仅仅是在文章中提到而已,根本不能指望朝廷去真正解决种种问题。对于百姓们的疾苦,当时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在其诗作中对上述因苛重赋税加剧百姓负担有着形象的描述。例如,咸通十二年进士聂夷中在其诗作《咏田家》中就描写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不过虽然种种弊政已经积重难返,但朝廷对于国家局势还可以掌控。真正导致大唐帝国陷入无限战乱,最终造成亡国的导火索,是没解决好当时出现的私贩食盐的问题。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采取第五琦的建议,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可见从一开始,唐朝的食盐专卖之利就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时称盐户或亭户)压价收购;二是对以农民为主的消费者加倍盘剥。在中晚唐时期,政府控制的食盐销售价格一直呈上涨之势。从现有的明确记载的资料来看,到了穆宗李恒时期,不管是江淮的海盐,还是内陆的盐池,每斗售价都高达三百文。与此同时,农民的生存却日益贫困化,很多人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无力购买,只好少食盐甚至是被迫淡食。在唐朝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强制实行食盐专卖的同时,食盐走私活动也开始逐渐兴起,走私的盐贩为了与朝廷争夺盐利,一方面加价向食盐生产者收购食盐;另一方面降低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从而获得农民的欢迎。对于这种侵害帝国利益的行为,朝廷自然要加强对盐贩走私活动的打击。事实上,早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就已经出现盐户走私的活动,甚至已经是遍布州县,各地更是大肆缉捕,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对走私盐贩的惩治越来越严酷。例如德宗时期规定,走私海盐一石以上,杖脊二十。文宗时期加重为二石以上者,所犯人处死,并且罪及替走私盐贩提供落脚点、运输工具和搬运等服务的人员,对河东两池(解池和安邑池)的盐禁又比禁止海盐更加严酷。可是,朝廷对于食盐走私活动仅仅是限于打击和镇压,没有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走私盐贩便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武装贩运的形式,因为贫苦百姓从官府手中得不到食盐,所以武装走私食盐便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其中不乏军事经验的人,进而逐渐形成威胁朝廷统治的一股势力,例如武宗李炎在位时,曾经在一份敕令中提到:如闻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杖劫盗,及贩卖私盐,因缘便为大劫。懿宗李漼在位时期,由于朝廷不断衰弱,武装走私食盐活动已经成为官府无力禁止的活动,各地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越来越猖狂。乾符元年(874年),也就是皇帝李儇即位的当年,濮州(今河南范县)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事件。在这起事件中,一个叫王仙芝的人聚集数千农民起事,将武装对抗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得到了周围州县贫苦农民的不断响应。王仙芝率众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地,不久后冤句(今山东曹县)也发生了走私盐贩对抗官府的事件。在冤句的这起事件中,一个盐贩得知王仙芝在濮州发动农民起义并做得顺风顺水时,他决心聚众响应王仙芝,将冤句变成另一个农民起义之地,进而将起义风暴席卷全国。值得一提的是,与很多出身卑贱、文化甚少的走私盐贩不同的是,这个人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科举考试,不过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算是个落地秀才。这个人的名字叫黄巢。第五章黄巢起义草军奋起《资治通鉴》说黄巢是“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当年黄巢屡次没有中举,心中已经埋下了对唐王朝仇恨的种子,当他走出长安,回身仰望高大的城墙时,他发誓终究有一天他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这里,为此,他专门赋诗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又如《菊花》诗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在黄巢发动起义响应王仙芝之前,曹州已经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其实这是有人为鼓动当地农民大规模地揭竿而起所造的舆论。当时这种情况不止曹州一地,乾符二年(874年)正月的那篇《南郊敕文》已经提到:“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身在濮州的王仙芝率先拉开农民起义的大幕,不过直到乾符二年(875年),朝廷才得知王仙芝起义的消息。因为在此前王仙芝发布过一道檄文,内容抨击官吏贪污受贿,赋税苛重,赏罚不公,而宰相们在得知消息后,感到十分羞耻,不敢向皇帝李儇汇报,所以起义的消息过了很久才让李儇得知。不过,对于这种农民起义,朝廷已经是见怪不怪,当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惯性思维地下诏,让当地军队前往镇压。也就是说在乾符二年(875年)十一月之前,对王仙芝起义军的镇压主要还是由地方军队去进行。前边我们说过,即使没有什么战事,当时唐朝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已经是相当低下,连小股的农民军都难以应付,因此当遇到王仙芝领导的数以千计的有组织的“草军”时,就更加难以招架。一直到六月,王仙芝带领义军先后攻占了蒲州和曹州,部众发展到了将近十万人,而且曹州的黄巢也起兵响应,一时间起义军“攻剽州县,横行山东”,很多被繁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贫困农民,争先恐后地加入义军。而与此同时,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浙西的通州(今江苏南通)也爆发了由兵变发展而成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与王仙芝的义军形成南北响应之势。通州有座狼山,五山相连矗立于长江之滨,俯瞰东海,朝廷在此设有狼山镇,是一个军事要地。乾符二年(875年)四月,狼山镇军将王郢等六十九人立有战功,但节度使赵隐赏赐不当,王郢等人一怒之下劫掠库中的兵器,带领部下发动兵变。正如庞勋起义时一样,兵变爆发后,很快便有大量的农民加入其中,最终演变为近万人的农民起义。他们接连攻陷苏州和常州,并乘舟入海,转战浙南和福建地区,当时朝廷称之为“海贼”。河南、山东、浙西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鼓舞了各地农民的斗志,起义接连不断,多则千人,少则数百人的起义队伍在全国争相兴起。在这种形势下,到了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个军镇的节度使合并围剿王仙芝。如果五路大军同时出兵的话,将从南、北、西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夹击,可是当时五路大军互相观望,停止不前,王仙芝趁机于十二月挥兵东进围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显然是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而采取的避实就虚的战术。眼看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平卢节度使宋威上疏朝廷,请求带领本镇人马出击,并要求另外拨给步骑五千,专门设置一个使职,以统辖镇压农民军事宜。宰相卢携也积极推荐宋威,皇帝李儇批准了宋威的建议,授予他“诸道招讨草贼使”的官衔,并加拨三千禁军、甲骑五百,让他出兵镇压王仙芝。宋威出兵伊始,果然不孚众望,在沂州城下打败王仙芝。王仙芝见势不妙,领兵暂时撤退隐蔽,宋威以为大功告成,便上奏朝廷宣称王仙芝已死,将诸道人马撤回本镇,自己也回归本镇。可是三天后,州县却奏报说王仙芝不仅还活着,而且在继续进攻沂州。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紧急征调诸道人马返回,此时已经踏上归途的士兵们因为回家心切,不满朝廷再次征调的诏令,而且有的军队甚至差点发生兵变。例如乾符三年(876年)正月,天平军派去救援沂州的将士张晏等人在返回本镇的途中,走到郓州,监军因为接到王仙芝再次兴兵要求军队重新集结返回的诏令,便下令让他们重新返回。张晏等人对此十分不满,喧闹着要求进入郓州城,最终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佑二人出城不断慰劳张晏等人,才消除了一场爆发在即的兵变。吸取庞勋起义的教训,皇帝李儇连忙下诏对天平军进行宣慰,并规定对其回归本镇不得有任何阻拦。当时面对王仙芝的起义,朝廷内部不仅平叛决心不够,军队甚至是各自为战,这就导致了接下来王仙芝更大规模的动作。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朝廷得到奏报,王仙芝进逼汝州,东都洛阳危在旦夕。东都震惊王仙芝虽然在沂州之战中遭受小挫,但宋威的疏忽大意以及官军的厌战,使得王仙芝找到机会再次兴兵,并于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并在十日之内,连克周边八个州县,然后进逼汝州,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的安全。面对王仙芝势力的不断扩大,朝廷急忙调兵遣将,命令昭义节度使曹翔带领步骑五千以及义成军进入洛阳护卫东都宫殿;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驻守东都洛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精选步骑两千守卫汝州、邓州的战略要地;以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带领步兵一千、骑兵五百驻守陕州和潼关。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攻城略地,攻势越来越猛烈,朝廷不敢再掉以轻心,诏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严格训练士卒;号召各地州县直至乡村各置兵器准备抵御起义军;同时又为宣武节度使、感化节度使、泗州防御使下达密诏,让他们各选精兵数百人在辖境内汴河边上巡逻,进而保护运载钱粮前往洛阳的漕船的安全,并规定每五日上报一份“上供钱粮平安状”。乾符三年(876年)九月,王仙芝率众数万合围汝州,一举从南门攻破城池,活捉刺史王镣,并擒杀正好在城内的刑部侍郎刘承雍。汝州距离

                      老凡,你干嘛?!”林岳紧追上来,当他觉察到我脸上的喜悦时,不由一脸的狐疑,“难不成你看到盒子里有金翅天龙了?!”“嗯,嗯。”一时间被喜悦占据了整个大脑,已经完全丧失了组织语言的能力。“靠,忙活了半天,让你捡了个便宜,轻轻松松的当了回有缘人。”林岳撇了撇嘴,沮丧地钻进了车里。兴奋之余,我向林岳和盘托出了整件事情的缘由,这家伙跟听新闻似的问长问短八卦了半天,并自告奋勇地要求晚上一起去S家除去那只应蚺。不过,在去之前必须送他回宿舍去补觉,于是只好绕了个圈把他送回了宿舍,顺手把S家的地址抄了给他。回到家里,简要地向晖儿描述了一遍经过,晖儿高兴地在我脸上印下了无数个唇印。但当给晖儿看盒子中的金翅天龙时,她却象林岳一样失望不已。“也许真的是有缘人才能看到。”晖儿叹道,“就象你那天看到S身上的奇怪现象一样,不是我没注意,而是根本看不到。”“呵呵,这东西也够邪门的,在我眼里就是活生生的,但你和林岳却看不到。”我感叹道,这两天的发生的事情几乎颠覆了三十年来所有的知识观念,“不过,不管怎样,S有救了!”……一阵充足的补充性睡眠后,精神恢复得异常迅速。熟睡酣眠的时候,晖儿已经和S通过电话联系确定了去她家的时间。出发前半小时,我再次用电话赶走了林岳的美梦。半个小时后,一行三人已站在了S的公寓前。“乖乖,在这城市里呆了快十年了,倒还真没注意这片还有这么个建筑。”林岳看着公寓的外表,满身寒颤的说道,“跟个鬼屋似的,挑在这里住的也不会是什么好鸟。”“古人有云:‘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所好亦异’。”晖儿在淡淡地说道,“好鸟同志,您先请进吧。”林岳被说的一顿语塞,白眼乱翻,冲我一个劲的摇头:“你这个老婆被你调教的可算是牙尖嘴利,连之乎者也都能用来损人,佩服佩服。”“呵呵,要不要我老婆给你也介绍个?”我幸灾乐祸的笑道,“看看你能调教个什么样的出来。”“得了吧,寡人我是身在群芳中而不为一花折腰。”“臭美吧你,真成了孤家寡人你就该哭死了。”说笑间,我们已来到了S家的门前,使劲揿了半天门铃才等到她开门。那无精打采的神情和苍白的脸色令得晖儿不断的向我摇头。“这是林岳,我的高中同学,市中医院的神医,上次我发病就是他妙手回春的。”在客厅坐定后,我向S介绍道,“下午他正好来我家做客,就自作主张请他一起过来了,一则大家认识认识,二则顺便帮你看看头晕的毛病。”“哦,麻烦你了,林医生。”此刻的S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神采,连声音都变得有气无力了,但奇怪的是她身上那如影随形的怪物却有如蒸发一般完全消失了。“呵呵,叫我林岳好了。”林岳一脸善良的笑道,我几乎能看到他头上那闪耀的光环了,“大家都算是朋友,称呼上就不必那么客套了。”在一阵寒暄过后,林岳借口给S把脉,将S诓进了隔壁房间,晖儿则机灵地站到了房间的门口,一边装作探视的样子一边把风。我迅速从背包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盒子,溜进了S的卧室,将盒子放在了松软宽大的枕头下面。随后溜出卧室,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凑到门边隐蔽地向晖儿和林岳做了个“OK”的手势。晖儿顺势靠在了我的身上,身体微微的颤抖着,我伸手扶住她的双肩,慢慢地使她平静下来。林岳则诡异的冲我笑了笑,继续甩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在那里滔滔不绝。时间在不经意间就这么过去了,S的气色愈发萎靡,在客厅里的挂钟敲过十一下后,晖儿将S扶上了床。“S,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哦。”晖儿轻轻地带上了卧室的房门。我向林岳使了个眼色,揿灭灯,三人重重地走近大门,将门用力打开又用力地关上。三人偷偷地走回卧室的门前,自微开的门缝间向屋内观察。客厅里夜光挂钟的数字在黑暗中闪烁,时间已慢慢地指向十一点二十分。子时,这个古代的计时以现代换算的话就是北京时间的23:20到1:20,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应蚺现身的时候了。“咝~~”耳中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仔细往屋内望去,只见S安静地躺在床上,但身上的被子却不住的翻动,渐渐地,自被中游出一条身泛青光的小蛇,若不是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几乎很难查觉它的出现。竭力遏制住狂跳不已的心脏,轻轻地碰了碰身边的晖儿和林岳,示意他们注意那蛇,可两人似乎完全没有看到,只是茫然地眨了眨眼。难道是眼花了?我又仔细地看去,那条青蛇见风暴涨,只一会的功夫便有如水桶般粗细,身上那指甲盖大小的青色鳞片在床头夜灯的照耀下闪动着着妖异的绿光,丑陋的蛇头不断地扭曲变形起来,象雪块似慢慢地融成了椭圆形,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人类头颅的模样,随着头颅的成型,一张满口利齿,双眼没有眼白的苍白的女人面孔猛然浮现在眼前!身边的晖儿猛地抬手掩住了自己的嘴巴,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从胳膊上传来的力度和痛感,能感受到晖儿此刻心中的恐惧,她应该也已看到了应蚺。林岳的身体因呼吸的加剧微微地颤抖着,不知怎地却有种兴奋多于恐惧的感觉。一阵拍动翅膀的“扑扑”声自屋内传来,声音虽然微弱,但却十分地清晰,看来金翅天龙要出动了。应蚺仿佛也发现了屋内的异动,原本已伸向S的头警觉地缩了回去,扭动着肥硕的身躯,似乎在找寻着声音的来源。然而“扑扑”声倏然消失了,金翅天龙并没有如所想的一般出现。怎么回事?我努力地向S的枕下望去。糟了,心中一凉,在安放盒子的时候,没有注意到S的枕头是特大号的,盒子完全被封在了宽大的枕头和床垫之间,盒子上的孔洞被遮住,金翅天龙根本感觉不到应蚺的存在!应蚺在一阵搜寻无果后,松懈了下来,安心满意地又将脑袋伸向了熟睡中的S。一个冒险的方法在脑中闪现,我拿起靠在门边的金属画架,一把塞给林岳,一抬脚,大力地踹开了卧室门,大吼一声:“林岳,掩护我!!”应蚺在吼叫声中嘎然停止,猛地扭转过来,恶狠狠地盯住我,肥硕的身躯迅速甩动起来。我不顾一切地向床头冲去,就在手即将触到枕头的时候,脚下一紧,被应蚺的尾部缠住,整个身体顿时被抛向空中,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坚硬的天花板上。“老凡!!”林岳这小子总算清醒了过来,抄起手中的金属画架,猛扑上前,玩儿命地抽打着应蚺的躯体。应蚺受到攻击,不退反进,肥硕的身躯猛然变细,顿时长了数米,只一卷,便将林岳捆了个严严实实。刚才的一撞着实不轻,浑身的骨头痛得跟散了架一般,硬撑着从地上爬起来,试图再次扑向枕头,但又被应蚺的尾巴卷住。这次应蚺没有把我抛向天花板,而是慢慢地将头部伸到了面前,那张狰狞无比的面孔几乎贴在了我的脸上。一条乌黑色的蛇芯嘲弄地舔舐着脸颊,一股难以名状的腥臭味令人几近窒息。“王~~亦~~凡~~”自应蚺口中传来幽幽的呼唤声,那声音如此的亲切柔和,仿佛亲人般的呼唤,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去应答。我心中一寒,知道此刻绝不能应答,但此起彼伏的呼唤声不断的在耳边回响着,竟似有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魔力。就在意志近乎崩溃的时候,应蚺的身躯突然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尾部一甩,将我抛在了地上,“咝~~”头部高昂着发出一阵令人发怵的声音。“亦凡!!快!!”晖儿的叫声令我猛然清醒,此时她正被应蚺卷起,双手握着一把厨刀,刀身全数扎入了应蚺的身体!我不敢怠慢,用尽全身力气扑向床头,一把掀开了盖在盒子上的枕头。“扑扑扑”几声轻响,自盒子的孔洞中飞出几道金色的光芒,箭也似的射向应蚺的头颅。“咝~~”应蚺发狂般地再次嘶叫了起来,身体抽搐般地甩动着,晖儿和林岳纷纷被抛在了地上。随着应蚺身体疯狂的摆动,床周围的一切都被扫落散开,只见它猛然一摆脑袋,金色光芒竟被甩脱开来,随着一声腐木开裂似的轻响,应蚺的头部融进了一旁厚实的大橱之中。金色光芒在大橱外围绕着飞翔,仿佛一下失去了目标,难道金翅天龙只是对应蚺的脑袋有感应?就在那一愣间,应蚺露在橱外的身躯啪地一甩,不可思议地又长了数米,卷动间有如长眼一般将我们四人全数缠绕了起来。该死!几度挣扎无用下,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暴烈的愤怒,眼见金翅天龙就要得手,却功败垂成,如果自己有能力手刃这条应蚺又何必将赌注全数压在那无头苍蝇一般的金翅天龙身上?刀!挣扎间手中攥到了一把刀。金克木,晖儿方才用厨刀可以刺伤应蚺!我不及细想,手起刀落直斩应蚺,在恶心的血肉爆裂声中,蛇身断成了两截,伴随着抽搐的抖动,四人身上的束缚尽数解开。呼,应蚺的上半截身体自橱柜中浮现,凶恶无比地直扑上前,下意识地双手抬刀格挡,刀身被死死地咬在了它的齿间。一股大力传来,手中的刀几乎脱手飞出,我转双手握住刀柄,意图抽出,却无力对抗。几道金光突然自眼前略过,应蚺再度被袭,但下半身断去却令得它身形迟缓了许多,不一时便被金光尽数钻入头部渐渐软了下来,最后整个身躯有如一滩烂泥般地堆叠在了床上。过了良久,几道金色光芒自应蚺的头部飞出,一眨眼便消失在一旁的盒子里。与此同时,应蚺的身躯象冰雪融化般地慢慢开始融解,只短短的十数秒,便在我们眼前消失殆尽。四、朱印“夸张……”这两个字已经是第N遍出自S的嘴里了,应蚺消失后不久,S便大梦初醒般地坐了起来,看到狼狈不堪的我们自然是问题多多。在林岳口若悬河地大肆描述了一番之后,她瞪大了眼睛坐在床上,几乎将十个手指完全塞进了自己的嘴巴。“先别急着听书了,打扫下战场……唉唷……”我刚想坐起身,一阵刺痛自肋下传来,身子一歪整个人竟倒在了地上。“亦凡……”晖儿满脸紧张地过来想扶起我,不想更加剧了我肋下的疼痛。“暂时别动他了。”林岳一脸严肃的说道,顺手在我肋下轻抚了几下,我不由得又是一阵呲牙咧嘴,“肋骨骨折,至少三根以上,但没有伤及内脏,具体情况去医院检查一下才能确诊。”骨折?!从小到大我连一次骨裂都没碰到过,没想到三十岁的老骨头居然碰了次骨折,还是一次三根以上!我暗暗咬牙,这该死的应蚺,如果不是已经消失的话,我现在就会用尽剩余的力气去鞭尸一番。“别担心,小小的骨折对咱们老凡是没什么妨碍的。”林岳像变脸似的瞬时换上了一付无关痛痒的表情,“打个120,送我们医院去看看,骨科方面那里是全市一流的。”救护车呼啸着把我带离了S家,晖儿一路小心地守在我的身边,轻轻地抚着我满是汗水的面颊。如果没有对面坐着的那两个窃窃私语的家伙,那情景一定可以温馨到胜过任何一部感情剧。在林岳和S一路的小声议论中,我被送进了市中医院。林岳看了我的X光片后,兴奋地跑进病房,宣布他的神机妙算绝对灵验,我的确是有四根肋骨轻度骨折,随后一溜烟地又不知所终了。我和晖儿一脸的哭笑不得,也许这个家伙只有在行使医生天职的时候才会变得像个正常人,除此之外实在是不能保证。……早晨的阳光自窗外照射进来,带来了一种暖意。如果不是因为周围那过于洁白的布置和满屋的消毒水味,我的心情一定会格外的舒畅。合上手中的书稿,懒懒地靠在枕头上享受着铺满床头的温暖。今天是入院的第四个星期,林岳也许并没有夸大医院的实力,肋骨的伤势在精心的治疗下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若非晖儿和林岳的一再坚持,我恐怕早就申请出院了。不过也好,这次伤病带来了一个难得的假期,可以脱离开一向执著的工作,安心地修养生息。当然,休息时也并不是完全像猪一般地吃睡,养病期间,我把那本《闻风拾水录》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遍。也许是因为捕捉金翅天龙时在林岳面前的出丑,抑或是应蚺事件对我的某种刺激,这本有些晦涩难懂的书稿竟成了我废寝忘食的研究对象。“日上三竿,拥被酣睡者,猪也。”我几乎不用抬起眼皮就能“看”到林岳那满脸的坏笑,“老凡啊,你还真能睡,嫂子和小潇来看你了。”“大叔,省省吧!小潇?”S满脸杀气地从门外蹿了进来,“老气横秋酸不溜丢的,S!我叫S!贫嘴大叔先生!”“身体感觉好些吗?”晖儿笑盈盈地走到我的床边,放下手中的东西,关切地抚了下我的额头。我笑着点了点头,在她手上吻了一下,对身边的那两个乌眼鸡视作无物。“最近公司里很忙?”晖儿稍显消瘦了,脸颊已不如往常般丰润。“嗯,最近有些业务比较麻烦,这几天晚上在家开夜车。”晖儿淡淡地语气让我听着不禁有些心疼。“温存时刻完毕,现在是会议时间。”S的脑袋毫无预兆地在我俩之间出现,看着她神气活现的样子,似乎应蚺并没有在她身上造成什么不良的后遗症。林岳关上了病房的门,一脸神秘的对茫然的我挤眼道:“这个会议将直接影响到你的生命安危和你的美好将来。”晖儿嗔怪地白了林岳一眼,轻声说道:“是这样的,这次发生在S家的事情总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应蚺和金翅天龙都是传说中的东西,为什么现在都会出现……”“夸张的是你能看到我们却看不到。”S在一旁急切地抢回过话头,一边从包中拿出她随身的小型笔记本电脑,“看在你救了我的份儿上,我和小林子查了几周的资料,终于找到一点能帮到你的线索。”小林子?怎么听起来像古代宫廷里某种职业人员的姓名?我忍着笑转脸向林岳望去,这小子面不改色地凑了过来,看来这两人在我住院期间似乎有了一层不太一般的关系。电脑屏幕上显示的资料文件数目并不多。原来S和林岳在这段时间里搜遍了全互联网的相关资料,并且走访了市里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些为数不多的资料便是他们这几周来的劳动成果。有关应蚺和金翅天龙的古代记载并不多,唯一与之相近的是出自清代丁治堂的《仕隐斋涉笔》的一段记载,但记载中提到的是一种叫作“应声蛇”的怪蛇,并没有人首蛇身的描述。除此之外,其余的资料都是一些中医药学上对蜈蚣和蛇的类似记载,看得我全无兴趣。之后是十来张图片资料,其中夹杂着的两张地图一时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民国时期的地图吧?”我指着其中一张图片问道,“红色圆圈标记的应该就是S现在住的位置,看起来格局变化不大嘛。”“眼力不错,这个地图是我从城市规划院的朋友那里要来的。”S转动了一下鼠标的滚轮,出现了一张扫描下来的残页图片,“这张是档案馆里保存的一张民间小报,上面有一篇类似鬼故事的文章,说的就是应蚺害人的事情。”“而地点正好就是你家附近?”我脱口而出,报纸木版插图上所绘的建筑与S的公寓十分神似。“是的,我和S走访了她家附近的住户,询问了一些老人家。”晖儿在一旁说道,“不过据说只是有人看到应蚺,却没有被害,其余的估计是小报上的骇人听闻。”“那这张又是什么图?”随着鼠标的滑动,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张结构草图,确切的说,是一张类似工程基建的图纸,只不过它比一般的图纸范围要广泛的多,似乎是某个地域的地下基建格局。“这个是我一时好奇让S从城市规划院弄来的基础建筑图,是市政公司动迁办前不久勘测绘制的。”半晌没吭声的林岳憋不住了,弯腰在图的中央用手指点了点,“这里是S的公寓位置,这上面标注的全部都是地基和地下管道的位置。”“切,他说可能是地底下埋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所以才会招来那只应蚺的。”S不屑地撇撇嘴,“害我费了半天功夫弄来这张图纸,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其实我倒没什么,就连这次查那么多资料也是为了还你个人情。”“我可不要你还我什么人情。”我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再说了,这些资料和我又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林岳笑嘻嘻地凑了上来:“你不觉得就你一个人做了‘有缘之人’有些奇怪吗?我们三个对过口供的,应蚺是你发现的,现身的时候也是你在我们之前就看到

                      极拥护他的阎锡山、陈宧等人更加积极地落井下石,就连他曾经可以信赖的北洋军,眼见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都打起了小算盘,没有人站出来支持他。众叛亲离的压力、长期的政治斗争和繁重的公务压垮了袁世凯本就有病的孱弱身板。袁世凯倒下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纵马驰骋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23岁朝鲜对抗日本,金戈铁马,势不可挡。36岁天津练兵强军,谨小慎微,青云直上。42岁直隶改革开放,奋发图强,四海仰望。52岁出山终结清朝,群雄束手,威盖四方。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的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数十年艰难险阻、往事故人的影子如浮云般从他心底流过。他建立过不朽功勋,也犯下过严重错误。为了这一切,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理想、家人、朋友、属下、自由和爱情,而现在一切都走到了终点。残阳如血,苍穹低垂,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他决定用下面这句话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点: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带着无尽骂名去世,时年57岁,他也没能打破袁家牛人活不过58岁的纪录。新的开始袁世凯的故事就此结束了,下一个故事却即将开始。袁世凯去世后,王士珍等人打开金匮石室,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当太子、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很早就进入政界的他随着父亲的倒下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袁克定贪恋权位、误国误民,连带害了老父,算是一无是处。但在抗战时期,身处北京的他宁可潦倒度日,也不接受日本人的邀请,拒绝为日本人效劳,可说大节无亏。雄心勃勃的北洋兄弟们终于逼死了老帮主袁世凯。但袁世凯死后的民国,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继续共和。共和在当时绝对是先进的社会制度,虽然在实施过程中有诸多不足,甚至乱象频生,但从国人对袁世凯复辟的态度来看,足以证明民主是民心所向,共和是民心所向。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次失败后就放弃,中国人民还将继续为争取自由、民主、平等而不懈努力!第一章孙中山召开战败总结大会

                      失败总结大会

                      这边“反对‘二十一条’”、“护国战争”等事件跌宕起伏,各种力量忙于角逐纷争,那边孙中山先生也没闲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去了日本,而留在国内的同志们又回到了以前那种驾轻就熟的个体户单干的模式,遇事就炸,上去就打,打不过就跑。来到日本的孙中山,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二次革命”总结会议。总结大会的主题不是官场中常见的“坏事变好事”:工作中一旦出了纰漏,重中之重就是组织同志们积极总结,表示大家在这次失误中吸取到了很多教训,有利于日后工作的开展,甚至借机树典型,表示在这次失误中,某某同志头脑清醒、身先士卒,避免了更大损失。对于此类出事之后不深挖根本原因、不问责相关人员的形式主义,孙中山先生是不屑为之的。在会议上,孙中山对共事多年的黄兴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克强,都赖你,你反对在‘刺宋案’发生后立即开战,以致贻误战机。战争打响后,你又说我不懂军事,阻挠我率军到南京,结果遗祸匪浅。后来你又不坚守南京,自己一走,三军无主,最终失败!”黄兴愧疚地说:“南京失败,弟应该负责任,万恶所归,也甘愿接受,对于我去南京代替先生指挥之事,我是怕先生在战争中受伤以致影响革命前途,才那样做的”。孙中山也觉得自己话说得有点重,于是又好生安慰黄兴,总算是把黄兴安抚好了。接着孙中山又说:“国民党党员思想混乱,党员各自为政、党内不团结,不听我的话,使我的主张得不到贯彻,是‘二次革命’失败的主因。”这话很多人不爱听,黄兴当即站出来替大家说话:“‘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根本不是你说的党员不听号令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继续维护国民党,加以整治,力求扩充。”黄兴一席诚恳直言,孙先生并没有听进去。孙中山是个相当有主见的人,你国民党不是不听我的吗?没关系,反正国民党也散了摊子,我就另建一个组织,谁想加入我这组织,谁就得按指纹,宣誓效忠我孙中山。按指纹,还服从个人,这怎么有些像小混混入帮会啊,是不是弄错了?没弄错!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这个党叫“中华革命党”,名字很大气。黄兴看在眼中,难受在心里。他也不愿意让步与屈就,于是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远走美国。算是避免了本就不够强大的组织继续分裂,应该说非常顾全大局。很多人看到这里,难免心中不安:国父一代圣贤,怎能行事如此霸道?其实,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再者,人无完人,孔子也说“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不管怎么样,孙先生的革命斗志并没有因为一次次的失败而有所减弱,重新来过就重新来过!孙先生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就是信仰坚定、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远大目标动用非常手段亦在所不惜。陈其美死创业艰难啊!哪怕是孙先生这么大牌的斗士,愿意跟他按手印入党的人也不多,还好有那么几个铁杆心腹支撑场面。陈其美力排众议,第一个按手印加入。黄兴走,宋教仁死,汪精卫淡出,行事果断、心狠手辣的陈其美终于熬成了二号人物。可是他并没有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里就顺带提提陈其美的结局吧。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杀于上海法租界。这起刺杀案的行动总指挥是张宗昌。此人本为一介草根,却凭借以耻为荣、无知无畏的浑人性格,先后在陈其美、冯国璋、张作霖和日本人手下折腾,成为近代史上最有名的粗鄙军阀。这起刺杀案的背后主使是袁世凯先生。他派张宗昌干掉其前任老板陈其美的动机只有一个:报复。一来袁世凯、陈其美两人已经因为“刺宋案”结仇;二来陈其美暗杀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派来的上海军政大权一把手郑汝成。陈其美遇刺后,由于很多人都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张宗昌干的,都怕被戴上乱党的罪名,竟然一时无人敢去认尸,唯独一个瘦削俊朗的小伙子赶了过去,抚尸大哭,并将尸体运回自己家中入殓。除了第一个按指印的陈其美,接下来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有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许崇智。这个比较陌生的廖仲恺需要提点几句。此人乃广东客家人,在美国生活过多年,曾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专业,是一名搞经济的好手,算是孙先生的财政总管。此外,其政治嗅觉不错,是一名不错的政治家,他将在今后的革命进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后三人是孙中山麾下少数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将领,不过朱执信几年后牺牲,紧跟着邓铿也被刺杀,而许崇智先生虽然资格很老,带兵的能力不错,智略中上,但在女色方面情难自禁,尤其是对鸦片没有抵抗力,这让孙先生非常无奈。虽然后来孙中山又找了一个当时著名的“革命圣人”张静江帮忙,也未能彻底改善缺乏人手的窘境。不过,这种局面倒是为一个人的上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下面就隆重请出这个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当时的小人物、以后的大人物。他在刺杀陶成章一案中有过重要表现,而那个为陈其美收尸的瘦削俊朗小伙儿也正是他。他后来统治中国二十余年,领导中国度过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短暂的富三代生活蒋家与之前讲过的袁家不同,做了几百年的农民,却没有出过一个当官从政的人(胜清三百年间未有一人求通仕籍者)。估计要么是没钱读书,要么是有钱了却读不出来。好在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还可以选择经商。浙江经商之风始自战国,清末尤盛,浙商特别是宁波帮也由此兴起。位于浙江宁波奉化县的蒋家正是宁波帮的一员。兴盛蒋家的英雄叫蒋斯千。蒋斯千同志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农民,他果断地弃农经商,靠做小生意攒出了第一桶金,并辅以如下两条致富之道,最终发家。致富之道一,看准市场。他开了一家官盐专卖店——玉泰盐铺,这是他的主打生意。历朝历代,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属于管制产品,其开发权和经营权全部归中央政府。也就是说,盐这种产品归国有垄断,其境况有些像石油之于中石油和中石化。蒋斯千同志花了很多心思,走了很多关系,才搞到政府的特许经营权。之后他就以盐作为市场发力点,打开了当地的市场。致富之道二,产品迎合了消费者需求。除了盐,他还兼营大米、面、油、石灰、烧酒等热门产品,其产品种类之全堪比今天的小型百货超市。这种贴近生活、产品与本地特点相结合的经营理念,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加上他一贯坚持诚信经营,因此生意在当地十分兴隆,蒋家也就此成为乡里的土豪大户。后来,蒋斯千让二儿子蒋肇聪接班,自己享受夕阳红去也。蒋肇聪子继父业,但他只继承了老爹的精明,却没能继承做人的诚信。他能说会道、热衷乡里公共事务,年纪轻轻就在当地闯下了“埠头黄鳝”(形容人无比的油滑、精明)的大名,是当地著名的“兼职律师”。据说蒋肇聪同志代理案子很有一套,通常暗地里说动原告和被告参与“竞价排名”,逐步提高代理费用,而他就从代理费用中抽出一部分打通官府,自己和官老爷通过吃完原告吃被告,成为官司中的赢家。蒋肇聪先生也算是小有本事,作为一名没有垮掉的富二代,他先后娶了好几个老婆,不过此处我们只关注他的第三任妻子王采玉。王采玉精通女工,也读过一些诗书,知道一些圣贤道理,但运气着实不好,年纪轻轻就子夭夫亡,年轻守寡。在街坊邻居的非议之下,没办法之下躲到一个寺庙带发修行。后来她二婚嫁给蒋肇聪。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1887年10月31日,一个男孩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比他多年后的强劲对手毛泽东大6岁。蒋斯千先生亲自为孙子取名蒋周泰,小名瑞元。蒋斯千不仅是个好生意人,好老板,还是一个好爷爷。从瑞元生下取名、饮食起居到入塾求学,无不给予入微关怀,给了瑞元一个极其幸福的童年。蒋肇聪晚来得子,但他肯定没料到,这个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单亲家庭的问题少年蒋周泰7岁之前的童年生活,是极其幸福的,是无忧无虑的。但这种生活在他7岁那年戛然而止。7岁那年,祖父病逝。第二年,父亲逝世。随后,蒋周泰同父异母的兄弟蒋介卿强行要求分家。王采玉不愿与其争执产业,就把玉泰盐铺的全部资产都给了蒋介卿,自己只要了几间老屋和一些耕地。这一系列变故令蒋家走向衰落,王采玉不得不凭一己之力带着蒋周泰和她的另外三个孩子过日子,生活十分艰辛。因此,望子成龙的王采玉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蒋周泰身上。她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钱和关系培养他读书求学,指望他争气成才,光宗耀祖。可蒋周泰同学的表现却让老母很不省心。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性格弱点让老母操心,他孤僻、逆反、暴躁、任性、多疑,不轻易相信他人,着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熊孩子。当然,这也不能全赖他,这应该与基因缺陷以及家庭教育的缺失(单亲抚养长大)有关。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令老母头疼的蒋周泰非但没有在乱世中碌碌而终,反而干出了一番伟业青史留名。这倒也不稀奇,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些了不起的特质。出身商人之家,在社会底层长大,令蒋周泰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冒险、好勇斗狠讲义气的野性和脸皮超厚的韧性。野性和韧性兼备,实在彪悍。4岁那年的除夕之夜,蒋周泰便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他为了验证脑海中突然迸发出的一个与生命科学有关的念头:从喉咙到胃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便果断地把一根筷子从喉咙插入体内。实验数据是出来了,可惜把自己搞得脸色苍白直至昏迷,也把家人吓个半死。除了拥有成功所必需的野性和韧性,他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几样重要的东西:争强好胜、不服输,这是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动力。除此以外,蒋周泰其他的天赋都很一般。与同时期的那些猛人如蔡锷、阎锡山相比,他的学习能力显得十分普通。虽然4岁就入学,14岁就娶了媳妇儿毛福梅,但到16岁也没有考上秀才。所幸他就此绝了继续考科举的念头。刚好那会儿袁世凯等人掀起了办新学的高潮,蒋周泰同学也加入了读新学的大军。在校期间,蒋同学因为不满学校偏重旧学的课程安排和保守的教学方式,多次作为学生代表跟校方叫板。也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他在求学过程中不得不辗转了多所学校,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头。上路不断变化的环境锻炼了蒋周泰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知恩图报、喜好结交的他在此过程中结识了多位影响其事业进程的同学和好友,这些人才是他后来取得成功的秘诀。虽然上的是新学,学的是英语和算数,但蒋周泰在吸纳新学的同时,却并不排斥旧学,具有相当的国学国文基础。用咱们中学政治课本上的话讲,算是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他常读《传习录》和《曾文正公家书》此类的书,对明朝“一哥”王阳明、清朝“一哥”曾国藩的处世哲学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把从二位前辈先贤处学到的“忠孝节义”立为自己的人生信条。蒋周泰尤其崇拜曾国藩。他的床头一直摆着一部书——《曾文正公家书》,这是他的最爱。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深爱曾国藩,他说:“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别的姑且不论,仅此一点就能做我们的老师!”曾国藩是一个严格修身、自省的人,他有个写日记的习惯,这本日记叫《过隙影》,每天记录自己的错误。于是蒋周泰也模仿偶像,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里反思自己。例如,蒋周泰比较好色,时常因为女孩子动心,他受不了这样的自己。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孩子,又动心了,当晚便在日记里写道:“见色心动,记大过一次。”由于受偶像曾国藩的影响太深,16岁的蒋周泰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叫蒋志清,可能想表达像曾国藩那样匡扶大清的志向吧。学新学自然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谈论一些时政,像孙先生伦敦被抓、日俄战争、晚清立宪之类的话题。要不说人在青少年时期思维最为活跃呢,蒋志清念着念着新学,听着听着时政,就动了去日本学习军事的念头。1906年4月,蒋志清满怀希望地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凭着一腔热血留洋的蒋志清到日本后,四处碰壁,他要求上军校,但没有一所军校愿意收留他。因为蒋志清不知道来日本读军校也是要有资格的。那会儿不像今天有互联网,很容易利用搜索引擎查阅自己需要的资料。那时候没有人告诉他: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有协议,只有清政府陆军部的保送生,才有资格进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这很好理解,那时的日本俨然就是反清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清政府要对留日学生严格把关,过滤掉那些对朝廷来说思想不过硬、政治不合格的人才,避免他们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反清大军。若是让孙中山领着一众跻身于世界一流军事院校的专业人士反清,想想都不寒而栗。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的愣头青蒋志清,一筹莫展,不知道何去何从,只好流离于东京的街头小巷,漫无目的地浪费着一天又一天。折腾了一段时间之后,蒋志清只好放弃军校而选择一所语言学校学日语。在此过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认识了大他近十岁的陈其美。陈其美那时已经在日本折腾了一段时间,不止如此,他还拥有自家兄弟成功留学日本的经验,实属货真价实的前辈。于是他出于一时好心指点蒋志清:你还是先回国读保定军校吧,这样被保送日本的概率最大。陈其美那时肯定想不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兄弟,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照拂

                      ,待戎军主力进入伏击圈便迎头痛击。戎军先行者遇伏,必将四处逃散,而后继者自身难保,更不会相救。如此,我军可获全胜!”兵法并不深奥,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寤生的担忧,正是基于对自身缺点和对敌人优势的认识;而公子突的回答,切中了戎军的弱点,并根据其弱点提出了应对之策。寤生采纳了公子突的意见。这一战打得干净利落,一如公子突所料,北戎军前锋遭到伏击之后即刻崩溃,郑军大将祝聃率军冲出,将北戎军截为三段,各个击破。北戎军全军溃败,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这一战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对郑国威胁。环顾四周,寤生的江山一片太平。就在寤生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令由右卿士虢公全权代理王室政事,从而将左卿士郑伯完全架空,实际上也就是将他驱逐出王室政局了。周桓王与寤生之间积怨已久,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周桓王选择在这个时候对寤生动手,让人难以理解。首先,郑国现在正处于全盛时期,国力强大,政治清明,军事过硬,外交如鱼得水,连齐国和鲁国这样的大国都争相讨好郑国,昔日的宿敌宋国也变成了朋友,陈国变成了姻亲,北戎被打得落花流水。毫不夸张地说,寤生虽然没有称霸,实际上已经领袖群伦,成为中原国际事务的主导者,比之后世的齐桓公、晋文公也毫不逊色。其次,自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任命虢公担任右卿士以来,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一直是礼让有加,甚至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向寤生提出,要以王室的温、原、絺(chī)、樊等十二座城邑交换郑国的邬、刘、蒍(wěi)、邗(hán)四邑,这是一笔看似有利于郑国、实际上带有欺诈性质的交易,因为周桓王开出来的这些土地,虽然都在王畿之内,实际上并不是王室的资产,而是畿内贵族苏氏的传统领地。苏氏占有这些领地,可以追溯到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周武王封苏忿生为司寇,同时将这些土地赐给了苏氏家族。现在周桓王要用苏氏的领地交换郑国的土地,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不但对苏氏不公平,也对郑国不公平。而事实上,王室将郑国的四邑划走之后,郑国也没能从苏氏手中得到天子许诺的十二邑。有人对此评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的准则,是礼义的常规。拿着并非自己拥有的东西去送给别人,难道还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吗?”虽然吃了一个哑巴亏,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仍然恭顺。这种恭顺,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日趋成熟,虽然他至今没能如后世的管仲一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实际上他已经明白,王室虽然衰微,却仍然是一张不可替代的王牌。在很多事情上,如果打着王室的旗号去做,就很顺利;如果得不到王室的支持,甚至被王室暗中拆台,就障碍重重,处处遇敌。因此,他很看重自己那个周王左卿士的身份,不希望因为些许土地就与王室闹翻。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王室这门近亲的感情也越来越接近,同宗同种的归宿感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了一丝叶落归根的人间晚情——他毕竟老了,如果在黄泉路上遇到周朝的列祖列宗,他希望自己能够坦然面对。然而,周桓王似乎将寤生的逆来顺受视为人到晚年的软弱,偏偏在寤生笑得最和煦的时候,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全天下人都静静地等着看热闹。寤生的反应,却是再一次保持沉默,只是取消了当年朝觐天子的计划——这在当时只能算是很微弱的一种抗议,要知道,普天之下,偶尔来朝见一下天子的诸侯都已经很少了。有理不打笑面人,寤生做到这个份上,周桓王如果及时收手,事情还不至于不可收拾。但是,他紧接着发出另一道命令:整顿军备,讨伐郑国!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来,所谓王室的军备就是一只纸老虎,这是普天之下都知道的。否则的话,公元前720年郑国派人到王室的领地割禾夺麦,王室也不至于闭城自守,任其自由行动。现在,事隔十三年,郑国的军力比往日更胜一筹,而王室的势力一如继往地向下沉降,此消彼长,天子难道有把握打赢一场侵略战争吗?毫无疑问,他没有把握。既然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主动出击?答案是:周桓王想赌一把。但是他要赌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赌那个姬寤生究竟敢不敢放手与自己一搏。他毕竟是天子啊!寤生这些年来逆来顺受,连续吃亏都不吭气,不就因为他是天子吗?不就是想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一个尊王的良好形象吗?现在天子带兵打过来了,他还能够怎么办?寤生如果奋起反抗,那就是对天子不忠,煞费心思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必定轰然倒塌;如果俯首听命,那就得听从天子的发落,承认自己的错误,乖乖跑到雒邑去朝觐天子,这在天下人面前也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周桓王将一个两难的题目交给了寤生。当然,周桓王之所以悍然动武,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周桓王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将才,也有一定的指挥能力(这一点很快可以得到证明),但是长期以来,他都没有机会一显身手,因此从他内心深处讲,他是很愿意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才能的。讨伐郑国的部队匆匆组成。周桓王亲自率领中军,也就是王室的嫡系部队;虢公林父率领右军,主力是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周公黑肩率领左军,主力是陈国军队。如果将王室视为联合国的话,这次参与河雒风暴行动的联合国军大概就是由赤道几内亚、津巴布韦和爪哇等几个国家派出部队组成的吧。卫国与郑国多年为敌。蔡国自当年参加东门之役,与郑国之间就存在不友好的回忆,一直未能消解。而陈国作为郑国的姻亲,之所以也派出军队参与讨伐,是因为不久前陈桓公去世,公子佗杀死了世子免而自立为君,陈国人心涣散,因此公子佗想通过效力王室而获得承认。面对来势汹汹的王军,寤生没有作太多的思想斗争,下令动员部队,起兵抵抗。两军在濡葛(今河南长葛)相遇并发生战斗,因此这一战又被称为濡葛之战。王军摆出的是传统的左中右阵型,以中军为主力,左右两翼为掩护,四平八稳,整齐有序。这也是中原各国当时普遍采用的阵型,比较适合以车战为主的战争环境。一般来说,战斗打响之后,双方的主力部队将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敌阵,利用战车的冲击力撕破敌人的防御,击垮敌人的斗志,而两翼的掩护部队进行左右包抄,乘虚而入,扩大战果,最终以三股合力将敌人击溃。但是,郑国军中有一位战争天才,那就是寤生的儿子公子突,他反对用传统的阵势迎击王军。公子突对寤生说:“从王军的阵型分析,其弱点是左翼的陈军,因为陈国刚刚发生内乱,民心涣散,军心自然不稳。我们如果先打击陈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击溃。陈军崩溃后,天子的中军受到影响,必然慌乱,而且波及右翼的蔡军和卫军。蔡、卫两军屡次败于我军,斗志不强,见势不妙,也会跟着陈军逃跑。这样的话,我军就可以集中力量进攻天子的中军,三面夹击,一举击破。”公子突的建议,实质上是加强郑军左右两翼的力量,特别是加强左翼的力量,率先击破王军右翼,然后击破王军左翼,最后才围攻王军的中军。寤生听从了公子突的建议,派世子忽为右翼,祭仲为左翼,自己则在原繁、高渠弥的护卫之下,率领相对薄弱的中军,摆出了所谓的“鱼丽之阵”。关于鱼丽之阵是个什么玩意儿,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鱼丽就是鱼鳞,战车和步卒层层相附,互补缝隙,称之为鱼丽之阵;有的说鱼丽就是鱼网,鱼丽之阵的确切形态,是左右两翼向前张开,处于进攻态势,而中央部队相对靠后,处于防守态势。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后一解释似乎更为准确,因为战斗一开始,郑国的左右两翼就率先发动进攻,中军则坚守阵地,以待时机。果然如公子突所料,陈、蔡、卫三国军队一触即溃,周桓王的中军也随之混乱。乱军之中,郑国的猛将祝聃张弓搭箭,瞄准周桓王,一箭射中了他的肩膀!周桓王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为这次失败的讨伐挽回了一点面子。虽然左右两翼都已经溃逃,他本人又身受重伤,但仍然咬紧牙关伫立在战车上,指挥部队坚守中军阵地。临危而不乱,可见天子并非无能之辈,确实是有一定的指挥能力的。战场上纷纷乱乱,血肉横飞,王军士兵在郑军的攻击下不断倒下。周桓王如同一尊石像,既不躲避飞来的冷箭,也不理会左右护卫的劝说。那一刻,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是祖辈们坚定的身影,大庙里那些写在一块块木牌上的显赫名字,仿佛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在他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他终于觉得自己像一位天子,或者说有着天子般的尊严了。他不明白,接下来的年代已经不再是天子的年代,而是权术家、阴谋家、政客、外交家、军事家的年代。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一种叫做改革家的人物,他们几乎将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位受着传统的周礼教育长大的尊贵人物,势必在历史的大潮中被席卷而去。但至少在当时,他这种悲壮的姿态,即使在寤生看来也是值得尊重的。当祝聃前来促请发动全军进攻,一举消灭王军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下令:“退军。”“退军?”祝聃几乎要从车上跳起来。“没错。”寤生说,“以多欺少不是君子所为,何况对手是天子!我们打这仗只是为了自卫,能保住祖先的江山社稷,就已经满足了。”他把祝聃的耳朵揪过来,低声骂道:“你这头蠢驴,刚刚那箭已经够悬了,你难道还真想置天子于死地,让我在天下人面前落得个大逆不道的骂名?”当天夜里,寤生派祭仲代表他到天子的军营中慰问天子和诸位王室大臣。打一巴掌,再给颗糖,是郑庄公用来对付天子的最有效策略。如果不给巴掌,光给颗糖,天子就不太受用,会主动找上门来讨要那巴掌,然后郑庄公再给颗糖,才能将此事了结。公元前707年发生濡葛之战,是春秋时期由王室主导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自此之后,王室偃旗息鼓,断绝了征伐的念头,即使是到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年代,那些新兴的霸主们主动前来讨好王室,抬高王室的地位,请天子出面领导他们讨伐征战,王室也仅仅是象征性地派出小股部队,不再掺合诸侯们的战争游戏。寤生成为了这次战争的绝对赢家,不只是战场上的胜利,更是政治和外交上的胜利。毛泽东曾经说过:“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毛泽东本人在国际斗争中的策略,用六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而寤生在濡葛之战前后的表现,正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典范。首先,濡葛之战不是他主动挑起的。虽然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他的利益,他都保持了一颗平常心,处处忍让,仅仅采取了有限抗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有理。其次,在濡葛之战中,他采用公子突的战术,大胆创新,推出鱼丽之阵,将王军打得大败而归,再一次打出了郑军的威风,这是有利。最后,在濡葛之战中,他没有乘胜追击王军,而是网开一面,放了天子一马,又在战后派祭仲前去安抚天子那颗受伤的心,进退有度,获得天下人的好感,这是有节。后世的专制统治者和御用文人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往往将濡葛之战视为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一场战例。然而,《史记》的记载很客观,明确指出,这场战争不过是“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既然是自救,而且也没有防卫过当,应该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吧。【郑庄身后,一山不容二虎】公元前709年,鲁桓公即位的第三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一年秋天,鲁桓公迎娶了齐僖公的女儿文姜,成为了齐僖公的女婿。齐僖公显然对这桩婚事十分重视,亲自送女儿出嫁。但是这种高调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十分失礼的行为。《左传》对此作出了解释:第一,但凡诸侯国的公主出嫁到“敌国”(即地位相等的国家),都应该派大臣送亲。如果这位公主是现任国君的姐妹,则派上卿送婚,以表示对先君的尊重。第二,如果出嫁的是现任国君的女儿,则派下卿送婚。如果公主出嫁到大国,即使是现任国君的女儿,也要派上卿送婚。第三,如果是嫁到天子家里,则众卿全体出动送婚,国君本人不去。如果公主出嫁到小国,只派上大夫送就行了。一句话,公主无论嫁到哪里,国君都没有必要亲自送亲,否则就是失礼。说起这位文姜公主,乃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原本齐僖公是打算将她许配给郑国的世子忽的。当时,郑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在齐、鲁、郑三国同盟这个铁三角中,郑伯寤生也是一个最核心人物,齐僖公希望通过婚姻这种形式来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希望和郑国的下一代建立感情,将这种友谊持续下去。而站在郑国这个角度,如果能够通过婚姻加固与齐国的同盟,对于郑国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无疑也大有好处。世人看来非常一桩美满的婚姻,世子忽却婉言谢绝了。他的理解是:“结婚要门当户对。齐国是大国,郑国是小国,我如果娶了齐国的公主,人家会觉得我高攀了齐国。人要自求多福,凡事靠自己,靠岳父算什么本事?”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世子忽的想法无可挑剔,甚至很令人钦佩。但《左传》论及此事,评论是“善自为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意思是,世子忽只顾洁身自好,没有站在世子的立场上考虑国家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世子忽这个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点孤高。这种孤高,在他父亲寤生的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影子——遗传这玩意儿,确实让人难以捉摸。公元前706年,北戎入侵齐国。因为郑国有打败北戎的经验,又是齐国的盟国,齐国派人向郑国求援。寤生派世子忽率领军队前往齐国救援,大败北戎军,杀敌三百余人,并虏获两名首领大良和少良。那个年代,郑国的军队真是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是当之无愧的威武之师、雄壮之师。郑国的强大令世人瞩目,世子忽的英武善战更令齐僖公青眼相加。齐僖公放下架子,再一次向世子忽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此时距文姜嫁给鲁桓公已有四年,但是没关系,齐僖公有的是女儿,没嫁出去的更年轻更可爱,只要世子忽愿意,买一送一也不成问题。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世子忽再一次拒绝了齐僖公的美意。如果说前一次拒婚还情有可原,这一次拒婚则未免太偏执了。祭仲私下批评世子忽说:“娶齐国的公主有什么不好呢?娶了齐国公主,您就是齐侯的女婿,如果有什么事,齐国就是您的后盾。上次您说门不当户不对,又怕大国公主不好应付,我们也就姑妄听之。这次您有恩于齐国,齐侯又那么殷勤地想把女儿嫁给您,谁还能对您说三道四呢?再说了,您要好好想想,主公并非只有您一个儿子,那几位公子也非泛泛之辈,您要想在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否则的话,主公百年之后,谁当郑国的国君,还很难说呢!”祭仲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世子忽没办法反驳,搪塞道:“当年我没为齐侯做什么事,都不敢娶他女儿,现在我奉了主公之命前来救援齐国,如果带个老婆回去,老百姓见了,难道不会说我打仗是为了人家的女儿?你叫我把脸往哪搁?”世子忽死活不愿意娶齐僖公的女儿,其实另有隐情。公元前716年,世子忽已经娶了陈桓公的女儿妫氏为妻。虽然那也是一桩政治婚姻,世子忽对妫氏却十分喜爱,还没来得及举行结婚仪式,就和她圆房了,这在当时传为笑谈。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妫氏对于世子忽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否则的话,世子忽既然这么爱面子懂礼数,为何会猴急着与她上床呢?世子忽与妫氏做了十年夫妻,一直琴瑟合谐,感情相当不错。当然,他也不可能只有妫氏一个女人,肯定还有其他的侧室,但这些侧室都不能危及到妫氏的地位,因此相安

                      加以笼络的。阿加皮托告诉马基雅维里,公爵将会立刻接见他。于是他们爬了一段楼梯,马基雅维里被带到了一间装饰华美的套间。套间四周镶嵌着浮雕,并且有着一座硕大的石砌壁炉。壁炉上方的雕塑是卡特琳娜·斯福查的手臂,这个无所畏惧,但不幸的女人如今做了公爵的俘虏,正被关押在罗马。壁炉炉膛里的木头正在熊熊燃烧,公爵背对着壁炉站着。房间里唯一的旁人是胡安·博尔贾,蒙里埃尔的主教,教皇亚历山大那个魁梧而狡猾的侄子。他坐在一张高背的木雕椅子上,跷着二郎腿,脚尖正对着壁炉中的火光。马基雅维里朝公爵和主教弯腰行礼。公爵优雅地走向马基雅维里,握住他的手,把他带到一张椅子上。“书记官大人,你一路旅途劳顿,想必是又冷又乏,”他问道,“你吃过饭了吗?”“是的,阁下。我在路上已经吃过了。我以这样一副旅行者的装束来晋见您,实在是失礼了。我对此表示歉意。但是我不想耽搁向您转达共和国方面的意见。”他于是呈上了国书。公爵略微地看了一眼之后就交给了他的首席秘书。切萨雷·博尔贾长得英俊不凡。他身高超出一般人,肩膀宽阔,胸脯结实,腰身细瘦。他一袭黑衣,更衬出他鲜艳的容貌。他右手食指上戴了一枚戒指,除此之外唯一的装饰就是法国国王路易赐给他的圣·米歇尔项饰。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经过仔细的梳理,披在肩膀上。他留着一排髭须,络腮胡子则是精心修剪为薄薄的一层。他的鼻子直而精巧,浓眉之下有着一双俊秀而无畏的眼睛。他的嘴巴长得十分有形,显得十分性感。皮肤光洁,熠熠生辉。他步态庄重,但又十分优雅。举手投足之间有着一种帝王般的气息。马基雅维里不禁自忖,眼前这个年轻人,一个罗马城里普通的女人和一个肥胖的,长着一只鹰钩鼻子的,用无耻的贿赂手段爬上教皇宝座的西班牙神甫相结合的产物,不知道是从哪里学到了一个出众的王子才能够具备的仪表举止。“我请求贵国政府派遣一名代表来见我,是因为我想了解我与贵国之间的关系现在究竟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他斟酌着用词。马基雅维里于是开始阐述他事先已经准备好的那套说辞。公爵虽然倾听着,马基雅维里还是明白地看出,公爵将他根据执政团的旨意而释放出的善意和保证看作是一堆没有用的空话。马基雅维里讲完之后,公爵没有作声,出现了一小会的冷场。公爵往后靠在椅背上,左手抚摸着胸前的绶带。他开口说话时,带着一种冷漠的口吻。“我的领地和你们的领地之间有着一条很长的边界。我有责任尽我所能保护我的领地。我十分清楚,你们的城邦对我不怀好意。你们曾经试图挑拨我与教皇和法国国王之间的关系。你们对待我的态度比对一个刽子手好不到哪里去。现在你们必须决定,是把我当朋友看,还是与我为敌。”他的声音有如音乐,轻快而不低沉。声音中有一种特质,不是尖酸,而是锋芒毕露,杀气腾腾,言辞之间透出的傲慢不逊让人很难容忍。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对一个卑贱的仆人。但是马基雅维里是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家,十分了解该如何控制自己的性子。“我能够向阁下保证,我国政府除了您的友谊之外,别无他求。”马基雅维里不温不火地回答着,“但是他们也没有忘记,您允许维泰洛佐侵犯我们的领土,因此他们也怀疑您的友谊是否确实真诚。”“我和这件事没有关系。维泰洛佐纯粹是按他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从您那里领取军饷,也服从您的指挥。”“那次征战开始时,我毫不知情。进行的过程中也没有得到我的支援。我不会假装我为这一事变感到遗憾。相反,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佛罗伦萨人对我失信,他们为此付出一点代价是恰当的。但是当我意识到他们已经受到足够的惩罚时,我下命令给我的将领们,叫他们撤军。为了这件事,我把他们给得罪了,他们现在正阴谋推翻我。”马基雅维里想,现在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提醒公爵,他之所以下令撤退部队,完全是因为法国国王下达了一个不容耽搁,不许违抗的命令。“你们咎由自取。维泰洛佐入侵你们的领地也是由于你们自己的过错。”“我们?”马基雅维里实实在在地吃了一惊,不由失声喊出。“如果你们没有愚蠢到拷打和处决保罗·维泰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的兄弟维泰洛佐向你们寻求报复,你们不应该觉得奇怪。并且,由于我阻止了他一路蛮干下去,他现在跟我作对了。”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公爵所说的意味着什么。佛罗伦萨对比萨城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围困。但是后来局势逆转。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军队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挫败。执政团将失败归因于其将领的无能。于是他们召集了两支当时服务于法国国王路易的雇佣军,两支部队分别由维泰利两兄弟,保罗和维泰洛佐率领。执政团任命保罗为总指挥。雇佣军发动了一场战斗,城墙被打开了一个口子,正当部队要蜂拥入城之际,保罗·维泰利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他说他那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但实际上,他当时已经有把握比萨城会有条件地投降。虽然他这么为自己辩护,执政团确信保罗是在对他们耍手段,于是派了两个官员,表面上是去送钱给两兄弟,但实际上是要去逮捕他们。保罗·维泰利当时驻扎在卡锡纳城外一英里的地方,两位专员要求保罗在那里与他们碰头,以便商讨战况。他们请他吃了一顿饭,然后把他带到一个隐秘的房间,逮捕了他。然后,他被带到佛罗伦萨,被砍了脑袋。砍头之前,保罗被用了酷刑,但是他坚拒任何罪名。“保罗·维泰利是个叛徒,”马基雅维里说道,“他通过一场公正的审判,被认定有罪。他的下场完全是罪有应得。”“他是否清白或有罪并不重要。将他处决则是一件莽撞的事。”“为了捍卫共和国的声誉,我们必须对共和国的敌人进行有力的处置。我们有必要昭示天下,佛罗伦萨还是有勇气来保障自身安全的。”“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还让他的兄弟活着?”马基雅维里无奈地耸了一下肩膀。这确实是一个痛脚。“我们派了人去请维泰洛佐,准备把他带到卡锡纳。他怀疑这是个圈套。他当时卧病在床。他要求我们的人给他一些时间穿衣服,然后就设法溜了。这件事搞砸了。许多事情你得让你手下的人去完成,这些人有时也会犯愚蠢的错误,换了是你,你是不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公爵发出一串轻快和愉悦的笑声。他的眼睛闪烁着幽默的光芒。“当我们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实施时,一旦情况有了变化,继续实施这一计划变得不可取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原来的计划,就是一个错误。当维泰洛佐从你们的手指缝隙间溜走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将保罗带到佛罗伦萨,将他安置在维齐奥宫中最好的套间里,而不是将他投入大牢。然后你们就应该审问他,无论有什么证据,都宣布他无罪。然后,你们应该恢复他的部队指挥权,增加他的薪水,然后授予他共和国所能授予的最高的荣誉勋章。你们应该让他相信,你们对他仍然有着完全的信任。”“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将我们出卖给敌人。”“他也许会有这样的念头。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会小心行事,以证明你们对他的信任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这些雇佣军贪得无厌,为了钱什么都能干。你们完全可以给维泰洛佐一笔丰厚的赏赐或待遇,让他无法拒绝。他于是会重新和他的兄弟联合,当你们成功地稳住了这兄弟俩的时候,用一点小计谋就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的机会将他们迅速地,不加审判地结果掉。”马基雅维里脸红了。“这样的欺诈行为会对我们佛罗伦萨美好的声誉造成永久的损害。”马基雅维里大声抗辩。“对付叛徒必须要用相应的欺骗手段。治理国家依靠的并不是对基督教美德加以身体力行,而是需要依靠胆大心细和果断无情。”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军官进了房间,在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耳边说了几句话。瓦伦丁诺公爵对这个打扰有些不满。他皱着眉头,用手指敲着面前的桌子。“阁下正忙着,”阿加皮托说道,“他们得等一会儿。”“什么事情?”公爵劈头问道。“两个加斯孔战士抢掠老百姓的财物,被逮了个正着。他们连同赃物一起被带到了这里,卫兵们正看管着他们。”“让法国国王的臣民等待将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公爵说着,带着浅浅的笑容。“把他们带进来。”军官走了出去。公爵转过头来对马基雅维里亲切地说:“我必须处理一件小小的公务,还请你多多包涵。”“我的时间完全由阁下支配。”“我相信你一路上还算顺利吧,书记官大人。”马基雅维里从公爵的语调中听出了一丝弦外之音。“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我很幸运地在斯卡佩里亚地方找到了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还算过得去的饭。”“我一直期望人们可以在我统治的地区安全地旅行,就像安东尼时代的罗马帝国一样。你在这里会有机会亲眼见到,我已经除掉了那些给意大利带来灾难的,各式各样的土皇帝,并且通过明智的管理,情况大有改善,老百姓已经安居乐业了。”外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以及人们喧嚷的声音。接着大厅的大门打开了,一群人拥了进来。头一个是那个先前已经进来过的人,在他身后是两个男人,穿戴考究,马基雅维里猜想他们是本城的显贵人士。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女人,一个年纪稍老,另外一个则是中年。她们身旁站着一个外貌体面的老年人。不一会一个士兵进来,手里拿着一对银制烛台,另一个士兵则手里拿着一只镀银的高脚玻璃杯和两只银制的餐盘。这两名士兵穿着公爵所领导的部队的红黄两色的军装。接着,半推半拉地进来了另外两个人,双手被捆绑在身后面。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怪异服装,站在公爵的一群士兵当中,活像一对恶棍。一个是皱着眉头的,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身材魁梧,一脸黑色的络腮胡子,额头上有条青黑色的伤疤。另外一个则是面容光滑的男孩,脸色病黄,带着惊恐游移的目光。“走近些。”公爵说道。两个人被人从身后推了一把。“什么罪名?”看来事情是这样的:当两个妇人在参加弥撒的时候,有人闯进了她们的房屋,盗走了一些银器。“你如何才能证明这些物品是你的财产?”两个显贵男人中的一个开口说道:“布里吉达太太是我的表亲,我很熟悉这些器皿。这些是她嫁妆的一部分。”另一个人也证实了前面那个人的证词。公爵转身对那个陪着两个妇人来的老年人说:“你是谁?”“乔克莫·法布罗尼奥,阁下。我是一个银匠。这两个被抓起来的人将这些银器卖给了我,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在福力那个城市抢来的。”“你肯定是这两个人?”“肯定,阁下。”一个军官说:“我们把乔克莫带到了加斯孔兵营,他没费多少劲就把这两个士兵指认了出来。”公爵锐利的两眼盯着银匠。“是不是这样?”“当我听说布里吉达女士的房子遭到了盗窃,她的烛台和银盘被偷了,我就起了疑心。”银匠回答道,脸色灰白,声音颤抖。“我立刻找到了伯纳尔多先生,告诉他两个加斯孔战士卖了些银器给我。”“你这么做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责任感?”银匠一时语塞,他吓得瑟瑟发抖。“伯纳尔多大人是位执法官员,我曾经为他做过不少事情。如果这些物品是偷来的,我不想拥有它们。”“他说的是实情,阁下。”执法官伯纳尔多说道。“我去检查那些银器,一下子就把它们给认出来了。”“它们是我的,阁下。”两个女人中那个稍微年轻一些的急切地叫嚷着。“任何一个人都会告诉你它们是我的。”“安静些。”公爵转过去注视着两个加斯孔士兵,“你们承认你们偷了这些东西吗?”“没,没有。”男孩尖叫着。“这完全是搞错了。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我没有做这件事。银匠完全搞错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把他带走。拷打他几个回合,他就招了。”男孩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别,别那么做。我受不了的!”“把他带走。”“我招供!”男孩喘着粗气说道。男爵发出一阵短促的笑声,把头转向另外那个士兵。“你呢?”那个年纪稍大一些的士兵将头扭在一边,显出不屈的态度。“我没有偷它们。我只是拿了它们。这是我们的权利。是我们攻占了这个城市。”“说谎。你们没有攻占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自己投降的。”根据当时意大利的战争规则,如果一座城市被攻陷,士兵们可以随意抢掠,并且可以拥有他们抢到手的财物。但是如果一个城市是自己投降的话,投降城市的市民要付出一笔费用,来补偿使用这些雇佣军夺取这座城市所带来的一些相关费用。一旦市民们付了钱,他们就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财产了。这条规则还是有用的,因为它使得市民们愿意投降。为了对领主的忠诚而战死的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公爵宣布了他的判决。“我的命令是部队露天宿营,不许占用民宅。而且若有侵犯民众的行为,将判死刑。”他转脸对那个军官说,“在黎明时分将他们吊死在广场上。让部队了解他们犯了什么罪,并且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让两个士兵看守尸体直到中午,让市里面的传令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告诉一下民众,他们完全可以信赖他们领主的公正处置。”“他在讲什么?”那个年轻士兵惊恐万状地问道。因为公爵对那两个加斯孔士兵说的是法语,对那个军官说的是意大利语。那个年长一些的士兵没有回答,只是用仇恨的目光盯着公爵。公爵听到了这个年轻士兵的问题,于是用法语重述了一下他的判决。“你们将在黎明时分被绞死,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男孩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嚎,一下子跪了下来。“请发发慈悲,”他尖叫着。“我太年轻了,不能去死啊。我不想去死,我害怕。”“把他带走。”公爵说道。男孩被拽着站了起来,他不连贯地嘶叫着,泪水从眼睛中流出。但是另外那个,面庞由于愤怒而扭曲着,聚集起嘴里所有的唾液,用力唾在了那个男孩的脸上。两个人被推搡着出了房间。公爵扭头朝着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说:“确保给他们提供一些宗教上的安慰。如果这两个人在去见他们的造物主之前没能够有机会忏悔自己的罪过的话,我的良心会很不安的。”一丝微笑浮上他的嘴唇。首席秘书出了房间。正在兴头上的公爵,开始对着他的表弟红衣主教说话。当然,这些话也是讲给马基雅维里听的。“这两个人既是恶棍,也是蠢货。把那些在城里偷来的东西在同一个城里卖掉是一件无法宽恕的愚蠢行为。他们应该把东西藏起来,等到了一个大城市,像博洛尼亚或佛罗伦萨,然后再卖掉。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丝毫的危险了。”此时他注意到银匠还在门边上停留着,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你还在这里干什么?”“谁可以还给我那笔钱,阁下?我可是一个穷人啊。”“你为了那些个物品付了相应的价钱吗?”瓦伦丁诺公爵温和地问道。“我付了这些物品能值的价钱。那两个流氓要的价钱是可笑的。我必须得挣个利润才行。”“让这件事给你一个教训。下次你要首先确认东西来路正当,然后再把它们买下来。”“阁下,我实在是无法承担损失这么多钱啊!”“滚。”公爵粗暴地吼了一声。声音是如此地野蛮,吓得那个银匠应了一声,就迅速地退出了房间,像个受惊的兔子。瓦伦丁诺公爵重新坐回他的椅子上,放声大笑。接着他有礼貌地转向马基雅维里。“我必须请求您多多包涵刚才的打扰。我认为有必要给予老百姓一个迅速而公正的判决。我也想让生活在我所统治的地区里的民众知道,如果他们有了冤屈,可以随时来找我。他们会发现我是一个执法无私的人。”红衣主教说:“对于一个刚刚征服了一些地区,而想保有对那些地区统治的君主来说,这是最明智的政策。”“如果你不去触动人们私下里的个人自由,那么他们就会原谅你剥夺他们的政治自由。”公爵随意地评论着。“只要你不去糟蹋他们的女人,侵犯他们的财物,他们就会很好地安于他们的命运。”马基雅维里平静地注视着事件的发展。他甚至带着几

                      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终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终年六十六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逝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恭亲王奕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奕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一溜烟地逃亡热河,恭亲王奕担当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负责与联军议和。奕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态度,并掺和着仇恨与恐惧。当他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时,他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有人送给他一个“鬼子六”的绰号。英法联军导致的外交危机化解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亲王等人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在此后总理衙门存在的四十年中,奕担任领班大臣达二十八年之久。在恭亲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与汉族出身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方针,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西方学习,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接受条约体制,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地位,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恭亲王奕由此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大有“历史终结”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奕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黄海一战,举全国三十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人们将矛头对准恭亲王领导的清政府,以为三十年洋务新政不过是一场“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中国并没有利用财富增长的机会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旧有的政治体制束缚了中国的发展,这也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恭亲王奕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国是,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康有为的呼吁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喝彩,光绪帝令奕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奕当然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光绪帝的指示。当朝帝师翁同龢竭力赞成光绪帝的看法,以为康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予以重视。至于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张,当然应该实行。而与康有为有过直接接触的工部尚书许应骙则认为康有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更是中国文化的叛徒,因此他坚决反对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双方争论不下,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奕建议由总理衙门大臣对康有为进行一次面试,然后再做决定。根据恭亲王的建议,总理衙门大臣于1月24日下午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双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等问题交换看法。所谈情况于第二天由翁同龢向光绪帝作了报告,翁同龢继续建议皇上尽快召见康有为,就中国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直接征求康的看法。光绪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议,但奕以皇上召见康有为这个级别的小臣不合祖制为由,建议先请康有为将改革方案书面报告,然后视情况发展而定。奕的建议合乎体制要求,故而这一建议很难说是反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不过,当变法运动在后来被镇压下去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分析失败原因时总是将奕的反对视为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奕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青年一代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阻止了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断皇上与新思潮的接触,而且更为严重的事实是,恭亲王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基本卧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终点,所以他深为忧虑的还是大清帝国的未来,他期待中国能够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后进行太大的动作,更不要听信那些极端激进主义的建议。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恭亲王也利用这个机会向两宫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恭亲王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恭亲王还告诉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对于翁同龢,奕根据自己多年共事与了解,以为翁同龢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从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恭亲王的临终交代引起太后与皇上高度重视,尤其是年轻的光绪帝感到格外恼火,因为被恭亲王所不齿的翁同龢毕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师傅。因此光绪帝决定直接试探翁同龢的忠诚度。对于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在那几天也有耳闻,他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势,就必须与康有为等新维人物一刀两断,至少要暂时割断关系。5月26日,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的著作,已有心理准备的翁同龢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矢口否认与康有为有来往,更没有他的著作。翁同龢的反常回答使光绪帝不快,因为皇上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师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够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听这位年轻的政治改革家关于中国未来的设计。在翁的反复宣扬下,光绪帝对康有为留有很深印象,由此开始格外留意康有为这班维新志士的一举一动,而这位翁师傅也开始“议论专主变法,比前判若两人”,不再向皇上唠叨那些儒家伦理,而是“日讲西法之良”。可是刚刚三四个月过去,这位翁师傅怎能说他不与康有为往来呢?于是皇上反问道: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答道: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这个回答更使皇上反感:你翁师傅先前竭力推荐的所谓年轻有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那么你先前是怎样考察的?你先前为什么不详说?翁同龢的回答: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方才得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皇上肯定在认为,这位师傅要么是在骗他,要么这位六十九岁的翁师傅确实老了。于是光绪帝决定今天不再与师傅理论,待明日师傅调整好情绪再说。第二天,光绪帝重演昨日故事,翁同龢并没有忘记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样回答了皇帝的提问:一是康有为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与康有为也没有什么往来。翁同龢的回答使光绪帝非常愤怒,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恭亲王的判断是正确的,翁同龢确实居心不良。这个故事的细节都清楚地记载在翁同龢的日记里。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但在解读上认定这表明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差别,或者说,翁同龢与光绪帝在用人、治国理念上存在差别,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因为遭到皇上的训斥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更何况这只是他们师徒二人之间才知道的事情呢?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因就是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自以为聪明矢口否认与康有为往来,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诚实的一面,验证了恭亲王的评判。翁同龢已不可信,于是光绪帝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在恭亲王奕去世之后半个月断然罢黜翁同龢一切职务,对清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然而却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明定国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可惜的是,仅仅一百天,这个新时代就宣告结束。其原因,又可从恭亲王的政治遗言中找到答案。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项城袁公世凯先生:自你大行前后,中国思想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反对你的帝制自为,创办了《新青年》,几年时间由此衍生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面貌由此发生极大改观,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称呼你,是袁大总统,洪宪大帝;是称你,还是称您;是称袁项城,还是直呼其名称袁世凯,这都成了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将原来的许多称谓放弃了,不用了,所以在很多时候,只有很不敬地直接称呼你袁世凯,否则我们的读者看不懂,也不知说的是谁。这一点还请你宽宏大量想开点。这几天,我就在你的安息地安阳参加“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既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主题也是研讨你在这场巨变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在这个群贤毕至的会议上,大家提出许多有意思的疑问,有的从研究者来说,好像能够定论;有的则觉得很难说清,或者很难揣摩出你的真实用意。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或许是当局者迷,也不一定清楚;或许你一语就能道破事情的真相、问题的本质。值此困惑之际,《文史参考》主编有一个令人神往的天才创意,希望穿越时空和你进行一次对话,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所以我就将这次会议上的一些问题稍作梳理,希望能够用这种特殊形式获得一些心灵上的启示。现在的研究者已经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太讲道理地将你定性为“窃国大盗”,不再恶意猜测你在辛亥年的想法和作为,比较接近一致的看法认为你在武昌事变后的言论与行动是大致可取的,至少体现了一种君子风度,大难当头勇于担当,不计前嫌出山拯救即将崩溃的大清王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研究者不能理解的是,你在这次出山之后,究竟是否利用南方革命党的力量去压朝廷,攫取更大权力;是否用朝廷的力量打压南方,并用逼退清帝作为与南方交往的筹码,直至将大清王朝变成自己的天下,由自己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我们当然知道,你平生最强调对朝廷的忠诚,强调世代报恩的观念,你在出山之初也确实说过只知君宪不知有他,只有重回君主立宪道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项。在你的指示和指挥下,湖北军政府和那个黎元洪、黄兴,也确实被你的诚意所折服,一度承认重回君宪,重建秩序,恢复和平。这确实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大约正如你当年就指出的那样,武昌危机以及此后的六省独立,直至十四省独立,表面上都是给朝廷为难,是向朝廷独立,但仔细分析其本质,他们这些行动都是因为那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干线两个重大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抗争。当然,事情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复原了,你和你的同僚或许真的认为铁路干线国有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选择,对于中国铁路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在出山前,你也曾对这项政策给予认同和支持,出山后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大动干戈,只是从组织上处置了办事不力不懂政治的盛宣怀,并没有触及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核心。你的政策重心在皇族内阁,你好像也不太认同由这批皇族成员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亲贵内阁、权贵内阁,因为从你后来授命筹组的新内阁名单看,你还是比较倾向于责任政治、有限授权,倾向于专业的、精英的政治组合。只是现在大家比较困惑的是,为什么在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出台后,在南方比如黎元洪、黄兴等造反者大致能够接受重回君宪之后,大清王朝还是没有起死回生,还是走上终结走进历史了呢?现在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不知对否:责任内阁宣布后,政治转机确实出现,不过,责任内阁只是实行君宪的第一步,君宪的第二步或者说关键其实是由责任内阁组织全国大选,筹组正式国会,直至正式国会召集,由正式国会选举新的责任内阁,方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君宪。因此现在相当一批研究者认为,原本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政治危机,最后走向失败,可能就是因为皇族、满洲贵族在正式国会选举问题上不愿再让步。按照预备立宪规划,正式国会召集前的过渡形态是资政院,资政院的两百个议员有一百个是各省咨议局民选,这一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另外一百个“钦定议员

                      就是这么回事了。普立安把矛头指向米斯纳。因为普立安肯定不会站在新娘和新郎面前——一名客席牧师应邀在婚礼前对几乎由鲁比所有人构成的教众讲几句(几句!)话,而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属于普立安教派的成员——以死来恐吓他们。因为他肯定不会侮辱新娘的母亲和嫂子,她们像穿外衣似的披戴着照料虚弱婴儿的忧郁,不仅没有由于对她们一切梦想的那致命一击而责备上帝,而且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益发坚定意志。况且,虽然新郎的父母都已过世,普立安肯定不想让他的舅妈们受窘——向虔诚的妇女施压,以此关心(或许太过分了吧?)这个家族中唯一的子嗣。如今索恩的儿子们都死了,多薇又没有生育一男半女,并且她们不准自己为这些损失伤痛,以致过分伤心或封闭了心扉。肯定不会。何况,普立安肯定不想得罪新郎的舅舅迪肯和斯图亚特,那哥俩儿的行为举止,看上去就如同上帝是他们无言的生意合伙人。普立安似乎总是很尊崇他们,多次暗示他们俩属于锡安山而不属于卡尔瓦里山。在卡尔瓦里山,他们不得不听那些浮夸的布道,而那布道人认为,教育就是要教会孩子们说话,仿佛那些孩子有这个世界从未听过和处理过的重要事情要说。还有谁会感觉到“上帝对你没兴趣”带来的刺痛呢?或者,在听到“如果你认为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是瞎子”那句话时感到灼痛而退缩呢?除去理查德·米斯纳还有谁呢?他此刻就要站起身主持婚礼,像人们记忆所及的以往大多数婚礼那样,不过这一次要在“不带着任何俘虏”的普立安牧师汹涌的气势之下进行。当然,除非他是在对她讲:如果你愿意就去依恋另一个人,但如果你不依恋上帝(当然是普立安的上帝),你的婚姻就得不到那授予特权的证书。因为普立安知道她和理查德正在谈婚论嫁,而且也知道她帮他组织那些不听话的年轻人。“是他皱起的眉毛。”野薄荷的气味压倒了祭坛周围花草的味道。一丛丛的花草与福禄考长在教堂的窗下,窗户上午十一点时打开,迎接升起的太阳。四月的天空垂下的阳光是一份礼物。在教堂里面,枫木条椅擦得锃亮,辉煌如同军旅装备,衬托着素净的白墙、低调的布道坛、形似尖桩篱笆的舒适栏杆,使受圣餐的人能够跪在那里再一次迎接圣灵。在祭坛上方,高高的洁净而清新的空间里悬挂着一个三脚的橡木十字架。无声无息。没遮没拦。没有金饰与它的完美抗争,或干扰它的平静。基督的躯体既没有扭曲也没有昏厥,因此其表现出的雷霆之怒也并不夸张。鲁比的妇女不施脂粉,也不抹妓女用的香水。因此,薄荷和福禄考激人情欲的香气扰乱了教众的心,大家都期盼着在索恩·摩根家享受丰盛佳肴的美好时光。那里会有众人演奏的音乐:朱利弹钢琴;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独唱;圣救世主教堂四重奏;一个叫布鲁德的睡眼惺忪的男孩在台阶上吹口琴。那里好衣服挨挨蹭蹭;那里有丝绸衣裙和浆过的衬衫,人们靠在树上、坐在草地上、盛第二次奶油豌豆汤弄洒了汤汁时就忘记了它们。那里会有喜欢吃糖的儿童的叫喊,还会有从地上捡起、折得整整齐齐,似乎比结婚礼物本身还贵重的包装纸闪着亮光。农场主、牧场主和种小麦的农妇们会让自己从椅子上被人猛地拽起来,鼓着掌反复踏起早年留传下来的舞步。十几岁的少年男女会边笑边挤眼睛,尽量隐藏自己的心意。但是比欢乐和儿童吃结婚蛋糕的兴致更重要的,是他们期盼两个家庭的结亲,以及四年来渗透那两个家庭亲友们的敌意的结束。那种集中在新娘尚未承认、宣布和生下的未来婴儿身上的敌意。此刻大家都和安娜·弗拉德一样就座了,都不清楚普立安到底觉得他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现在要投下阴影?为什么要驱逐薄荷和福禄考的气味?为什么要减淡等着他们吃的烤羊羔和柠檬饼的味道?为什么要破坏这次婚礼带来的和谐气氛,让祥和出轨?理查德·米斯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很恼火,不,很气愤。气得没法看着他的教士同事,让他看看那刀口有多深。在普立安讲话的整个过程中,他都面无表情地瞅着坐在条椅上的妇女们的复活节帽子。那天一早,他就想好了五六句启动这次神圣婚姻典礼的开场白,围绕《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第九节精心组织语言,凸显“羔羊婚宴”的形象,以其为核心展示这次婚礼所允诺的和解。他要从《启示录》进而讲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这不仅印证了夫妻二人对彼此的忠诚,而且续写了摩根和弗利特伍德两家所有人的职责。此时他看着耐心地站在祭坛前的这对新人,不知他们是否已经理解了甚至听到了加诸他们的那些话语。当然,他是理解的。他知道他选择的工作所秉持的伤害性极大的观点,对他信仰的一切都是一种审慎的攻击。刹那间,他理解并认可了奥古斯丁对那个“骄傲的教长”的愤懑了,他称其为魔鬼。奥古斯丁曾经进一步阐述说,上帝的谕旨是不会被他的信使亵渎的,“如果光明要穿透败坏的人,光明本身并不是败坏的。”尽管奥古斯丁没有见过普立安牧师,可总应该了解和他一样的教长。可惜他把他们逐到撒旦一伙,并没有认识到,从布道坛上发出的具有破坏性的言辞是能够产生恶果的。对于普立安对着一切喷洒的毒剂,奥古斯丁会说些什么当作止痛药呢?从这些男人头部上方看去,实在难以与他们的本能抗争:他们要控制能控制的,要碾碎不能控制的;妇女们在内心里不知疲倦地想驯服掠夺者;孩子们脸上是还没有从他们所受打击中恢复过来的表情,他们本来毕恭毕敬地学到,大人们在他们成人之前是不会把他们当人来对待的;僵在那里的新娘和新郎脸上,透出的是竭力想靠公开的结合来洗刷私下的羞耻的渴望。米斯纳知道,普立安的一番话是他对米斯纳的行动发起的宣战的扩大。米斯纳劝诱这些青年男女走出围墙,走到镇外,带领他们、强使他们违规,让他们把自己想成是文明的勇士。他也知道,关于一个从未出生的婴儿的公开秘密,犹如巨牙般伸入到争论的根基之中。米斯纳已经想好恰当的言辞,但他不相信自己能在表达时不流露出个人深深的伤痛,便从布道坛走开,来到教堂的后墙边。他在那儿伸直双手,直到能够把挂在那儿的十字架从钉子上摘下。随后他就拿着那十字架,经过空荡的唱诗席,经过凯特坐在那儿要弹奏的风琴和普立安的坐椅,一直来到圣坛上,在身前高擎着十字架让大家都看到—只要他们想看。让人们看着人类制作的第一个标志:竖着一根,横着一根。人们即使在孩提时期,也曾用指头在雪上、沙上或泥里画过十字;他们用棍棒在土里将它摆出;从冻土和热带草原的骨骸中竖起;在河岸边用卵石砌出;从阿拉斯加的诺姆到南非,在洞壁和岩层上画出。阿冈昆人(居住在加拿大渥太华地区的印第安人。)、拉普兰人(挪威、瑞典、芬兰及俄罗斯科拉半岛的居民。)、祖鲁人(南非纳塔尔一带的班图族人。)、德鲁伊特人(古代凯尔特人中的学者,常任祭司、巫师等职。)—都对这一最初的标志有着触摸性的记忆。最初的标志不是圆圈,也不是平行线或三角形。正是这个十字形,成为其他一切的基础。这一标志提供了面部五官的安排。这一标志是个直立的人形,沉静地准备拥抱。像普立安做的那样去掉它,基督教就会和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一样了:广大民众向吝啬的当权者苦苦哀求着苟延残喘;被蹂躏的信徒回避命运或者躲闪着日常的邪恶;弱者在蛮荒野地中艰难地跋涉;看得见光明的人都被投入无可选择的永恒黑暗之中。没有这个标志,信徒的生活仅限于赞美上帝和接受打击。赞美是债权,而打击则是永远不能偿还的债务利息。或者,如普立安所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毕业”。但是,有了这个标志,有了这个在教会中至高无上和最基本的标志,是啊,生活则完全是另一码事。看到了吗?这样一个孤独的黑人被处以死刑,他以拥抱他人的姿态被缚在这两条相交的直线上,紧紧地拴在两根大木棒上,这样的木棒太方便了,太好辨认,既普通又崇高,作为意识嵌入了知觉之中。看到了吗?他那毛茸茸的头在颈项上仰起又垂到胸前,他那夜色般的皮肤的光泽被尘土遮没,因外伤划出伤痕,被屎尿弄得脏臭,在干燥的热风中变成白镴色,最后,随着阳光羞愧地黯淡,随着他的皮肉在午后暗如黑夜的奇特光线中变得昏黑,无常的天气吞没了他和其他死刑重犯,这一最初标志融入虚假的夜空。看到了这桩百里挑一的公开的谋杀如何显示出差异,如何把上帝与人的关系从执行官和恳求者变成一对一?他举着的十字架是抽象的,而缺席的躯体却是真实的,二者相结合,就把人类从后台拉到了聚光灯下,使在舞台侧面嘀嘀咕咕的他们变成了他们生命故事的主角。这一方式使自我尊重和彼此尊重——自由地而不是心怀惧怵地——成为可能。这才是爱的真谛:毫无企图心的尊重。这一切不仅见证了一个乖戾的主,即他自己的爱,而且也见证了一个能使人类去爱的主。并非为他自身的荣耀——绝不。上帝爱人类彼此互爱的方式,爱人类爱自己的方式,爱十字架上的超凡人物,因为他两方面都做到了,而且在明了这一点中死去。但是理查德·米斯纳无法心平气和地说出这些话。因此他站在那里,手举橡木十字架,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催促十字架说出他不能启齿的话:上帝不仅对你感兴趣,他就是你。他们会看到吗?他们会吗?对那些看得见的人来说,新郎的面孔就是个研究对象。他抬头看着米斯纳牧师举着、举着、举着的十字架。默不作声,只是站在那里,在锁定的时间里举着十字架。而在那难以忍受的静谧中不时爆出几声咳嗽和轻轻的带鼓励意味的咕哝声。人们已经对他的婚礼感到紧张了,因为他们看到兀鹰从镇子上空向北飞去。他们心存疑问,不知那征候是祸(它们在镇上兜圈)是福(没有一只落地)。他想,这些傻瓜。就算这个婚姻注定了遭厄运,也与那些鸟没关系。突然之间,敞开的窗户似乎不够了。身穿裁剪合身的黑色西装的新郎开始冒汗。他被怒火攫住,如同中了一颗点三二口径的子弹。大家为什么要利用他的婚礼,把仪式搅得一团乱,以此来扩展他并不在意的一场争吵呢?他想把这事办完,一了百了。这样他的舅舅们就会闭嘴,这样杰夫和弗利特也就不会散布关于他的谎言,这样他就能在鲁比已婚和有产业的男人中间占得一席之地,这样他就可以烧掉阿涅特写给他的全部信件。尤其是,这样他就能够把吉姬那小妖精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抹掉。如同糖会从令人极快乐的东西转变成身体的致命敌人似的,他对她的热望毒害了他,让他患上了“糖尿病”,愚蠢又无助。经过几个月冒险的甜蜜日子,她已经变得冷漠,惹人厌烦,甚至可恼可恨了。在高高的玉米地里,他曾等候过她;在月光下,他曾趴在鸡舍后和她约会;他曾花了不属于自己的钱来讨她欢心;他曾通过撒谎弄来一辆不是卡车的汽车带她兜风;他曾为她种过大麻;他曾在八月的酷热中拿着冰来为她的大腿内侧降温;他曾为她买下她喜欢的用电池供电的收音机和惹她嘲笑的绒线袍子。而最主要的,他曾爱过她好几年,那是一种从渴想转为秘密行动的爱,令人感到痛苦、羞辱、自我厌恶。他接到阿涅特的第一封信后读了,但把后来的信全放在他舅妈家顶楼上的一个鞋盒里了;在别人发现之前,他急匆匆地想毁掉(也许会读一下)那十一封寄自俄克拉荷马州朗斯顿的未开启的信。他猜测那些信全是关于爱和哀伤的,尽管哀伤还要爱。管他呢。可是阿涅特又怎么会知道他经受的这两种感觉呢?她这样做过吗,整夜坐在附近的矮橡树林里只为了偷窥一眼,跟踪一辆破旧的凯迪拉克一路到丹比只为了看上一眼,被女人们从一栋宅子里赶出来,被女人们咒骂,即便如此依旧、依旧不能躲开。那就是说,得等到他的舅舅们让他坐下,强行给他决定并让他接受相应的后果。于是他就来到了这里,站在圣坛跟前,臂肘撑着他新娘的细腕,衣袋里折放着她给他护身用的复活节棕榈叶。他觉察到在他右侧就要成为他内兄的人的沉重呼吸,以及比莉·狄利亚冲着他后脑勺发出的敌意。他深知这一被阻遏的愤懑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米斯纳似乎被他手握的十字架压得呆傻无语了。新娘心怀恐惧盯视着的十字架。而她原本是多么幸福啊。终于如此幸福之极了。摆脱了她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笼罩着她的那种凄凉阴郁:父母家中令人窒息的冷酷无情;照顾伤病侄儿、侄女新产生的厌恶;惊动了母亲、惹恼了嫂子并激怒了父兄的对睡眠的需要;只有对K.D.的牵挂和担心才能打断的完全无所事事的状态。尽管他从来没有回复她最初写的十二封信,但她还是继续写了四十封,只是没有寄出。在她离家的第一年每周都要写一封。她相信她全身心地爱着他,因为他是她对自己所知的一切——就是说,她对自己身体所知的一切都与他相关。除去比莉·狄利亚,再没有别人告诉她可以另有他途去想到她自己。她母亲没有,她嫂子没有。去年,她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回家过复活节,他要求见她,两度来吃饭,带她到内森·杜波列斯的牧场上帮助组织儿童节野餐,随后提议他们结婚。一直到四月份这晴朗的一天,这可真是奇迹。一切都完美之极:她的经期刚刚到了又过去了;礼服全部用索恩·摩根的蕾丝制作,庄重而美好;扎在她哥哥背心下的金带上,嵌着他们俩缠绕在一起的姓名首字母。她心灵的伤口终于愈合了,可现在到了最后一刻,那教士的举动却震惊四座,试图阻止、歪曲甚或毁掉这段婚姻。他站在那里,面孔板得像花岗岩,还举着十字架,就像以前没人见过似的。她的手指紧按搀扶她的手臂,希望米斯纳继续主持下去。说呀,说呀!“挚爱的乡亲们,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聚集在这里。”突然之间,在米斯纳制造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沉寂中,一个小小的裂缝就在她心房原先的伤口处无声无息地打开了。她屏住呼吸,感到裂缝在扩大,就像长筒袜上的跳丝。很快那小缝就会裂成大口,越裂越宽,耗尽她的全部力气,直到它得到所需要的东西,才会自己封住,让那颗心继续跳动。她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原以为嫁给K.D.会使之永远愈合,可是现在,在等着听“我们聚集在这里……”,急切地等着那句“你愿意让这位……”的时候,她心里已经很清楚了。她清楚地知道什么东西失去了,而且总是会失去。说呀,请快点,她催促着。赶快。赶快呀。我还有事情要做呢。比莉·狄利亚把花束从左手换到右手。一道小刺扎透了她的棉布白手套,而小苍兰花不出她所料就要谢了。只有香水月季依然娇嫩,你可以指望它继续开下去。她本来觉得满天星可以配黄色的花蕾,但惊讶地发现,没有一家花园中有。哪儿都没有满天星。她说,那就用欧蓍草,可是新娘不肯把牛吃的这种野草带到她的婚礼上。于是她们两个只好握着嗜水的小苍兰花和胡乱除了刺的香水月季。不同于掌心被扎,米斯纳牧师迫使大家陷入的等待,倒没有让她心烦或吃惊。这不过是构成这愚蠢婚礼的又一件蠢事罢了,可众人还都以为婚礼是一次双方停火的机会呢。不过这场战争并非发生在摩根家、弗利特伍德家以及站在两方的人之间。确实,杰夫曾经采取了携枪的行动;斯图亚特·摩根和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也曾在街上互相叫嚷;人们踱进安娜·弗拉德商店的后室,在米努斯的理发店闲坐,不是为了理发,而是嘀嘀咕咕地议论着女修道院发生了一次暴行的谣传;基于这种流言蜚语,普立安牧师曾经在一次布道时引用了《旧约·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的内容:“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米斯纳牧师引用保罗的话与《哥林多书》针锋相对:“……其中最伟大的是爱。”但

                      物博,人口众多,本来足可与秦、齐抗衡,无奈楚怀王昏庸无能,丧师辱国,将大好河山丢失了一大片,只能屈居第三。赵国在三晋中地域最广,又得代地的良马之利,位居第四。魏国在战国前期一度称霸天下,长达百余年之久。然而自魏惠王中晚期以来,国势每况愈下,逐渐沦为二流强国,反被秦、赵等国超越,排名第五。韩国地域狭小,东有齐,西有秦,南有楚,北有赵、魏,一直是仰人鼻息,在夹缝中求生存,排名第六。燕国地处北方,国力历来不强,加上当年子之之乱,差点被齐国所灭,后虽复国,但是元气大伤,在战国七雄中排名最后。现在要说的,是关于赵国的事。胡服骑射,赵军崛起赵武灵王继承君位,是在公元前326年,也就是秦国在龙门举行腊祭的那年。当时他才不到二十岁,上台后先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虚心向父亲赵肃侯留下来的重臣肥义问政,并且增加肥义的俸禄。第二件事,国内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给养老金。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秦国已经强大,秦惠王任用张仪为相,施展连横手段,不断蚕食中原各国的土地,三晋首当其冲。赵武灵王知道,单靠赵国的力量,是无法与秦国抗衡的。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晋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抗击秦国的入侵。出于这种目的,他参加了公元前323年公孙衍组织的五国相王,赵国成为三晋中最后一个称王的国家。公元前318年,公孙衍组织五国伐秦,赵武灵王积极参与。但是,由于合纵各国各怀心思,最后真正讨伐秦国的,只有三晋的部队。秦国派樗里疾出关迎击,将三晋联军打得大败,齐国又趁火打劫,致使赵国遭受巨大损失。赵武灵王一怒之下,宣称:“有名无实的大王,我不当!”于是去掉王号,令臣民称自己为君。此举大有与合纵运动划清界限之意。确实,自此之后,合纵与连横之间的数次交锋,赵国基本上都没有参与。即便如此,秦国仍然没有放过赵国。公元前313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俘虏赵将赵庄。这一战史称“赵庄之战”,秦军斩首甚多,后来苏代说:“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足见赵国损失之惨重。赵国的威胁不只来自于秦国和齐国。赵国东北与东胡相邻,北面与匈奴相接,西北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都是游牧的少数民族,它们骁勇善战,来去如风,经常袭击赵国的边境地区,烧毁房屋,掳掠百姓,给赵国造成很大的困扰。更有一个中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几乎是“嵌”在赵国腹地,成为赵国的国中之国,让赵武灵王吃不香,睡不好。究竟怎样才能让赵国强大起来?公元前307年正月,赵武灵王召见肥义商议天下大事,谈了整整五天五夜。然后赵武灵王亲自率兵讨伐中山,一直打到房子(地名)。接着他又巡视代地,北至无穷(地名),西至黄河,游览了一圈之后才回到邯郸。他将所有大臣都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务虚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将赵国建设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他在会上说:“过去我们的先王顺应潮流,向南扩张势力,又沿着漳河、滏水修筑长城,攻取郭狼和蔺邑,在荏地打败林胡,但是未竟全功。现在我们北有燕,东有齐,西有林胡、楼烦和秦国,南有魏、韩,中有中山,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随时可能灭亡,大家说怎么办?依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向胡人学习骑射之术。但是,咱们中原人穿的宽袍大袖很累赘,我想先从服装着手,让赵国人从此改穿简短的胡服。”此言一出,群臣哗然。自古以来,中原民族有一种骄傲,就是认为自己比周围的少数民族高一等级。这种高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更体现在文化上。简单地说,中原人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而所谓的“四夷”是没有教养的。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无君”,意思是夷狄就算有人管,也不如华夏没人管,那是因为人的素质相差太远。中原人之所以有教养,是因为有先王和圣贤的礼乐教化,知道礼义廉耻。四夷则享受不到这种教育,所以又称为化外之民。说到学习,从来都是四夷向中原学习,没有听过中原向四夷学习的。让中原人穿胡人的衣服,简直就像让清朝人剪辫子、穿洋服一样,完全不可理喻。当时就有人在堂下嘀咕:“我们才不向胡人学习呢!太没面子了,天下诸侯会怎么看我们?列祖列宗会怎么看我们?”“骑射便也罢了,还要穿胡服,这不是全盘胡化么?那样做,符合我们赵国的国情么?”“我们决不走胡服骑射的邪路!”朝堂上像是炸开了锅。肥义站在赵武灵王旁边,大声说道:“请大家安静,听主公训示。”好不容易才让群臣平静下来。这也是赵武灵王意料之中的事。他对群臣说:“我知道你们难以接受,但我要告诉你们,身为国家的大臣,失意的时候要表现出良好的品德,而掌权的时候就要做对君主、对百姓有益的事,这才是臣子的职分!如今赵国强敌环伺,危机四伏,要想突破重围,必须要有非常之举。自古以来,创造盖世功业的人,必然会受到世俗的指责;凡有独到见解的人,也会遭到愚妄之人嘲笑。我现在要用胡服骑射来训练全国的百姓,培养他们的尚武精神,建立一支无敌于天下的骑兵,肯定也会遭到国人的反对。即便如此,我也不会改变主意,因为只有这样,赵国才有出路,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立足和生存。”散会之后,赵武灵王将肥义留下来,说:“您看这事怎么办?大臣们都说不通,还怎么在全国推行?”肥义说:“您既然下定决心,就不用管人家怎么说了。但是如果能够先说服您的叔叔公子成,事情就好办多了。”公子成是赵肃侯的胞弟,在赵国王室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能够做通公子成的工作,就基本上能消除王室中反对的声音。赵武灵王先是派了大夫王绁(xiè)去公子成府上转达他的意思——“我明天就要穿着胡服去上朝,也想看到叔父您穿着胡服。在家中应听宗主的话,在朝中要听君主的话,这是先王定下的规矩。叔父如果不穿,恐怕天下人会议论纷纷,看咱们赵国的笑话。改穿胡服不是为了生活舒适养尊处优,而是为了培养国人的尚武精神,增强赵国的军事实力,请叔父一定要支持我。”公子成很惶恐地说:“我长期卧病,没能入朝向国君请安,十分失礼。国君要穿胡服的事,我已有所耳闻。现在国君既然派您专门来向我说起,我便斗胆说一句——中原本是四夷奉为楷模的地方,您却要背离中原的习俗,去穿四夷的奇装异服,这不是搞反了么?”王绁见话不投机,不敢多说,回去向赵武灵王禀报。赵武灵王说:“叔父有病,我应该去看看他。”赵武灵王亲自来到公子成府上,这时已经是深夜。叔侄俩寒暄一阵之后,屏退众人,作了一番长谈。赵武灵王说:“所谓衣服和礼仪,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方便而设计。断发文身,裸露胳膊,是吴越一带人民的习惯,主要是因为当地气候潮湿,湖泊众多,这样穿着便于干活。如果要那里的人也像咱们一样穿着宽大的袍子,不但行动不方便,同时还会觉得别扭。”公子成说:“您说得对,赵国这个地方,就不能像吴越一样,所以咱们的老祖宗设计衣服,是根据本地的特点而设计的,您现在为什么要改呢?”赵武灵王说:“人的思想变了,国家的政策就得调整;客观形势变化了,礼仪也应该随着变化。中原各国都讲礼义,但是各个地方的风俗教化还是有很大区别,并不是完全按照先王最初确定的原则来定的。同样是礼仪,秦国和三晋不同,赵国和魏国也不同。所以圣贤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可以大胆变革,采用新的方法,不必拘泥于什么先王之道。”赵灵王的意思很简单,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规矩,你别以为坚持穿传统服装就是没有背叛老祖宗,其实早就背叛了!公子成听了,呆若木鸡,不知怎么反驳。赵武灵王又说道:“越是思想闭塞,越多古怪的规矩;越是歪门邪道的人,越喜欢强词夺理,夸夸其谈。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不妄加否认,这才是公正宽容的态度。我知道,叔父所讲的是坚持习俗,而我讲的是驾驭习俗。赵国夹在秦国与齐国之间,战略地位很不利,又有东胡、林胡和楼烦不断侵扰,必须大刀阔斧进行军事改革,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才能应付越来越复杂的局势。”公子成显然已经被说动了,但还是嘴硬:“我怕您这样做,会招来天下议论,给简主、襄主身上抹黑啊!”简主就是赵简子,也就是赵鞅;襄主则是赵襄子,也就是赵无恤。三家分晋以来,赵国一直将赵鞅、赵无恤父子尊为国家的创始人。赵武灵王见公子成搬出简主、襄主来压他,不觉微微一笑,道:“当年,简主选择襄主为继承人,就是因为襄主目光长远,能够吞并戎地,消灭代国,赶跑东胡,为赵氏开疆辟土。我现在要做的事,也就是要继承襄主的遗志,为赵国驱除胡虏,巩固边防,怎么是给祖宗抹黑呢?叔父就算不记得这么远的事,赵庄之战咱们遭受的惨败,总还是记得吧!”听到赵庄之战,公子成便浑身发抖,意绪难平。他没有再反驳赵武灵王,而是拜伏在地上,心悦诚服地说道:“老臣愚钝,不了解您的远大志向,竟然说三道四,实在是罪过。”第二天一早,公子成和肥义都穿着胡服上朝,满朝文武见了,知道这件事已经势在必行,没有人再敢提反对意见。赵武灵王于是下令全国都改穿胡服,招募骑马射箭之士扩充骑兵。这一年,秦国的甘茂刚刚攻下宜阳。传位次子,埋下隐患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再度讨伐中山。赵军骑兵部队攻至宁葭(今河北省石家庄),西略胡地到榆中(今陕西省榆林,在秦国上郡以北),林胡王归顺赵国。赵武灵王命代相赵固兼管榆中地区,并将林胡骑兵编入赵军。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第三次讨伐中山。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军实力强横。赵武灵王派周袑(shào)统领右军,许钧统领左军,赵章统领中军,他本人亲自挂帅。同时命将军牛翦统率车骑之众,赵希统率林胡和代郡的骑兵。赵军向北攻至恒山,向南攻至封龙(今河北省石家庄西南),中山王被迫割让四座城池求和。赵武灵王答应了中山王的请求,转而麾兵西进,于第二年征服了榆中以北的貉人部落,在那里设置九原郡和云中郡。公元前303年,赵国又攻中山,北至燕国,西至云中、九原。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第五次进攻中山。公元前299年五月,正当楚怀王应邀出访秦国被拘的时候,赵武灵王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将君位传给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由肥义出任相国,辅佐赵惠文王听政。而他本人从此号称“主父”,带领军队向西北开拓疆土,还打算从云中、九原一带向南直接袭击秦国。公元前298年,赵武灵王西出代郡,讨伐楼烦。楼烦王割地求和,赵国从此将楼烦部落纳入势力范围,并将楼烦骑兵也编入赵军。公元前297年,赵武灵王经过十年的攻略,终于彻底消灭中山,为赵国摘除了这个心腹大患。至此,赵国北方地区皆已平定,由邯郸至代郡的道路畅通无阻。赵国兵强马壮,威势直逼秦、齐二国。也就在这一年,赵武灵王心满意足地回到邯郸,奖赏有功之臣,大赦囚徒,连续举办了五天的宴会来庆祝。在这次宴会上,赵武灵王宣布封长子赵章为安阳君,驻守代郡,并命田不礼为安阳相,负责辅佐赵章。关于赵章,有必要说明一下。赵武灵王一生娶过两位正妻。公元前321年,他娶了韩宣王的女儿,尊为夫人。赵章就是这个女人的儿子,一度被立为太子。可是到了公元前310年,赵武灵王又娶了大夫吴广的女儿娃嬴,十分宠爱,立其为王后,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惠后”。后来惠后生了赵何(赵惠文王)。赵武灵王便废除了赵章的太子之位,改立赵何为嗣君。可想而知,赵章对于赵惠文王,是很不服气的。即便被封为安阳君,也不能减轻他心中的愤恨和不满。大夫李兑,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当时就对相国肥义说:“公子章(即赵章)为人强悍骄横,而且党羽众多,是个有野心的人。田不礼为人刻薄残忍,自视甚高。这两个人搞到一起,不出乱子才怪!”肥义说:“我也知道啊!可是他是主父的长子,又曾经被立为太子,现在主父封他为安阳君,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能有什么意见?”李兑说:“您怎么能够没意见?您是相国,要对这个国家负责任啊!再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矛头必然指向您,您将是第一个受害者。仁者爱惜万物,而智者防患于未然,如果您不能做到仁和智,何不假称有病,把政务交给公子成处理?”肥义说:“那怎么行!主父把大王托付给我,我接受了使命,就要负责到底,怎么能够因为有危险就不干呢?”肥义是这个态度,李兑也不能再劝了,说道:“那好,您多保重吧!我能够见到您也没几年了。”李兑说完,抹着眼泪走了。后来他又去找公子成,多次提到要防备田不礼的事。话虽如此,肥义却多留了一个心眼,交代亲信高信:“公子章和田不礼的情况令人担忧,他们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内心却十分险恶。特别是田不礼这个人,又贪婪又有野心,如果有朝一日他假传主父之令,突然发难夺权,我是不会奇怪的。坏人出入不可不防,从今天开始,你要替我盯紧一点,假如主父有事要召见大王,你一定要先告诉我,让我把情况摸清楚,确定没有问题了,才能让大王前往。”宫廷内外的这些尔虞我诈,赵武灵王一概不知。他现在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赵国逐渐强大后,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路线来获得最大利益。据《战国策》记载,当时赵国的大臣中有两种意见。富丁认为,齐、魏、韩三国正在攻打秦国,赵国应该与齐国联合,趁机削弱秦国。楼缓则认为,齐国现在通过孟尝君合纵韩、魏,势力十分强大,已经对赵国构成威胁,因此赵国应该联合秦、楚,共同对付齐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争执不下。赵武灵王说,你们别争了,让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再作决定。不久之后,一个赵国使团来到咸阳。使者进宫面见秦昭王,递交国书,传达了赵惠文王关于加强两国关系的好意。这位使者身材高大,髯须飘逸,说起话来派头十足,而且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秦昭王不禁暗暗称奇,问了他一些关于赵国的情况,他的回答总是很到位——三言两语便让秦昭王知道了事情的大概,但是又不会让他有过于深入的了解。主客之间谈了一个上午。使者告辞后,秦昭王越想越不对劲,第二天便召集曾经出使过赵国的外交官,问他们有没有留意到赵国有这么一个人物。秦昭王的意思,天下英雄,不论国籍,只要是对秦国有用的,都应该网罗到秦国来。眼下这位赵国使者,虽然只见过一面,却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如果愿意留在秦国,就是让他做个相国也没问题。可是,大伙听秦昭王的描述,都摇着头说,没见过,真没见过这么个人。后来有个家伙蹙着眉头想了半天,恍然道:“大王所说的这个人,莫非就是赵主父?”秦昭王大吃一惊,赶紧派人到宾馆再去打探,发现赵国使团还在,使者却已经不见了。逼问之下,使团成员才告诉秦国人,那使者确实就是赵主父,他从宫中出来,立刻骑上骏马飞奔回赵国,这个时辰,估计已经出函谷关了。赵武灵王回到邯郸,便将大臣们召集起来说,我跑了一趟秦国,主要了解了两件事:第一,秦国地形险阻,易守难攻;第二,秦王气度不凡,虽然有太后制约,仍然是一代英主。有这两点,赵国暂时不能与秦国为敌。赵武灵王当场决定,赵国现在的外交政策是与秦国搞好关系,一心一意向北发展,谋求更大的战略空间。于是派楼缓出使秦国,以加强两国联系。楼缓后来深得秦昭王信任,一度出任秦国的相国。北狄易灭,政变难防关于惠后这个女人,其实也是有故事的,而且这个故事还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据《史记》记载,当年赵国的先祖赵鞅,曾经有一次发急病,五天五夜不省人事。家臣们都慌了神,请

                      ”。商路开辟也大有收获,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签署通商协议,并严拒其“在台设教”,既争取最大利益,又维护主权。这位在父亲生前将其气得七窍生烟的“逆子”,一点一滴,实现着父亲兴复台湾的遗愿。能实现的原因,在于他用对了一个人——陈永华。陈永华,即金庸武侠小说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和武侠小说比,历史上的他没有出神入化的武功,却有另一样远超越小说人物的智慧——安民。在郑氏集团振兴台湾经济的全过程里,他是总设计师。他是福建龙海人,前明官员陈鼎之子,清军破福建,陈鼎自尽殉国,15岁的他凭机智逃生,至厦门投奔郑成功,从此得到重用。早在郑成功东征台湾前,身为行军参军的他就为郑成功进献“安台十策”,包括兴商、屯田、立法等后来的各类措施尽在其中。而后他一直留守厦门辅佐郑经,郑成功过世后,黄昭拥立郑袭叛乱,又是他果断行动,在厦门火速逮捕黄昭等人的亲信,稳定局面,助郑经东征平叛成功。在郑经正式坐镇台湾后,他先出任监军御史,后任“总制使”,实为台湾的“大管家”。他主持屯田大计,亲赴台湾南北各地视察,并派专员向各地屯军教习农业耕作技巧。性格上他铁面无私,在台湾经济初兴,兼并之风初起的时候,他厉行严政,重手整治郑家宗室以及功臣苏将的不法行为,遏制了郑经继位初期的“兼并风”。对普通百姓则宽仁有加,重“德化”,凡是涉及到平民百姓的要案,都亲自核查,力求从宽,减少株连。甚至连黄昭叛乱这类的大案,也敢为株连问题与郑经力争,终赦免了数百无辜百姓。在台18年间,亲手平反的冤狱重案就有27起。他的“民族团结”工作也做得好,对台湾各族酋长礼敬有加,不但多有丰赐,饥荒年多有赈济,广泛推行新耕作技术,还力邀其中的“干才”入仕为官。里里外外一肩挑,可谓是呕心沥血,郑成功对其的评语“卧龙再生”,观其一生实为恰当。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影响到今日的台湾——兴儒办学。早在公元1662年台湾初平时,随郑经留守福建的陈永华就写信给郑成功,力陈在台湾兴儒办学的重要性。后来随郑经赴台后,再次把兴办儒学提上日程。彼时台湾,之前荷兰殖民者大行“去中国化”,在岛内传荷兰文,兴基督教,陈永华到后改变了这一切,永历九年(公元1665年)起开始“建圣庙,立学校”。首府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并规定“送子入乡塾者,免徭役”,可谓是台湾特色的“义务教育”。科举制度也随即建起,分州试、府试、院试,院试得中者入国子监学习3年后参加“中试”,中试得中者则“补六官内都事”,一套完整的儒家教育体系由此创建。而“兴儒”的另一举措就是招纳人才,中国大陆,乃至东南亚各地的诸位前明学者纷纷来投,至郑经统治中叶,已达上千人。这些人都由陈永华主持安置,贤者安排职位,或讲学或为官,即使一时未及安排的,也由政府发放俸禄“恩养”。苦心经营下,原本“化外蛮夷丛生”的台湾岛,成为“衣冠文明之地”。此后数百年里,时事变迁,未变的是台湾岛国学兴盛,英杰辈出,毕竟金戈铁马只能喧嚣一时,文化才能永久。当年郑成功命陈永华辅佐郑经时,曾对郑经说:陈永华是天下奇才,我留他辅佐你,你应以老师之礼待之。而观陈永华一生,郑经确实做到了。几十年同风雨共患难,这对君臣感情之深厚,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对明君贤臣的组合。陈永华兴办儒学,推广屯田,发展商业,条条政策,哪怕得罪权贵重臣,郑经也倾力支持,言听计从。陈永华执法严格,不徇私情,常有宗亲宿将在郑经面前哭诉,大进谗言,反被郑经劝道:你等要遵纪守法,否则犯到陈永华手里,我也救不了你。永历十四年,视察基隆屯田的陈永华感染风寒,卧病在床,郑经闻讯后大惊,率太医急赴基隆,亲自喂水端药,调理数日。郑经还将自己的长子,内定的继承人郑克臧托付于陈永华,期待儿子能在陈永华的调教下,成为一代英杰。《鹿鼎记》里的武侠故事属虚构,而小说中的陈近南一句“王爷以国士待我”,确为实情。推心置腹的结果,是兴屯垦,整纲纪,促商旅,开商路,郑经治下的台湾,这个为海峡对岸大儒们所鄙薄的“海匪政权”,成为一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封建礼教里是“乱伦逆子”的他,确为一个不负先父重托的守成者。六但这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终于还是毁灭了,为什么?说到台湾郑氏小朝廷的覆灭,大多的原因均归结为郑经死后,台湾郑氏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不止,政治腐败,少主当国,冯锡范等小人祸乱朝政的问题。而纵观其灭亡,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覆灭的原因,其实早在清康熙十一年就种下了,是年三藩作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潮州、漳州、泉州等地,并与耿精忠相约“与事互助,无事勿扰”,一时间震撼清廷,形势大好。这次出师,身为股肱重臣的陈永华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早在耿精忠遣使至台湾,约定共同进军的时候,陈永华就力陈:“三藩不可信,更难成事,而今清廷议台湾,尚在犹疑间,而我以小事大,正可行韬光养晦之计。若出师,正坚其决心,后患恐无穷也。”纵览事后的局面,他看得精。其实就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军联合荷兰舰队攻陷金门,拔去郑氏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后,“弃台”论就一直甚嚣尘上。在明珠、康亲王杰书等一干执掌国家大政的清朝权贵眼里海洋是没有价值的,筹备跨海攻台,更非精于骑射的八旗军的强项,一心用兵,只能提高汉八旗水师的价值,抬高他们身后的汉官们的身份,这是他们更不能容忍的。而同时,组建水师的巨大花费,更让他们心疼不已。所以多年以来,多数清廷权贵对此都极力抵制,甚至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军攻克台湾后,许多满族大臣依然频繁上书,坚称“荒岛无益,徒縻钱粮,不如弃之”。康熙本人,在攻台还是弃台的问题上,长久以来也犹豫不定。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采取灵活的外交方式,促使清廷放弃攻台的动议,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是郑经在公元1674年的悍然出师,在震撼了清廷,宣示了台湾水师的强大战力后,也同样坚定了清廷攻台的决心。同年七月,康熙即下诏,命素来力主复台,先前被解除兵部职务的大学士黄锡衮重新“署理兵部事”。此后,黄大学士的两个妹夫——施琅、姚启圣,一武一文相继得到重用,这两个人,就是后来郑氏家族命运的“终结者”。大清的对台政策,从此不再摇摆犹豫,沿着“平台”的轨道隆隆开进。转向的原因很简单:郑经用事实告诉清廷,台湾始终是清廷的威胁,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威胁。在郑经的一生里,这大抵算是唯一一次对陈永华未能言听计从,后果却是无可挽救的。可这些郑经是看不到的,也没有时间看到。东进福建失败后,公元1680年郑经返归台湾,从此意志消沉,整日不理国事,沉溺于声色犬马中,次年正月十八日病逝。陈永华也没有看到,郑经东征时,留长子郑克臧监国,陈永华辅政,其间与民休息,深得民望,却遭到以冯锡范、刘国轩为首的派系的嫉恨,屡次散步谣言说陈永华欲废主自立。洞察形势的陈永华明智的辞去职务,退休归养,于公元1680年三月病逝。郑经悲痛万分,亲往吊祭,赐谥号文正。郑经死后,原来的“继承人”郑克臧孤掌难鸣,遭冯锡范一派诛杀,郑经小儿子郑克爽即位。海峡对岸的北京城,却弹冠相庆。康熙重臣李光地兴高采烈地向康熙道贺说:陈复甫(陈永华)殒命,台湾指日可待也。指日可待的日子来了,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经多年精心筹备后,原台湾郑氏家族叛将施琅,率水师2万人跨海东征,武装攻台。台湾这边,幼主郑克爽才13岁,辅政大臣冯锡范无远谋,自然乱作一团。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师与郑氏集团刘国轩部在澎湖会战,重创刘国轩。败报传来,全台上下一片慌乱,其间有人提出可迁徙至菲律宾等地,谋求东山再起。却被冯锡范力止,最终在冯锡范、刘国轩等人的主持下,在清军接受了“三不伤”(不伤宗室,不伤官兵,不伤官民)的允诺后,全岛归降。13岁的“幼主”郑克爽被封为“海澄公”,软禁在北京朝阳门外一条胡同,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病逝于北京。后半生家道中落,虽是“公爵”,却无俸禄,其子也屡遭陷害,多遭发配流放。时至今日,这一门郑氏族裔早已不可考。而当时同被遣送至京城的,还有被郑氏集团恩养多年的明宗室成员,被清廷安排世代守护明十三陵,直到清亡。不知一心志在光复河山的郑成功若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可他该怪谁呢?怪冯锡范和刘国轩吗?在这里多说他们几句。先说冯锡范,《鹿鼎记》小说以及影视作品里,他是纵横江湖的武林高手,心机奸诈的大反派。历史上真实的他,却到不了这个高度。有武功不假,郑经留守福建时,他多次浴血冲杀,解救郑经于危难中,清军公元1664年攻陷厦门、金门时,郑氏宗族多人争相归附清廷,唯独冯锡范与陈永华忠心耿耿,与郑经共度难关。于郑经而言,他是个“疾风知劲草”般的忠臣。公元1674年郑经东征,冯锡范以侍卫身份随行,耿精忠的部将刘应麟归降,郑经犹豫不决,冯锡范力主接纳,因此导致了耿精忠与郑经反目,为后来的大败埋下伏笔。郑氏集团参军颜望忠力主征讨菲律宾,开辟新地盘,也被他坚决阻止,后来证明,这些都是错的。与陈永华的矛盾,以及后来辅佐郑克爽篡杀“继承人”郑克臧,其实也是政治派系问题。纵观其一生,这是一个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对主子忠心耿耿的小人。而另一个“投降派”刘国轩,历史上的评价还不错,虽与陈永华不和,但确有军事才能。郑成功东征台湾时,他是水师先锋,郑成功病逝后,他参与黄昭叛乱,拥立郑袭,事败后被郑经宽恕,此后他知恩图报,屡立战功,尤其是在基隆会战里重创荷兰舰队,堪称“民族英雄”。郑经趁三藩之乱再次东征时,他率军所向披靡,连克海澄、南安、安西、永春,逼得清军守将穆黑林上吊自杀,因功被封为“武平伯”。耿精忠兵败后,清军反攻福建,是他在南平寨留守阻击,方才保得郑经全身而退。长久以来,他是清军最难对付的对手。后来台湾郑氏家族投降,他被封为顺清侯,驻守天津,任上为官清廉,兴农安民,康熙三十一年病逝于任上,赐太子太保,观其一生,算是能臣。一个“有忠心却无大才”的小人,一个“百战百胜”的能臣,看似尚可,可惜他们都不是陈永华这般拥有卓越眼光的大才。但将台湾败亡的罪过尽数推诿到二人身上,也有失公平。因为施琅兵临台湾岛的时候,以台湾的实力,是根本无法战而胜之的。面对封建社会回光返照时期的中国大陆,领土、资源、人口处于严重劣势的台湾,从来都是无法硬碰硬的,只要清朝政府战争机器全面开动,集中力量复台,台湾就将无任何胜算,即使能够击退施琅的进攻,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结局。所谓台湾最好的选择,早如陈永华当年所说“以小事大,行韬光养晦之计”,但被郑经轻易地否决了,这个带给台湾二十年繁荣的“明主”,在一念之间,将台湾推进了终结的死胡同,成败,尽在这守成之君。今日台南延平郡王祠有一对联:夫死妇亦死,君亡乃明亡。影射的恰是郑经长子,在政变中被杀害的郑克臧,尽管郑克臧当国,依然无法战胜清军,但是他也许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远征菲律宾。毕竟提倡此议的颜祖望等人都是他监国时的重臣,若如此的话,历史,或许又是另一种假设了。七该怎样评价台湾郑氏王朝?什么样的话最准确?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中国社会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沿着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行进的时候,孤悬海外的大明朝台湾郑氏家族,无意之间,打开了一条新路,坚定地走了22年,迎来了初步的繁荣,却又被重新拉回到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怀抱里。一个全新的窗口,在迎来些许明亮的光芒后,悄然关闭。然后是无奈的结束,平静的沦陷,沉默的消失,遮掩了22年孤悬海外,壮心不改的岁月,留下了大明王朝300年最后一曲余音。引台湾延平郡王郑经的诗作《悲中原未复》一段,作为对这个政权所有的歪曲,以及对于他走过的所有道路的注解。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第二十四章南明的灭亡之路一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文武官员大多投降,崇祯帝煤山上吊,天子守边关,君王死社稷。统治中国266年的明王朝至此灭亡。而后宁远总兵吴三桂向清朝投降,四月十三日,吴三桂与清军联军,在山海关之战中大破李自成20万大军,昙花一现的大顺政权就此崩溃。随后吴三桂充当清朝急先锋,先追杀李自成,再南下进攻南明政权,终助清王朝一统天下,建立了全国一统的大清帝国。后人皆把1644年看做历史的拐点,特别是看成明王朝结束。而事实上,崇祯自尽后,明王朝并未完全丧失生机,当时忠于明王朝的遗臣们,在那一年并未认识到明王朝即将垮台,相反大多认为南明就要开始。在明朝灭亡后继续建立政权的南明王朝,完全有机会免于灭亡,甚至统一天下。然而历史的机会,被一次次无情地错失。且让我们来看看整个过程。公元1644年吴三桂借清兵入关,后人皆认为他是汉奸,但是在当时,许多人不这么看。比如南明名臣,后来死守扬州,不屈而死的南明弘光政权督师史可法,就曾对吴三桂,乃至对清军寄予厚望。在吴三桂山海关破李自成,引兵南下时,史可法大为兴奋,对好友刘宗周赞叹说:“吴将军(吴三桂)忠义,欲效忠武也。”把吴三桂比作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吴三桂借清兵的行为,被看做是郭子仪借回鹘兵平定安禄山的翻版。在彼时南明政权内部,“借掳平寇”是许多大臣的共识,包括史可法、钱谦益等名臣,眼中的首要敌人,依然是逼死崇祯的李自成。今人在说清朝南下时,总说是筹谋已久的雄才大略,其实在占领北京后,在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上,清朝方面也是几度犹豫。比如和多尔衮同为辅政大臣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就曾对多尔衮说到:“占中原不足持久,不如尽早北归。”而许多王公贵戚也担心清朝难以立足,皆主张抢掠后北撤。真正力主清朝建立政权的,是洪承畴等降清的汉官,在几度犹豫之后,彼时执掌清朝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最终决定在中原立足。为了争得皇室贵族的支持,清军在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圈地令”,允许王公贵族在中原圈地,并有免税待遇。有了“既得利益”,清朝上下这才同心同德,开始了全国统一战争。从当时的实力分布看,局面对清王朝未必有利。清朝在赶走李自成后,控制区域不过是淮河以北、陕西以东的土地。在当时,江南大地依然掌握在南明政权手里。公元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从军事力量看,南明弘光政权拥有兵力100余万,且拥有富庶的东南大地,即使不能收复中原,划江自保绝无问题。外加张献忠尚在四川,李自成余部也四处活动,清朝统一全国,论局面,远难于北宋灭亡后的金朝。但南明政权自己给清朝帮了忙。今人皆说南明弘光帝荒淫,但南明最大的问题却是“党争”。朱由菘登基前,围绕着谁继承帝业,各方势力相互冲突,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则想立路王朱常芳,冲突的结果是折中了——福王朱由菘即位为帝,改年号为弘光。弘光政权的势力,主要就是东林党和阉党。东林党以礼部尚

                      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终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终年六十六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逝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恭亲王奕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奕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一溜烟地逃亡热河,恭亲王奕担当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负责与联军议和。奕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态度,并掺和着仇恨与恐惧。当他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时,他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有人送给他一个“鬼子六”的绰号。英法联军导致的外交危机化解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亲王等人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在此后总理衙门存在的四十年中,奕担任领班大臣达二十八年之久。在恭亲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与汉族出身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方针,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西方学习,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接受条约体制,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地位,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恭亲王奕由此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大有“历史终结”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奕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黄海一战,举全国三十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人们将矛头对准恭亲王领导的清政府,以为三十年洋务新政不过是一场“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中国并没有利用财富增长的机会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旧有的政治体制束缚了中国的发展,这也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恭亲王奕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国是,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康有为的呼吁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喝彩,光绪帝令奕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奕当然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光绪帝的指示。当朝帝师翁同龢竭力赞成光绪帝的看法,以为康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予以重视。至于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张,当然应该实行。而与康有为有过直接接触的工部尚书许应骙则认为康有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更是中国文化的叛徒,因此他坚决反对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双方争论不下,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奕建议由总理衙门大臣对康有为进行一次面试,然后再做决定。根据恭亲王的建议,总理衙门大臣于1月24日下午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双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等问题交换看法。所谈情况于第二天由翁同龢向光绪帝作了报告,翁同龢继续建议皇上尽快召见康有为,就中国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直接征求康的看法。光绪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议,但奕以皇上召见康有为这个级别的小臣不合祖制为由,建议先请康有为将改革方案书面报告,然后视情况发展而定。奕的建议合乎体制要求,故而这一建议很难说是反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不过,当变法运动在后来被镇压下去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分析失败原因时总是将奕的反对视为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奕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青年一代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阻止了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断皇上与新思潮的接触,而且更为严重的事实是,恭亲王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基本卧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终点,所以他深为忧虑的还是大清帝国的未来,他期待中国能够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后进行太大的动作,更不要听信那些极端激进主义的建议。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恭亲王也利用这个机会向两宫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恭亲王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恭亲王还告诉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对于翁同龢,奕根据自己多年共事与了解,以为翁同龢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从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恭亲王的临终交代引起太后与皇上高度重视,尤其是年轻的光绪帝感到格外恼火,因为被恭亲王所不齿的翁同龢毕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师傅。因此光绪帝决定直接试探翁同龢的忠诚度。对于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在那几天也有耳闻,他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势,就必须与康有为等新维人物一刀两断,至少要暂时割断关系。5月26日,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的著作,已有心理准备的翁同龢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矢口否认与康有为有来往,更没有他的著作。翁同龢的反常回答使光绪帝不快,因为皇上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师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够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听这位年轻的政治改革家关于中国未来的设计。在翁的反复宣扬下,光绪帝对康有为留有很深印象,由此开始格外留意康有为这班维新志士的一举一动,而这位翁师傅也开始“议论专主变法,比前判若两人”,不再向皇上唠叨那些儒家伦理,而是“日讲西法之良”。可是刚刚三四个月过去,这位翁师傅怎能说他不与康有为往来呢?于是皇上反问道: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答道: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这个回答更使皇上反感:你翁师傅先前竭力推荐的所谓年轻有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那么你先前是怎样考察的?你先前为什么不详说?翁同龢的回答: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方才得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皇上肯定在认为,这位师傅要么是在骗他,要么这位六十九岁的翁师傅确实老了。于是光绪帝决定今天不再与师傅理论,待明日师傅调整好情绪再说。第二天,光绪帝重演昨日故事,翁同龢并没有忘记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样回答了皇帝的提问:一是康有为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与康有为也没有什么往来。翁同龢的回答使光绪帝非常愤怒,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恭亲王的判断是正确的,翁同龢确实居心不良。这个故事的细节都清楚地记载在翁同龢的日记里。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但在解读上认定这表明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差别,或者说,翁同龢与光绪帝在用人、治国理念上存在差别,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因为遭到皇上的训斥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更何况这只是他们师徒二人之间才知道的事情呢?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因就是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自以为聪明矢口否认与康有为往来,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诚实的一面,验证了恭亲王的评判。翁同龢已不可信,于是光绪帝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在恭亲王奕去世之后半个月断然罢黜翁同龢一切职务,对清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然而却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明定国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可惜的是,仅仅一百天,这个新时代就宣告结束。其原因,又可从恭亲王的政治遗言中找到答案。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项城袁公世凯先生:自你大行前后,中国思想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反对你的帝制自为,创办了《新青年》,几年时间由此衍生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面貌由此发生极大改观,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称呼你,是袁大总统,洪宪大帝;是称你,还是称您;是称袁项城,还是直呼其名称袁世凯,这都成了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将原来的许多称谓放弃了,不用了,所以在很多时候,只有很不敬地直接称呼你袁世凯,否则我们的读者看不懂,也不知说的是谁。这一点还请你宽宏大量想开点。这几天,我就在你的安息地安阳参加“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既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主题也是研讨你在这场巨变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在这个群贤毕至的会议上,大家提出许多有意思的疑问,有的从研究者来说,好像能够定论;有的则觉得很难说清,或者很难揣摩出你的真实用意。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或许是当局者迷,也不一定清楚;或许你一语就能道破事情的真相、问题的本质。值此困惑之际,《文史参考》主编有一个令人神往的天才创意,希望穿越时空和你进行一次对话,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所以我就将这次会议上的一些问题稍作梳理,希望能够用这种特殊形式获得一些心灵上的启示。现在的研究者已经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太讲道理地将你定性为“窃国大盗”,不再恶意猜测你在辛亥年的想法和作为,比较接近一致的看法认为你在武昌事变后的言论与行动是大致可取的,至少体现了一种君子风度,大难当头勇于担当,不计前嫌出山拯救即将崩溃的大清王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研究者不能理解的是,你在这次出山之后,究竟是否利用南方革命党的力量去压朝廷,攫取更大权力;是否用朝廷的力量打压南方,并用逼退清帝作为与南方交往的筹码,直至将大清王朝变成自己的天下,由自己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我们当然知道,你平生最强调对朝廷的忠诚,强调世代报恩的观念,你在出山之初也确实说过只知君宪不知有他,只有重回君主立宪道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项。在你的指示和指挥下,湖北军政府和那个黎元洪、黄兴,也确实被你的诚意所折服,一度承认重回君宪,重建秩序,恢复和平。这确实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大约正如你当年就指出的那样,武昌危机以及此后的六省独立,直至十四省独立,表面上都是给朝廷为难,是向朝廷独立,但仔细分析其本质,他们这些行动都是因为那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干线两个重大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抗争。当然,事情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复原了,你和你的同僚或许真的认为铁路干线国有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选择,对于中国铁路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在出山前,你也曾对这项政策给予认同和支持,出山后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大动干戈,只是从组织上处置了办事不力不懂政治的盛宣怀,并没有触及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核心。你的政策重心在皇族内阁,你好像也不太认同由这批皇族成员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亲贵内阁、权贵内阁,因为从你后来授命筹组的新内阁名单看,你还是比较倾向于责任政治、有限授权,倾向于专业的、精英的政治组合。只是现在大家比较困惑的是,为什么在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出台后,在南方比如黎元洪、黄兴等造反者大致能够接受重回君宪之后,大清王朝还是没有起死回生,还是走上终结走进历史了呢?现在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不知对否:责任内阁宣布后,政治转机确实出现,不过,责任内阁只是实行君宪的第一步,君宪的第二步或者说关键其实是由责任内阁组织全国大选,筹组正式国会,直至正式国会召集,由正式国会选举新的责任内阁,方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君宪。因此现在相当一批研究者认为,原本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政治危机,最后走向失败,可能就是因为皇族、满洲贵族在正式国会选举问题上不愿再让步。按照预备立宪规划,正式国会召集前的过渡形态是资政院,资政院的两百个议员有一百个是各省咨议局民选,这一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另外一百个“钦定议员

                      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蒋记王朝第六章国民党分家

                      汪精卫又回来了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失控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

                      迁都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国内大量偷窥精品视频

                      先说降了李惟岳手下的大将张孝忠。在朱滔的大力举荐下,皇帝李适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与朱滔一同进讨李惟岳,这样一来张孝忠成为了朱滔讨伐藩镇的一颗强有力的棋子。八月六日,朱滔和张孝忠共同攻占成德重镇东鹿(今河北东鹿县)。李惟岳领兵一万与魏博援军意图夺回东鹿,其手下大将王武俊率领三千骑兵结成方阵准备发起冲击。朱滔并没有慌乱,而是在帛卷上画成很多大象,然后派遣一百勇士蒙在身上,在成德军前奔驰呐喊,王武俊的骑兵倒是没受多少影响,但马匹面对这么多“大象”滚滚而来,立即受到惊吓乱了阵脚。朱滔趁这个机会向王武俊发起了冲击,最终大破成德军,李惟岳被迫烧毁营垒向恒州退去。继马燧之后,朱滔取得了唐军在河北战场的第二场胜利。李惟岳逃回恒州后,朱滔并没有乘胜追击。李惟岳本可以有机会收拾人马重新反攻,但他的猜忌性格最终决定了他必然走向败亡的道路。这次与朱滔和张孝忠一战,王武俊作为援救东鹿的主力部队,可谓是惨败而归。但战争的胜负有其深刻和复杂的原因,不能将所有责任全都归结到主帅身上,更何况战局依然胶着,李惟岳目前应该做的是稳定军心。但李惟岳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会猜忌王武俊,在李宝臣刚刚去世时,有人就向李惟岳进谗言说王武俊想要投降朝廷,导致李惟岳对王武俊进行严密监视。这次援救东鹿,李惟岳本不想派王武俊出战,但很多人劝李惟岳说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是其妹夫,派王武俊出战,他一定会奋力拼杀。李惟岳算是硬着头皮同意了,但王武俊惨败而归,这不禁让本就猜忌心颇重的李惟岳再次怀疑王武俊是不是故意战败。问题的关键是,李惟岳的心中所想,王武俊已经猜到了。当时李惟岳逃回恒州后,其驻守赵州的部将康日知率众投降,李惟岳为了再次试探王武俊的忠心,决定派其出兵夺回赵州。对于李惟岳而言这是很好的试探,而对于王武俊而言这犹如小鸟脱离了牢笼,鱼儿重新回到江河。建中三年(782年)正月,王武俊决定投降朝廷,于是他率军从赵州回师突袭恒州。当时其子王士真身在恒州城内,听到父亲反戈一击的消息后,立刻打开城门迎接。黎明时分,王武俊率领数百名骑兵突袭节度使府门,将毫无准备的李惟岳擒获。当时王武俊想将李惟岳献给皇帝李适,却遭到了手下人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李惟岳见到皇帝陛下,一定会将叛逆的罪名也加到王武俊身上,为了以防万一,决不能让李惟岳见到皇帝。王武俊最终采纳了手下人的建议,将李惟岳缢死在戟门外,然后派人将其首级送往长安。李适看到李惟岳的首级后大为高兴,要知道这是自他即位以来首次对藩镇用兵,就取得这样的大捷,这让李适更加坚信自己先前的决策无比英明。成功击败李惟岳让李适更加坚信这个帝国在他的带领下是有能力平定藩镇的,而李惟岳只是开头的一个。“继续采取强硬的姿态,不愁藩镇不灭!”这是李适当时唯一的想法。事实上,纵观当时的河北、山东形势,只有身在魏州的田悦还没有被彻底击败,但已经是强弩之末。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死后,其子李纳固守濮州,也已经是孤立无援。反叛的各镇或归降,或势单力孤,可以说唐廷的军队取得了平定藩镇开局阶段的胜利。但就在很多人认为平定藩镇、实现天下太平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在如何处置战后河北局势的问题上,李适犯了根本性的原则错误,最终致使形势迅速逆转。战局逆转建中三年(782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河北战场刚刚取得大捷的李适,忽然下诏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团练观察使,将德州和棣州划给朱滔,并让他收兵返回本镇。李适这一连串安排的用意在于将成德镇分而治之,进而避免强藩的出现。当时德、棣二州还在淄青节度使李纳的手中,李适将这两个州划分给朱滔,事实上是想让朱滔继续出兵进攻李纳,这样既可以加强对李纳的攻击力量,又可以不让朱滔的势力过分扩大。表面上看来,这是个一箭双雕的策略,既加强了以李适为首的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以及对河北藩镇的控制力,又巧妙地安排了原成德镇的降将张孝忠和王武俊。不可否认,李适的安排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心高气傲的皇帝当时明显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对于他自己而言是一个好策略,但朱滔和王武俊却未必这么看,而且以目前唐朝中央政府的威信力来看,他的这封诏书究竟会有谁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样是个问题。李适的诏书一经发布,就遭到了朱滔和王武俊的强烈反对。朱滔和王武俊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朱滔认为出兵讨伐李惟岳,自己的功劳最大,现在所占领的原成德镇所属的深州,应该划入自己的版图。但朝廷却让自己吐出深州这块肥肉,拱手让给康日知,而且自己还得去攻打李纳的地盘德州和棣州,在朱滔看来这实在不公平。而王武俊则认为李惟岳是他杀掉的,应该功居第一,况且自己的才干比张孝忠强很多,现在朝廷任命张孝忠做了节度使,而自己却做了低一等的都团练观察使,这让王武俊心中颇为不服。一个是地方割据的节度使,一个是藩镇的降将,手中全都握有重兵,当唐廷中央政府力量较强时,他们会暂时归顺,而一旦朝廷势弱,当其利益与朝廷冲突时,必然会对抗中央,变为独立的大小王国,事实上这是安史之乱以来河北地区藩镇长期割据的结果。我们在前边分析代宗李豫矛盾复杂的心态时,曾经说过李豫之所以姑息藩镇的原因,可惜历经诸多历练的李豫能够看透这一点,但李适却始终无法深层次地理解。李适的诏书点燃了朱滔、王武俊对抗唐廷的怒火,却让深陷困境的魏博节度使田悦抓住了救命稻草。田悦敏锐地利用朱滔和王武俊的不满不断地游说他们一起联合反叛唐廷,经过一番谈判,三方相约共同起兵叛唐。当时深赵团练观察使康日知率先得到了朱滔、王武俊要反叛朝廷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马燧上奏李适,让朝廷做好征讨的准备。但无论是皇帝李适还是朝廷大臣,其实全都明白平定藩镇都还得需要向朱滔和王武俊借兵,而现在平定藩镇的藩镇又想要谋反,这不禁让李适对自己先前的莽撞策略产生后悔之情。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李适当时只能想出一个权宜之计,赐给朱滔通义郡王的爵位,想要拉拢他进而孤立王武俊。但精明的朱滔却丝毫不为所动,或许在朱滔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忽悠也是要有底线的。建中三年(782年)四月十二日,朱滔带领大军进逼赵州,王武俊派其子王士真同时也领兵围攻赵州,攻下赵州后,朱滔率领精兵两万五千人从深州(今河北深县)出发首先到达东鹿,王武俊率领一万五千人也同时南下,与朱滔在宁晋(今河北宁晋县)会合,双方约定首先援救身在魏州的田悦。朱滔和王武俊反叛南下救援魏州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朝廷上下顿时震惊。这宣告了河北战场平藩第一阶段的胜利完全前功尽弃,李适试图稳住朱滔的策略也没有奏效,目前唯一的选择只有一战。五月九日,李适下诏命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领朔方军与朝廷神策军一万五千人赶往魏州增援,不过和平藩第一阶段时相比,这次朝廷出兵可谓是勒紧了裤腰带。由于平藩第一阶段战事的原因,朝廷中央政府每月军费支出达到一百多万两,而国库却只能支持几个月。当时太常博士韦都宾建议向商人借钱渡过难关,得到了皇帝李适的同意。在颁布的诏书中,李适承诺等到平叛之后,朝廷会归还。我们不能否认李适的想法过于美好,当借钱的诏书下达后,具体负责筹备钱粮的官员完全将事情办走了样,准确地说不是借而是抢。他们甚至下令强行搜查长安城中那些商家大户的货物,如有不从立即抓捕起来严刑拷打,很多人受苦不过以至于上吊自杀,即使这样才总共搜到八十余万贯钱,最终以至于将主意打到了当铺身上,将当铺的质钱也都充公,而且凡是所获得的钱帛粟麦,都由官府借走四分之一。当时长安的很多百姓针对朝廷的野蛮做法,纷纷骚乱不平,成千上万的人拦住当朝宰相卢杞的马讨要说法。卢杞最初还耐着性子劝说百姓,到后来人围得越来越多,怨声震天,卢杞见势不妙,不得不从另一条道疾驰回到府邸。这件事情搞得皇帝李适极为头痛,事后经过统计,所有的钱财加在一起还不过二百万贯,而长安城中已经是民穷财尽,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这么点钱还不够藩镇一个县的军费开支,怎么能够支撑平藩大业的开展。就在李适无计可施之时,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的上奏为李适出了一个权宜之计,虽然他的计策算不上高明,但和先前朝廷官员的不断抢钱相比,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陈少游建议李适将本道的税钱增加20%征收以供军需,让李适将这个方法普及到唐廷所能控制的各道之中。李适见奏十分高兴,立即批准,同时提高盐的售价,每斗卖到二百钱,虽然从刘晏到杨炎进行整顿后,盐价从没有超过一百一十文一斗,现在上涨了将近一倍,也引起了百姓的不满,但至少比先前明抢富豪财物的做法要好很多。就这样,李适暂时凑够了平藩的军需开支,在一片艰难窘迫中,唐军开始了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朱滔和王武俊南下援救魏州,让田悦绝处逢生。此时官军方面李怀光也领兵和正在围困魏州的马燧会合,李怀光想要速战速决,而马燧因为魏州城防坚固,想要打持久战,结果双方僵持不下,李怀光独自领兵出战,在魏州近郊的永济渠畔击败了朱滔的人马。李怀光刚刚到达魏州就旗开得胜,让已经围困魏州一年多的马燧很是不爽,在马燧看来,李怀光这是一种挑衅,自己围困魏州一年多依旧是老样子,而李怀光刚来就打了胜仗,传到皇帝那里,自己岂不成了废物。夹杂着某种自私心理,马燧带着自己的人马在没通知李怀光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从魏州后撤二百里,只留下李怀光的人马独自面对朱滔、王武俊和田悦三路人马。即使知道马燧撂挑子后,李怀光也没有退却,他依然带着人马突袭朱滔的大营,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赶来救援的王武俊打了个措手不及,军队被打成两截,彼此不能救援,最终大败而逃,很多士兵争先跳进永济渠想要游到对岸,结果被淹死的不计其数,渠水为之堵塞。更有很多人因为逃命而互相踩踏,可以说李怀光这次损失了大半人马。而身在二百里之外的马燧虽然得到消息想要救援,但因为离得过远,而且担心被切断后路,所以只得坚守不出。但第二天他便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朱滔等人已经掘开永济渠,将渠水引入王莽古河,滔滔流水淹没了官军的退路。这下马燧慌了神,因为害怕自己的人马被全歼在这里,马燧向朱滔派出使者,表示只要让自己的人马平安返回本道,自己可以上奏皇帝,请求将河北地区交给朱滔来管辖,得到了朱滔的答应,但王武俊却偏偏反对,不愿就此休战,最终一直到七月份这件事情也没能达成一致。马燧还是在朱滔的帮助下从魏州撤退,涉水退保西部的魏县。朱滔见马燧成功撤退,才假装同意王武俊继续和官军作战的意见,尾随马燧在魏县东南扎营与其隔水对峙。官军在河北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首战因为马燧和李怀光不能有效合作而招致惨败,使得河北战区的形势再次严峻起来。最重要的是田悦见到自己绝处逢生,认为朝廷不足为虑,另一方面也很感激朱滔的救援,所以他想尊奉朱滔为王。田悦的想法让朱滔很是高兴,但朱滔认为称王这件事情并不应该只有自己独享,大家应该一起称王,正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于是建中三年(782年)十月十一日,朱滔等人在魏州城外筑坛祭告上天,正式宣布称王,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三个人共同迎请李纳为齐王,众人共推朱滔为盟主。同时仿照唐朝中央政府的中书、门下省设置两曹,官吏的设置一律模仿唐朝中央官制。朱滔等人结盟称王,等于宣告了皇帝李适平定河北藩镇第一阶段战事的胜利彻底前功尽弃,最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带来了另一个辐射效应,那就是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看到朱滔等人占了大便宜后,立即加入朱滔等人的队伍,公开反叛唐廷。骨鲠之臣李希烈本是辽西人,少年时在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手下效力,由于屡立战功被李忠臣收为养子,并从偏将的位置提升为左厢都虞候之职。大历十三年(778年),李希烈利用李忠臣不修军政的机会,在淮西镇发动兵变逐走李忠臣,当时皇帝李豫面对这种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局面,无奈地委任李希烈为淮西节度使留后。李适即位后,正式授予其节度使之职。从李希烈驱逐养父李忠臣的事件可以看出,李希烈是个狼子野心的人,并且素有反叛之心。当他看到朱滔、王武俊、田悦在河北地区越闹越欢后,再也按捺不住骨子里的野心,开始与淄青节度使李纳联络,准备袭击朝廷控制下的汴州。李希烈叛变的消息已经开始传出去,东南地区向长安运输的粮食物资担心被李希烈劫掠,都不敢从他控制的许州和蔡州经过,只能从淮水的另一条支流蔡河转运。朱滔知道李希烈也要反叛唐廷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前往许州,劝李希烈称帝。朱滔的做法颇有些当年孙权劝曹操称帝的味道,这明显是将李希烈放在火架上去烤。李希烈虽然不如曹操雄才大略,但他明白朱滔意欲何为,所以他没有贸然听从朱滔的忽悠,而是自称“天下都元帅”。李希烈自恃兵强马壮公开反叛后,连克汝、郑二州,由于他的辖地比之朱滔等人更接近东都洛阳,所以当时东都洛阳在听到李希烈即将打来时,老百姓发生了恐慌,很多人携家带口逃出城隐匿于山谷之中,就连东都留守郑叔则也从城中撤退至城外的西苑,以备随时逃命。河北战场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李希烈又在河南闹出了乱子,让皇帝李适顿时陷入了焦头烂额之中。平定河北让朝廷已经是穷得叮当响,如何应对河南的形势,这是摆在李适面前的一道难题。李适找到宰相卢杞商议,卢杞看出了李适的为难,甚至不想再用强兵征讨,于是这个阴险狡诈的宰相为李适出了一个计策。“李希烈虽然是员骁将,但平日就恃功骄横,手下将士不敢对他进谏,以至于今日叛乱。如果选用儒雅的重臣前去反复开导他,讲明逆顺祸福,臣认为李希烈一定会诚心悔过,这样可以不用出兵就能平息叛乱。”“爱卿认为谁可以胜任呢?“三朝元老重臣颜真卿忠正刚直,名重海内,人所信服,正是当此重任最合适的人选。”颜真卿一门忠烈,骨鲠之臣,却因为卢杞的只言片语,决定了其悲剧性命运!卢杞之所以推荐颜真卿前去开导李希烈,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看中颜真卿的能力和威望,而是因为他和颜真卿素来不睦,甚至说颜真卿对他形成了一种掣肘。自从安史之乱颜真卿在河北地区掀起浩大声势,进而转战投奔唐廷以后,在朝廷内可谓是德高望重。但颜真卿并不是那种权力欲很强的人,所以二十多年来在朝廷之内他不是十分显眼。他冷眼看尽了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的兴风作浪,也经历了元载、刘晏、杨炎短暂的风生水起,不过这一切对于颜真卿而言,似乎都犹如过眼云烟,在朝廷之内他始终平静如水,一直到卢杞谗杀杨炎之后。在颜真卿看来,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都为国家做出过贡献,就连专权的元载也选定了才能俱佳的杨炎作为接班人,也算做了件对得起皇帝的事情。但对于卢杞,颜真卿却始终鄙视,原因在于很长时间以来,他看不到卢杞到底有什么贡献。没有贡献也就罢了,阴险狡诈,打击异己,谗杀杨炎,这一切都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十分看不惯,所以他与卢杞的矛盾不可避免。不过卢杞虽然是当朝首席宰相,但颜真卿的资历和威望是卢杞无法比拟的。所以表面上卢杞对颜真卿是退避三舍,可是卢杞的为人决定了他不可能善罢甘休,终于在如何对待李希烈的问题上,他找到了机会。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十七日,李适下诏派颜真卿出使许

                      秦王嬴政会将死亡之剑再指向哪个国家呢?第25章楚国之亡秦王嬴政在攻下韩、赵、魏、燕四个中原国家之后,就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南方大国楚国。楚国地域辽阔,历史长达八百年,秦王嬴政对于这个国家垂涎已久。可是楚国实力非常强大,尤其是距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百多年前,楚国的疆域北涉黄河,东到江浙,西控巴蜀,南制闽粤,是当时战国七雄中领土最大的国家,军亭力量也是雄极一时。楚国兵强马壮,横扫中原,也显露出了争雄之势。到了秦王嬴政时期,楚国实力依然不可小视,尤其是,楚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将领,西楚霸王项羽的祖父项燕。楚国有大将项燕的护卫,秦国也一时奈何不了它。可是当秦王嬴政派出大将王翦进攻楚国后,秦楚对峙的局势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用了三年时间,强大的楚国就被秦军攻陷。那么秦国最终是依靠何种谋略把楚国消灭的呢?楚国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秦国养精蓄锐王翦灭亡荆楚楚王负刍四年(前224),秦王嬴政派遣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临行之前,王剪在灞上对秦王嬴政说:请大王多多赏赐我良田美池。秦王说:将军你尽管出发,你还担心日后会贫困吗?王翦对曰:我是大王的将军,建立奇功也不得封侯,我这是为子孙后代着想啊。嬴政大笑。大军到了边关以后,王翦又派使者请求赏赐良田有五次之多,有人对王翦说:将军是不是太贪得无厌了?王翦却回答说:你有所不知,秦王粗暴且对人不信任,现在把全国军队委托给我,如果我不多多请求田宅,替子孙经营产业,秦王就会因此而怀疑我(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翦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介武夫,还颇有政治头脑。王翦率领大军进人陈邑、平舆一带之后,即停止前进,构筑壁垒开始坚守。楚国调集大军,全力抵抗。两军相逢,楚军主动出击,多次挑战,秦军就是不应战。王翦让士卒洗沐休息,天天稿赏士卒,自己和士兵同吃同饮,但是就是不打仗。过了一段时间,王翦问:士兵们在干什么?左右的人告诉他,士兵投石块玩游戏,看谁投得远。王翦听了之后心中暗喜。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相持了一年左右,创造了秦王嬴政发动统一战争以来的一个奇迹——来而不打。一年多想打而打不成的楚军开始向东移动(乃引而东),王翦一看,机会来了,立即派出精兵追击正在调动的楚军。结果,楚军大败。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攻入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获了楚王负刍。楚王负刍被俘之后,楚将项燕东山再起,在淮南拥立昌文君为楚王,继续抗秦(此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该篇说是昌平君,非昌文君。杨宽《战国史》考订昌平君系昌文君之误。《史记》的《楚世家》、《王翦列传》、《六国年表》等均说项燕兵败被杀)。秦将王翦、蒙武在淮南大败楚军,昌文君战死,项燕自杀,楚国灭亡。秦在楚地设立九江郡、长沙郡。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江南地,降服越君,建立了会稽郡。灭楚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疲敌制胜的典型战例。秦国大将王翦采取了养精蓄锐、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楚军求胜心切,但与秦军总是交不上锋,最终斗志逐渐消失殆尽。这场秦楚之战成为秦国消灭楚国的转折点。然而熟悉楚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楚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早实行变法图强的国家之一,它甚至比秦国的商鞅变法还要早。战国时代有两句流传极广的话,“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战国策·秦策》)”,意思是说,连横成功则秦国称帝,合纵成功则楚国称王。可见,楚国曾经是战国时代和秦国一样强大的诸侯国。那么幅员辽阔、实力强大的楚国为什么会在短短三年内就被秦王嬴政给消灭了呢?我认为,楚国之亡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不力,二是政治腐败,三是不明大势。吴起变法威服诸侯悼王下世宗室作乱战国初年第一个强大的国家是谁?魏国。魏国为什么强大?因为魏国的创始者魏文侯重用李悝施行变法。战国时期的变法,其实就是政治、军事、经济的一次全面改革,是各国实力的一次重新整合。这个时代,谁变法早,变法彻底,谁就能迅速强大。魏文侯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对变法的认识大大早于其他诸侯国,所以,魏国变法最早,成为战国初年最强大的诸侯国。楚国真正的变法是在楚悼王(前401-前381)时期,此时,魏国名将兼政治家吴起因受魏武侯的猜忌来到楚国。吴起到楚之后、先是担任了一年的边地郡守,后来楚悼王知道他才能出众,任命他为令尹(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施行变法。吴起的变法早于秦孝公变法二十年左右,因此,在战国七雄之中也算早的。吴起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四点:第一,废除世卿世禄。世卿世禄是宗法制的衍生物。由于政权可以世袭,所以,爵位、俸禄也可以世代承袭。这种体制是政治、经济共同体,既有政治上世袭的爵位,又有经济上世袭的俸禄。这种世卿世禄制度对贵族、功臣是一种奖励,但是,它也严重地阻碍了后世有才有功者的封赏,而贵族功臣者的后世子孙,无论有无才能,有无功劳,都可以享受丰厚的爵禄。那么,后世有功者怎么办?这种世卿世禄制度的最大弊端是无法调动人才为国效力的积极性。若是人才缺少为国建功的积极性,国家肯定无法强大起来。所以,吴起首先从废除世卿世禄制入手,“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说苑·指武》)”。所谓“均爵平禄”,就是剥夺那些前辈有功而后世无功者的爵禄;“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将无功者的爵禄拿过来奖给今天的立功者。具体怎么执行呢?吴起的办法是:“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前代封君的后世子孙,只要到了三代,就可以没收他们原有的爵禄。当然,到了三代又立新功者肯定是例外。这样一来,世卿世禄制实质上被废除了。收回来的爵禄怎么办?“以抚养战斗之士”,就是奖励那些在战斗中立功的将士。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楚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第二,整顿吏治。吏治是国家大治的根本问题。所以,吴起变法非常重视吏治的整顿。在这一方面,吴起做了两项工作:首先是减少大臣、封君。吴起认为,楚国的问题是“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这里的“封君”是指接受封邑的贵族。“大臣”、“封君”的权力太重,“上逼主而下虐民”,对国君是威胁,对百姓是灾难。这种情况不改变,楚国就不可能强大。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像修理树枝一样进行一番裁抑。其次是废除冗官。官员队伍中确有“无能”、“无用”之辈,吴起的办法是“罢无能,废无用”,把那些无能、无用的官员淘汰出官场。同时,国家通过裁汰冗官,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第三,奖励耕战。富民强国的根本问题有两点,一是耕,二是战。“耕”是重视发展农业,“战”是提高军队战斗力,这两点是富民强国的根本。吴起的做法是“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这样,农民和士兵都得到了实惠。第四,广辟土地。楚国土地广袤,加上它对一些小国不断采取兼并灭国的策略,所以,楚国闲置的土地特别多。吴起看到这种现象,便劝楚悼王派“贵人”去“实广虚之地”,即派贵族去垦荒开发。这当然是件苦差事,所以,被派去的贵族都叫苦不迭(皆甚苦之)。吴起在魏国只是一位大将,但是,他完全具备一位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并且,他目睹了魏国的李悝变法,所以,在得到楚悼王的大力支持后,吴起在楚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吴起变法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非常明显。当时人蔡泽评价吴起变法的成果是:“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史记·吴起列传》论及吴起变法的结果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是,吴起变法却没有像秦国的商鞅变法一样获得巨大成功,原因是什么呢?一是楚悼王下世,二是楚国反对派势力强大。吴起帮助楚悼王变法之时已是楚悼王的晚年,不像年轻的秦孝公一继位就重用商鞅变法、所以,楚悼王、秦孝公两位君主对吴起、商鞅两位改革家支持的力度差别很大。这个差别完全取决于君王的生命长度。楚悼王一死,就在灵堂之上,“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这些宗室大臣的既得利益因为在吴起变法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害,所以,楚悼王一死,他们公然在灵堂上攻杀吴起。吴起一看,大事不妙,立即跑到楚悼王的遗体旁,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叛乱的宗室大臣趁机用箭射杀吴起。由于吴起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些箭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楚悼王死后,太子继位。他让令尹把射杀吴起时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因此案而被牵连的七十多家统统被杀掉(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商鞅死后,秦惠文王并未废除商鞅制定的新法;但是,楚悼王死后,吴起的新法虽然还有一些影响,但是,大部分内容被废除。此后,楚国再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变法。因此,楚国变法在吴起死后基本废止,而秦国却因商鞅变法而迅速崛起。楚国的灭亡有多种原因,但是,自身国力的衰弱是最根本的原因。相国廿五遭灭门养士三千竞豪玭一个国家的兴衰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纵观历史,政治腐败可以说是很多国家灭亡的最重要原因。很早就变法图强的楚国,也难以逃脱政洽腐败这个顽疾的困扰。尤其是在楚国末期,被冠以“战国四公子”之称的春申君(黄歇)成为楚国腐败的焦点,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楚国内政的腐败。楚国的政治腐败主要表现在用人上。楚国的早期,公族长期受楚王庇护;之后,屈、昭、景三大姓在楚国政坛上举足轻重;晚期,春申君又受楚王重用。这种用人制度的缺陷是非公族或者非三大姓的杰出人才很难脱颖而出。春申君是楚顷襄王的弟弟,他和平原君、孟尝君、信陵君并称为“战国四公子”。春申君曾陪伴楚太子到秦国做人质。秦国一直扣压太子,不让他回国,后来,楚顷襄王病重,太子想回国,一旦楚顷襄王病故便即位,但是,秦国仍然不放楚太子。楚顷襄王的太子和秦国相国范雎的私交甚好,于是,春申君拜见范雎说,楚王病危,秦应当早点让太子回国,这样,一旦楚王有何不测,太子就可以即位。如果太子被立为楚王,一定会感谢相国放其回国的恩德。太子回国与留秦是两重天:太子回国即是楚王,留在秦国不过是一介布衣。如果太子不能回国,楚王病故之后一定会再立他人,再立的太子会尊奉秦国吗?请相国考虑考虑怎样做对秦国更有利。范雎于是向秦昭襄王进言,放太子回国。秦昭襄王认为,先派太子的随从回国看一下楚王的病情,再决定是否放他回国。春申君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对太子说,如果太子不能如期回国,一旦大王过世,一定会另立他人。太子不如和楚国使者一起逃离秦国,我留下来善后。于是,楚太子换了衣服,随着楚国使者逃出秦国,春申君留守在秦国,以太子有病为由,阻挡前来的秦国官员。一直到太子起程多天之后,春申君估计秦国已经追不上了,才去见秦昭襄王。春申君对秦昭襄王说,太子已归国,我黄歇欺骗大王当死。秦昭襄王一听春申君的话,勃然大怒,立即想杀死春申君。范雎一看秦昭襄王怒不可遏,便劝秦昭襄王说,黄歇作为臣子,能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太子,太子继位之后一定会重用他,不如放黄歇回国,让他执行亲秦国政策。秦昭襄王仔细想了想,此言有理,便忍住了愤怒,放春申君回国。春申君回国不久,楚顷襄王病故,太子被立为楚王,他就是历史上的楚考烈王。考烈王即位之后,立即任命春申君当了相国。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为此事伤透了脑筋,多方寻求能生育的女人进奉给楚考烈王,但是,仍然无效。此时有一位叫李园的人,想把自己漂亮的妹妹送给楚王,但是,他听说楚考烈王不能生育,担心自己的妹妹入宫后会因为无子失宠,便想了一个办法。他先投在春申君门下当舍人,不久告假,有意误期不返。回来之后,他专门为此事去拜见春申君,春申君问他为何误期,他说,我有一个漂亮的妹妹,齐王派使者来求婚,因此,才耽搁了几夭。春申君听后,便问,出嫁了吗?李园回答,没有。春申君又问,我可以见见你妹妹吗?李园一听,正中下怀,便爽快地回答,可以。于是,李园领着她漂亮的小妹拜见了春申君,春申君一见李园的小妹,非常喜欢,李园趁机把自己的小妹许给了春申君。等到李园的小妹跟随春申君怀孕之后,她对春申君说,楚王信任先生,超过自己的兄弟。如今您在楚国当了二十多年的相国,但是,大王却无子。假如大王百年之后,只能再立其他兄弟。如果楚王的其他兄弟被立,新楚王也一定会重用他所喜欢的人,您的尊位怎么能够长久?现在我已经怀上了您的孩子,而且和您相处的时间不长,很多外人不知内情,不如趁此机会把我献给楚王。大王非常信任您,如果您进献我,大王一定会接纳。假如将来生个儿子,那么您的儿子就会继承君位。这样,楚国就是您的了,您还会担心您的前程吗?春申君认为李园的小妹讲得非常有道理(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于是,他把李园的小妹安置在宾馆,立即向楚王推荐。楚王召见李园的小妹,见是位楚楚动人的女子,立即笑纳了。后来,李园的小妹生了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楚考烈王便立李园小妹所生之子为太子,立李园的小妹为王后,重用李园。李园眼看着自己的小妹一天天发达起来,担心春申君会泄露自己小妹先怀孕后入宫的丑闻,于是私下里养了一批亡命之徒,想找个机会除掉春申君。春申君是贵族后裔,他为使自己进一步得宠,才在李园和他妹妹的蛊惑下,把李园的妹妹献给了楚考烈王,这可以说是春申君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一事件不仅造成了楚国政权的更迭,也为春申君一家带来了满门抄斩的厄运。而这场改变楚国命运的灾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春申君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了这条不归之路呢?春申君做了二十五年楚国的相国,楚考烈主病危,春申君的一位门客朱英对春申’君说,这个世界上有意想不到的福,又有不期而至的祸。您现在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奉事喜怒无常的君主,又怎么会没有意料不到的人呢(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王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问他,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福?朱英回答,您任楚相二十多年,名为相国,实为楚王。现在楚王病重,危在旦夕,您辅佐幼主,代他掌握国政,如同伊尹、周公一样,等君王长大成人再把大权交给他;否则,就干脆自己去当楚国的国君。这就是所说的意想不到的福。春审君又问,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祸?朱英回答,李园不执掌国政,却是国君的舅父,他不管军事,却豢养了不少亡命之徒。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夺权,并且要杀您灭口。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祸。春申君又问,什么叫意料不到的人?朱英回答,您把我安排在楚王的卫队里,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我替您杀掉李园。我就是那个不期而至的人。春申君听完之后说,您不要说了,李园是个软弱的人,我对他很好,他怎么会这样做!朱英知道自己的话不被采用,担心祸患殃及自身,立即逃走。之后十七天,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入宫,并在宫门埋伏下刺客。春申君进入宫门,李园豢养的刺客立即杀了春申君,并派人把春申君全家满门抄斩。李园妹妹的儿子被立为楚王,这就是楚幽王

                      老百姓去共同谋划新生事物,而只能和他们共享成功的快乐。所以说,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对老百姓有利,便不必遵循旧的礼制。说一千道一万,主上您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秦孝公故作矜持地点了点头,刚说一个“对”字,上大夫甘龙便说:“这件事要慎重!”甘氏是秦国的名门望族,甘龙本人在秦献公时期出力甚多,也算是当年的改革派。但是,对于卫鞅那种推倒重来的激进式变法,他还是感到吃不消。甘龙对秦孝公说,自古以来,圣人不通过移风易俗来教育民众,智者不改变已形成的法令来治理国家,不如保持原有的风俗,袭用旧有的礼制,因势利导,徐徐而进,这样老百姓能够保持安定,官吏们也容易接受。“您所说的,乃世俗之见。”卫鞅的词措甚为锋利,“平常的人自然安于旧俗,书生则拘泥于书本上的见识。这两种人,让他们奉公守法还可以,但是不能和他们谈论变法图强,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甘龙勃然大怒,以手按剑,作势欲起。卫鞅神色如常,继续侃侃而谈:“敢问上大夫,夏、商、周三代的礼制难道相同吗?当然不同,而且有很大区别,可为什么它们都能治理天下?春秋五霸的法制都一样吗?也不一样,各有各的特色,可为什么他们都能称霸一方?这些问题,在座的诸位大夫想过没有?自古以来,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拘泥于成法;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平庸的人被礼制约束,不是吗?”甘龙听着,按剑的手不觉松开,半晌沉默不语。另一名重臣元老杜挚见状,大声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言变法;没有十倍的功劳,就不能轻易更换旧制。遵循过去的法度,不容易犯错误!”“您想的是不犯错误?”卫鞅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的确,什么事情都一成不变,最不容易犯错误。可是您想,夏桀、商纣,他们因循旧制,不也是亡国了吗?商汤、周武,他们积极变革,最终还不是得到了天下?请你们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竞争有多残酷!魏国通过变法而强大,夺取了秦国的河西,至今没有归还。如果你们还停留在不犯错误的认识上,那么接下来,魏国人就会继续蚕食秦国的土地,直到让你们走投无路!”杜挚也被说得哑口无言。甘龙、杜挚在秦国德高望重,这两个人被说服(至少表面上),意味着卫鞅变法的主要障碍被扫除。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考验卫鞅的真才实学了。但是在实施变法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他要找一个人,一个搬得动木头的人。变法前须取信于民公元前359年的一天,秦国首都栎阳的南门人头涌动,热闹非凡。原来新上任的左庶长卫鞅发布了一则告示,全文如下:“有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者,赏金十两。”告示旁边确实竖着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还派了两名卫兵把守。围观的百姓有数千人,大伙议论纷纷,就是没有人上前去搬那根木头。“这是左庶长在变着法子消遣咱们呐!”所有人都这样认为。确实,从南门搬根木头到北门,花不了一顿饭工夫,连汗都不会出,怎么可能赏金十两?赏十个铜钱就不错了。到了下午,有个文官过来,奉左庶长之命,在告示上加了个“五”字,将赏金十两提高到五十两,然后顾自摇着头笑着走了——连他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有个在栎阳城中当搬运工的小伙子,围观了半天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走上前,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扛起了木头。按照他的想法,搬根木头嘛,就当是锻炼身体,至于有没有赏钱,那都无所谓。数千人都跟着他从南门来到北门看热闹。北门那儿,也有两个卫兵站在城墙下。看到小伙子过来,有一个卫兵便上城楼去禀报。没过多久,卫鞅便在一群官吏的簇拥之下来到城墙下边。“这根木头,是你从南门搬过来的?”卫鞅问道。小伙子腼腆地点点头。数千人都屏住了呼吸,就像是看一台精彩的舞台剧,终于等到了高潮部分一样。不用说,他们心里面比台上的演员还期盼戏剧的结果,等待着看到小伙子失望的表情,然后爆发出一阵集体狂笑。卫鞅微笑着环视了大伙儿一圈,招了招手,立即有人端着一个朱漆的盘子上前。盘子上边盖着一块红布。卫鞅亲手揭开它,并将盘子端到小伙子跟前。“这是你的了。”当天阳光灿烂,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那五十两黄金反射的光芒刺得睁不开眼。小伙子差点晕厥。这件事情很快传遍了全国,听到的人无不咋舌,一方面是对这小伙子的好运气艳羡不已——五十两黄金,作为一个平民而言,几辈子都不用干活了;另一方面则是——原来左庶长是这样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啊!只有一个从魏国河西地区来的老头儿,听到这件事后捶胸顿足,连声说:“为什么我不在场,为什么我不在场?”据《韩非子》记载,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秦国有个哨所靠近魏国境内。这个哨所的守军时常袭击魏国农民,但是又不值得征调部队攻打它。于是吴起就在北门外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赏赐他上等田地、上等住宅。”起初没有人去搬它,最终有个人把车辕搬到南门,吴起立即按照命令行了赏。不久吴起又在东门外放了一石红豆,下令说:“谁能把红豆搬到西门,赏赐如前。”百姓们都抢着去搬。最后吴起下令道:“明天要攻打秦军哨所,能冲锋陷阵的,就任命他做大夫,赏赐上等田地和住宅。”百姓们争先恐后参战,一个早上就把哨所攻占了。卫鞅立木赏金,取信于民,自然是从吴起那里学来的。变法的重点之一:农民问题立木赏金后不久,卫鞅就正式粉墨登场,上演他的变法大戏了。他和李悝一样,认为农业是国家的基础,要想国家强大,首先必须保证粮食生产。因此,他颁布了第一条法令——《垦草令》。自古以来,农民种田,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要让农民多种田,只种田,努力开荒种田,除了种田不作他想,就需要用点特别的手段了。首先是从思想上实行愚农政策,让农民变得易于摆布。卫鞅认为,对于发展农业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知识。农民的本性和可贵之处就在于无知,一旦有了知识,就必定不甘于种田,会去想其他的事。因此必须改革秦国原来那种重视学问的风气,将做学问的人排除在政权之外,不让他们有上升的空间,这样农民就不会想做学问,也就不会变质了。他特别警惕儒家学派的影响,命令各地官吏焚烧儒家的经典著作《诗》《书》等——坑儒的事他也许没有做过,但在焚书这件事上,他比秦始皇还早一百多年。他还下令取缔农村的一切休闲娱乐活动,因为那些娱乐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导致道德败坏。他必须确保农民“意一而气不淫”,将全部精力用到农业生产上。总之,在卫鞅的理想中,农民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感情,就是一群会种田的机器。但是,仅仅通过愚农政策,还是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相应的强制手段来迫使农民就范。他规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家庭,可以免除徭役。这相当于对先进生产者的奖励,也是《垦草令》中为数不多的奖励措施之一。卫鞅更擅长使用的是惩罚。紧接着这条奖励措施之后,就是对落后生产者或者不务正业者的恐吓:凡因从事工商业或不生产导致贫困破产的,连同妻子儿女收入官府为奴。农田之外的山川湖泊,一律被收归国有,农民被严格禁止进入。山上有鸟,河里有鱼,但是不许农民捕猎,由此断绝农民想在种田之外找点副业干的幻想。事实上,农民除了家里和田里,基本上哪也去不了。因为卫鞅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禁止百姓擅自迁徙。走亲戚也罢,逃荒也罢,必须经过官府批准。旅客住店,必须要有官府出具的介绍信。旅店如果收留无证旅客住宿,店主人与旅客同罪,一并送入收容所。但这些还不够。卫鞅算无遗策,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还针对商人、官吏和贵族制订了多项限制措施。商人首当其冲。卫鞅认为,商人不事生产而谋取重利,对社会大大不利,必须从重打击。他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奴隶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对市场上流通的酒肉课以重税,比商品成本高十倍;最重要的是,不准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在他主政期间,秦国“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粮食生产和销售完全被国家把持,计划经济已见雏形。对于官吏的限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寄生虫;二是强化廉政,不许官吏干扰农业生产。贵族是卫鞅变法中重点打击的对象。他刻意加重贵族的赋税,要求贵族子弟必须和平民百姓一样服徭役,而且解除徭役的条件比平民百姓还高。禁止贵族、官吏雇佣仆人,迫使贵族子弟必须亲自劳动。他甚至规定,公室子弟如果没有军功,不得列入宗室,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可想而知,《垦草令》一下,天怒人怨。贵族恨得直咬牙不说,农民也很有意见。各地百姓跑到栎阳来上访申诉的多达数千人。太子嬴驷在一帮贵族元老的撺掇下,公开对卫鞅的变法表示不满。当然嬴驷不会上访,他的抗议方式很简单——犯法。至于是犯了哪条法,正史上没有记载,本书也不能杜撰,总之这件事闹得很大,全国人都知道了。嬴驷扔给了卫鞅一个烫手的山芋。卫鞅如若视而不见,则威信扫地,变法权当笑话;如若要依法行事,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且看他如何判太子的罪。卫鞅却是一点也不为难。在征得秦孝公同意后,他下令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抓起来,一个判了劓刑(割鼻子),一个判了黥型(脸上刺字)。太子犯法,当然不能与民同罪,但是太子的老师可以当替罪羊。卫鞅用近乎铁腕的手段,向世人表明了变法的决心。而在这铁腕的背后,是秦孝公坚定不移的支持。《垦草令》实施三年,效果逐渐显现。秦国地广人稀,荒地众多,经过三年的强制开发,大片荒地变成农田,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国家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老百姓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再加上贵族的权力被限制,知识分子被赶走,农民们很容易便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感。原来那些上访专业户现在又跑到栎阳来,敲锣打鼓给卫鞅送万民伞,感谢“左庶长的政策好”。卫鞅很高兴,问他们:“现在不觉得新法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了?”“方便得很,方便得很。”“那就好。”卫鞅回头对官吏说,“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下来,将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戍边。”所有人都傻了眼。“原来你们批评我,我没有出声,是因为新政推行尚未见成效,我忍住了。现在你们表扬我,我却要将你们迁去戍边,你们肯定很想不通。那我就告诉你们,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农民应该议论的。做得不好,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做得好,也不需要你们歌功颂德。希望你们以后安守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该看的书不要看,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总之乖乖地照着官府的话去做就好了。”从此之后,无人再敢议论朝廷的政令。说句题外话,这个故事教育世人,任何时候给专制政府唱赞歌,都是自讨没趣。变法的重点之二:天天严打《垦草令》实施之后,一系列法令陆续出台,卫鞅变法全面铺开。可以肯定的是,卫鞅在秦国颁布的法令,基本上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但是加入了很多创新的内容,大大超越了李悝。总的来说,管得更宽了,管得更严了。前面说过,秦献公年间,秦国已经实施户籍法,按五家为一伍的方法编制全国户籍。卫鞅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连坐制度。简而言之,一人犯法,全家有罪,邻居受牵连。对罪行知情不报者,或者藏匿罪犯者,处以腰斩之刑,全家财产充公。但是如果有人向官府告发罪行,则告发的人不仅可以免罪,还能够受到重赏,赏格等同于在战场上获得敌人的首级。连坐法一经颁布,秦国人人自危,学习法律的自觉性大幅提升,与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发动人民斗人民”这件事上,卫鞅无疑是始作俑者。此后两千余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连坐法视为统治人民的不二法门。在量刑方面,卫鞅主张轻罪重罚,认为这样可以使得国人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就更不敢犯。比如说,偷盗牛马者,死刑!(因为牛马是生产资料)一步超过六尺者,重罚!(罪名是破坏度量衡)往街上倒垃圾者,黥型!(倒垃圾影响他人,容易引起争斗,而“私斗”在秦国是绝对禁止的)总之,在卫鞅的治理之下,秦国天天都是严打,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连吐口痰都要三思而后行。但是严打的成绩是显著的。新法推行后,秦国“道不拾遗,乡邑大治”“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成为当时治安最好的国家。不消说,变法的手也伸向了军队。卫鞅大刀阔斧,改革了秦国的等爵制度,将爵位分为二十个等级,由下而上分别是: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簪裹,第四级不更,这四级相当于原来的“士”;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这五级相当于原来的“大夫”;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又称为大良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这九级相当于原来的“卿”;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列侯(或称为彻侯),是原来没有的,相当于诸侯。每一个等级都与军功挂钩,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根据军功来享受爵秩。军功的计算很简单,以在战场上斩获的敌人首级多少来确定。凡是斩得敌国甲士首级一颗者,赐爵一级,赏田一顷,赏宅基地九亩,配备跟班一名;如果不要这些赏赐,想要做官的,可以当俸禄五十石的官。如果斩得五个甲士首级,不但可以升爵,还可以升官;累功做到大夫,便可以当县长,国家还赏赐六个奴隶,那就相当舒服了。当然,所谓甲士,也不是一般的敌人,至少是魏国的武卒这一级别的战士。即便如此,卫鞅定的赏格还是很具诱惑力,对于那些梦想着跻身于贵族的平民来说更是打开了一扇晋升的大门。这个政策一推行,秦国的士兵就像打了鸡血一般,在战场上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不但想打仗,敢打仗,而且敢打硬仗,专挑敌人的精锐部队进攻,前仆后继,虽死无悔。秦国人“狠”的名声,就是从那个时候获得的。有赏就有罚,连坐法也被引入到军中。在秦国军队中,五人为一伍,由伍长统率;五十人为一屯,设有屯长;再上则有统领百人的“百将”、统领五百人的“五百主”等。一伍中如果有一个人在战场上逃跑,其余四人就要受刑罚;但是如果谁能斩得敌人首级一颗,本人可以免除刑罚。屯以上的部队都设有斩首指标。以屯为例,如果在一场战斗中得不到一颗敌人首级,屯长和百将都是要被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首级三十三颗以上,则算是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屯长可以升爵一级。军队围攻敌人的城池,斩首级八千颗以上,或在野战中斩首级两千颗以上,整支军队统统有赏,所有军官都升爵一级。卫鞅还建立了“短兵”制度。短兵即卫队,每个五百主有短兵五十人,率千人的将领和享受千石俸禄的县令都有短兵一百人,国尉有短兵一千人,大将有短兵四千人。如果将官战死,全体短兵都要受刑罚——当然,如果某位短兵得到敌人首级一颗,本人也是可以免罪的。相对于孙武、吴起等人而言,卫鞅在军事方面显然稍逊一筹,但是他通过制度设计弥补了这一缺憾。而这些制度的核心内容只有两个字,就是“赏”与“罚”。赏要赏得令人眼红,罚要罚得让人胆寒。隐藏在秦国人身上的狼性,就这样被激发出来了。这种狼性造就了一个无比强大的秦帝国,也为它的灰飞烟灭埋下了伏笔。变法的重点之三:土地改革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公元前358年,秦国对韩国发动了进攻,秦军大败韩军于西山(今河南省熊耳山)。三晋之中,韩国最弱。因此,这一战的胜利并不能充分体现卫

                      方正面接触之前,中国文明遇到过来自周边文明的挑战,甚至包括来自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都成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开创新局。佛教文明的引入,导致中国文明华丽转型,成功构建中国文明新形态,所谓宋明理学,其实已不是中国文明原初形态,不是孔子那时老模样。但宋明理学确实让中国文明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是中国文明的逻辑结果。印度佛教文明能被中国文明比较没有障碍地接受,当然与佛家文明的农业社会基础密切相关。中印两大文明说到底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所以印度佛教的进入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结构,没有导致中国社会转型。但随后而来的西方文明就不一样了。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化、商业化色彩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原本并不存在冲突,中国接纳西方文明,不过就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因子而已。然而中国并没有很快用加法完成这个转变,中国的忧虑是工业文明会用减法替换掉农业文明。几百年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忧虑太过了,所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大度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进入,并不会替换掉中国的农业文明,但一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定会对中国的官僚阶层提出不一样的要求。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官僚队伍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牧羊。所谓州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通俗的话说,放羊就要让羊吃饱、吃好。牧民,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安心、满意,不造反。所以,传统中国职业官僚阶层,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孔子、孟子的说法都不错,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皓首穷经期待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就是金榜题名,这就是仕途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官范没有别的,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放羊。所以那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释什么是民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民就是眠,就是睡着不醒。老百姓不需要参政权、建言权,老百姓只需要吃饱吃好,需要风调雨顺。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就不一样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基本上依靠纳税人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老百姓成为纳税人,官僚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要治于人,受到纳税人的监督和监控。今天中国官僚队伍依然热衷于治人,而不适应、不乐意治于人,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时代转型,没有弄清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范。君子之德风所谓大变革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时期,因而在这个时代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有旧。在传统社会,官僚士大夫阶层是社会中心,是社会中坚,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引领者。那个时代的政治,按照孔子的设想非常简单,就是凭借这些社会中坚道德垂范。通读《论语?为政》二十四章,孔子以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率先垂范,为政以德。所谓“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谓“思无邪”;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其实都在说中国古典背景下的从政要诀,这个要诀非常简单,就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孔子的真诚告诫,也是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官僚阶层时刻谨记的圣贤教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说,官僚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中坚,既是牧羊人,也是道德示范、道德楷模,老百姓以官僚士大夫阶层言行为标的,为诉求。这是传统社会牧羊人的基本要求。传统社会要求君子政治,要求官僚士大夫阶层谨言慎行,率先垂范,这不仅因为那时传播手段落后,没有独立的、专业的狗仔队,而且还因为那时只是一个又一个家天下,官僚士大夫都在给皇上打工,吃皇粮,他们公共生活之外的私生活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必要曝光。回望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圣君,就是贤相,好像两千年历史就被圣君贤相包办似的。两千年被揭露出来的不堪人物,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这显然是不真实的。现代社会,官僚阶层貌似不再为皇上打工了,改为替纳税人尽责了,貌似这些被称为干部的新阶层可以“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显然是对现代社会的错解。现代社会确实释放了民众对政治干预的权力,公权力也确实已经或正在被关进笼子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政治家,即便不是政治家的公众人物,都有一个如何示范社会、引领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不会继续要求干部、公众人物无私奉献,但任何干部、公众人物,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于权势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实业家,都必须走正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财富一定要经得起媒体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大变革时代的官德还是传统社会的那些原则,率先垂范,成为引领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楷模。人生意义我们这些年官场秩序失范,许多被揭露出来的官僚,用丑态百出、丑态毕露,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的丑陋,他们一再测试人类的底线,触及人类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腾飞的中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呢?为什么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会如此藏污纳垢呢?这当然与抽象意义上的政党无关,因为任何个人只要违背了政党的宗旨,他就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政党。党内出现如此污浊的事情,是历史的不幸,是没有向这些党政领导者说清楚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没有讲明白,或者这些党政领导者没有弄明白人生的意义。古典中国人生智慧讲究知足常乐,讲究适可而止。古典中国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讲究立德、立言、立功,讲究三不朽。在传统的中国,物质是匮乏的,享受大致是适度的,那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历史,以历史为宗教,对历史具有一种敬畏心。相信现实世界的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过程,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并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就是不朽,就是进入历史。而进入历史,能够不朽,肯定不是在现实世界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阴德,留下多少善念。由于我们这些年近乎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宣讲,我们几乎将人生完全还原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过程,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多少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子孙后代不会感谢他们这些祖先牺牲“小我”,保全贪腐,保全财富,而是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耻,为不屑。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圣君贤相的子孙后代固然有值得炫耀的题目,即便那些从来没有得到过物质好处,仅仅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立德、立言、立功空名的士大夫,也永远被他们的后人感念、追怀,而那些以贪腐,以为子孙后代留财富为诉求的人们今安在?他们的后人为什么不敢、不愿追怀他们呢,为什么不敢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呢?这都很值得当今中国的干部们思考。有时候,我会为当今中国因贪腐而潜逃海外的那些人悲哀,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重建道德规范,一定要弄清人生的意义。否则,再过若干年,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先人都是被自己的国家通缉而未能归案的贪官。这个特殊的阶级会有什么样特殊的心理呢,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自己的先人呢?任何人的自然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永生只在历史中。历史中的永生,才是真永生,现世的繁华、奢侈,不过是一片浮云。大变革时代需要新的官箴,新官箴并不必完全弃旧图新,“三不朽”才是真不朽,告诉我们的党政领导者向此努力,用自己的细微努力建造一个理想社会。李鸿章马关讲和的一些细节李鸿章遇刺后,中日之间的谈判并没有中断,反而因李鸿章受伤而加快。双方就日本原案和李鸿章的修正案进行多次书面争议,李鸿章也向朝廷多次请示,商量对策。朝廷在这些天对日本议和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吵得一塌糊涂,皇太后坚持辽东半岛和台湾皆不可弃,即便谈判决裂再战,也在所不惜。根据这个精神,朝廷于4月8日电报指示李鸿章,强调奉天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辙弃资敌?至于赔款,万万以上,中国肯定付不出来,日本如果不肯多减,中国也没有办法。至于通商一条,朝廷已与赫德密商,寻求解决办法。增加通商口岸七处,重庆、沙市、梧州可以答应,京师、湘潭不太方便,苏州、杭州均系内河,亦多不便。稍后,朝廷又指示,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不到万不得已,都应竭尽全力驳斥对方。万一实在顶不住,那么谈判底线就是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这就是朝廷的底牌。此前,由于李鸿章意外负伤,中方亦担心因此而耽搁正常会谈,经秘密协商,由中国政府补充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商议和约,并于4月6日照会日本政府。于是,比较正规的谈判,也就没有因李鸿章无法赴会而中断。4月8日,伊藤博文派人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的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呢?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十一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伊藤要求中方明天即9日为期,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的指示要他们顶住,要他们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本方面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也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否承担得起的事情,而是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来做主。当天(4月8日),李鸿章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这些谈判要点和细节,以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他建议朝廷适度让步,可以考虑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等地等到将来再说,这样较之日本所划经纬线界已减少大半。至于澎湖列岛,既然已被日军占领,只能暂时同意允让,因为即便我们不同意,日军也不会退出。关于赔款,李鸿章答应按照朝廷先前指示,以一万万这个标准进行谈判。他只是请示,假如日方实在不答应,始终坚持,那么他李鸿章是否能够答应适度增加点呢?李鸿章最后还不忘提醒朝廷,谈判前景不容乐观,还是及早命令前敌各将帅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吧。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那么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告诉朝廷的那两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日本方面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日本方面认为,他们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基础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修改余地。但中国的修正案内容与日方的要求相距太大。鉴于如此分歧,日方蛮横地以为中国没有讲和的诚意,遂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的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的要求,并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和约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也就不必啰嗦了。日方的这个和约修正案的提出在4月10日下午,地点就是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因而立即赴会。下午四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稍事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伊藤表示,现在已经停战多日,留给我们谈判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日方现在准备了一个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耗时光。日本此次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十一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三个方面。关于割地,日本方面在这个新的和约草案中坚持台湾及澎湖列岛仍依原案;关于奉天南部之地,减为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起,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邑,皆包括在界线内。此外,凡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的岛屿亦在割让之列。关于赔款,减为二万万两。关于通商条约修改,日本不容变更其原案,但是,其一,新开商港可减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其二,日本国轮船的航线可修正为:(1)由长江上游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2)由上海入吴淞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在提交这个和约草案的时候,伊藤博文强调:这个方案实为日方最后让步,希望中国使臣对此只要给予接受或不接受的答复,其他的就不必啰嗦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李鸿章将日方要求向朝廷作了汇报。4月15日一大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最后指示:先前指示,原本希望能够挣得一分是一分,不料日本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不通人情不给面子,那么就这样吧,你李鸿章可以参照先前的指示与日本人定约吧。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下午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这个时间较伊藤的约定早了一个半小时。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做了最后奋斗与努力。他表示:李某现在确实拿到了朝廷的御旨,有权酌量办理。只是这个事情实在棘手,我也不知道怎样酌量,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伊藤对李鸿章的请求不为所动,他强调:李大人的处境不妙,我伊藤的处境也与中堂相似,各为其主,大家都很难。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以动摇;而本国议院权重,我伊藤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李鸿章说:我去年在国内被满朝言官弹劾,大家都说我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好。想想也是,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今天我有幸与伊藤首相议和立约,这不就是交好的明证吗?李鸿章想尽办法希望伊藤再作让步。伊藤说:你就任他们骂吧。这么大的事情,相信他们也没有人担当得起,堂堂中国,大约也只有中堂一人能够担此重任。说便宜话的人到处都有,我伊藤在日本的处境与中堂相似。李鸿章至此回归主题,坦言:我并不是怕舆论批评,只是皇上让我来议和,授权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也算是我酌改了,请贵大臣替我想想,何处可以酌让?比如赔款、割地两端,总要少许让些,让我有个面子,即可定议。对于李鸿章的请求,伊藤博文毫不退让,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日方如有可让之处,早就让了,何必等到现在?对于伊藤的坚持,李鸿章也不为所动。他说:前此会议结束时,我曾请你再让我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同意的意思。现在,如果贵大臣兑现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二人立马定约。伊藤说:如能少让,我肯定让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李鸿章再说:五千万不能,那就让两千万吧。现有贵国一份报纸说日本此次战争的总兵费只用了八千万。这个说法或许不足为凭,然非无因。李鸿章说着将这份报纸递给了伊藤博文。伊藤细看报纸之后表示,这种报纸全是道听途说,专与政府作对,万不可信。李鸿章说

                      南宋抛石机孙华:宋朝的军队进行防守是非常善于用炮的。陈规在《守城纪要》里面就谈到,守城最重要的一环就在用炮,而且他总结金兵攻陷汴梁城,当时宋朝有很多失策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守城将领把炮摆到了城墙外面,如此一来,军队一溃,炮就留给金人了。王鲁湘:留给敌人了,敌人就拿着这个炮来打我们。孙华:当时的炮有好几种:重炮可以把很大的石块,甚至石碑放出去,另外还有轻炮、泥蛋炮。按照陈规的说法,用泥巴做炮,把它凉干了也能把人打死,而且敌人还不可能捡回来打我,因为它一打就碎掉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讲的这个炮,实际上是冷兵器时代的炮,也叫抛石机,所以不是热兵器时代的炮。炮的动力不是火药,而是人的肌肉。要想使抛石机抛得越远,拉炮绳的人就要越多。像在前沿江防炮兵阵地上的炮,应该是重炮,拉绳子的人数是最多的。整个山城防御体系,还实施了使敌人既攻不上据点、又抢不到军资的“坚壁清野”策略。袁东山:因为蒙古人生长在北方的草原高寒地带,不太适应南方潮湿炎热的气候,所以他们每次进攻几乎都是秋来春往。钓鱼城将整个山城防御体系作为一个巨大的依托,蒙古人来的时候,要一个城一个城地过,每个城都会打,每个城在打仗的同时,就会把信息传递到下一个或下几个城,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有两个核心的东西:一个是信息的传递,从考古上我们很难把这套信息系统破译出来;另外就是“坚壁清野”,以点控面。在蒙古人来以前,它利用山城把周边几十平方公里,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老百姓、粮草、牲畜全部集中到山里边,而蒙古人正好是游击性和流动性作战,它的辎重是很有限的。王鲁湘:因为是长距离的奔袭,他们不可能有一个庞大的后勤部队,源源不断地从千里之外给他们输送辎重和粮草,所以他们只能就地取食。而这边一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以后,元军实际上就坚持不了多久了。袁东山:所以,钓鱼城之战的胜负,往往取决于粮食,谁的粮草更多一点,谁就可能是胜利者。在这种情况下,“坚壁清野”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钓鱼城是靠什么办法,能在蒙军到来的间隙,将周围上百平方公里的军资、粮草全部纳入城中呢?毫无疑问,城内必定有设计独特的军事通道与外界相连!根据零星的史料记载,当时余玠委派的冉氏两兄弟,调集了合川地区的五县民众,在钓鱼山上开山采石,凭险建垒。他们在钓鱼城内峭壁和江面相连的地方,设计了好几道一字型城墙和水军码头,这些军事设施是钓鱼城得以坚守三十多年的重要保障。一字城墙复原图那么,传说中的一字城墙、水军码头是否存在?它又是如何有效地抗击蒙军的屡次进犯的呢?2008年的一次意外发现,使得钓鱼城南的一字城墙和水军码头浮出了嘉陵江。袁东山:2008年,重庆有一个叫草街航电枢纽的重点工程,这个工程会把嘉陵江的水位提升20米,相当于每年最大的洪水的高层。钓鱼城附近江面每年的枯洪差,大概是18米左右。20米的提升会高出正常的枯洪差1米到2米,这对钓鱼城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重庆市考古所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最后进行了一些“揭露”。常规的考古叫“发掘”,我们在这个地方使用了一个有点特色的词叫“揭露”,因为钓鱼城是个国宝,它的核心资源就是抗蒙的东西。它作为一个江城,不仅有山城,还应该有水城。我们当时就想找到它的水城,于是从传说中的南一字城开始勘查。南一字城逐渐被揭开,这个深入江畔的城墙依靠峭壁,北高南低,长达400多米,残墙平均高5米。这个看起来不过是用一堆石头垒起的线型城墙,在过去的冷兵器时代,却能起到控制嘉陵江防线的重要作用。袁东山:一字城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作为钓鱼城的外围防线,它跟嘉陵江和这个峭壁形成一个封闭体;第二个功能是,它的顶面是一个通道。王鲁湘:是个马道。袁东山:对,一旦有战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出兵的快速通道。其实,这场战争之所以能打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粮草集中。也就是说,在战前,它能把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甚至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住,然后顺江而下,把辎重粮草全部顺着这个码头运进来。一字城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钓鱼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因为伸入江边的城墙,其实还兼备了进攻功能。在一字城墙靠近峭壁的地方,还有一个飞檐洞。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南宋的一员猛将王坚负责守城,他训练自己手下的敢死队借助一字城和一字城下面的飞檐洞屡次偷袭蒙军。钓鱼城飞檐洞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进行,钓鱼城的防御系统逐渐清晰,从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它有一南一北两个一字城,南一字城墙旁边还设有水军码头。通过钓鱼城的这套军事系统,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所谓的“坚壁清野”战略,以及攻防相结合的战术。该城有两重防御,它外围的巨大防线就是南一字城、北一字城,这两座城形成了一个10平方公里的巨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般的小规模战争是没法突破的,因为有金城汤匙。如果敌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宋军就放弃外围,把所有的物资收到山城。钓鱼城还跟前援的其他城形成了整体攻防,跟后援的重庆城又形成了整体性的互相增援。所以在这场战争中,它不光是被动的防守,还利用战争的空闲机会积极主动地开展小规模的进攻和骚扰。三、上帝折鞭王鲁湘:在十三世纪的历史上,蒙古汗国的军队是一支震撼世界的可怕力量,它三次西征,横扫千军如卷席,使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四十多个国家,在其铁蹄下呻吟挣扎。罗马教皇曾惊呼这是“上帝的罚罪之鞭”,这条上帝之鞭不可一世,它指向哪里,哪里就“粉身碎骨,灰飞烟灭”。然而,这支常胜之师,却被阻挡在钓鱼城下,屡战屡败,损兵折将,不得寸进。因为坚持守城36年之久,钓鱼城成为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这个传奇中最重要的一项,要从蒙哥大汗死在钓鱼城说起。蒙哥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率兵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以骁勇善战著称。公元1252年,43岁的蒙哥被推举为大汗。几年后,蒙哥因四川战事的不甚明朗而御驾亲征。1259年初,蒙哥大汗亲自带兵从四川主战场南下,试图与忽必烈率领的军队会合,直取东南夺取南宋政权。然而之后所发生的意外,却无意中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孙华:史书记载,蒙哥说话很少、很精炼,为人很稳重,经常沉思,下决定也很果断。蒙哥像但是他在攻打四川的时候,却没有听取有些大臣的意见。当他在钓鱼城下受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大将给他进言,说钓鱼城奇险,非常难攻,不如舍弃它直接东下,派支军队进行骚扰就是了。只要东下夺取了临安,南宋政权覆灭,钓鱼城自然不战而降。但这个大将的进言受到了其他大将的否定,他们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示:要夺取全国,却连一个钓鱼城都征服不了,怎么能显示大元的武力?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舍钓鱼城而下,蒙哥觉得后一种意见是有胆略的意见,便听从了这种意见。王鲁湘:因为他们在全世界所向披靡,已经太自信了。在蒙哥的带领下,蒙古精锐之师势在必得,这一次他们攻克了钓鱼城的第一道防线,直击钓鱼城的护国门一带,但是钓鱼城的军民却誓死守卫第二道防线。袁东山:蒙古人对第二道防线久攻不下,就采取了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地突法,就是从地下突击,挖地道。他们挖过了钓鱼城的第二道城墙,最后攻进来了。可钓鱼城的军民也很勇猛,你蒙军挖地道,我就挖个大坑等着你,你进来以后就让你摔到大坑里边,然后反攻,就把蒙古人打了出去。打出去以后,就对那个地道进行了回填。当时钓鱼城山上最多的物资就是垒石,直径大概30公分。我们考古所在清理过程中清理了35米全部是垒石塞填的地道。1259年的夏天,重庆地区又到了潮湿多雨的季节,御驾亲征的蒙哥大汗已经被钓鱼城拖住几个月了,他未曾料想,这样一个弹丸小城,竟困住了自己精锐部队的铁骑。由于攻城心切,蒙哥亲临钓鱼城北一字城对面的脑顶坪督战,没想到却中了宋军猛将王坚部队的伏击!王鲁湘:前面就是钓鱼城东南的脑顶山吧,当时蒙哥率元军占领了这个山头。从钓鱼城这边到脑顶坪大概有多远?刘智:大概有200米。王鲁湘:当时宋代的抛石机能打多远?刘智:我请教过社科院考古所的杨洪先生,他是专门研究中国兵器史的。他做了个试验发现,抛石机最远能打400米。王鲁湘:那这个蒙哥的胆子也太大了一点,作为蒙军的皇帝和最高统帅,他居然敢到这么近的距离来。刘智:可能因为夏天潮热,又久攻不下,所以他心情急躁,想亲自督战。而王坚又经常去激他,老把鲜鱼、面饼抛下山去,这相当于告诉蒙哥军队:你再围困我多少年,我都顶得住,我上面有吃的,还有鲜鱼、饼。王鲁湘:这是心理战。袁东山:蒙古人从2月份开始攻城,到那时候大概已经4个月了吧。一个在欧亚大陆攻城灭国所向无敌的人,却遇到了钓鱼城这个史上最牛的钉子户。蒙哥做梦也没想到:蒙古军身经百战,却在钓鱼城折兵损将。当然,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也会命丧钓鱼城!传说脑顶坪一战,蒙哥中了宋军的飞弹,最后死在军营。因为蒙哥的死,历史在此拐了一个弯。当时奉命西征欧洲中亚的军队统帅、南征大理和交趾的将领以及正在长江中游与宋军鏖战的忽必烈大军,都匆忙停下战事,不远千里,赶回大漠参加蒙哥葬礼并争夺大汗之位。孙华:正在西亚远征并已经打到意大利的这支军队,本来是可以一鼓作气拿下埃及的。听到了蒙哥的死讯后,主力马上就后撤了,想回去争夺大汗的位置。忽必烈听到这个消息后,先是犹豫了一下,他想如果我听到消息就立刻回退,有损于声望,所以他还是先下江南。王鲁湘:先立一功再说。孙华:忽必烈先打垮了宋朝在长江中游的最大的一支军队,然后就急着开走了。所以蒙哥之战对西征军来说,结束了西征军的使命,保卫了阿拉伯世界;对正在灭宋的南征军队来说,这一战也暂停了他们的任务。他们都回去争夺汗位了,这使得南宋得以苟延残喘。“上帝折鞭”组合图正是因为钓鱼城所取得的战绩,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也延缓了南宋王朝的灭亡,钓鱼城因此被赋予了“上帝折鞭处”的美名。然而,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此时的钓鱼城已经成了一座抵抗蒙军的孤城,还在守城的将领王立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是弃还是守?在一个叫熊耳的女人的斡旋下,王立只得做了一个现实的选择。孙华:南宋的首都临安被蒙军攻克以后,这个时候的坚守实际上已经到了尾声。在最后的坚守时期,四川的山城一个一个地陷落,甚至连后方重庆也都被包围了。这个时候怎么结束战事?有两种选择:一是投降,一是抵抗到底。在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可能会很排斥熊耳、王立,认为他们是汉奸。不过,后来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说这个时候钓鱼城已经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城里的粮食已经没有了,坚守下去徒留象征意义。为了保全全城10多万军民的生命而去投降,这是非常人性的做法,是可以被谅解的。1279年,钓鱼城将领王立见南宋大势已去,为了保存10万军民的性命,忍辱递上了一纸投降书。钓鱼城36年抗蒙守城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汩汩嘉陵江日夜奔流不息,“独钓中原”的钓鱼城青史留名。故宫大修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旧称紫禁城,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这里曾居住过24个皇帝,是明清两代(公元1368~1911年)的皇宫,现辟为“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建筑群。故宫全部建筑由“前朝”与“后寝”两部分组成,四面环有高10米的城墙,城墙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城外有一条宽52米、长3800米的护城河环绕,构成完整的防卫系统。其总体布局为中轴对称,布局严谨,秩序井然,寸砖片瓦皆遵循着封建等级礼制,映现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宏图霸业,都消失在历史的云烟深处,惟余这座曾经不可一世、富丽堂皇的皇城,孤独地横卧在夕阳下,凄凄诉说着注定要被遗忘的前尘往事。一、故宫的格局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前通天安门,后倚景山,东近王府井街市,西临中南海。总体分为南部的“前朝”和北部的“后寝”两部分。南部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两侧辅以文华、武英两殿,是皇帝上朝接受朝贺、接见群臣和举行大型典礼的地方。北半部则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及东、西六宫和御花园为中心,其外东侧有奉先殿、皇极殿等,西侧有养心殿、雨花阁、慈宁宫等,是皇帝与后妃、皇子和公主们居住、举行祭祀和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故宫结构图王鲁湘:故宫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古建筑群,这个建筑群有多大的规模?晋宏逵67:从护城河的外围算起,它的占地面积应该是100万平方米。王鲁湘:人们都说故宫的房子多,进到故宫里头最主要的事就是数房子,数着数着就数迷糊了。有人说,故宫有9999间房子,这个说法是真的吗?还只是民间传说?晋宏逵:这恐怕是民间的传闻。故宫从建成到现在一直处在不停地变化中,从明到清延续将近500年,它的房子有新建的,也有拆除的,怎么会有这么整齐的9999这样的数字呢?王鲁湘:估计是民间认为故宫是皇上所在的地方,就给他个吉数,说一万好像不太好,就说9999。晋宏逵:说一万太满了。王鲁湘:刚才您说从护城河算起,这个长方形是100万平方米,那么从城墙算起是多少?晋宏逵:应该是72万平方米。里面的建筑面积大概是14.06万或14.07万平方米的规模。护城河在最外围,宽度有52米宽,城墙东西750多米,南北960多米,是个长方形。城墙四周有四个门,南面正门是午门,东西是东西华门,北侧是神武门,明代叫宣武门,四个角有四个角楼,这样就和护城河一起构成了紫禁城的防御体系,这一块防御体系占总面积的将近三分之一。城墙内部可分为三大块,一是外朝,在中轴线的前半部分,也就是乾门的前面横街向南的部分。它两侧的两个轴线上,东侧轴线上是文华殿,西侧是武英殿,这就构成了外朝的全部。外朝的北侧,这个凹字形的部分,就是它的内庭。王鲁湘:这是个“负阴抱阳”68的格局。晋宏逵:这块看起来比较密集,怎么认识它?我觉得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分块。它既然是一个城,就有街道。四条长街把紫禁城从纵轴线分成五块。中轴的前半是常说的后三宫,就是乾清宫,坤宁宫和它中间的交泰殿;它的左右就是东西六宫,东西六宫的前端各有一个重要建筑,这边是诚肃殿和斋宫,那边是著名的养心殿。西六宫的外侧是太后们住的地方,最前面的是慈宁宫,慈宁宫的旁边是寿康宫。

                      领五万人马讨伐赵国。部队尚未出境,齐威王和魏惠王都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五万人马投到赵国,几无胜算,而战端已开,岂有不全力以赴之理?于是只好增派大军支援。战争的结果,田朌俘虏赵将韩举,获赵国两城;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对于屡战屡败的魏国来说,这一战无疑大大提高了士气,也提升了公孙衍在魏国的地位。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赵武灵王震怒,将苏秦找来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顿。这就是你的合纵同盟吗?魏国和韩国早就背叛盟约投靠了秦国,齐国和魏国还反咬咱们一口,这同盟究竟起到了什么狗屁作用?苏秦无言以对。不久之后,他就离开赵国去了燕国。苏秦这一走,合纵同盟就算彻底解散了。苏秦的离去,并没有使张仪产生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事实上,苏秦的合纵,除了外表华丽,声势浩大,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合纵各国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心思,仿佛就是为了满足一下苏秦的官瘾似的,来了,去了,没给世界带来任何改变。真正对秦国构成威胁的是公孙衍。张仪敏锐地意识到,公孙衍联齐攻赵,并非武人贪图功名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对苏秦合纵的否定,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建立新的合纵,也就是惠施当年提出的“联合齐、楚,共抗强秦”。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魏惠王派太子魏嗣入质于齐,公子魏高入质于楚。魏、齐、楚三国如果形成合纵,将比苏秦的六国合纵更具实际意义。魏国很有可能借势而起,摆脱秦国的控制。这是秦惠王和张仪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将新的合纵扼杀在摇篮中,公元前324年,张仪亲率大军出函谷关,再度攻取魏国的陕地(今河南省陕县),同时在上郡修筑城塞,以巩固上郡的防守。公元前323年,张仪和齐相田婴、楚尹昭阳在齧(niè)桑(今江苏省沛县)相会,强调要加强三国之间的联系,共同维护天下的和平。就在这一年,公孙衍发起了“五国相王”。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元首齐聚一堂,互相称王。五国相王被视为公孙衍合纵抗秦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齐、楚两国没有参加,这就等于主角没到场,全是配角在唱戏。齐威王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中山国那么小,竟然也敢称王,妄想跟寡人平坐平起,没门!楚怀王(公元前328年楚威王去世,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则提出,寡人本来就是王,不需要尔等承认!不过,要寡人参加,为尔等脸上添光也可以,请魏王废了魏嗣的太子之位,改立魏高为太子。魏高入质于楚,与楚国人关系密切。楚怀王此请,用意昭然若揭。魏惠王当然不会答应。楚怀王大怒,派令尹昭阳发兵攻魏,大败魏军于襄陵,一举夺得八座城池。昭阳意犹未尽,又想移兵东向,去讨伐齐国。齐威王倒并不怕跟楚国打仗,只是觉得这仗打得未免冤枉,于是派了一个名叫陈轸的人去见昭阳。陈轸先是祝贺昭阳攻魏取得胜利,然后问道:“按照楚国的军法,破军斩将,最高应该封什么官,赐什么爵?”昭阳说:“封上柱国,赐执珪(guī)之爵。”楚国的官爵体系不同于中原,上柱国乃武将的最高等级,执珪则是爵位的最高等级。陈轸又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官爵吗?”昭阳说:“那就只有令尹了。”陈轸便给昭阳讲了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大户人家,祭祀祖先之后,把一壶酒赏给几个下人。这些人商量道,一壶酒几个人喝,根本不过瘾,不如各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酒就归谁。有一个人画得特别快,画好之后,左手拿壶,右手继续在地上画,说:“我再给这蛇添上脚。”还没添完,另一个人画完了,夺过他的酒壶,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添上就不是蛇了。”陈轸说:“您现在身为楚国令尹,位极人臣,带领大军进攻魏国,打得魏军落花流水,连夺八城,又要移师进攻齐国。齐王对此十分害怕。您立下这么大的战功,又获得这样大的威名,已经足够了。再打,楚王也不可能给您再封一个令尹。您战无不胜,却不懂得适可而止,就像那个画蛇添足的人一样,只怕到时候身败名裂,适得其反。”昭阳听了以后,认为陈轸说得很对,于是撤军回国。成语“画蛇添足”的典故,即出于此。第八章张仪的连横大计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是魏惠王第四次称王。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称王史,便会发现,每一次称王,他和魏国的地位都在下降。第一次逢泽之会,他自封为王,魏国尚有强盛之名;第二次徐州相王,是马陵之战后他主动向齐威王摇尾乞怜;第三次秦惠王称王,他和韩宣王跑去替秦惠王驾车,换回秦惠王的承认;第四次五国相王,为合纵抗秦造声势,齐国和楚国都不参加,楚国还派兵攻占了魏国八座城池。魏国已经江河日下,颓势难转了。这一年,魏惠王七十七岁,执政四十七年。折腾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于是“卑礼厚币”,广招天下贤士。招来干什么?谈人生,谈政治,谈哲学。重赏之下,必有名士。招贤令一出,诸子百家沸腾。稷下学宫的一批风云人物,包括邹衍、淳于髡、孟轲等人,先后来到了大梁。淳于髡的基本情况在第五章介绍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时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据《史记》记载,魏惠王两次单独接见淳于髡,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两次他都一言不发。魏惠王很纳闷,责备引见的那个人说:“你向我推荐淳于髡,说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可是他见了我两次,我都一无所获。难道是我不配跟他说话吗?”那人回去问淳于髡。淳于髡说:“我的确没跟他说话。第一次我见他,他正想着跑马;第二次我见他,他正想着音乐,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人又将淳于髡的话转告魏惠王。魏惠王大吃一惊道:“太神了!头一次他来见我之前,有人送我一匹好马,还没来得及试骑;第二次他来见我,正好有人送我一名歌女,还没来得及听她唱歌,他就来了。那时我虽然支开旁人接见他,心里却还想着其他事,没想到竟然被他看出来了。”后来淳于髡第三次见到魏惠王,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丝毫不觉得疲倦。魏惠王想请淳于髡留在魏国当官,却被淳于髡婉言谢绝了。邹衍则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五德始终”说闻名于世,即用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更替。所谓五行相克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邹衍认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金克木,所以商朝取代夏朝;火克金,所以周朝取代商朝。以此类推,可知周朝之后获得天下的,必定是水德。事实上,后来秦朝就认为自己是水德。汉朝建立以后,一度认为秦朝不足为道,无德,自己才是水德。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又认为秦朝也算是一个朝代,又将水德让给了秦朝,将汉朝定性为土德。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在当时及此后的两千多年却十分流行,被视为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依据。据《史记》记载,邹衍到魏国的时候,魏惠王亲自到郊外相迎,奉为上宾。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谈话,却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邹衍的阴阳学对于解决魏国的实际问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至于孟轲,想必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在很多时候就被称为孔孟之道,而《三字经》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正是出自孟轲。孟子的性善论孟轲是邹国人,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徒孙,但是在儒家社会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丘,被称为“亚圣”,比圣人就差那么一丁点。记录他言行的《孟子》则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与《论语》《大学》《中庸》齐名。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关于孟轲的母亲的。孟轲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一手拉扯大。小时候他们家住在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小孩学着人家跪拜号哭的样子,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他母亲一看不对头,赶紧搬家,住到了集市。集市里都是生意人,孟轲很快学会了讨价还价,和小朋友们玩起了做生意的游戏。商人在那个年代地位是很低的。孟轲的母亲不想他长大后成为商人,于是又搬了家,住到了屠宰场旁边。结果孟轲扎起头巾,拿着木刀,跟邻居家小孩比划着杀猪宰羊。他母亲又不干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学宫附近。每个月的初一,地方官员都到学宫来行礼祭祀,互相问候。孟轲从此走上了正道,将那一套繁文缛礼学得炉火纯青。他母亲这才满意地说:“我儿子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啊!”于是不再搬家。这就是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现代人谈及这个故事,一方面承认其择邻而居的合理性,一方面也会批判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偏见。我比较佩服的是,这老太太在两千多年前便认识到了学区房的价值,当真是有先见之明!孟轲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无须争论的事实。当然,无须争论的事实有时候也会遇到反驳者。这个时候,他便举例说明: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了,肯定会产生惊恐和同情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将他拉住。这种心理,不是出于功利,完全是出自人的本性,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叫“恻隐之心”。恻隐之外,还有羞耻、辞让、是非之心,合称“四端”,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品德。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不是本性不良,而是因为舍弃了本性。因此,人生的修养很简单,就是要把本性找回来。换句话说,不要迷失自我。据《史记》记载,魏惠王听说孟轲是当代大儒,态度十分恭敬,见面便很谦虚地问道:寡人无才无德,打仗总是失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内空虚,实在是愧对祖先社稷;先生您不远千里,屈尊来到魏国,将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呢?“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孟轲毫不客气地回答,“如果您都总是想着利益,您的卿大夫也会想着利益,你的平民百姓也会想着利益。这样上上下下都只顾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作为国君,您只要想着仁义就可以了,说什么利益啊!”魏惠王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魏惠王又问孟轲:“寡人对于百姓,其实还算蛮不错的。河内有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河东,用河东的粮食赈济灾民。河东有饥荒也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别的国家的国君,恐怕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吧!可是别国的百姓不见减少,魏国的百姓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孟轲说:“大王喜欢战争,就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东风吹,战鼓擂,双方的兵器刚一接触,有的士兵就脱掉盔甲,转身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那些跑了五十步的笑跑了一百步的是胆小鬼,您觉得可以吗?”魏惠王说:“五十步也是逃,凭什么嘲笑一百步呢?”(后人将“五十步笑百步”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孟轲于是拱拱手说:“恭喜您,答对了。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奢望魏国的百姓比别国多。”孟轲告诉魏惠王,一个国家,如果兵役徭役没有多到妨害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人们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湖泊去捕捞,鱼鳖就会捞不光;如果按照季节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有吃不完的粮食、捞不光的鱼鳖、砍不尽的树木,老百姓也就没什么不满意的了,这就是所谓“王道”的开端。这其实也是孟轲的性善论在政治学上的体现——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手段或高超的技巧,只要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去治国,就能够让百姓感到满意。孟轲接着说,分给每家每户五亩宅基地,屋前屋后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穿上丝绸了。鼓励大伙儿饲养家禽家畜,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都有百亩耕地,官府别有事没事去找麻烦,就不会有人挨饿了。做好这些事,再认真办好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教育老百姓,也就不会出现老人流离失所的现象了。简而言之,让百姓们安居乐业,别折腾,便是王道乐土。说到这里,孟轲话锋一转:“可现在的魏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到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约束;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开仓放粮。当权者还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天灾导致年成不好!您听听,这样的说法,和那些拿刀杀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刀杀的’,有什么区别?我实话告诉您,河东闹饥荒,河内闹饥荒,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作为一国之君,您什么时候学会不推卸责任,天下的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投奔魏国了!”孟轲的意思很明白,身为国家领导,就是要担当责任。出现问题了,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天灾,一会儿说恶邻逼债。更不要把灾难当作成绩,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魏惠王还不错,被孟轲戳中了软肋也不生气,反倒是很高兴地说:“请您不吝赐教。”孟轲于是问道:“用棍子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没有。”孟轲又问:“那么,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手段害死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也没有,都是杀人。”“那么,恕我直言。您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好马,百姓却面有菜色,郊野随处可见饿死的人。您这是带着野兽在吃人啊!野兽互相残杀,人尚且感到厌恶,而您身为民之父母,手握生杀大权,还要做那些吃人的事,难道就不觉得内疚吗?人是这世上最宝贵之物,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俑的形象酷似真人,所以用来殉葬都觉得是极大的罪恶。您怎么能够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后人认为,孟轲这段话,包含了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魏惠王听了,沉默了良久,不敢回应,只能转移话题,说:“想当年,魏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可现在呢,东败于齐国,太子被俘;西边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割让给了秦国;南边又被楚国侵略,失掉八座城池。我为此感到十分羞耻,希望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孟轲却不上他的当,继续紧扣主题:“即便是方圆百里的国家,也可以推行王道。您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赋税,减轻刑罚,加强农业生产,提倡尊老爱幼,那么,即便是拿着木棒,也能跟全副武装的秦、楚军队相抗衡。施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您不要再犹豫。”经过多次交谈后,魏惠王对孟轲越发尊重了。与邹衍的阴阳学相比,孟轲的理论简单易懂,很接地气;与淳于髡的诙谐幽默相比,孟轲更善于用简单的比喻说明大问题,而且举一反三,发人深省。有一天,魏惠王请孟轲到梁囿游玩——梁囿在大梁西北城郊,是供历代魏君游乐的王家园林。魏惠王看着林中的麋鹿和天空飞过的鸿雁,突然问道:“古代的贤君,也喜欢这些吧?”孟轲说:“喜欢,但是不会把这些娱乐看得很重要。而昏君即使修建了这些园子,也从中得不到乐趣。”“为什么这样说?”“当年周文王要修园子,老百姓都踊跃参与,而且将修好的楼台称为灵台,池塘称为灵沼,很高兴看到那里养着麋鹿鱼鳖。为什么?因为周文王总是与民同乐,大伙都希望他高兴。而夏桀呢,虽然把自己比作太阳,老百姓却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即便有这些亭台楼阁,他能够享受吗?”在孟轲的政治哲学中,“同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对于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撑起了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他在魏国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本人推测,孟轲的离去,也许与魏国政局的变化有关。因为公元前322年,张仪来到了魏国。张仪相魏张仪到魏国,不是来探亲,不是来旅游,也不是来出访,而是来当官的。《史记》说得明白:“(张仪)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辞去相国的职务,被秦惠王派到魏国去当相国,想让魏国先依附秦国,成为天下诸侯效仿的榜样。

                      是高拱、张居正掌权后,对于顶头上司们,他都倾心结交。要结交,自然要舍得花钱,所以也就时常有人弹劾戚继光“经济上不干净”。根据明朝人王世贞《史乘考误》里的记录:戚继光最早和张居正结交,是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奉命进京述职,由老上级谭纶牵线认识张居正。此时的张居正是国子监司业兼裕王府(朱载垕)侍读,官职尚小但前途远大,认识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戚家军每次大捷,都缴获大量物资财物,除一部分上交外,大部分都用来赏赐部下和给上司送礼。随着张居正节节升迁,二人关系也越发亲密。到隆庆皇帝在位时,内阁主政的两位阁老高拱与张居正,皆有自己的亲信边将,高拱有宣大总督王崇古以及宣府总兵马芳,张居正有蓟辽总督谭纶,而戚继光的北调,既为加强北方边防的需要,也是张居正加强个人权力的需要。戚继光入京后,先在京城负责练兵,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上任伊始,戚继光就把满朝文武“雷”了一把。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正月,戚继光上《请兵破掳四事疏》,提出由他亲自训练10万大军,然后主动出击平灭鞑靼,彻底消除北患。此疏在朝野中引起轩然大波,竟有言官弹劾戚继光“居心叵测”。毕竟在封建社会,又是重文轻武的明朝,由武将独立训练10万大军,不遭忌讳是不可能的。两个月后,戚继光再次上奏,重申练兵意义。最后在张居正的调解下,戚继光被调离京城,官升为蓟州总兵。为安抚戚继光,明朝给了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宜”的权力,名义上的威权和蓟辽总督相当,但当时辽东、保定、昌平各有总兵,根本不受戚继光节制,所谓“总理”,其实只是个虚衔,戚继光“练兵十万”的愿望还是无法实现。今人说起戚继光,大多都是说他东南抗倭的战功,而事实上,戚继光镇守北方的功业,丝毫不亚于南方抗倭,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对于明王朝的历史,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戚继光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此时的蓟州,虽是边防要冲,但多年来蒙古骑兵持续骚扰,败仗连连,正是士气低落战斗力低下时。戚继光先是裁撤冗兵,淘汰大量老弱残兵,继而在蓟州当地募军。蓟州募兵不同于浙江,戚家军招募最多时,也不过几千人,而蓟州一次性却要招募数万人,戚继光的方法是:将新兵先分散到地方训练,进行层层考核淘汰,最后选拔优秀士兵编入队伍。当然戚继光也知道,短期的练兵,根本无法成就一支虎师。蓟州边境绵延两千多里,战线远比东南抗倭要长,蒙古骑兵来去迅速,也远比倭寇快得多,要加强防御,练兵是不够的,还要铸城。明朝一直是凭借长城抵挡蒙古人进犯,戚继光调任蓟州时,蓟州的城墙年久失修,边防城墙许多都已塌陷,蒙古人来了挡不住,城破后也没人修,就这样恶性循环。因此戚继光建议,要在蓟州加修3000座敌台,明王朝同意了他的看法,但是因经费问题,把3000敌台改成了1000座。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这场浩大的工程开始了,所修的城防,叫“空心敌台”,这是戚继光的又一发明创造。这种城防与明王朝原先的城墙不同,它高3到5丈,宽12至18丈,共分3层,因中间一层是空的,故得名“空心敌台”。这种工事上面设有垛口,工事里设有射击空,下层设有重炮,每个工事里有士兵1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有士兵6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相隔200步,互相声援。如果说鸳鸯阵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野战组合,那么空心敌台,就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防御组合,它的火力配置,是弓弩、火枪、重炮相结合,火力打击可以覆盖射程所及的整个区域,加上工事之间相互呼应,基本不留“射击死角”。日本军事思想家石原莞尔曾认为,戚继光的空心敌台,是近代“立体防御思想”的前身。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这个东起山海关,西至昌平的防御体系终于竣工了,两千里的防线上,坐落着1017坐“空心敌台”,原本是蒙古骑兵抢掠首选的蓟州,而今成了他们越不过去的天堑。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工事的花费,由于戚继光的合理调度,竟然比原计划节省了一倍。除了铸城,这两年里戚继光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练兵,虽然他有所准备,但实施起来才知道困难很大。比起义乌戚家军对军令的绝对服从,蓟州当地的士兵只能用“败坏”来形容,打仗怕死,纪律糜烂,违反军法的事时有发生,另外当地原来的将领,也有很多人不服从戚继光的调度,对戚继光阳奉阴违。为此张居正曾多次撤换当地守将,但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为树立军威,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春天,戚继光从浙江调来了3000戚家军驻守长城,部队抵达当天,正赶上蓟州大雨,戚继光在雨中训话,整整一天,部队在大雨中肃立,军容齐整。此情此景把蓟州当地将士镇住了,纷纷感叹“今始知军法之严也”。这以后,以3000北调的戚家军为核心,戚继光放手实施他的蓟州练兵计划,之后裁撤冗兵,惩办军官,阻力就小了很多。他一面严格训练,一面借着修筑空心敌台的机会,将新招募的士兵分批派到“空心敌台”驻守,名为“分操”,让战士们“在实战中锻炼”。与江南抗倭时期的鸳鸯阵不同,为对付迅疾的蒙古骑兵,戚继光独创了“步、骑、车”协同作战的新阵法,将鸳鸯阵的经验移植到多兵种大兵团作战中。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遇到敌人,先以“车兵”装载火枪火炮的战车对敌,用火器打乱敌阵,然后步兵从中路出击,骑兵两翼包抄截断敌退路,借此重创敌人。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说:“戚继光的这个新思路,因为蒙古部落与明王朝的和解,并没有得到实战的检验,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空心敌台”落成两年后,一场大的“检验”降临了。镇守蓟州的戚继光,面临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蒙古朵颜部落。所谓朵颜部落,就是明朝初期招降蒙古人,为抵御鞑靼而设立的“朵颜三卫”,但到此时,朵颜部已和蒙古土蛮部勾结,成为明朝边防的大敌。另一个,就是“黄金家族”的土蛮,土蛮的侵扰对象主要是辽东,但也常和朵颜合兵南攻蓟州。戚继光刚刚到任蓟州时,即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十二月,朵颜部就曾给了戚继光一个“下马威”,他率军屯兵蓟州北面的青山口,企图南下。戚继光得到消息后立刻主动出击,在青山口击败朵颜部酋长董狐狸的前哨部队,迫使董狐狸退兵。此战虽未能重创敌人,却也使朵颜部一时不敢南下,为加强蓟州防御争取了时间。此后几年里,朵颜部多次小规模骚扰蓟州,皆被击退。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空心敌台全线竣工后,蒙古人破关南下更是难上加难。但不甘心的朵颜部却另有打算:你的空心敌台厉害,那就把你引出来打。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春,朵颜部再次大规模南下,比起之前几年的骚扰来,这次他们集中了数万人,包括朵颜部名义上的首领长秃,实际首领董狐狸,董狐狸的侄子长昂,可以说是动了血本。朵颜军先在喜峰口外借口“邀赏”,然后在周边大肆烧杀抢掠,企图诱明军出塞,可他们显然低估了明军的战斗力,戚继光闻讯后立刻出兵,在喜峰口外重创朵颜部前哨。一计不成,朵颜部索性集中重兵攻打董家山要塞,这次戚继光也集中重兵,命令董家山守军主动出击,又让北面榆木要塞守军从后路夹击,硬碰硬地和朵颜骑兵打一场野战。明军先以战车阻遏蒙古骑兵,再以火炮轰击,朵颜骑兵在炮火下大乱,明军步兵冲锋,骑兵两翼包抄迅速冲乱了蒙古骑兵军阵,朵颜部苦心筹谋的“引出来打”,很快就成了崩溃屠杀。明军一路追杀150多里,不但重创敌人,更活捉了朵颜部首领长秃。朵颜部下血本的进犯,却以完败告终。长秃被俘,整个朵颜部上下炸了锅,群龙无首的朵颜部无奈,只得由董狐狸率亲族240多人,向戚继光叩关求降,明王朝顺水推舟,接纳了朵颜部,随后释放了长秃。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起,与明王朝相斗数十年的朵颜部,恢复了和明王朝之前的朝贡关系,原本是蓟州北部边防的一大威胁,从此成为屏障。朵颜服了,土蛮却还嚣张,就在戚继光痛击朵颜时,朵颜北部的土蛮也大肆入寇辽东。辽东总兵李成梁虽多次重创土蛮,但战火却始终不熄。对土蛮的威胁,戚继光多次上奏明朝,要求主动出击,打垮土蛮。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十月,土蛮部集中5万人大肆攻掠辽东,明王朝命戚继光驰援,戚继光火速集中3万兵马北进,先在狗儿河击败土蛮,继而进军狗儿敦,再次大破土蛮。土蛮自知不敌,仓皇退却。戚继光与李成梁合兵,连续追杀百里。此战在明朝辽东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因此战伤亡惨重,土蛮部对辽东的侵扰渐熄,而辽东原本不起眼的女真部落,渐成坐大之势。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戚继光进封正一品左都督,加封太子太保。这位戎马一生的名将,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期。他镇守蓟州16年,原本是蒙古骑兵侵扰重灾区的蓟州,从此“烽火渐稀,边备修饬,蓟门宴然”。他着力修筑的“空心敌台”,也由最初的1000多座增加到3000多座,“练兵十万”的愿望虽未实现,但其12防区,也打造出了精兵近4万人,蓟门精兵,已是大明王朝劲旅。有如此成就,除了戚继光本人的能力外,也与戚继光的“后台”张居正分不开。从戚继光执掌蓟州兵权之初,张居正就大力照顾,凡所需的军饷器械经费,皆是优先供应,此举甚至引发了其他军镇总兵的不满。戚继光就任后,凡是与戚继光为难的同僚官员,大多被张居正找借口调任降职,原任的蓟辽总兵戚继光的“老战友”谭纶去世后,张居正特意安排自己的心腹梁梦龙接任,并向戚继光保证梁梦龙会“谅不相负”。张居正待戚继光不薄,戚继光也知恩图报,张居正父亲去世后回家奔丧,戚继光特意选派了火枪兵随行护送,两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坊间也一直议论不断。但正处人生顶峰的戚继光不会想到:他的荣耀拜张居正所赐,他人生的低谷,也因此而来。五戚继光,乃至戚家军人生的再次转变,发生在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这一年,辅政十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戚继光的“靠山”轰然倒台。接着万历皇帝开始清算张居正,追夺了张居正生前的所有封号赏赐,更以“追赃”为名,将张居正全家收押拷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戚继光也未能幸免,弹劾他的各类奏章云集,特别是戚继光曾派兵护送张居正回乡的旧事,更被御史严齐斥为“图谋不轨,危害社稷”。幸好此时担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赏识戚继光,在申时行的力保下,戚继光最终落了个“平级调动”,调任广东总兵。深知官场险恶的戚继光从此心灰意冷,就任广东后多次请求告退,终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年退休还乡,比起张居正诸多亲信好友的悲惨下场,戚继光尚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戚继光最后的去职,后人皆说因他是张居正的亲信,但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是张居正亲信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依然得到重用,且子孙加官晋爵,风光无限。相比之下,戚继光的下场,无外乎“利用价值”四个字。戚继光建戚家军,志在打造一支凭完备严格的制度,长期保持强悍战斗力的虎师,他做到了,但利用价值也到头了。特别是经过戚继光几次打击,朵颜部落投降,土蛮部落视蓟州为死地,蓟州边防早已太平,反观李成梁,他镇守的辽东连年有战事,他的“李家军”除了他谁也指挥不动,自然就离不得他。归乡后的戚继光,晚年寄情于著书立说,修缮宗庙,今天的蓬莱阁就是他出资修缮的。而他的两部军事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也是在这一时期刊刻出版。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二月七日,这位战功卓著的名将在家乡病逝,享年60岁。为戚继光写墓志铭的,是在福建剿倭时的戚继光“老上级”汪道昆,墓志铭中称戚继光的去世是“鸡三号,将星陨”,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直到戚继光去世两年后,明王朝才下诏祭葬,而一直到了明神宗去世前的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王朝才追赠戚继光谥号为“武庄”。比起他生前的战功,可谓刻薄。戚继光离去了,但戚家军的赫赫战功并没有结束。戚继光离开后,戚家军成了“后娘的孩儿”,特别是在赫赫有名的“万历三大征”里,基本是当“炮灰团”。万历十九年(公元1592年),宁夏爆发了“哱拜叛乱”,驻守蓟州的原戚家军4000人奉命开赴平叛,提督李如松命他们负责打援,结果戚家军以伤亡过半的代价,成功粉碎了土蛮蒙古援救宁夏的企图,宁夏叛乱终被平定。同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抗倭援朝战争爆发,由吴惟忠统领的3000戚家军奉命参战。平壤会战中,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攻城,戚家军被辽东提督李如松派去攻打日军要塞牡丹峰。这是日军平壤防线的第一要塞,3000戚家军面对5000日本守军前仆后继,最终成功牵制了日军主力,成就了歼敌数万的“平壤大捷”。后来的稷山之战,也正是由戚继光亲手打造的蓟镇军死守,击退数万日军进攻,终为明军大反击赢得了时间。围歼日军加藤清正部的蔚山之战,最早担任攻坚的,是陈寅率领的戚家军,戚家军势如破竹,连破日军两座大营,眼看可以取得全胜,然而统帅杨镐为了抢功,竟下令戚家军停止攻击,让自己的嫡系辽东军来打扫战场,谁想辽东军不争气,反被日军击溃,大好战机由此丧失。随后日军援兵杀到,明军溃退,又是陈寅的戚家军奉命阻击,方保证主力全身而退。抗倭援朝战争的末段,也是戚家军担任攻坚,攻破了日军在朝鲜的最后据点顺天郡,全歼日军小西行长部。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陈寅部的戚家军又奉命开赴播州,参加平定杨应龙叛乱。在整个万历朝的后半段,戚继光苦心练就的强军,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拆分,投入到各个战场,分属于不同的军镇总兵。有历史记录的戚家军最后一场血战,当属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的浑河之战。此时努尔哈赤进犯沈阳,明将童仲揆率领的3000浙军(戚继光留守在浙江的戚家军)在沈阳城南的浑河阻击努尔哈赤的八旗军主力。努尔哈赤集中了4万主力发起进攻,战斗从早晨打到深夜,八旗军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时任明朝辽东经略的袁应泰吓破了胆,拒绝救援,导致明军孤军奋战,至傍晚时阵地被八旗军突破。童仲揆抱定必死之心,率全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反冲锋,全军3000余人壮烈殉难,将领童仲揆、袁起龙等120人殉国。此次战斗,八旗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清朝人魏源感叹此战是“辽左用兵第一血战”。努尔哈赤的白旗军、黄旗军等精锐在战斗中多次攻击失败,伤亡数千,为安抚军心,努尔哈赤在战后开了祭灵大会,祭奠浑河之战的死难者。这是戚家军有历史记录的唯一一场失败,也是悲壮的谢幕。第十八章万历其实『四大征』说起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公元1573—1619年在位)在位时期的战争,除了晚年时期与辽东女真的战争外,今人耳熟能详的就是“万历三大征”。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开始,经过“张居正改革”承平日久的明王朝,连续经历了3场大规模的战争:宁夏平定哱拜叛乱,抗倭援朝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3场大战的胜利,让亲征的万历皇帝找到了“君临天下”的感觉,“万历中兴”的文治武功,因此达到了顶点。然而事实上,在明王朝正全力进行“三大征”时,在中国西北的青藏地区,还发生了“第四大征”——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这场战争之所以今天提及不多,主要因为他不似“三大征”那般波澜起伏,但是对于维护明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其重要意义,却不亚于前面3个。关于万历时期这些征战的是是非非,今人说法甚多,清

                      的来临,猛力拽扯着向地下缩去。“呛啷……噗……”铁链和一截断舌落在了地上,莫炎的灵火雷刃果然奏效,只可惜我无法拖住寒蜴,那一瞬间被它缩回了脑袋,只切断了半条长舌,但即便这样也给了它不小的打击。“效果不错啊,灵火的确可以对付它。”我欣喜道,“能不能用你的灵火入地诀配合雷刃诀,直接攻击地下的寒蜴?”莫炎站在原地微微喘息着,脸色苍白的样子似乎有些体力透支,难道刚才那一击他是用尽了全力?“贪功失策,雷刃诀太耗力了。”他喘息道,莫炎果然没有能力再攻击了。脚下忽然剧烈震动起来,地面龟裂出道道缝隙,四溢的寒冷地气迅速包围了我们,莫炎布下的灵火在地气的冲击下势头有所下降,那寒蜴竟是想将我们翻进地底。召来的黄土不住地填补着裂缝,我几乎动用了四周全部可以调集的黄土,脚下的地面渐渐升高。填补和破坏不断进行着,地下的寒蜴干劲十足地和我对峙了起来。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我不禁对它产生了怨怒,倾力之下一裹黄土硬生生地将寒蜴带出了地面。粗大弯曲的铁条排排出现,扎根地下死死地将寒蜴的身体箍住固定,方才还在肆虐的家伙此刻在我因愤怒激发的力量下死鱼般地躺作了一条。“快烧了它!”我冲莫炎道,“我禁锢不了多久的。”莫炎苦笑了一下,蓄力作势,灵火应声而起,但那势头已不如往日那般高涨,微弱的火焰非但不能消灭寒蜴,倒像是在给它暖身。看来全力的雷刃诀不是一般的耗力,我完全不了解其间的状况,原本占据的先机几十秒间便消失殆尽。寒蜴张开宽扁的嘴巴,断去一截的长舌甩动了几下,周围阴寒的地气不断翻卷,我顿时感到浑身的血管一阵涨涌,眼前凭空出现无数恍惚的白点,脚下一个趔趄险些跌坐在了地上。“哇”地一声,在无形的压力下一蓬鲜血夺口而出,莫炎挺拔的身子佝偻了起来,如果不是一旁的老田上前扶住只怕已经趴在了地上。在这当口,寒蜴早已挣脱了半数以上的铁箍,恢复自由的尾部开始大力地抽甩着,击得地上一片尘土飞扬。“好冷……”倒在一旁的S颤抖着醒来,一眼看见面前的这只“巨型壁虎”,惊得愣在了那里,相继醒来的晖儿也是怔怔地望着寒蜴,全然没有躲避和逃离的意识。情急之下我上前一手一个地拉住她俩,连拖带拽地将两人带离危险区域。“地气……”莫炎在老田的搀扶下也跟了过来,“寒蜴一直在吸地气。”“这东西好恶心~~”S摸索着扳过身后的猎枪,瞄准寒蜴就是一枪,子弹打在皮肤上却向一侧弹射开去。晖儿帮着老田将莫炎藏在身后,两人举起枪又是一阵连射,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地射中了寒蜴的眼窝,剧烈翻滚下寒蜴的一只眼睛已被射瞎。看准机会我再次用铁箍束缚了寒蜴,这次它并没有急剧挣扎,而是喘着粗气趴在地上,用剩余的一只眼睛狠狠地盯着我们。“现在地脉在回吸地气。”莫炎支撑着走到我身边,“寒蜴很依赖地气。”四周的地气果然不断地向着山腹和地下隐去,现在正是地脉呼吸效应中的回吸阶段,莫炎说的似乎很有道理,寒蜴在地脉呼出地气的时候十分强悍,而当地气回吸时却不再轻举妄动。“它是泰坦的远亲嘛?”我突然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巨人,“那我就当回赫拉克勒斯。”话语未落,寒蜴身下黄土翻滚,一个高高的土台将它抬离了地面,四周出现了一排金属螺旋叶片,一并飞转中将寒蜴身旁的地气驱散得一干二净。“地气为阴,飞火为阳,我怎么把老本行给忘了。”自嘲间土台上出现了天罡七印中至阳的飞火印符,一派阳炎热气升起,寒蜴身躯狂扭中断裂的长舌向我卷来。子弹呼啸而至,晖儿等三人手中的猎枪一齐发射,寒蜴的长舌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偏歪了过去,倏然缩回口中。“莫炎,你还能做那种会爆炸的火球嘛?”S递给莫炎几颗子弹,“在弹头上做些,哪怕一点也好。”拿过子弹,莫炎努力之下在弹头上凝上了星点的灵火,只是灵火的光芒已远不如先前那样明亮。与此同时,我加大控制的力度,再度箍紧的铁箍将寒蜴几乎勒入了土台,四周的螺旋叶片更是快速地飞转不停,寒蜴已完全无法吸收一丝地气。困兽犹斗,虽然寒蜴被铁箍束缚,但却依然不死心地再次吐出长舌,企图扭转战局。填上附着灵火的子弹,S和晖儿瞄准寒蜴的舌头连发数枪,爆裂灵火在剧烈的撞击下立刻发挥了作用,轰然间一片火光在长舌上爆起,整条舌头从寒蜴的口中全然断去,落在地上扭动了几下便僵直了。寒蜴无声地张了张大嘴,用力将身体拉长,脑袋不可思议地扭曲成一个奇怪的角度,双腭间闪现出两排锋利的牙齿,咯咯几声将深嵌体表的铁箍咬断了几根。用力过猛之下,寒蜴将自己的皮肉也撕下了大片。它颤抖着自口中不断呵出寒气,伤口立刻凝结,灰黄外皮间翻露出的惨白肌肉不住抽搐,那只独眼渐渐露出了幽绿的光芒。此举大有壮士断腕的风格,在场的人看得不由都是一凛,这条寒蜴是打算拼命了。咕咕的声响自寒蜴腹内传来,从体表的蠕动看来似乎是什么东西要从它肚子里出来。寒蜴痛苦地扭动着身体,喉间一阵鼓胀,“噗噗”从大嘴里接连吐出四个圆形的东西来。那些东西落地后先是向前滚动了一段距离,接着便像被什么牵动着似的又回滚了一段。隐约间我发现这些圆形东西上连着一段乌色的细索,细索的另一端则没入寒蜴的大口。低沉痛苦的喘息身越来越重,寒蜴小心地咬住口中的细索,甩动脑袋用力一拉,四个圆形物体猛地弹动起来,但奇怪的是,它们并没有随着拉动而飞向寒蜴,而是向着相反的方向飞出。细索绷紧乱颤,寒蜴的身体一抖,拴在它身后的乌色绳索噗地破体而出,生生将寒蜴的身体剖作两片。我们这才发现,那根乌色的绳索是从寒蜴的下体穿入体内,顶端分作四股细索,而那四个圆形物体就拴在这四股细索上。这乌色绳索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但似乎十分坚韧,难怪寒蜴会如此顾忌绳索的限制不敢越雷池半步。寒蜴的行为等同于自杀,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众人一时不知所措,拼死吐出的四个圆形物体啪地挣脱了细索,落在地上滴溜乱转,里面仿佛包裹着什么有生命的东西。难道这是它的卵?!大脑下意识的反应中,地上残存的尖刃立刻飞切地上的圆形物体。咔嚓几声脆响,圆形物体的外壳有如蛋壳般裂开,里面站起四个金色的人形来。那是四个身着奇异服装的人,身高大约一米九的样子,一拢乱发披在脑后,纠结的浓密胡须遮去了三分之一的脸部,圆睁的怒眼炯然有神,让我不禁想起三国时的张飞张翼德。不过这番装束完全没有汉人的痕迹,他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可却给人一种须发俱张的感觉。更为夸张的是,这四人的长相居然一模一样。四人手中各自拿着不同的兵器,这些兵器个个奇形怪状,配着犀牛角的长剑、金吞口的黑刀、曲柄的古怪兵刃和一把像蜈蚣似的东西。伴着奇怪的咯咯声,他们的举手投足之间有些僵硬,与滇王阴墓里的干尸兵卒不相伯仲。“不像是人。”莫炎的身体恢复了些,“身上都是铜臭味。”“好像是自动导航的机器人。”晖儿看着它们的动作道,“古代有这么先进的技术?”“我给它们导航还差不多。”S一枪击中了其中一个机关人,子弹打在它身上发出金属的脆响,果然是金属制造的。我心中暗叹,寒蜴拼着自杀吐出来的杀手锏,居然就是四个金属机关人,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过容易了。那四个金属机关人举止虽然僵直,但行走的速度并不慢,S发难之后,它们几步便来到了我们面前,手中的武器从各种古怪的角度攻击过来。那蜈蚣似的东西竟然是一种弓弩,密集的弩箭夹着劲风铺头盖脸地直射S。我用铁板挡住那片竹制弩箭,又轻车熟路地将它们手中的武器抽离在了半空。失去武器的机关人依旧挥舞着手臂向我们攻击,意念控制下它们身上的金属开始扭曲变形,咯咯几声大块的金属碎片落地,机关人只留下了几个支撑框架在原地晃悠,齿轮、轴箍落了一地。一个金属镂空球滚到了脚边,里面晃动着爬出一条巨大的旱蚂蟥,其他的三个金属球还在不住晃动。“拿蚂蟥做动力装置……”我一阵暴汗,几根尖刃顿时将蚂蟥钉死在地上。“蚂蟥对人和动物的血气最敏感。”莫炎缓声道,“力气也不小,做动力导航没什么错。”“这大壁虎也够冤枉的,为了放这四个东西出来,把自己弄得开膛破肚。”S看了看寒蜴在地上的两爿尸身道,“结果让王亦凡没两下就搞定了,傻啊~~”“那是有人暗中帮忙。”莫炎瞟了S一眼,走近寒蜴的尸身,左右嗅了嗅,在地上捻起了一撮细末,递给老田。“藜芦粉哈,催吐的中药。”老田闻了下细末,摇头道,“帮忙的是个缺德鬼咯。”十九、僰人双卦莫炎和老田双簧似的言语举动把我们三人弄得云里雾里的,不过听意思那些细末是种催吐的中药,而寒蜴就是吸入了这种中药才会呕出那四个藏有机关人的圆球,从而导致自己的死亡。“什么人在暗中帮忙?这又是帮的什么忙?”我疑问连连,心中毕竟只知道了个大概,对整件事还是有些迷糊。“这是雪域冰蚕丝拧成的。”莫炎拾起落在地上的乌色绳索道,“十分坚韧,比刀都快。”“也就是说,有人在地气鼎盛时洒出藜芦粉,让寒蜴吸入后呕吐。”晖儿思索着说道,“吐出的机关人挣动了绳索,拉力使得绳索在瞬间绷直,从而形成了足以杀死寒蜴的力量。”“嗯,是这个原理。”莫炎颔首道,“寒蜴刀枪不入,但冰蚕丝更胜一筹。”“但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晖儿继续道,“为什么机关人在寒蜴体内没有拉动绳索呢?”莫炎摆摆手,走向机关人的残骸,那四条被利刃钉住的巨大蚂蟥居然没有死去,莫炎一接近,便拼命拉长身体卯足了劲地凑向他。“关键就是这种山蚂蟥。”莫炎指着奋力挣扎的蚂蟥道,“这是特别喂养的,对人最敏感。”说话间,老田走上前去,从腰带上取下一个布袋,将一些粗盐撒在了蚂蟥身上,那些蚂蟥像着了魔似的立刻泄劲瘫软下来,不多时便干瘪成了一块皮囊。“我听不出附近有其他人在。”方圆一里地内没有任何声息,“那帮忙的人呢?”“早走了吧。”莫炎好像并不在乎这人的存在,“算是欠他一个人情。”“哦,是你认识的人?”我好奇道。“算是吧。”莫炎服下一颗药丸,凝神调养了起来,不再理会我的问话。“老田,为什么说那人是个缺德鬼?”S在一旁问道。“用催吐的中药让邪龙吐出这些机关人,等于让邪龙自杀咯。”老田笑着摇头道,“能想出这种办法的人,不是缺德鬼是啥子哈?”“寒蜴靠这些撞死的鸟为食,鸟的鲜血就养活了它肚子里的蚂蟥。”晖儿看了下寒蜴的尸体,“这个食物链倒是不错,安排它守在这里的人真不简单。”我看着地上的那条乌色绳索,又探视了一下机关人的残骸,心中再次冒起了疑问。在这里设置疑局对于掩盖引龙大局的帮助并不是很大,这个阴月地气局如果是为寒蜴所设,那寒蜴的任务就是杀死接近这里的人,但为什么设局者又要摘除寒蜴得以成名的毒腺呢?而那些藏在寒蜴腹内的机关金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便向莫炎求证,转眼却失去了他的踪影,方才还在闭目凝神的莫炎,此刻已顺着乌色绳索向山口内摸去。我们跟上莫炎,绳索一直延伸至山口的一块巨岩边。莫炎剔开周围的泥土,原来那巨岩深入地下,乌色绳索顺着巨岩笔直钻入,不知是固定在了哪个深度。莫炎在巨岩周围嗅了嗅,似乎发现了什么,转到靠山口的内侧一面,问S拿过猎枪,用枪柄在巨岩的一处狠狠砸了几下,一片悉窣的碎块粉末落下,巨岩上竟露出了一片人工削平的痕迹。敲落下来的是一些类似云南民居常用的泥灰,看来是有人故意伪装上去的。拂去灰土后,上方隐约可以看出一些镂刻着的文字,而下方则有规律地排列着八个手臂粗细的孔洞。“大长和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敕化,皇恩浩荡泽被吾国,礼佛浮屠万世基业……”这似乎是给某位皇帝歌功颂德的碑文,可不知道这位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是何许人也,在云南以汉人皇室风格立碑似乎有些奇怪,更有趣的是这位皇帝居然还用上了不佛不道的“敕化”二字,这可是堪舆圈内人的用词,类似于道教的“羽化”、佛教的“圆寂”。“圣明文武威德桓皇帝。”莫炎眼中闪动起别样的光芒,“郑买嗣号称‘桓帝’,建国大长和。”“这里是郑买嗣的墓葬?!”我们都是一阵惊讶,难怪没有人能找到,这个郑买嗣实在离谱的厉害,谁会想到他竟然把自己的墓葬设在了茶马古道的位置上,这岂不是遭千人踏万人踩吗?“上感苍穹,降得神人祥佑,使金甲力士举巨岩移山岳,护桓帝登于岭上,施灵索拘邪龙守穴……”晖儿继续读道,“原来寒蜴是给郑买嗣守墓的,那金甲力士应该就是机关金人了。”“当年陈子浩就是在这里出事的?”想起莫炎之前的故事,我不禁问道,“但这里完全不像有墓葬的样子。”“陈子浩哪里出事我不清楚。”莫炎沉思道,“这里却应该是郑买嗣的墓葬。”“关键可能在这句话上‘举巨岩移山岳,护桓帝登于岭上’。”晖儿道。“机关金人和这个巨岩会不会与打开郑买嗣墓葬有关?”S又看了一遍碑文,“巨岩上有八个洞,刚才又正好四个机关金人。”“可惜王亦凡手脚太快。”莫炎仔细看了下巨岩上的洞,“机关金人已经变铜片了。”自从熟悉驭金能力后,我对金属物体的控制和破坏越来越张扬,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暴戾残忍。莫炎的话让我有些后悔方才的举动,照理应该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处理这些机关金人,可现在的机关线索却生生地断在了我的手上。“这孔洞不深,里面没其他机关。”我不死心,听辨之下有所发现,“大家让开一下,我试试看能不能启动这里的机关。”众人散开之后,我按照孔洞的大小制作了八根金属棍,逐一插入到底。周围依旧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变化,看来机关的奥妙并不仅此而已。我有些不甘心,强行催动金属棍左右摇晃地试探着,却发现岩石的上段往右旋转移动了一些。会不会是转动式机关?我想起天坑里那个石盘机关来,心念一闪,全力推动金属棍向右侧转去。“咯咯……哗……”一片碎石尘土劈头落下,山口的峭壁位置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脱落了下来,全力之下我来不及闪避抵挡,肩背被碎石打中几处,如果不是莫炎及时用灵火挡住,只怕还会添上几处伤痕。晖儿赶上前来,忙不迭地检查着我身上的擦伤,看到我额头破开的伤口心疼不已。“那上面吊着的是什么?!”S指着峭壁叫道。抬眼望去,倒梯形的峭壁上出现了一个不小的缺口,缺口中垂下的几条粗大铁链悬吊着一块巨大的方石。“我上去看看。”莫炎几步蹿上山坡,手中抛出的银色长索射入山岩间,猿猴般地攀上了峭壁。他的身体看样子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只那么一会的功夫便攀住了方石。过了一会,莫炎的身影在方石上晃动了几下,空中传来金属和石头的摩擦声,沉重的移动声。方石上闪起灵火的光芒,这奇怪的咕噜声是什么?难道莫炎碰到麻烦了?我正要设法上去援助莫炎,突然铁链一阵怪响,还未看清状况,只听得一声闷响,那方石已被铁链拉回缺口,峭壁又恢复了原来的样貌。“莫炎!”我大吼一声,峭壁上已看不到莫炎的踪迹,那一刹那他正在方石与峭壁之间,突生变故的情况下只怕难以生还了。“他被卡在石头里了?!”S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赶快用机关放他出来啊!”巨岩果然已经归位,但这次无论我怎样发狠用力也移动不了它一分一毫,整个机关已被卡死。看着被弄得弯曲不堪的金属棒,沮丧、懊恼和愤怒一并冲上头来。“我们再找找,莫炎的身手那么好,应该不会那么轻易被困的。”晖儿安慰道。“山壁太陡峭咯,莫兄弟身手好哈,几下就能上去。”老田叹了一下,伸手抹了抹眼睛,“我们就算是上去了也做不了啥子哈。”悉窣悉窣,山壁一角传来一阵奇怪的动静,微弱的声音立即钻入我

                      ,可以小到无形;最大的东西,可以大到无法丈量。”这个故事,显然和惠施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说的是同一个道理。那么,庄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庄周的祖上,据说是楚国的王族,因为吴起之乱而被驱逐,流落到宋国的蒙城(今河南省商丘),便在那里定居下来。到了庄周那一代,家道早就衰落。庄周本人只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再加上家中种了几亩薄田,世道好时勉强能够养家糊口,世道不好时就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据庄周自述,有一年大旱,家里无米下炊,他跑到河监侯家里去借粮。河监侯很爽快地说:“好的,等我收齐了土地内的租税,马上借给你三百金。”庄周听了便说:“我来这里的路上,听到呼救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道车辙里有一条鲋鱼在挣扎。我问怎么才能够帮到它,它说有一升水就可以了。我说那没问题,我马上出发去南方游说越王,请求他将西江的水引到河南来救你,好吗?鲋鱼一听,气得脸色大变,说我只要一升水,你却说这样的话,还不如早早去鱼市上找我好啦!”这就是典型的庄子式寓言。庄周虽然穷,却不屑与权贵为伍。曾经有一次,楚威王听说他的大名,特意派了两位大臣到宋国来找他,想请他到楚国去做官。当时庄周正在河边垂钓,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被抓住时已经三千岁了。楚国人将它杀死之后,珍藏在竹箱子里,上面覆盖着绸缎,供奉在大庙之中。请问二位,你们认为这神龟是愿意被供奉起来呢,还是愿意摇着尾巴在泥巴里爬来爬去呢?”两位大臣都说:“当然是愿意在泥巴里爬。”“那就是了。”庄周说,“二位请回吧,我还想摇着尾巴在泥巴里欢乐地爬行呢!”这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庄周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和惠施的急功近利是截然不同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庄周思维敏捷,语言诙谐;惠施博学多才,循循善诱,他们经常在一起游玩,讨论各种高深的哲学问题,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就出现在他们的游玩途中。事情发生在濠梁之上。濠是一条河的名字,现在已经很难确切地找到这条河的所在,但这并不重要。梁则是桥梁。当时庄、惠二人正站在桥上观赏来来往往的鱼群,庄周感叹道:“鱼儿从容地游来游去,是多么快乐啊!”惠施马上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以为可以打庄周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庄周的反应更快,反问道:“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惠施大笑,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鱼儿快乐。同样道理,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儿快不快乐。”庄周说:“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开始吧!当你问我‘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儿快乐了,所以才故意这样问,是不是?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站在这濠梁之上知道的。”这一场辩论只有寥寥几句,然而精彩纷呈,让人忍俊不禁,深感智慧给人带来的快乐。就这场辩论而言,很难说谁赢谁输。庄周似乎技高一筹,但是最后虚晃一枪,有和稀泥之嫌。实际上,这也是庄周对于辩论的态度。他享受辩论的乐趣,但是决不纠缠。为什么一定要分出个输赢来呢?辩论本身并不产生真理,更多时候产生的是谬论。“辩无胜。”他轻飘飘地说。辩论的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辩到最后,除了拔刀相向,没有其他的出路。有一次他问惠施:“射手如果不先确定目标,随便射中一个什么东西,就当作射中了,号称善射,那天下人都可以是后羿了,对吗?”惠施说:“是。”庄周又问:“如果没有公认的准则,各人都把自己的意见当成正确的,那天下人都可以自认为是尧、舜、禹、汤了,对吗?”惠施说:“是。”“那么,现在流行的诸子百家,包括你在内,到底谁是正确的呢?你们各有各的理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地争论不休,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惠施无言以对。庄周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没有共同的认识基础,辩论就不会有任何意义。或许,在庄周的世界里,黑白、是非、彼此,甚至真实与虚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有一天他睡在树荫下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轻快地拍打着翅膀,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十分惬意。醒来之后,他一时恍惚,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庄周还是蝴蝶。又或者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以此推论,人生百年,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梦?真实与虚幻之间,究竟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才是所谓客观的存在?庄周的这个梦,既浪漫,又富含哲理,成为历代文人骚客吟咏的题材。其中最有名的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的一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而现代作家贾平凹在其著作《废都》中,也将男主角命名为“庄之蝶”——由此让评论界产生诸多联想,也是难免了。庄周的浪漫,如同蝴蝶的翅膀一般,轻盈写意,没有丝毫的沉重感。他曾经这样写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池塘的水干了,两条鱼躺在那里等死,互相将沫子吐在对方腮上,好让对方活得长一点。可是,与其这样,还不如在江湖中逍遥自在,谁也不记得谁。人们也许觉得,相濡以沫是一种浪漫。但是对于庄周而言,浪漫绝不是建立在痛苦的基础上,苦情戏在他那里找不到市场。这一点上,他和德国哲学家尼采有共通之处。“善是轻盈的,一切神物以纤足疾步。”尼采在《瓦格纳事件》中如此写道,完全是庄周的口吻。让那些沉重的东西消失吧,人生就是一场了无牵挂的盛宴。庄周的妻子死了。惠施前来吊唁,只见庄周坐在地上,正敲打着盆子唱歌。惠施又惊又恼,责备道:“你们夫妻一场,她为你生子持家,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她去世了,你不哭便也罢了,还在这里敲着盆子唱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哪里?”庄周回答道,“她刚去世的时候,我也难过得吃不下饭。但是思前想后,我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凡夫俗子,不明死生之理,不通天地之道,于是一下子就想通,自然也就不觉得悲伤了。”惠施强忍住怒气说:“什么是死生之理?”庄周说:“人的生死变化,有如四季更替。一个人虽然死了,却仍然安睡在天地之间,这就是死生之道。”用现在话说,人生人死,不过是物质的聚合离散,物质本身是不会灭亡的。惠施显然听明白了,但仍然不解气:“理是这个理,但情何以堪?”庄周说:“生死皆有命定,如同有日就有夜,谁也摆脱不了。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明白这个道理,我也就不悲伤了。”人类既然无法摆脱死亡,不妨把死亡看得淡一点,庄周是这个意思。至于感情,他并不否定,他否定的是“以好恶内伤其身”的感情,也就是否定因为喜爱或厌恶伤害人的身心。《庄子》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庄周骑着一匹瘦马前往楚国,路上只见哀鸿遍野,一片战争之后萧瑟的景象。天黑的时候,庄周找到一棵大树休息,忽然从草丛中露出一个骷髅。庄周也不害怕,走上前用马鞭敲了敲骷髅,问道:“你是生病落到这个地步,还是国破家亡被人砍死?或者你有什么不善之行,愧对父母妻子吗?还是因为寒冷饥饿才这样?或者是寿终正寝?”说完,将骷髅枕在脑袋下面,没过多久就呼呼地睡着了。半夜时分,骷髅出现在庄周的梦里,说道:“这位老先生,听你说话的语气,好像是个有学问的人。你所说的那些事,都是人活着时的痛苦,死后就没这些烦恼了。你想听听死的乐趣吗?”庄周说:“当然想。”骷髅说:“人死之后,无君无臣,没有四季的劳作,从容游玩,以天地为春秋,即便是南面称王的乐趣也不能与之相比。”庄周不相信,问道:“如果我请求造物之神,让你再生,还你骨肉肌肤,还你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你可愿意?”骷髅听了,赶紧说:“你别开玩笑了,我哪能放弃胜过南面称王的乐趣,去承担那人间的劳累呢!”骷髅,或者说庄周的这种心境,惠施是无法理解的。公元前319年,当魏惠王的使者来到宋国,惠施立刻穿好朝服,戴好朝冠,跟着使者回到了梦牵魂萦的大梁。庄子和惠施的对手戏惠施踌躇满志回到魏国,满以为魏惠王会立即任命他为相国。然而魏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孙衍实际上已经在履行相国的职责,只是还没有获得正式任命。这一年,魏惠王已经八十二岁了,在当时而言,堪称高寿。人到了这个年龄,做事便难免犹豫。惠施有惠施的好处,他博学多才;公孙衍有公孙衍的优点,他行动果敢。无论任命谁为相国,也许都不会错,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坚定不移的合纵派,在这一点上不会产生分歧。魏惠王一犹豫,惠施便坐立不安了,各种狐疑涌上心头。有一天,有人告诉他,宋国的老朋友庄周来到了大梁找他。他一下子神经过敏了,认定庄周是来抢他的相位的,于是派人在大梁城中搜查了三天三夜,结果一无所获。第四天早上,庄周自己找上门去,跟惠施讲了一个故事。南方有一种鸟,名叫凤凰,你知道吗?凤凰啊,是很高傲的,每年都从南海飞往北海,一路上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甘泉不饮。有一只猫头鹰,刚刚抓到一只死老鼠,正暗自窃喜,突然感觉天上一黑。抬头一看,只见凤凰张开翅膀,有如垂天之云,飘然而过。猫头鹰瞪大眼睛,仰着脖子,大喝一声:“吓!你难道敢抢我的死老鼠?”庄周讲完这个故事,拍拍惠施的肩膀,平静地说:“老朋友,你派人搜遍大梁城,难道是想拿着魏国这只死老鼠来吓我吗?”惠施满脸羞愧,若有所思。不久之后,尘埃落定,公孙衍实至名归,被任命为相国。至于惠施,史料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魏国朝中还是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这一年冬天,八十二岁高龄的魏惠王去世了。关于魏惠王的一生,我想不用作太多的评价,用两个字概括足矣:折腾!如果要用三个字,那就是:瞎折腾!据《吕氏春秋》记载,那年冬天气候严寒,临近魏惠王葬期的时候,天下大雪。群臣都劝太子魏嗣改期再葬,魏嗣不同意。群臣不敢强求,只好向公孙衍汇报。公孙衍也表示无可奈何,认为只有惠施能够说服太子。惠施果然不负众望。他对魏嗣说:“当年周朝的先王季历被埋葬在涡山脚下,积水浸蚀他的坟墓,露出了棺木的前端。周文王说,‘先王一定是想再看看群臣和百姓吧,所以才让积水把棺木露出来。’于是干脆将棺木挖出,布置朝见行礼的场所,让百姓都来觐见,三天之后才改葬。就是周文王所谓的义啊!您看,现在先王安葬的日期临近,雪却下得这么大,想必是先王想稍作停留以安抚国家和百姓,所以才让雪这么下。如果因此而推迟葬期,正是遵从周文王的义,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魏嗣惶恐地说:“您说得有道理,就改期吧!”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公孙衍和惠施其实还是相处得算不错的。公元前318年,魏嗣正式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魏襄王。此后,惠施一直在魏国生活,直到去世。关于他去世的确切时间,史上有公元前318年、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0年之说。但无论是哪种意见,都已经不重要。再往后的某一年,庄周游历河内,在惠施坟上祭拜完毕,回头对自己的学生说:从前楚国的郢都有一位陶匠,鼻尖上溅到一块薄如蝉翼的污泥,于是请石匠替他削掉。石匠运斤如风,“呼”地砍下去,准确地削掉那块污泥,鼻子丝毫无损,而且陶匠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后来宋元君听到这个故事,把石匠召过来,要他表演一次。石匠说,我倒是还能做得到,只可惜我的对手已经死了。自从惠施死后,我就再也没有辩论的对手,没有可以谈话的人啦!第九章孟子谈民权世人说起张仪,便会想到苏秦,就如同说起孙膑会想到庞涓一样。因为张仪和苏秦是死对头。前者主张连横,后者主张合纵,合纵与连横构成了那个年代矛盾冲突的主题。但事实上,如前所述,张仪之所以能够上位,与苏秦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而且如果回顾迄今为止的纵横史,苏秦并没有对张仪构成主要的威胁。苏秦发起的六国合纵,就像一束华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之后,便迅速销声匿迹。连苏秦本人,也不得不跑到燕国蛰伏起来。这些年来真正和张仪对着干的,是在诸多史书中被称为“犀首”的公孙衍。公孙衍和张仪之间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8年——那一年,张仪当上秦国的相国,时任大良造的公孙衍愤而离职,从此以合纵为己任,誓要与张仪一争高下。公元前323年的五国相王,便是公孙衍的杰作,当然也是失败之作。但是这次失败的责任,他还多少可以推给当时的相国惠施。到了公元前318年,魏襄王即位,公孙衍已经是相位在身,大权在握,便充分发挥自己在诸侯间的影响力,再一次发起合纵运动。山东六国都响应公孙衍的号召,楚怀王还出任了纵长(盟主)。同年冬天,合纵联盟出兵讨伐秦国,也就是《史记》上所谓的“六国伐秦”。然而,六国伐秦从一开始便被打了折扣。齐国借口齐宣王刚刚即位(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其子田辟疆于次年即位,是为齐宣王),国内大事未定,拒绝出兵。于是六国伐秦变成了五国伐秦。五国之中,楚国最强,又是盟主之国,本应担任主力——楚国也确实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打算借此机会一举消灭秦国。然而,当齐国退出的消息传来,楚怀王便也决定采取拖延战术,先按兵不动。再加上燕国因为国内变故未能出兵(至于是什么变故,很快会讲到),真正出兵和秦军交战的,就剩下赵、魏、韩三国了。秦国以樗里疾为将,带领部队出函谷关迎敌。樗里疾是秦惠王的异母弟弟,“滑稽多智”,被秦国人称为智囊。公元前331年秦军攻克曲沃,便是出自樗里疾手笔。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这一战的具体情况,后人只知道结果是秦军大获全胜,三晋联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魏国遭受的损失尤其惨重。樗里疾乘胜追击,在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大败韩、赵联军,俘虏韩将申差,斩首八万二千级。而齐国也落井下石,入侵赵国,在观泽(今河南省清丰)打败魏、赵两国军队。轰轰烈烈的五国伐秦,以惨败而告终。这也意味着,合纵连横正面交锋的第二个回合,连横又得一分。那么,当公孙衍使尽浑身解数与张仪相抗的时候,苏秦在干什么呢?苏秦的雄辩价值连城苏秦是在燕文公时期来到燕国的。燕文公去世后,燕易王即位,齐威王趁着燕国办丧事,发兵进攻燕国,一下子夺取了十座城池。如果是在春秋时期,这种乘人之危的行为会遭到天下人的谴责,然而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齐威王这样做,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燕易王不甘心这样丢掉十座城,但是又不敢向齐威王叫板,便将苏秦找过来说:“自从您到燕国来,先王就对您十分尊重,资助您去见赵王,发起六国合纵,您也因此而闻名天下。后来合纵分裂,您不容于赵国,先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您,让您在燕国继续过着惬意的生活。现在齐国不顾廉耻,趁着我们办丧事发动进攻,夺取十座城池,您能为寡人把这些土地要回来吗?”燕易王话说得客气,实际上暗含指责:你养尊处优,吃了那么多年闲饭,也该干点活了!苏秦听了大为惭愧,赶紧说:“请让我到齐国跑一趟。”其实苏秦也不是吃闲饭,在燕国的这些年里,他看似无所事事,实际上忙得很。忙啥?忙着跟燕文公的老婆,也就是燕易王的母亲偷情。以他的妙语连珠,以他的风度翩翩,以他的玉树临风,给燕国后宫带来无尽的欢乐。关于这一点,燕易王早就有所察觉,但是他一直睁一眼闭一眼,装作没看见。苏秦来到临淄,顺利地见到了齐威王。他向齐威王行了两次礼,一次是低头表示祝贺,一次是仰头表示哀悼。齐威王就奇怪了:“你这一庆一吊相继而来,也未免太快了吧!”苏秦说:“我听说,人就算

                      派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针锋相对,主张必须收复新疆,左宗棠认为,保卫新疆即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即是保卫北京。而这时,阿古柏暗中请求英国帮忙。英国公使乌亚德向清廷提出: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中亚细亚的和平局面。清政府许多官员因害怕英国,都主张答应英国的要求。对此,左宗棠坚决反对说:“既然英国如此爱护阿古柏,为什么不把印度让给他呢?”由于左宗棠的分析言之有理,震动了整个朝廷,连原先主张放弃新疆的一些官员也对他的见识和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说:“左大人的话才是髙论,叫人没法不佩服!”有的说:“左宗棠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谁说中国没有人才。”军机大臣文祥完全支持左宗棠的主张,竭力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其他掌握朝中大权的人也认为丢失领土很不光彩,既然有人愿意率兵出征,且左宗棠又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中节节胜利,一直是个常胜将军,就不妨试试。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带兵去收复新疆。1876年,左宗棠率兵分三路入新疆,他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很快收复了迪化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攻陷吐鲁番,打开了南疆的门户。第二年,他率军越过天山天险,挥师南下。由于左宗棠的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以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主动给清军带路,送情报,支援粮食,当地人民还纷纷拿起武器,与清军一道打击阿古柏的军队。阿古柏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最后左宗棠把阿古柏撵到库尔勒城,在大军压境、一触即溃之际,阿古柏王梦已醒,服毒自杀。清军迅速收复了喀什噶尔,并趁阿古柏子孙内讧之机加紧围剿余党,将其二子三孙俘获并处死。于是除伊犁外,脱离中国十四年之久的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接着,左宗棠又想起了仍在俄国手中的伊犁。他上书朝廷,请求以先礼后兵,外交加军事的策略,收回伊犁。清廷同意了这一主张。清政府先派崇厚与俄国交涉,崇厚丧权辱国,被判处死罪。接着又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国交涉,俄方百般要挟,左宗棠为向俄国表明志在收回伊犁的决心,命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行军,他在哈密安营扎寨,做好武力解决的姿态。俄国人知道左宗棠不好惹,也不敢轻易诉诸武力,这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终于收回伊犁。但因俄强清弱,清政府还是让俄国割走了霍尔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俄国还蛮横地勒索了九百万卢布的赔款,扩大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通商权利。当然,这已不是左宗棠力所能及的事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左宗棠性情耿直,不喜欢官场上那一套虚假应酬,不久左宗棠又被外调出京做他的封疆大吏,担任两江总督。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先后向台湾的基隆和福建的马尾军港(在福州市东)发起攻击,驻守基隆的清军官兵在著名将领刘铭传的率领下,奋起还击,打退了敌军。但在马尾战役中,由于守将何如璋和张佩纶在战前的头晚得到李鸿章的电报说,与法军的议和已有进展,便放松了备战,结果仓促应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三天之后,即1884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对法宣战。1884年九月,左宗棠奉命赴福建督师,指挥闽海战役。他到防地后,见备战松弛,非常着急,昼夜奔波,加紧备战。将士们一看左大人身先士卒,决心抗法,全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胜仗。1885年春节来临,将士们都想消消停停过个好年。但左宗棠早已料敌在先,说:“洋鬼子早了解了咱中国过年的风俗与他们的圣诞节不相上下,所以他们一定会钻这个空子,趁我们欢欢乐乐过年之际,攻我不备。今年都免过年吧,跟我出击,我亲自充当先锋。”正在这时,福建总督杨昌漫与将军穆图善前来向左宗棠拜年,听说中堂大人要亲临前线,纷纷劝说他不要去。此时,左宗棠已七十三岁,然而他斗志却丝毫未减,训斥二人说:“我不去打,洋鬼子如何害怕?怕,是因为打怕的。你们二位是高官,不肯出去打仗,我去打!”杨、穆二人见左宗棠执意上前线,也不敢再劝阻,只好吐吐舌头打道回府。左宗棠一处一处检查布防,作好了迎战准备。法国果然在过年这天来突袭厦门,出动了大批舰队,但舰队驶到中途便调头返航,因为法军侦察快艇已探知厦门的清军早有准备,还了解到左宗棠也在前线督战。左宗棠的威名,法国人早已耳闻,知道这是个不怕死、不好惹的硬茬子,所以法军便退避三舍了。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谅山、镇南关等地大胜法军,中法之战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然后,1885年六月,李鸿章在与法国的谈判中,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在福州戍边的左宗棠得到和约文本,气得手直颤抖,竟无法读下去,大骂道:“李鸿章啊!李鸿章!你这个卖国贼!”骂着骂着,他突然面如白纸,手脚发软,猛然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昏倒在地。1885年七月,左宗棠满怀遗恨逝世。真是投降派当道,诸葛亮再世也无力回天。四、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张之洞张之洞,1837年生,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张之洞的家庭“三世为州县官”,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少时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十六岁时,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早年,张之洞以攻讦时政而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三十岁时被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接着督办湖北学政,开始主管一省的教育,继而任四川学政和国子监司业。三十四岁起,担任山西巡抚,继升为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期间除1895—1896年和1902—1903年两次临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及入京定学制外,他在湖北任职长达三十七年,是清代总督中在一个地方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任职期间,张之洞除了兴办洋务、设枪炮厂、开矿务局、置军舰和训练军兵外,尤其重视教育事业建设,他创办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洋务学堂,并大力提倡留学教育,晚年跻身于军机枢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的教育改革,供职中枢,主管学部。在四十余年的仕官生涯中,张之洞勤理学政,关心教育,不仅有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系统的教育思想理论,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是新洋务派的首领,与早期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虽然他的教育活动后起,但是他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目的与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待中西文化与教育的看法也有更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它的核心是“中体西用”的教育救国论。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由十载学官到出任巡抚时期。这一时期,张之洞属于顽固派营垒的旧学捍卫者,其办学的目的在于“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学校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他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等,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纲常名教的“通经学古之学”。张之洞作为学官,主持过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做湖北学政时,鉴于士风败坏,他强调“以根柢之学砺砺诸生”,并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在四川任学政时,大力整顿科举积弊,并亲自讲学于尊经书院,著《辅本酋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前者将科举考试注意事项逐条列出,对考生加以指导,实为科举考试指南;后者列举经、史、子、集要目,实为旧学入门。在这一时期,张之洞所取用和培养的代表人物有袁昶、许景澄、陶横、孙诒让、张祥龄、范容、宋育仕、扬锐等。第二阶段,即中法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督粤、湖广和暂署两江期间。这一时期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化成洋务派,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坚持传统的旧学为基础外,提倡增添传授西文、西艺的新学。同时他逐渐将过去所兴办的旧式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他说,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学校,即合古制,且以名实相符”。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变器不变道”,即主张学习西方某些近代艺能,但必须保存中国的封建政治、伦理传统。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湖北经心书院初期学习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之类。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内容。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西湖书院,课目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又以新学方兴,还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以及兵操等学科。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张之洞暂署两江。由于身处文化发达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扩大,加上中日战争的刺激,他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恢复水师学堂,兴办陆军学堂,在江西高安办蚕桑学堂。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出国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开始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以及创办文化设施,这时期,他雄心勃勃,决心在教育上大干一番事业,他致力于军事教育、实业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等。军事教育方面:他早先在广东时创办了水陆师学堂,这是当时一所规模较大的洋务学堂,以培养海陆军事官员为主要目标,水师聘英国人做教官,陆师由德国人做教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在南京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实业教育方面:他提出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裕国民之利”。他在湖北创办的实业学堂,有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都是零星创办的,并无系统规划,办学宗旨,专在实用,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近现代各方面的技术人才。普通学堂方面:他在湖北创办的有初等小学堂、湖北五路小学堂、湖北普通中学堂、湖北高等学堂、湖北存古学堂等。张之洞主张,小学由民间自办自主。中学教育培养方向有二,一是“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二是“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课目为十二门,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和体操,教学方法仍以讲诵为主,同时兼用西方教育实验、观察等方法。大学堂的宗旨他规定为造就通才。他选择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附高等学堂学习经学(道德学、文学)、中外史学(国朝掌故学)、中外地理(测绘学附)、算学(天文学附)、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和兵事学。后两门均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各国游历一年,以后高等学堂的学生来源主要由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升入,三年学制年限,毕业后出国游历一年。这样,张之洞就把普通教育初步系统化和制度化了。留学教育:张之洞认为学习外文是学习外国的必要准备,他说:“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自强之道,贵乎国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自强学堂就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设有英、法、俄、德、日语等科目。在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他还极力提倡编译西方书籍,后来他在两江和湖广地区合设江楚编译局。张之洞还认为,在国内读洋书不如出国留学,留学一年胜于国内读洋文五年,所以他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曾派遣二人到比利时学炼钢铁,派学生分赴英、德、法、日本留学军事和制造技术。师范教育:在兴办各类教育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师范教育尤为关键。他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先后在湖北创办了一批师范学堂,如湖北师范学堂,除普通学科外另设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又如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大、学生多,内设附属小学,当时李四光、闻一多就是该师范学校的学生。此外,他还创办了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即各府)师范学堂,建立了全省师范教育网。此外,张之洞对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他先后在湖北兴办了一些妇幼学堂。如湖北敬节学堂,是当时的幼儿师范学校;湖北育婴学堂相当于今日的保育员学校;湖北女学堂,为湖北近代女学之始。在湖北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图书馆、《湖北商务报》、《汉报》、《楚报》、《湖北日报》、《湖北官报》等,为湖北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之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表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制定癸卯学制。《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劝学篇》共四万余字,分二十四篇。内篇九,讲中学;外篇十五,讲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劝学篇》的一贯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艺,以此技艺来救清王朝封建制度和学术文化之“阙”,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张之洞晚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越来越暴露出洋务教育的反动性一面,他害怕资产阶级利用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武器,所以他禁止私学教习政治法律与兵操,查禁反对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办报刊杂志,乃至残酷杀害革命党人等。但张之洞晚期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和拟定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亦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促使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起了重要作用。癸卯学制包括二十个文件,其中主要是“学务纳要一册,管理学校通则一册,实业学堂一册,请讲学生章程一册”。这个学制的教育宗旨是“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与学习目标,采用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这个学制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彻底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新学堂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全国官办学校为数很少,新学制推动后不到八年,全国新学堂发展到五万二千多所,学生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1909年去世,著作有《张文襄公全集》。【点评】从晚清中兴四大臣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有诸葛亮再世,也不能中兴晚清的缘由了。这四大臣之间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特别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对外软弱派在政局中占着主导地位,把强硬派取得的功绩给化为了乌有。软弱派在洋务运动中,崇洋媚外,对洋人采取了一种过分依赖的态度,到处表现出一种奴颜媚骨的嘴脸以讨好洋人,想以此来换取洋人的支持,结果被人越发看

                      国一直在准备着和秦国较量,赵国才是秦国主要的敌人。如果现在秦国把韩国给灭了,那会让天下人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秦国灭了自己的内臣,而放过了自己的外贼,侍奉秦国最后的结果是被秦国灭掉,那么谁将来还会跟秦国交好呢?天下的人都会选择和赵国结盟。第三点,韩国不容易灭。韩国虽然小,处“四战之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需要应付外敌,但是这么一个小国,处在这么一个不利的地理位置上,一百多年以来,它就是在和邻国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这个国家你不能轻易地灭掉它,你也不可能轻易地灭掉它。假如说你要去灭韩的话,那么韩国就会和魏国结为联盟,魏国肯定会帮助韩国。韩魏结盟,有助于赵国,赵国本来和齐国就是联盟,再加上韩魏的联合,那么你攻打赵国就更困难了。所以,韩非主张,不能够先灭韩,应当首先灭赵。那怎么灭赵呢?韩非提出来一个分四步走的具体计划。第一步,派出使者出使楚国,用重金贿赂楚国的重臣(重币用事之臣),宣扬赵国的劣迹;第二步,给魏国送去人质稳住魏国;第三步,率领韩国攻打赵国,即使赵国和齐国结为同盟,也不足虑;第四步,灭了赵国、齐国之后,发一封文书给韩国就可以摆平韩国(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而定也)。这样,秦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就可以造成赵、齐两国灭亡的态势,楚国、魏国也一定会自动屈从。韩非提出首先消灭赵国的主张,是为了保存韩国。但韩非提出的主张,每一条具体的理由,都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来说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秦国的角度来阐发他的主张。所以,韩非的上书有很大的诱惑力。那么,秦王嬴政面对这样的主张,他的做法是什么呢?秦王嬴政的做法,为什么使韩非更进一步地卷进了秦国的通天大计之中呢?我们前面讲过,韩非这个人口吃,不大会讲话,但是笔头功夫非常好,他的文章特别善于剖析利害,这是韩非的文章最有特色的地方。所以嬴政看了韩非的上书以后,他没有做判断,而是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中的大臣朝议。在朝议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反对韩非的就是李斯,李斯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心病必除。他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是人心里边隐藏的疾病,这个病虽然现在没有发作,但它一定会发作的。假如,秦国有了突发事件,韩国一定靠不住。所以,韩国对秦国来说是个必须要除掉的心病(秦之有韩,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第二点,这个心病是一定会发作的。现在这个病隐藏在你的身体里面,也许一年两年不发作,但是如果我们去对付齐国和赵国的话,需要举秦国之力。当我们举全国之力对付赵、齐的时候,韩国这个心病就会发作,当年秦穆公兵败崤山的惨剧就会再现,所以必须消灭韩国(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眩也)。这样,李斯跟韩非的意见就针锋相对了。李斯主张灭韩,韩非主张灭赵,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秦王嬴政在制定通天大计时的路线之争,它的本质是秦国和韩国两国利益的冲突。门监子摆平四国韩公子痛斥姚贾在当时,秦国是七国中的老大,军事力量最强,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秦国相匹敌。所以秦国很自然要用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军事力量以外,还要不要用其他的手段呢?李斯认为,还要用外交手段。李斯讲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应当多派一些人,带着很多钱,到六国去,收买那些可以收买的重臣,收买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果他很廉洁,不收贿赂,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暗杀了。能买的买下来,买不下来的就杀,然后再派大兵随其后(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这样,李斯就提出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军事力量,另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叫金钱,李斯主张两种手段并用。秦王嬴政曾经遭遇过一次四国联合抗秦的军事行动,当时秦主嬴政召集了六十多位大臣来商议这个事情,大臣们都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姚贾的人站出来,他说,大王给我钱,我去把这四国摆平(贾愿出使四国),必须其谋而案其兵)。嬴政听了很高兴,给了他一大笔活动经费,给了他很多车辆,还给了他黄金千斤,姚贾用了几年的时间,把联合进攻秦国的这四国,全部用钱给摆平了(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姚贾回来以后,秦王嬴政很高兴,赐封午户,并且提拔他做了上卿。韩非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立即给秦王嬴政上书,痛斥姚贾。韩非指责姚贾什么呢?他指出姚贾犯了三条大罪:第一,贪污公款;第二,假公济私;第三,出身卑微。先说第一条,韩非说姚贾拿了秦王赏的这么多钱,活动了三年,四国的外交也没见多大成效(四国之交未必合),而大部分钱进到他自家的腰包里去了,这叫贪污公款。第二,姚贾利用秦王的权力为自己建立关系网,私交诸侯(以王之权,外自交于诸侯),这叫假公济私。第三,姚贾这个人人品不行。他本是魏国人,父亲是个把守城门的(守门监者),他出身卑微,而且在魏国曾经犯过盗窃罪,魏国公安局里面有他犯罪的案底,他是有前科的人。后来到了赵国,又被赵国驱逐。你看这个人,出身这么差,还犯过罪,被列国驱逐,你和这种人商讨国家大事,那不是让我们这些人太掉价了吗?嬴政看到韩非的上书,就把姚贾叫来质问:你是不是拿着公款去私交诸侯了?姚贾不卑不亢地说确有此事。嬴政一听大发雷霆,你既然这样做,怎么还有脸面来见我呢?姚贾说,你一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在历史上,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的事情太多了,你要听信谗言,你手下就不会有忠臣。嬴政说,这条我们且不说。有人举报你,说你是个监门人的儿子;有过盗窃的前科,在赵国被驱逐过,有这件事吗?姚贾说不错,确有其事。但是反过来讲,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帮助周文王的姜太公,他当年在齐国不是被驱逐出去的吗?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是个商人,但是齐桓公重用他,不是最终称霸天下了吗?还有,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但他不是帮助秦穆公使秦国崛起了吗?这些人哪一个是出身高门贵族家庭的?但这些人不都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君成就了一番霸业吗?如果你用人要讲出身,要用高士,我也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有一个高士,商朝人卞随,当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找他商量,卞随觉得找他商量灭掉一个君主是一种耻辱,然后就投水而死,这是个高士,这种人你能用吗?你跟他一商量,他就投水自杀了。还有一个高士,夏朝人务光,商汤灭了夏桀以后,据说商汤想把君位让给务光,务光不干,然后就自沉于蓼水之中。这两个高士,一个找他商量事他就跳河自杀了,另一个让他当国君他就自沉了。这些高士都出身高贵,德行、操守很高尚,但他们愿意为你服务吗(人主岂得用哉)?你现在是用人的时候,用人就是用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衡量他的道德水准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再高贵的人,如果他没有功劳,你也不能赏他(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秦王嬴政一听,有道理,便不再追究,把姚贾给放了。李姚联手诛韩非秦王黙然成大计姚贾下来一打听,谁告了他呢?韩非。如此一来,姚贾和韩非就成仇家了,姚贾也被卷进关于通天大计的争论当中。李斯跟韩非过去有过存韩与亡韩的斗争,现在又卷进来一个姚贾,姚贾为秦国立了功,却受到韩非的指责,加上秦王嬴政的问责,姚贾被韩非定了三条罪,其中任何一条罪状成立,都是死罪,所以姚贾能不恨韩非吗?韩非在很短的时间,给自己找了这么两个难对付的敌手。在劲敌的谮毁下,韩非不久之后被迫自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从上述记载来看,进言杀死韩非的是李斯和姚贾,送毒药让韩非自杀的是李斯。他们说韩非这个人是韩国的公子,他一定不会帮助秦国,这是天性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如果不用这个人的话,一定不要久留他,更不要放了他,一定要把他除掉,否则将会是秦国的祸害。嬴政听了这话,就把韩非投到监狱里。李斯这个时候是廷尉,就让人给韩非送了毒药,韩非想申诉而不得,就在狱中自杀了。韩非之死,实际上是因为他想在强秦的铁蹄之下,保存实力弱小的韩国,从而卷入了秦国统一天下这个通天大计的制定之中。他的死,具体牵涉三个人:嬴政、李斯、姚贾。那么,韩非的死,该由谁负责呢?是秦王嬴政,还是联手告状的李斯和姚贾呢?或者是韩非自不量力,卷入了一个他根本无法阻止的计划之中,导致自己死于非命?其实,韩非之死牵涉的这四个人都有责任。李斯的责任前面我们讲过了,在这里只提一句,李斯坚决主张杀韩非,主要的原因是李斯认为韩非在阻挡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的制定,他是灭六国的障碍,必须要除掉。这是李斯的看法。姚贾呢?姚贾也主张杀韩非,原因有两点。第一,私恨。姚贾痛恨韩非,他为秦国立功回来,却被韩非举报三大罪状,私恨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点,姚贾主张用金钱作为统一六国的武器,而且他做得很漂亮,用金钱也确实摆平了四个国家。因此,姚贾主张杀韩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不同于韩非的统一六国策略,将韩非视为统一六国过程中的障碍。嬴政对韩非之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责任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欣赏韩非的是谁呢?是嬴政。韩非上书,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臣的人是谁呢?是嬴政。批准李斯和姚贾的建议,将韩非逮捕投入狱中的是谁呢?是嬴政。虽然韩非之死并不是嬴政直接下手,是李斯送的毒药,韩非没有办法告状,只好自杀了。但是,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韩非死了以后,嬴政并没有追究韩非之死的责任。嬴政如果要去查,谁把韩非给杀了?我还没下令杀呢。那一追就追到李斯的头上来了。嬴政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不追究责任本身就等于默许,虽然最后他想赦免韩非。照我们讲的这几点来看,嬴政是同意杀韩非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他又要赦免韩非呢?这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其实很好解释。嬴政欣赏韩非的法家思想,欣赏韩非的文笔犀利,欣赏韩非的才华,但是又不同意韩非的政治主张。在灭韩和存韩的问题上,嬴政是站在李斯一边的。在用军事手段和金钱两种手段的时候,嬴政是赞成姚贾的意见的。也就是说,嬴政在通天大计的制定上,是和李斯、姚贾站到一边的。作为个人来说,他欣赏韩非的思想和才华,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来说,他是主张杀韩非的。韩非对自己的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可以想一想,韩非提出来存韩亡赵,那是为了给韩国争取时间,反对李斯灭韩是为了韩国的安危。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给秦王嬴政上书,这些都是为了韩国着想。他反对姚贾用金钱做武器击败六国,是因为他看出金钱在消灭六国的统一之战中威力巨大。我们以后会讲到,秦王嬴政用很多钱收买了六国的一些重臣,像楚国、齐国、赵国,都出现了奸臣受贿然后陷害忠良的事情,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亡国。嬴政用金钱作为灭亡六国的第二手,韩非深深知道这一点的严重危害,因此他不顾个人生死反对姚贾的做法。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为了保存韩国,深深地卷入秦国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之中,显得有点自不量力。但是韩非的自不量力让我们看到了韩非的一种内在精神:为了韩国的存亡,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他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对故国的深情,让后人非常感动。他明明知道不可能阻挡秦国灭韩,但他还要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故国,韩非的作为,跟我们非常熟悉的屈原,为了楚国的存亡不惜自己沉江是一样的。所以,韩非之死,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人格力量的存在。作为个人来说,韩非是失败了,但是韩非用自己的死为故国的存在做了最后的努力。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大计就在嬴政、李斯、姚贾和韩非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最终,达成了三点共识:第一,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第二,第一个目标锁定韩国;第三,军事力量和金钱手段双管齐下。第二篇横扫六合第15章韩氏初兴秦始皇一统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吞并六国是秦国崛起和强大的最终结果,而与秦国的崛起相伴的是其他诸候国的衰落,两者之间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在秦国崛起的进程中,其中一个诸侯国的衰落,对秦国确立优势地位、最终统一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晋国。晋国曾经十分强大,但却因内乱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和秦国山水相连,是阻档秦国进入中原的天然防线。秦穆公一代英主,东扩中原,抱恨而终,就是因为秦国之东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晋国。秦国如果不能冲破晋国这一道大坝,就永远也走不出函谷关。那么,秦国是怎么冲开晋国这道坚固的大坝的呢?在这个过程中,晋国的韩氏卿族又是如何壮大的呢?秦国冲破晋国这道大坝,缘于两大原因,一是晋国一分为三,二是秦国迅速崛起。晋国和秦国不同,晋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正宗,而秦国是因为救援周幽王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的暴发户。韩、赵、魏三家分晋之时,秦国国君是秦简公,此时离秦孝公继位只有四十二年。所以,晋国一分为三和秦孝公登上历史舞台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强大统一的晋国轰然崩塌,一国分三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领土与实力都相对较小的诸侯国。秦孝公实施变法是秦国迅速强大的开始,当秦国突然提速、加快崛起的步伐之时,强大的晋国却突然消失了。对于晋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对于秦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秦国正是在韩、赵、魏三国的衰败中一步步挺进中原,最终统一中国。晋国为什么会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小国?秦国为什么没有分裂成几个小国呢?如果晋国没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秦国能统一天下吗?秦国收拾韩、赵、魏三国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晋国不分裂,秦国能够灭掉晋国吗?所以,剖析秦始皇统一中国,永远避不开一个重要的话题:阻挡秦国进入中原的强大晋国为什么会分裂?曲沃窥伺晋王室献公诛杀诸公子晋国分裂最主要的原因是晋国公族(国君的宗族)的势力在晋献公时大大削弱了。为什么晋献公时晋国公族势力会急遽衰减呢?这是因为晋献公大规模地屠杀了晋国公族。那晋献公为什么要大规模地屠杀晋国公族呢?原来,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穆侯的幼子,晋穆侯的长子是法定的晋国国君继承人。按照周代宗法制的规定,太子是国君的嫡长子一支,称为大宗,国君的其他儿子称为小宗。大宗是家族的当家人。晋穆侯死后,太子继位,史称晋文侯。晋穆侯的小儿子被封到曲沃(今山西曲沃),称为曲沃桓叔。曲沃土地肥沃,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曲沃桓叔又特别注意收买民心(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因此,曲沃桓叔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就有人说:“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整体实力的迅速提升让曲沃桓叔开始窥伺晋国国君的位置。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祖孙三代的夺权,曲沃武公最终杀死了大宗的晋侯缗,夺得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曲沃桓叔这支小宗的夺权之路并不顺利,前后经历了三代近七十年的努力才得以成功。此间,周天子两次插手,派兵干预,不许曲沃桓叔一支篡权。晋国国内的宗法势力也不允许曲沃桓叔一支进入

                      常洛。朱常洛生母王氏是个普通宫女,被万历私幸,而怀下身孕。但万历喜欢郑贵妃,不喜欢王氏,于是拒绝认这个孩子,而且不让他上学。谁建议让朱常洛出阁读书,谁就被贬遭罚。朱常洛长期被禁闭在宫中,几乎是个文盲。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发生了梃击东宫太子朱常洛事件,这就是梃击案。这天傍晚,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太监,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直到屋檐下才被捉拿。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太监守门,第二道门无人看守。事发后朱常洛惊恐万状。万历帝下令审讯。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不愿深究。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和刑部官员联合对张差进行突击审讯。在这里我们要交代一下东林党,东林党人这个称呼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1604年,顾宪成修复宋朝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在此讲学,最终逐渐形成地方实力派。顾宪成有一副很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三方会审时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太子),有吃有穿”。他们对他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万历既不愿意因此事伤到郑贵妃,也不愿意让太子朱常洛白受惊吓,于是下令禁止株连,不要牵扯太多人。最后张差被处死,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被秘密打死,这就是梃击案。此事从表面上看是郑贵妃意欲谋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但实质上反映出朝廷中东林党与其他派系的政治斗争。万历去世后,八月初一朱常洛继位,长期被禁闭在宫中的他终于得到了解放,一个几十年都被压抑的人一下子成为中国的“一把手”,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朱常洛想的是从今往后可春看桃花流水,夏赏荷叶涟涟,秋观枫叶正红,冬临皑皑白雪,再也不被限制自由,可历史却让他连这个夏天都没能过去。朱常洛体弱,无法通过盘马弯弓来释放男人的情怀,他只愿意通过对女人的征服来释放自己被压抑的情感。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就在他登基的第二天,郑贵妃送给他几个美女,关于美女的数量,说法不一,据查继佐的《明书》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谈迁《国榷》则说“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李逊之《三朝野纪》也记载是八个人,三比二,咱们姑且就相信是八个人。如果换作别的男人,未来一周就有得忙了,但压抑了几十年的朱常洛恨不得一夜之间补偿回来,这就出问题了。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如果突然同时吃鹿茸、人参、狗肉,那不出半天就要被送到医院放血了。一夜之间进行八次车轮战,下场也可想而知。“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换作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尚可对付,但以朱常洛的体质,这一夜,只怕就如民间所说:被掏空了。相比之下,宋度宗就比朱常洛厉害多了,《南宋杂事诗注》记载,宋度宗刚即位,就有一夜之间临幸三十个宫女的记录,而他非但没有精尽人亡,反而又活了十年,朱常洛就不一样了,死亡已近在眼前。此时太医崔文升给朱常洛开的药方是泻药,有人会问,这不明摆着想害死朱常洛吗?本来就已经快精尽人亡了,再让他拉几十次,他不就去见朱元璋了吗?其实这里面忽略了一个细节,以朱常洛的小体格,他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八次战斗的,那么他一定是服用了很给力的药物,现在药物在他体内还在起作用,必须先用泻药把体内的春药排出来,然后再补肾养气。从医理上看,崔文升做得没错,但是他下药下猛了,药量过大,朱常洛一天一夜拉了四十三次,然后就起不来了,大小便问题怕是只能在床上解决了。此时朱常洛病急乱投医,有个叫李可灼的官员自称有“仙丹”,朱常洛命其立即献上。仙丹就是红丸,朱常洛服下后,当即觉得神清气爽,腰也不酸了,肾也不痛了,腿也不抽筋了,走路也有劲了,肚子也饿了(“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这时是中午,到傍晚五时,为了巩固疗效,朱常洛再次服下一枚红丸,第二天,九月初一凌晨,在内阁的大臣突然接到太监传到的谕令:即刻入宫觐见。所有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他们从内阁向皇帝寝宫小跑的途中,朱常洛驾崩,仅在位二十九天。而后其子朱由校继位,年号天启,史称明熹宗。这就是明宫三案之红丸案。红丸是“无性纯红丹”,最早是万历皇帝的爷爷嘉靖时陶仲文炼成,说吃完可以长生不老。这种红丸的制作方式很有意思:用处女首次月经来潮的经血做药引子,把收集来的处女经血放在金质或银质的器皿中,再加上半夜采集来的第一滴露水,而后放入乌梅等各种东西,连续煮七次,使药物浓缩成黏稠状态,这时再加进乳香、松脂,以火提炼,最后炼成丹丸。陶仲文还说:这种丹丸必须以晨起采得的露珠或初为人母者得乳汁调服才能奏效。为了炼这种丹药,嘉靖选了一千多名十岁到十四岁的少女入宫。红丸含有一定量的性激素,所以使朱常洛精神一振,药力刺激以外,也不排除所谓“回光返照”的作用。本来就身体虚弱的朱常洛再吃这种东西,自然就小命难保了。如果与朱常洛的曾祖父嘉靖皇帝比起来,朱常洛的体格真是差得太远,嘉靖服用铅汞砷等丹药二十年才吃死,而他的曾孙只吃了一次就挂掉了。此事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朱常洛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此案从此开始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东林党与阉党党争的题目之一。朱常洛死后,尸骨未寒,又发生移宫案。在明军萨尔浒之战的当月,明熹宗的母亲王才人病死。王才人原来是在东宫伺候皇太子朱常洛的宫女,直到生下朱由校后才封为才人,因长期遭到朱常洛宠妃西李选侍的凌辱,抑郁而死。那么,移宫案是怎么一回事呢?“移宫”就是从一个宫殿搬到另一个宫殿,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出事儿了,移宫案包括“避宫”、“移宫”两个阶段。先说“避宫”,朱常洛病死后,西李选侍采纳了手下太监魏忠贤的建议,为了控制明熹宗,要求他与自己同居干清宫,她将明熹宗软禁在了干清宫。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乘西李选侍不备,带明熹宗出来,魏忠贤等太监追出来。明熹宗的衣袍都被追赶的太监撕坏了,但明熹宗还是逃出了虎口,当然,这只虎是母老虎。大臣们把明熹宗安排到慈庆宫,明熹宗就这样摆脱了西李选侍的挟制,这件事情史称“避宫”。再说“移宫”。朱由校避住在慈庆宫,西李选侍依然在干清宫。而明朝皇帝上朝都在干清宫,换句话说,明熹宗没有了上朝的地方。为了让西李选侍尽快移宫,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多次上奏,被明熹宗采纳,西李选侍搬出干清宫。这就是“移宫”。经过这明宫三案,明朝上层建筑一片大乱,东林党失败,阉党完全控制了朝政,而熊廷弼为人正直,不愿党附阉党,阉党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罢熊廷弼职。十月,以袁应泰代之。至此,辽东刚有起色的局面被终止。第七章大扩张明军搬运炮弹,装填火药,瞄准点火。后金军扛着云梯,手握大刀,呐喊着冲向城墙,有几发炮弹在后金军中爆炸,顿时血肉横飞。这时有部分人马已冲到城墙下,架起云梯,士卒飞速攀缘而上,但明军居高临下,见后金军靠近城墙,便以火铳扫射,子弹急雨般倾泻下来。后金军攻城士卒一排排倒在血泊中,但仍前赴后继冲上去。这就是沈辽之战的场景。熊廷弼被罢官后,辽东又发生了饥荒,此时不战,更待何时?!努尔哈赤迅速发动了沈辽之战,即对沈阳、辽阳发起进攻。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初十努尔哈赤兵临沈阳城下,他先派人挑战,守将贺世贤出城迎战,后金军佯败,贺世贤紧追不舍,追着追着就掉进了后金军的包围圈,他在激战中身中四箭,部下劝他退向辽阳,他说:“我身为大将,不能保全此城,有何面目见袁经略(袁应泰)?”说罢继续拼杀,又杀敌骑数人,最终身中十四箭而亡。主将已死,努尔哈赤用云梯攻城,就出现了本章开头的一幕,后金军从城东北角挖土填平壕沟。城上连发火炮,因发炮过多,炮膛过热,无法继续开炮。后金军蜂拥越过壕沟进攻东门,城内的蒙古人作为内应将城门打开,后金军攻入沈阳,城内军民七万人被屠杀。正在激战时,明将陈策率手持竹竿、长枪、大刀、利剑的步兵来援,被后金军骑兵砍杀得全军覆没,陈策战死于浑河边。浑河南五里外一万明军步兵布置战车、枪炮防御,此外还有三万骑兵来援,努尔哈赤亲自率军迎战,其子皇太极也率军杀来,大败明军,明军残部溃散,后金终于牢牢控制了沈阳。八天后,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率领六万大军来攻辽阳,“旌旗蔽日,弥山亘野,莫测首尾”。十九日辽东经略袁应泰在环城壕沟中倒满水后,亲率总兵侯世禄、姜弼、梁仲善共五万人迎敌。梁仲善见后金军已到,拍马杀入,侯世禄、姜弼正要接应,却被后金军截住。努尔哈赤亲率后金军突入明军阵内,据朝鲜《光海君日记》记载,努尔哈赤突入明军阵内时被包围,他对手下人说:“只要我们后退一步,就死定了,一旦有危急,你等需先杀我,然后退去。”危急时刻,皇太极率军杀到,奋力冲杀,明军溃退,袁应泰手刃逃兵多人,还是没用,只得退入城内,此时明军已损三分之一,还剩三万人,梁仲善战死。二十日,三万明军与敌继续交战,袁应泰亲自督战,明军火炮齐发,后金受挫。努尔哈赤令绵甲兵推楯车抵御炮火前进,此时后金最大的障碍就是壕沟内的水,于是努尔哈赤派人将城西大闸掘开,壕沟中的水一泄无余。随后后金军踩着泥越过壕沟冲来,明军溃败,许多人被挤进壕沟,壕沟没排净的水都被染红了,残部退入城内。二十一日,后金内应在城内放火,城内大乱,后金军杀入。辽阳的百姓大多没有气节,开门迎候后金军,许多妇女还要打扮一番,袁应泰自缢而死。辽东巡按御史张铨在辽阳城内被俘,努尔哈赤让他下跪,张铨说:“我身为大明天子大臣,怎能向你屈膝?”后金各贝勒持刀相逼,张铨引颈而待,皇太极试探着问他:“我敬佩你的忠义,愿意将你送回明朝。”张铨:“我力不能杀贼,无颜回去,只求一死,愿死后归葬明朝故土。”皇太极被张铨的忠义感动,希望能劝降成功,于是说:“昔日宋徽宗、宋钦宗身为皇帝,尚且被我祖先攻破都城,屈膝下跪,你只是一个臣子,何必自苦如此?明朝皇帝昏庸,阉人专权,不如你辅佐我大金皇帝,如此足以让你施展平生所学。”张铨不为所动,“如果投降你们,我将遗臭万年,你们虽想让我活,但我却只想一死,我死,则可流芳百世。”皇太极见他志不可夺,于是下令将他缢死,厚葬。(《明史》记载为张铨自缢而死)战役结束了,此战是明清军事冲突的高潮,标志着双方形势的转化——明朝在辽东统治终结,后金在辽东统治确立。辽阳在后金的胜利声中被拿下了,随后努尔哈赤迁都辽阳,至此辽东全攥在努尔哈赤手中。努尔哈赤控制整个辽东后,非但没有大喜,反而更增添了忧患意识,他对各位贝勒说:“为君者能以至公之心勤奋治国,则天命能够永享,如若不然,必有改朝换代。人中一心为公且勤奋的,天命其为国君,国君从人中找一心为公且勤奋的为大臣。今后朕的子孙如能公诚存心,勤劳理政,则必蒙天佑,天佑者谁能败之?朕对于国家之事,是非臧否,都以至公来断,所有兴兵出猎,一切军国大事,朕必身亲其劳,从不敢贪图安逸,朕之所以蒙天佑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此啊!”就在当天,努尔哈赤对贝勒们说:“自古以来,国君没有因为衣食竭尽而败亡者,都是行为恣纵才导致败亡,后世子孙于生杀予夺之事不可不慎。凡是有人犯罪,一定要详查,如果是功臣的子孙,应死者当免死,应罚者当免罚。各位贝勒在讨论国家大事时,不要随声附和,该说是的就说是,该说不是的就说不是,当直言匡正之。我国家能有此基业,缔造艰难,当征战之时,如山中熊虎,互相搏杀,而盗贼充斥如豺狼遍野,又有同气相残,群争相斗,但这些人都被朕收服了,天地鉴我大公之心,俾众国归附,强者服,乱者定,后世子孙尚其善守之哉!”“一个人应该作战时勇猛,但平时说话还是以谦让为上,机智之人遇敌而后出奇计,勇武之人临阵而后施展其勇敢,不然虽有智勇,去哪用呢?”“一个人在困顿时,都会有智慧,都会善良,如果富贵安逸的话,就容易变其心。朕训诫你们的这些话,后世子孙愚者把这些话看作一般的话,那就完了,如果是聪明人,见到这些话就如同看见我的心一样,服膺而不敢忘。如果遵守我说的这些话,崇尚公道,敬承基业,勿至荒废,那么就能一直当一国之君。如若不然,放弃公道而把钱财看重,未有不发生动乱的。凡是身危业败,国家丧亡,都是因为心的不善。昊天眷顾,国政修明,都是因为心的善良。强敌可以抵御,而天命难以违抗,惟勉持公诚,以俟天命可也。”(《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说得很好听,那么他心善吗?对辽东百姓好吗?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后,在太子河畔修建新城,旧城住汉人,新城住旗人,这是清朝旗民分城居住的开始。后来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在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清朝北京城墙就是现在二环,旗民住二环内宣武门西大街、前门大街、崇文门东大街一线以北区域,汉民住这一线以南区域。日后清朝统一中国,杭州、西安、成都、广州等城市都是建立“满城”,汉人与满人分开居住。此外,努尔哈赤还开始实行六大弊政:(一)圈地。将整个辽东的土地都给了清廷诸王、勋臣、兵丁,把汉族农民全部赶走,使其无家可归。(二)颁布剃发令。努尔哈赤令汉民剃发,以示归顺,但此时还没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令,在辽东如果不剃发,也未必会被杀头。(三)颁布投充法。努尔哈赤允许各旗招收贫民役使,满洲贵族任意逼迫汉人为奴。投充法规定,投充人是奴仆,主人可以买卖他们。一个强壮汉人可卖十八两银子,或者换一头耕牛(据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四)逃人法。八旗官兵将所俘的汉人和投充者当奴仆。由于忍受不了虐待,大批奴隶逃亡。努尔哈赤下令对逃跑的奴仆严厉惩罚并株连他人,将逃人鞭一百之后归还原主。凡窝藏逃人,处死籍没,还要罪及邻居和地方官员。(五)屠城。辽阳城破后努尔哈赤将城内五万人砍死,随后努尔哈赤让城内大户人家留九件衣服,中户人家留五件衣服,小户人家留三件衣服,其余衣服全部交出。上交时女真人疯抢衣服,并把许多年轻女人的衣服当场扒下抢走,女人们不胜其辱,多自缢而死。(六)杀儒。努尔哈赤下令将辽东几乎所有儒生杀死,只留下三百人为奴隶,与汉人知识分子彻底结下死仇。努尔哈赤在辽东进行大屠杀,“或全城死,全营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或家死其半,子死其父,兄死其弟,妻死其夫,山骸川血,鬼哭人嚎”。“黄沙百草,一望凄然,偶有村落,寥若晨星”。沈阳、辽阳失守后,明朝举国震惊,明熹宗与魏忠贤认为:熊廷弼守辽东一年,没有什么大过错,刚换袁应泰,就一败涂地,于是二次启用熊廷弼任辽东经略。熊廷弼这次出山后,提出如下战略部署:一,集中辽东陆军主力,扼守广宁(辽宁北镇),使之成为可战可守的前沿基地,从正面与后金军对峙,并牵制其主力行动。二,以天津为基地,集中海军主力,随时准备经辽东湾,由辽河口北上,进击后金控制下的辽阳。三,在登州(山东蓬

                      莱)建立舰船基地,集中一部水陆两栖部队,随时准备经黄海、由鸭绿江口北上,袭扰后金以赫图阿拉城为中心的腹心地区。四,除以上三方面外,派游击队潜入敌后,进行扰乱、破坏。看起来,如果按熊廷弼这套进行,那么努尔哈赤肯定就完了,但事实上,如此配置需要二十万有战斗力的部队,本书第四章中,熊廷弼在奏折中都说了辽东军队的实情,这种军队岂能完成熊廷弼的战略规划?因此,实际上熊廷弼的战略部署成了一纸空文。拿下辽阳、沈阳后,努尔哈赤开始对辽西发难了,广宁成了他的首选。广宁巡抚是王化贞,他面对努尔哈赤,打算主动进攻,他说只要有六万精兵就能荡平努尔哈赤。但辽东经略熊廷弼却不同意,熊廷弼主张集中力量坚守广宁以控制辽西走廊,等后金军疲惫时再反击。于是两人争了起来,熊廷弼虽然是经略,节制辽东,但是他驻扎在山海关,实际上只能指挥山海关的明军,而王化贞却能指挥得动整个辽东的明军,此外,内阁首辅叶向高、兵部尚书张鹤鸣、魏忠贤等都是王化贞的坚强后盾,所以熊廷弼根本无法让仅仅在官位上是自己下级的王化贞听招呼,于是只能按照王化贞的方案来。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率军五万进攻广宁。面对努尔哈赤的兵锋,王化贞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三岔河。沿河呈一字形防线。第二道,镇武堡、西平堡、闾阳驿。呈品字形防线。第三道,广宁城的国字形城池防线。外围两道防线总兵力才三万人,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相比之下,还是熊廷弼的方案可行,广宁城墙坚固,附近有山可以作依托,对于善于野战的后金军来说,是可以挫败其攻势的,可惜熊廷弼没有实权。二十日,努尔哈赤对广宁开战,他迅速突破第一道防线。二十一日,努尔哈赤进攻西平堡。罗一贯坚决抵抗,李永芳在城下招降,派使臣劝说,罗一贯说:“难道不知罗一贯是义士吗?”随后斩杀来使,并针锋相对,在城上竖起招降旗,让李永芳投降,因而遭到后金更猛烈的进攻。此时熊廷弼派刘渠来援,王化贞派孙得功、祁秉忠增援,三路会师前进。努尔哈赤分兵一半拦截援军。二十二日,刘渠率军与后金军交战。八旗铁骑拈弓搭箭万箭齐发,明军几百人被箭镞射伤,于是明军纷纷举起盾牌,此时孙得功却大喊:“兵败了!为何不逃,难道兄弟们不要性命吗?”打仗的时候,对于处弱势的一方,如果有人喊一嗓子兵败了,后果就会像家禽听见鞭炮声炸了窝一样。孙得功边喊边逃,明军迅速溃散。刘渠的坐骑被绊倒,他栽下来后惨遭杀害。祁秉忠身中两刀、三箭而死,援军三万人全军覆没,孙得功仅以身免,他趁乱逃入广宁城。努尔哈赤在歼灭援军后,集中兵力攻西平堡,后金军用楯车撞城、竖云梯攻城。罗一贯知道,不会再有援军,不会再有希望,对于胜利,他已不再奢求。但他仍然决定坚守,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于是他下令坚决用火炮和弓箭抵抗,后金的死尸堆得与城墙齐平。激战中,罗一贯的眼睛中箭,此时城内的士兵已放出了最后一支箭,发射了最后一枚火炮。后金军一听没炮声了,纷纷竖起云梯登城,罗一贯对京城行叩拜礼,说:“臣力竭矣!”自刎而死。剩余将士继续抵抗,在城墙上短兵相接,在城里巷战,肉搏厮杀,明军全部战死,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罗一贯以三千人抵御后金五万人的进攻,杀敌七千人(据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为广宁的陷落书写了悲壮的一笔。得知西平堡失守消息后,王化贞连夜督促加强防御,然后就睡觉了。但还没等他睡着,就听见随从大叫:“快跑!”王化贞跑出卧室,看见城内士兵百姓夺路而逃,于是也跟着跑了。到了城外,却发现一个敌军都没有。这莫名其妙的一切,起源于两个月前王化贞派孙得功劝降李永芳,而孙得功却被李永芳策反成功。于是就有了前文他喊败了的一幕,他这次逃回广宁后将城门打开,于是有了城内的混乱。随后孙得功派人请努尔哈赤入城,努尔哈赤不信广宁来得这么容易。他率军来到城外,让大军进城,他自己则在城外观望,怕中伏兵。此时孙得功带着剃成猪尾巴辫子头型的一帮人,吹喇叭,奏唢呐欢迎努尔哈赤入城,努尔哈赤还是不信。几十年戎马生涯,使得努尔哈赤除了自己之外,不会相信任何人,幼年不幸的他只认可经过殊死搏杀后取得的胜利,胜利来之不易是常态,来得太容易的东西,往往并不应该属于自己,所以努尔哈赤仍旧拒绝进城。就在孙得功等人吹拉弹唱的同时,在广宁居住的女真人也来迎接努尔哈赤,欢庆广宁城“回到人民的怀抱”,可他仍半信半疑。毕竟这些女真人已经在广宁城多年,是否归化明朝都是未知数。最后,努尔哈赤派自己的儿子们入城搜查,得报一切正常,他才放心进城了。努尔哈赤几十年戎马倥偬,到目前未尝一败,与他生性谨慎有很大关系,谨小慎微地周密计划下一步的行动,而真到了危急时刻也敢于放手一搏,押上赌注,正是这种胆大心细的风格使得努尔哈赤每战必胜,而政治与军事的手段往往是不同的,就打仗而言需要的是心思细,而就搞政治而言需要的则是心胸宽,从而能得人心,这一点,都被努尔哈赤拿捏得恰到好处。就在努尔哈赤进入广宁城的同时,仓皇逃窜的王化贞与率军五千来援的熊廷弼在大凌河相遇,熊廷弼说:“你不是说六万大军荡平努尔哈赤吗?现在如何?”王化贞脸红了。广宁已经失守,该怎么办呢?王化贞想趁努尔哈赤立足未稳,夺回广宁,熊廷弼说:“现在讲这个为时太晚,只有护送溃逃民众入关这一种选择。”于是,他把手下五千官兵交给王化贞殿后,然后尽焚军资,掩护广宁城死里逃生的难民撤退,辽人相随逃入关内者有数十万之多。当时正是隆冬时节,数十万辽西难民,“携妻抱子,露宿霜眠,朝乏炊烟,暮无野火,前虞溃兵之劫掠,后忧塞虏之抢夺,啼哭之声,震动天地”。本来,此时如果熊廷弼安排得当,仍可坚守锦州、宁远等地,步步为营阻击清军。然而熊廷弼不知怎么想的,一路撤回关内。至此,关外只剩宁远一座孤城。朝廷斥巨资在辽西打造的各种战备物资,不是被努尔哈赤抢走,就是被熊廷弼烧了。熊廷弼的做法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广宁之战战败后,明熹宗追究责任,王化贞由于魏忠贤的袒护没被追究,熊廷弼则被斩首。本来能够在辽东力挽狂澜的第一个人物熊廷弼没有死在沙场,连将功折罪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手中。袁崇焕得知熊廷弼遇害后,作诗道: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授夜谈兵。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苦失声。(《哭熊经略》)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家贫资罄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坛善将兵。(《无题》)至此,抚顺清河之战、萨尔浒之战、开城铁岭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明朝五战五败,明熹宗觉得既然在地面上要想击败努尔哈赤不太容易了,那就往地底下入手吧。他派人到房山金国陵墓群,欲挖断后金龙脉,明军把金国陵墓地面建筑全部砸坏,然后掘开墓道、地宫,把完颜阿骨打的睿陵所依靠的九龙山的主龙龙脉(也就是最突出的一条山脊)的龙头部分砍掉半截,在咽喉部位挖了一个洞,里面填满了鹅卵石。此外明熹宗还下令在金国陵墓群中建了多个关帝庙,想以关羽来压住金国王气,以关羽来镇住阿骨打,在睿陵建牛皋坟一座,牛皋是岳飞部下抗金名将。打仗打不过敌人,刨人家祖坟,也可见明熹宗想象力非常丰富,你这辈子牛是因为你祖上阴德,我把你祖坟刨了,让你的王气无所依托,那你就败了。起码明熹宗是这么想的。得知祖坟被刨的消息后,努尔哈赤雷霆震怒,他率领八旗铁骑兵锋直指关外孤城宁远,只有扫平辽东,才能杀进山海关,最终为父祖报仇,恢复女真先代帝王陵寝。然而在宁远城下,四十三年戎马生涯未尝一败的努尔哈赤的连胜脚步被一个书生终结。关于这场书生的胜利,有人说他干掉努尔哈赤一万七千人,也有人说他干掉努尔哈赤五百人,甚至有人对这场战役这个书生是否胜利都有所怀疑。这仅仅是针对这场战役,对于这个书生将近四百年来的争议更是从未停止,有人说崇祯因为杀了他而自毁长城,最终导致了明朝灭亡,也有人说,他杀毛文龙就像秦桧杀岳飞一样,最终自毁长城,导致明朝灭亡。一个人身上兼具秦桧与岳飞的评价,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他一人,关于他,人们已经争论得太多,现在就让我们来还原他的真面目。第八章袁崇焕的奋斗先看一份个人简历。出生地:广东东莞。学历:进士。生平事迹:上得了百姓平房,下不了自家厨房。写得了作战大纲,查不出四周异常。斗不过朝廷肮脏,打不过东北野狼。百年后清秀面庞,真面目丑陋皮囊。本想要扬帆起航,最终是全都白忙。真历史古籍掩藏,三百年早已沧桑。性格: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找去吧,让后人猜去吧。相貌:当时人说他是矮穷矬,后世人画他是高富帅。座右铭: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死亡方式:被一千五百刀凌迟处死。生卒年:1584—1630年。姓名:袁崇焕。袁崇焕小时候跟那时大多数读书人没什么两样,走科举方为正途,科举考试首先要报名,报名表叫“家状”,上面写籍贯、三代名讳、本人体貌特征(此项包括高矮胖瘦,眼睛大小,鼻梁高低,有无胡须等,因为古代没有照片,所以擅长自述相貌很重要)。填完“家状”后还要上交结保文书,结保文书有两种途径,如果你有当官的朋友,就让他给你写,如果没有的话,就让已经考上举人的三个人给你写,写的内容就是担保你人品上没问题,如果没有人担保你的话,对不住了,你没有报名资格。报完名后就能参加考试了,但能参加考试不代表你就能答卷子,科举考试最缺德的是避讳,唐代大诗人李贺就因为他去世的父亲叫李晋肃,“晋肃”与“进士”谐音,所以他就终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了。等进考场后,考卷发下的那一刻是最紧张的,因为如果考试题目有跟自己的父亲和爷爷的名字的字相同或重音的,那么你就不能答卷了,只能离场,来年再战,当然,无论如何这也比李贺一辈子都不能科举要强。那你会说,重名怕什么,我接着写就是了。别忘了,科举报名时就写了三代名讳,混是混不过去的。明朝时科举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童试分为三个阶段:知县主持的县考、知府主持的府考和省学政主持的院考,这三道关考下来者方为秀才。乡试逢子、午、卯、酉年在各省城举行,每三年一次。考中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会试是各省乡试胜利的举人参加的考试,会试考中者称为进士,会试的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在会试后举行,是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殿试考中者分为三个等级: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取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共取人不等。二甲、三甲中的第一人又称传胪。乡试和会试都考八股文,这是明朝朱元璋定下的规矩,殿试则真正考策论,考军国大事。八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且夫”、“尝思”开头,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完全据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越雷池一步,如此极大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正因此,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其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坑。”要想从秀才一直考到状元,几乎比登天还难,科举真称得上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是多少读书人的期待啊!详细介绍科举的过程,就是为了让您明白袁崇焕的青年时代有多么不容易,袁崇焕十四岁时就通过了县考、府考和院考,成了秀才,二十三岁通过了乡试,考中举人,下一步就该参加会试了。会试考试的地点在贡院,就是现在的北京站北面,有九千多间号舍,这是全国各省参加高考的前九千多名,号房如同蜂房一样密密麻麻,每间号房只能供一个人勉强容身,房顶高六尺,有人则因此说个子高的人一抬头就会被撞晕,从而考不了试了,其实不然。中国历朝历代的度量衡是不同的,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记载,商朝一尺=16.95厘米(一丈=1.695米,大约相当于当时男人的普通身高,因此管男人叫丈夫)。秦朝一尺=23.1厘米。三国两晋一尺=24.2厘米。北魏一尺=30.9厘米。隋朝一尺=29.6厘米。唐朝一尺=30.7厘米。宋元一尺=31.68厘米。明朝一尺=34.1厘米。清朝一尺=35厘米。所以明朝时六尺大约是2.046米,除非姚明那样的考生,不然不会在号房里撞头的。考试分三场,每场三天。贡院的号舍每间里面有上下两块板,下面的板做凳子用,上面的板作书桌用,晚上把上面那个板撤下来,两块板拼到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床,供休息用。考生进去之后,就被关在里面,每一间号舍门口有一个兵看守,防止作弊。每天只有到吃饭的时候才可以出来,伙食当然要自己解决,没有人给你准备,你要提前带好九天的干粮,到饭点可以到房外南墙檐下的锅灶去煮饭,或者到巷尾上厕所。最靠近厕所的号房从来都是臭气熏天。考生进入考场时必须搜身进入,我们根据明朝艾南英《天佣子文集》的记载可以想象袁崇焕在参加会试时的场景。会试三年一次,袁崇焕二十三岁第一次参加会试不中,之后二十六岁、二十九岁、三十二岁、三十五岁先后五次参加会试方才胜利。这期间有时在冬天考试,有时在夏天考试,冬天督学在堂里烤着火炉,而秀才们却必须脱光衣服让人全身检查一遍,要好几个时辰才能全部检查完,最后个个冻得够呛。夏天考试时督学在阴凉地喝茶扇扇子,秀才们却挤在太阳底下。秀才们只许带笔墨、干粮、卧具进考场,进考场后更是被臭气与秽气熏蒸,大汗淋漓,考试时不能乱动、说话、歪坐,因为如果有上述任何举动,就会被在卷子上打个记号,文章写得再好也要降级。此外也不敢喝水,除非到饭点才能上厕所,可是胃口与肾从来都不一定是同步的,那时也没有成人纸尿裤,喝水多了就只能汗尿齐流了。总之是“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多少青年学子就期待着这几天最后冲刺后的大功告成啊!以上这些苦难袁崇焕经历了五次,他也想过放弃,有一次他没考上之后,作《下第》诗云:“遇主人多易,逢时我独难。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出岫云应懒,还枝鸟亦安。故园泉石好,归去把渔竿。”他有一点灰心了,不想考了,想回去持竿钓鱼了。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屡试不第,最终鲤鱼跳龙门都没成功,都被挡在门外,李白、杜甫因为没有名人举荐而科举失败,因为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著名人士的推荐。张继连续六次参加科举失败而作《枫桥夜泊》,那是一个深秋之夜,明月西沉,树影朦胧,寒鸦啼叫,渔火闪烁,寒山寺的钟声沉重而悠远。张继愁思满怀,提笔写下:“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然而在三年后的科举考试中张继一举胜利,此后却再也写不出一首好诗了。黄巢屡试不第,便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离开长安时赋诗《咏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尽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随后他就造反了,最终带兵杀进长安,“天街踏尽

                      多天都不能离开父亲的棺材去略进饮食。这种孝行使多尔衮周围的官员大为感动;多尔衮也接受了建议,让李雯做了他的私人幕僚。对李雯来说,要报复大顺军的杀父之仇就只有走降清这一条路吗?或者说,这就是他早些时候对陈子龙所表白的要为国效力而名垂青史的途径吗?李雯当然得到了一个英雄造时势的机会,尽管极少有人赞许他攫取这个机会的方式。1644至1646年间他作为多尔衮的秘书,所有奏表文告皆出其手。然而,李雯之例有些特殊之处。那时,大部分归降者,既不是在野诗人,也不是南方文人。在1644年加入清廷,并在18世纪编纂的《贰臣传》中有传的50名高级官员中,大部分是京都的旧官僚(详见下表及书后附录B)。然而,在崇祯朝,3/4的高级官僚来自南方;而在1644年,2/3的归降者是北方人。这种比例的倒转,主要在于山东的大量降人,1644年投降的“贰臣”中,有1/4来自山东。如果说东北地区为满族征服中国提供了大部分军事将领的话,那么,正是山东一地在为北京清政权提供文官上,遥遥领先。山东人在清初的这种骤然显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该省平定较早,部分地由于在各处起义时这里的乡绅名流遵守了王朝的法令。1644年及以后降清文官先附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姓名明官职省籍
                      陈名夏给事中江苏
                      党崇雅侍郎陕西
                      梁清标翰林学士北直隶
                      卫周祚郎中山西
                      戴名说给事中北直隶
                      刘昌给事中河南
                      柳寅东御史四川
                      陈之龙分守道丞江西
                      张若琪侍郎山东
                      方大猷分守道丞浙江
                      高尔俨翰林学士北直隶
                      张忻刑部尚书山东
                      张端翰林学士山东
                      张缙彦兵部尚书河南
                      刘余祐兵部侍郎北直隶
                      龚鼎孳给事中安徽
                      孙承泽给事中北直隶
                      薛所蕴国子监司业河南
                      傅景星御史河南
                      李元鼎太常寺少卿江西
                      熊文举吏部郎中江西
                      叶初春工部侍郎江西
                      在北京降于多尔衮的明朝文官:
                      姓名明官职省籍
                      王正志户部侍郎北直隶
                      徐一范吏部郎中江苏
                      王宏祚户部郎中云南
                      卫周允御史山西
                      曹溶御史浙江
                      胡世安少詹事四川
                      吴惟华主事北直隶
                      李若琳翰林学士山东
                      王鳌永1户部侍郎山东
                      金之俊1兵部侍郎江苏
                      沈惟炳1吏部侍郎河北
                      冯铨2大学士北直隶
                      在地方投诚,接受赦免,或顺治以后荐至北京的明文官:
                      姓名明官职省籍
                      李化熙兵部侍郎山东
                      宋权顺天巡抚河南
                      任濬兵部侍郎山东
                      张煊御史山西
                      李鉴宣化巡抚四川
                      谢升吏部尚书山东
                      田维嘉吏部尚书北直隶
                      黄图安分守道丞山东
                      房可壮副都御史山东
                      刘汉儒四川巡抚北直隶
                      苗胙土郧阳巡抚山西
                      陈之遴编修浙江
                      刘正宗翰林学士山东
                      谢启光兵部侍郎山东
                      孙之獬翰林学士山东
                      李鲁生国子监司业山东
                      魏琯御史山东
                      潘士良刑部侍郎山东
                      霍达江苏巡抚陕西
                      吴伟业少詹事江苏
                      南京陷落时及以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姓名明官职省籍
                      周亮工御史河南(南京居民)
                      刘应宾吏部郎中山东
                      张凤翔3工部尚书山东
                      钱谦益礼部尚书江苏
                      资料来源:孙甄陶《清史述论》,第21—25页,以及《贰臣传》。上表注:1.受过李自成人马的拷掠,纳款获释;2.致仕,由多尔衮信邀出仕;3.受过李自成人马的拷掠。

                      山东的投降

                      山东的情形表明,在乡绅与满族征服者结为同盟镇压城乡义军盗匪上,它比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要来得迅速。尽管这里的民众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忠明之士,但在维护共同利益而携手合作上,山东士绅对满族征服的态度最为典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贰臣”中有那么多的山东文人。山东与辽东两个半岛的相似性,也使这种联盟变得容易了。许多东北边民,通过海上贸易与水军服役,与山东家族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理解山东士绅对清政府的态度的关键点,是满族进入之前这一地区的阶级冲突的激烈程度。晚明时期,山东是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极端繁荣的省份。像济宁这样的城市在16世纪末就已经繁荣起来了;作为地区货物集散地的大运河畔上的临清,尤其繁荣。还有一些富裕的乡区,例如淄川,为大地主所控制。但是,这个省的中部,泰山与沂蒙山周围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却相当贫困,在17世纪20、30年代经常遭到饥荒的袭击。在西南地区的地主并不太富裕,但有很强的自卫能力,住在有家兵和沟垒防护的“家庄”中。许多人习惯以劫掠为生。横贯山东西部的、从北京到徐州的东去大道,整家整家的人——甚至整村整村的人,以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滕县与兖州府会之间那令人生畏的驿路上的旅客们,如果能够逃脱“响马”的袭击,那真是要感谢苍天有眼了;如果其车马没有陷入泥淖,以致被村民以租借牵引用的骡马为由而横加勒索,那也真是万幸。山东也是教派会道活动的中心之一。1622年,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持续了六个月之久,有200万人卷身其中,最后才被4.7万名士兵镇压下去了。这场民众大起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满族占领辽东后,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山东,以逃避满人的追杀洗劫。然而,1642年与1643年,满军深入到山东腹地劫掠,结果是官府失去控制,社会陷入混乱。像临清这样的城镇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村甚至变成一片废墟。到1643年,地方官员已经征收不到赋税。据记载,任何案件审理都不能再进行了。正式的地主政府已不复存在,权力落入了地方权贵或大盗悍匪手中。兖州南部的滕县与沂县的县府屡遭攻击,地方官员已毫无权威可言了。据当时史料记载,当时民户十之七八参预了不法之举。农村社会中“盗户”与“良民”截然两分,后者基本上是地主,他们在安定社会上与政府的利益上完全一致。除了这些“盗户”,在滕县以东的九山地区,还有许多亡命之徒的永久性的大本营。这些“匪巢”中最大的一个,由王俊领导。此人是一位武林高手兼地主。在40年代的颗粒无收的灾荒中他也丧尽家财,便转入绿林行劫了。在兖州的东北走向的大道上,以及嘉祥一带的大运河畔,有一个在当地称为“满家洞”的地区,是个方圆300里的丘陵,有四个乡坐落其中。这一地区有成千个洞穴,以及许多设防的双层石堡。在明朝最后几年的内叛外侵的日子里,满家洞的农民逃入洞穴避难,并用布蒙住洞口。整个这一地区完全摆脱了地方官府的控制,派来维持秩序的乡兵不止一次地在此全军覆没。一些亡命之徒结成了更大的团伙或匪帮的联盟,有些经常冠之以朝官名号的头目,承担松散的领导之责,在这块土地上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曾有位官员报告说:“村落灰烬无遗,百姓杀掳殆尽。”与这些亡命之徒和起义军为敌的是乡绅及其联盟,但他们在横暴残忍上与其敌手差别不大。这种地方武装很像封建团体,都有很好的训练,常常带有浓厚的个人忠诚色彩,一般以忠于乡绅领袖的马队或家丁为主力。邹县豪右鱼维新,拥有一支800名步兵的武装,纪律严明,随时可以与正规军一同作战。嘉祥县的名流刘君学,在满族进攻时期征集并训练了一支3万多人的“义勇”。逐渐巩固清廷对山东的控制的主要办法,就是私人统率的乡兵与中央政府供给与指挥的正规军队的结合。在最低的县级单位,乡绅组成了乡兵,乡兵组成了“营”;再往下则是80—100名乡兵组成的“家”,其首领为“练总”。作为家丁,他们忠于供给其衣食的本地豪右。这种半封建关系实际上是在官方培植下发展起来的——因为地方军政长官总督巡抚自己,要为每一位将领的私人军队(“标下”)提供军费。同样的个人忠诚原则,以及官方对每一位将领的私人武装(“标下”)的承认,还扩大到了较高级的军事单位。在府一级的行政单位中,军队汇编成一般被称为“镇”的组织。除了乡绅私人统领的大型团队,也有一些马队由清廷的命官指挥。而且,乡绅的私人武装,经常根据命令由一地区调往另一地区。在地方军政长官上达北京的报告中称为“技勇”的武装,就这样变成了清廷统治的一支主要力量。许多这种地方地主武装,特别是山东西北部的地主武装,被征调去进攻短命的大顺政权。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派出了许多军官和地方官,到山东各乡、县的都会去接管原政权。他们把在北京用过的拷饷追赃的办法又用到了这里,首先被驱集到一起的就是乡绅。例如,在兖州(这里是明朝鲁王的封地),大顺的首领们取得了被叫做“无赖”的下等阶层的支持,来打击乡绅。在济宁,郭志伟为大顺政权接管了此地,他把官僚、生员和富民囚禁起来,拷掠赎银多达48万盎斯。当他们占领了运河与山东——北直隶间驿道的接合处的德州后,这种行为变得特别地残酷无情。1644年6月1日,那里的乡绅在著名士大夫、1607年进士谢升率领下,起兵反扑。后来,谢升在给清廷的信中说到:(六月一日)臣等鼓励阖州士民,磔伪州牧吴徽文,伪防御阎杰,誓众登陴,激发远迩,共诛闯贼,所置伪官贼将郭升丧胆西遁,谨扫境土,以待天庥。谢升在赶走了大顺军官后,与乡绅们共同邀请了一位明朝皇亲朱师钦,让他以“济王”的名义统辖这一地区。在他的名义下,他们鼓励了其他地区的绅士也组织乡兵,进攻大顺军队。在谢升的同窗、前兵部侍郎谢启光的领导下,这个城镇的2000居民赶走了大顺的统治。在繁华的淄川,前翰林学士、1622年进士孙之獬倾其家财,组织训练了一支地方武装,借此保卫了他在亲戚邻里,并从这个地区把大顺军队赶了出去。史可法与南明在扬州的营部,很快知道了德州事变的消息。尽管史可法很清楚,在谢升担任大学士与太子侍讲时曾经支持过陈新甲的绥抚政策,但他对

                      国内大量偷窥精品视频蔡京敬若亲爹。现在王老志突然杀了出来抢生意,经他算过,官员们心里都有底了,相应的,蔡京的威慑力极大地降低。蔡京写了份奏章,要赵佶下令士大夫严禁算命,要保持官员队伍的纪律性!王老志沉默了,他关起门来拒绝见客,平时就俭朴的生活更加清苦,每天只吃一餐,全部的饭菜只是汤饼四两,外加冬夏衣服各一套。真是惊人地节俭,但是他仍然收到了千里之外的师父的痛骂,混账徒弟,汝太奢侈了。于是王老志自责,忧虑,生病,请假。赵佶准假放他回乡,王老志一路步行走回濮州,回到老屋后默默不语,没多久就病死了。以上三人知进退守本分,从没忘记自己是谁,哪怕是王老志,也得到了善终。其他的就不一样了,他们是进取型的神仙,一生只想往前飞,不见棺材不掉泪。他们分别是修而优则反的张怀素、爱护领导的王仔昔、大成者林灵素。别的道士追求凡间富贵时半遮半掩,王仔昔不,他赤裸裸急吼吼地扑了过去,尽一切可能抓钱抓权,不放过一丁点能够得着的。他把赵佶爱妃的眼睛治好之后,成了整个后宫的“妇女之友”,赵佶的耳边时刻回响着王仔昔是最可爱、最体贴、最柔顺的温暖型道士的话,时间长了,赵佶由爱生敬,脑子一昏,以客卿之礼待他。客卿,是一个有尊严的词汇。它不同于大臣,大臣要向皇帝三跪九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同于家臣,家臣是奴仆,生杀予夺只在家主一念之间。客卿是一种接近于平等的雇佣关系,君有钱我有力,互相信托,以仁义礼仪对待。客卿,是有尊严、高待遇、视荣誉为生命的“士”。自从王仔昔有了这个身份后,他变成了一个超然动物,国家法令、等级尊卑,都不放在他的眼里。他在皇宫里闲逛,在大臣家出入,给权钱交易疏通关系,参加各种政要集会,彻底变成了国家的一分子,再不是隐世界里的幕后名人了。这样搞,后果怎样……请参考王老志的遭遇。连王老志给人测字算命都忍受不了的蔡京先生,会容忍这种现象吗?这是挑衅,抢班夺权。蔡京又写了一封奏章,写完想了想,王仔昔是个地道的反骨仔,不是王老志那样好对付的,要双管齐下才行。这时,正好一个消息传了进来。王仔昔雄心大发,要统一京城内的修道界。他在宝箓宫里像教主一样,对其他的道士颐指气使,把道友当奴隶。这太棒了,上天要毁灭一个人,先让他疯狂。蔡京悄悄地约见一个叫孙密觉的道士,等王仔昔被道士集团告发,后院起火之后,才递上自己的奏章。王仔昔当天夜里就进了开封府后院的大牢里,几乎在当夜就遭遇监狱风云,死在了黑房子里。对外的理由是,他心灵郁闷肉体疲乏受了点风寒少吃了几顿饭(瘐毙)。林灵素是集大成者,他的倒台不是具体哪个人能做到的。前面蔡京能打压二王,好像对一切都尽在掌握。可是他对林灵素不仅毫无办法,还得在林神仙炫耀的时候鼓掌微笑。那是一次修真界的盛会,众多大臣、道士在场,林灵素光彩夺目。他对赵佶说:“陛下是上帝长子神霄玉清王,主持南方,号长生大帝君;您的弟弟号青华帝君,主持东方(奇哉,东小南大了)。贫道林灵素是神霄府里的客卿,叫褚慧;蔡京是左元仙伯,王黼是文华吏,盛章、王华为园苑宝华吏,郑居中、童贯等都是仙卿……连几个有名位的妃子都有天上的职称。”蔡京、童贯于此时能怎样,大声反驳吗,只能是顺水推舟,让皇帝在谎话里加倍沉醉。这就是林灵素高明的地方,他懂得花花轿子众人抬,在自己创收的时候,不挡别人的财路,甚至不管对方愿不愿意,都拉上自己的贼船。像这次神仙职称大派送,我风光你们也漂亮,为什么会不高兴找我麻烦呢?于是乎,林灵素的路越走越宽,在整个上层建筑里无往不胜。直到他遇上了下层建筑。宣和初年,公元1120年左右,开封城遇上了洪水。周边水系忽然间决堤,水势滔滔涌向了开封城墙。这时候人力没办法了,以前的例子证明,洪水来了只能让它来,想淹哪儿就淹哪儿。参照赵佶爷爷宋英宗时代,大水把皇宫里的侍卫都淹死了好几十人,这次怎么能例外呢?关键时刻,赵佶头脑冷静勇于幻想,他想到了城里囤积着大量的神仙。神仙能求雨,能退水,很好,传旨以林灵素为首,道士们登城作法退水。那一天,道士们各举法器盛装出行,登上了开封城头。他们正要排列队形摆出退水大阵,突然间敌人从身边杀了过来。几千名护城的役夫举着大棒子没头没脑地砸向了一班道士,打得人仰马翻,那叫一个残酷。在抱头鼠窜的队伍中,最显眼的还是林灵素。他是重点打击对象,想想他两万多门徒每天散布开封城各个角落无所不为,得有多少老百姓想把他生吞活剥了。事情闹大了,赵佶怎么也没想到可亲可爱的林道士有这样大的民愤。这时,蔡京等人借机发力,抖落出林灵素这些年的劣迹。林灵素被押解回乡,死在了老家附近的楚州路上。第九章永远的西军在宋朝的政和元年发生了一件事,在当时绚烂的灵异界神仙们的笼罩下,显得一点都不起眼,甚至没人注意到它。可是它的影响是北宋史上最深远、最具决定性的。没有它,就不会有北宋、南宋的划分。这一年,从年份上讲就让人发抖——公元1111年,这是一万年里才会出现一次的最纯正的光棍年。这一年的七月份,一件非常普通的事发生了。朝廷要派人出使辽国。这实在是太传统太例行的事,与辽国建交一百多年,每年都要迎来送往四五次,事儿多时,比如两国的皇帝皇后们扎堆死亡,那么互相报丧慰问来回跑的次数要超过二十趟。这还不包括两国的公主王子结婚什么的,所以一百多年的亲戚跑下来,没有谁再对访问有兴趣。但这次不一样,宋朝派人出使,选出的人选让整个开封城郁闷。选出的人居然是个太监。整个官员队伍都黑了脸,从来不说太监坏话,和太监亲密接触像一家人似的蔡京都忍不住骂娘。他当着皇帝、满朝大臣的面,公开说:“派个太监当大使,难道中原没人了吗?这不是主动让辽国、西夏、吐蕃、大理看笑话吗?”是可忍孰不可忍,宋朝是两晋以下汉风最浓、最纯正的时代,以诗书礼仪夸示外邦,从来没在规矩上丢人现眼,可是现在居然让一个阴阳人代表全国,全国的男人能同意吗?不同意……可后来也同意了。说实话,不是男人不阳刚,实在是这个太监太威武,他的事迹就是宋朝当时所有威武事迹的代名词。为了让大家能直观地看清这个人,我们先做一个评选,选出赵佶时代里最神气的人是谁。是蔡京吗?很像。前面的事情里,他不仅独掌大权,震慑全国,并且连神仙们都别想在他面前装大。他小小地动一番手脚,神仙都得去吃牢饭。可遗憾的是,哪怕是穿越时空到北宋,当面问蔡相公,他都会苦笑着摇头,“最神气的人……唉,真的不是我啊。”蔡京这些年混得不错,可辛酸也斟满了几大杯。首先,他经历了浮沉。在公元1111年时,他正沉着,已经从首相的位置上摔下来两年了。那是宋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的事,当时他正春风得意,帮着赵佶丰、亨、豫、大,连带着改善自己的生活。很美好,可是突然中招了。言官们暗中串联,突然围攻,把他的前尘往事都抖了出来,连太学生都加入了弹劾行列,列出了他知法犯法的十四件恶事。蔡京栽了,这时他道行还不深,毕竟是第一次当首相,难免啊难免,第一次时王安石都翻身落马,在午门外被太监们呵斥,何况是他。倒下之后,蔡京使尽了招数,包括跪在赵佶面前号啕痛哭,也没能留在京城,他被贬到了杭州。杭州……八年一个轮回,从哪里爬起,又在哪里倒下。这时,无论在官场中,还是在惯例里,蔡京已经完了。倒台的首相,从此过气。但是,蔡京有着别人没有的优势,和赵佶相近的艺术修养、生活品位,让他既是赵佶的朝臣,更是赵佶的宠臣。离开蔡京,赵佶不知道怎么玩,不知道怎么继续丰、亨、豫、大。连带着朱冲、朱勔等人,也得由蔡京指导着,才知道往京城运哪种花哪些石。日子在集体思念蔡京中度过,离开得越久,大家越怀念蔡京的好。于是,在公元1111年左右,他就回到了京城,重新参与国家大事。时间再过半年左右,他就会重新飞黄腾达,强势回归。到那时,他痛定思痛,总结教训,再不给敌人半点机会。是的,他之前还是放松了,以为痛打元祐党人,尽情表现凶残之后就一劳永逸了。可是没有,打击的真理是,要不停地打,越来越重地打。要让整个世界都认可了记住了甚至习惯了你的打击,一天不打都不舒服,才算到位。这一次,蔡京大修文治,追封王安石、蔡确为王爵,抬高新党的地位;劝赵佶花费巨亿,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制定命宝,让皇帝体验更高层次的快乐;再新设四辅军镇,置兵八万人,每个兵的薪水是同级官兵的十倍以上,领军的都是他的亲信。这些之后,他的地位是宋朝历代宰执之中从所未有的牢固,连王安石都比不了。可就算是这样,他面对真正神气的那个人时,也要甘拜下风,自愧不如。公元1112年达到这些时都不行,公元1111年时拿什么比呢?蔡京不成,梁师成怎样?大宋隐相是潜得最深最厚黑的那个人,他是不是最神气的那位呢?也不是。一个“隐”字决定了他的局限。他只是一片黑幕,衍生出再多的东西,决定再多的荣枯生死,也只能站得远远地默默观望。所有场面上的光环都与他无缘。那个最神气的人是站在国门之外,统率千军万马谈笑间灭国拓地数千里的军方强人。赵佶时代的异域风光,被他一个人占尽。这个人就是武装太监——童贯。此前童贯给人的印象很模糊,唯一出彩的事,是修建延福宫时,他小参与了一把,挤进了五大承建太监的行列。此外艮岳、花石纲之类的举国盛事,他都消失了。他一直忙着在国内国外两地来回跑,在这个过程里,他造就了宋朝建国以来军事方面顶峰的成绩,让赵佶一边享受着空前的物质、精神、灵异等乐趣,一方面不断地攀登高峰。老实说,如果这些一直进行,没有后来的意外的话,赵佶是超越宋朝所有皇帝,包括开国之君赵匡胤在内的最伟大的皇帝。说他是千古一帝,也不为过。伟大的事迹是在赵佶登基第二年开始的,准确地说,是在向太后死后。这个女人死之前,赵佶明智地选择了沉默。做向女人喜欢的事,说向女人爱听的话,包括冤杀立功异域的将领,包括善待抓来的俘虏,包括放弃千万将士用鲜血生命夺回来的土地。前面说过,哲宗在重病期间出兵河湟,由王瞻、王厚领军收复熙州,让大西北重新回到宋朝版图。那一战非常辉煌,把吐蕃贵族都抓回到京城,可以说一劳永逸干净彻底。可是把强大的士大夫集团给激怒了。神奇吧,丢失领土他们不怒,杀敌立功他们怒不可遏。当时的次相曾布、转运使李譓等人说了这样一个理由,把王瞻搞死了。——王瞻在熙州打仗时太凶狠了,杀了很多人。让青唐吐蕃各部落恨入骨髓,每时每刻都想着报复(青唐诸部怨瞻入髓,日图报复)。所以,王瞻有罪,他让宋朝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见鬼吧,把敌人打痛了也是罪过,敌人要痛恨的我们也得跟着痛恨,这是怎样疯狂的逻辑啊,但凡脑子里还有点脑浆,不像龙虾那样满脑壳是屎的话,谁能点头照做呢?可向太后能。这老女人认为曾布他们说得对极了,对外族就是要温柔,千万不能让他们生气了。于是赵佶只能给押回来的俘虏们加官晋爵,甚至把国姓“赵”赐给吐蕃首领陇拶,叫赵怀得(耳熟吧,不是赵怀德),给了他正式职称“河西军节度使”,派他回老家继续当大地主。另一方面,王瞻、王厚倒霉了。尤其是主帅王瞻,他被言官们告倒,贬到除了海南岛之外,宋朝最传统的流放地房州(今湖北房县)看押。那里是关过柴荣的儿子、赵光义的三弟等顶级政治犯的重罪牢房。这样了还不算完,经军方最高权力机构枢密院集体讨论,王瞻罪大恶极,不适合再活着,应该一刀砍掉了事,以戒后来。面对这种要求,赵佶沉默了,当时只有十九岁的他鼓足了勇气说了声“不”。王瞻再有罪,不应死于国内。他特别传旨,把王瞻发配到最远的海南岛去,相信在那里,没人会跨越千山万水去害他。这也算用心良苦,可惜的是,他低估了一颗将军的心。押解王瞻的队伍还没过黄河,刚走到河南,王瞻就自杀了……消息传来,亲者痛仇者快,曾布们终于放心了,青唐吐蕃人终于可以不仇恨了。他们开始闹独立了。换了谁,拥有宋朝这种敌人,怎么还会不快乐、不自信、不独立呢?当顶着“赵怀得”这个新名字的陇拶回到河湟后,他发现自己被取代了,他的弟弟小陇拶强硬地推翻了他,连带着对宋朝也采取了敌视。吐蕃人勇气百倍,广积粮深挖洞高筑墙,打定了主意闹独立。向太后一伙儿一看不好,立即加强怀柔,隔着几千里给小陇拶送上了更高的爵位——“敦煌郡开国公,食邑五千户,实封五百户。”公爵,仅比王爵差一等,是宋朝能给出的最大好处了。可惜小陇拶不屑一顾,对软柿子就得狠捏,才能榨出更大的油水。这道理谁都懂,那么为什么不更狠些,不更强硬些呢?小陇拶第一时间造反,把改了名的哥哥打出青唐,把宋朝设在河湟地区的各级政府一个个驱逐。事情到了这一步,宋朝的各级牛人们一点没慌,各有各的对策。比如向太后潇洒一笑,迅速去死,眼不见心不烦,一切与她无关了;曾布掉转枪口瞄准韩忠彦,想方设法推倒首相,哪怕扶植起蔡京来,也要自己过过第一权臣的瘾。蔡京来了,天下大乱,所有人都对他恨之入骨。但是,他对外一点不含糊,做的都是对国家负责,对宋神宗、王安石、宋哲宗、章惇负责的事。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六月,宋廷决定收复河湟。军队是现成的,西北军团仍然骁勇善战,是东亚首屈一指的劲旅。可是由谁来领军呢,宿将凋零,种家军最出色的智将种朴死在了西夏,一时间种家军心情低落;姚家军出身熙河兵团,本是当仁不让的人选,可惜历次战阵,姚家的人冲锋陷阵有余,全盘指挥不足,独当一面,实在让人不放心。用王瞻……王瞻如果活着,是最佳人选,上次河湟大捷是最好的证明,他只需要再干一次就成。可惜自毁长城,逼得自家主将自杀了。算来算去,只能是王厚。他是名将王韶之子,王韶是首平河湟之人!加上上次他是熙河军的次帅,无论经验、名望,都众望所归。但是人人都知道,让王厚开工,很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赵佶先给军方出了口恶气,以弃河湟罪一次性把首相、次相都罢免,让韩忠彦、曾布、安焘、范纯礼等统统走人。借此机会,他也把朝局重新洗牌。接着问王厚,还有什么要求吗?尽管提。王厚没客气,他提了个非常少见的要求——由他兼管熙河兰会路经略司,从就职日起,不管是什么阶层的大臣,只要是涉及河湟战事,都要由熙河经略司讨论。除他以外,没人有决定权。赵佶想了想,同意了。他明白王厚这是半心寒半怨恨,从前到境外玩命,还要提防着背后自己人的冷刀子,换谁都伤心。那么好,这回就让前方的将士彻底放心。但是,有一个小小的条件——派新一代的武装太监童贯做监军。这是童贯第一次走上战场,说实话,这时他除了有一腔的热情外,什么都没有。如果说西北军对他还有一点点的亲和力的话,都是来自于他的老师李宪。李公公行军打仗不含糊,对大兵很厚道,是军队里的自家人。但是童贯嘛,还得再观察。就在这种气氛里,童贯从京城开封,轻骑简从跨越国境到达熙州(今甘肃临洮)。六月,大军出动,兵分两路。南路军由岷州将高永年率领,兰州姚家军主将姚师闵、王厚的弟弟王端为副手,率领汉蕃军两万出军玉关(今甘肃兰州西北);北路由主将王厚、监军童贯率领,出安乡关(今甘肃灵夏附近),渡黄河进逼巴金岭(今青海乐都县南)。北路军是主力。开拔之后,童贯做了两件事,被载入了史册,也深深地获得

                      ,乾隆帝发动了一场文字狱,以保人们之廉耻心。他命令各地巡抚和总督监督其辖区内的每一家书坊和藏书楼上缴所有钱谦益的著作。这道圣旨甚至传到了僻远的山乡和与世隔绝的村落,使那里的人们也知道皇上决定销毁所有已出版的钱谦益的著作,及用来印刷这些著作的木版。另一方面,乾隆帝决定褒奖那些似乎与钱谦益对立的明朝忠臣。1776年,他下令编撰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宣告完成,其中授专谥者33人,授通谥者1505人,祀于所在忠义祠者2249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776年12月为此书问世而颁布的诏令中,在为殉节的“东林”和复社义士彻底昭雪、并声称明朝若重视他们的劝告就不会灭亡的同时,乾隆帝又制定出一些条文以发动那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当然,将二者联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基本理论,即臣应永远忠于其君,以证明自己的“坚贞”,而不论其君暴虐与否。人们重视的是忠臣的个人表现,而不是他们的集体成就;值得自夸的是个人的坚贞而不是政治上的胜利。然而,当明朝忠臣得到那种具体褒奖的时候,他们为明朝献身的精神早已被人们淡忘了。只是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专属于明朝的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联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无矛盾心理地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其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的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

                      三藩之乱

                      三藩指云南和贵州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和福建的耿精忠。他们是清朝巩固其统治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顺治帝临终时曾允许这些封疆大吏在南方实行割据,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清王朝既无力剿除李成栋残部,也无法抵御驻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水师。然而,三藩的要价甚高,其中又以吴三桂最为贪婪:他要求获得由他直接控制的两省境内的实际上的宗主权、由朝廷为其军队提供的每年1000余万两饷银,以及对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相邻各省官吏的任命权。1673年4月28日,北京在清廷收到了平南王尚可喜的奏章。他自1633年以来一直在为满族冲锋陷阵,如今已达70高龄。由于年老力衰,他请求康熙帝准其致仕。若皇上恩准,他便打算将广东封国交给其子尚之信继承,而自己带领曾参与征服中原的旧“天助兵”部两佐及藩属2.4万余人归老辽东。没过多久,康熙帝部分地同意了尚可喜的请求。这位老将获准率其手下除绿营正规军以外的所有部队返回辽东。但皇上没有同意尚可喜让其儿子袭国的请求。康熙帝指出,广东已被尚可喜平定,因而没有必要让其藩国继续存在。耿精忠与吴三桂得知尚可喜的请求及康熙帝所采取的行动后,也于8月要求辞职。根据那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吴三桂只是想探探深浅,而并不希望他的请求被认真对待。当然,议政王大臣会议知道吴三桂的辞呈只是一种姿态;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以索额图的正黄旗为首——都因担心这位藩将的报复而主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但另一派,主要是以兵部尚书明珠为首的年轻满洲旗人,则主张皇上应接受吴三桂的辞呈。明珠说,清朝毕竟已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娶顺治帝堂妹恪纯公主,授子爵)扣在北京作人质。而且,在户部尚书米思翰的主持下,清政府已设法将各省府库积银运至京城,如果需要的话,足供10年战争之用。康熙帝面对这两种意见犹豫了一阵,最后在其祖母的劝说下,于1673年9月16日终于批准了明珠的建议,决定接受吴三桂的辞呈,并于九天后派两名特使前往云南处理权力交接事宜。吴三桂及其最亲密的谋士(包括其侄儿和女婿)得知皇上的决定后大怒。吴三桂的封国将在一夜之间被剥夺,其子孙盼望已久的继承权也将被剥夺。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起兵抗旨,成功的可能性看来不小。不仅满洲军队被过于分散地派驻全国各地,而且如果吴三桂公开宣布反叛的话,相邻各省的许多重要的汉族将领和官吏作为吴三桂昔日的部将也会起而响应。因此,1673年12月28日,吴三桂杀死了巡抚朱国治,逮捕了康熙帝的两位特使,下令恢复明朝旧制,并打起了周朝旗号,自命为周朝大元帅。他号召所有旧部率众相助,并向另外两藩求援,随后于1674年1月7日向贵州进发,当地的巡抚望风而降。2月17日,他的军队到达湖南边境。他致书该省所有官员(其中许多人是经吴三桂举荐而被任命的),并到处张贴告示。“周”军继续挺进,沿途城市一个个不战而降。至4月底,吴三桂便几乎全部控制了这一盛产稻米的省份,并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向当地征税。不是因为他希望保住被扣在北京的儿子的性命,就是因为他考虑到在继续北上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总之,吴三桂到湖南后便停止不前了,从而使清军有时间在湖北集结兵力,建立防线。吴三桂要在湖南站住脚跟,还有赖于相邻各省、特别是湖南以南各省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广西尤为关键,因为如果广西仍忠于清廷,广东便很可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并出兵攻打吴三桂的后方。吴三桂起兵时,广西巡抚是马雄镇,他是17世纪50年代后期颇受顺治帝宠爱的第二代旗人之一。在为其父——原两江总督马鸣珮——守丧一年之后,马雄镇于1667年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由于赢得了摄政王鳌拜的青睐,他又于次年拜内阁协办大学士。1669年,当年轻的康熙帝开始亲政之时,马雄镇年仅35便被任命为广西巡抚。在离京赴任之前,康熙帝召见了他,并赐给他一件龙袍,以示优宠。作为广西巡抚,马雄镇有权监督剿匪,并在保持该省驻军的高额粮饷的同时采取措施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但他毕竟是个文官;该省军权主要在将军孙延龄手中。这位并不比马雄镇年长的孙延龄,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得到这项官职的。其父是汉军正红旗军官,也是孔有德的部将,他本人自少便与孔有德之女孔四真订了婚。孔有德在1646—1652年间曾是清军主将之一,1646年他征服了河南,1648年征服了广西,最后将南明军队赶入贵州,1652年被李定国击败,在桂林自杀。由于他对清朝忠心耿耿,顺治帝以隆重礼仪将其安葬在北京彰义门外,并对他的唯一后嗣女儿孔四真待以殊礼。1660年,当她与孙延龄终于完婚之时,她被收养为和硕格格(皇族血统的公主),孙延龄则成了她的和硕额附,并以男爵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两人还在紫禁城西华门外得到一座府第。此外,作为孔有德的遗孤,孔四真还得以在名义上统领仍在广西的其父亲的军队。1666年,孔四真请求允许她全家迁往广西。由于当地的原统领正准备致仕还乡,孙延龄便代她受命为这支军队的将领,尽管他实际上毫无统兵之经验。其结果是使该省局势在巡抚马雄镇上任后的几年之内严重不稳。1672年,孙延龄因未经允许就自行任用下级军官而受到朝廷斥责。1673年,他手下的官员(原是孔有德忠实的部下)向北京报告说孙延龄放任士兵凌辱百姓;于是,皇帝命勒德洪前往桂林查实。尽管指控被证明属实,因顾及到他与孔家的关系,康熙帝还是决定继续让他掌握该省的军权。这样,当吴三桂于1673年12月公开反清,并于1674年二三月间占领湖南之时,广西的政局已相当不稳。孙延龄对那些在皇上面前指控他的部将仍怀恨在心;不久,他便决定趁此混乱之机对他们进行报复。1674年3月24日,孙延龄发动了一场大清洗,派人逮捕并杀戮了广西军队中的30余名将领,这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参将。然后,他自命为大元帅和安远王(安远是个会使人想起南朝齐梁两朝都城的地名[原文如此——译者]);同时,他又围攻马雄镇的巡抚衙门。马巡抚手下几乎没有军队,因而无法抵抗。他本想自杀而拒绝投降,但为其家奴所阻。结果,他被软禁起来。孙延龄没有杀他,先是极力劝说,继而又逼迫他一道起事。马雄镇仍不妥协。实际上,他已于5月秘密派长子世济、三个月后又派次子世永和长孙国祯,去北京报告广西局势,并请求迅速派兵救援。他还将康熙帝所赐龙袍送回北京,以便妥善保管。但他未见任何回音,也未得到任何帮助。最后,孙延龄被他的固执所激怒,遂将这位巡抚及其家人、属吏和家奴一道逮捕并投入监狱。当时,马雄镇再次企图自刎,但手中兵刃被其卫兵及时夺下了。在此后的三年内,马雄镇的1个女儿、4个孙子和14个家奴死在狱中。但马雄镇仍然活着,这或许是因为孙延龄对吴三桂叛乱可能出现的结局似乎还没能作出明确的判断。孙延龄反叛后,吴三桂封他为临江王;但他只是部分地隶属于“周”政权。有人认为,马雄镇在几年监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清朝的赤胆忠心,阻止了孙延龄全心全意加入吴三桂的叛乱。更有可能的是,孔四真不断提醒自己的丈夫勿忘清朝对他们的优宠,从而使孙延龄部分地保留了对清朝的忠诚。当然,万一清朝获胜,他那位著名囚犯的安然无恙,便能保证孙延龄自己最终获得宽赦。在耿精忠统辖的福建,局势与广西极为相似。和吴三桂一样,耿精忠也于1673年8月请求辞职,而且他比吴三桂更早得知朝廷接受了他的请求,准其带领15佐领亲军返回辽东。当然,有点希望吴三桂反叛的康熙帝,对耿精忠的忠诚也不抱幻想,他对新任命的福建总督范承谟就是这样说的。

                      范承谟的殉难

                      范承谟是范文程之子,也是进入内三院的第一批获得进士出身的汉族旗人之一。顺治帝死后,他成为国史院的学士(应为秘书院学士——译者)。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644年他因病请求辞职,但由于素慕范承谟美名的其他官员几乎一致主张将他留在朝中,他的辞呈被摄政王鳌拜拒绝了。这是范承谟入为内阁侍读以及《顺治实录》的修撰之后还将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1668年,范文程(应为范承谟——译者)第一次外迁为浙江巡抚,并实行了典型的文治措施。为了赈灾、减税,及战后的垦荒,他对该省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实地考察,结果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当他于1671年再次请求因病辞职时,民众强烈要求他留任,致使康熙帝驳回了他的辞呈。次年冬天,范承谟被擢为福建总督。但他没有立即南下,即请求进见皇上,并于1673年夏抵达北京。康熙帝对他极为关怀,召见之前先派御医诊视了他的病情,当其进殿见驾时,又热情慈爱地接待了他。皇上已接受了耿精忠的辞呈,遂告诉范承谟他打算撤销福建藩镇,召回耿精忠。在如此微妙的形势下,范承谟的任务显然困难重重,所以康熙帝要特别隆重地为他这位总督送行。临行前,范总督被赐以皇上穿过的袍服,以及良马、鞍辔和80名蒙古亲兵。范承谟到福州上任后不入,就得到了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当耿精忠表现出反叛迹象时,范承谟便立即着手组建一支总督自己的军队。他要求皇上收回解散该省军队的命令,建议在总督的监理之下实行军屯,并要求命令耿精忠拨两营兵归他亲自指挥。但是,范承谟很快就意识到,耿精忠很可能会在这些措施得以实现之前就采取行动。范承谟想将全省各地驻军的将领召至福州,借口是新任总督要会见他们;他甚至企图逃至漳州或泉州,以躲避耿精忠的部队。然而,1674年4月21日,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反清,自称元帅,并宣布恢复明朝旧制。在将范承谟及其左右逮捕并投入监狱后,耿精忠派曾养性率领一支军队进入浙江,并于6月攻至沿海地区;自已则亲率另一支军队进入江西,于1674年7月底抵达鄱阳湖。与此同时,即1674年5月25日,总兵刘进忠也在其南面的广东潮州起兵响应耿精忠。康熙帝的对策最初是安抚。7月4日,他颁布了一道特谕,答应耿精忠如果投降便可获得宽赦和高位。当然,康熙帝最担心的是耿精忠会与台湾郑经的军队联合。幸运的是,耿精忠与郑经不可能结为联盟;事实上,在1674年和1676年,由于以往的争执,郑经的水师袭击了福建沿海的厦门及其他城市。但在耿精忠初起兵时,这并不是可以预料的;此时清廷则焦虑地等待着耿精忠的答复。1674年7月28日,清廷未见任何回音,遂将江南绿营兵调往杭州,并令努尔哈赤之孙、康亲王杰书全权负责平定耿精忠。然而,总兵曾养性的部队对浙江北部的进攻势如破竹(到年底只有杭州还在杰书的手中);耿精忠也在江西东部连获大捷,致使康熙帝不得不考虑对台湾郑氏政权作出让步。1674年夏、秋,是清廷占领北京30年以来最不景气的时期。华南大部分地区落入叛军之手;吴三桂甚至建议康熙帝或者自杀,或者返回东北(在东北“准”其攻占朝鲜);达赖喇嘛则提出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这段时间被康熙帝称之为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经历之一,但当时他毫不动摇。1674年4月,他下令动员所有满、汉、蒙军,最后集结了20万八旗军和40万绿营兵,以武力镇压叛乱。5月18日,吴三桂的书信传到北京,书中语气傲慢,并自夸已收复了原明朝领土的1/3。康熙帝大怒,下令处死被扣为人质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但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在山路崎岖的四川,总兵王屏藩叛变,并宣布与吴三桂结盟。康熙帝令陕西将领王辅臣(原来也是吴三桂的部将)进攻四川,但他反于1674年12月叛变,并于次年初攻占了甘肃东部地区。由于兰州落入叛军之手,清廷与甘肃西部忠于清朝的张勇的部队失去了联系。1675年4月19日,蒙古察哈尔部在布尔尼的统领下起兵,并威胁着沈阳;仅仅是由于运气好,亲王鄂扎和大学士图海才率领一支由缺乏训练的旗人、临时召集的家仆和庄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设法保住了这座清朝旧都,使之免遭劫掠。1676年3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公开承认他接受了吴三桂所封的辅德王称号,从而参加了反清叛乱。尚可喜还活着——并仍忠于清朝——就被他的儿子推到一边,不久他就一命呜呼,把广东留给了那个发誓要推翻清王朝的有名的虐待狂和杀人魔王。但是,大多数汉人仍然忠于清朝。这部分是由于吴三桂的形象——他曾叛明降清,而如今又再次投机反清——实在令人厌恶。甚至连顾炎武这样一个坚定的明朝忠臣也不能宽恕吴三桂先前的背叛,说他现在的反叛“蠕动尔外,岂有它哉!”因此,江南这一全国的经济中心仍在清朝的牢固控制之下。由于江南财富在其掌握之中,加上北方纳赋地区和已收至中央府库的各省积银,清政府能够为其军队提供充足的粮饷和装备昂贵的火炮。叛军则因被切断了与长江下游的联系而感到财力不足。当然,湖南也是盛产稻米,但吴三桂的赋税超过了当地人民的承受能力。西北的王辅臣则发现他的军队几乎不能得到粮食或增援。1675年,三藩实际上只在战术上赢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战略上的胜败将取决于双方的物质资源,以及康熙帝保持汉族地区将领,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将领之忠心的能力,因为清军必须从西北直插四川和湖北。1676年,由于西北各省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汉军各旗和绿营兵将领的殊死支撑,战略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清朝的方面转化。1676年7月11日,王辅臣在清军围困下粮草俱尽,遂降于清朝,从而为清军进攻四川打开了通道,并使湖北的清军能腾出力量对付吴三桂。耿精忠也逐渐感到粮饷不足,很难坚持下去。他的将领开始拒绝执行命令,并且由于清军的矛头已转向他们,温州(浙江东南)的总兵曾养性和衢州的总兵马九玉不得不在清军对闽藩的强大攻势面前首当其冲。当耿精忠开始考虑

                      今河北定州)发起进攻。李克用的部下时任邢洛节度使的李存孝得到消息后,建议李克用进攻镇州(今河北正定)进而牵制王镕,以解定州之围。十月李克用命令李存孝从南面攻打镇州,又让李存信、李存审自井径方向出兵增援。由于沙陀军队骑兵优势明显,河东军队在临城西北的龙尾冈打败镇州军队,杀敌近万人,并一举攻克临城,随后又包围了元氏、柏乡。王镕抵挡不住李克用的进攻,于是向幽州的李匡威求援,李匡威领兵前来增援后,李克用鉴于军队刚刚结束战争需要休整,于是在大肆劫掠之后,退兵邢州(今河北邢台)驻守。面对失败,李匡威、王镕当然不肯干休,景福元年(892年)正月,李、王二人继续合兵一处,发动大军十余万人对李克用掌控的尧山发起进攻,李克用派大将李嗣源领兵迎击,结果幽镇联军大败而归。当时处在幽、镇之间的王处存感受到了来自李、王二人的极大压力,担心就此会被吞并掉,于是主动联合李克用,趁势合兵攻打王镕,并成功攻克了天长镇。天长镇是王镕的治所门户,王镕急忙组织人马反扑,在新市(今河北新乐)偷袭李克用得手,将其打败。李克用没有想到王镕居然还有还手的实力,他担心王镕的背后或许会有增援部队,于是在没有摸清敌情的情况,他决定退守栾城以观其变。当时面对藩镇们在河北地区的互相征伐,朝廷无计可施,只能是下诏劝其和解,但丝毫没有效果。河东、卢龙、成德、义武四大藩镇对朝廷的诏令置若罔闻,所以攻伐依然不断,战火依旧继续。八月,李克用带领少量兵马进行北巡,当到达代州(今山西代县)西北的天宁军时,他得到了一个紧急消息,李匡威与赫连铎领兵八万攻打云州,鉴于自己手中兵马不多,李克用急忙派人回晋阳召大将李君庆出兵救援,自己则带领兵马悄悄进入新城(今山西朔州),又派人在神堆(今山西大同西南)设下埋伏,俘虏了吐谷浑巡逻骑兵三百人。李匡威与赫连铎听到吐谷浑骑兵被擒的消息后,以为李克用对云州早有防范,于是不再敢向云州进兵,而是就地驻兵观望。事实上,以李匡威与赫连铎的实力来看,如果不进攻云州,应该立即撤兵回到本镇,留在半路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果然在八月二十七日的时候,李君庆领兵赶到新城,与李克用合兵一处进入云州,开始对云州加强守卫。这样一来也就使李匡威与赫连铎失去了进攻云州的绝好机会,而且李克用并不想就此打一场云州守卫战,而是在次日就发起对李匡威的反攻。当时李匡威实在没有想到李克用会主动出击,结果因为仓促应战被打得溃不成军,被迫烧掉营垒一路逃窜而去,李克用驱兵全力追赶,在天成军(今山西灵丘东北)两军再次展开激战,李匡威再一次被打败。就在李克用在河北地区耀武扬威地接连打败李匡威与赫连铎时,一个消息传到了他的耳中,使他不得不主动退出与李匡威、赫连铎之间的征战。因为他的养子、时任邢洺节度使的李存孝与王镕、朱全忠结盟,上表朝廷将邢、磁、洛三州之地交还朝廷,并请求皇帝李晔赐旌节讨伐李克用。河朔战火李存孝,本名安敬思,自少年时代起就跟在李克用身边,因善于骑射勇冠三军,被李克用收为养子,身经百战,为李克用立下汗马功劳,河东军将士皆畏惧三分。李克用还有个养子名叫李存信,出身回鹘,也是能征善战,而且文武双全,甚得李克用的宠爱。但是李存信与李存孝二人互相争功,各不相让,矛盾十分突出。大顺元年(890年),李存孝在李克用与朱全忠争夺潞州城时表现十分英勇,一举从朱全忠的手中夺回了潞州,他本以为李克用会将潞州划归自己管辖,没想到却划给了康君立,因此对李克用开始产生不满,并怀疑是李存信从中作梗而致。大顺二年(891年),李存孝镇守邢州时,想立个大功与李存信争宠,于是他建议李克用攻打镇州的王镕。虽然李克用同意了李存孝的建议,但时间已经是两个月后的事情。后来王镕围攻尧山,李存孝救援不力,李克用任命李存信增兵救援,而两个人互相猜忌,致使救援工作停滞不前,李克用只得改派另一员大将李嗣源前去迎战。战事结束后,李存信回到晋阳,来个恶人先告状,诬陷李存孝私自与王镕、朱全忠结盟,而李存孝在邢州得到消息后,怀着对李克用的不满,干脆扯旗造反,公开与王镕、朱全忠结盟。李克用没有料到李存孝会背叛自己,于是在景福二年(893年)二月,他亲自率领大军围攻邢州。当时王镕派部将王藏诲送书劝其二人和解,李克用恼羞成怒,不仅处斩了王藏诲,还兴兵攻打王镕,并在大平山将王镕打败。李克用又领兵进攻天长镇,连续进攻数日没有攻下。王镕接连派三万大军前去救援,但全被李克用击败,李克用进而又攻克井陉,虽然在此之前李存孝派兵进入镇州增援王镕,但自感形势危急的王镕,还是决定向朱全忠求救。面对王镕的求救,当时正与时溥打得难解难分的朱全忠,无法抽调出兵力增援王镕。于是他只得写信威胁李克用,告诉他如果继续攻打王镕,自己将发兵救援。李克用早知道朱全忠是在蒙人,在回信中的态度也是十分强硬,他告诉朱全忠,如果手中真有能够作战的军队,尽管派出来,自己将尽力应战,并约好交战地点,就在常山。朱全忠接到李克用的信后,鉴于和时溥一战还没有结束,便没再继续挑衅,所以李克用继续攻打王镕。不过王镕虽然没能得到朱全忠的增援,但幽州的李匡威还是很够意思,当他得知王镕遭到李克用的攻击后,立即发兵赶来增援,并在元氏打败李克用的军队。李克用担心会遭到王镕、李存孝、李匡威的三军连击,于是领兵南下直扑李存孝所在的邢州。景福二年(893年)七月,王镕派兵增援李存孝,不过其援军却在平山坡被李克用击败。此时王镕因为在此之前连续失利,形势已经极为不利,当时面对李克用这个强敌,王镕内心十分畏惧,因此他向李克用请求议和,并声称愿意出兵二十万帮助李克用打下邢州。而李克用当时急需粮食,所以接受了王镕的请和。王镕与李克用议和后,李克用可以全力对付李存孝,他从栾城会合王镕的三万兵马南下任县,而李存信则屯兵琉璃坡,将邢州城包围。面对几路大军的围攻,李存孝毫不畏惧,时常出兵交战,并曾经利用夜色偷袭李存信的营地,俘获其手下部将孙考老。李克用的几路大军围攻邢州,很长时间没有攻下,这对于手中粮食不多的李克用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他准备在邢州城外环城挖濠筑垒之后,只留下王镕和李存信继续围攻邢州城,自己则领兵退回晋阳。针对李克用的这种部署,有人建议李存孝暂时闭城不战,等到李克用离开之后,再与王镕、李存信等人决一死战。李存孝采纳了这个建议,但他低估了李克用挖濠筑垒的作用,等到李克用完成挖濠筑垒之后,李存孝才明白,所有的人马都无法逾越出城,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困在城里等死。乾宁元年(894年)三月,邢州城内粮食断绝,李存孝无计可施,只得登上城墙向李克用求饶。他告诉李克用之所以会反叛,完全是因为被谗言中伤,希望能够和李克用见上一面,当面将事情解释清楚。李克用当时让夫人刘氏入城去见李存孝,刘夫人说服李存孝出城来见李克用。李存孝伏地请罪,说自己立有战功,如果不是李存信逼迫,自己断然不会背叛义父。但是李克用不为所动,他斥责李存孝说他给朱全忠、王镕写信骂自己,难道也是李存信逼迫的吗?最终李克用命人将李存孝押回晋阳,在牙门外将其处以车裂之刑。事实上,当李存孝被押回晋阳决定判处死刑之时,李克用因为爱惜其才,依然希望能够有人站出来为他求情,然后趁势免其死罪。然而当时诸将全都嫉妒李存孝的才能,竟无一人站出来说话。李存孝死后,李克用一连十多天不理军务,情绪产生极大的波动,最关键的是他的这种不稳定情绪,最终致使他自剪羽翼,使自己的实力受到损耗。例如大将薛阿檀,因为与李存孝关系密切,在李存孝死后。担心受到牵连,看到李克用情绪失控后自杀身亡。又如乾宁元年(894年)八月,时任昭义节度使的康君立到晋阳拜见李克用,本来李克用十分高兴,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可是在席间忽然想起死去的李存孝,不禁放声痛哭起来,康君立因为与李存信关系较好,便出言劝慰李克用说李存孝之死是罪有应得,不足为惜。没想到李克用听完后勃然大怒,抽出宝剑向康君立砍去。康君立被砍成重伤,李克用却不让人为他医治,将其囚于马步司。过了几天,李克用觉得如此对待康君立有些过分,便下令将他放出来,可是那个时候康君立已经死去。对于李克用而言,接连失去几员大将,使得本镇的实力大为受损,自此之后,更是无力再与身在汴州地区的朱全忠对抗。这反而让朱全忠渔翁得利,成为了藩镇中最为强大的一支(“朱全忠独盛矣”)。而且情绪的失控不仅让李克用自损羽翼,更让本有机会成功占领幽州的他失去了独占幽州的绝好机会。当王镕得到李匡威的援救,解除了李克用的威胁后,李匡威便带兵返回幽州,没想到当他走到博野时,其弟李匡筹在幽州自称留后,夺了李匡威的兵权。当时幽州的局势十分混乱,李匡筹虽然自称留后,但是人心不服。幽州的刘仁恭戍守蔚州(今山西灵丘)时听说李匡筹篡立,便带着人马攻打幽州,可是在居庸关被李匡筹打败,刘仁恭只得逃奔河东投靠李克用。不过,刘仁恭虽然投靠了李克用,但他不想长期客居河东,多次请求李克用拨给他一万人马继续攻打幽州。当时李克用正在集中精力攻打邢州,一时抽调不出更多的人马,只给了刘仁恭几千人马让他去攻打幽州,这无异于以卵击石。李匡筹看到李克用不过如此,便多次派兵侵扰河东之地。乾宁元年(894年)十一月,李克用被李匡筹彻底激怒,在平定李存孝叛乱后,开始组织兵力对幽州卢龙军发起猛攻,很快便攻克了武州(今山西繁峙),并进围新州(今河北涿鹿)。十二月,李匡筹派一万人马营救新州,李克用选精兵在段庄进行阻击,当时由于卢龙兵猝不及防,几乎全军覆没,多人被活捉,河东兵将这些人用绳索连成一串,绕新州示众。当天夜里新州守将见大势已去,于是举城投降。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克用又发兵进攻妫州。次日李匡筹派兵出居庸关增援,李克用再次选派精兵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打败李匡筹的增援人马。二十六日,李匡筹见幽州城难以坚守,于是携带家眷逃往沧州,结果被义昌节度使卢彦威杀害,幽州城就这样落入了李克用的手中。乾宁二年(895年)正月,幽州数万军民载歌载舞地迎接李克用进城。李克用在幽州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后,带兵返回河东,只留下义子李存审和刘仁恭分兵讨伐还未归顺的州县。为了使幽州更牢固地掌控在自己手中,李克用上疏朝廷,请求以刘仁恭为幽州留后驻守幽州。皇帝李晔批准了李克用的奏请,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安排,但在李克用离开幽州后,驻守幽州的河东兵骄横不法,完全不将刘仁恭放在眼里,刘仁恭被迫处死了许多河东士兵。李克用对此十分生气,写信责备刘仁恭,而刘仁恭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自此之后李克用与刘仁恭的矛盾开始不断加深。乾宁四年(897年),李克用为了迎回流亡在外的皇帝李晔,决定出兵关中,为皇帝李晔回京扫平障碍。他向刘仁恭征兵,而刘仁恭却谎称契丹时常南下入侵,需要大军防御,拒绝为李克用提供兵源。李克用因此多次写信催促,而刘仁恭却是拒不从命,而且在回信中秽语连篇,搞得李克用十分恼怒。八月,情绪失控之下的李克用亲率大军讨伐刘仁恭,九月五日领兵抵达介于蔚州和妫州中间的安塞军,随后开始展开了对刘仁恭的进攻。刘仁恭派部将单可及率领骑兵迎战,当时李克用正在营帐中饮酒,而且喝得有些神志不清,当他听到探马来报,说刘仁恭的军队到达时,神志不清的他仓促带兵出击,当时天降大雾,单可及的部将杨师侃在木瓜涧设下伏兵,打败河东军队,后来只是因为天降大雨方才撤兵,但是此时河东兵马已经损失过半,李克用醒酒后才知道军队战败,只得带领残部撤兵回到本镇。幽州本来是李克用新占据的地盘,但终因为情绪失控,使得幽州之地从自己的手中丢失。虽然他的实力依旧强大,但比起他的老对手朱全忠,李克用实力下降得十分明显,而反观朱全忠则在中原地区打得顺风顺水。吞并徐兖朱全忠在解除秦宗权的威胁后,便想进一步兼并兖、郓之地,然而朱瑄、朱瑾二人对自己有恩,而且又已经和自己结为兄弟,他为找不到借口而苦恼。当时手下谋士敬翔为朱全忠献上良策,让士兵们扮作叛逃者,逃进兖郓之地,到时可以打着惩治叛徒的名义进兵兖郓之地。朱全忠依计而行,命令部分士兵逃往兖郓之地。朱瑄、朱瑾早就羡慕朱全忠有一支强悍的军队,因此面对叛逃过来的汴州之兵,他们全部收留。这就给了朱全忠以口实,他写信责备朱瑄招降自己的士兵。朱瑄为此大为不满,在回信中语气强硬,朱全忠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终于找到了出兵的借口。光启三年(887年)八月,朱全忠派朱珍、葛从周进攻曹州(今山东菏泽),杀死刺史丘弘礼,并乘胜进军濮州(今山东甄城)。朱瑄、朱瑾领兵迎战,双方在刘桥相遇,结果朱氏兄弟被朱全忠大败,被迫只身逃跑。九月,朱珍对濮州再次发起进攻,朱瑄派其弟朱罕带领万余人进行增援,而朱全忠则在濮州以东六十里外展开对朱罕的阻击,致使朱罕全军覆没。十月,朱珍攻克濮州,进而包围郓州,在形势危急之下,朱瑄让弟弟朱裕写信向朱珍诈降,约定充当内应,结果朱珍中计,领兵偷袭郓州,朱瑄打开城门放朱珍进城,结果入城者全部被歼。朱瑄乘胜收复濮州,自此之后朱全忠与朱氏兄弟公开决裂,双方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朝廷因淮南地区久经战乱,想找一个强藩加以镇抚,便任命实力较为强大的朱全忠兼任淮南节度使、南面招讨使。野心勃勃的朱全忠接到诏令后,立刻委任宣武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派牙将郭言领兵千人护送李璠上任。而时任感化节度使的时溥认为,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自己的功劳要比朱全忠大,听说朱全忠被朝廷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心中颇为不平。他知道从汴州到淮南,朱全忠必须要经过自己的领地,所以朱全忠派人向时溥借道时,时溥不仅断然拒绝,而且派兵袭击了保护李璠即将进入自己领地的郭言的军队。郭言无奈之下只得退回汴州,而时溥就此也与朱全忠结怨。从整体实力来看,朱瑄、朱瑾兄弟和时溥都无法与朱全忠相比,因此羽翼渐丰的朱全忠决定趁天下大乱,唐室衰微之际,全力经营东方,在灭掉秦宗权后,吞掉时溥,再行兼并兖郓之地。可是让朱全忠想不到的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使他暂时推迟了自己的计划。文德元年(888年)二月,魏博镇发生叛乱。魏博节度使乐彦祯残酷暴虐,将其辖区六个州的百姓都征调到魏州,修筑方圆八十里的罗城,百姓深受其劳苦之害。乐彦祯之子乐从训尤为凶狠,早在中和四年的时候,宰相王铎路过其辖境,他在高鸡泊设伏将王铎杀害,朝廷对此也无可奈何。乐从训还组织了一支由五百名亡命徒构成的亲兵人马,魏博镇的牙兵对此经常惴惴不安,担心地位被这五百人取代,因此伺机铲除这些人。乐从训知道后,担心被牙兵加害,最终逃出魏州,被乐彦祯任命为相州刺史。乐从训虽然逃出了魏州,但他经常派人向魏州城运送武器。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魏州牙兵极大的恐惧,乐彦祯见牙兵情绪不稳,担心发生动乱,急忙向朝廷申请辞职,愿意到龙兴寺削发为僧,而后牙兵们推举都将赵文玠为留后。乐从训听说其父被迫退位,便率领三万兵马攻打魏州,赵文玠闭城不战,牙兵们认为他畏怯,于是将其杀害,又拥立牙将罗弘信为留后。罗弘信当时倒是十分有胆量,率领牙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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