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生和女生一起差差差很痛

革命党给个准信儿的袁世凯一听到“孙中山就任总统”的消息就急了。我费尽心思地在革命军和朝廷之间上下其手，摆弄平衡，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半路却杀出个孙中山，将计划完全打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我是病猫。既然你革命党不讲信用，那我也就用不着守信！袁世凯马上出手报复，这一出手就是三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给冯国璋的——你迅速联络组织一批自己人，以集体的名义发一份声明，内容我已经替你们想好了，就是“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第二份电报是给伍廷芳的——你们南方革命党违约，之前签的所有协议全部无效，以后有事直接跟我电报商量，不必再搞那些麻烦的谈判。(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三封电报是给孙中山的——国体还未经国民大会确认，现在就组临时政府搞共和恐怕太早了吧！发完这三封电报，袁世凯胸中的郁闷总算是舒缓了不少。但做完这些的袁世凯，并没有停手。他的高招还在后头，要完成这个高招，他还得进宫一趟。他现在在等待一个特殊的道具，有了这个道具他才能尽情地表演。道具终于到了——冯国璋联合十五名实力派将领发表的通电，内容当然就是袁世凯前面交代的那些话。袁世凯拿着这封电报进宫去向隆裕太后表忠心：“太后，您看他们对太后您是多么的忠心耿耿，可是他们兵饷不足，缺枪少弹，缺吃少穿，只有一腔热血，估计是打不过革命党的。您看怎么办？”隆裕太后说：“没事，我还有三百万两国库银子，全都拿出来，让他们好好打仗。”既骗到了军费，又掏空了国库，让没钱的隆裕太后以后不得不言听计从。一石二鸟，袁世凯果然是玩政治的高手。但事实上，在骗到隆裕太后的钱之前，袁世凯也确实没有钱支付士兵工资、购买武器弹药。不过从现在开始，手中有粮又有兵的袁世凯，已有彻底掌控南北局势的能力。南京政府穷疯了其实，袁世凯并不是最缺钱的人，最缺钱的是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有多缺多窘迫？据胡汉民同志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索要军费，孙中山大笔一挥就给了二十万元。待胡汉民拿批条去财政部，发现金库内仅有现洋十块。南京政府为什么会穷成这个样子？当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又是靠天吃饭，收成没什么保证，因此国家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就是来自两大块税收：关税与盐税。前面已经说过，大部分关税、盐税都被用作赔款抵押。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都攥在帝国主义手里，清朝政府都拿不到几毛钱，就更别提没有一统天下的南京政府。那光复的各省不能支持一下南京临时政府吗？您想太多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都督各据一方，自收自支，临时政府根本控制不了，别说找他们要钱，他们不找临时政府要钱就不错了。既然如此，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借钱。孙中山开始求助英、美等西方列强。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公然表示支持袁世凯。列强都是明白人，根本不看好孙中山的南京政府，银行又不是慈善机构，你没有强大的军队，地盘也不稳，你拿什么做抵押，拿什么做担保，谁肯借钱给你！就在孙中山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利益最大化，日本人的鼻子就像狗一样灵，只要闻到有便宜可占，就会扑上来。面对日本人的“好意”，“穷疯了”的孙中山、黄兴二人迫不得已用“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计划抵押汉冶萍公司借款五百万、租借满洲与日本借款一千万（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很多人都替孙先生遗憾：孙先生一世英明，怎么居然也有如此污点，无论怎么样，都不应该接受租借满洲这种条款。好在关键时刻，有人站出来解救孙先生。有记者把南京政府拿汉冶萍公司主权换取借款的消息捅上了报纸。国内舆论哗然。大清被日本欺负多年，现在民国政府却拿日本极度匮乏的资源——汉冶萍公司的铁矿做抵押借钱，实在有损国家利益！就在舆论和民众的非难让孙中山和黄兴非常狼狈的时候，又一名“救星”——一个日本鬼子站了出来。此人是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这小子说：“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是我们打下来的，理应享有一切权力，而无须以金钱收买。”小鬼子的意思是：满洲已经不是你中国的了，你还想拿这个卖钱？没门。幸好借款没谈成，要不然历史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没有钱，行路难！现在，会集在南京的近三十万民军，没有军饷，没有饭吃，不造反就阿弥陀佛了，就更别提购买武器弹药进行训练、备战。没钱的军队是打不了仗的。现在，南京政府的行政费、办公费没有着落，没钱的政府是运转不起来的。孙中山很伤神，难道大总统之位非拱手相让不可？难道我孙文真的要把国家的未来放到袁世凯这个清朝官僚手中？民国第一美男出狱时间倒退到两个月前。那是一个秋风正紧的日子。当天，北京人民数百人翘首期待，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的风采。之前说过，袁世凯提的出山条件中有一条是“释放在押政治犯”，之后载沣照做了。汪精卫就在被释放的这批人当中。阳光照耀在汪精卫略显苍白、憔悴的脸上，美男子英武不减，他的面孔与发际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壮的、崇高的美感。这一刻，是汪精卫一生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终于出来了，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这个念头在汪精卫心里一闪而过。不用自己想，早有人给他想好了，此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请他一叙。两人初次相见那年，袁世凯53岁，汪精卫29岁。后辈小子汪精卫与一大把年纪的袁世凯相见恨晚，据说两个人连续好几天谈至深夜，是什么话题令他们如此亢奋？具体细节肯定是没有办法重现了，但是核心话题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汪精卫看中了袁世凯手中的力量，于是费尽口舌劝说袁世凯反清，支持同盟会建立共和的主张。可能性二，袁世凯看中了汪精卫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以及在同盟会中的声望，想让汪精卫作为他和革命党中间的使者，促成南北议和，支持君主立宪，支持自己当“带头大哥”。可能性三，两者皆有，试图说服对方接受彼此的政见。几天下来，汪精卫和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就政体一事达成共识不大好说，应该是没有，要不然也不会有之后的一系列纷争。但不管如何，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汪精卫甚至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义结金兰。汪精卫就此成为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之间的牵线人，为接下来的南北议和奠定了和谐的情感基调。南北议和时，汪精卫回到了南方，是南方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孙中山回国之后，他则回到了老领导的身边。说客汪精卫话题回到南京政府的窘境上。此时，南京的革命党人确实感受到了内外交困的艰难。一来他们看到袁世凯以强硬的姿态结束和谈，忧心战端重开。二来他们知道南京政府的行政系统几近瘫痪，因为财政窘迫，南京政府连公务员的工资、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因此他们心中十分慌张，纷纷向孙中山施压，要他迅速做出反应，给袁世凯一种“虚位以待”的姿态。黄兴着急，伍廷芳着急，胡汉民着急，汪精卫也着急……没人不着急！黄兴本人曾在南北方和谈的草约上签过字，答应清帝退位后推袁世凯做大总统。所以，他亲自去见孙中山，苦口婆心劝说对方，以免自己失信于人。老头伍廷芳不顾年龄身体，不辞艰难，不避劳怨，与唐绍仪周旋密议，一心想让南北避免兵争。因而他对孙中山的“恋位不去”大感恼火，怒斥孙中山让他失信于天下！胡汉民也着急，他担心袁世凯急了变成曾国藩，像当年打太平天国一样，倾尽全力扑灭革命。其实，这些人还是有些不了解孙中山。大总统这个名号，孙中山未必有多少眷恋。但问题的关键是，他很不甘心。他的本意是集合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现在你要他把理想寄托于一个素未谋面之人，任谁也不会甘心。最后，多年铁杆支持孙中山的汪精卫出面搞定了一切。汪精卫苦口婆心地说：“先生，元首之位袁世凯志在必得。只有这样，清帝才有可能退位，共和方可成为现实。”孙中山听了之后不大服气，倔强地说：“我辈革命者，当秉承牺牲精神，有进无退！”一直追随孙中山多年不弃不离的汪精卫，一下子发起怒来，赤红着脸责问：“您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之位吗？难道先生您想当洪秀全第二？难道您想在南京关门当皇帝？难道您要违背当初自己许下的‘驱除鞑虏’的誓言？”孙中山色变，怫然不悦。汪精卫声泪俱下，继续耐心苦劝：“我们向袁世凯示好，是为国家大义，并非向他屈服求和。如果先生您高风亮节，效法尧舜，使中国不动干戈而获共和，避免太平天国汉人内战之覆辙，后世历史，将公论先生为一代伟人！”话说到这个地步，孙中山只得同意。他不同意也不行，在南京，他周围的多数革命党人，包括黄兴这样的密友、汪精卫这样的铁杆粉丝，均一片妥协之声。同志们的反应，实在是让试图主导中国变革的孙中山感到有心无力。没得选择的孙中山也只好顺应“民意”，发电报给袁世凯说：袁老哥你是当代英雄，只要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那么这个总统还必须得由你来做！转变如果说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拱手让出的大总统不动心，那绝对是假话。但如果要让袁世凯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袁世凯心底的答案，自始至终的答案，都应该是君主立宪。这不是信口胡说，四年后，袁世凯将用实际行动为这个答案做出完美的注解。但就现在而言，若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似乎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希望他行君主立宪或由他来主导君主立宪。这个理由比较绕口，不好明白，特在此处多解释几句。首先，革命党态度极其强硬，绝无可能同意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理由不再复述。革命党甚至出于害怕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的目的，干脆组织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把民主共和从生米煮成了熟饭，断了袁世凯的退路。其次，立宪派也不希望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大胡子名人马克思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大意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句话用在立宪派身上再合适不过。立宪派本来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主力，却因为载沣的倒行逆施与皇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愤而转为支持革命派的民主立宪（民主共和）。但是，尽管立宪派的主张变了，或许其主张将来还要变，但他们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特点。若用教科书上的话描述，立宪派的这一特点叫做大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或革命立场不坚定。若用更简单的话解释这一特点，就是立宪派一直主张“如果能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那就不要动武”。简而言之，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赢得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民富国强。因此，现在立宪派主张“尽快结束南北分裂，以免给列强可乘之机”，希望不要动武，尽快迎来和平。但如何才能结束南北分裂？又如何才能做到代价最小？立宪派将当前局势看得十分清楚。虽然南方革命党力量弱小，但他们的共和态度十分坚定，而袁世凯则有所不同。尽管袁世凯很强大，但他并不像革命党那样坚持非君主立宪不可。若要说服袁世凯改走民主共和，目前看来，阻力主要来自袁世凯的那点良心，他不忍对寡妇孤儿下手，不忍逼清室退位。可若要行君主立宪，革命党肯定不干，到时难免战争重启，南北分裂。所以比较下来，还是说服袁世凯的代价比较小。于是，1912年1月上旬，立宪派的老大张謇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给袁世凯指了一条路：退满上台执政（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张怡祖《张季子九录》）。立宪派本就强大，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变得更强大。全国二十二省（没有计算台湾）的都督，十五个是军人，七个是士绅。立宪派如此强大的一股政治势力，袁世凯没法不考虑他们的立场，更何况袁世凯一直自诩立宪派的好哥们儿和代言人。所以，此前那个支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转而倾向于共和。袁世凯的这一变化被一群人看在了眼中。这群人来自清朝皇室，大都是年富力强的贵族亲王，他们不能接受袁世凯拿清朝命运换取大总统的行为，他们不能接受清朝退出历史，他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在这种背景下，1912年1月12日，反袁联盟“宗社党”成立了。其核心成员是之前提过的良弼、铁良、川岛芳子她爹善耆之类的亲贵，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坚持君主立宪，阻止袁世凯跟南方革命党议和，干掉南方革命党在朝廷中的“内应”袁世凯。也就是说，宗社党的这帮爷们儿打算干掉袁世凯单干，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实施君主立宪。不过，由于袁世凯的警卫团队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一直没让宗社党抓住什么好机会，而宗社党的几次勉强出手也全都失败了。不过宗社党的反扑，倒让本来念着老东家的好而婆婆妈妈不忍下手的袁世凯，坚定了共和的决心。这时，一起刺杀案的发生，打破了这场历史角力中最后的平衡。这起刺杀案的主角是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以及宗社党的王牌良弼。“王牌兄”良弼是宗社党的核心人物，是皇族少有的精通军事的将领，是皇族最犀利的军事力量——禁卫军的精神领袖，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力，是皇族的希望所在。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以大无畏的勇气，把自己充作人肉炸弹，炸死了良弼，断送了皇族最后的希望。之后，袁世凯同志与革命党及时地决定，利用良弼之死展开新闻宣传工作。由于宣传工作做得极为出色，以至于京城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革命党已经进城的小道消息，清室亲贵个个都被吓成了惊弓之鸟，闻风而逃。有能力的亲贵携家带口躲进租界，没能力的就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租个房间沾沾外国人的光。良弼翘辫子了，亲贵们逃了，共和阻力大减，退位阻力大减。得到革命党、立宪派全力支持的袁世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逼清廷退位。再见了，清朝清朝大势已去。此时最惶恐的就是隆裕太后，她是哪儿也出不去，唯有守在紫禁城里唉声叹气，每日以泪洗面。要说当时唯一不受影响的，只有那七岁的溥仪皇帝，他仍旧像往常一样在宫中无忧无虑地玩耍，玩太监，玩宫女，对即将亡国的命运浑然不觉。为了让隆裕和溥仪尽快退位，袁世凯决定根据“做人需留有余地”的原则再演一场戏，让隆裕太后彻底崩溃，自动退位。袁世凯同志一生演过很多场戏，但有理由相信，这是他演得最难受的一场。前戏还是老套路，软硬兼施。袁世凯先是找到老客户——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丫鬟，让他们不断危言恐吓太后母子。后又命令北洋将领通电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一次轮到了段祺瑞携五十名北洋同事友情出演。毕竟冯国璋在前面演过了“誓死反对共和”，若再让冯国璋领头出演“反对帝制”，说服力不强。这两件事顺利做完。袁世凯算了算时间，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就站出来求见隆裕太后，以沉痛无奈地语气告诉隆裕：“如果现在答应革命党退位，还能争取优待条件，如果恋栈不去，惹怒了革命党，非但会失去优待条件，性命恐怕都难保。”隆裕太后也就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都很普通的家庭妇女，而且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了垂帘听政的征途，可物是人非，她又没有人家老佛爷那两把刷子。听完袁世凯的话，隆裕太后很是害怕，她特别害怕自己被革命党砍头，所以她哀求袁世凯：“一定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生活费也要给够。”情景如此凄惨，连袁世凯也动了情，陪着隆裕太后抹了好几把伤心泪。如此欺负孤

。春申君去世的这一年是秦主政九年（前238），离嬴政发动统一战争的公元前230年，仅仅只有八年了。春申君向楚考烈王进奉怀孕的李园之妹一事极类吕不韦与赵姬之事，我在这里不再详辨。但是，我认为有几点是可信的：第一，春申君进献李园之妹一事有可能是真的，它反映了楚国后期政治的腐败，因为春申君是为了自己永葆荣华富贵而向楚考烈王进献美女的。第二，春申君死于李园之手反映了春申君本人毫无政治斗争经验。朱英已经向他说明了李园私养亡命徒要谋杀他一事，他竟然全不柑信。这样完全不懂政治的人掌管楚考烈主的国政长达二十五年，楚国政治的昏聩不言自明。我们再看看春申君的生活。楚考烈王元年（前262），春申君受赏淮北十二县。十五年以后，他向楚王进言：淮北地区靠近齐国，属于边境地区，请把这个地区划为郡治理。同时献出淮北十二县，请求改封到江东。考烈王答应了他。春申君就在吴国故都修建城堡，把它们作为自己的都邑。春申君的住宅极其豪华、司马迁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直到一百多年后的西汉时代，司马迁看到的春申君故宅还如此瑰丽，可以想见，这座建筑在当时多么奢华。有一次，赵国平原君派使者拜访春申君，春申君把平原君的使者一行安排在上等客馆住下。平原君的使者想向楚国夸耀赵国的富有，有意用玳帽簪子给插冠髻，还亮出用珠玉装饰的剑鞘。会见之时，平原君的使者发现，春申君的上等宾客都足蹬嵌有珠宝的鞋子，平原君的使者立即感到自惭形秽（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我们不知道春申君的门客是否得知平原君使者炫富，但是，春申君的门客所穿之履，的确是过于豪奢。春申君在楚国末期大权独揽，生活侈靡，苟且偷安，无所作为，最终造成了楚国的政治腐败。楚国后期的统治者，就是沿着这条腐败的轨道最终走向了灭亡。而这种腐败的局面有其历史渊源，楚国有很多人才，却得不到任用，比如热情来投的昊起惨遭杀害，才华横溢的屈原两遭贬抑。不明大势图苟且鼠目寸光终遭灭除了政治腐败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导致了楚国的灭亡，而这个原因是当时六国所犯的一个通病，就是不明大势。所谓不明大势，就是不懂得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个时代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由春秋时期的争霸发展到兼并统一。楚国历代国君对此都没有清醒的认识。表现之一是不知变法图强、统一天下，只知醉生梦死。表现之二是不知道天下大势是趋于一统，如果楚国不能统一天下，天下最终必然被其他诸侯国统一。何以见得呢？我们前面讲过的邯郸之战带来了两大结果：一是合纵成功。赵、魏、楚三国联军大败秦军的现实，显示了山东六国合纵的巨大威力，同时，也给山东六国的合纵提供了新的机遇。如果山东六国能够抓住这一机遇，加强合纵，削弱秦国，这将是对秦国统一六国的严重挑战。但是，山东六国无一国有此战略眼光。前面讲过，燕国认为赵国壮年士兵都死于长平之战，于是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楚国呢，乘机灭掉鲁国。秦国的压迫稍一减弱，六国之间就展开了相互攻伐。二是秦国受挫。秦国兵败邯郸，是秦国统一战争中的一次重大挫折，由于这次挫折，秦国暂时中止了对六国的蚕食。此事发生在秦昭襄王时期，而楚国君王对天下统一的大势毫无认识。我们再举一例。《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了春申君给秦昭襄王的一封上书。这封上书被司马迁全文引用，可见，司马迁非常重视这封信。但是，现代史学家认为此书非春申君所写，事情也非秦昭襄王时期所发生。这封所谓春申君给秦昭襄王的上书中心有三点：一是“伐楚”不如“善楚”；二是攻楚不如攻韩、魏；三是攻战齐国部分土地，切断燕、赵和齐、楚的联系。这封给秦王的信虽然使楚国暂时避免了亡国之难，但是，对秦国兼并六国却是一个极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它和范雎后来“远交近攻”的方略完全一致。所以，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对楚国极为不利的方案。这封上书与“通天大计”中韩非的上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嫁祸于人。我们可以不相信这是春申君对秦昭襄王的说辞，但是，我们应当相信这是楚国使者对秦国国君的说辞，其前提是秦并天下已成大趋势。由于这个大趋势已成定局，所以，韩非要存韩灭赵，楚国要存楚而灭韩、魏。不论是韩非还是这位写奏书给秦昭襄王的楚国大臣，都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忽略了或者是廖及不到母国的长远利益了。楚国最终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灭亡了。秦王嬴政灭楚意味着他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于仅存的齐国，嬴政来将采取什么方法将其消灭呢？第26章不战而降从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拉开灭亡六国的序幕以后，长剑直指，所向披靡，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楚、燕，一个个烟消云散。现在，秦国的大军将面对着最后一个对手——齐国。齐国疆域辽阔，在战国七雄中，国土面积仅次于楚国。齐国因为不和秦国接壤，又受惠于秦国的“远交近攻”策略，长期休养生息，几十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所以，当秦国的大军攻入齐国的时候，齐国还有上千里的土地，数十万的雄兵，但是，秦王嬴政的收官之战几乎不费一兵一卒。被困的鸟兽尚且作生死的最后挣扎，为什么齐国这样一个国家，在秦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仗都没打，就举国投降了呢？秦兵长驱直入齐王不战而降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灭掉燕国，率领秦军自北向南攻入齐国。齐王田建看到韩、赵、魏、楚、燕五国全部灭亡，如今秦军又兵临齐国，顿时慌作一团。田建继位四十四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棘手的问题。要抵抗，几十年未做任何准备；不抵抗，只能束手就擒。正当齐王田建惶惶不可终日之时，秦王嬴政的使者来到了齐国都城临淄。田建认为，如果秦王嬴政真想灭掉齐国，还会派使者来吗？肯定不会。既然派来了使者，局势肯定有了转机，难道自己几十年事奉秦国真的有结果了？于是，齐国都城临淄的王宫里举行了一场特别隆重的仪式，齐王田建接见了来自秦国的使者。秦国使者对齐王田建说，只要齐王愿意投降，秦国就准备拿五百里地，让田建做一个封君。田建听后，大是兴奋。五国相继灭亡，五国国君非死即囚，唯独自己还能捞个封君当当，这个待遇已经相当不错了。于是，齐王田建立即爽快地答应了秦使的要求，下令举国投降。这一年是秦王政二十六年。从秦王政十七年嬴政派内史腾攻韩，拉开了统一六国的序幕，到齐王田建举国投降，秦王尽并天下，正好用了十年的时间。齐王田建一到秦国，秦王嬴政就把他安置在共地（今河南辉县）的一片松柏林间，断绝对他的一切食物供应，齐王田建最后竟然活活饿死在林子里（秦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在齐王田建的投降政策下，齐国军民都放弃了武装，“秦兵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百姓看着秦兵进驻都城，没有人敢抵抗。秦国不费一兵一卒就顺利地接管了齐国。在被秦王嬴政灭亡的六国之中，赵国抵抗秦国最为顽强，因为赵国名将辈出：赵奢有大败秦军的阏与之战，廉颇在长平之战中让秦国名将白起头疼得不得不用反间计，李牧在赵国败亡之际仍然能够大败秦军，最后秦国也不得不用反间计除掉他。六国之中，燕国是比较弱的，但是，燕国还派荆轲去刺了一下秦王，不管怎么样，它还挣扎了一下。齐国则是伸出脖子等着挨人家一刀，不战而降，被灭得最为窝囊。齐国的灭亡虽然窝囊，但齐国的历史可并不窝囊。齐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齐国是周王朝分封诸侯的时候最早分封的国家之一，地处今天山东省的东北部，是个沿海国家，有鱼盐之利，物产丰富。那么，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会不战而降呢？让我们翻开《史记·齐世家》，从齐国的兴衰历程中，也许能找到历史的一丝脉络。齐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姜太公；齐国还是春秋五霸中第一个称霸的国家。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选贤任能，加强武备，发展生产，国力迅速强盛。“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枉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就是齐国强盛时期的写照。齐宣王、齐威王时期，齐国曾经是七国中的佼佼者。秦昭襄王为了自称西帝，不得不拉上齐愍王，让齐愍王称东帝。可见，齐国在七雄之中地位之重、实力之强。但是，战国后期，齐国由于独自消灭了宋国，导致五国伐齐，从而元气大伤，齐国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再。齐国晚期虽然实力衰落，却也有上千里的广袤土地，数十万的雄兵武备，但在秦国进攻之时，齐国却没有任何抵抗就投降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唇亡齿寒国策误谨慎事秦终被灭齐国灭亡，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国策失误，二是政治腐败。齐国的国策失误并非仅仅在后期，其中期的国策就曾有过重大失误。齐愍王初年，齐国的国力还相当强大。但是，此时的齐愍王对灭宋早已按捺不住。宋国濒临齐国，都城在唯阳（今河南商丘），如果攻占了宋国，齐国的领土将会大大增加。此时的宋国国君康王偃，暴虐无道，人称“桀宋”。“桀”是暴虐之君的溢号，可见当时宋国百姓对宋康王极端不满。秦国使者苏代为了削弱秦国的主要对手齐国，竭力怂恿齐愍王灭宋。齐愍王听从了苏代的蛊惑，对灭宋更是充满了渴望。于是，齐国寻找时机，趁五国攻秦之际，独灭宋国。齐国灭宋引发了诸侯各国的不满。这时，苏代又来到齐国的世仇燕国，对燕昭王说，齐愍王南攻楚国五年，耗尽了齐国的储备；西与秦战三年，民力用尽，军队疲敝。苏代的目的无非是想激发燕昭王伐齐的欲望，实际上不用秦国离间燕昭王，此时的燕昭王也要报齐亡燕国之仇了，更何况再有苏代的游说。苏代的游说立刻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齐之伐宋也，苏代实启之。秦之救宋也，苏代复止之。盖苏为燕反间，骄其君，劳其民，而速其亡也……其说燕曰：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蓄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疲弊；又以余兵攻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齐愍王只考虑灭宋之后的既得利益，只考虑灭宋之后的疆域扩展，却没有充分考虑灭宋之后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战国中后期，天下统一大势渐趋明晰。各国都不愿意看到某一国家特别强大，以至发展成为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的诸侯国，合纵连横的策略即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合纵连横主要是针对秦国，因为秦国对六国的威胁最大。但是，合纵连横并非仅仅针对秦国。任何一个诸侯国一旦威胁到他国，都有可能会成为各国共同的敌人。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齐愍王恰恰触犯了这条大忌，齐国灭宋又引发了各国之间力量的不平衡，由此导致新一轮的对抗。齐愍王趁五国伐秦之机灭宋，恰恰给燕国带来了联合伐齐雪耻的借口。所以，从齐愍王灭宋开始，齐国就成为各国诸侯讨伐的对象。秦国想借机打击齐国，燕国也想借机报仇，三晋（韩、赵、魏）对齐愍王独吞宋国也心怀不满。总之，齐愍王灭宋使齐国成为众矢之的。齐愍王利用齐威王、齐宣王的强大国力，肆意用兵，招致五国伐齐，兵败身亡，使齐国一落千丈，再也恢复不了五国伐齐前的国力。齐国的最后灭亡已基本成为定局。国策是一国的根本大计，与国家的兴亡关系甚大。齐愍王妄自尊大，擅用武力，导致齐国被灭五年。齐愍王之后，齐襄王有心恢复盛况，却无力回天。君王后、齐王建接受齐愍王的教训，反其道而行之，“事秦”而不顾天下。齐愍王是滥用武力，齐襄王、齐王建则是坚决不用武力，连保家卫国的武备也不充足，导致齐国大而虚弱，成了一个空架子。齐国后期奉行的国策叫“事秦谨，与诸侯信”。“事秦谨”，就是恭恭敬敬地对待秦国，不和秦国打仗。制定和执行这个国策的人叫君王后。君王后是一个女人，她曾经执掌齐国国政十几年，比吕后专政还要早得多。但是后人很少提起她，实际上这个女人还是很值得一提的，君王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在“秦灭燕国”中讲到，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在五国伐齐之战中，齐愍王被杀。齐愍王死后，他的儿子法章为了活命，流落民间，改名换姓，在一位莒姓大夫（莒地封君）家中当佣人。这位莒大夫有一位千金小姐，颇具慧眼，她一眼就看出这个佣人气度不凡，绝不是普通的人。于是，出于爱心，小姐经常偷偷地拿好东西给落难的公子吃，拿好衣服让公子穿。真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公子落难，竟然有小姐出手相救，公子自然非常感激小姐。这位小姐不但在生活上照顾他，而且还以身相许。公子和莒大夫小姐的关系自然日益密切。中国古代小说中大量的落难公子与千金小姐的因缘，看来也不全是文人一厢情愿的凭空捏造。齐愍王被杀之后，整个齐国只有莒和即墨两地还被齐国军民坚守着。逃亡的齐国大臣和莒人都在到处寻找齐愍王的公子，想立其为齐王。公子法章也获悉此事，但是，出于担心，他一直不敢承认。不过，他一直在关注着事情的进展。后来，法章知道齐国大臣是真心在找他，不是加害于他，这时，他才站出来，说明自己就是已故齐愍王的儿子（久之，乃敢自言我愍王子也）。齐国的大臣经过考察，确认他就是齐愍王的合法继承人。于是，大家共同拥立他做了齐王，他就是齐襄王。公子法章当了齐襄王，莒大夫的千金自然是一步登天，内心甭提多高兴了。齐襄王于是立她为王后，这就是齐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君王后。这位王后还生了一个儿子田建。虽然这位莒小姐已贵为王后，但是，她的父亲却非常恼怒，他说，不经过媒人而自由恋爱，不是我的孩子应该做的，玷污了我家的门风，于是，终生不见自己的女儿（太史殷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污吾世，终身不睹君王后）。不管父亲的态度如何，君王后还是齐襄王的王后。她对父亲的拒不相认深表理解，而且不因为父亲不见自己就失了做女儿应有的礼数，仍然非常孝敬父母，所以，天下的人都夸君王后是个孝女。齐襄王在莒待了五年，大将田单在即墨（今山东平度）大破燕军，将燕军全部从齐国的土地上驱逐出境。田单复国成功之后，立即派人迎接在莒继位五年的齐襄王进入国都临淄。可是，齐襄王不是一位长寿之君，仅仅在位十九年就一命呜呼了。齐襄王去世后，君王后的儿子田建名正言顺地继位，成为齐国最后一位国君。《战国策·齐策六》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秦昭襄王曾经派使者给君王后送了一副“压连环”，并对君王后说，听说齐国有很多智商很高的人，不知道能否解开这个“玉连环”。“玉连环”到底是什么，文献记载不详，但它应当是一种益智玩具，解开“玉连环”应当用智慧和耐心。但是，君王后看了看“玉连环”，立即令人拿来一把铁锤，一锤下去，“玉连环”被砸得粉碎。君王后看着砸碎的“玉连环”，笑着对秦使说，解开了（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秦昭襄王送“玉连环”，目的大概是要羞辱君王后，但是，君王后却以锤解题。可见，君王后是一个有智慧有魄力的女主。齐王建十六年（前249），君王后病逝。临终之前，她对其子齐王建说，大臣中有一人可以重用。齐王建赶快说，请母后把话写下来。君王后说，好。等齐王建准备好了笔和简牍，君王后说，我忘了（君王后病且卒，诫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请书之。君王后曰：善。取笔牍受言，君王后曰：老妇已亡矣）。这位执掌齐国国政长达十五年的女主临终之前为什么欲言又止，史书无载。其实，君王后这么一位聪明的女主肯定不会忘掉哪个大臣可堪大任，她之所以最终决定不说出这位大臣的姓名，无非是不想让齐王建重用这位大臣。这是为什么？

他们陈家几十载。在陈其美的指点下，蒋志清踏上了军旅生涯。1906年，进入保定军校速成科炮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年末大考中，拿下保送去日本读书的资格。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1908年，由陈其美引荐加入中国同盟会。看来朝廷白保送了他。1910年冬，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候补生的身份进入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1911年，晋升为上等兵，秋末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蒋志清拥有近四年的日本留学经历，熟练掌握了小语种日语，专业还是当时热门的炮兵专业，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光鲜。但实际上，蒋志清留学日本四年，有三年是在学预科，剩下的不到一年全在实习，甚至因为老请假（如回国参加革命），使得他的候补生身份没有转正。换句话说，他根本没上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至于蒋志清在炮兵联队的实习经历，着实不堪回首。由于日军内部等级森严，实习地点也不理想（气候寒冷），所以他有两项工作要做：一是做男保姆——为大大小小的“上级”们洗衣服、补衣服、擦皮靴；二是为军马服务——洗马、刷马和喂马（雪深丈余，朝操刷马，夕归刷鞋）。只干脏活累活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稍有不慎，就会招来长官一顿粗暴的打骂，甚至被吊起来饿饭。场景十分凄惨。但蒋志清咬牙忍耐：“娘希匹，有朝一日，老子一定能学到真才实学！”内心是火热的，现实是残酷的。蒋志清在联队当了十个月的兵，几乎一直在打杂，连摸一下大炮这样小小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奢望。虽然压迫重重，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但蒋志清韧性超强，愣是没被整趴下，他要用顽强的意志去战胜这些欺负他的日本人。在遭受过无数次的凌辱后，蒋志清成长了。他从日本军队的生活以及训练内容中学到了五个可以改变命运的秘诀：重视细节、严格纪律、苦练意志、不怕牺牲、团体至上。这五个秘诀令他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发挥到了极致。选对老板，跟对人蒋志清在刚刚加入同盟会的时候，只是负责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平平无奇，跟班打杂，仅是一个小角色，算是最基层的革命干部。武昌起义后，他迎来了一个机会。陈其美安排他加入敢死队参与光复杭州的战斗。战斗胜利后，蒋志清来到陈其美身边协助其整编军队，训练新兵，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好色的蒋志清除了偶尔憋不住了去趟花街柳巷，还干了三件比较正经的事情。第一件，他跟另外两位浙江人——亦师亦兄的陈其美、同学黄郛结盟为兄弟。算上已经结拜过的以及将来要结拜的，蒋志清同志一生共有约三十位结义兄弟，数量着实惊人。没办法，蒋志清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就是发誓生死与共，与对方结拜为兄弟。因为他以“忠孝节义”为人生信条，很讲义气，讲究以人为本。这一点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升华为校训“亲爱精诚”。第二件，替大哥陈其美干掉了眼中钉陶成章，随即躲去日本。第三件，他再次改了名字，毕竟都反清多年了，蒋志清岂能再用，遂改为蒋介石。做完这几件事，刚好赶上“二次革命”，大领导、小领导统统逃往日本。在这期间，大哥陈其美将27岁的蒋介石引见给了孙中山。蒋介石外形不错，身上颇有几分潇洒气质，而且他的眼睛又大又漂亮，目光很具穿透力。后来，八卦人士把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和张学良放在一起，合称“民国四大美男子”。潇洒之余，蒋介石平时待人接物谦恭有礼，江湖习气和浪子情怀一般只在某些暗夜时分才会显露。这次见面比较完美，孙中山对这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很有好感。临别之际，孙中山说：“你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你将来必成革命之栋梁，革命之英雄……”如此种种，弄得蒋介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只能说孙先生口才太好了，瞬间就多了一个可以为革命赴死的小兄弟。不过孙先生还真是没有忘记他，后来还给他指派任务，命他去东三省建立革命组织，从这时开始，蒋介石算正式被孙中山惦记上了。由于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致使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开始看重蒋介石。孙中山知道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并且跟随陈其美多年，有胆有识，尤其是他在陈其美遇刺后的表现，让孙中山觉得此人有情有义。就在跟孙中山交往越来越密切时，蒋介石给自己取了表字——中正。这是一个精明的决定。中正与中山很接近，让人觉得他俩关系密切。而且中正还有正直、公正、正统的意思，给人的印象似乎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短命的中华革命党话题切换到蒋介石的党组织——中华革命党身上。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华革命党党员从几个人发展到了几百人，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是孙中山的死士。正式建党的时机成熟了，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宣誓就任总理。孙中山一生有过很多职务：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大元帅等，但他真正倾心的还是总理这个称呼，以至于了解他的人都以总理称之。到1915年年底时，中华革命党已经有了五十七个支部、近万名党员，但只有少部分党员在国内——如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大部分党员都在国外。他们大都是精英分子，有知识、有闯劲、有理想、肯献身，还有经济能力，他们在国外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当反政府的“乱党”，如被抓住则性命不保，可为了理想中的国富民强，他们无怨无悔。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华革命党和国内普通百姓很少接触，他们的主张根本不为普通百姓所知。然而，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广大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孙中山毅然举起了反袁大旗，决定发动起义“倒袁”，重建民国。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等。但这种行为还有一个更恰当的名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中华民族可称之为伟大的魂魄。从1914年6月至1915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华革命党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地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平均一个月两次多，死伤甚巨，影响不小，却无一成功。虽说起义全部失败，但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传达着一个信号：大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反袁的青天白日旗还没有倒下，伟大的民主共和领袖孙中山还在继续战斗。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鼓舞确实是海内外反袁力量的信心源泉。在这一年多以失败为主色调的时间里，蒋介石展现出了他的军事天分，无论是工作构想还是作战计划又或是执行细节，都基本上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再加上他是陈其美的旧部，孙中山很自然地就把爱屋及乌之情用在了这个可造之材身上：“小蒋，好好干，我很看好你哦！”就在革命起义陷入低潮这会儿，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掉头搞君主立宪，接着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可是，此时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大都在国外，如何“倒袁”一下子成了难题。好在孙中山利用自己的号召力，不断站出来讲话，从精神层面上有力地支持了反袁大业。当然，孙中山不是光说不做的那种人，譬如李烈钧、许崇智等人就被他派回国内组织讨袁大军，虽然不是讨袁的军事主力，但绝对称得上为反袁护国发光发热。话说袁世凯称帝只折腾了八十多天就彻底完蛋。这在大部分人看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民国又要共和了。可如此一来，以反袁为己任的中华革命党该何去何从？革命党还能革谁的命？1916年7月，孙中山宣布：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党务。之后，孙中山回到上海，同时也将革命党总部从日本迁了回来。孙中山在这种时刻作出这种选择，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华革命党确实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世纪之恋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是落寞的。世间一如既往的喧嚣，但与他似乎没了关系。年过半百的他终于暂时告别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没有了那么多令他心力交瘁的事，没有了那么多令他爱恨交加的人，他终于可以享受一下安宁的、普通人的生活。这期间，陪伴他的只有年轻的新夫人。要说清楚这位新夫人的来历，还得从新夫人的姐姐宋霭龄讲起。之前提过宋霭龄是孙中山的秘书，确切地说，是英文秘书。后来宋霭龄要嫁为人妇，只能中断这份工作。宋霭龄要嫁的人，是孙中山的重要财务顾问孔祥熙。此人是山西人，出身比较高贵，是孔子的后人，但他家道中落，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幸好他身上流淌着孔子的基因，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庚子事变中，孔祥熙创造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自发帮助被义和团摧毁的美国教会进行善后工作。教会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于是资助他到美国留学。多年后，孔祥熙拿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的理化硕士学位。这种学历在百年后的中国依然是职场稀缺资源，何况当年？此人学习能力不错，经商也很有一套，赚钱对于他来说总是轻而易举，尽管后来他把这种能力用到了以权谋私、贪污公款上面。因此，尽管孔祥熙大宋霭龄九岁又是鳏夫（他的结发妻子韩玉梅已病逝），那又有何妨？孔祥熙的综合条件征服了野心勃勃、独立霸气的宋霭龄。于是，在嫁给孔祥熙之前，也就是1914年9月，宋霭龄推荐亲妹妹接替自己的工作。宋霭龄的妹妹叫宋庆龄。但凡非一般的人物，其爱情经历似乎也是非一般的精彩。孙中山自然是个不一般的男人，而宋庆龄也正好不是个一般的女人。因此，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发生了。在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工作接触中，孙先生散发出的成熟男人的儒雅与稳重，契合了宋庆龄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的英雄情怀，相差27岁的两个人竟然相爱了。不过，他们的爱情得不到家人的祝福。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也就是说，孙中山是宋庆龄的叔伯辈。他二人的恋情当然让宋耀如十分气恼。宋庆龄的母亲也劝女儿：孙中山已经有一个老婆（卢慕贞），人家二人都二十多年的夫妻了，儿子孙科都比你大，你现在嫁过去当妾，算怎么回事？于是，父亲母亲就把女儿给软禁了起来，不让她再见孙中山。孙中山那边日子也不好过。孙中山和妻子卢慕贞结婚的二十余年间，他四处漂泊，今天这儿起义，明天那儿革命，今天在这里被通缉，明天在那里被驱逐，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可人家卢慕贞没有任何怨言地跟着他，守妇道、敬公婆、抚养子女，做得样样没得挑。而宋庆龄是受西方教育的现代女性，也根本不可能接受妾的地位。为情所困的孙中山，思虑再三，最后选择跟卢慕贞协议离婚。这边被软禁在家里的宋庆龄也没有停止抗争，10月里的一个夜晚，在女佣的帮助下，宋庆龄跳窗而逃。1915年10月25日，两人在日本东京踏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很简朴，很寒酸，基本上就是“裸婚”——什么都没有。不过20世纪许许多多大人物的结合都是因陋就简的，只要感情是真的，婚礼有与没有又有什么关系？！但遗憾的是，这段婚姻终究没能得到宋庆龄父母的祝福。宋耀如发现女儿逃走后，带着妻子一路追到东京，先是将孙中山臭骂一通，然后以女儿少不更事未征得双亲同意为由，要求孙中山与宋庆龄解除婚约，但被二人拒绝。气愤至极的宋耀如当即宣布与孙中山绝交，与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这之后，宋耀如身体越来越差，不到三年就离开了人世。宋庆龄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中山结婚时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后来宋庆龄没有选择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而是决定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与父母作伴，与此事不无关系。从此，宋庆龄开始了陪伴孙中山的十年历程。在上海的日子恬静得很，没有了鸡飞狗跳，没有了是是非非。如果之后不再发生什么大事，也许孙中山真的会退出政坛，就像当初卸任临时大总统一样，去做他的铁路救国之梦。可是，身处乱世，连寻一张可以安睡的床都不易，做梦就更别想了。第二章武林大会

乱七八糟的民国

业，枪杆子就必须掌握在皇族手里，特别是不能让汉人拿去了。于是，载沣回国后就忽悠慈禧老太太建了一所陆军贵胄学堂。光看“贵胄”两个字，就知道招生对象是出身于亲贵家庭的“富N代”以及“官N代”了。当时，载沣和他的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带头入学。载沣想得挺好，咱们都好好学本事，毕业后进入军队替皇室掌控军权。但他不明白，这些宗室纨绔爷们儿已经无可救药了。看这帮大爷们在学校的表现：叼着进口的香烟，使唤着老师做奴才，想上课就来，不想上课就“提笼架鸟斗蛐蛐儿”，高兴了还在课堂上来段京戏，几乎就把上课当成开Party了。这还是载沣没当摄政王之前的事情，咱们再看看他真正开始摄政后，是怎么折腾的。1908年年底，载沣建立“禁卫军”，目的自然是用来保卫皇帝儿子屁股下的椅子。载沣让七弟载涛做禁卫军总负责人，让排汉思想最严重的良弼做禁卫军第一协统领。1909年春，载沣重整海军。设海军部，合并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下设巡洋、长江两大舰队。海军大臣（海军司令）是载沣的六弟载洵。为海军重整甘做老黄牛累得半死的海军实力派军官萨镇冰靠边站。1909年7月，载沣宣布4岁的溥仪为海陆军大元帅，并由摄政王代为执行。办成了这三件大事，令载沣自信心急剧膨胀。接下来，在好哥们儿良弼的建议之下，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军事机构“军谘府”——大清帝国陆、海两军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统率机关，相当于解放军总参谋部。载沣再次把最高长官的重担压在了七弟载涛肩上。六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七弟载涛统领禁卫军和军谘府，载沣自己是海陆军大元帅，三个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后生，居然获得了大清帝国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一个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此在大清帝国诞生：世界军事史上，海陆军统帅平均年龄最年轻。但是，掌握军队的关键，不在于换几个头头，而在于掌握中下层军官。就这一点而言，载沣还得向袁世凯同志多多学习，北洋六镇中的五镇，其上、中、下层军官几乎全是袁世凯的人。随你载沣换掉北洋军几镇统制，也不会让袁世凯人走茶凉。袁世凯若是以后能回来，军队还听他的。载沣一系列任人唯亲的动作，令军界寒心。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不升反降，白忙了。第二只手，抓政权。自从慈禧老太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后，由张謇同志挑头，立宪派搞起了各种预备立宪活动，某些心急的同志们连谘议局（省级议会）都筹备好了，时刻准备着迎接“多难兴邦，国富民强，消灭外辱”的新局面。士绅们如此积极，但载沣的态度就冷淡许多，一切按照老太后规划好的节奏走，只能慢不能快。这可急坏了立宪派。立宪派本来是打算帮忙清政府而非造反的，他们想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道路上去。怎么推呢？请愿，进京请愿。请愿内容还是袁世凯当年被退休之前提过的：速开国会，立即组织责任内阁。立宪派领袖张謇同志以身作则，以近六十高龄南上北下，足足进出北京三趟。在他的现身鼓励下，全国人民的立宪热情高涨，数百万士绅、学生、各地督抚还有来自各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签名游行搞示威，刺指割股写血书，又是请愿又是威胁，场面十分火暴，其火暴程度也就未来的“五四运动”能与之相比。巨大的压力之下，载沣被迫做出让步。1910年9月，资政院成立，并承诺两年后开国会。1911年5月，众人期待已久的责任内阁出炉。不过人事安排很不让人满意。内阁十三个位置，汉人只有四个。满汉比例失调不说，九个满人之中还有七个皇族（另说五人），这不就是皇族内阁吗？！瞧瞧人家英国，皇族就不担任内阁成员！而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内阁的民族和血统问题，顿时让满怀希望的立宪派与地方督抚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他们原本是要从满人那儿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顿时把爱新觉罗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载沣政府的倒行逆施，终于把立宪派推到了革命党的一边。虽然立宪派不主张非要推翻清朝不可的革命，但他们也不反对同盟会等组织去这么做。于是，发生革命的地方，立宪派都会积极参与。1911年春夏之交，载沣终于干了一件靠谱的事情——给大清帝国挖好了一座大大的坟墓。现在就只等那个把没落的清帝国一脚踹进坟墓的人。送葬人盛宣怀皇族内阁之中，新上任的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毛遂自荐，扮演了这个伟大的角色。自从袁世凯掀起修铁路高潮以来，清政府基本上就认定了“要想富、先修路”的模式。但并非所有的铁路都能像袁世凯修京张铁路那样自行筹资、自行设计，大部分铁路都得跟外国人借钱修。因为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毕竟有那么多的赔款要还、有那么多的贪官要养。但借外债修路也有两个巨大的缺点：一是有损铁路主权，譬如管理权归对方。二是借款必须以铁路产业作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对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眼见于此，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士绅们站起来带头疾呼：拒外债、收路自办，多省督抚起身响应。没办法之下，清政府同意由各省自己筹资修建铁路干线。具体做法是，清政府允许各地招商局以招商的名义，吸纳民间资本入股修建铁路。所以各地都成立了很多商办的铁路公司，从民间吸纳了不少的资金。此事自是少不了立宪派的掺和。像张謇的好几个熟人都是跟铁路有关的大佬，如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会长汤化龙、四川“川汉铁路改进会”会长蒲殿俊、首倡湖南“铁路股东会”的谭延闿。补充一句，谭延闿的老爸之前作为龙套出现过，他是两广总督谭钟麟。然而，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这种商办铁路公司——热情可嘉，方法不对。经费不足不说，造路也缺乏全盘规划，连对接铁轨的宽窄都不同。这样一来，修路的效率自是极其低下。更可恨的是，不少腐败分子趁机中饱私囊、贪污公款，导致公司迟迟不能赢利。如四川铁路更是亏损达到三百万两白银之多。出现如此糟糕的局面，对于在内阁之中分管修路这一块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而言，于公，他必须站出来说话，想个解决办法；于私，他有一番盘算——筑路需要大量的铁轨，肥水不流外人田，可以交给自己的汉冶萍公司生产，而且修路肯定还要找西方银行借款，自己也可以趁机赚点回扣。于是，1911年5月9日，盛宣怀为了推进“修路致富工程”，宣布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决定将“路权”收归国有。所谓的路权其实主要都是些半拉子工程。他希望以外国银行入股的形式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将修筑权交给外国公司，来解决贪腐横行、建设效率低下的局面，迅速建立国内的铁路网。其实，盛宣怀的方法基本是对的。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引进外资建设自己，有什么不对？事实上引进外资修建的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陆续竣工，早早地见到了效益，根本不是那些商办铁路可比的。可是，一个好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了问题。盛宣怀没有考虑到或者故意忽视了四川股民的利益。盛宣怀的收路方案是：不同的省份区别对待。如湖南、湖北基本按照股民入股时的原价返还现银，广东则根据亏损情况打一定折扣后返还现银，而四川是一分钱的现银都不返还，股民的入资全部转换为国家债券返还给股民。盛宣怀这么做的理由是，前三个省份的股份全是“商股”，也就是说基本由士绅出资，而四川省近七成的股份来自全省农民的“租股”。“租股”就是来自每个农民的散碎银两，是很难还到农民手上的——许多农民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手头的收据已经没了。总之，落实到每个农民的头上的数额并不大，农民的这笔钱比较好欺负。盛宣怀如此做法，连带着四川入股士绅的那笔钱也不用退还了，直接收归国有。一石二鸟，国家一下子白占了四川接近一千万两银子的便宜。消息传到四川，一下子就炸了窝。当然，在矛盾还不算非常激烈的时候，如果盛宣怀所代表的中央政府能够好好地沟通安抚四川人民，返还一部分现银，也许可以解决问题，起码不会激化矛盾。可是，随之发生的一件小事，却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高强度大范围地爆发开来，最后竟然变成了武装暴动。什么小事？四川立宪派成立了反对收路的“保路同志会”。四川“保路运动”盛宣怀的收路方案传到四川后，四川的士绅们一下子急红了眼，马上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盛宣怀你如果不把铁路收走，我们总还有些希望建成，然后去弥补亏损。现在可好，铁路和剩下的修路资金都归了国家，给一堆股票顶个什么用，我们一分钱的本金都收不回来，损失太大了！总之，四川铁路必须维持原来商办的状态。载沣的“皇族内阁”本已让立宪派愤愤不平，政府这时候还蛮干，正好让立宪派把对假立宪的不满发泄出来。所以四川立宪派自发组团——成立“保路同志会”，对抗政府收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会长是四川立宪派大佬蒲殿俊。不过这个由立宪派主导的保路同志会不是一开始就要动用武力反抗压迫的。他们还是老套路——罢课、罢市、拒绝纳税、游行请愿，请求政府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心声。不过，保路的队伍之中有一些激进分子，或许是同盟会的人马、或许是会党分子。总之，背景不怎么单纯。好在他们懂得团结友爱和分工合作，没脑子的人玩体力，向军警扔板砖，制造混乱，有脑子的人用智慧，散发传单（《川人自保商榷书》），鼓动大家造反。这把一生戎马倥偬、坚决反“藏独”的英雄——四川总督赵尔丰给气得七窍生烟，让本来想“摆事实讲道理”的赵总督下定决心平息这种局面。虽说赵总督屡屡击败由英国操纵的西藏叛匪，最擅长的技能是杀人，但他玩阴的本事也不差。赵总督派人客客气气地通知蒲殿俊等保路的头头们，同志们，速来总督府，北京来电了，有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保路的事情有着落了！由于赵总督的人品和声名不坏，蒲殿俊等人也就没多想，当即高兴地直奔总督府而去。等到了总督府，才发现所谓的好消息只不过是个诱捕他们的圈套，可后悔也来不及了，都被绑成了人肉粽子。接下来，赵尔丰再接再厉，把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也一并给封了。赵尔丰以为如此一来，剩下的人群龙无首，也就翻不起什么浪花了。但他错了，错估了人心的力量。那些因政府“收路”一事受损失的人，心中本就愤怒非常，现在他又火上浇油地把人家的利益代言人给抓了，新仇旧恨之下，请愿的狂潮更胜从前。面对游行队伍，赵尔丰终于按捺不住骨子里的嗜血基因，按照过去的工作经验依葫芦画瓢，亮起屠刀，直接实行武力镇压，酿成“成都血案”，结果引起更加激烈的反抗。至9月，在江湖组织哥老会和同盟会的策动下，“保路运动”已经发展成了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几十万起义军让四川的清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赵尔丰也在起义中丢掉了小命。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强大，从来不是只靠暴力，挑战这一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淘汰。载沣无奈之下，只能迅速从最近的湖北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率兵入川的是皇族中最懂修铁路的端方。此时已是10月上旬，而湖北新军的调离，给了策划已久的武昌起义一个绝佳的机会。刀出鞘，枪上膛，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即将涤荡华夏苍茫大地。中国人真是龙的传人？龙是曾经灭绝的远古神兽，还是先人们创造出来的图腾形象？尧舜禹时代到底是神话传说，还是真实存在过的鲜活历史？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良渚是中国的庞贝？下启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文明，真的来自闪米特人和古犹太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诞生在出土了大量甲骨文的殷墟？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广博深邃、容纳百川，绵延数千年而薪火不绝、历久弥新？寻找尧舜禹时代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在河南安阳小镇的小屯村，农民李成意外地发现，一种刻着纹理的白骨片对于治疗他的疥疮有神奇的功效。于是，他激动地带着在当地收购的大量白骨片到药店去卖，以为遇到了上好的药材。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甲骨文。不久后，这些白色骨片被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并历经数十年，在千百次的寻觅和研究之后，牵扯出一个浩浩荡荡的殷商时代，以及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一、中华民族探源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后来殷墟遗址的挖掘，让商朝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国迄今为止有理有据有证的最早的朝代。此后，对于商之前的夏——这个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第一朝代，无数的问号紧随而来。于是，便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有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鲁湘：您是中国考古所的第几任所长啊？王巍1：我是第八任。王鲁湘：考古所的工作对于外界的人，特别是对媒体来说非常神秘。而它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恐怕也是因为和两个大的工程有关系：一个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有一个就是中华民族探源工程。对于后者，我们知道的还不是太多，这个工程好像是您在负责。王巍：是的。这个探源工程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由国家支持的第二个大型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当然，它跟断代工程有很多不同。王鲁湘：二者应该也有交叉吧，它们研究的时间段差不多都是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1500年。王巍：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是研究年代，这当然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基础。不过我们还要在此基础上研究其他的方方面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年代的问题。它要研究环境，研究生产的发展，还要研究社会的结构，以及文明社会是何时形成的。王鲁湘：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定义。王巍：这就要研究文明的标志是什么、达到什么程度才算进入文明社会。所以无论是搞历史的、搞考古的，甚至是搞文学的等方方面面的人都要介入进来。可以说，没有哪一个课题像古代文明起源、发展和衰落这个课题能吸引这么多学者，得到这么多领域专家的长时期关注。此工程集中了多学科、多方面的专家学者，在地理位置上选择中原文化作为考察对象，时间确定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而这一时期正是历史上的尧舜禹时期。王巍：我们先研究中原地区的想法受到了一些批判，有些人质疑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中原中心论”。实际上我们有自己的考虑。文明起源的研究是很复杂的，一下子全面展开很难掌控。而对于中原地区来说：首先，这里的考古工作积累的时间长，从1921年就进行发掘了；其次，这里的考古学线索比较清晰；再者，它毕竟还有很多传说，以及传世文献可以参考；另外，它毕竟还是夏、商、西周文明的中心，这样比较容易把握考古资料。基于这些原因，我们首先做的是中原地区。另外，当时对于年代范围也有争论。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从西周开始往上做商、夏，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所谓文明探源应该是探索文明形成及其之前的阶段，而更晚期的商、西周已经远远超过了起源的阶段。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进入国家形态了。王巍：而且它们已经有一个早期的发展过程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把年代范围锁定在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这一千年就相当于夏王朝，或者相当于从商代初年向上追溯到文献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长久以来，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追溯如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无数专业、非专业的人为之动容。1899年甲骨文的出现，彻底结束了古人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1928年，为了找寻更多的甲骨而启动的殷墟探测工程，在历经十年艰苦卓绝之后，将一个鲜活、浩瀚的商王

男生和女生一起差差差很痛出城迎战，并打败乐从训，然后乘胜追击，将乐从训团团包围在内黄（今河南内黄）附近。乐从训只得向身在汴州的朱全忠求援，并告诉朱全忠，他派去魏博镇买粮的部将雷邺也是被牙兵们所杀。此时朱全忠正在宋州（今河南商丘）筹集粮草，准备攻打秦宗权，接到乐从训的求援信后，立即领兵前往滑州，并派部将朱珍前去援救。朱珍自白马渡河，接连攻克黎阳、临河、李固三镇，兵临内黄城下，并打败魏州牙军，解救了被包围的乐从训。但是乐从训当时不听朱珍劝告，一心想夺回魏州城，便移兵洹水。罗弘信派牙将程公信出兵袭击乐从训，将乐从训斩杀，牙兵们回城又处死了乐彦祯，将其父悬挂城门示众。而罗弘信不想与强大的朱全忠结仇，因此派使者带着重金厚礼慰劳汴州军队，并请求修好。朱全忠本不想主动插手魏博镇叛乱事宜，但此次出兵损失不大，而且由于罗弘信的主动修好，使得朱全忠得到了大量的军需物资补充，实力进一步增强，也为他接下来进攻秦宗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朱全忠从魏博镇退兵后，便发起了对秦宗权的进攻，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城南大败秦宗权，并攻克其北关门。针对秦宗权当时固守蔡州城中的现状，朱全忠将众将分为二十八个营寨，将蔡州城团团包围。八月三日，朱全忠攻克蔡州南城，次日因为粮草不济，蔡州城破在即，于是留下朱珍继续攻打蔡州，自己则领兵回到汴州。十二月，秦宗权的部将蔡申丛见秦宗权大势已去，于是囚禁秦宗权，向朱全忠投降，第二年秦宗权被押解长安处死。至此，曾经致使江淮地区陷入战火的秦宗权，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灭掉了秦宗权，朱全忠开始得以全力对付时溥。文德元年（888年）九月，朱全忠自蔡州退兵后，派朱珍领兵五千护送刘瓒前往楚州（今江苏淮安）赴任刺史。当朱珍等人行至时溥的辖地时，时溥派兵前来阻击，朱珍将其击溃，并乘势攻下了沛、滕二县，朱、时二人由此开始交兵。在看到汴州军接连攻取自己的两个县后，十一月，时溥亲率七万大军屯驻吴康县，试图对朱珍采取大规模的进攻。不过，在还没有准备好时，朱珍先发制人，打败时溥的徐州军队，时溥被迫从吴康县撤退，结果临近的宿州被朱珍攻克。龙纪元年（889年）六月，朱珍攻克萧县，在此和时溥形成对峙局面。本来这种对峙局面，是有利于军事实力强大的朱全忠一方的，但朱全忠此时却犯了和先前李克用一样的情绪冲动的毛病，导致大将朱珍被处死，并以部将庞师古代为指挥全军。不过，庞师古的能力和朱珍相比差了很多，时溥趁机进兵击败庞师古，收复了徐州周边的大部分失地。时溥虽然利用朱全忠的错误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但他十分清楚，自己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双方力量相差有些悬殊。为了防止朱全忠大兵压境，时溥决定向李克用求援，可是李克用虽然和朱全忠是仇敌，但此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派了部将石君和带领五百名士兵增援。面对如此少得可怜的增员人马，时溥不敢和朱全忠进行正面交战，而是出兵攻取砀山。朱全忠得到消息后，派其子朱友裕领兵一万奔赴砀山，在那再一次打败徐州军队，并生擒石君和。后来即使在李克用、李匡威、赫连铎联手讨伐朱全忠时，朱全忠依旧没有停止对时溥的进攻。大顺二年（891年）十月，朱全忠攻陷宿州，一个月后又兵临徐州，迫使时溥的骁将刘知俊带领两千人马投降朱全忠。因此时溥的实力进一步削弱，而其辖地的经济状况更为糟糕，由于连年征战，徐、泗、濠三州的农民几乎是颗粒无收，再加上水灾严重，境内十分之六七的农民因饥饿而死。在这种情况下，时溥不得不向朱全忠求和，而朱全忠答应得十分干脆，并告诉时溥，如果想议和，就必须移驻其他地区才行。对于这个要求，时溥满口答应。于是，朱全忠向朝廷奏请将时溥转到其他藩镇，另派一名心腹将领驻守徐州。皇帝李晔当即下诏，让宰相刘崇望为感化节度使，让时溥担任太子太师。可是当刘崇望走到华阴时，时溥因为担心朱全忠反悔，害怕日后会加害自己，于是他又决定坚守徐州，刘崇望被迫只得返回长安。时溥决定继续对抗朱全忠，在看到李克用指望不上后，他开始向兖州的朱瑄、朱瑾求救。景福二年（893年）二月，朱瑾带领两万人马出兵援救徐州。朱全忠令其子朱友裕和大将霍存前去阻击，二人合力在石佛山下打败兖州军队。朱瑾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兖州，朱友裕担心朱瑾会有埋伏，所以并未追击。时溥在朱全忠的攻击下，据守徐州城不敢出战。汴州军队将徐州城团团包围，不过，因为时溥防守严密，汴州军队连续攻打了几个月毫无进展。通事官张涛写信给朱全忠，认为攻城之所以不顺利，是由于出兵的日子不好。朱全忠认为有道理，于是便想撤兵回去，准备选个良辰吉日再来攻打。就在朱全忠准备撤兵时，谋士敬翔坚决反对，他认为连续攻城已有数月，已经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徐州城虽然还没破，但已经是强弩之末，也许再坚持一下就可攻下，万万不可在如此关键时刻半途而废。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敬翔阻止撤兵，或许朱全忠和时溥的战争就不会继续下去。朱全忠最终采纳了敬翔的建议，并亲自到徐州城下督战，继续攻打徐州城。终于，又经过了十几天的连续攻城后，时溥走投无路，率领族人登上城内的燕子楼自焚而亡，徐州就此为朱全忠所有。徐州之战结束后，朱全忠并没有停止扩张的步伐，下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兖、郓二州。在刚刚攻打徐州城完毕后，朱全忠马不停蹄地全力对付山东的朱瑄、朱瑾兄弟，他让庞师古的人马稍事休息，就调转兵锋攻打兖州，屡次击败朱瑾。乾宁元年（894年）二月，朱全忠亲自率领大军进攻郓州，朱瑄闻讯后，与朱瑾一起领兵直奔鱼山截击朱全忠，以求速战速决。朱全忠整军迎战，两军在荒草之中展开对决，时值西北风骤起，朱全忠让士兵们放火，浓烟立即向兖郓军队扑去，汴州军趁势攻击，朱氏兄弟大败而归，死亡万余人。朱瑄眼见对抗不过朱全忠，也立即向李克用求救，而李克用和先前援救时溥一样，也只是派出五百名士兵，由部将安福顺、安福庆率领前往增援。乾宁二年（895年）正月，朱全忠派朱友恭领兵攻打兖州的朱瑾，并将兖州团团包围。朱瑄得到弟弟被围的消息后，立即领兵赶来救援。朱友恭在高梧设下伏兵打败朱瑄，生擒安福顺、安福海。李克用眼见二将被擒，而且兖州形势极其危急，立即派出得力部将李承嗣带领万余名沙陀骑兵前往兖州救援。而朱友恭看到作战勇猛的沙陀骑兵到来后，急忙撤兵回到汴州，李克用见汴州军队撤兵，于是也撤回了自己的骑兵部队，双方暂时偃旗息鼓。八月，朱全忠卷土重来，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兖州，他让士兵埋伏在梁山，然后到郓州城下挑战。朱瑄出城迎战，结果进入朱全忠的埋伏圈，大败而归。十月，朱全忠又让葛从周进攻兖州，齐州刺史朱琼投降朱全忠，兖州的处境更加危险，为了迅速解除兖州的危机局势，朱瑄派大将贺环、柳存率领一万人马袭击曹州以解兖州之围。朱全忠得到消息后，自兖州率领骑兵连夜追赶，于次日拂晓时分，追上朱瑄的人马，将其杀戮殆尽，并生擒了贺环、柳存及其部下十多名将领。第二天，朱全忠又回到兖州城下，让士兵用绳子捆住贺环和柳存等人在城下绕行，并对城内高喊，说朱瑄已经失败，让城内的守军立即投降。朱瑾则利用这个机会，写信给朱全忠诈降，朱全忠信以为真，亲自到延寿门与朱瑾对话。朱瑾当时表示愿意献出印符，不过条件是让朱全忠的部将，也是朱瑾的堂兄朱琼到自己这边来取。朱全忠答应了朱瑾的要求，让朱琼前往对方阵营。朱瑾当时立在桥上，让其部将董怀进躲在桥下，等到朱琼一上桥，董怀进忽然从桥下跃出，将朱琼挟持进兖州城，然后士兵们升起吊桥，兖州城重新进入戒备之中。不一会儿，朱琼的人头被士兵从城墙下扔出，朱全忠见被骗，而且兖州城防备严密，一时间难以攻下，于是只留下葛从周继续包围兖州城，自己领兵返回汴州。朱全忠撤退后，朱瑾依旧闭城不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内粮食开始出现短缺，并逐步到了财尽力竭的地步。乾宁四年（897年）正月，朱全忠企图一举吞并兖郓之地，命令庞师古、葛从周向郓州发起猛攻。朱瑄见汴州军队兵锋甚锐，躲在城内不敢出战，将护城河灌满水，试图凭此守住城池。正月十五日，庞师古带领大军在郓州城西南安营扎寨，命令士兵拆毁民房，用房木架设浮桥，五天后浮桥铺成，他利用夜色率军渡过浮桥攻城。朱瑄慌忙弃城逃奔中都，葛从周领兵在后追赶，将朱瑄一举擒获，押解其前往汴州，最终将其斩首。郓州城破后，朱全忠听说朱瑾在丰、沛一带寻找粮食，兖州城只有大将康怀贞据守，便派葛从周领兵攻打兖州。康怀贞得知郓州已经失守，而且汴州军队声势浩大，自料难以据守，便开城投降了葛从周。二月三日，葛从周进入兖州城，擒获朱瑾的家人，朱瑾回来后发现城头已经变换旗帜，只得被迫率众投奔杨行密，兖州就此也被朱全忠占有。至此郓、齐、曹、棣、兖、沂、密、徐、宿、陈、许、郑、滑、濮等州，全都归朱全忠所有，而朱全忠也就此成为唐末的第一大藩镇。实力消长晋汴角逐之初，李克用在军事上占有一定优势，然而经过几年的征战，情况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朱全忠实力大增，相继吞并了滑、孟、兖、郓、徐等州，而李克用的势力范围却没有太大的变化，实力明显不如朱全忠。在兼并地盘的过程中，双方都采用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但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其原因比较复杂，最主要的是李克用自剪羽翼，李存孝、康君立等大将相继死去，大大削弱了李克用的军事实力。朱全忠在实力增强后，想要与李克用一决雌雄，为此，他和魏博节度使罗弘信深相结交，共同对付李克用。乾宁三年（896年）正月，李克用派部将李存信带领一万人马援救朱瑄、朱瑾，并向罗弘信借道通过。朱全忠派人告诉罗弘信，说李克用时刻想要吞并河朔，等到他撤兵时，会顺道灭掉罗弘信，于是罗弘信发兵三万将李存信打败，李存信被迫退守洺州。自此之后，罗弘信投向了朱全忠的阵营，与李克用彻底决裂。朱全忠与罗弘信结盟时，他正在与朱瑄、朱瑾兄弟打得难解难分。为了防止罗弘信抄其后路，每次罗弘信送来礼物时，朱全忠都当着使者的面大肆夸奖罗弘信智勇双全，并表示自己和罗弘信的关系，绝非其他藩镇可比，以显示两人的关系极为亲密。四月，李克用为了报复罗弘信，发兵攻打魏博镇，在洹水附近斩杀魏博军队万余人，乘势逼近魏州。朱全忠见状将葛从周从兖郓前线调回增援，于是晋汴军队展开激战。李克用在进攻葛从周的时候，汴州士兵在阵前挖了许多陷阱，激战的过程中，李克用之子连人带马掉进陷阱里，被汴州士兵生擒。李克用驰马相救，结果马被绊倒，也险些成为阵前俘虏。李克用救子心切，向朱全忠表示求和，而朱全忠为了加深李克用与罗弘信之间的矛盾，没有答应李克用的请求，而是将李克用之子交给了罗弘信，结果罗弘信将李克用之子杀掉。朱全忠用借刀杀人之计，不仅让李克用深受丧子之痛，更将罗弘信牢牢的掌控在自己手中，形成与李克用势不两立之势。为了彻底孤立李克用，朱全忠又与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结盟，让刘仁恭会和魏博军队共同攻打李克用。皇帝李晔见朱全忠日益强大，想调解一下晋汴之间的关系，于是派太子宾客张有孚为河东、汴州宣慰使，劝二镇停止互相攻伐。李克用想趁机收兵，但是碍于首先屈服的面子，便让王镕去说服朱全忠一起停战。此时朱全忠的势力正盛，没有同意李克用的意见，并于九月份在青山口与李克用的军队展开激战，结果河东军队连连受挫，而李克用当时又是屋漏偏遭连雨天，就在青山口之战进行的过程中，李克用得到消息，大将李罕之发动叛乱。李罕之投靠李克用后，始终得不到信任。王行瑜被灭后，李罕之请求担任邠宁节度使，可是李克用却拒绝了李罕之的请求，奏请部将苏文建为邠宁节度使，李罕之因此很不高兴。后来他又请求李克用赐给他一个小镇以养老，李克用也是没有回应，而且每当藩镇出现空缺的职位，李克用从不让李罕之接任，李罕之一直闷闷不乐。乾宁三年（896年）十二月，昭义节度使薛志勤去世，郁闷之下的李罕之在没经过李克用同意的情况下，擅自领兵进入潞州，然后才为李克用送信，告诉他自己担心潞州会发生叛乱，所以先行来到潞州镇守。李克用接到信件后勃然大怒，派人前去斥责李罕之，不过这种做法，反而将李罕之推向了朱全忠的阵营。面对李克用的斥责，李罕之毫不犹豫地投降了朱全忠，并将河东守将马溉和泌州刺史傅瑶押解到了汴州。虽然后来李克用动用大军平定了李罕之，但李罕之的叛变，使李克用的实力进一步下降。现在朱全忠俨然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对胆敢与之争锋者坚决予以武力征讨。光化二年（899年）正月，幽州的刘仁恭出动十万大军征讨河朔地区，攻占贝州后残忍地将城中百姓屠杀，然后又继续进攻魏州。当时魏州刺史罗绍威向朱全忠求救，朱全忠派大将李思安、张存敬率兵前往营救，刘仁恭之子刘守文和部将单可及率领精兵五万对李思安发起进攻，李思安事先在清水河右岸布下伏兵，然后领兵迎战刘守文。双方刚一交兵，汴州军队在李思安的带领下，佯装败退逃走。刘守文不知是计，带领人马在后追赶，在追到内黄时，李思安突然掉头迎战，幽州军队猝不及防，单可及战死。此时葛从周带领八百骑兵赶来增援，大败幽州军队，接连攻克八寨，而后向刘仁恭中军大营发起了强劲的攻击，面对来势凶猛的汴州军队，刘仁恭父子烧营而逃，很多士兵来不及逃跑，只得跳入永济渠中求生。据史料记载，当时魏州至沧州的五百里间“僵尸相枕”。刘仁恭此次出兵河朔，倒是为朱全忠继续扩张地盘找到了借口。当时朱全忠欲乘大败刘仁恭之际，出兵征讨李克用，派部将葛从周和氏叔琮分兵进攻河东。李克用派大将周德威首先迎战自马岭进兵而来的氏叔琮，这一战氏叔琮打得并不顺利，手下部将陈章被斩杀，而且损失了三千人，氏叔琮弃营而逃，葛从周闻讯也急忙撤兵而走。这次征讨李克用失败，让朱全忠明白了虽然李克用实力已经下降，但也不是轻易可以征服的，他现在所要做的是继续扩大地盘，争取灭掉除李克用之外的所有藩镇，所以他将目光继续瞄向了幽州的刘仁恭。光化三年（900年）四月，朱全忠派葛从周率领兖、郓、滑、魏四镇联军十万人攻打幽州。刘仁恭被迫硬着头皮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痛恨刘仁恭的忘恩负义，拒绝出兵救援。不过其子李存勖却建议李克用利用这个机会重振军威，因为现在朱全忠已经是一家独大，如果再失去刘仁恭，朱全忠将会继续做大做强。李克用听从了李存勖的建议，派大将周德威领兵五千前去救援，六月间刘仁恭领兵五万抢攻沧州，葛从周在老鹀堤进行阻击，打败刘仁恭，斩杀三万人，刘仁恭被迫退守瓦桥。刘仁恭在汴州军队的两次重创下，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出兵中原。于是，朱全忠将兵锋指向了镇州的王镕，借口是镇州与河东素有往来。在朱全忠的指挥下，汴州军队很快攻克临城，并渡过滹沱河，攻打镇州南门。当时朱全忠也亲临前线，驻扎在元氏，王镕自知抵挡不住汴军，便派判官周式到朱全忠那里请和。以前朱全忠多次向王镕示好，王镕全都置之不理，所以这一次朱全忠拒绝了王镕的请和。不过，周式为朱全忠分析了当下的形势，他认为镇州是兵家必争之地，王镕主动请和，是为了百姓着想，而且朱全忠是想要成就齐桓公、晋文公式的霸业，不可以一味地穷兵黩武，况且王镕家族在镇州已经经营了五代人，不仅深得民心，而且人人愿意为其效命，如果朱全忠执意攻打镇州，恐怕

塚田回答说，前一天晚上就算想好了，跟对手对坐在棋盘面前时感觉又不一样了，因为走法有限，所以像封手[1]这种基本上心里能有个数，对方走这一手要这样，走那一手要那样，可是就算在心里打好了算盘，一旦面对棋盘，就又会改变主意，走另一手。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就算心里想好了，写成这样吧，让这个人物这么行动吧，一旦面对稿纸，主意就改了。主意改了，也就是说前一天晚上想的，前一天晚上的思想事实上是由我们的平常心思考出来的东西，一旦面对稿纸，就没法忍受平常心的浅薄。创作需要的境界是全心全意投入，创作活动本身就是如此，如果按照预定计划来的话，这就不是创作活动了，而是在制作工艺品，就算能做出很优秀的工艺品，所进行的也不是名为艺术的创造活动。艺术的创造通常是从计划范围之外的地方开始的。预订计划本身属于该作家既成的个性，既成的力量，然而艺术本身是一种自我的创造发现，它必须跳出既定计划，创造发现一些无法预测的东西，才能实现自我的充实。因此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处理事务都很有规律，上面这种方法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因此就算生活不规律的现象是作为一种工作性质而存在的，这种现象也是因为工作性质而导致的，从事该工作的人本身并不具备这种性质。据说猪本来是非常喜欢干净的动物，可日本人却把猪养得特别脏，把一切脏东西都收拾到猪圈里，以为猪圈就等于垃圾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猪本来就有洁癖，平时时刻惦记着清理猪圈，保持卫生的都是猪。也就是说，文人这种东西就像日本的猪，虽然出于工作性质，没法不杂乱无章，但原本为人却一丝不苟，不过，怎么说呢，唉，算了。文学是一种靠人执笔的工作，因此从事文学，好歹要通晓人性。围棋将棋这行除了天生对此有天赋的人，还能有一些白痴性质的专家。然而应该不存在白痴性质的通晓人性的作家。不过偶尔也是有的。也许用“白痴性质”的说法不合适，不过总之，有一些人一旦去干作家之外的工作就只能做到马马虎虎，没法做到触类旁通。人们容易把鄙人想成这种人，但他们想错了，一般容易被同行评为“那个小说家（那个诗人）完全不适合做实际性工作”的人，往往并非如此。诗人这种东西很奇怪，平时作一些不现实的诗，写一些厌世的诗，但多数诗人自身的癖性却比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还要现实。文学本身就是发自人性的产物，因此其本质也应如此，文人墨客这个词不可能用于近代文学的文人身上，因为他们的本质比世俗之人还更世俗，更现实。三枝庄吉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异类作家，这是他小说宣传用的固定说法，然而就我所知，他是日本唯一一个只会写小说，其他一窍不通的作家。他的小说好比一种诗，令他的创作活动得以运作的根是诗魂，因此他是一个除了苦思冥想、贫穷、流浪以外没有任何赚钱才能的无能之人。然而你要是以为他不通晓人性，那你就错了。他把人类洞察得深刻而又精确，因此，他虽然活得很梦幻，却比世上的普通人都实际，都现实。他花钱大手大脚，本质上却是吝啬的，也就是说，他生来就具备一种人的执念——比节俭力行的世人更心疼钱，心疼东西。不过，他有守财奴的执念，却花钱如流水。为什么说近代文人是实际的现实主义者，那是因为他们通晓人性，因为通晓人性，所以也通晓自身，“知晓”人类的执念执迷，也就说明自身“拥有”这些东西。因此，如果人类是复杂又执着不舍的生物，那么近代文人也都是复杂又执着不舍的生物，然而他们同时也花钱如流水，经营着像梦游一样的梦幻人生。总的来说，像我们这种穷困文人，偶尔兜里有点钱就会想赶紧把钱花掉。若是多达三个文人聚在一起喝酒，各自兜里都有钱，一到结账的时候，肯定是最穷的那个争着抢着要第一个掏钱。鄙人就总这样，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地说着“别别，今天这钱怎么着都得我掏”，所以就遭了报应，一摸兜里钱不够。等到自己手足无措垂头丧气像是哪儿还装着钱似的把兜里摸个遍的时候，本就有钱的文人就会十分安静而缓慢地从怀里掏出厚重饱满的钱包。三枝庄吉这伙人也不例外，他们总急着抢先掏出自己的钱包。然而，这伙人却比谁都了解贫穷的不易，钱财的珍贵。所以这伙人钱包里的那些钱就跟长了脚似的，争先恐后跑得飞快，真可谓天不遂人愿。每逢天一亮就开始后悔，一旦老婆问“没有米饭也没有萝卜根，今天吃什么呀”，就双眼发光狠狠瞪着自家老婆，好像老婆才是诅咒自己的恶魔，然后蒙上被子，抱着胳膊，把脸别过去。庄吉来来回回搬了很多次家。长的半年，短的三个月，因为付不起酒馆、米店、房租的钱，他最害怕印字袢缠[2]，因为害得他来来回回在东京各地跑来跑去的那点欠款基本都是穿着印字袢缠的大叔和小哥来讨要的，而且这些人还骑着自行车。那些骑着自行车，“乘风破浪”般向他冲来的印字袢缠就成了他恐怖的种子，因此他乘上汽车，一路冲向目的地，到了地方，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地让该地的主人帮他付车钱，人生所到之处都不得不使劲儿卑躬屈膝，而且还很费钱。有钱人没必要坐汽车。他老婆跟他的贫穷正相配。他老婆以贫为友取乐，虽然绝不是发自真心喜欢贫穷，但自然而然也就习惯了。这是为了庄吉的小说。他小说的主角总是他自己。他写自己的生活。然而他在小说中写的不是他现实的生活，而是他理想中的生活，他希望中的生活。不过，他不能写“想变成有钱人”这类做梦都不会有的空谈。因为作家是各自人生最精确的预言家，所以他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有这种“不再贫穷”的空想，艺术不允许这种空想。在他的小说里，他总是贫穷的。四处搬家，甚至连夜逃跑，甚至在别人家吃白食，在鬼泪村[3]、风祭村这种地方，藏进自酿酒店的酒窖里，成功举办夜半酒宴或是不成功，跟收债人交好，甚至跟十恶不赦、顽固无情的大叔一战，使对方大吃一惊或是被对方吓了一跳，他的老婆总是欢欢喜喜站在第一线，揶揄自家没出息没能耐的死鬼，自己却吹着口哨在山林原野中闲逛，在小溪边梳头，在流水中浸润双足，心无俗念。因为自家老婆有几分这种天赋，庄吉就把她这几分天赋写到了小说里，又因为庄吉这么写，他老婆自然就向这方面发展，因为他老婆自然向这方面发展，庄吉就写得更勤了。写法虽然没有上限，但现实中的人是有上限的，因此如果超过了这个上限——就算小说里是这么写的，但人却已经做不到了——就会引发悲剧。仔细想想，他的小说也已经到达上限了。他那种“我希望如此”的愿望写作风格已经到达了顶点，或者说是到达了谷底，因为小说已经无法支撑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就得在艺术方面寻求转机，突破自我，重新打好小说的根基，把小说跟现实建在同一片地基之上。然而要是简简单单就能办到的话，悲剧也就不会发生在艺术家身上了。☆☆☆在庄吉的小说里，从没出现过一升装酒瓶这类货色，基本上出现的都是四斗樽[4]，还涉及过酒宴，大家都认为他是文坛第一酒鬼，但他却是最不擅长喝酒的男人。他体质本来就虚弱，也不可能大口大口喝酒。不仅如此，酒精都能为他的意志所控制，如果对方先喝醉了，他心理上就会产生压力，怎么也喝不醉，说上吐下泻就上吐下泻。如果对方是那类他不善交往的人，他就更喝不醉了，还上吐下泻，五次喝酒有四次喝不醉，一个劲儿地又吐又拉。然而不幸的是，他是那种不喝醉就跟人说不了话的胆小鬼，就算心里一直在盼望有人能来和他交流，也必须借助酒精的力量来敞开自己封闭的心扉，要不然就会一筹莫展，得上抑郁失落的毛病。因此他就像家里要来客人似的，让老婆匆匆忙忙跑到酒馆，早上来客也买酒，深夜来客也买酒，在每家酒馆都欠了一屁股债，不远千里四处奔波，像敲医馆大门一样来回敲酒馆大门，等到邻近的酒馆都不赊给他酒以后，他就连夜逃到新的地方去。没办法，这是他人生的输血之道。他是个阔少爷，因为他的灵魂在贫穷之中也彻底保持着高雅。他同时具备了一双贴合近代作家本质的“鬼眼”和日本传统的文人气质。他心里明白，小说这种东西只不过是商品，而艺术是一种超越世俗的高雅异质的东西，是特定人士专属的像特权一样的东西，因为他在这方面向来有着自己的矜持，又秉持着这种骄傲而活，所以灵魂即使在贫穷之中也能保持高雅。然而正因如此，他的小说才成了带有文人气息的玩具，正因如此，其小说根基与其现世之身相脱节的倾向才会加剧。也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比谁都清楚自己在贫穷生活中仍维持着高雅，所以他才故意不按逻辑出牌，扼杀了“鬼眼”，在文人趣味中堕落盲目，他的玩具是特定人士的玩具，他一个人的玩具，顽固并带点工艺品的性质，而艺术那原本属于全人类的生命之光却渐渐暗淡模糊了下去。他到了四十岁，日子过得越来越穷，同时他的小说也越来越“在形式上”趋于高雅，不久就因为形式而面临了束手束脚的危机。因为他扼杀了“鬼眼”，所以小说才不自然。他的小说虽然带有幻想色彩，但却扼杀了“鬼眼”和“鬼眼”的幻想中应有的东西，以及他原本的艺术里必须有的东西，尤其是扼杀了“鬼眼”，偏执于那些带有文人趣味的幻想。因此他的小说不过是自慰行为，而不再是能真正拯救他、提高他的东西了。他一直拿他最珍贵的财产——一个装橘子的纸箱来抵押房租。这个纸箱里装满了他这辈子的小说。他不是什么流行作家，只出了两本单行本，所以这个纸箱（装满了他从报纸杂志上剪下的小说）就成了他宝贵的“爪迹”。他没有了这箱子，就像没有了自己似的慌张失措，整个人阴郁消沉。一个叫栗栖按吉的后辈——出道没多久的三流文士——同情他，就给他付了欠下的房租，把纸箱拿了回来。庄吉大喜，自打那天开始就把纸箱放在枕边，深夜醒了就在纸箱里翻检，沉迷于自己的旧作之中，每天早上醒来就开始高声朗读，喝醉了就把老婆叫到自己身边，接着又摆出好笑的动作开始朗读。他最忠实的读者是他自己，然后是他自己的老婆，原本她也是他的忠实读者，他的崇拜者，她在上学的时候拜访了庄吉老师，自那以后就发展到恋爱、结婚，因此沉迷于他的小说很久了。自那时候开始，她就成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她又因为非常喜欢小说中的自己，就决定变成那个样子，于是现实中的她就跟小说中的她越来越像。艺术模仿自然，自然模仿艺术。这也是因为小说中存在能让她认可的现实性，所以不管多么具有幻想色彩，小说的根基中都必须包含现实性，在现实中扎根，然后伸展枝条，开出花朵，这才是虚构。然而自家死鬼近来的小说越来越得不到老婆的认可了。也就是说，单从作家的根基来说小说就已经跟现实逐渐脱节了。他很爱自己的老婆，不过他还是会出轨。出轨的原因也在意料之中——一个在学生时代曾拜访过他的崇拜者成了酒吧的女招待。有一本叫《新东京风景》的书，是几十个文士合著的，庄吉接下了日本桥这部分，在探访中偶然遇见了她，自那以后每逢喝醉就会去她那玩命求爱。然而她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她，要是有钱的绅士，还能去住个三天七天的，而庄吉连在酒吧喝酒的钱都没有，只能带着后辈和徒弟们在关东煮店喝酒。一旦看到后辈和徒弟们身上还有些钱，就说：“我带你们去那儿！你们跟我来！”然后把人都带到她那儿去。因为带着同辈和前辈在女人面前就耍不了威风，所以才要拉着后辈大耍威风，然而在娼妇的世界里，没钱还爱耍威风的男人最遭她们鄙视。庄吉心里还打着算盘，觉得对方好歹在学生时代崇拜过自己，但对方早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如今扯上这种烦人关系，更加不高兴了。可是庄吉只要一喝醉就坐车到她那儿去，神志不清地求爱，然后被对方轰出来。然后催债的厨师和书信又来得毫不留情。即便如此，他只要一喝醉就又跑过去，三番五次没完没了。当然了，半点成功的希望都看不到。要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倒还不要紧。他还有一个跟他同乡的徒弟住在附近，这徒弟的妹妹有几分性感妩媚，承了他的情在杂志社当文员。自那以后他每逢喝醉了就跑到他这徒弟家砸门要酒喝，还睡在那里，就算人家的老妈就睡在旁边，他也毫不顾忌地爬到妹妹的被窝里。要是被轰出来，他就不屈不挠地又爬进去，一直折腾到最后筋疲力尽自然而然瘫软为止。这边同样也没有成功的希望。之后他又去拜访一个新入行的女作家。因为他写过文章表扬这女作家的小说，两人就认识了。这女人是流行作家的小妾，但庄吉只要一喝醉，就闯到人家家里。每逢喝醉就必定跑到某个女的那里——这逐渐成了他无可奈何的，一场宿命般的梦游了。要光是梦游远征还好，他老婆有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刚上小学四年级，个子很高，体形已经接近大人了，是个自家老婆无法与之相比的性感美少女。这女学生有一晚在他家留宿，不巧刚好是夏天，他家只有一顶蚊帐，一家人就睡在一顶蚊帐里。那天晚上庄吉错就错在不该喝醉，他梦游越过了自家儿子的睡床，翻过了自家老婆的阻碍，直朝那女学生进击。就算被老婆揪着领子抓回来也不屈不挠，就像道风之蛙[5]一样，折腾了三个多小时也没有成功，直到天色渐明终于被疲劳击垮，这才收场。然而，要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倒还不要紧。出轨是人之常情，不能拿喝醉了当借口。他本来该用冷眼来看待出轨的事实，让这双冷眼成为小说的根基。他具备这双冷眼，却认为这双眼睛本身是低俗之物。他把自己和自家老婆捏造成了梦幻世界里的主人公，却没有这双冷眼来做依据，因此这梦幻世界里没有真实的生命，也没有血没有肉。他老婆已经越来越不认可自家死鬼的小说了。出轨是人之常情，就算他出轨，就算他喝醉了夜袭其他女子，他也的确是一个灵魂高雅气度不凡的人。他装作看不到自己原本的本性，特地塑造出美轮美奂的梦幻世界，事实上却将人生视为卑俗之物，打算给小说中的人物赋以自身真正的人格，然而，如果没有坚实的依据作为自我本性的参照，就不可能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人格。他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人，因此就算爬上小姨子的睡床，他老婆都还认为他具备高尚的品格。然而他小说中的人物就欠缺了使人认可的现实根据，正因为他自鸣得意地把玩具箱翻倒过来，随意捏造玩具的人格，才让小说出现了裂痕。因为她已经不再是自家死鬼的忠实读者，所以随着对小说角色的怀疑蔑视，也就开始怀疑蔑视现实中的自家死鬼，她看他的眼光已经扭曲——就连他那高尚的品格都像是胡说八道，靠不住的假货。庄吉已经四十岁了。他一直非常相信自家老婆，爱她，把一切事情都交给她办。可怜的他越来越习惯让小说的根基脱离现实的基础，把那对冷静而严格的“鬼眼”封存起来，将其排除在外，随着这种习惯的加深，他反而只从自身现实世界的表面去贴近他的虚幻世界，越来越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他从杂志社领稿费。催债的逼他还钱，孩子的学费和饭费都没有交，老婆一直在家里等着他回来。他对学费和欠款的忧心程度不在他老婆之下，他也想把怀里的稿费平安无事地交给自家老婆，然而一见到朋友们，怀里的钱就像上文中所说的那样，仿佛长了脚似的急着往外跑，真是揪心。想说再喝一杯就好，却往往喝醉，两杯、三杯、十杯，来，今夜不醉不归！把这个也叫来，把那个也叫来，到处打电话，把后辈们也叫到一起，大耍威风，购入一把体育竞技用的标枪，高声朗诵着他小说中的人物——布尔金常爱吟诵的诗句，装成雅典市民，装成雅典运动员回自己家。怀里早就一分钱都没有了。老婆背过脸，跑到别的房间里哭，边哭边切着明天早上味噌汤里要用的洋葱，然后又掉下泪来。就算自

极大的压力，然后自己再派兵镇压，以获得更大的声誉。当时高骈的部将们看出了高骈有按兵不动的想法，于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例如以毕师铎为代表的部将们认为，现在黄巢用兵十余万如入无人之境，如果不加紧拒险阻击，等到黄巢渡过淮河，就将无法阻止，那样就会成为京城长安的大患，应该立即进兵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可是以吕用之为代表的另外一些部将，则迎合高骈的想法，认为高骈在朝廷内有功高盖主的嫌疑，如果立即平定了黄巢，会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不如现在坐山观虎斗以求得自保。吕用之的建议当然能得到高骈的首肯，于是他禁止诸将出战，只要守护好辖境即可。不过，高骈为了向朝廷推卸自己不与黄巢交战，故意放黄巢大军渡江北上的责任，上表向朝廷告急，称黄巢拥兵六十万之众，言下之意是自己不是不与黄巢交战，而是力不从心，寡不敌众。当皇帝李儇向朝臣们遍示高骈的奏表后，朝臣们犹如一盆冷水浇在心头，史书上记载当时是“上下失望，人情大骇”。皇帝李儇下诏指责高骈主张遣散诸道兵马，致使黄巢大军从容渡过长江，但是高骈也不甘示弱，上表为自己辩解，说是遣散诸道兵马的决定最终是朝廷定下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主意，又将责任推还给皇帝李儇。为了进一步推脱责任，高骈谎称已经与黄巢交战，并取得了一些胜绩，只要自己不落入黄巢部下的圈套，将有机会剿灭黄巢，并建议皇帝李儇，应该紧急诏令淮南东道兵马做好防御准备。事实上，高骈的建议还是暗示朝廷，自己只肩负守卫淮南的责任，此后高骈便称病不再出战。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高骈的态度让朝廷明白他事实上是不听指挥的，可是黄巢已经屯军淮南，对河洛地区形成威胁，虽然皇帝李儇远在西北的京城长安，但依旧感到不寒而栗。宰相豆卢瑑建议再行招降之计，授予黄巢天平军节度使之职，以阻止其向西进兵。可是卢携却不同意这样做，他为了挽回举荐高骈失误的面子，主张立即调兵布防。此时皇帝李儇鉴于以往招降工作做得不力，导致时刻让黄巢牵着鼻子走的教训，决定采取卢携的意见，下诏征调河南诸道人马发兵溵水（今河南商水），任命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汝州、郑州把截制置使，屯兵汝州一带防守淮北地区；同时又以淄州刺史曹全晸为太平军节度使兼东南行营副都统，扼守淮河南岸。意在以淮河为依托，在两岸建立南北两道防线，以阻止黄巢北上。朝廷的军事部署不可谓不周密，但其意图很快落空。曹全晸带领的六千人马犹如以卵击石，刚一出兵就被黄巢打败，只得退守泗州，本来指望高骈派兵增援，可是高骈见死不救，不久曹全晸的人马被黄巢彻底打垮。淮南防线如此不堪一击，而淮北防线又因发生兵变而不战自溃。导火索依旧来自徐州军，当朝廷在淮水一线进行军事部署的时候，徐州方面派出三千人奔赴溵水增援，途经许昌时，以款待不周为由发动兵变，忠武节度使薛能经过一番辛苦慰劳方才平息。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就此告一段落，但驻守许昌的周岌本来奉命领兵奔赴溵水，闻知城内发生兵变，便星夜赶回许昌，在没和薛能商议的情况下，将发动兵变的徐州军三千人全部袭杀。薛能是进士出身，虽然是一介书生，却相当自负，当年他在剑南西川时，曾经写过两句诗：“焚却《蜀书》不宜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连诸葛亮的功业他都不放在眼里。事实证明，当他这种书生碰到周岌这样的悍将后，最终只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针对周岌袭杀徐州三千士卒事件，薛能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周岌一不做二不休，挟平定徐州军之乱的余威，将薛能也一并杀死，然后自称忠武军留后。当时屯守汝州的齐克让唯恐被周岌突袭，引兵退回兖州，屯驻溵水德官军眼见两路大军不战自溃，也都引兵回归本镇。朝廷辛苦布置的淮河防线就这样一哄而散，而带来的结果就是河洛地区门户大开。广明元年（880年）九月，黄巢带领人马从容渡过淮河，他自称天补大将军，并严肃军纪，得到沿途百姓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他不断招募兵员，队伍急速扩充，并开始对各路藩镇展开分化攻势。黄巢在给各个藩镇节度使的文告中，警告他们，只要各自坚守辖境，不主动与自己交战，自己是不会进攻他们的，自己即将进攻洛阳，希望各个节度使不要多管闲事，等到打进长安，只追究皇帝李儇的罪过，不会涉及其他人。节度使们本来就各自心怀鬼胎，再加上看到黄巢的文告，所以全都决定坚守不出。因此黄巢大军在河洛地区一路所向披靡，当时申州、光州、颍州、宋州、徐州、兖州等地的官吏和守军望风而逃，十一月十日，黄巢成功进占汝州。而汝州的前方不远处即东都洛阳。黄王进京黄巢大军进占汝州的两天后，消息传到了京城长安。此时朝廷内部一片惊恐，宰相卢携见势不妙，称病在家不敢上朝议事。当时已经十八岁的皇帝李儇只得召见其他宰相以及他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商议对策。豆卢瑑、崔沆主张紧急征调关内诸镇人马和左、右神策军守卫潼关，田令孜也主张挑选出左、右神策军的弓弩手前往潼关据守，并称自己愿意出任据守潼关的“都指挥制置把截使”官职。如此危急时刻田令孜还确实很有担当，这也没有辜负皇帝李儇平时对他的绝对信任。不过李儇却忧虑关内士兵以及左、右神策军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过实战，恐怕不能作为倚靠，于是田令孜便提出了退居蜀中避难的建议：“当年安禄山作乱，玄宗皇帝巡幸蜀中以避难，现在陛下完全可以效仿玄宗皇帝，等剿灭黄巢再回来也不失是一种方法。”不过，让田令孜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说完崔沆便提出反对意见：“当年安禄山才有十五万兵马，比起现在的黄巢，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当年哥舒翰以十几万兵马尚且不能守住潼关，现在黄巢拥兵几十万人马，而潼关又无哥舒翰那样的名将和强兵。”豆卢瑑附和着说道。豆、崔二人所说的话，显然是不赞成皇帝李儇退往蜀中，而且明显不信任田令孜能够守住潼关。此时的皇帝李儇心情已经跌入谷底，当听到田令孜提出退避蜀中的想法后，他不禁流下了眼泪，因为他十分明白如果那样做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依旧想做最后一搏。“无论如何你先发兵潼关！”李儇向田令孜做出了最后的指示。田令孜得到了诏令，急忙部署出兵的相关事宜。而李儇也明白此刻应该做些鼓舞军心的事情，于是，两天后他亲自到左神策军营检阅将士，召见了田令孜举荐的张承范、王师会、赵珂三员军将，分别加以任命。最后李儇正式任命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以另一名宦官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带领人马先行奔赴潼关守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皇帝李儇起用的杨复恭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角色，可是让李儇想不到的是，他所起用的这个人未来居然是个欺压皇帝的角色。就在朝廷安排完潼关的守卫三天后，泰宁节度使齐克让送来加急奏报，说黄巢大军已经进入东都洛阳境内，为了避免消耗有生力量，自己已经收拾人马退守潼关，而且潼关一带的百姓已经四散逃去，百里之内不见一人，根本找不到粮食，希望朝廷能够急速输送军粮。皇帝李儇得到奏报后，立即让兵部安排输送军粮事宜。可是就在这安排的过程中，十一月十七日，黄巢大军抵达洛阳城下，东都留守刘允章不敢抵抗，举城投降，黄巢在洛阳城只是补充军资，稍作停留后，继续向长安挺进，并于二十二日攻占了关外战略要地虢州（今陕西灵宝县西北）。虢州距离潼关只有一百五十多里的路程，皇帝李儇当时已经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可是举目望去，可以信任的人似乎只有田令孜，于是他继续加封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等八州都统，并募兵长安百姓两千人以补充左、右神策军的人数增援田令孜，又挑选神策军弓弩手两千八百人，让兵马先锋使张承范、制置关塞粮料使王师会带领前去增援潼关。可是前边我们说过，晚唐由宦官控制的神策军，实际上是长安一带富家弟子的庇护所。这些纨绔子弟贿赂宦官、挂名神策军是为逃避徭役负担，而且安史之乱以来，朝廷的护卫工作主要依靠神策军，对其赏赐比一般士兵要强很多，所以神策军士兵经常仗势欺人，事实上不过是纸老虎，真正的战斗力极其低下。很多人听到真的要上战场，全都抱头痛哭，甚至有的人连兵器都无法拿动。所以潼关的守卫工作，神策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出征之前的践行中，皇帝李儇虽然对张承范等人赏赐丰厚，并对他们寄予厚望，但张承范似乎并未受鼓舞，反而向皇帝李儇进言道：“听说黄巢拥众数十万向西进军。齐克让率领一群忍饥挨饿的士兵依托关外，现在让臣以区区两千人马驻守潼关，而且没听说陛下馈饷之计，就这样让臣去拒贼，臣很是寒心。”皇帝李儇听到这话后，顿时脸上愁云密布，他隐约感觉到，指望这帮人守住潼关恐怕希望不大，但是李儇还是耐着性子强颜欢笑地告诉张承范，只管发兵前往潼关，自己随后就增派援兵以及军饷。事实上，张承范也明白此去既无粮草又无援兵，肯定是凶多吉少，皇帝的话姑且当作耳边风不听也罢。但迫于皇帝诏令，仍勉强带领兵马赶赴潼关，当到达华州（今陕西华县）时，刚好碰到辖境的刺史调任离去，城中百姓得知本地即将开战，都拖家带口地逃进华山，只留下一座空城，所以根本没人接应张承范的到来。张承范无奈之下只得带人进城在州库中寻找粮食，不过看见的却是尘埃一片，最终张承范只找到一千斛大米，短暂停留后便带着士兵忍气吞声地继续上路。十二月一日，张承范到达潼关，首先摆在其面前的不是如何面对黄巢的大军，而是粮食奇缺的问题。当时张承范从山中搜寻出一百多个百姓，强行向他们征用了些粮食，做了一点防御准备，可是加上齐克让的万余人，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很快这些人便粮草断绝，士兵们士气极为低落。就在张承范到达潼关的同一天，黄巢也带领大军到达潼关之下，官军眼见黄巢大军“白旌满野，不见其际”，全都不寒而栗。不久后黄巢亲自来到潼关下，义军全军欢呼，军威之盛惊天动地，很快便开始攻打潼关外城。齐克让虽然从中午一直战斗到傍晚，但无奈手下士兵忍饥挨饿已经很长时间，根本无力抵抗，只得被迫烧毁营帐进入潼关之内。在潼关的左侧有一条山谷，平日是禁止行人通过的，以确保关税的正常征收，称为“禁阬”，由于黄巢大军急速攻至，潼关的守军居然忘记加以防守，导致齐克让的溃败之军一下子从禁阬涌入关内。这条道路本来就已经是荆棘交织，灌木丛生，一下子就被涌进的士兵踏为了平地。张承范看到齐克让打了败仗，急忙派人向皇帝李儇告急求援，而且这一次张承范说的话更加严厉：“臣离京六日，甲士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两千余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阬。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张承范这一次明显是指桑骂槐，但告文送出去的第二天，没等朝廷回信儿，黄巢大军便大举攻打潼关。张承范全力据守，从清晨一直战斗到晚间，其间城上弓矢用尽，就用石头砸向攻城的义军，到了晚上义军纵火焚烧关楼，他命令王师会分兵八百人防守禁阬，但此时已经有部分义军从禁阬入关，义军内外夹攻潼关，守关唐军溃败，王师会战败自杀。张承范眼见形势不妙，换上便服带领残兵向西逃窜，途中遇到当地藩镇派来的援军两千人，这些援军也跟着张承范一路向西逃去，一直到了渭桥边上方才停歇。张承范一路西逃，犹如惊弓之鸟，可是到了渭桥后，他看见田令孜招募的神策军居然个个穿得五颜六色，心中生出一股无名之火，于是下令将这些神策军士兵洗劫一空，然后闯进长安城大肆劫掠。潼关仅用了一天时间便宣告失守，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然而，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黄巢在攻下潼关后，只留下部将成令瓌防守潼关，他立即带领大军继续向长安挺进，只过了一天便又攻占了华州，迫使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请降。潼关失守意味着京城长安门户大开，田令孜担心会受到皇帝李儇的责怪，便将全部责任推卸给宰相卢携，认为是卢携举荐高骈失误，才致使黄巢大军一路向西所向披靡。四日清晨早朝之时，皇帝李儇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卢携再次罢相贬官，同时将王徵、裴澈招进宰相班子。此时京城长安已经危在旦夕，皇帝李儇即使有回天之力，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防守住京城长安。虽然十八岁的李儇贪玩好动，但他不是白痴，他知道长安已经是防守不住，现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尽量拖住黄巢前进的步伐，好为自己逃离长安赢得时间。为此，他诏令任命黄巢为天平军节度使，希望黄巢能够接受自己的册封，暂时停止进兵长安。不过，等到早朝过后，皇帝李儇趁着天色微明之际，带着福王、穆王、泽王、寿王等人，以及四个儿子、嫔妃数人，由田令孜带领五百名神策军护卫，经长安城西的金光门逃离。李儇等人逃出长安之后，百官们才知道消息。而那个时候黄巢带领大军已经打到了长安西市附近，当时长安城内一片混乱，所以百官们也都一哄而散。不过，在官员们四散逃亡的同时，有一个人是个例外，这个人就是被贬官在家的卢携。他之所以没有逃跑，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跑，而是因为他已经病入膏肓，根本跑不了。卢携二次担任宰相以来，对内钳制田令孜，对外依靠高骈，受到皇帝李儇的绝对信任。但事实上，他与田令孜是一丘之貉，当黄巢大军由江陵北上时，他已患病，行走困难，也已指望不上高骈，而且又被田令孜当作替罪羊。最重要的是，卢携知道因为自己主张剿灭黄巢，所以黄巢到来后，自己绝没有好果子吃，因此在义军进入长安西市的那一天夜晚，卢携自知逃生无望，在自家后院自缢而死。十二月五日，义军先锋部队将领柴存领兵进入长安城，留在京城的尚书左仆射兼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代表朝廷向黄巢投降，并亲自迎接黄巢进入长安。据《资治通鉴》记载：黄巢进入长安的时候，乘坐金装肩舆，在身穿锦绣、腰束红缯、手执兵器的士兵护卫下，带领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长安。沿途“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长安百姓并没有表现出惊慌，也没有东躲西藏，而是夹道围观，大将尚让沿途告诉民众，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会像李唐皇室那样不爱护百姓，百姓只管安居无妨。十二月十二日，黄巢入居皇宫，次日在隆隆的战鼓声中，黄巢在大明宫含元殿登上皇帝位，建立国号大齐，改年号金统，开始置属百官。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以另一名义军将领赵璋兼侍中，同时任用了一大批唐朝降官，但真正的权力主要掌握在跟随他一同起兵的义军将领手中。多年前，黄巢曾经发誓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长安，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此刻俯视唐朝的那些降官，黄巢的眼中透露出一丝轻蔑之色。“天下谁与我争锋？”雄心壮志的黄巢禁不住心潮澎湃，不过黄巢明白攻进长安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结束长安城内混乱的状态。黄巢采取的措施是，只要见到穷人就加以赈济，对于长期为非作歹以及顽固不化的官吏则施以重刑镇压。由于皇帝李儇偷偷出逃，没有通知大部分朝官，包括宰相卢瑑、崔沆、王徽以及京兆尹李汤在内的一大群朝官都因为来不及逃离长安，而成了瓮中之鳖，只得藏在先前向黄巢投降的张直方家中。对于如何处置这些朝官，黄巢采取分化的策略，先是宣布朝官三品以上停止任用，四品以下官复原职，然后发布通告命令在逃的朝官自动到部将赵璋的府邸自报姓名与官衔，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可以自动官复原职。当然黄巢也十分明白，有奖就必须有罚，除了宽赦大部分朝官之外，也必须找出反面典型

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起来，强烈要求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二、林则徐虎门销烟对于鸦片毒品，早在雍正时期，雍正就开始禁烟，乾隆也下过禁烟令，嘉庆也屡下令禁烟，但都收效甚微，且愈演愈烈。到道光时，鸦片已经泛滥成灾，禁烟的要求已经成为举国的共识。道光皇帝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鸦片一天不禁，人民便一天不能安宁，统治阶级的政权便有倾覆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鸦片走私活动最猖獗的广东禁烟。林则徐，福建侯官县人，出生于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传说在林则徐降生的时候，新任的福建巡抚徐嗣曾，正好乘坐一顶大轿，在侍卫随从的簇拥下，从他家门口经过，林则徐的父亲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便给儿子取名则徐，希望他长大后能像徐嗣曾那样读书做大官，光宗耀祖。林则徐四岁入私塾，七岁开始习作，他聪明早慧，十三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中进士，他历官十四省，任过监察御史、布政使、河道总督、巡抚、总督和钦差等官职。1839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吏，晓谕外商呈缴鸦片。当时，英国商人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广东当地群众群情愤怒，很多群众来到英国使馆前，要求公使义律交出逃到这里的大鸦片贩子颠地，石头和瓦块成了中国老百姓的武器，纷纷投向英国使馆院内，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终于迫使英美烟商缴出鸦片一百一十多万公斤，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虎门海滩燃起熊熊大火，所有鸦片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它表现了我国的民族尊严和浩然正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三、第一次鸦片战争“虎门销烟”以后，林则徐下令恢复了中英贸易，但坚决禁止鸦片输入。他对外国商人实行了“奉法者来之，违法者去之”的方针，任何国家的商船，只要不夹带鸦片，都允许进口。而义律则利用各种机会扩大事态。他下令英国商船一律不准进口做买卖，并要求英国政府派兵，准备武力解决。1839年七月，在九龙的尖沙咀发生了英国水手行凶伤人事件，村民林维喜被重伤致死。林则徐要求英方交出凶手，义律无理拒绝，并于九月率英舰闯进九龙借机挑起战事，炮击九龙山口，中国方面予以还击，打退英舰进攻，此为九龙之战。十月，义律又率英舰闯人珠江口，在穿鼻洋阻拦英国商船，并与中国水师接战，这就是穿鼻之战。此后，英军在十天之内六次进犯中国军队的驻地，均被击退。1839年十二月，道光帝在接到穿鼻之战的奏报后，命令停止中英贸易，1840年一月，林则徐奉旨宣布断绝中英贸易。而英国资产阶级挑起侵略战争蓄谋已久，禁烟问题成了他们发动战争的导火线。早在1832年，英国船只“阿美士德”号就来到中国测量沿海港湾的船道，调查沿海港口的情况，并绘制成图。同时，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进行刺探。1835年，该船船长胡夏米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武装侵略中国的建议，并提供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于是虎门销烟事件一传到英国，英国内阁便于1839年十月一日召开会议，作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去”的决定。1840年二月，英国政府任命曾在好望角舰队担任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乔治·懿律和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四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六月，一支由四十八艘舰船、五百四十门大炮和四千名士兵组成的远征舰队，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海面。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对华战争”正式爆发。战争从1840年六月下旬开始到1842年八月下旬结束，历史上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六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1841年一月义律发布《穿鼻条约》为止，历时七个月。其过程是：英军到达中国海面后，对广州进行了封锁，广州军民在林则徐的带领下，对入侵英军已严加防备，懿律见无隙可乘，调转船头，率兵北窜。七月，英军进犯福建厦门，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已有防备，英军也未能得逞。英舰又继续北驶，进犯浙江，攻陷防御薄弱的定海。接着又部分兵舰北上，于八月到达天津白河口，懿律在这里递交了英政府给清廷的照会，英国在照会中提出赔款、割地、自由贸易等要求，并声称，如不答应，将“相战不息”。定海的失陷使清廷大为震动，道光帝十分恐慌，决定对英军实行笼络政策，寄希望于和谈，并派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白河口，与英军谈判交涉。琦善在交涉中屈膝求和，他表示：林则徐等人在广东查禁鸦片“操之过急”，实属“办理不善”，一定要“重治其罪”，希望英军退回广东具体谈判，保证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英国侵略者在得到琦善的保证后，于九月中旬折回南方。道光帝于九月十七日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抵抗派因此受到沉重打击，妥协派开始占上风。琦善到达广州后，对义律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无不一一允诺，只是对割让香港一事，不敢做主，表示要“代为奏圣恩”。1841年一月，英军发动突然进攻，强占大沙角炮台，炮台守将陈连升等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战争中，陈连升以身殉国。然而，琦善却下令撤退各炮台的守兵。一月二十日，义律单方公布了《穿鼻草约》，草约包括清政府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两等条款。一月二十六日，英军强行占领香港。第二阶段，从1841年一月清政府又宣战开始至五月《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四个月，其过程是：一月二十七日，大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大为恼火，感到定海尚未交出，英军又在广东挑衅，立即下诏对英宣战。他将琦善革职问罪，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扬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军队一万七千人开赴广东，重新开战。义律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后，先发制人，于二月下旬抢先对虎门炮台发起了进攻，六十二岁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上炮台，率军英勇抵抗。在战斗中，他多处受伤，血染衣甲，依然紧守阵地，誓死不撤。而这时还在广东前线负责军队的琦善，竟拒绝派兵增援。关天培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与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四月，奕山等人才带领军队来到广州。五月下旬，在没有切实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对英船发动了一次夜袭，结果溃败逃回广州。英军趁机反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轻易占领了城郊的泥城、四方的炮台，包围了广州城，并炮袭城内。于是奕山等人高悬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五月二十七日，奕山与英军订立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和约规定：清军在六天内撤驻广州城外，七天内缴纳六百万两的“赎城费”，赔偿英国商馆损失三十万两。第三个阶段，自1841年一月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到1842年八月《南京条约》签订止，历时十二个月。1841年四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发布的《穿鼻草约》内容后，大为不满，认为这个条约中所获取的权益太少，决定撤回义律，改派曾在印度任职的蹼鼎查为全权公使。八月下旬，蹼鼎查率军进犯厦门，总兵江继芸领兵御敌，力战牺牲，厦门陷落。九月，英军又北犯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率部抵抗了六个昼夜，重创英军。十月一日定海再度失陷，三个总兵先后遇难。十月中旬，英军进攻镇海。负责镇海防务的总督裕谦率军抵抗，而浙江提督余步云却临阵逃脱，镇海失守，裕谦投水自尽。随后，英军又攻占了宁波。浙东三城的失陷，大大震动了朝廷。为了保住江南财富之区，道光帝下令重新迎战。十月十八日又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多省调集军队两万人赶赴浙江前线，奕经一路游山玩水，于1842年二月才到达绍兴。随后又同奕山一样，对战事不作认真准备，兵分三路袭取浙东三城，结果被打得大败。奕经等人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出战。于是道光帝从忽战忽和转为一意求和，下令沿海各省不许进兵，并任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浙江前线办理议和停战事宜。然而英国侵略军拒绝了议和的请求，开始大举入侵长江流域。五月，英军攻陷海防重镇乍涌。六月，英舰进攻吴淞口要塞，年近七旬的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守军五千人顽强抵抗，而后援两江总督牛鉴却闻风逃遁，陈化成孤立无援，战死在炮台。随后，上海、宝山相继陷落。英舰又溯长江西上，七月攻陷镇江。八月初，英军侵入南京下关江面。耆英到达南京，向侵略者乞降。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报中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于是耆英接受了蹼鼎查提出的全部条款，不敢提任何异议。八月二十九日同英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给英侵略者以特权。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标志。四、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十多年，西方列强发现了清王朝已经软弱无能的本质，于是步步紧逼，扩大在华的利益。尽管清政府一再妥协退让，也根本满足不了侵略者贪得无厌的胃口。为了扩大在鸦片战争中所获取的权益，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英、法经过精心周密的蓄谋策划，准备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为了制造战争借口，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先后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56年二月，法国传教士马赖窜人广西西林县以传教为名，进行非法活动，因他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被当地政府处死。同年十月，中国走私船“亚罗号”因窝藏海盗受到广东水师搜捕，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出面横加干涉，谎称该船为英国的舰船，诬告中国水师侮辱英国国旗。法、英两国政府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分别以“马神夫”事件和“亚罗号”事件为借口，组成英法联军，悍然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打着全面修改鸦片战争所订条约的幌子进行的，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从1856年十月开始，英军以香港为基地，向广州附近各地炮台发动了疯狂猛烈的进攻。十二月，法国派军来华协同英军对中国守军作战，美国和俄国见此，也出兵充当帮凶，公开支持英法的侵略行径，没多久，这些外国的侵略军就占领了广州。1858年四月，英、法、美、俄四国又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派出大批军舰长驱直入，沿海北上到了大沽口，又一路耀武扬威，直达天津城外，并大肆扬言要攻取清朝的心脏“北京”。在侵略者的淫威恫吓之下，清政府再次屈膝投降，被迫于六月与美、俄、英、法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再次割地赔款，以换来一时的安宁。1859年六月，侵略者利用换约之机，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1860年八月，英法军舰浩浩荡荡，由俄人引路，占据北塘，后占领天津，进逼北京。清廷上下，慌作一团，争相逃命。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率后妃、大臣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向侵略者求和。十月，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在京津地区肆意烧杀淫掠。有“万园之园”美称的圆明园被侵略者彻底洗劫后纵火焚毁。十月下旬，在英法联军的武力威逼和沙俄的恫吓下，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然后又与英、法、俄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趁火打劫，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短短几年之后，沙俄轻而易举地从中国掠夺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美国也趁机掠取了和英法两国同样的侵略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五、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及责任认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严禁派与主战派，其代表是林则徐，道光帝于是罢了林则徐的官，并将他充军新疆伊犁。后来一些人认为责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应当说，后者的认识较前者进了一步，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的确比较先进，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清政府经济落后、君主专制、吏治腐败和军备落后，这是主要原因。但事物还有其特殊性，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地历史分析，鸦片战争，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讲，清朝是有可能打胜的，而不是弱国就必然失败。清道光时人口四亿，俨然是东方一个大国，而当时英法等国没有强大到无法抗拒。军事上英法等国跨越重洋，长驱远袭，以动对静，以劳对逸，而且兵少，同时当时欧亚交通艰难，英法等战线太长，补给困难。当时英法军等使用的武器，如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稍先进一些，但并不像后来差距那么大。相反，清朝却是本土防御作战，以静对动，以逸对劳，而且兵多。再从民心看，英法是侵略一方，清朝是反侵略一方，并得到国民的支持。况且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也是很多的。道光、咸丰皇帝的先祖在当年的萨尔浒之战和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在国外也有相似的例子。光绪二十年（1849），意大利寻找借口，入侵非洲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号召军民抵抗侵略，发布公告：“我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给予敌人反击，一切有力量的人都跟我来吧。”随后，孟尼利克二世积极备战，埃塞俄比亚军民也空前团结，有力者出力——指参军，有钱者出钱——指出衣物、粮食，组成了一支有十一万人和四十余门大炮的军队。经过两年奋战，埃塞俄比亚军民用落后武器打死打伤意军一万一千余人，打败了意大利侵略者。意大利不得不乞和，签订了《亚多斯亚贝巴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完全独立，赔款一千万里拉。因此，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清朝都是有可能打败英国及其他西方列强的，但清朝却打败了。这失败的主要原因和责任都应归结于清王朝的腐败。道光帝三十九岁登基，在位三十年，没有什么才能，只知道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朝中大臣竞相模仿，穿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便没有多少气数了。他不能采纳忠言，在关键时刻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对国外列强过于无知，竟问部下：“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这本是早在康熙时期就已经解决了的常识问题，他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却无知者无畏，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顾。他又过于无勇，假如他有当年努尔哈赤亲自指挥萨尔浒大战的精神，有皇太极抱病亲自指挥松锦大战的意志，有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气魄，率军御驾亲征，调动天下勤王，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口登岸后聚而歼之，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不会打输的，当然也不会有《南京条约》之耻，无知无勇，不能正确决策，在战和之间反复无常，自毁长城。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帝应负主要历史责任。道光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列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道光的儿子咸丰，更是无胆、无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他做了十一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有历史学家曾用陆游《钗头凤》里的三个“错”来评价他十一年皇帝生活的三个特点：“错……错……错！”他的第一错是错坐上了皇帝的宝座。道光晚年，立储大事，犹豫不定，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之间徘徊。皇四子奕詝（即咸丰），“长且贤”

新大臣。他条列陈名夏十罪、二不法，指责他“谄事睿亲王”，因而骤迁尚书，“夤缘夺情，恤典空悬”。紊乱铨序，且“结党营私”。最后，张煊讲到了火神庙的秘密会议，控告陈名夏、洪承畴和陈之遴为谋反集团：“屏左右密议”。这最后一条论劾还附带有一个实证，说洪承畴未经事先奏明，就将母亲送回了福建祖籍，似乎是在预先将她安置到安全地带，以待某个南明阴谋小集团在北京策划政变。洪承畴确实将母亲送回了原籍，但他坚决反驳关于密谋的指控。他解释说，大臣们在火神庙会议是为了甄别诸御史。不过，此案是非曲直尚未判定。陈名夏有一个势力很大的伙伴，就是他的搭档、吏部尚书谭泰。陈名夏对谭泰的腐败行径助纣为虐。自然，如果有关陈名夏铨选不公的论劾被证实的话，谭泰也会被谴责为无能。也许就是因此缘故，谭泰亲自策马去皇帝狩猎的驻跸之所，对张煊的弹章提出质疑，并反过来指控张煊因被洪承畴免去御史，挟嫌做不实之劾。次年皇帝与朝臣坦率地谈到谭泰的这次晋见，根据皇帝本人的回忆：其时朕狩于外，一切政事暂委之和硕巽亲王满达海。王集诸王大臣逐件审实，遂将名夏、承畴羁之别所，拨兵看守，以事关重大，驰使奏闻。谭泰闻之，艴然不悦，遂萌翻案之心，及朕回京，敕诸王、贝勒、贝子、公、侯暨众大臣质审廷议，谭泰咆哮攘臂，力庇党人，务欲杀张煊以塞言路。诸王大臣惮彼凶锋，有随声附和者，亦有袒首无言者，内亦有左袒者。入奏之时，朕一见罪款甚多，不胜惊讶，谭泰挺身至朕前诳言，告词全虚，又系赦前。诬陷忠臣于死罪，应反坐。于是，不管是被说服了或是受到胁迫，议政王大臣会议接受了谭泰的意见，1651年7月15日，宣布陈名夏和洪承畴无罪。上疏弹劾也们的张煊，则被认为“心怀妒忌，诬蔑大臣”，判处死刑。

抑制贵族

了结旧账

吴伟业复兴文学党社的努力

皇帝与殉难者

，这实在是没有任何政治智慧的表现。与伊藤博文等变法者比起来，康有为等人幼稚得像孩子一样。任何自上而下的变法，在新势力没有绝对实力消灭旧势力的时候，一定不要鲁莽急进，而是应该稳健渐进，避免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康有为的做法则恰好相反，他想一刀灭掉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次性革除几千年的积弊，结果导致害怕失去权力的慈禧太后突然翻脸，整个局面翻盘。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袁世凯成了这场政变中的大输家。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组织错误，站队很模糊，一点都不旗帜鲜明！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生花妙笔下，他成了卖友求荣、出卖革命的罪魁祸首。在慈禧的眼中，他是光绪、康有为信任的对象，是未落网的维新派分子，所以慈禧要以两边讨好的投机分子罪名惩治袁世凯。危急关头，荣禄出现了。平时受了袁世凯不少糖衣炮弹的荣禄替袁世凯求情。荣禄的面子，慈禧那是要给的。收钱真办事，荣禄是个好同志，要不然袁世凯不死也得脱层皮。第十章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

神功护体的义和团

们扶着绳子前行永远也进不完。注意，中士继续告诫他们，现在他已经放下心来，因为盲人们全都到了大门里边，右边有三个宿舍，左边有三个宿舍，每个宿舍有四十张床，一家人不要走散，防止跌倒，上台阶要数清，请已经上去的人帮帮忙，一切都会顺利，请你们安顿好，放心，放心，食物随后就到。不顺利的事可以想象，这么多盲人往那边走，像一群羊走进了屠宰场，照常咩咩地叫，当然，还要相互推挤，这是它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皮毛蹭着皮毛，呵气连着呵气，气味混合着气味。一些人在啼哭，另一些因为害怕或恼怒而喊叫着，还有一些则高声咒骂起来，有个人发出一声骇人而无用的威胁，要是有一天我抓住你们，可想而知，他指的是那些士兵，非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不可。先到台阶下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停下来，用脚探一探台阶的高度和宽度，后边来的人往前涌，前边的两三个人向前倒下去，幸好仅止于此，只是胫部擦破了皮，中士的劝告无异于祝福。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已经走进天井，但是，二百号人要安排好谈何容易，前前后后都是盲人，又没有向导，状况已经相当艰难，再加上这是座古老建筑，布局不太实用，仅靠只懂得他本人职业的中士说几句话无济于事，每边三个宿舍，还得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一些门的过道很窄，像个瓶颈，一些走廊像住在这里的人一样怪异，人们不知道它们从何开始，又到哪里结束，甚至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盲人队伍的先锋部队下意识地分成两路，分别沿两侧的墙壁挪动，寻找进屋的门，假设路上没有家具阻挡，这无疑是个安全的方法。只要手脚麻利，不急不躁，新客人们迟早会安顿下来，但要等左边的先锋部队与住在这边的受传染者之间那场意料之中的战斗分出胜负之后。根据事先约定，还有卫生部的规定，这一侧归受传染者们使用，确实，可以预料，也非常可能，他们所有人最后都要失明，同样确定的是，按照纯粹的逻辑推理，在他们尚未失明时人们就不能肯定地说他们注定要失明。这好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尽管有一个个相反的先例，但他至少相信自己的病总会好，不料突然却看见一群他最害怕的人正号叫着朝他走来。一开始，受传染者们以为是一伙和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人数更多，但这种错觉没有持续多久，来的那些是真的盲人。你们不能进来，这一边是我们的，不是让盲人住，你们属于那边，守卫在宿舍门口的人喊起来。几个盲人试图向后转身找别的门，对他们来说左边和右边都一样，但人群继续涌来，无情地推着他们往前挤。受传染者们对盲人拳打脚踢，守卫着宿舍的门，盲人们也尽其所能还击，他们看不到对手，但知道遭到的打击来自哪里。天井里容不下二百人，他们都无路可走，所以没过多久就把通往围栅的那扇相当宽的门完全堵死了，像是堵上了瓶塞，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里边的人你挤我，我挤你，用脚踢着保护自己，用胳膊肘捅着身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人，有人大声喊叫，盲童们大哭，失明的女人们晕了过去，而更多的人还没有进来，他们被士兵们的吼声吓得魂飞魄散，更加用力往前推，而士兵们又不明白那些白痴为什么还停在那里。就在人们因竭力挣扎着脱离混乱的人群，脱离马上被压扁的危险而造成突然倒流的时刻，最可怕的情况出现了，让我们站在士兵们的位置上来看一看，猛然间发现已经进去的人群一齐往外涌，于是立即想到最坏的可能，盲人们要回来，我们还记得以前的事件，可能会发生大屠杀。幸好中士再次表现出驾驭危机的能力，亲自用手枪向空中开了一枪，只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接着他通过扩音器喊道，镇静，台阶上的人向后退一退，散开，不要推，要互相帮助。这一要求已属多余，里边的争斗还在继续，但天井里的人渐渐少了，许多盲人转到右侧门口，右侧的盲人们把他们领到现在还空着的第三个宿舍或者第二个宿舍空着的床上。此时似乎战斗将以受传染者们获胜而结束，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体更强壮或者眼睛能看见，而是由于盲人们发现另一侧的入口通行无阻，按中士在军营讲授基本战略战术时的说法，就是脱离接触。然而，受传染者们的胜利没有维持太久，右侧门口有人开始喊叫，说那里没有空余地方了，所有宿舍都已经占满，有些盲人就连推带搡地重新来到天井，正在这时像瓶塞一样塞住主入口的人群散开了，还在外边的许多人涌进里面，这里有屋顶遮挡，保护他们不受士兵们威胁，于是他们想干脆在这里住下来。一拥而入的人流重新燃起左侧门口盲人们的斗志，于是又开始动手，又开始喊叫，仿佛这还不够，几个发狂的盲人摸到并强行推开了天井直接通往内院的门，有人立刻喊起来，这里有死人。可想而知，引起一片惊慌。他们尽量往后退，那里有死人，那里有死人，好像接着轮到他们去死，在一秒钟的时间里，天井又成了愤怒的旋涡，随后人群又突然转变方向，绝望地朝左侧冲去，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了受传染者们的防线，他们当中有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受传染者，其余视力还好的人则像疯子似的奔跑，试图逃避最悲惨的命运。白跑一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失明了，眼睛突然淹没在可怕的白色潮水之中，这潮水在一道道走廊，在各个宿舍，在整个空间到处泛滥。外边，天井里，围栅旁，无依无靠的盲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着，一些人被打，一些人被踩，个个痛苦不堪，他们大多是老人女人和儿童，即使有点防卫能力也微乎其微，这次没有出现更多的死者要掩埋，确实是个奇迹。地上，除了丢了的鞋子，到处都是旅行袋，箱子，篮子，这是每个人最后的财富，现在也永远地失去了，回来拣丢失物品的人会说，谁拿走就归谁吧。一位一只眼戴着黑眼罩的老人从围栅那边走来。他两手空空，不是丢失了行李就是根本没有带。他是头一个绊在死者身上的，但没有喊叫，而是停在死者们旁边，等着恢复平静和安宁。等了一个小时。现在轮到他找住处了。他伸出双臂探路，慢慢地走着，到了右侧第一个宿舍的门口，听见里边有人说话，就问了一声，这里有张床让我住吗。8这么多盲人来到这里似乎至少带来了一个好处。仔细想想，是两个，第一个可以说是心理方面的，确实，随时等待新的房客来做自我介绍和整座房子全都住满，两者之间大不相同，住满之后就能建立和保持稳定持久的邻里关系，不必像以前那样屡屡被新来的人打乱，也不必被迫重新建立沟通渠道。第二个好处则是实际的直接的根本的，即外面的当局，无论是民事当局还是军事当局，他们都会懂得，向两三打人提供食物是一回事，而担负起供养突然增至二百四十人的巨大责任则是另一回事，以前那些人大都能够忍耐，容易对付，并且因为人数不多，偶尔食物没有送到或者送晚了他们也会忍气吞声，但现在这二百多人习惯不同，来历各异，脾气秉性也千差万别。请注意，二百四十人只是一种说法，因为至少有二十个盲人未能找到床位，只得睡在地上。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三十个人吃十个人应得的食物和二百六十人分二百四十人的食物不是一回事。这一差别不易察觉。正是由于意识到责任大大加重，也许害怕发生新的暴乱，这种可能性绝不可忽视，所以当局改变了做法，现在食物按时送到，并且数量准确。显然，自我们不得不目睹的那场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痛心的殴斗之后，安顿如此众多的盲人实属不易，难免引起小规模的冲突，只要想一想以下情况就会明白，不幸的受传染者们原来看得见现在看不见了，夫妇二人各在一处，并且孩子不见了，被撞倒和踩伤的人不断呻吟，他们当中有的被撞或被踩了两三次，有些人一直找不到失去的心爱之物，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对这些可怜人的不幸置若罔闻。不能否认，宣布送来午饭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让人舒心的喜讯。虽然不可否认，由于缺乏适当的组织和权威来让人们遵守必要的纪律，在这么多张嘴当中分配如此大量的食物曾导致某些不和，但我们也应当承认，气氛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好了，现在，在整座旧精神病院里只能听到二百六十张嘴咀嚼食物的声音。饭后谁去把这一切清理干净呢，这个问题暂时还无法回答，只能等到傍晚扩音器再次广播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大家必须遵守的行为守则之后，人们才能知道，新来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条款。右侧第二个宿舍的人终于决定掩埋他们的死者，这已是个不小的成就，至少人们能免受死人气味之苦，至于活人的气味，即使是臭味，倒比较容易习惯。至于第一个宿舍，也许由于这里的人来得最早，适应失明状态的过程也最长，因此在他们吃完饭一刻钟后地上已经不见一片废纸，一个忘记收拾的盘子，一个淌着液汁的容器。一切都收起来了，小东西套进大东西中，最脏的放进不太脏的里面，好像这一切都是按照合理的卫生规定做的，在收集废物时非常重视效率，非常重视节约进行这项工作所需的劳力。决定这种社会行为方式的思想不是临时形成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正在研究，在这一情况中，似乎睡在宿舍最里边那张床上的瞎眼女人做的教育工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是眼科医生的妻子，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生活，她说了一次又一次，宿舍里的其他人甚至把这些既简单又普通的话当成了座右铭，当成了警句，当成了学说，当成了生活规则。很可能正是这种易于谅解所处环境和各种需要的精神状态，使得戴黑眼罩的老人在门口出现时，问了声这里是不是有张床让他住，就受到了友善的欢迎。由于幸运的偶然性，这偶然性显然预示着未来的结果，宿舍里还有一张床，唯一的一张空床，谁知道经过那次所谓入侵之后怎么还空了下来，这张床原来属于曾遭受难以言状的痛苦煎熬的偷车贼，或许正因为如此，上面有一个受苦受难的光晕，人们都不愿意靠近。这是命运的安排，奥秘中的奥秘，不为人知，而这不是头一桩偶然事件，远非头一桩，只要注意到当时在诊所看眼睛的患者都来到了第一个宿舍就能明白，而第一个失明的人来到的时候人们还以为灾祸到此为止了呢。像往常一样，为了不泄露她没有失明的秘密，医生的妻子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或许也是你的病人，上了年岁，谢顶，白头发，一只眼睛戴黑眼罩，我记得你说起过他；哪只眼睛；左眼；大概是他。医生走到两排床中间的夹道，稍稍提高声音说，我想摸摸刚刚来到我们当中的人，请您朝这个方向走，我去迎接您。两个人在半路相遇，他们本应晃动手指，就像两只蚂蚁用触须相互辨认一样，但这次医生请求摸摸老人的脸，很快摸到了眼罩，不再有疑问，他是最后一个来的，我们在这里凑齐了，戴黑眼罩的患者，医生叫起来；这话什么意思，先生您是谁呢，老人问；我是，我曾是您的眼科医生，记得吗，我们约好了为您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日期；您怎么认出我的呢；主要是从声音认出来的，声音是看不见的人的眼睛；对，我也听出是您的声音来了，医生先生，谁想得到呢，现在不用给我做手术了；如果有治这种病的药，我们两人都需要；记得医生先生曾对我说过，手术以后我要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现在我们才知道这话说得多么在理；您什么时候失明的；昨天晚上；他们这么快就把您送来了；外面一片惊慌，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开始杀掉那些已发现的失明者；这里他们已经消灭了十个，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碰到他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平平淡淡地说；都是另一个宿舍的，我们马上就把我们宿舍的死人掩埋了，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仿佛他到此报告完毕。戴墨镜的姑娘走过来，您还记得我吗，戴着一副墨镜；记得，记得清清楚楚，我虽然有白内障，但还记得你长得挺漂亮；姑娘笑了，说，谢谢您，转身回到自己的地方，到了那边又说了一声，那个小男孩也在这里；我想找妈妈，这是小男孩的声音，好像遥远的徒劳无益的哭声，显得有气无力。我是最先失明的那个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和我妻子都在这里；我是诊所的员工，诊所的女接待员说。医生的妻子说，只差我自我介绍了，然后说了她是谁。这时候，老人像要报答所受的欢迎一样宣布，我有个收音机；收音机，戴墨镜的姑娘拍着手高兴地叫起来，听音乐，太好了；是啊，不过是个小收音机，用电池的，电池总有用完的时候，老人提醒说；不要以为我们会永远留在这里，第一个失明者说；永远，不会的，永远这个时间太长了；能听到新闻了，医生说；也听一点儿音乐，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同样的乐曲，但大家肯定都想知道外边怎么样了，最好还是节省着用；我也这样想，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他从外衣口袋里拿出收音机，扭开旋钮，开始寻找电台，但手还不够稳，刚刚调到一个台又很快错过去了，最初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音乐和讲话声，后来手终于听使唤了，能听出是什么乐曲了；听一会儿吧，戴墨镜的姑娘请求说；讲话声渐渐清晰；播的不是新闻，医生的妻子说，后来，仿佛她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现在几点钟，她问，但她知道谁也不能回答。指针仍然在动，从小匣子里调出的仍然是杂音，最后终于固定下来，正在播送一首歌曲，一首普普通通的歌曲，但盲人们慢慢聚拢过来，没有人互相推搡，只要感到前边有人就立刻停下来，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有几个人哭了，也许只有盲人才这样哭，眼泪像泉水般流出来。歌曲唱完了，播音员说，请注意，第三响是四点整。一个瞎眼女笑着问，是下午还是凌晨呢。好像那笑容刺痛了她的心，医生的妻子偷偷把手表校准，上好弦。是下午四点，当然对手表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从一点钟走到十二点钟，其余都是人们规定的。这是什么声音，轻轻的，戴墨镜的姑娘问，听起来像；是我，听见收音机里说四点整，就给手表上了弦，过去总是这样，成了习惯，医生的妻子赶紧说。她后来才想起来，无须这样冒险，只要看看今天进来的盲人们的手腕就行，他们当中肯定有某个人的手表还在走。戴黑眼罩的老人就戴着手表，这时她看了看，时间完全准确。医生此时开口要求道，给我们谈谈外边的情况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好吧，不过最好让我坐下，我不能站太长时间。这一次每张床三四个人，相互做伴，盲人们都尽量坐得舒服一些。安静下来以后老人讲了他知道的一切，讲了有眼睛时看到的事情，也讲了从这场时疫开始到他自己失明短短几天里听说的事情。如果流传的消息可信的话，他说，在最初二十四小时里出现的病人有几百例，同样的病症，表现也完全相同，瞬间发病，没有任何可见损伤，视野内一片闪亮的白色，得病前没有任何疼痛感，发病后也没有。第二天，据说新发病者人数有所减少，从几百人降到几十人，因此政府马上宣布，根据最合理的预见，很快就能控制局势。从这里开始，除一些不可避免的零散评论，戴黑眼罩的老人讲的原话将不再被逐字照录，他的口头叙述将被重组改良，以期通过正确和适当的词语使他提供的消息更有价值。出现这一不曾预料到的变化，是由于讲述者使用了控制局势这个绝对不地道的术语，用词不当几乎让他降为陪衬讲述者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个角色也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他作为陪衬，我们就无从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例如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而不论描述什么事实，只有用词恰当严谨才显得有声有色。现在言归正传，所以，政府排除了先前广为流传的假设，即史无前例的时疫在全国蔓延，它由一种尚未确定的病毒引发，即时发病，病前没有任何潜伏期的症状。按照科学界最新的看法和行政当局据此做出的最新解释，这是各种情况临时组合共生出的不幸现象，

民起义，后金可以趁机从东面进攻，这至少能迫使明朝与后金议和，从而达成有利于后金的和约。郑克晟：《多尔衮》，第4—5页。同年，张文衡也主张：“今正取天下之时，入中原之机……明之东南，苦于徭役，必不堪一击。今明国东西不能相顾，正吾发兵中原之机……汗若乘此天赐良机，国人争劝之时，决意进取，则天必佑汗。”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6—13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387页。?张春被俘后，达海对他说，金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政府竟无一言相报。《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1页。?康熙皇帝后来曾引用过皇太极的这番话。史景迁：《中国皇帝》，第144页。大凌河城陷落后，一些汉官试图说服皇太极乘胜南下。1632年5月8日，宁完我上疏指出，大凌河的胜利是明朝“内患”的结果，认为进军“南朝”，围攻山海关的时机已经成熟（称明为“南朝”，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后金已取得了与明朝平等的地位，今后将要与明朝争夺霸权，就像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所明确规定的那样；见苏珊·E·卡希尔：《宋代宫廷中的道教》，第24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14页。1633年8月26日，祖可法对皇太极说，一旦攻下北京，明朝其他城市都会投降；而欲攻下北京，必须先夺取山海关。同上书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32—33页。但皇太极仍然否定了这一建议。1634年，皇太极进军中原并已打到大同城下时，仍表示他的愿望是议和。任长正：《清太祖太宗时代明清和战考》，第49页。?“其结果是改革了女真族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汉化的政治制度，而且，其中央集权的程度比北宋王朝还高。”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7页。1635年7月4日，皇太极：下令对金、辽、宋、元的历史要特别重视。《皇清开国方略》，第37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页。随着皇太极对满洲后人可能忘却本族文化的担忧与日俱增，他对多尔衮的态度逐渐产生了矛盾。他把极大的权力交给多尔衮，但又因多尔衮主张实现更全面的汉化而对他怀有戒心。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同上书，第154—155页。?据《实录》载，5月12日，皇太极召集众官举行了更改年号（改天聪为崇德）和国号（改金为清）的仪式。皇太极——自此以后史称太宗——宣称此次改号符合天意，并强调说他已征服了朝鲜（当时其使臣在场），统一了蒙古，因而鸿名伟业，丕扬天下。《清太宗实录》第二十八卷，第17—22页。满族人相信，君主需要遵从天命来建立自己的统治。戴维·M·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1、204页。奥克斯南认为，“阿巴海（即皇太极）清楚地认识到，摆出一副能使中国摆脱明朝腐朽统治的架式，而非以金朝女真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这具有宣传价值。”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5页；又见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1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8页。熙宗是第一个热衷于汉化的金朝皇帝。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的汉化研究》，第99页。?世宗的排外运动，还强调了狩猎的重要性。陶晋生：《女真的汉化》，第76—83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9页；又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3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183页。?太宗日益增强的排外主义倾向，使他对力求改善汉人俘虏之地位的汉族官员，不像以往那样言听计从了。1638年，于努尔哈赤时代降金的祝世昌，对将俘获的良人妇女卖充乐户的作法提出批评。为此太宗斥祝世昌为身虽在清、心犹在明的叛徒。郑克晟：《多尔衮》，第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420—42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5—170页；郑克晟：《多尔衮》，第2页。引起这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拒绝承认太宗的地位高于明朝皇帝。另一重要原因是满足经济方面的需求。此前，正白旗之鞑靼人英俄尔岱，一直负责向朝鲜征收粮草。1636年，朝鲜国王将英俄尔岱软禁起来，并停止向清朝纳贡。其后，朝鲜军队被击溃，其国王逃走，英俄尔岱又继续在朝鲜履行其职责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94—395页。?沈世魁死后，沈志祥继承了他的军队和总兵头衔。明廷对此颇为不满，沈志祥遂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贰臣传》第七卷，第20—2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五卷，第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27—529页。?关于洪承畴在陕西镇压起义的概括叙述，见李光涛：《洪承畴》，第229—231页。?陈奇瑜在陕西东南将起义军包围后，接受了义军的投降，派安抚官护送他们回乡务农。但在途中，义军却杀死了安抚官，再度反叛。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5页。?《贰臣传》第三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8—35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381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1641年4月25日，兵部从一逃亡奴隶口中获悉，济尔哈朗率一支清军，携30多门“大红夷”炮，已经到达锦州东北数公里处的义州，并准备进攻锦州。分守外城的蒙古雇佣军经清军劝降而放弃了阵地，祖大寿弹压失败，只得退守内城。城中积粟足供坚持数月，但清朝之汉军及一支朝鲜援军的猛烈炮火，使守城明军伤亡惨重。这支朝鲜军是被迫而来的，战斗中又大量死于疾病。这时，明朝派职方郎张若麒赶赴洪承畴军中。洪承畴认为，清军攻势太猛，应当谨慎从事。而张若麒认为这是与清军进行决战并将其一举击溃的好机会，故一味催战。后来，张若麒因提出这一鲁莽的计划而受到弹劾。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680、3683—3686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1—233及236—237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4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这块沿海平川被流向大海的山洪隔开。1641年11月11日，朝鲜将领柳琳向其国王对这一战场做了生动的描述。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明清史料》乙编，第296、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2、236页；《清实录》，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9—20页。?城中一名官员设法逃出了清军的防线，去报告洪承畴及其残兵败将在松山的困境。他估计城中粮草只能维持到1642年初春，要求派兵增援。《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大同守军的估计则更为悲观，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松山人马每天要消耗粮食3000石。《明清史料》乙编，第335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明《题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24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7页。?明朝可以派出的援军有：吴三桂部兵1万人，战马5000匹；白广恩部兵5000人，战马2500匹；李辅明部兵5000人，战马500（应为700——译者）匹。此外，马科部有兵6500人，战马3400（应为2400——译者）匹；唐通部也有大约10000人的军队。但他们正镇守关隘，不能调动。《明清史料》乙编，第33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页。到1641年12月，清军已在被围各城四周“挖地为壕，壕上有桩，桩上有绳，绳上有铃，铃边有犬。”《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松山城内一部分水源被切断了，而到1641年10月18日两名士卒冲出包围时，城内只剩下三月粮草了。守城士卒每五天才能分到两碗米。《明清史料》乙编，第331、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6、239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这支清朝汉军的将领是佟养性之孙、炮兵专家佟国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6页。?由于雪太大，清军主力返回义州躲避去了。《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6—537页；《贰臣传》第三卷，第3—4页。沈廷杨亦由天津海运粮饷前往增援，但却拖延了数月之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页。?《贰臣传》第三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6—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4—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7—538页。?同上书，第8页。?1643年，夏承德及其所领500庄丁、1000依附农民，被编入汉军正百旗，后被派去占领山东。《贰臣传》第九卷，第6页。?《东华录》，1642年4月29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据说，太宗在大清门内的崇政殿接见了洪承畴，问他明朝皇帝为何对手下将帅的生死如此漠不关心，竟在战争中将他们轻易抛弃。洪承畴说，这是由于崇祯皇帝周围的众多文臣提出的策略纷纭不一。太宗直截了当地驳斥道：“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帛赎而得之，亦所当为，而况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洪承畴被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因为他估计自己的亲属一定遭到了明朝的诛戮。《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24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根据郑天挺的看法，是张存仁使洪承畴改变了主意。他曾在太宗面前自告奋勇，要求奉命为洪承畴剃发。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有许多想象出来的描述。1644年以后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他被俘后曾绝食9天，经强行灌入参汤后才苏醒过来。但此后他仍以自己是朝廷大臣，又是南人，而拒绝背叛明朝。清人见劝降无效，便将他放掉，并派甲士护送。将入关时，他遇见一个家仆。此人告诉他，京师中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并特别提醒他说，他如今是“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于是，洪承畴感到除了回去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4页。还有一些记载，或说是由于范文程的极力说服，洪承畴才放弃了绝食而死的念头；或说是皇太极让他年轻美貌的妃子蒙古科尔泌贝勒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去服侍洪承畴，使他恢复了健康；或说是皇太极亲至其室，解貂裘而与之服，使洪承畴大为感激，遂叩头请降了。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20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产生这些传说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洪承畴本人的特殊性。虽然后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南方士大夫为清朝效力，但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加入清政权及早已归附的辽东汉人集团，势必使人感到震惊。文秉：《甲乙事案》，第35页。不加深究地把洪承畴说成是乱臣贼子，总是很容易的；但人们对这一令人困惑的事件，显然渴望得到更详尽的解释。?《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00页。洪承畴很快就赢得了这些贝勒的信任和尊重，被他们视为清政府中最好的汉官。郑克晟：《多尔衮》，第8页。后来，洪承畴在陕西时的几员部将也在他的影响下叛明降清，其中包括总兵李本深和刘泽清。李本深率手下10.3万人归降于多铎。刘泽清在背叛南明而降清时曾写信与洪承畴联络。《明清史料》丙编，第9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55—256页。?1642年5月10日，圣旨称他“节烈弥笃”，令“速与优旌”。5月25日，兵部公布了吴三桂手下一人的报告，描述了洪承畴临死前每日面朝西南向明朝皇帝叩拜的情景。《明清史料》乙编，第39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1644年2月27日关于洪承畴之死的一次廷议。见万言：《崇祯长编》，第81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5页。该祠后来使明朝颇感为难，遂改奉观音了。根据一种记载，洪承畴的一个家仆，为了筹集一笔盘缠将洪承畴的妻妾及十名家仆送回福建老家，而上疏崇祯皇帝，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其主人尽忠死节的经过。崇祯皇帝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遂亲至洪承畴祠祭奠，而不顾大臣们对此报告之真实性的怀疑。皇上既然已经公开对洪承畴表示了哀悼，所有辽东籍官员便都不敢将洪承畴仍然活着的传闻上奏了。张怡：《谀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229、243—244页。?谢国桢：《党社运动》，第90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19页。佟图赖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也以同样内容上疏皇太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6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0页。?但太宗并未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念头。1642年10月，阿巴泰准备率军入关骚扰，太宗嘱咐他说：“若明国差人来讲和，尔等可答之云：‘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讨，敢不奉命行事。尔国果欲讲和，可与我皇上请命’。”另一方面，太宗又对阿巴泰说：“若遇流贼兵，亦对他说：‘尔等见明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流贼若差人来，就带他的人来。”郑克晟：《多尔衮》，第5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同上书，第12页。最初，围攻锦州的清军由多尔衮统领。但他未经太宗批准，便擅自决定各牛录每五人为一批轮流回家休整，以恢复其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以及无处放牧的战马的体力。太宗闻知此事后大怒。多尔衮因罪请死，太宗便将其由亲王贬为郡王，罚银1000两，夺两牛录，并于1641年5月1日将他召回盛京，留在朝廷。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关于多尔衮原来的头衔，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2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3—14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539—543页。?赵尔巽：《清史稿》“列传”第二十一卷，第20页。?虽然吴三桂的军队和声望都在1641年衡山附近的那次战役中被摧毁了，但他又在宁远重整旗鼓。到1644年，他手下已拥有4万正规军，七八万来自辽东的非正规军。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11页；又见曹凯夫：《三藩叛乱》，第13页。?锦州陷落后，张存仁曾至书吴三桂，简要叙述了清军连破数城的战绩，进而指出，“明气运已衰。”由于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吴三桂此时自然会考虑降清问题。《贰臣传》第二卷，第21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7页

”。商路开辟也大有收获，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签署通商协议，并严拒其“在台设教”，既争取最大利益，又维护主权。这位在父亲生前将其气得七窍生烟的“逆子”，一点一滴，实现着父亲兴复台湾的遗愿。能实现的原因，在于他用对了一个人——陈永华。陈永华，即金庸武侠小说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和武侠小说比，历史上的他没有出神入化的武功，却有另一样远超越小说人物的智慧——安民。在郑氏集团振兴台湾经济的全过程里，他是总设计师。他是福建龙海人，前明官员陈鼎之子，清军破福建，陈鼎自尽殉国，15岁的他凭机智逃生，至厦门投奔郑成功，从此得到重用。早在郑成功东征台湾前，身为行军参军的他就为郑成功进献“安台十策”，包括兴商、屯田、立法等后来的各类措施尽在其中。而后他一直留守厦门辅佐郑经，郑成功过世后，黄昭拥立郑袭叛乱，又是他果断行动，在厦门火速逮捕黄昭等人的亲信，稳定局面，助郑经东征平叛成功。在郑经正式坐镇台湾后，他先出任监军御史，后任“总制使”，实为台湾的“大管家”。他主持屯田大计，亲赴台湾南北各地视察，并派专员向各地屯军教习农业耕作技巧。性格上他铁面无私，在台湾经济初兴，兼并之风初起的时候，他厉行严政，重手整治郑家宗室以及功臣苏将的不法行为，遏制了郑经继位初期的“兼并风”。对普通百姓则宽仁有加，重“德化”，凡是涉及到平民百姓的要案，都亲自核查，力求从宽，减少株连。甚至连黄昭叛乱这类的大案，也敢为株连问题与郑经力争，终赦免了数百无辜百姓。在台18年间，亲手平反的冤狱重案就有27起。他的“民族团结”工作也做得好，对台湾各族酋长礼敬有加，不但多有丰赐，饥荒年多有赈济，广泛推行新耕作技术，还力邀其中的“干才”入仕为官。里里外外一肩挑，可谓是呕心沥血，郑成功对其的评语“卧龙再生”，观其一生实为恰当。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影响到今日的台湾——兴儒办学。早在公元1662年台湾初平时，随郑经留守福建的陈永华就写信给郑成功，力陈在台湾兴儒办学的重要性。后来随郑经赴台后，再次把兴办儒学提上日程。彼时台湾，之前荷兰殖民者大行“去中国化”，在岛内传荷兰文，兴基督教，陈永华到后改变了这一切，永历九年（公元1665年）起开始“建圣庙，立学校”。首府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并规定“送子入乡塾者，免徭役”，可谓是台湾特色的“义务教育”。科举制度也随即建起，分州试、府试、院试，院试得中者入国子监学习3年后参加“中试”，中试得中者则“补六官内都事”，一套完整的儒家教育体系由此创建。而“兴儒”的另一举措就是招纳人才，中国大陆，乃至东南亚各地的诸位前明学者纷纷来投，至郑经统治中叶，已达上千人。这些人都由陈永华主持安置，贤者安排职位，或讲学或为官，即使一时未及安排的，也由政府发放俸禄“恩养”。苦心经营下，原本“化外蛮夷丛生”的台湾岛，成为“衣冠文明之地”。此后数百年里，时事变迁，未变的是台湾岛国学兴盛，英杰辈出，毕竟金戈铁马只能喧嚣一时，文化才能永久。当年郑成功命陈永华辅佐郑经时，曾对郑经说：陈永华是天下奇才，我留他辅佐你，你应以老师之礼待之。而观陈永华一生，郑经确实做到了。几十年同风雨共患难，这对君臣感情之深厚，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对明君贤臣的组合。陈永华兴办儒学，推广屯田，发展商业，条条政策，哪怕得罪权贵重臣，郑经也倾力支持，言听计从。陈永华执法严格，不徇私情，常有宗亲宿将在郑经面前哭诉，大进谗言，反被郑经劝道：你等要遵纪守法，否则犯到陈永华手里，我也救不了你。永历十四年，视察基隆屯田的陈永华感染风寒，卧病在床，郑经闻讯后大惊，率太医急赴基隆，亲自喂水端药，调理数日。郑经还将自己的长子，内定的继承人郑克臧托付于陈永华，期待儿子能在陈永华的调教下，成为一代英杰。《鹿鼎记》里的武侠故事属虚构，而小说中的陈近南一句“王爷以国士待我”，确为实情。推心置腹的结果，是兴屯垦，整纲纪，促商旅，开商路，郑经治下的台湾，这个为海峡对岸大儒们所鄙薄的“海匪政权”，成为一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封建礼教里是“乱伦逆子”的他，确为一个不负先父重托的守成者。六但这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终于还是毁灭了，为什么？说到台湾郑氏小朝廷的覆灭，大多的原因均归结为郑经死后，台湾郑氏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不止，政治腐败，少主当国，冯锡范等小人祸乱朝政的问题。而纵观其灭亡，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覆灭的原因，其实早在清康熙十一年就种下了，是年三藩作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潮州、漳州、泉州等地，并与耿精忠相约“与事互助，无事勿扰”，一时间震撼清廷，形势大好。这次出师，身为股肱重臣的陈永华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早在耿精忠遣使至台湾，约定共同进军的时候，陈永华就力陈：“三藩不可信，更难成事，而今清廷议台湾，尚在犹疑间，而我以小事大，正可行韬光养晦之计。若出师，正坚其决心，后患恐无穷也。”纵览事后的局面，他看得精。其实就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军联合荷兰舰队攻陷金门，拔去郑氏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后，“弃台”论就一直甚嚣尘上。在明珠、康亲王杰书等一干执掌国家大政的清朝权贵眼里海洋是没有价值的，筹备跨海攻台，更非精于骑射的八旗军的强项，一心用兵，只能提高汉八旗水师的价值，抬高他们身后的汉官们的身份，这是他们更不能容忍的。而同时，组建水师的巨大花费，更让他们心疼不已。所以多年以来，多数清廷权贵对此都极力抵制，甚至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军攻克台湾后，许多满族大臣依然频繁上书，坚称“荒岛无益，徒縻钱粮，不如弃之”。康熙本人，在攻台还是弃台的问题上，长久以来也犹豫不定。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采取灵活的外交方式，促使清廷放弃攻台的动议，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是郑经在公元1674年的悍然出师，在震撼了清廷，宣示了台湾水师的强大战力后，也同样坚定了清廷攻台的决心。同年七月，康熙即下诏，命素来力主复台，先前被解除兵部职务的大学士黄锡衮重新“署理兵部事”。此后，黄大学士的两个妹夫——施琅、姚启圣，一武一文相继得到重用，这两个人，就是后来郑氏家族命运的“终结者”。大清的对台政策，从此不再摇摆犹豫，沿着“平台”的轨道隆隆开进。转向的原因很简单：郑经用事实告诉清廷，台湾始终是清廷的威胁，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威胁。在郑经的一生里，这大抵算是唯一一次对陈永华未能言听计从，后果却是无可挽救的。可这些郑经是看不到的，也没有时间看到。东进福建失败后，公元1680年郑经返归台湾，从此意志消沉，整日不理国事，沉溺于声色犬马中，次年正月十八日病逝。陈永华也没有看到，郑经东征时，留长子郑克臧监国，陈永华辅政，其间与民休息，深得民望，却遭到以冯锡范、刘国轩为首的派系的嫉恨，屡次散步谣言说陈永华欲废主自立。洞察形势的陈永华明智的辞去职务，退休归养，于公元1680年三月病逝。郑经悲痛万分，亲往吊祭，赐谥号文正。郑经死后，原来的“继承人”郑克臧孤掌难鸣，遭冯锡范一派诛杀，郑经小儿子郑克爽即位。海峡对岸的北京城，却弹冠相庆。康熙重臣李光地兴高采烈地向康熙道贺说：陈复甫（陈永华）殒命，台湾指日可待也。指日可待的日子来了，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经多年精心筹备后，原台湾郑氏家族叛将施琅，率水师2万人跨海东征，武装攻台。台湾这边，幼主郑克爽才13岁，辅政大臣冯锡范无远谋，自然乱作一团。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师与郑氏集团刘国轩部在澎湖会战，重创刘国轩。败报传来，全台上下一片慌乱，其间有人提出可迁徙至菲律宾等地，谋求东山再起。却被冯锡范力止，最终在冯锡范、刘国轩等人的主持下，在清军接受了“三不伤”（不伤宗室，不伤官兵，不伤官民）的允诺后，全岛归降。13岁的“幼主”郑克爽被封为“海澄公”，软禁在北京朝阳门外一条胡同，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病逝于北京。后半生家道中落，虽是“公爵”，却无俸禄，其子也屡遭陷害，多遭发配流放。时至今日，这一门郑氏族裔早已不可考。而当时同被遣送至京城的，还有被郑氏集团恩养多年的明宗室成员，被清廷安排世代守护明十三陵，直到清亡。不知一心志在光复河山的郑成功若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可他该怪谁呢？怪冯锡范和刘国轩吗？在这里多说他们几句。先说冯锡范，《鹿鼎记》小说以及影视作品里，他是纵横江湖的武林高手，心机奸诈的大反派。历史上真实的他，却到不了这个高度。有武功不假，郑经留守福建时，他多次浴血冲杀，解救郑经于危难中，清军公元1664年攻陷厦门、金门时，郑氏宗族多人争相归附清廷，唯独冯锡范与陈永华忠心耿耿，与郑经共度难关。于郑经而言，他是个“疾风知劲草”般的忠臣。公元1674年郑经东征，冯锡范以侍卫身份随行，耿精忠的部将刘应麟归降，郑经犹豫不决，冯锡范力主接纳，因此导致了耿精忠与郑经反目，为后来的大败埋下伏笔。郑氏集团参军颜望忠力主征讨菲律宾，开辟新地盘，也被他坚决阻止，后来证明，这些都是错的。与陈永华的矛盾，以及后来辅佐郑克爽篡杀“继承人”郑克臧，其实也是政治派系问题。纵观其一生，这是一个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对主子忠心耿耿的小人。而另一个“投降派”刘国轩，历史上的评价还不错，虽与陈永华不和，但确有军事才能。郑成功东征台湾时，他是水师先锋，郑成功病逝后，他参与黄昭叛乱，拥立郑袭，事败后被郑经宽恕，此后他知恩图报，屡立战功，尤其是在基隆会战里重创荷兰舰队，堪称“民族英雄”。郑经趁三藩之乱再次东征时，他率军所向披靡，连克海澄、南安、安西、永春，逼得清军守将穆黑林上吊自杀，因功被封为“武平伯”。耿精忠兵败后，清军反攻福建，是他在南平寨留守阻击，方才保得郑经全身而退。长久以来，他是清军最难对付的对手。后来台湾郑氏家族投降，他被封为顺清侯，驻守天津，任上为官清廉，兴农安民，康熙三十一年病逝于任上，赐太子太保，观其一生，算是能臣。一个“有忠心却无大才”的小人，一个“百战百胜”的能臣，看似尚可，可惜他们都不是陈永华这般拥有卓越眼光的大才。但将台湾败亡的罪过尽数推诿到二人身上，也有失公平。因为施琅兵临台湾岛的时候，以台湾的实力，是根本无法战而胜之的。面对封建社会回光返照时期的中国大陆，领土、资源、人口处于严重劣势的台湾，从来都是无法硬碰硬的，只要清朝政府战争机器全面开动，集中力量复台，台湾就将无任何胜算，即使能够击退施琅的进攻，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结局。所谓台湾最好的选择，早如陈永华当年所说“以小事大，行韬光养晦之计”，但被郑经轻易地否决了，这个带给台湾二十年繁荣的“明主”，在一念之间，将台湾推进了终结的死胡同，成败，尽在这守成之君。今日台南延平郡王祠有一对联：夫死妇亦死，君亡乃明亡。影射的恰是郑经长子，在政变中被杀害的郑克臧，尽管郑克臧当国，依然无法战胜清军，但是他也许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远征菲律宾。毕竟提倡此议的颜祖望等人都是他监国时的重臣，若如此的话，历史，或许又是另一种假设了。七该怎样评价台湾郑氏王朝？什么样的话最准确？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中国社会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沿着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行进的时候，孤悬海外的大明朝台湾郑氏家族，无意之间，打开了一条新路，坚定地走了22年，迎来了初步的繁荣，却又被重新拉回到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怀抱里。一个全新的窗口，在迎来些许明亮的光芒后，悄然关闭。然后是无奈的结束，平静的沦陷，沉默的消失，遮掩了22年孤悬海外，壮心不改的岁月，留下了大明王朝300年最后一曲余音。引台湾延平郡王郑经的诗作《悲中原未复》一段，作为对这个政权所有的歪曲，以及对于他走过的所有道路的注解。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第二十四章南明的灭亡之路一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文武官员大多投降，崇祯帝煤山上吊，天子守边关，君王死社稷。统治中国266年的明王朝至此灭亡。而后宁远总兵吴三桂向清朝投降，四月十三日，吴三桂与清军联军，在山海关之战中大破李自成20万大军，昙花一现的大顺政权就此崩溃。随后吴三桂充当清朝急先锋，先追杀李自成，再南下进攻南明政权，终助清王朝一统天下，建立了全国一统的大清帝国。后人皆把1644年看做历史的拐点，特别是看成明王朝结束。而事实上，崇祯自尽后，明王朝并未完全丧失生机，当时忠于明王朝的遗臣们，在那一年并未认识到明王朝即将垮台，相反大多认为南明就要开始。在明朝灭亡后继续建立政权的南明王朝，完全有机会免于灭亡，甚至统一天下。然而历史的机会，被一次次无情地错失。且让我们来看看整个过程。公元1644年吴三桂借清兵入关，后人皆认为他是汉奸，但是在当时，许多人不这么看。比如南明名臣，后来死守扬州，不屈而死的南明弘光政权督师史可法，就曾对吴三桂，乃至对清军寄予厚望。在吴三桂山海关破李自成，引兵南下时，史可法大为兴奋，对好友刘宗周赞叹说：“吴将军（吴三桂）忠义，欲效忠武也。”把吴三桂比作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吴三桂借清兵的行为，被看做是郭子仪借回鹘兵平定安禄山的翻版。在彼时南明政权内部，“借掳平寇”是许多大臣的共识，包括史可法、钱谦益等名臣，眼中的首要敌人，依然是逼死崇祯的李自成。今人在说清朝南下时，总说是筹谋已久的雄才大略，其实在占领北京后，在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上，清朝方面也是几度犹豫。比如和多尔衮同为辅政大臣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就曾对多尔衮说到：“占中原不足持久，不如尽早北归。”而许多王公贵戚也担心清朝难以立足，皆主张抢掠后北撤。真正力主清朝建立政权的，是洪承畴等降清的汉官，在几度犹豫之后，彼时执掌清朝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最终决定在中原立足。为了争得皇室贵族的支持，清军在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圈地令”，允许王公贵族在中原圈地，并有免税待遇。有了“既得利益”，清朝上下这才同心同德，开始了全国统一战争。从当时的实力分布看，局面对清王朝未必有利。清朝在赶走李自成后，控制区域不过是淮河以北、陕西以东的土地。在当时，江南大地依然掌握在南明政权手里。公元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从军事力量看，南明弘光政权拥有兵力100余万，且拥有富庶的东南大地，即使不能收复中原，划江自保绝无问题。外加张献忠尚在四川，李自成余部也四处活动，清朝统一全国，论局面，远难于北宋灭亡后的金朝。但南明政权自己给清朝帮了忙。今人皆说南明弘光帝荒淫，但南明最大的问题却是“党争”。朱由菘登基前，围绕着谁继承帝业，各方势力相互冲突，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则想立路王朱常芳，冲突的结果是折中了——福王朱由菘即位为帝，改年号为弘光。弘光政权的势力，主要就是东林党和阉党。东林党以礼部尚

以在国内赢得最高的荣誉，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可笑的家伙，那他可就彻底完了。诬蔑他可以反击，辱骂他可以横眉冷对，但是对于嘲笑他就毫无抵御的办法了。奇怪的是，上帝没有任何幽默感，但是魔鬼却经常使用嘲讽来阻碍一个有着雄心的人去奋力追求完美。马基雅维里很看重和他一样的其他佛罗伦萨公民们对他表示出的敬意，以及共和国首脑们对他发表的意见所赋予的关注。他对自己的判断颇有信心，他也很有野心去谋求更重要的职位。他头脑很明白，看出在追求奥莱莉娅但却没有成功这件事上，他扮演了一个滑稽的角色。这件事要是在佛罗伦萨被传出去，那他就会成为一个大大的笑柄，听任野蛮的取笑和残酷的含沙射影摧残而无能为力。当他想到他的不成功的历险会刺激某些佛罗伦萨人恶毒的智慧，进而创作出一些讽刺性的短诗来嘲弄他时，他打了个让他冷彻脊梁骨的寒战。就是那位经常被他作为嘲笑对象的朋友比亚乔，也会乐意看到有这么一个机会将往年被嘲笑的旧账清算一下。他必须堵住皮埃罗的嘴，否则他就完了。于是他以一种亲热友好的态度将手放在了小伙子的肩上，脸上带着愉悦的笑容。但是他的那副紧紧地盯着对方的眼睛的，明亮犀利的小眼睛，却是冷峻和坚硬的。“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告诉你，亲爱的孩子，命运无常多变。她会赐予你权力，荣誉和财富，也可以置你于被奴役，声名狼藉和贫穷的境地。公爵也是命运手中的一个玩物而已。命运之轮稍稍转动个方向，就会将他抛进毁灭的深渊。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需要你在佛罗伦萨的朋友们的帮助。所以，得罪于那些在你危难之际可以对你施以援手的人，是不明智的。共和国对于那些脱离自己队伍而投弃不为共和国所信任的人的旧部属，向来是保持着警惕的。如果流言蜚语正好进了哪个当权者的耳朵，将会轻易地导致你的财产被充公，而你的母亲则会被扫地出门，在亲戚那里寄人篱下。共和国的手臂可以伸得很长，如果她认为有必要，她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个为了几个杜卡特金币而愿意杀人的加斯孔亡命之徒，将匕首插进你的后背。他们也可以让一封信送到公爵的手上，揭发你是佛罗伦萨的一名间谍，通过刑讯你会承认这一揭发确实是事实，然后你会像一名普通罪犯那些被处以绞刑。这会让你的母亲心碎的。所以为了你自身的缘故，况且你也是爱惜自己身家性命的人，我建议你谨言慎行。说出你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是不明智的。”马基雅维里的目光盯在皮埃罗褐色，水汪汪的大眼睛上，看得出小伙子听明白了。“不用担心，大人。我会守口如瓶的。”马基雅维里轻轻地笑了。“我就知道你不傻。”马基雅维里觉得他当下要慷慨地赠送一件分手礼物给皮埃罗，而且宁可慷慨得过头也不要被看成还不够慷慨。尽管这样做会让他余下的盘缠仅仅够维持到他抵达佛罗伦萨。他掏出了五枚杜卡特金币，交给皮埃罗，作为他的分手赠物。“你这段时间为我服务得周到又忠实。”他说道。“我回去之后，将会十分高兴向比亚乔汇报你是如何充满热忱地为我和为共和国的事业效力的。”他充满感情地亲吻了小伙子的脸颊，手拉手下了楼。皮埃罗牵住了马头，让马基雅维里上了马。他在马基雅维里的坐骑一侧跟着走，直到到了城门。他们才彼此道别。第三十五章马基雅维里用马刺轻轻地碰了一下胯下的坐骑，马儿于是开始慢跑。两个仆人在后面紧紧地跟着。他今天的脾气很糟糕。不可否认，他们彻底地愚弄了他，提莫提欧神甫，奥莱莉娅，她的母亲，还有皮埃罗。他不知道他究竟应该对谁感到最为恼火。更糟糕的是，他不知道他今后怎样才能和这些人扯平，他们把他当作笑料大大地开心了一番，但是他却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当然奥莱莉娅是个傻瓜，像所有的女人那样狡猾，但终归还是个傻瓜，否则她不可能会舍弃一个正当年，有阅历，又受到他自己的政府重托进行重大谈判的人，去低就一个有着漂亮脸蛋的男孩子。没有一个聪明的人会否认世人的同情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令人反感的。玛丽埃塔就一直告诉他说，她喜欢他的头发长在他脑袋上的样子，她说那就像一层黑色的天鹅绒。真的要感谢上帝赐予了他玛丽埃塔，总算有个女人你可以信任，你可以离开她半年之久却又能放心她绝对不会左顾和右盼。确实玛丽埃塔近来让他有些烦心，时不时通过比亚乔向他抱怨为什么他还不回来，为什么不写信回家，为什么走的时候什么钱都没有留下。不过，在她那种处境中，女人们变得暴躁易怒是可以理解的。他离开家有三个半月了，她的肚子应该变得很大了，他在想她什么时候会生孩子，他们已经打定主意以他那已经去世的父亲伯纳多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孩子，如果是个男孩子的话。而且，如果她抱怨他长时间不在家，也是因为她爱他，这个可怜的娘儿们。能回家和她团聚也不错，这就是娶个老婆的好处，当你要她的时候她总是会在那儿等你。当然她不是那种像奥莱莉娅一般的美人，但是她有品德，这点比卡特琳娜的女儿强多了。他后悔没能早点想到给她带上一件礼物，因为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他身上已经没有钱了。他希望自己没有在奥莱莉娅身上花费了那么多钱。有围巾，手套，有玫瑰油，还有那条给卡特琳娜的金项链，哎，不是，不是金的，是纯银镀金的项链。如果她有那么一丁点的体面的话，她至少可以把这条项链还给他。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正好可以拿来送给玛丽埃塔，这会让她很高兴的。但是女人什么时候会还给你从你那里收到的礼物呢？她就是一个老鸨，而且还不诚实。她很清楚那条项链是马基雅维里付给她的货款，目的是让她为他安排与奥莱莉娅幽会的事。当她无法兑现答应好的物品时，她至少可以退还用来购买这件物品的货款。她是个被人抛弃了的老淫妇，他第一眼看到她时就想到了这一点，而且乐于为别人牵线搭桥，行那些她自己已经无法再做的苟且之事。他敢用一个杜卡特金币打赌，是这个老女人把皮埃罗和奥莱莉娅带到了床上。当他们吃着他让皮埃罗送去的阉鸡和糕点，喝着马基雅维里的葡萄酒，却让葡萄酒的主人在凄冷的夜雨中在门前干等时，他们一定笑得很开心。如果巴托罗缪不是那么蠢的话，他绝对不会将自己老婆的贞操托付给这么一个女人。有那么一会儿时间马基雅维里的思想转到了那个肥胖和愚蠢的人身上。这些事之所以发生，都是他的过错。“如果他对她进行了妥善的看管。”马基雅维里对自己说道，“我就会明白没有什么值得去做的事，而且我也不会去尝试了。”巴托罗缪是造成那样一个结局的罪魁祸首。但是当马基雅维里为了表示不能准时赴约的歉意，而向奥莱莉娅送去那条昂贵的围巾时，他真是太傻了。而且他还一大清早就派人送去，明明可以派其他人去，却又偏偏派了皮埃罗去，当时他虚弱无力，嗓音嘶哑，却又急着将围巾送去，为着是赶在巴托罗缪回来之前将礼物送到。这些人肯定在背后偷偷地笑死了！并且，皮埃罗会不会又趁着这个机会去……他们在一起倒也般配，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是对这两个人耿耿于怀，过不去心里那道坎。而且，最让人气愤的是，他不仅在她身上挥霍了那么多费钱的礼物，他还讲了他最好听的故事来逗她开心，唱了他最拿手的美妙歌曲来施展魅力吸引她，他还奉承她，总而言之，他做了一个男人为了讨好一个女人所能够做的一切事情。但是，到头来，一个穷小子，就因为他只有十八岁，长得好看，就不费吹灰之力把马基雅维里花了一个多月，耗费了超出其财力范围的金钱去追求的东西拿到了手。他想知道皮埃罗是怎么将这件事办成的。也许是卡特琳娜，出于对巴托罗缪收养他外甥的恐惧，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他想像着卡特琳娜可能会讲出的话语。“我说，我们该怎么办才好？我们不能整个夜晚就这样等他。看上去要浪费这次机会了，真有点可惜。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奥莱莉娅，我不会犹豫。看那小伙子的红扑扑的脸蛋和漂亮的鬈发，他就像市政厅里挂着的那幅画像中的阿多尼斯。在我看来，如果要我在他和那个长着一幅灰黄色皮肤，长鼻子和小眼睛的尼科洛大人中间挑一个的话，我说，这简直没法比，我亲爱的。我敢说，你想要做的事，这个小伙子会比那个瘦骨嶙峋的书记官大人做得更好。”一个坏女人。一个邪恶的女人。为什么她会愿意让一个男孩，而不是一个见过世面的有智慧的人来做她外孙的父亲，这一点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但是也许根本就不需要卡特琳娜发表她的意见。确实，那个男孩看上去很纯朴，看上去有一点害羞，但是人的外表是有欺骗性的。他很有一些伪装的能力，因为他从来没有流露出他和奥莱莉娅有暗通款曲的迹象；而且他是一个冷静的，厚颜无耻的说谎的家伙。唯一一次他有些尴尬是当马基雅维里注意到了他的那件衬衣，然而他又是多么迅速地恢复了镇定，又是用怎样的一种厚颜去迎接主人无言的指责！他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可以很坦然地亲吻奥莱莉娅的嘴，当他发现她没有不愿意的意思时，就将手从她的背心两个乳房之间的开口处伸了进去，接下去谁都可以想象发生了什么事。马基雅维里的想像力从巴托罗缪的卧室延伸到了巴托罗缪的床上。“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子。”马基雅维里恨恨地低声嘟哝着。他纯粹是出于善良的性情让皮埃罗这次和他一起旅行的。他为这孩子做了所有能够做的事。他介绍他认识了那些值得认识的人，他尽力去塑造他，告诉他应该如何待人接物，简单地说就是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不遗余力，毫无保留地教会他在这个世界上与人打交道的方法和门道，如何交友，又如何去影响别人。然而这就是他得到的回报，让他心目中中意的女人在他的鼻子底下被人抢走。“不过我至少让他明白了要畏惧上帝。”马基雅维里明白，当你对你的恩人施展了一个肮脏的把戏，坑了你的恩人，这种事是不能向朋友们去炫耀的，因为这个原因，这事带来的乐趣也就减少了一大半。想到这里他觉得一丝安慰。但是他对于奥莱莉娅，皮埃罗，卡特琳娜和巴托罗缪所有人的恼怒，与他对于提莫提欧神甫的痛恨相比较，就算不了什么了。就是那个两面三刀的恶棍破坏了他精心布置的计划。“现在他去佛罗伦萨为四旬斋的布道会做证道的机会可是大大地增加了。”他恨恨地切齿低语。他从来就没有打算推荐这个僧侣去担当那项任务。但是想到，假设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现如今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个打算，他又不禁觉得一阵满足。这个人是个流氓。怪不得基督教正在渐渐失去人心，当宗教界的人士再也没有诚实，再也没有是非观念的时候，芸芸众生就变得邪恶，放荡和腐败了。被愚弄了，被愚弄了，他被所有的人愚弄了，但是最恶毒的愚弄还是来自于这个流氓恶棍一样的僧侣。他们在路边的一家客栈停下来吃饭。食物很糟糕，但是酒还不算太坏，马基雅维里于是喝了个够。在酒精的作用下，当他再次跨上马鞍继续他的旅程时，他眼中的世界变得稍微明亮了些，不再是漆黑一团了。他们沿途路过了牵着牛的农民和骑着满载负荷的毛驴的农夫。他们也遇到了不少旅行中的人，有些徒步前进，有些则是骑着马匹。有那么一会儿时间马基雅维里的思绪又回到了公爵身上，他心里琢磨着在他追求奥莱莉娅不果的这件令人失望的事情中，公爵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这是公爵对他开的一个玩笑，公爵就像隐藏他的所有的计划那样对所有其他人隐瞒了这个玩笑；如果这是一个拉他入伙的阴谋，公爵到现在这个时候也明白这个计划是失败了。接着他的思绪又转到奥莱莉娅身上。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是没有用的。四个月前他还没有见过这个人呢。为了一个只见过五六次，交谈也不过只有五六句话的女人如此耿耿于怀，实在是有些荒唐。被一个女人引上了钩，到最后的关键时刻却又让这个女人耍了，这样的男人多了去了，他绝不是第一个。对于这种事情，一个有智慧的人会辩证地去看待。幸运的是，知道整个事件真相的有限的几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此事守口如瓶。受到如此的愚弄自然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但是如果这是一件只有当事人本身知道丢了脸的事，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忍下这口气。关键是将这件事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待，于是马基雅维里就刻意去这么做了。突然之间，他发出一声惊呼，手中的缰绳也一下子勒紧了，他胯下的马匹，觉得主人好像是要停下来，一下子停了下来，结果马基雅维里由于惯性身子朝前冲了一下。他的仆人们追了上来。“有什么事情吗，大人？”“没有，没有什么事。”他继续骑马向前。马基雅维里的惊呼和本能的身体动作是由于他脑海中刚刚闪过了一个念头。一开始他以为自己要呕吐，接着他意识到他获得了一个灵感：他突然之间意识到，在这个故事中，有着一出戏。通过用写剧本的方式他可以向那些嘲弄和掠夺他的人们实施一下报复。他可以狠狠地置他们于被嘲笑和被唾弃的境地。他胸中的不快消失了，当他再次踏上归途的时候，他的想像力活跃起来，他的面孔由于恶毒的快乐而发出光来。他要把剧本的背景放在佛罗伦萨，他觉得以故乡那些的熟悉的街道作为背景，他会在创作上更加自在一些。人物都是现成的，他只要将他们的某些性格特征强调一下就可以满足舞台的需要了。譬如说，巴托罗缪应该比真人要更加愚笨和轻信一些，奥莱莉娅则需要更加天真和驯良一些。他已经决定将皮埃罗塑造成一个拉皮条的人，会负责设计出一套男主人公将要使用的欺骗手法，而且他会是一个相貌不坏的小混混。剧本大体的轮廓已经在他心中成形。他自己将是剧本中的主人公，他要给自己取的名字也迅速地想好了——卡利马科。在剧本中，他是一个佛罗伦萨人，英俊，年轻和富有，在巴黎待过好些个年头，这样马基雅维里就可以对那些他既不喜欢也不尊敬的法国人发表一些尖刻的评论，另外，这个主人公从巴黎回到佛罗伦萨之后见到并强烈地爱上了奥莱莉娅。应该给她取个什么名字呢？卢克莱齐娅。他决定用一个以贤德而著名的罗马的贵妇来命名女主人公，这个历史上的卢克莱齐娅在被泰昆尼亚斯强奸后用短剑自杀了，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不禁窃笑了。当然，剧本将以一个皆大欢喜的方式结局，卡利马科将会与他心爱的女人最后欢度了一个春宵。阳光从蔚蓝的天空照耀下来，田野上还有一些残雪，马蹄之下的道路却冻得颇为坚实。马基雅维里穿得很厚实，正为自己脑海中的构思和创作愉快地兴奋不已。他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意气风发的感觉。眼下他脑海中只有一个主题而已，现有的材料要达到戏剧的效果也还太过平淡了些，他也清楚，他必须要想出一个喜剧化的策略来设计一个连贯一气的情节，将他心目中的那些场景串起来。他想寻找的是一个精彩的主意。让观众们能够大笑，并且，一方面自然而然地导向他最终将心上人勾引到手的大结局，另一方面又让他能够显示出奥莱莉娅的单纯，巴托罗缪的愚蠢，皮埃罗的恶棍性格，卡特琳娜的放荡和提莫提欧神甫的流氓行径。在剧中这个神甫将是一个重点人物。当想到他将最终可以揭露这个神甫的本来面目，他的贪婪，他的厚颜无耻，他的狡诈和虚伪时，沉浸在想象中的马基雅维里激动地搓起了手掌。他会给所有的人起个假名字，但对提莫提欧神甫他会用真名，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是一个多么伪善和狡诈的人。但是他还是想不出用一个什么样的主意来构造整个剧本，使戏中的人物动起来。这个主意必须是出人意料甚至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因为他打算写的是一部喜剧，情节必须是如此逗乐，以至于人们要惊讶地倒抽一口凉气，然后又开怀大笑。他很熟悉古罗马的剧作家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作品，于是他

备立宪以端方为首的五大臣终于考察完毕回国了！1906年夏秋之际，经过半年多的海外考察，出洋大臣回到中国。这半年对这些人来说，确实是神奇的半年！面对着那些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生事物，他们叹为观止，深受感触。他们也终于明白了议会、执政党、在野党、君主立宪、责任内阁这些新鲜名词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见识看涨，不过你要让他们写出什么有深度、有水平的报告，那也是强人所难。即使是相对水平最高的端方，笔杆子也是不行的。但令人意外的是，端方在接受慈禧老太太的召见时，很镇定地拿出了此行的成果：《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等考察报告。虽然慈禧被端方忽悠过去了，但我们得揭开事实的真相——这两份报告是端方请枪手写的，枪手是梁启超。端方果然不是普通人，敢摸慈禧老太太的老虎屁股！端方他们还在考察的途中，就知道自己憋不出来什么有水平的文章。还好端方的声名不错，有很多人才愿意投奔他这个开明人物。他手下有个人称“凤凰才子”的湖南人熊希龄，毛遂自荐说：我有些人脉，愿意找枪手一试。熊希龄想到的枪手不是别人，正是在本书中已经很久没有戏份的梁启超。梁启超从戊戌政变前开始专攻君主立宪，至今已近十年，理论水平超卓。于是，熊希龄来到日本，找到了有过交往的朋友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说了自己的目的：五大臣做躯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赛狗的时候，正是你闭户著作的时候。他们逛得厌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梁启超当然愿意借尸还魂。当年政变没有成功，现在换一个方式实现自己的抱负，那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让慈禧吃瘪，令梁启超壮怀激烈，忍不住独上高楼，回望故里，于千万里之外缅怀当年在戊戌政变中壮志未酬的兄弟们：我已经替你们收了一笔利息，至于剩下的，也会还清的！你们安息吧！……所以，等到端方回国的时候，考察报告也就写好了。除了端方，另一名出洋考察干部载泽也给老太太带回了一样特别的礼物：伊藤博文告诉他的“三个有利于”——君主立宪有利于皇位永固、君主立宪有利于外患减轻、君主立宪有利于消弭内乱、慈禧看过之后觉得很有趣，她也想试试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在不威胁到自己权力的情况下，早日实行新制度，实现与西方接轨的新生活，保大清江山绵延万年。1906年9月1日，慈禧同意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的宪政考察报告，参考日本的政改经历，颁布“预备立宪”的诏旨。预备立宪正式开始。锐意改革袁世凯完整的立宪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教育改革；二是设立国会；三是实行地方自治。这么复杂的动作，准备工作自然十分艰巨，非一朝一夕所能促成。所以政府要搞预备立宪，一步一步慢慢来。可第一步从哪里开始？好在有一条现成的规律可以用：“政治改革先从行政改革入手。”经过一番争论后，慈禧拍板决定：咱们就从官制改革入手。官制改革，即干部人事体制改革。慈禧命镇国公载泽主持干部体制改革工作。不仅因为载泽的“三个有利于”打动了她，更因为载泽是根正苗红的皇室宗亲，是她的侄女婿。不过，载泽喊喊口号、做做报告是合格的，但办事就不行了。干实活求实效这种事情，那还得交给改革家袁世凯来做。论实力，袁世凯手握北洋六镇精兵，还身兼八大要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论声望，凭袁世凯这些年的改革成绩、凭袁世凯为推动立宪而付出的努力，天下无出其右者！所以有实力、有声望的袁世凯，有了大量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都是学贯中西的难得人才。现在，这些人才如张一麐、金邦平等人都是载泽的重要工作助手。更关键的是，拜托庆亲王奕劻同志对袁世凯工作的一贯支持，袁世凯成功地把杨士琦同志输送到了载泽手下做提调，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袁世凯是官制改革的真正主持者。袁世凯在一众得力手下的协助下，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拿出了一个全面改革官制的初步方案——《新官制改革案》。该方案内容繁杂，这里就不多说了。简单描述如下：一、取消军机处，设置责任内阁，限制君权；二、设立资政院作为国会的初级版本，在国会未成立前，以资政院代替国会作为立法机关；三、改大理寺为独立的大理院，作为全国高等审判机关，与行政权脱离，行政官不得干涉；四、设立行政裁判院，取代都察院，作为全国人民投诉政府的最高诉讼机关；五、取消礼部、翰林院、宗人府等冗余机构。一句话，袁世凯要限制君权，初步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可以预见，改革之后，清朝贵族的权力会受到极大削弱，满人独裁的政治局面将被打破，冗余的官员都要回家当奶爸。虽说有点大刀阔斧，但重病下猛药，也无可厚非，更何况人民群众欢呼改革的声音如雷贯耳！袁世凯作为一名非常清醒的政治人物，当然能够预见到公布这份方案后他将会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但他不怕。既因为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钩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袁世凯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也因为袁世凯已对此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想得很透彻：改革虽然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他相信满人大臣并非铁板一块，可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所以他诱之以利，支持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所以他动之以情，不时地和端方畅谈立宪强国之梦……他相信这些人是他消灭反对声音的好盟友！因此，袁世凯开始期待即将举行的官制改革讨论会议。讨论会如期举行，袁世凯果然遭遇到他意料之中的激烈反对。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叫做载沣。请大家记住这个家伙，要说1906年后的中国，这位仁兄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载沣，光绪胞弟，现年22岁，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背叛他哥哥光绪的行为一直怀恨在心。半年前他有了一个宝贝儿子，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末代皇帝溥仪。不等袁世凯介绍完改革方案，载沣已被袁世凯意欲削弱君权的想法气得七窍冒烟，大发雷霆：狗屁不如的方案，太嚣张了，你眼中到底还有没有主子！但袁世凯仍然以礼相待，不卑不亢地解释道：我知道动作是大了点，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不赶紧认真预备立宪，仍悠忽因循，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疆域日蹙，国势势必不如今日之朝鲜！总之，袁世凯认为既然大家已就官制改革达成了共识，那么就应该乘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一步到位。载沣听到袁世凯敢和他顶嘴，更加火冒三丈，拔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前，大声叫道：你如此跋扈，我要替主子毙了你这个奸臣（醇王（载沣）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袁世凯）放射——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关键时刻，奕劻站出来做和事老，阻止了一起枪杀案的发生。除了暴走的载沣，坚决反对的还有军机大臣铁良。他反对“裁撤军机处代之以内阁”，因为内阁大臣不像军机大臣那样可以兼职。而铁良作为满人贵族中的少壮派，铁定会出任内阁大臣，所以他将同时失去财政权（户部尚书）和兵权（练兵处会办），这是他不能接受的。铁良的反对，在袁世凯眼中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因为袁世凯擅长用利益打倒利益，只要给他一点时间，他一定能找到令铁良满意的利益交换筹码。但是，袁世凯还没有来得及征服铁良，就被一个出乎意料的对手逼向了绝境。因为精明了一辈子的袁世凯终于漏算了一回，他的对手可不只是满族亲贵。出乎意料的对手几天后，御史赵炳麟上《新编官制权属内阁流弊太多折》，对慈禧说：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集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赵炳麟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民主宪政制度，内阁是要受国会（议院）监督的，而现在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案》设立的资政院只是一个简化版的国会，没法对内阁形成足够的威慑，如果遵照这样的程序进行官制改革，必然造成内阁总理专权。袁世凯想置君主于何处？这小子居心不良啊！赵炳麟还嫌这个理由不够劲道，又上了一个更猛的折子：太后，袁世凯在没有成立国会时先成立“责任内阁”架空皇权，主要是出于一箭双雕的邪恶目的。他在戊戌政变中得罪了光绪皇帝，因此他一直很担心皇帝复出找他算账。而现在他这么做，即便您哪天去世了，一个无权的光绪皇帝复出，那也是无法找他报戊戌之仇的。太后，咱们再往深里想想，表面上看起来他只是为了避祸，说不好避祸只是掩护他借机篡位的烟雾弹（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己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赵炳麟《津院奏事录》）！你要是以为这位把坏话讲到入木三分的赵炳麟是个阻挠政治改革的顽固守旧派，那你就错了，其实他只是一个打手而已。这些坏话都是他背后的高人教他说的。这位高人就是现任军机大臣瞿鸿禨，瞿鸿禨的打手很多，但说坏话说得最好的肯定非赵炳麟莫属。但瞿鸿禨一介汉人，他为什么要阻碍除旧布新、改革弊政的好事？一般说来，官位显赫的朝廷大员们，极少是道德败坏、生活糜烂而毫无能力之人，都还有那么值得一提的一面。如瞿鸿禨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廉洁，廉洁到眼里揉不得沙子。所以他很看不起像奕劻那么贪婪、袁世凯那么爱投机钻营的人，尽管此刻的袁世凯和奕劻正在做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在瞿鸿禨眼里，仁义道德第一，国家前途第二。改革什么的可以先放一放，把袁世凯和奕劻这种道德不高尚的官员打倒了再说！所以，军机大臣瞿鸿禨不仅派出最得意的手下赵炳麟攻击袁世凯，还多次单独求见慈禧，反复重申他的观点：太后，袁世凯祸心弥天，他热衷鼓吹内阁制纯属不怀好意。内阁总理取代军机处，不仅仅是换一个名称的问题，它一旦成立，一切用人行政的大权，都由总理大臣会商决定，太后您的用人大权从此旁落。他是想削弱太后您的权力搞专制啊！万万不可批准（袁世凯欲乘机行责任内阁制，俾奕劻以总理大臣握行全权……采鸿禨之议，仍用军机处制——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不愧是跟随慈禧多年的近臣，坏话说得有水平，半真半假，由不得人不相信。尤其是后半部分：内阁确实是一个分权的机构，慈禧确实担心到了心眼里，她什么都可以让，但权力绝对不会让。历经磨难，她才终于走到舞台中央，她喜欢现在的一切，不想失去权力！慈禧终究还是老了，在权力面前，她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西化改革思想，越来越保守！经过一夜的认真思考，慈禧发出重要指示：为了让改革继续顺利地进行，咱们在这次改革中“五不议”——军机处之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至于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案》，就由瞿鸿禨同志和奕劻拿回去根据“五不议”原则做最后的修改吧！在瞿鸿禨完成慈禧交给他的作业之前，先来驳斥一下瞿鸿禨和他的小弟们攻击袁世凯的论据。第一，作为拥兵自重的汉人大员，袁世凯希望借立宪之机进入内阁，甚至做内阁总理的心思都是可能存在的。但是，要说袁世凯想借内阁实行专制那纯粹是胡扯。官制改革草案的被否，本身就说明了政治反对派的强大，一旦袁世凯所主张的责任内阁成立，虽然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会监督，但也有政治反对派实质性的制衡，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出现内阁专制。第二，退一步讲，即使出现了内阁专制，它也是一种比单纯的君主专制先进得多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必要的过渡形式。因为根据历史经验，英、法、德、日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首相专制阶段，但它们都先后走上了自己的强国之路——罗伯特·沃波尔，英国第一任首相，在位近二十一年，英国的经济实力在其执政期间得到长足发展。黎塞留，法国首相，极端专权，在位十八年，推进了法国的统一和富强。俾斯麦，普鲁士首相，擅长撇开议会，独断行事，人称“铁血宰相”，在位期间结束德国的分裂，一统德意志。伊藤博文，日本第一任内阁总理，在任期间利用手中大权，打压政治反对派，但日本在他手中走上强国之路。所以，瞿鸿禨的理论完全站不住脚，他根本不应该用“袁世凯有心图谋内阁专制”的理由来阻挡宪政改革！好了，对瞿鸿禨同志的批判到此为止，因为他已经等不及展示他的修改成果了。不过，与说坏话的本事相比，这位仁兄的业务能力就差远了。看瞿鸿禨的方案，似乎也就是照抄袁世凯的方案而已嘛，不对！他删掉了很多东西，破坏了袁世凯“削弱君权，让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本意。譬如瞿鸿禨虽然留下了内阁，但形同虚设。因为他保留了超然于内阁之上的军机处，皇帝仍然可以通过控制军机处来操纵国家大事。他自己更是军机大臣和内阁大臣一肩挑，这还不算，他还把自己的亲信林绍年给弄进了军机处。要知道即便算上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和另外一名军机大臣世续，军机处一共才四人而已！如此看来，瞿鸿禨的确不贪钱财，因为他贪的是声名和权力！他与袁世凯、奕劻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权力之争！慈禧在看过瞿鸿禨的方案之后，深感贴心，颇为满意：就照瞿爱卿的方案办理吧。万民仰望的官制改革，就这样结束了。很多人都不满意这个结果，立宪派不满意、人民不满意，但要说最不满意的，肯定是袁世凯。因为在瞿鸿禨同志的大力推荐下，众多御史都把袁世凯当成了扬名立万的垫脚石，一顿猛踩。但他们给袁世凯安的罪名都差不多：妄图削弱君权，专权跋扈，想做曹操！舆论压力太大了！袁世凯迫于巨大的压力，他主动找到慈禧，表示自己愿意免去除直隶总督一职外的各项兼差，还说他掌握的北洋六镇除第二、四镇因“直隶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仍须由自己掌握，其余四镇均交归国家陆军部。尽管慈禧对袁世凯热衷于“君主立宪”的居心很是怀疑，但对袁世凯主动削权这种识大体、顾大局的行为还是表示了高度的赞赏。总之，慈禧十分高兴地答应了袁世凯的请求。袁世凯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天津。失望！愤怒！一年多以来，万般辛苦，劳力劳心、奔走呼号，却收获了如此结果！袁世凯本就不是一个容易认输的人，他当然要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抗议。报复对方就是他最好的表达方式。既然在官制改革中被狠狠地摆了一道，那就在接下来的地方自治中找回来！再胜虽然官制改革的结果很不令人满意，但也算是装了个样子，把民众勉强忽悠了过去。就这么一个样子货内阁，自然是用不上国会了，所以接下来的改革唯有地方自治。朝廷最终的决定是：从东三省入手，先行试办，然后推广全国。感谢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同志对袁世凯工作的一贯大力支持，负责东三省改革的大员人选，全出自袁世凯麾下，被袁世凯一家包干：总督徐世昌，吉林巡抚朱家宝，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奉天（辽宁）巡抚唐绍仪。瞿鸿禨一看名单就急了：抗议，抗议，我抗议！但他也知道，光抗议是没有用的，关键还得看行动。得派人好好侦察一下，看看这四个人谁的屁股不干净！谁不干净就干掉谁！没过多久，手下就向他报告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经过缜密侦察，发现徐世昌、朱家宝、唐绍仪的屁股都很干净，但段芝贵的屁股有点臭！因为他的黑龙江巡抚是靠性贿赂换来的，他买来天津名妓杨翠喜献给奕劻的公子载振，以此作为进身之阶。干得漂亮！瞿鸿禨口头奖励完手下，便找来得力干将“三霖（麟）”——赵炳麟、赵启霖、江春霖，示意他们把奕劻、载振父子和段芝贵弹劾下来，破掉袁世凯和奕劻的联

对孩子在钱桌前面站成一排。男孩手持拐杖，女孩怀抱娃娃。米斯纳眼睛看着他们，辨别着台上的孩子，却有了时间从容考虑对帕特问题的回答。四个加里家最小的女孩：霍波、查斯特、拉弗利和波尤尔；狄娜·普尔；还有一个是派阿斯·杜波列斯的女儿琳达。随后是男孩子，装模作样地握着拐杖，两步一并地走向收款柜台。皮斯和索拉莱因·朱里的两个孙子：安塞尔和叫作福卢特的那个；乔－托马斯·普尔与他妹妹狄娜配成一对；德鲁和哈里特·波森的儿子詹姆斯；佩恩·桑兹的孩子罗卡斯；蒂莫西·西赖特的两个孙子史蒂芬和迈克尔。戴面具的孩子中有两个显然是比彻姆家的罗约尔和迪斯特里——虽说只有十五六岁，可身高已过六英尺了——剩下的两个米斯纳就说不准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表演。通常在圣诞节前两周演出，每年的这时他会回佐治亚探家。今年的行程推迟了，因为全家团聚定在了新年。如果安娜同意，他就带她回去，让家里人看看她，而且照他的设想，也让她见见他们。他已经向主教暗示，他打算换到一个新教区去。当然不着急。不过他拿不准自己在鲁比是不是充分发挥了作用。他曾经考虑过，什么地方都好，只要那儿有年轻人可教可谈，基督就既是法官又是勇士。白人不仅对基督精神没有专利，反而常常成为障碍。耶稣从白人宗教中获得了自由，而他想让这些少年明了，他们不必去祈求尊重，尊重已然在他们身上，他们需要的只是显示出来。但他在鲁比遇到的阻力使他心力交瘁。他越来越多的学生由于他灌输的信仰而遭到指责。眼下，帕特·贝斯特——他们俩每周四下午共同教授黑人史——正在诋毁他的《圣经》班，她把自我尊重混同于狂妄自大，把作好准备混同于拒不服从。她以为教育只是懂得怎么找到工作就够了吗？她看来和他一样不再信任鲁比这些冥顽不化的人能够把握未来，但她也不鼓励变革。黑人史和旧时成就的一览表对她就足够了，但对这一代却还不足。得有人和他们谈话，倾听他们的心声。否则……“你比别人都清楚，这些年轻人有多精明强干。比谁都清楚……”他的话音在《寂静之夜》的乐声中袅绕着。“你认为我教他们的东西还不够好？”她猜透了他的心思？“当然好极了，只是还不够。世界之大，我们不过是沧海一粟。他们想了解非洲——”“噢，求你了，牧师。别让伤感在我身上蔓延了。”“如果你把自己从根上砍下，你会枯萎的。”“根忽略了枝，就会变成白蚁的尘渣。”“帕特，”他带着略略吃惊的口气说，“你鄙视非洲。”“我没有。非洲只是对我毫无意义。”“什么又有意义呢，帕特？什么对你有意义呢？”“元素周期表和化合价。”“悲哀，”他说，“悲哀又冷漠。”理查德·米斯纳转过身去了。罗卡斯·桑兹离开了那群神圣家族的人，对着戴面具的人高声而嘶哑地喊道：“还有房间吗？”戴面具的人面面相对，然后背对着请求者，再彼此背对着，之后他们像怒狮般摇着头，吼叫着：“从这儿走开赶你们的路吧！走吧！这儿没你们的地方！”“我们的妻子怀孕啦！”罗卡斯用拐杖指点着。“我们的孩子快要渴死了！”波尤尔·加里举起一个娃娃。戴面具的人摇着头，吼叫着。“跟我这样说可不好，理查德。”“对不起？”“我可既不悲哀又不冷漠。”“我指的是周期表，不是你。把你的忠诚局限于分子，仿佛——”“我不局限于任何事情。我只是不相信对外国的愚蠢奉献——而非洲正是外国，事实上是五十个外国—是这些孩子的一种出路。”“非洲是我们的老家，帕特，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真的不感兴趣，理查德。你想找些外国黑人来认同，为什么不找南美洲的？要不德国，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那儿有些棕肤婴儿，你可以很高兴地和他们联系。也许，你找的只是没有奴隶制的过去时代？”“为什么不呢？在奴隶制以前有一种完整的生活。我们理应了解其情况。如果我们要摆脱奴隶心理，那就要这样。”“你错了，如果那是你的土地，你根本没法耕种。奴隶制是我们的过去。什么也改变不了那一点，当然非洲也不成。”“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帕特。整个地球。分离我们，孤立我们——这始终是他们的武器。孤立杀害了几代人。那是没有前途的。”“你以为他们不喜爱他们的孩子吗？”米斯纳摸着上嘴唇，发出一声长叹。“我认为他们到死都爱孩子。”戴面具的角色连连低头鞠躬，到桌子底下举出一张张的方块软纸板，上面画着食物。“来，拿上这个，离开这儿继续上路吧。”他们把画的食物扔到地上，笑着跳来跳去。神圣家族的人退到后面，像是有蛇被扔到了他们跟前。他们用食指指着，挥着拳头，唱道：“上帝会粉碎你。上帝会粉碎你。”观众也哼着附和：“是的，他会的。是的，他会的。”“成为尘埃！”这是娄恩·杜波列斯的声音。“难道你敢误解他。难道你敢。”“他会把你碾成齑粉。”“说呀，娄恩。”“在他选定的时刻打击你。”戴面具的角色当真抽搐着瘫倒在地，这时那七家人也转身走了。“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把痛苦消除；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无法解释。”他们微弱的声音由观众中一些强有力的声音伴随着，唱到最后，许多人在抹眼睛。神圣家族的人像围着篝火似的聚在舞台右侧。女孩们摇晃着娃娃。在远处的马槽里，没有放置他的头部的地方。从侧幕处慢慢走上来一个男孩。他头戴一顶宽大的帽子，手提一个皮制的袋子。神圣家族的人在他身后围成半圈。戴大帽子的男孩跪下去，从袋子里掏出瓶子和包裹，一一放在地板上。小小的主耶稣将他可爱的头躺卧下去。关键是什么呢？理查德自问。只管观赏表演吧，别去管帕特了。他想的是讨论，不是争论。起初他温情脉脉地看着孩子们的动作，后来兴趣就越来越大了。他原以为演出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孩子高兴，才安排了四个店主、七个玛利亚和七个约瑟夫。也许这里还另有道理。七个神圣家族？理查德拍了一下帕特的肩头。“谁把这些凑到一块儿的？我想你告诉过我最初是九家。另外那两家呢？为什么只有一个智者了？他为什么把礼物又收回到袋子里了？”“你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了，是吧？”“就请你帮我把这地方弄清楚吧。我知道我是个局外人，但我并不是敌人。”“你当然不是敌人。但在这座镇子里，局外人和敌人是一码事。”令人惊诧的优雅，那声音又是多么甜美。在一阵落下的金色纸星中，神圣家族放下了娃娃和拐杖，站成了一圈。观众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响亮的声音：“我一度迷途，但现在有了归宿。”让理查德离开座位的那种恶心，现在被苦涩取代了。他想，今后的二三十年里，所有的人都将在人权运动中要求关键性、控制性、确定性的地位。少数人的要求会被证明是正当的，大多数人则会是欺诈者。那些不会被否定，但不见于报纸和他给学生购买的书里的，是普通人。拉下电闸使警察看不见的工友们，照看婴儿让母亲可以去游行的老奶奶们，一只手拿着干净毛巾、另一只手拿着滑膛枪的边远地区的妇女们，把电池和食物送到秘密会场的小孩子们，让全教堂被追捕的示威者平静等待外援的牧师们，把年轻人破碎的尸体收集在一起的老人们，大张手臂保护老年人不挨难以避开的警棍的青年们，从孩子们的脸上抹去口水和泪水的父母们——他们说：“没关系，亲爱的。别放在心上。你不是，也绝不会是一个黑鬼、一头黑熊、一个黑小丑、一只林中黑兔，也不是白人教他们孩子说的别的东西。你是属于上帝的。”是啊，今后的二三十年，那些人会死去或被人忘记，他们微不足道的故事既没有正式的录音，甚至也没有脚注，虽然他们是电视节目中那些人的依托。如今，那个人（指马丁·路德·金。）遭到谋杀的七年之后，他要高高兴兴地替代他，拿起短剑。他放牧的一群羊不仅相信它们创建了放牧它们的牧场，而且相信来自别处的草是有毒的。在他们看来，每次都是布克·T.华盛顿（布克·T.华盛顿（BookerT.Washington，1856－1915），奴隶出身的美国黑人教育家，创立黑人大学，著有自传，主张黑人和平争取权利。）的办法胜过了杜波伊斯（杜波伊斯（DuBois，1868－1963），美国激进派黑人领袖，参与创建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问题。他想，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管他们自以为多么特殊，一个没有政治的居民区是注定要像佐治亚的法特伍德一样爆裂的。瞎眼今得看见。（基督教圣歌歌词。）“是吗？”本来是一句问话，但对帕特倒像是个结论。“他们比你想的要好。”她说。“他们比他们想的要好。”他告诉她，“他们为什么总是不能满意呢？”“这里是他们的家，也是我的家。家可不是小事情。”“我没说是小事。可是你难道不能想象一下，有一个真正的家是什么感觉吗？我指的不是天堂。我指的是一个真正的地面上的家。不是你买下和建成的堡垒，把人锁在里面或外面。一个真正的家。不是你去哪里侵略和屠戮而夺得的某个地方。不是你因为有枪便攫获的某个地方。不是你从当地人的手里偷取的某个地方，而是你自己的家，如果你回到那儿，就会经过你的曾曾祖父母，经过他们的曾曾祖父母和他们的他们的曾曾祖父母，经过整个西方历史，经过系统知识的起点，经过金字塔和毒弓。你会到达雨还是新的时代，到达植物忘记它们能唱歌，鸟儿认为自己是鱼之前的时代，到达上帝说‘好！好！’的时代——那儿，就在那儿，你知道你的自己人在那儿诞生、生活和死去。想象一下吧，帕特。那处地方。上帝要是不跟住在我家的我的家人说话，又跟谁说话呢？”“你在布道，牧师。”“不是，我在跟你说话，帕特。我在跟你说话。”孩子们散开圆圈，站成一排鞠躬的时候，响起了最后的掌声。安娜·弗拉德随着观众站起身，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生气勃勃地来到帕特和理查德站的地方，紧紧地盯着他们。两个女人全都专心致志地思索着，她们哪一个能得到富有朝气、年轻、温雅、独身的牧师的青睐。安娜和帕特是那个年龄段目前仅有的单身女性。除非这新来的牧师喜欢更年轻的，他就得在这两个里面选一个。两年前，安娜赢得了——她对此把握十足——他的垂青。也只此而已。此时，她脸上笑开了花地朝理查德走去，希望把那些看到他在圣诞演出时宁愿有帕特而不是她陪伴而胡乱猜测的人的嘴封住。他们的相恋很小心，从不在大庭广众之下接触。她给他做晚饭时，他们一定要让牧师的住所灯火通明；他在七点三十分开车或步行送她回家时，要让全鲁比的人都看见。不过，他们没订过约会，也许是舌头过于矜持。但是，她脑子里想的可比表面的举止要多：理查德的眼睛是亮的。最近在她看来却是迟钝的。仿佛他输掉了一场他以生命系之的战斗。她刚走到他跟前，人群就涌出来，挤向了摆着食物的桌子，还边说边笑。“嘿，帕特。你怎么了，理查德？”“刚才有一阵挺恶心的。”他说，“来，咱们站到外边，赶在重新开始之前。”他们和帕特说了再见，就留下她在那儿决定是否要和快活的家长们谈话、关照一下食物桌，还是离开。她刚决定离开，卡特·西赖特踩到了她的脚。“噢，对不起，贝斯特小姐。抱歉。”“没事，卡特，不过请你镇静一点。”“好的，女士。”“别忘了，假期一过，你和我有化妆课呢。一月六号，听见了吗？”“我会到吧，贝斯特小姐。”“你是想说‘一定’吗？‘我一定到’？”“是的，女士，贝斯特小姐。我一定。”在厨房煮开水沏茶的时候，帕特把碗柜的门撞得山响，里面的茶杯哗啦啦地摇晃起来。说到谁的表现更让她心烦，是安娜的还是她自己的，简直难分上下。至少，她能够理解安娜：保有她的赌注。可是她为什么要以自己感觉不到的一种激情保护那些人、事和观念呢？观众从剧中体会到的深沉得令人流泪的喜悦让她厌恶。伴随着她长大的那一切废话，对她来说就像是一个可恨的理由。理查德问得对：为什么是七家而不是九家？帕特一生都在看这出戏，尽管除去唱诗班之外，她从来没被选中演什么角色。当时还是索恩在学校教书——甚至在她注意到那数目的奇特之前。是过了些时候之后，她才看到只有八家。到她明白卡托一家的那条线断了之后，还有一家也被抹掉了。谁家呢？仅有两家不属于最初的九家，但到黑文的时间相当早，有了相应的地位：朱里家（虽然他们的孙子哈珀已娶了一个布莱克霍斯血缘的女子为妻—对他太好了）和她父亲的父亲福尔顿·贝斯特。他们未被计算到最初的人家之内，因此只能是——谁家呢？肯定不是弗拉德家，如果安娜嫁给了理查德·米斯纳的话。那不会算数吗？理查德能挽救弗拉德家族吗？或者，由于比莉·狄利亚的关系，该是普尔家吗？不对。那家还有的是男性呢。阿波罗或布鲁德的游手好闲就是明证。但是，如果那是一种威慑因素，摩根家在K.D.娶阿涅特之前就已处于绝后的危险之中了。而如果阿涅特生下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他们的地位就会安稳多少啊。弗利特伍德家也一样。由于杰夫和斯维蒂还没达到标准，阿涅特对双方家庭仍是十分关键的。茶沏好了，帕特俯身在杯子上方，皱着眉专注于解开这道难题。罗杰都站在门槛处了，她竟然也没听到。“你走得太早了，”他说，“我们还唱了些圣歌呢。”“是吗？噢，很好啊。”帕特挤出一丝微笑。“也没吃到一些挺好的蛋糕。”他打了个哈欠，“事后为娄恩收集了好多善款呢。天哪，那可是个疯女人。”罗杰已经累得笑不出声了，只是摇着头，脸上露出笑容，“但是她在这一天真是挺棒的。”他转身要走，说道，“好吧，晚安，宝贝。我明天一早还要出车呢。”“爸爸。”帕特对着他的背影说。“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要更改呢？剧里本来是九家的。后来有多年都是八家。如今成了七家了。”“你在说些什么？”“你明白的。”“不。我不明白。”“那出剧。神圣家族怎么会越来越少呢？”“凯特负责那一切。还有内森。我指的是挑选孩子。大概他们凑不成原来的规模吧。”“爸爸。”他应该听出了她口气里的疑惑。“怎么了？”他即使听出来了，也没有流露。“是肤色造成的，是吧？”“什么？”“这镇上选人和分等级的方式。”“噢，不。唉，可能发生过一点小小的冒犯——很久以前了。但没什么严重的。”“没有？你成婚时斯图亚特说的那番话又是怎么回事呢？”“斯图亚特？噢，唉，摩根家的人对自己总是很认真。有时候太过认真了。”帕特吹着杯中的茶。罗杰见她低头不语，就换了一个稍微轻松的话题。“我觉得那戏挺好的，我个人这么看。我们得对内森做点什么，当然。他不够聪明。”说完，他仿佛转念一想，“米斯纳对他自己有什么可说的吗？刚才在那儿脸板得可怕。”她没有抬头。“只是……谈谈。”“你们俩没什么事吧？”“爸爸，拜托。”“问问没害处嘛，是吧？”他停下来等着回答，见不会有回应，便走了，嘴里咕哝着炉子的事。其实有的。伤害。帕特从勺子中小心地嘬着茶水。问理查德·米斯纳。问问他，我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或者，所有别的人都做了什么。他提问题时，他们不理睬他，而是用显而易见的事情之外的其他问题纠缠。而在所有的人当中，我是确切知道那种感受的。我还不够好，没资格由八岁的儿童代替登台。十五分钟之后，帕特站在了花园里，离狄利亚的墓碑有七十码远。晚上转凉了，但仍未冷到下雪的程度。柠檬香蜂草已经凋零，但薰衣草丛和鼠尾草丛都茂盛而清香。没什么风，所以油桶里的火很容易保存。她把硬纸板档案夹和一页页的纸——装订的和散页的——投入火焰中。她不得不把封皮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用棍子斜撑在火上，以免把火压灭。烟很呛人。她向后退去，采了一束薰衣

秋》的精彩故事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我们只能留给时间来做解答。千年阅一城今天，如果让你说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都市，你会想到哪里呢？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还是香港、上海或者北京呢？答案可能是仁智各见。但如果把时光拨回到1500年以前，答案恐怕就是唯一的了：那便是中国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背依400里巍巍邙山，南临千年流淌的洛水，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帝王建都之所。当年，一座浩大的城池曾在这里岿然傲立。城中殿堂楼阁鳞次栉比，高台宝塔巍峨耸立，船车商贾周于四方，文人雅士往来不绝，繁华景象丝毫不逊明清的北京城。然而造物弄人，公元534年，统治中国半壁江山的北魏王朝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各自营建新都，而原来的国都洛阳则在连年不断的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隋统一全国，隋炀帝另辟新址，在现代洛阳城附近大规模营建都城，盛极一时的汉魏洛阳城最终被岁月遗弃，空留下一截截若隐若现的断壁残垣。现在，这里被称为“汉魏洛阳故城”。一、故城兴衰汉魏洛阳故城，位于今天洛阳城东15公里处，那些在地面上隐约隆起的土台、土堆，便是故城的遗存。通过对这些城垣的解剖和试掘，考古人员发现，现存的遗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其中外郭城南北东西各长10公里，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古代都城。汉魏故城内城北墙遗址王鲁湘：徐先生，这应该是内城的北墙。徐金星42：对。现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城墙，一般的地面上保存有一到两米。这个北墙，尤其是东北角那一段，保存得最好，大概有六七米高的样子。王鲁湘：从这个墙向南，可以看到宫邸万重次第开；向北呢，可以看到邙山春夏秋冬的各种自然风景。徐金星：好多外国人看到一千多年前的城墙，感到非常吃惊、非常震撼——他们的国家没有这么长的历史。王鲁湘：而且是一座由人工设计规划的庞大城市。一千多年在人类的历史上，可能算比较长了；但是在地球的历史上，那真的是一瞬间。这一瞬间之后，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一个都城，现在全部化为了农田。徐金星：所以司马光在路过这个城的时候，就发出了“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那样无限深深的感慨。王鲁湘：古今兴亡之事，就这汉魏洛阳故城了。徐金星：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都使用汉魏故城作为都城。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证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就已经有这个都城了。西周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0年，如果从它的中期算的话，算到北魏是五世纪，那就是距离现在1400多年了。说它是千年古城，是没有问题的。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推翻殷商的统治，建立了西周王朝。根据史书记载，最早提出营建洛邑的，正是周武王本人。初得天下的他为了能有效统治中原大地，曾计划在夏商两朝的旧都洛阳兴建一座供周人居住的城邑。可惜武王第二年不幸病逝，这一遗愿便交给了其子成王和辅政的周公。此后几年中，经过一系列的勘察、占卜和兴建，洛邑便在周公的主持下宣告建成。那么，西周初年营建的这个洛邑，是否就是汉魏洛阳城的前身呢？王鲁湘：我们说“周公营洛邑”，他在洛阳这个地方建了两个城对吧，一个是王城，还有一个叫成周。徐金星：周公营建洛邑，这个已经是定论。当时营建洛邑是营建了两座城还是一座城，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但是多数学者认为是两座城。经过考古发掘，我们在汉魏故城那儿发现了西周的城，但是年代上只能推到西周中期，它是不是西周初期周公营造的城，现在还没有定论。有些学者以为，应该是周公初年营建的城。王鲁湘：总而言之，在汉魏洛阳故城我们已经发掘到了周的城墙。徐金星：对，现在我们认为，这就是汉魏洛阳故城的创建之始。洛邑两座城池建成之后，周成王亲临这里举行落成典礼，并把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迁入王城太庙。从此，王城便作为天子召见诸侯、处理政务的所在，而位于东边的成周城则作为军事重镇，迁入被征服的殷商大小贵族，并镇以成周八师，以防不虞。王鲁湘：周灭了商以后，商有很多的遗民成了周的国民，但是这部分国民并不太服从周政权，被叫做顽民。这些顽民你又不能杀了他，得找个地方把他给安置了，据说就是安置在这个城里头。徐金星：这个现在基本上没有啥疑问了。周公把殷顽民迁到洛邑，安排在成周，应该就是汉魏故城这儿，然后还给他们训话：你们的祖上怎么怎么不好，你们的国亡了，现在迁到洛阳来，你们要好好劳动、好好干活等等。这些不服周的殷商顽民，以前基本是王公贵族，从未参加过劳动，但是这些人也自有一番生存之道。他们在商立国之前，已经很会做生意了。后来国家亡了，他们还是喜欢做生意，后来这批人在全国各地做生意，有人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商人。王鲁湘：对，我们现在常说商业、商人这些词，这个“商”本来是商民族、商国、商朝，结果变成现在组织货物流通、交易的专业术语了。徐金星：因为周代就是两都制了，因而有这样的传说，当时这些人从洛阳到西安，从西安到洛阳，来往于东西做买卖，所以“买东西”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周公营建洛邑大约五百年后，东周的周敬王在公元前516年将国都从原来的王城迁至成周，汉魏洛阳故城从此正式成为国家都城。上世纪初，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北部，一个叫做金村的村庄附近，一大批精美至极的东周时期文物惊现于世，证明了这里曾是具有显赫地位的东周帝都。王鲁湘：中国搞考古的、收藏的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金村啊，这里出土的东西到现在为止都是极品。徐金星：对。大墓的位置大概就在村的东部这一块。上世纪的1928年，这地方下大雨，有个地方被冲塌了。王鲁湘：墓地陷下去了。徐金星：是的，陷下去以后就发现古墓了。当时河南省会在开封，开封有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叫怀履光43，他得到消息就赶来了。到这以后呢，他就组织当地村民大规模地盗墓，搭棚立灶，盗了好多年，一共盗了八座大墓。然后用马车装到洛阳东站，转运到上海，大部分文物都因此被盗往国外了，国内存的很少。王鲁湘：国内很多著名的大博物馆里头都有金村的东西，还有一些东西出土地不太清楚，由于精美程度很高，就被疑是出自金村的。我看到有些刊物是这样说的。徐金星：这个墓出土的文物非常非常精美，好多是过去没有见过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者对这个墓的时代无法确定。后来唐兰先生发表文章，认为是东周大墓，他的说法逐渐被大家认可。现在看来，这确实是东周大墓，因为洛阳在东周时做过国都，那时的几个王应该埋在这里。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创建，直到隋炀帝另建隋唐洛阳城，经历了将近1500年的岁月风霜，它的几度兴废也见证了周秦汉魏的王朝更迭。作为古代“天下之中”，兵家必争之所，这座城市的形制和规模也随着统治者的改变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通过对现存汉魏故城的勘测，人们发现，除外郭墙建于北魏之外，内城墙和宫墙遗址的规模和形制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至少有三个规模不同、时代各异的古代城址叠压在一起，而且每一个时代较晚的城址，都是在沿用前代的基础上修缮或者增筑而成的。考古勘测表明，最早修建的西周夯土城墙位于现在内城的中心，南北长2.5公里，东西长3公里，基本呈方形。从勘测图上不难发现，这座方城是以后历朝历代扩建增筑的一个基础。徐金星：西周方城向北扩展以后，便是当时的东周城了。王鲁湘：就是由方一点的城变成一个长方一点的城了。徐金星：对了，稍微长方一点。这是第一次扩建。然后到了秦始皇秦代的时候，吕不韦封在洛阳，他又向南面扩，这样又更长一点了，形成了南北九里、东西六里的“九六城”。历史上称它为“九六城”，这个基本上成定制了。王鲁湘：如果我们从空中俯拍，而且每一个朝代建城的城郭都很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汉魏洛阳故城像一棵树一样，有一个生长的年轮。这个年轮最里头的那个小圈，就是当时西周建的那个城，后面再一圈就是汉魏晋，最后到北魏，就是大的那一圈了。徐金星：这个城啊，沿革时间之长和沿革之复杂都是非常罕见的，比起其他城来说，它在考古学上有很大的意义。秦代，吕不韦将洛阳扩建为“九六城”之后，这座城市的规模基本形成。此后西汉、东汉、曹魏、西晋的洛阳城以及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基本都是在该城址的基础上修建沿用的，改变的只是城中建筑和宫殿的布局。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定都于长安。其实，根据史书记载，在国都的选定问题上，长安并不是汉高祖最初的选择。徐金星：刘邦说，天下我走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就觉得洛阳这个地方好，所谓“吾行天下多也，唯见洛阳”。他本来就想把国都定在这的，后来有一个和张良齐名的著名谋士娄敬，建议把国都迁到关中去，不宜在这儿。王鲁湘：据说娄敬给刘邦献三策，其中一策就是一定要定都到长安去。徐金星：虽然他把国都迁走了，但洛阳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有人研究了，西汉当时洛阳的人口比长安多八万人。这是个了不得的数字，因为在古代，人口多就证明这里的经济文化发达。后来到了东汉，干脆就把这儿做国都了。二、东汉洛阳城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在“九六城”中大兴土木，起高庙，建社稷，修宫室。汉魏洛阳城迎来了它第一个辉煌的高峰。有记载说，城中各种殿堂楼阁遍布，宫殿之间有架空的飞阁相连，远在40多里外的偃师都能望见，足见这座东汉紫禁城的壮丽恢宏。刑徒墓地徐金星：刘秀定都洛阳之后，对洛阳进行建设，到他的儿子汉明帝的时候，国家比较安定，经济也比较繁荣了，就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建设。原来的洛阳城以南宫为主，即以南边为都城的重心。自汉明帝开始营建北宫，由此出现了南北两宫并重的局面。再后来，便以北宫为主，到北魏的时候，就只有北宫，南宫荒废了。中国都城的重心由南向北转移，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后隋唐的洛阳城，宋的洛阳城和元明清的洛阳城，都把都城的重心放在了北边。王鲁湘：今天汉魏故城内城遗址的正南偏西方向，有一片高地，高地上有一条路沟穿过。让人惊骇的是，行经这条路沟的村民和路人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现人的遗骨残骸，当地老乡因而把这里称为“骷髅沟”。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此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掘后得知，这大约5万平方米的区域，是埋葬了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从史料中我们知道，古代刑徒从事着修筑城池宫殿、建造陵墓、开渠挖河、修路架桥等等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牛马不如，很多人刑期未满就被折磨致死，而且往往是全国征发，数量巨大，动辄十万、数十万。所以，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让人们立刻联想到了附近的洛阳城，他们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参与修建了当年那些恢宏的宫殿。东汉刑徒墓地墓砖1964年，刑徒墓地的一角被发掘开，在不到两千平米的范围内，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522座刑徒墓坑。根据专家对骨骸的观察分析，绝大多数属青壮年男性。全部刑徒的脊椎骨都有明显的劳损痕迹，部分还有骨折和残留的刀痕，可见当年的劳作是怎样的繁重和苛酷。值得安慰的是，人们还在部分墓坑中发现了刻有简明铭文的墓砖，上面有一些死亡刑徒的信息，算是给了这些死者一个交代。张玉芳44：这个砖上写着“右部无任，乐安博昌”，“乐安博昌”是他家的地名。“永初元年五月二十五日，物故”，是说他的死亡日期，物故就是死的意思。王鲁湘：反正就是累死的吧。张玉芳：差不多。根据考古发掘推测，他们死后埋葬时，都是一排一排地被埋到坑里，连棺材都没有，就是一个小坑，正好把人装下去。王鲁湘：然后这个砖就压在他的尸身上头？张玉芳：一般都是在胸部或在侧面，等于是给死者留了一块石头作纪念。王鲁湘：可以说，汉魏故城主要的筑城劳动力，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刑徒。张玉芳：对，就跟现在差不多，相当于给政府白干。王鲁湘：从这些墓葬砖上可以看出，这里的死亡率很高啊。张玉芳：这是一种见证：第一，汉魏故城是劳动人民修建的；第二，当时的工程非常艰苦，那么多人修了那么多年，不停地修，才成为现在留下来的东西。王鲁湘：汉魏故城确实是一座最伟大的东方之城，可是实际上是建在很多刑徒的累累白骨之上的。所以有人说，古代充满了阶级斗争什么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张玉芳：对，这就是阶级压迫的见证。当年发掘刑徒墓地时，正值“文革”前夕，于是这些累累白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控诉封建社会阶级剥削的典型罪证。此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和比对，人们逐渐了解到刑徒砖上铭文的含义。“左部”或“右部”是刑徒所属的管理机构，“无任”或“五任”是指刑徒是否掌握有技能，而其后的郡县名称则是刑徒来洛阳之前所属狱所的地名。此外，“髡钳”、“鬼薪”等4种名称均为刑徒所负的刑名，以髡钳最高，是五年刑。最后就是刑徒姓名和死亡日期。东汉太学熹平石经刘秀在位期间，除了大规模营建洛阳的城池宫殿，还在城南的洛河北岸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太学和被称为“三雍”的三座皇家礼制建筑，其中太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久负盛名。时至今日，虽然洛河早已改道，穿城而过淹没了部分遗址，但在汉魏洛阳故城之中，仍有一处名为太学的村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太学村附近曾出土了不少刻有经文的石碑残块，经确认，这些就是文献记载中著名的东汉“熹平石经”和曹魏“正始石经”，他们都曾立于太学之中，供天下学子观览临摹。王鲁湘：徐老师，太学里还有外国留学生，是吧？徐金星：有啊。太学规模大的时候，收的学生东越于海，西到流沙。新疆那时候叫西域，也有学生到这里来，还有高丽的。王鲁湘：人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学生？徐金星：书上记载说，最多的时候是三万余人。王鲁湘：三万余人！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到一起也就是两万余人。徐金星：东汉太学的学生，超过世界上很多名牌大学。王鲁湘：那时候太学里头主要设置什么课程？徐金星：主要的课程就是儒家经典，为政府培养儒家的治国人才。这有点像现在的社会科学院，全国文史方面的大家都集中在这，都在这学习或者在这当老师。像班固的父亲班彪就在这儿教书，培养了好多学生。王鲁湘：蔡邕呢？徐金星：蔡邕也跟太学有关系。当时各种经书的版本不一致，蔡邕他们几个人上书，把儒家的经本校勘、统一后就刻上石碑，立在太学的讲堂前。那个石碑就是蔡邕写的，蔡邕的书法相当好。王鲁湘：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吧，是熹平年间搞的，相当于国家颁布的标准版本。当时天下仕子都到这里来抄。徐金星：抄的人非常多。书上记载说，车马都把道路填塞了。有些人家专门为这些从外地来抄书、上学的学生提供食宿，有人说这就是最早的旅馆业。王鲁湘：就是由于抄石经，在这个太学的周围产生了一批第三产业。天文观测台东汉灵台遗址东汉时期，在太学的一旁，

政治家，失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正治派别，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底气何来杨度是洪宪帝制的策划师，更是筹安会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然而当洪宪帝制遭到国内外反对，袁世凯宣布废止帝制、重回民国时，杨度于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了一个“词意坚决”的谈话。大意如下：政治上的帝制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我杨某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兄弟我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的一个人，一个字不能增，一个字不能减。大约十年前在日本，孙中山、黄兴主张共和，兄弟就发表文章表示反对，以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中国的未来，除了君主立宪外，别无解纷医乱之方。说到这次洪宪帝制，杨度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表示：国体问题这两年闹得纷纷攘攘，我杨某确实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有报纸说我杨某已经畏罪逃亡，你们亲眼看到我跑了吗？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必将前往法庭躬受审判。当然，退一步说，政见不同，亦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根据记者的观察，杨度在接受访谈时，态度安闲，并没有当时报界纷传畏罪出逃的迹象。侃侃而谈中，杨度并不对引起巨大政治动荡的帝制复辟事件有丝毫悔意，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战争，他应该负有多大责任。又过了一个月，袁世凯病逝，杨度在挽联中对洪宪帝制及其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说得更明白：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如果仔细体会这幅挽联，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杨度一点不认为自己有错，他甚至在强硬回应各界指责——他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没有错，如果一定要说有错的话，就是这个主张没有得到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那么，杨度的底气是从哪儿来的呢？君宪救国的理由从历史上说，杨度在武昌起义之前很长时间就是一个坚定的君宪主义者，在晚清预备立宪的整个过程中，杨度始终站在君宪主义立场上呼吁、推动并身体力行，有传言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报告有几份便是出自杨度的手笔。这件事的真实性虽说有待考究，但杨度是君宪主义者这个事实没有一点问题。杨度那一代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确实相信君宪主义是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革命只有在朝廷不愿改革的时候方才有倒逼的功能，只要朝廷愿意改革，就应该支持其重构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阻止革命发生。我们没有办法评估革命与改良谁对谁错，但事实确实如此——当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革命立即陷入低谷，大批革命党人在朝廷感召下纷纷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参与君宪主义的政治变革。武昌起义、滦州兵谏迫使清廷改“皇族内阁”为真正意义上的内阁，但在怎样重构国会问题上，清廷中的强硬派和南方独立各省争论不休。就在这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杨度与汪精卫共组“国事共济会”，以第三者立场调停南北，力主将君宪还是共和的问题提交给“临时国民会议”去讨论。杨度此时似乎并不排斥共和作为一个政治选项，只是这个选项因为南北僵持，正式国会无法成立，一直没找到出路。国事共济会很快结束了，中华民国很快建立起来。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下，杨度最初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然而到了1915年，一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且出兵中国山东，攫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以此逼着中国政府签字画押给予认可。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的要求远远超出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其范围扩大到了满洲和蒙古。这就是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确实是中华民国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面对这样的外交困境，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就事论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内政”，也不可期待通过改变内部政治架构去应对外交危局。然而，杨度就在这个微妙的历史时刻这样想了，且这样做了。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并交换。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杨度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政论文章《君宪救国论》，上篇详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分析中华民国总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经过一番复杂逻辑论证和事实陈述，杨度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就此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中国终归于亡国而后已。在杨度看来，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方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度在这里呼唤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大约与后来的新权威主义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学理离事实有多远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言，杨度的这些分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民主共和毕竟在中国只有三四年时间，而且这三四年里确实因为民主共和无法真正落实而带来很多困扰——二次革命、外交危机、周边分离主义危机，都在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这个时候，不仅杨度有这种想法，其实按照许多人的分析，即便后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最有力量的梁启超，也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共和，只是他认为杨度和袁世凯选择的时机不对。甚至在先前极端激进的革命阵营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认为袁世凯不可以称帝，也不认为共和就是中国的唯一选项。章太炎在1913年面见袁世凯时就说过这样的意思：袁公称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够振作精神发奋为雄，出兵踏平蒙古，让蒙古回归，那么不是袁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当皇帝。很显然，民主共和即便在法国那样的国家都经过无数次反复，那么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出现一次或者几次反复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形。所以当时不仅中国人有这样浓厚的帝制情结，即便来自民主共和国家的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也在他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最适宜中国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构，还是君主立宪体制。古德诺认为，民国建立以来之所以始终无法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法对总统权力约束太大，使大总统徒有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导致政局不稳。而政局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几乎成了唯一诉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然后才有可能去实施各项政策。古德诺在1915年接受中国政府委托，就中国未来政治架构进行宪法学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现在正在实行的共和体制并不合乎中国国情，立宪体制下的君主制其实比共和制更为优良。古德诺的这个结论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旁证。此外，日本宪法学者有贺长雄也有类似论文，都在证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国建立之后遇到了一次真正的体制威胁。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杨度以及古德诺、有贺长雄的研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阶段袁世凯也不愿冒妨碍学术自由的风险加以干涉。然而，杨度等人不知适可而止，他很快将这种尚在讨论中的不成熟方案转化为政治实践。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筹安会”，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呼吁就君主还是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此时的杨度和筹安会已不再只是研究学理了，而是深度介入了现实政治，并对袁世凯产生了严重误导。袁世凯看了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以为很有深度，说到了点子上。及至古德诺、有贺长雄两文出，袁世凯更觉得共和病弊的根本解决只能是废除共和，重建一个君主立宪体制，让国家政治重回正轨。袁世凯的理解或许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理解被利用了。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可能太想当皇太子了，他的那些贴身幕僚、随从们太怀念几年前大清帝国的威风了。于是，紧接着的帝制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梁士诒组织了各省国民请愿团，参政院也在这场逆流中随风而动，擅自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去决定国体，结果全国一窝蜂进行国体投票，全国“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立君宪，全体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无比庄重的国体构建，就这样儿戏一样的完成了，而一辈子沉稳内敛的袁世凯竟然鬼迷心窍般地相信了这样的拥戴。闹剧即将结束时，梁启超登高一呼，震惊了全国志士仁人；蔡锷云南首举义旗，宣布了洪宪王朝的死亡。袁世凯急火攻心，一命呜呼。杨度逍遥复逍遥，以为自己的理论探讨没有错，错就错在袁世凯的实践方案不对路。杨度的坚持遭到各方面的抨击，以为无耻。只是一百年后重新检讨这个事情，又不能不承认杨度的方案与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杨度自信他的学理研究没有错，这不是因为有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和日本有贺长雄等人背书，也不是因为举国狂欢认同了这个方案，而是他的方案是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艰难探索，是一项共识，所以杨度并不认为他的这个学理研讨有什么错。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也是袁公和他身边的那些幕僚们太没有用，将一件好事给做砸了。从历史层面看，杨度的辩解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杨度忘记了，尽管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与你杨度的最初方案有差异，但如果没有你的最初方案，没有你那如簧之舌肆意鼓吹，中国政治会向这个方向转轨吗？一个学者的力量当然不会扭转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但是一个学者的思考如果从“私”的层面激活了领导人内心的焦虑，那么这种思考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实践。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政治家总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面，放弃或者无视那些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所以，杨度后来不忏悔，古德诺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只有袁世凯还算诚实，表示责任终归在自己，毕竟自己拥有最终选择权。洪宪帝制和筹安会已成往事，但杨度和筹安会给中国知识人的教训是深刻的，知识人的学理探讨即便与现实政治有关联，然而毕竟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知识人适度矜持永远都是必要的。张謇：别了，皇上1898年的政治变革揭开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序幕，光绪帝虽然没有明确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动已经表明中国要向日本学习，走明治维新的道路，以构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耽搁，直至20世纪初新政再启，君主立宪重回中国人的视野，也由此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变动尤其是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南通张謇就是影响最大者。体制内抗争张謇曾经对日本的君主立宪长期保持关注。日俄战争开打后，他敏锐意识到日本将战胜俄国，胜败的关键不在国土、人口、兵力，而在体制。日本的立宪体制使其致力于实业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国、俄国抗衡。不久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确证实了张謇的预见。与此同时，体制内的驻外使节如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及一些督抚朝臣纷纷转变立场，认为只有立宪可以防止中国重蹈俄国覆辙。有以他们为代表的立宪派与朝野上下寻求变革的力量推动，更因为在家天下时代，对于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会欣然接受，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后，清廷于1906年秋天郑重宣布预备立宪，争取用九年时间将中国带上日本那样的立宪国家道路。所谓九年准备其实正表明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态度。清廷希望在确定方向之后脚踏实地、稳步进行，推行“有计划政治”：先推动官制改革，再参照东西洋各国重定法律，接着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划，经过这些稳扎稳打的筹备后，立宪大业自然会水到渠成。对于清廷的稳重方案，焦急的立宪党人当然有点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急切期待用立宪摆脱危机，富国强兵。在清廷预备立宪御旨颁布不久，张謇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立宪党人积极活动起来，力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经过反复计议，他们联络江浙闽粤等地近300名立宪党人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出版报刊，宣传宪政；编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健康发展；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立宪人才。经过这些筹备，预备立宪公会又联络其他政治团体，尝试举行请愿运动，以早日将中国带上立宪轨道。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的领导人确实具有相当能量，他们很快联络全国各地十多个相关团体一起向朝廷施压。面对如此压力，清廷也做出一些善意回应，一再重申立宪方向不变，并同意在中央创设资政院，在各省创设咨议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为立宪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平台，张謇等人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几年，立宪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各省督抚在咨议局的咨询、问责下，渐渐觉得不太舒服，甚至有点“官不聊生”的感觉。从立宪党人的立场说，咨议局并不是一个完全议会，只是一个议政机构，并不具有立法资格。各省议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也感到这种准议会性质不利于宪政推行，因此他们格外期待朝廷能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这就是国会请愿运动的来历。张謇等人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一种体制内抗争，在认同体制的前提下建议加速改革。这些建议虽有违于朝廷“有计划政治”，但其心可嘉，经过几番争取奋争后，朝廷还是在第三次请愿发生时作出提前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承诺，决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国会，在此之前先将官制厘定，并预行组织内阁。最后的善意忠告此次清廷对九年预备立宪的调整是真诚的，只是在人们接受了这一调整方案，静候按部就班厘定官制，特别是预行组织内阁时，却出了大问题。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13位阁员中竟有9人为皇室或皇族，这无异于军机处的亲贵内阁。皇族内阁一出台，立刻引起立宪党人普遍反对，张謇也在第一时间敏感意识到清廷的这一举措不仅违反祖制，而且处理得不好，势必导致人心皆失，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将不可避免。君主立宪是张謇那一代中国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人认为最合乎中国的道路，君主专制既然已成历史，民主立宪又不想要，只有君主立宪这条路。现在君主立宪弄成这个样子，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变得疯狂而肆无忌惮，这不能不使以张謇为代表的老立宪党人异常愤怒。愤怒归愤怒，出于大局考虑，张謇并未就此与清廷翻脸。而且，传统的君臣观念也影响着他，他只能忍气吞声，有话悄悄向皇上说。张謇为此联系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信摄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劝告摄政王仿照“咸同年间”成例，重用汉大臣中有学问有阅历者，无论如何不能以国家为赌注，放任皇族和“高干子弟”胡作非为，因为如此垄断权力，必将丧失人心。危急时刻，张謇还协同友人前往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再至彰德，拜访20多年未见面的袁世凯，详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紧接着，张謇一行入京，与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唐绍仪等政要频繁接触，并获摄政王接见。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张謇向摄政王提出了“最后的忠告”，以为当时的外交有三大危险，内政有三大要事。外交上的三大危险一是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英日同盟条约期满；三是美巴拿马运河告成，必有变故。至于内政三事，一是外省灾患叠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及咨议局事；二是商业困难，朝廷须设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联合。张謇面见摄政王时，出于稳妥，虽然对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问题，选择了在随后与王室成员的交谈中再明白阐释自己的看法。对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张謇表示同情，建议载泽尽快与盛宣怀商量，调整方略，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些集资修路的川民从这个政策男生和女生一起差差差很痛

亲王典兵制度，但他也隐约感觉韩建的动机极其可疑，可是一时间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应对，于是只得将韩建召进宫，想从中调解一下。可是韩建却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进宫，无奈之下李晔让诸王前往韩建的府邸亲自解释明白，但却被韩建拒之门外。事实上此时的韩建早已经计划好，在拒见诸王的同时，他再次为皇帝李晔送去奏文，在这篇奏文中，韩建终于向皇帝陛下吐露了真实的想法：“诸王忽然来到我的住处，我事先没有思想准备，担心他们发动叛乱，臣经过认真的思考，觉得还是不与诸王见面为好，诸王应该自闭嫌疑，不可轻举妄动。如果陛下具有友爱之心，请依据祖宗旧制，让诸王重新回到十六王宅，为他们选个好老师，教以诗书礼仪，不要让他们典兵干政。另外，也希望陛下能够下令解散那些由乌合之众组成的禁军，以此来光大皇家的威严。”韩建德的奏文显然是在逼宫，但他明白以皇帝李晔的性格，是不会轻易解散禁军、取消亲王典兵制度的。于是在奏文刚刚送上去，还没等皇帝李晔有任何反应，韩建便带领精兵将李晔的行宫团团包围，以武力胁迫李晔同意取消亲王典兵制度。李晔看到一场兵变即将到来，被逼无奈之下只得同意韩建的要求，当天就下令诸王统领的军士全都回归故里，诸王回归十六王宅，其武器装备全部由韩建接管。剥夺了诸王的兵权后，韩建并未善罢甘休，他知道要彻底解除属于皇帝李晔的军队，解除诸王的兵权只是第一步，解散安圣、捧宸、保宁、宣化四军是他的下一个目的，所以接下来他开始实施第二步措施。韩建继续上疏皇帝李晔，再次透露自己的想法：“陛下如果能够选贤任能，就足以澄清天下的祸乱，何必另置四军？这样给人的感觉是陛下对军队有亲疏之分，背离了无偏无党之道，况且四军所招募的都是些市井无赖及奸险刁蛮之徒，太平时期尚且想发动变乱，遇到危难时必不为用，让这些人整天张弓持刀地守在您的身边，臣很不放心，因此臣请求解散四军。”皇帝李晔至此终于明白了韩建德的意图所在，不过，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韩建德奏疏虽然言辞谦和，但李晔明白这是先礼后兵，如果不同意韩建德请求，接下来他定会再次以武力相逼。于是他勉强同意了韩建德的请求，将重新组建的四军两万多士兵全部遣归故里。至此，李晔辛苦组建的四军转眼之间化为乌有。值得一提的是，捧日都头李筠在几次动乱中始终保护保护皇帝李晔，特别是承天门之乱的时候，如果没有李筠的护卫，李晔很可能已成为李茂贞的阶下囚，而且此后一路护送李晔至石门，堪称其功居首。可是韩建认为，李筠如此能干，是自己的心头大患，于是请求皇帝李晔将其处斩。最终李筠在华州大云桥被斩。韩建只用了两封奏疏就成功剥夺了诸王的兵权以及解散了四军，这让他感觉皇帝陛下已经牢牢被掌控在自己手里。不过，虽然诸王的兵权已经被解除，而且四军也已经不复存在，但诸王只要存在一天，韩建也不得安宁，因为谁能保证他们将来哪一天不会协助皇帝李晔东山再起，因此他下定决心必将诸王置之死地而后快。事实上韩建并不惧怕已经没有兵权的诸王，他唯一惧怕的是李克用插手此事。因为当时延王李戒丕前往晋阳向李克用求援，如果自己贸然出手，身在晋阳的李戒丕一定会让李克用出手相救，所以韩建没有轻举妄动，等到八月李戒丕回到华州后，韩建知道李克用自顾不暇，无力发兵顾及皇帝李晔，因此决定实施自己的第三步计划。和先前的两次上疏一样，韩建这次依旧想用上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在第三封奏疏中这样写道：“自陛下即位以来，与邻近的藩镇关系不断恶化，都是因为实行了亲王典兵制度，因此凶暴之徒趁机作乱，致使陛下一再流亡。先前臣奏请革除诸王兵权，其实就是担心发生不测，最近臣又听说延王、覃王等人还想谋反，希望陛下尽快下定决心将他们除掉，臣这是为了大唐社稷着想。”韩建本以为李晔这次还会像前两次一样，被迫同意自己的请求。但让他想不到的是，皇帝李晔是有自己的底线的，让他亲手除掉自己的兄弟，这样的事情他是不可能答应的，所以他严词拒绝了韩建的请求。不过皇帝李晔的拒绝，所带来的结果就是韩建采取武力措施解决。几天后，韩建和枢密使刘季述矫称奉诏令发兵包围十六王宅。当时正值清晨，诸王尚未起床，闻讯后每个人都披头散发，惊慌失措地向四处逃跑，有的人爬到墙头，有的人登上屋顶，并大声呼喊，请求来人救命。不过他们的呼喊声并没有奏效，韩建带着士兵闯进宅邸后，将通王、沂王、睦王、济王、韶王、彭王、韩王、覃王、延王、丹王共计十个亲王一起挟持到城西的石隄谷，将他们冠以谋反的罪名全部杀死。当皇帝李晔得知消息后，他顿时震惊了，诸王是他的兄弟，如今惨死在自称“臣子”的藩镇手上，这不能不让李晔为之痛心。但李晔也没有失去理智，他明白现在不是对韩建问罪的时候，此时他必须强忍悲痛，想尽办法尽快摆脱韩建德控制，回到京城长安再作打算。为此，光化元年（898年）新年刚过，李晔为了尽快回到京城长安，以及尽早解除关中地区的战乱，下罪己诏反思自己的过错，解散各地前来勤王的军队，恢复李茂贞的官爵。李茂贞此时正与蜀中的王建交战，在看到皇帝李晔妥协，自己暂时无暇东顾的情况下，也做出了让步，表示愿意改过，与韩建共同拥戴皇帝李晔。当李茂贞听说朱全忠已经吞并徐兖地区，正在加紧营建东都洛阳，准备奉迎皇帝陛下前往洛阳的时候，他们因担心失去皇帝李晔这块招牌，于是急忙上奏皇帝李晔，请求重建京城长安的宫殿，然后护送其回京。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同时也为了对抗强大的朱全忠，李茂贞和韩建结成了联盟。考虑到自己实力尚且弱小，他们又极力拉拢李克用，声称皇帝陛下已经流亡在外很长时间，作为臣子的互相之间应该和睦相处，共同辅佐王室，使皇帝陛下早日回京，并请求李克用派河东的能工巧匠协助修筑宫城，而李克用的头号劲敌便是朱全忠，所以他答应了李茂贞和韩建的请求。李茂贞和韩建因为朱全忠的存在，而极力促成皇帝李晔回京事宜，这对于李晔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所以他立刻诏令韩建为修宫阙使，全面主持重修长安宫城事宜，韩建派其部将蔡敬思负责具体的修缮工作。当时长安城因为屡遭战火，特别是李茂贞攻占长安后，破坏更为严重，宫城连同市井焚烧殆尽，经过韩建等人将近八个月的紧张维修，皇宫内院修缮完毕，而且韩建亲自主持验收工作。随着李茂贞的归顺，关中地区总算安定下来。光化元年（898年）八月，皇帝李晔结束了两年的流亡生活，自华州启程，于八月二十五日回到京城长安。重新回到京城长安的皇帝李晔无疑是兴奋的，在他看来自己再一次获得了重整朝纲的机会。不过，他一定想不到，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片荆棘坎坷之路。第十章身陷囹圄权臣专政皇帝李晔自华州返回长安后，藩镇们更是不将他放在眼中，朝廷政令不通，威信进一步下降。而且在朝廷内部宦官依然嚣张跋扈，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执掌大权，目无法纪，专权乱政，皇帝李晔时刻想剪除骄横的宦官，可是当时朝中大臣几乎都依附宦官，并无可用之人，李晔选来选去只得选中了崔胤。李晔之所以选中崔胤，是因为崔胤与宦官素有积怨，而且这种积怨早在他的父辈时代就已经形成。崔胤是宣宗李忱在位时期的宰相崔慎由之子，文宗李昂在位时期，崔慎由担任翰林学士。有一天崔慎由在宫中值夜班，将近午夜时分，一个宦官将他召进秘书殿。此时宦官仇士良正坐在堂上等待崔慎由的到来，见到崔慎由后，仇士良告诉他皇帝陛下身体长期不好，而且自即位以来政令不行，皇太后有意册立新君，崔慎由身为翰林学士，这个诏书应由他起草。崔慎由当时听完后大吃一惊，表示自己宗族将近三百人绝不做这种灭族之事，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仇士良见崔慎由严词拒绝，沉默良久后打开后门将其带到小殿，只见文宗李昂身处其中，仇士良当着李昂的面细数其过失，而李昂却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仇士良手指李昂对他说，如果不是崔学士拒绝起草诏书，陛下就不能坐在这里了，然后将崔慎由送出殿外，并叮嘱他千万不要泄露此事，否则其宗族都要受到牵连。崔慎由将此事的详细经过记录下来，始终藏在枕下，从来没对外人说过。后来临终时，将记录本交给了崔胤，才使得崔胤了解了宦官们到底有多么嚣张跋扈，自此之后，崔胤十分痛恨宦官。崔胤虽然外表庄重，但内心却诡计多端，皇帝李晔虽然讨厌其为人，但为了除掉宦官又不能不暂时利用，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皇帝李晔和崔胤每天密谋如何除掉宦官。虽然两个人是密谋，但宦官们对此却一清二楚，因此以崔胤为首的南衙和与宦官为首的北司之间矛盾日益加剧。崔胤外有朱全忠作为靠山，在朝廷内始终趾高气扬，而宦官们也是外结藩镇对崔胤针锋相对。为此，时任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王抟因担心这样会导致宦官作乱，便上疏皇帝李晔，认为作为人君应该识大体、顾大局，做到无偏无私。宦官专权由来已久，其势力已经形成，想一下子加以剪除是不可能的，应该采取因势利导之策，用正常的手段将其除掉，而不是和宰臣简单的商量去除宦官之事，这样会让宦官们生出祸乱。应该说，王抟的话很合乎实际情况，也很有针对性，但崔胤一向与王抟不和，而且先前崔胤被罢相，他也是怀疑是王抟在背后搞鬼，因此记恨在心。这次王抟的上疏让崔胤找到了搞倒王抟的机会，于是他向皇帝李晔进谗，说王抟是奸恶之人，已经被宦官宋道弼等人收买，成为了宦官的内应。不过，皇帝李晔虽然抵触王抟的上疏，但他也知道崔胤的为人，所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事实上，崔胤积极协助皇帝李晔铲除宦官，除了他憎恨宦官之外，还因为他想独揽朝廷大权，而且有了朱全忠这个强大的后台做保证，崔胤可谓是有恃无恐。皇帝李晔虽然痛恨宦官专权，可同时又忌惮藩镇的嚣张跋扈，更担心朝政被藩镇把控，因此在看到崔胤和朱全忠走得越来越近时，便决定将其清理出朝廷。光化三年（900年）二月，李晔下诏任命崔胤为清海节度使出镇广州。崔胤明白皇帝陛下这是将自己排挤出朝廷，他实在不想出京，可是作为臣子又不能抗旨，因此他再一次向朱全忠求援。在离京前崔胤写信给朱全忠，称自己是受到了王抟的排挤才被皇帝陛下逐出朝廷，希望朱全忠能够为他主持公道。朱全忠得知自己在朝廷的代理人遇到了麻烦，于是立即上疏皇帝李晔，公然表态说崔胤绝不能离开京城，而且王抟与宦官相互勾结，将会对大唐的江山社稷产生威胁，要求罢免王抟以及宋道弼、景务修。朱全忠的奏疏是一封接着一封地送到皇帝李晔的龙书案上，一方面是表明自己态度坚决；另一方面也是为皇帝李晔施加巨大的压力。朱全忠作为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藩镇，有着可以征服任何一地的实力，皇帝李晔面对韩建、李茂贞这样实力相对弱小的藩镇尚且忍气吞声，更何况是强大的朱全忠。因此，李晔思虑再三，为了避免关中地区在生战乱，他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召已经在半路上的崔胤重新回京。六月十一日，崔胤重新回到京城后，被皇帝李晔再次起用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同时罢免王抟的宰相职务，以宋道弼为荆南监军、景务修为青州监军。次日又下诏将王抟贬为溪州刺史，后来又贬为崖州司户；改诏将宋道弼流放欢州、景务修流放爱州。十三日下诏令三个人自尽，王抟最终死在了蓝田驿，宋、景二人则死在了灞桥驿，崔胤由此实现了独揽朝廷大权的目的。崔胤仰仗朱全忠，在朝廷中大权独揽，逐渐形成飞扬跋扈之势，宦官们虽然失去权势，但却不敢与之相争。可是崔胤却仍不满足，因为从职位角度来讲，他还不是名义上的首席宰相，当时位于崔胤之上的是时任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徐彦若，崔胤为了成为首席宰相，千方百计地想将徐彦若排挤掉。徐彦若也很识时务，主动向皇帝李晔提出要到外地担任节度使的请求。当时地方藩镇基本上已经不听朝廷诏令，只有薛王李知柔控制的广州地区依然听命于朝廷，所以皇帝李晔下诏以徐彦若为同平章事，出任青海节度使。挤走了徐彦若之后，崔胤并未善罢甘休，不久，在他的运作下，另一位宰相崔远也被罢免职务。此时的皇帝李晔处境极为艰难，对于强大的藩镇他已经是一筹莫展，且要处处仰起鼻息，而朝廷内宦官专权已使其无计可施，现在崔胤又依靠强大的朱全忠开始独断专行。面对外有强藩、内有权臣的局面，李晔逐渐感觉自己有些无能为力，曾经的雄心壮志开始一点点地泯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地变成一个情绪暴躁之人，难以听进大臣的劝谏。例如右拾遗张道古上疏痛陈时弊，说国家现在有五危、二乱之难，从前汉文帝即位不久，就明习国家事务，可是陛下登基已经十几年了，却还没有掌握驭臣之道。想当年太宗贞观时期，天下安定，四夷顺服，而现在国家的疆域在一点点地缩小，臣真的担心朝廷社稷会被奸臣把持，最终被贼臣所有。张道古的奏疏虽然说得句句在理，但因为言辞过于激烈，导致皇帝李晔看罢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将张道古贬为施州司户。事实上李晔未必不认为张道古说得有道理，只是这封奏疏直接揭开了李晔内心深处的伤疤，让身为九五之尊的李晔颜面尽失，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李晔已经不愿意再直面国家的各种矛盾以及弊政。张道古的上疏不仅没有带来积极效应，反而因为言辞过于激烈，触痛了李晔灵魂深处的痛楚，让李晔在此后的日子里更加意志消沉。为了排泄心中的苦闷，他整日借酒消愁，性格也变得越来越暴躁，而且喜怒无常，时常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擅杀宫人，弄得宫中上下人人自危。李晔心理状态的变化，使朝廷内的不同人有着不同的表现，崔胤因为有着强大的靠山而完全不在乎，更何况朝政还需要他这个首席宰相去处理。而那些地位卑微的宫人只能是看着皇帝陛下的脸色行事，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但是先前被削弱的宦官势力，内心却是想法多多，在他们看来，皇帝李晔已经将宦官视为眼中钉，而且朝廷大事都与宰相商议，早晚有一天自己会被皇帝除掉。所以他们想以皇帝李晔意志消沉不理朝政为由，逼迫李晔退位为太上皇，让太子李裕即位。最关键的是，皇帝李晔虽然先前将把持朝廷大权的宋道弼、景务修除掉，但宦官势力中把持左、右神策军军权的人还依然存在，所以军队将是他们实现自己计划的依靠所在。宫廷政变皇帝李晔虽然先前打击过宦官，但左、右神策军依旧掌握在宦官手中。当时担任左军中尉的刘季述、右军中尉的王仲先以及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等宦官头目，一直密谋逼迫皇帝李晔退位，要将太子李裕扶上皇位，进而达到通过拥立之功重新纵揽朝廷大权的目的。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五日，皇帝李晔带着刘季述、王仲先等人在皇宫北部禁苑打猎。由于当天捕获了很多猎物，所以傍晚时分，李晔命手下人在禁苑里摆上酒席品尝自己捕获的猎物，君臣一直狂饮到午夜，而后李晔醉醺醺地回到后宫。酒后的李晔心情更加烦闷，为了发泄怨气，他挥剑砍杀了几个宫女和宦官，随后便脱衣睡下。此时的李晔一定想不到，就是他的这个冲动之举，为他带来了一场祸事。次日，已到日上三竿之时，皇帝李晔因为昨日喝得头昏脑涨还未起床，宫门也紧闭未开。刘季述等人见此情形，知道机会已然来临，便前往中书省对崔胤说，鉴于宫门紧闭，担心宫中发生大事，自己作为内臣，有权处理宫内事务，所以想要带兵前往后宫查看。面对刘季述等人的要求，崔胤也是一时拿不定主意。按照规定，刘季述的做法不妥，但近日来往于宫中的闲杂人员很多，例如

为强敌，呈现孤军独挡强寇之势。处在这种劣势之中，李晟依然信心十足，忠于朝廷之心不衰。当时李晟面对周围复杂的形势，决定采取孤立朱泚，拉拢李怀光的策略。他在给李怀光书信中用词极其谦卑，暂时稳住了李怀光，使自己减少一个强敌，同时委派判官张彧临时担任京兆尹，让他选择一批官吏前往渭北地区征收赋税。短短十多天的工夫，张彧在其辖地征收到了大量的税钱，使得李晟的部队得到充足的保障。看到军饷大致齐备后，李晟召集军队决定将收复长安付诸实际行动。兴元元年（784年）五月，李晟鉴于自己的人马逐渐丰足，而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之力。看到收复长安的时机已到，李晟在五月二十日召集人马誓师进军。为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长安，李晟决定以叛军主力盘踞的苑北为突破口，直接攻打朱泚所在的皇宫。为此他特地和在长安外围协同作战的浑瑊、骆元光、尚可孤约定，几路人马一起在长安城郊会合。五月二十五日，李晟进逼长安东北光泰门近郊。转天李晟正在指挥部队修筑营垒，朱泚看到李晟的人马原地未动后，企图趁官军立足未稳发起冲击。看到叛军有行动迹象后，李晟迅速布置口袋阵，派人前往城下挑战。朱泚果断命令部队出城迎战，结果不慎钻进了口袋阵，两军在长安城外展开一场激战，最终以朱泚大败逃回城中结束。李晟首战告捷，这让他平添了很多信心，但李晟同时也明白以自己目前的能力和朱泚展开一场攻城大战是不行的，准确地说长安城下的这一战是为了迷惑朱泚，让朱泚认为李晟准备打一场攻城战。事实上，李晟的心中另有打算。三天后他带领人马开始向长安苑城发起冲击，在进攻之前李晟命人在夜间推倒数十丈苑墙以扫清障碍，天明时亲率主力部队前进。朱泚显然没有预料到李晟可能会从苑墙下手，所以当李晟推倒苑墙后，仅有数十名叛军当即砍倒树木立成栅栏，然后从中射箭阻挡官军。面对这种情况，李晟亲自督军，冒着生命危险带领数十名亲兵，冒着飞来的箭矢冲上前去，拔开栅栏杀入禁苑。叛军见状立即溃退，只有叛将姚令言率部抵抗，唐将唐良臣率领步兵与姚令言的人马进行肉搏战，姚令言寡不敌众逐渐向白华门撤退。此时身在皇宫之内的朱泚得知李晟领兵攻进苑城，吓得魂不附体，他实在没有想到李晟居然会以推倒苑墙的方式攻进来，这等于他苦心布置的准备抵抗李晟攻城的几万大军已经形同虚设。情急之下朱泚首先想到了逃跑，匆忙召集几十名护卫后，朱泚急如丧家之犬般逃出皇宫。途中与同样溃退的姚令言相遇，两个人带领残兵败将几千人一路向西逃去。李晟随后进驻大明宫含元殿西边的右金吾仗院内，在简单整顿军纪之后，便向身在梁州的李适传去捷报。李适得到消息的一瞬间竟然喜极而泣：“李晟将军是上天为了社稷而生的，绝不是为了我啊！”兴奋之下的李适立即命令浑瑊、韩游环带领人马拦截朱泚。朱泚从长安逃出后，开始准备向东和田悦等人会合，无奈潼关被官军占领，最后决定前往吐蕃求救，但刚走到泾州（今陕西泾县）的时候，朱泚发现身边只剩下百余名亲兵。最关键的是，泾州守将田希鉴看到朱泚大势已去闭门不纳。“你的官职是我授给你的，怎么能在危难之时背叛我呢？”当朱泚知道田希鉴拒绝自己进城时，气得在城下破口大骂。随后他便让士兵焚烧城门，想要强行进城。田希鉴一边命令城头上的士兵对着朱泚放箭，一边将朱泚曾经赐给他的节度使节杖扔到城下。“都还给你！”田希鉴说完后转身下城而去。朱泚的人马在城下不断抵挡着从城头上射下来的箭矢，当士兵们看到田希鉴将节杖扔下城头后，都知道朱泚已经是大势已去，所以瞬间开始倒戈。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朱泚只得带领少数亲兵以及朱氏家族众人慌忙向北逃窜。当朱泚走到彭原（今陕西宁县）时，部将梁庭芬看到朱泚已经穷途末路，突然发动兵变。朱泚在逃跑中被箭矢射中坠马，梁庭芬砍下朱泚的头颅前往泾州请降，一场几乎再一次拦腰斩断李唐王朝的叛变，最终以朱泚之死落下帷幕。兴元元年（784年）六月十九日，李适从汉中启程返回京城长安。同样翻越秦岭的艰辛，但这次李适的心情显然与来时不同，其中既有对自己君临万邦但失守京城，险些断送祖宗基业的惭愧，也有对李晟、浑瑊等人浴血奋战击败叛军的感激，更有历尽艰险重返京城的喜悦。但生性多疑的李适在诸多复杂的心绪中，同样掩藏着担心经历这次动乱后，群臣对自己统率无能心存轻视，以及对诸多功臣功高震主后如何统御的忧虑。不过眼下能够再次回到长安，李适心中更多的还是兴奋、欣喜之情。七月十三日当李适到达长安近郊时，李晟、韩游环、浑瑊等将领率军迎接。当时十余万人马浩浩荡荡，行进在从凤翔进入长安的大道上，李适的心情固然十分兴奋，但从他这段颠沛流离的艰辛中，这位本就缺少历练的皇帝究竟能吸取到什么教训呢？因为这个问题会对大唐王朝的未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是关系到整个帝国的命运。分化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适因为强行平藩而引起的动乱差一点导致大唐帝国再一次被拦腰斩断，那个时候在帝国的版图上，关中地区可谓是刀光剑影。事实上朱泚在长安发动叛乱，李适出逃奉天以及避难山南的时候，河北的局势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个变化对李适重返长安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变化主要是昭仪镇节度使李抱真促成的。李抱真是唐朝开国初年间接导致西凉李轨灭国的安兴贵后代。安史之乱爆发后，安氏家族耻与和安禄山同姓，肃宗李亨赐其姓氏为“李”，李抱真的哥哥李抱玉在代宗李豫时期，做到了泽潞节度使，大历十三年（778年）去世后，弟弟李抱真继任泽潞观察使留后之职。泽潞地区在今天的山西南部长治和晋城地区，是扼守河北、河南、山西地区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李抱真接任之后，仔细分析当时河北的形势，认为河朔三镇早晚会生出变乱，而泽潞处在交通要冲之地，定会受到波及，应当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他上任伊始就颁布政策，每三个成年男子中选出一个有勇力的人，给予免除赋税的待遇，由官府发给刀剑、弓矢等武器作为乡兵，农闲时乡兵们进行军事训练，年底进行考核，按成绩进行赏罚。这样经过三年的时间，李抱真训练成了一支足足拥有两万人的强劲部队，同时他还不断修造铠甲制造战具，优化武器装备。随着时间的推移，昭义镇的军队逐渐成为一支劲旅雄视太行山以东地区，甚至被人认为是帝国之最。田悦、朱滔等人在河北发动叛乱时，李抱真作为征讨河北藩镇的主力部队，参加了不少战斗，可是当泾原兵变的消息传到河北后，身在魏县行营征讨田悦的唐军闻讯大惊，皇帝被迫逃亡，讨伐河北藩镇的行动自然也就无法再继续，为平定河北藩镇而成立的魏县行营也被迫宣告解散。当时李怀光回援奉天，马燧退守太原，李抱真则退守太行山以东靠近泽潞两州的临洺城（今河北永年县）。李抱真虽然撤退到临洺城，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尤其当他得知王武俊并不满意朱滔对自己的态度时，李抱真果断决定利用这种矛盾来分化瓦解叛军。他让亲信参谋贾林以投降的名义前往王武俊那里进行劝降，虽然最终没有达到目的，但李抱真许诺可以让王武俊得到朝廷任命的合法官职时，王武俊还是有些动心的，就这样双方开始了秘密的往来。田悦见唐军突现一盘散沙的局面时，为了尽快消灭在河北战场上的唐军，他派使者游说王武俊，让他带领人马和朱滔一起围攻临洺城。结果这个消息被李抱真及时探听到，李抱真立即派人赶在田悦使者的前边游说王武俊，说临洺城易守难攻，轻易不会被攻破，田悦之所以让你攻打临洺城，其实是在消耗你的兵力。双方本就私下往来密切，所以王武俊听从了李抱真的话，拒绝了田悦的要求，于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十八日率兵北归。直到现在为止，李抱真可以说成功分化了河北藩镇，使得田悦和王武俊开始产生裂痕，这无疑对河北的局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但随着后来局势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李抱真可以做得更好。朱泚在长安称帝后，曾经派使者告诉其弟朱滔，让他在河北一定要坚持住，只要坚持住，最后兄弟俩一定会在洛阳会师（当与卿会于洛阳），而后又立朱滔为皇太弟，这让朱滔十分高兴，随后他向回纥借兵意图帮助哥哥攻打洛阳，虽然最终借来的人马不多，但至少可以壮壮士气。朱泚在长安的所作所为，让身在河北的李抱真很快得到了消息，在他看来，朱泚和朱滔的联合，让拒守在河北、山西地区的唐军有可能陷入东西夹击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李抱真再次派人游说王武俊，意图用他这颗棋子来牵制叛军。李抱真派使者为王武俊仔细分析了形势，他说朱滔自起兵起来，对待盟军很是轻蔑。本来自古以来河北地区就没有成立过国家，这片地方最多就是块封地，但现在朱滔在河北称王，在西边依仗哥哥朱泚，北边又向回纥借兵，其意图是想吞并河朔地区，这不是让王武俊老实做他的臣子就万事大吉那么简单。而且王武俊英勇善战，朱滔根本无法相比，本来可以做唐廷的忠臣，就是因为朝廷宰相处理问题有失误，才导致王武俊最终反叛。如果他能和昭义镇联合，共同讨伐朱滔一定会成功，朱滔覆灭，朱泚也不会坚持太久，这样还能做唐廷的忠臣。如果迟疑不决，等到诸镇人马平定了叛乱，将军再想行动那就彻底晚了。显然，李抱真是在进一步利用王武俊和朱滔的矛盾来进行游说。他坚信自己这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话语一定能打动王武俊，因为在他的话里不仅奉承王武俊贬低朱滔，而且让王武俊感觉走上反叛的道路是迫不得已，其本质还是想做个忠臣的。事实证明，李抱真的话极具煽动性，当王武俊听完这一大串分析后，他猛地拂衣而起，然后说道：“二百年的天子我都不能臣服，怎么会向那个田舍儿（朱滔）屈膝称臣呢？”自此之后，王武俊与李抱真和马燧暗中结为兄弟，但表面上依然对朱滔称臣，并派使者向朱滔祝贺朱泚称帝，进而迷惑朱滔。奉天解围后，在李抱真的建议下，李适为了孤立朱泚、朱滔兄弟，派使者前往河北地区答应赦免田悦、王武俊等人的罪过，于是田悦、王武俊等人利用这个契机答应归降朝廷。但田悦和王武俊为了自己留了后路，表面上没有解除和朱泚、朱滔的联盟。朱滔为了配合身在长安的朱泚尽快打败关中的唐军，派使者前往魏州游说田悦，让他派兵和自己一起南渡黄河进攻汴州（今河南开封），进而缓解朱泚的压力。但田悦却再三找理由不出兵，不过他明白这只是权宜之计，未来自己该何去何从，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为此田悦秘密召集亲信幕僚商议今后的去向问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幕僚许士则的一番话让他找到了方向。许士则认为朱滔和哥哥朱泚以及另一个部将朱希彩曾经一起发动兵变，杀死李怀仙后，拥立朱希彩为节度使，但没过多久朱滔又诛杀朱希彩，拥立哥哥朱泚。朱泚担任节度使后，朱滔力劝朱泚进京，事实上是为了夺掉朱泚的权力。这一连串的事情，说明朱滔是个狼子野心的人，所以田悦首先是不能信任朱滔的。既然不能信任，那么接下来就要采取应对之策。许士则建议田悦一定不要开城迎接朱滔进城，如果开城迎接，以朱滔的为人，田悦很可能会被活捉。但同时也不能生硬地回绝朱滔，可以表面上答应出兵汴州，暗中却要加紧提防。如果朱滔的人马来到，可以找借口派个部将带领少部分人马跟着朱滔出征，这样对外没有失去报德的名声，对内也不会有措手不及的隐患。许士则的建议对于田悦的现状来讲，算是上上之策，而且田悦本身已经有降唐的想法，只是迫于朱滔解围的恩情，不能公开与其决裂。恰好此时王武俊听说朱滔邀请田悦共同出兵汴州的消息后，急忙派人游说田悦不可动摇降唐的念头。在反复权衡许士则和王武俊联合利害关系的打动下，田悦终于下定决心反叛朱滔。于是他采纳许士则的建议稳住朱滔，派人给朱滔回话，表示自己会遵守共同出兵汴州的约定。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几乎在李适避难山南的同一时间，朱滔在取得田悦同意出兵的承诺后，率领范阳的步兵、骑兵五万人，回纥军队三千人从幽州南下，据史料记载当时朱滔运输物资的车辆前后绵延达到40里，在冬天的平原上卷起滚滚烟尘，可见朱滔这次出兵可谓是志在必得。于是，在关中地区烽烟不断的同时，中原地区的藩镇大战又拉开了序幕。朱滔败亡朱滔领兵南下，沿途所经过的地区王武俊和田悦表面上供应十分充足。不过在进兵的过程中，朱滔得知李希烈已于建中四年（783年）底攻陷汴州，并以汴州为都城，自称大楚皇帝，改元武城。汴州已经让李希烈捷足先登，所以朱滔只得改道前往田悦所在的魏州北面的永济（今河北馆陶县）。兴元元年（784年）正月五日，朱滔到达永济，他派使者去见田悦，让田悦按照先前的约定，率兵与他在永济会合，然后两军共同渡过黄河。田悦则按照许士则先前的建议回话告诉朱滔，说自己即将出兵的时候，遭到了手下士兵的反对，自己目前必须先要安抚住部下，所以只能调拨五千人马由部将孟佑带领出征。朱滔一听便知道田悦是在玩花活，于是怒骂田悦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而且他还清楚地记得田悦当时曾经许诺，朱滔替他解围后，他将把贝州赠给朱滔。不过那个时候两个人关系处在蜜月期，朱滔没有接受田悦的馈赠。但现在在朱滔看来两个人已经是形同陌路，所以朱滔立即下令围攻魏州辖下的宗城、经城和冠氏县，并同时进兵贝州。面对朱滔的来势汹汹，田悦自知难以抵挡，索性闭城固守，最终导致朱滔在田悦所辖的郡县大肆抢劫掠夺。朱滔虽然大肆侵略田悦的领地，但因为田悦据城坚守，所以魏州城暂时没有受到威胁，可是谁也想不到田悦最终没有败在朱滔的手上，而是栽在了自己人的身上。当时李适在梁州，为了安抚住田悦，特意让给事中孔巢父前往魏州安抚田悦。这是因为田悦自继任以来，好几次用兵失败，士兵战死者十分之六七，很多人产生了厌战的情绪，朝廷借机宣慰，进而增加田悦的威信。应该说朝廷的宣慰让那些产生厌战情绪的士兵再次重燃斗志，同时也让田悦欣喜不已，这至少说明朝廷是十分重视他的。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件好事情，但同样他也为田悦带来致命的伤害，那就是看到士兵们重燃斗志后，田悦放松了警惕，这就给了他那野心十足的堂弟田绪以机会。田绪为人阴险，经常犯有过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经常遭到田悦的处罚，甚至是杖刑。于是田绪怀恨在心，意图伺机报复田悦，无奈田悦防范严密，没有机会下手。不过，孔巢父的到来终于让田绪找到机会。当时田悦十分满意孔巢父的宣慰，并在他到来的当晚宴请这个朝廷派来的给事中，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方才结束。田悦因为酒醉放松了警惕，只带着几个随从醉醺醺地返回节度使府衙，当夜他没有下令让亲兵对府衙严加防卫，从而给了田绪以下手的机会。田绪见到节度使府衙防备空虚，便召集几十个亡命徒从府衙后院的墙上打洞杀入。由于帅府没有防备，田悦又大醉而睡，所以田绪轻而易举地杀掉田悦及其母亲、妻子共计十余人，然后假借田悦的名义召见田悦最为器重的行军司马扈鄂、幕僚许士则入府议事。许士则率先走进帅府，结果被乱刀砍死，扈鄂稍迟，刚走到大门口听见许士则在府里大声惨叫，知道出了乱子，于是转身逃走召集士兵准备平乱，可是田绪早已经做好准备，当扈鄂带兵赶来时，他不仅没有躲闪，反而迎上前去。“我是先相公（田承嗣）之子，大家都受过先相公的恩惠，如果能够拥立我为主，兵马使赏钱两千贯，大将减半，士兵每人一百贯，大家放心，我的承诺五天内一定办到。”于是，在田

里，去看法国电影难免会被打上软派的烙印。虽说在战败的同时自由意识已被唤醒，但周围很多人受战时观念的影响头脑依旧保守。“进电影院时可不要太显眼哦！”老师苦笑着说道。虽然倒也说不上是趁机而入，但当时伸夫确实常去看电影。即使现在回想起来，脑海中仍会浮现《舞会的名册》《会议在跳舞》《贝贝·勒·默果》《卡萨布兰卡》《魂断蓝桥》《煤气灯下》《法国外籍军团》《车灯》《北方旅馆》等电影的著名画面。而《胡萝卜须》《偷自行车的人》《第三人》《终站》《生死恋》以及号称第一部苏联电影《石头花》等，则是后来上映的电影作品。那些电影伸夫未必都能理解，但说实在话，《舞会的名册》令人烦躁郁闷，《贝贝·勒·默果》和《法国外籍军团》则阴郁不堪难以接受。不过，他对那些作品所共同具有的、对于人生的倦怠氛围似乎有所了悟。“或许将来自己也会那样生活。”在伸夫的心中，期待与不安相互交错。这些电影作品中最令伸夫感动的就是《情妇玛侬》。不过，比起故事情节和与主人公的共鸣，其最后一幕的美感更夺人心魄。男主人公屡屡犯事遭到追捕，最后与女主人公逃进了沙漠。女人精疲力竭倒在酷热的太阳下，男人拼尽最后力气站起想继续逃跑却扶不起女人，百般无奈之下扛起女人的双脚迈步前行。荒凉的沙漠上既没有水也没有树木，女人被头朝下拖着走，长发在沙地上画出曲线。不久之后，男人也耗尽体力倒在了沙漠上。男人放弃了继续逃跑的念头，用双手捧起沙土盖在女人身上，然后以自己的身体将其遮盖起来。两人必死无疑，秃鹫就在他们的上空静静地盘旋。这幅凄美的画面紧紧地抓住了伸夫的心。他还不能完全明白，也许男女爱到极致就会落到那种凄惨的地步。虽然恐怖，但爱情也许真的具有那种魔力，能使人坦然地走向地狱。看完电影之后，女人被拖在沙地上的裸露上身和长发依然烙印在伸夫脑海中。女演员塞希尔·奥布赫豪爽奔放，虽然闭着眼睛却不可思议地显得十分娴静，那张脸庞也牢牢地刻在了伸夫的眼底。还有一个令伸夫印象深刻的就是《魂断蓝桥》中的画面。这部电影以伦敦的滑铁卢桥为舞台，一对男女相遇相恋，不久后却因战争别离。当男子在战后回到约定见面的蓝桥时，女子已经彻底地变为娼妇。男主人公由罗伯特·泰勒主演，女主人公由费雯·丽主演。被战争撕裂的、充满了甜美而哀切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据说，后来在日本热映的《请问芳名》就是以这部电影为底本拍摄的。在现实当中，由佐田启二主演的春树和由岸惠子主演的真知子曾约定在东京的数寄屋桥重逢。那时的伸夫当然没有恋人，也不曾恋慕某个特定的女子。他虽然对街坊家那个名叫弓子的女孩心怀好意，但离所谓恋爱的感情还很遥远。不过，男女相爱、甜言蜜语、相互追求这些概念他是明白的。大人们从表面看去让人以为他们只会埋头工作，但其实他们对爱情和性都十分关心，这些在生活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些事情长大再看纯属当然，但以少年的角度来仰视却会引起新鲜的惊疑。原来如此！成年男女就是这样相互交流接近并相爱、又是如此相约重逢的吗？因战争而天各一方的恋人就是这样怀着悲伤相互寻觅的吗？而且卖春这种事情竟会给曾经笃信对方的男子带来如此打击、给恋人双方造成如此创伤吗？无论截取剧中的哪一幕，都是伸夫从未体验过的事情，所以他未必能够每件事都感同身受，而只是不时地点头感叹“原来如此啊……”“是那样啊……”“哦……”。虽然基本上都是出于好奇心，但他在看电影时强烈地预感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这样坠入情网。虽然尚未体验过，但总有一天自己身上也会发生与此相似的故事，自己或许也会像电影中的男主人公一样到处寻觅美女。伸夫沉醉在电影画面所营造出的浪漫氛围之中，想象着各种各样的未来。如此看来，伸夫对艺术的某种感性也许就是在这个时期孕育出来的。不知艺术为何物、人生为何物，来到户外就跟同学们玩棒球直到饥肠辘辘，冬天就只知道滑雪——伸夫只不过是这样一个少年而已。可是，一旦走进昏暗的电影院，他就会像屏住呼吸般地盯着银幕看几个小时。那里基本上没有少年式的热血沸腾，也没有心惊肉跳的冒险和豪华的场面。男女相爱、争吵、分手，某豪侠只因一念之差赌命于无聊荒唐之物，某老处女感慨地倾诉人生悲喜，某落寞者寄身于倦怠的深渊。尽管这些人大致与少年无缘，但伸夫看到他们走过的人生之路，就对即将横在自己面前的未来心怀几分恐惧和憧憬。对于刚上高中的少年来说，这种刺激未免过于强烈，但青春却不惧任何强烈刺激，全都能够吸收。某种刺激唤起另一种好奇心，而另一种好奇心则开始寻求更加强烈的刺激。当时的游戏不像如今这样丰富多彩，看电影就是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同时也是教导人生、感受艺术的媒体。不过，伸夫从电影中并非仅仅感受到人生和艺术。实际上，他在后来才意识到那种感受是通过观影孕育出来，而当时只不过是受到好奇心驱使想去看看而已。那些艰深的理论是在后来才领悟到，而当时只是出于更现实的原因走进了电影院。例如在影片首映时特别想看而心神不定，可他却没有勇气独自前往。在二度徘徊之后，终于约朋友一起去看了《某夜的接吻》。这部电影的片名本身也具有刺激性，而且因为其中有吻戏才成为了热门话题。这事如今听起来也许会被付之一笑——就为这个呀！但在当时，“接吻”这个字眼本身就已经充满刺激，更何况是天下第一美男美女在银幕上嘴对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已经开始流行脱衣舞，在刚刚露出阴毛扭动的瞬间，只因为被指责低俗下流，脱衣舞娘就拿起画框把裆胯挡住，真是叫人笑不出来。在那种时代，刚刚开始对性产生兴趣的少年只因能直接看到接吻的画面就想去看电影，这种心理也不足为怪。当时，初中生看电影原则上要有监护人陪伴，但伸夫的父母根本无暇同去。而且即使有空陪伴，他跟父母一起看电影也会心神不定。伸夫无可奈何，于是将监护人的含义进行扩大解释，常常跟大四岁的姐姐同去看电影。可是，姐姐也并非什么时候都能去，而且爱好未必相同，更何况是《某夜的接吻》这类电影，更不可能一起去看了。伸夫用夹克衫替换了黑色的立领学生服，朋友也穿上衬衫和毛衣，两人一起前往电影院。此时天色已暗估计不会太显眼，但不凑巧的是，电影院位于闹市中行人最多的拱廊街一角。那里虽然没有如今这种华丽的霓虹灯，但在亮如白昼的照明下，门口悬挂着画有男女接吻场景的巨大广告牌。伸夫他们来到门口却没有勇气马上进去，过门不入地走过一个街区对视一下再原路返回。虽说规定要有监护人陪伴，但那只是原则而已，实际上跟同学朋友一起观看也不成问题。虽然街道上还有担任辅导委员的老师巡视，不过即使被他们发现，也顶多说声“哎，不能一个人去看哦”而已。还有个笑话说，学生在看电影时被前排人的脑袋挡住，于是叫那人低一点，结果那个人就是辅导委员老师。伸夫还没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过，可以说没有前科。但是，对于这部影片，辅导委员老师恐怕会重点巡视。不过，伸夫在作出决断时就已拿定主意，如果被发现的话到时候再说，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姓名等着挨批评。朋友也是同样的决心，两人都相信只要能看电影，即使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也值了。因此，他们刚才过门不入并非害怕辅导委员老师，而是被眼前广告牌上男女公然接吻的画面震慑住，自己先感到十分难为情，于是就从门前走了过去。“准备好了吧？直接进去哦！”两人对视一下，这次才目不斜视地径直向售票口走去。只要说声“两张学生票”并把钱递进去就没有退路了，在此之前还需鼓足勇气。可是，女售票员却故意慢条斯理地数钱，撕下两张票后又开始数零钱。能不能快点儿——伸夫有些生气，但又不能说出来，只能死死地盯住那女人的手。这种急不可耐的心情就跟买黄书等待阿婆包书时相同。两人终于拿到门票进了电影院，他们再次回头观望。刚才进门时会不会被谁看见？有没有辅导委员老师跟踪？不过，两人身后只有一个打短工模样的男子，没有别人尾随。本以为这里的观众都应该是多少喝了酒、穿戴不那么讲究的男人，可进来一看却发现，穿西装系领带的工薪族出乎意料的多，还有不少女观众。“咱们完全没必要提心吊胆嘛……”伸夫觉得自己过度谨慎有些吃亏，但作为未成年人的负疚感却难以抹去。他低着头向前走，从买站票的人们肩头上方望着银幕。虽然广告词说的是“国产影片中首次接吻镜头”，可剧中男女的对白却拖拖拉拉没完没了，迟迟不见接吻镜头出现。但尽管如此，场内没有一声咳嗽，呈现出异样的安静。过了半个小时，男子和女子正面相对，眼看着越来越近，在接下来的瞬间，两人的嘴唇贴在一起。观众中似乎有人发出叹息声，但也只是一瞬间画面就已转换。镜头从上半身摇向脚下，女子穿着高跟鞋的双脚慢慢翘起，可以看出是在向上探身。“原来如此啊……”伸夫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男女站着接吻时，个子矮的女子要翘起脚跟呢！”伸夫打算明天去学校后把这个发现告诉大家，让他们大吃一惊，然后继续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做那种事情吗？当天夜里，伸夫想象着尚未看到的未来，并在大脑中描绘出跟弓子接吻的场面完成了自慰行为。[1]日本战后粮食匮乏时期以海带、淀粉、鱼粉制作的代用面条。[2]日本镰仓时代中期到末期的古典军事文学名著。“源”指源氏家族，“平”指平氏家族。[3]平清盛，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将和公卿，在“平治之乱”中击败源氏势力，建立平氏政权。[4]源赖朝是当时的武将和政治家，源义经是源赖朝的异母兄弟。静御前是当时的歌舞“白拍子”的女艺人。[5]日本札幌市的中心娱乐区。[6]经常泡妞的好色男子。[7]对因改制激增的“快餐式”综合大学的揶揄说法。[8]日本的战国时代（16世纪中期），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在12年中进行过5次大会战。[9]“前头”和“十两”都是相扑选手排位的名称。[10]相扑比赛记录胜负的方式。每场胜者涂白圈，负者涂黑圈。男子一上高二那年的春天，对于伸夫来说是个难忘的、极具冲击力的春天。不仅是伸夫，对于当时的全体高中生来说无疑也都相同。从这一年的新学期开始，全国公立高中同时施行了男女同校。以前男生都以“质实刚健”为校训，以敝衣破帽装腔作势，在冬天里也以赤足穿木屐的硬汉做派为荣，可现在学校里突然来了身穿水手服的女生。由于战后物资匮乏，再加上粗野的男生不够珍惜，校舍已变得破烂不堪，地板下陷，有些窗户甚至没有了玻璃。此外，女厕所的绝对数量也很不够。就是这样一切都与女生无缘的纯男生圣地，女生将要进来同校学习了。男女同校将市内两所男子高中和两所女子高中合并起来，再根据所在区域重新分割，要求同一地域的男高中生和女高中生上同一所学校。因此，每所高中的男生与女生人数几乎相同，或即使不同也是男生稍多。不过，由于按照东西南北划分为四个地域，校名也就变成了东高、西高等，就像麻将牌上的标记般乏味。所幸伸夫家就位于原高中所属区域内，因此他得以继续留在母校。但是，校名却从原先的第一高校改成了南高校。而其他此前从东区来上学的男生都要去东高中，从北区来上学的男生都要去北高中，大家就这样即将四散分离。三月底，伸夫的学校在新学期开始之前举行了最后的“告别仪式”。这所在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年）创立、具有五十五年传统的第一初中和第一高中到此终结，今后就要改为男女同校的南高中了。而且，曾在一起学习的同学们也将各奔东西。平时就爱打打闹闹的高中生，到了这个时候也都感伤不已。校长说“希望同学们在分别之后仍然秉持曾在本校学习过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不忘‘一中之魂’，将来在召开同窗会时要精神饱满地相聚”。在唱起《萤之光》时，还有人用拳头擦眼角。伸夫也渐渐难过起来，默默地低下头来没有张口唱歌。不过，这与其说是对与同学们分别心怀伤感，莫如说是对具有传统的母校即将消失感到失落。为什么要取消这所北海道年代最久、传统最老的中学呢？为什么要让动不动就叽叽喳喳的女生进来呢？同学们虽然在表面装出硬汉或软派的样子，但心中却在为身居道内最有名的中学感到骄傲。可是，如果施行了男女同校，一高就会变成按区域分割的、毫无特色的学校，大家也会从此前的高中精英变成普通高中生。不满和愤怒在伸夫心中翻腾。不过，在不满情绪中也含有对男女同校的期待和好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施行男女同校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女孩进来呢？教室的一半被女孩占据，课堂会变成什么样呢？女孩的学习成绩能好多少呢？伸夫尝试想象自己旁边坐着身穿水手服女生的情景，却没有浮现出具体的形象。不管怎么说，跟女人坐在一起上课学习太脱离现实，而且教室里会变得女人气浓重，哪里还能学得进去呢？还有一个令伸夫心情郁闷的是，新学期开始后，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就要转到东高中去了。虽然另有几位老师也要调动，但跟山中老师离别是最痛苦的事情。“你们多好呀！能跟山中老师在一起。”伸夫向转到东高的同学一说，那个男生立刻回嘴。“还是你好啦！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听说东高连男厕所都没有哦！”东高以前确实是市立女子高中。“不过，现在正抓紧改建吧？”“改建也来不及呀！连小便都得进女厕所呢！”“女厕所我倒是还没进去过呢！”大家虽然都心有不安，但确实对男女同校也怀抱梦想。告别仪式后的第二天，山中老师向大家讲述了辞别的话语，最后还开起玩笑来。“你们下个月就要跟女孩儿们一起学习了，言谈举止要绅士，可别做出发情小狗样的事儿来哦！”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也苦笑着加上一句：“相信你们很快就会习惯，要好好用功，别让女孩儿们笑话。”确实如此。跟女孩们一起上课，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在课堂上传看黄书、吃“早饭”了。今后就总会有女孩在身边了——在喜不自禁的同时想到麻烦事也会越来越多，伸夫的心情不免有些沉重。男女同校第一天，伸夫的印象是“女孩如潮水般汹涌而至”。他早上照常来到学校附近，只见路上满是身穿藏蓝色外套的女生。伸夫一时以为那都是附近女子学校的学生，可那些藏蓝色学生装却跟伸夫继续前往同一方向，并走进了同一座学生专用便门。伸夫驻足片刻，观望那汹涌的潮水。既然是男女同校，男女生人数就应该相同。可是，眼前从街道到校门满是女生，令人产生变成女子学校的错觉。楼门口的换鞋间也被女生占满，尖利的说话声此起彼伏，男生们都畏缩在角落里。伸夫在地台边脱下室外用鞋，换上校内专用的趿拉板去了运动场，这里也是遍地女生。“来势凶猛啊……”伸夫嘟囔了一句，同行来到学校的松本君也愣愣地望着女子军团。“看样子我和你要分开啦！”看了贴在运动场墙上的新班级名单，两人再次对视一下。“你要多保重哦！”发展到这一步也都怪女人们开进了学校——伸夫克制住没说出来，到了教室一看，这里也满眼都是女孩。虽说到集合时刻还有一点点时间，但也已经迫在眼前了。可奇怪的是，教室里分成了两个阵营，女生聚集在靠近走廊这边，男生聚集在教室最里边，相互没有对话，远远地窥探着对方。“哎，什么情况？”伸夫向原先就是同班同学的北田君询问，可北田君望着女生那边也只是歪了歪脑袋。这完全就是一场革命。在三年前引进了六三三学制，号称教育制度大改革。但对于伸夫来说，这次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远远大于上次。上次虽说是改

了一场争吵的风波，这场风波的结果就很暴力了。比起不想被吃的赤蛙，想吃赤蛙的老师内心要经历更慌乱凄惨的一场恶战。孤独的老师想收一个徒弟。波斯语和安南语[7]这类东西，就算老师自掏腰包也不会有人来学。鞍马好不容易找到了唯一一名徒弟。说到安慰栗栖按吉，涅槃大学的梵语老师都比不上他。“既然你有这个水平，就说明你有研究语言学的天赋。”鞍马老师测了测他的梵语水平，就大胆地奉承道。他跟涅槃大学的梵语老师不一样，他不露半丝笑容，所以说的话都像真的一样。“拉丁大学的语言学科汇集了全世界的天才，里面有个男学生，才能和你不相上下。你一年多就能学到这个水平，将来能当上日本的梵语学者呀。”鞍马老师这番话没来由地让按吉感到一切都那么安心。他感觉拉丁大学的天才、安南的哲学家、尼泊尔的国王这些人物仿佛都是自己的朋友。就连鞍马老师自己也觉得，区区日本的梵语学者，哪比得上老子的徒弟呢！然而鞍马老师转过脸看着按吉，说他非常有前途，所以要传授他藏语。他说二十世纪学习佛教的人，首先必须学藏语。梵语和巴利语的文献已然残存无几，但与佛教有关的文献绝大多数都被译成了藏语流传下来。所以要从藏语来探索佛教，不然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二十世纪的学者。不巧按吉已经快要看透印度哲学了，因为他没什么希望开悟。头发差不多也长齐了，一直想着借此机会跟印度那边断了关系，跟法国、德国这种更洋气的地方合作。就在他对印度这一块已经燃不起半点热情的时候，鞍马老师却说即便是他这种专门研究梵语的帝大老师也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字典。原来如此，字典是为供人查阅而存在的，但词语却不是为查阅字典而存在的。查阅梵语和藏语词典有益健康，增进食欲，基本能起到像广播体操一样的作用，但词典却不是以体育器具的名号来售卖的。于是栗栖按吉满头大汗地努力推辞学习藏语一事，但鞍马老师这个人向来不知道别人也有意愿，也有好恶。“不，你听好了。”鞍马老师说道，“藏语不是为佛教而存在的语言。你应该马上放弃你不感兴趣的印度哲学，然后成为一名藏语学者。本来日本能说藏语的也就四五个人，换句话讲，你是第六个。通晓一国语言，就等于征服了该国的领土和国民呀，你说是吧。”鞍马老师这番话说得实在太漂亮了。按吉耳根子本来就软，一说征服了语言就相当于征服了该国的国土和国民，那么如果自己跟女人问路，女人要是回了话，这女人不相当于也属于自己了吗？当然，鞍马老师说按吉有可能成为第六个藏语学者，这话绝非空穴来风——他多半也能推测到，帝国大学的老师不太明白语法，也查不了字典。刚好当时藏语的权威——山口惠海老师发表了一篇文章，根据山口老师的看法，那些自古以来我们一直称作高丽人的朝鲜人是西藏人。如今太秦和琦玉这些据说是高丽词汇的地名源自藏语，神乐、催马乐源自藏语，这篇文章中的语气词“呀”据说也是个下流的藏语词。三番叟[8]是藏语，投投塔拉利[9]整句话也与藏语无异。据说西藏那边如今还在跳跟三番叟基本一样的舞蹈。按吉觉得，如果就这么听了鞍马老师的一番漂亮话，恐怕没什么好事，可藏语既然跟我国古代文化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如就放宽心当那第六个学者也不坏。按吉刚欣然答应接受鞍马老师的藏语教学，老师就干劲十足，把一大堆书本堆到按吉大腿上，说这是教科书，这是词典，这是语法书，这是参考书，这是介绍西藏的书籍，这些全给你。按吉暗自对这些书抱有一丝警惕，因为太臭了。——老师是从书架下半截把这些书匆忙拿出来的，这么说来，这些书已经受过了洗礼。然而学问的精神应该在遥不可及的高远之处，因此即便大腿上的书本确实湿漉漉的，按吉也觉得这些是神秘书籍，所以会出汗。按吉自己说服自己：人们在印度不也用指头尖来擦屁股嘛，所以印度语多少也会有点味儿吧。然而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因缘，藏语真的很臭——老师非常容易放屁。授课途中说句失陪，就跑到走廊，咣一声把门拉上，因此老师用何种姿势在走廊放屁，按吉并不知晓。不过老师通常都会迅速放七八个声音洪亮饱满的屁。不管是深夜还是阴沉的雨天，老师这股声音总是饱满圆润，绝不带有湿气和嘶哑感。完事之后老师大概会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趟，等到臭气充分散去再回来，这算是出于礼节和关心而进行的一种散步活动吧。不久老师就会回到屋里，说句抱歉，然后继续授课。笔者在此必须为日本帝国的国威说上几句：就算帝国大学的老师查不了字典，对日本帝国来说也不是什么羞耻之事，因为即便是拉丁大学的才子也查不了字典。鞍马老师是个热心肠的人，会自己代替学生查字典，就算在按吉面前做上二三十分钟的激烈运动，单词也总不现身。紧接着老师就会说句失陪，走到走廊里放一串屁，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遍，再说句抱歉，抱着字典开始做激烈运动。不出所料，单词还是没现身。当时按吉认为，藏语词典可能是为学者的健康而制造出来的东西，要是一两分钟就能查到单词，就不符合藏语原本的性质了，于是他也从没把老师的激烈运动理解为老师无能的表现。然而老师总是说句失陪就跑到走廊，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趟，再回来说句抱歉。按吉觉得老师的这份礼节太可怜，太可悲了。于是按吉有一天说道：“老师，请您放屁不用在意我，这样我会不好受。”这之后，鞍马老师起身打算开门出去放屁，手往拉门上一扶突然想起按吉这句话来，就转过身说了句“那我放了”，像往常一样对着拉门放了七八个屁。于是之后这方法就成了惯例。然而按吉却发现了一件能够一口气颠覆以往定论的事，就算是见多识广的风来山人[10]也会不懂装懂地下定论。从古至今都有定论说，响屁不臭，可是鞍马老师的屁声洪亮，味道能把臭鼬都给熏昏过去。也就是说，老师会在走廊走那么几趟，多半自己也十分清楚这屁有多臭。老师放屁这件事似乎让他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厌世情绪。这授课再持续一年的话，恐怕按吉最后就得厌世自杀了。不过多亏上天保佑，按吉捡了一命。上天的保佑是从鞍马老师失了童贞开始的。鞍马老师在花之巴黎都没失去童贞，对马来的裸女也是闭目无视，堂堂正正守着处男之身平安无事回了国，却偏偏栽在廉价的妓女手上，轻轻松松，一笔勾销了三十几年的童贞。结果鞍马老师也因为一些原因完全厌世了。（原因如下）老师对按吉说道：“我说，你不觉得性交其实没什么意思吗？哪里有什么快感啊。你也这么觉得吧。都把我当傻子耍。我一直深信，只有那个时候才会有一种用尽世上语言都表达不清的神秘的感觉。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像活在谎言之中。我已经对都市的生活厌倦透顶了。我要回故乡，一个人思考一阵子。”鞍马老师本身太神秘了，按吉不太理解老师厌世的逻辑和内容。他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要忍耐三十几年也不去体验这种用尽世上言语都表达不清的神秘感，也不明白为什么期待落空了就要回老家。老师悲叹自己这辈子都活在谎言之中，但按吉完全不明白是谁以何种方式一直在欺骗他。根据老师的这番惨痛的悲叹，老师可能是误会了什么才打算记住所有的词汇，拼了命地学习，也就是说，他以为那件用他毕生所学语言都无法表达明白的事物实际上已经在某处体现出来了；或者老师虽然守了三十多年的处男之身，事实上脑子里一年到头都想着那件事。按吉已经完全搞不清楚了。虽然有一堆事情没搞明白，但对按吉而言，他只深刻认清了一个非常明朗的事实：总之他捡了一条命。他感觉心里的阴云都消散了。于是他衷心感谢上天让老师失去了童贞，这样一来，他的心一时之间也有些飘飘然了。他甚至还若无其事地考虑一些忘恩负义之事，比如跟那个与老师交欢的妓女道谢。当然，幸亏老师失去了童贞，使得我光荣的大日本帝国少了一个奇怪的藏语博士。这也是一件值得国民举杯同庆的无名之功。在那以前，在一个叫泉州界[11]的城里有一个雅号社乐斋的俳句诗人。他学了如何成仙的秘药方子，花了半年炼制丹药，早晚服药，觉得自己差不多掌握了飞行之术，就从屋顶上跳了下来，结果把腰骨给摔断了。传说自那以后，人们就把硬要干办不到的事叫作“不知天高地厚”[12]。按吉偶尔在深夜胡思乱想时，会突然觉得：我该不会是那个社乐斋的后裔吧？进而深深感觉到心里特别没底。这么年轻就想要开悟，再怎么说也不像是思虑周全的人会有的想法。首先，悟这东西怎么会悄无声息地藏在词典等书籍里呢？原来也有个和尚怀着悟藏于书的思想，带着猴子大王和猪精等人去天竺取经，然而旅途艰险，命悬一线。按吉只不过是在电车上一路摇晃着去学校而已。首先，大家可以看看印度的哲学家们。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脑袋一热突然出家的。他们每个人曾经都是让警方束手无策的大恶人，净是色胆包天的大色狼，到了不惑之年，脑子里除了女人装不下别的。佛教首屈一指的大哲学家也立下悲愿[13]，要潜入后宫侵犯上千美女，愿望基本实现之后，他才终于动了皈依佛门的念头。更有甚者，一名大哲学家在侵犯母亲之后终于决心皈依佛门。不仅如此，这位老师还在大彻大悟，被大家誉为当代大圣人后，做了个与天女结婚的梦，还梦遗了。这事儿被他的徒弟发现了，一帮人把他围起来诘问他，他却装模作样说什么圣人也拿做梦和生理反应没有办法。弗洛伊德[14]要是听了这话，估计会揍他一顿。虽然这些哲学家彻头彻尾都是一些品质恶劣的圣人，但按吉每次把自己跟社乐斋联系起来，心里暗自没底的时候都会纠结于这件事。虽然社乐斋怎么也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仙人，但大恶人确实有可能变成圣人。话又说回来，日本的和尚事实上也是彻头彻尾的恶劣之徒，但他们的恶劣跟印度哲学家的还不一样。出席佛教讲座，老师们脑袋都很凉爽，其中还有管长[15]猊下[16]，都披着袈裟莅临教室演讲，一副一切皆空的态度，悠然自得，宛若天地般看透世间百态似的。他们能淡然解说通悟的哲理，但从他们的话语中，却怎么也感觉不到开悟的明朗、希望，以及这类东西的爽快感。于是按吉只能确信障碍因素不在于哲理本身，而是解说这些哲理的老师们人格（说得再确切些，是肉体）有问题——其实按吉也很清楚地感觉到了，问题只在于他们的肉体。其实，这感觉很黑暗。不知怎的，有种徘徊在人肉市场[17]中的苦闷感。别扭，阴森。有那么几次，按吉曾经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气沉丹田，怀着充分觉悟去拜访高僧。听说和尚会毫不客气地敲人脑袋，甚至打上三十棒[18]。这可不同于打一两棒，所以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觉悟。这种时候，连太阳也为之阴郁，就算选个万里无云的日子出门，途中心情也会沉重憋闷。高僧们碰到按吉这种书生，基本都会愉快接待，见到以后，也会轻易聊到一起去，路上的不安通常都会云消雾散。于是各位高僧都会跟按吉分享他们各自开悟后的喜悦之情。不过即便在这里，按吉也还是有一种徘徊在人肉市场中的苦闷感，只有这种感觉跟在教室里没什么两样。不知为何，按吉每逢拜见这种有威信的高僧，首先就会突然感觉到他们的肉体，而不是人性和心灵。这世上虽有“慈颜”一词，但想要实际体会到这个词，首选就是去拜见高僧。也就是说，高僧们的肉体总是慈眉善目，宛如春风，这梅花绽放般的和煦春风将人们包围。于是，直到告辞之前，这副慈颜都会一直充斥在按吉的眼前。然后，肉体的慈颜就会面带微笑友好地开导按吉。这副慈颜笑眯眯地说：“美女不过白骨。”有时候又会反过来，天真无邪地微笑着说：“不，美女这种丰满的肉感也挺不错的，要是能摸一下，估计真能长寿呢。”住在长屋[19]里的八先生一年到头也叨念这个。不过长屋的八先生完全没有开悟，所以说这种话的时候眼神中都充满了下流的色欲，用言语简直无法形容。不过说真的，虽然八先生没个正形，面带淫笑、嘿嘿嘿地拍着自己的脑门儿，还会忽然重新盘一盘二郎腿，但只要一听八先生说话，就完全不会在意他的肉体了，就连按吉自己也会马上就笑眯眯地，比八先生还要没个正形，重新整一整坐姿。反正大家都是不开悟的人，没办法。两人经常忘了时间，从深夜聊到黎明，就算没喝酒，第二天也会宿醉。按吉听高僧讲话却听不到这个份儿上。自己没法马上就面带笑容，轻易产生共鸣。高僧的肉体以及慈颜，会和话语一起，先于一切慢慢渗透到按吉的脑海中来，把脑子往两边拨开，盘腿坐下。按吉不禁想要掩住双目，结群上涌的开悟毒气侵袭了他，他偶尔还会瞬间心生悚然。这时候栗栖按吉交到了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叫龙海，是个正统和尚。他虽然不是高僧，却有着一具瘦弱的肉体，跟高僧一样经常讨论女人，但因为完全与开悟无缘，也就没有丝毫慈颜的影子。龙海本应在和尚学校学习当和尚的知识，却老想着金盆洗手，他绝不参加什么和尚讲座，还说想当一名画家。偏偏龙海又是贫穷山寺的孩子，学费非常拮据，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实在买不起油画用具。他用水彩和蜡笔画了一整个旅行箱的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画的全是女人。不是按吉小看龙海，在他的想象中，和尚画的多半是南画[20]这类山水画，总之应该画的多半都是风景。于是按吉震惊了——倒不如说是惊叹了。这些画，画得并没有多棒。按吉看完了几百张画，没有一张是风景画，全是女人，就连一朵花都没有看见。“因为我的脑子里除了女人什么也想不了……”龙海看到按吉震惊的样子，整张脸突然涨得通红，低头说道。龙海是正统和尚，就算关系再怎么好，说话也都十分客气礼貌。龙海身形瘦弱，感觉一阵风就会把他刮跑，可他心里却一直藏着一个执着又顽固的念头——一定要买套油画用具给他们瞧瞧！决心虽小，却毫不动摇。于是他为了每顿饭能省下八钱[21]，每天都去非常远的食堂吃饭，上下学也徒步走上四英里[22]路来攒钱。后来钱差不多快攒够了，他正打算去买油画用具的时候，却得了盲肠炎住院了，医学博士一口断定他身体太弱了，他攒下的这点钱也就全用光了。龙海意志消沉，感觉前途无望，然而有一天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因为他偶然认识了一个从法国回来的流浪画家，从这个画家口中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据说只要能设法去到巴黎，就算没有一分钱，也能在学习绘画的同时靠副业来维持生计。这是画家自己的经验之谈，对龙海而言，非常有说服力。自那天以后，自听到那话开始，龙海就突然变成了攒钱鬼。一天三顿每顿八钱的饭也减到两顿，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晃晃悠悠来上学，饿了就喝水，捡到的钱也自己攒起来。“今天，我捡到了五十钱。马上，我就给攒起来了。”龙海捡到钱，必定会跟按吉坦白，满脸通红，低着头坦白。龙海心里肯定觉得，自己必须找个人坦白才行。比起跟警察坦白，跟按吉坦白更合适。虽然龙海不会一捡到钱就立刻跑去邮局存上，但他一年到头怀里都揣着存折。于是龙海就怀着这种绝不退缩的决心开始积累偷渡到巴黎的路费了，同时也一下子达到了营养不良的极致，整个人呈现一副死相。按吉很担心。他有种不好的预感：这次可不是得个盲肠炎就能收场的。恐怕龙海一攒够这笔他朝思暮想的钱，就会过了鬼门关，只有魂魄咬牙切齿地飘往巴黎了。然而龙海很镇定，为了达到目的，他根本不在乎什么营养不良。这时刚好发生了一件事。龙海有一位和尚前辈，大概四十二三岁，在其所属宗派里已经是位名人了。这位学长是管长的随从，大家都把他看成管长（具体哪一代不清楚）的候补人选。由于某种机缘，这位前辈有一天拉着按吉和龙

浪人兼特工，借旅游之名，偷着画地图，打探情报。青木宣纯老朽之后，接班的是之前提过的坂西利八郎，此人创立特务机关“坂西公馆”，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骗得一愣一愣的，被卖了还帮忙数钱。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程度加深，黑龙会、“坂西公馆”这种半江湖半官方的组织就不太够用了，日本人只好另想办法。于是，一个全新的组织粉墨登场，它叫特别高级任务课（科），一说是特别高级警察课（科）。总之，一般简称特高课（科），为了行文方便，就称之为特高课。特高课成立的目的很明确：一切都为日本侵华服务。特高课最初在东北建立，它的头目——“阴鸷猥琐男”土肥原贤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土肥原比他的师父坂西利八郎和祖师青木宣纯更加心细、胆大、阴狠、不要脸。土肥原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到位，特高课的确切成立时间至今没有人知道。但它应该在1913年之后才成立，因为1913年土肥原贤二才来到中国。虽然土肥原一肚子坏水，但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特工。他由日本的国情——妓女多和中国的国情——鸦片流行出发，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开展业务的好办法——在妓院搞谍报。妓院三教九流会聚，各种消息四通八达，十分便于情报收集。于是，土肥原在沈阳和哈尔滨等地的妓院里插入了许多特高课的间谍。这些间谍在依靠出卖色相刺探情报的同时，还经营着一项副业——贩卖鸦片，既为特高课解决了经费问题，也让那些有利用价值的家伙染上烟瘾，便于控制。一箭三雕！土肥原不愧是暗黑小能手。在土肥原的率领下，特高课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一切都有条不紊，快速高效。“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一·二八事变”以及“华北自治”等重大侵华事件，大都跟土肥原和他手下的王牌间谍川岛芳子等人有关。日本国内的高层看见土肥原这小子把特高课搞得风生水起，就动了把特高课做大的心思。于是，各层级的日军宪兵队和日本警察署，都多了一个叫特高课的部门。由此，咱们在看抗日或谍战相关的影视剧时，老能看见日军宪兵队等机构里那个邪恶的特高课。交代完了特高课，再来看看另一个受日本人控制的特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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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墙头草

假钞大混战

不含糊，明确对秦昭王表示：我是来结盟的，你现在用这么卑鄙的手段逼我割让土地，没门儿。秦昭王于是将楚怀王扣留起来，又派人前往郢都威胁楚国人：如果不割地，就杀死楚怀王。楚国的大臣们商量，国不可一日无君，与其这样受秦国威胁，不如另立新王，也好断绝秦昭王的欲念。这个想法是对的。另立新王之后，楚怀王就不是一个筹码了。不是筹码，抓在手上就没有任何意义，还得花费人力物力看着他，养着他，巨不划算，很有可能最后就放了他。但是在立谁为新王的问题上，群臣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立楚怀王在国内的庶子，当然也就是楚怀王最最疼爱的子兰；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召太子熊横回国即位。昭雎的意见是立熊横。在他的坚持下，这种意见占了上风，楚国于是派出使者到齐国，诈称楚怀王已经死在秦国，要求接熊横回国为君。孟尝君答应了楚国人的要求。然而，当熊横向齐闵王告辞的时候，齐闵王却提出一个额外的条件：熊横即位之后，楚国割让淮北之地方圆五百里给齐国。答应的话，马上可以走；不答应，那就还是留在齐国吧！熊横显然比他爸聪明，没有当场答复齐闵王，而是说：“此事非同小可，我得问问师傅。”熊横的师傅慎子，是楚国有名的老学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一点也不古板。他对熊横说：“土地不过是用来安身的，如果因为爱惜土地，就放弃回去为父亲送葬的机会，这是不道义，会遭到天下人的指责。”熊横于是答复齐闵王：“我愿意敬献淮北之地给大王。”齐闵王这才放他回国。熊横回到楚国，被群臣拥立为君，即楚襄王。齐国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来到郢都，一方面祝贺楚襄王即位，一方面索要淮北之地。楚襄王问慎子怎么办，慎子说：“这是国家大事，还是明天召集群臣商议吧！”第二天，楚襄王召集群臣，商量就对齐国之策。会场上出现了三种意见。上柱国子良认为，君王一诺千金，答应了齐国的事就要办到。地，一定要割，以示守信；然后再出兵攻打齐国，把它抢回来，以示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大夫昭常主张坚决不给，齐王一定要的话，让他发兵来抢，楚国严阵以待，谅他也抢不到。将军景鲤也认为不能给，但是担心楚国在垂沙之战大败之余，难以守住淮北，建议求救于秦国。这可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但也不失为一条好计——秦国自知索要巫、黔二郡无望，肯定也不愿意齐国得到淮北。因此，只要楚国有求，秦国必应。当楚襄王又问慎子该听谁的意见的时候，慎子伸出三个手指头，说：“都听。”按照慎子的安排，楚国先派子良前往齐国，办理移交淮北土地的手续。齐闵王没想到楚国人这么痛快，喜出望外，生怕夜长梦多，赶紧派人去接收。这时候昭常已经被任命为淮北大司马，主管淮北军务，他对齐国使者说：“我受命守护此土，谁要也不能给！我已经动员了从小孩到老人的全部男丁，共三十多万人。虽然我们盔甲破旧，武器落后，但是愿意奉陪到底。”齐闵王得到回报，问子良：“您来献地，昭常却拒不执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子良回答：“我受楚王的命令来进献土地，昭常这样做，不是楚王的本意，您如果要讨伐他，我是没有意见的。”齐闵王说：“好，您等着看。”于是下令动员军队，讨伐昭常。部队还没出境，就听到秦国准备出兵救援楚国的消息。秦昭王还给齐闵王送来一封信，说：“你们扣押楚国太子，不让回国，这是不仁；又想掠夺楚国的土地，这是不义。你们收兵便也罢了，如果一定要来硬的，我们奉陪到底。”齐闵王心想，亏你还好意思说我！如果不是你先扣押人家的国君，我又何来扣押人家的太子呢？如果不是你先要人家的巫、黔二郡，我又何来要人家的淮北之地呢？意见归意见，齐国最终还是撤军了。秦昭王自认为有恩于楚国，又向楚国提出领土要求，却遭到拒绝。这位“有仁有义”的君王，本来就因为楚国另立新王而恼羞成怒，现在更是火冒三丈，马上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五城而去。楚襄王即位之后，作为肉票的楚怀王也就失去价值了。秦国人对他的看管越来越松。公元前298年的一天，楚怀王找着一个机会溜出了囚禁他的宾馆。秦国人发现后，封锁了所有通往南方的道路。楚怀王只好向北逃亡，想从赵国绕个大圈子回楚国。赵武灵王为人刚烈，素有侠气，但是当时正好不在国内，国政由其子赵何（即赵惠文王）代理。赵何胆小，不敢收留楚怀王。楚怀王只好又折回秦国，转而向东投奔魏国，结果被秦军抓获，送回了咸阳。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于咸阳。秦昭王终于发了善心，让人将楚怀王的灵柩送回楚国。出于对这位冤死之君的同情，郢都万人空巷，楚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楚怀王在世的时候昏庸无能，对内不听诤臣之言，对外屡屡上当受骗，丧师辱国。然而，他的死却激发了楚国人的爱国热情。那一天，每一个楚国人都将对秦国的仇恨埋在了心底。这种仇恨代代相传，直至百年之后，秦朝统一了天下，山东（太行山、崤山以东）各国人民皆已驯服，唯有楚国人还牢记着当年楚怀王所受的屈辱，终于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揭竿而起，揭开了反抗秦朝暴政的序幕。他们建立的政权，叫作“张楚”。张楚失败后，楚将项燕的后人项梁、项羽成为各路义军的首领，他们打的还是楚国的旗号；甚至于找了一位所谓楚王后裔来领袖群伦，也直接称之为楚怀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屈原。楚襄王上台后，子兰成为令尹。楚国人没有忘记当年就是子兰劝说楚怀王去秦国，对子兰颇有微词。屈原写了一些作品，包括诗词歌赋和给楚襄王书信，表达自己对楚国的热爱和担忧，同时也指出，楚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其实是对子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子兰于是指使党羽在楚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致使屈原被楚襄王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最终郁郁寡欢，投汨罗江而死。屈原在流放途中写了许多优美的诗句，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离骚》。关于屈原及《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须赘言。自古以来，即便是不读诗书的贩夫走卒、市井之徒也知道，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就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鸡鸣狗盗之徒的作用也就是在公元前299年冬天，孟尝君终于经受不住秦昭王的一再邀请，带着他的数十名门客来到秦国访问。秦昭王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孟尝君入秦，当然不只是想看看他，而是想他为秦国所用，从根本上瓦解齐、魏、韩三国同盟。因此，孟尝君一到咸阳，就受到秦昭王的热情招待，而且收到了秦昭王的一份厚礼——秦国相印。秦昭王说：“只要您肯留下来，秦国的相国就是您。”可是过不了多久，秦昭王又命人将相印收回去了。原来，赵武灵王听说秦昭王要封孟尝君为相，担心齐、秦两国从此走得太近，对赵国不利，特意派人到秦国，买通了秦昭王的亲近大臣，对秦昭王说：“田文乃当世豪杰，又是齐国的王族，现在即便当了秦国的相国，心里面总还是向着齐国的。如果他什么事情都先为齐国考虑的话，秦国就危险了。”孟尝君本来也没想当秦国的相国，对秦昭王的朝三暮四倒也没什么反感，但问题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当年魏惠王不用商鞅，又不杀商鞅，以至于商鞅为秦国所用，终成魏国大患——这样的历史经验，秦昭王当然不会不知道。他既然不用孟尝君，也不想孟尝君继续为齐国所用，便考虑要杀了他。孟尝君觉察到危险来临的时候，秦昭王已经派兵把守了咸阳各处通道，而且在他的住所周围安排了重兵把守。照这种情况，逃跑是不可能的了，他只好走张仪的老路，派人偷偷去找秦昭王的宠妾幸姬，请她在枕边吹吹风，让秦昭王改变主意。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女人呐！幸姬也很爽快，答应了孟尝君的请求，但是提出：她早就看上了孟尝君的白狐皮大衣，如果孟尝君可以将那大衣送给她的话，那事情就更好办了。孟尝君一下子傻了眼。他是有那么一件大衣，价值连城，天下无双，可不久前他已经将它送给秦昭王了，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件白狐皮大衣了。他把门客召集起来，将情况一说，大伙儿都低着头不说话。谁都知道，这事不好办。不是不好办，而是根本没法办。孟尝君忍了很久，才将一句话咽回肚子里：平时你们养尊处优，到关键时刻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上忙吗？有一位下等门客，史料中连名字都没有记载，咱们姑且叫他狗剩吧。狗剩原本是个市井之徒，因为偷了大户人家的狗，被人追杀，才逃到孟尝君家里。可以想象，即便是在下等门客中，他也是个不入流的人物，平时大伙都不拿正眼看他的。这个时候，狗剩却主动站出来说，他可以将白狐皮大衣盗出来。当天夜里，狗剩换了一身夜行衣，施展他当年在齐国偷狗的本领，偷偷潜入王宫，从仓库中将那件白狐皮大衣取了回来。说句题外话，有这样的本领，即便取秦王的脑袋亦非难事，所谓下等人的本事，不可小觑！孟尝君命人将白狐皮大衣包好，进宫献给幸姬。幸姬果然向秦昭王求情，秦昭王经不住那美人儿的缠磨，便给守卫咸阳的魏厓下了一道指令，要他撤去孟尝君住所周围的守军，放其回国。孟尝君得了性命，也不辞行，带着门客一路狂奔。早上从咸阳出发，半夜便到了函谷关。当天黄昏时分，秦昭王也已经醒悟过来了，派人到孟尝君的住所打探，发现人去楼空，情知上当，下令封锁全国道路，并派王宫中的精锐卫队朝着函谷关奋起直追。函谷关和武关乃秦国出关的要塞，地势险要，驻有重兵把守。其中函谷关在北，连接雒邑和韩国；武关在南，连接宛城和楚国。孟尝君要回齐国，函谷关是最近的必经之地。按照秦国的法律，函谷关是要到鸡鸣以后才开关放行的。孟尝君知道，如果等到天亮鸡鸣，秦王的追兵就追上来了，插翅难飞。正在焦急之际，有位门客捏着鼻子，扯着嗓门学了几声鸡叫。不一会儿，函谷关内的公鸡都跟着叫起来。守关的士兵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了关门。孟尝君一行迅速通过函谷关，顺利离开了秦国边境。这位门客和狗剩一样，都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当初孟尝君收留他们，所有人都表示不解，没想到最危急的时刻，就是这两位鸡鸣狗盗之徒发挥了作用，挽救了孟尝君的性命。由此可见，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做到术业有专攻，屌丝也会有用武之地。据说，孟尝君在回国的路上经过赵国，受到平原君赵胜的热情接待，一路派人护送。途经某县的时候，当地人都出来围观，大伙看到孟尝君都笑：“听说孟尝君是个伟丈夫，原来只是个小个子啊！”一向脾气温和的孟尝君勃然大怒。平原君派来的人和他的门客马上抽出兵器，跳下马车，冲入人群中一阵砍杀，当场杀死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士可杀，不可辱。拿破仑有言：谁敢嘲笑我的矮个子，我会砍掉他的脑袋来拉平！孟尝君连败秦、楚孟尝君回到齐国，又当上了齐闵王的相国。这次秦国之行使得他彻底认识到了秦国的“虎狼之性”，更加坚定了他要高举合纵运动大旗的决心。公元前298年，孟尝君就发动齐、魏、韩三国联合出兵讨伐秦国。这也是当年公孙衍发动五国伐秦以来，山东各国对秦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联军在齐将匡章的率领下，迅速逼近函谷关，而秦军采取守势，闭关不出。时间一长，联军的军粮供应便出现了困难，于是向周朝提出了借粮。周赧王派大夫韩庆前往齐国，对孟尝君说：“您当年发动齐国联合韩、魏去攻打楚国，取得宛、叶以北的土地，好处都给韩、魏两国。现在您又要进攻秦国，如果获胜的话，无非又是让韩、魏两国占便宜。这样一来，韩、魏两国的力量加强了，既不怕南方的楚国，也不怕西方的秦国，更不会把齐国放在眼里。您要知道，事物是一直在变化的，今天他们在您的领导下进攻秦国，过些日子他们就不会再听您的话了，所以我心里为您感到十分不安。”孟尝君说：“那您有什么建议呢？”韩庆说：“现在联军提出要向周朝借粮，如果让秦国人知道了，便会知道联军缺粮的弱点。我建议您先不要急着进攻，让我们从中斡旋，把您的意图告诉秦王，就说，‘薛公其实根本不想攻打秦国，因为那样只会加强魏、韩两国的力量。他之所以发动联军逼近函谷关，无非是想让您去做楚国的工作，让楚国把淮北之地割让给齐国。’您看如何？”说到淮北之地，孟尝君不由得心动，问道：“您凭什么认为秦王能够说服楚国割让淮北之地呢？”韩庆说：“您别忘了，楚王现在还被扣留在秦国呢（时为公元前298年，楚怀王还在秦国）！只要秦王放回楚王，楚王感谢您救了他，便会同意割地给齐国。”孟尝君觉得韩庆说得有道理。确实，齐国地处东海之滨，就算攻入函谷关，也占领不了秦国的土地，何不转而追求楚国的淮北之地呢？于是他说道：“很好！”一面请韩庆出使秦国，一面让匡章停止进军，就将部队驻扎在函谷关下。当然，向周朝借粮的事也不了了之。韩庆到了秦国，什么都变了卦，只字不提楚国的事，反倒是对秦昭王说：“我们愿意为秦国打探三国联军的情报，一有消息，就会向咸阳汇报。”获得了秦昭王的感谢之后，便酒足饭饱地回到了雒邑。联军在函谷关下一驻便是两年。春去秋来，寒尽暑往。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咸阳的消息传到齐国，孟尝君才感觉不对劲，又命匡章进军。匡章果然不同凡响，在函谷关下待了两年，仍然锐气不减。在他的指挥下，三国联军一鼓作气攻入了函谷关。秦昭王这次可真的急了。他跟相国楼缓商议：“前方军情紧迫，我想跟敌人讲和，把河东之地割让给他们，您看怎么样？”楼缓说：“哎哟，那代价可真是太大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样做可以让国家避免更大的灾难，也是一件好事。究竟如何决定，应该由宗室贵族来商定，您何不召见公子池，听听他的意见呢？”公子池是秦惠王的儿子，秦昭王的兄弟，在宗室中声望很高。他听了秦昭王的想法后，说道：“这件事嘛，讲和也会后悔，不讲和也会后悔。”秦昭王说：“为什么？”公子池说：“大王割让河东之地，三国退兵而去，大王一定会说，可惜啊！他们还是撤兵了，我白白送掉了这么大一块地盘。如果不跟他们讲和，联军已经攻入函谷关，咸阳随时会有危险，大王又会说，可惜啊！因为吝惜河东，导致整个秦国陷入险境……”秦昭王说：“你别说了，我明白了，反正都是后悔，我宁愿失去河东也不愿危及咸阳。”便命公子池为使者，前往联军大营谈判。结果正如韩庆所说，魏国得到了原来被秦国攻占的河东之地，韩国也要回了武遂和河外之地，唯独齐国一无所得，撤军而去。齐国虽然没有占到便宜，但是孟尝君的名头更响了。自从他当上齐国的相国以来，高举合纵大旗，连败楚、秦两大强国，打得楚怀王遣子入质，打得秦昭王割地求和，在华夏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孟尝旋风。当然，这也为他的失势埋下了伏笔。第十三章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现在，如果按照“三个世界”理论对公元前三世纪初的中国诸侯进行分类排名的话，将是这样一个结果。第一世界：秦、齐、楚三国。第二世界：赵、魏、韩、燕四国。第三世界：宋、鲁、卫、周等小国，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加起来，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迅速发展壮大，又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夺得魏、韩等国大片土地，虽然公元前297年被匡章带领三国联军攻破函谷关，迫使秦国割地求和，但不能动摇秦国作为当世第一强国的根基。齐国地处东海，得渔盐之利，经济发达。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几代国君苦心经营，再加上孟尝君主持合纵运动，领袖群伦，堪与秦国为敌，为当世第二强国。楚国是老牌的霸主之国，地大

里面添水七分满，水内放有活鱼、蟹虾、海藻之类的海货。再用凳子支起小方木池，周围用纱围成屏幕，竹板在围屏下，游移转动，这样就形成了水傀儡戏的戏台。这样一演，那真是惟妙惟肖。每到冬季，故宫西苑水池结冰。明熹宗便命一群太监随他一起玩冰戏。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小拖床，床面仅容一人，涂上红漆，上有一顶篷，周围用红绸缎为栏杆，前后都设有挂绳的小钩。明熹宗坐在拖床上，让太监们拉着绳子，一部分人在岸上用绳子牵引，一部分人在床前引导，一部分人在床后推行。这种床运行方便，很快就可往返数里。明熹宗除了擅长建筑学外，还喜欢踢足球，明熹宗觉着玩起来不过瘾，就亲手设计，建造了五所足球场（蹴园堂）。明熹宗还喜欢造其他玩具，他曾用大缸盛满水，水面盖上圆桶，在缸下钻孔，通于桶底形成水喷，再放置许多小木球于喷水处，灌水后，水到一定高度碰到木球，水打木球，木球盘旋，久而不息。如此，明熹宗把治国平天下的事，早就抛到脑后，无暇过问。魏忠贤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他常趁明熹宗玩得正高兴时，拿上公文请明熹宗批示，明熹宗便随口说道：“朕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在这里我们说一下明朝皇帝理政的程序，朱元璋规定每天上三次朝来处理政务，称早朝、午朝、晚朝，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这样高强度工作，也就朱元璋、朱棣受得了，再往后的皇帝，晚上玩女人，早晨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朝就免了，后来连午朝、晚朝也一块免了。那么政务谁干？内阁！因此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专权。朱元璋、朱棣，自己发号施令，口头吩咐内阁大学士代笔，内阁学士就像秘书一样。再往后的皇帝，要么不懂政治，要么就不那么独断专行，因此奏折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纸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奏折上，送进宫里，再由皇帝看后决定，这在当时叫作“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看过，把这条子撕了，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圣旨。但是在内阁与皇帝之间还有一类人，那就是太监，由太监作为过渡，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能专权了，明熹宗嫌麻烦，自己许多时候不批奏折，叫太监批，魏忠贤就是如此。看到这有人会问，那你前面写的明熹宗在宁锦之战中对袁崇焕的正确指示和主张出兵援朝等一系列军事指挥，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要感谢魏忠贤了，虽然魏忠贤这个人很混蛋，但是，魏忠贤起码是爱国的，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讲原则的，绝非卖国贼。凡是辽东重要的军国大事，魏忠贤一律会交给明熹宗来决策，而明熹宗除了擅长“土木工程”外，聪明的他对于治国理政也是有两下子的，我们前面已经多次交代明熹宗对于辽东问题的正确批示，而且他对于辽东问题也基本保持着清醒头脑，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袁崇焕上奏说皇太极正在请求议和之事，一边说靠在辽东屯垦戍边长期相持最终可以让后金投降，一边给魏忠贤大拍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明熹宗实录》）。袁崇焕把魏忠贤比作“稷契夔龙”，稷指的是周文王祖先后稷，他是五帝中帝喾的长子，中国农耕的始祖。契是唐尧的异母弟，是商汤的先祖。夔龙则是盘古开天辟地时出生的神兽。袁崇焕如此肉麻的吹捧却没能让明熹宗高兴。相反明熹宗训斥了他一顿，告诫他后金的议和压根儿不可信：“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未必能胜，胜无轻谈也。”天启朝最大的战争失利，是沈辽之战袁应泰失守辽阳。而袁应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之前的督师熊廷弼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当时魏忠贤还未掌权。辽阳失陷后魏忠贤把给事中姚宗文、魏应嘉、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这些当初弹劾熊廷弼的文官都给办了，固然有打击文官集团的私心，但是这些文官误国，居然把大战略家熊廷弼的兵权夺了，导致辽东不可挽回的损失，也实在罪有应得。而后魏忠贤立刻支持明熹宗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让他负责辽东防务。可见魏忠贤还是会用人的，但之后王化贞失陷广宁，魏忠贤包庇王化贞，杀熊廷弼就不光彩了。此后，魏忠贤接连支持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和自己作对的，但魏忠贤在边关大事上还是容忍了这些清流官员。只是后来到了明熹宗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的根本利益，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这些至少说明魏忠贤也是爱国的，因此，崇祯皇帝在亡国前又想到了这位已被自己赐死的魏忠贤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袁崇焕曾经在一封给明熹宗的奏折里这样评价魏忠贤：魏忠贤对社稷的功劳，是海内外都有目共睹的，也已经刻石勒碑，无需多说。在他分管边疆事宜的时候，为了消灭外敌，任用了刘应干、陶文、纪用等人，而抵御敌人所用的盔甲、兵器、马匹、悬帐等物品，都是他用自己的家产置办的，每天都有资助，还对军需进行资助。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才能专心从严治军，下属营中将领官兵才不敢贪赃营私，不敢欺上瞒下，才将务虚改为务实，将假的变成真的，由怯懦变为勇敢，所以才有今天的胜利。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内臣能超过他的。5虽然有极度夸张的成分，但所有事都是多多少少有一定出处的，他也的确动用自己的钱来用于辽东战局。对于辽东战局魏忠贤是着急的，他认为辽东打不过后金是因为缺乏马匹，明朝对于皇帝最喜欢的大臣，是赐其有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权利，于是魏忠贤下令但凡有在紫禁城内骑马权利的大臣都要交出一匹马来调拨辽东。此外魏忠贤又一下子赐给几百个太监在宫中骑马的权利，让他们每人交一匹马给辽东。区区几百匹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也可见魏忠贤多少还是有点爱国心。对明熹宗而言，治国是治国，玩耍是玩耍，他还是尽量希望两不误的。一次，明熹宗在西苑湖里与两个小太监划船玩，边玩边与岸上饮酒的魏忠贤开玩笑。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小船掀翻了，明熹宗掉入水中。幸亏明熹宗会几下狗刨，扑腾上岸。两个小太监旱鸭子，被淹死了。这次很悬，明熹宗差点步昔日正德皇帝后尘，正德皇帝就是一次掉进水里后不久就死了。爱国归爱国，其实也并不值得表扬，因为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那实在是无可救药了。就像现在突然暴富的土豪烧钱以显示自己的富有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他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排场，每次出行，他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在穿着上，魏忠贤经常穿龙袍（不只皇帝能穿龙袍，藩王也能，但是龙爪数量比皇帝少），魏忠贤的龙袍的纹样则比藩王差一爪。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就此时魏忠贤的表现而言，可以说他缺乏最起码的常识，明朝太监没有兵权，根本不能像唐朝太监那样掌握皇帝的废立，此前专权的太监没有一个得好死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英宗时的王振和明武宗时的刘瑾，前者被军人拿锤子砸死，后者死得更惨。正德皇帝下令对刘瑾砍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要分三天割完。第一天，要割刘瑾三百五十七刀。随着行刑官一声令下，刽子手先从刘瑾的胸膛上动手，割了十刀。然后对着刘瑾大喝，怕他昏死过去，刽子手也借机休息一下，等刘瑾苏醒过来，再割十刀，如此反复。第一天割完三百五十七刀，刘瑾被押回牢里，他非但没死，居然胃口很好，喝了两大碗粥。第二天，依旧是每十刀一歇，这天，没割完规定的数目，只割了数十刀，刘瑾气绝身亡。但是，按照刑律，就是犯人死了也不能放过，因此，刘瑾依然被割足了刀。割满刀数后，还要剖心挖肝，削去首级，把割下来的肉捣烂，把骨头捣碎才算完事。刘瑾是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就是明朝的专权太监，假如魏忠贤知道这件事的话，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这样作的，不作死，就不会死。读史使人明智，殆非虚言。由于魏忠贤本身缺乏最基本的政治素质，犯下的政治错误越来越多，一夜暴富的这种心理，加上太监本身扭曲的性格，他渐渐作恶多端，对所有看不起他或者挡他的道的人一个个斩尽杀绝，最终成了本章开头那样的杀人魔王，也激起了文人们的群起而攻之。1625年东林党人杨涟上奏弹劾魏忠贤，奏折说：“太祖皇帝曾下令，太监不许干预朝政，只能扫大街，违令者杀无赦。先帝圣令在先，但仍有人肆无忌惮、扰乱朝纲，东厂太监魏忠贤就是其中之一。臣列其罪状，请圣上过目。魏忠贤本是市井无赖，净身后入宫当了太监。起初在一些小方面略显忠诚，博得了皇上的信任，但后来他惑乱朝政，成为大奸大恶之徒。祖宗的制度，由内阁大臣来拟定圣旨。魏忠贤擅自专权，多次假传圣旨，有时甚至直接自己批折子。破坏祖宗两百余年的政体，这是第一项大罪。”“……在朝中没有比官员的推举、任命更重要的了，但去年，南太宰、北少宰都按魏忠贤的意思任命，一时间名人贤士都不能各安其位。魏忠贤玩弄权术，使得朝廷任用官员黑白颠倒、权诈横行，这是第六项大罪。”“皇上推行新政，正需要忠正贤明之士，而文震孟等贤明之士的言论只要让魏忠贤觉得不顺耳，那么他们就不‘贤明’了，就被罢官。这真是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啊，这是第七项大罪。”“去年去城南郊祀的那天，传闻宫中有位贵人，因为性情贞静，受到皇上的宠爱。魏忠贤害怕她揭发自己的丑事儿，就谎称贵人得了急病，置她于死地。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非常宠幸的人，这是第八项大罪。”“裕妃因为怀孕准备加封，朝廷内外都为皇上感到高兴。但魏忠贤却因她不肯依附自己，假传圣旨，命她自尽。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妃嫔，这是第九项大罪。”“皇后有喜，怀上了皇子，却忽然离奇流产，传闻是魏忠贤与客氏谋划的。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儿子，这是第十项大罪。”“先帝做皇子四十余年，一直保着先帝的却只有王安一人。先帝突然驾崩，王安拥护陛下登基有很大功劳，但魏忠贤因为一些私人恩怨，假传圣旨，在南苑将他杀了。这不是仇视王安，而是仇视所有跟随先帝的大臣们，而那些无罪而被他杀害、赶走的人，更不知有几千几百人，这是第十一项大罪。”“魏忠贤要挟众人，今天要个奖赏，明天又要赐个牌匾。最近又在河间地区毁坏民居，修建牌坊，镂凤雕龙，然后又开始拟定修建其陵寝的占地方案，这是第十二项大罪。”“魏忠贤胡乱给小太监们封官，亵渎朝廷，超越了任何朝代，这是第十三项大罪。”“……北镇巡抚刘侨因为遵守朝廷法度，不肯杀人向魏忠贤献媚，魏忠贤认为他不善锻炼，便将其罢官。这等于是说，大明的律令可以不遵守，但魏忠贤的律令却不能不遵守，这是第十八项大罪。”“朝廷设立东厂，原本是用来捉拿奸人的。自从魏忠贤负责东厂之后，每天都在做一些公报私仇、诬陷忠良的事。只要是有片言只语违背了魏忠贤，就会被捉拿，受迫害，这是第二十项大罪。”“祖宗的规定，不准蓄养内兵，是很有深谋远虑的。魏忠贤和奸相沈纮在大内练自己的军队，藏匿奸人，一旦发生变故，是很大的忧虑啊，这是第二十二项大罪。”“魏忠贤去涿州时，开路清道，禁止他人通行，百姓都以为是皇上出行。他回京的时候，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俨然一副皇上御驾的样子，这是第二十三项大罪。”“听说今年春天的时候，魏忠贤在皇上面前违制骑马，皇上射杀了他的马，但没有治他的罪。当时魏忠贤不但不伏地认罪，反而还面带傲色，颇多怨言。向来乱臣贼子，谋反只在一念之间，总是肆无忌惮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把魏忠贤凌迟处死，也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这是第二十四项大罪。最后杨涟请求熹宗召集文武大臣共议此事，并命刑部对魏忠贤严加审问，对所涉及的案件查明真相，以正国法。”杨涟上奏的内容真实性如何呢？就我节选的这些条而言，咱们随便摘几条看，第一条，秉笔太监是收发文件的经手人。明朝从正统皇帝朱祁镇开始，叫太监代为批红。此后，成化皇帝、正德皇帝、隆庆皇帝都经常这样做。明熹宗照着干，只是援引惯例而已。如果要说太监批红和口头传达圣旨是犯罪，那么，首犯只能是成化皇帝，不是朱由校，更不是魏忠贤。第六条，属实。第七条，文震孟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当年十月因上《勤政讲学疏》，被明熹宗下令廷杖后开除公职。对文震孟的廷杖，在午门外当众进行。朱由校下令全体官员到现场观看文震孟受刑。这是一个轰动朝野的事件，不可能是魏忠贤个人操控得了的，事件的整个过程，都是明熹宗起的主导作用，基本上未见魏忠贤的身影。第八条，是传闻，无法考证。第九条，与真相有一定出入，真相是，裕妃与客氏不合，在裕妃怀孕后，通过魏忠贤向明熹宗进谗言，说裕妃平时作风就有问题，这个孩子恐怕不是明熹宗的，于是明熹宗把裕妃打入冷宫。而后客氏禁止给裕妃食物，最后裕妃被活活饿死。第十条，传闻属实，皇后腰疼，魏忠贤找“医生”给她治病，治病按摩腰部时就把孩子搞流产了。第十一条，王安被杀，据考证，不排除与魏忠贤有关，但没有确凿证据。第十二条，无确凿证据。第十三条，属实。第十八条，属实。第二十条，属实。第二十二条，组建内兵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可以偷偷摸摸干的。魏忠贤的确组建内兵了，但即使不是出于朱由校的主意，也必定得到了朱由校的批准。因此这条不算罪状。第二十三条，属实。第二十四条，属实。总之，除了那些“听说”的以外，其他的有铁证如山的，也有有水分的。当然，这封奏折明熹宗不可能看到，魏忠贤看到此奏折后大怒，他立即下令将杨涟逮捕，让人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但杨涟没死。而后魏忠贤又派人趁杨涟睡觉时把一袋土压在他身上，这种办法是中国古代处理那些按律不能杀，但对当权者而言还必须死的人。对一个肋骨被压断多根的人而言，一袋土压在胸口上，足能让人窒息而死。但杨涟这样的真正的中国士大夫就是命大，一袋土就跟盖被子一样，白天一拍土就站起来了。这下丧心病狂的魏忠贤最终让死党许显纯以一枚大铁钉钉入杨涟的耳朵里。杨涟头痛欲裂，知道自己快死了，于是他用手指蘸着自己头上的血写了一封血书，如此忠臣义士，自然当把他的血书录入：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身非铁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杨涟是明光宗的托孤大臣）。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太潇洒了，这就是中国古代真正的士大夫，对于这种人的存在，魏忠贤是压根儿不可能理解的，与杨涟一同被魏忠贤残酷杀害的还有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等。魏忠贤为斩草除根，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就是像《水浒传》那样把东林党人按次序排名，列了一百零八人，我举几个例子您就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了，“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

是正史还是教科书，甚至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背后的主谋是袁世凯。但是，如果仔细考察相关史料，就会发现直接证据明显不足。而这些正史、野史、小说最关键的证据居然是：袁总统是个坏人。似乎袁世凯干一切坏事都天经地义，只要把屎盆子扣到袁世凯头上就不会错。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案子的政治背景十分复杂，案情也很离奇，而且案中有案。以当时缺少司法独立的国情，以当时上海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可能完成破案重任。因此，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再回首这起民国第一疑案。不过，要透过表象寻找历史的真实，就请大家忘掉脑海中固有的定论，只相信动机、合理的逻辑和证据——下文采纳的证据，所用史料众多，来源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突然冒出的古董商王阿发先有请证人“发哥”王阿发出庭。此案的关键人证“发哥”——王阿发先生是个来历不明的黑户，因为他无法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虽然他自称是古董商人，可是据查，这位古董商人几个月前还在武汉卖保险。转业幅度真大，神人一枚。暂且不管他的身份、从哪里来去往何处，单看他在法庭上的反应，就知道这是一个“托儿”。王阿发的表现有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第一，他跟应桂馨的关系。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应桂馨是他的老主顾，可是在法庭上跟应桂馨对质时，又说只见过两次，后来又说只见过一次。第二，证词漏洞百出。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他是去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的。然后法官就问他兜售的是什么字画，他回答说：是仇英石的山水、人物、松竹系列。这下露出了马脚——仇英石只画人物，不画山水，更不会画松竹。法官还不死心，于是继续发问：“你的画是从哪里收购来的？”王阿发回答道：“从东清铁路之觉鲁生处得来。”应桂馨在一旁大声纠正：“东清铁路只有拓鲁生，他在说谎！”王阿发在接下来的答问中，更是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连见过应桂馨几次、什么时候见的都弄混了。这么看来，似乎国民党就是这场破案大戏的编剧，事先已经告诉了关键男配角王阿发台词和接下来的剧情，可惜大牌演员王阿发临场发挥太差，没能按照剧本来演。如果再联想到：短短几天，人证（做假证的“发哥”）、物证（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以及人犯（应桂馨和武士英）在国民党人的帮助下纷纷起获，就可以确认：国民党事先掌握了应桂馨和武士英参与谋杀宋教仁的确凿证据，然后又“制造”了各种线索，主导了破案的进程。至于国民党为何如此清楚刺宋一案始末，后面详解。换句话说，报案线索可能是假，但罪犯绝对是真。也就是说，王阿发虽然是假的，但另外五个嫌疑人——应桂馨、武士英、洪述祖、赵秉钧、袁世凯真是假不了。鉴于赵秉钧、袁世凯咱们已经很熟，就不再介绍，下面有请其他三人出场。流氓，还是流氓应桂馨应桂馨，原名应夔丞。此人是富二代，可这个富二代的爱好是当古惑仔。他在青年时期靠着胆子大、出手狠成为上海青帮头目，后来结识打入青帮内部挖掘革命力量的陈其美，并在其美同志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跟所有的会党一样，应桂馨也在辛亥革命中率领兄弟支持革命，跟清军捉对儿厮杀，甚至还帮助陈其美从李燮和手中抢到了上海都督的职位。事成之后，陈其美投桃报李，应桂馨成为上海都督府的情报主管。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后，陈其美推荐应桂馨做了孙中山的卫队队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孙中山身边，应桂馨仍然养二奶、嫖妓女，赌博、吸毒、贪污、受贿、打架也时有发生，黄赌毒全沾不说，甚至还对孙中山的客人搜刮揩油。孙中山只好请他滚蛋。应桂馨失业的时候，正是组党最时髦的时候。应桂馨也从中发现了机会，一个给兄弟们争取到合法身份的最好机会。应桂馨联合上海三家黑帮，建立了一个叫“中华国民共进会”的政党组织。凭借在青帮中的地位，还有陈其美的关系，这小子轻松当上党魁（会长）。这个“共进会”名义上是政党，本质上只是一种将身份从黑洗白的手段而已，仍是帮会。行凶的路人武士英武士英原名吴福铭。曾在云南当兵，枪法很准，身手敏捷，具备成为杀手的职业素养。辛亥革命后，军队裁员，他正是“被下岗”大军中的一员。失业的武士英辗转来到上海谋生。请注意，武士英和前面出场的王阿发，都是刚到上海不久、社会关系单纯并且穷困潦倒、急于发财的外地人。换句话说，这种人比较好欺负，死活没人在乎，是做替死鬼的上佳人选。刚到上海没多久，武士英就碰到了出面买凶杀人的陈玉生。陈玉生是应桂馨派出来寻觅杀手的负责人。应桂馨势力如此之大，为何不从自己的小弟之中选拔一人，而要去找武士英这样一个陌生人？答案很简单，方便脱罪。应桂馨后来在法庭上死活也不承认是他指使武士英杀人，而武士英也交代不出居中联络人陈玉生的去向，法庭因此没法坐实应桂馨的主谋罪名，令应桂馨身上的罪恶光环失色不少。坏得掉渣的极品爱财奴洪述祖洪述祖，字荫之。洪述祖有个儿子叫洪深，是新中国的大艺术家。他还有个孙子叫洪金宝，洪金宝洪爷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娱乐圈的老大。当然了，洪述祖自己也不差，他也是名门之后，他爷爷洪亮吉是清代著名学者。洪述祖出身名门，本该大有前途，可是他爹唯恐儿子受苦，无论什么事情都依着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从没人责骂他，就更别提打板子了。洪述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天不怕地不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有人管他，这很正常，连他爹都不管，谁敢管？败家子就是这样炼成的。更严重的是，洪述祖还智商过人，十分聪明。可问题是，越是聪明就越会败家。因此，败家子的共性如唯利是图、胆大包天都被他发扬光大到了除了脸什么都要、除了自己谁都不爱的地步，以致他在坏人界混出了“阴人”、“洪杀胚”这等盖世奇名。随便挑两件此人被写入史书的“坏人事迹”，你就会明白他的胆大妄为和厚颜无耻。第一件，在中法战争中，洪述祖作为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参谋，私自将清军的两海轮军火赠送给法军，法国人付出的代价仅仅是贿赂洪述祖的两千两银子。第二件，在张之洞手下混的时候，洪述祖利用工作之便把中国的土地卖给洋人（勾通洋人盗印地契）赚取好处费。洪述祖干了无数件坏事，他老爹也替他擦了无数次屁股，可到了后来，他老爹再也擦不动了，因为再也无人敢为他的坏儿子卖他面子。洪述祖失业了。失业的洪述祖决定去祸害上海，寻找新的发财机会。在上海，这小子继续破罐子破摔，以违法生意为生，成为上海滩很有名气的“洪公子”。就是在这段时期，他结识了一些青帮人物。辛亥革命后，洪述祖通过种种关系找到了一个大靠山——赵秉钧，据说是因为他姐夫赵凤昌跟赵秉钧关系比较好。不过裙带关系也好，人情面子也罢，总之他成了赵秉钧麾下的国家公务员。话说赵秉钧在用人之前，没有考虑过诸如公开选拔结合竞争上岗此类比较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吗，没有调取洪述祖的人才档案进行政治审核吗？这种有才无德、唯利是图的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怎能委以重任？赵秉钧这个领导的用人水平实在是有些丢人，他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也请诸位千万记住：洪述祖是个极品坏蛋，是一个会用故意犯罪危害社会的家伙。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对下面发生的事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仇恨的种子话说洪述祖先生投奔赵秉钧之后，很快就靠坏人本色和厚黑专长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谈判中立下些许功劳，并凭此坐稳了内务部秘书的位子。可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人，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这还要从会党说起。由于会党参加革命的唯一动力就是反清，因此清朝完蛋后，失去前进动力的他们又干起了本职工作：破坏社会秩序。会党中胆小的，主要社会活动是贪小便宜。看电影不买票、坐车逃票、吃喝嫖赌不给钱那是家常便饭，心情好的时候调戏下良家妇女，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人打个架，不过这也就完了。而胆大的就厉害了，主要社会活动是无法无天。他们杀人越货，私设公堂，代官行刑。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者本来就是天生的对头。“破坏远强于建设”的会党，因此迅速从革命者转变为被革命者。革命党与立宪派联手镇压会党，海外洪门自恃有功想回国参政的计划就此完蛋。在湖南，集哥老会老大与共进会革命党于一身的焦达峰被立宪派暗杀，立宪派头头谭延闿做了大都督。在四川，哥老会被革命军取缔，二百多个公口全部被一扫而空。在陕西，哥老会军队大部分被立宪派改编，会党首脑万炳南被杀。在广东，革命军正式取缔三合会，首领许雪秋等人被杀，众弟子被强行改编。对革命贡献较大的三合会从此沦落为香港的犯罪组织。而在上海，对付会党、改组排斥青洪帮的人，正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宋教仁。应桂馨作为青帮高层，自然会奋起反抗宋教仁，只是他的反抗不是抄家伙跟宋教仁拼命，而是设立共进会——自己动手改组青帮，将身份洗白，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和麾下的小弟。尽管应桂馨解决了自己的身份问题，但他并没有放下对国民党尤其是对宋教仁在革命成功后“忘恩负义”的仇恨。仇恨的种子就此萌芽，等到时机成熟，它将破土而出并开花结果。而将其化为果实的那个人，正是洪述祖。罪恶之交袁世凯政府很快也颁布了严禁秘密结社的命令，大力打击会党。而应桂馨正好撞到袁大总统的刀口上。在袁世凯和赵秉钧看来，应桂馨是个拿来开刀的上佳选择：作为势力庞大的黑帮头子，又跟国民党走得很近，还敢组党（共进会），不整你整谁！稍提一句，应桂馨还嫌死得不够快，居然插手黎元洪和张振武二位辛亥革命元勋争权夺利的斗争。黎元洪自然不是善茬，他四处通缉应桂馨，要借政府的力量给乱管闲事的应桂馨一点颜色看看。在这种背景下，赵秉钧派了一个专员来上海专门解决应桂馨问题，此人就是洪述祖。为何派洪述祖来？估计是因为赵秉钧看中了洪述祖的三大“优点”——性格凶狠狡猾，骗死人不偿命，在青帮中有熟人。洪述祖人脉极广，到上海后没多久，便联系上了应桂馨。他对付应桂馨的办法还是官场的老套路。先一起吃个饭，然后洗洗桑拿按按摩套套近乎。待情感交融之后，他便说出了“招安”的来意。应桂馨的人生理想之一，本就是追求高官厚禄。外加洪述祖一番连哄带吓，封官许愿，应桂馨便接受了政府“招安”。洪述祖和应桂馨也因为这一番交情而成了兄弟。当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无人关注的小人物兼大坏蛋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宋教仁的生命似乎已经不可挽回。接下来，洪大哥幸福地倒在了应小弟以金钱——金币和美食——生猛鲜活的上海大闸蟹为代表的糖衣炮弹之下。礼物自然不是白送的，拿了好处的洪述祖不但帮应小弟摆脱了黎元洪的压力，还承诺给对方申请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一职。权钱交易的威力果然是无所不至。阴谋渐起在洪述祖的努力下，几个月后，应桂馨先生赶赴北京办理出任中央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入职手续。这个巡查长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搜集情报，尤其是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武汉方面黎元洪等人的动向，干这种烂事是应桂馨的专长。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信应桂馨并寄去一个“密码电本”。解释一下，“密码电本”并非间谍的专利，在那时是普遍做法，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商务都如此办理。因为几乎没有专线，电报基本都由商办的邮电局处理，为了保密，只能使用密码本。而赵秉钧发给应桂馨“密码电本”自然是办理新人入职手续时的正常公务行为。上面的这封信函，是赵秉钧唯一一次主动联系应桂馨，内容是赵秉钧让应桂馨以后有事直接发电报给国务院。除此之外，赵秉钧从未给应桂馨发过进行犯罪活动的指示。当然，并不能因此排除他通过洪述祖指挥的嫌疑。应桂馨有了上达天听的能力之后，宋教仁就倒了大霉。因为早就有心报复宋教仁的应桂馨，决定借机拿他找金钱欲望超强的拜金男洪述祖先生换些钱花花。不信的话，请欣赏如下信函和电报。1913年2月1日，洪老大寄给应小弟一封信，信中很隐晦地说：只有搞大项目，才有钱可赚。可弄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一天后，深刻领会了老大精神的应桂馨，酝酿了一个金点子——“臭鸡蛋”计划，他打算搞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人在海外的“丑闻”，然后公之于众，尽毁三人的名誉（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抄宋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应桂馨这么主动积极地搞破坏，好处在哪里？应桂馨说：“孙中山已计划派人以三十万的价格“重资买毁”，而我虽然千方百计地阻挠，但奈何腰包里只有三万块钱，要想买到这些“丑闻”，资金上还差得远（孙得信后，要黄遣马姓赴日，重资买毁，索三十万，计定，阳许阴尼，已得三万）。”应桂馨的言外之意很明显，政府该给我多少钱，你们看着办。很快，洪老大写信回复应小弟说：“你的电报赵总理已经看过了，后来赵总理又让我将电报面呈袁大总统，总统看过后非常高兴，夸你有本事，让你尽快操作。兄弟我见缝插针，在袁总统面前提了提钱的事情，总统的意思是让你先把宋教仁的黑材料寄过来，见货再说。”如果洪述祖没有言过其实，那么此电足以证明袁世凯和赵秉钧对搞臭宋教仁还是很有兴趣的，原因不难想到——当时各地都在搞民主选举，搞臭宋教仁可以影响国民党获得选票。不过，洪述祖并不完全相信应桂馨这个青帮流氓。这很正常，两人都是一样的阴险、卑鄙、无耻，谁能相信谁？2月8日，洪老大首次写信催促应小弟：那些黑材料你去哪里搞？到底靠不靠谱？中央对这个有所疑虑！三天后，洪老大再次写信催促应小弟：早弄到黑材料早拿钱。半个月后，洪老大再补一封信说：“以后除了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公事，你不要再给国务院发电报，人多眼杂，保密性不好。上头发话了，以后由我全权负责与你的联络。”洪述祖从此成为中央与应桂馨之间联络的全权负责人，其间上下其手，这是宋教仁的不幸。在这封信的后半部分，他半是安慰半是催促地对应桂馨说：“不是不给你钱，一旦你能拿出黑材料，中央一定放款，但是金额不会超过三十万。”洪述祖数次催促应桂馨，可等到花儿都谢了，也没等来江湖骗子应桂馨的黑材料。杀人的信，杀人的电报洪述祖的日子很难过，他在总统和总理面前夸下海口却交不了差，压力很大，他如坐针毡，心情十分焦虑。于是，3月6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工作指导意见”信。现在将此信的关键之意翻译成白话，奇文共赏：应兄弟：现在政府财政窘迫，你从中弄钱的办法，手续没搞好。比如我们要杀邓家彦（老同盟会会员，激烈反袁，曾被逮捕，但并未处决）的话，就要先收集他的反对文章，再想好如何干掉他的方法，最后把他的死讯登在像《民强报》（此报不久前被这两个家伙携手收买）这样的报纸上，这才是标准的办事流程。你以前说有黑材料，可现在不仅原件没有，连“印件”也没有，你居然还想让中央掏钱，怎么张嘴？我怎么向上面交代？你是个聪明人，必须想个妥善的办法交差。当然，最好还是拿“印件”来。或者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像邓那样的行为，方可下手。插一句，这句“方可下手”语义模糊，但结合邓家彦蹲大牢的经历以及现在难于交差的现实，不排除洪述祖让应桂馨趁目标有“激烈举动”时动用武力交差的意思。应桂馨收到这封信之后，有何感想？四天后，即3月10日，应桂馨给洪老大发了一封电报：请转呈财政部，让政府以六六二折、利息八厘卖我三百五十万

我甚喜悦，此地让我兵精粮足，我对南至旅顺，北至开原，东至镇江，西至广宁的子民，皆抚养之。然而其中有人不识抬举，杀我命官及各差人，又有奸细来往，逃亡不已，是其自取诛戮，我诛杀他们乃正义之举。这些奸民逃到你那边后，你不分好歹，皆将其并入行伍，然后逼他们进攻我，最终被我军杀死，因此他们之死是将军杀之过也。我原以诚开国，故自东海各处人民，皆心悦归服。又南关（叶赫）、北兀喇（乌拉）、辉发三部与我敌对，作战中箭射刀砍，而我大军战胜后尤不杀他们，只是擒而抚养之也。前日我率军征讨蒙古，蒙古人自来归顺的倒比被我大军打败后投降者多，其归顺者至今不断，是亦知我对子民之抚养之德而慕义归来。若是我真滥杀无辜，蒙古人为何来归我？素谓毛将军明智通达，何其昏然不知天时耶？南朝（明朝）国运将终，只是气数未尽，苟延残喘而已，何处不滥杀无辜，云南的安邦彦、奢寅（指奢安之乱，详见后文），安南、贵州、云南、广西邹县藤县等处的民变，南朝镇压时杀死人岂少？此南朝丧之时也。天使丧亡，将军岂能救乎？昔周朝国运将终，以孔孟之圣，尚不能救，最终改朝换代，这些将军都知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韩信、陈平弃楚归汉，刘整、吕文焕弃宋而归元，此皆默识天时，择主而事，名垂没世者，人何尝说他不忠。自古英明之君不念旧仇，只论新功。管仲，桓公之仇也，不杀而以之为相国，遂成霸业；敬德（尉迟敬德），唐太宗之仇也，不杀而以之为将，以有天下。今将军纵然竭力为南朝办事，然而君臣昏迷，将军反受祸患，哪有好处？南朝气数尽矣，各处起兵，又丙辰年（1616）大风，破坊拔树，各殿楼台脊兽都被吹飞了，戊午御河雨流血水（1618年北京故宫御河里水成红色），此乃天示将亡之兆耶！天运循环，前代良将贤才弃暗投明之故事，将军岂不知么？时势如此，机会错过，悔之不及。佟驸马（佟养性）、刘将军（刘兴祚）单身来投，李驸马（李永芳）与边东广宁诸将，皆临阵倒戈，今皆为显官，将军若来，又非他将之比也。利害昭然，将军量之。天命丙寅年（1626年）五月二十日。毛文龙看完信后大怒，说：“这奴酋敢如此胡说！我文龙自出广宁来，但知有死，不知有降，但知灭胡，恢复辽东，别的一概不知！”招降毛文龙失败，让努尔哈赤隐隐感到，自己有生之年怕是无法解决毛文龙的问题了。在努尔哈赤招降毛文龙的同月，蒙古科尔沁部台吉来见，努尔哈赤出城十里迎接，并且说：“今我无恙，得相会足矣。”能出城十里迎接，可见伤得不重。一些人说清朝要极力掩盖努尔哈赤被袁崇焕打死的事实，所以清方史料不可信。然而，明朝方面的史料也有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重伤”后活动的记载。比如明人陈建所编写的《皇明通纪辑要》记载：天启六年五月，“奴酋（努尔哈赤）掩袭炒花，杀其名王，掠其牛马”，即是讲努尔哈赤在正月受伤后远征蒙古之事。而明兵部尚书王在晋所著《三朝辽事实录》记载，天启六年四月间，“奴酋攻杀昂奴”、“奴酋将炒花台吉杀死”等记载，这也是努尔哈赤“重伤”后征战蒙古的明方记录。所以综上，明清双方的史料都记载了努尔哈赤在第一次宁远之战“受重伤”后北征蒙古的各种活动。因此，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没有身受“重伤”，更没因受重伤而死，那么，努尔哈赤到底是因何致死的呢？我觉得有如下原因：一，一个四十三年每战必胜的人，已经六十八岁了，突然一下子遭遇失败，心理承受不了。这就像一个北大学生，从小到大一直被保送，最后大四时因为毕业论文而跳楼是一个道理。一个人只有经过多次失败，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才能够扛得住打击。而一直胜利的人一下子经历一次失败，往往会导致心理失调，尤其是到了迟暮之年的人，更容易出问题。努尔哈赤少年不幸，但自从起兵以来每战必胜，一个四十三年没经历过失败的人，一下子被初出茅庐的人打得大败，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心情郁愤。《清太祖实录》记载三月初三日，沉默寡言的努尔哈赤变得唠叨起来，他不厌其烦地问身边的大臣：“难道是我对国势的安危、民情的甘苦不省察吗？难道是我心生怠惰吗？难道是我对那些立过功勋、为人正直的人没有重用吗？”不然何以会打败仗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时问自己：“我的儿子中真有像我这样尽心为国的吗？我的大臣们都是勤于政事的吗？我的对手明朝是怎样的情形呢？”《清史稿》则记载努尔哈赤说：“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这是努尔哈赤死亡的心理原因。二，努尔哈赤因为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这年七月，努尔哈赤身患毒疽，这是努尔哈赤死亡的身体原因。1626年9月30日（农历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病死，时年六十八岁，谥号“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盖棺定论，我们该对努尔哈赤作总结了。清朝官方写的《清实录》这样评价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诚以居心，公以御物，惜才勇，虽仇必用，考功罪，虽亲必惩。逆者临之以兵，诛除不施无罪，顺着绥之以德，凶顽罔不倾向。创国书，立兵制，设官属，严法令，平狱讼，尚义理，进忠直，退邪佞，崇节俭，厚风俗，睦宗族，重农桑，赈穷乏，真是天生圣人，超越古今而登峰造极。这些评价有的是中肯的，但总体上极度美化了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与努尔哈赤同时代的李民奂《建州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为人猜忌、严厉、残暴，即便是他的妻子和一贯不错的下属，稍微惹努尔哈赤不高兴，就遭杀害。”该书还记载：满洲人最高兴的事是出兵抢劫。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一听说有仗可打，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全城的满洲人都兴高采烈地穿上自家准备的原始的盔甲，相互传告说：“抢西边儿（明朝在后金地盘以西）去！”与努尔哈赤打过交道的朝鲜人的《光海君日记》记载：“努尔哈赤本性凶恶，如果想要别人的财物就用兵来威胁，人人欲食其肉，怨恨他的人满街都是。”对女真人而言，努尔哈赤的确堪称民族英雄，但对辽东的汉民百姓而言，努尔哈赤则是死敌。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他的复仇之心我可以理解，真正造成悲剧的是明朝政府，他如果报仇雪恨也应该去拿罪恶的政府开刀，百姓何辜？在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前，为了确保他自己的安全，努尔哈赤对辽东进行了大屠杀，大屠杀前他发了一份布告，这份布告记载在《满文老档》里，本人不懂满文，但《满文老档》由于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成汉文了，所以可以看，可以用。布告节选如下：我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舍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养之。如此恩养，竟成不是。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人而叛。马前寨之人，杀我使者而叛。镇江之人，执我委任之佟游击送明而叛。长山岛之人执我所遣之人送广宁。双山之人，暗通敌兵，杀我之人。岫岩之人叛逃，为费书生首告之。复州之人反叛，带领明船前来。平顶山隘口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不思我养育之恩，仍向明朝，故杀此有罪地方之人。无罪之人居住日久，难免不乱，故迁至北方，给以房舍田地食粮豢养之。虽如此养育，然窝藏奸细，接受扎付，叛逃而去者仍然不绝。本年船城之人，耀州之人，欲带户口投明，遣人勾兵前来领取之。彰义站之人，为明兵来时，棒击诸申而备置棍棒。鞍山、海州、金川、首山等周围之堡人，皆曾窝藏奸细，勾兵前来带领而去。我等驻扎时，尔等尚如此杀我诸申而去，以及备置棍棒。我等往猎或出兵之后，尔等岂能安然处之？窝藏明遣之奸细、接受扎付、备置棍棒等种种恶行，皆在外书生、官员亲戚及前大臣尔等之所为也。至于在沈阳之官员及筑城、及充役之人知之何妨？无非为尔等之恶牵连而被杀耳。尔等既不思养育之恩，心仍向明，故杀尔等外乡之头人者，即为是也。布告完毕，“八旗大臣分路前往，下于各屯堡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养者，以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此次屠杀，使贤良书生，亦被杀绝。”努尔哈赤怕穷人造反，于是把辽东所有穷人杀光，又怕富人聚众叛乱，便把所有富人屠杀了，最后辽东只剩下鞋匠、木匠、裁缝和戏子，因为这帮人活着对他们的生活有用。比利时人南怀仁在康熙年间来到辽东，他在《鞑靼旅行记》中这样记载：“辽东地区村镇全已荒芜，到处是残垣断壁，瓦砾成堆，一片狼藉，战前的许多村镇都已消失，目力所及都是老虎和熊以及其他猛兽，很少看见人家。”《鞑靼旅行记》是南怀仁1682年写的，距离努尔哈赤的大屠杀已经过去五十七年，五十七年下来，辽东依然如此，足见努尔哈赤对辽东破坏的严重程度。据《平寇志》记载，努尔哈赤部下兴安总兵抢了一百个美女，制作长押床，把她们全裸后放在床上，“次第奸淫”，然后在地上插木桩，把女人们绑在木桩上，之后用刀剜下阴部，“以线贯之为玩弄”，随后杀尽妇女，把她们的遗体抛尸江中。事后努尔哈赤并不追究此人责任。努尔哈赤如此暴虐无道，其罪行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如此暴君，我不想多言，就以当年明月对努尔哈赤的评价来结尾吧：遍览他的一生，我没有看到进步、发展、只看到了抢掠、杀戮和破坏。我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成为奴隶。我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我只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力。第十一章棋逢对手，攻防大战努尔哈赤死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他死后，究竟由谁来继位呢？努尔哈赤总共有十六个儿子，其中封为贝勒的有八人，当然是从这八人中来选。八人包括四大贝勒：代善（次子）、阿敏（努尔哈赤的侄子）、莽古尔泰（五子）、皇太极（八子）；四小贝勒：阿济格（十二子）、多尔衮（十四子）、济尔哈朗（努尔哈赤的侄子）、多铎（十五子）。咱们一个个看。代善：本来努尔哈赤定代善为自己的接班人，代善性格宽厚，深得人心，且军功多，努尔哈赤曾说：“我百年后幼子和大妃就交给代善抚养。”皇太极玩了个阴招，他得知努尔哈赤的大妃两次派人送佳肴给代善，代善都收下了，大妃经常派人去代善家，还在深夜外出。于是皇太极让一直对大妃得宠吃醋的努尔哈赤的小福晋，把这些情况告诉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派人调查属实，于是代善被努尔哈赤从接班人的名册里拿掉，但代善始终不知道此番自己倒霉的幕后黑手是皇太极。代善手中有兵权，统领正红旗，在权力争夺中不可小视。阿敏：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没戏。但他统领镶蓝旗。莽古尔泰：他是那位跟代善眉来眼去的大妃富察氏的儿子，政治资本大打折扣，但是他统领正蓝旗。皇太极：1592年11月28日出生，他面色赤红，眉清目秀，行动稳健，举止端庄，聪明伶俐，耳目所经，一听不忘，一见即识。他很爱看书学习，在努尔哈赤的儿子中唯有他既能说汉语也能写汉字，看得懂汉文书，其他人大多会说汉语而不会写汉字。满族及先世女真人素以尚武著称，皇太极从小就喜欢打猎，当皇帝以后，皇太极还对小时候这种生活记忆犹新，曾说：“太祖时，朕听说第二天要外出打猎，提前先踢足球做好准备活动，如到时不让去，哭着也要请求前往。那时仆从很少，人人各自牧马披鞍，劈柴做饭，即使这样艰苦，也乐于跟着为主效力，国家之有今日兴隆正是这种努力奋斗的结果。”皇太极弓马娴熟，能百步穿杨，《清太宗实录》记载，有一次他一箭射穿了奔跑中的三只黄羊。努尔哈赤的儿子中，他实力最强，无任何“劣迹”，统领正白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都是努尔哈赤晚年最宠爱的大妃阿巴亥所生，大妃相当于皇后，所以此三人对皇位竞争不可小视，但他们三人都没有军队。济尔哈朗：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没戏。总而言之，对于最高权力的角逐有希望的是代善、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代善知道自己的实力和能力远不如皇太极，且自己本身就有丑闻，皇太极在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征服叶赫部之战、征讨科尔沁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有杰出的军事才能，所以代善支持皇太极。现在关键问题就是阿巴亥的三个孩子了，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四岁、多铎十二岁，就阿济格成熟。为了消除隐患，代善和皇太极假传努尔哈赤遗志，说努尔哈赤临终遗命赐死阿巴亥，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都没有兵权，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母亲被逼殉葬。阿巴亥一死，没有兵权的阿济格三兄弟只得退出权力争夺，皇太极继位，定年号天聪。他发布诏书曰：若谓我国褊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亦曾禁其称帝耶？且尔朱太祖，昔曾为僧，赖天佑之，俾成帝业。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起而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为也！（《清太宗实录》卷五）至此，皇太极已经公开暴露了彻底掀翻大明的野心。皇太极继位后，即对后金体制做了一系列改革，努尔哈赤时，汉满矛盾十分尖锐，汉人有的向饮水、食盐里投毒，有的把猪毒死后卖给满人，有的拦路砍杀单独出行的满人，皇太极有鉴于此，对汉人要比努尔哈赤时代好很多，他下令对汉人壮丁分屯别居，对汉族投降的人编为民户。与努尔哈赤屠杀儒生不同，皇太极开设科举。努尔哈赤把辽东的汉人知识分子杀得就剩三百个了，全都给八旗当奴隶，皇太极把他们恢复为平民，开科取士，考上的有二百人，这些人一下子由奴隶变为官吏，自然乐于为皇太极卖命。在这批汉奸的帮助下，后金政权不断发展，走向汉化。这些汉奸中最著名的就是范文程了，每次议论国事时，皇太极总会问：“范章京（清朝对武官的称呼）知道这件事吗？”如果国事议论不决，皇太极就说：“为什么咱们不去跟范章京商量一下呢？”一次范文程跟皇太极一起吃饭，范文程看着一桌子珍馐美味，若有所思，便停下筷子不吃。皇太极猜到范文程是在思念老父亲，于是立即派人把这桌子菜打包送到范文程家里给他父亲吃。在范文程辅佐下，皇太极还仿效明朝，设立六部（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刑部、工部）、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都察院，后来由于皇太极征服了蒙古人，所以他设立蒙古衙门（崇德三年改称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务，随着日后清朝统治地区增多，最终理藩院管辖包括内外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事务，俄罗斯事务也归理藩院管辖。正是在皇太极统治时期，清国的政治体制确立。皇太极初年的改革史称“天聪新政”，在他刚即位时，明朝这边就立刻做出反应，袁崇焕得到明熹宗的批准后，派遣使者前往祝贺，以刺探虚实。这是明朝与后金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活动，十年你死我活的战争之后，明朝不得不正视后金的存在，可见要想让敌人承认你，除非你自己足够强大。皇太极自然明白袁崇焕使者的来意，于是将计就计，对明朝使者盛情款待。双方就议和事项展开谈判，皇太极深刻明白一个道理，“南朝（明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后金的汉族官员对皇太极说：“（和议）成不成亦何

们肯定会改种稻子，那时候您再以断掉水源相威胁，他们就只好乖乖地听命于您了。”在苏秦的劝说下，这件事很快得到解决。苏秦因此在周显王那里得到一笔赏赐。但是，当他企图以此为契机跻身于王室小朝廷的时候，却被周显王警惕地拒绝了。原来几位王室重臣都对周显王说，苏秦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如果让他担当大任，只怕要闹出笑话。周显王本来也没什么抱负，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对苏秦的纵横捭阖之道一点也不感兴趣，于是顺水推舟，听从了重臣们的建议。然而，经历这件事之后，苏秦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所谓人君，只要你揣摩透了他的心思，就能够像指挥木偶一样指挥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嘛！”揣着周显王给他的那笔赏赐，苏秦收拾行装，来到秦国游说，想向秦惠王介绍连横的策略。“秦国沃野千里，人民富庶，战车万辆，勇士百万，存粮丰富，地势险要，乃天下之强国。再加上有您的英明领导，完全可以兼并诸侯，统一天下。”苏秦先给秦惠王送上一顶高帽子。但是秦惠王似乎根本不吃那一套，只是厌烦地说了一句：“秦国羽翼未丰，还没有想过要兼并别国。”苏秦还想再说点什么，秦惠王打了个哈欠，摆摆手，做了个“送客”的手势，结束了这次会见。苏秦虽然失望，然而并不死心。他知道，即便是商鞅见秦孝公，也是第三次才擦出火花，说不定秦国君主都是慢热型的呢！数天之后，苏秦再一次请求朝觐秦惠王，没想到这一次，秦惠王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他。苏秦只好留下一篇早就写好的时政论文，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旅店。过了几天，苏秦再去宫中求见，结果又吃了闭门羹。如此求见了十次，论文上交了十篇，秦惠王依然对他不理不睬。一个比怀才不遇更恼人的问题困扰着他——为了面见秦惠王而置买的貂皮大衣穿破了，盘缠也用完了，旅店老板天天催着他交房租，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日子，没法过了！苏秦穿着草鞋，打着绑腿，背着书袋，挑着行李，神色憔悴，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雒邑。他不知道，他之所以不受秦惠王待见，不是他的论文写得不好，也不是他的口才不足以打动人，只是秦惠王刚刚车裂了商鞅，对一切游说之士都怀有恶感罢了。苏秦回到家中，发现一切安好——他的妻子正在织布，听到他进屋，连头都没抬一下；嫂子视若不见，也不去准备饭菜；连父母见到他，也是若无其事。总之，他存在或不存在，对于家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换作别人，或许早就摔门而出。然而苏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心态好。他只是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继续一头扎进书堆，刻苦攻读。据说夜里读书困倦，苏秦就拿起铁椎猛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跟，于是睡意全无。成语“悬梁刺股”中的“刺股”，说的就是这段故事。如此苦读一年之后，苏秦再度出山，来到了赵国。赵肃侯对他的学说倒是颇有兴趣，然而幸运之神仍然没有向他招手——当时赵国的相国奉阳君对他十分防范，处处掣肘。苏秦施展不开，只好离开赵国来到燕国。燕国地处北方，长期以来偏安一隅。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中，燕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进入战国之后，齐、楚、秦、魏、赵、韩等国战乱纷纷，来往频密，燕国人仍然不问世事，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苏秦带着他那套纵横捭阖的理论去燕国游说，显然有点不合时宜。他在燕国待了一年才见到燕文公。“燕国东有朝鲜和辽东，北有林胡和楼兰，西有云中和九原，南有滹沱和易水。国土两千多里，战士数十万，战车六百乘，战马六千匹，存粮足够数年之用，资源丰富，衣食无忧，乃是所谓的天府之国啊！”苏秦照例先把燕国夸奖了一番。接着问道：“燕国多年无战事，百姓安居乐业，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燕文公一脸茫然：“为什么？”苏秦说：“天下最强的国家就是秦国，燕国之所以没有遭受秦国的进攻，是因为赵国做了它的南方的屏障。秦国如果要攻打燕国，必须穿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路程数千里。即便能够攻克城池，也无法固守。秦国不能对燕国构成威胁，这是明摆的事。但是，如果赵国想进攻燕国，只要赵君一声令下，不出十日，便可以在东垣附近集结数十万大军，接着渡过易水，四五天便可直抵蓟城（燕国首都）。所以说，真正让燕国担心的，不是秦国而是赵国。而赵国又不时受到秦国的威胁，如果燕国能够利用秦、赵之间的矛盾，主动与赵国联合，与天下诸侯联合，共同抗击强秦。这样的话，燕国方可确保平安。”如前所述，苏秦当初去到秦国，是想将连横的策略贩卖给秦惠王。现在他见到燕文公，推销的却是合纵的计划。对于鬼谷子的门人来说，所谓立场，不过是棋局中执黑还是执白的区别，不成其为问题。如果秦国用他，他就主张连横；如果其他国家用他，他就主张合纵，仅此而已。苏秦向燕文公推销合纵计划，用的是江湖术士忽悠老太太的手段——“老人家，你印堂发黑，七天之内必有血光之灾，但是如果你能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我可以替你消灾解难。”燕文公却完全被苏秦那套把戏搞蒙了，把苏秦看成了上天派来解救燕国于危亡的使者，马上将他奉为上宾，而且提供车马财礼，让他到赵国游说。也该轮到苏秦时来运转。这个时候，奉阳君已死，苏秦得以顺利地见到了赵肃侯。一见面照样是送高帽子：“当今天下贤士，无论是布衣还是卿相，都仰慕您的高尚品德，想到邯郸来聆听您的教导。只是由于奉阳君妒忌贤能，故意从中作梗，所以他们都得不到机会在您面前畅所欲言。如今奉阳君已经去世，言路又畅通了，我这才敢来对您说说我的愚见。”苏秦现在的样子，跟一年前那位失魂落魄的寒士大不相同了。他穿着崭新的礼服，佩戴着名贵的玉器，在赵国朝堂上用流利的京城方言侃侃而谈，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首蹙眉，很快将赵肃侯吸引住了。“对于君主来说，人民安居，国无战事，就是最大的好事。安民的根本在于邦交，以谁为友，以谁为敌，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以赵国的形势，如果把齐国、秦国当作敌人，则民无宁日。如果联齐抗秦，同样不得安宁。算计别国的君主，讨伐别人的国家，这样的话是很难说出口的，希望您也不要轻易去说。“赵国与秦国结盟，秦国一定会削弱韩国和魏国；赵国与齐国结盟，齐国一定会削弱魏国和楚国。魏国被削弱就只好割让河外，韩国被削弱就会献出宜阳，这样一来，上郡就危险了。而楚国如果被削弱，赵国就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援。这三个国家的安危，其实也关系到赵国的安危，您不可以不认真考虑。“当今天下诸侯，莫强于秦。秦国如果得志于韩、魏，连齐国都必须向它俯首称臣，那时候秦军就会渡过黄河，直指邯郸，这是我替您担心的啊！“赵国地方二千余里，军队数十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乃山东（指崤山以东）强国。秦国最忌惮的就是赵国，但又不敢轻易发兵进犯，为什么？就是怕韩、魏两国在背后打它的主意。从这种意义上讲，韩、魏就是赵国的南方屏障。韩、魏若亡，则赵国也不能独存，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山东（太行山以东）诸国的疆土，合起来比秦国大五倍，兵力则是秦国的十倍。如果大家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秦国是抵挡不住的。依我之见，赵国应该与韩、魏、齐、楚、燕等各国合纵友好，一同对付秦国。只要秦国敢于攻击其中任何一国，则其余五国共同发兵相救，拒秦军于函谷关外。就算秦国再强大，也不敢与六国为敌。这样的话，您的霸业就有希望了。”赵肃侯连连点头道：“您说得有道理。可是，合纵是件大事，有谁能够为寡人去说服各路诸侯呢？”“我。”苏秦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如果您能够采用我的建议，我可以向您保证，燕国会献上北方的毛皮狗马，齐国会献上海边的鱼盐，楚国会献上南方的橘柚，韩、魏、中山等国会献上土地作为您的汤沐之邑。您只要坐在邯郸，便可坐享其成。”赵肃侯大喜，赏给苏秦车百辆，黄金千镒，白璧百双，绸缎千匹，让他游走列国，建立抗秦统一战线。就在这时，秦惠王派公孙衍进攻魏国，斩首八万，生擒龙贾，占领雕阴，天下震动。而楚国趁火打劫，魏国一下子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形势极其危险。对于即将出发游说列国的苏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如果秦国顺势消灭了魏国，只怕无人敢响应他的号召与秦国为敌，合纵抗秦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苏秦看似触底反弹的行情，现在又面临着被做空的危险。怎么办？苏秦想到了他的同门师兄，现在依然穷困潦倒的张仪。苏秦与张仪的对弈：以天下为棋局据《史记》记载，张仪、苏秦同在鬼谷子门下学艺。对于张仪的学问，苏秦是自愧不如的。然而成绩好并不代表工作好。当苏秦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上升的拐点的时候，张仪还是一介寒士。据说他曾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担任门客。有一次，昭阳大摆筵席，宴请群臣，事后发生身上佩戴的一块名玉不见了。府上的人都怀疑是张仪偷的，理由是“仪贫无行”——张仪又穷又贱，除了他谁还能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昭阳还没发话，这些人已经把张仪捉住，私刑逼供，打了好几百板子，直打得皮开肉绽，血流满地。张仪一口咬定自己没偷，这些人只好把他放了。回家后，张仪的老婆又心疼又生气，说：“你如果不去读书游说，怎么会受这份罪呢？”张仪奄奄一息，躺在门板上，嘴唇动了几下。他老婆把耳朵凑过去，好不容易才听明白他说什么。“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他老婆又好气又好笑：“当然还在。”“那就好，那就好。”张仪说着，脸上也露出一副天真的笑容。只要舌头在，吃饭的工具就还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昭阳府上是不能再去了。张仪只能躺在家里养伤，而他老婆看着一天天空下去的米罐子，心急如焚。有一天，有个熟人从赵国来，告诉了张仪一个好消息：“你的师弟苏秦发迹了，正在赵国受到重用，你何不去邯郸投靠他，让他给你谋个一官半职？”张仪犹豫了半天。要他去求苏秦，他是不乐意的。最后肚子决定了脑袋——如果继续待在楚国，除了沿街乞讨，没有别的活路。相比之下，向昔日同窗低头未尝不是一个体面的办法。就这样，张仪来到了邯郸。苏秦的府上很好找，向任何一个邯郸居民打听，他们都会很热情地给张仪指路。但是，找到苏府并不代表见到苏秦。当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裳在鬼谷读书的那位爱闹爱笑的苏秦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看不见、摸不着、深居简出的苏客卿。张仪在苏府递上名片，等了整整六天，苏秦才抽出空来接见他。“哟，原来是你啊！好久不见了。”苏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即便是对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想必也不会如此冷漠吧！张仪忍住怒火，刚想寒暄一番，苏秦已经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走远了，但是派了一个侍童回来告诉张仪：“晚上就留在这里，一起吃个晚饭吧！”这句话给了张仪一点希望。他心里想，也许是苏秦现在家大业大了，必须在众人面前保持一种威严，才故意这样对待他的。等到吃晚饭的时候叙叙旧情，回忆一下鬼谷的往事，再向他提出工作的事，应该就水到渠成了。张仪在苏府一直等到天黑，苏秦才回来。厨房已经将晚餐做好，仆人们像走马灯似的铺好坐席，摆放碗碟，端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光闻到那味道，张仪就止不住流口水了。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苏秦也在堂上坐好的时候，张仪才发现，堂上只有苏秦一个人的座位。正在疑惑之际，一位老仆走过来，将张仪带到堂下仆人和侍女就座的地方，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饭吃到一半，张仪强忍住愤怒，对着堂上说：“我这次来，是想请您帮我谋个职位，要求不敢太高，聊以养家糊口便罢了。”苏秦把嘴里的肉嚼完，咽下，又喝了一大口酒，才说：“我如果开口，别说养家糊口，就算是荣华富贵也可以给你。可是，以你的才能，却将自己弄到这个潦倒的地步，我怎么还敢向国君推荐你呢？你如果实在没事做，就到我厨房里给大师傅打个下手，可保你吃饱穿暖，如何？”张仪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推开眼前的食物，拂袖而去。他这一去，就没有再停留，而是风餐露宿，一路向西，直奔秦国。你要合纵天下，共抗强秦，那我就为秦国献上连横之计，各个击破，让你一事无成。苏秦，你等着！话虽如此，张仪很快面临一个现实的难题。从邯郸到咸阳，是很长一段路程，而他口袋里的盘缠，已经不足以支撑他走出赵国了。退一万步说，即便他一路乞讨来到咸阳，这一身衣衫褴褛，恐怕也难以见到秦惠王。万念俱灰之际，张仪遇到了一位来往于秦、赵两国之间的商人。两个人交谈了几句，商人惊奇道：“您不是一般人，为何沦落如此？”两个人越谈越投机。接下来张仪的路就顺多了。商人给他换了衣服，让他坐着自己的马车，一同来到了咸阳。俗话说，蛇有蛇路，鼠有鼠道。商人既然来往于秦、赵之间，对秦国的情况自然熟悉。他拿出一大笔财礼，让张仪送给秦国宫中的警卫长。通过警卫长的推荐，张仪顺利地见到了秦惠王。同为鬼谷子门下，张仪的路数和苏秦大不相同。他没有以送高帽子作为开场白，而是对秦惠王说：“下臣听说，不知而言，是为不智；知而不言，是为不忠。不智当死，不忠亦当死。下臣能力有限，但仍然愿意冒着不智的危险，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请您定罪。”秦惠王微微一笑，说：“请继续说吧！”“下臣听说，赵国正在准备联合燕国、魏国和韩国，争取楚国和齐国，结成合纵联盟，共同对付秦国。我听了之后，忍不住发笑。以赵国现在的形势，钱粮不足，人民畏怯，打仗都要人拿着大刀在后面督战，不准后退，可是仍然畏缩不前。秦国国力强盛，赏罚严明，只要是为了国家，人人皆有必死之心，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赵国之弱，居然敢打秦国的主意，实在是自不量力。“然而，小心谨慎不为过。当年智伯率领三家大军攻打晋阳，眼看就要获胜。赵氏用张孟谈之计，策动韩、魏两家反水，结果大败智军，活捉智伯。对于赵国的合纵联盟，秦国切不可掉以轻心。“赵国要合纵，则秦国必须以连横相对。要采取军事和外交两种手段，想办法分化合纵联盟。要对联盟各国区别对待，有的要打击，有的要拉拢，有的恐吓，有的要给予一定的好处。这样的话，赵国想合纵也合不了，反倒是秦国可以抓着空子，一步一步蚕食天下的土地，完成霸业。”幸运之神突然降临。秦惠王和张仪谈了一整天，便任命张仪为客卿，留在朝中担任参谋。张仪当上客卿没几天，那位曾经给他提供帮助的商人来向他告辞。张仪拉着他的手说：“全赖您的帮助，我才得到今天这样显赫的地位。我正想要报答您，可您为什么急着要走呢？”商人这才对他说：“请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苏先生吧。其实，从头到尾这一切，都是苏先生为您安排好的。他知道您的才能在他之上，不应该屈居他之下，所以才想出这招激将法，逼您投奔秦国。他还让我转告您，从此之后，天下就是您和他对弈的棋局，请您一定用心下好这盘棋，不要手软。”张仪听了这番话，目瞪口呆，老半天才长叹道：“单从这件事上看，苏秦之才已在我之上了。而我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察觉。惭愧，惭愧！”第二天上朝，张仪便对秦惠王说：“秦、楚联合攻魏，魏国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很有可能转向楚国。而韩国与魏国关系历来不错，也会随之与楚联合。这样的话，秦国就被孤立了，不如出兵帮助魏国抵抗楚国。”秦惠王听从了张仪的建议，于是以张仪为将，带领“卒万人、车百乘”救援魏国，在陉山大败楚军。魏国暂时得救了。作为对秦国的回报，魏惠王命令加快移交河西土地，两国于当年年底完成了交接。

然想要一臣事二君，就连昨天的敌人他们都能侍奉。要是没有“不能生而受阶下囚之辱”这种规定，根本就别想驱使日本人上战场。因此我们虽然服从协议，但我们的真实想法却跟协议正相反。比起武士道战史，日本战史更像是权谋计策的战史，与其等待历史来证明，不如面对自身的真实想法，这样更能了解历史的机制。就像如今军人政治家禁止文人提笔书写寡妇的爱情一样，古代的武人也需要通过武士道来了解自己和部下们的弱点。小林秀雄把政治家这类人称为一种没有独创能力，只会管理和支配别人的人种，不过这种描述好像并不完全正确。虽然大多数政治家基本都是如此，但少数的天才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管理和支配方法，这些方法成了平庸政治家的典范，以一种历史的形式贯穿了各个时代，各种政治，显示了生者巨大的意志。就政治而言，历史不是由个体串联构造的生物，它生来就是吞没个体的另一种巨大生物，而政治也一直在历史的形态方面进行着巨大的独自创新。发起这场战争的是谁？是东条[2]还是军部？肯定是跟他们脱不了干系，但这场战争肯定还跟贯穿日本的巨大生物——历史的无法动摇的意志。日本人在历史面前只不过是服从命运的孩子。就算政治家独创能力弱，政治在历史的形态中怀着独创能力，怀着意欲，迈着无法停止的步伐像大海波涛般前行。是怎样的人想出了武士道？这也是历史的独创，或是嗅觉？历史总是能嗅出人类。因此，武士道虽然是针对人性和本能的禁止条款，是不人道、违背人性的东西，但它又是一种洞悉了人性和本能后的结果，就这点来说，它又完完全全是人道的东西。我认为天皇制是极为日式的（因此也可以说是独创性的）政治作品。天皇制不是天皇创立的。虽然天皇有时也会自己发动一些阴谋，但他们一般来说什么都干不了，这些阴谋通常都会失败。天皇自己或是遭到流放，或是逃到深山里，最终其存在往往会因政治性原因而得到认可。这些阴谋在社会层面被人遗忘时，就会在政治层面上被抬出来，因此其存在的政治原因就是政治家们的嗅觉。他们洞悉日本人的性情，从日本人的性情之中发现了天皇制。这种制度不是天皇一族专属，如果能够取而代之的话，换成孔子、释迦都没关系，只是当时没能找到替代的而已。至少日本的政治家们——贵族和武士——都嗅到了一点：要想自己永远兴隆——虽说不可能永远，但他们是这么希望的——下去，就得立一个专制君主来保证自己的这份永远。平安时代的藤原氏[3]虽然非常自作主张地拥立天皇，却对自己地位在天皇之下这一事实不抱任何疑问，也没有认为是种困扰。通过天皇的存在来处理御家骚动[4]，弟弟驳倒哥哥，哥哥打败爸爸。他们天生就是实际主义者，只要自己这辈子过得高兴就够了，所以才会喜欢并满足于制定盛大的朝廷礼仪、拜贺天皇这类奇妙的形式，因为参拜天皇既显示了他们自身的威严，又是一种能让他们自己感到威严的手段。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其实很蠢。电车每次从靖国神社下面拐过，我们都要被迫低头，这愚蠢的行为虽然让我们很无语，但对于某类人来说，或许只有这么做才能让他们感觉到自我。因此，我们虽然嘲笑向靖国神社低头这种愚蠢的行为，但在别的事情上，我们自己或许也正在干着同样愚蠢的事，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自身的愚蠢而已。宫本武藏在赶往一乘寺下松决斗途中，从八幡神社前路过，本来想参拜[5]却又放弃了。他的教诲——“吾不仰仗神佛”源于他自身的性情，也是针对自身性情而发的一句悔恨之言，也就是说，我们会自发参拜十分愚蠢的事物，只是没有意识到该事物有多么愚蠢而已。道学先生暂且站在讲台前给学生们传道授业，但他们多半也会从这件事中体会到自身的威严和自己本身的存在感。于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在干着大同小异的事。像日本人这种把权谋计策当回事的国民，不管是为了权谋计策，还是为了大义名分，他们都需要一个天皇。就算不是每个政治家都觉得有这个必要，他们也会基于历史的嗅觉觉察到这是必要的，而很少会去怀疑自身所在的现实。秀吉[6]在天皇行幸聚乐[7]时，自己因为盛大的仪式而潸然泪下。这次行幸使他体会到了自身的威严，同时看到了宇宙之神。这里说的是秀吉，不是其他政治家，然而哪怕把权谋计策比作恶魔的手段，那么恶魔像幼儿一样参拜神明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因为什么样的矛盾都可能存在。总之天皇制和武士道是一路货色。因为女人心易变，所以才有“贞女不更二夫”这句话。禁止本身是不人道的，违背人性的，然而在东西真理这方面又是人道的。同样，天皇制本身不是真理，也不是自然形成的，然而如今能走到天皇制这一步，我们也无法轻易否定其历史性发现和洞悉中所包含的深刻含义，光靠表面上的真理和自然法则是说不清楚的。希望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是人之常情。就拿我侄女来说，我或许也希望她没有自杀，努力活下去，然后坠入地狱，在黑暗的旷野中游荡吧。如今我逼自己走了一条文学之路，这条路虽是一条漫步在旷野上的流浪之路，但我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消去我那小小的希望——希望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未完成的美不是美。或许在遍历过应当堕入的地狱后，沦落本身才可能成为一种美，这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将其称为美，然而因为如此，我们就得故意透过眼前二十岁的姑娘去看以后那个六十岁的丑老太婆吗？我不知道，我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虽说死了就太没意思了，可真是这么回事吗？有人认为，日本战败，到头来可怜的是那些战死的英灵们，然而我却不能坦率地承认这一想法。然而一想到年过六十的将军们还贪生怕死被牵上法庭，我就完全不明白什么才是人生的魅力；我自己也不得不想象，如果我是一个六十岁的将军，那么我可能也会贪生怕死被牵上法庭。因此我对“生”这种奇怪的力量只有茫然。我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老将军也喜欢二十岁的美女吗？于是那些战死的英灵之所以可怜，也是从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这层意思来说才可怜的吗？要是尊崇美的信念这样明确的话，我也就能放心了，甚至也就可能怀抱信念，一心追逐二十岁的美女了。然而“生”是比我们想象中还难以捉摸的东西。我非常讨厌看见血，原来汽车在我眼前相撞的时候，我都会迅速扭头拔腿就跑。然而我却喜欢伟大的破坏。我曾一边跟轰炸弹和燃烧弹战斗，一边为狂暴的破坏亢奋不已。尽管如此，我却觉得当时是我最爱人类、最眷恋人类的时候。有几个人好心劝我逃难，还说要给我提供乡下的住处。我却拒绝了他们，执意留在东京。当时我打算把大井广介烧剩下的防空壕作为最后的据点，于是跟大井广介告别时（他要逃往九州），我也就失去了所有在东京的朋友。我想象不久美军登陆，我在那防空壕里屏息藏着，周围是重炮弹的爆炸声，于是我感觉只好接受并等待这种命运。我过去一直在想我可能会死，但毫无疑问，我更确信我能活下来。可是一说到从废墟里幸存下来是有什么抱负不成，除了活下来以外，我又没有任何计划。对无法预料的新世界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再生。这份好奇心是我一生中最新鲜的东西，我只是被下了一种奇怪的咒语，哪怕就当作我为这种奇怪的新鲜程度所付出的代价，我也得赌一赌留在东京。因此我很懦弱，在昭和二十年[8]四月四日这天，我第一次体验到来自四面八方，长达两小时的轰炸，头上的照明弹把夜空照得像白昼般明亮，当时我二哥刚好来东京，在防空壕里问我是不是燃烧弹，我想回答他“不，是照明弹”的时候才发现，如果肚子不用力，就完全发不出声音。此外，我当时是日本电影社的委托员工[9]，在银座遭轰炸后，我直接在银座的日本电影社的屋顶上迎接编队来袭，五层楼高的建筑物上还有座塔，上面摆着三台相机。空袭警报一响，众人的身影就从街上、窗户、屋顶、银座统统消失了，就连屋顶上的高射炮阵地都没了人影，人都藏在掩壕里，暴露在天地之间的只有日本电影社屋顶上那一撮人，十个左右。燃烧弹的弹雨首先下到了石川岛，下一波编队正往头顶正上方飞来。我感觉到自己腿都使不上劲。我惊叹摄影师能嘴里叼根烟，拿相机对着编队，沉着得直招人恨。话虽如此，我还是一直喜欢伟大的破坏。人类服从命运的样子有种不可思议之美。麹町所有的大豪宅都消失得那么虚假，飘着余烬。高雅的父亲和女儿坐在壕沟边的绿草上，中间只隔着一个红皮旅行箱，要是一旁没有飘着余烬的茫茫废墟，这情景简直就像是和平年代的一次野餐。道玄坂这里的豪宅也消失了，只剩余烬在茫茫大地上纷飞。坡道中途躺着一具尸体，看似是遭汽车碾轧死的，而非轰炸致死，一张白铁皮盖在上面。旁边站着一个拿刺刀的士兵。走的人，回来的人，灾民们组成的蜿蜒人流简直就像没有感情一样，在尸体旁边你来我往，甚至都没有人注意到路上的鲜血。就算偶尔有人注意到，也只不过像看到了路边的废纸一般。美国人说战争结束后日本人虚脱了，茫然了，然而轰炸过后，灾民的行列中充斥的不是虚脱和茫然那一类感情，而是一种惊人的充实和厚重的无情，他们是老实的命运之子。在笑的基本是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的姑娘们。她们的笑容很清爽。她们在废墟里翻来翻去，把刨出来的瓷器放进烧漏的桶里，或是在路上晒着太阳，看守着那一点点行李。这个年纪的姑娘们难道是因为对未来充满了梦想，才不觉得现实凄苦吗？还是因为虚荣心太强呢？在一片焦土上找寻姑娘们的笑容是我的一种乐趣。在那场伟大的破坏下，有命运，却没有堕落；有无情，却很充实。从烈火中逃脱的人聚集在正在燃烧的房子周围取暖，还有一拨人同样聚在一起，正拼命灭火。两拨人只离了一尺远，却完全身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伟大的破坏和它那惊人的爱，伟大的命运和它那惊人的爱，与之相比，战败的表情只不过是堕落而已。然而，与堕落本身惊人的平凡和平凡的必然性相比，我感觉人们因为服从于那种伟大至极的破坏之爱和命运所体现出来的美，最多也就是梦幻泡影罢了。德川幕府想通过杀掉四十七义士来让他们永远保住义士的地位，然而这么做只能防止这四十七位义士的堕落，而不能防止人类本身由义士堕落成凡夫俗子，再进而堕落到地狱。就算试着制定出“贞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这种规定也没法防止人类的堕落，哪怕捅死处女，成功保住了她的纯洁，当意识到堕落那平凡的脚步声像海浪涌来一般理所当然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发现人为的卑微，通过人为得以保住的这份卑微的贞洁，只不过是如梦幻泡影罢了。特攻队[10]的勇士们只不过是一场幻影。人类的历史不是从变成黑市商人开始的吗？寡妇侍奉神明也不过是一场幻影，人类的历史不是从新的面容住进她们心里开始的吗？或许天皇也只不过是一场幻影，说不定等天皇成了普通人，真正的天皇历史才揭开帷幕。人类本身跟名为历史的巨大生物一样巨大得惊人。“生”其实是唯一的不可思议之事。六七十岁的将军们不选择切腹，而选择并驾齐驱被牵上法庭，这场景是一张因战争结束才方得问世的人世图。虽然日本战败，武士道灭亡了，但人类才刚刚从堕落这个真实的母体中诞生。活着吧，堕落吧。除了这套正当的流程，还有什么真能拯救人类的捷径吗？我不喜欢切腹。原来，有一个叫松永弹正[11]的老奸巨猾的阴谋家，被信长[12]追得走投无路，只得以城为枕自杀，然而他在临死之前，还按照每日惯例扎了延命的针灸，之后再用枪顶住脸，一枪爆头。当时他已经年过七十，却还是个能无所顾忌地在他人面前和女人调情的恶棍。我赞成这个男人的死法，但我不喜欢切腹。我战战兢兢。然而，我又在此同时，恍恍惚惚地迷上了这份战栗之美，我没必要思考。那里都是美丽的事物，因为那里没有人类，事实上，就连小偷都没有。近来东京街道很暗，然而战争中的东京是一片漆黑，因此不管夜有多深，都无须担心会有人拦路抢劫。当时我一直走在黑暗的深夜里，不锁门窗睡觉。战争期间的日本像是个虚构的世外桃源，虚无之美四处盛放。这不是人类真实的美。如果我们能忘记思考，就再没有比这更悠闲、更壮观的盛况了。比方说，即便对炸弹有着绵绵不绝的恐惧，只要不去思考，人就能一直悠闲，只需要恍恍惚惚沉迷其中即可。我是一个笨蛋，我天真至极地跟战争玩了一场。战争结束后，我们获得了全部的自由。当人获得了全部的自由时，就会意识到自身存在着无法理解的限制和束缚。人类永远不可能自由。因为人类生存在这世上，又必须死，所以人类就会思考。政治方面的改革能一日而就，但人类不能如此改变。人性经遥远的希腊所发现才迈出了确立的一步，今天它又显示出了多大的变化呢？人类。无论战争带着多么恐怖的破坏和命运跟人类对峙，也不能把人类本身怎么样。战争结束了。特攻队的勇士已经成了黑市商人，寡妇的心已经为新的面容所填满。人类不会变，只是回到了人类。人类会堕落，义士也会，圣女也会堕落。这是防不胜防的事。防备救不了人。人类会活着，人类就会堕落。除此之外没有捷径能拯救人类。日本人不是因为输了战争才堕落，而是因为他们属于人类所以才堕落，因为活着所以才堕落，仅此而已。然而人类不能永远堕落下去，因为面对苦难，人类的心没办法像钢铁那样坚强。人类脆弱，惹人怜爱，所以才愚蠢。然而要一直堕落下去却不可能，因为人类太弱了。恐怕人类到头来不得不捅死处女，不得不编出武士道，不得不把天皇抬出来。但是人类如果想捅死自己的处女而不是他人的处女，编出自己的武士道和自己的天皇，就需要在堕落之路上正确地堕落到底。因此日本也需要像人一样堕落。日本必须通过在堕落之路上堕落到底来发现自我，拯救自我。凭借政治来救国的想法是只有皮相的愚蠢思想。[1]指赤穗义士事件中的四十七义士。江户时期播磨赤穗藩藩主浅野内匠头砍伤主管仪式典礼的“高家”的吉良上野介，于是被判切腹。四十七义士为主子浅野复仇而杀进吉良府，后被判切腹。——译者注[2]指东条英机，“二战”甲级战犯。生于东京，日本陆军军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注[3]指藤原基经。884年，基经以天皇暴虐为由，废阳成天皇，改立光孝天皇。——译者注[4]日本江户时代的大名家因家督继承、争夺权力等而引起的内部纷争。——译者注[5]宫本武藏向来容易依赖神佛。——译者注[6]指丰臣秀吉。——译者注[7]聚乐第的略称，丰臣秀吉在京都建造的宅邸。天正十五年（1587年）落成。落成后第二年，后阳成天皇曾行幸此处，秀吉的地位得以在众大名面前彰显。——译者注[8]1945年。——译者注[9]临时聘用的员工，非正式员工。——译者注[10]日本在“二战”期间组织的特别攻击部队，又叫敢死队。——译者注[11]本名松永久秀，战国时代的武将。——译者注[12]指织田信长。——译者注续堕落论有人说日本战败后国民道义颓废了，那么，是要恢复战前的“健全”吗？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吗？我极不同意上述看法。我的故乡新潟市盛产石油，因此也盛产石油暴发户。我上小学时，就经常在校长的训话里听到一个叫中野贯一的暴发户，他白手起家，之后也非常节约，因为从停车场坐人力车价钱会有些贵，他就走到一座叫万代桥的桥底下，在那里挑便宜的车坐。然而前些日子老家来人说，这故事的主角如今已经换成了一个新的石油暴发户，名叫新津某，他的故事现在还成了新潟市市民的日常楷模，成了生活的规范。大富豪把五十钱的车费缩减到三十钱算是美德吗？

完了就再没有音信了。夫：后来还来过，听说老头去世了，就……毕：他用德文写是为了出版方便呢，还是他不愿意用汉文写？奥其尔：没有，他德文水平比汉文水平高。策：他不是拿笔写德文，他有一个机器，整天嗒嗒嗒嗒打。和德文相比，他蒙文的水平一般，还是德文水平高。定：您印象里他讲的汉语是北京话吗？策：北京话。挺地道的。夫：我跟您这么说吧，到老年以后，(汉话)他听不懂了。策：对。他就不是汉话的思维。他的母语我觉得应该是德语。奥其尔：母语应该是蒙语，他从小在北京学德语，所以他德语的书面能力、写东西的能力比较好。毕：我们很想知道他对老北京的描述和对个人遭遇的感叹，我们很感兴趣。策：他是在德国出版的。我听他的学生说在德国见过。书里写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别人要是问我，我也不懂，也不敢随便给人看，万一里面有点儿什么不合适的，谁知道会有什么事儿呀。夫：也不知道里面牵扯“文化大革命”没有。定：您怎么没学德文呢？策：我没学德文。我这人可能不开那种窍，我妈教英文的，我也没有那什么。

1.年班入值走出新疆

2.帕勒塔从不认共和到支持共和再到支持袁世凯复辟之转变

3.乌苏八音沟承化寺与帕勒塔家族关系

4.关于乌苏旧土尔扈特内部有隙传言

了令人耻辱的命令剃去头发后，却失去了对农村的控制权。在乌龙会已经停止了活动的太仓地区，当地商人和乡绅剃去头发的样子最初让人感到好笑，随后就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城中之人虽已剃发，乡下百姓依旧未剃。留发之人并不入城，剃发之人并不下乡。剃发之人若被乡人看见，就可能被杀。城乡互不往来。那些大多数人迫于乡官的命令而剃去头发的村庄，与那些村民发式依旧的村庄发生了冲突。随后，混乱波及整个乡村，乌龙会重新活动起来，一个叫王湛的生员率领一支民军反抗太仓，进攻了这座城市。在嘉兴地区以外的秀水都会，清朝当局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任命当地一个叫胡之臣的卖药商人做县官。胡医生剃去自己的头发，以为人表率，鼓励其他人也去剃发，但是他只使得自己在地方乡绅领袖面前更加一钱不值了。这些人本来就因为他平庸的社会背景而看不起他。同时，在已归降的村庄中他也遭到农民的嘲笑和痛恨。这种抵制在当地军官陈梧的官署里也发生了，他对那些会聚于此的人们说：“尔等若剃发，则不能保妻”。在与屠象美为首的当地乡绅结成联盟以后，陈梧和他的人在当地科场盟誓，杀死了胡县官。乡兵们随后被从各家中召集到一起。秀水宣布自己是一个新的府会。但是当地的部队进攻嘉兴时，那里的城市居民杀死了城内明朝的忠君之士，并且闭门自卫。混乱迅速遍及这个省的各个乡村。陈梧没有能够占领嘉兴，但他一直占据着秀水这个复明分子的大本营。这种反叛在昆山也发生了，这个城市以其优质麻布而闻名全国。当黄家鼒攻占苏州附近地区时，昆山知县的主簿阎茂才率领一个乡老和生员组成的代表团向黄家鼒贡献礼物，表示这个城镇的投降。作为回报，阎茂才被任命为县令。不过，他无法统治那些团结一致的乡绅。在南京的南明政权时期，昆山一直由擅长骑射的河南人杨永言管辖。知县杨永言和军官王佐才一起训练了一支忠君复明的军队，并在勤王运动中吸收了当地的一些绅士，包括著名的诗人归庄和他的朋友顾炎武。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本地弟子颇多的学者朱集璜。当这个城镇投降时，这些忠君之士无所作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缺少公众的支持。但是当剃发令宣布县令阎茂才剃去了他的头发之后，归庄便轻而易举地把民众召集起来了。他带领民众反对知县，并且在1645年8月6日杀死了他。南京陷落后在华亭遁入佛门的杨永言，此时也从隐居中走了出来，和王佐才一起组织了一场浩大的抵制运动。与此同时，在苏州地区前明兵备副使杨文驄处死了两个主要的叛徒叶茂华和黄家鼒，并且陈尸于城中闹市。当得知杨文驄在苏州杀死了安抚使黄家鼒的消息时，许多地方官吏弃职而逃。在嘉定、昆山、太仓、常熟和吴江，当地的官署都空无一人。当起义遍及苏—松—太地区时，多铎回到了江南，命令其部队和许多像李成栋这样的降军去镇压这些“建号阻兵”的忠君之士。8月4日，清军到达嘉兴，并且插身于陈梧军队和屠象美领导下的农村盟军之间。在一连串严重的失败之后，屠象美的农民军溃归乡里。当多铎的军队使用大炮轰击秀水的城墙时，陈梧也弃城而逃。抵抗力量在其他大多数地区也相当软弱无力。在太仓，王湛弱小的武装力量很快就被清军打散了。在昆山，那里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抵抗力量，但是清军一到，这支复明力量也只坚持了三天。到8月25日，清军用大屠杀洗劫了这座城市。归庄扮装成一个和尚溜走，得以死里逃生；这以后他改名“祚明”。顾炎武也跑掉了，但是他的两个弟弟死在大屠杀中，母亲也在几天前因绝食而亡。她给他留下了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一些史料表明，昆山陷落那天，大约有4万多人死难。在一些著名的事例中，忠君之士的军事要塞仍然在坚决地抵抗清军强大的进攻。其中的一个地方就是上海与南京之间的美丽水乡江阴。它抵抗清军达80天之久。陷落的时候，有7万多人死于清军将领下令进行的血腥屠杀之中。另外一支复明起义队伍集中在江南中部的嘉定县城。

嘉定的崩溃

太湖义军

第一次松江起义

公之后，继者有孔子。孔子所理想，即是复兴周公之道。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可见他对周公之衷心向往。孔子在政治上虽不得意，但在学术上则有更伟大之成就，更深远之影响。中国此后之全部学术史，即以孔子及其所创始之儒家思想为主要骨干。我们又可以说，以学术来创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为第一人，而孔子继之。如韩昌黎所说：“周公在上，故其事行。孔子在下，故其说长。”两人之不同者在此。此后先秦诸子，他们中的多数，亦如周公、孔子般，同有一番他们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抱负。他们亦都想把他们所各自开创信守的一套学术思想，来创建一新制度，推行一新政治。此等态度，可说与儒家基本精神相差不远。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惟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而先秦各家思想，大体亦无以逾此。故能汇归合一，而特以儒家为其中心之主流而已。故中国学术之主要出发点，乃是一种人本位主义，亦可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对人群社会中一切人事问题之各项实际措施。如上述政治、社会、经济诸端，皆属此对象下之一方面、一部分，皆可以实际人事一语包括之。故中国学术精神之另一表现，厥为不尚空言，一切都会纳在实际措施上。所谓坐而言，起而行。若徒言不行，著书立说，只是纸上加纸，无补实际，向为中国人所轻视。因此如西方所有纯思辨的哲学，由言辨逻辑可以无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之大系统大理论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绝无仅有。故在中国学术史上，亦可谓并无纯粹之思想家或哲学家。“思想”二字，实近代中国接触西方以后所兴起之一新名词，中国旧传统只言“学术”，或言“学问”，不言“思想”。因中国人思想之对象即在实际人事问题上，必须将此思想从实际措施中求证验。所谓“言顾行，行顾言”，而无宁尤贵行在言前。故中国哲人之一切言辞，似乎只是一种人生经验，与其绩效之概括的叙述与记录而已。其立言大本，即在人生实际，不在一套凭空的思想体系上。如《论语》开首即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人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不能谓是孔子之一套思想或理论，仅可谓是孔子对于全部人生提纲挈领的一项叙述而已。此乃由孔子观察日常人生，及其切实践履所获得之亲身经验之一种记录。因此我们对孔子此番话，亦不能随意运用自己一套思想或语言逻辑规律来加以批评。因此乃孔子所亲身体会之一种实际人生，不是一纯思想，或纯理论。若欲领悟此中滋味，亦必得投身于此实际生活中，亲身有此一番实际体验，才能印证其说。因此中国人讲学问，恒以“知行”两字并重。无论说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知行合一云云，均将知与行两项连在一起说。即如上面所举《论语》首章，你必真做到“学而时习之”的功夫，才能体验出此心喜悦之情，这是第一步。继此以往，然后“有朋自远方来”，便觉无比快乐，此为第二步。更进而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此为第三步。我们当知，如无第一步实践，便无从有第二步。如无第二步到达，亦无从说到第三步。此属一种人生境界，非关思想体系。因此中国人教人做学问，必须知行配合来做。即如学问二字，也都是属于行的方面者。学与问，皆须从实习下手。此种精神，却可谓与西方人之现代科学精神相近似。科学研究必重实验，实验到这一步，再推想到另一步。如此逐步推进，却不走远步，逃离实验，凭空一口气推想出一番大道理来。但中国学术传统，究与西方近代科学有其迥异处。这因西方近代科学所研究之对象，乃指向于自然界之一切实物与现象，而中国传统学术所着意者，乃在人文界之一应实事上。自然物变动少，研究自然可有一恒常不变之共同对象。因此前一人研究所得，后一人可以凭此继续深进。探求了这一面，再继续探求那一面。进入了这一层，再继续进入另一层。研究科学可以按部就班地拾级而登，后人所发明或发现，常可超越前人，有日新月异之概。近代有了爱因斯坦，便可超越了昔时牛顿所发明之几项定律，而更有新发明。后人有新发明，前人所发明者即续被修正。但此种情势不能转用到人文界。人是活的，人常在变动中，人事亦常在变动中，真所谓“不居故常，一日二日万几”。所以处理人事，只有因地制宜之一法。骤然看来，似乎中国人讲学术，并无进步可言。但诸位当知，这只因对象不同之故。即如西方人讲宗教，永远是一不变的上帝，岂不较之中国人讲人文学，更为固步自封，顽固不前吗？当知中国传统学术所面对者，乃属一种瞬息万变把握不定的人事。如舜为孝子，周公亦孝子，闵子骞亦复是孝子，彼等均在不同环境不同对象中，各自实践孝道。但不能因舜行孝道在前，便谓周公可以凭于舜之孝道在前而孝得更进步些。闵子骞又因舜与周公之孝道在前而又可以孝得更进步些。当知从中国学术传统言，应亦无所谓进步。不能只望其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这是易明的事理。其次，再说到人事牵涉，固属复杂多端，但既属人事，则必是可以相通合一的。因此中国以往学者，很少对政治、社会、经济等项，分途作各别钻研的。因人事只是一整全体，不能支离破散来各别对治。如硬要将此等各别划开，只从某一角度为出发点去作研究，固亦可以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配合到实际人事上来，则往往会出岔。如西方人讲经济学，亚当·斯密斯之“自由经济”的理论，岂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推行过当了，便会出毛病。至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则更不必说。但单就其理论看，又何尝不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他一套思想体系？只是凭空一口气说得太过远了，太过周到了，再放到人事实际问题上来，反而不适切。中国的学术传统，则较喜欢讲会通，不甚奖励成专家。一言一行，总须顾全大局。因此用西方人眼光来看中国学术，自然没有像西方般那种分道扬镳，百花齐放的情形。两相比照，若觉中国的不免失之单调和笼统。其实此亦中国学术传统之一特殊处。譬如有人说孔子是一政治家，这并不错。或说他是一哲学家，或教育家，或史学家，也并没有错。甚至说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也未尝不可。但孔子之伟大，并不在他的某一项专门学问上。当时人就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此后学术传统如此，中国学术史上伟大人物，常只是一普通人，而不能像西方之所谓专家，这也是事实。中国学术史上亦并无专家，如天文、历法、算数、音乐、法律、医药、水利、机械、营造之类，都须有专家。但中国本于其传统的人文精神，一向学术所重，则在通不在专，在彼不在此，此为治中国学术史者所不可不知。二上面讲到中国学术传统侧重在人文界，必求落实于人生实际事务上，我姑举《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来说。讲到人生实际问题，实跳不出《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范围之外。欲达到上述目标，首先必须做到正心和诚意。我们且试问，为何我们不在此大群体内，各自谋求个人小我之出路与打算，与夫个人私生活之享受，而必要贡献我自己，来担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任呢？我们的人生大道，为何必要只尽义务不问权利？当知此处，实见中国传统学术中，寓有一番宗教精神在内。故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再有宗教。宗教在中国社会之所以不发达不长成，因儒家思想内本已含有一番宗教精神，可以来代替宗教功能了。此又为中国文化之一特殊点。而此项宗教精神之获得，则基于各人之心性修养功夫。所以就儒家学术言，正心诚意是“体”，修、齐、治、平是“用”。但单有此心，如无具体知识，则此体仍不全，亦发不出用来，因此要致知。若对外在事物，家国天下，漫乎茫然，一无所知，又如何得有修、齐、治、平之用？只要你不能修、齐、治、平，则仍即见你心不正，意不诚。空有此一番心情，表现不出真实功用来，如何能说是心正意诚。心正了，意诚了，自会逼得你去求取知识。此和西方哲学所谓“爱智”一辞又有些不同。西方哲学所求是一套纯知识，纯理论。他们认为此知识与理论可以超事物而先在。他们只是为知识而知识，认为要获得那套纯知识纯理论，则应先超乎种种实际事务之外之上来运用思想，然后其所得乃纯乃真，然后再把此一套纯知识纯理论安放进实际人生中，此是西方哲学精神。因此西方哲学只是一种纯真理纯知识之爱好与追求。中国学术精神则比较谨慎，爱切实，不迈远步。凡属所知，必求与实事接触，身体力行，逐步做去，始能逐步有知。在这社会大群体中，在国家有君臣，在社会有朋友，在家庭有父子、夫妇、兄弟诸伦。因说致知在格物。此物字并非专指的自然界之物，更要乃是指的人群间一切实事。格是接触义，若不和人群社会中事事物物相接触，即得不到知识，即不能应付此一切的事事物物，也就不能修、齐、治、平，亦即不能说是心正意诚了。三由上说再推申，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中国所讲心性之学，又与近代西方的心理学不同。近代西方的心理学，可用一只狗或一只老鼠来做试验，主要乃从物理、生理方面来讲心理，把心归入到自然界物的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心性之学，则是反应在人生实际问题上，人类所共同并可能的一种交往感应的心理。把实行的分数都加进了。治平之学，亦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具备了某项心理修养，便得投入人群中求实践。亦贵能投入人群中去实践，来作心性修养功夫。此两大纲，交相为用，可分而不可分。在先秦诸子中，学术路向各有不同。如道家中之庄老，对人类心性方面极有研究，所缺的是不很看重历史经验。如墨家墨子，特别重视人群治平实践，他常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人，又好称引《诗》《书》，是其颇重历史经验之证。但不甚通达人之心性，则是其所缺。只有儒家孔、孟，乃于心性治平两途并重，兼道、墨之长，而无其缺，故能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之大传统。我们如能循此条理来治中国学术史，便易于把握。如汉、唐学术偏重在实践方面，宋明时代则偏重在心性方面。亦非说汉唐人只重实践，不讲内心修养。亦非说宋明人只讲心性，而无人事实践。不过在畸轻畸重之间，各有不同而已。四故欲研究中国学术史，首须注重其心性修养与人群实践。换言之，须从学者本身之实际人生来了解其学术。若漫失了学者其人，即无法深入了悟到其人之学术。故研究中国学术史，必特别注意各学者之人格，即学者其人之本身。此又与研究西方学术不同。在西方，一思想家，如卢骚、叔本华、尼采等，其人其学，可以分而为二，我们只注重其思想其哲学体系即可，其人不占重要。但如研究中国学术史，而忽略于此学者之本身，只注重其思想，不兼求其人格，即无法把握到其学术之主要精神所在。尤其是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学为人。学为人，尽人事。中国人讲人事又有三大目标，即春秋时晋叔孙豹所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又非如西方人所谓之灵魂不朽，乃是在社会人群中，对人生德业、言行贡献上之不朽。此种不朽，从某一方面说，只大伟人始有。但从另一方面说，亦是人人皆能。最高的是心性修养为立德，其次治平实践为立功，又次为立言。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可说对人群有贡献。如做一孝子顺孙，贤妻良母，已是对其家庭有贡献。孔子所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此意。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即有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此言，只是报道其一己修养所得而已。故立功与立言，仍皆以立德为本源。中国文学界，通常认为李太白诗不如杜子美，柳河东文不如韩昌黎。李、柳之所以稍逊于韩、杜者，主要差别不在其诗文上，乃在自其诗文所反映出其作者所内蕴之德性上。此三不朽，各时代人对之亦各有所偏。如汉、唐人重立功胜过于立言，宋、明人重立言胜过于立功。要之，则皆须自德性出发，此乃中国学术传统最精微之特点，我们必须认取。五我在上面已说过，中国学术分两纲，一位心性修养之学，另一则为治平实践之学，亦即可谓是史学。我们如欲了解，如董仲舒、魏征等在政治上之贡献，或朱熹、王守仁等在学术上之贡献，无论如何，均须通史学。同时又须通心学。此“心学”一名词，乃系我个人所新创，与宋、明儒所谓心学，广狭用意略有不同。当我们研究董仲舒、魏征、朱熹、王守仁诸人时，不可撇开其事功实践与人格修养，而单从其著作思想方面去研究。因中国人认为著书立说或建功立业，无论在社会任何方面作任何表现，同时必先有其一番心性修养，与其所表现之背后一种人格德性作根柢。此种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究已达到何等境界，此事十分重要。中国传统学术每喜欢评论人物，把人类分等第，如圣人、贤人、君子、小人等，此种皆自其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所到达之境界来分。即如三国时代曹操与诸葛亮，我们对此两人之评价，亦多不专注重在其事业上，亦不专注重在其文章学问上，主要乃自此两人之内心境界与德性学养作评判。此等评判标准，即是中国学术大传统之主要精神所在。诸葛亮六出祁山，在功业上并无大成就，然其对领袖之忠贞，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仁心诚意，则备受后人崇拜。当其高卧陇中时，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然又只愿“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待刘先主三顾草庐，始许出膺艰巨。此等出处大节，更受后人仰敬。至于曹操，他曾对人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别人评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尽管他能横槊赋诗，不愧为一代文豪，又其政治、军事各方面所表现，固能睥睨一世，高出辈流，但他还是备受后世之讥嘲与轻视。此等处，莫看作无关学术。有志研究中国学术者，必当先从此等处着眼。中国学术是崇尚实际的，一切应自其人格境界与其历史影响两方面来作推究。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一语，意即要知道某一人，必须从其人之一生之真实过程中作探讨作衡评。孟子所谓论世，似并不全如近人想法，只系专指其人之时代背景而言。从这一点上，再回到《大学》所提出的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之三纲领来说，明明德是德性之学，亲民是治平之学，止于至善则是其最高境界。中国人所理想，人在群体社会中，所应向往所该表现的最高鹄的即是“善”。我们亦可说，中国整部历史，正是蕲向于此善。中国整个民族，也是蕲向于此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了这“善”字，一切便无意义价值可言。六我乘此再提出几点研究中国学术而常为近代所误解的历史事实来一谈。第一点，近代一般人常说，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从此学术定于一尊。此说若经细论，殊属非是。东汉以后，庄、老道家思想复盛。又自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宋、明各代，佛学传入，蔚成为中国学术传统中重要之一支。如何能说中国学术自汉以后即定于一尊呢？第二点，常有人以为，中国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其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

男生和女生一起差差差很痛动中日继续作战，没想到事情办砸了。这小子也太不了解大清帝国国情了：即使李二死了，慈禧也不会打仗的。慈禧这些年身居高位，小富即安，奉行稳定压倒一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享乐主义，过个安乐的晚年是第一要务，子孙后代的幸福她没考虑过。李鸿章被刺，一时间国际舆论汹涌，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让日本人焦头烂额。伊藤博文怕夜长梦多，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主动跟李鸿章讨价还价起来，把赔款指标下调了三分之一。李鸿章还是不肯签：二万万两为数甚巨，必请再减五千万；营口（属辽东半岛）还请退出；台湾不能相让。此时，慈禧很担心继续打仗，发了一封电报给李鸿章：你别慎着了，赶紧签吧！可李鸿章还磨磨叽叽地不肯签，他跟伊藤博文说：减五千万两？减三千万两？减两千万两？就当是给老夫回国的路费。但李鸿章得到的回答，始终是“不行”。李鸿章对伊藤说：我没想到你们日本人这么刻薄。伊藤很尴尬，笑着说：这是国家大事，我也是不得已。最终李鸿章签署了这样的《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两，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屈辱的时光。当他在半个多月后带着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李鸿章发誓不再踏上日本国土，以此来表达他的抗议。一年后，李鸿章从欧洲考察回国，必须在日本换轮船时，他坚决不上岸，以75岁高龄硬是冒着落水的危险踏着两船之间的跳板跳了过去！他这样做看起来很伟大，实际上也很懦弱。因为真正的复仇方式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将来找机会打回去！如果做不到打回去，至少也要做到将来不再挨打！但是，李鸿章可以是懦夫、可以是坏人、可以是贪官——据梁启超考证，其家产价值超过一千万两白银，俨然有灰色收入，但就不可以是卖国贼。原因后面专门解释。条约签订后不久，伊藤博文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李鸿章回国后，迎接他的自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来自民间和朝堂的骂声：杀李鸿章以谢天下！李鸿章应该是郁闷的，但李鸿章知道：自己不能只顾着郁闷，应该利用剩下不多的时间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李鸿章找俄国人谈，谈什么呢？谈辽东半岛。李鸿章知道俄国人和日本人有矛盾：日本和俄国为争夺远东的霸权，本来矛盾就很深，只差完全撕破脸了干架而已。而现在，矛盾就更大了。俄国人对日本独霸辽东半岛一事极其不爽，毕竟辽东半岛就在俄国家门口，谁能容忍自己家门口对面蹲着一只鬣狗，没事的时候就冲自己汪汪大叫，甚至冷不丁地冲过来咬自己一口？俄国人说，我国可与清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防日本，也可以帮清国要回辽东半岛，但有一个条件，你得让我们在东北修一条铁路。俄国人的言下之意李鸿章当然明白：俄国想用软刀子捅人，想通过这条铁路进入东北，不过与收回辽东半岛相比，还个代价尚可接受。后来俄国人和李鸿章把这事儿写进了《中俄密约》，这条铁路就是著名的大清东省铁路，简称清东铁路。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后来因为这条铁路郁闷得够戗。俄国要完好处后，倒也不再拖延时间，立即拉上想在辽东半岛附近（因为这一带海港较多）发展贸易事业的德国和法国，没事的时候就把战舰开到日本附近的海面兜兜风，顺便告诉日本：小子，别过分啊，赶紧把辽东半岛还给人家吧，要不然我们群殴你！别看日本赢了清朝，其实日本多年的国力储备也被这一战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十分虚弱，根本打不起第二场战争。因此，日本人只能同意。但它有条件——你得拿三千万两银子来换。清朝能有什么选择？只能拿钱赎回辽东半岛。辽东半岛是要回来了，可怜的台湾没让朝廷当回事！既靠天，也靠地，更要靠自己！能决定命运的只有自己！台湾军民自发抵抗，苦战五月，终究胳膊没能拧过大腿，还是做了半个世纪的殖民地，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甲午之战输成这样，此时的紫禁城里，慈禧依然风雨不改地过起了她的六十大寿，官僚们依然山呼万岁，歌舞升平。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庆典的主要组织者翁同龢很满意（济济焉，盛典哉——《翁同龢日记》）。清朝不亡，天理何在！失败并不是结束甲午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日本得到了朝鲜和台湾，它还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细算一下，马关条约中的两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再加上清朝分年偿付所付的利息三百五十万两，这个钱折合成日元是近四亿元日元，去除它的战争成本约两亿日元，日本的战争纯利是近两亿日元。日本拿到这笔赔款后，都干了些什么？一、用于军事现代化。日本陆军由七万人扩充至三十七点五万人，其中二十二点五万人是预备役。海军总吨位由六万吨增至二十六万吨，战舰八十艘，一跃进入世界前三。二、完成了从银本位到金本位的币制改革，与欧洲强国接轨。日本迅速地迈入了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总体来说，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渐微。原来的亚洲双雄俄国、中国，现在变成俄国、日本鼎立。日本在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中国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可随时进攻中国大陆……日本，从这时开始变成了一个令国人难以忘怀的名字。他们很像鬣狗，虽然体形很小，速度一般，力量也不行，但是极富团队精神，面对强敌时没有人会临阵退缩。团结在一起的鬣狗甚至可以打跑狮熊虎豹。他们阴狠狡诈，每一次出击不重创敌手绝不收兵。他们的自信是在一场场硬仗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的骄横是在对手的恐惧中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如果你刚看到这里就已经咬牙切齿、气愤难平，那你只能消消火气，因为这仅仅是个开始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日本人真的赢了吗？甲午之战后，鬣狗空前自我膨胀。十年后，日本继续挑战远比它庞大的俄国，结果它居然赢了。连败中国、俄国，最终日本挑战美国，彻底挂了。而中国呢？正是在外辱不断，尤其是日本与俄国的刺激，才让中国这头东方睡狮醒来。1943年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中国作为名义上与苏联、美国、英国平起平坐的四大国之一，正式跻身世界列强，中国正式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东亚病夫的日子。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迎来了民族独立，此后逐步走向共和，相信民族复兴是早晚的事，只不过这需要我辈继续努力！第八章孙中山，康谎谎，袁大兵

初露头角的孙中山

说的内容和方式感到不安。随后，仿佛向那个小姑娘道歉，他轻声地直接对她讲话。“噢，萨维－玛丽，你的名字听起来永远都像‘救救我’。‘救救我’。在你的名字里还隐藏着别的信息吗？我知道一个闪亮得人人都可看见的信息：你绝不会得不到拯救，玛丽。阿门。”他的这番话使他有些尴尬，但是在那一天，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了。比莉·狄利亚缓缓地从别的送葬人身边走开。她刚才和她母亲及外祖父站在一起，而且对阿涅特鼓励地微笑着，但现在她想单独待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葬礼，由此联想到这种仪式有多么盛大，使她外祖父有了用武之地。她想得更多的是她喜欢的那些并不在场的妇女。她们待她那么好，没表示同情使她难堪，只是给予她阳光般的好心善意。看着她淤青的面孔和肿胀的眼睛，她们让她先喝上一杯葡萄酒，再切了黄瓜片贴到她的眼皮上。没有人坚持要听她讲怎么会被逼到那里的，但她看得出，如果她想说，她们会听的。叫作玛维斯的那个人是最好心的，而最有趣的则是吉姬。比莉·狄利亚大概是镇上唯一不困惑于那些妇女在哪里，或者关心她们是怎么消失的人。她想的是另一个问题：她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她们什么时候会再出现，依旧眼睛闪亮、浓妆艳抹、挥着大手，摧毁和踩倒这座自称为镇子的监狱呢？这座镇子曾想毁掉她的外祖父，又成功地吞噬了她母亲，并几乎把她本人打倒。这个无比落后的地方由一伙男人统治着，他们控制的权力已经失控，而且竟厚颜无耻地说谁能住、谁不能住和到哪儿去住；他们在自由活泼、手无寸铁的女性中看出了反叛，便就此解决了她们。她真心实意地希望那些女人还在那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武装指甲，锉尖门牙——还在那里。就是说，她巴望着一个奇迹。这并非不理智的期望，既然小小的奇迹已然出现：布鲁德和阿波罗已经和解，同意等候她打定主意。她和他们一样清楚，这是她绝不可能做到的，而这种三人关系只有在他们能够做到时才会结束。女修道院的女人会对此怒吼的。她能够看到她们的尖利牙齿。等了几年，缓刑令还是下来了。曼雷·吉布森会和一些同他一样的人一起死在牢房里，而不是用皮带捆到一把椅子上，现场连个亲人也没有。这是件好事。一件大事。他可以到外面去了，如今他成了湖滨路上参加劳役的服刑者中的一员。湖水湛蓝。肯德基的午饭十分可口。说不定他还能逃跑呢。一句笑话。一个活了五十二岁的人逃跑。往哪儿跑？投奔谁？自从一九六一年以来他就进了监牢，留下了一个不再写信的十一岁的孩子，而他仅有的一张照片还是她十三岁那年照的。午饭时间很特别。他们坐在湖边，满眼都是警卫，不过总算是靠近水了。曼雷用小小的餐巾纸擦着手。在他的左边，两棵树近旁，一个年轻女子在草地上摊开两张毯子，中间放上一台收音机。曼雷回头去看那伙人怎么看待这件事：一个平民（而且还是个女的）就在他们中间。持枪的警卫在他们前方的道路上巡逻。但他们好像都没看到她。她打开收音机，站起身来，露出一张他走到哪里都认得出的面孔。他这一辈子都无法不想她这张脸。“吉姬！”他悄声说。那姑娘向他这里看过来。曼雷控制着情绪，悄悄溜到树边，希望警卫以为他是要小便。“我没弄错吧？是你吗？”“曼爸吗？”至少她见到他还高兴。“果然是你！老天，我知道的。你在这儿干吗？你知道我被判缓刑了吗？”“不，我一点都不知情。”“唉，听我说，我没法出去，可我也不会服刑太久的。”曼雷转脸去看别人是不是注意到了他们。“你把声音放低点，”他悄声说，“你在这儿干吗呢？”他这才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衣服，“你在军队里？”吉姬笑了：“就算是吧。”“就算是？你是说你真的在军队里？”“噢，曼爸，谁都能买这些东西。”吉姬笑出了声。“把你的住址给我，乖孩子。我要写信告诉你一切。有你妈的消息吗？她老爸还活着吗？”他说得仓促，午饭的哨音随时都会响起。“我还没有住址呢。”吉姬摘下帽子又戴上。“没有？唉，嗯，你给我写信，好吗？探监。我明天把你填在名单上。我一个月可以有两次——”哨音响起。“两次，”曼雷重复了一遍，随后又说，“我说，我给你的那个项链小盒还在吧？”“还在。”“哦，乖宝贝，噢，乖宝贝，我的小丫头。”他伸手想摸她，但中途停住了，说，“我得走了。他们要找我的碴儿了。来探监，听见了吗？一月两次。”他退步走去，依旧看着她，“我会收到你的信吗？”吉姬把帽子戴正。“你会的，曼爸。你会的。”后来，曼雷坐上大汽车，一路回想着见到女儿的每个细节。她的军帽和劳动裤——迷彩色。沉重的军靴，黑色的汗衫。此时他想起这一切，便敢说她一定打点起了行装。他向湖面看去，那里正在更美丽的落日下变暗。吉姬脱下了她的衣服。夜间的阴冷降低了湖水的温度，这样太阳就难于在次日白天使它暖和起来了。在湖的这一带，裸泳是没问题的。这是个湖泊地带：翠绿的水，挺拔的树，以及—在没有船只或渔人来的地方——连王公贵族都会羡慕的隐匿之处。她拿起一条毛巾，擦干了头发。长出的头发还不及一英寸，但她喜欢风、水、指、趾穿过头发的那种感觉。她打开一瓶芦荟霜，涂到皮肤上。随后，她把毛巾拽直放在身边，便看着湖面，她的同伴正在上岸。第十五幅画和第一幅一样，还需要补充更多东西。迪·迪在第一次尽力回忆那个下巴时感到很灰心，但当她决定先不勾下巴的轮廓线而只是把她女儿面部下面的阴影画出时，却发现眼睛全画错了。第十五号油画把握得较好，但仍有些东西没表现出来。头部很好，但刻板而无趣的躯体，似乎需要换成另一种姿态——在臀部和肘部。她从来没有经历过非感官的冲动，便不知该如何运用随时应召而至的精力去更新或重画那个躯体。那双眼睛时时送来责难，皮肤的色调则逃避着她，而头发上总是雷打不动地有一顶帽子。迪·迪坐到地板上，一边在指间转动着画笔，一边审视着她完成的作品。她喘了一口长气，站起身，走进了客厅。就在她刚喝下第一口玛格丽塔酒的时候，看到她穿过院子走来，胸口上还系着一个背包似的东西。可是她没有头发。一点头发都没有，而且一个婴儿的头颅就在她的下巴下。随着她越走越近，迪·迪看到了两条胖腿，圆滚滚的像是炸面圈，从那个背包似的东西里伸出来抵着他母亲的胸口。她放下葡萄酒，把脸贴到彩绘的窗户上。没错。就是帕拉斯。一只手放在背包的底部，另一只手拿着一柄剑。一柄剑？帕拉斯脸上的笑容是天使般的。她的衣裙——上面有红色和赭色的玫瑰花——随着脚步在她的踝部旋抖。迪·迪挥手叫着她的名字，或者说想叫来着。她在脑子里想着拼出“帕拉斯”的音的时候，嘴里发出的却是不同的声音，像是“呃格”，然后是“哪哪”。她的舌头出毛病了。帕拉斯走得很快，却没有朝前门过来。她从一旁走过了房子。迪·迪惊慌失措，跑进画室，抓起第十五幅画，冲向院子，高举着画喊着“呃格，呃格，呐”。帕拉斯转过身来，眯起眼睛站在那里，像是要确定喊声来自何方，然后，由于没有判断出来，就又继续走她的路了。迪·迪站住脚，心想也许是别人。但不管有没有头发，那张面孔就是她的，对吧？在所有人当中她总认得出她女儿的面孔，不是吗？就像她熟悉自己的长相一样。迪·迪又一次看见了帕拉斯。在客人卧室里（卡洛斯——那个该死的——曾经睡过的），帕拉斯在找着床下的什么东西。迪·迪盯着看，但不敢说话，生怕从嘴里发出那汩汩的声音。帕拉斯站了起来。她满意地哼了一声，高高举起她上一次也是第一次来时落下的一双鞋。那是一双平底凉鞋，却是昂贵的皮制品，不是那种塑料或草编的东西。帕拉斯没有转身，从玻璃推门走了出去。迪·迪跟了出去，看到她进了路上的一辆旧车。车里还有别人，但太阳在下落，因此迪·迪说不准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的车驶进一株紫罗兰，速度之快让她心碎。萨莉·阿尔布赖特向北走在卡路美特路上，突然站在了詹妮乡村旅店的厚玻璃窗前。她可以肯定，几乎可以肯定，在一张四人桌旁独自坐着的那妇女是她母亲。萨莉向前凑了凑，从那女人草帽的下面窥视。她看不到她的整张脸，但那指甲，那双拿着菜单的手是确定无疑的。她走进了餐厅。收款台旁的一位女士说：“需要帮忙吗？”现在萨莉所到之处，人们都会停住。全都因为她头发的颜色。“不用啦，”她对那女士说，“我在找一位——噢，她就在那儿。”同时，她装出一副把握十足的样子，踱到那张四人桌跟前。如果她认错了人，就会说声“抱歉，我还以为是另一个人呢”。她溜进一把椅子，紧盯着那女人的脸。“妈？”玛维斯抬起头来。“噢，天哪，”她笑容可掬地说，“瞧你。”“我没把握，帽子什么的挡着呢，可是老天，瞧，就是你。”玛维斯笑出了声。“噢，天哪。我就知道。上帝，妈，可有……年头了！”“我知道。你吃过了吗？”“是的。刚吃的。现在是午餐休息时间。我上班——”女服务员举起了她的点菜单。“你们都点好了吗？”“好了，”玛维斯说，“橘子汁，双份粗燕麦粉和两个别太嫩的鸡蛋。”“培根呢？”女服务员问。“不要啦，谢谢。”“我们有挺好的香肠——小段和小片的。”“不用啦，谢谢。你们有肉汁软饼吗？”“当然有。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请放在一旁吧。”“没问题。你呢？”她转过脸对着萨莉。“只要咖啡。”“噢，别这样，”玛维斯说，“吃点什么吧。我请客。”“我什么都不想吃。”“你肯定？”“是的，我肯定。”女服务员走开了。玛维斯摆好桌垫和餐具。“我就喜欢这地方的这一点。他们让你挑。浇在上面还是放在一旁，是吧？”“妈！我不想谈吃的。”萨莉觉得她母亲在回避问题，似乎她们母女相会并不重要。“唉，你从来就没有好胃口。”“你都到哪儿去了？”“唉，我不能回来，对吗？”“你指的是通缉令那玩意儿？”“我指的是一切。你怎么样？一向可好？”“总的说还行。弗兰基挺棒的。分数全是A。可比利·詹姆斯就不那么好了。”“噢。为什么？”“跟一些地道的小流氓瞎混。”“噢，可别。”“你该去看看他，妈。和他谈谈。”“我会的。”“你会的？”“我先吃完午饭好吗？”玛维斯放声笑着，摘下了帽子。“妈。你把头发剪掉了。”那种抓不住的感觉又来了，“不过看着还挺好。你觉得我的发式怎么样？”“挺讨人喜欢的。”“不，不是这么回事。原以为我喜欢金黄色的发尖，可我现在已经厌烦这种式样了。也许我也该把头发剪了。”女服务员来了，利落地摆好了盘子。玛维斯向粗燕麦粉上撒了盐，又把小块黄油转着涂到上面。她啜饮着橘子汁，说：“唔。挺爽口。”话说得很快，因为她觉得她得抓紧。要是她打算说什么，就得赶快。“我始终都挺害怕，妈。始终。甚至在那对双胞胎出事之前。在你走后，情况就更糟了。你不知道。我指的是我害怕睡着。”“尝尝这个，宝贝。”玛维斯给了她那杯橘子汁。萨莉很快地喝了一大口。“爸爸——该死，我不知道你当初怎么容忍的。他常喝醉酒，还想招惹我，妈。”“噢，宝贝。”“不过，我跟他打。告诉他下次再醉倒，我就切开他的喉咙。也是不得已。”“我很难过，”玛维斯说，“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你一向比我坚强。”“你从来不想我们吗？”“整天都想。我溜回去偷着看过你们。”“不是瞎说吧？”萨莉笑了笑，“在哪儿？”“多数是在学校。我太害怕了，不敢走过家门。”“现在让你知道不合适。爸娶了个女人，要是他做得不合适，没把院子收拾干净，她就踹他屁股。她还有一把枪呢。”玛维斯哈哈大笑。“她干得好。”“可我搬出来了。我和查尔曼一起在奥布那边找了个地方。她是个——”“你确定不需要什么吗？真的挺好吃的，萨尔。”萨莉拿起一把叉子，叉进她母亲的盘子里，舀起一些带黄油的燕麦粉。叉子进她嘴的时候，母女俩的视线相遇了。萨莉一时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事情了。一种又长又深、又慢又亮的事情。“你打算还走吗，妈？”“我得走啊，萨尔。”“你还回来吗？”“当然。”“不过你要设法和比利·詹姆斯谈一谈，行吗？而弗兰基也会高兴的。你想要我的住址吗？”“我要和比利谈谈，还要告诉弗兰基我爱他。”“我对一切都厌恶了，妈。我整天都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她们站在门外了。就餐的人群加上购物的人和他们的孩子，让里边更挤了。“跟我拥抱一下吧，宝贝。”萨莉用双手搂住她母亲的腰，哭了起来。“唔，唔，”玛维斯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萨莉用力抱着母亲。“哎哟。”玛维斯笑着说。“怎么？”“没什么。侧胁有点疼，就是这么回事。”“你没事吧？”“我挺好的，萨尔。”“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的，可我始终爱你，始终，甚至在那时候。”“我知道，萨尔。无论如何现在也知道了。”玛维斯把一绺黑黄相间的头发掠到女儿的耳后，亲了她的面颊，“想着我，萨尔。”“等着再见你，我还有机会吗？”“再见，萨尔。再见。”萨莉看着她母亲消失在人群中。她用手指揉着鼻子下边，然后又捧着被亲过的面颊。她给她住址了吗？她到哪里去？她们付款了吗？她们什么时候付的款？萨莉摸了下眼皮。刚才她们还在一起喝肉汁，随后便在街上亲吻了。几年前，她曾经考察过养育院，看到了那位母亲——一个孩子们都喜欢的快快活活的严肃女人。所以嘛，还不错。就是这样。挺好的。她可以就这样过下去。也确实这样活着了。直到一九六六年，她的目光被吸引到那些长着巧克力色大眼睛的姑娘们身上。西尼卡现在大了，十三岁了，但她向格利阿太太打听，看看是不是和她保持着联系。“请再说一遍，你是谁？”“她的表姐，吉恩。”“呃，她在这儿才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当真只有几个月。”“你知道在哪里……”“不，亲爱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之后，她在商场里，在排队买戏票时，在公共汽车里，都感到意外的心慌意乱。一九六八年，她认定在小理查德的音乐会上看到了她，但拥挤的人群让她没法靠近去看。吉恩对这种颠覆性的搜寻是谨慎的。杰克不知道她原先有个孩子（在十四岁的时候）。是在结婚以后她有了他的孩子的时候，她开始搜寻那双眼睛的。那景象在那些古怪的时刻，在那些陌生的地方出现——有一次她相信从一辆敞篷小货车后面爬出来的姑娘就是她的女儿——当她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撞见她时，她真想叫一辆救护车。当时吉恩和杰克在晃眼的弧光灯下穿过体育场的停车场。一个姑娘正站在一辆车的前面，血从手上向下淌着。吉恩先看到了血，随后才看到那双巧克力色的大眼睛。“西尼卡！”她高叫着，向她跑去。在她跑近时，却被另一个女孩抢先了，那女孩拿着一个啤酒瓶和一块布，动手擦掉血迹。“西尼卡？”吉恩越过第二个女孩的头顶喊道。“谁啊？”“出什么事了？是我！”“一些玻璃，”第二个女孩说，“她摔倒在玻璃上了。我在照料她。”“吉恩！快来！”杰克隔着几辆汽车喊道，“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就来了。只要一分钟，好吗？”那女孩擦着西尼卡的双手，不时抬起头来向吉恩皱眉。“有什么玻璃碴扎进去了吗？”她问西尼卡。西尼卡抚摸着手掌，先是一只，又是一只。“不。我觉得没有。”“吉恩！就要堵车了，宝贝。”“你还记得我吗？”西尼卡抬起头，明晃晃的灯光让她看不清。“记得你？你从哪儿来？”“在伍德劳恩。我们曾经住在那里的那些公寓中。”西尼卡摇了摇头。“我住在毕肯。紧挨着游戏场。”“可你的名字叫西尼卡，对吧？”“是啊。”“噢，我是吉恩。”“女士，你老公在叫你。”那个女朋友拧干那块布，把

不起，洋务运动始终只能学到别人的浮表和过时的末技，这就根本谈不上中兴之路了。因此，晚清的中兴之举，只能给未来播下一些种子，要想国家富强，只能化为了一场梦。晚清中兴的失败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永远不要让软弱派主政，软弱派只能使强国变弱，使弱国灭亡，依靠他们来变革图强，无异于缘木求鱼。值得回味的是，软弱派在主观上也是希望国家富强的，所以才会掀起一场洋务运动，实践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有道是，吃一堑长一智。这些中兴的大臣，皆是智慧之士，看到此“软弱姿态”无效了，为什么不改变方略？难道这是一种性格使然？政治上的软弱性是由一种人格的软弱性决定的吗？但他们对农民起义，又为什么那么残酷强硬呢？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对外政治上永远的软弱性？第十八章百日维新始末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举国震惊，它标志着洋务运动救国的彻底失败。在全国上下的群情激愤中，预示着将有一场新的风暴来临。一、戊戌变法《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立刻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全国人民奋起反对，痛骂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此时，正是全国举子在北京会试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两人一起写了份长达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参加会试的各省一千多名举人都签了名，然后集合起来，到都察院门前请愿，求都察院向皇上转达他们的意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这次“公车上书”，虽然皇帝没有看到，但影响极大，康有为、梁启超成了维新派的领袖。“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考中了进士，清廷授予工部主事，但并没有影响他的维新思想。不久，康有为又用进士名义，第三次给光绪帝上书，这一次，光绪看到了，他读后非常赞赏康有为的主张。一个月后，康有为又写了《上皇帝第四书》呈了上去。康有为这些“上书”，光绪的教师翁同龢都读过，觉得说得在理，并积极向光绪推荐。光绪读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的心被炽烈的火焰所燃烧，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光绪亲政六年来，耳闻目睹的内政外交，皆是一本失败的记录，他从康有为的文章中，看到了振兴大清王朝的一线希望，为保大清社稷，非实行新政不可，但这必须征得慈禧的同意。光绪决心向慈禧摊牌了。他来到乐寿堂，向慈禧跪地请安后，将公车上书的内容大致说了一遍，然后陈述了自己酝酿巳久的新政方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慈禧并未训斥，也未阻挠。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1898年六月十一日），由军机处颁布了诏定国事的圣训，向中外宣示。光绪在圣谕中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主大小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准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从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授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听了不少有关改革方面的意见，其变法的要点就是“富国”、“养民”、“散民”之法，实行“议郎制”，开设十二局。一言以蔽之，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光绪很高兴，授康有为暂时为总理衙门章京（主持文书工作），任梁启超为大学堂主事，维新派的骨干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批阅奏折、起草上谕的工作。同时，李鸿章、敬信给因筹办新政不力而被撤出总署。于是，维新变法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起来。因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故史称“戊戌变法”。二、袁世凯叛变变法刚开始时，慈禧并不反对，她对光绪说：“变法也是要紧的，但勿违祖制，勿损满洲权势，方准施行。”但随着变法的进行，触动了一些守旧派的利益，于是反对之声四起。御史文悌就在木箱中投入不少弹劾光绪帝“倒行逆施”的记录文字。不久又索性上了一个奏折，严参维新人物康有为等。光绪阅过奏章，怒不可遏，将其革职。皇帝的态度对守旧大臣是当头一棒，他们觉得在皇上那里是无法行通，便转向慈禧那里下工夫，他们私下串联，唆使文悌到天津，向慈禧的心腹直隶总督荣禄诉苦。荣禄也十分明白，一旦维新派羽翼丰满，光绪掌握实权，自己的下场也将是一个未知数。他先通过文悌散布“皇上病重”的谣言，又串通李莲英唆使太监到酒楼哄传“皇上与维新派阴谋加害慈禧太后”的谣言等等，这些谣言很快传到了慈禧耳中。看到火候已到，顽固派代表人物荣禄，就开始频频出现在颐和园，向慈禧报告新政的流弊以及众大臣的意见。慈禧太后听完气得脸色发青，半天不说话，心想：“看来这个皇帝是不能让他当了。”过了几天，光绪到颐和园去见慈禧，慈禧铁着脸对他说：“你实行法政，我不管，可你要随便裁用大臣，任用那些维新派小人不行。”光绪帝说：“不变法不能救国，不把把守旧无能的大臣罢免，任用有为之士，就不能变法。请太后理解我的心情。”慈禧冷笑说：“你倒该想想，你的皇位还要不要了！”光绪一走，慈禧就同荣禄密计乘天津阅兵之机进行兵变，实行废立，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颐养天年”的样子，假作脱离了朝政。但这个密计被梁启超的内党得知并告知了维新派。光绪同康、梁等人反复研究后，决定利用手握兵权的袁世凯除掉荣禄，从而打乱“天津阅兵”的计划。这袁世凯是个怎样的人物呢？袁世凯祖籍河南项城，他少年虽有学，却没有取得什么功名，平时喜欢使枪弄棒，与一帮浮浪子弟结交，恶少之名远近皆知。学业上已没有了指望，但他认为凭军功可以飞黄腾达，是做人上人的捷径，于是便投奔嗣父袁保中同寅弟兄吴长庆处。吴长庆时为山东提督，不久，袁世凯随军赴朝鲜，其时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海军的创建者，大学士兼直隶总督，位高权重。袁世凯察言观色，发现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于是就在李鸿章面前说吴长庆的坏话。不久，李鸿章果然将兵权从吴长庆手中削去一半交给了袁世凯，结果吴长庆郁愤而死。而后，年方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在李鸿章的保奏下升为三品道员。中日甲午战争时，袁世凯见李鸿章年近七旬，利用价值已不大，于是故伎重演。他将自己在朝鲜办理军务、外交的情况以及同李鸿章的来往电报，汇编成一本小册子，含沙射影地攻击李鸿章，分送给王公大臣。他知道荣禄与李鸿章有芥蒂，就频频出入荣府，一有机会就说李鸿章的坏话，荣禄很快将他收为心腹。就是这个见利忘义、善于投机钻营、反复无常的势利小人，却被维新派看中了。一天，光绪召见袁世凯，作了一番抚慰后，任命他为侍郎候补。袁世凯返回法华寺，兴奋得连饮数杯，蒙胧中听见一阵响声，袁世凯忙命护从去打探，只见三个背剑的陌生人前来造访，口称：“要见尉帅。”护从阻止不住，三人大步登堂入室，袁世凯不禁吓了一跳，来者中一位高个子见袁世凯神色不定，急忙拱手一揖道：“我乃军机处章京谭嗣同，这两位乃是我的朋友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下官此来别无他意，谨向尉帅高升致以恭贺之意！”这时，袁世凯才松了口气。谭嗣同是维新派代表人物，又是在皇上面前红得发紫的人，袁世凯自然心中有数，至于王五、胡七乃京师大侠，尽人皆知。他连忙客套说：“鄙人才疏学浅，有幸升迁，还望大人关照。”谭嗣同审视了一番袁世凯，试探着问：“你对皇上的印象如何？”善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马上顺水推舟地说：“鄙人曾在海外任职，同洋人打过不少交道，深知圣上非用康南海变法之术，中国绝无中兴之望。我之所以参加强学会，也是为了能够积极投身到变法中去。”谭嗣同见状，就索性告诉袁世凯天津阅兵是个阴谋，慈禧和荣禄要加害皇上。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掏出一幅黄锻密旨和一支小令箭，令袁接旨。袁世凯跪地双手接过，迅速浏览了一下圣旨，原来皇上命令他回天津铲除荣禄，夺过兵权，带兵赴京勤王。他极为惊骇，半晌无语，愣愣地跪在那里，像一段呆木桩。“尉帅请起！”袁世凯这才如梦方醒，颤巍巍地站起身。谭嗣同接着又讲了太后和荣禄的密谋，最后说：“现在皇上大难临头，只有你能救皇上。”谭嗣同盯着袁世凯又说：“眼下皇上有难，正需臣子报效，你办了这件大事，可升为直隶总督。如若不然尉帅可到颐和园去告发，这个功也不小，这全凭尉帅裁处了。”袁世凯抖动着两撇小胡子，显出无比激动的样子，正色说：“大人将袁某看成什么人了！请你转告皇上，放心就是。皇上对我恩重如山，我袁某虽肝脑涂地，无以报效！荣禄逆贼，我杀他岂不和宰一条狗一样容易吗？”谭嗣同仍不放心地说：“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可大意。”“老弟放心，袁某明白，明日即回天津布置。”袁世凯一脸庄重诚恳的样子。谭嗣同走后，袁世凯权衡利弊，最后去见荣禄，将谭嗣同的密访一字不漏地报告给了荣禄，还将密旨和小令箭一起交给荣禄。荣禄见了这些，大吃一连夜去见了慈禧。三、戊戌政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光绪帝正在睡梦中，御前太监王商唤醒了他：“万岁爷，太后老佛爷回宫了！”光绪一听，脑袋顿时“嗡”的一声，神色为之一变。因为按惯例，每年端午节到万寿节这一段初夏到中秋之际，慈禧一向住在颐和园中消暑，此时尚早，她突然回宫，其中必有缘故。王商又低声说：“万岁爷，听说老佛爷的气色不大好……”光绪两只大眼睛转了转，皱了一下眉头，不禁满腹狐疑：难道袁世凯那里出了什么岔子？他定神吩咐道：“叫过珍妃，跪迎老佛爷！”光绪和珍妃来到慈禧跟前，跪拜说：“亲爸爸，孩儿给您请安。”慈禧瞪视着光绪，手指着他道：“哼，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亲爸爸吗？”亲爸爸，是满族人对姑母的一种尊敬而又亲切的称呼。光绪四岁进宫时，慈禧就命乳娘、太监教小载湉称她“亲爸爸”。光绪支吾道：“连日政务繁忙，不曾到颐和园去给亲爸爸请安，实是孩儿的不是。”慈禧挖苦道：“我知道你很忙，一会儿部署斩杀荣禄，一会儿部署兵力包围颐和园，如此军国大事，岂能不忙！”光绪不听犹可，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几乎昏倒在地。他知道机密已经泄漏。半晌，才讷讷地说：“亲爸爸言重了，孩儿岂敢？孩儿因不愿大清倾覆，不愿做亡国之君，才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以求中兴大清太平盛世。而那些老耄们极力阻烧，孩儿不得不杀一儆百……”没等光绪说完，满脸铁青的慈禧用手猛拍了一下御案，叫道：“杀一儆百，你不是杀到我头上来了吗？你好大的胆！你本是旁支侧出，四岁时是我把你抱进宫来，二十多年，我替你成婚，让你亲政，可如今你长大了，你却报答得好啊，你听信小人的话要杀我这老耄，天理良心何在？你从小就读过圣贤书，知道‘子不违父命’的道理，如今你贵为天子，我倒要问你这做儿子的要杀父母，该当何罪？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慈禧说着，不禁有些哽咽了，一双老眼溢满了泪水。光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亲爸爸，孩儿绝不是此意，莫听小人谗言。”“那谕旨和令箭也是小人谗言吗？”光绪已经解释过了，不想再说话。慈禧说：“可惜啊，可惜，你辜负了我这份心哪，你口口声声大清江山，可是大清江山就要断送在你手里了，你这个不孝——”慈禧想说“逆子”二字，但对皇上说“逆子”有些不妥，就咽了冋去，接着又说：“你也不想想，今天没了我，明天还能有你吗？你根本不配做皇上，我一定废黜你，另立明君！”这天上午，王公大臣们集聚在乾清宫，慈禧在御座上正襟危坐，荣禄、李鸿章、庆亲王、端郡王等都跪在案前。慈禧开门见山地说：“近年来我归政以后，不料皇上听信康逆妖言，闹得举国上下乌烟瘴气，坏了大清的体统，皇上既然已经辜负祖宗寄托，已不堪为帝，我意应当废黜，众卿以为如何？”群臣面面相觑，半晌不敢出声。荣禄因听到一些风声，知道洋人对光绪新政颇有好感，都支持他变法，如果真的废了光绪帝，国内、国际皆会有人反对，于是壮着胆子说：“废立恐引起国际干涉，臣以为暂缓为妥，臣等再请老佛爷训政。”其实，谁当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这样大权在握，一切都好办了。荣禄提出此议，既合慈禧之意，又省去了不少麻烦。慈禧又问群臣：“众爱卿以为如何？”荣禄乃慈禧第一心腹，谁还敢有异议，遂纷纷说：“制台大人所言甚妥，我们请老佛爷重新训政。”“只有太后重新训政，大清才有希望。”于是当天下午，荣禄命军机处拟旨，以帝诏布告天下，略称：朕躬疾脞，再请慈禧皇太后亲政；由即日起，在便殿设朝办事。钦此。第二天一早，光绪被软禁到了瀛台。他站在涵元殿，望着茫茫的西苑湖秋水，仰天叹道：“吾不如汉献帝也！”这样，戊戌变法失败了，从宣布变法到变法失败，前后只有一百零三天，于是人们又称之为“百日维新”。慈禧重新走上前台的头一道懿旨，就是下令缉拿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光绪在风声鹤唳的时候，并没有忘记与他休戚与共的维新派。他在去瀛台之前，曾下了一道密旨，令康有为等逃匿。康有为接到密旨，知道不妙，立即乘火车前往天津，又从天津搭一艘英商太古公司的“重庆”轮船去上海，在英国领事白利南的保护下，从上海乘快艇去了香港。梁启超接到密旨后急赴日本大使馆避难，后来在日本人保护下伺机逃到了日本横滨。谭嗣同知道政变消息后，一面深悔自己认错了袁世凯而误了皇上的大事，一面暗自打定主意，国难当头，以死来唤醒国人。大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无论怎么劝，均告无效，最后谭嗣同慷慨赴死，他在狱中用炭写了首诗表达自己的壮志：望门报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898年九月二十八日，清政府杀害了谭嗣同和另外五个被捕的人：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后来，人们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点评】戊戌变法的失败，把人们依靠朝廷本身的改革来强国的最后一丝梦想也给破灭了。戊戌政变，清朝皇室自相残杀，错过了变革维新的机会，丧失了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清廷拒绝维新，终遭灭顶之灾。而对于改革家来说，空有政治理想而没有适宜的手段和谋略，政治理想就会落空，就会被玩弄权术的反动势力击败。第十九章严复和《天演论》在戊戌变法兴起的同时，另一位重要人物以他对西学的研究成果，影响了康有为等维新派，这个人就是严复。严复，字几道，福建候官县人。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他十四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严复的父亲对他的教育十分重视，使他自小就养成良好习惯。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就在他父亲去世那年的冬天，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福州船政学堂。这是一所海军学校，附属于福州船厂，是左宗棠督闽浙时创办的。严复在这所学校的五年间，除了学习英文和驾驶船舶技术外，还学习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课程。1872年秋，严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被分配到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了五年。由于他工作勤奋，又被选派到英国去留学。在1877—1879年英国留学期间，严复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对英国的社会也进行了一番考察。课余时间，他都用来学习和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两年后，严复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做教员。第二年被李鸿章聘到天津担任北洋水师学堂的教务长，十年之后又任该校校长，严复在这所学堂工作了二十年，直到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