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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榴莲丝瓜秋葵污污无限看破解版研究的君主，在他统治时期，齐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高级学府——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因靠近临淄的稷门而得名。它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学风最为开放的学术机构，堪比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主持的雅典学院。在学宫中，诸子百家都可以登台演讲，可以互相争辩，不同的声音在这里出现，没有所谓的统一思想，公室也不插手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事实上，自齐桓公以后，历代齐国统治者都对稷下学宫采取了宽容和保护的态度，允许学者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学术的独立性，使学宫成为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滥觞之地。齐威王自幼在稷下学风的熏陶中长大，见识自是不凡。据《史记》记载，齐威王善于弹琴。即位后不久，有一个名叫邹忌的人带着一张古琴前来求见。当时齐威王正在自弹自唱，自得其乐。邹忌在堂下听了一段，也不待宣召，大步走到堂上，击掌称赞齐威王弹得好。对于君臣之间来说，没有比这更无礼的举动了。齐威王勃然大怒，将琴推开，一只手按在剑柄上说：“你只看见寡人弹琴的样子，还没有仔细听，凭什么说寡人弹得好？”邹忌说：“我听您弹琴，大弦庄重温和，小弦高亢清脆，持弦紧而有力，放弦松而有度，琴声悠扬和谐，曲折婉转，有如四季更替，周而复始，让人情不自禁叫好。”齐威王不觉莞尔一笑，松开了剑柄，道：“看不出，你倒是个懂音乐的人。”邹忌说：“何止是懂音乐？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道理也尽在其中了。”齐威王眉头一皱，心想这个人还真是不识趣，我说你懂点音乐，已经是给你个台阶下了，你却不知进退，大言不惭地在这里胡说八道！于是不客气地说：“那你说说，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跟弹琴有什么关系？”邹忌说：“大弦庄重温和，那是君主的气度不凡；小弦高亢清脆，有如臣下的精明干练；持弦紧而有力，放弦松而有度，象征着国家的政令有张有弛；琴声悠扬和谐，曲折婉转，说明国家政治昌明。治国如同弹琴，事情不同，道理相通。”齐威王听了，点头称善，将他留在朝中参与政事。这件事之后三个月，邹忌被封为相国。稷下学宫中有位名叫淳于髡（kūn）的学者，以善辩而闻名。有一次见到邹忌，便拦住他道：“听说您很善于说话。我有一些愚蠢的想法，能不能跟您说一说？”淳于髡长得矮小，站在邹忌面前，就像一个侏儒。邹忌却不敢有任何轻视，一本正经地说：“我洗耳恭听。”淳于髡说：“一个人，周全则事事如意，不周全则身败名裂，是这样吗？”邹忌说：“是这样。我会牢记您的教导，在国君面前小心谨慎，不失礼数。”淳于髡说：“将猪油涂在车轴上，车轮就转得快，有这么回事吗？”邹忌说：“是的，我会跟同僚搞好关系。”淳于髡说：“把胶涂在弓上，可以黏合弓体，但是不能以此弥合裂缝。”邹忌说：“您说得太对了，我会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从中获得智慧。”淳于髡又说：“狐皮袍子破了个洞，千万不要用狗皮去补。”邹忌说：“有道理，我会谨慎地选拔人才，不让小人有机会混入朝中。”淳于髡说：“大车不经常加以矫正，就不能承载重量；琴瑟如果不时时加以调整，就不能弹奏出优美的音乐。”邹忌不禁笑了起来，回答道：“感谢您的教诲，我一定会修明法令，加强督察，整顿吏治。”淳于髡没有再说什么，默然退下。回到家门口才对自己的仆人说：“这个人了不得，我给他打了五个哑谜，他回答我就像回声一样快。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名闻天下，成就一番大事业的！”说句题外话，所谓“髡”，是古代的一种刑罚，即将头顶周围一圈头发剃掉以示侮辱。淳于髡出身卑微，家境贫寒，长大后娶不起老婆，只得给人家当了上门女婿，又受过髡刑，却能够在稷下学宫登坛讲学，还敢和当朝相国当面耍花腔，足见当时齐国风气之开放。邹忌得了淳于髡的教诲，果然将整顿官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久之后，就发生了“烹阿封即墨”的事件。据说这一年齐威王将全国地方官七十二人召集到临淄进行考核，其中即墨大夫和阿（ē）大夫（阿即今天山东东阿）两人的成绩最特别。即墨大夫名声最差，民主评议得分最低；阿大夫名声最好，民主评议得分最高。到了齐威王总评的时候，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对于即墨大夫——“自从你去即墨，到寡人面前说你坏话的人络绎不绝。然而寡人暗地里派人调查，即墨治安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一派和谐的气氛。由此可见，你没有走上层路线，通过买通寡人的左右来获得好评。”大笔一挥，赏了他封邑一万户。对于阿大夫——“自从你去了阿地，时不时有人说你能干，但是寡人明察暗访，发现阿地的田间长满荒草，老百姓生活困苦。卫国派兵犯境，你竟然隐瞒不报。但是对你的评价却很高，难道你不是买通了寡人的左右来为你说好话？”命人当庭架起一口大油锅，将阿大夫和那些为他说话的人一并投进去给烹了。自此之后，“齐国惧震，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的气象焕然一新。邹忌推荐人才，整顿吏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国家统治机器的最高层——齐威王本人。《战国策》中记载了一个有名的故事。邹忌身高八尺有余，体貌俱佳。某天早晨，邹忌对着镜子穿好衣服，左看右看，对自己的仪态十分满意，于是问他老婆：“我与城北徐公比，谁漂亮？”他老婆说：“当然是您了，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城北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对于妻子的回答，邹忌又高兴又不自信，于是偷偷问他的小妾：“我同徐公比，谁漂亮？”“哟，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您漂亮！”小妾说着，在他的脸上捏了一把。这天正好有客人来访，邹忌向客人问了同样的问题。客人仔细端详了他一阵子，才一本正经地说：“实话实说，徐公比不上您。”后来徐公来了，邹忌仔细地看他，自己觉得不如人家漂亮。再照镜子看看自己，更是觉得相差甚远。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躺在榻上想着这件事，突然领悟：“妻子认为我漂亮，是偏爱我；妾认为我漂亮，是害怕我；客人认为我漂亮，是有求于我。”第二天邹忌上朝，对齐威王说起这件事，说：“我知道自己肯定不如徐公漂亮，可是我妻子偏爱我，我的妾害怕我，我的客人有求于我，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漂亮。如今齐国地方千里，城池众多。宫中的妃子、近臣没有谁不偏爱您，朝中的大臣没有谁不害怕您，全国范围内的人没有谁不有求于您。由此看来，您是最容易受蒙蔽的啦！”齐威王正色道：“你说得对！”于是下令：大小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指责寡人过错的，受上赏；书面劝谏的，受中赏；能够在公共场所批评议论寡人的过失，并能传到寡人的耳朵里的，受下赏。命令刚下达，许多大臣都来进谏，宫中门庭若市；几个月以后，还不时地有人偶然来进谏；满一年以后，即使有人想进谏，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魏惠王便是在听说这件事后，才产生了要到齐国与齐威王一晤的念头的。两国君主会谈结束，在临淄郊外狩猎娱乐。魏惠王突然问了齐威王一个问题：“您有什么宝物吗？”“宝物？”齐威王一下没反应过来。“是啊，像我这样的小国之君，还拥有十颗举世罕有的明珠。”魏惠王说着，示意齐威王看他车盖上缀着的十颗“径寸之珠”（直径达一寸的珠子）。“哦？这十颗珠子难道有什么特别之处？”齐威王的好奇心也被勾上来了。“别小看这些珠子。”魏惠王脸上露出一丝得意，“一到晚上，它们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足以照亮前后各十二乘车的距离，连火把都用不着。齐国乃东海大国，不会连这样的宝物都没有吧？”“有的，有的。”齐威王微微一笑，说，“只不过我的宝物和您的有所不同。”“那也拿出来让我见识一下啊！”齐威王说：“我的大臣中有一位檀子，派他守南城，楚国不敢东向，泗上十二诸侯（鲁、宋、邹、滕等小国）都来朝觐；有一位盼子，派他守高唐，赵人不敢越过黄河来捕鱼；还有一位黔夫，派他守徐州，燕国和赵国百姓前来投奔的有七千余家；更有一位种首，让他管理治安，齐国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人，都是我的宝物，我用他们来照亮齐国千里之地，何止是照亮前后十二乘呢？”魏惠王听了，脸“腾”的一下就红了，赶紧咳嗽两声，掩饰过去。他不知道，就在他与齐威王斗宝的时候，有一颗在魏国蒙尘的珍珠，已经被出使大梁的齐国使臣藏在车厢里，正在日夜兼程赶往齐国。田忌赛马公元前355年冬天，一位名不见史册的齐国使臣在大梁的大街上遇到了沿街乞讨的孙膑。两个人用齐地方言交谈了几句，齐国使臣马上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位奇人。当他完成使命，启程返回齐国之际，将孙膑装在自己的辎重车内，轻易地逃过了魏国边境的检查。抵达临淄之后，孙膑被安置在将军田忌家里。田忌姓田，自然是齐国公室子弟。不过这位公室子弟近两年混得不太如意，因为他和相国邹忌的关系一直处理不好。当然，这和邹忌整肃官场没有关系。田忌既不是贪官，也不是混蛋，他和邹忌的矛盾纯属私人恩怨。很多时候，关系不和，并不需要解释。第二年春天，孙膑作为田忌的门客，陪同田忌参加了在临淄郊外举行的赛马会。赛马是当时齐国极为流行的贵族活动。比赛规则为：双方各出赛马三匹，分别比三次，三局两胜。齐威王本人也热衷于这项活动，派人搜刮和训练了几匹好马，在赛场上与各位官僚贵胄一较高下。田忌每次与齐威王对赌，都必败无疑。这一次，他毫无悬念地又以三比零的战绩输给了齐威王。但是他很快又回到赛场，要求与齐威王再比一场，而且把赌注加大十倍。齐威王歪着脖子看了他半天，说：“田忌，你这是在向我变相行贿么？”田忌说：“下臣岂敢？即便是行贿，那也是向您身边的大臣行贿，哪有向您行贿的？”齐威王说：“那也不行，你肯定是换了三匹马来再比。而我的马已经跑过一次了，不公平。”田忌说：“马还是刚刚那三匹，不含糊。”齐威王叹了口气，道：“既然你非要这样，那我就只能奉陪了。不过事先说好，回去被老婆骂，可怨不得我。”比赛再度开始。第一局下来，齐威王的马又大胜，甚至比刚刚那场胜得更多，冲线的时候，足足超出田忌的马十个马身。齐威王嘲弄地看了田忌一眼：“不行啊田忌，你的马士气低落，表现比刚才还差啊！”田忌抹了一把额上的汗说：“现在还难言胜负，您等着瞧。”第二局下来，田忌的马却是小胜。齐威王“咦”了一声，道：“有进步啊！”田忌似乎也颇为意外，说：“真有进步啊！”第三局开始了，两个人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全场观众也都紧张地看着赛场。只见两匹马开始还齐头并进，难舍难分。跑过一半的路程，田忌的马便领先了，先是一个马头，接着半个马身。齐威王的骑师见状，拼命扬鞭策马，想挽回局面，但是始终差那么一点，眼睁睁看着田忌的马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不对，不对！”齐威王气得跳起来，“田忌你肯定是做了什么手脚，否则不可能赢寡人。”田忌说：“没有。”齐威王说：“不做手脚，你怎么会那么有把握加大赌注？你老实说，到底使了什么花招？”田忌说：“真的没有使什么花招。只不过……下臣的门客孙膑给下臣出了一个小小的主意罢了。”“什么主意？”“他把您的马和下臣的马都分为上、中、下三等。第一局以臣之下马对您的上马，所以大输；第二局以臣之上马对您的中马，所以小胜；第三局以臣之中马对您的下马，又是小胜。所以就……嘿嘿！”齐威王愣了半晌，骂道：“好你个田忌，居然在家里藏着这样的能人，不推荐给寡人！马上请他过来，寡人要见见他。”孙膑就这样见到了齐威王。两人见面，嘘寒问暖的话就不赘述了，唯独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孙膑的祖上孙武，原来是齐国田氏的分支，因此孙膑与齐威王也算是同宗关系。齐威王听过孙膑的故事，唏嘘不已，但是又颇感怀疑——那庞涓率领魏军东征西讨，名震天下，被誉为当世之雄，孙膑的才能难道还胜过庞涓？带着这样的疑问，他向孙膑请教了几个军事问题。齐威王首先问：“如果两军对峙，旗鼓相当，且都严阵以待，请问先生该如何破局？”孙膑回答：“可以派小股部队进行骚扰，只许败不许胜，引诱敌军进攻，让敌军暴露出弱点，再集中力量突击。”齐威王一听，有点门道！便又问道：“如果双方力量不对等，有什么原则可循吗？”孙膑说：“有。”齐威王说：“假如是我众敌寡，我强敌弱，该怎么办？”孙膑马上向齐威王作了一个揖，说：“这是明君才会问的问题。优势在自己这边，还小心翼翼地问怎么办，说明您对待战争很慎重，乃国家之福。下臣的祖上孙武子著兵书，第一句便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身为国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对战争慎之又慎，即便看起来极有把握，也要小心行事，因为国之存亡，往往只在一念之间。”孙膑接着说：“如果是我众敌寡，最好是故意摆出一副军容不整的样子，扰乱敌人的视线，让敌人觉得有机可乘，主动寻战。这样的话，敌人失去警觉，好比鸡蛋碰石头，我军趁机掩杀，可大获全胜。”齐威王又问：“如果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呢？”孙膑说：“那就长兵在前，短兵在后，严阵以待。”齐威王说：“那么，以一击十，可以做得到吗？”孙膑说：“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可以做得到。”齐威王来了兴趣，又问道：“在先生看来，要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主要取决于什么因素？”这个问题明显和前面的具体问题不同，已经上升到“兵道”的层次，是要考孙膑对战争规律的理解。孙膑很干脆地回答：“恒胜有五。”也就是常胜有五要素——一是统帅全权指挥，二是知道胜负的条件，三是得到士卒的拥护，四是将帅同心协力，五是能够正确判断敌情。话题既然打开，孙膑便不待齐威王发问，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兵多，国富，武器精良，这些都是获胜的有利条件，但并不一定能够获胜，关键还是要掌握战争的规律。自古以来优秀的将领，能够让敌人分兵，也能够让敌人按兵不动，因此即便处于劣势，也可以找到获胜的机会。“地形平坦，则多用战车；地势险阻，则多用骑兵；居高临下，则多备弓弩。没有什么兵种可以横行天下，关键是因地制宜，使用正确的兵种。“正确使用骑兵，可以轻易获得主动。敌人立足未稳的时候派骑兵发起冲锋，可以出其不意；敌人已经列阵，派骑兵迂回到敌阵背后，可以攻其不备；敌人溃散之后，骑兵可以自由追击。除此之外，还可以将骑兵用于战略用途，袭击敌军的粮道，烧毁敌国的桥梁，掠夺敌人的村庄……骑兵的优势在于能离能合，能聚能散，忽然而来，呼啸而去，神鬼莫测。大王如果想富国强兵，一定要优先发展骑兵，方可与诸侯一决高下。“进攻第一，防守第二，被动的防守不如主动的进攻。虽然孙武子将攻城当作世间最艰难的事，但我这个后辈的认识有所不同。近百年来，中原各国都在兴建前所未有的大城，它们人口众多，商贾云集，积聚丰厚，乃兵家必争之地。在平时的训练中，要将攻城作为重点科目，同时加强对攻城器械的研究和开发，切实提高部队的攻城能力。”齐威王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两个人已经聊了一整天。齐威王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百姓都听我的话，该怎么办？”孙膑笑了：“您言必有信，百姓自然服从。”至此，齐威王对孙膑完全信服了。他对孙膑说：“请先生看在同宗的面子上，就留在齐国吧。寡人想拜先生为将军，统领齐国军队。”孙膑指了指自己那双并不存在的脚，又指了指脸上的印记，说：“在下这副尊容，如果担任了将军，岂不是让齐国蒙羞？”“那就请您担任寡人的军师，在幕后出谋划策吧！”齐威王也不强求，很快抛出另一个方案。孙

手指插进双鬓和后脑勺稀稀落落的白发里，僵挺着身子，一动不动，仿佛要留住思绪，或者相反，阻止大脑继续思考。他听见女人们进来了，知道她们从哪里来，知道她们刚才在干什么，知道她们那时赤条条的，知道这一切并非由于他突然恢复了视力，像其他老人那样蹑手蹑脚地去偷看某个女人洗澡，而这回是三个女人，他早已失明，现在依然失明，只是走到厨房门口，听见了她们在阳台上说的话，听见了笑声雨声和水声，呼吸到了带肥皂味的空气，然后回到了他的沙发上，正在想世界上还存在生活，正在问这生活是否还有他的一份。医生的妻子说，女人们已经洗过了，现在轮到男人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还下雨吗；下，还在下，阳台上的盆里有水；这样的话，我想到洗手间去洗，在澡盆里洗，说这个词的时候好像在出示他的年龄证书，好像在说，我是另一个时代的人，那时人们说澡盆而不说浴缸，他又补充一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当然，我不想把洗手间弄脏，保证不把水溅到地上，我是说，尽量这样做；既然这样，我把盆端到洗手间里去；我帮你端；我自己端得动；我还没有残废，一定要做点事；好，来吧。在阳台上，医生的妻子把几乎满满一桶水往屋里拖；抓住这里，她拉着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攥住桶的那一边；好，他们把桶提起来；幸亏你来帮助，我一个人还提不动呢；有一个谚语，你听说过吗；什么谚语；老人干活不多，但轻视他的人是疯子；那个谚语不是这样说的；我当然知道，我把孩子两个字换成了老人，把讨厌两个字换成了轻视，不过，所有谚语都一样，要想继续流传下去，又保持原来的意思，必须随着时间加以修改；你是位哲学家；过奖了，我只不过是个老头子。他们把桶里的水倒进浴缸，后来医生的妻子想起来还有一块没用过的香皂，便打开抽屉，把香皂放在戴黑眼罩的老人手里，你会浑身散发香气，比我们还香，随便用吧，不用担心，我们会缺食物，但不会缺香皂，大概附近的超市里还多着呢；谢谢；必须小心，不要滑倒，如果需要，我去叫我丈夫来帮你；不用，我愿意自己洗；随便吧，注意，伸出手来，这是刮脸刀和须刷，要想刮胡子的话就用吧；谢谢。医生的妻子出去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脱下分配衣服时穿上的那件睡袍，小心谨慎地走进浴缸。水很凉，也很少，不到一拃深，三个女人笑着在水龙头似的雨水下冲洗和他这样用脚搅动这个可怜的小水洼有天壤之别。他跪在浴缸底，深深吸了一口气，两手捧起水，第一捧浇在前胸上，他几乎停止了呼吸，然后他很快把全身浇湿，为的是来不及打寒战，接着开始按部就班地打香皂，用力搓肩膀，四肢，胸部，腹部，阴部和大腿根，我比畜生还脏，他想，后来又往大腿甚至有一层泥的脚上打上香皂。他没有马上冲洗，他要让香皂沫在身上尽量多停留一些时间，完全发挥作用，去除泥污，这时他说，我应当洗洗头，他把手举到脑后，解开眼罩的扣，你也该洗个澡了，扣子解开了，眼罩掉进水里，现在他感到身子暖和了，先把头发浇湿，然后打上香皂，现在他浑身泡沫，成了白色眼疾患者眼里一片广袤的白色中的白色泡沫人，谁也看不见他，但是，如果他这样想，那就错了，这时候他感到有两只手摸了摸他的脊背，又从他的胳膊以及胸部收集起泡沫，慢慢抹到他的背上，仿佛此人看不见自己干的活，但干得非常认真。老人本想问一声，你是谁呀，但舌头不听使唤，说不出话来，老人打了个寒战，这次不是因为感到冷，那两只手还在轻轻地为他搓洗，那女人没有说，我是医生的妻子，或者，我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或者，我是戴墨镜的姑娘，洗完以后，两只手离开了，在寂静中老人只听见洗手间的门轻轻关上的声音，现在这里只剩下他独自一人，跪在浴缸里，浑身不停地颤抖，仿佛在乞求上苍的仁慈和怜悯。她是谁呢，老人心里暗想，理智告诉他，只能是医生的妻子，她看得见，她一直在保护我们，照顾我们，给我们食物吃，现在又悄悄地关心我，毫不奇怪，这是理智告诉他的，但他不相信理智。他还在浑身颤抖，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由于寒冷。他从浴缸底部摸到眼罩，用力揉搓了一阵，拧干，套在头上，有了眼罩他觉得不像原来那样一丝不挂了。他擦干身子，带着一股香气走进客厅，医生的妻子说，我们当中有个刮过脸干干净净的男子汉了，但马上又想起了什么该做而没有做的事，遗憾地说，真可惜，你的背还没有洗呢。戴黑眼罩的老人没有回答，只是心里想，我刚才没有相信理智看来是对了。食物所剩无几，他们给了斜眼小男孩，其他人必须等待再找来食物后才能吃。家里只贮存着几个水果罐头，一些水果干，白糖，吃剩的饼干，烤面包片，把这些和其他能保存的食品凑到一起，以备不时之需，但食物必须每天去找，如果命运不济，出去的人空手而归，那么就每人分两块饼干，一小勺水果罐头。有草莓的和桃子的，不知道你们都爱吃什么，还可以要三瓣核桃和一杯水，但不知道这奢华生活还能维持多久。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她也想去找食物，三个人不算多，虽然其中两个是盲人，但可以拿东西，还有，她家离这里不太远，如果可能的话她想去看看，是不是被占用了，占用者是不是熟人，比方说哪个楼里的邻居有亲戚从乡下来了，家里住不下，瘟疫袭击了村庄，逃到这里来躲避，人们都知道城里条件总会好一些。三个人穿上家里余下的干衣服走了，洗过的衣服要等天气好了才能晾干。天仍然阴沉沉的，但看样子不会再下雨。垃圾被雨水冲走了，尤其是在有坡度的街道上，堆成一座座小山丘，宽阔的柏油路面一段段被冲洗得干干净净。但愿能继续下雨，不停地下，在这种状况中，最倒霉的莫过于出太阳，医生的妻子说，我们这里腐烂和恶臭已经绰绰有余了；因为我们洗过澡，所以能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些气味，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丈夫虽然怀疑自己因为洗凉水澡患了感冒，但还是同意妻子刚才说的话。街上，一群群盲人利用雨停的间隙出来寻找食物和满足排泄的需要，虽然吃得少，喝得少，但排泄还是必不可少的。一条条狗这里闻闻，那里闻闻，刨刨垃圾堆，其中一条嘴里叼着只淹死的大老鼠，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最近几场雨大得出奇，这个善于游泳的动物在很不利的地方被洪水堵住，无计可施。舔泪水的狗没有加入旧时的伙伴们的队伍，而是独自猎取食物，看来它决心已定，但又不肯等人们喂养，嘴里一直在咀嚼着什么，那些垃圾山里埋着难以想象的宝物，只要肯找，肯刨，就能找到。一旦机会出现，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也要在记忆中找，在记忆中刨，现在他们已经熟悉了四个转角，这里说的不是他们现在居住的房子，那里的转角不只四个，而是指他们居住的街道，四个街角将成为他们的坐标，盲人们关心的不是哪边东哪边西，哪边南哪边北，他们只想让触觉灵敏的手告诉他们走的路是否正确，从前，盲人还很少的时候，他们往往拄一根白色手杖，不停地在地上和墙上敲打，这声音是一种密码，凭着它辨认路线，但现在不同，所有人都失明了，这种手杖淹没在一片嗒嗒声中，几乎毫无用处，还有，周围白茫茫一片，盲人甚至会怀疑手中是否拿着什么东西。而说到狗，尽人皆知，它们除了我们称之为本能的东西之外还有其他辨别方向的手段，当然，它们眼睛近视，不大相信视力，但鼻子长在眼睛前面，总能到达想去的地方，这种情况下，以防万一，舔泪水的狗在主要地标都抬起一条后腿，如果某一天迷了路，微风会负责把它领回家里。他们一边走，医生的妻子一边往街道这边看看，那边看看，设法补充少得可怜的食品贮备。那些老式食品店还没有被洗劫一空，只是因为库房里还有些菜豆或者鹰嘴豆，这些豆科食物煮起来颇费时间，而时间就是水，时间就是燃料，所以直至现在豆类声誉还如此不佳。医生的妻子对谚语并无特别的癖好，不过这古老学问中的某些东西大概早已刻在脑子里，她带来的塑料袋中有两个装满了菜豆和鹰嘴豆就是证明。保存无用的东西就能找到需要的东西，祖母对她这样说过，并且，浸泡豆类的水也能用来煮，煮后就不再是水，而成了汤。有时候并非一切都消失净尽，总会留下一些可供利用，这种事不仅在自然界存在。既然现在离第一个失明者和他妻子原来居住的街道还很远，那么他们为什么还带着装满菜豆鹰嘴豆和其他拣到的东西的塑料袋呢，这样的问题只能出自一生从未经历过匮乏日子的人之口。医生妻子的祖母说过，即使是块石头也要拿回家，老人只是没有想到补充一句，就是拿着它绕地球一周也在所不辞，这正是他们现在进行的壮举，绕最远的路往家里走。我们现在在哪里呢，第一个失明者问；医生的妻子有眼睛，马上告诉了他；他说，我是在这里失明的，就在有红绿灯的路口；现在我们正好在那个路口；就是这里吗；对，正是这里；我不愿意回想当时的经历，关在汽车里，什么也看不见，外边的人们大声吼叫，我歇斯底里地喊叫说，我失明了，后来那个人来了，才把我送回家里；可怜的人，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他再也不会偷汽车了；我们多么难以接受总有一天要死的想法呀，医生的妻子说，所以我们总是设法为死者开脱，仿佛是提前请求别人在轮到我们死的那一天原谅我们；我仍然觉得这一切是一场梦，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好像梦见我失明了；我在家里等你回去的时候也这样想过，丈夫说。离开了遭遇那场祸事的十字路口，他们沿着几条迷宫似的窄小街道前行，医生的妻子不熟悉这些地方，但第一个失明者没有迷路，为大家指明方向，医生的妻子说出街道名称，他就说，往左拐，往右拐，最后他说，这就是我们那条街，我们的楼房在左侧，差不多在街的中间；门牌号多少，医生的妻子问；他想不起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并非我想不起来，而是我头脑里的东西全被清除干净了，他说，这是个凶兆，连我们自己住的地方也不知道，梦境取代了记忆，我们该在哪里停下来呢。事情并不严重，接着往前走吧，幸亏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自告奋勇地参加了这次短途旅行，她报出了门牌号，这样就免得使用第一个失明者建议的方法，他自以为是地说靠触觉也能认出自己所住楼房的门，仿佛他手里拿着根神奇的魔术师的小棍，点一下，出来金属，再点一下，出来木头，点三下或者四下，一个完整的画面出来了，毫无疑问，就是这里。医生的妻子领着他们走进去；第几层，她问；三层，第一个失明者回答，他的记忆力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衰弱，忘了一些事，这在生活中屡见不鲜，有些事还记得，比如他想起了失明以后从这扇门进去的时候，后来偷了他汽车的那个人曾问他，您住第几层，他也是这样回答的，不同的是他们现在不是乘电梯上去，而是沿着看不见的楼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这楼梯既黑暗又光芒耀眼，只有没有失明的人才需要电，需要阳光或者一截蜡烛，现在医生的妻子的眼睛已经适应了楼梯里的半明半暗，半路上，往上爬的人碰到了两个往下走的女人，她们是上层的盲人，也许就是第三层的，但谁也没有问一声，确实，邻居们都不像原来的邻居了。门关着。怎么办，医生的妻子问；我来，第一个失明者说。他们开始敲门，一次，两次，三次；里边没有人，第一个失明者说，就在这时候，门打开了，耽误这么长时间无须诧异，在屋子最里边的盲人听到有人敲门也不能跑过来应门；谁呀，需要什么东西吗，从屋里出来的男人问，他表情严肃，显得颇有教养，平易近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们原来住在这所房子里；啊，那人惊叹了一声，接着问道，有别人和您在一起吗；我的妻子和我们的一位女友；我怎么能知道这房子是您的呢；这很容易，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告诉您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对方沉默了几秒钟以后才说，进来吧。医生的妻子故意留在后面，第一个失明者和他妻子谁也不需要人带领。那盲人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他们出去寻找食物了，也许我应当用她们二字，不过我不相信这样说一定正确，他停顿了一下，补充了一句，尽管我本应当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医生的妻子问；她们是指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那么您还说本应当知道是否该用阴性的她们呢；我是作家，作家应当知道该用哪个词。第一个失明者感到受宠若惊，想想看，一位作家住在我家里，他随即产生了一个疑问，问对方的名字是否显得没有教养呢，他也许听说过这个作家，甚至可能曾读过他写的书呢，他还在好奇心和谨慎之间犹豫不定的时候，妻子直截了当把问题提出来了，您叫什么名字；盲人们无须有姓名，我只是我说话的声音，其他都无关紧要；可是，您写过书，书上都有您的名字呀，医生的妻子说；现在谁也不能看那些书了，所以它们就像不存在一样。第一个失明者觉得谈话的内容离他最关心的问题越来越远，便问道，您是怎样来我家住的呢；就像许多已经不住在原来地方的人一样，我回到家里，发现家被一些人占了，他们不肯听我讲理，可以说我们是被人家推下楼梯的；您的家离这里远吗；不远；后来您又去设法要过房子吗，医生的妻子问，现在人们常常从一所房子搬到另一所房子；后来我又试过两次，他们仍然留在那里吗，对；那么，您知道这是我们的房子之后打算怎么办呢，第一个失明者问，像他们对待您一样，把我们赶走吗；我年岁大了，没有力气那样干，即便年轻有力气，我也不相信能采取那种简单粗暴的手段，一位作家到头来在生活中也养成了写作所需要的忍受力和耐心；这么说，您要把房子留给我们了；如果我们找不到别的解决办法，就只能那么办了；我看您找不到别的解决办法。医生的妻子已经猜到了作家怎样回答；您和您的妻子，还有与你们一起来的女友，住在一所房子里，我猜是这样，对吧；对，完全正确，就住在她家，离这里远吗；不能说很远；那么，如果您允许，我想向你们提个建议；说吧；我们仍然像目前这样，现在我们两人都有家可住，我继续注意我的房子那边的变化，如果有一天发现房子腾空了，我立即搬过去，先生您也同样，定期到这里来看看，如果发现房子腾空了，就搬回来；我不相信我会喜欢这个主意；我也没有指望您会喜欢，但我怀疑您会更喜欢除此之外唯一的另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此时此刻你们收回属于你们的房子；可是，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我们到外面去住；不行，这种事连想都不要想，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插嘴说，就像现在这样吧，以后再说；我又想出了另一个办法，作家说；什么办法，第一个失明者问；我们作为客人住在这里，这所房子不小，住得下我们所有人；不，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仍然维持现状吧，我们住在这位女友家里，我无须问你是不是同意了，她对医生的妻子说；我也无须回答你了；非常感谢你们大家，作家说，实际上，这段时间我一直等着你们来要这所房子；在众人都失明的情况下，最顺理成章的做法是满足现状，医生的妻子说；自从瘟疫开始以来，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呢；我们三天前刚刚从监禁地出来；啊，你们是被关进隔离检疫区的吧；对；很苦吧；说得太轻了；令人毛骨悚然；先生是位作家，正如刚才所说，作家必须善用各种词汇，所以应当知道形容词对我们来说无济于事，如果一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最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作家应当相信，杀人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本身就令人毛骨悚然，无须再说什么毛骨悚然；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词汇太多了；我是说我们的感情太少了；或者是我们还有感情，但已经不再用词汇表达它；所以我们丧失了感情；我想请你们说说在隔离检疫区是怎样活过来的；为什么；我是作家；必须在那里边住过才能

泄露被陈敬瑄所杀；嘉州刺史朱实举州投降。当时陈敬瑄属下的州县将领不是投降王建，就是被王建所杀。八月，王建屯驻汉州，九月继续引兵全力攻打邛州。毛湘眼见王建攻城一天比一天猛烈，而城中粮食即将绝尽，而且援兵一个没到，顿时对能否守住城池产生动摇。事实上毛湘倒是个有良心的人，他不忍心再让百姓受苦，而且宁死不肯背叛田令孜，于是沐浴更衣，让都知兵马使任可知砍下自己的头颅送予王建。当时百姓都为毛湘之死而哭泣，王建让张琳留守邛州，自己回军继续攻打成都。从文德元年（888年）到大顺二年（891年），韦昭度统率诸道十多万人马讨伐陈敬瑄，用了三年时间依旧没有攻下成都，粮草军需渐渐无法供应，皇帝李晔开始产生了收兵的想法。三月二十五日，朝廷发布《复陈敬瑄官爵诏》，让顾彦朗、王建各率本部兵马回归本镇。事实上，此时成都因为被围日久，粮草已经断绝，路边随处可见因饥饿而死的婴儿。因利之所趋，便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城外运送粮食到城里贩卖，巡逻兵发现后向韦昭度报告，韦昭度看到城中百姓受苦，便不让士兵加以干预。而陈敬瑄在得知有人私贩粮食后，也羞愧自己不能解决城中饥荒问题，于是也告诉士兵禁止干预此事。不过私贩粮食的人毕竟是少数，这对于成都众多的百姓来讲，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于是便时有吃人现象的发生，官吏对吃人者捉到便杀，但是即使如此也是屡禁不止。他们便想出几种残酷的刑罚，捉到杀人食肉者便用刀拦腰砍成两段，或者从肩胛骨将人斜劈开来。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人们看惯了这种残酷的刑罚后反而不再害怕，城里的情况越来越糟，人们都想出城投降。当时陈敬瑄探听到有人策划投降官军，就将这些人连同家属一起杀掉，可以说陈敬瑄的处境已经是四面楚歌。成都城旦夕可破，可是朝廷却在此之际下令撤兵。当王建接到撤兵的诏令后，叹息着认为朝廷征讨西蜀，如果再坚持一下，就可大功告成，现在撤兵等于失去攻破成都的良机。当时谋士建议王建奏请朝廷让韦昭度撤兵，自己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只要攻下成都后，就可以独占西川。王建采纳了谋士的建议，上表朝廷称田令孜、陈敬瑄罪不可赦，虽然朝廷决定撤兵，但还是希望能让他留下来继续攻打成都。为了让韦昭度尽快离开，王建劝其尽快撤兵回到长安，因为关东地区的藩镇互相征战不已，始终是朝廷的心腹大患，韦昭度应该尽快回到天子身边，守卫好天子的安全。王建的话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韦昭度明白王建是想独占西川。为此，他对于是否就此离开西川而犹豫不决，而且他也担心自己就此一去，王建从此不再接受朝廷的节制。韦昭度看穿了王建的心思后，就以各种理由搪塞王建，拖延撤兵的时间。为了尽快逼走韦昭度，有人建议王建说韦昭度入川时，听说东川有个都将外号叫“唐吃人”，当时韦昭度和人家开玩笑说“人肉何如猪羊”，不如就用这个方法来对付韦昭度。王建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次日密令部将唐友通率领士兵在行府门外，逮捕了韦昭度的亲信骆保，并将其乱剑分尸，将肉切成碎块分给士兵们吃，声称其偷盗军粮。韦昭度看完后，明白王建这是在威胁自己，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继续留在西川，自己将会有性命危险，于是便在当天谎称身体不适，将统军节印交予王建，宣布由王建代替自己为行营招讨使，慌忙带着随从逃离西川。王建将韦昭度护送至新都，并在其马前跪着奉上送行酒，也算是给足了韦昭度的面子。韦昭度刚刚走出剑门关，王建便命令军队把守住通往蜀中的栈道，禁止朝廷派来的军队再行入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西川便脱离了唐王朝的节制，成为了独立王国。后来朱全忠称帝后，王建趁乱攻占了成都，并兼并了剑南东川、西川和山南西道三地，效仿朱全忠称帝，建立起独立王国——蜀国，史称前蜀，而王建也成为开国之君蜀高祖。皇帝李晔即位后首次兴兵讨逆，就这样以虎头蛇尾的形式收场。不过王建后来成功打下成都，并诛杀了鞭打过李晔的田令孜，也算是为李晔赚足了面子。事实上皇帝李晔这次迫不及待地撤兵，除了粮草渐渐无法供应之外，还因为朝廷组织的另外一次征讨河东地区藩镇的战争也在继续，也就是说朝廷要同时支撑两场战争，相比于陈敬瑄而言，河东地区的藩镇是一个远比陈敬瑄更难缠的对手。征讨河东大顺元年（890年）四月，皇帝李晔得到奏报，当时威势最盛、实力最强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被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联手在蔚州、碣山打败，其部将安金俊战败身死，部将石君和被生擒，部将申信投降了赫连铎。皇帝李晔看完奏报，将其掷在龙案上，兴奋地在殿内踱来踱去。那个时候韦昭度讨伐蜀中还算顺利，现在兵锋最盛的李克用又遭到惨败，这不能不让立志重振唐威的皇帝李晔感到，这是上天想让他实现自己的愿望。事实上，从个人感情角度来讲，李晔对李克用没有好感。李克用出身沙陀贵族，仅此一点就让深受民族观念熏染的李晔对李克用身怀疑虑，因为李晔始终没有忘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何况沙陀军事力量对李唐王朝是功过参半，虽然曾经协助官军剿灭黄巢起义，为兴复唐室立下功劳，但也曾经兵进长安，迫使先帝僖宗李儇再度外逃流亡，也让当时身为寿王的李晔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的除了近在咫尺的关内藩镇之外，就是李克用的沙陀军队。沙陀军队不仅兵多将广，而且地盘庞大，是当时的第一强藩。皇帝李晔所制定的抑制藩镇策略，首先就是将李克用列入了抑制的名单之内，然而李晔也明白，仅凭中央禁军根本无法与其相抗衡，只能借助藩镇的力量。如今藩镇之间的征战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所以李晔接下来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想法。此时正值赫连铎、李匡威联名上表请求讨伐李克用，朱全忠也上疏认为如果不除掉李克用，终将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请求率领汴、滑、孟三州之兵与河朔三镇联手铲除李克用，并请求朝廷任命统帅节度各军。皇帝李晔看完两方面的奏章后，内心虽然欣喜异常，但他并没有失去理性。李克用毕竟是有功之臣，今日趁其惨败之际进行讨伐，李晔十分在乎天下人对自己的评价；而且李克用虽然遭到惨败，但并没有动摇其根本，朱全忠等人虽然信心满满，可是以朝廷的名义公开进行讨伐，一旦失败，朝廷将会威信扫地，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李晔认为此事事关重大，仅凭他自己实在难以决断，他必须听听朝臣们的意见。因此他决定召开御前会议，急召三省及御史台四品以上的官员讨论此事，就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是否讨伐李克用，群臣展开了激辩。当时大部分朝臣听说皇帝陛下想对李克用动刀，全都倒吸一口凉气，认为此举万万不可，例如宰相班子成员杜让能、刘崇望就认为一旦对李克用开战，朝廷恐怕会陷入灭顶之灾，但宰相张浚却有着自己的看法：“先帝（僖宗李儇）当年再幸山南，就是因为李克用的沙陀军队进逼京师的结果。臣经常担心李克用与河朔地区藩镇互为表里，朝廷无法对其节制。现在朱全忠、李匡威等人请求共同讨伐，这是朝廷平定李克用的绝好机会，希望陛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让臣统兵出战，不出数月就可将其平定。”事实上，张浚力主出兵并主动请缨担任统帅，虽然有忠于唐室，重振朝廷威信的一面，但其内心深处也有排挤宦官杨复恭的想法。因为宰相如果掌握兵权，其南衙地位自然会胜过以宦官为核心的北司地位，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张浚都是希望出兵的。“陛下！张相所言甚是，希望陛下莫要错过如此良机！”在张浚表态之后，另一位宰相孔纬似乎悟出了张浚所说话的含义，于是立即附和说道。面对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的态度，宦官杨复恭似乎也感觉到两个人的出发点不是那么单纯，于是他站出来极力表示反对：“先帝迁出京城，虽然有藩镇为患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朝中大臣失误造成的，现在朝廷刚刚稳定下来，讨伐陈敬瑄的战事还未定，不宜再轻起兵端。”杨复恭的态度当时得到了多数朝臣的赞同，皇帝李晔看到反对声音逐渐占据上风后，便心怀疑惑地问张浚道：“李克用有兴复大功，现在趁其势危加以讨伐，天下人会如何评价朕呢？”“陛下所说的是一时之体，而张相所言的乃是万世之利，昨天臣计算了一下用兵、供给、犒赏的费用，朝廷可以支撑一两年的时间，现在只需要陛下下定决心了。”孔纬立即为皇帝李晔吃下定心丸。李晔眼见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心意已决，于是决定出兵。不过，他最后留给张、孔两位宰相一句话：“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两位宰相去办了，希望最后的结果不要让朕丢脸！”李晔的态度既是为两位宰相立下军令状，同时也表明有意摆脱杨复恭的控制。随后李晔诏令各部门做出征前的准备，并于五月下诏削夺李克用的一切官爵，收回朝廷所赐的“李”姓，又任命张浚为行营招讨、制置宣慰使，诏令京兆尹孙揆为副使，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候兼军粮使。同时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王镕为东面招讨使，李匡威、赫连铎为北面正、副招讨使，由此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讨伐班子。就在大军将要出发之际，皇帝李晔得到一个喜讯，当时镇守潞州（今山西长治）的河东大将李克用之弟李克恭因为人骄横，虐待士卒，最终被部下所杀，众人推举另一员大将安居受为潞州留后，并举城投降朱全忠。安居受又派人去召冯霸，但冯霸不听命令，安居受因害怕而逃出城外，结果被百姓杀掉，冯霸领兵立即进入潞州自称留后。潞州发生兵变，这对于即将出发的朝廷大军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朝廷百官闻讯纷纷向皇帝李晔道贺，大军就这样在一片喜悦的气氛下开始出征。五月四日，张浚等人在皇帝李晔和满朝文武官员的欢送下，率领中央禁军五十二都及邠、宁、鄜、夏四州兵马五万人浩浩荡荡向东进发，在晋州与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镇兵马会合。七月间，大军到达阴地关（今山西灵石县西南），兵锋直指李克用的老巢晋阳。再说，李克用闻听潞州发生叛乱，立即派部将康君立前去平叛。冯霸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命令部将葛从周星夜带领人马自壶关潜行至潞州，杀透重围进入城中。又派大将张全义、朱友裕驻军泽州之北，作为葛从周的后援。同时命令部将李傥、李重胤、邓季筠领兵攻打身在泽州的李罕之。于是征讨李克用的战役首先在朱全忠所在的南线展开。当时赫连铎、李匡威得知朱全忠已经拉开征讨李克用的序幕，于是从北线配合朱全忠发动了对李克用的进攻。面对三面之敌，李克用全面冷静地分析了战局。他认为张浚所带领的官军，人数虽然众多，但由于是仓促组建，战斗力肯定不强，在他看来不足为虑。南线的朱全忠虽然是劲敌，但此时他正在和徐、郓二州的时溥、朱瑄打得难解难分，目前不可能抽调出太多兵力，对自己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只有北面的李匡威、赫连铎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于是李克用命令康君立继续围困潞州，又派李存孝增援李罕之，让其固守泽州城，进而阻击朱全忠的人马北上，自己则带领李存信、李嗣源领兵抵御李匡威和赫连铎。葛从周领兵进入潞州城后，便被康君立困在城中。朱全忠见潞州难以久守，于是想为朝廷送个人情，便派人通知张浚，想通过张浚下令让昭义节度使孙揆接管潞州。当时张浚不知道潞州城形势严峻，正担心朱全忠会将潞州据为己有，闻讯后立即拨发三千人让孙揆前去接管潞州。八月十二日，孙揆从晋州出发。李存孝闻讯后带兵潜伏在长子县西谷截击。李存孝是河东地区第一猛将，统兵上阵所向无敌，这次他仅带领三百名骑兵对抗官军的三千人马。而孙揆为了不失中央官员的派头儿，大张旗鼓地拥众而行，当行到西谷时，李存孝带领伏兵直扑孙揆的中军，轻而易举地就擒获了孙揆和宦官韩归范以及士兵五百多人，将孙揆和韩归范呈送李克用，最终孙揆被李克用处死。不过李克用没有失去理智，他将宦官韩归范归还朝廷，并上表皇帝李晔申冤，表明自己是忠于朝廷的。孙揆兵败被擒，虽然使讨伐李克用的联军士气大为受挫，但对于李克用而言，紧张的局势并未就此解除。此时泽州的李之罕被邓季筠、李重胤等人围困多日，急得已经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连连向李克用告急。李克用让李存孝带领五千骑兵星夜奔赴泽州救援。李存孝赶到泽州后，从五千骑兵中又选出五百名骁勇之士，向朱全忠的军队发起进攻。当时李存孝向朱全忠的军队进行挑衅，并破口大骂要活捉汴州士兵给手下人充饥，让汴州军队中较胖的人出战。邓季筠闻听后勃然大怒，领兵应战李存孝，不曾想只交战一个回合，便被生擒活捉，剩下的李重胤、李谠等人见无力抵抗李存孝，便星夜引兵逃走。李存孝随之进行追击，在马牢山打败汴州军队，又趁势北上协助康君立围攻潞州。勉强能和康君立对抗的葛从周，眼见李存孝又领兵前来进攻，自知无法再进行对抗，于是弃城而逃。至此征讨李克用的南线战场以失败告终，朱全忠对此恼羞成怒，痛责众多败军之将，并处死了李重胤、李谠等人。但终究挽救不了南线战场的失败，只得偃旗息鼓，收兵退回本镇。南线战场就这样结束了战斗，而北线的李匡威、赫连铎最初进展比较顺利。李匡威攻占了蔚州，俘获刺史邢善益；赫连铎则成功击溃协助李克用作战的遮虏军，杀死遮虏军使刘胡子。面对北线战场的严峻形势，李克用派遣他最宠信的大将李存信领兵迎战，可是由于兵马太少，出战不利，被赫连铎打败。他又命令部将李嗣源为统军副帅，协助李存信作战。李嗣源不像其他将领那样只是发号施令，而是身先士卒横冲敌军，士卒们都愿意跟随其作战，由于李嗣源的出战，李匡威、赫连铎接连战败，北线战事随之发生逆转。李克用得知消息后，亲自带领大军前来接应，李匡威、赫连铎狼狈败逃，并损失了将近一万人马。在成功解除了朱全忠、李匡威等劲敌的威胁后，李克用从容不迫地对付以张浚为首的官军。而当时张浚率领官军在西线行动十分缓慢，主要原因在于粮草供给不到位。杨复恭为了阻止张浚在前线的作战，在朝廷内多方掣肘，致使粮草断绝。张浚不得已只能向镇冀、魏博两镇求助，而镇冀的王镕、魏博的罗弘信都是以河东作为屏障的，他们担心一旦李克用失败，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瞄向自己，所以以各种理由回绝了张浚的求助，并拒绝发兵助战。张浚对此无可奈何，因此官军在阴地关滞留了三个月之久。一直到了十月份，张浚这才克服重重阻力，勉强从阴地关向晋阳进发。李克用得知官军逼近后，命令部将薛志勤、李承嗣带领三千人马驻扎在洪洞，李存孝领兵五千驻守赵城，阻住了官军的进路。镇国节度使韩建自知强弱悬殊，正面交锋难以取胜，便精选三百名勇士乘夜偷袭李存孝的营寨。但因为保密措施不严，被李存孝得知，于是设下伏兵反击韩建，韩建因此偷袭失利。当时静难、凤翔两道兵马得知韩建偷袭失败的消息后不战自溃，禁军也是闻讯溃败而退，河东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晋州西门附近，张浚只得领兵亲自迎战。但张浚毕竟是文臣，结果又大败而归，官军此战损失三千多人。静难、凤翔、保大、定难四镇兵马见势不妙，先行渡过黄河各归本镇，此时张浚手中只剩下禁军以及宣武镇人马万余人，只得闭城坚守，不敢再与河东军交战。十一月，李存孝攻克距离晋州一百二十里的绛州。刺史张行恭弃城而逃，晋州因此失去屏障，李存孝进而兵围晋州，并发起攻城战役。不过一连攻了三天没有任何进展，李存孝认为自己毕竟攻打的是朝廷的军队，在攻城无果后，便下令撤兵五十里，为张浚闪出一条逃生之路。张浚和韩建利用这个机会逃出晋州，晋、绛二州由此被李存孝成功占领。就在

点关注一下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鸦片战争顾名思义就是因为鸦片而战，错！其实很多事情的起因都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事情还得从对外贸易说起。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时的对外贸易就跟今天这样成形的进出口贸易一样方便和发达。清朝那会儿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朝贡贸易，二是市舶贸易。朝贡贸易不是清朝发明的，大约在唐朝之前就有了。朝贡贸易很好理解：外国使节前来朝见中国皇帝，递交和接受两国外交文件，并把一些珍贵的本国土特产进贡给中国皇帝，中国皇帝也回赠礼物，并根据所进贡的物品价值回赠相当的物品；同时，使节随行的队伍里还有不少商人也带着大量货物前来中国交易，这就是所谓的朝贡。不过，这种贸易方式不大理想。首先是次数少，因为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这种很近的属国可以一年一贡外，大多数国家三五年能来一次就烧高香了。然后是不等价，中国亏得慌，因为皇帝为了显示自己天朝上国的地位，会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意义——只要你们跪拜我这个天朝皇帝，只要你承认我天朝上国是你们的宗主国，是天下共主，我就不怕花钱！所以皇帝往往对进贡的货物以高出其正常价格的几十倍进行购买。这种不合理的贸易方式自然不能持久，因此一种与时俱进的贸易制度产生了，它就是市舶贸易。同样，这也不是清朝发明的。顾名思义，市舶贸易在港口城市进行，其性质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市场经济，算是中外商人的商业等价交换，不再是朝廷说了算的、不等价的一竿子买卖。当然，这种贸易肯定是要让朝廷和地方都能赚到钱。所以，朝廷设立专门机构“海关”（清之前称“市舶司”）来管理，其职能与今天的海关类似。然而，或许是朝廷害怕官员们里通外国，中国官员不便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原因，也或许是大多数官员并不精通具体的商业业务，又或许是官员看不起商人，不想管、懒得管，于是官员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商人办理，譬如接待外商、贸易结算、征收关税等，官员只负责监督。具体来说，清朝的市舶贸易是这样的：清朝应该算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但是也没有完全封闭。即便是乾隆，也还留下了一个对外的港口——广州。当时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都在广州进行，其架势很像现在的“广交会”（广州交易会）。举国就只有这么一个海关，此谓“一口通商”。当时，所有的进出口贸易全部由一个叫做“广州十三行”的商人组织垄断经营。这个广州十三行，名称叫做十三行，但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十三家商行，而是时常增减，只是因为最初由十三家商行组成，所以叫做十三行。因为它是对外贸易的商行，所以也叫行商或洋行。大清还有一个有清朝特色的规定，主题词是“不自由”：所有的洋人都不许随便进入广州，必须先提出申请，由行商们担保，才会给你发放通行证，允许你进入广州。注意，这里只是进入，在你离开广州时，还需要再次申请。而且进入广州后也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待在专门为洋人修建的十三行商馆区，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贸易办事处。如果洋人在中国有不法的行为，那也好办，拿担保人开刀，于是洋人与行商的命运和利益就此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当然，这种工作方式也给广州的贪官污吏们提供了极好的腐败机会，洋商和行商孝敬大小官员的费用和被勒索的钱财比关税少不了多少。最可笑的是，官员们对自己一向是低标准，但对当地的妓女倒是高要求：你们要有爱国主义情操，不许接番鬼的生意。顺便一提，洋人可以来广州经商，但老婆是不许来的，所以洋人的老婆通常都住在洋人的大本营澳门——葡萄牙人从明朝皇帝手中要来了澳门的居住权，其他外国人也跟着沾光。不过这些与英国、与鸦片战争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清朝与英国通过广州十三行进行不自由贸易已经很多年，清朝的茶叶、生丝、大黄（一种中药材）等在英国的销路很好，而英国除了毛织品和棉花外，其他如刀、叉、钟表类的工业产品，清朝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费兴趣，所以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清朝在赚英国的钱，平均下来大概每年赚几百万英镑。对于英国这样一个以商业立国、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深入骨髓的国家而言，持续这么多年的贸易逆差显然会令它有些痛苦，所以英国人必须想办法尽快缩小贸易逆差。英国人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用外交手段走高层路线，让两国官方正式接触一下，看能不能借助清朝中央政府的力量争取到自由贸易的权利，并以此打开清朝市场。所以在鸦片战争开打之前，清朝与英国就已经有接触了。天朝上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是从1793年开始的。傲慢与偏见1793年，8月里一个闷热的午后，英国政府特使马戛尔尼（Macar-tney）率庞大的访问船队抵达了澳门，船上载满了代表西方最先进工业文明的礼物，这是英国政府送给清朝皇帝的珍贵见面礼，诚意很足。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很简单：与中国商量通商事宜。几天后，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悠然自得地看完了两广总督的报告：有远夷前来拜寿与进贡。马戛尔尼访华明明是来与大清帝国商量通商，但报告却说马先生是来拜寿和进贡。为何有人偷换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据考证，嫌疑最大的应该是两广总督和相关官员们，因为他们想借机拍乾隆的马屁。嫌疑第二大的是通事。通事就是翻译，在那个缺乏精通外语人才的年代，显然他们有能力左右沟通的结果。据说他们常有出于好意或其他原因胡乱翻译的前科，比如官员本来是骂洋人“你他妈的不像话，太混蛋了”，通事则会告诉洋人“中国官员在向你问好，在亲切问候你的母亲”……拜上述嫌疑人员所赐，倒霉的当事人马戛尔尼“被进贡”了。马戛尔尼对此一无所知，但问题是商量是国与国之间平等地对话，而进贡则是弱国的专利，这种人为制造的地位上的落差所酿成的矛盾往往都会坏事，因为这涉及一样东西，一样可以令许多人为之牺牲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尊严。接下来，马戛尔尼终于见到了乾隆本人。乾隆这位爷一见到外国人就说：任何人见我都要下跪，所以，尔等先下跪行礼吧。马戛尔尼说：我们英国人是不能向外国皇帝下跪的，最多像见英国国王那样行单膝礼。乾隆很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不久之后，在双方都做了大量公关工作的情况下，乾隆在见面礼节上做了让步。乾隆派人通知马戛尔尼，自己会再次接见他们，且不会强迫他们下跪行礼。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乾隆很生气，他已经计划好怎么找回场子了。再次得到乾隆接见的时候，马戛尔尼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与清朝建交，搞贸易合作，并提出了如下几项要求：一、允许英国派人常驻北京，并在北京开设商馆进行贸易。二、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三、将舟山附近的一个岛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存货之地。在英国人看来，明朝皇帝能把澳门给葡萄牙使用，那清朝皇帝把一个岛给英国人使用貌似也没什么问题。四、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给英国商人居住，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出入广州。五、允许广东公开贸易税率，不得随意乱收费，减免英国货物税收。六、允许英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乾隆见了之后，没干别的事情，就是将马戛尔尼的所有条件一一批驳。他说：我是天朝上国，天下共主，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们搞贸易，你们还是回去吧（天朝统驭万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敕谕英吉利国王书》）！尽管马戛尔尼没有放弃，努力挽救，但乾隆无动于衷，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过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他对自己途经的地方做了细心的观察，收集了大量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情报，回国后他把这些沿途见闻加以整理分析进而出版，这才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欧洲人这才明白：一直以为中国很强大、很富足，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马戛尔尼失败后不久，乾隆就去见祖宗努尔哈赤了，而后嘉庆继位。此时英国又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相同。但是嘉庆给访使的待遇远不及爸爸乾隆，尤其是在下跪不下跪的问题上，双方闹得还不如上一次开心。英国人又失败了，带着愤懑的情绪离开了中国。如果换作是一个清醒的、有危机感的朝廷，此时则应该会感受到英国人身上正散发着一种气息，一种非常强烈的、令人如芒在背的危险气息。但清朝依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英国使者的两次到访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意义只不过是留下了两个被传言修饰过后变得离谱的“共识”：一是洋人的腿是直的，无法弯曲，跪不下来。只要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根本就爬不起来。二是洋人形似犬羊，喜欢吃牛羊肉这种不易消化的食物，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他们就会因为大便不通而胀死。所以只要我们不卖给他们茶叶和大黄，他们很快就会玩完了。如果这些话只有一些老百姓相信也就罢了，可是连清朝的官员们都信以为真的话，那只能说清朝气数尽矣。而英国人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后，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鸦片正如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说的那样：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没有取得平等待遇地位的英国人失去了耐心，他们不想再去北京追求自由贸易的权利，他们打算就在广州用自己擅长的办法搞定一切！英国人把目光转向了一种植物或者说农作物。这种植物叫做罂粟，种在土里开出绚烂的美丽花朵，可用在强盗手里就会成为无边的罪恶。而打开了清朝国门的，正是由罂粟提取的鸦片。很多人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宗产品。错了，其实最大宗的是棉花。但是，尽管鸦片的量没有棉花大，但鸦片的作用远胜于棉花，因为鸦片不仅令英国快速扳回了贸易中的劣势，还让英国每年都从中国赚取数百万两白银的贸易顺差。鸦片怎么就能在中国卖得如此红火？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鸦片的特性——一旦吸食就容易上瘾。而清朝有很多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经事干的人，尤其是皇族、八旗子弟，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一吸自然就上瘾了，这群闲人是鸦片商的第一批忠实客户。此外，这些闲人还研发出一整套关于吸食鸦片的文化和工具，弄得吸食鸦片好像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似的，所以大家就都争相来吸了。另一方面，虽说销售鸦片是一种被清朝百姓看作不道德、被清朝中央政府大部分时间都视为不合法的行为，但也正因为如此，各地官员尤其是广州的官员反倒可以借机找鸦片商（主要是十三行的那些行商）收取保护费。收保护费这种黑钱还不用纳税，所以为了抢这块肥肉，官员们就拼着老命地引进鸦片。这就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不仅白银哗哗地往英国人手里流，国人的身体和精神也被鸦片腐蚀得越来越厉害。风暴前夕的宁静尽管鸦片的危害这么大，但嘉庆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好在嘉庆死后不久，他儿子道光脑袋开窍了，明白了不禁鸦片不行。可道光智商并不高，那他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呢？首先是经济原因。清朝的货币体系是银本位——白银作为货币储备，铜钱作为流通货币。也就是说，白银是经济单位的标准，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则与白银保持合理的兑换比率，这个合理的兑换比率就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兑换比率出问题了，鸦片的涌入令白银不断流失，进而造成白银总量急剧减少，使得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再也无法保持在正常水平，这样的后果就是银价飙升、铜钱贬值、物价飞涨，很多人活不下去了。其次，清朝皇帝为了让屁股下的椅子更加牢固，对军队一直都是好生给养，这就给军队提供了抽鸦片的必要条件——时间和金钱。抽鸦片的军队当然是腐败糜烂的，平时也不认真训练，用省下来的钱乃至灰色收入跑去吃喝嫖赌，等上级领导下来检查时，被逼不得已才装模作样地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绝对优势还是输得一塌糊涂。正好道光在位期间，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而政府的鸦片军往往被起义军打得找不着北，发现军队不好使唤的道光自然要把责任推到鸦片身上。道光着急了，发了狠要彻底禁烟。但道光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走私鸦片的保护伞。这些人既没有国家意识，也没有民族意识，对他们来说，老百姓活不下去关我何事，军队没战斗力关我何事，反正大清的江山是你爱新觉罗家的，又不是我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钱就对了。这么一来，彻底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1838年年底，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的职业道德几乎无可挑剔，深谙鸦片危害，尤其是业务水平不错——思想相对开明，被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据说还熟悉英语、葡萄牙语两种语言，在过去的工作中有较为丰富的禁烟经验。可以说，林则徐的禁烟资质很过硬！如此看来，林大人将是一名非常合格的禁烟大臣。但事情的真相是，林大人自身的两个问题给他的禁烟资质打了折扣。一是林大人深信“洋人如果没有大黄、茶叶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林则徐《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洋人士兵因为腿部不便弯曲而不善陆战（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的这种优越感很足的想法显然让他对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进而导致他在解决问题时会优先选择和习惯性地使用暴力，简单地说就是轻敌。还有一点，林则徐对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的处境不太清楚。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包括不走私鸦片的正经商人，混得并不如意，虽然英国商人希望广州的官员们按照西方的规矩与他们进行公平的、自由的贸易，但清朝的官员们怎么可能遂英国人的意？清朝政府特别规定：洋人的货物必须经由十三行中转才能买卖，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和指定的时间内活动，套用一句不是很合适的话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随意入内和外出”。这样矛盾就来了：英国的国力与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境遇似乎不太搭。要知道此时的英国已在历时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国成为欧洲唯一的霸主，日不落帝国正走向辉煌的顶峰。从战争中腾出手脚的英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英国政府加大了对英国商人的保护力度，例如派出商务监督来中国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英国人的商务监督依然跟前辈们一样，试图从广州政府那里获得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的待遇，但广州的官员们根本不买账：所有国家的政府官员来中国都只能是上贡的，一切都按照进贡的程序走。英国的商务监督根本没有办法跟中国官员中的实权人物正常交流，在暂时得不到英国政府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忍受不平等待遇带来的憋屈。譬如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先生到中国后，就因为尊严问题跟广州官员产生了冲突，律先生本想给广州官员来点硬的，但没想到自己心理和生理素质都不过硬，生气又生病，到达中国不到三个月，就窝囊地病死于澳门。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的商务监督和商人们与清朝中央政府、广州地方政府之间已积累了相当的仇怨，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炽热的岩浆正冲击着表面看来平静的山口。虎门销烟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林则徐的禁烟思路很清晰：先对付吸鸦片的中国人，然后对付卖鸦片的中国商人、提供

格的提高已经超出了贫困农民所承受的能力，他们常常沦为奴隶或是流入城市。在江南，由于越来越多的土地改种像棉花这样的赚钱作物，由于不在本地居住的地主取代了当地曾经负责水利维修的粮长，因此，用于水稻种植的灌溉渠道因为无人过问而干涸了。尽管明末清初的许多文人强调恢复这些水利设施的重要性，但是在一些地区让农民回到以前水稻种植的旧方式上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旦土地用于种植棉花，那么就很难再重新种上水稻。首先，这对于长江下游的老百姓来说并不能造成问题，因为，他们直接使用原棉销售的更大利润，从其他像湖南这样的省份输入大米。而且，地租和赋税以银两交付，增加了自耕农和农民对用于保有土地和支付地租的现金的需求。不过，在万历时期（1573—1619），原棉价格开始下跌。部分地作为它的结果，是江南农民越来越多地转向手工制品——或是通过生产组织，或是自己直接为迅速扩大的城市市场生产商品。到晚明末期，江南开始向北方输出棉布以换取那里的原棉。松江这样的重要棉花中心，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来自湖广、两广和江西的长途贩运商人—他们很多雇用保镖护送，每年都要买卖价值成千上万银两的标布（最高级的棉织布）。他们及其同行在苏州丝织市场上贩卖的这种棉布遍及中国，并创造了新的消费习惯和穿着要求，也使得棉布商人们大发横财。由于在16世纪和17世纪社会的中等阶层因商业和土地收益上升而壮大起来，所以增加了人们对那些最富裕者的嫉妒（因为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较具流动性的社会中还没有超越出它的限度），也助长了他们用财富炫耀来把其他人从社会最高层次排挤出去的强烈要求。至少当时的人确实越来越感到，社会不仅应区分出穷和富。而且应当区分出特别富裕和一般富裕。根据17世纪30年代的记载，缙绅豪右之家也分成各种等级，“大家”拥有的财富价值在1000万两白银的家产，“中家”约100万两（就像《明史》说的那样），而以万计者不可枚举。

社会依附关系

在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之下的是穷人和奴仆，他们中的很多人合法地或是不合法地依附于特别富裕的和有权势的人。在晚明时期有许多种不同的依附关系，这因地而异。在北方，“家丁”可能源于明初的世袭占有形式，还可上溯到元朝户籍制度的影响。在明朝初期，战俘或罪犯一旦被记入“铁册”就要交给得胜的将领，或是被编入其部队，或是成为其田庄中的劳动力。这些人的身份于是就用这种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不能与自己阶层之外的人通婚。尽管这种奴属制度在洪武政权晚期有所松动，但是在永乐皇帝时期又得到了加强，他把那些抵制他夺权的人黜之为奴，并由其子继之为奴。尽管这种世袭形式的依附关系在万历政权末又复松动，但是在晚明我们同时又看到沿北方边界私人军队的兴起，这种军队的士兵具有“家丁”这样的半农奴身份，按照习惯依附于其将领。由于来自正规军的职业士兵团体不再由一个指挥官移交给另一个指挥官（从理论上讲这首先就形成了世袭军人），这种“家丁”制度（在清初被叫做“役使兵丁”）又得到了加强。实际上，到17世纪中叶，在像山东这样的省份“家丁”一词也用于指称豪强的私兵。那里的乡绅住在有人守卫的寨子和设防的村堡里。另一方面，在中国中部和南部依附关系形式更为复杂。那里的依附关系，在一省与另一省之间可能表现得不同，甚至一个县与另一个县之间也不同。当然，这种差异也不是绝对的。尽管在自由人和奴仆之间——在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农民土地所有者与“世仆”或世袭农奴之间有本质的不同，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依然存在着自由与奴役程度各自不同的中间层次。比如，租佃有许多种形式，在永久租佃权方面和契约与货币化的程度方面互相就有相当的区别。宋代，在“随田佃客”制度下，佃客差不多真的“跟着土地走”，他们附属于耕地，由一个地主卖给另一个地主。在晚明，长江下游地区的佃客在土地出卖时也仍然附属于土地上，但这常常是对佃客最有利的。在“一田两主”的协议中，土地被分成两部分。田面由佃客耕种，而田底所有权属于支付赋税的土地主人。因此，一个新的地主可以购买田底，但是佃客耕种的田面却不能收回，只要他按时交租。这样从理论上讲，佃客是一种“租户”，他们对田底所有者根据契约性协议使用其田产。实际上所谓的“佃客，自己常常也变成了出租者，接着又把田面使用权转给实际耕作土地的第三者。而且，一个佃户可以签订一种同时包括现金支付和劳动义务的合同。这样，对土地所有者的个人依附关系，与根据商业性和契约性直接现金支付换取的租佃权之间的差别，便混淆不清了。佃户的契约上可能详细说明了，承租者既要交纳现金地租，又要在结婚和一些喜庆场合提供某种劳役。在“投靠”（依附于乡绅大族以求得保护）这种形式下，佃户的私人依附关系变得更为强化。如果一个农民交不起赋税，他就可以把原用于交纳赋税的钱物以及地产所有权——交给当地某个新的乡绅——庠生，庠生身份可以免除赋税。具有这种官方身份的人便可以在赋税册中把那块土地勾销，接受那块土地的地租，而对这块地的旧日所有者（现在是他的佃户）来说，较之早先不得不交纳的赋税，他们也轻松了许多。因此，“投靠”的基本意思，是为获得某个官僚的保护而交出他的土地和劳动。这就是顾炎武在叙述江南的穷苦农民是如何寻求乡绅保护时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因为“投靠”意味着寻求一个身在官籍的乡绅家族的保护，因此它与简单地自卖为奴有些不同。后者被叫做“卖身”，在此依附于另一个人是以提供食宿为交换条件的。“投靠”常常意味着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卖身”则代表劳动的支付。除了这些奴役形式之外，在农村还存在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在收获季节，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常常去做“忙工”。不过这里在农工和奴仆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的中间类型——从自由雇用的劳力直到某些形式的奴隶。一般说来，一个人为雇主干活的时间越长，那么奴役的程度就越深。短工是根据日工作量来支付工钱的。根据1588年的一个法令，短工被认为是良民，因此应以自愿方式按计件或计时方法签订合同。另一方面，对长工要支付收获物的一分份。像农奴一样，他们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贱民”，不能和一般老百姓结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犯下同样罪过时比平民量刑更为严酷。因此，在半永久性长工与永久性的世仆之间的法律区别并不清晰。而且，“世仆”更为可能依附于最早雇用他们做家内劳动力的家庭。在1397年以后，实际上，在法律禁止非官僚家庭占有农奴以后，收养开始成为一种依附关系的变相形式，许多“世仆”原来是一些孩子，被他们穷苦的父母卖给了那些愿意收养他们的富有的大族人家。这样的“世仆”改从主姓，甚至有时还被列为家族的成员，不能与同姓的家族成员结婚。他们的主人拥有法律权力惩罚那些用来做家仆或一般的田地劳动力、歌伎和舞伎的“世仆”。在15世纪30、40年代，当从金陵（南京）迁都北京以后，自卖为奴做“义男”或做“仆”的情况看来大为增加了。因为进贡谷物要在大运河上运输，江南的土地所有者开始被迫提供徭役，在1471年以后他们又不得不支付军队运输的费用。日益增长的徭役或徭役的折纳，沉重地落在了江南土地所有者的背上，他们随即就投奔豪绅成为贱民，以逃避这种赋税。到17世纪，江南的一些地区几乎没有自由民了，而富有的大户人家甚至使家奴来充当歌童、嬖童和乐手。“世仆”的实际状态看来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些地区，像休宁（安徽）地区，他们几乎是一个亚种姓，比起此地那些贵族商人家族，他们皮肤黝黑、身材矮小。即使在那里，役使的原因和服务的内容也相当地不同。一些契约规定了人们有从奴仆或佃客身份中脱身的权利。而在徽州，对“仆”的成规则使之处于永久的奴役之中，并在实际上使之成为田庄中的世袭劳力，作为贱民而无法从田庄脱身。有的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主人——常常是一个家族而不是一个个人——可以把他们从家中拉出来像牲口一样卖掉。在另一些地区，“世仆”则有了半独立的身份，常常替主人担任管事或庄头。就像是宫廷太监的小小缩影一样，这些“豪奴”通晓了主人的事务，因而他们为主人所倚仗，权势熏人。石县富绅吴养春的家奴吴荣就是如此。当他被告发侵吞田庄钱财时，他就逃到了北京，投靠了魏忠贤，并加入了皇帝秘密警察组织锦衣卫。因为他了解主人的财产隐私，便利用这个有权势的地位从吴养春那里敲榨了60万两白银。晚明时期，在张溥（复社的创始人）叔父的管家和画家董其昌儿子的世仆那里，也发生了同类的著名事件。

阶级矛盾

有钱有势的家奴，是大多数田庄依附人中的例外。无论如何，他们的个人权势，或是假其主人名义的敲诈行为，只是对他们奴役地位的可怜补偿。而且，如果17世纪的材料是可信的话，那么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卖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而且根据同样的当时材料，在满人征服时期，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阶级冲突。城中大户和乡村佃农相视若仇敌。至少在万历时期这种敌对关系一直在发展，那个时代的许多作者常常把16世纪初平静的时期与17世纪强弱两分和百姓相互争产骗财时候的经济斗争进行比较。中介性市场城镇的扩大给乡村穷人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城市环境，在那里他们成了“市井之徒”——用士大夫的语言来说。城镇中的享乐消遣，也引起了对中上层富裕阶级的嫉恨。因此，特别是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晚明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事例，说那些佃户们聚集在集市上，纪念15世纪福建人的起义及其领袖邓茂七，并且继承了他的旗号——铲平王。皆僭号铲平王，谓铲王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缚其主于柱，加鞭笞焉。每群饮则命主跪而酌酒，抽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后得反之也”。在其他一些平均主义色彩不太强烈的事例中，则是市民们聚众抗议稻米的囤积、谷物的倒卖以及大秤小斗一类欺诈手段。1624年在广东，市民殴打了那些囤积者，并且抢走了他们的谷物。1640年在吴江，紧跟着谷价上涨之后，一个姓朱的和尚发起了一个叫做“打米”的运动，几乎波及到这个县的所有村庄。上百人聚集起来挨门挨户地向富贵人家索要粮食。达到了要求，便放过这家人，若被拒绝了，他们就会捣毁富人的田庄，分掉他们的粮食。在饥荒年景，当佃户们抗议交纳贡物（新婚礼品、新年肉货、冬日祭物等等）并且认为地租太高时，这种骚乱也会出现。在吴江地区，1638年蝗灾过后的那个冬天里，太湖沿岸30多个乡村达成协议，参加者先签名和祭祖，然后画押宣誓，当那些代理人替住在外地的地主来此收租时，这些佃户皆不交纳。在许多类似事例中，抗议运动组织得很好。在中国南方出现的这种“义约”叫做“纲”，这是一个常常用来称呼手工艺人行会的字眼。由于遭到皇帝特令禁止，许多这些组织就像19世纪广东的秘密社团一样，变成了半军事化的秘密组织，人们把它叫做“都”，有大小头目来领导。在中国北方，同类的原始武装有时叫做“会”，它可能模仿了富商的“会馆”（用于同乡人落脚的地方）。尽管这些团体常常容易与土匪团伙混淆，但是他们中的很多组织显然是由一些“贤士”领导的，他们代表着连许多上层人士也会认为正当的要求。比如，在晚明的一次骚乱中，佃户们闯进当地地主的房院，要求在饥荒时开仓赈济、散发其一部分财物，把庞大的田庄割成小块降低地租、免除佃户过重的劳役，而且佃农们要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去耕作。在另一次事件中，江西瑞金的暴动者要求永久的租佃权，“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在17世纪20年代，下层社会和“义绅”经常地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央政府以保卫城市特权。1626年的苏州暴动便是这种社会统一战线的最有名的事件。在17世纪30到40年代由于社会上下层之间冲突更加尖锐化，所以绅士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上下层之间的这种联盟。江南结为一体的乡绅家族，敏锐地觉察到维持亲族关系这种基本社会联系稳定的必要性，而且还要通过公共救济、自卫组织和其他乡绅领导的为社会从属者提供福利的各种团体，把乡村和城区组织起来，缩短社会上下层之间的距离。在江南的省地方志中，有很多这种温情脉脉而又有约束力的家长式统治的事例。比如上海的张淇效仿范文正规划义庄，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来自华亭的大城市绅士卫濂为“宗族及乡之贫者”建造了一座义庄。青阳地区一个官吏的儿子王之璘在1627年为他的家族建立了义田，后来又建立了义学和义仓，“粜谷助赈。人们可以举出上百个乡绅赞助慈善团体建筑桥梁、修建庙宇，在横跨江南的众多水道上设立摆渡服务的事例。所有这些不断出现的努力，其目的是缩短贫富之间差距，以使一地的人们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种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协作的精神下，乡兵也被组织起来，以共同保卫家园。比如前面刚刚提到的王之璘，后来组织了一支由他自己家庭出钱资助的民兵，“募壮勇婴城固守，邑赖以全”。当然，乡绅们对各阶层协作的积极努力也表明它的局限。因为反对残酷的经济剥削，因此一部分可能受了王阳明思想（特别是其泰州学派）影响的城市士大夫，一直拥护平民百姓的主张，并且抨击富人剥削穷人。1636年李进对江南乡绅的抨击和向长江下游富裕地主征税的呼吁，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理想精神的影响。但是那些乡绅的家长式统治的拥护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论根据。在随后举行的朝廷辩论中，李进的主要对手是内阁大学士钱士升，他是嘉善（浙江）乡绅领袖；家道富裕的钱士升认为乡绅是百姓生活的来源，也是防范起义的第一道防线。钱士升与官僚袁黄结为姻亲。袁黄曾致力道家功过的复兴，并鼓吹三教（道、佛、儒）融合是向社会下层灌输儒教的途径。袁黄和钱士升都极力强调通过教导奴仆佃户尊敬主人，明辨“事非”，从而严密地控制他们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到了17世纪30年代晚期，中国乡绅阶级的一部分人鼓吹更为僵硬保守的儒家家长统治理论，以对抗儒家的民本主义。像钱士升这样住在县城的嘉善乡绅上层人士，能够与下层乡绅和那些留在乡下为他们收租的村长们组成稳定的联盟。但是在江南的其他地区，乡绅们的促进有组织的各阶层合作和家长式统治秩序的努力，在农村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当时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恶性影响破坏了他们的企图。对外贸易的下降意味着白银输入的减少，紧接着就是相对于铜币而言的可怕的白银通货紧缩。在江南，1638—1640年之间的铜币贬值44％，在1640—1646年之间又贬值6％。同时，纺织品的需求量在江南急剧下降，因为那个地区与内地的大量贸易关系被切断了，而且与日本、马尼拉、马六甲的贸易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在1642年到1644年的松江地区，棉花的平均价格只相当于它正常价格的1/8。因为松江地区一半的贸易收入来自纺织业。因此那里的一般人已买不起当时以每担二两银子出售的稻米了。但江南东部的稻米生产早已不能自给自足，因此这里的老百姓完全

从蒋总司令指挥，否则视作反革命组织，严加取缔；其五，共产党暂停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接下来，汪精卫找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并告诫他：你一定要控制住你们党的活动，千万别给蒋介石挑事的机会。陈独秀此时也是进退维谷。就在前些天，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在上海等地发动工人运动收回租界，打击帝国主义，给蒋介石来些强硬的表示，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斯大林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他们对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保持目前国共合作的局面，不要把蒋介石逼向其他帝国主义一边（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陈独秀正为此事发愁之时，汪精卫就自己送上门来了。于是，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联合发表“汪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无产阶级是不会搞独裁那一套的，工农武装坚决服从政府管理，国民党也不要怀疑联共政策，关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说法都是谣言，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事业携手奋斗到底，绝不受任何不良用心者挑拨离间。这篇联合宣言实际上是汪、陈二人企图缓和局势之举。可二人高估了自己在党内同志们面前的威信，结果事情没办好反把自己搭了进去。首先是陈独秀。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越过他这个总书记直接给共产党发号施令，他手中根本没有实权。而在党内同志对蒋介石的排共政策生出诸多不满的时候，他却发表如此退让的声明，令其党内威信大为降低。至于汪精卫，其处境也好不了太多。国民党右派本来是既反对联共又反对蒋介石，结果看到汪精卫宣言中坚定的联共立场后，气急败坏，居然转而支持蒋介石。毕竟在右派眼里，他们和蒋介石毕竟只是党内矛盾，但和共产党却有着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此大为失望：汪精卫完全没有兑现承诺，不但没有暂停共产党活动的表示，居然还自作主张，保证国民政府没有制裁共产党的意图！看到事情偏离了预计的轨道，蒋介石下定了最后的决心。4月12日，蒋介石发布“武力清党”命令。这是血腥的一天，上海街头枪声大作。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数千人失踪，工人领袖、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牺牲，周恩来侥幸逃生。鲜血染红了上海街头，染红了黄浦江。4月15日，广东李济深起兵响应蒋介石，讨伐共产党。这次有更多的著名共产党人倒在枪口之下，熊雄、萧楚女等牺牲，黄埔军校数百名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同学被枪杀，省港罢工委员会被查封，工人纠察队被强行解散。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开始武力清党，白色恐怖骤起，无数人头落地。陈独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纷纷避往武汉。严格地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依靠的并不是他的基本部队——黄埔军。由于黄埔的政治教育已经根深蒂固，面对此种局面，连何应钦、刘峙这种蒋介石的铁杆心腹都有些不知所措，担心发生兵变，一度想辞职走人。而有的黄埔下级军官心灰意冷，干脆直接走人了。蒋介石当时依靠的还是答应跟他一起干的地方军阀，如李宗仁、李济深等，甚至连当年混江湖时的关系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麾下的上海青帮都用上了。“四·一二政变”中，虽然国民党左派也被杀了不少，但是毫无疑问，共产党方面流血最多，也最冤枉——我共产党人拥护“三大政策”，帮你国民党成就北伐大业，劳苦功高，现在你却过河拆桥，捕我的人，杀我的人，这笔账一定要算清楚！实际上这场纷争源于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以及国民党和苏联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真正的主角是国民党右派、左派和苏联顾问，是蒋介石、孙科、邓演达和鲍罗廷这些人。蒋介石利用了军队内部对工农运动的不满，成功地利用反共清党把军队团结在他的周围，目的其实是想打垮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消除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四·一二”的枪声击碎了国共携手前进的所有幻想和期待，从此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反动派”，蒋介石则叫共产党为“共匪”。远在武汉的汪精卫急坏了：咱们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吗，你蒋介石怎么背信弃义？于是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蒋介石的“武力清党”只是一种借口，是反革命，是丧心病狂，是自绝于党，是自绝于民众，罪该万死。汪精卫随即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所有职务，悬赏二十五万元捉拿蒋介石，杀之者亦奖赏十万元。武汉对蒋介石的攻击达到了炽热的程度，这使得身在武汉的蒋介石支持者无不噤若寒蝉，纷纷秘密出走。蒋介石看汪精卫已经撕破脸，也就干脆一路黑到底，在南京建了一个国民政府，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人选，他已经找好了，此人就是唯一资历能与汪精卫匹敌、因为“刺廖案”赋闲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由此，国民党一分为二，史称“宁（南京）汉（武汉）分裂”。北伐本来是要统一中国，结果打到半截，竟然出现了奉系北京民国政府、汪记武汉国民政府、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政府。蒋介石原以为“分共”后就可实现国民党内的团结，排除干扰，完成北伐。可他没想到，分共是实现了，可国民党也分裂了。政治上，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各有主张；军事上，蒋介石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攻伐不已，几乎无日不战。国家陷入了更深层的混乱。蒋记王朝第七章决裂

中东铁路

就在国民党内部一团糟的时候，远在北京的张大帅也干了一件“大事”。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将躲在里面的李大钊等人逮捕，旋即将李大钊处死，先于蒋介石跟苏联撕破了脸。他这么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向蒋介石释放一种“善意”的信号：咱们有共同的敌人苏联，不必互相为敌，从而缓解一下北伐军带给他的压力。至于蒋介石会不会领他这个情，后面再说。当然了，张作霖之所以决定跟苏联翻脸，主要是因为他本就讨厌俄国及其后来者苏联。张作霖年轻的时候，俄国人在东北杀了很多人，占了很多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他对俄国的态度不问可知。除开个人感情，他的事业发展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这事还得从一条铁路讲起。以前讲李鸿章的时候提过，沙俄为控制东北，修筑了一条几乎贯通东北的铁路，即中国东清铁路，简称中东铁路。从此，俄国人借由这条铁路对东北进行经济和军事扩张。后来，众多爱国人士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收回中东铁路。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倾听群众的心声意愿是必须的。在群众舆论的推动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利用苏联政府急于解决外交困境的心理，成功与对方达成协议：中国收回铁路的主权，铁路经营权则由中苏共管。应该说北洋政府表现得还不错。可问题是，以俄国、苏俄、苏联一脉相承下来的霸道，苏联人岂会真心交出这条铁路？实际上，这条铁路长春以南的路段，由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控制，一般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由苏联工人和苏联铁路驻军组成的“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控制着——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命令“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李嘉谷《十月革命后中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交涉》）。一直以来，苏联和日本没少围绕着这条铁路给张作霖父子下绊子，如拒绝张作霖使用中东铁路运兵攻打冯玉祥等，让老张和小张十分郁闷。鉴于自己和苏联的实力差距太大，只要苏联不触碰他的底线——推翻老张家在东北的家天下，张作霖对待苏联的态度一向是能忍则忍。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以往。因为苏联近期的动作越来越大，首都革命、反奉战争、北伐战争的背后都有苏联人的身影，简直就是不推翻他誓不罢休，所以张作霖决定挥手告别当“孙子”的生涯，给苏联人一些“颜色”看看。张作霖虽然不敢向苏联发起战争，但杀个把人警告一下对方还是敢的，而他计划要杀的这个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而且还是苏联、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国民党的中间代理人。对张作霖来说，李大钊就是反奉的枢纽，杀他完全可以达到警告苏联的目的。这就是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参与苏联的谍报工作，和苏联勾结出卖中国”的理由处死李大钊的根本原因。

分道北伐

张作霖跟苏联翻脸之际，南方国民政府的内讧也到达了顶峰。这是干掉国民党的最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见此良机，张作霖果断地决定先发制人。可当张大帅环顾左右时，惊奇地发现，可用的大将实在是捉襟见肘。郭松龄被自己杀了，姜登选被郭松龄杀了，墙头草李景林被自己解聘了，“五虎将”如今只剩下张宗昌和韩麟春。虽然缺将，好在士兵很富余。一番调配之后，1927年5月，他兵分两路，全力南下消灭闹内讧的国民政府。孙传芳和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进军安徽、江苏一带，对付南京方向的北伐军。张学良和韩麟春率奉军主力南下河南，配合吴佩孚反攻武汉。其实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是趁机进入河南，把吴佩孚的地盘给“和谐”了。可吴佩孚也不是傻子，他坚定地拒绝了张作霖的“好意”，但同时也表示，若张作霖愿意为他提供充足的武器弹药和资金，他是很看好双方的友谊源远流长和稳固发展的。这下轮到张作霖不干了，因为吴佩孚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一旦有足够的武器弹药和资金，就有可能东山再起，这是张作霖所不愿看到的。于是，张作霖决定霸王硬上弓，强制“扶贫”。由此，张学良率十万奉军进入河南，占领许昌、郑州，吴佩孚退往南阳。革命的对象张作霖都动手了，国民革命军岂能示弱。可问题是“宁汉分裂”后，武汉、南京都自称正统，互不相让。尤其是汪精卫，素来以正统自居，很是看不上蒋介石这个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他此时正打算出兵讨伐蒋介石呢，没想到被张作霖横插一杠，只好暂时放过对方。宁汉双方架是打不成了，但合作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两边都选择了单干——单独北伐。先说南京方面的北伐。蒋介石并没有理会张作霖之前的示好，毕竟大家都是玩政治的，这几招谁不会。他命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以第一、第七军为主力，分三路讨伐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三人干得漂亮，一路北上，在徐州击败孙传芳和张宗昌，取得“徐州大捷”，之后进军山东。但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情，迫使蒋介石暂停北伐，撤回主力以保卫南京。至于具体是什么事，一会再说。再看武汉方面的北伐。武汉方面的阵容很强大，一共四路大军。第一路，唐生智，主力为其嫡系部队。第二路，张发奎，主力为“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十一军，以及一支在北伐中表现还不错的湘军部队——独立十五师，师长是一名叫做贺龙的中华革命党党员。第三路，投降过来的军阀部队。第四路，冯玉祥，主力为其麾下的西北军（国民军）。前三路归唐生智统一指挥，他和冯玉祥刚好一南一北，南北夹击河南的吴佩孚和张学良的奉军。前期战事波澜不惊，北伐军势如破竹，齐齐奔向奉军的前敌总指挥韩麟春早就预订好的决战地点：临颍一带（今河南漯河附近区域），他已经在这里做好了万全准备。这里地势平坦，特别适合奉军的王牌——坦克部队（拥有近二十辆从法国进口的雷诺FT-17坦克）和炮兵部队作战。这里有强大的兵力，奉军七万主力全部在这里。这里已经建好了强大的防御工事。生死成败就在此一战！韩麟春有了战死的思想准备，但北伐军的指挥官唐生智却不想死，面对兵力强大、装备占优的强敌，他唯恐自己的身家遭受损失，于是改令张发奎率军顶上，把自己的部队撤了下来。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唐生智这么干是为了让“铁四军”里的共产党人去送死，是反共的表现。但实际上，这很可能只是他的习惯而已——便宜由他占，送死别人去。可以预料，这绝对是一场恶战。但谁也不会料到，开战的第二天，在攻打临颍城的战斗中，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陨落了。他就是时任第十一军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的“黄埔三杰”之首蒋先云。当时他身先士卒，策马冲锋，连续三次身受重创仍不下战场，三仆三起，坚持指挥攻城，不幸被敌人的流弹击中，壮志未酬！“黄埔第一人”居然以如此仓促的方式悲壮地离去，以他的大才，本来应该有更宽阔的舞台等他去泼墨挥洒！东南百战斗犹艰，剑气升腾武胜关。千古悲风临颍路，中原忍见将星残。不亦悲乎！同志们，踏着蒋先云的足迹前进！历经三天血战，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付出了高达数千人的伤亡，攻克临颍，击毙奉军万余，奉军主力被击溃。6月初，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胜利会师。吴佩孚成了潜逃的光杆司令，从此开始打酱油。张学良率残部逃向黄河以北。随后，集势利眼与墙头草的精华于一身的阎老西儿，眼见吴佩孚和张作霖相继完蛋，也就挂上了青天白日旗，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开始落井下石，痛揍落水狗张作霖。就在这时，武汉政府后院起火了，而且还是两把大火，唐生智被迫收兵回师。

“马日事变”

先来看第一把大火。这把火是在湖南长沙烧起来的，点火的人是唐生智的手下何键。何键本是唐生智第八军里的师长，后来成为扩编三十五军军长，属于武汉方面北伐军的高级军官。蒋介石清党后不久，原本在上海、南京等地工作的一些共产党人转而聚集在武汉国民政府周围，大力声讨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同时继续开展工农运动。汪精卫本人是坚定的三大政策的拥护者，自然也是赞成工农运动的，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前面讲过，农会运动比较过激，打倒“土豪劣绅”是主要的活动。而此时的国民革命军中的军官，包括来自黄埔军校的军官，大都是学历不错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来自“土豪劣绅”家庭——毕竟一般工农家庭很难有支撑孩子读书求学的经济实力，更别提贫农家庭。也就是说，来自农村的国民革命军军官多出身于富农和地主。当这些军人得知父母亲戚在家乡被揪斗乃至于处决时，自然义愤填膺：我舍生忘死为革命，你们却在背后革我的命，这算什么事？！何军长的老爸也是属于被打倒的“土豪劣绅”一族。何军长的父亲先被抄家，后又被绑游街。1927年5月21日，何键指使手下许克祥于在长沙发动兵变，捣毁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杀死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此事史称“马日事变”。由此，共产党人在长沙的活动变得尤为艰难。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也在1930年被何键所杀。但奇怪的是，长沙属于武汉国民政府治下，受汪精卫管辖，而汪精卫当前并未和共产党反目，何键和许克祥的大老板唐生智的立场也十分明显：拥汪反蒋，那么何键和许克祥为何要擅自行动？难道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行为属于造反吗？公正地讲，何键和许克祥的智商并不低，算是正常人。但以何键老爹受欺负的程度，似乎不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做出让全家人掉脑袋的事情吧？答案很简单，有人在背后推动。站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是他们的新老板蒋介石。证据相当明显，兵变当日，许克祥宣布拥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在原大老板唐生智的攻击到来之前，率兵投奔南京。至于何键，此后一直颇受蒋介石的重用，是其麾下“反共”的急先锋。“马日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向武汉国民政府申诉，要求惩办“不法军官”。但是，“利益才是硬道理”。工农运动的过激行为已经损害到了多数国民党人士的利益，导致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对联共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抵触之心，导致国民党内“反共

反仆固怀恩却认为自己实力依然弱小，终于将吐蕃人作为自己的援军，来向他曾经效忠的大唐王朝发起进攻。事实上，当时在李豫和仆固怀恩之间没有一个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准确地说李豫虽然优待其家眷，但在仆固怀恩看来这是唐廷的一招怀柔政策，只是一种骗他去长安的手段，而他始终坚信保护自己家眷的最好方式，就是自己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越是这样其家眷就越安全。所以，仆固怀恩谋反不是野心的暴露，而是为了自保，可以说这是仆固怀恩的宿命，同时也成全了吐蕃人。广德二年（764年）九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十万之众入寇边境，李豫得到消息后，不得不下定决心用武力来解决仆固怀恩的问题，他派郭子仪出兵奉天（今陕西乾县）抵御仆固怀恩和吐蕃大军。郭子仪到达奉天后，得知吐蕃人已经逼近邠州，于是让儿子郭晞带领一万人马星夜驰援邠州。但就在郭晞走后，郭子仪又得知仆固怀恩的先锋军已经到达宜禄，郭子仪遂做出应对部署，调遣右兵马使李国臣作为郭晞的后援以防不测。四天后传来消息，邠州节度使白孝德和郭晞还是很给力，面对吐蕃大军的轮番进攻，硬是坚守住了邠州城，吐蕃人无奈之下只得退兵五十里安营扎寨。吐蕃人的撤退让仆固怀恩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他亲自到吐蕃人领军元帅的大帐内劝说其继续出兵，并引用“曹刿论战”的理论，告诉吐蕃人是不能泄气的。在仆固怀恩的不断鼓动下，吐蕃人终于再次出兵继续围攻邠州，由于先前白孝德和郭晞拼死抵抗，消耗了太多的兵力，所以这次两个人紧闭城门坚决不出战，仆固怀恩无奈之下只得和吐蕃人进逼奉天，试图擒贼先擒王打败郭子仪。但郭子仪却早已经找到了破敌良方！十月七日深夜，郭子仪调集数万大军，列阵于乾陵之南广布旗帜。仆固怀恩以为郭子仪毫无防备，想要发动突然袭击，但是就在他刚要行动时，忽然发现郭子仪的大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似乎在形成某种阵形，对于自己的老领导郭子仪，仆固怀恩还是十分忌惮的，再三犹豫之下他选择了退兵。郭子仪趁势命令副将李怀光率领五千人马追击仆固怀恩，不过仆固怀恩的撤退速度实在很快，李怀光一直追到奉天北边的麻亭也没能追上仆固怀恩，由于兵力较少而且与郭子仪大军距离过远，李怀光不得已撤军回到奉天。仆固怀恩这次意图进攻奉天，却因为郭子仪的疑兵之计而退缩，但他不甘心就此空手而归，所以回身继续进攻邠州，但由于仓促用兵，被郭晞和白孝德联手击退，不仅死伤无数，而且这次吐蕃人十分恼怒，在没和仆固怀恩沟通的情况下，一路沿径水撤退。吐蕃人的背信弃义让仆固怀恩十分气恼，当他听到吐蕃人连招呼都没打就扔下自己跑路时，这个心高气傲的将军在马上大发雷霆，但就在他准备找吐蕃人理论时，部将为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发家大本营灵武被河西节度使杨志烈率军攻破。当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急火攻心顿时口吐鲜血，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仆固怀恩的健康状况开始每况愈下。吐蕃人擅自跑路使得仆固怀恩无奈之下只得先回军驰援灵武，由于身体原因，他先派出骑兵星夜攻打灵武，或许是良心发现，吐蕃人看到仆固怀恩首尾自顾不暇时，主动派出一万骑兵帮助仆固怀恩收复灵武。灵武的收复让仆固怀恩的前沿阵地总算没有丢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节已近寒冬，这对于远征而来的吐蕃人十分不利，于是权衡再三，仆固怀恩留下部分人马驻守灵武，然后和吐蕃人撤退回陇西，准备来年再战。进入永泰元年（765年）后，一直到九月，由于唐廷主动向吐蕃示好，并让宰相元载在长安兴唐寺和吐蕃使者结盟，使得这九个月来边境一直太平无事。但这种局面却不是仆固怀恩所希望看到的，当他得知唐廷和吐蕃结盟的时候，仆固怀恩可以说是火冒三丈，但正所谓气火攻心，当时间进入九月后，长时间的精神压力和不断拼杀使得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支撑不住了。但仆固怀恩明白，既然走上了反叛朝廷的道路，是无法再回头的，现在唐廷和吐蕃结盟就是个信号，那么接下来唐廷的目标将是自己。所以为了寻求自保，他再一次游说吐蕃人，希望他们能够跟着自己继续进攻唐廷，而本来就反复无常的吐蕃人同意了仆固怀恩的请求，对于他们而言，完全可以做到一边做兄弟，一边做对手。九月一日，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吐谷浑人马共计十万进犯，李豫得到消息后命令长安周围各节度使集中兵马对长安形成一个保护圈，但仅仅七天后就传来仆固怀恩病逝的消息。仆固怀恩这次可以说是强撑病体进犯唐境，他亲自率领朔方军坐镇大军之后进行指挥，但病痛的折磨没能让他坚持到最后，当大军走到鸣沙时，仆固怀恩暴死于军中。一代名将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悲喜一生。后来吐蕃、回纥大军为郭子仪所击退，李豫听到消息后，遗憾地说，“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但李豫知道真相实在太晚了，因为诸多误会以及消息沟通不畅，致使平叛名将终究走上一条不归之路。仆固怀恩全家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两个女儿牺牲个人幸福为国远嫁和亲，可谓满门忠烈。可惜这样一个忠勇之人却不被朝廷信任，被史学家记入“叛臣传”，确实令人感慨和同情。事实上，仔细分析仆固怀恩从忠臣到叛将的整个过程，除了他本身性格的缺陷，以及诸多误会和沟通不畅的客观原因，这其中还隐藏着一股外力的推动作用，前边我们说过，当时朝廷说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四个人，而其中两个人是宦官。事实证明，说仆固怀恩有被宦官逼反的嫌疑并不为过，而纵观李豫当政时期，平息宦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跨过去的一道坎。第八章平息宦乱傲视天子谁都知道李豫称帝是宦官拥立之功，虽然他早已经被立为太子，继承皇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李亨去世前由李辅国发动的那场宫廷政变，还是让李豫的继位蒙上了一层宦官拥立的色彩，而且当时李豫被李辅国的人变相软禁，在李豫即位后，以李辅国为首的宦官一党本能地表现出一种拥立之功。李隆基在位时，宦官开始掌握权力，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高力士。但高力士是个好宦官，凭借李隆基的绝对信任，本来有专权的机会，但好人高力士依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尽心尽力地做一个皇帝的仆从，效忠他跟随多年的李隆基，不论他是万人瞩目，还是无人理睬。当高力士听到李隆基病逝的消息后，他也追随太上皇而去，口吐鲜血倒地而亡。高力士离去之后，唐朝直到灭亡为止，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忠心不二的宦官。而从李亨继位伊始，给予了李辅国过高的权力，甚至将身家命脉——皇家禁军，完全交给这个服侍自己多年的奴才，只因为李亨处在人生十字路口艰难抉择时，是李辅国为他指明了方向。我们不能否认李亨对李辅国的感激之情，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高力士那样正确看待自己，通过李辅国逼迫太上皇李隆基住进西苑，一直到李亨临终前发动的那场政变，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马厩奴才出身的宦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视权力如同生命，在拥立李豫继位后，他更不把这个曾经被自己软禁的皇帝放在眼里。李豫的心中始终对这个下狠手的奴才怀有憎恨之情，在他即位之初忙着平定史朝义叛乱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大宦官李辅国对自己所做的那些不敬之事，虽然李豫性格温和，不是那种有仇必报的人，但为了江山社稷，为了激浊扬清，他始终没有忘记清除掉李辅国这个毒瘤。事实证明，宦官虽然拥有权力，但如果失去皇帝的庇护，其结局客观地讲还不如自家养的宠物。而当时李辅国依然沉浸在专权的美好日子里，在他看来，自己拥立的皇帝完全被自己控制在掌中。李豫刚继位时，他曾经用颇具挑衅的话语告诉李豫，说陛下只要好好待在宫里就可以了，所有的事情都由老奴来处理。李豫听完后，犹如芒刺在背！不过李豫当时并没发作，因为他明白自己刚刚继位，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去理顺，对李辅国暂时还不能轻举妄动，虽然他内心十分不满，但表面上依然尊敬李辅国，尊称他为“尚父”，所有事情全都先和李辅国打招呼再作决定，而且大臣进宫朝见皇帝，都要先去面见李辅国，然后再去见皇帝。对于这种超高规格的待遇，时间长了，李辅国也认为这是他应该得到的，所以泰然处之，尤其在李豫面前丝毫没有诚惶诚恐的感觉，而在表面尊敬李辅国的背后，李豫的内心始终隐藏着杀机，他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李豫的心机，这位从宫廷百孙院里走出来的大唐皇帝，在经过战场厮杀的历练以及先前那场宫廷政变的波澜后，其内心已经十分强大，就在他继位的一个月后，他还加封李辅国为司空、中书令，实封八百户。在李辅国看来，这是李豫对于自己拥立之功的一种回报，然而他不明白，自己对于李亨而言确实有拥立之功，但对于李豫而言，这个可恶的奴才简直就是在胁迫自己。李豫依然丝毫不露痕迹地稳住李辅国，让他尽情享受自己给予他的超高规格的待遇，但同时他那聪慧的头脑始终在寻找制约李辅国的方法，就在李豫积极寻找对策之时，一个人站了出来，这个人看出了李豫对待李辅国的态度极为反常，所以他秘密面见李豫，请求皇帝陛下削减李辅国的权力。这个人就是在李亨去世前李辅国发动兵变时充当马前卒的程元振。程元振，京兆府三原（今陕西三原）人，少年时为了养家活命，被迫阉割，托人送入京城长安，入侍皇宫，先在内侍省做些扫地、打水、倒马桶的工作，由于聪明伶俐，逐渐升为内射生使，统领射生手侍卫皇帝。在李辅国发动兵变之前，程元振可以说是默默无闻，如果不是因为他向李辅国告密，程元振恐怕会一直默默无闻下去，但正是这次告密改变了他的命运。事实上，程元振的告密行为并不能说明他有多大的政治目的，当时身处旋涡之中，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命。坚决与张皇后和越王李系划清界限，这是程元振当时的唯一想法，不过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程元振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知道以李系和张皇后的智商和实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随着李辅国兵变的成功，李豫即位后程元振算是拥立功臣，李豫加封他为飞龙副使、右监门卫将军、上柱国、知内侍省。这一连串官职标志着程元振获得了皇家部分禁军的掌控权，以及内侍省的操控权，是仅次于李辅国的朝廷二号宦官。可以说随着官职的提升和权力的增加，程元振在朝廷内人气飙升，最关键的是程元振是一个和李辅国一样的人，都视权力如同生命。同时也都是不甘居于人下的人！如果没有发生那场政变，地位卑微的程元振是打死也不可能请求李豫削弱李辅国权力的，但权力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能让一个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看到皇帝陛下被迫忍受李辅国的嚣张跋扈后，程元振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现在，他如果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能依靠两样东西——皇帝的权力和自己仅有的一点兵权。在程元振看来，皇帝的权力可以削减李辅国的权力，而自己掌握的部分皇家禁军可以保障皇帝行使权力。换句话说，一旦皇帝陛下因为限制李辅国的权力而遭遇不测时，程元振掌握的禁军必须顶上。这也是程元振之所以敢向皇帝进言的筹码所在。事实上，当时不仅程元振看到了这一点，苦于没有机会制约李辅国的皇帝李豫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程元振面见自己说出想法后，李豫开始动心了。身首异处宝应元年（762年）六月，在李豫忙于应对平叛事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清除李辅国这个身边的毒瘤，在和程元振密谋多次后，他终于下定决心整治那个曾经胁迫自己的奴才。六月十一日，他让程元振率领能够掌握的禁军迅速集结在内宫周围，其意图是让程元振守护内宫，一旦李辅国胆敢轻举妄动，程元振的人马可以抵御。在看到程元振部署妥当后，李豫立即下诏解除李辅国元帅行军司马以及兵部尚书的职务，以程元振代理元帅行军司马，并命令他迁出皇宫居住。李辅国看到诏书后差点没晕过去，他不明白皇帝陛下为什么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免去自己最有实权的官职，而当他听到程元振已经带兵将内宫团团护住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次皇帝陛下是动真格的了。李辅国当时虽然担任兵部尚书，但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唐代的兵制，应该说兵部尚书并没有真正掌握兵权，李辅国真正能够掌握的是当时皇家的绝大部分禁军，可是当时程元振已经做好准备，时刻准备拼命，而且他真要调集禁军向皇帝开炮，恐怕禁军也未必能够买账。总之一句话，在那个时代，大唐皇帝还没有彻底失掉威信！所以，李辅国没有必胜的把握。既然无法硬抗，那就只能采取迂回的方式来自保。现在皇帝陛下诏书已下，想要改变已经不可能，李辅国决定采取逆向思维，向皇帝陛下上表请求让出中书令的位置。在他看来，自己这种诚恳的态度必然能够打动皇帝陛下，仁慈的皇帝至少应该是挽留，只要回到宫内，自己就会有机会重新上位，然而他最大的失策就在于他认为的拥立之功，在李豫那里却被认为是胁迫。所以表文递上去，六月十三日皇帝批复下来，两个字“准奏”。这一次李辅国彻底愤怒了！失去理智的李辅国转天前往内宫面见李豫，名为谢恩，实则是去质问。“谢陛下体谅老奴，让老奴卸掉长久以来身上的担子，得以休养。”李辅国行过大礼后，第一句话就带有挑衅的味道。“呵呵！尚父拥立之功朕当永远铭记，奈何朝廷事务繁杂，朕恐尚父操劳过度，故而卸去尚父的官职，到宫外居住休养。”面对李辅国的挑衅，李豫并没有与之针锋相对，依然尊称李辅国为“尚父”，但其话语明显是绵里藏针的回击。李豫的话让李辅国如骨鲠在喉，片刻之后他哽咽地说道：“既然老奴侍奉不了陛下，那就到地下侍奉先帝去！”言罢，李辅国转身气冲冲地走了。面对李辅国挑衅的言语，李豫一笑而过，他明白这意味着这个该死的奴才已经黔驴技穷，所以在李辅国向外走的时候，李豫依然笑着说道：“尚父保重身体啊！朕会派人经常去探望你的。”不可否认李辅国临走时说的话乃是气话，但让他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他真的实现了到地下侍奉先帝的愿望。随着李辅国的倒台，他先前的死党如秘书监韩颖、中书舍人刘烜、山陵使判官裴冕等人均被罢官流放岭南或赐死。事实上，李豫的这种做法已经算是对李辅国开展了清算运动，但这一切并没有引起李辅国的重视。李辅国本以为皇帝罢免他所有的官职后，不会再追究他先前的所作所为，所以他在皇宫外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一直到十月十八日的那个夜晚，该来的报应终于降临在李辅国的头上。当李辅国说完挑衅的话语转身离开内宫时，李豫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他知道罢免李辅国的官职仅仅是个开始，多年的政治历练，让他深切地懂得对于权力欲极强的人，尤其是李辅国这样身体残缺不全，且心里存有某种阴暗想法的人绝不能手软。必杀之！这是李豫心里唯一的想法。但李豫同时也明白，李辅国无论多么嚣张跋扈，毕竟有诛杀张皇后之功，如果公开将其正法恐怕会落下屠戮功臣的骂名，罢免李辅国的官职已经达到了李豫树立权威的目的，而杀掉李辅国则是清除潜在的威胁，完全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正所谓特殊的人物必须要寻找特殊的方法来解决特殊问题。对于李辅国这样的人，李豫认为秘密除掉乃是上策。于是在十月十八日的那个夜晚，李豫秘密派遣心腹武士前往李辅国在宫外的宅院执行刺杀任务。当杀手在李辅国居住的房顶上掀开瓦片向下观看时，这个已经被排挤在朝廷之外的老奴才，此刻刚刚参加完府内的宴会，浑身酒气的他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熏得房顶上的杀手不禁捏住鼻子。杀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然后挪开几片瓦，纵身跳进房间，轻轻走到李辅国的面前，手起刀落砍下其头颅和手臂，装进袋子后回去向皇帝陛下复命。或许杀手的手法实在炉火

九月降封为辅国公。他死后，其嗣子鄂勒哲图承袭辅国公，后晋贝子爵。其后几代的爵位，都在贝子和辅国公之间变动，始终未得到王品级位。达赉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承袭辅国公。民国建元后，袁世凯为笼络蒙旗王公，在原有王公品级上各晋一级。因此，达赉晋为贝子，人们称之为“达贝子”。

(二)

贝子达赉的历代先祖，从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起直到他本人一直住在京师，因此与清廷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又有御赐“国恩家庆”之匾，慈禧太后的御书“福寿”之联，借以显赫炫耀门庭。贝子达赉的府第，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府内修有假山草地，水阁凉亭和戏台；正房设有大厅、客厅、书房和家堂；在花园里还有鸽子房。此外，有管事处、回事处、账房、护卫室、厨房、汽车库和警察房等设置，真是应有尽有。在达赉贝子府内的管事人多半是北京人和会讲汉话的蒙古族拔户人来充任工作。因为纯蒙古族人不会汉语，所以不用。民国初年达赉贝子府的管家有王二、晋三，他们都是北京人，可是蒙民都得称他们王二老爷和晋三老爷。从1919年到1925年之间，管事人换有京东汉人蔡珍和通辽县四家子村拔户人敖达和李景阳等，到了1931年又换了北京人张庆隆和骆俊。在达赉贝子府当差的管事人分为三个等级：一等护卫是三品顶戴，二等护卫是四品顶戴，三等护卫是五品顶戴。民国初年，清室虽然被推翻，但蒙古封建王公统治制度依然存在。王公们在本旗出入，仍然是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满清顶戴，穿马靴，挎腰刀，耀武扬威。王公有时乘马，有时乘坐小车子(轿型的马拉车)，所到之处，蒙民遇见时需立即双膝跪拜，口呼王爷恩典。达赉贝子久住京师，不仅以哲盟十旗王公驻京代表自居，而且被袁世凯聘为高等顾问。达赉贝子熟读汉文，畅晓蒙情，深为袁世凯所器重。达赉贝子所乘的汽车可以直达总统府。他是蒙藏院的议员，每年付给达赉贝子车马费千元。达赉贝子每天吸大烟时，是由北京人晋杰臣跪着给他烧烟泡，烧好后送到达赉贝子的嘴边。达赉贝子每天早点和晚点，除了奶茶、奶酪、奶皮子外，还有各种上好的糕点。而在早午晚三餐中摆不同的三种酒席。开饭时，达赉贝子和他老婆(人称福晋太太)两个人一桌，他的长子多尔吉(汉名多振甫，是北京汇文中学的毕业生，人称“多公爷”)和他的老婆马淑俊(奉天省马道台的女儿，人称“大奶奶”)另开一桌，多尔吉的姐姐(人称“大格格”)单独放一桌；多尔吉的儿子包儒、包义(人称“阿哥爷”)为一桌，全家人一次吃饭要分成四处。管事人王二、晋三和温玉堂专管达赉贝子夫妇用饭，骆俊、倭什浑、李明山管多公爷开饭。女仆多是北京人，有关妈、张姐和绿叶等专管达赉贝子的独生女儿大格格一人开饭。关信、李明福、丹森等专管阿哥爷开饭。开饭时，男女仆人、丫鬟站立在主人两旁，用双手往上端饭菜，主人有呼必应，有问必答，一直侍候主人吃完饭离开饭厅，奴仆们将所有的餐具撤去后，才能吃饭。奴仆们的处境，非常困苦。他们都是王公的奴隶，没有任何报酬。进入府内，一不准仰面向上看，二不准左顾右盼，违犯这些府规，就要受到鞭棍的抽打。每逢贝子和福晋的寿辰，或是小孩弥月(满月)，都要演戏。当时北京的四大名旦，都在召请之列。达赉贝子出府时，首先大开仪门，后开大门，仆役人等要规规矩矩地站立两旁侍候。达赉贝子除坐汽车外，凡是坐小车或是骑马，在上车下车或上马下马时，先命某个奴仆跪伏在地上，用脚踏着奴隶的膝盖、肩膀或脊背上上下下。达赉贝子在北京街上闲游，向来不与老百姓说话；到商号去买东西(要买他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其余都是管家去买)时，端然正坐，旁若无人，经过管家把东西拿给达赉贝子看，他中意了，再由管家说明价格。他一高兴不但不讲价还要多给，这样商号多卖了钱，当差的也从中大捞一把。

(三)

达赉贝子虽然久住北京，但他的一切生活费用，都是由属下的管家，每年到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北府(在达王府东北五里处)和从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注367收取租赋来供应。每逢遭到荒年时，在穷苦蒙民中流传着“达尔罕王大甸子，穷的穷死没人管，富的富死有人看，王爷无福民遭难，蒙古老爷是混蛋”的民谣。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的财产，按1910年的统计，有牛1000多头，马3400匹，羊上千只，另外在怀德县公主岭有一处中公益地局，在榆树县有一个中成地局。这两个地局，每年所收的地税达20多万元。达赉贝子虽有这些财产和收入仍然是入不敷出。1913年(民国二年)4月24日，达赉贝子因久居京师，耗费过大，外债累累，无法偿还，因此，以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锡伯人等的人口日增，生计艰难为由，又经本旗扎萨克的允准，复经蒙藏事务局转呈袁世凯批准，将所领有的牧荒两段出放。该荒段坐落在通辽东面，第一段西从摄力吐、包力营子、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约计为15里。第二段，西起乃木格勒、那拉噶庙、玛立营子，东至套勒干吐，胡力海庙止，东西长约50里，南至辽河、北至沙坨，宽为15里许，将此荒段按从来蒙地出放之章程，以供核实丈放。不论蒙汉旗民，照定章，备价承领，发给执照。地价为两等：上等地每垧价银六两，中等地每垧价银五两。首先将原有所属之台吉、壮丁4000余户以及锡伯人等，按数拨给牧荒，以资养赡，此外已开垦之熟地，仍由原垦户照章承领，并对熟地限当年进行清丈升科。未垦之生荒，限三年秋升科，将所得之荒价作为十成，以五成归国家，五成归自己收入开销。袁世凯批复时曾考虑该贝子达赉出放此荒，是为了偿还累债，因而按照卓哩克图亲王放荒还债之例，特予减免，以二成报效国家，八成归达赉开销，允许出放。可是达赉贝子所指出放的第一荒段，乃是本旗闲散多罗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的领地，当该贝勒得知贝子达赉要把自己的领地予以出放时，就向奉天都督提起公诉。在诉讼中提到：“而今达赉贝子开始出放之两段荒之内，辽河南岸之西从摄力吐、包立营子屯、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潘家店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15里许地方，原为本贝勒之领地。此间既已村屯相连，居住此地从事农耕者，均为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随公主下嫁时前来之陵丁数千户，而与辽河北岸专以游牧为生者不同，相互之府第，河南河北亦各有处。卓哩克图亲王之蒙员曾频频侵入我之领地，极欲开发耕种之际，而达赉贝子亦猥称拟出放我之领地，言甚忤断，孰不可忍，请查实裁决”。奉天都督为此曾向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咨行询问是否属实，而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在复文中提出：“不向本扎萨克说明，决不准任意垦放，若达赉贝子放荒之事属实，绝不允许。”于是，达赉贝子遂将辽河南之荒段搁置起来，只请示出放第二段荒地，而奉天都督认为，如对此决定允准出放，必然要引起是非，乃进一步向旗扎萨克进行咨询，因此拖延到1914年(民国三年)春，才得到该旗扎萨克的承诺。然而，达赉贝子对该荒地的出放，企图委托蒙古实业公司来开垦。这样，奉天都督在丈放中坐收渔利的如意打算则成为梦想，因而对达赉贝子起了反感，事情虽然由大总统袁世凯批复，但拖延不发，使丈放事务无期实现。不久，张作霖接任了奉天省督军之职。当时达赉贝子也与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达成协议，既得到了该旗扎萨克的允许，又得到奉天督军的批准，于1916年(民国五年)将辽河南1400方，辽河北2000方两段荒地，合计约3400方地开始丈放。一等地每垧价银12两，二等地每垧价银9两，三等地每垧价银6两。同时征收一五经费。这次放荒，与以往两次放荒不同。过去放荒时，只设立“官荒局”，经办事务；这次放荒，是由哲里木盟副盟长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和硕卓哩克图亲王、翊卫使色旺端鲁布、科尔沁郡王衔多罗贝勒杨桑巴拉、科尔沁多罗贝子正红旗蒙古副都统翊卫使达赉、科尔沁贝子衔辅国公镶白旗蒙古副都统翊卫副使阳仓扎布等，联衔向张作霖提出了咨呈，要求设立“蒙荒局”，并请求专为设“蒙荒局”刊发钤记。为的是遇有蒙汉纠纷的事情，就可以由官、蒙两局的总办，经过会商解决。后来得到批准，旗扎萨克遂派了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为“蒙荒局”的总办，协理呼尔齐默尔根、布胡鄂鲁什虎二人为帮办。又经各王公贝子等共同议定，由呈准出放的3400方地中，辽河南北各留700方，计1400方，以便分别拨给各个王公领内的台吉、壮丁、喇嘛、陵丁等作为留界产业，借以维持生计。其分配办法是：扎萨克达尔罕亲王、温都尔亲王、卓哩克图亲王、贝勒杨桑巴拉、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贝子达赉、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等9份，各份拨留150方，其余50方由扎萨克印务处的办事人员分劈，共合为1400方。所余下的辽河南北计2000方地，由“官荒局”和“蒙荒局”总办和帮办，妥为接洽，商酌办理，并令蒙汉人民准备地价各半分领。到了1916年(民国五年)10月18日，丈量辽河南地段共有1100多方，与原来呈报的1400方数字相差太大。到民国六年，经官、蒙两荒局已经丈明辽河南、北两荒地共有3100多方，地数不足于原定的数目，又因此界外没有荒地可以丈放。台吉户地，按所定章程台吉一户要拨给两方地，壮丁每户拨给一方地，全是在放荒段内指拨，留作蒙古人的生计。将已经丈过的3100方地中，以1100方，拨留作为户地(留界地)，其余2000方由蒙汉人民准备地价永领。向奉天省省长进行了呈请，可是在省长的批复中，指令要在新河另段来安排户地。接到这个批示后，达尔罕亲王认为事关全旗，没敢擅自决定，因此派人去北京，同该旗各家王公举行会议，同时令“蒙荒局”在户地没有得到解决以前，暂时不准拨放土地。到1918年(民国七年)2月21日，蒙荒局总办色拉哈旺珠尔，因为已到春耕季节，再不能拖延下去，必须求得早日解决，以免重蹈巴林爱里新荒的前辙。因此，以亲家的关系，特派他府里的巡边局局长于振藩致函给张作霖：“……历办蒙荒，向予台壮各户留界，此次拟于段外拨给，安土重迁，不无可悯！设或户地久不解决，一经拨放，必酿风潮，因商以和平之法，使台壮户地就段内安排，缩小拨给，以资生计。查河南直得者台吉271户，壮丁417户，不应得地者拔户人等1553户。试以河南而论，台吉两户拨一方，壮丁四户拨一方，占地无多，变通办理，不惟体恤民情，对荒务之进行，诸多裨益，致使荒务早日完成……”1919年(民国八年)又经北大荒界内22个村汉户、壮丁和陵丁的代表李俊、马永林等四名，前往奉天省达尔罕王府恳请拨给生计地，遂将分给台壮所剩下的地亩，酌情拨出60方，分给了这村2000多口拔户人，作为他们的生计地。一直到民国八年12月1日，经梅伦喇喜巴拉丹，会同了通辽县的明监督，商务会的李总办，同时旗扎萨克又派去印务扎兰乌勒吉，把应当得生计地的台吉、壮丁召集到通辽公合地局，将470多方地进行了抽签拨给，又把余下的50多方地分给了原在辽河北荒段里的500户台壮和拔户人，使他们也能各安生业，这才平息了事端。在荒价的分劈上，除搬效国家外，将余下的荒价作为十成，达赉贝子得四成，达尔罕亲王应得辽河南北荒价的六成，又从辽河北台壮应得的分内再提出三成，共九成，将此作为十成，分给帮办盟务亲王一成五、卓哩克图亲王一成五、公费三成。当差的台吉们二成五，已经故去贝子衔镇国公多尔济的过继子乌勒济毕里克图五分，旗内各寺庙一成。直到1920年(民国九年)，丈放辽河南北荒务工作才全部完毕。达赉贝子虽在出放辽河南北荒段中得到了荒价，但仍然感到经济拮据。1927年，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内招汉人垦荒种地，约有30000亩。他是按犁杖收租，每副犁杖征收租十至十五石，这样每年可收粮上千石。达赉贝子除上述的财产收入外，还有属下的壮丁几百户为他服役。姓温的有百户，姓德的有五六十户，姓李的有七八十户，姓王的、姓刘的各几十户，还有席姓户，世代为厨役。在壮丁中的拔户人里的上层人物，如安垦局局长李景阳、中公益地局局长德本、地局帮办温玉堂等都因经理收租而大发横财。达赉贝子府的奴仆在北京的有60多人，在北府(科左中旗)的有50多人，各地局的职员有40多人。

(四)

达赉贝子的儿子多尔吉，人称“阔大爷”。从这个绰号可知他是一个讲吃喝摆阔气的王公子弟，家务大权完全操持在其妻马淑俊的手中。马淑俊年轻时在北京读书，结识了多尔吉，因马淑俊生得貌美聪明，两人一见钟情，誓结终身佳偶。可是达赉贝子认为马淑俊虽是旧道台之女，家业却早已衰落，因而对多尔吉的婚事横加干涉。但多尔吉与马淑俊却陈仓暗度，木已成舟，终于使达赉贝子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婚后，达赉贝子的门庭，每况愈下，收入减少，消耗过大，债台高筑，难以解决，无可奈何只得将祖遗府第，原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住宅，以15万现洋的房价，卖给了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1923年，多尔吉随达赉贝子从铁狮子胡同迁移到北京东四十条汪家胡同十一号一座宽大的宅院里，这是每月以1000元租金租的宅院。迁到新居以后；因多尔吉恼恨达赉贝子宠爱继母陈氏，钱财尽由陈氏掌管，于1926年，偕妻马淑俊和儿子包义，偕同亲信奴仆骆俊、李明山、老妈子关姐、丫鬟绿叶等十几人，冒着寒风大雪从北京坐火车跑到沈阳，与其父争夺经济来源(因为达赉贝子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每年征收20多万元租金)。经多尔吉的岳母马老太太疏通张作霖的五姨太太的母亲王松岩(人称王老太太)，依仗张督军的权势，派他的义子邓子禛，用武力驱出原中公益地局局长蔡珍，令邓充任该地局的局长。王老太太为了拉拢多公爷(多尔吉为辅国公)，还把奉天南关德源酒店胡同的宅子，让给了多尔吉夫妇居住。随后多尔吉下手谕委派温廷为中公益地局副局长，借以监督邓子禛。但是，邓子禛凡事不让温廷插手，仅在两年之间，就成为暴发户。达赉贝子闻讯赶赴沈阳达王府。王老太太见事机不妙，同达王福晋朱博儒和达赉贝子一起去见少帅张学良。经过磋商，将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租赋仍然由达赉贝子委派局长收取，令多尔吉回北府居住。在父子争夺中公益地局和中成地局的主权时，父子齐下手谕，叫奴仆们为自己效力，使奴仆们进退维谷。当时中成局局长张德增，在给北京达赉贝子的辞呈上曾这样写道：“……抗违老爷为不忠，不尊少爷为不义，既不忠不义，奴才何所取为？！……”1928年，多尔吉与夫人马淑俊去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时，途经通辽车站，迎接他们的奴仆，见到火车开动，电灯明亮，便跪在地下叩头，齐声惊呼：“宝拉罕！”认为这是神力所为。多尔吉夫妇见状啼笑皆非。他看到蒙民如此愚昧，深为慨叹。因此，决心办学，以使蒙民子弟读书认字，增长知识。多尔吉夫妇回到北府后，对达赉贝子的来信谕文，多半积压，不予执行。多尔吉主张兴学，在温玉堂辅佐下，将北府外院改修，作为“固山贝子府蒙汉小学校”的校址，多尔吉任校长，并派温玉堂、杜喜二人为劝学员。温大明和另一名蒙古人为教

草莓榴莲丝瓜秋葵污污无限看破解版其事；晖儿和S已经因晕车而显得脸色苍白了起来；林岳一路不停地说着话，我知道他是想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但在这颠簸的路况上，也只是杯水车薪罢了。“嘎”，厢式货车骤然急停，毫无防备的众人身子一片歪倒。“嗨～～我说老凡，你丫注意着点儿开行不？！”林岳差点一头撞上挡风玻璃。我没答话，伸手指了指车子的前方，小路右侧的树林里横着两辆黑色的越野车。这是两辆路虎发现Ⅱ型越野车，4.0排量，V6发动机，近七十万售价的车辆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在偏僻小路上，唯一的解释：这就是陈子浩他们驾驶的车辆。两辆路虎此刻已经熄火，车内沉寂得没有一丝动静，侧面的车窗蒙着乌黑的单透膜，眼前的距离是无法透过车窗看清车内情况的。我将厢式货车倒出数米，招呼林岳下车，两人小心地向树林中的路虎摸去。这两辆应该是空车，直到我俩触及车门拉手的那一刻，车内依旧毫无动静。但就在这时，两人的肩头突地一紧，身子不由被人拉得向后退去。“傻小子们，这么大的煞气，你俩找死吗？”耿婆严厉道。两辆车子头尾相接，敦实地拦在面前，无论是车身还是周围都感觉不到有任何的异状，可耿婆那严肃的样子肯定不是在耸人听闻。呜地一声，狴犴的身影出现在面前，涨大到老虎大小的身躯堪堪拦在了我们和车子的当中。只见它抬爪昂首，口中发出一声震撼地咆哮，两只前爪狠狠地拍在了车前的地面上。“窣……窣……”车子的另一侧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似乎有什么东西从车上掉落了下来，紧接着便是一股怪风逐渐远去，隐约间我的脑海中映出数个奇诡的影像。“镰鼬？！”那是几只黄鼬般大小的东西，身子弹动着如风般消失在不远的树林中，两只前爪上长着一对锋利的镰刀状物体。“扶桑镰鼬，性金亦从风属，奇诡凶残，乘其尾随风而行，前足锐利如镰刃，纵百炼精钢且不能敌也。扶桑倭人，以神敬之，创隐忍之术，铸弯镰效法，善取人首级。”这种产于东瀛扶桑的凶残虚灵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偏僻的树林中？而且隐匿得如此之好，要不是耿婆及时将我俩拉回，只怕我和林岳早就成了两具无头尸体了。狴犴不放心地在车子周围徘徊了一圈，确定没有危险之后，便低低地朝我们吼叫了两声，身体渐渐缩小，紧赶几步跳进了紧跟而来的S怀中。既然出现了镰鼬，车内又如此地死寂，这帮人很可能……两辆车子里都是无头的尸体，颈部的断口平滑整齐，尸体保持着各种姿态，且十分自然，没有任何的扭曲和变形，临死的那一瞬间似乎正在这片树林中停歇休整。“呃……”S躲在一边大口地呕吐了起来，虽然车内没有任何的血迹和腥气，但这些诡异的尸体也足以让人反胃了。我拍了拍脸色苍白的晖儿，示意她去照顾下S，虽然晖儿没有立即呕吐，但我能感觉到她正在强忍着恶心。尸体被搬下了车，整齐地排列在一边的草丛中，一共有九具，林岳拧着四条眉毛一脸沉思地检查着。“扶桑镰鼬仅活动在现在的日本一带，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疑惑地向耿婆问道。耿婆没有回答，踱着步四处探查了一圈，半晌才回头望了望我。“你问我，我又去问谁？”她沉着脸道，“连虚灵身上的煞气都感觉不出，真不知道你俩是怎么活着从云南回来的。”这番话听着十分刺耳，但却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和林岳根本就没有查觉这些东瀛镰鼬的存在，尤其是我的听风能力，似乎对这种虚灵完全没有反应。“老凡，你知道为啥车里没有血吗？”林岳从尸体边站起身来，“这些尸体体内的血液全部凝结了。”人类的血液凝结通常只有三种常见的原因，伤口保护性凝结、血液中混入凝血性毒剂或者是长时间死亡后自行凝结。不过，这些尸体的血液却不属于以上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林岳用小刀取出了一部分凝结的血液样本，那些凝结的血块就像我们平时烧熟的鸡鸭血一般。“高温烘培导致的凝结。”林岳摇头道，“这些家伙就跟活烤的鸭子似的。”能造成这样结果的唯一可能就是饲虚一派的灵火，从尸体上辨别，这些人都是年龄在二十到三十多岁上下的年轻人，而陈子浩却并不在其中。是他下的毒手？大费周章地杀死这么多手下，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布下疑局，让我们葬身东瀛镰鼬的刀足之下吗？“他们把书毁了。”晖儿从其中一辆车上下来，递给我一些残破的纸片。从残片的纸质来看，年代已是十分久远，有明显的灼烧痕迹，部分残留着“阅世”、“八神”等字样，看样子应该是属于刘基那本《阅世奇门》上的。“有灵火的痕迹，附近植物的水分蒸发相当厉害。”林岳从一棵大树上荡了下来，“要不是老耗子不见了，我还以为是臭脸大哥干的呢。”“丁火死门，玄武入离，老婆子太久没出门了。”耿婆叹了口气，用脚抹去方才划在地上的东西，“饲虚一派的后辈中出了这些个杀神，只怕后面死的人会更多。”“您老算出是谁了？”林岳瞪大了眼睛道，“是那老耗子还是臭脸大哥？”“你以为奇门遁甲是通天彻地万试万灵的？”耿婆沉脸道，“能知道那么明白的话，我还用跟着你们这俩臭小子瞎转悠？”林岳讨了个没趣，讪讪地闪去了一边，帮着S和晖儿从厢式货车上拿下行李。刘基的《阅世奇门》被毁，陈子浩离奇失踪，树林里留下了一批奇诡的无头尸体。扶桑镰鼬的出现，现场残留的灵火痕迹，原本顺藤摸瓜的跟踪线索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丢下厢式货车，我们换上了其中一辆路虎越野车，返回了主干公路上。“好家伙，这车坐着可是舒坦多了。”林岳在车座上扑腾着，“咱也算是鸟枪换炮了。”“你就不能安静会儿？！”S瞪了他一眼，“狴犴都比你乖。”狴犴神情得意地冲着林岳呜呜了两声，舒服地在座椅上翻了个身，肚子里发出一阵惬意的噜噜声。“靠，我要变它那样，不就成了只懒猫了？”林岳嘀咕道，不屑地瞥向狴犴，却正迎上它那同样不屑的眼神。一人一兽就这么僵持地对视着，谁也不肯示弱。“亦凡，目前的线索都断了，接下来我们该去哪里呢？”晖儿沉吟道，“莫炎一直没有回复你的邮件，他那里会不会出事？”“不清楚，莫炎个性孤僻，不回邮件未必就是出事了，也许他正在我们附近也不一定。”我翻开遮阳板道，“至于该去哪里，陈子浩他们其实已经留下了线索。”“小子，我是低估你咯。”耿婆看着遮阳板内露出的东西，不由笑道。大多数驾驶者都喜欢在遮阳板内夹藏地图，陈子浩的司机也不例外，翻开的遮阳板内放着一幅公路地图，上面用红笔清晰地标注着行进路线，而在一些地点上着重做了标记。“我们下一个该去的地方是河南省巩义市。”我瞟了眼地图道。“那里有什么名人古迹吗？”S问道，“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林岳摇头晃脑地吟道，“那里是北宋皇帝的窝点——宋陵。”“北宋宰相赵普就葬在宋陵。”我接着道，“那是北宋最有名的奇门遁甲大家。”……一路上，我和林岳轮流驾驶着车子，为了避免被沿途的路卡人员认出，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些偏僻的小路，在路虎越野车的良好性能保障下，行进的速度并没有被拖延。“很快就进入河南省境内了。”我看着地图道，“今晚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出发。”我们落脚在一家简陋的旅店里，沿途的劳累使得大家都早早地入睡了。低低的声响传入耳中，混合着飘忽不定的梦境在脑海里不住缠绕着，我烦躁地挥了挥手，企图赶走这讨厌的干扰，但一种特殊的感觉却令我迅速地清醒了过来。那声响依旧继续着，低微但却清晰，仔细听去像似某个悲恸的妇人正在啜泣。“这才几点啊？”林岳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脸不耐烦道，可能他正在做着什么美梦，却被我不由分说地拽了起来。“靠，大半夜的哭丧，听着怪滲人的。”林岳也听到了那古怪的声响。单就这个声音应该不足以让我感到怪异，而令我惊讶的是自己根本无法判断出那声音的来源。无论怎样仔细的听辨，那声音始终在屋外飘荡，似乎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两人穿起衣服，轻轻地溜出房间，来到旅店外的空地上。这家旅店直冲着一条蜿蜒的土路，自东南而来的路基斜斜地从旅店的西北侧经过，离开旅店不远处是一片密实的防风林。幽暗的月光下，那声音飘忽在周围的空气中，我隐隐查觉到，周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湿气，像是阵雨过后的那种感觉。林岳左右看了看，俯身用双手在地面上拍动了两下，一片细小的蒲公英顿时出现在面前。他微微跺了下脚，蒲公英的飞种立刻四散飞开，在空中停留片刻后，整齐地分两路围向旅馆周围。“我听不出这声音哪儿来的。”我低声向林岳道，“附近可能有什么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白天的时候这里还明明白白的。”林岳有些发寒地说道，“到了夜里就怪怪的，附近的植物都拼了命的呼吸。”“你怎么知道它们在拼命呼吸？！”我脑后的汗毛不禁竖起。“简单啊，闻到这股湿气没？植物拼命呼吸的时候就是遮阳了。干嘛？你丫那么紧张……”林岳说着突然住嘴，脸色也开始变化起来。植物在白天依靠光合作用来制造养分排出氧气，而到了夜晚则进行呼吸作用排出部分水分和二氧化碳，在生物学上这是个很简单的常识。如果你发现这些植物晚间拼命进行呼吸作用，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它们的根茎泡水了，即便看上去生机盎然，但如果不迅速排出水分只怕根茎很快就会腐烂坏死。另一种便是让我和林岳头皮发麻的可能——这附近有个凶煞风水格局。风水格局不论凶吉，在外观上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即便平日里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到了夜里或某个特殊的时间，周遭的环境便会发生一定的改变，造成一个非常凶险的局势。对这家小旅店而言，东南直来的土路犯了一个冲射的忌讳，一路行来的地气直冲而过，给这里开了个类似“风口”的凶格，但好在是斜对道路，加上附近的树木对冲，气势上不会引起太大的风险，最多也只是影响点人气什么的。我和林岳白天因劳累，并没有过多的注意这里的环境，加上到达这里时正是白天，也完全不会去想夜里的变化。可就是这个疏忽，让我们无意间撞上了一个凶煞风水格局——穿水煞局。天下流水气脉自西向东而行，一路间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水脉的行进是不会改变的。但这条土路恰好阻断了流水气脉的行进，放在白天，阳光和植物的会消耗去大量的水分，这里的水气相对比较平衡。但现在是夜晚，植物的呼吸作用恰好会排出水分，地下被土路阻断的水流气脉从植物这里找到了出口，压制已久的水气便汹涌地排放了出来。地面的水气融合地下的水气，形成了类似人类血脉互通的效应，整个地域下的水流气脉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涌出地面。这在风水堪舆学中被称为“穿水煞气”，绵绵不绝的水气会渐渐地侵袭附近动物和人的呼吸系统，使它们因缺氧而窒息死去。而旅店的位置处在惊门，易产生异变；五行属金，金生水的特性更加助纣为虐。但这还不是最让我头痛的……“今儿正好又是‘白露助水’的节气！”林岳恨声道，“真他妈会挑时候，怎么拣了这么个地方？！”“我知道那声音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了。”我幽幽道。“不用你说，这会儿我也知道了。”林岳指着一处道。在他手指的方向，飘出的蒲公英飞种围绕着一片渐渐聚集的水气，水气中隐约出现一个娇小的绿色身影，幽怨的声音便来自那里。“绿衣水魕！”林岳垮着脸道，“走不了桃花运，尽走桃花劫了。”五、斧声烛影“水魕者，成于水煞凶局，其形袅袅，其音凄凄，色如翠玉而暗华周生，气如雾瘴而掩人口鼻，所遇者皆亡，状若溺毙。如谷雨白露之时得见，当退避三舍，避其盛势，吾道后世切记莫讳。”穿水煞局里最让我头痛的便是这个绿衣水魕，它是一些犯了水煞的风水凶局中滋生的虚灵。它没有特定的实体，只是一股朦胧的水气，但周身的绿色光华会给人造成一种奇异的错觉，隐约看去像似一个身着薄纱绿衣的妙龄女子。不过，那些想上前亲近的人便会被厚重的水气侵入呼吸系统，弄得窒息而死，就好像是溺水身亡一样。与溺水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是被空气里的水淹死。绿衣水魕的来历和成因很模糊，虚灵篇中也不曾提到，但我却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它身上所带来的那股幽怨之气。当然，相比弥漫在空气中的厚重水气而言，这点幽怨之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随着绿衣水魕的出现，我和林岳的呼吸渐渐开始困难了起来，口鼻间涌动着特殊的水腥味，我甚至可以听出水滴在肺部聚集的滴嗒声。“你快带S和晖儿她们走！”我冲林岳急声道，“耿婆也许能对付这东西。”“靠，我走了你丫能顶住？！”林岳用力吸了吸鼻子，冲地下啐了一口，吐出的竟已是一口清水。地上迅速地长出一片巨大的仙人柱，这种沙漠生植物是蓄水的行家，针状的叶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抑制住绿色茎体内水分的蒸发排放。仙人柱疯长着铺满了大半的空地，由土壤中散发出来的水气缓解了许多，周围那些进行着剧烈呼吸作用的植物也平息了下来。林岳的方法看来是奏效了。但这时我却发现他的面色变得难看了起来，那些仙人柱的体积似乎在不住胀大，难道这反而……匆忙间大量的黄土铺就在了地上，干燥的土层完全阻挡了水气外泄的途径。但这也只是缓解了一时而已。“蓬……蓬……”一连串的爆裂声响起，因无法承受内部巨大的水压，巨大的仙人柱相继爆开。一时间四周有如经历着倾盆暴雨，大蓬的水珠洒落下来，那密集的程度愈发令我们呼吸困难。“咳……咳……不行……快走……”林岳被水呛得不住咳嗽，转身向旅店跑去，却因脚下泥泞湿滑而摔倒在地。幽怨的声响在“暴雨”中显得分外清晰，我知道这绝不是因为空气中弥漫了水滴而增强了传导性，事实上我俩的周围已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色。我不及细想，双手连拍之下，七道飞火印纸排作一个天罡印阵，咬破的指尖洒出一串鲜血，瞬时间剧起的红光冲散了四周的水气。绿影一晃，传来一阵更为幽怨的声响，腾起的飞火阳炎之气将漫天的“暴雨”蒸发成了大片白雾，但这样一来，空气中的水气却愈发浓厚了起来。“老凡，咱俩都用错招了……”林岳看着势头凶猛的白雾道。浓重的白雾，弥漫的水气，两人在呼吸极度困难的情形下已根本辨别不清方向了。现在别说对付绿衣水魕，就连逃都找不到路……“七尺金柱入死门，戊土庚金引壬水！”不远处传来耿婆的喝声。死门，五行属土，主归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处暑、白露。脑中灵光顿现，一根七尺长短的金属细柱立刻插入身侧死门位的土壤里。“五缕垂柳定伤门，甲乙双木破土行！”耿婆继续厉声道。伤门，五行属木，主归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清明、谷雨。林岳双手一揉，十指插入地下，一棵粗大的五缕垂柳在伤门位破土而出。周遭的绿光突地暗淡下去，一种哀怨而惊恐的声响在空中飘荡着，水气倏然散开，一片明朗的月色洒落在身上。耿婆板着脸站在不远处的旅店前，身后跟着晖儿和S，在她们的四周不规则地插着几根树枝。我惊异地发现，在树枝的围绕的地面竟是干燥的。“两个傻小子，冒冒失失的，想这俩丫头年纪轻轻地就守寡吗？！”耿婆慢步走来，手中的树枝在我俩头上狠狠地各敲了一下。心下不由一阵惭愧，我和林岳的确冒失，如果不是耿婆出声指点，这会地上肯定会多出两具淹死在旱地上的奇怪尸体。“年纪轻轻地就守寡……”林岳那小子咧着嘴一阵傻乐，S脸红了红，低头抚摸起怀中的狴犴来。耿婆从S手中抱过狴犴，抚摸着它柔顺的皮毛，低头在它耳边轻声嘀咕了两句。狴犴打了个哈欠，眯缝的双眼即刻圆睁，摆动长尾纵身下地。坚实的土层像一汪清水般散开了涟漪，狴犴的身影遁入地面。不多时脚下涌起一阵震动，隐隐地，我听到一片澎湃的声响自脚下远去。“上古洪荒时，鲧受命治水，四处堵截，闹得水灾更重，自己也惹来杀身之祸。”耿

塞克勒（ArthurSackler）收藏中，有一本万寿祺的收有6幅国画和12幅手迹的文册，时间记于1650年，题目是《山水花卉法书册》。这些画的风格严谨而含蓄，笔法不夸张，甚至让人有点捉摸不透。第一幅画是一个河景，在近景中有枝条稀疏的小树，一个戴着宽边帽的老翁孤单单地坐在一个小船上。一条河岸的不太清楚的虚线在他身后延伸。在另一幅题为“秋林倚仗”的画里，一个文人站着注视一个草棚，他背对观众，头发上结着一个结，这样它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空旷凄凉和道家的寂寞。?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0页。?同上书第三卷，第29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29—30页。?比阿佐利等：《万寿祺之画卷》，第15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3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17页有一幅万寿祺的画像。?一份未署名的18世纪朝鲜传纪作家谈到了万寿祺的伟大“气节”。《皇明遗民传》第二卷。?按照归庄的说法，万寿祺的家是往来南北的江南文人们的一个主要下榻之处，文人常常聚在他的房子里高谈阔论。《归庄集》，第316页。?这并不罕见。公开宣布自己的忠君复明信仰并自豪地称自己为“大布衣”的画家龚贤，曾为有名清朝官僚王士祯画了一幅极有名的作品：《峰亭景色》（意译）。当然，还有许多忠君倾向的画家聚集在周亮工周围，他是苏州乡绅，帮助过清人平定中原各省。以后他成了南京学人的一个重要的赞助人。威尔森：《龚贤》，第10—14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李陵（死于公元前40年）是汉朝的一个将军，后来投降了匈奴。苏武（死于公元前60年）作为使者被汉武帝派往匈奴，遭匈奴监禁达19年之久，当时他被送到荒原中，在那里他靠着吃雪活了下来。后来他被送到更远的贝加尔湖附近去牧羊。与在匈奴朝廷做官的李陵相反，苏武坚决拒绝匈奴的官职。因此当两人见面时，面对苏武忠诚的忠君情操，李陵感到无比的羞愧。五年后，在公元前86年汉帝国和匈奴议和，苏武获准回到了中国。出于对他气节的敬重，李陵送给了他一件临别礼物。他也可能给苏武写过一封信，表达了他个人的悔恨之情与对忠君之士的尊敬之意。这封信收录在《文选》中，明代的每一位科举考生都读过它。但这封信可能是梁代江淹（444—505）的拟作。惠特克：《李陵—苏武信件作者考证》，第566页；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684—685页；鲁赫曼：《中国通俗小说中的传统英雄》，第134—135页；许寿裳：《中国民族志士简史》，第27—3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5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四卷，第10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35—137页。?第九章北方中国的地方控制该职看得，刘文炳、郭君镇，久通贺、孙诸贼，蜂屯蚁聚，逆我颜行。抚则违命，剿则遁逃，劳我兵力，费我军需。二十年来，荼毒生灵。秦中士庶，莫不欲食肉寝皮。《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虽然阿济格及其将领们在1645年春声言，自大顺军被逐出西安之后，河北、山西和陕西已经“平定”，但这几个省的形势还远未稳定下来。例如，位于北京与大同之间的宣化府，有自称“皇天清静善友”的会党起兵反对新朝。男女信徒们在精通拳脚的拳师带领下，击退了朝廷军队；当巡抚张鸣骏捕捉住肇事首领，马上就有其他好汉起而代之。这一教派还在邻近的山西煽动暴乱。山西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暂时停止了对大顺逆贼高九英的军事行动，以便根除该省西北宁武一带的“善友会”。当高九英部接受宁武守将的招安而平息下来之时，总督高勋、李鉴却还继续在该省东南部镇压其他教派，并统统视之为善友会。虽然有几个清朝官员认为那儿的农民善良本分，其他人却称他们是“作崇”的“妖贼”。于是李总督命令手下人马对任何一个被认为是民间宗教团体成员的人格杀勿论，攻入并摧毁被官府认作信徒活动中心的“堡”。成千个要塞因此被毁坏了。与此同时，一个类似教派的叛乱也在陕西省府西安附近的西部发生了，尽管他们与善友会的起义不一定有联系。诚如该省总督相当简洁地向多尔衮报告的那样：一日臣方坐署，喧传有数龙自天而下。少顷乡约首送前龙，视之，乃《皇极》妖经一卷也。“经”背后的“妖”是一个叫做“胡寿龙”的宗教预言家。据说胡寿龙借“焚祝”之名，“煽惑”人民，聚众2万余，号清光元年。总督一听说这个虔诚的千年福派聚众起事，就派兵下乡，迅速斩杀或驱散了胡寿龙的“妖党”分子。

孟乔芳和陕西的初步平定

在陕西无情杀戮的这位总督是刑部左侍郎、总兵孟乔芳，他在锦州围攻战中也曾是这样的勇猛异常。1644年，孟乔芳随多尔衮南下中原，次年初，除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其所领之部皆为精兵，包括一直为多尔衮所倚重的内大臣何洛会镇戍西安之部，以及新近投降的副将任珍的和州戍兵。然而，即使这些久经战阵、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都感到要控制陕西，真是异常困难。明朝时期，陕西省包括了古代中国的心脏地带和其外的部分中亚地区。现在分立的甘肃和宁夏两省那时候还在一个总督的管理之下。对于在“河西”（当时称甘肃走廊为河西走廊）旅行的汉人来说，这里就像是他乡异国。不仅城镇紧闭，像城堡一般，与中东和中亚的城市一样同乡村截然相分，而且居民种族各异。到17世纪中叶，一个种族混杂的群体在陕西西北及青海湖周围的湟中定居下来。他们有说蒙古语的喇嘛教土人，有信奉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西藏人，有信奉伊斯兰教或非伊斯兰教的汉人，有说土耳其语和说藏语的穆斯林萨拉儿人，有蒙古族血统的说藏语的穆斯林，有信奉喇嘛教的蒙古人以及穆斯林土人。这些民族中有许多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东西之间的商队贸易为生。自帖木儿帝国在15世纪后半叶衰亡以后，中亚的游牧团体——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人——对撒马尔罕和赫拉特城市中心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并开始攻击去土耳其斯坦途中的商队。此后不久，欧洲与东方海运贸易的扩展，使得商业联系向别处转移，结果在中国西北部出现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同时，这一地区日益受到蒙古人侵扰。自奥都拉什德（1533—1565年在位）死后，察哈台汗国及其在喀什噶尔一元化统治的崩溃只是使局势恶化。内地草原游牧民族逐渐汉化，在经济生活上变得越来越依靠于西北定居人口。他们相互之间也开始了更加贪婪的竞争。在湟中地区，当地的蒙古土人统治者（他们是由明朝皇帝敕封的“土司”）抵抗着西藏喇嘛教寺院为土地和食物而日益严重的侵扰蚕食，到16世纪90年代，土司和喇嘛之间的世仇与战争使这里惨遭蹂躏。不过，由于西宁的蒙古土司的权威来自明皇室的敕封，所以在17世纪叛乱四起之时他们仍旧忠于明朝。他们在1642年击溃了一次藏人的反叛，并于同年抗击了李自成对西宁的进攻。虽然蒙古土人在1644年歼灭了李自成大军的一支主力部队，甘肃走廊的“夷狄”却没能在大顺军立基陕西之后顶住他们。在大批人口遭到杀戮之后，肃州被占领了，接着西宁遭到了洗劫，许多土司被杀。所以，当阿济格把李自成赶出西安时，蒙古土人就迅速成为满清的同盟者，总督孟乔芳以及阿济格再一次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与蒙古土人的联盟至关重要，因为孟乔芳驱逐李自成后，立即遭到仍然留在陕西省内的许多军队的激烈反抗。其中最大的，是一支装备精良的近7万人的军队，由一个名叫孙守法的前明朝副都统指挥。孙守法为陕西人，智勇超群，他在西安南部的终南山上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忠明政权。1645年5月底6月初，他奉明室秦王的第四子为汉中王（汉中是终南山西南地区的治所）。孙守法麾下的副将贺珍也是前明将官，他率领3000义勇从终南山出发，渡过渭河，进攻凤翔府。复明党进攻凤翔得胜后，许多人纷纷响应，揭竿而起，武装反对新地方当局。孙守法的新盟友中最强大的是武大定，他从前统帅明朝在六盘山区的固原驻军。孙守法相信只要有武大定的帮助，就可以夺取只有700清兵的防守薄弱的省府。1646年1月底2月初，忠明分子下西安东南山地前来围攻省城。可是2月20日，由孟乔芳亲自指挥的一支援军出人意料地赶到了。孟总督突破了孙守法防线，进城安辑官民。他留何洛会守城，自己则先以新近招降的汉军小心地从两翼侧击忠明武装，然后用八旗兵发起猛烈的正面攻击。成千的忠明分子被杀了，余众四散逃跑。孟乔芳的部将追击溃逃的义军。李国翰率部东进，杀死了来自渭南的由一裨将率领的1000多名义军战士，并越过山西蒲州附近的边界，攻击刘文炳的义军队伍；何洛会则向北追杀西安起义的其他残部。这位内大臣在追击中长驱深入山西，1646年4月25日，在大同附近的山阴击败光山伯刘体纯。这一战役后，何洛会声称斩杀义军2.2万余人，包括复明领袖孙守法。可是，孙守法那时实际上正躲藏远在南面的兴安附近的山里。在那儿，孙守法与已经占山为王的当地寨主结为同盟，在武大定等人帮助下企图东山再起。然而，孙守法还未能得手，孟乔芳就访得了他的行踪。一支骑兵找到了他的营地。虽然据说孙守法击毙数十人，清兵最后还是围杀了这个反清领袖。孙守法的头颅被带回西安，但是他的死既没有导致其部队的离散（武大定暂时逃入四川，然后在固原建立反抗基地），也没有给东南部带来和平（贺珍继续与长期控制那一地区的土寇诸寨结盟抵抗）。在孟乔芳的领导之下，清朝几支不同的军队已成功地集结起来了，成为一支统一的配合默契的劲旅。这样一支劲旅在共同作战时几乎无坚不摧，正如陕西战役的节节胜利所显示的那样。但如果分散军队，让他们离开集营的城市去扩大对乡村的控制，收效却微乎其微。何洛会虽能把贺珍主力赶出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乡村地带，但刘文炳仍然轻而易举地逃避捕获近一年之久。他带着他的1000人马“往来狂逞”，煽动其他土寇反抗当地政府，“声势愈炽”。当何洛会试图在西安北部和东部肃清反叛之时，孟乔芳的其他两名将领承担起维护清朝对陕西西部统治的任务。刘芳名和马宁有不少共同特点：这两人都是宁夏人，都曾是甘肃的前明戍将，现在则是隶属于汉军正白旗的清朝将官。总兵刘芳名和副将马宁首先进兵固原，并迅速攻占了它，将武大定赶出城去。然后他们移兵巩昌，官道从巩昌弯向西北，前往黄河与甘肃走廊。就在巩昌，传来消息说宁夏守卒在北部发动兵变，杀死了巡抚焦安民。刘芳名立即带兵亲往宁夏，发现叛变者是由他们的两名副将王元与马德所煽动的。刘芳名假装默许既成事实，委派马德任盐池主将。此地今在宁夏，沿长城与内蒙古的毛乌素沙漠相对。但实际上，刘芳名意在对两个叛将分而治之。一当马德离去，刘芳名就故作信任，打消了王元的怀疑，然后要求王元率部出宁夏城攻击附近的一伙匪盗。刘芳名趁机伏兵袭击，捉住王元并以谋反罪将其斩首。马德依旧未受处罚。反叛者吸取了教训。1647年春天，马德放弃盐池，企图西迁到贺兰山以躲避一时，并沿路掠夺军资。在兰州西面的红古城附近，马德碰见了寇渠贺弘器。两股叛军合兵一处，声势转盛，便回兵穿过陕北，袭击延安北面的安定城。一个名叫王一林的土寇首领也起来响应，使他们的声势更为浩大，并杀死了驻守延安的参将张纪。清军兵分两路反击。一路在刘芳名率领下追赶王一林与马德，在固原北部的预望城追上了叛军，杀死王一林。马德策骑逃跑，但被追兵俘获。刘芳名下令对他处以磔刑。另一路由马宁、张勇和刘友元指挥，攻击马德的同伙贺弘器。这场战役却拖了很久，因为虽然贺弘器在初战中即被击毙，他的同伙们却依然在陕北占据着许多堡垒。不过这些叛乱堡垒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包围和攻克了。一名首领被招降，余人都被杀死。在王一林起兵的延安一带，盗匪活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早斯的复明分子刘文炳就在那儿轻易地煽动起暴乱，并靠着自己熟知地形，躲避了追捕。新任陕西巡抚雷兴决心斩草除根。1647年4月，他命令满洲镶蓝、正红两旗军队对延安周围地区的一切游匪、义军施行有组织的剿灭战。满洲兵一般不屑于计算斩级人数，不过他们对缴获的兵杖、盔甲、家畜确有记载。许多游匪逃入深山老林，躲过了屠杀。但是这一次刘文炳没能幸免。4月30日他和一些贺珍余部，以及一些“伪”巡检和带有明朝印信的地方官一道，最终被捕获了。巡抚雷兴洋洋得意地报告说：今于三月十五日会发满汉官兵，出塞设奇埋伏，分路前进。七日之内，遇敌于七里川，斩级于白村梁家，再追于蓝庄沟，四面格斗；而贼首刘文炳已被活擒，郭君镇及诸贼首，亦被剿洗殆尽。获过马、骡、牛、驴、器具、小厮，悉照数留营充赏。其文炳已经囚解省，四月初五日……戮首分尸；并君镇首级高杆悬示。到1647年夏天，清军已能对陕西中心地区发号施令了，并控制了连接延安和西安之官道的两侧地区。不过，直到孟乔芳部队控制了陕西东南的汉河高地，即兴安与汉中周围地区之后，省会的安全才真正得到了保证。

山地的“带发”人

许多攻击西安和延安的复明力量，最初都是在山地形成的，那儿绵亘着海拔1500—3000公尺的森林茂密的山脉。由于地势崎岖不平，由于山地位于四省交界之处，这里长期以亡命之徒的巢穴及其不安分守己的居民而闻名。“人皆带发，负险观望。”陕西东南最主要的反抗者是孙守法的前副手、复明分子参将贺珍，他的8万人马在1645年夺取了凤翔，并于同年冬天进攻西安。此刻他控制着汉河高地的兴安城。为了将这一地区纳入清统治之下，1646年12月，总督孟乔芳派遣参将任珍、王平率兵进讨。1647年初，参将王平到达兴安，贺珍弃城退往西面的汉中。根据王平的报告，贺珍在板桥企图回军反击，但被王平的满汉部队打得大败，3000多名反抗者被杀，另有1500人向清军投降。参将王平声称，在被杀的反贼中有贺珍本人。但搞不清是王平认错了，还是当时另外有人自称“贺珍”，根据中央政府的档案，贺珍至少在名义上从这次所谓的死亡中逃生了。至1648年12月19日，即几乎两年之后，巡抚黄尔性报告说贺珍企图封锁渭河的漕粮运输；次年4月，贺珍队伍还在东南与参将任珍打仗。于是，作为一种一般的称呼，“贺珍”继续被用来指称1645—1646年最初进攻西安的兴安义军。贺珍所部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秘密民众武装，与兴安地区绝大多数装备简陋的队伍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手下主要是土寇。他们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密林里结寨而居，每寨有10—15个男人，与其妻儿、家畜一道生活。寨常常建立在庙宇周围，彼此遥为声援。各寨虽然相对独立，但是经常联合拥立一位较强大的“王”或“侯”，后者向寨主们发布委任状，任命他们为义军的参将或游击。有时“王”会与周围的寨子组成突击队，到山谷里的农村去搜寻粮草。例如，李奎就不时地带领镇安地区分散的山寨成员外出劫掠，并且十分恰当地自称为“扫地王”。不过尽管偶尔有侵掠邻近村庄的举动，这些群居的土匪似乎受到了民众的保护。起码，官府爽快地承认，当官军刚露出一点儿攻打山寨的迹象时，情报就会立即被传到义军那儿，于是他们就放弃在

儿寡母，实在算不得英雄好汉。袁世凯自己也觉得丢人，所以在结束这场戏之后，袁世凯再也没有见过隆裕太后。愧不敢见。接下来，袁世凯真的满足了隆裕的要求，不惜以自己不任大总统为威胁，跟各方势力好说歹说，总算是为隆裕母子争来了优待条件——每年有四百万元生活费，而且仍然可以住在皇宫。隆裕觉得以后还可以在紫禁城内做太上皇，性命无忧，生活也有保障，这似乎和原来也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坚定了退位的决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退位，同意共和。延续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绵延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帝制，摧枯拉朽般灭亡。清朝从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定都北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载沣结束，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此特地引用一首诗为清朝的灭亡道贺：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在此顺道提一句，这首打油诗的作者是“暗恋之王”——著名才子金岳霖，他所暗恋的女人，名字叫做林徽因。第七章孙中山与袁世凯大斗法

孙中山的绝命三招

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这一次没有放大炮，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递交了辞呈。作为开国元勋的孙中山从就职到辞职，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统。未能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这令孙中山很痛苦！努力工作吧！工作能拯救你，埋头苦干可令你忘记痛楚。孙中山也正是这么想的，距袁世凯正式上任还有一段时间，得赶紧发挥余热，把最重要的几件事给办了。重中之重当然是巩固革命成果，孙中山压根儿就不相信袁世凯。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你会相信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吗？2月15日，朝阳门外，紫金山下，明孝陵前，孙中山正在发表演说。孙中山的演说一如既往的精彩动人，下面听众的巴掌声差点就盖过了演讲者的声音。演讲先是宣告汉族光复、民国统一，内容波澜不惊，然而接下来的内容让人有些吃惊。孙中山说：我深信袁世凯肯定能让民国更加强大，但是有一条，临时政府必须定都南京，总统必须要到南京就职。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受专制影响太大，建国初期要革故鼎新，定都南京有利于开创共和新局面。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孙中山非要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真正的目的是以此来限制袁世凯。北方是袁世凯的老巢，只要他孤身南下，就会成为南方革命党的傀儡。但这并不是孙中山的杀手锏。他的杀手锏是正在筹备中的《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可不简单，它是一个宪法文件。它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政体实行内阁责任制，不再使用孙中山现行使用的总统制。《临时约法》里的这个内阁责任制，其真正含义是：由国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来组织内阁，且内阁责任制下的大总统做出的决定，要内阁总理签字以后才能算数。简单说来，大总统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被彻底架空。孙中山特别害怕袁世凯拥有无上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就想起了内阁责任制，把内阁和议会的权力推到最高，而把总统的权力压得很低。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孙中山在南京当选总统后，在选择政体架构时，宋教仁坚持实行内阁责任制，孙中山回答：“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一个强权的大总统就不能进行强有力的革命斗争！”宋教仁只能沉默（唐德刚《民国前十年》）。因为《临时约法》目前还只是一个草案，所以孙中山下了死命令：你们临时参议院必须在袁世凯就任之前把所有条文全部搞定。孙中山通过以上行动向袁世凯提出了就任总统的三个先决条件：一、必须定都于南京。二、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三、袁世凯必须遵守南方给他定制的《临时约法》。这三个条件就像三道紧箍咒，紧紧地附在了袁世凯这个新科大总统的头上。但袁世凯会接受吗？1912年2月15日，这个时候的南京处于一年中最阴冷的时节，孙中山终于完成了卸任前最重要的事情。剩下的事情都是按套路出牌，乏善可陈。当天下午，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意料之中，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顺带提一下，黎元洪也全票当选为副总统。凯哥的第一招得知自己当选为总统的袁世凯并不兴奋，他沉浮宦海三十余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岂能看不出孙中山的用意？袁世凯的应对策略十分简单：以退为进。此招虽然不新鲜，但十分管用。袁世凯不紧不慢地向南京发去一封电报：我德望和能力都不够，不敢担任总统一职。而且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我经过反复考虑，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我退出竞争。袁世凯的电报一公布，各方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立宪派反对，章疯子反对，黎元洪反对，甚至南京革命党内部也大唱反调，公开指责孙中山，你就是在故意挑起事端！孙中山知道消息后，心里倒是乐意袁世凯辞职不干，但他没有想到，大部分人都不支持他定都南京的决心。可孙中山也不是迂腐的人，性格果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不来是吧？那我就上门把你拉过来！2月27日，由孙中山派出去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南方代表团”到达北京。这个欢迎团阵容十分豪华，团长是蔡元培，主要成员有汪精卫、宋教仁等人。袁世凯的表面功夫做得也很到位，他迎接南方代表团的规格也很高……此处省略一千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国庆祝重大节日时的场面。南方代表团被安排到了特意准备好的馆舍休息，房间内窗明几净，整洁雅致，而且服务员也热情周到，外面还有精锐兵士环卫，安保工作也算到位。好在那时不兴交通管制，也不兴封路和清场，使得袁世凯在保护南方领导人的安全和扰民之间找到了不错的平衡。这一天傍晚时分，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在唐绍仪的陪同下，前去参加袁世凯的欢迎晚宴。袁世凯同志从来没有怠慢贵客的习惯，他亲自出门相迎。待到双方见礼过后，蔡元培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袁世凯的回答也十分给面子：“盛情难却，那等安排好了留守人选，我就起程，怎么样？”见袁世凯如此好说话，欢迎团诸位心中顿时大为舒畅，紧张的气氛瞬时为之一变。觥筹交错间，宾主相谈甚欢。凯哥的第二招连续两天相安无事。但两天后的晚上七点半左右，一场兵变突然发生，史称“北京兵变”。乱兵是曹锟先生领导的北洋第三镇，兵变内容主要是抢劫和放火，重点灾区是商铺和外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至于兵变原因，官方解释是：士兵很久没有领到工资，只能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劫商铺抢钱。虽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须的，没有钱是不行的，老不发工资确实会引起兵变，但问题是北洋第三镇的待遇很不错，远高于诸友军，所以这个理由纯属胡扯。真正的原因，是袁世凯先生需要这场兵变。兵变发生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各国驻华大使组织的团体）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也遭到抢劫为理由，调集卫队入京，保护侨民和使馆。不仅如此，还向袁世凯提出强烈抗议：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恢复良好秩序的话，我们将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北方局势看上去不能没有袁世凯。这时候，袁世凯终于有了充足的理由不去南京就职：不是我不想来，而是不能来，我一走首都治安就无法维持。高手过招，高下立现。无论是玩权术还是玩资源，功力不够深厚的南方革命党都做不到袁世凯那样呼风唤雨，收发自如。这一下，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认输。1912年3月10日，北京。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象征着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最终升起在北京的上空。南方和北方在经历了短暂的战争后，终于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至此，中国正式进入民国时期，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总统昂首穿过新华门，正式入住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中南海。这一住就是四年，直着进去，横着出来。不靠谱的内阁话说袁世凯见招拆招，破掉了孙中山的前两道紧箍咒之后，第三道紧箍咒——《临时约法》的全部条文在孙中山的催促下，终于在袁大总统就任的前一天搞定了。袁世凯没有对《临时约法》做出任何反应。或许是袁世凯没有参透《临时约法》的玄机，或许是袁世凯并不在意。毕竟，现在那边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临时的，只要先当上临时大总统，取得合法地位，到时候想干什么还不是他袁世凯说了算？在《临时约法》没遇到大的异议后，新政府开始搭建自己的领导班子。袁世凯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这个人选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首先唐绍仪是他的幕僚，做了自己三十年的老黄牛，用起来放心省心。其次是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人在议和之中一来二往，聊出了共同语言，谈出了感情，能被南方革命党人接受。不出所料，在临时参议院的会议上，袁世凯的提议顺利通过。不过万事开头难，首任总理不好当。民国刚刚建立，派系林立，南北冲突。唐绍仪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调和各派系矛盾，在权力分配上达到平衡。可现实是僧多粥少，内阁总共才几个部门，如何安排南、北那么多大神？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为了唐总理，他也只能尽力周旋。且看唐总理周旋出来的首届内阁各部总长名单：外交总长：陆征祥（无党派中间人士）内务总长：赵秉钧（袁世凯的人）陆军总长：段祺瑞（袁世凯的人）海军总长：刘冠雄（袁世凯的人）交通总长：唐绍仪（唐总理兼任）财政总长：熊希龄（立宪派）教育总长：蔡元培（南方革命党）司法总长：王宠惠（南方革命党）农林总长：宋教仁（南方革命党）工商总长：陈其美（南方革命党）表面上看起来，革命党确实吃了些亏，但这也正常，毕竟南方革命党的实力要弱得多，而袁世凯也得拿几个重要位置安抚一下这些年来跟他一路闯过风风雨雨的小弟们，要不然以后谁还愿意跟他混？其实，不管是总统制下的总统，还是内阁责任制下的总理，理应自由组阁——任谁上台，都应该找和自己政见一致的人，听自己话的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少了明争暗斗、争权夺利搞内讧，效率自然提高。监督是选民和议员们该操心的事，不是内阁成员的事。若为内阁成员人选争来争去，实在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但革命党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他们认为黄兴比段祺瑞更适合陆军总长一职。陈其美也拒绝来北京就职，嫌官小了，没有实权。这么看来，在权力面前，普通人很难压抑自己的欲望。不管怎么说，到1912年4月底，距清帝退位才两个多月，离武昌起义也不过半年，民国初步的政治架构总算是搭了起来，参议院、内阁、大总统都已确定，虽然它们前面都还挂着“临时”二字。但表面上的平静，掩盖不了暗藏的汹涌危机。危机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确切地说，是权力制衡机制不完善。革命党人虽然因为实力不足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但又不放心袁世凯，老是想着怎样做才能把实权仍然控制在自己人手上，也不管这种想法是否背离了根本大法所应遵循的原则。于是，本来《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统制，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国会权力也扩张过度，国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当然，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危机暂时还未来到，先顾好当前再说吧，因为当下就有危机。危机来自《临时约法》中总统与内阁总理的权限划分——总统的命令只有在总理签字后才能算数。话说在内阁成立的当晚，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按照唐绍仪的本意，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以便顺利地开展工作。但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和革命党人走得太近了，跟老大哥有了离心的倾向。而唐总理也不跟老大哥沟通交流此事，须知沟通交流是消除误会的必杀技啊。由此，不和的种子开始在昔日精诚合作的两人之间萌芽。更严重的是，袁总统和唐总理的上下级关系保持了近三十年，今朝突然反了过来，袁世凯发布的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签署才能生效。而且，唐绍仪骨子里是一个书生意气很重的愤青，常常因为和袁大总统政见不同而拒绝签字，十分不给老上级面子。这让本来就因为唐绍仪加入同盟会而心生猜疑的袁世凯更不舒服。在他看来，唐绍仪就是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实在是小人得志，无礼至极，难以忍受。就这样，袁世凯与唐绍仪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甚至在某些时候，袁世凯干脆撇开唐绍仪这个总理，也不管什么议会，直接就指挥言听计从的赵秉钧、段祺瑞等人干活。有了袁世凯的撑腰，赵秉钧、段祺瑞等人也不把新上任的唐绍仪放在眼里。弄到最后，赵秉钧这些人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领导不给面子，下属也不给面子，唐绍仪这个总理的职业前景十分不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唐绍仪突然要将直隶总督一职安排给南方革命党相中的人选王芝祥。估计是因为在内阁的人事安排上南方革命党吃了些亏，所以唐绍仪想从另外一方面补偿他们。袁世凯当然不会同意这个任命，卧榻之侧岂容革命党人酣睡，他中意的人选是爱将冯国璋。唐绍仪想要履行自己对革命党的诺言，而袁世凯也绝不让步。夹在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的唐总理，实在是苦不堪言。6月中旬的一天，唐总理收拾好行囊，拖家带口直奔火车站往老家去也。唐绍仪撂挑子不干了！共事多年的老战友唐绍仪离去了，袁总统也有些伤感。但共和还得继续。袁世凯也只好开动脑筋，计划下一任内阁总理的人选。在他的心中有一个人再合适不过，此人就是他的忠实战友——徐世昌。可当袁世凯提名徐世昌为内阁总理候选人时，遭到了议会的强烈反对。占议会多数席位的同盟会给出的理由是：徐世昌是前清老官僚，对共和民主一窍不通。其实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在当前的政府机构里面，不知有多少人是前清的老官僚，总统、副总统，哪一个不是？那同盟会为什么反对呢？就因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而且以他的能力和资历，能轻易地将内阁掌握在手里，一旦这两个人联起手来，那就太可怕了。因此，这个人选非常的不合适，不符合革命党的利益，革命党坚决不能答应。这事还没完，同盟会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内阁中的同盟会会员集体辞职。出这个主意的人是宋教仁。他说：我们南方革命党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给袁世凯做个榜样，让他不好意思安排自己的亲信出任内阁的关键职位，二是表示我们同盟会会员绝不贪恋权位。其实宋教仁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目的没有告诉大家，小小的内阁总长哪里能满足他宋教仁激情荡漾的报国情怀。现在的这个内阁只是临时内阁，不久之后要组党进行正式选举，到那时哪个党获胜，将由哪个党组阁，与其把精力浪费在这里搞这些有的没的，还不如腾出手来集中精力组党参加大选。将来赢了，就可以组织政党内阁——自己以一党之首成为内阁总理，而内阁部长就从政见相同的本党或者友党议员中挑选。想怎么组阁就怎么组阁，远比现在当一个内阁总长强。于是，袁世凯提名背景比较简单的陆征祥做内阁总理。提名倒是被议会批准了，可是此人能力大大地有问题，干了不到一个月就混不下去了。没办法之下，赵秉钧成为下一任内阁总理。可赵秉钧的总理一职前有一个心酸的“代”字。这很正常，袁世凯不去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就只能北迁北京，而在南京成立的临时参议院，明显是同盟会会员占多数，由同盟会主导的议会岂会卖袁世凯面子？不管如何，袁世凯终于找到一个听自己话的代内阁总理赵秉钧，也终于组织了一个不再以吵架为己任、将就着能干些正事的内阁。第八章最美丽的时光

“三巨头”退隐江湖

对了，在

“一群喜欢酒馆、掷骰子赌博胜过家宅、教堂和学校的人”，于是便热血沸腾了。随后，他们记起了自己公开展示的历史，便冷静了下来。以过热的决心开始，却以冷血缠身结束了。“他们不知道我们也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一个人这样说，“我们现在和他们一样自由，以前和他们一样是奴隶。干吗要有这种区别呢？”他们遭到拒绝和防范，便改变了路线，取道未分配土地的西边——洛根县之南，越过加拿大河，进入阿拉巴霍地界。随着一次次的厄运，他们变得更倔强，更自豪，种种细节都刻进了这对双胞胎兄弟强有力的记忆之中。一个个未经修饰的故事，在礼拜天祈祷会时的夕阳中，在大炉灶近旁阴暗的谷仓中，被人们讲了又讲。有的讲的是四个黑肤劫匪的马鞍，劫匪在抢夺枪支以前，先给了他们野牛肉干吃。有的讲的是围绕在他们帐篷的通风道的无声无息、醒来会飘在空气中的睡着的儿童，值更的乔克托人骑的马的闪光。晚饭时光，除去能靠火光做的事情之外，天黑得什么都干不成，父辈们便讲述那次旅程中的故事：上帝给他们引路的迹象——指向水源，指向他们可以用劳动向当地人换取大车、马匹和牧草的克里克（当年居住在阿拉巴马、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北部的印第安人穆斯科格部落的联盟，英文为Creek（小溪），因多溪而得此名。）；远离广达五十英里的草原犬占领的镇区和撒旦的罪恶：被遗弃的一无所有的妇女，以及黄金河床的谣传。双胞胎兄弟相信，他们的祖父就是在发现正义之路有多窄时，选定了后来在大炉灶口刻下的字句。家具都是用木销钉拼接在一起的，因为铁钉太贵了，不过他牺牲了自己的三乘四英寸的珍藏，弯也罢直也罢，道出了一些可以永存的重要事情。那几个字一经到位，在还没人来得及揣摩那些字母构成的词句之前，就有一个屋顶在等待启用的大炉灶旁边盖了起来。黑文人坐在板条箱和临时凑合的板凳上，聚在一处聊天交流，品尝着热乎乎的猎物。后来，野牛草地让位于一座惬意的小镇，镇中心有一条街道，还有木板房，一座教堂，一所学校，一家小店，居民们仍要在这里聚集。他们切开珍珠鸡和整只的鹿，放到炙叉上烧烤；他们翻转着肋骨，把多余的盐拨到冷了的小牛肉旁边。那还是慢慢做饭的年代，火苗很低，一只二十磅的火鸡要烤上一整夜，半扇牛肉要烤两天才能熟到贴骨的部位。每逢宰完家畜或是馋得要吃未熏的猎物，黑文人就把切好的肉拿到大炉灶来，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小题大做地和摩根家争论调料和火候的适当性。他们待在那里东拉西扯，怨天尤人，放声大笑，还在屋檐下的阴凉中边走动边喝咖啡。听见他们招呼的随便哪个孩子便要乖乖地遵命去扇苍蝇，拖木柴，清理工作台，或者用一个木夯夯土。一九一○年，黑文有了两座教堂、一家全民银行、一家四间教室的学校，以及五家出售干货和粮食、食品和调料的店铺——但来往车辆要以大炉灶前出现的为多，超过其余地方。有大炉灶在，各家只消一个简单的灶就够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着。甚至在一九三四年，镇上百业俱废，很明显通电还只停留在口头上，而煤气管道和缝纫机成了塔尔萨的奇迹时，大炉灶依然在使用。直到大旱灾时，水流也没有中断，因为井很深。双胞胎兄弟当时还是孩子，他们从三角叶杨斜向水面的树枝上手举过肩跳入水中，还危险地吊在上面欣赏自己双脚在清水中的倒影。他们一次次地听到那些故事，讲述的是男人们用第一次收成或第一次割草换来的现金为妇女们购买蓝色的衣裙和女帽。圣路易的钢琴戏剧性地来了，锡安山的地板很快便铺好了。他们俩想象着他们的母亲才只有十岁，和别的少女一起悄悄围在钢琴四周，在教堂女执事轰开她们之前，偷偷伸手摸一下，捋一下键盘。她们在排练中用清纯的女高音唱着：“他（这里和后文黑体的“他”均指上帝。）会关照你……”他确实这样做了，不过说得准确些，一直做到他不再关照之时。双胞胎兄弟生于一九二四年，足足听了二十年有关以往四十年的故事。他们聆听着、想象着、记忆着每一件具体的事，因为每个细节都是一次愉悦的震撼，梦幻般地令人心旌神摇，比他们投身的战争还要令人冲动和目的明确。一九四九年，他们还很年轻，而且新婚不久，他们绝不是傻瓜。早在战争之前，黑文的居民都在外迁，那些还没有打点行装的人也在盘算着了。双胞胎兄弟眼睁睁地看着战后的前景越来越渺茫，不用费劲儿就说服了别家的小伙子重新踏上老一辈人在一八九○年所走的道路。十代人都知道留在那里的都有什么：曾经召唤过他们的自由空间变成了无人过问的混乱地方，变成了随时随地都有散乱或结伙的邪恶涌现的空白区——发生在任何大树后面，在不管简陋还是宏大的宅门后面。还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你的孩子们游戏的地方，在你的女人挖地的地方，在你本人可能被解除合同的地方，在人们携带武器去教堂和在每个马鞍上盘起绳子的地方，还在成群的白人像是结伴而行的地方，因为只身一人就意味着死亡。但是最近的三代人还是一再吸取了教训，学会了如何捍卫一座镇子。于是，像那些原先的黑奴知道要先干什么一样，这些退伍军人在拆卸自己的床铺之前，先把大炉灶拆掉并装上了两辆卡车。在八月中的某个黎明到来之前，十五家居民搬出了黑文——不像先前有些人去了马斯科吉或加利福尼亚或圣路易斯、休斯敦、朗斯顿、芝加哥，而是往俄克拉荷马的深处走去，尽可能远离玷污了他们先辈建造的那座镇子的卑屈。“多远？”孩子们从车后的座位上发问，“还要走多远？”“快了。”父母们答道。一小时又一小时，回答总是一样的。“快了。马上就到了。”他们看到比弗河流经一块枪支状土地的凸出部分，继而穿过数英亩的草地（经过一九四九年的那场龙卷风，价钱已经贱得不能再贱了），那是用他们被解雇的钱买下的，现在长势良好，赶上了时候。他们抛在身后的镇子，曾经引为自豪的街道如今杂草丛生，由十八户固执的人家监管着，他们不知道怎样到邮局去，说不定那里会有一封来自早已失去的孙子们的信呢。在大炉灶原先所在之处，小青蛇在阳光下酣睡。谁又能想象得出，二十五年之后，在一个崭新的镇子里，一座女修道院比青蛇、大萧条、收税人和铁路更显凶险呢？此时，双胞胎之一，一切事务的领头人，用他的枪托砸开地下室的门。另一个则带着他们的外甥退后几步等着。舅甥三人一起走下台阶，心情激动地准备弄清情况。他们没有失望。他们看到的是魔鬼的卧室、厕所和那令人作呕的婴儿学步车。那个外甥始终知道，他母亲曾经竭力坚持着。她勉强看完他骑着那匹获胜的马匹，但之后就没力气了。连对她兄弟和小儿子跋涉到达的这块地方应该叫什么名字的争论都提不起兴趣了。在三年之中，大多数人都同意叫纽（新）黑文，虽然有少数人大声建议叫别的名字——他们说，名字不要涉及失败，不要叫“新”什么的重复以往。太平洋的老兵喜欢叫关岛，另一些人喜欢叫仁川，而那些在欧洲作过战的总是想到一些只有孩子才乐意发音的地名。妇女们直到那个外甥的母亲辞世前一直没什么坚定的意见。她的葬礼——是镇上的首次——中断了讨论地名的计划及必要。她们用一个自己人的名字来命名这座新镇，男人们也没怎么反对。好吧，就这样吧。鲁比。年轻的鲁比。这使他的双胞胎舅舅很高兴，因为他们能够以此来悼念妹妹并纪念他们的朋友和妹夫，他生前未能获此殊荣。而那个外甥本是奥西的“紫心”勋章的获得者，是他父亲身份识别证的继承人，在他的有生之年还是他母亲的名字印到路标上、写到信封上的见证人，但这一切全被那些伤心的标记取代了。伤心、身份识别证、邮局标志在某种程度上让他难以承受。那些认识并照顾过他母亲的妇女，宠爱着鲁比的这个男孩。和他父亲一起入伍的男人们，特别喜欢鲁比丈夫的这个孩子。做舅舅的更是义不容辞地收养了他。在大炉灶处作出决定时，他也在场。但在此刻之前的两个小时，当他们吞下了最后一块红肉时，舅舅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我们在车里有咖啡。去拿上你的枪。”他照做了，不过他把那个棕榈叶十字架也带上了。他们出发时是凌晨四点，五点就到达了。由于不想让引擎声或车头灯破坏黑夜的掩护，最后几英里他们是步行的。他们把卡车都停在一棵枯橡树边，因为在这一带，灯光会无遮拦地一英里一英里传向远方。哪怕在五十英里的范围内伸手不见五指，一划火柴点生日蜡烛马上就会被发现。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半英里，浓雾已经把他们浑身都包裹起来了。他们刚好赶在日出之前几秒钟到达女修道院，还来得及看见并终生记住那座豪宅如何漂浮着，黑糊糊、恶狠狠地脱离了上帝的地面。在原先是餐厅，如今只存放着推到墙边的课桌的教室里，情况一目了然。鲁比的男人在窗边聚集了。他们虽然没发现什么，却都确信证据就在女修道院的别的地方，所以才在此聚集。俄克拉荷马州鲁比的新一代父亲们。他们起初遇到的凉意已经消失，雾也散了。他们生气勃勃——因为出汗和正义的夜间气味而发热。情况一目了然。跑道。这是外甥唯一能想起的。四百码甚至三英里跑的选手。其中两个人尽量回过头去，随着摆臂，握紧拳头，在赛道上前进着。一个人低下了她微醺的头，冲击着空气和敞开的时间，一只手伸向她的未来中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终点线。她们的嘴张开着，吸着空气，毫不放松。所有的腿都离开了地面，在三叶草上劈得开开的。引人注目的黑夏娃们没有得到玛利亚的拯救，她们如同受惊的母兽朝前跃向太阳，而太阳在烧光晨霭的同时，也将其圣油洒向了猎物的后腿。上帝在他们一边，男人们找到了目标。为了鲁比。玛维斯婴儿窒息时，邻居们似乎很高兴。可能是因为那辆薄荷绿的凯迪拉克轿车让他们烦恼了一段时间吧，而婴儿正是死于这辆车中。当然，他们做了一切正确的事：购买食物，打来电话表达哀伤，整理搜集来的东西，但他们眼睛里闪现出来的那种激动却是清晰可见的。记者到来的时候，玛维斯坐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拿不准该把土豆片的碎渣从塑料罩面的缝隙中抠出，还是把它们再往下塞一塞。但是记者想先照相，于是摄影师就吩咐玛维斯坐到沙发的中间来，让还活着的孩子坐在他们悲哀得方寸已乱的母亲两旁。记者当然也要孩子们的父亲一起拍照。吉姆？是叫吉姆·阿尔布赖特吧？但玛维斯说他身体不太舒服，没法出来，他们尽可以进行他们的工作，不必非要他来不可。记者和摄影师交换了一下眼色。玛维斯心想，他们反正也知道，弗兰克——不叫吉姆——正坐在浴缸边上，嘴对着瓶口喝着施格兰酒。玛维斯挪到沙发正中，剔着指甲里的土豆片渣子，直到余下的孩子坐到身旁。“余下的孩子”是今后他们绝无仅有的了。萨尔（后文“萨莉”的昵称。）用一只手臂搂住母亲的腰。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挤在她右边。萨尔用力掐着她。玛维斯马上领悟到，她女儿面对镜头一点儿都不紧张，因为掐的时间很长，而且就集中在一点。萨尔的指甲想掐出血来。“这对你一定很可怕。”记者说。她叫琼恩。“是啊，女士。这对我们大家都很可怕。”“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那些你想让别的母亲知道的事情？”“女士？”琼恩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玛维斯这才看到她穿着一双白色高跟鞋，鞋底上净是泥。“你知道的，说些警告她们、让她们小心的话，有关不经意之类的话。”“唉。”玛维斯深深吸了口气，“我一点也想不出来。我琢磨是这样。我。”摄影师蹲下身去，歪着头检查各种可能的位置和角度。“这样才能从这种可怕的悲剧中引出些好事来嘛。”琼恩惨笑着。玛维斯挺了下腰板，因为萨尔掐得越来越疼。相机咔嗒一响。琼恩把签字笔放到本子上。这玩意儿不错。玛维斯从没见过这类东西——墨水写到纸上却不会洇出一大片。“眼下我没什么可对生人说的。”摄影师又一次调整了窗户的遮板，然后回到沙发前，举着一个黑匣子对准玛维斯的脸。“我理解。”琼恩说，她的目光变柔和了，但眼中的闪光却和邻居们的一样，“而且我实在不愿意逼着你说，要不你也许能只跟我讲讲出事的情况？我们的读者全都吓坏了。双胞胎，这一切。噢，他们想要你知道，他们每一天都在为你祈祷。”她让目光掠过两个男孩和萨尔，“也为你们全家。他们为你们每一个人和全家祈祷。”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赤脚。萨尔把头靠在母亲的肩头，同时继续掐着玛维斯后腰的肉。“你能跟我们说说吗？”琼恩笑了笑，意思是“帮我一个忙吧”。“好吧。”玛维斯皱了下眉头，这次她想好好说说了，“他不想要加香料的火腿。我是说，孩子们喜欢，可他不喜欢。在这样的大热天，你没法存很多肉。有一次我存的一整块牛颈肉变绿了，所以我就去开了车，就是为了些肉肠，我原以为……唉，莫尔和珀尔。我起初是反对的，可他说——”“莫——尔？”“是的，女士。”“接着说吧。”“他们没哭也没闹，可他说他头痛。我理解。真的。你不能指望一个大男人干完活儿回家来，还得在我忙正经事时照看两个放到他眼前的婴儿。我知道那样是不对的。”“所以你就带上双胞胎了。你为什么不把别的孩子也带上呢？”“后院里有一只鼬鼠。”弗兰基说。“土拨鼠。”比利·詹姆斯说。“闭嘴！”萨尔倚着玛维斯的肚子，指着她的两个弟弟。琼恩微微一笑。“要是把别的孩子带到车里，”她继续说，“是不是更保险呢？我的意思是他们大些嘛。”玛维斯将大拇指插进乳罩吊带下，把它拽回到肩上。“我没想到会有危险。希格利迪·皮格利迪食品店就在那边。我当然可以去便利店，可他们的东西不太新鲜。”“所以你就把新生下的婴儿放在车里，开车去买牛颈肉了——”“不，女士。是买肉肠。”“对，肉肠。”琼恩迅速地记着，似乎没有划掉什么东西，“不过我想问的是，就买一样东西，为什么耽搁了那么长时间？”“没用很长时间。我在那儿也就待五分多钟，最多了。”“你们的婴儿闷死了，阿尔布赖特太太。在一辆那么热的车里，窗户又关着。没有空气。很难明白这种事发生在五分钟之内。”可能是汗，但掐得那么疼，大概是出血了。她不敢把萨尔的手拍开或者认可疼得不厉害。她只是搔了搔嘴角，说：“我已经为这事惩罚过我自己了，不过我当时是尽可能做到最快了。我走进店里，直接到乳品区，取下两包盔甲牌肉肠，你知道那东西很贵，可我连价钱都没看。有些肉肠一样好，可是要便宜些。可我急匆匆的，根本没看。”“你急匆匆的？”“噢，是啊，女士。他得吃好。罐头猪肉可不是一个干活儿的人要吃的。”“肉肠就成了？”“我原来想过排骨的。我原来想过排骨的。”“你不知道你丈夫要回家吃晚饭吗，阿尔布赖特太太？他不是每天都回家吃晚饭吗？”她真是个好人，玛维斯心想。客客气气的。她不四下打量这间屋子，不看男孩子的脚，也没被屋后冲马桶的声音吓一跳。马桶声响停下之后，摄影师摆弄相机的声音就显得大了。“拍好了，”他说，“与你会面真是好极了，女士。”他探身过来握玛维斯的手。他的头发和记者的头发颜色一样。“给凯迪拉克也照够了？”琼恩问道。“挺多的。”他用拇指和食指比画了个“OK”。“愿你们大家都好，听到了吧。”他把手伸到帽子处，转身走了。萨尔不再掐她母亲的后腰。她俯身向前，两眼盯着自己一只晃动的脚，只是偶尔碰一下玛维斯的小腿。从他们坐的位子上，屋里谁也看不见停在房前的凯迪拉克。然而所有的邻人都已经看见那辆车好几个月了，如今摄影师拍下了这么多从未有过的照片，全马里兰的人都能看到了。薄荷绿。葱绿。冷静点

民起义，后金可以趁机从东面进攻，这至少能迫使明朝与后金议和，从而达成有利于后金的和约。郑克晟：《多尔衮》，第4—5页。同年，张文衡也主张：“今正取天下之时，入中原之机……明之东南，苦于徭役，必不堪一击。今明国东西不能相顾，正吾发兵中原之机……汗若乘此天赐良机，国人争劝之时，决意进取，则天必佑汗。”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6—13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387页。?张春被俘后，达海对他说，金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政府竟无一言相报。《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1页。?康熙皇帝后来曾引用过皇太极的这番话。史景迁：《中国皇帝》，第144页。大凌河城陷落后，一些汉官试图说服皇太极乘胜南下。1632年5月8日，宁完我上疏指出，大凌河的胜利是明朝“内患”的结果，认为进军“南朝”，围攻山海关的时机已经成熟（称明为“南朝”，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后金已取得了与明朝平等的地位，今后将要与明朝争夺霸权，就像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所明确规定的那样；见苏珊·E·卡希尔：《宋代宫廷中的道教》，第24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14页。1633年8月26日，祖可法对皇太极说，一旦攻下北京，明朝其他城市都会投降；而欲攻下北京，必须先夺取山海关。同上书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32—33页。但皇太极仍然否定了这一建议。1634年，皇太极进军中原并已打到大同城下时，仍表示他的愿望是议和。任长正：《清太祖太宗时代明清和战考》，第49页。?“其结果是改革了女真族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汉化的政治制度，而且，其中央集权的程度比北宋王朝还高。”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7页。1635年7月4日，皇太极：下令对金、辽、宋、元的历史要特别重视。《皇清开国方略》，第37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页。随着皇太极对满洲后人可能忘却本族文化的担忧与日俱增，他对多尔衮的态度逐渐产生了矛盾。他把极大的权力交给多尔衮，但又因多尔衮主张实现更全面的汉化而对他怀有戒心。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同上书，第154—155页。?据《实录》载，5月12日，皇太极召集众官举行了更改年号（改天聪为崇德）和国号（改金为清）的仪式。皇太极——自此以后史称太宗——宣称此次改号符合天意，并强调说他已征服了朝鲜（当时其使臣在场），统一了蒙古，因而鸿名伟业，丕扬天下。《清太宗实录》第二十八卷，第17—22页。满族人相信，君主需要遵从天命来建立自己的统治。戴维·M·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1、204页。奥克斯南认为，“阿巴海（即皇太极）清楚地认识到，摆出一副能使中国摆脱明朝腐朽统治的架式，而非以金朝女真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这具有宣传价值。”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5页；又见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1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8页。熙宗是第一个热衷于汉化的金朝皇帝。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的汉化研究》，第99页。?世宗的排外运动，还强调了狩猎的重要性。陶晋生：《女真的汉化》，第76—83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9页；又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3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183页。?太宗日益增强的排外主义倾向，使他对力求改善汉人俘虏之地位的汉族官员，不像以往那样言听计从了。1638年，于努尔哈赤时代降金的祝世昌，对将俘获的良人妇女卖充乐户的作法提出批评。为此太宗斥祝世昌为身虽在清、心犹在明的叛徒。郑克晟：《多尔衮》，第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420—42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5—170页；郑克晟：《多尔衮》，第2页。引起这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拒绝承认太宗的地位高于明朝皇帝。另一重要原因是满足经济方面的需求。此前，正白旗之鞑靼人英俄尔岱，一直负责向朝鲜征收粮草。1636年，朝鲜国王将英俄尔岱软禁起来，并停止向清朝纳贡。其后，朝鲜军队被击溃，其国王逃走，英俄尔岱又继续在朝鲜履行其职责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94—395页。?沈世魁死后，沈志祥继承了他的军队和总兵头衔。明廷对此颇为不满，沈志祥遂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贰臣传》第七卷，第20—2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五卷，第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27—529页。?关于洪承畴在陕西镇压起义的概括叙述，见李光涛：《洪承畴》，第229—231页。?陈奇瑜在陕西东南将起义军包围后，接受了义军的投降，派安抚官护送他们回乡务农。但在途中，义军却杀死了安抚官，再度反叛。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5页。?《贰臣传》第三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8—35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381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1641年4月25日，兵部从一逃亡奴隶口中获悉，济尔哈朗率一支清军，携30多门“大红夷”炮，已经到达锦州东北数公里处的义州，并准备进攻锦州。分守外城的蒙古雇佣军经清军劝降而放弃了阵地，祖大寿弹压失败，只得退守内城。城中积粟足供坚持数月，但清朝之汉军及一支朝鲜援军的猛烈炮火，使守城明军伤亡惨重。这支朝鲜军是被迫而来的，战斗中又大量死于疾病。这时，明朝派职方郎张若麒赶赴洪承畴军中。洪承畴认为，清军攻势太猛，应当谨慎从事。而张若麒认为这是与清军进行决战并将其一举击溃的好机会，故一味催战。后来，张若麒因提出这一鲁莽的计划而受到弹劾。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680、3683—3686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1—233及236—237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4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这块沿海平川被流向大海的山洪隔开。1641年11月11日，朝鲜将领柳琳向其国王对这一战场做了生动的描述。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明清史料》乙编，第296、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2、236页；《清实录》，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9—20页。?城中一名官员设法逃出了清军的防线，去报告洪承畴及其残兵败将在松山的困境。他估计城中粮草只能维持到1642年初春，要求派兵增援。《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大同守军的估计则更为悲观，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松山人马每天要消耗粮食3000石。《明清史料》乙编，第335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明《题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24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7页。?明朝可以派出的援军有：吴三桂部兵1万人，战马5000匹；白广恩部兵5000人，战马2500匹；李辅明部兵5000人，战马500（应为700——译者）匹。此外，马科部有兵6500人，战马3400（应为2400——译者）匹；唐通部也有大约10000人的军队。但他们正镇守关隘，不能调动。《明清史料》乙编，第33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页。到1641年12月，清军已在被围各城四周“挖地为壕，壕上有桩，桩上有绳，绳上有铃，铃边有犬。”《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松山城内一部分水源被切断了，而到1641年10月18日两名士卒冲出包围时，城内只剩下三月粮草了。守城士卒每五天才能分到两碗米。《明清史料》乙编，第331、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6、239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这支清朝汉军的将领是佟养性之孙、炮兵专家佟国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6页。?由于雪太大，清军主力返回义州躲避去了。《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6—537页；《贰臣传》第三卷，第3—4页。沈廷杨亦由天津海运粮饷前往增援，但却拖延了数月之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页。?《贰臣传》第三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6—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4—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7—538页。?同上书，第8页。?1643年，夏承德及其所领500庄丁、1000依附农民，被编入汉军正百旗，后被派去占领山东。《贰臣传》第九卷，第6页。?《东华录》，1642年4月29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据说，太宗在大清门内的崇政殿接见了洪承畴，问他明朝皇帝为何对手下将帅的生死如此漠不关心，竟在战争中将他们轻易抛弃。洪承畴说，这是由于崇祯皇帝周围的众多文臣提出的策略纷纭不一。太宗直截了当地驳斥道：“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帛赎而得之，亦所当为，而况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洪承畴被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因为他估计自己的亲属一定遭到了明朝的诛戮。《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24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根据郑天挺的看法，是张存仁使洪承畴改变了主意。他曾在太宗面前自告奋勇，要求奉命为洪承畴剃发。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有许多想象出来的描述。1644年以后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他被俘后曾绝食9天，经强行灌入参汤后才苏醒过来。但此后他仍以自己是朝廷大臣，又是南人，而拒绝背叛明朝。清人见劝降无效，便将他放掉，并派甲士护送。将入关时，他遇见一个家仆。此人告诉他，京师中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并特别提醒他说，他如今是“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于是，洪承畴感到除了回去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4页。还有一些记载，或说是由于范文程的极力说服，洪承畴才放弃了绝食而死的念头；或说是皇太极让他年轻美貌的妃子蒙古科尔泌贝勒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去服侍洪承畴，使他恢复了健康；或说是皇太极亲至其室，解貂裘而与之服，使洪承畴大为感激，遂叩头请降了。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20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产生这些传说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洪承畴本人的特殊性。虽然后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南方士大夫为清朝效力，但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加入清政权及早已归附的辽东汉人集团，势必使人感到震惊。文秉：《甲乙事案》，第35页。不加深究地把洪承畴说成是乱臣贼子，总是很容易的；但人们对这一令人困惑的事件，显然渴望得到更详尽的解释。?《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00页。洪承畴很快就赢得了这些贝勒的信任和尊重，被他们视为清政府中最好的汉官。郑克晟：《多尔衮》，第8页。后来，洪承畴在陕西时的几员部将也在他的影响下叛明降清，其中包括总兵李本深和刘泽清。李本深率手下10.3万人归降于多铎。刘泽清在背叛南明而降清时曾写信与洪承畴联络。《明清史料》丙编，第9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55—256页。?1642年5月10日，圣旨称他“节烈弥笃”，令“速与优旌”。5月25日，兵部公布了吴三桂手下一人的报告，描述了洪承畴临死前每日面朝西南向明朝皇帝叩拜的情景。《明清史料》乙编，第39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1644年2月27日关于洪承畴之死的一次廷议。见万言：《崇祯长编》，第81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5页。该祠后来使明朝颇感为难，遂改奉观音了。根据一种记载，洪承畴的一个家仆，为了筹集一笔盘缠将洪承畴的妻妾及十名家仆送回福建老家，而上疏崇祯皇帝，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其主人尽忠死节的经过。崇祯皇帝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遂亲至洪承畴祠祭奠，而不顾大臣们对此报告之真实性的怀疑。皇上既然已经公开对洪承畴表示了哀悼，所有辽东籍官员便都不敢将洪承畴仍然活着的传闻上奏了。张怡：《谀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229、243—244页。?谢国桢：《党社运动》，第90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19页。佟图赖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也以同样内容上疏皇太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6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0页。?但太宗并未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念头。1642年10月，阿巴泰准备率军入关骚扰，太宗嘱咐他说：“若明国差人来讲和，尔等可答之云：‘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讨，敢不奉命行事。尔国果欲讲和，可与我皇上请命’。”另一方面，太宗又对阿巴泰说：“若遇流贼兵，亦对他说：‘尔等见明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流贼若差人来，就带他的人来。”郑克晟：《多尔衮》，第5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同上书，第12页。最初，围攻锦州的清军由多尔衮统领。但他未经太宗批准，便擅自决定各牛录每五人为一批轮流回家休整，以恢复其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以及无处放牧的战马的体力。太宗闻知此事后大怒。多尔衮因罪请死，太宗便将其由亲王贬为郡王，罚银1000两，夺两牛录，并于1641年5月1日将他召回盛京，留在朝廷。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关于多尔衮原来的头衔，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2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3—14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539—543页。?赵尔巽：《清史稿》“列传”第二十一卷，第20页。?虽然吴三桂的军队和声望都在1641年衡山附近的那次战役中被摧毁了，但他又在宁远重整旗鼓。到1644年，他手下已拥有4万正规军，七八万来自辽东的非正规军。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11页；又见曹凯夫：《三藩叛乱》，第13页。?锦州陷落后，张存仁曾至书吴三桂，简要叙述了清军连破数城的战绩，进而指出，“明气运已衰。”由于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吴三桂此时自然会考虑降清问题。《贰臣传》第二卷，第21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7页

。反正报纸上看不出颜色来。报纸照片显示的只有车子的大小，婴儿死处的亮光。现在婴儿们是永远不为人所见了，因为做母亲的甚至没给他们充满信任感的脸蛋拍过一张快照。萨尔跳起来，尖叫：“啊！瞧啊！一只甲虫！”还跺在她母亲的脚上。玛维斯刚刚说过“是的，女士，他每天回家吃晚饭”，可是不明白这件事有什么意义：有个每天回家的丈夫。有点什么意思吧。记者走了之后，她想去看看萨尔在她侧胁上掐出的伤，可弗兰克还在卫生间，大概睡着了，去打扰他可不是好主意。她想从沙发塑料面的缝隙中抠出土豆片的碎渣，但她想去的地方是凯迪拉克车里。车不是她的；是他的，可是玛维斯可能爱那车胜过他，就对他撒谎说备用钥匙丢了。琼恩临走时，她最后说的话就是：“车子可不是新的。有三年了。是六五型的。”要是可能的话，她宁愿睡在车里的后座上，蜷在那对双胞胎待过的地方，他们俩才是唯一乐于有她陪伴，不向她挑事的人。她当然不能睡在那儿。弗兰克告诉她，她这辈子最好别再碰那辆凯迪拉克，更不用说开它了。所以当她偷开的时候，她和别人一样吃惊。“你没事吧？”弗兰克已经躺在了被子底下，玛维斯吓醒了，那一惊很快就融进熟悉的恐惧中。“我没事。”她摸着黑想找出点线索。尽量提前感觉到、嗅到他的情绪。但他是一片空白，就像报纸采访当晚的饭桌一样。完美的肉条（不太紧，也不太松——用两个鸡蛋成就了这种不同）应该让他吃得高兴了。饭菜和他都达到了一种平衡：吃进了足够的，手里还有足够的。无论如何，他在饭桌上还是平和的，甚至是爱说笑的，而余下的孩子则大胆随便。萨尔用她的盘子撬开了弗兰克的旧刮脸刀，问了她父亲一系列的问题，每个问题的开头都是“这刀快得能……”。而弗兰克就会回答说“能剃下巴的胡须也能切断软骨”或者“割掉一只臭虫的眼睫毛”，引得萨尔哈哈大笑。当比利·詹姆斯把酷爱牌饮料吐到玛维斯的盘子里时，他父亲说道：“把番茄酱递给我，弗兰基；比利，别拿你妈的饭菜闹着玩儿了，听见没有？”她没想到会花费这么多时间，看着家人在晚餐桌前的样子，高兴地听着别人的笑话，她知道弗兰克是放任孩子这样做的。办报纸的人一心想有些抓住人心的消息，而琼恩，“《信使报》唯一的女记者”，则具有人情味。弗兰克在床垫上弄出调整姿势的响声时，玛维斯没打算做出坚强的样子。他穿着短裤了吗？要是她知道这一点，就会明白他是不是想和她亲热，可是她不碰他就没法弄清。弗兰克像是要满足她的好奇心似的，猛地弹了一下他拳击短裤的腰带。玛维斯松了口气，让自己叹出声，希望听着像是打鼾。她那声叹气还没完，被子已经被掀掉了。他把她的睡袍拉上去，遮住她的脸。她听凭他摆布。她判断错了。又一次。他是要先做这事，然后再做其他的。余下的孩子会躲在门外窃笑，萨尔的目光还会像刚听到那一事故时一样冷酷和不肯原谅。在弗兰克上床之前，玛维斯正在想她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想不起是什么事了。就在她刚想起来时，弗兰克问了她是不是没事。现在她觉得自己真的没事了，因为她忘掉的那件重要的事再也不必做了。眼下这事会像通常情况下一样很快就干完呢，还是没完没了地在一种无言的疲惫中渐渐衰退？两种情况都不是。他没有穿透——只是来回蹭着达到高潮，一边隔着蒙着她脸的睡衣咬着她的一绺头发。她简直成了一个真人大小的“破衣烂衫的安”了。事过之后，他摸着黑对她说：“我不知道，玛维（“玛维斯”的昵称。）。我就是不知道。”“什么？你指的是什么？你不知道什么？”她该这么说吗？还是干脆什么也不说？玛维斯选择了保持沉默，因为她恍然大悟他不是在和她而是在和门外窃笑的其他孩子说话。“也许，”他说，“也许我们能把这事处理好。也许不成。我真的不知道。”随后，他打了个大哈欠，“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知道，这是一个信号——给萨尔，给弗兰基，给比利·詹姆斯的信号。她等候着，一直到天亮也没合过一会儿眼。弗兰克睡得很沉（他一停止闷死或勒死她就倒头入睡了），她原可以立刻溜下床，打开门，不光是为了吸点户外的空气。她确知萨尔就蹲在那儿——准备着猛扑上来或者抓住她的腿。她会缩起上唇露出十一岁的牙齿——对于要大吼的嘴来讲，那一口牙太大了。玛维斯想，天亮是关键。他们会同意用夹子整治她，但或许还没设下。她必须全神贯注地把它找出来——在它弹起之前。第一道灰亮出现的时候，玛维斯慢慢地下了床。如果弗兰克醒了，这事就完了。她抄起一条红色休闲裤和一件蠢鸭牌运动衫，就进了卫生间。她从篮子里取出一件脏乳罩，麻利地穿戴起来。没有短衬裤，而且她也不能回到卧室去取她的鞋。经过余下的孩子的房间是一件大事。门开着，虽然没有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但玛维斯一想到要接近那儿，就感到发冷。过道尽头的左侧是不大的厨房兼餐室，右侧则是客厅。她得决定走哪条路再跑过那个门口。他们大概会以为她像往常一样径直到厨房去，看来她该直奔前门。也许他们盘算着她会改变习惯，根本没在厨房里放夹子。她突然想起，她的钱包还在客厅的电视柜上，那个小柜子在电视机坏了以后就充当杂物箱了。而备用钥匙就别在钱包内层的一处破口下。玛维斯屏住呼吸，面对黑暗睁大眼睛，快步走过余下的孩子敞开的房门。由于背对着可能有危险的方向，她感到燥汗和湿冷一起袭来。她不仅想起来了放钱包的地方，还记起了萨尔的高筒橡胶靴就在前门口。玛维斯抓过钱包，把脚伸进女儿的黄色靴子，就逃到了前门廊。她没朝厨房的方向看，而且后来再没看到那地方了。她出屋门时太紧张了，直到把凯迪拉克从路边开出来，才意识到还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她朝佩格家开去。她和那女人并不很熟，但她在葬礼上流的眼泪很让玛维斯感动。她一直想对她了解更多些，但弗兰克总有些办法阻止她们的相识变成友情。一盏路灯似乎在几英里之外，太阳又不情愿升起，因此她找起佩格家来很费了一番劲儿。当她总算找到了的时候，就把车停在街对面，等着天大亮再去敲门。周围一片静谧。矮牵牛花丛中有个木雕女孩，面部遮在一顶鲜蓝色的女帽下面，斜握着一只喷壶，脚边围着一群大大小小雕刻的鸭子。边缘分明、修剪齐整的草坪看着就像名贵羊毛地毯的样品。一切都是静止的，小风车和周围的常青藤也一动不动。不过，房子旁边一株比佩格家房顶还要高、还要老的莎伦玫瑰却在摇晃，在空调排出的空气中舞摆，将蓬乱的花朵和花蕾垂向草丛。那样子像野花，玛维斯的脉搏随着它的舞动剧烈跳动起来。凯迪拉克里的时钟显示才五点半。玛维斯决定先开车转上一会儿，到合宜的时间再回来。大概在六点吧。但是到那个钟点，他们也会起床了，而弗兰克就会发现车给开走了。他肯定会报警的。玛维斯从路边驶开，为自己的愚笨又伤心又惊恐。不光是邻居们熟悉这辆汽车，而且今天的报纸上还会登出汽车的照片。弗兰克刚买下车开回家的那天，街上的男人围过来拍拍车顶，把头伸进车里嗅着，还按了喇叭，哈哈大笑。他们笑了又笑，因为车主不得不隔两三个星期就借一次割草机；因为车主家的窗户上没有窗纱，家中没有可以看的电视机；因为三个月前他家前廊的六根柱子才漆了两根白漆，其余的还漆着黄色；因为车主整宿睡在他买来、停在自家门前的这辆车的方向盘后面。而邻家的女人们见玛维斯在阴天里戴着墨镜开车带孩子去白堡，都直愣愣地瞪眼看着，不停地摇头。她们仿佛从一开始就知道，这辆凯迪拉克有一天会臭名远扬。玛维斯用每小时二十英里的慢速驶上了一二一号公路，多亏有天亮前的余暗掩护。她驶过县医院门前时，一辆救护车静悄悄地滑出车道。明亮的急救灯射出的灯光将白底绿色的十字照进黑暗中。她曾经在那里当过十五次病人——其中四次是因为生育。在倒数第二次因为双胞胎出生而住院时，玛维斯的母亲从新泽西赶来帮忙。她操持家务，照顾其他孩子。三天后双胞胎出生了，她就回到帕特森去了——玛维斯估摸着有三小时的车程。她可以在《秘密风暴》开演前赶到那里，她整整一个夏天都没赶上看那部影片。在一处代卖饮食的加油站，玛维斯查看了她的钱包，然后才回应加油工。在她的驾驶执照后面折着三张十美元的钞票。“十。”她说。“十加仑的油还是十美元的油，女士？”“十加仑。”玛维斯注意到旁边的停车场上，一个早餐亭的窗子映出晨曦的珊瑚色。“那地方开门吗？”她盖过高速路上卡车的轰响喊道。“开门，女士。”她轻快地在砾石路上朝早餐亭走去。亭内，女售货员在柜台后边吃着酸苹果馅饼和粗燕麦粥。她用一块餐巾盖上盘子，又抹了下嘴角，然后才问玛维斯早上好和要什么。玛维斯拿着一纸杯咖啡和用餐纸包着的两个甜甜圈往外走的时候，在出口宣传Hires牌饮料的镜子里看到了女售货员在咧嘴笑。那笑容让她走回加油站的一路上都心里别扭，跨进车里才看到脚上那双鲜黄色的靴子。她把车驶离加油站，停在早餐亭背后，然后把早餐放到仪表板上，同时在储物箱里翻弄着。她找出了一品脱未开的时代品牌威士忌，还有一瓶剩下一英寸左右高的苏格兰威士忌，一些餐巾纸，一个咬环，几根橡皮筋，一双脏袜子，一只电池已耗尽的手电筒，一管唇膏，一张佛罗里达地图，几卷去口臭的薄荷糖和一些交通罚单。她把咬环放进钱包，把头发编成一条难看的小辫子，从橡皮筋里伸出来的松散部分就像鸡毛。她还用陌生人的唇膏在嘴上涂了涂，随后便在座位上坐好，啜饮起咖啡来。她刚才太紧张，没有要牛奶或糖，只是要了黑咖啡，现在没法强迫自己喝下第三口了。那陌生人的唇膏把纸杯边缘蹭得乱七八糟。凯迪拉克每跑九十英里就要喝掉十加仑汽油。玛维斯没想好是先给她母亲打电话还是一直开到母亲家。后一种设想似乎更精明。弗兰克这时可能已经或者随时会给岳母打电话。让她母亲如实回答会更好：“我不知道她在哪儿。”到帕特森的车程是五小时，不是三小时，等她看到路标时，只有四美元七十六美分了。油表已经指到零了。街道比她记忆中要窄，店铺也不一样了。朝北的树叶已开始变黄。驱车在树木形成的阳光斑驳的夹道中，她觉得道路似是向前滑行而不是向后退去。她的车速越快，前面的路越长。凯迪拉克在离她母亲的房子一个街区的地方就停下了，但玛维斯勉强穿过十字路口，把车停在了路边。来得太早了。在孩子们下午被接走之前，她母亲不会从幼儿园回家的。房门钥匙没再放在驯鹿模型的下边，于是玛维斯便坐在后门廊上挣扎着脱掉那双黄靴子。那双脚看着就像不是她的。早在五点半钟，玛维斯还在盯着佩格家的莎伦玫瑰时，弗兰克就已经打过电话了。勃迪·古德罗告诉玛维斯，说她跟他讲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以为他是什么人，竟把她从睡眠中叫醒，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老太太不高兴。当时不高兴，后来当她女儿像是黑洞中出来的蝙蝠似的轻敲着厨房窗户时还是不高兴，她一开门就是这么说的：“丫头，你那样子就像是从黑洞中出来的一只蝙蝠。你穿着一双孩子的鞋到这儿来干吗？”“妈，就让我进去吧，好吗？”勃迪·古德罗只有一块牛肝凑合够两个人吃。母女两人在厨房吃饭，玛维斯现在像模像样了——洗漱梳头，服了阿司匹林，还穿着勃迪有些大的便服。“好啦，让我明白明白吧。我倒不是非听不可。”玛维斯还想再来些小豌豆，把碗歪过来看还有没有剩下的。“我能够明白你这次来的原因，你知道。谁都明白，”勃迪继续说，“有个蚊子脑袋就能想明白。”碗里还有些。两三汤匙吧。玛维斯把剩下的小豌豆全都拨到自己的盘子里。不知道有没有饭后甜食。她母亲的盘子里还有不少炸土豆片。“你还吃那些吗，妈？”勃迪把她的盘子推给玛维斯。盘里还有一小块牛肝和一些洋葱。玛维斯把这些统统刮到了自己的盘子里。“你还有孩子们嘛。孩子是需要母亲的。我知道你挺住了，亲爱的，可你确实还有余下的孩子啊。”牛肝做得好极了。她母亲总是把紧绷绷的外膜剥得干干净净。“妈，”玛维斯用一张餐巾纸擦了擦嘴唇，“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葬礼呢？”勃迪挺直了身板。“你们没收到汇款吗？还有花？”“我们收到了。”“那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我得作出选择——帮助埋葬他们还是花钱来回坐车。我没那么多钱两样都办到。我跟你全讲过了。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你们怎么做更好，而你们俩都说要钱。你们俩都是这么说的，两个人。”“他们要杀死我，妈。”“你想让我在余生里一直头顶着那个负担吗？我还没为你和那些孩子尽够一切力吗？”“他们已经要下手了，可我逃了出来。”“你是我所有的一切，如今你的兄弟们已经不在了，他们让人开枪打死了，就像——”勃迪拍了一下桌子。“他们无权杀死我。”“什么？”“他在让余下的孩子这么做。”“什么？做什么？说出来，让我能听清楚你的话。”“我说的是他们打算杀死我。”“他们？谁？弗兰克？怎么是他们？”“他们所有的人。孩子们也一样。”“杀死你？你的孩子们？”玛维斯点着头。勃迪·古德罗先是大睁着眼睛，继而用手撑住前额，低头看着膝头。有一阵子，母女俩谁也没说话，可是后来，勃迪在水池边问道：“那对双胞胎也想杀死你吗？”玛维斯瞪着她母亲。“不！噢，不，妈！你疯了吗？他们还是婴儿哪！”“好啊。好啊。只是问一问。这不正常，你知道，以为小孩子们……”“不正常？这是——这是邪恶！但是他们会照他说的做。现在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他们已经试过了，妈！”“怎么试的？他们做了什么？”“萨尔有一把剃刀，他们都瞧着我笑。时时刻刻都盯着我。”“萨尔拿那把剃刀干了什么？”“她把剃刀放到她吃饭的盘子旁边，一直看着我。他们都看着我。”两个女人都没再谈这件事，因为勃迪告诉玛维斯，如果——而且也只有她不再这么说话，她才能住在这儿。她不会告诉弗兰克——就算他再来电话—也不会告诉别人玛维斯在她这儿，而如果她再说一个关于杀人的字眼，她就马上给他打电话。过了一星期，玛维斯又上路了，不过这次她心中有了打算。几天之前，她听到她母亲小声对着电话话筒说：“你最好尽快到这儿来，我指的是马上。”随后，玛维斯趁着勃迪在游戏校园公司上班，边绕着房子走边想：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钱，阿司匹林，油漆，内衣。她取出了她能够找到的前面两样：两封褐色政府公函里的支票和两个拜耳瓶子，信封原是摆在她的一个战死兄弟的照片前面。她从勃迪的首饰盒里拿出了一副仿钻石耳夹，偷回了她母亲认为藏得严严实实的汽车钥匙；把剪草机里的两加仑汽油倒进了凯迪拉克的油箱，然后把车开出去再多加些油。在纽瓦克，她发现了一家叫施勃伯爵的喷漆店，便在基督教青年会宿舍待了两天，直到把车喷成了品红色。广告上说的二十九美元原来只是对标准规格的汽车而言，对这辆凯迪拉克，他们找她要了六十九美元。至于内衣和带皮带的凉鞋，她是在伍尔沃思连锁店里买的。在“好愿”二手商店，她买了一套浅蓝色套装，料子是速干的；还买了一件白色纯棉套头衫。她心想，穿这些东西去加利福尼亚正合适。正合适。她在身边的座位上放着一份新版的行车地图，从纽瓦克驶出，加速向七○号路驶去。随着东部被甩得越来越远，她的心情也越来越愉快了。以前她只有一次这么愉快过，那还是小时候乘转盘火箭的事呢。当火箭向下俯冲时，她乐得头晕目眩；刚刚慢下来就头朝下地升到转盘高处，那种心惊胆战的刺激到了极点，虽然她和别的乘客一起尖叫，内心倒是一种安稳的激动，因为尽管

其事；晖儿和S已经因晕车而显得脸色苍白了起来；林岳一路不停地说着话，我知道他是想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但在这颠簸的路况上，也只是杯水车薪罢了。“嘎”，厢式货车骤然急停，毫无防备的众人身子一片歪倒。“嗨～～我说老凡，你丫注意着点儿开行不？！”林岳差点一头撞上挡风玻璃。我没答话，伸手指了指车子的前方，小路右侧的树林里横着两辆黑色的越野车。这是两辆路虎发现Ⅱ型越野车，4.0排量，V6发动机，近七十万售价的车辆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在偏僻小路上，唯一的解释：这就是陈子浩他们驾驶的车辆。两辆路虎此刻已经熄火，车内沉寂得没有一丝动静，侧面的车窗蒙着乌黑的单透膜，眼前的距离是无法透过车窗看清车内情况的。我将厢式货车倒出数米，招呼林岳下车，两人小心地向树林中的路虎摸去。这两辆应该是空车，直到我俩触及车门拉手的那一刻，车内依旧毫无动静。但就在这时，两人的肩头突地一紧，身子不由被人拉得向后退去。“傻小子们，这么大的煞气，你俩找死吗？”耿婆严厉道。两辆车子头尾相接，敦实地拦在面前，无论是车身还是周围都感觉不到有任何的异状，可耿婆那严肃的样子肯定不是在耸人听闻。呜地一声，狴犴的身影出现在面前，涨大到老虎大小的身躯堪堪拦在了我们和车子的当中。只见它抬爪昂首，口中发出一声震撼地咆哮，两只前爪狠狠地拍在了车前的地面上。“窣……窣……”车子的另一侧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似乎有什么东西从车上掉落了下来，紧接着便是一股怪风逐渐远去，隐约间我的脑海中映出数个奇诡的影像。“镰鼬？！”那是几只黄鼬般大小的东西，身子弹动着如风般消失在不远的树林中，两只前爪上长着一对锋利的镰刀状物体。“扶桑镰鼬，性金亦从风属，奇诡凶残，乘其尾随风而行，前足锐利如镰刃，纵百炼精钢且不能敌也。扶桑倭人，以神敬之，创隐忍之术，铸弯镰效法，善取人首级。”这种产于东瀛扶桑的凶残虚灵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偏僻的树林中？而且隐匿得如此之好，要不是耿婆及时将我俩拉回，只怕我和林岳早就成了两具无头尸体了。狴犴不放心地在车子周围徘徊了一圈，确定没有危险之后，便低低地朝我们吼叫了两声，身体渐渐缩小，紧赶几步跳进了紧跟而来的S怀中。既然出现了镰鼬，车内又如此地死寂，这帮人很可能……两辆车子里都是无头的尸体，颈部的断口平滑整齐，尸体保持着各种姿态，且十分自然，没有任何的扭曲和变形，临死的那一瞬间似乎正在这片树林中停歇休整。“呃……”S躲在一边大口地呕吐了起来，虽然车内没有任何的血迹和腥气，但这些诡异的尸体也足以让人反胃了。我拍了拍脸色苍白的晖儿，示意她去照顾下S，虽然晖儿没有立即呕吐，但我能感觉到她正在强忍着恶心。尸体被搬下了车，整齐地排列在一边的草丛中，一共有九具，林岳拧着四条眉毛一脸沉思地检查着。“扶桑镰鼬仅活动在现在的日本一带，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疑惑地向耿婆问道。耿婆没有回答，踱着步四处探查了一圈，半晌才回头望了望我。“你问我，我又去问谁？”她沉着脸道，“连虚灵身上的煞气都感觉不出，真不知道你俩是怎么活着从云南回来的。”这番话听着十分刺耳，但却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和林岳根本就没有查觉这些东瀛镰鼬的存在，尤其是我的听风能力，似乎对这种虚灵完全没有反应。“老凡，你知道为啥车里没有血吗？”林岳从尸体边站起身来，“这些尸体体内的血液全部凝结了。”人类的血液凝结通常只有三种常见的原因，伤口保护性凝结、血液中混入凝血性毒剂或者是长时间死亡后自行凝结。不过，这些尸体的血液却不属于以上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林岳用小刀取出了一部分凝结的血液样本，那些凝结的血块就像我们平时烧熟的鸡鸭血一般。“高温烘培导致的凝结。”林岳摇头道，“这些家伙就跟活烤的鸭子似的。”能造成这样结果的唯一可能就是饲虚一派的灵火，从尸体上辨别，这些人都是年龄在二十到三十多岁上下的年轻人，而陈子浩却并不在其中。是他下的毒手？大费周章地杀死这么多手下，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布下疑局，让我们葬身东瀛镰鼬的刀足之下吗？“他们把书毁了。”晖儿从其中一辆车上下来，递给我一些残破的纸片。从残片的纸质来看，年代已是十分久远，有明显的灼烧痕迹，部分残留着“阅世”、“八神”等字样，看样子应该是属于刘基那本《阅世奇门》上的。“有灵火的痕迹，附近植物的水分蒸发相当厉害。”林岳从一棵大树上荡了下来，“要不是老耗子不见了，我还以为是臭脸大哥干的呢。”“丁火死门，玄武入离，老婆子太久没出门了。”耿婆叹了口气，用脚抹去方才划在地上的东西，“饲虚一派的后辈中出了这些个杀神，只怕后面死的人会更多。”“您老算出是谁了？”林岳瞪大了眼睛道，“是那老耗子还是臭脸大哥？”“你以为奇门遁甲是通天彻地万试万灵的？”耿婆沉脸道，“能知道那么明白的话，我还用跟着你们这俩臭小子瞎转悠？”林岳讨了个没趣，讪讪地闪去了一边，帮着S和晖儿从厢式货车上拿下行李。刘基的《阅世奇门》被毁，陈子浩离奇失踪，树林里留下了一批奇诡的无头尸体。扶桑镰鼬的出现，现场残留的灵火痕迹，原本顺藤摸瓜的跟踪线索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丢下厢式货车，我们换上了其中一辆路虎越野车，返回了主干公路上。“好家伙，这车坐着可是舒坦多了。”林岳在车座上扑腾着，“咱也算是鸟枪换炮了。”“你就不能安静会儿？！”S瞪了他一眼，“狴犴都比你乖。”狴犴神情得意地冲着林岳呜呜了两声，舒服地在座椅上翻了个身，肚子里发出一阵惬意的噜噜声。“靠，我要变它那样，不就成了只懒猫了？”林岳嘀咕道，不屑地瞥向狴犴，却正迎上它那同样不屑的眼神。一人一兽就这么僵持地对视着，谁也不肯示弱。“亦凡，目前的线索都断了，接下来我们该去哪里呢？”晖儿沉吟道，“莫炎一直没有回复你的邮件，他那里会不会出事？”“不清楚，莫炎个性孤僻，不回邮件未必就是出事了，也许他正在我们附近也不一定。”我翻开遮阳板道，“至于该去哪里，陈子浩他们其实已经留下了线索。”“小子，我是低估你咯。”耿婆看着遮阳板内露出的东西，不由笑道。大多数驾驶者都喜欢在遮阳板内夹藏地图，陈子浩的司机也不例外，翻开的遮阳板内放着一幅公路地图，上面用红笔清晰地标注着行进路线，而在一些地点上着重做了标记。“我们下一个该去的地方是河南省巩义市。”我瞟了眼地图道。“那里有什么名人古迹吗？”S问道，“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林岳摇头晃脑地吟道，“那里是北宋皇帝的窝点——宋陵。”“北宋宰相赵普就葬在宋陵。”我接着道，“那是北宋最有名的奇门遁甲大家。”……一路上，我和林岳轮流驾驶着车子，为了避免被沿途的路卡人员认出，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些偏僻的小路，在路虎越野车的良好性能保障下，行进的速度并没有被拖延。“很快就进入河南省境内了。”我看着地图道，“今晚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出发。”我们落脚在一家简陋的旅店里，沿途的劳累使得大家都早早地入睡了。低低的声响传入耳中，混合着飘忽不定的梦境在脑海里不住缠绕着，我烦躁地挥了挥手，企图赶走这讨厌的干扰，但一种特殊的感觉却令我迅速地清醒了过来。那声响依旧继续着，低微但却清晰，仔细听去像似某个悲恸的妇人正在啜泣。“这才几点啊？”林岳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脸不耐烦道，可能他正在做着什么美梦，却被我不由分说地拽了起来。“靠，大半夜的哭丧，听着怪滲人的。”林岳也听到了那古怪的声响。单就这个声音应该不足以让我感到怪异，而令我惊讶的是自己根本无法判断出那声音的来源。无论怎样仔细的听辨，那声音始终在屋外飘荡，似乎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两人穿起衣服，轻轻地溜出房间，来到旅店外的空地上。这家旅店直冲着一条蜿蜒的土路，自东南而来的路基斜斜地从旅店的西北侧经过，离开旅店不远处是一片密实的防风林。幽暗的月光下，那声音飘忽在周围的空气中，我隐隐查觉到，周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湿气，像是阵雨过后的那种感觉。林岳左右看了看，俯身用双手在地面上拍动了两下，一片细小的蒲公英顿时出现在面前。他微微跺了下脚，蒲公英的飞种立刻四散飞开，在空中停留片刻后，整齐地分两路围向旅馆周围。“我听不出这声音哪儿来的。”我低声向林岳道，“附近可能有什么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白天的时候这里还明明白白的。”林岳有些发寒地说道，“到了夜里就怪怪的，附近的植物都拼了命的呼吸。”“你怎么知道它们在拼命呼吸？！”我脑后的汗毛不禁竖起。“简单啊，闻到这股湿气没？植物拼命呼吸的时候就是遮阳了。干嘛？你丫那么紧张……”林岳说着突然住嘴，脸色也开始变化起来。植物在白天依靠光合作用来制造养分排出氧气，而到了夜晚则进行呼吸作用排出部分水分和二氧化碳，在生物学上这是个很简单的常识。如果你发现这些植物晚间拼命进行呼吸作用，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它们的根茎泡水了，即便看上去生机盎然，但如果不迅速排出水分只怕根茎很快就会腐烂坏死。另一种便是让我和林岳头皮发麻的可能——这附近有个凶煞风水格局。风水格局不论凶吉，在外观上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即便平日里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到了夜里或某个特殊的时间，周遭的环境便会发生一定的改变，造成一个非常凶险的局势。对这家小旅店而言，东南直来的土路犯了一个冲射的忌讳，一路行来的地气直冲而过，给这里开了个类似“风口”的凶格，但好在是斜对道路，加上附近的树木对冲，气势上不会引起太大的风险，最多也只是影响点人气什么的。我和林岳白天因劳累，并没有过多的注意这里的环境，加上到达这里时正是白天，也完全不会去想夜里的变化。可就是这个疏忽，让我们无意间撞上了一个凶煞风水格局——穿水煞局。天下流水气脉自西向东而行，一路间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水脉的行进是不会改变的。但这条土路恰好阻断了流水气脉的行进，放在白天，阳光和植物的会消耗去大量的水分，这里的水气相对比较平衡。但现在是夜晚，植物的呼吸作用恰好会排出水分，地下被土路阻断的水流气脉从植物这里找到了出口，压制已久的水气便汹涌地排放了出来。地面的水气融合地下的水气，形成了类似人类血脉互通的效应，整个地域下的水流气脉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涌出地面。这在风水堪舆学中被称为“穿水煞气”，绵绵不绝的水气会渐渐地侵袭附近动物和人的呼吸系统，使它们因缺氧而窒息死去。而旅店的位置处在惊门，易产生异变；五行属金，金生水的特性更加助纣为虐。但这还不是最让我头痛的……“今儿正好又是‘白露助水’的节气！”林岳恨声道，“真他妈会挑时候，怎么拣了这么个地方？！”“我知道那声音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了。”我幽幽道。“不用你说，这会儿我也知道了。”林岳指着一处道。在他手指的方向，飘出的蒲公英飞种围绕着一片渐渐聚集的水气，水气中隐约出现一个娇小的绿色身影，幽怨的声音便来自那里。“绿衣水魕！”林岳垮着脸道，“走不了桃花运，尽走桃花劫了。”五、斧声烛影“水魕者，成于水煞凶局，其形袅袅，其音凄凄，色如翠玉而暗华周生，气如雾瘴而掩人口鼻，所遇者皆亡，状若溺毙。如谷雨白露之时得见，当退避三舍，避其盛势，吾道后世切记莫讳。”穿水煞局里最让我头痛的便是这个绿衣水魕，它是一些犯了水煞的风水凶局中滋生的虚灵。它没有特定的实体，只是一股朦胧的水气，但周身的绿色光华会给人造成一种奇异的错觉，隐约看去像似一个身着薄纱绿衣的妙龄女子。不过，那些想上前亲近的人便会被厚重的水气侵入呼吸系统，弄得窒息而死，就好像是溺水身亡一样。与溺水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是被空气里的水淹死。绿衣水魕的来历和成因很模糊，虚灵篇中也不曾提到，但我却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它身上所带来的那股幽怨之气。当然，相比弥漫在空气中的厚重水气而言，这点幽怨之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随着绿衣水魕的出现，我和林岳的呼吸渐渐开始困难了起来，口鼻间涌动着特殊的水腥味，我甚至可以听出水滴在肺部聚集的滴嗒声。“你快带S和晖儿她们走！”我冲林岳急声道，“耿婆也许能对付这东西。”“靠，我走了你丫能顶住？！”林岳用力吸了吸鼻子，冲地下啐了一口，吐出的竟已是一口清水。地上迅速地长出一片巨大的仙人柱，这种沙漠生植物是蓄水的行家，针状的叶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抑制住绿色茎体内水分的蒸发排放。仙人柱疯长着铺满了大半的空地，由土壤中散发出来的水气缓解了许多，周围那些进行着剧烈呼吸作用的植物也平息了下来。林岳的方法看来是奏效了。但这时我却发现他的面色变得难看了起来，那些仙人柱的体积似乎在不住胀大，难道这反而……匆忙间大量的黄土铺就在了地上，干燥的土层完全阻挡了水气外泄的途径。但这也只是缓解了一时而已。“蓬……蓬……”一连串的爆裂声响起，因无法承受内部巨大的水压，巨大的仙人柱相继爆开。一时间四周有如经历着倾盆暴雨，大蓬的水珠洒落下来，那密集的程度愈发令我们呼吸困难。“咳……咳……不行……快走……”林岳被水呛得不住咳嗽，转身向旅店跑去，却因脚下泥泞湿滑而摔倒在地。幽怨的声响在“暴雨”中显得分外清晰，我知道这绝不是因为空气中弥漫了水滴而增强了传导性，事实上我俩的周围已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色。我不及细想，双手连拍之下，七道飞火印纸排作一个天罡印阵，咬破的指尖洒出一串鲜血，瞬时间剧起的红光冲散了四周的水气。绿影一晃，传来一阵更为幽怨的声响，腾起的飞火阳炎之气将漫天的“暴雨”蒸发成了大片白雾，但这样一来，空气中的水气却愈发浓厚了起来。“老凡，咱俩都用错招了……”林岳看着势头凶猛的白雾道。浓重的白雾，弥漫的水气，两人在呼吸极度困难的情形下已根本辨别不清方向了。现在别说对付绿衣水魕，就连逃都找不到路……“七尺金柱入死门，戊土庚金引壬水！”不远处传来耿婆的喝声。死门，五行属土，主归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处暑、白露。脑中灵光顿现，一根七尺长短的金属细柱立刻插入身侧死门位的土壤里。“五缕垂柳定伤门，甲乙双木破土行！”耿婆继续厉声道。伤门，五行属木，主归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清明、谷雨。林岳双手一揉，十指插入地下，一棵粗大的五缕垂柳在伤门位破土而出。周遭的绿光突地暗淡下去，一种哀怨而惊恐的声响在空中飘荡着，水气倏然散开，一片明朗的月色洒落在身上。耿婆板着脸站在不远处的旅店前，身后跟着晖儿和S，在她们的四周不规则地插着几根树枝。我惊异地发现，在树枝的围绕的地面竟是干燥的。“两个傻小子，冒冒失失的，想这俩丫头年纪轻轻地就守寡吗？！”耿婆慢步走来，手中的树枝在我俩头上狠狠地各敲了一下。心下不由一阵惭愧，我和林岳的确冒失，如果不是耿婆出声指点，这会地上肯定会多出两具淹死在旱地上的奇怪尸体。“年纪轻轻地就守寡……”林岳那小子咧着嘴一阵傻乐，S脸红了红，低头抚摸起怀中的狴犴来。耿婆从S手中抱过狴犴，抚摸着它柔顺的皮毛，低头在它耳边轻声嘀咕了两句。狴犴打了个哈欠，眯缝的双眼即刻圆睁，摆动长尾纵身下地。坚实的土层像一汪清水般散开了涟漪，狴犴的身影遁入地面。不多时脚下涌起一阵震动，隐隐地，我听到一片澎湃的声响自脚下远去。“上古洪荒时，鲧受命治水，四处堵截，闹得水灾更重，自己也惹来杀身之祸。”耿

究的修订本最近已经发表。见邓尔麟：《嘉定忠臣》；又见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研究这个问题同样还可以引用《东堂轶札》，见《明清史料汇编》第十六卷，第1137—1172页。朱子素的《嘉定县乙酉纪事》和他的《嘉定屠城纪略》大致相同，但后者有更多的关于征服平定的材料。关于嘉定抵抗运动的一般情况，见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1、86—87页；《明史》，第3114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3—284页；《嘉定忠臣》，第282—283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4—18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1—27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1页。?同上书，第19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6—293页；《嘉定忠臣》，第284—289页。?同上书，第273页；《嘉定忠臣》，第292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4页。这发生在8月9日。?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4、19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97—301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5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22—24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3—194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36—45、63—66、85—93、145—15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02—30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6页。?同上书，第15—17页，第87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99—109、134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02—307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6—298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8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27、35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98—19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11—312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99—300页。?李成栋起先派浦峤去嘉定，但是结果表明在葛隆—外冈军事联盟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他无法接管这座城市。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126—127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6、310—312页，及其《嘉定忠臣》，第300—301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200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129页。?《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132页。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和出版家冯梦龙当时以这样的笔法来描绘太湖：“这太湖在吴郡西南三十余里之外。你道有多大？东西二百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围五百里，广三万六千顷，中有山七十二峰，襟带三州。哪三州？苏州、湖州、常州。东南诸水皆归。一名震泽、一名县区、一名笠泽，一名五湖……吴人只称作太湖，那太湖中七十二峰，惟有洞庭两山最大。东洞庭曰东山，西洞庭曰西山。两山分峙湖中。其余诸山，或远或近，若浮若沉，隐现出没于波涛之间。”见冯梦龙：《醒世恒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顾公燮：《销夏闲记摘抄》，引自谢国祯：《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3页。这个出问题的地区在太湖的东南角。长白荡在陈墓外面。此时成了土匪活动中心的泖湖位于太湖和松江之间。明代地图比现代地图给出了更为清楚的界限，标明了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许多河道和一些从太湖流向松江的小湖。?他们的船建造得像是竹条制成的翼面。这种高度机动船在今天的湖上仍可看到，一天便可驶出300浬。在秋天，船手们夜里上岸，躲进树林，准备突然出来进行抢劫。在浙江太湖南面尤其是这样。在多山的长兴县（湖州府），居民们完全以劫掠为生。吴智和：《明代的江湖盗》，第109—110页。?顾公燮：《销复闲记摘抄》，引自谢国祯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3—134页；又见谢国祯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2页。1659年的宜兴地方志第六卷中的一份材料记载说，赤脚张三和他的妻子由于掌握了秘密的功法而敢于在大白天里进行抢劫。一个当地的军官想抓住他们，他们两人“旋转火矛”，将其打倒在地。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7页。陆世钥得到了另一个叫沈自柄的秀才的帮助。?吴伟业：《吴诗集览》第二卷下，第13页。吴易被史可法选入幕府。他的名字有时被误写成吴杨。顾沅：《吴郡五百名贤传赞》第十五卷，第8页。《明史》，第331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4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37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7页。?吴伟业：《吴诗集览》第二卷下，第13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3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9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82页。?土国宝可能是大同人，尽管后来清朝的史学家昭梿说他是投降了洪承畴的太湖土匪。昭梿还说，土国宝后来想联系郑氏家族进行起义。不过，清当局风闻此事后，故意切断了他部队的供给。当土国宝因此想从苏州逃跑时，他被抓获归案，他的妻子在钟楼上吊自杀。昭梿：《啸亭杂录》第十卷，第18页；还可参见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9页。顺便说一句，土国宝把16世纪拙政园的花园（今位于苏州市博物馆后）变成了总兵的住宅。董春：《中国的花园》，第234—238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7—229页。?小威尔斯：《17世纪中国多元政治的夭折》，第4页。松江抵抗运动的史料来自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32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0—244、365—366页；《明史》，第3113页；王云五：《大清一统志》，第957—958页（第八十四卷，第10—11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55页（第二○六卷，第10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169页（第三卷，第9页）；以及查继佐：《国寿录》，第76页。?陈子龙离开南京朝廷后，在1644年的10月至11月间回到了松江，料理家族墓基的建造，到1645年初完工。在把他的祖父、父亲、母亲和继母埋葬之后，陈子龙举家搬至距省会西北几里地远的津浦县附近。那时他的家族成员中有他病重的祖母、妻子、他的三个妾和几个儿子。艾维四：《陈子龙》，第133—134页。?何炳棣：《进身之阶》，第232—234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论”第二十八卷，第13—24页。关于合法性的观念和江南家族的迁徙，见前“论”第二十二卷，第1—15页。这决不是什么新鲜上法，江南地区从东晋（317—419）以来就具有一种特殊的理想的合法性。罗杰斯：《淝水之战之谜》，第5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24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当时有一传闻，说史可法从扬州逃了出来，在太湖统率着一支军队。另外的传闻说，刘泽清派了他的一支部队南进以帮助江南。所有这些传闻都是假的。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0—271页。?李待问是1643年的进士，也是董其昌的挚友。查继佐：《国寿录》，第57页。沈犹龙（1616年的进士）在17世纪30年代晚期担任过福建和江西的巡抚，并在黄斌卿的帮助下平定了张普薇起义。郑芝龙向他投降后，他出任总督两广军务和兵部右侍郎。尽管弘光政权给了他一个职位，但是他拒绝接受。《明史》，第311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9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87—28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55页（第二○六卷，第10页）。但是陈子龙的传记并没有赞扬他有这样的领导作用。见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明史》，第311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明史》，第3113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12页。?黄家瑞为1634年进士，以后出任淮阳巡抚。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169页（第三卷，第9页）。?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8—9页。?8月1日松江的这场抵抗运动，不论是一个预谋的叛乱，还是简单地发泄报复，它很快地失去了控制，是无疑的。人们指出，抵抗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在南明政权时期做过史可法的军事顾问和负责军需官员。在南明军队败退后，他们中的一些人留在军中，甚至可能接受这些军队将领们的命令。比如，杨文驄在他率军南进之前可能在苏州见过吴易。不过，局势十分混乱，以致于这几个推选出来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人知道怎样和什么时候协调行动。这部分地因为他们很少知道清军在这个地区的情况。就像侯峒曾所说：“吾等不知敌军所在。神灵保佑，只有待敌而动，所谓骑虎难下矣。”邓尔麟：《嘉定忠臣》，第128页，及其《达官贵人》，第282、276—27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9—8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根据他的本传，陈子龙本人联络了在嘉兴的前吏部尚书徐石麒、嘉定的侯峒曾、黄淳耀、钱默和蒋若来，昆山知县杨永言、黄南阳和朱天麟，以及江阴、休宁、平湖、太仓和长州的一些官员和乡绅。?甚至在1644年北京陷落以前，荆本彻就已是南方防守战略的有力支持者了。他反对史可法北进收复首都的战略，建议将南方变成南明复兴的基地。在崇明岛，一个不太有名的明义阳王投奔了他，他是由最初在苏州投靠杨文驄的太监李国辅带到这里来的。荆本彻也得到商船专家沈廷扬的支持。查继佐：《国寿录》，第9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6—277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尽管吴志葵从来没有真正占领上海，但是荆本彻抢劫了这个城市周围的乡村。?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黄蜚是一个边地人，也是一名军士，他被辽阳著名的将军黄龙收为养子。在黄龙被满人杀死在辽东旅顺后，黄蜚接替了他的领导权。南明时期，史可法派黄蜚去南京南面的芜湖接受黄得功的指挥，他们因同姓而互称兄弟。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明史》，第302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52页。?《明史》，第3113页；又见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5—366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明史》，第3113页。根据一份记载，黄蜚没有接受邀请，因为他认为他在江阴城没有个人的关系。另一份可相印证的记载说，吴志葵带着镣铐被带到了城墙下，喊话要抵抗者投降。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52—254页。不过，一些人认为，黄蜚在春申浦战斗中被杀害了。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2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201页。吴淞百姓投降了李成栋，在当地的武举冯嘉猷的带领下把武器交给了占领军。李成栋把这座城交给旗人徐贞甫。不久，徐贞甫的统治就遇到了吴之潘的挑战，他是当地的一个武装首领，曾经逃往崇明岛，后来又带着4000多人和100艘战船杀了回来。不过，吴淞百姓对这支海盗式的船队没有给予丝毫的援助。他们后来被抓获，在一次受百姓欢迎的公审后被处死。?自称楚朝、建号元神的崇明头领荆本彻邀请冒险家潘复担任上海的头领。他杀死了清朝知县陶涣，抢劫了这座县城。这时他想拉拢一些居民参加他的队伍以支持松江复兴明朝，但遭到了拒绝。松江抵抗运动失败之后，潘复逃往上海，参加了海盗“麻子顾三”的队伍。后来他投降了清朝。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3页。?《南明史料》，第4—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401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9—80页，及其《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2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7页。?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3页；“万补”，第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1页。陈子龙扮装成和尚逃出了城。那时他的祖母已经90岁了。金泽位于江南与浙江交界处的清浦县西36里外。陶庄位于嘉兴县西北36里。?南京陷落之后，南明复明分子的主要希望是以河南鲁王为核心建立另一个政权，鲁王曾经是史可法最先选择的对象。不过，在1645年7月1日他成为这个政权的统治者时，已经受到了博洛指挥下的多铎旗军的围攻。因为知道没有取胜的希望，鲁王未经抵抗便投降了，杭州落入清人之手。复明分子于是又转向唐王，他被郑鸿逵从杭州护送到福建。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7—27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2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4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4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8页。他的儿子夏完淳1646年在鲁王处任职。他后因与主张在海岛上建立朝廷的人意见不一而辞职。在1647年对乡绅复明分子的大搜捕中，夏完淳（年仅18岁）被捕遇害。?关于江阴防守及其后来的失败，见魏斐德：《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侯世禄曾起而响应松江的起义。不过，吴志葵嫉恨侯承祖，因而没有与之合作。同样，在松江失败以后，侯承祖下决心在松江南面的金山建立一个根据地。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0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580页（第一五三卷，第20页）。?这个城的居民背叛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他们引导李成栋的部队从水路进入金山城。侯氏父子宁死不屈。“吾家自始祖以开国勋，子孙不替食禄二百八十年”，据说这位世袭的参将这样说：“今日不当一死报国哉？”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12页。?在定海，荆本彻又与黄斌卿发生了冲突，黄斌卿最后杀死了他，并且把他的部队收编到自己的水军中来。查继佐：《国寿录》，第91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2页。多铎早在1645年8月14日就报告说，江南和浙江各省已被征服。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7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8页。?开元，俗姓熊，又称正志，他是明朝进士，在明朝灭亡之前做过给事中。在江南征服以后，他举行削发仪式，成为弘株和尚的朋友，并在苏州西面的灵岩山的华山招收门徒。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七四卷，第7页。关于三峰和尚和其他佛教徒隐居的事例，见同上书，第一七四卷，第7页；第一六八卷，第10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1页。?万寿祺的家有几千顷耕地、花园和其他财产。他的宅院可与王侯相比。《皇明遗民传》第二卷。?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90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五卷，第27页。“年少”是万寿祺的字。?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一卷，第3页。?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博物馆的亚瑟·

，脸上却依旧笑着：“师父的话很有哲理，韩笑不会忘记。”“他们在雪山上布了十二煞，这事情可是头痛得紧了！”陈子浩一脸愁云道，“观形不观煞，观煞不观形，风水十二煞形煞兼备，再加上他们四个……”“三爷，以您的年纪应该还没到老糊涂的地步吧？”莫曹关切地笑道，“土破形，火破煞，再强的风水格局也没有绝对的优势。”“道理是对。”陈子浩脸红了一下，“不过，那老家伙的弱水三千……”“弱水三千来，我只一瓢饮。”莫曹优哉地给自己沏了一壶茶。“小莫，有时候真摸不透你。”陈子浩干笑着说道，“我知道你是饲虚一派里千年难得的奇才，但也未免太轻敌了点。”“轻敌是因为敌人太轻了，风水十二煞是一种搏命的招数。”莫曹晃动着手中的茶水笑道，“如果心里有底，你会用吗？”三十、浴血定龙凌晨两点十分，丑时。莫炎再次打开手机，WAP浏览器上显示出一排新闻标题，当头的一条格外引人注目。“玉龙再发大规模地震，居民迁徙中井然有序”。莫炎眉尖一挑，立刻将手机递给了我。“晖儿五天前做的手脚，弄到现在才出新闻。”我无奈地摇摇头。雪山一战的后果谁都无法预料，为了不至牵连影响附近的人们，晖儿依计潜入当地地震预测中心的网络，给丽江玉龙区域制造了一场并不存在的地震。“大家只要撑到今天的午时，龙脉就会永远的留在玉龙雪山。”老田的身体不容乐观，连说话都有些费劲了。“您真要一个人去扇子陡？”我心中闪过一阵不安，“还是挑个人陪您去吧。”“人多了反而坏事。”老田抓起包袱背在了肩上，“午时一过我保证下来。”“这是我调好的中药。”林岳破天荒地言简意赅起来，“您老带在身边，提神强精的。”老田看了看他手中的药丸，和蔼的笑了笑：“这是好东西，对我却是毒药。”林岳脸色一变，眼中闪过一片阴郁，但很快便恢复了以往那玩世不恭的笑容。“您要的舜帝铜锥。”我递过少昊之子的那把铜锥。“这里就交给你们了……”接过铜锥，老田的目光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掠了一遍，“再见。”沉沉的一句道别，老田迈动步伐向着山上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走去，那是玉龙雪山的主峰扇子陡，也是定固龙脉的关键所在。“老田的身体已经快到极限了。”林岳的声音带着一丝痛楚，“连药性最温和的补神丹都成了毒药……”……凌晨三点二十五分，寅时。山坡上，陈子浩和韩笑正站在一棵巨大的云杉树下，莫曹倚在树边的大石上，自斟自饮着。韩笑一直很注意莫曹手里的茶壶，因为那里面始终能倒出热气腾腾的茶水。“一啸山河动，神威撼九州。”莫曹放下手中的茶具，缓缓起身道，“是时候上山游历一下了。”寅时，据说此刻的老虎是最凶猛的时候，缓步上山的莫曹此刻正悠然地欣赏着周围的景色，那样子像极了一只正在巡视自己领地的猛虎。陈子浩紧跟其后，鹰钩鼻子间歇地抽动着，一双眼睛精光四射，远远看去像似一条正在搜寻猎物的豺狗。韩笑肩头一晃，双脚飘然离地，身子飘忽了起来。正在他准备遁形纵向山巅的时候，一只手掌却按在了他的肩头，强大但却并不霸道的力量迫使他自空中落了下来。“知道我和三爷为什么不用遁术吗？”莫曹背着手，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说道，“五行遁术最容易成为风水十二煞的煞引。”韩笑愕然点头，自己刚才的行为的确过于鲁莽了，但却是出于下意识的举动，似乎有什么人暗中在对他指示着什么。对于风水十二煞的厉害他只是一知半解，其实他并不知道，当时能从困冲煞中以遁术化形逃走，其实是因为老田暗中放了他一马。三人眼前是一个陡峭的山坡，坡前两排大树分列左右，中间留出一道十米左右的空隙，乍一看去像是一座大门竖立面前。隐约中，一股焦躁之气袭来，令人心潮翻涌，跃跃欲试。“刺面煞，老人家的兵法造诣的确高深。”莫曹一脸叹服道，“用兵者，切忌贸进险地。未经交锋而先攻其心，这招实在是妙啊。”刺面煞，门窗前突见陡峭山坡即犯刺面煞，煞气主犯过激冲动之忌，易急躁，多犯险。“可惜，他错估了时间。”陈子浩阴笑着将双掌击入地下，“寅时属木，克了土形地势。”茂盛的树木无风自动了起来，山坡上的土地悄然变动地面上出现了几排不规则的崎岖凹道，整个山坡不再陡峭，整齐的树木因急剧生长而变得参差不齐。“土养木而木克土，浅显的道理反而容易忽略啊。”三人举步前行中，陈子浩自得道，“看来这些人也不过尔尔，若是用巨石摆煞的话，倒是要费上一番手脚了。”莫曹笑了笑，没有作答，脚步忽地慢了下来。韩笑动了动鼻子，翻手拿出一张白纸，几下叠成一只鳄鱼的样子，抛在了地上。两只被脚步惊动的山鼠蹿出草丛，慌乱地向山上逃去，一阵微微的波浪声响传来，地面上浮动起一股阴寒的气息，那两只山鼠脚下打滑了起来，明明正向上奔跑，可身子却飞快地向山下移去，不一会便消失在了山坡边缘。韩笑点起一支烟，抖手将火柴弹了出去，火柴巧妙地落入了那只纸叠的鳄鱼口中，一片火光之后浑身火红的巨鳄出现在面前。巨鳄张了张大嘴，倒吸了一口，满地的阴寒气息尽数涌入它的嘴中。呼地一声，巨鳄自燃了起来，火焰中发出一片水雾蒸发的声响，伴着火光，莫曹等人从容地走过了这片地域，一旁的山崖边金沙江水正发出汹涌的拍岸声。割脚煞，《在山龙语类论》曰：“割脚水，水贴穴前，扣脚行也。”煞气主犯滞留停运之忌，劳无功，行不利。“我只在战略上轻敌，你们却是在战术上轻敌，不要和我比。”……清晨四点三十分，寅时。玉龙雪山第二峰上。莫炎稳稳地将最后一团灵火拍入岩石中，林岳摇了摇头，冲着我直撇嘴。“这么改我看不是个事儿，老田交代过这里是关键的一煞。”林岳捏着下巴道，“说是自行参详，但没交待你们可以乱改。”“十二煞的五行配合被很多因素制约着，这里是关键，所以才要细致考虑。”我望了望山下道，“他们已经破了刺面、割脚、孤峰和困冲四煞，却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再捏你的下巴就该掉了！”S冲着林岳叫道，“过来帮把手，这块石头真碍事。”“嗳，你那只小猫不是挺能干的吗？让它帮着顶啊。”林岳翻了个白眼，“再不就打个电话给110，叫警察叔叔帮忙，我这会正忙着验收呢。”林岳的话里透着一丝醋意，其实这小子那晚听到了我和老田的对话，韩笑和S的接触大大地刺激了他。“你小子验的哪门子收啊？！去帮S搬石头，别在边上瞎掺和。”我对着林岳笑骂道，这小子的性格我再了解不过了，他嘴上虽然这么说，眼睛却一直瞟着赌气搬石头的S。“你那点男性的自尊趁早丢到金沙江里去。”我推了一把正在发呆的林岳，低声说道。林岳摇摇头，看了看满头大汗的S，立刻涎着脸跑去帮忙，S自然是赌气不理，但不知他贫了些什么，没多久后两人又有说有笑了起来。狴犴卧在一块岩石上，严肃地看着他俩，伸了个懒腰跳下地慢慢走开，从身边经过时冲我地摇了摇头，那张猫脸上充满了无可奈何的表情。……清晨五点四十五分，卯时。林间有一排为游客特设的公厕，山上条件不便，因此这里的公厕并不怎么考究，山风飘拂中隐隐带着浓重的异味。“呃……”挺着鹰钩鼻四处嗅探的陈子浩猛地吸入一口恶气，险些呕吐出来。“厕所化粪池不会这么大味道。”韩笑忍着恶心道，“师父，会不会是有人故意设置的？”“这味道里混合了数十种恶臭植物的味道。”莫曹摇头笑道，“布荫的林岳最喜欢搞怪作弄，应该是出自他的杰作。”一片幽然的火焰自莫曹脚下蔓延开来，飞速地涌向公厕背后，腾然间火光一盛，转而又恢复了原状。那些恶臭的气味全然消失，晨风中飘动着一股淡淡的花香。味煞，世间恶臭污秽之气所成，煞气主犯身虚体疲之忌，食无味，人无力。驱除味煞的最好办法是用桃花香味，而莫曹放出的灵火正是用桃花炼制的——“桃火”。“这小子专捡我们敏感的东西折腾。”陈子浩掏出一支鼻烟狠狠地吸了两下。韩笑掐灭了几乎燃尽的烟头，点上一支纸烟，但没几口便吸得只剩烟蒂了，他再次点燃一支纸烟，却依旧吸得很猛。陈子浩不住地往鼻内吸着鼻烟，脸色渐渐有些苍白，身体开始颤抖了起来，口角落下一条晶亮的涎液。“啪……啪……”纸烟和鼻烟相继落地，莫曹的身形只是微微地晃动了一下，依旧站在原地。“污秽中宫？看来天才并不止我一个。”莫曹丢给他俩一种黑色的药丸，“小小一个公厕也能摆出独阴煞来。”独阴煞，凡面对开阔的污秽场所（如公厕、垃圾场、废物堆等）且污秽大量集中于中心部位即犯独阴煞，煞气主犯精气低迷之忌，嗜瘾癖，伤肝肾。韩笑和陈子浩在服下药丸后精神好了许多，这时才感到一股阴毒绵绵的煞气扑面涌来。“原来如此，居然是用我的灵火作为独阴煞的煞引，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莫曹抚掌笑道。说罢他转身道：“韩笑，独阴煞惧神光，今天我就考考你的长进。”“独阴煞惧神光？”韩笑脸上泛起了调皮的笑容，只见他双手快速翻动了几下，突地将那东西弹向了空中。那是一个纸折的人形，韩笑的顶门窜起一道火光直射人形，空中顿时闪现出一派温和祥瑞的光彩来，那人形竟幻化作一尊巨大的孔雀明王像。“唵！”韩笑口中沉声喝道。“唵……”空中的孔雀明王像在喝声中缓缓张开大口，发出一声洪钟般的颂声。“嘛！”韩笑继续喝道。“嘛……”孔雀明王像的颂声比之前又高了一度。“呢……叭……咪……哞……”一人一像的声音渐渐同步，那颂声赫然竟是……“六字大明咒！”陈子浩不由得瞠目结舌，要知道风水堪舆与道家结缘甚广，却因禁忌太多的缘故很少与佛家有所牵涉，韩笑竟然突出奇招，也难怪陈子浩会如此反应。“顶门遁化三味真火，以虚灵和元神之气冒充大明王神格。”莫曹的脸上露出一种别有意味的笑容，“韩笑，你的确没让我失望。”光华大亮之后，孔雀明王像倏然消失，面前公厕中不断涌来的阴毒煞气也销声匿迹了。“小莫，你是让他故意做给我看的！”陈子浩突然暴跳如雷地吼道，“暗地里教这小子一些独门秘技，然后指点破煞方法，摆显出来让我难堪！”“三爷，您这话说重了吧？”莫曹脸色微变，眼中闪过一股杀意，脸上依旧亲切地笑着。“重？重你奶奶个熊！”陈子浩咆哮着挥动双手，双掌不断变幻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芒。地面的泥土一阵翻滚中，魑魅魍魉、饕餮、九婴、夔兽，陈子浩疯狂地用五行幻兽术招出了九只怪物，将莫曹师徒围在了当中。“你们师徒俩总在风爷面前抢我的功劳，屡屡受到重用赏识！”陈子浩的面容在狂怒中扭曲了起来，“从不把我这个长辈放在眼里，别忘了，当年茶马古道……”“三爷，您老人家是不是想念家父了？”莫曹拦住了陈子浩的话头，威慑地说道，“人老了的确比较容易怀旧。”韩笑此刻正调皮地笑着，笑容极为璨烂，两颊因激动而有些微微泛红，双手急挥间数十支纸烟飚射向围在身边的怪物。蓬然间一条火龙冲天而起，火光照射在莫曹的脸上，将他那温和的面容映得无比诡异。“我这就送您去和家父叙叙旧。”莫曹恭敬地欠身道。……上午七点五十分，辰时。我走出洞口望了望山下，此刻的山间一片平静，除了山风带来的声响外，甚至听不到一声鸟叫。一个多小时前，山下的某处映出了强大的灵火光芒，当时莫炎全神贯注地看着那里，眼神中透着恐惧和怨毒。我不用猜都知道那强大的力量是来自莫曹，那股深入骨髓的压迫感令我紧张得想要呕吐。“我等得都快长毛了。”林岳猴急到，“下面那三个家伙还没翘辫子？”“没死，但废了一个。”莫炎蹲在地上说道，“是陈子浩。”他起身时，地面上一个小脑袋闪了一下便消失了，看来是派了虚兽探听。“就这么守着最后一煞吗？”晖儿担忧地问道，“孤注一掷会让成功的概率缩小。”“老田再三关照，我们必须守在最后一煞。”我肯定地说道，“包括这只狴犴。”狴犴抬头望了望我，跳出S的怀抱，四处上蹿下跳了起来，行动中竟奇迹般地在坚硬的石壁间钻进钻出。“这小猫抽风呢？”林岳莫名地看着狴犴道。“它在吸收地气。”莫炎冷冷道，“狴犴化身需要大量的地气。”……上午九点整，辰时。莫曹悠然地望着主峰扇子陡，脚下的步伐变得不紧不慢起来。“师父……”韩笑似乎想问什么，却被莫曹抬手制止了。“别担心陈子浩，他只是被我折断了四肢骨骼封了气脉，不会那么容易死的。”莫曹微笑着说道，“公厕边上的变电房居然放了孤阳煞，我承认自己有些轻敌了。”孤阳煞，纯阳的物件及格局（如变电站、加油站）所造成的煞气，主犯狂怒凶杀之忌，易暴虐，多杀戮。陈子浩和韩笑的异状便是被孤阳煞的煞气影响所致，连莫曹也不禁受到了影响。如果不是他及时查觉，只怕不但陈子浩老命不保，甚至韩笑也早已一命呜呼了。莫曹回头望了望来路：“加上孤阳煞之后的枪煞、镰刀煞、天斩煞，风水十二煞我们已破了十煞，剩下两煞应该是他们压箱底的东西了。”“二十分钟后就是巳时。”韩笑看着手表道，“我们只怕要来不及了。”“不急，马上就能省去一煞了。”莫曹微笑着仰望天边，一片乌云涌动着扑向一处山峰。……上午九点三十分，巳时。一场突如其来的乌云夹杂着冰雹袭击了第三峰，我们精心布设的第十一煞毁于一旦。与此同时，莫曹带着韩笑行进飞速地直逼第二峰，这里便是我们死守的最后一煞。白虎煞，居位右方出现刨挖动土而带来的煞气，主犯血光大凶之忌，现刀兵，多横死。第二峰唯一的山道上，右边的山壁被刨出了一个虎口般的大洞。早已幻化成巨虎大小的狴犴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远处，那是两个黑色的人影，正渐渐地接近这里。“待会儿老凡一吼，你俩就只管往外挖土。”林岳关照着洞内的晖儿和S，“自己个儿小心点，有啥不对劲的就骑上狴犴先走。”我抚了下晖儿的脸颊，嘴唇嚅动了两下，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她笑了笑，轻轻地推了我一把，示意我出洞，转身和S在洞内做好了准备。莫炎的眼神比满山的白雪还要冰冷，双手燃起的灵火淡得出奇，透明的颜色几乎让我忽略了它的存在。……上午十点十分，巳时。莫曹师徒在距离洞口二十米处停下了脚步，我和林岳、莫炎三人并排站立，恰好阻住了并不宽敞的山道。“感谢各位准备的节目，这一路上很有趣。”莫曹微笑地欠了欠身。“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丫就别扯淡了。”林岳笑骂道，“省点儿力气开打吧。”莫曹笑着摇了摇头，举步走来，完全没有将我们三人放在眼里。林岳见状把嘴一咧，跺了跺脚，往地下啐了一口吐沫。韩笑调皮地笑了笑，也跺了跺脚，往地下丢了个烟头。一股大震传来，地下冲出一道火光，无数刺球般的植物燃烧着自火光中迸出，化作一片飞灰飘散在莫曹师徒面前。莫炎冷冷地抬起双手，一蓬火焰猛地扑向莫曹，火焰是透明的，只能凭空气扭曲折光才能分辨。莫曹脸上掠过一片惊异的神情，背在身后的双手快速挥出，一片怪色火焰在面前交织了起来，一股无形的力量使得两种火焰僵持在一段距离之内。食人花、吸血藤、绞人树、针球草，多得夸张的植物疯狂地攻向韩笑。林岳唬着脸不断制造着这些攻击性植物，嘴里念念叨叨地像似在咒骂，面对韩笑，这小子似乎有点分外眼红的意味。四十九个小土台悄然地出现在山道上，土台上各有一道金属制成的弱水印，七个小北斗汇聚而成的大北斗正好将莫曹师徒围在了正中。“悠悠长流我自归！”我高喝着从腰间取下一个铜制水壶，将壶内的水倒在了地上。“滔滔白浪几人回！”地面的流水四散分布开去，渐渐流入了天罡弱水印阵。“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急急催！”喝声高起间，林岳和莫炎返身跳出战团，莫曹师徒身周的天罡弱水印阵中泛起滚滚洪流，水波

国了。熊传薪：黄材镇为什么会成为湖南青铜器发现的集中地？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的必然性，就是当时从殷商来的那批人进入湘江流域是一个必然选择。因为，如果他们到四川盆地的话，要经过云梦泽，那里不好走，而且当时周人已经把路卡死了；他们也不能进入江西，那里的土著人很厉害，实力强大，而且江西是一个交通要道，不适于安家。湘江流域不一样，四周都有山环绕，而且面积很大，所以他们当时就想到湘潭这一带。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地方力量太大了，最后只得到黄材。这个地方后面靠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王鲁湘：您认为这个藩国建于什么时候？熊传薪：商末周初，就是西周灭商的初期。王鲁湘：那你觉得它是本地土著居民建立的，还是外来迁徙部族建立的？熊传薪：肯定是外来人建立的，但土著人的政治地位并不低，因为大量的日常用具都是本地人的。当然，外来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像宫殿的形制等都是和中原一样的。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发掘的几座商代宫殿都不是正北方向，这个宫殿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它的建制是从中原来的。墓葬里面的青铜器、葬玉也都是中原人的，本地人以前没有这种东西。王鲁湘：中原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一般都是在宗庙和墓室发现的，湖南青铜器总是单件出土，不是发现在山上就是发现在河中，这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祭祀吗？熊传薪：青铜器的埋葬，无非这么几种可能：一个是作为祭祀用品，一个是作为宝贝、财富埋葬，再一个就是作为随葬品。山上的青铜器不太可能是作为随葬品，而如果是作为宝贝埋葬，得请很多人把它抬到山上去，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把东西埋在了这里，所以也不太可能。这些器物应当是祭祀用的，但是中原的祭祀是用鼎等器物来煮肉，以肉祭祖、祭神，器物本身是不埋的，贡献给祖先、上帝的那些牺牲品才埋掉。这个地区则是把祭器给埋了，这就说明，当时这里祭祀的内容、形式都和中原地区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个礼制系统。不过，有些器物肯定不是因祭祀埋的，比如有些埋在山上、河边的装饰玉。祭祀用的礼玉应是琮、璧这些东西，而这些在河边发现的装饰玉不是礼玉，所以肯定不是用来祭祀的，有可能就是作为财富来埋藏的。王鲁湘：黄材镇炭河古城遗址的发现，对于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来源来说，是不是提供了某些暗示呢？熊传薪：这是肯定的。遗址发现以前，虽然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年代肯定是商、周时期，但是没有考古的证据。没有这些考古证据的话，这些青铜器便缺少了历史价值，只有艺术价值。三、湖南青铜器的特色与价值湖南青铜器来源的所有线索在西周都城遗址之迷破解之前戛然而止，人们仍然只能在它的纹饰里继续猜测它旺盛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王鲁湘：与中原相比，我们湖南青铜器在文化和艺术上有什么特色？熊传薪：湖南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母体，包括铸造技术、纹饰、器形等，都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但它也有很多地域文化的特征，这表现在造型方面。比如以老虎为器形的“虎食人卣”。湖南宁乡虎食人卣王鲁湘：我们过去经常说这个青铜器的形象多么狞厉、凶恶，代表了奴隶主的残酷，但现在好像有另外的解释了。熊传薪：我觉得把这个造型解释为虎吃人是不太对的。你看这个人，他不是很惊恐的样子。他有可能还是一种神，拥抱着虎，这个老虎可能也是一种神。王鲁湘：对，他还踩着虎的两个脚，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时南方有很多氏族是以虎为图腾的，说不定它反映的就是作为氏族图腾的虎和氏族首领之间的某种关系。熊传薪：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这个人坐在虎身上，好像在和虎嬉闹、游戏。王鲁湘：这种器物一共几件？熊传薪：两件，都是在建国前湖南宁乡出土的。现在一件在日本，一件在法国。尽管都是虎食人卣，但是从花纹上来看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大体构造都是老虎嘴下面含着一个人。王鲁湘：这个既然在中原没有出现过，那么只能是湖南当地铸造的。熊传薪：应该是。我刚才说过，中原出土了几万件青铜器，都没有这种器形。王鲁湘：由上可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动物造型显得特别突出，有象尊、猪尊、牛尊、羊尊、马簋等这些基本动物。这种对动物造型的喜好，好像和中原有点不太一样，中原都是比较几何形的、抽象化的图案。熊传薪：我个人认为，北方受帝王传统的影响比较深，而这个地方受大自然的影响比较大。王鲁湘：中原青铜器整个造型古朴、大方、端庄，更注重几何造型，因为几何造型体现的是一种秩序，一种比例，一种对称和平衡，这和当时的宗法制度是吻合的。湖南可能因为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比较远，不太受宗法、礼制的约束，工匠在造型的时候能更多地表现个人的自由意志，发挥个人的想象力，所以就显得更活泼、浪漫一些。熊传薪：对。除了青铜器艺术，后来我们的楚辞也比较浪漫嘛。在我看来，二者还是有些关系的。王鲁湘：这些青铜器是我们楚文化更早期的一种东西。熊传薪：当然，这些青铜器不完全是楚文化，但从楚文化的渊源上可以这样说。王鲁湘：在青铜器收藏的人中间有一种说法，说品相最好的青铜器要到湖南去找，特别是“黑漆古”、“绿漆古”30等，好像它代表性的东西都是在我们湖南。为什么湖南的土壤在掩埋青铜器的过程中，能把青铜器的品相保存得那么好？熊传薪：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从外表来看，除了纹饰精美以外，跟它埋藏在地下的土质有关系。黄河流域地区的土是沙土，是碱性的；而长江流域的土是酸性的，特别是我们湖南的这种红壤，地质学上叫第四纪红壤。再者，两地区青铜器里面的成分如铜、锡、铅、锌的含量也不一样。北方出土的青铜器，坑口31一般不大好看，表面很粗糙；南方出土的很光滑，有玉的质感。所以搞收藏的人，自然对这种造型又好，外表、颜色又漂亮，纹饰又精美的湖南青铜器很感兴趣了。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对于我们的考古学乃至文化史的认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熊传薪：从考古学发展来讲，我们对于长江以南文化的认识比过去增加了。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中原一个文化中心，其他文化都是从中原传播来的。经过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大家逐渐认识到，中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土地有着不同的文化中心，黄河流域是中原文化发展的一个主体，起着很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中心。这里发现的这些陶器，很难说是中原人来到这里制作的，这些铜器有的具有在中原没看到过的一些特点。当然，我们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得到确定的结果，现在只能做进一步的思考。王鲁湘：而且我想，它更加丰富了我们青铜文化的内涵。熊传薪：是的。青铜文化的内涵很深，包括它所表现的铸造工艺、审美艺术、文化哲理等。当时的文化主要体现在青铜文化上面，而且，青铜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也比较悠长。王鲁湘：我们称那个时代为“青铜时代”。熊传薪：从夏朝到汉的两千多年，青铜文化是占主要地位的，它本身就包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王鲁湘：对。中国文明的形成阶段实际上就是青铜时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出土的青铜器，还有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在形成时期的那种辉煌，那种灿烂，那种神秘。探秘古滇国距昆明南部大约100公里，有一个叫江川的不太起眼的小县城。半个世纪以前，江川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坝子，而它境内北部的李家山也是草木丛生、人迹少至。云南向来山多地少，当地的农民也勤快，开荒地、修梯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于是，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当地老人家的说法，经常有人在李家山的西南坡见到零星的青铜器和玛瑙玉石。老乡们偶尔聊起来，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是谁的？怎么老出现在自家的地里呢？因为找不到答案，所以这批东西被扔的扔，废的废，卖的卖，压根没人把它们当回事。直到有一天，相隔不到40公里的晋宁石寨山一铲子挖出来个滇王金印，村民们才直拍大腿，难不成自家地里的那些破铜烂铁都是宝贝？一、发现滇王金印在云南，周回五百里的滇池泽养着昆明盆地里的每一位普通百姓。从滇池东岸眺望距离不足1000米的晋宁县晋城镇，石寨山就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横卧在田间。石寨山脚下，是已逾千年历史的上蒜乡石寨村。1955年3月，当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队第一次进驻这里的时候，村里的百姓隐约听说，他们背后的这座小山丘，很有可能是一处藏满了青铜器物的墓地。原来，位于云南中部的晋宁古县是滇文化发样地，是航海家郑和的故里。战国时楚将庄跷入滇，以晋宁为中心，建立滇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封尝羌为滇王，置益州郡。滇王国都和益州郡治均设于此，称滇池县32。蒋志龙33：发现石寨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其实，早在抗战期间，石寨山这批文物就已经流落到社会上了。其中有一部分有40多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当时他们认为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是梁王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云南省博物馆筹备期间，有个文物贩子拿着青铜器请博物馆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他鉴定，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值不值钱。这引起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注意，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批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后来，云南省文史馆的方树梅老先生说，他老家晋宁石寨山在抗战期间出土过一批青铜器，很多好东西都被当时的地主、恶霸霸占了，而文物贩子拿来的这些文物就很像石寨山的。王鲁湘：其实就是被有钱人拿走了。蒋志龙：没错。好东西被霸占了，剩下的残破的东西就当废铜烂铁卖出去了。方老先生说了之后，引起了博物馆筹备组的注意，当时就派了两位先生到晋宁去调查。果然，他们在石寨山的一个村民手里收到了一些青铜器，与文物贩子拿来鉴定的那些形制相同。那些村民还能详细描述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挖出来的，当时他们挖的坑都还在。出去调查的这两位先生回来以后，就向当时的博物馆筹备组汇报。汇报以后，博物馆当即决定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试掘。试掘工作出奇地顺利，工程历时21天，共清理西汉时期墓葬两座，出土青铜器过百件，除了此前在其他省份不曾见过的贮贝器之外，还有上百件的青铜兵器。蒋志龙：这批青铜兵器跟咱们中原的铜器，无论是在形制上，还是纹饰上，都完全不一样。当时大家就认为，这批青铜兵器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东西，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恰好这个时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和郭沫若先生也来了，他们看了这批东西，也觉得非常有价值。正是在这之后，才有了后来的第二次发掘。第二次进驻石寨山之前，考古人员对此曾有过猜测。根据早期大英博物馆和日本零星收藏的文物，再加上第一次发掘的成果证明，在相当于中原的战国到西汉之间，曾经有一支独立的、影响很大的，有一定势力范围的文化在这个村落和山间存在过。这个文明群体或大到一个部族，或小到一个王国。当然，在没有出现文字之前，一切都只能是猜测。直到4000余件文物在考古队员的铲子下陆续出土，这些猜测才逐渐得到证实。蒋志龙：第二次发掘大概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这段时间。我看当时的资料，发掘人员，包括老先生们在内都非常激动：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到底怎么来证明是谁的呢？王鲁湘：大家很焦虑是吧？这么好的东西竟不知道是谁的。蒋志龙：对。他们就在第二次清理的时候，在编号为六号的一个墓地里面发现了一枚金印，当时他们是在墓地筛出来的。王鲁湘：筛出来的？蒋志龙：因为它非常小，是从细砂里筛出来的。王鲁湘：那应该说是非常重大的发现。蒋志龙：没错。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当时中国的西南被称为“西南夷”，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十几个国家。现在唯一能够得到考古材料证实的，就是这次发现的滇国。从此，这个滇国开始浮出水面。在今天的云南省博物馆，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次挖掘成果被定格成瞬间，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考古工作着按原大比例复制的当时石寨山的一个墓坑，赫然陈列其中。王鲁湘：马馆长，这个是当时石寨山一个墓坑的复原图吧？马文斗34：是，这是石寨山六号墓的一个复原图，包括每个贝币，每个文物所在的位置，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考古的原状来复原的。比例是原大，唯一的遗憾是，因为原文物不敢放进去，所以用的是复制品。最主要的几件文物，包括滇王金印、执伞俑、编钟都是在这个墓里面出土的。这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墓主的身份非常高，而且一般人是不敢使用滇王印的，所以墓主应该是滇王。王鲁湘：但是尸体已经全部腐朽了。滇王金印马文斗：对，已经成粉了。我们按当时的考古样子估计，金印可能是拴在腰上的，因为旁边有很多佩件，包括他胸前的一个扣饰等。这个墓的发掘，起码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的滇国的存在。王鲁湘：而且这个金印本身也把墓葬的归属问题解决了。马文斗：它还引出了整个王国的故事。王鲁湘：对，整个滇国的故事就是从这个金印开始破解的。滇王之印为纯金打造，呈正方形，边长2.4厘米，高1.8厘米，重90克，背上的蛇钮表情十分生动。马文斗：这个金印出来的时候很有戏剧性。第一次发掘的时候没有发现它，后来发掘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发现土里边有一个黄颜色的东西，有个金色的角露了出来。考古人员开始以为是金扣子什么的，然后一层一层朝下剥，剥着剥着就出现字了。在滇王国的墓葬里边，出现汉字的情况非常少见，后来一看是“滇王之印”，大家都很激动。据说那天晚上大家杀了一只鸡来庆贺。王鲁湘：在1950年代，杀一只鸡吃是不得了的啊。滇池边上的石寨山出了一枚滇王金印，这让考古队的专家们既兴奋又迷惑。兴奋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上曾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也就是说，在相当于中原汉代的滇池之畔，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并且曾经臣服于汉王朝。这枚金印一下子给这次乃至后来的很多次考古发掘成果找到了一个标签。可令人迷惑的是，滇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迅速消亡的？仅凭现有的蛛丝马迹，距离了解滇国的真相，恐怕还相差甚远。马文斗：过去有一个说法，云南这个地方在古代是一个水泽之国。现在昆明市滇池附近有一个部族叫滇族，他们族的名称据说是由古滇国传过来的。经过考古发现，这是一个滇族自己建立的小国家，叫滇国。王鲁湘：当时滇国的范围大概有多大？马文斗：五百平方公里到一千平方公里之间。因为它是游牧民族，他们不断地放牧、战争、掠夺，所以它的位置是经常流动的，我们认为它固定的核心区域在五百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大概相当于现在昆明滇池周围的盆地这么大。马文斗：对。它朝几个地方延伸：西边到楚雄附近，东边到昭通、曲靖，朝南到文山附近。总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千平方公里。在当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国家了。史书中记载的滇国人择滇池、抚仙湖而居，以耕田、游牧为生。循着《史记》里为数不多的线索，考古专家对现有文物进行了分析，但在仔细端详“滇王之印”后，更多的疑惑随之而来。王鲁湘：1950年代，石

厨房里擦洗东西。但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生活奢华的九十多岁老太太照样咳嗽，身体虚弱。现在这已经成了例行公事。我下班后，七八点钟的样子到她那儿，捎去前一晚她说需要的东西。多半她会漏掉几样，我就再出门去那家印度商店。他，那个大个子印度人，这样的天气让他很受罪，他一脸苍白，准确地说是浅灰——他总是问问她的情况，摇摇脑袋，让我带点小东西给她：一点甜点或是一点饼干。我把这些给莫迪的时候，她样子好凶，火大得很：她很骄傲，但是她也很感动。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她就煮茶。她六点就吃过晚餐了，吃蛋糕、果酱和饼干。她说她懒得好好烧饭。她不要我花时间给她烧饭，因为“这会占用我们的时间”。她说这个的时候，我意识到她很看重我们坐在一起聊天的时间：不知为什么，我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这一点，因为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心有戒备且感到歉疚，好像让那些糟糕的事情发生的人是我。我们坐在那儿，坐在那浑浊难闻的空气里——不过我基本总能忽略它，注意不到屋里的气味，就像我拒绝注意到那些脏兮兮的茶杯一样。而她……给我解闷。我以前没意识到其实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她对我说：“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讲讲我那些小故事，你喜欢这样，不是吗？是的，我知道你喜欢。”我当然喜欢。我告诉她我都干些什么，不需做太多解释。我若是参加了为某个重要人物摆的接风宴，或是去了鸡尾酒会，或者诸如此类的场合，讲给她听时她都能如临其境。她经历过奢华讲究的场合，而且还有她父亲呢：“有的时候，听你讲着，我会想起来他以前回家来，告诉我们他刚去了罗马诺大酒店或是皇家咖啡屋或是音乐厅，还会告诉我们那帮大人物们都吃什么喝什么。”不过我不喜欢让她想起父亲，因为她垂着头坐在那儿，低垂着眼睛，痛苦地揪裙子。我喜欢她生气勃勃、蓝汪汪的眼睛闪闪发亮，满是笑意的时候；我喜欢看她那样子，因为那时我会忘掉那个满脸皱纹的丑老太婆，很容易就看到她的本质，朝气。这些晚上，她穿一件矢车菊蓝的棉布衫，上面有白色的点点：这是一条围裙，用她年轻时的一条裙子改的。我说我非常喜欢它，于是她拆了袖子，扯下后背：一条围裙。那些我扔进垃圾桶里的黑色厚衣服她又捡了回来。我发现它们用报纸卷着，放在前厅。发臭。不过她没穿它们。厅里有一张她的照片，年轻的时候，还没结婚，小小的瓜子脸，双眼露出好斗的神情，一头有光泽的头发，照片上是灰色的。她收藏着一缕自己白头之前的头发，鲜艳的亮黄色。我们分坐在黑火炉两边，炉上摆着一个茶壶，火舌舔着壶底，有时蹿到边上来，壶上还套着个脏兮兮的灰色保暖套，原本是……我干吗讲到脏就没完没了？我们的茶杯放在自己椅子扶手上，两人之间还有把椅子，上面摆一碟饼干。那只猫要么蹲在附近清洁皮毛，要么在长沙发上打盹。温馨，啊，没错。外面，冷雨；楼上，爱尔兰人一家在吵架，地板上没有地毯，孩子们的脚步声乒乒乓乓，那冰箱隆隆作响，惊天动地。她和我谈起她生命中所有的快乐时光。她说她现在很开心，因为我（而这么一小点事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这让我难以接受，让我很生气），因此她喜欢回忆美好的时光。幸福之事“我的德国小伙儿，要不是当时犯傻我就该嫁的那个，我们以前经常一起过周末。我们花一便士，乘公共汽车坐到我们现在坐着的这个地方，或者再往前一站。绿地，小溪，大树。我们坐在小桥的边上看流水，或者找一片没有乌鸦骚扰的绿地，坐下来吃东西。我们吃什么？我会从大肉块上切几片冷肉下来，那会儿妈妈还在世，所以我可以想要多少就切多少，然后把肉用两片面包一夹。不过我最喜欢的是他带来的食物，因为他父母是面包师傅。你知道吗？那会儿的面包师傅十之七八是德国人。嗯，他的父母勉强能读书写字，但是他真真是脑瓜聪明，是个学者。后来他很有出息，越发显得我蠢，要是嫁了他，我就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园了。但是我没嫁给他，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了，我父亲不会喜欢外国人，但是我最终嫁的那个他也不喜欢，我们做的选择他都不会赞同，所以那又有什么不同呢？不，我不愿再想这事，我年轻的时候花了够多的时间思考了。等我弄明白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哦，真蠢。你瞧，我那会儿不懂。汉斯人真好，是个真正的绅士，待我像女王一样。他会轻轻地、温柔地把我从阶梯上抱下来，我们在地上铺一小块白布，摆上从面包房里拿来的漂亮白面包卷和蛋糕。我那会儿会说，不，我得吃我带的，你吃你带的。最后，我带的总是都喂了鸟。“我回想那些日子，那些星期天。现在谁会相信呢？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条街，会有潺潺流水，鸟语花香……小溪到哪里去了？你在想。我知道，我现在读得懂你的表情了。唉，的确是该纳闷，那些水都到哪里去了。它在这条街半数房子的地基之下，就在那里。他们造这些房子，铲掉绿地的时候，我常常独自过来，看着那些建筑工人。自己一个人来。那时我的德国小伙儿已经走了，因为我不肯嫁给他。工人们做什么都是敷衍了事，他们现在还是这样；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他们本应好好把水引到沟渠管道里，但是他们懒得做。有的时候，如今也这样，我走在街上，还会在一栋房前驻足，心里想，没错，如果你们的地下室返潮的话，那是因为以前那些溪流里的水。有一栋房子，七十七号，它不断换房主，没有一个房主能待下去，因为它盖在两条溪流交汇的地方，工人把地基砖头直接打在泥里，任水自流。在再往下去一点的地方，他们倒是开了一条真正的水渠引水，和现在这条主街平行，但是那些支流，那些我们以前经常坐在溪畔，把脚伸入其中的小水流，只能自寻出路。那些周日结束后，薄暮降临的时候，哦，那一切多么美好，他会说，我能搂着你的腰吗？我则会说，不行，我不喜欢——真是蠢。然后他会说，那至少挽着我的胳膊吧。于是我们就互相挽着，穿过绿地去坐公交车，在夜幕中回到家里。因为父亲的缘故，他从来没进过屋。他会吻我的手，然后会说，莫迪，你是一朵花，一朵小花。”幸福之事莫迪在一家女帽店做学徒工，断断续续在他们那儿干了好些年。学徒工生涯十分艰苦。她和姑妈住，姑妈没什么钱，能供她早饭晚餐，但此外就无能为力了，于是莫迪要么不吃中餐，要么上班时大半的路得走着去。那作坊在马里波恩大街附近。她常盘算是车费还是鞋子更花钱。她说她可以向一个表亲讨人家不穿的旧鞋，那人从来不用把鞋子穿到磨破才扔；或者去一家集市找二手皮靴。但是去上班的话，她得衣冠楚楚，这是她最大的麻烦。姑妈没钱给莫迪买衣服。她的老板娘给过她一条裙子、一件衬衫。“是这样的，她器重我。我们得打扮体面，因为主顾们会到作坊里来。哦，不要觉得她这么做是出于好心，她才没好心呢。她只是不想丢了我这个好帮工。好几年以后我才有钱给自己买了一件不错的棕色布衣，还有鞋子。买了新衣裳的那天，哦，我永远不会忘了那天。为了那件衣服，我省吃俭用攒了很久。买来的第一个周日我就把它穿上了，这样就能给劳里看了。这是谁给你的？他说，他就是这种人。他拽着我的胳膊，扯得我生疼。是谁，告诉我？反正不是你，我说，把自己的胳膊猛收回来，这一下袖子下面裂开了。口子不大，但衣服毁了。是的，人嘛，本性难移，做什么都改不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还不明白这一点。很快我就知道，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一样的：我省吃俭用攒钱买的一件新衣服，上身的第一天他就把它撕坏了。不过不要紧，我把它补好了，看不出痕迹。我走进工作间，孔雀似的到处炫耀，姑娘们都拍着手，唱起《一点心爱小物，对你大有好处》。“这事发生在我升职前不久，很快我又买了另一件衣服，蓝色的薄软绸，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第一次用自己的钱买的那件衣服，再也没有哪件衣服更让我欢喜的了。“哦，我们在作坊里多快活。学徒和帽工，加起来一共十五人。我们围坐在一张长桌边，背后的架子上摆着一盒盒花边、装饰，而面前的支架上摆着我们正在做的有檐帽和无檐帽。我们经常唱歌，嬉笑胡闹。有的时候我乐得有点过头，她就会进来说，是谁在吵吵嚷嚷的？是莫迪！规矩是，工作时要保持安静。但是我必须唱歌，我太开心了，而没一会儿我们就都唱起歌来，你知道，她不想失去我。“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是怎么知道自己对她很重要的？如果我讲过，那我还要再讲一遍，因为我喜欢回想这事。你看，他以前常去巴黎，在店里看新一季的帽子，有的时候还能进巴黎帽店的作坊看，因为他认识能让他进去瞥一眼的人。他知道如何记得对我们有用的有檐或者无檐帽的样式。他以前把这些全记在脑子里，然后溜出去，飞快画下来。他其实不会画画，但是能把关键的东西画出来，帽子的形状是怎样的，缎带是怎样扎的。然后他会回来说，你如此如此做，看到了，是这个形状，那个颜色的，用天鹅绒或者缎子，你尽量吧。嗨，我就好像能看到那草草几笔画后面的实物，从那开始做起，把帽子做出来，然后问他，诺罗夫斯基先生，这是不是有点样子呢？他就把帽子拿起来，盯着看，然后说，呀，还行嘛，莫迪。那话让我挺高兴。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会走进工作室，站在我背后看我工作，只看我，不看别人，我刚做好一顶帽子他就伸手一把抄走，知道吗，他太贪婪了，根本不掩饰。看到这些，我知道我做的东西和他在巴黎看到的很接近了。其他姑娘们也都知道，我们就会互相使个眼色。她看到我们这样，就说，够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使眼色的。这老板娘，她挺聪明，但是她只在自己的工作这一件事上聪明，她的工作就是让作坊赚钱。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个人可以在一个方面聪明绝顶，但在另一方面却笨得够呛。她以为我们不知道她想要掩饰，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明摆着的。是这样的，我有一份天赋，它就在我的手指尖上，还有我的想象之中，而这对于他们来说价值不菲，因为当主顾们到店里来的时候，他们总是先展示我的活计，他开价最高的也是我做的帽子。“我以前会在我们的展销室外面站着，那几个门面就在邦德街边上，我站在外面看橱窗里的帽子，当然啦，橱窗里只摆两三顶，不像廉价帽店里的橱窗，总是塞满了帽子。橱窗里摆的总是我做的帽子。我一做好，它们就被抢走。“没错，我能从你表情里看出你想说什么，你想得没错。他们没有因此多付我钱。我的薪水是作坊里最高的，但是那从来就高不到哪里去，从来不足以让我不必再为未来操心费神。没错，你又猜对了，不要觉得我没考虑过要跳槽，或者打算开口说，请按我的价值付我工资，不然我就走人。我最终没那样做，只有一个原因，我实在太喜欢那份工作了，那一切都喜欢，材料的颜色和触感，还有共事的姑娘们，那会儿我们已经一起工作了那么久，我们互相了解，知道彼此的烦心事，还有……唉，当然了，其实还有其他原因。一方面，我也有错。他想要我去巴黎。哦，不是的，如果他还有别的心思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安排了。他说，我老婆也去，所以你不用担心，一切都清楚明白。他想要的，是他溜进作坊的时候我能跟着，亲眼看看那些帽子。他越想越起劲：他想象我回到伦敦，复制那些有檐帽和无檐帽，我敢说他希望我能做出几百顶，而不只是他脑子记得下来的那几顶。他还说他会付我一个好价钱的。唉，我了解他那个人，他们那一对，知道付给我的钱不会多到哪里去，但那对于我来说也是不小一笔了。但是我没法答应，我拒绝了。“加起来，我年轻的时候，一共有两次有人邀请我同去法国，一次是皮维特夫人，一次是那一对……一个是真正有教养的女士，然后是两个守财奴，好人和坏人。“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劳里。要是我去了巴黎，那他可就要没完没了了，就算是有一队的卫兵跟着去保卫我，他也会拿我撒气。原本的情况就已经够糟的了，我们还没结婚，我的胳膊上就有瘀伤，他总是：那个人是谁？谁看了你？那块手帕谁给你的？——我以前会省吃俭用，攒钱买有真正蕾丝边的亚麻手绢，我可喜欢它们了，我热爱漂亮的东西。不过他始终不知道我那会儿是有机会去巴黎的。要是我当初真去了，也许我就留在那儿了，说不定还会嫁一个法国佬呢。有的时候我回过头看看，看到我的生命中有过这些机会，通往什么美好的前景，谁知道呢？但是我从来没抓住它们，我总是对别人主动给我的东西说不，不。“但是那段时间我十分快乐，我想除了和约翰尼外，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比汉斯还有我们的星期天还要好。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我们那帮姑娘，围坐在那些可爱的帽子周围，哦，那些帽子真是太漂亮了，我们唱歌，嬉笑打闹，讲故事，而她总是在附近，莫迪这莫迪那的，她会说，带头惹事的总是你。但我是她最好的员工，她也知道。尽管她很想撵我走，可大家都知道，因为有他保我，她也只好容忍我，不是吗？而我根本不在乎。我照样唱我的，我会唱——什么？我能不能给你唱一首我的歌？好的，我唱……”于是莫迪坐在那儿，唱歌舞剧里的老歌，有几首我听都没听说过。她现在唱起来老跑调，总唱破音，但是从她的笑声里你能听出她曾经的歌喉。幸福之事“我一定是新婚夜怀上的。一日不差，正好九个月。得知以后，劳里开心极了。你相信吗，我傻成那样，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悄悄去看医生，说我生病了，我要死了，我难受，我感觉这个感觉那个。我躺下来，他摸了我的肚子，然后在自己的桌边坐下来，哈哈大笑。哦，那是友好的笑声，没让我感觉不好，但是我的确自觉很傻。他说，福勒太太，你没有想过你这是怀孕了吗？什么？我说。你要生宝宝了，他说。骗谁呢，我说，不可能啦——在此之前，我根本想都没想过这个可能。“后来我告诉劳里，他高兴得哭了。当时我们在客厅里。我们住在现在这条街下面那条街上的一栋房子里。他把那房间刷得漂亮极了，他是个好工匠，这点没人怀疑。他把房间刷成明亮可爱的米色，天花板上的环状花饰刷了蓝色和金色，壁脚板和挂镜线漆成蓝色。他还买了一个小五斗橱，也上了蓝色的漆，还不断地买小外套、小帽子——哦，尺码太大了，劳里离开我两三年后，约翰尼穿起来才算合身。不过我很幸福，那几个月我觉得自己是个女王。他待我好像对待一块水晶或者一只新茶杯。他不断给我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那会儿我特别想吃泡菜啊巧克力啊生姜啊，而这些东西价钱都不便宜。“后来宝宝出生了，我的约翰尼。你再也猜不到，自从那一刻起他一直对我恶语相向，再无一句好话。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像个小孩儿似的？他忌妒，忌妒一个婴儿！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会打趣他，然后他就会打我。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我经常坐在他给我做的哺乳椅里，给宝宝喂奶，抬头看着粉刷漂亮的天花板，心想，我好饿，好饿，约翰尼是个胃口很大的婴儿，吸了又吸。我会说，劳里，去买点羊肉给我炖个汤吧，买点熏肉吧，我们和布丁一起吃。他则会回答，我上哪儿找钱去？他有工作的。唉，至于我弄明白我的未来会是怎样之后而感受的痛苦，我就不拿来烦你了，因为我喜欢的就是回想我那时像个女王一样坐在那漂亮的房间里，坐在我漂亮的椅子上，抱着约翰尼，心里想劳里习惯了这一切以后，我们会多么幸福。”一个月之后我从来没有这么拼命工作过！要是我记日记只记个大概，也许以后……乔伊丝勉强坚持着，但是她的心不在这里。所有的采访、聚会、四处奔波、工作午餐、会议都由我负责。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不让她露面。她靠内心

草莓榴莲丝瓜秋葵污污无限看破解版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不费劲坐地收获，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更不能简单将那些早期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那也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原载于《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转载，改题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合约》。）大清终结的朝鲜因素2013年初，朝鲜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激起中国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对，六十多年来由中国领导人小心翼翼维护的中朝友谊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声音获得释放，甚至有放弃朝鲜，任其自生自灭的呼声出现。作为中国近邻，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大致相似的国家，假如朝鲜有一天结束了，比如被韩国统一了，或者被美国，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联合国军”侵入了，终结了，究竟会对中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未来，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正是因为朝鲜被吞并，方才引发中国政治的多米诺骨牌。大清王朝的终结，即便不能说是朝鲜亡国的直接刺激，但朝鲜亡国和大清终结之间所蕴含的因果关联，还是清晰可见。在慈禧太后晚年，中国终于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日俄战争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清政府就追随俄国开放政治，实行变革，改良开始与革命赛跑。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对世界大变局也开始新的觉醒，放弃山头，放弃门户，汇集在日俄战争战胜国日本，朝圣般那样虔诚向日本取经，集思广益，团结一致，共举孙中山为总理，共创中国同盟会，加快了中国革命进程。也是在这一年，清廷决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较欣然接受宪政改革的建议，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办法，也终于迎来了新的机会与希望，中国民众自发庆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据记载，在预备立宪之前还不曾有过。短短两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展迅猛，九年立宪清单不仅发布，而且逐年落实，逐年检查，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再有几年时间，最多也就是后来民国五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必将诞生，古老的中国必将迈出重要一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08年，当《钦定宪法大纲》发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两位当家人在不到一天时间里相继死亡，一个强势的领导班底让位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组合——年轻的摄政王与光绪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弱势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决断和执行力，在随后两年间，中国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还在进行，其实已经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摄政王—隆裕太后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渐渐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渐渐成为热心中国政治变革那些人的共同认识。僵硬的体制很难从内部打破，日子还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统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样灿烂；被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忧心忧国的知识人则热切渴望不论内外都应该或者说为什么不闹出点大事？他们坚信，不论内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机会，有机会就会有变革。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机会来自东邻朝鲜。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渡给了日本，朝鲜半岛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条约生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朝鲜不复存在。朝鲜曾经是中国番邦，而且时间可以追溯很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没有适时调整好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弄明白西方势力东来的真实意义。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及时主动转变，不存在引领各番邦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团结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势力。中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将近两百年，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至两年后被打败，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但依然没有弄明白西方东来的意义，也就不知道怎样指导这些属国面对西方。又过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被再次打败，痛定思痛，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中国从此有了焦灼感、紧迫感，在对周边各番邦的关系上也就渐渐转变，由先前的王道主义、天下主义演变成孤立主义，对于各番邦的事务也就不再热心，任其在西方势力面前自生自灭。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南部边陲各个番邦渐渐成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尽管在1884年为越南前途不惜与法国一战，但不论是越南，还是法国，都清楚中国战争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样适应西方，而是中国的宗主权。中国这种心态当然深刻影响了朝鲜，朝鲜在随后几十年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尤其是袁世凯常驻朝鲜强势管理，既没有收抚人心，也没有真正引领朝鲜走向世界，建设一个与东西方一致的现代国家。当然，中国自身此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陶醉在“中体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不仅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而且在外交上也无可称说，中日宣战，朝鲜政府率先发布公告，请求日本政府出兵驱逐清军，中国在道义上彻底被动。等到《马关条约》成立，朝鲜脱离中国而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甲午战争，原本是为了朝鲜的前途而战，结果却让中国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发展与骄傲一夜之间化为一股青烟，中国由此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战争虽说还不是大清王朝历史的终结点，但十几年后的历史节点在这里不难找到某些因果关联。朝鲜在战后名义上走向独立，其实只是与日本更亲近，这也是后来日韩合邦的原因。而中国在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后并没有一蹶不振，知耻而后勇，中国很快丢掉洋务的包袱，轻装上阵，开始维新，再经义和团战争、辛丑条约、日俄战争，中国在变革道路上虽说波折不断，但大方向似乎并不太错。只是到了两宫大行，朝廷弱势，中国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滞状态，而恰当此时，日韩合邦剧烈刺激，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随时受不了，以为亡国灭种，于是引发巨大的政治冲击。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将日韩合邦理解为朝鲜亡国，这部分中国人借着这个由头大力推动停滞已久的改革。一个月后（9月22日），吉林巡抚陈昭常迅即奏请朝廷将东三省向列强开放，强调除日俄两国外，大力引进欧美列强向东三省投资办厂，以此抵制日本。与此同时，各省督抚相继建议朝廷重启政治改革，加大变革力度。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一定要从本源入手，加快落实责任内阁，加快筹备和召集国会，加快司法改革，尽快让司法独立。建议修改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个新国家，防止朝鲜教训在中国重演。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政府倾全国之力以谋东三省。五天后（10月25日），锡良又与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朝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理由就是“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将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各位重臣请求朝廷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于明年开设国会。朝鲜亡国直接刺激清廷重启政治改革。利用朝鲜亡国机会推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的，不仅有朝廷内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种势力。原本鉴于东北亚政治危机而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加紧进行。10月9日，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至资政院递交速开国会请愿书，理由也是“日本遂吞并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今中国不迅速实行宪政，决不足以拯救危亡。朝野各界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形下，朝廷广纳善言，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缩短为五年，并先组织责任内阁。谁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实际上启动了大清王朝终结的多米诺骨牌。半年后，责任内阁出台，引发政治动荡；再半年，湖北新军发难；再过几个月，延续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进入历史。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终结，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鲜亡国，再到大清终结，总觉得其间有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线。回望甲午：经验与教训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后世中国在检讨这一事件时总是归因于日本人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对中国的诱导，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其实还有很大的再检讨空间，因为中日双方的政策走向并不因对方的一个建议而发生根本逆转。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准备参与镇压东学党。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寻衅闹事，寻找战争的理由。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6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的电报指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由于日本是执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决雌雄，因而对中国方面的任何解释都不愿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6月10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入汉城与日本人对抗。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似乎并不太满意，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本人不听劝阻执意妄为，各国公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徒自扰也。李鸿章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本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国的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的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和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叶志超、聂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经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继续向朝鲜用兵。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已命叶志超部缓进暂扎，整理归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协商，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总理衙门不这样认为。总理衙门在复电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与我同时撤兵，那么我兵宜仍前常驻，叶志超、聂士成部仍以进剿东学党为是。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之后，日本政府仍在寻找继续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6月16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约见中国公使汪凤藻，表达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达。对于日本政府的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本人“共改韩政”的建议给予严厉驳斥，不要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韩《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该利用朝鲜的内乱危机过多干预。所以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或许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的主导权。日本军队并没有像大鸟告诉袁世凯的那样逐步回撤，相反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国官员的神经。袁世凯、汪凤藻等将这些情形随时报告朝廷和李鸿章，但李鸿章依然不为所动，劝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适启其狡逞之谋，殊非伐谋上计。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李鸿章以为日本政府的用意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测，我方只能冷静观察，谨慎出手，如果

政治家，失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正治派别，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底气何来杨度是洪宪帝制的策划师，更是筹安会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然而当洪宪帝制遭到国内外反对，袁世凯宣布废止帝制、重回民国时，杨度于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了一个“词意坚决”的谈话。大意如下：政治上的帝制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我杨某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兄弟我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的一个人，一个字不能增，一个字不能减。大约十年前在日本，孙中山、黄兴主张共和，兄弟就发表文章表示反对，以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中国的未来，除了君主立宪外，别无解纷医乱之方。说到这次洪宪帝制，杨度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表示：国体问题这两年闹得纷纷攘攘，我杨某确实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有报纸说我杨某已经畏罪逃亡，你们亲眼看到我跑了吗？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必将前往法庭躬受审判。当然，退一步说，政见不同，亦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根据记者的观察，杨度在接受访谈时，态度安闲，并没有当时报界纷传畏罪出逃的迹象。侃侃而谈中，杨度并不对引起巨大政治动荡的帝制复辟事件有丝毫悔意，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战争，他应该负有多大责任。又过了一个月，袁世凯病逝，杨度在挽联中对洪宪帝制及其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说得更明白：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如果仔细体会这幅挽联，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杨度一点不认为自己有错，他甚至在强硬回应各界指责——他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没有错，如果一定要说有错的话，就是这个主张没有得到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那么，杨度的底气是从哪儿来的呢？君宪救国的理由从历史上说，杨度在武昌起义之前很长时间就是一个坚定的君宪主义者，在晚清预备立宪的整个过程中，杨度始终站在君宪主义立场上呼吁、推动并身体力行，有传言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报告有几份便是出自杨度的手笔。这件事的真实性虽说有待考究，但杨度是君宪主义者这个事实没有一点问题。杨度那一代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确实相信君宪主义是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革命只有在朝廷不愿改革的时候方才有倒逼的功能，只要朝廷愿意改革，就应该支持其重构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阻止革命发生。我们没有办法评估革命与改良谁对谁错，但事实确实如此——当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革命立即陷入低谷，大批革命党人在朝廷感召下纷纷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参与君宪主义的政治变革。武昌起义、滦州兵谏迫使清廷改“皇族内阁”为真正意义上的内阁，但在怎样重构国会问题上，清廷中的强硬派和南方独立各省争论不休。就在这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杨度与汪精卫共组“国事共济会”，以第三者立场调停南北，力主将君宪还是共和的问题提交给“临时国民会议”去讨论。杨度此时似乎并不排斥共和作为一个政治选项，只是这个选项因为南北僵持，正式国会无法成立，一直没找到出路。国事共济会很快结束了，中华民国很快建立起来。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下，杨度最初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然而到了1915年，一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且出兵中国山东，攫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以此逼着中国政府签字画押给予认可。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的要求远远超出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其范围扩大到了满洲和蒙古。这就是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确实是中华民国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面对这样的外交困境，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就事论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内政”，也不可期待通过改变内部政治架构去应对外交危局。然而，杨度就在这个微妙的历史时刻这样想了，且这样做了。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并交换。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杨度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政论文章《君宪救国论》，上篇详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分析中华民国总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经过一番复杂逻辑论证和事实陈述，杨度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就此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中国终归于亡国而后已。在杨度看来，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方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度在这里呼唤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大约与后来的新权威主义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学理离事实有多远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言，杨度的这些分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民主共和毕竟在中国只有三四年时间，而且这三四年里确实因为民主共和无法真正落实而带来很多困扰——二次革命、外交危机、周边分离主义危机，都在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这个时候，不仅杨度有这种想法，其实按照许多人的分析，即便后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最有力量的梁启超，也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共和，只是他认为杨度和袁世凯选择的时机不对。甚至在先前极端激进的革命阵营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认为袁世凯不可以称帝，也不认为共和就是中国的唯一选项。章太炎在1913年面见袁世凯时就说过这样的意思：袁公称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够振作精神发奋为雄，出兵踏平蒙古，让蒙古回归，那么不是袁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当皇帝。很显然，民主共和即便在法国那样的国家都经过无数次反复，那么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出现一次或者几次反复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形。所以当时不仅中国人有这样浓厚的帝制情结，即便来自民主共和国家的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也在他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最适宜中国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构，还是君主立宪体制。古德诺认为，民国建立以来之所以始终无法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法对总统权力约束太大，使大总统徒有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导致政局不稳。而政局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几乎成了唯一诉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然后才有可能去实施各项政策。古德诺在1915年接受中国政府委托，就中国未来政治架构进行宪法学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现在正在实行的共和体制并不合乎中国国情，立宪体制下的君主制其实比共和制更为优良。古德诺的这个结论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旁证。此外，日本宪法学者有贺长雄也有类似论文，都在证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国建立之后遇到了一次真正的体制威胁。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杨度以及古德诺、有贺长雄的研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阶段袁世凯也不愿冒妨碍学术自由的风险加以干涉。然而，杨度等人不知适可而止，他很快将这种尚在讨论中的不成熟方案转化为政治实践。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筹安会”，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呼吁就君主还是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此时的杨度和筹安会已不再只是研究学理了，而是深度介入了现实政治，并对袁世凯产生了严重误导。袁世凯看了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以为很有深度，说到了点子上。及至古德诺、有贺长雄两文出，袁世凯更觉得共和病弊的根本解决只能是废除共和，重建一个君主立宪体制，让国家政治重回正轨。袁世凯的理解或许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理解被利用了。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可能太想当皇太子了，他的那些贴身幕僚、随从们太怀念几年前大清帝国的威风了。于是，紧接着的帝制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梁士诒组织了各省国民请愿团，参政院也在这场逆流中随风而动，擅自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去决定国体，结果全国一窝蜂进行国体投票，全国“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立君宪，全体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无比庄重的国体构建，就这样儿戏一样的完成了，而一辈子沉稳内敛的袁世凯竟然鬼迷心窍般地相信了这样的拥戴。闹剧即将结束时，梁启超登高一呼，震惊了全国志士仁人；蔡锷云南首举义旗，宣布了洪宪王朝的死亡。袁世凯急火攻心，一命呜呼。杨度逍遥复逍遥，以为自己的理论探讨没有错，错就错在袁世凯的实践方案不对路。杨度的坚持遭到各方面的抨击，以为无耻。只是一百年后重新检讨这个事情，又不能不承认杨度的方案与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杨度自信他的学理研究没有错，这不是因为有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和日本有贺长雄等人背书，也不是因为举国狂欢认同了这个方案，而是他的方案是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艰难探索，是一项共识，所以杨度并不认为他的这个学理研讨有什么错。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也是袁公和他身边的那些幕僚们太没有用，将一件好事给做砸了。从历史层面看，杨度的辩解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杨度忘记了，尽管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与你杨度的最初方案有差异，但如果没有你的最初方案，没有你那如簧之舌肆意鼓吹，中国政治会向这个方向转轨吗？一个学者的力量当然不会扭转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但是一个学者的思考如果从“私”的层面激活了领导人内心的焦虑，那么这种思考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实践。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政治家总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面，放弃或者无视那些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所以，杨度后来不忏悔，古德诺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只有袁世凯还算诚实，表示责任终归在自己，毕竟自己拥有最终选择权。洪宪帝制和筹安会已成往事，但杨度和筹安会给中国知识人的教训是深刻的，知识人的学理探讨即便与现实政治有关联，然而毕竟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知识人适度矜持永远都是必要的。张謇：别了，皇上1898年的政治变革揭开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序幕，光绪帝虽然没有明确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动已经表明中国要向日本学习，走明治维新的道路，以构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耽搁，直至20世纪初新政再启，君主立宪重回中国人的视野，也由此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变动尤其是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南通张謇就是影响最大者。体制内抗争张謇曾经对日本的君主立宪长期保持关注。日俄战争开打后，他敏锐意识到日本将战胜俄国，胜败的关键不在国土、人口、兵力，而在体制。日本的立宪体制使其致力于实业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国、俄国抗衡。不久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确证实了张謇的预见。与此同时，体制内的驻外使节如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及一些督抚朝臣纷纷转变立场，认为只有立宪可以防止中国重蹈俄国覆辙。有以他们为代表的立宪派与朝野上下寻求变革的力量推动，更因为在家天下时代，对于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会欣然接受，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后，清廷于1906年秋天郑重宣布预备立宪，争取用九年时间将中国带上日本那样的立宪国家道路。所谓九年准备其实正表明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态度。清廷希望在确定方向之后脚踏实地、稳步进行，推行“有计划政治”：先推动官制改革，再参照东西洋各国重定法律，接着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划，经过这些稳扎稳打的筹备后，立宪大业自然会水到渠成。对于清廷的稳重方案，焦急的立宪党人当然有点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急切期待用立宪摆脱危机，富国强兵。在清廷预备立宪御旨颁布不久，张謇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立宪党人积极活动起来，力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经过反复计议，他们联络江浙闽粤等地近300名立宪党人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出版报刊，宣传宪政；编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健康发展；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立宪人才。经过这些筹备，预备立宪公会又联络其他政治团体，尝试举行请愿运动，以早日将中国带上立宪轨道。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的领导人确实具有相当能量，他们很快联络全国各地十多个相关团体一起向朝廷施压。面对如此压力，清廷也做出一些善意回应，一再重申立宪方向不变，并同意在中央创设资政院，在各省创设咨议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为立宪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平台，张謇等人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几年，立宪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各省督抚在咨议局的咨询、问责下，渐渐觉得不太舒服，甚至有点“官不聊生”的感觉。从立宪党人的立场说，咨议局并不是一个完全议会，只是一个议政机构，并不具有立法资格。各省议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也感到这种准议会性质不利于宪政推行，因此他们格外期待朝廷能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这就是国会请愿运动的来历。张謇等人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一种体制内抗争，在认同体制的前提下建议加速改革。这些建议虽有违于朝廷“有计划政治”，但其心可嘉，经过几番争取奋争后，朝廷还是在第三次请愿发生时作出提前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承诺，决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国会，在此之前先将官制厘定，并预行组织内阁。最后的善意忠告此次清廷对九年预备立宪的调整是真诚的，只是在人们接受了这一调整方案，静候按部就班厘定官制，特别是预行组织内阁时，却出了大问题。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13位阁员中竟有9人为皇室或皇族，这无异于军机处的亲贵内阁。皇族内阁一出台，立刻引起立宪党人普遍反对，张謇也在第一时间敏感意识到清廷的这一举措不仅违反祖制，而且处理得不好，势必导致人心皆失，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将不可避免。君主立宪是张謇那一代中国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人认为最合乎中国的道路，君主专制既然已成历史，民主立宪又不想要，只有君主立宪这条路。现在君主立宪弄成这个样子，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变得疯狂而肆无忌惮，这不能不使以张謇为代表的老立宪党人异常愤怒。愤怒归愤怒，出于大局考虑，张謇并未就此与清廷翻脸。而且，传统的君臣观念也影响着他，他只能忍气吞声，有话悄悄向皇上说。张謇为此联系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信摄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劝告摄政王仿照“咸同年间”成例，重用汉大臣中有学问有阅历者，无论如何不能以国家为赌注，放任皇族和“高干子弟”胡作非为，因为如此垄断权力，必将丧失人心。危急时刻，张謇还协同友人前往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再至彰德，拜访20多年未见面的袁世凯，详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紧接着，张謇一行入京，与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唐绍仪等政要频繁接触，并获摄政王接见。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张謇向摄政王提出了“最后的忠告”，以为当时的外交有三大危险，内政有三大要事。外交上的三大危险一是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英日同盟条约期满；三是美巴拿马运河告成，必有变故。至于内政三事，一是外省灾患叠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及咨议局事；二是商业困难，朝廷须设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联合。张謇面见摄政王时，出于稳妥，虽然对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问题，选择了在随后与王室成员的交谈中再明白阐释自己的看法。对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张謇表示同情，建议载泽尽快与盛宣怀商量，调整方略，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些集资修路的川民从这个政策

里，其实即便是在八路军的阵营中，也有剃光头的习惯，我在此，也简单开列一个名单：彭德怀、许世友、朱德、林彪……这些共产党的军人，在战争的年代，也都剃过光头。这个名单，恐怕同样也是列举不完的。即便是今天中国内地的解放军，战士也是剃光头的，或者是只留一公分短发的，这也是基于同一个道理——便利军事活动所需。综上所述，本文所厘清的几点重要事实，总结如下：1.蒋介石的确得过淋病。但是，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2.“梅毒性脱发”随着梅毒的治愈而治愈，因此，从逻辑上而言，蒋介石光头与梅毒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3.蒋介石晚年的诸多照片明白无误地证明：蒋介石确实有头发，并非秃头，谣言的基础根本就站不住脚。4.关于蒋介石“梅毒导致脱发”的传说与《金陵春梦》一类畅销小说的传讹布谣，不无关系。5.蒋介石并非在民国年代唯一留光头的军事人物，事实上，剃光头在近现代军人当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蒋介石光头和梅毒的传说，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相当明白了。

“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

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据说有五百名国民党将士在山西太原宁死不降、集体自杀。他们就是著名的“太原五百完人”。可是很遗憾，史料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只是国民党溃逃台湾以后，为了稳定军心，激励困兽犹斗的斗志，而刻意臆造的一个谣言，这个造神故事，其实不过只是美化历史的一场误会罢了……曾几何时，在台湾《国语》课本第八册中，有一篇叫作《太原五百完人》的课文，行文如下：“……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我们中国人难忘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山西省的太原市，发生了一件壮烈的大事。那时候，×匪背叛国家，到处攻击政府的军队。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市，受到×匪六十万人的围攻。省政府代理主席梁敦厚先生，亲自率领官兵守城。×匪知道城里军队很少，仗着自己人多，对守军发动猛攻。炮声隆隆，喊声震天。守城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奋勇作战，虽然伤亡很多，还是不肯退出太原市。后来，子弹没有了，粮食吃完了，再也没有力量守下去了。梁代主席早已决心为国牺牲。他不怕死，但是更希望以他的死来唤醒全国同胞，使大家能够坚定意志，永远不向邪恶的×匪屈服。他和几百名忠贞的同志，齐集省府大楼，全体自尽。部下遵照他留下的命令，放火烧楼，不让×匪侮辱他们的遗体。还有警察局局长师则程，率领部下和×匪进行巷战，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全家以及七八十名部下，也都同时自尽。这件事情，立刻震惊全国。人人都为他们忠贞完美的人格所感动，同时也认识了×匪的邪恶。当日为国牺牲的壮士一共有五百人，所以大家尊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现在位于台北市圆山的‘五百完人冢’，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建立的……”这篇课文所歌颂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山西太原的国民党军队有五百名壮士，宁死不屈，集体壮烈自杀。这篇课文读起来，显然是荡气回肠。只是可惜了——这只是一个传说，并非是真实的历史。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其实只有四十六人参与了这场“集体自杀”，而远远没有台湾官方所宣传的“五百完人”。请读者们跟随我，来听听本案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们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听听这场国民党将领集体自杀殉国事件的现场目击者——（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的秘书——柏光元的证言。柏光元事后写了一篇《梁化之死的经过》，其证言摘录如下：“……梁化之（敦厚）的办公室在省府三楼上……自（1949年）4月19日起，解放军开始向城内发炮，均在鼓楼一带，至20日清早五六点钟，又开始向省府内发炮弹。这时梁化之尚未起床，省府落了第三个炮弹，电灯被炸息了。梁化之急忙起床，身上衣服尚未穿整齐，就拿着手电灯，下楼向阎锡山的公馆东花园跑，跑进钟楼下的房子。这房子是窑洞式的，里面并不大，房顶上又用洋灰盖了一层，所以能避炮弹。这里住的是五姑娘阎慧卿（阎锡山的堂妹）……这时我知道他是要自杀，我就很怕。梁化之第一句话对我说：‘光元，孙副主任、赵世铃他们决定投降，我是不投降，希望你听我的话。’我就说是。梁化之又说：‘你可得好好听我的话，绝对听我的话。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可有手枪，到必要时我的手枪可……’梁化之开始和我说话，态度和平时一样，说话很坚强。我听到梁化之说必要时手枪半句话，我随梁化之说：‘主任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听主任的话。’梁化之说好，随之说他自杀，五姑娘也自杀。并且左手斜身指了一下阎慧卿，跟着说：‘你可得听我的话。’我说是。梁化之又说：‘我死了以后，你去告孙副主任，就说我喝药死了。’并且回身向里面桌上拿了个暖水壶给我。口里说：‘你拿上这暖壶到东面汽车房内给我灌一暖壶汽油……’梁化之手指被子对我说：‘我死后，你把汽油倒在被子上，你掷在被子上一个烟头，你就走你的，可是你得看着我死好以后。’他在说话的同时，给我取了一圆筒纸烟和一盒洋火。这时，阎慧卿在床上坐着说：‘还有些钱，叫他们拿去。’梁化之问在哪里，阎慧卿右手向南墙台内一指。当时梁化之就拿出些白银洋用白包皮包好，给了我。当时，我因在惊慌中顾不得想一切，只得听从他，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即接过放在暖壶一旁的地上。梁化之又对我说，他死了以后，我要能见上二先生，就说他死了(二先生是梁化之的二弟)。我说是。梁化之又说：‘好吧，你站在门边。’当时我就站在门子里面，这时梁化之也上了床，阎慧卿在床里墙边，梁化之在床外面，二人面向南，一同拿茶杯在手中。这时我又走到床边问梁化之：‘主任，家里还有什么事？’当时梁化之对我说：‘没有什么，就是我母亲，我女人，我的小孩，也没有什么，能见上就说我死了，见上二先生就说我死了。’说完二人一同喝药。床边有一个小桌，小桌上放着一支才点着的洋蜡，一支快照完的蜡头。两个蜡灯照着梁化之、阎慧卿二人同时喝下药。梁化之用左手连把两个茶杯放在小桌上，二人一同拉被同睡。梁化之左手拉被斜身面向阎慧卿，睡下后脸稍向底面，连咳嗽几声，最后一大声，有2分钟气断，死了。阎慧卿右手拉被，面向梁化之睡，口里还说了个难受得不行，睡倒面急转朝天，两手乱舞过头长停，口里鬼叫很长一声，2分钟以后气断，死了……这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三楼的北面……洞外又传进话来说，先叫战士出去，第二叫办公人员出。我三人就和办公人员一同出洞，到了洞口，经解放军一个个检查了，我们就被解放了……”可见，柏光元所目击的自杀“殉国”人员只有两名：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以及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当然，事实上也不只两名。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的部下缪玉青（行政督察专员）、张克寒（县长）、李干之（行政督察专员）、薛国俊（省府视察员）等人事后所写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一文，他们都是怎样说的：“……主任阎钧鉴：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截至十五日止，突围干部抵西安者共职等四人，均系五月一日离开者，谨将太原作战惨烈情形，与服毒自杀之成仁干部，就所知者综合报告于下：敌人对太原第七次攻势，系于四月九日开始，至二十五日巷战终结。计敌兵力，集东北、华北、西北野战军各一部，合徐向前原所部者，在四十万人以上，其炮火之多，出人意料……廿四日城中心区巷战激烈时，梁委员化之见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乃实践钧座‘不作俘虏，尸体不见共党’之昭示，从容自杀，并事先嘱人于其死后纵火焚化尸体。警宪指挥处由徐端、嵐风等领导集体自杀，钧座家属，由阎慧卿领导自杀于钧座公馆凉亭之下，亦使人举火将全院焚毁……此外文武机关服务干部参加巷战后，除伤亡被俘者外，尚有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等十余人，自杀于柳巷派出所；吴队长春臺自杀于歌剧第三院；尹专员兼县长遵党及县府干队若干人自杀于八旗会馆，至其他参加巷战之干部自杀，而姓名一时尚无法查明者，更不计其数……”可见，这份战场报告显示：梁敦厚、阎慧卿自杀之后，在太原城里的别处，也开始陆陆续续发生了“集体自杀”事件，但是，“殉国”人数不详。那么，“太原五百完人”中的“五百”这个数字，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来读读阎慧卿在自杀之前，发给其堂兄阎锡山的一份《阎慧卿至阎锡山绝命电》。在这份电报里面，阎慧卿是这样说的：“……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可见，“五百”这个数字，似乎最初出自于阎慧卿这份电报中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的诗句。可是，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陷阱，阎慧卿电报中的这个“五百”数字，显然只是抒情押韵的文字，而不是一个准确的数据。这是中国人写文章的通病——宁要押韵，不求精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阎慧卿自杀在前，部下们自杀在后。阎慧卿断气在先，她根本不可能知道在她死后会有多少人跟随她自杀。于是，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本人在《阎锡山早年回忆录》里面，对于此事，又是怎样说的：“……其最足动天地而泣鬼神者，厥为山西省政府梁代主席敦厚等文武人员之集体自杀，纵火焚尸，实践公‘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匪相见’之昭示，为国家存正气，为民族争光荣，世人莫不感动敬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1次会议决议褒扬。监察院6月25日代电致公唁慰，立法院10月30日第四会期第二次会议临时动议，以太原沦陷时，梁敦厚等集体自杀慷慨成仁，其壮烈实有过田横五百人，议决：择地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以发扬民族精神……”于是，我们可以从阎锡山的自述里，可以读得出来：太原自杀“殉国”的国民党将士的人数，不是经过严密调查而敲定的，而是靠拍脑袋决定的，受谁的启发呢？受的是秦朝末年“田横五百士”历史典故的启发，阎锡山临时拍了拍脑袋，敲定“五百”这个数字。这是不是很儿戏呢？有的时候，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贵在有心人。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后，有一个名叫“刘存善”的人，对这一起太原国民党将士集体自杀“殉国”事件，作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并于周密调查之后，写下了一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收录在《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这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披露了以下惊人的调查结果：1有名可查的自杀“殉国”国民党将领，只有46名，而不是500名。2500名“完人”名单里面，有着以下大量的造假情节。（1）任丽君、王子高、张生兰、孙宽荣、程敬棠、李武、任永昌等人，至1987年，仍然健在。（2）赵恭、陈子文、赵翰珍、范融、冯效义、卢晏儒、郭长兴、关其华、何昆、孙子麒、杨向三、韩玉成、杨振旅、刘云程、贾召棠、武鸿英、白文耀、杨毅克、尚日超等人，是在太原失守之前战死的，并非自杀。（3）王存旺、游大成、游九贵、张国桢、杨明经、张宝寅、陈凤歧、解正旺等人，是事后被解放军逮捕处决的，并非自杀。（4）孟华、唐守亭、刘永旺等人，是被阎锡山处死的“间谍”。（5）张文玉、王敬中、魏日公、任永庆、宋子征、陈子华、强林瑞等人，是事后老死或者病死的。（6）许子久（许有恒）、张凤鸣（张剑）等，其实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名字，被重复使用。（7）宋移凤、宋子珍、袁楹、王嘉深、盖海、李玉书、张善斋、赵振亚、何成家、张子骞、夏九成、李思远、刘怀德、葛吉寿、张永年、姜传忠等人，下落不明。（8）以下则“查无此人”：永和县（4人）、吉县（10人）、乡宁县（5人）、大宁县（5人）、石楼县（2人）。……可见，国民党在内战中，为了塑造战斗英雄，为了鼓舞部队士气，选择性地收集材料，并且捏造了事实，刻意夸大了自杀的人数——从46人，夸大到了500人。其实，太原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将士，并非人人勇敢，实际情况是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来读一读阎锡山的另一员部下——娄福生在史料《我所知道的阎锡山》中的相关证言：“……1949年4月23日半夜，解放军东北路指挥部最后给予反动派的和平机会被拒绝后，解放军的攻城战斗于拂晓即行开始，枪炮声响成一片，缴枪不杀的喊话声时起时伏，炮弹飞来，到处火起，据说护城碉中大都竖起白旗，缴械投降，24日黎明，小北门即被突破，未几东城失陷，南城电话不通，由西城及北城进来的解放军，已在绥署之煤山附近与阎军的伺卫队发生战斗，这时王靖国、孙楚两个顽固头子，在地下室缩成一团，深怕解放军攻破绥署，人梦俱焚，混乱之下性命难保，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即向他们二人说，城防已破，绥署被围，光棍不吃眼前亏，应速命伺卫队停止抵抗，在绥署门外插起白旗，表示投降，除此再无办法，否则子弹头上没眼睛，你不表明态度，人家当然要防你当场反抗，这时他们二人均已认可，在绥署二楼插起了白旗，解放军战士已经到地下室门口，命室内之人一一出来，有武器者，丢在门口，所有高级阎均将领全数在绥署二楼被俘，我看到解放军的态度既严肃又和平，并且认真执行了宽大政策，大家非常感激，而且信服了共产党的伟大主张，治病救人，改造世界，所说优待俘虏的政策当场兑现，太原即日获得解放……”娄福生的证言写得很清楚：在阎锡山的军中，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再来读一读解放军一方的人员——乔希章的证言。《太原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收录了乔希章所写的一份战斗总结，名叫《解放太原综述》。其相关文字摘录如下：“……太原战役，自1948年10月5日发起……其中俘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第十兵团司令官兼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太原绥署参谋长赵世钤，兵团副司令官孙福磷、温怀光，兵团参谋长侯远村，山西保安司令许鸿林，十九军军长曹国忠，政治主任彭登旺，副军长兼四十师师长许森，三十三军军长韩洲，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副军长兼炮兵师师长贾毓芝，六十一军副军长姜福生，四十六师师长阎俊贤，四十九师师长王永寿，副师长李荣富，六十九师师长郭弘仁，副师长韩佑虞，七十一师师长张忠，七十三师师长祁国朝，副师长王振纲，新闻室主任景春利，八十三师副师长马海龙，铁血师师长赵显珠，副师长张汉兴，工兵司令程继忠，副司令王同海，机枪总队队长宫子清，宪兵司令樊明渊，机械化兵团司令韩文彬，炮兵顾问岗田（日人）、黄家坟（卧虎山）要塞司令程景堂，以下官兵七万七千三百九十四名；击毙六十一军军长赵恭，三十九师师长刘鹏翔等以下官兵七千余人……”依照乔希章的这份总结，在太原战役当中，阎锡山的将士，一共有77394人投降，而战死的，仅有7000多人，也就是说，粗略统计，阎锡山部队的投降率高达92%！写到这里，我的心中有一股滑稽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所谓“国军”的“太原五百完人”。第五章再探谜案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已经从最初的义愤填

结婚。那简直人就一天比一天瘦，就是心病。尤其是我五姐嫁给金王家，她有时回娘家，再到人家家一看，完全符合她的心理，本来应该是她的家，是她的事儿，所以她就郁闷。走的时候就已经有病了，结婚三天回门摔一跟头，由门槛外头摔到门槛里头，这就不吉利，结果一百天，死了。正好他(指乐)五大爷采药去了，他跟我四姐感情非常好。回来哭得要自杀呀，哭得要当和尚，(对乐)你五大爷还要当和尚呢，要上五台山。乐曙青之妻金玲：我也听说这五大妈，说就是看不惯这洋派儿。净亲嘴什么的，看不惯。这是那个一百岁的老保姆跟我说的。刘：外边有言论，说根本我这四姐是吞金死的，自杀死的，白天还挺好，就一夜的工夫。她就不喜欢那环境和家庭，所谓洋派，晚上开舞会，她也不会跳舞。她喜欢坐轿，梳两把头，他们乐家那儿做不到。估计确实是服毒自杀，所以他五大爷受刺激呢。我写回忆录写的是服毒。因为什么证实的呢，是从乐家他们姑奶奶证实的。郭松义：郭沫若故居原来好像是乐家的？刘：乐家的房子挺多的。咱们现在正是吃桃子的时候，前两天还有人送我桃，我说这乐家花园那桃啊，可以说是北京第一。每一个够一斤，海淀乐家花园。那当初是西太后吃的。我们是沾亲戚的光。我们这些亲戚家是吃尽三绝。凡是北京的好东西，就说水果吧，最出名的是乐家花园的桃，每年我们都吃桃。最讲究的梨，梨按说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但这个梨，只有袁家，北池子袁家，那跟我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跟乐松生一门没有关系，松生是服毒自杀的。松生这人也是属于积极，拥护共产党。要不他也当不了副市长。同仁堂是轮流执政，正好赶上乐松生他们这房当经理。把同仁堂都卖了嘛，一个鹿场一百多头活鹿，取鹿茸用的，才给一百块钱，一百块人民币。乐松生就签字了么。定(问乐)：你们刚才说的那个百岁的老保姆是你的奶妈？乐：我弟弟的看妈，九几年才没的，活到103岁，100岁时候街道还去给她做整生日。她在庆王府看过孩子，在金王家也做过。是由金王家出来的，1945年过来的。那时候就五十多了，到我们家就快六十了。刘：那个保姆的话，百岁老人，跟我亲着呢。她先在我五姐那儿，由我五姐那儿才上你们乐家去的。她年轻的时候在那家待过，在金王家也待过。后来金王家那老三姨太的厨子也跑我们家当厨子去了，我们管他叫二厨头，你说连他们下人，带厨子，都在我们这圈儿里转来转去，就别说这联亲了。所以你要了解老北京过去旧家庭的关系，就是这么个关系，盘根错节。

5.戏楼与京戏

定：现在动不动就讲大宅门，我想问问在您那个年龄，大宅门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刘：大宅门有几个概念，第一你在北京得有名得有钱。第二你得有够大宅门那房子。起码你得四合带后罩，三进四进，像我们家是四进，由大门起得五个院子，并且还得有回廊走廊，下雨淋不着，你到哪个院儿全通着，这叫大宅门。有的不够走廊的都不叫大宅门，这是说房子。并且按现在大宅门的概念来说，要不是做官的，也得是做商的，必须是有名的，名人。像我们家能够上大宅门，第一我们这房子出名，而且房子都特别好，哎，特别讲究，一提马大人胡同刘家谁都知道，这叫大宅门。我们家里头有戏楼，是我父亲过生日，办喜事，为了摆阔，花了五万现大洋，特地把那一个院改成一个戏楼，就为唱戏。用了没有几次。那个时候做买卖的，他为的是拉关系，你家里有戏楼，身份就不一样了，用现在新名词儿呀，就是提高知名度，为能够有那个投资。这个我原来不理解，这不是花冤枉钱么，你平常又不能住，一年你不就办一回生日么是不是呀。现在理解了。可也别说，我们这戏楼还真出了名了，比那家的戏楼讲究啊，一品大员可以用排山脊，但是只能两卷，那家戏楼就是两卷，可是我们三卷。为什么呢，就是有品级的，你要是盖三卷，御史马上就参你，你得拆了。因为我们家不是做官的，没人参。我们那房子是五卷的，前边是两卷，后边是三卷。所谓两卷就是前后都一边儿大，中间没有截断。一进垂花门，第一厅叫西厅，这西厅是外客厅，一般不太熟的客人，来了在西客厅接待。还有办生日唱戏的时候摆座儿用，男宾都在西厅。这两卷能摆十桌，前边五桌后边五桌。后边的三卷是花厅，铃铛排山三卷哪，叫排山脊，跟一块砖抠的似的，只有宫里头有。我们管它叫大厅，唱戏的院儿，这单是一个门牌，可以坐300多个座位，那家的戏楼有多少根柱子，我们那个，我父亲专门不要柱子，洋式的，五五二十五间的大戏楼。增崇到这儿一说：“哎，你这谁给你盖的，这么好啊。”我父亲办生日那次是500多人。我出生是在后罩房，我们那大院的第四进，第四通院子，那是最后院，没有厢房，那时候也是洋灰地吧，也不知怎么墁的，当间儿还有万寿字儿，为办生日么，连地都是万寿字儿。定：现在没了吧？刘：有。现在全归中央军委了，是个俱乐部。你未必能进得去啊，都是了不起的，都是国防部长，大将级呀，住在那儿，牡丹池还在，地方换了。我家里有戏台嘛，梅兰芳、马连良都在那儿演过。您知道梅兰芳那出《凤还巢》，外面没公演，先是在我父亲生日演的，刚排得了，到我们那儿问去，说干脆咱们老头生日吧，这边说好，给现洋四百大头，这我都知道，《凤还巢》。马连良的《苏武牧羊》也是第一次在我们那儿演的。所以京剧界的人我没有一个不熟的。梅先生这人是最大的好人，戏曲界里没有骂他的。他不单是善良，而且特别照顾同业。梅先生的艺德是最好的。他不用真正有名的给他当配角儿，尤其他成名以后，专门拉那些个也行，但没有名气，起不来的，他带。挎刀是内行话了，给他傍角儿的，陪着他唱的，叫挎刀。所有给他挎刀的，他绝不用那已经成名的。所有他的配角都是他自己带起来的。你看×××就不一样，他是谁有名我就要你陪着我唱，这样才能把我捧起来。可惜你是不知道戏曲界的事，这戏曲界的事啊，我知道的不比清朝的事少。要没梅兰芳，奚啸伯也不会弄成四大须生。奚啸伯说起来我们好几层关系，小时候是发小儿，他比我大7岁。他祖上也是红顶大员呢，家里头败了，家败了没辙，怎么办呢，自己不就跟戏曲有缘么，玩票玩的，真正指点过他的人是韩慎先，那是很有名的，一直在天津，夏山楼主，一提夏山楼主没有人不知道的。注315奚啸伯最后下海，一直跟着梅先生，梅先生给他带出到美国，得，这一下子就起来了。人有死后走运的，啸伯就是死以后走运，由他故去以后这慢慢儿地四大须生的名字起来了。我们很多跟奚啸伯熟的，都给他下定论了，他苦相，他那扮相啊一看就绝对没有什么后福。定：您那时候也听八角鼓吗？刘：我会弹单弦儿。唱八角鼓也有一个了不起的旗人，荣剑尘，注316那是唱得最好的。旗人就是衰败了，家破了，没辙呀，就会这个，就以这个为生了。哎，他成名了。可以这么说啊，我是相信人呢，一个是机遇，你有多大本事，你没有机遇，这不成，所有的名人，出名的，干出点事来的，完全凭能力是不行的，能耐是得有，您一点能耐没有不行。但没有机遇也不行。奚啸伯赠刘汝舟的照片(刘汝舟提供)

6.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

定：说说您的简历。刘：我是辅仁大学毕业的。日本投降以前。定：哪个系？刘：我原来去的是西语系，那时候不叫西语系，外国语啊。我大哥那时候让我学外语的原因是能跟外国人联系，现在不是外国人吃香吗，非得让我选这个。后来又转到社会经济系，那神父告诉我说，你就应该转到社经系，因为你家里是做买卖的，你干吗学外语啊？我现在学也白学了，那时候我外语最好，哪一次考试都超过90分。定：您毕业以后到解放这段时间做什么工作？刘：我也没正式工作，完全是替我大哥跑应酬啊。头顶四大恒，脚踩十三家，这说的就是我大哥。我大哥在家里头又是姨太太又是大烟枪，他忙不过来，他一天有三四个应酬，不要紧的地方，我就得替他。那时候我不到二十岁，我就帮着他出去应酬。那时候大宅门有名的人都老见。你问我解放后是怎么参加工作的。我跟奚啸伯不是有这层儿女亲家的关系么，我们同时也是一块儿玩儿，我也会拉，我会拉会唱，我到他家里去，拉一段唱一段，可是没上台正式给他拉过，都是在家里，或是我家里，或者朋友家里头。我这胡琴别瞧拉得不好，但是所有的名角儿我都给伴奏过。现在早就不行了，嗓子也不行了，唱不了了，胡琴因为我做过手术也拉不了了。奚啸伯五几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私人京剧团，叫啸声京剧团。刚一解放的时候私人剧团叫私营公助，就是国家不投资，但是由文化局领导。我就是因为奚啸伯的关系到他那儿，我又不能唱戏去，我又不能给他当拉胡琴的，就只能给我个顾问名儿，有这么个名，给他改改词儿什么。后来改成北京市京剧团，改公私合营了，我这名呢随着也就进入文化局了。正好文化局成立编导委员会，曾白融是我们的主任，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主任，我担任一个组长，我那会儿才多大啊，我才三十多岁，那会儿就不得了了。因为就是我作品多，我在那儿8年，写了16个剧本，奚啸伯私人剧团的时候我给他编的是《屈原》，他演了。还有北京京剧团演的《升官图》那是我的创作，是1957年上演的。我在北京市文联编导委员会的时候编的最有名的剧本，也就是最倒霉的，京剧《关汉卿》，北京市京剧四团排的，吴素秋演的。我是根据田汉的话剧改编成京剧，结果我算是沾了田汉的光了，到“文革”的时候扣我一个田汉的死党。这还都是“文革”前呢。文联有三个组，一个是美术组，一个是戏曲组，一个是文学组，我三个组都到了。乍一参加的时候是戏曲组，干了6年，又转到文学组，就是写点什么散文哪，那时候我们搞什么北京文艺，不是现在卖的那种北京文艺，是内部参考的，单篇，一个星期出一个周刊。文艺界内部散发的，我在那儿当过编辑，一个短时期的。我们1963年就完了。1963年毛主席指示，说文化部成了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了，注317由这儿周总理批下批文，说文联及下属各协会解散，把我们就轰了，摘牌了。我们这些人都得下放改造，下放到哪儿呢，让我们印票子去，就是白纸坊，新华印刷厂，印刷四厂。我们过去都拿稿费，拿上演税呀，我稿费一千字是11块钱，那时候不能拿这个啦，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行啊，不许当干部，只能当工人，给每人定工资，固定工资每人70元。乐：够多的了。科长级了。刘：给我们开会，大部分人都不干。那时候我得养活四五口人，家里头还有两个孩子没参加工作，加上给我做饭的保姆。我拿稿费，拿上演税的时候每月平均能拿200多块钱、300块钱。70块钱工资怎么养得活。所以我就不去，不去你就自谋生路，档案转给你的住家所在地，你自己爱怎么解决怎么解决。那时候我怎么想的，就是艺高人胆大，我想我又是大学毕业，我有学历，我又会画，我又会写，我还有成绩，我哪儿弄不了一百二百的，我还能挣不了这70块钱去？街道也不是不负责任，还真负责任，让我到十三中教课去，我说我不当孩子王……人要早有自知之明的话，那时候那傲啊，所以说人千万别有傲气，你有多大本事啊？现在我是特别地服共产党，他要能说到啊，就真能够做到什么，这确实是我服了，确实服了，没想到连摆个花生摊都不让你摆了(众笑)。那时候不知道下面还有“文化大革命”啊(众又笑)。到“文化大革命”的话我挣50块钱生活费呀。这还算照顾我了。因为家里人口多，我爱人又没工作。给我50块钱的时候不是也活过来了吗。咱现在不说旗人，咱说名人，我们这一阶层的人哪，来往的一般都是商界的名人，文人很少。反正你提起来，南方不敢说，说北京、天津的名人，我们都有来往，只是有的关系密切一些，有的一般。像天津的八大家，我没有没去过的，虽然我那时年岁比较小，但是我们都有来往，都认识，都知道。像资耀华，资家，就是耀华玻璃公司，现在有股票了都，资家的后人都在国外。李善仁家，盐业的，贩私盐赚钱哪，是我们邻居，在天津是最有名的。还有卞家也是大户，可是他们家人太多了，全认识不可能。还有关系就是袁家的关系。崇文门外五老胡同查家，也是过去的盐商，注318北京提起查家没有不知道的。那时候北京最有名的是查良庆。他们家里头我认识查弼臣，老大，我们这一代的，我们经常也是在一起。注319北京的名人，哪家你需要采访，我都可以给你联系，后代也都和我来往，还都拿我当个老长辈儿，所以我确实是老古董了。我这一生，有的时候也是带有传奇性，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哪，绝对不是你自己能够想象怎么样的，自己想不到，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但是你还得承认，你必须走这条道。而且我特相信有因果报应。我退休写完回忆录以后写了个循环因果论，写的就是我本身接触的大宅门也好名人也好，这因果，噢，太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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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刘氏家族兴衰史：刘汝舟回忆录(节选)1991年1月24日整理(二稿)目录：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第一章我的家庭1.我的曾祖父刘文祥2.我的祖父刘槐庭3.我的父亲刘禹臣4.我的母亲梁夫人5.我的生母郭夫人6.我的长兄刘贡南7.我的二姐刘俊卿8.我的三姐刘淑卿9.我的四姐刘敏卿10.我的五姐刘毓卿第二章鲜为人知的内幕1.中和当失火的真正原因2.无辜的使女冤沉海底3.大宝金店丢失珠宝案的牺牲者篇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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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我们刘氏家族的堂号是藜照堂，由哪一代开始使用则无从查考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藜照堂这个堂号，刘氏家族已经沿用了不知有多少代了。在过去的年代里，老北京的许多住宅大门口左上方都挂着一个长约尺余的小木牌，上写某某堂某，那就代表着他家的堂号，并且把这个堂号写在家谱上显要的位置。所谓家谱，就是把这个家族的人口的名字(家谱上的人口只计男不计女)一代一代地记录下来，堂号自然也就一代一代地沿用下去，因此不管传了多少代以后，只要你仍然保留着家谱，不管走到哪里看见人家大门口的堂号牌子，就能知道与自己家是否同姓或同宗。如果同姓并且堂号也相同，就肯定是同宗了。因为堂号的沿用非常严格，各家族用的堂号极少有相同的。几十年前的老北京经常有凭着家谱和堂号认本来素不相识的本家的。当然，这必须是两厢情愿，当时也有虽系同姓同宗同一堂号，因隔代较远贫富相差悬殊而不愿认本家的。总之，堂号已成历史的名词，它是由封建的宗族社会沿袭下来的。它对保全和延续宗族的整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我们刘氏家族用的藜照堂，还有一个传说。据说当年刘氏远祖为了教子成名苦读诗书，因家贫买不起夜间点灯的油，老人只能用自己用久了的藜木做成的手杖被明月照射的反射光来帮助儿子夜读。后来儿子果然一举成名做了高官，老人为了叫后辈子孙永远记住改换门庭得来不易，所以把自己的堂号叫作藜照堂。

第一章(2)我的祖父刘槐庭

我的祖父刘槐庭(名侃)。上面说过刘文祥接家属到北京定居时有四个儿子，我祖父刘侃行六，看来是子女中的大排行，字槐庭。是刘文祥所有子女中最聪明能干和有创业能力的人。他当年随父兄进京落户定居时，年仅二十余岁，正是宏图大展之

草，也扔进了火里。火烧了好一会儿，最终她背对着灰烬，在燃烧过的薰衣草的气味中走进她的房子。在厨房的水池处，她洗了手，还把水洒到脸上。她觉得清爽些了。或许她因此才笑了起来。开始还是轻声的，后来就放开了声，她坐在桌边，头向后仰着。他们当真认为他们能这样下去吗？数目，血缘延续，谁娶了谁？八层石头的所有那几代人始终延续着，最终就是要变得像电缆那样细吗？唉，他们大概可以也应该这样生存下去，因为在鲁比没人死。她擦了擦眼睛，从托盘上拿起茶杯。茶叶在杯中聚拢。更多的开水，稍稍泡一泡，黑色的茶叶就会沏得更透了。更透。更透。直到。噢，现在。你知道什么？本是和水一样清澈的。一代代的人不仅要在种族上不受玷污，而且要保持贞洁。“上帝保佑的是纯净和圣洁的”，真的。那就是他们的纯净。那就是他们的圣洁。那就是撒迦利亚在他的喃喃祈祷中许下的密约。要怕的不是上帝的皱眉，而是他自己的，他们自己的。是不是因此，“是他皱起的眉毛”的说法才让他们发疯呢？但既然现在只有七家了，那契约就该打破或改变了。由谁呢？大概是摩根家吧。他们什么都管，他们控制着一切。这对双胞胎又会订什么新契约呢？他们当真相信鲁比没人死吗？突然之间，帕特对一切都恍然大悟了。纯粹又贞洁的八层石头只要在鲁比住下去就会把持着魔法。这就是他们的秘方。这就是他们的密约。为了不朽。帕特的微笑是扭曲的。她想，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烦恼的一切应该都来自妇女。“亲爱的上帝，”她嗫嚅着，“亲爱的、亲爱的上帝。我把文件烧了。”康瑟蕾塔在干净的地下室那种美好的黑暗中，康瑟蕾塔醒来后，与没有在前一天夜里死去的懊悔心情争斗着。每天早晨，她的希望都要涌现；她躺在地下的一张小床上，被蝼蚁式的偷生搅扰着，每一小时都要靠从那名字好听的黑瓶子中啜饮来勉强度过。每个夜晚她躺下入睡时，都认定这是最后一夜，并且希望会有一只盘旋的巨足降下来，把她像园中害虫似的踩死。她已经身处一处狭小得仅可放下一口棺材的空间，已经献身于黑暗，早已失去了食欲，只求忘却一切，便竭力想弄明白这种拖沓。“为的是什么呢？”她自问，而她的声音却淹没在从屋檐到地板充斥着的许多声响之中。一星期之中有好几次，在夜间或光线黯淡的白天，她都到地面上去。那种时候，她都要站在菜圃里，四下走一走，仰望着天空，看看那里她能承受的仅有的光线。有一个女人，通常是玛维斯，总要坚持陪伴她。说呀，说呀，说个不停。或者另有几个女人会来。从名字好听——嘉纳克、梅多克、奥比昂和圣艾米隆——落满灰尘的瓶子里嘬吮着，便可听到她们说话，有时还可应答一声。玛维斯是在那里时间最长的，除她之外，越来越难以分辨其他人了。她对她们的了解几乎都已忘却，而记起其中的什么事似乎越来越无所谓，因为她们每个人的声音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故事：混乱失序，欺诈蒙骗，以及罗伯塔修女警告那些印第安姑娘要防范的放任自流。这三点为通向永灭的地狱铺平了道路，其中尤以放任自流为甚。她们是在过去的八年中陆续到来的。第一个来的玛维斯是在母亲长期卧病期间抵达的；第二个在她刚死之后。然后又来了两个。这两个都请求逗留几天，但实际上再也没走。不时会有这个那个打起个寒酸的小包，和大家告别，似乎就此消失了一段时间——不过仅仅是一段时间而已。她们总会再回来待下去，在一座连收税员都不想来的房子里，与一个爱恋墓地的女人一起像耗子似的生活着。康瑟蕾塔透过她各式各样古铜色、灰色或蓝色的墨镜看着她们，看到的是些心碎的姑娘、受惊吓的姑娘、孱弱的姑娘和撒谎的姑娘。她啜饮着圣艾米隆或有烟熏味的嘉纳克时，还能容忍她们，但却越来越想咬她们的脖子。想做点什么事来制止糟糕、难以消化的食物的制作，疯狂的打击音乐，打架，沙哑空洞的笑声，以及种种要求。尤其是那种放任自流。罗伯塔修女要是知道了，会砸烂她们的手。她们不仅如非必要绝不做任何事，而且没有计划做任何事。她们虽然没有计划，却有着巴望——小女孩那种愚蠢的巴望。玛维斯没完没了地讲着可靠的赚大钱的投资：蜂箱，叫作“供应住宿加早餐处”的什么东西，包办伙食和娱乐的公司，孤儿院。有一个想的是她发现了一个装着钱、珠宝或别的东西的珍宝柜，想以其内藏东西欺骗别人。另一个悄悄地割自己的大腿、手臂，巴望成为伤疤女王。她用随手拿到的任何东西，刀片、别针、削皮刀，在皮肤上划出细细的红口子。还有一个似乎渴望着过夜总会生活，在拥挤的人群中闭起眼睛唱着满怀忧伤的歌曲。康瑟蕾塔以一种浸透了葡萄酒的虚饰的沉迷聆听着这些小女孩式的梦想，因为它们激怒她的程度远远比不上她们低声悄语的爱情——在那些女人离开之后，那声音还要延续很长时间。她们总是手里拿着煤油灯或蜡烛，一个接一个地滑下楼梯，像进入殿堂或地下室的侍女似的，坐在地板上，谈论着爱情，仿佛她们对爱情无所不知。她们谈到在睡梦中到来抚爱她们的男人，在沙漠里或冷水里等候她们的男人，一度发狂地爱着她们的男人，或者本应爱恋她们、可能爱上她们或有机会爱上她们的男人。在她最糟糕的日子里，当她内心的压抑脏污了洁净的黑暗时，她真想把她们全都杀死。说不定这正是她这种蝼蚁式生活被拖延着的原因呢。除此之外的原因便是上帝以冷漠的安详表现出来的愤怒。没有他的原宥就死，对她的灵魂是一种谴责。没有玛丽·玛格纳的宽恕就死，则违背了“唯一天主，永生永王”的诫律。若是康瑟蕾塔及时向那位老妇人诉说，在她的头脑还没有衰竭到只是单调地咕哝之前就对她坦白，或许她就会随便地给出真谛了。在那最后一天，康瑟蕾塔爬上她身后的床，把枕头扔到地板上，将那轻如羽毛的躯体抬起来，用她的双臂和双腿拥着。那颗小小的白发头颅靠在康瑟蕾塔的胸间，于是老妇人便在她诱拐来的孩子长成的女人的摇晃和祈祷之下，如同出生般进入了死亡。她实际上诱拐了三个孩子，在一九二五年那是再轻易不过的事情了。玛丽·玛格纳当时还是个修女，不是嬷嬷，公然拒绝把两个孩子丢在她们坐着的街道的垃圾堆上面。她干脆把她们捡起来，带到她上班的医院，接连用欧多诺小苏打、格拉芙疥癣药水、肥皂、酒精、水银蓝油膏、肥皂、酒精给她们清洗身子，然后又把碘酒仔细涂到她们的痛处。她给她们穿戴起来，和其他修女一起带她们上了船。她们是六名美国修女，要返回被更古旧、更严厉的葡萄牙法律控制了十二年之久的几个州去。没有人质疑这些要献身于印第安人和黑人的修女为三个非白种的小顽童付减价客票。此时已有三个孩子，康瑟蕾塔是最后一刻才定下来的，因为她已经九岁了。在任何人看来，这样的劫持都是救援，因为不管这个固执的修女把她们拖进什么样的生活，也比她们在那座城市屎尿遍地的小巷中过日子强。她们抵达利蒙港（哥斯达黎加东部港口。）的时候，玛丽·玛格纳修女把两个孩子安置在一家孤儿院，因为这时她已经喜欢上了康瑟蕾塔。是因为绿眼睛吗？茶色的头发？也许是她驯顺的性格？也许是她如日暮般烟色的皮肤？她一路监护着她到达一处被指定的困难修女接收站——一所设在北美洲西部一个不毛之地、专收印第安女孩的救济院兼寄宿学校。在进口路旁的一个蓝底白字招牌上，写着“基督王学校，为本地姑娘设”。可能大家都真的想这么叫，但在康瑟蕾塔现有的记忆里，只有修女们才使用这一正式名称——大多是在祈祷的时候。虽说没有任何道理，学生、州里的官员和她们在镇上遇见的人，都叫它女修道院。三十年来，康瑟蕾塔不断努力，成为并始终作为玛丽·玛格纳的骄傲，是她终生教育、培养和照顾孩子的一个卓越成就。她任教的地点，是她父母闻所未闻、在他们女儿发出那地名的音之前念都念不出的。康瑟蕾塔崇拜她。当她被偷走并被带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在她的胳膊上扎针，说是以防得病。随后的那场大病，在她的记忆中倒是愉快的，因为她躺在儿童病房里的时候，有一张用头巾围着的漂亮的脸蛋盯着她看。那张脸上的湖蓝色眼睛，坚定、清澈，但在深处暗示着惊慌，那种担忧的眼神是康瑟蕾塔从来没见过的。在一个大人的眼睛中看到那么善良的关切，值得那么一病，甚至死了都不亏。那个围着头巾只露出脸蛋的女人不时地俯身过来，用指关节轻触康瑟蕾塔的前额，或者捋顺她打结的湿漉漉的头发。从她腰际或指间垂下的玻璃念珠闪烁着。康瑟蕾塔喜爱那双手：平直的指甲，光滑又坚实的手掌皮肤。她还喜爱那张不露笑容的嘴，它从不需要露出牙齿显示高兴或欢迎。康瑟蕾塔能够从她的长袍和罩头巾下看到一股清凉的蓝光温柔地射出。她觉得，那是来自她的心房的。康瑟蕾塔穿着一件洁净的齐踝的褐色衣裙，在修女们的陪伴下，从医院直接登上了一艘叫阿田纳斯号的船。在巴拿马短暂停留后，她们在新奥尔良上岸，从那里乘汽车、火车、长途汽车，又是汽车，一路旅行。从医院打针开始奇妙的事接二连三：用干净得可以饮用的水冲刷的马桶，包装纸里已经切成片的又软又白的面包，盛在玻璃瓶里的牛奶，还有每天都要说个不停的动人的语言，尤其是在对上帝说话的时候。“为我等罪人……我等望尔名见圣……尔旨承行于地，如于天焉……乃救我凶恶、凶恶、凶恶。”只是在她们到学校的时候，那种奇妙才放慢脚步。虽说那片土地没什么可夸耀的，但那栋宅子却像一座城堡，里面满是玛丽·玛格纳说的应该立即去掉的漂亮装饰。康瑟蕾塔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砸碎那些冒犯性的大理石雕像并照看几个焚书的火堆，当赤身裸体的情侣蹿出火堆时要赶紧再投回去，做这些时，她在胸前画着十字。康瑟蕾塔睡在食品间，擦洗瓷砖、喂鸡、祈祷、削果皮、照看花园、储存食物、洗衣是她白天的工作。正是她而不是别人，发现了野生的灌木丛中有不少极辣的胡椒并加以培育。她跟罗伯塔修女学会了基础的烹饪技术，后来练得相当娴熟，把厨房的活计和花园的工作一并接了手。她和那些印第安姑娘一起上课，但不和她们有任何来往。三十年来，她把全身心都献给了圣子和圣母，其虔敬程度不亚于一个修女。对她而言，是流血的心和无底的爱。对她而言，是主佑玛利亚。对她而言，路虽狭窄却充满了百里香的芬芳。对他而言，其慈爱随处可见，足以使智者和罪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他已经变成了人，所以我们能够以最微小的方式认识他，触摸他，看见他。因为他变成了人，他的遭遇就会映照出我们的不幸，他的死才是痛苦；他的疑虑、绝望，他的失败，才会为我们代言，并会自始至终吸收我们难以对付的事物。但当她遇到那个活生生的男人时，三十年中对活生生的上帝的膜拜臣服便像小母鸡的蛋似的破裂了。那是在一九五四年。人们都在基督王学校以南十七英里的地方造房、围篱和耕地。他们还开办了一家食品店、一家杂货店和一家药房，让玛丽·玛格纳高兴的是，不必再远到九十英里之外去买药了。她可以就近买到女孩例假期间用的防腐棉布、精致的针和六十磅重的线——这样就可以让她们缝补不停了，还有莉迪亚·平克汉姆牌药物、斯坦贝克牌爽身粉和她用作除臭剂的氯化铝。一次，在这样的购物旅程中，康瑟蕾塔陪着玛丽·玛格纳乘着学校的福特水星客货两用车，她们还没来到新开辟的路上，就发现显然是出了什么事。骄阳之下，某桩令人兴奋的事情正在进行当中。她们能够听到高声欢呼，她们看到的场景不是那三十多人默默从事着建镇的工作，而是几匹马奔进院子，跑下大路，人们则大叫大笑。头发上戴着红花、紫花的小姑娘跳上跳下。一个紧紧趴在马颈上没有摔下来的男孩被人举下马，并被宣布为胜利者。青少年男子挥着帽子、揉着眼角，追逐着马匹。康瑟蕾塔看着人们纵情玩乐，听到了一种轻微但持续的沙沙声。沙，沙，沙。当时她就想起曾见过就是这种肤色的人，就是这种男人在街上与妇女们伴随着如狂乱心跳般节奏的音乐跳着舞。他们躯干不动，臀部则在腿上方转着小圈，其速度之快，你根本无法解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放松流畅。不过，这里的这些男人并没有跳舞，他们笑着，跑着，互相叫着，也呼唤着更加欢天喜地的妇女。他们虽然在这里住着茅屋，不是身处挤满皮肤闪亮的黑人的闹市，康瑟蕾塔知道她认识他们。过了一会儿，玛丽·玛格纳才引起了药房老板的注意。最后，他离开人群，领她们走回他的住所，前廊上一处封闭的部分权充店铺。他打开了屏风门，礼貌地躬身引着玛丽·玛格纳进去。就在台阶上等候的时候，康瑟蕾塔第一次看见了他。沙，沙，沙。沙，沙，沙。一个瘦高的青年跨着一匹马，牵着另一匹。他的卡其布衬衫汗湿了，他时不时摘下宽檐帽，抹去额上的汗水。他的臀部在马鞍里前前后后地晃动。沙，沙，沙。沙，沙，沙。康瑟蕾塔看着他的侧影，胃里似乎有一只禽鸟在扑腾着翅膀。他骑马经过她身边，消失在牲畜围栏里。玛丽·玛格纳拿着买好的物品出了店门，嘴里抱怨着这个那个——价格啦，质量啦，匆匆走向汽车。康瑟蕾塔拿着蓝色包装的药棉卷，紧跟在后面。就在她打开右前方车门时，他又过来了。他这次没有骑马，而是轻快地跑着，急于回到路远端欢庆的人群中。他不经意地向她这边看了一眼。康瑟蕾塔回望着他，觉得在他的眼神中而不是步伐上看出了踟蹰。她迅速钻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汽车，里面的热气似乎解释了她呼吸的困难。她有两个月没有再见到他，如同一只鸟儿挣扎着要展开翅膀那样不安。那是狂热祈祷和干更多杂活的两个月，也是紧张的两个月，因为学校已经受命关闭了。虽说创办和资助学校的有钱妇女的捐赠，使学校挺过了三十年代，但到了五十年代就已经用光了。那些亲切可爱的印第安姑娘早已离开——被她们的母亲或哥哥接走，或者毕了业开始了虔诚的生活。迄今三年来，学校一直请求州里监护：粗鲁无礼的姑娘们显然认为这里的修女在大部分时间里寻欢作乐，其余时间则阴险邪恶。有两个已经跑走了，只剩下了四个。除非修女们能够说服州里给她们派来（并且付薪）更多恶毒、不如意的印第安姑娘，否则学校就准备关门和改行了。州里当然不乏不如意的姑娘，因为所谓不如意可以指从尿床到逃学到上课时说话结巴，但当局宁可把她们送进新教的学校里去，她们在那样的学校里即使不理解教师的宗教行为，也总能懂得穿衣服的道理。天主教堂和学校在俄克拉荷马少得可怜，这正是那些女赞助人要买下这栋巨宅的首要原因。借此机会可以深入问题的核心：把上帝和英语灌输给被认为两方面都缺失的本地土著；改变他们的饮食、服装和头脑；促使他们蔑视曾经使他们活得有价值的一切，并为他们提供了解唯一的上帝从而有机会赎罪的优先条件。玛丽·玛格纳写了一封又一封信，还跑到俄克拉荷马城和更远的地方，希望能够挽救这所学校。在那种心烦意乱的气氛下，康瑟蕾塔笨手笨脚、丢三落四、没有计划地匆忙进出祈祷室，这虽然对修女们来说有些讨厌，但与她们自己的举止相比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她们问起她是怎么回事或对一些难以容忍的失误要加以处罚时，她就找些托辞或表示愠怒。她每天都要重振那种仓促的虔诚心，混乱的头脑中隐现的是唯恐被派出女修道院，再次到镇上购物的担忧。故此，每天天一亮她就做院子里的杂活，白天其余时间则待在屋内瞎忙一气。这一切都毫无助益。终于有一天，他来到了她跟前。那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她正在花园里与州里来的两个阴沉着脸的看护人跪着锄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她背后响起：“打扰了，小姐。”他只想要一

府邸就在学院胡同注44，还有卧佛寺街注45，据说是两道呀还是几道院子，是王府的样子，还说我爷爷的时候家里还有戏台。我母亲就是我生母结婚的时候还在那里。那时候我们家里好像还可以，她结婚时三顶轿，还是黄的呢，中堂挂的那个画呀，是郑板桥的竹子，有些个什么盆盆罐罐的，后来有个画册上都有。我们家里挺富有的，据说我祖父活着的时候呀，我们家里头，主人没有几个，和底下的仆人，一天吃盐就吃二斤！我父亲他就用了几个奶母，就说家里仆人得有多少呀!这是听我那堂姐跟我说的，说咱们家过去怎么的排场，说现在咱们落得平民了。我祖母郭氏，是满人。我亲祖父、母有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姑姑。我父亲是第四个孩子，最小的儿子，都管他叫四爷，我堂姐管他叫四爹注46，满族管叔叔叫爹，管我母亲叫四妈，管我奶奶就叫太太。哥儿四个都跟祖父在一起住，那个时候辛亥革命还没爆发。生活挺好的，他们来去都是坐轿子。我大伯父、二伯父都夭折了，我不太清楚他们都是多大岁数去世的，还是都结婚了，后来怎么着我就不知道了，伯母的情况也不知道。三伯父后来也疯了，因为他后来抽大烟，把家产也卖了，据说是40多岁就去世了。就剩下我父亲和我三伯母，还有我母亲，还有三伯母的一个女儿，我们就在一起住，就过日子，过日子就让人给坑了。那时候大概我们家里还有房子，有些产业什么的，就让人家给骗了，就连我母亲结婚的时候那个条幅呀，人家说已经旧了，我们给你裱裱去吧，就没拿回来。我祖父都抽大烟，那时抽大烟简直就跟现在抽烟卷似的，就是吸毒。据说那时满族人家家都有烟枪，尤其是家境比较好的，后来家里就败落，败落到什么程度呢，我三伯母穷得都当保姆去了，家里大概还有一两所房子吧。三伯母我见过，我18岁的时候，生下一个孩子，我三伯母还给我做营养的什么菜，给我送到医院去。我有一个姑姑，我们叫她姑爸爸，老到宫里去，慈禧召见，还给慈禧做鞋什么的。她为什么没结婚也不知道，也是高不成低不就呗。她死的时候岁数不算大，40多岁吧，是到城里禄米仓领钱粮去，路上掉下来一个马车给她压了一下，就死了。我们坟地在大亮马桥，那坟地好大。我母亲也埋到那里。我姑姑是没结婚的女儿，不能入正穴，就埋在旁边了，我母亲死时我们去上坟，人就说这是姑爸爸。我好像还记得大概我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姑姑还活着呢。我还有一个哥哥呀，她就让我们写字嘛，每天得交两篇大字、一篇小字，我姑姑有文化，都是我姑姑管着。那时候我伯母和我父亲，可能沾着一小点边儿，吃了几天钱粮。我没沾着。我什么光也没沾着。我父亲可不是那种提笼架鸟的人，他挺要强的，学技术也很要强。不像三伯父，我父亲没抽过大烟。他教育我们的话是：“勤恳勤恳，衣食有准；懒惰懒惰，必定挨饿。”我们小时候衣服都自己洗，家里的活儿也是几个孩子轮流干。我三伯父的儿子抽大烟，我父亲说他不学好，都不让他进我们家门儿。我三伯母姓张，她家和我家是近亲，她有个姑姑，是年家的媳妇。这年家也是满族，家住在绒线胡同，这姑太太脾气可大了。我就记得她那时一来我们家，一喊年家姑太太来了，坐着个轿车，这就得远接近迎的。年家开了一个华北电业公司，地址就在西城的顺城街，现在西便门拐角对过电业局的地方，现在不是改样了嘛，过去不是这个样儿。是年家还是分几家开的，当家的就是我家那个姑夫。注47我父亲后来就去那儿学徒了。开始的时候也挺苦的，电线都得自己扛，还得背电线杆子什么的，不少人几天就不干了，嫌累，可我父亲干了一辈子。刚去就是学习，修个电表呀，后来就当了技术骨干了，具体搞什么工作不清楚，是搞技术的，都管他叫林工，工程师吧。挣得还不少，一月挣30块大洋，那时候挺多的了，养活我们一家人就很够了。后来解放以后第几批呢，他就在华北电业公司退休了，退休金还拿得不少，一直到他病故。我懂事以后我家就不是大户人家了，那时父亲就有工资，没有什么满族人应有的钱哪、房产哪什么的。没房子住就租，叫“串房沿儿”。家务都由我母亲做。我们家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是三顿饭，吃得不像现在电影说的那么复杂，也是吃窝头就稀饭，有时炒个白菜。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妈妈炒的那个白菜，里边老放蒜，我不爱吃。就是吃炒豆芽菜，吃窝头，有时也有馒头，一般饭呗。家里头像现在的普通家庭。你说特贫吧，要着吃去，也不是；说特别有吧，也不是。我母亲没有工作，家庭妇女，就操持家务，带我们三四个孩子。就是生我最小的弟弟，月子里生的这个病，那时候病挺厉害的，就是一天老拉呀，家里有一个人照顾着，侍候着，病了一年就死了，才39岁。她死的时候我7岁，我弟弟挺小的，当时找了个亲戚帮着带了好几年，那时人比现在人心眼好，家里没办法了，没人带的时候，也有人家亲戚搭个手，是个老太太，说是我们亲戚，我们管她叫姑姑什么的，也岁数不小了，五六十岁吧，照顾我们。我母亲有4个孩子：我哥哥，他比我大4岁，去世4年了。我是老二，还有个弟弟，比我小3岁吧，还有个妹妹，比我小4岁，最小。都是我妈妈生的。我原来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姐也是前几年死了。他们都死了，就剩我了。我母亲也是满族，因为我外祖父姓赵，赵家嘛，是满族，也是大户，而且是个什么官，当什么官我也弄不清楚。他就是我姥姥一个夫人，没什么偏房。我姥姥挺能干的，挺高的个儿，挺厉害，就是那么一个老太太，我母亲死去以后，我那时小，十来岁，我经常住在姥姥家，住在西屋，我挺喜欢在姥姥家的，姥姥疼我，说我没妈了。我姥姥90多岁才死的，还梳着板头注48，我还看见她那板头照的相片。我姥姥生的孩子多了，他们男女分开，可能我有三个姨吧，连我妈，姐儿四个，舅舅五个。我有个舅舅叫博佩山，不是亲舅舅，我们走得还挺近的。舅舅对我也好，舅妈也不错。他大概现在已经死了。他是个名医，跟施今墨注49他们都是一路的，他家也挺富有的。反正我记着我们亲戚里比较好的就是他，后来我们都没有房子了，他还有房，就在西城，后来搬到东城小拐棒胡同十号，我记得特清楚。现在那房也没有了。前些年我去看过他一次，他娶了一个后老伴儿。他有一个女儿，叫博英华，比我大个两三岁，我们老在一块儿玩，因为我家里没有母亲，也老在她们家住。她喜欢京剧，我们去看京剧什么的，四大名旦都听过，都看过，荀慧生什么的。长安大戏院注50刚一盖起来，我们老去，坐前三排，舅舅家有钱，人家给送票来。梅兰芳是在第一舞台，不在长安大戏院。今天我还喜欢京剧。为什么我提到印象中有这个舅舅跟表姐呢，就是这么回事。我想登报找找我这个表姐的下落，因为我们俩挺好的，她要活着顶多80岁。母亲死了以后，我到了10岁还是12岁，我父亲才娶了这个继母，据说是我父亲奶母的女儿，小脚，汉族人，她长得也挺漂亮，跟我父亲特好，所以我们也挺恨她的，跟她不和。她没有生孩子。她后来把家里的财产倒腾了不少。满族人的规矩我从小一直就有，比如见了姥姥还请安。见着姨叫姨太太，不叫姨儿，因我母亲是行三嘛，叫二姨“二姨太太”。从小就熏陶成这样，现在也还这样。虽然我继母对我们不是很负责，没有作为母亲的那种责任，但我还是很尊重她。比如说过年，给父亲拜年，给继母也拜年。不像现在这样，把继母往后排。

2.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

臻：我对婚姻不满意嘛，家里包办婚姻。我要是有母亲就不会这样。我嫁的是汉族人，我才18岁，他比我大10岁。他家是三河县的一个大地主，谢家大门的。大门就是挺大的大地主，过去不是几个大门、几个大门的吗。他们家没人，男的全死了，他是独根儿。但是他出来了，他也在华北电业局工作。这么样认识的。我家里觉得他挺好，我跟他结婚的时候都没见过他，三顶轿子上我家娶我来了。他跟我挺好的，实事求是说，他也挺疼我的。可再疼，我也不爱他呀！是不是？总觉得他跟我不是一路子的人。我这人年轻的时候疯得很，但是我不是那种乱疯，我有我的理想。我还想上学什么的，可是嫁给他以后，全都实现不了。他也不是很规矩，外遇什么的，成立外家什么的，既然这样，干脆我走。按说我是正室，那时也就称夫人了。我说瞎掰。我那么小，也不懂得这事。我结完婚以后走的。对婚姻嘛，自己不满意，我哥支持我。我哥哥又是老革命，他参加革命早，我还没结婚，他就走了，大概和康世恩注51有关系吧，同学。我结了婚以后，他回来过一次，也不是公开的。他说：你要走，我就带你一起走吧。我不是跑了，我们就是参加工作去了。他(丈夫)愿不愿意，我不管那些。我这人疯着呢，没事儿。我哥把我接出去，接出去就在延安。但我每年还回来呢！我生那么多孩子，都是跟他生的。虽然和他感情没什么，我不爱他，可是我尽到了做妻子的责任。反正自己老觉得：婚姻方面，既然嫁了他了嘛，又有了孩子，就不要再什么，我不喜欢我原来的丈夫的原因是，娶了我了，他又在外面认识别人，又在外面买房子，但是我不能跟他学。我既然反对他，我跟他学，不就跟他一样了么？咱满族人啊就是这样，有这种血液嘛，要求自己就这么严格。我们就这样生活这么些年。他生病，我照顾、伺候他，送医院。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他拉着我的手咽的气。他死了，我把他送到他老家去，他们老家还有老房啊，我给要回来了，我就给他埋在三河，至今他病故17年了。在延安时，也有人追我呀，不是没人追。你想想在那时候，长得漂亮，又会唱会跳的，是不是？但是人家不像现在的男的这么没出息，让人追是追，人家可是很理智的，我说：“我有丈夫有孩子，咱们不要谈别的，就谈工作。”工作也非常忙，没时间考虑自己的事情，尤其是参加了石油会战，从1960年参加石油会战一直到我退休，30年。我现在觉得结婚生子和爱情是两回事。生孩子就是生孩子，当着小佟说这个，不是放肆啊!爱新觉罗·毓臻的婚书

3.我在窑洞里住了8年

臻：我哥哥带我走，先住在山西，后来到了延安，就是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我才19岁。我那么小就出去了，也挺不容易的。那些年很苦。大南瓜、黄米粥、酸糕，我们哪儿吃过那个呀，就得吃那个生活。穿的是粗布衣裳。特别特别落后。例如生孩子不让大夫去接，那时大夫一般都是男的，就不让进，封建得很，思想也很落后。那时候我们就组织起来工作队，像我那么小，哪儿懂得接孩子呀！突击地培养我们，怎么去消毒，怎么去断脐带，帮助去接生。派个女的去，不就是怕出事儿吗！不像现在，但是也得适应当时的环境。可是呢。成天喊：毛主席万岁，刘志丹万岁。中国出了个刘志丹。出了个毛泽东，朱德。成天喊。我第二次去延安是在1950年。那时不是叫延长油田么，第一任矿长就是康世恩，他跟我哥哥是很好的战友。到了延长以后，我参加了石油师注52，第一任政委叫杨文宾。我文化程度也不是太高，没有机会上学，就在他那儿听听电报、电话，背着电话去上山。我的老班长叫陈喜财，比我也大不了几岁，是一个老红军。我对老班长记得很清楚，他很欣赏我，说我聪明，就让我学着修电话机、电报机，修这个修那个的培养我。他后来就在大港油田，现在可能还活着，前几年我还去看他来着，要是死了他会告诉我。延长那时属于延安市，叫延长县，现在比延安还穷。我们办公的地方在延安市七里村注53，我记得第一口深井是1952年在枣园打出来的，我是记录员。我的第4个孩子就是在延安生的，原来就叫延安，现在叫延延。我在延安待了8年。

4.全国的龙套都跑完了

臻：我后来从延安出来调到宁夏，以后送我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上学，这是五几年的事。我学的是岩矿鉴定。我文化程度很低，才初中程度，读大学多困难啊！像今天你们读大学多自在呀！我们那时候多苦，12点以前没睡过觉，真啃哪！但我还是优秀生。毕业了以后我就搞岩矿分析，搞了30年。搞石油会战，最艰苦的是在大庆和胜利。那真是紧张呀，后来部队转业了，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纪律还是非常严格。第一次是1960年，参加大庆油田会战，注54相当艰苦了！蹲在地上，拿个饭盒吃饭，窝头都是硬邦邦的，得在怀里揣一会儿再吃。我现在的胃病，都是那会儿造成的。跟王进喜在一块儿，他是玉门油田的，那都熟悉得很。我们才去的时候，那么多人会战，哪有地儿住呀！地上挖一坑，铺上稻草，上边拿帆布篷罩上，就在那儿住。干打垒算是好的了，就跟现在的宾馆似的了。我们研究院的办公室，是人家原来一个厕所，四面土墙，上面蒙上点儿，那应该微量分析的活儿，严格说在这屋子里头，连衣服都得换的，但是那儿哗啦哗啦掉土，我们拿什么做微量分析呀？可油田也照样打出来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呀那时候，对吧？男的女的都一样，都戴大皮帽子。那时没有礼拜天，十天过一个大礼拜。到大礼拜，上午开会，下午放半天假，洗洗衣服什么的，在那儿洗衣服也冷，摄氏(零下)12度嘛！会战以后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报到，觉得可回家了。待了两三天，又让赶紧回去，连烧锅炉的都得走，谁不走也不行，说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根本不考虑。这又到九二三厂。九二三厂就是9月23日油井要出油，因为是在胜利村，后来叫胜利油田注55。这是第二个大油田。我们研究院在东营。到那儿，比大庆稍微好一点，黄河水接过来了。至少没那么冷，到第二年，生炉子，没暖气，没建起来呢，人就得上。住的什么情况呀，帐篷，睡通铺，男的也睡通铺，女的也睡通铺，房子一时盖不出来那么多，干脆大家搭一个挺长的炕。后来睡折叠床，折叠床里草长得这么高，你想想这屋子多潮呀，你看这腿，变形了。后来石油部要请我回去带学生，我说真是不行了。我累得成什么样了，生完孩子以后，累得妇女病很严重，严重的时候走路都很费劲，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在那条件下住嘛！别的单位都是先生活后生产，石油单位是先生产后生活。胜利油田会战了4年，后又转战到河北大港注56，从大港又到华北油田注57。这期间还老出差去取资料，一直没有在家里过过。我们不算调动工作，我的关系就在石油部，那时石油部的工作就是面向野外。所以一退休我就回北京了，这才算有了家了。我们是怎么生活的这么些年呢，都是在那戈壁滩上、山沟里。我们从大庆回来时，连马路都不敢过，就傻成那样！现在要谁那么干，谁也不干，现在没有那么干的。我工作上倒是得到许多，我还得过勋章呢，要不然我现在工资很高，其中就有每月多给我的一百元钱，就是国家奖给有特殊贡献的人的。女人参加过石油会战的也不只我一个，爱新觉罗家族也还有几个。我记得有一个是恒字辈的，参加过大港的会战，她家住东北，家里还有些东西，也都捐给咱们满族了。她现在好像还在大港。

5.我的孩子

臻：我1941年3月结婚，转过年来，1942年八月十五生的我儿子，老大。就这一个儿子。我生完就没带，他奶奶带，我就不喂奶，我不想在家待。就是回家我也不在他们谢家待着，我回我娘家去。我一共5个孩子，二女儿1947年生，属猪的；三女儿属

均有史料可证。舒尔哈齐(1564—1611)，努尔哈赤同母弟，曾在明总兵李成梁手下当差，政治态度上一直倾向于明。1611年被囚禁死去。顺治十年(1653年)被追封为和硕庄亲王，已是他死后42年了。舒尔哈齐有子9人。注93关于巴赛、巴尔堪之事，可参见本文附录：毓旗之女淑绀所作《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注94巴尔堪和巴赛是父子，其中巴尔堪是济尔哈朗第四子，初授辅国将军，康熙十九年(1680年)征耿精忠军时因创发卒于军。其子巴赛袭父爵，曾署黑龙江将军、任宁古塔将军，征噶尔丹时阵亡，据载，噶尔丹策零的部众曾举着巴赛的黄带子(清宗室均佩带黄带以为标志)以示清军：“汝宗室为我所杀矣。”巴尔堪、巴赛的简亲王爵的确都是后来追封的，但清代官书从未提及这样两位卓有战功的宗室的王爵何以如此之低，毓旗的解释是家族传说，也是很有意思的。参见《清史稿》卷215，8954—8955页。注95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早年绝意仕进，清顺治元年(1644年)，南明福王朱由崧两次诏征授职，亦不受。顺治四年至十五年(1647年—1658年)，4次东渡日本借兵，以图恢复明室，均未成。途中辗转安南、交趾(均今越南)等地，历尽艰险。其间，南明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多次诏征授职，俱力辞不受。顺治十六年(1659年)，受郑成功、张煌言邀，返国抗清，败后复流亡日本。常面向故乡泣血，背朝北方切齿。1665年，被日本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迎至水户讲学。光国亲受业为其弟子。其余藩侯藩士，请业的很多。他为学重实际效用和事功，与黄宗羲、顾炎武相似。学术思想对当时日本和后来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1682年卒于日本，享年83岁。注96云南省弥勒县志编纂委员会：《弥勒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1页。注97穆彰阿等：《嘉庆大清一统志》，卷491，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6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649页。注98赵尔巽：《清史稿》卷215列传二诸王一《巴尔堪》，中华书局1977年版，8954页。注99《喇布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第454册，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111页。注100《清史稿》卷215，《喇布传》，8951页。注101《巴尔堪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203—204页。注102《横格宗谱》，《宗室王公功绩表传》，42页。注103《爱新觉罗宗谱》丁册，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8332—8333页。注104“十九年春，将军赵良栋自略阳破阳平关，克成都。王进宝自凤县破武关，取汉中。王屏籓走保宁，师从之，战于锦屏山，薄城，屏籓自杀。保宁下，进克顺庆。将军吴丹、提督徐治都自巫山克夔州、重庆，杨来嘉、谭弘先后降。察尼攻辰龙关，出间道袭破之，克辰州。杨宝廕、崔世禄皆降。彰泰师克沅州，吴应麒、胡国柱走贵阳。上召勒尔锦、察尼还京师，趣彰泰与穆占、蔡毓荣等自沅州，喇布自南宁，吴丹、赵良栋自遵义，三道并进。世璠令应麒与王会、高启隆、夏国相合兵入四川，掠泸州、叙州，进陷永宁。谭弘复叛，陷夔州。上复趣彰泰速下贵阳，命赉塔为平南大将军，尽护广西诸军。吴丹坐不援永宁，罢，命赵良栋尽护四川诸军，仍三道入云南。世璠召会、启隆、国相自四川还援贵阳，令马宝、胡国柱等掠四川……二十年，十月克昆明城。”见赵尔巽：《清史稿》列传261《吴三桂》，12849—12850页。注105“九年，偕傅尔丹驻科布多。六月，噶尔丹策零纠贼三万来犯，傅尔丹偕巴赛至扎克赛河，获贼二十余人，讯之言贼不满千，在察罕哈达游牧尚隔三日程，傅尔丹令移营和通呼尔哈诺尔。贼兵两万伏山谷，伺我军甫移突出，蒙古兵俱溃，收满洲兵四千作方营，护辎重，退渡哈尔哈纳河，登山列阵。贼复踵至，傅尔丹居右，仍回科布多。巴赛与副将军查弼纳居左，越岭至河滨力战，没于阵，年六十有九。”见《巴赛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205页。注106赵尔巽：《清史稿》卷298，列传85《查弼纳传》，10412页。注107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311页。注108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55页。注109因为孙奇通阿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被封为和硕简亲王，巴尔堪于乾隆十七年八月追封和硕简亲王，巴赛于乾隆十七年十二月追封和硕简亲王。(《爱新觉罗宗谱·丁册》8333、8336页)注110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定：“闲散宗室均赐给四品顶戴，四品武职补服。”(《清高宗实录》卷1164，43—46页)他们虽有四品顶戴，但只是个空衔，并无四品官衔，也得不到四品官的俸饷。清代闲散宗室的待遇简略说就是，凡年满20岁，经报准后，每月给养赡银3两，每年给养赡米45斛。按清代京旗马甲的待遇是月银3两，岁米24斛，也就是说，一个四品宗室每年仅比一个马甲多21斛米。(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卷1，33页)注111《爱新觉罗宗谱》甲册，250页。注112《爱新觉罗宗谱》甲册，324页。注113金女士是佟鸿举先生替我联系到的，我第一次为金女士做访谈时他也在场，特此致谢。注114《拆房拆出乾隆古碑》晨报讯记者薛冰。日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学生樊煜给本报打来电话：校园里拆房拆出一座乾隆时期的石碑。她说：我以前是学考古的，这个石碑是文物。记者赶到政法大学，见到了碑身和驮碑的乌龟已经分离，横卧在废墟中。碑身四周雕刻的盘龙栩栩如生，碑中间是汉文和满文，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估算起来，已有200多年历史。住在附近的杨先生说：以前这里是平房，碑身埋在房子下，只有龟头露在外面，他小时候经常在这儿玩，却不知道还有个碑在里面。海淀区文物管理所的焦晋林说：这是清朝的圣旨碑，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应该保护起来，但目前只能请学校给予一定的保护。注115弘晌碑拓片可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4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37页。注116穷西北套，参见附图。注117张秃子胡同现改名叫长图治胡同，位于西城区新街口大四条中街。注118载涛(1887—1970)，字叔源，号野云，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于北京。和硕醇贤亲王奕第7子，过继为钟郡王奕詥嗣子，光绪帝同父异母弟，宣统帝溥仪之七叔。人称涛七爷。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袭贝勒。三十四年(1908年)12月加郡王衔。清廷新设禁卫军后，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曾任军咨大臣并掌管禁卫军，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1912年1月，与载洵等组织宗社党；3月，宗社党解散。1917年7月，张勋复辟，任为禁卫军司令。1918年，徐世昌任为将军。1927年6月，任翊卫使。1929年，迫于生计将贝勒府卖给当时的辅仁大学。1931年1月，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日军侵华期间，拒绝到伪满洲国任职。1949年后历任国家民委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9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本书中有多人多次提到这位涛七爷。注119当家子：指本家，同宗族的人。注120永泰寺为胡同，因胡同内原有永泰寺得名，位于西城区北部，东起西章胡同，西到前牛角胡同，原称永泰寺，1965年改名为永泰胡同。永泰寺始建年代不清楚，新中国成立后为一工厂所占。注121蓝靛厂位于北京西直门外长河西岸。从清朝迄至民国，一直是京西的著名市镇。清朝时曾屯聚八旗重兵，是京师八旗“外三营”之一即外火器营营房的所在地。注122陈宗蕃《燕都丛考》：“禄米仓大街以禄米仓得名，清时为仓储之所，民国以来改为陆军被服厂。”(223页)注123这里所说的修谱，即1935年由溥仪颁旨所修的《爱新觉罗家族宗谱》。注124这里说的松树胡同，应为东松树胡同，东西向，位于和平门十字路口东北角。注125住对月：旧俗，结婚满一个月后，新媳妇要回娘家住一个月。此俗流行于满族和很多汉族地区。注126制作办丧事用的纸活，称为“糊烧活”，承接这样活计的店铺称冥衣铺。老北京人办丧事，需要大量的纸活冥器，包括“接三”用的车马、箱子，“送库”用的“一楼二库四杠箱”，“五七”用的纸伞，六十天用的纸船，纸糊的死者生前喜好的古玩玉器，等等。这里提到的有关丧礼习俗可详见常人春：《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注127“烧伞”：老北京传说亡人到“五七”(即第35天)时，在阴曹地府要过五殿阎君一关。五殿阎君是包公转来的，他一生无女，很喜爱女儿和花朵，因此如果亡人能用插上花朵的伞盖遮住身子，让包公误以为是少女，不加盘查就可以顺利过关，所以丧家照例由姑奶奶(已出嫁的女儿)出钱糊一把伞，并插上5朵石榴花送到坟地焚化，叫烧伞。注128摄政王府指的是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的府邸，亦称醇亲王北府，位于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因载沣在清末担任过监国摄政王，又称摄政王府。现正院为卫生部使用，西花园为宋庆龄故居。注129在有关老北京旧日市井生活的各种书籍文章中，对晓市多有提及，但叙述全面者不多，唯北平市社会局印行的《北平市工商业概况》(民国廿一年，1932年)一书的说明比较完整，兹引录如下：“晓市概皆寅集辰散，各行商贩，均按时集合，作数小时之交易，即行散去。一曰零物市，有两处：一在德胜门内、一在崇外唐洗伯街，行话呼为北市南市。大而木器布匹，小而洋钉报纸，贵而金珠玉器，贱而烂铁残铜，凡属食用之品，几无一不备。中以打鼓者向各处所收零星旧物为多。每日清晨，城中商伙及摊贩，前往觅购，如蚁赴膻。以售者皆欲低价脱手，购者即各抱其目的以求博得余利也。二曰果子市，有三处：一在德胜门内，一在崇外药王庙，一在前门外。外来之干果鲜果，皆先集其中，凡大小干鲜果业，胥于天将明时，携筐负袋，孳孳往购，不厌辛劳。三曰糖市，有两处：一在德胜门、一在朝阳门，多系本市糖房出品。惟螺丝糖棍糖、论斤发卖、余则以块计。外有糕点饼干，或论块，或论包。一经贩卖，约可得十分三之利。本小利大，小贩多趋之。四曰耍货市，即附在前外果子市及两糖市。系采用竹木铅铁或玻璃纸张，制成小孩玩耍之物，多出于贫家妇女之手，售价极贱，小贩日往贩卖，借度生活。五曰粮市，有三处：一在西珠市口，一在广安门大街，一在西直门外。为粮栈与粮店交易之所。六曰菜市，有三处：一在广安门，一在天桥，一在阜成门，为菜户与菜贩常年交易之地。凡兹所列皆以商贩交易为限，其他类似者从略。”(682页)这里提到的，便是位于德胜门内的北市。注130四清运动，指1963年—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该运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农村乃至全国形势作了“左”的估计。四清内容，在农村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期在城乡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该项运动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受错误打击和处理，为“文革”的发动做了准备。注131溥四爷即溥任(1918—2014)，载沣第四子，末代皇帝溥仪的四弟。又名金友之，1918年9月生于北京什刹海北岸摄政王府。1947年他创办北京竞业小学，至1968年退休。曾任北京市第七、八、九届政协委员。退休后致力清史研究，发表了《晚清皇子生活与读书习武》《纳兰性德与〈通志堂集〉》《清季王府于饮食医疗偏见》《醇亲王府回忆》等文，还整理了其父载沣的《使德日记》等。注132太舟坞位于今海淀区温泉镇。注133沈万三是元末明初人，号称江南第一豪富，《元史演义》中称为“财神爷”。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南京都城的三分之一都是他捐资修筑的，但不久后即惹怒了朱元璋，被发配到云南充军，死于云南。有关他的传说虽然很多，但大多数都不足凭信，何况他既不是清朝人，也从未到过北京。注134圣济堂位于西直门内大街，也是京城著名的老字号药店之一，据说创立于1860年。注135《六言》，即《六言杂字》，是中国古代专为学童编写的用于启蒙教育的课本之一。内容包括农耕、器具、服饰、读书、为人、饮食、手工及商贾等。与“三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同为应用最广的读本。注136本篇的金励衡先生是中央党校岑大利教授为我联系的。她不辞辛苦陪我一同到城南，为金先生做了此次访谈。特此致谢。注137郭招金著《末代王朝的子孙》一书中收入了作者对金励衡先生的专访：《曹雪芹好友敦敏是英王之后——访英王阿济格后裔金励衡》(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217—223页)，但重点在叙述自英王到敦敏一系在清朝时的历史，与本书各有侧重。注138阿巴亥是女真乌喇部首领满泰的女儿，布占泰的侄女，生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11月努尔哈赤灭海西女真的哈达部，唇亡齿寒，为保住乌喇，布占泰将兄长满泰(此时已死)刚12岁的女儿阿巴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阿巴亥与努尔哈赤成婚后，很快就获得了努尔哈赤的宠爱。两年后，大妃孟古叶赫那拉氏(皇太极之母，后来被追谥为孝慈高皇后)病逝，努尔哈赤立刻立阿巴亥为大妃。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7月15日，阿巴亥为努尔哈赤生下了第12子阿济格，万历四十年(1612年)10月25日，阿巴亥生下了第14子多尔衮，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2月24日，阿巴亥又生下了第15子多铎。这3个儿子都被努尔哈赤爱如珍宝，将作为后金根本的八旗军队中的三旗交给他们分别掌管。天命十一年(1626年)8月11日努尔哈赤病逝于距沈阳40里的叆鸡堡，死后第2天即8月12日早晨，以皇太极为首的诸王即传努尔哈赤遗诏，要大妃阿巴亥殉死。《太祖武皇帝实录》记：“后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之殉。’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子多尔衮、多铎，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无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死时37岁。天聪三年(1629年)2月13日，努尔哈赤入葬刚刚建成的沈阳福陵，阿巴亥和努尔哈赤同柩安葬。注139《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2页。注140《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3页。注141《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4页。注142《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8页。注143《爱新觉罗宗谱

国间谍案在秦国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三点：一是旧贵族梦想恢复特权；二是郑国加剧了权力之争；三是嬴政痛恨嫪毐、吕不韦。秦国自穆公、孝公以来，一直在人才使用上施行大战略。只要是人才，不论国籍，唯才是用，特别是商鞅变法，更是论功行赏。这种政策富了秦国，却严重伤害了秦国旧贵族的特权。贵族如果没有军功，就不能享受种种特权；六国之士却因军功在秦国进入高层，这使得秦国旧贵族的积怨甚深。秦国旧贵族希望能够利用郑国间谍案首先赶走在秦国官居高位的客卿，让秦国旧贵族恢复昔日的权势。于是，抓住郑国间谍案，大造舆论：秦王重用的郑国竟然是个间谍，嫪毐、吕不韦也都不是秦国人，其他六国之人是否也别有用心呢？六国之人都不可靠、不值得信任，他们全都是为他们自己国家效力的人，应当全部驱逐出境（诸侯人来事秦者，天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所谓的“逐客”，也就是驱逐所有到秦国来的六国人士，并不仅仅是身居高位的客卿。但是，身居高位的客卿显然是众矢之的，在“逐客”风暴中首当其冲。韩、赵、魏三国来秦务农之人，这些人并未妨碍到秦国旧贵族的利益，相反，在商教变法中从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对秦国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在逐客令一刀切的指令下，他们恐怕也很难守住数年来辛苦耕耘的果实。秦王嬴政被嫪毐之乱闹得心烦，又发现吕不韦也牵连其中，而且，吕不韦之事还很难处理；好不容易解决了吕不韦，又发现郑国是韩国间谍；同意郑国继续修渠以后，秦国旧贵族又借郑国间谍案发飙。一连串的政治风波搞得嬴政非常头疼，一怒之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所有在秦国的六国人士。嬴政车裂嫪毐，办得顺风顺水，干净利索；逼杀吕不韦，也办得顺顺当当。他的逐客令也能够像他除掉嫪毐、吕不韦那样顺利吗？没有！因为秦王嬴政接到了一封奏书，立即下令废除了逐客令。这封魔法巨大的奏书出自李斯之手。李斯为什么要写这封奏书呢？李斯在秦国被任命为客卿，刚刚得志，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拳脚，就要被迫离开秦国，离开好不容易得到的客卿之位，胸中自然愤愤不平。因为客卿是秦国使用六国人才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从客卿再晋升，很快就能成为重臣。所以，被迫离秦的李斯压抑不住内心的激愤，向秦王嬴政呈上了著名的《谏逐客书》。李斯谏逐客嬴政收成命秦王嬴政所制造的逐客事件，在秦国政坛上的六国客卿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很多人不得不收拾行囊，离开秦国，李斯是楚国人，他也难逃被驱逐的厄运。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斯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念头，上书嬴政，结果这封奏书让铁腕君王彻底改变了逐客的主意，收回成命。李斯的这封奏书讲了些什么内容，是什么打动了嬴政呢？简单说，李斯这封奏书击中了秦王嬴政的三根软肋。第一，客卿对秦有大功；第二，逐客是重物轻人；第三，逐客是帮助六国。以下我们简要分析一下。第一点，客卿对秦有大功。这封奏书列举了我们前面讲过的穆公朝的百里奚、蹇叔、由余，孝公朝的商鞅，惠文王朝的张仪，昭襄王朝的范雎，最后得出一条结论：秦穆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都是因为有了六国客卿的辅佐，才成为秦国崛起道路上的一座座丰碑。没有客卿，就没有秦国的崛起！没有客卿，就没有四位政绩卓著的秦君！这是秦王嬴政不得不承认的历史事实。虽然“逐客令”针对的是全体“诸侯之来事秦者”，但是，这封奏书主要提到的却是六国来秦的客卿，因为这部分“来事秦者”对秦国崛起的贡献特别大。第二点，逐客是重物轻人。秦王对产于六国的宝物无不宠爱有加，比如说隋侯珠，比如说和氏璧，都不是秦国出产的，可是秦王那么想得到它们；对于六国的美女，秦王更是不分国籍，照单全收，个个宠幸。唯独对于人才，秦王要讲国籍，讲内外之别，这岂不太糊涂了吗？秦王对六国之物如此喜爱，对六国人才却要驱逐，这不是重物轻人吗？第三点，逐客是帮助六国。任何时代的人才都是稀缺资源。如果秦国驱逐天下人才，就是主动削弱自己，实际上是帮助了六国。一纸逐客令将使六国的杰出人才不敢再到秦国来为秦国统一天下服务，这和日常生活中帮助强盗有什么区别？这叫“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让秦国变得虚弱了，反而使对手强大了。人才决定成败。秦国把非秦国的人才都驱逐了，秦国的人才肯定会大大萎缩，这些人才在秦国得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肯定会到六国去施展才华。如果人才都聚集到六国去，六国人才济济，实力大大加强，秦国肯定会受到重大损失。所以，非秦国人一律不用的做法肯定不是统一天下的正确之道（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这一点非常重要，简直说到了嬴政的心坎里。因为嬴政此时刚刚举行过加冠礼，正式从王太后赵姬手中接管了最高权力，又刚刚除掉嫪毐、吕不韦两大集团，雄心勃勃，一心要由自己统一中国，完成秦国三十几代先君未竟的大业。如果因为逐客而毁此大业，这是嬴政最不愿看到的，所以，这句话点到了嬴政的软肋之上。“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这绝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事实，秦国的强盛就是因为吸纳了六国的优秀人才。嬴政看了这封字字中的的奏书能不动心吗？能不撤销逐客令吗？但是，天子无戏言，要秦王嬴政收回成命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是胸怀，没有求贤若渴的胸襟，没有统一天下的气度，一位铁腕君王岂能收回成命？二是眼光，李斯谏逐客，讲得入情入理，最为重要的是谈到了人才关系到统一大业。如果没有识人之明，秦王嬴政岂能甘心收回成命？三是度量，收回成命，意味着承认错误，这对中国古代的君王来说，最为困难。像秦王嬴政这样一心要统一中国、成为千古一帝的人，如果没有宽宏的度量，斤斤计较于面子，也很难成功。我们曾经讲过汉武帝亲自下《轮台罪己诏》，公开向天下万民承认自己的错误。虽然，秦王嬴政撤销逐客令还不是公开承认错误，但是，离公开承认错误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可见，此时的秦王嬴政头脑清醒，志存高远，既有博大的胸怀，又有识人的慧眼，还有承认错误的勇气与度量，这些正是他成就一番大事业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秦王嬴政不但收回了逐客令，而且重用了在被驱逐之列的李斯，任命他担任廷尉。廷尉是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员，与客卿不同，是实职。实际上，李斯这个时候才算真正走上了秦国的政坛。保家国公子入秦谋大业韩非见诛李斯担任廷尉之后，为秦国统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攻打韩国，但是也有史料记载，秦国攻打韩国是因为秦王嬴政想得到韩非。那么韩非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竟能让嬴政为了他一人而不惜大动干戈？韩非是韩国国君的儿子，生活在战国末期，“为人口吃”，不善言辞。他曾经追随荀卿学习，和李斯是同学，但是，李斯自认不如韩非。韩非看到韩国积弱，多次上书献策，但是，当时的韩王即后来的亡国之君韩王安，不接受韩非的建议，这使韩非颇为无奈。退处江湖之远，他发愤著书，先后写出《孤愤》、《五蠹》、《说难》等（后人把韩非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一编为《韩非子》一书）。他的文章传到秦国，由于讲的都是“尊主安国”的理论，秦王嬴政非常欣赏韩非的才华，并说：我要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往，死而无憾（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担任廷尉之后，劝说秦王嬴政发动对韩国的战争，吞灭韩国，借此恫吓其他各国。秦王嬴政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派李斯攻打韩国。韩王非常惊恐，使和韩非商议如何削弱秦国（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秦王政十四年，因为秦国攻韩，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并派他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韩非，但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决定是否留用韩非。韩非出使秦国的目的是要保存韩国，所以，李斯建议率先灭韩，韩非强烈反对。李斯向秦王说：大王要消灭各国，韩非是韩王的同族，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大王决定不用韩非而把他放走，对我们不利，不如把他杀掉。秦王听了李斯的话，把韩非投入监狱。季斯派人为狱中的韩非送去毒药，韩非没有办法上诉，只好服毒自杀而死（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李斯为什么主张杀死韩非呢？因为政见不合。李斯主张秦国消灭六国的统一战争应当从韩国入手，先灭韩。韩非作为韩国的公子，当然不想看到韩国灭亡。这种尖锐的政见矛盾，让李斯感到必须除掉韩非，秦国统一六国的计划才能顺利得到实施。这是李斯力主杀韩非的主因。那么，在李斯杀韩非这件事里面，有没有个人嫉妒的因素呢？很难说没有，但是，绝对不是主因。此时的李斯意气风发，朝气蓬勃，一心想帮助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秦国利益最大化是他此时考虑问题的总原则。李斯的《谏逐客书》说理透辟，文笔畅达，全文极有气势。奏书中的气势反映了年轻的李斯信而被疑、忠而被谤的义愤，同时也表现了此时的李斯一心报效秦国的忠诚。把《谏逐客书》这篇名文和当年感慨仓鼠、厕鼠的李斯作一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此时的李斯，壮志凌云，豪气冲天，一心想为秦国统一天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有人据李斯的“老鼠哲学”推断李斯此举是出于个人嫉妒，也不足取。人是变化的，李斯这个时期和他早年见厕鼠、仓鼠时的心态已有很大变化，不能根据那个故事推论李斯的一切都是“老鼠哲学”在起作用。关于韩非使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还提出了另一种说法：韩非的文章传到秦国，秦王嬴政看到之后，非常感慨，想见作者。李斯看到嬴政这么欣赏韩非，就对他说：这是韩非写的。秦王嬴政因此发兵攻打韩国，韩王才派韩非出使秦国（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依我之见，秦王嬴政为了得到他所崇拜的韩非而派兵攻打韩国之说近乎荒唐。韩非确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文章秦王嬴政非常欣赏。但是，为了得到一个韩非而发兵攻打韩国，可能吗？秦王嬴政确实是韩非的粉丝，但有这样的追星族吗？如果这样追星，韩非这颗“明星”岂不成了韩国的“灾星”？这真比现代粉丝更疯狂啊！秦王嬴政发兵攻打韩国，我认为这是嬴政发动统一战争的序幕。韩国离秦国最近，而且，韩国在六国之中最小、最弱。所以，攻打韩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理由明摆着。因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记载不可信，倒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韩非在韩国危急存亡关头、承载着国家存亡的使命使秦之说更可信一些。因为韩非更爱韩国，他出使秦国表现出了对故国的忠诚。韩非之死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非正常死亡，而是关系到秦国的一个通天大计。那么，这个通天大计是什么？韩非之死和这个通天大计有什么关系？第14章通天大计秦国立国后，经过三十多代国君的努力，逐渐崛起一；到秦昭襄王时期，秦国对六国的优势已经非常明显；又经过秦惠文王、秦庄襄王的经营，秦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秦王嬴政正式掌握权力以后，秦国的势力已如日中天。这时候，秦国该如何开始统一六国？先攻打哪个国家？战争何时发动？这些问题涉及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而这个通天大计，和韩国公子韩非之死，密切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通天大计是什么？韩非之死和这个通天大计又有什么关系？李斯说王速攻韩韩非使秦欲存国正式继位、正式掌权的秦王嬴政，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统一六国的战争什么时候开打，怎么来打，战争全局要如何部署。这一通天大计，实际上是在韩非和嬴政、李斯、姚贾四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形成的，换句话说，是在韩非和嬴政、李斯、姚贾的斗争中逐步成型的。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李斯。李斯此时已经脱离吕不韦，步入秦国的中央政府，正处于由郎到长史再到客。卿的腾达上升时期。可以说是踌躇满志胸怀抱负，一心想为秦国统一天下献计献策。这个时候的李斯向秦王嬴政提出了统一天下，的时间问题，他认为应该立即发动统一战争。因为李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当年他在追随荀子学成“帝王之术”后，曾对自己的老师荀子说过一句名言：“得时无怠。”“得时”就是得到机会，“无怠”就是不要怠慢这个机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一生中，机遇是非常少的，当机遇来临之时，千万不要放过。这对一个人来讲，非常关键；对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如此。所以李斯认为，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现在就必须立即启动，因为已经到了合适的时机。“现在”是个什么时代呢？对于秦国这个经营了几百年的国家来说，“此万世之一时也”。这个“万世”不是指万代，是笼统之言，讲秦代三十多位国君，六百多年的经营，已经到了需要收官的时候。如果错过这个黄金档期，让六国缓过气来，重新组织起来合纵抗秦，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李斯这个意见一提出，嬴政立马采纳。秦王嬴政在这一点上和李斯完全户致，嬴政也因此提拔具有战略眼光的李斯做了秦国中央政府的长史。秦国中央政府的长史好几个部门都有，依据现有文献，不知道李斯担任的是哪个部门的长史，不过嬴政是在听了李斯的意见之后提拔他的，说明嬴政很欣赏李斯。嬴政的决策使他卷入了这场关于通天大计的战争。秦王嬴政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决定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这样，秦国发动统一战争的时间就确定了。但秦国不能一下子把六国全部灭掉，需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来，这就涉及先攻打哪个国家的问题。那么，具有战略眼光的李斯，他的建议是什么呢？韩国公子韩非，又是怎样卷入了这个通天大计之中的呢？李斯首先提出来，先灭韩。李斯认为，把韩国灭掉了，就可以恫吓东方其他诸国，更有利于秦国吞灭其他五国。秦王批准了李斯灭韩的计划。然而、这个计划却遭到了一个人的强烈反对，他是谁呢？他是韩国的公子韩非。李斯主张灭韩首先触及的就是韩非所在的韩国的根本利益，所以这个时候韩王安就和韩非商议，要怎样削弱秦国，阻挡秦国灭韩。这样，韩非就介入了这一场通天大计的制定。韩非和李斯不同，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他学成以后却跑到秦国发展自己的事业，也就是说李斯对自己的楚国没有太多的感情，他觉得哪个地方适合自己，他就跑到哪儿去发展。但是韩非不一样，韩非是韩国的公子，是韩国国君的儿子，只是因为他不是长子，不太可能继承王位。所以韩非对故国的感情非常深厚，对秦国要灭自己的国家是坚决反对的。怎么办呢？韩非就作为韩国的使者到秦国，给秦王嬴政上了一封奏疏，这个奏疏的基本主张是灭赵存韩。把赵给灭了，把韩给留下来。为什么要灭赵存韩呢？韩非提了三点理由：第一，韩国现在已经相当于秦国的一个郡县；第二，赵国是一直准备跟秦国对抗的国家；第三，韩国并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灭掉。先说第一点。韩非说，韩国既弱又小，靠近秦国，它的实力远远不及秦国，所以韩国三十多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是侍奉秦国的政策。韩非打了个比方一，他说韩国对秦国来说就像进屋坐的席子和垫子。秦国要去打哪个国家，韩国都出兵跟随、最后是利归于秦，怨归于韩，韩国把天下诸侯都得罪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韩国是秦国的内臣，跟秦国自己的郡县差不多。第二点，韩、赵、魏三国之中，赵国最强。赵国一直在扩充自己的军队，吸引了大批合纵之士，而且一再向天下诸侯声明，说秦国如果不被削弱的话，其他诸侯没有一国能够活下来，所以赵

依赖于稻米的输入。如万历时期的一份地方志所言：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倘令金鼓一震，矢石交加，城门十日不启，饥人号呼，得不自乱乎？由于苏州陷入了当时的经济危机，许多私人房屋或是空了出来，或是被卖掉；上海地区——它常常被称为小苏州——也出现了可怕的饥荒景象。1641年一个上海的学者写道，这个地区的百姓易子而食，或是挖尸蒸吃。自从棉布商人绝迹以后，松江的百姓只能坐以待毙。

农奴暴动

在1643年到1644年之间的秋冬时分，由于在湖广和江西的张献忠部队切断了向长江下游的稻米航运，局势变得更为严重了。接踵而来的春季和夏季又遭到干旱的蹂躏，松江地区的所有水井都干涸了。当崇祯皇帝遇难和北京被李自成攻陷的消息传到长江下游地区时，米价几乎上涨了四倍。神父安东尼奥·古维（AntonioGouvea）在他给大主教的年信中讲述了随后在上海附近地区发生的事情：这个城市的农民全是或几乎全是那些致仕官僚和社会地位很高的文人们的农奴，他们耕种其土地以获得一份粮食。在城里和乡下有千万这样的人。现在他们知道，皇帝没有了。由于南京当时还没有人称帝，他们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因为中央政府已经陷落，他们也解放了。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没有任何士兵来弹压他们，因为城市里的长官已经结束了他的使命，而新的官员还没有到来。在农村举行起义后，他们又派人对那些官吏和文人们说，他们应该立即给他们废奴为良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会在7月18日那一天破城而入，毫不留情地杀尽一切。尽管在城里有几千人和最有权势的致仕官僚，但是没有人挺身出来进行防守，他们只是简单地等待进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到了预定的那一天，起义者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市，捣毁大户的房屋，砸烂大门，蜂涌而入，鞭打脚踢，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些斥责或劝说他们的人也受到鞭打和侮辱，在他们中间有我们保罗·克劳（即徐光启）的记忆力非凡的二儿子。上海的农奴起义，是长江下游地区众多暴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长江下游，富户的家仆和佃农们联合起来，进攻他们主人的房院，要求归还他们的奴契佃约，并且抢夺粮食。明王朝的陷落，似乎预示着社会秩序的变动——或者至少是生活的暂时更新，一个新的开始，因而也是一个清扫社会的时机。就像1645年在黟县（安徽）的农奴起义中宋乞的追随者们说的那样：“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从进攻富人宅院索回“卖身文约”开始，农奴的起义联合了“佃兵”一道用暴力打击乡绅权贵。当乡绅逃进了城镇时，农村的贫苦百姓就去焚烧富人的园舍，打开了他们的仓库。在这个时期，许多佃农逃离了土地，加入了那些活跃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啸聚而成的军队。因为江南东部的起义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当地的乡绅转向南明政权请求帮助，镇压暴动。因为新的政府很快在南京建立起来，因此那些忠君的官僚们眼下就可以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在一起。苏松地区的军事将领在一个叫做南翔的地方镇压了20股或者更多的起义军。兵备道祁彪佳要求村长们严格执行“保甲”制度，同时撤换了那些软弱无能的当地官员，加强当地的保卫措施，在1644年到1645年间的冬季，难得的安宁又降临到这个地区，佃农和农奴停止了骚动。但是就在上海北面的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为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然而，乡绅们的“看门狗”又反过来咬他们的主人。太仓地区一个姓名不详的乡绅描述了沿海城镇沙溪流氓“乡兵”的情况：吾镇即有乡兵，即“无赖子”之“乌龙会”也，自崇祯帝晏驾北都信确，里有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遇孱弱，即啮之，必见骨。这些“乡兵”确实有点正规军的样子。但是大多数真正的士兵属于乡村劳动力中最贫穷的阶层，再加上城镇的茶叶店员们。乌龙会并没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但这个无法无天的军事团伙的几个头目是乡绅最害怕的那种人。其头目之一俞伯祥，是一个世代依附于王氏家族的农奴。另一个首领陈孟调是徐氏家族的一个家仆，他与几个家人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起因则是与另一个家族的婚姻纠纷。对于江南安分守己的百姓来说，这是些很难令人放心的组织。当南明军队崩溃的消息传来时，太仓的农奴再次造反，乌龙会的领导人俞伯祥宣布说，他将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农奴应该只让自愿投靠的人去做。随着抢劫和暴力行为的蔓延，随着太仓东部乡民聚众千人掠杀主人，这种混乱甚至也波及到了一些城市。大兵渡江，锋焰遂起。五月十二日（6月7日）闻信，十四日即数百人执兵，其魁装束如天神，鸣锣呐喊，铳声四起，游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翌日，即要诸大姓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先舣舟自匿其妻子，借此煽人。十七夜三鼓，民方寝息，忽号于市曰：“东有数百人至矣！各执兵，欲焚市矣！”于是人人各从梦中惊起，抱儿女，携囊袱，啼哭四奔。这次进攻原来是一场虚惊。但是两天以后，数百强徒真的进攻了沙溪，杀死不少富裕人家，这使此地乡绅和亚麻富商相信，任何秩序都要强于这种社会混乱。当清朝官员来到这里索取州县人口和赋税籍簿时，这些账簿便被交了出来，而且新的地方长官受到了欢迎。在由于与李自成合作而被南明政府定为逆罪的前都御史时敏的帮助下，沙溪的富户人家得以平定乌龙会，逮捕并绞死了它的几个领导人。

合作恢复秩序

在无锡和苏州地区，“与人为善”的城市头面人物与清政府之间的类似合作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无锡，东林党的一位创始人的侄子顾杲，曾因为阮大铖的命令而被逮捕，刚刚从南京监禁中跑了回来，尽管他想招募乡兵抵抗清人，但是城市的长老和乡绅们已经先走了一步，收集了所有的赋税和人口账簿，交给在常州新掌权的清朝当局。当顾杲沿途招募合作者时，他们告诉周围那些不知真情的乡军头目说，他是一个强盗。农民当即杀死了这位著名的文人。尽管他们很快就知道他们杀死的是怎样一个英烈之士，并为此而后悔，但是，这时这座城市已经处于清政府的严厉统治之下了。在苏州，一个叫做张悌的下层地主确实组织了一支复明的“叛党”，但是当有传闻说太湖的匪寇要攻城时，富有的城镇乡绅领袖和乡兵头目叶茂华便把这座城市交给了新王朝的代表，并且因为“倡言百姓归顺”而受到了官方的褒奖。受理叶茂华投降事务的清朝官吏是钱谦益的朋友黄家鼒，当他入城时，受到了所有“大姓”的烧香欢迎。就像清朝的其他招抚大员一样，黄家鼒的任务是解决当地乡绅投降问题，并且作为交换，允许他们对这个地区维持控制，并允诺对此地提供新朝满汉军队的保护而不是进攻。这是1645年7月2日在嘉兴以南的地区发生的事情。当时恰好是多铎的军队通过嘉兴直奔杭州之时。尽管军队将领自杀了，但是地方官却交出了他的账簿，城中长者们领着居民在城门和城墙上写上“顺民”两个巨大的汉字。在都会周围的大多数地区都效法了这一做法。尽管和平受降的政策是由多铎在南京批准的，但是在他被任命为“平南大将军”之后，这个政策就留给了他的侄子勒克德浑（1652年封为顺承王）来执行。努尔哈赤的曾孙勒克德浑在1645年的夏季受命去南京。他的主要幕僚不是别人，正是前明的“英雄”洪承畴——他拥有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等荣衔。自从崇祯皇帝因为洪承畴对北京政权的贡献而为他举行葬礼以后，洪承畴就被认为已经光荣战死在北方前线了。他在南京的再次出现，引起了公众百姓的巨大震动。人们对洪承畴的态度，常常使洪承畴怀着最为羞愧耻辱的心情，回忆起他没有为他的君主殉节，一点也不配得到那些公开表示忠于明君的高尚文人们的尊敬。摆脱他的耻辱而又能够有效地用“招抚”手法完成他平定江南使命的一个办法，就是广泛吸收前明官吏加入清政府。洪承畴到南京以后，不断推荐那些前明官僚担任清政府的官员，并向朝廷解释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就不能够平定这个地区。任使为惧，窃思各省事繁，职才短力弱，欲以一人之身，每日历办大小诸务，恐致迟缓错误。职受命之时，内院臣冯铨、刚林等常催职将中国军官旗鼓官堪随用者，俱题请备用……职即先行，沿途及南中有人，皆可举用。像钱谦益一样，洪承畴相信，由前明官僚担任中央和本地政府官员将有助于加强对这个地区的行政控制，防止军事事变的发生。不过，尽管洪承畴和钱谦益做了极大努力，士大夫们并没有全都响应这种呼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合作立场取决于士绅们的社会利益。可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却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响应这种对法律和秩序的冠冕堂皇的呼吁——即使是用钱谦益的话来说，投降新王朝并巩固它的统治，对平民百姓更有好处。在士大夫当中，有一些人感到对更高的道德要求负有义务，这些人常来自被视为最高层的绅士阶层——也就是那种造就了都市官僚的士绅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在士大夫阶层中属于精华部分，具有负责维护古代崇高道德与文化准则的贵族意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国家的“领土”。他们的父亲和叔父们可能参加过早期东林党运动，而自己可能是某个与复社有联系的文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是国家的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甚至达到过威胁政治稳定的程度。当个人名节与政治妥协相矛盾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极端分子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随后，清政府以一种避免冲突的巧妙方式，向那些站在公共秩序和政府法纪一边的乡绅中的社会保守势力发出了呼吁。这些乡绅受到了逢迎，但也不是露骨的诱惑。如果这种逢迎过于粗俗的话，这些社会上层名流就会被迫拒绝合作，以避免公众的指责。逐渐地，江南的士绅家族找到了一些办法，既可以与清政府官员合作，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又可以满足清政府控制那个地区丰富的经济资源的要求。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康熙皇帝在位而这种妥协已成为可能之前，双方还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时候，也就是1645年，新的统治者是过于粗暴了。比如，在嘉定，清政府的地方官张维熙粗鲁地命令当地的乡绅来与之相商，他们就拒绝了。而在松江，那些已经同意合作的人被要求向新的地方长官推荐一些“人物”，但是这位地方长官生硬地命令被推荐的那些“领士”到当地衙门参拜，否则即被视为叛党。著名作家、松江的几社成员之一夏允彝在此后简短地写道：“譬有贞妇，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夏允彝本人实际上选择了道德上的清白，而不是政治上的同流合污。因此，从清人占领江南的最初几天开始，就有一些优秀的年轻士大夫强烈地反对与清人合作。他们所以要挺身而出，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时常可以上溯到为东林英雄进行的辩护。然而，就像我们在苏州和太仓看到的情况一样，当地的城市领袖们往往很快地同意归顺，把他们的赋税簿册交给了钱谦益的部下，或是投降了清朝的军队将领。而且一旦当地富有斗争激情的人想采取行动反对合作时，他们——像张岱——便受到了抵制，或是被他们的城市领袖杀死。然而，清廷政策的一个戏剧性变化，使情势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

剃发令

最初，在占领南京时，清统治者采取了在北方已经确定了的政策，即命令只有军人才必须遵从满人的风俗，剃去他们的头发。这份在1645年6月19日豫王多铎发布的法令写道：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是，对于那些以主动剃发为耻的南方儒士来说，这个让步很快就取消了，因为就在这个时期，有两个“无耻”官僚建议清廷改变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由于北京的那些想借满族排外主义扩大一己私利的汉人归顺者提出的这个诌媚的建议，多尔衮在1645年7月决定改变他停止剃发的命令。于是在清人统治之处，所有汉人都接到命令：士兵和市民们必须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把他们的头发按照满人的辫式编扎起来。根据满人的看法，“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不仅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外表相同，而且也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忠诚考验。从此，就像我们在前线战斗中看到的一样，归顺者们的合作，就要用部落的辫子发式来做为标志了。“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这样，当清中央政府在1645年7月21日正式宣布普遍赦免江南前明军队的政策时，它所说的是，只要这些官兵悔过自新，并且用剃发来表明他们的归顺，才能够得到“宽恕”。亦差官赍诏招徕抚慰，若遵制剃发，幡然来归，许与新顺将帅一体优叙。不过，在汉人官员看来，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明朝人让头发长得很长，精心梳理，并且戴冠帽。长发和对长发的小心保护成为文人官僚形象与风度的一部分。剃发确实被看成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一种对文明的亵渎。而且对一个文人来说，剃发是儒者尊严的堕落。这部分是因为它有悖于孟子关于受之父母的发肤不可毁伤的主张。剃发近乎于阉割——几乎是一个名节扫地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顾杲的朋友、著名儒师杨廷枢，在阮大铖清洗政府时，从南京逃到了洞庭，当他因为怀疑涉嫌1647年松江起义而遭逮捕时，审判官讲得很清楚，如果他剃发的话，他就可以不因政治罪行而受到指控，并且会享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杨廷枢断然拒绝了。他说：“杀头事小，剃发事大”。当然，杨廷枢因此就义了。剃发命令不仅冒犯了儒士——或者说是那些有历史意识的人，他们记得女真金朝也曾把同样的暴虐行为强加在汉人头上——而且也激怒了一般老百姓，他们视失去头发如同遭到阉割。当这个新的政策宣布时，一些煽动宣传告诉那些农民说，如果他们剃发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老婆，这样就激怒了那些农民百姓。几个世纪以后，农民已经将梳辫子和剪去额发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装束。但是在1645年当这个政策推广到全中国时，它代表一种对汉族英雄气概的背叛，而且尤其是对长江下游的农民百姓的一种侮辱。就是说，剃发令对于“领士”之下的百姓，类似于以参拜地方长官衙门来公开表明归顺的要求对待文人。远离都市的农民容易接受新的统治者。但是，在这些“夷狄”命令之下改变汉人习俗，却是一种耻辱，因此他们许多人发誓拒绝接受。这样，统治者使满汉融为一体的努力，首先就使中国中部和南部的社会上下层阶级在反对外来者上融为一体。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这一次文化贵族和下层江南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反对清廷，甚至反对那些愿意接受清廷和平合作要求的耆老、商人和致仕官僚们。在几天或几星期前，一些乡村和城市本已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现在它们的百姓再次起来反对新的政府。

地方抵抗运动

在许多城市里，当地与清朝合作的人接管了政权，并且在清朝官员的帮助下进行着统治，但是这些城市的领导人发现，在他们服从

剑推到背后去。这样、剑柄向下，剑锋向上，秦王就可以从下部朝上向前抽剑，便会有足够的空间让秦王顺利地拔出长剑。一旦秦王拔出长剑，手持短小匕首的荆轲就完全处于劣势了一。因此，荆轲尚未接近秦王，秦王的长剑就砍伤了荆轲的左腿，荆轲一下子瘫倒在地。受伤的荆轲孤注一掷，奋力将匕首投向秦王，结果没有击中，只击中了他旁边的柱子。又怒又惊的秦王上前连刺荆轲八剑。荆轲此时知道大势已去，倚着柱子，放声大笑；用最能侮辱人的方式，叉开双腿（由于古代中国衣服的形制，又开双腿，即意味着“走光”，对对方是最大的侮辱），大骂秦王（柯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今天之所以让你小子保全小命，完全是因为我想劫持个活人，逼你立个契约，以回报太子。”（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秦王左右的人此时也一拥而上，杀死了已经身受重伤的荆轲。第2章有心为报怀权略可在於期与地图每读至此，我都不禁在想：如果秦舞阳能够上来帮助荆轲会怎么样呢？如果陪同荆轲前来的不是秦舞阳而是荆轲最知己的那位朋友又会怎么样呢？如果荆轲的剑术再精到一些呢？如果荆轲投掷匕首的技艺像小李飞刀一样呢？如果秦王的动作再慢零点几秒呢？如果荆轲的动作再快零点几秒呢？如果秦王的衣袖扯不掉呢？如果御医夏无且想不起来用药囊砸荆轲呢？如果我猜想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出现了，历史将会怎样呢？按照《史记》的这段记载，荆轲与秦舞阳应该是同时上殿，既然捧着督亢地图的是秦舞阳，因此，负责展开地图的也应当是秦舞阳，而且秦舞阳有十三岁就杀人的英勇历史，照此推断，担当刺杀任务的应当是秦舞阳。但是，秦舞阳一进秦廷就在关键时刻突然掉链子，让秦王嬴政多了个心眼，只准荆轲奉图上殿，秦舞阳不能上殿。虽然荆轲替秦舞阳作了解释，但是，秦舞阳在关键时刻的意外表现还是让整个计划大打折扣，功亏一篑。为什么呢？第一，秦舞阳因为形迹可疑不能上殿，这使得千斤重担只能由荆轲一人承担了。如果两人能一块行动，成功的几率肯定远远高于一人行动的几率。第二，从整个行动来看，秦舞阳负责持凶劫持秦王，荆轲的任务只是忽悠秦王。现在秦舞阳根本上不了殿，忽悠秦王与劫持秦王的双重任务必须由荆轲一人来完成，这就叫“双肩挑”，二人分工协作，尚无把握一定能成功，何况现在是由荆轲一人来完成呢？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荆轲表面上非常豪放不羁，曾在集市上与人一会儿高歌，一会儿大哭，好像很粗枝大叶，其实他做事十分精细。在刺杀秦王一事上，他重点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才能靠近秦王，二是助手。所以，他向太子丹索要樊於期的人头与督亢地图，因为樊於期的人头是一张进入秦宫的通行证，督亢地图则是燕国投降的标志。荆轲还考虑了助手。他在太子丹为他准备好匕首和助手秦舞阳之后，还迟迟不出发。那么他在等什么？等朋友！这位朋友史书无载，但是；这位朋友一定是荆轲非常信任的，一定是比秦舞阳更为可靠的杀手！荆轲对自己的剑术当然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尚未达到化境的剑术可能会在关键时刻出向题，所以，他坚持要等自己亲自挑选的朋友；但是，他的这位朋友因为路远失期。太子丹又一再催逼，甚至于怀疑荆轲不敢去了，这才激怒了荆轲。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之中，在素衣白马的目送卞，他匆匆带着秦舞阳头也不回地上路了。荆轲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到太子丹为自己装配的帮手秦舞阳外强中干，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真是百密一疏啊。荆轲被当场杀死了，但是，秦王嬴政看着殿上荆轲的横尸，呆坐了很久很久没有出声，心中的惊吓伴随着他，后怕缠绕着他（秦王不怡者良久）。这场虚惊可能使秦王嬴政第一次领教了什么是死亡，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做一只脚踏进鬼门关。事后，秦主论功行赏，御医夏无且理所当然地被赏了黄金二百镒。秦王当着所有朝臣的面说：“无且爱我，才会想起来用药囊砸荆轲。”（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后来，夏无且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好友公孙季公与董生，他俩又详细地给司马谈讲述，这件事就被写进峪史记·刺客列传》（根据刺秦时间和司马迁存世时间推测，《史记·刺客列传》应为其父司马谈所写）。于是、“荆轲刺秦王”成了中国历史上万人注目、千年流传的历史故事。直至今日，各种影视、文学作品还在不断演绎着这段历史。荆卿成尘渐离死异日还逢博浪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荆轲刺秦王这件事呢？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千古伟业。嬴政灭六国统一中国，遭遇到六国反秦势力的顽强抵抗、原因非常简单，嬴政灭六国虽然客观上符合历史前进的潮流，主观上却是他想当天下的霸主。因此，他成为六国的公敌。既成天下的公敌，想杀他的岂止是一个荆轲、荆轲只是当时众多想行刺秦王嬴政且最终几乎得逞的一人，荆轲不自觉地代表了六国的反秦力量。秦始皇一生遇刺多次，荆轲刺秦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在荆轲刺杀秦王后不到十年，嬴政又经历了至少两次暗杀。一次可以视为荆轲刺秦王的后续。荆轲死后，秦王嬴政追杀荆轲余党时，荆轲密友高渐离逃亡。一后来，高渐离在为人打工时，对其所服务的这家主人的一位客人的击筑水平多次进行点评，点评之事传到了主人那里，于是主人让高渐离击筑。高渐离高超绝伦的击筑技艺让倾听的受众无一不刮目相看。于是，高渐离重新击筑，再次走人公众的视野，声名大噪。此时的秦国已经统一了中国，秦始皇嬴政也非常喜欢流行音乐，听说了此人的高超技艺，便下诏召见高渐离。嬴政不但喜欢击瓮叩缶、弹筝搏髀等本土音乐，更喜欢郑、卫之地的异国之音。一个人的偏执与爱好有时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高渐离入宫后不久就被秦始皇身边的人认出。秦始皇酷爱高渐离的技艺，舍不得杀他（可见掌握一门技术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便熏瞎了他的双眼，让他为自己继续演奏。日子慢慢过去，高渐离逐渐取得了秦始皇的信任，一日，他用藏铅的筑掷向秦始皇，企图砸死他。高渐离是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行刺的，自然命中率很低，没有成功（乃以铅置筑中……举筑扑秦皇帝，不中）。这一次秦始皇杀了高渐离，从此不敢再接近六国之人。但是，即使秦始皇不接近六国之人，仍然免不了被刺。后来成为刘邦手下重要谋士的张良在韩国被灭、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变卖家产，收买刺客，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也未能成功。由此可知，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曾经遭遇不止一次的行刺。因为，灭掉六国、统一中国是秦始皇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一项千秋伟业，故其遭到六国的顽强抵抗也是必然的。其中，荆轲刺秦王是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刺杀秦王行动。如果秦始皇不统一六国，让战国纷争的局面继续下去，对中华民族来说，无疑失去了一次历史发展机遇。第3章易水年年流不尽荆卿代代名不消从古至今，对荆轲的解读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侠义英雄。从战国末年直至司马迁写作《史记二刺客列传》，荆轲始终被视为一位侠义英雄、千古义士。看看历代咏叹荆轲的诗篇就可明白。“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陶渊明），“易水悲歌歇，秦庭侠骨香”（白云上人英），这些诗句都高度赞颂了荆轲的侠义精神。荆轲曾经漫游邯郸，与一个叫鲁句践的游戏，发生争执。鲁句践发怒，大声呵斥他，荆轲默无声息地逃走了（嘿而逃去），之后不再见面。荆轲刺杀秦王的消息后来传至鲁句践那里，鲁句践深感后悔。这件小事，说明荆轲不好冲动，而是一个办事沉着冷静的人。荆轲不是一个愤青，也不是殉国志士，是一位侠义英雄，所以，他刺秦王绝非一时冲动。因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评价较多地是从道德角度肯定了荆轲的侠义精神。第二种观点：愚蠢之人，匹夫一个。这一观点最先提出者是汉人扬雄，发挥其观点者是司马光：“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扬雄认为荆坷不能算是一个义士，以君子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个强盗罢了（荆轲，君子盗诸）。司马光进一步认为，荆轲就为了报答太子丹一个人的豢养之恩（“豢养”二字让人黯然神伤），不顾家族无数条性命，企图用一把小刀就能使秦国衰落、燕国强盛起来，明摆着就是一个傻瓜。朱熹也认为荆轲只不过是一介匹夫，其勇、其事何足挂齿，不值一谈（柯匹夫之勇，其事不足道）。所以，荆轲之举绝不是“义”士，而是一位愚蠢之辈。第三种观点：雇佣者。这是今人提出的。荆轲刺秦王并不是为了天下苍生，他只是受雇佣者，因为他欠太子丹太多，太子丹通过各种手段拉拢、收买荆轲，最后荆轲以命相还，充当了职业雇佣杀手。第四种观点：反动派。中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秦始皇是第一位统一中国的皇帝，因此，秦始皇的作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名副其实的时势英雄。因此荆轲刺秦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荆轲刺秦王是自不量力的蛙臂当车。他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因为他刺杀的是秦始皇，是秦始皇成就了荆轲的盛名，这是荆轲的幸运。荆轲是最幸运的刺客，但并不是最伟大的刺客。因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荆轲是反动派。刺客以为杀掉某个人就可以改变历史走向或改变两个集团军力量的对比，这是不可能的。刺杀最多能做到的是延缓六国的覆灭，但绝不可能改变历史走向。元人郝经《咏荆轲》诗说：“纵使杀一秦，宁无一秦生。”讲得非常有道理。因为，即使荆轲刺杀了秦王嬴政，秦国还会推举出一位新的继位者，新国君凭借秦国的优势照样可以横扫六合，一统天下。这一派认为，“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不可取。这个信条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恩于己或信任自己，但是，这种牺牲是否值得，是否是正义之举，刺客们对此都缺乏理性分析。所以，荆轲代表了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死硬派的垂死挣扎。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在解读荆轲这位历史人物时，我们不能不提当代两部电影：张艺谋的《英雄》与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两位著名导演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演绎了两千多年前荆轲刺秦王的事件。张艺谋的《英雄》套用了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框架，但是，其中的刺客连名字都不叫荆轲。残剑、飞雪、如月三人曾联合起来刺杀秦王，但以失败身亡而告终。最后只有无名获得了秦王的信任，得以打入秦宫内部。无名怎样获得秦王的信任呢？无名练就了“十步一杀”的独门武功，这种武功可以在十步之内迅速置对方于死地。无名杀死了著名刺客长空、残剑、飞雪，获得了接近嬴政十步的机会。但就在无名接近秦王决定下手时，却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发现，自己试图刺杀的秦王嬴政其实也是一位“英雄”；因为，嬴政要统一天下，给百姓带来和平。在《英雄》中，张艺谋借残剑之口说，我们不能再刺秦王了，因为刺了秦王，天下会更乱，受苦的还是百姓。不如让秦王顺利地灭了六国，天下从此就太平了，人民也就安居乐业了。所以，在《英雄》这部电影中，英雄必须是和平的代言人。只有追求和平的人，只有为和平而战而死的人，才能算得上英雄。无名为赵人安宁想刺杀秦王，是英雄；残剑为“天下”太平不杀秦王，也是英雄。他们的行为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和平。长空舍身保无名，是英雄，残剑不杀秦王，使其取“天下”之大义，是英雄；秦王临危不惧、“刺客”当前识英雄，是英雄；无名不计个人恩怨、不计赵国一国的得失，着眼整个天下的太平，留得英雄秦王，性命，成就天下大同伟业，自己却背负“刺客”骂名，走完万箭穿心的生命旅途，是天大的无名英雄。这种解读是当代艺术家对“英雄”的一种诠释。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较之张艺谋的《英雄》更贴近《史记》中的荆轲。陈凯歌认为，荆轲在那样一个历史潮流中去刺秦王，不是出于一个概念、一种简单的民族大义，或者只是为燕国、只为太子丹本人，他是自发、自觉地去刺秦王的民族英雄。陈凯歌给荆轲的定位是：他是一个普通的平民。荆轲以杀人为职业，他经历了职业杀人者良知觉醒的过程。荆轲用自己的死证明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用寻求生路的方式去证明。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荆轲与秦王嬴政呢？首先，我们应当承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赞扬是出于对一种对抗暴力的侠义精神的赞扬。侠为名节，为尊严，为知己者死。“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侠客一诺千金，不负知己。自古艰难唯一死，而荆轲却从容赴死，悲壮苍凉，感动千载。在传统中国人的道德观中，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其次，我们不能因为承认秦王统一中国顺应了历史潮流就简单地否定荆轲的行为。如果这样简单化地看问题，屈原为了楚国不被秦国吞并，多次抗争，直至沉江殉国，不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吗？如果这样看，屈原岂不也成了反动派？秦国要统一天下，楚国也要统一天下，齐国也可以统一天下，主观上要统一天下的并非只有一个秦国，我们不能因为最终是秦国统一了天下，就把所有曾经想统一天下的各国反秦志士都说成是反动派。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大英雄”的观念：秦王嬴政统一夭下，是时势英雄；荆轲刺秦王，是侠义英雄；屈原为自己的国家奋斗终生，自沉泪罗，是悲情英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荆轲因刺秦王而死，是侠义英雄，被荆轲在大殿上追杀得绕柱而逃的嬴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开创统一帝国的鼎鼎大名的秦始皇。秦始皇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留下的谜团最多：第一，秦始皇的生父是吕不韦还是子楚？第二，秦始皇到底长得什么样？第三，秦始皇为什么不立皇后？第四，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第五，秦始皇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真如司马迁《史记》所写的那样吗？所以，这位千古一帝是一位让人说不尽的皇帝，他既是西周王制的终结者，又是皇帝制度的开创者。因此，要说清楚这位皇帝，必须先说清楚这个时代，说清楚秦国的崛起之路。因为，秦王嬴政毕竟是站在秦国先君的肩膀上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的。那么，秦国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崛起的呢？第4章襄公立国秦朝作为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肇始，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正是这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他先后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东方六国。然而，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家族为这个目标奋斗了将近六百年。秦始皇的丰功伟’业自然要浓笔重抹，他的先辈们的不懈奋斗亦不能小觑。秦始皇的祖上并非显赫家世，但因一技之长得到了周孝王的任用，业务精湛，深得周王赏识，被封为卿大夫，遂有食邑，从此踏出了从政的第一步。但是，多年以后，秦始皇的祖上并没有继续实现太大的作为。随着周室的衰微，尤其是到了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周幽王时代，秦始皇家族抓住了历史机遇逐渐兴起，被封为诸侯，在形式上获得了与东方诸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虽然当时秦始皇家族并没有太多的土地，但是却获碍了周王“尊王攘夷”、攻伐西戎大片土地的正义号令。面对强天、善战的西戎，到秦穆公时，秦始皇家族才最终称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而这完全得力于一个人的援助。那么，一秦始皇的祖上是干什么的呢？他们抓住了怎样的历史机遇？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帮助秦穆公称霸西戎？复续赢氏祀非子获食邑据历史记载，在秦始皇继位之前，秦国的先君有三十五位，秦始皇是第三十六位。从有确切时间记载的秦庄公开始到秦始皇嬴政继位的时间将近六百年，而这六百年恰恰是中国的西周、东周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从公元前11世纪的

战死面不能先割地求生存，这都是一般人最容易犯的过错（弃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弃之之易也。熊弃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弃之。此人之大过也）。如今大王失去数百里的土地，丢掉几十座城市、而魏国的兵患却不能解除，这是因为大王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能先把地送给秦国。如今秦国强大，天下无敌；魏国弱小；战败已成定局。如果大王能听我的话，国家亏了地，但不至于伤害国家的元气；大王委屈了自己，但不至于再遭苦难。因为我们可以此阻止以吕不韦为首的主战派对魏国的进攻。如今的秦国，从一般老百姓，尸到朝堂之上的大臣，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支持嫪毐，还是支持吕不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如果大王先割地送给秦国，那就成为嫪毐的功劳了；委屈自己而尊奉秦国，也是因为嫪毐。大主这是以整个国家在支持嫪毐，嫪毐这一派肯定会战胜吕不韦这一派。这样；秦国王太后赵姬肯定会赞赏大王。秦国王太后感谢大王，大王算是交了一个天下最值得交的朋友。大主通过嫪毐而结交了秦国，天下的人都会弃吕不韦而支持嫪毐，那么，天王因吕不韦屡攻魏国的冤仇就报了（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谬氏？天下必合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战国策》的这段文字透露了四点信息：第一，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是秦国相互对立的两大集团；第二，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的矛盾广为人知；第三，吕不韦集团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则未必；第四，嫪毐集团由于得到王太后赵姬的支持，所以，显得比吕不韦集团更有实力。从上面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吕不韦一直兢兢业业地致力于秦国的统一战争、是秦国政坛上著名的主战派。魏国之所以要主动献地给秦，就是想扶植嫪毐这一派。如果吕不韦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至少不是一个铁杆主战派。因为嫪毐根本就不懂什么政治，根本就不懂得为秦国谋利益，嫪毐所知道的仅仅是依靠王太后支持疯狂地攫取权力，扩大自己这一派的势力。但是，嫪毐集团和吕不韦集团没有一个是秦王嬴政所能容忍的！嬴政要的是自己独揽朝纲，他岂能允许两个政治集团瓜分他手一中的权力？既然嫪毐本人已被车裂处死，那么，吕不韦也必须得死。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总裁一个都不能留！所以，吕不韦的被迫自杀有着深刻的背景。吕不韦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但是，他和所有的人一样，终归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吕不韦精心策划了异人继位为庄襄王，精心辅佐了秦王嬴政。吕不韦全力支持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作出巨大贡献。但是，有意无意之间，吕不韦犯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严重错误。吕不韦一生中第二个重大错课就是不自觉地超越君权。吕不韦没有想过，他在秦王嬴政继位之后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政治生涯。或者说，吕不韦精于获得权力，却不懂得什么时候要放弃权力。这是许多政坛精英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用权而不恋权，到位而不越位，这中间的取舍与进退，确实耐人寻味。要一个经过艰苦努力获得权力的人放弃权力非常不易，但是，这又是任何一个获得权力的人必须要学会的。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起，逐步开始了向中央集权的转变过程。由此产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国君成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下，不管是谁，不管你与国君是什么关系，你的权力都不可能长期超越君权。谁越位侵占了君权厂谁就会遭到只允许自己独操大权的君王的杀戮。吕不韦与秦王嬴政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即使吕不韦和嬴政有血缘关系，嬴政同样会除掉自己的这个政治对手。我们在“穆公东扩”中讲过，晋文公重耳就是靠杀死启己的侄子晋怀公当上晋国国君的。所以，吕不韦在嬴政继位之后，应当立即还政，及时引退，低调做人，韬光养晦、全力解散多年为相形成的政治集团。这样，才能让嬴政放心，也才能自我保全。可是，吕不韦没有这样做。嬴政举行加冠礼后，吕不韦应当立即引咎辞职，退居乡里。但是，吕不韦也没有这样做！等到秦王嬴政将吕不韦驱逐出朝，让他回到河南封地去时，吕不韦清醒了吗？依然没有！何以见得呢？“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就是明证。这说明吕不韦不甘寂寞！这也是人性的必然，要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人一下子销声匿迹，自甘寂寞，难！六国使者“相望于道”，这些使者一个个都是吕不韦的催命鬼！他们的到来让秦王嬴政刚刚放下一点的心又悬起来了。如果吕不韦去六国为相，为六国服务，对秦国一肯定极为不利！这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为敌所用，秦王嬴政能愿意吗？秦王嬴政只能将吕不书全家迁到更偏远的地方。这只是秦王嬴政除掉吕不韦的第一步，下面更严厉的惩罚会像组合拳一样扑面而来，拳拳要的都是吕不韦的命！吕不韦终于因自己政治上的两大失误走向了死亡。我们从秦王嬴政对赵姬、吕不韦的出手中可以看出，秦王嬴政非常果断、残酷，天生就是一个长于执掌朝纲的铁腕人物。他对自己的亲生母亲敢于软禁，对自己的“仲父”敢于流放，因为他需要从王太后、相国手中夺回属于他的政治权力。司马迁写秦王嬴政性格“刚毅”，算是看透了嬴政。吕不韦以德治国秦始皇果决寡恩吕不韦的被逼自杀对秦王嬴政来说当然是心中最痛快的事情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后果却极为严重。商鞅变法造就了秦国的国富兵强，变法之后的秦军也成了著名的虎狼之师。商鞅变法给秦国军队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每位军人上战场就想斩掉敌方的人头，因为有了人头就可以晋升爵位，爵位又可以带来财富和地位；所以，商鞅变法后的秦军发动的战争动辄杀戮数十万人。吕不韦执政期间，秦军也向外大规模扩张，但是，这些攻城略地的战争却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秦王政二年，麃（biāo，标）公攻占魏国卷（今河南原阳），斩首三万（麃会将卒攻卷，斩首三万）。秦王政三年，大将蒙骜攻占了韩国十三座城市（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秦王政五年，大将蒙骜攻占魏国二十座城市，建立了极具战略地位的东郡（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但是，这些战争都没有杀戮十几万人的历史记录，只是在攻占魏国卷时“斩首三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史书没有记载，不过，看看《吕氏春秋》就会明白。秦国可以靠军功、爵位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士兵的作战激情，培养出一支雄壮之师；但是，秦国在推进统一六国的战争之时，一味的斩首必然意味着六国的拼死抵抗！六国虽弱，最终要被秦国所灭，但是，他们也有生存权啊！他们也不甘心亡国啊！虽然六国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是天下由动乱走向稳定的需要，但是，这种进步是要六国付出亡国的代价的。六国能甘心吗？本已不甘心亡国，又将在战败之后遭受屠杀，所以六国之人必然要拼死抵抗。反正是死，战亦死，降亦死，为什么不战而降呢？所以，商鞅制订的军功爵制面临着一种尴尬：不适应统一六国的战争现实。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孝行览》中明确提出：治理天下必须从根本上入手，这个根本就是孝道（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吕氏春秋》一书中大讲儒家的德教，强调以德为本的礼乐教化，强调嬴取民心的王道仁政。这是对商鞅纯粹的法家思想的有力反拨。正是因为有了吕不韦的政策调整，才出现了吕不韦主政期间秦国对六国攻城略地而不出现大量杀戮的现象。这种政策的调整，使得秦军的统一战争受到的拼死抵抗大大减少。吕不韦的政策中不仅含有一定的儒家思想成分，也是先秦时期道、法、墨、名各家思想的综合。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实际上是他的治国蓝图的全面反映，这种治国思想与秦始皇的方略是相悖的。伴随着吕不韦离开秦国政坛和吕不韦的自杀而亡，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的思想当然不会为秦王嬴政所喜欢了。秦王嬴政既然逼杀吕不韦，他的身边就缺少了一位像吕不韦一样精明能干的助手。但是，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所作为的君王，身边都不乏精明强干的人才。谁能够在吕不韦之后代替他呢？谁能够成为秦主嬴政未来的主要助手呢？第13章李斯为政秦王嬴政继位的煎九年，一直是吕不韦主政，秦王嬴政十二年，由于嫪毐事件的牵连，吕不韦被迫饮鸩自杀，嬴政从此失去了治国的一个关键助手。抛弃了吕不韦的嬴政要完成轰轰烈烈的统一大业，一定要有自己的得力助手，在这种背景下，嬴政起用了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李斯。在李斯的辅佐下，嬴政一步步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创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嬴政之前三十余名国君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在秦王嬴政的统一大业中，李斯功不可没。这个来自楚国上蔡闾巷中的小人物，究竟是如何登上秦国政治舞台的呢？他为秦国的统一大业究竟做了哪些贡献呢？仓中鼠领悟人生西入秦初露锋芒在逼迫吕不韦饮鸩自杀之后，秦王嬴政选取的主要助手是李斯。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年轻时曾经在郡里做个小吏。有一次，李斯上厕所，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吃得很差，而且一看见人和狗就吓得狼狈逃窜。后来，李斯到官府的粮仓里，看见仓里的老鼠，住大房子，没有惊扰，吃得好，住得好（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大生感慨：一个人一生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就像老鼠一样，关键看他在什么平台上（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就是李斯非常有名的“老鼠哲学”。仓中鼠的理想，显露了李斯不甘贫贱、一心向上爬的愿望。不少学者指出，李斯的“老鼠哲学”是自私哲学，确实非常正确。但是，李斯的“老鼠哲学”并非全无道理，平台对于实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确实非常重要。这是李斯对人生的有效领悟。“仓中鼠”的理想使李斯不再甘当一个小吏，他想干出一番事业来。李斯辞去官职，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宣讲孔子的学说，但是，他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改造。荀子的思想比较接近法家主张，主要研究如何治理国家，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成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国家才能干出一番事业。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其他各国也在走下坡路，而秦国在西边正蓄势待发，他决定到秦国去。临行之前，荀卿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干事业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各国争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大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统一天下（欲吞天下称帝），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只能遭人耻笑。这是李斯对人生意义及荣辱问题的总看法，是他日后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他积极进取、乘时建功的动力，也是他日后陷入罪恶渊薮的源起。不爱名利，无所作为，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李斯告别了老师，到秦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李斯准备入秦之时，正是秦庄襄王子楚时期，强秦统一天下的大势已日趋显明。李斯选择入秦，显示了李斯对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敏锐判断。但是，李斯来到秦国时，正好赶上庄襄王去世，年仅十三岁的嬴政继位成了秦王。李斯刚到秦国，嬴政年幼而没有接管权力。权力在王太后赵姬和吕不韦手中。所以，精明的李斯立即投奔吕不韦，做了吕不韦的门客。此时的吕不韦已是相国兼仲父，地位如日中天。李斯是有才之士，一个人怀才就像怀孕一样，最终是无法隐瞒得住的。所以，李斯很快被吕不韦发现、重视（不韦贤之），提升为郎（侍从），并因此得到了接触秦王嬴政的机会。一次，他对嬴政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抓住时机。秦穆公时秦国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力量一天天衰落，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这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眼下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方不能错过。季斯的这番见解得到了嬴政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第二次见到秦王嬴政的时候，李斯又提了一个建议，他说，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要两手并用，一方面要使用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要不惜金钱，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关系。就是一方面用兵，一方面用钱，用这两种武器对六国双管齐下。这种策略有点像现代美国惯常使用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不过早了一千多年。嬴政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且很奏效。这样，李斯又被嬴政从长史提拔为客卿（六国之人在秦担任的高级顾问）。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身为客卿、意气风发的李斯要大展宏图之时，遭遇了驱逐门事件。郑国修渠耗秦力嬴政恼怒逐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相国吕不韦因嫪毐事件被免职，归食邑洛阳赋闲。就在这一年，秦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所有在秦的六国之人。秦王嬴政的逐客令来势凶猛，一时间，在秦国的六国人士纷纷逃离秦国。秦国自穆公以来，一直注重网罗天卞人才，为什么刚刚掌权的秦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六国人士呢？原来秦王嬴政的逐客令和一个国家有关。这个国家是韩国。韩国和秦国相邻，位置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因此，它注定是阻挡秦国东扩的第一道防线。所以，秦国从范雎向秦昭襄王提出“远交近攻”的统一六国总方略之后，韩国不断受到秦国的蚕食，国土面积不断缩水。濒临绝境的韩国想到了一个消耗秦国国力的办法，就是让秦国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战国后期，虽然铁器已经广泛应用到生产之中，但是，和今天相比，战国时期的生产工真仍然显得十分简陋，生产力水平也很低下，实施重大工程往往要举国之力。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就是这样，它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韩国认为秦国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国家，爱干这类“傻事”。于是，他们派出了一个间谍，到秦国来诱使秦国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这个间谍是谁呢？他的名字也比较有意思，叫郑国。韩国为什么选郑国到秦国当间谍呢？因为郑国是一位极其高明的水利专家，他的施工设计合理，修好后的郑国渠可以成为秦国富农政策的一项基础工程，是一件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大好事，对于秦王很有吸引力。秦王嬴政因此动了心，同意修建这条三百多里长的水渠。这条水渠由西向东，横跨渭北高原，一旦修好，可以灌溉关中四百多万亩土地。特别是这条水渠含有大量泥沙，用泥沙淤灌盐碱地，可以彻底变盐碱地为良田。因此，这条水渠可以大大强化关中的抗旱能力，大面积地改造关中的盐碱地，增加耕地面积，使关中成为秦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这条水渠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郑国渠”。但是，正当郑国渠修建得如火如荼时，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了。秦王嬴政听说郑国是个韩国间谍，勃然大怒，要杀郑国。不过，郑国非常坦然地对嬴政说，我开始确实是作为韩国间谍来秦国的，但是，这条水渠修好之后，的确能给关中农业带来巨大效益，这对秦国是非常有利的。《史记·河渠书》在评价郑国渠的巨大作用时说：“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是说郑国渠使秦国关中成为千里沃野，从此再没有灾年，秦国因此更加富强，最终吞并了六国。话说得稍显夸张，但是，郑国渠对于秦国稳定国内经济、增强经济基础，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秦王嬴政听了郑国的解释，觉得郑国的话讲得有道理，就恢复了他的修渠工作，让郑国把活干完。郑国渠虽然继续修，但是、郑

治、嘉庆朝是不是这么干的咱不知道，起码到宣统朝还这么搞，清朝预防白莲教怎么预防？咱老百姓家里不是都有那排雨水的沟眼？定：沟眼是什么？何：啊？沟眼是什么你不知道啊？原来不都有那门楼么，门楼两边啊都有排水的两个洞，这洞有两个用处，一个是下雨的时候它走雨水，还一个家里不是养猫么，猫从沟眼过。定：我真不知道，我没住过老房子。何：有沟眼的地儿，晚巴晌睡觉的时候必须得弄一水盆，用好盆搁那儿，这盆别漏，盆里搁上点水，要睡觉了，就把有沟眼的地儿全搁上水盆，说是白莲教的纸人纸马能从沟眼进来杀人放火，说搁了水盆就把他给破了，怎么破了呢？他一进来，“啪”一沾水，就全玩儿完了。就这种说法，汉人家里没这一说，咱们八旗的家里才有这种说法。我们有几个我祖父的老同学，他们在一块儿谈过，都说有这事儿。地方上，就相当于现在居委会，时不时地，还到你们家来查来呢：“摆上没有？”“摆上啦。”“得啦，天天得摆啊，预防白莲教。”定：这白莲教实际上谁也没真正见过。何：没见过。具体白莲教把谁杀了，不知道。就知道那纸人纸马，要是把它放进去了，就杀人放火。还给您说一段义和团，这都真事啊，听说这义和团有一天是从朝阳门进来的，天都黑了，(城门)打那个点了注196，这时候进来几个乡下老头，有围着红头巾的，有围着黄头巾的，说：“哎呀，赶紧让我们进去吧，我们有急事。”就进来了，进来就宣传，说我们是义和团，怎么怎么回事，还扶清灭洋啊，还听说到颐和园给西太后表演，最后不是去西什库么，去西什库去杀二毛子——这事咱们书上没有啊——说西什库有个叫房国良的，不是意大利人就是法国人。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贴着那个“刀枪不入”的符，烧西什库的时候地下都挖上沟，沟里头洒煤油，点火，不着，怎么回事呢？原来房国良也会妖术邪法，他开枪啊，“啪”一枪，敢情大师兄的“刀枪不入”不管事儿，就倒到地上了。义和团的人抬起大师兄的腿就往上拉，喊什么呢？“大师兄睡觉啦！”(义和团的人)拿起刀又往上砍，刚砍上去，二师兄也倒下了，也睡觉了——谁倒了就说谁睡觉了。打了半天，西什库就没打下来。这义和团哪，还是一真事儿，入义和团是：“扶清灭洋，你同意么？”同意，他不管你别的怎么回事儿。而且义和团就在风风火火当中有一条，神要是附了谁的体，白杀。我们家族有一个无赖，他参加义和团了，人家不打听你什么出身历史，人家不问，你是黄带子？黄带子也要，这么着，他就参加了。他参加是有目的的，他跟我们家那谁谁谁呀他们一直感情不和，他一直想报复人家。怎么办呢，参加义和团哪，杀人白杀啊。后来我们家里头有什么集会的事吧，家族的人聚到一块儿，他也到那儿，大家就说坏了，他参加义和团了，神附了体，宰人白宰。结果呢，他这举动让我们一个本家识破了，就知道他的用意是要杀人，反正杀了白杀。那阵儿官府向着义和团，正是义和团闹得凶的时候，那人(那个本家)就(对他)说，您这站得可不是地儿啊，这旁边有一个大蝎子，这要蜇着可不轻啊，他一下就蹦起来了。我们家族这些人呢，起码还知道这点，要真是神仙附了体的话，他不怕蝎子蛰。就说他这是装的啊，神仙附体还怕蝎子啊？这主儿就悻悻而去了。这是我们家族的事。一贯道注197我们家没入。我母亲不是洋学生出身么，街坊四邻那会儿就动员，说少奶奶，您入了一贯道吧，说入了一贯道啊，您能看见您父亲，就是我姥爷啊，不是挺老早就死了么，客死他乡，我母亲9岁的时候我姥爷就死到外头了，说能看见。我妈呢，那会儿不懂得什么叫迷信，没这概念，可是这老太太比较接受一点新的科学知识，就问他们说入这个一贯道，给大米白面么？说不给，说哪儿给大米白面呢，还得交点道费什么的，(我母亲)说不给大米白面，不入。给劝道的人气跑了。哎，对了，要是入了，解放后可就够瞧的了。

5.其他

何：我母亲原来当过护士，解放以后一直就在家，1958年曾经参加工作，搞过粮行，还当过劳模，那会儿叫妇女积极分子。老太太业务特别棒，算盘好。她算盘好到什么程度？几个人在柜台上，老百姓都说，我们都上王姐那儿排队去。我听老太太回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苦练杀敌本领。那会儿咱们的糙米卖1毛4分8，白面呢，1毛8分4，老太太回家就念，她念的是大扒皮，她把所有的斤数她都念熟了，1看5，5斤就是9毛2，1毛8分4，3毛6分8，5毛5分2，7毛3分6，9毛2，这我都是听老太太念叨，我到现在……所以谁要买面，说你给我来这13斤面，10就是1，3呢，1毛8分4，3毛6分8，5毛5分2，1再加上5毛5分2，“叭”，就全出来了。把钱给人一找，人拿这牌直接就约(称)面去了。特麻利。这跟文化历史无关，就是老太太这业务。我也记下了。还有啊，我给您讲一个苏州码注198。知道什么叫苏州码么？定：不知道。何：这苏州码使到两个地方。有的家里老钟老表上头有苏州码，不是阿拉伯数字，也不是罗马字，它是把咱们汉字拆开了，偏旁部首。您比如说吧，789的9，是写个文，2，写戳道。所以有时候人问：“您贵姓啊？”说“我姓刘，我姓9吊2”，9吊2，那9，过去不是花铜子儿么，9吊钱，“噢，您姓刘”。据说啊，两个横上头有一竖，往上翻我翻不出来。还一处使到哪儿呢，这是咱们北京，外地有没有啊，那个门牌，那个蓝牌，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街道不是都换的红牌么？有的街道红牌贴上了，蓝牌还没来得及摘，上头还有苏州码儿。我这是讲故事，据说徽钦二宗坐井观天，上头有女真人趴在井上，你说什么话我都给你听了走，这爷儿俩一琢磨，什么都让他们听了怎么办，这俩都是才子，这俩把汉字的偏旁部首这么一拆，这爷儿俩就写文字就不说话了，这之后就传下来了。为什么叫苏州码，这咱们不知道。苏州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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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后的再访谈时间：2015年11月18日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樊家村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上面这篇口述访谈做于8年之前，躺在病床上正在做化疗的何先生虽然谈锋甚健，作为访谈者的我却多所顾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他说得尽兴就好，其他问题就不必深究了。此次拣出这篇整理稿再读时，便有天马行空却不落地之感。我因各种各样的缘故，整整8年没有再与何先生联系。好在通过张莉女士和安双成先生注199的再次相助与安排，我终于再次与何先生见面，并再次为他做了访谈，使我有机会对诸多上次未曾谈及的问题，譬如他如何学习的满语、他的父母双亲以及诸多亲友的生活状况等，做了比较详细的问询，终使这场访谈落到了实处、接到了地气，也终于可以将其作为宗室后人中的又一个实例，收入到我这部“府门儿”之中，这让我甚感庆幸。何秉钧书法作品一何先生那年病愈出院之后，便每日以书画尤其是满、汉两种文字的书法自娱，8年来不仅乐在其中而且颇有成就，还加入了北京市书法家协会，我为他身体的康复、精神的充沛而高兴，并将他近年用满、汉文撰写的两篇书法作品附在书中，以示我的祝福。

1.宗谱与满文满语

定：咱们今天还是从头说起，好吗？我问过安先生，问他怎么跟您认识的，他说是您到一史馆去查你们家的家谱。您是先去查的《爱新觉罗宗谱》，然后再去查的档案的《玉牒》？何：查的《玉牒》。定：那《玉牒》和《宗谱》里面都有你们家吗？何：有有有。我知道我的祖上的旗，知道我祖上是谁。《玉牒》在早时候是使线穿的，纸啊都不是特别好的，是糙的那种。定：我知道，我看过《玉牒》。何：上面是满、汉两文，分成18格……定：行行，这我都知道。那也挺费劲的吧？何：安先生拿出同治朝的那本，一打开，谁呀？穆宗毅皇帝，就一本，他没后人嘛。我说就这么薄么？我们家人可多啦，不对。查查人多的吧，乱糟糟的，抱出好些个来。定：你们家族是代善的后人？何：礼亲王第四子。定：咱们看看能顺到第几代啊，您父亲？何：我父亲这都没入过《玉牒》。祖父当年谱名啊叫松锡，后来民国时候改叫何锡昆，拿那个锡呀做一个名，后来说不能姓张姓李啊，祖宗牌位是和硕礼亲王，得了，写一个和吧，拿到衙门去了，人就说不行，这哪儿对呀，和珅，也是旗人，你改吧，就改了何。定：可是您的辈分我不清楚。何：我们原则上就是说，毓字辈，恒字辈，要搁我的话不是毓字辈就是恒字辈，可是这两个字辈都挺含糊的。因为我们排名啊不是像别人似的按康熙的35子。你看某某某的儿子改了名字了，叫金启什么，我说那哪儿对头啊。某某某说了，我祖上啊是第三祖索昌阿的后人，第三子是索昌阿，第四子才是觉昌安，宁古塔贝勒，这您记得吧？严格地说，觉昌安的后代才算宗室。定：他们算觉罗。何：觉罗！他们家是远支儿，就是觉罗(juēluo居落)，现在都念觉罗，红带子。我们呢，叫宗室。我一去(张莉珊家)，那老太太：“我们是皇族注200”，我说“您皇族啊？我是宗室”，“哎哟，那您是哪位王爷的后代呀？”口气就变了。她听我说话啊，咱们说话在行，过去谁说皇族啊，说宗室就知道，黄带子，对吧。定：老太太还这样哪？我见过她。何：我为什么记得她的名字叫张莉珊呢，我给她开过方子，我给她开过药。开完到门市部给她取药去。写这个(名字)她能报销。定：我书里写她的名字叫张寿蓉。她的娘家的名字。何：您记住了，最近一支是宣宗成皇帝的，道光爷，道光爷的第七子是奕，奕的后代，最近支儿的应该就是溥仪皇帝，他是宣宗成皇帝的后代，偏旁走支儿地都挂着呢，您看溥字辈儿的全是立人：溥仪，溥儒，全是立人。载字辈的，全是三点水儿：载涛、载洵。到了毓字辈，全是山字儿，毓峨，您不是这个，您别胡说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排辈相当严格。还不用说永绵奕载，溥毓恒启。注201我们都是各支排各支的。宗人府让各支单排。你像肃亲王的后人金璧辉，她父亲叫善耆，她叔叔叫善旌注202，镇国将军。定：你当时怎么想起来去查你们家的家谱的？何：嗨，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哪，又会满文。定：您那时候已经会满文啦？何：我一小儿就会呀。祖父教的呀。我的满文是祖父教的，是家传哪！定：不是安双成先生教您的？何：不是！他们说过北京市有多少多少人会满文，我说这里头不包括我。我是家传的。定：就是说您祖父满文就挺好的？何：我祖父13岁的时候进宫了，不是家里就散了么，宗人府分配到乐部当差的时候，就跟着师傅，13岁，就让他学宫里的规矩，那天是跟着谁呀？光绪，上颐和园，光绪就跺着脚：“yabu！yabu！yabu！”我爷爷说：“皇上说什么哪？”师傅说：“让快走哪！回去好好学去，咱们衙门里头都有满文师傅！”跟着清文师傅学去。回来，就跟着清文师傅开始学满文。定：那就是说原来他在家里是说汉文的。何：在家里头十几岁他不会，(满文)这是到乐部学的。定：就是说你们家也已经说汉文了。何：对对。定：学满文就得专门有师傅了。何：我祖父是进宫当差，在乐部学的。乐部对我祖父要求特别严，别人就念念书写写字就完了，我祖父就得天天儿学汉字，学满文，学蒙文，拉弓，骑马：“出去，练去！”，跟别人不一样，培养对象就是。定：他蒙文也好？何：蒙文没有满文好，都是老师教的。定：那他怎么会想起教您满文来呢？何：哎，我看家里那么多满文书，我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他说：“满文，清文。”我说怎么念呢？“你愿意学吗？”我说愿意学，他说那哪天学吧。定：那您父亲会吗？何：我父亲哪，恍恍惚惚。为什么说恍恍惚惚呢？他没专门学过，他知道几句，就是眼巴前儿的，像出门在外了行什么礼，请安了，这个知道，磕头“hengkile”啊，走“yabu”啊，这个知道。在宫里头，原来那个赞礼郎，不是满汉两口吗：“跪～”，“niyakūra～”“叩～”，“hengkile～”，“起～”“ili～”。宫里都是两口。我祖父在宫里当差呢，就这么学的。过去呀，满蒙的官员必须要学满文，写字必须要写满文。定：您会满文这事除了安先生别人有知道的吗？何：……我跟安先生在一块儿就是提高，怎么说提高呢？因为哪儿不懂啊，哪儿别扭了，哪儿发音不好，他帮我读读。定：这是人家安先生的母语啊。何：对，哪哪儿不明白了，他一点。定：那您知道不知道还有别人像您似的也是家传的？何：不知道。何秉钧书法作品二

2.父亲家、母亲家

定：上次聊天时没聊到您父亲，咱们补充补充。何：我父亲是这样，喜欢呢，一个吃喝玩乐，还一个呢，——这都别往上写啊。定：你父亲他们哥儿几个？何：应该说是3个，我父亲是老大。老二给出去了。定：给出去，为什么？何：是这么给出去的。我爷爷有一个好朋友，叫曹惠清，是一个古玩店的老板。俩人哪简直就跟亲兄弟一样就那么好。定：好就连儿子都给？何：你听着！他就喜欢我父亲：“哎哟真好，赶明儿上我家来当儿子得了。”我爷爷说：“你别着急，再有我就给你一个。”后来呢，正好我那二叔啊，就出生了，他上家里来逼来了：“你不是答应我了吗？”我父亲不愿意给，不愿意给也不行，你当初说了，你说话得算数啊，这么着。定：就真给了？何：给啦，说你到我们这儿来，你受不了苦，家里俩妈呢，俩妈疼他呀，你想想。他一个亲妈，他爸爸还一个姨太太。曹惠清他俩媳妇儿，家里又住洋楼，没孩子。这不是给过去了么，后来我二叔长到十几岁，我太太死的时候儿，我父亲上家去找他去了，说跟我回去吧，咱妈死了。这么着回去了，回家了。反正啊，我祖父讲话，说咱们本身也不姓何，那家不是姓曹么，咱们旗人本身就指名为姓，爱姓什么姓什么得了。我还有一老爹，20多岁就死了，肺痨，就是肺结核。我见过那老爹，老爹是双棒儿，另一个老爹是4岁的时候，让一个本家的姑姑抱着没留神，“吧唧”就掉地上就摔死了。定：啊？！何：没留神。这本家姑姑叫金文英。定：把人家孩子摔死了人家能答应吗？何：那也……这是本家的人。她没抱住。定：怎么那么二百五啊？何：谁知道，金文英嘛。定：那您二叔后来干吗？何：二叔啊，他本身在铁路上当扳道工。解放以后还当了党支部的书记。他本身的爱好啊，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他拉胡琴唱京剧，拉胡琴拉得好，而且还一个什么？摔跤！嘿，你看这两个根本不贴谱。定：还是挺爱玩儿的，这都是旗人的本事。这曹惠清是满人还是汉人？何：汉人，跟我祖父好得不得了，三天两头就上这儿来，三天两头就上这儿来。他们家那好东西：“哎，你看看这个，这如意，哪哪朝的，给你送来啦”。那个又什么：“给你吧。”定：那你们家有不少好东西。何：都是他送来的。到现在他的孩子们，他的孙子，还都上我这儿来。我也

钱壮飞不着痕迹地清理完现场后，悄然走出了办公楼，但他并没有径直逃走，而是来到了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用小刀在办公桌的地图上画出一个十字。这里是钱壮飞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这个暗号则表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做完了这一切，钱壮飞疾步而出，彻底融入茫茫夜色之中。

蠢蛋顾顺章

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是的。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他并没有直接返回上海，而是在武汉汉口“新市场”游艺场表演起了魔术，据说是为了给他的小蜜挣些零花钱。一连好几天，场场爆满，连报纸都开始报道这位奇人。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什么背景。这种横空出世的人，向来都是中统感兴趣的。顾顺章行事历来谨慎，从不照单人相片。就是在今天，翻遍史料，搜尽互联网，也找不到顾顺章一张清晰的照片。按道理，当时的中统也拿他没办法，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档案记录！想必这也是他敢于在白色恐怖之中抛头露面、登台表演的信心所在。可是，百密终有一疏。前面说过，中统手下有很多中共叛徒，而尤崇新就是其中一人。此人担任过中共上海公共租界区委书记（尤崇新的前任叫张耘，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生，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因此像顾顺章、周恩来等人他都是熟悉的。鬼使神差的是，尤崇新被徐恩曾分派给了“铲共专家”——武汉的中统负责人蔡孟坚，也就是说尤崇新此刻正在武汉。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武汉“走钢丝”的顾顺章被叛徒尤崇新认出来了。共产党大员顾顺章被捕了，旋即叛变。顾顺章坚持说他掌握着大秘密，只能面陈蒋介石，别人他不说。弄得湖北省政府主席——“两弹专家”何成浚和“铲共专家”蔡孟坚也紧张得不知该怎么办。何成浚先是说让南京派军舰押送，未等回复，又决定改用客货轮马上押顾顺章赴南京。顾顺章登船之前，叮嘱蔡孟坚：在我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要给南京发电报。顾顺章担心万一消息被钱壮飞获知，他将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他为什么不肯告诉蔡孟坚这其中的玄机和风险？他有非常强大的理由：在领导面前邀功，抢功劳。尤其是揭发“龙潭三杰”的身份，这可是一项大功劳，这份功劳顾顺章要留给自己在蒋介石面前挣表现。可惜，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立功心切的蔡孟坚没有听进去顾顺章的警告。凭什么要听顾顺章的！这么大功劳，几辈子才能碰上一次，我必须得给南京发电报，留个凭据以便将来论功行赏！因此，这便有了之前的五封电报。发完五份电报之后的蔡孟坚，从兴奋与紧张中冷静了下来。恢复了正常智商的他认真一想，便发现了不对之处：顾顺章一定要面陈蒋公，自然是想直接邀功，但他又叮嘱不要发电报，难道说我们中统内部有共产党的人？情急之下，蔡孟坚补发了第六封电报。

最危险的叛徒

刘杞夫一夜奔波，终于在4月26日上午见到了李克农。听完汇报，李克农头都大了：大家都是单线联系，他只能找陈赓，可26日不是大家约定的接头时间，如果找不到陈赓的话，中共中央和党组织面临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可是到哪儿去找陈赓？顾顺章的船即将到达南京，中统的大队人马即将杀来，李克农知道不能再拖了。李克农决定破坏保密工作的规矩，直接越级去找江苏省省委书记陈云，陈云赶紧找到聂荣臻，聂荣臻又找到周恩来。可是，时间太紧迫了，中央机关几百号人分布在全市各处，一一通知起来难度实在太大。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电话也不够多，一般人根本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最靠谱的通信方式仍是靠两条腿走和一张口吼。退一步讲，即使所有人都通知到了，这么多人拖家带口地搬家，转移设备，都不是简单的事。这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是转移多少算多少了。周恩来在陈云、聂荣臻、陈赓等人的协助下，一方面即刻组织中央机关撤离，切断一切与顾顺章相关的联络方式，另一方面组织人马去截杀顾顺章。仓促之间去截杀一个被重重保护的重要人物，难度可想而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说的就是这种无畏却又无奈的情形！与此同时，李克农给在天津的“长城通讯社”（中统的下属机构）当社长的胡底发去了一份电报：胡底，克潮病笃。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底一见就懂了，随后安全逃离天津。28日凌晨，在中统特务已经开始全城大搜捕的时候，李克农终于找到了王明和博古两位中央领导，并将这二位安顿在了安全之处。在顾顺章的“努力”下，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先后被捕的有八百多人，中央特科也遭严重破坏，一些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中央军委保卫组、《红旗》报社、中央地下印刷厂等都被破获，连共产国际的老毛子们都被逮捕了好几个。因为顾顺章的背叛而暴露的共产党要员有恽代英、蔡和森，他们因为不愿意“悔过自新”，很快被杀。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也给抓住了，同时被抓的还有向忠发的情人杨秀贞，此人乃从良妓女。杨秀贞被抓后表现得非常顽强，拒不揭发老工人的真实身份。她这边还咬牙坚持着，那边老工人已经下跪求饶。气得周恩来直叹：此人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不过这个总书记职位虽高，却没有什么油水。一问三不知，没办法，能力有限，正事都是别人做的。既然如此，中统只能用他的人头来震慑一下共产党了。几天后，向忠发被杀。这次虎口脱险的共产党人之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如下几位：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也有先前提到的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从此，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当时最大的苏区——毛泽东建立的江西苏区。各共产党要员或去江西苏区，或远赴苏联到共产国际任职，譬如王明。顾顺章的叛变掀起了滔天巨浪，他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是啊，如果上述那些牛人都被逮住的话，中共的历史甚至中国的历史都将被改写。不过，这位“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在风光了三年后，再次显露出某种心理疾病，大概是臆想症。这小子提出了一个天才的想法：让蒋介石支持他成立一个新共产党，由他实现和蒋介石的所谓“国共合作”。蒋介石这么评价他的这个“天才想法”：你小子是唯一叛变后又想回到故主怀抱里的人！1935年春，蒋介石手谕徐恩曾：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徐恩曾得到Boss手谕后，立刻执行，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一命呜呼。中共特科这支队伍立下的功勋鲜为人知，留下的更多是神秘和传奇，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中共夺取政权的战斗中居功至伟。从未带兵征战过的李克农，更是在建国后和萧克、王震等沙场名将同享上将殊荣。蒋记王朝第十一章“九·一八”，家仇国恨的背后

宁粤分裂

1931年5月，和煦的春风远走，初夏的炎热已至。虽说“共匪”的地下组织被破获无数，可蒋介石的心情却好不起来，因为国民党又分裂了。这事是蒋介石弄出来的。这些年，蒋介石虽然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但忙的原因大致相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清党），“攘外必须安内”（消灭反对者，一统全国）。说白了，就是搞中央集权，搞个人独裁。应该说，蒋介石在独裁的大道上走得还算欢快。他不仅接替了已经去见孙中山的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了行政院院长，还通过二陈掌握了党务实权，绝对属于头号实权人物。即便如此，他依然受到了来自于“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掣肘，办起事来很麻烦。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春风得意的他决定趁势干掉这些掣肘，怎么干呢？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蒋介石正为找突破口发愁，帅哥学者胡适就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等文章，批判当时中国严重缺乏人权、政府滥用权力的现象，提倡制定宪法，建设法制国家。于是，蒋介石提议：提前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即宪法），实行总统制，选举总统。这个总统当然是蒋介石为他自己量身打造的，目的是以合法的制度保障他搞独裁。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国务会议的常委——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胡汉民的反对理由不难想到：争夺领导权。原本胡汉民和蒋介石平起平坐，可一旦行总统制，蒋介石当上了总统，那蒋介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领导五院，胡汉民就会降级成为下属。胡汉民仗着资历老，发出的反对声音特别激烈，特别不给蒋介石面子。而蒋介石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尤其是受不得刺激。一旦受到刺激，就会失去冷静。他一失去冷静，就会走军人干政的老路。“中山舰事件”、“四·一二”都是如此。老子说不过你们，还打不赢吗？于是，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请吃大餐”的理由把胡汉民诳出来软禁于南京郊外的汤山，史称“汤山事件”。这种法理情三方面都站不住脚的极端行动，立即给了蒋介石的反对派们一个造反的良机。首先跳出来的是立法院副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此人联络了一批自己人，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就在此时，远在广东的陈济棠很敏锐地感觉到，他的机会来了，他要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陈济棠领衔诸小弟表示响应《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有地方实力派响应就好办了，再说了，广东本就是“革命”的大本营。就此，各派反蒋人士纷纷南下，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加上桂系，齐聚广州。1931年5月底，反蒋联盟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领袖。因为此次反蒋的人马几乎是清一色的广东户口，所以此次分裂被称为“宁粤对峙”或“宁粤分裂”。闹分裂也就算了，反蒋联盟还要求蒋介石辞职滚蛋，否则武力相见。这帮人可不是说着玩的。原本已经被蒋介石整废了的阎锡山、李宗仁在他们的照应下，奔赴老家造反。几个月后的9月18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令正在遭受群攻的蒋介石更是无暇他顾，阎锡山、李宗仁也得以成功地东山再起。加强版“变色龙”石友三接受了广东国民政府汪精卫的任命和资助，率众在河北造反。前面说过石友三原本是冯玉祥手下的将军，先后倒冯投蒋、倒蒋投冯、倒冯投张、倒张投汪、投共反共，这还不算，后来又投日，脸皮之厚厚绝人寰。但是，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此人后来被部下活埋于黄河岸边。当然，这是后话了。此刻石友三借汪精卫的东风，一通左右逢源，坑蒙拐骗，手头又有了六万多人。石友三在河北造反后，坐镇北京的国民政府华北地区最高长官张学良慌了，因为他关内的那点人马守土都不够用，哪够镇压石友三。张学良只好匆匆忙忙地从东北调嫡系部队入关，倾尽全力，杀到8月底，才将石友三打败。张学良摆平石友三后，没有让手头的十多万嫡系人马回师东北，而是就地驻扎。这可能是因为他想让兄弟们暂别东北苦寒之地，享受一下关内世界的花红柳绿。也可能是因为他对东北军留守部队的实力比较放心，一来看护大本营沈阳的嫡系精锐——第七旅和东北空军实力不错，二来虽说留在关外的东北军大多各有山头，不怎么听他指挥，但数量有十几万，张学良自信日本人的两万关东军没法逆天。但实际情况是，东北已经危机四伏。近半年，日本人不仅在东北连续进行挑衅性质的军事演习，还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寻衅滋事。面对挑衅，张学良信手拈来的妙策是按既定方针办——从他老爸张作霖开始，东北军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一直是“避免直接冲突，小便宜可给，但大亏不吃”。事后看来，这个办法的效果似乎“不错”，因为日本人的屡次挑衅都是不了了之，并没有发动战争。可是张学良不知道：日本人不开战，只是因为没到开战的最佳时机。因此，在时间来到1931年9月18日这天晚上的时候，少帅张学良一如既往地享受莺歌燕舞。但是，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张学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晚十点左右，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谎称奉军破坏铁路。晚十一点左右，近两百日军（一个中队）以此为借口，突袭沈阳北大营。那场刻骨铭心的国耻，那场涅槃重生前的灾难——“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但是，“九·一八”的枪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血性与觉醒，伟大的抗日战争亦由此拉开序幕！根据史学家们的调查，对于“九·一八事变”，日本内阁基本不知情，天皇和军部也只是默许。日军的这次行动，实际是由“关东军三杰”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这三个倭寇包办的。要知道这三个家伙，级别最高的才是大佐，也就是一个上校而已，不过这在“下克上”蔚然成风的日军里，也不算奇怪。三个鬼子之所以选择在此时发动战争，只有一个原因：时机合适。前文介绍过，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经济并不景气。随着经济大萧条的爆发，1931年的日本，形势更加严峻：经济全面倒退，失业率屡创新高，民众生活困难，社会矛盾一触即发。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内形势，日本军部想了一个符合军人利益的解决办法：走军国主义之路，发动战争，全面控制中国东北地区。这样既能取得广阔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以解决本国经济危机，也便于他们建功立业，致富留名。但日本军部的想法遭到了日本内阁和国会的反对，不是因为这帮政客心地善良，同情中国，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侵略，或者尽可能地推迟战争发动的时间。相对来讲，政客的目光往往比军人长远，不像军人那般急功近利，因为他们不想为风险埋单。站在日本内阁的立场上看，战争带来的巨额军事拨款、国际干涉以及中国必然做出的抵抗，都可能导致日本的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更严重的是，一旦国内局势持续恶化，这帮政客就必然要辞职滚蛋，他们手中的权力就会消失，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日本内阁坚持认为：通过战争能拿到的好处，也许结合外交谈判和军事恫吓就能拿到，又何必非要发动风险巨大的战争不可？可问题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所代表的军方势力，与日本内阁和国会所代表的政党势力，各有自己的主张和利益，都想用自己的方式主导日本。所以要想结束这种看似属于方向路线分歧实则属于权力利益冲突的内部矛盾，必然需要一场充斥着阴谋、流血和杀戮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但不管如何，对迫不及待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关东军而言，此时的局面十分有利：军部有出兵之意，又逢东北兵力空虚，还有国民党闹“宁粤分裂”，此刻不发动战争，更待何时！由于日本内阁持反对态度，所以关东军发动战争一事只能先斩后奏。既没有通知内阁，也没有让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明文批准，以免给上级领导添麻烦。关东军发起进攻时，张学良正在看戏（一说观梅兰芳唱戏，一说看褚民谊唱《空城计》），当然不可能及时联系上，所以时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荣臻，按照老大张学良的一贯做法，命令部下们宁可缴械投降也不要抵抗，等老大的消息。如果沈阳北大营的张学良嫡系第七旅（加强旅，人马近万。它是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也是当时中国陆军中装备首屈一指的部队，配备有重武器，十余辆坦克，还有东北空军的炮火支持）即刻奋勇还击，跟数百日本鬼子斗上一仗，结果还真是难说。张学良得到荣臻的消息后，于19日凌晨一点左右对其下达了应对方针（《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毫无例外地还是老办法：避免冲突，不予抵抗，等待外交交涉。即所谓的“不抵抗”。既然你不抵抗，日

实，要是有蔬菜，用水煮一煮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至于吃肉，同样也遇到问题，除了过去常吃的兔子和母鸡，逮到狗和猫也能下肚，不过，经验是生活的导师，此话不假，就连这些过去家养的动物现在也学会了提防人们的抚摸，成群结伙地觅食，成群结伙地防备被猎取；感谢上帝，它们还长着眼睛，所以现在更善于躲避，如果有必要还善于进攻。所有这些情况和原因都使人们得出结论，人类最好的食物是罐头，这不仅因为大都是熟食，打开之后立即就吃，而且由于携带方便，食用也方便。当然，无论是洋铁皮罐头，玻璃瓶罐头或者其他包装的罐头，上面都标明有效期，过了这个日期不宜食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发生危险，不过人们的智慧无穷，一句无可辩驳的谚语很快流传开来，它与另一句早已不用的谚语类似。老谚语说，眼不见，心不烦。现在则说，眼不见，胃麻木，照样享受，因此，胃里才装进了那么多肮脏东西。医生的妻子走在这伙人前头，她正在计算他们现有的食物，最多够吃一顿，还不把狗包括在内，但是，狗自有办法，它不是灵巧地掐住母鸡的脖子，咬断它的喉咙，结果了它的性命吗。如果她记得不错，并且假设没有任何人曾闯进他们的家，家里贮藏着数量不少的罐头，就他们夫妇二人而言是足够了，但现在是七个人，即便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也支撑不了多久。明天，或者这几天之内，她必须再去一趟那个超市的地下仓库，看看是独自一个人去还是请丈夫陪她一起去，要么请第一个失明者一起去，他年轻，动作敏捷，选择的标准是能找到更多的食物而且行动迅速，还要考虑到撤退时的困难。街上，垃圾似乎比昨天增加了一倍，原来的人粪被大雨浇成了糊状，和他们一样在街上走动的男男女女刚刚拉的屎有的黏稠，有的清稀，空气中弥漫着臭味，像浓浓的烟雾，必须竭尽全力才能穿行。一个绿树环绕的广场中间有座塑像，一群狗正在贪婪地吞噬一个男人的尸体。此人大概死去时间不长，四肢还未僵硬，这从狗用牙齿撕扯骨头上的肉时尸体的四肢还在随之晃动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一只乌鸦在旁边蹦来跳去，寻找机会钻进去分享这美味佳肴。医生的妻子转过脸去，但为时已晚，一阵恶心从五脏六腑涌上喉头，接着是第二次，第三次，她难以忍住呕吐，仿佛自己尚活着的躯体也在被另一些饿狗摇晃撕扯，这群疯狂的饿狗，现在轮到我了，她难受得恨不得立刻死在这里。丈夫问，你不舒服吗；绳圈里的其他人也一阵惊慌，往一起挤了挤；怎么回事；吃得不合适吗；莫非吃了坏东西；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也没感到什么。他们情况还好，只能听见动物的骚动，忽然传来一阵乌鸦异样的呱呱声，原来是一条狗在混乱之中不经意咬到了乌鸦的翅膀，只是轻轻一咬，并非蓄意作恶。医生的妻子说，我实在忍不住，请原谅，是几条狗在吃另一条狗；它们在吃我们那条狗吗，斜眼小男孩问；没有，怎么会呢，我们的狗还活着，它正在那些狗周围转圈，但没有靠近它们；吃了那只母鸡以后，它大概不会很饿，第一个失明者说；你现在好一点了吗，医生问；已经好些了，我们走吧；那，我们的狗呢，斜眼小男孩又问道；那条狗不是我们的，只是一直跟着我们，也许它会留在这里，它本来就跟这些狗在一起嘛，现在又遇到它的老朋友们了；我想拉屎；在这里拉屎吗；我憋不住了，肚子疼，小男孩急不可耐地说。他就地方便了，也只能在这里方便，医生的妻子又呕吐了一次，但是出于别的原因。后来，他们穿过宽阔的广场，来到树荫下，医生的妻子朝后看了看。那里的狗又多了一些，已经开始争夺尸体上的残肉。舔泪水的狗正朝这边走来，鼻子紧贴着地面，仿佛在循着气味的踪迹，这是习惯使然，因为这一次只要抬头望一望就能看见它要找的那个女人。他们接着前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家已经被甩在后面，现在他们走在一条长长的大马路上，两旁是一座座豪华的高楼。这里的汽车都昂贵宽敞舒适，所以才有许多盲人来这里，在汽车里睡觉，看来一辆巨大的老式汽车真的变成了常住的居所，可能因为回到一辆汽车里比回到一所房子里更加容易，住在车里的人大概像住在检疫所里的人找自己的床位一样，从街角开始摸索着数汽车，第二十七辆，右侧，好，我到家了。老式汽车停在一座银行大楼前面，是送银行董事长来参加每周例行的董事会全体会议的，这是宣布白色眼疾流行以来的第一次全会，汽车还没有来得及开进地下停车场，它本应在那里等到会议结束。董事长按习惯从正门走进大楼的时候，司机失明了，还大喊了一声，我们说的是司机大喊了一声，但是他，我们说的是董事长，他没有听见。不过，会议并没有像其名称那样成为全体会议，近几天来已经有几位董事先后失明。董事长也未能宣布会议开始，其议题之一正是讨论一旦董事会正式成员和候补成员全部失明时应采取何种对策，董事长甚至没有能走进会议室，因为电梯本应把他送到十五楼，但升到九楼和十楼之间时断了电，电梯再也不动了。常言道祸不单行，就在此刻负责维修内部电力系统的电工们失明了，因此，早该更换的老式非自动发电机也没有启动，其结果，正如前面所说，电梯停在了九层和十层之间。董事长亲眼看着送他上楼的电梯工失明了，一个小时以后他本人也丧失了视力。由于没有恢复供电，由于这一天银行职员中失明者人数倍增，最可能的是他们俩死在了电梯里边，尸骨到现在还在那里，无须说，由于封闭在一个钢铁坟墓之中，有幸未遭饿狗吞噬。既然没有证人，即使有他们也显然不曾被叫到这些小汽车跟前来为我们讲讲发生的事情，如果有人问起我们怎么会知道事情是这样而不是以那样的方式发生的，这完全可以理解，若是如此，就可以回答说，所有的故事都像《创世记》一样，当时没有任何人在场，没有任何人目睹了一切，但人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医生的妻子曾经问过，银行里出了什么事呢，虽然她在其中一个银行有些存款，但对银行的事并不是很关心，之所以发问仅仅出于好奇，仅仅因为想到了银行，仅此而已，她也不指望人们回答，比如像这样的回答，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倒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在沿着大马路前行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据我在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得知，一开始便一片混乱，人们害怕失明以后一无所有，纷纷跑到银行取钱，认为应当早为未来打算，这无可厚非，如果某人知道不能再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在衣食无忧的时期因眼光长远而积攒下的钱财，假设人们确实都有此远虑，一点一滴节约，有了点积蓄，那么突然间都去取款的结果是一些大银行在二十四小时内倒闭，于是政府出面干预，要求人们镇静，呼吁公民表现出爱国精神，政府的声明最后庄严宣布，它将为当前面临的灾难承担全部责任和义务，但这番话未能缓解危机，这不仅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失明，还由于仍看得见的人一心想挽救自己宝贵的金钱，其必然结果是所有银行，不论是已经破产还是尚未破产，全都关门停业，请求警方保护，但这也毫无用处，聚集在各家银行门前大喊大叫的人群当中也有些便衣警察，他们同样要求取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为了不受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其中几个甚至通知警察局说他们已经失明，退出现役，另外一些还身着制服的现役警察举起武器瞄准了发泄不满的群众，但突然间看不清准星，眼前一片白色，这些人如果在银行有存款的话，不仅失去了一切希望，还被指控与当局狼狈为奸，不过最糟糕的还在后面，所有银行都遭到已经失明或尚未失明但同样疯狂的人群袭击，人们不像平常那样走到柜台前，心平气和地递上支票，对银行职员说，我想把钱取出来，而是不顾一切地见钱就抢，当天的现金，放在抽屉里的钱，由于粗心没有关上的保险柜，老一辈祖母们装零钱的那种古老的小口袋，通通被洗劫，当时的情景实难想象，无论是带天井的豪华总行还是街区的小储蓄所，无一例外地目睹了这些确实让人胆战心惊的场面，不能忘记那些自动取款机上出现的小小插曲，机器被砸开之后，最后一张钞票也被抢走，有的自动取款机的提示板上还莫名其妙地显示出这样的话，感谢你选择本银行，如果说这些机器背叛了其主人不够确切，至少应当说它们愚蠢透顶。总之，整个银行系统像纸牌搭成的城堡一样顷刻间坍塌了，这倒不是因为拥有金钱不再受到重视，有钱的人不肯放弃财富这一点就是证明，他们说谁也无法预料明天会怎样，同样，在各银行地下室里住下的盲人们肯定也是这样想，他们在等待着里边的大保险柜那笨重的镀镍钢门奇迹般地敞开，因为与巨额的财富仅这一门之隔，他们盘踞在地下室，只有寻找食物和水或者满足肉体其他需要的时候才肯出去，并且很快返回，回来时使用口令和手作暗号，不让任何陌生人进入营垒，当然，他们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但这无关紧要，这种失明症患者眼中一切都是白色。戴黑眼罩的老人讲述银行和金融界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时，他们慢慢穿过这座城市，偶尔停下来，让斜眼小男孩减轻一下肠子里难以忍受的痛苦，虽然老人讲得兴致勃勃，有声有色，但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话语中有某些夸张的成分，例如，在地下室生活的盲人们的故事他是怎样知道的呢，他既没有掌握通行的口令也不会用手指打暗号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了个大致的概念。来到医生和他妻子居住的街道时天色已晚。这条街与其他街道没有什么区别，到处一片狼藉，一群群盲人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这里，他们头一次遇到大老鼠，此前不曾遇到纯属偶然，大老鼠有两只，在街上游荡的猫也不敢与它们较量，因为它们几乎和猫一样大小，可以肯定比猫更凶狠。舔泪水的狗看看猫，又看看老鼠，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似乎兴趣不在这里，或者说它已经不是一条狗，而成为属于人类的动物了。看到这些熟悉的地方，医生的妻子没有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忧伤，她本来会想，时间过得太快了，仿佛昨天我们还在这里生活，那时节多么幸福，而令她吃惊的是心头涌上一阵绝望，原来下意识地以为这是她的街道，应当干净整洁，邻居们眼睛失明，但相互之间的理解还在。我太傻了，她大声说；为什么，出了什么事，丈夫问；没有什么，是我在胡思乱想；时间过得太快了，家里会是什么样子呢，他说；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力气已经耗尽，他们上楼梯时走得很慢，在每层平台上都停一停，他们的家在五楼，医生的妻子早就说过。每个人都尽力往上爬，舔泪水的狗时而跑到前头，时而回到后面，仿佛生来具有牧羊犬的天赋，得到命令不让任何一只羊走失。有的门敞开着，里边传来说话声，涌出阵阵让人作呕的气味，对这种气味他们早已司空见惯，两次遇到有盲人站在门槛上用空漠漠的眼睛向外张望，来的是谁呀，他们问；医生的妻子认出了其中的一个，另一个不是这栋楼里的人；我们原来住在这里，她只回答了这么一句。邻居的脸上闪过一丝认出熟人的表情，但没有再问一声是医生先生的太太吧，也许回到屋里以后会说，五楼的人回来了。爬最后一层楼梯的时候，脚还没有踏上平台，医生的妻子就大声说，门关着。看得出，有企图撞开门留下的痕迹，但门很结实，顶住了。医生把手伸进新外衣里边的口袋，掏出钥匙，但拿在手中，等待着什么，妻子轻轻扶着他的手，把钥匙插进锁孔。15家里的尘土利用主人不在的时候轻轻落下来，模糊了家具的表面，顺便说一句，这是它们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些日子的唯一机会，没有掸子或者吸尘器骚扰，没有孩子们奔跑，在空气中搅起涡流。除此之外，家里还算干净，如果说有些不整齐之处，也是由于匆匆忙忙出门，在意料之中。尽管如此，那一天，等着卫生部和医院的人来叫他们的时候，医生的妻子表现出了智者们的远见卓识，这些人在生前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免死后给别人留下整理乱摊子的繁重负担，她把餐具洗干净，把床收拾好，把洗手间的东西放整齐，虽然算不上无可挑剔，但当时她双手颤抖，眼泪汪汪，如果人们还要求她做得更好，那就近乎残酷了。因此，这七个跋涉者好像来到了天堂，这种感觉极为强烈，我们称之为石破天惊，也不会对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构成亵渎，他们在门口停下来，仿佛为突如其来的家庭气味惊呆了，其实不过是关门闭户的屋子里的气味，若是在往常，我们会跑过去把所有窗户全打开，说一声，通通风，但今天还是关得严严实实为好，不让腐臭钻进来。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们会把一切弄脏，她说得对，如果他们穿着那些沾满泥巴和粪便的鞋进去，顷刻间天堂就会变成第二个地狱，据权威人士说，在地狱里，罪恶的灵魂最难以忍受的不是烧得通红的钳子，滚烫的油锅和其他火烧油烫的工具，而是腐臭瘟疫等令人作呕的气味。自古以来，家庭主妇们习惯这样说，进来吧，进来吧，没关系，弄脏了擦干净就是了，但这位主妇和她的客人们一样，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知道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上只要弄脏便会更脏，所以请人们把鞋子脱在楼道里，当然，他们的脚也不太干净，不过与鞋子相比还是大不一样，戴墨镜的姑娘家的毛巾和床单起了一些作用，把大部分脏东西擦掉了。于是他们光着脚走进屋里，医生的妻子找到了一个大塑料袋，把所有的鞋全都塞到里面，打算洗一洗，她不知道怎样洗，什么时候洗，后来她把塑料袋拿到阳台上，外面的空气不会因此而更加污浊。天开始暗下来，乌云密布，但愿能下一场雨，她想。她清楚地知道现在该做什么，转身看着伙伴们，他们正一声不响地站在客厅里，尽管已经筋疲力尽，但谁也不敢找地方坐下，只有医生随手在家具上摸索，留下一些手印，这算是开始了第一次清扫，一些尘土已经沾在了他的指尖上。医生的妻子说，所有人都把衣服脱下来，我们不能像现在这样待下去，衣服和鞋子一样脏；脱衣服，第一个失明者问，在这里脱，当面脱，我觉得不合适；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把每个人单独领到家里的一个地方，医生的妻子以讥讽的口气说，那样就不会难为情了；我就在这里脱，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回答说，只有你一个人看得见我，即使不这样我也不会忘记，你曾看到过我比赤身裸体更难堪的样子，不过我丈夫太健忘了；我不明白重提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有什么意思，第一个失明者嘟嘟嚷嚷地说；如果你是个女人，曾有我们的遭遇，就不会这样想了，戴墨镜的姑娘说，她开始给斜眼小男孩脱衣服。医生和戴黑眼罩的老人从腰部以上已经脱光，现在正解裤子，戴黑眼罩的老人对身边的医生说，让我扶着你，把裤子脱下来。这两个人蹦蹦跳跳，既可笑又可怜，简直让人想落泪。医生打了个趔趄，两个人一起摔倒了，幸好他们没有在意，都笑了。看着他们那副模样，身上一块一块的各种污垢，阴部成了糊状，白色阴毛，黑色阴毛，让人顿生怜爱之心，一个是长者，另一个从事备受崇敬的职业，但两个人的尊严和体面都已丧失殆尽。医生的妻子走过去把他们扶起来，不一会儿天完全黑了，谁也没有再感到难为情。家里有蜡烛吗，她问自己，这时想起家里有两件照明用的古董，一个是带三个喷嘴的老式油灯，另一个是老式煤油灯，就是上面带玻璃灯罩的那种，今天用油灯，家里有橄榄油，灯芯可以临时做，明天到附近的杂货店去找找有没有煤油，找煤油比找食品罐头容易得多。更何况我不是到杂货店里去找，她想，此时她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惊讶，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心思开玩笑。戴墨镜的姑娘正在脱衣服，动作很慢，使人觉得她一直在脱，但身上总是留着一件遮羞，她自己也难以解释此刻哪来的羞怯，但是，如果医生的妻子离得更近一草莓榴莲丝瓜秋葵污污无限看破解版

始终没有将他交出去，最终顺利将他扶上了宋国国君的宝座。按理说，宋庄公应该知恩图报才对，怎么好意思反过来向郑国伸手索要财物呢？郑厉公先是拖延，既而提出先支付一小部分，接下来开始赖账，最后干脆板起脸来，把宋国的使者拒之于门外。在宋庄公看来，这笔看似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还没分到红利，就已经面临清盘的危险。郑、宋两国的关系，因为宋庄公的贪得无厌，再一次走到了悬崖边缘。这个时候，鲁桓公出面来斡旋了。仅仅是一年多以前，郑庄公还带着齐、卫两国的军队讨伐鲁国，“来战于郎”，现在鲁国为什么愿意出面来摆平郑国与宋国之间的这笔肉账呢？《左传》对此没有解释，只写道：“公欲平宋、郑。”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首先是郑国主动找了鲁国，要求恢复友好关系，并请鲁国出面解决郑、宋争端；其次是因为一年多前的“郎之战”，起因与郑庄公有关，现在郑庄公已经去世，鲁国朝野也就消了气，毕竟是以和为贵，想通过调和宋、郑两国这样的外交活动来重新建立友好的国际格局。宋庄公还是蛮尊重鲁桓公的。没办法不尊重，当年贿赂人家的郜大鼎还在鲁国的宗庙里放着呢。两国元首在句渎会盟，就解决郑、宋争端的有关问题进行商讨，然而没有取得一致性意见。鲁桓公锲而不舍，又约宋庄公在虚地会谈，仍然未果。到了冬天，又不辞严寒与宋庄公在龟地会晤，宋庄公没有被感动，表面上答应，背地里还是坚持要郑国把账付清楚。鲁桓公毛了，干脆和郑厉公在武父结了盟，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了宋国。宋国也不示弱，联合一些小诸侯国讨伐郑国，于公元前698年打到新郑城下，烧了新郑的城门，捣毁了郑国的大宫，并将郑国大宫的大椽取下来，带回宋国做了城门的大椽。战争的机器又开动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卷入战争，分成了鲁、郑、纪和齐、宋、卫、燕两个集团互相攻伐，中原大地又乱成了一锅粥。第二章新鲜血液的注入：外族崛起【南蛮入侵，不能小看的邻居】《左传》记载，公元前710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当时的郑伯还是郑庄公寤生，那一年蔡、郑两国的关系其实还处于互相敌对的状态，两国元首之所以平心静气地坐到一起开研讨会，主要是因为两国都感受到了来自南方楚国的威胁。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楚国的历史。楚国的先祖据说是黄帝的孙子高阳，也就是上古五帝中的颛顼。高阳有个孙子叫重黎，在帝喾（也是五帝之一）时期担任了“火正”，也就是主管火烛事务的官，为当时的“火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帝喾封为祝融氏。到了商、周时期，祝融氏有个后代叫鬻（yù）熊，在今天湖北荆门一带立国，就与中原互有往来。周成王年代，鬻熊的后人熊绎“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拿着桃木弓和棘枝箭侍奉周天子，替天子驱邪除灾，被封为子爵，立“楚”为国，定都丹阳，可以算作是楚国的第一任君主。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楚国所处的地区山高皇帝远，经济也不发达，历代周天子对于楚国的事情很少过问，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灭，因此中原各国对楚国也没有太多重视。而楚人久居蛮夷之地，渐渐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信巫鬼、重淫祀、长于幻想玄思，与中原地区的周文化截然不同。在政治上，楚人更将自己置于中原诸国之外。周夷王年代，楚子熊渠大规模扩张自己的势力，得到江汉之间（长江与汉水流域）人民的拥护，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今天的安徽省境内。熊渠自觉劳苦功高，不满足于周朝赦封的小小子爵称号，有了去中国化的意图，公然宣称：“楚国乃是蛮夷之国，与中原诸国不同，不必听从周朝号令！”一口气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要知道，周朝封给诸侯的最高爵位也不过是公，王是周天子独有的称号，熊渠将自己的儿子统统封为王，可以说是对周朝统治的公开反叛。周夷王为人懦弱，也懒得去管熊绎这个山大王，但是他的儿子周厉王是个出了名的暴君，脾气相当火暴，对熊渠那一套另立中央的做法深为不满，熊渠掂量了一下轻重，怕周厉王派兵打到山里来，几年后又主动将那几个王爷的封号取消了。等到周平王东迁，周室明显衰落，楚国人称王的心思又动了。公元前741年，楚子蚡（fén）冒去世，他的弟弟熊通发动政变，杀死了蚡冒的儿子，自立为君。熊通统治楚国的年代，正是中原各国开始战乱纷争的年代，诸侯不尊天子，卿大夫不听令于诸侯，弑君灭国的事情不断发生。而楚国偏居南方，远离战乱的中心，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一方面不断侵略汉水流域的小诸侯国，其眼光也开始窥探中原诸国，隐然已有问鼎中原之志。一句“始惧楚也”，足见当时中原诸国对楚国这个“非我族类”国家的防范和畏惧之心，而像郑庄公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对楚国的威胁自然不会掉以轻心，所以不惜纡尊降贵，与敌对的蔡国共同商议防楚大计（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郑庄公之所以盯住蔡国而非其他国家，是很有远见的，在此不提）。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时的中原地区就好像一个村，村里的村民以姓姬的为主，当然也还有为数不多的外姓，因此把这个村叫做姬家村也无妨。姬家村有一个村长，在名义上管理着大大小小百十来户村民。这些村民原来一直依照着一套叫做《周礼》的规矩生活，相互之间基本上能够和睦相处，就算是有点矛盾，请村长出个面也就解决了。可是自从村长为了躲避村子外头野人的骚扰，从村子西头搬到村子东头，他的威信就下降了。大伙儿有了矛盾，也不再去找村长评理，先是互相骂街，发展到用拳脚相加，再发展到拉帮结派打架，闹得不可开交。闹归闹，可终究还是一个村里的人，说的基本上是同一种语言，风俗习惯也大致相同，相互之间的交通与沟通不存在大的问题。大伙虽然相处得不太好，但如果村外的野人跑来抢牲口，就近的几户人家也总是能够互相帮助，齐心协力把野人给赶跑，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那还是区别对待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村子外头的山林里，出现了一户陌生人家。这家人的穿着打扮、语言习俗都与村子里的人不同，喜欢装神弄鬼，逞勇好斗。据有知识的人说，这家人的祖先原来也是村长家的朋友，村长还给过他一个地保的名份，让他去南边的山上殖民，后来他家就与山里的野人混到一起，久而久之，也养成了野人的生活习惯，断发文身啊，茹毛饮血啊，甚至吃人肉啊……不一而足，总之是相当可怕！更可怕的是，这家人根本没有把村长放在眼里（虽然大家也没把村长放在眼里，但自己并不觉得是多大不了的事），并且不满足于在山上做地保，总想着怎么跑进村子来干坏事，村子外围的十几户居民都受到了那家人的威胁，以至于村子里头那几户德高望众的大户人家，都开始考虑怎么应付他了。公元前706年，熊通亲率大军入侵汉水之东的随国。随国姬姓，是周王室的后裔，也是汉水之东最大的一个诸侯国。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进攻随国，估计与一年前周桓王在濡葛被郑国人打得落荒而逃有关。天子连自己都顾不上，哪还顾得了随国呢？熊通如是想。楚国军队驻扎在随国的瑕地，熊通一边修整战备，一边派大夫薳（wěi）章前往随国，表达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诚意。和郑庄公一样，熊通也总是先礼后兵。随国派了大夫少师前往楚军大营与熊通谈判。这边，楚国军营彻夜商量对策。大夫斗伯比作了一通自我批评说：“我们多年以来想在汉水以东扩展势力而不能如愿，主要责任在自己身上。我们总是整顿军备，耀武扬威，用武力压迫这些小国家，搞得这些小国都很害怕，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没有办法各个击破。随国是汉东各国中最大的国家，如果骄傲自大，必定会与其他小国产生隔阂，我们也就有机可乘了。”他建议熊通将老弱病残的部队摆出来给少师看，让少师产生楚军不堪一击的错觉。另外一位大夫熊率且比马上提出反对意见：“这个搞法恐怕不行，随国有季梁这样的人物，我们骗得了少师，恐怕骗不到季梁。”斗伯比也相信得宠的蠢人更容易骗，但他有另外的想法：“眼光放长远一点撒，少师很得随侯宠信，总有一天随侯会听他的话。”熊通原来的计划是先和谈，谈不拢就用武力威胁。听了斗伯比的建议，他觉得很有道理，下令把精兵都藏起来，只派一些老弱病残的军士无精打采地迎接少师。少师来到楚营，与熊通闲聊了一通国际形势，八卦了一下两国的民俗风情后就回去了。他来的时候慢慢吞吞，回去的时候快马加鞭，急着向随侯汇报情况。“快，快……赶快发兵攻打楚军大营。”一见到随侯，少师顾不上擦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少师你是说……现在……就发兵吗？”随侯抚着少师的后背，结结巴巴地问，对此建议不是很确定。“没错，我去看过了，楚军尽是老弱病残，楚将都是酒囊饭袋，更搞笑的是那个什么熊通，见我的时候还带着两个妖里妖气衣不蔽体的女人，左拥右抱，全无体统。请您赶快下令，动员全军部队，一举歼灭楚军！”少师兴奋地说。随侯高兴得都合不拢嘴，跳起来说：“好，咱们一举歼灭楚军，也让各国好好见识一下随军的战斗力！”他一边说，一边示意身边的侍从给他穿上盔甲。“且慢。”站在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夫季梁突然说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您有什么话不能等到打完仗再说吗？”少师不满地说。对于人称智囊的季梁，少师总是带有一种天生的抵触情绪——他那张圆饼样的脸毫无英气，也看不出有多少智慧，说话却慢吞吞，老气横秋，尤其喜欢泼冷水。季梁并不理会少师，对伸手挡住随侯说：“请您且慢发兵，以我之见，楚国是故意摆出一些老弱残兵来引诱我们上当。”“胡说！”少师的脸都扭曲了，蹦到季梁跟前质问道，“你难道是说，我在撒谎吗？难道我会背叛主君吗？”随侯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等着季梁的长篇大论。“请您想一想，这些年来楚军纵横江汉之间，所向无敌，正所谓气势如虹，怎么可能尽是老弱病残之辈呢？”见随候若有所思，他又继续道，“自古以来，小国能战胜大国，是因为小国得道多助，大国失道寡助。主公您知道何谓道吗？道，就是忠于人民而获信于神。作为君主，要多想和多做对老百姓的福利有益的事，就是忠；主持祭祀的时候不说假话，就是信。”随候听到这里还一脸茫然，干脆一屁股坐下来，“现在百姓都吃不饱，您却总想着表现自己，主持祭祀又总喜欢夸大其辞，欺骗鬼神，以这样的品德，居然想以弱胜强，打败楚国人，我……真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季梁说到最后，握着拳头，跺着脚，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少师连忙后退了几步。随侯激动得跳起来，脸红到脖子根，强辩道：“我祭神，总是用最肥壮的牲口，最丰盛的谷物，您说说，我倒是怎么欺骗鬼神了？”季梁长叹道：“您知不知道，人民意志就是鬼神的意志啊。所以圣贤之君总得想尽办法先填饱老百姓的肚子让他们安居乐业，然后才敢在祭坛上摆上肥壮的牲畜、美味的五谷、甘甜的酒水，心安理得地感谢神明庇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朝野上下同心协力。这样社会和谐，神也赐福，工作也顺利。现在人民三心二意，鬼神也六神无主，您一个人独自丰盛，何福之有哦。我劝您啊，赶快整顿内政，团结周边的兄弟国家共同对付楚国，才能免于祸患。”随侯愣了半晌，看了看少师，又看了看季梁，垂头丧气地说：“大夫言之有理，寡人受教了。”熊通在瑕地等了两天，不见随军前来挑战，叹息道：“看来这位季梁确实是我们的眼中钉啊。”斗伯比安慰他说：“急事慢做，咱们有的是时间，不争朝夕。”楚军偃旗息鼓，回到了国内。当然，这次远征也并非完全无功，熊通临走之前，派人给随侯捎了一句话，大意是，我熊通乃是蛮夷之人，现在看到诸侯不尊王室，互相侵伐，天下已乱，我也没有别的本事，只有一些穿着破烂的武士，想凭借他们插手中原的政治，请您向王室转达我的意思，给我一个尊贵的配得上的封号。所谓尊贵的封号，自然是封他为王。随侯派人将熊通的要求报告给王室，遭到王室的断然拒绝。如前所言，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人们的办事效率也不高，楚国与中原的交流更加困难。当随侯将王室的答复反馈给熊通，已经是一年多之后的事了。熊通得知自己的要求被拒，勃然大怒：“寡人的先祖鬻熊是周文王的师傅，先公熊绎仅仅被周成王封为子爵，统治南方。现在蛮夷部落都臣服于寡人，而王室却拒不承认寡人的地位，也罢，那寡人就不客气，自尊为王了！”从此之后，熊通就不再是楚子，而被称为楚王。因为他死之后的谥号是“武”，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楚武王。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率军进攻江汉以南的濮族部落，将濮地并为楚国的领土，进一步增加了楚国的实力。同年秋天，志得意满的楚武王在沈鹿召开诸侯大会，邀请汉水流域各国国君共商合作大计。据史学家考证，这次大会堪称春秋史上第一次诸侯大会，远比齐桓公“九合诸侯”要早，可以视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的标志性事件。可是，河南南部的黄国和汉东的随国没有派代表参加大会，这也是对楚国的霸道表达的一种无声的抗议。面对这种公然不合作情况，楚武王也理所当然要采取行动，一边派薳章前往黄国进行外交施压，一边亲自率大军第二次讨伐随国。同样是不赴会，黄国受责而随国受兵，一方面是因为黄国太远，地处中原地带，以楚国当时的实力，还没有能力远袭黄国；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东诸国随为大”，随国树大招风，如果随国屈服，其他小国家也就只能乖乖就范了。这次，楚国大军驻扎在汉淮之间休整，静观随国如何应对。对于楚国人此来的目的，季梁是相当清楚的：楚国人不是为了消灭随国而来，只是希望随国臣服于楚国，给汉水流域各国做一个表率。对比了双方的实力和优劣势之后，他给随侯提了一个先礼后兵的建议：楚国以不赴会为由来讨伐随国，我们应当避其锋芒，派人到楚王那里去认个错，请求免于惩罚。楚国人如果得理不饶人，我们再战不迟。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一个国家到了危急关头，就会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两种不同的声音。一般来说，主战派慷慨激昂，无所畏惧，恨不能早日开战；主和派慢条斯理，思前顾后，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外交努力。季梁就是主和派，他深知楚国战斗力之强，不到逼不得已，他是不愿意看到两国开战的。但是，深受随侯宠信的少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战派，他对季梁的谨慎深感不屑，以他的经验来看，楚军就是一块自动送上门的肥肉，上次随候原本已经要发兵了，被季梁一通长篇大论砸得晕头转向，志气大伤，这次决不可再让他当面指着鼻子说我们不懂得治国之道，不得神明庇护啦。因此向随侯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这是《左传》记录的原话，如果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必须要速战速决，否则的话，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来消灭楚军了！言下之意，他是怕楚国人又像上次那样，还没开打就跑了。随侯也许是被楚国咄咄逼人的气势给惹恼了，也许是对季梁的批评还耿耿于怀，决计要做出个样子来给这个只懂得讲道理的胖子看看，于是听从少师的建议，将全军拉出城去，跟楚国人打起了野战。本来，楚国人远道而来，后勤和后卫线都被拉得很长，随国人就算要打，也完全可以以逸待劳，躲在坚固的城防设施背后消耗楚军的实力，待其疲惫之时再奋力出击，或许还有几分胜算。但是，在少师的眼中，楚军还是几年前看到的那样羸弱不堪，完全没有必要凭借城防设施来取胜，即便现在兵强马壮，以他们的蛮夷粗俗也万万敌不过我们泱泱随国的智勇双全，因此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战略，希望一

“仙人引路”。晋宏逵：太和殿一共八条戗脊76，上面有八组脊兽。每组里面的前几个脊兽没有什么奇怪的，但由于它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建筑，所以它上面的脊兽用到了十个。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最高建筑，脊兽只有九个。每组中的第十个脊兽，在全国只有故宫才有。王鲁湘：在全世界也只有这八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普通的琉璃件，从唯一性来说也是价值连城的。晋宏逵：而且它的形象很奇怪：形似猴，却背生双翼，手持金刚宝杵。王鲁湘：它应该叫什么名字？晋宏逵：文献上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在文字上是写成“行什”，似乎就是个排行，也有人说是雷公。王鲁湘：应该是雷公。古艺犹存从明永乐到清乾隆，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与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百年大修，从古建筑本身的修护，到附着其上的古老技艺的传承，不仅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和保护，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抢救。只有把这些都做好，这份遗产才称得上完整、真实。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古老技艺和工程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今天在大修中运用的工艺和600年前明朝工匠的手法并无二致。李永革77：故宫在古建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这套班底是从五十年代初建立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副院长，叫单士元，老先生对这方面非常重视，五十年代初就把这些行业中身怀绝技的十位著名老匠人请到故宫，号称“十老”。现在故宫里四五十岁的这些匠人，基本上属于“十老”的第三代了，但这些人都是受过真传的。现在我们这还有祖孙三代都在故宫工作的人。故宫传统工艺中最奇妙的就是彩画。故宫里的彩画应该说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彩画。画彩画在过去有个行话，叫“高彩匠”，这个画法和在纸上画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建筑上画一个人物，和在纸上画比例就不一样。一般画一个人物，头部的比例大约占人体的七分之一，但在高处画一个人物的话，他的头部就占六分之一，因为人是仰视。倦勤斋屋顶通景画局部倦勤斋屋顶通景画细部位于宁寿宫最北端的倦勤斋室内装饰修复，是此次大修工程的一个重点、难点。倦勤斋修建于乾隆年间，为了让自己归政后有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乾隆帝对倦勤斋的内饰设计可谓煞费苦心。其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屋顶上的一幅通景画，它融西洋透视技法和中国绘画装潢技术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王鲁湘：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这个内饰设计走近的时候看，画的全是一朵一朵的紫藤花。一开始看是平面的，没怎么在意，然后我往乾隆看戏的宝座上一坐，再仰头一看，当时就腾地一下站起来了。天顶上那些紫藤好像全垂下来了，它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上的幻觉。晋宏逵：它那藤萝花不是圆的，不是一团一团的，而是有透视的。它的各个方向都和人的视觉相适应，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王鲁湘：但是我一坐下，就全都变成垂直的了。晋宏逵：这因为这个画就是为这个位置设计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看就是垂直的。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完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整个过程共花费了近百道工序。如此大面积的画面修缮对于故宫的专家们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此，美国世界文物保护基金会特意选派专家进行技术支援。历时一年多的努力之后，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此次大修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最成熟的古建及文物修复技术，并且通过多次试验，大胆地采用了一些以前从未使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以确保修缮过的建筑得以长久地保存。李永革：以前的传统工艺缺乏一些数据方面的规定，完全是凭经验，像油的熬制、灰的配比、油漆的颜色，以前全是凭经验搭配和运用。这次我们通过现代的一些检测手段进行检测，然后科学地进行修复。另外，这次我们和外边的一些科研部门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像屋面、苫背，以前的修复就是凭经验一遍一遍地往上上灰背，这次我们通过和科研部门合作，对灰背的抗滑移也做了检测工作，保证修出来后万无一失。曾经的故宫，庞大而神秘，甚至还有点儿老朽。几十年过去，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这些对故宫实在算不上什么。她依然安详地端坐在北京城的正中，沿着那条中轴线一路向南，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一眼望穿，笑看风云。如今的故宫，正在技师和工匠们的手中，正酝酿着新一轮的胎动……试看天下英雄，谁主神州沉浮！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至1642和1643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

装满食物的货架，不论什么食物，只要是现成的可以吃就行，无须烘烤，无须到厨房里去烹制，时间不允许她想入非非。她刚刚前进了几米远，恐惧又偷偷袭来，也许她产生了错觉，也许真有一条恶龙潜伏在那里，张着大口等着她，或者是一个幽灵把手伸过来，要把她带到死人的世界，那些死人永远死不了，因为总有人让他们再生。随后，她又回到凡人的世界，一阵无可奈何的巨大忧伤袭来，她觉得所在的地方不是什么食品仓库，而是一个停车场，而她仿佛真的闻到了汽油味，这时候精神可能产生幻觉，向自己造出的妖魔俯首称臣。就在这时候，她的手摸到了什么东西，不是幽灵黏黏的手指，不是恶龙滚烫的舌头和咽喉，而是冰冷的金属，垂直平滑的表面，她猜想，不知道怎么称呼，应该是货架的金属结构。估计还会有一些这样的货架，按习惯应当一个个平行地摆放着，现在的问题是搞清食品在哪里，这里不会有，气味骗不了人，是洗涤剂。顾不上再想难以再找到楼梯，她开始沿着货架走，一个一个地摸，一个一个地闻，一个一个地晃动。有些硬纸板包装箱，玻璃瓶和塑料瓶，各种细口瓶，大号的中号的和小号的，还有罐头，各种各样的容器，管子，口袋，铅管。她随手装满了一个塑料袋。这些都是能吃的东西吗，她惴惴不安地问自己。她朝另一些货架走去，在第二个货架前，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她的手胡乱摸着，看不到摸到了什么地方，把一些小盒碰到了地上。小盒落到地板上时发出的声音几乎让医生的妻子心脏停止跳动，是火柴，她想。她激动得浑身颤抖，蹲下来，双手在地上来回摸索，找到了，它的气味和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同，摇一摇，里边的小棍发出声响，盒盖可以滑动，两侧是涂着磷的粗糙的砂纸，火柴头在砂面上一蹭，终于一个小小的火苗亮起来，像浓雾中的一颗星星，在她周围照出一片半明不暗的球形空间，我的上帝，有了光亮，我的眼睛看得见了，赞美光明吧。从现在开始，收集东西就轻而易举。先从火柴开始，几乎装满整整一个塑料袋，没有必要带走这么多火柴，理智的声音对她说，但她不肯听理智的劝告，后来，火柴摇曳的火苗照到了一个个货架，这边，那边，在很短时间里所有塑料袋都装满了，必须把第一个口袋里的东西倒出来，因为里边没装什么有用的，而其他口袋里的财富足以买下整座城市，对这种价值的差异用不着大惊小怪，只消回忆一下曾经有一位国王想用他的王国换一匹马的故事就会明白，如果他现在饿得要死，如果人们给他看这些塑料袋，他还有什么不肯奉送呢。楼梯就在那里，径直向前就能走到。但是在此之前，医生的妻子坐到地上，打开一包香肠，一包黑面包片，还有一瓶水，吃起来，心中毫无歉疚。如果现在不吃，就没有力气把这些东西带到需要的地方，她是他们的物资供应员。吃完以后，她把口袋挂在胳膊上，每侧三个，举起手，一边划着火柴一边前行，到了楼梯处，然后开始艰难地往上爬，食物还没有通过胃部，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到达肌肉和神经，在这种情况中，最难受的要数脑袋了。门开了，没有发出任何响动，要是走廊里有人呢，医生的妻子刚刚想，那我该怎么办。一个人都没有，但她又问自己，现在我怎么办呢。到了超市门口，可以转过身来朝里边喊，走廊最里边有食物，有道楼梯通向地下室里的仓库，你们去吧，我没有把门关上。可以这样，但她没有这样做。依靠肩膀，她把推拉门关上了，并对自己说，最好不要声张，否则可以想象会出现什么情况，盲人们像疯子似的朝那里涌过去，如同在精神病院宣布着火时那样，沿着楼梯往下滚，被后边的人踩伤压死，后边的人也会掉下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稳步往下走和踩在滑动的身体上不是一回事。等食物吃完以后我还可以再回来取，她想。现在她改为用手提着塑料袋，深深吸了一口气，沿着走廊朝前走去。盲人们看不见她，但是，她吃过的东西的气味呢，香肠，我太笨了，香肠会成为活生生的足迹。她咬紧牙关，用力紧一紧塑料袋口，我非快跑不可，她说。这时她想起了那个膝盖被玻璃片扎伤的盲人，如果我遇上那种事，如果我不小心踩在玻璃上，也许我们早已经忘记，这个女人没有穿鞋子，也没有时间到鞋店去，城里的盲人则不同，他们虽然不幸失明，但可以凭触觉挑选合适的鞋穿。必须快跑，现在她跑起来了。开始的时候还在一群群盲人中左躲右避地穿行，尽量不碰到他们，但这样速度不得不放慢，有时还要停下来确认路径，这足以让她身上散发出的气味形成类似光环的东西，因为光环并不都是芳香缥缈的。没过多久就有一个盲人喊起来，谁在这里吃香肠呀，话音未落，医生的妻子便把谨慎抛在脑后，开始疯狂往前跑，绊在这个人身上，撞倒了那个，把另一个推到一边，这样做理应受到严厉指责，因为不该这样对待盲人，对他们来说失明已经够不幸的了。她来到街上，大雨倾盆，这反而更好，她喘着粗气，两条腿不停地哆嗦，心里想，这样人们就不容易闻到气味了。不知道什么人把她腰部以上难以遮体的破衣烂衫扯掉了，现在她赤裸着上身，用个文雅的字眼说，天堂之水顺着她的胸脯流下来，闪闪发光，但这并不是一幅自由引导人民的画面，因为有幸装满的塑料袋太重了，她无法把它们像一面旗帜一样举起来。但这样也有不利之处，令人兴奋的香味正好在狗鼻子的高度前行，街上怎能少得了狗呢，现在它们没有主人照顾喂养，跟在医生的妻子后面的狗几乎成了群，但愿这些动物不要伸嘴用牙齿试一试塑料袋结不结实。这样的大雨差不多能酿成洪灾，也许人们会躲起来等待天晴，但事实并非如此，到处都有盲人仰起头张着嘴解渴，利用身体的各个部位贮存水，另外一些盲人有先见之明，也更为明智，拿出桶和锅，举向慷慨的天空，可以肯定，上帝根据人们干渴的程度行云布雨。医生的妻子还没有遇到过水龙头流不出一滴这种宝贵液体的情况，这是文明的缺陷，我们习惯于在家里用自来水，但往往会忘记，这需要有人打开和关上阀门，需要水塔和水泵，需要电力，需要计算机调节和管理贮水量，而做到这一切，眼睛都必不可少。同样，正因为没有眼睛，人们才看不到现在的场面，一个女人带着一堆塑料袋在积水的街上走着，到处是腐烂的垃圾和人畜粪便，到处是弃置的小汽车和大卡车挡住公共交通道路，有些车轮四周还长出了青草，还有盲人们，盲人们张着嘴，也睁着眼，面向白色的天空，而这样的天空似乎不可能下雨。医生的妻子一边走一边查看街道标示牌，有一些她还记得，有一些忘记了，这时她觉得转了向，迷了路，无疑，真的迷了路。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既认不出街道的样子，也认不出街道的名字，她绝望了，坐在肮脏的地上，弄得满身黑泥，她没有力气，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于是放声大哭起来。那群狗围着她，嗅嗅塑料口袋，但一个个都显出没有多大兴趣的样子，也许是过了吃东西的时间，其中一条舔了舔她的脸，大概它从小就习惯于舔干主人的泪水。医生的妻子摸摸它的脑袋，伸出手搂住它湿漉漉的腰，后来的眼泪是抱着狗流出来的。最后，当抬起眼睛的时候，千遍万遍地赞美十字路口的神灵吧，她看见眼前有一幅巨大的地图，就是市政旅游部门在城市中心竖起的那类地图，主要供那些想知道已到过哪里和现在身处何地的旅游者使用，让他们放心。现在，所有人都失明了，似乎很容易说这笔钱使用不当，但我们应当有耐心，让时间说话，我们早就该学会并且永远记住，命运要到任何地方都必须走许多弯路，只有命运知道费了多少周折才在这里竖起了这幅地图，告诉这个女人她现在位于什么地方。她离目的地并不像原来想的那么远，仅仅在一个地方走错了方向，只消沿这条街往前走，到一个广场，从广场向前，过两条街后左转，然后在遇见的第一条街右转，就是要找的那条街了，门牌号她没有忘记。狗一只一只地留在后面，要么是有什么东西把它们吸引到了另一条路上，要么就是已经在这个街区住惯了，不想离开，只有那条舔泪水的狗跟着流泪的女人走了，可能上帝精心安排的这个女人与地图相会的场景中也包括一条狗。他们确实一起走进了商店，舔泪水的狗看到像死了一样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的人们并不奇怪，它已经习惯了这种景象，有时候还在他们当中睡觉，等到起床的时候，那些人几乎全都活着。醒醒吧，如果还在睡就醒醒吧，我带食物来了，医生的妻子说，但在说话以前已经把门关上了，防备从路上走过的人听见。第一个抬起头来的是斜眼小男孩，他只能抬起头来，他身体太虚弱了。其他人稍微迟了一会儿，他们正梦见自己变成了石头，没有人不知道石头们睡得多么沉，只要去田野走一遭就能看到，石头们在睡觉，半陷入泥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把它们唤醒。但是，食物二字有神奇的力量，尤其是受食欲折磨的时候，就连舔泪水的狗也一样，它不懂人语，但开始摇动尾巴，这个下意识的动作使它想起来，有一件淋湿的狗必做不可的事还没有做，于是它用力抖抖身子，水滴落到周围人的身上，雨水对狗来说算不了什么，身上的皮毛就是大衣。最有效的圣水，直接从天堂落下的圣水，这水滴能让石头变成人，而医生的妻子把塑料袋一个个打开，也参与了这场变形记。里面东西的气味并不都像最初被生产出来时那样，但一块硬面包的香味就是生命的精髓，虽然这样说有些夸张。大家都醒了，一个个双手颤抖，脸上露出焦急的表情，这时候医生，正如刚才那条舔泪水的狗那样，忽然想起自己是干什么的，他说，要小心，最好不要一下吃得太多，不然会有伤身体；饥饿才有伤身体呢，第一个失明者说；要听医生先生的话，妻子申斥了他一句，第一个失明者不再说话，心中却冒出一股火气，他想，那医生先生连眼睛都不会治，不用说别的了。这话说得有失公允，我们应当考虑到，医生和其他人一样瞎，有证据在此，他甚至没有发现妻子进来的时候从腰部以上全都赤裸着，还是妻子要过丈夫的外衣穿在身上遮羞的呢，其他盲人朝她的方向看了看，但为时已晚，要是早一点看又会怎么样呢。吃饭的时候，医生的妻子讲述了她的冒险经历，讲述了遇到的一切以及她的应对方式，只是没有说她把仓库的门关上了，她对给自己找到的人道主义理由也不太相信，不过她讲了膝盖扎进玻璃的那个男人的笑话，大家都开心地笑了，但并不是所有人，戴黑眼罩的老人只露出一丝疲惫的微笑，而斜眼小男孩则只能听到自己咀嚼发出的声音。舔泪水的狗也得到一份食物，并且立刻报答了众人，正好此时外边有人过来用力摇晃商店的门，它怒气冲冲地叫起来。无论来的是什么人，他没有再坚持，说起来外边到处是东游西逛的疯狗，走在街上，让人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这已经足够把人逼疯了。商店里又恢复了安宁，当大家不再饥肠辘辘，医生的妻子才讲了她和从这个商店出去查看是不是还在下雨的男人进行的谈话。后来她说，如果那个人的话属实，那么，即使找到了我们的家，它也不一定仍然像我们离开的时候一样，甚至不知道能不能进得去，我是指那些出来的时候忘记带钥匙的人或者把钥匙丢了的人，比如我们，我们就没有，留在大火里了，现在不可能从瓦砾堆里找到，说这句话的时候，她仿佛看到火苗吞没了那把剪刀，正在烧干上面残留的血迹，接着又咬噬它的双刃和两个锋利的刀尖，剪刀渐渐钝了，软了，变了形，人们不会相信它曾刺穿一个人的喉咙，大火过后，不可能在一团熔化了的金属中分辨出哪是剪刀，哪是钥匙。钥匙嘛，医生说，钥匙在我这里，说完，他艰难地把三个手指伸进靠近腰带的一个破破烂烂的小裤袋里，取出小小的金属环，上面挂着三把钥匙。怎么会在你那里呢，我把它放在我的手提箱里了，应该一直在那里呀；我拿出来了，怕丢掉，觉得一直带在身上更保险，也是相信我们总有一天要回到家里的一种方式；有钥匙就好了，不过我们可能看到门被撞开了；也可能没有人去撞呢。一时间，他们忘记了别人，现在该问问他们的钥匙在不在了，头一个说话的是戴墨镜的姑娘，救护车去接我的时候我父母在家里，不知道后来他们出了事没有；接着是戴黑眼罩的老人，我是在家里失明的，他们来敲门，女房东来告诉我说有些护士在那里等我，当时顾不上想钥匙的事；只剩下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了，但她说，我不知道，记不起来了，她知道，也记得，只是不想明说，当突然看到自己失明了的时候，奇怪的表达，但却深深根植于语言之中，让我们无从回避，她喊叫着冲出家门，向还在楼里的女邻居们求救，但她们坚决不肯帮忙，不幸降临到丈夫头上的时候她表现得那么坚强，那么能干，此刻却心乱如麻，竟然让家门敞开着就离开了，没有想到请他们让她回去一下，只一分钟，我把门关上马上就回来。谁也没有问斜眼小男孩有没有家里的钥匙，可怜的孩子连住在什么地方都还想不起来呢。于是，医生的妻子轻轻拍了拍戴墨镜的姑娘的手，我们从你家开始，离这里最近，但我们必须先找到衣服和鞋子，不能这样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地回去。她动动身子，要站起来，但发现斜眼小男孩吃饱喝足以后又睡着了。她说，我们休息休息吧，稍稍睡一会儿，然后我们再看会遇到什么情况。说完，她脱下湿漉漉的裙子，贴近丈夫，暖暖身子，第一个失明者和妻子也这样做了。是你呀，丈夫问，妻子想起了自己的家，很难过，不过没有说你安慰安慰我吧，好像只是在心里想了想。人们不明白，是什么感情促使戴墨镜的姑娘把一只胳膊搭在戴黑眼罩的老人肩上，不过她确实这样做了，并且没有挪开，姑娘睡着了，老人却没有。那条狗横卧在门口，在不舔泪水的时候，它是只性情暴躁难以相处的动物。14他们穿上衣服，穿上鞋子，只是还没有办法洗脸，但已经与其他盲人大不相同，至于衣服的颜色，虽然可供选择的不多，像人们常说的，这水果被挑过多次了，但都能相互搭配，这得益于身边有人给他们提供建议，你穿这件，与这条裤子正好相配，条纹与斑点不谐调，如此等等的细微之处都想到了，至于男人们，他们不大在乎，能咚咚响的都是鼓，但是，不论戴墨镜的姑娘还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都锲而不舍地追问，她们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什么款式，这样，就能靠想象力看到自己。关于鞋子，他们一致同意，应当考虑舒适而不注重美观，绝对用不着饰带和高跟，也不要小牛皮或者磨砂之类，街道处于这种状况，讲究那一套实在是胡扯，橡胶靴子就很好，完全防水，半高筒，穿和脱都方便，在泥泞地上走路再实用不过了。可惜没有为所有人找到这种样式的靴子，例如斜眼小男孩，没有大小合适的，他穿上靴子就像双脚在里边游泳一样，所以只得穿双运动鞋，至于用于哪项运动就说不清楚了。多么巧呀，他的母亲，不论身在何处，要是听到有人告诉她这件事，一定会说，如果我儿子看得见，也正好会挑这一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脚不是太小，而是太大，问题得到了解决，他穿上了一双特大号的篮球鞋，身高两米的运动员们穿的那种。当然，他现在看上去有点可笑，好像穿着白色软底绣花拖鞋，但不会持续多久，十分钟之内这双鞋就会脏得一塌糊涂，生活中的一切莫不如此，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时间能解决一切问题。雨停了，盲人们不再张着嘴。他们还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在街上游荡，但从来不走很长时间，对他们来说走路和停着是一样的，除了寻找食物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音乐没有了，世界从来不曾如此寂静，电影院和剧院只对那些没有家也不想再寻找家的人有些用处，一些演出大厅，那些最大的，早已被用作检疫隔离场所，当时政府或者后来陆续

的关系，这间水室也已涨起了不浅的积水，水下状况不明使得我俩不敢冒然游水进入对面的孔道，只得无助地栖身在金属爬架上。“靠，你不是说那大耗子能力一般吗？”林岳嘀咕道，“现在整的跟个水陆两栖坦克似的，还配备‘水箭炮’的。”“要抱怨等活着离开这里再说！”林岳的话也是我疑惑的地方，或许是由于周边环境太过适合的关系，也或许是我刚才的血激发了它的能力，不管如何，现在的奚鼠已经不是用几张印纸就能轻易对付的了。“格嘎”一声怪响引起了我的注意，石壁轻微地晃动了一下，身下的水中猛然浮出一个硕大的脑袋，奚鼠从孔道中游进了这个水室。我急忙掏出七张浩土印纸，迅速在墙面上贴出了一个天罡北斗印阵，如果让它把石壁挖倒的话，我俩就只能得膏鼠吻了。浩土印阵的作用使得奚鼠不再挖掘石壁，甚至不再用水箭攻击，总算暂时安全了起来，但环顾四周情况之后，我的心又一次凉了下来。这个水室只有对面一个孔道通往别处，如果要爬进那个孔道就必须游过奚鼠身边攀上对面的爬架。当然，也可以飞过去，前提是如果我俩有翅膀的话。“都说‘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我俩想撞南墙而且回不了头啊。”林岳望着对面的石壁无力地感叹着。“南墙？！”我低头看了下腕表上的指南针，难怪奚鼠不再攻击，原来我们栖身的石壁是靠北面的水位，而且恰好被我用浩土印纸布下了印阵，无形中竟封住了奚鼠的力量源泉。不及细想，在弩箭上逐个划破双手的中指，咬破舌尖，用鲜血启动了浩土印阵。稍顷，水室中的积水汩汩地退去，直至浅没奚鼠的身体方才停下。“射它！”我怒吼一声，手中的弩枪连发数下，林岳的火力立即交叉攻击了过去，奚鼠暴吼连声，在不大的水室间左冲右突，背腹早已连中数下。“咔”，手中的弩枪突然卡住，弩箭用完了！伸手一摸腰间，我方才发现，所带的弩箭已在刚才的激战中全部用完，那边林岳也向我摆了摆手中的弩枪，看来他也已经弹尽了。“吼～～”突然一声巨吼，满身伤痕的奚鼠身躯猛涨，身上的弩箭尽数被逼出了体外，叮当落了一地，它的腹部竟又膨胀了几分。该死！我猛然醒悟，刚才射出的弩箭上粘着手指的鲜血！奚鼠又被鲜血激发了！墙面上的浩土印阵在吼声中微震了一下，几张印纸已经开始无风自动了。来不及招呼林岳，我拔出腰间的十字镐，飞快地穿上三张浩土印纸，一纵身，自高而下直扑奚鼠！“噗……”手中的十字镐结结实实地扎进了奚鼠的肩背，疼痛使得它狂暴地摆动着身躯，口中狂吼连连。我死死抓住十字镐的木柄，不让自己被它甩下身去，左手摸索着拔出匕首叼在口中，自袋内拿出最后一张浩土印纸穿在了匕首上。在伤痛和巨涨的腹部影响下，奚鼠的动作开始迟缓了下来，不再四处冲撞，只是时不时地抖动下身体，意图将我摔下地面。我松开十字镐，伸手抓着粗硬的鬃毛，自肩背爬上了它的头部。奚鼠觉察到我的行动，猛地摆动了几下脑袋，我叼着匕首用双手紧紧抓住它的耳朵，双腿则死命地夹在了脖项之间。“砰”地一声，背部忽然被什么猛击了一下，头颅一阵眩晕，胸口闷痛间我哇地吐出了一口鲜血，身体一歪险些跌落了下来。“噗……噗……”一阵连续的闷响，奚鼠暴跳着扭动了数下身躯，转了一个方向竟停止不动了。“老凡，没死的话快动手！我他妈和它玩儿命呢！”林岳的嘶声高叫将我的精神从恍惚中拉回现实。那小子左手匕首右手十字镐地站在奚鼠正前方，脚下掉落着一段尾巴。估计他是看到了奚鼠用尾巴偷袭我，跃身下来砍掉了尾巴，他的匕首和十字镐上赫然也穿着几张浩土印纸！“咳……你小子……居然把……”看着渐渐涨起的水势，我苦笑着看着林岳，他居然把浩土印阵上的印纸拿来做武器了，失去印阵震慑的奚鼠会更加难以对付啊。“靠！你他妈少废话，快动手！”林岳被奚鼠逼进了死角，拼力抵抗着吼道。打起精神，腿部发力夹紧奚鼠的脖项，我双手举起匕首猛刺进它的天灵盖，一片粘稠的蓝色液体喷然四溅，奚鼠哀嚎一声疯狂地跳动起来。抓着匕首的双手在徒劳的努力后终于滑脱了，身体被奚鼠甩在了一边，再度的猛烈撞击几乎令我昏厥过去，直到林岳将冰冷的积水泼上我的头部才恢复了意识。奚鼠慢慢地倒在了一边，鼓胀的腹部不断地抽搐，仿佛无力地苟延残喘着。我撑起身子，借着林岳的搀扶站了起来。一切结束了，大力地喘息了几下，大脑终于恢复了清醒。我刚想对林岳说些什么，一阵古怪的感觉骤然袭来，那种凶狠恶毒的气势竟是超越了刚才数倍，眼前早已倒地奄奄一息的奚鼠竟翻身爬了起来，那碗大的双眼中满是血红的光芒！“看来你刚才吐出来的鲜血又给它吸收了。”林岳无奈地说道，话语间居然还是那样的促狭，“早知道我也尝尝你的血，说不定可以变个超人什么的。”我无力和林岳打趣，此刻已经一败涂地，我俩完全曝露在奚鼠面前，毫无屏障可以躲避。沮丧间，腕上的香囊突然颤动了一下，一股淡黄色的光影自香囊中飘出，见风疾涨，不一时面前便凭空多出了一道黄色的土墙，与墙角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将奚鼠阻挡在了外面。“靠！你小子什么时候学的这招？！”林岳兴奋道，“早点使出来多好？！”“我……”我一时间也被眼前的景象所惊住了，口中支吾无语，浩土印的能力还不至于如此神妙，我腕上的香囊……是彭侯的礼物在帮我？即便如此，可墙外的奚鼠还在，这土墙虽然是很好的保护屏障，但也等于牢牢地围困住了我们。正思索间，墙外传来了奚鼠的嘶吼和冲撞声，发疯似的声音仿佛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接着是一片令人发怵的血肉撕裂声和粘稠的啪嗒声，莫非奚鼠正在和某个突然出现的虚灵全力血拼着？我集中精神获取墙外的状况，却因土墙的封闭过于严密而无法感知。在令人作呕的疯狂声响后，墙外慢慢恢复了平静，四周安静得只能听到滴水声和我俩的呼吸声。“好像起作用了。”林岳莫名其妙地嘀咕着，拉了我一下，“老凡，把这墙去了吧。”“也要它肯听话啊。”我无奈道，毕竟这只是无意间出现的东西，也许根本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就在我心念一动的当口，那土墙却倏然不见了，眼前出现的是满地的肉块和奚鼠那残缺不全的尸身，在一堆粘稠的蓝色液体间蠕动着血红色的两个肉团，应该是被奚鼠的利齿咬断的什么动物。在确信毫无危险之后，我俩上前查看了一下，奚鼠早已断气，残缺的身体已经开始慢慢地虚化消失。那血红色的肉团还在微微颤动着，似乎并未完全死透。就在接近肉团的时候，我又感觉到了那种凶狠恶毒的气息，但此刻早已微弱得像游丝一般。林岳用十字镐翻动了一下肉团，忽地转身呕吐起来，我忍着恶臭细看了一下，那肉团竟是奚鼠的胎儿，满口已成形的利齿间紧紧地咬着一堆内脏，奚鼠居然是在与自己的胎儿自残中死去的！“你小子用了什么药物是不是？！”我猛然想起林岳出来前的自言自语，不禁发问道。“呃……”林岳犯着恶心，心有余悸地望着那肉团道：“上回你说那大耗子是孕妇，我就琢磨着有啥办法能给它找点麻烦。进来前……呃……”林岳又是一阵翻江倒海的呕吐，这家伙亏得还是医生，解剖死人的时候也不至于呕吐成这样吧。他一边呕吐，一边用手指了指一边墙角的两个可乐瓶，我拐着腿走过去拾起，里面还残留着一些液体，闻闻瓶口一股刺鼻的腥味直冲脑门。“我想着……呃……孕期的都怕这个……就倒在了水里……”林岳还是无法继续完成他的“排放作业”。我站在原地一时哭笑不得，那瓶内装着的竟然是高浓度的麝香，一种足以让孕妇流产N次的昂贵中药！十一、探寻“也只有你小子才想得出那么损的招！”我歪在车后座上摇头感叹道。“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林岳转过头来一付大言不惭的样子，“甭管法子损不损，咱小平同志的话就是最好的解释。”“好招，好招，用麝香导致奚鼠的灵胎反噬，让它们骨肉相残。”S一边开车一边寒寒地说道，“你们这些医生够狠的，难怪我进了医院就骨头里发寒。”“哎，这怎么说话呢。”林岳委屈地申辩道，“早知道就不告诉你下面的事情了，搞得误会我是个RP有问题的人。”“切，省省吧，就你那人品还值得一提？”S一脸不屑地撇了撇嘴，忽地眼神飘向了后视镜，与此同时眼前路口上方闪起了一阵光芒。“啊，被拍照了！”我懊恼地叫道，“S大姐，今年我就没几分了，您高抬贵手别超速闯灯好不好？”S并没有答话，一脸怪异地不断探查着后视镜。激战过后麻木不堪的脑部神经此刻自觉地进入了运行状态，车身后则传来了某种不同寻常的感觉。“刚才有东西在后面跟着我们，闪光那会后视镜里有个速度超快的影子。”S略带紧张地说道，眼前闪过的图像证明她所说的东西与我感应到的是一样的。那东西的速度并不比全速飞驰的车子慢，而且现在就在车尾紧紧地跟随着我们。“嗖”地一下，双膝上闪出一个黄色的东西，下意识间双手已成格挡状，但定睛过后我却不禁笑了起来。那黄色的东西正是之前我所解救的彭侯。“喂，发什么神经呢？”林岳莫名道，“笑得跟个猫头鹰似的，滲人的慌。”“没什么，原来是那个土里的小朋友来找我了。”我摆手道，“这会在我膝盖上趴着呢。”“哦，那你们慢聊，反正我俩看不见。”林岳索性头也不回地打起呼来，S只是瞥了一眼后视镜，并没有好奇什么。膝上的小家伙似乎非常惊恐，急促地喘着气，灰色的双眼求助似的看着我。怎么了？一种恐惧不已的感觉自彭侯身上传来，是什么东西让它如此害怕？身后……已进入状态的意识提醒我车尾那个东西竟还在紧跟不舍。伸手抚了一下彭侯发抖的身体，我寻思着与它沟通的方式，小家伙却紧盯着手腕上的香囊显出一付若有所思的样子来。它是来拿回之前送我的东西的？解下香囊掏出那块东西，递到彭侯面前，小家伙用前爪捧起块状物，抬眼和我对视了一下，又决定了什么似的将东西放回面前的手掌。诧异间彭侯的身体飞快地旋转起来，渐渐地化作了一团黄色的影子飘然进入黄色块状物。“你和你的小朋友在闹什么呢？！”S突然叫道，车子有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在公路上扭动着，引来一片不满的喇叭声，“所有装置失灵，车子失控了！”不及开声回答，手中的东西猛地浮起空中，一片黄光大盛，光影间暴涨了数倍，瞬间飘出无数黑色的小蛇直蹿面门！那……那是，医院里的怪象在脑海中映出，难道这也是一本书吗？！“车子怎么了？！”林岳惊醒，害怕地在座位上缩作一团大叫道，“小姐你会不会开车？！别误人性命啊！救命啊～～”“瞧你那德性！”S啐了一声，摇摆的车身恢复了常态，“误你性命的不是我，车子暂时失控罢了，不知道王亦凡和他的小朋友搞了什么鬼。”“老凡！！”林岳冲我大吼道，大脑的意识清晰无比，可却无法作出任何的反应和动作，上次的经验使得我平静地接受着发生的一切。也就在这个时候，车尾紧跟的东西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快开回我家，回头和你们解释。”在文字的冲击后终于挤出了一句话语，眼前的黑暗慢慢包围了我的意识。……身下的温软让人有些不忍起身，但大脑的意识却在一阵烦躁中苏醒，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断迫使我翻身坐了起来。身上换着睡衣，晖儿和衣伏在身边，我忍着脚伤溜进了客厅。S和林岳正歪倒在客厅的两张沙发上各自熟睡，疲惫的样子再度勾起昨晚的回忆。在书房坐定，拿出一叠白纸，脑中闪动着的文字在笔下洋洋洒洒地飞速铺就开来。这些书稿都是附着在虚灵身上？那之前的青黄色书本也是某个虚灵？这书到底是传自何处而又为何偏偏找上了我？清醒的一半大脑不住思考着，一个又一个的问号接连浮现。完成书稿的那一刻我没有立即翻阅，沉思半晌中对那叠纸张产生了莫大的疑问，冥冥中似乎有人在操纵着事态的发展。摆动了一下昏胀的脑袋，在甩去不适的同时也丢开了那萦绕的担忧，事态已是如此，何必过于追究？翻动间书稿的内容并没有什么令我格外惊讶的地方，这是属于《闻风拾水录》山水格局的一番文字记载，尤其着重分析了虚灵存在环境和风水理论的关系，正如之前所经历的情况一样。“扑嗵”，客厅里传来一声很大的响动，起身探看却发现是林岳从沙发上摔了下来，而晖儿和S则睡眼惺忪地望着他那滑稽的造型，不知发生了何事。“本年度最佳睡相奖得主非你莫属。”我忍着笑想上前扶起林岳，却被脚上的疼痛阻住了步伐。“得，不劳驾您，我自己起来。”林岳大大咧咧地爬起身来，一屁股坐回沙发，“反正是你的衣服，弄脏了不用我洗。”“亦凡，你好些了？”晖儿走到身边扶住我，轻声地问道，想起之前在下水道狠心挂断通讯，一股愧疚的感觉油然而生。“喂，喂，昨晚你吊完胃口就不省人事了。”S眼尖地发现了我拿在手中的书稿，好奇道，“难道又有什么心得要研究了？”在晖儿的搀扶下坐进沙发，我向三人简要地说明了昨晚车里发生的事情以及新书稿的大致内容，也许是连日来经历了不少的怪异，大家并没有感到多大的惊奇，却是对书稿的内容产生了兴趣。“我总觉得这篇书稿似乎能有点什么大用处。”林岳挠着头道，“不过现在脑子有点混，想不明白用处在哪里。”“你小子也算与我心有戚戚焉。”我笑着扬了扬手中的书稿，“这些记载正好可以找出剩下被天罡七印封印的虚灵。”“王亦凡，你该不是想找它们麻烦吧？”S一脸的不理解道，“照你的说法，天罡七印被破坏后，接下来的虚灵一个比一个厉害，这不是找死嘛？”“老凡的意思是预防胜于治疗。”林岳懒懒地说道，“你不找它，迟早有一天它会找你。”“乌鸦嘴。”S恨恨地瞪了林岳一眼，却也默许了他的说法。早饭间，我向大家陈述了一下心中的计划，结合两部书稿中的记载，变被动为主动，找出剩余的天罡七印所在，并想法加固印阵或是除掉已解封的虚灵。之前虚灵出现的方位分别是城市的东、南、北三个方位，根据五行方位学说，城西和市中心两个方位便是剩下的天罡七印所在的位置。“西为金，中为土，那剩下的虚灵应该是金性和土性的咯？”晖儿的五行知识在经历中也不断地增长着，“但天罡七印还剩下火、木、风、雷四个，数目不对啊。”晖儿并没有说错，单从五行原理和印阵克制来看的确存在不符，剩下的虚灵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未尝可知，我突然对布阵者的真正用意产生了莫名的怀疑，事情似乎并没有表面上看来那样的简单。但不管怎样，眼前我们却只能循序渐进地去探查。……市美术馆座落在市中心的繁华路段，独立的五层建筑有着中西合璧的风格，两条宽敞的主干道自南向北地盘延而至，在经过美术馆的两侧时却突然变窄，交错着在美术馆的另一侧分道扬镳。也许是担心狭窄的路面容易造成拥堵，繁忙的车龙在到达这里之前便分别绕开，以至于在这闹市的中心形成了一处别具幽静的所在。美术馆的走廊里稀落的走动着几个人影，踢踏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四壁间来回碰撞，扭曲的回响像一把恶魔的鼓槌敲击在心脏的跳动之间。一楼雕像区，两名衣着严肃的男子正悠闲地逐个品味着布满全室的雕像，不时地小声议论着什么，那低语声微弱到几乎无法辨识。身形较高的男子时不时地看着腕上的手表，那是一块卡西欧的户外登山用表，可以准确地显示湿度、气压、方位和海拔高度。身形消瘦的男子似乎腿脚不便，手中拄着一支碳素登山拐杖，气定神闲的观赏着每个雕像，但若是仔细观察，却能发现，在高个男子看表的同时，他的头部会微微偏侧，仿佛在用心聆听着什么。“放着偏僻的城西工业区你不检查，非要到市中心来，你不是存心找不自在吗？”高个男子低声道，“一堆泥巴造型，都看不出个所以然来。”“省点力气，

的明显优越性面前动摇了。广宁陷落后，基督教徒孙元化同徐光启一道研究了欧洲的数学和工艺学，建议用葡萄牙大炮装备一支明军，以加强东北防务。在侯震旸等东林党人支持下，孙元化的建议终于被朝廷采纳。1623年，4名葡萄牙炮手自澳门北上。孙承宗、袁崇焕等关外驻军，都装备了欧式大炮，并投入了使用。孙元化本人则出任登、莱二州巡抚，将山东半岛作为此项行动的中心。1630年，又有200名澳门炮手在高卡乌斯·特谢拉（GoncalvesTexeira）和安东尼奥·德尔·卡波（AntoniodelCapo）率领下，受雇前往登州。虽然他们大部分行至南昌便被阻留，既而又被遣回澳门，但其中的翻译乔奥·罗德里戈斯（JoaoRodrigues）神甫，却得以抵达登州，并向孙元化及其部将（包括辽东武人孔有德和耿仲明）传授了制造和使用新式大炮的技艺。与此同时，在较为宽容的崇祯皇帝统治下，朝中的天主教徒，再次要求更多地相信和采用欧洲技术。经徐光启推荐，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了一次历法改革，又于1642年7月应崇祯帝之邀去创建一座铸炮厂。这位耶稣会士虽然经验不足，但还是勉强同意由他指挥工匠在皇宫附近修建这座铸造厂，并铸成了20门大炮，其中多数可发射40磅重的炮弹。这样，从1623年起，经过30年代，直至40年代初，明朝在东北的军队逐渐装备了欧式枪炮，从而加强了防卫和进攻的能力。由于具有了这种新的能力，明朝政府便决定去改变自己在辽东的命运。在这次军事反击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是袁崇焕。此人来自广东，原为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遂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袁崇焕的顶头上司是王在晋。同其倒霉的前任熊廷弼一样，王在晋也担心采取进攻策略会缺乏后勤的支持。因此，他不准备去加强边远的前线阵地，而宁愿让蒙古科尔沁部驻守关外，以为缓冲之计，还打算在山海关之八里铺修筑重城，置4万兵守之，以加强长城与北海接合处这一战略要道的防卫。天启皇帝对此计划颇感兴趣，遂遣亲信大臣孙承宗（1563—1638）前去检验其可行性。但孙承宗丝毫未被打动。相反，他向王在晋提出质询后，回朝报告说，王在晋不打算从山海关调出4万士卒，而准备向困难重重的兵部请求增兵。孙承宗认为，增加援兵并无明显的必要。因此，他力劝天启皇帝另作抉择，包括考虑袁崇焕的更富有进取精神的计划，将防御重点放在山海关以北200里处的宁远，使之成为收复辽东的跳板。这时，皇上决定支持孙承宗、袁崇焕。1622年9月21日，王在晋被罢免，由孙承宗接替其职，又兼任大学士和兵部尚书，并授以处置前线事务之权。袁崇焕则奉命赴宁远修缮城墙，以此作为收复锦州附近城镇的基地。天启皇帝对孙承宗等人的支持没能持续多久，因为他又从其他大臣那里听到相反的忠告。事实上，这场防御策略之争，日益明显地卷入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与皇上身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主要冲突之中。前者支持东林党，主张恢复儒学在官僚政治中的基本价值而结束专断专制；后者则是围绕皇权的不受约束的内廷专断权力的代表。此时，东林党人的立场早已形成，那基本上是按照12世纪主张抗金的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模式，来评述袁崇焕等人的行事的老套。一些东林党人认为，收复辽东、阻止女真继续入侵的“进取”策略，定能成功，不应因为出了主张绥靖、首鼠两端的熊廷弼之流而放弃。高攀龙和不久即被处死的杨涟等东林领袖的主张，通常是建立在对前线形势真相全然不明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议和并削减军费的保守策略，等于怯懦和卖国。于是，将明军防线置于何处的争论，又常常被说成是爱国者同卖国贼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历史性的斗争。反对东林党之进攻策略的意见认为，袁崇焕的计划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军备甚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此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遥远的前线，更是目光短浅，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镇压内地叛乱这一更为急迫的任务。徐如珂等人坚信，一旦平定了内地叛乱，外敌——关外夷狄——便不难平定。当时，辽东局势还能维持，朝廷完全可以先解决内地的真正危机，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然而另一些官员却从这一诚恳明智的建议中，引申出极为阴险的含义，即：进攻策略不仅是刚愎自用的表现，还是东林党人为谋求私利而策划的阴谋。那位极力鼓吹收复失地的大臣、韩爌的门生袁崇焕，不正是东林党的拥护者吗？他不正是杨涟的同门生成基命一手提拔的吗？这些人不正是通过掩盖辽东惨败的真正原因，即内阁的腐败无能，而互相保护的吗？为什么每次被选来为战败承担罪责的大臣到头来都成为东林党的政敌呢？这不就是朝廷大权渐渐落入结为“邪党”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之手的关键所在吗？朝廷近来日趋腐败，不正是由于他们对皇上不忠而结党营私吗？在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的1624—1625年，支持进取策略的大臣们，又要求将山海关守军的一半调往前线，以夺回广宁。魏忠贤则千方百计阻止孙承宗进见皇上详述其理由。此外，他还诋毁奉命前往山海关督师的孙承宗是军阀，并暗遣手下宦官至前线军中，为攻击孙承宗搜集证据。后当魏忠贤以受贿为罪名，欲将东林党领袖杨涟下狱查办时，孙承宗曾极力相保；但他自己也因部下一次小小的军事失利，横遭报复而受到弹劾，并被迫于1625年11月辞去辽东经略之职。其继任者高第，则是公认的魏忠贤的同党。高第向天启皇帝夸下海口，说他能整肃辽东的腐败和弊政，包括设法清除潜在的叛徒，防止叛明降金之事继续发生，令手下将领各负其责，改善部队装备，强化士兵的纪律。最后，高第认为最重要的，是将防守薄弱、易受攻击之处的军队全部撤回。他辩解说，与其千里迢迢向宁远等镇运送给养，不如全力加强关内防线。于是，锦州一线各城堡都被放弃，袁崇焕也被告知今后其给养将被削减。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袁崇焕有充分理由撤离宁远，但他决意坚守，凭借布列于内城城头的葡萄牙大炮，抗击努尔哈赤未来的进攻。努尔哈赤得知明廷已改变战略，任高第为辽东经略，遂决定攻打宁远。1626年2月19日，金军将宁远团团包围，第二天便发起攻击。袁崇焕有意放弃外城，将敌人放入“红夷”大炮及矢石、燃油的射程之内。但努尔哈赤仍奋力攻城。战斗持续了6天，明军的顽强抵抗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被迫率众撤回。七个月后，即1626年9月30日，这位后金大汗伤重而死。高第及朝廷本已放弃宁远，忽闻袁崇焕大胜，顿时惊喜若狂，连权倾朝野的魏忠贤也表示要支持袁崇焕。一时，收复失地之主张的正确性似乎已被证实。然而袁崇焕竟因胜利而飘飘然，以致没能充分利用后金愿意议和这一大好时机。宁远之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后金第二代大汗、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倾向于同明朝改善关系。1627年2月23日，后金使者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书中列述了“七大恨”，详细申明了女真在明朝统治下所受之冤屈，随后表示愿意重修两国之好，并要求互赠礼品。所谓互赠礼品云云，只是外交辞令，实际上是要明朝向后金纳贡。先输纳值银数百万两的和好之礼，然后每年纳贡。其数额无疑大大少于辽东地区每年的军费开支，但仍是一项沉重且带有屈辱意味的负担。4月20日，两名后金使者自宁远返回，三名明朝使者携袁崇焕复书随同前往。这封复书，语气凌人，甚至含有警告之意。它主要就“七大恨”问题进行辩解，指出双方都有无数人民惨遭杀戮，并要求金汗若真想议和，笔下应少些动气之言。此外，书中还提出，后金必须将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全部城池和战俘退还明朝，和平才能实现。这一次，皇太极作出了更大让步。1627年5月22日，他再次致书袁崇焕，断然拒绝退还所获城池战俘，因为这是上天所赐；但他表示对“七大恨”可既往不咎，并保证将信守诺言。为申明此意，皇太极将索要的初和之礼削减了一半，将每年往来之礼减至黄金9万两。袁崇焕没有继续讨价还价，因为当时朝廷对他的支持甚至比宁远大捷后还要有力。天启皇帝之死，导致了其心腹宦官魏忠贤的最后失宠和覆灭。许多因和东林党有牵连而被清洗的士大夫，暂时恢复了权力。他们以钱龙锡为首，无疑是支持袁崇焕的。袁崇焕深知于此，遂在东北推行了更为积极的进攻策略，下令在曾被放弃的锦州和大凌河一线实行军屯，将其重新建为军事重镇。这当然不是皇太极所期待的答复，但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627年6月18日，皇太极得知明军正加紧修缮前线城堡，便令其贝勒大臣做好向明朝进攻的准备，一旦议和不成，便重操干戈。这时，袁崇焕奉诏回京，单独进见新即位的崇祯皇帝，商讨明朝对东北的战略。在这次重要会见中，袁崇焕将其战略计划概括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并且又一次向皇上许下诺言：“计五年全辽可复”。但这一次袁崇焕没能实现其诺言。尽管崇祯皇帝将他擢为兵部尚书，并授予坐镇宁远监督辽东战事之全权，他的计划仍以失败告终。仅仅一年多之后，登基未久的皇太极便挥师南下，入侵明土，并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

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2—54、56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13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2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74—75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11—14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年以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2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18—19页。16世纪20年代，士大夫祝允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441—442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136页。?1369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74—75页。?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52—53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12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页；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330页；兰德彰：《前言》，第14—15、17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1367年11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卷，第10—11页。?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位，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又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守御千户所设于冲要之地，每所1128人。应当指出的是，卫所制度使明朝能在战争频仍的14世纪将庞大的军队分散于全国。罗梅因·戴乐：《明王朝的社会来源》，第1—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罗伯特·B·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5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0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4—66页。?这种体制是1363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287—28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38—39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6—37页。?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52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9页。?14世纪末，共有都司17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至15世纪，内外卫增至547个，千户所增至2593个。1467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310多个卫所。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7—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6—47页；查尔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34—35页。?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39—43、56—57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7—68、290页。?“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9—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53—57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1569年卫所军士只剩下1/4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0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6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1472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15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页。?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11—13页。?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135页。?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97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274—275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

位后，魏厓立刻被任命为将军，负责咸阳的警备。这个职务，相当于清代的京城九门提督，或者现代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级别虽然不是最高，却极其关键。魏厓没有辜负秦昭王——不，应该说是宣太后的信任。不久之后，秦昭王的几个兄弟和朝中部分大臣阴谋作乱。魏厓果断出击，雷厉风行地扑灭了叛乱，诛杀了一批王子大臣。秦武王的母亲牵连其中，也被处死。秦武王的王后则被驱逐出境。魏厓“威震秦国”，秦国自此进入了“宣太后自治，魏厓为政”的时期（此后数十年，这个女人将左右秦国的命运，直到一个名叫范雎的人出现）。秦国政局的变化，对于楚怀王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第一，秦国动荡，则无暇顾及对外兼并。公元前306年，越国发生内乱，楚怀王趁机派兵入侵越国，一举将越国消灭，在那里设立了江东郡，楚国的国力得到大大增强。第二，宣太后本为楚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万事好商量。公元前305年，楚怀王悍然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楚军在大将昭应的率领下，再度包围雍氏，第二次雍氏之战爆发。宜阳之战后，韩国已经向秦国屈服，成为了秦国的盟国。楚怀王此举，虽然不是直接对秦国宣战，实际上已经严重侵犯秦国的利益。韩国派到秦国的求援使者一批接一批，五个月过去了，秦国却没有任何动静。也许宣太后觉得，跟自己的娘家人动武，始终是有点拉不下这个面子吧。韩襄王急了，又派大夫尚靳出使秦国。需要说明的是，尚靳生得一表人才，是韩国有名的美男子。他对秦昭王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平时就是一道屏障，战时就是先锋。现在韩国有了灾难，秦国却坐视不救，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也有损于秦国的威名。下臣听说，唇亡则齿寒，请大王三思。”秦昭王还是默然不语——他早就想出兵了，只不过每天上朝的时候，宣太后就坐在屏风后面听政，哪里轮得到他拿主意？尚靳怏怏不乐地退了出来，回到下榻的宾馆，刚准备休息，就有人从王宫中来传话：“太后宣召韩国使臣觐见。”尚靳满腹狐疑，赶紧又穿好礼服，跟着来人来到王宫。更令他惊奇的是，他被径直领到宣太后的寝宫。而且，当他见到宣太后的时候，发现偌大的宫室中只剩下他们二人。巨大的红烛无声地燃烧，而宣太后穿着薄如蝉翼的丝绸衣服，保养得恰到好处的身体几乎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尚靳面前。尚靳想看又不敢看，只好赶紧将头低下。这一年，秦昭王不过二十岁，以此推论，宣太后也不过三十多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她坐在绣榻上，上下打量了尚靳一番，说道：“知道我为什么要见您吗？”她的口音有一种夏日午后般的慵懒韵味。尚靳不禁心神一摇，说：“不知道。”宣太后说：“韩国派到咸阳来的使者，前后也有十几位了，只有您说话有条有理，能够打动我。”尚靳还是低着头，说道：“谢太后赏识。”却良久没有听到回音。他正在猜疑，忽然闻到一股异香，只见宣太后莲足轻移，已经到了跟前。尚靳脑门冒汗，惶恐不已。宣太后却似嘲笑他般，“咯咯”地笑起来，然后问了他一个问题：“从前我服侍先王，有时候一起睡觉，他会把一条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就受不了，太重了！可是，如果他把整个身子都压在我身上，我反而不觉得重了，您说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哪门子问题！尚靳的心“扑腾扑腾”直跳，哪里敢回答？宣太后看到他那副窘样，不觉嫣然一笑，道：“您不知道？那我就告诉您吧，因为我感觉到舒服、愉快呀！现在您想要秦国出兵救援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食不多，是救不了的。要解救韩国于危亡，每天都要耗费千金以上。您说，要秦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难道就不应该让我舒服一下吗？”说着，柔荑般的手已经搭在了尚靳的肩膀上。……（以上省略五百七十一字。）尚靳回到韩国，形容枯槁，颜色憔悴。他没有上朝复命，而是在家休养了好几天，其间给韩襄王写了一封信。信上简单地说：“下臣已经为国家尽力，请大王再派一个人去和秦国的大臣交涉，应该不会有阻力了。”韩襄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又派大夫张翠前往秦国。这位张翠也是个人才，接到命令后，突然宣称自己生病了，先在家里磨了几天洋工，然后才慢吞吞从新郑出发。一路走走停停，算下来平均每天少走了一百里路，这样不紧不慢地来到秦国。甘茂见到他，关切地问道：“韩国形势紧急吗？竟然让先生抱病而来。”张翠咳嗽了半天，才说：“不紧急，一点也不紧急。”甘茂愣了一下，说：“您别乱说了，我们对韩国的情况了如指掌，您骗不了我的。”张翠说：“我不是骗您。您想想看，韩国如果紧急的话，就会向楚国投降，臣服于楚国，我还跑到这里来干什么？”甘茂说：“先生不要再说，我明白了。”甘茂马上去找秦昭王，说：“韩国的相国公仲朋，一直是亲近秦国的。现在雍氏被楚国围困长达五个月，秦军却不去援救，这样很快就会失去韩国啊！如果楚国得到了韩国，魏国势必跟着屈服，这样楚、韩、魏三国就形成了对付秦国的统一战线，对秦国将是大大的不利。该怎么办，请大王明示！”秦昭王眉头紧锁，不敢轻易回复甘茂。这时屏风后传来宣太后轻轻的一声咳嗽，接着听到她说了一句：“事关秦国安危，大王就自己做主吧。”秦昭王一听，高兴得跳起来，将手一挥，大声道：“丞相，马上出兵，救援韩国！”甘茂赶紧下拜听命，心里却犯了一个嘀咕：这太后的心思，还真是让人捉摸不定啊！秦、楚两强短暂的蜜月期楚怀王听到秦国出兵的消息，立刻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撤军。他进攻雍氏，只是为了试探宣太后的底线。现在看来，宣太后果然是顾念亲情，否则也不会顶住整整五个月不发兵。只要确认这一点，他就心满意足了。不久之后，秦昭王任命向寿当了宜阳太守。前面说过，宜阳是个大县，规模相当于一个郡，再加上地理位置特殊，既可作为秦国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也可用来控制周王室，所以宜阳太守的人选相当重要。脑袋一向不怎么灵光的向寿居然获此重任，确实让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但是，如果知道向寿原本是宣太后母亲家的亲戚，且自幼和秦昭王一起长大，小时候甚至同吃同住，便不难理解了。向寿到了宜阳任上，第一件事便是出访楚国，替宣太后慰问娘家的亲人。楚怀王自然知道这个人的分量，亲自带领群臣到郢都城郊迎接向寿，给予他最高规格的接待，千方百计拉拢他。向寿在秦武王时代，本来只是个庶长。在商鞅制定的二十级官僚体系中，左庶长位列第十级，右庶长位列第十一级，都不是什么大官。秦昭王一上台，他便当上了独当一面的宜阳太守，而且受到楚怀王这种优待，难免有些飘飘然。“原来太守是如此尊贵啊！”他乐滋滋地想。当楚怀王提出，秦楚两国应该和平友好、共治天下的时候，向寿连连点头，表示认可。他在郢都盘桓了多日，志得意满地带着楚怀王送给他和宣太后的大批财礼，回到了宜阳。此后，宜阳和郢都之间的来往日益密切起来。这种现象引起了公仲朋的警惕。对于韩国来说，处世之道就在于利用秦、楚两国之间的矛盾获得生存空间。秦国打来了，就投靠楚国；楚国打来了，就投靠秦国。如果秦国和楚国都打来了，那就基本上没救了。现在的形势就是第三种状况。而且有可靠的情报说明，向寿正在酝酿一场针对韩国的战争，且楚怀王也在积极响应，准备出兵配合。情急之下，公仲朋找到苏秦的弟弟苏代，要他想办法避免这场战事发生。有必要说明一下，苏秦自打当年从燕国到了齐国，就不太管合纵的事了，而是和他的两个弟弟——苏代和苏厉（一说苏代是苏秦的哥哥，本书持保留态度）一道，奔走于中原各国，做起了专门替人出谋划策、画符消灾的国际掮客。第二次雍氏之战的时候，韩国曾经向周朝借人借粮——说是借，其实也就是强行摊派。周赧王为此很忧愁，有人便向周赧王推荐了苏代。苏代得了周朝的好处，来到韩国求见公仲朋，说：“楚军统帅昭应在出发前，曾经向楚王夸下海口，说一个月就能攻下雍氏。现在已经五个月了，雍氏还在韩国手里，昭应的处境十分困窘，楚王已经对他丧失了信心。现在您向周王室提出借人借粮，岂不是告诉楚国人，其实韩国也快支撑不下去了吗？楚王如果知道了这一点，必定改变对昭应的态度，继续给他增兵，雍氏必克无疑。”就这一番话，使得公仲朋打消了向周朝借人借粮的念头，也让他认识到了苏代的厉害。他深信，只要苏代出马，说服区区向寿不是问题。苏代来到宜阳，开门见山地对向寿说：“禽兽被逼急了，也可以把猎人的车子撞翻。您现在让秦国和楚国联合起来，无非是为了对付韩国。韩国如果灭亡了，公仲朋就会带领自己豢养的死士潜入秦国，不惜一切代价取您性命。出于对您的敬仰，我请您认真考虑一下，是不是一定要把韩国逼到绝路？”向寿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可没那个意思！秦、楚两国睦邻友好，绝对不是为了对付韩国。请您回去转告公仲朋，就说秦、韩两国的关系也是友好的，不存在敌对的想法。”苏代说：“那就太好了！我还有一句话，不知当不当讲？”向寿说：“您说吧。”苏代说：“我听说，尊重别人才能获得尊重。现在秦王亲近您，还不如亲近公孙衍；秦王赏识您的才能，不如赏识甘茂。可是秦王却将宜阳交给您镇守，让您单独参与国家大事，这是公孙衍和甘茂都得不到的，您知道是为什么吗？”向寿傻乎乎地说：“因为……太后？”“这可不敢说，不敢说！”苏代赶紧封住他的嘴，“那是因为他们各怀心思。公孙衍亲近魏国，甘茂总和韩国勾勾搭搭，秦王对此感到很不放心。”向寿嘴巴张得老大，说道：“原来是这样啊！”苏代说：“天下强国，非秦即楚，非楚即秦。秦国和楚国，现在虽然表面上相安无事，始终是要刀兵相见的。现在您却和楚王打得火热，这是走公孙衍和甘茂的老路，秦王对此已经颇有看法，您很危险啊！”向寿说：“那我该怎么办？”苏代说：“依我之见，您现在最好中止和楚王的来往，加强与韩国的交往，同时向秦王提出一些对付楚国的建议。秦王知道您和楚国关系密切，您这样做，他就会认为您不徇私情，一心为公，对您会更加信任。”向寿大喜道：“太好了，我听您的。”苏代说：“且慢，还有一件事。我听人说，甘茂为了与韩国和解，正准备说服秦王将当年占领的武遂还给韩国，而且要向韩国送还宜阳的韩国居民。这等于跟您抢功，可是大大的不利于您！”向寿一下子又跌入低谷，连声说：“怎么办？”苏代心里暗笑：这个傻瓜太好对付了，难怪当年甘茂指名道姓要他当出使魏国的副手，原来根本就是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苏代说道：“我有一计。楚国不是还占领着韩国的颍川吗？您可以趁着现在和楚王关系好，要求楚王向韩国归还颍川。这事办得成的话，韩国感谢您；办不成，韩国也会因此向秦国靠拢，功劳还是您的。”向寿完全接受了苏代的意见，果然向楚怀王提出归还韩国颍川。楚怀王有没有答应，史料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秦国和楚国联合进攻韩国的事，就这样泡汤了。后来甘茂向秦昭王提出向韩国归还武遂。甘茂的本意，当然不是讨好韩国，而是希望借此收买韩国，好让韩国死心塌地跟着秦国走。但是，向寿经过苏代这位高人的点拨，已经认定甘茂这样做是有私人目的，于是和公孙衍联合起来反对甘茂。秦昭王最终还是采纳了甘茂的意见。向寿极为恼火，跑到宣太后那里说甘茂的坏话。宣太后一旦怀疑某人，某人就肯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甘茂和张仪一样，是那种见势不妙脚底抹油的人，不待宣太后兴师问罪，便悄悄离开了秦国，投奔齐国而去。巧的是，甘茂刚出函谷关，就遇到了苏代的哥哥苏秦。两人寒暄一阵后，甘茂问苏秦：“您听过江上女子的故事吗？”苏秦当然没听过。甘茂便跟他讲了江上女子的故事。江上缝补渔网的女子，有一个特别穷的，买不起蜡烛，总是沾人家的光。其他女子在一起商量，要把她赶走，她说：“我买不起蜡烛，所以常常先到，一到就打扫屋子，铺好席子。我借用你们的烛光，烛光又不会因此减少，而我对你们来说，还是有用的，为什么一定要赶走我？”其他女子认为她说得有道理，就让她留下来了。“现在，我没有才能，被秦国赶走，正准备投奔齐国，愿意为您扫扫屋子，铺铺席子，请您不要把我赶走。”甘茂说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哪里看得出是当年攻克宜阳、斩首六万的秦国丞相？苏秦唏嘘不已，对他说道：“您放心去齐国吧，我会想办法让齐王尊重您。”苏秦来到咸阳，对秦昭王说：“我听说甘茂跑到齐国去了，赶紧入关来见您。甘茂可不是一般人，他在秦国已经受到几代国君的重用，关中的地形他都十分了解。如果他为齐国所用，联合魏、韩等国，反过来进攻秦国，那就不太好办了。”秦昭王一听也很紧张：“那可怎么办？”苏秦说：“您赶紧派人带着重礼到齐国看他，许以高官厚禄，将他骗回来。他一回来，就将他软禁起来，关他一辈子。”秦昭王说：“好。”马上下了一道命令，任命甘茂为相国，让使者带着相印和礼物去齐国接甘茂。甘茂拒绝了。苏秦回到齐国，对齐宣王说：“甘茂可是个贤能之士，现在秦王派人带着相印来迎接他回国，他都拒绝了，愿意留在齐国做大王的臣子。请问大王将给他什么样的待遇？”齐宣王说：“那还用说？秦国给他什么待遇，寡人就给他什么待遇。”就这样，甘茂在齐国安定下来，成了齐宣王的高参。公元前304年，秦、楚两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年，在宣太后的主持下，秦昭王迎娶了楚怀王的女儿。当时齐宣王正好派甘茂出使楚国。秦昭王得知甘茂在楚国，赶紧派人对楚怀王说，希望把甘茂送到秦国来。楚怀王准备答应秦昭王的要求。这时有位名叫范蜎（yuān）的大夫对楚怀王说：“您认识史举吗？”楚怀王说：“不认识。”范蜎说：“史举是下蔡的看门人，以行为不端、不知廉耻而闻名。当年甘茂在下蔡，就是跟着史举学习诸子百家之术。我听人说，甘茂对史举，那叫一个恭敬。后来甘茂去到秦国，在张仪的推荐下做官，以秦惠王的明智，秦武王的敏锐，张仪的狡诈，他都能够和他们合作，从来没有闹过矛盾。后来张仪失宠于秦武王，魏章受到牵连，甘茂却没有任何影响，这说明他确实有过人之处啊！这样的人才，您还把他送回秦国去，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楚怀王猛拍脑袋：“你说得对，寡人差点犯糊涂了。”范蜎说：“您如果为楚国着想，最好还是想办法赞助向寿。向寿是秦国太后的亲戚，自幼与秦王同吃同住，因此能够获得秦王的信任，参与国家大事。最重要的是，他的脑子不太好使。他如果当了秦国的相国，对楚国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范蜎的这番话，甘茂从此与秦国绝缘。后来楚怀王通过多方做工作，果然如愿，让向寿当上了秦国的相国。据《史记》记载，甘茂的最终结局是客死魏国，但是他的家人都留在了秦国，而且受到减免瑶役赋税等优待。甘茂应该活得很长，因为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孙子甘罗已经十二岁，在秦国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做事，那是秦王嬴政年间的事了。第十二章孟尝君重举合纵大旗公元前304年夏天，秦、楚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升温。楚怀王和秦昭王在黄棘（今河南省南阳）会晤，双方缔结盟约，秦昭王还将上庸（今湖北省竹溪）送给楚怀王当见面礼。公仲朋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公元前303年，秦国大举进攻魏国，连下晋阳、蒲阪、封陵（后二者均在今山西省永济）三城。与此同时，秦国又攻取了韩国的武遂。而楚国也遥相呼应，在南方蚕食韩、魏两国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韩、魏两国只有一条路可走——投靠齐国。那么，齐国现在是什么状况呢？孟尝君的容人雅量第十章中提到，公元前

秀了，名声在外，人们都争着买她。”秦惠王不禁点点头，似乎明白了点什么。陈轸又说：“有个楚国人，他有两个妾。他不在家的时候，有人勾引年长的那位，遭到大骂；勾引年轻的那位，年轻的就表示愿意。后来那个楚国人死了，有人问那个勾引的人愿意娶哪个，您认为他会怎么回答？”秦惠王想了想说：“年长的那个。”“对了！”陈轸说，“勾引别人老婆的时候，当然希望女人风骚放荡，可是到自己娶老婆的时候，又希望女人保守贞洁。楚王也不是傻瓜，如果我常把秦国的秘密泄露给楚国，您认为他会重用我吗？”秦惠王恍然大悟，赶紧向陈轸赔礼道歉，而且将张仪大骂了一通。可是，经过这件事后，陈轸对秦惠王的态度也变了。等到秦惠王任命张仪当了相国，陈轸便真的离开秦国，投靠了楚国，从此受命于楚王，来往齐、楚之间办理外交事务。公元322年，张仪相魏，曾经派人以魏惠王的名义到楚国去邀请陈轸，许诺委以重任，想引诱陈轸到魏国来就范。陈轸差点上当，幸好其子看出了端倪，极力劝阻，陈轸才没有自投罗网。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张仪对陈轸是颇为忌惮的。无论是作为同僚还是作为敌人，他都不希望看到陈轸这样一个人存在。如果把张仪在这世上的敌人排个队，排在前三位的必定是苏秦、公孙衍和陈轸。公元前315年，当楚怀王把当前的形势介绍给陈轸听，陈轸捋了捋下巴下面几根稀疏的胡须思索了片刻，慢条斯理地说道：“秦国想攻打楚国，蓄谋已久了。现在又将得到韩国的一座大城，很快就要与韩国一道挥师南下，其威胁不可小觑。您听我一句话，马上命令全国警戒，动员所有的武装力量，把战车都摆到道路上来……”话未说完，楚怀王心急火燎地打断道：“先生的意思，是要寡人全力一战吗？”他心里想，如果是那样，还要你来出个鸟主意，让将军们准备就是了！“非也！”陈轸颇为不屑地看了楚怀王一眼，“做好这些工作之后，派使者到各国去放风，宣称楚国要全力救援韩国。特别是对韩国，一定要多派人手、多带钱财去做工作，务必使韩王相信您的诚意。这样的话，韩国至少不好意思充当进攻楚国的先锋，楚国面临的危险就小多了。更大的可能是，韩国听信了我们，认为我们必定发兵相救，不再向秦国求和，而是死扛到底，我们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楚怀王听了，先是一愣，继而“嘿嘿”地笑起来，连说“你坏，你坏”，同意了陈轸的建议。于是楚国全国动员，将战车摆满了夏路（从楚国方城通往中原的大路），摆出一副北上救韩的架势。与此同时，楚怀王的亲信使臣来到韩国首都新郑，对韩宣王说：“楚国虽小，但已经做好准备与韩国共存亡，请韩国也全力以赴，共同抗击残暴的秦国。”战国时期开出的众多空头支票之中，楚怀王的这张最让人感到踏实——毕竟，楚国的军队已经整装待发，太像那么回事了！不由得韩宣王不信。楚国的使臣离开后，韩宣王赶紧让公仲朋停止活动。公仲朋大吃一惊，对韩宣王说：“侵略我们的是秦国，欺骗我们的是楚国。因为楚王的一句空话，就轻率地决定与秦国抗争到底，恐怕被天下诸侯嘲笑。再说，楚国和韩国又不是兄弟之国，互相之间也没有攻守同盟。肯定是楚国觉察到秦国的动向，才说要出兵救援韩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一定是陈轸的计谋。而且，大王已经派人向秦国表露过求和之心，楚国一鼓动，您又改变主意。秦王本来志在楚国，现在感觉受了韩国的欺骗，必然将全部怒火都撒到韩国身上。请您一定要考虑清楚再作决定。”韩宣王说：“你别再说了，我意已决。”命令加派人马，支援公孙衍抗战。公元前314年，秦军发动了一场攻势，在岸门（今河南省许昌）大败韩军，斩首一万，打得公孙衍弃甲而逃。与此同时，秦将樗里疾麾兵攻魏，再度攻取了魏国的焦（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和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西）。而传说中的楚国大军，仍然停留在夏路上，丝毫没有北上的动向。韩宣王撑不住了，赶紧派人向秦惠王求和，并将太子韩仓送到咸阳去当人质。公元前313年，魏襄王和秦惠王在临晋相会。按照秦惠王的意思，魏襄王立亲秦的公子魏政为太子，赶走了田文这个徒有其名的外来和尚，还是让田需当了相国。同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今山西省离石），俘虏赵将赵庄。至此，三晋两降一败，秦国控制了魏、韩，踢开了赵国，成功地在关东（函谷关和武关以东）地区站稳了脚跟，获得了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当年张仪提出的“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连横战略构想，正在一步一步得到实现。张仪戏耍楚怀王由于共同感受到来自秦国的压力越来越强大，齐宣王和楚怀王频频互送秋波。通过陈轸的穿针引线，两国之间的交往变得频密起来。为了威慑秦国，楚怀王还派大将景翠率领大军北上，驻扎在魏、韩以南一线；又派三位大夫（姓名不详）率领九支部队直逼曲沃和於中（今河南省西峡），而且在齐国的帮助下，一举攻占了曲沃。曲沃的失陷，给秦惠王敲响了一记警钟。他突然意识到，同时将齐、楚两大强国列为敌人是不明智的，必须先想办法分化瓦解齐、楚同盟，再各个击破。在这种情况下，张仪决定赤膊上阵，前往楚国游说。楚怀王见到张仪，倒也十分客气，安排他住最高档的宾馆，还亲自前去探望，问道：“先生不远千里来到这蛮荒之地，敢问有什么指教？”张仪说：“不敢。我是来为大王分析天下形势的。”楚怀王如果当场操起一根棍子打晕张仪，就清静了。要知道，所有的阴谋家、政客、传销者、基金经理、保险推销员跟你说的第一句话都是：“我来为您分析一下形势。”如果你不想上当，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一棍子打晕他。楚怀王显然不懂江湖险恶，颇有兴致地听张仪讲了下去。张仪说：“秦国，现在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土地占了天下的一半（吹牛！欺负楚怀王没有地理知识，天下最大的国家其实是楚国），兵力足以抗衡周围的国家，山河险固，地势易守难攻。秦王拥有雄兵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粮食堆积如山。秦军法令严明，士卒甘愿赴死（这确是秦国的可怕之处），将帅有勇有谋，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就会席卷常山，折断天下的脊梁。天下诸国，凡是不服者都将灭亡。那些主张与秦国对着干的人，就像是驱赶着羊群去斗猛虎。现在大王不结交猛虎却结交群羊，我是暗地里替您着急啊！”楚怀王真个耳根软，被张仪这么一吓，脑门就开始冒汗了。张仪偷偷瞟了楚怀王一眼，看到这副情状，心下便知道已经有三分成算，接着说道：“天下的强国，除了秦国就是楚国，除了楚国就是秦国。两虎相争，其势不两立。大王现在派兵北上与秦国争利，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后果？”“哦？”楚怀王眉头扬了一下。“秦国坐拥巴蜀之地，用大船装载士兵和粮食，每条船能够装载五十名士兵和三个月的口粮，顺长江而下，日行三百余里。到楚国三千余里，十日可至扜（yū）关。扜关一旦受到攻击，黔中、巫郡从此就不得安宁。秦国再挥师从武关出发，南下攻击楚国，楚国北部地区就会被隔断。可以这样说，秦国如果攻楚，不出三个月，楚国就会面临危难。齐国就算发兵相救，至少需要半年时间。我以为，您依靠齐国来对抗秦国，实在是大大的不明智。”如果是公元前316年之前，张仪绝对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现在可以说得理直气壮。这一切，要归功于司马迁的那位老祖宗司马错。楚怀王不禁“啊”了一声，眉头紧锁，略有所思。张仪紧接着问道：“大王可知道，秦王最钦佩的人是谁？”“谁？”“就是大王您啊！”“怎么会呢？”楚怀王连连摆手，脸竟然红了。“千真万确。”张仪说，“秦王最钦佩的人是您，最痛恨的人是齐王。他常说，楚王为人正直厚道，气度不凡，堪为天下诸侯之楷模。而齐王不过是个乘人之危的小人。他正打算派樗里疾将军讨伐齐国，救燕国于危亡，可是楚国正与齐国交好，让他十分为难呐！”“这……”楚怀王搓搓手，意思是，“我也很为难啊！”张仪觉得火候已到，抛出最后一颗重磅炸弹：“大王不是正在兴兵进攻於中吗？如果大王能够与齐国绝交，我马上回去向秦王请求，将於中……啊不，将商、於方圆六百里的土地统统献给楚国，还让秦王将女儿嫁给大王为妾，秦、楚两国互为婚姻，互派人质，永远成为兄弟之邦。不知您意下如何？”这颗炸弹将楚怀王所有的纠结都炸到了九霄云外，他赶紧问道：“此话当真？”张仪说：“在大王面前，怎敢有半句虚言！”楚怀王大喜。第二天上朝，他便对群臣说：“你们祝贺我吧，我刚刚得到了商、於之地六百里。”群臣听他讲完事情的经过，都向他表示祝贺。只有陈轸仰头望天，一言不发。楚怀王觉得很不爽，下朝之后将陈轸单独留下来，问道：“我不动一兵一卒就得到了商、於之地，你难道不觉得高兴吗？”陈轸说：“我只怕大王拿不到商、於之地，反而招来祸患，所以不敢高兴。”楚怀王说：“为什么这样说？”陈轸说：“秦王看重大王，不过是因为大王与齐王交好。现在您为了张仪的一个空口许诺，就要与齐国绝交，我没法不担心。张仪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含血喷人，也可以信口开河。他的话，基本上不可信。您如果实在要听他的，也要先让秦国交出商、於之地，再与齐国绝交。否则的话，楚国西有秦国为患，东与齐国绝交，马上大祸临头……”“你别再说了！”楚怀王打断他的话，“我意已决，你等着看我把好事办成吧！”又意味深地说了一句，“看来，你对当年和张仪之间的恩恩怨怨，还是念念不忘啊！”陈轸长叹一声，没有再说什么。楚怀王说做便做，马上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绝交信，派人送给齐宣王。使者尚未返回，他又写了第二封绝交信，再派人加急送往临淄。张仪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带着楚怀王送给他的几车礼物和一名楚国将军回到了秦国。而这位将军的使命，当然就是代表楚国接收商、於之地。没想到张仪回到咸阳的第二天，就从马车上摔下来，躺在家里养伤，一连三个月没有出门。楚国将军看到这种状况，也不好催他办理土地移交，只得派人将情况汇报给楚怀王。楚怀王的第一反应是，张仪该不会是以为我与齐国绝交的事办得还不够彻底吧？他不假思索地又派了第三名使者前往齐国。不过这回没有绝交信了。使者就是信。在齐宣王殿上，使者当着齐国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的面，操着抑扬顿挫的楚地方言，将齐宣王以及其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然后，他就被一拥而上的齐国武士拖到殿外，剁成了肉酱。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天下，当然也传到了咸阳。张仪听到这个消息，病马上就好了，主动约见了那位已经在咸阳休息了半年的楚国将军。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羊皮，羊皮上绘着一幅地图。张仪指着地图说：“从这里，到这里，方圆六里，是秦王赐给张某人的私人领地，本来想修个宅子养老的，现在我把它献给楚王了。”楚国将军大吃一惊：“我听说是六百里，怎么会是六里呢？”“什么六百里？”张仪摆出一副更吃惊的样子，“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怎么可能献给楚王六百里地呢？是您听错了吧？要不就是楚王听错了。”楚国将军交涉未果，只得拿着那张地图回到了郢都。楚怀王气得火冒三丈，一下子丧失了所有的理智。他当即下令景翠准备进攻秦国，又命将军屈匄（gài）率军北上支援景翠。大臣们都被楚怀王那张气得扭曲的脸吓坏了，谁也不敢劝谏。只有陈轸站出来说了一句话：“现在我可以说话了吗？”楚怀王说：“可以。”陈轸说：“事情到了这一步，进攻秦国不是一个好办法。您不如干脆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联合攻齐。这样的话，我们虽然失去一座大城，却可以从齐国那里得到补偿。最重要的是，天下人不会因此而笑话楚国。”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既然已经上了秦国的当，不如因势利导，化被动为主动，寻求一个体面的方式来借坡下驴。但是楚怀王第二次拒绝了陈轸的建议。他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复仇”两个字。郑袖的枕边风公元前312年，楚国兵分两路，大举北伐。一路由柱国景翠率军，围攻韩国雍氏（今河南省禹县）；一路由将军屈匄率领，攻打商、於。秦国兵分三路反击。东路由名将樗里疾率领，兵出函谷关，进入到韩国的三川郡，协同魏、韩两军对围攻雍氏的景翠军进行反包围作战。中路由庶长魏章率领，从蓝田出武关，进驻商、於之地，以对抗屈匄军。西路则由后起之秀甘茂率领，兵出南郑，进攻楚国的汉水流域。三路军中，中路军兵力最强，但是总揽全局的灵魂人物还是有“智囊”之称的樗里疾。樗里疾的东路军一路疾进，与魏、韩两军会合，先是攻克曲沃，然后经过东周地界，在东周获得粮食补给后，便直扑景翠军，与守卫雍氏的韩军形成掎角之势。景翠严阵以待，准备与秦军大战一场。双方发生了小规模的接触，在感觉到对手实力不弱之后，又不约而同地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囤积军粮，准备打持久战。但这只是樗里疾的虚晃一枪。他让魏、韩二军打着他的旗号继续与楚军对峙，自己却率领秦军主力星夜南下，与中路的魏章军一道，在丹阳（今河南省西峡）前后夹击屈匄军，获得斩首八万的空前战绩，还俘虏了屈匄、逢侯丑等楚军将佐七十余人。这一战，史称丹阳之战。丹阳之战后，秦军士气大振。樗里疾借势杀回雍氏，又与魏、韩两军一道击破景翠军，取得了雍氏之战的胜利。现在可以解释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韩、魏两国会跟着秦国去攻打齐国了——雍氏之战后，樗里疾意气风发，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继续东进，大败齐军于濮水。魏章也没浪费时间。樗里疾向东救援雍氏，他便向西配合甘茂的进军。两军联合作战，一举夺得楚国汉中的六百里地，并在那里设置了汉中郡。至此，秦军一气呵成，连续在丹阳、雍氏、濮水、汉中四个战场上获得全胜。樗里疾因此声震华夏，被秦惠王封为严君。楚怀王输红了眼，干脆孤注一掷，增兵袭击秦国的关中地区。应该说，楚怀王这一招很漂亮。此时秦军樗里疾在齐，魏章、甘茂在汉中，战线拉得太长，国内相对空虚。而且秦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完全没有料到楚怀王会来这么一下子。楚军迅速攻克武关，直逼咸阳，一直打到蓝田。这里离咸阳只有不到一百里地了。但就是在这里，楚军也成为强弩之末，遭到了秦军的有力阻击，惨遭失败。魏、韩两国抓住机会主动南下出击，一路攻到了邓城（今湖北省襄樊）。而魏章也配合韩军攻楚，连克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和上蔡（今河南省上蔡）两城。就在这个时候，秦惠王主动伸出了橄榄枝。他派人对楚怀王说：咱们别打了，有事好商量。您想要秦国的商、於之地，没问题，可以拿楚国的黔中郡（今湖南省洞庭湖以西至四川省黔江流域一带）来交换。楚怀王一听“商、於”两个字就心里发麻，感觉那是个诱饵，碰一碰都会有危险。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换地，但是如果秦国可以将张仪交给我，我宁愿把黔中郡白送给秦国。一个郡换一个人，怎么样，干不干？秦惠王马上就动心了。他把楚怀王的话当作一个笑话讲给张仪听，然后说：“楚王也不想想，先生乃是寡人的肱股之臣，休说一个黔中郡，就算把宛郡、巫郡、新城郡统统给了寡人，寡人也不会拿先生去交换啊！”秦惠王言毕，发出一阵不自然的大笑。一丝悲凉掠过张仪的心头。他认真地说：“那就让我去吧！”“不行。”秦惠王说，“楚王最恨你拿商、於之地戏弄他，岂能轻易放过你？”张仪说：“秦强楚弱，只要有大王为我撑腰，想必楚王也不敢拿我怎么样。退一万步说，即便楚王杀了我，能够为秦国获得黔中之地，我也心甘情愿啊。”话说到这个份上，秦惠王只能“勉强”同意了张仪的请求

说得不好听，只不过是国君发泄性欲之后的副产品，不小心给漏出来的。他如果明白自己的身份，低调做人，倒也没什么。现在卫庄公这么宠爱他，把他当个宝贝，他自然也就很把自己当盘菜，这样下去，其实是害了他。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石大夫这个人，未免太没有草根精神了。但是，如果抛开政治偏见不谈，就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他的话又很有道理。春秋时期，法律允许中国男人娶多个老婆，生一大堆儿子，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这个男人死后，他的家产该以什么形式来分配给这些儿子们？当然不是平均分配，平均分配看似公平，对这个家庭或者家族来说，却是大大的不利，而且当这个男人就是国君的时候，平均分配显然就更不可行了。为了解决继承的难题，尤其是富贵人家的继承难题，避免继承权争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一套名为“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第一，一个男人虽然有很多个老婆，但他必须确立其中的一个为大老婆，也就是嫡妻，又被称为正妻或正室。嫡妻之外的老婆，一般叫做庶妻。当然，嫡妻的确立也不是单凭男人个人的喜好，一般是以女子娘家的地位为依据来确立。第二，这个男人所生的一大堆儿子中，第一个有权继承他全部家业的，是嫡妻所生的长子，也就是嫡长子。而庶妻所生的儿子，即使年龄大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也只能排名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之后。第三，如果嫡妻所生的儿子因特殊原因不能担任世子，或嫡妻不能生育，则考虑由庶妻所生的儿子继承家业，但也要根据其母亲的身份，择其贵者而立之。根据这一套原则，公子完和公子晋虽然不是卫庄公的嫡妻庄姜所生，但是因为庄姜没有生育，他们的母亲戴妫的地位也不算低，再加上庄姜对他们很好，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儿子来抚养，他们的身份地位在兄弟之间应该说是最高的。而公子州吁作为嬖人之子，地位本来就低贱，加上庄姜又讨厌他，更是贱上加贱，与公子完、公子晋不可相提并论。地位最低的儿子，却享受了最多的宠爱，在石碏看来是很危险的事。用孔夫子的话来说，是“不正名”，即名与实互不相符。州吁现在最受宠爱，可是等到卫庄公死去，继承君位的却是公子完，这就意味着州吁要在公子完面前俯首帖耳，地位的落差会使州吁产生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加上他已经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性格，而且喜欢舞刀弄枪，造反只是迟早的事——郑国的京城大叔段就是前车之鉴。石碏并不迂腐，他其实不在乎由哪个公子来继承君位，他只是敏锐地意识到，“不正名”必定会闹出乱子，所以在他那番长篇大论中，他又给了卫庄公两个“正名”的提案：第一，要不就立州吁为大子，让他继续享受最高级别的宠爱；第二，要不就减少对州吁的宠爱，以符合他嬖人之子的身份。归根结底，名与实要相符，否则的话，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大乱。读史至此，又是一叹：如果我们现代的社会也那么重视“正名”，则“公仆”当有公仆之实，不应高高在上；“主人”当有主人之权，不应战战兢兢……就此打住。但是，卫庄公只是一味“哦，哦，哦……”就打发了石碏的建议。“州吁日后必定会成为卫国动乱的根源。”石碏暗自想。更让石碏不安的是，他的儿子石厚看到州吁深受国君宠爱，反而认定这是一只稳赚不赔的潜力股，千方百计与州吁攀上关系，成为了州吁的死党。公元前734年，卫庄公去世，公子完继承了卫国的君位，也就是卫桓公。操办完卫庄公的丧事，石碏就借口身体欠佳，告老还乡了。石碏的担心并非多余。对于从小被娇宠过度的州吁来说，现在要臣服于自己的兄弟脚下，确实是一件难以习惯的事。卫桓公即位的第二年，州吁因为目无尊长，遭到卫桓公的斥责，被迫离开首都朝歌，回到自己的封地。在封建社会，这就相当于流放，意味着州吁的政治前途从此结束，只能在乡下过过地方贵族的日子了。州吁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但他还是忍耐了十几年。和郑国的京城大叔一样，他默默地蛰伏着，暗暗积蓄力量。十八年之后的公元前719年，州吁抓住一个机会，带人暗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同胞弟弟公子晋逃亡到邢国，而一直追随着州吁的石厚因此飞黄腾达，被封为上大夫。后人评论春秋乱世，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说。“弑”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字，特指以下犯上、以臣杀君的行为。州吁处心积虑十余年，只考虑到了弑君这一步，对弑君之后该如何获得臣民的承认，缺乏周密的后续计划。而且，他先天不足的出身成为他站稳脚根的最大障碍——如果嬖人之子都可以通过“弑君”这么可怕的罪行，堂而皇之地坐在国君的宝座上，那么君权的神圣性就很值得怀疑了。新政权在漫天的流言蜚语中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州吁无师自通地想到，有必要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通过对外战争来平息国内的非议。如前所述，郑国和卫国有过不愉快的记忆，和宋国有现实性的矛盾，州吁要对外寻找突破口，最可行的办法是旧事重提，拿郑国开刀。他派人去挑逗宋殇公说：“公子冯居住在郑国，受到郑国的保护，成天想着怎么依靠寤生的力量杀回宋国，抢夺您的位置。这个人只要活在世界上一天，对您就是一大威胁。而我们卫国呢，也看不惯寤生的胡作非为，与郑国势不两立。如果您愿意挺身而出，带头发兵讨伐郑国，我们卫国一定唯您马首是瞻，就算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拿出一年的财政收入作为军费，再叫上陈国、蔡国帮忙，替您铲除公子冯。”他算是摸到了宋殇公的心病。宋殇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公子冯杀回来抢他的位置。只要公子冯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他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如果能逼郑国把公子冯交出来，发动一场战争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次战争还有人主动买单。一个想睡觉，一个送枕头，州吁和宋殇公一拍即合。公元前719年夏天，以宋国为首的宋、卫、陈、蔡四国大军浩浩荡荡杀往郑国。据记载，这次讨伐总共动用了兵车一千三百乘！按照春秋时期的军制，每乘战车由甲士三人加步兵共计二十七人构成（后来随着步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每辆兵车配备的步兵日益增多，到春秋中后期，一乘战车所配备的步兵多达七十二，以此计算，进攻郑国的四国联军，仅作战部队就达到了三万九千人。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安排，加上炊事班、运输队、卫生队、文工团、军乐队等辅助部队，总数应该在十万人左右吧！数十年后，齐桓公欲称霸天下，问计于管仲，管仲给他来了一通长篇大论，其中提到：“如果有善战之士三万人，就可以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可见，即便是数十年之后，三万精锐部队也是一个霸主之国的常备武装力量了。然而，四国联军讨伐郑国，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十万大军静悄悄地将新郑的东门围了五日，又静悄悄打道回府了，附近的村民连个热闹都没看成。《左传》上是这么记载的：“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好可怕的战果！午后书社？对此，老谋深算的寤生看得很透彻，他分析说：“这回四国联军入侵郑国，主谋是卫国的州吁。州吁弑君篡位，摆不平国内的舆论，所以急于对外发动战争，想通过战争来团结国民，同时获得同盟诸侯的外交承认，并不是真的想攻打我国。而陈、蔡二国跟我郑国素无怨仇，只是跟着人家凑热闹，不会动真格的。真正有心病的是宋国的与夷，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消灭公子冯，拔掉眼中钉，咱们只要小心应付他就行了。”寤生派人把公子冯转移到了境内的长葛城，而且故意将风声放出去，让宋殇公得到消息。宋殇公果然移师相向。宋军一走，陈国和蔡国的军队跟着就撤了。州吁独力难支，只好也将军队撤回了国内。轰轰烈烈的郑国讨伐战，以虎头蛇尾的结局而告终。传说，收录于《诗经·邶风》中的《击鼓》一诗就是为此役而作：〖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当时鲁国的国君鲁隐公问了大夫众仲一个问题：“州吁这事算是摆平了吗？”众仲回答：“适得其反。我只听过以德服人的，没听过以乱服人的。州吁靠政变上台，又不知道怎么安抚百姓，反而一味加重百姓的负担，想通过战争来平息国内的情绪，不会有好下场。”寤生分析得没错，四国诸侯中，真正想打仗的只有宋殇公。这年秋天，宋殇公觉得自己的目的没达到，又纠集四国联军第二次讨伐郑国，并派人到鲁国请求支援。鲁隐公因为听了众仲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去掺和这件事，委婉推辞了。但是，鲁国有一位叫做公子翚（huī）的大夫，极力主张鲁国参与这场战事。鲁隐公没有批准，他就带着自己的部队主动加入了四国联军，从而将四国联军变成了五国联军。派兵出征这样的大事，大夫不听令于国君，擅做主张，说明当时不只是诸侯不听天子号令，诸侯国中的卿大夫阶层也有可能不听令于诸侯。《春秋》记述这段历史，无可奈何地写道：“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翚，就是公子翚，在这里用一个“翚”字的简称，绝不是图省事，而是对其目无君主的做法表示谴责。对于宋、卫等国的第二次入侵，郑庄公还是采取了避而不战的策略，只派了一支步兵部队与五国联军接战。战果可想而知，联军取得完全胜利。时值秋天禾熟，五国联军干脆将郑国的庄稼收割一空，才各自回国。回想当年郑国派兵收割王室的庄稼，这次的事情也算是小小的报应。但是，从战争的初衷来说，宋殇公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公子冯仍在郑庄公的保护之下，对他的君位虎视眈眈。州吁也没有达到目的，两次战争未给卫国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而且支付了巨额军费，国库空虚，百姓怨声载道，社会舆论对他更加不利。病急乱投医，他派石厚去向已经退隐的石碏问计。他想，石碏那老家伙虽然总是喜欢歪歪叽叽，脑袋瓜子却是很好使，如果看在亲生儿子的份上，说不定能够支他几招，帮他度过这一难关罢。石碏果然不含糊，给石厚出了一个主意：“如果得到周天子的接见正名，应该可以了吧。”王室虽然衰微，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的共主，如果周天子肯接见州吁，自然可以认定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周天子怎么可能接见一个弑君者呢？要知道，弑君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周朝律法和秩序的极大破坏。石厚对这个建议不怎么看好。“陈侯现在正得到天子的宠幸，而且陈国和我们卫国现在也是睦邻友好的关系，如果能够请陈侯出面斡旋，天子想必会接见国君吧。”石碏接着说。石厚将老爸的话转达给州吁，州吁不觉眼前一亮。君臣两人随即带了些随从，拉上几车礼物，就前往陈国开展高层外交了。但他们没想到，比他们更早抵达陈国的是石碏的信使，他交给陈桓公一封石碏亲笔书写的密函，大意是说：卫国是个小国，我石碏又八十多岁，老得无能为力了。现在到陈国来的那两个人，实际上是卫国的弑君之贼，人人得而诛之，请你们做做好事，把他们杀了吧。石碏的信写得很谦卑，也很诚恳，但是有一个问题：陈桓公既然是州吁的盟友，石碏怎么能够指望他为了卫国的利益，将自己的盟友杀死呢？我们也许可以从史书的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首先，卫桓公的母亲戴妫是陈国的公主，对于州吁杀死卫桓公这件事，陈国人表面上不说，心里却是耿耿于怀；其次，诚如石碏所言，陈桓公与周桓王的关系相当不错，受到了周桓王的宠幸，而周桓王又对寤生恨之入骨，因此，陈国两次参与围攻郑国，不是为了州吁，也不是为了宋殇公，而是周天子在暗中起作用。因此，陈桓公与州吁看似盟友，实则不是一路人。在收到石碏的信之后，陈桓公马上派人将州吁和石厚抓了起来，交给其国人自行发落。卫国人派右宰丑杀州吁于濮城，石碏则派自己的家臣獳羊肩杀石厚于陈国的首都。这两个人之所以被分别关押处决，也许是因为陈桓公考虑到石厚是石碏的儿子，想看在石碏的面上，网开一面，留石厚一条生路。而石碏选择了大义灭亲。流亡在外的公子晋被迎接回国，接任君位，也就是卫宣公。卫国的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然而，这位卫宣公后来的所作所为，恐怕很难对得起石碏老爹的大义灭亲。当然，这是后话。【大棒加胡萝卜，挖敌人的墙角】〖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是《论语》里的一句话，意思是，当国君是多么无趣的一件事啊，主要原因是说了话没有人敢违抗。现代人也许听不懂：说话没人敢违抗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孔夫子对此的解释是，正是因为没人敢违抗，国君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得负责任，不小心说错一个字或者做错一件事，就有可能亡国。你想想，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公元前718年，鲁隐公在位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一年的春天，他想去棠地考察捕鱼作业。国君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视察渔业生产，对于鼓舞人民斗志，发展经济本来是件好事，没想到引来了朝中一片反对之声。有位叫做臧僖伯的大夫劝阻说：“但凡物品与军国大事无关，它的材料不能用于制作礼器与兵器，国君就不应该对其有所动作。”所谓军国大事，就是礼乐征伐。按照臧僖伯的说法，国君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与礼乐征伐沾上点关系才行。比如说打猎，如果猎物的身体或器官既不能用来祭祀祖先，又不能用来制造礼器或兵器，则国君不能射，射了就是“非礼”，是“乱政”，必将导致国家败亡。而打鱼这种活动，与礼乐征伐没有任何牵连，是小官小吏管的事情，国君就更不应该参加了。鲁隐公脾气好，也不跟他争论，找了个借口说，我是去巡视领地，就是顺便看看捕鱼，还是带着朝臣去了。臧僖伯很生气，装病没有跟着去，第二年竟郁郁而终。这件小事充分说明，在春秋时期，当一国之君确实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事。他们的生命就是政治生命，出生就是为了礼乐征伐，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干。偶尔有点个人爱好，在朝臣们看来，不是乱政，就是骄奢淫逸，帽子大得吓人。大夫们的嘴也毒，上了年纪的大夫嘴更毒，倚老卖老，拿着君主的一点小事做文章，长篇大论，比唐僧还啰唆。更要命的是史官，史官倒是文风简洁，然而字字暗含杀机，毁人于无形。《春秋》这么记载这件事：“公矢鱼于棠。”矢就是陈列，说鲁隐公在棠大肆陈列渔具观看（好可怜的娱乐）。《左传》还落井下石地批判说，这种行为不合礼法，而且跑到棠去看鱼，也未免跑得太远啦。公元前718年四月，寤生为了报去年东门被围之仇，亲率大军入侵卫国。郑军打到卫国的首都朝歌的郊外。卫国一方面抵抗，一方面请南燕国出兵，从侧面进攻郑国，以缓解压力。寤生派祭仲、原繁、泄驾率领郑国的主力部队正面迎击燕军，又派自己的两个儿子——世子忽和公子突率领机动部队绕到燕军背后实施战术包抄。燕军的注意力完全被郑军的主力所吸引，没有防备郑国的机动部队，结果在虎牢被郑军打得大败而归。对此，《左传》轻描淡抹地评论道：“没有充分的防备，不可以带兵打仗。”这是在批评南燕军将领防备不周，不是领兵之才。然而，寤生熟知用兵之道，沉着稳重，郑国军中人才济济，他的两个儿子更是首屈一指的将才，善于出奇制胜——恐怕这才是燕军吃败仗的最主要原因。惩罚了卫国之后，郑庄公又将矛头指向了宋国。正好，这一年秋天，宋殇公以大欺小，派兵夺取了邻居邾国的土地。邾国派遣使者前往新郑，请郑庄公出面主持公道：“请君侯派兵打击宋国，以泄心头之恨，敝国愿为前驱！”郑庄公欣然应允，以周王卿士的身份，打着王室旗

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她有些害怕了。慈禧想了又想，拟了一封电报，打算通电各省，让各省总督筹款调兵，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通电这个词在本书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趁此机会解释一下，它并非接通电流的意思，而是指发电报给相关人士。不过这其中有一种特殊情况叫通电全国，不是说把电报发给每家每户，而是在把电报发给相关人等的同时，还公开发表在报纸之类的媒介上，间接告诉国人我想干什么。既然是电报，那就得通过电报局向外发送。电报局的最高领导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慈禧的这道指示。头脑冷静的盛宣怀干了一件能掉脑袋的事情，他压下这封电报不发，并把电报内容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鸿章很久没有出场了。是的，从甲午战败被去职后，李鸿章就闲居在北京贤良寺，其间虽然慈禧或光绪也偶尔给他安排一个小项目做一做，但都是临时工，这一歇就是五年。就在这年1月，慈禧给他分配了一个大项目。原来，慈禧不仅将光绪软禁，还打算废掉他，另立新帝。不过因为清朝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所以她就不得不尊重洋鬼子们对此事的态度。这种事情派谁去问？显然这个人得跟洋人关系比较近才方便开口。想来想去，慈禧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对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但他知道麻烦来了：掺和废立天子是一件容易掉脑袋的事情。当下李鸿章决定远离京城这摊浑水，可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李鸿章是个聪明人，只花了几秒钟就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回慈禧说：废立天子是内政，如果上赶着询问外国人的态度太没面子了，有失国体。但如果太后您派我到外地当总督的话，外国使节必来祝贺，那时可借机探问而又不失面子。慈禧一眼就看穿了李鸿章的小把戏，论玩心机权谋，慈禧自认第二，大清朝廷之中就没有人能做第一。但她出乎意料地答应了李鸿章，因为她打算顺水推舟把李鸿章放到广东。此时康有为、梁启超靠着编造的山寨版“公车上书”、“戊戌政变”事迹在海外华侨、华商中得到广泛支持，声势越来越大，而侨民、侨商大多数都是广东人，她这样做，正好可以借李鸿章的资望去镇压此种局面。于是乎，李鸿章荣升两广总督，外国使节果然登门祝贺。不过言谈中都对李鸿章“无意间”透露的慈禧废掉光绪一事表示了不支持，在他们心中，光绪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开明皇帝。慈禧的算盘落空了。1900年1月下旬，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带着慈禧“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的最高指示到达广州。不过李总督非但没有抓捕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打算，反而立马给流亡日本的二人捎去了他的问候：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不要为现在的处境灰心，好好努力，等待他日报效祖国（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上粤督李傅相书》）。李鸿章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因为他深知在大清办事的难处，很体谅康、梁二人的处境；二是因为他也是支持变法的维新人士。李鸿章在“戊戌变法”前说：现在各国一变再变蒸蒸日上，只有中国人还不思进取，宁肯因不变法而亡国也不后悔。这是怪天？还是怪人？一个地位显赫的高官如此慰问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自然让人感动，康、梁自然急忙回信，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从此，康有为、梁启超就在日本组织起了一个以他们为核心的保皇派，踏踏实实地经营起反对慈禧的事业来，给了失去自由和权力的光绪一丝感动和希望。这个李二真不“二”前面讲到，盛宣怀把慈禧下令各省总督“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的电报私自扣押，并把此事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总督一听到徒弟的报告，就懵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亡国的糊涂命令，绝对不能执行！可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绝不允许抗旨，朝廷的命令即使再荒谬不堪，也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李鸿章深知此理，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思想斗争，他想到了一个应对的办法，一个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怪招。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给慈禧，电报内容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的意思就是：这么荒唐的命令肯定不是您这么圣明的人发出的，八成是朝廷里的奸人修改了您的旨意，这个错误的命令我就不执行了。李鸿章的行为告诉我们：他是大清的忠臣，但不是大清的奴才！慈禧见了电报之后气得几乎晕倒，但李鸿章给了她下台阶的理由，她也不好意思找李鸿章的麻烦。一时间“此乱命也”这句话成了当时官场上的流行语，就像现在的“神马都是浮云”一样。在盛宣怀、李鸿章的串联下，南方各省的头头们都加入了拒不执行命令的阵营，还搞了一个叫做“东南互保”的政治联盟。北方的山东省在袁世凯的领导下，也参加了东南互保阵营。这个联盟与各列强签订了一个协议，大概内容是：其一，划分各自的责任，各保护各的国民和财产。租界由洋人自己保护，其他的地方也不用洋人操心，由中国各省自己管理。其二，限制洋人的活动范围。洋人只能在法定的租界里活动，否则出事之后中国人概不负责。这是一个不失国家尊严的协议，在当时绝对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但“爱国学者”们不干了：卖国贼！李鸿章、盛宣怀、袁世凯全是卖国贼！……当帝国的整个北方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一番宁静的和平景象，仿佛大清帝国此时分裂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国殇大清朝廷内乱的时候，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奥匈帝国、俄国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也在天津大沽登陆了。他们的进攻目标是哪里？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教会了洋鬼子们一个道理：只要打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家里去，就可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慈禧原本计划依靠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但事实证明，这个幼稚的想法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别看义和团搞破坏拿手，但是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他们的大刀、木棍等武器和刀枪不入神功一点作用都起不了，义和团拳民（大多是十来岁的孩子）在来福枪子弹前像被割的麦子一样倒下……所以要跟联军对战，还得靠朝廷的正规军——荣禄麾下的武卫军、董福祥的甘军。荣禄手下的第一悍将、甲午之战中赢过日本人的聂士成，在天津八里台奋勇抗击八国联军。令人遗憾的是，义和团的人在聂士成率军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居然公报私仇，在后方抄了聂士成的家。得到消息的聂士成十分悲伤，但他没有私自下战场去和义和团算账，而是继续领导清军抗击八国联军，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结束后，德军将领命随从拿过一条红毛毯，亲手把聂士成的遗体盖上，然后脱下军帽，命令德军士兵朝天开枪，向聂士成的遗体致哀。联军攻陷了天津，然后迅速向北京推进，去拯救被围攻的使馆。其实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并没有陷落的危险，他们虽然只有四百人守卫，但是面对荣禄率领的正规军和义和团组成的数万联军的进攻，一点危险都没有，还在悠闲地看报喝茶。这不太合情理吧？几万人马对几百人而已，如果决心以命换命，搞定人数仅是自己区区百分之一的敌人，那还不是弹指间的事情？不怪你这么想。事情的真相是：荣禄他不想打，而想打的义和团打不了。虽说荣禄一直对慈禧很忠心，譬如“戊戌政变”就坚定地站在了慈禧这一边，但荣禄知道这件事情干不得，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事情，将来不好收场。于是，当慈禧逼他率军攻击大使馆时，荣禄就让装备最差的董福祥的军队去打，出人不出力。不仅如此，本来一点都不好客的荣禄大人突然变成了好客之人，他在战火间隙还给洋人送西瓜、蔬菜、慰问品，就差没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甚至后来，荣禄在使馆力量不支的时候还令人假扮盗匪，接济使馆军火子弹。至于义和团，他们虽然人数众多，有心杀贼，但被荣禄大人的军队隔离在战线之外，他们的任务就是爬到屋顶上扯起嗓子给正规军加油（升屋而号——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但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并没有感谢保护了他们使馆区的好心人荣禄，而是重创其手下军队，几乎搞得他全军覆没。不知道荣禄大人有没有被气得口吐白沫。8月14日，八国联军杀进京城。当日，慈禧携光绪仓皇逃离北京。国都失陷，政府首脑出逃，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仅次于亡国的奇耻大辱。北京城内火光四起，房屋楼宇，顷刻之间化作滚滚浓烟，只留下一片哭声震天。然而，有更大的事件在东北发生：俄国人趁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的空当，在东北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原来，俄国鬼子早就看中了中国的两块地，一块是海兰泡，另一块是江东六十四屯。他们想将两片土地彻底地划拉到自己名下，怎么办呢？把原来的主人一个一个全杀掉，这样的无主土地可不就变成自己的了吗？俄国人计划中的大屠杀从7月16日开始，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地的几万中国人或被淹死、或被烧死、或被射死、或被刺死……哀鸿遍野，血流成河。贼抢了东西，怕主人讨还，所以抢完东西后要连主人也一起杀掉，这就是俄国人！这就是20世纪第一年（1900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呈现的景象……逃亡之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得了间歇性失心疯的慈禧太后此时也意识到：义和团不仅灭不了洋人，还连累自己差点被洋人给灭了。但一切都晚了，她只能开始人生中的第二次逃亡。第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年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还是懿贵妃的慈禧随着丈夫逃往承德。不想人生的经历竟有重现的时候，这一次，已是老女人的慈禧带着光绪皇帝、皇亲贵族仓皇逃出了北京城，一路西行，不知何时何地才能驻足！走之前，慈禧终于以她擅长的方式搞定了婆媳关系。在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深宫之中，唯一给予了光绪男人尊严的珍妃，在光绪最为彷徨的时候，给予了他温存与激励的珍妃，被慈禧命人推到水井之中淹死。小姑娘时年25岁。身为一国之君，光绪竟然不能做出任何的反抗，这又是怎样的痛苦，从下面这首诗里，我们或许能够感受到光绪的悲凉：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光绪悲伤、痛苦，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原因，他忽视了一个机会。其实光绪原本可以趁此良机重掌大权的，但可能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错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光绪不跟着慈禧逃跑完全可行，他可以藏在宫内或者宫外某隐秘处，等慈禧逃跑后再出来，就能重获自由了。慈禧在情急之下，不可能有精力去寻找光绪，即便慈禧想查，太监宫女跑的跑、逃的逃，她让谁查？光绪只要等慈禧逃出后，出面会见列强，鉴于列强当时恨不能剁了慈禧，他一定能在列强的支持下重掌大权，那么他就活了，中国历史就有可能改写。可惜这一切只是假设。言归正传，慈禧等人一路恓恓惶惶。这时候，有两个人给了慈禧一些感动。第一个人叫王文韶，时任军机大臣。在联军即将攻破北京时，王文韶见机不妙，情势紧急之下什么家人之类的全顾不上了，赶紧跑吧！在逃跑之际，他才想到军机大印还落在军机处呢，没了它，慈禧太后发布的命令恐怕效果不佳啊！此人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军机处，带走大印。逃亡的路上也不敢骑马——骑马目标太明显了，被联军一枪崩了怎么办？没办法，只能徒步奔跑，以七十高龄的蹒跚步伐居然硬生生地追上了慈禧的逃亡大部队！抛却忠心不谈，就这等身体素质，他完全可以参加马拉松比赛！第二个人虽然是文职，但本质上还是武将，他叫岑春煊。要说这时候还记得慈禧的武将真的是不多了，除了荣禄大人比较忠心，毛遂自荐留下来打游击殿后外，其他人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远在天边的甘肃布政使（甘肃省主管民政的副省长）岑春煊在知道慈禧逃亡的消息之后，立刻带着一帮兵丁远道举师勤王，终于在半道赶上了风餐露宿的慈禧一行，随后一直护卫慈禧，自称慈禧老佛爷的“看门恶犬”，并顺道跟李莲英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两人成了绝对的铁杆。上述两个人给了慈禧继续逃亡的勇气，行行复行行。可惜，逃得太急，银子没有带够，吃的东西更是早就没有了，怎么活下去？这时，躲在一旁观察了慈禧很久的袁世凯出场了。自从得知慈禧出逃后，袁世凯便开始密切注意慈禧的行踪，等待着一个绝佳的表现机会。现在慈禧即将饿死，是时候出手了！该出手时就出手，袁世凯一出手就是二十五万两银子以及相当够用的日用生活品。后来，袁世凯又陆续给落难的慈禧送了很多财物，袁世凯雪中送炭，直把慈禧感动得躲到一边老泪纵横。袁世凯如此处心积虑，当然是想跟领导修复关系。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和“东南互保”中，两次都违背了同一条官场潜规则：没有跟领导慈禧同心同德。所以袁世凯必须瞅准这个时机，临危救主，扳回印象分！毕竟官场风云变幻莫测，新陈代谢速度很快，要想长盛不衰，就得跟领导搞好关系。慈禧有了吃、有了穿，终于有了心思、有了体力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正式下诏取缔非法组织义和团，并对其实行残酷镇压。第二件事情，决定暂时就蜗居在西安，等哪天洋人不追究她的责任了，再搬回颐和园。想让洋人不追究责任，这很难，慈禧现在是列强钦点的头号战犯，是首恶，估计列强把她煮了吃的心都有！可如何才能不让八国联军追究她的“首恶”责任？慈禧与首席参谋兼贴身侍卫李莲英一起开动脑筋，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把我们中国最好的东西给列强，讨得列强的欢心，争取宽大处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罪己诏》）。从这时开始，她割地赔款跟付账埋单一样爽快，说割就割、说赔就赔，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因此，这也就有了第三件事情，下令议和。下面就来说一说议和。李鸿章没你想的那么坏都说弱国无外交，但弱国比强国更需要外交，所以慈禧非常需要李鸿章，这也是慈禧信任李鸿章的原因之一。慈禧在黄尘烈风中的西安下达了议和的命令，命令是给李鸿章的。慈禧说：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给予全权，北上负责议和。其实叫命令已经不太合适，应该说是慈禧一连十二封电报的哀求。李鸿章原本不想去，但他又不得不答应慈禧的请求。这是为什么？难道他忘了五年前慈禧让他独自一人承受骂名吗？是的，他忘了，因为他必须忘记。一切都因为他是李鸿章，他必须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除了他李鸿章还有谁能担此责任？李鸿章知道自己懂些国际游戏规则，善于擦屁股，所以他只能抢着为漫天拉屎的老太后擦屁股。1900年7月，骄阳似火，77岁的李鸿章从广州出发，踏上了“卖国路”或者是“误国路”。故意误国是卖国，无意卖国是误国，两者只是动机问题，结局并无太大区别。李鸿章不走这条路是不行的，家人朋友想安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您有什么办法对付洋人？李鸿章叹道：哪有什么办法，只能跟他们死谈，拖延时间，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说我还能活几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这个和尚不死，就得去敲钟，至于能不能敲得响，我也不知道。李鸿章先是到达了上海，见到了学生盛宣怀。李鸿章对他说：这次形势太严峻了，和议成，我必死。我死了就要靠你们这些人了！盛宣怀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老师，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把自己贪污的银子拿出一部分来支援国家建设……据某些史料反映，之后有两个年轻人求见李鸿章，25岁的黄兴和他未来的老婆徐宗汉。黄兴开门见山：您为什么不帮我们赶走清狗，恢复汉人江山？李鸿章沉默不语，许久才答：一代人做一代的事吧。此前许多人都这样问过李鸿章，但他这种意味深长的回

西班牙，并成为教皇大管家的人，也被切萨雷下命令杀掉，原因“是由于侵犯了卢克莱齐娅女士的名誉”。据说，她当时还怀了他的孩子。她的第二个丈夫比塞利的阿方索公爵，也是一样地不走运。结婚一年以后的一天，当时他只有十九岁，当他正要离开梵蒂冈的时候，一伙武装人员攻击了他，使他身负重伤，他被抬到教皇的寓所，在那里他挣扎了一个月。最后，根据约翰·布查德的记录，他决定不再受那些伤口的折磨，在日落之后的一个小时被人掐死在床上。比塞利的阿方索是罗马城里最英俊的男人，卢克莱齐娅千不该，万不该，爱他爱得深了些。没有人怀疑，他正是死于切萨雷·博尔贾的妒嫉之心。马基雅维里的记性很好。他没有忘记公爵在伊莫拉对他说的那些话。帕格洛·渥西尼曾经向公爵投诉过拉米洛暴虐的行径，公爵答应会满足他的请求。他绝对没有可能那么在乎帕格洛这么一个他鄙视的人的怨言。但是有没有可能，他企图通过处死拉米洛，来打消那些曾经一度反叛于他的，现在又归顺的将领们的疑虑呢？如果为了满足他们中间一个人的愿望，他情愿牺牲他最能干的，极受信任的助手之一，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的诚意呢？马基雅维里心里笑开了。这种事是公爵最喜欢做的了。一方面他安抚了罗马尼阿愤怒的民众，另一方面又让他那些貌似盟友，实为敌人的家伙们相信了他的诚意，最后又报了私仇，狠狠地教训了一个得到卢克莱齐娅青睐的人。“不管怎么说，”他愉快地对皮埃罗说，“我们的好公爵为民除了一害。让我们找个地方喝上一杯，去一下寒气。”第二十八章马基雅维里尚未能够发现公爵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其实那些计划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公爵肯定要做些事情，因为拥有了一支部队而不去使用它，是不合理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很难确定要做些什么，将领们派了代表去塞斯纳和公爵商量该干些什么，但是没能达成协议。于是几天之后他们派了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去见公爵，向公爵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这个叫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的人是个年轻人，不久之前还是不少人议论的一个人物。他早年丧父，由他的娘舅带大。他的娘舅叫焦万尼·福里亚蒂。奥利维洛托长大以后，就离开家乡，投奔了保罗·维泰利去学武艺。保罗被处死之后，他投奔了保罗的兄弟维泰洛佐，在很短的时间里，因为他的聪明和能干，成了维泰洛佐最受重用的军官之一。但这个人野心很大。他觉得自己能够另立山头，成为一方的诸侯，所以对寄人篱下的状态颇为不满。于是他想出一个绝妙的计划来改善自己的地位。他于是写信给他的舅父和恩人，信中说他离开家乡有一些年头了，他很想回去看看舅父大人和久别的家乡，顺便也看一下祖上传下来的产业。他很想风光体面地衣锦还乡，让乡亲们看到他这么些年也没白混，所以他想带上一百号骑兵，仆人和朋友，一起回乡。他恳请他的舅父能够安排一个盛大体面的欢迎仪式，这不仅会增加他本人的声望，也会增加舅父作为将他抚养成人的保护人的声望。焦万尼·福里亚蒂很高兴地看到他的外甥没有忘记他早年从舅父那里得到的照顾和关爱。当奥利维洛托回来的时候，就很自然地邀请他和他一起居住。但是过了几天，奥利维洛托决定不再增添他舅父的负担，就搬了出去，住到自己的一所房子里。而后就邀请他舅父和其他所有城里的显贵们来参加一个神圣的宴会。酒过三巡，宾主尽欢的时候，奥利维洛托开始谈到一个和每个人都有关的话题，谈到教皇的伟大，他的儿子切萨雷和他所从事的事业。说到一半，他突然站起身，说这些事必须要私下里谈才好，于是他就把宾客们带到了另外一间房间。他们刚进房间，坐下没多久，士兵就从隐藏的地方窜了出来，把宾客们全部杀死。于是他就控制了整个城市。因为所有可能抵抗他的人均已被处死，他所颁布的法令，无论是军事和还是民事的，均十分有力，所以不出一年时间他就在费尔莫站稳了脚跟，并且在周边一带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就是将领们派去见公爵的那个人。他带去的建议是，他们将把力量合起来，去攻打塔斯肯尼，如果公爵不想去攻打西尼加利亚的话。塔斯肯尼是块大肥肉，如果能占领锡耶纳，比萨，卢卡和佛洛伦萨，那么所有的将领均会有足够的战利品可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也可以把他们与佛罗伦萨人的宿怨一并了结一下。但是锡耶纳和佛罗伦萨是在法国国王的保护之下，公爵暂时还不打算惹怒法国人，因为毕竟日后也许会用得着法国人的帮助。所以他告诉奥利维洛托，他不想攻打塔斯肯尼，但是会很愿意将西尼加利亚打下来。西尼加利亚是个小城市，但是却很重要。它是一个海滨城市，有一个不错的港口。它的统治者，是那个不幸的厄比诺公爵的孀居的姐姐。当时她和那些反叛的将领们一起在马焦内签署了协议，但是当将领们和公爵和解了以后，她带着自己年幼的儿子逃到了威尼斯，留下了一个叫安德利亚·多利亚的热那亚人，来保卫城堡。奥利维洛托向西尼加利亚进军，没有遭到抵抗就占领了城市。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也带着自己的部队驻扎在了近郊。整个行动只出了一点小意外：安德利亚·多利亚只愿意向公爵本人献出城堡。城堡很坚固，要夺取它要花费时间、金钱和生命。于是常识占了上风。既然公爵已经将法国部队打发走了，将领们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于是他们将安德利亚·多利亚的意思转告给了公爵，并且邀请公爵来西尼加利亚。当他收到这项请求时，他已经离开了塞斯纳，驻扎在法诺。他派了一位他的亲信幕僚去告诉将领们，他这就去西尼加利亚，并让他们在当地等着他。自从他们签署了协议之后，他们就不太愿意和公爵当面相会。公爵急于打消将领们的不信任，公爵让他派去的那位秘书用非常友好的态度告诉将领们，他们表现出的持续的冷漠态度只会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影响到他们与公爵之间订立的条约的有效执行。在公爵这一边，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得到他们部队的支持，以及他们本人的顾问和咨询服务。当听到公爵接受了将领们的邀请时，马基雅维里不禁大吃一惊。他仔细地阅读了条约的内容，从字里行间他可以看出，双方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相互信任。当听说因为城堡的主人要将它献给瓦伦丁诺公爵，所以将领们邀请公爵去西尼加利亚见他们时，马基雅维里确信这是将领们为公爵设下的一个圈套。公爵已经遣散他的法国部队，所以力量大大削弱了。将领们则在西尼加利亚附近集结了大量的部队。显然，城堡的司令官和将领们串通一气，开出了这么一个条件，大概是要等公爵和他的骑兵抵达西尼加利亚时，将公爵和他的手下剁成肉泥。因而当公爵决定要孤身一人，不加防范地深入虎穴去见他的死敌时，简直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唯一的解释也许是，他相信自己吉星高照，出于傲慢自大，相信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力和人格的力量征服那些凶残的人。他清楚他们害怕他，但他也许忘记了，恐惧也可以使懦夫变成勇士。确实，命运到现在为止还算垂青公爵，但是好运并不会永远存在。骄傲使人失败。马基雅维里暗中窃笑了。如果公爵中了圈套，被人干掉了，那对于佛罗伦萨来说将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公爵是个凶恶的敌人，那些将领们只是由于害怕公爵才聚在一起，所以不难将他们用计谋分开，各个击破。马基雅维里笑得太早了。当渥西尼向城堡的主人许诺，如果他要求只向公爵献出城堡，他将会拿到一笔赏金时，城堡的司令官早就已经收到了公爵为了这个目的而送来的金子。他猜到了将领们的谋划，预见到了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来诱使他进入他们的圈套。他是一个行事诡秘的人，他的计划，如果没有到要最后实施的时刻，是不会拿来跟人商量的。在离开法诺的前一天晚上，他召集了八个他最信任的追随者。他告诉这八个人，当将领们来见他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要站在某一个将领的一侧，就像是为了增添他们的荣耀那样，一直伴随着他们抵达他们为公爵准备好的寝宫。他嘱咐这些亲信说，不能让这些将领中的任何一个人逃脱。不许有人活着跑出来。公爵先前将他的部队在乡间化整为零，以便于隐瞒他到底有多少人马。现在他下令，部队必须在凌晨六点在距离西尼加利亚五六英里地方的一条河边集结。为了表示诚意，他让他的辎重先行一步，当他想象着将领们会如何垂涎欲滴地暗中盘算那些等着他们的巨大的战利品时，他不禁微笑了。所有的事情安排完毕，他上床睡了。他睡得很香。早晨他准时起了床。这是一五〇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法诺和西尼加利亚有十五英里路，道路是夹在山脉和大海之间的。一个五百人组成的先头部队是由路德维柯·维拉·米兰多拉率领的，然后是加斯孔部队和瑞士部队，共有一千人。在他们后面是一身盔甲的公爵，骑在一匹披了华丽马衣的战马之上。跟随着他的是他的骑兵。马基雅维里不是那种容易被美丽的景象所触动的人，但是当下他也觉得，在白雪皑皑的高山和碧蓝色的大海之间蜿蜒行进的队伍，应该是他平生看到的最壮观的景象了。几位首领候在西尼加利亚三英里外的一个地方。在他的健康尚未被梅毒摧毁之前，维泰洛佐·维泰利是个孔武有力的人。他个子很高，也很强壮，但他很瘦，甚至瘦骨嶙峋，长着一张病黄色、用剃刀刮得很干净的脸，一只突出的鼻子，一个小小的小巴。他的眼睑沉重地耷拉在他的眼睛上，给人一种奇怪的，沉思的表情。此人无情又残酷，贪婪并勇猛，是一个出色的军人，据说也是欧洲最好的炮兵军官。他很为自己拥有的卡斯泰洛城堡以及那些装饰着浮雕，铜像，大理石像，佛拉芒式挂毯的精美宫殿感到自豪，这些装修都是他和他的家人后来才添上去的。他也热爱他那被佛罗伦萨人砍了脑袋的兄弟保罗，并因此无比痛恨佛罗伦萨人，这种仇恨不是岁月可以消磨得了的。但是由于服用了医生给他开的汞剂，他陷入了常常发作的，无法忍受的抑郁状态。现如今他已经大不如以前了。当将领们还在与公爵试图谈判讲和，帕格洛·渥西尼给聚集起来的将领们带来了公爵的条件时，佩鲁贾的领主，吉安·保罗·巴利昂尼表示不会接受公爵的条件。尽管有一阵子维泰洛佐也怀疑公爵的动机，于是立场与巴利昂尼一致，但是最后也没能架得住其他人唠唠叨叨的劝说，最后一起签了字。但是他的签字违背了他本人本来可以做出的更明智的判断。不错，他确实写了许多谦恭的信给公爵，表示归顺和道歉之义，公爵也写了回信，表示一笔勾销，既往不咎，但是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太对头，他的本能告诉他，公爵既没有忘记，也没有原谅他们之间的过节。协议条款中有一项规定，将领中每次只可以有一个人待在公爵的兵营中。而现如今却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聚在了一起。帕格洛·渥西尼和他争辩着。他拜访公爵已经有很多次了，他们经常促膝长谈，开诚布公，实在是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诚意。他已经将法国长枪部队打发走了，现如今公爵要做些什么事，都得依靠将领们的支持，难到还有比这更好的证据了吗？如果不是为了显示他已经做好准备要满足将领们的愿望，他为什么要处决拉米洛·德·罗尔卡呢？“相信我，我们上次的造反已经给这个年轻人上了一课。我们可以相信，从今往后，我们不会因为什么原因讨厌他了。”帕格洛·渥西尼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告诉维泰洛佐他和公爵曾经有过的一次谈话。教皇已经年逾七旬，患有多血症，身体状况早已经不如年富力强之时了。一次中风就可以随时要了他的命。公爵向他表示，如果他可以掌控那些西班牙籍的红衣主教，以及他父亲提拔的红衣主教，他会愿意运用他的影响力来保证，下次选举教皇时，大家会选帕格洛的兄弟渥西尼主教成为教皇，条件是，渥西尼必须支持他巩固那些他已经占领的城邦。这个前景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帕格洛很愿意去相信公爵，因为看上去十分确定的是，他需要渥西尼家的支持，一点也不输于渥西尼需要他的支持。维泰洛佐是第一个走上前去迎接公爵的。维泰洛佐没有携带什么武器，穿着一件破旧的黑色短袖束腰外衣，外面套了一个黑色的，衬里是绿色的斗篷。他脸色苍白，神色不安，从他脸上的表情旁人不难猜出，他已经知道命运给他安排的结局。看到此人现在的这副样子，没有人会想到，这曾经是一个一度打算运用自己的力量将法国国王赶出意大利的人。他骑着一头骡子，正要下来，但是公爵阻止了他。公爵凑过身去，伸出一只支友好的手臂围住维泰洛佐的肩膀，在他两颊上亲了两口。几分钟以后帕格洛·渥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也在侍从的伴随下骑马过来了。切萨雷·博尔贾以符合对方高贵出身的礼仪及一副与亲密朋友长久分别之人的热情和来者相会。但是他注意到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没来，询问之下，才了解到，奥利维洛托正在城里等着他。他于是派唐·米歇尔去叫那个年轻人，当众人在等他们的时候，他们漫无边际地闲聊着。在需要他变得风趣迷人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比公爵更风趣迷人了。你当时看他那样子，你会认为，在他和那三个将领之间从来都没有发生不和谐的事。他优雅有礼，举止十分符合他的身份，但是没有什么傲慢的地方，所以人们看不出他对将领们有什么屈尊俯就的优越感。他神态安详，温文有礼，和蔼可亲。他问起维泰洛佐的健康，建议将他自己的外科医生送来为后者看病。他以饶有兴味的微笑与格拉维纳公爵打趣，拿他最近卷入的一件风流韵事开玩笑。当帕格洛·渥西尼介绍自己在艾尔班山上的别墅时，他带着恭维和兴致倾听着。唐·米歇尔在护城河外的一个操场上发现奥利维洛托正在操练他的部队。他告诉奥利维洛托，最好他还是将自己的部队撤回自己的营区，以免被公爵占据。这个建议不错，奥利维洛托在谢了唐·米歇尔这个明智的建议后，就立马命令部队回营。发布完命令后他就陪着唐·米歇尔来到了其他人正在等他们的地方。公爵以相同的热情和友善欢迎了他。公爵不让他行大礼，公爵的意思是要显示，他把他们当同事来看，而不是部属。公爵下令前进。维泰洛佐内心充满了恐惧，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看到，随着公爵到来的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他心里清楚，将领们策划的阴谋绝对没有可能成功。他下决心要重返自己驻扎在几英里以外的部队。他身体不好，正好可以用来当个借口。但是帕格洛不让他走。帕格洛说，现在不是走的时候，走开会让公爵以为他们怀疑他的诚意。维泰洛佐精神上已经垮了，他缺乏决心来抓住他的本能告诉他的唯一仅存的逃生机会。他于是让自己随了众人的劝说。“我确信如果我跟着你们走的话，我必死无疑。”他说道，“但是因为你们愿意冒一下险，我也就决心跟你和大家一起面对命运，不管结果是死还是活。因为我们的命运都联系在一起。”公爵下令护卫这些将领的那八个卫士两人一组各就各位。在每个大难临头的将领的左右两边各站上一位卫士，将这四个将领夹在中间。于是这一行人等，在穿着光彩夺目的铠甲的公爵带领下，骑马进了城。当到达他们为公爵准备的宫殿时，将领们准备告辞，但是公爵用一种坦率和直接的方式敦促他们进屋，以便他们可以立即商量公爵为他们草拟的计划。他有许多话要说，都是些会让将领们感兴趣的话题。兵贵神速。他们一旦决定要做什么，就必须雷厉风行地去干。于是他们同意了公爵的请求。他带着大家穿过门堂，爬了好一段楼梯，然后进了一个宽敞的会客室。进了会客室之后，他请求暂时离开一下，以便去一趟厕所。他人刚刚走开，全副武装的战士就冲了进来，将所有的人逮捕了。就这样，他把奥利维洛托用来对付他舅父和费尔莫城社会名流的简单有效的小计策

存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单是一场秋雨之后，他居然在床帐里发现了足有一升的白蚁！平时的生活更不用说，日常的米、面、酒、糖等都要从海上运来。这样一来价格昂贵，苏轼买不起；二来供应量太小，一旦海上起风下雨，就只能挨饿。这时苏轼年过花甲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营养不良毁了他的健康，他和小儿子苏过都形销骨立瘦得脱相。挨饿中，无可奈何，苏轼苦中作乐，想起了一个传说，不禁哈哈大笑。那是晋武帝时期，全中国的人都在挨饿，某人头晕眼花摔进了一个大地洞里，更没饭了。可是他看到洞里有乌龟和蛇，每当阳光灿烂时就伸头到洞外，像是吞咽阳光。这人有样学样，居然身体强健，比吃了米面还要好。想到这儿，苏轼向小儿子一笑，过儿，我们也这样吃点阳光吧！这就是坡仙的精神内核，面对困境，甚至是必死困境，不咒骂、不消沉、不悔恨，就像一个英雄曾经说过的——“死亡向所有人微笑，人所能做的就是向死亡还以微笑。”在酷吏面前低头的是懦夫，回报以怒吼的是战士，但仍然是落了下乘，因为受到了对方的影响。像苏轼这样，仍然保持微笑，保持住心灵深处活泼灵动的光芒，不让它灰暗，不让它暴戾，这是种别样的骄傲——让美丽的永远美丽，天上的雨水绝不会因为落到地上的泥潭里，就失去它本来的洁净！不断的折磨，让苏轼的光芒更加明亮，他被贬得越远，离民众的心就越近。在他南迁的路上，有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是历朝历代从未见过的高情传说。他被贬到广东惠州时，苏州定慧寺的长老守钦派弟子卓契顺步行数千里来探望他；多年的老友，隐士吴子野不顾年老，舟车劳顿，赶来陪他住了几个月；贬过海南到儋州之后，吴子野、七十三岁高龄的眉山老乡巢谷、杨济甫又渡海来访，陪他度过最初几个月的艰难时光。潮州人王介石，一路追随，像仆人一样帮助苏家生活，连盖房子这样的事都亲力亲为。更有很多各地的学子，向他请教学问，其中以海南人姜公弼的事最著名。海南岛太偏了，识字的人都少，怎么能论到文章呢，直到宋朝立国近一百四十年，仍然没出过一个进士。这实在是没办法，学问是讲究传承的，就算是大天才苏轼，也得有出色的先生给他启蒙。姜公弼自学成才，等到需要拔高时，上天赐福，把苏轼贬到了他的家乡。苏轼耐心地指点他，临别时在他的扇子上题诗——“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写完这两句之后，苏轼突然收笔不写。姜公弼不解，苏轼说：“候汝登科，当为汝足。”多年之后，姜公弼终于金榜题名，可惜那时东坡已经离世了。他不远千里，到许州找到衰老的苏辙，苏辙在扇子上为兄长补足全诗。——生长芸间已异方，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坡翰墨场。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使信东坡眼目长。这首诗见证了海南岛第一位进士的成功之路，由唐宋八大家之中的苏氏兄弟合力完成，如果能在浩繁的卷册中找到此诗的真迹，那将是中国文献界里不可多得的珍宝。以上的事很阳光，让人很佩服很激昂，似乎这就是苏轼的精神内核了。真的吗？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苏轼就只是个精神胜利法的大师，在逆来顺受里让自己不哭出来罢了。何来伟大呢？苏轼从来没有放弃希望，他一直怀念着北方，坚信着自己一定会回去。在昌化三年之后，某一天，苏轼若有所感，对苏过说：“吾誓不做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原气象。”为此，他洗砚焚香，向天祷告，书写自己平生最得意的八篇赋，如果一字不错，即有北还之望。那一天，六十四岁的苏轼凝神专注，挥毫泼墨，八篇名赋一一写就，居然一字不错。苏轼大喜，吾归无疑矣！归去来兮，哪怕再晚，也要等到那一天。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是真的。这八篇赋后来被一个妙人收藏了，这人是宋朝有史以来把太监这个特殊职业做得最成功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然对外宣称自己是苏轼的私生子，而且是遗腹类的……苏轼在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文化苦旅，前方等着他的，终于是一片坦途，一片久违的阳光了。可惜，上天只留给了他短短一个月的时光来回味这一切。苏轼一路向北，沿途游故地会旧友，把一生中所有的恩怨因缘都一一了断，甚至和章惇都通过信，表示并不太介意和子厚一生的交集。他死在七月十八日的夜晚。对于苏轼，我们忘了他的官场经历吧，要留意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北宋之后，中华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可再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超越他的。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他的每一点心灵波动，都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瑰宝。苏轼之才，竟然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明艳雍容。这一点，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从所未见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绌。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情绪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沾上了潦倒灰暗气。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里都有一棵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棵，不为世事羁磨。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能宁静地绽放。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宋朝命运、宋朝文化的缩影。第三章北宋终结者善待范纯仁、苏轼之后，赵佶的举动更加圣明，令散布天下的旧党党徒们山呼万岁，真是宋朝自仁宗以来仅见的明君啊。他为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梁焘等被钉上耻辱桩的旧党元首们恢复名誉，赏还恩荫，把之前哲宗、章惇做出的决定都否了，让他们重新变成圣人。之后，赵佶颁布诏书，阐述了自己的执政精神。他说，自今以后，国家对军国大政、用人标准，没有元丰、元祐的区别，更无所谓新旧两党。做事时，只看是否可行，是否妥善；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一句话，同志们，我们要团结，要安静，要努力地工作，把国家建设起来。为此，改新年号，为“建中靖国”。多么好的口号，很多人激动得浑身发抖，终于不搞政治运动了！看到了这些，向太后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终于死了。截止到这里，这段历史被历代史书高调传唱，尤其是南宋阶段，为了突出这时的成绩，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小元祐”。真是非常贴切，无论在哪一点上都像极了。比如说形象工程极其完美，成功地塑造了赵佶的光辉形象，更连带着把范纯仁、苏轼等名人的声望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些事和高滔滔执政时期更是一模一样。只有名声，对国计民生半点好处都没有。这就是“小元祐”了吗？熟知历史的朋友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对，非常正确，旧党执政怎么会少得了丑闻呢？怎么能不做几件亲者痛仇者快的猪头事件呢？在这短短的多半年时间里，赵佶像高滔滔领导下的旧党人毁掉宋神宗的政绩一样，把本是哲宗的荣誉给抹杀了。在宋朝的国都内再一次上演了一出丑陋的闹剧。为国杀敌，立威异域的英雄成了罪犯，抓回来的敌人居然高官厚禄耀武扬威地供着！事情发生在宋朝的熙河路，也就是从前吐蕃的河湟部。那片广阔的大地最初由神宗年间的名将王韶率军收复，本来已经打得吐蕃人服服帖帖了，可是在哲宗朝的初期，宋朝人自己偏要多事。高滔滔、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崽卖爷田不心疼，把西边四寨无条件还给了西夏人，对更远的熙河路更是不屑一顾。一片看都看不到的蛮荒之地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了友邦的笑脸，也还回去。尽管司马光被明白人吼过后，不敢再零价钱卖国，可是对熙河路的支援一天不如一天，急需的兵力、给养、军饷等必要物资一直短缺，能不给就不给。熙河军的实力严重下降了，元祐时期只能在异域自保。到了哲宗亲政，宋朝的军事重心移到了西北，要和西夏掐个明白，一系列战争中，尤其是章楶领导的平夏城等战役，熙河军一直是主力。回国作战了，熙河路的状况可想而知，唃厮罗的子孙们死灰复燃，以新任吐蕃王溪巴温为首，重占青唐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熙河路短时间内几乎全境沦陷。哲宗大怒，刚好当时平夏城之战大胜，宋军腾出了手，那还等什么，在他重病卧床不起的时候下令，由王韶之子王厚、西军大将王瞻率领，西军出境作战，再平河湟吐蕃。至于理由，哲宗还是很有幽默感的。他说：“出于我对吐蕃人的爱护，他们的新任首领溪巴温太嫩了，我派人去安抚他一下。”安抚得很成功，一个多月之后，西军攻进青唐城，河湟吐蕃部的所有大小首领除了溪巴温本人跑了之外，溪巴温的儿子陇拶、瞎征，嫁到吐蕃的契丹公主、夏国公主、回鹘公主等都被生擒，由西军押解横越千里戈壁，进入开封城。空前大捷，这是继平夏城、天都山大胜之后的又一次辉煌胜利。如果神宗活着，如果哲宗没病，不知下一步宋朝还会达到怎样的高度。可惜的是，这班俘虏到达京城时，哲宗已经病入膏肓，彻底不能执政了。他们被关押着，直到赵佶登基。吐蕃人自己都没法相信，命运居然可以这样改变。赵佶给他们集体封官，允许他们自由回国。并且许诺不用再担心了，攻打你们的王厚、王瞻等人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尤其是凶残成性的王瞻，被贬为右千牛将军，回国内反省了。就这样，宋朝获得了河湟吐蕃部的“友谊”。骗鬼去吧，从前王韶把他们打得更狠，哲宗时他们仍然反叛，现在只是一些小恩惠，居然觉得一劳永逸了？更何况，这种“友谊”是挥刀自残，废了自己的功臣，像谄媚一样讨好对方得到的！答对了，在旧党人的心里，在向太后的心里，这些就是很正常的，都是沿着司马相公走过的光明大路一脉相承的。谁敢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吗？小心奸邪的帽子立即扣下来压死你。当然，本着树立英武模糊污点的一贯方针，河湟事件、王厚王瞻的处理决定，都被选择性地隐藏了，一切以和平稳定为主。在大力宣传中只有大汉天子的恢弘之气、吐蕃人民的友好之情，至于二王怎样，熙河路怎样，都被彻底忽略，一般史书里根本见不着。这种好日子很短，旧党的命太苦了，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位崭新的强力太后出现，却没能像高滔滔那样坚挺，不过半年多之后，向太后居然病死了。她死了，政治风标立即飘摇不定。十几年了，宋朝的政局一直在变。神宗死了，变一次；高滔滔死了，变一次；哲宗上台，变一次；哲宗死了，变一次。前后四次了，顶级官场里还剩下的这些人，早就成了变形金刚。根据形势需要，谁都有N多种形态任意转换。这一次想变的人是曾布。他的一生很异样，按属性，他是新党，可做起事来，总会让旧党们打心眼里喜欢。王安石当政时，他第一个拆台，从内部瓦解新党；章惇当政时，他简直是旧党利益的代言人，明里反对，暗地里下绊子，各种招数用出来，让扒皮章相当郁闷。这时轮到他郁闷了，国家的首相是名臣韩琦的二公子韩忠彦，他只是几位次相中的一个，没有任何特权，甚至还得加倍小心谨慎，时刻老实，才能保住职位。其实就连这个职位，也是他在哲宗死时倒向旧党，帮着向太后压制章惇，拥立赵佶才得来的。现在向太后死了，他没必要再装孙子，首先第一步，就是搞倒韩忠彦，抢到首相位置。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得留神大宋官场的一条铁律——扳倒首相的人永远别想当上首相，哪怕多年以后当上了，也是因为别的事情。曾布很老了，他等不起。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借刀杀人。他要扶植起一个人，用这个人去搞倒韩忠彦。那么这个人就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必须有一定的身份，不然进不了顶级官场，没法对抗首相；二，这个人必须是新党，旧党人他指挥不了；三，这个人的根基要比他差，哪怕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了，也没法拒绝，更没法报复；四，这个人此时此刻必须处于官场低潮，这样他给这个人机会时，这人才能不得不抓；五，这人的性情要好，要能挑起事来，制造争端。可在关键时刻，还能听话，不让矛盾扩大，影响他本人的闪亮登场。纵观宋朝官场，符合以上五点的人真的不太多，可以说是太少了。他想了又想，终于惊喜，上苍还是爱他的，千挑万选，居然还真的给他留了一个这样的人。这人听话，曾经对所有上级都零拒绝服务；这人能斗，亲手炮制过同文馆冤案，把旧党人连同高滔滔都抛上风口浪尖；这人有节制，以才情论，是宋朝官场里第一流的风雅人士，某些方面与首席文豪苏轼都不相伯仲；这人也很倒霉，努力工作几十年，这时被章惇连累，被贬到了南方，在杭州城里当闲散官。就是他了，种种条件都符合，可谓天作之合。说干就干，他悄悄地派人去联络，给这个人先通通气，一方面在开封城里给他做铺垫，官场上、新皇帝，各方各面都要打点到。帮他就是帮自己，曾布做得很来劲。他不知道的是，他根本就没看清楚这个人的本质。他失算了，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世上没人能看清这个人真正的底蕴。这是个妖孽，是近二十年以来宋朝政局不断反复，从最初为信念、荣耀而战，到后来为党派、为恩怨而斗，一系列的血腥龌龊中孕育出来的集大成者。在这个人的身上，再没有原则，曾经的荣耀、追求、信念，都被一次次的政治风暴吹走了，他目睹了良臣如王安石被罢免；圣贤如司马光身败名裂，险些连坟墓都保不住；文豪如苏轼颠沛终生；长者如范纯仁衰败老盲；党魁如刘挚、梁焘、刘安世流放至死；强臣如章子厚也翻身落马。等等，这个世界还有平安吗？连安全都谈不上，还说什么荣华富贵？！这些例子把他刺激到了，阳光的人在逆境中变得耀眼，阴沉的人在逆境里皈依了黑暗。这个人渐渐变得加倍的小心、谨慎、精致、风雅、和畅。他像一条五彩斑斓的毒蛇，花纹美得让人陶醉，让人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什么，他是毒蛇人们还喜欢？呵呵，试问谁第一次见到这个物种时就提防呢，夏娃也是在吃亏后才知道的真相！这个人，叫蔡京。蔡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这个时代一定会产生的动物。他是北宋连续二十年不断升级的党争的终极产物。可以说，没有蔡京，也会有樊京。他的心灵和做事方式要由后面发生的事来一一剖析，在那之前，只有就事论事才能逐渐看清楚他，而不是上来就下结论，武断是研究历史时最讨厌的事情。人需自救天才救之，在曾布想着提拔蔡京之前，蔡京早就展开了自救行动。说实话，他怕。他被贬到杭州了，这地方是美，在宋朝已经公论为天下第一风景区了，公职旅游休闲有什么不好的？好……好在哪儿啊，元祐之前这里是贬职的终点站，苏轼不止一次地到这儿了。可是元祐以后，这里只是块踏脚板，贬到这儿的仁兄贤弟们，十有八九都会迅速上路，被贬到更远的天涯海角去。谁敢说他蔡京与众不同，能在杭州城里静等官复原职呢？所以要自救，天遂人愿，他贬下来不到半年，机会就来了，只要抓住，不仅回京有望，甚至加官晋爵也在把握之中。但是，这机会不好抓啊。真要和这个沾了边儿，以后就算飞黄腾达到了首相的位置，也有人指着脊梁骨骂，一骂就是几十年，哪怕是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到底是什么事呢，说来很风雅，宫里的大太监来杭州城，给新皇帝挑名人字画了。说到翎毛丹青，举当时宋朝全国，连苏轼在内，蔡元长也足以排进三甲之内，以蔡元长之能，无论是亲自操刀，还是帮着搜寻挑选，该太监都会搞到精品中的精品，满载而归。如此一来，蔡京让该太监满意，该太监让皇帝满意，利益链条转动，蔡京的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后患也真不小，前面提到了，这会有骂名的，前名臣宰执文彦博就是例子，当年他只是送了一件蜀锦袄给仁宗的爱妃张美人，就被一直念叨

：我也没有说就依这个报纸的说法为依据，我只是希望贵大臣再减去若干。伊藤博文说：我日本此次用兵费用远多于八千万这个数字。李鸿章说：究竟是多少数字我不管，我只希望你能够再让少许，即可定议。现在只等你一句话。李鸿章甚至以古稀之人向伊藤哀求，以此少许让步，作赠他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果从李鸿章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挣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也算是他尽心尽责的表示。他们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战，毫不相让，说了用兵费用，又说割让的土地将给日本增加多少财政收入，又说台湾矿产资源，但说来说去，李鸿章就是要让伊藤再让步，而伊藤则坚守不让。眼见赔款数额不让，李鸿章又说到利息，希望伊藤能够免除利息。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讨论。此外，他们还讨论了辽东割让的边界、割让境内居民的安排、换约手续、日本继续驻军的费用等非常琐碎的细节。此次会谈时间最长，结束时已到上灯时分，而其后果并无任何改变，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双方定于后天（4月17日）上午十点钟签字。这个条约因在日本马关签署，史称《马关条约》，或称《中日讲和条约》。这个条约承认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承认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庸；日本获得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中国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万万两；两国间此前所定所有约章均自作废，俟《马关条约》批准互换后，重新谈判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可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需交纳所定进口税；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可派领事官于各口。澳门，现代中国的原点澳门现在的地位是远不如昔了，不过澳门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扮演过重要角色，中国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初接触主要是通过澳门完成的；远东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也是在澳门建立的；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的门槛，也是从澳门这块土地开始的。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视角进行观察，澳门实在是现代中国的原点，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最早的示范地。发现东方大约在15世纪下半期，欧洲的生产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迅速提升的生产能力迫使西方寻求更为庞大的海外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1497年，也就是大明王朝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人达?迦马发现非洲东南海岸那塔尔。第二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由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真正实现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既定目标：这里才是真正的印度，而不是被哥伦布误会的印第安。1511年，葡萄牙航海家沿着达?迦马开辟的新航线继续前行，顺利进占马六甲。又经过三年也就是1514年，大明王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商船终于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中国人借用阿拉伯商人对葡萄牙的称谓，称这些葡萄牙人为“佛朗机”，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误以为他们就是位于马来半岛上的一个部族。[1]而这些东来的葡萄牙商人将错就错，于1518年冒充大明王朝在马来半岛上的属国满剌加朝贡使节，企图获得明朝官方颁发的贸易凭证。此后半个世纪里，这些葡萄牙商人不断扩大对华贸易，只是这些贸易从总体上说在中国并不合法，所以葡萄牙商人与中国地方官府不仅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甚至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暴力事件，中国地方当局不胜其烦，葡萄牙商人也深受其苦，大家都在寻找根本解决的方案。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中国地方政府和葡萄牙商人逐渐从陌生人变成老相识，他们终于通过各种合法乃至不合法的理由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1554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东沿海，他们向中国地方当局谎称船上装载有送往北京的贡品，只是这些贡品在航行途中触礁下沉，不幸潮湿，他们请求广东地方当局能够破例让他们登岸晾晒。葡萄牙商人的理由光明正大，最主要的还在于这些商人已经非常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知道怎样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他们投其所好为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准备了丰盛的礼品，这些礼品或许不过是中国人尚不知道究竟的新奇小玩意而已。可是这些小玩意打动了汪柏，汪柏还真的破例让这些葡萄牙商人登上浪白澳晾晒物品，并允许他们在那里搭建房屋短暂居住。浪白澳位于澳门西南数十里，孤岛悬海，水土恶劣，很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居民，所以葡萄牙商船虽然在浪白澳登陆，但他们实在很难使用这个港口。得寸进尺，葡萄牙商人觉得中国地方当局既然已经准许他们在浪白澳登陆居住，为什么不可以将条件稍好的澳门划拨给他们使用呢？费尽周章几经波折，他们终于获得在澳门建筑房屋居住的许诺，同意他们在那里从事和平贸易，但条件是必须向中国地方政府课以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这个临时性的制度安排不仅开启了中国与葡萄牙之间关系的新时代，两国之间从此大致结束了连年不断的沿海武装冲突，而且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葡萄牙人和后来源源不断东来的西方人不断蚕食、扩大居住范围，澳门从此成为西方世界进入远东抵达中国的桥头堡和一个重要基地。葡萄牙人东来，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与西方接触。中国与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很久远的交往史。早在宋元、汉唐，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已和西方世界有过直接往来和交流。物质的贸易、文化的互换，乃至宗教的传播都曾在东西方留下不少印痕。然而由于文化屏障，中西双方在此之前虽有交往，但实际上相互敌视相互猜疑，并没有多少心灵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认同。中国人恪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祖训，严夷夏之大防；西人则以猎奇的心态看待这个东方古老大国和不一样的文明。自从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来到澳门的西方人开始用力经营澳门，建立进入中国的前沿基地，竭尽全力向中国内地渗透。1562年，新即位的葡萄牙国王指令印度总督派员出使中国，加强联系。明朝政府实在不太明白葡萄牙的用意，这个联系并没有真正建立。然而在这一年，也正因为葡萄牙国王的这个指令，耶稣会传教士培莱思（Francoisperez）抵达澳门，开始筹划向中国内地传教。不久，澳门已有分属耶稣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的传教士。在此后多年里服务于明清两代宫廷中的传教士，差不多都是由澳门登陆然后长途跋涉进入北京，像供职内廷，专事绘画的西洋“画工”郎世宁等，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进入中国内地。[2]甚至到了大清王朝宣布禁教，宣布将那些传教士驱逐出境时，也是要求这些传教士必须经澳门而返国。[3]澳门成为西方来华人士的必经之地，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前接受中国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方面训练的重要基地。澳门能够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重要基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培莱思踏上澳门土地后，他就梦想着早些进入中国本土传教。1565年，培莱思通过各种办法终于到了广州，他在那里用葡萄牙语和中文上书广东布政司，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上岸居住传教。上书大意谓：“本人自幼年读书，深知各种科学。职在周游世界，宣传上主教律。闻知中国地大国强，又系圣贤之邦，敢请允许与彼等相处，借以沟通本人所携来之教义。此外并请求赐予一安身之所，俾能常常为朝廷效力。年老体衰，实已不堪海上风浪之苦，并特借此地举行在海上所不能举行之祭祀典礼，祈全能上主加佑朝廷及其国家与官吏。”[4]负责接待的明朝官员态度友善，接过上书，并询问培莱思所读何书，所奉何教，如何教人得救等道理。对于中国官员的询问，培莱思以《圣经》“十诫”作答，中国官员甚感满意，遂嘱随从将一块粉红丝巾系在培莱思的脖子上，表示培莱思是一位信奉上帝的读书人。紧接着，布政司官员又问道：“你会说中国话吗？”培莱思答称不会。于是中国官员说：“那么最好你先去做学生，学习我们的中国话，以后再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义。”明朝政府用最简单的理由否决了培莱思的请求。这个并非重要的理由给传教士特别是后来的范礼安一个重要启迪，使他们很快意识到要想进入中国，除了等待中国政府政策变化外，他们主观上能够做的事情无疑是要尽快学习且学好汉语。所以，在拒绝入境后，培莱思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返回澳门，修建长久性寓所。这所寓所很快又被改建为学校，在那里创建了澳门第一所耶稣会会院，开始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培训人才，等待适当的机会进入中国内地。这所学校就是后来在澳门非常有名的圣保禄学院，这个学院先后培养出一大批知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成为明清两代来华传教士的一个重要摇篮。为了开辟、拓展远东新教区，罗马教廷于1567年任命葡萄牙人加奈罗（MgrMelchiorCarneiro）为中国、日本教区第一任主教，并从印度移驻澳门，直接管理中国、日本教区。加奈罗就任后，在澳门创建医院和收容所，不断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力，并将进入中国本土创建教区作为奋斗目标，注意健全和发展组织机构，注意汉语人才的培养，寻找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当时，明王朝并不是绝对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规定外国人在每年春秋两季可以两次进入广州，但不允许他们在广州过夜，更不能在那里长期定居。这个政策直到范礼安出任掌管远东传教事务视察员时才逐步改变。范礼安初到澳门在1578年。在澳门，范礼安开始从文化层面深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感到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高贵而伟大的帝国。面对一个具有如此深厚文化、学术修养的民族，唯有那些在学识上和品德上同样具有较高素养的外国人，才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获取在中国居留并传播西方文明的机会。同样，范礼安也相信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勤劳的民族绝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的有教养的耶稣会士拒之于门外。于是他牢记耶稣会总会长临行前的嘱托，设法“再度点燃沉睡之中的远征中国的热情”，“希望开始皈依庞大中国的计划”[5]，决定指派若干神父潜心学习中文，希望能尽快打开迄今为止还对传教士关闭着的中国大门，让一些神父不仅能够进去，而且能够居住下来，生存下去，进而能够向中国人传布基督福音。以范礼安为代表的传教士通过在澳门与中国人实际接触，逐步建立了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新看法，重新发现一个和他们前辈认识并不一样的新东方。[6]西方经验展示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与民间也通过澳门这个地方，在与西人的直接交往中逐步体会西人的善意与执意东来的宗教情怀，逐步改变对西方的看法。东西方在实实在在的交往中不经意地发现对方的优长之处，所以在晚明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尽管中国政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西之间的交流却在一种坦然的正常气氛中进行。如果不是发生后来明清易代的政治变动，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一直维持着晚明时代的气氛，相信不仅中国文化能够启蒙西方，影响西方后来的历史进程，而且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也必将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中国文化的形态，影响着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的进程。而在这个“东西方相互发现”的过程中，澳门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自西人入住澳门后的四百年间，至少在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前，澳门不仅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枢纽、东西方社会与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西人与中国人在澳门杂处，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形态。澳门在西人的直接管理下，一直充当着西方经验在东方的试验基地和示范场所的功能，这对中国后来接受西方文化很有用处。中国后来之所以愿意踏上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在西人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走上变革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在自家土地上久已看到西方化并非想象中那样恐怖与可怕，在适度压力下，中国人完全能够走上与西方人同样的道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在各大中心城市出现大批租界之前，澳门就是中国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对于促动中国后来的变化起到非常重要的功能。西方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教育体制等在澳门的试验与示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启发了中国人的觉悟。在葡萄牙人踏上澳门土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澳门的主权仍在中国政府手里。只是由于定居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多，华人也在逐步增加，社会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问题总会出现。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根据自己的西方经验，于1560年自行选举产生一个自治组织，由一名驻地首领（CapitllodeTerra）、法官和四位较具威望的商人构成，行使社区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力。这个自治组织其理论根据或原初模型似乎是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国组织形态，由这些葡萄牙商人将之移植到远东，所以很像是一个“商人共和国”，也是后来澳门议事会的雏形。澳门早期的这个自治组织在西方的历史上或许意义不大，但从东方、从中国的历史上说则意味无穷。不管怎么说，这是在远东、在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形态，不管这个民主共和国中是西方人居多还是中国人居多，但毕竟是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示范意义不应该低估，它毕竟告诉了中国人，尽管那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很优良，成为西方来华传教士争相赞美的对象，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之外，还是有很不一样的政治体制。这对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政治变革，起到过积极的正面的示范，一大批近代读书人从澳门的发展、政治、市政中获取过重要启示。从历史的角度看，澳门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确实是个不可思议的异数。在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之后很长时间，葡萄牙并没有将澳门视为自己的领地，甚至没有将之纳入葡萄牙在海外在远东的殖民体系中，而完全是因为在澳门毕竟有许多葡萄牙人生活在那里，完全是出于对这些葡萄牙人的关心，由一年一度赴日本的舰队司令或曰巡航首领于途中巡视澳门，就便处理相关事务，比如防务，以及与战争、防务有关的司法管辖权。而对明清两代中国政府而言，澳门或许是太小了，对中央帝国来说似乎从来不值得投入很大的精力进行管理，所以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居住澳门，中国政府始终比较大度，并没有觉得是对自己主权的侵犯。中国政府的放任和葡萄牙政府的不管，为澳门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创造出一种非西方非东方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移植到了澳门，移植到了东方，但这个制度与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制度显然还是那么的不一样，而具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非完全意义上的文明杂交，在中国人的大门里头或者说院子里提供一个与中国传统文明很不一样的示范。1568年，罗马教廷任命卡内罗(D.BelchiorCarneiro）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1575年，澳门教区作为远东第一个主教区开始运转，澳门逐步成为罗马教廷在东方的指挥中心，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这个中介开始向内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于澳门自身，则不断接受西方人的改造，具有越来越多的西方色彩。鉴于此，中国政府于1574年开始在澳门与内地连接的地方设立关闸，管理澳门与内地的往来。然而到了1580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那一年（1580年，明万历八年），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自主选举首席法官，建立自己的市政管理系统，而不是先前简单的自治组织，并决定在澳门实行葡萄牙的法律，第一次将西方的法律体系延伸到澳门。葡萄牙人的做法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或许情有可原，但显然超出了中国政府当时所能接受的底线。1581年，年过七旬的福建长乐人陈瑞（字文峰）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使衔总督两广事务，受命

洛阳只有一百七十里的距离，是洛阳的重要屏障，汝州的失守顿时引起东都洛阳的一片恐慌。为了稳定住东都洛阳的局势，朝廷派谏议大夫杨授前往洛阳进行宣慰，并下了一道《宣慰东都官员敕》。文中不得不承认唐军镇压起义军的不利以及王仙芝、黄巢势力的迅猛发展。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势如破竹，同时帝国的东南部农民起义的烈火也是熊熊燃烧，其中浙西地区因为经济富庶，更是帝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该地区的王郢起义也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乾符三年（876年）六月，皇帝下诏以左神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行营诸道招讨使，征调诸道人马共计一万五千人前往镇压。一直到转年二月，王郢相继攻陷望海镇（今浙江望海）之后，又攻陷台州（今浙江临海）。台州刺史王葆退守唐兴（今浙江天台），皇帝李儇得知消息后诏令浙东、浙西和福建各出水师助剿。不久后，镇海节度使裴璩诱降王郢的部将朱实及其部众六千余人，收缴兵器二十余万件，极大地削弱了王郢的实力。王郢被迫收拾余众专攻明州（今浙江宁波），结果在攻城战中不幸中流矢身亡，起义最终失败。王郢起义虽然不到一年即宣告失败，但因为其地处帝国财税供给的重要之地，导致江淮地区供应关中的物资明显减少，因此在面对王仙芝、黄巢起义军时，唐军明显进展不力，甚至是节节败退。针对如此现状，皇帝李儇在《宣慰东都官员敕》中特别提到要赦免敕王仙芝、尚君长（王仙芝部将）罪行，实行招安之策，但是并未奏效。王仙芝依旧一路征战，继续四处攻城略地，先是攻克阳武（今河南原武），接着围攻郑州，关东的州县地方守军全都畏惧出战，只求保卫各自的城池。因此王仙芝得以纵兵四略，并未受到多少阻碍。而调集前来平叛的诸道人马十分贪财，在追击起义军时，碰到起义军故意丢在路上的辎重，都争相拾取，进而贻误战机。所以王仙芝继续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先后攻下申州、光州、随州，占据安州稍作休整后，又分兵围攻舒州、进击庐州、寿州等地，如入无人之境。王仙芝的义军势如破竹，但身为诸道行营招讨使的宋威却暗中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曾经对副使曾元裕说，当年庞勋起义失败，康承训却获罪，现在如果成功剿灭王仙芝，自己会不会也会和康承训的下场一样，不如留着王仙芝的起义军，以战养战，如果王仙芝成功登基，自己就会成为功臣。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宋威每次带兵追击起义军一段路程，就会停止不前，等待观望，最后干脆在亳州（今安徽亳县）滞留不前，曾元裕也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和黄州（今湖北新州）一带拥兵观望。乾符三年（876年）十一月，王仙芝攻下郢州、复州；十二月又接连攻下申州、光州、庐州、寿州、通州、舒州六州之地。此时宰相郑畋上疏皇帝李儇，要求撤换宋威、曾元裕，建议以陈许节度使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以前鸿胪卿李琢代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以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代替曾元裕为副使。宰相郑畋是个依附宦官的人，父亲郑亚担任桂管观察使时，与担任监军的宦官西门思恭颇有交情，曾经请托西门思恭有机会关照儿子郑畋。后来西门思恭进京当上了神策军中尉，郑亚死后，他履行诺言将郑畋接到长安，视为自己的亲侄并加以教育。不过，由于郑亚是李德裕的同党，卷入了牛李党争，而在宣宗李忱在位时期，是牛党势力执政，因此郑畋受到牵连，加上当时宦官专权一度被压制，所以郑畋的仕途颇为不顺。一直到唐懿宗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令狐绹被罢相后，郑畋的仕途才迎来了转机，经由刘瞻的引荐，郑畋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担负替皇帝起草诏文敕令的责任。前边我们说过，刘瞻在咸通十一年因为劝谏懿宗李漼囚杀医官一事而被贬，郑畋也因起草刘瞻的贬官制文措辞不够严厉，而同样被贬官，直到皇帝李儇即位后才重新征召其入朝加以重用，并于乾符四年（877年）七月提拔为宰相。此时，西门思恭担任右威卫上将军，虽然仍有一定的地位，但由于田令孜的存在，西门思恭远远达不到大权独揽的境地，而且手中没有实际的兵权，所以对于郑畋来讲，其实缺乏田令孜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平时受皇帝李儇信任的，依附田令孜的宰相卢携就时时处处压制郑畋，以至于郑畋曾经要称病回乡务农。不过，这次皇帝李儇眼看王仙芝的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帝国有崩盘的迹象，所以不得不采纳郑畋的建议，撤换了宋威和曾元裕。鉴于帝国财力的匮乏，朝廷并没有放弃对起义军的诱降活动。乾符三年（876年）十二月，王仙芝攻打蕲州，刺史裴渥与时任宰相王铎是门生和座主关系，而王铎又是王镣的堂兄，所以裴渥试图救出王镣，以报座主的知遇之恩。王镣也在王仙芝的义军内部，不断怂恿王仙芝，由他出面与裴渥建立联系，双方约定罢兵休战，裴渥则答应王仙芝向朝廷奏求官职。对于这样的条件，王仙芝的思想产生了动摇，他带着三十多名心腹入城与裴渥进行谈判，裴渥大摆筵席款待王仙芝，席间与王仙芝初步达成了停战协议。随后，裴渥将与王仙芝达成协议的奏状呈送朝廷，朝廷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当时除了王铎之外，其他几位宰相都反对赦免王仙芝。他们认为当年庞勋声势那么浩大，最终还是被朝廷成功镇压，现在王仙芝虽然声势也是不小，但终究还是无法和庞勋相比，如果赦免其罪过，恐怕会助长他的气焰（“赦罪除官，益长奸宄”）。但是王铎因为堂弟王镣身在王仙芝的义军之内，救弟心切的他一再坚持要赦免王仙芝。最终皇帝李儇考虑帝国财政的困难，便同意了蕲州方面与王仙芝达成的协议，加封王仙芝为左神策押军兼监察御史，并派宦官作为特使，带着授官文书前往蕲州。王仙芝接到文书后，十分高兴，蕲州之战暂时陷入停战状态。不过，此时以黄巢为首的一些将领坚决反对王仙芝接受招降，黄巢甚至怒斥王仙芝不顾牺牲农民军的利益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在黄巢等人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王仙芝只好放弃接受招降的企图，领兵继续攻打蕲州，裴渥被迫逃往鄂州，王镣则继续被义军囚禁。蕲州虽然最终被农民军攻下，但朝廷的诱降还是对农民军的团结起到破坏作用。蕲州之战后，农民军分为两支，一支由黄巢率领北返曹、濮地区，另一支由王仙芝、尚君长带领继续在江北活动。在朝廷逐渐调集大军加紧军事镇压的情况下，起义军一分为二，显然分散了力量，可以说同时也为其前途埋上了一层阴霾。乾符四年（877年）二月，王仙芝攻下鄂州（今湖北武昌），一个月后，黄巢攻下郓州（今山东郓城），并打死天平军节度使薛崇。皇帝李儇眼看情况不妙，连忙发布《讨草贼诏》，同时继续对王仙芝等义军首领再次进行招降。不过，这次李儇的口气有些强硬，他在诏书中列举了庞勋和王郢起义失败身死的事例，又列举朱实等人投降朝廷受封赏的事例，希望王仙芝等人能够识时务尽早归降朝廷，在诏书的最后李儇也号召上至朝廷官军，下至地方豪强武装共同联手镇压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军。此时，在宰相卢携的支持和推荐下，宋威又重新被任命为诸道招讨使，作为镇压起义军的统帅。朝廷调兵遣将加紧镇压起义军的步伐，使得王仙芝与黄巢等将帅又感到联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是，黄巢在四月间与曾经领兵进入嵖岈山（今河南遂平一带）的尚让会合，而后王仙芝也带兵北上与其会师，七月间，起义军在王仙芝的指挥下，开始集中兵力发动围攻宋州之战。宋州濒临汴水，既是南北大运河的咽喉要地，又是洛阳和汴州的东南屏障，宋威重新上任后驻守在这里。前边我们说过，皇帝李儇下密诏让徐州、泗州等地派精兵巡护漕运，而现在起义军围攻宋州，旨在切断运河通道，当时朝廷出动平卢、宣武、忠武三道人马堵截起义军不住，于是宋州被包围。宋州的局势顿时陷入极大的压力之下，就在宋威龟缩在城内一筹莫展时，忠武军节度使崔安潜出动本部七千人马，由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领前往救援，经过激烈拼杀，张自勉暂时解除了王仙芝对宋威的合围之势。后来宰相郑畋称赞崔安潜是“解宋州之围，使江淮漕运流通，不输寇手”，这也说明，取得宋州之战的胜利，对于朝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蕲州之战和宋州之战是王仙芝起兵以来，组织的两次大规模的战役，可谓是一胜一败，不过蕲州之战使得起义军内部产生分化，而宋州之战则是以起义军撤围告终。所以对于王仙芝和黄巢等人来讲，起义军未来的形势依旧不明朗，而且在宋州之战中，义军内部因为具体的战术问题，再次发生分歧，这也使得宋州之战后，王仙芝和黄巢再次分兵作战。分歧王仙芝和黄巢第二次分兵作战后，乾符四年（877年）八月，王仙芝攻下安州（今湖北安陆）和随州（今湖北随县），活捉刺史崔休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派其子带兵救援，半路遭到王仙芝的伏击，也兵败身亡。李福被迫上疏朝廷请求增援，皇帝李儇派左卫威大将军李昌言率领凤翔的五百名骑兵赶赴驰援。王仙芝不等官军援兵到来，转道挥师攻击郢州、复州等地。十月间拥兵蕲州、黄州的崔元裕以逸待劳，击败前来进攻的王仙芝，斩首四千，取得大捷，暂时挫败了王仙芝的进攻势头。在官军和起义军互相交战的过程中，朝廷方面产生意见分歧，首先是针对是否应该继续任用宋威而产生争论。当张自勉带领忠武军七千人马解了宋州之围后，宰相卢携、王铎主张将张自勉所率的兵马划归宋威指挥，但是另一位宰相郑畋却不同意，而且不肯签署奏章。为此双方争执不下，都以辞职互相要挟，皇帝李儇本就驭臣无术，不能裁决是非，只是坚决不允许他们辞职。郑畋除了坚持反对将张自勉的七千忠武军划归给宋威之外，还揭发宋威对于战场形势是报喜不报忧，王仙芝上过请降书，宋威却是隐瞒不报，是典型的欺罔朝廷行为，而且在辖地内声名狼藉。郑畋的意见是立即罢黜宋威，但卢携极力为宋威辩护，最终因为卢携乃是宦官田令孜阵营的人，所以皇帝李儇没有采纳郑畋的意见。可是宋威这边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师出无功，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急于寻找机会立功以向朝廷证明自己的能力。很快宋威便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而且这一次他让王仙芝的义军高层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乾符四年（877年）十一月，招讨副使、监军杨复光派人再次招安王仙芝。杨复光是懿宗李漼在位时期左神策中尉杨玄价的养子，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善于言谈。他十分清楚王仙芝不会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而事实证明，王仙芝在接到杨复光的招降信后，派部将尚君长、蔡温球等人赴长安请降。宋威得知这个消息后，派兵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西南伏击尚君长等人囚送长安，然后谎称是自己半路遇到尚君长等人交战后生擒的。杨复光得知消息后，上奏朝廷说明尚君长等人确实是奉王仙芝之命进京请降的，而且认为宋威有意破坏自己的招降大计，请求朝廷将其治罪。面对宋威和杨复光两方面的不同汇报，皇帝李儇一时间摸不着头脑，他派人前去调查事情的真相，结果却是无法查清。最终皇帝李儇出于震慑义军首领的考虑，诏令将尚君长等人斩首于长安东市的狗脊岭。尚君长是王仙芝手下的得力干将，一直跟随王仙芝南征北战，并屡立战功，他的死激起了王仙芝极大的愤怒，于是他立即展开报复，对荆南地区（今湖北江陵一带）发起猛攻。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是个文人，不懂得用兵之道，当有人报告王仙芝已经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天真地认为手下人谎报军情，依旧不加防备。当时正值隆冬时节，汉水狭浅，王仙芝带领大军顺利渡过汉水。乾符五年（878年）正月一日，大雪纷飞之时，正当杨知温接受诸将的新年祝贺时，王仙芝领兵突至江陵城下，很快就攻占了外城。杨知温的部下急忙固守内城，双方战至日暮，他一直龟缩在府内不敢外出，后来在将领们的一再要求下，他不得已出来巡视，看到士卒们冒死守城，杨知温认为守城有望，立即派人向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求援。李福得到消息后，亲自带领全镇之军以及驻扎在襄阳的五百沙陀骑兵赶赴救援，在荆门一带击败王仙芝的外围人马，王仙芝得知消息后，担心遭到杨知温和李福的内外夹击，于是领兵撤离江陵。江陵是长江中游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江陵差点失守，让朝廷为之大惊。朝官们纷纷上疏，指责造成这种局面，完全是宋威骗杀尚君长等人造成的。刚好另一位招讨副使曾元裕此时在申州（今河南信阳）大败王仙芝，并消灭数万义军，显示出超强的战斗力，因此皇帝李儇下诏二次将宋威免职，任命曾元裕为招讨使，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同时由于朝廷与南诏在乾符四年（877年）初签订了停战协议，结束了将近二十年的战争状态，西南边境暂时安定，于是朝廷就将镇守西川的高骈调任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以加强长江中游的防务。事实证明，朝廷对于战局的人事调整安排十分正确。一个月后，即乾符五年（878年）二月，皇帝李儇得到加急奏报，曾元裕在蕲州的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县西北）与王仙芝展开大战，在这场战争中曾元裕不仅大败义军五万人，而且王仙芝阵亡战场，部将尚让带领残部投靠了正在攻打亳州的黄巢。势如破竹王仙芝的阵亡让朝廷上下一片欢呼，不过当时朝廷十分明白，黄巢是个更加厉害的对手，而且很快他们就领教了这个当年的落地秀才的本事。乾符五年（878年）二月，成功收编王仙芝的残部后，黄巢自称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同时仿效唐制置官署。黄巢和王仙芝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由于性格和经历的不同，黄巢反抗朝廷的决心比王仙芝要更加坚决。他的上述做法就表明了他与唐朝势不两立，意图推翻李唐皇族统治取而代之的决心。得到王仙芝的死讯后，黄巢并没有心生胆怯，他挥师北进，再次攻占沂州和濮州，但在此之后却屡次被官军击败。因此摆在黄巢面前的就是如何调整战略部署的问题，为了缓解紧张的军事压力，他写信给天平军节度使张褐，诈称想要投降朝廷。张褐看到黄巢的请降信后，立即上报朝廷，皇帝李儇十分高兴地下诏加封黄巢为左卫将军，让其率众到郓州城下集中解除武装。黄巢利用这个机会摆脱长江中游的官军，采取流动作战方式，继续对抗朝廷。三月间，黄巢沿黄河西岸一路流动作战，自滑州（今河南滑县）向南奔袭二百多里外的汴州，又从汴州奔袭三百五十里直扑宋州，先后攻打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和阳翟（今河南禹县），摆出即将攻打洛阳的态势。阳翟隶属河南府，距离洛阳已经很近，朝廷闻讯急忙部署防务，皇帝李儇下诏征调河南镇人马一千人，与宣武、昭义两镇人马两千人赶赴洛阳守卫，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当东都应援防遏使，统辖三镇兵马，并允许刘景仁在洛阳就地募兵两千人。当时曾元裕屯兵荆南地区，皇帝李儇诏令其领兵驰援东都洛阳，又调义成镇人马三千人加强洛阳东面一线的河阴以及虎牢关、轩辕关、伊阙关的防务。虎牢关的战略地位自不必说，地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轩辕关在今天河南偃师东南的轩辕山上，连接巩县和登封两县，历来控扼要地；伊阙关在今天洛阳市南的伊阙山上，是启闭东都的一扇重要门户。由于东都洛阳军贮不足，皇帝李儇下诏向商旅富人借用大量钱谷，以供数月之费用，又不得已拿出五份“殿中侍御史”和十份“监察御史”的空明告身，赏赐给能够出钱捐助国家的富户，这无形中就开启了售卖官衔的例子。(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即便如此，由于连年干旱以及蝗灾不断，加上战乱不已，农民已经无力缴纳赋税，国库已经严重亏空，主管财政的兵部侍郎、判度支杨岩无计可施，三次上表请辞，表示自

青浦江面上，俞大猷部浴血奋战，杀退徐海。恩威并施下，徐海终于服软，卧底的王傲又故意给徐海放风，说徐海的同伙陈东、麻叶二人也准备投降。几番权衡下，徐海降心渐定，主动从浙江沿海撤退，并放还先前抓获的200多明朝俘虏。就在徐海松懈间，胡宗宪突然发动进攻，派俞大猷奇袭徐海的老窝乍浦岛，一举端了徐海老巢，徐海多年打劫积累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众多部下的亲眷也落入了明军之手。如此一来，先前被胡宗宪“求着投降”的徐海，如今却不得不投降了。胡宗宪的几招彻底制服了徐海，随后徐海俯首帖耳，表示愿意诚心归降。胡宗宪趁热打铁，让徐海率兵消灭自己的老搭档陈东、麻叶，作为归降的“投名状”。人在屋檐下，徐海只好低头，随后徐海再次发挥“水战天才”，连续消灭陈东、麻叶两个同伙，将两人绑了送给胡宗宪。如此一来，横行东南一世的徐海，终在海盗里众叛亲离。得此结果胡宗宪立刻传话徐海，允许他归顺。徐海立刻带上万部下来到杭州，杭州城外，徐海旌旗招展，军威浩大，明朝官员无不心惊。胡宗宪不惧，摆出总督派头镇住了徐海。接着解除徐海部下的武装，安置在杭州城边的沈庄，此时徐海正在憧憬着“太平日子”的美梦，面见胡宗宪的时候就表示：“此次归顺，不求大富贵，但愿得一闲职，全家太平度日足矣。”他不知道，一场灾难马上要降临了。是夜，胡宗宪调集了最精锐的俞大猷部，对徐海的降兵发起突袭。明军忽然杀到，毫无防备的徐海部登时大溃败，经一夜杀戮，徐海部上万人被歼灭，全军覆没的徐海，走投无路下愤然投水自尽。这支仅次于王直的东南第二大“海寇”势力，在胡宗宪一步一步的算计中，就此覆灭。主动做倭寇的王直，和“被倭寇”的徐海，至今依然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比起这两位有理想的海商，此时的明朝东南，还有第三股海商势力，这个没理想的人虽然今天知名度不高，却也是彼时明王朝头疼的角色——吴平。王直是半路出家做海盗的，徐海是“被海盗”的，相比之下，吴平的资格却老得多，他家世代都是做海盗的。吴平，福建邵安梅岭人，从明朝正统年间开始，这里就是走私的重灾区，吴平的祖父、父亲，皆上过明朝当地政府的通缉令，到吴平这一代更闯出了名堂。横屿岛之战时，他只是一个跟着李光头冲锋的小头目，一场横屿岛之战，闽浙地区有影响力的海盗头目，大部分都被明军捕杀了，小头目的吴平从此脱颖而出。他先是做了大海盗林国显的侄女婿，在林国显的帮助下有了一支自己的团伙。而后就随帮附伙窜犯东南，王直嚣张的时候，他跟着，徐海嚣张的时候，他也跟过，等着王直和徐海相继伏诛后，吴平收罗了两人的不少部下，实力一下子膨胀，一跃成为了东南沿海势力最强大的华商，并接下了王直死后与日本方面的“合作关系”。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开始，吴平大肆窜犯福建一带，相继攻克兴化、走马溪、吾屿等沿海重镇，杀掠平民无数。明朝倭患的重灾区，也从浙江转到了福建广东。要说吴平的发家全靠捡了王直、徐海的“洋捞”，却也不尽然，和徐海一样，吴平也是个擅打海战的高手，连船坚炮利的葡萄牙舰队都被他打劫过，人送绰号“闹海长鲸”。比敢赌的王直，他胆子更大，不但和倭寇合作，打劫上也很有“国际主义精神”，不止劫掠福建广东，也时常窜犯朝鲜、越南、爪哇等周边国家，他的部下也是华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越南人都有，堪称“国际海盗团伙”。他的据点，是今天广东福建交界的南澳岛，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打劫方便，明军曾数次强攻，皆无功而返。此时嘉靖帝急欲解决倭寇问题，连下诏书申斥当地地方官。为求政绩，明王朝又拿出了“招安把戏”（这次是真心想招安），吴平狡猾，先答应了招安，却死守着南澳不挪窝，中间不断向明朝狮子大开口要军饷，且抽个冷子就出去打劫。到了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吴平“降而复叛”，大肆掠夺福建、广东地区，一度兵逼福州，被耍得团团转的明王朝才知道上当了，而彼时吴平，已拥兵数万，且有巨型战舰百艘。无论当年的王直还是徐海，论实力都难与他同日而语。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五月，经过精心准备，明王朝发重兵围剿吴平，这支大军由名将汪道昆为总督，麾下包括俞大猷的俞家军，戚继光的戚家军，还有四川刘显的川军。三支明朝最精锐的王牌军皆拿出来对付吴平，可谓动了血本。五月中旬战斗打响，吴平收缩防御，将战船集中在梅岭，阻遏明朝水师突进，另在南澳山头上挖掘战壕，储备了3年的口粮，意图长期坚守。孰料戚继光出奇兵，亲率千人敢死队，从山路小路杀入，一下子抄了吴平的后路。明军随即发动总攻，俞大猷的水师奋力突击，在梅岭全歼吴平水师。全军覆没的吴平不愧“闹海长鲸”，硬是在明朝水师炮火下驾船冲开缺口逃生。可叹的是，因此事，在此战中立下头功的俞大猷遭总督汪道昆弹劾，竟遭撤职查办。次年，始终耿耿于怀的明王朝决定“跨国追捕”，由汤克宽与戚继光联合率军，进入越南继续追杀吴平。明军从越南金兰湾登岸，分路搜捕吴平下落，终于在万桥山包围吴平，经一场激战，全歼吴平部390人，吴平死于明军炮火下。这场小规模的战斗，在明王朝历史上有重要意义：他是最后一伙被明军歼灭的倭寇，此战之后，中国东南沿海，再无大规模倭寇侵扰。三持续数世纪的倭寇之乱落幕了，但海禁问题，并没有结束。其实一个多世纪以来，明朝质疑海禁的声音始终未停息过，嘉靖皇帝登基初期的名臣欧阳德就曾进言：以海禁防海匪，如抱薪救火也。嘉靖皇帝登基后，在海禁“松”还是“严”的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朱纨的愤然自尽，王直的壮志未酬，悲剧根源皆于此。随着明王朝政局的变动，越来越多的“阳明心学”学派的大臣执掌国家大政，这些“新思想”洗礼下的官员，不少都有商人背景，对海外贸易持开明态度。嘉靖晚年，徐阶为内阁首辅，曾奏请开放海禁，遭到诸多“清流”们的反对，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海禁之开，已为时不远。嘉靖皇帝去世后，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开放海禁再次提上日程，彼时隆庆皇帝，接过的是嘉靖皇帝留给他的“烂摊子”，国库的存粮，只能支持一个月。财用匮乏下，开放海禁自然成了必然的选择。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二月，朱载垕正式下诏，解除自朱元璋时代起已实行近200年的海禁，允许沿海商民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一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关”。此后至明朝灭亡的70多年里，据西方经济学家统计，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白银都输入了中国，中国东南沿海经济从此蓬勃发展。原本是“非法武装”的海商，终于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在大航海时代已然进行了近100年后，古老的明王朝，终于敞开大门，迎接世界。第十七章不败神话戚家军俗话说：世界上哪有不败的将军。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山东蓬莱一所简陋的房舍里，一个戎马一生，此时已到弥留之际的老将军，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豪言：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他说，他是不败的将军。然而悠悠青史下，历代后人，无一人说他口出狂言，无一人质疑他吹牛皮，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是不折不扣的事实。这个将军是戚继光，那支他统帅下未尝一败的虎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戚家军。一在戚家军出现之前，自土木堡之变开始，至明朝中期，从北到南，不管是对付北方游牧骑兵，还是东南沿海的海盗倭寇，明军都败了很多次，败了很久。明朝军队，在开国的时候，曾是一支横扫天下的雄师。徐达、常遇春、蓝玉，一次次追亡逐北，打得蒙古部落仓皇北逃。到明成祖朱棣时代更是极盛，朱棣5次北伐漠北，除了前两次蒙古部落尚敢接战外，余下3次，皆避明军锋芒，仓皇逃窜。明朝历史上最耻辱的败仗，当属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亲自统帅的50万大军被瓦剌全歼，明英宗被俘。但这场惨败是拜瞎指挥所赐，外加此时明军精锐正在南方平定邓茂七。等到紧接着的北京保卫战，明军硬碰硬的在北京、大同等地和瓦剌军厮杀，一举击败对手，迫使瓦剌放还明英宗。可见此时明军尚能打硬仗，明朝军队战斗力真正大幅度退化，应该是从明宪宗朱见深开始。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期，蒙古鞑靼部已经占领了河套，明王朝曾多次发动“搜套”战役，企图驱逐河套的蒙古人，但事与愿违，几次北征，诸路军队皆畏敌如虎，不敢硬打，明军的怯懦，畏战，从此暴露无遗。此后虽有明孝宗18年“中兴”，但随后的荒唐皇帝朱厚照怠政，他虽自号武宗，时常统兵北巡，还和蒙古鞑靼可汗达延汗硬碰硬地打了一仗，但正是这时期，明朝完全丢失了河套草原，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战略要地。到了嘉靖帝朱厚熜在位的时候，明朝简直是“惨败大连环”，先是继达延可汗后成为蒙古草原最强力量的鞑靼阿勒坦可汗，持续肆虐明朝边陲，年年破关南下，抢掠人口财物无数，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搞起了大突袭，绕过明朝边防城关直冲到北京城下，差点逼得嘉靖帝签城下之盟。北京城外十几万明军竟无人敢出战，只敢跟在后面“礼送”蒙古军出境。北部边防败绩连连，东南沿海也好不到哪去，明朝水师虽然数次挫败葡萄牙殖民者，却屡屡被倭寇海匪打得灰头土脸。特别是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40个倭寇登陆江南抢掠，一路杀到南京，沿路杀害军民数千人，明朝当地部队竟然无力阻止。军队战斗力如此不堪，明朝只能在北方加固长城，凭城抵御蒙古人，在东南剿倭中，胡宗宪也不得不拉下脸皮，机关权谋算尽，诱降战斗力强悍的王直、徐海部。王直伏法后，余部一千多人盘踞岑港，明朝调动数万精兵，打了8个月方才全歼，怎一个灰头土脸了得。当年横扫天下的大明雄师，怎会如此不堪？说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明朝自中期开始的重文轻武，文官带兵，少不得有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又比如明朝军制分散，都督府有统兵权却无调兵权，兵部有调兵权却无统兵权，相互牵制造成事权不一，还比如明王朝政治腐败，军官贪墨，吃空额扣军饷，造成战斗力低下，都是原因，但核心的问题，却是士兵。明王朝的政府军，从开国时就实行军屯卫所制，这个制度借鉴了唐朝时候的府兵制，明朝洪武、永乐两朝军力强大的根基，即来自于此。军屯卫所制的前提只有一个——土地保障。明朝士兵，基本都是国家划拨土地，战时打仗平时耕种，士兵世代服役，土地所有制完善的情况下，这个政策自然能激发士兵的作战积极性，且节约国家钱粮。明朝初期有军队180万，朱元璋曾自夸说“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分钱粮”。从明宣宗朱瞻基在位开始，明朝土地兼并日重，土地兼并的黑手，自然伸向了军屯。明朝宣德、正统、成化年间皆曾多次清丈军屯，但治标不治本。到了明孝宗“弘治中兴”时期，为保障军队战斗力，明孝宗一面清丈军屯，重新给军队划拨土地，一面颁布了《民壮法》，即各省州府，皆有义务挑选精壮农民，由国家给予补贴，战时打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度。此举一度奏效，但好景不长，明孝宗过世后，即位的朱厚照“行政不作为”，军队的土地兼并日重，大公公刘瑾就曾企图借清丈军屯来树立政绩，却激起反对，酿成安化王叛乱。此时明朝，军队土地侵占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了，至嘉靖朝开始，越演越烈。军队土地流失的最大危害，就是大量士兵流离失所，或者沦为军官家里的佃农。有的无地士兵为了活路，不得不给权贵家当杂役、奴仆，到了嘉靖朝中期，甚至达官贵人家修楼盖庙，也就直接调部队当苦力，保卫大明江山的百万雄兵，就这样沦为了苦役、杂役、佃农。这样的军队要战斗力，显然不可能。结果，就有了明军战场上屡战屡败的情景。中国封建王朝的军事历史，总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剧本，早期国家军队强大的时候战无不胜，后期国家军队战斗力衰退腐化，就不得不依赖大量带有私家军性质的军队，来继续保家卫国的使命。东汉末年的各路诸侯，唐朝末年的各路藩镇，宋朝的岳家军等等，都属于这类性质。从明朝中期开始，随着政府军战斗力的退化，大批有卓越指挥才能的将领开始自己募兵，编练有浓厚私人烙印的军队，以期建功沙场。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就是其中之一。二其实建立私人烙印浓厚的募兵军队，并非戚家军所首创，早在土木堡之变时，大同总兵郭登就曾“招募健儿五千”，用以补充兵力不足，但那时明军战斗力犹存，募兵只是补充。到了明朝中后期，边防形势日益严峻，大批募兵军队悉数粉墨登场。在戚家军扬名立万之前，嘉靖年间，北方有宣府总兵马芳在宣化编练的“马家军”，南方有谭纶曾在南京、台州等地“招募壮士，教以战阵”，四川有大将刘显的“刘家军”，还有早期在苏州抗击倭寇，由任环招募苏州乡民组成的“任家军”，和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俞大猷，也有一支精锐水师“俞家军”。然而众多的“X家军”中，大多都是昙花一现，时至今日，名声最响亮的，还是戚继光亲手打造的那支英雄部队——戚家军。戚家军之所以名声响亮，自然因为战斗力强悍，战绩辉煌。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封建王朝中后期，私家军性质的部队，往往比政府军更有战斗欲望。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统帅的个人威望，士兵对敌人的苦大仇深，打起来不用动员，严明的纪律，同宗的地域性。戚家军，不但兼而有之，且有独创。和其他的X家军相比，戚家军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戚家军的士兵几乎都来自于浙江义乌，对倭寇苦大仇深，戚继光个人，也建立了在军队里的绝对威信，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在封建社会上，怕是只有岳家军可以比肩。但与其他X家军不同的是，其他的募兵军队，多数只能依赖于其原统帅的调度，一旦统帅换人，不是战斗力溃散，就是士气懈怠。戚家军不同，后来的历史证明，即使在戚继光晚年遭罢斥后，他留下的戚家军依然保持了强悍的战斗力，在后来的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建立功勋，并在辽东与后金的会战中用一场壮烈的战斗走完了最后的路程。在各类“X家军”中，戚家军更像一支国家军队，一支无论由谁统帅，都能保持坚决的纪律，绝对的服从，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的军队。这一切，都来自于戚继光个人的独创——制度建军。戚家军与其他军队最大的区别，就是严格到极致的军事制度。这是一支从选拔士兵，军事训练，乃至思想动员上都有严格纪律条令的军队。戚家军的选拔条例是最严格的：城市中人不要，相貌油滑的不要，在衙门里做过事的不要，性格暴躁的不要，优先挑选的，是憨厚朴实的农民。戚家军的练兵条例也是严格的，根据现存戚继光家乡蓬莱的有关记录，戚家军的训练科目，是明军中最多的，包括阵法、号令、练心、胆气、力量、武艺六方面。戚家军的待遇也好，虽说工资不高（士兵一年十两白银，折合人民币六千元，只相当于自耕农一年收入），但奖金丰厚，比如每杀死一个敌人，就奖赏30两，缴获的战利品，士兵平分。没仗打的时候，就拿训练来发奖金，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二，是戚家军训练考核的日子，考核成绩好的，就发奖金，成绩差的，就扣工资。另外比如作战有功，勇敢冲锋，再小的功劳，都找由头奖励，再小的错误，也找由头扣钱。除了严格外，戚家军也有人性的一面，规定除“军机”“谋反”“杀人”“奸盗”“赌博”等“原则问题”外，其他错误只要初犯，都可免于处罚，但一旦受罚，就要集合同队士兵，将军律高悬供桌上，当场处罚。戚家军的“思想工作”

草莓榴莲丝瓜秋葵污污无限看破解版正匍匐爬向她，好像要将她从耶稣身边拉走；然而这一幅的感觉没那么逼真，恶魔与她的距离也较远。我认为这是进步。今年圣诞节，卡伦送我一个镇纸。镇纸上刻了斯威夫特[4]的一句话：“洞察力是体察无形的艺术。”[1]地狱烈火（HellorBust）：美国一部电影名。——译者[2]CivilWar，此处指美国内战，1861—1865年。——译者[3]霍尔顿的英文为“Holdon”，英文“holdon”有支持之意。——译者[4]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1667—1745），《格列佛游记》的作者。——译者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6章霍尔顿今天是1998年1月7日，寒冬再度笼罩这座城市。我可以听见风呼呼吹打在窗户上的声音；暖气系统开到了最大，试图抵挡湖边冰冷已极的温度，一缕白烟从大楼屋顶袅袅升起。卡伦带来霍尔顿的四封信——她承认自己故意拖延，不想带来——日期从11月24日至12月4日。“昨晚我发现我真的很气这个人格，”她抱怨道，“或许是嫉妒吧，我不知道，只是自从詹森融入后，我以为他会多帮我一点；然而，当我发现他完全不帮忙，我气死了，把所有的错都怪到他头上。”她担心我和霍尔顿之间有某种特别秘而不宣的私人情谊，其程度远远超过她跟我的关系。虽然她承认她对霍尔顿所知有限，但她知道他是促使众人格团结一致的核心人物。信件内容主要着墨于融合之后的最新发展。霍尔顿表示，早期融合的人格已彼此混合，卡伦无法分辨某些记忆，感觉和想法原本属于哪个人格，现在它们全都是她的了。12月底，约有一半的人格已完全混合。霍尔顿告诉我，他认为人格融合将会是个冗长并持续进行的过程。在最后一封信中，霍尔顿以备忘录方式简要写下自传，准备自己的融合。1997年12月4日收信人：贝尔医生寄信人：霍尔顿回复：我的故事我，霍尔顿，于1961年2月8日诞生于卡伦这个漂亮娃娃体内；当时，卡伦刚满20个月。我、凯瑟琳与卡伦博一起加入并开启这个迫切需要的复杂生存系统。卡伦的父亲只要一靠近她，她立刻哇哇大哭，她亟需一个能保护她的父亲形象，因此，她在心中创造了我。我成为保护大家的人。尽管卡伦相信我会长大，年纪也与她相仿，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出生时已2岁，成长的速度也比她快。卡伦5岁时，我已20岁；卡伦12岁，我30；她开始找你治疗时年届29，但我却已34岁。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我只长了2岁——也就是现在的36岁。我的岁数依内在系统的需要、变化而时有增长，这个系统没有任何时间表规定我们必须如何变老，或是需不需要变老。我是卡伦生命中的男性部分。卡伦5岁以前，我们（我）已开始学习认字。我们不放过任何能读懂的文章、书籍；由于我们总是埋首书中，卡伦的父母经常因此咆哮，责骂我们。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在看书的人是我，霍尔顿。随着年纪增长，我的学习速度益发迅速，但我无力改变加诸我们身上的难以忍受的虐待行为。我是她梦想中的父亲，但我只活在她心中。当她开始接受你的治疗，我才得以将注意力转而专注于她的内心世界。我要求自己必须确实了解每一个人格的细节琐事，好监控他们的行为；只可惜，我无法干预他们“在外”的行为。为此我开辟了一间会议室（内在系统聊天室），这也是我最骄傲的成就之一。这个聚会是唯一一个全员到齐的场合，也是我们团结一致、齐心工作的时刻。会议都在晚上举行，凡有意愿参加者皆可自由参加。假如“大人”有要事讨论，我们会先请孩子们离开。会议期间，我会追踪、了解整体的工作状况，视情况做些必要的更改和调整。这份工作令我感到骄傲。我已尽一切所能，让大家平安活到现在，来到融合的这一刻。现在我只需要完成这最后一步，然后我们就能合而为一，展开新人生。我的工作已经完成。我准备好了。“以前都是等他们准备好才进行融合，”我对卡伦说，“但这一次，我们会等你准备好了再与霍尔顿融合。”卡伦微笑，耸了耸肩。“我越来越习惯没有援助的生活了，”她再度微笑，但笑中掺杂着嘲讽、认命与懊恼。“援助，这个词挺有意思，”我说，“他们确实是你的援助，他们帮助你生存。但是，你再也不需要他们的援助了。”“有一天，我不小心摔跤，伤了肩膀，但我无法像以前一样令疼痛消失；于是我大喊‘你可以出来一下吗？’但没人理我。”卡伦一直在变，一点一滴、慢慢改变。当她看着我，眼里再也看不到愧疚的歉意，骨子里也感受不到失败与挫折。她的声音有了更多情绪起伏，她也越来越注意自己的外表和装扮；她画了眼影，也添购了新衣服。她进步好快。她说，现在她做决定的速度也变快了。对于自己想要什么，该做什么，她不再犹豫不决；她越来越不需要思考就能做决定。但她丈夫不喜欢她果决明快的新特质。“因为你开始维护自己，替自己辩护？”“我越来越固执了，”她说，“而且常常因此跟他吵架。我甚至还会故意说俏皮话。这些个性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也许来自霍尔顿说的‘混合后的人格’吧，”我推测，“不过听起来像是迈尔斯会做的事。”“说不定哟。有一次我竟然叫我丈夫‘闭上你的大嘴巴！’”“最近你还想起了什么事？”卡伦转向窗外，下巴搁在手背上，眼神有些恍惚。“感觉就像看电影一样，”她说。看得出来，电影此刻正在她心中上演。“所有的记忆都好熟悉，但现在它们变得更栩栩如生，事无巨细——每一段对话，每一个场景……这些都是多年前发生的事，但记忆却如此鲜明。我想起高中时，我每天有7堂课，但是6点要去教代数。有一次，我的某个人格跑出来取代我，开溜去打保龄球；等我回过神来，我完全不记得我在教什么。又有一回，我参加速读测验，拿了全班最高分，但后来这个人格却再也没有出现过，最后因为我完全跟不上，这门课只拿到D。在我的高中时代，这些事情可说是家常便饭，每个人格对不同课程的喜好决定谁该在哪一堂课出来。我想，老师们一定被我弄糊涂了。”“但你自己应该也被搞糊涂了吧？”我说。“你的社交生活也有同样的问题，不是吗？”“嗯，到现在还是如此。我去某家商店，店里的人似乎全都认得我，但我却不认识半个人。假装进入状况真的很难。我得附和他们，让他们说出足够的信息，直到我能凑出原貌为止。等我获得全部的记忆之后，希望我再也不会碰上这种状况了。但无论如何，我越来越有进步了。我弟弟总说他为我做了好多事，并坚持我一定不记得了；但我真的记得，而且我还能清楚地说出来——他是在骗我，逼我接受他的观点。”卡伦稍事休息，然后又继续说下去。“最近，我想起你以前频繁地跟其他人格说话。我慢慢想起每一次治疗的细节，但我不会老想着他们，结果他们也不再突然出现在我心上了。”“我跟每个人格都有点交情，”我说，“我引导他们每一个人度过融合程序。”“现在我还能想起他们的一两件琐事，比方说克莱尔喜欢帮我女儿梳头发……但孩子们确实有点困惑，因为这些人格不再出现了。孩子们也抱怨我好久没有认真做一顿饭给他们吃——这是凯瑟琳的工作，或者也没带他们去好玩的地方——这是卡伦2负责的。至少我不需要重看十次自己的人生电影才能想起全部细节！”卡伦和我同时笑了出来，但我俩也同时沉浸在复杂的思绪中——哀悼她失去的人格，以及那曾经混乱的生活。“我不想忘记想起来的每一件事，”她继续说道，“我好想写下来，但我办不到，因为记忆不断涌现，好像关不起来的水龙头。”但卡伦确实记录了一部分。她把写好的几页回忆录交给我，而且还用家庭生活照做了两本小册子；其中一本是她的婚礼记录，另一本则描述她童年住过的房间——许多虐待事件都是在这些房间里发生的。她还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写下关于卧室的回忆。她说，她并不想花力气应付这些记忆造成的冲击，但记忆自有主张，持续不断地冲进她的脑海。每一间卧室都承载了一辈子的伤痛。※※※※“你准备好了吗？”我问霍尔顿。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很紧张。万一最后这个人格融合得不顺利，我怕整套程序必须从头再来一遍。“我快好了，”霍尔顿说，“融合之前，你还有任何问题想问我吗？我知道许多其他人不知道的事。”“真的？那我得试着想出一两个问题来。”老天，这可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我一定还有些空隙没补上……“第一个来找我的人是谁？”我问。“桑迪是第一个来见你的人。这是凯瑟琳的主意。桑迪是最佳代表。她深受剖腹产的疼痛所苦，但后来却渐渐开始失约，不来就诊。凯瑟琳开车载她赴约，她却不肯出来。后来代替她出来的人也不肯说话。你跟其中之一说话，却把另一个送进精神病院，所以他们生你的气。当时迈尔斯曾经从护士台打电话给你，然后医生就来了。住院期间，大多是安和朱莉安负责社交场合，凯瑟琳整理病房；没有一个护士发现。”我想，我应该可以请他解释过去十年的操作方式，但这只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好奇心，对治疗卡伦毫无帮助；因此我决定不要增加霍尔顿的负担。不过倒是有几个问题，我很想听听他的答案。“为什么是房子？”我问。霍尔顿微微扬起头，看着我。“你们为什么把内在世界放进一栋房子里？”“噢！”我的问题似乎平凡得令他惊讶。“每个人格都需要自己的空间，而每个空间必须以墙壁隔开，他们才能保有个人隐私。我们没有厨房，也没有浴室；屋里有许多房间，每间房都与会议室相连。当你开始找我们说话，屋子的架构也越来越精细、越来越进化；我们甚至为你盖了一间房——卡伦的安全小窝，好让我们无须离开屋子就能跟你说话。安全小窝有6道锁，确保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干扰，安心与你交谈。”“了解了。但为何是6道锁？”我问。“迈尔斯和西德尼坚持要双重、3重或4重锁，克莱尔想要自己的锁，所以最后决定用6道。”“聚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约在卡伦20岁，即将结婚前开始的。当时她的生活作息完全失去正常，我们只好趁她入睡，失去意识之际，设法调整步伐；待隔日醒来，她会知道自己前一天去过哪里，做了哪些事。这个模式操作得很顺利，直到莎拉诞生才变了样。”“发生什么事了？”“内在系统开始瓦解。原本应该是卡伦2负责分娩；然而，当她被绑住，感觉到剖腹的疼痛时，她慌了，独自跑进内心躲起来。我们的系统就是在这时候出问题的。每个人格对止痛剂的反应都不一样，忧郁、沮丧来得很快，然后逐渐蔓延，变得越来越严重。”“你就是在这时候来找我的。”“对，之前还经历一连串迂回繁复的转换过程。”“我想我可以坐在这儿，一个问题接着一个继续问下去，”我说，“不过，再让我满足一个问题就好：新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嗯，这问题不太好解释，我得想一想该怎么说。”霍尔顿倒向椅背，想了一会儿。“当卡伦遭遇一个全新的状况，但所有现存人格皆无力应付的时候，新人格就诞生了。每个人格都有自己的角色和目的。”“但他们是‘怎么’出来的？”我问得更深入、更具体一点。我希望我能想象这个过程。“嗯，诞生的过程是……”霍尔顿谨慎斟酌字句，“卡伦这种迫切的需要会促使我们聚合诞生，需要逐渐增强为渴望，渴望再转而形成新人格。卡伦渴望父亲，于是我诞生了；卡伦想成为纯真、人见人爱的完美小女孩儿，因此克莱尔转化成型；她父亲说，领受圣餐那天，神将卡伦交给他以执行‘神的旨意’——这是他的说法，事实上就是虐待。西德尼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卡伦想成为父亲想要的小男孩——毫不愧疚地帮他偷东西；但卡伦办不到，于是有了西德尼。”“每个人都是因为希望、渴望而存在。”我试着去了解、想象这段过程。“是为了‘需要’，”霍尔顿强调。“以前卡伦一沮丧就开始制造新人格，但是被我和凯瑟琳制止了。后来卡伦逐渐了解，并非每个人都会转换或听见脑子里的声音。她不敢告诉别人，她怕别人以为她有精神分裂症，把她关起来。”“我懂了。我还想再多了解一点，可惜今天时间到了。”“卡伦似乎再过不久就准备融合了。既然如此，我会弄个录音带给你，再多告诉你一些。等你拿到录音带就表示我也准备好了。”※※※※2月底，卡伦泪汪汪地走进来，满脸倦容。她抱怨每天都过得好辛苦，一天之中根本没时间“放假”。她一直都在这里。必须亲自完成每一件事的压力好大，以前她只要一走了之就好。她希望她能用6个月前的那种方式过日子。“但那时你根本没办法睡，”我提醒她。“对……”她疲倦地望着我。她说，现在她颇有意愿与霍尔顿融合，她需要他的能力……“我会把录音带放在信箱里。”卡伦进入催眠状态后，霍尔顿交代。“卡伦很好奇，她偷听了一些。她不喜欢我的声音。我的声音当然是男性的声音；卡伦也认为应该是这样没错，但那却是如假包换——她自己的声音，只是比较低沉。我想她大概很失望吧。她期望太高了。”我试着回想这些人格的声音，每个人确实都不一样；既然他们都是卡伦的一部分，声音应该也只是卡伦的变声版。“有任何新状况吗？”我问。“卡尔已经混合得差不多，所以她现在比较能忍受疼痛了。她也获得卡尔应付困境的部分能力。”“我期待你的录音带，”我说。※※※※卡伦继续与已融合的人格混合交融。对于自己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她并非每次都能马上决定，偶尔还是会乱成一团。她的每一天都像一个月般漫长，脑中持续掠过各式各样的想法。她也很少再遗失时间了。尽管偶尔发生，但她一定会注意到。她常看时钟，尝试追踪自己遗失了多少时间。现在霍尔顿只会短暂出来一下子，处理几件事。他已关闭卡伦的心灵之屋，包括那间安全小窝；他在前院那株中空的大树里另外帮她准备了落脚处。遗失时间时，她就待在这里。霍尔顿说，那个地方非常干净又舒适。※※※※卡伦已连着3次忘记把霍尔顿留给我的录音带带来了。时间是1998年3月底，我觉得她在抗拒让自己接近完全融合的最后一步。她说她在家的时候都记得要带来，但一出门就忘记了。事出必有因，我想。这是无意识的忘性，起因是她害怕放掉自己的最后一个分身。她承认自己担心霍尔顿会在录音带里毁谤她，说她坏话，然后她突然转移话题，告诉我她丈夫一直在贬低她、奚落她。她说他威胁她，表示要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有多差劲之类的，还有治疗她根本就是浪费我的时间。“我在想，我好像把我丈夫说得太差劲……有点过头了，”她说。“你这话的意思是？”我大吃一惊。难道她夸大丈夫的虐待行为吗？“就是——”卡伦似乎很难过，“他忍受我好多年了。我会突然跑出去几个小时，但他根本不知道我去哪里；等我回到家，我又没办法实话实说。任何人都会被这种情况逼疯吧。我跑出来，然后突然‘醒过来’，发现我正在赴某人的约会；然后我得赶快装病好溜回家。我丈夫从没搞清楚过。他不会调查我的行踪，不会偷看我的信，也不曾翻过我的皮包。其实我的包里什么都有——每个分身需要的东西都在里面。他只是忍受我的怪异，然后对我生气。”“你们不曾好好谈过吗？”“我们……我不曾跟他谈过。我没办法。不管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会用我的话来反击我、羞辱我。谁能想象已经拥有丈夫和孩子的人却必须假装知道自己的夫妻生活？我确实已想起我们的性生活，但我仍然不记得当时的感觉，我还没得到那部分的记忆。谁能怪他呢？”“他的困惑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我说，想起她曾给我看她的伤痕。“但处理情绪的方式有很多种，打你绝不是他应该做的选择。”我想，卡伦对自

四日，实践了全军的誓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要你失败得有意义。拿下滕县的矶谷师团，一看己方的板垣师团和第十三师团都被中国军队阻挡住，心想这是立功的好机会，遂不等其他部队过来会合，孤军深入，直扑台儿庄。矶谷廉介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兴奋地冲向台儿庄立功的时候，对手李宗仁已经从他的冲动中看到了胜利的机会。李宗仁的计划是，主动放弃台儿庄的外围据点，诱敌深入，然后安排一路人马利用台儿庄城寨布防，从正面吸引住矶谷廉介的注意力，同时暗中安排另一路人马绕道台儿庄北面山区，迂回包抄敌军背后。前后夹击，痛殴狗日的小日本！李宗仁连正面阻击和迂回包抄的人选都想好了。西北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善守，守城打阵地战；汤恩伯第二十集团军善攻，绕道敌后打运动战。说汤恩伯善攻，有些抬高他，其实是第二十集团军下的关麟征五十二军能攻善守。蒋委员长也很看好这个机会，于是亲临台儿庄看望国军指战员。蒋委员长虽有作秀的嫌疑，但在战事如此激烈的时候，面对来势汹汹的虎狼之师，去往战事第一线鼓舞官兵士气的行为还是十分凶险！像他老婆宋美龄女士在淞沪会战期间赶赴上海战场慰问官兵时，就被日军的炮弹炸断了肋骨。中国这边的准备工作就绪之时，矶谷廉介也动手了。矶谷师团用上了占绝对优势的坦克、火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加之空中飞机的支持，孙连仲部每日必须承受六七千发炮弹的轰炸。孙连仲在顽强抵抗三昼夜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被迫放弃全部外围工事，退入台儿庄城寨中。矶谷廉介以为接下来的过程，还会像之前那样如秋风扫落叶般速战速决。但他错了，迎接他的是孙连仲专门研制出来的不要命打法。打法一，巷战。你不是炮火凶猛吗？我是抵挡不住，那我退，退到巷子里，依靠地形逐墙逐屋地跟你拼刺刀，拼人肉炸弹！我人多，即便我把整个集团军打完了，你小日本也被拼光了！战至激烈处，孙连仲命令手下的一个师长池峰城：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把鬼子揍得够呛，毕竟鬼子也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残酷的巷战一连打了七天，这一打就打到了4月3日。在此多提几句。抗战期间，国军进行的防御战一般都是城防战，就是以城墙为依托，在城市外围构筑野战工事和永久工事，并充分利用地形，抵抗日军的进攻。一般来说，城墙被突破后，这座城市也就基本失守了，因为已经守无可守。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军不大规模地使用对敌杀伤力更大的巷战？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其他城市也就是特大号的农村罢了。房屋的结构多为土木结构，抗弹能力和防火性都很差，不像红砖大楼和钢筋水泥建筑那样能作为理想的掩体工事使用。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布局和房屋结构不足以支撑中国军队打巷战，只有少数城市如上海、台儿庄、常德、衡阳等地是例外。打法二，夜袭。连日苦战，中日双方都累得半死。精疲力竭的日军本来想晚上好好休息一下，来日再战。可是没想到中国军人的意志力居然更强，在如此疲惫和大幅减员的情况下，还有力气组织敢死队趁夜反突袭自己。敢死队的头头是2007年才过世的仵德厚将军，当年他还是一个营长。仵德厚跟士兵们一样，挂上几颗手榴弹，背上独门武器——大刀，步枪亮起刺刀，身先士卒，第一个杀入敌阵。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只要能拿得动枪的都跟上，拿不动的就拉响手榴弹跟鬼子同归于尽。顿时，枪声、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双方一直拼到4月4日清晨。就在太阳微笑着射出第一缕光辉时，关麟征带着戴安澜等部，终于清扫完外围日军，对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完成了反包抄。李宗仁也率军一起杀入。两支精锐生力军的加入，战场形势逆转。1938年4月6日，矶谷残部突围逃出。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此战日军伤亡一万七千人，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人。

论持久战

台儿庄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热情，但必须要意识到，台儿庄的胜利是很难复制的。因为这不是绝对实力使然，而是由中国军队有死无退的牺牲精神和矶谷师团的轻率冒进促成的。但以蒋委员长为首的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或许是因为对胜利的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许是出于继续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迟滞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时间的目的，因此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在台儿庄战役后，立刻调动六十万军队到徐州战场，摆出一副与日军作战略决战的架势。但是，徐州周围为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据，日军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却可以尽情地施展，徐州决战可以说正中了渴望速战速决的日军下怀，因此日军迅速增兵至二十余万，并依靠其先进的机械化水准所带来的运动速度优势，对两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实施包围。一个月后，徐州失守，中国军队主动撤退。这次撤退命令下得早，且组织得当，绝大多数中国军队都得以成功突围。不过日军也达到了目的，终于控制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津浦铁路。就在国军由胜转败的关键时刻，千里之外的陕北，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废寝忘食，连续挑灯夜战，终于写就一篇长达五万字的雄文——《论持久战》。这是一篇批评悲观主张、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优劣状况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并用比较缜密的逻辑推理，预言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随着抗战的进行，优劣将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将最终倒向中国。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要投降，不要轻敌，坚持到底，耗死小日本。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只是之前没人以流畅的文笔精辟系统地进行过阐述。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战略层面达成了一致。

K作战

话说徐州之战进行的过程中，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眼看昔日的同学们都混到了不小的军功，令大学专业为职业军人的他十分眼热。于是土肥原也向上头申请了一个师团，并立马带着这个申请下来的十四师团强渡黄河，杀向中原腹地——河南。土肥原贤二面前的形势一片大好，他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进入河南拿下开封和郑州。而且陇海与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全部经过河南省内，现在津浦线已被日本人拿下，只要土肥原贤二愿意，随时都可以将这两条铁路也切断，那么中国的铁路网就全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中。第二条路，绕过开封和郑州，从河南南下湖北，直接进攻武汉！(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若土肥原走了第二条路，那蒋介石就要头疼了。要知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曾在武汉中转，现在大部政府机关甚至包括军事统帅部都还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如果武汉失守，这么多机关和工厂根本来不及内迁。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国民政府出兵十二万，将土肥原的两万鬼子包围在了河南兰封一带（今河南兰考附近），是为“兰封会战”。兰封城的守将是黄埔一期的桂永清，就是那个在南京坚守了三天的桂永清。但他这次只坚持了三小时就撑不住了，土肥原得以逃入兰封城坚守待援，令本来占尽上风的国军同事们功亏一篑。事后，桂永清被免职。不但没能干掉土肥原，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就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一份名为“K作战”的御敌计划摆在了国民政府诸位军事大员面前。“K作战”计划简而言之就一个意思——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土肥原。这样南下的土肥原便被解决了，中国军队就可专心对付从徐州那边来的日军。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黄河决堤，必然玉石俱焚、生灵涂炭。这个计划让所有人都很紧张，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有人问蒋介石：如果决堤仍不能阻敌，那又当如何？蒋介石反问道：公有万全之策吗？没有人回应，最终，“K作战”计划全票通过。执行“K作战”计划的人是熊先煜，此人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虽然远没有他岳父那么尽人皆知，但这辈子也干过两件大事，两个项目都是搞爆破。一是1938年2月，指挥炸毁黄河大桥；二是1938年6月，指挥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正是“K作战”计划的核心所在。6月9日清晨，花园口成功决堤。然而费了这么大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做成的事却徒劳无功。因为此时正值黄河枯水期，决堤之后的出水量非常小，河水没流多远就成了涓涓细流，浇地都勉强。同日，土肥原下达了总攻击令，要求日军四十八小时内拿下郑州。情势异常危急。蒋介石焦急万分，他已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水淹七军”上，现在看来，郑州危矣、武汉危矣。可能老天不愿此时亡蒋，一天后天降暴雨，决堤处水流如注，最大时形成了一千四百六十米的巨大缺口。一时间巨浪滔天，向河南东南部滚滚而下。报告决堤成功、洪水滔天的密电摆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并未面露喜色，他知道这对河南百姓意味着什么。但是从军事意义上讲，这次水攻计划实现了预期目标：其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29日，土肥原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死于洪水的士兵人数便达到七千四百五十二名之多。其二，日军被迫放弃沿着平汉铁路进攻武汉的计划，给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其三，间接实现了“焦土抗战”——坚壁清野，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带不走的宁愿砸掉烧掉也不能便宜敌人。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任何资源扩充实力，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此时整个黄河泛滥区域（即黄泛区，含河南、安徽大部，江苏一部）沼泽一片，无道路、无给养，形成天然屏障，延迟了日军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的时间。河南和安徽均为平原大省，耕地面积极广，如若两省在抗战初期即落入敌手，将大大增加我们消耗日本的难度。但是，这次断臂求生的代价实在太大，此次决堤造成超过五十万无辜百姓丧生、一千多万人民流离失所。决堤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对民众宣称：是日本人用飞机炸开我花园口大堤，造成我无辜平民重大伤亡！并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纷纷指责日军暴行。日本人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一口咬死是中国人自己炸开的大堤。

武汉保卫战

黄河决口拦住了南下的土肥原，但并没有影响日军速战速决的决心。日军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迅速拿下武汉，在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之前消灭它！日本人认为只要把这个敢于反抗自己的国民政府消灭掉，中国就会屈服。这就是为什么日军被挡在黄泛区之外后，仍然集结兵力转道攻击武汉的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人疯狂了，疯狂到孤注一掷！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国会授权政府可以无限征兵，无限投入军费以支持战争。日本政府把能够派上场的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出来了，日本本土仅仅留下一个近卫师团，甚至就连这唯一的一个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很显然，日本人打算集全国之力在武汉给予国民政府致命一击，妄图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在日本举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四十余艘、飞机一百余架调至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可用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一百二十个师，约一百一十万人。国民政府设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师。湖北省的地形很有特色，平原地区少而山地丘陵多，基本就是群山环绕，还有一条长江横跨其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有鉴于此，武汉作战指挥部接受了少将参谋郭汝瑰的建议。不再执着于城防战，而是将国军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一千三百余公里的巨大防线。中日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开始了，只可惜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艰苦卓绝，中国军队以海军尽殁、伤亡四十万的代价迫使日军亦伤亡十万，但最终日军还是拿下了武汉。1938年10月27日，武汉陷落。好在国军吸取了淞沪战场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武汉，保存了有生力量。武汉保卫战虽然未能取胜，但中国军民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军意图消灭国民政府、消灭国军主力以结束对华战争的目的，为转移战略物资及人员至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战争取到了时间。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万家岭大捷

此处特别需要提一下，1938年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节那天，突如其来的万家岭大捷（又称德安大捷）让国民政府一扫之前的郁闷之气，扬眉了一把。此事还得“多谢”鬼子冈村宁次。七年前在“九·一八事变”中还只是个团长的冈村宁次，如今已经爬到了中将的位置。当日军全力攻打武汉的时候，这小子正蹲在办公室研究军用地图。研究来研究去，他发现国军防线上有一个空子可以钻，于是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闪电突击。冈村宁次让手下松浦淳六郎率一〇六师团一万余人，仅携带六天口粮，孤军穿过这个不设防的缝隙，企图深入敌后“搞搞震”。要是冈村宁次成功了，一年后的德国闪击波兰之战也许会失色不少。但冒险轻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要快速隐蔽地行军不说，而且路途遥远，路上全是大山，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一旦迷路，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一〇六师团刚进江西德安万家岭就迷路了。怎么办？松浦淳六郎苦思冥想得出来的解决办法是：撒网探路。他让手下的侦察兵们化装成和尚道士，鬼鬼祟祟地四散于乡野间在前面探路。松浦淳六郎的脑袋一定少根筋，哪有这么多猥琐的和尚道士集体出行的？你当赶着去参加武林大会吗？果不其然，日军的侦察兵被国军吴奇伟部发现了。吴奇伟的上级是升了官的第一集团军司令薛岳，当吴奇伟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他时，薛岳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万家岭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又不熟悉道路，方便国军设伏。而且万家岭是崇山峻岭，日军的装备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反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能够发挥。于是薛岳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迅速调集第四军余汉谋、第七十四军俞济时等三个军近十万大军在万家岭将一〇六师团包围。这些鬼子虽身处险境，深陷重围，但并未忘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到底，军官身先士卒，拼命厮杀。敌我双方死伤惨重。为拯救一〇六师团，日军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派了两个师团的援军，还通过飞机在万家岭中国军队阵地投放了大量的芥子毒气弹，更神奇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亲自组织空军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日军的联队长相当于国军的加强团团长。一下空投两百多名团长以下级别的基层军官，相当于扔出来好几个师团的基层干部。日本人还真舍得下本钱！想必这应该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了吧。日军空投“敢死队”，国军也不甘落后。七十四军有一个副旅长叫张灵甫，他也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带着这

朝奇迹般地展现在世人眼前。王巍：殷墟发掘表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世系与出土甲骨的记载基本上吻合，因此，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以此类推，既然《史记·夏本纪》同样详尽地记载了比殷商更早的夏王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史记·夏本纪》也是有相当的可信性的。但是夏代毕竟没有像商代那样发现文字，因而持怀疑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在国外，由于受到当年疑古派2的影响，许多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文时仍然不相信夏的存在，而认为夏只不过是个传说。所以建国以后，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夏这样一个王朝到底是否存在。二、二里头遗址20世纪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由于没有历史的考据，夏王朝究竟是否存在，学术界仍存有诸多质疑的声音。1959年，中国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南，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代遗迹，并将其定名为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似乎能为夏王朝的存在提供让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呢？二里头遗址青铜爵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王巍：二里头遗址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规模巨大，大概不少于400万平方米；第二，发现多座宫殿、高等级墓葬、青铜爵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等最早的青铜容器，甚至是最早的道路车辙，从而用车的痕迹证明了这个遗址不是一般的等级。王鲁湘：不是一般聚落。王巍：对，因为它规模大，人口多，而且它有一些高等级遗迹，比如建筑、精美的手工业制品等，由此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是一个都城。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根据考证，这些精美的青铜器以及装饰品正是在这里制作完成的。从这些只有高级权贵阶层才可以使用的器物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分化非常明显。经分析，史学家们认为这座城池存在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那么，它会是夏朝的一个都城吗？王巍：考古学界原来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的都城，因为它比商代最早的都城要早，但这次探源工程的年代学研究使这个认识受到了动摇。我们原来认为二里头遗址应该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500年或1600年，但由我们这次的年代测定看，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00年，而公元前1750年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夏朝的初年，所以它仅仅相当于夏代后半期的一个都城。王鲁湘：跨夏到早商。王巍：就是这样一个都城。现在二里头遗址因为缺乏文字资料，所以还不好确定，但是越来越多的遗迹证明，它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都城。探源工程目前在二里头发现遗迹170多处，这一数量已是早年探测结果的三倍。更加令人激动的是，考古队员在这里确定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宫城。宫城总面积达十万平方米，周围有宽10米到20米的道路环绕着，城门处修有门楼，内部修建了众多四合院结构的宫殿建筑，东西厢房对称设计，院落前后相连，逐层递进。王巍：二里头的这些发现让我很吃惊。我在1996年到1998年带队在二里头附近的偃师商城进行挖掘时，已经可以将宫城上溯到商代前期，但是没想到在夏王朝时期已经有了这样的宫城。这些中轴线的理念，包括左右对称、前前后后的递进院落，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宫殿制度的典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紫禁城，那就是一个有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宫殿。王鲁湘：多进院落，然后是宫城、都城、皇城，多层围合。王巍：对。夏代的后期已经有这种理念了。王鲁湘：也就是说，这种关于都城的建筑理念和制度形式在夏王朝的后期已经确定下来了，而且一直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王巍：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夏王朝，至少是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形态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形态。而这个国家又位于传说或文献记载中夏的中心区域，其年代又紧接着商之前，所以这个国家除了是夏朝还能是哪个别的国家或朝代呢？我们当时还发现了数座贵族墓葬，其中的一座墓葬出土了一件珍贵的绿松石龙。它的长度有64公分，大概由20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制作这个龙，先要用大大小小的绿松石块磨成小薄片，再进行镶嵌，这个工艺是很复杂的，我们估计它是在宫城南边的绿松石作坊里做的。王鲁湘：绿松石的颜色很漂亮，所以在当时它比玉器还受人欢迎。王巍：它的档次很高，起码在二里头这个时期，绿松石是最好的东西了。龙的出现，再度证明了二里头的特殊地位，但是，能否将二里头遗址确定为夏王朝的所在地，到目前为止依旧是个难题。王巍：考古学最重实证，只要没有出现关于夏的实证材料，比如说文字资料，就不能说二里头是夏王朝的所在地。所以，我们很希望什么时候能在某一个宫殿里面发现一些确证性的东西。像在陕西的周原，就是周人的老家，发现了甲骨文，因为有甲骨确定那是周，所以我们相信。王鲁湘：夏朝的可能是没挖到。王巍：我们相信夏这个时期肯定有文字。为什么呢？因为在河南舞阳有一个贾湖遗址3，它是一个距今八千年的史前村落。我们在这个村落的墓葬里面发现了很特别的龟壳——乌龟的腹甲上所刻划的符号非常令人吃惊，比如有“曰”字、有“目”字。这跟商代的甲骨文造型特别像，如果不告诉大家这是哪个遗址出土的，很多人可能一看就认为是殷墟的，实际上这些是八千年前的。贾湖遗址墓葬龟壳王鲁湘：这比殷墟的甲骨文字早了五千年。王巍：所以我们现在隐隐感觉，殷墟的甲骨文一定有一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它到商代晚期已经相当发达了。现在不仅仅是夏有没有文字的问题，而是说文字的起源可能会更早，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记载更早文字的线索。应该说贾湖遗址给了我们一个提示：要到更早时期的遗存中去寻找。浩浩荡荡的寻夏之旅在二里头遗址的逐步发掘中显露出来，夏王朝的存在已是毋庸置疑。司马迁的记录，再次与现实奇迹般地吻合在一起。于是，当历史无法回避地继续向前推进时，人们开始盯着《史记》里的上古传说，期盼着有一天尧舜禹时代也被认定是曾经的真实存在，禅让、治水的传说可以如夏商一样在考古研究的领域里找到有力的佐证。王巍：文献记载尧、舜、禹时期洪水滔天，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我们确实发现，尧、舜、禹这个时期，即距今4300年到4000年，黄河流域确实有这种气候异常的现象。举一个例子，河南新密有一个新砦遗址4，它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也是夏代的中期，比二里头早一点。现在该遗址附近有一条河叫双洎河，其河床高度距离遗址约25米。但是我们发现，在遗址的这个高度上曾经有洪水泛滥的迹象，这就说明洪水曾高达25米，把当时的遗址都淹没了。王鲁湘：古书记载洪水到来的时候“怀山襄陵”5，刚才说的二十多米高的洪水差不多就是“怀山襄陵”了。王巍：是的，这是考古学上的一个证据。三、王城岗遗址为进一步证实尧舜禹时期的真实性，考古人员对比新砦遗址时间更为久远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进行了进一步的测量，并在遗址一带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砖瓦，上面刻有“阳城”的铭文。种种迹象表明，这座遗址所在地区与传说中记载的“禹都阳城”极为相似。王巍：王城岗遗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当时大家都很兴奋，但是城的面积才一万平方米（100×100），跟二里头遗址的一个宫殿差不多大，如果这是禹都阳城的话，那么禹的势力也太小了。王鲁湘：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号令天下好像不太可能。王巍：不可能。不过我们的探源工程进一步考察这个遗址时，有了重要的发现：原来这个一万米的小城只是城的一部分，这个遗址是一个有三十万平方米的大城，这在中原地区就很大了。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初步的工作，没有来得及深入发掘。不过从年代上来说，这个遗址起码比新砦遗址要早，我们称这个时段为河南文化晚期，即距今4000年前左右。这个遗址规模很大，位置又在阳城，因而有可能就是禹的都城——阳城。王鲁湘：我们可以将它与古史传说中的禹都阳城做一些印证。王巍：对，做一个比对吧。四、陶寺发掘考古证明，尧舜禹时期不是传说，那么哪里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呢？考古人员选择了距今4300年前的山西陶寺遗址进行重点发掘。王巍：我们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两个城，一大一小，这个遗址的小城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即距今4300多年前。它有58万（1000*580）平方米，高等级的人住在城的东南角，周围是一般的贵族，其他的地方是一般的居民，墓地在城外。此后这里又建起一个大城，有280万平方米（1800*1500），高等级的人仍然在原区居住，但是因扩建而变成了城中。在它的右边是仓储区，也就是大型窖穴集中的区域。王鲁湘：小城的早期墓地现在是不是变成生活区了。王巍：没有，一般的人是在城的西南居住。可以看出，这个遗址的中期，城市已经严格划分成高级贵族居住区、一般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仓储区、墓地和祭祀区域，还有作坊。而且，这么一座280万平方米的大城确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修建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城需要动员相当多的人力，耗费相当长的时间。王鲁湘：就是说社会组织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才可能搞这么大的工程。王巍：是的，这恰恰是它权力强化的一个标志。在深入挖掘中，考古人员对城墙的夯土层进行了分析和检测，很快，他们便得出了一个一致性的结论，这里应该是宫殿式建筑。王巍：这座宫殿是很精美的。遗址中发现的墙都是用泥抹的，泥的表面专门做出各种纹饰，然后再抹上白墙皮，把纹饰变成白颜色。令我们吃惊的是，与刻花墙皮一起出土了一种陶做的建筑材料，一面很粗糙，一面很光滑而且有纹饰，这种东西跟战国秦汉之后一些宫殿上常用的瓦是相似的。王鲁湘：我们常说“秦砖汉瓦”，现在看来“秦砖汉瓦”要往前提很多年了。王巍：以前我们所谓的“秦砖汉瓦”，砖是从秦代开始的，瓦是从汉代开始的。后来考古发现证明，西周时期已有比较多的瓦，但也只是高规格的建筑才能使用。商代所发现的瓦极少。但是没想到在4100年前瓦就出现了，而且数量、种类都很多，这表明这个高等级建筑的上面是有瓦作为装饰的，所以这座建筑的主人应该就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陶寺遗址陶器碎片这样的结果带给考古人员的兴奋不言而喻。对如此大型的宫殿和精美的瓦片，他们有了更高的期待。那么，在显然早于二里头的情况下，这里会不会就是尧舜的都城呢？于是，他们马上与之前发现的陶文联系了起来。王巍：陶寺遗址出土的有些陶器上有陶文，而且是用类似毛笔的书写工具书写上去的，不是刻划的符号。王鲁湘：其中一个陶片上有个“文”字，是用红色的颜料写的。王巍：对，而且还有另外两个字。其中一个字上面一圈，中间一横，下面的有些残缺。有些学者认为可能是“尧”字，有的学者还有不同意见，但是陶片上的“文”字跟甲骨文的“文”字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王鲁湘：在各种器皿中发现图案的会多一点，发现文字或者符号的要少。王巍：少得多。因为这些是在墓里随葬的，出土时一般比较破碎。我们从上百片上千片中挑选出来进行复原，这个工作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将陶寺与二里头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很多变化。比如陶寺有大的都城了，但是还没有发现宫城，宫殿虽然有一些，但是没有发现很成格局的、又有围城围绕的区域；二里头则出现了宫城，出现了中轴线对称的理念。我们在陶寺还没有发现官营的、为王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区，但是二里头宫城的旁边就有个区域专门做青铜器和绿松石制品。二者应该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陶寺中期大城代表了最早的、有点国家意思的时期，或者称为古国、邦国的阶段；二里头遗址时期则进入到一个新的王国阶段。王鲁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陶寺中期大城的这个时代，我们的文明起源已经跨入了国家的门槛；到了二里头的时候，王国已经存在了。那么，王国是在什么时间存在的？王巍：应该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对墓葬的挖掘，一向是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旦墓主的身份被确定，一切的问题便都迎刃而解。2001年，为了揭开陶寺的谜团，还原尧舜禹时代的真相，考古队对富人区最大的墓葬进行了深入挖掘。不久后，一个巨大的扰坑6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惊，队长何驽的心一下子凉到了谷底。何努7：这个墓基本上被一直从上挖到底，将墓室的90%都挖掉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墓已经空了。但是既然已经挖下去将近五六米深了，快到棺了，我们想看看究竟还能剩下什么。愈向下挖，情况就愈加不妙——被拖上来的棺板、被拉上来的用比较细腻的红色纺织品做的棺罩，还有许多绿松石片，都在盗洞的底部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片应该是原来墓主人身上戴着的某种饰品，或者是棺内所放的某种饰品，而现在居然出现在盗洞底部，墓穴破坏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了。王鲁湘：当时你们应该很失望吧？何努：不过这时候忽然峰回路转——我们在清理墓壁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它的头端出现了玉器，而且不止一件，竟然有六把玉钺8。当然这些不都是玉的，有些是美玉即大理岩的，也很精美。它以猪的下颌骨为对称轴，一边摆三把，倒立着靠在头端的东侧墓壁上，每一把玉钺都有很精美的漆木棒，木胎，彩漆绘，非常漂亮。从这个发现，我们得到启示：这个大墓的重要随葬品，可能都在四壁上。随后，在大墓的四壁，考古人员发现了重要的随葬品：8件彩绘陶器，18件套的玉器和漆器，以及一对罕见的玉兽面。最令人兴奋的是，整个大墓挖出来，长1.7米，宽1.2米，墓棺本身已具有小墓的规模。整个墓棺好似一艘弧形的船，四壁嵌有随葬品。这些发现给考古人员的鼓励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多年的经验，队员们最终将目标锁定在最有可能标注和反映墓主身份的六把玉钺身上。陶寺遗址玉钺王巍：实际上这个“王”字，根据学者的研究，就是由“钺”的象形字演变而来的。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王”字就是一个“钺”的形象。王鲁湘：下面的一横是钺的刃部。王巍：上面是顶部，两边是风字形。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认为，起码是在陶寺这个时期，钺恐怕已经从实用的武器变为军事权力的象征了。王鲁湘：就是一种军队指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