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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繁荣的中国东南海外贸易，几乎禁绝30年。“海禁”口子的松动，是在明朝“靖难之役”结束，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后第二年开始的。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永乐皇帝朱棣在明州、泉州、广州三地重开市舶司，尤其是广州市舶司，不久之后由宦官监管。朱棣有此举，一面是为即将开始的“郑和下西洋”做准备，另一面也是为加强对官方“朝贡贸易”的管理。明朝海禁与清朝最大的不同，就是明朝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将海外贸易权牢牢抓在政府手中，由政府进行官方贸易。但这种官方贸易基本是“花钱买面子”，往往都是花买人参的钱换外国人的萝卜，以体现大明朝的“富庶”。海禁的两个缝隙，也在此时产生——私货与互市。所谓“私货”，就是外国来朝贡的使团，除了携带进行朝贡贸易的货物外，往往还夹带许多私人货物，用以进行私下贸易。而贸易的方式，就是在市舶司的监管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互市”。这种情况在永乐元年就曾发生，渤泥国使者在南京与当地商民“互市”，市舶司请示朱棣是否征税，朱棣大方地表示免税。这以后很长时间，对“互市”少征税甚至不征税，就成了惯例。如此一来，大批外国使团“朝贡”时，都争相夹带私货，私下的“互市”比官方的朝贡贸易还要热闹。历经朱元璋时代打压的中国海商，就这样缓慢地复苏起来。到了明朝中期的宣德、正统年间，情况继续起变化，彼时明王朝承平日久，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迅速，打破明王朝官方垄断的商业走私活动日益猖獗。明王朝曾多番打击走私，比如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八月就曾严令各省查禁走私。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又在福建搞整顿，严禁沿海边民私下与海外商人贸易。但新海商势力还是发展起来，比如在福建，就出现了专门交易走私货物的“乡集”，形成了一套地下网络，并在正统年间演变成轰轰烈烈的邓茂七大起义。起义虽然被明王朝镇压，但彼时明王朝刚刚经受“土木堡之变”，国家元气大伤，因而对参与叛乱的众多走私势力“胁从不问”。顾炎武的《日知录》上说此后“私通番者益多也”。明王朝不知道的是，朱棣重开市舶司后至15世纪末的这近一百年，中亚国家战乱，陆上丝绸之路今不如昔，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在欧洲国家价格暴涨，而转运东方货物的“马六甲航线”，这一时期正控制在西亚和东南亚国家手中，他们通过“朝贡贸易”得到的中国货物，向西方国家高价售出牟取暴利。“仁宣之治”后的明王朝，已不堪“朝贡贸易”的负担。一面是市舶司管理松弛，外国朝贡使团往往违反规定，带来超过限额的货物进行交易，为了“面子”，明王朝基本都是照单全收。“朝贡”的越多，明王朝赔本也就越多。同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自明英宗朱祁镇在位开始，国家田赋收入连年锐减，朝贡贸易也就越发力不从心。到了明朝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明王朝不得不再次做出调整，规定凡外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但凡“私货“，皆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抽税。从此开始，原本负责监管私货贸易的市舶司，职责更多转向了税收。原本由市舶司监管的“私货互市”，改由市舶司在当地组织“牙行”来完成。所谓“牙行”，就是市舶司出面，委派当地人组织市场，管理“私货互市”，受委派的人要求是当地“有抵业人户”，其实就是与市舶司关系密切的当地商人。此时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时期，先是刘瑾乱政，继而刘六刘七起义，随后明武宗又北伐蒙古，游猎四方，上上下下花钱的地方很多。经此改革，市舶司果然收入大增，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广东市舶司送交中央的白银就达30万两，给明王朝解了燃眉之急。可从此时起，市舶司的职权一步步下降，沿海的海商势力借助“牙行”掩护，走私活动日益猖獗。观明朝立国之后的海禁政策，至16世纪初叶，可谓演变甚多，海禁的严厉程度，可以说是时紧时松，但总的趋势，却是越来越松。此时明朝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初兴，东南沿海海商势力日益增多，且借“牙行”等改革，许多交易日益合法化，市舶司的权限，也在一步步缩小，原先的包办一切，变成越来越多的放权。但与此同时，从永乐至正德年间，明朝市舶司的关税收入却在直线上升，早年的“花钱买面子”，变成此时税额日益增加。海商权限的扩大，海禁政策的名存实亡，已是大势所趋。此时，一个外来因素的加入，给这个大趋势加了催化剂——葡萄牙人。这时正是16世纪初叶，西方“新航路开辟时期”，葡萄牙船队一路拓展，先击败垄断印度洋贸易的印度舰队，又占据马六甲，下一个目标就到了中国。葡萄牙人第一次造访中国，是明朝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葡萄牙船队抵达珠江口，他们要求与明朝政府贸易，因为拿不出明朝朝贡贸易的“勘合”（贸易许可证），遭到明朝政府拒绝。不过，葡萄牙人发现了另一群人——广东当地的走私商人们，他们主动与葡萄牙进行交易，且给葡萄牙人做向导。通过在广东“牙行”供职的商人牵线，葡萄牙成功向广东镇守太监行贿，获得了入京觐见朱厚照的机会。孰料好景不长，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朱厚照病逝，嘉靖皇帝即位，对葡萄牙采取了强硬态度，不但驱逐了广东沿海的葡萄牙商船，更调动水师，在广东屯门、西草湾两次痛击葡萄牙舰队。眼见得和明朝政府通商没戏，葡萄牙开始和沿海的海商们勾搭连环。这些常年在东南沿海搞走私贸易的海商，在当地熟门熟路，且饱受明朝政府打压，自然乐意与葡萄牙合作发横财。从此，葡萄牙人、倭寇、东南海商联合作乱，反复骚扰东南沿海，这就是嘉靖皇帝在位时期开始的“倭患”。今人说到抗倭，波澜壮阔的战斗说了很多，不过一些提及很少的事情，却会让后人惊讶：与葡萄牙人以及倭寇勾结的沿海海商，固然都是当地臭名昭著的“走私犯”，但沿海的百姓也纷纷参与其中。比如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著名的“横屿岛之战”，是葡萄牙人、倭寇，以及海商李光头等人联合占据浙江横屿岛，将当地建成了一个“国际贸易港口”。日本历史学家藤田丰八曾赞此地为“十六世纪的上海”。岛上贸易繁荣，商旅云集，不但各国商人纷至沓来，就连当地周边的商户也纷纷参与。岛上不但有集市，更有李光头的“衙门”，葡萄牙人的教堂和医院，俨然一个国中之国。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明朝闽浙总督朱纨调集大军，发动强攻，一举攻破双屿岛。上岛后他惊奇地发现，岛上40里长的主干道竟然寸草不生。朱纨不禁感叹道：“商旅往来之多，由此可见。”双屿岛之战后，大批的“海贼”们逃至福建地带。朱纨趁热打铁，火速追击，相继在福建吴语和走马溪重创“海贼”，且严厉打击走私，将有“通番”行为的90多名罪犯当众正法，重手打击下，福建“倭患”稍息。但让人扼腕的事情发生了，立下战功的朱纨，旋即遭到弹劾，众多御史纷纷指责朱纨“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众议汹汹下，嘉靖帝也不得不罢掉朱纨官职。朱纨受不了这个气，愤然感叹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慨然服毒自尽。朱纨之冤，后人大多归结为“奸臣陷害”，“奸商诬陷”，但一个实际情况是，不止福建当地与“海贼”有勾结的势豪大户们，就连普通的小民百姓，也有人状告朱纨。当地沿海百姓，多年以来都参与走私贸易，许多人以此为生。朱纨秉承嘉靖帝圣旨，到任后厉行海禁，打击走私，自认为“为民做主”，却无意断了大多数人的活路。彼时福建，走私猖獗已经多年，当地士绅权贵乃至普通百姓皆有参与其中，就连京城的福建籍官员，也多有人从中渔利。海商猖獗，作乱沿海，其实是明王朝一百多年来海禁自酿的苦果。在明朝海禁开放前，称雄东南沿海的海商们，耳熟能详的是三个人：王直、徐海、吴平。二许多历史书里，这三位“海贼”，毫无例外地都被称为“汉奸”，因为他们与此时肆虐中国沿海的倭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个人在海商中身份不同，人生目标不同，下场却殊途同归——被明王朝镇压。说三个海商有什么区别，或许可以这么说：一个很有理想的，一个有点理想的，一个根本没理想混吃等死的。很有理想的，是王直。他是徽州结林县人，本就是商人家庭出身，成年后先是在老家搞走私，遭明王朝连番打击损失惨重，几次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决定赌一把，伙同徐唯学、叶宗满等同伙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流窜到广东，倾囊所有打造了一艘大船后偷偷下海，躲过了明朝战舰的巡逻，此后就“放开金锁走蛟龙”。他们先加入了海商许栋的走私团伙，许栋被明军在双屿岛击毙后，部下差点鸟兽散，关键时刻王直挺身而出，率领残部冲出明军重围。此后几年，王直盘踞于东南沿海的海岛上，和明王朝打起了游击战，对外贸易也做得有声有色，凭着海上打劫以及往日本走私，迅速聚敛了巨额财富，原先大大小小的海商势力，也被他一一平灭。不但能打，王直还很能送，明朝沿海的官军头目，有多人曾收过他的好处，与他相互勾结。经数年苦心经营，王直成了东南沿海中国海商的“魁首”，沿海的海商船只，必须要挂王直的“五峰”令旗，才能在海上安全通行。当了老大的王直，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老船主。今人说起王直的发迹史，无不说他勾结倭寇，作乱东南。事实上，王直虽然一直往来于中日之间，但一直到他当海盗的第五年（公元1544年），才真正带了3个倭寇一起打劫，之前的“买卖”，基本都是他的团队单干。当了“老大”后，王直不再打游击，反而大大方方地在日本长崎建立了自己的地盘，起名号叫“宋国”，在当地自立为王，招兵买马，成为各路“海贼”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今人多以王直麾下有诸多日本倭寇为由，称其为“汉奸”，其实所谓倭寇，都是“王老船主”打仗的炮灰。顺便说一句，盘踞长崎的王直，将与自己一直有贸易往来的葡萄牙人介绍给长崎当地诸侯源义长，葡萄牙人从此获得了在日本通商以及传教的权力，西方的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开始大量传入日本。后来的织田信长，正是积极向葡萄牙学习火枪技术，最终统一日本。说此举改变了日本历史，毫不过分。但王直的理想不是改变日本历史，而是改变中国历史。在安徽搞走私的时候，他的理想是出海；出了海后，他的理想是当老大；当了老大后，他的理想是做“老船主”。一步一步，靠他敢赌的性格，他都实现了，而在他心里，却还有一个终极的理想：废除海禁，让海外贸易合法化。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胡宗宪就任浙直总督，让王直看到了赌一把的曙光。胡宗宪到任不久，王直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他从四月起，先打下太仓，又打下苏州，接着攻克青浦、嘉定、闸北，在明王朝最富庶的江南地区，轻轻松松来了场自驾游，所过之处杀戮无数，财物洗劫一空，明王朝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兵威之下，胡宗宪很识趣，开始谋求“和平解决”，他先派使者蒋州出使日本，与长崎诸侯源义朝达成协议，以给予朝贡贸易特权为条件，令这路日本诸侯放弃侵扰，这等于给了王直一个和平信号。王直随即向胡宗宪表示，希望双方进行和谈。双方往来使者数次以后，王直提出了解除海禁，开放互市等要求，表示若如此，他不但会停止侵扰，更会帮助明朝剿灭其他肇事的海盗势力。解除海禁的事情，非胡宗宪能做主，但开放互市却可以商量。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王直率大队人马开至浙江，在得到胡宗宪有关人身安全的保证后，王直放心上岸，至杭州与胡宗宪面谈，并再次托胡宗宪转奏明王朝，请求开放互市。然而事情在这时候起了变化，开放互市的事，嘉靖帝朱厚熜的起先态度暧昧，但闻听王直已经登岸至胡宗宪营中，朝中的“反对派”们登时底气足了。先是明朝兵部明确拒绝了“互市”的要求，接着御史王本固竟在杭州设计诱捕了王直。胡宗宪原本想招安王直，用以对付倭寇，没想到事与愿违，可还没等他发火，王本固理直气壮的弹劾就来了，言之凿凿地怀疑胡宗宪“通倭”。朝廷里的“愤青”们也口诛笔伐，连番斥责，重压之下，为保全自己，胡宗宪只能缄口，不再为王直辩白。即使是在狱中，王直依然不放弃自己的初衷，连番向朝廷上奏折，先是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戴罪立功，抵御倭寇，更坦言如果开放互市，明王朝可以通过外贸获得重利。奈何痴心一片，明王朝始终充耳不闻。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8年）十二月十五日，王直在杭州被处斩，临终有遗言：“死我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此话不幸被他言中，王直遭诛后，其部下在养子毛海峰的带领下盘踞浙江岑港，与明军对抗，明王朝调集了戚继光、俞大猷两位抗倭名将，苦战8个月方攻克。更让明王朝意想不到的是，沿海的“倭患”因王直之死而加剧，群龙无首的海盗们，对明朝东南沿海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犯。王直在世时，海盗入寇，不过几千人，王直死后，几乎每次入寇，都是上万人的大规模入侵，惨烈程度，远超先前。比起有理想的王直来，同样被看做“汉奸”的徐海，是一个有点理想的人。比起王直主动赌一把，倾家荡产做海盗。同是枭雄的徐海干这行，完全是被他叔叔拉上贼船的。他本是杭州寺庙的一个和尚，法号叫普静，每日吃斋念佛，日子也算无忧无虑。有一天，他的叔叔找上门来，哄骗他一起出海做生意发财，徐海上了船才明白，原来是做海盗。巧合的是，徐海的叔叔正是当年一起随王直跑船的老弟兄徐乾学，徐海就这样，成了王直手下的一个马仔。徐乾学想摆脱王直自立，踢开王直单独和日本倭寇合作，在一次战斗中意外被打死了。痛失亲人的徐海，就这样加入到了倭寇的队伍里。上了船的徐海，经过无数次战斗才发现，吃斋念佛半辈子的他，最大的本事竟然是打海战。徐海擅长打海战，几乎是无师自通，不但独创了海战阵法，还精指挥。彼时明朝水师的主力战舰是“大福船”，吨位和火炮都优于倭寇海盗船，所以一旦在海上遇到明朝舰队，倭寇大多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开几炮立刻开溜。徐海却不溜，他独创了“近战法”，利用倭船速度快灵活的优点，发挥铁炮小炮的优势轰击明军，多次成功“以小搏大”，凭节节胜利，徐海在倭寇中地位攀升，很快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他的角色类似于抗战电影里那些领着鬼子扫荡的汉奸们，即给日本海盗做向导，在中国沿海侵扰，事后坐地分账。因他的部队战斗力强悍，明军多不敢战，许多没种的明朝水师见了“徐”字战旗竟然立刻逃命。彼时明朝水师中，能与徐海对战的水军将领，仅俞大猷一人。如果说对王直，胡宗宪尚存招安之心的话，那么对徐海，胡宗宪从一开始就下定了决心：除恶务尽。可徐海太恶，明军的实力根本“除”不了他。所以就在与王直接洽的同时，胡宗宪假意拉拢徐海，连番派使者接洽，并向徐海出示王直与胡宗宪往来的书信。得悉王直也欲归降后，徐海降心大起，他本身就是“被倭寇”，外带他十分宠爱的美妾王翠巧早不愿过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天天给徐海吹枕边风。徐海也深知，窜犯海上，并非是长久之计，总要给以后谋个出路，因此也与胡宗宪频繁使者来往。但徐海不知道，自己的亲信王傲在几次出使后，被胡宗宪策反，成了明朝的内应。灭顶之灾，逐渐降临。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正月，动心的徐海为试探明朝态度，发动了对浙江沿海的试探性进攻，徐海军连掠瓜州、慈溪，明朝溃不成军。胡宗宪果断判断出徐海的意图，一面调集重兵与徐海对峙，一面派使者夏正斥责徐海。徐海试探着提出，要胡宗宪给他的部下“犒赏”，胡宗宪大手一挥送来5万两白银，外带好酒好肉。徐海又一次试探性进攻，在

到的主要是那桐一支的婚姻关系，对于其他几支基本未谈。后来她曾专门与我详细讲述过那晋一支的婚姻关系，但因这部书稿已经完成，未及收录。注238豆腐池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宝钞胡同，西至旧鼓楼大街。由于胡同中有杨昌济故居，所以一般提到这个胡同，都以为豆腐池杨家的杨，是指的杨昌济。而事实上这两个“杨”并非一回事。注239张寿椿这里说的“二姐夫”就是察奎垣，详见本卷的奎垣口述。注240这里说的没错，奕劻确是清高宗弘历第十七子永璘的嫡孙，光绪十年(1884年)命其管理总理衙门。封庆郡王。1894年封庆亲王。注241五姑，即那桐的孙女张寿蓉，详见上文张寿蓉口述。注242方家胡同西起安定门内大街，与分司厅胡同相邻，东至雍和宫大街，为东西向。公益巷南端接方家胡同，北端接国子监，中间有个90°拐弯，是一个较有特色的小胡同。大经厂位于鼓楼东大街，骑河楼位于北河沿大街，与方家胡同几处都相隔甚近。注243这里说的中堂，系指张寿椿之母蒋坤图的祖上蒋攸铦，蒋攸铦是清嘉道时期的名臣，历任两广、四川、两江与直隶总督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故曰“中堂”。史称其“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其子蒋霨远官至贵州巡抚(《清史稿》卷366“蒋攸铦传”)。关于蒋攸铦的籍贯和旗分，蒋家后人、北京社会科学院袁熹教授有所考证，认为《清史稿》记载有些舛误，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注244关于阎家，详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尤见访谈者按中的注释。阎隆飞(1921—)，生物化学家。北京市人，满族。194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注245大头瘟即流行性腮腺炎，也称痄腮。注246西安战干团，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产物，由蒋介石任团长，副团长为胡宗南，教育长为葛武柒。按团中规定，凡从沦陷区来团青年，大学毕业者经考试合格可编入学员队，中学毕业者编入学生队，年幼儿童编入儿童队。一说这是国民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设立的收容机构，是国民党为与共产党争夺青年而办的，因此一度被定性为“反动组织”。注247分司厅小学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始建于1914年，始称为“京兆模范小学”，1929年改为河北省立第三模范小学。1935年后因校址位于分司厅胡同，定名为分司厅小学。注248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1951年北洋大学正式更名为天津大学。注249按：张寿椿女士的丈夫是汉族。注250此表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根据张寿蓉、张寿崇姐弟的叙述做成，特此致谢。注251参见王钟翰：《内务府世家考》：“明善，字元甫，本姓索氏。内府正黄旗满洲。监生。道光末，外任苏州织造、粤海关监督。咸丰间，内授内务府大臣、崇文门副监督。同治末卒。子文锡，字澍田。继为内务府大臣。孙增崇，字寿臣。亦继为内务府大臣。家住秦老胡同，屋宇多至数百间，世称‘明索’。三世为内务府大臣者，道咸以后只此一家。”(注：《清史列传》卷47，38—39页。按《清史稿》44册，13533页“忠义传”之明善，富察氏；《国朝耆献类征》卷355，13页又有一明善，爱新觉罗氏。是知三人同名，为罕见之事)载《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500页。注252《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五辑“北京满族调查报告”(未刊稿)，79—82页。注253《那桐日记(1890年—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注254秦老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与井儿胡同相接。增崇家位于该胡同西头。注255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0页。注256按有关索家花园的描述在现今通行的讲述老北京往事的文章中经常可见，兹摘录部分如下：“秦老胡同35号四合院原为清晚期内务府总管大臣索家宅子的花园部分。索氏后代是曾崇，因曾崇的儿媳妇为清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之姨，故民间流传这所房子是‘皇后的姥姥家’。该院原本是索宅的花园，名曰‘绮园’，至今院内假山上仍有‘绮园’二字的刻石。原院内除假山、水池、桥、亭等建筑以外，还有一仿江南园林建筑——船形敞轩，这敞轩底部似一大船，造型独特，使花园不同流俗……现为北京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确如察先生所说为以讹传讹，且增崇也不是“曾崇”。注257关于卖给包家一事，详见本书下面包义、包平的口述。注258奎垣先生的这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的乐元可等，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之一，经常在一起谈艺论画，说古道今。按，关于京城这“八大少”，在本书出版前夕，又得橘玄雅先生来信相告，可作补充：“八大少里两位是柯家的，四位是乐家的，另外两位是旗人。一位是索家的‘索六爷’，另一位网上资料上说是内务府出身的唐子炎，其实就是唐海炘。唐海炘是户部侍郎长叙独子都统志锜的二公子，也就是瑾妃和珍妃的本家侄子，所以并非是内务府出身。据说唐海炘这人极为‘会玩’，京戏等等也十分精通，与当时个别宗室王公的阿哥们、蒙古那王之子、王齐贤、王世襄、朱家溍等世家子弟皆为‘玩伴’。”在此谨向橘玄雅先生致谢。又按，华比银行(BelgianBank)成立于1902年，总行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年12月在上海设分行，后陆续在天津、北京、汉口、重庆等地设立分行。该行首重在中国投资铁路，专营承揽铁路借款。1956年申请停业清理，1976年正式停业。注259十一叔是奎垣的叔叔。注260这里说的喜塔腊氏，即上篇张寿蓉口述中提到的裕禄家，后姓奚。注261这句话出自当年老北京的一首童谣：“钟楼高，鼓楼矮，假充万岁袁世凯，铜子儿改老钱，铁棍打老袁。”铁棍即指铁良。铁良自1906年任陆军部尚书起，就与袁世凯争夺北洋新军的统帅权，后又与善耆等皇族成员一起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清朝亡后又进行过一系列复辟活动，故民间有这样的童谣。注262这里指的是清朝内务府大臣绍英家。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绍英于宣统间任度支部侍郎，辛亥革命后，为溥仪宫中的内务府大臣。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把绍英称为“恭顺”“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是伴随清廷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遗老”之一。马佳氏枝繁叶茂，人口众多，祖上出过辅佐大清有功的大将军图海、礼部尚书升寅。绍英的爷爷升寅进京赶考后，一直定居在朝阳门内南小街新鲜胡同。绍英有两个儿子，长子世杰，次子世良，由于其兄绍彝没有孩子，所以世良被过继给绍彝。这里说的奎垣的十一叔所娶的，就是马世杰的女儿。注263蒋中堂系指清代光绪年间大学士崇礼。崇礼字受之，汉军正白旗人，姓姜氏，误传其姓蒋，而称蒋四爷。其住宅在东四六条西口内，门牌63号、65号。注264亮果厂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起美术馆后街，西至北河沿大街。注265见《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初二日：“大女许字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崇地山尚书之次孙、衡阶生观察之次子，名希贤，号少阶，行三，现年廿岁。家有母在，胞兄弟四人……下有一弟也……诚玉如内兄大媒也。”(256页)所说希贤之弟，即奎垣先生所说的立贤，也与增崇家结亲。注266乾隆帝长子永璜死后被追封为定亲王，由他的次子绵恩袭爵。绵恩之子奕绍、孙载铨均为亲王，曾孙溥煦降袭郡王，溥煦之子毓朗降袭贝勒，这就是奎垣的外祖父。毓朗曾任军机大臣，在清末是比较开明的人物。润麒即郭布罗·润麒(1912—2007)，既是溥仪皇后婉容的弟弟，其夫人又是溥仪的亲妹妹韫颖。注267关于刘家与刘贡南，详见本书附录《“当铺刘”今昔——刘汝舟口述》。注268这里奎垣先生引用的，是传奇小说《迷楼记》中所叙的一个故事。写隋炀帝晚年沉湎女色，修筑迷楼，选后宫和良家女数千，居住宫中，宫女无数，后宫不得进御者亦极众。后宫女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经于栋下。臂悬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进帝，乃诗也。其中《自伤》一首云：“初入承明殿，深深报未央。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春寒入骨清，独卧愁空房，飒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平日新爱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引颈又自惜，有若丝牵肠。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帝见其诗，反复伤感，酷好其文，乃令乐府歌之。(《迷楼记》收入《说郛》《古今逸史》《古今说海》等。见《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注269察家这套四合院“献”给石油部之后又一次变得十分有名，据称：“自余秋里搬到这儿后，这个胡同的名字在石油战线几乎无人不晓，因为他和战友们创造的‘秦老胡同’工作方式，影响了共和国整个石油工业的发展方向。不夸张地讲，石油部后来的所有重要决策都是在这‘秦老胡同’的‘侃大山’中形成和完善的。”注270继指继禄，奎指奎俊，均为清朝时的内务府总管。参见本文附录察存耆：《关于光绪之死》中的记载。注271刘槐庭和刘贡南不是父子，是爷孙。刘槐庭的儿子名刘禹臣，参见后面对刘汝舟的访谈。注272刘汝舟所说他的祖父、父亲的名、号都与奎垣这里所述不同，可能是奎垣这里的记忆有误。注273马大人胡同现名育群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四北大街。注274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伊犁将军，部署了一支以驻防满、蒙八旗为主体，辅之以绿营兵，以及厄鲁特、索伦、锡伯等兵丁组成的军队。其中锡伯、索伦兵均由东北移驻，但当时并未编入八旗。同治朝新疆爆发“回乱”，时间持续十六年之久(1862—1877)，伊犁两座满城相继失陷，伊犁亦被俄人侵占。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率兵征西，将伊犁收复。翌年恢复伊犁满营建制，将惠远、惠宁两城满营并为一营，称旧满营，后又从锡伯营中挑选千人，和部分索伦兵一起，组成新满营。奎垣先生这里虽然只有简短几句，但内容大致不差，说明他对新疆这段历史相当熟悉，估计是从婉容的弟弟润麒那里听说的。又按，清代索伦，包括今达斡尔族和部分鄂温克族人。注275这样的记录在《那桐日记》每年正月的最初几天都有，以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例，新正月初一日，午刻饭毕出门拜客四十余家，酉刻归。初二日拜客二十余家归。初三日午刻出门拜客六十余家，酉刻归。初四日午刻出门拜客四十家，酉刻归。到初十日方止，等等。(43—44页)再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七日记：“午后拜西北城客五十八家。计八日之间，已拜过五百数十家矣。”(264页)注276《那桐日记》民国二年(1913年)十一月八日记：“晚吃张治菜两桌。”(759页)注277张治确有其人，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从前宴会，皆由大饭庄承办。至光绪间，庖人之精烹调者，各立门户，自出应堂会，各种菜品多新颖出色，有黄厨、贾厨、谦益堂刘厨及张治四家最盛。张氏专应各伶人私寓酒席；刘氏专应京官公讌；黄、贾二氏内外城宅第多用之。后皆自开设饭庄，则生意反不振矣。”(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59页)注278如《那桐日记》光绪十九年(1893年)八月初五日记：“晚瑞裕如、成芝田送福全馆果席一桌。”(121页)注279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据传光绪朝著名京剧老生、戏界均称“大老板”的程长庚，就是在秦老胡同文索宅(察家)演堂会时，因与孙菊仙争气，一昼夜连演四本《取南郡》，劳累得病，未数月遂卒的。另有民国初年潘镜芙、陈墨香撰《梨园外史》，记咸同以来数十年优伶故事，其中多有提到秦老胡同明善、文索之处，文中记“明善家一个月里头，至少要唱二十来天的戏”(第七回)，虽为小说，但也相当真实地反映出秦老胡同明善家在当时北京的知名程度和盛况。我问他家是否有戏台，原因也出自于此。又按，世怡先生也几次向我提到《梨园外史》一书和书中讲述的明索家故事，限于篇幅和本书主题，有关这本书的谈话此处不赘。注280这里说的十三个有名的唱戏的，当是指“同光十三绝”画中的十三位著名昆曲与京剧演员。按“同光十三绝”，据一般说法，是在清代光绪年间，由画师沈蓉圃以彩色绘制的这十三名演员的剧装画像。所绘十三位演员之面目毕肖，神情逼真，服装、化装写实传真，为研究京剧史的珍贵资料。画中从左至右分别为：郝兰田饰《行路训子》之康氏；张胜奎饰《一捧雪》之莫成；梅巧玲饰《雁门关》之萧太后；刘赶三饰《探亲家》之乡下妈妈；余紫云饰《彩楼配》之王宝钏；程长庚饰《群英会》之鲁肃；徐小香饰《群英会》之周瑜；时小福饰《桑园会》之罗敷；杨鸣玉饰《思志诚》之闵天亮；卢胜奎饰《战北原》之诸葛亮；朱莲芬饰《玉簪记》之陈妙常；谭鑫培饰《恶虎村》之黄天霸；杨月楼饰《四郎探母》之杨延辉。我为刘曾复先生所做访谈时，他说目前流传的许多说法并不准确，这并不是沈蓉圃的原图。我为刘先生所作口述详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下册)，但他对“同光十三绝”一画的意见并未收入该访谈中。注281贯大元(1897—1969)，著名京剧老生。注282八角鼓是八旗旗人的特色乐器，是北方曲艺音乐单弦牌子曲的主要伴奏乐器。注283按，我这里提的问题来自《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据该书记：“同光之际，广东商家采办翡翠来京者，有著名二石，一名三万三，盖以价格而言，一名一口锅，盖以形式而言，皆纯绿无瑕之品。凡宫内所需饰品，多出于三万三，故其名震于时。其实一口锅所出材料尤胜，如继二爷(祥)之扳指及文索(锡)家之第一品翠镯(秦老胡同增氏之上辈，其家有五对著名者)，皆一口锅中材料。”文索即奎垣先生的曾祖、增崇之父文锡。注284《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147—151页。注285“知会”：通知。注286“发抄”：正式抄录药方及脉案，通报各处。注287《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原文均未注出处，下同。注288《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89《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0《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1《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2沙井胡同位于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西。注293马大人胡同位于东四北大街西侧，今为育群胡同。注294“锅子料”：初冬烤猪肉与大肉丸子，合装火锅食用，称为“锅子料”。注295“票了”：比喻无所得。注296此次访谈，得益于乐曙青先生及其夫人金玲女士的协助，他们为我介绍了刘汝舟先生并陪同我进行了这次访谈。乐曙青先生是同仁堂乐家大房乐益卿的儿子，对他的访谈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他也是此次刘汝

国一直在准备着和秦国较量，赵国才是秦国主要的敌人。如果现在秦国把韩国给灭了，那会让天下人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秦国灭了自己的内臣，而放过了自己的外贼，侍奉秦国最后的结果是被秦国灭掉，那么谁将来还会跟秦国交好呢？天下的人都会选择和赵国结盟。第三点，韩国不容易灭。韩国虽然小，处“四战之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需要应付外敌，但是这么一个小国，处在这么一个不利的地理位置上，一百多年以来，它就是在和邻国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这个国家你不能轻易地灭掉它，你也不可能轻易地灭掉它。假如说你要去灭韩的话，那么韩国就会和魏国结为联盟，魏国肯定会帮助韩国。韩魏结盟，有助于赵国，赵国本来和齐国就是联盟，再加上韩魏的联合，那么你攻打赵国就更困难了。所以，韩非主张，不能够先灭韩，应当首先灭赵。那怎么灭赵呢？韩非提出来一个分四步走的具体计划。第一步，派出使者出使楚国，用重金贿赂楚国的重臣（重币用事之臣），宣扬赵国的劣迹；第二步，给魏国送去人质稳住魏国；第三步，率领韩国攻打赵国，即使赵国和齐国结为同盟，也不足虑；第四步，灭了赵国、齐国之后，发一封文书给韩国就可以摆平韩国（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而定也）。这样，秦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就可以造成赵、齐两国灭亡的态势，楚国、魏国也一定会自动屈从。韩非提出首先消灭赵国的主张，是为了保存韩国。但韩非提出的主张，每一条具体的理由，都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来说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秦国的角度来阐发他的主张。所以，韩非的上书有很大的诱惑力。那么，秦王嬴政面对这样的主张，他的做法是什么呢？秦王嬴政的做法，为什么使韩非更进一步地卷进了秦国的通天大计之中呢？我们前面讲过，韩非这个人口吃，不大会讲话，但是笔头功夫非常好，他的文章特别善于剖析利害，这是韩非的文章最有特色的地方。所以嬴政看了韩非的上书以后，他没有做判断，而是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中的大臣朝议。在朝议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反对韩非的就是李斯，李斯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心病必除。他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是人心里边隐藏的疾病，这个病虽然现在没有发作，但它一定会发作的。假如，秦国有了突发事件，韩国一定靠不住。所以，韩国对秦国来说是个必须要除掉的心病（秦之有韩，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第二点，这个心病是一定会发作的。现在这个病隐藏在你的身体里面，也许一年两年不发作，但是如果我们去对付齐国和赵国的话，需要举秦国之力。当我们举全国之力对付赵、齐的时候，韩国这个心病就会发作，当年秦穆公兵败崤山的惨剧就会再现，所以必须消灭韩国（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眩也）。这样，李斯跟韩非的意见就针锋相对了。李斯主张灭韩，韩非主张灭赵，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秦王嬴政在制定通天大计时的路线之争，它的本质是秦国和韩国两国利益的冲突。门监子摆平四国韩公子痛斥姚贾在当时，秦国是七国中的老大，军事力量最强，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秦国相匹敌。所以秦国很自然要用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军事力量以外，还要不要用其他的手段呢？李斯认为，还要用外交手段。李斯讲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应当多派一些人，带着很多钱，到六国去，收买那些可以收买的重臣，收买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果他很廉洁，不收贿赂，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暗杀了。能买的买下来，买不下来的就杀，然后再派大兵随其后（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这样，李斯就提出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军事力量，另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叫金钱，李斯主张两种手段并用。秦王嬴政曾经遭遇过一次四国联合抗秦的军事行动，当时秦主嬴政召集了六十多位大臣来商议这个事情，大臣们都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姚贾的人站出来，他说，大王给我钱，我去把这四国摆平（贾愿出使四国），必须其谋而案其兵）。嬴政听了很高兴，给了他一大笔活动经费，给了他很多车辆，还给了他黄金千斤，姚贾用了几年的时间，把联合进攻秦国的这四国，全部用钱给摆平了（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姚贾回来以后，秦王嬴政很高兴，赐封午户，并且提拔他做了上卿。韩非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立即给秦王嬴政上书，痛斥姚贾。韩非指责姚贾什么呢？他指出姚贾犯了三条大罪：第一，贪污公款；第二，假公济私；第三，出身卑微。先说第一条，韩非说姚贾拿了秦王赏的这么多钱，活动了三年，四国的外交也没见多大成效（四国之交未必合），而大部分钱进到他自家的腰包里去了，这叫贪污公款。第二，姚贾利用秦王的权力为自己建立关系网，私交诸侯（以王之权，外自交于诸侯），这叫假公济私。第三，姚贾这个人人品不行。他本是魏国人，父亲是个把守城门的（守门监者），他出身卑微，而且在魏国曾经犯过盗窃罪，魏国公安局里面有他犯罪的案底，他是有前科的人。后来到了赵国，又被赵国驱逐。你看这个人，出身这么差，还犯过罪，被列国驱逐，你和这种人商讨国家大事，那不是让我们这些人太掉价了吗？嬴政看到韩非的上书，就把姚贾叫来质问：你是不是拿着公款去私交诸侯了？姚贾不卑不亢地说确有此事。嬴政一听大发雷霆，你既然这样做，怎么还有脸面来见我呢？姚贾说，你一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在历史上，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的事情太多了，你要听信谗言，你手下就不会有忠臣。嬴政说，这条我们且不说。有人举报你，说你是个监门人的儿子；有过盗窃的前科，在赵国被驱逐过，有这件事吗？姚贾说不错，确有其事。但是反过来讲，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帮助周文王的姜太公，他当年在齐国不是被驱逐出去的吗？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是个商人，但是齐桓公重用他，不是最终称霸天下了吗？还有，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但他不是帮助秦穆公使秦国崛起了吗？这些人哪一个是出身高门贵族家庭的？但这些人不都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君成就了一番霸业吗？如果你用人要讲出身，要用高士，我也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有一个高士，商朝人卞随，当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找他商量，卞随觉得找他商量灭掉一个君主是一种耻辱，然后就投水而死，这是个高士，这种人你能用吗？你跟他一商量，他就投水自杀了。还有一个高士，夏朝人务光，商汤灭了夏桀以后，据说商汤想把君位让给务光，务光不干，然后就自沉于蓼水之中。这两个高士，一个找他商量事他就跳河自杀了，另一个让他当国君他就自沉了。这些高士都出身高贵，德行、操守很高尚，但他们愿意为你服务吗（人主岂得用哉）？你现在是用人的时候，用人就是用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衡量他的道德水准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再高贵的人，如果他没有功劳，你也不能赏他（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秦王嬴政一听，有道理，便不再追究，把姚贾给放了。李姚联手诛韩非秦王黙然成大计姚贾下来一打听，谁告了他呢？韩非。如此一来，姚贾和韩非就成仇家了，姚贾也被卷进关于通天大计的争论当中。李斯跟韩非过去有过存韩与亡韩的斗争，现在又卷进来一个姚贾，姚贾为秦国立了功，却受到韩非的指责，加上秦王嬴政的问责，姚贾被韩非定了三条罪，其中任何一条罪状成立，都是死罪，所以姚贾能不恨韩非吗？韩非在很短的时间，给自己找了这么两个难对付的敌手。在劲敌的谮毁下，韩非不久之后被迫自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从上述记载来看，进言杀死韩非的是李斯和姚贾，送毒药让韩非自杀的是李斯。他们说韩非这个人是韩国的公子，他一定不会帮助秦国，这是天性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如果不用这个人的话，一定不要久留他，更不要放了他，一定要把他除掉，否则将会是秦国的祸害。嬴政听了这话，就把韩非投到监狱里。李斯这个时候是廷尉，就让人给韩非送了毒药，韩非想申诉而不得，就在狱中自杀了。韩非之死，实际上是因为他想在强秦的铁蹄之下，保存实力弱小的韩国，从而卷入了秦国统一天下这个通天大计的制定之中。他的死，具体牵涉三个人：嬴政、李斯、姚贾。那么，韩非的死，该由谁负责呢？是秦王嬴政，还是联手告状的李斯和姚贾呢？或者是韩非自不量力，卷入了一个他根本无法阻止的计划之中，导致自己死于非命？其实，韩非之死牵涉的这四个人都有责任。李斯的责任前面我们讲过了，在这里只提一句，李斯坚决主张杀韩非，主要的原因是李斯认为韩非在阻挡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的制定，他是灭六国的障碍，必须要除掉。这是李斯的看法。姚贾呢？姚贾也主张杀韩非，原因有两点。第一，私恨。姚贾痛恨韩非，他为秦国立功回来，却被韩非举报三大罪状，私恨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点，姚贾主张用金钱作为统一六国的武器，而且他做得很漂亮，用金钱也确实摆平了四个国家。因此，姚贾主张杀韩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不同于韩非的统一六国策略，将韩非视为统一六国过程中的障碍。嬴政对韩非之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责任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欣赏韩非的是谁呢？是嬴政。韩非上书，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臣的人是谁呢？是嬴政。批准李斯和姚贾的建议，将韩非逮捕投入狱中的是谁呢？是嬴政。虽然韩非之死并不是嬴政直接下手，是李斯送的毒药，韩非没有办法告状，只好自杀了。但是，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韩非死了以后，嬴政并没有追究韩非之死的责任。嬴政如果要去查，谁把韩非给杀了？我还没下令杀呢。那一追就追到李斯的头上来了。嬴政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不追究责任本身就等于默许，虽然最后他想赦免韩非。照我们讲的这几点来看，嬴政是同意杀韩非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他又要赦免韩非呢？这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其实很好解释。嬴政欣赏韩非的法家思想，欣赏韩非的文笔犀利，欣赏韩非的才华，但是又不同意韩非的政治主张。在灭韩和存韩的问题上，嬴政是站在李斯一边的。在用军事手段和金钱两种手段的时候，嬴政是赞成姚贾的意见的。也就是说，嬴政在通天大计的制定上，是和李斯、姚贾站到一边的。作为个人来说，他欣赏韩非的思想和才华，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来说，他是主张杀韩非的。韩非对自己的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可以想一想，韩非提出来存韩亡赵，那是为了给韩国争取时间，反对李斯灭韩是为了韩国的安危。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给秦王嬴政上书，这些都是为了韩国着想。他反对姚贾用金钱做武器击败六国，是因为他看出金钱在消灭六国的统一之战中威力巨大。我们以后会讲到，秦王嬴政用很多钱收买了六国的一些重臣，像楚国、齐国、赵国，都出现了奸臣受贿然后陷害忠良的事情，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亡国。嬴政用金钱作为灭亡六国的第二手，韩非深深知道这一点的严重危害，因此他不顾个人生死反对姚贾的做法。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为了保存韩国，深深地卷入秦国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之中，显得有点自不量力。但是韩非的自不量力让我们看到了韩非的一种内在精神：为了韩国的存亡，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他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对故国的深情，让后人非常感动。他明明知道不可能阻挡秦国灭韩，但他还要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故国，韩非的作为，跟我们非常熟悉的屈原，为了楚国的存亡不惜自己沉江是一样的。所以，韩非之死，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人格力量的存在。作为个人来说，韩非是失败了，但是韩非用自己的死为故国的存在做了最后的努力。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大计就在嬴政、李斯、姚贾和韩非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最终，达成了三点共识：第一，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第二，第一个目标锁定韩国；第三，军事力量和金钱手段双管齐下。第二篇横扫六合第15章韩氏初兴秦始皇一统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吞并六国是秦国崛起和强大的最终结果，而与秦国的崛起相伴的是其他诸候国的衰落，两者之间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在秦国崛起的进程中，其中一个诸侯国的衰落，对秦国确立优势地位、最终统一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晋国。晋国曾经十分强大，但却因内乱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和秦国山水相连，是阻档秦国进入中原的天然防线。秦穆公一代英主，东扩中原，抱恨而终，就是因为秦国之东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晋国。秦国如果不能冲破晋国这一道大坝，就永远也走不出函谷关。那么，秦国是怎么冲开晋国这道坚固的大坝的呢？在这个过程中，晋国的韩氏卿族又是如何壮大的呢？秦国冲破晋国这道大坝，缘于两大原因，一是晋国一分为三，二是秦国迅速崛起。晋国和秦国不同，晋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正宗，而秦国是因为救援周幽王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的暴发户。韩、赵、魏三家分晋之时，秦国国君是秦简公，此时离秦孝公继位只有四十二年。所以，晋国一分为三和秦孝公登上历史舞台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强大统一的晋国轰然崩塌，一国分三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领土与实力都相对较小的诸侯国。秦孝公实施变法是秦国迅速强大的开始，当秦国突然提速、加快崛起的步伐之时，强大的晋国却突然消失了。对于晋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对于秦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秦国正是在韩、赵、魏三国的衰败中一步步挺进中原，最终统一中国。晋国为什么会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小国？秦国为什么没有分裂成几个小国呢？如果晋国没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秦国能统一天下吗？秦国收拾韩、赵、魏三国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晋国不分裂，秦国能够灭掉晋国吗？所以，剖析秦始皇统一中国，永远避不开一个重要的话题：阻挡秦国进入中原的强大晋国为什么会分裂？曲沃窥伺晋王室献公诛杀诸公子晋国分裂最主要的原因是晋国公族（国君的宗族）的势力在晋献公时大大削弱了。为什么晋献公时晋国公族势力会急遽衰减呢？这是因为晋献公大规模地屠杀了晋国公族。那晋献公为什么要大规模地屠杀晋国公族呢？原来，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穆侯的幼子，晋穆侯的长子是法定的晋国国君继承人。按照周代宗法制的规定，太子是国君的嫡长子一支，称为大宗，国君的其他儿子称为小宗。大宗是家族的当家人。晋穆侯死后，太子继位，史称晋文侯。晋穆侯的小儿子被封到曲沃（今山西曲沃），称为曲沃桓叔。曲沃土地肥沃，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曲沃桓叔又特别注意收买民心（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因此，曲沃桓叔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就有人说：“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整体实力的迅速提升让曲沃桓叔开始窥伺晋国国君的位置。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祖孙三代的夺权，曲沃武公最终杀死了大宗的晋侯缗，夺得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曲沃桓叔这支小宗的夺权之路并不顺利，前后经历了三代近七十年的努力才得以成功。此间，周天子两次插手，派兵干预，不许曲沃桓叔一支篡权。晋国国内的宗法势力也不允许曲沃桓叔一支进入

不含糊，明确对秦昭王表示：我是来结盟的，你现在用这么卑鄙的手段逼我割让土地，没门儿。秦昭王于是将楚怀王扣留起来，又派人前往郢都威胁楚国人：如果不割地，就杀死楚怀王。楚国的大臣们商量，国不可一日无君，与其这样受秦国威胁，不如另立新王，也好断绝秦昭王的欲念。这个想法是对的。另立新王之后，楚怀王就不是一个筹码了。不是筹码，抓在手上就没有任何意义，还得花费人力物力看着他，养着他，巨不划算，很有可能最后就放了他。但是在立谁为新王的问题上，群臣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立楚怀王在国内的庶子，当然也就是楚怀王最最疼爱的子兰；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召太子熊横回国即位。昭雎的意见是立熊横。在他的坚持下，这种意见占了上风，楚国于是派出使者到齐国，诈称楚怀王已经死在秦国，要求接熊横回国为君。孟尝君答应了楚国人的要求。然而，当熊横向齐闵王告辞的时候，齐闵王却提出一个额外的条件：熊横即位之后，楚国割让淮北之地方圆五百里给齐国。答应的话，马上可以走；不答应，那就还是留在齐国吧！熊横显然比他爸聪明，没有当场答复齐闵王，而是说：“此事非同小可，我得问问师傅。”熊横的师傅慎子，是楚国有名的老学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一点也不古板。他对熊横说：“土地不过是用来安身的，如果因为爱惜土地，就放弃回去为父亲送葬的机会，这是不道义，会遭到天下人的指责。”熊横于是答复齐闵王：“我愿意敬献淮北之地给大王。”齐闵王这才放他回国。熊横回到楚国，被群臣拥立为君，即楚襄王。齐国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来到郢都，一方面祝贺楚襄王即位，一方面索要淮北之地。楚襄王问慎子怎么办，慎子说：“这是国家大事，还是明天召集群臣商议吧！”第二天，楚襄王召集群臣，商量就对齐国之策。会场上出现了三种意见。上柱国子良认为，君王一诺千金，答应了齐国的事就要办到。地，一定要割，以示守信；然后再出兵攻打齐国，把它抢回来，以示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大夫昭常主张坚决不给，齐王一定要的话，让他发兵来抢，楚国严阵以待，谅他也抢不到。将军景鲤也认为不能给，但是担心楚国在垂沙之战大败之余，难以守住淮北，建议求救于秦国。这可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但也不失为一条好计——秦国自知索要巫、黔二郡无望，肯定也不愿意齐国得到淮北。因此，只要楚国有求，秦国必应。当楚襄王又问慎子该听谁的意见的时候，慎子伸出三个手指头，说：“都听。”按照慎子的安排，楚国先派子良前往齐国，办理移交淮北土地的手续。齐闵王没想到楚国人这么痛快，喜出望外，生怕夜长梦多，赶紧派人去接收。这时候昭常已经被任命为淮北大司马，主管淮北军务，他对齐国使者说：“我受命守护此土，谁要也不能给！我已经动员了从小孩到老人的全部男丁，共三十多万人。虽然我们盔甲破旧，武器落后，但是愿意奉陪到底。”齐闵王得到回报，问子良：“您来献地，昭常却拒不执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子良回答：“我受楚王的命令来进献土地，昭常这样做，不是楚王的本意，您如果要讨伐他，我是没有意见的。”齐闵王说：“好，您等着看。”于是下令动员军队，讨伐昭常。部队还没出境，就听到秦国准备出兵救援楚国的消息。秦昭王还给齐闵王送来一封信，说：“你们扣押楚国太子，不让回国，这是不仁；又想掠夺楚国的土地，这是不义。你们收兵便也罢了，如果一定要来硬的，我们奉陪到底。”齐闵王心想，亏你还好意思说我！如果不是你先扣押人家的国君，我又何来扣押人家的太子呢？如果不是你先要人家的巫、黔二郡，我又何来要人家的淮北之地呢？意见归意见，齐国最终还是撤军了。秦昭王自认为有恩于楚国，又向楚国提出领土要求，却遭到拒绝。这位“有仁有义”的君王，本来就因为楚国另立新王而恼羞成怒，现在更是火冒三丈，马上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五城而去。楚襄王即位之后，作为肉票的楚怀王也就失去价值了。秦国人对他的看管越来越松。公元前298年的一天，楚怀王找着一个机会溜出了囚禁他的宾馆。秦国人发现后，封锁了所有通往南方的道路。楚怀王只好向北逃亡，想从赵国绕个大圈子回楚国。赵武灵王为人刚烈，素有侠气，但是当时正好不在国内，国政由其子赵何（即赵惠文王）代理。赵何胆小，不敢收留楚怀王。楚怀王只好又折回秦国，转而向东投奔魏国，结果被秦军抓获，送回了咸阳。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于咸阳。秦昭王终于发了善心，让人将楚怀王的灵柩送回楚国。出于对这位冤死之君的同情，郢都万人空巷，楚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楚怀王在世的时候昏庸无能，对内不听诤臣之言，对外屡屡上当受骗，丧师辱国。然而，他的死却激发了楚国人的爱国热情。那一天，每一个楚国人都将对秦国的仇恨埋在了心底。这种仇恨代代相传，直至百年之后，秦朝统一了天下，山东（太行山、崤山以东）各国人民皆已驯服，唯有楚国人还牢记着当年楚怀王所受的屈辱，终于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揭竿而起，揭开了反抗秦朝暴政的序幕。他们建立的政权，叫作“张楚”。张楚失败后，楚将项燕的后人项梁、项羽成为各路义军的首领，他们打的还是楚国的旗号；甚至于找了一位所谓楚王后裔来领袖群伦，也直接称之为楚怀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屈原。楚襄王上台后，子兰成为令尹。楚国人没有忘记当年就是子兰劝说楚怀王去秦国，对子兰颇有微词。屈原写了一些作品，包括诗词歌赋和给楚襄王书信，表达自己对楚国的热爱和担忧，同时也指出，楚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其实是对子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子兰于是指使党羽在楚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致使屈原被楚襄王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最终郁郁寡欢，投汨罗江而死。屈原在流放途中写了许多优美的诗句，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离骚》。关于屈原及《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须赘言。自古以来，即便是不读诗书的贩夫走卒、市井之徒也知道，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就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鸡鸣狗盗之徒的作用也就是在公元前299年冬天，孟尝君终于经受不住秦昭王的一再邀请，带着他的数十名门客来到秦国访问。秦昭王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孟尝君入秦，当然不只是想看看他，而是想他为秦国所用，从根本上瓦解齐、魏、韩三国同盟。因此，孟尝君一到咸阳，就受到秦昭王的热情招待，而且收到了秦昭王的一份厚礼——秦国相印。秦昭王说：“只要您肯留下来，秦国的相国就是您。”可是过不了多久，秦昭王又命人将相印收回去了。原来，赵武灵王听说秦昭王要封孟尝君为相，担心齐、秦两国从此走得太近，对赵国不利，特意派人到秦国，买通了秦昭王的亲近大臣，对秦昭王说：“田文乃当世豪杰，又是齐国的王族，现在即便当了秦国的相国，心里面总还是向着齐国的。如果他什么事情都先为齐国考虑的话，秦国就危险了。”孟尝君本来也没想当秦国的相国，对秦昭王的朝三暮四倒也没什么反感，但问题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当年魏惠王不用商鞅，又不杀商鞅，以至于商鞅为秦国所用，终成魏国大患——这样的历史经验，秦昭王当然不会不知道。他既然不用孟尝君，也不想孟尝君继续为齐国所用，便考虑要杀了他。孟尝君觉察到危险来临的时候，秦昭王已经派兵把守了咸阳各处通道，而且在他的住所周围安排了重兵把守。照这种情况，逃跑是不可能的了，他只好走张仪的老路，派人偷偷去找秦昭王的宠妾幸姬，请她在枕边吹吹风，让秦昭王改变主意。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女人呐！幸姬也很爽快，答应了孟尝君的请求，但是提出：她早就看上了孟尝君的白狐皮大衣，如果孟尝君可以将那大衣送给她的话，那事情就更好办了。孟尝君一下子傻了眼。他是有那么一件大衣，价值连城，天下无双，可不久前他已经将它送给秦昭王了，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件白狐皮大衣了。他把门客召集起来，将情况一说，大伙儿都低着头不说话。谁都知道，这事不好办。不是不好办，而是根本没法办。孟尝君忍了很久，才将一句话咽回肚子里：平时你们养尊处优，到关键时刻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上忙吗？有一位下等门客，史料中连名字都没有记载，咱们姑且叫他狗剩吧。狗剩原本是个市井之徒，因为偷了大户人家的狗，被人追杀，才逃到孟尝君家里。可以想象，即便是在下等门客中，他也是个不入流的人物，平时大伙都不拿正眼看他的。这个时候，狗剩却主动站出来说，他可以将白狐皮大衣盗出来。当天夜里，狗剩换了一身夜行衣，施展他当年在齐国偷狗的本领，偷偷潜入王宫，从仓库中将那件白狐皮大衣取了回来。说句题外话，有这样的本领，即便取秦王的脑袋亦非难事，所谓下等人的本事，不可小觑！孟尝君命人将白狐皮大衣包好，进宫献给幸姬。幸姬果然向秦昭王求情，秦昭王经不住那美人儿的缠磨，便给守卫咸阳的魏厓下了一道指令，要他撤去孟尝君住所周围的守军，放其回国。孟尝君得了性命，也不辞行，带着门客一路狂奔。早上从咸阳出发，半夜便到了函谷关。当天黄昏时分，秦昭王也已经醒悟过来了，派人到孟尝君的住所打探，发现人去楼空，情知上当，下令封锁全国道路，并派王宫中的精锐卫队朝着函谷关奋起直追。函谷关和武关乃秦国出关的要塞，地势险要，驻有重兵把守。其中函谷关在北，连接雒邑和韩国；武关在南，连接宛城和楚国。孟尝君要回齐国，函谷关是最近的必经之地。按照秦国的法律，函谷关是要到鸡鸣以后才开关放行的。孟尝君知道，如果等到天亮鸡鸣，秦王的追兵就追上来了，插翅难飞。正在焦急之际，有位门客捏着鼻子，扯着嗓门学了几声鸡叫。不一会儿，函谷关内的公鸡都跟着叫起来。守关的士兵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了关门。孟尝君一行迅速通过函谷关，顺利离开了秦国边境。这位门客和狗剩一样，都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当初孟尝君收留他们，所有人都表示不解，没想到最危急的时刻，就是这两位鸡鸣狗盗之徒发挥了作用，挽救了孟尝君的性命。由此可见，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做到术业有专攻，屌丝也会有用武之地。据说，孟尝君在回国的路上经过赵国，受到平原君赵胜的热情接待，一路派人护送。途经某县的时候，当地人都出来围观，大伙看到孟尝君都笑：“听说孟尝君是个伟丈夫，原来只是个小个子啊！”一向脾气温和的孟尝君勃然大怒。平原君派来的人和他的门客马上抽出兵器，跳下马车，冲入人群中一阵砍杀，当场杀死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士可杀，不可辱。拿破仑有言：谁敢嘲笑我的矮个子，我会砍掉他的脑袋来拉平！孟尝君连败秦、楚孟尝君回到齐国，又当上了齐闵王的相国。这次秦国之行使得他彻底认识到了秦国的“虎狼之性”，更加坚定了他要高举合纵运动大旗的决心。公元前298年，孟尝君就发动齐、魏、韩三国联合出兵讨伐秦国。这也是当年公孙衍发动五国伐秦以来，山东各国对秦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联军在齐将匡章的率领下，迅速逼近函谷关，而秦军采取守势，闭关不出。时间一长，联军的军粮供应便出现了困难，于是向周朝提出了借粮。周赧王派大夫韩庆前往齐国，对孟尝君说：“您当年发动齐国联合韩、魏去攻打楚国，取得宛、叶以北的土地，好处都给韩、魏两国。现在您又要进攻秦国，如果获胜的话，无非又是让韩、魏两国占便宜。这样一来，韩、魏两国的力量加强了，既不怕南方的楚国，也不怕西方的秦国，更不会把齐国放在眼里。您要知道，事物是一直在变化的，今天他们在您的领导下进攻秦国，过些日子他们就不会再听您的话了，所以我心里为您感到十分不安。”孟尝君说：“那您有什么建议呢？”韩庆说：“现在联军提出要向周朝借粮，如果让秦国人知道了，便会知道联军缺粮的弱点。我建议您先不要急着进攻，让我们从中斡旋，把您的意图告诉秦王，就说，‘薛公其实根本不想攻打秦国，因为那样只会加强魏、韩两国的力量。他之所以发动联军逼近函谷关，无非是想让您去做楚国的工作，让楚国把淮北之地割让给齐国。’您看如何？”说到淮北之地，孟尝君不由得心动，问道：“您凭什么认为秦王能够说服楚国割让淮北之地呢？”韩庆说：“您别忘了，楚王现在还被扣留在秦国呢（时为公元前298年，楚怀王还在秦国）！只要秦王放回楚王，楚王感谢您救了他，便会同意割地给齐国。”孟尝君觉得韩庆说得有道理。确实，齐国地处东海之滨，就算攻入函谷关，也占领不了秦国的土地，何不转而追求楚国的淮北之地呢？于是他说道：“很好！”一面请韩庆出使秦国，一面让匡章停止进军，就将部队驻扎在函谷关下。当然，向周朝借粮的事也不了了之。韩庆到了秦国，什么都变了卦，只字不提楚国的事，反倒是对秦昭王说：“我们愿意为秦国打探三国联军的情报，一有消息，就会向咸阳汇报。”获得了秦昭王的感谢之后，便酒足饭饱地回到了雒邑。联军在函谷关下一驻便是两年。春去秋来，寒尽暑往。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咸阳的消息传到齐国，孟尝君才感觉不对劲，又命匡章进军。匡章果然不同凡响，在函谷关下待了两年，仍然锐气不减。在他的指挥下，三国联军一鼓作气攻入了函谷关。秦昭王这次可真的急了。他跟相国楼缓商议：“前方军情紧迫，我想跟敌人讲和，把河东之地割让给他们，您看怎么样？”楼缓说：“哎哟，那代价可真是太大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样做可以让国家避免更大的灾难，也是一件好事。究竟如何决定，应该由宗室贵族来商定，您何不召见公子池，听听他的意见呢？”公子池是秦惠王的儿子，秦昭王的兄弟，在宗室中声望很高。他听了秦昭王的想法后，说道：“这件事嘛，讲和也会后悔，不讲和也会后悔。”秦昭王说：“为什么？”公子池说：“大王割让河东之地，三国退兵而去，大王一定会说，可惜啊！他们还是撤兵了，我白白送掉了这么大一块地盘。如果不跟他们讲和，联军已经攻入函谷关，咸阳随时会有危险，大王又会说，可惜啊！因为吝惜河东，导致整个秦国陷入险境……”秦昭王说：“你别说了，我明白了，反正都是后悔，我宁愿失去河东也不愿危及咸阳。”便命公子池为使者，前往联军大营谈判。结果正如韩庆所说，魏国得到了原来被秦国攻占的河东之地，韩国也要回了武遂和河外之地，唯独齐国一无所得，撤军而去。齐国虽然没有占到便宜，但是孟尝君的名头更响了。自从他当上齐国的相国以来，高举合纵大旗，连败楚、秦两大强国，打得楚怀王遣子入质，打得秦昭王割地求和，在华夏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孟尝旋风。当然，这也为他的失势埋下了伏笔。第十三章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现在，如果按照“三个世界”理论对公元前三世纪初的中国诸侯进行分类排名的话，将是这样一个结果。第一世界：秦、齐、楚三国。第二世界：赵、魏、韩、燕四国。第三世界：宋、鲁、卫、周等小国，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加起来，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迅速发展壮大，又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夺得魏、韩等国大片土地，虽然公元前297年被匡章带领三国联军攻破函谷关，迫使秦国割地求和，但不能动摇秦国作为当世第一强国的根基。齐国地处东海，得渔盐之利，经济发达。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几代国君苦心经营，再加上孟尝君主持合纵运动，领袖群伦，堪与秦国为敌，为当世第二强国。楚国是老牌的霸主之国，地大

，也就是年龄最大，又很仁孝；皇六子奕，虽为庶出，但家法传嗣，不分嫡庶，而且“天资聪颖”，能文能武。传说，道光帝宠爱奕的生母孝静皇贵妃，所以曾写好谕旨，要立奕，但书写时被太监窥见，最后一笔特长，猜想写的是“”字，而不是“詝”字，这件事传了出去，道光帝很不高兴，便改立为奕詝。这虽是一个传说，却说明一个道理，道光应该立奕而不该立奕詝，咸丰错坐了皇帝的宝座，皇六子奕身体很好，头脑聪明，文才不错，武功也好，还有所发明和创造，而奕詝却只有一点仁孝。又据野史记载：道光晚年身染重病，一天，召皇四子与皇六子入对，将以决定太子位。两位皇子都请教自己的师傅，问询如何应对。奕师傅卓秉恬说：“皇父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詝的师傅杜受田则对奕詝说：“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阿哥。唯有一策，皇上若不久于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示孺慕之诚而已。”他们兄弟俩都照着自己师傅说的做了。结果，道光对皇四子奕詝的话很高兴，认为皇四子仁孝，于是将奕詝定为太子。这就是《清史稿·杜受田传》所载“藏拙示仁”的故事。总之，普遍认为，道光身后留下的宝座，应当由奕坐，皇六子奕无论德行、文武才能，都是道光诸皇子中最优秀的。结果却被奕詝错坐了皇帝的宝座。咸丰皇帝的第二个错是英法联军入侵时逃离了皇都北京。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因之一就是“天子守国门”，抵御入侵。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社稷危难之时，既不迁都逃跑，也不抵抗，而是登上煤山自缢而死。可是咸丰却在大敌入侵时，不尽职守，不守国门，带领老婆儿子、王公大臣逃之夭夭，还美其名曰“巡狩”。他逃到避暑山庄做了些什么呢？史载的所有资料都显示他在山庄里贪女色、贪丝竹、贪美酒、贪鸦片，咸丰帝是个没有国君使命感，也没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他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历史事件上，不仅有过，而且有罪。咸丰帝的第三个错就是错定了顾命大臣。在临终前没能正确平衡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导致辛酉政变的发生，从而出现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影响中国历史近五十年！雄才大略的人物主政可以把国家民族引向强大，而昏庸无能的人主政则会把国家民族引向弱小衰败。治政者的选择不可不慎啊！【点评】鸦片战争留给人们的反思将是永远的。它既暴露了清政府及一些投降派官僚、贵族们的奴颜媚骨，昏庸无能的政府是国家民族的大害，又显示了一些爱国大臣、将领们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保家卫国的斗争精神是摧不毁的。而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野蛮行径，又向人们昭示出了西方文明在畸形中发展的事实。当一百五十年后英国米字旗在香港降下的时候，无论英王储的讲话是多么冠冕堂皇，但他心底的感觉肯定是不好受的。第十四章魏源与《海国图志》鸦片战争的炮声震醒了东方古老的睡狮，开启了中国自商周三千多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睁开眼睛发现了天朝之外更加强大的世界。魏源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被人们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出生于一地主官僚家庭，十岁时家乡遭灾，家庭从此破落。由于家境贫寒，魏源读不起书，只好到私塾里借书，由于他刻苦勤奋，十五岁便考中举人。他热心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喜欢议论时政，成为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从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起，魏源就开始注意了解和研究西方世界。1840年九月的一天，占领定海的英军，为了筹划进攻中国内地的作战计划，派出人员刺探军情。一名叫安突德的炮兵军官偷偷地到定海附近测绘地图，被当地的百姓抓获，送交给宁波知府衙门。魏源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立即赶到宁波，亲自审讯安突德。安突德向魏源交待了英军的作战意图和武器情况，同时也详谈了一些英国的历史、地理、经济和政治等情况。事后，魏源根据安突德的交代材料，写成了《英吉利小记》，向中国人介绍了英国的历史、地理等基本情况供人参考。1841年八月的一天黄昏，魏源在镇江城边的码头上，迎来了因中英战事被道光皇帝革职罢官、即将发配到新疆伊犁的林则徐，两位忧国忧民、力主抗英的爱国志士相见，不由百感交集，慨叹不已。在魏源的住处，林则徐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布包，指着布包内的一大捆书报说：“这是我在广东时组织人员从澳门的书籍和报刊上收集翻译的外国资料。如今我发配新疆伊犁，路途遥远，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返回。我想把这些东西交给你，如果你能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编写一部介绍海外各国情况的书，改变国人对世界的无知状态，这便实现了我的夙愿。”魏源从林则徐手中接过沉甸甸的布包，激动地说：“这也是我向往已久的夙愿，我将尽快把它写出来，不负你的嘱托。”林则徐走了以后，魏源更加广泛地收集天下有关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资料，决心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一部集大成式的世界史地著作。1842年八月，听到中国因鸦片战争的失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后，魏源非常气愤，加快了写作的步伐，夜以继日地工作，到1843年初，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书的名字叫《海国图志》，这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了解和认识西方世界的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宝贵典籍。《海国图志》初稿为五十卷本。魏源在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反侵略纲领。“以夷攻夷”就是联合其他的国家，打击外国侵略者；“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练兵方法来战胜外国侵略者。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参加抗英斗争的亲身经历，魏源认为，这些西方侵略者超出中国的长处有三个：一是有行驶如飞的战舰；二是有打得远、杀伤力强的大炮；三是有严谨的练兵方法。因此，中国要想避免鸦片战争那样的失败，必须要有制造武器的火器局，从法国和美国请来技师传授技术，选送中国工匠学习制造，以加强国防。《海国图志》还是中国关于世界地理的空前详细、准确的著作，书中以巨大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各国历史和地理概况，收录了各种地图七十七幅，分地球全图、各大洲图和各国地图，对地球全貌、经纬度、五大洲、四大洋都有详尽介绍。魏源从反侵略的立场出发，主张在军事技术上师敌之长，补己之短，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这“第一步”的含义，与明末清初至康熙年间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一种“落后”向“先进”的学习，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天朝”的不足了；而康熙时期的学习则是一种“平等”的技巧学习，是学习一种“异技”而非“长技”。如此学习自然不会引起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注意，而魏源的充满“忧患”意识的学习渐渐使中国知识分子警醒了。这从魏源自己改革思想的变化也可看出来。面对清王朝的腐败，魏源主张变法，要求革新。他强调“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但鸦片战争以前，他要“变”要“革”的，还只是停留在漕运、粟盐、屯垦、河道水利等方面的“兴利除弊”。鸦片战争后，从《海国图志》看，他的变革思想有了发展，不但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强调“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收集了仿造西洋船炮器械的图说、资料，而且提倡创办民用工业，提出了“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自售者，听之”的建议，甚至羡慕起美国的联邦制度，把“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的瑞士，颂扬为“西土之桃花源”。【点评】魏源这部关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概况和社会现状的巨著《海国图志》，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迈出了向西方文明学习的第一步，对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海国图志》还漂洋过海，传到日本，被日本维新志士翻译成各种版本，对日本明治维新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魏源的改革思想，虽然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微弱呼声，也有称赞西方民主共和政体的某些词句，但脚步却没有跨出皇朝专制的门槛，幻想清王朝能改弦更张，通过学习西方某些富国强兵之道，重振国威。第十五章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要割地，还有大量的赔款。为了支付这些巨额的赔款，清朝统治阶级只好把债务转嫁到农民身上，拼命地搜刮民财。广大农民本来已经不堪忍受地主阶级的压榨，加上突如其来的沉重债务，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生活不下去，只好奋起反抗，终于又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这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一、金田起义洪秀全，广东花县人，1814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的远祖据说是从江西先迁到潮州，后来，因不堪富豪的侮辱和压迫，洪家又从潮州迁居嘉庆州（今梅县），到曾祖父洪英纶，又由嘉州迁居广东花县。洪秀全的父亲洪镜扬，为人正直，母亲王氏，早年病故，他有两个哥哥，名仁发、仁达，一个姐姐，名辛英，还有一个妹妹，名宣娇。由于家境贫寒，父兄都靠种田为生，洪秀全七岁那年，被送入私塾读书。由于聪明过人，不几年就熟读了四书五经，博得了人们的赞许，有几位私塾师傅自愿免收学费，以资鼓励；他的亲族也主动捐赠衣服，给予支持；父亲洪镜扬自然更加爱怜少子，不顾家境贫困艰难，勉力支持洪秀全学业，希望他能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洪秀全刻苦勤奋，博览群书，从十六岁开始，多次去广州应试，却屡屡名落孙山。1843年，洪秀全重整旗鼓，再次去广州应试，结果又失败了。这次失败对他的打击异常沉重，从此，洪秀全彻底放弃了通过科举求功名的梦想，对现实产生了不满情绪。就在洪秀全犹豫不决、迷茫彷徨、苦于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一天，他在广州街头遇到了一位身穿明朝服装的西方传教士，正带着一名翻译在进行传教活动，当时这叫“讲街书”。第二天，他又在那条街上遇到了这二人，并且得到了一本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这本书，从此改变了洪秀全的人生道路。这本书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人们应该崇拜上帝，不要崇拜其他邪神，这样就可以进入天国等等。这些思想给洪秀全很大的启发，他不禁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虔诚地信仰上帝，在人世间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不分贵贱的世界，那么世道就会安宁平和。一天，他把一桶干净的泉水浇到自己头上，表示改头换面，与旧世界决裂。洪秀全就这样成了一个狂热虔诚的布道者，他每到一处，便大肆宣传鼓动，说：“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们，我是奉天父之命特地来解救你们的。天父认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不分贫富贵贱，只要你们信奉上帝，将来就能过上太平的日子，愿你们都能改恶从善，弃旧迎新，那么太平之日就不远了。”在洪秀全的影响下，他的同学冯云山、族弟洪仁玕加入到信上帝的行列，他们把摆在家里的孔孟牌位砸得粉碎，并且把众多儒家典籍付之一炬。这一行动，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族人及卫道士的强烈攻击。1844年四月，他们迫于无奈，只好背井离乡去广西传教。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但收效不大。后来，冯云山来到地势险要、人民受苦最深的桂平县紫荆山开始了艰苦的传教工作，并在那里创立了“拜上帝会”。洪秀全则回到广东花县，开始了两年多的著述活动，他写了《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在这两本书中，他把自己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不分贫富贵贱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和通俗化了。这些思想后来对农民影响很大。1847年，洪秀全来到紫荆山找冯云山，让他喜出望外的是，“拜上帝会”这一组织在冯云山的积极努力下已发展到三千多人，于是，他俩又共同制订了宗教仪式和十款天条。1847年十二月，他们率领众人捣毁了当地穷凶极恶的甘王神像，从而声威大震，名传四方。洪秀全和冯云山一见有了群众基础和威信，便在暗地里开始积极筹划举行起义。这时，洪秀全又写了《原道觉世训》，他在书中第一次提到社会的两大对立营垒——正善与邪恶，他大力号召天下兄弟姐妹共同打击邪神。他还在《太平天日》中编造了一个神话，说洪秀全在1837年生病时上过天，并且还见到了天父，天父上帝亲手交给他一把宝剑和一方大印，他是耶稣之弟，是“真命天子”，此次他受天父上帝之命下凡斩除邪恶，伸张大义，替天行道，开太平世界。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起义在思想、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时机渐趋成熟，拜上帝会这时已形成了以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人为领导核心的团体，他们精诚团结，准备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1850年七月，洪秀全下令各地会友务必于十一月四日前到金田村集结，到这年年底，他们的队伍已发展到两万多人。一天，洪秀全、冯云山二人正在花洲山人胡以晃家中密谋筹划举行起义，不料有人告密，官府得到了这一消息，立即派兵包围了洪秀全等人，杨秀清于是率众援救，双方展开了激战，最后起义军将敌人全部歼灭。这就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的“迎主之战”。接着，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又率领贵州兵向金田村发动猛攻，哪知太平军早有准备，其在金田村外围布置了大量伏兵，还把清兵必经的蔡村江木桥完全拆毁，彻底截断其退路。1851年1月，当伊克坦布率领官兵路经此地时，突然杀声四起，太平军从四面八方涌来，似神兵天降，官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晕头转向。伊克坦布一见大势不妙，正想逃跑，被太平军一下子围住，当场斩首。这样，太平军又取得了蔡村江大捷。这两次战役的胜利，大大增长了太平军的士气，太平军也更加壮大了。1851年一月十一日，正好是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拜上帝会全体会众正式在金田村宣布举行起义，定国号“太平天国”。从此，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始了。二、永安封王和定都天京金田村起义后，洪秀全随即颁布条令，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起义军众志成城，英勇顽强，所向披靡，进入桂平。清廷钦差大臣李星沅为了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把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湖北、福建调集的军队一万多人派往桂平，以广西提督向荣为前线指挥。面对清军的围攻，太平军英勇奋战，1851年2月，在排岭大败向荣所部。3月，太平军进入武宣县东乡扎营。在东乡，洪秀全登基称天王，同时任命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同主军务。五月，李星沅在武宣病死。清政府派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办军务，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为帮办，对太平军朝廷进行围攻。九月，太平军在平南宫村同清军的战斗中，击溃清军大部，取得空前胜利。随后，太平军乘胜前进，一举攻克永安州。这是太平天国金田村起义后占领的第一座城市。在永安，太平军进行了休整补充，并制定了各种制度。十二月，洪秀全颁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多时间，清军三万多人陆续开到永安，包围了州城。太平军因长期困守，城中粮、盐、弹药都很缺乏，便决定放弃这座城池，突围北上。1852年四月三日，洪秀全发令突围，太平军在突围中，使清军遭受重创，四个总兵全部丧命，乌兰泰也被杀得只剩数十名残兵，躲在深涧内才免一死。永安突围成功后，六月三日，太平军攻克全州，在全州战役中，

要大宴群臣了，朕想用这些玉器，可是怕人说三道四，说太豪奢。”蔡京笑了，他理解。中国是玉的故乡，自古以来礼器、明器、国之重器如皇帝之玺，都以玉制成，哪一位皇帝身边不是玉器成堆。现在赵佶贵为天子，本身是追求完美的人，在刚刚登基大宴群臣的头几次宴会上，不使用玉器怎么像样？蔡京提了件往事。说当年他出使辽国，辽国皇帝宴请他时，特意拿出了一只玉碗，说是五代时后晋石敬瑭的旧物，不知现在南朝还有吗？言外之意，辽国在炫富，在鄙视宋朝。说来这也是事实，宋朝虽然为有史以来最富有帝国，但是帝王的生活一直节俭。不仅是生前，以仁宗为例，他连螃蟹都舍不得吃；死后更是节俭得惊人。宋代皇帝的陵墓是正朔朝代里最朴素的，秦有始皇陵，庞大震惊天下；汉有武帝茂陵，也是巨大的群落；唐朝李治、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挖山为穴，以唐朝当时举国财富的一半陪葬；明有十三陵，以正朔朝代最微薄国力营造出系统的墓群；清朝更上层楼，康熙、乾隆等人都是从即位之初就开始修坟，一修几十年，落葬时墓穴富如国库。辽国一点不差，源于习俗，他们的墓都修在深山老林里。高官贵人死后身着金镂玉衣，其式样比汉人的更精致，陪葬以丰富著称，每一代的摸金校尉都知道，挖到辽墓等于挖到了金矿。宋帝陵是最寒酸的了，第一修建时间短，每一座都是在皇帝死后才修，最多不过两年就落葬。第二陪葬最薄，只有皇帝用金器，其余的后妃，哪怕到了高滔滔的等级，也只是镀金。所以，赵佶面对玉器时很头痛，既流口水，又怕烫手，不知怎么搞才好。蔡京举的例子有些打动他，辽国用得，难道他用不得？思前想后，还真是用不得。他想起了老爸神宗，当年只是要造一座小台，就被言官们轮番问候了一个多月，那罪受的，就算挺过去，造好了到台上去玩，都没了兴致。那怎么办呢？蔡京有办法，用辽国刺激不成，那么用中华文明的起始源头，最大的经典来证明怎样？他一共说了八个字，让赵佶如梦初醒。《易经》云：“丰、亨、豫、大。”《周礼》云：“唯王不会。”会，发“快”音。意思是说，皇帝的花费根本不用计算，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要达到“丰、亨、豫、大”等富贵繁华的效果才算好。赵佶悟了，他明白皇帝要怎么当了。古人诚不我欺啊，原来早有这样的前辈。是的，一定是这样，要不然为何那么多人争着当皇帝，为何争得头破血流，只因为享受难得，无边无际不必计算的享受！从这时起，赵佶开始了他的幸福生活。以天下养一人，糜全国乐一夫，怎一个快乐了得。回首前尘，这似乎可以命名为几只玉碗引发的悲剧，悲剧之大，要以整个神州的沦丧为代价！以上只是崇宁三年春天前后发生的事儿里的一件，另一件在当时很不起眼，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河南汤阴县，一家农舍里传出了孩子的啼哭声，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传说这孩子的哭声响起时，一只硕大的鸟从天而降，巨大的羽翼遮天蔽日，在农舍上空盘旋飞舞。那是鹰，那是雕，是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那家农夫，姓岳。帝国崩溃、延续的种子都在这时种下。引发崩溃的一方是赵佶、蔡京、童贯等人，延续的种子以这位刚刚出生的岳姓孩子为分界，也已经存在这世上了。从这时起，我们要随时留意他们的成长，以最近的距离观察一群挽救一个时代的人，都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的出身，怎样长大，怎样壮盛，怎样凋零……或者怎样堕落。这个刚刚降生的岳姓孩子是这群人里最小的一个，其他的人早已长大。年纪最大的一个姓张，他出生在公元1086年，这时十七岁。西北成纪人（今甘肃天水）。这是一个名将之乡，名将之乡，有时也等同于贫困之乡。天水地理偏僻，物产贫瘠，张姓少年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的成长之路可想而知。必将艰难困苦。一般来说这是好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只要熬过这一关，心灵的坚韧程度，操守的坚贞程度，都将牢不可破。可是熬不过去呢，或者说，在熬的过程中让他的心灵受损呢？那就不好说了。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酷烈的西北阳光下，张姓少年默默地低着头，走向了自己的命运。他走进了军营，当了一名弓箭手。没人留意他的名字，偌大的军营，他只是其中一根矮得不能再矮的野草，他的前途？如果一切正常，一切平常，永远都是个兵蛋子。他叫张俊，字伯英。第二大的孩子姓韩，张俊是因为卑微而无人留意，这位韩姓少年却是因为名气太大了，没人敢不认识他。他生于公元1089年，老家在西北的延安（今陕西延安市），也是个平民子弟，这时只有十四岁，却是当地的风云人物了。因为他实在浑蛋。韩姓少年每天快活无比，没家没业，父母双亡，一人吃饱，天地开阔。当然，在他吃饱的过程里，延安当地的老百姓实在是郁闷透了。韩少年天生神力，据传说十岁出头之后，延安当地的成年汉子们就都噩梦了。十岁的孩子，能打得他们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要知道，那可是民风强悍的大西北，往往民间的爷们儿比军队里的大兵都不差。如果单单是暴力还好说，韩姓少年貌似粗鲁，其实精明得让人头晕，这就让人没法活了。不说想骗他，就连拿他开心都很凶险。在他十四岁左右，发生了一件事，让当地人传为笑柄，又都深深地忌惮，面对他时更加小心。那次的事本来应该名留青史，当事的两位主角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尤其是那位预言家，简直是活神仙一样啊，因为算得准啊。可是事情的发展过程实在是太意外了，让那位预言家没脸留下姓名。那日，有人走近韩少年，说——君当大贵，位列三公。三公，是司徒、司马、司空。自古以来的朝中顶级三大佬。这样祝福的话谁不爱听，况且以后韩少年真的名留青史，成为国之柱臣，一点都没乱讲。可是韩少年一听之后突然暴怒，把那人当街撂倒，一顿暴打，打得遍体鳞伤。……丫的敢当面骂我！俺是谁，边远山区一个街头混混，居然三公，我打到你阿公都不认识你！这就是韩少年的风格，他拳头威猛，想搞谁都能让对方头破血流，就算以后面对的是超强民族的超强将领也一样。并且他非常精明且冷静，什么阿谀、奉承、骗局、陷阱，基本上什么歪门邪道都瞒不过他，在以后的生命里，军界、政界两不误，既办了正事，还没倒霉。公元1103年的春天里，韩少年仍然快乐逍遥着，还要再过四年，他才会突然猛醒，厌倦这种无所事事的浪荡日子，跑去军营里当大兵。他姓韩，名世忠，字良臣。第三大的孩子姓刘，他也出生在公元1089年，从资料上没法比较他和韩姓少年谁大谁小，但出于种种原因，包括他的人品问题，从古至今，从来没人把他排在韩少年之上。刘少年是所有国之少年中唯一一个出身名将之家的将门之后，他父亲名叫刘延庆，官衔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保信军节度使。这意味着从小到大，刘少年接触到的都是职业军人，让他以成为职业军人为目标接受训练。这样的出身，系统的学习，他本应该是众少年中最神勇最智慧最职业的一位军人，对国家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才对。可奇妙的是，教育型的人才永远比不了自我觉醒的人才。因为自我觉醒，自我完善的，叫天才。他叫刘光世，字平叔，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人。上面三人加上岳姓孩子，是三十年之后神州板荡中原沦丧时汉民族最后的屏幕，他们是最强的英雄，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足以压倒世间其他豪杰。但是一对亲生兄弟除外。这是两位姓吴的少年，他们远远地站在国家西南边疆的丘陵高地之间，护卫着蜀川大地。这是最致命的地段。自古以来，中国各朝代如想统一天下，混成帝王，必须先把长江上游的蜀川征服。如秦朝，得蜀川之后国力大增，再顺流而下，长江沿途地段势如破竹，迎刃而解。三国时，晋先破西蜀再灭东吴，就是这个套路。如果不这么做，就得在长江两岸列阵，强攻硬打，只要稍有闪失，就会像曹操、刘备一样把几十万人马扔在水里。蜀川如此重要，吴姓少年的担子之重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前面四位将军发挥的余地，更没有汉民族得到喘息，重新立国的机会。他们是闪耀在西南边疆的双子星座，一生战无不胜，是二十七年以后，全国精锐都在异族铁骑面前丧失斗志时，与异族最先接战，战而胜之的人。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吴姓少年中的哥哥十岁了，还在老家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生活，不久后移成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这里距离蜀川大地太远了，他登上最高的山峰也看不到那里，正如他看不到自己后来的命运。他叫吴阶，字晋卿；弟弟叫吴璘，字子挺。综上所述的六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北方人，除了岳姓孩子之外，其余的五个甚至全都是西北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他们有着共同的出身，都是帝国西北军团的战士。荣耀的西北军，劳累的西北军，苦难的西北军。奇妙的是，他们的领导却是一个蜀川人。这个蜀川人的岁数很小，只比最小的岳姓孩子大六岁，生于公元1097年，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他是大有来头的，唐朝著名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是他的祖先。在公元1103年的春天时，他只有六岁，却已经是个孤儿。他和别的孩子截然不同，终日沉默寡言，门外的春光，小朋友的打闹都离他很远，他把自己关在房里专心地读书。他要成名，走最正统的路，做最大的官。这是他的理想。不久之后，他会从蜀川出发，沿着当年苏轼走过的路，向京城进发。他会成为国立大学的学生。在那时，他自己都不会知道，以荣耀的文官为目标，发奋努力的自己，会在后半生和大兵们搅在一起，争着抢着做最大的头领，经常打得头破血流。他叫张浚，字德远。公元1103年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了，每个人都奔向着自己的命运。在这个无比宽阔的舞台上，主旋律仍然是赵佶。他的生活决定一切。在这一年的春天里，赵佶兴奋、雀跃，他的愿望一步步地实现了，最初的一步最重要，是后面的根基，所以务必要做好。盖新房。原来的皇宫虽然好，但不是他的风格。他住的房子不仅要豪华，更要功能齐全。不仅要功能齐全，更要寓意深刻。比如最开始修的两座宫殿，景灵宫、元符殿。景灵宫有传承意味，从真宗开始就有景灵宫，刘娥时代烧毁了，这时他来重建。元符，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伟大的哥哥哲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以这个名字命名的新宫殿，代表着他沿着兄长光辉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决心。这两座宫殿迅速建成，在公元1103年竣工了。第二年，他有了新的创意。远古时大禹治水功在万世，创立夏朝时集神州之金铸造了九鼎，成为皇权的象征。可惜那都是好几万年前的事了，九鼎被抢来抢去烧来烧去早不知哪儿去了，历代的皇帝们对此都摇头，把它当传说一代代地往下传。赵佶不这样，轮到他当皇帝，要做经典中的经典，达到无缺程度的完美。他翻阅古籍重铸九鼎，铸成之后，在太一宫的南面新建九座宫殿来安放它们。这九座宫殿各有城垣，上有巡视的短墙，名叫睥睨。各睥睨颜色不一，与殿中之鼎相呼应，比喻神州各处大地。在九殿之外又筑一条长垣，墙里边总称为“九成宫”。修完了这些，赵佶喜悦之余悄悄地问了一下蔡京：“俺的首相，手边的钱还有吗？”蔡京很轻松，“陛下，方今泉币所积盈五千万，足以广乐。”君臣相视一笑，好，我们继续修。继续修，关系就理不顺了。有人很不高兴，前面的工程你蔡京包了，下面的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了？宫里的太监们有意见。作为同党，童贯时刻都保持了尊严，他可不是隐藏在幕后当无名大佬的人，那种类型的大佬另有其人，他比不了。他要的是实权、风头两不误。具体到眼前，修宫殿这种好差使绝对不能被挤到外围。他联合起杨戬、贾详、何诉、蓝从熙等四个大太监提出了一个方案，刚一出炉，立即让赵佶眼露精光，让蔡京心底发凉。不愧是一直在皇宫内部工作的人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朝皇宫的缺陷，按这个方案进行，立即改天换地，宋朝的皇宫将提升一倍的魅力。开封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最瑰丽、最富庶、最商业的都城，可宋朝的皇宫在赵佶之前的规模是历代正朔朝代里最小的。周长只有五里，折今二千三百米。这够干什么的，哪怕再雕梁画栋，也实在太局促了嘛。所以，要扩。却不说是扩，而是补充。补充的建筑也很符合太监的身份，只是一座大食堂。这座食堂名叫延福宫，是皇帝专门用来和大臣们聚餐的，建在大内北边的拱辰门外。名头很大，规模很小，想想皇帝皇后住的地方周长只有二千三百米，就知道它能是啥样了。五位大太监提出的方案是，推倒皇城的北面城墙，推倒原延福宫，以原来大内的整体面积为准，建一座宫殿群。这座宫殿群划分成五个区域，由五个大太监各包一区。这五位老兄一个个熟门熟路地跑到封桩库、内库、国库等各大藏钱的地方，什么叫不计工本啊，有多少钱就给咱家拿多少出来，这时候重要的不是钱，而是竞争机制，无论如何不能被比下去。这番折腾建成的延福宫是什么样子呢，列出些原始数据吧。新宫东至景龙门，西抵天波门，亭台楼阁宫殿水榭，中国古代所有的建筑形式一应俱全。殿，有穆清、成平、会宁、睿谟、凝和、昆王、群玉七座。阁，分东西两群。东边蕙馥、报琼、蟠桃、春锦、叠琼、芬芳、丽玉、寒香、拂云、偃盖、翠葆、铅英、云锦、兰薰、摘金十五阁；西边繁英、雪香、披芳、铅华、琼华、方绮、绛萼、稼华、绿漪、瑶碧、清音、秋香、丛玉、扶玉、绛云十五阁。在这之外叠石成山，另建两座超级大阁，高十一丈，广十二丈。如此高阁怎可不临水？阁下挖池注水，横四百尺，纵二百六十七尺。这些都盖好之后，赵佶进来走了走，边走边摇头。景致虽好，过于雕琢，都是人工气象……烦啊，这群没艺术细胞的东西，没文化太可怕。面对皇帝的新要求，童贯等太监都羞愧地低下了头，不管他们有多大的胆量，这种任务实在是他们搞不定的。童贯很不情愿地看向了蔡京，仍然只有这个人，才能满足陛下的才情欲求。装修一座宫殿群，和画一幅画是一样的，胸中之沟壑，眼界之高凛，缺一不可。这一点，蔡京已经用两次实际行动证明过了，一次是在杭州为赵佶作画、选古董，另一次是前面建景灵宫的时候。历代修宫殿无非镶金嵌银，或者雕砖画瓦，都是人为艺术。蔡京独出心裁，他从江南的苏、湖两州运来了四千六百块太湖石。太湖石以千姿百态灵动天成著称，把它们巧妙地嵌入宫殿之中，立即在一片堂皇、中正、死板之中跳出了鲜活的气息。赵佶一下子入迷了，他一生没出过开封城，只读过万卷书没行过百里路，哪见过这些大自然的杰作？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了，他命令在江南设置专门部门，给他搜罗这些不值钱的石头。石头，从此伴随了他的前半生。这时，延福宫建成，赵佶非常期待，蔡京还能再带给他什么惊喜。某一天，蔡京很清爽地进了宫，几乎是啥也没带，如果说有，只有两三个奴仆抬着一张竹床，上面盖着黄色帛帕。盖着黄色帛帕的东西，很显然是贡给皇帝的。这种敏感时刻，童贯等大太监怎么会放过呢，一个个都跑了过来，近距离观摩蔡京要搞什么把戏。在他们看来，这张竹床很小很轻，注定抬不了重东西，里边的玩意儿绝对贵重不到哪儿去。猜对了，黄帕揭开，下边一片青翠，居然只是三两株小黄杨树。查一下字典，黄杨属黄杨科、黄杨属，是木本植物里的常绿灌木类。一般用在庭院栽培上，或者用来做绿色篱笆墙。有那么一点点的观赏性，毕竟它不开花不结果，实在是不入大雅之堂。童贯等太监泄气了，赵佶的眼睛却精光闪现……他天天都在大雅之堂里混日子，都快雅吐了，现在稀罕的就是

要大宴群臣了，朕想用这些玉器，可是怕人说三道四，说太豪奢。”蔡京笑了，他理解。中国是玉的故乡，自古以来礼器、明器、国之重器如皇帝之玺，都以玉制成，哪一位皇帝身边不是玉器成堆。现在赵佶贵为天子，本身是追求完美的人，在刚刚登基大宴群臣的头几次宴会上，不使用玉器怎么像样？蔡京提了件往事。说当年他出使辽国，辽国皇帝宴请他时，特意拿出了一只玉碗，说是五代时后晋石敬瑭的旧物，不知现在南朝还有吗？言外之意，辽国在炫富，在鄙视宋朝。说来这也是事实，宋朝虽然为有史以来最富有帝国，但是帝王的生活一直节俭。不仅是生前，以仁宗为例，他连螃蟹都舍不得吃；死后更是节俭得惊人。宋代皇帝的陵墓是正朔朝代里最朴素的，秦有始皇陵，庞大震惊天下；汉有武帝茂陵，也是巨大的群落；唐朝李治、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挖山为穴，以唐朝当时举国财富的一半陪葬；明有十三陵，以正朔朝代最微薄国力营造出系统的墓群；清朝更上层楼，康熙、乾隆等人都是从即位之初就开始修坟，一修几十年，落葬时墓穴富如国库。辽国一点不差，源于习俗，他们的墓都修在深山老林里。高官贵人死后身着金镂玉衣，其式样比汉人的更精致，陪葬以丰富著称，每一代的摸金校尉都知道，挖到辽墓等于挖到了金矿。宋帝陵是最寒酸的了，第一修建时间短，每一座都是在皇帝死后才修，最多不过两年就落葬。第二陪葬最薄，只有皇帝用金器，其余的后妃，哪怕到了高滔滔的等级，也只是镀金。所以，赵佶面对玉器时很头痛，既流口水，又怕烫手，不知怎么搞才好。蔡京举的例子有些打动他，辽国用得，难道他用不得？思前想后，还真是用不得。他想起了老爸神宗，当年只是要造一座小台，就被言官们轮番问候了一个多月，那罪受的，就算挺过去，造好了到台上去玩，都没了兴致。那怎么办呢？蔡京有办法，用辽国刺激不成，那么用中华文明的起始源头，最大的经典来证明怎样？他一共说了八个字，让赵佶如梦初醒。《易经》云：“丰、亨、豫、大。”《周礼》云：“唯王不会。”会，发“快”音。意思是说，皇帝的花费根本不用计算，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要达到“丰、亨、豫、大”等富贵繁华的效果才算好。赵佶悟了，他明白皇帝要怎么当了。古人诚不我欺啊，原来早有这样的前辈。是的，一定是这样，要不然为何那么多人争着当皇帝，为何争得头破血流，只因为享受难得，无边无际不必计算的享受！从这时起，赵佶开始了他的幸福生活。以天下养一人，糜全国乐一夫，怎一个快乐了得。回首前尘，这似乎可以命名为几只玉碗引发的悲剧，悲剧之大，要以整个神州的沦丧为代价！以上只是崇宁三年春天前后发生的事儿里的一件，另一件在当时很不起眼，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河南汤阴县，一家农舍里传出了孩子的啼哭声，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传说这孩子的哭声响起时，一只硕大的鸟从天而降，巨大的羽翼遮天蔽日，在农舍上空盘旋飞舞。那是鹰，那是雕，是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那家农夫，姓岳。帝国崩溃、延续的种子都在这时种下。引发崩溃的一方是赵佶、蔡京、童贯等人，延续的种子以这位刚刚出生的岳姓孩子为分界，也已经存在这世上了。从这时起，我们要随时留意他们的成长，以最近的距离观察一群挽救一个时代的人，都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的出身，怎样长大，怎样壮盛，怎样凋零……或者怎样堕落。这个刚刚降生的岳姓孩子是这群人里最小的一个，其他的人早已长大。年纪最大的一个姓张，他出生在公元1086年，这时十七岁。西北成纪人（今甘肃天水）。这是一个名将之乡，名将之乡，有时也等同于贫困之乡。天水地理偏僻，物产贫瘠，张姓少年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的成长之路可想而知。必将艰难困苦。一般来说这是好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只要熬过这一关，心灵的坚韧程度，操守的坚贞程度，都将牢不可破。可是熬不过去呢，或者说，在熬的过程中让他的心灵受损呢？那就不好说了。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酷烈的西北阳光下，张姓少年默默地低着头，走向了自己的命运。他走进了军营，当了一名弓箭手。没人留意他的名字，偌大的军营，他只是其中一根矮得不能再矮的野草，他的前途？如果一切正常，一切平常，永远都是个兵蛋子。他叫张俊，字伯英。第二大的孩子姓韩，张俊是因为卑微而无人留意，这位韩姓少年却是因为名气太大了，没人敢不认识他。他生于公元1089年，老家在西北的延安（今陕西延安市），也是个平民子弟，这时只有十四岁，却是当地的风云人物了。因为他实在浑蛋。韩姓少年每天快活无比，没家没业，父母双亡，一人吃饱，天地开阔。当然，在他吃饱的过程里，延安当地的老百姓实在是郁闷透了。韩少年天生神力，据传说十岁出头之后，延安当地的成年汉子们就都噩梦了。十岁的孩子，能打得他们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要知道，那可是民风强悍的大西北，往往民间的爷们儿比军队里的大兵都不差。如果单单是暴力还好说，韩姓少年貌似粗鲁，其实精明得让人头晕，这就让人没法活了。不说想骗他，就连拿他开心都很凶险。在他十四岁左右，发生了一件事，让当地人传为笑柄，又都深深地忌惮，面对他时更加小心。那次的事本来应该名留青史，当事的两位主角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尤其是那位预言家，简直是活神仙一样啊，因为算得准啊。可是事情的发展过程实在是太意外了，让那位预言家没脸留下姓名。那日，有人走近韩少年，说——君当大贵，位列三公。三公，是司徒、司马、司空。自古以来的朝中顶级三大佬。这样祝福的话谁不爱听，况且以后韩少年真的名留青史，成为国之柱臣，一点都没乱讲。可是韩少年一听之后突然暴怒，把那人当街撂倒，一顿暴打，打得遍体鳞伤。……丫的敢当面骂我！俺是谁，边远山区一个街头混混，居然三公，我打到你阿公都不认识你！这就是韩少年的风格，他拳头威猛，想搞谁都能让对方头破血流，就算以后面对的是超强民族的超强将领也一样。并且他非常精明且冷静，什么阿谀、奉承、骗局、陷阱，基本上什么歪门邪道都瞒不过他，在以后的生命里，军界、政界两不误，既办了正事，还没倒霉。公元1103年的春天里，韩少年仍然快乐逍遥着，还要再过四年，他才会突然猛醒，厌倦这种无所事事的浪荡日子，跑去军营里当大兵。他姓韩，名世忠，字良臣。第三大的孩子姓刘，他也出生在公元1089年，从资料上没法比较他和韩姓少年谁大谁小，但出于种种原因，包括他的人品问题，从古至今，从来没人把他排在韩少年之上。刘少年是所有国之少年中唯一一个出身名将之家的将门之后，他父亲名叫刘延庆，官衔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保信军节度使。这意味着从小到大，刘少年接触到的都是职业军人，让他以成为职业军人为目标接受训练。这样的出身，系统的学习，他本应该是众少年中最神勇最智慧最职业的一位军人，对国家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才对。可奇妙的是，教育型的人才永远比不了自我觉醒的人才。因为自我觉醒，自我完善的，叫天才。他叫刘光世，字平叔，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人。上面三人加上岳姓孩子，是三十年之后神州板荡中原沦丧时汉民族最后的屏幕，他们是最强的英雄，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足以压倒世间其他豪杰。但是一对亲生兄弟除外。这是两位姓吴的少年，他们远远地站在国家西南边疆的丘陵高地之间，护卫着蜀川大地。这是最致命的地段。自古以来，中国各朝代如想统一天下，混成帝王，必须先把长江上游的蜀川征服。如秦朝，得蜀川之后国力大增，再顺流而下，长江沿途地段势如破竹，迎刃而解。三国时，晋先破西蜀再灭东吴，就是这个套路。如果不这么做，就得在长江两岸列阵，强攻硬打，只要稍有闪失，就会像曹操、刘备一样把几十万人马扔在水里。蜀川如此重要，吴姓少年的担子之重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前面四位将军发挥的余地，更没有汉民族得到喘息，重新立国的机会。他们是闪耀在西南边疆的双子星座，一生战无不胜，是二十七年以后，全国精锐都在异族铁骑面前丧失斗志时，与异族最先接战，战而胜之的人。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吴姓少年中的哥哥十岁了，还在老家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生活，不久后移成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这里距离蜀川大地太远了，他登上最高的山峰也看不到那里，正如他看不到自己后来的命运。他叫吴阶，字晋卿；弟弟叫吴璘，字子挺。综上所述的六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北方人，除了岳姓孩子之外，其余的五个甚至全都是西北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他们有着共同的出身，都是帝国西北军团的战士。荣耀的西北军，劳累的西北军，苦难的西北军。奇妙的是，他们的领导却是一个蜀川人。这个蜀川人的岁数很小，只比最小的岳姓孩子大六岁，生于公元1097年，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他是大有来头的，唐朝著名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是他的祖先。在公元1103年的春天时，他只有六岁，却已经是个孤儿。他和别的孩子截然不同，终日沉默寡言，门外的春光，小朋友的打闹都离他很远，他把自己关在房里专心地读书。他要成名，走最正统的路，做最大的官。这是他的理想。不久之后，他会从蜀川出发，沿着当年苏轼走过的路，向京城进发。他会成为国立大学的学生。在那时，他自己都不会知道，以荣耀的文官为目标，发奋努力的自己，会在后半生和大兵们搅在一起，争着抢着做最大的头领，经常打得头破血流。他叫张浚，字德远。公元1103年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了，每个人都奔向着自己的命运。在这个无比宽阔的舞台上，主旋律仍然是赵佶。他的生活决定一切。在这一年的春天里，赵佶兴奋、雀跃，他的愿望一步步地实现了，最初的一步最重要，是后面的根基，所以务必要做好。盖新房。原来的皇宫虽然好，但不是他的风格。他住的房子不仅要豪华，更要功能齐全。不仅要功能齐全，更要寓意深刻。比如最开始修的两座宫殿，景灵宫、元符殿。景灵宫有传承意味，从真宗开始就有景灵宫，刘娥时代烧毁了，这时他来重建。元符，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伟大的哥哥哲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以这个名字命名的新宫殿，代表着他沿着兄长光辉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决心。这两座宫殿迅速建成，在公元1103年竣工了。第二年，他有了新的创意。远古时大禹治水功在万世，创立夏朝时集神州之金铸造了九鼎，成为皇权的象征。可惜那都是好几万年前的事了，九鼎被抢来抢去烧来烧去早不知哪儿去了，历代的皇帝们对此都摇头，把它当传说一代代地往下传。赵佶不这样，轮到他当皇帝，要做经典中的经典，达到无缺程度的完美。他翻阅古籍重铸九鼎，铸成之后，在太一宫的南面新建九座宫殿来安放它们。这九座宫殿各有城垣，上有巡视的短墙，名叫睥睨。各睥睨颜色不一，与殿中之鼎相呼应，比喻神州各处大地。在九殿之外又筑一条长垣，墙里边总称为“九成宫”。修完了这些，赵佶喜悦之余悄悄地问了一下蔡京：“俺的首相，手边的钱还有吗？”蔡京很轻松，“陛下，方今泉币所积盈五千万，足以广乐。”君臣相视一笑，好，我们继续修。继续修，关系就理不顺了。有人很不高兴，前面的工程你蔡京包了，下面的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了？宫里的太监们有意见。作为同党，童贯时刻都保持了尊严，他可不是隐藏在幕后当无名大佬的人，那种类型的大佬另有其人，他比不了。他要的是实权、风头两不误。具体到眼前，修宫殿这种好差使绝对不能被挤到外围。他联合起杨戬、贾详、何诉、蓝从熙等四个大太监提出了一个方案，刚一出炉，立即让赵佶眼露精光，让蔡京心底发凉。不愧是一直在皇宫内部工作的人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朝皇宫的缺陷，按这个方案进行，立即改天换地，宋朝的皇宫将提升一倍的魅力。开封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最瑰丽、最富庶、最商业的都城，可宋朝的皇宫在赵佶之前的规模是历代正朔朝代里最小的。周长只有五里，折今二千三百米。这够干什么的，哪怕再雕梁画栋，也实在太局促了嘛。所以，要扩。却不说是扩，而是补充。补充的建筑也很符合太监的身份，只是一座大食堂。这座食堂名叫延福宫，是皇帝专门用来和大臣们聚餐的，建在大内北边的拱辰门外。名头很大，规模很小，想想皇帝皇后住的地方周长只有二千三百米，就知道它能是啥样了。五位大太监提出的方案是，推倒皇城的北面城墙，推倒原延福宫，以原来大内的整体面积为准，建一座宫殿群。这座宫殿群划分成五个区域，由五个大太监各包一区。这五位老兄一个个熟门熟路地跑到封桩库、内库、国库等各大藏钱的地方，什么叫不计工本啊，有多少钱就给咱家拿多少出来，这时候重要的不是钱，而是竞争机制，无论如何不能被比下去。这番折腾建成的延福宫是什么样子呢，列出些原始数据吧。新宫东至景龙门，西抵天波门，亭台楼阁宫殿水榭，中国古代所有的建筑形式一应俱全。殿，有穆清、成平、会宁、睿谟、凝和、昆王、群玉七座。阁，分东西两群。东边蕙馥、报琼、蟠桃、春锦、叠琼、芬芳、丽玉、寒香、拂云、偃盖、翠葆、铅英、云锦、兰薰、摘金十五阁；西边繁英、雪香、披芳、铅华、琼华、方绮、绛萼、稼华、绿漪、瑶碧、清音、秋香、丛玉、扶玉、绛云十五阁。在这之外叠石成山，另建两座超级大阁，高十一丈，广十二丈。如此高阁怎可不临水？阁下挖池注水，横四百尺，纵二百六十七尺。这些都盖好之后，赵佶进来走了走，边走边摇头。景致虽好，过于雕琢，都是人工气象……烦啊，这群没艺术细胞的东西，没文化太可怕。面对皇帝的新要求，童贯等太监都羞愧地低下了头，不管他们有多大的胆量，这种任务实在是他们搞不定的。童贯很不情愿地看向了蔡京，仍然只有这个人，才能满足陛下的才情欲求。装修一座宫殿群，和画一幅画是一样的，胸中之沟壑，眼界之高凛，缺一不可。这一点，蔡京已经用两次实际行动证明过了，一次是在杭州为赵佶作画、选古董，另一次是前面建景灵宫的时候。历代修宫殿无非镶金嵌银，或者雕砖画瓦，都是人为艺术。蔡京独出心裁，他从江南的苏、湖两州运来了四千六百块太湖石。太湖石以千姿百态灵动天成著称，把它们巧妙地嵌入宫殿之中，立即在一片堂皇、中正、死板之中跳出了鲜活的气息。赵佶一下子入迷了，他一生没出过开封城，只读过万卷书没行过百里路，哪见过这些大自然的杰作？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了，他命令在江南设置专门部门，给他搜罗这些不值钱的石头。石头，从此伴随了他的前半生。这时，延福宫建成，赵佶非常期待，蔡京还能再带给他什么惊喜。某一天，蔡京很清爽地进了宫，几乎是啥也没带，如果说有，只有两三个奴仆抬着一张竹床，上面盖着黄色帛帕。盖着黄色帛帕的东西，很显然是贡给皇帝的。这种敏感时刻，童贯等大太监怎么会放过呢，一个个都跑了过来，近距离观摩蔡京要搞什么把戏。在他们看来，这张竹床很小很轻，注定抬不了重东西，里边的玩意儿绝对贵重不到哪儿去。猜对了，黄帕揭开，下边一片青翠，居然只是三两株小黄杨树。查一下字典，黄杨属黄杨科、黄杨属，是木本植物里的常绿灌木类。一般用在庭院栽培上，或者用来做绿色篱笆墙。有那么一点点的观赏性，毕竟它不开花不结果，实在是不入大雅之堂。童贯等太监泄气了，赵佶的眼睛却精光闪现……他天天都在大雅之堂里混日子，都快雅吐了，现在稀罕的就是

有。论其卷帙，真所谓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近代西方人士对中国之家谱与方志皆特别重视，正因此两者系西方史籍中所无。但在中国近代潮流所趋，此两项著作体例，新的已绝难继越，旧的也快没人理会，这诚是大可惋惜的。方志为书，溯其渊源，甚为遥远。清代《四库提要》上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我们亦可说，原先注意的只在地理和政治方面，以后逐渐转移到社会和人物方面来。大致是时代变，社会情势变，史书体例与内容自亦随而变。其实中国方志，自宋以下，已逐渐走上了成为各地的社会史之途径。惟因开始是由志地而起，后人太过注重在此类著述之体例之来历上，却没有注重在此类著述之内容之衍变上。因此究竟方志该重在地理方面，抑该重在历史方面，直到清代儒家如戴东厚、章实斋等，尚在争辩不决。但我们用现代眼光来看，中国方志在不知不觉中，其实早已走上了一种社会史的道路，至少也已是在方志中保留了绝大部分各地的社会史料，这是更无可疑的。就后代一般的方志体例言，其所记录，举凡其地之大自然、天文气候、山川形势、土壤生产、城市关隘、道路交通、风土景物、乡俗民情、历史变迁、政治沿革、经济状况、物质建造、人物面相、宗教信仰、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凡属有关其他之各种情状演变，分类列目，靡不毕载。我们只须一翻各方志之分类目录，便知其内容所述，大体均与各地社会史料有关。我们若要研究社会史，本该将其社会之大自然背景、历史沿革、政治、经济、物质建设、艺术爱好、人物德性、风俗、信仰等种种方面，综合会通，融凝如一地来加以研究始得。若依此理想，则中国的方志，正是研究中国各地社会史之绝好材料，其意义自跃然可见了。要研究中国方志，其事也可分几方面下手。一方面将中国各地方志归纳起来作综合研究，看出其间之共通性与传统性。然后再从另方面把各地域分开来看，看其各自所有之个别性与特殊性。自时间来说，并可划分各时代，看其演变趋向之大势。所惜是近代中国学术界，尚未在此方面能用大力来真实发掘。鄙意若要研究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四其次，当注意的便是，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会，社会上所有则是现前的历史，此两者本应连系合一来看。我常谓社会譬如一个庭园，里面有林林总总的花草树木，其中有几百千年的盘根老树，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几旬的娇嫩芝卉。在同一横断面下，有不同之时间存在。以此来看社会，有的习俗流传至今已有几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刚产生的新花样。此社会之横切平断面，正由许多历史传统纵深不同的线条交织而成。社会就是历史进程的当前归宿，社会是一部眼前的新历史。历史家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但还有眼前史。此当前的社会，呈显于我们面前之一切，实为最真实最活跃的眼前史。我试给它起一名称，我将戏谓之“无字天书”，一部无字的历史天书。此外一切史书著作，只都是“有字人书”。有字人书的价值远不能超过了无字天书。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悟到于此，所以他在写《史记》以前，便从事于游历，遍到各地亲眼观察，读通了这一部无字天书，才下笔来写他的有字人书。但我们今天也得反过来讲，我们也须能先读通了有字人书，才能来了悟此无字天书。否则纵使此一人终身生活在某一社会中，可以不认识此社会。纵使他毕生在此世界上周游，亦可不了解此世界。可见“无字天书”该与“有字人书”参读。历史是以往的，社会是现存的。如说社会是一个发光体，那么历史就是这一发光体不断放射出来的光。必待有某样的社会，始能产生某样的历史。一切有字人书，全本此无字天书而写出。因此各位如要研究历史，不该不落实到现实社会。诸位如欲了解此现实社会，也不该不追究到以往历史。此两者，总是不可偏废才好。若各位能懂得了眼前的那本无字天书，再进而往上追溯，由本乡本土各方志所载，再追溯到各项史籍，这始是考寻始末，穷原竟委。原即指历史言，委即指社会言。但话虽如此，当我在讲此番话时，我心上却觉十分难过。姑就我一人的生活言，自十岁开始有知识起，这六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一回溯，全上心头，真可谓世变日亟，人事全非。中国社会在此六十年中，惊波骇浪，层翻叠起。使人置身其间，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给之感。这社会变化委实太大了。在抗战时期，我避难后方，得遍经华南及西南地区，如湖南、广东、贵州、云南、四川各省，凡所到，觉得那里的社会尚保存着很多传统的古老风情，尚如我幼年时在江浙所见。但抗战时的江浙，已早不是那情形。尤甚的，如今天大陆上的变化，想来将更是急剧而巨大。倘我们仍想根据今日眼前所见，来追究以往，在此研究中国社会史一大题目上，这项工夫真是大大不易。昔孔子作《春秋》，曾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我们此刻，需能好问多闻，越过此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一百年，才能把我们眼前这一本无字天书，向上衔接到前代人的有字人书上去。若我们将来返回大陆，那时的中国大陆社会，将更是面目全非，社会上根本一切都大变了。苟非有大智慧、大学问，即使要做此一番连贯研究的工作，也甚不易呀！但话虽如此，究竟当前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前几年，本人有机会去南洋，曾作过几次讲演。有一次，讲及与中国社会有关的问题，我曾说：“中国人来海外，是随带着中国的社会而同来的。换言之，是随带着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俱来的。”证据何在？即在目前南洋各埠到处所表现的华侨社会那几本无字天书上。甚至远在欧美各地的华侨，他们虽然寄居异乡，可是只要有华侨聚居，仍可看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中国社会中。华侨去海外，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孤军奋斗，而且是在占有绝对优势的其他民族的歧视排挤与巨大压力下，而能凭他们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来争取他们的生存。甚至在异邦他乡，也能头角峥嵘，各有他们对当地建立了大量不可抹杀之贡献与功绩。这因在中国人各个人身上，都有此一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凝结精神，相与俱往，故能如此。这是眼前的明证确据，只我们不能把此中真义尽情发挥出来，便成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若能由社会追溯到历史，从历史认识到社会，把眼前社会来作以往历史的一个生动见证，这样研究，才始活泼真确，不要专在文字记载上作片面的搜索。中国社会是广大的，又是悠久的。我们要研究中国社会，不仅当从社会的横剖面看，尤应从其历史传统方面去看。历史变了，社会自亦随而变。也可说，正因社会的传统存在着。譬如我们看今天的香港，我们要能逆溯上去。远在鸦片战争之前，直到鸦片战争之后，香港社会自有其甚大之变。到今天，西方物质文明所加被于香港社会的，固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但香港社会依然十足是一个中国社会。在这上，我们可悟到社会之所以成为一社会者，其主要特殊点究何在？我们自亦可以悟到，若我们来研讨香港社会之传统性，决非单拈着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两个舶来名词，便能解释便能明了的。因此研究社会，即犹如研究历史。同时，研究历史，亦即犹如研究社会。主要在能把握其传统性，显出其特殊性，看出其人群相处间几项一定的关系。即如何由个人生活融凝转化为群体生活之几条道路，即人类相互接触间，有关其思想、感情、信念等等，如何能趋向于和谐与合作，发展与进步。这是研究历史和社会之最大节目与纲领。因此我们说，要研究社会史，决不可关着门埋头在图书馆中专寻文字资料所能胜任，主要乃在能从活的现实社会中去获取生动的实像。也不可在你脑中先存着要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而来作研究，更要是能先忘掉此问题，然后能鉴空衡平，自下至上地先求对此传统社会通体明白，彻底了解。到那时，你要解决某项问题，才可有真知灼见来下手。我今天所讲是从历史研究的观点出发，来谈如何研究社会史。时间所限，到此就作结束吧。第四讲如何研究经济史一今天我讲“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在讲入正题之前，我先要阐述一下中国历史传统对经济问题所抱一项主要的观点，即是物质经济在整个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亦可说，就人生对经济之需要言，并不是无限的。经济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称此限度谓之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此必须限度，对人生可谓属于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经济，我姑称之谓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它既已超过了人生必需的限度，这便是无限度，亦即是无水准可言了。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须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可成为无作用，无价值，更甚则可产生一些反作用与反价值。此种经济，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经济无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无限向上。抑且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此一观点，实乃中国人对于经济问题之一项传统观点，其在中国经济史之发展过程中，甚属重要。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先着眼把握此点。此亦中国历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中国以农立国，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准经济中所应有之积极价值者。昔英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撰有《社会通铨》一书，彼谓社会演进之顺序，首系游牧社会，次为农业社会，再次始为工商社会。其实此说并非完全恰当，因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农业仍不可缺。若一社会脱离了农业，此社会即无法生存。至于近代帝国主义下的社会，凭其超水准经济来推进其殖民地征服，此项事实，不可为训。马克思继承詹姆斯之后，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业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要在从工业生产中，指出一项剥削劳工的剩余价值来。马克思虽提倡唯物史观，但其眼光所到，似乎并未看重到农业，亦未为此农业生产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作一好好的安排。今天共产社会所最感烦扰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亦即在农业问题上。可见近代西方学者论社会，论经济，都不免太过侧重于工商业，而忽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缪。中国又是是个大陆农国，物资供应，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觉悟到我上面所说低水准经济之积极价值方面去。正为对于人生的低水准经济需要易于满足，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地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的大道。中国的人文主义，亦可说是人本位主义。因此中国历史上各项经济政策，亦都系根据于其全体人群的生活意义与真实需要，而来作决定。农业经济，最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业，则颇易于超出此必须的水准与限度以外，而趋向于一种不必需的无限度的发展。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般，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转为主，而人生转为副，这是本末倒置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故谈及经济问题时，常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节与度即是一水准，制与谨则是慎防其超水准。中国人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此项发展，至少将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之累赘。一部中国经济史，时常能警惕着到此止步，勒马回头，这是一大特点。故中国经济的理想水准主在平。中国人言：“贫而乐，富而好礼。”此贫字，其实即是一低水准。由有富而始见其为贫。富者，则求能好礼。礼之意义，亦即在求其平。故中国社会之人生标准，主要即在其求平而乐，其最终标准，则曰“天下太平”。(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二西方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中古时期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即产生了自由工商业。其实在中国，大体上，亦有此相似趋势。当战国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溃，社会上便兴起了三种新势力。直到汉代，其情势甚为显著。在太史公《史记》中有《儒林》、《货殖》、《游侠》三列传。儒林传中人物，属于“士”之一阶层，乃由战国游士演变而来。只是由列国分争时代的游士，演变为大一统政府下安心归集于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这一不同而已。要之，士的势力，在当时已几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贵族的势力，但亦只代表着其一部分之势力而已。其第二类则为自由商人，在战国时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吕不韦以邯郸大贾，位至秦相。可见当时商人势力之大，已骎骎乎超过封建贵族之上了。太史公《货殖列传》称此一批人为素封，即指其凭借财力来代替以往封建贵族在社会上之地位。虽没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谓之素封。其第三类为游侠，此种人在西方历史上并没有相类似之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游侠之背景先近似于士之一类型，而终究则归属于工商业货殖传一类型中。不过游侠所为，乃是专在营干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业，故当时称之谓“奸”。举例言之，如入山开矿、铸钱、烧炭、掘冢等。此类事业，都是结集群体劳力来从事违法的生产。太史公《货殖列传》中亦云：“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兼并，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这一番叙述，已指出汉初游侠行径与货殖中人之异途同归了。此三类人物，显然就是古代封建贵族崩溃以后，社会上新兴之三流品。当时惟儒林中人物，只在农村里面半耕半读，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贾游侠，则无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会上占有绝大势力。但自武帝重儒生，开始组织士人政府，一辈士人所抱的观点，乃在政府中活跃呈现，遂开始来禁绝游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国社会，走上一条与西方历史绝不相同之路向。正因为中国的士，尤其是儒家，他们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经济观点。此种观点，当然导源于农村社会者为多，酝酿于工商城市者为少。由于抱有此种观点的人物，出来站在政治上层作领导，遂使此后中国社会，乃别有一种颇为特殊的发展。兹姑举先秦时代三本在后代最显著最流行的儒书中所言，来代表当时中国人对经济意见之一斑。三一、《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两语，在中国经济史上，两千年来，乃为国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论。即使我们把来用诸今日，仍觉切中时弊。我们也可说，20世纪在世界并不穷，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不均和不安。我们当知，若专从经济着眼，一切仍只以经济为主，则此后世界将永远无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语，虽说的是经济，但主要着眼处则并不在经济上。二、《大学》云：“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处之所谓德，即是《大学》开首所谓明明德之明德。人类有此明德，才可相结集。人之结集，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则不患财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则与此正相反。因于财用观点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斵丧明德，这就本末倒置了。《大学》此几句话，亦与近代人提倡的户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认为须有足够的土地，才能维持适当数量人口的生计。因此人口数量不该超过有限土地所能承担的生产力。在中国过去社会，此项理论殊

议，九卿会议显然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正如议政王大臣会议体现了贝勒们集体统治的传统（与太宗这样的个人统治权力相对），从而反映了满族的特征，大学士的地位对于满人来说也是一开始就不同于明朝。在清太宗时，大学士一职的地位绝没有像明朝后期那么高贵。两员满洲大学士、一员汉人大学士实际充当皇帝——可汗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权力都来自皇帝，品位也仅仅等同于一位参将。清廷迁都北京后，大学士的职责仍然主要是秘书兼顾问。六部直接向皇帝呈递奏章，所以只有那些与这六个职能部门无直接联系的奏章才通过内三院。有两个新的情况结合起来加强了内院的重要性，虽说起初并不一定加强了大学士本身的地位。其一就是征服本身。俘获的军队越来越多，北京的政府机构错综复杂，以及京城与行省之间的隶属关系交叉混乱，这一切都要求上传下达的渠道进一步正规化。1645年4月11日，多尔衮最终颁定新制，下令从今往后，一切衙门，不论内外大小，须基本承袭明制呈递奏章。总的方针是六部作为奏章呈递的主要机构，其本身有权拟定政令，上呈天子，待制敕恩准后付诸实施。其余衙门应依据其职能分隶六部，并通过六部呈递奏章，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六部代替它们上奏。这一合理调整极有意义，因为一些特定的部门力图直达于摄政王，以致奏章愈来愈多。然而，行省高级文武官员与君主之间所应有的恰当的联系，事实证明更难予以调节。在满清统治中原的第一年中，无论军国要务还是相对次要的政事（如后勤、降官等等），都由满汉方面大员直接上奏天子。现在，为日常政务而直达人主的做法将予以制止。4月11日敕令规定，行省大臣应对打算上奏的事务提出处理意见，递交相关的部曹，由该部请旨定夺。如果部曹不同意，此件就应该提交都察院，由都察院代表官员再做一次陈请。最后，军国机务则应该直呈皇帝自己的内院。其有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这种程序很难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首先，何谓“政事”仍不明确。在制订秘密政策的边缘，有一个十分模糊的范围，此间相关的事务既可通过六部提出，也可递交内院。在前一种情形下，由于其中许多公文按常规由吏员抄录，并在官僚机构之外流转，国家的安全自然受到了威胁。所以，清廷最终必将制订一套专门的秘奏制度，它完全不同于转达有关日常行政事务的例行奏章的普通机构。这对于内院地位的加强，关系甚大。不过，内院制度的发展不仅仅是君主热衷于拥有一批自己的侍从顾问的问题。京城各官衙按职能分隶六部，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合理调整，这一点诚然很有意义，而上述新的呈递奏章制度的主要缺陷，则在于行省当局与中央各部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处理日常事务，那么一个总督与某部尚书相持不下，还可以将就。如上所述，可以将事件送都察院审断，并将其最终上呈皇帝。但是，发生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办？征服战争的紧急军务不允许行省当局与中央政府官员间没完没了地协商。由此，内院的地位必然会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像内院这样接近皇帝，以致成为绝对可靠的传递者，才能迅速地将机密要件直接递呈皇上，以便即刻裁决。这也构成了后来出现的密奏制度的一个部分。

多尔衮专权

南北之争

弹劾冯铨事件

的王城规划平面图徐金星：有了中轴线之后，皇宫就要建在中轴线上，所谓建中立极，突出皇宫的权威。王鲁湘：最主要的那些标志性建筑也都应该建在这条中轴线上。徐金星：洛阳城的中轴线从皇宫向南走，它的两边就是衙署，然后是居民从两边慢慢地散布开来。它之所以规划成这样子，无疑是受了等级观念和礼仪观念的影响。五、洛阳伽蓝北魏建国初年，统治十分严酷，至孝文帝时，王朝的内部矛盾以及与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缓解矛盾，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际，大力推行其汉化政策，同时又大力提倡佛教，将其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让民众澄心净虑，礼佛修行。完成迁都之后，他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龙门开窟造像，使这里成为“敷导民俗”、“助王政之禁律”的佛教圣地，也使佛教在北魏的洛阳达到了空前的昌盛。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雕凿开始于北魏，直至北宋，前后共经历了400多年。虽然最大最著名的奉先寺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但是要论开凿时间最早、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当属北魏时期的古阳洞。古阳洞内景王振国51：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洞窟就是古阳洞，它是利用一座天然溶洞开凿的。王鲁湘：过去是个天然溶洞？王振国：这个山体主要是石灰岩。石灰岩溶于水，所以形成了天然溶洞，而石窟就是在此基础上扩大而成的。正中的主尊就是释迦牟尼，我们看释迦牟尼的面像非常瘦，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有道教徒在这活动，道教徒把这个洞占了以后，开始叫它古阳洞，并把释迦牟尼按照太上老君像的形态改塑了。古阳洞那几个字是清代的人刻的。王鲁湘：这是北魏的精华洞窟啊，你看这些浮雕也很有意思。这种飞天浮雕，像剪纸一样，简直能飞起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龙门石窟遭到了严重的劫掠。特别是古阳洞，洞内几乎所有的龛像都被破坏，大量的佛头、佛身甚至是整块的佛龛都被盗卖到了国外，这给后世研究北魏石窟佛像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宾阳中洞内景幸运的是，另一座北魏年间开凿的石窟——宾阳中洞却逃过了这次劫难。这里佛像的容貌、衣着，带有明显的中原特征，可见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实行了彻底的汉化政策，连神明的容貌都皈依了中原。王鲁湘：宾阳洞包括南洞、中洞和北洞，它里面的佛像与大同云冈石窟的佛像相比，有很大的区别？王振国：有很大的区别。像这个主像释迦牟尼佛，他的服饰就具有南朝特色，褒衣博带，脸形秀骨清像，和云冈石窟已经不一样了。王鲁湘：这个菩萨，我们从侧面看，鼻子和眉毛这些地方还有点云冈石窟的感觉，鼻梁很高、很直，但是主佛的鼻子已经很像中原人了。永宁寺塔复原图作为北魏皇族崇信的国教，佛教不仅在龙门创建了一片圣地，国都洛阳，更是成为了佛的天堂。当时洛阳城中的寺庙达到了惊人的1300多座，城中宝塔林立，到处晨钟暮鼓，而在这些佛塔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高达130多米的永宁寺塔。徐金星：北魏是少数民族，到洛阳之后，他们实行彻底的汉化改革。王公贵族都崇拜佛教，在这种气氛下，它就修了一个非常宏伟壮观的寺院——永宁寺。这个寺院中间是一个塔，四方形，九层，高136.71米，相当于45层楼房，真是空前绝后。王鲁湘：加上它是木结构的，所以就更了不起了。当年这座惊世骇俗的摩天宝塔，矗立在北魏巨大的洛阳城中，无疑成为了洛阳城甚至是北魏的象征。然而这个登峰造极的奇迹，命运却犹如天外流星，在闪过一道眩目的光芒之后，便永不再现，空留下一片废址残基，让后人去捡拾当年的传奇。永宁寺塔遗址王鲁湘：这个方土台应该就是永宁寺塔的塔基吧。它的高度离地表有多高？十米左右有吗？徐金星：第一层是两米二，第三层应该有十米左右吧。王鲁湘：当年是130多米高，应该能高入云表了。徐金星：而且它四周还有铁锁链垂下来，四角都垂着铃铛。据记载，那个大的铃铛像一个石瓮子，非常大。王鲁湘：风一吹，声音可以传到几十里之外。徐金星：夜深人静的时候叮当叮当地响，确实有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王鲁湘：从建造到完成，好像是花了三年时间，然后只存在了15年时间。徐金星：十五六年吧。王鲁湘：然后一场雷击，就毁灭了。中国古代很多的木结构建筑，其实都毁于雷击。徐金星：是的。它是在某年的二月毁掉的。二月打雷本来是不多的，但是那一年二月偏偏打雷，还下着雨，下着雪。《洛阳伽蓝记》对这次大火烧塔记载得非常详细，而且非常震动人心。书上说当时从第八层燃起，很快形成漫天大火，皇帝派来一千名羽林军来解救，却无济于事。王鲁湘：当时的消防条件不可能救得了这么高的楼的火。徐金星：“合城百姓，咸来观火”，整个洛阳城的百姓都来围观。有三个老和尚当场投火而死，悲哭之声，震动洛阳。在当时来说，它就是洛阳城的标志，它被大火焚烧了，从皇家到百姓，都会感到是一种巨大事变的预兆。王鲁湘：是一个心理暗示。徐金星：当时的国人认为，这个塔被烧毁以后，北魏就要亡了。确实，过了不久，北魏就亡了。然后又过了好长时间，人们说在东海中间看到了这个塔。徐金星：北魏这个民族在汉魏故城42年。它到洛阳之后就彻底汉化了。其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还保留自己的文化，还要跟汉族有些区隔，他是彻底汉化，说汉话，改成汉姓，穿汉族的衣服，和汉族妇女通婚。王鲁湘：最有意思的是所有的贵族都改籍，改成洛阳籍。徐金星：对，改成洛阳籍，死了必须埋在洛阳，埋在邙山上，不许迁回老家去。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追溯自家历史的时候，说是黄帝之后。黄帝的一个儿子分到北边去了，姓拓跋，拓跋就是土，土就是黄色，我们本来就是中原的，所以要彻底汉化。中华民族以汉民族为主，这与洛阳的中心地位和民族大融合是有密切关系的。王鲁湘：我们今天从一个汉魏故城引申出这么多历史文化的话题，所以还是回到司马光的那两句诗：“若问天下兴亡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骊宫长恨歌“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位于骊山北麓的华清宫，由于有着天然的温泉，自古就是君王眷顾的福地，让无数帝王不惜工本在此修建离宫，颐养性情。然而，这里也一向被正直的史家贬为不安分的地方。为博褒姒一笑，周幽王不惜在此烽火戏诸侯，葬送了有着四百多年国祚的西周。而唐玄宗李隆基如果不是在这里爱上了自己的儿媳杨玉环，或许也不至于断送了盛世大唐。不同的潇洒帝王、不一样的如花美眷，却都躲不过相同命运的纠缠。于是，有了白居易那首荡回肠气的《长恨歌》，也有了洪升那部千回百转的《长生殿》。而故事里那位艳若桃花的女主人公，也终究逃不过红颜祸水的历史轮回。一、发现华清宫今天的华清宫，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佳人不在，但每年仍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来此“爱情朝圣”。人们品评着这个被无数帝王千百次宠幸的离宫别苑，缅怀着那位绝色的“祸国”女人，也慨叹着帝王家上演的那一段凄美而又无奈的千古传奇。王鲁湘：当年您带队对华清池进行发掘是哪一年？骆希哲52：1982年。当时有一个新建的旅游项目，要在华清池温泉水源的前面修一座贵妃亭。处理亭子地基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遗址，然后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认为这可能是唐代的华清池。华清宫长生殿王鲁湘：其实文献记载也好，白居易的诗也好，民间的传说也好，都认为这个地方是唐玄宗和杨贵妃“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所在地，但是，宫殿的具体遗址一直也没有发现。骆希哲：是的，遗址都掩埋在地下。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曾经在骊山做过一些考古调查，但有计划地发掘是从1982年开始的。华清池温泉取水器复原图1982年4月，以骆希哲为首的考古队在一次偶然的挖掘中意外挖出了一些类似古代建筑的残垣断壁和水垢斑驳的墨玉石板。从清理出来的结构看，像是古人洗澡专用的池子。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考古挖掘开始了。当大量的方砖、排水管道和莲花瓦当陆续出土，庞大的建筑群全貌逐渐显山露水之后，专家肯定地指出，这里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的上演之地：唐代华清宫遗址。骆希哲：这次发掘历时十多年，成果比较显著。我们在清理温泉水源时，发现了大量仰韶时代的陶片。有当时的取水器破了以后留下的残片；有小的像骨针一样的骨箅，是先民们束发髻用的佩饰；还有陶环，也是一种装饰物；还有一种陶锉，搓皮肤用的。王鲁湘：搓澡用的。这种东西在别的地方也发现过，但年代没这么早，这是用陶做的。骆希哲：还有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还发现了大型的陶管道，管道两头伸出来的部分是用来分水的。王鲁湘：就像我们现在的三接头。骆希哲：对，起三接头的功能，由主管道向两边分水。王鲁湘：陶管道断代大概到什么时候？骆希哲：断代到周。再往前，七十年代考古学界在距离华清宫以北一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姜寨遗址。王鲁湘：姜寨遗址是仰韶文化时代的聚落遗址，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半坡遗址，这说明骊山一带在五六千年以前就是人类聚居的一个中心区。骆希哲：对，而且六千多年前的姜寨先民就是在这里洗温泉沐浴的，所以中国的沐浴史也可以提前到六千多年前。继仰韶文化层之后，考古人员又相继在此发现了商周文化层和秦汉文化层。出土的大量文物记述了历代帝王对骊山温泉的眷顾：周幽王于此设立离宫，建烽火台；秦始皇在此“砌石起宇”，修建汤池；西汉、北魏、北周、隋朝的帝王都曾在此留下各自的痕迹；而盛唐遗址的发现，是华清宫最繁盛时期的见证。骆希哲：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断定，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发生在骊山顶上。秦始皇在这里砌石洗浴，名“骊山汤”。我们在这儿发现了秦汉时期的木门，经过脱水处理，保存得很好，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好的木门。但后来考虑到要把唐华清宫的遗址展现出来，所以对以前的遗址进行了回填保护。王鲁湘：等于秦在唐的下面，唐叠压着它。我们重点要展现唐的，所以把它们叠压在下面了。骆希哲：对，因为唐代遗址保存的比较完整，可视性也比较强。秦汉到唐还有一千多年时间，这一千多年里也有建筑遗存，比如北魏时期，相当于现在陕西省省长的邕州刺史元苌就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温泉颂》，碑石就保存在华清池，是我们国家130块禁拓名碑之一，文学性和艺术性都非常高。隋代也在这里修过骊宫，但是最有名、规模最大的还是唐代的华清宫。王鲁湘：实际上，骊山是一个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活动非常频繁的地区，而且几千年没有间断过。骆希哲：骊山是一个浓缩了中华民族六千年文明史的地方。二、唐太宗《温泉铭》唐华清宫是骊山温泉史上最辉煌、最骄傲的杰作。其规模气势恢宏，内部结构独具匠心。从1982年到1995年，考古队员先后在这里发现了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等九个汤池。这些汤池共同拥有同一个水源，温泉从源头流出，首先流入唐太宗的星辰汤，继而向南流入玄宗的莲花汤，在莲花汤的紧西北毗邻而设的便是著名的贵妃池海棠汤。接着由东向西依次为太子汤，供六部官员沐浴的尚食汤，以及为梨园弟子沐浴而建的宜春汤。众多汤池各具特色，典雅脱俗。王鲁湘：唐太宗星辰汤的平面形状有点像北斗七星，一边是圆形的，如勺状，然后再拐为直的，相当于斗柄。骆希哲：他把这个汤池命名为星辰汤，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希望政通人和，上应天象。但这个池子到唐玄宗时就废弃了。它的面积很大，长有36米，蓄满水相当于一个小型水库。所以这里的水就通过排水道向北一直通到昭应县城，供城里的百官使用，取意皇恩浩荡。王鲁湘：“皇恩雨露深”嘛，人人都可以均沾一点。华清宫的温泉令太宗心旷神怡。开心之余，他模仿王羲之的笔法，在御碑亭挥笔写下了著名的《温泉铭》：“朕以忧劳积虑，风疾屡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原来李世民多年的风湿病，正是在骊山泡温泉治愈的，所以他以帝王之尊颂扬骊山温泉，而《温泉铭》也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以行书入碑的先河。唐太宗《温泉铭》骆希哲：唐太宗因为常年征战，可能染上了所谓的风湿病或关节炎一类的疾病。他为了治病，就利用温泉来沐浴，相当于现在的理疗。现在临潼温泉周围还有很多疗养院，就是仿效先民的行为。唐太宗在这里沐浴的时候，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铭文，叫《温泉铭》。王鲁湘：据说现在的铭文是从法国引进回来的。骆希哲：原碑不知什么原因找不到了。后来有人在法国博物馆里看到拓片，是伯希和53从敦煌带过去的。我们把这个拓片复印回来，刻了一个复制碑，保存在华清池，从这块碑上仍然可以看到王羲之草书的遗风。王鲁湘：据说他还把《兰亭序》拿去陪葬，就在昭陵里头。《温泉铭》里有几个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首先，他身为皇帝，到这个地方来游冶，洗温泉的时候，也担心臣下和老百姓会对他有所议论，觉得这种生活好像有一点腐败的意思，所以他要为洗温泉做一个辩解或合理性的说明。他先是回顾了秦皇汉武为求长生而寻仙，浩浩荡荡东游至海，甚至到了蓬莱等地，结果劳民伤财，并没找到神仙，到头来还是离不开一个坟土堆。他认为这样很不好，还不如洗洗温泉，颐养一下性情。接着，他告诉臣下和老百姓，我之所以洗温泉是因为我身染风疾，这里的温泉治疗风疾的效果非常好。骆希哲：他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我只要一洗，马上症状减轻。王鲁湘：再者，他还认为温泉能启迪人们去思考宇宙、人生、历史等哲学问题。他特别惊讶于温泉的水居然无论寒暑都是恒温的，而人的品质也应当像温泉一样，无论世事多么炎凉都应坚贞不变。同时，温泉的流量不古不今，不增不减，这也让人想到很多问题。骆希哲：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他不知道温泉是怎么形成的，不能从科学上来解释。他认为温泉是上苍的赐予，是为了让人来疗疾治病的。温泉何以有如此疗效？自古以来，众说不一。有人说这是因为温泉是神水，有人说这是由于温泉的热力。不管是何原因，但无可争议的是，对温泉的钟爱，已经成了这里贵族和百姓千百年来不变的习俗。天长地久，就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沐浴文化。骆希哲：中国的沐浴文化由来以久。从《周礼》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古时候的人非常重视沐浴，他们把沐浴制度化，三天一沐，五天一浴，“沐”是洗头，“浴”是洗身子。王鲁湘：还有濯足，即洗足。骆希哲：现在的足疗其实那时候已经有了。古人认为洗浴对人有强身健体的作用。王鲁湘：还有一种宗教意义在里头。骆希哲：对，古代的沐浴也是一种“礼”。比如敬神要沐浴，上朝要沐浴，拜祖要

成a人影片免费观看日本望了。但事实上，却是每下愈况，愈变愈坏。我们当问，这些变究自何处来？究竟是要变向何处去？为什么总是变不好？我们须从逐件事上会通起来看。此中实是大可研究。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大问题，要人具备大见识，才能对此问题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这一部现代史，试问何从妄生揣测，或空下断语来评判现代？即此一例，诸位可知史学之重要。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深入机微。初看好像说故事，到家却需大见解。六如此说来，事若甚难，但我们只须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题、分类，各就才性所近，各择方便所宜，乘兴量力，只莫以为自己便是史学正宗，只此一家，别无分出。大家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钻研下去，也就够了。中国人向来讲史学，常说要有史才史识与史德。一、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如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达到六通四解，犁然曲当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由外面看来，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或两件以上的事，要能将它合起来看，能窥见其大源，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二、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块石的坚与白，并不能分，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与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们能如是来看历史，每件事便都能见其大。而且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我们若能如是来看历史，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这样的见识即便是史识。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三、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所谓德，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即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我们如能兼备上述三条件，自可研究历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们从事研究历史，正可训练我们分析和综合的头脑，正可增长我们的心智修养，正可提高和加深我们的见识和智慧。七最后我须指出，研究历史也随着时代而不同。时代变了，治学的种种也会随而变。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与从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们需要获得适合于我们自己时代所要求的知识。古人对历史诚然有许多研究，但有些我们已用不着。我们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们须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来撰写新历史，来贡献我们自己这个新社会。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史学。当知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有了《史记》、《汉书》和《东汉书》、《三国志》等等断代史，到宋代司马温公，仍可以从头来写一部《资治通鉴》，这是重新撰写旧历史。我们今天又和司马温公当时的宋代远不同，我们又该来把旧历史重新撰写才是。写历史有两种分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例如中华民国开国后，我们就该添写一部中华民国史。这也不必定由一人写，尽可由许多人同时来写。又如在此期间，有许多大事，亦该分别写。如国民革命军北伐，如对日抗战，这些大事件，都可分头写。在一个时代，必须有了一本本的小历史，才可由后人来汇集成一部大历史。现在大家都束手不写，将来变成一笔糊涂账，试问叫后人再如何下笔。所以历史该随着时代而增写。譬如过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着加上《清史》，就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说中国历史即止于此，以下便断了。诸位研究历史，最大责任，就在此增写新史上，如此才好让这部通史直通下去。另一种是旧史新写。我们今天仍可再写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战国史，或是秦汉史，乃至其他各种的旧史翻新。时代变了，我们所要求的历史知识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该重来写新历史。这不是说旧历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谓旧史翻新，第一条件自该根据旧史，不违背旧史原来之真实性。旧史翻新了，旧史依然存在。只可惜此项旧史翻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我们如再不尽责，这也是一时代悲剧，总该有人来负起此责任的。总之，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而且也需要随时翻新改写的。我们自己不能翻新改写，却埋怨旧历史不适用。那是把自己的不尽责来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们，真是不该。试问孔子写《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岂是为着我们而写的？诸位若真研究一些历史，便不致随便埋怨历史。本人曾写了一部《国史大纲》，也是属于通史的，大家不妨参考一下。在我前后的人，已写了不少本中国通史，都不妨一看。只可惜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少，连看历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这一门学问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识货人也多，就会有个比较，有真行情出现，此下便可有进步。目下由于写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学变成独家冷门货，无可选择，也无从评价。这须要有人多写，多比较，自然可望不断有更好的新货新花样出来。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发愿来写中国通史的，预定花二十年时间自可下笔。以历史时间论，二十年并不长。如一人要能对历史有贡献，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而且写通史，也可有各种各样写法。譬如写一部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为成年人看的，为中学生看的，为儿童看的，为研究历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人肯写，就决不会嫌多。怎样着手写呢？不妨先看近人写的，作初学入门。再正式看旧历史，看得多了，逐渐自己有了见解，再着手写。你也写一本，我也写一本，写的人多，公平意见也可从此产生，这就成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定论。如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他们不可能随便做翻案文章，因为他们对历史意见多已有了定论。此一时代有此一时代之定论，要翻也翻不多。举其大者，如耶稣在西方历史上是有其确定的地位的。可奇怪的是中国历史，从现代人看来，似乎一切无可有定论。有人可以轻易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烦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责怪。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腊，总是称赞希腊文化之伟大，这也已是一定论。但我们中国呢？春秋战国时代是好是坏，谁也可以随便说。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权，所以有多数意见可凭。但我们此刻大家都放弃了这权利，只做一个旁观者，只凭少数人甚至是独家的判断，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于是就不能有共见，有定论了。若果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多了，其间便可看出一个行情，得出一个定论，这是国人之共见，当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几人把它轻易随便推翻。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诸位中，有一位或三两位或更多位，能贡献出他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来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出现才行。今天我们确实是在需要有新的历史的时代中。但诸位在发愿写新历史以前，当先细心读旧历史，不能凭空创新。我希望在这八次空泛的讲演中，能得几位后起青年，激起他们志愿，使他们肯献出一生精力，来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便是我这番讲演的莫大收获了。第二讲如何研究政治史一今天是第二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上次是讲的普通史，以下各讲为专门史。先对普通史求了解，然后再分类以求。从历史的各方面分析来看，然后再加以综合，则仍见此一历史之大全体。但较前所见的自更深细，更透彻了。政治与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统一，汉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内政、外交、军事等，都该属于政事，归入通史范围。若讲政治，则重要在制度，属专门史。一个国家，必该有它立国的规模与其传世共守的制度。这些制度，相互间又必成一系统，非一件件临时杂凑而来。从前人学历史，必特别注重政治制度方面。亦可说中国历史价值，即在其能涵有传统的政治制度，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说就不能懂得中国史。中国专讲政治制度的书，有所谓“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后人又承续此三通，再扩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国史书中最大两分类两结集，为治史者知识上所必备。为何讲制度的书，必称为“通”？这因中国正史照惯例是分代编纂的，即所谓断代史，如《汉书》、《晋书》、《隋书》、《唐书》等。如将断代史连贯起来逐年合并叙述，则变为编年史，如司马光之《资治通鉴》，此通字寓有编年通贯之意。但历史上的事件可以编年通贯，也可断代划分。如秦代完了，接着有汉代，汉代结束，接着有魏晋南北朝。此等朝代更迭，即成中国历史上之时代划分，此在第一讲已讲过。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则自古迄今，却另有其一种内在的一贯性。在此一贯中，有因有革，其所变革处虽不少，但亦多因袭前代仍旧不改的。直到今天，亦仍还有历史上的传统制度保留着。这证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许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维持久远而不弊。因此遂为后世所传袭，此即中国历史传统一种不可推翻的力量与价值之具体表现。因此中国人把此项专讲政治制度的书，也称为通史了。我们研读中国史，普通是先读编年史，再分期转治断代史，然后再来研究制度方面的通史。其实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专讲制度的一部分。在《史记》中称“书”，如《平准书》、《封禅书》等。到《汉书》改称“志”，《汉书》共有“十志”，都属讲制度方面的。以后历代正史中多数有“志”，或有“书”，这些志与书，因其讲的是制度方面，比较专门，普通读历史的往往忽略过，不仔细去研究。不如《资治通鉴》这一类专讲人事方面的历史，大家能读。其实我们要学历史，政治制度方面这一项，亦非通不可。清代阮元曾说过，一个人不读二通，即不得谓之通人与通学。彼所谓二通者，一指《通鉴》，即编年通史。另一部指《文献通考》，即指讲政治制度方面的专门史。这亦是说，要学历史，不可不通制度之意。二我们讲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体可划分为两段落。前一段落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后一段落为秦以后之郡县政治。封建政治结束，即为中国古代史之结束。此一分法，显然又与西方历史不同。在西方历史上，并无此两种政治制度之分别与存在。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显见有此大划分。这亦证明我上讲所说，每一国家民族的历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不同之处之一说法了。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亦可说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因此研究中国史，该特别注意其政治制度之一面。中国历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后二千年是郡县政治。从前的中国人，人人俱知，但到现在的中国人，对此分别，却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说封建社会，其实今天所谓的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只因中国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方历史，遂有此一名词，以至中西双方混淆不明，这实在是不妥的。中国在西周初年，周公创出了一套封建制度。其实这一套制度，本是连接着周公以前夏、商两代的历史传统而来。只是经周公一番创作，而更臻完美。此一套制度，其实即是把全国政制纳归于统一的制度。自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各自分封其国内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这已是自上而下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我们该称此时期为封建之统一。在西洋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则是在下面，不属上层的。罗马帝国崩溃了，各地乱哄哄，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社会无所依存，于是一班人相率投靠小贵族，小贵族们又各自投靠依附于大贵族。他们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样希望有一统一政权，但却无法实现。譬如筑宝塔，由平地筑起，却没有结顶。在他们那时期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一名称，则只是一理想，一空中楼阁，在人心想像中的一个影子组织而已。因此中西历史上之所谓封建，原是截然不同之二物。可惜我们今天没有人来详细写一部周代封建制度的书。事实上在今天来写此书却不易，因关于此方面的材料，大都不在历史书中，而分散在古代的经书中。今天我们大学开科设系，有史学，无经学。经学更少人研究，因此此项历史上重大的专门题目，竟难觅位胜任愉快的人来撰写。周室东迁，封建制度濒临崩溃，乃有五霸乘时而起。据《春秋左传》中记载，当时各地诸侯，为数不下两百。在当时，国与国间种种交涉来往，仍多少遵守着周公所定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礼文来维系。此种礼文，在当时乃为霸业所凭。若无此种种礼，霸业亦无法出现。此种种礼，若用近代新名词说之，实即是一种国际公法。我们可以说，中国之有国际公法，系在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在清末，曾有人依照西方所谓的国际公法，来和春秋时代诸侯各国间种种交际来往的礼文作比较，写一书，名《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当时著过与此相类之书的，也不止一人。可惜此等书今俱亡佚难觅。客岁本人赴美讲学，途径旧金山，晤华侨某君，彼正亦有意欲写此书，闻已积有成稿，惜未能一读其内容。窃以为此等比较研究，实非穿凿附会。在中国，实自有那时一套国际间共同遵守之礼法，以之与近代西方的国际公法乃至联合国宪章等相互对比，虽古今时代不同，然双方不妨各有短长优劣。好在《左传》全书俱在，人人可以把来作参证。我们通常说中国自秦汉以下是统一支开始，其实此说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国早已具有统一规模了。只是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而秦汉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虽其间有些不同，到今天民国时代还存在，中国之永为一统一国，此项政治制度实贡献过其甚大之绩效。三讲到此，有一问题须提出。即秦汉以下的中国，早非封建，而改行郡县制度了。但秦汉以下人，仍崇拜周公孔子所订之封建制度的人物，何以秦代大一统以后，封建制度彻底消灭，而周公孔子仍受当时人崇拜？此问题之解答，首当注意到中国历史文化之传统性，政治制度则只是其中之一例。秦以后之政制，有许多精义，仍沿袭周制而来，直至近代皆然。但最近的我们，接受西方学说影响，遂若西周封建制度一无是处。而秦以下之政府，则只以“君主专制”四字目之。这因依照西方人说法，谓凡国体，可分为民主与君主。凡政体，可分为专制与立宪。于是谓世间政体不外三型：一、君主专制；二、君主立宪；三、民主立宪。但中国传统政制，自秦以后有君主，无宪法，而又非专制。此项政体，实无法将之硬归纳入西方人所定的范畴格式之内。若我们不能确切抉发出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而处处只照西方人意见，把中国史硬装进去，则中国历史势成一无是处。无怪近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传统如此轻漠不关心，而又有人竟抱深恶痛疾的态度来对待国史呀。讲至此，忆起三十多年前，本人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讲中国政治制度史一选修课，当时史学系学生多不愿修习此课。彼辈认为此刻已是民主时代，开这门课，对时代来讲没有意义。后来还是北大法学院同学，受了该院院长及政治系主任的忠告，劝他们说，你们学的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妨也知道一些中国以往的，来作比较。因此他们倒有许多人来选修此课。开讲既久，文学院历史

，也就是说，暗杀戴笠，根本就不符合蒋介石的利益。可见，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暗杀戴笠的利益动机——蒋介石的嫌疑，应该是可以排除的。也许诸位会说：你就单凭沈醉一个人的证言？当然不止。诸位再跟我来，听听当年的亲历者——国民党资深飞行员赵新，对本案的证言。依照飞行员赵新的说法，戴笠之死，不但与暗杀毫无关系，反而与国民党空军的腐败有一定的关系。赵新是这样说的：“……1946年3月15日下午，我照例去队部值班室看任务派遣牌，看到上面写着：222号专机，起飞时间：3月16日上午8时，航线：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飞行员：赵新、冯俊忠，要求3月16日早上7时前做完飞行准备……翌晨，我乘吉普车驰往西郊机场，立即仔细地检查222号飞机，在每个关键部位检查完两遍后，确认飞机完全良好，就在飞行纪录簿上签字交给了机务员。时已7时45分，随即登机做起飞前准备。当我一踏进机舱，看见舱内已坐好了7个人，其中一人，好像见过面，后来才想起在庆王府参加蒋介石50寿辰，聆听训话时，就是他站在蒋介石身后，当时我询问旁人，说是叫戴笠，是军统局的头头……”赵新的这段证言，出自于《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北京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74～276页，是赵新自己所写的回忆文章《戴笠摔死前后》。读者可以从赵新的上述证言了解到：3月16日早晨，在戴笠的飞机起飞之前，赵新已经仔细检查了戴笠的飞机，而且还将每一个关键部位都仔细检查了，而且还都检查了两遍，发现飞机一点问题都没有，换言之，没有发现被人做过手脚的迹象。应该讲，依据赵新的这个证词，我们似乎可以排除“飞机被做过手脚”一说了。我们继续往下读赵新的证言：“……时钟已指到7点55分，我正要按下启动按钮，启动飞机时，忽见机头左侧下方滑行跑道上，飞驰来一辆吉普车，车上的人急忙向我挥手示意，并迅速停在我机头下方，我探头问：‘怎么回事？’同时看出挥手人是张远仁（绰号小黑子，四川人，航校第18期毕业生），他大声嚷着：‘不要开机！有急事！队长让我来替你！’我问：‘究竟出了什么事？’他说：‘快下来！队长叫你去，你见到队长就知道了！’我说：‘我机上的行李怎么办？’他说：‘拿下来，你不去了。’我见时针已指8点，再说也来不及了，就带着行李坐他的吉普车进城了……次日，即3月17日中午12点5分，地面接到飞报：南京明故宫机场云高300，有雷阵雨，能见度极差，着陆困难。队部立即回电：222号专机，请你速告明故宫机场打开导航台，进行穿云迫降，如果不行，改飞上海或济南。但是，上海、济南的天气也不好，于是，222号专机只好硬着头皮，在南京做穿云迫降。不久，接南京明故宫机场报告：222号专机在云层中盲目飞行，与地面联系困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雷雨中，先后三次尝试下降，都越过了机场，无法着陆，在最后一次下降中飞偏了，飞往江宁县去了。下午1点6分，222号专机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可是已经听不到222号飞机的讯号了。戴笠的飞机撞山了……”赵新在这一段里，透露了一条重要的信息：航空大队的队长，临时指派张远仁替代赵新去驾驶戴笠的飞机。那么，这个航空大队的队长，为什么要临时让张远仁去替代赵新驾驶戴笠的飞机呢？对于这一点，赵新在同一份证词里，是这样解释的：“……222号失事原因，主要是飞行员张远仁听说有去上海的任务，因赚钱心切，立即向队长送礼，一再要求派他去上海做黄金美钞生意，平时张远仁与队长同住一院，关系也好，在队长考虑张的技术水平不高，可否派他去正犹豫不定时，张就说：‘主要替队长赚钱，请队长也出些本钱，一定能赚回大钱。’把队长说动了心，于是，他两人在222号起飞前夕，连夜准备妥当，决定由张于翌晨赶到机场，并以队长的命令，将我撤换下来……”可见，赵新说，原来张远仁要借这次飞行任务的便利去上海从事金融投机活动，获利后和航空队长二人分享，航空队长财迷心窍，于是临时起意并指派了张远仁去替代赵新。张远仁的驾驶技术比不上赵新，按照道理，对于戴笠这样级别的高官，应该指派赵新去执行飞行任务的，但是，队长却临时改派了张远仁，这仅仅是为了捞外快，可见国民党空军的腐败。赵新的这段证言，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的：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军政界兴起了一股到上海炒卖黄金、美钞、汽油等生意的歪风，国民党空军也未能免俗，航空大队的这位队长，明明知道飞行员张远仁技术不过关，也要临时决定改派他去接替赵新给戴笠开飞机，不为别的，只为了张远仁会给他（队长）分红。这还不算，国民党空军在事后还专门作了调查。对此，赵新是这样说的：“……事后调查得知：222号专机因为看不见地面，先后几次穿云，都越过了机场，飞行员掌握飞机的高度、速度、方向，都与穿云图上的航线偏差很大。失事的原因，主要是飞行员张远仁飞行技术差，张远仁和冯俊忠接受的是旧式飞行训练，缺乏科学头脑和先进技术的训练，尤其对无线电波，单凭听觉的盲目飞行和利用无线电罗盘的定向飞行，他们全都没有学过，张远仁只是学过一些初步的穿云迫降理论，一点实践经验都没有，冯俊忠对仪表、电波、无线电等设备也不熟悉，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受过美国空军训练中心的严格训练，盲目穿云，一遇到恶劣天气，就缺乏应变能力，这就是这次事故的必然性所在。戴笠失事一案，在国民党空军史上是一件丑闻，以前是不能披露的，现在我觉得应当将真相公之于众……”很明显，赵新所提供的材料显示，戴笠的飞机失事，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1.天气恶劣。2.飞行员技术不够好。而之所以派了一个技术不过关的飞行员（张远仁）执行这次飞行任务，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航空队长和出事的飞行员狼狈为奸、假公济私，他们借出差上海的机会炒卖黄金、美钞挣钱。航空队长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是不会派张远仁去飞上海的，因为张远仁技术不好，不应该让他飞这一趟，戴笠是高官，飞行安全马虎不得。总之就是两个字：腐败。依据以上的各种证言，我们不妨梳理一下本案发生的全部经过如下：1.1946年3月15日白天，航空队接到戴笠的飞行任务，航空队长指派飞行技术较好的飞行员赵新、冯俊忠执行此次飞行任务。2.1946年3月15日夜，技术较差的飞行员张远仁连夜说服航空队长，让他接替赵新驾驶飞机，张远仁要借此机会到上海炒卖黄金或美钞并和队长分红。3.1946年3月15日夜，航空队长经不起经济利益的诱惑，违背良心，甘冒风险，决定临时改派飞行技术较差的张远仁去执行任务。4.1946年3月16日7时，飞行员赵新仔细检查了戴笠的飞机两遍，发现飞机安好无恙。5.1946年3月16日7时55分，飞行技术较差的张远仁临时赶到机场，接替赵新驾驶飞机，赵新无奈，只好退出。1946年3月16日晚上，张远仁驾驶戴笠的飞机抵达天津，在天津过夜。3月17日早上，戴笠的飞机从天津飞上海，遇雨，转南京。3月17日中午12时零5分，南京上空暴雨，飞机冒险迫降。1946年3月17日中午13时零6分，飞机在南京（江宁区）迫降过程中，撞山失事。讲到这里，我想各位读者应该心里都基本有谱了：戴笠所乘坐的这架222号飞机之所以失事，主要的原因在于遭遇了恶劣的天气，而除此之外，国民党空军的腐败，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恐怕是至今为止，关于戴笠命案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分析。后记通过可靠的史料，对这些近代史疑案进行探讨，借助这个，我算是和读者一起，乘坐时光机器，穿越到中国近代走了一遭。读者也许会意犹未尽，又也许会有不同的意见，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很多的情况下，不是非黑即白的。一个历史人物在“好人”和“坏人”两个定义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一个历史事件在“必然”与“偶然”之间，有时候也存在着可供争议的空间。无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还是评价一个历史事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事件前前后后的基本历史事实，必须要先理清楚，而理清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是要耕读原始的、第一手的史料，而且是可靠的史料，才有可能。愿以这本小书，给诸位带来一点点营养，则不枉费我长期伏案的努力。冯学荣2014年10月28日（5）中英在香港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商人联合会派梦啻牟率五艘战舰来华，想通过葡萄牙人来进行对中国的贸易。于是舰队来到澳门，到澳门后，葡萄牙人敲诈他们，梦啻牟不给钱，于是葡萄牙人在英国人的饭菜里下毒，毒死了四十个英军。梦啻牟决定不再通过葡萄牙人转手贸易，而是直接找中国人，他令舰队驶向伶仃洋，然后直插广州。这年七月初一，烈日炎炎下虎门的百姓都在海边榕树下享受着丝丝海风，他们没有料到，大英帝国的海军就要杀到。面对来犯之敌明朝海军严密布防，一切准备就绪后英国舰队来到沙角，他们发现明军严阵以待，虎门各火炮压弹待发，便声称“风向不顺”，暂时不发动进攻，而是停泊在海边，实质想伺机进攻。第二天晚上明军陈帮基、吴一凤率四十人用即将退役的木船作为火船，准备在深夜二更靠近英舰，进行火攻，谁料火攻前风向突变，明军由顺风转为逆风，火攻无法进行，在此时陈帮基的火船搁浅，结果火攻彻底泡汤了。英军见明军要发动火攻时，个个失魂落魄，纷纷跳船，最后一看火攻没成，这才都回到船上，可见这一股来侵略的英军也毫无大英帝国军队之风。初三上午梦啻牟下令炮击中国炮台，并说：“谁要怕死，军法从事！”结果英勇的明朝海军将士还是将英军击退。初九，梦啻牟派一艘战舰驶入沙角以北，被明军发现后这艘战舰掉头就跑，但还是吃了明军几发炮弹，伤得不轻，此后数日局势趋于缓和；二十四日夜，大英帝国海军又给梦啻牟增派了四艘战舰，九艘英舰突入白沙海面，一齐炮击我军炮台，但我军将士不畏强敌，一炮击中英军旗舰弹药库，使其起火，梦啻牟忙下令撤退。梦啻牟失败后，英国人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又派了一拨人来侵略。商人联合会派五艘“商船”在伦敦号船长威代尔率领下进入南海，威代尔满脸络腮胡子，鹰眼、秃鹫鼻子，这个家伙开始打算占据澳门，可是葡萄牙人怎肯把自己嘴里的肉给别人吃，于是葡萄牙人断然拒绝了英人。威代尔一看，中国那么大，我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八月六日他率军闯入珠江，虎门的明军令其停下。威代尔不但没停，反而加速闯过炮台，明军向其开炮，威代尔随即还击。手执长矛大刀，摆弄年久失修、装填慢、瞄准率低的铁炮的明军当然无法挡住英军的炮轰，几小时后，虎门炮台失陷。随后威代尔对虎门一带纵兵抢掠。几天后，虎门炮台被占的消息传到崇祯那，一时朝野震惊，广东衙门更是又羞又恨，小小的几个洋人竟然敢在天朝地面上兴风作浪，这还了得？明朝立即调遣大军将虎门围得像铁桶一般，勒令威代尔退出炮台，并说只要威代尔退出炮台，就可在华贸易。威代尔本来自恃枪炮先进，不把明军放在眼里。但他面对漫山遍野包围他的明军，还是感到了死亡的威胁，因此英军只得与大明政府谈判，广东衙门要求英国赔款，英商答应了中国的要求，赔偿白银两千八百两。威代尔则向中国官员提交了一份保证书，对虎门事件表示歉意，并保证完成贸易后即离去。据此，广州官员决定对其不予追究，令其贸易后尽快离境。明朝在临灭亡前都能让英国人赔款，也可见日薄西山的东方帝国此时还是强于初兴的大英帝国的，而两百年后，日薄西山的大清帝国再碰到已经是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时，那就没那么幸运了。此次威代尔看见了广州的繁华，他垂涎欲滴，打算为大英帝国开辟一个“永久性贸易摊位”，他把这个摊位选在了香港。从此英国人有了盘踞香港的念头，直到二百年后美梦成真。当然，这将是本套书第五册要讲的内容了。（6）西班牙人菲律宾屠华英国侵略虎门两年后，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华人华侨举起了屠刀。这其实早已不是西班牙人对中国人的第一次刀兵相见了，一切都要从万历二年（1574年）说起。1574年西班牙殖民者雷克尔上书国王腓力二世，说：“只要不到六十名优良的西班牙士兵就能征服中国。”1576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桑德上书国王，说：“征服中国容易实行，这项事业要四千到六千人，配备枪、船、炮和弹药，有两千到三千人就能占领所要占领的省份，用那里的港口和舰队组成海上最大强国，是十分容易的，征服一个省后便足以征服全国。”桑德在写完这封上书后又派人去中国考察，回来后他又长期计划和思考，最终他改主意了，他觉得六千人太少，应该有一万到一万两千人，再加上五千名日本人和五百名印度人，以及熟悉中国情况的葡萄牙人。他拟定了详细的计划书，书中说：“由我担任进攻中国的总司令。这次行动不能让中国人减少，人口消失就等于财富消失，因为中华民族是最能创造财富的民族。征服中国后我们要保留中国政府，以保持它的繁荣和富裕，侵入中国应采取谨慎温和的方式，不能在中国进行太多杀戮。征服中国后我们应在中国建大量学校，对中国人灌输西班牙文化，传播天主教，引入西班牙人生活方式，阻止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与北方蒙古人和解，打击奥斯曼帝国，建立从中国到西班牙的陆上交通线。尊敬的国王您在征服中国后还将成为柬埔寨、泰国等中国属国的君主。我们还应让西班牙人与中国女人结婚，培养混血后代，以便维持在中国的统治。”“我们的作战目的为：政治上征服中国，成立全球帝国，为万王之王。军事上征服中国，以中国为基地，向亚洲其他部分发展，继而以中国人力及战争资源支援欧洲本土军力攻略北欧敌人，控制世界。宗教上征服中国，由中国西进，进占巴勒斯坦天主教圣地。经济上征服中国，开发中国资源，并移植中国人力发展殖民事业，挽救西班牙帝国经济危机。”总之一句话，就是想征服中国。这封计划书在1587年交给腓力二世，腓力二世看完后大喜，他正要实行对中国的征服计划时，1588年与英国人在格拉福林进行了海战，此战中西班牙无敌舰队被歼灭，计划泡汤了。但侵略者就是侵略者，其本性不会改变，尽管无敌舰队覆灭，西班牙依然打算征服中国，1598年西班牙菲律宾省总督德鲁向西班牙国王报告说：“我发现华侨发明一种制造大炮的工艺技术，这是我们迫切需要的炮，等这批大炮制作好后，我将不失时机地前往中国，向中国人发动进攻。”（布莱尔和罗伯森著《菲律宾群岛1493～1898》）换句话说，西班牙人要用中国人造的大炮打中国人，当然，这只是一个报告，西班牙自从无敌舰队全军覆没后，已经无实力进攻中国了。无敌舰队覆灭九年后，1597年西班牙人为争夺香料，派兵与占领魔路加群岛的荷兰人交战，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马特纳斯胁迫华人潘和五率两百五十人充当水手作战，他们让华人日夜不停地驾船，稍不如意就遭鞭打，潘和五说：“造反是死，被他们打死也是死，咱们还不如反了，胜则扬帆归航，败的话死也不晚。”于是他率这两百五十人起义，杀死船上的西班牙人四十名，随后驾船返航，但迷路了，他们把船开到了越南，结果货物全被越南人没收。此事发生后马特纳斯派人与明朝交涉，要求归还战船和惩办凶手，且此时谣传日本要进攻菲律宾，西班牙人怕日本人与菲律宾的华人里应外合，于是还向明朝建议将华

万进攻邕州。由于康承训麻痹大意，平日不派前哨侦看敌情，在闻听南诏大军已经逼近边境，才仓促派出六镇之兵一万人马迎敌。由于应战仓促，在交战过程中六镇兵马有五镇兵马八千人被打垮，只有天平镇之军因晚到一天而幸免。康承训得知唐军战败的消息后，一时间不知所措，节度副使李行素建议立即指挥士卒堑壕树栅，防止南诏大军突袭邕州城，结果刚刚修筑好城防工事，南诏大军就将邕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南诏大军在城下做了四天的攻城准备，康承训眼看敌军攻城器械准备就绪，攻城在即，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诸将建议康承训以攻代守，乘夜分兵偷袭敌营。康承训最初不同意，经过天平镇一名小校的力争，才勉强同意。是夜，这名小校带领三百名勇士，摸黑出城突袭南诏军营，火烧军营后又斩首五百，南诏大军慌乱之下，次日解围而去。康承训派兵追击，不过效果一般，仅仅斩杀俘获南诏三千人，而且主要是南诏胁从的当地土著人。但是康承训在呈现朝廷的奏疏中，却夸大战果，奏称大破南诏大军。皇帝李漼信以为真，加封康承训为检校右仆射。而且康承训上报的立功受赏者，都是自己平日的嫡系，由此军中怨声载道，当时诗人于濆在其诗作《戍卒伤春》描写了军中的这种哀怨情绪。连年戍边塞，过却芳菲节。东风气力尽，不减阴山雪。萧条柳一株，南枝叶微发。为带故乡情，依依籍攀折。晚风吹碛沙，夜泪啼乡月。凌烟阁上人，未必皆忠烈。南诏虽然在邕州城下受挫，但他们却转道不断侵扰巂州。咸通六年（865年）四月，南诏再次发动对巂州的进攻，皇帝李漼下诏派右神策军五千及诸道人马赶赴救援。因巂州刺史喻士珍平日为政残暴贪婪，掠卖当地少数民族百姓，导致巂州土著打开城门迎接南诏大军，巂州城陷。当时邕州虽然能够暂时坚守，但时任岭南东道节度使的韦宙在邕州有自己的亲信，这些亲信向韦宙报告了康承训贪冒战功一事。于是韦宙暗中上奏朝廷，揭发康承训夸大战果一事。尽管当时的专权宰相杜悰对此事不置可否，但康城训却做贼心虚，多次托病请求辞职，结果皇帝李漼不仅对其未加任何追究，反而加封其为右武卫大将军，调他回京任职，另派容管经略使张茵担任岭南西道节度使。可是当时因为交趾城失陷，张茵虽然手握镇兵两万五千人，但因为胆小怕事，一直到咸通五年（864年）七月仍然不敢出兵收复安南。于是经过朝廷另一名宰相夏侯孜的推荐，皇帝李漼改派骁卫将军高骈出任安南都护，接管了张茵的指挥权。高骈，字千里，幽州人，祖父高崇文在宪宗时期因统领禁军平定西川叛乱被封为南平郡王。父亲高承明任神策军虞候，所以史称高骈“家世仕禁军”。高骈自幼习武，史书记载了他曾经一箭射中二雕的逸事，人称“落雕侍御”，而且高骈从小喜欢诗文，常与文人交游，流传下来不少诗歌，例如《言怀诗》便是其较有代表的一篇作品。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台。手持金钺冷，身挂铁衣寒。主圣扶持易，恩深报效难。三边犹未静，何敢便修官。可以说，高骈在晚唐时期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由于受到统领神策军宦官的交口称赞，高骈累官担任右神策军都虞候。宣宗李忱在位时期，西北边境的党项族发生叛乱，高骈受命率领禁军万人戍守长武城，并伺机出击平定党项叛乱。后来吐蕃侵扰边境，高骈又被调任秦州（今甘肃天水）刺史，到任后成功收降吐蕃两个部落的两万余人。从这些经历来看，高骈又是一个熟悉边境作战的战将。高骈就这样带着曾经的这些光环赴任安南，在到达暂时的治所海门后，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着进军安南的准备。在高骈看来，安南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所以他不想贸然出兵。但当时的监军李维周忌妒高骈立下战功，便打算借刀杀人，一再催促高骈立即出兵，高骈不得已于咸通六年（865年）带上五千人渡海先行，约定让李维周随后发兵增援，临行前高骈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此次出征必胜的信念。万里驱兵过海门，此生今日报君恩。回期直待烽烟静，不遣征衣有泪痕。可是高骈虽然率兵渡海而去，李维周却拥兵于海门不发一兵一卒，即使这样，九月间，高骈在安南南定（今越南顺城陇城乡）初战告捷。此时恰逢监陈敕使韦仲宰带领七千人马到达峰州（今越南河西省山西），高骈遂与之合兵进击南诏，屡屡派人回到海门向李维周告捷，但都被李维周藏匿不报。咸通七年（866年）六月，皇帝李漼见高骈赴任以来杳无音讯，内心感觉十分奇怪，便下诏向李维周询问。于是李维周趁机诬奏高骈“驻军峰州，玩寇不进”。李漼当即大怒，下令以右武卫将军王晏权代高骈镇守安南，召高骈回京准备加以治罪。事实上，就在李漼下达诏令的同时，远在安南的高骈已经屡次打败南诏大军，并包围交趾城。十月，高骈围攻交趾城十几天，眼看破城在即，却突然受到王晏权接替自己的碟文。王晏权说自己是奉皇帝诏令与李维周率领大军从海门出发前来接任，让高骈立即返回。高骈无奈之下，只得暂时将军务转交给韦仲宰，带上麾下百余人北归。在此之前，李维周一直没有回音，韦仲宰派部下王惠赞，高骈派小校曾兖，让两个人带着捷报渡海回去报捷。二人行舟海上时，忽然发现远处盛张旌旗的大船队经过，两个人经过询问，得知是监军和新任的安南经略使，王、曾顿时明白是李维周和王晏权的船队，一旦让他们发现自己，一定会扣留两个人，然后夺走捷报。于是两个人决定转舵藏在岩石之间，等船队过去后，他们再直接赶回长安报捷。皇帝李漼得到高骈的捷报后，顿时喜出望外，立即撤销治罪的诏令，下令加封高骈为检校工部尚书，继续镇守安南，高骈回到海门后，接到皇帝陛下的诏令又马不停蹄地漂洋过海，赶回安南。在高骈赶回海门期间，李维周和王晏权来到交趾城下，继续高骈没有完成的任务。可是王晏权生性怯懦，凡事都听李维周的指使，不过因为李维周在军中缺乏威信，诸将全都不出力，因此攻城不力，以致南诏守军趁机逃走大半。等到高骈回来后，重新激励和督促将士们攻城，很快便攻克交趾城，南诏军被迫退出安南。收复交趾城后，高骈在当地恩威并施，逐渐安定安南的土著居民，《旧唐书?懿宗纪》记载：“自李琢失政，交趾湮没十年，蛮军北寇邕容界，人不聊生，至是方复故地。”高骈主政安南期间，重新修筑交趾城以加强防务，又疏浚广州到交州的漕运水路，以保障军粮的供应，可以说在帝国的西南边境筑起了一道屏障。安南的问题在高骈的努力下，终于重新恢复平静。但南诏并没有就此消停，在看到安南地区不易攻取后，他们接下来转战大唐帝国的西川边境，开始在那里生出事端。西川战乱咸通七年（866年）十一月，皇帝李漼在《大赦文》中一方面要求安南、邕州、西川等诸道军队各守疆界，不要去招惹南诏；另一方面又为南诏传递信息，告诉他们如能与大唐重修和好，朝廷会和以前一样善待南诏，一切既往不咎。应该说，这是当时朝廷上下想恢复与南诏友好关系的一种努力，从安定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决策。但是南诏方面却欲壑难填，加上唐朝边将压迫边境土著居民甚重，所以南诏从安南撤退后，并没有就此罢兵，而是转战西川一带继续侵扰唐境。对于南诏的动向以及如何加强对西川的防御，时任凤翔少尹的李师望上奏，认为巂州是对抗南诏的要冲之地，而成都距离巂州遥远，难以节制，请求建定边军，屯重兵于巂州，并以邛州（今四川邛崃）为治所。事实上，邛州距离成都不过一百六十里，而距巂州则有千里之遥，在那里设置定边军与在成都节制巂州并没有什么差别。李师望是为了谋求出任专制一方的统帅，才提出上述建议。但皇帝李漼对当地的地理情况根本不熟悉，在没经过调查的情况下，盲目下诏委任李师望为巂州刺史、充定边军节度，并兼任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观察使，将一大片边境地区划归其管理。李师望大权在握，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后，为了邀功请赏，开始有意挑起与南诏的冲突。早在咸通七年（866年）三月的时候，南诏王便派遣重臣董成等十九人为使者前往成都。按照惯例，由于南诏对唐朝称臣，其使者面见西川节度使时要行跪拜礼，因此当时西川节度使李福要求董成等人按照惯例行礼。但董成却认为，如今南诏国主已经称王，双方是平等关系，不应该再行跪拜礼。双方各执一词，传话者往来奔波，从早晨争论到中午也没有结果，李福大怒之下，下令鞭打董成等人，并将其十九人全部下到狱中。不久，朝廷改派河东节度使刘潼为西川节度使，刘潼到任后，立即释放董成等人，皇帝李漼下诏召董成等人进京，给予丰厚赏赐，慰劳一番后遣还南诏。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南诏王派使者杨酋庆前往成都为释放董成一事道谢，但此时已经大权在握的李师望却一心要激怒南诏而求功，便将杨酋庆杀死。当时西川很多将领怨恨李师望分割了自己巡管的邛、巂等州而另立定边军，这些人出于争权夺利的私欲，利用李师望擅杀杨酋庆一事，暗中勾结南诏，让其寻机入侵边境。不久后，李师望因为政残暴，聚私货以百万计，最终导致西川将士怨怒，被朝廷召回，改任窦滂为西川节度使。但窦滂是个比李师望更加贪婪的人，此时南诏虽然还未大举入侵西川，但西川边境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通十年（869年）十一月，南诏王酋龙终于做出了大举入侵唐境的决定。当月，他亲率数万大军进攻巂州，定边军将领安再荣见南诏军声势浩大，不得已退守大渡河北岸，与南诏大军隔岸相持近十天。在这期间，南诏大军在酋龙的指挥下，分兵突至嘉州界内的沐源川，窦滂派五百人前去抵抗，结果全军覆没。南诏士兵顺势穿上唐军的衣服，装扮成唐军败兵到青衣江招呼渡船过江。南诏军队用这种方法攻下犍为县（今四川犍为县），并一路纵兵焚掠陵州（今四川仁寿）、荣州（今四川荣县）二州之境，不久后，南诏大军在嘉州南山上的凌云道集结，与嘉州城只有一水之隔。嘉州刺史杨忞与定边军监军张允琼带兵据水抵抗，酋龙出奇兵从东边的渡口潜渡过江，夹击唐军，唐军大败，嘉州失陷。当时在大渡河畔，窦滂亲率人马增援守军，酋龙假装派人求和，乘窦滂与使者谈话时，指挥大军乘船强渡过河，唐军急忙列阵抵抗，暂时遏制住南诏的进攻。窦滂无勇无谋，见势不妙，首先假装自杀，被部将劝解后，又趁部将准备出战时，弃军只身逃跑。幸好其手下三员部将稳住阵脚，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于当夜突袭南诏大营，趁乱带兵撤出大渡河。此后，南诏大军乘胜攻陷黎州（今四川汉源）、雅州（今四川雅安），而唐军溃退之下沿途焚掠，以至于邛州的军用物资都散落于乱兵之手，百姓尽皆四散逃亡，当南诏大军到达邛州时，那里已经基本上成了一座空城。西川百姓听到南诏入侵的消息后，争先恐后地逃往成都，不过，酋龙这次入侵西川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劫掠财物，所以没有长驱直入。他们一路上忙于劫取财物而处处停留，很多士兵因为抢得大量金银财宝而不愿意继续行军，从而影响了南诏大军的行军速度，因此，西川百姓绝大部分可以扶老携幼地进入成都。当时成都只有子城没有护城壕，大量的难民蜂拥而至，只能席地而坐。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卢耽面对如此窘境，急招彭州刺史吴行鲁和前泸州刺史杨庆复作为助手，成立应急小组共同筹备成都防务。除了必要的加强城防之外，针对西川军队战斗力不强的现状，卢耽张榜从军中招募一批骁勇之士，承诺给予优厚的物资供应以及相应的军职，用这种方法从中选出三千人，称为“突将”。在卢耽筹备防务期间，南诏大军进逼定边军北部边境新津，距离成都所在的蜀州只有七十里的距离。卢耽几次派人与南诏讲和，又遣使向朝廷告急，请求朝廷也派人来讲和，以作缓兵之际。酋龙看到卢耽态度恭谦，认为是个可以招抚的人，于是命令大军稍作停留，卢耽因此赢得了加强成都防务的宝贵时间。正月十日，南诏大军兵临成都城下，酋龙自信稳操胜券，派人挑着彩幕到城南炫耀，扬言装饰城中隋朝时建立的蜀王厅，准备入驻其中。在此之前，朝廷任命左神武将军颜庆复率诸道人马数万人进入西川救援，卢耽派人前往汉州等候和催促援军及时赶到。此时已有一万人陆续到达汉州，窦滂也整合残兵败将四千人来到汉州，这些人马仓促整合在一起与南诏大军交战，结果遭到失利，不得不拒守汉州，等待大批援军的到来。但是，窦滂因为想减轻自己弃守定边军的罪责，巴不得西川各州相继陷落，所以每当援军到达一批，窦滂都会煽风点火地告诉他们，南诏大军多于援军数倍，援军远道而来，不宜立即与南诏大军交战。结果导致这些援军们放缓步伐，耽误了援救成都的时间。虽然援军未至，但在卢耽等人的指挥下，成都将士依旧竭尽全力坚守城池。二月一日，南诏军队动用云梁、鹅车从四面攻城，唐军在城上用钩环将云梯、冲车拉近后，泼油点火焚烧，然后又派“突将”出城袭击南诏军营，杀敌两千人，南诏大军暂时撤退十里。在此后的十几天里，南诏军队多次攻城，卢耽带领守城军队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一次又一次挫败南诏军队的攻城行动。直到二月十二日，朝廷才传来贬黜窦滂的诏令，同时命令颜庆复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全权指挥援蜀诸军。当时颜庆复率军在成都北面四十五里处的新都与南诏军队交战，经过惨烈搏杀，颜庆复终于带领援军杀开一条血路，进兵至距离成都三十里处。正在包围成都的南诏军队得知唐军大批援军到来后，为了避免腹背受敌，酋龙下令解除对成都的包围，于夜间撤回南诏境内。朝廷在任命颜庆复为剑南东川节度使的同时，命令右武卫上将军宋威屯驻绵州（今四川绵阳）、汉州以为后继。宋威乘胜首先攻至成都城下，而且想要继续带领部下追击已经撤军的南诏军队，可是颜庆复担心宋威的功劳超过自己，于是命令宋威撤回汉州待命。事实证明，当南诏大军走到新津（今四川新津县）时，因为河水暴涨，一时间造桥不及，整个大军滞留新津达到三日之久，如果唐军能够追击，一定会大有所获。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蜀地的百姓知道整个消息后，十分怨恨颜庆复（“蜀人恨之”）。不过公正地讲，颜庆复虽然嫉贤妒能，但对成都的防务还是丝毫不敢懈怠，他让当地守军增强防备力量，在城门之外修筑垣墙作为遮护城门的一道屏障，并深挖三丈的护城壕，在城外斩木为排杈鹿角，同时修建驻军营房，在城上建立警戒室。后来，南诏得知成都守备森严，不敢再轻易进犯成都，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颜庆复还是有一定功绩的。为了收复安南和防守西南边境，朝廷付出了巨大代价，最明显的就是财政危机继续加重。本来晚唐的中央财政已经处于入不敷出的困境，宣宗李忱在位末年，天下的税费收入每年是九百二十二万缗，但用于正常开支的“常费”就达到三百余万，战争费用不包括在其中，有司只能抽取下一年度的税费来接济本年度的开支。可以说，当时的财政已处于卯吃寅粮的境地。更为严重的是，南诏的入侵加剧了晚唐的社会动荡，战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而且对于心理的伤害极为严重，就连皇帝李漼也不得不承认与南诏交战是“劳我士卒，兴我甲兵，骚动黎元，凋残转甚……”因此，在南诏不断侵扰西南边境的同时，由戍边士卒哗变发展而成的两淮农民起义就不是偶然事件。第三章两淮起义积重难返两淮起义的原因十分复杂，戍边士卒哗变是一个导火索。如果将这次起义放在晚唐历史的大背景下去探讨，其深层原因在于，当时对百姓的赋税已经到了苛重无度的境地。皇帝李漼在位时期，两税法已经在帝国境内实行了五十多年，不仅弊病丛生，而且积重难返，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赋税

是要搞肯听他话的“国会”和“宪法”。这个“国会”就是他想出来的花样——“政治会议”，“宪法”则是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在将国会解散后，袁总统意犹未尽，下令将地方议会也一并解散。对于这条命令，各省的都督，尤其是那些军人出身的都督，都高高兴兴、漂漂亮亮地把活给干完了，毕竟谁也不想受到议会的限制。袁大总统在炒掉国会议员们的同时，也有人炒他的鱿鱼。“名流内阁”的总理熊希龄和司法总长梁启超二位同志辞职了。这两个来自进步党的人虽然协助袁大总统干掉了国民党，但他们也有底线——维护共和体制。两人眼见无力阻挡老袁与共和渐行渐远的脚步，同时也出于害怕被老袁拖下独裁专制的浑水一起完蛋的担心，于是先后向袁世凯提出辞职。“熊凤凰”熊希龄先提出辞职，态度十分坚决。袁大总统再三热切挽留，最后见自己使起来很爽的这把枪去意已决，也只好放“凤”归山。湖南才子“熊凤凰”拜相还不到半年，除了给老袁当枪使，基本上什么事都没干成。受此挫折后，熊希龄也就绝意仕途，转而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去也。这倒是他擅长的领域，他最终成为民国著名教育家和慈善家。熊希龄刚辞职，梁启超也向袁总统提出辞职：“我身体状况不佳，实在是干不动了，请允许我告老归田。”袁大总统照例热切挽留，他对梁启超说：“你也是老同志了，还是应该为建设新民国实现现代化出一份力啊。这样吧，考虑到你的身体，你就在‘全国币制局’挂个总裁的职务吧，帮忙出出主意。”梁启超不好意思拒绝，只好答应。打发了熊希龄和梁启超之后，袁大总统把内阁改为政事堂，并请来老兄弟徐世昌坐镇。其职务是几位著名的美国政界女性——奥尔布赖特、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干过的。对，就是国务卿。这个政事堂设于总统府，是总统府的下属办事机构。至于国务卿徐世昌先生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准确领会和贯彻落实领导——袁大总统的意图，搞好上传下达，兼顾起草重要文件，提出具体建议，为领导做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本是用来制衡大总统的内阁，居然成了总统府的一个下属机构，袁大总统可真是啥都敢想啥都敢干。在袁大总统的大刀阔斧之下，民国初年的共和民主气象几乎一扫而空。不过在袁大总统砍下的这几刀几斧中，最拉风、最帅气的应该是那个为他自己量身定做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帅在何处呢？其一，大总统的任期一任十年，长得过分且不说，还可连任，而且连任几次也无规定，几乎可以理解为终身制。其二，现任大总统有权推荐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只需把候选人的名字用嘉禾金简封着，密储于大总统府的金匮石室中，等大总统死了，再去开启。袁世凯搞的这套东西，其实就是雍正皇帝搞过的秘密建储。只是如此一来，袁大总统的总统之位是传妻还是传子，谁知道？难道袁大总统想搞世袭制？至此，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袁世凯都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终身制元首。削兵权通过一系列被后人疯狂诟病的行动，袁大总统终于成功地解决了个人的前途问题，实权大为增长。搞定了政治架构，袁大总统总算有空腾出手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收军权。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猛人们大都逃不过这个结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只不过有的人心黑，不把人命当回事，像朱元璋，把一起创业的兄弟们杀了了事。而有的人仁厚，像赵匡胤，用谈判解决问题，杯酒释兵权，在饭桌上软硬兼施，温柔地削掉创业元老们的兵权。结果这些人还能回家做富翁，安享晚年。好在袁大总统打算向赵匡胤学习，因此袁大总统的两位金牌打手——段祺瑞、冯国璋同志不必太紧张。袁总统第一个要收拾的目标是段祺瑞。因为他发现段祺瑞近年来实力猛长，隐隐有些不受控制。这几年，虽然内阁的新陈代谢很快，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位置始终不动如山。权欲就此在段祺瑞心中猛烈地膨胀。拉帮结派不说，军官的提升或降黜也往往由他擅自决定，所提拔的人又多是他的门生和部属，如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等，再也不征求老大哥袁世凯的意见。虽然袁大总统感受到了来自段祺瑞的强力威胁，但一时半会儿也琢磨不出什么好办法。如果粗暴地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一职撸下来，那会对不住老兄弟。如果更加粗暴地对段祺瑞的军队直接下手，那更对不起老兄弟。此时，一个日本顾问站了出来。解释一句，晚清民国时期流行“以日本为师，向日本学习”，因此有许多稍有本事的日本人都来中国淘金了。此人叫坂西利八郎，他给袁大总统出了一个主意：“大总统，你可以成立一个叫‘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机构，功能类似军机处，地位同政事堂，一文一武，比翼双飞。如此一来，大总统可以光明正大地一统陆军、海军、参谋三部军权。这样的话，陆军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到时就可以把段祺瑞安排到办事处当办事员，从武将变成文官，间接地削去所有军权。”袁世凯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当即付诸行动，并给了出主意的坂西利八郎先生相当的权力参与其中。这个日本人就此粉墨登场。袁世凯这次可看走眼了。坂西利八郎先生的真正身份是日本间谍，而且是日本驻中国的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本人可能没有什么名气，但他徒弟土肥原贤二的名字可是大名鼎鼎。这师徒二人策划了不少惊天大案，后面会细讲。反日斗士袁世凯同志不仅没能识破其真实面目，还以汉武帝时去西域扶贫的班超为原型，给这个家伙起了一个高尚的中国名——“班志超”。虽说袁世凯被日本人耍了一回，但好在陆海军统帅办事处顺利地在1914年6月成立了。接下来，袁总统把段祺瑞从湖北召回来，给他另找了一个位置：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办事员。办事员听起来是寒酸了些，其实政治地位还是挺高的，大概相当于清朝的军机大臣。为了不让段祺瑞太过失落，袁总统把一度“退隐”的王士珍也召回来做了常务办事员，相当于领班军机大臣。袁老大的难处和良苦用心，段祺瑞可没心情去领悟。他极其不爽老大的削权行为，他要用非暴力不合作来表达愤怒——不去办事处上班，就宅在家里，情绪不好的时候骂袁老大发牢骚，情绪好的时候就下围棋。据说就是这段时间，段办事员的围棋水准噌噌地猛涨。由此看来，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把威胁最大的段祺瑞拿下后，袁世凯开始想办法解决各省都督。军民分治袁大总统和他的顾问团队经过深刻思考，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不错的解决方案。袁世凯先是下令各省另设一个民政长（省长），后又把都督改为督军（省军区司令）。督军只能分管军事，不能兼任地方政府职务，也不能介入地方事务，彻底失去了行政权。所谓行政权，无非是管人、管钱、管物，谁控制了这三项以及军队，谁就有了造反的实力。但是，照袁大总统现在的搞法，有心造反的人可得好好盘算一下成功率了。总之，那些都督们的实权大为缩水。袁世凯的这个做法，说白了就是军民分治，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估计这是由于袁世凯自己玩多了军人干政，在见识到了军人干政的巨大破坏力之后，特别害怕手下的都督们也有样学样，对付他袁大总统，所以不得不提前把这种可能性消灭在萌芽之中。但袁大总统的这一做法引起了新的麻烦，因为他的北洋军核心将领大都在这支权力大幅缩水的大军之中，如老兄弟冯国璋就从江苏都督变成了江苏督军。虽然从长远来看，军民分治的决定于国于民都有利，是一件大好事，但前提是那些手握枪杆子的军官们必须为此做出一些牺牲——让出手中的权力，舍弃眼前的利益。放弃眼前的利益换取将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抉择往往是极为痛苦的。因为大部分人都宁可抱着手上的那点家当等死，也不肯为前方的那张大饼去奋斗。毕竟眼前利益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甚至摸得着的，而长远的利益却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因此，那些时刻盯着自己的利益得失，舍生取义、心怀天下只是偶尔想想的北洋军军官，尤其是以冯国璋为代表的众督军，心中开始对袁老大生出怨愤。当这些怨愤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关键时刻爆发。不过袁世凯顾不了这么多，能削掉军权就行。接下来，袁世凯从“模范团”之中挑选了一些“团员”充实到地方各省，做各督军的副官或掌实权的高级军官，制衡称霸地方的督军。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些“团员”的角色定位有点像后来国共两党的党代表或政委。简单解释一下模范团的由来。模范团本质上就是一个军官培训班，核心培训内容是思想教育，是太子爷袁克定同志的杰作，本意是帮助老爹巩固军权。走完这两步，事情还没有完，因为袁大总统还有一个方式简单粗暴但效果良好的狠招要使。袁总统设置了一个“慈善”机构“养老院”——将军府，用来安置“二次革命”结束后从全国各地被撤职的那些令他不放心的都督。从割据一方的土霸王变成“将军府”里毫无实权的顾问，没有人不觉得失落。名气很大的云南都督蔡锷也不例外，只能靠遛弯散散心中的郁闷。只是没想到这一遛就遛到了八大胡同，在那里遇到了红颜知己小凤仙，留下一段传奇……这一番连削带打后，袁总统才算罢手。第十三章“诈尸”前的宁静

“二十一条”

寨山的考古发掘成果公布以后，引起了世界注意，当时的日本学者也在研究“滇王之印”。根据西汉的典章制度，印的称谓是很讲究的。在中原地区封的这些王，应该是叫做“什么王之玺”；内地的侯，就叫做“什么侯之印”，而中原周边的这些藩国的王，一般就叫“什么王之章”。只有滇王这个很奇怪，它既不叫做玺，也不叫做章，而是用了一个相当于内地的侯的称谓，叫做“滇王之印”。这应该很特殊吧？马文斗：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滇国很奇怪，而且滇国和汉朝的关系也是非常特殊的。王鲁湘：到底是什么关系？马文斗：早些时候，汉朝想通过这个地方去印度。张骞出使西域，就听说这边有条路可以通向印度。后来，汉朝就派使者去西南，想打通这条道，结果没有走通，因为滇国有一定的势力。于是汉朝就派兵打，打了几次都不成功。一直到了元封二年，才把滇国打败，然后开进去。有学者认为，这个印是应急性质的。换句话说，平抚的汉朝官员不一定会提前想到带着汉王朝印，可是这边的使节通过各种渠道和汉朝通了气以后，可能就在四川单独制了一个印来安抚这边的民众。而且我们现在发现，滇王之印的制作也并不是那么细致工整。王鲁湘：好像有点草草而成。马文斗：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印可能是汉朝官员受汉王朝委托，在附近找了家金店做的，用来安抚当地民族。当时任何人都不敢私铸印章，因为私铸印章要砍头的。这个“滇王之印”的铸造或许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可以肯定的是，他既然铸造，肯定有依据，但是最后做得怎么样，这个也不为人知了。对我们的考古工作来说，“滇王之印”的出现，最多相当于打开了一扇了解滇国的大门。尽管金印的出现将传说中的滇国拉回了现实，但更多的问题也随之摆在考古学家面前。滇国既然是“国”，那么它的都城设在哪里，怎么才能找到它？王鲁湘：它的国都到底在哪？马文斗：目前还没有找到。我们在石寨山附近做了很多考古勘察，没有发现大型的建筑遗迹。作为一个都城的话，它起码要有一定的城池，要有居民居住的地方，要有皇宫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没有找到。直到去年，我们进行航空勘测，才发现在现在的晋宁县老县城附近，有一块城池遗址，但还没有经过最后确认。虽然如此，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墓地规模有这个墓这么大。也没有发现有任何遗迹表明，除了这个滇王以外，还有其他比较大型的滇王遗迹存在。王鲁湘：应该有好几代滇王吧？但是目前我们只找到一个滇王。马文斗：只找到一个滇王墓，就是尝羌这个墓。很奇怪的是，它前后延续了将近五百年，我们对它的整个王朝、它的典章制度、它的王位沿袭什么的，却都不清楚。王鲁湘：因为没有文字嘛。马文斗：对，所以只能靠一些零散的记载和不多的发掘去推断，比如，通过反映战争场面的一些雕塑，一些贮贝器上面的器盖和纹饰来确定它的历史。由于资料的匮乏，所以到现在为止，滇王的世系还是滇国的一个大谜。二、李家山初次发掘在此后的几年里，这批精美的青铜器被文博人员不断地翻来看去，然而，渴望找到更多蛛丝马迹的专家们却迟迟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正在他们为此困惑不已的时候，有人忽然间联想起距离此处只有几十公里的江川县李家山。李家山早期零星出现的青铜器此时不断地提醒专家们，如果这里同样埋藏着滇国的秘密，那么摸摸李家山的底，会不会就能找到更多想要的答案呢？然而，期待才刚刚萌芽，云南省的考古工作便因为“文革”的到来被迫中断。王鲁湘：江川的李家山和晋宁的石寨山，它们的距离有多远？张新宁35：如果我们沿公路走，两个地方大概相距四五十公里。王鲁湘：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们云南人所称的“坝子”吧？就是两个比较大的盆地。张新宁：云贵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在这个高原上边，由于自然的地质变化等原因，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山间盆地。这些山间盆地，咱们云南人叫做坝子。如果坝子里还有那么一汪湖水，那这个坝子就是上天恩赐的宝地了。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的坝子最适宜人居住了。张新宁：最适合人生产、生活、居住和繁衍。王鲁湘：那就是鱼米之乡啊。张新宁：在云南的中部滇中，这种坝子有好几个。北面的是滇池盆地或昆明盆地，有滇池；往南是澄江盆地，有抚仙湖；抚仙湖往南是江川盆地，有星云湖。王鲁湘：就是说，这块地方是最好的地方。张新宁：在古代云南，它是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李家山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1972年。那时，中断已久的云南文物考古工作逐渐恢复，专家们再也坐不住了。从1960年代中期打算试掘李家山时起到1972年，一晃就是十几年，原本存放在早街村生产队仓库里的那批青铜器据说装满了整整18麻袋，卖给了供销社当废铜处理了，这让文物工作者心急如焚。1972年一开年，考古队员就拿着工具到了李家山。起初，当地“革委会”的“军代表”以为这一群人是来收缴武斗期间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的，还不大配合，声称“县里的武器早就交完了，没有铜了。”几番解释过后，军代表们终于把他们安排在了生产队的一间破仓库里。条件是窘迫了点，可队员们却兴致勃勃。在工地上搭起临时“工棚”的那一天，大家还颇有信心地开玩笑说，一定要抱个“大金娃娃”，不然绝不回去。王鲁湘：实际上当时已经有风水的概念了。你看贵族选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整个坝子里头风水最好的地方？张新宁：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它有两个比较奇特的地方：一个是山脚下有温泉冒出来，大概是三十五六度。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勾兑凉水了，可以直接用。由于温泉的原因，早街村栽种的节令比周围的节令要早，它的庄稼也比别地的早熟。再一个，每到冬天，这个低海拔高原地区要么大雾弥漫，要么青霜铺地，但因为有了温泉地热，这个山和它周围的耕地既没有雾也没有霜。这种奇特的景观，可能是当时贵族选择这个地方当墓地的一个原因。王鲁湘：好像是上帝或者神特别眷顾的一个地方。从元月十八号开始，挖掘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清理十八号大墓的时候，一个女俑杖头铜饰露出头来，考古队员见其长发披肩，随口就说：“呀，这还是个女的”。这一喊不要紧，早街村一下炸开了锅，到处哄传李家山墓地挖出来个大姑娘，于是，附近的村民像赶庙会一样把考古工地围了个水泄不通。在逐一理清星罗棋布的墓葬时，考古队员惊讶地发现，躺在李家山上的墓主人身体均不约而同地指向远处豁口里裸露出来的抚仙湖。然而，随即出现的大批青铜器，让此时的他们来不及思考这一奇特的现象。王鲁湘：那一次考古发现，出土的东西和晋宁石寨山的东西有很惊人的类似是吗？张新宁：对，它们在埋葬习俗、出土器物上都是一致的。比如说他们都用贮贝覆盖在身上，都有贮贝器36，都有铜鼓、葫芦笙等等，都有一些动物形象的扣饰和铜杖头饰。这是同时代的其他古文化里面没有，而云南滇文化里所特有的东西。王鲁湘：还有执伞俑是吧？张新宁：对，执伞俑，男执伞俑、女执伞俑都有。所以当时就能判定，江川李家山跟晋宁石寨山应该是属于同一个古代文化，也就是说，它们同样属于古代的滇文化。然而因为没有文字，这些贮贝器、铜鼓和青铜兵器主人的身份无法得到证实。这让考古队员多少有些失望，就在他们流连惆怅之际，李家山二十四号墓给了他们一个意外惊喜。日后，几乎成为云南象征之物的青铜重器牛虎铜案出土了。当时，附近老百姓盛传，墓地里挖出来一头活牛，还会叫。1972年5月初，首次发掘结束。云南省考古队共发掘滇国墓葬27座，出土青铜器1700多件，特别是牛虎铜案，带给李家山乃至云南文博界的震撼不言而喻。随着越来越多的滇国青铜器浮出水面，那些奇特的器形，写实的场面，正在透露出越来越多的信息……然而，裸露出来的真相却依然扑朔迷离。既然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滇人的主体民族是什么？他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如何？由于滇国没有文字，考古学家把目光转向了这些已经出土的青铜器上。牛虎铜案牛虎铜案牛虎铜案是由青铜材料铸成的案祭礼器。其造型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以及维系种族繁衍的努力。这个铜案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它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稀世珍品。张新宁：整个李家山等级最高的应该是五十一号墓，但五十一号墓是西汉中期的墓葬；而出土著名的牛虎重器的二十四号墓是战国时候的。王鲁湘：差不多比五十一号墓早了一两百年。滇国标志性的东西就是这个牛虎铜案？张新宁：对。出土的时候已经压碎了，有三百多个碎片，所以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也认不出究竟是干啥用的。回来再整理的时候，有些变形了，就把它矫形，焊接，缺的地方用新的铜片去补，修复之后，才知道它的器形。祭祀铜鼓马文斗：目前我们发现的滇文化最主要的代表性墓地有三个，出土的文物大概有四万多件，它们印证了整个滇王国的存在，而且它是作为一个文化区域存在的。这是一个祭铜鼓的场景，那时的滇国人认为铜鼓是神，在每次使用之前要祭祀，要用人血在上面泼洒。王鲁湘：等于把几个铜鼓摞起来了。祭祀铜鼓祭祀铜鼓内景马文斗：对，把这些铜鼓摞起来再祭祀，我们叫做祭铜鼓贮贝器。你看旁边有很多人在跪拜，旁边的柱子上面杀了一个人，有的人头都被砍掉了，就是为了祭祀这个铜鼓。你再看，贵族富人坐着一个轿子，旁边的人看见以后要下跪，这就有很多和汉文化接近的东西了。这表明，当时滇国有完整的礼仪和礼制。如果没有的话，人不用看见贵人就下跪的，这和当时官府出来以后鸣锣开道，要回避、肃静，是一样的意思。还有很多场景，你看，这个卖东西的拿着东西在卖。王鲁湘：对，这个人蹲在地下挎着篮子，篮子里头肯定有什么东西。马文斗：所以它反映的生活信息和留给我们的历史信息非常多，这就是活生生的史书啊。这些青铜器，特别是它的立体雕塑和纹饰，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证据。它的内容和题材囊括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滇国的历史，比如它的舞蹈、文化；服装、家庭用品；典章制度、等级制度；宗教信仰、图腾崇拜；战争场面等等。但因为它没有文字，所以没法记载下当时发生的事情，没法记载历史进程的层次、规程和整个场景，因而转用实物来表现。王鲁湘：等于是以图记史了。马文斗：他们企图把这个东西留下来，告诉后人，过去的战争是什么样子的，祭祀应该怎么做，织布、生产活动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当时它的题材也有限，艺人在做这些工艺品和器物的时候，用的题材多数是自然的题材。他们毕竟要表现一些他见过的东西，不然是做不出来的。这个工匠可能见过祭祀场面，他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就把它记下来了。战争贮贝器战争贮贝器两千多年前，精通青铜制造技术的滇人在富庶的滇池岸边择湖而居，他们的青铜铸造工艺，尽管在操作技术和器材设备上并未发现有何特殊，但浇铸如此庞大的青铜铸件，所需工序之复杂，所费心力之深，可见一斑。在这个既写实又灵活的圆雕战争场面中，我们似乎可以寻到些许两千年前滇人实际生存的痕迹。马文斗：过去我们对古代西南民族的衣冠都有争论：他们梳什么头发，穿什么衣服。大批文物出土以后就不用争论了，那个贮贝器上面直接就有。根据研究，这个贮贝器表现的是当时滇国人和昆明人打仗的场景。滇人在昆明区域，昆明人反而在大理区域，两个部族在打仗，他们的发型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滇人即便穿金盔金甲什么的，他们也是没有鞋子的。王鲁湘：都打赤脚。滇国墓地共出土贮贝器60余件，这些以丰富圆雕著称的古代“存钱罐”，是滇国青铜器中独有的器型，也是使滇国青铜器享誉世界的功臣之一。在那个遥远的青铜时代，这些形象生动的贮贝器，正是主人身份与财富的象征和见证。王鲁湘：古代的时候，贝在有些地区是作货币来使用的。那么当时在滇国，贝也是作货币使用的吗？马文斗：对。云南很特殊，由于环境相对封闭，而且离大海很远，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据我们目前所知是从西周一直到明代，都在使用贝币，这在全国是很少有的。按理说，云南是产铜的地方，应该用铜币，但是因为中央把钱发给地方的速度很慢，整个运输过程又非常艰难；同时，海贝在此地是一种稀有物品，可以作为衡量价值的一种体现，所以以贝为币的风俗在这里沿袭的时间非常长。王鲁湘：有点类似于贵金属。在滇国发现的贮贝器里头的这些贝，数量多吗？马文斗：大概有二十多万枚，几百公斤重。我们通过和日本合作研究后认为，这些海贝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印度洋的，一个是太平洋的，以印度洋的为主。太平洋的运输应该需要长途跋涉，到印度洋反而近一些。因为印度过去和云南是接壤的，后来有缅甸就不直接接壤了。应该说，从印度这边运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云南自己不生产，所以这就为它作为货币提供了可能。王鲁湘：对，至少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三、李家山二次发掘滇国青铜器流露出来的信息证明，在两千多年前的滇池岸边，滇人在这片富庶的坝子里持续繁衍了五六个世纪，他们的农业、畜牧业发达，冶金业繁盛，族群之间、坝子与坝子之间的交往却并不频繁。由于地理位置和土壤的关系，这些墓主人的骨骼大多成了碎片或粉末，这给辨认他们的身份和葬式等增加了难度。为了摸清滇国埋藏于地下的更多秘密，1991年，云南省考古队的专家们再次进驻李家山。那时，为了给李家山脚下的磷肥厂找到更多硅矿石，地质部门率先对李家山进行了勘探。张新宁：因为矿石埋藏比较浅，地质部门采用的是槽探法，就是从山顶向下，顺着山的垂直纵深方向，开了几十条探槽。其中有一条探槽在接近山顶部的时候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这座墓葬在勘探的过程当中肯定被破坏了。为了使它不再遭到破坏，在1991年的12月至1992年的5月这一段时间，省、市、县三级的文物部门共同组成考古发掘队，对李家山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并将试掘范围定在了上次发掘的周边区域。女性贵族的身影这一年冬天很怪，冬天打雷、刮大风，天气特别冷，江川也出现了多年不遇的下雪天。一天下午，考古队正在工作，一阵滚雷伴着大风而来，把他们的帐篷给吹倒了，支撑帐篷的铁杆子都被吹断了。那一年的李家山工地上，艰难的发掘工作随着大量陪葬品的出土变得轻松起来。在李家山古墓群的西南侧，一个不同于其他墓葬的女性墓葬坑被考古队员一铲子挖了出来。张新宁：这座69号

赋，只需3年朝贡一次。明朝立国之初，杨家甚为守法，明成祖征讨安南，明英宗征讨麓川，播州都曾出兵助战。播州成为边患，是由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在位时开始的，成化年间，播州开始“聚众寇边”，被明王朝击退，随即上奏谢罪了事，明王朝也就不予追究。从成化年间到嘉靖年间的100多年里，播州与明朝中央政府虽有摩擦，但多是小打小闹，未引起明王朝的重视。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杨应龙承袭土司后，情况迅速恶化，杨应龙本人性格残暴，在当地横征暴敛，民怨极大，他岳母一家也因得罪他而遭灭门。与此同时，杨应龙大肆扩充地盘，掠夺治下苗民村落土地，在激起苗民反抗后，又唆使苗民去袭击周围汉族村寨，挑拨民族仇杀。从万历年间开始，就有播州当地苗民控告杨应龙，明朝四川、贵州地区的官员也有人向朝廷上奏，说杨应龙有造反之心。此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为缓和土地矛盾，明王朝多次将大量无地农民向西南地区迁移，这些农民许多都是今天西南客家人的先祖。对此杨应龙大为抵制，多次组织武装，残杀南迁汉族，甚至发生了血洗汉族村落的事情。杨应龙也很有头脑，他雇佣了一个四川落地举子孙时泰为军师，像诸葛亮一样供养起来，就是这个孙时泰，不但多次给杨应龙出谋划策，还建议杨应龙伺机脱离明朝统治自立为王。虽有地方官屡屡弹劾杨应龙，但明朝政府对此，却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多次事件都是大事化小。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贵州巡抚叶梦雄揭发杨应龙图谋造反，明王朝一度把杨应龙抓到重庆受审，经地方官审判，本来判了斩首，但没想到朝鲜战争爆发，杨应龙立刻表忠心，说愿意率兵去朝鲜助战。明朝随即顺水推舟，赦免了他的死罪。没想到杨应龙回到家就变卦，不但拒绝出兵，还把播州与外界的道路全部隔断，以图死守。明王朝四川巡抚王继光率3000人进剿，却被打得大败。打赢后的杨应龙立刻耍诈，对明朝说此事是他部下所为，并把手下12人送交明朝治罪。明朝又一次上了当，对杨应龙暂不追究。此后几年，杨应龙屡次侵扰周边州县，甚至把重安知县全家灭族。但明王朝正忙于和日本和谈，没顾上管他。如此一来养虎为患，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自以为羽毛丰满的杨应龙扯起了反旗，派兵大举进犯四川地区，甚至一度侵扰到湖广。明王朝这才发现，这个反复无常的土司而今已成大患。震怒之下，明王朝决定进剿。万历二十七年一月，贵州巡抚江东之率3000明军攻打杨应龙，在宽练堡遇伏，3000明军无一生还。明军之所以两次进剿都只出动3000人，是因为此时明军精锐多集中在北方，又值抗倭援朝战争时，多线作战实在力不从心。直到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明王朝终于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播州问题。万历二十八年五月（公元1600年），曾在抗倭援朝中担任过辽东巡抚的李化龙受命，节制湖广、贵州、四川三省兵马，承担起了平叛重任。明军集结时，杨应龙继续作恶，先攻陷了四川案江，又攻克了四川秦江，令人发指的是，他在秦江搞起了大屠杀，“士民死伤万人”。明军因为兵力不足，只能分路防守，双方开始了相持。李化龙步步为营，逐渐压制住了杨应龙，到万历二十九年一月（公元1601年），明军终于兵临播州。李化龙分八路进剿，总兵刘珽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李化龙手中最大的王牌，是赶来参战的陈寅部戚家军3000人。明军节节胜利，终于逼近了播州的要塞娄山关，名将刘珽率部强攻，遭杨应龙顽强抵抗，陈寅的戚家军则发挥山地战素质，奇袭了与娄山关遥相呼应的海龙囤，明军随即一马平川，至六月完全攻破。六月初六，明军已经占据了播州大部分地区，杨应龙全家退到一处要塞内，走投无路的杨应龙上吊自杀，其狗头军师孙时泰，其子杨朝东等69人被俘，押解北京后被斩首。至此已传29代的杨家播州土司，就此终止。战后明朝在当地“改土归流”，设立府县，由中央直接统治。这场持续3年的战争，以明王朝养虎遗患为开始，以杨家举家灭族为结束，对于明王朝的西南统治，意义可谓重大。播州战后，许多同样是“独立王国”的土司大为惊惧，主动向明王朝交出政权，明朝对于西南的控制从此大大加强。三在公元159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里，明朝遭受了“双线作战”的困境，而在公元1592年的抗倭援朝战争中，明朝也遭到了同样的困境，就在日本侵朝战争发动前，即公元1592年二月二十八日，宁夏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兵祸——哱拜之乱。说到这场兵祸，就要先说说作乱的主角哱拜。他本是蒙古鞑靼人，在嘉靖年间投降了明朝，起先表现很好，曾经在宁夏总兵郑印麾下效力，因他熟知蒙古军作战特点，多次献计献策，屡立战功，职务也节节攀升，到了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已经官至宁夏总兵，在明朝武将的升迁速度里，算是比较快的了。对于他早年的行为，今天的历史书上说他“多蓄死士”，意思是他早有谋反之心。明朝在嘉靖、隆庆两朝边防吃紧，哱拜的问题虽常被揭发，可用人之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外哱拜本人也很会来事，对明朝边防将领多有结交。明朝北部边防，有吸纳蒙古族士兵入伍的传统，其中任军官的被称为鞑官，哱拜与许多鞑官都多有往来。万历年间哱拜继续升官，一直做到宁夏副总兵，成为执掌宁夏地方军政的大员，在军中任人唯亲，树立多处心腹。真正激起哱拜反心的，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河洮之变，鞑靼部窜犯青海，哱拜出兵援救，立下大功。哱拜因胜而骄，回军时竟然纵兵抢掠，遭宁夏巡抚党馨斥责。与此同时，哱拜贪污军饷事发，因他有大功，明王朝最终从轻处理，仅发文申斥了事。哱拜却因此更加怀恨，反心日起。河洮归来后，哱拜借口整顿军务，在军中撤换多名将领，换上自己的亲信，此事遭到明朝宁夏御史孙立的揭发。接到奏报的明朝，还是希望能息事宁人，因此折中处理，并未追究哱拜罪过，只以年老为名命哱拜退休，由其子孛承恩继承他“副总兵”的职务。但此举治标不治本，哱拜的造反转入了“地下活动”，大乱已经一触即发。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十八日，筹谋已久的哱拜正式发难，伙同亲信刘东洋、土文秀等人发动叛乱，先杀宁夏巡抚党馨，又逼宁夏总兵张唯忠上吊。哱拜驻守在宁夏各地的亲信们也趁机作乱，因事发仓促，明朝政府来不及反应，短短一个月间，宁夏境内只有平掳城因城防坚固，未被攻克。与此同时，哱拜也接洽了鞑靼扯力克部与土蛮部，以出让宁夏北部草原为厚酬，换取了他们的支持。有人撑腰的哱拜更是有恃无恐，在宁夏倒行逆施。宁夏本地的汉民回民土地尽被他掠夺变成了牧场，大批百姓遭驱逐屠杀。最荒唐的是，哱拜想在宁夏自立为王，手下谋士纷纷给他想“王号”，可谓狂妄之至。明王朝当然容不得他的狂妄，哱拜二月叛乱，三月四日明朝大军就前来进剿，最早负责平叛的是宁夏总督魏学曾。明朝调度的军队，多来自河南、陕西内地，都是未经过大战的“和平兵”，自然不是宁夏叛军的对手。初战受挫后，明王朝调已经退休的原大同总兵麻贵驰援，麻贵不负众望，进展顺利，很快击败了宁夏外围的叛军，明军转守为攻，将哱拜打得节节败退，不得不溃退至老窝宁夏城（今银川）。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哱拜的外援扯力克与土蛮相继派兵救援，麻贵将重兵驻扎在贺兰山，与蒙古援军血战，虽击退敌援兵，攻打宁夏城却力不从心，战局一下子进入僵持。久攻不下时，明王朝再出重手，调山西总兵李如松平叛，他是原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长子，可谓将门虎子。明王朝还开了一个先例，命李如松提督宁夏，这是明王朝第一次由武将提督军队。先前作战不利的魏学曾也被撤换，由叶梦雄接任。在军队上，明王朝调集精锐，蓟州的戚家军，辽东的辽东铁骑，宣府、大同的宣大精骑，尽皆调至宁夏，可谓志在必得。至七月，明军已将宁夏城团团包围，与此同时，在贺兰山打援的麻贵也捷报频传。七月十二日，麻贵以戚家军为先导，捣毁了蒙古援军的大营，并一路追杀70里，差不多全部消灭鞑靼援军。至此被明军包围的宁夏城，已然成了一座死城。哱拜的抵抗相当顽强，宁夏城是九边重镇，城防坚固，且配有数十门火炮，明军强攻两月，伤亡惨重却始终无法破城。李如松想尽办法，用麻袋堆积登城，被打退，命部队挖掘地道，反被哱拜灌水，李如松干脆铸造堤坝，放水淹城，整个宁夏城成了一片泽国。弹尽粮绝之下，哱拜终于支撑不住了，九月十七日，明军趁水发动总攻，哱拜仓皇逃窜，被明将杨登文阻截，哱拜之子孛承恩被生擒，明军趁势进入城内。哱拜走投无路下，在家中自焚而死。至此宁夏之乱平定，得胜的李如松以及辽东军，也得以从宁夏抽身，开赴朝鲜战场。哱拜之乱，是明朝自建国以来发生的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鞑官”叛乱，明军的胜利不但稳定了宁夏的局势，更震慑了一直骚扰明朝边境的蒙古部落。宁夏战役之后，宁夏周边的蒙古部落“求归顺者甚众”，而明朝之所以能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中摧枯拉朽，打得日军狼狈不堪，也是因为朝鲜战争的参战部队，大多经受了宁夏战役的洗礼，尤其是作为统帅的李如松，宁夏城顽强的抵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才有了他吃一堑长一智，在平壤战役中声东击西，歼灭数万日军的妙笔。四比起上述耳熟能详的“万历三大征”，16世纪最后10年的明王朝，其实还经历了一场今天提及不多，却绝对重要的战争——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说到这场战役，其实和前面的宁夏战役也不无关系。哱拜生出反心的导火线，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西征河洮之战，这场战争在明朝史书里有一个名字：河洮之变。河洮之变的主角，是蒙古土默特部可汗扯力克。这个人虽不太有名，但是他的祖父却很有名——制造了“庚戍之变”的蒙古鞑靼可汗阿勒坦。阿勒坦接受明朝册封后，被明朝封为“顺义王”，明蒙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已告结束，此后双方和平往来。阿勒坦死后，其子黄台吉也承袭了对明朝的友好政策，外加明蒙之间的互市贸易，给大部分蒙古人带来的实惠，原本是战场的山西、陕西等地，早已经是一片和平景象。作为阿勒坦的孙子，扯力克承袭了“顺义王”的爵位，但他并不满意，开始了不断的扩张，一边兼并周边蒙古部落，一边开始向汉地发展。此时明朝陕西、山西等地皆兵强马壮，轻易惹不得，所以他的矛头，就对准了明朝防御相对薄弱的青海、甘肃地区。明朝中期以后，青海草原地区渐成蒙古部落的活动区域，阿勒坦可汗受封“顺义王”初期，因他在蒙古部落中的巨大影响力，尚能震慑各部，他死后，继任的黄台吉无力约束青海蒙古部落，因此明朝西部边患日重。扯力克受封顺义王后，对青海蒙古部落采取联合方式。这时候由于明蒙互市，许多青海蒙古部落皆经过甘肃参加互市，扯力克便时常纵兵抢掠，不断吞并当地部落。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扯力克进入青海，与当地部落联合，攻打西部的瓦剌部落。次年又在西宁修筑寺庙，与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发生冲突。除此以外，他们还时常打劫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各国商旅，掠夺财物。对明朝而言最严重的事情是，这些蒙古部落进入青海地区后，大肆屠杀当地原本忠实于明王朝的藏族部落，迫使他们南迁，明朝甘肃御史严振就在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上奏说：“长此以往，边境藩篱渐少，必为大患。”根据明朝兵部尚书郑洛的统计，从阿勒坦去世的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开始，至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蒙古部落多次进入甘肃劫掠，累积杀害边民2000多人。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起，明朝方面要求对青海动武的呼声甚高。但这时期西部的边患，多是小打小闹，直到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一场大的变乱发生了。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六月，自以为实力强大的扯力克和明朝翻脸了，先是4000蒙古军袭击明朝甘肃临洮、渭州、河州三地，明军严防死守，击退了蒙古军的进犯，临洮副总兵李连芳意图乘胜追击，反中了蒙古军埋伏身亡。一个月后，蒙古军又攻打河州，河州沦陷。蒙古军在进攻西宁时遭到西宁守将李奎拦截后，一番激战击毙李奎。短短一个月间，明朝两位总兵战死，5座军镇沦陷，边境军民死伤无数，一时间“西北大震”。边报传来，明朝上下群情激奋，小小扯力克，竟然敢打天朝的主意，如此耻辱败仗怎堪忍受？各级官员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调重兵至青海平叛。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因战败免职，原宣大总督郑洛接替。同时明朝还停止了与扯力克之间的“通贡贸易”，对扯力克进行经济封锁。眼看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要爆发，此时，一个改变战局的人物登场了——郑洛。对蒙古人来说，郑洛是个老熟人了。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1572年）阿勒坦在山西接受册封，与明王朝化干戈为玉帛时，郑洛就是山西参政，这以后又做过山西巡抚，一直在和蒙古人打交道，蒙古人的内部情况非常清楚。正因如此，面对朝野上下一派主战的呼声，他却非常冷静。他到任后，并没有立刻集结重兵发起反击，反而给扯力克使“阴招”。十月抵达兰州后，第一件事就是切断青海与河套草原之间的一切通道，断绝两地蒙古部落的联系，同时警告河套地区蒙古部落，谁敢帮扯力克闹事就治谁。盘踞青海的扯力克，一下子成了断绝外援的孤军。另外派人在青海各地蒙古部落里广发告示，重金悬赏缉拿扯力克等人，并声明“胁裹者无罪”，引得不少部落纷纷投诚。接着郑洛又拉拢青海当地受扯力克欺压的藏族部落，给予优厚的赏赐，策动他们协同明军作战。当然舆论攻势也没少，青海当地纷纷传言，明朝大军来了，有50多万……几番攻势下来，扯力克势力大减，原本和他合伙攻打甘肃的火筛、脱脱等部落，不是仓皇逃窜，就是向明朝投降，诸路蒙古部落也纷纷和扯力克划清界限。原本被扯力克赶离青海的藏族部落，也有不少纷纷北归，甚至助明朝进攻。阴招使完了，郑洛又使明招，他带来的军队里，包括戚继光留在蓟州的3000戚家军骑兵，这是彼时明朝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但郑洛却不正面进攻，他把骑兵分散在青海与蒙古草原之间的各个要道上，专打扯力克的辎重队伍，打完了就走，和扯力克拼速度。从是年十月开始至次年一月，3个月里明军没打大仗，小仗却接连不断，“斩获辎重无算”，彻底给嚣张的扯力克断了奶。原本在河洮之变后牛气哄哄的扯力克，不到几个月，就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但扯力克毕竟是明朝册封的顺义王，如果消灭，又有可能激反其他的蒙古部落，郑洛的办法很简单：让他自己离开青海。他一面通过各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扯力克，一面向扯力克下“最后通牒”，声称若扯力克继续留在青海，明王朝将剥夺他“顺义王”的封号。同时他命山西明军集结边境，随时准备直捣扯力克的河套老家。利弊权衡下，扯力克服软，公元1591年一月，扯力克离开青海，回到了他的老窝。扯力克走后，滞留在青海的蒙古部落群龙无首，郑洛随即开始了攻击，当年伙同扯力克组织“联军”的巴都尔、超呼尔等部落纷纷被打垮。公元1598年，明军发动大小松山战役，攻破最后一支扯力克青海嫡系势力阿图海，迫使其西逃。至此，青海蒙古部落作乱问题彻底解决。纵观郑洛在青海7年恩威并施的过程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谋手段也不错——纪律惩罚、思想教育和个人强权三合一，操作简单，效果出色。开学的喧哗过去后，黄埔军校正式开课，蒋校长把家搬到长洲炮台，将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倾注到黄埔军校的工作中。简单地说，蒋介石同志干的是这样一份工作，没有范围，没有界限，什么都要管。睡得比猫头鹰晚，起得比鸡早，干得好没有奖金，干坏了要承担责任，简直操碎了心。总之，蒋校长为了革命事业还是很拼的。下面就来聊一聊他尽心竭力、夜以继日、任劳任怨干工作，成为业界良心的事。蒋介石综合当年从日本人身上学到的经验以及自己这些年的革命经历，总结出一个规律：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必须拥有严格的军纪，具备为革命不怕奉献牺牲的核心价值观，懂得绝对服从和团队合作。现在，蒋介石决定使用苦苦思索而得的五大绝招来完美地诠释这一规律。绝招一，以身作则，锤炼军纪。几年来，蒋介石每天清晨五点起床，风雨无阻，是第一个出现在操场的人，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宿舍、教室。谁要不按纪律作息，蒋介石不介意在全校师生面前给他开批斗大会，让他长些记性。顾祝同、刘峙这几个来自保定军校的教官有一次早晨没准时出操，结果被蒋介石从被窝中抓出来，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进行严厉地训斥和惩罚，丝毫不给面子。至于蒋介石制定严格军规，整顿军纪，严肃考勤制度，带领大家跑步锻炼身体、站队列的那一套就不多说了，参加过学生军训的同志们都理解，只是黄埔军校的执行强度是咱们学生军训标准的百倍千倍而已。绝招二，三天两头训话，对黄埔师生进行洗脑教育。蒋介石以打了鸡血似的精神头挑灯伏案写作，在经历了数十个夜晚的苦熬之后，他创作出了数十篇优秀的宣传文章，如《服从命令与军人的人格》、《牺牲为革命党惟一要旨》、《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等，以此作为激励官兵士气和增强部队战斗力的演讲材料。绝招三，自学成才，活学活用心理学。自黄埔开学后，蒋介石就频繁地找学生到校长办公室单独谈话，开展他的网罗精英计划。谈话的开场白一般就是“今天找你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看看你在学校过得习不习惯，家中遇没遇到什么困难”此类的暖心话。当然了，蒋校长也不是一味玩虚的，他也是实在人。只要学生肯提条件，他就一定满足，当然一般人也不会提过分的条件。这完全就是慈祥的长者在热情地关心小辈，哪里有校长的架子？对这些敏感而自尊的年轻人来说，蒋校长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足以让他们心折不已，并甘愿效犬马之劳。如果双方相聊甚欢，他就会接着问：你有没有字，不嫌弃的话我给你取一个？彻底地拉近关系。想想也是，名字是每天都挂在嘴上叫的，叫着叫着你还想不起蒋校长？去蒋校长办公室的次数多了，他就会跟学生深入聊一些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之类的话题，趁机判断对方是否可以拉过来。当然是拉到国民党这边来，因为那时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入党。抗日名将杜聿明就是这么被蒋介石忽悠进国民党的。可杜聿明万万没想到，在他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他妻子曹秀清却正在陕西榆林中学加入共产党，举着右手朝斧头、镰刀和列宁像宣誓。绝招四，也是最具特色的招式。蒋校长带头走时尚路线，另辟蹊径，培养师生“以塑造军人魅力凝聚军心为荣，以不重仪表破坏军人形象为耻”的荣辱观。相信有人在民国历史相关的纪录片中见到过蒋校长的那一身行头：黑色的披风、笔挺的军装、整齐的风纪扣、武装带、皮靴和白手套，一整套搭配下来，很威严很酷，让同学们是既羡慕又佩服。无论何时何地，他这身行头是不变的。即便是在凉风习习、淡月当空的傍晚，他领着幼子蒋纬国和新夫人陈洁如在黄埔岛上散步，衣着也是如此。宣侠父当然，蒋介石并非一味怀柔，若有人胆敢挑战他的权威，他绝不介意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由此，这就有了最狠的第五个绝招——“以权服人”。这一招在蒋介石处理“宣侠父事件”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黄埔军校须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即在学校成立特别党部，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可问题是，不仅特别党部的五名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除了蒋介石，其他全都是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员。也就是说，尽管蒋介石身为校长，但没有特权，还受到了强力监督。但是，蒋介石很快就从中发现了机会。蒋介石以校长、特别党部的名义下文，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蒋介石的计划是一箭三雕：一是插手党务；二是控制黄埔学生；三是防范共产党坐大。文件下发后，共产党员宣侠父迅速站出来抗议，这位蒋校长的老乡也是被指定的党小组长。宣侠父给特别党部写了一份十分正式的报告，毫不客气地把矛头直指蒋校长。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替党权，违背了孙中山“以党治军”的原则。蒋介石看见报告后，自然是气得骂了娘希匹：居然有人公然挑战我的权威！但考虑到此事非大非小，处理不好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形象，于是他以老乡和校长的双重身份召见了宣侠父。两人的谈话很快陷入了僵局。蒋介石说：念在你年轻不懂事，赶紧交代背后主使，回去写悔过书，否则开除。宣侠父是个很讲原则并且极有主见的人，不仅不写，还在收到蒋校长的通牒三天后就愤然离开了军校。临走时给同学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宣侠父所维护的，正是孙中山当作命脉的东西，而蒋介石所使的，正是其赖以掌握黄埔的技术手段。当然，蒋介石有自己的底线，他的底线就是北伐。基于北伐大局，他还是懂得让步的。如他对共产党在学生中发展党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使得黄埔的优秀毕业生中，国共所占比例不至于很悬殊。而且蒋校长有空的时候还懂得喊一喊“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口号，江湖人称“红色将军”。表面上大家其乐融融，这就使得国共两党能在最初的几年中顺利合作下去，最终成就了北伐大业。“红埔”蒋介石提拔人才时，有一些“潜规则”，如重用浙江同乡，重用对他个人十分忠诚的人，但最重要的一条一定是重用黄埔学生。蒋介石麾下的核心将领大多出自黄埔军校，象征荣誉地位的“中正剑”绝大部分送予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甚至在败退台湾时也不忘带走黄埔军校，校址迁至台湾高雄县凤山市，而且现在还在办。孙中山、蒋介石把黄埔军校办得如此出色，连毛泽东都十分眼热。1936年红军长征一到陕北，毛泽东便提出：我们要像孙中山先生办黄埔一样，办我们的“红埔”！这就是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其实，黄埔军校虽然不是“红埔”，却也为中共培养了许多红色人才。周恩来入主黄埔军校政治部之后，便建立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军队——一支以黄埔一期学生为核心的一百多人的铁甲车队，这支武装力量日后成为对抗国民党的火种。井冈山期间，包括林彪在内的约五百名黄埔毕业生追随毛泽东。整个大革命期间，红军中有约三千名骨干是黄埔毕业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衔，十大元帅中的五名——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十名大将中的三名——陈赓、许光达、罗瑞卿，均是黄埔军校学生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第十一章创纪录的惨烈直奉大决战

张作霖VS吴佩孚

。但这只是他的一块遮羞布而已。搞经济的人都懂得，凡是搞经营事业最主要的是资金，也就是经营的资本。只要是有了资本，不怕什么盛世或者乱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越是身逢乱世，倒更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换句话说，刘氏前辈的两代创业史不也是在乱世创造起来的吗？只可惜两代辛辛苦苦创起来的巨大家业，瞬间就因不善经营而败尽了。这是他对外改变经营的结果。再看看他十几年掌权期间对内理家的结果，自然也是可悲的。他自从1932年独掌大权以后，一改从前勤俭持家的作风，在家内马上大兴土木，自己的住房和卧室全部安装了卫生设备和暖气，以满足自己豪华的生活享受欲，连续购买了三部汽车，并且给自己的妻妾们购置了大量的珠宝首饰，其中大部分首饰当然是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当铺中选购来的便宜货，同时他自己也动用了大量现金购买了许多钻石。用他的话来解释：钻石是当今世界上最值钱的宝贝，因为它体积小便于携带和收藏，因此他收集钻石的事当时常被同行业的人和他的几个好友所称道。后来曾有他一个当铺中的伙计在北京文史资料上写文讽刺他，说他是：“烟枪在手，钻石在囊，头枕京津两地，脚踩十三家。”以他当时的权势和财力再加上他的权术和策略，如果都用在事业的经营上，抑或赶上了政治和经济上不稳定也不至于败到后来的惨地。主要是因为他聪明才智有余而文化不足，由于文化不足，在政治上更是一窍不通，不懂政治在动乱的社会里搞经济事业的人一定是要吃亏的。何况他在当政中远君子近小人总听不进去有识之士的忠告，在国民党统治后期，物价暴涨，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他仍在变卖家产搞当铺的复业，还想恢复他那“脚踩十三家”的黄粱美梦，最后终于到了一败涂地的境地。这就是以当业发家积聚的财富开始，以大部分家财仍还回衰败而告终。北京解放前夕的刘贡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地步，全家的生活开支完全靠变卖家里的不动产以维持。先卖全院的地毯，再拆卖全院的暖阁，然后又拆卖全院内的镜子，最后又拆卖全院的洗澡盆。等到把所有的木器家具都卖光了以后，竟然将院内的大树也锯了卖掉。当他正在发愁因房子卖不出，而没有人买就要拆房卖瓦的时候，北京解放了。马大人胡同曾有刘氏三代家族的祖产，他以特别低的价格卖给了政府。从此刘氏家族离开了这个人海沉浮可歌可泣的发源地。刘贡南在北京解放后曾两度移居天津，晚年的生活尚可维持一般，但神经有时不正常，曾数次走失，后由家人领回。于1971年病故于天津寓所，享年八十岁。

第一章(7)我的二姐刘俊卿

——包义、包平、包安、方虹口述

(一)包义、包平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