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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成熟丰满熟妇av无码区 发布时间：2024-01-06 14:11:46
FREEFROMVIDEOS性欧美古学家单独呆在房子里面思考好得多。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青铜文化在中国起源，到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的契合给了我们旷古至今的无尽想象，在近乎五千年的历史脉络里，青铜器的起源与落寞见证着奴隶制度兴衰发展的全过程，于是，那个与奴隶社会相关联的时代，被形象地称为“青铜时代”。对于这样的青睐，青铜器不辱使命，它天生超乎寻常的重量感，使它有资格承载历史的厚重。四十多个世纪过后，当我们在湖南再度凝视这些满蕴历史积淀的青铜器物之时，仍然能够从它们深厚的质地与精致的纹饰里触摸到历史的沧桑。一、湖南出土大批青铜器在一般的人印象中，湖南并不是青铜器的主产地，好像只有河南，后来发现的三星堆，以及云南古滇国等遗址才是青铜器出土的集中地。但后来人们慢慢地纠正了这个看法，就是因为在湖南发现了大量非常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四羊方尊
战定胜负。即便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要随军指挥得当，战局还不至于太糟糕。季梁对楚国人的习俗很了解，建议随侯：“楚国人以左为尊，楚王必定在其左军，其左军必定是精锐部队。请您避其锋芒，率主力进攻其右军。楚右军力量单薄，必定溃败，那时我们再集中力量攻其左军，应该可以获得胜利。”季梁这一套避实就虚的战术，与当年濡葛之战中郑军打败王军是同一个道理，应该说是一条好计。但是，少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用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腔调说：“你这是什么话，咱们难道还怕楚国人不成？这一仗，我们就是要避虚就实，轰轰烈烈地和楚国人大战一场，打得他们不敢再跑到汉东来撒野！”他非但不同意季梁的战术，还执意要将主力部署在楚国的左军对面，与其硬碰硬。随侯被少师这番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给震动了，于是坚决地站在少师这边，不愿意再听季梁的大小道理了。两军在速杞发生遭遇战。不出季梁所料，长年未经战阵的随军根本不是楚军的对手，面对楚国左军的随军部队更是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战争结果：随侯逃逸，连戎车都被楚国人抢走；少师被俘，死于楚军阵中；楚军获得了完全胜利。随侯跑得快，态度转变得更快，连夜派人到楚营认错求和。楚武王很想趁势把随国给灭了，斗伯比又站了出来（打，他谏；杀，他也谏，春秋时期的领导还真不好当），劝谏道：“老天借我们之手替他们除了少师这个祸害，随国一时还亡不了。”楚武王想着打仗的初衷就是杀鸡儆猴，既然随国打算起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听从斗伯比的建议，与随国结盟而还。所谓结盟，其实也就是将随国变为其附庸。楚、随结盟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打下了基础。自此之后，楚武王发动了一系列攻势，逐渐将汉水流域的各个小诸侯国纳入自己的掌控。公元前701年，也就是郑庄公去世的那年，楚军将领屈瑕率军前往汉东，以武力胁迫贰、轸两个小国家与楚国结盟。公元前700年，楚武王亲自率领大军讨伐绞国，绞国人闭城不出，楚军的攻势一度受阻。屈瑕几经波折找到了对方的弱点，对楚武王说：“绞国面积狭小，国人心浮气躁，不善谋略。请派樵夫到其城外砍柴，引诱其出城进攻。”楚武王听从了屈瑕的建议，绞国人果然派兵出击，第一天便俘获了三十多名楚国人。第二天一早，尝到甜头的绞军再次争相出城，将楚国的樵夫赶到山中，结果中了楚军的埋伏，被打得大败。楚武王趁机派人向绞君施压，迫使其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公元前699年，屈瑕又率军讨伐彭水之滨的罗国。斗伯比代表楚王送军出征，回来的路上跟自己的车夫说：“屈瑕此行必败，你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已经飘飘然浮在空中了，还怎么能平心静气领军作战呢？”他越想越不放心，连夜跑去对楚武王说，屈瑕带的兵不够，一定要赶快派援军。楚武王对此一笑了之，不以为然。回到宫里，还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夫人邓曼听。邓曼一听就着急了，对楚武王说：“您误会斗伯比大夫的意思了。他并不是说屈瑕带的人马不够，而是在告诉您，作为一国之君应该以诚信安抚小民，以身作则教育各级官员，以严格的律令制约带兵打仗的将领。屈瑕这些年来连续打胜仗，自信心膨胀，很容易独断专行，犯轻敌的错误。您必须亲自对其进行训诫，好好约束他的行为，才能防止这种错误的发生。您还真以为大夫不知道部队已经全部开出去，在跟您说疯话呐？”楚武王吓了一跳，暗自骂斗伯比：“你这厮有话就直说嘛，还跟老子打什么哑谜哟？”连忙派人前去追赶屈瑕大军，但是没追上。果如邓曼所言，屈瑕刚愎自用，不听任何人的意见，甚至给部下发布了一道命令：“提意见者受刑！”部队开到鄢水，也不防备敌人突袭，乱哄哄地过了河。罗国军队和当地的南蛮部族武装两面夹击，大败楚军。屈瑕自觉无脸见人，一个人跑到山里面自缢了。逃回来的楚军将领自囚于治父，等待楚武王发落。楚武王哀叹：“这全是我的过错啊。”将他们全部赦免了。作为一位领导，在出现重大失误时敢于承担责任，不推三阻四，也不嫁祸于人，就是一位好领导。楚武王统治楚国的时期，楚国在汉水流域不断发展壮大，虽未染指中原，却不断欺凌南方小国，成为地方一霸。然而，屈瑕讨伐罗国的失败，给楚武王很大打击，从此退而整修内政，富国强兵，十年未曾对邻国动武，江汉诸国得以安生十年。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楚武王的统治之下，楚国虽然崛起，力量却仍然有限，一次军事失败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元气。公元前690年，周王室将随侯召到雒邑，调查楚子熊通自立为王这件事，认为随侯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毫不客气地进行了严厉批评。凭心而论，随侯这顿板子挨得一点也不值，周王室如果管得了熊通，大可以自己去管，何必怪罪于他这个小国诸侯？退一万步说，随国好歹还跟楚国打过一仗，周王室却连一个谴责的使者都不敢派往楚国，这不是欺软怕硬么？那边，楚武王得知随侯去雒邑朝觐天子，认为这是没有将他这个楚王放在眼里，一怒之下，再一次举兵讨伐随国。随侯这回两面不是人。十年磨一剑，楚武王此举的目的不仅仅是消灭随国，也许更有一举并吞汉东诸国的意思。一时之间，江汉流域各国战战兢兢，生怕祝融的火把烧到自己头上。出征前夕，楚武王突然对夫人邓曼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突然觉得心里摇摇晃晃。”邓曼听了，半晌没说话。夫妻两个相对无言，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许久，邓曼才眼泪汪汪地说：“大王的天命已尽，水杯注满水，则容易晃出来，乃是天理使然。这是楚国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在召唤您啊！如果此去战争顺利，部队全师而还，您就算逝世于军中，也是国家的福分了。”大军出征，邓曼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本来是不应该。楚武王低头沉吟了片刻，道：“既是天命使然，我避之何益？”有学者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在邓曼这句话里已经得到了体现。而我很佩服这个女人，刚强、温柔、多情、重义、理智集于一身；也很佩服楚武王，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以一种平静的姿态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更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楚军按原定计划出发攻打随国，路程未行一半，楚武王突然发病，死在一棵樠（máng）树下。这一年，是他在位的第五十一年。他的死讯被隐瞒起来，楚军在令尹斗祁、司马屈重的带领之下继续前进，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加快行军速度，直奔随国城下。随国人被楚国人这种势不可挡的气势压倒了，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主动向楚国人求和，再一次与楚国结成盟国。司马屈重以楚王代表的身份会晤了随侯，不但没让随侯看出楚武王已死的半点迹象，还装模作样地与随侯约定，来年两国君主再在汉水之滨举行会谈。做完这些，楚国大军开始胜利班师回国，当全部人马都渡过汉水之后，斗祁等人才对外发布了楚武王去世的消息。如此国君，如此王后，如此众将，如此士卒国家想不强大都难。【坏事的背后总有一个女老爸亲，还是老公亲？一个女人如果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恐怕一时回答不上来。这就好比热恋中的女孩子时常也会问男朋友：“如果我和你妈同时落水，你先救谁？”男孩子恐怕也只好搔头挠耳，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叫雍姬的郑国女人。雍姬从夫姓，她的丈夫叫雍纠，是郑国的大夫。雍姬的老爸叫祭仲，祭仲是郑庄公、郑昭公、郑厉公三朝老臣，在郑国的地位可以用根深蒂固四个字来形容。说起来，雍姬的丈夫雍纠也是有来历的人。公元前701年，宋国的权臣雍氏绑架祭仲，逼他立公子突为君，顺便把这位叫做雍纠的子弟塞给了祭仲做女婿，目的是为了在郑国内部安插自己人，好监视公子突君臣的行为。按照这种关系，雍纠很有可能也就是郑厉公的舅舅或是表兄弟之类的亲戚。郑厉公是靠了祭仲的支持才得以上台的。但是如果纵观整件事情的始末，我们不难看出，郑厉公和祭仲之间并没有多少感情纠葛，只不过是拴在同一条绳子上的两个蚂蚱，不得已而合作罢了。等到政权稳固，宋庄公这个幕后操纵者也不能再威胁他们的时候，两个人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左传》这样记载：“祭仲专。”专就是专权，就是横行霸道，就是飞扬跋扈，就是目无主君，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祭仲为什么这么蛮横呢？第一，他是郑厉公政变上台的执行导演，如果不是他将郑厉公偷偷地从宋国带回新郑，这场政变就不可能发生，郑厉公也就不成其为郑厉公，鬼才知道他公子突在宋国的哪个犄角旮旯里颐养天年呢。换句话说，没祭仲就没有郑厉公的今天。第二，祭仲是三朝老臣，为郑国服务多年，他不但具有居功自傲的资本，而且具有丰富的人脉资源，朝中的大臣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世侄，或者是他的亲戚，总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他的群众基础很牢靠。第三，郑厉公打仗是一把好手，搞政治斗争却是门外汉。而祭仲呢？他是深得郑庄公真传的权术高手，善于揣摩人的心思，极少感情用事，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对主君保持忠诚，什么时候该抛弃自己的主子。换句话说，他能够与时俱进，不拘泥于忠君报国的条条框框。祭仲自然有其蛮横的理由，郑厉公却也不是等闲之辈，更不是甘受人挤捏的软柿子。自从登上君位的第一天，他无日不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除去祭仲？攻城掠地常用的招数——里应外合，他首先想到了祭仲的家里人：雍纠。雍纠是一个身份很特殊的人：首先，他是宋国人，到郑国的时间也不长，政治背景相对简单；其次，他是郑厉公娘家的亲戚，与郑厉公有血缘关系；最后，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祭仲的女婿，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近祭仲。站在雍纠的立场，郑厉公与祭仲，一个是表亲，一个是岳父，究竟谁更亲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是，雍纠之所以娶祭仲的女儿，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因为门当户对，而是宋庄公强行摊派给祭仲的。这是一桩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姑爷的任务是监视泰山，两个人之间又怎么会有好感呢？因此，在郑厉公与祭仲的君臣之争中，雍纠坚定不移地站在了郑厉公这边。公元前697年春天，郑厉公和雍纠商定，借举行郊祀的机会，由雍纠在路上设宴招待祭仲，并趁机刺杀。所谓郊祀，是春秋时期的一种祈祷仪式。每逢春季惊蛰前后，国君要带领众臣前往城郊举行祭祀众神的活动，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称为郊祀。在郊祀的途中，女婿请岳父喝杯小酒，想必不会引起什么怀疑吧。计是好计，但我实在搞不明白，雍纠为什么一根筋会把这事透露给自己的老婆。而他老婆雍姬得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念头也不是告诉老爸，而是急哄哄跑到老妈那里，问了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妈你说，老爸亲，还是老公亲？”按她的想法，如果老妈说“老公亲”，她就捂住嘴巴，不再往下说了。老太太撇撇嘴：“那还用说，当然是老爸亲。”“为什么啊？”老太太说了一句足以雷倒众生的话：“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这句话不难理解：人尽可夫，老爸只有一个。话说得倒也在理，只是“人尽夫也”四个字，让人看了忍不住喷饭。雍姬恍然大悟，连忙将老公的阴谋告诉了老妈。老太太吃了一惊，暗自庆幸自己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说错话。第二天早上，郑国大夫周氏家的池塘里，发现了一具浮尸，打捞上来后，虽然血肉模糊，但还是有人指认出那是大夫雍纠的尸体。周氏连忙跑到宫里向郑厉公报告。郑厉公亲自驾着马车到周家的池塘边看了一下，一言不发，将雍纠的尸体抱上车，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绝尘而去。事情败露，走为上计，他绝不拖泥带水。“谋及妇人，宜其死也。”这是他对雍纠的评价，意思是这么重要的事居然让一个妇人知道了，死得活该。然而他还是带走了雍纠的尸体，找了个地方埋葬起来。雍纠既然为他而亡，他就不会抛弃雍纠，哪怕只是一具尸体。单凭这一点，这个世界上还有他的舞台。公元前697年六月，郑国的前任国君郑昭公又回到了新郑，重新成为郑国的主人。当然，这一切还是出于祭仲的安排。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郑昭公再回来的时候，祭仲已经来回折腾着做了四朝君主的臣工。无论年龄还是精力，他都明显地老了。我们不知道郑昭公有没有发出“前度刘郎今又来”之类的感慨，但我可以肯定，他看着面前这个眼神依旧锐利、身材依旧瘦削、态度依旧谦卑的祭仲，不免百感交集。四年前，就是这个干巴巴的老头儿把自己扶上国君的宝座，屁股还没坐热，又被他赶下台来；四年后，他又派人将自己从卫国接回来，再一次送到了国君的位置上。取舍予夺，仿佛都在这老头的股掌之上。他没有对祭仲说太多，只是拍拍他的肩膀，淡淡地说了一句：“辛苦了。”祭仲将头低下去，眼角流下一滴浑浊的泪珠。谁辛苦？郑昭公辛苦，还是祭仲辛苦？也许生活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大家都很辛苦。毫无疑问，郑昭公和他的弟弟郑厉公一样，都不是善于玩弄权谋的人。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到固执的地步，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两次拒绝齐僖公把女儿许配给他的好意。他似乎总弄不明白，既然生于公卿之家，婚姻就是政治，与爱情和个人气节是没多少关系的。如果那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想必不会有这四年的流亡生涯吧？宋国人就算是想动他，也要考虑一下后果，齐僖公这个岳父老子可不是好得罪的。那样的话，不只是自己免受颠沛之苦，郑国也不会陷于混乱，父亲郑庄公的威名也不会受到损害……总之，一切都会不同。不过，如果他知道那位从齐国抱得美人归的鲁桓公是一个什么下场，也许能冲淡这种后悔。公元前706年，鲁桓公迎娶文姜的第三年，他们的爱情结出了果实——这一年九月，他们的儿子诞生了。因为出生的日期与鲁桓公相同，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同。以“周礼尽在鲁矣”而著称的鲁国人用盛大的排场迎接了这位大子的诞生：鲁桓公斋戒沐浴，以大牢（牛、羊、猪三牲）之礼献祭于列祖列宗；由国家级占卜师郑重其事地卜卦，选择吉利有福气的下层贵族人士来服侍婴儿，又挑选德才兼备、美貌的下层贵族的妻子来给他喂奶；鲁桓公、文姜和血统纯正的高级贵族公室妇女一起为他举行命名礼。大子同诞生的时候，正是齐、鲁、郑三国同盟的鼎盛时期，但是三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简单地说：郑庄公是这个同盟的“轴”，也就是核心人物；齐僖公是这个同盟的“辐”，也就是支撑同盟运转的实力派；鲁隐公本来在同盟中地位不低，但是鲁桓公上台后，三国诸侯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了：齐僖公和郑庄公仍然亲密无间，鲁桓公这位后来者却始终没有被摆到平等对话的位置上。这也难怪，前两者在历史上有“僖庄小霸”之称，鲁隐公之所以能够与这两位平起平坐，主要是因为他正直厚道，为人忠憨，受到他们的尊重。而鲁桓公既不正直，也不厚道，用了阴谋诡计杀死鲁隐公才上台，本来就做贼心虚，在两位小霸面前就显得愈发渺小，更何况齐僖公还是他的岳父，从辈分上来讲，已然矮了两位大爷一辈。对于齐僖公这位岳父，鲁桓公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06年冬天，纪武公来到曲阜朝觐鲁桓公，一方面庆贺大子同的诞生，另一方面是觉察到齐国有进攻纪国的迹象，想请鲁桓公出面，在齐僖公面前说说好话，放弃进攻纪国的念头。纪国是山东的姜姓小国，与鲁国有姻亲关系。纪武公心想，鲁国是齐国的盟国，鲁桓公又是齐僖公的女婿，找鲁桓公帮忙准错不了。但是没想到，鲁桓公听说要他到齐僖公面前斡旋，就开始捻着胡须支吾其词了，又是天气不佳又是道儿不好走又是老婆粘得紧啊…
要大宴群臣了，朕想用这些玉器，可是怕人说三道四，说太豪奢。”蔡京笑了，他理解。中国是玉的故乡，自古以来礼器、明器、国之重器如皇帝之玺，都以玉制成，哪一位皇帝身边不是玉器成堆。现在赵佶贵为天子，本身是追求完美的人，在刚刚登基大宴群臣的头几次宴会上，不使用玉器怎么像样？蔡京提了件往事。说当年他出使辽国，辽国皇帝宴请他时，特意拿出了一只玉碗，说是五代时后晋石敬瑭的旧物，不知现在南朝还有吗？言外之意，辽国在炫富，在鄙视宋朝。说来这也是事实，宋朝虽然为有史以来最富有帝国，但是帝王的生活一直节俭。不仅是生前，以仁宗为例，他连螃蟹都舍不得吃；死后更是节俭得惊人。宋代皇帝的陵墓是正朔朝代里最朴素的，秦有始皇陵，庞大震惊天下；汉有武帝茂陵，也是巨大的群落；唐朝李治、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挖山为穴，以唐朝当时举国财富的一半陪葬；明有十三陵，以正朔朝代最微薄国力营造出系统的墓群；清朝更上层楼，康熙、乾隆等人都是从即位之初就开始修坟，一修几十年，落葬时墓穴富如国库。辽国一点不差，源于习俗，他们的墓都修在深山老林里。高官贵人死后身着金镂玉衣，其式样比汉人的更精致，陪葬以丰富著称，每一代的摸金校尉都知道，挖到辽墓等于挖到了金矿。宋帝陵是最寒酸的了，第一修建时间短，每一座都是在皇帝死后才修，最多不过两年就落葬。第二陪葬最薄，只有皇帝用金器，其余的后妃，哪怕到了高滔滔的等级，也只是镀金。所以，赵佶面对玉器时很头痛，既流口水，又怕烫手，不知怎么搞才好。蔡京举的例子有些打动他，辽国用得，难道他用不得？思前想后，还真是用不得。他想起了老爸神宗，当年只是要造一座小台，就被言官们轮番问候了一个多月，那罪受的，就算挺过去，造好了到台上去玩，都没了兴致。那怎么办呢？蔡京有办法，用辽国刺激不成，那么用中华文明的起始源头，最大的经典来证明怎样？他一共说了八个字，让赵佶如梦初醒。《易经》云：“丰、亨、豫、大。”《周礼》云：“唯王不会。”会，发“快”音。意思是说，皇帝的花费根本不用计算，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要达到“丰、亨、豫、大”等富贵繁华的效果才算好。赵佶悟了，他明白皇帝要怎么当了。古人诚不我欺啊，原来早有这样的前辈。是的，一定是这样，要不然为何那么多人争着当皇帝，为何争得头破血流，只因为享受难得，无边无际不必计算的享受！从这时起，赵佶开始了他的幸福生活。以天下养一人，糜全国乐一夫，怎一个快乐了得。回首前尘，这似乎可以命名为几只玉碗引发的悲剧，悲剧之大，要以整个神州的沦丧为代价！以上只是崇宁三年春天前后发生的事儿里的一件，另一件在当时很不起眼，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河南汤阴县，一家农舍里传出了孩子的啼哭声，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传说这孩子的哭声响起时，一只硕大的鸟从天而降，巨大的羽翼遮天蔽日，在农舍上空盘旋飞舞。那是鹰，那是雕，是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那家农夫，姓岳。帝国崩溃、延续的种子都在这时种下。引发崩溃的一方是赵佶、蔡京、童贯等人，延续的种子以这位刚刚出生的岳姓孩子为分界，也已经存在这世上了。从这时起，我们要随时留意他们的成长，以最近的距离观察一群挽救一个时代的人，都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的出身，怎样长大，怎样壮盛，怎样凋零……或者怎样堕落。这个刚刚降生的岳姓孩子是这群人里最小的一个，其他的人早已长大。年纪最大的一个姓张，他出生在公元1086年，这时十七岁。西北成纪人（今甘肃天水）。这是一个名将之乡，名将之乡，有时也等同于贫困之乡。天水地理偏僻，物产贫瘠，张姓少年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的成长之路可想而知。必将艰难困苦。一般来说这是好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只要熬过这一关，心灵的坚韧程度，操守的坚贞程度，都将牢不可破。可是熬不过去呢，或者说，在熬的过程中让他的心灵受损呢？那就不好说了。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酷烈的西北阳光下，张姓少年默默地低着头，走向了自己的命运。他走进了军营，当了一名弓箭手。没人留意他的名字，偌大的军营，他只是其中一根矮得不能再矮的野草，他的前途？如果一切正常，一切平常，永远都是个兵蛋子。他叫张俊，字伯英。第二大的孩子姓韩，张俊是因为卑微而无人留意，这位韩姓少年却是因为名气太大了，没人敢不认识他。他生于公元1089年，老家在西北的延安（今陕西延安市），也是个平民子弟，这时只有十四岁，却是当地的风云人物了。因为他实在浑蛋。韩姓少年每天快活无比，没家没业，父母双亡，一人吃饱，天地开阔。当然，在他吃饱的过程里，延安当地的老百姓实在是郁闷透了。韩少年天生神力，据传说十岁出头之后，延安当地的成年汉子们就都噩梦了。十岁的孩子，能打得他们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要知道，那可是民风强悍的大西北，往往民间的爷们儿比军队里的大兵都不差。如果单单是暴力还好说，韩姓少年貌似粗鲁，其实精明得让人头晕，这就让人没法活了。不说想骗他，就连拿他开心都很凶险。在他十四岁左右，发生了一件事，让当地人传为笑柄，又都深深地忌惮，面对他时更加小心。那次的事本来应该名留青史，当事的两位主角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尤其是那位预言家，简直是活神仙一样啊，因为算得准啊。可是事情的发展过程实在是太意外了，让那位预言家没脸留下姓名。那日，有人走近韩少年，说——君当大贵，位列三公。三公，是司徒、司马、司空。自古以来的朝中顶级三大佬。这样祝福的话谁不爱听，况且以后韩少年真的名留青史，成为国之柱臣，一点都没乱讲。可是韩少年一听之后突然暴怒，把那人当街撂倒，一顿暴打，打得遍体鳞伤。……丫的敢当面骂我！俺是谁，边远山区一个街头混混，居然三公，我打到你阿公都不认识你！这就是韩少年的风格，他拳头威猛，想搞谁都能让对方头破血流，就算以后面对的是超强民族的超强将领也一样。并且他非常精明且冷静，什么阿谀、奉承、骗局、陷阱，基本上什么歪门邪道都瞒不过他，在以后的生命里，军界、政界两不误，既办了正事，还没倒霉。公元1103年的春天里，韩少年仍然快乐逍遥着，还要再过四年，他才会突然猛醒，厌倦这种无所事事的浪荡日子，跑去军营里当大兵。他姓韩，名世忠，字良臣。第三大的孩子姓刘，他也出生在公元1089年，从资料上没法比较他和韩姓少年谁大谁小，但出于种种原因，包括他的人品问题，从古至今，从来没人把他排在韩少年之上。刘少年是所有国之少年中唯一一个出身名将之家的将门之后，他父亲名叫刘延庆，官衔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保信军节度使。这意味着从小到大，刘少年接触到的都是职业军人，让他以成为职业军人为目标接受训练。这样的出身，系统的学习，他本应该是众少年中最神勇最智慧最职业的一位军人，对国家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才对。可奇妙的是，教育型的人才永远比不了自我觉醒的人才。因为自我觉醒，自我完善的，叫天才。他叫刘光世，字平叔，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人。上面三人加上岳姓孩子，是三十年之后神州板荡中原沦丧时汉民族最后的屏幕，他们是最强的英雄，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足以压倒世间其他豪杰。但是一对亲生兄弟除外。这是两位姓吴的少年，他们远远地站在国家西南边疆的丘陵高地之间，护卫着蜀川大地。这是最致命的地段。自古以来，中国各朝代如想统一天下，混成帝王，必须先把长江上游的蜀川征服。如秦朝，得蜀川之后国力大增，再顺流而下，长江沿途地段势如破竹，迎刃而解。三国时，晋先破西蜀再灭东吴，就是这个套路。如果不这么做，就得在长江两岸列阵，强攻硬打，只要稍有闪失，就会像曹操、刘备一样把几十万人马扔在水里。蜀川如此重要，吴姓少年的担子之重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前面四位将军发挥的余地，更没有汉民族得到喘息，重新立国的机会。他们是闪耀在西南边疆的双子星座，一生战无不胜，是二十七年以后，全国精锐都在异族铁骑面前丧失斗志时，与异族最先接战，战而胜之的人。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吴姓少年中的哥哥十岁了，还在老家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生活，不久后移成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这里距离蜀川大地太远了，他登上最高的山峰也看不到那里，正如他看不到自己后来的命运。他叫吴阶，字晋卿；弟弟叫吴璘，字子挺。综上所述的六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北方人，除了岳姓孩子之外，其余的五个甚至全都是西北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他们有着共同的出身，都是帝国西北军团的战士。荣耀的西北军，劳累的西北军，苦难的西北军。奇妙的是，他们的领导却是一个蜀川人。这个蜀川人的岁数很小，只比最小的岳姓孩子大六岁，生于公元1097年，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他是大有来头的，唐朝著名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是他的祖先。在公元1103年的春天时，他只有六岁，却已经是个孤儿。他和别的孩子截然不同，终日沉默寡言，门外的春光，小朋友的打闹都离他很远，他把自己关在房里专心地读书。他要成名，走最正统的路，做最大的官。这是他的理想。不久之后，他会从蜀川出发，沿着当年苏轼走过的路，向京城进发。他会成为国立大学的学生。在那时，他自己都不会知道，以荣耀的文官为目标，发奋努力的自己，会在后半生和大兵们搅在一起，争着抢着做最大的头领，经常打得头破血流。他叫张浚，字德远。公元1103年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了，每个人都奔向着自己的命运。在这个无比宽阔的舞台上，主旋律仍然是赵佶。他的生活决定一切。在这一年的春天里，赵佶兴奋、雀跃，他的愿望一步步地实现了，最初的一步最重要，是后面的根基，所以务必要做好。盖新房。原来的皇宫虽然好，但不是他的风格。他住的房子不仅要豪华，更要功能齐全。不仅要功能齐全，更要寓意深刻。比如最开始修的两座宫殿，景灵宫、元符殿。景灵宫有传承意味，从真宗开始就有景灵宫，刘娥时代烧毁了，这时他来重建。元符，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伟大的哥哥哲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以这个名字命名的新宫殿，代表着他沿着兄长光辉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决心。这两座宫殿迅速建成，在公元1103年竣工了。第二年，他有了新的创意。远古时大禹治水功在万世，创立夏朝时集神州之金铸造了九鼎，成为皇权的象征。可惜那都是好几万年前的事了，九鼎被抢来抢去烧来烧去早不知哪儿去了，历代的皇帝们对此都摇头，把它当传说一代代地往下传。赵佶不这样，轮到他当皇帝，要做经典中的经典，达到无缺程度的完美。他翻阅古籍重铸九鼎，铸成之后，在太一宫的南面新建九座宫殿来安放它们。这九座宫殿各有城垣，上有巡视的短墙，名叫睥睨。各睥睨颜色不一，与殿中之鼎相呼应，比喻神州各处大地。在九殿之外又筑一条长垣，墙里边总称为“九成宫”。修完了这些，赵佶喜悦之余悄悄地问了一下蔡京：“俺的首相，手边的钱还有吗？”蔡京很轻松，“陛下，方今泉币所积盈五千万，足以广乐。”君臣相视一笑，好，我们继续修。继续修，关系就理不顺了。有人很不高兴，前面的工程你蔡京包了，下面的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了？宫里的太监们有意见。作为同党，童贯时刻都保持了尊严，他可不是隐藏在幕后当无名大佬的人，那种类型的大佬另有其人，他比不了。他要的是实权、风头两不误。具体到眼前，修宫殿这种好差使绝对不能被挤到外围。他联合起杨戬、贾详、何诉、蓝从熙等四个大太监提出了一个方案，刚一出炉，立即让赵佶眼露精光，让蔡京心底发凉。不愧是一直在皇宫内部工作的人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朝皇宫的缺陷，按这个方案进行，立即改天换地，宋朝的皇宫将提升一倍的魅力。开封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最瑰丽、最富庶、最商业的都城，可宋朝的皇宫在赵佶之前的规模是历代正朔朝代里最小的。周长只有五里，折今二千三百米。这够干什么的，哪怕再雕梁画栋，也实在太局促了嘛。所以，要扩。却不说是扩，而是补充。补充的建筑也很符合太监的身份，只是一座大食堂。这座食堂名叫延福宫，是皇帝专门用来和大臣们聚餐的，建在大内北边的拱辰门外。名头很大，规模很小，想想皇帝皇后住的地方周长只有二千三百米，就知道它能是啥样了。五位大太监提出的方案是，推倒皇城的北面城墙，推倒原延福宫，以原来大内的整体面积为准，建一座宫殿群。这座宫殿群划分成五个区域，由五个大太监各包一区。这五位老兄一个个熟门熟路地跑到封桩库、内库、国库等各大藏钱的地方，什么叫不计工本啊，有多少钱就给咱家拿多少出来，这时候重要的不是钱，而是竞争机制，无论如何不能被比下去。这番折腾建成的延福宫是什么样子呢，列出些原始数据吧。新宫东至景龙门，西抵天波门，亭台楼阁宫殿水榭，中国古代所有的建筑形式一应俱全。殿，有穆清、成平、会宁、睿谟、凝和、昆王、群玉七座。阁，分东西两群。东边蕙馥、报琼、蟠桃、春锦、叠琼、芬芳、丽玉、寒香、拂云、偃盖、翠葆、铅英、云锦、兰薰、摘金十五阁；西边繁英、雪香、披芳、铅华、琼华、方绮、绛萼、稼华、绿漪、瑶碧、清音、秋香、丛玉、扶玉、绛云十五阁。在这之外叠石成山，另建两座超级大阁，高十一丈，广十二丈。如此高阁怎可不临水？阁下挖池注水，横四百尺，纵二百六十七尺。这些都盖好之后，赵佶进来走了走，边走边摇头。景致虽好，过于雕琢，都是人工气象……烦啊，这群没艺术细胞的东西，没文化太可怕。面对皇帝的新要求，童贯等太监都羞愧地低下了头，不管他们有多大的胆量，这种任务实在是他们搞不定的。童贯很不情愿地看向了蔡京，仍然只有这个人，才能满足陛下的才情欲求。装修一座宫殿群，和画一幅画是一样的，胸中之沟壑，眼界之高凛，缺一不可。这一点，蔡京已经用两次实际行动证明过了，一次是在杭州为赵佶作画、选古董，另一次是前面建景灵宫的时候。历代修宫殿无非镶金嵌银，或者雕砖画瓦，都是人为艺术。蔡京独出心裁，他从江南的苏、湖两州运来了四千六百块太湖石。太湖石以千姿百态灵动天成著称，把它们巧妙地嵌入宫殿之中，立即在一片堂皇、中正、死板之中跳出了鲜活的气息。赵佶一下子入迷了，他一生没出过开封城，只读过万卷书没行过百里路，哪见过这些大自然的杰作？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了，他命令在江南设置专门部门，给他搜罗这些不值钱的石头。石头，从此伴随了他的前半生。这时，延福宫建成，赵佶非常期待，蔡京还能再带给他什么惊喜。某一天，蔡京很清爽地进了宫，几乎是啥也没带，如果说有，只有两三个奴仆抬着一张竹床，上面盖着黄色帛帕。盖着黄色帛帕的东西，很显然是贡给皇帝的。这种敏感时刻，童贯等大太监怎么会放过呢，一个个都跑了过来，近距离观摩蔡京要搞什么把戏。在他们看来，这张竹床很小很轻，注定抬不了重东西，里边的玩意儿绝对贵重不到哪儿去。猜对了，黄帕揭开，下边一片青翠，居然只是三两株小黄杨树。查一下字典，黄杨属黄杨科、黄杨属，是木本植物里的常绿灌木类。一般用在庭院栽培上，或者用来做绿色篱笆墙。有那么一点点的观赏性，毕竟它不开花不结果，实在是不入大雅之堂。童贯等太监泄气了，赵佶的眼睛却精光闪现……他天天都在大雅之堂里混日子，都快雅吐了，现在稀罕的就是
壮士，能轻而易举地把大盖扔到城门之上，你要惩罚他，最好杀掉，不要打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再回过头去把荦抓起来杀掉，显然不太合适。久而久之，这件事也就被淡忘了。后来鲁庄公又娶了齐桓公的妹妹哀姜做老婆。这是一段政治联姻，出于对齐国的尊重，鲁庄公对哀姜礼遇有加，其尊重程度，甚至到了“非礼”的地步。史料没有记载鲁庄公如何妥善处理两位夫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很可能为了国家利益，孟任不得不屈就哀姜，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了她。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哀姜嫁到鲁国来的时候，孟任已经撒手西去，所以不存在第一夫人之争。虽有这些变故，公子般的嫡长子地位却没有被改变。因为哀姜一直未曾生育。诸侯去世后，嫡长子继承君位，这一点是无须置疑的。唯一的问题是，鲁庄公弥留之际，公子般还只是一个小孩，与庆父、叔牙、季友三位叔叔比起来，他实在是太弱不禁风了。鲁庄公很担心，如果自己的几位兄弟对公子般怀有异心，在他死后，公子般就会像汪洋中的一叶扁舟，被政变与夺权的浪潮席卷而去。在那个年代，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反而是很有必要。他将叔牙和季友找过来，问他们谁能继承君位，实际上是在试探这两个弟弟的心迹。可想而知，季友的回答令鲁庄公很满意，而叔牙的回答让鲁庄公很不放心。顺便说一下，季友这个人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注定是鲁国的栋梁之材。据《左传》记载，季友即将出生的时候，父亲鲁桓公找人来给他算命，算命先生告诉鲁桓公：即将出生的是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友，将成为国君的左膀右臂，协助国君处理朝政，成为公室的辅政大臣。“季友亡，则鲁不昌。”算命先生甚至这样说。鲁桓公又命人给他算卦，得到“大有卦变成乾卦”。对此，算命先生解释道：这孩子将来可以享受父亲的尊荣，人们崇敬他如同崇敬国君。说来也是神奇，等到小孩出生，打开手心一看，赫然写着个“友”字，自然给他取名为友了。有了季友这句话，再联想到上面那个传说，鲁庄公心里那块石头也就落了地。“如此，我就将般托付给你了。”他郑重其事地说。季友长久地拜伏在地上，接受了嘱托。“我也问了叔牙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庆父有才。”鲁庄公若无其事地提起。“哦？”“我早听说庆父怀有二心，只是一直未能确证。今天叔牙的回答，更让我不放心了。”兄弟俩对视了一阵。季友点点头，说：“我明白了，请交给我去办理吧。”季友出来之后，立刻派人把叔牙带到鍼（zhēn）巫氏家里。鍼巫氏以巫为氏，想必世世代代均为巫医，既为公室贵族驱邪治病，也善于调配各类毒药，也就是武侠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国师”之类的人物罢。“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季友问。时近日暮，阳光从西边的窗子透射进来，照在他那张年轻而成熟的脸上。“知道。”叔牙说。“你说的这些话，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庆父。”“此事与庆父无关，是我一时糊涂，他并不知情。”叔牙连忙说。“庆父知不知情，我自然会弄明白。”季友将放在膝前的一个木碗推到叔牙跟前，“喝了这杯酒，你的后代还可以幸福地生活在鲁国。否则的话，你同样要死，而且……以后不会有人祭祀你。”叔牙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季友拍拍他的肩膀：“生于公室之家，就应当有随时赴死的思想准备。你死之后，我会告诉你的家人，就说你是得急病而死。他们将受到最好的照顾，请放心去吧。至于庆父，你也可以放心，只要他不胡思乱想，自惹麻烦，就不会有事。”按季友的想法，庆父与叔牙自然串通一气，但看在兄弟的情分上，只杀掉叔牙一人，让庆父好好反省一下，也就可以了。后来的事情证明，他这样想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叔牙喝了那杯酒，回来走到逵泉就死了。季友没有食言，让他的后代继续享有叔牙的俸禄，而且被立为叔孙氏。数十年之后，叔孙氏在鲁国的势力逐渐强大，与庆父的后代孟氏、季友的后代季氏一道把持朝政，被人称为“三桓”（庆父、叔牙、季友均为鲁桓公的儿子，因此为名）。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春秋》记载，公元前662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路寝就是正寝，这段记载直译成白话就是：鲁庄公死于寿终正寝。为什么要特别说明他是寿终正寝呢？我们可以翻回去看看前两任国君鲁隐公和鲁桓公的死亡记录。鲁隐公：“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鲁桓公：“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众所周知，鲁隐公死于公子翚之手（政变），而鲁桓公死于齐国的公子彭生之手（情杀），都属于非正常死亡。《春秋》对此有所忌讳，仅简单以一个“薨”字一笔带过。现在鲁庄公好不容易正常死亡了，开创了《春秋》史上鲁国国君寿终正寝之先河，所以必须强调一下，告诉大家，他可是死在自己床上的。看不出，这群鲁国的史官还有点黑色幽默。鲁庄公死后，季友扶立公子般即位。周礼规定，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也就是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这五个月里，嗣君只能居住在宫外，称为“五月居庐”。因此，公子般就近住在外公党氏家，为父亲守丧。同年十月，鲁庄公尸骨未寒，庆父唆使养马的荦潜入党氏家中，刺杀了公子般。季友得到消息，连夜逃往陈国避难。他的这一举动，在历史上颇受非议。很多人认为，季友受先君之命，辅佐新君，不到两个月就被庆父钻了空子，把新君给刺杀了，这说明季友政治敏感性不强、防备不周、保护不力，是大大的失职。而公子般死后，他没有积极开展对庆父的斗争，反而独善其身，弃国家于不顾，一个人跑到外国去避难，更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批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另一个人物的介入，也许人们会觉得季友这样做，其实也是情有可原。这个人物就是哀姜。《左传》记载，当年哀姜嫁到鲁国来，同样是买一送一，把自己的妹妹叔姜也给带来了。哀姜没有生育，但是叔姜给鲁庄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启方。鲁庄公去世的时候，启方时年八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童。哀姜虽然不会生孩子，但是与姐姐文姜一样淫乱，到鲁国不久，就送给了老公一顶绿帽子。奸夫就是庆父。庆父并非有勇无谋之辈，他想成为鲁国的国君，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事。几个月前叔牙的非正常死亡，更加坚定了他谋逆的决心。他认为，如果不先下手为强，季友迟早有一天会对他动手。他尝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情妇哀姜，哀姜二话没说，给了他一个深情的拥抱。她的身体告诉他，她会支持他的任何一个决定。刺杀公子般的计划正是在得到哀姜的支持后，才得以实施的。哀姜有什么能量使得她成为庆父的后台呢？第一，她是鲁庄公的夫人，鲁国的国母。第二，她是齐桓公的妹妹。庆父正是基于对哀姜的这两点认识，加上他和哀姜的亲密关系，才有恃无恐；而季友基于同样的认识，认为自己不能和庆父硬拼，才逃到陈国去避难。打不过就跑，也是人之常情，实在没什么好指责的。公子般死后，哀姜很想庆父接任国君，但是被庆父拒绝了。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自立为君，等于昭告天下，公子般是他杀的，在舆论上将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另外，他如果想得到齐桓公的支持，就更不能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而应该先取得齐桓公的信任。在作出这一正确的政治判断之后，他继续正确地扶立叔姜的儿子、八岁的启方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闵公。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启方年纪小，便于控制；而且启方是齐桓公的外甥，齐桓公没有理由不支持。为了启方的事，庆父专程去了一趟齐国，向齐桓公汇报工作。“先君与贵国公主的儿子、公子启方被众臣推立，成为敝国国君。”庆父毕恭毕敬地说。“如此甚好。”齐桓公仅仅是象征性地表扬了他一句，心里却在想：这家伙居然拿个八岁小孩来讨好我，八岁小孩能治理什么国家啊，还不是你庆父说了算？忽悠，继续忽悠。话虽如此，齐桓公还是对鲁闵公这个外甥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公元前661年，他正式邀请刚刚即位的鲁闵公到齐国的落姑会晤，史称“落姑会盟”。仔细推敲起来，齐桓公这一举动实在有点可疑。诚如他所想，八岁小孩根本不可能治理什么国家。同样的道理，八岁小孩也不可能参加什么外交活动。试问一下：一个老头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外交成果？您别说，这次会晤还真达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成果。《左传》记载，鲁闵公在会上向齐桓公提出了“请复季友”的要求，而齐桓公欣然应允。“请复季友”，就是请求齐桓公让季友回到鲁国来。这个要求也很奇怪：季友又不是齐国的臣子，他回鲁国，为什么要征得齐桓公同意呢？然而更奇怪的是，齐桓公对这一要求不但表示同意，更正儿八经地派人到陈国找到季友，召他回国。消息传到庆父的耳朵里，他的心都凉了一截：第一，鲁闵公肯定不会自己向齐桓公提出“请复季友”的要求，而是背后有人操纵。而这个人，八成就是季友本人。第二，季友之所以出逃陈国，是因为他害怕哀姜，其实也就是害怕齐桓公对他不利。现在借鲁闵公之口，他知道齐桓公对他并无恶意，便可以放心地回鲁国来了。第三，齐桓公当然也知道，季友如果回国，势必对庆父构成致命威胁。他答应季友回国，其实也就表明了自己对庆父的态度，他并非将庆父视为自己在鲁国的代理人。从这三点看，庆父企图控制鲁闵公和讨好齐桓公的初衷，全部都落空了。鲁闵公在落姑告别了舅舅齐桓公之后，并没有马上回朝，而是带了一批人跑到郎地，眼巴巴地等着迎接季友回国。那光景，就像是独自在家的儿童举着雨伞在巷口等待父亲下班回家。不管庆父乐不乐意，季友就这么风风光光地回来了。同年冬天，齐国大夫仲孙湫前往鲁国“省难”，对鲁庄公和公子般的相继去世表示慰问。说是省难，实际上也是替齐桓公打探鲁国的政治情报。回到齐国之后，他向齐桓公汇报了鲁国的情况，总结起来八个字“不去庆父，鲁难未已”。这句成语无须解释。齐桓公问：“怎么才能去掉庆父？”仲孙湫一躬身，回答说：“不用谁动手，他总有一天会自己害了自己。”嗓子里透着一股轻松。这话类似于“多行不义必自毙”，齐桓公一听就明白了，继而话锋一转，问道：“那么以目前这种形势，鲁国可攻取吗？”这才是这段时间以来，他认认真真考虑的问题。在他看来，现在鲁国由孤儿寡母执政，又有庆父这根捣屎棍作乱，必定人心涣散，趁此机会吞而并之，或者扶持一个完全听命于齐国的傀儡政权，岂不快哉？午后书社？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没有接受庆父的讨好，而且积极安排季友回国。鲁国越乱，他越有机可乘。仲孙湫愣了一下，不动声色地说：“此事万万不可。鲁国是一直坚持周礼的国家，周礼也就是鲁国的建国之本。我听说，一个国家将要灭亡，它的根基必先动摇。鲁国现在虽然有内乱，但是没有抛弃周礼，所以还不到亡国的时候。以我之见，与其对鲁动武，还不如帮助鲁国平息内乱，这样的话，鲁国人感恩戴德，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问题是，”齐桓公这才抬起头来，冷冷地说，“我为什么要加强与鲁国的友好关系？”“亲近有礼有德的国家，依靠稳重强大的国家，离间有矛盾的国家，消灭政治昏乱的国家，是真正的霸主之路。鲁国坚持周礼，就是我们亲近它的理由。”齐桓公怏怏地说：“知道了，不用你教训我，这一套理论管仲早说过了。”鲁闵公在位两年多，再一次陷入鲁国国君非正常死亡的宿命，被人暗杀在宫门之内。而操刀者，不用说，仍然是“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庆父。据《左传》记载，鲁闵公的师傅看中了大夫卜齮（yǐ）的属地，仗着有国君撑腰，强行将那片土地抢夺过来，而鲁闵公也没有禁止。卜齮因此深恨鲁闵公，在庆父的安排下，半夜潜入宫中，将鲁闵公刺杀了。鲁闵公的“闵”字，意思是在国内遭难。季友再一次选择逃亡。不过这次他不是一个人逃，而是带上了鲁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公子申的母亲成风是鲁庄公的小妾，她也听过季友出生时的那个传说，并且深信不疑，因而将儿子委托给季友照顾。当然，季友这个时候带上公子申出逃，还有一个考虑，他怕庆父继续乱来。鲁庄公的儿子虽多，但是按照这个速度死下去，恐怕很快要绝后，他想替哥哥保留一点香火。如果说季友第一次逃亡情有可原的话，第二次逃亡则让人很难以接受了。这完全是不敢承担任何责任的表现嘛！其实不然。只要想想，隔壁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齐桓公，咱们不难明白季友为什么再一次选择逃避：一旦鲁国发生内乱，齐桓公肯定毫不犹豫地派兵进行干涉，趁机吞并鲁国，或者扶持傀儡政权。为了国家，他必须忍耐和等待，等待庆父“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那一天。而那一天，很快就到来了。庆父两次弑君的行为引起了鲁国国内的公愤，而且他与哀姜之间的奸情也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鲁闵公死后，哀姜作为国母，一点也不悲伤，反而积极活动，到处给庆父拉选票，企图立庆父为君。在她看来，如果庆父当了国君，将她这位嫂嫂堂而皇之地立为夫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当年卫国的宣公连自己老爸的小老婆都敢娶，叔叔娶嫂嫂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卫国是卫国，鲁国是鲁国，国情有很大的差别。鲁国人历来以“周礼尽在鲁矣”为傲，加上因为文姜的事，本来就对齐国的女人深有成见，现在哀姜又明目张胆地与庆父淫乱，实在是太伤害鲁国人民的感情了。朝野均有传言说，鲁闵公的死，其实是庆父与哀姜合谋为之。奸夫、淫妇、乱伦、弑君种种罪行加在一起，使得庆父与哀姜在舆论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社会上群情激愤，公室大臣也纷纷密谋，打算将他们绳之以法。庆父见势头不对，顾不上哀姜，仓皇逃亡到了莒国。哀姜得知消息，骂了一句“没良心的”，收拾东西，也连夜逃亡到邾国。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况是一对野鸳鸯？庆父走后，季友带着公子申众望所归地回到了鲁国。公子申被立为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僖公。一场本来要流血的斗争，变成了和平的拨乱反正。季友的智慧与远见，确实对得起“季氏亡则鲁不昌”这句话。鲁僖公即位不久，派使者前往莒国，要求引渡庆父。莒国人要求了一笔贿赂，将庆父送回鲁国。走到一个叫密的地方，庆父派公子鱼先行一步，去找季友说情，希望季友看在兄弟的份上，免他一死。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季友又如何能够赦免他？公子鱼哭着回到了密地。庆父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哭声，哀叹道：“这是奚斯（公子鱼字奚斯）的声音啊。”上吊自杀了。哀姜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齐桓公急于向各诸侯国表白他的正义感，不但不为哀姜提供保护，还派人到邾国把她捉拿归案，并且处以死刑。齐国既然表现出这么高的姿态，鲁国也不能落后于人。鲁僖公派使者前往齐国，请求将哀姜的尸体归还鲁国，并予以厚葬，以示对齐国的尊重。对齐桓公这一大义灭亲的举动，《左传》冷冰冰地评论：齐国人杀哀姜实在是太过分。女人既然嫁出去了，就是夫家的人，如果犯了罪，也应该由夫家来处罚，轮不到娘家人越俎代庖。左丘明不领情应该是有原因的，虽然他不明说，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斗胆猜测一下：鲁国内乱，齐桓公既有趁火打劫之心，则很有可能与哀姜密谋，里应外合，以夺取鲁国的政权。但是没想到形势发展得那么快，庆父与哀姜先后逃亡，齐桓公怕事情败露，坏了名声，所以急急忙忙杀人灭口啊。这样猜测，算不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第三章第一个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九合诸侯：齐桓公的统战工作】一直以来，中原的居民都将自己视为黄帝部落的后裔，自称为“华夏族”，中原诸国也因此自称为“诸夏”或者“中
极拥护他的阎锡山、陈宧等人更加积极地落井下石，就连他曾经可以信赖的北洋军，眼见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都打起了小算盘，没有人站出来支持他。众叛亲离的压力、长期的政治斗争和繁重的公务压垮了袁世凯本就有病的孱弱身板。袁世凯倒下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纵马驰骋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23岁朝鲜对抗日本，金戈铁马，势不可挡。36岁天津练兵强军，谨小慎微，青云直上。42岁直隶改革开放，奋发图强，四海仰望。52岁出山终结清朝，群雄束手，威盖四方。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的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数十年艰难险阻、往事故人的影子如浮云般从他心底流过。他建立过不朽功勋，也犯下过严重错误。为了这一切，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理想、家人、朋友、属下、自由和爱情，而现在一切都走到了终点。残阳如血，苍穹低垂，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他决定用下面这句话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点：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带着无尽骂名去世，时年57岁，他也没能打破袁家牛人活不过58岁的纪录。新的开始袁世凯的故事就此结束了，下一个故事却即将开始。袁世凯去世后，王士珍等人打开金匮石室，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当太子、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很早就进入政界的他随着父亲的倒下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袁克定贪恋权位、误国误民，连带害了老父，算是一无是处。但在抗战时期，身处北京的他宁可潦倒度日，也不接受日本人的邀请，拒绝为日本人效劳，可说大节无亏。雄心勃勃的北洋兄弟们终于逼死了老帮主袁世凯。但袁世凯死后的民国，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继续共和。共和在当时绝对是先进的社会制度，虽然在实施过程中有诸多不足，甚至乱象频生，但从国人对袁世凯复辟的态度来看，足以证明民主是民心所向，共和是民心所向。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次失败后就放弃，中国人民还将继续为争取自由、民主、平等而不懈努力！第一章孙中山召开战败总结大会
失败总结大会
这边“反对‘二十一条’”、“护国战争”等事件跌宕起伏，各种力量忙于角逐纷争，那边孙中山先生也没闲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去了日本，而留在国内的同志们又回到了以前那种驾轻就熟的个体户单干的模式，遇事就炸，上去就打，打不过就跑。来到日本的孙中山，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二次革命”总结会议。总结大会的主题不是官场中常见的“坏事变好事”：工作中一旦出了纰漏，重中之重就是组织同志们积极总结，表示大家在这次失误中吸取到了很多教训，有利于日后工作的开展，甚至借机树典型，表示在这次失误中，某某同志头脑清醒、身先士卒，避免了更大损失。对于此类出事之后不深挖根本原因、不问责相关人员的形式主义，孙中山先生是不屑为之的。在会议上，孙中山对共事多年的黄兴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克强，都赖你，你反对在‘刺宋案’发生后立即开战，以致贻误战机。战争打响后，你又说我不懂军事，阻挠我率军到南京，结果遗祸匪浅。后来你又不坚守南京，自己一走，三军无主，最终失败！”黄兴愧疚地说：“南京失败，弟应该负责任，万恶所归，也甘愿接受，对于我去南京代替先生指挥之事，我是怕先生在战争中受伤以致影响革命前途，才那样做的”。孙中山也觉得自己话说得有点重，于是又好生安慰黄兴，总算是把黄兴安抚好了。接着孙中山又说：“国民党党员思想混乱，党员各自为政、党内不团结，不听我的话，使我的主张得不到贯彻，是‘二次革命’失败的主因。”这话很多人不爱听，黄兴当即站出来替大家说话：“‘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根本不是你说的党员不听号令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继续维护国民党，加以整治，力求扩充。”黄兴一席诚恳直言，孙先生并没有听进去。孙中山是个相当有主见的人，你国民党不是不听我的吗？没关系，反正国民党也散了摊子，我就另建一个组织，谁想加入我这组织，谁就得按指纹，宣誓效忠我孙中山。按指纹，还服从个人，这怎么有些像小混混入帮会啊，是不是弄错了？没弄错！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这个党叫“中华革命党”，名字很大气。黄兴看在眼中，难受在心里。他也不愿意让步与屈就，于是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远走美国。算是避免了本就不够强大的组织继续分裂，应该说非常顾全大局。很多人看到这里，难免心中不安：国父一代圣贤，怎能行事如此霸道？其实，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再者，人无完人，孔子也说“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不管怎么样，孙先生的革命斗志并没有因为一次次的失败而有所减弱，重新来过就重新来过！孙先生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就是信仰坚定、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远大目标动用非常手段亦在所不惜。陈其美死创业艰难啊！哪怕是孙先生这么大牌的斗士，愿意跟他按手印入党的人也不多，还好有那么几个铁杆心腹支撑场面。陈其美力排众议，第一个按手印加入。黄兴走，宋教仁死，汪精卫淡出，行事果断、心狠手辣的陈其美终于熬成了二号人物。可是他并没有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里就顺带提提陈其美的结局吧。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杀于上海法租界。这起刺杀案的行动总指挥是张宗昌。此人本为一介草根，却凭借以耻为荣、无知无畏的浑人性格，先后在陈其美、冯国璋、张作霖和日本人手下折腾，成为近代史上最有名的粗鄙军阀。这起刺杀案的背后主使是袁世凯先生。他派张宗昌干掉其前任老板陈其美的动机只有一个：报复。一来袁世凯、陈其美两人已经因为“刺宋案”结仇；二来陈其美暗杀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派来的上海军政大权一把手郑汝成。陈其美遇刺后，由于很多人都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张宗昌干的，都怕被戴上乱党的罪名，竟然一时无人敢去认尸，唯独一个瘦削俊朗的小伙子赶了过去，抚尸大哭，并将尸体运回自己家中入殓。除了第一个按指印的陈其美，接下来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有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许崇智。这个比较陌生的廖仲恺需要提点几句。此人乃广东客家人，在美国生活过多年，曾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专业，是一名搞经济的好手，算是孙先生的财政总管。此外，其政治嗅觉不错，是一名不错的政治家，他将在今后的革命进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后三人是孙中山麾下少数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将领，不过朱执信几年后牺牲，紧跟着邓铿也被刺杀，而许崇智先生虽然资格很老，带兵的能力不错，智略中上，但在女色方面情难自禁，尤其是对鸦片没有抵抗力，这让孙先生非常无奈。虽然后来孙中山又找了一个当时著名的“革命圣人”张静江帮忙，也未能彻底改善缺乏人手的窘境。不过，这种局面倒是为一个人的上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下面就隆重请出这个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当时的小人物、以后的大人物。他在刺杀陶成章一案中有过重要表现，而那个为陈其美收尸的瘦削俊朗小伙儿也正是他。他后来统治中国二十余年，领导中国度过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短暂的富三代生活蒋家与之前讲过的袁家不同，做了几百年的农民，却没有出过一个当官从政的人（胜清三百年间未有一人求通仕籍者）。估计要么是没钱读书，要么是有钱了却读不出来。好在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还可以选择经商。浙江经商之风始自战国，清末尤盛，浙商特别是宁波帮也由此兴起。位于浙江宁波奉化县的蒋家正是宁波帮的一员。兴盛蒋家的英雄叫蒋斯千。蒋斯千同志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农民，他果断地弃农经商，靠做小生意攒出了第一桶金，并辅以如下两条致富之道，最终发家。致富之道一，看准市场。他开了一家官盐专卖店——玉泰盐铺，这是他的主打生意。历朝历代，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属于管制产品，其开发权和经营权全部归中央政府。也就是说，盐这种产品归国有垄断，其境况有些像石油之于中石油和中石化。蒋斯千同志花了很多心思，走了很多关系，才搞到政府的特许经营权。之后他就以盐作为市场发力点，打开了当地的市场。致富之道二，产品迎合了消费者需求。除了盐，他还兼营大米、面、油、石灰、烧酒等热门产品，其产品种类之全堪比今天的小型百货超市。这种贴近生活、产品与本地特点相结合的经营理念，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加上他一贯坚持诚信经营，因此生意在当地十分兴隆，蒋家也就此成为乡里的土豪大户。后来，蒋斯千让二儿子蒋肇聪接班，自己享受夕阳红去也。蒋肇聪子继父业，但他只继承了老爹的精明，却没能继承做人的诚信。他能说会道、热衷乡里公共事务，年纪轻轻就在当地闯下了“埠头黄鳝”（形容人无比的油滑、精明）的大名，是当地著名的“兼职律师”。据说蒋肇聪同志代理案子很有一套，通常暗地里说动原告和被告参与“竞价排名”，逐步提高代理费用，而他就从代理费用中抽出一部分打通官府，自己和官老爷通过吃完原告吃被告，成为官司中的赢家。蒋肇聪先生也算是小有本事，作为一名没有垮掉的富二代，他先后娶了好几个老婆，不过此处我们只关注他的第三任妻子王采玉。王采玉精通女工，也读过一些诗书，知道一些圣贤道理，但运气着实不好，年纪轻轻就子夭夫亡，年轻守寡。在街坊邻居的非议之下，没办法之下躲到一个寺庙带发修行。后来她二婚嫁给蒋肇聪。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1887年10月31日，一个男孩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比他多年后的强劲对手毛泽东大6岁。蒋斯千先生亲自为孙子取名蒋周泰，小名瑞元。蒋斯千不仅是个好生意人，好老板，还是一个好爷爷。从瑞元生下取名、饮食起居到入塾求学，无不给予入微关怀，给了瑞元一个极其幸福的童年。蒋肇聪晚来得子，但他肯定没料到，这个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单亲家庭的问题少年蒋周泰7岁之前的童年生活，是极其幸福的，是无忧无虑的。但这种生活在他7岁那年戛然而止。7岁那年，祖父病逝。第二年，父亲逝世。随后，蒋周泰同父异母的兄弟蒋介卿强行要求分家。王采玉不愿与其争执产业，就把玉泰盐铺的全部资产都给了蒋介卿，自己只要了几间老屋和一些耕地。这一系列变故令蒋家走向衰落，王采玉不得不凭一己之力带着蒋周泰和她的另外三个孩子过日子，生活十分艰辛。因此，望子成龙的王采玉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蒋周泰身上。她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钱和关系培养他读书求学，指望他争气成才，光宗耀祖。可蒋周泰同学的表现却让老母很不省心。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性格弱点让老母操心，他孤僻、逆反、暴躁、任性、多疑，不轻易相信他人，着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熊孩子。当然，这也不能全赖他，这应该与基因缺陷以及家庭教育的缺失（单亲抚养长大）有关。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令老母头疼的蒋周泰非但没有在乱世中碌碌而终，反而干出了一番伟业青史留名。这倒也不稀奇，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些了不起的特质。出身商人之家，在社会底层长大，令蒋周泰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冒险、好勇斗狠讲义气的野性和脸皮超厚的韧性。野性和韧性兼备，实在彪悍。4岁那年的除夕之夜，蒋周泰便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他为了验证脑海中突然迸发出的一个与生命科学有关的念头：从喉咙到胃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便果断地把一根筷子从喉咙插入体内。实验数据是出来了，可惜把自己搞得脸色苍白直至昏迷，也把家人吓个半死。除了拥有成功所必需的野性和韧性，他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几样重要的东西：争强好胜、不服输，这是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动力。除此以外，蒋周泰其他的天赋都很一般。与同时期的那些猛人如蔡锷、阎锡山相比，他的学习能力显得十分普通。虽然4岁就入学，14岁就娶了媳妇儿毛福梅，但到16岁也没有考上秀才。所幸他就此绝了继续考科举的念头。刚好那会儿袁世凯等人掀起了办新学的高潮，蒋周泰同学也加入了读新学的大军。在校期间，蒋同学因为不满学校偏重旧学的课程安排和保守的教学方式，多次作为学生代表跟校方叫板。也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他在求学过程中不得不辗转了多所学校，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头。上路不断变化的环境锻炼了蒋周泰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知恩图报、喜好结交的他在此过程中结识了多位影响其事业进程的同学和好友，这些人才是他后来取得成功的秘诀。虽然上的是新学，学的是英语和算数，但蒋周泰在吸纳新学的同时，却并不排斥旧学，具有相当的国学国文基础。用咱们中学政治课本上的话讲，算是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他常读《传习录》和《曾文正公家书》此类的书，对明朝“一哥”王阳明、清朝“一哥”曾国藩的处世哲学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把从二位前辈先贤处学到的“忠孝节义”立为自己的人生信条。蒋周泰尤其崇拜曾国藩。他的床头一直摆着一部书——《曾文正公家书》，这是他的最爱。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深爱曾国藩，他说：“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别的姑且不论，仅此一点就能做我们的老师！”曾国藩是一个严格修身、自省的人，他有个写日记的习惯，这本日记叫《过隙影》，每天记录自己的错误。于是蒋周泰也模仿偶像，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里反思自己。例如，蒋周泰比较好色，时常因为女孩子动心，他受不了这样的自己。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孩子，又动心了，当晚便在日记里写道：“见色心动，记大过一次。”由于受偶像曾国藩的影响太深，16岁的蒋周泰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叫蒋志清，可能想表达像曾国藩那样匡扶大清的志向吧。学新学自然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谈论一些时政，像孙先生伦敦被抓、日俄战争、晚清立宪之类的话题。要不说人在青少年时期思维最为活跃呢，蒋志清念着念着新学，听着听着时政，就动了去日本学习军事的念头。1906年4月，蒋志清满怀希望地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凭着一腔热血留洋的蒋志清到日本后，四处碰壁，他要求上军校，但没有一所军校愿意收留他。因为蒋志清不知道来日本读军校也是要有资格的。那会儿不像今天有互联网，很容易利用搜索引擎查阅自己需要的资料。那时候没有人告诉他：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有协议，只有清政府陆军部的保送生，才有资格进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这很好理解，那时的日本俨然就是反清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清政府要对留日学生严格把关，过滤掉那些对朝廷来说思想不过硬、政治不合格的人才，避免他们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反清大军。若是让孙中山领着一众跻身于世界一流军事院校的专业人士反清，想想都不寒而栗。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的愣头青蒋志清，一筹莫展，不知道何去何从，只好流离于东京的街头小巷，漫无目的地浪费着一天又一天。折腾了一段时间之后，蒋志清只好放弃军校而选择一所语言学校学日语。在此过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认识了大他近十岁的陈其美。陈其美那时已经在日本折腾了一段时间，不止如此，他还拥有自家兄弟成功留学日本的经验，实属货真价实的前辈。于是他出于一时好心指点蒋志清：你还是先回国读保定军校吧，这样被保送日本的概率最大。陈其美那时肯定想不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兄弟，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照拂，这实在是没有任何政治智慧的表现。与伊藤博文等变法者比起来，康有为等人幼稚得像孩子一样。任何自上而下的变法，在新势力没有绝对实力消灭旧势力的时候，一定不要鲁莽急进，而是应该稳健渐进，避免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康有为的做法则恰好相反，他想一刀灭掉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次性革除几千年的积弊，结果导致害怕失去权力的慈禧太后突然翻脸，整个局面翻盘。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袁世凯成了这场政变中的大输家。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组织错误，站队很模糊，一点都不旗帜鲜明！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生花妙笔下，他成了卖友求荣、出卖革命的罪魁祸首。在慈禧的眼中，他是光绪、康有为信任的对象，是未落网的维新派分子，所以慈禧要以两边讨好的投机分子罪名惩治袁世凯。危急关头，荣禄出现了。平时受了袁世凯不少糖衣炮弹的荣禄替袁世凯求情。荣禄的面子，慈禧那是要给的。收钱真办事，荣禄是个好同志，要不然袁世凯不死也得脱层皮。第十章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
神功护体的义和团
“戊戌政变”，袁世凯惊险无比地保住了自己的小命和官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场自发的群众政治运动的适时出现给了袁世凯新的政治生命。继二十多年前的“天津教案”之后，山东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一些老百姓与传教士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大多数传教士也就留在了大城市，但仍有少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勇敢传教士历尽千难万险深入中国内地，传播基督教义。只可惜他们的付出与回报是不成正比的，他们的努力几乎没有结果。搞成这样的原因跟前面“天津教案”的原因差不多。百姓与传教士关系越来越紧张，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思想冲突。基督教义中的“无父无君”和“众生平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三纲五常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在今天看来，显然前者比后者先进，但那个时候的国人可不会这么认为。譬如基督教提升妇女地位的努力就极大地触怒了某些根本不把妇女当人看的中国男人。在湖北荆州，有一个满洲妇女诵读《圣经》时让她老公发现了，老公就真的一刀把老婆送上西天去见上帝了！……随着老百姓和传教士的冲突愈演愈烈，习惯性的摩擦也就进化成了根深蒂固的仇恨，并最终酿成全面的流血对抗。到了1897年的时候，山东的一些农民朋友最先发难，开始自发组团跟洋人对着干。没想到，这让白莲教、大刀会等江湖秘密组织发现了趁势而起的机会。这些江湖大哥、绿林好汉可比农民朋友们聪明得多，知道拳头、锄头干不过握有先进武器的洋人，不可蛮干，要巧干。于是，大哥们决定使用掩耳盗铃式的恐怖“神功”。他们特意研发出“铁布衫”和“金钟罩”等秘密武功，据他们自己宣扬，只要自己念动咒语，身上就像裹上了一层钢甲，刀枪不入。除此之外，大哥们还找到了一个很有感染力的政治口号：“扶清灭洋”。在大哥们的带领下，“灭洋”队伍迅速扩大，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工人、流氓无赖、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纷纷找到了“组织”，几十万人马画神符、喝神水、练神功，装神弄鬼，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杀洋人、灭洋教风暴，非常拉风！非常血腥！在他们眼里，所有的洋人都要杀，所有沾着洋字的都要去除。凡是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以及跟西方事物沾边的中国人，如戴西洋眼镜的人、穿西装的人、会说英语的人、留过学的人，统统地都被做掉了。举个例子，有一个知县因为用了美国制造的铅笔，不仅自己丢了小命，还连累了家人——男的直接杀，女的先奸后杀，一个都没有放过。至于外国大使馆更是他们工作的重心所在！这些人认为大使馆是洋人的巢穴，只要能把使馆摧毁，洋人就会彻底地被斩草除根。此外，跟西洋有关的一切东西，如洋楼、铁路、电线、电灯、钟表、火车也都被焚烧和破坏。在这场运动中，上千外国传教士以及不可计数的中国平民百姓和官员死亡！这个饱含愚昧、落后色彩的政治军事宗教组织，史称“义和团”或“义和拳”。义和团最初的动机是单纯的，他们是淳朴的中国农民，他们具有自发的民族感情，自觉地对抗外国人和做外国人奴才的中国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知识，他们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他们所敬奉的神灵全是《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上的角色。如果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后来发生在中国身上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不幸的是，他们的爱国热情落到了愚昧的大小野心家手里，于是他们变成了可怜可恨、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排外的狂热暴徒。当然，义和团的行为有人憎，也有人爱。在那些愚昧的顽固保守派看来，义和团的做法值得兴奋、值得期待！一来他们觉得义和团的做法算是向洋人报仇，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二来不懂科技的他们可能真的相信世上存在“刀枪不入神功”，于是公开支持义和团，还把团民称作“义民”。而在那些洋人看来，义和团自然是十恶不赦。洋人被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列强也不断地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慈禧镇压义和团。一边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早请示晚汇报的打工仔，一边是气势汹汹的洋大爷。慈禧太后进退维谷，非常纠结。她能出什么招呢？她环顾左右，这才发现曾国藩、李鸿章、奕訢这些头脑清醒的能臣早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在身边，她身边尽是些唯唯诺诺的庸臣。这时，她才发现自己也老了，已不能再像三十年前那样准确地判断形势，自己是多么需要一个能干的朋友啊！慈禧万不得已之下，只能使出绝招——以静制动，等等看再说。正是老佛爷这种走着瞧的心态，助长了“义民”们的“革命气焰”，事件越闹越大、越闹越凶。我袁世凯来了义和团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山东省。毕竟义和团的非著名领袖朱红灯就是山东人，山东正是义和团的起源地和根据地。义和团在山东那么疯狂，洋人自然没少被杀，尤其是德国人被杀得最多！1898年，也就是“戊戌变法”的这一年，德皇威廉二世得知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义和团做掉的消息后，立刻点派远东舰队杀气腾腾地直奔山东半岛，保护侨民。德国人一来，二话没说便把胶州湾一带占住，随后又强迫朝廷把胶州湾租借给他们九十九年，山东也就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从此时开始，德国人就把山东当成了自己家，使出吃奶的力气实干、硬干、快干，给新家实现现代化。德国人先是把一个小渔村建设成了一个新兴的样板城市——青岛，并将其作为自己在远东的基地。不过德国人的干活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如今的青岛城市地下水管网络居然是一百年前德国人霸占青岛时建造的，而且到今天依然完好，非常好用！德国人研制出来的青岛啤酒也很美味，中国人一直喝到今天。德国人接下来修了一条胶济铁路，修好了之后，他们不仅拿走整条铁路的赢利，还要铁路的路权，甚至连铁路沿线的治安、管理人员都控制在他们手里。也就是说：中国人想用这条铁路还得德国人同意，还得交钱，否则门都没有！德国人与山东百姓争利，冲突不断，整个局面犹如一团乱麻。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简直要活不下去了！这时的山东急需一个能摆平义和团与德国人的能吏。1897年到1899年的短短三年间，山东巡抚这个位置已经有四位大佬轮流坐庄，却没有一个人能摆平义和团和德国人。美国大使康格终于看不下去了，他直接跑到总理衙门说：山东闹得实在是不像话了，我们在山东有很多生意要做，急需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请你们派一个能干的人过来，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以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嘛！这不就是不点名地推荐了袁世凯吗？康格干吗要帮袁世凯？鉴于袁世凯有过行贿的前科，很有可能是康格拿了袁世凯的好处费。慈禧向袁世凯的老上司荣禄征求意见。荣禄说：这小子虽然属于鹰派，但又不会蛮干，是个软硬兼施的主儿，派他去正合适！于是，慈禧也就给了康格一个顺水人情，派袁世凯出任代理山东巡抚一职。1899年深冬，新科代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带着自己培训的新军，带着三个能干的属下——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带着慈禧“保护义民”的命令来到了山东。论天时，现在的大清特别需要他这种有为的壮年官吏站出来挽救国势。论地利，他作为一省之长，山高皇帝远，自己的地盘自己说了算。论人和，他手底下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军队，有枪杆子就会有人脉。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能挡住他前进的脚步！我袁世凯来了，看我的吧！山东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袁世凯很不错。在经过实地调查和苦苦思索后，他批判地吸收前几任同僚的失败经验，并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理论联系实际，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两套独特武器。在这两种武器的辅助下，他只用两年就摆平了山东省的内忧外患。他发明的第一套武器，叫“明抚暗剿”，是一种欺骗式的攻防兼备的战斗系统。实际上，这个战斗系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因为慈禧让他保护“义民”，而他却在剿杀，作为地方官员的袁世凯居然直接对抗王朝的最高决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但是，袁世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点也不含糊。袁世凯不会也不能忘记当年在朝鲜的那一幕幕，现在的义和团何尝不是当年朝鲜的东学党？袁世凯清楚：这种没有明确目的、没有纲领、良莠并蓄的激进民间组织只会坏事，当年的东学党既然能让朝鲜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现在的义和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历史证明了袁世凯的先见之明，义和团不仅无功，简直就是压垮清朝这匹瘦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事不堪回首。袁世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这正是他要坚决进剿义和团的主要原因。不过袁世凯也不是蛮干的人，他懂技巧、懂“阳奉阴违”、懂“识时务者为俊杰”、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知道如何在强硬与妥协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是这方面的大师。所以，他利用朝廷上层对义和团定义的模糊性，大玩文字游戏。袁世凯公开声明：山东省各级官员必须要“遵旨保护义民”，因为“义民”都是“守法安分”的普通人，是良民。光看他的公开声明，肯定以为他会好好保护义和团。但只要你认真分析袁世凯的这些文字，就能读出深层含义——不滋事、不杀人放火的“义民”的安全我肯定保护，但那些“杀人放火、传播邪教”的“义民”的安全，我就没法保证了，官兵们该杀就杀、该逮就逮。文字游戏玩玩可以，但具体工作还得干。在这一点上，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位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忠实执行袁世凯的铁腕政策，对杀人放火的“义民”宁杀错不放过，山东的动荡很快被平息下来。搞定义和团，任务只算完成了一半。袁世凯接着出手摆平德国人。对付德国人与对付义和团是不同的，绝不能只靠动用武力，即便动武也未必能赢，最好是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袁世凯对这一点早已成竹在胸，早就准备好了第二套武器——“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第一斧，一切按法律办事。没有写进法律的，马上谈判，写进法律。第二斧，辞退愚昧保守的官员，选拔懂得外交的官员，组织这些官员学习法律，保证遇到案件时，可以根据法律与德国人交涉。第三斧，安排专员常驻德国租界，未雨绸缪，主动保护洋人，尽量减少德国人生事的借口，譬如为洋人办理进入内地的护照。第四斧，亮剑。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当列强提出非分的要求时，袁世凯就不再让步了，手中握有一支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部队，他多少还是有些底气的。这个“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的效果还真不错，至少令德国人十分满意。在德国人看来，袁世凯是一个思想进步、开明的中国官僚，了解西方，对于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没有敌意，是一个比较好沟通的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清楚清国的弱点，不像其他清国官员自我封闭与狂妄自大，非常好合作。这样优秀的中国官僚去哪里找？打着灯笼都找不到。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德国人很是给袁世凯面子，在义和团之变乃至于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山东基本上没有出事，中外关系还算是相当的“友好”。既搞定了义和团，又摆平了中外摩擦，山东人民也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袁世凯的巡抚终于当稳，前面的“代理”二字被去掉了。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山东幸福了，其他地方悲剧了。义和团在山东待不下去，那就只能另谋出路。当时的“义民”仇视一切洋人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会坐什么火车、轮船，他们要挪窝，也就只能徒步或是“驴行”。交通手段不给力，那也就走不远。能去哪儿？河北！河北就是义和团挪窝的首选之地！结果到了1900年，河北一带的义和团成员已经发展到上百万之多。河北距北京实在是太近了，连慈禧都对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如雷贯耳！慈禧本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开明的人物，加上也被列强欺负惨了，屡次被逼赔款、割让领土求和，慈禧心里也憋着一股气，想给列强点颜色看看，所以喊着“扶清灭洋”的百万拳民算是让慈禧看到了反攻倒算列强的希望。但多年的政治生涯让她学会了谨慎，她还不能完全相信义和团，得派几个臣子去探听一番虚实之后再做打算！于是，慈禧派出了守旧党巨头刚毅、部长级的北京市市长（尚书知顺天府）赵舒翘前往调查。让慈禧没想到的是，此次调查的结果在这两个哥们儿离开北京之前就已写好，然后两人拿着慈禧的调查经费公费旅游了一圈。归来后两人报告太后说：义和团都是爱国的忠义之士，确确实实不畏惧任何枪炮。慈禧确实老了，她居然相信刚毅这种义和团的粉丝能做出公正的调查！接下来，慈禧命义和团开进北京，亲自接见他们的领袖（大师兄）曹福田，此时朱红灯已在山东被杀死了。曹福田在用他的无敌护体神功表演完“大刀不入”的绝技后，自信满满地向慈禧太后保证：俺的法术可以把天下洋人统统地杀光。慈禧看完、听完之后，深感满意。不知道慈禧是被“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还是真老糊涂了。你虽然不懂科学，但是应该了解刀不入体是可能的，但枪不入体是不可能的！至少老佛爷你可以做个试验，让曹福田念咒后，用枪射击一下他的屁股试试，看看曹先生的臀部是否能够抵挡得住子弹的冲击！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慈禧很聪明，她看完义和团的表演后，发现了猫腻，但她没说破。因为她认为功夫虽然是假的，但民心是真的，她可以利用义和团来反洋，通过“群众的力量”和洋人讨价还价。就在慈禧研究如何使用曹福田等人的时候，列强已经不打算给她时间了，列强等不及慈禧来镇压义和团，他们决定自己动手：先是派兵进京进驻外国使馆，后又集结舰队于进入京津的门户大沽口，要求慈禧交出大沽炮台。事态危急，列强欺人太甚！慈禧该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跟列强拼了吧！1900年6月21日，清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下了一份惊天地泣鬼神的诏书，向世界上所有跟清国有外交关系的列强宣战。这里得强调一下，该诏书并未指明宣战的具体国家，而是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此改写，中国的慈禧太后成为历史上唯一单挑全世界的人，还是一个女人！真是羞煞多少男儿啊！世界各国最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证实真有这种怪事时，无不吓了一跳。无知的疯狂之后必然是粉身碎骨，患了失心疯的慈禧将中华民族带向了一场浩劫……一时间乱象毕露，国无宁日，事情发生在庚子年，史称“庚子事变”。胆大包天的盛宣怀就在大乱将起之时，一个人挽救了清朝的命运，或者说延长了清朝十年的国运，他就是当时担任清朝电报局一把手（督办）的盛宣怀。时间是1900年6月末。盛夏，天气有些热，慈禧心里也有点乱。列强要出兵的消息让慈禧方正面接触之前，中国文明遇到过来自周边文明的挑战，甚至包括来自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都成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开创新局。佛教文明的引入，导致中国文明华丽转型，成功构建中国文明新形态，所谓宋明理学，其实已不是中国文明原初形态，不是孔子那时老模样。但宋明理学确实让中国文明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是中国文明的逻辑结果。印度佛教文明能被中国文明比较没有障碍地接受，当然与佛家文明的农业社会基础密切相关。中印两大文明说到底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所以印度佛教的进入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结构，没有导致中国社会转型。但随后而来的西方文明就不一样了。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化、商业化色彩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原本并不存在冲突，中国接纳西方文明，不过就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因子而已。然而中国并没有很快用加法完成这个转变，中国的忧虑是工业文明会用减法替换掉农业文明。几百年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忧虑太过了，所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大度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进入，并不会替换掉中国的农业文明，但一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定会对中国的官僚阶层提出不一样的要求。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官僚队伍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牧羊。所谓州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通俗的话说，放羊就要让羊吃饱、吃好。牧民，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安心、满意，不造反。所以，传统中国职业官僚阶层，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孔子、孟子的说法都不错，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皓首穷经期待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就是金榜题名，这就是仕途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官范没有别的，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放羊。所以那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释什么是民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民就是眠，就是睡着不醒。老百姓不需要参政权、建言权，老百姓只需要吃饱吃好，需要风调雨顺。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就不一样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基本上依靠纳税人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老百姓成为纳税人，官僚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要治于人，受到纳税人的监督和监控。今天中国官僚队伍依然热衷于治人，而不适应、不乐意治于人，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时代转型，没有弄清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范。君子之德风所谓大变革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时期，因而在这个时代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有旧。在传统社会，官僚士大夫阶层是社会中心，是社会中坚，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引领者。那个时代的政治，按照孔子的设想非常简单，就是凭借这些社会中坚道德垂范。通读《论语?为政》二十四章，孔子以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率先垂范，为政以德。所谓“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谓“思无邪”；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其实都在说中国古典背景下的从政要诀，这个要诀非常简单，就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孔子的真诚告诫，也是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官僚阶层时刻谨记的圣贤教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说，官僚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中坚，既是牧羊人，也是道德示范、道德楷模，老百姓以官僚士大夫阶层言行为标的，为诉求。这是传统社会牧羊人的基本要求。传统社会要求君子政治，要求官僚士大夫阶层谨言慎行，率先垂范，这不仅因为那时传播手段落后，没有独立的、专业的狗仔队，而且还因为那时只是一个又一个家天下，官僚士大夫都在给皇上打工，吃皇粮，他们公共生活之外的私生活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必要曝光。回望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圣君，就是贤相，好像两千年历史就被圣君贤相包办似的。两千年被揭露出来的不堪人物，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这显然是不真实的。现代社会，官僚阶层貌似不再为皇上打工了，改为替纳税人尽责了，貌似这些被称为干部的新阶层可以“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显然是对现代社会的错解。现代社会确实释放了民众对政治干预的权力，公权力也确实已经或正在被关进笼子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政治家，即便不是政治家的公众人物，都有一个如何示范社会、引领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不会继续要求干部、公众人物无私奉献，但任何干部、公众人物，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于权势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实业家，都必须走正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财富一定要经得起媒体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大变革时代的官德还是传统社会的那些原则，率先垂范，成为引领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楷模。人生意义我们这些年官场秩序失范，许多被揭露出来的官僚，用丑态百出、丑态毕露，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的丑陋，他们一再测试人类的底线，触及人类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腾飞的中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呢？为什么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会如此藏污纳垢呢？这当然与抽象意义上的政党无关，因为任何个人只要违背了政党的宗旨，他就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政党。党内出现如此污浊的事情，是历史的不幸，是没有向这些党政领导者说清楚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没有讲明白，或者这些党政领导者没有弄明白人生的意义。古典中国人生智慧讲究知足常乐，讲究适可而止。古典中国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讲究立德、立言、立功，讲究三不朽。在传统的中国，物质是匮乏的，享受大致是适度的，那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历史，以历史为宗教，对历史具有一种敬畏心。相信现实世界的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过程，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并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就是不朽，就是进入历史。而进入历史，能够不朽，肯定不是在现实世界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阴德，留下多少善念。由于我们这些年近乎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宣讲，我们几乎将人生完全还原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过程，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多少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子孙后代不会感谢他们这些祖先牺牲“小我”，保全贪腐，保全财富，而是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耻，为不屑。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圣君贤相的子孙后代固然有值得炫耀的题目，即便那些从来没有得到过物质好处，仅仅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立德、立言、立功空名的士大夫，也永远被他们的后人感念、追怀，而那些以贪腐，以为子孙后代留财富为诉求的人们今安在？他们的后人为什么不敢、不愿追怀他们呢，为什么不敢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呢？这都很值得当今中国的干部们思考。有时候，我会为当今中国因贪腐而潜逃海外的那些人悲哀，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重建道德规范，一定要弄清人生的意义。否则，再过若干年，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先人都是被自己的国家通缉而未能归案的贪官。这个特殊的阶级会有什么样特殊的心理呢，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自己的先人呢？任何人的自然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永生只在历史中。历史中的永生，才是真永生，现世的繁华、奢侈，不过是一片浮云。大变革时代需要新的官箴，新官箴并不必完全弃旧图新，“三不朽”才是真不朽，告诉我们的党政领导者向此努力，用自己的细微努力建造一个理想社会。李鸿章马关讲和的一些细节李鸿章遇刺后，中日之间的谈判并没有中断，反而因李鸿章受伤而加快。双方就日本原案和李鸿章的修正案进行多次书面争议，李鸿章也向朝廷多次请示，商量对策。朝廷在这些天对日本议和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吵得一塌糊涂，皇太后坚持辽东半岛和台湾皆不可弃，即便谈判决裂再战，也在所不惜。根据这个精神，朝廷于4月8日电报指示李鸿章，强调奉天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辙弃资敌？至于赔款，万万以上，中国肯定付不出来，日本如果不肯多减，中国也没有办法。至于通商一条，朝廷已与赫德密商，寻求解决办法。增加通商口岸七处，重庆、沙市、梧州可以答应，京师、湘潭不太方便，苏州、杭州均系内河，亦多不便。稍后，朝廷又指示，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不到万不得已，都应竭尽全力驳斥对方。万一实在顶不住，那么谈判底线就是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这就是朝廷的底牌。此前，由于李鸿章意外负伤，中方亦担心因此而耽搁正常会谈，经秘密协商，由中国政府补充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商议和约，并于4月6日照会日本政府。于是，比较正规的谈判，也就没有因李鸿章无法赴会而中断。4月8日，伊藤博文派人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的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呢？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十一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伊藤要求中方明天即9日为期，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的指示要他们顶住，要他们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本方面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也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否承担得起的事情，而是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来做主。当天（4月8日），李鸿章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这些谈判要点和细节，以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他建议朝廷适度让步，可以考虑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等地等到将来再说，这样较之日本所划经纬线界已减少大半。至于澎湖列岛，既然已被日军占领，只能暂时同意允让，因为即便我们不同意，日军也不会退出。关于赔款，李鸿章答应按照朝廷先前指示，以一万万这个标准进行谈判。他只是请示，假如日方实在不答应，始终坚持，那么他李鸿章是否能够答应适度增加点呢？李鸿章最后还不忘提醒朝廷，谈判前景不容乐观，还是及早命令前敌各将帅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吧。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那么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告诉朝廷的那两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日本方面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日本方面认为，他们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基础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修改余地。但中国的修正案内容与日方的要求相距太大。鉴于如此分歧，日方蛮横地以为中国没有讲和的诚意，遂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的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的要求，并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和约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也就不必啰嗦了。日方的这个和约修正案的提出在4月10日下午，地点就是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因而立即赴会。下午四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稍事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伊藤表示，现在已经停战多日，留给我们谈判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日方现在准备了一个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耗时光。日本此次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十一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三个方面。关于割地，日本方面在这个新的和约草案中坚持台湾及澎湖列岛仍依原案；关于奉天南部之地，减为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起，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邑，皆包括在界线内。此外，凡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的岛屿亦在割让之列。关于赔款，减为二万万两。关于通商条约修改，日本不容变更其原案，但是，其一，新开商港可减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其二，日本国轮船的航线可修正为：（1）由长江上游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2）由上海入吴淞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在提交这个和约草案的时候，伊藤博文强调：这个方案实为日方最后让步，希望中国使臣对此只要给予接受或不接受的答复，其他的就不必啰嗦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李鸿章将日方要求向朝廷作了汇报。4月15日一大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最后指示：先前指示，原本希望能够挣得一分是一分，不料日本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不通人情不给面子，那么就这样吧，你李鸿章可以参照先前的指示与日本人定约吧。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下午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这个时间较伊藤的约定早了一个半小时。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做了最后奋斗与努力。他表示：李某现在确实拿到了朝廷的御旨，有权酌量办理。只是这个事情实在棘手，我也不知道怎样酌量，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伊藤对李鸿章的请求不为所动，他强调：李大人的处境不妙，我伊藤的处境也与中堂相似，各为其主，大家都很难。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以动摇；而本国议院权重，我伊藤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李鸿章说：我去年在国内被满朝言官弹劾，大家都说我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好。想想也是，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今天我有幸与伊藤首相议和立约，这不就是交好的明证吗？李鸿章想尽办法希望伊藤再作让步。伊藤说：你就任他们骂吧。这么大的事情，相信他们也没有人担当得起，堂堂中国，大约也只有中堂一人能够担此重任。说便宜话的人到处都有，我伊藤在日本的处境与中堂相似。李鸿章至此回归主题，坦言：我并不是怕舆论批评，只是皇上让我来议和，授权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也算是我酌改了，请贵大臣替我想想，何处可以酌让？比如赔款、割地两端，总要少许让些，让我有个面子，即可定议。对于李鸿章的请求，伊藤博文毫不退让，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日方如有可让之处，早就让了，何必等到现在？对于伊藤的坚持，李鸿章也不为所动。他说：前此会议结束时，我曾请你再让我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同意的意思。现在，如果贵大臣兑现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二人立马定约。伊藤说：如能少让，我肯定让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李鸿章再说：五千万不能，那就让两千万吧。现有贵国一份报纸说日本此次战争的总兵费只用了八千万。这个说法或许不足为凭，然非无因。李鸿章说着将这份报纸递给了伊藤博文。伊藤细看报纸之后表示，这种报纸全是道听途说，专与政府作对，万不可信。李鸿章说
复，在屋内埋藏一些称之为“镇物”的物品。然后雇主全家人的运程便会变差，轻则家宅不宁，时有损伤或惹上官非；重则患上恶疾、遇上灾劫、孩童夭折，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家破人亡，是一种非常恶毒的诅咒。其实这是个误传，鲁班术并不只是厌胜，它还包括了治身、开号、兴造、机关和化煞，但却因后人常常使用其中害人的厌胜术，最终使得鲁班术被世人认定为“邪术”。在参看《闻风拾水录·奇门篇》的时候，我曾了解过不少奇门遁甲的相关典籍，其中就曾提到过鲁班术，它源自上古黄帝的奇门遁甲，是一个旁系分支。如果不是晖儿说破提醒，我还不会注意到这个设置，也不会找到那个真正造成危害的木牌。……灶间所处的位置是屋子的东面。东位居九宫的兑七宫，五行属金，八门居惊门。卧室所处的位置是屋子的西面。西位居九宫的震三宫，五行属木，八门居伤门。“勾陈”八神之一，“白虎”为其阴遁，性好杀，司兵戈争斗杀伐病死。“天禽”字木牌暗含的是九星中的天禽星。奇门遁甲中天禽遇伤门即生病痛之气，主无病而亡，痛入骨髓。那木匠究竟动了什么手脚呢？灶间是最容易产生异变之气的惊门，他放置了刻有勾陈、白虎的木鱼，用来引动汨罗鱼，这里的金属性迫使木性的汨罗鱼潜入水缸，随饮用水进入常五根老婆的腹内。卧室是最容易产生伤病的伤门，他在梁上安置了天禽星木牌，引发了天禽遇伤门的大凶格局，在屋内形成了伤病之气，使得汨罗鱼在常五根老婆的身体里异变作乱，啃噬骨头。完美配合奇门遁甲的鲁班厌胜术的确精湛，但这么狠毒的做法却令人发指。处理了两块木头之后，常五根抱着老婆移到别间养病，林岳又开了两服中药调理，暂时没有什么大碍了。常五根不住感谢，拉着死活不放，杀鸡宰羊地要好好款待我们。这个偏僻的农田区信息闭塞，藏匿一段时间倒也不是问题。林岳装神弄鬼地和常五根嘀咕了一阵，后者便以为我们是群低调的高人，连连应承不将此事张扬出去。……“娘的，碍事的家伙！”一个人影在屋外的树荫中闪过……二、逆门拾骨奇门遁甲在周秦时期谓“阴符”，汉魏时期名“六甲”，晋隨号“奇门”，唐宋称“遁甲”，明清以来才叫“奇门遁甲”。据史料记载，《奇门遁甲》传自轩辕黄帝，成书于周朝，此书早已传世，但一直以秘本单传。书中以易经八卦为基础，结合星相历法、天文地理、八门九星、阴阳五行、三奇六仪等，不但是风水堪舆学说的高深部分，更被广泛地应用于古代军事、建筑和医药理论中。我一直很在意这件看似平常的厌胜术事件，仅仅为了一次口角便如此对付一个农家妇女，似乎有些过了，而且就布设者的手法来看，这人在奇门遁甲方面的造诣远不止此。厌胜术可能只是他用来掩盖自己真实出处的一个障眼法。……常五根的热情一直持续高涨，不但天天好酒好菜的招待，还把屋子腾出来给我们，自己带着老婆住到后面的平房去了。庄户人老实厚道，但在这不大的村子里，没有什么是可以成为秘密的。常五根的口风再紧，他老婆被高人医好的事情还是不径而走了。幸好村子比较荒僻，唯一的司法机构在十公里外的镇上，没什么大事一般不会有人来走动。我蓄了几天的胡子，向林岳要了一副墨镜，对着镜子都有些认不出自己了。林岳坏笑着一个劲地打趣我，说看上去更像逃犯了。村里的村民先是借着串门来常五根家坐坐，闲聊着便开始求教家里的怪事，大多都是心疑作祟，也有不少是因为迷信乱治导致病情加剧的。林岳这小子正好施展开自己的拿手绝活，最高记录里一天医好了十六个病人，村里人立刻给他封了个“活扁鹊”的头衔。一贯嘻嘻哈哈的他在治病救人的时候却显得分外专注，S在一旁帮着打下手，时常偷瞄的双眼中流露出赞许的神情。不过，有一件事却与众不同。一天，常五根的邻居刘德柱找上门来，说他老婆被鬼咬了。这倒是很稀奇的说法，即便是虚灵也不会轻易咬人，何况人死后所谓的鬼魂。可见到刘德柱的老婆时，我却大大地吃了一惊。……“老凡，这女的就跟掉进硫酸里似的，都烂开花了。”林岳查看完后，心有余悸地说道。刘德柱的老婆双腿自膝部以下完全腐烂变形，肌肉骨骼呈炭黑色，腐烂的部位干瘪萎缩，没有任何的体液渗出，正如林岳说的那样，像是被硫酸严重烧伤的迹象。但这一切只是源自她脚心上无故出现的一块青黑色瘀痕。据刘德柱的老婆回忆，不久前她下地干活回来，洗脚的时候发现两只脚心各多了一块瘀痕。平日间农忙下地难免磕磕碰碰，已是习以为常，大概是无意间踩在石头上弄伤的，所以也没当回事。可就是这块瘀痕，在一周内不断扩张开来，迅速地布满了整条小腿，干瘪腐烂得如同陈年腐尸。刘德柱看着就傻眼了，长这么大哪见过这种怪事啊，村里头的老人说，八成是叫田里的死鬼给咬了吧。村子里原本田地并不多，大片的荒地里遍布着乱坟堆。后来镇里发展农业，开来几辆推土机，一顿猛推，把地都给平了，再翻整耕犁，这才有了大片的农田。刘德柱一下茅塞顿开，这家里农田恰好就是原先乱坟堆的一块，耕种时还曾掘出过人骨头，应该就是被鬼咬了脚。……和常五根老婆不同，刘德柱的老婆身上没有任何虚灵作祟的痕迹，除了奇怪的病灶之外，我隐隐看到她的双腿隐隐散发着一层青黑色的雾气。“奇了怪了，她的腿上怎么会那么多腐气？”林岳看着残缺的黄叶纳闷道，这是他刚刚贴在刘德柱老婆腿上的，只一会儿的功夫就枯黄成这样。腐气是地下阴气与动植物尸体交化产生的一种特殊物质，莫炎曾用过的尸獾身上就具有这种物质，它可以迅速腐化动植物的尸体，将其分解入地下。一般说来，这种腐气只会存在于地下，在阳气较重的地方会很快地消失，更不要说如此气势汹汹地在人体内作威作福了。“能不能把她的鞋给我们看看？”我向刘德柱问道，“下地那天穿的。”一双旧布鞋放在了面前，翻开鞋底，我和林岳的眼睛都是一亮，鞋底里夹着一片灰白色薄片，这是一片被磨成三角形的骨片。“走，我们去田里转转。”我和林岳对视了一眼，冲刘德柱说道。……一片绿油油的稻田间，大批的作物预示着来年的丰收，可农田的主人此刻完全开心不起来，这田就是刘德柱的。他带着我们在田埂上来回转悠了两圈，找到了出事当天他老婆干活的那个地块。刘德柱老婆干活的那块地靠近路边，因为路基石块的关系有一部分地方只能废弃不用，有些路过的人难免会随手丢弃一些杂物。刘德柱夫妇一则图省事，二则为了不影响田里的作物，便用煤渣铺了一层，随手清理起来方便。可就在这层煤渣里，我和林岳发现了一些黑色的粉末。“估计就是这么回事了。”我对林岳低声道，“有人用了逆门拾骨。”“不能吧？逆门拾骨在风水堪舆里是禁术。”林岳脑袋的体积似乎大了许多，“这犄角旮旯的村子里，怎么那么多失传的偏门术法？”“不知道，我总觉得这里有些奇怪。”我思索道，“鲁班术和逆门拾骨都是偏门术法，但却同样源自奇门遁甲。”墓葬风水中有一种特殊的做法，流传自闽南一带，在死者下葬一定时间后，开掘墓穴，将尸骨取出，放置在瓷器翁罐里。这种做法的由来常被解释为人之血肉属于人间，必须待其腐朽之后再作正式埋葬，因此称为“拾骨”。但事实并非如此，闽南一带土质特殊，常常会在尸体腐化时郁积大量的阴晦之气，甚至会滋生一些恶类虚灵，以至影响墓葬者的家人后代。当地风水堪舆者因地制宜，想出了拾骨的做法，散去墓穴内的阴晦之气。不过，人类的行为总是徘徊在正邪之间，逆门拾骨便是一些不良人士发明的生财之道。他们将一些尸体埋放在特殊的土质环境中，佐以一些药物，尸体腐烂后留下的尸骨便包含了大量的阴晦之气，之后将尸骨处理成骨片，放置在被害人的衣物鞋帽或日常用品中，并用阴性物质作为触媒引发，使得生人的肌体与阴晦之气发生作用，从而在身上产生大量的腐气，导致被害人死于痛苦之中。奇门遁甲中的八门对应了人体的八个重穴，而骨片的放置位置正是依照这八门而来。……“你们中医不是也和奇门遁甲有关系的吗？”S瞪大了眼睛道，“对那个什么开门和关门的应该有研究啊。”“我的姑奶奶哎，那是古代中医学，您去瞅瞅，现代中医学哪有这个呀？”林岳一脸苦闷道，“不是《黄帝内经》只怕连阴阳五行都给断了。”生门和开门属于人体的左右腿脚位置，骨片从鞋底作用在这两门上，被煤渣里的阴性玄武石粉触发后，阴晦之气直接进入腿部产生腐气。在生门的滋生循环作用和开门的接地呼吸作用下，腐气不断增强扩散，刘德柱老婆的两条腿已经烂到了大腿部分。“生门为土，开门为金，土火则生，金遇火则败。”我想了想，“林岳，五行针灸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过，但金针、银针都犯了五行忌讳，玉针、骨针又经不起灸烧。”林岳摇头道，“这时候倒是希望那个臭脸大哥在身边了。”莫炎的灵火能力倒是很适合这个方法，但此刻不知身处何地的他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火针行不行呢？”晖儿递过两支线香，“这个不犯忌吧？”“哎？！还是嫂子聪明！”林岳从地上一跃而起，“香灸法，连我这个中医都没想到。”“呵呵，我可不懂什么中医香灸法。”晖儿笑道。林岳冲我挤了挤眼，出门转了一圈，回来时手上拿着一大把绿叶。让晖儿和S出门等候，刘德柱却死活要守在老婆的身边，无奈之下只好让他尽量远离，我和林岳俯身用线香操弄起来。不多时，一股灰黑的雾气自刘德柱老婆的足底涌出，屋内立刻充满了一阵腐臭，刘德柱被呛得一阵作呕夺门而逃。林岳摘了几片绿叶让我遮在鼻间，手下大蓬的绿叶迎着雾气堵了上去，随着叶片的枯黄，腐臭味逐渐消失，刘德柱老婆腿上的黑气也完全褪去。……“你老婆的命是保住了，不过，这俩腿算是废了。”林岳向刘德柱交待道，“最好送医院去截肢，这么下去迟早要感染。”“谢谢……谢谢两位……”刘德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道，“俺老婆这条命是你们给捡回来的，下辈子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啊。”“呵呵，没那么严重，救人是应该的。”我笑了笑，继而问道，“你和你老婆得罪过什么人没有？”“得罪人？没啊，我们夫妻俩从不和人吵架。”刘德柱被我问得一愣。“你仔细想想，不一定是吵架，也许是一些小过节。”晖儿在一旁提醒道。“小过节……哦，有！有一个人！”刘德柱拍着大腿道，“村东三里地住着的那个耿婆！上回托我老婆进城带东西，说是短了斤两，唠叨过两句。”“这耿婆是什么人？”林岳问道，“一人住村子外头？”“对，这耿婆是个孤老太婆，没儿没女的。”刘德柱点头道，“她那脾气古怪得很，不太跟人来往，自己一人住在村子外头。”“一个孤老，靠什么为生的呢？”S奇怪道，“没人照顾也怪可怜的。”“她那手脚可比年轻人还利索，自己能下地种菜，七十多的人了还能嚼铁蚕豆。”刘德柱忿忿道，“肯定是她，这耿婆懂点医术什么的，但不随便给人治病，成天神神道道的。”“是她不是她，咱就别研究了。”林岳打着哈哈道，“不过以后你遇着还是绕道走咯。”……“亦凡，这里逗留得太久了，通缉令在网上已经发布了，我怕你会被人认出来。”“嗯，我和林岳商量过了，今天收拾一下，明早离开这里。”“你想好去哪里了吗？”“暂时没有，我给莫炎发了邮件，也许可以去云南那边避一避。”……村头，常五根等一干村民足足送出一里地，我们费尽口舌劝了半天，他们这才依依不舍地道别返回。“还是农村人淳朴啊～～”S感叹道，“哪像城市里的那些伪君子那么势利。”“就是，就是，你看送的这干粮瓜果，都赶上一个小超市了。”林岳掂了掂背后的大包，乐滋滋地说道。“就惦记着吃，也不想想背不背得动。”S撇嘴道，“瞧你那乐和劲儿，跟捡了什么天大的便宜似的。”“嗳～～我又怎么了我？”林岳被S说得一脸郁闷，“民以食为天，这可是圣人说的话。”晖儿笑着用手肘捅了我一下，我俩识趣地走在了前头，身后两人不住地拌着嘴，像对长不大的孩子。“S说话的口音都变北方味了。”我偷笑道，“估计咱们林岳有戏。”“你这逻辑有点奇怪了。”晖儿冲我调皮的一笑，“不过你说话也有北方味呢。”“哦，那我和林岳估计也有戏了。”我装傻道。“这不是么，连贫嘴都学会了。”晖儿笑着给了我一拳。空气中飘着一股暖暖的油菜花香，亡命天涯的日子却才刚刚开始。……出了村子不多久，便能远远地看到公路，我们互相商议了一下，决定沿小路行走，一路往南，途中等待莫炎的回音。“这个臭脸大哥，放着好好的高科技手机不接电话，只收邮件，真是个怪人。”林岳如是说道。莫炎的确是个怪人，手机永远处于拒绝接听状态，只怕连短消息他也懒得去看，现在只希望他早点看到我发出的邮件。不过，很快我们就看到一个比莫炎还怪的人。那是一位老婆婆，她正在一座小屋前跳着绳，身边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欢快的流行乐曲。“嗬！瞧这老太太的精神劲儿！”林岳擦了擦额上的汗水道，“比咱们几个可强多了。”“这里是东南面。”晖儿冲我小声道，“这个老婆婆会不会就是刘德柱说的耿婆？”话刚说完，那老婆婆已经看到了我们，放下手上的跳绳，关了收音机，脚下三步两步便拦在了我们面前。“你们几个就是在村里治病救人的那什么‘赛扁鹊’是吧？”老婆婆的声音洪亮干脆。“嗳？赛扁鹊？那是什么玩意儿？”林岳一脸茫然道，“是吃的吗？”“臭小子，别跟我耍贫，告诉我是还是不是？”老婆婆脸一板。“凭什么回答你？！”S冲冲地回道。“呼”地一声，S手里抱着的狴犴突地蹿到了地上，神色凝重地望着老婆婆。“龙子狴犴？”老婆婆眼睛一亮。这老婆婆居然能看出狴犴的龙子身份，我心里不由得暗暗提防起来，如果她就是村里那些怪事的始作俑者，那眼前就该是一场硬仗。“您是耿婆吧？”晖儿笑着说道，“我们是在村里给人治过病。”耿婆点了点头，蹲下身子自顾看着狴犴，那狴犴严肃地和耿婆对视了片刻后，便像只温顺的家猫般上前在耿婆的脚边磨蹭了起来。摩挲着狴犴那柔顺的毛皮，耿婆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双手轻轻按在了狴犴的头部。“田然那个老家伙在哪儿？！”耿婆突地站了起来，眼中闪动着凌厉的光芒。三、三奇掩衬看了眼床上刚咽气不久的老婆，刘德柱摇了摇头，点上一锅旱烟蹲在房里猛吸了起来。“奶奶的，俺这丑婆娘能卖到这个价钱，算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咯。”刘德柱暗忖，“邻村的李寡妇才二十五，水灵灵的，等拿到钱就去提亲。”想着，他的脸上不由泛起一片猥亵的笑容，眼中似乎已经看到了李寡妇那白嫩诱人的躯体。不过，这躯体很快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人影撞破了，刘德柱还没有反应过来，身子便悬在了半空。当然，他可不是平白无故地悬在那里的，一只白皙的手掌正卡住了他的颈部。格地一声，刘德柱的颈椎在那手掌和身体自重的作用下立刻折断。歪斜的脑袋已经不能再思考什么了，不过刘德柱的眼中清晰地映出一个人影，一个满脸调皮笑容的人影。“两万块就能卖了自己老婆的命。”那人影甩手将刘德柱的尸体撇在了地上，“我多给三万，连你的一起也买了吧。”一厚叠百元大钞撒在了刘德柱的尸体上，崭新的票面将死者的面容映出一片粉红，像是人们兴奋时特有的面色。只不过，刘德柱是兴奋不起来了，虽然眼前的钞票足以让他娶上三个李寡妇。……“田然那个老家伙在哪儿？！”耿婆凶巴巴地说道，两眼暴出凌厉的光芒。“天然？这里到处都是天然的，至于老家伙嘛……”林岳继续口不择言地贫着，但话未说完，却突然脚下一软跌坐在地上。那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耿婆的左手做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动
FREEFROMVIDEOS性欧美多天都不能离开父亲的棺材去略进饮食。这种孝行使多尔衮周围的官员大为感动；多尔衮也接受了建议，让李雯做了他的私人幕僚。对李雯来说，要报复大顺军的杀父之仇就只有走降清这一条路吗？或者说，这就是他早些时候对陈子龙所表白的要为国效力而名垂青史的途径吗？李雯当然得到了一个英雄造时势的机会，尽管极少有人赞许他攫取这个机会的方式。1644至1646年间他作为多尔衮的秘书，所有奏表文告皆出其手。然而，李雯之例有些特殊之处。那时，大部分归降者，既不是在野诗人，也不是南方文人。在1644年加入清廷，并在18世纪编纂的《贰臣传》中有传的50名高级官员中，大部分是京都的旧官僚（详见下表及书后附录B）。然而，在崇祯朝，3/4的高级官僚来自南方；而在1644年，2/3的归降者是北方人。这种比例的倒转，主要在于山东的大量降人，1644年投降的“贰臣”中，有1/4来自山东。如果说东北地区为满族征服中国提供了大部分军事将领的话，那么，正是山东一地在为北京清政权提供文官上，遥遥领先。山东人在清初的这种骤然显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该省平定较早，部分地由于在各处起义时这里的乡绅名流遵守了王朝的法令。1644年及以后降清文官先附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 陈名夏 | 给事中 | 江苏 |
| 党崇雅 | 侍郎 | 陕西 |
| 梁清标 | 翰林学士 | 北直隶 |
| 卫周祚 | 郎中 | 山西 |
| 戴名说 | 给事中 | 北直隶 |
| 刘昌 | 给事中 | 河南 |
| 柳寅东 | 御史 | 四川 |
| 陈之龙 | 分守道丞 | 江西 |
| 张若琪 | 侍郎 | 山东 |
| 方大猷 | 分守道丞 | 浙江 |
| 高尔俨 | 翰林学士 | 北直隶 |
| 张忻 | 刑部尚书 | 山东 |
| 张端 | 翰林学士 | 山东 |
| 张缙彦 | 兵部尚书 | 河南 |
| 刘余祐 | 兵部侍郎 | 北直隶 |
| 龚鼎孳 | 给事中 | 安徽 |
| 孙承泽 | 给事中 | 北直隶 |
| 薛所蕴 | 国子监司业 | 河南 |
| 傅景星 | 御史 | 河南 |
| 李元鼎 | 太常寺少卿 | 江西 |
| 熊文举 | 吏部郎中 | 江西 |
| 叶初春 | 工部侍郎 | 江西 |
|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 王正志 | 户部侍郎 | 北直隶 |
| 徐一范 | 吏部郎中 | 江苏 |
| 王宏祚 | 户部郎中 | 云南 |
| 卫周允 | 御史 | 山西 |
| 曹溶 | 御史 | 浙江 |
| 胡世安 | 少詹事 | 四川 |
| 吴惟华 | 主事 | 北直隶 |
| 李若琳 | 翰林学士 | 山东 |
| 王鳌永1 | 户部侍郎 | 山东 |
| 金之俊1 | 兵部侍郎 | 江苏 |
| 沈惟炳1 | 吏部侍郎 | 河北 |
| 冯铨2 | 大学士 | 北直隶 |
|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 李化熙 | 兵部侍郎 | 山东 |
| 宋权 | 顺天巡抚 | 河南 |
| 任濬 | 兵部侍郎 | 山东 |
| 张煊 | 御史 | 山西 |
| 李鉴 | 宣化巡抚 | 四川 |
| 谢升 | 吏部尚书 | 山东 |
| 田维嘉 | 吏部尚书 | 北直隶 |
| 黄图安 | 分守道丞 | 山东 |
| 房可壮 | 副都御史 | 山东 |
| 刘汉儒 | 四川巡抚 | 北直隶 |
| 苗胙土 | 郧阳巡抚 | 山西 |
| 陈之遴 | 编修 | 浙江 |
| 刘正宗 | 翰林学士 | 山东 |
| 谢启光 | 兵部侍郎 | 山东 |
| 孙之獬 | 翰林学士 | 山东 |
| 李鲁生 | 国子监司业 | 山东 |
| 魏琯 | 御史 | 山东 |
| 潘士良 | 刑部侍郎 | 山东 |
| 霍达 | 江苏巡抚 | 陕西 |
| 吴伟业 | 少詹事 | 江苏 |
|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 周亮工 | 御史 | 河南（南京居民） |
| 刘应宾 | 吏部郎中 | 山东 |
| 张凤翔3 | 工部尚书 | 山东 |
| 钱谦益 | 礼部尚书 | 江苏 |
山东的投降
山东的情形表明，在乡绅与满族征服者结为同盟镇压城乡义军盗匪上，它比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要来得迅速。尽管这里的民众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忠明之士，但在维护共同利益而携手合作上，山东士绅对满族征服的态度最为典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贰臣”中有那么多的山东文人。山东与辽东两个半岛的相似性，也使这种联盟变得容易了。许多东北边民，通过海上贸易与水军服役，与山东家族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理解山东士绅对清政府的态度的关键点，是满族进入之前这一地区的阶级冲突的激烈程度。晚明时期，山东是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极端繁荣的省份。像济宁这样的城市在16世纪末就已经繁荣起来了；作为地区货物集散地的大运河畔上的临清，尤其繁荣。还有一些富裕的乡区，例如淄川，为大地主所控制。但是，这个省的中部，泰山与沂蒙山周围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却相当贫困，在17世纪20、30年代经常遭到饥荒的袭击。在西南地区的地主并不太富裕，但有很强的自卫能力，住在有家兵和沟垒防护的“家庄”中。许多人习惯以劫掠为生。横贯山东西部的、从北京到徐州的东去大道，整家整家的人——甚至整村整村的人，以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滕县与兖州府会之间那令人生畏的驿路上的旅客们，如果能够逃脱“响马”的袭击，那真是要感谢苍天有眼了；如果其车马没有陷入泥淖，以致被村民以租借牵引用的骡马为由而横加勒索，那也真是万幸。山东也是教派会道活动的中心之一。1622年，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持续了六个月之久，有200万人卷身其中，最后才被4.7万名士兵镇压下去了。这场民众大起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满族占领辽东后，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山东，以逃避满人的追杀洗劫。然而，1642年与1643年，满军深入到山东腹地劫掠，结果是官府失去控制，社会陷入混乱。像临清这样的城镇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村甚至变成一片废墟。到1643年，地方官员已经征收不到赋税。据记载，任何案件审理都不能再进行了。正式的地主政府已不复存在，权力落入了地方权贵或大盗悍匪手中。兖州南部的滕县与沂县的县府屡遭攻击，地方官员已毫无权威可言了。据当时史料记载，当时民户十之七八参预了不法之举。农村社会中“盗户”与“良民”截然两分，后者基本上是地主，他们在安定社会上与政府的利益上完全一致。除了这些“盗户”，在滕县以东的九山地区，还有许多亡命之徒的永久性的大本营。这些“匪巢”中最大的一个，由王俊领导。此人是一位武林高手兼地主。在40年代的颗粒无收的灾荒中他也丧尽家财，便转入绿林行劫了。在兖州的东北走向的大道上，以及嘉祥一带的大运河畔，有一个在当地称为“满家洞”的地区，是个方圆300里的丘陵，有四个乡坐落其中。这一地区有成千个洞穴，以及许多设防的双层石堡。在明朝最后几年的内叛外侵的日子里，满家洞的农民逃入洞穴避难，并用布蒙住洞口。整个这一地区完全摆脱了地方官府的控制，派来维持秩序的乡兵不止一次地在此全军覆没。一些亡命之徒结成了更大的团伙或匪帮的联盟，有些经常冠之以朝官名号的头目，承担松散的领导之责，在这块土地上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曾有位官员报告说：“村落灰烬无遗，百姓杀掳殆尽。”与这些亡命之徒和起义军为敌的是乡绅及其联盟，但他们在横暴残忍上与其敌手差别不大。这种地方武装很像封建团体，都有很好的训练，常常带有浓厚的个人忠诚色彩，一般以忠于乡绅领袖的马队或家丁为主力。邹县豪右鱼维新，拥有一支800名步兵的武装，纪律严明，随时可以与正规军一同作战。嘉祥县的名流刘君学，在满族进攻时期征集并训练了一支3万多人的“义勇”。逐渐巩固清廷对山东的控制的主要办法，就是私人统率的乡兵与中央政府供给与指挥的正规军队的结合。在最低的县级单位，乡绅组成了乡兵，乡兵组成了“营”；再往下则是80—100名乡兵组成的“家”，其首领为“练总”。作为家丁，他们忠于供给其衣食的本地豪右。这种半封建关系实际上是在官方培植下发展起来的——因为地方军政长官总督巡抚自己，要为每一位将领的私人军队（“标下”）提供军费。同样的个人忠诚原则，以及官方对每一位将领的私人武装（“标下”）的承认，还扩大到了较高级的军事单位。在府一级的行政单位中，军队汇编成一般被称为“镇”的组织。除了乡绅私人统领的大型团队，也有一些马队由清廷的命官指挥。而且，乡绅的私人武装，经常根据命令由一地区调往另一地区。在地方军政长官上达北京的报告中称为“技勇”的武装，就这样变成了清廷统治的一支主要力量。许多这种地方地主武装，特别是山东西北部的地主武装，被征调去进攻短命的大顺政权。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派出了许多军官和地方官，到山东各乡、县的都会去接管原政权。他们把在北京用过的拷饷追赃的办法又用到了这里，首先被驱集到一起的就是乡绅。例如，在兖州（这里是明朝鲁王的封地），大顺的首领们取得了被叫做“无赖”的下等阶层的支持，来打击乡绅。在济宁，郭志伟为大顺政权接管了此地，他把官僚、生员和富民囚禁起来，拷掠赎银多达48万盎斯。当他们占领了运河与山东——北直隶间驿道的接合处的德州后，这种行为变得特别地残酷无情。1644年6月1日，那里的乡绅在著名士大夫、1607年进士谢升率领下，起兵反扑。后来，谢升在给清廷的信中说到：（六月一日）臣等鼓励阖州士民，磔伪州牧吴徽文，伪防御阎杰，誓众登陴，激发远迩，共诛闯贼，所置伪官贼将郭升丧胆西遁，谨扫境土，以待天庥。谢升在赶走了大顺军官后，与乡绅们共同邀请了一位明朝皇亲朱师钦，让他以“济王”的名义统辖这一地区。在他的名义下，他们鼓励了其他地区的绅士也组织乡兵，进攻大顺军队。在谢升的同窗、前兵部侍郎谢启光的领导下，这个城镇的2000居民赶走了大顺的统治。在繁华的淄川，前翰林学士、1622年进士孙之獬倾其家财，组织训练了一支地方武装，借此保卫了他在亲戚邻里，并从这个地区把大顺军队赶了出去。史可法与南明在扬州的营部，很快知道了德州事变的消息。尽管史可法很清楚，在谢升担任大学士与太子侍讲时曾经支持过陈新甲的绥抚政策，但他对是对比莉·狄利亚而言，真正的战争不是关于婴儿的生命或新娘的名誉，而是关于不服从，当然，那指的是公马们在为谁能控制那些母马和马驹而厮咬。普立安牧师一方有《圣经》和历史，米斯纳一方则有《圣经》和未来。她揣摩，现在他正让这世界等着，直到理解他的角色。比莉·狄利亚把凝视的目光从米斯纳带着搜索神情的眼睛垂到新娘头上沉重的花饰，再到新郎的后颈上，当即想到她曾经喜爱过的一匹马。虽说新郎以他的名义保存着对一次赛马传奇的记忆，但是比莉的生活却因那次赛马受到伤害。鲁比初建时，K.D.所骑的那匹取胜的马“硬货”，属内森·杜波列斯所有。那次赛马过后几年，她会走路之前，内森先生曾把她举到“硬货”的光背上，她骑在马上的那副兴高采烈的模样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从那次起，差不多每隔一个月，每逢他有差事进镇，他都要卸下马鞍，用手掌扶着她的腰，让她骑在马上绕着她家旁边的校园转圈。“扶这些孩子们骑马，”他总是这样说，“这片土地需要更多的女骑手。大家都叫着要汽车，最好还是早早扶他们的孩子骑马吧！‘硬货’从来不会坑人的！”就这样骑着，直到比莉·狄利亚长到了三岁——当然还是太小，用不着穿日常的内衣，而且没人注意或在意她的皮肤碰触有节奏地运动着的动物的大片毛皮时感觉有多好。在她拼着力气用脚踝夹着“硬货”，强忍着它脊背的摩擦时，大人们都乐呵呵的，因她的快活而高兴，还把内森先生叫作倒退的黑人，说他需要学会怎么开车换挡，以便按时赶达目的地。后来有一天，是个礼拜日，内森先生骑着“硬货”大步在街上慢跑。比莉·狄利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或骑到马了，她跑到马跟前，要求把她举上去。内森先生答应她办完公事就停下来一会儿。她还穿着礼拜服，就在她家院子里等着。当看到他绕开从教堂出来的人群骑马过来时，她从院子里跑到中央大街上，在举起双手等着被抱到“硬货”的背上之前，先把礼拜日的紧身短衬裤拽了下去。之后的事情就糟透了。她被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一顿，那剂羞耻药她过了多年才明白过来。笑柄就此留了下来，而让她更没面子的，是教训她的人就是她母亲。突然之间，在那些盯着她看时感到很舒服的男孩们的眼睛里出现一股阴暗的光彩。突然之间，在女人们的眼睛里出现一种好奇的兴奋，男人们把目光转向别处。她母亲则是持久地监视。内森·杜波列斯再没有主动要她上马。“硬货”从此与她永世无缘，人们对那匹马的公开记忆都是K.D.骑着它赢得了比赛，而私下里它却是一个小女孩耻辱的容器。只有多薇·摩根太太和她姐姐索恩好心善待她——在街上拦住她，给她拉正辫子上的蝴蝶结，夸奖她在她们的菜圃中干活出色。有一次，多薇·摩根太太拦住比莉·狄利亚，想抹掉她原以为小姑娘玫瑰色嘴唇上涂着的化妆品时，满脸笑容，而且没说出一通可恨的教训话，甚至在发现她的手帕抹过之后仍然干干净净时，还道了歉。若不是有她们俩，还有安娜·弗拉德回来了，她的少女时代简直过不下去。倒不是安娜或者摩根家的两位太太让她感到了身为独生女的奇特落寞感——她们孩子不多或没有孩子，而大多数家庭自豪于有九个、十一个，甚至十五个孩子。因为阿涅特没有姐妹，只有一个哥哥，她们俩成为密友也就顺乎自然了。她知道人们把她看成疯丫头，一个从小对光屁股骑马不仅毫无疑虑而且还满心欢喜的丫头，她会在礼拜日当众扒下衬裤，为的就是寻求那份刺激。虽然是阿涅特在十四岁时就（和这个新郎）有了性关系，倒是比莉·狄利亚背上了包袱。她很快就注意到姑娘们眼睛里的警觉神色，因为她们的母亲告诫过她们不要和比莉·狄利亚沾边。实际上，她守身如玉。直到现在。由于她情不自禁地爱着一对兄弟，她的童贞没人相信还存在，也就像米斯纳牧师举着的十字架一样保持缄默了。这时牧师闭上了眼睛，下巴上的肌肉抖动了很长时间。他举着十字架，仿佛举着一把锤子，要竭力把牢，唯恐掉下来会砸到人。比莉·狄利亚巴望他能重新睁开眼睛，看好新郎，把十字架砸到他的头上。还是别啦。那会让新娘尴尬的，她好不容易赢得了这个损害过她少女名誉的丈夫。这个丈夫原先在和阿涅特有那事的前后，都曾向比莉·狄利亚提出过同样的要求。这个丈夫在阿涅特外出求学时把她忘得一干二净，追求随便哪个不足五十岁的穿裙子的人。这个丈夫让他未来的新娘怀了孕却撇下她，他明知道未婚母亲（而不是要做父亲的人）得求她的教会原宥。比莉·狄利亚曾经听说过这种事，但在鲁比，怀孕的姑娘是能够结婚的，不用理会那男孩热切与否，因为他住得离她家很近。他还会在教堂或者他所去的任何地方遇到她。但这个新郎不是如此。这个新郎让新娘吃了四年苦，之所以同意和她成婚，只是因为被另一个女人踹下了床。那一脚踹得太重了，他都不能很快地来到祭坛跟前了。比莉还清楚地记得那踢人的女人到来的那天，穿的鞋早已设计好要踢这新郎的屁股了。比莉·狄利亚对那个怪模怪样的姑娘的痛恨是本能的，而如果不是在那个寒冷的十月天和她母亲吵得不可开交之后不得不到女修道院借宿，那种痛恨也会是永久的。那天，她母亲像个男人似的打她。她先跑到安娜·弗拉德那儿。安娜正和一个送货人谈交易，要她在楼上等。比莉·狄利亚独自哭着，觉得过了足有好几个小时。她舔着开裂的嘴唇，揉着眼睛下面的青肿。在她窥见阿波罗的卡车时，就从后楼梯溜下去，趁他买苏打汽水的当儿钻进了车里。他们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阿波罗提出把她带到他家，但又无颜对他父母解释她的情况，也受不了他那十二个兄弟姐妹中任何一个的白眼。她要他带自己到女修道院外面。那是一九七三年的秋天。她在女修道院那儿看到和学到的，改变了她的一生。同意给阿涅特做伴娘是她在鲁比肯做的最后一件动感情的事了。她在丹比找到了一份工作，买下了一辆车，也许会开车到圣路易去呢，只是拿她的双重爱恋无可奈何。不管嘴里嚼没嚼烟草，斯图亚特都不是个有耐性的人。因此，连他自己都奇怪怎么会看着米斯纳的举动而心平气和。他周围的教众早已嘀嘀咕咕，还交换着眼色，可斯图亚特自信不像他们那样沉不住气。尽管没有起镇定作用的烟草嚼在嘴里，他仍然目不旁视，沉默不语。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听老爹讲过他赶了六十五英里路把需要的物资运回黑文的经历。那是一九二○年。禁酒令如今已经从州范围内扩展到全国实行了。一种叫作支原体肺炎的疾病在黑文为祸，而老爹是为数不多还能走动的人中的一个。他独自去了。骑马去的。他在洛根县买到了需要的东西，把药品捆在外衣里面，把别的供应品绑在马上。他迷了路，日落之后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他看不见，但是嗅到似乎在左边相当近的地方有一处篝火。随后，突然之间，他听到右边有呼喊声、音乐声和枪声。但他在那个方向没看见亮光。他身陷黑夜之中，两边又有看不见的陌生人，他必须决定到底是向有肉香的冒烟处骑去，还是奔音乐和枪声而去。或者哪儿也不去。篝火那边可能是取暖的强盗，而音乐可能意味着以施私刑取乐的人。他的马作出了决定，它嗅到了同类的气息，小跑着向篝火而去。老爹在那儿看到了三个索克和福克斯印第安人，他们坐在藏于一个坑洞里的篝火旁边。他下了马，把帽子拿在手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说了声“晚上好”。男人们对他表示欢迎后，听到他要去的目的地，便警告他千万别进城。他们说，妇女们在那儿用拳头打架，孩子们都喝醉了，男人们不争不吵只用火器说话，禁酒的法律根本没用。他们来是为了拯救一个家里人，在那儿已经喝了十二天了。他们已有一个人进去找他了。老爹问，那城叫什么名字？他们答说，普拉·桑格尔。城北边界处有个牌子：黑人免进。城南立着一个十字架。老爹和他们待了好几个小时，天亮之前谢过他们就离开了——往回走找到了回家的路。斯图亚特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时，想到当时他父亲独自一人走在黑夜里，右面有枪，左面是陌生人，吓得嘴都闭不上了。可是大人放声大笑，想的是别的事。“‘黑人免进’在一头，十字架在另一头，中间是不受约束的魔鬼。”斯图亚特没有弄明白。魔鬼怎么可能待在十字架附近呢？这两个标志有什么关联呢？然而，从那时起，他曾经看到过十字架吊在妓女的乳沟中，军人的十字架绵延几英里，黑人院落中火上燃烧着十字架，（这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施私刑的一种仪式。）职业杀手的上臂文着十字架。他还看见过一辆小汽车的后视镜上吊着一个十字架，满满一车的白人侮辱着鲁比的小姑娘。不管米斯纳牧师想的是什么，他是错的。一个十字架比一个支架强不到哪儿去。此时，斯图亚特用手指捋着胡子，注意到他的双胞胎兄弟正在倒换着双脚，随时准备抓住他前面的椅背，对米斯纳的行为加以制止。索恩坐在迪克身边，听到了他粗重的喘气声，明白了她的错误有多严重。她刚要触碰丈夫的手臂，告诫他别站起来，这时米斯纳终于垂下了十字架，说出婚礼的开场白。迪克向后靠坐，清了清嗓子，但伤害已经造成了。他们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那时候杰弗逊·弗利特伍德掏出一支枪对准了K.D.；那时候米努斯不得不插进去阻止斯图亚特和阿诺德之间的推推搡搡；那时候梅布尔没有给教会烘烤食品义卖会送糕点。由婚讯的宣布召来的祥和及好意如今全没了。她家的招待会将是引发问题的又一个由头，而最麻烦的是，索恩没有告诉别人，她已经铸下了邀请康妮和女修道院里的姑娘们来参加招待会的大错。由于误解了事先的警告，她就要主持鲁比前所未见的一次最大的混乱场面。她两个死去的儿子都靠在开尔文冷藏箱上，剥着西班牙花生的壳。“水池里是什么东西？”伊斯塔问她。她瞅了一眼，看见了羽毛——色彩鲜亮，但小得像鸡毛——在池子里堆成一堆。她觉得莫名其妙：她并没有宰杀任何禽类并拔毛，而且也不可能把羽毛扔在那儿啊。“我不知道。”她答道。“你得把它们收起来，妈妈。”斯考特告诉她，“那搁的不是地方，你知道。”他们俩都笑起来，吱嘎吱嘎嚼着花生仁。她回过神来，想不出什么样的鸟是那样的颜色。当成双成对的兀鹰飞过镇子上空时，她想那是梦境的含义：无论如何，这段婚姻不会改善什么。现在她相信她的两个儿子想告诉她的是别的意思：她净想颜色了，其实要点在水池。“那搁的不是地方，你知道。”她邀请的那些奇特的“羽族”不属于她家这栋宅子。当凯特·戈莱特利终于按下风琴的琴键，一对新人转过身来面对教众时，索恩哭了。部分原因是看到新娘和新郎强颜欢笑，部分原因是害怕怨恨，如今它已经漫步在去她家的路上了。人们早已注意到，摩根兄弟俩很少互相交换目光或说些什么。有人相信，这是因为他们彼此嫉妒；他们只是看起来观点一致，内心深处其实相互怨恨，这在小事情上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在对汽车的看法上：一个极力推崇雪佛兰，另一个则顽固捍卫奥兹莫比尔。其实，兄弟俩几乎在每件事上都看法一致，而且不用交谈，永远都有默契。一方就像熟悉另一方的面孔似的熟悉他的想法，只是偶尔才需要用眼神加以肯定。此时，他们站在迪克家中的不同房间里，想的却是同一件事。所幸，米斯纳迟到了，米努斯很清醒，普立安得意扬扬，而杰夫则让斯维蒂占住了。梅布尔出席婚礼之后，让她的儿媳去参加招待会。新婚夫妇中规中矩——适当地露出灿烂的笑容，不失礼仪。加里牧师——稳重又快活——是让一切顺利进行的最佳保证。他和他太太莉莉的二重唱是一绝，如果他们能让音乐开始……斯图亚特打开钢琴盖，而迪克则在客人中穿行。他走过普立安牧师身边时，对斯维蒂和杰夫点头微笑，还在普立安肩头拍了一下让他放心。在餐厅，餐桌引来啧啧赞叹，但除去儿童还没人就餐。礼品台边的喁喁私语似乎有些紧张和过度。斯图亚特等在钢琴旁，他的铁灰色头发和天真的眼睛非常协调。他周围的孩子像玛瑙般灿烂；妇女们穿着依旧很新颖的复活节服装，亮丽而恬静；男人脚上吱吱作响的新鞋像瓜子一样闪光。大家都很拘谨，过分彬彬有礼。他想，迪克大概在说服加里夫妇时遇到了麻烦。斯图亚特去取烟草，不出声地催促他的双胞胎兄弟去试试别人——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尽快开始演出，不要等到普立安借机祈祷他们回到战场上去，或者，老天保佑，杰夫开始念诵他对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愤懑不平。这么一来，普立安的下一个目标就该是K.D.了，K.D.是从来没服过兵役的。斯图亚特纳闷索恩跑哪里去了。他看见多薇正从新娘的头发上摘下面纱，他那双天真的眼睛又一次欣赏着妻子的身材。不管她穿什么——礼拜日的盛装，白色的教堂制服，甚或他的浴袍——她的娇躯都能使他满意地微笑。但这时迪克在示意他注意节目，于是斯图亚特就把欣赏多薇的目光移开，当即看到了他兄弟努力的成果。凯特走到钢琴跟前，坐了下来。她弯起手指，开始弹奏。先是一阵前奏的颤音，伴随着友好的咳嗽和预料中的低语。这时西蒙和莉莉·加里来了，哼呀哼的，考虑怎么开始。他们从三分之一处进入了《亲爱的主，牵我手》，一张张笑脸转向音乐的方向，这时他们听到了一辆老式凯迪拉克汽车的喇叭声。康妮没有来，但她的房客来了。玛维斯开着凯迪拉克，吉姬和西尼卡坐在后面，前排乘客座上是个新来的人。她们谁也没穿参加婚礼的衣裙。她们走出汽车，样子像是歌舞团的姑娘：粉红色的短裤，很暴露的上衣，半透明的裙子；涂了眼影的眼睛，没有抹唇膏；显而易见地没穿内衣，没穿长袜。耶洗别（《旧约·列王纪》中以色列王亚哈的王妃，以邪恶淫荡著称，后指荡妇或浓妆艳抹的女人。）库房里的东西全给洗劫来装扮胳膊、耳垂、脖颈、脚踝，甚至鼻翼了。玛维斯和索恩在草地上互相致意，心里都不舒服。另外两个女人漫步走进餐厅，打量着餐桌。她们说着“嗨”，还高声嚷着不知道除了柠檬水和潘趣酒外还有没有别的喝的。没有，于是她们就做些几个年轻人已经做过的事：溜出摩根家的院子，走过安娜·弗拉德的店铺来到大炉灶跟前。几个本地姑娘已经在那里聚过又撤走了，把那块领地留给了普尔家的男孩：阿波罗、布鲁德和赫斯顿。留给了西赖特家的人：小蒂莫西和斯派达。留给了迪斯特里、维因和罗约尔。米努斯也加入了他们一伙，但一直和他说话的杰夫却没来。目不暇接的新郎也没来。音乐响起时，多薇正从羊肉片上刮去肥肉。乐声中她切了自己的手指，于是嘬着伤口的血，这时奥蒂斯·雷丁尖叫着“噢唔——小姑娘……”盖过了赞美诗平和的祈求。屋里、屋外，一直到马路上，节拍和热烈的气氛都是忘乎所以的。“噢，他们正开心着呢。”普立安牧师身后一个声音悄悄说。他转过身来看，却没有找出说这句话的人，于是便继续瞅着窗外。他了解这样的女人。像孩子似的，总是想着要开心，很投入，可也总需要一点间歇。随便一抬手，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有些人谅解或宠爱她们。有些人在被她们搅得不得安宁时只是垂下眼睛一语不发。他和他妻子交换了一下目光，她便点点头，离开了窗户。她和他同样清楚，沉湎于玩乐的成年人是已然开始腐朽的明显预兆。不用多久，整个国家就会在玩具的浪潮中被冲走，因喧闹的音乐和空洞的笑声而辨不出调子。但是不会在这里。不会在鲁比。不会在普立安牧师还健在的时候。从女修道院来的姑娘们在跳舞，胳膊举过头顶甩着，千姿百态地舞动着。她们又笑又叫，只是谁也不看，只看她们自己摇摆的身躯。本地的姑娘们回头看着，不屑地哼上两声。布鲁德、阿波罗和斯派达
一心想在那片开阔的土地上开创一种与路易斯安那全然不同的传统。不管怎么说吧，在他们修建临时住所—单坡顶的小屋、地洞，并用印第安人借给他们的一辆车和两匹马拉木料时，撒迦利亚便召集了一些男人建造一个做饭的炉灶。他们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的妇女没有一个在白人的厨房做过饭，也没有给白人孩子当过奶妈。虽说地里的活更重，而且让你摆不出什么身份，但他们相信，在白人厨房里干活的妇女遭强奸即使不算确定无疑也是可能性极大——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能去想象这些。因此他们把那种危险换成虽然繁重却相对安全的活计。正是出于这一想法，建造一个公共“厨房”的主意得到了普遍赞同。他们是非同一般的人。自从一七五五年以来，他们在路易斯安那（当时密西西比也属其管辖）就曾经当过兵，开过矿，耕过地，还做过生意。后来两州分立，从一八六八到一八七五年间，他们也曾参与过两州的行政管理，在那之后才沦为田间劳力。他们在两百多年间生儿育女，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不向任何人低头，只对他们的造物主跪拜。此时此刻，斯图亚特回忆起他们的生活和劳作，心情稳定了下来，决心也坚固了。他自忖，设想一下老爷爷或德拉姆·布莱克霍斯或贾弗纳尔·杜波列斯会如何看待那些想更改炉灶上铭文的小子们吧。离太阳升起还有一些时候，斯图亚特没法再骑多久了，便催马掉头回家，心中想着另一件他要说或者要做的事，以便阻止多薇在镇上过夜。对他来说，睡觉时身边没有她头发的香味是不成的。就在这晨曦初露之前的同一时刻，索恩正站在鲁比最大的住宅的厨房里，对着窗外的黑暗喃喃自语。“当心，鹌鹑。迪克正在持枪追杀你们。等他回来，就会把你们装满口袋扔在我干净的地板上，并且会说什么‘这可够晚上吃一顿了’。得意啊。就像他给了我一件礼物。就像你们已经被剖开切碎、洗净、做熟了。”由于厨房被新装的日光灯照得通明，索恩在等着水开的时候，看不清窗外的黑暗。她想趁她丈夫回来之前把补药浸泡得恰到好处。给康妮备好的一件东西摆在手边：一个小布袋叠在一个蜡纸包里。那代表了康妮第二次救她。第一次是个可怕的错误。不，岂止是错误，是罪孽。她觉得迪克溜下床、穿上猎装是在半夜。可是她穿着短袜下楼时，看了一眼钟闪亮的指针：三点半。她想，还有两个小时可睡，可是后来她起床时已经六点了，只好抓紧时间了。备好早饭，摆上他上班的衣服。不过，在此之前，她要吃补药——由于空气又变得稀薄了，现在药是必需的。空气早已开始变得稀薄，仿佛原先穿得太多了。并非在斯考特战死的时候，而是在那之后的两个星期——甚至在斯考特的遗体被海运回来之前——当时他们接到通知，说伊斯塔也死了。还是孩子呢。一个十九岁，另一个二十一岁。他们应征入伍时她是多么骄傲和幸福啊；她实际上是鼓励他们那么做的。他们的父亲在四十年代就曾服过役。叔父们也是。杰夫·弗利特伍德从越南回来时毫发无损。米努斯·朱里虽然看着确实有些惊恐，却活着回来了。她傻乎乎地相信，她的儿子们也会平安无事。比鲁比之外俄克拉荷马的任何地方都安全。比伊斯塔想去的芝加哥安全。比伯明翰，比蒙哥马利、西尔玛，比瓦茨安全。比一九五五年密西西比的曼内、一九六三年密西西比的杰克逊都安全。（上述时间地点都曾发生过迫害黑人的事件。）比纽瓦克、底特律、华盛顿安全。她原以为出国打仗要比在美国的任何城市都安全。现在她手头还有四封没拆开的信，是一九六八年寄出的，递送到丹比邮局时已是她埋葬最后一个儿子的四天之后。她一直没能拆开那些信。一九六八年感恩节时他们兄弟俩都在家中休假。七个月之前，马丁·路德·金刚刚被暗杀，索恩看到两个儿子都活着，像个得到上帝救赎的人似的抽泣着。她的两个宝贝黑儿子没有被枪射死，没有被私刑处死，没有受到骚扰，没有给关进监狱。他们俩走下汽车时，她呼叫着：“祈祷管用啊！”那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他们两个完完整整的。康妮卖给了她带壳的山核桃，足够做两次感恩节馅饼。那天，一个姑娘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汽车停在那儿，尽管索恩开车带她去买下了她驶向目的地所需的汽油，但那姑娘却没走。不过，她一定在母亲去世之前就已经去了什么地方，不然的话，康妮也不必在地里点起火堆。要不是有那一缕黑烟，还不会有人知道呢。安娜·弗拉德看到浓烟，开车出去并得知了噩耗。索恩当时也不得不匆匆忙忙。和罗杰谈话，到银行去给远在北方的陌生人打电话，从邻家妇女那里敛集食物，并自己动手做了些吃的。她和多薇以及安娜把食物拿到外边，其实她们深知，除去她们自己没人会吃那些东西。抓紧，抓紧，还是抓紧，因为遗体要尽快运到北方。还要在周围放上冰。康妮看起来有点怪，有些心灰意冷，而索恩仍把她加到关心自己生活的人的名单上。比如说，其中就有K.D.。还有阿涅特。还有斯维蒂。这时大炉灶边的场景进入了她的头脑。人们说，有几个年轻男人要在那儿聚会喝啤酒，喜欢在那儿玩耍的小孩已经被打发回家了。反正他们的母亲们是这么说的。随后有几个姑娘（索恩认为她们该挨耳光）找了理由也到那儿去了。阿涅特和比莉·狄利亚先前也是这么做的。人们都说，这些小伙子需要做些事情。不过，索恩明知道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却不相信这种说法。有些事情正在进行之中。是除了涂在大炉灶后墙上那只带红指甲的黑拳头之外的事情。没人宣称对此事负责——但比集体否认更令人震惊的是拒绝把它擦掉。在那儿闲逛的人说不，他们没有把拳头画在那儿；又说不，他们不会把它擦掉。尽管凯特·戈莱特利和安娜·弗拉德用布瑞罗牌稀释液和一桶热肥皂水终于把它擦掉了，在那五天里，镇上的领袖人物一直气势汹汹地不准别人动手，而要那些闲逛的人擦掉。染着红指甲的握紧的手指斜向一边而不是向上，造成的伤害超过了拳头的一击且持续得更久。它导致的那种又烦又恨的痛苦，是凯特和安娜刷洗不掉的。索恩对此无法理解。周围并没有白人（善意或恶意的）挑动或激怒他们，让他们丑化大炉灶和蔑视长辈。事实上，当地居民正在发家致富，已经有十多年过着优渥的日子：有的是钱买牛排、买面粉，通过出售天然气开采权、石油交易和投机买卖赚了不少钱。然而在战争中，在鲁比繁荣的同时，愤怒却像天花一样在别的地方传播着。普立安牧师在新锡安山的布道坛上说这是邪恶的时代。圣救世主教堂的加里牧师说这是世界末日。当时在卡尔瓦里山倒是什么话也没传出来，因为那里的教众还在等候新的传道者，而当他于一九七○年姗姗到来时，带来了好消息：“我要在汝等眼前将汝敌消灭。”上帝说，上帝，上帝。那是三年之前。如今是一九七三年了。索恩若不是到女修道院去帮忙，因为罪孽总是需要这种帮忙，她的小女儿——是吧？——现在该有十九岁了。索恩站在晾衣绳边，在大风中竭力把床单夹住，不久，她抬头看见一位女士在院子里莞尔微笑。那女人穿着一件棕色的羊毛长裙，头戴一顶老式的白色亚麻女帽，手中提着一个大篮子。她挥手致意，索恩满嘴还叼着晾衣夹子，尽其所能地还了那陌生人一礼——她希望那样点头没有失礼。那位女士转身继续向前走。索恩注意到了两件事：那篮子明明是空的，但那女士却用双手提着，仿佛里面装满了东西，现在她明白了那是将要到来的事情的预示——一种空荡会把她压倒，一种冷清沉重得让她无法承受。而且她也知道了是谁派那女士来这样告诉她。开水的咝咝声打断了索恩惆怅的思绪，她把热水倒在杯子中一个细布小袋子上，把一个托盘扣到杯子上，让药浸泡。或许他们应该回到她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人们行事的方式上去。当人人都忙于建房、放牧、收获时，是顾不上吵嘴或想坏主意的。那是卡尔瓦里山完成之前的方式。那时候，洗礼是在甜蜜的水中进行的。美好的洗礼。让人心碎，充满大和弦音调与泪水，最终让人获得安全而感到激动的洗礼。当牧师怀抱着女婴，把她们一个个放进刚刚变得神圣的水中，是绝不会松手的。众人都屏息旁观。在屏息凝神之中，女婴一个接一个从水中出来了。她们又湿又白的袍服在映着阳光的水中翻动。她们的头发和脸蛋上滴着水，向天仰望，然后在“现在，去吧”的命令声中低下头。随后是那句保证：“女儿，你们获救了。”那最轻柔的声音在触到神圣的水面时，加大了，战栗了，这时从别的喉咙里发出的别的嗓音传了过来，与第一个声音相伴着传开。树上的鸟唧唧喳喳地想学舌。之后，手递手地被缓缓传送，头靠在支撑的肩头上，得到祝福和拯救的小生命蹬到了岸上，一路去到大炉灶。她们身上干了，大家彼此拥抱相庆。如今卡尔瓦里山有了一个教堂内的水塘，新锡安山和圣救世主两座教堂也都有了专用的器皿把少量的水滴到伸直的头上。除去洗礼，大炉灶并没有真正的价值。当年黑文初创时所需要的东西在鲁比再不是必需的了。他们乘的卡车还带来了炊具。他们吃的肉来自院中咯咯叫的家禽，或者是在锤击下倒地、喉头中了一刀而尖叫的猎物。与黑文初创时不同的是，鲁比在兴建时，打猎属娱乐。男人们把大炉灶拆开、打包、运送和重新安装时，妇女们在一旁点头赞许。可是私下里她们却抱怨卡车上的地方全让大炉灶给占了——还不如多搬几袋种子、几只猪崽，哪怕是一张童床呢。她们还抱怨重新安装大炉灶所花费的时间——本来可以用来把家里的门更快地装好呢。要是这讨厌的东西当真这么重要——从她亲眼目睹的那部分会议来判断，估计是重要的——他们干吗不把它整个儿搬走，还让已经待在那儿有五十年的砖头留下呢？噢，男人们是多么喜欢把大炉灶安装起来啊，这事情让他们多骄傲、多投入啊。她想，到此为止还是件好事，可是做得过度了。一个实用的东西变成了一座圣坛（告诫人们不要触犯主的话不仅存在于吓人的《旧约·申命记》中，也存在于爱人的《新约·哥林多后书》中），而且像任何冒犯他的东西一样，必定会毁掉它自己。没人比那些不管不顾的年轻人更清楚了，他们把大炉灶变成了另外一种炉子。在那儿升温的躯体正是人类本身。当罗约尔和另外两个人——迪斯特里和派阿斯·杜波列斯家的一个女儿，提议开会的时候，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镇里有好几年没召开会议了。包括索恩和多薇在内的所有人都以为年轻人会首先为他们的行为道歉，然后再保证清理并保护那块场地。其实，他们是带着自己的计划来的。那是一项把从那拳头开始的行动完成到底的计划。罗约尔，就是小名叫罗伊的，作了即兴发言，除去不够明了之外，堪称完美无缺。没人明白他在说些什么，而听得懂的那部分又愚蠢透顶。他说他们的方式已经过时了；除去鲁比，到处都在变。他想给大炉灶起个名字，在那儿召集会议谈论他们多么英俊，却给自己起了丑陋的名字。不要美国式的名字。要非洲式的。索恩对非洲的全部认知就是她给慈善机构捐的七十五美分钱，她对非洲人的兴趣和非洲人对她的兴趣处于同一水平：全无。可是罗伊谈起他们就像是邻居，或者更莫名其妙地像是一家人。而他谈到白人时，就好像他刚刚发现他们，仿佛那是新闻。不过在他的演讲里也还有些别的内容。倒不是有很多能够或不能同意的观点，而是一种高屋建瓴的谴责。不错，他谴责了白人，但也谴责他们——在座的镇上居民，他们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土生土长的鲁比人。似乎有一种新颖的更具阳刚气概的方式对付白人。不是布莱克霍斯或摩根的方式，而是某种非洲的东西，充满新词语、新肤色和新发型。他暗示，对付白人以智取胜是怯懦的。要面对他们讲道理，驳斥他们。因为旧有的方式是缓慢的，局限于少数人，而且软弱无力。最后这一谴责让迪克憋屈得脖子鼓胀，他在一个工作日崩掉了那些鹌鹑的脑袋，才得以使自己的脑袋免于憋炸。他现在随时都可能拿着一袋子鹌鹑回来，随后索恩就会端出烹饪得焦嫩的一大盘，都是半只半只的。因此她考虑着将大米或甜薯泡在杯中。她喝完最后一口时，后门打开了。“那是什么？”她喜欢他的气味，带着潮风和青草的气息。“没什么。”迪克把他的口袋撂到地上。“那就给我做一些吧。”“来吧，迪克。要多少？”“十二只。给萨金特六只。”迪克坐下来，先解开靴带，然后脱下上衣，“足够两顿晚饭吃的了。”“K.D.和你一起去的吗？”“没有。怎么了？”他哼唧着脱下了靴子。索恩拿起那双靴子，放到后廊上。“这些日子难得找到他。我敢说，准是忙什么呢。”“你煮咖啡了吗？他会忙什么？”索恩嗅了嗅黑糊糊的空气，感觉一下它的分量，然后关上门。“说不准，真的。不过他可有太多的理由到处跑了。”“我猜是在追求女孩。记得前些日子在镇上拖着腿闲晃，后来住进女修道院的那丫头吗？”索恩转向他，把咖啡罐揽在胸前拧开盖子。“你为什么说‘拖着腿’？你为什么非要那么说不可呢？你看见她了？”“没有，可是别人看见了。”“还有呢？”迪克打了个哈欠。“没有了。咖啡，宝贝儿。咖啡，咖啡。”“那就别说‘拖着腿’了。”“好的，好的。她没拖着腿。”迪克哈哈大笑，把外衣都掉在地上了，“她飘着来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吗，迪克？”索恩看着防水裤、红黑两色的上衣和法兰绒衬衫，“那有什么言外之意吗？”“听说她的鞋跟有六英寸高。”“你撒谎。”“还撒欢呢。”“好吧。如果她还在女修道院，就应该没事。”迪克揉着脚趾。“你对那地方的女人就是偏袒。我要是你，就要加倍小心。现在有几个人了？四个？”“三个。老女士死了，记得吧？”迪克瞪着她，然后把目光移开了。“什么老女士？”“老修女嬷嬷。你以为呢？”“噢，对了。是啦。”迪克继续挤着脚上的血，随后又笑着说，“罗杰第一次开他新买的大型客货两用车。”“救护车。”索恩说着，收拾起他的衣服。“第二天带来了三张付款单。但愿他能按时交余下的款子。这一带没有那么多医院或殡仪馆的生意好做，赚的钱还不够他花大价钱买下那个大家伙。”咖啡的香味飘了出来，迪克搓着手掌。“他吃不消了吗？”索恩问。“还没有。可是，既然他们依靠病人和死人获取收入，我估摸用不了多久他就要破产了。”“迪克！”“对我的孩子们我一点都帮不上手。像小动物似的装进了袋子。”“他们的棺材挺漂亮的！挺漂亮的！”“是啊，可是里边……”“别说了，迪克。你干吗不闭嘴呢？”索恩碰了碰自己的脖子。“我估摸他还能成功。要是我走在他前面的话。咳，无论如何，你知道该怎么办的。我一点都不想乘那辆车，可我想要一个上等的盒子，这样他就会把事情办得好好的。弗利特可是有麻烦。”他站到水池边，往手上打肥皂。“你总是说这些。怎么回事？”“邮购。”“什么？”索恩往她丈夫心爱的蓝色大杯子里倒咖啡。“你们都去丹比，是吧？你想买一个烤箱或电熨斗的时候，就从一份目录中订货，再一路跑到那儿去提货。他又在哪儿能派得上用场呢？”“弗利特手头从来没有多少东西，而确实有的东西又在他那儿存得太长了。那把靠椅摆在橱窗里已经变了三次颜色了。”“道理就在这儿，”迪克说，“既然他推不出去老存货，也就买不成新的。”“他原先的生意还挺好的。”迪克在茶碟里倒了一点咖啡。“十年以前。要不就是五年。”咖啡被他吹出一圈圈的波纹，“小伙子们从越南回来，结了婚，安了家。打仗的钱。农场经营得不错，所有的人干得都不错。”他在茶碟边上吸了一口，舒坦地叹了口气，“现在嘛，唉……”“我不懂，迪克。”“我懂。”他抬头笑眯眯地看着她，“你不需要懂。”其实她
纯青，以至于李辅国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便在睡梦中实现了去地下侍奉先帝的愿望。二十多年前，名不见经传的李辅国从皇家马房里走出来，前往东宫服侍太子李亨，正如他此刻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一样，全都是悄无声息。但其一生的经历，却是让人们尽皆以鼻嗤之，即使有他当年劝李亨北上灵武和后来诛杀张皇后的闪光点，但依然摆脱不了人们对于他这类弄权者的诟病。李辅国虽然悄无声息地死亡，但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人击掌相庆，有的人则暗自捶胸顿足，而李豫则不被外界所干扰，假意下令追查真凶，派人安抚李辅国的家人，并以刻木代替其首级全身安葬，追赠为太傅。李豫终于将李辅国送到地下去侍奉先帝，这也让他长舒一口气，不过任何一场政治斗争都会有得利者，李豫固然是最大的赢家，但他是依靠程元振才铲除了威胁自己地位的李辅国，所以清除李辅国后，程元振理所当然地取而代之，握有禁军的全部指挥大权。早在李辅国被迫搬出皇宫居住时，李豫就加封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并进封邠国公，追赠其父程元贞为司空，母亲郄氏为赵国夫人，当时程元振的权势可以说已经超过了李辅国，朝廷大部分人尊称他为“十郎”。虽然当时程元振内心十分喜悦，但皇宫之外的李辅国依然过得逍遥自在，这让程元振并不踏实，一直到李辅国死后，他才彻底长舒一口气，虽然他此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达到如日中天的权势，但此刻万人之上的感觉还是让他逐渐飘飘然起来。事实证明，权力这个东西虽然会让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但它也会瞬间蒙蔽人的心智，让人在一片懵懂中逐渐迷失自己。树敌坦白地讲，程元振不具备李辅国那样的阅历，更不具备李辅国那独到的眼光，李辅国可以在关键时刻力劝李亨北上灵武，这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反观程元振，无论是向李辅国告密还是建议李豫削减李辅国的权力，都带有投机的色彩。最关键的是，程元振的心中没有“忠义”二字，程元振和李辅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李辅国虽然专权，但对肃宗李亨还存有一份忠心，而程元振则完全是利益至上，即使是给予他权力的皇帝李豫，如果遇到非常时刻，他也敢把皇帝拉下马。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人地位达到一定高度后，必然会无所顾忌。纵观程元振掌握权力后的所作所为，如果说李辅国是专权跋扈，那么程元振则是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例如原为淮西节度使的王仲升在与安史叛军作战中被俘，当时由于屈从叛军而得以保全性命，叛乱平定后，又重新归顺朝廷。按说王仲升这样的人应该会遭到秋后算账的，可就是因为他与程元振交好，不仅未被治罪，反而被程元振推荐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进而打破了唐代军将不曾兼任御史大夫的传统。不过从最后的结局来看，程元振的结局要明显好过李辅国，至少没有身首异处，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虽然他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但并没对皇权形成威胁，而之所以他最终也像李辅国那样被李豫所打压下去，完全是因为他不知轻重树敌过多。事情的起因源于冤杀来瑱事件。来瑱，邠州(今陕西彬县)永寿人，唐朝名臣，以忠义闻名，曾任北庭行军司马，后经拾遗张镐推荐，在天宝初年“智谋果断、才堪统众”，进士及第从而踏上仕途之路。安禄山造反后，来瑱死守颍川，箭法高超，敌兵应弦而倒。叛军又派降将、来瑱父亲的部下毕思琛劝降。毕在城下凭吊来父。来瑱不领情，派众将冲杀出城，杀敌甚众。安禄山部下开始畏惧来瑱，称其为“来嚼铁”。乾元二年（759年），来瑱移镇河西，改任陕虢节度使兼潼关防御团练镇守使。次年，再改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上元二年（761年）春，来瑱击破史思明余众于鲁山，再战汝州斩首万级。来瑱虽然英勇善战，智谋果断，但其性格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傲慢。随着自己不断创建军功，来瑱逐渐开始翘起了尾巴。宝应元年（762年），李亨下诏让来瑱回朝述职，来瑱居功自傲，让将士以平叛战事紧张为由，上表请求挽留自己，结果李亨只得无奈让他回去，但来瑱这种做法是纸里包不住火的，李亨知道后对他非常不满，行军司马裴奰趁机上表参其有不臣之心，说来瑱善谋而勇，恐后难制，即除之可一战擒也。当时李亨虽然认为裴奰说得很有道理，但他并没有下定决心就此除掉来瑱，并且随着李辅国突然发动兵变，以及李亨的去世，除掉来瑱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李豫即位后，并没有忘记除掉来瑱这件事，虽然表面继续优待来瑱，任命其为襄州节度使、奉义军渭北兵马使，但暗中却让裴奰伺机除掉来瑱。裴奰率军自均州东下，来瑱知其来意不善，也不想束手就擒，因此率兵迎击。双方在谷水北相遇，裴奰兵发箭射击，来瑱手下大将薛南阳以三百骑绕出其后，突然攻击，来瑱又从正面冲击，裴奰大败，被俘送京师。由于一时杀得兴起，来瑱虽然当时出了一口恶气，但当他冷静下来后，知道闯了祸，于是入朝谢罪。李豫念及他有功于社稷，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按说这件事情随着皇帝陛下的不予追究，应该到此为止，但来瑱偏偏和程元振不和，原因是程元振曾经求来瑱办过事情，来瑱因为瞧不起程元振所以置之不理，这样一来程元振便怀恨在心。程元振和裴奰的观点一样，认为来瑱有不臣之心，绝不能留，但他的出发点和裴奰却完全不同，裴奰完全是为朝廷着想，而程元振则是为了公报私仇。所以这次来瑱来京城，程元振岂能让他再回去，虽然皇帝陛下已经不再追究来瑱，但程元振却发誓一定要借皇帝之手除掉来瑱这个眼中钉。想来想去，程元振决定采取“诬告”这种屡试不爽的招数。应该说程元振还是很能洞悉人心的，他十分清楚皇帝陛下最反感什么：八年的平叛战争让大唐帝国国势衰微，李豫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向叛军屈膝投降的人，以及与叛军同流合污反叛朝廷的人。看准了这一点，程元振的诬告之词随即而来。“陛下！来瑱虽然已经谢罪，但奴家认为这个人还是不能饶恕。”“哦？为什么？”“陛下其实并不知道来瑱曾经和叛军做过什么，我相信陛下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饶过他的。”“有这等事？那你和朕说说来瑱曾经做过什么。”“陛下知道王仲升为什么会被俘吗？”“为什么？”“那是因为来瑱和叛军串通一气，致使王仲升没有防备所以被俘，先帝在世时，裴奰曾经说来瑱有不臣之心，就是指的这件事。”程元振拿准了李豫的死穴，知道李豫听完后一定会勃然大怒，所以他的这几句话等于宣告了来瑱的死刑。果然，李豫听完后直接下令削除来瑱的官爵流放播州（今贵州遵义），后来又下令赐死于途中。来瑱之死虽然让程元振报了私仇，但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件事居然在来瑱据守的襄、汉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其部众听到来瑱被杀后，全都齐聚襄阳，共推来瑱的部将梁崇义为帅，并联名上疏李豫，要求为来瑱平反，并为其立祠。当时的形势可谓剑拔弩张，如果李豫不答应这些部众的要求，以梁崇义为首的襄汉守军大有反叛的迹象，本来就已经被安史叛军搞得焦头烂额的李豫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又起战端，最终不得已下令以功臣的礼节改葬来瑱，并任命梁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李豫实在没有想到来瑱事件最终居然会差点生起战事，憋了一口气的他将所有的怨气发泄在了程元振身上，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的辐射力度远远不止于此。当诸镇节度使知道来瑱被杀的消息后，无不大为震惊，这些人在朝廷宣他们入朝时，均以害怕被程元振进谗为由而不敢奉诏。当时听到这个理由后，李豫差点没背过气去，如果一个人因这种理由可以被兴师问罪，但如果所有人全都是这个理由，那这就叫“民意”。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程元振在李豫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可是程元振并不知道皇帝陛下的内心所想，在他看来，连诸镇节度使全都害怕自己，那自己的权势俨然已经超过李辅国，他为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而无限自豪。在我看来，程元振这个投机分子此时完全应该清醒一下头脑，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如果他这样做或许还能救赎自己，但他的个人素质又决定了其位置越高，就越是如水田里的蛤蟆，叫的声音越大。但这世上无论做什么，总是有不能突破的界限，可惜程元振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接下来他只能是在为非作歹的道路上继续一路撒欢，直到他触及了道德底线，坏了国家原则。前边我们曾经说过，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大军入寇大震关时，边将和地方官接连向朝廷求援，但求援文书却被程元振隐匿不报，致使吐蕃大军长驱直入，一直到达邠州后，李豫才得知消息，李豫当时派遣郭子仪出兵咸阳抵御吐蕃大军，但吐蕃二十万人马已经快速渡过渭水，直逼京师长安，郭子仪急忙派使者入奏李豫，请求增兵咸阳，但使者却被程元振阻拦在外。如果说来瑱被杀事件是程元振被打压的导火索，那么阻拦使者面见李豫就是程元振最终被打压下去的直接原因。逃过一死程元振阻拦使者面见李豫的直接后果，就是让皇帝陛下不得不放弃京城长安，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出逃陕州，但在陕州李豫多次下令征召各地兵马勤王，却因为诸镇节度使痛恨程元振，而无一人应诏，这让李豫备感尴尬。李豫此时忽然明白，程元振虽然不像李辅国那样让自己觉得受到钳制，但这个奴才却在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使自己和整个国家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所以李豫下定决心一定要铲除程元振。时任太常侍、翰林待诏的柳伉看透了李豫的想法，他不失时机地向李豫上疏请求杀掉程元振，他在奏疏中详细说明了李豫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吐蕃大军胆敢一路直逼京城，虽然是因为各路勤王人马消极所致，但根本原因是他们担心自己会得到来瑱的下场，而导致来瑱被冤杀的元凶就是程元振，只要杀掉程元振，各路勤王之师很快就会到来，收复京城长安指日可待。“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请赤臣族以谢。”这是柳伉在奏疏上写的最后一句话。应该说当时上疏李豫请求杀程元振的虽然只是一个不入流的翰林待诏，但柳伉这种芝麻官都敢上疏弹劾程元振，说明这在朝廷内部已经形成一种倾向。事实上李豫从柳伉的奏疏中已经嗅出了这种味道。如果说先前李豫还有一丝犹豫的话，那么柳伉的这封奏疏让他下定决心清除程元振。李豫认为程元振虽然人人痛恨，使自己几乎陷入绝境，但毕竟在李辅国发动的那场兵变中，程元振充当马前卒立下汗马功劳，对自己也算是有拥立之功，所以他并没有对程元振赶尽杀绝，而是下令削除程元振的所有官爵放归家乡。程元振虽然为非作歹，但他的资历显然无法和李辅国相比，所以得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他无法像李辅国那样直面皇帝对质，只得卷起铺盖走人。但程元振依然没有丢掉信心，这个投机分子始终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现在他虽然暂时成了一介草民，但他坚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事实证明，从某种角度而言，程元振也有让人佩服的一面，那就是他可以完全置自己的尊严于不顾，只要能够重新回到皇帝身边得到重用就是胜利。当后来程元振得知吐蕃大军已经撤出长安，皇帝陛下重新回到京城的消息后，他打扮成妇人模样悄悄地重新回到长安，以期寻找机会接近皇帝，重新得到任用。程元振还是十分聪明的，至少妇人的打扮很符合其自身具备的功能，但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程元振凭借着妇人的打扮重新回到长安，但他在长安并没有保持低调，终于因为和御史大夫王升饮酒作乐，被京兆府的人上疏弹劾，李豫下令逮捕他。重新回到京城长安的程元振犹如秋后的蚂蚱，没有蹦跶几天，就到了监狱之中，应该说李豫还是十分仁慈的，他依然没有将程元振置于死地，而是下令将他流放到更远的地方——溱州（今四川綦江县东南）。在李豫下达的诏令中，详细列举了程元振的罪行，同时也宣称并没有忘记他曾经立下的功劳，所以综合起来为了防止他再次回来，只得将他流放远地。“纵有非常之赦，不在会恩之限，凡百僚庶，宜体朕怀。”这是李豫在诏令上写下的最后一段话，从这封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豫对程元振的凶顽有了很深的认识，但他同时也明白程元振在主观意识上并没有胁迫皇帝的意思，这一点和李辅国有着本质的区别，程元振最多是由于其性格和水平原因祸乱朝纲，但李辅国却实实在在让李豫备感压力。如果没有程元振阻拦使者致使吐蕃大军占领长安，迫使李豫逃奔陕州，没有因为他各镇节度使不听诏令这两件事，程元振的地位或许不会动摇。所以程元振虽然是罪有应得，但也算是政治牺牲品，因为正是在他被处理后，各镇节度使开始纷纷调兵遣将前来勤王。当程元振第二次看到皇帝陛下流放自己的诏令后，他既感到庆幸又感到绝望，绝望于他东山再起的愿望破灭，庆幸于仁慈的皇帝陛下依然没有忘记他曾经的功劳。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豫又念及程元振的曾经的功劳，将他改为流放比较富庶的江陵（今湖北江陵），未过多久程元振便病逝。程元振终于走完了他投机的一生，他的崛起有侥幸的成分，同样他的结局也有幸运的成分。程元振崛起于在那场政变中的告密，但实际上他没有资历和能力让自己得到的权力平稳地运行，尤其是在原则问题上，程元振的政治水平不是一般的低。幸好他的行为并没有让皇帝陛下感觉受到钳制，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从这一点来讲，他的确是幸运的。对比李辅国和程元振两个人的经历可以明显看出，在那个专制的社会，官场中决定人生死的可能不是什么所谓的法律，而是你的行为会为皇帝带来什么样的感受。李辅国让皇帝有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受，所以他只有死。程元振虽然祸乱朝纲，但在皇帝眼中他也不过是自己的玩物，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李辅国、程元振接连迅速上位，又以俯冲之势急速衰落，事实上无论他们怎样兴风作浪，都没有对皇权产生根本性的威胁，他们是宦官群体的代表，李豫虽然清除了这两人，但他内心明白，对于宦官，自己还是可以操控的。而继李辅国、程元振之后，李豫也并没有就此对宦官进行限权，相反他却很快找到了这两个人的替代者。对比前二者，这个人从经历上看，比李辅国和程元振要丰富很多，因为这个人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可以说当时就连这个人可能也没有想到，当皇帝陛下相中自己后，他的权势居然超过了李、程二人，这让他开始有了非分之想，却最终也没能逃过李、程二人的宿命。这个人就是鱼朝恩。权侔人主鱼朝恩，泸州泸川（今四川泸县）人，开元初年入宫当太监。安史之乱发生后，随李隆基出逃，侍奉太子李亨，颇得信用，历任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主管内侍省。乾元元年（758年），鱼朝恩被封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军。值得一提的是，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官职就是从鱼朝恩这里开了先例，后来一直到唐朝灭亡成为了定制。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在邙山之战中，由于鱼朝恩不懂军事过分参与指挥作战，致使唐军惨败，河阳、怀州先后失守，鱼朝恩最终狼狈逃回陕州。洛阳收复后，鱼朝恩虽然被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但由于有邙山失利的阴影，使得他开始归于沉寂。李辅国、程元振接连兴风作浪时，鱼朝恩始终默默无闻，一直到广德元年（763年）十月，他才迎来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李豫被吐蕃大军逼迫得奔逃陕州，禁军士兵一时间四散逃亡难以召集时，只有鱼朝恩率领的神策军自陕州迎驾于华阴（今陕西华阴），并始终护卫在李豫身边，这让李豫很是感动，由此开始宠信鱼朝恩。李豫重新回到长安后，鱼朝恩率领神策军一同进入长安，自此之后神策军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安。永泰
兵卫的关系户（萨摩派），也就是说，军官的升迁几乎都靠拼爹、拼关系，十分不利于他们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其次，这几个日本鬼子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主要是德国）受过教育或工作过，深知日德、日美之间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推翻代表腐旧的山县有朋，推进军队现代化，以实现其强盗逻辑蓝图——在外吞并满蒙，控制中国，在内建立军人独裁统治，遏制国内经济衰退，迅速强大日本。要命的是，他们的这个理想在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中很有市场。裕仁要赶走山县有朋，“统治派”也要推翻山县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权力，“统制派”有能力，也有实力，彼此有利用价值。双方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长州派发动了进攻。之所以选择在1925年发动，一是因为最大的阻力——山县有朋被病魔战胜了，已经挂了；二是因为日本此时不景气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动手借口——裁军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三是因为裕仁的老师、“统治派”的学长宇垣一成终于熬成了陆军大臣。天时、人和俱在，有什么理由不动手？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宇垣裁军”开始了。近两千名来自长州的军官被清洗出日本陆军，“统治派”的那些军官则被裕仁安排进了军部，担任课长一级（属于中级职位）的职务。裕仁终于踏出了掌握军权的重要一步。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为先天不足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喜欢对外扩张，却又极度内敛自律，极度喜欢按部就班，以至于干什么都要论资排辈。譬如当时的日本军部，其高层领导几乎都是依靠资历熬上来的平庸之辈。其实，能力差些也不打紧，毕竟权力、地位摆在那，想来话语权应该把持得住。但奇怪的是，军部的这些高级军官说起话来竟然远不如那些少壮派军官管用。细细一想，倒也能想通。这些少壮派军官有能力有实力，裕仁要通过他们来干活，难免对他们放纵一些。再者，这些军官资历不够，地位不高，也需要借裕仁的领导名义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裕仁默许的情形下，这些东瀛岛国的“桑”为了方便干活，给自己打上了神圣的标签——为天皇服务，为“爱国主义”奋斗。所以一旦惹毛了他们，轻者把对方归为“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重者就要让对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们的头头也惹不起他们。因此，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决策往往出于军部的中级军官，其上层领导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有样学样，那些非军部的中下级军官敢造上级军官的反也就不足为奇了。相信大家也曾在影视剧中见过这样的镜头：下级军官动辄我行我素，杀气腾腾，白刃见血，而上级军官还不敢招惹这帮刺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无论如何，裕仁和“统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军事决策权，对于希望和平的亚洲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好了，对欧、美、苏、日的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张学良和宋美龄的暧昧往事
这时的中国，南方的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大革命如火如荼，而北方却在上演“城头变幻大王旗”。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才有之后的孙中山北上，可在孙中山到达北京前，冯玉祥已经离开了北京。为什么这位仁兄屁股都没坐热就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理由无他。无论是冯玉祥的资历与能力，还是他临阵卖主的倒戈经历，都让他难以服众、难以得到尊重。手握重兵的各地军阀都不认可他，尤其是直系孙传芳，还有喘过气来的吴佩孚，都反对他留在北京。所以，冯玉祥被迫去了张家口，黯然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其军队也由此被称作西北军。此事让老冯有些郁闷，他郁闷的时候就爱植树。后来老冯在西北植了很多树，成了保护环境的先进工作者。当然了，冯玉祥愿意离开北京，也是因为捞到了足够多的好处。西北边防督办可不是白当的，察哈尔、绥远、西北一带都成了他的新地盘。而且，在段祺瑞的平衡手段运作之下，他在“直奉战争”中的搭档张作霖捞到的好处并不比他多，这让他心态比较平衡。冯玉祥做西北边防督办，张作霖干东北边防督办，继冯玉祥开往西北之后，张作霖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乖乖地离开北京，自然也是有理由的。在段祺瑞和冯玉祥的默许下，张作霖的手下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先后出任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督办，也就是说他拿到了四块地盘，只不过江苏和安徽还得从直系手中抢才行。此外，他还有一个以退为进的想法。他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在北京跟段祺瑞钩心斗角搞政治斗争，他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统一全中国。一旦中国在手，到时候北京还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1925年1月底，也就是广东大本营筹划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奉军先锋张宗昌进入上海，至盛夏的6月，奉军已大举南下，直逼长江流域，奉军势力达到顶峰，奉系和直系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也就是在这期间，张作霖的大公子、24岁的英俊少年张学良也来到了上海，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清新脱俗的知性女子，一位20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宋美龄从小在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知书达理。不过在她温柔娴静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刚毅的心。大姐二姐都嫁了当世豪杰，她这个小妹也不甘落于姐后，可当世能媲美大姐夫二姐夫的金龟婿实在太难钓了，连二姐夫孙中山引荐的优质“高富帅”谭延闿都不合心意，最终以结拜兄妹的方式降温处理，那些寻常男子又岂能入宋小姐法眼。所以28岁的宋三小姐仍然云英未嫁，待价而沽。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party上，张学良和宋美龄相识了。张学良是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有权、有钱、有自信，何况还有一个“民国美男”的名号。自信的男人总是分外胆大，于是张学良开始约会宋美龄。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他们私下约会过好几次。至于他们的约会内容是去看电影，还是喝咖啡，又或是更旖旎的活动……张学良就不说了。故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宋美龄成了第一夫人，张学良成了阶下囚。不过，这样一个操东北腔的高富帅与一个说吴侬软语的白富美之间的一段暧昧，倒是给大家留足了想象的空间。混战
拿下上海后，张学良的老子张作霖仍不满足，一来直奉大战的奖品——江苏和安徽还未拿到手，二来张作霖也有武力统一全中国的野心，所以他是一门心思地积极策划摆平直系势力盘踞的长江流域。这一次，轮到直系面对生存危机。危急关头，孙传芳和吴佩孚站了出来，担负起了保全自己、挽救直系的重任。是不是很奇怪，之前输得精光的吴佩孚居然敢站出来与张作霖唱反调？不用奇怪，因为吴佩孚已恢复元气。别看其麾下第一悍将彭寿莘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厌倦红尘隐居了，跟随他来到武汉的都是残兵败将，其实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吴佩孚就以这些人为班底，又打造出了一支精锐之师。在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串联下，直系成立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结成了强大的反奉联盟。1925年10月，反奉联盟组成“讨贼联军”起兵反击。北洋几大军阀之间的倒数第二场大战——“浙奉战争”（“反奉战争”）拉开了序幕。直系不仅占据本土作战的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比奉军强。孙传芳手下的头号大将——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卢香亭，带着孙传芳的起家本钱——北洋第二师，秒杀了奉系所谓的精锐：姜登选、张宗昌和杨雨霆，特别是张宗昌的王牌部队——凶残的白俄士兵雇佣军，也在卢香亭手中覆灭。奉军的境况怎一个惨字形容！仅用了六天，联军便击退奉军，占领上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讨贼联军节节胜利，奉军被逐出长江流域。后院起火！就在奉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张作霖迎来了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张作霖麾下的悍将、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在滦州造反！郭松龄反戈一击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受了欺负岂能不反抗？！之前说过张作霖对东北军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事（整军经武），这里不再重复。当时众人都只看到了人事变动带来的好处：在毕业于正规军校的军事干部的带领下，东北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没有人意识到，这次人事变动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问题出在被张作霖提拔起来的两大核心将领杨宇霆和郭松龄身上。这两人权欲都极强，在军中拉帮结派，以各自学校为名组成士官派（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派（郭松龄在北京陆军大学进修过）争权夺利。虽然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很铁，但也架不住杨宇霆的靠山是张作霖。因此，杨宇霆逐渐在与郭松龄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划分好处时，杨宇霆和其盟友姜登选拿到了江苏、安徽督办，而郭松龄什么都没捞到。有功而不得赏，令郭松龄对从中作梗的杨宇霆极其愤怒，也对杨宇霆的后台张作霖极为失望！更何况郭松龄早年出自同盟会，跟着孙中山战斗过，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洗礼，本就不大看得上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思想作风过于军阀的张作霖。于是郭松龄决定造反。他在反戈之前，拖了两个人下水。一个是欠他人情、老受东北籍军官歧视的河北籍好兄弟李景林——“五虎将”之一的奉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另一个是张作霖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别有居心的冯玉祥。三人约好了：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和冯玉祥予以配合，共同反奉。11月23日，郭松龄率麾下七万精锐在滦州举旗造反，起兵口号极有煽动性：反对内战！惩办罪魁杨宇霆！张作霖下野！张学良上台！近代东北在清朝灭亡后最大的一次战乱正式爆发！郭松龄造反的决心十分坚定。张学良本想亲自出马劝说曾经的好兄弟放下屠刀，可郭松龄拒绝见面，只是通过报纸告诉张学良：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但这个反我造定了，谁劝都没用！话音刚落就把因为出差路过他地盘的姜登选给杀了。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郭松龄已经不想回头，也回不了头。算了，放弃吧，就让曾经的一切在这场战争中随风逝去！郭松龄自己是一员猛将，手下又是奉系精锐，再加上事起突然，顿时打了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起兵五天后，郭松龄拿下山海关，随后一路高歌猛进，进逼张作霖的大本营——沈阳城！就在张作霖打算弃城而逃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手救他！“大恩人”冯玉祥
第一个给张作霖递救生圈的人居然是冯玉祥！冯玉祥又食言了，其实也不算什么，这是他人生的常态。不过要说清楚冯玉祥食言这事，还得从他先前答应郭松龄反奉的内幕讲起。这事跟苏联有很大的关系。话说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让苏联和共产国际大受鼓舞，于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设计了一个投入不大但可能回报惊人的革命计划——“首都革命”：收买冯玉祥，让其率军进攻北京政府，同时由国共两党发动北京的工人群众予以配合，三家联手推翻段祺瑞、张作霖二人把持的北京政权，给日本帝国主义下些绊子。可加拉罕为什么会选中冯玉祥当这个计划的主角？这是因为在苏联人的眼中，冯玉祥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进步军阀。其实力看起来很强大不说，他还发动过“北京政变”，而且从1925年开始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让苏联觉得他思想进步，与其他军阀相比，更容易被招为己用。苏联与冯玉祥的联络人是咱们熟悉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冯玉祥：如果你同意进行首都革命，苏联会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你。冯玉祥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没有理由不答应，这可是壮大实力的难得机会。李大钊没给冯玉祥开空头支票，苏联人拿出了近千万卢布的好处：步枪，机枪，大炮，防毒面具，飞机，电话……应有尽有。冯玉祥刚应付完李大钊和苏联人，郭松龄也找上门来了，郭松龄想和他谈谈反张作霖的生意。冯玉祥认真思考了做这笔生意的好处：反张作霖也算是满足与苏联的合作条件，拿了苏联的好处不能不干活。再说了，你们窝里斗正好方便我坐收渔利。一箭双雕。因此，冯玉祥也就卖了郭松龄一个顺水人情。接下来，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人将合作意向以条约的形式——《郭冯密约》固定下来。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打败张作霖之后地盘如何分配，当然也顺便提了提造反的目的：革命，消灭军阀。但是当郭松龄和张作霖打起来之后，三个盟友之中纸面实力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便决定违约了。因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冯玉祥的意料，张作霖太弱了，败得太干脆了，完全没有三家合伙的必要，单干就行，我冯玉祥一人把你们全灭掉，地盘都是我的。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11月28日，冯玉祥起兵断了郭松龄的后路，让没有退路的郭松龄专心地跟张作霖死磕去吧！同日，冯玉祥部进逼李景林的地盘——天津。同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万民众示威游行，包围北京政府，尝试运动夺权，失败。史称“首都革命”。12月4日，李景林宣布：支持张作霖，讨伐冯玉祥。李景林是武当派的传人，真正的武林高手，江湖外号“武当剑仙”。但此人的人品远逊武功，是棵标准的墙头草。冯玉祥一反，李景林便根据当前局势和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好兄弟郭松龄完蛋的概率远比老板张作霖高。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活命，李景林遂举兵反抗冯玉祥，顺便支持张作霖，跟兄弟郭松龄挥手说再见。虽然李景林在二十天后输掉了与冯玉祥的战争，但他破灭了冯玉祥想把大家一窝端的计划，为张作霖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正所谓雪中送炭。北方一片乱战。就在此时，张作霖的第二个救星到了。张作霖的老关系户——日本人出兵沈阳。日本人救张作霖可不是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因为拿到了张作霖给出的好处——《日奉密约》，以及对郭松龄的三民主义背景和冯玉祥背后的苏联人不放心。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两面夹击下，本就进退维谷的郭松龄在起兵一个月之后被俘，旋即被张作霖处决。如果人可以死而复生，想必郭松龄很难放过冯玉祥。在经历了直系、郭松龄的连环打击之后，张作霖再也没有武力一统中国的雄心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此次出兵隐藏着更阴暗的目的：趁机入驻沈阳。两年后，张作霖就将为自己的引狼入室付出惨痛的代价。打完“反奉战争”，获利最丰的是孙传芳和冯玉祥。孙传芳在击败奉军之后，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高达二十万人，成为后直系时代能跟吴佩孚平起平坐的带头大哥。孙传芳还请来自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师兄冈村宁次做军事顾问，可这名日后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哪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小鬼子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五年后开始的战争踩点。至于冯玉祥，虽说为人有点反复无常，但这一次捞取的好处非常大。他不仅趁机扩编队伍，还占据了直隶、天津、河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地，超越“东北王”张作霖，成为占地最广的军阀。难产的北伐
缓过气来的张作霖稍做休整之后，就立即出兵华北。难得的是，张作霖、吴佩孚这二位仇家居然选择联手，宣布彼此停战，共同对付目前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世上果真是唯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面对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冯玉祥顿感信心不足，他决定暂时从名义上屈服，缓解一下恶劣的形势。于是，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当天宣布下野，命手下张之江代理总司令。对于服软的冯玉祥，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否会放过他，下文再说。冯玉祥成为苏联人的“香饽饽”之际，蒋介石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既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愿，更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蒋介石从1926年1月开始，便全力推动各方支持他率军北伐。但他没想到，想到桂娘一个女流之辈会玩什么花活，所以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就是这样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让桂娘抓住了。桂娘用帛书写下李希烈的死讯，然后用蜡封好，夹在含桃中送到陈先奇那里，这样一来李希烈的死讯算是公开了。“杀进府中去！”这是当时陈先奇唯一的想法。第二天，陈先奇和副将薛育带领一千人马迅速包围节度使府。李希烈之子见到陈先奇来势凶猛，知道老爹的死讯已经泄露出去，于是跪在地上请求陈先奇。“只要你们拥戴我为主，我愿意去掉帝号，仍然做节度使。”“你的父亲大逆不道，天子已经下令必须诛杀！”陈先奇面对李希烈之子的央求，并没有心软，随即不待其子起身，便一刀砍下他的头颅，然后指挥士兵血洗李希烈的府中，杀死其全家七十余口人，而且陈先奇没有忘记抬出李希烈的尸首，将其拖到街道上示众。相信李希烈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自己最后如此悲惨的下场而羞愧不已。李希烈，一个残忍凶狠的人，兴于藩镇动乱，毁于欲望难填，其中桂娘这个烈女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世的大诗人杜牧撰写了《窦烈女传》，详细记载了窦氏桂娘的事迹，让后人知道了在枭雄李希烈败亡的过程中这个女子所做的贡献。如果颜真卿在天有灵，相信可以瞑目了！平定河中当建中时期的动乱渐次平息，大河南北关陇上下的烽烟将要消失之际，在长安东北三百多里的河中府，依然有一支叛军盘踞在那里，成为皇帝李适的心头大患。河中府即是今天山西的永济县，在黄河东岸与关中地区隔河相望。地处汾河下游，土地肥沃，又有盐池之利，全盛时期拥有人口五十五万，是长安和北都太原之间的交通必经之路，历来是大唐帝国的经济和战略要地。安史之乱后在这里设立河中节度使，管辖河中府与周围的晋州（今山西临汾）、绛州（今山西新绛）、慈州（今山西吉县）和剻州（今山西剻县）一府四州之地，军事和经济实力较为强大，是关中在东北方面的重要屏障。这个地方由解围奉天之乱却遭到皇帝李适猜忌而出走的李怀光占据。自从兴元元年（784年）以来，李怀光因在关中叛乱受挫，率领本部人马占据河中后，又出兵攻占河中北面的绛州与黄河西岸的同州（今陕西大荔），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割据力量，观望关中地区官军与朱泚叛军的形势变化。最初李怀光是稳坐钓鱼台静观其变，但兴元元年（784年）七月李晟收复长安后，李怀光的内部开始产生变化。判官高郢劝说李怀光趁京城光复之际，向皇帝李适请罪重新归顺朝廷，李怀光同意了其建议，派儿子李璀前往长安觐见李适，李适虽然对李怀光的反叛心有余悸，但鉴于战乱刚刚平定，为了息事宁人同意了李怀光的归降，派孔巢父前往河中宣慰李怀光，并加封其官职。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但给孔巢父带来了杀身之祸，而且使李怀光的归降功败垂成。七月十八日，孔巢父从长安来到河中，向李怀光宣读皇帝的亲笔诏书。李怀光由于是请降，所以穿着白色素服带领部下跪在地上恭敬地听孔巢父宣诏。按照惯例，孔巢父可以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表示朝廷的宽大与恩惠，就在面对这个本可以尽释前嫌的机会时，孔巢父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孔巢父站在那里宣诏，丝毫没有让李怀光重新穿上官服的意思，对于经常出使藩镇的孔巢父来讲，是不可能忘记这个环节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过于趾高气扬，内心深处瞧不起李怀光。我是钦差我怕谁？可是孔巢父恰恰忽略了一点，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生猛的武夫。“太尉无官矣！”李怀光身后一个响亮的声音响起，随即他的部下全都猛地从地上站起。孔巢父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他宣诏完毕后，又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语：“李怀光将要赴京请罪，大家看谁能够代替他统领军队呢？”在我看来，置孔巢父于死地的正是这句话。李怀光虽然是朝廷的反叛者，但在朔方将士中素有威信。当时他的许多部下听到孔巢父的话语，全都认为朝廷是有意剥夺李怀光的军权，于是愤怒地一拥而上，没等孔巢父反应过来已经是身首异处。“朝廷根本就是想置太尉于死地，与其这样不如反抗到底！“对！反抗到底！”李怀光的诸多部下高声喊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对于李怀光具有非常大的触动。李怀光的心中本就对孔巢父没什么好感，几个月前孔巢父出使魏博镇，结果田绪发动兵变诛杀了田悦，李怀光始终认为这是孔巢父在搞鬼，现在自己的部下杀掉了孔巢父也未必不是件好事。杀掉孔巢父意味着李怀光只能向着对抗朝廷的道路上一路走到黑，当然这对于他来讲或许本身就是件愿意的事情。河中府发生的悲剧宣告李适争取李怀光归降的做法彻底失败，接下来不出意料的肯定是大兵讨伐。八月，李适任命浑瑊为河中、绛州节度使，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在太原的河东节度使马燧为晋、慈、剻节度使，先管内诸君行营副元帅，从南北两面夹攻李怀光。当时马燧率领步、骑人马三万，由晋州出发向南进攻，首先攻取绛州的属县稷山、龙门、夏县等地，迫使大批李怀光的守军投降，由于马燧出兵迅速，使得绛州成为一座孤城。到十月为止，马燧攻下绛州外城，守将达奚小俊见城破在即，利用夜色弃城而逃。攻下绛州后，马燧率领人马沿黄河东岸南进，在河中府以北的陶城（今山西永济）击败李怀光主力骑兵部队，不过官军虽然大获全胜，但李怀光驻守蒲州仍旧拼死抵抗，一时间马燧进兵受阻，战事陷入胶着状态。事实上纵观当时朝廷的整个形势，速战速决是最为有利的，一旦陷入胶着的战局，则意味着朝廷失掉了主动权，因为当时帝国上下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灾荒。就在上一年的秋天，太行山以东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蝗灾袭击，从太行山东到大海的河北平原上，蝗虫遮天蔽野，不仅庄稼，就连地上的青草树叶也几乎被吃光。转过年来刚刚过完元旦，一场罕见的大雪席卷关中地区，天气骤然酷寒，长安城中随处可见冻死的百姓。这场大雪过后还没等百姓们缓过神来，从春季开始一直到八月中旬，关中地区居然滴雨未落，长安城郊外的灞水和浐水只剩下涓涓细流，京城长安内外的井水完全枯竭。面对灾难频至的局面，皇帝李适不断拨款赈灾，可是与严重的蝗灾、雪灾、旱灾相比，更严重的是关陇、河北、河南地区发生了大饥荒，粟米涨到每斗十文钱，李适把皇室的内孥全部拿出赈灾也不够。然而祸不单行的是贞元元年（785年）四月十五日夜间，江陵的度支院失火，烧毁了存积待运关中的赋税钱谷百余万，让本来想用这批物资赈灾的朝廷损失惨重。据史料记载，当时不仅普通百姓，就连中央政府也几乎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国家仓库中存储的粮食和货币仅够十七天之用，更别说什么拿出军饷支援前线。由于灾荒严重，皇帝李适不断下罪己诏，当时许多朝臣上疏请求停止征讨李怀光，暂时缓解朝廷的财政危机。面对朝臣们给予的压力，李适一时间犹豫不决，当领兵收复长安的李晟得知消息后，上疏李适万万不可在此关键时刻赦免李怀光。李晟的奏疏很长，概括起来他的理由就是诸多藩镇尽数平灭，只剩下李怀光还在作乱，如果停止征讨就会让他逐渐坐大，而国家现在四周形势并不平稳，如果不平定李怀光，日后遇到与邻国发生战事，李怀光定会成为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当时远在河东的马燧得知李适犹豫是否继续征讨李怀光的问题时，立即命令部队暂住原地，然后自己率领数百名亲兵昼夜奔驰到京城，面见皇帝李适上奏万万不可赦免李怀光。“陛下！李怀光凶顽异常，如果现在赦免他，以后陛下就再难以号令天下，现在眼看大功即将告成，怎么能够半途而废呢？臣保证再有一个月就可剿灭李怀光，请陛下万万不可下令停止征讨。”马燧说得言辞真切，让李适瞬间重拾信心，于是在看到李晟和马燧两位重臣极力主张讨伐的情况下，李适决定继续征讨李怀光。八月一日，马燧返回河东前线，立即布置发动对河中府的进攻。河中府以北的长春宫，是李怀光主力部队据守的重要据点，李怀光派大将徐廷光领兵六千守卫。长春宫本是大唐皇帝设在河中的行宫，周围宫城高耸，防卫森严，易守难攻。马燧认为如果长春宫不能攻下，李怀光仍然可以继续坚守下去，那么这场战争就会陷入旷日持久之中，所以他决定先从长春宫下手。马燧明白长春宫重兵把守，如果强攻恐怕一时间未必能够攻下，当他得知长春宫的守将是徐廷光时，马燧嘴角露出了笑容，因为十多年前徐廷光曾经是马燧的老部下。有了这样一层关系，马燧决定劝说徐廷光归顺朝廷，兵不血刃地拿下长春宫，在马燧看来，以自己的威望，还是能让徐廷光敬服的。为了表现出足够的诚意，马燧转天仅带领三五个随从来到城下，高叫徐廷光的名字。不出马燧所料，当徐廷光听到曾经的老领导马燧来到后，立即在城楼上向马燧下拜，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各为其主，徐廷光很可能会出城相见。“我是皇上派来的，廷光啊！你不应该拜我，应该向西跪拜！”马燧因势利导地说道。徐廷光听出了马燧话语中的含义，于是向西跪拜在地。“你们都是朔方将士，不应该毁了郭老元帅的英名！”在看到徐廷光没有产生抵触情绪后，马燧进一步诱导着说道，他口中的“郭老元帅”显然是指德高望重的郭子仪。因为马燧知道，在朔方军人的眼中，郭子仪具有无人企及的威望。“安史叛乱以来，朔方将士为国建功，至今已经三十余年，在所有的军队中功绩最高，怎么会忽然间置祖辈和父辈的功勋于不顾，做出背叛朝廷应该灭族之事呢？如果你们听从我的，不但可以免除祸患，还可以获得富贵。”马燧说完，环顾城上的徐廷光众人，见众人都低头不语，似显出尴尬，马燧继续说道：“如果大家担心我所说的不实诚，现在我们与你们相隔不远，你们可以用箭射我。”言罢，马燧敞开衣襟闭上眼睛挺身而立。刹那间，城头上徐廷光等人被马燧真诚的话语打动了，马燧在这些人心中本来就具有崇高的威望，再加上这样一番颇为煽情的话语，徐廷光等人内心着实感动。“我等愿归顺朝廷！”徐廷光眼里噙着泪水伏在地上说道，左右的人也跟着他一起跪拜在地。长春宫就这样在马燧的几句话之间，被兵不血刃地收复。第二天徐廷光下令打开城门迎接马燧进城，马燧为了表示诚意，仅带几名卫士入城受降，丝毫没有任何防备，这更让徐廷光等人大为感动。八月十日，马燧与浑瑊、韩游环率领人马逼近河中府，进至河中府的外围焦篱堡，李怀光的守军不战而降。焦篱堡的失守让李怀光彻底失去与河中府外围诸郡的联系。八月十二日，马燧带领八万官军开始向河中府主城发起进攻。当时河中府分为两城，河西为西城，河东为东城，两城隔黄河相望，中间有浮桥相连。官军从东西两面合围东西两城，李怀光由于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所以军心动摇，城池即将陷落的谣言传遍城中，东城传言西城已经被攻破，西城传言东城已经投降，在这样一种惶恐的氛围中，李怀光见大势已去，遂在府内自缢而亡。李怀光的死意味着河中地区被彻底平定，李怀光的部将牛名俊砍下其头颅出城投降。从马燧出兵到攻下河中府，只用了二十七天，实现了对皇帝李适的承诺。河中府的平定使唐廷消除了最后一个心腹之患，从建中二年（781年）春天开始，一直到贞元元年（785年）夏天，历时四年多的时间，遍及黄河流域的战乱终于结束。李适因为反对河北藩镇的传子制而一怒发动平藩战争，最初以全国兵力讨伐三镇，几乎取得决定性胜利。但他没有想到由于决策失误，这场战争居然差点演变成为一场几乎覆亡大唐帝国的灾难。经过四年多的战乱后，李适仿佛又回到了原点，那就是不得不承认河北藩镇的传子制度，来换取河北藩镇的顺从，这似乎对李适是莫大的讽刺。最关键的是经历了这场动乱，本就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再次呈现衰败之势，它不仅让百姓们深陷战争的浩劫，更让很多人对帝国昔日无限繁华产生怀念，以及对帝国未来深深地忧虑。第十三章贞元治乱分歧当河北、河南和关中地区藩镇叛乱引起的大风暴将近平息时，李适君臣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财政和经济问题。因为从建中时期（780—783年）延续到贞元初年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已经极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也将帝国的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据《旧唐书?德宗纪》记载，从建中元年（780年）到贞元四年（788年），地震、蝗灾、旱灾、水灾等灾难加起来将近十次，天灾人祸相继降临，不但百姓们流离失所，就连皇帝李适的膳食都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当动乱初平，李适君臣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财政的窘困。贞元二年（786年）夏天，由于东南漕运粮食没有及时运到关中，关中和京城长安的所有粮库全都见了底儿，就连拱卫李适的禁军口粮也无法发放到位，当时很多士兵产生了抵触情绪。李适得到报告后，害怕再一次发生泾原兵变式的动乱，所以极为忧虑。就在局势将要失控的时候，时任镇海军节度使的韩滉从驻地润州（今江苏镇江）运来三万斛大米，暂时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李适当时高兴得几乎掉出眼泪，他兴奋地对太子李诵形容韩滉的这三万斛大米是让他们父子又重新找到了生路，可见当时李适已经窘困到什么程度。不过李适明白韩滉的大米也仅仅是解燃眉之急，如何让帝国摆脱财政危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从贞元二年（786年）起，李适的施政重心开始由平定藩镇叛乱转向最为紧迫的财政问题，其中施政重心转移的标志是贞元二年正月崔造出任宰相。崔造，河北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年轻时以博学闻名，李豫在位时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结为好友，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以辅佐君主为志向，时人称之为“四夔”。“夔”是传说中尧舜时代的良臣，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崔造的看重。崔造能够进入仕途还应该感谢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当时李栖筠十分欣赏崔造的才能，将他征辟为幕僚，由此崔造进入仕途。不过在李豫当政时期以及李适即位初年，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崔造的仕途之路并不顺畅，始终没有进入帝国官场的高层。不过命运之神总是垂青有才能和有准备的人，朱泚之乱成为崔造命运的转折点。当时他担任建州（今福建建阳县）刺史，听到泾原兵变皇帝李适仓皇出逃的消息后，他立即写下檄文，派人飞速送到相邻的几个州，约请他们共同招募军队，以备朝廷随时调遣平叛。崔造在本州招募了两千人马，虽然还没等奔赴长安，朱泚之乱已经被平定，但他的忠诚却被李适得知，于是李适在返回京城后，立即征召崔造进京担任吏部侍郎兼给事中。一年后，崔造由于在其位善于决断，能够独当一面，所以被皇帝李适提拔进入宰相班子，同时原官职照旧不变。当时很多人都赞叹崔造在官场是青云直上，而皇帝李适之所以破格提拔崔造，也是希望他能够竭尽所能在解决帝国财政危机方面做出成绩。事实证明，崔造没有辜负李适的期望，进入宰相班子伊始，就向李适提出改变当时的财政体制来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崔造之所以提出改变财政体制，是因为从李豫时期到李适即位初期，唐朝中央的财政管理实际上已经形成度支和盐铁转运使两套系统。度支掌管农业税收，即通过两税法征收货币和粮食、绢帛等实物上缴朝廷。盐铁转运使掌管工商税和漕运事务，主要负责东南地区海盐的专卖，并将江淮地区的两税征收粮食漕运到京城长安。崔造由于长期在江南地区担任地方官，所以十分熟悉一些地方的“钱谷诸使”在财政收入上欺瞒朝廷的情况，崔造认为这是导致帝国财政陷入危机的首要原因。同时他认为由于度支、盐铁已成为独立的中央财政系统，宰相对财政的控制正在逐渐削弱，这是造成帝国财政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因此他建议废除度支
革产”能要回来。我们(现在住的)这房“文革”时也交了，就退回来了。公私合营时没收的叫京租房，都不退。这在北京市是一个大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
3.父亲注374与母亲
定：您小的时候父亲没在北京是吧？策：对，父亲后来去德国留学。毕：蒙古王公的后裔呀，有一批人是受到西式教育的，包括您父亲这样的。您父亲是哪年去德国留学的？策：我知道他毕业的时候就是德国投降，所以他没有毕业证书，他这一生就挺不得意的，因为他是战败国的学生，不能评教授，不能评这个，不能评那个。奥其尔：他是解放前回来的？策：解放前回来的。定：他留学回来主要是靠什么生活？策：教书。解放前是辅仁(大学)的教授，靠工资，靠一点儿积蓄。还有一点儿积蓄。我觉得我们家吧，1949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之前还是平平静静的。没有什么太……就是1952年“肃反”注375的时候，那什么，咱们叫审查吧，1954年回来以后，公安局给安排的外交学院……(停一会儿)后来调到外语学院。在外语学院退的休。毕：审查有什么理由呢？策：我觉得呵，和包尔汉有点关系，包尔汉当时把我去台湾的那个大爷当成他(指策父)了。包尔汉写了一本书，《新疆五十年》，注376在那里面就那么写的，如果你们有那本书，你们能找到。我就大概其地看了那么一眼，据说他是美国特务。奥其尔：《新疆五十年》里是写了，敏王道尔基，他的弟弟。毕：就这一句话？策：唉，完了以后就审查了两年，1954年回来的。回来以后，据他自己讲呢就是人家错了，所以公安局就给他安排工作。这事儿是不是他喝多了瞎说我可不知道。咱们没有考证。定：他爱喝酒？策：一直到死那天还喝酒呢。毕：奥其尔来过，对他喝酒有印象，说老汉还喝着二锅头呢。奥其尔：我1990年来过，好像就在这屋。他让我出去给他买瓶酒，出门以后旁边就有一个小铺，买了瓶二锅头。策：对，旁边就有一个小铺，那会儿有点限制他喝酒，不给他买酒，或者买了酒我们都不给他，他太爱喝了。那几年正是身体不好，八几年退的休。定：您母亲是蒙古族吗？策：不是，是山东的。是我父亲的一个同学，同班的。定：那她跟您奶奶之间能交流吗？策：我妈早就不跟我们那什么……离婚了。夫：她母亲啊，结了婚以后就开始动荡，后来又到外头去了一趟，回来后她父亲就进去了，1954年“肃反”的时候，她爸爸才20多岁。……(一段沉默)毕：我冒昧问一下，帕王在日本病逝后，你们家后来有日本友人来过吗？策：没有，没有。他们那一代的日本朋友，没有。他们都在的时候，我听说我们这个院里住着一个日本太太，借住，可能是，但是这个日本太太是谁，为什么住在这儿，我不知道。就在这个院。那时候我奶奶就住在这个大房子里。定：那就是说你们家和那些蒙古王公没什么来往？策：没什么来往。他是北京生的，没去过老家，他比较洋化的，那些蒙古人的生活习惯他没有。他除了喝酒是蒙古人的习惯。定：那您姑妈、您父亲那个时候，在北京跟什么样的人接触多呢？策：我觉得我们家挺闭塞的，我没看见过有什么人，没理会过有什么人来往。那就是朋友，到这儿聊天儿来了，那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了，那时候我还小，他们聊什么我根本没注意。那时候我奶奶还在。奥其尔：他接触的人确实不多。诺日布20世纪50年代末上学的时候，他们俩不错。策：他和诺日布不错。诺日布的姐姐上北京来也上我们家来。齐木真也来，后来齐木真的女儿也来过。别的人，我觉得从新疆来的人还真没有。我小的时候，满琳那个时候还在上学，还有汪强来过，后来就没人来过。满琳就是渥巴锡注377的后代，土尔扈特汗王公主，是我附中的同学。改天你再去采访采访满琳。还有达理扎雅跟我们老爷子关系挺好的，达锐就在什锦花园口上那儿住，他们家原来在新开胡同。毕：您奶奶在的时候，您父亲在的时候，新疆来的人，都是亲朋故旧吗？策：我还记得在我不太大的时候，我们家来过一拨人，是谁我说不上来，这几个人在我们家，就在这间屋，喝了有十几瓶儿茅台，我就记得这些。这些人里头，可能有些不是咱们国家的人，可能是蒙古的人。但是这些人都是谁，我可说不上来。后来上我们家来的人，都是上北京来，捎带脚地看看老头，就是这种人比较多。我就记得从博乐注378那儿来过一个县长，他要找邓小平，要我父亲带着他们去找，我父亲讲，你以为邓小平那么好找哪，我跟他住在一个城市里，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呢。他说你们都是在一个城市里住着，还不知道邓小平在哪儿？那是以后的事。这就是一个老头，想找邓小平反映情况。这是政治方面的。别的我觉得真的还没什么。夫：还有一拨就是八几年以后，国外来的，那时候国外可以来了。策：对，德国的同学来过。我在民院上附中。那会儿是学校告诉我的，说有民院附中，你怎么不去呀，我就报了附中。那时候在八面槽。毕：不管怎么说，家有这么一层关系，又是上的民院附中，那些蒙(古)族同学认你吗？策：我觉得我们上学时已经不讲那什么……毕：不讲民族了？策：对对。不是说不讲民族了，是不谈这些东西。定：你们家一直报的就是蒙古族？策：嗯，我闺女也改了蒙(古)族，现在怎么着都行(意指是哪个民族都行)。就为了升学加分，其实也没用。4.奶奶在北京的生活
定：您是跟奶奶长大的是吧？策：我们家庭成员就仨人儿。我奶奶、我父亲，孩子就我一个。定：你们家的蒙古人习惯还多吗？比如说喝茶？策：没有没有。定：您对您奶奶有什么印象，比如说她厉害吗？策：我奶奶不厉害，我觉得我奶奶是个特别有学问的老太太(笑)。定：您奶奶生活讲究吗，年轻的时候？策：我觉得我奶奶不太讲究似的。夫：……可是我体会得到老太太年轻时是很讲究的。我举个例子，她们家有好多银器……都是贵族的习惯。策：她们都是受西方的教育，西方的习惯，都有点洋派。夫：老太太喝茶的碗就是喝茶的碗，喝酒的碗就是喝酒的碗。老太太死以前喝红茶，这我知道。老太太一死就变了，多好的茶壶就搁在这儿了。定：她也喝酒吗？策：老太太不喝酒，在我小的时候，老太太抽烟，后来老了以后就不抽了。夫：当时来讲，都不是一般家庭出来的。生活上，就是，纯新疆人，跟外国人一样。策：街道的人看我奶奶跟看稀罕儿似的，我奶奶长得也挺特别的，就是那种，说不上来，挺白的，她又把那个头发的卷儿盘在这地方，我总的印象是她好像不像中国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她很少很少出门，她只要一出门，总有人看她。她不和街坊邻居打交道。定：那她这一辈子平时干些什么？策：她没有工作，就在家待着。标准的家妇(家庭妇女)。那时候也没电视。毕：读书吗？策：读书。定：那她信佛吗？策：她信佛，但不是那种特虔诚的佛教徒。我们家跟佛有关的东西没有。定：她也不念佛？策：不念。定：那你怎么见得她信呢？策：我觉得从她老家来的人都信佛似的。我没看见她念过经什么，就拿个念珠，我家过去有(念珠)。她哪儿也不去，她可能都没去过黄寺。在我印象中我奶奶根本就不出门。定：那她一天到晚干什么呀？策：我觉得她挺习惯的。她根本就不出门。我小的时候，家里特别安静，也不让我出去。我从小也不太什么，好像就应该在家待着。定：那多难受呀，整天一个人。家里有保姆吗？策：一开始我上学那会儿，我们家有个从老家带来的老太太。那时候新疆闹黄病，我估计就是瘟疫，她们家人全死了，她就跟着我奶奶一起来了。也不会说汉话。简单的吃喝会说，(其他的)她不会说，因为当时我们家不说汉话。定：也是蒙古族？策：一起从老家来的。定：比您奶奶大还是小?策：我觉得比我奶奶小。她一直就在我们家待着。反正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我奶奶就不出屋，就和那个老太太一起，我小的时候她带着我上学，带着我出去。定：也没有丈夫孩子？策：没有，也可能她丈夫孩子在那次瘟疫里死了，也可能就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她后来得的那什么，可能是老家带来的肝囊虫，可能是年轻时候吃生肉，后来在协和医院做的手术。做完手术以后不会说话了，人就糊涂了，那么着又活了一年吧。我上初二时，就是1959年还是1960年，去世了。定：规矩挺多的吧？策：反正就是不让出去，倒不是不让坐着、站着。我觉得蒙(古)族挺开放的，爱怎么着怎么着。5.奶奶不会说汉语
策：我奶奶日文很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她不会说汉话。她不特别会说汉话，不认得汉字，但这个汉字她能拿日文念出来。定：您奶奶怎么会的日文呢？策：她去日本看病时候会的呀。毕：您记忆中您父亲和您奶奶交谈用什么语言？策：用蒙文。我奶奶活着的时候我们家就不说汉文。定：跟您(策)说蒙语您能懂？策：我能懂。我们家我从小就没说过汉话。一直到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两人(指和父亲)说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就用蒙文。现在也就全说汉文了，就等于说蒙文没有了，所以我就不会了。夫：老太太知道汉话很简单。定：那她跟你(夫)能交流吗？夫：我说得慢她能懂。但是一有急事，我跟她说不好。定：在您的印象里奶奶始终不会说汉语？夫：社会不让她说汉语。定：为什么？夫：袁世凯一倒台，他们(指策一家)就开始往下走，一直到解放，对吧？到了解放，共产党来了，又是清查对象。那她呢，如果知道她上过日本留学，会这个那个，那她还能安度晚年？您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来衡量，她不识字，不会汉话，就是一个无知老太太，那就好办了。因为她知道这个社会的变革，她为了生存，就与世隔绝，就什么也不会，从现在起，我就不出头，我不招惹谁，我就是一个无知的老太太。你们需要什么，要大炼钢铁，要劈柴，那你看，我没别的木头，就把这硬木椅子给剁了，你就拿走好了。你问我我不会说(汉)话，人家街道就知道她是一个蒙古老太太，不会说汉话。定：所以她后来还算比较平安是吧。夫：哎。定：那她老太太还挺行的。毕：帕王去世，然后奶奶就是那么个身份，改朝换代当中，我估计在1949年以前大概对她没有什么特别注意是吧。夫：“文化大革命”，我记得最清楚，我是每礼拜六休息，我去北海那儿看书，一个礼拜六，大约是4月26日，我看见郭沫若写的《我的自白书》：说我写所有的书都是错的，只有欧阳海才是对的。我错了，我检讨。写完没过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注379你说郭沫若他不懂？他就比廖沫沙那几个聪明得多。6.蒙古族奶奶与满族姥姥
策：我奶奶1973年才去世，八十四吧。他(其夫)还见过呢，我们结婚时她还在呢。定：那时候老太太还明白吗？策：老太太一直都很明白。夫：我们俩搞对象是1966、1967年。正好“文化大革命”结的婚。定：您(夫)是汉族吧？策：他姥姥家是旗人，他姥姥、他妈都是旗人。他是跟着他姥姥姥爷(长大的)，所以知道他姥姥家的事。定：您姥姥家住哪儿啊？夫：不记得了。我姥姥是公主，他们家就这一个闺女，后来穷了。我姥爷是三河来的，是我姥姥家的用人，什么用人我不太清楚，后来我姥姥她爸看上了他，就把姑娘给了他，就凭我姥爷打工挣钱。我姥姥长得特别漂亮。虽然我长得不好看吧，可也比一般人强。定：您随姥姥？那你们这个奶奶漂亮吗，和姥姥比，哪个漂亮？夫：这个，她的奶奶吧，像苏联人。定：那您怎么没那个样儿呀？策：是吗？我长得像我妈妈。定：我觉得还能看出您像蒙古族。(问夫)您到了她们家以后，是不是感觉到她们家的老太太明显不一样？策：应该是不一样。夫：比如说我们俩结婚。那时候我们家孩子特别多，她知道我能拿出的费用很少，她能想象到我们家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她不说，她就拿出钱给我，说交给你母亲快点去办。我得了病，身体很不好，大概她猜出来了我得的是肺结核，可是她不说你有病，她只说她有一个闺女得的也是这个病，她说没关系，可以吃，可以动。她了解你的困难，她不直说，她用其他方式给你解释(排解)。那天晚上我12点上医院去，她给我钱，说是让我看病。我说有，她说拿着。100块钱哪，当时那会儿！定：那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啊。那就是说您对这个奶奶印象特别好。夫：对。我对这位老太太印象特别深。她能懂得咱们汉族的风俗习惯，她别的话很少。对钱来讲，没有钱她不在乎。定：那您认为您的姥姥和这儿的奶奶比怎么样呢？夫：我感觉她(奶奶)的生活和满人有差距……这儿是什么规矩都没有。我要到我姥姥家去，那事儿太多了。我姥姥简直是穷讲究，穷到那个份儿了还那么讲究，我简直都看不下去。满人自尊心特强，不如人也不说个不字，我没有也得装着有。烂萝卜缨、萝卜条切成丁，底下放块酱豆腐，吃不吃也得摆着，端上去端下来，没一钟头这顿饭拿不下来。我们多少个人就这么瞧着。早上起来拿那个松木刨花蘸水梳头，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那个梳子使得那个亮。穿袜子，我姥姥、姥爷要穿到这儿(指膝盖)的，穿咱们这袜子不许可。衣裳不能露脖子，袖子不能到这儿(肘)，得到这儿(手腕)。现在咱们穿的这叫革命派的。策：不能叫革命派，得叫洋派。夫：所谓孙中山那派。我姥姥卫生特别好，干净，这奶奶的卫生不如我姥姥，差太多了。7.父亲写的书
毕：我听奥其尔介绍，您父亲用德文写了一本书，他这个书大概是在什么年代写的？策：退休以后写的。就是1991年、1992年、1993年。奥其尔：叫什么来着？是《浪漫的北京》还是《北京的浪漫》？策：在德国出的，挺厚的，他那些朋友他也许给过。后来一直没有翻译成汉文。估计中国不一定有，后来有人来找，找老半天也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写的内容。奥其尔：他对老北京的东西非常熟悉。我看过那里的照片，其中帕王是穿北洋军服照的，后来相片上都画了叉子了。还有他(策的父亲)小时候的照片，封面是老北京地图。策：那里的照片好多都是“文化大革命”后退回来的。定：那就是说他对老北京的很多事儿是挺感兴趣的。策：他应该比较那个什么，因为他那本书写的就是那个……对，回忆录。夫：他看见溥仪写的那本书，上班的时候他就想，我也写，然后他就开始写，写他的生活。定：您父亲怎么对北京那么喜欢，而且还写了一本书出来？策：他年轻的时候，接触的给我们家做饭的、拉车的，这些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有一对老头老太太给我奶奶送吃的，送来的就是咱北京的饹炸盒儿，就是里面有胡萝卜、豆面、虾，过年吃的。注380这老头老太太一直跟我们家有关系，都是到“文化大革命”断了。老头姓吴，儿子是个交通警，后来在宽街那儿指挥交通，他有神经病，后来就在交通队里养着，养着不知哪天他跑出来了，“文化大革命”来过我们家，上我们家把门给撬了。他不是来撬锁，就是想来看看，他跟我们家特熟，跑来说会儿话。这人后来送神经病医院去了。我父亲周围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小的时候，来过一个他的德国同学，一个德国老太太，这老太太原来住史家胡同。这老太太现在的北京话不会说，可是以前的北京土话她全会说。我觉得他们那会儿都是接触那种人，他了解。以前的小孩儿也没有这没有那，不像现在，可不脑子里面尽是这些。他年轻的时候走得多，哪儿都去，所以他熟。这书当时在德国出版，德国还寄过稿费。顶多寄过两回或三回。跨越韩、魏攻打齐国。其实，他是想通过伐齐之战扩大自己的封地。这是魏冉走向自己人生对立面的第一步。范雏在秦国等待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始终关注着秦国政坛的一举一动，穰侯为谋取私利而攻打齐国的计划，给了范雎提出秦国吞灭六国的总方略的机会。范雎在秦国的这段时间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思想。范雎刚入秦时并没有形成秦国吞灭六国的总方略，因为当时他刚刚死里逃生，还没有时间思考这些东西。但是，在遭受秦昭襄王冷遇的一年里，范雎认真研究了秦国的战略，终于从穰侯魏冉的行动中悟出了秦国吞灭六国的战略思想。范雎的上书引起了秦昭襄王的关注，他下令立即召见范雎。范雎通过王稽举荐，等了一年多，秦昭襄王都不见，而范雎这次一上书，秦昭襄王立即召见，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换句话说，范雎在上书中说了什么让秦昭襄王如此动心呢？范雎在上书中先做了两层铺垫一：第一，识别宝物极其困难。范雎在上书中举天下闻名的和氏璧为例，说明像和氏璧这样的天下宝物，开始都不被世人所认知，可见，识别宝物极其困难。所以，君王不重视的东西未必不是宝物。这是以物喻人，暗示自己是人才。第二，如不用我，不必久留。范雎已经在秦国等了一年多，但秦昭襄王始终没有召见他。所以，他在上书中公开提出：大王要是认为我的话可行，那你就用我；如果你认为我的话不可行，长期留我也没有用（使以臣之言为可，愿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为不可，久留臣无为也）。这两层铺垫，为范雎面见秦昭襄王打下了基础。但是，范雎也是一位非常懂得读者心理的人，他只扼要地点出国君和列侯的关系，并不讲透；而且，还甩了一个包袱：我有一些非常重要而机密的话不能写在信上（已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只能面见大王时讲。如果我讲的没有用，我愿意立即接受死刑（一语无效，请伏斧质）。这些话说得若明若暗、欲言又止、神龙见首不见尾，秦昭襄王隐隐约约地觉察到范雎说的是什么，但又不知道范雎究竟是在说什么，所以才立即召见了他。秦昭襄王先向推荐范雎的王稽道了歉，然后用专车迎接范雎（于是秦昭王大说，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雎）。范雎乘专车到了秦宫，他假装不知道这是内宫的通道，闷着头就往里走。恰巧秦昭襄王从里面出来，宦官发怒，驱赶范雎，呵斥道：大王来了！范雎故意喊道：秦国哪里有大王？秦国只有太后和穰侯（范雎缪为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秦昭襄王走过来，听到范雎和宦官吵架，便上前迎接范雎说：我早就应该向您请教了。正好遇上攻打义渠的事非常紧迫，我早晚都要向太后请示，现在总算把义渠的事处理完，我才有机会向您请教。秦昭襄王呵退了左右的侍从，长跪着向范雎请求说：先生怎么赐教我？范雎说：“嗯嗯。”等了一会，秦昭襄王又长跪着向范雎请求说：“先生怎么赐教我？”范雎又说：“嗯嗯。”连问三次，范雎每次都是只嗯嗯，不回答。秦昭襄王长跪着说：先生不打算赐教我了吗？范雎说：我只是个寄居在异国他乡的臣子，和大王的交情很生疏。我要讲的又都是辅佐国君的大事，我处在大王和大王的亲人之间来谈这些大事，想尽我的一片忠心，可不知大王心里怎么想。这就是大王连问我三次而我不敢回答的原因（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我并不是害怕，我明知今天向您陈述主张明天就可能被处死，但是我绝不想逃避。大王果真照我的话办了，我死也值得。我最担心的是我死了之后，天下人看见我尽忠而死，不敢再到秦国来（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之尽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乡秦耳）。秦昭襄王长跪着说：先生说哪里话！秦国偏处一隅，我本人无能，先生光临此地，我能受到先生的教诲，这是上天的恩赐啊。事情无论大小，上至太后，下到大臣，希望先生毫无保留地给我以指教。范雎听了后举躬行礼，秦昭王也连忙还礼。范雎说：大王的国家，地势险要，雄师百万。凭着秦国力量制伏诸侯，如同猎狗抓捕瘸腿的兔子那样容易。秦国现在之所以不能做到这些，都是因为穰侯不愿竭尽忠心为秦国出谋划策。大王也有失误之处。秦昭襄王接着问：我想听听我的失误在哪儿。范雎答道：穰侯越过韩、魏两国去进攻齐国纲、寿（今属山东泰安），这绝不是个好计谋。出兵少对齐国就没有什么杀伤力，出兵多则又会损伤秦国的力量。大王是想自己少出兵而让韩、魏两国派兵协同秦国征伐。韩、魏两国是真的亲秦，您要越过他们的国家去进攻齐国，合适吗？大王不如结交远邦而攻伐近国（远交而近攻）。这样，攻取一寸土地就成为您的一寸土地，攻取一尺土地也就成为您的一尺土地。如今弃近而攻远，显然太荒谬了。秦昭襄王说：我早就想拉拢魏国了，可是魏国变化无常，请问怎么才能拉拢魏国？范雎回答：先说好话再送厚礼，不行就割让土地收买，再不行就发兵攻打。于是，秦昭襄王任命范雎为客卿，和他一起商议军国大事（乃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范雎在秦国熬了一年多、费尽心机才得到秦王的召见，秦王一见就采纳了范雎的意见，这是为什么呢？范雎的成功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利用了秦昭襄王和穰侯魏冉的关系，二是提出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总方略。秦昭襄王是魏冉强行所立，魏冉又是秦昭襄主的舅舅，魏冉辅政三十多年，功勋卓著，因此，秦昭襄王和魏冉的关系始终不错。但是，魏冉的功劳也引发了秦昭襄王的猜忌，这是王权和相权冲突的历史必然。这才使秦昭襄王决定重用范雎。在获得秦昭襄王信任、重用之后，范雎又对秦昭襄王说：我过去在魏国时只听说秦国有宣太后、穰侯、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没有听说什么秦王。此时，穰侯做秦国的相国，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轮流率兵为将，他们都有自己的封邑，加上宣太后的宠爱，个个家中财富超过国库（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秦昭襄王听了范雎这番话，如梦方醒，于是废了太后，把攘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驱逐出国都。收回了穰侯的相印，让他回到封地陶邑去。任命范雎为相国。秦昭襄主把应地（今河南宝丰南）封给范雎，封号称应侯。这件事历史上称为“强公室，杜私门”，非常有名。秦昭襄王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国君。他利用范雎，废了太后、穰侯魏冉等人，将大权全部收归己有，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范雎的贡献有两条：一是提出了“远交而近攻”的战略路线，二是强化了秦国国君的权力。特别是第一条，贡献极大。“远交而近攻”是秦国统一天下的总体战略，是外交与军事的有机结合。范雎不但提出了这一总体战略，而且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首先是胁迫和秦国接壤又处于天下中枢的韩、魏两国执行亲秦政策，然后利用韩、魏两国的亲秦威逼楚国、赵国，迫使它们屈服。其次是恫吓齐国。各国都被征服之后，再放手进攻和秦国接壤的韩、魏两国。在韩、魏两国之中，应当先攻取韩国，因为韩国和秦国的国界是犬牙交错。这个方案的可操作性极强，它是基于地缘关系之上的一个由近到远的具体战略，因此，它可以看做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具体规划；同时，它也是一个军事和外交相互结合的战略方案。秦国可以利用它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韩、魏两国亲秦，再利用韩、魏胁迫赵、楚。这一战略使军事、外交两方面的力量都发挥到极致。总之，“远交而近攻”的提出，标志着秦国的统一战争已经进入到战略思想非常完备的阶段，接下来只剩具体的实施了。《史记》中还说，范雎是个“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人，即顿饭的恩德也一定偿还，瞪瞪眼睛的仇怨也要报复。他分发家里的财产，以此报答所有因为他的事情遭受困苦的人。当年救范雎的郑安平，昭襄王让他作了将军，王稽则作了河东郡太守，并且昭襄王允许他三年内不必向上汇报施政情况。须贾因秦国要攻打魏国，至秦求见张禄，此时尚不知张禄就是范雎。范雎设计将其进行了一番羞辱，数落他的过错，并打发他回去，要魏国送魏齐的人头来，否则兵发大梁。魏齐被迫四处奔逃，最后无奈自杀。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他在穰侯、范雎的先后辅佐下，有力地打击了六国的有生力量，为秦国最后统一天下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更加明显。秦昭襄王在位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对他的太子来说，等待的时间似乎太长了，他的长子没有等到继位就死去了。那么，他死后，秦国的政局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继位的新君还能继续有所作为吗？第9章异人奇缘秦昭襄王在位长达半个多世纪，他的长子没能熬到继位的那天就与世长辞了。昭襄王死后，次子安国君继位，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作为次子的安国君竟然意外地当上国君，可谓人生奇缘。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在中间，按照立嫡为长的原则，庶出的异人是没有可能当上太子的，然而时在邯郸做质子且不被看重的异人，最终既意外又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一切都与一个精明的商人密切相关。这个商人凭借着家累千金的经济基础、精明的商业投机头脑，在贩贱卖贵的商业环境中，瞄准了目标，以商业的操作方式，对异人进行了全面的包装、宣传与公关，水到渠成地完成了异人人生的重要转型。这个，商人是谁？他是如何把异人推上太子宝座的？王孙落魄邯郸城上轻下慢无礼遇异人是怎么当上秦王的呢？可用四个字形容：苦心经营。说“苦心经营”，主要是因为异人根本没有资格、没有条件成为太子。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异人也没有成为太子的奢望，他只不过是秦国派往赵国的一个无足轻重的质子，一个落魄的主孙。异人没有条件成为太子，缘于这样几个因素一：第一，异人在赵国做人质时，他的祖父秦昭襄王还健在，父亲安国君还是太子，他是王孙，不是公子，这中间隔了一层，他的祖父是不会想起这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孙子的。第二，安国君妻妾一大堆，儿女成群，光儿子就有二十多个，异人刚好处在中间，不是长子，不具备立为太子的条件。第三，他的母亲夏姬很不得宠，经年都见不上安国君一面。异人不但是庶出的孙子，而且还是不受器重的儿子，在他祖父秦昭襄王、他父亲安国君心中，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个人存在。也正因为地位的无足轻重，他才具备了“光荣”入选作为“质子”进驻赵国邯郸城的资格。所以，落魄在异国他乡的邯郸城内的异人，是不敢奢望成为王位的继承人的。战国时期，有一个习惯，就是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常常互派公子为人质，简称质子。质子制度在秦国也是一个惯例。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人人都要为国立功，国君的儿子（公子）也不能例外。当然，国君的儿子立功不一定非要上战场，他们可以到另一国去做人质，这是公子为国服务的一种方式。表面上看，各国在结盟时，为了推心置腹，互派质子，质子地位非常尊荣。其实，质子就是人质，国与国之间一旦翻脸，质子是首先遭殃的对象，是泄愤的最佳首选。何况在那个时代，诸侯国之间说翻脸就翻脸，今天歃血为盟、明天就兵临城下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在有些国家做质子并不是一件坏事，而且有时甚至是太子做质子，特别是强国为了表示怀柔，派往弱国的质子，弱国臣民都要奉迎、巴结他，全国上下也都怀着近乎感恩的心情，将其待为上宾。但异人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虽然秦国也是强国。这是因为赵国一向作为合纵之约的“约长”，再加上秦国又不停地东进，力图并吞六国，秦赵之间的战事经常爆发，所以异人时时刻刻是在“刀架在脖子上”的环境中生存。两国稍有风吹草动，首先祭刀的自然是质子，何况秦国根本就没有放弃东进统一步伐的打算，这也恰好说明异人在秦国王室中的地位是如何的不值一提。秦国都不在意质子，赵国对秦国质子异人就更不客气了。本来，各国国君对派往异国或他国派往本国的质子，或者为了要面子，或者为了表示内心的歉疚，在经济上都尽量满足。然而，生活在邯郸的异人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他在赵国的生活非常窘迫困顿（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上轻下慢的事情似乎成了家常便饭。异人就是这样一个落魄王孙，在秦国心目中无足轻重，在赵国邯郸更是没有受到礼遇。所以，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异人基本上无缘太子之位。不过，“缘”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外部条件的集合，一旦加入某个新元素，无缘可成奇缘，无缘未必无份。如果说他父亲安国君意外地继承王位，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奇缘，那么落魄的异人恰在此时遇上了人生的第二个奇缘。召不韦贩贱卖贵秦王孙奇货可居在异人的第二次人生转变中，有个精明的商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商人凭借着家累千金的经济基础、精明的商业投机头脑，在贩贱卖贵的商业环境中，选准了自标，以商业的操作方式，完成了异人人生的重要转型。这个商人就是阳翟（dí，敌，今河南禹县一带）昌不韦。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象累千金”，按说，他已是财经巨子，能够笑傲江湖了。但金钱对他不过是账户上的数字，吕不韦有更大的欲望。他的这一欲望，可以《战国策》中记载的他与父亲之间的一番对话为证：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吕不韦问了三件事：一是耕田，二是经商，三是从政。耕田之利最薄，只有十倍；经商之利次之，可达百倍；立主定国之利最大，N倍。当然，一项一比一项困难，但利润一项比一项更具有诱惑力，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追求欲望使这位财经巨子不满足于仅仅在商界“贩贱卖贵”。他要把他这套商业规则在政界运营，于是以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盯上了奇货可居的质子异人。异人是秦国公子，这就具备了日后成为秦王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有可能进入赌博天下、投资政治的大商人视野。腰缠万贯的吕不韦虽然从商，却与各国政界要人有密切的关系，对政界的操作规则更是熟稔，而且，他相信自己有翻云覆雨，点石成金的能力，自信凭自己精明的商业头脑，能够重新包装一个准秦王。隔行如隔山，经商与从政能够兼容吗？经商要讲究投入与产出、付出与回报，这和政治非常接近。《史记》里记载了两个在商界与政界的相互转换中非常典型的范例：一个是范蠡，一个是吕不韦。范蠡是政治家经商，吕不韦是商人从政。人们不禁会问：一个政治家下海经商能够成功吗？能！因为政治家经商有其独到的资源。但是，能否最终成功，还有其他诸多因素。范蠡就是一个成功的个案。反过来，一个出色的商人能够从政吗？也能！因为虽然经商与从政看起来毫不相干，其实，二者做到极致之时是完全相通的。任何一个执政大党都经历过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在至关重要的发展过程中靠的是什么？靠三个要素：战略、人才与管理。同理，一个小公司，从最初的几十个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最终成为一个巨无霸的跨国公司，靠的是什么？也是靠这三个要素。因此，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能够经商，也能够成为成功的商人；反之，一个优秀的商人也一定能够从政，成为优秀的政治家。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不但从政与经商可以相通，世界上任何职业只要做到极致，都能够相通。这是一条铁律！但是，这是就大的方面而言，个体差异的因素尚未计入其中。作为一个优秀商人的吕不韦，要上岸从政，与作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范蠡下海经商；看起来是背道而驰的。其实，只要优秀，无论上岸从政还是下海经商，都能够获得成功。安国君
山麓的堡垒，转到高山中更为牢固的寨堡里去。在正常情况下，不法寨民并不进攻地方府会，除非他们得到更强大的、装备更为精良的反清力量的支持。1648年4月，在兴安西南的仁河流域出现了这样一支力量，它就是武大定的复明武装。武大定是明朝军官，早先曾驻防固原。他受到刘芳名的追剿，到紫阳地区山中避难。此时他和他的部队联合了其他复明队伍，攻打并洗劫了邻近的汉阴县城。就在汉水对岸的清朝兴安驻军是由总兵任珍掌管的。任珍将部队全部集结起来。他认为对义军向汉阴的进犯，必须给予强有力的反击。为避免惊动叛军耳目，任珍率部于夜间出动，然后在4月21日迅速领兵北进镇安山麓，以期剿平反清分子。次日，在一个很恰当地被称为“魔王坪”的地方，任珍的兵马撞见了第一个歹徒大营，便兴兵围攻。大吃一惊的义军在一片混乱中逃出要塞。他们很难抵抗住精锐的满汉士兵。数百人被杀，另外一些人被捕，包括一名称作“虎”的首领。因为清军傍晚方至，所以夜幕在战斗停止之前就降落下来，许多叛军在昏黑混乱之中逃跑。翌日，清军骑兵在清点了缴获的战利品——武器、牲畜、妇女和其他财物之后，呈扇形穿过树林搜捕残存分子。被捕的义军被带到总兵任珍的面前。任珍明确宣布他有意赦免他们，以便他们能为自己带路，找到其他隐藏的义军营地。正如任珍向巡抚黄尔性解释的那样：本职体我大清宽仁，网开一面，准其投安，嘉言抚谕，令其引杀贼孽立功。渠等邀释，咸愿死报，随令各降丁乡导，分投搜杀。接着，4月28日，任珍兵马由“魔王坪”营寨的幸存者领路，进攻一个个“穴窟”，“砍杀无数”。只有一些事先得到警报的人，得以弃寨逃入山中他们极为熟悉的最险峻最难接近的地带。5月12日任珍收兵回营后，向北京报告说，纵使他不能担保将来不会发生新的起义和袭击，但目前镇安山确已安定下来，地方长官可以平安地治理那一地区了。可是，镇安的义军原来就不对清朝在兴安的驻军构成主要威胁；他们对于攻打汉阴甚至也没责任。照巡抚黄尔性的说法，倒是因为组织完善的“长发”横行于整个仁河河谷。他们原本是由孙守法组织起来的，目前正在一个以“隆武”为号的复明政权领导下活动。武大定在紫阳地区的存在，已为寨民大起义及寨民团伙袭击山谷居民区提供了可能性；因为虽然清军很早就从孙守法手中夺取了紫阳城，武大定还是一直能够获得紫阳城外的许多当地山寨的支持，事实上可以随时发起进攻。所以，在兵营仅仅休息了两天，总兵任珍就在5月14日率军渡过仁河扫荡，带回了274颗首级，将之悬挂在兴安城大门外。接着，休兵十余天后，任珍率众抵达紫阳城，并于6月22日出城，穿行于沟渠险道间，向武大定的基地进军。满汉军队遭到了武大定及其当地同伙的伏击，反抗者矢石齐下，险些截断了清兵的行列，但是任珍的兵马——包括一些他自己的家丁——稳住了阵脚。任珍后来声称，正是他们在战斗中的顽强表现，使土寇们动摇了对武大定抵挡朝廷大军能力的信心。到任珍6月29日脱离战斗，返回紫阳城时，已有12个“堡寨头”向他投降，依命剃发，并率其亲戚及部属承认了大清帝国的仁慈的统治。陕西低地与山地的暂时平定，也有助于清政府稳定其对邻近的山西省的统治。早在1645年8月，大顺残部在高九英领导下拒绝接受大赦，在岢岗举旗反抗。李鉴捕获了反叛者，并将其斩首，杀了他的所有人马。当孟乔芳和他的部将在西部不断地消灭义军时，巡抚马国柱正在着手加强清朝对山西的控制。国柱抚山西年余，捕诛（李）自成余孽伏民间者，安集抚循，民渐复业。北京中央政府以文臣申朝纪替换了武将马国柱，开始正式任命该省官吏，充实长期空缺的位置，重新遵照在正常政府统治占优势的和平地区的程序，实行官吏的升迁。
山东的清剿
至于平定首都东边的山东，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不管官府的措施多么严厉（1646年12月，一支满洲军队仅在一个州就杀了1.6万多人），那里的起义还是接连不断。在兖州府，道路经常被寇贼截断，整个地区屡遭兵强马壮的反抗武装的袭扰。这些地区的明朝官吏，尤其是九山周围地区的官吏们，打心眼儿里欢迎清军的到来，为他们正在进行的对土寇的围剿找到了新盟友而感到宽慰。许多官员详尽报告了贼党的规模、地点和首领，决心与清廷协力消灭他们。省府官员不久就收到了他们的报告，并将之呈送朝廷。报告中清楚地反映了该省，特别是在兖州的混乱程度。例如，兖州邹县知县吴俦飞列举了其县境内的52个贼党，每伙计有四五百人。据山东巡抚吴达1647年2月的看法，这种形势需要最强有力的反击措施。吴达用最强烈的措辞向多尔衮描述了山东的骚乱，指出这个省为畿辅咽喉，如果允许这种混乱继续下去，“使人疑大兵虽发，无如贼何，以讹传讹，反侧子复安所忌惮？”因此，吴达争辩说，多尔衮派八旗兵到南方去攻打明朝残部恐怕是一个大错误。清兵一旦离开北方南下，他们的后方就会有人造反。山东地区的骚乱，意味着清军自身的供给线会被切断。吴达继续指出，他所认为的这一战略错误，基本上是因该省的奏报不实而造成的。地方官吏虚报剿贼战绩，自欺欺人。俗话说：“擒贼必擒王，射人先射马”，而在实际中这简直一点都没做到。举例来说，山东贼党有一个出色的情报系统。衙门胥吏中有他们的耳目和同情者，一当清兵出剿，衙役就通风报信，使贼徒得以“易装”为农。另一方面，如果驻守各大州府的劲旅坐待各县被义军攻击的报告，那么朝廷援军是决不能及时到达以捕获贼徒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攻打贼徒的根据地近乎不可能，因为他们占据着山顶或洞穴。在这样的地形里，既不能使用骑兵，通常也无法把大炮拖到山上来轰击他们的据点。吴达认为，唯一可能的是全面围剿策略，圈住土寇的大本营，毫不宽容。因为对付贼党的策略之缓延无效，摇摆于“抚”与“剿”之间，为时已经太久。所以，吴达说服多尔衮亟遣大军，进驻济南、东昌，以免山东百姓因观望而造反，发动全面反清起义。虽然吴达要求大军增援的惊呼没有得到响应，他关于即将爆发一场全省规模起义的可怕预言，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事实。1647年的3月和4月，在省府东北邹平县周围爆发了一场大起义，总共有14个州县遭到一个又一个“大王”的攻击。继吴达任山东巡抚的丁文盛在4月份声称已彻底消灭了这些反叛分子，但是，由于袭击继续发生，他被指责为稽误战机，被刑部奏劾免官了。当时对该省部分地区来说，自然是到了危急关头。然而，相继上任的巡抚们几乎都无能为力，只有寄希望于各地州府动员力量，抵抗来自山区的叛军。正如吴达所指出的，地方官关于遭受进攻的报告，一般要在事变发生后很久才能送到，而且总是照例报告说，地方官、练总、捕官和乡绅们如何率衙役壮丁抵御贼众火攻，从而对贼党短暂的围攻进行了一次胜利的防御。许多更为严重的情况却并无报告，这就可能意味着某城已向义军屈服了。或稍为好一点儿，府会落入贼党手中，地方官被迫逃离，那样总算还能带来一个口头报告。不过，在有些时候，地方官或乡绅还是设法在事先得到了关于这类进攻的情报，于是就及时准备防御以避免被围。大运河上重要的商业中心张秋镇的情况就是如此。甚至在明朝衰亡之前这一地带就有盗匪活动，为首的是一个名叫丁维岳的歹徒，他多年来在兖州府东部陷城劫库。1647年11月10日，负责守卫张秋的通判吴通隆接到报告说，丁维岳集结了几千人马准备攻打该城。吴通隆是前明朝儒学训导，他与山东省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地方官一样，情愿为清朝效劳。通判吴通隆和以张经济为首的当地乡绅，一方面向兖州知府求援，一方面将兵丁和街民组成一支防御武装，在整整一昼夜中奋力抵挡住了丁维岳兵马的攻城，并逮捕了准备在城中做内应的五名反徒。1648年1月8日，张秋镇的吴通判通过探马，还发现了大约有1000人马的丁维岳主力在梁山泊的行踪，那儿就是著名小说《水浒》中的宋江建过大本营的地方。吴通隆差人赴东昌驰报求援，并遣部属做向导，率八旗兵进入梁山泊。1月10日黄昏时分，清军意外地与丁维岳的小股人马遭遇，于是发生了一场激战。瑚尔哈统帅沙尔虎达极为得意：官军大获全胜，杀死了包括丁维岳本人在内的“强贼无数”。山东“咽喉”之地暂时又被牢牢掌握在满人手中了。战事在北部中原的边缘地带不断发生，与此同时，新政权在与现已被控制的主要城镇相近的比较安定的地区，也采取了几项措施，以加强对民众的统治。这些措施主要有四项：任用廉正的官员，清除弊政；登记户籍，实行连保；控制火器和家畜；以及用有选择的大赦来分化贼首与贼徒。地方官与胥吏
清政府从占领北京时起，就清楚地认识到了任命可靠的地方官的重要性。1644年6月，吏部注意到必须仔细选用地方文武官员，以确保他们能够平盗安民。这些官员大多数既非满州人也非汉军旗人，而是十足的汉人——且通常是前明地方官中的归顺者。满洲旗人在政府高级部门占据了重要位置，但他们的人数远远不足以充实各州县的大量员阙。事实上，在顺治年间，每十二三个地方官中只有一个是旗人，清廷几乎完全依靠汉人归顺者来出任全国的县官，是势所必然的（见附录C）。对新朝来说，幸运的是，有很多前明官僚十分乐意效劳。就清廷看来，他们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冗员与县主簿。1646年6月8日吏部接到了一道上谕，内容如下：朝廷设官治民，而冗员反致病民。各府设推官一员，其挂衔别驻推官，尽行裁革；大县设知县、县丞、典史各一员，小县设知县、典史各一员，一切主簿尽行裁革。原管职事，大县归并县丞，小县归并典史。其裁过推官、主簿赴部改选。清廷在如此果断地裁减冗员——他们绝大多数是低级官吏——的同时，还要求提高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并加强监察措施和防止贪污腐化。这样，尽管地方长吏的僚属人数大为减少，但在更大压力下，长吏的行政效率却要比以前更高。这意味着地方长吏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他的私人助手，这些人实际上在替他管理着地方政府。明朝末年，朝廷命官（他们几乎都是科举及第者）与衙门胥吏之间的差别十分鲜明。地方官是外来者，是主持大要者，他们不得不依赖于胥吏；而后者则是局内人，是谙熟具体政务的专家。一个专管税收与司法的胥吏队伍的产生，确实使明朝的行政管理趋向合理化，使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地方长吏得以致力于礼治，而由胥吏来执行法律典章；但是，中央政府拒绝正式承认胥吏阶层，更不要说向他们支付俸薪了，这一事实，意味着地方行政管理的职业化“与朝廷无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明朝政府缩减开支所造成的。由于朝廷为地方长吏所配备的僚属人数很少，就迫使不断发展的胥吏阶层去寻找法外收入。政府容许这种情况发生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地方吏职在历史上就与为衙门服务的定期差役相混淆。换言之，在理论上，一个地方的居民应该承担种种赋税征集和本地治安的事务，而到17世纪这些事务实际上主要由政府的税务机关和衙门兵丁来执行了。当然，估算这些行政花费，并向当地民户征收这笔开销，对政府来说总是做得到的。但是，这将会增加乡绅的赋税负担，尤其是在害怕失去乡绅支持的明朝末年，所以朝廷否定了这种课税办法，而赞同于法外的养活胥吏手段：例如由胥吏自己征收诉讼费，长吏自己掏钱支付胥吏薪俸，等等。新建的清朝政府也希望减少赋税，因而宁愿遵循明朝政府的既定办法。这是一个错误的节约措施。通过废罢主簿一职，由县丞或典史接任其公务，从而缩减地方行政开支，就等于增加了实际上负责着全县文书工作的胥吏的负担。然而，随着工作负担的加重以及胥吏阶层重要性的增加，胥吏本身却被严格地排斥在更高一级的官僚阶层之外。自然，对于这种微薄的正式报酬，他们私下里替自己所做的补偿，就是贪污受贿。所以，仅仅强调任命可靠的人选充任地方官的重要性，并不足以保证地方政府的廉正。清政府不久就发现，衙门的胥吏和听差是整套官僚机构中最难驾御的成分之一。当然，将州县政府的几乎每一个失误都归咎于胥吏，是很容易的，并且胥吏也成了政府行政机构的不完善性的替罪羊。例如中央政府既想增强地方政府作为朝廷在司法和财政上的代理人的效能，又拒绝提供所需的财政经费来供给更多的人员以达到这一目标，两者之间不相协调，就表现了这种不完善性。不过，虽然对胥吏肆无忌惮、徇私舞弊的特点总有言过其实的倾向，胥吏和听差确实在各县衙门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身份低贱的群体；他们常常倚权仗势，欺压百姓，也是不能否定的。于是，清政府便致力于监察和惩罚“衙蠹”的不法活动。在有关这一时期著名地方官员的记载中，也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力图抑制“吏胥贪黩之风”的事迹。因而，最后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更加看重必不可少的地方官的作用，他们自身的廉正对于控制其下属至关重要，颇似整个统治体系中皇帝的地位。清政府几乎不相信那些劝告性的呼吁，继续加强对命官的监察。毫无疑问，清朝统治初期法制与赋税制度得以加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建立了一套正规的、有效的考课制度，它以新的标准来评估地方官的政绩。地方官个人承受的压力也许发展到了近乎难以忍受的地步，但是，其政务却由于严格的规章而变得效率极高。这些规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近代以前的官僚政治中十分突出，它试图限定官吏举止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鳌拜摄政（1661—1669）期间以及此后，清朝官员的考绩，几乎就是在评价一个地方官捕获与处罚重罪犯以及及时按定额征足赋税的能力。从短期看来，这种依靠地方官个人的做法，把政府工作融为整体，强化了其地方控制体系。保甲制
清政府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将人户编成保甲。最初，满洲人采用的是明朝地方统治制度的一种变体。从1644年到1646年，行总甲制，十户为一甲，立一甲长，百户立一总甲长。1644年，颁布了“邻保检察法”，这一新制意在控制并捕获盗贼、逃人和奸人。这样，该制度的目的就与驻防军队相近了，相应地总甲长也就得以直接向兵部提送报告。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9月8日的一道敕令中所言：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故，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府州县卫核实，申解兵部。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不贷。这样，清初控制地方之制度的最初目的就是查治反抗者和牢牢控制新获得的人口。清廷力图将民众束缚在一地，利用总甲来阻止人们流徙，尤其是在山东这样的混乱地区。1646年，政府甚至命令按前明朝世袭的户种来编造户籍（军籍、匠籍，等等），他们警告人民如若假冒别的户籍种类，将受惩罚，并重申了前朝的“役”与“赋”之别。从1646年开始，由于总甲长得直接向兵部报告，保甲制与对军用物资的控制联系了起来，这包括马匹与火器。这一政策出于英俄尔岱的主意，此人为八旗兵组织过后勤，并在1636—1637年前后满人入侵朝鲜国时筹备过军需物资。1644年，英俄尔岱任户部尚书，1646年11月他开始力主颁布一项严格的法令，来制止有人将军用物资出售给贼党。1646年12月1日，政府宣布：禁民间私自买卖马、骡联特工说”。其中，“苏联特工说”出自于脱启明所著的一本《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系远方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书中转引了据说是来自于苏联特务机关的人事档案资料。该书似乎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是，我通过挖掘日本方面的史料，又发现，传统的“河本大作说”，证据仍然相当充分、相当扎实，其可信性仍然是压倒性的。在这一方面，证据十分充足，为免繁冗，我在此，只列举其中几条关键的史料如下：谋杀张作霖的第一号嫌疑人——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本人，在1953年4月11日于中国山西太原战犯管理所内所写的一份笔供，很清楚地承认了自己谋害张作霖的事实。河本大作的供词，收录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文译文，是这样的：“……当时，（张作霖）东北军败退出关，（日本）关东军依据东方会议的决议，准备对东北军进行缴械，但是，依照当时的规定，关东军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要首相田中义一的一种特殊背书令，而田中义一由于受贿（收了张作霖的钱）的关系，和张作霖是一伙的人，所以，他迟迟不肯签字，于是，关东军就这样错过了对东北军缴械的最佳时机。因此，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感到极度的不安，并对关东军表示了非常的不满。如果晚一点儿再缴械，就可能要与东北军发生直接的火拼了，而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暗杀掉张作霖，并以此打乱东北军的指挥系统。暗杀张作霖的决定，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所作出的。皇姑屯守备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答应（我）承担实际爆破的任务，并最终是由东宫铁男操纵爆炸装置，将张作霖给炸死的……”熟悉中日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河本大作的自供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和行为逻辑的。不但如此，河本大作在（暗杀张作霖之后）回日本期间，私底下对他的好友小矶国昭承认过自己就是谋杀张作霖的真凶。这一条史料，相当的关键。据日本军人小矶国昭在其《小矶国昭回忆录》的记载，1928年6月16日，河本大作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东京，小矶国昭在东京车站接他，河本大佐当时对小矶国昭私下吐露自己是杀死张作霖的凶手。《小矶国昭回忆录》的这个证言，转引自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写的资料《满洲事变》。还没完，还陆续有证人。当年身在东北与河本大作打过不少交道的日本侨民菅原宪亮的证言也表明张作霖是河本大作策划谋杀的。菅原宪亮在回忆文章《奉天特务机关长》里面，有一份这样的证言，收录在史料《土肥原秘录》中：“……我在奉天（沈阳）一家日本商业公司当经理……当时，日本侨民在满洲的权利受到（中国人）日益严重的侵害，几乎已经陷入绝境。我向关东军的河本大佐参谋诉苦，请其设法帮助（日本侨民）解脱困境。河本大佐苦思焦虑、研究对策，终于拟定了一个计划（即炸死张作霖）。我从一个买卖人的角度，极力支持这一计划。土肥原贤二也深知此情，并预祝这一计划的成功……计划逐步实现，皇姑屯车站终于响起了震天的爆炸声。我赶赴现场，只见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奉军（东北军）士兵……”其实这还不算，还有更多的证人。依据曾经担任日本驻华公使、亲历了中日战争的重量级战犯重光葵回忆：张作霖的确是被河本大作谋杀的。而且案发之后，日本陆军省反对公布本案的真相，是为了不影响日本的国家形象。日本陆军省当时认为：与其公开本案的真相并公开处罚责任人，还不如让本案永远留在云里雾中，日本可以糊弄国际舆论，逃脱道义的谴责。重光葵的这份证言，出自重光葵所著的《日本侵华内幕》（又名：《昭和之动乱》）。战后，由日本防卫厅（相当日本战时的军部）编写的正史《大本营陆军部》，也是这样记录的——是河本大作暗杀了张作霖。中国对《大本营陆军部》这本日本史料进行了摘译，出版了《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一书，分上、下两册。书中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因为（首相）田中义一拒绝批准对（张作霖）东北军进行缴械，关东军私自策划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该案不但主谋人是河本大佐，而且，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土肥原贤二、村冈长太郎也参与了策划……”换言之，日本政府官方，对于“河本大作谋杀张作霖”的说法，是予以了正式承认的。不但如此，还有日本战犯城野宏、伪满洲国汉奸臧式毅、日本军人仪我诚也也都留下了文字，共同指出同一个事实：是河本大作，暗杀了张作霖。这些人的证言，大同小异，在此不赘述。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一案，不但有凶手河本大佐的自供状，还有相当多的人证：菅原宪亮、小矶国昭、重光葵。此外，还有更多的证人：城野宏、臧式毅、仪我诚也……相当多的证人证言，共同指向河本大作本人。可是，我们毕竟又无法忽视脱启明所著的《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该书所主张的“苏联特工暗杀说”，毕竟列出了据说是摘抄自苏联特务机关人事档案的有力证据。事实上，当年的张作霖，的确是狠狠地得罪过苏联。首先，苏联立国之后，苏联国内的反叛残余——效忠沙皇的白俄军队逃亡到东北被张作霖收留，苏联抗议多次，无果而终，怀恨在心。其次，张作霖派人搜查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逮捕并杀害了以李大钊为首的一群共产党人。对于此，苏联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也就是说，苏联的确存在报复张作霖的充分理由。可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任何谋杀案件的认定，都需要举证。既有日本人自称是凶手，也有苏联人自称是凶手，张作霖这个疑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综合苏联、日本两方面的现有材料，进行综合的分析，认为本案不能排除有如下的可能：1.河本大作和苏联特工，都有暗杀张作霖的计划。2.河本大作抢先成功实施了暗杀，苏联特工晚了一步。3.苏联特工获悉张作霖死讯，回国谎称是自己所为来冒领功勋。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假设。可是，这样的假设，就目前而言，似乎能很好地解释日本、苏联双方都有人“争当杀死张作霖的凶手”这样的怪事，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苏联间谍机关“克格勃”的档案里面，会留下苏联特工自述杀死张作霖的记录。大家也一起来琢磨琢磨？
吴佩孚暴毙内幕
关于吴佩孚的死，其贴身心腹汪崇屏，在台湾的史料里，提供了完全不一样的说法：日本医生，是吴佩孚的铁杆哥们齐燮元请来的，而日本医生在给吴佩孚动手术之前，实际上吴佩孚已经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1939年秋，吴佩孚因吃饭时被鸡骨卡住，而患上牙病，经过中、日、德多个国家的医生治疗无效，进入高危状态，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的部下齐燮元请来一个日本医生，给吴佩孚动手术，手术之后，吴佩孚当场身亡。吴佩孚的命案是民国知名命案之一，也是最扑朔迷离的命案之一。此案牵涉牙科手术，是故意杀人还是医疗事故？由于当时没有及时进行司法鉴定，如今要回头将本案的事实真相彻底还原，恐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似乎只能回头检证吴佩孚身边人的说法，借以参考。首先，我们看看吴佩孚的孙子吴运乾、吴运坤在《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一文中的说法：“……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家属欲阻拦而不得，齐燮元说：‘大帅是国家的人，一切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无权过问。’我们后来得知，当时是由我父亲（吴道时）扶护头部，母亲也在侧，川本、齐燮元现场监督。日本医生用手术刀在水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快打强心针！日本医生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床上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事后想来，这番抢救动作，无非是再施手脚，加速死亡。母亲从屋中出来时，痛哭失声，告诉我们：‘天塌了！’噩耗一经传出，楼上下、院内外一片大乱，哭声震天。祖母当场昏厥。亲随张劭溥拔出手枪要打死日本医生，日本医生在众多警特掩护下鼠窜而逃。当时的情景，给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直到如今，还历历在目……”显然，吴佩孚的孙子们一口咬定：日本医生是故意杀死吴佩孚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吴运乾、吴运坤二人，当年的年龄分别为8岁、10岁。他们的证言，只有参考价值，恐怕不能单独成立事实。我们再来看吴佩孚生前的随员、英文翻译陈文会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这册资料中的说法：“……当吴氏（吴佩孚）患牙疾恶化之时……大汉奸齐燮元主张请日本牙科大夫伊东丰作及外科医生寺田幸夫，皆未得家人同意，后由川本、冈野等带至吴宅，或谓其带至之时，即有意不利于吴氏。伊东旅京甚久，治牙系其专业，兼有时名，何致拔牙之后，复经消毒反形增剧，甚至大汗淋漓不止，音带已哑致不能发音，此诚令人大惑不解，吴左颊红肿，医谓脓血填溢为害，议请寺田稍动手术，俾脓血向外溃流，但颊之与喉，部位悬隔，何以一经开刀及喉部，奇离如此，索解莫由，吴氏病卧在床，妻子未离左右，儿媳扶头，齐燮元在场，寺田开刀，致哎哟一声，立与世辞，伊东等借去取强心剂为词溜出吴宅，伊东未溜之时，宅中随从人等，势与伊东、寺田拼命，经吴夫人含悲忍痛拦阻方平息，当伊东在楼上治牙之时，吴之旧部（我在场）约百余人在楼下静候消息，一闻逝世，莫不失声痛哭，如丧考妣，吴氏死后，物议朋兴，集矢于日本军部，为平息众怒，爰请吴之秘书长陈廷杰与参谋长张佐民至电台，讲吴氏逝世经过。陈、张无仪秦之舌，亦无法代为辩护……”可见，作为吴佩孚随身翻译人员的陈文会也认为：日本医生是故意杀死吴佩孚的。在吴佩孚死亡的现场，还有一个部下叫李炳之，也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写下了如下的证言：“……吴佩孚几天之前吃饭，被鸡骨头卡在了金牙里，嗓子肿了，吃不下东西，曾经找日本大夫伊东来拔牙，将牙拔去之后，肿也没消，仍然饮食不进，今天又由齐燮元介绍另外一个日本大夫前来诊治，在场的只有（吴佩孚的妻子）张佩兰和齐燮元二人，据大夫说：‘非动手术不可，但不上医院、不用麻药，就动手术。’连张佩兰也认为不妥，但齐燮元坚持说：‘不要紧，没问题。’于是就由日本大夫动了手术，一刀子进去，只听见哎呀一声，吴佩孚就断气了，现在日本大夫还没走，已经过了三个钟头，大家都在等待吴佩孚缓过这口气呢……不久，请来了一个德国大夫，上楼匆匆一看，急忙下楼来，用中国话说：‘不行了，没有脉息了……’”李炳之的言辞比较中立，他既没有认定日本医生故意杀人，也没有为日本医生开脱。我们再来找一个证人，此人叫张绍程，是吴佩孚儿媳妇的叔父。张绍程的说法，也收录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原文照录如下：“……吴佩孚……患了牙症，本来病并不严重，初请中医郭某敷石膏药……拖延了时间，口腔发炎，家人改请德国医生史蒂夫斯诊视，经化验说是白细胞多、红细胞少，恐转入败血症，最好住院开刀动手术，家人劝吴佩孚住院，但吴佩孚坚持不进德国医院，但是想请德国医生到家中来开刀。德国医生认为吴佩孚家中卫生环境及设备条件不适宜动手术，于是不来。齐燮元看德国医生不来，则改请日本医生。吴佩孚的家人不同意，但是吴佩孚并不反对日本医生来。齐燮元说：‘（吴）大帅是中国的重要人物，德国医生不来，就该请日本医生，如果你们不同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担负得起责任？’吴的家人于是只好听从齐燮元，请日本医生伊东来开刀……动手术时，张佩兰执吴的左手，（儿子）吴道时执右手，（儿媳）张义先扶吴佩孚的头部，日本医生伊东的手术器械简单，而且没用麻药……在刀割处一勾，吴佩孚当场气绝身亡……医生说身体太弱，没有办法挽救，勉强打了一支强心剂，当时吴的卫队有几人，一直吵闹，责问伊东，齐燮元急忙阻止，不让卫士们吵嚷……”张绍程作为吴佩孚的亲戚，他也没有就本案的性质，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再来找一个证人。这个证人，是吴佩孚晚年的贴身幕僚，名叫汪崇屏。汪崇屏写了一篇《吴子玉先生幕中见闻》（注：吴子玉即吴佩孚），收录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出版的《汪崇屏先生访问纪录》当中。在这本访问纪录中，汪崇屏所讲述的吴佩孚死亡的全过程如下：“……（碎骨头嵌进牙缝）饭后，找了一个日本人叫伊藤的给他治疗，伊藤没有什么政治作用，我们大家都找他镶过牙，认为很满意，他不是牙医，只是个镶牙的，他将吴佩孚的牙拔掉了，但是没有消毒，因而进入了病菌……晚上牙床就肿了……吴佩孚的家人将姓曹的中医找来，此人是有名的庸医……草草开了方子，吴佩孚晚上10点吃的药，刚过12点病情就恶化了，吴佩孚之死，就死在这个江湖医生的手里……到了（12月4日）凌晨2点钟，人已经差不多要完了，将他的儿子找来准备后事……结果又吃了（曹中医）的一服药，进而发烧……吴于12月4日逝世，逝世前两天，病已严重，即使日本医生不开刀，他也绝无痊愈的希望……请了德国医生史蒂夫斯来诊治，发现吴的白细胞太少，非常危险，需要手术……至12月3日深夜，吴佩孚知道自己不行了，将孙丹林找来吩咐后事……12月4日晨，德国医生要求入院开刀，吴不肯去……这时齐燮元、符定一、川本带了一位日本医生（姓石田）来，吴佩孚坚决不肯让日本医生治，齐燮元又气又急，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让日本人给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齐燮元说罢，带了川本、石田等人上楼，强行给吴佩孚施行手术，我当时对齐燮元说：‘（吴）大帅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让日本医生担此恶名？让他（吴）安静离去吧。’齐燮元问日本医生。日本医生点点头，说：‘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齐燮元哭着下楼，顿时大家一片哭声。一些年轻将士在楼下闹，说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一动不敢动。我当时对他们（年轻人）说：‘（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凭良心说，他们（日本医生）也是为吴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十分狼狈……”可见，作为吴佩孚贴身心腹的汪崇屏，他的说法则截然相反：吴佩孚并非死于日本医生故意杀人。（注意：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那么，侵华日军那边的人，对于吴佩孚的死，又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历史当事人、侵华日军高层人员今井武夫，在《今井武夫回忆录》中的说法：“……组成对华特别委员会……决定以土肥原贤二为目前的负责人……（建立傀儡中央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吴佩孚身上……吴佩孚提出的出马条件与日本军不一致……我（今井武夫）认为吴佩孚是旧军阀，不得人心，期待其出马无益……土肥原贤二采纳了我的意见，打消了推举吴佩孚的意图……后来随着汪精卫南京中央政府工作有了起色，土肥原贤二策动吴佩孚的设想自然也就不积极了……因此，促成吴佩孚出马的工作至此中断，重新改为以开封为起点，利用吴佩孚的声望致力怀柔杂牌军……但是，吴佩孚在当年12月4日因治疗牙病引发了败血症，突然死亡，这项工作也就结束了……吴佩孚死后，重庆政府对其大加赞扬……而他们对吴佩孚本人的真实（亲日）想法却无从知道……”显然，今井武夫认为：吴佩孚仍然对日军有利用价值，他的死亡是突发事件，与日军无关。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日本军人——陆军省人事局额田坦的证言，收录在《土肥原秘录》里面：“……我只见过（土肥原贤二）仅有的一，卡伦的父亲被逮捕入狱之后，她的母亲及姑姑开始向她施压，要她作证她父亲不曾猥亵莎拉。由于卡伦没有证据证明她父亲是否清白，所以她不愿意出庭作证。卡伦事无巨细地向我描述她和卡特里娜——她母亲——最近的一段对话。“你爸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卡特里娜尖叫。“他才不会伤害小女孩！”“噢，会的，他会，”卡伦答得冷静。“你在鬼扯什么？”卡特里娜大喊，指控意味远大于惊讶。“我猜你以为他曾经侵犯你，跟你发生性关系！”卡伦低下头，没有回话。“那都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习惯强迫别人接受她的意见，致使她越来越口不择言。“说不定根本就是你自己想虐待自己！一定是你自找的！反正全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越来越偏执，不留情，卡伦好想吐。每次碰上这种时刻，卡伦总要怀疑记忆是否出了问题；但她旋即想起父亲拿电线缚住她的手脚，将她绑在他床上，过去的一切再度变得真实。警方要求为莎拉进行检查，确定是否遭到性侵犯，卡伦同意了。莎拉的检查一无所获，但妮娜却有遭受性侵犯的创伤。卡特里娜和卡伦的姑姑皆表示她们不相信卡伦的父亲会对任何人做这种事，她们要求卡伦去把父亲保出来。卡特里娜尤其心急，因为只要她丈夫在牢里多待一天，家里就少一天收入。卡特里娜不断恳求、威胁、羞辱卡伦，企图逼她交出1000美金的保释金。卡伦的父亲也每晚从牢里打电话给她（费用当然是她出），每晚不止一次；但卡伦拒绝付费接听。由于父亲天天打电话骚扰她，烦得她头痛欲裂严重到呕吐的地步。负责此案的弗莱厄蒂警官告诉卡伦，假如她父亲再继续打电话骚扰，请她随时通知他。卡伦拒绝了，因为她害怕父亲挟怨报复，也不想再承受母亲更强烈的愤怒。1992年4月初，卡伦的姑姑将她父亲保释出狱。他在牢里蹲了6个礼拜。出狱后他立刻打电话给卡伦，电话整晚响个不停，试图逼她出庭作证。最后她终于联络弗莱厄蒂警官，警官警告他不得再骚扰卡伦，否则准备回去吃牢饭。※※※※“我妈希望我出庭为我爸作证，”卡伦的声音越来越小，“而我丈夫一直怪我。”她重重叹了口气，跌坐在椅子上。她看着我，眼里满是绝望，“活着好累，我再也不想应付这些了。”母亲，父亲，丈夫，自杀。快，我得赶快决定先对付哪一个。“你母亲要你作证？”我问。“对。她要我说我父亲不曾侵犯我。”“你想怎么做？”我问。“我想死！我梦到好大的手掐住我的脖子，我不能呼吸……我吓醒，大口喘气，可是当我再度入睡，同样的梦境却一再出现。”卡伦用手捂住喉咙，奋力吸气，仿佛她尚未脱离梦境。“‘大手’听来像是小孩印象中的大人的手，”我说。“我告诉过你，我爸以前常说，如果我敢把事情说出去，他会伤害我，杀了我！他是认真的！有一次他还示范给我看：他掐住我，让我没办法呼吸，一直到我快昏过去了才松手。可是他说，要是他高兴，他也可以继续掐住我不放。”“双方律师曾要求你出庭作证吗？”我问，她摇头。“既然如此，那就先别担心作证的事。我们暂且假定你不需要作证吧，除非法庭传唤，否则我认为你应该不会出庭。如果你母亲继续吵你，你就告诉她，一旦上了证人席，你绝对不会说谎，之后就让她自己体会你的意思。好吗？”卡伦点点头，专注地望着我。这么做算不上治疗，但卡伦需要指点。我利用停顿转换气氛。“以前我们聊过你想离开丈夫，因为他对待你的态度很不好……现在呢？现在你有什么想法？”我试着从与寻死无关的话题着手。假如我能提供她些许依靠，协助她思考现实问题，或许她就不会太过绝望了。我需要多加探索、了解她在家里的情况。“我还没准备好处理我的婚姻，”卡伦再度叹气。看着她动也不动，垂头丧气坐在那儿，我努力抵抗，不让她的沮丧影响我。我想帮助她向前走，但要推动一个如此沮丧的人实在好困难。“儿子也看不起我，”她继续说，“跟他爸一个样儿。我不敢打他。因为我怕我会像我爸一样，一出手就停不下来。我丈夫处处破坏我立下的规矩。假如儿子被我关禁闭，他还是让他出门，这样他就可以扮好人。”卡伦沉默下来，好一会儿没说话。然后她突然开口，“我宁愿死也不要被离婚折腾，或是一个人过日子。”这下可好，我想，问题棘手了。我怀疑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摆脱寻死的话题，更别说什么“进步”了。连婴儿学步那样小小的一步也希望渺茫。“如果你可以选择，”我说，“你希望改变哪一件事，让自己好过一点？”好吧，这么问也许很蠢，但我总得找个切入点，让她开始想想如何改变自己，而不是责怪自己，成天沮丧无望。“我希望乔希不要再喝酒，”她说，“他到家没多久就开始喝。不喝到不省人事绝不停下来。”“再告诉我一遍，他喝酒之后会怎么样？”“几罐啤酒下肚之后，他会变安静，再多喝几罐就变得很凶很暴力。”她眼看别处。“然后他就开始打我。发完疯，他倒头就睡。”太难了。我们对乔希的酗酒问题根本束手无策。他的行为只有他自己能负责。但话说回来，或许我们能想办法保护她不受他的暴力威胁。“当他开始喝酒，变得安静不说话，你都怎么做？”我问。“我会叫孩子们不要吵，离他远一点，”她说，“然后等待。”“就像你跟父亲相处时一样，”我说。她看着我，我看见这句话似乎在她心中激起涟漪，她开始比较父亲和丈夫的虐待行为，发现其中的相似性。“你还小的时候，”我说，“就算被虐待，除了委曲求全、想办法在家里待下去，你也没有别的选择。现在你是大人了，尽管受虐的状况与童年类似，但你的选择却比以前更多。假如你觉得没办法离婚，那么你或许可以在最危急的时候暂时离开。只要你先生开始喝酒，你和孩子就准备好随时出门；一旦他开始不说话，立刻带孩子出门，在外头待一两个小时再回来。你们可以去吃冰淇淋，或者看电影。等他睡了再回家，尽可能避开他发怒施暴的时间。”卡伦认真地猛点头。“可以的话，你还想改变跟先生相处的哪些部分？”我问。“他常为了我来找你而跟我吵架，”她说。我点点头，鼓励她继续往下说。“上礼拜六，我们又为此吵了一架，结果他打我，揍我，这里，”她指指自己的左下腹，“很痛。这边一直很痛，痛到现在。”“看医生了吗？”我问。我看着她，试着推想哪些脏器受伤可能导致持续性的疼痛。“没有，”卡伦回答，声音很小。“怎么不去看？”我问，有点抓狂。泪水缓缓流下来，卡伦似乎有难言之隐。“我好希望自己死掉，”她说，羞愧地扭过头。我再次耐心等她开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他一直对我大吼大叫。他说，我总有一天会像我爸那样猥亵我的孩子。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叫我去死。他说我不该再来找你，他说这根本是浪费时间，浪费钱。他把我原本要付给你的支票兑现，把钱拿去买酒和买香烟。”“有些机构能协助受虐妇女，帮助她们……”卡伦举起手，不让我说下去。“我知道，”她说，“我已经拿到这方面的信息了。”“那你为何不采取行动？”卡伦又露出羞愧的表情。“不值得这样做。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活这么久。部分的我以为，我根本就是懦弱、没勇气才会苟活到现在。要是我够坚强，我早就行动了。”“待会儿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验伤。”我直截了当，让她知道这是明确的指示，“离开这里之后，你直接去挂急诊。虽然有可能只是淤伤，但你丈夫揍你的手劲也可能导致内出血。”“可是我怎么知道不是自己弄的？”她问。我的表情有些疑惑，她看见了。“有时候我也会弄伤自己。”这实在太难处理，太难引导了。“不管原因是什么，”我的语气微微带着恼怒，“你要去看医生，确定你没有内伤。”卡伦耸耸肩，哀伤地转身离去。“还有，明天打电话给我，”我对着她的背影喊道。门在她身后缓缓合上。她没作任何表示。※※※※1992年10月，某天晚上10：30，我接到卡伦的电话。她把声音压得很低，而且越来越小。“我想伤害自己。”“怎么了？”“我先生揍了我一顿，”她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我等她继续说下去。“用球棒……我不想活了。”“你哪里受伤？”“我的腿，还有背，我不知道……”我们讨论她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报警，找妇女庇护所帮忙，带孩子去朋友家住，等等。但她什么都不想做。她说，她丈夫已经醉倒了，今晚应该不会再醒来。我要她吃一两粒我开的镇静剂，多少睡一下，然后我说我要打电话给弗莱厄蒂警官。她勉强同意，给我他的电话号码。我打电话过去，他不在，接电话的是一位詹姆森警官；我说卡伦遭她丈夫殴打，她立刻了解事情的严重性，表示会留言给弗莱厄蒂，请他明天早上跟我联络。我打电话给卡伦，把我跟警局的对话告诉她。我的行动似乎让她松了口气，而她也答应我不会伤害自己。我们约好下次诊疗时间，然后我再打给詹姆森警官，把我刚才跟卡伦的谈话重点——包括她答应不伤害自己（我部分是为了自保）——转述给她听，确认弗莱厄蒂明天早上会打电话给我；或者，万一他今天晚上要找我，请打电话到我家。我挂上电话——不过才11点，但我觉得仿佛已经讲了好几个钟头的电话。我觉得压力好大。不过，说来奇怪，我从没想过要摆脱卡伦，这感觉就像看到一个孩子掉进河里，但她不会游泳，你怎么可能不跳下去救她？现在我已跳下水，奋力泅水想接近她，但她却一再脱离我的掌握，令我觉得自己也即将溺水。然而，我似乎总是能及时浮上水面，尽可能向她伸出我的手。不知我俩是否有上岸的一天。※※※※1992年11月底，卡伦告诉我她父亲不死心地一直打电话给她。再过一个礼拜就要开庭了，他希望她能帮他。她挂他电话，但他还是不断打来，令她频频有自杀的念头。她说，以前她会把刮胡刀片紧紧握在手里（上次她已经交给我了），好歹比较舒坦；但现在她觉得这样不够，她希望能从我这里得到更多——原来她也在湍急的河水中寻找我。我告诉她，下次见面时我会准备东西给她。她开心地走了——我不曾见她如此快乐，穿过门口时，她甚至回头对我微笑。我得想想能给她什么。下次见面时，她脚步轻快，带着一只鞋盒走进来，有些难为情地对我微笑。她坐下来，把鞋盒放在腿上，然后看看我，仿佛在征求同意；我点头，用眼神探询那只盒子的意义。她从盒里拿出一条祖母的手帕、一枚高中死党的胸针、一束她弟弟的头发、她先生某套西装的布料样本，还有婚前几个约会对象送她的小东西。这些东西跟孩子舍不得放开心爱的毯子或小玩意儿，有着相同的意义：他们能从中得到慰藉。一般认为，无论是毯子或洋娃娃，这些物品在小孩子眼中都是母亲的象征；孩子们从象征母亲的毯子得到有形慰藉，使他们能承受与母亲分离的痛苦。在这层关系中，毯子被称为“过渡性客体”，也就是能帮助孩子从依赖母亲过渡到脱离母亲的物品。尽管并非每个孩子都有这个阶段，但它确实属于孩童正常发展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当某些人从卡伦生命中消失，她便以这种方式维系与他们的连结。既然卡伦熟悉且信赖这种方式，我会试着以此加强我跟她之间的关系，同时弱化她与痛苦、受虐阴影的连结。“我说过，我会给你一样能让你想到我的东西，”我伸手探至椅脚边，不让她看见。“这样东西也许有用。”我拿出一只约5英寸高的陶制小熊。那是我在楼下礼品店找到的。这只小熊圆滚滚的，坐姿，脸上挂着微笑，身穿休闲衫配蝶形领结，看起来非常开心又满足。我把小熊递给卡伦，她瞪大双眼，小心揣在怀里，仿佛它是个无价之宝。也许对她而言确实如此。她感激且羞怯地望着我，好像在说：她知道这样很孩子气，但她很感激我了解这件事的必要性。卡伦仍拒绝父亲的请求。卡伦的母亲代替她父亲向她求情，请她在法庭上帮她父亲说话，卡伦也同样拒绝了。1993年1月，卡伦的父亲出庭受审，最后因对卡伦的侄女妮娜性侵犯被判猥亵儿童等十九条罪行。卡伦从头到尾皆未出席审判。在接下来几次治疗中，卡伦叙述父亲受审的后续发展。判决后，她父亲“心脏病发作”——这是她母亲的说法，其实只是严重焦虑，但也因此住院好几天。“你爸住院都是你的错！”她母亲对卡伦说，“如果你帮你爸作证，他就不会生病了！”卡伦怀疑，她母亲将她扯进父亲审判的动机并不单纯；除了帮助丈夫，她应该还有别的企图。卡伦的父亲定罪后，她认为母亲急于撇清跟丈夫的关系，她要卡伦作伪证表示自己不曾遭受虐待，即使有，她母亲也完全不知情。卡伦的父亲入院接受心脏检查，但医生还发现了其他问题。卡伦说，医生发现他罹患大肠癌，且已转移至肝脏，这让大家都吓了一跳。她说，刚开始她父母拒绝接受诊断结果的严重性，但随着病情逐渐恶化，她母亲开始找卡伦帮忙照顾父亲。过去卡伦一直不愿与他有所牵连，她不出席审判，也不探监；但她母亲吃了秤砣铁了心，硬要卡伦重回父亲的控制之下，与他们恢复来往。某个星期天早上，卡伦的母亲打电话叫卡伦载她去医院取她父亲的车（法院准许她父亲完成癌症治疗后再入狱服刑）。起初卡伦没答应，说她不想再见到父亲，但她母亲非常坚持，宣称她们只是去取车而已。来到医院，她父亲已拎着行李箱，坐在长凳上等她们了。瞥见他，卡伦顿时涌上一股恶心、憎恶的感觉，但她还是自动把车靠过去接他。她母亲装作一副没事的模样，下车帮她父亲提行李，上了车，她母亲便提到她不久后的匈牙利之行。“我不在的时候，你每天都要来看看你爸，”她嘱咐卡伦。卡伦没搭腔。“听到了没有？”她母亲提高音量。“我没办法，”卡伦轻声说。“你真不知好歹！”在后座的父亲开口。“他以前为你做过多少事？你欠他你知不知道？”她母亲说，“你生病的时候——就是你脸上长瘤的时候，我们带你跑过多少次医院？我们大可放着你不管，但是我们照顾你呀！要不是你那一大笔医药费……还有你上天主教学校的学费，我们原本可以有房子，有新车，结果你竟然这样报答我们？你欠我们，我们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得报答我们……”卡伦说她不记得之后是怎么回到家的。由于我的支持，卡伦自始至终未曾接手照顾父亲的工作。第一部苟且偷生第6章母亲与父亲卡特里娜——卡伦的母亲——生于匈牙利，有8个兄弟姊妹，家里非常贫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家附近曾是美军驻扎地。美国军人经常拿食物和巧克力给卡特里娜和姊妹们，她渴望有朝一日能去美国，并且总说她将来要嫁给美国军人。身为糕点师傅的女儿，卡特里娜在很年轻时就成为手艺精湛的厨师。她定期上天主教堂，在遇见卡伦的父亲之前不曾与男人约会。当她见到马丁，她认为拥有清澈蓝眸与残酷唇形的他宛如“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翻版。在成长过程中，她对男人一无所知，最后这也导致她成为自己天真性格的囚犯。卡伦8岁那年，卡特里娜为了躲避丈夫的拳头，在当地工厂找了一份晚班工作。她把热晚餐、教两个弟弟写作业、照顾他们上床睡觉的琐事全扔给卡伦。两兄弟睡着，她的妈妈又还没下班回家，这时马丁的魔爪便伸向卡伦。身为母亲，卡特里娜理应注意到卡伦的异常情况，但她完全忽略这些征兆。卡伦觉得她母亲为了自保而牺牲她，使她父亲转而将兽欲发泄在她身上。卡伦说，她母亲幻想所有的孩子都不会遭到虐待，生活幸福又美满。她母亲拒绝承认他们的遭遇。马丁——卡伦的父亲——生于1933年。他是长子，有一个小他2岁的妹妹德博拉。马丁小时候常被父亲（老马丁）奚落。在父亲眼中，马丁永远不够好，但他妹妹则完全相反——德博拉永远不会犯错，永远都有收不完的礼物，受到
FREEFROMVIDEOS性欧美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当时许多人都相信这些传闻。童妃事件给南京政权带来的重大信任危机，又由于那个时期发生的第三个大案，即伪太子案而进一步大大加剧了。
伪太子
崇祯皇帝长子慈烺的命运，自从北京陷落和他神秘地失踪以后，就成为众所瞩目的事情。1645年1月，弘光皇帝曾正式命令史可法去查访慈烺是否依然活在世上，并且——我们可以想象，当史可法没有提供这种传闻存在的证据时，弘光皇帝无疑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3月27日一份来自礼部侍郎的关于慈烺仍然在世的报告，震动了朝廷。不仅如此，官员高梦箕还知道16岁的太子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据礼部侍郎高梦箕说，这个皇子几个月前就到了高在北方的家，还有一个男仆护送他向南而来。他们一到江南，这个仆人就力劝太子与他同去南京，但是慈烺——如果确实是他的话，更愿意单身去杭州。他可能是担心被视为冒名者，这在南都弘光的统治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弘光皇帝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派遣一个心腹太监去杭州寻找这位可能的太子。终于，在杭州附近的金华找到了这个自称太子者，并在28日护送到了南京。当然，他并没有马上被送到朝廷，而是被送进了南京城内的兴山寺，在那儿住了好多天。这个消息惊动了南京百姓，在那些日子里，他吸引了川流不息的好奇的访问者，听他不断地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据一个最为可信的记载他的材料说，在他父亲驾崩、李自成入城的那天早上，他——慈烺——从城西门逃出了北京。他选择这个门是因为它是起义军最初入城的方向，因而防卫可能最为薄弱。离开北京城当天，他在一条沟里睡了一夜，以后他转而南行，借助其他行人的掩护，用了七天的时间不断向南赶路。在这期间他没有东西可吃，据他所说，在绝望之中他便向一家大宅子请求留宿和帮助，而这个大宅恰巧是高梦箕的家。从那儿出发，他又来到了江南。最早见到慈烺并且听完他讲述经历的官员们，对他语气口吻的真实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年轻人的镇静与自信，看来也有足够的皇家风范。两个被派往兴山寺调查这一事件的宫内太监对他的身份确信不疑，还把皇族的袍服送给了他。就在他们准备把他带进宫内进见弘光皇帝时，又有许多的官员来到了这座庙宇，并投送名帖。当这个所谓的太子表示认得其中的一个太监并叫出了他的名字时，旁观的众官员们便把这当做他身份的确实无疑的证据。对兴山寺这种拜访的汇报，使弘光皇帝大为恼怒。他生气他自己的王朝官吏竟这样轻易地相信了这个男孩的皇族血统的声明。他下令把那两个太监秘密赐死，并且立即把这个自称太子者投入中城的监狱。从那以后，直到弘光皇帝自己也放弃了这个宫殿，这个太子一直被士兵幽禁在监狱中，并且隔断了与公众的任何联系。从被监禁时开始，太子受到了详细的审讯。确实他的身份的一个方法是召来从前的宫廷师傅加以对证。这些师傅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刘正宗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询问。据他们说，他体貌与明太子相像，也大致知道那些宫廷课程。不过，他记不起来或是不知道讲授时的某些细节。这样，他的身份仍然暖昧不明。随着这位所谓太子的消息传播开来，好奇的人们热心地议论着这个案件的两种可能。一些人真心相信，他比任何人都像慈烺，这一点已经在人们拜访兴山寺的时候得到了证明。他们认为，很明显，弘光皇帝企图故意用其他借口来保住他的皇位，但那只能证明他们的正确。但是另一方面，史可法认为那个男孩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他在扬州从送给他的南京邸报上读到了这个男孩的自述后，立即给弘光皇帝写信，对“假太子”的自述加以否认。史可法指出，如果太子真的到南方来，那他一定要通过淮安。由于前一次的查访，史可法的部下对这位太子的消息已格外敏感，不断地打听，如有消息当局就会得到报告。可实际上，在淮安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这就可以证明史可法的看法，即现在关押的这位“太子”，原是一直是呆在南方的。另外，史可法根据自己的情报说，太子已经在北京找到了。他最近接到在北京奉命与清人签订协议的左懋第特使的报告，说他已经从墙上的布告上抄下了这个消息。在多尔衮签署的3月2日的公告里，这位满族摄政王谈到了一个在崇祯岳父周奎家里自称是太子的装模作样的怪人。怀宗公主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叫她姐姐——后失声痛哭。尽管这位独臂公主显然是认出了他，但是前皇后袁氏不承认这个年轻人，并声称这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于是多尔衮便把他处死了。送给史可法过目的布告肯定是真的，但有一些具体的细节似乎存在着疑问。比如，为什么这个布告会提到怀宗公主认出他后放声大哭？这本是他太子身份真实性的有力证据；为什么相反的证据竟来自袁皇后？大家都知道她已经死了。无疑，太子在他外祖父家寻求避难是说得过去的；而且这又与一些在北方的人说慈烺自从逃离大顺农民军后生活无法维持的传闻相吻合。因而，史可法认为，不难确定，那个在周奎家“冒名”的年轻人确实是太子；他家里的人在最初认出他之后，又装作不认得他，希望以此来保全他。况周奎、公主一见，相抱而哭。后有怵以利害者，乃不敢认……由此欢心是皇太子不死于贼，诚死于虏矣。因此史可法宣称，在南京囚中的年轻人倒显然是个冒名者，应予揭穿。用这种方法促使弘光皇帝把整个事件当作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并不困难，于是他让阮大铖的密友、“严讯”过这个年轻人的杨维垣进行调查。这样，在被监禁了两个月以后，这位假定的太子被带到了特别审判官面前。这场在1645年4月11日进行的审讯，是由马士英策划的，弘光也参加了。皇帝本人首先宣布说，据在北京皇宫内侍奉过太子的太监们说，这位自称太子者面貌不像真正的慈烺，审讯便由此开始。随后，三个翰林学士被指定为证人，他们之后还有三名官员，他们都说他不是太子。于是，杨维垣导演的这场审判的口供就在法庭上出笼了。根据这份口供，这个年轻人承认他叫王之明，他被认出是北京皇家禁军的一员，也是一位富官皇戚的侄子。王之明肯定得到了宫内太监提供的情况，而且肯定是被高梦箕拖进了这个阴谋之中。王之明的口供并没有使那些相信他是真正太子的人们感到信服。一些像何腾蛟、黄得功这样的官员们对审问本身的程序半信半疑，怀疑那些审判官串通一气，在口供上搞了鬼，用来迫害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至于官员外的那些平民们，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个囚犯是真正的明太子，甚至他的名字也表明了他的真实身份：“王之明”颠倒语序后就是“明之王”了。如果弘光和马士英不希望流言继续传播，那么审讯的结果最好不要那么确定无疑。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的真实身份。同时在南京，王之明的社会影响，甚至可能因为审讯而增强了。“百官皆知伪，然民间犹啧啧真也”。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其保护者的老百姓，显然相信马士英和皇帝极想杀死他们的囚犯，而且这个审判实际上不过是为处死这个冒名者而走的过场而已，是预先设计好了的。这样，假太子案就严重地损害了南京政权的名誉，也进一步丧失了百姓对它的信任。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事件对那些正在作战的将领们的影响。比如，黄得功对弘光皇帝处理这个年轻人的非人道做法深感震惊，认为这个年轻人的皇室身份尽可存疑，但至少应该保证他免受一般囚犯所受的惩罚。他直率地写信给皇帝：东宫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系何人辨明，何人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狱，混然雷同，将人臣之义谓何？更为无礼也更为不祥的，还是左良玉对这个审判的抨击。他谴责阮大铖和马士英的丑恶行为。左良玉兵变
左将军一直想找一个借口，从武昌挥师顺流而下，取代南明朝廷，铲灭他在那里的政敌。自从兵部侍郎阮大铖与江西湖广总督袁继咸严重不和而克扣左良玉部队的军需导致关系的恶化以来，地方军阀与弘光主要谋臣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当左将军听到消息说阮大铖正在打击一些与“顺案”有牵连的士人、特别是其中有他以前的知遇之人侯恂时，十分愤怒。像周镳、吴应箕这样的士人签署过留都防乱公揭，因此担心会死在阮大铖手中。另外，像雷演祚等人曾在皇统之争中支持过鲁王，也害怕会被马士英杀死。周镳和雷演祚都被抓进了监狱，但是吴应箕还有行动自由，他要求侯恂的儿子侯方域写信给左良玉，请他进行干预以使他们得以保全。尽管重病在身，为了战略的需要，左良玉还是安排好了调动部队的行动计划和顺长江而下的水军。李自成的部队最近在山西的失败，以及与此同时张献忠“大西国”的残酷统治在四川的崩溃，意味着左将军及其部属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来自北部和西部的起义军可能在湖广地区倾全力进攻他们。因此，当他接到来自御史黄澍（他刚刚逃离马士英和宫廷太监的魔掌）以“清君侧”为名进行干预的另一个请求时，他便开始考虑发兵之事了。黄澍的请求，加上那个自称太子的人惨遭迫害的消息，促使左良玉在1645年4月19日开始率军沿江而下，直扑江南的那些富庶的城市。在多数人看来，左良玉决定起兵即使并不完全正确，那也是被童妃和伪太子案逼出来的。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宁南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左良玉在他起兵初期发布的声讨南京政权的檄文，代表了复社党人的主张，左良玉似乎已经全部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在他们看来（以及在檄文中），马士英是南京政权一切失败的罪魁祸首。由于这种歪曲的看法，左良玉进攻南明首都的威胁，使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弘光政权的衰败归罪于马士英。同时，由于是根据复社东林党积极分子的见解而发动兵变的，左良玉便故意扮作那些正人君子的拥护者。在顺江而下的途中，他的士兵挥舞的大旗上缀着通告，说宁南侯正开赴南京，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等受迫害囚禁者。这项特别使命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当左良玉前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阮大铖对他的囚犯下达了秘令，“允许”他们自杀。其后不久，甚至在左良玉部队已经逼进的时候，周镳著名的同父异母兄弟周钟——1643年年初复社的领导人、明朝的叛逆——也被杀害了。他的死刑是公开的。当刽子手走近他时，他竭其余力，讥问道：“杀我，其使天朝平安乎？”曾经以辞令之长而劝阻了崇祯皇帝南逃的尚书光时亨，也同时被斩首。但是复仇的任务，即铲除马阮政权及其支持者，仍在进行。左良玉显然认为，值此多事之秋，他的计划会赢得广泛支持。但4月26日他到达九江时，却发现他的老朋友和同盟者袁继咸并不相信他起兵的正义性。他为此十分震惊。袁继咸和湖北巡抚何腾蛟一样，认为袭击南京是对南明事业的致命打击。袁继成的坚决反对使左良玉认识到，他自认的正义之举被许多人看到叛逆之行。而且，这个老军阀——身体状况日见恶化——已经不能够驾驭自己的军队了。4月30日当袁继咸在九江左良玉的旗舰上拜访他时，左良玉已不能制止他的士兵洗劫这个城市。谈迁记载这次见面说：袁继咸过见舟中，俄见岸上火起，报曰：“袁兵烧营，自破其城。”良玉浩叹曰：“此我兵耳。我负袁临侯也。”此后不久，左良玉开始内脏出血，几天后就死了，把他的庞大军队留给了他的不很牢靠的儿子左梦庚。尽管这个时候对部队的管理比以前要严，但是左良玉的将领们仍然在沿长江行军去安徽池州的路上，洗劫了安庆。这支由职业军人、强盗和冒险者组成的庞大而野蛮的军队正劫掠江南以餍私欲，此种情势把南京朝廷抛进一片恐慌之中。为阻止左良玉的军队，南明部队就不得不从淮阳地区撤退，从而削弱了南明抵抗满兵的防线。在那里的南明部队本来就不充足。然而马士英对左良玉的担心却远胜于对清人的担心。左良玉毕竟发动了对马士英个人的讨伐。“吾辈吾臣”，马士英说：“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于是马士英命令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和刘孔昭的军队阻止湖广军队向南京的推进。与此同时，史可法正在请求增援刘肇基的只有2万部队保卫着的扬州防线。马士英拒绝了这个请求，而且还强令刘泽清的部队从他们正在坚守的抵抗豪格的黄河前线撤回来，以加强左良玉与南明朝廷之间的防御工事。弘光知道，这将从史可法侧翼撤走部队，因而甚至想解除这道命令。但是马士英劝告皇帝，做出这种改变已经为时太晚了，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严峻，以致于史可法也不得不被召回。史可法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上游（指左良玉）不过欲除君侧之奸，未敢与君父为难；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但是皇帝坚持认为左良玉是个危险的叛逆，认为“寇至则防寇（指左良玉），寇去则防敌”。5月2日史可法正式收到撤回江南的命令，这位南明将军勉强执行了。他把部队一分为二，留下一部分防守泗州，他带领另一部分奔赴南京，准备阻击左良玉。史可法的这样分遣兵力最后证明是不必要的。在洗劫完池州后，左梦庚和他的将领们被黄得功挡在铜陵，并且被迫撤回了九江。因为多铎军队迫在眉睫的进攻，黄得功不能全力发动对左军的进攻，而且尽管左梦庚军队占据了安庆上游地区，但同时阿济格正从另一个方向进攻他们。当满军到达九江时，左良玉的整个部队实际上投降了清人，并成了次年平定中国的新的骨干力量。加入清军的左良玉旧部的大多数军官可能被称作“新”辽东人：即那些曾经效力于明朝边疆，后来在30年代的混乱中又调回中国腹地（多为河南）的那些军官。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金声桓。他曾经在辽东供职，并于1633年逃离了满洲（其妻儿成为人质），加入了左良玉在河南的部队。在九江投降满人的以后几年里，因为他在没有正规满军帮助的情况下，把桀骜不驯的江西省几乎全部控制在他手中，因此他的家人从监禁中解脱了出来。其他不太有名的官员也都为清朝的统一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左梦庚被邀入朝，并加入汉镶黄旗；1648年他帮助阿济格打败了大同的造反者。卢光祖在加入汉镶蓝旗之后，1646年随同豪格征战四川，镇压那里的张献忠起义军，并且为打败与南明永历政权联结的“寇匪”立下了汗马功劳。加入汉正红旗的李国英也跟随豪格在四川征战。实际上正是李将军这支由旗人率领的队伍，与满旗兵协作，在1647年1月在彭州附近的凤凰山把张献忠逼入了绝境并杀死了他。在加入左良玉的队伍之前本来在何腾蛟手下效力的徐勇，在投降阿济格后平定了九江的匪寇和复明分子，随后他担任了长沙驻军总兵，指挥了对永历政权的张荆春将军的战役，在他死于与南明白文宣将军的战斗之前，他被授予了男爵爵位。同样来自辽东的军官郝效忠在投降后被指派在武昌驻防。随后当阿济格回北京时，郝效忠与之同行，加入汉正白旗，并在湖南担任将军，他后来因为拒绝背叛清人，在当地被孙可望俘虏并被杀掉。如此之多的左良玉部属向满人投降，对南明构成了一种严重而长期的威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在以后的那些年中，永历的将领们发现这些军官中的一些人是他们强劲的对手。不过，就眼下而言，左部的解体意味着史可法的部队不必去解救南京了。在史可法恰好到达南明首都的上游浦口时，他才得到这个对南京的直接威胁已经解除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继续向南京进发，去见弘光皇帝，但是他的主子却命令他回师扬州。史可法显得有些犹豫；一天之中他发布三道命令，最后决定率军实际负担畸重畸轻。大唐帝国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从计税依据来看是有很大进步的。前边我们介绍过，两税法规定计税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成年男子为依据，而是以资产多少作为依据，称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因此所征收的税属于资产税性质。从理论角度来讲，占有田地多、家产多的税户要多交税，贫穷农民则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但是帝国在实施两税法时采取的是定额配税形式。朝廷确定的各州应征税额的依据，并不是依据当地百姓的财力情况，而是从当地在实行两税法前的唐代宗大历年间，取征税额最高的那一年作为定额。然后各州再将定额分配到所属各县，各县再依据户等高下分配给各个税户纳税额，这就造成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各地两税负担轻重不一的状况。同时税户的贫富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其户等高低也应该随之变动，进而纳税额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才对，而且朝廷在法令上也规定户等须三年一定。但是手中握有配税权的地方官和乡里胥吏却长期不定户等，使得农民的纳税额基本上固定，这也就造成税户负担严重不均，富有者纳税绰绰有余，而贫穷者即使终年耕作也无力完税，最终不得不破产完税。当时的礼部侍郎刘允章为朝廷献上《直谏书》，指出天下百姓时有“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刘允章指出百姓的“八苦”时，将“官吏苛刻”放在首位，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百姓赋税沉重的程度，诗人于濆更是在他的诗作《田翁叹》中对农民破产完税的现象给予了具体描绘：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归来说向家，儿孙竟咨嗟。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当时除了赋税畸重畸轻之外，“摊逃”现象也是肆行不止。由于各县各乡应缴的两税数额是固定的，当有些农民逃亡之后，地方官为了完成征税定额，强行将逃户的欠税额分摊到其邻里税户身上，这就是刘允章说的第五苦“替逃人差科”。摊逃的弊端使现居农民承担成倍的赋税，这自然让农民无法忍受，进而也被迫加入逃亡大军，形成逃亡——摊逃——逃亡的恶性循环，逃户不断增多，一方面减少了纳税对象；另一方面也为农民起义起了反作用力。由于农民大量逃亡，纳税户被迫减少，而朝廷想要完成征税额除了实行摊逃制度之外，只能是税外加税，也就是刘允章所说的第三苦“赋税繁多”。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以往的各种农业税名目统统归并为“两税”。但事实上地方官的加敛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刘允章说的“所由乞敛”就是指上述现象，而“所由”是指经手的官吏，他们的加征成为赋税繁多的一个关键因素。总体来看，当大唐帝国行进到皇帝李漼在位时，官与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不时发生地方官因不恤农民疾苦而被农民驱逐的事件。例如咸通八年（867年）七月，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想向官府诉说旱情，刺史刘仁规竟然张榜加以禁止。按照唐朝法令规定，当发生自然灾害造成歉收时，可以依据受灾程度减免一定数量的税额，同时地方官负有替农民向上级部门报灾并申请赋税减免的责任。可是，刘仁规不仅没有为民请命，反而钳制农民之口，所以引起了农民们的极大愤慨。农民们争相驱逐刘仁规，刘仁规被迫藏匿于村舍之中，农民们一窝蜂地闯进其府邸，抢夺其家财无数，并登楼击鼓，很长时间方才散去。又如咸通十年（869年）十月，陕州（今河南陕县）农民想向刺史崔荛诉说旱情，但崔荛却指着庭中之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杖责前来诉说旱情的农民。农民们愤怒之下群起而攻之，狼狈不堪的崔荛逃入民舍，口渴难耐之下向民宅主人讨要水喝，而主人给予他的却是屎尿。针对官民矛盾突出的问题，左补阙杨堪上疏皇帝李漼，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农民们有过激行为是因为刺史处置问题不当，以致百姓负冤所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即使有冤屈也应该诉之朝廷，朝廷会置诸典刑，岂能擅自驱逐朝廷命官，以乱了上下之分，朝廷对于这种现象绝不能姑息，必须严惩肇事者。然而，当时真实的情况却是刘允章所说的“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因此正因为咸通年间官与民的矛盾急剧尖锐，无论是逃亡的农民还是土著农民对朝廷以及地方官产生极深的怨恨之情，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必定会形成燎原之火，进而席卷全国。导火索前边我们分析了造成两淮起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前因后果。而造成两淮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则是戍卒哗变引发的桂林兵变事件，在弄清这起事件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起事件的历史渊源。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除了指出民有八苦之外，还惊呼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其中刘允章所说的“大将不朝”，指的其实是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重。而藩镇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中央政权的威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一支以骄兵悍卒为核心的地方军队。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骄兵悍卒，经常成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之一。李漼即位后，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加以姑息，唯一看起来似乎是镇压成功的例子，是咸通三年（862年）任用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平定徐州的骄兵叛乱。武宁节度使管辖徐、泗、濠、宿四州，地处河南，是中原地区的一个重镇，中晚唐以来一直是悍将骄兵兴风作浪、动乱不已之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则是王智兴在德、宪、穆三朝镇守徐州二十多年，成立了一支完全为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节度使田牟多方讨好这伙骄兵，竟然和他们面对面地饮酒，而且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者为这些人唱歌表演，犒劳他们的费用日以万计，可谓是极尽委曲求全之事。但这些骄兵依旧不时闹事，搞得田牟经常不得安宁。咸通三年（862年）六月，田牟去世，皇帝李漼以温璋接替田牟担任武宁节度使。骄兵们听说温璋治军严厉，全都心怀疑惧。温璋到任后也想采取怀柔政策，但骄兵们对温璋总是心怀猜忌，全都不吃他赏赐的食物，不出一个月，温璋就被这些骄兵们赶出了徐州。温璋回到京城后，向皇帝李漼痛陈徐州骄兵的所作所为，结果李漼任用刚刚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王式微武宁节度使，想借他的威风弹压徐州骄兵，并让他带着跟随他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忠武、义成两镇之军前往徐州。八月，王式领兵抵达徐州，三天后他以犒劳忠武、义成二军为名，让他们全副武装起来，趁徐州军那些骄兵不备而加以包围。当日尽诛徐州军骄兵三千人，只有极少数人逃往山中避难，这样一来徐州的骄兵势力基本被铲除。皇帝李漼得到消息后，诏令撤除徐州的节度使建制，改为本州团练使，所辖兵力除当地州县军队之外，只保留三千人，同时泗、濠、宿三州划分到周边节度使管辖。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皇帝李漼对徐州军始终心怀疑忌，于是在咸通五年（864年）五月的时候，他利用南诏大军攻陷安南并不断侵扰桂林地区的机会，下令征调一批徐州军队进驻桂林防戍。在向朝臣阐述自己的想法以及调防的具体做法上，李漼认为徐州军能征善战，但近些年有些骄傲自大，以致不断发生骚乱。最近取消了徐州的节度使建制，又有不少军士出逃，虽然朝廷下令既往不咎，但恐怕这些人也会心怀疑惧不肯回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啸聚山林，再生祸乱，现在边境急需人才，所以诏令徐、泗团练使招募勇士三千人赴桂林地区防戍，等到边境安定了让其他军队替换而归。从李漼的想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讳言此举是一箭双雕，当然，徐州军能征善战，是朝廷借重的军事力量所在，也的确是事实。早在咸通三年（862年）二月，朝廷大征诸道兵马援救安南时，就已经从许州征调了两千人，其中七百人驻守桂林，不过此次李漼强征徐州军三千人远戍桂林，却包含着分散徐州原有兵力，防范他们再在徐州闹事的目的。即使李漼有分散徐州兵力的意图，但其做法并不为过。可是李漼在征调诏令的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令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赴役。”事实上，尽管自藩镇们拥兵自重以来，手下很多都是骄兵悍卒，但这些士兵从本质上都是安分守己的破产农民。他们之所以被迫投军，往往是因为不堪苛重的赋役以及地方豪强的压迫，在当地无法生存所致。可是皇帝李漼不分青红皂白，先是将徐州士兵一概视为闹事者，而且“差军押送赴役”，明显带有惩罚戍边的味道，这就为后来桂林发生兵变埋下了导火索。而且李漼承诺边境安定后，让其他军队替换他们归还的承诺也没有做到，使得桂林戍卒哗变要求返回徐州，进而得到当地许多士兵支持，与朝廷对徐州士兵处理的扩大化有着直接关系。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徐州军在许多军士的监视下，急匆匆地前往桂林防戍。在启程的那一刻，很多人幻想着自己还会回来，但他们一定想不到，此次前往桂林，他们居然在那里足足待了六年时间。桂林兵变桂林地属岭南地区，那个时候岭南是瘴疠肆虐之地，加上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叛服不定，北方人都畏惧去那里。如果有官吏去那里也是被贬前往，而朝廷也将岭南当作惩罚贬官的最佳流放地。当年无论是杨炎、韦执谊还是李德裕，到了岭南基本上结局都很悲凉，而杨炎更是对岭南地区发出了“崖州何处是，生渡鬼门关”的感慨，最终都没走到目的地便被缢杀。古谚语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同样自桂林地区而南都是瘴疠之地，到那里的人堪称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岭南的朝廷贬官毕竟还有生活保障，尚且还有九死一生之叹，而从北方来的戍卒生活状况就更为悲惨，其生活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导致很多士兵水土不服而死亡。为此咸通六年（865年）四月，时任宣歙观察使的杨收上疏朝廷，认为蛮夷很多年没有平定，但岭南的恶劣条件却让戍卒死亡率达到十分之六七，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可见自咸通三年（862年）从徐州调兵防戍桂林开始，不过三年的时间，戍卒的死亡率高得可怕。本来按照唐朝规定，南戍之军三年一轮换，这个规定明显考虑了水土不服等原因，三年也是北方军队所能忍受岭南恶劣条件的极限，实在不宜延长。而且由于岭南为万里之外的荒蛮之地，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当地统兵的将帅经常胡作非为、无人监管，极大增加了士兵们的痛苦，前边提到的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苛政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在岭南地区苛政，蔡京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徐州军的三千戍卒已经驻防桂林六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们多次要求朝廷另派军队代替。而当时朝廷以徐州军骄傲自大不服管教为由，派行事极为苛刻、铁腕治军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加以管制，崔彦曾又任用牙将尹堪、教练使杜璋等人负责具体的管教事宜。尹、杜二人到任后，对待士兵经常无端打骂，而且克扣士兵粮饷，士兵们对其恨之入骨。尹堪在得知士兵们请求替换的要求后，向崔彦建议，以军费不足为借口，让徐州军再多防戍一年，崔彦曾采纳了尹堪的建议。当徐州军得到还要多防戍一年的消息后，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戍卒死活的做法，引起了徐州军士兵的强烈愤慨。愤怒的徐州军士兵失去理智，他们在许佶、赵可立等几名军将的率领下正式发动兵变，这些人杀死崔彦曾的部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官庞勋为首领，冲入监军院，夺取兵甲粮草，然后踏上了返回徐州的归途。桂林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长安，当时摆在皇帝李漼面前的奏文中写着：“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漼和朝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加上桂林军府方面本身就做得理亏，所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暂时采取顺应戍卒要求的做法。八月，李漼派出宦官张思敬向庞勋等人宣布诏令，赦免他们擅自离开桂林的罪行，由沿途官府协助组织他们返回徐州。可是当停止剽掠的庞勋等人进入湖南境内时，却被湖南监军设计收缴了兵甲。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在得知庞勋等人进入湖北境内时，带领人分守要道，准备一举擒获庞勋等人。已经赤手空拳的徐州军在庞勋的带领下，被迫转道泛舟东下。在行进途中，许佶等人看出了朝廷志在最终消灭他们的意图，而现在朝廷之所以下了宽赦令，是担心他们在沿途继续劫掠，等到了徐州后，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束手就擒，各自拿出私财，制造兵甲旗帜，重新武装起来。虽然他们只有千余人，却“广舟舰，张旗帜”，经过浙西的白沙洲（今江苏仪征）渡过长江进入淮南。当时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没有接到朝廷要求武力镇压的诏令，所以首先采取权宜之计，派人前去安抚庞勋等人，并充分供给粮草。部将李湘却认为徐州军擅自返还本镇，已经触犯王法，况且一路劫掠不断，令狐绹作为一地军政长官，应该立即领军平叛，不必等待朝廷诏令。对于具体如何平叛的问题，李湘主张在岸狭水深的高邮（今江苏高邮）一带，以舟载上荻草，放火点燃阻塞河道，然后在岸边埋伏士兵截断其后路，一举消灭徐州军。否则，一旦让他们渡过淮河进入徐州，与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州内之军会合，必然会生出更大的祸乱。应该说，李湘的建议十分中肯，但令狐绹本身就是个胆小怯懦之人，如同当年他当宰相时一样，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对于李湘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只要徐州军在自己的境内不生事端，就听任他们通过，只要出了淮南就不关自己的事了。因此，在令狐绹的姑息下，庞勋带领人马顺利通过淮南，而且沿途招募了大量士兵。九月二十八日，庞勋领兵到达距徐州一百二十里处。崔彦曾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团练判官温廷提出了“击之三难，舍之五害”之说：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勾连，刑戮必多，三难也。至于所谓的“舍之五害”，除了让庞勋等人继续威胁朝廷统治之外，还包括一旦全国隐匿山泽的匪徒聚众响应，则天下必乱。事实上温廷提出的“三难五害”之说，恰恰是庞勋等人的有利因素。但是前边我们说过，崔彦曾是个颇为苛刻的人，即使存在“三难五害”的不利因素，他还是决定出兵镇压。当时徐州城内有兵力四千三百人，崔彦曾命令都虞候元密带领三千人马出战，同时令宿州和泗州也派兵相助。十月八日，三路兵马来到彭城西南三十里处的任山，诸将命令军队停止不前，准备以逸待劳，等庞勋之众到达时突然发动袭击，为此，他们派人假扮成挑夫侦查庞勋等人的动向。可是庞勋到来时发现这些挑夫的眼神十分诡异，他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细作，于是，他派人抓了几个挑夫，经审讯，这些挑夫供出实情。庞勋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人连夜制造诸多假人布列在山下迷惑官军，自己则趁着夜色带领人马撤出任山。庞勋撤出任山后，主动避开彭城急于求战的官军，转而进攻官军兵力较弱的宿州。十月十日，庞勋成功攻占宿州。值得一提的是，在宿州之战前，徐州军发起的这场事变，都属于兵变性质，但从庞勋攻下宿州后，这场事变开始变了性质，由戍卒哗变转变成了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庞勋攻下宿州后，立即发动当地百姓尤其是贫农加入自己的行列，史料记载：“一日之中
休金，只得了一座钟，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她把它当掉了，而她的日子是立马就不好过了的，因为她彻底垮掉了。她的丈夫在一战的时候被弹片打中肺部，后来去世了，而自从他去世以后，她的工作就一直是她的生活。她飞快地垮下去，酗酒，回忆美好的往昔，回忆在最后那家，那个咖啡馆里，她如何认识了那儿所有的顾客，他们也认识她。有时候他们会带她上酒吧去，给她买一杯上好的波尔图葡萄酒，街上的小货郎们还会招呼，啊，是我们的安妮，给她桃子，给她葡萄啊。五十五年来，她一直是一名笑容可掬、母亲般慈祥的女招待，正是这样的女招待成就了餐馆、咖啡馆，让客人回头再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就坐在那家“私密酒吧”里喝酒，直到人家打烊。然后她一个人在街上晃悠，她在自己住的那个区里没有朋友，因为她除了晚上和周日，几乎不在小区里露面。周日的时候她洗头，准备好下一周要穿的那些制服。她自己是个脏兮兮、醉醺醺的小老太，若是在街上碰到了衣着整洁、无可挑剔的伊莉莎·贝茨，她就会背过身去，盯着商店橱窗看，装作没看到她。安妮经常谈起食物。又一次，我听到了关于六十年、七十年前膳食的详情。她们家住在霍尔本区，那栋经济公寓如今已经被拆掉了，以前楼梯是石头的，有两间卫生间，楼两侧一边一个。楼里的住户理论上都该负责打扫卫生间和楼道，但是真正去做的只有两三个女人，其他的都逃避责任。父亲是个卖苦力的。他酗酒，不断地丢掉工作。三个孩子，安妮是老大。日子不好过时——这是经常的——孩子们会跑到店里去买六个鸡蛋，六便士；买前一天剩下来的不新鲜的面包，德国面包师们特意把它们留下来给穷人；讨煮羊头的汤，这是免费分给穷人的。他们抱一罐回来，母亲做点面疙瘩汤，这就是他们的晚饭。他们花六便士，从屠夫那里买油渣，回来炖着吃。还有大个的水果布丁，煮的，上面撒了糖，用来压制食欲——和莫迪记得的一样。日子好过的时候，一家人就挑最好的吃，父亲在周六晚上去参加肉品拍卖，快过期的肉那个时候拿出来卖，他半个克朗[10]就能买回一大块牛里脊，或者一条羊腿。他们吃鳗鱼、土豆，浇欧芹汁，鳗鱼是从鳗鱼店里用盆端回来的。或者他们喝浓浓的豌豆汤，汤里还加了土豆。牛奶是从一个老太太那儿买的，她养了头奶牛，就养在后院的棚子里，脑袋从门上方伸出来，孩子们走进来的时候它就哞哞叫。老太太卖乳酪、黄油和奶油。她们家从菜贩子那里买“残次品”：上面有一点黑斑的苹果，或者前一天的绿色蔬菜。它们和新鲜的差不多，有的时候根本不要钱，白给他们。在面包店里，如果他们买当天的面包，那个德国女人总是会给孩子们添上点前一天的蛋糕。在市场里，一个做糖果的男人站在带遮阳篷的货摊上，在火上煮太妃糖，然后在上面撒椰蓉、核桃，或者榛子，他用小锤子把太妃糖敲开，常把敲碎落的糖渣分给孩子们。还有衣服。安妮，按她自己的话说，是个信奉及时行乐的姑娘，三十多岁了才结婚。她的钱都花在买衣服上了。她那时很苗条，每周花半克朗烫一次头发，会在索霍区的商店买衣服，用分期付款的。她有一条镶黑蕾丝边的舞裙，上面缀着朵红玫瑰，警察局办舞会的时候她就穿这个去。她有一条海军蓝的裙子，白色的滚边，合身极了。她戴有面纱的小帽子，因为她的男朋友们喜欢。一条棕色的百褶裙，侧边从上到下一排扣子，扣子有勺子那么大。一件紧身风衣，翻领，蓝天鹅绒。她回忆着六十、五十、四十年前的服装，每提起一件，就会说，他们现在不做这样的衣服了。她讲到牛肉上的白脂肪时也是这样说，现在没有这样的食物了。她说得没错。我问她以前那些衣服她都怎么处理了：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毕竟，很少人真能把衣服一直穿到破。“我穿它们穿到腻味了为止。”她说，没明白我想知道的是什么。“之后呢？”“那你是怎么处理你那些衣服的呢？”——她打量我的衣服，但不像莫迪那样是以专业眼光打量的。“你的衣服很漂亮，那你一直把它们穿到破为止吗？”“不会，我把它们捐给牛济会[11]。”“那是什么东西？”我解释给她听。她根本听不进去。她听不进去的不仅仅是这个：大概十年前的某一时刻，安妮的大脑就冻结了，或者说停止运作了，或者说饱和了。有的时候，我坐在那儿，听着她重复同样的故事，我会尝试给她灌输点新事物。我告诉过她我为一本女性杂志工作。她听说过那名字，但是从来没读过。她不好奇。不，这么说不对：她大脑那架机器里有一个固定模板，任何东西只要超出这个模板，就无法接纳。于是，我会说，今天我去见了一个年轻的服装设计师，她做的衣服是给……但我几乎立刻就必须抛开整体，转向细节，因为我能从她的眼里看出她没听进去。“我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我说，“蓝色的，上面有……”安妮经常坐在三楼她的窗边，望着大街，等有趣的事发生。除了来去匆匆的家务女工、护理员、送餐员以外，家里只有她独自一人。而直到十年前，她还从来没有缺过伙伴，她说自己根本没单独一个人待过。但是现在的人都闷在屋里，看电视，而不像当初她和妹妹那样，在街上瞎逛、冒险。两个年轻靓丽的姑娘，将整个西区玩弄于股掌之上，她们利用它，也知道如何躲避危险。若是两个心里打着小算盘的推销员上前搭讪，她们也不拒绝，会跟着他们去罗曼诺大酒店，吃一餐真正讲究的美食，然后，指望她们该有所回报的时候，她们就说，若是不介意的话，我们去一下盥洗室，就一会儿——但是她们对进出的明路暗道了如指掌，于是直到现在这些推销员的情也还没还掉呢。或者别人要带她们去音乐厅或是剧院，她们也去，散场的时候就混入人群逃之夭夭，要么编个理由钻进警察局，再要么就是闪进地铁。因为她们是好女孩，她们真的是，安妮每隔一天就要向我申明一次。她生命中的那段时光，妹妹出嫁（她真蠢）前五年，两个年轻姑娘还不到二十岁，安妮还在做第一份工作，那些年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她现在坐在这里回忆它们——它们，还有那个咖啡馆。坐在窗前朝外望，这才是她想看到的，生气勃勃、脑袋灵光、闹闹嚷嚷的人群，若是街上还有推着手推车的卖货郎和顾客讨价还价，那自然是更好啦。但是没有，现如今没有这样的景象了。至于她在街上看到的那些年轻人，对他们她可没什么好话说。但其实这些年轻人便是早年的她和她的妹妹，十来个住在街角公寓里的男孩女孩，精力充沛，黑皮肤，棕皮肤，白皮肤，肆无忌惮，小偷小摸，有的时候在这条街上溜达，这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啊。但他们看到的是窗户后向外张望的一张张老脸，这些房子里住满了上年纪的人，这个区对于他们来说太沉闷乏味了，对于安妮来说也是这样。安妮满腹牢骚，喋喋不休地抱怨，她太无聊了，日子真是枯燥乏味……可怜的伊莉莎·贝茨的故事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那会儿她的丈夫、她的姐妹都还在世。现在她孑然一身。她认为自己在哪里还有一个侄女，但是她把她的地址弄丢了。一个姐夫最近去世了。提到他，她叹气，愁苦。“知道吗，他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她喃喃说道，然后努力挤出来一个微笑。而她的“年轻”朋友，那个七十岁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在午餐中心认识的男人，移居苏格兰了。这让伊莉莎·贝茨大为震惊。经常有事情让她愤慨。认识伊莉莎·贝茨之前，我从来没有弄懂过这个词。听到什么让她震惊的消息——这是常有的事——她会十指张开，双手举到齐肩高，眼睛圆睁，大口抽气，喊道，啊，啊，啊！我怎么也想不到！关于她失去的这个“年轻”朋友，她表示谴责，我哪会想到她是这样的人！她这话的意思，信不信由你，是她怀疑那可怜的女人嫁给那个稀里糊涂、枯柴一根的老情郎，是为了床笫之欢。楼上的安妮可不是这样的，她有的时候颇像《福尔赛世家》里那个精于世故、热爱生活的女人，艾琳被强奸时她奏着手摇风琴，咧嘴笑着，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得意[12]。我们的安妮创造了一个羞涩胆怯、优雅精致、坚忍自制的人格样式，以配合她认为自己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形象，一切不快的事实在她面前都万万不可提及。比方说，她喜欢和我们说起，她父亲、母亲、丈夫经常挡住她，不让她看到街上被撞死的狗，亲戚去世的消息都瞒着她，甚至路上的送葬队伍也不让她看到，因为她是如此多愁善感，纤弱娇柔。（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哦，是的，安妮，伦敦西区漂亮的女土匪，同时也给自己打造了一种噘着小嘴、腼腆娇羞、一脸痴笑的风格，我觉得她那些情郎们看到的也是她的这一面。十有八九，那些加拿大飞行员，澳大利亚士兵，美国水手，两次大战时的战士们，还有那些推销员们，花花公子们，这些“带她出去”、给她买礼物的人，都从没见过这个得意洋洋、肆无忌惮、会占便宜的女人。如今她有时会忘了要面带假笑或者故作优雅，这个时候她就会眨眨眼，说，哦，我那会儿知道如何照顾自己，我知道门道，我不想给人的东西从来就没脱过手。但这个女人几乎是转眼就没了踪影，安妮记起来要保持体面，于是她就又变回腼腆羞怯的小姑娘了，就连坐的时候，用的都是三岁小孩——这个八十五岁的老太——憨态可掬的呆样，那姿势在无声地说，哦，我是多么娇柔的小东西，这么可爱……我感觉安妮很认真地考虑琢磨过什么能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告诉我们，而且她的故事总是被认真编辑过的。但是有的时候事实会一闪而过：广告里的一句台词，或者流行歌里的一句歌词，然后她就容光焕发——小值夜护士，他这样唤我，那天她这样低声呢喃；然后，她记起我还在场，朝我微微一笑，半是害怕，半是得意。是的，值夜护士——哎，我喜欢坐在这里，记得我的人生的确美好。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人行道上有一帮老太太，都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以抵御傍晚的春寒。她们刚坐大巴从哈特菲尔德回来，是教堂组织的郊游。她们中有伊莉莎·贝茨。小老太太们，叽叽喳喳地聊着天。瞧不起莫迪的这伙人。教区牧师也在，身边是几个女助手。伊莉莎的朋友们扶着她。我意识到在她们眼里，她身体虚弱，而且越来越虚弱。我给薇拉打电话；她说：“她最后一个亲戚去世了，她最好的朋友嫁了人搬走了，她这样也不意外吧……”我又看到了莫迪，在刺眼的春光下，拖着步子困难地走着，气喘吁吁。脸色是鲜亮的黄，那种看上去像是涂了颜料的模样。我不需要打电话给薇拉问情况了。三周结束，我决定，简单说吧，少工作一点。他们喜欢我的《女帽工》。他们喜欢我的《时尚变化》。我将只做兼职，他们得找个新主编。我想要享受生活，放慢节奏……乔姬姐姐打电话来，她现在都是这个口气，小心翼翼地、态度含糊地，查验一下她不负责的妹妹。我讲话未加思索，说了我以后不做全职了，不出两分钟，吉尔就打来了电话。“简姨，”她喘着粗气，“不是真的吧，不可能吧。”我沉默着，沉默了太久。她哭起来。“简姨，你答应了的。”我答应了？我做出了承诺？我好好考虑了一番，给她写了信，鼓励她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让她知道成绩以后就来找我。我几乎可以听到乔姬姐姐从北极吹来的冷气，冰冷，责难：真是的，简娜，你除了自己，从来不为别人考虑吗？又是乔伊丝：她说：“我这些天一直在打扫和整理我们的新公寓，我刚把厨房擦洗干净，然后我想到了你。”“那么，新公寓怎么样，美国怎么样，在大学的生活怎么样，当师母当得怎么样？”“我想我要去当顾问。”“去哪个委员会[13]当？”“不是，是咨询顾问，我去给人出主意。”“给谁？”“那些需要别人帮忙出主意的人啊。”“代表谁？”“那些知道答案的人。”“很显然人家不会少你薪水？”“足够的薪水。这钱好赚。但其实真应该你来干，简娜。提供建议你比我强。”“我从来没提供过建议。”“长篇社会学方向的学术论文不是建议是什么？”“你丈夫喜欢美国吗？”“他正在适应。”“你那两个充满活力的孩子呢？”“他们在适应，和同龄孩子们和谐相处。”“那你呢，乔伊丝？”“有可能我太老或者太顽固了，适应不了。”“哦，这是不是说你要回来？”“我可没这么说，简娜。”“我明白了。”“我就知道你会明白。”“嗯，我想你。”“我想你。”“再见。”“再见。”喏，这一年就是这样了。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这是此时此刻。这是现在。我和他们说了他们得找一个新主编，我想一周只来两三天，或者只上午来。菲丽丝有怨言。她做主编助理，和我一起工作，十分出成绩。我要因为菲丽丝，因为吉尔而坚持全职吗？她们的质问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无言的质问——菲丽丝。滔滔不绝、大呼小叫——吉尔。但是大水会轻而易举地、彻头彻尾地将我淹没，就像当初它淹没乔伊丝一样。杂志社里的年轻人以可爱的漫不经心待我，这是办公室里的新风格——肯定不是我的，它是从哪来的呢？做事的效率都降低了，草率马虎。他们又开始集会了，午餐时间、咖啡时间。“哦，对不起，简娜，我们在开会。”“祝你们愉快。”我说，这个斗争我放弃了。他们无一例外全是革命者，这帮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丰厚、营养充足的年轻人，他们像我一样，花在衣服上的钱足够养活一家子。我对他们说，唔，革命之家还是包含多处宅邸的，他们嘴巴上都表示觉得这话很有意思。迈克尔和他的伙伴们全身心“投入”，认真研究洗脑技巧，宣传、使用口号、劝人皈依，等等。当然了，研究的角度是，如果这些玩意儿用在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同志们身上，该如何对抗。我说：“但是你们似乎没有考虑过，你还有你的手下，会把这些东西用在敌人身上——很可能就是我的身上？”“哦，简娜，别这样。”“不，要不是你和你们一伙有很大的可能获得权力，”我说，“我倒是会觉得这挺可爱的。当然了，你们谁都熬不过十分钟。第一波就要被淘汰掉。”“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真的是。”“一个个的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对于新统治阶级来说可不是什么好的特质。”“啊，你自然是了解浪漫的啦，”迈克尔说，挥了挥《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校样，杂志社上上下下都在兴致勃勃地读它，“但是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严肃小说呢？他们受到了那样的剥削和压榨。”他提高声音。“这就留给你做了。”我说，“在我看来，事实叫人无法忍受，我们承受不了，只好将它美化一下。”“逃避主义者。”可我把我那本严肃著作《时尚变化》的校样拿给他，他却没有读。这是因为，我知道，他需要把我归入这样一个类别：无法面对现实的老龄保守派。莫迪生病了。她看起来情况很不好。她坐在我对面，大白天也把窗帘拉上，不让我看到她的脸。但她改变坐姿的时候，我能听到她喘气，看到她抬手护住肚子。她小口小口地抿着茶，好像那是毒药似的，然后突然又一杯接一杯地灌，好像可以用它冲走什么。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在找医生给她开药，但是医生只能估摸着开，因为她不肯去看病。她不肯去。今天我对她说：“莫迪，你应该让医生看看。”“如果你们已经这么决定了，那我就照指示办。”愠怒。“不，去不去由你决定。”“那只是你说的吧。”我意识到她其实是希望我请医生来的，但是不肯这么说。他会开新药片吗？如果某个独裁者想要征服一个民族的话，他只需要上电视荧幕说，好，都给我听好，现在你们该吃小白药片了。乖乖地给我吃小白药片，亲爱的……如果你问安妮，你问伊莉莎，你们在吃什么药？她们从来不会想到要这样回答：我在吃硝基安定、安定、戴奥辛、速尿灵，她们都回答说，是一种黄色的大药片，
蔡京敬若亲爹。现在王老志突然杀了出来抢生意，经他算过，官员们心里都有底了，相应的，蔡京的威慑力极大地降低。蔡京写了份奏章，要赵佶下令士大夫严禁算命，要保持官员队伍的纪律性！王老志沉默了，他关起门来拒绝见客，平时就俭朴的生活更加清苦，每天只吃一餐，全部的饭菜只是汤饼四两，外加冬夏衣服各一套。真是惊人地节俭，但是他仍然收到了千里之外的师父的痛骂，混账徒弟，汝太奢侈了。于是王老志自责，忧虑，生病，请假。赵佶准假放他回乡，王老志一路步行走回濮州，回到老屋后默默不语，没多久就病死了。以上三人知进退守本分，从没忘记自己是谁，哪怕是王老志，也得到了善终。其他的就不一样了，他们是进取型的神仙，一生只想往前飞，不见棺材不掉泪。他们分别是修而优则反的张怀素、爱护领导的王仔昔、大成者林灵素。别的道士追求凡间富贵时半遮半掩，王仔昔不，他赤裸裸急吼吼地扑了过去，尽一切可能抓钱抓权，不放过一丁点能够得着的。他把赵佶爱妃的眼睛治好之后，成了整个后宫的“妇女之友”，赵佶的耳边时刻回响着王仔昔是最可爱、最体贴、最柔顺的温暖型道士的话，时间长了，赵佶由爱生敬，脑子一昏，以客卿之礼待他。客卿，是一个有尊严的词汇。它不同于大臣，大臣要向皇帝三跪九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同于家臣，家臣是奴仆，生杀予夺只在家主一念之间。客卿是一种接近于平等的雇佣关系，君有钱我有力，互相信托，以仁义礼仪对待。客卿，是有尊严、高待遇、视荣誉为生命的“士”。自从王仔昔有了这个身份后，他变成了一个超然动物，国家法令、等级尊卑，都不放在他的眼里。他在皇宫里闲逛，在大臣家出入，给权钱交易疏通关系，参加各种政要集会，彻底变成了国家的一分子，再不是隐世界里的幕后名人了。这样搞，后果怎样……请参考王老志的遭遇。连王老志给人测字算命都忍受不了的蔡京先生，会容忍这种现象吗？这是挑衅，抢班夺权。蔡京又写了一封奏章，写完想了想，王仔昔是个地道的反骨仔，不是王老志那样好对付的，要双管齐下才行。这时，正好一个消息传了进来。王仔昔雄心大发，要统一京城内的修道界。他在宝箓宫里像教主一样，对其他的道士颐指气使，把道友当奴隶。这太棒了，上天要毁灭一个人，先让他疯狂。蔡京悄悄地约见一个叫孙密觉的道士，等王仔昔被道士集团告发，后院起火之后，才递上自己的奏章。王仔昔当天夜里就进了开封府后院的大牢里，几乎在当夜就遭遇监狱风云，死在了黑房子里。对外的理由是，他心灵郁闷肉体疲乏受了点风寒少吃了几顿饭（瘐毙）。林灵素是集大成者，他的倒台不是具体哪个人能做到的。前面蔡京能打压二王，好像对一切都尽在掌握。可是他对林灵素不仅毫无办法，还得在林神仙炫耀的时候鼓掌微笑。那是一次修真界的盛会，众多大臣、道士在场，林灵素光彩夺目。他对赵佶说：“陛下是上帝长子神霄玉清王，主持南方，号长生大帝君；您的弟弟号青华帝君，主持东方（奇哉，东小南大了）。贫道林灵素是神霄府里的客卿，叫褚慧；蔡京是左元仙伯，王黼是文华吏，盛章、王华为园苑宝华吏，郑居中、童贯等都是仙卿……连几个有名位的妃子都有天上的职称。”蔡京、童贯于此时能怎样，大声反驳吗，只能是顺水推舟，让皇帝在谎话里加倍沉醉。这就是林灵素高明的地方，他懂得花花轿子众人抬，在自己创收的时候，不挡别人的财路，甚至不管对方愿不愿意，都拉上自己的贼船。像这次神仙职称大派送，我风光你们也漂亮，为什么会不高兴找我麻烦呢？于是乎，林灵素的路越走越宽，在整个上层建筑里无往不胜。直到他遇上了下层建筑。宣和初年，公元1120年左右，开封城遇上了洪水。周边水系忽然间决堤，水势滔滔涌向了开封城墙。这时候人力没办法了，以前的例子证明，洪水来了只能让它来，想淹哪儿就淹哪儿。参照赵佶爷爷宋英宗时代，大水把皇宫里的侍卫都淹死了好几十人，这次怎么能例外呢？关键时刻，赵佶头脑冷静勇于幻想，他想到了城里囤积着大量的神仙。神仙能求雨，能退水，很好，传旨以林灵素为首，道士们登城作法退水。那一天，道士们各举法器盛装出行，登上了开封城头。他们正要排列队形摆出退水大阵，突然间敌人从身边杀了过来。几千名护城的役夫举着大棒子没头没脑地砸向了一班道士，打得人仰马翻，那叫一个残酷。在抱头鼠窜的队伍中，最显眼的还是林灵素。他是重点打击对象，想想他两万多门徒每天散布开封城各个角落无所不为，得有多少老百姓想把他生吞活剥了。事情闹大了，赵佶怎么也没想到可亲可爱的林道士有这样大的民愤。这时，蔡京等人借机发力，抖落出林灵素这些年的劣迹。林灵素被押解回乡，死在了老家附近的楚州路上。第九章永远的西军在宋朝的政和元年发生了一件事，在当时绚烂的灵异界神仙们的笼罩下，显得一点都不起眼，甚至没人注意到它。可是它的影响是北宋史上最深远、最具决定性的。没有它，就不会有北宋、南宋的划分。这一年，从年份上讲就让人发抖——公元1111年，这是一万年里才会出现一次的最纯正的光棍年。这一年的七月份，一件非常普通的事发生了。朝廷要派人出使辽国。这实在是太传统太例行的事，与辽国建交一百多年，每年都要迎来送往四五次，事儿多时，比如两国的皇帝皇后们扎堆死亡，那么互相报丧慰问来回跑的次数要超过二十趟。这还不包括两国的公主王子结婚什么的，所以一百多年的亲戚跑下来，没有谁再对访问有兴趣。但这次不一样，宋朝派人出使，选出的人选让整个开封城郁闷。选出的人居然是个太监。整个官员队伍都黑了脸，从来不说太监坏话，和太监亲密接触像一家人似的蔡京都忍不住骂娘。他当着皇帝、满朝大臣的面，公开说：“派个太监当大使，难道中原没人了吗？这不是主动让辽国、西夏、吐蕃、大理看笑话吗？”是可忍孰不可忍，宋朝是两晋以下汉风最浓、最纯正的时代，以诗书礼仪夸示外邦，从来没在规矩上丢人现眼，可是现在居然让一个阴阳人代表全国，全国的男人能同意吗？不同意……可后来也同意了。说实话，不是男人不阳刚，实在是这个太监太威武，他的事迹就是宋朝当时所有威武事迹的代名词。为了让大家能直观地看清这个人，我们先做一个评选，选出赵佶时代里最神气的人是谁。是蔡京吗？很像。前面的事情里，他不仅独掌大权，震慑全国，并且连神仙们都别想在他面前装大。他小小地动一番手脚，神仙都得去吃牢饭。可遗憾的是，哪怕是穿越时空到北宋，当面问蔡相公，他都会苦笑着摇头，“最神气的人……唉，真的不是我啊。”蔡京这些年混得不错，可辛酸也斟满了几大杯。首先，他经历了浮沉。在公元1111年时，他正沉着，已经从首相的位置上摔下来两年了。那是宋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的事，当时他正春风得意，帮着赵佶丰、亨、豫、大，连带着改善自己的生活。很美好，可是突然中招了。言官们暗中串联，突然围攻，把他的前尘往事都抖了出来，连太学生都加入了弹劾行列，列出了他知法犯法的十四件恶事。蔡京栽了，这时他道行还不深，毕竟是第一次当首相，难免啊难免，第一次时王安石都翻身落马，在午门外被太监们呵斥，何况是他。倒下之后，蔡京使尽了招数，包括跪在赵佶面前号啕痛哭，也没能留在京城，他被贬到了杭州。杭州……八年一个轮回，从哪里爬起，又在哪里倒下。这时，无论在官场中，还是在惯例里，蔡京已经完了。倒台的首相，从此过气。但是，蔡京有着别人没有的优势，和赵佶相近的艺术修养、生活品位，让他既是赵佶的朝臣，更是赵佶的宠臣。离开蔡京，赵佶不知道怎么玩，不知道怎么继续丰、亨、豫、大。连带着朱冲、朱勔等人，也得由蔡京指导着，才知道往京城运哪种花哪些石。日子在集体思念蔡京中度过，离开得越久，大家越怀念蔡京的好。于是，在公元1111年左右，他就回到了京城，重新参与国家大事。时间再过半年左右，他就会重新飞黄腾达，强势回归。到那时，他痛定思痛，总结教训，再不给敌人半点机会。是的，他之前还是放松了，以为痛打元祐党人，尽情表现凶残之后就一劳永逸了。可是没有，打击的真理是，要不停地打，越来越重地打。要让整个世界都认可了记住了甚至习惯了你的打击，一天不打都不舒服，才算到位。这一次，蔡京大修文治，追封王安石、蔡确为王爵，抬高新党的地位；劝赵佶花费巨亿，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制定命宝，让皇帝体验更高层次的快乐；再新设四辅军镇，置兵八万人，每个兵的薪水是同级官兵的十倍以上，领军的都是他的亲信。这些之后，他的地位是宋朝历代宰执之中从所未有的牢固，连王安石都比不了。可就算是这样，他面对真正神气的那个人时，也要甘拜下风，自愧不如。公元1112年达到这些时都不行，公元1111年时拿什么比呢？蔡京不成，梁师成怎样？大宋隐相是潜得最深最厚黑的那个人，他是不是最神气的那位呢？也不是。一个“隐”字决定了他的局限。他只是一片黑幕，衍生出再多的东西，决定再多的荣枯生死，也只能站得远远地默默观望。所有场面上的光环都与他无缘。那个最神气的人是站在国门之外，统率千军万马谈笑间灭国拓地数千里的军方强人。赵佶时代的异域风光，被他一个人占尽。这个人就是武装太监——童贯。此前童贯给人的印象很模糊，唯一出彩的事，是修建延福宫时，他小参与了一把，挤进了五大承建太监的行列。此外艮岳、花石纲之类的举国盛事，他都消失了。他一直忙着在国内国外两地来回跑，在这个过程里，他造就了宋朝建国以来军事方面顶峰的成绩，让赵佶一边享受着空前的物质、精神、灵异等乐趣，一方面不断地攀登高峰。老实说，如果这些一直进行，没有后来的意外的话，赵佶是超越宋朝所有皇帝，包括开国之君赵匡胤在内的最伟大的皇帝。说他是千古一帝，也不为过。伟大的事迹是在赵佶登基第二年开始的，准确地说，是在向太后死后。这个女人死之前，赵佶明智地选择了沉默。做向女人喜欢的事，说向女人爱听的话，包括冤杀立功异域的将领，包括善待抓来的俘虏，包括放弃千万将士用鲜血生命夺回来的土地。前面说过，哲宗在重病期间出兵河湟，由王瞻、王厚领军收复熙州，让大西北重新回到宋朝版图。那一战非常辉煌，把吐蕃贵族都抓回到京城，可以说一劳永逸干净彻底。可是把强大的士大夫集团给激怒了。神奇吧，丢失领土他们不怒，杀敌立功他们怒不可遏。当时的次相曾布、转运使李譓等人说了这样一个理由，把王瞻搞死了。——王瞻在熙州打仗时太凶狠了，杀了很多人。让青唐吐蕃各部落恨入骨髓，每时每刻都想着报复（青唐诸部怨瞻入髓，日图报复）。所以，王瞻有罪，他让宋朝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见鬼吧，把敌人打痛了也是罪过，敌人要痛恨的我们也得跟着痛恨，这是怎样疯狂的逻辑啊，但凡脑子里还有点脑浆，不像龙虾那样满脑壳是屎的话，谁能点头照做呢？可向太后能。这老女人认为曾布他们说得对极了，对外族就是要温柔，千万不能让他们生气了。于是赵佶只能给押回来的俘虏们加官晋爵，甚至把国姓“赵”赐给吐蕃首领陇拶，叫赵怀得（耳熟吧，不是赵怀德），给了他正式职称“河西军节度使”，派他回老家继续当大地主。另一方面，王瞻、王厚倒霉了。尤其是主帅王瞻，他被言官们告倒，贬到除了海南岛之外，宋朝最传统的流放地房州（今湖北房县）看押。那里是关过柴荣的儿子、赵光义的三弟等顶级政治犯的重罪牢房。这样了还不算完，经军方最高权力机构枢密院集体讨论，王瞻罪大恶极，不适合再活着，应该一刀砍掉了事，以戒后来。面对这种要求，赵佶沉默了，当时只有十九岁的他鼓足了勇气说了声“不”。王瞻再有罪，不应死于国内。他特别传旨，把王瞻发配到最远的海南岛去，相信在那里，没人会跨越千山万水去害他。这也算用心良苦，可惜的是，他低估了一颗将军的心。押解王瞻的队伍还没过黄河，刚走到河南，王瞻就自杀了……消息传来，亲者痛仇者快，曾布们终于放心了，青唐吐蕃人终于可以不仇恨了。他们开始闹独立了。换了谁，拥有宋朝这种敌人，怎么还会不快乐、不自信、不独立呢？当顶着“赵怀得”这个新名字的陇拶回到河湟后，他发现自己被取代了，他的弟弟小陇拶强硬地推翻了他，连带着对宋朝也采取了敌视。吐蕃人勇气百倍，广积粮深挖洞高筑墙，打定了主意闹独立。向太后一伙儿一看不好，立即加强怀柔，隔着几千里给小陇拶送上了更高的爵位——“敦煌郡开国公，食邑五千户，实封五百户。”公爵，仅比王爵差一等，是宋朝能给出的最大好处了。可惜小陇拶不屑一顾，对软柿子就得狠捏，才能榨出更大的油水。这道理谁都懂，那么为什么不更狠些，不更强硬些呢？小陇拶第一时间造反，把改了名的哥哥打出青唐，把宋朝设在河湟地区的各级政府一个个驱逐。事情到了这一步，宋朝的各级牛人们一点没慌，各有各的对策。比如向太后潇洒一笑，迅速去死，眼不见心不烦，一切与她无关了；曾布掉转枪口瞄准韩忠彦，想方设法推倒首相，哪怕扶植起蔡京来，也要自己过过第一权臣的瘾。蔡京来了，天下大乱，所有人都对他恨之入骨。但是，他对外一点不含糊，做的都是对国家负责，对宋神宗、王安石、宋哲宗、章惇负责的事。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六月，宋廷决定收复河湟。军队是现成的，西北军团仍然骁勇善战，是东亚首屈一指的劲旅。可是由谁来领军呢，宿将凋零，种家军最出色的智将种朴死在了西夏，一时间种家军心情低落；姚家军出身熙河兵团，本是当仁不让的人选，可惜历次战阵，姚家的人冲锋陷阵有余，全盘指挥不足，独当一面，实在让人不放心。用王瞻……王瞻如果活着，是最佳人选，上次河湟大捷是最好的证明，他只需要再干一次就成。可惜自毁长城，逼得自家主将自杀了。算来算去，只能是王厚。他是名将王韶之子，王韶是首平河湟之人！加上上次他是熙河军的次帅，无论经验、名望，都众望所归。但是人人都知道，让王厚开工，很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赵佶先给军方出了口恶气，以弃河湟罪一次性把首相、次相都罢免，让韩忠彦、曾布、安焘、范纯礼等统统走人。借此机会，他也把朝局重新洗牌。接着问王厚，还有什么要求吗？尽管提。王厚没客气，他提了个非常少见的要求——由他兼管熙河兰会路经略司，从就职日起，不管是什么阶层的大臣，只要是涉及河湟战事，都要由熙河经略司讨论。除他以外，没人有决定权。赵佶想了想，同意了。他明白王厚这是半心寒半怨恨，从前到境外玩命，还要提防着背后自己人的冷刀子，换谁都伤心。那么好，这回就让前方的将士彻底放心。但是，有一个小小的条件——派新一代的武装太监童贯做监军。这是童贯第一次走上战场，说实话，这时他除了有一腔的热情外，什么都没有。如果说西北军对他还有一点点的亲和力的话，都是来自于他的老师李宪。李公公行军打仗不含糊，对大兵很厚道，是军队里的自家人。但是童贯嘛，还得再观察。就在这种气氛里，童贯从京城开封，轻骑简从跨越国境到达熙州（今甘肃临洮）。六月，大军出动，兵分两路。南路军由岷州将高永年率领，兰州姚家军主将姚师闵、王厚的弟弟王端为副手，率领汉蕃军两万出军玉关（今甘肃兰州西北）；北路由主将王厚、监军童贯率领，出安乡关（今甘肃灵夏附近），渡黄河进逼巴金岭（今青海乐都县南）。北路军是主力。开拔之后，童贯做了两件事，被载入了史册，也深深地获得
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之战。后来迁都北京时，他故伎重演，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虽说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钱钞之禁”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到永乐时期，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宝钞交易时，就故意哄抬物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一度“纸不如铜”。夏元吉反对用强，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经济手段”确实管用，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国家财政日益平稳。身为“大账房”，又面临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元吉“用度谨慎”的特点。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元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元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炽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在抄其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国家财税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1石1贯宝钞，上升到50贯宝钞。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炽登基，赦夏元吉出狱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夏元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300贯换1引，另外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元吉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于重新充裕起来。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元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补充一点，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元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从来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仅赠米两石，但对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第九章明朝的『越南战争』一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在位22年，一生对外征战无数，5次北征蒙古，最远直杀到今天俄罗斯境内，连败鞑靼，瓦剌两大部落，放眼当时寰宇，可谓所向披靡。但另一场几乎与之同时进行的战争，长久以来史家却着墨不多——明平安南之战。安南，即越南古称，明代时期，越南北部称安南，南部称占城，自唐末建国以来，一直是中国西南的友好藩属，从宋至元，始终向中国称臣纳贡。明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不久，安南即遣使来朝，是当时中国周边藩属中最早承认大明王朝为“宗主国”的国家，从此两国通好。洪武中后期，趁明朝接连发生“胡蓝”大案，且忙于和北元残余势力相互攻杀时，安南也趁势北进，屡屡侵扰广西宁明等地区。朱元璋一度想南征安南，但终不愿劳师远征，最终只是遣使申斥。到永乐年间，种种矛盾累积，演变成一场一度把大明拖入“越战”泥潭，也给越南当地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战争——明平安南之战。二明朝与安南战争的导火索，是安南国内的一场政变，在今天越南的史料里，被称为“陈黎之变”。朱棣登基以前，安南的国王，一直由当地陈氏家族世袭，世代受中国册封，史称“陈氏安南”，到洪武末期，其国家大权渐由宰相黎氏家族操控，国王仅保持虚名。公元1400年，朱棣发动篡夺皇位的“靖难之役”时，安南黎氏家族也发动政变，杀死国王自立，黎氏宰相改名胡一元，自封“太上皇”，掌控大权，由其子任国王。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遣使臣到南京，谎称安南国王陈氏病逝无后，自己以外孙身份即位称王，现请求大明以宗主国名义册封。朱棣疑惑之下，派大臣杨勃赴安南查问，结果杨勃被胡一元重金买通，归国后竭力做旁证。疑虑渐消的朱棣遂顺水推舟，于是年八月命礼部侍郎夏止善赴安南，册封胡氏为安南国王。可“纸是包不住火”的，不几日，原安南旧臣吕伯奢逃到南京，面见朱棣揭发真相，并与安南国使臣当面对质，终于真相大白。上当的朱棣恼怒万分，但当吕伯奢苦求朱棣兴“吊伐之师”，即用武力帮助陈氏复国时，朱棣却犹豫了。在老挝宣威司送来了外逃的陈氏王族宗亲陈天平后，朱棣决定采取相对稳妥的办法，先派御史李琦去安南，表示“最强烈抗议”，申斥胡氏的篡逆之罪，重压之下胡氏家族果然服软，胡一元父子向朱棣上表请罪，并表示愿迎回陈氏家族后人为王，朱棣遂册封陈天平为安南王，命广西左、右副将军黄中、吕毅护送陈天平归国，此举除了“伸张正义”外，当然也有借机索还安南侵占大明领土的目的，一场“篡逆闹剧”，似乎在朱棣的软硬兼施下，已然“和平解决”。永乐四年三月，黄中等人护送陈天平进入安南境内，到达鸡岭关（今越南老街）时，安南派人前来犒劳，趁明军松懈，突然出动10万大军发动突袭，先劫走了陈天平，接着毁掉了老街通往河内的道路，当着明军的面公开处决了陈天平，而先前明朝派往安南的使臣吕松，也被胡一元杀掉。4000明军进攻受挫，只得仓皇归国。这是“公然践踏大明尊严”，消息传到京城，朱棣火冒三丈，当廷大骂胡氏父子“蕞尔小丑，罪恶滔天，此贼不诛，兵则何用”？终下定决心——南征安南。永乐四年七月一日，朱棣发布《讨安南檄文》，声称“命将士出，吊民伐罪”，做好“宣传工作”，接着命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任“征夷左副将军”，从云南进兵，成国公朱能任征夷将军，会同任“征夷右将军”的新城侯张辅，统“十八路将军”，从广西进兵，两路齐下，务求一举扫平安南。这次动兵，对外号称兵马80万，而实际兵力也不下30万，除了调动擅长湿热气候作战的四川、云南、广西各地精兵外，更从各地藩王处调集“护卫”数万人，借征安南而收“削藩”之效。对此次出兵，精于兵事的朱棣谋划周详，为了防止将帅不和，对朱能和沐晟反复告诫，让他们“不可故违以伤和气”。纪律也格外森严，规定“妄戮之人，虽建功不得赎罪”。写给众位将领的谕告里，更点出了诸如防止敌人埋伏，提防炎热天气和当地瘟疫，以及安抚当地百姓等“注意事项”。此外朱棣还出奇制胜，派太监马彬调集广东、福建两省水师，沿海路至占城（越南南部），堵截安南逃兵。太监统军，由此而始。孰料出师不利，“征夷将军”朱能行至广西龙州时病逝，年仅31岁的张辅临危受命，代理征夷将军一职。张辅勉励众将“昔开平王（常遇春）远征途中去世，歧阳王代之大破元军，我虽不才，愿效前辈”。是年十月，张辅部进入安南境内，稳打稳扎，连克隘留、鸡鸣两关（今越南甘塘、老街），与另一路大军沐晟部会师，合力进攻安南北部重镇多邦。多邦，即今日越南的谅山，自古有“下谅山而越王降”之说，原因在于谅山险要，而其南面却一马平川，大军可长驱直入。胡氏父子也知此战重要，在多邦（谅山）以宣江、桃江、富良江、陀江四处天险为依托，在当地广挖战壕，修筑防御要塞，密置弓弩火器，其弩箭与火器弹丸皆用毒药浸泡，沾之即死，各式城栅相连900里，更“全民皆兵”，尽发举国近百万兵民参战，可谓是15世纪越南版的“马其诺防线”。张辅深知“此城一破，便如破竹”，于是精心策划，先稳住营盘，继而派小股部队陆续发动佯攻，牵制敌注意力，直到十二月五日夜，决战打响，明军发动突袭。之前在护送陈天平时遭安南算计的都督黄中主动请缨，率敢死队（即当初护送陈天平的4000士兵）突围，强攻多邦东门，士兵各个争先赴死，在付出了伤亡过半的代价后，终登上城头。打开了缺口，30万明军顺势强攻，胡家父子苦心经营的“多邦防线”，一夜间土崩瓦解。城破之时，安南军杀出“回马枪”，派战象反攻明军，意图力挽狂澜。张辅早有准备，以火枪硬弩瞄准齐射，数千大象尽成“活靶子”，踩踏安南官民无数，明军乘胜追击，终攻克多邦城，多邦主帅，安南“国防部长”阮飞明被杀，史载“斩俘无算”。今天不少越南史料考证，越军在这场战斗里的死亡人数不下10万人，南征大局一战而定，此后明军长驱直入，至永乐五年五月，明军在富良江会战中彻底歼灭胡氏父子的水师，斩首3万7千人，“溺死无算”。胡氏父子败逃后被捕获，押送京城斩首。至此，历时1年的平安南之战，彻底结束。平安南之战，张辅仅用1年时间，即攻克安南全境，“得府州四十八，户三百三十万”，可称是不世之功。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此时安南并非是普通的“蕞尔小邦”，多年以来其四处征伐老挝、暹罗（泰国）、占城（南越）等国，甚至年年骚扰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其部分火器装备，比明军还要先进，之后明朝神机营的部分火器，就是从安南之战缴获越军的火器里改良而来。可见，朱棣平安南之役，实为保障边境平安的自卫反击战争，胜利也颇为不易。明军之速胜，一者是张辅统筹有方，上下三军用命，二者也是策略正确——攻心。自进入安南境内开始，明军便向当地官民广发檄文，声称此来是助陈氏复国，告诫安南百姓不要“助逆”。此外，明军大军过处，皆纪律严明，与民秋毫无犯，更没收胡家父子的“逆产”分发当地贫民，越南士民无不“纳款以降”。鼎定战争大局的多邦之战，即是明军以当地乡民为向导奇袭成功，最终平灭胡家父子的富良江之战，更是明军以反抗胡家父子统治的当地“义军”陈封为先驱，一举大破之。逃窜的胡家父子也被当地百姓捕获了捆送给明军。安南之胜，人心向背是为关键。永乐五年五月，张辅将捕获的胡家父子捆送南京，并上报说陈氏宗族已被胡家父子屠尽，至今难觅宗族，当地“儒生”也上“万民表”，请求允准安南归附大明。朱棣下诏斩首胡家父子，大学士湖广等人建议借机在安南设郡，将之并入中华版图。朱棣的“燕王府旧臣”纷纷响应，尽管文臣解缙、杨士奇以及“第一谋士”姚广孝等人竭力反对，但志得意满的朱棣还是欣然采纳，永乐五年六月一日，朱棣降《平安南诏》，晋升张辅为“英国公”，改安南为“交趾”，设交趾郡，以工部尚书黄福为交趾布政使兼按察使。正是这个看似“威服四夷”的决定，令本已南征成功的大明，从此陷入了长达十数年的“越战”泥潭。三永乐六年六月（公元1408年），为筹谋北征蒙古事宜，朱棣招驻兵安南的张辅归京，仅留沐晟镇守当地。然而仅过了半年，是年八月，安南战事风云再起，原安南陈氏王朝旧臣简定聚众造反，安南上洪、大塘、同登等地乡民纷纷响应，大举叛乱。此后，简定自称日南王，立其侄儿陈季扩为帝。朱棣闻讯大怒，先怒杀叛军派到南京的使臣，继而大举增兵，调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精兵4万人，由西平侯沐晟率领征剿，另派兵部尚书刘俊赴安南持诏书招抚，企图“剿抚并用”。是年十二月，沐晟率军与陈简定在安南生厥江（今越南丰盈县）决战，因轻敌冒进，被简定率重兵合围，激战之下全军覆没，明朝的“交趾指挥使”吕毅，派往安南招募的兵部尚书刘俊，皆在此战中阵亡。安南“建省”仅一年有余，局面却迅速糜烂。究原因，祸根其实早在朱棣决定设“交趾郡”的时候就种下了，恰如杨士奇当时谏阻时所说：“陈氏虽无能，却颇得民望，其民多怀之，其骤行废立，恐至安南士兵皆怨，钻营之徒势起，后患无穷也。”此言不虚，陈氏王朝虽然暗弱无能，但越南百姓对其感情深厚，明军平胡家父子的时候，正是打着助陈氏复国的旗号，方得到越南百姓的群起响应。结果却是改安南为交趾，强行建省，可谓自食其言，兵连祸结也就不奇怪。而叛乱的简定，是原安南陈氏国王的宗亲，跟三国里的“刘皇叔”差不多，打着陈氏的旗号，自然引得安南诸多百姓纷纷归附。大乱之下，朱棣再次启用张辅，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二月，朱棣令张辅督师，发20万大军南下，时朱棣意在北伐蒙古，因此命张辅此战必须“速胜”。张辅却不急于进兵，到安南后先是安抚当地因战乱逃亡的流民，严惩当地贪暴害民的明朝官吏，继续“攻心”，直到局面稍稍稳定，才于三月南下慈廉州，直捣叛军老巢咸子关，用火攻之计焚烧叛军战船600艘。至十一月，已平定大部叛乱地区，十一月中，张辅与叛军发动了神投海之战。他令部将朱荣、蔡福率骑兵从陆地包抄，自率水师强攻，水陆并进，斩杀叛军4万多人，并成功俘虏叛军头领简定。至次年一月，张辅已尽数削平各路叛军，唯独简定所立的“侄皇帝”陈季扩，带兵退守安南义安苟延残喘，眼看朝不保夕。就在这时“转机”出现了，北方朱棣派邱福北征蒙古，全军覆没，盛怒之下的朱棣调50万大军北伐，并命令张辅火速北上，安南平叛的任务只得重新留给之前兵败的沐晟等人。果然张辅前脚刚走，陈季扩后脚就发动反攻，大败沐晟，安南叛乱平而复反，再成乱局。永乐八年二月，朱棣北伐蒙古大胜，在成吉思汗的家乡斡难河大破蒙古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得胜还朝时，趁朱棣“心情好”，陈季扩再派使者请求册封。这次的使者极尽拍马能事，引得朱棣“龙颜大悦”，封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一心想求封王的陈季扩大为不满，变本加厉，扩大叛乱，镇守安南的沐晟无能，无力与之交锋，只能收缩防线，勉强自保。盛怒之下，朱棣于三月再派张辅下安南。张辅到任后即出重手，先斩了此前作战不力的都督黄中（多邦之战率先冲锋的“敢死队”队长），激得军心大振，继而于八月再战神投海，在没有大型战舰的情况下，组成小船突击队，大破安南叛军水师，缴获敌船400艘，攻克陈季扩老巢义安。永乐十一年十二月，张辅与沐晟合军，同陈季扩在今天越南老挝交界的爱子江决战。陈季扩动用战象8000头冲击明军。张辅多谋，命令明军神箭手瞄准，“一矢射象奴，二矢射象鼻”，结果群象大乱，反而仓皇回逃，冲垮安南军阵，陈季扩全军覆没。经撒网搜捕，终于永乐十二年一月在老挝蒙册将其全家活捉，至此持续数年的安南简定之乱彻底平定。成功平乱后，张辅押解陈季扩全家归京。朱棣命原交趾副指挥使李彬接替张辅，督师安南。张辅之所以屡次平乱后即被调回，在于此时朱棣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北征蒙古上，安南之事，他只想尽快解决，莫要给北征“拖后腿”。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后，明朝廷把迁都北京提到了日程上，
元年（765年），吐蕃再次入寇，李豫准备御驾亲征，鱼朝恩以神策军随行，从此神策军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并分为左、右两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神策军无论从地位还是规模，都超过了先前的皇家禁军——北衙六军，正式成为皇家禁军。在当时来讲，由于朝政不稳，谁掌握了禁军的指挥权，谁基本上就成了老大，李辅国之所以能够发动兵变，正是因为他手里有足够的禁军，而鱼朝恩的权力则更大，神策军本就是他的嫡系部队，现在他成为皇帝陛下至关重要的守护神，所以经常出入禁中，百官无不敬畏。或许是吸取了李辅国和程元振惨痛的经验教训，鱼朝恩成为掌控禁军的第一人后，最初并没有表现出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的态势，而是召集诸多文人学士到他的府上讲授经籍、习作文章，努力在朝廷内树立自己崇礼好学的形象。不可否认，鱼朝恩的包装工作实在很出色，但他的本性决定了狐狸尾巴终究是要露出来的，随着权力的增大和皇帝的日渐宠信，鱼朝恩开始显现出他那顽劣的本性。大历元年（766年）四月，鱼朝恩上奏李豫请求将以前朝廷赐给他在京城长安通化门外的府邸改造为佛寺，并申请以太后的谥号“章敬”为寺名。鱼朝恩的这个请求，显然迎合了李豫的心意，在得到同意后，鱼朝恩便开始大兴土木，为了这项改造工程，鱼朝恩虽然尽收京城中的木材，但仍不够用，为此他又奏请拆毁曲江池、华清宫以及百司诸衙的故宅以供其用。当时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卫州进士高郢上疏极力反对，但奏疏是通过鱼朝恩才能递到皇帝那里的，所以到了鱼朝恩那里，他将这封奏疏扔进了垃圾堆继续施工。工程完毕时，李豫对鱼朝恩更加宠信，任命鱼朝恩为内侍监，并不顾众人的反对，加封他为光禄、鸿胪、礼宾、闲厩等使，进封郑国公。至此，鱼朝恩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鱼朝恩不仅通过改建佛寺博得了好名声，事实上他在此工程中捞到的钱财不计其数，可谓名利双收，最重要的是他的官职当时已经深入到内朝的各个部门，本身就掌管禁军的他，随着官职衔的增多，他并没有满足所得到的，相反他却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所以在迈上顶峰的同时，他也开始了逐渐下山的道路。大历四年（769年）二月，鱼朝恩奏请李豫将麟游（今陕西麟游）、普润（今陕西凤翔西北）划归神策军的管辖范围之内，次年又请求将兴平（今陕西咸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扶风（今陕西扶风）也划归神策军管辖。显然，经过两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宠信经历后，鱼朝恩并未满足于自己的足迹只在京城长安内转来转去，将上述这些地方划归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很明显鱼朝恩是想做河朔三镇那样有地方实权的节度使。对于鱼朝恩的请求，李豫同意了。很多史书记载说，当时李豫对于鱼朝恩的请求毫不犹豫地答应，是因为对他不能遏制，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通过后来鱼朝恩的结局来看，他的下场和李辅国一样，都是拜皇帝陛下所赐。在我看来，李豫之所以同意鱼朝恩的请求，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对鱼朝恩宠信未衰，更透彻地说，他对这个善于伪装的奴才，压根就没有防备。但鱼朝恩显然是那种给点颜色就会开染坊的人，在成功度过最初的伪装岁月后，他开始亮出自己的獠牙。大历五年（770年）正月，鱼朝恩用其亲信刘希暹为神策军都虞侯。作为鱼朝恩最得力的干将，刘希暹在看到主子的权势日盛一日时，他建议鱼朝恩在北军设置监狱，并组织市井无赖诬告京城富贵，将其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后屈打成招，没收家产归神策军使用。凭借着这种手段，鱼朝恩领导的神策军在京城长安大肆掠夺，而鱼朝恩本人因为手中握有“刀把子”，在朝廷内开始卸去伪装的面具，仗着自己学过几天经学要义，开始不把朝臣放在眼里。例如，鱼朝恩受李豫的命令，以判国子监的身份主持祭孔大典，仪式结束之后，他在国子监引用《易经》中的“鼎折足，覆公餗”这句话，讽刺当朝宰相，意思是当朝的三公犹如鼎之三足，假如三公才能低下，犹如鼎失其足，那么鼎就会倒塌，里边的食物就会倾覆，也暗喻国家会败亡。坦白讲，鱼朝恩所说的这些话确实很有道理，但问题的关键是，有道理的话是要看从谁嘴里说出来的，如果是皇帝陛下说这些话，所有的朝臣全会虚心接受，但同样的话从一个宦官的嘴里说出来，而且还是用教训的口吻呈现出来的，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心中定然生出一股痛恨。但人的素质和心计是不一样的，如宰相王缙当时就被气得脸色大变，而宰相元载虽然内心十分痛恨，但表面依旧谈笑自若，就连鱼朝恩都不得不对元载产生钦佩之情。“怒者人之常情，笑者则神秘不可测啊！”当时鱼朝恩对身边人说出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然后带领众人转身离开了国子监。鱼朝恩虽然对元载评价颇高，但他并没有真正地重视这个当朝宰相，放眼望去，他始终认为除了皇帝陛下，朝廷内有胆量和有实力和他掰手腕的人还没有生出来。然而鱼朝恩或许想不到，当他高傲地离开国子监时，元载的内心已经开始升腾起一股复仇的火焰，不久的将来鱼朝恩那悲惨的结局中就有他的功劳。敢于掰手腕的人虽然元载内心对鱼朝恩不满，但表面上却不敢显露出来，事实上如果按照派系来划分，元载算是李辅国一党的人，李亨在位时，他因与李辅国之妻同族而受到重用，管理漕运，李豫即位后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即宰相），后又被授与天下元帅行军司马。元载虽然表面温和，但骨子里却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宝应元年（762年）三月，朝廷任命时任户部侍郎的元载为京兆尹，他不满这项任命，就跑去跟李辅国辞职，表示坚决不干。从这件事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元载的倔强性格，所以当鱼朝恩在他面前讽刺百官时，元载的心中会是作何感想不言而喻。我们无法判断元载对鱼朝恩的憎恨是否有李辅国倒台，自己产生失落之感的因素，但纵观他当上宰相后就始终处在鱼朝恩的压制之下来看，元载肯定对鱼朝恩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朝廷本应该除了皇帝就是宰相，现在一个奴才居然在他头上作威作福，其实换了谁都不会痛快。当鱼朝恩率众离开国子监的那一刻，元载已经暗暗下定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彻底扳倒鱼朝恩，百官之内无人敢向鱼朝恩叫板，而元载现在就要做这个敢于掰手腕的人。元载明白扳倒鱼朝恩仅凭一腔热情是丝毫没有意义的，像王缙那样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让人一眼就能看穿更是行不通的。元载知道解铃还需系铃人，皇帝李豫将是决定最后结局的唯一因素。事实上那么长时间以来，对于鱼朝恩为非作歹作威作福，让百官蒙羞的事情，李豫的心中很是不爽，但李辅国、程元振之后，鱼朝恩现在掌握神策军，而神策军又是在李豫深陷危难之时，唯一伸出援助之手的军队，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仅此一点就让李豫实在不忍心拿下鱼朝恩。但皇帝陛下的仁慈，在鱼朝恩看来却是懦弱，于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李豫心中对自己先前的想法产生了动摇，同时也让元载抓住了机会。大历五年（770年）正月，在鱼朝恩讽刺百官的十天后，他的养子鱼令徽时任内给使（属内侍省管辖，掌管诸门进物之事）与同事发生了纠纷，回家后向鱼朝恩告状。按说这种小事情，作为朝内第一红人的鱼朝恩应该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去处理，但很长时间以来他的飞扬跋扈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于是在听到养子的告状后，他拍案而起带着鱼令徽到李豫那里去告状。失衡的心态注定了鱼朝恩不可能理智地向皇帝陛下说明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鱼朝恩首次公开向皇帝发难。在李豫面前，鱼朝恩表现得十分傲慢，要求皇帝将和鱼令徽发生争执的人治罪。李豫清楚地明白如果因为这种事情就置人于死地，实在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他极力安抚鱼朝恩希望他不要计较，鱼朝恩几次质问皇帝，李豫全都以赔笑脸的方式化解。如果鱼朝恩就此知趣地退下，或许就不会有后来那场祸事的发生，但偏执的他执意要在朝堂之上争出个名堂，在看到皇帝陛下迟迟不给说法的时候，他说出了自己最后的请求。鱼朝恩已经下定决心，无论李豫答不答应，自己今天一定要达到目的。“陛下，老奴的养子之所以遭受羞辱，就是因为官职卑微的缘故，希望陛下赐给他紫衣。”顺便说一句，依据唐代的官服制度，赐给紫衣意味着加封三品官。从一个无名鼠辈直接提拔到三品官，这已经不知是几级跳了，可是就在李豫还没反应过来时，鱼朝恩已经让内侍太监将紫衣捧到自己的面前，然后他亲手为鱼令徽穿上。刹那间，在场的所有朝臣全都惊呆了，这明显是在向皇权挑战，幸好李豫还是很机灵的，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强颜欢笑地敷衍。“令徽穿上了紫衣，朕觉得特别合适啊！”李豫的敷衍让鱼朝恩错以为达到了目的，他让鱼令徽向李豫谢恩后，随即便不再言语，但此时的李豫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般不是滋味，今天当着这么多朝臣的面，可以说鱼朝恩的做法已经是在羞辱自己。如果任凭这个奴才肆意妄为，他会成为比李辅国、程元振更大的祸害！这是李豫当时冒出的唯一想法。李豫虽然没有露出声色，但坐在宝座上的他脸上还是瞬间流露出了一丝不悦之色，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却被善于察言观色的元载看在眼里，敏感的他认为清除鱼朝恩的机会已然到来。当天，元载秘密面见李豫，趁机上奏鱼朝恩意欲图谋不轨，说他暗中联合同、华二州节度使周智光不断招兵买马，而且他自己本身又统领神策军，如果不及时清除，恐怕后患无穷。元载最后还添油加醋地说，今天在朝堂之上挑衅陛下的权威，就是鱼朝恩意欲图谋不轨最好的证明。元载的话当时让李豫想了很多，他仔细回想鱼朝恩在兵败陕州后被重新起用到现在为止的经历，可以说让李豫有种逐渐被钳制的感觉。公开向皇帝要地盘，国子监羞辱百官，朝堂之上挑衅皇权！这一切景象都在李豫脑中像过电影般的不断闪现，尤其想起今天朝堂之上鱼朝恩那嚣张态势，让李豫顿时觉得不寒而栗。“此人必杀！”李豫下意识地说出了这句话。“这件事情就交给爱卿去筹划吧！”在李豫下定决心的一刹那，元载终于长舒一口气，在他看来，只要有了皇帝这句话，接下来的一切全都在自己的掌控之内，虽然他没有兵权，但他坚信自己的智慧抵得上千军万马。有了皇帝陛下的支持，元载开始了谋划，他根据鱼朝恩平日入殿由射生将周皓率领百名武士护卫，以及其党羽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手握重兵作为外援的现状，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清除计划。元载首先用重金贿赂皇甫温和周皓并晓以大义，将两个人争取过来，然后让李豫下诏让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担任山南道节度使，将皇甫温调任为凤翔节度使，表面看是重用皇甫温，实则是将其外调以自助。在解决完外部问题后，元载开始着手从内部解决。元载明白鱼朝恩掌握着神策军，所以绝不能采取硬碰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既然强攻不成，那就只有智取。攻其不备！在元载看来，这或许是最好的方法。于是在他的策划下，一场清除鱼朝恩的行动就此开始。大历五年（770年）清明节这天，李豫在殿内宴请群臣，整个宴会在一片轻松的氛围下进行，当然除了李豫和元载等少数几个人知道外，其他人全都不知道稍后不久在这里会对鱼朝恩进行清算。值得一提的是，朝廷的首席宰相元载并没有参加这场宴会，此刻他正守在从朝堂通外宫外的中书省，他所在的位置至关重要，因为无论是谁都必须经过中书省才能出去，换句话说，元载算是切断了鱼朝恩的退路。酒席宴间的鱼朝恩显得神采奕奕，当时除了皇帝，似乎就属鱼朝恩是宴会的核心，所以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在这场看似氛围融洽的宴会会暗藏杀机。就在宴会即将结束、鱼朝恩准备返回自己的神策军营地时，李豫忽然让鱼朝恩留下议事。朝堂内的官员向皇帝陛下行礼过后，开始陆陆续续地退出朝堂之外，大殿内只剩下李豫、鱼朝恩，以及随行而来的周皓等人。事实上，此时的朝堂之上，鱼朝恩等于已经被孤立起来。李豫的突然挽留，依然没能让鱼朝恩醒悟过来，直到李豫细数他的罪状，他才反应过来，但已经习惯嚣张跋扈的他不仅没有彻底反省，反而和李豫争辩。最后，鱼朝恩甩了句狠话：“陛下不相信臣所说的话，臣身边的这些人可以为臣证明。”鱼朝恩的这句话明显是在逼宫，他的潜台词是：我的手中掌握着神策军，即使你是皇帝又能奈我何？事实证明：人一旦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就会被雾霾遮蔽双眼，此时的鱼朝恩恰恰处于这种状态，要知道神策军虽多，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更何况跟随他前来的周皓早已经成为元载的人。鱼朝恩说完后，没等李豫反应，他转身便向朝堂外走去，但他没走出几步忽然发现周皓和几名随从并没跟着自己一起走。鱼朝恩心中觉得十分不解，就在他正想回身询问周皓时，元载已经带人突然出现在朝堂之上。“什，什么意思？”鱼朝恩刹那间意识到情况不妙，他本能地产生了一丝恐惧。“哼！什么意思？你难道不知道陛下厌恶你很久了吗？”元载冷笑着说道。“厌恶我？”鱼朝恩不解地问道，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高高在上的李豫，似乎在向李豫求证。“你嚣张跋扈、羞辱大臣、暗中扩充势力，你以为朕不知道吗？”李豫厉声问道。“陛下不要忘了，是谁在陛下狼狈逃往陕州时带着人马护驾的！”鱼朝恩争辩道。“够了！即使你护驾有功，这么长时间以来，朕回报你的已经足够多了，但你身为臣子，却不懂得做臣子的规矩。朕就是厌恶你。就算你掌握着神策军，现在你又有什么本事施展！”李豫越说越激动，最后他不等鱼朝恩再次辩解，便下令将其诛杀。“让这个嚣张跋扈的奴才在朕面前永远消失！”李豫的声音已经近乎咆哮。李豫一声令下，元载和周皓等人立即将鱼朝恩按倒在地，然后五花大绑地拖到后殿，将其吊死。刚才还满是喧嚣的朝堂瞬间恢复了平静，李豫坐在宝座上喘着大气，他努力让自己的思绪恢复平静。没过多久元载和周皓等人将鱼朝恩的尸体带回大殿向皇帝陛下复命。李豫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鱼朝恩的尸体，片刻后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眉宇间显出一丝舒缓神色，仿佛压抑许久的情绪随着鱼朝恩的死而瞬间得到释放。但站在朝堂下的元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明白鱼朝恩虽然已死，但他掌控的神策军却依旧存在，如果接下来的事情处理不当，将会酿成大祸。“陛下！鱼朝恩虽然死了，但外边的神策军还在，臣认为陛下应该立即对外下诏，说鱼朝恩顶撞陛下，陛下一气之下罢免了鱼朝恩观军容等使的职务，但依然保留了他内侍监的官职，可是鱼朝恩却备感羞愧，自缢身亡。臣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稳住神策军。”元载的话让李豫从刚才的如释重负重新回到现实中来，他命人妥善处理鱼朝恩的尸体后，便让元载按照刚才的提出的建议写了一封诏书。在诏书的最后，李豫加了一句话：“鱼朝恩既已自缢，其余诸人皆不问先前事迹。”可以看出，李豫试图通过自己主动将神策军和鱼朝恩划清界限，来稳住神策军，不让事态进一步升级。事实证明，在李豫和元载君臣二人的努力下，诏书一经发布，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李豫下令让鱼朝恩的家人将其尸体领回，并赐给六百万钱作为丧葬费抚恤其家属。鱼朝恩的家属和神策军在本次事件中都没有生出事端，但为了以防万一，李豫加授鱼朝恩的亲信王驾鹤、刘希暹为御史中丞，以安抚北衙的神策军，因为他知道玄武门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安抚住北衙禁军，等于守住了大门。不过，李豫虽然对神策军安抚之策，但对和鱼朝恩先前交往密切的官员，却毫不留情进行打压，例如礼部尚书裴士淹、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连坐鱼朝恩之罪被贬出京城。鱼朝恩就这样结束了他那嚣张跋扈的一生，和李辅国、程元振相比，鱼朝恩的下场可以
”。商路开辟也大有收获，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签署通商协议，并严拒其“在台设教”，既争取最大利益，又维护主权。这位在父亲生前将其气得七窍生烟的“逆子”，一点一滴，实现着父亲兴复台湾的遗愿。能实现的原因，在于他用对了一个人——陈永华。陈永华，即金庸武侠小说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和武侠小说比，历史上的他没有出神入化的武功，却有另一样远超越小说人物的智慧——安民。在郑氏集团振兴台湾经济的全过程里，他是总设计师。他是福建龙海人，前明官员陈鼎之子，清军破福建，陈鼎自尽殉国，15岁的他凭机智逃生，至厦门投奔郑成功，从此得到重用。早在郑成功东征台湾前，身为行军参军的他就为郑成功进献“安台十策”，包括兴商、屯田、立法等后来的各类措施尽在其中。而后他一直留守厦门辅佐郑经，郑成功过世后，黄昭拥立郑袭叛乱，又是他果断行动，在厦门火速逮捕黄昭等人的亲信，稳定局面，助郑经东征平叛成功。在郑经正式坐镇台湾后，他先出任监军御史，后任“总制使”，实为台湾的“大管家”。他主持屯田大计，亲赴台湾南北各地视察，并派专员向各地屯军教习农业耕作技巧。性格上他铁面无私，在台湾经济初兴，兼并之风初起的时候，他厉行严政，重手整治郑家宗室以及功臣苏将的不法行为，遏制了郑经继位初期的“兼并风”。对普通百姓则宽仁有加，重“德化”，凡是涉及到平民百姓的要案，都亲自核查，力求从宽，减少株连。甚至连黄昭叛乱这类的大案，也敢为株连问题与郑经力争，终赦免了数百无辜百姓。在台18年间，亲手平反的冤狱重案就有27起。他的“民族团结”工作也做得好，对台湾各族酋长礼敬有加，不但多有丰赐，饥荒年多有赈济，广泛推行新耕作技术，还力邀其中的“干才”入仕为官。里里外外一肩挑，可谓是呕心沥血，郑成功对其的评语“卧龙再生”，观其一生实为恰当。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影响到今日的台湾——兴儒办学。早在公元1662年台湾初平时，随郑经留守福建的陈永华就写信给郑成功，力陈在台湾兴儒办学的重要性。后来随郑经赴台后，再次把兴办儒学提上日程。彼时台湾，之前荷兰殖民者大行“去中国化”，在岛内传荷兰文，兴基督教，陈永华到后改变了这一切，永历九年（公元1665年）起开始“建圣庙，立学校”。首府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并规定“送子入乡塾者，免徭役”，可谓是台湾特色的“义务教育”。科举制度也随即建起，分州试、府试、院试，院试得中者入国子监学习3年后参加“中试”，中试得中者则“补六官内都事”，一套完整的儒家教育体系由此创建。而“兴儒”的另一举措就是招纳人才，中国大陆，乃至东南亚各地的诸位前明学者纷纷来投，至郑经统治中叶，已达上千人。这些人都由陈永华主持安置，贤者安排职位，或讲学或为官，即使一时未及安排的，也由政府发放俸禄“恩养”。苦心经营下，原本“化外蛮夷丛生”的台湾岛，成为“衣冠文明之地”。此后数百年里，时事变迁，未变的是台湾岛国学兴盛，英杰辈出，毕竟金戈铁马只能喧嚣一时，文化才能永久。当年郑成功命陈永华辅佐郑经时，曾对郑经说：陈永华是天下奇才，我留他辅佐你，你应以老师之礼待之。而观陈永华一生，郑经确实做到了。几十年同风雨共患难，这对君臣感情之深厚，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对明君贤臣的组合。陈永华兴办儒学，推广屯田，发展商业，条条政策，哪怕得罪权贵重臣，郑经也倾力支持，言听计从。陈永华执法严格，不徇私情，常有宗亲宿将在郑经面前哭诉，大进谗言，反被郑经劝道：你等要遵纪守法，否则犯到陈永华手里，我也救不了你。永历十四年，视察基隆屯田的陈永华感染风寒，卧病在床，郑经闻讯后大惊，率太医急赴基隆，亲自喂水端药，调理数日。郑经还将自己的长子，内定的继承人郑克臧托付于陈永华，期待儿子能在陈永华的调教下，成为一代英杰。《鹿鼎记》里的武侠故事属虚构，而小说中的陈近南一句“王爷以国士待我”，确为实情。推心置腹的结果，是兴屯垦，整纲纪，促商旅，开商路，郑经治下的台湾，这个为海峡对岸大儒们所鄙薄的“海匪政权”，成为一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封建礼教里是“乱伦逆子”的他，确为一个不负先父重托的守成者。六但这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终于还是毁灭了，为什么？说到台湾郑氏小朝廷的覆灭，大多的原因均归结为郑经死后，台湾郑氏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不止，政治腐败，少主当国，冯锡范等小人祸乱朝政的问题。而纵观其灭亡，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覆灭的原因，其实早在清康熙十一年就种下了，是年三藩作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潮州、漳州、泉州等地，并与耿精忠相约“与事互助，无事勿扰”，一时间震撼清廷，形势大好。这次出师，身为股肱重臣的陈永华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早在耿精忠遣使至台湾，约定共同进军的时候，陈永华就力陈：“三藩不可信，更难成事，而今清廷议台湾，尚在犹疑间，而我以小事大，正可行韬光养晦之计。若出师，正坚其决心，后患恐无穷也。”纵览事后的局面，他看得精。其实就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军联合荷兰舰队攻陷金门，拔去郑氏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后，“弃台”论就一直甚嚣尘上。在明珠、康亲王杰书等一干执掌国家大政的清朝权贵眼里海洋是没有价值的，筹备跨海攻台，更非精于骑射的八旗军的强项，一心用兵，只能提高汉八旗水师的价值，抬高他们身后的汉官们的身份，这是他们更不能容忍的。而同时，组建水师的巨大花费，更让他们心疼不已。所以多年以来，多数清廷权贵对此都极力抵制，甚至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军攻克台湾后，许多满族大臣依然频繁上书，坚称“荒岛无益，徒縻钱粮，不如弃之”。康熙本人，在攻台还是弃台的问题上，长久以来也犹豫不定。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采取灵活的外交方式，促使清廷放弃攻台的动议，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是郑经在公元1674年的悍然出师，在震撼了清廷，宣示了台湾水师的强大战力后，也同样坚定了清廷攻台的决心。同年七月，康熙即下诏，命素来力主复台，先前被解除兵部职务的大学士黄锡衮重新“署理兵部事”。此后，黄大学士的两个妹夫——施琅、姚启圣，一武一文相继得到重用，这两个人，就是后来郑氏家族命运的“终结者”。大清的对台政策，从此不再摇摆犹豫，沿着“平台”的轨道隆隆开进。转向的原因很简单：郑经用事实告诉清廷，台湾始终是清廷的威胁，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威胁。在郑经的一生里，这大抵算是唯一一次对陈永华未能言听计从，后果却是无可挽救的。可这些郑经是看不到的，也没有时间看到。东进福建失败后，公元1680年郑经返归台湾，从此意志消沉，整日不理国事，沉溺于声色犬马中，次年正月十八日病逝。陈永华也没有看到，郑经东征时，留长子郑克臧监国，陈永华辅政，其间与民休息，深得民望，却遭到以冯锡范、刘国轩为首的派系的嫉恨，屡次散步谣言说陈永华欲废主自立。洞察形势的陈永华明智的辞去职务，退休归养，于公元1680年三月病逝。郑经悲痛万分，亲往吊祭，赐谥号文正。郑经死后，原来的“继承人”郑克臧孤掌难鸣，遭冯锡范一派诛杀，郑经小儿子郑克爽即位。海峡对岸的北京城，却弹冠相庆。康熙重臣李光地兴高采烈地向康熙道贺说：陈复甫（陈永华）殒命，台湾指日可待也。指日可待的日子来了，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经多年精心筹备后，原台湾郑氏家族叛将施琅，率水师2万人跨海东征，武装攻台。台湾这边，幼主郑克爽才13岁，辅政大臣冯锡范无远谋，自然乱作一团。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师与郑氏集团刘国轩部在澎湖会战，重创刘国轩。败报传来，全台上下一片慌乱，其间有人提出可迁徙至菲律宾等地，谋求东山再起。却被冯锡范力止，最终在冯锡范、刘国轩等人的主持下，在清军接受了“三不伤”（不伤宗室，不伤官兵，不伤官民）的允诺后，全岛归降。13岁的“幼主”郑克爽被封为“海澄公”，软禁在北京朝阳门外一条胡同，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病逝于北京。后半生家道中落，虽是“公爵”，却无俸禄，其子也屡遭陷害，多遭发配流放。时至今日，这一门郑氏族裔早已不可考。而当时同被遣送至京城的，还有被郑氏集团恩养多年的明宗室成员，被清廷安排世代守护明十三陵，直到清亡。不知一心志在光复河山的郑成功若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可他该怪谁呢？怪冯锡范和刘国轩吗？在这里多说他们几句。先说冯锡范，《鹿鼎记》小说以及影视作品里，他是纵横江湖的武林高手，心机奸诈的大反派。历史上真实的他，却到不了这个高度。有武功不假，郑经留守福建时，他多次浴血冲杀，解救郑经于危难中，清军公元1664年攻陷厦门、金门时，郑氏宗族多人争相归附清廷，唯独冯锡范与陈永华忠心耿耿，与郑经共度难关。于郑经而言，他是个“疾风知劲草”般的忠臣。公元1674年郑经东征，冯锡范以侍卫身份随行，耿精忠的部将刘应麟归降，郑经犹豫不决，冯锡范力主接纳，因此导致了耿精忠与郑经反目，为后来的大败埋下伏笔。郑氏集团参军颜望忠力主征讨菲律宾，开辟新地盘，也被他坚决阻止，后来证明，这些都是错的。与陈永华的矛盾，以及后来辅佐郑克爽篡杀“继承人”郑克臧，其实也是政治派系问题。纵观其一生，这是一个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对主子忠心耿耿的小人。而另一个“投降派”刘国轩，历史上的评价还不错，虽与陈永华不和，但确有军事才能。郑成功东征台湾时，他是水师先锋，郑成功病逝后，他参与黄昭叛乱，拥立郑袭，事败后被郑经宽恕，此后他知恩图报，屡立战功，尤其是在基隆会战里重创荷兰舰队，堪称“民族英雄”。郑经趁三藩之乱再次东征时，他率军所向披靡，连克海澄、南安、安西、永春，逼得清军守将穆黑林上吊自杀，因功被封为“武平伯”。耿精忠兵败后，清军反攻福建，是他在南平寨留守阻击，方才保得郑经全身而退。长久以来，他是清军最难对付的对手。后来台湾郑氏家族投降，他被封为顺清侯，驻守天津，任上为官清廉，兴农安民，康熙三十一年病逝于任上，赐太子太保，观其一生，算是能臣。一个“有忠心却无大才”的小人，一个“百战百胜”的能臣，看似尚可，可惜他们都不是陈永华这般拥有卓越眼光的大才。但将台湾败亡的罪过尽数推诿到二人身上，也有失公平。因为施琅兵临台湾岛的时候，以台湾的实力，是根本无法战而胜之的。面对封建社会回光返照时期的中国大陆，领土、资源、人口处于严重劣势的台湾，从来都是无法硬碰硬的，只要清朝政府战争机器全面开动，集中力量复台，台湾就将无任何胜算，即使能够击退施琅的进攻，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结局。所谓台湾最好的选择，早如陈永华当年所说“以小事大，行韬光养晦之计”，但被郑经轻易地否决了，这个带给台湾二十年繁荣的“明主”，在一念之间，将台湾推进了终结的死胡同，成败，尽在这守成之君。今日台南延平郡王祠有一对联：夫死妇亦死，君亡乃明亡。影射的恰是郑经长子，在政变中被杀害的郑克臧，尽管郑克臧当国，依然无法战胜清军，但是他也许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远征菲律宾。毕竟提倡此议的颜祖望等人都是他监国时的重臣，若如此的话，历史，或许又是另一种假设了。七该怎样评价台湾郑氏王朝？什么样的话最准确？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中国社会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沿着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行进的时候，孤悬海外的大明朝台湾郑氏家族，无意之间，打开了一条新路，坚定地走了22年，迎来了初步的繁荣，却又被重新拉回到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怀抱里。一个全新的窗口，在迎来些许明亮的光芒后，悄然关闭。然后是无奈的结束，平静的沦陷，沉默的消失，遮掩了22年孤悬海外，壮心不改的岁月，留下了大明王朝300年最后一曲余音。引台湾延平郡王郑经的诗作《悲中原未复》一段，作为对这个政权所有的歪曲，以及对于他走过的所有道路的注解。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第二十四章南明的灭亡之路一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文武官员大多投降，崇祯帝煤山上吊，天子守边关，君王死社稷。统治中国266年的明王朝至此灭亡。而后宁远总兵吴三桂向清朝投降，四月十三日，吴三桂与清军联军，在山海关之战中大破李自成20万大军，昙花一现的大顺政权就此崩溃。随后吴三桂充当清朝急先锋，先追杀李自成，再南下进攻南明政权，终助清王朝一统天下，建立了全国一统的大清帝国。后人皆把1644年看做历史的拐点，特别是看成明王朝结束。而事实上，崇祯自尽后，明王朝并未完全丧失生机，当时忠于明王朝的遗臣们，在那一年并未认识到明王朝即将垮台，相反大多认为南明就要开始。在明朝灭亡后继续建立政权的南明王朝，完全有机会免于灭亡，甚至统一天下。然而历史的机会，被一次次无情地错失。且让我们来看看整个过程。公元1644年吴三桂借清兵入关，后人皆认为他是汉奸，但是在当时，许多人不这么看。比如南明名臣，后来死守扬州，不屈而死的南明弘光政权督师史可法，就曾对吴三桂，乃至对清军寄予厚望。在吴三桂山海关破李自成，引兵南下时，史可法大为兴奋，对好友刘宗周赞叹说：“吴将军（吴三桂）忠义，欲效忠武也。”把吴三桂比作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吴三桂借清兵的行为，被看做是郭子仪借回鹘兵平定安禄山的翻版。在彼时南明政权内部，“借掳平寇”是许多大臣的共识，包括史可法、钱谦益等名臣，眼中的首要敌人，依然是逼死崇祯的李自成。今人在说清朝南下时，总说是筹谋已久的雄才大略，其实在占领北京后，在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上，清朝方面也是几度犹豫。比如和多尔衮同为辅政大臣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就曾对多尔衮说到：“占中原不足持久，不如尽早北归。”而许多王公贵戚也担心清朝难以立足，皆主张抢掠后北撤。真正力主清朝建立政权的，是洪承畴等降清的汉官，在几度犹豫之后，彼时执掌清朝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最终决定在中原立足。为了争得皇室贵族的支持，清军在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圈地令”，允许王公贵族在中原圈地，并有免税待遇。有了“既得利益”，清朝上下这才同心同德，开始了全国统一战争。从当时的实力分布看，局面对清王朝未必有利。清朝在赶走李自成后，控制区域不过是淮河以北、陕西以东的土地。在当时，江南大地依然掌握在南明政权手里。公元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从军事力量看，南明弘光政权拥有兵力100余万，且拥有富庶的东南大地，即使不能收复中原，划江自保绝无问题。外加张献忠尚在四川，李自成余部也四处活动，清朝统一全国，论局面，远难于北宋灭亡后的金朝。但南明政权自己给清朝帮了忙。今人皆说南明弘光帝荒淫，但南明最大的问题却是“党争”。朱由菘登基前，围绕着谁继承帝业，各方势力相互冲突，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则想立路王朱常芳，冲突的结果是折中了——福王朱由菘即位为帝，改年号为弘光。弘光政权的势力，主要就是东林党和阉党。东林党以礼部尚
发掘的汉墓里也发现了良渚的一些古玉，所以这里收藏古玉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后来春秋墓葬里也发现了良渚玉器，因此良渚玉器得到认识的最早历史可以推到春秋。王鲁湘：这就推到了两千多年前。后来南宋的官窑瓷器有琮式瓶，肯定是瓷瓶的设计者看过良渚玉琮而且照着来做的。当然，这些工匠未必知道它们是什么年代的，以及是做什么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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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的忠臣
史可法的扬州大营吸引了江南士绅中最狂热的忠义之士。他们从江南各地，尤其是从淮河流域来到史可法营中充当幕僚，渴望为南明效力。史可法离开南京时，带走了他在镇压农民军期间召集起来的一批忠心耿耿的部下。其中有些人，如张一宠，是1635年史可法在太湖剿匪时投入其门下的。有些则是军事家，如浙江的李标。但他的大多数幕僚是17世纪40年代初在安徽作战时招募的。在任安庆、贵池巡抚期间，史可法又网罗了许多当地士人，像安庆的周自新和孟振邦，贵池的程宗熹和汪思诚。来到扬州后，史可法宣布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礼贤馆，并下令招纳四方学士。通过其心腹幕僚应延吉的努力，史可法招纳了20名新幕僚，其中包括年轻的神箭手李升和著名的战略家卢景才（LuJingcai）。也有一些人，像正在协助史可法组织“保甲”的1643年进士吴璇，因受到史可法的赏识而任要职。其他人则进入史可法的幕府，以幕僚身份为其出谋划策。其中最著名的是积极献身于收复中原事业的徐州诗人阎尔梅。阎尔梅（1603—1679）出身于富裕的士绅家庭，其家族以擅长音律著称。他与两个兄弟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作曲，并都是受人尊敬的诗人，阎尔梅在兄弟中又最为出色。他虽然不如同乡万寿祺有名，但在24岁时就写成了一本诗集，并为一群在华中和华北的城市与乡村间浪游的诗人所承认。1627年他来到南京，随后又到淮扬地区，与杨廷枢、沈明抡、袁徵、李待问等诗人交游。1628年，在江阴短暂逗留后（在这里阎尔梅出版了《疏影居诗》），阎尔梅便北上寻友，来到了北京。他与吴盛藻、李武曾、戴无忝及山西诗人傅山一起长夜痛饮，唱和诗歌，切磋技艺，举杯相祝，饮酒赏月。1628年，他有幸与另一位著名的徐州诗人万寿祺应邀参加了在天坛举行的御经筵，并作为南方名士被引见给刚刚即位的崇祯帝。两年后，阎尔梅在北京出版了一部诗集。1632年，在完成了另一部著作之后，他回到淮扬，继而又来到杭州西湖，一路上又出版了两部著作。此后，阎尔梅从浙北再次北上，并在山东小住。山东日益增长的社会动乱迫使他于1641年回到了相对安全的淮安避难。在往返的旅途中，他数次横渡黄河，并与许多对王朝将亡十分敏感的士大夫一样，目睹一泻千里的黄河波涛，感受到历史兴衰往复永无止境：黄河来万里，沧海去朝宗。经过泉溪处，诸水俱率从。清浊非一路，大小相雄雌。与时为盛衰，怒喜看天风。行人不敢渡，舟子歌艨艟。沙诸闻笑言，烟雨垂钓翁。神禹知有命，蜿蜒视蚊龙。历史正如黄河那样，有时汹涌奔腾，一路汇集着涓涓细流，有时则气息奄奄，干涸断流。如果这一比喻是恰当的，阎尔梅所处的正是这样的时代。由于京师已落入李自成之手，阎尔梅的生活发生了转变，学者的悠闲与诗人的欢宴从生活中消失了。他一度回到徐州。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此城后，他便逃入附近山中。武素几次派人寻找阎尔梅，并邀他返回徐州，归顺新政权。但阎尔梅复信表示要尽忠于明朝。回淮安后，他决心保持名节，并尽力使其家族摆脱当时的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尔梅开始注意到淮安以南160公里处史可法的扬州大营。他听到有关礼贤馆的消息后，便产生了再次乘船南下的念头。但此次南下与他20岁时到南京参加诗人聚会大不相同。对许多像阎尔梅这样的文人学士来说，作史可法的幕僚便意味着暂时结束毫无目的的迷茫生活，得到一次重获已失际遇的机会。直到1645年2月12日他被邀请作史可法的幕僚时，阎尔梅才真正加入了史可法的幕府。他进入礼贤馆时所抱的希望，是鼓动南京出兵北伐。就在这时，史可法和南京朝廷开始考虑与北京新政权结盟，以共同对付大顺残部及仍控制着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其他农民军势力。正是这位长期以来一心保护长江下游免遭农民军袭击的史可法，首先提出了联合吴三桂以镇压农民军的可能性，并要求朝廷考虑。于是，一位姓何的南明副将奉命秘密北上，联络吴三桂，并以弘光帝的名义封吴三桂为蓟国公。正值此时，南京朝廷得知清军已将李自成赶出北京并在那里建立了清王朝的消息，但这个新王朝的意图尚不完全清楚。1644年7月18日，南京政府收到一份多尔衮致江南百姓的檄文。文中之意十分含糊。第一部分写清朝出兵华北的理由，说满人希望剿灭流贼，以救中国。北方的汉族官员士绅都“怀忠义之心”以迎清军，现在已和新政府合作。这一点恰好证明了清朝的善意。多尔衮在檄文中写道：所有与清朝合作的人，都被封官晋爵，对支持南明的江南百姓，清朝也将一视同仁，慷慨相待。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在檄文的这一部分中抛出了“两立”的诱饵，以求清与南明能和平共处。然而，檄文的第二部分又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文中指出：国不可有二主并存，否则百姓心存二意，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所以清朝在稳定北方之后，必然会遣军南下，实现统一。否则，将来很可能发生叛乱，臣民的忠诚也会发生动摇。檄文中虽说到南下之事，但毕竟提出了目前实现缓和的可能性。南明朝廷已开始考虑以淮河为界实现南北分立，因而对清檄文中所提建议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史可法也持乐观态度。他极力主张利用清军的力量去消灭主要的敌人大顺军。他认为杀害先帝的流贼比刚刚入关占领中原的夷狄更为危险。经过充分商议，并经史可法同意，南明决定派遣使臣北上与清军谈判。和谈
被选中充当通北使臣的是左懋第。他原是户科给事中，现在弘光帝手下任南京巡抚。他的母亲刚刚在天津去世，他（山东人）想回北方安排母亲的葬礼。因此，他请求率使团前往北京。这次出使表面是为崇祯帝督办祭品及安排葬礼，实际上，其真正的使命是说服吴三桂与南明结盟，并以赠送厚礼、割让更多的已被清军控制的塞外土地及每年输银10万两为条件，说服清军撤到关外。这次出使声势浩大，除左懋第为正使外，还有两名副使：太仆寺少卿马绍愉和左都督陈洪范。此外还有10名官员，20名随从，骑兵50名，马夫200名，卫兵3000名，并携带有作礼品和行贿用的大量金银绸缎。通北使臣一行于8月7日正式离开南明朝廷。他们准备去感谢清军从叛匪手中解救了明帝国。然而，他们刚刚离开淮安安全地带，便遭到农民军的袭击。左懋第一行于10月到达北直隶时，被督抚骆养性阻留。后者要求他们将卫兵减少到100人，然后把他们送到会同四夷馆，好像他们是向清朝进贡的外国使臣一样。左懋第欲将弘光帝的敕书交给清廷，但清人的答复是让他们送交礼部转呈，不得直接递交朝廷。左懋第抗议道：“此乃大明皇帝御书，何得以他国文书比。”然而，清廷官员干脆拒绝接受这份敕书，并将南明使臣安置在鸿胪寺。吴三桂及其他降清的汉族大臣则避而不见。清廷采取这种专横态度的原因很简单。在左懋第一行离开南京，出发赶往北京期间，多尔衮已下定决心，要实现其檄文第二部分所宣布的一统天下的宣言。多尔衮和清廷赞成原明朝御史柳寅东的计划，即在剿灭西部大顺军残余后，取道四川直下东南。当左懋第要求与吴三桂会面时，清军已经开始集结，准备投入这场新的战役。10月14日和26日，左懋第总算见到了内院刚陵，虽然败局已定，他还是向刚陵详细阐述了南明提出的条件。他还要求允许他们为崇祯帝举行葬礼。刚陵断然拒绝了左懋第的要求，并明确表示，清朝已得天命，根本不会接受赎金退回东北。他转告左懋第，多尔衮亲自邀请使臣们到清政府中任职。左懋第意识到，达成协议的希望已成泡影，于是，婉言谢绝了多尔衮的邀请并结束了谈判。出于对这位不辱君命的使臣的好感，多尔衮同意左懋第等于10月25日由清兵护送出城。左懋第及其随员意欲南归者，听其自便。陈洪范不愿南归。他得知谈判失败后，秘密派人致书清廷，表示愿率部归顺，并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交清廷处置。1644年11月29日，清廷接到此信，多尔衮立即派出满族骑兵追赶通北使臣，并在沧州截住了他们。左懋第提出抗议，但还是被迫回到了北京。这一次他被勒令而非邀请加入清政府。他再次拒绝，结果被处死。临刑之际仍表示要为明朝尽忠。马绍愉接受了多尔衮的条件，向清廷宣誓效忠。陈洪范则自称为向南京朝廷转达清廷的意图而获释南归。1645年1月，陈洪范回到南京。从此他便成为清朝的密探，专门向清朝递送有关南明防御中薄弱环节的情报，同时还向周围的人散布绥靖妥协和天命已去的观点。虽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左懋第通使北方是得到史可法支持的，但在公众眼中，这次通使却仅仅与马士英有关。由于历史正在南京重演，所以人们总是习惯按照历史上南朝的模式来思考问题。于是，两派之间，即志在收复北方失土的人们与希望安抚狄夷征服者、主张偏安南方的人们便展开了争论。由于收复失地论和绥靖偏安论的争吵缠绕于大多数文人学士的头脑中，左懋第的通使北方便成了马士英胆小怯懦及不愿力争决定性军事优势的又一证据。后来，当陈洪范的所作所为被揭露后，通使事件似乎又遮盖了众多南明将领叛变的事实，并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多尔衮突然决心南下的原因之一。据说，多尔衮是因从陈洪范那里得知了南京防御的虚实，才下令提前对南方发动全面进攻。不管这一推测是否真实，清朝向南明进攻的第一道明确命令确实是在和谈失败时发布的。清军于11月开始进攻，当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被任命为“定国大将军”。从山东发动的进攻是佯攻，降清汉将、山东巡抚方大猷正在那里为突破南明的淮扬防线而经营基地。1644年12月底，豪格由济宁南进，夺取了沿海城市海州，袭击了靠近运河与黄河交接处的宿迁，包围了大运河畔的邳州。史可法部奋起还击。刘肇基所率南明军队解了邳州之围，并重新控制了黄河北岸。然而，在大后方南京的马士英却拒不相信史可法向朝廷报告清军大队人马已进入山东、江苏交界处的急件，并冷嘲热讽地猜测说，史可法不过是想得到更多的军队给养以抬高自己在军中的声望。所以，他没有增派援兵。1645年1月，豪格再次发动进攻，重新占领了宿迁，将南明军队赶到了黄河以南。尽管如此，南明军仍有足够的力量阻挡清军过河。史可法派刘泽清部驻守黄河南岸，只要这支军队坚守阵地，清军在山东一翼的进攻就将受阻。由多铎亲自率领的西路大军也暂时停止了进攻。起初，西路大军的前锋迅速穿过河南北部。离开郑州后，多铎率军向开封西面的重要黄河渡口孟津挺进。抵达孟津后，多铎》卷一说：“人见秦灭于二世子婴耳，岂知赢氏之秦已灭于吕政之继也哉。”明人梁潜《泊庵集》卷六说：“秦之亡以吕政。”这两条记载反映了六国亡秦的观点在后世也有相当的市场。嬴政的身世在当时或者后世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如果嬴政与吕不韦有血缘关系，首先，说明嬴政不是秦朝王室赢氏血统，他的政敌就找到了一个最好的造反理由。其次，吕不韦可以凭借和嬴政的亲情获得嬴政的支持，便于和长信侯嫪毐对抗。最后，此说颇够解六国人之恨。六国之人吕不韦让其子夺了秦国江山，证明秦先于六国而亡，这使被秦灭亡的六国人在心理上感到一种满足。由于秦始皇的身世扑朔迷离，难于释疑，所以，学术界出现了第三种声音：要么依赖将来的DNA检测，要么认为秦始皇的生父是谁无关紧要，因为无论秦始皇是谁之子，都不妨碍对秦始皇的评价。这只能是学界的一种无奈之举。秦始皇的生母赵姬也不是一个可等闲视之的人物，在秦国的历史上，她也留下了昭昭“事迹”。那么，历史上的赵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对秦国统一天下又有何影响？第11章赵姬之乱千百年来，对秦始皇的生父是谁争论不休的缘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引发的。赵姬本是邯郸城内的一个倡女，原为富商吕不韦的爱妾，后被吕不韦作为礼品，拱手转送给秦国公子异人。这个看似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弱女子赵姬，也正是因为嫁给了异人，日后才成为秦国的王后，更因为生下赵政，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女人。然而，这个成为一国之后的女人，历史上对她的评价并不高，她给后世留下的是生性淫荡、纵容男宠专权、误国误民的坏女人形象。那么，历史上的赵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赵姬作为一个连接吕不韦、异人、秦始皇的关键人物，她对秦国统一六国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子楚溘然离世赵姬再续前缘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国大军猛攻赵国都城邯郸，企图一举攻下赵都，灭掉赵国，赵国军民展开了悲壮惨烈的都城保卫战。赵国最高当局面对秦军的亡赵之举，断然决定杀掉秦国质子异人。吕不韦得知这一消息后，用六百金的重金收买了赵国官员，带着异人逃出了秦军重重包围中的邯郸。但是，异人的夫人赵姬却没能带着儿子赵政随同丈夫异人、吕不韦一同逃走。因此，在异人逃离赵国之后，赵国当局全力抓捕赵姬、赵政；赵姬带着赵政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心惊胆战的日子。公元前251年，秦国历史上在位五十六年的秦昭襄王终于谢世，太子安国君即位为秦王，他就是秦孝文王。安国君即位之后，立子楚（异人改名为子楚）为太子。子楚当太子的消息传到赵国后，赵国不敢再追杀赵姬、赵政，因为赵姬是子楚的夫人，将来极有可能是秦国的王后；赵政是子楚的嫡子，将来极有可能继承王位。于是，赵国主动找到赵姬和赵政，非常礼遇地将他们娘俩送回秦国（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赵姬终于结束了在赵国噩梦般的生活，回到了丈夫子楚的身边，儿子嬴政也结束了在赵国九年的童年时代。但是，秦孝文王的健康状况太差，正式即位仅仅三天就去世了，子楚刚当上太子，还没等他尝尝当太子的滋味，父亲竟然就一病不起。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能够如此迅速地由太子成为秦王（庄襄王），赵姬也一跃成为王后，儿子嬴政自然而然地被立为太子。赵姬色艺俱全，先嫁吕不韦，因为巧遇异人，被异人看中，被吕不韦当作礼品转送异人。作为秦国质子的夫人，她担惊受怕，东躲西藏，现在总算苦尽甘来，当上了秦国王后。但是，幸福总是那么短暂。公元前247年，在位刚刚三年的秦庄襄王，抛下如花似玉的夫人赵姬溘然离世，追随仅当了三天正式秦王的父亲去了。正当盛年的赵姬一下子变成了未亡人。虽然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上了秦王，自己成了主太后，但是，这位少妇、王太后的日常生活却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孤孤单单。(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恰在此时，一个男人的身影进入了赵姬的视野。他是谁呢？秦国丞相吕不韦。子楚靠着吕不韦的成功运作当上了秦国国君，即位的秦庄襄王也毫不迟疑地兑现了“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的诺言，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吕不韦由商人成功地转型成为政治家。秦庄襄王下世之后，吕不韦又成就了第二位秦王嬴政。对于嬴政来说，尽管他的生命不是吕不韦所给，但是，吕不韦对他来说却是一盏高堂红烛，点亮了他的生命，照亮了他的前程，造就了他千古一帝的历史地位。没有吕不韦献赵姬予子楚，就没有嬴政的生命，也就没有嬴政的一切。因为，没有吕不韦的包装和运作，子楚就不可能登基为秦庄襄王；没有吕不韦的支持，也就没有嬴政的继位。所以，嬴政登基之后，尊吕不韦为相国，称“仲父”（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仲父即次于父亲的父辈。秦朝官制，丞相可设两人，但是，相国只能设一人。相国的地位明显高于丞相。嬴政之所以将吕不韦改丞相为相国，主要是因为他即位时刚刚十三岁，无法亲掌朝政，全面打理秦国内政外交全靠吕不韦。对于赵姬来说，吕不韦是一个可以满足她生理需求的男人。秦庄襄王去世之后，赵姬一人寡居；虽然她此时已经是秦国的王太后，但是，赵姬是一位不甘于寂寞的女人，王太后的身份并不能禁锢住她的心灵和肉体。吕不韦此时是相国，又是赵姬昔日的丈夫。因此，赵姬在秦庄襄王去世之后，开始与吕不韦频频约会、私通（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吕不韦此时身为相国，正值一生的权力巅峰；当年吕不韦仅仅有钱之时，即已有了像赵姬这样的年轻才艺美女，如今的吕不韦既有钱、又有权，身边自然不缺沉鱼落雁、环肥燕瘦的各式美女，为什么他还要冒险与王太后赵姬私通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愿得罪这位王太后。嬴政此时已是十三岁的孩子了，赵姬再年轻，恐怕也已经是三十多岁的女人了。吕不韦身边既然不乏比赵姬年轻十几岁的花季少女，还与赵姬私通，主要原因在于政治考虑。男人是所谓的“政治动物”，吕不韦弃商从政，官至相国，现在走任何一步棋都带有政治的战略眼光，已非昔日邯郸的简单商人了。与吕不韦身边的花季少女相比，赵姬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她是王太后。吕不韦尽管是相国、仲父，总揽朝政，但终归是臣。君臣相比，孰重孰轻，毋庸多言。吕不韦有今天的地位来之不易，如果得罪了太后，后果如何，恐怕难以想象。赵姬是生理需求，吕不韦是政治需求，两种不同需求，将太后和丞相绑在了一起。不韦金蝉脱壳太后宠臣弄权吕不韦与赵姬的这种非正常关系，在嬴政小的时候还可以瞒过去，一旦嬴政长大成人，这种关系很难不被嬴政察觉。吕不韦当然担心这种不正常关系被日益长大成人的嬴政所知，因为无论如何，嬴政是没有办法接受仲父与母亲的苟且之事的，他们二人的奸情一旦暴露在嬴政面前，对吕不韦来说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可是，赵姬还是一如既往，死死缠住吕不韦（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于是，吕不韦开始绞尽脑汁，寻找脱身之计。怎么才能既安全脱身而又不被王太后赵姬觉察呢？吕不韦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办法：找一位替身。如果有人能够代替自己满足赵姬的需要，自己就可以脱身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吕不韦和寡居的赵姬重温旧情，对吕不韦来说，并非出自感情需要，而是政抬策略。结果，吕不韦竟然找到了一位猛男嫪毐（làoǎi，烙矮），并将他收留为自己的门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谬每以为舍人）。但是，怎么能巧妙地将嫪毐推荐给赵姬呢？这真是一道难题！如果处置不当，被赵姬看出吕不韦是想金蝉脱壳，那么，不但脱不了壳，还可能招致问责，那对吕不韦可是一场灾难。方法总比问题多。吕不韦煞费苦心地思考多日，终于想到一个化解这一难题的办法：制造一条新闻，而且一定要让这条新闻具有足够的爆炸性，这样才能靠口耳相传，传到居于深宫中的王太后赵姬耳中。这又是一道难题！当时既没有广播，也没有电视、报刊，想要炒作什么事情或者捧红什么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吕不韦最终让嫪毐举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性功能表演，有意让王太后赵姬知道这场表演的惊人之举，以引诱赵姬。赵姬听说嫪毐有如此超强的性功能，马上想得到嫪毐，吕不韦便趁机向赵姬献上嫪毐（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嫪毐是一个强壮的男人，要将他送入宫中侍奉太后，必须保证他正常的性能力，同时又要避免遭受众人的非议，怎么将嫪毐送进宫中呢？这还是一道难题！人生其实就是在破解一道道难题中度过的。吕不韦当然不会被新的难题难倒。他让嫪毐以“宦官”的身份入宫！这样既可以瞒天过海，又可以完整地将嫪毐送至太后身边，让他伺候太后。但是，这种事怎么操作呢？找太后。吕不韦和王太后赵姬商量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先让人告发嫪毐犯了宫刑罪，然后王太后事先私下里送给主管宫刑的官员一份重礼，这些官员收了重礼，又知道这是王太后交办的事，所以整个宫刑全是装装样子。最后，受过“宫刑”的嫪毐，以宦官的身份进宫服侍太后（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作腐，则得给事中）。不过，受过宫刑的宦官由于缺乏雄性激素，都没有胡须。因此，对嫪毐用宫刑尽管是装装样子，但是绝对不能让嫪毐有胡须，于是行刑官只好将嫪毐的胡须一根根全部拔掉。这样，嫪毐摇身一变，成了“宦官”，并立即被安排在太后的寝宫中，成为太后的男宠。太后对嫪毐非常满意，竟然还怀上了嫪毐的孩子（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作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一位寡居的王太后竟然怀了孕，这在秦宫中可成了特大新闻，不过，偷情怀孕的是王太后，谁敢声张？但是，王太后毕竟觉得这事不能让更多人知道，特别是不能让儿子嬴政知道；于是，王太后假称占卜不吉利，应当换一个环境居住，搬到秦国的故居雍地（今陕西凤翔）宫中去了。嫪毐仍然作为王太后最亲近的随从，寸步不离地跟着。秦王政八年（前239），嫪毐被封为长信侯，且得到一块封地——山阳地（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山阳地，即今河南省获嘉、沁阳一带。山阳是王太后赵姬赏给嫪毐的食邑，嫪毐本人仍然住在京城。史书上记载当时嫪毐的生活说：“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所有的享受都让嫪毐享尽，这就是“恣毐”。可以说嫪毐的生活奢华无比，享用的都是顶级待遇。嫪毐得到王太后的垂青，一夜暴富，家中奴仆数千。这些尚可理解，不可思议的是，想通过嫪毐当官而到嫪毐家中做门客的也有一千多人，嫪毐一下子成为当时秦国与吕不韦并驾齐驱的豪门。这是因为王太后赵姬在宠信嫪毐的同时，还让让嫪毐干预国家大事，又将太原郡作为嫪毐的封国。凭借在王太后面前炙手可热的地位，一时间大小政事都取决于嫪毐（事无大小一，皆决于每，又以河西大原郡更为每国）。嫪毐恣欲夷灭三族嬴政果决初显王风秦王政九年，有人上书告发嫪毐是个假宦官，常常和王太后私通，并且生了两个儿子，都藏在宫中。嫪毐还和王太后私下商议：假如秦王去世，就让他和太后生的儿子继承王位（与太后谋曰：王即亮，以子为后）。西汉刘向的《说苑·正谏》说得更详细：有一次，嫪毐和宫中的近臣游戏、喝酒，一群人喝得醉醺醺的。结果，嫪毐和别人争起来，俩人争得火了，嫪毐大怒，瞪着眼睛，大声呵斥对方：我是秦王的假父，谁敢和我对抗？结果，与嫪毐吵架的这位官员回去向嬴政报告。嬴政听说之后，雷霆大怒（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事后，嫪毐害怕秦王嬴政杀他，干脆抢先发动叛乱，双方在咸阳打起来。嫪毐战败，嬴政将嫪毐车裂，将嫪毐和主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全部杀死，并且把王太后迁到黄阳宫软禁起来（毒催诛，因作乱，战咸阳宫，每败。始皇乃取每四肢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萯阳宫）。不过，《说苑》是西汉所编订的书，它的记载只能够聊备一说。《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是，秦王政九年，有人告发嫪毐与王太后长期私通之事，并有如嬴政去世即立嫪毐之子的约定。于是，嬴政下令立案调查嫪毐一案，并迅速查明了这件事的全部真相。九月，秦主嬴政夷嫪毐三族，杀了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同时把太后迁到雍地监视居住。嫪毐的门客全部被抄没家产，迁往蜀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比《史记·吕不韦列传》更翔实可信：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秦王嬴政到达雍地，举行加冠礼，佩带了宝剑，正式宣布成人。按照秦法规定，秦王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收回王太后、相国手中的权力，全面行使王权。长信侯嫪毐假借秦王玉玺与王太后玉玺，调动军队，准备攻打住在薪年宫的秦王嬴政。嬴政得到情报，命令相国吕不韦等人调动军队进攻嫪毐。双方在咸阳城中大战一场，杀了数百叛兵。所有平叛的人都赏了爵位，甚至连参战的宦官也获得爵位。嫪毐战败逃走之后，秦王嬴政下令：谁活捉嫪毐，赏钱一百万；谁杀了嫪毐，赏钱五十万。重赏之下的秦国民众被迅速动员起来，嫪毐和他手下的骨干分子很快被抓捕。秦王嬴政对以嫪毐为首的二十多位为首的叛乱分子施以车裂、枭首、夷三族的重刑，镇压了嫪毐之乱；而且，将王太后赵姬和缪寡生的两个弟弟，全装在袋子里活活摔死（囊扑两弟），王太后迁到雍地软禁起来（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嫪毐的门客也全部被抄了家产，迁往蜀地流放。缪寡叛乱集团中有卫尉、内史、佐弋、中大夫这样的高官。卫尉是宫廷警卫队长，内史是京城的最高行政主官。这说明嫪毐势力膨胀很快，已经能够吸引朝廷高官的“加盟”。嬴政亲政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嫪毐叛乱，从迅速调兵到处死嫪毐，仅用了数月时间，显示了二十二岁的嬴政刚毅果决的性格和铁腕治国的形象。嫪毐为什么会叛乱呢？第一，赵姬不懂政治。按照秦法，嬴政幼壮之年王太后代行王权，王太后是法定的最高统治者，是国家大政的最终决策人。但是，秦王年幼、王太后掌管朝政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赵姬身为王太后，本应母仪天下，为天下做出表率；然而她却特别放纵自己的情欲，先找吕不韦，继而以嫪毐代替吕、不韦，私生活非常糜烂。不过，此类事也因人而异，秦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也曾经与义渠王长期私通，但秦昭主襄也不管。这说明嬴政对此类事特别较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嫪毐干预政治，对嬴政构成了威胁。退一步说，即使有男宠，如果王太后赵姬能够保持低调，只让嫪毐充当男宠，不让他染指政治，不给他权力，嫪毐就不可能组建一个政治集团。这样，嫪毐一事就不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嫪毐的政治野心也不会恶性膨胀，更不会发展到发动叛乱。但是，赵姬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女人，她自恃自己是王太后，为所欲为，不但让嫪毐富，而且让嫪毐贵。让嫪毐专擅朝政已经是一大败笔了，还想在嬴政百年之后让自己和嫪毐生的儿子当秦国国君。这就不仅是午预朝政，而且是干预了秦国国君的传承，让非赢氏血统的人当秦赢的国君，这是要断秦国王室的血脉。这一点是秦王嬴政绝对不能允许的。嬴
尔，后来证实就是他，因为他是来缴还贷款的最后一笔款项的。迪克想着让普尔先等一会儿，自己驱车去追斯维蒂，但他还是关掉了汽车引擎。他的职员和秘书朱利要到十点才上班。一座庄重的好镇子的银行是不该有不按时开门的情况的。安娜·弗拉德说：“瞧，看看他吧。”她眼瞅着迪克的轿车围着大炉灶转了一圈，然后又慢慢地驶过她的店铺。“他干吗要这样徘徊呢？”理查德·米斯纳从柴灶上抬头望去。“他只是在察看，”说着他便转身回去添柴火，“他有权利嘛，是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镇子，你说呢？是他和斯图亚特的吧？”“我不这么看。他们可以表现得像是拥有这座镇子，但并不是这样。”米斯纳喜欢把柴火码得密而有序，现在他正这样做着。“是啊，他们建了这座镇子，对吧？”“你跟谁谈过？”安娜离开窗户，走到后面通往她住处的楼梯口，在那儿往楼梯井下倒掉了一盘肉渣和麦片。那只猫出于母性变得紧张起来，用警告的目光紧盯着她。“十五家共建了这座镇子。十五家，不是两家。其中一家是我父亲，另一家是我叔叔——”“你明白我的意思。”米斯纳打断了她的话。安娜看向暗处，想看清盒子里放的垃圾。“我不明白。”“钱，”米斯纳说，“摩根家有钱。我琢磨着应该说他们资助了这座镇子——倒不是建了它。”那只猫被人盯着时是不吃东西的，所以安娜白了它一眼，便转过身来面对着米斯纳。“你在这一点上又错了。大家凑的钱。开银行就是凑钱的路子。各家买下银行的股份，你知道吗，而不是只把钱存进去。有钱是随时都可以花光的。用买股的办法，他们的钱倒能存下来。”米斯纳点点头，擦净了手。他不想再争什么。安娜拒绝理解投资和合营的区别，就像她拒不相信柴灶比起她小小的电热器能供暖更多一样。“摩根家的人脑瓜儿灵，如此而已，”她说，“从早在黑文时他们父亲开银行开始。我的爷爷埃布尔·弗拉德就是他的合伙人。大家都叫他老爹，可他的真名叫——”“我知道，我知道。列克特。列克特·摩根，也叫老爹。是撒迦利亚·摩根的儿子，撒迦利亚在教徒中被叫作老爷爷。”随后他引用了鲁比居民爱背的一句歌谣，“‘列克特的银行失败了，但他却没有。’”“这倒是真的。银行在四十年代初被迫关门，但并没有倒闭。我是说他们还有足够的钱，所以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没法老老实实地说那不管用。人们在这儿发了家。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靠贷款发的家，安娜。那不是一码事。”“是吗？”“要是没有了贷款会怎么样呢？”“不可能没有。是我们欠银行的，不是银行欠我们的。”“噢，安娜。你没弄通，是吧？你不明白。”她欣赏他的长相，即使在他驳倒她喜欢的人的时候依旧欣赏。以斯图亚特为例吧，他好像看不起人，可正是他教会了她蝎子怕人的那一课。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安娜才四岁，坐在她父亲店铺的新门廊上——当时人人都在建造着什么，而一群男人，包括斯图亚特在内，正在帮助爱斯·弗拉德做货架。他们都在屋里，中午吃完快餐后正在休息，这时安娜逗弄着台阶上的蚂蚁：在它们前进的道路上摆上障碍物，看着它们爬过叶子的边缘，仿佛那座全新的绿山是它们行程中难以避免的一段路。突然间一只蝎子在她的赤脚边冒出来，她吓得瞪大眼睛跑进了店里。男人们停止了谈话，琢磨着这小孩怎么会跑进来。斯图亚特把她抱起来，问她“是什么东西招惹你了，漂亮的小姑娘”，让她不再害怕。安娜紧紧搂着他，这时他解释说，蝎子翘起尾巴是因为它也怕她，和她怕它是一样的。在底特律的时候，她看到娃娃脸的警察摆弄枪支，就想起了蝎子的硬尾巴。有一次，她问过斯图亚特当双胞胎兄弟是一种什么感觉。“不好说，”他回答道，“因为我从来不是一胞胎。不过我猜可能感觉上更完整吧。”“就像你从来不感到孤独吗？”安娜问。“嗯，是吧。是那样吧。不过更像是……优越感吧。”爱斯去世后，她回到了鲁比，打算卖掉店铺、住房、汽车和一切，然后回底特律去，这时米斯纳开着那辆破旧的福特车独自进了镇子。他是卡尔瓦里山的新牧师。安娜在木柜台上抱着双臂。“我拥有这家店铺。我爸死了——这儿成了我的。不出租。不抵押。只交税和镇上的管理费。我买进，我卖出，毛利是我的。”“你算走运呢。农场怎么样呢？假如庄稼歉收了，就算是连续两年吧。桑兹老太太或内森·杜波列斯就得提走他们的股份吗？凭股份贷款吗？把股份卖给银行吗？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可我当然知道，他们失去股份的话，银行是没有获利的。所以就得给他们钱去买种子、肥料，诸如此类。”“你的意思是借给他们钱？”“你让我头疼了。你待过的地方可能是这样。鲁比可不一样。”“但愿如此吧。”“事实如此。酿成任何问题的肯定不是钱。”“好吧，那又是什么呢？”“难以预料，可我不喜欢迪克察看大炉灶时的脸色。他在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里都要察看，更像是追踪而不是察看。他们不过是些孩子嘛。”“画的那个拳头吓着了许多人。”“为什么？只是一幅画嘛！你们把这想成有人烧了一座十字架！”她心烦地动手擦拭东西——罐子，盒子的前脸儿，放苏打汽水的冰箱。“他应该找家长谈谈，而不该追踪那些孩子，就像他是司法官似的。孩子们需要的比这儿有的要多。”米斯纳再赞同不过了。自从马丁·路德·金遇害以来，新的法规得到认可，法律也介入了，但大多是点缀：雕像，街道名称，演讲。就像什么值钱的东西被当掉了，当票却不见了。这正是迪斯特里、罗伊、小摩斯和其他年轻人所追寻的。也许画拳头的那个人也在追寻它。无论如何，要是他们找不到那张当票，就可能冲进当铺。问题在于，是谁最先当掉的和为什么要当掉。“你告诉我这就是你离开的原因——无事可做——可你一直没说你为什么回来。”安娜不想解释这一切，就在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上加以发挥。“是啊，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能在北方做点事情，一些实实在在的不会让我伤心的事情。可是就这些了，我不知道—谈话，四处奔波。我的脑子都乱了。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出去—哪怕没什么结果。”“嗯，我很高兴没有结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抚摸着她的手。安娜也摸着他的手。“我在担心——”她说，“比莉·狄利亚。我们得出点主意，理查德。不能只限于歌咏比赛、《圣经》课、给大棵蔬菜系缎带，还有婴儿洗礼……”“她怎么了？”“走掉了。至少我这样想。没人见到她。”“她妈怎么说呢？”安娜耸了耸肩。“跟帕特难以交谈。凯特问她比莉·狄利亚的事——在唱诗班的练习课上没见到她。知道她做什么去了吗？她对凯特的问题答非所问。”安娜模仿着帕特·贝斯特轻描淡写的声音，“‘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她和凯特可是也很亲近的。”“你觉得她在惹祸吗？她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了却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和罗杰谈谈嘛。他该知道的。他是她的外祖父。”“你去问他吧。不该我去。”“嘿，罗杰到底是怎么了？我到这里有三年了，差不多吧，可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他冷冰冰的。是因为他的殡仪馆生意吗？”“大概是吧。还有，嗯，他‘有所准备’，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自己的老婆。”“噢。”“这是让人有想法的事，对吧？”“对。”他们沉默了片刻，想着这件事。随后安娜绕过柜台，站到窗前。“你知道吗，你预测天气准极了。这是我第三次不信你的话，结果证明是我错了。”米斯纳站到了她身边。只是摸了摸玻璃窗，他们就能觉察到温度已经急剧下降到摄氏零下七八度了。“去把火点着吧。”她笑着说。她的错误如果证明她所尊崇的这个男人是正确的，她还是很高兴。教会中有些妇女很反感他对她显而易见的兴趣——只对她而不对别人。而帕特·贝斯特却老练地掩饰着自己对他的兴趣。但安娜认为其中另有深意，不会仅仅限于她们为这个英俊、聪慧的男人和她们各自女儿或侄女可能安排的计划。她确定无疑地认为，那种反感大多因为她那不顺直的头发。老天，她从底特律回来时被迫进行的那些谈话啊。奇怪的、愚蠢的、侵犯式的探询。她觉得她们仿佛在讨论她的阴毛、腋毛。即使她一丝不挂地走在街上，她们要评论的仍然只是她的头发。这个话题比米努斯从弗吉尼亚带回来的妓女招来了更多的热情，引来了更多的意见，招致了更多的气愤。她最终可能会把头发再拉直——那不是一种永久性的变更或声明——如果不是头发让她在被诸多别的事情搅得昏头昏脑的日子里清醒了许多。她当即分辨出了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辨别出了教养好的和教养差的，有威胁的和受到威胁的种种人。对她的新发型，多薇·摩根喜欢；帕特·贝斯特憎恨；迪克和斯图亚特摇着头；凯特·戈莱特利喜爱，还帮她固定发型；普立安牧师为此作了整整一场布道；K.D.嘲笑了一番；多数年轻人，除去阿涅特，则大加赞赏。如同盖革计数器一般，她的头发注了册，她相信，其特征便是平静或极度喧闹，能导致严重的混乱。柴火燃着后气味奇妙，吸引了那只母猫。它在炉后弓起了身体，不过目光仍然保持着对食肉者——人类或别的动物——的警觉。“我来煮点咖啡吧。”安娜说着，瞥了一眼圣救世主教堂上方的云朵，“天可能要阴了。”爱斯·弗拉德的信念属于那种坚定不移的类型，因此他建店的时候强调耐久。砂岩为料。比一些教堂还要坚实。楼上是家居的四个房间，楼下是一间宽敞的仓库、一间小卧室和一个高达十五英尺的售货区，售货区里塞满了架子、箱子、盒子和抽屉。窗户是普通住宅式的——他不愿意或不需要显摆；没有纯属浪费的能“向里看”的大玻璃窗。对他来说，是要让人们到里面看他都有些什么。他的货品不多，但备货很充足。在他去世之前，他见到了他的店铺从鲁比的必需品供应点变成了一桩由对某些货品的热衷来支撑的买卖，尽管他们因他货品的价格迟疑不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着卡车到丹比去买更便宜（和更好）的东西。安娜改变了这一切。如今的爱斯杂货店虽然在存货的规模上有所欠缺，但品种的多样化和风格化却取得了进展。在冷天她免费供应咖啡，热天则白送冰茶。她在店外摆上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桌，为老人和从农场驱车赶来并想稍事歇息的人提供服务。由于这年月成年人不怎么光顾与她店铺为邻的大炉灶——除非有特殊事件——她迎合了喜欢聚在那里的年轻人的口味。她把自制的馅饼和糖果与在丹比选来的货品共同出售。她备有三种苏打汽水而不是一种。有时候她还卖女修道院种的“黑如八层石”胡椒。她照她父亲的做法把猪头肉冻和本地产的黄油及腌肉一起存在冰箱里。但罐头食品、干青豆、咖啡、白糖、糖浆、苏打粉、面粉、食盐、番茄酱、纸制品，凡是人们不愿在家中自制的东西，则占据了爱斯·弗拉德用来放布匹、工作鞋、工具、煤油的位置。如今，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出售鞋、工具、煤油，而哈珀药房经销针线、常备药、处方药、卫生纸巾、文具和烟草。只是“蓝孩”除外。斯图亚特一直靠爱斯进这种牌子，而且不想改变他的习惯。在安娜的手里，爱斯杂货店以多品种、舒适性和灵活性而兴旺。因为她让米努斯每逢周六在后室中理发，偶尔还卖玫瑰。因为她在楼下有个清爽的卫生间，随意一用的人觉得离开之前总该当个顾客。农妇们从教堂出来后要进店买点薄荷糖，男人们要买几袋葡萄干。他们无一例外地还要从货架上再挑点小物件。理查德点燃了炉火，这让他感到一种满足，脸上便露出笑靥。但她不可能给一个牧师当妻子。绝不可能。她能吗？是啊，他并没有要求她做妻子——那就在炉子散发的温暖中，看着他的后颈，与那些不露面的猫待在一起，自得其乐吧。不久，一辆客货两用轿车开过来，停在离店门很近的地方，米斯纳和安娜两人都能从车中婴儿的蓝眼睛看出他发烧了。那位母亲抱着孩子，让孩子靠着她的肩头，同时用手理着他的黄发。开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身城里人打扮，他下车推开了安娜的店门。“你们好啊。”他笑容满面地说。“好着哪，你呢？”“我似乎迷路了。一直在找西一八号路，都找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看着米斯纳，抱歉地笑了笑，因为他打破了男人从来不问路的规矩，“太太让我停车，说是她找到了。”“要沿着你来的路再回去一段，”米斯纳说着，看了一眼那块阿肯色州的车牌，“不过我能告诉你怎么找到那里。”“感激不尽，感激不尽。”那个男人说道，“这一带没有医生吧，有吗？”“这个地区没有。你得到丹比去找。”“孩子怎么了？”安娜问道。“有点呕吐，还发烧。我们准备得相当充分，可是谁会为了这样一小段熟路装上阿司匹林或咳嗽药呢？总是没法想那么周全，是吧？天哪。”“你们的小孩咳嗽？我不认为你需要咳嗽药。”安娜瞥了一眼窗外，“叫你太太进来，躲躲外边的寒气吧。”“药房会有阿司匹林的。”米斯纳说。“我没看见药房。在哪里？”“你已经错过了，不过那儿看着不像药房——倒像是普通住家。”“那我怎么才能找到呢？这里的民居似乎没有门牌。”“告诉我你们想要的所有东西，我去给你们弄来。然后让你太太带着孩子进屋来。”米斯纳伸手去拿他的外衣。“只要些阿司匹林和咳嗽药。感激不尽。我去叫我太太。”门一敞开，一股风吹进来，晃得咖啡杯直响。那人回到汽车里。米斯纳开着他那辆破福特走了。安娜想到要烤些肉桂面包，南瓜面包在这季节有点过时。要是她有只熟透的香蕉就好了——那婴儿看着像便秘。把香蕉捣碎，再掺些苹果酱就成了。那男人摇着头回来了。“我不熄火就成了。她说她可以待在车里。”安娜点点头。“你们还要走远路吗？”“拉博克。呃，咖啡热吗？”“热的。你要什么样的？”“不加奶，只加糖。”他刚喝了两口，两用车的喇叭就响了起来。“狗屎。请原谅。”他说。他再次回来时，买下了甘草、花生酱、饼干和三瓶皇冠饮料，拿出去给了他太太，随后又返回来喝完他的咖啡。他不言不语地啜饮着，安娜捅了捅炉火。“你最好在西一八号路加满油。暴风雪就要来了。”他哈哈笑了。“暴风雪？在得克萨斯州的拉博克会有暴风雪？”“你还没到得克萨斯呢。”安娜说。他朝窗户望去，看到两个身影走来。米斯纳用肩部顶开门，斯图亚特紧随其后。“你可以走了。”米斯纳说，递过去药瓶。那人接过药瓶，奔出去上车。米斯纳跟在后面给他指路。“这都是谁啊？”斯图亚特问道。“不过是些迷路的人。”安娜递给他一听三十二盎司装的蓝孩。“迷路的老乡还是迷路的白人？”“噢，斯图亚特，算了。”“差别很大，安娜姑娘。很大。对吧，牧师？”米斯纳刚刚迈进门。“他们和大家一样迷了路。”安娜说。“天生就迷路。占有了世界，照旧迷路。对吧，牧师？”“你自相矛盾了。”安娜笑着说。“上帝只拥有一个民族，斯图亚特。你明知道这个。”米斯纳搓着两手，随后又向手上呵气。“牧师，”斯图亚特说，“我听你说过，事情出于无知，这可是我第一次听你说什么事情基于无知。”米斯纳微笑着正要回答，那男人又进了门，给了米斯纳药钱。“暴风雪就要来了。”斯图亚特看着那人单薄的衣服和鞋子，“你大概是想开车去什么地方。一八号路上有加油站。我要是你，就不会再往远处去了。”“我会找准的。”那人合上钱包，“我会在一八号路上加油的，不过我们今天就会穿过州界。谢谢你们。你们都帮了大忙，感激不尽。”“他们从来不听人劝说。”斯图亚特看着两用车开远了，说道。他本人在一九五八就在这儿赶上了所有的牲口都冻僵的事，他从星期三起就抽水，钉钉子
他做得很好，对内对外无论打谁，都没让宋朝吃亏。可这时，他只听到了一个对方增兵的消息，却立即吓傻了。他脑子里闪出的公式再简单不过，在边境线上辽军以少胜多，他手里已经没什么底牌；现在对方增兵了，他还能怎么办？向东京求援，让赵佶也给他增兵吗？举国精兵都在他的手里，根本无兵可派。那还等什么，马上撤退。他下令前线东、西两路军迅速向后方雄州方向撤退，一定要快，绝不和对方的增援部队接触。但这个命令被西军拒绝。以种师道为首，西军的将领们集体反对。理由并不是虚幻的荣誉感什么的，而是全军覆没的危机。理智告诉他们，在这种局面下，是万万不能撤退的，只要退，一百三十六年前的悲剧就将重演。童贯或许忘了，种师道等职业将军们却清楚地记得，一百三十六年前的雍熙北伐，北宋第一良将曹彬在撤退的途中被耶律休哥追击，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把宋朝的血本都赔了进去。而这是定律，不管时光流转多少年，只要是宋、辽两国交兵，宋军敢在这个地段撤退，结局都是同样的。因为这里是大平原，辽军是骑马的。宋朝的步兵们哪怕先跑两三天，辽军都能轻松地追上去，然后步骑混战，无险可守，任何部队都死定了。理由报上去，童贯却不在意，他严令立即后撤，这时没接战，只要动作快，让辽军追不上不就成了，哪儿来的那么多顾虑？！西军开始后撤，他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尽管辽军火速追击，他们仍然抢先到达了指定地点——雄州城下。安全了，眼前就是东北边境上的重镇，这一道高墙比西北方面的军砦强得太多了，以西军的素质，只要住进去，哪怕来三四倍的敌人，也休想攻进去。可是关键时刻，童贯的命令又到了，他命令西军不许入城，就在城边和追击的辽军决战，把这股敢深入宋境的敌军吃掉。于是，种师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城门，转过身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率部杀向蜂拥而至的辽国骑兵……抛开雄州城门，这和在大平原上被辽军追上有什么区别吗？甚至那扇该死的城门还不如没有，有了它，士兵总要忍不住回头看上几眼，总觉得还有退路，没法像在大平原上身处绝境，去拼死决战。这是一场不公平的决战，西军不仅被自己的领导给玩残了，甚至还被老天爷暗算。不早不晚的，就在两军相接开始肉搏的时候，突然间天空阴霾，北风骤起，下起了冰雹，而冰雹的大小居然像人的拳头一样……可这是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六月三日好吧，这个时令的河北大地上居然下起了这种规模的冰雹！吹的还是大北风。还有没有天理了，累得半残的西军士兵们要顶着北风，冒着冰雹，仰着脸和骑兵对抗，仗打到这种程度，要是还不败的话，这批宋朝士兵应该走出国门，走出地球，去征服宇宙。他们败了，翻阅史料，这场战斗的结果是——“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间，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死尸枕藉，不可胜纪。”看出名堂了吗？死了很多很多的西军士兵只是明面上的东西，真正有趣的是一连串的地名，雄州之南、莫州之北，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塘泊之间……这么多的城市啊，这么多的城墙，这么多的城门，西军一路转战逃亡，经过了这么多可以躲避的地方，却没有一扇城门是给他们开的！这些城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国家的军队死在外面，全都见死不救。这是出于童贯的命令，还是各个城市的守军都烂掉了，胆小如鼠？千年之后不得而知，能确定的是西军声名扫地。但童贯的声誉仍然坚挺！这是一个惯例了，近二十年以来童贯的声望扶摇直上，从太监学徒到西军头领到总领全国军事长官，一路走得顺畅，表面的原因是西军长胜，真正的内幕却是黑锅换人。有道是“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树立起童贯这面大旗，西军里其他的旗帜一个个地都倒了下去。比如说王厚，比如说种师道。只要打了败仗，责任总是别人的，总是最前线的战地指挥官的。作为总指挥的童贯永远光亮崭新，甚至还带有了一些悲情光环。不听话的下属，无能的下属，真是害死人啊！看到这里，不知大家是不是有些失望，一直以来武装太监显得既有魄力又有人性，是个很发光的形象嘛，怎么可以这样的堕落？对不起，这是真相，要不然他就不叫童贯了，而是童武穆……回到现实，此战过后，西军高层大动荡，名将集体下岗。种师道“天性好杀，助贼为谋”，和诜“不听节制”，侯益“探报不实，妄请兴师”，一片清洗，都到后方反省去。辽国很快发来了战后公文，一想到耶律淳他们会是怎样一副战胜的嘴脸，童贯都有心藏起来，谁也不给看了，却没想到打开一看，里边居然写得非常动情。耶律淳追忆一百多年的情谊，说女真人是叛徒，对本主辽国凶狠，也必然会危害其他邻居，现在宋朝应该做的是帮助有困难的老朋友，“……救灾恤邻，古今通谊，惟大国图之。”大国，辽国终于伏低做小，知道宋朝才是天朝上国了。这很好，但是什么救灾恤邻的，就都算了吧。经过新旧两党互殴几十年之后的宋朝官场，早就没有了半点的雍容君子风度，大家信奉的是忘记永远、只争眼前、趁你病要你命、天塌下来别人顶。只要自己眼前快活就成。于是，童贯决定执行赵佶三点要求中的最后一条——提兵巡边。他觉得辽国人的态度很软，打了胜仗都硬不起来，肯定是内部有问题，宋朝的机会多多，再等等说不定有转机。他料对了。多半个月之后，辽国皇帝耶律淳病死。这位老兄一共只当了三个多月的皇帝，什么享受也没有，很单纯地和宋朝掐了一架，可以说在任内只有责任没有权力，只有忙碌没有休息。看这时的局势，死了还真是个不错的选择。还活着的就麻烦了，一大堆的耶律、萧们互相研究了很久，查了N多的族谱，愣是没查到眼前在燕云区域内的辽国人谁有耶律延禧的直系血统。谁来当下一任的辽国皇帝，这是个没解的问题。最后，集汉人宰相李处温、契丹族状元耶律大石的脑袋一起思考，大家想出了个办法，立秦王耶律定。但是，该耶律没在燕云，据说正跟在耶律延禧的身后在夹山的深山老林里逃跑呢，都快退化成原始人了，根本没法到幽州来即位。这也没事，当初立耶律淳的时候就是遥尊耶律延禧当太上皇，现在立个新皇帝，也遥尊一次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燕云区域宣布新皇帝就任，至于军国大权……交给耶律淳的太太萧德妃，她成为一代新的萧太后，暂时摄政。消息传来，宋朝举国上下振奋，利好！辽国的事儿大家都知道，耶律、萧之间永远没有真正的和谐，他们就像真实的世俗夫妻一样，总是争夺财产权、支配权、继承权，尤其是衍生到下面的军界、政界里，两百多年里早就形成了两个派系。宋朝决定再等等，一定会有更利好的消息传来的。果然，再小半个月，消息传来了，燕云内乱，萧德妃把汉人宰相李处温全家砍了，理由是以权谋私，大发国难财，在短短的三个多月里居然搂了……七万贯钱。拜托，想杀人也给个差不多的理由行吗？七万贯就杀宰相，辽国人到底见过钱没有，这放在宋朝简直是天方夜谭。之后，燕云大乱，汉人、奚族、渤海族人人自危，耶律派系的官员们也很不安，这直接导致了萧姓族人更加不安。为了安全，当时萧姓里最有权的大佬萧干率领他的四族联军返回幽州，成了城防司令兼警察局局长。幽州之外，辽军的控制力下降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点。这时，宋朝觉得火候到了，童贯率军第二次攻打燕云。这次出兵是个特例，和以前所有的征战都不一样。以前是纯军事行动，是刺刀见红你死我活的，这一次嘛，其实应该是个政治活动。西军的名将们，除了被贬职的，都被挤到了队伍的最后排，取代他们站在前面的，是一系列帝国的显贵。那些平时离战场越远的，这一次靠得越近。加塞的人是从东京城里跑步冲到国境线上的——蔡京之子蔡攸。这位兄弟是很不起的，按说他是帝国里排名数一数二的权二代，凭着老爹蔡京，他什么不做都能逍遥快活。但他不，不仅自主创业，直接和赵佶搞好关系，在多年以后，还把枪口指向了自家老爸。他一心一意想把蔡京搞下台，自己取而代之。关于他们父子，有个段子很经典。话说蔡京晚年有次正在客厅里和朋友聊天，突然间门帘晃动，蔡攸带着人快步而入。进来后他二话没说，一把抓住了老爹的手腕，说：“大人脉动缓滞，身体不大舒服吧？”没等蔡京回答，他立即起身，说宫里有事，走了。这期间，蔡京很平静，客人很惊讶，他实在搞不懂这对父子在搞什么。蔡京长叹一声，“老友，你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吧，这小子是在咒我得病，好让皇上罢我的官。”果然，不出几天，蔡京致仕。这件事记于正史，在蔡攸的列传里，看来是真的，或者是王安石之子王雱的翻版，还真是不好说。但小蔡的能量和胆子可见一斑，这时他坐在开封城里，触角伸到了国门之外，对燕云地区发生的事了如指掌。据他分析，这次辽国内乱，燕云动荡，西军再打一次肯定成功。成功……神宗皇帝曾经许诺，“复燕云者王”，那可是王爵！而且徽宗郑重重复过，绝不食言。为了王爵，一定要抢到这个好差使。蔡攸主动要求上前线，哪怕军职没有缺了，可以给他个监军做嘛。至于监军自古以来多是太监做的，而且这次是给太监做监军，简直是太监里的太监，这些就无关紧要了。蔡攸出征，赵佶亲自送行。在隆重热烈的场面里，诞生了帝国有史以来最荒唐的一幕。只见皇帝高高在上，身边美女如云，蔡攸突然指着其中的两个说：“如臣得胜还朝，您把这两个美人赐给臣吧。”……这是怎样的无礼放肆！在封建礼仪达到顶峰的宋朝居然出现了这一幕，真是震掉了孔夫子的下巴。君如父，那么君的女人就是妈，蔡攸居然当众调戏两个妈。史书没有记载当时在场的大臣们啥反应，所以不能乱讲，值得玩味的是赵佶本人的反应，面对空前的无礼，他只是笑了笑，就没了下文。居然是一笑了之。之后，蔡攸快马加鞭奔向边境，去抢童贯的军功章。可到了之后才发现，想抢的是大有人在啊，连一向沉稳老练一动不动的人都忍不住伸出了手。刘延庆。这位党项族高官是西军当时的二号人物，权位仅在童贯之下。一直以来，他所做的事就是端坐在大后方的中军帐里，通过通讯员和前线交流，干的是遥控指挥的高端技术。可这时不行了，眼看着辽国一碰就倒，功名利禄近在眼前，再无动于衷，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他要求冲到最前沿，由他带兵冲进燕京城！童贯同意了，同时大造舆论，向燕云敌占区宣传宋朝的进攻决心、利民事项以及投降后的光明前景。他坚信这次肯定有作用，不为别的，之前亲情没法感化的，现在危机临头，只要没傻透的肯定知道好歹。事实证明他想对了，这次的招降信发出去之后，简直是从者如云。燕云十六州里的易州、涿州主动投降。易州守将高凤、涿州守将郭药师主动向宋朝投降。高凤也就算了，郭药师却非同小可，前面提过，他是渤海人，他手下的军队是由辽国最北部的居民组成，这些人在女真人进攻时最先失去了家园，满腹怨恨，耶律延禧看中了这点，给他们取名叫“怨军”。怨军被女真人轻易击败，但在辽军中仍然是首屈一指的战力，郭药师以一个边缘族郡的外人，只凭着这股近八千人的军力，就做到了燕云十六州之中的一州之主，其影响可想而知。现在他主动投过来了，宋军上下顿时一片舒爽，辽国完了，这下子铁定完了！得出这个结论之后，宋军才下令出征。西军集结了十万人，刘延庆亲自上阵，郭药师的怨军作为向导，他们兴冲冲地上路，杀向了幽州城。这次出征没人再紧张了，简直是像郊游一样，不分前军，没有殿后，中军是肯定有的，但一般人找不着，十万人拥在一起上路，成一个大扇面前进，谁知道大首领在哪儿？这种局面让一些人心里没底，有人忍不住提醒了刘延庆一下，说这样会被偷袭的，不管怎样辽军仍然很能打。结果，不仅刘延庆冷笑，连郭药师都不屑一顾。你们实在太不了解情况了，辽军现在都缩在幽州城里，搞治安都来不及，拿什么来偷袭？谁敢偷袭？！尽管放心大胆地前进，只要看到了幽州城，就是成功的时候。结果，他们走到了良乡（今属北京）附近，后来据有些人说，真的隐约看到了幽州城，不过却没见着成功长啥样，倒真的被偷袭了。萧干真的离开了幽州城，在路上截着宋军，干了一票狠的。战况有点乱，把西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说实话，场面真是很丢脸，但是损失不大。西军再惨也有个底线，就像群殴一样，把萧干打出去了。战后盘点，真正的损失在刘延庆的心里。这位二当家下令停止前进，就地扎寨，往严实里扎，往结实里扎，一定要稳！他不走了，他要好好地观察，搞清楚辽国人到底现状怎样。他记得很清楚自己是为什么来的，摘桃子捡现成，要是桃子还没熟，他凑上去有什么意思？郁闷中，郭药师悄悄地接近了他，向他郑重地恭喜，“恭喜大帅，贺喜大帅，您的富贵到了。”“你说啥？”刘延庆很不解，这个郭药师不是成心来撮火的吧。却见小郭同志很诚恳，他说：“幽州城里兵力有限，现在萧干亲自出征，带来至少一万人，这样城里已经空了。现在由您坐镇西军，把萧干拴在这里，我带怨军抄小路绕过战区，直接攻打幽州城门。以怨军的实力一定可以破门而入，到时只要您再派一个可靠的人接应一下，一定可以攻下幽州城。那时里外结合，全歼萧干所部，燕云其他州城群龙无首。必定不战而降。”不世战功，唾手可得！兴奋……刘延庆一下子飞上了幸福的云端，这样也行？萧干偷袭居然偷出了刘氏的天大机遇。这样的话，派谁去接应呢？有道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他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亲爱的儿子刘光世。刘衙内这时已经升官了，平定方腊之后，他升到了观察使、鄜延路兵马钤辖，是宋军里的高级武官。这次如果再率先攻入燕云首府，这样的功劳足以让他名垂青史，平步青云。很好，就这么定了。为了必胜，刘延庆把自己手边所有的底牌都打了出去，大将高世宣，万人敌杨可世都派给了郭药师，率领六千名怨军乘夜出发，绕小路过卢沟桥，夜袭幽州城。一夜行军，晨光熹微时他们抵达幽州的迎春门。事实证明，这真的出乎辽人意料，他们想不到宋军刚刚失败就敢于大范围穿插，躲过了萧干的部队，突然间出现在幽州城门外。一来出敌意外，二来怨军生猛，三来幽州的城防在郭药师的眼里没有秘密，他们快速发动进攻，没等辽军集结就攻克了迎春门，杀进了幽州城里。这是近两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汉人的军队攻进了幽州城里！幽州繁华，街埠林立，道路宽广，平时利于通商，利于流通，这时就利于怨军的进攻。郭药师等人迅速占领城内各处关键点，直逼萧太后的行宫。这时的局面，只要抓到了这个女人，就等同于攻克辽人的心理防线。幽州，乃至于燕云十六州都将随之落进汉人的手里。问题集中在一个女人的身上，事儿就好办了。郭药师们想了想，做出了个最合理的组合动作。他们一边攻打幽州城里的关键地段，一边写了封信给萧太后。之所以写信，是因为有个前因。在郭药师投降之后，萧太后也曾经投降过，她派人送来了非常专业的投降书，说只要宋朝承认辽国在燕云地区的主导地位，那么从此当宋朝的属国也可以。翻从前的文件，这是童贯第一次攻打燕云时，赵佶给出的第二点要求。童贯曾经发给过耶律淳，可惜被拒绝了。这时旧事重提，萧太后希望仍然有效。有效才怪，事实上双方这时都变了。童贯在落井下石，想的是斩草除根，把辽人都砍倒。萧太后更绝，她的投降书其实是一式两份，宋朝和金国每一方都送到了，在玩一仆二主。她想的无非是拖延些时间。但在宋朝人的心里，代表她怕了，这一点反映在战争里，就是可乘之机。想想这样一个胆怯的女人，发现敌人已经攻到了眼皮底下，只差一层内城墙就砍
件事上，她只会让他高兴。在我们考虑所有的事情时，我们都要想到最终的目标。而在这里，最终的目标是在天堂中再加上一个座位，让一个做丈夫的人能够满足自己的心愿。”提莫提欧神甫看着马基雅维里，没有做出回答。在马基雅维里看来，神甫是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没有让自己笑出声来。神甫将视线移开，眼光落在了桌上的那包金币上。“我现在确信，执政团派你出使晋见公爵，真是没有选错人。大人。”他最后回答道。“我也许要谴责你的意图，但却不能不佩服你的老练。”“你过奖了。”马基雅维里回答说。“你应该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能够考虑一下这件事。”“神甫大人，相信第一感觉是对的。不过我要失陪一下，我要去院子里方便一下。你们这里的葡萄酒看来有些利尿的功效，我琢磨着。”当马基雅维里回来后，神甫还是端坐在他原来的地方，但是桌上的那袋金币已经不见了。“卡特琳娜女士星期五会带她的女儿来做忏悔。”神甫说道，一边看着他自己那双保养得很好的手。“当奥莱莉娅女士在忏悔室里时，你会有机会向卡特琳娜女士说话。”[1]Vitale一词含有活力，生命力的意思。第十九章不久一个令人高兴的机会出现，让马基雅维里能够实施他的计划。他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一般说来，除非有必要，他并不早起。和提莫提欧神甫谈过话的第二天早晨，他翻身下床然后开始穿衣服时，已经是日上三竿了。他走进厨房，用了塞拉菲娜给他预备的简单的早餐，然后就走进了院子，从井里打了一些水上来。哆嗦着把手和脸洗了一下。然后他上楼去取一些他所需要的文件。他打开窗户，准备看一下天气，忽然看到尼娜，那个女仆，带了一张椅子和一只搁脚板凳上了巴托罗缪家的屋顶。这些天以来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间歇还会有阵雨。但是这天早晨万里无云，阳光灿烂。他猜想尼娜这些举动意味着什么。不一会儿奥莱莉娅也上了屋顶，身上裹了一件绗缝被，手里拿着一顶硕大的草帽。马基雅维里猜对了，奥莱莉娅是要趁着天好，晒干她刚刚洗好的头发。她坐在椅子上，女仆将她的长发穿过这顶只有硕大边檐，但是没有顶的帽子，将草帽安放在奥莱莉娅的头上，然后将头发散在草帽的边檐上，这样阳光就可以晒到这些头发上面了，而刚刚染上的金色也就更加明艳。马基雅维里改变了计划。他决定将文件的阅读推迟到一个更好的时候。他取了自己的鲁特琴，上楼走进了塞拉菲娜房子二层楼俯临庭院的走廊。当他走上去的时候，女仆已经忙活自己的事去了，奥莱莉娅一个人在屋顶上。草帽巨大的边檐挡住了她的视线，以至于她完全没有看到马基雅维里。另一方面，奥莱莉娅也确实专注于让自己的头发能够好好地晾晒一下，也没顾得上想其他的事。但是当她听到他开始歌唱的时候，吃惊之下，她抬起帽檐，视线穿过两座紧挨着的房子之间那十分有限的空间，向马基雅维里这里望来。还没等马基雅维里和她目光对接，她立刻就低下了头。马基雅维里好像是在自娱自乐一样地唱着一首爱情歌曲。按照当时的风尚，歌曲的主题是丘比特和他的爱情之箭，他那些被所爱的女郎的眼神所带来的残酷的伤口；以及那些他如果可以不去想念心上人时他内心的快乐。马基雅维里把奥莱莉娅搞得进退两难。因为害羞她也许希望能够赶快离开，但是她又确实需要太阳光把她头发新染的色染牢固。马基雅维里觉得，一个女人是不会为了美德而牺牲自己的容貌的，如果在这之前奥莱莉娅还不敢太肯定马基雅维里对她的感觉的话，现在应该是毫无疑问了，但是马基雅维里觉得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次出现，所以他想再努把力，使奥莱莉娅能够明确无误地感受到。他曾经谱写过一首献给一位叫费尼切的女人的小夜曲，开头是这样的：“你好，姑娘，你超凡脱俗。”然后歌词开始叙述她是一个如何如何罕见的美人，有着万般可爱的美丽灵魂，在这里，把歌词中的“哦，只有费尼切”改成“哦，只有奥莱莉娅”非常容易，而且一点也不破坏韵律。拨弄着鲁特琴的琴弦，他用一种叙唱调的方式念出这些词句，调子里不乏某种柔美的意味。奥莱莉娅静静地坐着，她的脸隐藏在草帽底下，但是马基雅维里有一种感觉，觉得她正在专心致志地听。这正是他所要的。不过他刚刚唱完两段，奥莱莉娅摇了一下她随身带来的小铃铛，叫来了她的女仆。尼娜上来后，奥莱莉娅和她说了几句话，然后站起身来。尼娜随后搬起奥莱莉娅坐过的椅子，挪到了屋顶的另外一个地方。奥莱莉娅走了过去，坐了下来。两女人开始说起话来。马基雅维里猜想奥莱莉娅是想把尼娜留在身边，直到走开为止。他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他下了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从他那锁着文件的箱子中取出文件，不一会他就全神贯注地撰写起给执政团的报告了。到目前为止结果还不错。第二十章马基雅维里并没有上教堂做礼拜的习惯。星期五那天，他一直等到晚祷结束，会众走出教堂的时候，他才进入那座神圣的殿堂。他走进去的时候刚好看到提莫提欧神甫正进入忏悔间。不一会儿，奥莱莉娅也随着神甫走了进去。卡特琳娜女士一个人独自坐在一个小礼拜堂中间。马基雅维里走过去挨着她坐下。她看到他时并没有显出惊讶的神色，马基雅维里心想，估计神甫已经向她打过招呼，她早就在等着他了。然而马基雅维里觉得没有兜圈子的必要——于是他开门见山地告诉她，他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的女儿，请她在她女儿面前为他转达爱意，为他穿针引线。卡特琳娜对马基雅维里的这番表白不仅没有恼怒，而且有些被逗乐的感觉。她告诉他，他并不是第一个打她女儿主意的人，但是先前的那些人都没能成功。“我一直非常严格地把她带大，尼科洛大人。从我把她以处子之身送到巴托罗缪大人的婚床上的那个晚上开始，她就一直是一个忠实和尽责的妻子。”“如果我的消息准确的话，她之所以如此，也仅仅是因为没有其他的机会。”卡特琳娜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带有些淫荡意味的笑声。“尼科洛大人，你阅历丰富，应该明白一个妻子如果想欺骗她的丈夫的话，他是没办法采取任何预防性措施的。”“所有的历史都证明你是对的，卡特琳娜女士。而且，听你的口气，我觉得你是一个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的人。”她将她的头侧了过来，认真地看着马基雅维里。“尼科洛大人，我这辈子经受了太多的不幸。我历尽惊涛骇浪，现在我终于有了一个平静的港湾可以休息，我不想冒不必要的风险了。”“我很能理解这些。但是你有把握说你的锚很稳固，系船的桩子足够结实吗？”卡特琳娜没有回答。马基雅维里从她的沉默中感到，她对于这个问题感觉有些不自在。他继续说了下去。“我认为，如果奥莱莉娅女士不能很快地为巴托罗缪生一个他日思夜想的继承人的话，他会考虑收养康司坦扎女士的两个儿子。你认为我的想法正确吗？”卡特琳娜又一次沉默着没有回答。“你久经世故，太太，不需要我来告诉你，一旦出现那种情况，你和你女儿的处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两行眼泪从卡特琳娜的脸上流下。马基雅维里亲切地拍了拍她的手背。“绝望的处境需要绝望的解决办法。”她意气消沉地耸了一下肩膀。“虽说我能够帮助奥莱莉娅克服恐惧，但是这种机会并不会有。”“你的女儿讨厌我吗？”“你能引她发笑，”卡特琳娜笑着说，“一句玩笑话也能获取女人的欢心，其效果不亚于一副英俊的面孔。”“太太，你我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一旦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毫无危险地实施我们的愿望，我能够指望你的帮助吗？”“不光是要克服我女儿的恐惧，而且还要帮助她克服她的顾忌。”“这些靠你的常识所不能够驱散的顾忌，让我们留给我们杰出的提莫提欧神甫去处理好了。他可不喜欢多明我会的修士。”卡特琳娜又发出一声低沉的笑声。“你是一个吸引人的男人，尼科洛大人。如果我还有那么一点姿色，而你也看得上的话，我不会拒绝你的。”“老母牛。”马基雅维里心里嘀咕着。但是他还是按住了她的手，响亮地回答道，“如果我不是如此热烈地爱着你的女儿，我一定恭敬不如从命。”“奥莱莉娅来了。”“我要告辞了。”溜出了教堂之后，马基雅维里进了一间银匠铺子。在那里他买了一条银项链，因为他也没有买金项链的钱，但是这条银项链做工很精美。第二天早晨他让皮埃罗去买了一篮子饱满的无花果。卡特琳娜曾经告诉过他，说她是如何地喜欢无花果。马基雅维里将银项链放在篮子的底部，告诉皮埃罗将篮子给卡特琳娜送去。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对卡特琳娜说，这些无花果是他送给她的礼物，并且要补充说明，在无花果下面是一件马基雅维里要恳请卡特琳娜收下的东西，这件物品代表着他对她的敬意。他觉得他和卡特琳娜之间有着充分的相互理解，但是一件小小的礼物会比任何其他东西更能够确认这种相互理解。第二十一章几天以后巴托罗缪提议他们再举行一次宴会，因为上一次的夜宴既有歌唱，又有欢笑，大伙都挺尽兴，巴托罗缪觉得应该再来一次。于是他们就开了第二次宴会。宴会的展开一如上一次，有着愉快的交谈和优美的音乐。奥莱莉娅本来就不是喜欢多说话的人，这次更是沉默。但是马基雅维里注意到，当他与其他人轻快地交谈时，奥莱莉娅带着一种鉴定般的目光看着他。他很肯定她和她的母亲已经就他本人和他所表达的欲望做过讨论，这些探询的目光表明她正在琢磨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情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马基雅维里心里明白他之所以吸引女人，不是因为他的出众的外表，而是因为他令人愉快的谈吐，他的机智和他平易近人的风度。他正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他知道，女人们并不欣赏讽刺和挖苦，他们欣赏的是一些小小的玩笑和有趣的故事。在这两个方面他哪个都不缺。他的俏皮话所惹来的笑声使他倍感兴奋，他不禁得意地想，他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逗人开心。不过他还是很小心地显示出，他不仅是个爱开玩笑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一个平易近人，人们容易信任和喜爱的人。时不时地，他在奥莱莉娅的眼睛里看到一种笑盈盈的温柔的意思，他觉得那似乎在暗示说，她对他也有些意思。不过，这是不是他一个人一厢情愿的想像呢？对于这种目光的意思，曾几何时也在其他女人那里见过。女人们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她们一定要以情感为先导，不知疲倦地将仁慈的上帝为了补偿驱逐亚当和夏娃出伊甸园而赐予人类的快乐搞得十分复杂。不过有的时候这种缺点也会带来些好处。他脑海里闪过了玛丽埃塔。她奉父母之命和他结了婚，现在她是如此地溺爱他，以至于她都舍不得让他离开。她是一个贤惠的女人，他对她也有着真正的感情，但是她也无法指望她能够将他拴在她的围裙的带子上。马基雅维里的外交事务一度变得十分繁忙，以至于有好几天时间他不得不将他的全部时间用来处理这些事务。但是通过皮埃罗，他向奥莱莉娅送了一长颈瓶的玫瑰油，这是他从一位刚从中东回到本地的商人那里买来的，价格之高，他简直有些吃不消。奥莱莉娅没有拒绝，他觉得是个好兆头。他称赞了皮埃罗，夸奖他有谋略，有技巧，将礼物送了过去，但是没有招惹到任何人的注意。他给了皮埃罗一块银币，以便他可以去追求尼娜。“你和她处得怎么样了，我的孩子？”他问道。“我不认为她讨厌我，”皮埃罗说道。“她一直很恐惧他们家的一个仆人。他是她的情人。”“我很怀疑这一点：但是不要泄气。如果她还是要你的话，她还是能找到办法来安排事情的。”接下来是一个下雨的下午。巴托罗缪派人来找马基雅维里，请他去巴托罗缪家里下棋。马基雅维里觉得手头上的事可以暂时放一下，就过去了。巴托罗缪在自己的书房里见了他。房间里虽说没有壁炉，但是有着一盆火，房间里也不冷。“我们在这里下棋，比旁边有几个说话的女人更方便一些。”巴托罗缪说道。马基雅维里抱着能够见到奥莱莉娅的想法去了巴托罗缪的家，听了这话不免有些扫兴，但是还是十分礼貌地回答说：“女人总是要说话的，而象棋是一种需要全神贯注的活动。”他们开始下棋。也许是因为马基雅维里的注意力分散了，巴托罗缪欣喜地发现，他轻而易举地击败了马基雅维里。他叫仆人拿酒来。当酒端上来以后，马基雅维里已经将棋盘重新摆好，准备开始新的一局了。他向后靠在椅子上，开口说：“亲爱的尼科洛，我叫你来不光是为了和你下棋消遣。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我愿意效劳。”“你听说过圣·维塔里这个人吗？”一丝轻微的满意之色滑过马基雅维里的嘴边。提莫提欧神甫没有辜负他的委托。“非常奇怪你竟然会问起这个，你是在说拉维纳的那座教堂吗？这位圣徒的遗骨埋在那里。佛罗伦萨的每一个人不久以前都在谈论着他。”“关于哪个方面？”“人类的愚蠢有时简直没个尽头。就拿我们佛罗伦萨人来说吧，他们一向以自己活跃的才智而自豪，但有时也是让人难以置信。”他看到巴托罗缪的脸上露出一副急不可耐的神情，于是他心想，我要好好地吊一吊他的胃口。“你指的是什么？”“这个故事是如此荒谬，我都不好意思讲。在我们神圣的教会确定的范围内，我的那些共和国的公民伙伴们，有着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对于那些他们看不到，闻不着，摸不到的事物一般不会相信。”“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好的生意人的原因。”“也许是这样。但是时不时他们会受到那些最疯狂的迷信的蛊惑，实在是令人惊讶！实话告诉你，我实在不能告诉你这个将那些佛罗伦萨人置于可笑境地的故事。”“我自己差不多也就是一个佛罗伦萨人了，如果我听不到这个故事，我会坐立不安。听你讲故事总是一件愉快的事，另外，在这样一个毫无意趣的日子，开怀大笑一下也是好的。”“好吧，事情是这样的：朱利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是一个有钱的佛罗伦萨的公民。他春秋正盛，在市里有一处不错的房产，另外他也有一位他非常喜欢的漂亮的太太。他本来应该是个快乐的人，但是他没有子嗣，这对他来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他和他的兄弟不和，所以他一想到这个人和他那一窝嚎哭着的小家伙将来有一天会继承他的遗产，他就是不能忍受这一点。他带他的妻子去洗温泉浴，去许多神圣的地方朝圣，他咨询过许多医生，还走访了一些号称拥有使妇女怀孕的秘方的老妇人，结果没有一件事有效果。”巴托罗缪喘着粗气，注意地听着，心急火燎般地，好像他的性命全在这上面。“后来他碰到一个曾经去耶路撒冷朝圣回来的僧侣，那个人告诉他，在他回来的路上，在拉维纳做了停留，那里有座叫圣·维塔里的教堂，这个教堂供奉的圣徒有着让不育男人重新获得生育能力的神奇功力。朱利亚诺听说此事后心动了，虽然有不少朋友劝他不要相信，他还是坚持要去拜访一下这个圣地。你可以想像一下，当他终于出发时，周围的人是怎么笑话他的。讽刺他的小文章被人写了出来，传来传去。当他回来的时候，人们必须避开他，以免当着他的面大笑出来。然而，当他回来九个月零一天之后，他的太太生了一个九磅重的儿子。结果是朱利亚诺笑到了最后。佛罗伦萨的人都大惑不解，而那些虔诚的人则大声疾呼，这是个神迹。”巴托罗缪额头上渗出了晶莹的汗水。“这如果不是奇迹那又能是什么呢？”“我的朋友，让我们关起门来说句老实话，我认为奇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因为我们身上的罪孽，我们已经配不上神迹了。但是我必须承认，这件事还是对我震动挺大。我想我只能重复一下你的评论，如果这不是神迹，又能是什么呢？我已经给你讲述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现在该由你来提出你的看法了。”巴托罗缪举起酒杯，一口气喝
是要搞肯听他话的“国会”和“宪法”。这个“国会”就是他想出来的花样——“政治会议”，“宪法”则是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在将国会解散后，袁总统意犹未尽，下令将地方议会也一并解散。对于这条命令，各省的都督，尤其是那些军人出身的都督，都高高兴兴、漂漂亮亮地把活给干完了，毕竟谁也不想受到议会的限制。袁大总统在炒掉国会议员们的同时，也有人炒他的鱿鱼。“名流内阁”的总理熊希龄和司法总长梁启超二位同志辞职了。这两个来自进步党的人虽然协助袁大总统干掉了国民党，但他们也有底线——维护共和体制。两人眼见无力阻挡老袁与共和渐行渐远的脚步，同时也出于害怕被老袁拖下独裁专制的浑水一起完蛋的担心，于是先后向袁世凯提出辞职。“熊凤凰”熊希龄先提出辞职，态度十分坚决。袁大总统再三热切挽留，最后见自己使起来很爽的这把枪去意已决，也只好放“凤”归山。湖南才子“熊凤凰”拜相还不到半年，除了给老袁当枪使，基本上什么事都没干成。受此挫折后，熊希龄也就绝意仕途，转而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去也。这倒是他擅长的领域，他最终成为民国著名教育家和慈善家。熊希龄刚辞职，梁启超也向袁总统提出辞职：“我身体状况不佳，实在是干不动了，请允许我告老归田。”袁大总统照例热切挽留，他对梁启超说：“你也是老同志了，还是应该为建设新民国实现现代化出一份力啊。这样吧，考虑到你的身体，你就在‘全国币制局’挂个总裁的职务吧，帮忙出出主意。”梁启超不好意思拒绝，只好答应。打发了熊希龄和梁启超之后，袁大总统把内阁改为政事堂，并请来老兄弟徐世昌坐镇。其职务是几位著名的美国政界女性——奥尔布赖特、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干过的。对，就是国务卿。这个政事堂设于总统府，是总统府的下属办事机构。至于国务卿徐世昌先生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准确领会和贯彻落实领导——袁大总统的意图，搞好上传下达，兼顾起草重要文件，提出具体建议，为领导做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本是用来制衡大总统的内阁，居然成了总统府的一个下属机构，袁大总统可真是啥都敢想啥都敢干。在袁大总统的大刀阔斧之下，民国初年的共和民主气象几乎一扫而空。不过在袁大总统砍下的这几刀几斧中，最拉风、最帅气的应该是那个为他自己量身定做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帅在何处呢？其一，大总统的任期一任十年，长得过分且不说，还可连任，而且连任几次也无规定，几乎可以理解为终身制。其二，现任大总统有权推荐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只需把候选人的名字用嘉禾金简封着，密储于大总统府的金匮石室中，等大总统死了，再去开启。袁世凯搞的这套东西，其实就是雍正皇帝搞过的秘密建储。只是如此一来，袁大总统的总统之位是传妻还是传子，谁知道？难道袁大总统想搞世袭制？至此，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袁世凯都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终身制元首。削兵权通过一系列被后人疯狂诟病的行动，袁大总统终于成功地解决了个人的前途问题，实权大为增长。搞定了政治架构，袁大总统总算有空腾出手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收军权。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猛人们大都逃不过这个结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只不过有的人心黑，不把人命当回事，像朱元璋，把一起创业的兄弟们杀了了事。而有的人仁厚，像赵匡胤，用谈判解决问题，杯酒释兵权，在饭桌上软硬兼施，温柔地削掉创业元老们的兵权。结果这些人还能回家做富翁，安享晚年。好在袁大总统打算向赵匡胤学习，因此袁大总统的两位金牌打手——段祺瑞、冯国璋同志不必太紧张。袁总统第一个要收拾的目标是段祺瑞。因为他发现段祺瑞近年来实力猛长，隐隐有些不受控制。这几年，虽然内阁的新陈代谢很快，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位置始终不动如山。权欲就此在段祺瑞心中猛烈地膨胀。拉帮结派不说，军官的提升或降黜也往往由他擅自决定，所提拔的人又多是他的门生和部属，如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等，再也不征求老大哥袁世凯的意见。虽然袁大总统感受到了来自段祺瑞的强力威胁，但一时半会儿也琢磨不出什么好办法。如果粗暴地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一职撸下来，那会对不住老兄弟。如果更加粗暴地对段祺瑞的军队直接下手，那更对不起老兄弟。此时，一个日本顾问站了出来。解释一句，晚清民国时期流行“以日本为师，向日本学习”，因此有许多稍有本事的日本人都来中国淘金了。此人叫坂西利八郎，他给袁大总统出了一个主意：“大总统，你可以成立一个叫‘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机构，功能类似军机处，地位同政事堂，一文一武，比翼双飞。如此一来，大总统可以光明正大地一统陆军、海军、参谋三部军权。这样的话，陆军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到时就可以把段祺瑞安排到办事处当办事员，从武将变成文官，间接地削去所有军权。”袁世凯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当即付诸行动，并给了出主意的坂西利八郎先生相当的权力参与其中。这个日本人就此粉墨登场。袁世凯这次可看走眼了。坂西利八郎先生的真正身份是日本间谍，而且是日本驻中国的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本人可能没有什么名气，但他徒弟土肥原贤二的名字可是大名鼎鼎。这师徒二人策划了不少惊天大案，后面会细讲。反日斗士袁世凯同志不仅没能识破其真实面目，还以汉武帝时去西域扶贫的班超为原型，给这个家伙起了一个高尚的中国名——“班志超”。虽说袁世凯被日本人耍了一回，但好在陆海军统帅办事处顺利地在1914年6月成立了。接下来，袁总统把段祺瑞从湖北召回来，给他另找了一个位置：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办事员。办事员听起来是寒酸了些，其实政治地位还是挺高的，大概相当于清朝的军机大臣。为了不让段祺瑞太过失落，袁总统把一度“退隐”的王士珍也召回来做了常务办事员，相当于领班军机大臣。袁老大的难处和良苦用心，段祺瑞可没心情去领悟。他极其不爽老大的削权行为，他要用非暴力不合作来表达愤怒——不去办事处上班，就宅在家里，情绪不好的时候骂袁老大发牢骚，情绪好的时候就下围棋。据说就是这段时间，段办事员的围棋水准噌噌地猛涨。由此看来，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把威胁最大的段祺瑞拿下后，袁世凯开始想办法解决各省都督。军民分治袁大总统和他的顾问团队经过深刻思考，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不错的解决方案。袁世凯先是下令各省另设一个民政长（省长），后又把都督改为督军（省军区司令）。督军只能分管军事，不能兼任地方政府职务，也不能介入地方事务，彻底失去了行政权。所谓行政权，无非是管人、管钱、管物，谁控制了这三项以及军队，谁就有了造反的实力。但是，照袁大总统现在的搞法，有心造反的人可得好好盘算一下成功率了。总之，那些都督们的实权大为缩水。袁世凯的这个做法，说白了就是军民分治，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估计这是由于袁世凯自己玩多了军人干政，在见识到了军人干政的巨大破坏力之后，特别害怕手下的都督们也有样学样，对付他袁大总统，所以不得不提前把这种可能性消灭在萌芽之中。但袁大总统的这一做法引起了新的麻烦，因为他的北洋军核心将领大都在这支权力大幅缩水的大军之中，如老兄弟冯国璋就从江苏都督变成了江苏督军。虽然从长远来看，军民分治的决定于国于民都有利，是一件大好事，但前提是那些手握枪杆子的军官们必须为此做出一些牺牲——让出手中的权力，舍弃眼前的利益。放弃眼前的利益换取将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抉择往往是极为痛苦的。因为大部分人都宁可抱着手上的那点家当等死，也不肯为前方的那张大饼去奋斗。毕竟眼前利益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甚至摸得着的，而长远的利益却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因此，那些时刻盯着自己的利益得失，舍生取义、心怀天下只是偶尔想想的北洋军军官，尤其是以冯国璋为代表的众督军，心中开始对袁老大生出怨愤。当这些怨愤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关键时刻爆发。不过袁世凯顾不了这么多，能削掉军权就行。接下来，袁世凯从“模范团”之中挑选了一些“团员”充实到地方各省，做各督军的副官或掌实权的高级军官，制衡称霸地方的督军。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些“团员”的角色定位有点像后来国共两党的党代表或政委。简单解释一下模范团的由来。模范团本质上就是一个军官培训班，核心培训内容是思想教育，是太子爷袁克定同志的杰作，本意是帮助老爹巩固军权。走完这两步，事情还没有完，因为袁大总统还有一个方式简单粗暴但效果良好的狠招要使。袁总统设置了一个“慈善”机构“养老院”——将军府，用来安置“二次革命”结束后从全国各地被撤职的那些令他不放心的都督。从割据一方的土霸王变成“将军府”里毫无实权的顾问，没有人不觉得失落。名气很大的云南都督蔡锷也不例外，只能靠遛弯散散心中的郁闷。只是没想到这一遛就遛到了八大胡同，在那里遇到了红颜知己小凤仙，留下一段传奇……这一番连削带打后，袁总统才算罢手。第十三章“诈尸”前的宁静
“二十一条”
民国三年结束的时候，袁世凯终于把权力都集中在了自己手中，好在他没有继续征服地球的欲望，就此罢手。这对黎民百姓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已过去的民国三年以及接下来的民国四年，虽局部未靖，但大局已定。所以稳定压倒一切，和谐成为主流，老百姓终于过上了有点小幸福的日子。袁大总统也很幸福。一来因为政府有钱了——政局平稳、中央集权，主要地区经济得以恢复，中央财政收支近乎平衡。袁世凯遂趁机统一币制，全国统一使用印制了他那个大脑袋头像的银元作为法定货币，这就是传说中的“袁大头”。二来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袁世凯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在他红枣加大棒的恩威并施下，俄国策动面积高达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大蒙古国”（外蒙古）独立的阴谋破产了。但袁大总统没能幸福太久，因为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国内相对太平下来之际，国际上又出事了。1914年下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盟国与协约国互殴。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属同盟国，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属协约国。袁世凯本来想趁德国和奥匈帝国在欧洲被群殴的良机，主动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混个战胜国，凭此收回德国从清政府手中租借过去的山东胶州湾，并终止两国相应的《辛丑条约》赔款。但这个想法被无良的日本人破坏了。一来日本早就看中了德国人霸占的胶州湾，不可能让中国顺利收回。二来一旦中国成为战胜国，跟其他协约国打成一片，就会影响日本对中国的控制力。因此，日本人不惜以动武为威胁，迫使袁世凯宣布中立。日本不允许中国加入协约国，自己倒是迫不及待地加入了协约国，还给袁世凯送去一句话：“别不服，我和英国在十多年前签过‘日英同盟条约’，有很好的借口参战。你把山东省黄河以南地区划出来当战区，我要和德国打架！”话音一落，日本也不等袁世凯回话，直接就在山东龙口登陆，和德国打了起来。之前说过胶州湾是德国的租借地。按照清政府和德国之前签下的条约，这一地区属于德国管理，北洋势力无法触及。所以袁大总统此时只好忍气吞声地宣布：“山东半岛潍县以东地区为日德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区，以南必须由中国管理。”实力决定一切。日本根本不正眼看中华民国政府：战场瞬息万变，哪顾得上你袁世凯划下的框框道道，必须全部由我管理。此时，英国人也出手了，英海军在山东崂山湾登陆，英日联合起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痛揍德国人。接下来，袁大总统派出中国驻日大使陆宗舆向日本抗议，要求日军撤退。日本本就是冲着山东来的，哪能理会陆宗舆的抗议，一句话就把陆宗舆顶了回去：“我和德国打架，抢的是德国的地盘，接收的是德国的资产，和你中国有什么关系？”随后，日本人直接武力西犯，占领胶济铁路，占领济南火车站。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也不含糊：抗议！我们抗议！我们强烈抗议！没等抗议结束，德国人已经被搞定，日本人随即找上门来。1915年1月18日，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接见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一通没营养的寒暄过后，日置益递给袁世凯一份文件：“我们拟了个‘二十一条’，你看看，先不要告诉别人，这是咱们两家的事。”一眼扫过后，袁世凯腾的一下站起，脸色涨红，双眼死死地盯着日本人：“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日置益不慌不忙地说：“大总统，切勿动气，此事你可先考虑几天，不过还请保守秘密！”随后施施然而退。趁袁世凯生气的间隙，让我们看一眼这份后来让袁世凯被骂得体无完肤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共五项二十一款，归纳起来其核心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一、把山东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二、在东北一部和内蒙古东部共计约九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日本具有优先于其他列强的地位——如优先向中国人购地、租地，并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三、中日平分汉冶萍公司主权。四、中国所有沿海港湾、岛屿都不能租借或让给他国。五、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顾问，中日合办警察，许多涉及外交、内政、军事的事情都要跟日本人商量了算。一句话，让中国降格成为日本的附属国。要搞清楚日本人为何突然提出如此变态的“二十一条”，还得从孙中山和同盟会过去的好朋友黑龙会讲起。黑龙会，军国主义组织，极度右倾分子的大本营，这一时期的会首是孙中山的朋友内田良平。至于黑龙会的计划，简单说来就是，在所谓的“亚洲最优秀的种族”大和民族的带领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对抗白种人，争夺世界霸权。而吃掉中国黑龙江流域，进而吃掉整个中国，正是内田良平计划中的关键一环。而现在，正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最好时机。在1909年开始之后的十年间，美国一直玩中立，而英、德、法、俄都在一个叫做“巴尔干半岛”的神奇地方较劲。此岛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汇合处，既控制着地中海和黑海的门户，也控制着通往印度洋的航路。不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然资源也极为丰富，而且岛上的国家和民族还有喜欢内斗的传统。因此，这么一处便于鱼肉的利益之所，实乃列强的必争之地，十足就是一个火药桶。果不其然，一个巴尔干半岛对面的摩洛哥问题就差点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半岛上的萨拉热窝那一枪终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火药桶烧得欧洲人完全顾不上中国。尤其是俄国，不仅面临德国的全力进攻，还要镇压让沙皇头疼的列宁领导的革命。如此看来，只要挤开美国，日本就有机会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唯一强国。所以内田良平一年前就开始筹划此事，他写了一份叫做“黑龙会备忘录”的计划，并递交到了内阁总理大隈重信手中。大隈重信很欣赏这份计划，于是便拿过来做了润色，结果就成了袁世凯看到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十分生气：“混蛋加三级！简直似以朝鲜视我！”他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不好，居然摊上了如此变态的日本人，如此变态的不平等条约。必输结局日置益一走，袁世凯就开始想办法。袁世凯深知中日实力差距，作为一名务实的政客而不是意气用事的赌徒，他决定开会解决问题，他想看看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能否拿出什么好办法。1915年1月18日夜，中南海内的大总统府灯火通明，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以及一众外交部的核心领导正在开会讨论如何解决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会议上，众人首先以“国力不足”的理由否定了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后商讨了整整一夜，才研究出了一个万般无奈的办法：谈判。但是，谈判桌FREEFROMVIDEOS性欧美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耗时六年新历史作家冬雪心境真诚奉献中国工人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所辖兵马连同奚、契丹、室韦等大唐北部少数民族部落人马十五万人，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当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居然会改变大唐帝国的命运，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场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李唐皇室的轻歌曼舞，也冲破了千家万户的祥和之景，国泰民安瞬间破碎，帝国山河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安禄山在范阳城门前慷慨激昂地检阅兵马时，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内杨贵妃带给他的温柔乡里，七天后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华清宫时，李隆基居然不相信。准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对国事的厌倦与慵懒，使他不情愿直面这场命运的挑战。第一章天下惊变应对“这一定是厌恶安禄山的人造谣生事！”当李隆基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这是他抛给所有人的第一句话。这种心存侥幸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站在一旁的高力士否定。“陛下！安禄山有野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一点陛下并非不知道，依老奴看来，安禄山叛乱是迟早的事儿，现在传来他叛乱的消息，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早日定夺！”当时朝堂之上没有人比高力士更能说动李隆基，当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的脸上开始显出忧虑之色，虽然他知道安禄山野心十足，但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李隆基的幻想，高力士的话语让他极不情愿地正视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现实，于是他面对朝臣开始发问：“众爱卿可有良策？”事实上早在朝臣听到安禄山挥师南下的消息后，很多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所以李隆基的问话基本等于是白问，这些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很多人已经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在官场整天打打嘴仗、搬弄是非绰绰有余，但对于突生的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所有人全都面如死灰地低着头不说话，但此时有一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先前不断逼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此时杨国忠非但没有惊慌，脸上反现扬扬得意之色，因为他不厌其烦向李隆基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了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就在朝臣们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然的才能，故意装出一副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开始站出来为皇帝陛下解忧：“陛下不必忧虑，我估计现在只有安禄山想反叛，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他，请陛下放心，凭借着陛下的天威，过不了几天，必定会有人献上安禄山的首级。”在我看来，杨国忠所说的话虽然很能振奋人心，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废话。不过李隆基似乎很认同杨国忠所说的话，对于杨国忠这种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的胡言乱语，李隆基居然不住地点头，这真成了“君臣默契，一体同心”。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深入思考，就立即指派特进（退休官员）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二人各自在当地招募士兵，共同抵御安禄山的大军。从李隆基的这个安排来看，他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试图用临时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天宝年间大唐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隐忧，如此安排，也算是此时关中地区无兵可调的无奈之举。李隆基内心没有真正重视安禄山这个可怕的对手，但在毕思琛和程千里走后，他的内心又很忐忑，因为在此之前，从河北地区又传来了最新消息，安禄山此次前来一共带了将近二十万人。这下，李隆基真的坐不住了。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巧入朝奏事，李隆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见到封常清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讨贼方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看重封常清，是因为他不仅是和安禄山官职一样的节度使，更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天宝元年曾跟随夫蒙灵詧远征至碎叶城（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平定达奚诸部的叛乱，天宝六年又跟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可谓是战功赫赫。按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并深受皇帝陛下信任的战将，在皇帝陛下询问讨贼方略时，其回答应该是严谨负责任的，然而封常清却犯了兵家大忌，那就是在对战局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或许是他多年来在战场上少有败绩，使得他逐渐自大起来，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发问时，他居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陛下不必忧虑，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都害怕安禄山大军前来。但在臣看来，事情逆顺，形势总会有变化，臣愿意前往东渡洛阳，打开府库取出金帛武器，招募骁勇善战的勇士，然后渡过黄河去征讨安禄山，臣保证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安禄山的首级送来长安城。”封常清说得信誓旦旦，李隆基听得心潮澎湃。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封常清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下场。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数托付于封常清。不可否认，封常清对于皇帝陛下的重托，还是十分努力的，他当日就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洛阳，在那里他很快就征兵六万，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封常清虽然是久经沙场，但李隆基在听叛军不断攻城掠地的消息后，还是对时局流露出了担忧之情，所以在封常清走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华清宫，而是立即星夜兼程返回长安重新进行部署。在回到长安后，李隆基召见的第一个人是郭子仪。郭子仪，祖籍山西，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时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九原太守。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世史家称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从他后来指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和保卫大唐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可以看出，史家的评论绝非虚言。不过更让郭子仪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隆基这次召见他，居然会拉开他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人生序幕。“朕决定任命爱卿为朔方节度使，为朕去前方讨贼，万望爱卿勿负朕之重托。”事实上李隆基在此之前，早已经看出了郭子仪是个难得的帅才，担任一方节度使绰绰有余，只是由于安禄山始终兼任朔方节度使，所以郭子仪始终没有机会上位。现在好了，安禄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敌人，所以李隆基这次决定重用郭子仪，让他到战场上去实现他真正的价值。“臣当竭尽所能，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保住大唐的基业。”当郭子仪听到李隆基的任命后，他立刻跪在地上叩头在地。“爱卿的心意朕明白，不过此次安禄山叛乱，朕觉得其人马众多，恐怕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能平定，仅是爱卿一人担当恐怕力不能及啊！”“臣愿听陛下调遣，让臣去哪里，臣就去哪里。”“爱卿暂且整顿兵马，在京城待命，容朕再仔细思量。”……就在李隆基和郭子仪对话的转天，即他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叛军攻克博陵（今河北定县）的消息，至此李隆基终于下定决心，动用全国的力量来平定这场叛乱。针对安禄山的行军路线，李隆基决定在长安与河北之间划分三个战区，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放在北路，同时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在中路形成屏障，防御太原扼守井陉，伺机出击河北。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统管诸郡前线防御使。为了使这三路大军形成合力，李隆基特意任命六皇子荣王李琬遥领三军统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十二月初在高仙芝的带领下，大军离开长安，进驻陕郡（今河南陕县）。当时安禄山率领叛军已经攻克河北大部分州县，即将进入河南地界直逼东都洛阳。从李隆基的部署来看，唐军主要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陈留（张介然负责，兵力一万人），第二道防线在东都洛阳（封常清负责，兵力六万人），第三道防线在陕郡（高仙芝负责，兵力五万人）。通过李隆基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围绕长安大致确定了一个总的防御体系，那就是京东以高仙芝、封常清为主力，京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主力。应该说，从战略角度而言，李隆基的部署还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实际上，李隆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府军，又是临时招募“赶鸭子上架”的军队，居然被他分散得不成样子，这势必影响士气。洛阳失陷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自范阳起兵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安禄山发动叛乱很突然，加上大唐本土已近百年没经过战争，以至于各地武备废弛，战斗器械严重老化，叛军每到一处，守城官兵不是开城投降，就是望风而逃，叛军一路南下所过河北诸州县，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二日，叛军在攻克河北博陵后，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黄河的水位正好下降至一年之中的最低点，安禄山下令让士兵用长绳将老化的船只系在一起，然后和草木等横在黄河之上。经过一夜的冰冻，黄河之上呈现出了一座“人工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黄河的对岸就是灵昌郡，当时灵昌郡守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安禄山的叛军要渡过黄河至少要在转年三月河水开化以后方可成行，所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守城的准备，结果安禄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渡过了黄河，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叛军的突然袭击下，灵昌宣告失陷。至此，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进入了河南道的地界。准确地说，叛军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十二月五日，安禄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陈留（今河南开封）。此时距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上任刚刚三天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张介然在闻听叛军已至的消息后，匆忙率兵登上城楼，坚守要害之处抵御叛军，但由于时间实在有限，当时根本容不得张介然认真准备和仔细部署，加上他本身就没有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而且守城的士兵全是临时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听到叛军那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后，吓得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张介然本来是李隆基十分宠信的内侍，本没有上阵杀敌的经验，此时看到叛军声势浩大，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陈留还能有多少抵抗力，所以叛军一攻城，守城的兵士立刻做鸟兽散，顷刻间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知道难以与之抗衡，遂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张介然以及上万名士兵被俘。安禄山进入陈留后，本不想为难张介然，但此时他得到了远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杨国忠诛杀的消息，安禄山禁不住捶胸顿足、恸哭不已。“杨国忠！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打进长安将你碎尸万段，我安禄山誓不为人！”此刻安禄山借着丧子之痛发下毒誓，为了发泄自己的对杨国忠的忿恨，在陈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他下令将被俘的张介然和上万名士兵全部杀害。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满足了安禄山那嗜血的征服欲，不过在他看来，张介然等人的鲜血，依然不能平复他的丧子之痛，现在唯一能平复他丧子之痛的就是将杨国忠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能在陈留过多地停留，必须要快速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经过两天的休整后，安禄山留下部将李庭望镇守陈留，自己则挥兵继续向西。前方所到之处是东都洛阳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距离洛阳只有二百七十里，所有人都知道荥阳对于东都洛阳的战略意义，荥阳失守，东都洛阳则门户洞开。当时荥阳太守崔无波为了以防万一，除了荥阳守军之外，又自行招募了两万人御敌，但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荥阳的守军和陈留的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绝大部分士兵是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荥阳最后的结局也和陈留几近相同，安禄山指挥叛军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是中看不中用，唯一和陈留不同的是，陈留的守军望风而逃，而荥阳的守军则是吓得如雨点般的坠落城下（自坠如雨）。十二月九日，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自杀殉国，自从起兵以来，叛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这也让安禄山十分兴奋。所以攻下荥阳后，安禄山以部将武令峋镇守荥阳，自己在荥阳没有片刻休整，带领大军继续向西，迅速向洛阳挺进。事实上在安禄山围攻荥阳的时候，身在洛阳的封常清，就已经预感到荥阳是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虽然他和张介然一样，到任的时间并不长，但封常清的临敌经验显然要比张介然丰富很多，除了他下令切断河阳桥之外，他亲自带领三万人主动在洛阳城东二百里的虎牢关，凭借地势的险要进行防御。虎牢关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强攻虎牢关从而打败窦建德的，现在安禄山虽然势头不小，但在封常清看来，凭借着自己的御敌经验，加上手上的三万人马，安禄山想要跨过虎牢关势比登天。不可否认，封常清是很有信心的，但打仗不是打架，有的时候确实是“将熊熊一窝”，但有的时候兵熊能把将领也熬熊了。封常清手中的部队正是由这样一群怂人组成的。这支仓促之间组建起来的新军，悉数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由下层民众组成，或为市井之徒，或为无业游民，平常在街上挽起袖子打打群架或许还是一把好手，但要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这些人还是趁早洗洗睡吧。所以，封常清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训练成一支可以战斗的部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月十一日，当叛军和封常清的这支新军在虎牢关交手时，在安禄山铁骑的冲击下，这只新军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辛苦组建起来的军队，就这样一哄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自己从长安带来的少部分亲兵，撤出虎牢关，占据葵园（今洛阳城郊）以图再战。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封常清喘息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又强攻葵园，封常清再败，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退入洛阳城内，然后关闭城门誓死守卫洛阳。坦白地讲，直到现在为止，封常清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作为多年来败绩极少的名将，封常清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但现在手中这些人马实在不争气，这让他很是头疼。事实证明：某支男子足球队即使请来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也难有回天之力。封常清现在就如同那位主教练。十二月十三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作为守卫洛阳的主将，封常清虽然还可以继续向西撤退。但那样实在对不起多年得来的名将头衔，而且在此之前封常清已经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将安禄山的首级送到长安。不过现在洛阳的局势，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封常清都不能再退，他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守住洛阳。当叛军从四面八方攻城的时候，封常清始终身在城头指挥作战。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军队不是逃跑，就是被叛军轻而易举地射杀，到最后他只能跑下城头，在洛阳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当沦落到和敌人进行巷战的时候，他的作用往往不及那些在市井上打群架的混混儿们。“将军！赶快撤吧！这样打下去恐怕咱们都得交待在这里，到陕郡和副元帅高仙芝一起联手抵抗叛军吧！”在激烈的巷战过程中，一个部将为提醒封常清如是说道。此时的封常清已经浑身沾满血
纳范文程、张存仁等汉官的意见，赦免洪承畴。在一封可能由范文程执笔的长信中，这位大清皇帝提醒洪承畴说，明朝的援军不会再来了，并指出明军败局已定，明朝必将灭亡；而另一方面，事实已经证明了满洲是仁慈的统治者：朝鲜被征服后，其国王受到宽待；大凌河陷落后，祖大寿的官属都安然无恙。洪承畴若肯降顺，则其父子亦将得到赦免。洪承畴连信都不回，但其副将夏承德却暗中响应。他秘密派遣其弟夏景海四次至清营纳款。他答应充当内应，并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太宗长子豪格则表示欢迎他归降。1642年3月18日夜，清兵用两架云梯登上夏承德部守御的南城，沿城墙迅速展开，然后四面同时而下，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全城。次日清晨，城内军民被赶到一起。夏承德及其所属部众——男女老幼共1863人——别聚一处。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和几位降清汉官的亲属，包括祖氏兄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和白广恩之子白良弼，亦别聚一处。其余俘虏，包括官100多人，兵3000余名，皆就地屠杀；其家属——妇女儿童共1249人——则留为奴婢。四天后，祖氏兄弟及白良弼在清军营中得以和亲人重聚。副将夏承德和巡抚邱民仰接受了宽赦，后在清朝为官。只有洪承畴尚未正式投降，仍是一名战俘。豪格见他拒不归顺，欲将他就地斩首。但范文程和张存仁坚请豪格饶其性命，指出若能劝其归降，他必会成为大清的忠臣。此人毕竟是被清军俘获的最高文官，是因大败李自成而名震天下的明朝总督。因此，为了保留这位南人的性命，设法将其拉入清朝的事业，值得付出努力。太宗被说服了，1642年6月1日，他下令将洪承畴押至沈阳。
洪承畴之降
据清朝官修史书载，洪承畴因受到太宗的宽赦而感激涕零。他说：臣……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入。太宗则回答说，他不会因其在松山时为其主子崇祯皇帝效力而责怪洪承畴。但现在天命已移，因而他希望得到同样的忠诚。清军攻克松山，“皆天也”；天知清帝欲恩养人民。“尔但念朕抚育之恩”，太宗说，“尽心图报可耳。”其实太宗非常高兴，以至在殿内以国宾之礼盛宴庆贺洪承畴归附。太宗本人因在元妃丧中不能亲自出席，还令大学士希福向洪承畴转达了歉意。。事后，诸贝勒大为不悦，想知道太宗为何对一个起初并非主动表示愿意归顺的明朝俘虏如此恭敬。太宗反问道：“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人回答：“欲得中原耳。”太宗遂笑着说：“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松山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洪承畴已经战死。过了两年多，人们才得知他其实还活着，并已投降了清朝。而当时，京城的士大夫纷纷为他举哀；崇祯皇帝为激励臣属尽职效忠，还下令在正阳门西侧的大士庙为他立祠。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开始暗中与清朝议和。清廷汉官大多反对同明朝议和。祖可法上疏力劝太宗一心一意征服天下，抛弃任何其他念头。“讲和之策”，疏中写道，“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并警告说，明朝会利用停战之机，“募训练，修防御”，还会说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他坚持认为，清军现有实力足以打败明朝军队。“方今铁骑如云，加以蒙古之众，取天下有余力。明虽大国，势已极弱。”他还指出，关键的一步是夺取山海关，山海关既下，关外的锦州、宁远等城唾手可得，然后便可进围北京，切断其东西通道。他坚信北京一定可破，因为北京的防御力量甚至比大凌河还要薄弱，而一旦拿下北京，那么整个天下就会望风迎降，承认大清的统治。不过，清廷内部关于议和与否的争论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明朝的复古派在北京对绥靖政策发起了声讨，而崇祯帝则决定先发制人，1642年4月2日令吴三桂袭击阿济格营，而不是遣使议和。明朝否决了议和的主张。因此，清朝决定加紧攻打锦州。该城被困已一年有余，总兵祖大寿不得不再次目睹部下以人肉充饥的惨状。锦州的陷落
在松山陷落时被俘的明朝官员中，有祖大寿之弟祖大乐。锦州被围后，祖大寿曾与其子侄隔城相见，他们请求祖大寿投奔清朝，与家人团聚，但这位老将仍坚守不降。得知松山已陷，其弟也已降清之后，祖大寿终于决定履行多年前许下的诺言，为清军打开锦州大门。他派人对率军围城的贝勒济尔哈朗说：“近闻松山已失，若得见总兵祖大乐，我即归顺。”但当祖大乐被带至锦州城下，兄弟二人隔城相见之后，祖大寿仍不敢降。他又遣三人至清营传问诸王，“可许与盟誓，及有用印文移否？如有之，即归顺矣”。这一来，济尔哈朗等诸王都不耐烦了，被祖大寿这种近乎得寸进尺的行为所激怒了。他们向来使问道：尔等所言，果祖大寿之言乎？抑尔等私言乎？昨云见祖大乐即降，今又何出此妄言耶？我围困此城，旦夕可取，有何顾虑，乃与尔盟誓乎！尔欲降则降，不降则已。遂将来使二人羁留，只放一人回城向祖大寿转达他们的最后通牒。祖大寿大为后悔，第二天即派人传语请营：“昨乃小人妄言，非祖总兵之言也，望乞宽恕。王若令今日来，则今日至；今明日来，则明日至。惟王命是听。”次日，即1642年4月8日一早，祖总兵便率其官属兵丁出城，向济尔哈朗等满洲贵族叩首投降了。4月9日，清军入据锦州后，太宗的谕旨从盛京（沈阳）传来。锦州7000守军及其家属尽皆留养，移驻他处。城中饥民则就地屠杀。济尔哈朗执行了太宗的命令，第二天便将祖大寿送往盛京，听候太宗亲自发落。到达盛京后，祖大寿被带至大清门内装饰优雅、结构匀称的崇政殿，进见大清皇帝。太宗以严厉而又仁慈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说道：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不难理解，太宗对祖大寿如此宽大，不仅是因为其兄弟子侄及其部众已成为大清皇帝麾下一支忠诚并颇有实力的军队，而且是因为在清朝与北京之间还有一支徘徊不定的重要军队，即祖大寿的外甥总兵吴三桂统领的宁远守军。现在，祖大寿终于加入了大清的事业，通过他说服吴三桂也来归降便有可能了。祖大寿得到皇太极的宽恕后，立即致书吴三桂：兹者，松山、锦州已下，天运人心，悉归新主。有识者宜熟为审处，及早投诚，则分茅裂土，超出寻常。这位原明朝总兵因尽心效力，而日益赢得了太宗皇帝的宠信。后来，祖大寿死于北京，得依正黄旗旗人身份以最隆重的军礼下葬。吴三桂，就目前所知，对祖大寿的劝降始终未作答复。由此可以推论，他并不像祖大寿那样完全相信天命已经转归清朝。而太宗本人也不相信明朝的天下已经在其掌握之中。松山陷落后，祖可法主张停止议和，进围北京，太宗断然拒绝说：“岂能即克山海耶！”太宗清醒地认识到，要征服明朝必须再给它一次比松、锦失守更沉重的打击。然而使他充满信心的是，他知道满洲在寻求扩张的过程中，已经网罗到一批文武干才，而欲将一个边地汗国变为中原王朝，这正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当对明朝的致命一击终于由他人完成之时，满洲人便准备大举南下了。- 努尔哈赤终年68岁。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2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1页。满文老档明确记载，努尔哈赤一直打算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1622年，努尔哈赤曾向他们阐明，在强势之人治国与汗治国之间，还有第三种方式，即众贝勒共同治国。为了使八贝勒共商国事，他还制定了特殊制度，以便使他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部落贵族的集体统治，是努尔哈赤考虑已久的问题。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第250—25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许多西方人只知皇太极叫阿巴海，但满族文献中不见此名，只记载努尔哈赤第四子就是皇太极（皇太子），有时又写作黄台吉。台吉一词并无“储君”之意，而是一种来自蒙古语的贵族称号，努尔哈赤诸子在1615年以前多有此号。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页；又见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1635年，已于两年前死去的莽古尔泰，被发现曾阴谋篡夺汗位，私造刻有“大金皇帝”字样的印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4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26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37—138页。?根据他的一道可能言过其实的敕令：“初，尼堪皆配满洲官员为奴，虽有马不得骑，皆供满洲骑乘。贝勒有疾，尼堪须令妻女前往服侍。尼堪全为满洲官员之私产，常食不果腹。”同上，第138—139页。1627年饥荒期间，皇太极还决定发国库储银2万两，分赐明朝百姓买粮充饥。《满洲旧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页。?《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一卷，第5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9—140、148—149页。?后金将这些汉人分为民户和奴隶两类，再从二者中抽取18至60岁适合从军的强壮男子为壮丁。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用新抽取的壮丁替换已失去战斗力的壮丁，或将某处多余的壮丁调拨他处。汉族奴隶和民户之壮丁皆编为“外牛录”，但奴隶仍记在主人户籍中，且只能充当步兵或骑兵。满洲奴隶则编为“内牛录”或“包衣牛录”，分属各旗。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8页。17世纪30年代，满洲仍以农奴或奴隶分赐各级官吏。1638年，皇太极曾批准将妻妾、马匹和奴隶分给部下的制度；1640年的一份战报则明确提到，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战俘与降人的区别仍然存在。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94页。关于皇太极时期盛京一带出现的贵族田庄，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10—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7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4页。1625年，努尔哈赤举行过一次文官考试，选拔出300多人为官。但正式的科举制度到皇太极时期才真正得到发展。1629年，后金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从满洲和蒙古人所役使的奴隶中选拔出200人为官。郑天挺：《探微集》，第88页。自1632年后，地方官府和中央六部的所有汉官，每隔三年都要参加一次考课。满族人对科举取士的看法，明显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贤者进，劣者退，则大道可开。贤才来奔，日多一日，士子聆教，诚心履道。如此招贤纳士，则汗之大道可成矣。”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满洲巴克什，1631年后改称笔帖式。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8—130页。1629年阴历九月初一，在皇太极的命令下，300名明朝生员，包括在八贝勒家为奴者，参加了考试。考中者200人，皆免其奴隶身份及徭役、兵役，入新设之书房供职。不过，这种书房总的说作用不大——也许是因为满洲统治者不愿把最高机密委托给汉官办理。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7页；乔舒亚·A·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上，第19—20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3页。?皮埃尔·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6—128页。?自从后金在宁远战败、努尔哈赤于1626年死去之后，皇太极便开始与明朝议和。这使他能够腾出手来派阿敏率军征服朝鲜。金军逼临朝鲜都城，国王李倧（1623—1649年在位）逃入海岛。朝鲜使臣答应向急需朝鲜粮草的后金输纳岁贡。这正是后金所希望的，故军中贝勒大臣皆主张接受这项条件。阿敏只想掠夺战利品，主张继续攻打朝鲜都城。只因大家坚决反对，他才放弃了这一打算，同意和平撤军。但他还是劫掠了几座朝鲜城镇。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121、165—1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页。关于1628年后金为获得急需的朝鲜粮草所做的努力，见马克·曼克尔：《清代纳贡制度》，第85—86页。?“中原”一词常用以泛指中国内地，但狭义地理解则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地区，包括河南、山东西部及河北和山西南部地区。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60页。?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205—216页。?明朝毁掉了房山县境内的金朝皇陵。作为报复，后金也摧毁了一座明朝的陵墓。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8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四卷，第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21—225页。孟乔芳（1595—1654）是永平人。永平是直隶头等重镇，是从山海关到北京的必经之地。孟乔芳原任明朝副将，罢职后家居。作为当地武人，他受到许多永平军人的信赖。因此，皇太极接受他的投降后，这些军人也随之归附了后金。后来，皇太极设汉军八旗，将孟乔芳部编入镶红旗，让孟乔芳任副都统。崇祯皇帝得知孟乔芳叛变后，将其留居永平的亲族全部杀了。《贰臣传》第二卷，第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1—12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4—236页。阿敏本人几乎为明军骑兵所杀。《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0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7—24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3页。?同上。?宁完我为促成永平投降起了作用。攻城时，他手持黄旗登上城头，对城中军民说，如若投降，便可继续安居乐业。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55页。?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关于多尔衮在促成六部建立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20—21页。?最初，许多满族官员对是否需要设置监察官表示怀疑。他们说，明朝早就有这种“言官”，所以总打败仗。宁完我则否认监察官的设置是军事力量软弱的标志或原因。他坚持认为，六部既已建立，就有必要设置能弹劾六部官员的监察机构。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汉官在六部承政和参政中只占1/6。每部承政4人，2为满洲，1为蒙古，1为汉人；参政14人，8为满洲，4为蒙古，2为汉人。1638年后，每部只设承政一人，皆用满洲。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1—32页。在1632到1644年间的某个时候，可能是1636年，贝勒就不再分管六部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51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1—112、180—181页。?佟养性是开元的富
射箭靶，改射皮甲。当时叫人在树下面悬挂了叠在一起的十层皮甲，两个人站在百步之外开弓。潘党力大，一箭射过去，竟然穿透了七层皮甲。养由基则讨了一个巧，手起箭发，将潘党那支箭又送出去了。楚军将士无不拍手叫好。两个人都感到很得意，拿着皮甲去向楚共王炫耀，说：“您有我二人这样的臣子，还担心什么战争啊？”楚共王大骂道：“两个大傻瓜，明天打仗的时候，你们还这样卖弄本事，就死在自己的本事上了！”第二天在战场上，楚共王被魏锜射瞎了一只眼睛，早就把昨天自己说的话给忘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养由基。养由基拿到那两支箭，追了一阵，将其中一支衔在嘴里，另一支搭在弦上，暗叫一声“着”，那箭如流星一般飞出，正中魏锜的脖子。魏锜甚至来不及惊叫，趴在自己的弓套上气绝身亡。楚共王的意外负伤大大影响了楚军士气，晋军迅速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郤至带领自己的部队在战场上来往冲杀，奋勇作战，有三次冲入楚共王的王卒中。每次远远地看见楚共王的旗帜，郤至就摘下头盔，跳下战车，向前快步行走，以示恭敬。楚共王觉得很奇怪，派工尹（官名）襄前去问侯郤至，送给郤至一张弓。“战事正激烈，有一位身穿火红色战袍的武将，是君子啊！他看到寡人就快步行走，敢问是哪里受伤了吗？”工尹襄向郤至转达了楚共王的致意。“感谢君王的问候。”郤至脱下头盔，回答道，“在下郤至，跟随寡君出征，能够与君王对阵，深感荣幸。眼下两国交兵，不敢接受您的礼物，而且不能当面致谢，只能向使者拜谢啦！”向工尹襄行礼三次，然后上车继续战斗。尊重归尊重，杀起人来却毫不手软。郤至所到之处，如一团烈火左冲右突，所向披靡。楚军被晋军压制住，郑国的部队也陷入苦战。韩厥带着下军的精锐部队追击郑成公，他的车夫杜溷（hùn）罗问：“我们要加快速度吗？郑伯的车夫总是回头看我们，注意力没放在马身上，肯定可以追上。”韩厥想起十多年前的鞍之战中，他曾经追逐齐顷公的旧事，说：“算了，我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辱及国君。”于是命令部队停止追击。郑成公侥幸逃脱韩厥的追击，不巧又被郤至遇上。郤至的戎右护卫茀翰胡建议：“请派轻车从小路拦截他，我们从后面跟上去，我就可以跳上郑伯的战车，将他活捉了！”郤至摇摇头：“伤害国君，自己也会受到惩罚。”也停止了攻击。经历了两场虚惊之后，郑成公的戎车驾驶员石首对郑成公说：“当年卫懿公不肯拔去戎车上的旌旗，所以被狄人杀害。”于是拔下旌旗，收在弓袋之中。戎右护卫唐苟见形势越来越紧急，对石首说：“请您在国君身边，全力保护他脱离险境。我本事不如你大，就让我来抵挡敌军一阵。”不待石首回答，已经跳下车去，迎向追兵，最终战死。开战不到一个时辰，胜败实际上已经见分晓了。楚军开始收缩战线，重点保护楚共王离开战场，养由基和叔山冉一左一右，紧紧跟随着他。晋军各部跟在后面穷追不舍。“养由基！”眼看晋军越追越近，叔山冉大声嚷道，“虽然大王叫您不要卖弄本事，现在为了国家，请您尽力而为吧！”养由基以实际行动作为回答，“刷刷”射出两箭，射死了两名晋军的小头目。叔山冉大呼痛快，眼见一辆晋军战车追上，猿臂轻舒，将车上的一名士兵抓起来，向身后的晋军兵车扔去，正好砸中那辆兵车，将车前的横木砸断。晋军见两人如此武勇，不敢再逼得太近，楚共王因此得以逃脱险境。胜券在握的晋国人刻意表现他们的君子风度。栾鍼远远地看见公子婴齐的战旗，对晋厉公说：“那是楚国令尹的战旗啊，旗下肯定是他本人。当年我出使楚国，他曾经问我，晋国人的武勇表现在哪里？我回答说，晋国人喜欢井然有序（好以众整）。他追问我还有什么，我说喜欢从容不迫（好以暇）。现在两国交战，如果不派人前去问候，不能说是井然有序；在战场上遇到了而自食其言，不能说是从容不迫。请您派人代我给他敬酒。”后人将“好整以暇”作为一句成语，应该源自此处。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对于优雅的追求，简直到了天真浪漫的地步。当时晋厉公听了栾鍼的话，也点头表示赞许，于是派了一名使者，端着满满的一尊酒，跑到公子婴齐的车前，说：“寡君命栾鍼持矛，担任护卫，不能来犒劳您，所以派我代为敬酒。”公子婴齐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恍然大悟，笑道：“我记起来，他曾经在楚国对我说过，好整以暇是晋国人的作风，所以才派你来的吧？他的记忆力可真不错啊！”将酒一饮而尽，命令部下将使者安全送出，继续擂鼓指挥作战。这一仗自清晨开始，直到黄昏尚有局部战斗在继续，堪称一场恶战。值得称道的是，楚军虽然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但是在公子婴齐等人的指挥下，保持了顽强的斗志，败而不溃。楚军的另一位主要将领公子侧也充分体现了名将的风范。他命令部下查看伤员的伤势，将二线人员补充到步兵和车兵中间，抓紧时间修缮盔甲武器，时时注意保持严整的阵形。士兵们对他唯命是从，战斗虽然失利，人心却没有散。到了晚上，战斗终于结束。栾书等人对楚军的战斗力感到震撼，决定见好就收，但又害怕楚军看出端倪，发动反攻，于是派苗贲皇在营中大声发布命令：“聚集战车，补充步兵，喂饱战马，磨利兵器，整顿阵形，巩固队列，填饱肚子，明日再战！”又故意放走了几名楚军俘虏。楚共王听到俘虏报告的消息，顾不得眼睛伤痛，连忙命人叫公子侧前来商议对策。没想到，公子侧酣战了一整天，回营之后，家臣谷阳竖心疼主子，献上一坛好酒，公子侧喝了几大杯，便醉得不省人事了。楚共王等了半天，公子侧还没有来，哀叹道：“这是老天要楚国失败啊！我还是放弃吧。”命令楚军连夜拔营撤退。鄢陵之战以晋军的全胜而告终。战斗结束的第二天，晋国的同盟军——国佐、高无咎带领的齐国部队才赶到战场；卫献公带领的卫国部队刚刚越过国境；鲁成公带领的鲁国部队则还在曲阜（fù）附近的坏隤（tuí，地名）盘桓。回顾晋国的历史，自晋文公称霸以来，至此已经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的战争：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打败楚国；公元前627年的殽之战，打败秦国；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败于楚国；公元前589年的鞍之战，打败齐国；这一次鄢陵之战，再度打败楚国和郑国联军。四胜一败的战绩，牢固确立了春秋时期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鄢陵之战后，晋军进入楚军营地，将楚军丢下的粮食大吃大喝了整整三天。大家都尽情地庆祝胜利，只有士燮保持了一贯的忧郁，他站在晋厉公的戎车之前，说：“国君年幼，群臣不才，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呢？请您还是要保持警惕。《周上说，‘天命无常’，只有有德之人才能保持上天的眷顾啊！”这话显然很不中听，尤其在当时那种情形之下，晋厉公就更听不进去了。楚军一路南下，经过随国的瑕地的时候，楚共王派了一名使者去找公子侧，对他说：“当年城濮之战，成得臣丧师辱国，先君成王不在军中，所以应由成得臣来承担责任。今天我们在鄢陵打了败仗，您不要认为是自己的过失，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楚共王一番好意，怕公子侧走了成得臣的老路。但是在公子侧听来，这句安慰的话比谴责还难受，他对使者说：“君要臣死，死而不朽。我的士兵在战场上确实是逃跑了，而且我又在关键时刻喝醉，误了国君的大事，那就是我的罪责。”战前郤至分析楚军的硬伤，说公子侧和公子婴齐互不团结，素有仇隙，现在体现出来了。楚共王的使者走了不久，公子婴齐也派了一个人到公子侧帐中，对他说：“当年丧师辱国的人是什么下场，您也听说过了吧？何不向他学习？”公子侧很镇定地回答：“即便没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只要是您要我死，我又岂敢陷自己于不义？我对这次失败负责，岂敢不死？”言下之意，你也不用派人来催了，我是个有廉耻之心的人，怎么会不负责任，贪生怕死？这话被家臣谷阳竖听到了，想劝又不敢劝，连忙跑去向楚共王报信。楚共王一听，立刻又派了一名使者：“快，传寡人的命令，不许他自杀，一定要给寡人好好活着！”使者飞奔而去，直接闯入公子侧帐中。仍然晚了一步，公子侧已经自刎而死了。【众怒难犯，郤氏的覆灭】很难简单地给“三郤”下一个“好”或者“坏”的结论，甚至也很难给他们一个大致正面或反面的盖棺定论。如前所述，这三个人权大气粗，作风霸道，抢过人家老婆，杀过人家老公，和天子争过土地，跟领导抢过风头，在国内国外得罪了不少人，说是天怒人怨也不过分。然而，除此之外，“三郤”也自有过人之处，尤其是郤至，无论在外交场合还是战场上，都有可圈可点的表现。鄢陵之战的胜利，郤家子弟功不可没，这也是大伙都看在眼里的。鄢陵之战后，晋厉公派郤至到雒邑向周天子报喜。这是一次出风头的好机会，也可以看作是晋厉公对郤至在鄢陵之战中的表现的嘉许。作为胜利者的代表，郤至在雒邑受到了殷勤接待，各位王室重臣都争先恐后地巴结他，请他到府上做客。当郤至绘声绘色地讲起战场上的故事，白发苍苍的主人便放下筷子，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会心一笑，时而目瞪口呆，仿佛战场上的点点滴滴就发生在眼前；而女眷们则躲在帷幕背后偷听，也有年轻的女士不惜冒着失礼的风险，大胆地伸出头来，想看看这位披着火红铠甲上战场的晋国勇士究竟是一副什么样的尊容。很可惜，郤至既不英俊，也不潇洒，稍微有点发福，脸上还落着一道浅浅的伤疤。他讲完鄢陵之战的故事，总是不忘补充一句：“假如没有我，晋国就不会打赢这一仗了！楚军有六个致命的弱点，晋军却不知道利用，是我极力主张，他们才勉强同楚军作战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话倒也没说错。但是，战争的胜利是成千上万士兵用鲜血换来的，也是诸位将领指挥有方才得到的，怎么能够将这些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呢？事实上，坐镇指挥鄢陵之战的是晋厉公本人，其次是栾书和士燮，就算郤至的功劳再大，也不应该抹杀主帅的作用，更不应该将主帅说得如此无能啊！更要命的是，郤至丝毫不隐瞒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在雒邑访问期间，他多次公然宣称：“像我这样勇敢、知礼、仁德的人执掌晋国的政权，楚国和它的盟国必定归附晋国！”王室卿士邵桓公是个不解风情的人，他就事论事对郤至说：“您当然是非常有能力的。可是，晋国提拔正卿，历来都是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我担心政权不一定会落到您头上啊。”言下之意，晋国的八卿之中，你郤至仅仅是最后一位，就算受到重用，怕也很难一蹴而就，成为首席执政官吧。“哪有什么秩序？”郤至快人快语，“当年赵盾没有任何军功，就从中军副帅升到了中军元帅，荀林父更是从下军副帅直接升到中军元帅，现任的栾书也是从下军元帅升到中军元帅，这三个人都是越级任用，我又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差，为什么不可以当第四个？”王室卿士单襄公听到郤至这些话，禁不住摇头叹息道：“刀架到了脖子上还不知道死，说的就是郤至这种人吧！”但是郤至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不只是他，整个郤氏家族的成员都没有对自己的命运产生过怀疑。鄢陵之战后，郤氏家族的权势进一步提升，郤犨以新军元帅的身份，被晋厉公委派主持东方诸侯的事务。如果说郤至的问题仅仅在于狂妄的话，郤犨则以蛮横无礼和贪得无厌引来国内国际的非议。前面说到，鄢陵之战结束的时候，原本应该前来参加会战的鲁国部队还在曲阜附近的坏隤盘桓，错过了参加会战的时机。鲁成公之所以贻误战机，主要是因为家里出了点问题。事情说起来难以启齿，鲁国的“国母”——鲁成公的母亲穆姜耐不住多年守寡的寂寞，与“三桓”之一的叔孙侨如发生了男女私情。这段地下恋情究竟是因为肉体的需要还是感情的空虚，抑或两者兼有，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穆姜的确对叔孙侨如动了真感情，而叔孙侨如很可能只是想利用穆姜的特殊身份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向穆姜提出了一个要求：帮助他除掉季孙行父和仲孙蔑，将“三桓”变成“一桓”，让他独掌鲁国的大权。这个要求非同小可，穆姜却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换而言之，如果叔孙侨如想要星星，她不会摘给他月亮——古往今来，热恋中的女人也许都有那么一点疯狂吧。鲁成公将要出发前往鄢陵的时候，穆姜前去送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鲁成公感激之余，预感到将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果然，穆姜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将季孙行父和仲孙蔑驱逐出鲁国，把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全部转封给叔孙侨如。穆姜说这些话的时候神色平静，如同拉家常那般轻松。鲁成公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跟叔孙侨如上床，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你竟然为了他来提这种要求？什么“将季孙行父和仲孙蔑驱逐出鲁国”，你以为是送两只老母鸡给叔孙侨如补身子那么简单啊？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事可以办到，将这两人赶出鲁国对公室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要知道，“三桓”专鲁，毕竟互相还能制衡；如果只剩下“一桓”，公室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但是鲁成公不敢明确反对穆姜，只能以军情紧急为由，对穆姜说：“此事非同小可，请等我回来再说吧。”穆姜听了，当场就脸一黑。刚好鲁成公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偃、公子鉏也在送行的人群中，穆姜就用手指着他们，威胁鲁成公说：“你如果不答应我，那两个人随时可以取你而代之！”鲁成公吓了一跳，真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说出来的话。他带兵走到坏隤，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停下来，派仲孙蔑回曲阜去加强宫中的戒备，在各地设置守卫，以防叔孙侨如和穆姜趁自己不在突然发难。将这一切安排妥当，他才继续前进，结果没赶上鄢陵会战。同年秋天，晋厉公在宋国的沙随（地名）再次召集诸侯会盟，共商讨伐郑国的大事。鲁成公不敢怠慢，接到会议通知之后，便从曲阜动身，直奔沙随而去。据《春秋》记载，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厉公、齐灵公（齐顷公已经于七年前去世）、鲁成公、卫献公、宋国的右师华元和邾国的大夫（未记名），但是到了正式开会那一天，鲁成公却被拒之门外，在会场外坐了一天冷板凳。问题出在晋国负责东方诸侯事务的大臣郤犨身上。《左传》记载，沙随会盟之前，叔孙侨如派了一名使者到晋国，对郤犨说：“您知道鲁国部队为什么没能赶上鄢陵会盟吗？那是因为鲁侯心存疑虑，故意留在坏隤观望，看谁获胜就投入谁的怀抱。”“是嘛？”郤犨不动声色，摊开手掌，做了一个两手空空的手势，“口说无凭啊！”使者心领神会，从袖中掏出一份礼品清单，说：“这是我家主人献给您的微薄礼物，虽然不成敬意，但还是请您笑纳。”郤犨笑笑，将清单放在桌面，不再说什么。第二天一早，他就进宫向晋厉公汇报了有关情况，添油加醋地告了鲁成公一状。晋厉公本来对鲁军没能参加鄢陵之战就很有意见，心中充满了猜测和狐疑，听了郤犨的汇报之后，越发觉得是那么回事，所以在沙随会盟上故意让鲁成公坐了冷板凳。同年七月，诸侯联军向郑国发动进攻。鲁成公再度披挂上阵，希望以实际行动取得晋国的谅解。部队出发的时候，穆姜又来送行，将上次对鲁成公提的要求又原原本本地提了一次，并且摆出一副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姿态。鲁成公还是采取“拖”的办法，对穆姜的要求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含糊其词地应付了两句，便登车而行了。和上次一样，鲁成公只带了季孙行父出征，同时命仲孙蔑留在曲阜，镇守公宫，以防不测。当时，晋军驻扎在郑国西部，鲁军驻扎在郑国东部的督杨（地名）。鲁成公一来没有太多战争经验，二来担心后院起火，不敢贸然穿过郑国的领土去与晋军会合。
，“三郤”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聚到一起开会研究形势。“情况非常不妙，我估计国君很快会对我们动手。常言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应该采取主动，马上派兵进攻公宫，把国君杀掉，另立新君。”族长郤锜说。“没错。”郤犨附和郤锜的意见，“就算是死，也要拼个鱼死网破，不可束手就擒。”“三郤”之中，郤至的辈份最低，说话的分量却最重。他沉思了片刻，问了郤犨和郤锜一个问题：“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世上安身立命，是因为什么？”郤犨和郤锜都摇摇头，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有信义、智慧和勇气。有信义的人，不会背叛君主；有智慧的人，不肯祸害人民；有勇气的人，不敢作乱。如果失去这三种美德，谁会继续拥护我们呢？如果难逃一死，还要增加新的怨恨，那又有什么意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假如我们有罪，现在才死，已经是多活了几年了；假如我们无罪，国君却杀死我们，那是他的责任，他也不会有好下场。我们享受了国君给予的政治待遇，所以能够团结一批人，却又反过来利用这批人造反，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现代人也许很难理解春秋时期的中国人，他们的思维像雾一样飘忽，行动像风一样迅速，缺德的时候不顾一切后果，到了关键时刻却又表现得像圣人一样纯洁和迂腐。不管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在他们所有不确定的精神气质中，最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对命运所持有的一种超然态度——人固有一死，避之何益？公元前57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晨，“三郤”像往常一样，坐到了讲武堂的正堂之上，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闹，两个壮汉不顾卫兵的阻挠，互相撕扯着闯进来。仔细一看，原来是长鱼矫和晋厉公的亲信卫士清沸魋（tuí），他们手持长戈，衣服纠缠在一起，面红耳赤地争吵着，要找“三郤”来主持公道。“有事好好说，不许在讲武堂上动粗。”郤锜和郤犨上前劝架。眼见他们走近了，长鱼矫突然松开清沸魋，挥起长戈，横扫过来。事发突然，郤锜和郤犨避之不及，被当场杀死。郤至见势不妙，跳上停在门口的一辆马车想要逃走。长鱼矫动作敏捷，快步追上去，又将郤至杀死在车上。与此同时，胥童带着八百名甲士，劫持了栾书和荀偃，并将他们囚禁在宫中。看到朝堂上并排躺着的“三郤”的尸体，栾书突然产生了一丝悔意：如果不是自己处心积虑害死郤至，外嬖又怎么会找到机会对众卿下手，自己又怎么会落到如此田地呢？很显然，“三郤”仅仅是外嬖的一个突破口，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将晋国八卿一网打尽，好让他们掌权当道。恍惚之间，听见长鱼矫在对晋厉公说：“如果不杀这两个人，您必定后患无穷。”顿时感觉一股寒意升起。晋厉公皱着眉头，沉默了良久，终于说出一句让栾书松了一口气的话：“一天之中，就将三位卿士陈尸于朝堂，我不忍再多两个啊！”长鱼矫跺脚道：“您不忍心杀他们，他们却会忍心对付您。您就等着看吧！”说完转身就走。当天晚上，长鱼矫不辞而别，逃到了狄人居住的地方。晋厉公最终还是放过了栾书和荀偃。“三郤目空一切，天怒人怨，寡人将他们都杀了，连累你们也受到囚禁之辱。现在请回各自的岗位上去工作，好好为晋国服务吧！”栾书和荀偃感激涕零，长久地拜伏在朝堂之上：“您讨伐有罪之人，而免我们一死，那是因为您宽宏大量啊。我俩就算死了，也不会忘记您的恩德。”然而，就在这事发生之后没几天，晋国的形势再度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的晋厉公带着一群后宫佳丽和外嬖，前往翼城的大夫匠丽氏家中游园，栾书和荀偃趁机发动宫廷政变，带兵跑到翼城，将晋厉公和胥童等人抓了起来。栾书派人给士匄送了一封信，要他到翼城来商议国家大事，被士匄谢绝了。又派人邀请韩厥，韩厥说：“当年我深受赵家的恩惠，大伙对赵家群起而攻之的时候，我就没有参加。古人说，耕田的牛老了，没用了，也不忍心杀它，何况是国君啊！你们几位既然不能侍奉君主，还将我韩厥拉下水做什么？”晋厉公在翼城被囚禁了整整三个月。公元前573年春天，栾书等人杀死了胥童，然后又派部将程滑杀死了晋厉公。作为曾经带领晋军在鄢陵打败楚军的风云人物，晋厉公的后事单薄得令人唏嘘：他被草草埋葬于翼城东门之外的乱葬岗中，送葬的车辆也仅有一乘，远远没有达到“诸侯葬车七乘”的标准。不过，这一切对于晋厉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死了，晋国的太阳还是照常升起，人们很快将目光聚焦在了空缺的君位上面。栾书和荀偃该如何处理才能保证权力的平稳过渡，并且在不引起贵族和国人反感的前提下巩固自身的势力呢？当然，麻烦还不只这么点，面对晋国忽然的政变，一直虎视眈眈的楚共王会不会趁虚而入再次挑起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整个国际形势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一切，都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一个奸雄的诞生】我们的故事从一个噩梦开始。(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话说公元前八世纪的某一天晚上，郑国首都新郑的宫殿中，诞生了一位贵人。古往今来，举凡贵人诞生，必有奇异的预兆。然而这位我们要说的贵人，他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既没有梦到熊，也没有梦到蟒蛇，更没有梦到麒麟，反倒是分娩的那天晚上，做了一夜不可名状的噩梦，汗津津睁开眼睛来，发现卧榻上已经多了血肉模糊的一团。关于这件不同寻常的事，《左传》是这样记载：“庄公寤生。”——该书的作者左丘明，是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鲁国的史官，以简约、生动的叙事风格闻名于世。然而，正是由于左氏过于简约的文风，令后人对这件事有了不同的理解。一种意见认为，寤乃是寐寤之意，所谓寤生，顾名思义，也就是梦中出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寤乃是“牾”的假借字，寤生即是牾生，意思是生育的时候，婴儿的足先出，即世人俗称的逆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管如何理解，总之，这孩子的出生与众不同，以至于他的母亲大受惊吓，因而对他产生了厌恶，却是众所周知，没有任何意见分歧的。有必要介绍一下贵人的家庭。贵人的父亲姓姬，名掘突，是周平王的卿士、郑国的第二任君主，因为死后的谥号为“武”，历史上称之为郑武公。郑国的领土面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大致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中部，北靠黄河，西接王畿（周王室的直领地），南边是陈、蔡等诸侯国，东边则与宋国接壤。这一带，是中原文明的滥觞之地，开化甚早，在当时堪称最富庶的地区。仅仅在数十年前，郑国还不是一个国家。郑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掘突的父亲，名叫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同胞弟弟、周幽王的亲叔叔。周宣王即位的第二十二年，友被封为郑伯，因其为人正直，施行仁政，受到百姓们的爱戴。周幽王即位之后，又任命友担任了王室的司徒，负责打理王室事务，管理王畿的百姓。但那个时候，友的领地还极其有限，仅仅是王畿内的一座小城和周边的一些农村。《史记》当中提到了友的发家史：友担任司徒一年，周幽王因为宠爱褒姒（sì），王室政治腐败，有些诸侯不服从王室的领导。于是友问史伯：“王室多难，我应该怎么样才能躲避灾难？”史伯心里明白，友问他的，是一旦周王室这棵大树倒下，他和他的族人该如何在这即将到来的乱世之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仔细考虑后，史伯很郑重地回答道：“恐怕只有雒邑（周朝的都城）以东、黄河与济水以南的地区符合您的要求吧。”接下来友和史伯的一番对话，堪称春秋版的“隆中对”。史伯分析说，雒邑以东、济水以南的那片地区靠近虢（guó）国、郐（kuài）国，这两个国家的国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很贪婪，喜欢占小便宜，百姓不亲附他们。“如今您身为王室司徒，位高权重，百姓又拥戴您，您如果要求居住在那里，虢、郐两国国君见您在朝中当权，也会同意将土地分给您。那样的话，不用过多久，虢、郐两国的百姓就变成了您的百姓了。”友听从了史伯的建议。他向周幽王请求，将自己领地上的百姓东迁至雒东。畏于他的权势，虢、郐两国果然献给他十座城池，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郑国。不久之后，友的担心变成现实，犬戎大举入侵王畿，一举攻破周朝的都城镐京，杀死了周幽王和他的儿子伯服，俘虏了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值得一提的是，友虽然早就准备好了逃生之路，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出无比的忠义，为了保护周幽王，战死在乱军之中。犬戎之乱后，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即位，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雒邑，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春秋时期。掘突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一方面参与了护送周平王迁都的行动，另一方面趁着王室衰微，吞并了东虢和郐，并将郐作为郑国的都城，更名为新郑。据说掘突在平定犬戎之乱中表现突出，令申侯（申国国君）青眼相加，所以将女儿许配给他。这个女人，后来在史书上被称为“武姜”，那是因为她的娘家姓姜，又嫁给了郑武公姬掘突，按照当时的习惯，便以丈夫的谥号“武”加上娘家的姓“姜”来称呼她了。在那个年代，这种政治联姻比比皆是，诸侯的女儿生来即被当做交易的筹码，为了国家的利益，嫁给糟老头做小妾也是常有的事。而武姜嫁给掘突的时候，掘突才二十三岁，身强力壮，事业有成。说实话，谁家女儿要是嫁给这么个郎君，夜里不偷着笑才怪。郎才女貌，又生了个大胖儿子，是喜上加喜的事。然而在武姜心中，那天晚上噩梦的阴影似乎一直挥之不去，等到夫妻俩和朝中几位重臣商量着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她半是自言自语，半是说给掘突听：“就叫寤生吧。”春秋时期的人们，取名字不像后世那般讲究，既不看生辰八字，也不求富贵吉利，有的人为了纪念自己的战功，甚至以被自己斩首的敌将的名字给儿子命名。听到武姜这么说，掘突仅仅是略为考虑了一下，便表示同意。于是，寤生这个名字便被一本正经地写入家谱，告知列祖列宗，成为郑国的世子（国君的继承人，又被称为大子或太子）的名字了。数年之后，寤生的同胞弟弟段诞生。生孩子是件技术活，一回生二回熟，这一次，武姜的生产很顺利。段出生后不久，掘突就将共（地名）封给段作为封地。因此，段又被人们叫做共叔段。寤生没有封地。作为世子，他将继承整个郑国，所以没有必要分封领地。宫里的人很容易看出，武姜对两个儿子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大儿子寤生，她始终带有一种固执的厌恶；而对于小儿子段，她则体现出一种超出寻常的母爱，说是溺爱也毫不过分。自古以来，母亲宠爱小儿子，乃是人之常情。平头老百姓家如此，公卿士大夫家也是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因为大儿子有权继承家业，而小儿子相对只能分得最少的一份，做母亲的因此想用更多的爱心来平衡一下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吧。虽然是人之常情，但是像武姜这样厚此薄彼，还真少见。宫里的人只能推测，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天晚上那个噩梦引起的。寤生出生那天晚上，武姜究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史料上却没有任何记载。长久以来，梦都被赋予某种隐喻。据传很多年前，周宣王曾做过一个怪梦，梦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大笑三声，大哭三声，然后将大庙（祭祀祖宗的祠堂）里的神位捆做一束，飘然东去。直到犬戎之乱后，人们才弄明白，周宣王梦中的年轻美貌女子就是周幽王的妃子褒姒，大笑三声是烽火戏诸侯，大哭三声是周幽王死于犬戎之乱，神位东去则预示着周平王东迁。弗洛伊德或许对此不屑一顾，但武姜不能。也许，那个梦太可怕了，以至于武姜从来不愿意对任何人提起。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她无时无刻不记起那个梦，只要一见到寤生那张平淡无奇的脸，她就禁不住从心底打一个寒战。对大儿子强烈的厌恶感，不但使她将全部爱心倾注在小儿子段的身上，她甚至开始考虑置换两个儿子的身份。凭心而论，段确实长得比寤生讨人喜欢，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对比也越来越强烈。寤生敦敦实实，一副木头木脑的样子，在父母面前总是唯唯诺诺，生怕说错一句话；而段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妙语连珠，时常发表一些惊人的见解，连掘突都不得不点头赞赏。除了相貌英俊，才思敏捷，段的武勇在当时也是尽人皆知的。流传下来的《诗经·郑风》中，有一首名为《大叔于田》的诗歌，记录了当年共叔段狩猎的飒爽英姿，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cān）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襢（tán）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niǔ），戒其伤女。〗田就是狩猎，是自古以来统治阶级习武备战的常用手段。这首诗歌生动地描述了共叔段狩猎的盛大场景。从诗中可以看出，段是个武艺高强的人，长于弓箭，力能搏虎，曾经将打死的老虎亲自献给父亲。然而，即便段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即便武姜多次以母亲的身份提出废长立幼的请求，掘突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的理由很简单，嫡长子（嫡妻所生的长子）继承家业是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即便段再优秀，只要寤生没犯什么错误，就不能被废除继承权。因为掘突的坚持，寤生的政治地位得以保留，并且在掘突死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庄公。寤生即位没多久，武姜就来找他，抱怨说段的封地太小，要求寤生把制（地名）封给段。制在当时是一座大城，原来是东虢国的领地。掘突吞并东虢国之后，在制设立关卡，驻扎军队，把它建设成一座举足轻重的军事重镇。制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别名，叫做“虎牢”，也就是《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发生的地点。“制啊……”寤生支吾了半天道，“您也知道，制曾经是虢叔（东虢国君）的领地，虢叔仗着它易守难攻，不修德政，胡作非为，所以先君把他给灭了。我担心，把这样一座城封给段，很不吉利。要不您考虑一下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我都没意见。”寤生话里有话，他在提醒武姜，如果把制封给段，怕他也学着虢叔的样子，有恃无恐，胡作非为。“那好，就把京城封给段吧。”武姜很干脆地说。郑国的重臣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跑过来找寤生，大家议论纷纷，一致反对将京城作为段的封地。大夫祭（zhài）仲说得很直接：“京城的城墙长度超过了一百雉（三百丈），按照祖先定下来的规矩，城墙超过一百雉的城池不能分封给任何人。现在您为了顺老姜之意，把京城封给段，不合规矩，好比一个国家有了两个主人，后患无穷。”寤生无可奈何地说：“老姜要这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呢？”眼下这些人都是郑国的权臣、元老，关起门来说话，从来没把武姜当一回事，总是“老姜老姜”挂在嘴上。久而久之，寤生也习惯了。祭仲说：“老姜贪得无厌，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依我之见，您应当趁早妥善安排这件事，不能依着她的性子来。否则的话，事态一旦失控，将直接威胁我郑国的安全，对您极为不利。”祭仲的话明显带有煽动性，把一屋子人的情绪都给点燃了，有的人甚至拔出剑来，叫嚷着不如先下手为强，现在就把段给杀了。顺便说一句，那个年代的君臣关系不像后世那么疏远，大臣带着武器来见国君并不违反规定，诸侯与大夫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吃饭也是常有的事。堂下群情激奋，堂上的寤生却始终不动声色。他心平气和地看着大伙吵完、闹完，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话，平息了大伙的情绪。这句话是如此经典，以至于后世的人曾经无数次引用，而且一直被延用至今。我时常认为，中国人的可敬和可怕之处，其实都包含在这句话里边了。他说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段带着自己的随
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不费劲坐地收获，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更不能简单将那些早期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那也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原载于《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转载，改题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合约》。）大清终结的朝鲜因素2013年初，朝鲜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激起中国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对，六十多年来由中国领导人小心翼翼维护的中朝友谊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声音获得释放，甚至有放弃朝鲜，任其自生自灭的呼声出现。作为中国近邻，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大致相似的国家，假如朝鲜有一天结束了，比如被韩国统一了，或者被美国，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联合国军”侵入了，终结了，究竟会对中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未来，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正是因为朝鲜被吞并，方才引发中国政治的多米诺骨牌。大清王朝的终结，即便不能说是朝鲜亡国的直接刺激，但朝鲜亡国和大清终结之间所蕴含的因果关联，还是清晰可见。在慈禧太后晚年，中国终于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日俄战争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清政府就追随俄国开放政治，实行变革，改良开始与革命赛跑。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对世界大变局也开始新的觉醒，放弃山头，放弃门户，汇集在日俄战争战胜国日本，朝圣般那样虔诚向日本取经，集思广益，团结一致，共举孙中山为总理，共创中国同盟会，加快了中国革命进程。也是在这一年，清廷决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较欣然接受宪政改革的建议，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办法，也终于迎来了新的机会与希望，中国民众自发庆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据记载，在预备立宪之前还不曾有过。短短两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展迅猛，九年立宪清单不仅发布，而且逐年落实，逐年检查，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再有几年时间，最多也就是后来民国五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必将诞生，古老的中国必将迈出重要一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08年，当《钦定宪法大纲》发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两位当家人在不到一天时间里相继死亡，一个强势的领导班底让位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组合——年轻的摄政王与光绪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弱势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决断和执行力，在随后两年间，中国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还在进行，其实已经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摄政王—隆裕太后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渐渐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渐渐成为热心中国政治变革那些人的共同认识。僵硬的体制很难从内部打破，日子还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统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样灿烂；被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忧心忧国的知识人则热切渴望不论内外都应该或者说为什么不闹出点大事？他们坚信，不论内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机会，有机会就会有变革。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机会来自东邻朝鲜。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渡给了日本，朝鲜半岛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条约生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朝鲜不复存在。朝鲜曾经是中国番邦，而且时间可以追溯很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没有适时调整好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弄明白西方势力东来的真实意义。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及时主动转变，不存在引领各番邦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团结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势力。中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将近两百年，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至两年后被打败，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但依然没有弄明白西方东来的意义，也就不知道怎样指导这些属国面对西方。又过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被再次打败，痛定思痛，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中国从此有了焦灼感、紧迫感，在对周边各番邦的关系上也就渐渐转变，由先前的王道主义、天下主义演变成孤立主义，对于各番邦的事务也就不再热心，任其在西方势力面前自生自灭。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南部边陲各个番邦渐渐成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尽管在1884年为越南前途不惜与法国一战，但不论是越南，还是法国，都清楚中国战争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样适应西方，而是中国的宗主权。中国这种心态当然深刻影响了朝鲜，朝鲜在随后几十年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尤其是袁世凯常驻朝鲜强势管理，既没有收抚人心，也没有真正引领朝鲜走向世界，建设一个与东西方一致的现代国家。当然，中国自身此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陶醉在“中体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不仅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而且在外交上也无可称说，中日宣战，朝鲜政府率先发布公告，请求日本政府出兵驱逐清军，中国在道义上彻底被动。等到《马关条约》成立，朝鲜脱离中国而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甲午战争，原本是为了朝鲜的前途而战，结果却让中国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发展与骄傲一夜之间化为一股青烟，中国由此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战争虽说还不是大清王朝历史的终结点，但十几年后的历史节点在这里不难找到某些因果关联。朝鲜在战后名义上走向独立，其实只是与日本更亲近，这也是后来日韩合邦的原因。而中国在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后并没有一蹶不振，知耻而后勇，中国很快丢掉洋务的包袱，轻装上阵，开始维新，再经义和团战争、辛丑条约、日俄战争，中国在变革道路上虽说波折不断，但大方向似乎并不太错。只是到了两宫大行，朝廷弱势，中国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滞状态，而恰当此时，日韩合邦剧烈刺激，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随时受不了，以为亡国灭种，于是引发巨大的政治冲击。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将日韩合邦理解为朝鲜亡国，这部分中国人借着这个由头大力推动停滞已久的改革。一个月后（9月22日），吉林巡抚陈昭常迅即奏请朝廷将东三省向列强开放，强调除日俄两国外，大力引进欧美列强向东三省投资办厂，以此抵制日本。与此同时，各省督抚相继建议朝廷重启政治改革，加大变革力度。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一定要从本源入手，加快落实责任内阁，加快筹备和召集国会，加快司法改革，尽快让司法独立。建议修改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个新国家，防止朝鲜教训在中国重演。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政府倾全国之力以谋东三省。五天后（10月25日），锡良又与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朝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理由就是“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将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各位重臣请求朝廷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于明年开设国会。朝鲜亡国直接刺激清廷重启政治改革。利用朝鲜亡国机会推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的，不仅有朝廷内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种势力。原本鉴于东北亚政治危机而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加紧进行。10月9日，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至资政院递交速开国会请愿书，理由也是“日本遂吞并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今中国不迅速实行宪政，决不足以拯救危亡。朝野各界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形下，朝廷广纳善言，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缩短为五年，并先组织责任内阁。谁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实际上启动了大清王朝终结的多米诺骨牌。半年后，责任内阁出台，引发政治动荡；再半年，湖北新军发难；再过几个月，延续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进入历史。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终结，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鲜亡国，再到大清终结，总觉得其间有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线。回望甲午：经验与教训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后世中国在检讨这一事件时总是归因于日本人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对中国的诱导，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其实还有很大的再检讨空间，因为中日双方的政策走向并不因对方的一个建议而发生根本逆转。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准备参与镇压东学党。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寻衅闹事，寻找战争的理由。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6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的电报指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由于日本是执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决雌雄，因而对中国方面的任何解释都不愿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6月10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入汉城与日本人对抗。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似乎并不太满意，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本人不听劝阻执意妄为，各国公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徒自扰也。李鸿章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本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国的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的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和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叶志超、聂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经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继续向朝鲜用兵。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已命叶志超部缓进暂扎，整理归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协商，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总理衙门不这样认为。总理衙门在复电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与我同时撤兵，那么我兵宜仍前常驻，叶志超、聂士成部仍以进剿东学党为是。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之后，日本政府仍在寻找继续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6月16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约见中国公使汪凤藻，表达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达。对于日本政府的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本人“共改韩政”的建议给予严厉驳斥，不要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韩《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该利用朝鲜的内乱危机过多干预。所以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或许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的主导权。日本军队并没有像大鸟告诉袁世凯的那样逐步回撤，相反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国官员的神经。袁世凯、汪凤藻等将这些情形随时报告朝廷和李鸿章，但李鸿章依然不为所动，劝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适启其狡逞之谋，殊非伐谋上计。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李鸿章以为日本政府的用意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测，我方只能冷静观察，谨慎出手，如果
到鲁文公松口。公孙敖以罪臣之礼被安葬。因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太令人伤心了，以至于灵柩回到鲁国之后，遗孀声己既心痛又心寒，拒不相见，只是在灵堂内设了一道帷幕，躲在帷幕内伤心大哭。而他的堂弟公子遂，本来按照礼仪应当在其下葬的时候哭，也因为曾经的夺妻之恨，不打算哭。这时又是叔仲惠伯出来劝谏说：“丧礼，是亲人关系的终点。虽然不能善始，但可以善终。古人说，‘兄弟致美’，有困难的时候互相救助，有开心的事就前去祝贺，遇到灾难要表示慰问，祭祀祖先的时候恭敬如一，有人过世则致以悲伤之情——各种感情虽然不同，然而不绝其爱，就是亲人之道。您做事从来不失其道，怎么在这件事上授人以柄呢？”经这么一教育，公子遂才挤出几滴眼泪，带着兄弟们在公子敖灵前假假地哭了一阵。若干年后，文伯的儿子仲孙蔑长大成人，又从惠叔手里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所生的两个儿子跑到鲁国来投奔他。仲孙蔑对这两位叔叔极其仁爱，国人皆知。但也有人暗中使坏，对仲孙蔑说：“这两个人来鲁国，是为了杀你。”仲孙蔑将这事告诉了季孙行父。莒国来的两兄弟听到了，互相商量说：“夫子（指仲孙蔑）以爱我们闻名，我们却以想杀他闻名，落个以怨报德的恶名，还不如一死。”于是主动要求参加抵御外族入侵的战斗，全部战死沙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周襄王去世，公孙敖带着吊丧的财物逃到莒国，鲁文公也没有再派人补送丧礼。可能在鲁文公看来，这丧葬费只要花出去了，不管花到哪都算是尽到了义务。后来新任周天子（周顷王）派大臣毛伯到鲁国，索取会葬的礼金。对于王室的行为，《左传》不以为然地批评：“非礼也。”大概意思是，天子不求私财，总是低三下四地向诸侯讨丧葬费，未免太跌份了。【用人唯亲还是用人唯贤】公元前615年冬天，就在西乞术访鲁之后不到两个月，晋国西部边境再次震动。为了雪耻五年前的令狐之役，秦康公亲自率领大军讨伐晋国，一举攻占了羁马（晋国地名）。晋国人起兵抵抗，在河曲与秦军对峙。晋军由赵盾担任统帅，荀林父为中军副帅，郤缺担任上军主帅，臾骈为上军副帅，栾盾担任下军主帅，胥甲为下军副帅，范无恤担任戎车驾驶员，韩厥担任司马。韩厥是老臣韩简之孙，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韩献子。在当时的人看来，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前面说过，司马就是军中的司法官，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宪兵司令。秦晋两国大军在河曲对峙的时候，赵盾故意派人驾驶自己的战车冲撞到队列中，干扰部队行军。韩厥将这个人抓起来，审问之后，就按规定将他处死了。大伙纷纷议论说：“韩厥这下玩完了，他的主子早上才任命他当司马，晚上他就杀掉主子的司机。这样的人，谁还敢用他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赵盾将韩厥召到中军大帐，不但没有骂他，反而以礼相待，说：“我听说侍奉国君的人，应该比而不党。以忠信之心推举仁义之人，叫做‘比’；出于私心而推举人，叫做‘党’。军中律令无人可犯，即使是我的手下犯了军律，也不包庇隐瞒，这就叫做‘义’。我向国君推荐你，心里还害怕你胜任不了这个职务。因为推荐一个人当官，这个人却不能胜任，这就是最明显的结党营私行为。所以我故意派人来试探你，请你继续按自己的原则处理军务，不要手软。单从你处理这件事的手段来看，以后执掌晋国军政大权的，除了你还能有谁呢？”很多年后，这位韩献子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韩国。赵盾的这番“比而不党”的理论，孔夫子也有类似的论述，那就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而不党”意味着，将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在任何年代，这都是值得称道的政治态度。当然，赵盾这么做，多少还有点做秀的成分。在表扬了韩厥之后，他又公开对晋国的诸位大夫说：“现在你们可以向我祝贺了。这件事说明，我推荐韩厥是做对了。我绝没有结党营私啊。”赵盾之所以这么做，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给自己树立一种任人唯贤的形象，为提拔臾骈担任上军副帅进行舆论准备。在晋国的官僚体制中，三军统帅和副帅被称为“六卿”，是军政大权系于一身的重要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臾骈原来只是赵盾的家臣，不管其人品和能力如何，一下子被提拔成为上军副帅，都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嫌，难免被人说闲话。赵盾希望通过韩厥这件事来堵住大家的嘴，可谓用心良苦。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赵盾让臾骈担任这个职务，倒也没用错人。秦晋两军主力在河曲对峙。臾骈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洞察力，他建议说：“秦军深入我境，后勤补给难以为继，打不起持久战，我们不如深挖壕、高筑垒，加强防御，等待战机。”赵盾听从了臾骈的建议，于是深壁坚垒，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时间一长，远道而来的秦国人果然坐不住了，后勤补给困难自不待言，将士们对于在异国他乡打一场旷日持久的静坐战也没有心理准备。毕竟，时近年关，谁都记挂着家里的老婆孩子热炕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秦军之中，有一位货真价实的“晋国通”，那就是在五年前的令狐之役后出逃到秦国的士会。秦军数次挑战晋军不成，秦康公就把士会找来，问：“以目前的形势而言，我军该如何打破僵局？”士会沉吟了一阵，说：“赵盾新近提拔了他的一名部下，名叫臾骈。晋军坚守不出，想必是这位臾骈的计谋，想消耗我军锐气，等待我军疲惫再实施反击。”“嗯。”秦康公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赵盾有个同族的兄弟，名叫赵穿，是先君（晋襄公）的女婿。此人年少无知，不通军事，然而深受赵盾宠信，因此有恃无恐，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赵穿任职于晋国上军，对于臾骈出任上军副帅一事，据说颇有怨言。他觉得自己是赵盾的族弟，而臾骈仅仅是赵盾的家臣，现在反倒屈居其下，心里十分不痛快。您如果想要晋军出战，很简单，派人前去挑逗赵穿就成了。”士会一席话，秦康公茅塞顿开，他拍拍士会的肩膀，以示赞赏。士会则深深地低下头。十二月四日，秦军突然有了动静，派出一支部队直扑晋国上军营寨，晋军坚守不出。秦军也不强攻，只是在营寨外摇旗呐喊，操着秦地方言嘲笑晋国人，然后虚晃一枪，很快撤走了。晋军根据赵盾的命令，对秦军的挑逗置之不理，躲在城寨后边坚守不出。不过，秦国人骂得实在太难听了，赵穿听在耳里，恼在心上，他对自己的部下发牢骚说：“我们粮草充足，枕戈待旦，就是盼着与敌人放手一战。现在敌人来了又不出击，还等什么呢？”手下人说：“那……大概是在等待战机吧。”赵穿不听则已，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说：“这都是臾骈想出来的鬼主意，我不管什么计谋，他不敢打，我们自己打！”于是不顾禁令，带领自己的部属前往秦军大营挑战。赵盾得到消息，又恼又无奈。他对众将说：“赵穿此去，必定自取其辱，被秦军擒获。秦军得到赵穿，那就是获得晋国卿一级的人物了，我等又以何面目回去见父老乡亲？”赵盾为什么说赵穿是卿一级的人物呢？有人解释，赵穿本来不是卿，只不过因为他是晋襄公的女婿，地位特殊，所以等同于卿。这种解释过于牵强。实际上，在当时的晋国，有狭义的卿，也有广义的卿。狭义的卿，当就是指三军的正副统帅，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实权人物；广义的卿，则还包括司空、大傅等官员。赵穿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史料没有记载，但是从赵盾这句来看，想必也不是泛泛之辈了。赵盾这话说得很巧妙，就算是臾骈也不好表示反对。于是晋军打破沉默，拔营起寨，全军出战。时值冬日，天黑得早，双方互相放了一通箭，还没来得及短兵相接，太阳就下山了，黑漆漆的分不清敌我，只得息兵罢战，各自回营。秦军派了使者来见赵盾，说：“今日一战，两国的勇士都觉得不过瘾，明日请放手大战一场。”这是所谓的约战，也就是“下战书”了。秦国人话说得很强硬，臾骈却从中看出了端倪。他对赵盾说：“秦军使者目光飘浮不定，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那是内心底气不足，畏惧我军的表现。由此判断，秦军并不想和我军一战，想必是虚张声势，很有可能连夜遁逃。我军不如提前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将秦军逼退到河边，则可大获全胜。”臾骈的这个建议，自然又是一条好计，无奈被赵穿听去了。他决心和臾骈抬杠到底，于是将他的哥们儿——下军副帅胥甲找来，两个人站在中军大营前大声嚷嚷说：“死伤的战士还没有安置好，就弃之不顾，是不仁义的行为；约好的交战时间未到而将敌人逼至险境，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坚决反对偷袭秦军。要说赵穿的抬杠本领，和他不通军事的程度基本上成正比。他知道，如果跑到帐内去劝谏赵盾，肯定会被骂一顿，目的也达不到。所以他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把事情搞大，搞到赵盾下不了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和胥甲这么一闹，臾骈的计谋便成了公开的秘密，偷袭是不可能了。事实上，秦军很快通过谍报人员得到消息，连夜渡过黄河遁逃回国。赵穿屡次三番违反军纪，使晋军的战略全部落空，本来应该受到严惩。然而，由于他是赵盾的亲族，而且特别受宠，在赵盾没有发话的情况下，以执法必严而著称的司马韩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介意啦。河曲之役以秦军的主动撤退而告终，这不是赵盾想要的结局。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在一次大决战中彻底击败秦军主力，晋国就始终处于秦国的军事威胁之下。南方的楚国也给晋国带来严重的威胁。但是楚国毕竟离晋国很远，晋楚之间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战场必定是在中原某国，对晋国来说是“境外决战”，具有较大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而秦国不同，秦国紧邻晋国，与晋国仅有一河之隔。而且，从地形上看，秦人入晋乃顺势而下，晋人入秦则是逆流而上，秦人入晋轻而易举，晋人入秦难上加难，秦国占了有利地形。如果我们回顾秦晋之间的几次战争，不难发现，虽然晋国胜多败少，然而战争发生的地点，总是在晋国境内。晋国在战术上的胜利不能抵消其地理上的不利。晋国要想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必须正视秦国的威胁。河曲之役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詹嘉为瑕地领主，率领军队镇守桃林要塞，以防备秦军入侵。桃林所在的位置，大致就是后世的潼关至函谷关一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在春秋时期，桃林更是秦国进出中原，与中原诸国发生关系的必经之路。换言之，秦国如果想与东方的周王室、郑、卫、鲁、宋、齐等国进行外交往来，都必须通过桃林地区。晋国加强桃林的防务，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一旦隔断了桃林的交通，秦国和东方的联系也就被割断了。河曲之役中，秦康公以士会为参谋，晋国的军机均被士会识破，使得晋国人大为不安。只要士会这个晋国通还呆在秦国，赵盾就吃不香，睡不好。公元前615年夏天，以赵盾为首的晋国六卿（三军正副统帅）在诸浮（晋国地名）举行秘密会议。赵盾在会上首先发言：“士会在秦国，狐射姑在狄地，这两个人都是我晋国的精英，现在却为敌国所用。他们一日不回国，晋国就一日不安，该怎么办？”赵盾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只是仔细想想，士会和狐射姑之所以投奔他国，还不都是被你赵盾所逼？荀林父顺着赵盾的话说：“我建议将狐射姑召回来，一则可以叫他专门处理对狄事务，二则狐家世代有大功于晋国，理应特殊优待。”郤缺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说：“狐射姑当年主张立公子乐为君，是有乱心；派人谋杀阳处父，罪大恶极。与其召狐射姑，不如召士会。士会为人低调，知道廉耻；性格温顺，但是坚持原则；其智谋足以担当大任，而且也没有犯过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前面说过，狐射姑是赵盾的政敌，虽然身在狄地，但是与赵盾犹能互相尊重，甚至帮助晋国处理对狄事务。然而，尊重归尊重，政敌仍是政敌，在赵盾的心里，狐射姑是能够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敌人，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防范对象。赵盾怎么可能引狼入室，开门揖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因此，赵盾将狐射姑与士会一并提出，只是出于他一贯以迂为直的政治手腕。六卿之会很快做出决定，尽快召士会回国；至于狐射姑，还是老老实实在狄地呆着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赵盾先生二三事：晋襄公刚死的时候，他本来应该直接立大子夷皋为君，却先放出烟雾，说晋国危难，夷皋年幼，不足以担当大任，主张立公子雍为君。为了这一主张，他不惜与狐射姑发生激烈冲突，将晋国推到内战的边缘。可是，等到他打败狐射姑，他又推翻自己原来主张，不惜与秦国一战，将公子雍赶回秦国去，转而立夷皋为君。从表面上看，他折腾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但是从实质上看，他通过这番折腾打败了自己最大的政敌，收获是巨大的。河曲之役，他要提拔自己的家臣臾骈进入晋国的政权核心，可是又担心人们说闲话，所以同时提拔了看似与自己无关的韩厥。为了树立任人唯贤的形象，他还不惜让自己的车夫去当牺牲品，以身试法，被韩厥处死。而他自己则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大张旗鼓地表扬韩厥，附带也表扬了自己。可是，人们只要看看他对赵穿的百般纵容，就不难发现他到底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次他想召士会回国，又拉出狐射姑作陪衬，同样不过是为了向人们表示他为国尽忠，不杂私念。想想看，连狐射姑这样的政敌都在他的考虑之列，他可不正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么？读史至此，难免感慨中国古人的智慧真是深不见底。而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这种古老的智慧历经千年，至今仍然没有过时。君不见，某某代表大会选举某某领导，某某单位公选提拔某某干部，都免不了要找几个人作陪衬的？扯远了，回到公元前615年，晋国人准备将叛逃秦国达三年之久的士会召回国来。但问题是，如何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士会呢？一个叫寿馀的人担当了重任。寿馀是毕万的后人。在晋献公年代，毕万作为晋献公的戎车护卫，参与了消灭耿、霍、魏三国的战争，立下战功，获封原来魏国的土地，成为了魏地的领主。从那时开始，毕万的族人以魏为氏，晋文公手下的虎将魏犨也是毕万之后，而寿馀应当是魏犨的近亲。因此，寿馀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魏寿馀。秦晋两国正在打仗，寿馀想见到士会并不容易。晋国人为了让寿馀见到士会，精心设计了一个局。河曲之役后，赵盾为了防范秦国人入侵，在晋国推行了一个新政策，要求各地的领主组织族兵义务巡河。族兵就是领主的私人武装，组织族兵巡河，用的是领主的人，吃的是领主的粮，国家也没有任何财政补贴。这是一笔没有回报的买卖，寿馀作为魏地的领主，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结果当然是被赵盾骂得狗血淋头。当天夜里，寿馀在家喝闷酒，喝醉之后告诉自己的老婆说，赵盾那厮太无礼了，他忍受不了，要叛逃到秦国去。而这些话不巧被他的厨子听去了。厨子跑到赵盾那里告状，赵盾派韩厥前去抓寿馀。当然，寿馀没抓到，只抓了他的妻子儿女。寿馀连夜出逃到秦国，见到了秦康公，主动要求以魏地作为见面礼，投靠秦国。魏是晋国境内的大邑，而且临近秦国，一旦将魏据为己有，等于拥有了一座进攻晋国的桥头堡。对于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馅饼，秦康公当然不会拒绝。人一高兴，防范之心就减少。秦康公没有留意到，寿馀装作和士会打招呼，偷偷地踩了一下他的脚。踩这一脚的意思，士会自然心领神会。事实上，自从见到寿馀，他便知道有事情要发生。而他的不露声色，等于是告诉寿馀，他已经决定听从召唤，回国效力。几天之后，秦康公亲率大军前去接收魏地。秦军在河西安营扎寨，与魏地隔河
无止境的关爱。虽然马丁的母亲朱迪思总是尽可能在他父亲看不到的时候发挥母爱，但朱迪思是个软弱、教育程度不高的女人，对丈夫言听计从，所以她很难成功安抚马丁的感受。马丁小时候顽皮又固执，喜欢吵闹，隔三差五就得下最后通牒才管得住他。进了高中，这些特质使他变成撒谎不眨眼（也没有罪恶感），油腔滑调，胡说八道的人。他曾试图诱哄不少女孩跟他约会。然而，若他要求上床却被对方拒绝，他会暴怒相向、虐待对方，然后甩掉她。卡伦的姑姑告诉她，若马丁的约会对象想分手，他会用力抓扯对方的手臂直到淤青，但事后又是道歉又是保证（当然是信口开河），恳求她再给他一次机会，试图和好。他会设法装出很在乎、很伤心的模样，直到下一次沮丧来临，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朝鲜战争期间，马丁受召入伍，被派往匈牙利。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卡特里娜和她的姊妹。当时她16岁。虽然她不会说英语，而他也不会说匈牙利话，他仍找机会约她，希望得到她家人的认同。他请求卡特里娜的父亲把她嫁给他，一等他退伍便立刻接她到美国。卡特里娜初抵芝加哥时是个未经人事的17岁少女，不懂英语。直到她能嫁给马丁之前，她一直与老马丁、朱迪思同住。老马丁意欲染指卡特里娜，多次强迫她屈从。马丁父子经常为此爆发严重争吵。老马丁扬言，要是他们不如他的意，他就要把两人赶到街上去。卡伦不知她祖父最后是否成功得手。卡伦的母亲告诉她，有天晚上，家人差她上楼叫马丁吃饭。马丁把她摔在床上，强暴她。她哭着说想回匈牙利，但马丁不让她走。他哀求她原谅，送她礼物，如此循环往复。卡伦说，她祖父曾教父亲如何指使、控制妻子，而马丁照单全收，言听计从——强暴、殴打，样样都来。卡特里娜和马丁结婚后，马丁持续强占她的身体，因此卡特里娜没多久就怀了卡伦。祖母曾告诉卡伦，马丁在卡特里娜怀孕期间仍继续强暴她，甚至她才刚生下孩子，从医院返家，马丁也不放过她。因此10个月之后，卡伦的弟弟（跟着父亲叫马丁）也出世了。童年期间，卡伦和两个弟弟不时听见父亲凌辱母亲。马丁总是不顾自己的身份，跟各式各样的女人打情骂俏，搞了一堆婚外情。他曾因性骚扰遭公司开除。在他眼里，女人全是发泄性欲的对象。※※※※卡伦拿了一盒录有她父母对话的录音带给我。这是她母亲在等候审判期间偷偷录的，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卡特里娜在可听见两人对话的地方架好录音设备，录下这盒带子。我和卡伦推测，她这么做是为了证明自己与丈夫猥亵孙女无关——甚至想把卡伦受虐的事也推得一干二净。卡伦听过一部分，但已令她恶心想吐。她说，她一辈子都在听这种话。她再也不想听见半个字了。当天晚上，我结束工作，准备回家前，我放了录音带来听。录音一开始即是进行中的对话：父：过来躺着。母：不要。我不要躺下来。父：就躺几分钟嘛，好不好？我又没叫你干我，而且干我也没错啊。但我也没叫你干我啊。母：闭嘴！不要跟我讲这么下流的话。我一辈子都在听你说下流话。父：你也许是累了，可是你有哪次不依？怎么这会儿叫你这样突然变成了天大的罪恶……母：噢！闭嘴啦！父：你还亲它咧。母：没有！我哪有每次都做！你这下流胚……父：这么做又没有错！母：问题在你说话的方式！太粗俗了！父：可是，你他妈的老公我——快、死、了，而且我要去坐牢了！母：如果你要死，也该是时候了！我刚好可以找回我自己！父：你应该说，“我老公要死了，所以我绝不能丢下他的那个不管。”而且你该好好疼它，因为我就快死了。你难道不能多关心我一点吗？母：不能！因为我要走了！父：好吧，可是你又不是现在马上要走。你可以躺在我旁边，陪我说话呀。我不想对着你的背说话。不要这么冷嘛！而且，假如我叫你干我，舔我亲我那个，哟，这也没什么不对啊。好嘛，来亲亲它嘛，几分钟就好……难道你连几秒都不愿意？为什么？它长得又不丑。母：你想说的就是这些？父：哎，不是啦，可是小娜……母：怎么会有人受得了！父：（语气温柔）你说话好过分哦。母：（大吼）你才过分！父：小娜，嘘，你可以好好跟我说吗？母：好好说话？你还虐待我呀！父：哪有！不不不，老天，你胡说八道！你他妈的胡说八道！母：我他妈的胡说八道？父：你不要脸，他妈的胡说八道。你讲话很不客气，你不尊重我，就因为我没钱，因为我是穷光蛋！母：（大吼）因为我再也受不了你了！你满嘴……父：才不是，不是这样。母：满脑子……父：小娜……母：……就只有性！父：你他妈的搞你自己吧！你去啊，继续当个蠢婊子啊！不过小娜，你会很痛苦。伤害我，你也不会好过，因为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你尽管去啊，好好玩啊，反正你连碰都不碰我，我甚至不期待你还会干我什么的。母：噢，你这条下三烂的狗！父：我到底哪里肮脏、哪里有问题了！我在跟我太太说话！我又不是跟陌生人说话！快过来，过来陪我。听马丁如何诱哄卡特里娜尽“他认为理所当然的”妻子义务，若她拒绝就骂她蠢婊子，我感觉既恶心却又强烈地被他们的对话吸引。马丁威胁利诱，卡特里娜脾气暴躁；她越是抗拒，他纠缠得越紧。父：（再次轻声细语）想做爱并不肮脏嘛，没关系啦。做一下又没关系。让我碰碰你的腿中间……你没反应，小娜，你怎么都没反应啊。别这样嘛！当个好老婆，让我碰碰你、亲亲你的身体嘛……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丑陋、这么肮脏、这么下流……来嘛！把衣服脱掉，舒服一点。穿这么多衣服哪会舒服呀……不要因为我要你碰我就觉得自己很贱。不要因为我要你跟我做爱就觉得自己很廉价。不要这样想。你要打从心里为自己做。母：我根本不想跟你做！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这两个人的对话令我惊骇莫名地僵坐在椅子上——如此锲而不舍专注于性需求的父亲和假装愤怒的（我认为她是装的）母亲。她知道正在录音，丈夫被判刑后，她亡羊补牢地想证明丈夫的性沉迷，以及自己是受害者。这些不堪入耳的对话，卡伦不仅听了一辈子，她同时也是受这些言语骚扰的对象。第一部苟且偷生第7章坚定承诺2月底见面时，卡伦的态度比往常更勉强，更被动。我等她开口，但她局促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最后好不容易才说，“我有几个问题……有几件事……想问你。”“什么事？”我问。卡伦把手伸进皮包，拿出一张纸。“我把它写下来了，”她边说边把纸条递给我。我看着它，大声念出来：1.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2.你的父母亲是什么样子？3.你有兄弟姊妹吗？4.你是哪里人？5.你被虐待过吗？6.你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7.你有过自杀的念头吗？8.你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9.你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10.学校教你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11.被爱是什么感觉？12.你能接受安乐死吗？这些问题很有趣。我能了解卡伦为何想知道这些：每一位病人都会对医生的私生活感到好奇。我的双亲跟卡伦的父母差不多岁数，他们于40年代晚期结婚，1950年生下我姊姊，我在1952年报到，我弟弟则生于1957年。我父亲的屋顶工程公司破产后，他在橱柜公司担任推销员，经常出差。由于他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身边也不乏女伴，因此我父母在我8岁那年离婚了。接下来3年，我母亲非常辛苦，抚养3个小孩的压力远超过她的能力范围（我父亲每周需支付50美金的赡养费，但支票总是很晚才寄到，并且经常是空头支票，总被拒付退回）。我15岁（念6年级）时，我母亲白天在一家小型工厂当秘书，晚上在大型百货公司的外套部门工作。在我家，断电是家常便饭，我还记得自己常翻遍她的皮包和大衣口袋找零钱，看看能不能凑到足够的数儿买面包，做三明治带去上学。离婚后的3年间，我母亲渐渐有高血压、胃溃疡、甲状腺功能异常等问题，全都是压力造成的。我小时候很活泼，精力旺盛，参加考试进了专收有天资的儿童的课后辅导班；班上有12个像我一样的孩子，来自同学区但不同学校。对比于白天冗长乏味的课程，下午的课后辅导有如快乐的缓刑时光。辅导班的特殊课程多是独立作业，我们各自寻找有兴趣的题目，然后在上课时提出报告。我的表现令母亲十分骄傲——除了我以外，她的人生几乎毫无成就可言；也因为如此，我全心全意忠于我的母亲。升上7年级的夏天，母亲再婚。尽管我们3个小孩与继父的关系并不亲密，但我们搬家，生活逐渐步上轨道，家里的经济危机也解除了。三四年之后，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开始出问题，但我的课业表现依旧十分亮眼，也一直让母亲感到骄傲。自中学、高中、大学甚至医学院期间，我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想象出了我心目中的男人形象，也成为自己日后仿效的对象。我离家上大学时，我的弟弟正在高中学习的压力下挣扎。他对我父亲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我们每年会去宾夕法尼亚州探望父亲一两次，但他渴望更稳固的父子关系——我也曾尝试着付出，但父亲终究是无可替代的。升大二那年，他搬去与父亲同住，适应得很好，也很快乐。但某天晚上，考上驾照才6个月的他开车撞上电线杆，当场死亡。我母亲不曾从这场悲剧中恢复过来，因为她一开始就反对我弟弟搬去跟父亲住。之后几年，我甜美、可爱却脆弱的母亲逐渐沉迷于杯中物，一整队的看护也救不了她。当然，我什么都没告诉卡伦。若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提出这些疑问，我多半会技巧性地转移话题。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显示卡伦已将注意力转向我，并且非常投入治疗，但也象征她试图主导我们的关系，将其转变为能让她直接获得满足、类似友谊的关系。然而，直接满足病人需要基本上都会破坏治疗效果。诚如真实的人际相处，若你满足她，她会停止沟通与探索，转而将注意力放在获得满足上。精神科医生处理这种状况的技巧是：满足病人“问”的动机，同时避免泄露过多个人信息。“卡伦，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些问题，”我开口，“不过，在回答之前，我想先稍微聊聊你提问的理由。这些问题你已思考了好一阵子吗？”“嗯，有一段时间了，”卡伦说。看得出来，她对自己莽撞提问的举动有些不好意思。她看看我，但我回望她，静静等待。“我一直在想这些事，”她继续说，“我想知道你离开办公室之后的生活。我想知道你家的状况，你为什么当医生……”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假如这些问题已经在你心里思考好一阵子了，你为什么觉得‘现在’问很重要？”守株待兔的时候到了：无论卡伦回答什么——即使看似不相关——都是我要的答案。此刻我最重要的任务是闭嘴。若病人沉默不语，医生最糟糕的反应就是提供选项或换问题，协助病人脱困。至于刚刚那个问题何以如此重要？理由是我认为卡伦心里真正的答案应该是：因为我开始非常认真想投入治疗，我必须确定你是最适合陪伴我经历这场恐怖之旅的人选。我相当好奇卡伦会如何发掘自己的答案。“我刚好想到，”她试探性地问，“万一这要花很多时间呢？”她望着我，寻求保证。“你是指，我会不会一直陪着你？”我问。“对，你会……即使……”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即使……？”“唔，我不知道，即使……”她很挣扎，但我不能介入，拉她一把。“即使你不喜欢我说的话，”她终于说出来了。“你怕你说的话可能会伤害我，导致我拋下你不管？”“对，”她轻轻地说。这声“对”显示她可能想告诉我某个可怕的秘密。有了这句坦白，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帮她一点忙。“你在这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的工作就是谈话。在这里，我们不做事，只说话。我们讨论。讨论很安全，所以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伤到我；但行动就可能造成伤害。你可以跟我聊‘想死’的念头，没关系。但是万一你做任何跟‘想死’有关的事，那就不好了。”卡伦听进我的话，缓缓点头。“你的问题很有趣，”我说，仔细浏览一遍。“有些问题很普通，像是生日、兄弟姊妹一类的，但这个——‘我被虐待过吗？’我猜，你可能好奇我是否有过类似经验，所以我才能倾听、了解你告诉我的发生在你身上的遭遇。”我想，这些提问可能跟卡伦的恐惧有关。她担心她说的话会逼走我。“无论你渴望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你曾经如何受到伤害，”我继续说，“我都有兴趣，也愿意听你说。”卡伦看着我，再次缓缓点头。我继续下一个问题，“‘我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有。我曾连续9年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我的医生是个很棒的人，教我许多东西，他在我受训的精神分析研究所担任教授。”卡伦双眼大睁。我之所以告诉她这项信息，原因有二：第一，让她了解“接受治疗”也是我受训的项目之一；第二，让她明白我很习惯长期、密集的治疗——她或许凭直觉知道自己有此需要。“咱们再往下看吧，”我说，“‘我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没有，就我所知没有。”这是另一个和“我是否会拋下她不管”有关的问题，她的意思其实是“我会活得够久吗？”我再度低头研究那张纸条。“‘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因为精神病学是我在成为医生的过程中觉得最有趣的一门科目。能够了解另一个人的情绪，进而帮助他，没有任何事比这个更令我感兴趣了。”这是真的，是我的肺腑之言。但我这么说也是在暗示卡伦，让她知道我何以如此专注治疗她的心理问题。“‘学校教我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我看看卡伦，我知道这个问题对她非常重要。对她而言，知道我是否有兴趣了解她还不够，她想知道我能不能关心她。我该怎么回答？“不是，‘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并不是真的，”我说，“不产生感情是不可能的。”卡伦稍微放松了些。“但我所受的训练教导我必须尝试了解这些感情，避免它们过度妨碍、干扰我为病人所做的最好的选择。”我看看剩下的问题，“其他这几个问题也很重要，但我想我们必须了解一件最重要的事：这些问题象征你已经越来越投入我们一起进行的工作，关系也越来越深。你投注的精力、感情越多，你越需要知道我会一直陪着你，想要帮助你。”卡伦眼看别处，咬住下唇。“我还有一个问题，”她说。“嗯？”她戏剧性地停顿几秒。“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她注视我好一会儿，然后靠回椅背。她被观察够了，我想，现在她要好整以暇等待我的响应。我考虑了一秒钟，衡量该如何回答她。我不想吓着她。“在我看来，你显然深受沮丧困扰，”我开始铺陈，“导火线应该是你生莎拉时的疼痛，但主因还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伤害你、让你感到痛苦的亲属关系。”这部分还算容易，毕竟我们几乎天天公开讨论、诊断抑郁症。“另外，你也受‘人格障碍’所苦，”我继续解释，“也就是说，你的整体人格结构受到损害——比方说，承受压力时就会遗失时间。这可能肇因于早期和父母的痛苦关系，若再向前延伸，或许也和你祖父有关。”这样解释很模糊，我自己也知道，但我决定用“这就是我目前所知”的口吻告诉她。究竟受到哪种伤害，我略去不谈，因为我并不全然清楚她到底受到何种伤害，至少我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她似乎接受了我的说法。为何我不直截了当告诉卡伦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呢？因为我是胆小鬼。我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但我害怕她的反应会很糟：也许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逼她走上绝路。我很确信，等她自己准备好，她会敏感地察觉到事实真相。下次会面时，最值得注意的是卡伦特地把头发扎起来了——3年多来，这还是我头一次见她如此打扮；这也许是件小事，意义却很重大。她变活泼了，还说她在她家附近的药店担任夜间收银员。她希望多少争取一
都是起假誓扯谎的吗？麦克德夫夫人起假誓扯谎的人都是反贼，都应该绞死。麦克德夫子起假誓扯谎的都应该绞死吗？麦克德夫夫人都应该绞死。麦克德夫子谁去绞死他们呢？麦克德夫夫人那些正人君子。麦克德夫子那么那些起假誓扯谎的都是些傻瓜，他们有这许多人，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打倒那些正人君子，把他们绞死了呢？麦克德夫夫人嗳哟，上帝保佑你，可怜的猴子！可是你没了父亲怎么好呢？麦克德夫子要是他真的死了，您会为他哀哭的；要是您不哭，那是一个好兆，我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爸爸了。麦克德夫夫人这小油嘴真会胡说！一使者上。使者祝福您，好夫人！您不认识我是什么人，可是我久闻夫人的令名，所以特地前来，报告您一个消息。我怕夫人目下有极大的危险，要是您愿意接受一个微贱之人的忠告，那么还是离开此地，赶快带着您的孩子们避一避的好。我这样惊吓着您，已经是够残忍的了；要是有人再要加害于您，那真是太没有人道了，可是这没人道的事儿快要落到您头上了。上天保佑您！我不敢多耽搁时间。（下。）麦克德夫夫人叫我逃到哪儿去呢？我没有做过害人的事。可是我记起来了，我是在这个世上，这世上做了恶事才会被人恭维赞美，做了好事反会被人当作危险的傻瓜；那么，唉！我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婆子气的话替自己辩护，说是我没有做过害人的事呢？刺客等上。麦克德夫夫人这些是什么人？众刺客你的丈夫呢？麦克德夫夫人我希望他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些鬼东西不敢露脸的地方。刺客他是个反贼。麦克德夫子你胡说，你这蓬头的恶人！刺客什么！你这叛徒的孽种！（刺麦克德夫子。）麦克德夫子他杀死我了，妈妈；您快逃吧！（死。麦克德夫夫人呼“杀了人啦！”下，众刺客追下。）第三场英格兰。王宫前马尔康及麦克德夫上。马尔康让我们找一处没有人踪的树荫，在那里把我们胸中的悲哀痛痛快快地哭个干净吧。麦克德夫我们还是紧握着利剑，像好汉子似的卫护我们被蹂躏的祖国吧。每一个新的黎明都听得见新孀的寡妇在哭泣，新失父母的孤儿在号啕，新的悲哀上冲霄汉，发出凄厉的回声，就像哀悼苏格兰的命运，替她奏唱挽歌一样。马尔康我相信的事就叫我痛哭，我知道的事就叫我相信；我只要有机会效忠祖国，也愿意尽我的力量。您说的话也许是事实。一提起这个暴君的名字，就使我们切齿腐舌。可是他曾经有过正直的名声；您对他也有很好的交情；他也还没有加害于您。我虽然年轻识浅，可是您也许可以利用我向他邀功求赏，把一头柔弱无罪的羔羊向一个愤怒的天神献祭，不失为一件聪明的事。麦克德夫我不是一个奸诈小人。马尔康麦克白却是的。在尊严的王命之下，忠实仁善的人也许不得不背着天良行事。可是我必须请您原谅；您的忠诚的人格决不会因为我用小人之心去测度它而发生变化；最光明的天使也许会堕落，可是天使总是光明的；虽然小人全都貌似忠良，可是忠良的一定仍然不失他的本色。麦克德夫我已经失去我的希望。马尔康也许正是这一点刚才引起了我的怀疑。您为什么不告而别，丢下您的妻子儿女，您那些宝贵的骨肉、爱情的坚强的联系，让她们担惊受险呢？请您不要把我的多心引为耻辱，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不能不这样顾虑。不管我心里怎样想，也许您真是一个忠义的汉子。麦克德夫流血吧，流血吧，可怜的国家！不可一世的暴君，奠下你的安若泰山的基业吧，因为正义的力量不敢向你诛讨！戴着你那不义的王冠吧，这是你的已经确定的名分；再会，殿下；即使把这暴君掌握下的全部土地一起给我，再加上富庶的东方，我也不愿做一个像你所猜疑我那样的奸人。马尔康不要生气；我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完全为了不放心您。我想我们的国家呻吟在虐政之下，流泪、流血，每天都有一道新的伤痕加在旧日的疮痍之上；我也想到一定有许多人愿意为了我的权利奋臂而起，就在友好的英格兰这里，也已经有数千义士愿意给我助力；可是虽然这样说，要是我有一天能够把暴君的头颅放在足下践踏，或者把它悬挂在我的剑上，我的可怜的祖国却要在一个新的暴君的统治之下，滋生更多的罪恶，忍受更大的苦痛，造成更分歧的局面。麦克德夫这新的暴君是谁？马尔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我知道在我的天性之中，深植着各种的罪恶，要是有一天暴露出来，黑暗的麦克白在相形之下，将会变成白雪一样纯洁；我们的可怜的国家看见了我的无限的暴虐，将会把他当作一头羔羊。麦克德夫踏遍地狱也找不出一个比麦克白更万恶不赦的魔鬼。马尔康我承认他嗜杀、骄奢、贪婪、虚伪、欺诈、狂暴、凶恶，一切可以指名的罪恶他都有；可是我的淫佚是没有止境的：你们的妻子、女儿、妇人、处女，都不能填满我的欲壑；我的猖狂的欲念会冲决一切节制和约束；与其让这样一个人做国王，还是让麦克白统治的好。麦克德夫从人的生理来说，无限制的纵欲是一种“虐政”，它曾经推翻了无数君主，使他们不能长久坐在王位上。可是您还不必担心，谁也不能禁止您满足您的分内的欲望；您可以一方面尽情欢乐，一方面在外表上装出庄重的神气，世人的耳目是很容易遮掩过去的。我们国内尽多自愿献身的女子，无论您怎样贪欢好色，也应付不了这许多求荣献媚的娇娥。马尔康除了这一种弱点以外，在我的邪僻的心中还有一种不顾廉耻的贪婪，要是我做了国王，我一定要诛锄贵族，侵夺他们的土地；不是向这个人索取珠宝，就是向那个人索取房屋；我所有的越多，我的贪心越不知道餍足，我一定会为了图谋财富的缘故，向善良忠贞的人无端寻衅，把他们陷于死地。麦克德夫这一种贪婪比起少年的情欲来，它的根是更深而更有毒的，我们曾经有许多过去的国王死在它的剑下。可是您不用担心，苏格兰有足够您享用的财富，它都是属于您的；只要有其他的美德，这些缺点都不算什么。马尔康可是我一点没有君主之德，什么公平、正直、节俭、镇定、慷慨、坚毅、仁慈、谦恭、诚敬、宽容、勇敢、刚强，我全没有；各种罪恶却应有尽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嘿，要是我掌握了大权，我一定要把和谐的甘乳倾入地狱，扰乱世界的和平，破坏地上的统一。麦克德夫啊，苏格兰，苏格兰！马尔康你说这样一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统治？我正是像我所说那样的人。麦克德夫适宜于统治！不，这样的人是不该让他留在人世的。啊，多难的国家，一个篡位的暴君握着染血的御枚高踞在王座上，你的最合法的嗣君又亲口吐露了他是这样一个可咒诅的人，辱没了他的高贵的血统，那么你几时才能重见天日呢？你的父王是一个最圣明的君主；生养你的母后每天都想到人生难免的死亡，她朝夕都在屈膝跪求上天的垂怜。再会！你自己供认的这些罪恶，已经把我从苏格兰放逐。啊，我的胸膛，你的希望永远在这儿埋葬了！马尔康麦克德夫，只有一颗正直的心，才会有这种勃发的忠义之情，它已经把黑暗的疑虑从我的灵魂上一扫而空，使我充分信任你的真诚。魔鬼般的麦克白曾经派了许多说客来，想要把我诱进他的罗网，所以我不得不着意提防；可是上帝鉴临在你我二人的中间！从现在起，我委身听从你的指导，并且撤回我刚才对我自己所讲的坏话，我所加在我自己身上的一切污点，都是我的天性中所没有的。我还没有近过女色，从来没有背过誓，即使是我自己的东西，我也没有贪得的欲念；我从不曾失信于人，我不愿把魔鬼出卖给他的同伴，我珍爱忠诚不亚于生命；刚才我对自己的诽谤，是我第一次的说谎。那真诚的我，是准备随时接受你和我的不幸的祖国的命令的。在你还没有到这儿来以前，年老的西华德已经带领了一万个战士，装备齐全，向苏格兰出发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力量合并在一起；我们堂堂正正的义师，一定可以得胜。您为什么不说话？麦克德夫好消息和恶消息同时传进了我的耳朵里，使我的喜怒都失去了自主。一医生上。马尔康好，等会儿再说。请问一声，王上出来了吗？医生出来了，殿下；有一大群不幸的人们在等候他医治，他们的疾病使最高明的医生束手无策，可是上天给他这样神奇的力量，只要他的手一触，他们就立刻痊愈了。马尔康谢谢您的见告，大夫。（医生下。）麦克德夫他说的是什么疾病？马尔康他们都把它叫做瘰疬；自从我来到英国以后，我常常看见这位善良的国王显示他的奇妙无比的本领。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祈求着上天；可是害着怪病的人，浑身肿烂，惨不忍睹，一切外科手术无法医治的，他只要嘴里念着祈祷，用一枚金章亲手挂在他们的颈上，他们便会霍然痊愈；据说他这种治病的天能，是世世相传永袭罔替的。除了这种特殊的本领以外，他还是一个天生的预言者，福祥环拱着他的王座，表示他具有各种美德。麦克德夫瞧，谁来啦？马尔康是我们国里的人；可是我还认不出他是谁。洛斯上。麦克德夫我的贤弟，欢迎。马尔康我现在认识他了。好上帝，赶快除去使我们成为陌路之人的那一层隔膜吧！洛斯阿门，殿下。麦克德夫苏格兰还是原来那样子吗？洛斯唉！可怜的祖国！它简直不敢认识它自己。它不能再称为我们的母亲，只是我们的坟墓；在那边，除了浑浑噩噩、一无所知的人以外，谁的脸上也不曾有过一丝笑容；叹息、呻吟、震撼天空的呼号，都是日常听惯的声音，不能再引起人们的注意；剧烈的悲哀变成一般的风气；葬钟敲响的时候，谁也不再关心它是为谁而鸣；善良人的生命往往在他们帽上的花朵还没有枯萎以前就化为朝露。麦克德夫啊！太巧妙、也是太真实的描写！马尔康最近有什么令人痛心的事情？洛斯一小时以前的变故，在叙述者的嘴里就已经变成陈迹了；每一分钟都产生新的祸难。麦克德夫我的妻子安好吗？洛斯呃，她很安好。麦克德夫我的孩子们呢？洛斯也很安好。麦克德夫那暴君还没有毁坏他们的平静吗？洛斯没有；当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很平安的。麦克德夫不要吝惜你的言语；究竟怎样？洛斯当我带着沉重的消息、预备到这儿来传报的时候，一路上听见谣传，说是许多有名望的人都已经起义；这种谣言照我想起来是很可靠的，因为我亲眼看见那暴君的军队在出动。现在是应该出动全力挽救祖国沦夷的时候了；你们要是在苏格兰出现，可以使男人们个个变成兵士，使女人们愿意从她们的困苦之下争取解放而作战。马尔康我们正要回去，让这消息作为他们的安慰吧。友好的英格兰已经借给我们西华德将军和一万兵士，所有基督教的国家里找不出一个比他更老练、更优秀的军人。洛斯我希望我也有同样好的消息给你们！可是我所要说的话，是应该把它在荒野里呼喊，不让它钻进人们耳中的。麦克德夫它是关于哪方面的？是和大众有关的呢，还是一两个人单独的不幸？洛斯天良未泯的人，对于这件事谁都要觉得像自己身受一样伤心，虽然你是最感到切身之痛的一个。麦克德夫倘然那是与我有关的事，那么不要瞒过我；快让我知道了吧。洛斯但愿你的耳朵不要从此永远憎恨我的舌头，因为它将要让你听见你有生以来所听到的最惨痛的声音。麦克德夫哼，我猜到了。洛斯你的城堡受到袭击；你的妻子和儿女都惨死在野蛮的刀剑之下；要是我把他们的死状告诉你，那会使你痛不欲生，在他们已经成为被杀害了的驯鹿似的尸体上，再加上了你的。马尔康慈悲的上天！什么，朋友！不要把你的帽子拉下来遮住你的额角；用言语把你的悲伤倾泄出来吧；无言的哀痛是会向那不堪重压的心低声耳语，叫它裂成片片的。麦克德夫我的孩子也都死了吗？洛斯妻子、孩子、仆人，凡是被他们找得到的，杀得一个不存。麦克德夫我却不得不离开那里！我的妻子也被杀了吗？洛斯我已经说过了。马尔康请宽心吧；让我们用壮烈的复仇做药饵，治疗这一段惨酷的悲痛。麦克德夫他自己没有儿女。我的可爱的宝贝们都死了吗？你说他们一个也不存吗？啊，地狱里的恶鸟！一个也不存？什么！我的可爱的鸡雏们和他们的母亲一起葬送在毒手之下了吗？马尔康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麦克德夫我要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可是我不能抹杀我的人类的感情。我怎么能够把我所最珍爱的人置之度外，不去想念他们呢？难道上天看见这一幕惨剧而不对他们抱同情吗？罪恶深重的麦克德夫！他们都是为了你而死于非命的。我真该死，他们没有一点罪过，只是因为我自己不好，无情的屠戮才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愿上天给他们安息！马尔康把这一桩仇恨作为磨快你的剑锋的砺石；让哀痛变成愤怒；不要让你的心麻木下去，激起它的怒火来吧。麦克德夫啊！我可以一方面让我的眼睛里流着妇人之泪，一方面让我的舌头发出大言壮语。可是，仁慈的上天，求你撤除一切中途的障碍，让我跟这苏格兰的恶魔正面相对，使我的剑能够刺到他的身上；要是我放他逃走了，那么上天饶恕他吧！马尔康这几句话说得很像个汉子。来，我们见国王去；我们的军队已经调齐，一切齐备，只待整装出发。麦克白气数将绝，天诛将至；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的。（同下。）第五幕第一场邓西嫩。城堡中一室一医生及一侍女上。医生我已经陪着你看守了两夜，可是一点不能证实你的报告。她最后一次晚上起来行动是在什么时候？侍女自从王上出征以后，我曾经看见她从床上起来，披上睡衣，开了橱门上的锁，拿出信纸，把它折起来，在上面写了字，读了一遍，然后把信封好，再回到床上去；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她始终睡得很熟。医生这是心理上的一种重大的纷乱，一方面入于睡眠的状态，一方面还能像醒着一般做事。在这种睡眠不安的情形之下，除了走路和其他动作以外，你有没有听见她说过什么话？侍女大夫，那我可不能把她的话照样告诉您。医生你不妨对我说，而且应该对我说。侍女我不能对您说，也不能对任何人说，因为没有一个见证可以证实我的话。麦克白夫人持烛上。侍女您瞧！她来啦。这正是她往常的样子；凭着我的生命起誓，她现在睡得很熟。留心看着她；站近一些。医生她怎么会有那支蜡烛？侍女那就是放在她的床边的；她的寝室里通宵点着灯火，这是她的命令。医生你瞧，她的眼睛睁着呢。侍女嗯，可是她的视觉却关闭着。医生她现在在干什么？瞧，她在擦着手。侍女这是她的一个惯常的动作，好像在洗手似的。我曾经看见她这样擦了足有一刻钟的时间。麦克白夫人可是这儿还有一点血迹。医生听！她说话了。我要把她的话记下来，免得忘记。麦克白夫人去，该死的血迹！去吧！一点、两点，啊，那么现在可以动手了。地狱里是这样幽暗！呸，我的爷，呸！你是一个军人，也会害怕吗？既然谁也不能奈何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怕被人知道？可是谁想得到这老头儿会有这么多血？医生你听见没有？麦克白夫人费辅爵士从前有一个妻子；现在她在哪儿？什么！这两只手再也不会干净了吗？算了，我的爷，算了；你这样大惊小怪，把事情都弄糟了。医生说下去，说下去；你已经知道你所不应该知道的事。侍女我想她已经说了她所不应该说的话；天知道她心里有些什么秘密。麦克白夫人这儿还是有一股血腥气；所有阿拉伯的香科都不能叫这只小手变得香一点。啊！啊！啊！医生这一声叹息多么沉痛！她的心里蕴蓄着无限的凄苦。侍女我不愿为了身体上的尊荣，而让我的胸膛里装着这样一颗心。医生好，好，好。侍女但愿一切都是好好的，大夫。医生这种病我没有法子医治。可是我知道有些曾经在睡梦中走动的人，都是很虔敬地寿终正寝。麦克白夫人洗净你的手，披上你的睡衣；不要这样面无人色。我再告诉你一遍，班柯已经下葬了；他不会从坟墓里出来的。医生有这等事？麦克白夫人睡去，睡去；有人在打门
军主力遂退回到庙湾。几天之后赶来的援军因此感到形势远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险恶。清军在杨声远统帅下开向庙湾，接着去摧毁复明军，夺回了该城，杀死了许多落到他们手中的抵抗者。虽然张华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义王却削发扮成和尚，设法逃出了庙湾城。杨声远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下落不明的义王，悬赏招贴布满整个苏北地区。在衙吏俘获并审讯了一个认识义王的和尚后，官府搞清楚了义王的长相，画图招贴四方。经过逮捕审讯其他几名和尚，盯住了一个名叫孙胜宇的匪首，此人是道士，所谓义王可能就躲在他的家里。孙胜宇住在淮安以南如皋城附近一个叫“双店”的村子里。从扬州派出的捕快和一队士卒在1月18日深夜，包围了双店，突然搜查孙胜宇宅邸。孙胜宇被捕，在他的家当中搜出南明小帖一个。次日捕快彻底搜查村庄，逮捕了另外三名也藏有明朝公文的当地复明分子。这三人中有一人在审讯中招架不住，供认说那个他们称作义王的人早先是躲在村里，但就在捕快到来之前逃到附近的村庄去了。捕快迫使犯人供出了义王逃去藏匿的那家住户的姓名，然后包围那个小村子，袭击了这位反叛者最后的避难所。与义王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儿子。杨声远在如皋建立了一个临时督府监督审讯，俘虏押到后，经审讯发现，他们是前明低级贵族，原属河南周王世系。杨声远认定他们无足轻重，遂下令处死，义王父子于是立即被处决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也在对义王的追捕中被发现了。其中某些人完全是单枪匹马、毫无危害的。但是，此刻清廷神经过敏，认为在漕粮船只聚集地这样敏感的地区，任何复明分子活动的迹象都需要加以最为审慎的对待。清朝当局这时对关于单枪匹马者——尤其是文人——情况的报告，特别感到烦扰不堪。这些人本来已经剃发，归顺新朝，后来却又恢复明朝发式，或主张复明。例如，当奉命前去逮捕义王的清兵返回双店村时，一个军官注意到当地关帝庙墙上写着几个字，向一名“可疑的客人”发出警告。此人是在一个名叫吴心田的人家中被发现的。这些字引起了这位军官的好奇心，他便来到吴宅。吴宅的塾师十分无礼，使他颇感意外，就将这位塾师拘留起来。此人名叫许元博。经再三审问，原来他的父亲许之卿在明朝曾出仕为官。不过，1645年8月第一支清军进入双店地区时，他父亲告诉儿子必须剃发服从清人统治。许元博顺从地照做了。此后不久，这个年轻的士子应聘为吴家塾师，得以读到吴家的藏书，了解到中国战乱时期一些英雄的事迹。许元博为这些英雄的气概和儒家的忠义气节所激励，悄悄地在自己身上刺了三条复明口号：胸前是“无愧我朝”，右臂上有“生为明人”，左臂上为“死为明鬼”。为了向雇主隐瞒对复明事业的赞许态度，他身上的纹字，从来都秘不示人。可是，就在淮安被攻之前，他在脱衣洗澡时，被吴家几个在暗地窥探的孩子看见了。塾师身上刺有复明口号的消息在这个家院中从孩子传到大人耳中。于是就有人——也许是一个妒忌的仆人——在关帝庙写了那些引起清朝军官警觉的短语。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按察使特别关心许元博与其他复明分子的联系。他是否暗中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有过接触？许元博坚持说没有，于是审讯人员向扬州做了报告。但按察使十分关心，便赶到如皋来亲自审问这个嫌疑犯。他有一肚子疑惑，比如他身上刺的这些文字，许元博怎么能自己纹身呢？难道他确实没请别人帮助吗？只是在看到纹字刺得极其笨拙之后，按察使才相信许元博确实是独自干的。不过担忧一消除，按察使仍然感到许元博的罪行必须予以严惩。他这样上奏北京：自本朝立国，尽除暴虐，万民感德归心。逆贼许元博妄为，自绝于治世，背弃皇恩。初剃发以匿其心，后复以此等文字纹身，尽露叛逆之意。欲赦其罪，得否？其妻朱氏当赐功臣之家为婢，没入家产。其父虽居别所，不谙此事，然逆谋不当以地异赦之，国法无贷。所以，由于许元博的罪行实属十恶不赦，就是他那与此毫无牵连的父亲，也应受到惩罚。
清廷的猜疑
于是，在1647—1648年间的冬季，清朝的一些大臣疑心越来越重。他们怀疑原来的一些归附者也暗中怀有叛逆之心。这种猜疑甚至扩及到负责镇压复明活动的高级官员身上，例如杨声远（他不久就因“疏于防务”而被撤职）和洪承畴（他已经由于那封截取的黄斌卿的信件而引起嫌疑）。不久，洪承畴受到的连累就更为严重了。1647年10月，大约就在叛军进攻淮安的同时，南京城门卫兵拦住了一个想离城的和尚，要看他的文牌。这和尚出示了一份由洪承畴签印的文牌，其条文约束甚严。也许是由于文牌有许多约束性条文，卫兵命令和尚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卫兵发现几份看上去十分可疑的文件。经检查，原来是弘光皇帝给阮大铖的一封信，以及表明远在南方的复明分子与南京洪承畴总督接触的通信。这和尚法名函可。第一个“函”字表明他是由南康（江西）归宗寺著名的住持道独剃度的。道独也是广州和尚函是的老师。函是的许多弟子都是广东复明分子。函是与函可在小时候是密友。函可俗名韩宗騋，他一家为反清事业牺牲了许多人，函可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为反清复明而死。将洪承畴与南方复明分子联系起来的信件本身，并不说明总督是南明事业的秘密代理人。然而，南京首要的降清大员与广东复明分子之间有来往，是十分可能的。这一点，尤其在这一时刻，不禁使清廷不寒而栗。1647年8月初，广东两个重要的复明军领袖陈自壮和陈邦彦，合谋在珠江三角洲同时发动了几起暴动，旨在把清军主帅李成栋引出广州。李成栋果然离开广州去守卫新安，陈自壮随后就向防卫虚弱的广州发动了进攻。这时，陈邦彦将自己的部队和战船精心布置在新安与广州之间一个叫鱼珠州的地方，李成栋的兵船一到，战斗就打响了。遭遇战的第一阶段是复明军占上风，陈邦彦的火船开入李成栋舰队，使许多战船燃烧起来，李军伤亡惨重。接着，一阵暴风雨袭击了双方的船队。尽管陈邦彦自称船术高明，但是李成栋的水手们却扭转了战局，他们将战船重新编队，顺风扑向已在他们面前转身逃跑的明军。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尽管陈邦彦一直逃到清远（广州西北大约60公里处），李成栋却穷追不舍，一路消灭小股部队，攻城夺寨。1647年11月25日，陈自壮在高明被俘，押回广州，于12月1日被处决。此时，李成栋已包围清远，用火药炸开城墙，率2万兵马攻入城中。陈邦彦到死都是一个英雄，他三次负伤，在一个朋友的幽静的花园里写下了他的墓志铭：无拳无勇，何饷何兵。联络山海，喋血会城。天命不祐，祸患是撄。千秋而下，鉴此孤贞。然后他试图在一个池塘里投水自尽，但是水太浅了。他昏倒在那儿，被清军抓到，五天之后被凌迟处死。1647年起义就此终结了。然而，当函可两个多月之前在南京城门被俘之时，上述这些事件尚全无预兆。函可携带的文件又向巴山和多尔衮暗示：洪承畴一直与广州复明分子有联系，也许江南文人与南方抵抗分子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当然，这种信件也极有可能是为引起猜疑而伪造的。尽管如此，函可的父亲为前明礼部尚书韩日缵，这一点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而韩日缵，众所周知，曾是洪承畴的主考官。所以，在审问了函可的四个弟子后（结果他们都是相当清白的），总督洪承畴上奏皇帝，承认了他与这个和尚之间的私人关系，供认为他签发过文牌：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四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洪承畴最后说，他将把发给函可的文牌送到北京内院，并将函可案件移交有关部门。北京有司毫不怀疑问题的严重性。函可在巴山人马护送下一到北京，他的案件就受到仔细复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函可是密谋分子，但他的日记里有好些反清文字，为此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发配辽东。同时，皇帝下诏：“洪承畴偏袒其师，擅用职权，授予文牌。极为失当，有司皆应记取。”于是各部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洪承畴应受严惩，提议褫夺其一切功名爵位，削职为民。任何其他官员都会为此立刻受到惩罚，但洪承畴却不同于其他人，他象征着南方归附者对现政权始终不渝的效忠。这样明显地罢免他，就意味着公开怀疑朝廷最高级汉族大臣中有人怀有贰心。所以多尔衮决定暂时不理睬吏部的提议，饶恕洪承畴。几乎同时，洪承畴母亲患病，他马上申请休假去照顾母亲，得到恩准后，勒克德浑接任了他的南京总督职位，洪承畴暂时退出了清朝政府。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1647年秋季和初冬，清政府继续平定江南。像中国北方一样，长江下游地区也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1648年初，当清政府所依仗统治南方的两个前明官员先后于2月和5月举兵造反时，形势急转直下了。首先起义的是替清朝征服了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金声桓希望能封官晋爵，总揽一省权柄，所以当他只被授予江西提督一职，并被置于一个满人总督的监管之下时，就心猿意马起来。在一名道士以及一个原是李自成部下、绰号叫“王杂毛”（实际就是王得仁）的怂恿下，金声桓于1648年2月22日反叛，杀死清朝大臣，宣布自己效忠永历皇帝。他很快就得到了几个最主要的南明人士的支持，例如姜曰广、邱祖德，控制了江西北部，同时围攻该省南部的赣州。广东征服者李成栋被任命为提督，处于两广总督佟养甲的监视之下，他也被惹恼了。与金声桓一样，李成栋不满于清廷将满人或汉军旗人安置在可以控制这些新依附者的职位上这种方法。佟养甲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以稍稍缓和清廷的这种人事安排。因为作为一个“旧臣”，以及作为像博洛这样的满族主要亲王的知己，佟养甲认为自己有资格轻慢李成栋。李成栋则因暗中受到他的一个宠妾的煽动，傲慢的自尊心更加强烈。这个女人原是陈自壮之妾，为李成栋所获，强迫与之成亲，但她对明朝的忠心却始终不渝。所以，1648年5月，当佟养甲命李成栋率军北进为赣州解围时，李成栋遂举兵造反。佟养甲开始被强迫穿上明装，接着，五个月之后，他企图暗中与清政府联系，就被处死了。在南宁避难的永历皇帝应邀回到肇庆，1648年9月20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朝廷，封李成栋为国公。这时，湖广南部的其他永历将领受到鼓舞，在何腾蛟率领下，夺回了许多重要城镇。到1648年10月，南明政权控制了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清政府仅在广东和赣南，主要是赣州，还占有几块土地。然而，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赣州并没有落到复明军手中。清廷却在中原迅速聚集了兵力，遣大军分两路南下。一支由蒙、满、汉人组成，共3万人，在孔有德、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的率领下，逼向湖广。另一支由谭泰、何洛会、尚可喜和耿仲明率领，从江西扑向南昌的金声桓和广东南部的李成栋。1649年3月1日，南昌陷落。金声桓身负重伤，自溺而死。次日，不断损兵折将的李成栋在徒步涉过新丰附近的一条河时意外淹死。同时，在湖广，孔有德率部逼近何腾蛟，俘获了他，并将其处死在湘潭。到1649年11月，湖广再度牢牢地处于清朝控制之下。在1650年的头几个月里，广东南部大部分地区都被占领了，永历皇帝和他的小朝廷向西逃到梧州，最终经由南宁到了贵州。最后，1650年11月24日，经过10个月残酷的围攻，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7万多人被杀。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堆积结成块的骨灰。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复辟希望的真正破灭。然而，东南沿海鲁王的军事支持者，继续努力与参加过悲惨的1647年起义的江南复明党残部建立联系。这一活动主要是由海上豪强张名振领导的。1647年北伐失败后，张名振重建了他的海军，在闽浙边境的沙城建立基地。它成了监国鲁王政权的总部，从此出发袭击沿海一带，远至江南。1649年7月，张名振决定从他的活动中心进一步向北发展。到8月，他和鲁王已安坐在浙江海门与宁波之间的健跳所了。在那里，张名振又开始计划与岸上的起义相配合，从海路进攻江南。在1647年，许多缙绅复明分子曾期望发动一场与之类似的联合进攻，现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流放了。所以，鲁王政权人士不得不求助于那些下层社会中的人物：低级士绅、冒险家、僧人，甚至盗匪。鲁王政权把印信官告授予江南复明分子。将这些使者作为秘密代理人遣回清人占领区，联络其他同情者，准备起义。如果被联络的人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就由使者本人颁给官告，授予军衔。对复明分子来说，不幸的是，这并非一种可靠的组织武装起义的方法。当一个名叫罗光耀的人在苏北海州联络到许多地方权贵和匪首，准备在1649年夏天联合发起对天津的海陆进攻时，阴谋被发现了，罗光耀被捕。他的被捕以及此后兵部官员对他的审讯，暴露了长江南北地区其他阴谋分子。关于这个阴谋的消息一定使北京的清廷感到惊恐，但它也大大延迟了鲁王政权从海上北伐的计划。南明从海上进攻的希望还因张名振和黄斌卿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内讧而暂时受挫。黄斌卿控制着舟山岛，1649年10月，最终被一个将领出卖给张名振，因而自杀了。不过这一斗争刚结束，张名振就再度计划在北方煽动起义。11月23日，张名振把他的帅府以及鲁王都迁到舟山岛，再次怂恿江南的反清分子计划起义。这次的联系主要是由嘉兴一个名叫毛远斋的和尚负责的。1650年3月13日，在一个名叫韩功树的明朝遗臣的庄园空楼里，毛远斋和其他六名复明分子聚会。会上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然后一起宣誓造反。10天以后，其中两人，毛远斋和吴庸之，动身到舟山，受到鲁王的召见，被任命为南明官员。吴庸之留了下来，毛远斋则携带特别官告文书返回大陆，进一步与他最初的那伙复明分子联系，并与其他人讨论起义计划。与此同时，张名振向苏南发动了一场海上远征，并携鲁王同往。十分凑巧，陈锦这时正率领一支清军扫荡四明山，清除浙东的复明武装。1651年10月15日，有几个黄斌卿旧部叛变，陈锦兵马遂占领了舟山岛的主要防御工事。张名振家人大多遇害。丢失了据点的张名振不得不与鲁王到了厦门，去寻求郑成功的保护。同时在北面的江南，一个曾被毛远斋授予鲁王政权文书的人叛变，并向苏州官府出卖了所有密谋者名单。此人交给清朝官员的那封文书包括有进攻南京并发动一场对北京的北伐的计划，上面盖有张名振的官印。到1652年4月，所有密谋分子都遭围捕，复明分子被彻底挫败了。万寿祺和顾炎武
随着江南江北恢复了和平，当地居民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1648年，画家万寿祺决定迁出他的“陋巷”，把家搬到距洪泽湖附近的淮安大约35里的浦西。在那里他为自己盖了一个画室，称“隰西草堂”，四周环水。迁到浦西后不到一年，万寿祺暂返江南，谒拜明太祖的陵墓。他还访问了密友、归附清朝的黄家瑞的后嗣。黄家瑞是在1645年松江起义期间被杀的。万寿祺乘船从徐州返两次），她只有靠教众和邻里的慷慨捐赠度日。她把时间花费在采集药草、奔波于各教堂间筹集捐赠上，还在野地里巡视，那种地方之所以吸引她，不仅因为空旷，还因为充满秘密。比如她几个月前找到的一车骷髅。若是她稍微思考一下而不是喋喋饶舌，大斋节兀鹰一出现她就会弄得一清二楚了—那还是两年前一九七四年三月阳春时节融雪时的事呢。但是因为恰好在摩根和弗利特伍德两家宣布结亲的时候看到了那些鸟，人们就闹不清究竟是这桩婚事召来了兀鹰呢，还是要保护镇子不受其害。现在大家都知道它们被一场盛宴所吸引，这家人在暴风雪中迷了路。阿肯色州的盘子。哈珀·朱里店里的标签在一种咳嗽药上挂着。他们彼此热爱，那个家庭确实如此。即使受到猛禽的骚扰，你仍可以看出他们在那严寒中彼此拥抱着越睡越沉。起初她以为萨金特该了解这一切的。他在那片地里种玉米。但他脸上的惊诧以及别人在听说之后露出的惊恐都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在于要不要通知警方。大家决定，不。甚至掩埋了那个家庭，也就是承认了他们与此无关。当一些男人去看时，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没有集中在现场，而是被引向西边，在他们视线中看不清的女修道院。她当时本该知道的。若是她把注意力先集中到兀鹰上，再集中到男人们的心思上，就不会用光她的全部润滑剂和汽油去办一件她希望是她最后一次使命的事了。视力太弱了，关节也太僵硬了——这不是一个天才接生婆该干的差事。但上帝给了她这件任务，祝福他的圣心。在一个炎热的七月夜晚，她以每小时三十英里的速度行驶，知道她是在他的时限里赶路，而不是置身其外。是他把她安放到那里，鼓励她去寻找最好在夜间采摘的药材。河床是干涸的，即将降下的雨会疗治干旱，甚至会把像双腿一样的曼德拉草根变软。她听到了从大炉灶处传来的轻声欢笑和收音机播放的音乐。年轻的恋人在求爱。她想，他们至少还在露天里，没有爬到干草楼上或钻到卡车后部的毯子下面。后来，笑声和音乐声停了下来。深沉的男性嗓音下达着命令，手电筒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孔上、手上和他们拿着的东西上照出一道道亮光。那些恋人一声不吭地离开了，但是男人们都没走。他们靠在大炉灶的壁上或蹲在一边，在黑暗中聚集着。娄恩用围裙裹着自己的手电筒，本想悄悄地移到圣救世主教堂的背后，因为她的车就停在那里，但她忽然记起了别的她忽略或误解的事件：大斋节兀鹰，阿波罗的新手枪。她一下子缩回到漆黑之中，坐到缺乏水分的草上。她只好停下来不再抱怨镇上人拒绝她提供服务的事，停止悄悄进行的睚眦之报，不能因此而无视当前发生的事而让邪恶横行。装聋作哑是逃避上帝话语的行为。他既没有声如响雷地发号施令，也没有悄声耳语传递信息。噢，没有。他是个解救众生的上帝，一个教导你如何学着自己观察的师长。他的信号是明晰的，绝对如此，只要你停止在虚荣的酸汁中下滑并关注他的世界就成。他想要她聆听聚在大炉灶处的男人们如何决定和策划把女修道院的女人们赶跑。如果他要她目睹这事，他就一定也想要她对此做出些举动。开头她并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或者该做什么。但如同以往感到困惑时那样，她闭目默念：“你可以的。你可以的。”这时那些人说话的声音便升高了，而且她就像站在他们中间似的，把他们彼此说的话和话中的意思听得一清二楚。他们说了什么和没说什么。他们一共九个人。有的吸烟，有的叹气，与此同时，一个接一个地开始说话了。他们说的许多事都是娄恩以前听过的，只是那些言辞在穿过夜间空气蜿蜒前行时如何膨胀却无法测量。话题并不新颖，但毫无布道坛上对同一话题作演讲时的那种愉悦。加里牧师在一次布道中把这个话题说得娓娓动听，大受欢迎，后来每个礼拜日他都要采用这种方式。“你住在这儿放弃了什么？”他问，把“弃”强调得如同女高音，“你住在这儿，在上帝的美好之中，在他的恩惠之中，在他的和平之中，你都牺牲了什么？”“告诉我们，牧师。说出来。”“我就来告诉你们。”加里牧师窃笑着。“好，牧师。”“现在就说吧。”加里牧师直直地举起右手，伸向空中，然后把手攥成了拳头。接着他一次伸出一根指头，开始历数教众们从自己身上剥夺了的事物。“电视。”众人的笑声向四下散去。“迪斯科。”他们开心地笑着，声音十分响亮，还摇头晃脑。“警察。”他们笑声如吼。“电影，肮脏的音乐。”他用左手的指头继续数说着，“街上的邪恶，夜间的盗窃，清晨的谋杀，午饭饮酒，晚饭吸毒。这些都是你们已经放弃的。”每一项都引起哀叹和悲吟。教众中的每一个人都心存对拒绝和逃脱了污秽、残忍、渎神，一切以快乐为伪装的新潮邪恶的感激，都能感到自己的心充满着对那些与这种“牺牲”奋争的人的怜悯。但是在这里却没有怜悯可言。在这里，当人们谈及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祸害时——鲁比如何正在以不可容忍的方式发生变化——他们并没有想到以伙伴之情或仁爱之心伸出手来加以整顿，而是纸上谈兵并依其所需磨砺证据，直到每个零件都适合了已经抛光的槽沟。少数几个人说了大部分的话，一些人说得极少，有两个人根本没开口。他们虽然保持沉默，娄恩却知道这对双胞胎正是领导者。记得她们是怎样玷污那次婚礼的吗？你说什么？嗯，就在那同一天，我看到她们在那辆破烂的凯迪拉克后面互相亲吻。要是这样还不足以讨魔鬼的欢心，就在那同一天，还有两个在地上打斗。就在地上打的。主啊，我痛恨让人恶心的女人。斯维蒂说，她们曾竭力毒害她。我也听说了。她在路上被暴风雪困住，在她们那儿借宿。应该知道得更清楚。是啊，你们都了解斯维蒂。不管怎么说，她听到从那栋宅子的某处地方传来声响。在她听来像是小婴儿在哭。以上帝的名义，小婴儿在那地方做什么？你问我？不管是怎么回事，反正不正常。喂，那儿曾经拘禁过小姑娘，是吧？对，我记得。据说那儿是一所学校。教什么的学校？她们在那儿教些什么？萨金特，你不是在你的苜蓿地里发现种有大麻吗？没错，肯定有这么回事。这一点都不让我惊奇。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阿涅特到那儿去与她们对质，她们对她撒谎，还把她揍了一顿。她认为她们养着她的孩子，她们却告诉她那是个死胎。我老婆说她们给她流了产。你相信吗？我不知道，可我不会放过她们的。我确切知道的就是她的脸给弄得怎么一团糟。唔，伙计，我们不能容忍这种事。罗杰告诉我，那位母亲——你们都认识那个原先有时候到这儿来买东西的白人老太婆吧？嘿，他说她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磅重，却像硫磺一样闪光。天哪！他说他撂到那儿的那姑娘公然向他挤眉弄眼。就是整天半裸着的那个吧？从她下长途车那会儿起，我就知道她有毛病。她到底是怎么乘上长途车到这儿来的呢？你们干吗不猜猜呢？你们以为她们有权势吗？我知道她们有。问题是谁的权势更大。她们干吗不走出来，离开那儿？呸！要是你有一栋老式的大房子住着还用不着干活，你愿意走吗？那地方正干着什么事，我是一点都不喜欢。没人会喜欢的。她们自己亲嘴。藏着婴儿。天哪！更甭提别的了。看看比莉·狄利亚自从在那儿逛悠以来有了什么变化吧。把她妈妈从楼梯上打下来便去了那地方，就像猪崽找奶头。我听说她们还像开宴会那样喝酒。我看见那老妇人时她总是醉醺醺的。还记得她们来参加婚礼时嘴里说的头一句话吗？有什么喝的吗？她们想要喝的，她们拿到一杯柠檬水时，那副做派就像是让人啐了一口唾沫，紧接着就走出大门了。我可记着哪。这群婊子。更像是巫婆。可是听我说，兄弟，骨头的事最能说明问题。我没法相信整整一家人死在那儿却没人知道。他们离那儿并不远，明白我说的话吗？没人能告诉我吗，他们离开了大路消失在一块地里，而距那儿不到两英里的地方有一栋老式大房子？他们应该看得见。没法看不见。那男人应该走出了车子，走向那栋宅子，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他可以想得到嘛，是不是，就算他想不到，还是能看见嘛。在这片平得像指甲盖的地面上，你怎么会看不见那么大的房子呢？你们说她们与这有关系？听着，这一带从来没发生过像现在出的这种事。在那些俊妞儿来到镇上之前，这里是个平静的王国。在她们之前的那些人至少还信教。可那儿的那些骚货就是自己抱团，从来没进过教堂。我拿一美元跟你的五美分打赌，她们连想都没想过一种宗教。她们不需要男人，也不需要上帝。不能说她们没受过警告。先要求后警告。要是她们就自己待着，也就算了。可是她们不。她们搅乱。把人拉到那儿，像是苍蝇寻找粪便；凡是走近她们的人总要受点伤，而那种脏污正在渗入我们的屋里，我们的家里。我们容不得这个，你们都不能。一点都容不得。娄恩想道，这么看来，祸害在别的地方。不安定因素全在远处一所满是妇女的宅子里。不是什么远离男人安全地禁锢着的女人，而是更糟，是自愿聚集在一起的女人，就是说不是女修道院而是女巫团体。娄恩摇摇头，嚼了一下口香糖。她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们的话，尽力猜测言辞背后的心思。有些话她当即弄懂了。她知道，萨金特会点头同意任何捕风捉影的谣言，咀嚼真实情况的残块，并且说不明白由有责任心的人掌管的这座从容又美丽的镇子何以不能保持原状：稳定、繁荣，没有背后胡说的年轻人。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到别处安家立业？他会想到，如果他拥有了女修道院的土地，他的支出要少多少，而如果那些女人离开那儿，他就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拥有那片土地。人人都知道，他已经拜访过女修道院——去“提醒”她们，就是说，他提出要买下那块地，而当反应是难以理解的瞪眼时，他告诉那老妇人要“仔细想一想”，“会出现别的事情把价钱降低”。威斯顿·普尔在找理由解释为什么他再也控制不了他的弟弟妹妹了。解释原先崇拜他、听从他的人现在怎么会变得偏偏要走自己的路。去年布鲁德和阿波罗因为比莉·狄利亚开了枪，这使他有足够的理由去寻欢作乐，并且只要高兴就把一些女人抛在路上。比莉·狄利亚与那些女人交情很好，曾经让他的一个弟弟开车把她送到那儿，正是在那之后，阿波罗和布鲁德之间的麻烦变得危险了。他们俩谁也没有服从威斯顿的命令不再看那女孩或和她说话。结果就像《圣经》故事一样——一个人躺下来等着他的兄弟杀害。至于弗利特伍德家，阿诺德和杰夫，嘿，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想着要埋怨别人，就因为斯维蒂的孩子们。也许是接生婆的错，也许是政府的错，不过接生婆不请就是了，政府也不会担这种责任。虽说娄恩是在第一个女人到达女修道院很久以前接生的杰夫的一些病孩子，他们不会让那样一桩小事阻止他们到自己的血统之外找碴儿的。还有斯维蒂的血统。米努斯嘛，他是随时都愿意袭击那地方的。他在那儿待了好几个星期戒酒，你以为他会感激不尽吗？那些女人准是目睹过一些事情，他可不想让这些事在什么人的脑子里转悠，一不小心被张扬出来。或许只是为了洗刷掉他感受到的耻辱，因为哈珀和别人说服他别娶他带回来的女人。他们告诉他，那个漂亮的赤犬似的姑娘配不上他，说她更像个荡妇而不像新娘。据他说，他喝酒是因为在越南受到的刺激，但娄恩认为那个漂亮的赤犬姑娘的消失才是真正的原因。他没有勇气一走了之和她到别处过日子，而是选择了向他父亲的规矩低头，并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不声不响地接受了自己要遭受的折磨。摆脱一些为他洗洗刷刷、清除他的呕吐物、聆听他的咒骂和他的抽泣，与他没有任何牵连的女人，可能在一时间使他坚信，他当真是个未受他母亲弱点熏染的男人，值得他父亲付出耐心，而他让那漂亮的赤犬姑娘走也是对的。娄恩数不清她有多少次坐在新锡安山教堂里听到他父亲哈珀的话，以表明和检讨自己的罪孽开始，却以不停地声讨一些浪荡女人结束，那样的女人可以让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是谁、是什么样子、待在哪里。他后来娶了布莱克霍斯家的一个女孩凯瑟琳，搅得她害了神经质的胃病，直闹得精神失常，弄不清她在做什么、看见了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调教好了他们的女儿凯特。凯特尽快地嫁了人，就是为了逃离他的手心。他的头一个妻子玛莎，就是米努斯的母亲，大概让他过的日子不安生，以致他绝不让他们的独子哀悼。接下来是K.D.，有家室的男人。说起来女修道院的一个姑娘可真够怪的，他一看到她下了长途车，怎么就会马上知道的。啊哈。他现在是个四个月的男孩的爸爸了，孩子不缺胳膊断腿，谁知道呢，也许还有个健全的头脑。丹比的医生居然会心甘情愿地优待黑人。所以他和阿涅特两口子才对娄恩嗤之以鼻，不管阿涅特如今该有多么幸福并把她当年的“错误”归咎于女修道院女人的欺骗。K.D.自有他个人的怨恨。如今被他诋毁名声的那个姑娘，曾经和他在一起多年，最后把他赶出了门外。养下一堆健康的婴儿会让他忘记那段事。但他毕竟是摩根家的人，这家人从来没有忘记一七五五年以来的任何一件事。娄恩了解那些私密的想法，以及斯图亚特和迪肯可能有些什么动机：他们都不能容忍自己控制不住的事情。但她想象不出斯图亚特的积怨——想到他外甥孙（可能吧？）确实在那地方受到了伤害或者毁掉了，就要暴跳如雷。那是他血液中流动的一个疱，既没有缩小也不会长成脓头。娄恩也想象不出，他兄弟与索恩的婚姻多么临近破裂，这记忆是多么深入他的脑叶。当迪克看着那些毒剂和那双有毒的眼睛时，曾经滑出轨道有多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俩秘密约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迪克都心烦意乱，屡犯错误，总猜想那荡妇是不是怀孕了。生个混血孩子？斯图亚特一想到这种对老一辈许下的承诺的公然背叛就怒火中烧。对老一辈延续的繁衍规则的不忠，被对他和他兄弟所持观点的持久威胁所压倒。女修道院的女人们对他而言，是对他和他兄弟早年记忆和理解中的十九位黑人女士夸张而拙劣的模仿。她们是他们分享阳光般的肤色和马鞭草的那一片刻的退化。她们，连同她们没头脑的傻笑，伤害了那十九位女士爽朗喜人的笑声中银铃般悦耳的音调，那些女士本来永远生活在色调阴暗的梦中，如今却由于这一新的可憎的女性族类而注定要灭绝了。他不能容忍她们以街头妓女的服装和娼妇的口味玷污他的个人历史，嘲弄和亵渎支撑着他和他兄弟经历战争、维持婚姻和增强他们建设一个得以发扬理想的镇子的力量的梦幻。他永远都不会原谅她们，也不会容忍这种博爱的缺乏。娄恩也不知道迪肯·摩根如同冰川的骄傲。它那隐藏不见的体积，它那增长和不可移动性。她知道他多年以前和康瑟蕾塔的那段关系。但她不可能探测他个人的耻辱，也不可能理解抹掉那个耻辱和他相信是耻辱来源的那个女人对他是何等重要。一个难以驾驭、就为了舔流出的血而咬他嘴唇的咬人的女人；一个想要诱陷男人，把他关在地下室里用酒软化他，以便能在黑暗中行苟且之事和违背自然之事的漂亮的、金黄色皮肤的、长着苔绿色眼睛的外来女人；一个他若不及时逃脱就会把他的头盛在餐盘中的莎乐美（《圣经》故事中说，希律王为让莎乐美跳舞，竟应她之求砍下施洗者约翰的头。）。那个性饥渴到大胆妄为的女人没有离开他的生活，反倒鬼鬼祟祟地溜进了索恩的感情世界。他怀疑，那女人还强迫她喝了邪恶的药水，让她不如以前可爱。使她态度冰冷的并不是失去二子的永久悲痛，而是她仍在吞食的那种药。对于给她药的女人，她把她的名字时时挂在嘴边，还把她视作女性楷模来效仿。娄恩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但她已知的也就足够了，何况手电筒的光亮还照出了他们
发！注意，是爆发不是开始。因为每个国家都以本国投入战斗的日期作为“二战”开始时间。比如，中国认为“二战”开始于1937年“七七事变”，而美国显然太夸张了，说日军1941年年底突然袭击珍珠港才算“二战”开始……这是一笔糊涂账，根本算不清。就目前来说，欧洲战场还未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暂搁下不谈。对于中国来讲，固然有国军将士英勇奋战，但截至1939年年底，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仅以二十余万伤亡的代价，便让中国几乎陷入了绝境。天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这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全部被日军占领。自此，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尽落敌手，所有主要铁路线均被敌人掌握。中国海军全军覆没。自此，北起山海关、南到汕头的出海通道均被截断，这意味着“香港路线”完全中断。不幸的是，“西北路线”也中断了。1938年和1939年的秋夏之交，苏联和日本在中苏两国的边境地带打了两架，史称“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第一架日军小胜，第二架苏军惨胜。鉴于大家的实力半斤八两，日本和苏联决定讲和，讲出来的结果就是《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自此，中国与苏联的陆路交通基本断绝，苏联也停止了对中国本就不多的援助。于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包括从国外购买的或者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只能是通过暂时没有沦陷的西南部进出。而从中国西南部通往东南亚的路也就两条。一条是桂越公路。桂越公路是广西与越南之间的一条国际交通线。当时，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也就是说要走桂越公路还得看法国人的脸色，而且广西随时面临日军的攻击，很不安全。另一条则是滇缅公路——云南与缅甸之间的一条国际陆路交通线。需要强调一下，这条公路是抗战爆发后才修的，为什么要修这么一条公路呢？主要的理由前面说过了：桂越公路不安全。滇缅公路则相对比较安全，毕竟日军需要跨过广西或者打到缅甸才能威胁到这条公路。所以二十万老百姓不怕苦、不怕死，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便修筑了一条跨越中国岩层最坚硬（喀斯特地貌太多）的山区、最湍急的河流（怒江），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1938年8月，滇缅公路通车。公路进入缅甸后，就跟缅甸国内的铁路连接了起来，可直达仰光。仰光是一座海港城市，抗战期间，中国几乎所有从国外购买的以及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都从这里输入。可问题是，从哪里弄来的钱买战略物资呢？美国。1938年年底，国民政府退入重庆后，美国人终于弄明白了形势，不再固执于《中立法》。有鉴于此，在驻美大使胡适和银行家陈光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靠以货易款——逐步卖桐油给美国以偿还贷款的方式，换来了美国人的第一笔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这就是“桐油借款”。毫无疑问，依靠这几千万美元，国民政府是可以暂时轻松一段日子了，但此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此之前，美国的援助方式是买中国的白银，以钱换钱，这次是直接借钱给中国，开了贷款援助的首例，突破了中立法的限制，就此打开了美国援华的大门。接下来的两年内，中国继续用滇锡、钨砂等战略物资以货易款，又找美国借了一亿多美元。截至抗战胜利，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高达八亿美元，绝大部分属于免费赠予。在美国的影响之下，英国出于希望中国照拂一下缅甸（缅甸为其殖民地），多跟日本扛几天的目的，也给中国提供了五百多万英镑的贷款。所以，从通车时起，滇缅公路就成了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是埋葬日本灭亡中国梦想的大道！必须保护好，不容有失。这就是后来中国组织远征军进入缅甸的真正原因。形势如此恶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日本也不轻松。日本本是希望速战速决的，所以一开始便孤注一掷。要说这种选择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日军做到了五个月就占领中国首都，一年多就攻陷了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从古至今，没有几个国家输到这个份上还不投降的！窝囊如法国，不仅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军直接绕过，成了摆设，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而且面对德国的进攻（1940年5月10日开打），只用了六个星期（6月25日）就放下武器成为德国的附庸。当然，这可能是由法国唯有靠外国人领导才能打胜仗的传统决定的。譬如，在科西嘉人拿破仑的带领下，法国才能称雄欧洲。可令日本意外，令全世界意外：除去精神就几乎一无所有的中国人，竟然还在坚持，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在用行动履行着“抗战到底”的誓言！反观日军，在经历了最初的顺风顺水之后，现在已经陷入苦战，极不情愿地被拖入了持久战的深渊。日本人被迫一面巩固占领区，试图以战养战；一面加强如进攻长沙、南宁之类的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同它谈判，屈服停战。其实，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就是以打促和，争取喘息之机。蒋介石曾在1938年4月9日的日记里写下：此时可战可和，应注意和局与准备。因此中日双方都希望坐下来谈谈，但日本人竟然向蒋介石提出：一、在华北、华中、外蒙古等地建立亲日政权。实际上就是建立“国中之国”。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这根本不是谈判，这是刀架脖子上赤裸裸地抢劫！国民政府吐了日本一脸口水，强硬拒绝了这些可笑要求。蒋介石不答应，却有人答应。杀出个黎明第七章汪精卫终究没能成神鸟
汪精卫晚节不保
抗战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毛泽东，这些蒋介石曾经的敌人，此时大都坚定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在强敌压境的危急关头，在懦夫们悲观的聒噪声中，仍然无悔地走在“抗战到底”的路上。但不到两年的时间，半壁江山沦于敌手，百万将士血洒疆场，自然有人对蒋介石等人的强硬立场表示反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要数后世臭名昭著的“五人团队”——梅思平、高宗武、周佛海、陈公博及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梅思平，之前提过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此人当过教授，干过江苏省督察专员、保安司令等职务，是很有前途的高级干部。高宗武，29岁时成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正厅级干部），是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外交大员。周佛海的官方职务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副主任，位高权重。周佛海还曾是中共“一大”代表，“联俄联共”那会儿，他和许多中共领导人一起加入了国民党，只不过后来别人退出了，他一直留了下来。和周佛海一同留下来的，还有他的好哥们儿、后来做了汪精卫副手的陈公博。陈公博原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他和周佛海的关系特别铁，铁到几乎可以穿同一条裤子，一三五你穿，二四六他穿，星期天就让裤子歇一天吧，他俩都裸奔。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两人一起同流合污，全心全意干了不少坏事，什么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玩弄女性统统包括在内。汪精卫就不多说了，全身上下都是光环，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这些人的官位都不低，都是党国大员，任谁都要给几分面子，不愁吃不愁穿，也不用上战场。可为什么要跟主战派唱反调？原因不难理解，相信大家看一看“五人团队”带头大哥汪精卫的语录就知道为什么了。汪精卫语录一：“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汪精卫语录二：“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汪精卫的言下之意是说，如果明摆着打不赢还要打，无非是失去更多的国家主权，牺牲更多的国民。这样下去将使中国亡国灭种，所以应该“和平救国”。“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期待日本放弃他们几百年以来一直坚定不移的侵华政策，将结束中华民族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日本的施舍，就如羊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狼的大发善心！愚蠢的想法，实在是愚不可及！如此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汪精卫的大局观和政治智慧不但没有进步，似乎还退步了不少。汪精卫不明白，即使没有他的所谓“和平救国”、“曲线救国”，战争也自然会进入战略僵持阶段。因为日本人真的打不动了。日本常驻中国的兵力高达一百三十余万（驻扎关外的“关东军”和驻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含华北、华中、华南方面军以及海军舰队），人吃马喂，伤员救治、死者抚恤，还有其他战争开销，耗资巨大，令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日本不堪重负。日本急需在其控制区恢复秩序，实现正常生产，以实现以战养战。于是，日本在中国扶植了一些傀儡汉奸政府，帮助他们恢复社会生产秩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就是众汉奸政府之一，但这里面的汉奸大多是北洋时期的小角色，如王揖唐、殷汝耕，号召力很差。而有号召力的北洋大哥们，如曹锟、段祺瑞、吴佩孚，则宁死也不当汉奸。当年北伐要打倒的北洋军阀，居然没有一个人当汉奸，还真是出乎世人意料。日本人正打算做北洋元老唐绍仪的工作时，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就出手了，将冤枉至极的一代名流唐绍仪刺杀于家中。如此一来，日本人的汉奸政府可就缺少了一个有影响力、有破坏力的人物。就在日本人饥渴难耐的时候，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出现了。汪精卫在无法说服主战派走“和平救国”道路的情况下，委托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本秘密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日本支持汪精卫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另立“中央”，汪精卫则以优厚的讲和条件与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对于自己即将迈出的这一步，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我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火坑我跳了。汪精卫本是要做神鸟精卫，可一步走错，做了精卫鸟人。三十年英名扫地不说，还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938年12月中旬，汪精卫乘飞机从重庆至昆明，随后抵达越南河内，走上叛国之路。12月底，汪精卫发表声明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建设东亚新秩序”计划（即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1939年1月初，国民政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其后，蒋介石下令狙杀汪精卫。由于日本老板对新晋重点员工汪精卫的安保工作做得十分到位，使得戴笠的军统连续失手，只有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运道不佳，还没来得及享受新公司的“福利”，就被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陈恭澍干掉了。1940年3月，汪精卫对外宣称“还都”南京，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正式接管沦陷区，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汪精卫的伪政权完全克隆了国民政府——三民主义还是指导思想，青天白日满地红还是国旗，孙中山还是革命先驱，双十还是国庆节。弄得比真的还像真的。至此，中华大地上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权。一、长春的伪满洲国。领导人是溥仪，此人在任期内无任何作为，是一个真正纯粹的、天然绿色的傀儡。二、南京的伪国民政府。领导人是汪精卫，“五人团队”所有成员都身居高位。汪精卫在任期内为摆脱傀儡地位，做出过一定程度的努力。三、重庆的国民政府。领导人是蒋介石，这个政府领导了全国正面战场上的八年全面抗战。四、保持独立自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在延安，领导人是毛泽东。中共建立和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汪伪政权成立之前，虽然抗战意志动摇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不管以何种理由投降日本人，都不光彩，所以这些人都选择骑墙观望。可当汪伪政权成立后，形势顿时逆转过来，这些首鼠两端的人纷纷投日。这是因为，汪精卫的投敌不仅减小了汉奸们的心理压力，鼓舞了汉奸们的斗志，而且还为汉奸降日提供了理论依据。大小汉奸们奔走相告：汪主席说了，降日不叫投降，叫投身“和平运动”。我们都是“曲线救国”，我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都是秉承国民政府的意志！随后，轰轰烈烈的“清乡运动”开始了。“清乡运动”大致可以理解为，武力清除沦陷区一切敌对日本的力量，为日军建立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这个“武力”的名号有好多，诸如，东亚皇协军、兴亚同盟军、东亚同盟救国军、自治军、护国救民军、清乡军……看得头都晕了，还好后来有人给汪精卫的这群手下想了一个统一的称号——伪军。铁血张自忠
1940年5月，日军为了配合优柔寡断、懦弱自卑的汪精卫卖国投敌，也为了报复国军的“冬季攻势”，决心打开从湖北通往重庆的通道，干掉主战的重庆蒋介石政府，于是发动了“枣宜会战”。稍提一句，在这之前，日本人还发动过一次“随枣会战”，但冈村宁次败给了李宗仁的防守反击。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一次，日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沿长江西进，直捣陪都重庆！重庆岂能不守？于是蒋介石让李宗仁挂帅，调动三十余万人马，在湖北的枣阳和宜昌之间摆下战场，与日军血拼。在战斗中，敌我双方你来我往，中国军队也曾经获得了胜绩，但李宗仁没能重现台儿庄奇迹，也没能继续“随枣会战”的辉煌，重要关隘一个个失守了。就在蒋介石忧心如焚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更难受的消息——张自忠殉国了。张自忠，这个曾经被很多人误认为可杀可辱的“大汉奸”，以自己在对日作战中的优异表现，从抗战初期的师长累升至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他的上将兼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使他成为“二战”期间盟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从长城到卢沟桥，从台儿庄到宜城十里长山，张自忠不止一次让大和哭泣。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仍在奋勇杀敌。让我们一起追忆张自忠在生命的最后十天里的英风豪情，敬祭将军忠魂。5月7日，留遗书与好兄弟冯治安，率部东渡襄河，主动出击，给日军以极大威胁。随后，日军调集主力，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15日，被困于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16日，奋勇督战，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力战不退。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若定，身中七弹，仍呼喊“杀敌报仇”，为国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虽然将军已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张自忠在魂归天国的那一刻，一定是极为安详的。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摘掉了戴在头上三年之久的汉奸帽子，捍卫了自己视为无价之宝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在“枣宜会战”接下来的战斗中，国军踏着他的血迹与强敌死拼。战至激烈处，一座城池能数易其手。1940年6月中旬，国军终以数倍于对手的伤亡为代价，将日军堵在湖北不得西进，成功拱卫重庆，屏障西南大后方。在本节的最后，让我们以张自忠生前的誓言为结束语，向为中华民族重生之最后一段艰苦行程而杀身成仁、见危授命的英雄们致敬！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敌后抗战
自从汪精卫把伪政府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之后，就一直不怎么走运三座主城在，能起到什么作用？想要挽回这一切，除非立即派援军。赵桓命令从西北防线上调西军参战，他点名要种、姚两姓将官出征。种，自第一代种世衡已降，第二代的种古、种谔、种诊、种谊都故去了，第三代的种朴战死、种师道衰病，只剩下了一个种师中。种师中号称“小种”，与兄长一样自青年起结发从军，历任环庆、秦凤两路的经略安抚使，是一个威名赫赫的老西北。姚，姚麟、姚雄与种谔、种古齐名，尽管出过姚平仲这样的妙人，但是几十年的威名仍然很有号召力。简单地说，种家的人狡猾聪明，无论是独当一面还是做一个将军，都有奇思妙想，在战场上灵动变化，既凶狠又狡诈。姚家的人只有一个特点，能打，是西军里最能打的熙河军里最暴力的世家。这一次姚家出战的人是姚古，他去救太原。剩下的河间、中山由种师中负责。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五月间，种师中出征。关于这次出征，一切都显得对立。从时间上看，正是时候。金军在二月时全面撤退，不只是东路的完颜宗望，西路的完颜宗翰也在退却中。他边退边打，在回军的途中连续攻陷了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市）。这对宋朝来说是噩耗，但也是机遇。这代表了金军主力的动向，他们在向云中老巢撤退，与太原、河间、中山等北方三镇越来越远。此时出兵，正是时候。但与之对立的是宋军的情况，种师中手边没人。这些年西军被大量抽调，为了保持西边防线的完整，迫于无奈只能不断地招募新兵。种师中的军队里新兵占一半还多，连常规训练都没多久，怎么能突然间拉上战场？这不是有没有战斗力的问题，是一个军人的起码素质都没能明确的问题。这有多重要，种师中懂，高高在上的天子宰相们却不懂，他们不管军队怎样，只管时机和需要。赵桓严令种师中必须迅速进兵，不然以“逗挠”论罪。逗挠，比战败更要耻辱，它是胆怯、避战、畏缩不前的同义词！赵桓准确地击中了种师中的要害，以种氏威名，绝不能忍受这样的罪名。种师中立即提兵出征，结果刚刚集结，新兵们就给了他一个惊喜。这帮新兵蛋子把刚刚发到手的军械，像神臂弓、箭枪牌、马甲等等，都拿到黑市上换了酒肉吃喝！“军人的起码素质都没能明确”，这是灾难性的。种师中就带着这样的部队，出井陉，向金军主动出击。一路行军，他们在杀熊岭（今山西榆次县东北）附近遇到了两个意外。第一，遭遇了金军。金军应该在围困三镇，这里距离太原至少还有一百余里，为什么会遭遇？第二，金军的战力。情报说金军的主力由完颜宗翰带出了国境，那么眼前的这支算什么？征战一生，种师中不会连巡哨和主战的都分不清。无所谓，哪怕面对的是完颜宗翰本人，种师中都无所谓。这一战他有进无退，前面哪怕是刀山火海，他都要踏进去。很多年以前，宋朝也有一个人，做过同样的事。陈家谷，杨业……哪怕必败必死，也要去战斗！这一天，种师中面对的敌人是金将完颜活女，此人是金军常胜将军完颜娄室的部下，女真建国期间，他活跃在第一线，以战绩为论，比很多阿骨打的近亲还要强。再强也没用，这时种师中的手里握有一张王牌，这张牌是金人之后十几年里的噩梦，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是宋朝出现了两个现象级的非常规人物，那么这张牌，就是高居汉人战力巅峰的存在。张俊。时光流逝，当年十六岁走进军营当弓箭手的少年，这时已经四十一岁了。宋、金战争爆发，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对张俊来说，却是机遇。他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东明县（今河南兰考北）抗击金军，以战功升至武功大夫。这时跟种师中救援三镇，他是援军里的前锋。那一天，面对数万金骑，张俊冲了出去，开始了他的传奇军事生涯。从这一刻起，直到以后十五年期间，张俊是一面飞扬的旗帜，是宋人的军中之胆，在最后的日子来临之前，他是一位无可争议的军人。杀熊岭，宋、金前锋对决，张俊以少胜多，西军真正的战力让金军震惊，他们想不到会败在宋人的手下，他们死了多少人没有准确记载，他们被缴获的战马就在千匹以上。张俊建议乘胜进击，一鼓作气突破金军的封锁，去救援三镇，顺便背靠坚城抵敌。种师中反对，一来天晚了，士兵们一路行军突然遇敌，没有休整过；二来他要等待姚古。他和姚古曾经约定先会合再赴援，这时如果姚古能如约出现的话，无疑会胜算大增。一夜过去，姚古没有出现，限于古战场的通讯能力，他不知道姚古几乎同时遇敌，在隆州谷（现山西祁县一带）正与金将拔离速激战。天明时分，种师中等来的是金军的全面进攻，数万骑兵冲击过来，这回参与的再不是少数的精锐，而是拼全军的素质。种师中的新兵蛋子们成了战场上最特殊的一群人，想想连军械都没有的要怎样作战呢，玩空手搏击？这个笑话很冷。新兵所在的右军、前军迅速崩溃，把种师中的中军暴露了出来。金军的骑兵蜂拥而至，配合的默契简直像军前哗变一样。这时种师中仍然还有活路，他可以选择后退，收缩兵力边战边退，相信金军会明白太原和援军哪个更重要，不可能一路追击直到赶尽杀绝。可是那样，等待种师中的会是生不如死，他得回去等着赵桓的进一步侮辱。那么死战吧，种师中的中军不动，从几千人拼到几百人，直到他本人都受了四处重创。最后的时刻来到，种师中和他的幕僚、亲军全部战死……他终于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勇敢，种姓家族里没有懦夫。这是有意义的吗？在时光的长河里，人们记住的是种师中的部队被金军全歼，他不仅没能解救围困中的北方三镇，更把宋军有限的机动部队损失了很多，同时，也把宋军的士气进一步磨灭。几乎全是错，全是耻辱。但是，到底是谁阻止了种师中变成真正的种家军的呢？种家的人在战场上从来不是蛮牛，他们是聪明狡诈的狼，知道后退、迂回、挑逗、突进，战况不利军力不足，他们最可能用的办法是拖着金军一路后撤，把敌人远远地调到三镇的远方，那时自然会分解三镇的压力，甚至造成友军前进的空隙。这都是最简单的军事常识。这件事不必再多说了，一切都归功于神奇的赵桓。在他的领导下，种师中败亡，姚古败亡，这让金国更清晰地看清了宋朝的现状。这些还是次要的，对于怎样搞定金军，解除女真人的威胁，赵桓还有更创意的表现……在金军从开封撤退的时候，赵桓悄悄地挽留了一会儿金国的使者萧仲恭，塞过去大笔金银财宝以及一封信。信是写给现任金国高级军官耶律余覩的，赵桓希望耶律余覩回忆从前，你是辽国的皇族，辽亡于金，你难道不想报仇吗？我可以配合你！这封信被萧仲恭上缴给了完颜吴乞买。吴乞买的惊诧远远大于愤怒，这一刻，他深深地看清了宋朝皇帝的本质，那一定是个脑残片吃多了的残障青年。想反间很正常，但最起码要找个靠谱的通信员吧，你不能用金国的官方大使替你送策反信给金国的大将吧！并且严重提醒一下，要精确掌握被策反人的实际情况。耶律余覩是辽国皇族不假，但一来被辽国皇帝逼得家破人亡；二来这时在金国的地位比在辽国时更高，以刚刚过去的第一次伐宋战争为例，金军的左路军主帅是完颜宗翰，元帅右都监就是耶律余覩，是左路军里的第三号人物。宋朝得拿什么条件才能收买，仅仅是所谓的“国恨家仇”？这件事之后，我把宋钦宗赵桓的一生重新审视了一遍，可以公布一个真理了。——赵桓这一生没做过一件正确的事，从他走上神坛当皇帝开始，直到他死，绝对没有一件是正确的。其中包括杀六贼。杀六贼的时机没掌握好，杀得太晚了，比如童贯，绝对不能让他带着正规军去追赶赵佶，险些造成江南小朝廷。而且杀完之后，做得更错。他把六贼的子孙亲族都发贬到了江南，把被六贼历年外贬的官员子弟们赦回京城。京城不久之后会发生什么，大家都知道吧。尽管这不是赵桓主观意愿去做的，但他就是做了。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他是个震古铄金独一无二的衰仔，无论谁只要和他贴边，都会死得超难看。截止到这里，赵桓以及宋朝官方在东京保卫战之后的举措都做完了，他们成功地压制了己方的振作分子，让李纲、种师道等人屈辱地活着，并且完美地激怒了金国，让对方没理由不再次发兵侵略。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的八月份临近了。八月，是一切的终结月。在这之后，神州板荡中原陆沉，汉人史上前所未有的耻辱即将到来。在这之前，我们要稍微回头望一眼，看看曾经的国之少年们，他们都怎么样了。第二十二章烈日骄阳，男儿雄壮种师中全军覆灭的那一天，张俊率领前锋营在乱军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从几万金骑中突出重围，且行且战，一路向南。到达乌河川时，他们又遇上了金军。这时张俊身边只剩下了几百人，人困马乏各带战伤，以常理度之他们死定了，想跑都没了力气。张俊在这种情况下率军出击，向金军主动挑战，以几百人的战力再次冲破重围，在他身后，地上躺着金军五百多具尸体。他回到了国内，在信德附近休养部队。他关注着局势，默默地等待自己的机遇。他是聪明的，更是机敏的，不久之后，他准确无误地找到了自己一生事业的起点。刘光世的日子过得有点苦。幽燕战役之后他老爸被撤职，他本人因为失踪连降三级，这意味着他的衙内生活到头了，并且要到基层去从头干起。他回到了西北。一年多的时间里，刘光世打起精神踏实工作，先是亲自出马剿匪，把在浚州抢劫的河北籍巨匪张迪打散，这让他官复原职，重新当上了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看来衙内的人脉还是很广的，一次剿匪就升了三级的官。之后金军围困开封，西夏也没闲着，乘机发兵西北，想趁火打劫。刘衙内当时驻扎在杏子堡，正好是西夏的进兵要道。话说刘光世在有压力有动力的状态下还是非常可怕的，在杏子堡他把西夏人打得灰头土脸往回跑。刘衙内再次高升，荣任侍卫马军都虞侯。他将在西北等待机遇，不久之后天下大乱，每个人都无所适从，而刘光世却超级敏锐地看准了一条光明之路。这条路在当时只有他敢走，这是刘光世最了不起的地方，他的一生都是这么的准确。他在听话与不听话之间摇摆，要命的是，他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什么时候应该听话，什么时候应该不听话。无论是听，还是不听，都让他加官晋爵，富贵终生！这段时光里，最幸福的人是韩世忠。他在失意郁闷中突然得到命运的青睐，遇到了一生中的挚爱。那是在平定方腊之后的庆功宴上。宴会设在京口，“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王安石的诗可以当账簿可以当地图，一看就知道，是在长江边。宴会的规格很高，席上有禁军、西北军的高官，有抢他功劳的辛兴宗，有即将登上人生之巅的童贯，当然，也有官妓。官妓，是古代官员们的一种福利设施，一般来说只接待官员，不对外开放。她们有的是被抄家的官员女眷，有从小被特殊培养的女孩儿，无论是出于培养还是官宦子弟的素质，她们都有不错的文学水平，可以陪着政府官员们讨论人生做做游戏。不说这些操蛋制度了，继续韩世忠的这次宴会。韩世忠是承节郎，上这种席面很勉强，他也无心去应酬那些高官，一个人躲到角落里喝酒吃肉。那样子，说他落落寡合很孤单也成，说他洒脱自在很自我也成，反正他游离在人群之外，而光怪陆离的欢场里，也没有谁去在乎他这个小人物。生擒方腊又怎样，仍然只是个马仔而已！就在这时，有一个官妓离开那些大人物，向他走来。这个女孩儿敬重他，崇拜他，在他最失意落寞的时候欢娱了他，而他也在这个女孩儿的身上找了很多的共同点。这女孩儿的父亲、兄长都是宋朝的武官，在对抗方腊的战争里失败，这是个罪名，足以让没有根基的官员掉进万丈深渊，这女孩儿的家被抄了，她成了官妓。可这并不能改变她，她生有神力，开硬弓射两百步，弓马娴熟，即使放在禁军里也是头等战士。两个同在困顿中的人相遇了，他们走到了一起，韩世忠替她赎身，娶她为妾，之后戎马倥偬，这个女孩儿陪他走过了前半生。她姓梁，相传名叫红玉。平定方腊之后，韩世忠调防了，从西军调进了禁军，成了京城里的精锐。时间回拨，当完颜宗望的东路军杀奔开封城时，京城里的精锐在干什么呢，相信大家都还记得，一个叫梁方平的死太监，带着他们去了黄河的北岸。据说是要阻敌军于国门之外，让黄河真正变成天险。这次行动简直是个灾难，梁太监在黄河岸边纵酒狂欢，当金军临近时直接逃跑。可惜他慢了点，金军的速度太快，追了上来。当时千军万马乱成一团，绝大多数的宋军只想着逃跑，有一个人却不一样，他挥舞长戈杀出重围，冲过了对岸，没急着跑，而是把桥烧了。烧完之后，他更是与众不同，没有四散开逃跑，而是和金军赛跑，抢先一步跑回了开封城。这在当时没几个人敢做或者能做到，第一和金军骑兵赛跑难度很大；二来谁都知道开封是金军的主攻目标，这时回去不异于自投罗网。韩世忠进开封城时，宋朝的皇权刚好交接完毕，他被新皇帝召见，咨询前方战报。如此这般，他升官了，成了武节大夫，参与了之后的东京保卫战。金军退走之后，整个北方治安大乱，不去说私人性质的强盗武装，连正规军都造反了。当时胜捷军被金军击败，监军执行战场纪律，把将军张师正砍了，下面的军校立即哗变，几万人造反，淄、青两州失去控制。开封城没办法，再没人也得去剿匪。韩世忠就在这次的行动中。照例，他仍然是前锋，带着几百个人渡过淄水河，向叛军靠近。那可是几万人的正规部队！韩世忠想了想，把铁蒺藜拿了出来，扔在了身后的岸边，他命令：“进则胜，退则死，走者命后队剿杀。”完全是破釜沉舟不留后路。第二天，韩世忠带着这几百个人出发，正面挑战几万人。这个比例让人绝望，查一下古今战史，能在这种比例下获胜的人哪怕有，也都是凤毛麟角，并且一生只干过一两次。韩世忠不一样，他把这种事干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地步。他习以为常。韩世忠这辈子就没打过以多欺少的仗，每次都是以少胜多，别管内战外战都一样，换女真人上来也一视同仁。对于这一点，很久以后他的那位战绩比他还强的同事也很郁闷，他的韩二哥把全世界都骗了，哪怕在宋朝内部，也没人敢相信鼎盛时期的韩家军居然只有……那么点兵力，但却控扼长江，阻敌于第一线！回到这次剿匪现场，他把这支叛军惹火了，这帮人没法穿越到几十年后知道他韩世忠是何许人也，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几万人的正规军，哪怕是叛变了，也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几百个人就想来剿我们？冲动中，他们的首领，原校级军官李复摆开阵势决定亲自出马。悲剧开始了，别说是他，就连以后的金国四太子殿下敢把身体暴露在韩世忠的视线里都有生命之忧！这位李校官当场被砍死，他身后的好几万人吓呆了，集体呆滞之后选择逃跑。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少见的场景，几百个人追着几万人跑，不停地追，不停地跑，持续了整整一天，到夜幕降临之后，双方才决定停下来歇会儿吃点饭。黑暗里，一大片的叛军点起了篝火想心事，明天怎么办呢？想想白天那人，他们感觉人生真是没意思透了！正在想着，那个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韩世忠一个人骑马进了叛军的营地。他当然不能一个人砍死好几万，他只是来带个话，说后面的剿匪大部队到了，最晚天亮就会发起攻击，你们是投降呢还是投降呢还是投降吧！好几万人都点头，韩大人真仁慈，这时候还给了俺们一条活路，真是个好人……天亮之后，他们再一次呆滞，根本没什么大部队，仍然还是昨天那几百个人。他们还是投降了，实在是受够了。韩世忠再一次升官，左武大夫、单州团练使，驻防滹沱河。这样，他成了中级军官，别管大小，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单州的生活是短暂的，没多久他接到了一
均有史料可证。舒尔哈齐(1564—1611)，努尔哈赤同母弟，曾在明总兵李成梁手下当差，政治态度上一直倾向于明。1611年被囚禁死去。顺治十年(1653年)被追封为和硕庄亲王，已是他死后42年了。舒尔哈齐有子9人。注93关于巴赛、巴尔堪之事，可参见本文附录：毓旗之女淑绀所作《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注94巴尔堪和巴赛是父子，其中巴尔堪是济尔哈朗第四子，初授辅国将军，康熙十九年(1680年)征耿精忠军时因创发卒于军。其子巴赛袭父爵，曾署黑龙江将军、任宁古塔将军，征噶尔丹时阵亡，据载，噶尔丹策零的部众曾举着巴赛的黄带子(清宗室均佩带黄带以为标志)以示清军：“汝宗室为我所杀矣。”巴尔堪、巴赛的简亲王爵的确都是后来追封的，但清代官书从未提及这样两位卓有战功的宗室的王爵何以如此之低，毓旗的解释是家族传说，也是很有意思的。参见《清史稿》卷215，8954—8955页。注95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早年绝意仕进，清顺治元年(1644年)，南明福王朱由崧两次诏征授职，亦不受。顺治四年至十五年(1647年—1658年)，4次东渡日本借兵，以图恢复明室，均未成。途中辗转安南、交趾(均今越南)等地，历尽艰险。其间，南明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多次诏征授职，俱力辞不受。顺治十六年(1659年)，受郑成功、张煌言邀，返国抗清，败后复流亡日本。常面向故乡泣血，背朝北方切齿。1665年，被日本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迎至水户讲学。光国亲受业为其弟子。其余藩侯藩士，请业的很多。他为学重实际效用和事功，与黄宗羲、顾炎武相似。学术思想对当时日本和后来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1682年卒于日本，享年83岁。注96云南省弥勒县志编纂委员会：《弥勒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1页。注97穆彰阿等：《嘉庆大清一统志》，卷491，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6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649页。注98赵尔巽：《清史稿》卷215列传二诸王一《巴尔堪》，中华书局1977年版，8954页。注99《喇布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第454册，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111页。注100《清史稿》卷215，《喇布传》，8951页。注101《巴尔堪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203—204页。注102《横格宗谱》，《宗室王公功绩表传》，42页。注103《爱新觉罗宗谱》丁册，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8332—8333页。注104“十九年春，将军赵良栋自略阳破阳平关，克成都。王进宝自凤县破武关，取汉中。王屏籓走保宁，师从之，战于锦屏山，薄城，屏籓自杀。保宁下，进克顺庆。将军吴丹、提督徐治都自巫山克夔州、重庆，杨来嘉、谭弘先后降。察尼攻辰龙关，出间道袭破之，克辰州。杨宝廕、崔世禄皆降。彰泰师克沅州，吴应麒、胡国柱走贵阳。上召勒尔锦、察尼还京师，趣彰泰与穆占、蔡毓荣等自沅州，喇布自南宁，吴丹、赵良栋自遵义，三道并进。世璠令应麒与王会、高启隆、夏国相合兵入四川，掠泸州、叙州，进陷永宁。谭弘复叛，陷夔州。上复趣彰泰速下贵阳，命赉塔为平南大将军，尽护广西诸军。吴丹坐不援永宁，罢，命赵良栋尽护四川诸军，仍三道入云南。世璠召会、启隆、国相自四川还援贵阳，令马宝、胡国柱等掠四川……二十年，十月克昆明城。”见赵尔巽：《清史稿》列传261《吴三桂》，12849—12850页。注105“九年，偕傅尔丹驻科布多。六月，噶尔丹策零纠贼三万来犯，傅尔丹偕巴赛至扎克赛河，获贼二十余人，讯之言贼不满千，在察罕哈达游牧尚隔三日程，傅尔丹令移营和通呼尔哈诺尔。贼兵两万伏山谷，伺我军甫移突出，蒙古兵俱溃，收满洲兵四千作方营，护辎重，退渡哈尔哈纳河，登山列阵。贼复踵至，傅尔丹居右，仍回科布多。巴赛与副将军查弼纳居左，越岭至河滨力战，没于阵，年六十有九。”见《巴赛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205页。注106赵尔巽：《清史稿》卷298，列传85《查弼纳传》，10412页。注107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311页。注108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55页。注109因为孙奇通阿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被封为和硕简亲王，巴尔堪于乾隆十七年八月追封和硕简亲王，巴赛于乾隆十七年十二月追封和硕简亲王。(《爱新觉罗宗谱·丁册》8333、8336页)注110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定：“闲散宗室均赐给四品顶戴，四品武职补服。”(《清高宗实录》卷1164，43—46页)他们虽有四品顶戴，但只是个空衔，并无四品官衔，也得不到四品官的俸饷。清代闲散宗室的待遇简略说就是，凡年满20岁，经报准后，每月给养赡银3两，每年给养赡米45斛。按清代京旗马甲的待遇是月银3两，岁米24斛，也就是说，一个四品宗室每年仅比一个马甲多21斛米。(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卷1，33页)注111《爱新觉罗宗谱》甲册，250页。注112《爱新觉罗宗谱》甲册，324页。注113金女士是佟鸿举先生替我联系到的，我第一次为金女士做访谈时他也在场，特此致谢。注114《拆房拆出乾隆古碑》晨报讯记者薛冰。日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学生樊煜给本报打来电话：校园里拆房拆出一座乾隆时期的石碑。她说：我以前是学考古的，这个石碑是文物。记者赶到政法大学，见到了碑身和驮碑的乌龟已经分离，横卧在废墟中。碑身四周雕刻的盘龙栩栩如生，碑中间是汉文和满文，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估算起来，已有200多年历史。住在附近的杨先生说：以前这里是平房，碑身埋在房子下，只有龟头露在外面，他小时候经常在这儿玩，却不知道还有个碑在里面。海淀区文物管理所的焦晋林说：这是清朝的圣旨碑，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应该保护起来，但目前只能请学校给予一定的保护。注115弘晌碑拓片可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4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37页。注116穷西北套，参见附图。注117张秃子胡同现改名叫长图治胡同，位于西城区新街口大四条中街。注118载涛(1887—1970)，字叔源，号野云，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于北京。和硕醇贤亲王奕
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先声。1926年，邓小平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终于离开了让其刻骨铭心的法国。此时已经22岁的他，手下有一个16岁的小伙伴，此人叫蒋经国，是蒋介石长子，两人关系相当不错。五十年后，二人几乎同时成为海峡两岸的一把手，几乎同时在海峡两岸发动改革，改善国计民生，开创历史新纪元，不得不令人感叹人生境遇之离奇。说远了，接着讲冯玉祥吧。虽然冯玉祥被众多不太尊重史实的影视文学作品刻画成了和李逵、鲁智深一样的江湖大老粗，但实际上，冯玉祥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聪明人。在宁汉分裂之后不久，与宁汉双方关系都还过得去的他就以第三方力量出场，主动进行调停。这样做可谓一箭双雕，在制止国民党内斗的同时，也使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更加重要。宁汉双方都给了冯玉祥面子，很快达成合作意向。毕竟表面上大家在“剿共”问题上已没有任何冲突，至于兄弟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私下慢慢斗争解决。南京方面欢迎汪精卫到南京执政，汪精卫也愿意去南京赴任。但他提出一个极有个性的条件——他可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但不与蒋介石合作。汪精卫的言外之意就是他与蒋介石不能共存，蒋介石必须下野滚蛋。汪精卫本不是斤斤计较之人，他如此做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之前的背信弃义——蒋介石不等汪精卫开四中全会，就开始武力清共，汪精卫据此认为两人无法合作。当然了，汪精卫此刻表现得如此强硬，也是因为蒋介石吃了败仗，威信大跌，所以他趁现在形势于己有利，对蒋介石落井下石。蒋介石当然不肯屈服于汪精卫施加给他的压力，可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的盟友新桂系不支持他，在关键时刻撤了梯子。据史料反映，蒋介石曾指示李宗仁和白崇禧：和汪精卫谈不拢就打，打服了再谈。但是二人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拒绝的理由看似很高尚：我们主张宁汉顺利合作。虽然这个理由看似无懈可击，但蒋介石明白了这个理由背后的深意：新桂系已经尾大不掉，自己指挥不动了。8月中旬，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发表下野宣言，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蒋介石的这个做法还算聪明。于公，牺牲自己，避免国民党内部纷争，保全北伐基业，树立自己大公无私的光辉形象。于私，如果真打起来，不仅要对付汪精卫，还要防备新桂系背后捅刀子，打败仗的概率就跟买彩票中不了奖一样高，很容易声威扫地。此外还有一点，他自己主动下野，可以大大缓解儿子蒋经国在苏联的危险处境。蒋经国是1925年去莫斯科留学的，看来蒋介石当年也没料到自己会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要不然也不至于愚蠢到把亲生儿子送到苏联当人质。“四·一二政变”之后，已经在苏联成为共青团员的蒋经国马上宣布与父亲决裂，指责老爸叛变革命，加入声讨蒋介石的队伍。可即便如此，蒋经国还是被贬到了西伯利亚当了一名不受待见的小兵，算是作为人质被扣留在了苏联。这一境况直到“西安事变”国共再次合作后才得到改善。1937年，蒋经国与患难中相识相爱的白俄罗斯媳妇蒋方良历经周折，转道回国。他回国后，就开始积极辅佐父亲大人，未见任何隔阂。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蒋经国在苏联宣布与父亲决裂实际是权宜之计，不这么做的话，他能否活命就很难说。就在蒋介石辞职后不久，在西伯利亚当兵的小蒋又重新回到了莫斯科，虽然依然是人质，但莫斯科的环境可比西伯利亚好得多。
宋蒋联姻是因为爱情？
下野的蒋介石自是有些落寞孤寂，不过远离政治风暴中心的蒋介石，正好腾出时间去好好思考并解决自己的婚姻大事。严格意义上讲，蒋介石已先后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任夫人毛福梅，不识字，小脚，他们是封建包办婚姻。那时的蒋介石还只是一个15岁的冲动少年，毛氏则大他好多，虽然两人有蒋经国这么一个孩子，但他对毛氏并没有爱情。第二任夫人姚冶诚，本性善良，原来是一个妓女。这段婚姻算是蒋介石一时冲动下犯的错，他实际上不怎么喜欢姚冶诚。他的小日记本里记有大量对姚冶诚不满意的地方，说对方只会打牌，自己生病时得不到对方的照顾和关心……第三任夫人是前面提到过的陈洁如，是蒋介石花费了相当精力才搞定的一个少女，但他依然不是很满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陈洁如的消费观有问题——不会持家，爱逛街，喜欢追求奢侈品。寻寻觅觅，蒋介石最后看中了宋美龄。世人都说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是政治联姻，其实得纠正一下，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不能简单地说是政治婚姻。1922年，两人初识于在孙中山家中举办的一次联谊性质的聚会。之后四年，在已婚男士蒋介石的努力追求下，二人从普通朋友关系发展到情愫渐生。蒋介石在自己的小日记本上无数次提到宋美龄。诸如“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今日思念美妹不已”，“终日想念梅林（美龄）不置也”，“与三弟（宋美龄的别称）叙谈，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等等。19世纪的80后的情话，肉麻程度丝毫不输于20世纪的80后。想不到平时不苟言笑的酷哥蒋校长，竟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不过，蒋介石娶宋美龄所面临的阻力可不小。除了大姐宋霭龄特别想把小妹美龄嫁给蒋总司令强强结合之外，宋美龄的二姐宋庆龄、哥哥宋子文和母亲宋太夫人都反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恋爱关系。宋庆龄和宋子文此前一直支持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清共政策，自然不希望小妹嫁给他。而宋太夫人则对蒋介石的复杂情感史和婚姻忠诚度有所担忧：蒋介石有妻有子不说，还有妾有情人，我的三丫头岂能嫁给如此一个有复杂婚史的男人？于是，两人的婚事就被一拖再拖。蒋介石为了抱得美人归，拿出浑身解数，想了几个奇招，才说服“美妹”的娘家人。奇招一，1927年8月，蒋介石把现任夫人陈洁如忽悠到了美国读书，这一去就是五年。等后来陈洁如归国时，生米已煮成熟饭，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奇招二，蒋介石写了一份内容比较虚假的婚姻状况说明，在销量极大的《申报》上连登三天，内容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专此奉复。这当然是一个面子工程，给宋家人看，尤其是给外界人士看，让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堂堂宋氏豪门三小姐岂能嫁得不清不楚！蒋介石登报声明后，立即向宋美龄求婚。令人感动的是，在蒋介石事业陷入低谷兼未禀明女方母亲兄姐的情况下，宋三小姐居然接受了求婚。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或许也掺杂了些许女性容易泛滥的同情心吧。求婚成功的蒋介石，怀着喜悦、忐忑兼具的复杂心情东渡日本，探望了在神户看病的宋太夫人，用自身表现争取到了宋太夫人的允婚。需要解释一下，本来信佛的蒋介石在跟宋三小姐结婚很久后才入基督教，而不是像一些小道消息说的，是为了追求宋美龄在婚前就加入的。1927年12月1日，蒋宋顺利完婚。蒋介石成功抱得美人归，可汪精卫就惨了。血战龙潭
1927年8月中旬，汪精卫发表《迁都南京宣言》，宣布正式迁都南京，结束了武汉为期八个月的首都历史。汪精卫以为蒋介石一走，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现“以党治军”的文人领导，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可到了南京才发现，李宗仁和白崇禧拥兵自重，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要说李宗仁、白崇禧有野心也是正常的，毕竟权力是一个好东西，保住甚至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已成了接近权力之人最大的乐趣，少有人能够例外。野心勃勃的李宗仁为了压制汪精卫，把国民党的极右派——西山会议派又给请了回来。因为新桂系属于半道参加革命，只有军权，在党内没有相对应的地位。汪精卫之前已经开除了西山会议派的党籍，蒋介石也宣布他们是非法组织，结果李宗仁先斩后奏，单方面宣布撤销有关一切处分。然后才报告汪精卫说：汪主席，我们已经处理完了撤销处分事宜，现在咱们全党讲究团结合作，你也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吧。李宗仁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做法，激怒了汪精卫：你们的做法不合程序，必须由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决定！要说到打仗，李宗仁肯定是一把好手，但要论搞政治权谋，他的水平还差得太远。他属于那种有三分颜色就敢开染坊的人，完全不打算对汪精卫妥协。就在李宗仁和汪精卫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一场北伐以来最大的危机正向他们步步逼近。1927年8月25日拂晓，长江南京段江岸，晨雾迷茫。久违的孙传芳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忙着指挥手下们偷渡长江。这位兄台贪黑起早，辛苦加班，职业精神的确可嘉，只可惜职业蓝图比较邪恶，因为他此次过来是为了把南京国民政府一网打尽。尽管孙传芳有干爹可以借钱借兵，但为了彻底干掉北伐军，前后数次大败亏输的孙传芳，毅然决然地选择倾家荡产，投下血本，再干一票，最终凑得约六万人马。为了保证这趟不白来，孙传芳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他选择的进攻时机很不错。北伐军刚在徐州吃了一个大败仗，士气低落；蒋介石的下野令黄埔系军队失去主心骨，军心不稳；李宗仁正忙于搞内讧，注意力分散；野心家唐生智根本没打算停止东征，依然陈兵长江，威胁南京西侧，李宗仁必须分兵防守。再者，他选择的登陆位置十分要命。这可能跟他的情报工作做得好有关，因为只有对对手的兵力布置了然于胸，才能找到最合理的登陆位置。当时，桂系第七军主力布置在南京西面防备唐生智，黄埔第一军主力驻守在南京东面的沪宁铁路一线。第一军的兵力部署方案是蒋总司令下台之前决定的，因为这一方案既能防备北方的张作霖南下，也可以让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一带的他更有安全感，总体来说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针对北伐军的这种兵力安排，孙传芳做了详细地研究和考察。功夫不负有心人，孙传芳发现了北伐军的一处防守疏漏——南京东侧的龙潭镇一带。这可是一个便于他搞破坏的最佳登陆位置。龙潭四面多山，一旦占据这几座山，便可将其打造成易守难攻的堡垒，镇上还有一处要害位置——龙潭火车站，一旦占据它，就能切断京（南京）沪（上海）铁路（即沪宁铁路），就能切断北伐军东（黄埔系）西（桂系）方向的联系，有利于迅速拿下南京。最后，孙传芳的临门一脚非常犀利。躲猫猫想不被发现都很难，更别提策划六万余人参与的偷袭。要想不被发现，或尽可能晚地被发现，其难度不言而喻。好在孙传芳的自然地理知识和数学水平很不错，他选择了最合适的天气——浓雾和时间——人最容易犯困的凌晨，也选择了最合适的渡江地点——离他的登陆位置龙潭镇航渡距离最短，这样可以保证其主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渡过长江，用时越短，被守军发现的几率越低。顺便一提，为了不被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军发现，他还拿钱收买了这支海军的头头——海军司令杨树庄，跟对方建立了统一战线。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显然，孙传芳在“知彼”上干得相当不错。实际上，孙传芳也相当“知己”：自己最精锐的北洋第二师已被北伐军打残，其他部队的战斗力又一般，若正常交手，绝对不是北伐军的对手。为了尽量挖掘手下们的战斗力，他特地向前辈项羽学习了能将软蛋和怂人逼成拼命三郎的绝技——“破釜沉舟”，只让士兵带了几天的干粮，待士兵渡过长江后就把船只悉数运回北岸交大刀队看管。准死不准退，进攻！由于孙传芳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分，以至于在其拿下了龙潭火车站及其周围的制高点之后，被突如其来的敌人打懵了的北伐军才完全回过神来。最危急的时刻到了。胜可继续北伐，统一中国有望！败则南京政府覆灭，北伐军的主力黄埔系和桂系都将不复存在！南京城闻风震动，无论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人心惶惶，收拾行李，准备逃难。连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也不例外，他也打算带着南京附近的第一军跑路了。据说这是因为老上级蒋介石在走人之前叮嘱过他：好好工作，天天向上，保存好第一军的实力。关键时刻，李宗仁找上门来了。他没办法不过来。白崇禧出差去往上海搞军费，黄绍竑留在广西看家，实在是无人可以商量。再者，情形如此危急，桂系孤军奋战，独木难支，容易完蛋，必须得让第一军出力作战，勠力同心，共同解决孙传芳。虽然何应钦的脸皮比较厚实，但当着李宗仁的面逃跑，也实在是不好意思，于是二话没说就留了下来。桂系和黄埔系的两位巨头统一认识后，认真分析完当前形势，就进行了明确的分工——李宗仁指挥桂系悍将夏威和李明瑞率第七军主力攻击龙潭车站附近的栖霞山一带的敌人，何应钦亲自指挥第一军反攻龙潭车站。两路大军同时从西向东发起反攻，理论上够孙传芳喝一壶的！但现实是，两路大军分工配合，通力协作，牺牲巨大，进展却不大。这是由两大原因造成的。一来孙传芳的军队占据的大都是制高点，第七军的反攻属于仰攻，难度很大。二来孙传芳占领了龙潭火车站之后，第一军被其切割成了东、西两部，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战斗力没有发挥出来。而且何应钦所指挥的第一军西部，并非第一军主力，在孙传芳的优势兵力面前，在被“破釜沉舟”逼成拼命三郎的敌军面前，第一军着实占不着便宜。说来也是凑巧，战争爆发时，从上海打道回府的白崇禧正乘坐火车朝龙潭车站方向而来，走到半道，刚好赶上大战，白崇禧遂下车就近指挥东边的第一军主力，由东向西攻击龙潭火车站。就这样，北伐军打出了完美的反攻。南京城一边的北伐军向东攻击，白崇禧指挥东线的第一军向西攻击。北伐军会攻龙潭，夹攻孙传芳。六天六夜的硬仗之后，战争结束。尽管第一、七军伤亡达八千余人，遭受北伐以来最大的伤亡，但是孙传芳的军队也被消灭成了十位数。北伐军在此战中的表现足可彪炳史册！认真说起来，在这场战争中，北伐军实在没有拿出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战术，所能依赖者，只是敢于拼命的意志和善打硬仗的战斗力而已，不过这正是王牌部队的特质——拥有绝对的实力，善于打硬仗，善于啃硬骨头。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权谋之术都会不堪一击。毕竟谋略虽好，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当然了，获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还要有些运气。若无白崇禧碰巧赶上大战，后果很难说。北伐军是赢明白了，不知道孙传芳输明白了没有。通过孙传芳此战过后不久皈依佛门的表现推断，他应该是输服气了，也应该输明白了。在此战中，孙传芳连偷袭和“破釜沉舟”之计都用上了，不可谓不狠，但他忽视或者故意忽视（想赌一把）了最重要的一点：后勤补给。在没有强大的海军做后盾的条件下，玩破釜沉舟必须速决速胜，因为孤军深入，士兵大都是轻装上阵，所带弹药和食物有限，用完就没了，总不能饿着肚子放空枪吧？龙潭战役打了六天六夜，孙传芳的士兵早就吃光了随身携带的食物，饿得嗷嗷叫，连草根都是好东西，至于喝水，一江血水向东流，怎么喝？己方体力不济不说，对手还是决心和意志不在之下而实力尤在之上的北伐军，孙传芳输得不冤。此外，孙传芳应该找唐生智同学算算账。这哥俩之前商量好了，相约共攻南京，但唐生智爽约了，因为这个能力只够当蝉的人却想着当黄雀，结果使得李宗仁将防备唐生智东进的那部分桂系军队调入战场。话又说回来，以唐生智同学的人品，不出兵实属正常。他没在孙传芳溃败之时落井下石，就已经算得上人品爆发了。龙潭一战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问鼎天下的基础。龙潭战役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而载入史册。南京北伐军从此再无真正的对手。可能有人会说FREEFROMVIDEOS性欧美今河北定州）发起进攻。李克用的部下时任邢洛节度使的李存孝得到消息后，建议李克用进攻镇州（今河北正定）进而牵制王镕，以解定州之围。十月李克用命令李存孝从南面攻打镇州，又让李存信、李存审自井径方向出兵增援。由于沙陀军队骑兵优势明显，河东军队在临城西北的龙尾冈打败镇州军队，杀敌近万人，并一举攻克临城，随后又包围了元氏、柏乡。王镕抵挡不住李克用的进攻，于是向幽州的李匡威求援，李匡威领兵前来增援后，李克用鉴于军队刚刚结束战争需要休整，于是在大肆劫掠之后，退兵邢州（今河北邢台）驻守。面对失败，李匡威、王镕当然不肯干休，景福元年（892年）正月，李、王二人继续合兵一处，发动大军十余万人对李克用掌控的尧山发起进攻，李克用派大将李嗣源领兵迎击，结果幽镇联军大败而归。当时处在幽、镇之间的王处存感受到了来自李、王二人的极大压力，担心就此会被吞并掉，于是主动联合李克用，趁势合兵攻打王镕，并成功攻克了天长镇。天长镇是王镕的治所门户，王镕急忙组织人马反扑，在新市（今河北新乐）偷袭李克用得手，将其打败。李克用没有想到王镕居然还有还手的实力，他担心王镕的背后或许会有增援部队，于是在没有摸清敌情的情况，他决定退守栾城以观其变。当时面对藩镇们在河北地区的互相征伐，朝廷无计可施，只能是下诏劝其和解，但丝毫没有效果。河东、卢龙、成德、义武四大藩镇对朝廷的诏令置若罔闻，所以攻伐依然不断，战火依旧继续。八月，李克用带领少量兵马进行北巡，当到达代州（今山西代县）西北的天宁军时，他得到了一个紧急消息，李匡威与赫连铎领兵八万攻打云州，鉴于自己手中兵马不多，李克用急忙派人回晋阳召大将李君庆出兵救援，自己则带领兵马悄悄进入新城（今山西朔州），又派人在神堆（今山西大同西南）设下埋伏，俘虏了吐谷浑巡逻骑兵三百人。李匡威与赫连铎听到吐谷浑骑兵被擒的消息后，以为李克用对云州早有防范，于是不再敢向云州进兵，而是就地驻兵观望。事实上，以李匡威与赫连铎的实力来看，如果不进攻云州，应该立即撤兵回到本镇，留在半路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果然在八月二十七日的时候，李君庆领兵赶到新城，与李克用合兵一处进入云州，开始对云州加强守卫。这样一来也就使李匡威与赫连铎失去了进攻云州的绝好机会，而且李克用并不想就此打一场云州守卫战，而是在次日就发起对李匡威的反攻。当时李匡威实在没有想到李克用会主动出击，结果因为仓促应战被打得溃不成军，被迫烧掉营垒一路逃窜而去，李克用驱兵全力追赶，在天成军（今山西灵丘东北）两军再次展开激战，李匡威再一次被打败。就在李克用在河北地区耀武扬威地接连打败李匡威与赫连铎时，一个消息传到了他的耳中，使他不得不主动退出与李匡威、赫连铎之间的征战。因为他的养子、时任邢洺节度使的李存孝与王镕、朱全忠结盟，上表朝廷将邢、磁、洛三州之地交还朝廷，并请求皇帝李晔赐旌节讨伐李克用。河朔战火李存孝，本名安敬思，自少年时代起就跟在李克用身边，因善于骑射勇冠三军，被李克用收为养子，身经百战，为李克用立下汗马功劳，河东军将士皆畏惧三分。李克用还有个养子名叫李存信，出身回鹘，也是能征善战，而且文武双全，甚得李克用的宠爱。但是李存信与李存孝二人互相争功，各不相让，矛盾十分突出。大顺元年（890年），李存孝在李克用与朱全忠争夺潞州城时表现十分英勇，一举从朱全忠的手中夺回了潞州，他本以为李克用会将潞州划归自己管辖，没想到却划给了康君立，因此对李克用开始产生不满，并怀疑是李存信从中作梗而致。大顺二年（891年），李存孝镇守邢州时，想立个大功与李存信争宠，于是他建议李克用攻打镇州的王镕。虽然李克用同意了李存孝的建议，但时间已经是两个月后的事情。后来王镕围攻尧山，李存孝救援不力，李克用任命李存信增兵救援，而两个人互相猜忌，致使救援工作停滞不前，李克用只得改派另一员大将李嗣源前去迎战。战事结束后，李存信回到晋阳，来个恶人先告状，诬陷李存孝私自与王镕、朱全忠结盟，而李存孝在邢州得到消息后，怀着对李克用的不满，干脆扯旗造反，公开与王镕、朱全忠结盟。李克用没有料到李存孝会背叛自己，于是在景福二年（893年）二月，他亲自率领大军围攻邢州。当时王镕派部将王藏诲送书劝其二人和解，李克用恼羞成怒，不仅处斩了王藏诲，还兴兵攻打王镕，并在大平山将王镕打败。李克用又领兵进攻天长镇，连续进攻数日没有攻下。王镕接连派三万大军前去救援，但全被李克用击败，李克用进而又攻克井陉，虽然在此之前李存孝派兵进入镇州增援王镕，但自感形势危急的王镕，还是决定向朱全忠求救。面对王镕的求救，当时正与时溥打得难解难分的朱全忠，无法抽调出兵力增援王镕。于是他只得写信威胁李克用，告诉他如果继续攻打王镕，自己将发兵救援。李克用早知道朱全忠是在蒙人，在回信中的态度也是十分强硬，他告诉朱全忠，如果手中真有能够作战的军队，尽管派出来，自己将尽力应战，并约好交战地点，就在常山。朱全忠接到李克用的信后，鉴于和时溥一战还没有结束，便没再继续挑衅，所以李克用继续攻打王镕。不过王镕虽然没能得到朱全忠的增援，但幽州的李匡威还是很够意思，当他得知王镕遭到李克用的攻击后，立即发兵赶来增援，并在元氏打败李克用的军队。李克用担心会遭到王镕、李存孝、李匡威的三军连击，于是领兵南下直扑李存孝所在的邢州。景福二年（893年）七月，王镕派兵增援李存孝，不过其援军却在平山坡被李克用击败。此时王镕因为在此之前连续失利，形势已经极为不利，当时面对李克用这个强敌，王镕内心十分畏惧，因此他向李克用请求议和，并声称愿意出兵二十万帮助李克用打下邢州。而李克用当时急需粮食，所以接受了王镕的请和。王镕与李克用议和后，李克用可以全力对付李存孝，他从栾城会合王镕的三万兵马南下任县，而李存信则屯兵琉璃坡，将邢州城包围。面对几路大军的围攻，李存孝毫不畏惧，时常出兵交战，并曾经利用夜色偷袭李存信的营地，俘获其手下部将孙考老。李克用的几路大军围攻邢州，很长时间没有攻下，这对于手中粮食不多的李克用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他准备在邢州城外环城挖濠筑垒之后，只留下王镕和李存信继续围攻邢州城，自己则领兵退回晋阳。针对李克用的这种部署，有人建议李存孝暂时闭城不战，等到李克用离开之后，再与王镕、李存信等人决一死战。李存孝采纳了这个建议，但他低估了李克用挖濠筑垒的作用，等到李克用完成挖濠筑垒之后，李存孝才明白，所有的人马都无法逾越出城，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困在城里等死。乾宁元年（894年）三月，邢州城内粮食断绝，李存孝无计可施，只得登上城墙向李克用求饶。他告诉李克用之所以会反叛，完全是因为被谗言中伤，希望能够和李克用见上一面，当面将事情解释清楚。李克用当时让夫人刘氏入城去见李存孝，刘夫人说服李存孝出城来见李克用。李存孝伏地请罪，说自己立有战功，如果不是李存信逼迫，自己断然不会背叛义父。但是李克用不为所动，他斥责李存孝说他给朱全忠、王镕写信骂自己，难道也是李存信逼迫的吗？最终李克用命人将李存孝押回晋阳，在牙门外将其处以车裂之刑。事实上，当李存孝被押回晋阳决定判处死刑之时，李克用因为爱惜其才，依然希望能够有人站出来为他求情，然后趁势免其死罪。然而当时诸将全都嫉妒李存孝的才能，竟无一人站出来说话。李存孝死后，李克用一连十多天不理军务，情绪产生极大的波动，最关键的是他的这种不稳定情绪，最终致使他自剪羽翼，使自己的实力受到损耗。例如大将薛阿檀，因为与李存孝关系密切，在李存孝死后。担心受到牵连，看到李克用情绪失控后自杀身亡。又如乾宁元年（894年）八月，时任昭义节度使的康君立到晋阳拜见李克用，本来李克用十分高兴，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可是在席间忽然想起死去的李存孝，不禁放声痛哭起来，康君立因为与李存信关系较好，便出言劝慰李克用说李存孝之死是罪有应得，不足为惜。没想到李克用听完后勃然大怒，抽出宝剑向康君立砍去。康君立被砍成重伤，李克用却不让人为他医治，将其囚于马步司。过了几天，李克用觉得如此对待康君立有些过分，便下令将他放出来，可是那个时候康君立已经死去。对于李克用而言，接连失去几员大将，使得本镇的实力大为受损，自此之后，更是无力再与身在汴州地区的朱全忠对抗。这反而让朱全忠渔翁得利，成为了藩镇中最为强大的一支（“朱全忠独盛矣”）。而且情绪的失控不仅让李克用自损羽翼，更让本有机会成功占领幽州的他失去了独占幽州的绝好机会。当王镕得到李匡威的援救，解除了李克用的威胁后，李匡威便带兵返回幽州，没想到当他走到博野时，其弟李匡筹在幽州自称留后，夺了李匡威的兵权。当时幽州的局势十分混乱，李匡筹虽然自称留后，但是人心不服。幽州的刘仁恭戍守蔚州（今山西灵丘）时听说李匡筹篡立，便带着人马攻打幽州，可是在居庸关被李匡筹打败，刘仁恭只得逃奔河东投靠李克用。不过，刘仁恭虽然投靠了李克用，但他不想长期客居河东，多次请求李克用拨给他一万人马继续攻打幽州。当时李克用正在集中精力攻打邢州，一时抽调不出更多的人马，只给了刘仁恭几千人马让他去攻打幽州，这无异于以卵击石。李匡筹看到李克用不过如此，便多次派兵侵扰河东之地。乾宁元年（894年）十一月，李克用被李匡筹彻底激怒，在平定李存孝叛乱后，开始组织兵力对幽州卢龙军发起猛攻，很快便攻克了武州（今山西繁峙），并进围新州（今河北涿鹿）。十二月，李匡筹派一万人马营救新州，李克用选精兵在段庄进行阻击，当时由于卢龙兵猝不及防，几乎全军覆没，多人被活捉，河东兵将这些人用绳索连成一串，绕新州示众。当天夜里新州守将见大势已去，于是举城投降。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克用又发兵进攻妫州。次日李匡筹派兵出居庸关增援，李克用再次选派精兵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打败李匡筹的增援人马。二十六日，李匡筹见幽州城难以坚守，于是携带家眷逃往沧州，结果被义昌节度使卢彦威杀害，幽州城就这样落入了李克用的手中。乾宁二年（895年）正月，幽州数万军民载歌载舞地迎接李克用进城。李克用在幽州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后，带兵返回河东，只留下义子李存审和刘仁恭分兵讨伐还未归顺的州县。为了使幽州更牢固地掌控在自己手中，李克用上疏朝廷，请求以刘仁恭为幽州留后驻守幽州。皇帝李晔批准了李克用的奏请，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安排，但在李克用离开幽州后，驻守幽州的河东兵骄横不法，完全不将刘仁恭放在眼里，刘仁恭被迫处死了许多河东士兵。李克用对此十分生气，写信责备刘仁恭，而刘仁恭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自此之后李克用与刘仁恭的矛盾开始不断加深。乾宁四年（897年），李克用为了迎回流亡在外的皇帝李晔，决定出兵关中，为皇帝李晔回京扫平障碍。他向刘仁恭征兵，而刘仁恭却谎称契丹时常南下入侵，需要大军防御，拒绝为李克用提供兵源。李克用因此多次写信催促，而刘仁恭却是拒不从命，而且在回信中秽语连篇，搞得李克用十分恼怒。八月，情绪失控之下的李克用亲率大军讨伐刘仁恭，九月五日领兵抵达介于蔚州和妫州中间的安塞军，随后开始展开了对刘仁恭的进攻。刘仁恭派部将单可及率领骑兵迎战，当时李克用正在营帐中饮酒，而且喝得有些神志不清，当他听到探马来报，说刘仁恭的军队到达时，神志不清的他仓促带兵出击，当时天降大雾，单可及的部将杨师侃在木瓜涧设下伏兵，打败河东军队，后来只是因为天降大雨方才撤兵，但是此时河东兵马已经损失过半，李克用醒酒后才知道军队战败，只得带领残部撤兵回到本镇。幽州本来是李克用新占据的地盘，但终因为情绪失控，使得幽州之地从自己的手中丢失。虽然他的实力依旧强大，但比起他的老对手朱全忠，李克用实力下降得十分明显，而反观朱全忠则在中原地区打得顺风顺水。吞并徐兖朱全忠在解除秦宗权的威胁后，便想进一步兼并兖、郓之地，然而朱瑄、朱瑾二人对自己有恩，而且又已经和自己结为兄弟，他为找不到借口而苦恼。当时手下谋士敬翔为朱全忠献上良策，让士兵们扮作叛逃者，逃进兖郓之地，到时可以打着惩治叛徒的名义进兵兖郓之地。朱全忠依计而行，命令部分士兵逃往兖郓之地。朱瑄、朱瑾早就羡慕朱全忠有一支强悍的军队，因此面对叛逃过来的汴州之兵，他们全部收留。这就给了朱全忠以口实，他写信责备朱瑄招降自己的士兵。朱瑄为此大为不满，在回信中语气强硬，朱全忠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终于找到了出兵的借口。光启三年（887年）八月，朱全忠派朱珍、葛从周进攻曹州（今山东菏泽），杀死刺史丘弘礼，并乘胜进军濮州（今山东甄城）。朱瑄、朱瑾领兵迎战，双方在刘桥相遇，结果朱氏兄弟被朱全忠大败，被迫只身逃跑。九月，朱珍对濮州再次发起进攻，朱瑄派其弟朱罕带领万余人进行增援，而朱全忠则在濮州以东六十里外展开对朱罕的阻击，致使朱罕全军覆没。十月，朱珍攻克濮州，进而包围郓州，在形势危急之下，朱瑄让弟弟朱裕写信向朱珍诈降，约定充当内应，结果朱珍中计，领兵偷袭郓州，朱瑄打开城门放朱珍进城，结果入城者全部被歼。朱瑄乘胜收复濮州，自此之后朱全忠与朱氏兄弟公开决裂，双方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朝廷因淮南地区久经战乱，想找一个强藩加以镇抚，便任命实力较为强大的朱全忠兼任淮南节度使、南面招讨使。野心勃勃的朱全忠接到诏令后，立刻委任宣武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派牙将郭言领兵千人护送李璠上任。而时任感化节度使的时溥认为，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自己的功劳要比朱全忠大，听说朱全忠被朝廷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心中颇为不平。他知道从汴州到淮南，朱全忠必须要经过自己的领地，所以朱全忠派人向时溥借道时，时溥不仅断然拒绝，而且派兵袭击了保护李璠即将进入自己领地的郭言的军队。郭言无奈之下只得退回汴州，而时溥就此也与朱全忠结怨。从整体实力来看，朱瑄、朱瑾兄弟和时溥都无法与朱全忠相比，因此羽翼渐丰的朱全忠决定趁天下大乱，唐室衰微之际，全力经营东方，在灭掉秦宗权后，吞掉时溥，再行兼并兖郓之地。可是让朱全忠想不到的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使他暂时推迟了自己的计划。文德元年（888年）二月，魏博镇发生叛乱。魏博节度使乐彦祯残酷暴虐，将其辖区六个州的百姓都征调到魏州，修筑方圆八十里的罗城，百姓深受其劳苦之害。乐彦祯之子乐从训尤为凶狠，早在中和四年的时候，宰相王铎路过其辖境，他在高鸡泊设伏将王铎杀害，朝廷对此也无可奈何。乐从训还组织了一支由五百名亡命徒构成的亲兵人马，魏博镇的牙兵对此经常惴惴不安，担心地位被这五百人取代，因此伺机铲除这些人。乐从训知道后，担心被牙兵加害，最终逃出魏州，被乐彦祯任命为相州刺史。乐从训虽然逃出了魏州，但他经常派人向魏州城运送武器。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魏州牙兵极大的恐惧，乐彦祯见牙兵情绪不稳，担心发生动乱，急忙向朝廷申请辞职，愿意到龙兴寺削发为僧，而后牙兵们推举都将赵文玠为留后。乐从训听说其父被迫退位，便率领三万兵马攻打魏州，赵文玠闭城不战，牙兵们认为他畏怯，于是将其杀害，又拥立牙将罗弘信为留后。罗弘信当时倒是十分有胆量，率领牙兵
近，如果兄弟多的话总会有一个陪着同去。虽然听说那是由于住房紧张不得已而为之，但伸夫却希望自己家也变成那样。然而，伸夫家是父母弟弟在一起睡觉，伸夫跟姐姐在二楼睡在各自的房间里。他不愿接受这种就寝方式。父母堪称全家的顶梁柱，而且都是大人应该无所畏惧，所以根本无需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倒是出于守护孩子们的考虑，父亲跟自己和弟弟、母亲跟姐姐在一起睡觉才合适。“为什么爸爸和妈妈要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呢？”伸夫很想提出这个问题。他倒不是因为想歪了或为了嘲讽，而纯粹是为了从夜晚的恐怖中逃脱。但不知什么原因，伸夫无法说出口。虽然心里觉得奇怪，可到了跟前却支支吾吾，犹豫到最后只说声“好羡慕弟弟呀”就沉默不语了。如果问到“为什么沉默”他会穷于应答。这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和顾虑，只是隐约感到后面的话不该说出而已。尽管如此，伸夫仍曾一度跟父母在同一个房间里就寝。客厅隔壁就是卧室，记不清是因为偶然钻进铺好的被窝自然睡着，还是因为自己卧室的蚊帐破了，他只在父母旁边睡过一夜。反正伸夫那天夜里睡在父母旁边，偶然醒来就听见有人在说话。也不知是在深夜还是在清晨，总之天还没亮确切无疑。他立刻明白那是父亲和母亲在说话，可详细内容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他隐约记得母亲像是在诉说身体不适，父亲提议去哪里放松静养一段时间。伸夫没能忘记的是父母说悄悄话的奇妙感觉，虽然就在身边，却像来自天外一般甜蜜而柔和。伸夫以前从未听过父母这样说话。父亲柔声细气，简直不像男人的嗓音，而母亲则像是几分扭捏几分撒娇。伸夫一时感到身边说话的不是父母而是别的男女，闭住眼睛浑身紧绷。他就在那种状态中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醒来，父母依然以平常的嗓音进行平常的对话。然而，在伸夫的脑袋里却留下了深夜半睡半醒之间听到的男女对话声。对话内容并不清楚，只有语气的温柔感觉萦绕脑海挥之不去。那果真是父母的声音吗？会不会是在做梦？虽然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可那毫无疑问就是自己耳朵听到的声音。另外，那次确实是在清晨。因为被尿憋醒去厕所时，房檐下的牵牛花正沐浴朝阳，所以毫无疑问。因为时间还早，伸夫突然改变主意想回到被窝里去，就拨开了父母卧室的隔扇门。正好母亲已经起来，于是伸夫猛地钻进了母亲的被窝。“好暖和！”伸夫喜欢在早上钻进父母的被窝。他为寻求母亲留下的体温刚刚钻进被窝，脚下就触到了冰凉如水的东西。“好凉！”伸夫嘟囔着缩回双脚，随即推开了被窝。这时，本应熟睡的父亲睁开了眼睛，正在更衣的母亲回过头来。“湿了嘛！”伸夫眼前的褥单有些皱皱皱巴巴，中间的位置还有一小片潮湿。伸夫一时以为可能是父亲或母亲尿床了。“怎么搞的，还尿床？”伸夫欲言又止。父母根本不可能尿床，而且即使尿床也不可能只这么一小片。伸夫在一瞬间想到这些，但并不意味着他已醒悟到那是什么东西。可是不知何故，他感到不能再问下去。伸夫慌忙闭嘴，随即躺下盖上被子。他缩起双脚尽量不去碰那片潮湿。如果可能的话伸夫真想逃出被窝，可刚刚钻进来又不好意思说走就走。如果马上离开的话，“湿了”就具有了某种意义。伸夫为了表示他毫不介意，就躺在被窝里一动不动。他在被窝里一直睁着眼睛，母亲已经脱掉睡衣换上了和服便装，而父亲依然若无其事地躺着。过了片刻，母亲拨开隔扇门出去，旋即拿着报纸进来放在父亲枕边。“伸夫，赶快起来！”就像被这呼唤声拯救，伸夫赶紧从有些腥臊味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十一说实在话，伸夫对父母已有性关系难以置信，他不认为在现实中父母发生过各种黄书中所描述的淫秽行为。然而，既然父母已经有了孩子，这毫无疑问就是那种行为的结果。以前伸夫曾被安井君问到姐弟几个，他在回答时感觉蒙受了莫大的侮辱。即便这是事实，他也不愿想象父母之间曾经发生过性关系。然而，这毕竟是伸夫的一厢情愿。客观地考虑，既然父母都是普通人，理所当然会有正常的性关系。可是，与其说他不能坦率地接受这个事实，莫如说他根本不愿意这样想。当然，他对跟弟弟年龄隔了七岁感到不可思议，所以也曾问过此事。“其实还有一个，可是因为妈妈身体太弱就拿掉了。”母亲十分自然地回答，伸夫点了点头。不过仔细想来，那不就是人工流产，即黄书中经常出现的“堕胎”吗？由于自己的年龄跟弟弟隔了七岁，因此不能在同一所学校里上学，也不能恪尽兄长的情分。想到从小就怀有的不满就是由此导致的结果，伸夫忽然悲伤起来。而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母亲也做过书中所写那种令人羞臊不堪的手术。黄书中以“妇产科医院里哭泣的女人”为题，对接受手术的女性的实际状态进行了描述。即便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想必母亲也曾以那种姿势接受过手术。伸夫一想到黄书中描述的场面就呼吸急促起来。他想说“只有妈妈与众不同”，但实际上自己的年龄跟弟弟相隔七岁，而且母亲本人也如此说明，所以他没有理由予以否定。虽说此事与自身无关，但伸夫只是想想便感到脸上发热。“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伸夫想到这里突然觉得母亲实在可恨。“做这种事情还能算是妈妈吗？”伸夫不由得怒火中烧，连看到母亲的面孔都会心生反感。“爸爸也真是的！”他的激愤情绪又指向了父亲，骤然感到父母都是不够纯洁的人，甚至不想跟他们说话。可是，父母丝毫没有觉察到伸夫的情绪，照旧若无其事地在楼下喊“伸夫，吃饭啦”。伸夫走下楼去，却见父亲正在悠然自得地喝茶看报纸。“怎么啦，不想吃饭吗？”听到母亲问话，伸夫一声不吭地走过餐桌旁进了厕所。母亲望着他的背影嘟囔：“真是个怪人呀！”母亲这样说就让伸夫更加反感了。“我才不怪呢！明明是自己做了奇怪的事情。”伸夫想这样说，可又觉得即使在众人面前说出来母亲也不会接受。而且，此话一旦说出，恐怕愤怒就会失去威力。愤怒毕竟也只是在伸夫自己的脑袋里发酵才能够成立。“妈妈根本不可能理解。”伸夫心里嘀咕着又沉默不语了。虽说如此，不过当时伸夫可能对母亲逆反心理过强，常因琐碎小事动怒发牢骚。稍稍争吵几句，一旦理屈词穷就干脆板着面孔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伸夫虽然也想与母亲和睦相处，可心底涌起的冲动却驱使他对抗母亲，感到体内就像翻腾着黏稠炽热的岩浆，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爆发。他也知道不应该这样，但又克制不住。这倒也并非有什么理由，就像潜藏于体内的能量不可遏阻地点燃了怒火。爆发的目标大都是针对母亲。虽然这是因为母亲离自己最近，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是出于对母亲恃宠而骄的心理。总而言之，他觉得母亲的一切都令人愤怒、不可宽谅。(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例如，在相册里贴有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虽说是出生于明治年间，可母亲的娘家却相当富裕，还供她上了札幌的女校。在照片中，她身穿据说是当时流行的黑色斗篷，精心编好的发辫垂在肩头，脚上穿的是黑色皮鞋，一只手搭在扶手椅上。在另一张照片中，母亲就像个大正时期的摩登女郎，头戴白色贝雷帽，身穿白色裙装，手中拿着网球拍。与母亲相比，父亲却俨然一个穷学生。在所有的照片中，他要么穿着黑色的学生装，要么穿着脏兮兮的睡衣。姨母了解母亲的年轻时代，她看着相册向伸夫介绍：“你妈那会儿可是个大红人儿哦！”虽然姨母这样说，可伸夫却还是搞不明白。从大正时代起就穿得这么时髦，想必一定引人注目，但说到怎么走红他却无从想象。“因为她皮肤白、眼睛大嘛！大家都叫她‘好美姑娘、好美姑娘’。”“那、她交游很广吧？”“虽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但还是有很多喜欢她的人哦！”“后来呢……”“后来的事情最好直接去问你妈啦！”姨母开玩笑似的笑了，伸夫却不由得郁闷起来。自己的母亲年轻时美貌出众、受到男人们追捧，听到这话感觉倒也不坏，自己也是男孩，所以希望母亲永远美丽。但是，一想到母亲跟其他男人也很亲密，伸夫就高兴不起来，并突然觉得母亲太随便，就连在当时十分别致的名字“好美”都令他厌烦。“这张照片挺漂亮的吧？”姨母说的是母亲左手臂上搭着那件斗篷、右手扶着立柱的照片。如果说漂亮也确实漂亮，但对于伸夫来说母亲就是母亲，不愿把她想象成一个吸引男人目光的女人。“因为你爸太老实啦！”“那不挺好吗？”伸夫突然想为父亲辩护，并感到穷得从夏到冬只穿一件立领制服的父亲更加亲近。“我觉得我爸特棒！”“所以你妈就跟他结婚了吧？”这么一说伸夫又搞不懂了。实际上他无意了解也不想知道这些事情。对于男孩来说，自己的父母怎样相识并非愉快的话题。姐姐倒是满不在乎，总想听那种事情。伸夫却实在搞不明白姐姐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因为爱做梦或爱浪漫。但尽管如此，连自己父母的事情都想刨根问底可就太不知趣了。那种事情只是听听就会羞臊不已，如果刨根问底的话，恐怕连自己出生的事情都会变得历历在目了。伸夫做出已经厌烦的样子，把目光从相册上挪开并站起身来。不过，与其说是已经厌烦莫如说只是心情变得沉重了。如果可能的话，他实在不想知道父母的秘密。父母永远是父亲与母亲，而不能是男人与女人。一张照片一段对话乃至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是父亲与母亲。然而，那似乎只是一个少年不想面对现实的天真愿望。在半夜偶然听到难以置信的温柔对话，清晨钻进被窝发现褥单潮湿，上有姐姐下有弟弟相差七岁的事实，还有时髦的母亲和朴实的父亲的照片，刨根问底都会牵扯到男女秘事。伸夫还不想直面这种现实，只希望父母是与性无缘的透明存在。然而，自己心中与日俱增的、对性的好奇心却不许他继续天真。虽然他在大脑中要求父母既单纯又透明，可暴走的身体却打碎了天真的梦想。在这种矛盾的状态当中，焦躁的伸夫对自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态度粗鲁感到惊讶不已。十二伸夫虽然对性的关注有增无减，但并非仅仅沉迷于这种事情。当然，以自慰为中心的性遐想已扎根于生活之中无法割舍，但沉迷于其中的时间并不很长，每天顶多一小时，有时即使加上阅读色情书籍也就是两小时左右。其他大半时间都耗费在校内活动和户外游戏当中。一旦走出家门在灿烂阳光下见到同学，性的世界就急速远去，他也会回到快乐玩耍的普通少年。那个时期伸夫特别热衷于滑雪。所幸他家就在札幌西区的山边，步行到滑雪场只需十分钟，即使爬到稍陡的中级雪道也就用二三十分钟。滑雪场可以说就像自家庭院，周六周日自不必说，即使在平日也能去滑雪。从学校到家的距离远达三公里，放学后步行到家早则三点钟，有时就过四点了。在天短的冬季，虽然暮色已开始降临，他也照样扛起滑雪板出门。即使在阴天周围一片昏沉时，雪道仍因反光而发亮。滑雪的人已寥寥无几，剩下的人也都随着天色渐黑走光了。而伸夫却仍然继续滑雪，直到市区华灯初上、看不清坡边的沟壑为止。伸夫上初三时每天早上去学校前就要先滑一阵，放学回家后还要去滑。当时，伸夫家的附近有家名叫“佐藤”的理发店，店主的长子“武师傅”是梳扎日式发髻的高手，还曾获得过全国锦标赛亚军。他平时少言寡语，给伸夫理发时一声不吭，在冬季期间不太来店上班。伸夫崇拜这位武师傅，偶尔在滑雪场相遇，对他滑雪时的华丽身姿看得入迷。伸夫心想，即使赶不上武师傅，也要通过全运会的札幌区预赛让大家刮目相看。可是，这个愿望在上高中的同时完全破灭了。其原因之一就是上高二时施行了学区改制变为男女同校，伸夫对一位同班女生萌生了爱意。另一个原因就是从上高三时开始忙于高考复习。不过，他在上高一时确实对滑雪十分着迷。在雪后初晴的星期天或光线渐暗的平日下午，当他登上坡顶向下滑行时，脑袋里就不会有丝毫的性遐想。这时，那个双目充血地看着黄书沉湎于自慰行为的少年就变成了遥远的存在。当时的伸夫体内确实存在着两个少年：一个在以滑雪运动宣泄全身能量，而另一个则关在自己房间里浑身燥热地沉浸在淫亵的遐想当中。虽然后面那个少年出现的时间要短得多，却并不能因此而予以轻视。莫如说正因为时间较短，其浓度更加根深蒂固。不过，热衷于滑雪的少年与性意识萌发的少年并非没有相互关联的时候。在初三那年的寒假中，他曾跟朋友樱田君去滑雪用品店“山崎”打工。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人们的生活也渐渐安稳下来，在繁华区已有两三家体育运动用品专店开张。虽然“山崎”与之相比是新开张的小店，但因为能与自己酷爱的滑雪运动近距离接触，所以伸夫就去那里应聘打工了。不过，他去了之后才知道，所谓“山崎滑雪用品店”与纯粹的体育运动用品专店稍有不同。首先，这家店位于站前大街的南端，来往行人不是很多。当然，这里毕竟还是在薄野区内，所以还算比较热闹。但基本上也是从傍晚开始，而且多数都是在酒吧和舞厅上班的人。店主是个三十五岁的微胖男子，据说是因为胞兄就在隔壁经营杂货店而在此开店，可他对生意并不十分热心。店内是三十三平方米的狭长水泥地板间，虽然号称滑雪用品专店，却只在门口两侧立着二三十条滑雪板，而且其中一半都属于妇女儿童专用。一般说来，此类商店总会有滑雪运动选手出入，可在这里却完全看不到，来往的都是身穿夹克衫貌似经纪人的男子。从店内中段到里面是兼做安装金属件和滑雪板边刃的操作间，而老板总是坐在中段简易火炉前的圆椅上朝店外观望。晴天时的周六周日暂且不说，在下雪的平日里几乎没有顾客，因此伸夫和朋友为了排遣无聊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可是，老板却显得无忧无虑，就坐在炉前烘烤着裆胯，偶尔跟顺路进店不明来历的男人们谈笑风生。这位老板依然叉开双腿，用手隔着裤子咯吱咯吱地挠着裆胯。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即使面前有顾客也满不在乎。所以，他的裤子前面总是有些发亮。“那家伙是得了阴虱病。”伸夫和樱田君在背地里说坏话，可店主本人却根本不当回事，照旧叉开腿面朝店门口坐着。由于商店位置的关系，到了傍晚就会有住在附近的陪酒女郎经过门前，老板看到熟悉的面孔就快活地打招呼并相互调侃。看样子因为在当地长大，他的面子相当广。伸夫曾经见过老板的太太，某天傍晚她独自一人走进门来。伸夫以为她是普通顾客就说了声“欢迎光临”，可太太一声不吭径直朝坐在里边的老板面前走去。伸夫惊诧不已，太太跟老板吵了两三句就出门走了。“这老婆子真烦人！”伸夫听到老板嘟囔才知道那女人是他太太，可他在老板太太走了之后还盯着门口。她是不是来抗议老板在外边搞女人呢？少年伸夫费尽心思也就能想到这一步。但是，老板太太那头巾下紧咬嘴唇强忍愤怒的苍白面孔令他久久难忘。老板怎么忍心让那么漂亮的人悲伤呢？伸夫忽然对态度傲慢的老板感到无法容忍。可是，老板却照旧满不在乎地一边烘烤裆胯一边拔鼻毛。女人再怎么漂亮都会被厌倦和嫌弃吗？在半年前，伸夫曾听母亲说起过邻居年轻夫妻的事情。那对夫妻姓高田，丈夫在电气公司工作，最近在外面另有新欢就不回家了。发展到这一步会有怎样的过程？伸夫虽然无从推测，但只是听了母亲说的情况，就觉得不能容忍那位高田叔叔。高田阿姨伸夫也认识，身材高大并不太漂亮。可是，那位阿姨毫无疑问是个女人，所以应该拥有那种书中所写的淫猥而富有魅力的阴部。既然叔叔能够随意地接触那个部位，他怎么还会厌倦呢？既然他能随意做那种事情，有家不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太可惜了……”伸夫曾经这样想过，如果给了
家都差不多忘了他有这张牌的时候，才悠然自得地甩到桌面上。瓦屋之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14年，寤生借口宋殇公不朝觐周天子，以周王左卿士的身份，发动诸侯讨伐宋国。这一次主客易位，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寤生的手里。齐、鲁两国积极响应号召，于公元前713年春天组织了三国联军，入侵宋国。六月上旬，齐、鲁、郑三国君主在宋国的老桃会师，联军浩浩荡荡向宋国的首都商丘进发，并于数日之后在菅地大败宋军。六月中旬，郑军攻取了郜城。六月下旬，郑军又攻取了防城。寤生再一次表现出非凡的气度，轻描淡抹地将这两座城池都拱手让给了鲁国。现在，不只是鲁隐公对寤生抱有好感，鲁国上下对于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奸雄都充满着感激之情，连后世鲁国的史官们也毫不吝惜他们的赞美之情。《左传》上原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郑庄公行事光明磊落，他奉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又不贪恋人家的国土，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真乃识大体之人！〗单从这句评价来看，充分说明了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道理。且来看看：“奉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这是在告诉人们，寤生讨伐宋国，是奉了天子的命令，不是自作主张，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替天行道，惩罚不朝觐天子的诸侯。事实果真如此吗？且不问寤生是真的奉了王命，还是假借王命，单说这个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就很有点意思。朝觐天子自然是诸侯的义务，可是终春秋一世，又有几位诸侯正儿八经地履行过自己的义务呢？寤生本人也是在公元前717年才“始朝桓王”，完全没把天子放在眼里，要说“不来朝觐”，寤生第一个“不来朝觐”，怎么好意思指责人家呢？就算是以秉承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鲁隐公在位期间，天子派使者到鲁国访问不绝，而鲁隐公未尝有过一次朝觐天子的记录。“不贪恋人家的国土”——没错，寤生确实将郜、防两城都白白送给了鲁国，但那不过是继续拉拢鲁隐公的手段。而且，如果翻开地图，人们不难发现寤生如此大方的另一个原因：郜、防两城均在今山东地界，离郑国甚远，寤生即使将它们据为己有，也非长久之计，不如送个顺水人情，让鲁隐公高兴高兴。“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这是最好笑的。鲁国得了这两座城，明明是占了人家便宜，偏又不好意思承认，硬说寤生此举是优先慰劳爵位更高的鲁隐公。言下之意，寤生固然正直，鲁国得这两城却也是理所当然的。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这里有个问题，鲁隐公和郑庄公都是“公”，为什么说鲁隐公的爵位比郑庄公高呢？原来，在周朝的封建制度中，诸侯是有等级的，从高到低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世袭辋替。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的几个国家，宋是公爵，宋国的国君也就被称为宋公；齐、鲁、卫、陈、蔡都是侯爵，这几个国家的国君也就相应地被称为某侯；郑是伯爵，郑国的国君则称为郑伯。同为诸侯，从爵位上讲，鲁隐公（侯爵）高于寤生（伯爵），因此《左传》有上述一说。另外，诸侯在生的时候有五等之分，死了之后一般统称为“某某公”，这个“公”可以视作当时诸侯的通称，并不代表具体的爵位。三国联军入侵宋国之后，宋国也相应采取了牵制战略，联合卫国派兵趁虚而入，进攻郑国，包围新郑。寤生得到消息，不得不从宋国撤军回防。七月上旬，郑军主力抵达新郑城郊，宋卫联军自忖不是郑军对手，连夜从新郑城外撤走。但是，宋殇公和卫宣公也许都觉得就这样空手而回，不好向父老乡亲交待，于是在回国途中，又联合蔡国人将郑国边境上的一个小国戴国给包围了。事实证明，爱贪小便宜的人总是吃大亏。正当宋、卫、蔡三国军队围攻戴国欲罢不能的时候，郑国大军悄然尾随而至，在戴国城下将三国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这一仗打得酣畅淋漓，打出了郑国军队的威风。事后蔡桓公埋怨说，宋公和卫侯骗了他，明明说好只打戴国的，偏偏又要绕到新郑城下去转一圈，去惹那个什么姬寤生，这下鸡飞蛋打了吧！寤生救戴有功，为了犒劳自己，顺手牵羊将戴国给吞并了。公元前713年因讨伐宋国而建立起来的齐、鲁、郑三国同盟，是春秋前期出现过的最牢固，也是最强大的国际联盟。齐、鲁雄踞山东，郑国威震河南，三个国家如同铁三角一般，牢牢控制了中原的局势。公元前713年冬天，讨伐宋国的征尘未洗，齐、郑二国又联合发动了讨伐郕国的战争。郕国是山东姬姓小国，其先祖成叔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讨伐郕国的理由，是因为郑伯奉王命讨伐宋国，号召各诸侯国参加，郕国却公然违抗王命，坐视不理。说实话，这个理由非常牵强。但是，强权即公理，那些年间，郑庄公、齐僖公和鲁隐公这三人认为谁有罪，谁就必定有罪了，简直是毫不含糊。面对如狼似虎的齐郑联军，郕国人没有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马上派人表示认错，请求原谅。战争使人上瘾，征服了郕国之后，寤生又将目光放到了许国身上。许国和齐国同是姜姓国家，其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省许昌市附近，离郑国很近。讨伐许国的理由，与讨伐郕国的理由是一样的。讨伐郕国，齐国是主谋；讨伐许国，则由郑国领衔主演，齐僖公和鲁隐公友情客串，各自带兵参加了这一场流血的盛宴。这确实是一场盛宴，因为交战双方的力量实在太不对等。然而，寤生却为这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争失去了一员猛将。出兵许国之前，寤生依照惯例，在郑国的大宫举行了授兵仪式。前面说过，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郑国的大宫里面供奉着自周厉王以来的列祖列宗。每逢有战事，国君都要亲自开启大宫的武库，将库藏的兵器取出来，象征性地授予部队的将领。待到战事结束，这些兵器还得缴回大宫收藏。正是在这次授兵仪式上，大夫公孙阏（字子都）与颖考叔因为一辆战车发生了争执。据《左传》记载，寤生的军旗名叫“蟊弧”，约有一丈二尺见方，旗竿长达三丈三尺，平时需要几个人一起抬动，才能将其立于戎车（国君或大将乘坐的战车）之上，以铁圈固定。为了激励斗志，寤生宣布，如果有哪位将领能够舞动“蟊弧”，便授予先锋职务，并将自己乘坐的戎车赐与他。第一个出场的是大夫瑕叔盈，他拔起大旗，紧紧握定，上前三步，后退三步，又放回车中，面不改色。第二个出场的是大夫颖考叔，他不但拔起大旗，而且左旋右转，将它舞得像车轮一般，观者无不骇然。颖考叔确实是虎将，然而做事未免不太厚道。因为第三个出场的公孙阏还没来得及表演，颖考叔便推着作为奖品的戎车跑了。用力大如牛来形容颖考叔或许还有点欠缺。因为他推着本来由四匹战马牵引的戎车，仍然健步如飞，公孙阏拔起一支长戟去追他，一直追到新郑的城门口都没追上。如此推算，颖考叔的功率至少是四马力以上，委实非常人所能及。公孙阏十分生气。虽然寤生最后以和稀泥的方式，给他和瑕叔盈各奖励了一辆战车，仍然不能平息他心中的怒火。在这本关于春秋的书中，我们将看到很多“公子某”或“公孙某”，仿佛公子和公孙是春秋年间最大的两个姓，有如今天的王姓或李姓，其实这是一种大大的误解。有必要对春秋时期的姓氏制度作一个粗略的说明。第一，春秋时期的中国，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一样，姓是贵族阶层独有的标志，而平民大众是没有姓的。春秋时期的“百姓”，和我们现在的“百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春秋时期的“百姓”指的是百官，是有姓的贵族的统称。第二，姓和氏是两个概念。贵族不止有姓，而且有氏，氏是姓的分支。也就是说，同一个姓，有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氏族分支。比如说，鲁、卫、郑、晋的国君都是姬姓，但他们分属不同的氏，而且就是以国名为氏，即鲁国国君为鲁氏，卫国国君为卫氏，以此类推。第三，周天子家被称为王室，周天子的儿子也就被称为“王子某”，他的孙子则被称为“王孙某”。各诸侯家被称为公室，诸侯的儿子也就被称为“公子某”，诸侯的孙子则被称为“公孙某”。可见，公子和公孙既非姓，也非氏，更主要是一种身份的代称。按照规定，公孙之子就不可再称为公孙，而应该以其祖父之字为氏。如《左传》所记载，鲁隐公年间，有一位叫无骇的贵族，其祖父是公子展，所以无骇死后，这个家族被鲁隐公赐以“展”氏，这在当时叫做“赐族”。公孙阏既然被称为“公孙”，必定是郑国的公室成员。而颖考叔呢？原本只是颖谷地方的小领主，连这个“颖”氏也不过是从地名得来的，因为给国君出过一个掘地见母的主意，便成为了国君身边的红人，这让根正苗红的公孙阏感到很不爽，这种不爽郁积在他心中已经有很多年。而这一次，颖考叔不但在授兵仪式上出尽了风头，而且将奖品据为己有，连表演的机会都没留给公孙阏，更加让公孙阏觉得忿忿不平。他将这种忿忿不平带到了战场上。公元前712年七月，三国同盟的大军将许城包围得水泄不通。颖考叔手持蟊弧大旗，第一个登上城墙，但是还没站稳，就被一支冷箭射中背心，坠城而亡。坠城的一刹那，他似乎看到了公孙阏阴险的笑容。没等众人回过神来，瑕叔盈又扛起蟊弧大旗，再一次登上了城墙，绕城大呼道：“郑伯登城啦！”联军士气大振，勇气倍增，纷纷登上城墙，一举攻破了城池。许军放弃了抵抗，许庄公换上平民的衣服，趁乱逃往卫国。三巨头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了许国。相比寤生的大方，齐僖公也不遑多让，当他们聚到一起商量瓜分许国的大事的时候，齐僖公主动提出，应当由鲁国来兼并许国。一向当仁不让的鲁隐公这回却谦虚起来了，对齐僖公说：“您说许国不听天子之命，因而要攻打它，寡人就责无旁贷地来了。现在许国已经罪有应得，即便有违您的好意，寡人也不敢将其据为己有。”于是将这份厚礼转让给郑庄公。读史至此，人便不觉精神恍惚，以为读的不是《春秋》，而是《镜花缘》——《镜花缘》中有个君子国，人人隐忍谦让，好处全让给别人，其中有个老太太怀孕八十余年仍未生育，不得已剖腹产，发现里面有两个白胡子老公公，为了谦让对方，仍在一个劲地说“您先请”。但是，仔细分析一下，齐僖公和鲁隐公的君子行为，其实是有原因的：借此巩固相互之间的同盟关系自然是一层考虑，更重要的是因为鞭长莫及。许国是一个小国，地处今天的河南省中南部，与郑国接壤，离山东的齐、鲁两国甚远，而且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国家。对于齐国和鲁国来说，即便得到许国，也是一块飞地，还不如送给郑国做人情。这与当年寤生将郜、防两城送给鲁国是同一个道理。问题是，两位国君这么一推让，本来对许国垂涎三尺的寤生倒是真的不好意思起来了。但是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他。几天之后，他派人找到了许庄公的弟弟新臣和许国大夫百里，将他们带到齐僖公和鲁隐公面前，说：“这次的事情，是因为上天降祸于许国，连鬼神都对许君不满意，所以借寡人之手来惩罚他。寡人只不过是在替天行道，你们能够体谅吗？”百里想，人也是你，鬼也是你，谁敢不“体谅”啊？当下点点头说：“体谅。”“寡人其实是个苦命人啊！”寤生话锋一转，“想想看，寡人连自己的父老兄弟尚不能相安，又怎敢因这件事沾沾自喜，自以为有功？寡人有个同胞弟弟，却不能跟他友爱相处，他的后人至今流落四方，寄人篱下，让寡人既伤心又无奈。”齐僖公和鲁隐公心里犯了一个嘀咕，这是在提哪茬呢？但是新臣和百里听了，却不寒而栗。这分明是在说，我可是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别提你们这些许国的亡国奴了！“必须声明的是，寡人丝毫没有长期占领许国的意愿。百里你是许国的老臣了，就有劳你辅佐新臣，安抚许国的民众吧！”寤生接着说。此言一出，在场的几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且慢，还有下文：“许国现在这个样子，单凭你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寡人已经决定了，派大夫公孙获帮助你们镇守许国。这是寡人的一片好意，请你们千万不要拒绝。”瞧您说的，这还有拒绝的余地吗？“当然，好事也不能无休止地做。寡人百年之后，如果上天原谅了许国，公孙获的使命也就结束了，自当还政于许君。但是寡人还有个不情之请，果真到了那一天，但凡我郑国有所请求，烦请你们纡尊降贵，将我们当作一家人，听从我们的安排。除此之外，不要让别的国家插手，与我郑国争夺这片土地，好吗？”话说得很客气，但意思一点也不含糊，公孙获驻军许国，一直要到寤生死了之后才能撤走。而且，撤军不代表放任自流，许国还是得听从郑国的安排，服从郑国的领导，不能有三心二意。“如果这点小小的请求你们都不答应，那我的子孙后代就有危险了，他们一旦自顾不暇，就更管不了许国的先祖。寡人让你们居住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许国，也是为了巩固郑国的边疆啊！”这是威胁，如果不答应郑国提出的条件，许国的先祖就无人祭祀，那就意味着许国彻底亡国了。百里赶紧拉着新臣朝寤生下拜，表示接受。寤生令百里和新臣居住在许城东部，而令公孙获驻守许城西部，并且嘱咐公孙获：“不要在许城搞任何形式的基础建设，我死之后就赶紧撤离，不要留恋。”公孙获表示不解。他不无伤感地解释道：“我的祖先桓公从王畿东迁到这片土地上，在这里兴建城池，开创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周朝毕竟已经衰落，我们这些周朝的子孙正在一天一天失去自己的地位。而许国，是四岳的后裔，上天既然已经厌弃了周人，我又凭借什么和许国相争呢？”说罢，还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眼睛。林语堂曾经说，中国的哲人是这样一种人：“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看穿了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和他自己努力的徒然，可是还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的道路。他很少幻灭，因为他没有虚幻的憧憬，很少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希望。他的精神就是这样解放了的。”这也许是寤生的精神世界的贴切写照。《左传》对于郑庄公的行为，也给予了正面评价，然而都是陈词滥调：“在对待许国这件事上，郑伯是符合礼法的。所谓礼法，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维护秩序的，是有利于后代的。许国不遵守礼法，郑国就讨伐它，低头认错了就放它一马。郑伯这真是以德服人，量力而行啊！”我只能说，寤生那两座城没白给鲁国。颖考叔的死让寤生感到非常伤心。他让部队杀鸡杀狗，诅咒射死颖考叔的人。《左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掩耳盗铃式的举动毫无意义，于政治和法治均无益处。寤生难道不知道颖考叔死于公孙阏之手吗？当然知道。但是，再怎么说公孙阏都是公室成员，一旦较真处理起来，恐怕给整个公室都抹黑，这是寤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一桩冤案就在鸡鸣犬吠的诅咒声中不了了之了。颖考叔的悲剧说明了两个道理：一是做人不能锋芒毕露，尤其是原本地位不高的人，即使有幸获居高位，也要坚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一颗平常心；二是千万不要得罪老板的亲戚，尤其是老板的小舅子之类的人物。【最高级别的以下犯上：弑君】公元前712年秋天的伐许之役，是三巨头最后一次会面。同年十月，寤生不顾鞍马劳顿，再一次利用王室卿士的身份，联合虢国讨伐宋国，并且取得重大胜利。就在他结束了对宋国的战争，喜滋滋地返回新郑的路上，他听到了从鲁国传来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鲁隐公被人暗杀了！对于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光用一个“震惊”来形容寤生的感受，恐怕是不够的。首先，从个人感情上讲，鲁隐公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他为人憨厚，文质彬彬，平易近人，而且总是知恩图报，为朋友的利益着想。在共同的东征西讨、恃强凌弱的过程中，寤生与鲁隐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在那个礼崩乐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