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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又打上门来。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停战

“长城抗战”

张学良去西北

乔年被吓得面如土色，响过后尸体脑门飞出一条赤色小蛇，蛇头上有角，下巴上有胡须，腹部长有四个脚，面部闪闪发光，俨然一条龙。小蛇飞起来，腾空数十丈，向太阳乱叫，大有吞噬日光之势，飞起数十丈后就坠落下来，如此三起三落，最后跌倒在地乱滚，转眼化作一团血水。汪乔年目瞪口呆，下令焚尸，尸骨一阵恶臭，十里外都能闻到，最后他把李自成祖坟的所有棺材都焚毁。关于挖李自成祖坟的这段荒唐故事出自明末吴伟业《鹿樵纪闻》，吴伟业的来源是《崇祯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塘报》，塘报是上交内阁的军事情报，边大绶想必是不敢撒谎，这个塘报出自边大绶所写《虎口余生记》中，内容仿佛《盗墓笔记》，但既然有这段记载，我就不妨把它写出来供大家一看，蛮有意思的，这段记载堪称中国历史最邪乎的一页。李自成得知祖坟被刨后大怒，说：“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二打开封后，汪乔年被调到襄城，李自成率军攻陷襄城，把仇人汪乔年的头砍下，敲破脑壳，用吸管喝他的脑髓，并将一百九十个书生的鼻子和脚砍下当陪葬。李自成祖坟被刨后，与罗汝才率军五十万二打开封，但仍久攻不下，于是让妇女露出阴部，倒立，向城上骂街，称之为阴门阵，开封守军找来全城和尚，让他们脱光衣服，站在城垛上，称之为阳门阵。这当然不是个事，双方都觉得现眼，于是两个阵都撤了。（此据清初彭孙贻《平寇志》）高名珩派精兵三千坐在筐里，趁夜色用绳子从城墙缒下，杀死了一批在睡梦中的农民军。李自成恼羞成怒，令在城四周筑起四座高台，高度与城墙差不多，每座高台上都有大炮瞄准城内。高名珩针锋相对，在城上修筑一道小城，明军可躲在小城后对农民军射击，农民军反而处于不利地位。就这样打到正月初一，这天李自成认为高名珩会过年，于是下令猛攻，可高名珩早料到李自成这手，他令士兵把芦苇柴草点燃后向攻城敌军扔去，农民军许多人被烧死。李自成于是接着打地道战，高名珩这次不用“万人敌”了，他知道李自成的军队连军粮都很难保障（因为开封附近的粮食都被他搞到城里了），他决定玩点软的，于是派士兵对挖墙脚的农民喊话：“你们吃饭了吗？”农民：“到哪去吃呀？”明军就向他们扔食物，农民军于是动摇了，有许多挖着半截墙角就倒戈了，李自成于是把有限的军粮保障给打地道战的士兵吃饱，这样农民军倒戈人数大大减少，高名珩的日子不好过了，眼看城墙被打开几个缺口，高名珩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下令：谁将一袋土放到城下缺口处，赏一块银圆。结果李自成的进攻又白费了。正月十三，李自成埋好地雷，一声巨响，黑烟腾空，城外碎石乱飞，李自成自己的部下又被炸死不少，城墙却没有崩断。此时左良玉率军来援开封，李自成有被反包围的危险，他率军撤退。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李自成三打开封，做长久围困的打算。崇祯派左良玉等各部二十五万援军，一万辆炮车增援开封，此外崇祯还把已经在监狱里被关押三年的孙传庭释放出来。孙传庭在监狱这三年没法读书看报，新闻联播之类的也看不到，他还以为李自成是十八骑败走商洛的阵势，便跟崇祯说：“给我五千精兵足能破贼。”等孙传庭到河南后，见李自成已有几十万人，便大为后悔，向崇祯承认错误，把所需兵力扩大四倍，说：“没有两万精兵的话没法破贼。”崇祯看后大怒，下诏说：“你不是说五千人就够吗？怎么又要两万人了？现在就给朕剿贼，不可拖延。”与此同时，崇祯下诏让孙传庭斩杀与李自成同为米脂人的贺人龙，理由是崇祯认为贺人龙跟李自成是老乡，因此作战不力。崇祯是个具有女性化思维的、想当然的皇帝，他的许多无端猜忌最终自毁长城，也葬送了大明。贺人龙在剿灭李自成的作战中屡战屡胜，杀人如麻，人称“贺疯子”，此时却被崇祯处斩。贺人龙的死讯传到李自成的部队后，农民军纷纷说：“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就在崇祯令孙传庭在河南与李自成鏖战时，陕西总督汪乔年在襄城战死，崇祯调孙传庭去陕西代行其职，救援开封的任务不再由孙传庭来做。救开封的各路援军集中在开封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李自成为不让援军与开封守敌合为一股，于是他在开封和朱仙镇设置两个包围圈，分割敌军，又在南方交通线上挖长百里宽一丈六尺的壕沟。这样一来他既切断敌军粮道，又切断敌军退路。李自成的布置使明军很危险了，但就是这样，明军内部还貌合神离，号令不一。李自成抓住时机兵分两路，一路突袭朱仙镇南部的虎大威部，打草惊蛇，另一路牵制最强的左良玉部。在击溃虎大威部后李自成两路合兵，左良玉更难以脱身，李自成对左良玉发起了冲锋。左良玉人马损失过半，拼命向西南突围，李自成故意放开一条路，让明军溃逃。左良玉退了几十里后来到了壕沟边上，马过不去，士兵只得弃马过壕沟，仓皇逃命。李自成伏兵此时出击，把明军打得人仰马翻，尸体填满了壕沟，二十五万明军全军覆没。此时开封城内断粮，有明军半夜缒下城去“摸营”，有的人一出去就投了起义军，不再回来；有的去附近的村中将百姓杀死，把头提回来，先向高名珩报功领赏，然后重价卖给别人吃。因恐被人们认出面孔，故意在被杀者的脸上和头上乱砍几刀，诡称是格斗被杀。然而后来到底露了马脚，不仅有人认出来是郊外的亲戚和相识，不敢声张，还有人看见有的死人头不长胡子，耳垂上带有窟窿眼，显然是用妇女的头混充贼人首级。不久高名珩已经明白实情，禁止兵丁们半夜再缒城“摸营”。夏季开封城连降暴雨，街上满地泥泞，坑洼的地方都积满了臭水。街上很少行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简直不似人间。原来一些荒凉的地方堆满白骨，黄昏以后有磷火在空气里飘荡，现在白骨也被水淹没了。过去开封房子很多，如今人死房空，空房又被拆毁当作柴烧，空旷的地方也更多了。偌大一座开封城，连一声狗叫也听不见。猫也被吃光了。甚至飞鸟都已经绝迹了。每一次飞鸟来到，总是被人们设法捕获，或用弹弓打死；又因为城中没有粮食，连青草和虫子都被人吃光了，所以久而久之，鸟再也不飞来了。据白愚《汴围湿襟录》记载，城内因粮绝，有人剥下树皮吃，有人剜草根吃，甚至有人捞粪便中的蛆吃。——莫非当时人就知道蛆体内含蛋白质？开封城内有人为生存结伙杀人，靠吃人肉延续生命，有人家境稍好就杀自己的仆人吃，更惨无人道的是父母杀自己的子女吃。一个叫黄澍的人的妻子在分娩后吃包子时看到一小截人的手指头，当场就被吓死，这个女人还没被深埋就被别人吃了。由于李自成下令“攻得开封城，不留一个人，就是笤帚头，也得剁三刀”，城内无人投降，在严重断粮的情况下坚决抵抗。九月，开封巡抚高名珩密令决黄河水灌李自成，可是这个消息被李自成潜伏在开封城内的内应得知了。李自成于是把军营移到高处。当时下大雨，瓢泼般雨水从宛如无底黑洞的天空倾泻下来，汇入奔腾咆哮的黄河，盖过了千军万马的呼声。突然，随着两声震天动地的闷雷，决口了，汹涌的黄水狂暴地奔流而出，直奔开封，水没淹李自成，反而倒灌开封城。黄河之水天上来，水声如雷，哭号声如潮。城内仅钟楼、鼓楼和王府露出水面，形似孤岛。水声中夹杂着撕心裂肺的哭号声。开封居民在浩劫后由百万人减至两万人。洪水退后，城内到处是人的尸体，鼓起的死尸泡在发绿的污水里，在太阳暴晒下发出阵阵恶臭，红头苍蝇在尸堆里嗡嗡飞舞，乌鸦从这具尸体跳到那具尸体上，专门啄死人的眼珠，野狼也跑进大街叼吃骨肉。《汴围湿襟录》记载了开封被淹后的惨景：“老稚男妇，形如傀儡。奄奄气息，病骨伶仃，苛倒卧道旁荒草中，或投宿古庙破寺内，药饵无从，汤水难得。时值初冬，又死十三。昔日富贵殷实之家，顿成他乡流离之鬼。坏土何厝，钱纸谁焚？闻金人破汴，宋室南渡，未有如此惨也！”高名珩最终弃城而逃，李自成也不想要开封这个烂摊子，于是率军撤退。至此明朝在河南再无重镇可守。明朝汜水知县周腾蛟说：“汴城（开封）不守无河南，河南不守无中原，中原不保，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大势甚可忧危也。”他说得没错，仅仅两年之后，大明王朝就灭亡了。拿下开封后，李自成集团对于下一步战略产生分歧，牛金星主张先取河北，直捣京师。礼政府侍郎（李自成将六部设为六政府）杨永裕主张：先取金陵，截断南北漕运，后乘机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提出：金陵在长江下游，从此北伐战线太长，难以胜利，而直捣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不如先取关中，关中为闯王桑梓之地，且秦都百二河山，以此建国立业，然后资其兵力，再攻取山西，进军京师，进可攻，退可守，方为万全之策。李自成权衡利弊，最终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从河北直接北伐，风险太大，左翼山西陕西，右翼山东都有明军。打下金陵后北伐很可能就是日后太平天国的翻版了，顾君恩的建议最为稳妥，从陕西出发，两翼无敌，最终李自成靠此战略打下北京。李自成率军西进入陕西，在陕西郏县与鲁山之间和孙传庭大战，将孙传庭打得大败，此时，明朝在河南湖北就只剩汝宁的杨文岳兵团和襄阳的左良玉兵团了，左良玉在朱仙镇之战中损失惨重，不足为虑，于是李自成进攻杨文岳，拿下汝宁，李自成攻克汝宁后把汝宁的所有官员绑在大树上，然后调来几尊大炮对准官员开炮，这些官员无不被炸得粉身碎骨，尸体狼藉。攻克汝宁后，李自成继续南下，攻陷南阳，直抵荆州（湖北江陵）。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接连攻克湖北钟祥、湖南常德，斩杀罗汝才，吞并了罗汝才的部队，至此，成为起义军中名副其实的老大。吞并罗汝才后李自成攻占襄阳，在此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数年征战，江淮鱼米之乡“数千里内，见城陷处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仅余四壁，鸡犬无声，曾未遇一耕者”。而后李自成北上杀回陕西，崇祯三番五次令孙传庭与李自成决战。大臣张凤翔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崇祯不听，非要孙传庭迅速与李自成决战。九月十四日，双方交战，官军首战获胜，李自成险些被生擒。惊惧之下，数位头领都想绑李自成投降官军。李自成久经沙场，他知道该如何稳住部下，他说：“不要怕，我辈杀王烧陵，毁城无数，罪过不可谓不大。可在此决一死战，如果不胜，你们再缚我出降不晚！”很快，李自成派刘宗敏率军断了孙传庭的粮道，孙传庭军心大乱。此前孙传庭发明了“火车”以剿贼，这种“火车”在上面安装火炮和甲仗，用马来拖挽，作战时，既可用来开炮攻击，也可排列起来当拒马，阻挡敌方骑兵，宿营时则环列在营帐外，用作屏障，用以护营自卫。孙传庭总共造了三万辆“火车”，但由于时间仓促，质量不好，能用的还不到一万辆。粮食不多了，孙传庭决心拿出“火车”阵在郏县对李自成来个绝杀。李自成面对孙传庭的“火车”阵，排出新阵型：最外层是参战不久的新兵，第二层是久经战阵的步兵，第三层是精锐骑兵，第四层是决胜骁骑，第五层是铁甲部队。一番血战后，孙传庭勉强冲破李自成的第一层，此时已经死伤一半，好不容易冲到第二层，却由于孙传庭的部下都是新兵，第一次目睹如此惨烈的杀戮，不少人崩溃了，大小便失禁，更有人吓呆了，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败了”，一下子炸了锅，离此处乘胜进攻，明军四万人战死，“火车”全部被摧毁。惨败过后，孙传庭羞愧得要跳进黄河自尽，但被人抱住，身边人说：“公一身系国家存亡，今徒死何益？不如入关据险，收兵以图再举，天下事尚可为。”此战史称“郏县之战”，而后李自成乘胜进军，在潼关与孙传庭决战。孙传庭真忠烈之士，在预备队打光后，勇冲敌阵，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据《明史·孙传庭传》：“传庭死而大明亡矣。”随着孙传庭殉国，大明能战之将仅剩吴三桂一人。明末大文豪屈大均在得知孙传庭的死讯后赋诗曰：一败中原势不还，二陵风雨惨龙颜。朝廷岂合频催战，司马惟应暂守关。杀气未销函谷里，忠魂常生大河间。行人郏县踟蹰久，泪洒斜阳匹马间。孙传庭妻子张氏闻夫死讯，率孙传庭两女三妾跳井自杀，满门忠烈！可由于明廷没有找到孙传庭尸首，崇祯怀疑他未死而降贼，竟不予抚恤，崇祯的做法彻底寒透了将士的心。李自成大军兵临西安城下，城内藩王秦王朱存枢身为陕西人却有着山西人一样的抠门，一两银子也不拿出犒军，激起众怒。结果，不待农民军进攻，明朝守城将领主动开城投降，西安落入李自成手中。而后李自成接连攻取宁夏、甘肃、青海，整个西北地区除西宁以外，尽数是李自成的天下，大明朝的灭亡进入倒计时，然而就在此时，崇祯的头号敌人皇太极却突然暴卒。第二十章“过劳死”的皇太极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九日，太阳缓缓落下，黑夜降临了，忙碌了一整天的皇太极回到清宁宫东暖阁，坐在南炕上休息。今天，皇太极向土默特部的甲喇章京等人赐给银两，与皇后一起召见远嫁察哈尔、科尔沁蒙古的女儿固伦公主等人，还从第五次南侵获得的战利品中选取最好的绸缎和财物，赏给固伦公主和各位福晋。当皇帝十八年来每天睡眠时间也不会超过六个小时，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让皇太极的每一根寒毛都是战栗的，他太累了，也该歇歇了，他在南炕上坐着，慢慢闭上了眼睛。突然间，头上的青筋一阵抽搐，皇太极瞬间感到头痛欲裂……时间到了八月九日晚九点到十一点之间，皇太极“端坐而崩”。此前皇太极的身体早已报警，身体过于肥胖的他穿上铠甲骑在马上，让胯下的千里龙驹都只能每天行五十里，过于肥胖的身躯让他的心脏负担极大，现代医学数据统计，肥胖者心脏病发病率为普通人2.4倍。1641年松锦大战时皇太极每天都在流鼻血。1642年九月，皇太极最心爱的妻子博尔济吉特氏（日后孝庄的姐姐）去世，皇太极大恸，不吃不喝，突然昏迷，说话语无伦次。十二月皇太极出去打猎时“圣躬违和”，还没打猎就回来了。1643年正月初一，皇太极因“圣躬违和”而没有参加新年朝贺典礼。三月，皇太极“圣躬违和”，大赦天下（实际只是东北）。四月，皇太极“圣躬违和”，患“风眩”。长期的积劳成疾，加之过于肥胖，最终将皇太极送上了黄泉路。由于皇太极暴卒，压根儿没有指定接班人，于是大清皇位的交接问题顿时剑拔弩张。此时最有实力问鼎龙椅的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多尔衮有同父同母的弟弟多铎和阿济格的支持，掌握着正白旗和镶白旗，豪格掌握着皇太极此前亲掌的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此外，代善和他的儿子岳托统领正红旗和镶红旗，济尔哈朗统领镶蓝旗。八月十四日，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等人齐聚崇政殿，共同商讨继承皇位的人选。多尔衮、多铎、阿济格一进来就感觉不对，殿内外都是豪格的正黄旗、镶黄旗的士兵，一个个虎视眈眈，手握剑柄，随时准备动手。此时，如果多尔衮稍有不慎，两黄旗士兵就会拔刀将自己乱剑砍死。于是多尔衮进入崇政殿后一言不发，处于沉默状态。此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坐不住了，他见多尔衮没有胆量站出来说当皇帝的意图，自己便起身大吼：“多尔衮，如果你不愿意当皇帝，那就我来当，我的名字在太祖遗诏里！”多尔衮很巧妙地否决了多铎：“太祖遗诏里提到的除了你外还有豪格。”言外之意是太祖遗诏上的名字不能作为太宗死后继承人的依据，一句话一石二鸟，同时否定了多铎和豪格。多铎于是提出让代善来继位。代善论年纪最年长，论实力他和儿子岳托拥有正红旗和镶红旗，然

内部发生内讧的同时，身在彭原的李亨终于迎来了各路援兵，其中包括陇右、河西、安西以及西域诸胡等数路人马，而且从江淮地区征集的军需物资也从汉水源源不断的运来，如此局势下，李亨决定从彭原移兵离长安更近的凤翔进行最后的反攻准备。二月十九日，在李亨到达凤翔的第十天，传来了安禄山死亡的消息，这让身在凤翔的所有人击掌相庆，当然最兴奋的人当属李亨。现在军需物资均已齐备，前来增援的的人马精神饱满、斗志旺盛，李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制订好反攻的战略计划。当时李泌建议先派安息诸军向东北方挺进，从归州、檀州（今北京密云）南取范阳，以达到直捣叛军黄龙断其后路的目的，然后再集中兵力包围长安、洛阳两京，围而歼之。从当时整个战局来看，李泌的策略虽然不算最好的策略，但确实可行，因为在援军到来后，唐军首先在兵力上弥补了缺陷，而且安禄山刚刚死亡，这也让守卫两京的叛军人心惶惶，如果切断其归路，这只能让两京的叛军更加恐惧，进而削弱抵抗力。但李泌的策略却遭到了李亨的反对，他认为李泌的策略过于保守，而且也是舍近求远。李亨认为，自己兵力充足，趁着安禄山新亡，不失时机地直接收复两京，会极大激发全国抵抗叛军的信心。事实上，从李亨个人而言，他提出的这个策略，虽非妙计，但却能理解。要知道李亨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可以算是临危受命，也可以算是他争取来的，但无论如何这里边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随着李亨登上了帝位，人们也就对李亨产生了很高的期望值。坦白地讲，从李亨灵武继位一直到安禄山死亡这段时间，李亨除了成功平定李璘的叛乱和坚守住太原之外，似乎没做多少有利于平叛的事情。虽然这里边有种种客观原因，但对于李亨自身来讲，他是要急于证明自己的，之前的陈陶斜之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一次李亨因为选错了主将，所以遭到了惨败，当然也有兵力不足的客观原因，而现在援兵已到，在当时来讲，收复两京是证明李亨能力的最好途径，所以他坚持不采取李泌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但或许李亨实在太想证明自己了，他并没有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李泌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策略。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亨反对李泌的策略后，李泌曾有一大段论述，其大意是：现在唐军主要依靠的力量是西北诸胡的兵力，以他们的能力收复两京不成问题，但西北诸胡人马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生性耐寒、畏惧炎热。现在已经进入暮春时节，等到收复两京后就会进入夏天，如果那个时候叛军重新反攻，西北诸胡人马的战斗力将大大削弱，两京未必能够守住，不如让他们先到北方作战，切断叛军的后路。应该说李泌思考得很细致，可是在李泌分析之后，李亨只说了一句话，就将李泌的策略彻底否定，他的理由是：朕之所以要先收复两京，是想急着迎回太上皇奉养。表面看起来，李亨的话很是冠冕堂皇，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反驳的理由，但事实上当时李亨的心中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后世的王夫之曾经一语道破天机，说李亨之所以拒不采纳李泌的建议，是因为他当时迫切想利用收复两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意识到父皇李隆基虽然退居蜀中，但似乎威信并没有降低，在朝廷和民间都隐藏着重新拥戴李隆基的苗头，并且虽然永王李璘之乱已经平定，但李隆基那个“诸王分节制”的命令并没有取消，换句话说，李亨急于赶时间收复两京迎回李隆基，是想将李隆基控制在自己手里，从而达到挟天子以令诸王的目的。从后来李亨迎回李隆基的表现来看，王夫之的评论还是十分准确的。我们不能否认李亨当时的算盘拨得实在叮当响，不过李亨或许想不到，若干年后正是因为他没有采纳李泌的建议，而致使大唐帝国一直到灭亡为止，河北地区的藩镇之乱一直没有解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泌作为战略家的独到眼光。李亨的反对使李泌不再言语，虽然他当时嘴上并没说什么，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一次李亨的确丧失了全歼安史叛军、永绝后患的最佳时机，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李泌隐藏在心中很长时间的那种功成归隐想法再次涌现出来。先行收复两京的计划就在李亨的坚持下确定下来，但就在李亨决定反攻之时，叛将安守忠率部进攻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兵马使郭英乂与叛军交战不利被流矢射中脸颊败退而归。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看到叛军来势凶猛，不得已退守扶风（今陕西扶风）。叛军一路西进至大和关驻扎，距李亨所在的凤翔仅有五十里的距离，李亨得知消息后，命令立即对凤翔城进行戒严。幸运的是，在安守忠准备继续西进的时候，郭子仪打通了通往河东的要道，安守忠不得已立即回兵自保，才缓解了凤翔方面的压力。四月初二，李亨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让他回师凤翔，准备反攻一起收复两京。不过让李亨想不到的是，他的想法虽然很好，但因为郭子仪的轻敌，致使李亨一直到至德二年（757年）八月，才真正开始实施反攻的计划。郭子仪在接到命令后，于四月十二日率军急速返回凤翔，转天走到三原（今陕西三原）时与叛将李归仁所率领的五千铁骑遭遇。李归仁的这点人马当然对郭子仪形成不了什么威胁，郭子仪当时命令部将仆固怀恩、王仲昇等人率领人马在白渠留运桥（今陕西泾县）设下埋伏，结果将李归仁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但郭子仪取得胜利后，并没有接着返回凤翔，而是与王思礼会师于西渭桥，旋即进驻橘水西岸，大有直接收复长安之势。显然，郭子仪对自己的实力过于自信了，甚至没有征得李亨的同意。安庆绪在看到郭子仪突然到来后，下令让安守忠以及败退而归的李归仁集结人马驻扎在长安西门外的清渠来抗拒唐军，当时双方可谓是麻秆打狼——两头怕，双方相持七天没有战事，可是到了第八天，安守忠率先变招。第八天的清晨，郭子仪忽然得到安守忠撤退的消息，在郭子仪看来，很可能是长安城内发生了某些变故，犹如先前安禄山的死亡一样。所以在没经过慎重思考的情况下，郭子仪下令全线出击，趁势收复长安。可就在唐军刚刚过了清渠后，发现自己的四周全是叛军，而且是很有规律地不停移动，直到这时郭子仪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重围之中。不过郭子仪只想对了一半，而另一半却是安守忠当时设计的包围圈很特别，名为九曲长蛇阵。安守忠在撤退之前，早已经让手下最精锐的九千铁骑盘成长蛇阵形，但这个阵形从平面看上去，丝毫看不出什么端倪，只有坐在直升飞机上向下才能俯瞰到全貌，显然郭子仪做不到这一点。郭子仪带领唐军钻进了长蛇阵的中心地带，虽然他带领唐军奋力想从四周突围而出，随着叛军长蛇阵的不断变化，唐军往往是顾此失彼，最终安守忠令旗一挥，叛军首尾忽然变成两翼夹击唐军，结果唐军大败，溃不成军，郭子仪奋力拼杀而出，率领残兵败将撤退到武功。郭子仪战败使得刚刚解除凤翔之围的李亨再次紧张起来，他不得已下令再一次戒严，整个凤翔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而郭子仪只身一人赶赴凤翔请罪，被降为左仆射。清源之败，李亨虽未过多地责怪郭子仪，但从整个战局来看，却让李亨放缓了收复两京的步伐，而且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清源之战不久后，叛将武令峋、田承嗣率兵猛攻南阳，已经坚守南阳一年的山南道节度使鲁炅由于城中粮草已尽，被迫弃城南逃，退守襄阳。南阳的失陷致使江汉地区运输支援凤翔的水路交通线大受威胁。继之叛军又重兵包围颍川，颍川守将程千里虽然拼死抵抗，但由于叛军切断了颍川通往外界的要道，使得身在凤翔的李亨不知道颍川战况如何。当然，在诸战之中最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和荡气回肠的当属睢阳之战。血战睢阳事实上李光弼在太原和史思明、蔡希德鏖战的时候，安庆绪看到打通河东通往朔方的道路并不容易，就下令向江淮方向进兵，意图控制江南通往朔方的水路交通要道，切断唐军军需物资的补给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五日，安庆绪命令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尹子奇率领妫、檀二州及同罗、奚等部十三万人马进攻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太守许远得到叛军大兵压境的消息后，吓得急忙向附近的宁陵太守张巡求援，张巡在收到求救信后，当即率兵三千入援睢阳。当时许远的手中只有不到七千人马，加上张巡的三千人，守卫睢阳的总兵力只有不到一万人，而就是这毫不起眼的一万人，在张巡的带领下，面对超出自己十几倍兵力的叛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张巡，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年少时就聪敏好学，博览群书，为文不打草稿，落笔成章，长大后颇讲气节，轻财好施，扶危济困。开元末年中进士第三名，初仕为太子通事舍人，因为他不善于巴结权贵，尤其对于杨国忠更是不感冒，所以仕途一直颇为不顺，未能继续升迁。天宝八年被外调出长安城，历任清河（今河北清河）、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安史之乱爆发后，张巡率众据守雍丘，但由于雍丘县令令狐朝率众投降叛军反戈一击，致使张巡措手不及，在坚守雍丘四个月后，被迫转战宁陵，一直到他接到许远的求救信。张巡带领三千人马马不停蹄地赶到睢阳后不久，叛军就将睢阳围了个水泄不通。尹子奇命令人马轮番攻城，张巡率先垂范同守城将士一起守城，最多的时候一天击退叛军二十余次的进攻，一连十六天睢阳城稳如泰山，叛军损失了将近两万人。三月十日，鉴于河东地区的压力，尹子奇从睢阳撤退，张巡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五月尹子奇复攻睢阳，张巡再次击退叛军。从五月到九月，尹子奇来来回回地数次攻打睢阳，但在张巡的正确指挥下，虽然伤亡惨重，但睢阳自始至终没有落入叛军之手。不过当郭子仪在清渠战败，凤翔进入全面戒严的时候，睢阳的局势立即急转直下，首先由于睢阳地处中原地区，当时绝大部分地区在叛军的掌控之下，使得张巡虽然很多次缓解了睢阳的军事压力，却无法在当地征得足够的兵丁来补充兵力。所以从三月至九月，守卫睢阳的士兵越来越少，进入十月的时候，守城士兵仅剩下不足六百人。当时凤翔由于全面戒严，致使睢阳在中原地区更加陷入了孤立，而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一点安庆绪心知肚明，所以在清渠之战后，安庆绪趁着凤翔方面自顾不暇时，决定继续向睢阳增兵，试图一举拿下。面对如此危急局势，张巡和许远不得不将全城一分为二，亲自率兵固守，张巡守东北，许远守西南。而且张巡派出部将南霁云带着三十名骑兵敢死队拼死突围而出，火速赶往林淮求救。此时张巡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南霁云带回援兵，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身为临怀太守的贺兰进明居然拒不发兵。“贺兰大人！睢阳已经危在旦夕，张大人让我杀出条血路，前来向大人求救，还请大人即刻发兵！”这是南霁云见到贺兰进明说的第一句话。不过出乎南霁云意料的是，贺兰进明听他说完后，居然表现得很冷漠。“现在睢阳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恐怕早已经陷落了，即使救兵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贺兰进明故意不慌不忙地说道。“大人！睢阳如果真的陷落了，霁云情愿以死来谢罪，如果睢阳真的被叛军攻陷，接下来就会轮到临淮，大人应该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啊！”南霁云声音已经开始有些颤抖。“哈哈！南将军言重了，我久闻南将军的威名，今日特为你备了上好的酒菜，还请南将军不要急着走啊！”南霁云听出了贺兰进明话中的味道，这分明是在下逐客令，于是他两步上前指着贺兰进明高声说道：“贺兰进明！霁云从睢阳出来的时候，百姓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粮食吃了，如果今日霁云在此享受美酒佳肴，那真是连狗都不如，你身为一方太守自拥强兵，居然见死不救，这难道是忠臣义士的作为吗？”说到最后，南霁云已经开始哭出声来。“好了！你在这装什么装啊？天下人谁不知道做官为了什么？哼！”面对南霁云的质问，贺兰进明有些不屑一顾。但贺兰进明刚刚说完，南霁云当着他的面居然咬断了自己的左手食指。刹那间鲜血染红了南霁云的整个左手，他忍着疼痛依然慷慨激昂地说道：“霁云今日就让你知道究竟是谁在装！既然我完成不了张大人交给的任务，那就留下一根手指当作信物回去向张大人复命。告辞了！”言罢，南霁云将咬下的手指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在场所有人全都被南霁云的所作所为感动，很多人悄悄留下了眼泪，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离开临淮的南霁云将面临生与死的考验。离开临淮后，南霁云并没有立即回到睢阳，而是前往宁陵，在南霁云看来，即使没在临淮请到救兵，也应该为奋力守城的张巡带回些许人马，所以他选择了张巡曾经待过的宁陵。让南霁云稍稍欣慰的是，在宁陵他遇到了张巡先前的老部下廉坦，廉坦的手中尚有三千步兵，两个人就这样带着三千人马急速赶回睢阳。俗话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对于南霁云而言，杀出睢阳不容易，此时想要再冲进睢阳更难。距离睢阳尚有五里的时候，南霁云就隐约看到了包围睢阳的叛军，不过他早已经下定决心，即使战死也要为张巡带回去援兵，哪怕只有一个人，也算是南霁云不辱使命。怀揣这样的一种信念，南霁云和廉坦带领三千人马在睢阳城下和叛军展开了一场血战，虽然最终杀出一条血路，得以进入睢阳城，但由于力量相差实在过于悬殊，导致进城的时候，三千人马只剩下了一千人。“大人！贺兰进明拒不发兵，末将咬断了手指表明心迹……”“我明白！南将军辛苦了，即使只有这一千人也是好的。”张巡勉强挤出笑容说道，不过他知道南霁云确实尽力了，求不来援兵只能说睢阳城该有此劫。“大人！要不末将接着杀出城去，前往凤翔向皇上……”张巡摆了摆手，他打断了南霁云的话，然后缓缓说道：“皇上要是能救咱们，此时早就来了……”张巡嘴中一边说着，一边向城外望去。他的眼神流露出了一丝绝望，这是张巡从进入睢阳起，从没有过的感觉。……进入十月以后，睢阳城犹如一座人间地狱一般。由于城中早已经没了粮食，所以百姓们只好吃茶纸，茶纸没了杀马而食，马匹没了就捕捉鸟雀或者四处捉老鼠吃，最终发展成杀掉老弱病残分食，甚至张巡都不得已杀掉自己的小妾让士兵们充饥，但让人敬佩的是，在这样一种极端的恶劣环境中，睢阳城居然无一人投降。什么是气节？临危之时可以选择生的希望，却坦然面对死亡而不屈无悔，是为气节。十月九日，在睢阳城中实在挖掘不出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后，张巡彻底绝望了。虽然仅剩下为数不多士兵依然在抵抗叛军的进攻，但张巡感到睢阳城已经大势已去，于是他在城头上向西面对凤翔倒地跪拜。“臣已竭尽全力了，但最终未能守住睢阳城，有生之年不能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死后变作厉鬼也会为陛下杀尽贼子。”此时的张巡既充满了深情，却又是那么心有不甘。十月九日夜，坚守了长达十个月的睢阳城，终因寡不敌众而陷落，张巡、许远、南霁云以及仅有的四百名守城士兵尽皆被俘。睢阳保卫战虽然最终因寡不敌众、粮尽援绝而告失败，但在长达十个月之久的坚守过程中，睢阳城中的所有人在张巡的率领下前后大小历四百余战，消灭叛军共计八万人，不仅牵制了叛军，而且粉碎了叛军意图长驱直入江淮，夺取大唐物资供应基地的阴谋。最重要的是，叛军在睢阳之战中投入了大量兵力，致使其无力继续西进，从而缓解了凤翔的压力，为唐军后来收复两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结果，也使得史思明对张巡等人恨到了极点，所以在张巡等众人被俘的三天后，史思明下令将他们无情地杀害。《新唐书》将保卫睢阳的张巡等众将放在了《忠义传》中，其中的评价在我看来十分公允：（睢阳之战）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

依赖于稻米的输入。如万历时期的一份地方志所言：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倘令金鼓一震，矢石交加，城门十日不启，饥人号呼，得不自乱乎？由于苏州陷入了当时的经济危机，许多私人房屋或是空了出来，或是被卖掉；上海地区——它常常被称为小苏州——也出现了可怕的饥荒景象。1641年一个上海的学者写道，这个地区的百姓易子而食，或是挖尸蒸吃。自从棉布商人绝迹以后，松江的百姓只能坐以待毙。

农奴暴动

合作恢复秩序

剃发令

地方抵抗运动

下，并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长期努力的结果。清王朝的这一宏伟事业，早在1644年以前——约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就开始了，经过约2/3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17世纪80年代初，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的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因此，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满人和汉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尽管这一权力原来不是它所拥有的。那些帮助满族统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发展的汉人，在这一起步、协调和完成的政治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不同角色，其社会背景也分别与这一征服过程的几个阶段相适应：最早的是一批在努尔哈赤草创之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尔后则有在北方各省沦陷后组成汉八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盗、为猎取高官厚禄而帮助多尔衮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学子。也许除了第一种人以外，所有拥护清朝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的心理。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人。满族的君主若不联合汉官，去击败本族的贵族势力，便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他们也意识到，若全按汉族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则会变得过于汉化，从而失去本族人民对他们的忠诚和爱戴。他们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方式统治中国，又同样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双方的和解导致了满族统治下的和平，使18世纪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其直接代价则是某种道义上的不安。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改革的现实机会。这些改革确实起到了稳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这正是崇祯时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学士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有权说他们以“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放弃了某种理性自主和道义上的承诺，致使道学家变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领袖转化为朝廷官僚。其二，是达官贵人对有限改革的热忱日益增强——当朝廷的力量发展到足以使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地从17世纪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时，这种有限的改革便结束了。尽管这种复兴显得并不彻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毕竟使旧的统治体制得以在新时期中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满族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以独特方式重建了传统的帝国制度而骄傲；他们虽被视为夷狄，却以自己设计的有效措施解决了中原王朝面临的困境。单为了这一点，汉人对清朝之“洪业”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长期存在下去，只要这个异族王朝对他们的家园依然维持着牢固的统治。

李廷先：《史可法的评价问题》，第244—245页；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25—28页。几个世纪过去了，一切如旧。无论其来源是旧塞尔维亚（OldSerbia）、阿尔卑斯山、撒丁的银矿，苏丹、埃塞俄比亚或经由北非和埃及的苏法拉（Sofala）的金矿，还是因谷（InnValley）之施瓦兹、匈牙利之纽索尔（Neusohl）、萨克森之曼斯费尔德、布拉格附近之库坦勃格（Kuttenberg）或埃尔茨山脉的银矿，以及16世纪初期以后西北各国的银矿——无论来自何地，这些曾被吸引到地中海沿岸居民生活中的贵金属，又被抛进了源源东去的洪流。在黑海、叙利亚和埃及，地中海人的贸易总是出现赤字。与远东的贸易又只有通过耗尽其储备的金银出口才有可能。甚至有人提出这样一种不无说服力的见解：“罗马帝国的生命力，是因贵金属大量外流才枯竭的。”费南德·布罗代尔：《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第464页。又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108—109页。沃勒斯坦关于东亚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主张，受到布罗代尔的驳斥。见布罗代尔：《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第43、93—94页。?北京的太仓，是为朝廷接收白银的主要机构。据该机构的白银收据判断，贵金属的流入至1571年达到高潮。该年太仓的白银收入量从230万两（8.625万公斤）跃升到310万两（11.625万公斤）〔译按：此处括弧内的换算系原作者所加，其换算比例为1公斤相当于26.6明两〕。这场洪流恰好与贸易限制的放松（1567年）、日本长崎港的建立（1570年）和马尼拉被选定为西班牙驻菲律宾的首府（1571年）同时。此外，白银提纯技术的发展，也在这一时期使秘鲁总督辖区的波托西等中心地区的白银产量猛增至原来的三倍，随后又增至五倍。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0—31、53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76页；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第213页。?1597年，西班牙大帆船将34.5万公斤白银，从阿卡普尔科运到中国。这一数字比明朝半个世纪的产量还多（明朝官府银矿的年产量约为6000公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7—158页。?肖努的估计略低于此。他认为远东吸收了美洲产白银总量的1/3强。见皮埃尔·肖努：《菲律宾和太平洋中的伊比利亚群岛》，第269页。在16世纪期间，西班牙人在佛兰德雇用的外国雇佣兵要求付给他们黄金。这些黄金是由赫诺瓦银行家们提供的。他们通过与远东的贸易，将西班牙提供的美洲白银兑换成金锭。在“长期的白银统治”时期（约1550—1680年），这种局面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以意大利、中国为中枢，从美洲出发，通过地中海或好望角，通向整个世界。这可以看作一种结构，一种在20世纪以前从未受到干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持久而突出的特征。”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99—500页；又见伦纳德·布莱塞：《近代世界体系》，第96页。?艾维四：《论白银、外贸与明末经济》，第1—10页；米歇尔·德韦兹：《18世纪中国社会对英、法、俄的影响》，第8—9页；S.A·M.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5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4—125页。日本向中国出口白银和铜而进口黄金，因为在中国用白银兑换黄金比在大多数其他地区（包括日本）都更为优惠。16世纪80年代，中国的金银兑换比率是1∶4；欧洲则是1∶12。到1650年，欧洲的比率又升为1∶15。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59及499页。阿特韦尔对日本白银输出量的估计，低于其他多数经济史学者。他估计在1560—1600年间，日本白银的输出平均每年为3.3万到4.8万公斤。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1页。肖努估计在近两个世纪间，日本和美洲提供的白银总量，在4000到5000吨之间。皮埃尔·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8—681页。?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55页；简·德·夫里斯：《1600—1750年危机时期的欧洲经济》，第20页。肖努找出了中国与欧洲贸易形势的五个转折点：（1）从1555到1570年，伊比利亚人突然打通了中国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通道；（2）1580至1590年间，马尼拉与澳门决裂，西班牙无敌舰队时代的欧洲经济出现萎缩；（3）1600年左右，荷兰公司到达印度洋；（4）1615至1620年间，荷兰人封锁了摩鹿加，切断了澳门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5）1640至1644年间，明朝灭亡，日本人血洗澳门大使馆，伊比利亚王国的分裂将澳门与马尼拉隔开，以及由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的敕令引起的礼仪之争。“中国的衰落与欧洲的衰落发生在同一时刻。因此，中国贸易的这一灾难性变化表现为双重的衰退：一方面，美洲白银的出口无疑减少了，而同时，一场周期性的或者说是破坏性的危机又席卷了中国大地。”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79页。布罗代尔只看到了17世纪最初20年美洲白银输入减少后的一种重要转变，并称之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因包括：由于收益递减律，开采成本更高了；以欺诈手段使美洲保留更多的硬通货，以满足当地对货币的需求；以及向当地居民征收十一税，这妨碍了提取白银所需的劳力之补充。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36页；又见厄尔.J.汉密尔顿：《1501—1650年的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第293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20、25—27页，及其《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3、109页；卡罗·M·辛宝拉：《工业革命前（1000—1700）欧洲的社会和经济》，第212—216页；雅各布·克莱佛伦：《经济通史》，第152—153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6页。经济衰退继续引起经济衰退；结果变成了原因。但是，中国的国内危机也许促进了全球性危机的爆发。“我们可以证明，中国对马尼拉遥相呼应的支配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使得中国贸易和世界贸易的长期周期性波动出现了一致性；甚至还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中国贸易的波动幅度比世界贸易的波动幅度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正是跟中国大陆之贸易的兴衰，支配着西班牙海上贸易本身的消长。”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67页，又见K.N.肖德胡里：《1660—1760年的亚洲贸易市场和东印度公司》，第456—458页。?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6—567页。?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页。从16世纪到18世纪，除了少数例外，所有货币的内在价值都下降了。这一现象与大西洋经济的膨胀有关，首先是吸收黄金和将非洲部分人口掠为奴隶，然后是开发美洲财富。短期内，白银紧缩会减慢表面价格的上涨（实际上在贵金属大量输入之前，西欧的物价就已开始上涨了）。但从长远看来，表面价格却和美洲白银产量一同上升。“16世纪末的价格革命”在欧洲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了三到四倍，达到了1500年的水平。菲力浦二世时代的人们，因物价不断上涨、生活费用急剧提高而目瞪口呆。17世纪上半叶，人们的实际收入比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减少了1/2；17世纪20年代，欧洲人经常抱怨，跟其三四代以前的祖先们相比，他们吃得太差了。17世纪20和30年代，几乎所有欧洲货币——包括比较稳定的英镑——都不得不贬值。E.E.里奇，C.H.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82—383、400—405、428、458、484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17页。这次通货膨胀也打击了奥斯曼帝国，其小麦、铜、羊毛等商品被偷运出境，以满足欧洲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一项有关伊斯坦布尔为旅行者和学生提供免费住宿的济贫院之预算的分析，表明了同样的通货膨胀。如果将1489—1490年度的物价指数定为100，那么1585—1586年度的物价指数便是182.49，1604—1605年度的物价指数则是272.79。奥默·卢德菲·巴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9页；又见霍里·伊斯拉莫格路和卡格拉尔·基德：《奥斯曼历史大事记》，第34、49—55页。?艾维四：《论白银》，第10—15页。肖努在综合了他的全部指数之后，断言1640年后没有一项指数可以说明这一过程不是“灾难性的指数减小过程”。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50页。换个说法，假定某人于1611—1615年间在马尼拉所作的生意是一个点，后来于1666—1670年间所作的生意为另一个点，那么，他就会发现收益下降率是40∶1。肖努确认这一转变发生在1642年，并将其描述为“一个经济空间的彻底消失”，或“全球危机中的死亡时刻。”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2页；又见布罗代尔：《反思》，第42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页。?例如，1630年松江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1632年米价为每斗120钱，到1639年上升为每斗300钱。浙江北部地区，每石米原来值银一两，到1641年上升为每石值银四两。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74页；海伦·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11—12页；又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81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44页。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食物价格上涨的同时，其他商品价格出现了下降趋势。这样，与较早出现的通货膨胀形成对比，中国似乎又随着由囤积、歉收和投机活动导致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出现了普遍的通货紧缩（此说采自艾维四给作者的私人信件）。?森正夫：《16—18世纪赈灾管理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2—433页；艾维四：论白银》，第16—19页。?这大约相当于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路易十四的小冰河时代”初期。太阳物理学家认为，这个时代是从1645年持续到1715年的“太阳能量最小时期”，其间地球表面的气温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大概与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树木年轮的碳异常中测定出的阳光辐射的减弱相对应）。H.H.拉姆：《气候变迁》，第10—11、65—66、174页；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第726、739—740及743—744页，及其《停滞的最小限度》第1191、1195—1196及1199页；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瑞：《太平之年，饥馑之年》，第58—59页；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12页；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8—19页。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干旱和低温的袭击，致使北方农作物生长季节比正常年景缩短了两星期。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130页。据地方志载，黄淮平原地区的大旱之年，有1024、1297、1326、1465、1506、1509、1585、1640、1650、1669和1786年。据《山东运河备考》载，1638年，漕河干涸；1640年，“大旱，黄河水涸，流亡载道，人相食。”《睢宁志稿》第十五卷。引自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整理》，第184页。同一时期，长江中游和淮水流域的河流在冬季全部封冻。同上书，第188页；G·威廉姆·施坚雅：《市场体系与地区经济》，第77页；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第30—31页。?蝗灾发生于1638年。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5—16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90—191页。严重的时疫有两次：一次发生于1586—1589年，另一次发生于1639—1644年。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106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7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9—10及16—18页。饥荒与瘟疫，尤其是与天花，有着流行病学意义上的关联。拉尔夫·W·尼古拉亚洲精品999久久久久久中文字幕

然别人不能看见我，我也没有权利看他们，她想。姑娘用颤抖的手往眼里滴了几滴眼药水。这样她就可以说，眼里流出来的不是泪水。几个小时以后，扩音器又通知可以去取午饭时，第一个失明者和司机自告奋勇执行这一使命，确实，干这种事眼睛并非必不可少，有触觉就够了。饭盒离连接天井和走廊的门很远，要拿到食物不得不在地上爬着前行，伸出一只胳膊，另一只胳膊则成了第三条腿，回宿舍时之所以没有遇到困难，多亏了医生的妻子想出的主意，她费心示范证明其行之有效，把一条毯子撕成条，系成绳子状，一头绑在宿舍门外边的把手上，另一头拴在出去取食物的人的脚踝上。两个人去了，带回了盘子刀叉和勺子，但食物依然是供五个人吃的，最为可能的情况是指挥警卫小分队的中士不知道那里多了六个人，因为身处大门外，即便是警惕地注视着大楼里面的动静，也只能偶然看到阴暗的天井里有人从一侧转到了另一侧。司机主动提出去索要缺少的食物，他独自去了，不想让别人陪伴。我们不止五个人，是十一个，他朝士兵们喊；那个中士回答说，你们放心吧，以后还会多得多，司机大概觉得中士说话的口气粗鲁，我们留意一下他回到宿舍以后说的话就会明白，他说，那个人好像在嘲笑我。众人把食物分了，五个人的饭分成了十份，因为受伤的人还是不吃，只是要水喝，请给我点水，润一润嘴唇。他的皮肤烫得灼手。由于不能让毯子长时间压迫和接触伤口，他不时掀开毯子，露出伤腿，但宿舍里寒冷的空气又迫使他立刻把腿盖上，一连几个小时这样周而复始。他还不时呻吟一阵，像是积蓄力量之后定时启动，仿佛一直在顽强地折磨他的疼痛突然增强，超过了他忍耐的极限。半下午时，又进来三个被从对面房子里赶出来的盲人。其中一个是诊所的女接待员，医生的妻子马上就认出来了。另外两个，真是命中注定，是在酒店里跟戴墨镜的姑娘上床的男人和把姑娘送回家的粗鲁的警察。刚刚找到各自的床位坐下，诊所女接待员就绝望地大哭起来，两个男人则一声不吭，好像还弄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突然间，外面街上传来乱哄哄的喊声和下达命令的吼叫，一片怒气冲冲的喧哗。宿舍里的盲人全都把脸转向门口，等待着。他们看不见，但知道几分钟之内将有事发生。医生的妻子坐在床上，紧挨着丈夫，小声说，必然这样，预想中的地狱生活就要开始了；他紧握她的手，小声说，你不要离开，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别做。喊叫声小了，天井里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那是一群从外面被赶进来的盲人，他们你碰我，我撞你，挤在过道里，几个人迷失了方向，走进其他宿舍，但大部分人还是磕磕绊绊，相互拉扯着排成一串，或者零星地散开，双手焦急地比比画画，一副落入水中就要被淹死的样子，终于他们乱糟糟地涌进这间宿舍，酷似被一台卷扬机从外面甩进屋来。有几个人跌倒了，被踩在脚下。他们挤在两排床中间的夹道里，渐渐游走到床与床之间的空当，仿佛一条船在风暴中终于驶进港口，人人都为自己抢占停泊地，而这里的停泊地就是一张床。有人表示不满，说这里再也容不下一个人了，让后边的到其他地方去找找。医生从屋子最里边大声说，还有别的宿舍，但还没有找到床位的几个人害怕在他们想象中的迷宫里走失，一间间屋子，一扇扇关着的门，一道道走廊，还有直到最后一刻才能发现的楼梯。最后他们总算明白了，不能继续留在这里，只得艰难地找到进来时通过的屋门，到陌生的世界去冒险。第二批盲人，就是那五个人，好像为了寻找最后一个还算安全的栖身之处，早已占据了他们与第一批人之间的那几张空床。只有受伤的那个人孤立无援，他的床是左边十四号。一刻钟以后，除了哭泣声叹息声和小心翼翼地整理床铺的声音，宿舍总算又安静下来，但并非真正的心灵的安静。现在，所有的床都占满了。下午正在结束，昏暗的灯光好像亮了一些。这时候扩音器里又传来那生硬的声音。正如第一天宣布的那样，他们要重播对各宿舍的指示和住宿者必须遵守的规矩，注意，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等等，等等。扩音器里话音刚落，宿舍里就响起一片愤怒的抗议声，我们被关起来了；全都会死在这里；没有任何权利；他们许诺的医生在哪里，这事新鲜，他们答应过这里有医生，给我们看病，也许还能完全治好。医生没有说，如果他们需要医生，这里有一个，有他在。他绝不会说这种话。对于一个医生来说，只有手是不够的，医生治病必须用药，用药片，麻醉剂，化合物，用这种那种手段配合治疗，而这里连这些东西的影子都没有，更没有得到它们的希望。甚至没有一双眼睛去检查患者的脸色是否苍白，观察循环系统引起的潮红，有多少次，无须再仔细检查，凭这些外部症候就能确诊，或者判断黏膜和色素的色度，可能性极高，就是这种病，你跑不了。现在旁边的床都占满了，妻子已经不能随时给他讲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他能察觉到，自从最后一批盲人来了以后，气氛变得沉重紧张，已经出现了激烈冲突的苗头。宿舍里的空气好像变得浓密起来，恶臭在其中缓慢地滚动，不时突然袭来，令人作呕。一个星期后，这里会是什么样子呢，他暗暗自问，不敢想象今后的一个星期里他们仍然被关在里面。我猜在食物供应上不会出现困难，当然也不能肯定，例如，我怀疑外面的人是否能及时知道我们这里一共多少人，主要是如何解决卫生方面的问题，现在我指的已经不是我们这些刚刚失明几天的人，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如何洗澡，也不是淋浴器能不能用，还能用多长时间，我指的是废物如何处理，包括各种废物，只要大便池堵塞，只这一项就能让这里污秽横流。他用手摸了摸脸，摸到了三天没有刮的胡子。最好就这样，希望他们不要有什么给我们送刀片或者剪刀来的糟糕念头。他有刮脸所需要的一切，装在箱子里，但他意识到刮脸将是一个错误。在哪里刮呢，在哪里，不能在这宿舍里，在所有这些人中间，当然妻子会给我刮，但用不了多久别人就会发现，对我们当中有人能做这种需要小心的事感到诧异。在淋浴室里，乱糟糟的，我的上帝，我们多么需要眼睛，需要看，需要看见，即使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子，站在镜子前面，望着一个边缘模糊不清的阴影，可以说，我的脸在那里，亮的地方不属于我。抗议声渐渐平息下来，从另外一个宿舍来了几个人，问有没有剩下的食物，回答他们的是出租车司机，连面包渣也没有；为了表示善意，药店伙计设法缓和一下这种断然否决的口气，可能还会送来吧。不会了。天完全黑了。外面，既没有食物也没有人说话。旁边的宿舍里有人大喊大叫，随后安静下来，即便有人哭，声音也很低，哭声是穿不透墙壁的。医生的妻子走到病人旁边，看看情况怎么样，是我，她说，随后小心翼翼地掀起毯子。那条腿现在样子吓人，臀部以下全都肿了，伤口成了一个黑色的圆洞，比原来大了许多，里边有紫色血污，好像里面的肉被拉了出来，散发出一阵阵甜腥的臭味。您感觉怎么样，医生的妻子问；谢谢您来看我；告诉我，您感觉怎么样；不好；疼吗；疼，也不疼；说清楚一点；我觉得疼，但是，好像这条腿不是我的，好像离开了我的身体，我说不清楚，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好像躺在这里看着我的腿疼；这是因为发烧；是吗；现在尽量让自己睡着。医生的妻子把手从他的前额上拿开，正转身要走，晚安二字也还没说出口，病人就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往自己身边拽，迫使她靠近自己的脸，我知道太太您看得见，他的声音非常低。医生的妻子大吃一惊，颤抖了一下，嘟嘟囔囔地说，您弄错了，您从哪里冒出这么个想法呢，我和这里所有人一样，看不见；太太，您别想骗我，我清楚地知道您看得见，不过，请您放心，我不对任何人说；睡吧，睡吧；您不相信我；我相信；您不相信一个小偷的话；我已经说过，相信您；那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呢；我们明天再谈，现在睡觉吧；好吧，明天，如果我能活到明天；我们不应当往坏处想；我是这样想，或者是发烧让我这样想的。医生的妻子回到丈夫身旁，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伤口样子非常可怕，会是坏死吗；时间这么短，我看不大可能；无论如何，情况很糟糕；我们在这里，医生故意提高声音，让别人听见，我们不仅双目失明，而且好像被捆住了手脚。病人从左边十四号床上说，医生先生，谁也不会来捆我。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盲人们一个接一个睡着了。有的用毯子把脑袋捂得严严实实，仿佛想让黑暗，一种真正的黑暗，黑色的黑暗，彻底熄灭他们的眼睛变成的两个模模糊糊的太阳。高高的屋顶上挂着三盏灯，它们把肮脏的黄色光亮撒在一张张床上，因为距离太远，甚至投不下一点影子。四十个人正在睡觉或者拼命想睡着，有几个人在梦中长吁短叹，喁喁低语，也许在梦中看见了梦想的东西，也许在说，如果这是一场梦，那么我不想醒过来。所有人的手表都停了，忘了上弦或者认为没有必要上弦，只有医生的妻子的手表还在走。已经过了凌晨三点。前面，偷车贼慢慢用臂肘支撑起上身。他感觉不到伤腿的存在，那里只有疼痛，除了疼痛，那条腿已经不属于他，膝关节早已僵硬。他把身体转到好腿一侧，任凭它耷拉到床外，然后两手垫在臀部下面，试图让伤腿向同一方向转动。这时候，疼痛像一群恶狼突然醒来，向四面八方狂奔，随即又回到那个阴森可怖的养活它们的火山口。他双手撑在床垫上，慢慢把身子移向两排床之间的夹道，当移到床腿挡板外时，他不得不休息一会儿，艰难地喘着气，好像患了哮喘病一样，脑袋在肩上摇来摆去，似乎难以支撑。几分钟之后，呼吸稍稍正常了一些，他开始靠那条好腿慢慢站起来。他知道，伤腿帮不了他任何忙，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他都必须把它拖在后面。一阵晕眩感袭来，难以抑制的颤抖传遍全身，寒冷和发烧使他上下牙不停地打战。扶着床上的金属栏杆，像沿着一条铁链似的经过一张又一张床，在熟睡的人们中间前行，拖着那条伤腿，活像拖着个口袋。没有人发现他，也没有人问，这时候了您到哪里去呀；如果有人问，他知道该怎样回答，我去撒尿，就这样说，他最不愿意发现医生的妻子叫他，他不能欺骗医生的妻子，不能对她撒谎，只能把脑子里的想法如实告诉她，我不能继续在这里腐烂下去，我感谢您丈夫做了能做的一切，但是，当我不得不偷汽车的时候不能请求别人替我去偷，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应当去的不是别人，是我，他们看到我伤势如此严重，就会把我塞进救护车送往医院，肯定有只收留瞎子的医院，医院不会在乎多一个人，然后他们为我处理腿上的伤口，彻底治好，我听说过如何对待死刑犯，如果他们患了阑尾炎，就先给他们做阑尾切除手术，做完以后才杀他们，让他们健康地死去，对于我，他们以后可以把我送回来，我不在乎。他又往前走了几步，咬紧牙关，没有呻吟，只是到了那排床的尽头失去平衡的时候才忍不住痛苦地叹息了一声。数床的时候出了错，本以为还有一张，结果却没有了。他倒在地上，在确信没有任何人被他倒下的声音吵醒之前一动也没有动。后来他觉得现在的姿势对一个瞎子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在地上爬行更容易找到道路。他继续往前爬，到了天井，停下来，想了想下一步该怎样做好，是在门口喊呢，还是利用绳子靠近铁栅门，原先用过的那根绳子还在，扶着它肯定能到大门那里。他清楚地知道，要是从这里喊，请求帮助，他们会立即命令他回去，但是，之前有床作牢固的依靠尚且备受折磨，如今只有一根没有系紧摇摇晃晃的绳子做支撑，他开始怀疑这求救的唯一出路了。几分钟以后，他认为找到了解决办法，我爬着往前走，他想，在绳子下面爬，不时抬起手摸一摸，看是不是走对了，这和偷汽车一样，总会有办法。突然，良知出乎意料地觉醒了，声色俱厉地斥责他竟然偷一个可怜的瞎子的汽车，我现在处于这种境地，他争辩说，不是因为偷了汽车，而是由于陪他回家，这才是我犯的大错。良知不肯听他诡辩，提出了简单明确的理由，盲人是神圣的，不能偷盲人的东西；从技术上说，我没有偷他的汽车，汽车没有在他口袋里，我也没有用手枪指着他的脸，被告辩解道；不要再狡辩了，良知咕咕哝哝地说，去你该去的地方。凌晨的冷空气使他脸上感到清爽。在外面呼吸多么痛快，他想。他好像发现腿上的疼痛轻了许多，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此之前同样的情况出现过不止一次。现在他已到了外面的平台，很快就能到台阶上，这会是最麻烦的，他想，要头朝下下台阶。他举起手，确信绳子还在才继续向前。正如预先估计的那样，从一层台阶下到另一层确实不容易，特别是有那条伤腿，帮不了任何忙，这一点马上就会得到证明，身处两层台阶中间，一只手滑到下面一层做支撑，身子翻向一侧，但那条该死的腿却死死拖住他。疼痛立即袭来，像锯子在锯，像钻头在钻，像锤子在敲打，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怎样忍住了，没有喊出声来。在漫长的几分钟里，他一直趴着，脸伏在地上。一阵疾风贴着地面吹过，他冷得打了个寒战，身上只穿着背心和裤衩。整个伤口挨着地面，他想，这样会感染的，愚蠢的想法，从宿舍开始就是这样拖着伤口过来的。好，没关系，在伤口感染以前他们就会给我治疗，他又想到这一点，为的是让自己放心。他侧过身子，以便抓到绳子，但没有马上找到。他忘记了，从台阶上滚下来的时候身体正好与绳子垂直，但直觉使他以为还处于原来的位置。后来，经过思考，他辨清了方向，坐起身来，慢慢挪动，直到臀部碰到了第一层台阶，抬起手摸到粗糙的绳子时他感到一阵胜利的喜悦。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情感，他随即发现了既能移动又不让伤口与地面摩擦的方法，坐在地上，背对着大门所在的方向，像从前的下肢残废的人那样以两只胳膊作拐杖一点一点挪动。不错，是向后走，这与其他情况下一样，拉总比推省力。这样，伤腿也不会疼得那么厉害，而且，地面微微向大门那边倾斜，也有利于挪动。至于绳子，几乎就蹭着他的脑袋，没有走丢的危险。他暗暗问自己，离大门还有多远呢，这和用脚走路不同，当然，用两只脚就更好了，现在退着挪，每次只能挪半步甚至更少。一时间他忘记自己眼睛瞎了，转过头去看还有多少路，却发现还是那层厚厚的白色。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呢，他问自己，嗯，要是白天他们早看见我了，还有，只吃过一次早饭，是许多小时以前的事。他发现自己思维敏捷准确，符合逻辑，反而吃了一惊，觉得与以前大不相同，几乎成了另一个人，若不是这条倒霉的腿，他一定敢发誓说，自己从来不曾感觉像现在这样好。想着想着，他的脊背碰在大门下方包着的铁皮上。已经到了。因为怕挨冻躲进了岗亭里的哨兵，这时似乎听到了轻轻的响动，但没有弄清是什么声音，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会是里边发出来的，可能是树枝摇动，可能是风让树枝轻拂着铁栏杆。又一声响动忽然传到耳朵里，这一次和上次不同，是碰撞声，准确地说，不可能是风造成的。士兵慌了，扣着自动步枪的扳机从岗亭里走出来，朝大门方向瞭望。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是，声音又响了，这一次更大，像是用指甲在抓挠什么粗糙的表面。大门上的铁皮，他想。他朝中士睡觉的行军帐篷走了一步，但马上又停下，因为想到，发出假警报一定会遭到训斥，中士们都不喜欢被人叫醒，无论有没有原因。他又朝大门方向看去，紧张地等着还有什么动静。这时候，慢慢地，在两根竖着的铁栏杆之间出现了一张幽灵似的惨白的脸。是盲人的脸。士兵吓得血液都凝固了，正是由于害怕，他举枪瞄

说是最惨的，当然他活着的时候势力也是最大的，他依靠神策军发家，同样最终也是毁在因为掌握神策军这一点上，鱼朝恩的结局告诉我们，手中握有的资源可以成为通往成功的资本，但同样也可能会成为杀伤自己的利器。其关键因素在于心灵是否能够不被欲望过度侵占。第九章平乱之后李豫自从继位伊始，始终处于一种焦头烂额的状态。史朝义刚刚被平定，吐蕃大军打上门来，他一边忙于对付吐蕃人，一边又忙于对付朝廷内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个嚣张跋扈的宦官，一直到他继位的第七个年头，他才从焦头烂额的状态中逐渐恢复过来，仔细回想继位以来的种种经历，他颇为感慨。同时他也想到了一个始终困扰他的问题，那就是在平定种种动乱之后，接下来他该如何治理这个国家。但事实证明，先前种种政治因素所带来的辐射力量，使得李豫必须要继续努力开始新一轮斗争。纵观从清除鱼朝恩之后，一直到大历十四年（779年）他去世为止，虽然李豫曾努力想治理好这个国家，但因为种种原因，他始终没能腾出手来像他的先辈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等人那样，认真地治理这个国家，使这个帝国再现盛世图景。铲除元载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大宦官先后倒台，让李豫一朝彻底摆脱了受宦官钳制的局面，但李豫一定想不到，危害朝廷的宦官虽然被铲除，但因宦官而事件而带来的余波却并未消除。事实上就在李豫庆幸平定宦乱的同时，一个人也在暗自庆幸自己终于等来了机会，从本质上讲，这个人具有和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一样的野心，唯一不同的是，他是个身体健全的人，而且从官职上来看，他也具备这样的机会。这个人就是时任首席宰相的元载。作为首席宰相，元载清楚知道自己具备三大宦官永远无法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宰相本身就应该具备除了皇帝之外的最高行政权力。所以，在他看来，如果运作得当，实现专权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前边我们说过，元载是依靠李辅国而受到李豫的重用的，但李辅国被除掉的时候，元载在暗中也帮助李豫出了不少主意，而且李辅国死后，元载立即转向投靠内侍宦官董秀，时刻掌握李豫的所思所想，其言行尽量与李豫旨趣相合，所以逐渐开始成为宠臣，可见这个人在政治上也是个投机分子。事实上，在鱼朝恩兴风作浪之时，元载就已经露出了自己那凶顽的面目了，如大历元年（766年）二月，元载因为苛刻对待朝廷官员，担心官员们联合上疏弹劾他，所以他秘密上疏李豫提出：如果各部的官员有事情需要上疏皇帝，需要先向自己部门的最高领导报告，然后各部领导再上报宰相，由宰相最终向皇帝陛下汇报。由于李豫当时的注意力全在鱼朝恩的身上，所以对元载的建议他没有认真地思考便同意了，但政令一经发布，便遭到了时任刑部尚书颜真卿的反对。颜真卿果断上疏争辩，请求皇帝陛下收回成命，于是遭到了元载的嫉恨，他诬告颜真卿上疏诽谤朝廷，结果颜真卿被贬为峡州（今湖北宜昌）别驾。当时因为鱼朝恩的存在，所以元载的擅权不是那么显眼，可是鱼朝恩死后，元载的所作所为一下子显得十分扎眼。最关键的是，鱼朝恩死后，元载并没有收敛的迹象，他不仅恃宠专权，而且打击忠良偏用奸佞。吏部侍郎杨绾为官清廉，主持典选人才甚为公允，但却因为不依附元载而被元载改任为国子监祭酒，他先前的官职由奸险小人岭南节度使徐浩接替。成都司录李少良秘密入京准备上疏李豫，意图揭发元载，却因为友人对话不慎将秘密泄露出去，被元载得知后，来个恶人先告状说李少良意图离间君臣关系，结果李少良被杖杀。不仅如此，大历六年（771年）七月，元载为了掩盖自己无端打压朝臣的行为，上疏李豫建议以后凡是六品以下文武官员的升迁，吏部、兵部不得检查勘验。元载提出这个建议，显然是怕有司监察部门上疏揭发自己，目的是为了集权力于一身。可是他没有想到，李豫虽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从这一刻起，他越来越被皇帝所厌恶，元载仿佛和先前的三大宦官一样，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有过先前铲除三大宦官经历，李豫显然提高了警惕，为了限制元载的权力，李豫有意识地提拔朝臣中不依附元载的人，如任命浙西观察使李栖筠为御史大夫，而且事先故意不和宰相班子进行商议。李豫释放出的强硬信号，让元载感受到了一丝压力。事实上，他既没有李辅国、程元振那样的拥立之功，也没有鱼朝恩那样在皇帝危难时刻始终护驾之功，他之所以能够在宰相位置上干上十几年，完全是因为皇帝看得起他，所以面对皇帝陛下的暗示警告，元载不得不稍稍收敛。但此时元载已经形成了继鱼朝恩之后又一专权乱政的局面，如果他仅仅是像李林甫那样专权，但还能做些实事，或许李豫也不会对他心生杀机，正是因为他不仅专权而且乱政，致使怨声载道，所以他的结局只能像杨国忠一样。大历八年（773年）九月，决定元载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当时晋州（今山西临汾）平民郇谟以麻束发，手持竹筐苇席，在长安东市大街痛哭不止，他的这个举动引起了京兆府官员的注意，便询问他为什么要在大街上痛哭，郇谟回答说希望面见皇帝陛下，并愿意贡献三十个字，一个字便是一件事情，如果所说的没有可取之处，就请京兆府的官员用苇席包裹自己的尸体，丢掉野外去。由于郇谟说得信誓旦旦，而且料想一个平民百姓也不敢如此忽悠皇帝，所以京兆府的官员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李豫，李豫听到汇报后，对这个平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于是下令单独召见郇谟，想当面听听这个人究竟要反映什么问题。为了消除郇谟第一次面见皇帝的紧张情绪，李豫见到他后，首先特意赏赐了他一身新衣服，然后让他说出了那三十个字。在李豫看来，郇谟所说的三十个字中，最重要的当属“团”和“监”两个字，因为这涉及大唐帝国地方军队的管辖问题，事实上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让李豫撤销各州的团练使和各道的监军使。李豫之所以重视郇谟所说的这两个字，是因为当时各州的团练使和各道的监军使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各州和各道的掣肘之碍，因为他们的存在，让各州和各道的百姓产生极大的负担，但团练使和监军使的最终任免权却在宰相手中。换句话说，郇谟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事实上他是将矛头指向元载。作为帝国的最高决策者，李豫岂能听不出郇谟的弦外之音，所以郇谟说完后，他并没有进行反驳，而是赏赐了他诸多钱财后，打发他离开了长安。郇谟虽然走了，但李豫并没有停止思考，直到这时他才明白元载究竟有多大危害，李豫明白百姓中绝不会只有郇谟产生这样的想法，郇谟只是其中的代表而已。在我看来，元载其实不是倒在他专权上，而是倒在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民愤。如果某个人的行为引起了民愤，那这个人必须被清除！这是李豫不可触碰的原则，也是他最终的底线！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豫有了清除元载的想法，只是清除三大宦官的经历已经让李豫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的游刃有余状态。对李豫的心中所想，傲慢的元载并没有察觉，他依然将权力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甚至在权力面前，元载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他和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的王缙最为要好，两个人不理政事，宰相班子所有的事情全都委托给秘书去做，而且士人准备入仕，如果没有攀上元载这棵大树，势比登天还难。对于这些，李豫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仁慈的他像从前忍受三大宦官一样，对元载也是尽量地予以包容。可是元载和王缙并不领这份情，利令智昏的他们认为皇帝陛下是一个很好欺瞒的人。事实证明，元载和王缙一旦过分运用自己的智商去衡量李豫的智商，那他们的结果只有一个——被清除。于是，在郇谟面见李豫的三年后，在李豫极度包容元载和王缙，但他们依然将皇帝不放在眼里的情况下，李豫决定不再包容，他下定决心在清除三大宦官之后，继续施以重拳严惩元载和王缙。坦白地讲，清除鱼朝恩的时候，李豫可以依靠元载，但现在他放眼望去，似乎绝大部分朝臣都和元载走得很近，李豫唯恐清除元载和王缙的消息泄露出去，进而打草惊蛇，所以他不能和朝臣进行商议，选来选去他认为能够依靠的只有他的舅父、时任金吾卫大将军的吴凑。一来吴凑是李豫的至亲，二来金吾卫大将军本身的职责就是护卫皇帝，且手中掌握有一部分禁军，要知道，李豫要干的事情手中没有刀把子是搞不定的。至于采取什么方式，李豫丝毫没有犹豫，因为三年多前在清除鱼朝恩的时候，元载已经为他找到了很好的方式。用元载的方式对付元载，恐怕元载先生至死也不会想到。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二十八日，元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清晨，李豫早朝之后，忽然在政事堂召见元载和王缙。皇帝的紧急召见对于元载和王缙而言，也不算新鲜事，所以两个人和往常一样，前往延英殿面见李豫，但当他们进到延英殿后，忽然发现这里的气氛有些反常。元载和王缙看到殿内除了端坐在宝座上的李豫之外，两旁还有众多的金吾卫士兵，尤其是站在殿堂之下的金吾卫大将军吴凑脸上似乎透露出一股杀气。相比较王缙而言，元载是个更加敏感的人，两个人行礼过后，元载率先开口说道：“陛下今日威仪甚盛啊！”元载的话既是一种试探，同样也是变相表达一种不满，因为他压根就没想到李豫今天会对自己不利，所以他说出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准备看看皇帝陛下的反应。可是当他说完后，发现李豫忽然从宝座上站起来，然后铁青着脸眼睛直勾勾瞪着自己时，他立即意识到今天的问题显然比他预计的要严重很多，所以他开始后悔自己刚才所说的话。就在元载刚想缓和气氛时，李豫终于说话了，虽然他的语气很轻，但句句却犹如刀刃一样，扎进元载和王缙的心脏。“你们两个人祸乱朝纲，惹得民怨沸腾，今天朕不会再让你们从这里走出去，金吾卫将这两个人拿下，暂且囚禁在政事堂。”随着李豫一声令下，吴凑带领十几名金吾卫士兵一拥而上将元载和王缙绑了起来。“陛下！臣等所犯何罪啊？陛下，陛下！”霎时间王缙瘫倒在地，但元载还没有失去理智，他没有进行反抗，嘴里却依然为自己辩解。没有人去理会元载，李豫看到金吾卫士兵捆绑住元载后，又坐回宝座之上，但眼睛一直没离开朝堂之下，而且脸上的铁青之色一直没有消褪，直到元载和王缙被金吾卫士兵连拖带拉地押进了政事堂，李豫的脸上才恢复了先前正常的表情。元载和王缙就这样在一种他们认为很莫名其妙的状态下，被李豫顺利清除掉了。李豫让时任吏部尚书的刘晏和御史大夫李涵共同审讯这两个人，当然所谓的审讯只是个过场，其中讯问的要点全都出于李豫的指示，所以元载和王缙的结局就是必须认罪伏法。有了犯人的签字画押，接下来的事情就会顺理成章，在两个人认罪的当天，李豫立即赐元载自尽。接到皇帝陛下的命令后，元载彻底绝望了，他请求监督行刑的官员，希望能让自己尽快死去，不要受太多痛苦，但监刑官不仅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反而进一步羞辱这个平时嚣张跋扈的宰相，脱下脏袜子塞进元载的嘴里，然后强行将元载的脑袋塞进脖套中，将他缢死。不仅如此，李豫下令查封元载的家产，其妻王氏以及儿子元伯和、元仲武、元季能全部斩首示众。元载直到临断气的那一刻，也不明白自己一生显赫，怎会落得个如此屈辱下场，而且元氏一门基本上断子绝孙，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站得越高，摔得越狠！和元载比起来，王缙还是比较幸运的，虽然他先前也和元载一样被勒令自尽，但因为刘晏上疏李豫认为应该依法量刑，要有首从轻重的区别，所以王缙捡回了一条命，被改判贬为栝州（今浙江丽水）刺史。四月一日，针对宰相班子人员空缺的情况，李豫任命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加封二人为同平章事，一同充实进宰相班子。直到这时，李豫似乎方才感觉从重压之中突围出来，在此之前从李辅国一直到元载，李豫一直处于一种忍耐状态，现在他终于可以将注意力真正转移到国事上来。在他看来，新充实进宰相班子的杨绾和常衮有能力协助自己，使这个已经历经诸多劫难的帝国重新返回正途。革除时弊李豫在位时始终没能真正腾出手来认真治理国家，事实上仁慈的李豫内心深处无时不刻不在思考如何让大唐帝国重现昔日的辉煌，在成功清除权臣元载之后，李豫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了一些事情的，本节我们就来仔细说一说李豫革除时弊的一些做法。李豫将杨绾和常衮充实进宰相班子，就是想发挥两个人的才能，将这个国家治理好，而在李豫看来，杨绾和常衮无论从人品还是才学上都具备这样的能力。杨绾出身官宦世家，为官清廉，其祖父在武则天时任国子监祭酒，其父在开元年间任醴泉（今陕西礼泉西北）县令。杨绾早孤家贫，年长后好学不倦，博通经史，尤工文辞，但不喜言谈，淡泊名利。李亨在灵武即位后，杨绾从叛军控制的地区冒险奔赴灵武，使得李亨大为感动，被任为起居舍人、知制诰，历任官司勋员外郎、职方郎中、中书舍人、兼修国史。在担任中书舍人之后，杨绾建议恢复古代察举制的孝廉、力田等科，为天下所称颂，后又升迁为吏部侍郎，主持选举，精心完成考察官员工作，其公平、公正、公开的作风受到所有人的称赞。相对于杨绾性格的沉静而言，常衮是个清直孤洁的人，不轻易结交朋友，同时也是个炮筒子。天宝末年举为进士，宝应二年（763年），任为翰林学士、考功员外郎、知制诰。永泰元年（765年），升迁为中书舍人。在鱼朝恩专权的时候，常衮是为数不多的敢于同他叫板的人，曾直接上疏李豫指出宦官不宜担任过多的官职，而且李豫诞辰之时，面对各地方官进献来奇珍异宝，常衮直面指斥这些东西是聚敛于民以求媚上，请求李豫原封退还给进献的人。不仅如此，常衮还主张对于那些借皇帝诞辰，于寺观中写经造像、焚币埋玉，无节止地赏赐和尚、道士，借着为天子祈福的机会大肆敛财的行为，应该明令禁止，得到了李豫的赞同，并升迁为礼部侍郎。正是凭借着这种敢于揭露弊端、勇于上疏言辩的作风，常衮与另一名中书舍人杨炎，共为朝官们所推崇，时称“常杨”。事实证明，李豫将杨绾和常衮充实进宰相班子，算是选对了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个人共同协助李豫，着实做了一些实事，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李豫一朝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革除了一些时弊的，使朝廷风气焕然一新。大历十二年（777年）五月，杨绾在刚刚进入宰相班子一个月后，就向李豫上疏请求罢除诸州刺史所带的团练使、捉生将官职。杨绾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针对此前不久郇谟面见李豫时的控诉，而当时由元载和王缙的个人喜好随意任命，各州团练使、捉生将无论是权力还是收入都无法监控，往往徇私舞弊，以至于刺史的工资每月可以达到几万钱，这就是郇谟所说的团练使、捉生将的存在造成百姓苦不堪言的症结所在。可以说杨绾适时地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元载集团覆灭后，需要对他当政时诸多弊端的一种革除，当时李豫诏令准其所奏，杨绾又趁热打铁提出减除诸道观察判官的人数，也得到了李豫的批准。在杨绾建议的基础上，李豫进一步发挥，下诏规定各团练使除非军事紧急要务，不得擅自召见刺史，也不得任意撤免判决的职务另外派人兼任。又规定各州士兵都限制在一定的人数，招募来的民兵，由官府供给其家人粮食和衣物，这种做法称为“官健”。除此之外，凡各地的壮丁被差遣点召（春夏归乡耕地，秋冬召集服役）的，由官府发给口粮，这种做法称为“团结”。可以说杨绾一上来就出手不凡，协助李豫首先完善了各地方官的俸禄制度。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各地方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

司法制度，直接管理到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人；假如中国政府不能满足此项要求，希望中国政府切实改革“十三行”制度，消除弊端，增加透明度。第三，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互派外交使节，驻扎彼此首都。当然，马戛尔尼使团也为中国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礼物。经过九个月的海上旅行，1793年6月20日清晨六点，马戛尔尼使团四艘轮船浩浩荡荡抵达澳门外海停泊，随行副使斯当东勋爵迅即奉命登岸与东印度公司专员接洽。两天后，斯当东回到船上，向马戛尔尼报告在澳门所获情报，知道中国政府得知马戛尔尼使团将来消息后，文武官员均表满意，乾隆帝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英吉利者，使臣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乾隆帝通令各海口留心探听，凡有英使船只经过处，给予必要方便、帮助和礼遇。斯当东打探来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清政府确实早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派员前来中国，但他们对英国政府的用意几乎作了顽强相反的猜测。这也是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政府确实在几个月之前就通过洋商知道英使将来，但中国人没有弄明白英使来华使命。根据过往经验，中国人以为英使来华，就像诸番邦朝贡一样，因而乾隆帝指示沿海各口给予必要协助，“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乾隆帝关怀所在还是朝贡及贡物，这注定马戛尔尼使命无法达成。另一方面，清政府对想象中“新附”番邦心怀戒惧。乾隆帝历次指示不断提醒沿海各省督抚加强戒备，当英使贡船进口时，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必旗帜鲜明，甲杖精粹，同时要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这显然是“天朝上国”心态的自然流露，无形中为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任务设置了障碍。中国的期待与马戛尔尼的使命相差太远，但是这个时候，中英双方并不真切知道对方底牌，尤其是中方根本不知道英国人此行主要任务在通商，在建交。这两件大事，对于中方，对乾隆大帝来说，闻所未闻。马戛尔尼使团在澳门逗留了几天之后起程驰往浙江舟山，稍事休整继续北上，7月25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抛锚停泊。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长芦盐政徴瑞迅即派遣天津道乔人杰等前往迎接，并送去大量牛羊、米面、果蔬、茶酒，传旨颁赏。乾隆帝根据徴瑞的报告，再次指示在接待中要做到“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怀柔”。至此，清廷上下依然将英国使团视为一支专程前往北京朝贡的队伍，毫无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交往想法。因此，中国方面关怀所在不是询问、了解英国人为何而来，而是见面伊始查看“表文”，以及贡品礼单。使团提交的礼品清单有天体仪、地球仪、座钟、气象仪、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及军舰模型等。这些礼品，为英国最近百年创造，尤其是作为欧洲第一海军强国，礼品中的枪炮、军舰，以及天文地理仪器等，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然而，作为“天朝上国”，乾隆帝看到清单似乎有点失望，他在随后的指示中强调，英国人的礼品清单俱不免张大其词，由此可知英国人境界不高，“自为独得之秘，以夸耀其制造至精奇”，其实不过尔尔，“天朝原亦有之”。乾隆皇帝未见其人而先失望，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使命的机会越来越小。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缘起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君主个人独裁的政治模式虽然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但以君主为权力象征和“主权体现者”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则至迟从西汉中叶之后一直得以实行。这种模式将地方上的各种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由中央统一决策和推行，各级地方政权实际上沦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它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只能是垂直的隶属关系。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具有许多弊病，既扼杀了地方积极性，也造成了中央政权极其沉重而又不易消解的财政乃至政治负担。但是历史主义的观察，这种权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影响，它一方面维护了中国多族群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比较容易地造成一种稳定的、宁静的社会政治环境。不过，到了明清之际，由于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生产力因素萌生、发展，中国传统社会模式无可回避地产生许多裂痕。中国的权力模式如果依然固守旧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则势必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于是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便很自然地考虑如何重建中国权力模式问题。黄宗羲说：“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乎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明夷待访录?原臣》）很显然，黄宗羲不仅反对权力集中在君主个人之手，主张实行分权，而且意味着反对中央权力过分膨胀，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模式。只是这种模式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黄宗羲似乎尚没有更为清晰的方案。和黄宗羲不清晰的感觉明显不同，顾炎武不仅清楚地看到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之间的弊端，而且明白提出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他在《日知录?乡亭之职》指出，“《周礼?地官》自州长一下，有党正、族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酂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之制，亦不越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不由此！”因此，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明确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省辟属之法”。要求任职县令“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经过若干年试用后，称职者“任之终身”，并且要求“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使其个人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从而加强地方权力，完全由中央派出机构而变为相对独立的政权实体，以防“不虞之变”，以各地的共同发展来维系全国的统一和稳定。顾炎武反对官员异地任职，主张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利益一定要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关切相一致，必用千里之内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人。显而易见，顾炎武权力模式类型设计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是企图以古代理想的政治理念去纠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一点既有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意义，它实际上和欧洲近代观念的萌生走着同样的道路，都是“以复古求革新”。如果中国的政治不再发生剧烈性变动，伴随着中国新的生产力因素不断壮大与成长，顾炎武的权力模式类型迟早将变为现实，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必将从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中分解出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伴随着明清易代政权交替，中国政治变革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生机勃勃的满洲贵族在清朝早中期实际上却以自身的力量阻止了明中叶之后开始的政治体制变革进程，而完成了更姓易代、重建权力系统的工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在旧有模式中又继续运转了二百余年，而且在清朝早中期似乎还有所加强。只是到了晚清，一方面因为晚清政府实际上又陷入更姓易代的前夜，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新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因中国社会逐步“殖民地化”而变得更加强大，故而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再一次被提上中国政治日程，顾炎武的政治理念终于在近代中国寻觅到了知音。顾炎武政治理念的最早知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有感于中国危在旦夕的残酷现实，最早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有进行权力模式改革的必要性。早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年，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差不多都集中在湖南，试图在开明官僚陈宝箴庇护下，以局部改革为试点，完成中国政治体制模型的重新建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湖南新政”。湖南新政的中坚人物为黄遵宪。黄遵宪在这次新政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的理论明显地受到顾炎武的影响，只是黄遵宪毕竟生长在近代中国，毕竟有周游列国的亲身经历和更为丰富的世界观念，故而他的地方自治论思想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顾炎武，但顾的政治理念并不是黄遵宪政治主张的唯一智慧资源。据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自述：“吾自随使东西，略窥各国政学之要，以为国之文野，必以民之智愚为程度。苟欲张国力，伸民权，非民族之强，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何以自立？苟欲保民生，厚民气，非地方自治，则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沫不相关，民何由而强？早夜以思府县会议，其先务之亟矣。既而又思今之地方官受之于大吏，大吏又受之于政府，其心思耳目，惟高爵权要者之言是听。即开府县会，即会员皆贤，昌言正论，至于舌敌唇焦，而彼辈充耳如不闻又如何？则又爽然自失，以为府县会亦空言无益。既而念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诚使官民合力，听民之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中国哲学》第八辑）由此可见，黄遵宪地方自治思想资源更多地来源于西方近代观念，其根本目的也与顾炎武明显不同，而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将中国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他的具体方案是：“政体当法英美，而其着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取学校武备交通（自注：谓电信铁道邮递之类）之权，归之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议政。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议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自注：初仿日本，后仿英国），而将二十一行省分划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尔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梁启超年谱长编》，290页）显然，这已远不是顾炎武地方分权方案的简单摹本，而是一套全新的近代意识。然而，随着湖南新政，尤其是全国范围维新运动的失败，黄遵宪的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而仅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不过由此却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地方自治信念的先河。1899年，章太炎提出加强地方权力的“藩镇论”和“分镇论”，期望以地方自治为手段完成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章太炎在《藩镇论》写道：“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且今之斥拟藩镇以为跋扈者，其志果在宪政乎？抑他有所为乎？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私之至者，不行媚白人，使脍碟中国以至于尽不已。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在章太炎看来，在目前条件下，“与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封建方镇为一，置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注错无所变，其余置五道：……道各以督抚才者制之，冠各以地，无以虚辞美称，行政置吏，惟其所令；岁入贡于泉府者数十万，毋有缺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问。一受其爵，非丧土缺贡，终其身无所易，死则代以其属吏，荐于故帅而锡令于朝。其布于邻国，则曰斯吾封建之国也。交会约言在是，天室弗与知。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分镇》）章太炎认为，这虽然是等而下之的对策，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未尝不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变通方案。地方自治的理想或许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在中国被迫踏入现代化门槛时却又不得不成为一种趋势和一种选择。诚如欧渠甲在1902年所写的《新广东》中所说的那样：“且夫自立者，天地之大义，生人之本分，不可不担当不力行者也。我人之呻吟于专制政体之下，不得平等自由，登进文明之路，宜早树独立旗，击自由钟，以奋我国民之精神，以复我天赋之权力，虽满清政府未到如斯之地位，尚需早图自立，以除阻我文明之进步矣，何况其衰颓至于今日者乎？”如果说“东南互保”还带有以地方实力解决政治危机暂时性、临时性考量的话，那么，宋教仁等人在辛亥后关于中国权力模型设计，特别是中央与地方间关系重构则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的逻辑发展和理性审视。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说：“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谓宜折中，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这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作了理性概括和总结。中国如果照此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另一方面决不会出现地方势力坐大和分裂局面。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当过分的中央集权体制弊病日益明显时，人们的关注点当然是如何克服这一政治体制的弊病，重建新的权力模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既是对前此思想探讨的理性总结和折中，也是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和规划。宋教仁的理想一方面是想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调动和利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是依然期望在“统一中国”框架内解决问题，期望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富有理性的中央政府，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据此我们不难看到，宋教仁分权模式的核心，不是要导致中国分裂、地方主义坐大，而是重建中央与地方新关系。这种新关系不同于旧的中央与地方垂直式行政统制模式，也不同于欧美盛行的地方自治权甚大的联邦制，而是中央与地方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中，中央行政宜为统括的，“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应该说，这种设想大抵符合中国国情，是一种未尝不可一试的选择。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情况，宋教仁在提出这些设想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就惨遭杀害，他的理想便被束之高阁，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新模式只能另辟他途。不过，由于这一问题委实重要、迫切，即使不照宋教仁的方案加以解决，也必须采用其他方案加以回应。事实上，在宋教仁提出这些方案的当时或前后，国内思想界并未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一系列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影响最巨的当数“联邦制”。从现有资料看，联邦制在近代中国的最早明确提出，要推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梁启超。他在1901年所著的《卢梭学案》中写道：“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轹。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烁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而“我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

天下人的公敌。逢泽之会的消息传开，第一个不乐意的就是周显王。周显王在位的年代，因为内部权力斗争，王室实际上已经被一分为二，即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各自为政。饶是如此，周天子在名义上还是天下的共主，所有诸侯从理论上讲都是他的臣下。在历史上，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这样的一代枭雄，立下过盖世奇功，也不敢挑战天子的名位，反而是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争当王室第一忠臣。现在这个魏罃，祖上不过是晋国的臣子，当上诸侯也才三代，仗着手头有些兵甲，竟然妄自称王，真是太狂了！作为魏惠王的盟友，韩昭侯也不乐意了。三晋本为兄弟，一同封侯，互相是平等的主体。现在魏国称王了，韩国岂不是比魏国低了一等，往后这交道还怎么打？韩昭侯公开宣称，不承认魏国的王号。齐国和楚国，不消说，很乐意看到魏惠王干这种得罪天下人的傻事。而魏惠王接下来的行为，又进一步加重了天下人对他的反感。公元前342年，他有些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马陵之战，庞涓殒命魏军以穰疵为将，在南梁和霍城（均在今河南省汝州）打败韩将孔夜，遂长驱直入，逼近韩国的首都新郑。韩昭侯派使者向齐威王求救。齐威王仍旧是召开会议，听听诸位大臣有什么意见。在救不救韩国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统一的，那就是一定要救。但至于何时出兵相救，则发生了分歧。大夫张丐认为，迟救不如早救，如果齐国不及时出兵，韩国很有可能屈服于魏国的强大压力，臣服于魏国。田忌则认为，韩国虽然战争失利，实力仍然存在。齐国如果现在就贸然介入，等于替代韩军接受魏军的进攻，反而有可能受制于人。不如先静观待变，等到韩、魏两军都筋疲力尽了，齐国再出手救援韩国，可以事半功倍。田忌的观点其实就是孙膑的观点。回想起来，上次魏军围攻邯郸，孙膑也是不紧不慢。他很清醒地认识到，邯郸或者新郑陷落，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重要的是打击魏军的有生力量。“可是，”张丐反驳道，“一旦韩国失去信心，投降了魏国呢？魏国的力量岂不是更加强大，对齐国的威胁岂不是更大？”关于这一点，田忌也想到了。他对齐威王说：“我们可以派使者去新郑，向韩侯表达救援之意，坚定其抗敌的信心。至于什么时候发兵，不要急着给他一个准确的日期，让他知道我们不会坐视不理就行了。”换而言之，先给他们画张饼充饥吧！齐威王采纳了田忌的建议。说来也怪，韩国人收到齐威王开来的这张见票不付的支票，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士气立马高涨起来。半年之间，韩军组织了五次大规模反攻，结果……全失败了。公元前341年春天，当魏、韩两军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齐国终于出手。这一次出手仍然是田忌与孙膑这对老搭档，用的也是“围魏救赵”的老计谋。齐军再度越过宋、卫边境，直扑魏国首都大梁。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魏国国内并不空虚。魏惠王马上派太子魏申为统帅，庞涓为上将军，带领十万大军迎击齐军。当然，所谓太子为统帅，不过是挂个名来见习罢了。军中一切事务，还是由庞涓全权负责打理，再以太子的名义发号施令。事隔十二年，鬼谷子的两位门徒再度刀兵相见。齐、魏两军在平陵附近相遇。庞涓摆开阵势，正想大干一场，却突然得到情报，齐军已经拔寨起营，向北逃窜。庞涓一时没弄清楚孙膑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他小心翼翼地派出小股部队，前进至齐军营地，确认没有埋伏之后，才率领大部队跟进。在齐军营地中，庞涓命人仔细清点了齐军做饭时留下的灶眼，得出一个结论——田忌和孙膑率领的这支部队，不下十万之众。单从人数上讲，双方势均力敌。但是，齐军甚至没跟魏军接触就跑了，除了怯懦，似乎找不到其他理由。“孙膑这小子，还是不敢和我正面交锋啊！”庞涓心里暗自得意，命令全军紧跟齐军，寻找机会决战。追了一天，庞涓再度清点齐军留下的灶眼，惊奇地发现，齐军竟然减员一半，只剩下五万多人了。第三天晚上，庞涓再去数灶，判断出齐军仅剩不到三万人。毫无疑问，齐军一路北窜，一路不断有人开小差。只三天的时间，便逃亡了六七万人。这里已经临近齐魏边境。庞涓看着那些星罗棋布的灶眼，突然产生了一种担心：再有两天，齐军就将逃回国内，下一次再在战场上遇到孙膑，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十二年前在桂陵被俘的耻辱，一直深深烙在庞涓心上，甚至连睡觉都会时常梦到当时的情景。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当年如果不是孙膑狡诈地藏在暗处，让他放松了警惕，他绝对不会输那一仗。这就好比狮子正与狗作战，藏在草丛中的毒蛇却出其不意地咬了狮子一口。他要向世人证明，他就是那头威震天下的狮子，而孙膑不过是一条阴险狡诈的毒蛇。狮子有可能因为一时疏忽而被毒蛇咬伤，但是如果来一场面对面的决斗，狮子一定会将毒蛇碎尸万段。这一次，就让我们之间的恩怨作一个彻底的了结吧！让世人知道，我庞涓才是鬼谷子最得意的门生，才是天下第一兵法家。带着这样的想法，庞涓命令步兵就地安营扎寨，自己和魏申只带着数千名精锐骑兵，快马加鞭去追击齐军。他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来，他又犯了和上一次同样的错误。庞涓轻装前进的第二天，来到了齐、魏、卫三国边境一个名叫马陵的地方（今山东省范县）。马陵道路狭窄，地形险恶，路的一边是山林，另一边是深沟。庞涓抵达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数千名骑兵不得不下马，排成两列纵队蹒跚前行。突然间，先头部队停了下来。庞涓跑到前面一看，原来是一棵大树被砍倒了，横在路中间，将道路挡得严严实实。“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树搬开！”庞涓吼道，“齐军这点伎俩难道就能挡住魏国武卒的步伐？”“上将军！”有人小声说道，“这树有点古怪。”庞涓走上前，暮色中，只见那树的中段有一片树片被剥掉，露出白白的一块，而且似乎还写着一行字。庞涓满怀疑惑，命人点燃一个火把，就着火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道：“庞涓死于此树下……”话音未落，无数弩箭飞来，射得魏军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所谓士兵逃亡减灶，原本就是孙膑故意安排的假象。事实上，从齐军进入魏国的第一天起，孙膑就给庞涓设下了一个局。他通过不断的战略欺骗，牵着庞涓的鼻子，一步一步来到他早就挖好的陷阱中。在这个陷阱周围，埋伏了整整一万名弓弩手。数千名魏军就算插上翅膀，也飞不出齐军的包围圈。庞涓见此情景，万念俱灰，拔出宝剑，自刭而亡。庞涓一死，魏军更无斗志，纷纷放下武器投降，魏申也成为齐军的俘虏。庞涓的遗言只有一句话：“遂成竖子之名！”意思是，终于让这小子成名啦！他至死都认为，孙膑不过是侥幸赢了他。写到这里，有必要对田忌和孙膑的“后事”作一番交代。据《战国策》记载，马陵之战后，孙膑问了田忌一个问题：“将军有意干一番大事业吗？”田忌心里一惊，问道：“军师所说的大事业是……”“将军与成侯（邹忌被齐威王封为成侯）的矛盾，齐国皆知。您若没有立功倒也罢了，偏偏您两度打败庞涓，闻名于天下。成侯本来就视您为眼中钉，这一战之后，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您现在这样回去，只怕是凶多吉少。”孙膑仍旧是不紧不慢的语气，田忌听了，却出了一身冷汗。“依在下之见，您现在手里握着十万大军，将士们都视您为神明，甘愿为您牺牲性命，您切不可束手就擒。可派一部分老弱病残的士兵把守主地（今山东省淄博）。主地道路狭窄，车辆只能勉强通行。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即便是老弱病残，也能以一当十，万无一失。然后您背靠泰山，左有济水，右有高唐，辎重可直达高宛（今山东省桓台县），再派一支精锐的车骑部队奔袭临淄，则整个齐国都在您的控制之下。到那时候，成侯必定出逃，齐侯也只能听命于您——这就是在下所说的大事业。”“这……这不是要我造反么？”田忌惊恐地看着孙膑。“此乃形势逼人，您不这样做，就只能等着成侯来算计您。”田忌连连摇头：“军师快别说了，我田忌深受国恩，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来？天下人会怎么看我？我又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他最终没有采纳孙膑的意见。自幼受忠君爱国思想教育的田忌也许不了解，对于鬼谷子和他的门徒来说，天下就是一个棋局，帝王将相也罢，贩夫走卒也罢，不过是棋局上的棋子，在价值上没有区别。他们超脱于世事之外，略带着一丝悲悯，一丝嘲讽，甚至是一丝冷酷，致力于设计和解开一个又一个的“珍珑”。庞涓之所以不如孙膑，并不是因为他的兵法不够强，而是因为他太过于“入世”，太热衷于名利，以至于自己也变成了一颗棋子，最终被孙膑的棋子吃掉。而在孙、庞之后，鬼谷子的另外两位高徒也已经悄然出山。与前两者相比，他们虽然不善于用兵，却更擅长于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把“天下”这局大棋下得风生水起。事实证明，孙膑是有先见之明的。马陵之战后，田忌作为英雄回到了齐国。某一天，有人带着重金来找临淄街头最有名的算命先生，自称是田忌的部下：“将军二败庞涓，名震天下，现在欲举大事，请您占卜一下，看看凶吉如何。”算命先生信以为真，给他算了一卦。不料那人刚走不久，邹忌的门客公孙阅就带着人闯进来，将算命先生逮捕，直接送到齐威王那里问话。田忌得到消息，没抱任何幻想，赶紧收拾家当逃到了楚国。据国学大师钱穆推测，孙膑也跟随田忌一同来到了楚国，从此不问世事，潜心著书。传世之作《孙膑兵法》的大部分内容，应该就是在楚国完成的。商鞅作法自毙马陵之战后，魏国就一蹶不振了。公元前341年冬天，卫鞅向秦孝公上了一书：“秦、魏两国，互为心腹之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魏国占据崤山以东的肥沃土地，与秦国划河而治，形势有利就进攻秦国，形势不利就向东扩展。现在秦国主上圣明，国家昌盛；而魏国刚刚被齐国打败，尚未恢复。此时不进攻魏国，更待何时？只要能逼得魏国向东撤退，秦国就可占据崤山之固，黄河之险，进而控制东方诸国，一统天下，完成帝王之业！”秦孝公对卫鞅一向言听计从，便派他为统帅，带领秦军进攻河东，威逼大梁。魏惠王派公子卬（áng）为将，迎战卫鞅。秦、魏两军在河东对峙。卫鞅派人给公子卬送去一封信。信上说：“当年我在魏国担任中庶子，与您相处得很快乐。现在却各为其主，刀兵相见，实在是于心不忍。我想请您到营中一聚，小酌几杯，共叙旧情，订立盟约，化解兵戈，然后各自撤兵，互保平安，则两国百姓有福。不知您意下如何？”公子卬欣然赴约。应该说，这既是对卫鞅的信任，也是对和平的期许。然而卫鞅却是个不怎么念旧情的人。公子卬一进秦营，便被埋伏的武士扣押起来。秦军趁机发动进攻，魏军群龙无首，被打得大败。这一战对于魏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换取和平，魏惠王被迫向秦国妥协，归还了秦国部分河西土地。到了这个时候，魏惠王才想起二十年前公叔痤对他说的话，不觉悔恨交加道：“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回想起来，魏文侯年代，天下英雄齐聚大梁，盛极一时。自魏文侯死后，魏国先后逼走吴起，放跑卫鞅，错失孙膑，把那个年代最杰出的三位人才都拱手送给敌人。魏国由强盛转为衰落，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事吗？要命的是，此后一百余年的历史中，魏国当权者似乎没有吸取教训，仍在犯着相同的错误——这是后话，在此不提。这一战也将卫鞅在秦国的仕途送到了顶点。得胜回朝后，秦孝公封赏给他于商（今天陕西省商洛一带）十五座城邑，号称“商君”。因此，卫鞅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商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鞅为了维护秦国的中央集权，剥夺了众多旧式贵族的特权和封邑。秦孝公封赏给他十五座城邑，等于让他拥有了一个国中之国，他却欣然接受，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当时有个叫赵良的人，在秦国颇有名望，到商鞅府上拜访。商鞅刚受封赏，春风得意，对赵良说：“当初秦国的风俗和戎狄一样，父子不分家，男女老少同居一室，是我用礼法规范秦人的行为，使他们男女有别，分房而居。我组织国人修建宫室城阙，把咸阳营造得像鲁国、卫国的都城一样漂亮。在您看来，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的五羖（guˇ）大夫相比如何？”羖即公羊。春秋时期，秦穆公年间的贤臣百里奚，据传是用五张羊皮的价格从楚国买回来的，被世人称为五羖大夫。赵良说：“那五羖大夫出身贫寒，秦穆公以奴隶的价格将他买回来，委以重任，凌驾于万人之上，秦国却没有人不满意。他在任期间，秦国对内施行德政，对外恩威并施，四方诸侯都来朝觐。但是他从不居功自傲，出门不坐车，酷热不打伞，走遍国内不带随从。他死的时候，秦国人无不痛哭流涕，连小孩都无心玩耍。他的功劳永载史册，他的德行让后人永远铭记。可是您呢，身为秦国的大良造，不为百姓造福，却大兴土木营造宫室，惩治太子的老师，用严酷的刑法残害百姓，这是自招怨恨，积聚祸患啊！自古以来，教育百姓比命令百姓更能深入人心，而您一味使用刑法来恐吓百姓，让大家服从于您的权威。您只要出门，身后就跟着数十辆战车，车上都是全副武装、身强力壮的卫兵，沿途还要布置警卫，非如此不敢出门。恕我直言，您的处境就好比早晨的露水，很快就会面临消亡的危险，怎么能够跟五羖大夫相比呢？”商鞅默然不语。“您如果想活得长一点，就把封地交还给国君，找一个偏远的地方耕田种树，颐养天年。如果仍旧贪图荣华富贵，独揽大权，一旦时局发生变化，秦国想要杀您的人还少吗？”赵良话说到这个份上，商鞅仍是沉默。毕竟，急流勇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甚至比逆流而上更难一百倍。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他并非不知道自己得罪了很多人。可是改革如果不得罪人，那就不叫改革了。只要秦孝公还站在他这一边，还信任他，得罪谁他都无所谓。然而，老天好像跟商鞅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公元前338年，也就是这次谈话之后不到半年，秦孝公突然去世了。据《战国策》记载，秦孝公去世前，曾经提出要把君位传给商鞅，但是被商鞅拒绝。秦孝公此举，究竟是出于真心实意，还是出于试探，后人无从得知。秦孝公死后，太子嬴驷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秦惠王。前面已经说过，秦惠王和商鞅之间，存在一段不愉快的经历。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一直深藏于秦惠王心中，从来没被放下。关于这一点，商鞅无疑也是心知肚明的，经过一番思量后，他主动向秦惠王提出要告老还乡，要回到自己的封地去过太平日子。和很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人一样，商鞅的如意算盘是，权力我不要了，但是富贵还是给我留着吧！秦惠王差点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可就在这个时候，秦惠王的老师，当年被商鞅割了鼻子的那位公子虔出来说话了。“大臣功高盖主，就会危害国家的安全。如今秦国的男女老少，只知道有商君的法律，不知道有国君的权威。商君早就凌驾于国君之上，成为秦国的主人了。他现在提出告老还乡，不过是以退为进，想回到自己的封地去积蓄力量，时机一到就会向您反扑。”公子虔自从被割了鼻子，一度闭门不出，整整八年没有见客，后来找人装上一个面具才敢出门。他对商鞅的恨，可以说是恨到骨子里头了，现在终于守得云开见日出，自然不遗余力要把商鞅往死里整。秦惠王的另一位老师，被商鞅判了黥刑的公孙贾也不失时机地跳出来，向秦惠王提供了一些商鞅要谋反的“证据”。在两位老师的轮番轰炸下，秦惠王很快发出了一道逮捕商鞅的密令。当然，卫士们从宫中出发前往商君府的时候，商鞅已经得到了情报。他换上一身平民的衣服，从自家的后门溜出来，迅速离开了咸阳，取小路直奔自己的封地于商。他心里想，凭借

霸主作派仍然使得他颇为不满。公元前677年春天，郑厉公派大夫叔詹前往齐国朝觐齐桓公。这个在他看来已经尽到礼数的行为却引起了齐桓公的指责：别的盟国都是由国君亲自来朝觐，为何独你郑国只派了个大夫来呢？从这件事情来看，齐桓公和郑厉公存在认识上的偏差。齐桓公认为，幽盟既然建立起来了，也就是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而所谓霸主，地位是比一般诸侯高的，是仅次于天子的第二号人物，而且是实权派，理应受到特殊的尊重。郑厉公则认为，自天子以下，诸侯皆平等，幽盟作为一个国际合作组织，是一个平等合作的实体，不存在所谓的宗主国，只有轮值的主席国。因此，他派个大夫来朝觐齐桓公，已经是对主席国极大的尊重，别的就不用再想了。齐桓公越想越不是滋味，想发兵攻打郑国吧，去年才结盟，今年就为了些许小事翻脸，恐怕为天下人耻笑，也影响同盟国的内部团结。再说了，郑厉公这个人用兵如神，跑到他的地盘上去作战，齐军不一定占便宜，只怕劳民伤财，无功而返。想来想去，齐桓公出了个损招，把叔詹扣留起来，不让他回国，看看郑厉公有什么反应。郑厉公的反应很出乎人们的意料，他打点行装，前往王城雒邑告御状去了。当然，说是告御状，其实也就是想看看周王室的近况。齐桓公不是打着天子的旗号吓唬我们这些人吗？我倒是要看看，天子和你的关系到底亲近到什么程度。搞不好，我把这张虎皮扯过来，让你喝一壶！郑厉公这样想是有道理的：第一，周天子姓姬，他也姓姬，而且是近亲，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第二，郑国就在周王室旁边，想去就去，想回就回，便于沟通感情；而且，万一王室“有事”，他这位近在咫尺的亲戚难道不比你远在山东的齐桓公来得快？郑厉公跑到雒邑，正赶上虢公、晋侯朝觐天子。虢公、晋侯也是姬姓，三个人越说越亲，凑到一起拉家常，居然促成了当时的天子周惠王与陈国公主的一段婚事，将一个叫做陈妫的女人给迎娶到周王室来了。郑厉公没有白去王城。就在他从王城回来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5年，周王室果然“有事”，五位王室重臣在苏氏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企图将周惠王赶下台去。事情的起因还得追溯到周惠王的爷爷周庄王（周桓王的儿子）头上。周庄王宠爱一个叫王姚的嬖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颓，按照当时的习惯，被称为王子颓。如果按照辈分，这位王子颓也就是周惠王的叔叔了。周庄王对王子颓宠爱有加，派大臣蒍国担任王子颓的老师。周惠王即位之后，有一个很不好的爱好，和我们现在某些开发商一样，热衷于占地皮，而且不想花钱，喜欢强拆强建。短短数年间，他抢了蒍国的菜园，用来建自己的动物园；抢了边伯的住宅，用来扩大王宫；还抢了子禽、祝跪、詹父的田产，停发了王室膳食总管石速的工资……那几个人受不了，凑到一起阴谋作乱，并找到了苏氏，要他牵头起事。前面说过，苏氏乃是周王室的传统贵族，其先祖苏忿生在周武王年代担任司寇。到了周桓王年代，天子与郑庄公交换土地，拿着苏氏的十二座城池交换郑国的四座城池，虽然当时郑国没有拿走那十二座城，苏氏却对王室产生了强烈的怨恨。公元前675年秋天，蒍国、边伯、子禽、祝跪、詹父五位大夫发动了宫廷政变，企图拥立王子颓为王，然而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苏氏带着王子颓逃到卫国，并在卫国、燕国（南燕国）的帮助下，起兵进攻王城，于同年冬天赶跑了周惠王，立王子颓为王。郑厉公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公元前674年，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王子颓，劝他迷途知返，尽快把王位还给周惠王。这个建议自然没被王子颓采纳。郑厉公也不生气，派人不声不响地把南燕国的国君燕仲父给抓来了。这么做的目的是斩断王子颓的手脚。至于怎么抓到南燕国君的，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我想，郑厉公经历过宋国雍氏绑架祭仲的事件，多少学到了一些雍氏的手段吧。而到了那年夏天，郑厉公又把流亡在外的周惠王给找到了，并将他安顿在自己曾经居住多年的栎城。我们不得不感叹，经历了一些风雨之后，郑厉公的手段越发层出不穷了。同年秋天，郑厉公率军保护周惠王进入邬城，攻入成周，将王室存放在成周的宝器席卷一空，然后安全撤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王子颓还在乐悠悠地享受胜利的果实，到了冬天在雒邑举办了大型的宴会，热情招待造反有功的五位大夫。宴会上表演了自黄帝以来六代的大型音乐和舞蹈。参加宴会的老人都说，自平王东迁以来，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隆重的节目啦。郑厉公听到这个消息，跑去找虢公，说：“哀恸有时，欢乐有时，不该高兴的时候瞎高兴，必有祸至。你看看那个王子颓，成天歌舞升平，不知节制，这就是所谓的幸灾乐祸。过去司法官给犯人执行死刑，君主就不吃大餐，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以示悲哀，哪里敢幸灾乐祸啊！王子颓欺君犯上，为天下所不容，祸莫大矣，居然还敢乐而忘忧。咱们何不奉天子归位？”虢公与之一拍即合。公元前673年夏天，郑厉公与虢公共同出兵，讨伐王子颓。从军事实力上讲，周王室的部队根本无法和郑国大军相抗，何况还有虢国军队的支持？郑国军队保护着周惠王从圉门攻入王城，虢公则自北门攻入王城，杀死了王子颓和五大夫。郑厉公在雒邑设宴，庆祝周惠王重登王位，并且也把六代的音乐舞蹈都表演了一番，真正是春风得意，齐桓公若是看到那幅场景，不羡慕得吐血才怪。当年周平王曾经许诺将虎牢关以东的土地全部赐给郑武公，现在周惠王为感谢郑厉公，将周平王的承诺全部兑现，郑国的土地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即使郑庄公再生，也会为这个儿子的表现感到骄傲。当然，在那场盛绝一时的宴会上，也出现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周惠王将王后使用的一块铜镜赐给了郑厉公，而将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了虢公。酒爵是礼器，而铜镜只是普通日用品，显然厚此薄彼，令郑厉公深感不快。不过那只是很短一段时间的不愉快。因为两个月之后，郑厉公死了。郑厉公年轻的时候，随父亲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兄弟中的佼佼者；哥哥郑昭公即位后，他在宋国人的帮助下，半推半就地发动政变，赶走了郑昭公；他的首任国君生涯维持不过三四年，因与祭仲争权失利，被迫流亡他乡，而且一去就是十七年，将自己风华正茂的岁月消耗在忍耐和等待中；等他重新回到新郑，天下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北方的齐桓公和南方的楚文王，霸业初成；而他带领郑国这样一个中等偏小的国家，在夹缝中求生存，既保持了国家的独立，又维护了自己的尊严；短短的数年，他稳定了国内政局，又致力于参与王事，扶助周天子复国，立下奇功，使得一心称霸的齐桓公相形见绌。无奈，正当他踌躇满志，欲与齐桓楚文一较高低的时候，天妒英才，撒手西去，功亏一篑。郑国由桓公肇始、武公奠基、庄公扬鞭的强国之梦，也就此戛然而止。【寡妇门前是非多】郑厉公的死让齐桓公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抓紧时间，广泛开展外交，同时辅以军事手段，巩固幽盟的成果。公元前672年秋天，齐桓公派高傒前往防城与鲁国结盟，决定将自己的妹妹嫁给鲁庄公为妻，作为关系巩固的纽带。同年冬天，鲁庄公不顾礼数，亲自跑到齐国下聘礼，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公元前671年，鲁庄公前往齐国学习考察，观摩了齐军的军事演习。同年十二月，齐、鲁两国元首在郑国的扈地会盟。公元前670年，鲁庄公再一次不顾礼数，亲自前往齐国迎娶齐桓公的妹妹哀姜（诸侯下聘和娶妻，只需由卿大夫代劳，本人不用出马）。鲁庄公和他的父亲鲁桓公一样，对于齐国来的公主总是抱有一种敬畏感，以至于分寸大乱，“非礼”之事时有发生。哀姜来到鲁国，鲁庄公命同宗的妇人手执玉器列队迎接。按照周朝的礼仪，贵族相见，手上必须执物以表诚敬，同时通过所执之物的贵贱来体现贵贱等差。一般来说，男子所执之物为玉帛或禽鸟，女子则用榛子、栗子、枣子等果实。鲁庄公命妇人手执玉器迎接哀姜，主要是因为他在这位大国公主面前缺乏自信，怕人家看不起自己，所以才虚张声势罢了。公元前668年秋天，齐桓公发动鲁、宋两国共同讨伐徐国，迫使其加入到幽盟组织。公元前667年，距第一次幽盟十一年之后，齐、鲁、宋、陈、郑等国元首在幽地再次会盟。这时候郑国的国君是郑厉公的儿子郑文公。与桀骜不驯的郑厉公比起来，郑文公显然好打理得多，没给齐桓公造成任何麻烦。第二次幽地会盟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落下帷幕，齐桓公进一步巩固了同盟内部的团结。公元前666年春天，周惠王命齐桓公讨伐卫国，理由是当年卫国曾帮助王子颓谋叛。此时卫惠公已经死了三年，当政的是他的儿子卫懿公。卫国军队战败，紧接着认罪、赔款，齐桓公满意而归。公元前664年，齐桓公通过外交施压，逼迫小国鄣国依附于齐国。同年冬天，北方的少数民族山戎入侵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亲自带兵驰援，打败了山戎军队，并且趁胜追击，一直打到今天的辽宁省境内的孤竹才班师回朝。为了矜夸自己的战功，齐桓公派人把一批北戎战俘赠送给鲁国。此举热情可嘉，但是遭到左丘明的严肃批评，理由是：但凡诸侯打败蛮、夷、狄、戎等野蛮人，应该献俘于周天子，由周天子来警惧他们，而不应该献俘于诸侯。但是，不管礼不礼，鲁庄公对于齐桓公的馈赠受宠若惊，于第二年春天开始参与修筑小谷城，以此作为礼物赠送给管仲。诸侯筑城赠送给他国的大臣，这在春秋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大手笔。齐、鲁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如胶似漆的蜜月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在当时看来也许不值一提，可是很多年后，人们又不得不将它大书特书，那就是：陈国的公子完逃亡到齐国。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厉公的儿子公子完逃亡到了齐国。春秋乱世，各诸侯国的公室子弟像蒲公英一样被风吹着飘来飘去是常有的事，齐桓公本人就有过避难于他乡的经历，因此对于公子完不但没有歧视，反而惺惺相惜，热情地接待了他。公子完是个很稳重的年轻人，即使在流亡之中，仍然保持了高贵的气质，谈吐相当不俗。齐桓公和他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候，突然说：“你就在齐国住下来吧，即便陈国政局稳定下来，你也不用再考虑回陈国的事了，我想任命你为齐国的公卿。”公子完听了，毕恭毕敬地拜伏在地上，表示感谢，然后说：“国家有难，我跑到贵国来逃避责任，能够得到您的宽容，就已经很满足了，哪里还敢窃居高位，让人家说闲话啊！”这种谦恭的态度使得齐桓公更加坚定了重用公子完的决心，于是任命他当了工正，也就是掌管百工的官，类似于后世的工部尚书。后来有一天下午，齐桓公突然带着随从跑到公子完家里，坐在院子里和公子完喝酒聊天，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天就黑了。齐桓公酒兴正酣，下令说：“举起火把，不醉不归。”公子完一听，马上跪倒在齐桓公跟前说：“对不起，我只知道白天招待国君，不知道晚上如何陪饮。”坚决将齐桓公送走了。《左传》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喝酒是一种礼仪，不能豪饮无度。白天喝酒合乎礼法，晚上喝酒就等于淫乐，公子完这样做是不想让主君违背礼法而陷入淫乐啊！公子完还在陈国的时候，陈国的大夫懿氏想把女儿嫁给他，因此要老婆算了一卦，得到的结果是：“吉利，所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齐是姜姓，陈是妫姓，这段并不晦涩的文字似乎是在说，有陈国的公子将跑到齐国去安家，五世之后家业大兴，成为齐国的正卿，而八世之后，无人可以匹敌。作为臣子，正卿已经是极限；无人可以匹敌，那不就是要当诸侯吗？事实上，公子完很小的时候，有位王室的周易大师来到陈国，曾经给他算过一卦，结果得到“观卦变成否卦”，其爻辞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大师解释，这是说他出国观光，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所谓天子的上宾，自然就是诸侯，难道这是说公子完将成为陈国的主人吗？不是。因为从卦象上来看，不是在陈国而是在异国；也不是公子完本人，而是说他的子孙。简单介绍一下，《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每卦皆由上下两“经卦”——也就是基本卦构成。观卦的上卦为巽（代表风），下卦为坤（代表地），也就是所谓“风地观”；否卦的上卦为乾（代表天），下卦为坤，也就是所谓“天地否”。观卦变成否卦，是因为上卦的风变成了天。大师接着解释说，光的特点，是照亮他物而非自身。风变成了天，而行于地上，这就是山。有了山上的物产，又兼天上的光照，美好的事物都具备了，所以说“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但是仍然有待观察，所以说并非他本人，而是他的子孙。大师还准确地算出，公子完的后人如果在异国发迹，必定是在姜姓之国。公子完在齐国定居下来，并且改其姓氏为“田氏”，建立了齐国的田氏宗族。两百多年后，他有一位叫田乞的后代消灭了齐国传统贵族国、高二氏，成为齐国的首席执政大臣。田乞的儿子田常扶立齐平公，成为齐国的实际控制人。到了公元前379年，田氏干脆取代姜氏家族，成为了齐国的君主。当然，这是后话。当时齐桓公也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一时善举，又或者叫做政治投资，竟然彻底改变了姜姓宗族的命运。这叫不叫引狼入室呢？就在北方的齐桓公专注于建立自己的霸业的时候，南方的楚国也没闲着，灭了息国，控制了蔡国。这两件事情均与一个叫息妫的女人有关。息妫是陈国公室的女儿，嫁给了息侯为妻，因此被称为息妫。不用说，一个女人如果能够对历史事件产生重大影响，必定是国色天香，美艳不可方物。公元前684年，息妫出嫁，从陈国出发，途经蔡国，前往息国。当时蔡国的国君名叫献舞，也就是历史上的蔡哀侯，同样也娶了陈国的公主为妻，按关系算是息妫的姐夫。这位姐夫听说小姨子出嫁，非常高兴，一定要亲自请小姨子吃饭，这在当时是有些失礼的事情。而在吃饭的过程中，姐夫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姨子看，两杯酒下肚，玩笑就开得很过分了。有没有动手动脚我们不知道，总之息妫后来跟老公息侯一说，息侯立刻火冒三丈。是男人都应该火冒三丈。只是息侯发泄怒火的方式很特别，他既没有当面谴责那位连襟的无耻举动，也没胆量提出和他单打独斗，一决雌雄，而是不动声色地派一位使者去了南方的楚国，对楚文王说：“请您派兵来打我。”楚文王傻了眼，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使者说：“我们国君深惧大王威名，很想为您效犬马之劳，以获得您的欢心。现在蔡侯献舞仗着自己是姬姓，国家不大，架子不小，完全没把您放在眼里。这种不识时务的态度，我们国君看不过去，所以宁可以身作饵，请大王派兵讨伐息国，息国则向蔡国请求支援，献舞必定亲率部队来救，到时我们配合您，合而围之，给他点教训，也让他从此知道要尊重楚国。”这可真是一个令人难以拒绝的建议。楚国自楚武王年代崛起，一直苦心经营汉水流域，稳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到了楚文王年代，楚国国力强大，早就不满足于独霸一方的格局，而有志于逐鹿中原，企图成为天下的霸主。楚文王天天摩拳擦掌，在姬家村外探头探脑，正不得其门而入呢，冷不丁跑出一个息侯来，谄笑着对他说：“我来带路。”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有人送枕头。楚文王真是做梦都要偷笑了。同年九月，楚国大军如约出发，攻打息国。息侯派使者向蔡国求救。献舞听说楚蛮子要攻打小姨子的国家，果然很紧张，马上带领部队前往息国救援。论实力，蔡国、息国加起来也不是楚国的对手，更何况息侯吃里扒外，将蔡军出

一番吧。二台湾郑氏家族的建立，当然要追溯到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十二月十三日，福建抗清领袖、大明“国姓爷”郑成功率2万水师渡海远征，历经8个月苦战，击败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令沦陷38年的台湾岛重归中华怀抱。其后建“大明台湾承天府”，建都台南，继续高举“反清复明”旗帜，接明朝宗室入住台湾，沿用永历皇帝年号，与清朝统治者周旋22年。这段不世之功，至今令国人耳熟能详。耳熟能详的史实，却深藏着今天的我们或许已不熟悉的细节。一个细节就是郑氏家族的“名分问题”。早在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故主南明隆武皇帝殉难后，誓师起兵的郑成功接受了南明另一个皇帝永历皇帝赐的“威远侯”封号，以“永历”为年号，奉南明永历政权为正朔，成为郑氏家族恪守到底的选择。建制台湾后，即使永历皇帝业已殉难于云南，郑氏家族始终奉永历帝为正朔不变，清政府最终平定台湾的“清康熙二十一年”，也实为台湾郑氏政权的“大明永历三十七年”。所以，金庸小说《鹿鼎记》里所谓郑氏家族为是否尊奉永历帝而与沐王府斗得你死我活的情节，纯属子虚乌有。所谓“台湾郑氏政权”，实为南明政权治下的“大明台湾省”，虽未再立明氏宗室为尊，却依然是大明王朝留在中华大地的最后一条血脉。其性质，实与南宋灭亡时期，残留在福建、广东一带的南宋小朝廷无二。世人总把南宋王朝崖山兵败，陆秀夫携南宋末帝跳海殉难的公元1279年，看做宋朝灭亡的句号。而论及明朝，却把公元1644年崇祯殉难煤山作为终结点，至于南明小朝廷，乃至台湾郑氏政权，皆划于明朝历史之外，时至今日，这般的“双重标准”，是否也该公正客观？抛却“双重标准”，正视“名分”，所谓郑成功驱荷复台，既非抗击外来侵略这般简单，更非“割据自立”乃至“分裂祖国”。这是大明王朝大厦将倾之际，最后的一块“复国根据地”，更是心怀故国的万千明室遗民，最后的精神家园。与名分相关的，是收复台湾的过程。其中的一些艰苦，是读正史的人所熟悉的，比如荷兰人防御严密，军力强大，赤嵌、台湾府两战，攻击异常惨烈。久攻不下之际，郑氏大军出现断粮危险，在漫长的包围之后，方逼得荷兰军整军降服。克坚城，复故土，软硬相济迫服纵横全球的“海上马车夫”，不易。更“不易”的还有一些令清朝人尴尬不已甚至回避不提的历史：就在郑成功倾精锐东征台湾之际，意在统一全国的清王朝也频频动作，多次派兵清剿郑成功的属地金门、厦门，叛逃清室的施琅、黄梧等人，更是甘为前驱，率水师屡屡打劫郑军开往台湾的运输船，企图断绝郑军攻台的运输线。如此“趁火打劫”，实是让郑成功的攻台大军腹背受敌，在围攻台湾城的最关键战役里，郑军的运粮船遭清军袭扰，部队一度面临断粮局面。郑成功以身作则，减少三餐粮食用度，也不肯向台湾百姓加派征用。“郑氏逆贼”的所为，真让正统的“我大清”汗颜。根据揆一的《被贻误的台湾》，以及诸多荷兰当时驻东南亚官员的记录笔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甚至占领台湾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荷兰侵略者和南下清军频频勾结，联手打击。荷兰殖民者甚至通过清廷宠信的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在清廷高层活动，不仅向清军出售武器、战船，更派水师连续骚扰，配合清军作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高官菲克尔的记录写得十分明确：鞑靼人（清廷）对台湾属于谁的兴趣，远少于对国姓爷是否还存在的兴趣。号称“正统”的大清王朝，在这场“反侵略”里的表现，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当时许多明朝忠臣对郑成功的选择颇多指摘，比如抗清名将张煌言指责郑成功“舍大就小，得不偿失”，顾炎武等“明朝遗老”也指责说这是“以忠义为名，弃君臣大义，行自立乾坤之实”。但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远一些，西班牙王室重臣菲利普亲王早在公元1622年就向王室建言：台湾是“远东海洋的灯塔”。荷兰国会则在公元1651年、1655年、1658年3次追加建造台湾防卫的预算，长期担任荷兰国驻台湾总督的揆一更是坚称台湾是“东亚海洋不沉的桥头堡”。在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台湾因其特殊的位置，在东西方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宝岛”，实至名归。我们不妨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公元1661年的那次渡海东征，郑成功的抗清力量在清王朝的绞杀下迅速覆灭，而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对开拓万里海疆从未有过兴趣。盘踞台湾的荷兰人，也势必稳固他们的统治，台湾，将从此真正成为荷兰海洋帝国治下的一块“领土”，几个世纪以后，或许会继续留在荷兰版图里，也或许会如今日菲律宾、印尼一样，成为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邦”，却必不再为华夏所有，若那样，才是万千炎黄子孙真正的恨事。如果我们以此来看待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业，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评语：艰苦卓越，功业千秋。三说功业，自然要说说郑氏台湾政权的军事力量。一支能够驱逐“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并与“满万不可战”的清八旗周旋数十年的军事集团，自然很强大，但其强大程度，相信会出乎今天很多人的意料。清朝康熙时代常年主持平台大业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就在奏章里写得明白：郑氏集团“火器之利，兵舰之强，不亚于荷夷，更非我之所能及。”这位大清“朝廷命官”说的是实话，论“火器之利”，早在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郑成功誓师福建，起兵反清时，便在厦门建立了完备的军火工业生产线，重金聘请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国家技师督造生产，并“择沿海良家子弟，礼聘红夷为师，习火器制造之法”。明末清初购买西洋火器壮大自己，但多是简单购买洋枪洋炮，而系统学习制作工艺，甚至独立研发，郑成功可谓第一人，比起首倡“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林则徐，他没有说，却早了近两个世纪。苦心当然没白费，在台湾出土的郑氏集团的各类武器装备里，火枪已出现了“火轮枪”，不仅远胜于同时代清军以及南明各路军队的装备，更不亚于西方同时代的水准。火炮已有了爆破弹，即时人所谓的“开花炮弹”，其性能和作战效用，远胜于200年后参加鸦片战争的清军。“兵舰之强”更是事实，荷兰人称郑氏集团的战船为“戎克船”，又称“台湾船”，全长30公尺，载炮30门，是郑氏水师的主力战舰，不仅其性能远胜于明朝正规水师的“大福船”，更多次在海上击败荷兰船队。另有郑氏舰队的王牌战舰“三桅炮船”，船长80米，桅杆高4丈，船舱有5层，配轻重火炮50门，可容各类作战人员400人，堪称是当时全球海洋上的“巨无霸”战舰。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在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郑氏集团纵横东亚海疆，历经数战，主要的对手，当然是荷兰人。在公元1661年收复台湾后，经营台湾38年的荷兰人并未死心，屡屡寻找机会，企图重新占有台湾。在撤出台湾的第二年，荷兰舰队就兵临福建。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三月，荷兰殖民者与清廷达成协议，趁郑成功病逝，台湾内乱之机联合攻打郑成功的大陆属地厦门、金门，夹击之下留守郑军不支，败退撤往台湾。荷兰人则获得了清康熙帝的褒奖，并获得了贸易特权。纵览此战，军事上无太多意义，趁火打劫而已。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趁三藩之乱的机会，接任“延平郡王”的郑经再次出师福建，连克金门、厦门、南澳数地，清廷再次勾结荷兰人联合进攻，两面夹击下，1680年，“兵败七府”的郑军再次退往台湾。公元1664年八月，得清政府允准并给予商业利益，荷兰发动了意在“收复”台湾的战争，发动20艘精锐炮船，悍然向台湾基隆等地发动进攻，史载“红夷大掠沿海，乡民死伤无数”。强攻之下，基隆一度沦陷，郑氏集团果断出手还击，以刘国轩统水师，从海上向荷军发动进攻，另派重兵从陆上攻基隆，双方在基隆周围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终在1668年成功收复基隆。彻底毁掉荷兰人重霸台湾野心的基隆会战，曾广泛记录于清初的各类笔记中，后大多在清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仅有的史料隐约现于台湾当地的地方志中，具体作战细节已不可考。而除了军事攻击，郑氏的经济手段也给了荷兰人打击，遍布东亚乃至东南亚的航线上。但凡华商，只要拥有郑氏集团发布的“令旗”，便可得到郑氏水师的安全保护，不但草寇海盗不敢骚扰，即使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也敬而远之。派使节出使东南亚各地，严令禁绝与荷兰人的贸易，其强硬手腕，令以商业立国的荷兰人损失惨重。为打压荷兰势力，更为开拓商路，郑氏集团更与英国人成为了长期贸易伙伴，获利甚丰。此举令荷兰人叫苦连天，揆一在其著作里愤怒地批评道：“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对国姓爷家族所表现出的不合时宜的举动，招来了他们强硬的报复，更导致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垄断地位从此一天天丧失。”值得一提的还有菲律宾的西班牙人，郑成功在公元1661年占领台湾后不久，菲律宾即发生了大规模残杀华人的事件，郑成功为此警告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一度想出兵惩罚。郑成功过世后，其子郑经曾于公元1670年和公元1671年两次筹谋征讨菲律宾，终因清朝军事压迫，以及西班牙遣使通好，并在当地转变政策，优礼尊重华商而告结束。虽未发生大规模战事，但郑氏集团一直向菲律宾地区的华人海商提供援助，并多次在小规模海战里教训西班牙殖民者，最终，在西班牙的历史文献里，留下了欧洲人对郑氏集团的称谓：东方海洋上的上帝之鞭。在17世纪地理大发现，西方殖民者掀起瓜分世界高潮的大航海时代里。郑氏集团，不仅仅是“孤悬海外”的割据势力，还是亚洲海洋上可以对抗西方殖民船队的唯一力量，更是飘零海外的万千华人的守护神。四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待3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郑氏集团与大清王朝隔海对峙的20年，不仅是新旧两个王朝的对垒，更是新旧两种国家发展模式的“竞赛”。论王朝，清朝“新”，郑氏“旧”，可论国家发展模式，郑氏集团，堪称是“领风气之先”。早在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复台之战的最艰苦阶段时，颇有眼光的郑成功就在台湾各地大行屯田，更在福建地区广泛招募流民来台定居。建制台湾后，“屯田制”作为一项基本政策推行下来，表面看似与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的“军屯”无二，实际内容却大相径庭——朱元璋的“军屯”，土地是国有的，郑成功的“军屯”，土地是私有的。这一条郑成功在其1662年五月的告示中说得明白：“各镇及大小官兵，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以佃以渔及京（经）商。”军屯的方式，则是“开屯招佃”，即招募大陆流民来台耕种。民屯的发展更迅速，“随人多少圈地，永为世业”，仅福建漳州一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第一年，来台垦田的民众就多达4000人，今天台湾“本土人”中80%为闽南人，大多是这一时期迁居台湾。对荷兰占领时期当地农民业已开垦的民田，郑成功也着力保护，三令五申区分“屯田”和“民田”，对滥占地行为一律重惩，无论屯田还是民田，皆轻徭薄赋，且允许“自由经营”，比起明太祖连农民家里种几亩棉花都要立法规定的做法，进步无比。后来许多东南沿海的商人，也将资产转移至台湾，在台湾投资土地产业。毫无疑问，“屯田”之策，是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强心针”。而在隔海相望的“我大清”，八旗的权贵们正忙着“跑马占地”，旗下农户形同农奴，相比之下，真不知“落后”多少……私有屯田制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根本，而为台湾经济插上腾飞翅膀的，是郑成功颠覆了中国五千年“农本商末”观念的新举措——以商养战。郑家是海商出身，经济理念自然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归顺清王朝后，即为清王朝上了《东南兴商疏》，勾画了一幅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振兴东南大地的宏伟蓝图，结果反被清政府认定此为“野心之举”，招来了杀身之祸。而为人子的郑成功，在台湾真正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早在收复台湾之前，郑氏家族就拥有了一条遍布欧亚的贸易网络。收复台湾后，郑成功以此为线索，打造属于“大明台湾”的贸易帝国。收复台湾前的抗清战斗中，郑成功的大本营厦门，就被其由一小小渔村，变成中国东南最大的贸易港口。建制台湾后，郑氏家族谴使四方通好，一面对荷兰人实行经济封锁，一面与台湾周边各政权建立良好贸易关系。台湾北边厉行“闭关锁国”的日本，在郑氏集团的压力下不得不网开一面，任由郑氏家族取代荷兰成为唯一的“贸易伙伴”，南部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尼，乃至印度地区，都与郑氏家族有贸易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郑氏家族的重要“合伙人”，在英国人的周转下，台湾的物产远销欧洲。台湾自铸的仿西洋货币“六符币”，是东南亚地区的通用货币……商业发达，司法建设也不差。收复台湾后，即颁布“垦田”、“建军”、“建政”三大法，不仅承袭了《大明律》的有关内容，还增加了保护商业利益，贸易纠纷仲裁，尊重私有财产，税制清查等各项“进步内容”，即使与资本主义初期西方世界的商业法规相比，也毫不逊色。执法同样严格，强调“法贵于严”，“法在必究”，郑氏家族的重要人物，如宣毅后镇吴豪，承天府尹杨朝栋等人，都因违反相关法令，被处极刑。根据有关的史料记载，郑氏集团时期，对日本的平均贸易税收，每年约141万两，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税收，每年约80万两，对东南亚诸国的贸易税收，每年约128万两。而明朝末期崇祯年间国家每年全部财政收入，平均不过400万两。史载彼时台湾“田畴日盛，官民皆富”，诚非虚言。而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是东南五省迁界禁海，赤地千里，百姓哭号遍野，十室九空，是大江南北重农抑商，严厉打击工商业……保守与进步，在台湾海峡之间，隔海相望。五说台湾的繁荣，奠基者是郑成功，真正的实施者，是一个素来被史家漠视的人——郑成功之子郑经。被漠视是因为其“劣迹”，公元1661年，郑成功东征台湾，激战正酣时，留守在厦门的他却与其弟弟的乳母私通，且生下一子，激得郑成功大怒，一度要杀其泄愤。次年五月初一，气病在床的郑成功英年早逝，时年39岁。“气死父亲”，外加“乱伦”，这等人物，在“封建道德”的眼里，自然属“不忠不孝之徒”。但这个“不忠不孝之徒”，却实为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缔造者，万千东南亚华侨的守护人。公元1662年郑成功病逝后，留守厦门的郑经以长子身份继业。但台湾本土郑成功部将黄昭、萧拱宸等人拥立其弟郑袭为主，发动叛乱。屋漏偏逢连夜雨，清廷大军逼近，两面重压下，郑经拒绝了清廷要其归顺的要求，但留了谈判底线：仿朝鲜例，不削发。稳住清廷后，郑经率部火速东进台湾，打败了黄昭的叛乱军队，杀拥立弟弟的伯父郑泰，导致郑泰部署归附清廷，而后郑经复归福建。公元1663年清军攻金门、厦门，在荷兰舰队的配合下连克数镇，无奈之下郑经东渡归台，开始了他在台湾长达18年的统治。乱伦，内斗，元气大伤，“子承父业”前的履历，的确不怎么光彩，但之后的18年却足够光彩——他缔造了一个富庶的台湾。先是子承父志，继承了郑成功的各类政策，休养生息发展经济。金、厦之败，让郑氏家族失去了在中国大陆仅有的落脚点，却给台湾带来了发展经济的生力军——5000福建难民。郑经继续屯田之策，削减赋税，另迁宗室广播台湾，开庄屯田，鼓励工商业发展，且政府提供“启动资金”，并有各类免税优惠，史载从此后台湾“广事兴贩

有。论其卷帙，真所谓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近代西方人士对中国之家谱与方志皆特别重视，正因此两者系西方史籍中所无。但在中国近代潮流所趋，此两项著作体例，新的已绝难继越，旧的也快没人理会，这诚是大可惋惜的。方志为书，溯其渊源，甚为遥远。清代《四库提要》上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我们亦可说，原先注意的只在地理和政治方面，以后逐渐转移到社会和人物方面来。大致是时代变，社会情势变，史书体例与内容自亦随而变。其实中国方志，自宋以下，已逐渐走上了成为各地的社会史之途径。惟因开始是由志地而起，后人太过注重在此类著述之体例之来历上，却没有注重在此类著述之内容之衍变上。因此究竟方志该重在地理方面，抑该重在历史方面，直到清代儒家如戴东厚、章实斋等，尚在争辩不决。但我们用现代眼光来看，中国方志在不知不觉中，其实早已走上了一种社会史的道路，至少也已是在方志中保留了绝大部分各地的社会史料，这是更无可疑的。就后代一般的方志体例言，其所记录，举凡其地之大自然、天文气候、山川形势、土壤生产、城市关隘、道路交通、风土景物、乡俗民情、历史变迁、政治沿革、经济状况、物质建造、人物面相、宗教信仰、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凡属有关其他之各种情状演变，分类列目，靡不毕载。我们只须一翻各方志之分类目录，便知其内容所述，大体均与各地社会史料有关。我们若要研究社会史，本该将其社会之大自然背景、历史沿革、政治、经济、物质建设、艺术爱好、人物德性、风俗、信仰等种种方面，综合会通，融凝如一地来加以研究始得。若依此理想，则中国的方志，正是研究中国各地社会史之绝好材料，其意义自跃然可见了。要研究中国方志，其事也可分几方面下手。一方面将中国各地方志归纳起来作综合研究，看出其间之共通性与传统性。然后再从另方面把各地域分开来看，看其各自所有之个别性与特殊性。自时间来说，并可划分各时代，看其演变趋向之大势。所惜是近代中国学术界，尚未在此方面能用大力来真实发掘。鄙意若要研究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四其次，当注意的便是，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会，社会上所有则是现前的历史，此两者本应连系合一来看。我常谓社会譬如一个庭园，里面有林林总总的花草树木，其中有几百千年的盘根老树，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几旬的娇嫩芝卉。在同一横断面下，有不同之时间存在。以此来看社会，有的习俗流传至今已有几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刚产生的新花样。此社会之横切平断面，正由许多历史传统纵深不同的线条交织而成。社会就是历史进程的当前归宿，社会是一部眼前的新历史。历史家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但还有眼前史。此当前的社会，呈显于我们面前之一切，实为最真实最活跃的眼前史。我试给它起一名称，我将戏谓之“无字天书”，一部无字的历史天书。此外一切史书著作，只都是“有字人书”。有字人书的价值远不能超过了无字天书。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悟到于此，所以他在写《史记》以前，便从事于游历，遍到各地亲眼观察，读通了这一部无字天书，才下笔来写他的有字人书。但我们今天也得反过来讲，我们也须能先读通了有字人书，才能来了悟此无字天书。否则纵使此一人终身生活在某一社会中，可以不认识此社会。纵使他毕生在此世界上周游，亦可不了解此世界。可见“无字天书”该与“有字人书”参读。历史是以往的，社会是现存的。如说社会是一个发光体，那么历史就是这一发光体不断放射出来的光。必待有某样的社会，始能产生某样的历史。一切有字人书，全本此无字天书而写出。因此各位如要研究历史，不该不落实到现实社会。诸位如欲了解此现实社会，也不该不追究到以往历史。此两者，总是不可偏废才好。若各位能懂得了眼前的那本无字天书，再进而往上追溯，由本乡本土各方志所载，再追溯到各项史籍，这始是考寻始末，穷原竟委。原即指历史言，委即指社会言。但话虽如此，当我在讲此番话时，我心上却觉十分难过。姑就我一人的生活言，自十岁开始有知识起，这六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一回溯，全上心头，真可谓世变日亟，人事全非。中国社会在此六十年中，惊波骇浪，层翻叠起。使人置身其间，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给之感。这社会变化委实太大了。在抗战时期，我避难后方，得遍经华南及西南地区，如湖南、广东、贵州、云南、四川各省，凡所到，觉得那里的社会尚保存着很多传统的古老风情，尚如我幼年时在江浙所见。但抗战时的江浙，已早不是那情形。尤甚的，如今天大陆上的变化，想来将更是急剧而巨大。倘我们仍想根据今日眼前所见，来追究以往，在此研究中国社会史一大题目上，这项工夫真是大大不易。昔孔子作《春秋》，曾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我们此刻，需能好问多闻，越过此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一百年，才能把我们眼前这一本无字天书，向上衔接到前代人的有字人书上去。若我们将来返回大陆，那时的中国大陆社会，将更是面目全非，社会上根本一切都大变了。苟非有大智慧、大学问，即使要做此一番连贯研究的工作，也甚不易呀！但话虽如此，究竟当前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前几年，本人有机会去南洋，曾作过几次讲演。有一次，讲及与中国社会有关的问题，我曾说：“中国人来海外，是随带着中国的社会而同来的。换言之，是随带着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俱来的。”证据何在？即在目前南洋各埠到处所表现的华侨社会那几本无字天书上。甚至远在欧美各地的华侨，他们虽然寄居异乡，可是只要有华侨聚居，仍可看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中国社会中。华侨去海外，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孤军奋斗，而且是在占有绝对优势的其他民族的歧视排挤与巨大压力下，而能凭他们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来争取他们的生存。甚至在异邦他乡，也能头角峥嵘，各有他们对当地建立了大量不可抹杀之贡献与功绩。这因在中国人各个人身上，都有此一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凝结精神，相与俱往，故能如此。这是眼前的明证确据，只我们不能把此中真义尽情发挥出来，便成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若能由社会追溯到历史，从历史认识到社会，把眼前社会来作以往历史的一个生动见证，这样研究，才始活泼真确，不要专在文字记载上作片面的搜索。中国社会是广大的，又是悠久的。我们要研究中国社会，不仅当从社会的横剖面看，尤应从其历史传统方面去看。历史变了，社会自亦随而变。也可说，正因社会的传统存在着。譬如我们看今天的香港，我们要能逆溯上去。远在鸦片战争之前，直到鸦片战争之后，香港社会自有其甚大之变。到今天，西方物质文明所加被于香港社会的，固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但香港社会依然十足是一个中国社会。在这上，我们可悟到社会之所以成为一社会者，其主要特殊点究何在？我们自亦可以悟到，若我们来研讨香港社会之传统性，决非单拈着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两个舶来名词，便能解释便能明了的。因此研究社会，即犹如研究历史。同时，研究历史，亦即犹如研究社会。主要在能把握其传统性，显出其特殊性，看出其人群相处间几项一定的关系。即如何由个人生活融凝转化为群体生活之几条道路，即人类相互接触间，有关其思想、感情、信念等等，如何能趋向于和谐与合作，发展与进步。这是研究历史和社会之最大节目与纲领。因此我们说，要研究社会史，决不可关着门埋头在图书馆中专寻文字资料所能胜任，主要乃在能从活的现实社会中去获取生动的实像。也不可在你脑中先存着要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而来作研究，更要是能先忘掉此问题，然后能鉴空衡平，自下至上地先求对此传统社会通体明白，彻底了解。到那时，你要解决某项问题，才可有真知灼见来下手。我今天所讲是从历史研究的观点出发，来谈如何研究社会史。时间所限，到此就作结束吧。第四讲如何研究经济史一今天我讲“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在讲入正题之前，我先要阐述一下中国历史传统对经济问题所抱一项主要的观点，即是物质经济在整个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亦可说，就人生对经济之需要言，并不是无限的。经济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称此限度谓之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此必须限度，对人生可谓属于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经济，我姑称之谓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它既已超过了人生必需的限度，这便是无限度，亦即是无水准可言了。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须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可成为无作用，无价值，更甚则可产生一些反作用与反价值。此种经济，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经济无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无限向上。抑且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此一观点，实乃中国人对于经济问题之一项传统观点，其在中国经济史之发展过程中，甚属重要。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先着眼把握此点。此亦中国历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中国以农立国，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准经济中所应有之积极价值者。昔英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撰有《社会通铨》一书，彼谓社会演进之顺序，首系游牧社会，次为农业社会，再次始为工商社会。其实此说并非完全恰当，因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农业仍不可缺。若一社会脱离了农业，此社会即无法生存。至于近代帝国主义下的社会，凭其超水准经济来推进其殖民地征服，此项事实，不可为训。马克思继承詹姆斯之后，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业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要在从工业生产中，指出一项剥削劳工的剩余价值来。马克思虽提倡唯物史观，但其眼光所到，似乎并未看重到农业，亦未为此农业生产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作一好好的安排。今天共产社会所最感烦扰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亦即在农业问题上。可见近代西方学者论社会，论经济，都不免太过侧重于工商业，而忽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缪。中国又是是个大陆农国，物资供应，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觉悟到我上面所说低水准经济之积极价值方面去。正为对于人生的低水准经济需要易于满足，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地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的大道。中国的人文主义，亦可说是人本位主义。因此中国历史上各项经济政策，亦都系根据于其全体人群的生活意义与真实需要，而来作决定。农业经济，最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业，则颇易于超出此必须的水准与限度以外，而趋向于一种不必需的无限度的发展。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般，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转为主，而人生转为副，这是本末倒置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故谈及经济问题时，常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节与度即是一水准，制与谨则是慎防其超水准。中国人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此项发展，至少将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之累赘。一部中国经济史，时常能警惕着到此止步，勒马回头，这是一大特点。故中国经济的理想水准主在平。中国人言：“贫而乐，富而好礼。”此贫字，其实即是一低水准。由有富而始见其为贫。富者，则求能好礼。礼之意义，亦即在求其平。故中国社会之人生标准，主要即在其求平而乐，其最终标准，则曰“天下太平”。(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二西方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中古时期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即产生了自由工商业。其实在中国，大体上，亦有此相似趋势。当战国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溃，社会上便兴起了三种新势力。直到汉代，其情势甚为显著。在太史公《史记》中有《儒林》、《货殖》、《游侠》三列传。儒林传中人物，属于“士”之一阶层，乃由战国游士演变而来。只是由列国分争时代的游士，演变为大一统政府下安心归集于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这一不同而已。要之，士的势力，在当时已几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贵族的势力，但亦只代表着其一部分之势力而已。其第二类则为自由商人，在战国时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吕不韦以邯郸大贾，位至秦相。可见当时商人势力之大，已骎骎乎超过封建贵族之上了。太史公《货殖列传》称此一批人为素封，即指其凭借财力来代替以往封建贵族在社会上之地位。虽没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谓之素封。其第三类为游侠，此种人在西方历史上并没有相类似之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游侠之背景先近似于士之一类型，而终究则归属于工商业货殖传一类型中。不过游侠所为，乃是专在营干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业，故当时称之谓“奸”。举例言之，如入山开矿、铸钱、烧炭、掘冢等。此类事业，都是结集群体劳力来从事违法的生产。太史公《货殖列传》中亦云：“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兼并，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这一番叙述，已指出汉初游侠行径与货殖中人之异途同归了。此三类人物，显然就是古代封建贵族崩溃以后，社会上新兴之三流品。当时惟儒林中人物，只在农村里面半耕半读，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贾游侠，则无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会上占有绝大势力。但自武帝重儒生，开始组织士人政府，一辈士人所抱的观点，乃在政府中活跃呈现，遂开始来禁绝游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国社会，走上一条与西方历史绝不相同之路向。正因为中国的士，尤其是儒家，他们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经济观点。此种观点，当然导源于农村社会者为多，酝酿于工商城市者为少。由于抱有此种观点的人物，出来站在政治上层作领导，遂使此后中国社会，乃别有一种颇为特殊的发展。兹姑举先秦时代三本在后代最显著最流行的儒书中所言，来代表当时中国人对经济意见之一斑。三一、《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两语，在中国经济史上，两千年来，乃为国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论。即使我们把来用诸今日，仍觉切中时弊。我们也可说，20世纪在世界并不穷，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不均和不安。我们当知，若专从经济着眼，一切仍只以经济为主，则此后世界将永远无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语，虽说的是经济，但主要着眼处则并不在经济上。二、《大学》云：“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处之所谓德，即是《大学》开首所谓明明德之明德。人类有此明德，才可相结集。人之结集，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则不患财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则与此正相反。因于财用观点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斵丧明德，这就本末倒置了。《大学》此几句话，亦与近代人提倡的户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认为须有足够的土地，才能维持适当数量人口的生计。因此人口数量不该超过有限土地所能承担的生产力。在中国过去社会，此项理论殊

动的情报一早报告了楚军。楚国人在莘地设下埋伏，将蔡国军队一网打尽，献舞本人也成为了楚国的俘虏。这就是调戏小姨子的下场。楚文王这个野蛮人第一次捉到姬家村里的贵人，非常开心，就要拿荆蛮之地的规矩，把献舞放到油锅里给炸了。这时有个叫鬻拳的老头跳出来说：“万万不可！”楚文王说：“有何不可？”鬻拳语重心长地说：“大王要是真想入主中原，就得好好改变山大王的作风，别动不动就煎啊煮啊炸啊，好像八辈子没吃饱似的。如果把这个人煮了，中原各国都怕了楚国，必定联合起来对付咱们，到时候就不好办了。”楚文王坚持要煮。在他看来，献舞细皮嫩肉，不拿来做菜实在太可惜了。鬻拳毛了，一手抓住楚文王的袖子，一手拔出随身的佩刀，说：“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是杀了你这小子，也好过楚国从此断绝进入中原之路！”楚文王没想到闹出这么大件事来，吓得连连点头说：“听你的，我听你的撒！”命令手下将献舞释放了。鬻拳这才放开他，又说：“我拿刀子逼迫大王，真是罪大恶极。”于是挥刀直下，砍断自己的双腿，以示惩罚。荆楚之人的行事作风，自古如此彪悍！楚文王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很后悔，任命鬻拳为“大阍（hūn）”，掌管首都的城门，并且让他家世世代代担任这一职务。楚国人很尊重鬻拳，都尊称他为“大伯”。根据《左传》的记载，鬻拳持刀谏君确有其事，但是不是为了楚文王要杀献舞一事，则很值得怀疑。再说献舞似乎也没有被释放回国，而是一直被囚禁在楚国，作为胁迫蔡国的筹码。献舞后来明白自己是被息侯给耍了，不免又恨又恼，找了个机会，故意在楚文王面前盛赞息妫的美貌。说者有意，听者有心，楚文王本来也是好色之徒，不觉怦然心动。没过多久，楚文王亲自前往息国拜访息侯。息侯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很感激楚文王替他报了仇，热情招待，宾主尽欢。第二天，楚文王也在宾馆设宴，回请息侯。息侯欣然而往，没作任何防备，被埋伏的楚国武士绑架。息侯没想到，自己为了报复一个流氓，耍了点小聪明，却引来一个强盗，不但丢了老婆，更亡了国，得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古话说得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实力有限的诸侯，如果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就得天天防着人家来打主意。想想看，连鲁桓公这样的大国元首都被人戴了绿帽子，丢了性命，何况小小的息侯呢？息妫作为战利品被带回楚国。三四年间，为楚王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很少主动和楚王说话。楚王逼问得急了，她就恨恨地说：“一女事二夫，想死又不敢死，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楚王知道息妫深恨献舞，为了取悦于她，于公元前680年发兵讨伐蔡国。那个时候，献舞还在楚国被囚禁着呢。蔡国的留守政府没作太多抵抗，就与楚国签订了盟约，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左传》评价献舞，说他以恶易恶，如同引火烧身，最终导致燎原之势。其实，那位引狼入室的息侯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公元前678年，齐桓公建立“幽盟”之后，楚文王意识到自己尚未可以与齐桓公争锋，将目光转向南方，开始巩固楚国的后方防线。公元前677年，楚文王出兵讨伐申国，居住在今天鄂西川东一带的巴人派兵协助。也许是楚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惹恼了巴人，在这次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巴人一怒之下，背叛楚国，突然袭击了楚国的那处（地名），将其占领。那处守将阎敖跳进河里，游水潜逃。楚国人对于战败的将领处罚很重。阎敖战败，且弃城而逃，罪加一等，被判以死刑。阎敖的族人对此十分不满，他们派代表与巴人密谋，约巴人伐楚，以为内应。第二年冬天，巴人果然如约而来，讨伐楚国。楚文王亲自率兵迎战，与巴人大战于津地。按照楚军的实力，在战场上面对面地打败巴人本来不是问题，但是阎敖的族人混入楚军内部进行破坏，导致楚军骚乱，因而大败。楚文王本人在战场上也中了一箭，情况非常不妙。楚文王带着残兵败将一路狂奔，一直逃到郢都城下，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已经是半夜，大伙又疲又乏，都念叨着回家抱老婆洗热水澡，受伤的将士也等着接受更好的治疗。然而，黑黝黝的城门紧闭。任城下的士兵怎么叫骂，城里头就是没有任何反应。楚文王强忍着伤痛，站在戎车上大呼：“鬻拳何在？”鬻拳就是那个曾经拿刀劝谏楚王的犟老头儿，现在担任楚国城门总管，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敢擅自开城。楚文王一叫，鬻拳果然就出来了，半坐在城楼上，颤颤巍巍地问：“大王，您回来啦？”“少废话，快开城门！”“不行啊，大王。听说您吃了败仗，这门我没脸开呀。”“你……”楚文王又气又急，本来想破口大骂，但是想到鬻拳的牛脾气，又强忍住了。“大王自即位以来，大小数十战，每次都是获胜而归。如今讨伐巴人这群乌合之众，居然大败而还，实在是有失颜面，无以面对家乡父老啊！要不这样，您好歹打个胜仗再回来，也挽回点面子撒。”鬻拳不紧不慢地说。“我都伤成这样了，你还要我……”“叫随军医士好好包扎一下，打个胜仗回来啊。鬻拳我年老体衰，熬不得夜，回去睡觉了。”楚文王还想说两句，城楼上那半截人影已经不见。看那阵势，楚文王想要回到自己家里，非得再打一仗不可，要不和鬻拳的守军打，要不去找哪个小国家的晦气。当天夜里，身心俱疲的楚军露宿城外。第二天清晨，大军悄然拔营，目标锁定黄国，北上寻回自己的光荣。史料记载，楚文王强忍着伤痛指挥作战，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才敢带着得胜之师回来。没想到因为伤势过重，又操劳过度，在半路就挂掉了。和他父亲楚武王一样，他也是死在军旅之中。鬻拳操办完楚文王的葬礼，自杀殉葬，死后被埋在楚文王的墓前。生为楚国的守门官，死后继续为楚文王守门。这个看门的铁饭碗，没人敢跟他争。《左传》对鬻拳的评价很高，说他真心实意地爱自己的君主，为了劝谏君主，宁可自己接受刑罚；自己接受刑罚的同时，又不忘帮助君主积极向善。我的意见嘛，爱则爱矣，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君王，未免太生硬拧巴了。前面说到，楚文王与息妫（现在被称为文夫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叫做熊囏（jiān），弟弟叫做熊恽（yùn）。楚文王死后，熊囏即位为君，在历史上，他被称为“堵敖”。堵敖是楚地方言，意思大概是虽然即位，但是未尽到国君的责任与义务。堵敖在位的第五年，想杀自己的弟弟熊恽，结果反被熊恽杀死。熊恽也就是历史上的楚成王。楚成王虽然登上王位，然而年纪尚轻，羽翼未丰，国家的大权很快落到了当时的令尹，也就是他的叔叔子元手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楚王家里也不例外。公元前666年，子元在嫂嫂文夫人的宫殿旁边修建了自己的别墅，并派人在别墅演出了极具男性荷尔蒙的“万舞”。所谓的“万舞”，大概是围着篝火，由年轻力壮的男子戴着面具、光着膀子、举着兵器来跳的一种舞蹈。在一个寡妇门前跳这种舞，好比给她喝春药。文夫人于公元前684年被楚文王虏至楚国，至今已有十八年。年轻的时候遭遇过灭国丧夫之痛，人近中年，生过两个孩子，仍然使得子元神魂颠倒，不顾廉耻地想引诱她。文夫人的诱惑力，确实非同小可！文夫人被吵得坐立不安，派侍女去见子元，说：“祖宗发明万舞，是为了激发武士们的斗志，习武备战。现在令尹不想着怎么为先君报仇，入中原一雪前耻，却在他的未亡人面前表演这种节目，不觉得很奇怪吗？”言下之意，子元你也未免太不务正业了。男人最怕什么？最怕自己喜爱的女人看不起自己。文夫人这么一说，子元的脸当场就红了，说：“妇道人家尚不忘中原之志，我这个大男人反而忘了！”于是撤走了舞蹈班子。文夫人倒是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独自失落了一阵。同年秋天，子元率领兵车六百乘讨伐郑国。一次性动员六百乘兵车，对于当时的楚国来说，差不多是倾巢而出。子元带着这么多兵车去，大有不灭郑国誓不回师之势。仅仅在一年之前，齐桓公才与鲁、宋、陈、郑等国国君在幽地举行第二次会盟，就维护中原地区稳定结成更加牢固的同盟。幽盟的火炬还没熄灭，楚国就以倾国之力讨伐郑国，子元为了在文夫人面前一显身手，当真是拿国家的命运作赌注了。文夫人不是说他不务正业吗？那他就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给文夫人看。六百乘兵车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直抵新郑的桔柣（dié）之门。楚军稍事休整之后，由子元、斗御强、斗梧、耿之不比率领前军，斗班、王孙游、王孙喜率领后军，自新郑的外城门鱼贯而入，一直进到内城。这是一次奇怪的进军。新郑所有的城门都洞开，楚军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以整齐的战斗队形，像接受检阅一般开进了郑国的首都。子元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越走越觉得心里发虚。郑国军队在哪里呢？他不断地问自己。终于，他醒悟过来了，低声对身边的耿之不比说：“郑国有能人。咱们快退军！”耿之不比没有问为什么，只是忠实地执行了他的命令。数万名训练有素的楚军一齐向后转，用楚地方言小声议论着，迅速有序地退出了新郑城。刚刚退出新郑，探子就传来消息，齐桓公亲自率领齐国、鲁国、宋国三国大军，离新郑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了，一直避而不战的郑国军队也在附近出现。很显然，这是一个圈套，姬家村的村民很想借此机会将门外的野蛮人一网打尽。子元越想越怕，现在连新郑城外也不安全了，他带着部队连夜遁逃。郑国军队一直跟踪追到桐丘，派出的探子回报，说楚军大营有鸟群集，郑军才停止追击。营中有鸟，说明楚国人跑得快，只剩下一座空营，再追上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子元以讨好文夫人为目的的战争，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过，六百乘兵车一去一回，钱粮军备自然白白消耗掉不少，就当组织湖北人去河南旅游观光了一趟吧。伐郑无功而返，文夫人的态度又仍旧冷淡，这使得子元相当郁闷。当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好歹搏得了美人一笑，现在子元为了一个嫁了两次的中年妇女，不惜举楚国之力劳师远征，竟然没有获得任何回报，教他如何解忧？从新郑回来后，子元干脆搬到王宫里去住了。他就不信，文夫人一个寡妇，能够长期忍受没有男人的日子。他在王宫一住就是两年，期间自然没有少骚扰文夫人。但是按《左传》的记载，他想要与文夫人上床的目的似乎一直没有达到。子元这样做，不只是对先君不敬，对现任君主楚成王也是大大的不尊重。公元前664年，大夫斗廉当着百官郑重建议子元搬出王宫，以正风纪。结果被子元派人抓起来，投入大牢。子元的行为终于惹了众怒。同年秋天，申公斗班在朝堂之上刺杀了子元。所谓申公，就是申县的地方长官。楚国人自称为王，每消灭一个小国，就将这个国家变为一个县，县的长官也就随之被称为公。按照周朝的礼制，公是很高级别的诸侯，地位在侯、伯之上，仅次于天子，整个中国寥寥无几。但是，楚国人根本不管那一套，光县一级的公就任命了十余个。后人评价子元，总会将他和文夫人联系在一起。文夫人还是息夫人的时候，就因其美貌而遭受蔡侯献舞的调戏，她的第一任丈夫息侯妄图借助楚国的力量陷害献舞，导致献舞长期被楚国囚禁，而蔡国也不得不听命于楚国。献舞被囚之后，回过头来报复息侯，在楚文王面前大谈息夫人的国色天香，楚文王受不住引诱，灭了息国，杀死息侯，将息夫人带回楚国，立为文夫人。楚文王既死，令尹子元掌权，同样垂涎于文夫人的美貌，多方引诱而不可得，意乱情迷，最终引起公愤，被刺而亡。女权主义者也许对此说法很是愤怒，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文夫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息侯、献舞和子元悲剧的根源，这与海伦是特洛伊战争的根源，是同一个道理。自楚文王去世以来，子元当政，楚国的政治相对混乱。子元死后，一位名叫斗谷於菟的人物被任命为楚国的新令尹。斗谷於菟，姓斗，名谷於菟，字子文。楚地方言，谷即是乳，於菟即是虎。因此，谷於菟的意思就是乳虎。（也有说是“乳于虎”，即被老虎喂养过的意思）《左传》上说，这位乳虎先生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也就是拿出自己的家财以缓国家之急。斗是楚国的大姓，以熊仪（楚武王的爷爷）为先祖。因熊仪被称为若敖，所以斗氏又被称为若敖氏。斗谷於菟的父亲就是楚武王年代的斗伯比。作为名门望族之后，斗谷於菟拿出万贯家财不是难事。但是，他拿出这笔家财来，解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国难，《左传》上没有言明。我只能猜测，令尹子元这些年来关注于泡嫂嫂这件事，很少理会国家政务，再加上两年前倾国之力进攻郑国，没捞到任何好处，导致国库空虚，连公务员的工资都难以为继了。不管怎么说，斗谷於菟一上任就拿出自己的家财奉献给国家，已经体现了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应具有的大公无私的品质。从楚武王年代至今，楚国这个蛮夷之国虽然经历了诸多磨难，但一直倚仗其优秀的管理团队，在发展速度上遥遥领先于中原各国，涌现了斗伯比、熊率且比、鬻熊、斗廉等一大批贤能之士。而在楚成王年代担任令尹的这位斗谷於菟，一般称作令尹子文，更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很快将感受到“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所带来的压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62年，鲁国的统治者鲁庄公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了。自父亲鲁桓公在齐国遇害，他登上了鲁国国君的宝座，至今已经三十二年。凭心而论，他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国君，但也绝非昏庸之主。在他的领导下，鲁国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三十二年，没有经历太多战争，百姓基本安居乐业。乱世之中，能做到这样，就算是一个合格的君主。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大的叫庆父，第二个叫叔牙，最小的叫季友。弥留之际，鲁庄公将叔牙找来，问他谁来继承君位比较合适。叔牙给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回答，说：“我觉得庆父有才，可以担当大任。”叔牙走后，鲁庄公又把季友找来，问了同样的问题。季友反问道：“这个问题难道还用问吗？我将用自己的生命侍奉般。”般，就是公子般，是鲁庄公与夫人孟任的儿子，当时还是个小孩。说起鲁庄公与孟任，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某一年春天，鲁庄公在宫内的高楼上眺望风景，看到邻居党氏家的女儿孟任在院子里和侍女嬉戏，十分惹人怜爱。鲁庄公一看见孟任就喜欢上了，顾不得什么礼不礼，下楼出宫，径直跑到党氏家的院子里，向孟任表达爱意。孟任对这位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又惊又怕，带着侍女躲进内院，紧闭大门，不让他进来。鲁庄公体现了一个中国绅士应有的风范，他文质彬彬地站在门前，说了很多肉麻的话，并许诺要立孟任为夫人。如此这般折腾了老半天之后，孟任伸出一条粉嫩的胳膊来。“干啥？”“盟誓啊，我妈妈说了，你们男人都不可靠，必须要发毒誓。”鲁庄公二话不说，抽出随身配带的小刀，先在自己和孟任的手臂上各划了一个口子，然后将两个伤口紧贴在一起。血，也融于一处了。在那个保存周礼最完好的国家，国君与邻家少女之间居然发生如此浪漫的一段自由恋爱，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连左丘明老先生也被蛊惑了，写完这段故事，居然忘了加上一句：“非礼也！”鲁庄公与孟任生了公子般，还生了一个女儿。有一年鲁国举行求雨的祭祀活动，在大夫梁氏家彩排，公子般的妹妹也跑去观看。有个养马的官，名叫荦（luò），在墙外看见公子般的妹妹，不知道她是公主，吊儿郎当地用污言秽语调戏她。公子般十分生气，派人把荦抓起来狠狠打了一顿。鲁庄公听到这件事，心里“咯噔”一跳，很快联想到当年宋国的南宫长万之乱。他对公子般说：“荦是

模仿别人，左顾右盼，完全展现不出自己的力量。他虽然不像那帮落后于社会的人那样自恋，但自恋和自信是不一样的，自信是别人给予的，也就是说，只有自己的才能得到了他人的认可，本人才能真正拥有自信。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天才也是才能得到他人认可，得到名利以后，才有了自信，才相信自己能发挥出自身的所有才能。庄吉这样的作家，跟那些对未来充满希望，一心努力写作的无名作家不同，庄吉他们虽然在文坛有一定名气，但不管过了多久都没有出头之日，写的东西基本也变不成钱，拿到杂志社也会被退回来。持续过着这种生活，就会失去自信，茫无头绪，只剩下自恋，无谓地逞强。于是净身慎心，埋头创作，越逞强写出来的文章越废越空虚，只创作出一些脱离自我，唯有小聪明的复杂工艺品。苦心经营一场，最后写出来的都是一些赝品小说。庄吉具备近代作家的“鬼眼”，也就是物质的、现实的眼力，本来就感觉到了这一真相，也明白这一真相。可是时代的共同认知没有赋予他这份自觉以信念，没有自信，他就会把文人墨客的气质当成一种兴趣爱好去无谓而又偏执地追求。他不可能拿出自信，去洞悉真实的自我、文学的真相。因此就算庄吉想钱想疯了，也会说一些跟心里真实想法完全相反的违心话，什么不给通俗杂志写呀，写不了随笔呀，人家定的其实自己不想写呀，无用而又空虚地装出一副纯洁的样子。从东都头号大型报纸那里接到连载小说的委托，庄吉干劲十足，仿佛整个人要燃烧起来一般。可他又因为专注于文人那无用而又虚幻的习性——看到自家老妈，自家老婆，想到孩子学校的事，心就静不下来，白白消耗了自己的干劲，总之先在小田原找个酒馆租间屋子，把日本流行大作家的写作派头先备齐了。可是等这小说上报，稿费进账，又要四五个月，要是那边说写得不好没法刊登，这房租又该怎么办呢？庄吉一心想着这些，小说那边只在苦心推敲，迟迟没有进展。难得心中燃起了一股干劲，却派不上任何用场；心中这股火苗只忽地亮了一下，却迟迟不见进展；于是庄吉开始怀疑自己的才能，一开始只停留在逞强的高度，后来越来越沮丧，越来越丧失自信，开始无谓的焦虑，最后整颗心就简直像在苦痛中煎熬翻滚一般，彷徨迷失在旷野之中。本来他最近的作品在根本上就脱离了自我本性和现实，是苦心推敲而成的工艺品，已经达到了极限。他得有一个契机，才能一举突破极限，破壳而出，回归自己的本原，而干劲就是最佳契机，可是他却轻易就放过了这天赐的福音，现在还因为这福音而更加焦虑，更加沮丧，把心放空了。他在酒馆的屋子里徒然地盯着稿纸，表面上却装成大型报纸的连载大作家，接见乡里来拜访他的晚辈们，一起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后拼命耍威风，说什么我有的是钱，不用担心，我已经不是原来的三枝先生了，我喝酒感觉会胃胀，喝不了酒，没有威士忌吗，我要喝老伯威[12]。然后烂醉如泥回到家。自家老婆柳眉倒竖，道：“你爬到哪儿去喝酒了？！买米买鱼的钱怎么办？！非得每次都找咱妈哭着要吗？！要找咱妈要的话，那你去要吧！不然我就离家出走了！”“胡说什么！你要有地方去的话，随便！”然而就心底而言，他的心已经瘦得像一根线了。小说怎么办？已经没有信心再写下去了。房租怎么办，连日的酒钱怎么办？如果借此机会还写不出来，他的文学生命就没有活路了，所以他要找地方来发泄这种苦闷。酒醒以后，自家老婆的车轱辘话也扎进了自己的胸口。连一丁点买鱼钱都得哭着找老妈要，自家老婆的苦闷本来是他自身的苦闷。不用担心，我去想办法弄钱。于是庄吉写了几篇随笔去了东京，在各家杂志社来回三拜九叩软磨硬泡弄到了一点钱，跟朋友们喝杯茶，横竖连条鱼干都买不起，于是觉得这都怪自家老婆，不由得怒从心头起，白天还十分谦逊地品着茶水，一到傍晚时分，只觉得不喝几杯就这么坐火车走了，实在不好意思。就喝一点点吧，又想算了，现在火车都被下班回家的人挤满了，于是坐了末班车，深夜才到家。酩酊大醉，晃晃悠悠，跌跌撞撞，一身泥泞，一分钱没有，领口边还沾着口红印。“这口红印是哪儿来的？！”“啊哈哈哈……被你发现啦！啊哈哈哈……这是疑雨庄的老板娘给我亲上的。啊哈哈……”其实这口红印是在新桥一家位于偏僻小巷的三流酒吧里，被长着一张食人族大嘴的女人啃上的。人穷则愚，剩下的只有欺凌弱者的施虐癖，大功告成就仿佛很高兴，笑得跟个白痴一样。自家老婆气得跟烧着了一样，手足无措。她不知道自家死鬼和老板娘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再加上十几年贫苦缠身的流浪生活，长年累月的怨恨，一次次的不尊重和轻蔑，这让她再也忍受不了了。第二天早上，她把日常用品打包好就去了火车站，每一步都像是在踢小田原冷清的街道。她去了东京，找到自家死鬼的徒弟——大学生浮田信之，然后就哇的一声哭了。上次失踪她找的也是这位大学生，哭了一下就受到他诸般照料，回家还是他陪她一起回的，自家死鬼还跟他道歉来着。然而他还在上大学，不知道这社会最普遍的实情——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向来外人就不该掺和。他就把她说的话当了真，把庄吉失踪的老婆送回去的时候，还像个小大人似的训斥庄吉，说他招惹上不三不四的女人可太不应该了，把庄吉气个够呛。本来他就替她愤慨，这次她又去找他哭，他就非常同情她，说你没地方去的话就住下来吧。可是他还是个大学生，也得靠父母养活，也没办法把女人留在家里住。那就一起去旅馆住吧，本来她也有这心思，于是两人就手牵手失踪了。老婆过了一周也没回来。庄吉也完全慌了，跑到她老家去打听，没找到人，再一找发现老婆跟浮田信之一起失踪了。浮田的父亲大吃一惊，跪拜在庄吉面前：“万分抱歉，您要是找着了我家混小子，要杀要砍都随您！”“别别，我不能这么对待您儿子。”他当时虽然表现得很沉着，但从那天起，他就陷入懊恼狂乱，神经衰弱，连面容都急剧消瘦憔悴，病弱得像个废人一样。☆☆☆庄吉迅速给他的后辈栗栖按吉写了封信。这种时候他想起来的只有这个招人恨的家伙。在疑雨庄那会儿，他老婆失踪后，他也想过要跟老婆孩子分开住。他打算到按吉的住处借间屋子一起学习，因为按吉那里没地方，他才不得不逃去小田原。然而逃去小田原的前一天，跟一阵风似的来访，帮他收拾屋子的也是这个招人恨的家伙。于是庄吉给按吉发了封快信，让他看到信以后马上赶来小田原，说自己只想看到他，除此之外无法思考任何事情。然而他这三年来最恨的就是按吉，因为按吉是个招人恨、招人咒的家伙。这家伙原本是个热心肠的人，帮自己找连夜逃跑的落脚处，还帮自己想办法借钱，考虑到每次连夜逃跑自家小子都得转校，他还帮自家小子进了私立小学，这种时候，按吉就是自己的亲人。但他身为后辈，却不懂得尊重前辈。每次见面，按吉都会批评他的前辈庄吉最近的作品。庄吉一喝多了就爱给自己加敬称，自称三枝先生，三枝老师。于是按吉都会叫他别自恋了。“你看看你最近写的东西，亏你还能一副老师样，全是一些耍小聪明的假货，你背上的龟壳都快压得你爬不起来了吧。首先就是你那行为，居然从早到晚朗读自己的小说，别干这么可悲的事儿了。”按吉每次都会说这种话，一定会说。三枝庄吉怒从心头起，他给他们共同的好友写了封信，宣称那家伙是个自恋自傲的疯子，不知礼数，是文人中臭不可闻之辈。愤怒，憎恶，三年来，恨他入骨，然而无意间，每次苦恼都会想起他来。于是庄吉就忍不住写了封快信。那次挚友大门次郎跟庄吉绝交的时候，庄吉立刻给那家伙写了封快信，那家伙也赶来了，然而按吉来了以后，又马上招他生气。按吉看到快信立即赶了过来，却被庄吉皮包骨头的样子给吓坏了。庄吉两颊凹陷，脸小得过分，不比按吉的一只拳头大，其中只有眼口鼻还保持着原来的大小，暗沉得跟木乃伊似的，说起话来只有嘴巴跟妖怪似的动来动去。除了眼鼻口以外，就剩下黄浊的皱纹，还有毛发了。“哟，你终于来了！我很想你，能见到你太好了。这段时间你过得怎么样？你的房间安静吗？能学习吗？哎呀，今天我真幸福。总算见到你了。”按吉又愣住了。因为庄吉除了喝醉酒以外，平时一向是个阴郁沉默、说话极度谨慎的腼腆之人，感情一点儿都不外露。庄吉一直劝按吉住下，按吉推辞说手里有快截稿的活儿，硬是给推掉了。他会如此推辞，是因为跟病弱的庄吉说话令他痛苦不堪。虽然栗栖按吉是个完全不火的三流文士，没有什么稿子要赶，然而庄吉听了却觉得十分对不住他——“这样啊”“你腾时间过来看我的呀”“请原谅我”，小脸看似原本就盈满了泪水似的。不过按吉还是费尽了口舌安慰庄吉。例如，庄吉老婆就算跟浮田一起失踪了，也不一定会发生肉体关系。要是被浮田迷住了才走的就另当别论了，但她是跟自家老公吵架以后走的，这种情况就不同了。按吉自己原来跟一个女孩子谈恋爱，一起旅行过十几天，可女孩子并没有把身体交给他。她这次离家出走也是这种情况，起码肯定不会同意肉体方面的事。对方还是个学生，又是乳臭未干的浮田，不可能硬来的，多半她正为这场极度感伤的旅行感到心力交瘁呢。更有可能失去了回来的机会，想回回不来正烦闷呢。林林总总的，两人或许就算殉情都不会发生肉体关系。世事往往就是这么出人意料，向来只有不惹人注意、不为老公所知的出轨才会发展到难舍难分的地步，这种高调的情侣只是看起来风光，两人反而正在痛苦呢，等等。然后按吉趁天还没黑，赶紧回家了。按吉安慰自己的时候，庄吉感觉心里也很有底气，觉得一切都包在对方身上，于是非常放心，连连称是。然而按吉立即就回去了。盼着人来的这段时间还好，然而人已经来了，已经走了。按吉在的时候，这些话还有些说服力，按吉一走，剩下的这些安慰的言辞又算什么呢？不过是空虚的废话而已。自己老婆不在了，跟别的男人一起失踪了。自己又能拿这事实如何呢？庄吉更加急剧地消瘦衰弱了下去。有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户波五郎，他自打庄吉小学起，就是庄吉的后辈。他的家刚好跟庄吉家面对面隔着一条街，只要庄吉在屋檐下喊一声喂，就能听到他在对面房子里的回应。庄吉在东京的时候，户波也住在东京，他在一家书店当掌柜，两人关系甚好，几乎天天一起出去玩乐，一起跟别人借钱去喝酒。户波回到小田原后，在车站前开了一家叫杂文堂的小书店，这一年来天天出门。他把店交给伙计管，自己偶尔也会跑跑客户，但经常大白天就开始喝酒，一夜就把营业额喝到赤字。户波也快到连夜逃跑的地步了。忧心催得人憔悴。这时候最眷恋的就是朋友。虽然跟朋友在一起，有时候会莫名焦躁生气，但心里总感觉很满足，很安稳。户波是个酒鬼，非常明白宿醉的不安和痛苦，知道人在这种时候会极为眷恋朋友，这类经历对于他自己也是家常便饭了，因此他很同情庄吉对朋友的这份眷恋。只要庄吉在对面房子喂地喊一声，他就会过去，哪怕手头的事都不干也要陪着他。可是他自己除了宿醉和连夜逃跑以外，并没有其他烦恼，也没遇过这种事，不可能去凭空想象出来，所以没办法设身处地去同情庄吉。谁都是如此。当时庄吉话说到一半，突然心烦意乱，捏着和服腰带就往乒乓球桌的桌脚上绑，绑了一个圈，把头往圈里一面塞，一面用力拉扯，念叨着“这样死不了吗”，然后又烦躁地捏着腰带，又把头塞到圈里，使劲拿胳膊往头顶上方拉扯腰带。那眼神简直就像已经疯了似的，混浊发蓝，暗沉而犀利。即便如此，户波也未曾想过庄吉竟然会自杀。那是在那之后四五天后的事。庄吉在家里喂喂地喊了好几声，却没有人回应。于是庄吉蹬上木屐，来到了户波家门外。“户波不在家吗？”户波的妻子原来是做女招待的，是个非常没礼貌，一不如意就怄气睡觉的母老虎。只听房中传来含含糊糊，带着怒气的回话：“他不在！”“他去哪儿了？”“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了！”庄吉就此沉默，回了自己家。户波当时要在家里的话，或许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庄吉来到屋檐下的走廊上坐着，一会儿又焦躁地站了起来，往屋子那边走，从客房走到放着乒乓球桌的房间，再走到内屋，毫无意义地快步走来走去，又回到了走廊上，焦躁地坐下了。刚坐下不一会儿，又唰地站起来，走到了他孩子的房间里。过了十分钟，户波回来了。他听说三枝先生刚刚来找过自己，就没从玄关进去，而是从院子转到了走廊那边。户波总是习惯从院子里转过来找庄吉。孩子的房间在走廊尽头。这房间刚好很像个阁楼，没有顶棚，房梁裸露在外面，离地只有六尺高。也就是说，这屋子原本是间小仓库，在此基础上加盖了外面的走廊，地板上放着桌子椅子。虽然整体很像西式房间，但没有门，所以人在院子里可以察觉到里面的情况。户波感觉屋里有人。于是他从院子里往里瞧了瞧，一瞧之下却发现庄吉的母亲——那个曾是老师，威风凛凛又胖又壮实的老太太正用双手一动不动地摁着什么东西。她背对着他，所以他不知道她在摁着什么东西，但她好像一直在摁着什么会动的东西，让那东西保持不动。于是户波迈上走廊。“老太太，有什么事吗？”户波说着就走进屋里。于是她回过头来盯着他，眼里散发出诡异而锐利的光芒。“傻子死了。”然后她放开一直摁着的东西，走出屋子，说了句，“麻烦你叫医生过来。”户波往里一看，房梁上挂了条腰带，庄吉吊在腰带上。因为房梁离地面只有六尺高，小个子庄吉的脚几乎碰到地板，就像踮脚站着似的，微微摇晃着。只见庄吉垂着两条长长的鼻涕，血红的眼睛大睁着，散发着诡异的光芒，就像是还活着，像是在发疯一样。庄吉的母亲多半是听到孩子房间里传来异样的声音，就马上起身去查看情况了。户波把庄吉从房梁上放下来，赶忙跑去找医生了。☆☆☆我接到电报赶去了小田原，我到那不久以后，庄吉老婆就回来了。她看到了当天的报纸，知道了自己老公自杀一事。她让我去一下，就把我带到另外的房间，一面换丧服（可能是从衣柜里拿出来的），一面说道：“那家伙，是存心想折磨我才寻死的。”“没有的事。人会为了折磨别人干出很多事，但不会寻死。他是四十岁的文士，又不是歇斯底里的小丫头。”“你骗人。那家伙为了折磨我，什么都干得出来。他就是为了让我难过才寻死的。”“算了，你冷静一下。”我转身离开了房间。我很奇怪她会提前准备好丧服。生活过得这么窘迫，什么衣服都偷偷卖掉，为什么她没有把丧服拿去当铺当掉呢？我会这么想，是因为女人的丧服透着一种奇妙的性感气息，尤其是女人正在穿丧服的时候，令人神魂颠倒。这种莫名妩媚又性感的生物正扑簌簌地掉着悔恨的泪水，说那家伙是存心想折磨她才寻死的。我也因为中了这种性感的蛊惑，所以赶紧逃掉了。真是没脸见人。我在那之后不久就去京都闲游了。一年半以后，我回到东京。一天晚上，庄吉夫人过来拜访我。她已经自暴自弃到了极点，她成了一名小妾。说是小妾，不如说是妓女，而且还是最放荡的站街拉客的那种。我都不忍直视了。之后我听说她其实是自愿堕落到这种地步的。庄吉是一个始终在做梦的人。他的文学不光是他的梦，还是他实际的人生，同时也是他的梦。然而，梦能成为文学有一个前提：这个梦的根基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扎根，在他站立的现实的地基上扎根才行。一开始是扎了根的，因此他的老婆才会模仿他在梦里描绘的那个她，不久便毫无二致，他们成功地把现实本身变成了梦。他的人生、文学都像他制作的玩具箱一样，他跟他老婆身为玩具箱中的主人公，却有着

了一次交道，向这位八旗旧臣建议，为使天下太平，清廷应复明朝衣冠，包括留发阔袖。宁完我马上向皇帝揭露了陈名夏的计划。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专在剃头不剃头。崇祯年间并未剃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使官吏有廉耻，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要紧事。陈名夏的建议至多也只能说是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估计。自顺治亲政以来，恢复明朝政治体制的趋势愈见明显，但如果陈名夏是想以此促进这一趋势，那么它的直接效果恰好相反。宁完我是较早提议改制的主要汉人臣僚，1631年，他提出依仿明制，使行政制度化。但甚至连他此刻也已经确信，清廷可能已经过于汉化了，这正在消蚀着它的武力。所以陈名夏所谈似乎意在进一步破坏国朝武力。他提议人们重新穿戴的明朝衣冠只适宜于衙门官吏，而不适宜于军事征服者。正如宁完我向皇帝解释的：“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1/10，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宁完我除了声称陈名夏蓄意削弱国朝武力外，还指责他“结党怀奸”：臣思陈名夏屡蒙皇上赦宥擢用，眷顾优隆，即宜洗心易行，效忠于我朝。孰意性生奸回，习成矫诈，痛恨我朝剃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宁完我的弹章还列举了这位大学士及其亲属所犯的八大罪状，这些详细的指控集中起来，构成了对17世纪中国政治腐败的生动写照。首先，宁完我将陈名夏父子描写成残忍邪恶之人，受到家乡溧阳士民怨恨，不得不全家避居江宁，占据了江宁国公花园。国公花园系无主产业，依例应属官产。由于陈名夏官高势大，地方官谁也不敢报告花园被占之事。第二，陈名夏家中窝藏了一名逃犯。故明吏部尚书吴昌时之女被江宁各司执讯，陈家下令由他们保释她，地方官不敢拒绝。第三，陈名夏的儿子陈掖臣是一方恶霸。他坐大轿，列棍扇，横行江宁城中，掣肘各官，干涉总督衙门，敲诈人民钱财。当地人民张贴无名怨揭斥责他，上写“名夏不忠不孝，纵子肆虐”。然而，虽然他的行径如此受公众谴责，成克巩也有所论说，皇上却一无所知。“何无一疏入告？”宁完我问道，接着又补充说：“其党众可想见矣！”第四，陈名夏本人升擢官吏不公，例如特别明显的就是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的时候，很快地提拔了他的契交赵延先。此事曾受到御史郭一鹗弹劾，刘正宗也同意郭一鹗的意见。但这两人的弹劾并没有对陈名夏造成什么影响，而陈名夏在选任翰林官员中继续专权如故。第五，陈名夏一直庇护他的姻亲史儒纲。史儒纲乃溧阳世家子弟，富有房产。他在浙江任道台时，利用职权占夺他人家产。当浙江巡抚萧起无闻知此事审讯史儒纲时，陈名夏多方活动，庇护儒纲，使此案多年迁延不结，并任意批准要求重审的上诉，甚至攻击巡抚萧起元无能。第六，御史魏象枢为陈名夏姻亲，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时，魏象枢主持都察院吏科。自然，魏象枢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建议恢复大计考课制度的官员。这种考课制度把很大的独立权力交给了吏部尚书和吏科给事中，而陈名夏与魏象枢正分别处于这两个职位上。这样，就等于由这两位姻亲掌握了中高级官员晋升手续的全过程。但是，宁完我进一步说，陈名夏受劾的罪名并不在此，而在于魏象枢因误参他人而被降级调用后，陈名夏辄自票拟吏部奏本说魏象枢事属“疏忽”，于是仅仅对他罚俸六个月，免去了降级调用的处罚。第七，陈名夏常常利用职权图谋私利，无非是无耻地营建自己的巢穴：探花张天植告假回南，名夏助路费银百两，天植于伊妻子处还本利五百两，名夏不知，以为骗己，故言天植得罪于我，所以外转。及还银信到，见天植又曰：还汝翰林可也。天植系臣门生，知之颇悉。昨见冯铨等荐举十二人疏内，列有天植姓名。宁完我补充道，这样，“名夏之营私巧计莫可端倪矣”。最后，陈名夏在好几个不同场合作弊私抹票拟公簿，甚至更改书稿。例如，为减轻魏象枢的责罚，他甚至在受到成克巩和冯铨反对之后还是抹掉了票拟书稿中的某些文句，更改了皇帝的旨意。还有一次，他在内院票拟公簿上抹去了总共114个字，这些文件是内院臣僚在票拟底草书写完毕后签名用的。不知陈名夏为何作弊，但他肯定是把自己牵连到某些丑闻中的一些资料——照宁完我后来暗示的，也许甚至是牵连到李三案的资料抹去了。1654年3月22日，顺治皇帝命大学士草拟一份有关朋党的谕旨，陈名夏拿到了宁完我所拟的已被通过的稿文，在发下的票红中擅自抹去了有关明朝衰亡与言官们隐讳不言有关等字句。皇帝旨谕于是被陈名夏歪曲篡改，这真是大逆之举。正如成克巩评论陈名夏删去这些字句一事时所说：“好条画龙，被人挖去眼睛矣。”宁完我在其弹劾的概括部份，强调了陈名夏结党营私，对国朝有无穷之危害。奸党一成，必弃理道。因为官员们将不得不纳贿而引人。奸党一旦得势，就莫可破矣。因此在宁完我看来，奸人结党，将危害国朝凭天命而得到的一切。他身忝满官之列，虽衰老无用，却不忍看到这一结局。在十分令人感动的结论中，宁完我对顺治皇帝说：臣又窃自思念，壮年孟浪，疏慵贪博，辜负先帝，一废十年。皇上定鼎燕京，始得随入禁地，仰睹天颜，矩趋公署，株守臣职者，又复十年于此。十年间忍性缄口，不复作狂吠之犬，然而愚直性生，每遇事而勃发。李应试、潘文学向非臣言复擒，早已免脱矣。臣虽不敢行埋轮补牍之事，若夫附党营私，以图目前富贵，臣宁死不为也。业已自怜孤踪，赉志俟没，不意皇上不以臣为衰老无用，录入满官之列，已出望外。又圣寿之日，更余之时，同内大臣召入深宫，亲赐御酒，臣接杯承恩之际，不禁哽咽欲泪。今又命随大臣议政，臣非土木，敢不尽心力以图报效。但臣不熟满语，老病孤孑，望皇上俯赐矜怜，则余生之年，皆捐糜之日也。臣痛思人臣贪酷犯科，国家癣疥之疾，不足忧也，惟怀奸结党，阴谋潜移，祸关宗社，患莫大焉。陈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人鉴张煊而莫敢声言，臣舍残躯以报答圣主。伏乞皇上将臣本发大臣确审具奏，法断施行，则奸党除而国家治安矣。宁完我以他特有的天生辩才，警告皇帝在政治上结党营私的危险。他颇有历史预见地声称，现在是本朝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皇帝再次宽宥陈名夏，或者将他对陈名夏的弹劾误解为一种私人妒忌的表示，那么国朝将重蹈明末历史的覆辙。内廷将支配外廷；个人偏袒将取代公正的政治判断；即使纯粹为了明哲保身，其他臣僚们也将不得不去步长于结党营私的陈名夏的后尘。

对陈名夏的最后审判

次日中午，当皇帝读完了宁完我的论疏后，亲自讯问了陈名夏。陈名夏以其惯有的态度，拒不承认有任何过错。陈名夏的辩白清楚有力，以致他确信皇帝已经满意了，宁完我对他的论劾会像以前别人提出的那些弹章一样落空。这次讯问后，顺治召各大臣集于内院，而没有告诉陈名夏为何遍召诸臣。诸臣一到，顺治就亲临内院，令侍臣朗读宁完我章疏。陈名夏不等顺治说明此案和他对它的看法，就立即再次对宁完我的弹劾逐条反驳。他不待裁决就企图先发制人之举，激怒了皇帝。皇帝立即扣留陈名夏，然后命九卿集于左阙门。诸臣环坐，陈名夏被迫下跪相对。随即，宁完我向部院大臣宣读弹劾奏疏，并带来陈名夏的班役二人、苍头二人作证。这次廷讯结束时，陈名夏被正式拘禁，关在宫内。第二天，即4月19日，又有两名官员被捕。一是张天植，他曾馈送陈名夏白银500两，得以荐为翰林院编修；一是王崇简，他与陈名夏为同年进士，由陈名夏举任高官。这两人都被押在宫里，次日与陈名夏一起被带到午门听讯。皇帝登午门楼，设榻高坐相临。在一开始时，审讯并未按皇帝所计划的那样进行。刑科右给事中刘余谟认为陈名夏的申辩在理，皇帝便命令他说明理由，并多少是为了威胁他住嘴，把他召到了楼上。但刘余谟喋喋不休，以致顺治皇帝为之龙颜大怒，下令将其革职，审讯才得以继续进行。在4月20日的审讯中，有几位受此案牵连的官员被宣布无罪。陈泰证实魏象枢与陈名夏没有任何像宁完我所说的那种关系，对他的论劾被驳回了。王崇简也被宣布无罪，不久又授为内院学士。很凑巧，他的儿子王熙也正在内院供职。王熙后来出任了大学士。张天植承认曾贷银于陈名夏，证实了宁完我对陈名夏的指劾，也在当天被释放。但陈名夏仍在继续接受宁完我和刘正宗对他的详细指劾。虽然他坦白地承认曾提倡恢复明朝发式衣冠，但拒不承认有罪，力图反驳每一条对他的指劾。尽管如此，那天审讯后他仍被吏部正式拘留，暂时监禁在吏部藤花厅。翌日，4月21日，他的父亲和儿子也被正式起诉。在其后的10天中，吏部进行了仔细调查，与诸部衙门合议，商讨对陈名夏的指劾。吏部认为陈名夏有罪，对他的指劾基本属实，因此建议将其斩首，籍没家产，把他的妻子没为奴婢，流放盛京。1654年4月27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宫内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会议批准吏部谳议，建议立即将陈名夏斩首。顺治赞成所议陈名夏之罪，甚至处死他，但是，想到他的大学士会像李三一样在北京百姓面前身首异处，皇帝感到不安：陈名夏所犯之罪实大，理应处斩。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于市，著处绞，妻子家产免分散为奴，余依议。于是立即派使者去藤花厅带陈名夏。当使者来到藤花厅，陈名夏问他们是否要带铁索，他们回答说不要，陈名夏知道不妙，当走出吏部时，他向一位朋友大声喊道：“我色竟不动也。”在去宫中的路上，他与另一官员的班役简短谈了几句，好像他认为一切都很好似的。他面露自信的微笑，被押进宣武门。这是宫外的人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陈名夏。据说一进宫墙内他就被直接带到午门内的灵官寺。在那儿向他宣读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判决和皇帝的恩典。他一言没发。刽子手立即用一根打了结的弓弦套住他的脖颈，陈名夏被绞死了，终年54岁。谈迁当时住在北京城，他是一周之后才听到陈名夏的死讯的。前几天晚上，他正好在读陈名夏的诗集《石云居集》，这是陈名夏出仕多尔衮政权的第二年付梓刊行的。谈迁在那天的日记中简洁地写到：癸卯，《石云居集》阅竟。是日，闻陈百史末命。存则人，亡则书，岂是之谓耶。后来有一天，谈迁散步到宣武门，好奇地想看一眼幽禁陈名夏的那个厅室，但他迷了路，没能找到它。陈名夏并没有受到所有的人的哀悼。谈迁本人在他死后说他“性锐”，然“肮脏”，好为名高。也许，对陈名夏最友好的公开评价还是出自顺治之口，顺治好像从未能消除对陈名夏矛盾的心情。那年冬天，在游览南海子时，冯铨向皇帝评论起这位死者，颇有贬意。皇帝沉默片刻，然后十分低沉地说：“陈名夏终好。”此后冯铨再也不提陈名夏了。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何腾蛟于1649年3月3日在湘潭被捕。同上书，第39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阿济格于1651年11月28日自尽。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多尔衮死后，吏部、刑部和工部各增设一个满洲尚书员额。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济尔哈朗指定了一批八旗高级将领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70—71页。?1652年朝鲜使节告诉顺治皇帝说，要不是两黄旗将领的反对，多尔衮本来要取代他而自立为帝的。郑天挺：《探微集》，第11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关于济尔哈朗争取八旗将领效忠的努力，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7—48页。?后来南怀仁将顺治惊人的独立与固执同年轻的康熙皇帝的依赖与犹豫做过鲜明的对比，他在1670年从北京写信给他的朋友库伯莱说：“当今天子（即康熙）在年龄和性格上仍十分幼稚，随从在他耳边嘀咕的意见很容易影响他。他通常并不独自对政事作出决断，而是要由六部的长贰去批准。这与他父亲顺治的情形十分不同，顺治从小就凭自己的权力决定许多事情，全然不为大臣的意见所左右。”H.博斯曼：《南怀仁》，第380—381页。尽管有这种评价以及其他的例证，许多历史学家还是错误地非难顺治自主的君权。见黄培：《专制制度》，第84页。?《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2页。大概，当摄政王在世时，顺治在朝议中通过观察多尔衮而学到了许多施政的本领。?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内阁在紫禁城里，但在内宫的外面。马米兹：《魏忠贤》，第62—63页。?福临的母后孝庄，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王妃，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1644年福临迁都北京时，她从庄妃而被尊立为皇太后，她的姑母孝端皇后位高于她，不过1649年孝端死后，孝庄便是宫中地位最高的女人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00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八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798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在阿济格受审时，皇帝才开始意识到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已因汉人投充而被镶白旗和正白旗占有。他于是下诏两白旗将汉人投充的土地转交给宗人府，从而增加了宗人府的资产，并抑制了两白旗的经济独立性。1651年3月18日下诏，1651年3月27日抄件，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67—69页。参见周藤吉之：《清朝初期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5—36页。整个1653年，户部和都察院的官员都在试图把非法投充各牛录的土地交还给原主。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72—11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卷，第18—20页。也有记载说何洛会作证陷害豪格，正是为了取悦于多尔衮；而他也正是因此才被判处磔刑的。希福的侄子索尼或许是受到宦官吴良辅的怂恿而作证反对多尔衮的。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3页。?同上书，第23页。罗什系萨哈璘氏贝勒，常与希福和祁充格一起被人提及。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的贰臣传》。?《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4页。1652年4月29日，顺治皇帝斥责拜尹图和其他四名宗室“背朕迎合睿王，以乱国政。”同上书第六十三卷，第15页。参见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拜尹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巴雅喇之子。恒幕义：《清人名人传略》，第598页。1655年，有两位官员请求减轻对多尔衮的贬责，但被济尔哈朗操纵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驳回，两名上请者被流放。直到1773年，清廷才下诏赦免多尔衮之罪；1788年，还睿亲王封号，由多尔博的曾孙淳颖袭爵，为八大家“铁帽子王”之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21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49页。?同上书，第48、378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592页。范文程被夺官论赎，但第二年就复官了，并重新进入议政王大臣会议，直到1654年致仕。宁完我在此后不久得以调任内国史院大学士，是所有汉人中唯一位秩从满洲大学士之例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张其昀编：《

措中逐步地完善着，比如从太湖、灵壁运来的石头摆在了艮岳的四周；石旁植有蟠木瘿藤老树异花，随山势曲折蜿蜒，凿石成路，从山脚直到峰顶，号为朝天磴；主峰外小山都是堆土垒石而成，峰凌如削，飘然有出尘云鹤之姿，名为飞来峰。植梅最多处名梅岭，种丹杏最多处叫杏岫；增土垒石，中间留隙穴栽黄杨的山坡叫黄杨岭；于山崖险处种丁香，称为丁香嶂；以红石砌山其下种椒兰，名为椒崖；在山之尾部增土成坡，植柏树万株，枝干柔密，搓之不断，树叶结成幢盖、鸾鹤、蛟龙之样，命名为龙柏坡。沿艮岳西行，栽竹成林，林外用清一色的紫色石堆积成山，山北放置一蓄水柜，山顶凿挖深池，每当赵佶前来游玩，命水工在山巅放水，形成瀑布，命名为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凡此种种，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有了这些仍然不够。景物虽美，都是死物，必须要有灵禽瑞兽点缀，才能变成人间仙境。于是，找来一位驯兽名人叫薛翁，这老儿每天用大量珍贵饲料和艮岳中的禽鸟走兽套近乎，一个多月以后，鸟儿们熟了，他一叫就来，赶都不走。这时，可以请赵佶来观赏了。当赵佶来时，一声清啸万羽腾空，环绕在皇帝车驾周围，仿佛万鸟朝凤。从此，这里叫做来仪所。这时，又有能人巧匠把众多的油绢做成绢囊，加水润湿，挂在山崖之间。这样，每天早晨的晨露纤云都浸入其中，附于绢囊之上。当赵佶再来，一齐把绢囊打开，顿时雾气氤氲朦胧生花，十步之外山崖隐现，百步之内不辨从人，在若隐若现之间登艮岳，仿佛进入仙界，非复人间之境也。如此享乐，尚人间否？尚有憾乎？答曰有，至此境地仍然是外部享受，身外之趣而已，作为顶级的欣赏家，终极的艺术追求者，赵佶怎么会满足呢？有道是艺术的终极是宗教，他开始转而追求心灵方寸间的神秘了。第八章神仙大卖场有一首诗把人类的追求层次从低到高地排列了一遍，从无例外，古今中外，只要是人，都坠入其中，无从逃避。它很著名，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得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人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时来运转做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四海万国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洞宾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做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起，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还嫌低。玉皇大帝让他做，定嫌天宫不华丽。以这首诗为准，赵佶在短短不到十年之间，就跃升到了最后一步的关口上。他想要成仙，想要超凡，想要脱离低级趣味了。那么，只能从宗教入手，可是宗教太多了，时光长河流淌到宋朝时，出现在东亚大陆上的宗教各式各样，连传说中的波斯拜火教都查有实据。选哪个呢？自然是道教，赵佶的曾曾祖父真宗赵恒信的是什么，曾经怎样信过，有这种光辉先例，赵佶还用从头思考吗？何况，他本人亲眼目睹过道士的神奇。那是位道士中的领袖，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大人在哲宗时期进京大显神通，为当时的皇后孟氏取出了误吞入喉的绣花针。这是很尖端的外科手术嘛。另一件事就非常惊人了，据说有一天刘宗师默默无言，一动不动，皇帝派人召见也跟没听见一样。当他终于起身，到赵佶面前后，赵佶问他：“搞什么，这么久才来？”刘宗师说：“刚才上天散步去了，本来很快就回来，可是正看到南天门外放春榜，榜上是明年开科考中的贵人名单。俺多看了一会儿，所以来迟了。”赵佶问：“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好，写下来，藏进这只小盒子里，明年放榜见分晓。”第二年春榜发放，金殿唱名，前两位是蔡、柯棐。打开刘宗师的小盒子，发现里边有张纸，上边写着“二草二木”。全都没话说了，完全正确。由此，刘宗师的地位确立，道教的灵验无可置疑。接下来，赵佶也变得灵异了。他先是做了一个梦，梦中扶摇九天，登上了一处仙宫。里边的神仙告诉他，“汝以宿命，当兴吾教。”该神仙做道士打扮。赵佶把这个梦郑重地告诉了身边的大臣，大臣们心领神会，向下边层层通知。可是效果不大好，没多少人震惊。事后想来，很可能是因为没有旁观者，他自己做了个梦，再单独向大臣们宣扬，可信度不高。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规模太小了，经过真宗造神运动的宋朝人免疫力太高，导致无动于衷。怎么办呢？聪明的赵佶想了想，什么都没再说，也没再做什么，直到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的十一月，某天按惯例他要盛装出行，去圜丘祭天。当天仪卫盛大，臣子俱全，赵佶乘玉辂出南薰门，奔圜丘。刚刚出城，赵佶忽然遥指前方，问身边一个年轻人：“蔡爱卿，你看玉律园之东若有楼台重重，是何处也？”蔡，是著名的小蔡。蔡京的长子蔡攸。蔡京有很多儿子，蔡攸是很特别的，他并不是走老爹的门路才搭上了皇帝，在赵佶还是皇子时，他就博得了未来皇帝的好感。当年赵佶出宫，经常会遇到一个比他大两三岁的青年。那青年见到他之后会立即下马，拱手立在一边。久而久之，赵佶问这是何人，左右回答说这是蔡承旨的公子。蔡攸之名，就在此刻进入赵佶的心里，算是半个贫贱之交。这时，小蔡心领神会，回答说：“臣看见了，云间的确有楼台隐隐数重，仔细再看，它们都离地有数十丈高。”“是吗？爱卿你视力很好，还看到了什么，有人物吗？”“有，有道教的童子举着幡幢节盖，保持队形在云间行走出没，臣能看见他们的眉目神情，历历如在眼前。”四周大臣侍卫们听了，齐声高呼万岁，神仙真的下凡了，只是我们太蠢，只有皇帝和蔡攸有仙缘，所以才看见。于是，赵佶在这里修建了道观，取名“迎真”，并作《天真降灵示现记》。从这时起，宋朝再一次刮起了全国性的道教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道教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成为中国正朔朝代里唯一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赵佶就是那个合一体。首先他是皇帝，可他宣称除了神宗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爹。该爹是玉皇大帝，简称上帝。他是上帝的元子，即长子。在天上的官儿叫神霄帝君，因为爱中原这片土地，在天上往下看时，发现茫茫大地上全是光头，即佛教信徒，心里实在有气，才主动要求降生下来，拯救黎民百姓。在他的嘴里，佛教叫“金狄之教”。金，五行中西方属金，这是方向感，指向了天竺古印度；狄，夷狄外族，带有鄙视性，源于中央华美之族的优越感。堂堂中华贵嗣，怎能剃光了头，向异族的神灵膜拜？简直是数典忘祖！于是，赵佶以教主加皇帝的合一体身份，给道教信徒加持了若干光环。先是要学习，赵佶要求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挖掘道教知识遗产，谁能上缴孤本、珍品的道教典籍，立即升官发财。典籍由官方指定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最后合成一部万寿道藏。据传说，《九阴真经》就是这次抢救典籍运动中的副产品……接着还是要学习。宋朝的州学、太学等各级学府从此多加了一门科目，大经，或者小经。学子们任选一经，仔细钻研，学好了有奖。大经，指《黄帝内经》《道德经》；小经指《庄子》《列子》。学习中，道士们发达了。他们有了身份，从低到高分二十六阶，品级和朝中士大夫官阶相等。有阶即有权，他们见到官员时，可以不必施礼，不必俯首。这就不只是分庭抗礼了，简直是出乎其上。有权即有钱。道士们在全国各地大修神霄宫，宫观使不再由官员们兼职，都由教中兄弟们担任，于是宫观职的丰厚工资都成了自留田。最后是一项终极特权。无论谁犯了什么罪，除了反宋反赵反人类，只要加入道教，立即恢复名誉，重新做人。在这个过程里，和尚们倒足了大霉。先是名字改了，和尚叫德士，佛叫金仙，菩萨叫仙人，罗汉叫无漏，金刚叫力士，僧伽叫修善。接着住的地方没了。各地要盖神霄宫，官方的说法是由各地的道观改修，可在实际操作时，有二十六阶官身在手的道士们笑嘻嘻地拦住了装修工程队。何必奢侈浪费呢，屋子还是原来的屋子，再怎么修能搞出什么花样？你们到四周转转，实地测量一下，找到最大的那座佛寺，把里边的和尚赶走，在那儿改建神霄宫……再有就是原来的衣服穿不得了。赵佶说过，他在天上时就看着地上密密麻麻的光头来气，连带着袈裟、法冠、锡杖等东西也不顺眼。这些都要改。改成半道士模样。头上要戴星冠，但不许有日月星辰图案，只是一顶乌沉沉的帽子。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用根带子勒在脖子上。可帽子下边就没法处理了。正牌的星冠下边是冠巾，配着道士们飘逸的长发，显得潇洒漂亮。可和尚是光头啊，这怎么搞？和尚们有办法，他们戴上了假发。在假发上梳成发髻别上簪子，离远了看非常和谐，没一点破绽。以上种种，只是常规设施，在民间、官场的层面上实施。怎么说呢，一句话，都是给凡人们定的规矩。人之上有神，在凡间之上的境界里，才是赵佶所追求的真正目标。当年的法令公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挟阴阳卜祝及诡怪诞妄之术，得先生处士之名，官视正郎，恩数越于道流。”也就是说，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的待遇比官员要高，比普通的道士要高。高到什么程度，以最高的那个人在京城的遭遇为例说明。说到神仙、特异功能，现代社会应该不陌生。中华大地上曾经雨前蚂蚁一样涌现出了无数的特异人士，他们能隔空发功给人治病，可以聚众开会引发气场，全体与会人员一起又哭又笑且歌且舞，更可以透过近百米的河水看见河床上的一只罐头瓶子。如此等等，让人大开眼界，觉得身为人类真是荣耀，的确是万物之灵。但翻看宋史之后，你就会发现，时隔近千年，各项神奇功能不仅没有发展，居然还倒退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灵异的时代。根据记载，只有先秦、始皇、汉武等几个极特殊的时代才能超过它。但精确计算的话，上面这些还各有不足。与宋朝相比，先秦时代各种传说、诸般神奇的确更炫目，但史料不精确，基本上没有证据；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寻找仙方，派人渡海，看着很壮举，但境界实在太低。长生，本就是仙法中最低等、最初步的层次。秦始皇找仙方，被方士嘲笑，气得大开杀戒；渡海找蓬莱岛，结果人员一去不复还，搞出了个疑似徐福传人的日本国……至于汉武，他在这方面是微缩版的始皇，嬴政大哥干过的他都干了一遍，在他身后西汉还能再挺几代人，算是相当不简单了。之后连唐朝都算上，统统没有宋朝的神仙风光。在赵佶的时代里，各路货色应有尽有，说哪一种，都有代表人物。预言类，有前面说过的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曾经预言第二年春榜的前两名名字。这很帅，但很儿科，灵异界人士都能说点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事，其中跨度最远、预言最准的一个，叫张虚白。张虚白掌管太一宫，官太虚大夫、金门羽客。他的宫里由赵佶亲自下令增设宏道、真学、会宾、隐真四堂。又造庵堂、小轩，名字都由赵佶亲笔题写。是什么让赵佶这样看重他呢，因为他经常喝酒。张虚白是典型的酒后吐真言的人，每当喝醉，他都会突然卧倒，躺在赵佶的大腿上，喃喃自语，说一些云山雾罩的话。这些话，在某些天之后都会应验。更有甚者，某一时刻他一高兴，会直接说在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极其罕见了，要知道就连大名鼎鼎的《推背图》《烧饼歌》或者外国灵异界杰出人士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也都是用图片、用诗歌等暗语晦涩地暗示一下将来而已。谁也不能准确地说，哪一天发生什么事，并且百分之一百准确。但张虚白做到了。他最经典的一次预言是多年以后，辽国崩溃的消息传进开封，金国人宣称抓住了辽国皇帝耶律延禧。这时赵佶问张虚白：“这事儿真假，你怎么看？”张虚白当时正巧喝醉了，他躺在赵佶的大腿上，缓缓地说：“天祚帝在海上筑宫室等待陛下，已经很久了。”这句话让周围的大臣集体出汗，耶律延禧是亡国之君、阶下之囚，而赵佶当时刚刚获得宋朝历代皇帝最高成就奖，达到的高度连开国之君赵匡胤都比不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张虚白居然把这样的皇帝预言成第二个耶律延禧，还有比这更大逆不道的吗？简直是恶毒的诅咒！换谁都得把这妖人踢出去，不砍头也毒打一顿，去去晦气。可赵佶只是一笑，他拍拍张虚白的后背，说：“张胡，你又醉了。”多年以后，历史证明了张虚白的预言是否正确。在唐朝时，有过一段神仙佳话，唐明皇李隆基失去杨贵妃之后非常想念，找来方士去寻找，哪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找到杨贵妃的踪迹。这位方士很神勇，他不仅在海外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还带回来了一些当年李、杨两人的私密话语，让当事人无法怀疑。很牛吧，宋朝也有，而且更上层楼。濮州（今山东鄄城县西南临濮集）人王老志，本是个地方小官，后来弃官学道，神仙得不得了。在山东老家时有人找他麻烦，结果突然间脚下陷了一个深坑。坑底里露出了斗大的鳞甲，吓得前来找麻烦的人掉头就跑。跑出五里后，头顶上雷霆剧震雨雹俱下。他能随时操纵人间祸福了。王老志进京之后，刚巧赶上赵佶的爱妃刘氏病死了，赵佶悲伤之余请他进宫，询问刘贵妃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情况。王老志说，刘贵妃是天上的紫虚元君，现在已经魂归道山，重修正果，但通过他，赵佶能和刘贵妃对话。赵佶将信将疑。另一位贵妃乔氏问，自己曾和刘氏很好，现在刘氏还想她吗？王老志没说话，他拿出了一封信。这封信里写的居然是一年前乔、刘两人和赵佶在一起时说的私房话！豫章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人王仔昔是个全能型神仙，号称无所不能。据记载，赵佶时代某年非常罕见地干旱了。这不是乱讲，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天气也一样的特异。中华大地上，风调雨顺了好多年，全国出产丰富，五谷丰登。这次罕见的干旱让赵佶不爽，决定派重量级选手一次搞定，在灾祸的苗头初发时就摁死它。于是，王仔昔出场，为了隆重气氛，赵佶御赐了一张黄纸，以便王神仙画符。那一天万众瞩目，王神仙提起朱砂笔来，笔走龙蛇在黄纸上画了一道小符，却没按正常程序当场烧掉，和上天的神仙沟通。他突然转过了头，向旁边送纸来的御使说：“把符拿走，放水里煮开了洗。”“啊？”御使蒙了，神仙在说什么，这是祈雨好吧，又不是熬汤喝！他拒不接受，说：“皇上要你祈雨，你这么搞全拧了！”王神仙却大怒，厉声喝道：“少废话，马上拿去！”于是，御使只好持去。符送到了赵佶的面前，徽宗陛下在迷茫中突然灵光一闪，进而冷汗直流。他一边派人把符扔进水里烧开，一边叫来了一个爱妃。该爱妃正害红眼病，看着跟兔子似的，多少御医都治不好。等符水烧开之后，洗了一会儿，居然立即痊愈。什么是神仙，这才是神仙。能体谅领导辛苦，为领导着想的，才是真正有用的神仙！王仔昔改善了赵佶的生活，这很可贵，但终究不算太难能。因为治病救人、未卜先知，都是神仙的初段本领，下面出场的这位才是神仙里的上层人物。修道者以虚御实，万事皆空，逐渐修炼下去，能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这是中华道教的普及型纲领，在这之上，每个时代总有些修道界里的个别人物搞特殊。他们信奉的是“修而优则反”。这实在是没办法，就像手里抓着一大麻袋的金元宝，要是不花出去，实在让人心痒痒。这些金元宝，就是世俗凡间的人心。修道达到一定层次，总会有大量的信徒。信徒，是最忠实的追随者，就算在无神论成为主流的现代，都不断有人被蛊惑，何况是封建时代？于是，教徒多了，难免不造反。如汉朝的张角，清朝的洪秀全。这类人物在赵佶

明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本已退守老家的陈炯明迅速招兵买马，纠集了近六万人马，用行动明白无误地告诉大本营：他陈炯明又要打回来了。与此同时，旧桂系的沈鸿英也招揽了近三万人，打算跟新桂系“三驾马车”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广西决战，一战定广西归属。两广局势混乱，全面开战。这里要补充一下，在李济深的努力工作下，孙中山的革命统一战线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这三位有志中年已于1924年年底加入了前程远大的国民党。孙中山分别任命他们为广西绥靖公署督办（大概就是广西革命军总指挥）、会办（副总指挥）、参谋长。这三位老兄麾下的广西革命军，算是听从广东大本营命令的一支军队，虽然仅有一万余人，但战斗力比旧军阀要强得多。面对陈炯明的挑衅，大本营被迫应战，成立东征军向陈炯明宣战，同时命李宗仁率广西革命军迎战沈鸿英，并派遣粤军陈济棠率部进入广西增援李宗仁。1925年2月初，第一次东征开始。东征军分三路，其中许崇智粤军为右翼，杨希闵滇军为左翼，刘震寰桂军为中军。蒋介石以校长兼东征军右翼参谋长的身份，率领以黄埔军校教官和一期生为基层军官组成的教导一团、二团共三千多人的学生军，从长洲岛出发，参加右翼粤军。周恩来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随军东征。实际上，左、中两路的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坏老小子已经被陈炯明暗中收买。他俩按兵不动，三路大军无法形成有效配合。因此，只有许崇智、蒋介石率领的右路军积极主动作战。右路军总兵力一万余人，尤其是蒋介石统领的教导团，是东征军的骨干力量。说他们是骨干力量可不是吹牛，告诉你这两个团都有谁。总司令是蒋介石。两个团的团长分别是何应钦和王柏龄，请注意“王柏龄”这个名字，这是一个神奇的人物。营长由黄埔一期的教官担任，比如后来的共和国元帅叶剑英。学员里面也是藏龙卧虎，看看这些名字吧。国民党方面的杜聿明、关麟征、王耀武、郑洞国、宋希濂、余程万、俞济时、陈诚、胡宗南、孙元良，共产党方面的蒋先云、陈赓、徐向前、左权、王尔琢、许继慎、周士第，这其中的任何一人日后都是集团军以上的领导（早期牺牲的除外），此时却只是教导团里的连长、排长、党代表甚至普通士兵。整支队伍战斗力之强悍是毋庸置疑的。

英勇善战的黄埔学生军

黄埔学生军虽然在行军、后勤乃至于战场上因为经验不足捅出过一些篓子，但是他们的整体素质极高，只差历练积累经验、自我完善而已。因此，当这样一群将兵遇上合适的锻炼机会，足以成长为一个极为优秀的团队。果然，在一场场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学生军，英勇善战，势不可当。他们与粤军完美协作，连下东莞、平湖、深圳等地。不到两个星期，东征军的前锋就已抵达陈炯明的重要据点——淡水城下。虽然淡水城城坚兵重，易守难攻，但在勇气和牺牲精神面前，重兵和天险也是可以被征服的。在粤军的配合下，学生军以十名军官和一百名士兵组成“奋勇队”（敢死队），利用敌人的轻视，出其不意地于拂晓发起攻击，舍生忘死，艰难杀进城内。大部队随之拿下预定战略目标淡水。在这场颇具难度的战斗中，大部分教官和学生都奋勇争先，表现优异。可惜凡事都有例外，如此优秀的团体竟然也出现了逃兵。首先是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兼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这位仁兄以“求援”的名义跑路了。尽管二团的将士们在战斗中用英勇的表现狠狠地抽了自己长官的脸，但王先生不太要脸，打脸对他无效。王柏龄跟蒋介石私交不错——两人是保定军校同学、结拜兄弟，也曾为革命立过一些功劳，所以只是丢了官，但保住了小命。而二团七连连长孙良就倒霉了，这位临阵率部退却的仁兄，当即被蒋介石军法从事——处死。孙良也算是拿自己的脑袋为革命立了些许功劳——杀鸡儆猴。残酷的军纪让全军为即将到来的生死决战做好了纪律准备——此后再无敢退者。接下来，许崇智和蒋介石决定，留一小部分人马阻击惠州之敌，率主力绕过陈炯明重兵防守的惠州，继续挥师东进，压缩陈炯明的生存空间，消灭陈炯明的有生力量——叶举和洪兆麟。基于一个共同的美好愿望：帮助陈炯明快些完蛋，许崇智和蒋介石进行了明确的分工。许崇智率粤军进攻海陆丰。蒋介石则率学生军截断敌人的财税来源——潮汕——潮州、汕头，让陈炯明的军队既没饭吃也没钱花，这着实是一个高效、稳定的涣散敌方军心的好办法。蒋校长带领学生军长驱数百里，于3月初占领潮汕。粤军的表现也不落下风，成功拿下海陆丰。叶举和洪兆麟被打得哭爹叫娘，逃到海上才保住了小命。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万粤军和学生军组成的右翼部队战胜了数倍于己、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是在党的绝对控制下，而且所到之处，各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大本营的威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李宗仁率领的广西革命军也已击溃兵力两倍于己的沈鸿英主力，两广大有连成一片的趋势。革命形势从未如此明朗，前途从未如此光明。不过，大好形势下却有大忧。此时，孙中山病危的消息传出！孙中山凭借几十年跌宕起伏的革命经历，深孚众望，是黄埔师生心中公认的革命领袖，是革命军的旗帜。旗帜若倒，孙中山却无令各方信服的接班人，那些原本就不安心团结在革命军身边的势力，岂能不另起炉灶？当然要另起炉灶。唐继尧在得知孙中山病危的消息后，就没能按捺住自己骚动的心：机会来也！环顾四方，试问天下英雄，谁比我唐继尧更有资格接过孙中山的大旗！于是，唐继尧接过日本人送过来的大批军火援助，宣布就任早就过期作废的广东大本营副元帅之职，并电告大本营，他要带兵十万前来广州接收大元帅政府。唐先生可不是闹着玩的。为了占到先机，这位兄台还使出了暗度陈仓之计，在电告大本营之前，他已让手下大军秘密出发，当他电告大本营之时，先锋龙云已经开到广西首府南宁，后军卢汉也已进入广西，打了李宗仁一个措手不及。一直对孙中山阳奉阴违的杨希闵、刘震寰眼见陈炯明这张饭票已经没法依靠，也转而与唐继尧眉来眼去，蠢蠢欲动。军情十分紧急。李宗仁只能暂时放过已经快被蹂躏至死的沈鸿英，急率广西革命军回师阻挡唐继尧南下。既然李宗仁他们承担了阻击的任务，那东征军也必须尽快击败陈炯明余部，增援李宗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否则先前取得的胜利将化为乌有。

决战棉湖

就在局势进入最危险阶段之时，陈炯明开始落井下石。他狗急跳墙，调兵遣将，要与东征军拼死一搏。很快，蒋介石就收到了农民协会带来的坏消息：陈炯明的手下林虎凑了两万余人，兵分两路，一路出棉湖，一路走鲤湖，企图截断黄埔学生军归路！蒋介石估算了一下形势：前有未拿下的惠州坚城当道，后有林虎追兵堵截，而粤军又短时间内赶不过来。学生军面临被前后夹击的危险，实可谓进退维谷！不过好在惠州距此有两百多公里，以自己对惠州守将杨坤如的了解，此人守城的本事还可以，但目光短浅，在短时间内一定不敢出城攻击自己。只要杨坤如不出兵，自己就只需要单挑林虎，胜机大增。在危急时刻判断出敌情，并能够抓住时机及时应对，这是为将者最重要的素质之一。蒋介石判断：杨坤如暂不会出城，而林虎也未对自己完成包围，此时正适合执行正面突破结合迂回袭击的战术。蒋介石不再犹豫，当即下令：教导一团向棉湖前进，正面突破林虎的攻击！教导二团向鲤湖前进，执行迂回袭击！谁也想不到，在这个小小的棉湖、寂寂无闻的棉湖，即将爆发一场决定中国近代史走向的决战！如果蒋介石输掉这场决战，黄埔学生军一定全军覆没，孙中山多年的奋斗将化为泡影，而他不仅会成为革命的罪人，还有可能会失去一切——再来一次的机会，生命，甚至来之不易的名节。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战争。这场战争，蒋介石输不起，革命也输不起。所以蒋介石、国民党乃至于共产党都只有唯一的选择：拼死一战，只在此时！出发！迎击林虎！1925年3月13日，学生军教导一团在棉湖附近与一万五千余人的林虎主力遭遇，而教导二团的对手则是四千余人的林虎偏师。这是学生军成军以来情势最危急的一次，不仅被林虎占据了有利地形，且教导一团面临的是十倍于己的敌人，连蒋介石、周恩来的指挥部都被林虎主力以优势兵力包围。就在如此逆境之下，学生军爆发了强大的战斗力，与敌军展开激战。在编制完全的时候，他们依靠出众的团队战斗力对抗敌人。在编制被敌人打乱之后，他们依靠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的单兵素质杀伤敌人，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锋刃卷了就肉搏。一般来说，军官的职责是利用自己的智慧谋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士兵的战斗力，然而当战斗到了不胜就死的决胜时刻，所有的军事智慧都无法再发挥作用时，军官们就只剩下最后的绝招：抄起家伙亲自上阵。蒋先云、曹渊、关麟征、俞济时、余程万、杜聿明等下级军官都上阵搏杀！人手依然不够用，蒋介石也不得不亲自参加战斗。顾问加伦跳进战壕，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廖仲恺、周恩来率领贺衷寒、邓文仪等政治部人员也加入战斗。勤务兵、伙夫全都上阵迎敌。关键时刻，陈诚立下大功。他麾下的炮兵连预留了一些炮弹，每当有大群的敌军亡命冲过来时，陈诚就赏给他们一炮。敌军自然是怕死的，只好又缩回去。陈诚的这一招减轻了学生军不少压力。按理来说，即便教导一团再英勇无畏，他们也很难在十倍于己的敌人面前撑过一天。但事实是他们不仅撑了下来，还以自身伤亡过半的代价杀伤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学生军成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对手林虎出了昏招。林虎其实是一个老资历的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中表现不错，也曾带过不少猛人——李宗仁及其麾下的近半个新桂系的骨干将领们，算是久经沙场，所以他根本不把初出茅庐的黄埔学生军放在眼里，以为随便打打就能把黄埔军杀得片甲不留。这也是他选择攻击学生军而不是粤军的原因——拣软柿子下手，只是他万万想不到自己挑到了一只刺猬。轻敌的心态让他在以多打少的情况下，没有让手下的军队一步到位，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全力出击，一次性吃掉对手，反而玩起添油战术——逐批增兵，大大减轻了学生军的压力。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更何况是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即便自身实力再雄厚，也应该以超过对手数倍的强度配置资源，极大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时间上与空间上形成瞬时优势，对对手实施重点打击。这一原则普遍适用于对付强大的竞争对手。可打到这个地步，林虎想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教导二团的刘尧宸、宋希濂、郑洞国等猛人在新任团长钱大钧（王柏龄此时已被免职）的带领下，已经在鲤湖击溃了林虎的另一支军队。教导一团终于等来了教导二团的增援！教导二团直接向林虎的指挥部发起攻击，围魏救赵。敌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士兵如潮水般后退。林虎眼见消灭对方无望，手下伤亡越来越大，士气越来越低沉，只能下定决心跑路。若不赶紧跑路，老命都可能会留在这里。林虎不仅打输了仗，还站在了历史大势的对立面，就此渐渐退居二线。学生军以三千余人大败林虎两万人，这场战役史称“棉湖战役”。这一仗让国民党在国人心中的形象顿时刚硬起来，国民党终于不再是一个只能依靠会党、依靠雇佣军“吃软饭”的组织！棉湖大战后，学生军才被通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全军化悲痛为力量，与粤军会师后，在没有经过休整的情况下，追着陈炯明的残部往死里打，陈家军大部分被消灭，小部分逃入江西、福建境内。就在东征军开向惠州城之际，困守惠州孤城的杨坤如见援兵无望，出城投降。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是广东革命政府的胜利，也是粤军的胜利，更是黄埔学生军的胜利。“以一当百”通常被我们用作夸张修辞，但用这个词来形容东征中的学生军是名副其实。打到后来，军阀部队如果听到谁喊一嗓子“学生军来了”，竟会把枪一扔，转身就跑，已经到了闻风丧胆的地步。此外，以保定系为代表的黄埔教官何应钦、刘峙、陈诚、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卫立煌等人，仅靠在这场血战中树立起来的威望就蹿升至国民党军队的领导层。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搞军事、玩政治的水平只有二流，这是此后国共军事决胜时导致国民党失利的因素之一。打完胜仗的蒋介石，心情相当美妙。不仅仅是因为获得的空前的美誉——“东征英雄”，更是因为刚刚收到的好消息——胡汉民以代大元帅的资格任命他为潮梅八属善后督办。如果你觉得这个官职不怎么样，那你就错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实权的职位。这一任命对蒋介石相当重要，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拥有地盘，而且还是富裕的潮汕八县。也就是说，他掌握了八个县的税收，终于有钱支撑黄埔军的发展了。不过蒋介石的得势让另外一个人有些不满，此人就是他的结拜兄弟——粤军司令许崇智，他一直盯着潮汕八县的税收，而蒋介石也很缺钱，自然无心相让，两兄弟之间就此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平叛

东征胜利，接下来理应解决唐继尧这个大患。大本营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自然是击退唐继尧进犯广西的军队，第二步则是平定唐继尧在广东革命军的内应——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粤军大佬李济深出于对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广西老乡李宗仁哥仨的担心，走了不少后门，尤其是动用了他跟胡汉民的师生关系，使得大本营增派了几支实力相对不错的部队进入广西援助李宗仁他们，共击唐继尧。1925年3月至7月，历经昆仑关、柳州、沙埔、南宁诸役，广东、广西联军终于将唐继尧击溃，滇军残部全部退回云南。由名将蔡锷一手训练、曾经于国有功的滇军自此一蹶不振。两年后，唐继尧被手下龙云等人造反赶下台，同年踏上去往西天之路，死因一说病死，一说被处死。在解决了唐继尧这个后顾之忧后，联军又穷追猛打漏网之鱼沈鸿英。趁你病，要你命。逼得沈鸿英带着剩下的六名卫士逃亡香港。陆荣廷的旧桂系时代彻底结束，广西从此进入新桂系时代。在新桂系与滇系鏖战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广东整军，以备一触即发的广东内战。学生军的超强战斗力让所有人兴奋：终于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强军之路。1925年4月，大本营通过了“建立党军”案，决心以两个教导团的黄埔学生军为基础，建立国民党党军，廖仲恺为党军党代表，蒋介石为党军司令官。这支部队之所以称为“党军”，是因为在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凡军队一举一动，都受党代表的指导与监督，各级军事长官的报告和命令，必须经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换句话说，军队受党控制。但实际上，党军建立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由蒋介石精心设计和负责执行的，甚至部分党代表都是他指定的，所以党军的最终建立完全可以看成是蒋介石个人意志的初步实现。尽管党军如此厉害，在东征中风卷残云，但杨希闵和刘震寰还是站出来叫板了。他们这么做并不是一时冲动，因为他们手头有点资本，脑袋里一直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此外，这两位仁兄还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利益驱动。唐继尧未败之前，曾经给他们开过两张空头支票，以过期的副元帅名义任命杨希闵为广东省省长兼军区司令，刘震寰为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这两人从此就惦记上了这两张空头支票。即使唐继尧节节败退，两人也没打算放弃这两张支票。两人的这种表现倒也不是不能理解。所谓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有利益的事情就会有人干。当然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杨希闵、刘震寰二

可是作为一名少年，他阅读描写少年心理的书籍确实有些难为情。他感觉不太舒服，就像从内心受到了挑弄。读过之后，他觉得书中既有说对的地方也有说错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少年的心理既不像书中写的那么理论性强，也没有那么深刻，而是更加单纯且现实，却又相当复杂。总而言之，由于混沌无头绪而难以把握要领。仅有一点十分明确，就是在那毛毛躁躁的不安情绪当中，少年们全都怀揣着已经白热化的炸弹。可能由于是异性，所以母亲看少年的眼光过于温和而美丽，深信少年既纯真又无邪。然而，其实少年并非那样纯真。他们表面看似无邪实为无知，只要稍长个心眼就随时都会干坏事。如果确实纯真无邪的话，这孩子要么就是个缺心眼，要么就是个满脑子坏主意的伪善者。至少从学会自慰时起，少年就不再可能纯真无邪了。他会天天沉湎于腥臊味之中，还会在体内涌现的冲动和懊悔之间来回摇摆。而且，为了遮掩这种冲动，少年天天都得撒谎。但是，如果站在少年的立场上来看，他们却并非自甘堕落而是百般无奈。如果换一种看法，或许可以说是肉体在强迫他们撒谎。不过，正因为撒谎是以肉体为基础，那么所有的少年就都无法躲避，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必要的罪恶。而且正因如此，尽管也会产生不痛不痒的懊悔或听到他人的忠告，却都不可能轻易戒掉。为遮掩自慰的撒谎日渐膨胀而深刻，并且隐藏在心底。少年最害怕这个秘密被母亲知道。这个秘密他绝对不想让母亲知道，于是为了遮掩而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思。如果不去探究这个最大的秘密，那么即便描述了少年期的烦恼，最终恐怕也只能是说些表面的漂亮话而已。在学会自慰之后，伸夫撒起谎来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了。以前即使撒谎也都很幼稚，例如偷偷去临院采樱桃了，去禁止游泳的水域游泳了等等。这类谎言即使万一被戳穿，只需道歉说声“对不起”或辩解说“是某君来叫我去的”就能蒙混过关。但是，对于自慰行为撒谎就不那么简单了。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这类谎言从未被戳穿过。而即便被戳穿了，母亲也会像往常那样只是稍微教训一下吗？母亲大概会惊慌失措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吧？母亲即使要教训也不会直接触及那件事情吧？这种相互难以启齿、暗藏于心的状态正是性秘密的特征。正因为具有这种特征，才可以说撒谎是必要的罪恶。在自慰已经常态化的同时，伸夫开始购买有关性行为的书和杂志了。当时日本刚刚战败，以前被限制的书刊被一举解放出来，街巷中到处可见登载色情荒诞花边新闻的杂志和报纸。其中既有较为正统的如《夫妻生活》《恋爱》等书籍，也有小题大做捏造渲染男女事件的猎奇报道。市中心的大型书店过于显眼，于是伸夫就去市区边缘的书店或屋檐已开始倾斜的旧书店，在那里可以放心地买书。由于都是小型书店，所以看店的往往只有一个人。不过，如果是男店主的话，恐怕就会被看透来店企图，所以还是不好意思出手。但如果是女店主，最好是老阿婆，这样的书店就能无所顾忌地买书了。从伸夫家经过南六条朝东有家电影院叫“美登纪”，旁边小巷里有家不到四平方米的“一杯饮”小酒馆，斜对面就有家旧书店，由早已年过六十的阿婆和她三十岁左右的女儿轮换看店。书店面积三十多平方米，左侧书架上堆着一块钱一本的旧书。伸夫在晚上穿着夹克衫骑自行车去那家书店。快到书店时，伸夫把自行车放在离书店二三十米远的位置，然后装出路过这里顺便看看的样子若无其事地进了店门。阿婆一般都会坐在像澡堂收款台那样高出一截的位置，戴着老花镜或者看书或者听收音机。如果是她女儿，就要么在织毛线活儿，要么在跟貌似男友的三十多岁男子大声谈笑。伸夫一边留意她们的侧脸一边站在了书架前。伸夫知道，那些载有女性裸体插图和色情报道的杂志就摆在前边右下方，但他进店后并不急于直奔主题。他先是站在摆着日本文学全集、世界历史和植物图谱之类的书架前看看，然后视线转向普通小说的书架，取下一两本来装出阅读的样子，然后慢慢向色情杂志那边靠近。不过，如果那里已有其他顾客就不太容易靠近了。这时他先观察一下顾客的相貌和装束，若是陌生人便可放心。可他还是没有勇气跟别人站在一起浏览杂志。他很希望那个男顾客走开，或者要买就赶快买，不买就出去。他等得急不可耐，而那个男顾客却根本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好不容易等到那个男顾客走了，伸夫心想时机已到，可又有别的顾客进来并大模大样地占据了那个位置。最恬不知耻的就是喝过几杯酒之后进来的泥瓦匠小哥，他边打酒嗝边悠然自得地浏览裸体插图。不过，由于当时裸照尚未解禁，所以并未暴露某些局部。而且，当时照片的印刷技术尚不成熟，纸张质量也差，女人的身体也较为瘦弱。但是不知何故，那个时期的插图和报道似乎特别生动而富于震撼力。当然，伸夫已到十五岁，只要是色情方面的图文都会引起性兴奋。因此，那种所谓“酒糟杂志”的整个页面都充斥着从长期战争压抑下解放出来的喜悦和热浪。虽说如此，由于那类杂志尚属未获公民权的非公开渺小存在，所以也可以说更为这类杂志营造出备受压抑的淫靡氛围。泥瓦匠小哥大模大样地浏览过那类报道之后，大声说句“哎，我要这本和这本”就满不在乎地买走了杂志。由于顾客过于大模大样，所以店家似乎也受到感染一本正经地回应“多谢惠顾”，丝毫看不到“这男人是个色鬼”之类的厌恶神色。伸夫虽然也想如法行动，可到了跟前却还是不敢大声讲话。不管怎么说，由于一看便知自己是未成年人，所以他总是底气不足。泥瓦匠小哥离去，这回只剩自己了，伸夫就慢慢地向色情杂志那边靠近，并装出不经意偶然看到的样子停下脚步。他再次确认周围没人，随即像馋猫偷鱼般迅速拿起色情杂志。说实在话，当时只要是色情杂志就什么都行。哪怕照片不清晰、报道荒诞无稽，只要属于那种内容即可充分满足需求。实际上，伸夫只是把杂志拿在手中就开始呼吸急促，翻页的手也在微微颤抖。虽说如此，他却故意慢条斯理，那样子像是在说“这有什么稀奇的呀”。不过，尽管伸夫做出这种姿态，店家却似乎早已看透他的心思，并对他的故作姿态毫无兴趣。他们肯定想说“你想看色情杂志就赶快买了走吧”。阿婆依然坐在最里边的中央位置，用毛毯裹住腰以下的部位，插着耳机在听广播。伸夫不失时机地确认了杂志的价格。杂志虽因过期稍稍便宜，但这类杂志绝不会轻易跌价，用零花钱倒也够买上一本。伸夫犹豫片刻，选中了载有女人挺起裆胯照片的那本。他本来可以直接拿到柜台去，可因为刚进店时先在文学全集前转悠了一阵，所以如果现在只买一本色情杂志的话，实在有些难为情。伸夫百般无奈，就又找了一本封皮磨破、后面盖着“宫田藏书”印章的文库本，摞在色情杂志上一起拿了过去。阿婆像是刚刚发觉般抬起头来，随即依次确认封底价格并用粗纸包起书来。阿婆手上的动作慢吞吞，简直太啰唆了，赶快把书递过来嘛！要是再有顾客进来怎么办？伸夫焦急不安，可对方还是那样不慌不忙。书终于包好了，阿婆说“一块五”，伸夫赶快从衣兜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一块钱纸币。伸夫接过找零，随即一溜烟窜出店门跨上了自行车。他蹬车驶过夜幕下的街道，心中兴奋地喊“买到啦、买到啦”。又买到黄书啦！这回要看着它尽情享受一番。虽然家就在眼前，可是来到亮着路灯的地方他就想停下来看看。他抵抗着诱惑拼命向家疾驰，也不在乎润滑不好的旧自行车越蹬越重。伸夫的脑袋里因为今晚的好事已经变成了蔷薇色。买书已相当辛苦，而买书之后辛苦依然持续。眼下黄书是最重要的宝贝。以前那些珍藏在抽斗里的昆虫标本、玻璃球和纪念章之类与黄书相比，简直太小儿科、太缺乏色彩了。但是，这回的宝贝绝对不能让母亲看到，如果看书时不留神，母亲也许会惊讶得当场昏倒。伸夫慎重地考虑藏匿黄书的地方。自己去学校后母亲肯定要进房间清扫，因为她爱管事，所以可能会翻遍所有的角落。一个月前，母亲找出伸夫自慰后藏在壁柜角落里的脏内裤洗了。本来伸夫不自己洗衣服，所以当然要由母亲来洗。可是，母亲把藏起来的内裤都洗了，这令伸夫十分生气。自己就是因为害臊才把内裤藏起来，所以母亲即使发现也应该佯作不知。可母亲却满不在乎地翻出来洗了，实在讨厌。伸夫现在最想要的就是带锁的抽斗，有了它就能藏匿黄书。但是，如果换个思路来看，抽斗上锁就等于自动显示里面藏着重要物品，反倒容易引起怀疑。要不干脆就放在稀松平常的位置倒不显眼，或许不会引起注意。考虑到最后，伸夫决定就放在右边的抽斗里，夹在笔记本和记录纸下面的文件夹里。因为色情杂志几乎都是十六开，所以夹在稍大的文件夹里就不会被看见。而且前后都有几张洋纸夹着，这就是双重防护了。再加上文件夹与摞在上面的笔记本等位置相对固定，所以母亲应该看不出什么变化来。这样就不必担心被发现，伸夫终于放心地去上学了。可他放学后一回到家就径直去拉开抽斗，看到文件夹封皮原样未动就放了心，像是占了多大的便宜。正因为买书藏书如此辛苦，所以感觉黄书更加魅力无穷，其猥亵性和刺激性是以前的辞典和描写女性的小说所无法比拟的。只看一眼，不，只是想起那本书，伸夫的下体就开始发热发胀。同一本书看过多次之后，他就能把哪页写着什么以及哪页有什么照片插图都记住，报道的内容也几乎都能记下来，但即便如此他也从不会感到餍足。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一本黄书就足够快活一个月了。但虽说如此，伸夫仍未了解真正的男女性事。他只知道那就是成年男女裸体相抱，男人把阴茎插入女人的下体。但那对于毫无经验的伸夫来说，简直就是可耻至极的行为，只有那些远在天边与己无关的人们才能做得出来。父母是夫妻当然会有性关系，但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搂抱在一起的情景。而且，虽然男女搂抱在一起时似乎感觉很爽，但也毕竟只是男方，而女方却总像是在抗拒。因为根据书上所看到的描述，男方毫无例外都是“侵犯”“占有”和“撕破内裤”等行为，而女方则是“惨叫”“遭袭”“哭泣”“被杀”等内容占了绝大多数。偶尔有“夫妻和合”“女人的愉悦”等词语，伸夫也搞不清是什么感觉。在性事当中，男方绝大多数都是暴力性的，而女方却只让人感到像是被迫顺从的可怜角色。伸夫对于实际的性也毫无认识。书中偶尔会出现关于男女生殖器的图解，但对于女性生殖器图解却感到像是某种复杂器材的分解图。尽管书中写着“大阴唇”“小阴唇”“阴蒂”等等，但那些器官具有什么实际意义、在男人插入时产生什么作用却无从得知。将书中看到的男性器官与自己的作比较倒也能知道个大概，可对于眼前挺起的阴茎中有海绵体、阴囊中包着睾丸这种事却难以立即相信。更别说在女性生殖器深处有子宫、向左右伸出输卵管、先端还有卵巢这些描述，它们与现实距离更远，就像在阅读与性无关的科技知识。伸夫这种程度的认识既不过早也不过迟，作为初二的学生极为普遍。不过，其中也会出现稀有的、出类拔萃的博学者。坐在伸夫斜前方座位上的男生姓安井，或许由于他住在札幌最繁华的狸小路，家里又是开杂货店的，虽然貌似良家公子却意外早熟。还有流言说他有个刚从女校毕业的美女姐姐，占领军的军官正在向她求婚。有一天，那位安井君突然问伸夫“你家弟兄几个”。“三个呀！”听到伸夫回答，安井君满脸得意地点了点头。“那最少干了三回啊！”伸夫一时不知所云，但因为安井君冷笑了一声，伸夫便觉察到他是在说男女之事。“那种事情……”伸夫含糊其词。确实像安井君所说，因为自己是姐弟三人，所以自己的父母不干三回便不合情理了。不过，伸夫却由此感到自己的父母受到了极大侮辱，他不愿想象父母是做了黄书上写的那种事情生下了姐弟三人。说实在话，伸夫甚至连生孩子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孩子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假如有人提出这种问题的话，他还不至于幼稚到老实回答“从肚子里”。虽然他能够想象到可能不会那么简单，却还是难以确切回答。“你知道吧？”安井君的娃娃脸上又浮起自鸣得意的笑容。伸夫觉得如果自己说“不知道”就太没面子了，于是含糊地点头回答“啊……”。“真想不到，居然是从那种地方出来的。”伸夫一瞬间感到自己做了什么坏事，便赶紧低下头来。果然如此啊！虽然原想大概如此，可真不敢相信孩子能从那种地方生出来。“女人真够厉害呀！”伸夫微微点头，但还是反感安井君那种说法。如果真是从下边生出来的话，女人确实堪称怪物。可是，他实在不愿把母亲也想象成那样。如果真像安井君说的那样，就等于母亲做过三回怪物般的事情。但是，不管伸夫喜欢与否，性知识都在确确实实地输入大脑。即使在同学当中，稍有性知识的人也在不觉之中为此自鸣得意，感觉高人一等。而其他伙伴则会仰视那个男生。这与学习成绩好、受到大家敬重的伙伴稍有不同，感觉像是更加了解男人的世界，令人脊背发冷。岛野君就是透着这种感觉的男生之一。他身材矮小、脖子短，稍稍驼背，其貌不扬。再加上他留着寸头，乍一看像是个游手好闲的木匠。不过，在他那种从低伏角度仰视的目光中，含有猛兽般的精悍。虽然岛野君自己从未提过，但听说他父亲在帮派争斗中丧生，自己现在寄居在叔叔家中。而且听说他叔叔也与帮派有关联，岛野君为了免遭暗算，总是厚厚地裹着腹带。伸夫几乎从未跟岛野君说过话。本来岛野君就跟混混内山和村崎等人较为亲密，而很少跟伸夫这种普通同学交谈。只有一次，在选修课地学考试时，伸夫偶然与岛野君并排而坐。当时岛野君也只是轻轻地说了声“你早”，考试就开始了。地学是伸夫较为擅长的科目，所以他立即动笔答题。后来他偶尔向旁边瞟了一眼，只见岛野君依然交抱臂肘，试卷几乎还是白纸一张。岛野君本来脑筋并不愚笨，但可能是由于家庭环境影响了学习，成绩总不是很好。他常常因迟到而被罚站在教室角落，但他也总是遵命老老实实地站着纹丝不动，在没能完成家庭作业时也总是坦白地说“没做完”。伸夫深受岛野君少言寡语、从不辩解的态度吸引，而且现在他也泰然自若，丝毫没有流露出希望伸夫让他看答案的神色。伸夫心生同情，便把答卷露出来让他看。最初岛野君并未注意到，过了片刻他干咳一声就拿起铅笔开始写了。伸夫知道岛野君在抄他的答案突然担心起来，害怕过后有可能因为合伙作弊遭到训斥。但是，让岛野君看答案的是自己，所以现在又不能制止。而且，伸夫的内心还在为能帮助岛野君感到骄傲。于是，他怀着同甘共苦的心情让岛野君全部看完。考试结束时间到了，交卷之后岛野君对伸夫只说了一句“谢谢”。岛野君向伸夫亲切搭话仅此一次，但从那以后，他望着伸夫的目光似乎温和起来。不过，从那以后两人并未单独交谈过。在暑假结束时，岛野君忽然在运动场上递给伸夫一个白纸包。“愿意就看看吧！”伸夫不知里面是什么东西，一脸茫然地接过了纸包。岛野君照旧驼着背快步离去。只剩自己一人时伸夫打开白纸包，里面出现了一本誊印版的粗纸小册子。封面上写着《源平男女盛衰记》[2]的书名。伸夫感到不可思议，翻开封皮就大吃一惊。书中刚开始就是男女搂抱在一起的插图，虽然女子好像身穿十二单衣，而前面却敞胸露怀，那个部位还插着像用粗绳拧成样的男根。而且，书中从开始就密密匝匝地写着淫猥的对话，其间还夹杂着淫声浪气类的描写。伸夫慌忙合上书，目光朝走向棒球场的岛野君的驼背追去。这是上次考试让他看答案的谢礼吗？这种东西可不能随便在众人面前显摆，万一被人

年之前，他为自己吃饱肚子已是竭尽全力，根本没钱给别人买礼物。但是，现在他却突然要给女孩选购礼物了。原定预算为十块钱左右，可一旦找起来却感到很难。首先，伸夫根本不知道村井麻子想要什么样的东西。而且，自己的装束别人一看就知道是高中生，所以更不好意思在礼品柜台前转来转去，担心会被店员看穿是想给“她”买礼物。如果再被学校男生看见的话，肯定会说他是个“软派家伙”。老在一处转悠未免反常，犹豫了半个小时之后，他终于下决心买了个手工花篮上带日历的摆件。虽然价格稍稍超过预算，但估计日历会在村井麻子自家的书桌上摆一年时间。“是送人的吧？要绑丝带吗？”伸夫听到询问点了点头，店员便在包装盒上绑了红丝带。怎么动作那么慢呢？快点儿不行吗？伸夫望着女店员的手万分焦急。礼物终于包好递来，他接过去就逃跑似的离开了柜台。他在其他柜台前转悠了片刻，到三点钟时来到富贵堂门前。天空从近午时分飘起小雪，现在越下越大，从电车下来的人都低着头竖起大衣领。商店玻璃门前站着很多人，一看便知跟伸夫同样是在等人。由于此时是圣诞节前一天星期六的下午，所以其中年轻人居多，但也几乎都是二十多岁。虽然也有貌似高中生的，却都是三五成群，没有人像伸夫这样独自等候。环视周围片刻，伸夫转身背对大街望着橱窗，各色新书在玻璃窗内闪闪发亮。只要放松自如地观赏书刊，应该不会太像在等人的样子。伸夫就这样望着橱窗里面走了个来回，这时村井麻子在人群当中出现了。她可能是在马路对面的车站下车，绿灯亮时就跟行人一起走过马路。身材娇小的村井麻子夹在大人们中间，时隐时现地朝这边走来。真的能跟村井麻子会面了——伸夫确认之后又把视线转向橱窗。虽说不是什么故作姿态，但伸夫想在见面那一瞬之前让村井麻子发现自己。伸夫把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在背部，眼睛继续望着橱窗。旁边突然有人轻推伸夫的手臂，由于靠近入口，所以他以为是顾客。可抬头一看，却是村井麻子。“原来是你！吓我一跳！”伸夫刚才以为村井麻子会拍他后背，只见她微笑着点了点头。“等了好久？”“没，走吧！”伸夫立刻离开店门口，先自向变成绿灯的路口走去。说老实话，伸夫跟村井麻子见面后并没有下一步打算，只需把礼物交给对方就达到今天的目的了。过了路口就是刚才买礼物的百货店，前方是大通公园。夏季期间公园里树木郁郁葱葱，长凳上坐满了游客。而现在却被白雪覆盖，人影寥寥。伸夫先走到大通大街，然后才跟村井麻子并排朝望得见西山的方向走去。“果然下雪啦！”天气预报说星期六下午开始下雪。“你很忙吗？”“出门时‘科罗’要跟我走，撵它回去费了些时间。”科罗是村井麻子家喂养的小柴狗。伸夫的手插在大衣袋里握着礼物，心中考虑着交给村井麻子的时机和要说的道白。“雪挺大呀！”马路对面亮着灯，看样子是咖啡馆。伸夫从未独自进去过，即使现在鼓起勇气进去，跟村井麻子两人恐怕也坐不安稳。“冷吗？”“不冷啊！”村井麻子摇了摇头。确实如此，下雪的天空被厚厚的云层遮盖，地面反倒暖和一些。但是，雪花落在村井麻子的头顶和大衣肩头，并纷纷扬扬地飘向脚下的小路。“这个……”榆树的光秃树枝伸展在雪道上方，走过树下时伸夫从衣袋里掏出了小纸盒。“这是给你的圣诞节礼物。”村井麻子立刻停下脚步，惊讶地仰望伸夫。“我可以收下吗？”伸夫点了点头，村井麻子就戴着白毛线手套接过小纸盒，并双手捧着走了一段路。“我太高兴了！圣诞节收到礼物这是第一次哦！”伸夫也是第一次给女孩送礼物。“我现在看可以吗？”“过后再看吧！”让村井麻子当面看自己送的礼物，伸夫有些难为情。伸夫生气似的说完，村井麻子就点了点头。大雪依然飘飘洒洒。雪中行让伸夫产生了错觉，恍若两人完全被飞雪罩在其中。在大雪纷飞中无人能看到自己的身影，也不会有人来打扰。雪帘仿佛是为将两人与世隔绝从天而降。“冷吗？”“不冷啊！”伸夫问了同样的问题，村井麻子作出了同样的回答。就这样走下去会到哪儿呢？两人会面时总是只管走路，如果有地方休息就好了，可眼下是冬季，连可坐的长凳都没有。“该回去了吧？”伸夫一开口，立刻对自己的问话惊诧不已。难得村井麻子顺从地跟到这里，自己怎么会这样冷漠？可是，他此时又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语。他之所以会问麻子“该回去了吧”，是因为不忍心拉着她在雪中漫无目标地走路。“前面就快到八丁目站了。”“高村君呢？”“我暂时……”“要去中井同学家吧？”中井洋子家的晚会从六点钟开始，倒是还有些时间，但伸夫无法忍受自己只会在雪中走路。“明白啦！那我就此告辞了。”“我送你去车站吧！”“不用了。我一个人能回去。”村井麻子停下脚步再次仰望伸夫。“真心感谢你送我礼物。”村井麻子直视着伸夫，雪花向她的脸庞飘落，在额头和睫毛上化为水珠。“再见！”村井麻子轻轻点头，伸夫不知该怎样应答，呆呆地站在雪地当中。五在向村井麻子赠送圣诞节礼物之后，伸夫去参加了中井洋子家的圣诞晚会。他在度过欢乐时光的同时也感到不安，担心自己会渐渐地变成软派。在男女同校之前，伸夫觉得自己忠实遵守“质实刚健”的校训，是一名脚踏实地的高中生。虽然他并不属于拉拉队和运动部等硬派团队，但心中依然向往“硬汉”。虽然他沉湎于看黄书和自慰行为，但在现实当中并没有接近女人去鬼混的念头。然而，在男女同校之后，只要去了学校，身边就会有很多女性。无论是否感兴趣，都必须跟女性接触和交谈。在这种环境当中，硬汉和质实刚健就都褪色殆尽了。这些全是男女同校导致的结果。不过，伸夫无意反对男女同校制度本身。在男女同校的高中里偶尔会发生异性间的不正当交往和怀孕风波，此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就会发声批评，将那些事件归咎于允许年轻男女相互接近的男女同校制度。即使并没有那么严重，可就连轻微的风纪混乱和礼仪缺失的问题也都归咎于男女同校制度。每当听到或在杂志上看到这种意见，伸夫都会心生不快。他们往往只是抓住负面现象，却忽视了男女同校带来的正面效应。例如，由于施行了男女同校制度，校园的清洁度确实今非昔比，课堂上和课间休息时的气氛也变得平稳和谐。在以前的纯男生时期，男生们总是一味地紧绷神经，对女性也是一本正经，而现在都已经能轻松自如地跟女性交谈了。他们学习也更加努力，而且通过相互交流更深地了解了对方。最可喜的是，他们认识到女性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与男人没有太大的差异。在男女同校之后，或许风纪问题确实有所增加，但正面效应也应该完全可以弥补。如果现在对男女同校进行问卷调查的话，高中生中会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表示赞成。事实上，没有男女同校的高中生也都向往于此，而且事到如今伸夫他们也不想再返回男子高中了。这与在女生中有没有人气毫无关联。坦白地说，伸夫现在已无法想象只有男生的学校，那种高中只能给人一种纯粹由乌鸦聚集而成的沉闷印象。大人们对男女同校吹毛求疵，是不是因为他们没能享受到那种乐趣而心怀嫉妒呢？不过，伸夫虽然作出了这样的推测，但不可否认，他在心底角落里还是向往男子高中。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想法只是在独自一人时忽然掠过脑际。我做这种事情妥当吗？给女孩赠送礼物、去女生家参加圣诞节晚会，这样做是不是过于轻浮了呢？男人是不是应该更加定力十足和坚韧不拔呢？心中突然涌起硬派的情感，伸夫又觉得男子高中生那乌鸦般的黑色群体顿时变成了坚定勇敢的硬汉群体。特别是在进行棒球和篮球等对外比赛时，那种情感就愈加深厚。在男女同校的高中里，当运动场看台上响起男生“某某君，加油”的呐喊声时，其中理所当然地也夹杂着女声。与此相对，在男子高中的看台上，就只有“坚持、坚持”的号子声和男生们声嘶力竭的呐喊声了。听着那种呐喊声，既觉得男子高中的学生挺可怜，又觉得虽然没有女孩参与却仍在奋斗的他们才像硬汉，性格特别豪爽。男子高中的学生们当然也会注意到这方面的现象，当女生的尖叫声太强时就会起哄地喊“三垒，别娘娘腔哟”“软派游击手要投可怕的地滚球啦”，有的选手就会因此而接球失误。不可否认，出现这种失误就是因为男生对花哨的女生拉拉队很难为情。与选手们相同，伸夫他们也会因为借女孩拉拉队之力赢球而心怀愧疚。他们会感到有人在对他们说“比赛是纯爷们儿之间的事，要靠真本事赢球”。这种愧疚感还会在走路和乘电车时忽然涌上伸夫的心头。己方有女生参与，而对手却只有男生，因此腰杆自然挺不起来。虽然并非有人盯着自己，可还是会像做错了事似的缩在角落里。伸夫这种对男子高中的向往，也许跟从小学时代一直接受男孩式教育不无关联。“男女七岁不同席”的古训已在大脑中扎根，再加上以前学校就是因为拥有清一色的男生而成为名校，所以不能不说他对此怀有一种乡愁。虽说事到如今伸夫并不愿意恢复到只有男生的高中，但偶尔也会心生不安，担心学校和自己都会很快失去男子汉气概。当然，尽管如此，要是问到“男子汉气概”是什么的话，伸夫也未必能够说得清楚。他虽然也能想到“坚韧不拔”“英勇顽强”这类词语，但要想描绘出具体的形象却很不容易，顶多也就是“不对女孩黏黏糊糊”这种模糊概念。“不过，我可不是对女孩黏黏糊糊那种人哦！”伸夫自我安慰以求宽心。同班同学当中有些家伙只要有空就凑到女生身旁，呶呶不休地说些无聊的事情。从这一点来看，虽说他去参加了女生家的圣诞节晚会，但还有其他伙伴，而且只不过是应邀赴约而已。但他仍有一点担心，就是给村井麻子送过礼物。幸亏这件事还无人知晓。从表面上看，伸夫既说不上是硬派，但也说不上是软派。不过，今后还会脚步不停地走向软派的预感却在他心中卷起漩涡。这一点确切无疑。他虽然现在轻蔑软派那帮人，但在心底却也有向往的成分。他虽然对硬派也是同样的心情，但现在却对软派兴趣更大。他之所以害怕自己变成软派，认为自己不可以那样，无疑就是因为倾向软派的意念过强。在现阶段能够止住脚步吗？还是会被一鼓作气地拖入软派群体呢？他虽然知道这取决于自己的定力，但又预感到只要稍有机遇就会立即崩溃。“你可要坚定啊！”伸夫口中嘟囔着，同时对心中潜藏的另一个自己感到了几分恐惧。六北国的漫长寒假结束，在第三学期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五，伸夫收到了一封信。当然，虽说是信，其实只是在稿纸上端潦草地写着：“明天，星期六，放学后我在图书室等你。时任纯子。”伸夫看完信后朝斜前方纯子的座位瞅了一眼，却不见她的身影。时任纯子在某个圈子内被称为天才少女画家，她的作品曾入选北海道画展和女画家展，常常外出旅行写生或参加相关活动。再加上据说肺部有病，所以她常常早退或请假。因为上午确实看到过她，所以她可能是在午休时间把信放进伸夫桌斗后就早退了。但虽说如此，伸夫以前跟纯子只是站在走廊里说过两次话。第一次是在夏初，还是在通向图书室的走廊里相遇时，伸夫谈起了前一天的课外活动，说的是因为老师只对纯子一个人迟到早退采取宽容态度，所以同学们对此表示了不满，提意见说“至少早退时应该向老师请示批准”。由于那次活动是伸夫担任主持人，所以虽然感到这个角色不好当，但他还是坦率地向纯子转达了同学们的意见。纯子一声不吭地聆听，然后双眼直视伸夫。“我明白啦！你要说的只是这件事吗？”“希望你不要误解，我并不是想埋怨你，只是觉得你以前的做法有点儿不妥而已。”“好吧！那下次我休息时就请假呗！”“我倒不是想叫你休息，只是想向你转达一下同学们的意见。”“谢谢你的忠告。”伸夫原先并不想转达这件事情，只是因为偶然在走廊上相遇，看到纯子故作姿态地走过来，就突然想说出来。不可否认，在他这个念头的背后也有对纯子的反感，因为她平时总是以天才画家自居，做事任性随意。另一次是在物理考试的第二天放学之后。在考试中，时间才过了一半，纯子就第一个交了卷。后来大家都十分惊讶地议论：缺了那么多课还这么早交卷，真不愧是秀才！“你心眼儿好坏哦！”伸夫一时搞不懂纯子为什么这样说。纯子瞪着大眼睛直视着他。“昨天考试，我明明不会，你还不告诉我呀！”由于物理是选修科目，昨天纯子偶然坐在了伸夫旁边，可伸夫并不知道她不会做题。“你是不想让我看见，所以才那样把胳膊肘撑起来的吧？”“可你不是第一个交卷的吗？”“可我交的是白卷呀！这都怪你哦！”纯子如此讹赖确实令伸夫不堪忍受。“我前一天晚上必须完成一部画稿，哪儿能顾得上复习嘛！”“既然画画儿那么重要，你去美术学校不是更好吗？”伸夫见纯子把一切都归罪于他人，就愤怒地向她反问。“原来你就是这样的人啊！”纯子只说了这一句就快步扬长而去。伸夫与纯子单独交谈仅此两次，而且两次都不愉快。从那以后，伸夫就一直躲避纯子，而纯子也无视伸夫的存在。就是这个纯子，今天给他的课桌里塞进一封约会邀请信。“这是真的吗？”伸夫感到难以置信，再次看看那封信，上面写着纯子独特的圆润字体，稿纸一端印有她姐姐——诗人时任兰子的名字。她为什么给我这种东西？是艺术家常有的心血来潮，还是讽刺？如果是真的，她或许是想把自己叫去横加指责。不过，自己也不妨好好听听那个任性女人说些什么。望着那封信，伸夫产生了另一种好奇心。说老实话，伸夫以前跟纯子交谈时总像是处在下风。可能是因为他把对方看成天才画家，刚一见面就萎缩了。不过，这次可是对方提出了见面要求。既然是对方主动邀约，自己完全可以落落大方地赴约。第二天放学之后，伸夫按照信上所指，从主楼经过连廊去了图书室。寒假刚刚结束的图书室里空空荡荡，只有两个学生在书架前浏览，但也是很快就离开了。室内只剩伸夫一个人了，于是他开始翻阅摆在角落里的杂志。又过了几分钟，伸夫感到身后有人就转身一看，只见纯子走近前来。她身向前倾压低脚步声，就跟上课早退时悄悄溜出教室时的姿势一样。“抱歉！等了好久？”听到她的第一句话，伸夫觉得不可思议：纯子此时的语调与以前不同，含有几分亲切感。“找个地方吧？”“找个地方？”“去咖啡馆吧？”伸夫以前别说去咖啡馆了，就连咖啡都没喝过。在那个时代，普通家庭连买粮钱都凑不够，能享受喝咖啡那种优雅气氛的人极为有限。何况高中生带伙伴去咖啡馆，那更是绝无仅有。“四丁目不是有家‘米蕾特’吗？去那儿怎么样？”伸夫从来没去过，所以即使问他“怎么样”也是一无所知，而且衣袋里只有很少的零钱。“这太突然了……”“不要紧，我很熟。”伸夫没再说什么，穿上大衣就出了门。整个上午都还晴朗的天空不知何时开始飘雪，寒气似乎也因此而有所缓和。伸夫穿着藏蓝色的旧短大衣，而纯子则身穿鲜红色的大衣、头戴贝雷帽。路上行人频频回头看她，其中还有人认识她，低声说出她的名字。在这样的目光中，跟在纯子身后的伸夫既感到很难为情，又感到自己高贵了许多。“虽然给你写了信，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纯子边走边说，伸夫在她身后拉开半步跟着。“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是讨厌我吗？”“不……”伸夫刚开口又沉默不语了。此前他确实在躲避纯子并无视她的存在，可那是针对任性随意的纯子，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温顺的纯子。“你到底还是喜欢麻子同学那样温顺的人吧？”村井麻子的名字突然出现令伸夫深感意外，而纯子却依然双手插兜满不在乎。“那个人真有女人味儿啊

亚洲精品999久久久久久中文字幕文，通过“日化”重建了日本的法律制度。中国此时通过日本这个媒介，自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日本法律专家帮助下，沈家本等参照东西各国法律体系，大刀阔斧地删减、重建中国的法律体制，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奋斗，大致建立起来了一个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一些重要的、必备的法律、法规也都在那几年匆匆完成。这些新制定的法律法规为新政时期和此后的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和现代社会的运转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援，比如《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法》《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都是当时迫切需要的法律法规，也在后来的政治实践和现代社会运作中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不过，对晚清十年乃至后来数十年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影响和启示的，可能还是沈家本等人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制定的几部根本大法，比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等，这几部根本大法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后来的法律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大清新刑律》抛弃传统诸法合体的旧制，规范为一部单纯的刑法典，废除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旧名词旧概念，诸如“笞、杖、徒、流、死”等五刑终于被规范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和罚金，附加刑有剥夺公权和没收；确定了死刑的唯一原则，彻底废除了旧律中繁杂的死罪名目。此外，还有在西方各国习以为常的禁止刑讯、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改良监狱等，也都在那个时候逐步进入中国的法律体系。凡此，均使大清国的法律制度大踏步前进，大致能够满足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需求，像清廷最初所要求的那样，与东西各国正常交流而无滞碍。清末新政法律体制改革，虽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许多新法典并没有得到完善，且大部分没有得到执行，但这场改革本身确实是中国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是趾高气扬的中华法系第一次低下头来吸收东西各国法律优长，重造中华法系，为此后中国法律的走向规定了大致不变的路线图。即便大清国后来成为历史陈迹，大清王朝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制度也依然被标榜为“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所继承。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同时也表明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法规实际上已不再反映传统中国的社会状态，实际上葬送了自秦汉以来传承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固有法律体系，参照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变动和发展，全面引进了西方法律的大框架大格局，因而这样的法律体系不再反映中国的过去，而是对未来新社会新制度有很高很殷切的期待，为新社会制度的发生准备了种子。袁世凯“有密未告”按照过去流行的看法，1898年“戊戌变法”之所以演变成“戊戌政变”，光绪帝之所以泣血瀛台、幽禁十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之所以流亡海外十几年；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和杨深秀六君子之所以壮志未酬，血洒菜市口，皆源于袁世凯叛变。在指控者看来，他们的计划只有袁世凯知道。袁世凯是维新罪人，是光绪帝的仇敌，所以过了十年有摄政王载沣替乃兄报仇，将袁世凯开缺。这一系列因果报应环环相扣，不由得不信。只是遗憾的是，这些只是传言，不是历史。不速之客1898年9月18日，夜幕沉沉，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独身一人步履匆匆，前往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头报房胡同的法华寺，拜访投宿在那里的袁世凯。袁世凯是甲午战后体制内炙手可热的维新人物，三年天津小站练兵成效显著功名显赫，刚刚被朝廷任命为兵部侍郎，相当于后来的国防部副部长。袁世凯此次北京之行就是为了这件事，是朝廷循任职惯例安排谈话。昨天（9月17日）上午，袁世凯已经在颐和园觐见了皇上，皇上夸他兵练得好，军事学堂办得也好，叮嘱袁世凯继续努力，甚至还说可以与顶头上司、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皇上的格外关照让袁世凯很亢奋。18日，依然留在北京等待更具体安排的袁世凯见缝插针相继拜访了李鸿章和庆亲王。李鸿章是袁世凯的老上司，有伯乐之恩，如果没有李鸿章早年欣赏、提携，不可能有袁世凯的今天；庆亲王是恭亲王之后满洲贵族领袖，是朝廷此时大小事务的总管家。袁世凯与李鸿章就当时日趋紧张的军事形势交换看法，分析英国多艘军舰在大沽口外游弋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至于庆亲王，袁世凯在庆王府等到傍晚也没有见到，据说庆亲王留在颐和园参与军机，大约也是与英国军舰动向有关。疲惫的袁世凯刚回到这个临时寓所，就收到荣禄派人送来的急件，叮嘱袁世凯留心英国军舰异动，让袁世凯尽快归队。由于袁世凯已经奉旨定于20日请训，不便立即离开北京回天津。袁世凯请幕僚起草了一个奏折说明缘由，请军机处变通安排在明天（19日）请训。当袁世凯与幕僚正在秉烛起草奏折时，忽闻门外有人声。很快有人持名片来报，说是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大人有公来见，不候传请，谭嗣同已至会客室。对于谭嗣同，袁世凯当然相当了解。知道谭大人既是康有为的密友，也为今上近臣，而且，谭嗣同在维新阵营中是有思想有见解有担当的，坐而言，起而行，黑白通吃。袁世凯凭经验估计，谭嗣同不请自来，行色匆匆，绝对不是简单道贺，不是一般性寒暄，必有要事相商，于是停笔出迎。围园劫后见面之后当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谭嗣同对袁世凯荣升兵部侍郎表示祝贺，但不容袁世凯回话，谭嗣同立即表示有密语相告。袁世凯稍感诧异，即请入内室，屏退仆役，各自略表久仰及相见恨晚等意。谭嗣同以面相之法恭维袁世凯有大将格局，又不容袁世凯客套，转而忽问袁公的请训时间是不是后天。袁世凯告诉谭嗣同，原本安排请训谢恩的时间是后天，只是现在突然接到天津方面的电报，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具折明日请训，请训后即回天津。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迅即引入正题，正色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谭嗣同的说法激起了袁世凯的注意，急询其故，谭嗣同说：“袁公此次受到破格提拔，必将有以图报。皇上现在面临大难，非公莫能救。”袁世凯闻言失色，急忙辩白：“袁某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皇上难在何处？”听了袁世凯的表态，谭嗣同还算满意，于是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袁公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最近向皇太后献策，将行废立之谋，皇上面临巨大危险。袁公作为荣禄亲信，难道毫无觉察？袁世凯说，在军营的时候，袁某也常与荣大人晤谈。察其词意，忠君爱国，从来没有操纵废立之类的阴谋。谭大人所说闻所未闻，恐怕道听途说，不足为训。对于袁世凯的解释，谭嗣同将信将疑。但是为了说服袁世凯，谭嗣同还是按照先前与康有为等人商定的思路，挑拨袁世凯与荣禄的关系，让袁世凯与荣禄决裂，为我所用。谭嗣同说：袁公固然是光明磊落的人物，但荣禄此人极其狡诈，他表面上对袁公信任有加，甚至让别人都觉得对你不错。其实，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荣禄在内心深处对袁公猜疑、防范甚多。一个最简单的例证，袁公辛苦这么多年，劳苦功高，成就显著，中外钦佩，但去年袁公仅仅晋升了一级，这是什么原因？说白了，就是荣禄故意抑制你。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谭嗣同告诉袁世凯，南海康有为先生对你一直不错，曾在皇上面前保荐过你，但皇上表示曾听皇太后提及你，只是荣禄常常说袁世凯飞扬跋扈，不可重用。皇上对此也很纳闷，以为袁世凯办事甚为明白，但为什么总有人说他不可重用呢。谭嗣同以天子近臣的身份告诉袁世凯，你袁世凯这一次被破格提升，不知皇上为你费了多大劲。谭嗣同当然不是要和袁世凯侃大山，他的目的就是要袁世凯设法救皇上。问题在于，袁世凯根本不相信荣禄谋反弑君，不相信政治高层会发生这样的非常政变。袁世凯的犹疑不决逼着谭嗣同拿出真凭实据，好像谭嗣同也早已想到了这一点。谭嗣同遂从衣兜拿出一张纸片，但见上面写着：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很显然，这张纸片是谭嗣同写给皇上的报告，至于是否送上去，皇上是否有批复，谭嗣同并没有说。久经沙场的袁世凯应该说见过世面，但这张小纸条看得他大汗淋漓心惊肉跳。袁世凯心中暗想，此类据兵谋反的主意，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罪大恶极。他不禁反问谭嗣同：谭大人建议派兵包围颐和园，意欲何为？谭嗣同说，慈禧太后是最大的祸首与罪魁，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政不能改，皇上无权，一切都无从进行。不过，这件事不需劳袁公大驾，自有谭某另外安排，袁公不必过问。剑拔弩张慈禧太后是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谭嗣同等人竟然准备对慈禧太后动手，这件事实在是非同小可。袁世凯深知，多年训练与影响，慈禧太后的地位不仅在内外大臣心目中至高无上，即便是一般士兵，也对皇太后怀有无限崇拜与景仰，以这种军队去捕杀皇太后，根本就不能成功。袁世凯坦率告诉谭嗣同：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袁某带兵，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不必可行。谭嗣同对袁世凯的担忧不以为然，他自信地告诉袁世凯：“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既然谭嗣同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袁世凯已无退路可言。但毕竟此事太过于重大，除了恐惧之外，也必须冷静面对。久经沙场、见过世面的袁世凯并没有被谭嗣同逼到死角，他从容告诉谭嗣同：“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谭大人今晚请旨，上亦未必允准。”谭嗣同告诉袁世凯：“袁公不必担心，谭某自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后天早上袁公请训谢恩时定有硃谕一道面交袁公。”据袁世凯事后描述，由于当时他看到谭嗣同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谭嗣同毕竟是天子近臣，又不知有何来历，如此时明白拒绝，肯定翻脸，谭嗣同或许真敢“即死在”这儿，至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袁世凯想都不敢想。他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推宕，不节外生枝，不过度激怒谭嗣同。袁世凯的推宕理由是：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直隶总督，中外官民必大讧，国势即瓜分。且北洋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袁某统领的新军不过七千人，出兵至多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还没有等到袁某领兵开拔，皇上可能就将陷入危险境地。谭嗣同似乎意识到袁世凯的推宕之意，他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这些理由都不成立，前提是袁公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对方措手不及。待袁公动手，即将硃谕分发诸军，布告天下，照会各国，看谁还敢乱动？确实，如果真照谭嗣同设想这样做，谁敢反对？这又将袁世凯将到死角。袁世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说：“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小站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对于袁世凯的实际困难，谭嗣同也略表同情。他说：“可请皇上先将硃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从这段话分析，谭嗣同等人虽然在预案中意识到政局可能会发生转变，但似乎并没有恶化到必须立即发动，似乎还有从容准备的时间。谭嗣同的建议又引起袁世凯新的疑虑，他说：“我袁某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硃谕。谭大人先回，容袁某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谭大人如何办法。”对于袁世凯有意拖延，谭嗣同当然不会同意，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先前似乎考虑到这一点而有所准备，他一面告诉袁世凯：“皇上意甚急，谭某有硃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一面从容拿出一份所谓硃谕。此份硃谕为墨笔所书，字甚工，亦很像今上口气，大意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显然，这份硃谕只是一个抄件，不是皇上手迹、亲笔。这可疑的硃谕引起了袁世凯的联想，他以为即便这份硃谕为真，其大概语意一若新任四军机章京请求皇上急变法，而皇帝设婉辞以却之者而已。于是袁世凯就此向谭嗣同提出疑问：“此非硃谕，且无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说。”谭嗣同答：“硃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硃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缓兵之计谭嗣同的解释是真诚的，但由此可知第一，他并没有亲眼看过皇帝御旨原件；第二，由于他的真诚，也使极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看到了谭嗣同及其背后那些人作伪的痕迹，从而使袁世凯可以更加从容应对此事发展，他已经没有谭嗣同刚到时的恐惧了。他告诉谭嗣同：“青天在上，我袁某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袁某无此胆量，绝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实际上，袁世凯拒绝与谭嗣同等人合谋。对于袁世凯的态度，谭嗣同心知肚明，但既然已将所有计划向袁世凯和盘托出，谭嗣同只好继续使用挟制办法对付，他再三催促袁世凯立即召开会议，拟订详细计划，以待谭某向皇帝汇报。谭嗣同越说越愤怒，几至声色俱厉，情绪异常。袁世凯看到谭嗣同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谭嗣同不从他这里得到准确回答绝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袁世凯告诉谭嗣同：按照计划，皇上、皇太后很快将巡幸天津，等到那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袁世凯的这个说法当然有理，不过谭嗣同说，现在形势危急，恐怕等不到皇上巡幸天津，就会被废黜。对此，袁世凯宽慰道：不会的。既然朝廷宣布让皇上巡幸天津，必不致出尔反尔，发生意外。他劝谭嗣同不要胡思乱想操之过急。谭嗣同再问：假如朝廷届时取消了这次巡幸，那么有什么办法补救吗？袁世凯说：巡幸天津，已经筹划很久了，花费也不少了。假如一定发生这样的事，袁某一定请荣禄出面力请皇太后和皇上，可以保证巡幸天津不会中止。此事在我，谭君尽可放心。谭嗣同说：“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建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指天发誓：谭大人以为我袁某何人？我袁氏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致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听了袁世凯这番话，谭嗣同方才释然，以为袁世凯是奇男子、大丈夫，作揖致敬，赞叹不已。有了谭嗣同初步信任，袁世凯说：谭君与袁某素不相识，夤夜突来，袁某随身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谭君为近臣，袁某有兵权，最易招疑，谭君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对于袁世凯的这些交代，谭嗣同甚以为然，谈话气氛开始转变。接下来，袁世凯问两宫不和，其因何在？谭嗣同对：“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皇太后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禄密谈，故意见更深。”对于谭嗣同的说法，袁世

清史》，第378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9页。满达海、博洛和尼堪都在同一年死去了。尼堪恐怕是战死的，另两人死因不明。?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0页。1651年以后只有一旗（除直属皇帝的各旗外）在某一家族的单独控制下，这就是由当时已故的代善的家族统帅的正红旗。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4页。?萧一山认为，因为当时与复明分子斗争已不是紧迫的大事了，所以清廷才有可能着手整肃行政法规。浙江和福建已经平定，郑成功部队和永历拥立者手下的兵卒是剩下仅有的主要反清武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顺便一提，1651年4月9日，孔有德克梧州，这标志着对广东永历武装的一次重大胜利。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官吏靠常俸无法度日。一个一品官年俸白银180两，外加禄米，而一个七品县官年俸则只有白银45两。但平均起来，每位品官光雇佣书手佣人，每年就得花上好几百两银子。京城官吏不像各地行省官，有机会从下属攫取“暮夜之金”，就只有要么依靠不时由各省送来的“常礼”，要么依靠受贿。因为常礼主要是送给大臣们的，所以最会贪污的常常是那些低级官员。吏部（它用抽签来注授官职的制度是可由人随意操纵的）、户部（它可以在量衡器具上弄虚作伪，更改税入的计量）、刑部（它可以改变司法程序，以使有利于某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和兵部（它可以提前给将领们晋级），受贿的机会最多。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5、27—28、33、38—39页。在雍正皇帝下诏给官吏养廉金之后，18世纪县官平均的年俸达白银1000两左右。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3—4页。因为起初清政府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是有区别的（品官犯贪污罪通常会被放逐或处死，而胥吏则仅监禁数月），所以当一起贪污案子东窗事发后，常由属吏承揽罪责，被监禁一段时间，出狱后再化名重新跟随旧主为吏。顺治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在1655年下诏规定，对贪污罪的惩罚须依罪行的轻重而定，而不应依罪犯身份量刑。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5页。?同上书，第4页。党崇雅则反过来从刑部调到户部，另外还有几个部曹的尚书互相对调，包括金之俊从工部调至兵部，刘余祐从兵部调至刑部。最初，顺治皇帝对于贪官污吏特别严厉，1651年，规定贪污为不赦之罪。顺治在位时间很短，但他处理的贪污案比康熙时期还要多。康熙在位的时间比顺治长五倍。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3、6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同上书，第3786页。?造成这些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江南地区长年拖欠赋税。1648年，巡抚土国宝上奏说，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运输苏州、松江和常熟的税粮；1649年他又奏请增加江南田赋。这两道奏章，多尔衮均未同意。这样，想要按既定税额征集钱粮或增加税额的地方官员，得不到朝廷的任何支持。多尔衮显然不愿意与江南缙绅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交锋。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3页。关于清初私派的例子，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0—10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632—63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同上书，第48页。吴伟业的女婿陈之遴，是著名的海宁陈氏的子孙。海宁位于杭州与江浙边境的中间。从1500至1900年，陈氏家族出进士31人，举人103人，贡生74人以及秀才千人。陈氏子孙在科场出人头地，是以其雄富的家产为基础的。在16世纪，陈氏靠榷盐制度积攒了大量财产。当时这个家族最著名的成员是陈与郊，他仕途亨通，官至提督四夷馆，但接着在1605年，就因他的儿子参与私盐贩子与巡搏斗哄事件而入狱并被罢黜，以致陈氏财运中衰。不过，陈与郊的兄弟陈与相又努力重建了家业。然而，真正使陈氏子孙屡屡出任清廷要员的，则是陈与相的孙子陈之遴。陈之遴投降满洲时年仅40，他可以盼望自己有个光明的未来，与新朝共享好运。他的家族中有13人官至三品以上，而大学士就有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到18世纪末叶，民间普遍传说乾隆皇帝本人实际上就是陈氏子孙，这部分原因在于乾隆特别喜爱陈宅著名的花园一隅园。陈之遴本人在清廷官运亨通，1645年降清后，即授秘书院侍读学士。1648年，除礼部侍郎。次年，加右都御史。他的夫人徐灿是著名的女诗人。《贰臣传》第九卷，第10—1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6—9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80—190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9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有些改革虽然在经济上产生过极重要的影响，但其建议者则不易考详。譬如，清代中前期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匠役制度的改革所促成的。另一方面，北方手纺织业的发展，则是既受到清初河北与山东棉花种植业扩展的刺激，同时又受到关外纺织品市场开放刺激的缘故。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的农业经营》；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410页。明朝后期，政府设置有19个官营机坊，雇用世袭匠人织造，或由匠人出银招人代役。清廷削减了官营机坊数额，在南京、苏州和杭州（1645到1651年间，杭州织造处的布机进行了整修）设立了三个织造中心，改用“买丝招匠”之制，即按市价购买生丝，以计件制支付匠人佣金。关于对江南纺织业的合理化改革，见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缫的研究》，第91—96页。虽然在1697年之前，清廷仍在向手工匠人征敛特殊的赋税班匠银，到了1726年，赋税中这一特殊项目则已摊入地亩，世袭人户的劳役制已经废除。见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6页。景德镇官窑的经营大致也发生了相同的演变。明朝官窑主要由宦官监管，在清朝，世袭工匠制被逐渐废除，匠人按工种付酬。据认为，由于匠役的废除进一步刺激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由于保证了匠人几乎所有剩余的纺织品及瓷器等投入市场，清政府促进了社会生产。尤其到了18世纪，经济得到发展。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1—6、11页。?17世纪水利系统所遭受的破坏面远不如元明时期那样大。在元末明初，河流的外堤和主要的堤坝都毁坏了。而且，在14世纪，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简直杳无人烟。而在17世纪40—50年代，水利系统的总体结构完整无损，动乱时期的幸存者得以从早先较为安全的避难地返回原居。斐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13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44—51页。?顺治年间，工部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汉人尚书是张凤翔（山东人氏），他仕途多舛。天启年间，曾任兵部侍郎、保定巡抚。魏忠贤专权期间，他因与东林党有牵连而被夺职。接着，在崇祯年间官复原职以后不久，又因由他监制的一些兵器质量极差而被捕入狱，后复任兵部侍郎。李自成攻陷北京时他在城内，遭到拷掠追赃。后回老家堂邑，接着又南下参加了福建的南明唐王政权。唐王任命他为浙江及南直隶总督。当清军攻陷福建时，他就投降了满人，任户部侍郎，后迁工部尚书。这主要是一个荣誉性职位。《贰臣传》第九卷，第1—2页。工部实际由侍郎叶初春（1628年江南进士）掌管，他是由州府衙吏出身，而后应荐入流的那种极少数官员之一。在北京陷落时，叶初春为工部侍郎，他的命运与陈名夏相同，被南京的南明政权入从贼案，不得不到北方逃命。但他很快复任工部原职，颇著政绩，直到1652年调任兵部侍郎。《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7—38页。关于17世纪40—50年代清朝水利系统的重建，参见裴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276页。?这一时期任户部左侍郎的是范文程的长子范达礼。谈迁：《北游录》，第376页。?河道总督衙门系储才之地，它能够将原先作为通才培养的文人学士训练成理财专家。例如，陈名夏中进士时的同年，也是江南同乡吴国龙曾为总督蔡士英属官，后来在鳌拜摄政期间，吴国龙在精简工部管理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2页。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5—846页；胡昌度：《清代的黄河治理》，第505—507页。王永吉的儿子王明德还是一名法律专家，在1674年他印行了一部讨论刑法的名著《读律佩觿》。?米勒：《派系斗争》，第142—143页。17世纪50年代初以及1670年中国北方两次出现洪水泛滥，灾情严重。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第444页。?清初主持水利工程最得力的人员之一是朱之锡（1646年浙江进士），他最初是应大学士刚林和范文程之荐出仕的，初授弘文院学士，1657年，除河道总督。在这第二年就发生一场灾难，黄河在山阳（江苏）决口，洪水从开封向南泛滥，经徐州，至宿迁与大运河合流，顺流至清江浦，再度决堤泛滥，直至朝东北方向入海。这是中国历史上黄河的第五次改道，在1855年前黄河河道一直维持这个状态，于是修整新河床就成为朱之锡的职责。他不仅致力于扫除弊政，以保证对建筑新河堤的人丁物资供应，而且还认识到淮河淤泥对洪泽湖东堤造成的威胁，因而建议修造了两条渠道，将多余的湖水向东南排到其他湖里，由此，减轻了运河本身的压力。朱之锡一直担任河道总督之职，1666年，卒于官任。沿何州郡均立祠祀之。运河流域的百姓称他为“朱大王”。清廷后来封赠给他一个谥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8—17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00页。?这些庞大的建设工程，绝大多数是由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勒辅主持的，靳辅系奉天人氏、隶汉军镶黄旗。他在出任河道总督以前，曾供职于翰林院，当过安徽巡抚、兵部尚书。靳辅招徕了一批出色的幕僚，其中包括著名的治水专家陈潢。靳辅任河道总督的时间为1677年到1692年。《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8页。参见米勒：《派系斗争》，第144—145页。黄、淮流域水情的演变，最终落入了与明朝相同的循环模式：初期是重建河堤水坝，继而向这一地区移民，各种水利事业得到了发展。但对易受水灾地区的控制不够，私坝日多，以致人口与水利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到18世纪末，水情的危机达到顶峰。接着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由于太平军入侵对地方造成的破坏，促发了近乎于全面的崩溃。不过，清朝的这个循环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它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以及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一套运转得特别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威尔：《中国水利》，第278页。?胡昌度：《清朝的黄河治理》，第508页。不过到了19世纪，将黄河与大运河交由同一个官衙负责的体制，可能已经妨碍了清政府取得最佳效益。到了那时候，黄河水利已从属于保持大运河畅通的工作。这样，清廷就尽全力治理黄河淤塞，防止河水泛滥，生怕那条被视为帝国命脉的大运河因此不能保持贡粮运输的畅通。所以，黄河沿岸的灌溉工程便遭到了轻视，结果损害了农业生产。而且，清初河道总督的强有力的管理制度渐渐松驰起来，地方政府对漕运的财政负担加重了。士兵漕卒船工人数激增，漕粮的散失和被窃日益严重。到19世纪中叶，对大运河的管理几乎如同对盐课的管理一样不可收拾，漕粮的浪费严重到每一石实际运到京城的大米的成本四五倍于市价。然而，清廷既然在建立黄河与大运河的联合管理上投入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以致干脆就不接受改用海运的意见。顺治、康熙年间最初的那些成就的重大影响，加之他们不愿更改“祖宗家法”，都使得嘉庆和道光等皇帝对放弃已经变得代价极高的内河航道犹豫不决。这条航道已耗尽了江南的财源。詹姆斯·蒙特尔·波拉切克：《19世纪初中国文人政治中的文人团体》。?1578年，中国在册人口16692856口，耕地总数7130976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1647年，山西巡抚上奏说有荒地75525顷。同年，湖南巡抚报告说当地田宅荒废，城镇空寂；在四川，野兽漫游街市，夜入村落。1647年一年，某县有42人丧生虎口。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2页。里甲制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里长每年应由不同的户主担任。里长职在“敦促”其他户主由里长经手向政府交纳赋税，不过里长常常成为政府向这一组人户征取赋税的人质。到明朝末年，里甲制度逐渐被地丁合一的赋税所取代，后者直接分摊于地亩，而不是向介于个体纳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里”这类中介体征收。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1—53页。关于1644年重编赋役簿的最早建议，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赋役全书》估计是1646年汇编成书的。它包括各省田赋役钱额、耕地总数、服役丁数，以及上供钱物数。它的副本依令发往各州县供地方官参考，同时还在各地的孔庙存放一本，以便儒生查阅。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意味着除加派外，各地仍应用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实际上，有时户部命行省按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外，仍加派“辽饷”。这就是说，天启、崇祯年间的加派虽未开征，而万历年间的加派却已开征了。根据1649年江西巡抚王志佐的一份奏章说，江西民户因赋敛过重，遗弃田地。他声称江西省的荒废土地已达半数以上。多尔衮因此下令罢辽饷之征，其时在1649年8月22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153页。参见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84—8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8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由于中国乡村地方结构极为复杂，可以预见，这两种理想的制度到1670年已互相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却又互相区别的地方组织：北方的“里社”及旗地的“庄”，南方的“图长”或“牌头”。到18世纪初叶，至迟在1709年，这种新的统一的制度干脆就被称为保甲制。它同时兼有治安和财政两种职能，将控制地方（每户公开悬挂印牌）与征敛赋税结合在一起。咸丰以后，保甲制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财政组织而不是治安组织，地方警察机构地保局则在替政府维护法制、维护地方秩序方面取代了保甲，地位日重。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8页；《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356—36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6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50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9页，1649年6月3日诏。根据以前的法令，无主荒地应免费分给农民垦种（山东、湖南除外，那儿名义上仍收地价银）。例如四川

现代推理小说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高桥御传[6]呀、村井长庵[7]呀、妲己之御百[8]等人的经历和行为，这就是实际上从内部或外部推动他们的动力。危机迫在眉睫，慢性子阿弁为了保护自己，开始认真奋斗了。当时抢劫汽车的案件多如牛毛，慢性子阿弁公司的司机们就请了位老师来教他们防身术。因为老师精通十手[9]，司机们就开始练习手拿螺丝扳手战斗了。慢性子阿弁第一个报名参加了这门课程。虽然大家都说：“你开的是卡车，不要紧的。”但慢性子阿弁还是回道：“不，就算我开的是卡车，谁也说不好会碰到什么事，预约专车一旦加强警戒了，下次被盯上的就是卡车了。”慢性子阿弁练得比谁都认真。然而，慢性子阿弁还是没有抛弃他的初衷——跟宫子结婚，倒不如说，慢性子阿弁越发认真了。于是，为了遭遇袭击时能反过来打倒右平，再击退中井的攻击，独占宫子成为笑到最后的男人，慢性子阿弁一直在奋力练习扳手战法。某天晚上，慢性子阿弁成了宫子那一夜的恋人。宫子当时正在阁楼的睡房里伺候慢性子阿弁更衣，却从大衣内侧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只扳手。宫子拿着扳手看了一会儿，眼睛渐渐亮了，然后，她说道：“你是想对付楼底下的老板夫妇吧。”“傻瓜，我可不是那些成天想着对付别人的愚连队[10]。最近不太平，我就在身上带个扳手，以防万一。”“噢，我也一直在想这事儿呢，我怀疑有人想对付楼底下的老板夫妇。反正这儿的常客都不是什么小角色。第一，下面的俩人太小气啦。他们打算不赊账就把这个生意干到底，而且，还真的一直在干着这生意，都是他们逼着我干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只能给那些讨厌的客人提供一些奇怪的服务，他们能压榨多少就压榨多少，小气得要死，被盯上也是正常的。要没人想对付他们，那才叫奇怪呢。不过，我没想到你会是第一个想对付他们的，真是人不可貌相呀。”“少来这套，我可是在正经公司工作的人，每个月有不少于五万日元的正当收入。战争结束以后，虽说小点吧，我还盖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呢。我这不是说大话啊，我跟那些常来这里喝酒的人可不是一路货色。我带着扳手，是防着右平那家伙突然袭击我。”“你行行好吧，不要杀楼底下的人呀。他们是很讨厌，但是我毕竟跟他们住在一起，在这儿工作嘛。我不想看见他们躺在一片血海里，跟烂鱼一样瞪着大眼。我可不想看见他们被打死呀。哎呀，想到就哆嗦。”“喂，别说这么可怕的话。”“因为我很害怕嘛。男人都好可怕。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就突然下狠手。要是因为缺钱下手也没什么，可毕竟还是见过几次面的人嘛。就算他们再怎么讨厌，再怎么控制我，也是睡在我楼底下的人嘛。我害怕啊。被一声悲鸣吵醒，我会受不了的。哎呀，真可怕。”然而，在这之后，慢性子阿弁也时刻带着扳手。于是宫子就在许多常客来喝酒的时候一边笑，一边肆无忌惮地说：“这人带着扳手呢。从来不离身的。”慢性子阿弁则害羞地红着脸回答道：“我是司机，得防着强盗抢劫车子，这工作天天提心吊胆的，不好干呀。”但是慢性子阿弁并没有漏过——右平的脸色变了。宫子别过笑脸，似乎很满足。“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慢性子阿弁事后责备宫子道。“因为我很担心嘛。因为你想对付楼底下那对夫妻，我很害怕。我先把话说在人前，你也就不能轻易拿扳手打死楼底下那对夫妻了。求求你积点德吧，这件事就别干啦。我也不想良心受到谴责。”宫子绷着苍白的脸，仿佛再也无法忍受似的，气势汹汹地说道。☆☆☆那以后过去了将近一个月。宫子那一夜的恋人是慢性子阿弁。当天晚上几乎没什么客人，为了给店里贡献一定的营业额，慢性子阿弁就被宫子灌了很多酒，喝过头了。不只当天晚上，生意萧条的时候，倒霉的客人就得被迫背上其他客人那份钱，这是这家店的商业惯例。黎明时分，慢性子阿弁醒了，嗓子干得跟火烧一样。他自然想到昨晚喝多了，他喝得基本不省人事。客人非常少，慢性子阿弁就喝了一堆酒，十一点左右酒馆就关门了，慢性子阿弁上了阁楼。接着，慢性子阿弁想起当时好像有人来了。因为已经打烊了，楼下的老太太就出去拒客，然而下面好像起了什么纠纷，宫子就站了起来。“我去看看情况。”“是右平吧。”“应该不是吧。”“告诉他打烊了。”“嗯，我会告诉他的。”宫子从阁楼下去了。不久下面一片寂静，宫子回来了。看来不是右平啊，慢性子阿弁想。要是右平的话，就算已经打烊了，他也能包下整家店喝酒，因为他一向出手阔绰。他们就算把留宿的客人晾在阁楼，也会伺候右平喝酒，这是很平常的事。右平喝酒这段时间，阁楼的客人就会被晾在一边。慢性子阿弁就曾经遭受过这种待遇，心里很不爽，于是自己也曾经故意过了打烊的时间再来，硬要留在这里喝酒，借此来发泄心中的郁愤。因此，像昨晚这种生意萧条的时候，楼下的两口子首先就不会啰啰唆唆。他们肯定会让右平进来店里，叫上宫子给他倒酒。所以那人应该不是右平。慢性子阿弁一点点想起了这码事。慢性子阿弁嗓子干得跟火烧似的，就决定去楼下找点水喝。平时大家借助普通的梯子上下阁楼，所以不留神的话会很危险。慢性子阿弁小心翼翼，一步步下到了一楼。落脚处刚好是厨房，那对夫妻的房间在另一边，中间隔了一扇拉门。这时正值寒冬，这对夫妻就算盛夏也会忍着拉上拉门，而现在这扇拉门却开着。真奇怪，慢性子阿弁想。不知怎的，他觉得一切都不对劲，不对劲……慢性子阿弁一下子摆出以前练就的防御架势，不巧扳手却不在身边，架势摆得不怎么样，状态也不好，搞得他十分在意。接下来，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他脚边就放着一只扳手。扳手这东西，不管是谁的，看起来当然都一个样，这东西也没有什么特征，让人一眼看上去就能认出来“这是我的扳手”。这事情太不可思议了，把慢性子阿弁吓了一跳，他急忙把扳手捡了起来。手上有什么黏糊糊的东西。是油吧，他想。仔细一看是血，扳手上都是血。慢性子阿弁隔着拉门，往对面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看去，情况不对劲。一两只脚挨在一起。往屋里看去，里面是一片混乱。慢性子阿弁索性进到屋里查看，一看之下，发现夫妻二人像烂鱼一样瞪着大眼，死在了一片血海之中。☆☆☆慢性子阿弁在警局的牢房里，像做梦一样回忆起后来发生的事。一切都那么绝望。早知如此，他当时就该马上告诉警察。要不就好歹先把宫子叫起来，一起商量以后该怎么办，商量完之后才行动。当时，慢性子阿弁天生的自卫本能自然而然地指引了他自己的行动。这本能用来在兵营里偷偷补充被偷的配给品是有用的，而用来处理这种大事，就满是纰漏了。慢性子阿弁爬上阁楼，翻了翻自己大衣的口袋。自己的扳手不见了。衣服的口袋里没有，整个房间都找遍了也没有。扳手消失了。“这么说，这是我的扳手了！”慢性子阿弁脚下一软，倒在了地上。他虽然丧失了冷静，但天生变色龙般的自卫本能却独自发挥了作用。于是他跟平时那样，自然而然地被本能牵着走了。他穿上衣服，披上大衣，看看四周有没有落下的东西，下了阁楼，把扳手藏在怀里，轻手轻脚出了门。他出门是为了悄悄把扳手处理掉。于是他成功把扳手投进了河里。然而，这就使他筋疲力尽了。他实在是没办法再回到阁楼上，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睡大觉，于是他开始四处游荡，走到哪儿算哪儿。第二天他回了家。警官早就埋伏好了，他被当场抓获。不管他再怎么据理力争都没用。因为他力争的那些“事实”看上去假得不能再假了。就一切情况而言，他杀人逃逸的说法比他的借口要贴切几百倍。不仅如此，他丢掉的扳手还出现在了供述现场。扳手会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扳手成为他杀人的证据要比成为他没杀人的证据概率高上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决定他是犯人，也没人会怀疑这是误判。假使现场除了慢性子阿弁那沾满鲜血的指纹以外，还出现了其他指纹的话，这一事实也就能成为积极否定他罪行的有力证据。然而现场并没有出现类似的东西。不止如此，现场所有脚印都是慢性子阿弁的鞋留下的。也就是说，犯人穿着慢性子阿弁的鞋杀了人。少数光着脚的脚印也是慢性子阿弁的。这些是慢性子阿弁发现现场时留下的脚印。两种脚印都是慢性子阿弁的，再怎么挣扎也没用了。不可思议的是，慢性子阿弁的衣服没有染上血，然而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衣服上应该溅了不少血。然而他的衣服、外套，还有在阁楼里脱下的浴衣上都没有曾经溅过血的痕迹。在寒冬里全裸杀人的事例实属罕见。用冰水把溅满鲜血的身体洗干净也是非常困难的工作。但是，跟杀人比起来，在寒冬里洗洗冷水根本不算什么。如今不也有人为了寒冬参拜[11]在严冬的深夜里洗冷水澡吗。他一审被判了死刑。☆☆☆当时，赤线区[12]某处新来了一个叫千代子的女人。她以几分风韵和美貌招揽了相当多的客人，可她却笑眯眯地跟人们这么说道：“我在这种地方工作，是为了暂时隐藏身份。我被人盯上了。”“是你前夫吧。”“算是吧。”“那，这事儿不就没完没了了吗，你打算藏一辈子？”“等到某人被判死刑吧。我不太清楚，好像是这么回事。”“你老公在监狱里？”“我不知道。”两人漫无边际地聊着。没过多久，有个小白脸跟这女人混熟了。这小哥不但长得帅气英俊，力气也很大，在这片地区很有威慑力。不久这女人就把一切都跟这小白脸说了。因为这女人觉得可以嫁给他。这女人就是宫子。“这么说，犯人是中井？”“对呀。当时都关店了还有醉汉闯进来闹事，我就下去了。那人不是醉汉，是中井。他说想留在这儿住一夜，我的屋子又不能给他住，我就让他在店里睡到天亮，然后没管他就爬上二楼了。我觉得很害怕，就赶紧撤了梯子，让他没法儿上阁楼。不出所料，中井杀了楼下那对夫妻，把钱偷走了。”“你没跟警察说吗？”“因为中井不让我说嘛。我好歹也给中井做了很多我能做的事。如今我对他也没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了。虽说我没必要护着他，不过嘛，犯人是谁不都一样吗？”“可这是死刑啊？”“反正都死人了，谁被判死刑都没办法让人活过来呀。”“嘁！净说大话，你不也是共犯吗？”“别说得这么难听嘛。”“你说什么呀。那，慢性子阿弁的扳手怎么会握在中井手里？嗯？喂，不觉得很奇怪吗？得有人把扳手给他，才会发生这种事吧。”“那个是这样啦。慢性子阿弁喝到记不得事了，把扳手拿出来摆弄，我就抢走了他的扳手，搁在店里的桌子下面。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我没想到中井会过来，拿扳手杀了人。”“中井现在如何？”“我哪知道，那家伙忘恩负义。是我帮他从学校毕业的呢，我把我的东西都卖了给他，还当他女朋友。不过，回头想想，我并没有迷上中井呢。”“你把你的宝贝都给他了，肯定是迷上他了。”“才不是。我当时只是想试试这么干而已。我呀，不在乎的。今后也是，只要我想，这种事，干多少次都行。我呀，没想过要报复中井那种人。”“你不想救慢性子阿弁吗？”“不想呢。话说，这世上不用那么认真的。要是什么都一板一眼，就该受不了啦。我呀，之前也隐隐约约想着，谁杀了楼下那对夫妻都无所谓。其实谁杀了谁都没关系。都是生意嘛。有杀人的生意，也有抓杀人犯的生意，如果是你抓错了人，不也只是换了个男人代替吗？要是按你这么说，啪啪[13]这生意哪还能做得下去呀。战争也是这么回事。因为大家都敷衍了事，所以社会才会这么圆满呀。喂，你要是觉得慢性子阿弁不该是犯人的话，你就不要来啪啪店玩了。”“我错啦。”“哈哈哈。”两人的对话在此基本告一段落了。想必慢性子阿弁早晚会被处死吧。[1]安纳塔汉岛女王事件，别名“安纳塔汉事件”“安纳塔汉岛事件”。“二战”期间安纳塔汉岛上有一群残留的日本人，这些人一直不相信日本已经投降，直到1951年才全部投降，岛上的32个男人和1个女人一起生活了6年。女人居于特殊地位，而男人为了女人相互残杀。——译者注[2]酒馆的名字。[3]这里特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从各殖民地被遣返回国的日本人。——译者注[4]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罪与罚》中的主人公。——译者注[5]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群魔》中的人物。——译者注[6]日本最后一个被处以斩首的女囚。——译者注[7]歌舞伎、讲谈中的人物，是个非常邪恶残酷的流氓医师。——译者注[8]江户时代的小说、讲谈、歌舞伎中的毒妇。——译者注[9]一种来自日本的武器兼捕具，也写作“实手”，外形为带钩的短棒，棒身多以30厘米到1米左右的钢、黄铜、锻银等金属或日本栗等坚硬木料所制造。也有文献表明十手原是中国的“铁尺”，是江户时期传到日本的，但日本在室町时代中期就出现了使用十手的武术。——译者注[10]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不理会既存道德观念、任由本能驱使地使用暴力、进行满足自己欲求的活动的日本不良青少年族群。——译者注[11]在冬季最严寒的30天里每天去寺庙里参拜祈愿。——译者注[12]日本1958年3月之前公认的卖春地区。在警方的地图上该地域用红线表示，因此称“赤线”。非公认的卖春地区俗称“青线”（即蓝线）。——译者注[13]日本在“二战”后处于混乱期时，在街头私自卖淫的私娼，主要面向在日的美军将领。“啪啪”一词有多种说法，一说是招妓时需“啪啪”拍手，故名为“啪啪”。——译者注堕落论才半年世道就变了。“鄙人愿以身作盾，为天皇出征抗敌。奋不顾身，为天皇而死。”年少的生命随花散落，幸存下来的就成了黑市商人。“不愿长命百岁，愿同你立下誓言，他日以身作盾为天皇赴死。”用坚强的心境送别男人的女人们才半年就已经习惯了每日像例行公事一般叩拜夫君的牌位。不久后，一个新的面容就会住进她们心里。不是人变了，人本来就是这种生物，变的只是世道的皮相而已。过去，幕府没有留四十七义士[1]活命而非要判其死刑的原因之一据说是因为瞎操心，担心他们活下去会苟活于世，不能让人污了他们难得的美名。现代法律不讲这种人情。然而人的心态中多半会残留这种倾向，人们有种普遍心态，就是让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十几年前大矶某处还有一对想一辈子以处男处女的身份相爱而殉情的学生和少女，世人很同情他们，我自己也一样。几年前，跟我非常亲密的一个侄女在她二十一岁那年自杀了。当时我替她庆幸能趁着还美丽的时候死去。因为她表面看上去是个清秀的女孩子，有些时候却让我觉得不安，感觉她有可能会崩坏，一头栽到地狱里去，我感觉无法直视她那样的一生。这场战争期间，始终不允许文人写寡妇的爱情。多半是那帮军人政治家想让兵士遗孀下半辈子侍奉神明，不让文人挑逗她们，害她们堕落。军人们对恶行有着敏锐的理解力，他们不是不知道女人善变，而是太知道这一点了，所以才想出了这种禁令。自古人们都说日本的武人不懂妇女的心思，然而这看法过于浅显，他们想出的武士道这种极为刚硬的法则是一道用来防御人类弱点的壁垒，而这也是这种法则最大的意义。都说武士为了报仇，即使用尽一切手段哪怕去要饭都会追寻敌人的踪迹，然而真有这种忠臣孝子，能怀着复仇的满腔热情把敌人追逼到走投无路吗？他们只知道报仇这条规矩，以及这条规矩所规定的名誉，日本国民自古就最不会去憎恶别人，即便憎恶也不会持久，他们很乐观，真心认为昨天的敌人是今天的朋友。与昨天的敌人妥协或是肝胆相照都是常有的事。因为是敌人，才能更肝胆相照，他们会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