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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狠97人人婷婷五月深田咏美得魏忠贤是无限感慨，万念俱灰。于是魏忠贤说道：“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魏忠贤选择了死！天启七年十一月四日（1627年12月11日）凌晨，魏忠贤在寓所上吊自杀，他的死党李朝钦也在一旁上吊。一代巨阉结束了一生。在此前几天，魏忠贤死党崔呈秀也上吊自杀。魏忠贤死后，崇祯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史可法的老师）等人平反，将客氏斩首，将魏忠贤的尸体刨出来凌迟。而后崇祯重新整理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所有与魏忠贤划清界限的奏折，本来崇祯不知道谁是阉党，这下可好，按名单抓人即可，魏忠贤手下五虎除崔呈秀已死外，其余四人斩杀，崔呈秀被从棺材里刨出来戮尸，五彪全杀，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分别处以斩首、流放、充军、罢官的处罚，此外还有除此之外的那些上奏跟魏忠贤划清界限的，一律罢官，阉党总共有二百六十一人受到死刑到罢官不等的处罚，朝堂之上，重新见了尧天舜日。关于魏忠贤的记载众多，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为刘若愚《酌中志》和朱长祚《玉镜新谭》。从继位到除掉魏忠贤，三个月都不到，崇祯显示出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本色，此时，内部肃清，崇祯把目光投向了辽东。皇太极成了他的头号敌人，但如果与皇太极相比，崇祯就逊色多了。崇祯不如皇太极的有三点：一，崇祯即位时才十七岁，皇太极即位时三十五岁，崇祯当权时还是个孩子，而皇太极已经是成熟的中年人了，虽然崇祯在除掉魏忠贤的表现上堪称天才，但如果与久经沙场的皇太极相比，他还是有太多该学习的地方。二，崇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而皇太极长在马背上，沙场拼杀多年，崇祯在阅历、军事上远差于皇太极。三，崇祯是在没有任何竞争者的情况下，喜从天降，得了皇位，而皇太极是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经过激烈角逐脱颖而出的。换句话说，皇太极的皇位是竞争出来的，而崇祯的皇位是天上掉下来的，由此崇祯又输了一回。此时大明王朝传到崇祯手里，就像一座曾经豪华美不胜收的庄园，几经风吹雨打，渐渐走向衰败腐朽，雕栏玉砌犹在，只是已经斑斑驳驳，曾经遮风避雨的房顶已经是外边小雨屋里中雨，外边中雨屋里大雨，外边大雨屋里暴雨了。但实际上暴雨只来自东北一个方向，内部祸患魏忠贤刚刚平定，东北只是辽东被后金占据，整个中国几乎都还在大明控制范围内，此时只要有一个成熟稳重、精通战略、手腕非凡的领袖来驾驭的话，加之东北有毛文龙在，那么一定能攻灭后金，实现大明中兴。然而十七岁就显出政治天才的崇祯却最终使得那些虽然腐朽，但还能维持若干时间的梁柱加速坍塌，明朝在崇祯领导下一天不如一天，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不如一阵，那么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都要从袁崇焕杀毛文龙说起。第十三章悲情英雄毛文龙1627年，崇祯皇帝在罢黜全部阉党后，开始组阁。《崇祯长编》记载：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帝要朝廷大臣推举内阁大臣，大家共推举出十位候选人，然后从中确定七位。由于旧的大臣大多因为是阉党而被罢黜，新的朝臣都是东林党人，这些人崇祯都不了解，他就采纳了《尚书》记载的“枚卜功臣”的办法，即通过占卜来最终确定人选。具体做法是，崇祯在小桌上摆设笔砚和十张红纸，将十位候选人的名字分别写在红纸上，每张纸写一人姓名做阄，团成一个小纸团，然后把十个纸团装进小金瓶里。崇祯亲自用筷子从里面夹取七个纸团，每夹出来一个，就展开遍示众臣，就这样选出了六个大臣。不是说需要选七个吗？那一个纸团崇祯刚夹出来，就被风吹走找不到了。当然，后来这个纸团又找到了，就这样崇祯的内阁大臣就齐装满员了。此时内阁大臣是清一色的东林党人，然而这些人并没能使大明中兴。在此说一下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东林党人，一方面东林党领袖品德高尚，但另一方面中下层东林党人败类很多；一方面东林党主张广开言路，减轻赋税，发展经济，但另一方面对明朝复兴大业，他们并没真正做出任何大的功绩。夏允彝的评论最为公允，他说：“平心而论，东林党人中也有很多败类，攻击东林党人的人当中也有很多节操清高独立的人，只是反东林党的人的领袖比起东林党的领袖的道德操守差若天渊而已。东林党人很在行清议，在筹谋杀敌制约胡虏上却完全没有实际行动；攻击东林党人的人说自己被孤立被怨怼，但是他们也没有为朝廷振兴哪怕一条法规或朝纲，只是以刻薄的攻击技巧取胜罢了。这些人都有什么好埋怨的呢？都是对国家大事于事无补的人啊！”6内阁大臣搞定，崇祯开始任命六部大臣，别不多说，咱们只讲跟辽东战局有关的兵部。崇祯在罢免阉党出身的兵部尚书崔呈秀后，因两次宁远大捷的功劳而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在接见袁崇焕时，崇祯问袁崇焕有何恢复辽东的良策。袁崇焕说：“臣关于收复辽东的思路有三点：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当前守辽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尤其南方士兵，既不适应北方天气，又不愿在边关久留，因为辽东和自己利益毫不相关，因此作战贪生怕死。而如果用辽东本地士兵，则他们为保护妻儿，退无可退，必然死战。圣上如果要和女真决战，就必须训练一支精兵，这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守辽土用辽人是最佳选择，这样既省粮饷，又可克敌。”崇祯：“好一个以辽人守辽土，朕准奏。爱卿接着说。”袁崇焕：“第二点，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我军和女真贼寇作战，此前所以屡败就因为我军短于野战，女真铁骑天下无敌，我军强项是红夷大炮，但这只能用来守城，臣所以两次大败后金，全凭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在需要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偶尔也可与女真野战，然而必需速战速决，不能拖延。另外所谓和为旁着就是要争取时间加固城防时甚至不得不主动与敌人议和，这是辅动性战略，一切都为以后彻底消灭敌人做准备，圣上以为如何？”崇祯听到“议和”后稍稍迟疑了一下，但还是说：“或守或战，全凭爱卿。”袁崇焕继续说，“三，法在渐不在急，在实不在虚，必须稳扎稳打，不能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崇祯：“朕既然封爱卿为督师，节制天下兵马，自然相信爱卿，这些具体战术不必细陈，朕只关心一点，多长时间能收复辽东？”袁崇焕：“只要圣上始终如一相信臣，五年复辽。”崇祯：“好，请爱卿以国家天下为重，早日凯旋。”袁崇焕：“可是臣还有事放心不下。”崇祯：“什么事？爱卿只管奏来。”袁崇焕：“臣在外带兵，必会遭小人妒忌和敌人的反间计，圣上在朝中，臣在关外，还请圣上与臣同心，臣不顾自己性命，一定要兑现承诺，请圣上在未来五年内不要听信他人挑唆，只等成败来对待臣。”崇祯：“朕既然用爱卿，自然信任有加，至于说中敌人反间计，朕自信还是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爱卿尽管放心。”袁崇焕：“五年复辽是各方面都达到最佳时方能做到，这需要户部转运军饷，工部供应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必须朝廷内外事事配合，才能有所成功。”崇祯：“爱卿放心，朕会下旨让各部配合你的。”袁崇焕：“既然圣上答应臣的一切要求，臣再没什么可说的，唯有以死报答圣上知遇之恩！”袁崇焕所说的五年复辽如同儿戏，强大的后金岂是五年就能打败的？事实上，五年平辽梦未醒，后金铁骑已破关。当时在场的许誉卿就问袁崇焕，对于五年复辽有多大把握，袁崇焕说：“聊慰上意。”——只不过是想让皇上高兴一下而已。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更何况君前更无戏言。袁崇焕把自己在皇帝面前做的承诺都当儿戏，试问这种人有什么可能去在明末力挽狂澜？这次谈话结束后崇祯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袁崇焕带着尚方宝剑到达辽东，途中刚出山海关后他作《再出关》诗云：“重整旧戎衣，行途赋采薇。山河今尚是，城郭已全非。马自趋风去，戈应指日挥。臣心期报国，誓唱凯歌归。”字里行间透露着自信，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袁崇焕其实并无可以自信的资本。到辽东后袁崇焕让祖大寿镇守锦州，何可刚驻宁远，赵率教守山海关，袁崇焕自己也驻宁远，同时上书给崇祯极力称赞祖大寿等三人的才能，并说自己五年复辽的计划全靠这三人来实现，如果五年后没有实现，他亲手将这三人斩杀，自己则到刑部领罪服死。崇祯得到袁崇焕的保证后，非常满意，加封袁崇焕为太子太保。袁崇焕说要五年复辽的第一年，他就先斩杀了毛文龙，关于袁崇焕与毛文龙的这段恩怨，袁崇焕为何杀毛文龙众说纷纭。第一种说法：袁崇焕夸下五年复辽的海口后，自知没有能力达到，于是为了跟后金议和而杀毛文龙。由于毛文龙极力反对议和，上奏说：“从古有款虏之事，独此奴决不可款！”袁崇焕遂决心除之，他说：“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此说记载在汪辑《崇祯长编》。袁崇焕已经明确跟崇祯保证五年复辽，如果他要跟后金议和的话，也必然会偷偷摸摸的，就袁崇焕杀毛文龙后崇祯对袁崇焕的批示看，崇祯压根儿不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而通过毛文龙写给崇祯的这封奏折，可以判明两点：一，崇祯因此奏折而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二，毛文龙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这显然跟前面崇祯不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的推论矛盾。由此，《崇祯长编》的说法不合逻辑。除《崇祯长编》外，当时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也持此说。他说：“袁崇焕是个机智、善于耍手腕的人，长于谈吐和文笔；他以自己的军事经验，用巧妙的言辞打动了皇帝和所有的阁臣，他们对他深信不疑。这个狡猾的人自私、爱财，不顾公务，不忠于君王，如果不是他，他们的希望还不致破灭。他接受了鞑靼人大量的金钱，并邀请鞑靼人最畏惧、勇敢忠贞的将官毛文龙赴宴，在席上把这位大将毒死了。接着他与鞑靼人缔结城下之盟，献出了一切。当皇帝审视盟约时，很快发现握有全权的统帅出卖了他，因而拒绝批准或承认这些和约。在这个紧急关头，袁应该怎样做呢？他为了逼使皇帝接受条款，于1630年劝导鞑靼人从不在他辖区内的另一个地方侵入中国，并同意不用他的军队阻止他们进军。”关于《鞑靼战纪》的说法，后面我们在写到1630年时会详述此种说法为何不靠谱，在此按下不表。第二种说法，袁崇焕秘密勾结后金，要跟后金议和，皇太极说议和没问题，我们的心腹之患是毛文龙，只要你杀了毛文龙，我们就可以讲和。这种说法见于下列记载：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真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张岱《石匮书后集·毛文龙列传》）一至宁远，遂为讲款计。盖自崇焕自宁远奏捷之后，即令番僧往吊东夷以讲和，以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平东夷之命，遂以平东夷自诡。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遂身入岛，诱文龙斩之。（夏允彝《幸存录》）这种说法是网上反袁派认可的说法，之所以这种说法出处众多，在于袁崇焕刚杀了毛文龙后，从来都是沿着辽西走廊进攻的后金绕开辽西走廊，从河北省西北部绕道千里远征，袁崇焕总共三次阻截后金军，只有去遵化阻截那次碰上了后金军，可是实行阻截的却不是袁崇焕的主力，只是赵率教的那部人马，赵率教还全军覆没了。袁崇焕去蓟州阻截，可是后金军没从蓟州过，袁崇焕去通州阻截，可后金军也没从通州过，就这样后金军来到了北京城下。此事史称“己巳之变”，后面我们会详细说。总之这一系列事情让人不得不怀疑袁崇焕与后金因为杀毛文龙之事有密约，所以袁崇焕故意多次绕开后金军，只是在北京城下做象征性抵抗。事实上无论是后金方面还是明朝这边，都没有袁崇焕议和密信的可靠记载，这是一种根据结果来倒推过程的说法，根据毛文龙死后后金的动向来推断袁崇焕与后金在杀毛文龙上的密约。这其实是一种诛心之论，袁崇焕虽然谈不上多么卓越的军事家，但是他两次宁远大捷的确战果是货真价实的，他虽然有种种缺点，也曾随大流而拍过魏忠贤的马屁，但是起码他是爱国的，绝非为议和而杀毛文龙，如果袁崇焕真的暗中勾结后金，皇太极为何还要用反间计来除掉他呢？留着这个内应岂不更好？所以第二种说法不能成立。第三种说法：袁崇焕觉得东江毛文龙虽然能牵制清军，但毛文龙本人没有大略，经常吃败仗，而且耗费的钱粮实在太大，此外毛文龙还在东江走私货物来挣大钱，不打仗的时候就用布匹向女真买人参，打仗的时候毛文龙也不怎么靠谱。于是就有文臣上奏主张撤销毛文龙东江镇的建制，袁崇焕则主张朝廷派人去管管毛文龙的经济问题。毛文龙不喜欢有文官监制着自己，于是上书争辩。而后毛文龙前来拜谒袁崇焕，袁崇焕以上宾之礼接待毛文龙，毛文龙也不谦让，袁崇焕于是决定杀掉毛文龙。这种说法记载在《明史·袁崇焕传》里：顾文龙所居东江，形势虽足牵制，其人本无大略，往辄败衄，而岁糜饷无算；且惟务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劾文龙糜饷杀降，尚宝卿董茂忠请撤文龙，治兵关、宁。兵部议不可，而崇焕心弗善也，尝疏请遣部臣理饷。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崇焕不悦。及文龙来谒，接以宾礼，文龙又不让，崇焕谋益决。《明史》是清朝人编的，许多内容很不靠谱，比如说东江镇耗费钱粮大，纯属胡说八道，毛文龙在东江的七年里朝廷没有拨给他一分钱，他全都是自筹粮饷，如果不靠走私，东江的百万辽东人民怕是只能去跳海了。关于东江镇的情况，毛文龙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有上奏：山坳僻处之间，尽是白骨成堆，肝肠余汁。惨莫惨于此，痛莫痛于此。内地尚作观望，恬不忧愁。臣实为受国厚恩，不忍卸担，自矢戮力，以完辽事。观今三月将尽，粮未来一粒，饷未到一分，啼号疾病，白骨满沟，而犹中哓哓污臣者不只。朝廷不给钱却被《明史》说成“岁糜饷无算”，不走私的话根本活不下去却被《明史》说成“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故而本书中笔者一般不以《明史》的记载作为给人定性的资料。那么袁崇焕究竟为何杀毛文龙呢？岳飞曾说：“文臣不爱财，武将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毛文龙与岳飞有着同样的想法。崇祯元年（1628年）五月，登莱总兵杨国栋问毛文龙：“辽东能够平定吗？”毛文龙说：“将领说谎的就斩杀，不办实事的就斩杀，贪财的就斩杀，这样辽东自然就平定了。”毛文龙治军严明，赏罚必信，与兵士同甘苦，有古名将风。他为人正直，对于权贵从来不肯贿赂，又疾恶如仇，只要看见那些阿谀谄媚之徒，就破口大骂，因此引起当权者不满，朝廷许多人在背后说他坏话。（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于是，崇祯元年七月初十，毛文龙上书剖明自己的心迹，他说：“臣幸而得到圣上的信任，希望有朝一日马革裹尸，乃有不平之鸣，心中很郁闷，不得不直喷心血，向陛下诉说。当臣克复镇江的时候，义旗一树，豪杰影从，招抚辽民，日以万计，精壮的辽
政治家，失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正治派别，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底气何来杨度是洪宪帝制的策划师，更是筹安会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然而当洪宪帝制遭到国内外反对，袁世凯宣布废止帝制、重回民国时，杨度于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了一个“词意坚决”的谈话。大意如下：政治上的帝制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我杨某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兄弟我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的一个人，一个字不能增，一个字不能减。大约十年前在日本，孙中山、黄兴主张共和，兄弟就发表文章表示反对，以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中国的未来，除了君主立宪外，别无解纷医乱之方。说到这次洪宪帝制，杨度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表示：国体问题这两年闹得纷纷攘攘，我杨某确实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有报纸说我杨某已经畏罪逃亡，你们亲眼看到我跑了吗？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必将前往法庭躬受审判。当然，退一步说，政见不同，亦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根据记者的观察，杨度在接受访谈时，态度安闲，并没有当时报界纷传畏罪出逃的迹象。侃侃而谈中，杨度并不对引起巨大政治动荡的帝制复辟事件有丝毫悔意，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战争，他应该负有多大责任。又过了一个月，袁世凯病逝，杨度在挽联中对洪宪帝制及其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说得更明白：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如果仔细体会这幅挽联，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杨度一点不认为自己有错，他甚至在强硬回应各界指责——他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没有错，如果一定要说有错的话，就是这个主张没有得到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那么，杨度的底气是从哪儿来的呢？君宪救国的理由从历史上说，杨度在武昌起义之前很长时间就是一个坚定的君宪主义者，在晚清预备立宪的整个过程中，杨度始终站在君宪主义立场上呼吁、推动并身体力行，有传言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报告有几份便是出自杨度的手笔。这件事的真实性虽说有待考究，但杨度是君宪主义者这个事实没有一点问题。杨度那一代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确实相信君宪主义是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革命只有在朝廷不愿改革的时候方才有倒逼的功能，只要朝廷愿意改革，就应该支持其重构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阻止革命发生。我们没有办法评估革命与改良谁对谁错，但事实确实如此——当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革命立即陷入低谷，大批革命党人在朝廷感召下纷纷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参与君宪主义的政治变革。武昌起义、滦州兵谏迫使清廷改“皇族内阁”为真正意义上的内阁，但在怎样重构国会问题上，清廷中的强硬派和南方独立各省争论不休。就在这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杨度与汪精卫共组“国事共济会”，以第三者立场调停南北，力主将君宪还是共和的问题提交给“临时国民会议”去讨论。杨度此时似乎并不排斥共和作为一个政治选项，只是这个选项因为南北僵持，正式国会无法成立，一直没找到出路。国事共济会很快结束了，中华民国很快建立起来。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下，杨度最初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然而到了1915年，一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且出兵中国山东，攫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以此逼着中国政府签字画押给予认可。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的要求远远超出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其范围扩大到了满洲和蒙古。这就是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确实是中华民国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面对这样的外交困境，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就事论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内政”，也不可期待通过改变内部政治架构去应对外交危局。然而，杨度就在这个微妙的历史时刻这样想了，且这样做了。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并交换。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杨度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政论文章《君宪救国论》，上篇详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分析中华民国总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经过一番复杂逻辑论证和事实陈述，杨度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就此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中国终归于亡国而后已。在杨度看来，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方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度在这里呼唤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大约与后来的新权威主义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学理离事实有多远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言，杨度的这些分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民主共和毕竟在中国只有三四年时间，而且这三四年里确实因为民主共和无法真正落实而带来很多困扰——二次革命、外交危机、周边分离主义危机，都在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这个时候，不仅杨度有这种想法，其实按照许多人的分析，即便后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最有力量的梁启超，也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共和，只是他认为杨度和袁世凯选择的时机不对。甚至在先前极端激进的革命阵营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认为袁世凯不可以称帝，也不认为共和就是中国的唯一选项。章太炎在1913年面见袁世凯时就说过这样的意思：袁公称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够振作精神发奋为雄，出兵踏平蒙古，让蒙古回归，那么不是袁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当皇帝。很显然，民主共和即便在法国那样的国家都经过无数次反复，那么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出现一次或者几次反复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形。所以当时不仅中国人有这样浓厚的帝制情结，即便来自民主共和国家的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也在他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最适宜中国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构，还是君主立宪体制。古德诺认为，民国建立以来之所以始终无法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法对总统权力约束太大，使大总统徒有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导致政局不稳。而政局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几乎成了唯一诉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然后才有可能去实施各项政策。古德诺在1915年接受中国政府委托，就中国未来政治架构进行宪法学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现在正在实行的共和体制并不合乎中国国情，立宪体制下的君主制其实比共和制更为优良。古德诺的这个结论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旁证。此外，日本宪法学者有贺长雄也有类似论文，都在证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国建立之后遇到了一次真正的体制威胁。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杨度以及古德诺、有贺长雄的研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阶段袁世凯也不愿冒妨碍学术自由的风险加以干涉。然而，杨度等人不知适可而止，他很快将这种尚在讨论中的不成熟方案转化为政治实践。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筹安会”，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呼吁就君主还是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此时的杨度和筹安会已不再只是研究学理了，而是深度介入了现实政治，并对袁世凯产生了严重误导。袁世凯看了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以为很有深度，说到了点子上。及至古德诺、有贺长雄两文出，袁世凯更觉得共和病弊的根本解决只能是废除共和，重建一个君主立宪体制，让国家政治重回正轨。袁世凯的理解或许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理解被利用了。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可能太想当皇太子了，他的那些贴身幕僚、随从们太怀念几年前大清帝国的威风了。于是，紧接着的帝制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梁士诒组织了各省国民请愿团，参政院也在这场逆流中随风而动，擅自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去决定国体，结果全国一窝蜂进行国体投票，全国“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立君宪，全体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无比庄重的国体构建，就这样儿戏一样的完成了，而一辈子沉稳内敛的袁世凯竟然鬼迷心窍般地相信了这样的拥戴。闹剧即将结束时，梁启超登高一呼，震惊了全国志士仁人；蔡锷云南首举义旗，宣布了洪宪王朝的死亡。袁世凯急火攻心，一命呜呼。杨度逍遥复逍遥，以为自己的理论探讨没有错，错就错在袁世凯的实践方案不对路。杨度的坚持遭到各方面的抨击，以为无耻。只是一百年后重新检讨这个事情，又不能不承认杨度的方案与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杨度自信他的学理研究没有错，这不是因为有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和日本有贺长雄等人背书，也不是因为举国狂欢认同了这个方案，而是他的方案是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艰难探索，是一项共识，所以杨度并不认为他的这个学理研讨有什么错。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也是袁公和他身边的那些幕僚们太没有用，将一件好事给做砸了。从历史层面看，杨度的辩解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杨度忘记了，尽管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与你杨度的最初方案有差异，但如果没有你的最初方案，没有你那如簧之舌肆意鼓吹，中国政治会向这个方向转轨吗？一个学者的力量当然不会扭转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但是一个学者的思考如果从“私”的层面激活了领导人内心的焦虑，那么这种思考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实践。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政治家总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面，放弃或者无视那些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所以，杨度后来不忏悔，古德诺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只有袁世凯还算诚实，表示责任终归在自己，毕竟自己拥有最终选择权。洪宪帝制和筹安会已成往事，但杨度和筹安会给中国知识人的教训是深刻的，知识人的学理探讨即便与现实政治有关联，然而毕竟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知识人适度矜持永远都是必要的。张謇：别了，皇上1898年的政治变革揭开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序幕，光绪帝虽然没有明确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动已经表明中国要向日本学习，走明治维新的道路，以构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耽搁，直至20世纪初新政再启，君主立宪重回中国人的视野，也由此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变动尤其是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南通张謇就是影响最大者。体制内抗争张謇曾经对日本的君主立宪长期保持关注。日俄战争开打后，他敏锐意识到日本将战胜俄国，胜败的关键不在国土、人口、兵力，而在体制。日本的立宪体制使其致力于实业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国、俄国抗衡。不久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确证实了张謇的预见。与此同时，体制内的驻外使节如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及一些督抚朝臣纷纷转变立场，认为只有立宪可以防止中国重蹈俄国覆辙。有以他们为代表的立宪派与朝野上下寻求变革的力量推动，更因为在家天下时代，对于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会欣然接受，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后，清廷于1906年秋天郑重宣布预备立宪，争取用九年时间将中国带上日本那样的立宪国家道路。所谓九年准备其实正表明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态度。清廷希望在确定方向之后脚踏实地、稳步进行，推行“有计划政治”：先推动官制改革，再参照东西洋各国重定法律，接着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划，经过这些稳扎稳打的筹备后，立宪大业自然会水到渠成。对于清廷的稳重方案，焦急的立宪党人当然有点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急切期待用立宪摆脱危机，富国强兵。在清廷预备立宪御旨颁布不久，张謇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立宪党人积极活动起来，力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经过反复计议，他们联络江浙闽粤等地近300名立宪党人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出版报刊，宣传宪政；编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健康发展；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立宪人才。经过这些筹备，预备立宪公会又联络其他政治团体，尝试举行请愿运动，以早日将中国带上立宪轨道。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的领导人确实具有相当能量，他们很快联络全国各地十多个相关团体一起向朝廷施压。面对如此压力，清廷也做出一些善意回应，一再重申立宪方向不变，并同意在中央创设资政院，在各省创设咨议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为立宪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平台，张謇等人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几年，立宪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各省督抚在咨议局的咨询、问责下，渐渐觉得不太舒服，甚至有点“官不聊生”的感觉。从立宪党人的立场说，咨议局并不是一个完全议会，只是一个议政机构，并不具有立法资格。各省议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也感到这种准议会性质不利于宪政推行，因此他们格外期待朝廷能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这就是国会请愿运动的来历。张謇等人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一种体制内抗争，在认同体制的前提下建议加速改革。这些建议虽有违于朝廷“有计划政治”，但其心可嘉，经过几番争取奋争后，朝廷还是在第三次请愿发生时作出提前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承诺，决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国会，在此之前先将官制厘定，并预行组织内阁。最后的善意忠告此次清廷对九年预备立宪的调整是真诚的，只是在人们接受了这一调整方案，静候按部就班厘定官制，特别是预行组织内阁时，却出了大问题。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13位阁员中竟有9人为皇室或皇族，这无异于军机处的亲贵内阁。皇族内阁一出台，立刻引起立宪党人普遍反对，张謇也在第一时间敏感意识到清廷的这一举措不仅违反祖制，而且处理得不好，势必导致人心皆失，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将不可避免。君主立宪是张謇那一代中国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人认为最合乎中国的道路，君主专制既然已成历史，民主立宪又不想要，只有君主立宪这条路。现在君主立宪弄成这个样子，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变得疯狂而肆无忌惮，这不能不使以张謇为代表的老立宪党人异常愤怒。愤怒归愤怒，出于大局考虑，张謇并未就此与清廷翻脸。而且，传统的君臣观念也影响着他，他只能忍气吞声，有话悄悄向皇上说。张謇为此联系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信摄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劝告摄政王仿照“咸同年间”成例，重用汉大臣中有学问有阅历者，无论如何不能以国家为赌注，放任皇族和“高干子弟”胡作非为，因为如此垄断权力，必将丧失人心。危急时刻，张謇还协同友人前往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再至彰德，拜访20多年未见面的袁世凯，详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紧接着，张謇一行入京，与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唐绍仪等政要频繁接触，并获摄政王接见。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张謇向摄政王提出了“最后的忠告”，以为当时的外交有三大危险，内政有三大要事。外交上的三大危险一是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英日同盟条约期满；三是美巴拿马运河告成，必有变故。至于内政三事，一是外省灾患叠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及咨议局事；二是商业困难，朝廷须设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联合。张謇面见摄政王时，出于稳妥，虽然对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问题，选择了在随后与王室成员的交谈中再明白阐释自己的看法。对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张謇表示同情，建议载泽尽快与盛宣怀商量，调整方略，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些集资修路的川民从这个政策
，天亮时分禁军寡不敌众，崔胤死于乱军之中。攻下崔宅后，朱友谅趁胜领兵攻打京兆府，又杀死郑元规及陈班等数十名朝官。此时，皇帝李晔几次重新组建的禁军再次被打散，其雄心壮志也随之化为泡影。崔胤死后，继任者裴枢、独孤损都是朱全忠的党羽，朱全忠担心李茂贞再次再度劫持皇帝李晔，便想将李晔迁往洛阳，于是让东都留守张全义开始修缮宫室。天佑元年（904年）正月十三日，朱全忠吞并淄青地区后，移兵屯驻河东。二十一日派牙将寇彦卿奉表入京，声称邠、岐兵马已经进逼京城长安，为了保护皇帝陛下的安全，请李晔急速迁往洛阳避难。次日，在朱全忠的授意下，汴州士兵强迫京城百姓迁到洛阳，而长安百姓则不愿意远离故土，一路上哭号不止，全都破口大骂崔胤勾结朱全忠倾覆国家，老幼妇孺相扶东行，一个多月里路上行人不断。正月二十六日，皇帝李晔在汴州士兵的催促下自长安启程。朱全忠让部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拆毁长安宫室、百官衙署以及民居，将拆下的木料浮在渭河上顺流东下运到洛阳修建新的宫殿。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长安宫城被拆毁，长安成为一座废墟，而中国文化的重心也从此开始东移。二月二日，皇帝李晔一行人来到华州，百姓们夹道欢迎，山呼万岁。李晔见此情景不禁潸然泪下，可是自己受制于人让他感觉形同傀儡。“不要再喊万岁了，我已经不再是你们的天子了！”此刻李晔终于说出了其内心最想说的话，这既是他很长时间以来的感受，更是一种抗议。当晚李晔住在华州兴德宫，再想到国破山河碎，自己犹如木偶一般被人牵线而行，即情吟出了一首《思帝乡》：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况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在华州停留八天后，李晔一行人于二月十日继续东进，因洛阳宫室尚未完工，李晔只得暂时滞留陕州。朱全忠亲自到陕州朝见李晔，在朱全忠的要挟下，李晔被迫将禁军兵权全部交给了朱全忠，任命他兼任左、右神策军及六军诸卫事。朱全忠为了尽早将皇帝李晔迁到东都洛阳，决定重回洛阳督促修缮宫室事宜。临行前李晔大宴群臣，酒席散后他将朱全忠和韩建留下来继续饮酒，当时何皇后出来亲自手捧玉盅向朱全忠敬酒。此时晋国夫人可澄在皇帝李晔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恰被韩建看到，韩建当即暗中踩了朱全忠一脚，朱全忠心领神会，以为酒中有毒，不敢继续饮宴，于是佯装喝醉辞别。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朱全忠对皇帝李晔动了杀机。四月十六日，洛阳宫室修缮完毕，朱全忠奏请皇帝李晔尽快从陕州启程，而皇帝李晔则不愿意动身，打算拖延时间，向王建、李克用、杨行密等藩镇求救，只盼望勤王之师早日到来。不过朱全忠催促李晔启程的表章一封接着一封送到李晔面前，此时司天监出面为皇帝李晔解围，奏称夜观天象，发现星象出现明显变化，现在不利于皇帝陛下出行。朱全忠根本不理会司天监的话，继续催促李晔赶快启程。李晔又派宫女告诉朱全忠说皇后刚刚生完孩子，不能经历颠沛流离，等到十月份之后再前往洛阳。李晔的再三推脱，让朱全忠十分愤怒，他明白李晔这是在等待勤王之师的到来，于是召来牙将寇彦卿，命令他带领五千士卒赶快到陕州，即日催促皇帝李晔动身。李晔见朱全忠开始以武力相逼，只得起身迁往洛阳，而朱全忠则亲自到新安迎接，为了让皇帝李晔在进入洛阳之前失去全部的羽翼，朱全忠让御医许昭远诬告医官使阎佑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澄等人联手谋害朱全忠本人，借机将这些人全部处死。等到李晔行至谷水时，朱全忠又将跟随皇帝李晔同行的击球供奉、内园小儿共计二百余人全部缢杀，又亲自挑选了二百多个与之相仿者随行护卫。皇帝李晔最初还没感觉到身边已经换了内园侍儿，等到几个月后才发现，自此之后李晔的随侍人员也全部是朱全忠的人了。李晔到达洛阳后，朱全忠开始更换禁苑的人员，让其心腹蒋玄晖担任宣徽南院使兼枢密使，王殷担任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张廷范为金吾将军、充街使，韦震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朱友恭为左龙武将军，氏叔琮为右龙武统军。五月二日，皇帝李晔在崇勋殿宴请朱全忠及文武百官，酒宴过后李晔让朱全忠到自己的内殿继续饮宴，朱全忠担心李晔有诈，于是找个理由离开洛阳返回了大梁。皇帝李晔见朱全忠离开了自己，于是加急向李克用等人求救。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徽发布檄文联合讨伐朱全忠，朱全忠利用强大的兵力优势，派镇国节度使朱友裕为行营都统，领兵将勤王之师击溃。此时李茂贞、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等人书信往来，皆以兴复大唐为目标。朱全忠得知消息后想要领兵西征，又担心素有英气的李晔在洛阳发动变乱，于是准备立一幼主，开始图谋弑杀皇帝李晔。为此朱全忠命令部将李振到洛阳与蒋玄晖、朱友恭、氏叔琮等人合办此事。八月十一日夜晚，皇帝李晔正在何皇后居住的椒殿休息，蒋玄晖带着龙武牙将史太等一百多人急扣宫门，说军前有急事要奏明皇帝陛下，想要进宫面圣。夫人裴贞一前去开门，见门外士兵人头晃动，忙问为什么带这么多士兵来，没等裴贞一说完，史太挥刀将其首级砍下，直闯宫中而去。当时皇帝李晔因为连日来心绪不佳天天饮酒，此时因为喝醉正在龙床上休息，听说有汴州士兵闯进宫殿，急忙穿衣起身躲避。可是偌大的宫殿竟没有藏身之地，只得绕着柱子躲避史太等人，最终史太将其追上，一刀将李晔杀害在椒殿之内。李晔，一个聪明而又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充分了解阻碍恢复唐朝力量和权威的形势，并发誓自己要复兴王朝。但是唐朝已经积弱难返，他回天无力，最终死于朱全忠之手，让人为之叹息。李晔出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家庭，干了一份不该干的工作（做皇帝），如果是太平年月，李晔或许会是个很好的守成之主，但在唐末动乱的局势下，他纵然有李世民的文韬武略恐怕也是无济于事。李晔虽然已死，但大唐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不过距离其灭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第十二章走向灭亡傀儡皇帝随着军事实力的日益强大，朱全忠的政治野心也与日俱增。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却深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因此不惜兴师动众，出兵凤翔将皇帝李晔从李茂贞手中夺过来。然而无赖出身的朱全忠并不满足仅仅是“垂帘听政”，在看到唐廷衰微之后，他的目标是要面南而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上接受文武君臣的膜拜。朱全忠知道皇帝李晔经历一系列挫折后，虽然意志消沉，无所作为，但也绝不会就此将皇位拱手相让，因此将其杀害，在皇子中找一个过渡性的人物。经过慎重的挑选，终于在诸皇子中选定了一个傀儡皇帝的候选人。事实上，皇帝李晔自凤翔返回京城长安后，为了讨好朱全忠，任命他为诸道兵马副元帅，而按照惯例兵马元帅之职一般都由太子担当，因此任命兵马元帅实际上就是指定皇位继承人。皇帝李晔一共有十七个儿子，大多年幼无知，只有德王李裕有所作为。前边我们说过乾宁四年（897年）李裕被立为皇太子，因为刘季述反叛，将其立为皇帝，李晔成功复位后，将太子李裕贬为濮王，但依旧对其十分宠爱，便想让他出任兵马元帅之职。可是朱全忠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选中了年纪幼小的辉王李祚，而自己又不愿意出面过分干涉，于是便让崔胤承办此事。崔胤在皇帝李晔面前极力反对由濮王李裕担任兵马元帅，皇帝李晔知道这是朱全忠的意思，因为惧怕朱全忠，于是在天复三年（903年）二月，下诏任命辉王李祚为诸道兵马元帅。李祚是皇帝李晔的第九子，与濮王李裕同为何皇后所生，被任命为兵马元帅时只有十一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少年，在担任兵马元帅的两年后，皇帝李晔被朱全忠杀害。朱全忠让蒋玄晖矫宣遗诏，指定李祚为皇太子，并改名李柷。虽然当时皇位继承人已定，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朱全忠的安排，所以心中依旧感到无所依托，恐惧和忧伤时刻笼罩在皇宫内外。悲伤的人们摄于朱全忠的权势，不敢过分地表现痛苦之色，只能是暗自叹息。就在蒋玄晖宣布遗诏的当天下午，朱全忠又以皇太后的名义，让太子李柷于皇帝李晔的灵柩前即位，于是李柷这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就这样在痛失生父后，被仇人扶上了皇帝宝座。朱全忠一手策划了杀害皇帝李晔的全过程，事后作为对劳苦功高的史太的奖赏，将其任命为棣州刺史。为了掩人耳目，蒋玄晖在士兵退出皇宫后，到处宣扬夜里皇帝李晔与昭仪李渐荣玩赌博游戏，是李昭仪将皇帝灌醉趁机将其杀害，企图将弑杀皇帝的罪名推到宫人身上，进而掩盖他们的罪行。不过虽然弥天大谎已经撒下，但参加弑杀皇帝李晔行动的有将近百十人，要守住这个秘密又谈何容易。而且参加弑杀皇帝李晔的一些龙武军官兵被裴贞一等人对皇帝李晔的忠心，以及她们遇事不慌张、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动，更加憎恨朱全忠的为人。这些人拿着朱全忠的赏钱，到酒楼里去宣泄个人心中的愤恨，并将他们所见到的一切添枝加叶的广为传播。一时间洛阳城内沸沸扬扬，都知道皇帝李晔并非死于宫人之手，而是死于朱全忠之手，而且随着风言风语日渐增多，人们的议论也传进了朱全忠的耳朵里。他对秘密泄露得如此之快感到十分惊讶，进而愤恨朱友恭等人办事不力，对部下掌控不严。由于秘密泄露，朱全忠一时间也被搞得六神无主，但是他毕竟老奸巨猾，在逐渐稳定情绪后，他采取了弃车保帅之法，将所有的罪过全都推到朱友恭、氏叔琮等人的身上，谎称自己不知道弑杀皇帝李晔之事，而且假装痛苦着怒斥朱、氏二人背着自己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然后立刻从河赶到东都洛阳，伏在皇帝李晔的梓宫上痛哭流涕。朱全忠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为自己开脱罪责，在皇帝李晔的梓宫前表演完毕后，他又跑到皇宫面见小皇帝李柷，声称先帝之死与自己无关，并假惺惺地请求查找真正的凶手。事实上朱全忠也明白，自己虽然卖力表演，但任何人都不是白痴，他这样做并不能减少朝廷上下对他的怨恨。所以为了缓解人们对他的怨恨，朱全忠无奈之下只得忍痛决定除掉朱友恭和氏叔琮。不过朱、氏二人毕竟为自己立下大功一件，如果以弑杀先帝的罪名除掉二人，今后恐怕不会再有人为其卖命，恰巧此时有人告发护驾军士在大街上抢米，这让朱全忠立即找到了借口。当时朱全忠利用抢米这件事大做文章，立即向小皇帝李柷上疏，说朱友恭、氏叔琮治军无方，不能安抚民众，以致出现侵扰市肆现象，请求将朱友恭贬为崖州司户，恢复其李彦威的本名；贬氏叔琮为白州司户。对于李柷而言，朱全忠的话就是圣旨，于是他立即批准了朱全忠请求，当即下诏外贬朱友恭和氏叔琮二人，而且李柷似乎还颇能洞悉朱全忠的内心，在诏书的最后没有忘记加上“仍令所在赐自尽”一句话，算是说出了朱全忠想说而又无法说出口的话。事实上朱全忠之所以如此在意人们对于弑杀先帝李晔的评价，进而被迫除掉朱友恭和氏叔琮，是由于他感到称帝的时机尚未成熟。他清醒地认识到阻碍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是朝中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以及诸王宗室；二是地方的藩镇势力。因此朱全忠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在朝廷中清除异己；另一方面对与自己为敌的藩镇诉诸武力镇压。天佑二年（905年）二月，朱全忠首先对宗室诸王大开杀戒，他命令蒋玄晖邀请先帝李晔之子濮王李裕、棣王李祤、虔王李禊、沂州李禋、遂王李祎、祁王李祺、雅王李禛、琼王李祥、景王李祕在洛苑的九曲池旁摆下筵席，将诸王灌醉后用绳子勒死，并将尸体扔到九曲池里，在杀掉李晔的九个儿子后，他便将毒手伸向了朝中大臣。朱全忠要杀朝臣，除了因为他们忠于皇帝不能为己所用，是自己篡位的绊脚石之外，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朱全忠是行伍出身。虽然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藩镇，但是自中唐以来，社会时尚重文轻武，文士从不把武将放在眼中，朱全忠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因此对文人也是恨之入骨。据说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朱全忠和幕僚们及游客在柳树下乘凉闲谈，几个游客正在高谈阔论，朱全忠当时觉得无聊，忽然站起身来指着柳树说道：“这种树木适合做车毂。”人们忽然闻听此言，全都哑口无言地愣在原地，不知道朱全忠为何说出如此不着边际的话语。此时有几个游客为了讨好朱全忠，也跟着站起身来，随声附和说适合做车毂，没想到朱全忠顿时勃然大怒，厉声斥责说：“书生就是喜欢阿谀奉承，顺口搭音，车毂需用夹榆才行，柳木怎么能够做车毂呢？”随即命令左右侍卫将随声附和的几个游客杀掉，从中可见他对文士的蔑视和憎恨。为了扭转当时重文轻武的风气，四月五日，朱全忠让小皇帝李柷发布赦文。朱全忠在赦文中通过论述文武皆重要的道理，想发泄一些对文臣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想以此使文臣们尊敬自己。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此事却事与愿违，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一件让他更为不快的事情，而这件事也直接导致了朱全忠下定决心对朝臣大开杀戒。白马驿之祸和王的师傅张廷范是艺人出身，精通音律，后来趋炎附势投靠了朱全忠，为其进行歌舞演奏，深得朱全忠的宠爱。当时张廷范想担任太常卿，便请求朱全忠推荐自己，朱全忠认为自己办这件事情易如反掌，便让幕僚带着张廷范入朝请求皇帝的任命，没想到却遭到了宰相裴枢的反对。裴枢给出的理由是张廷范是有功之臣，已经得宠于藩镇，何必再仰仗朝廷乐官的职位以示荣耀，张廷范想当太常卿恐怕不是朱全忠的意思。当时朱全忠的幕僚费尽口舌，可是裴枢就是不答应，张廷范只好悻悻而归。朱全忠见宰相都不给自己面子，顿时心起杀机，他对手下人说自己本来认为裴枢志向高远，不入朝廷俗气沾染，现在看起来不过是装成一副清高态势，因此他决心除掉这些顽固不化的大臣，而此时朝廷内出现的宰相不和的局面，恰好为朱全忠提供了机会。当时朝中共有四位宰相，除了裴枢之外，还有崔远、独孤损和柳璨。柳璨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隐居山林之间。光化年间一举中第，因为对汉史尤为精通，被时人称之为“柳箧子”。皇帝李晔因为爱才如命，想找一个有文才的人，于是有人就将柳璨推荐给了皇帝李晔，李晔立即召见柳璨，经过面试，李晔对其十分满意，很快便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崔胤死后，皇帝李晔想让柳璨出任宰相，便征求诸位学士的意见。承旨张文蔚认为选贤任能不必拘于等级限制，不过按照惯例不宜立即提拔柳璨当宰相。于是皇帝李晔就首先提升柳璨为谏议大夫同平章事，但即使是这样也已经是高规格的越级提拔了。出身寒微的柳璨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因此出身高贵的裴枢、独孤损和崔远，对于一下子和自己平起平坐的柳璨十分排斥，言谈中经常流露出对柳璨的鄙夷之情，而柳璨也对他们也是怀恨在心。皇帝李晔到达洛阳后，因为内官都是朱全忠的心腹，因此柳璨就极力和他们交好，想攀上朱全忠这棵大树，进而达到对抗裴枢等人的目的。当时柳璨已经察觉出朱全忠可能要做出不利于朝官的事情，便趁机在朱全忠面前说了裴枢等人的很多坏话，因此天佑二年（905年）三月，裴枢、独孤损和崔远被同时罢相。五月七日天空中又有彗星出现，占卜者向朱全忠进言，认为君臣即将大祸临头，必须杀一批人才能消解此难，柳璨趁机写出裴枢等三十多个与己不和者的名字，请求朱全忠立即诛杀。对于一下子诛杀如此多的朝臣，朱全忠一时间也是难以下定决心。不过，部将李振趁机向朱全忠进言，认为朝廷纲纪之所以败坏，全都是因为这些文官表里不一，而且朱全忠是想要成就大事的人，这些文官未来肯定会充当绊脚石，不如趁现在一举除掉。朱全忠最终采纳了李振的建议，首先于五月十五日利用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贬独
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8页。?《明史》（中华书局），第3649—3650页；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8页；S.J.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50—53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36页。?1614年福王府由北京迁至洛阳时，动用了1172艘船运送其家人及财物。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3页。?万历年间，山东、湖广、河南的地方官纷纷上疏，指出藩王向农民征收的地租过于沉重。王府的税吏和管家因残酷无情而声名狼藉。顾诚：《明代的宗室》，第11页。?《明史》（中华书局），第3650页。?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65页。这种兽行并非少见。据说张献忠“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压之。”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24页。“吃人肉”是当时的一种隐喻的说法。不管什么阶层的人都会使用。如果说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农民军首领喜食遇害者的血肉，那么乡绅领袖也一再说到要食农民军之肉。例如，在记述溧阳潘茂起义的史籍中，作者写道：“彼党茂者之肉又不足食〔以解恨〕哉。”稍后，在描述潘茂及部下打劫富户钱财时，又记：“人知食茂之肉。”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4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5—196页。崇祯皇帝得知老福王常洵死讯后，召见群臣，当众恸哭，为其得宠的侄子惨遭不幸而悲痛。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2—3页（福王常洵应为崇祯帝的叔父，朱由崧与崇祯帝应为同辈——译者）。?《明史》（中华书局），第3651页。当时持有敌意的史家经常用夸张手法讥讽福王的好色，但看上去他也确实好色。他在南京即位后，在其养母（据说只比他大几岁，而且两人的感情可能超过了母子的界线）的催促下，决定娶亲。他坚持只要以美貌著称的杭州姑娘。奉旨前往那美丽城市选美的钦差，便乘机拐骗少女。当钦差未能使其主子满意时，苏州、嘉兴和绍兴地区的百姓也被责令献出最美的少女以供皇帝挑选。据说，马士英和阮大铖二人还从南京老鸨处买来一些将作娼妓的处女献给福王。有一条史料记载，福王对这些人肆意蹂躏，在一夜之间，便有两人因福王的酒后纵欲而死亡。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4—105页。?《明史》，第3103页。?潞王是隆庆皇帝之孙，也是著名画家和书法家。17世纪30年代，当农民军进攻其封地所在的河南西北部时，他曾亲自督师御敌。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3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潞王继承皇位还得到了周镳的有力支持。此人是1639年弹劾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的最初倡议者，是与潞王有密切交往的人之一。后来他被指责为姜曰广的党徒。徐鼒：《小腆纪年》，第206页。将潞王的支持者视为东林党和复社成员看来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们认为，许多“正直”的士大夫害怕福王会因东林党人曾反对立其父为太子之事而报复他们。斯特鲁弗：《南明》，第3页。武将刘泽清后来声称他支持潞王，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害怕遭到东林党人的批评。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很多有见识的人认为，福王有充分的条件继承皇位。若对此加以否定，势必引起危机。而且会导致各镇将领乘机干预南京文官政府并将其彻底摧毁。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关于洪武皇帝遗训中规定的明朝皇位继承制度，见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永历皇帝在南方的统治》，第15页。?《明史》，第349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9页；黎杰：《明史》，第196页。福王是崇祯的侄子，在皇位继承顺序上，还有三位远离南京的王排在福王之后，潞王则位在第五。斯特鲁弗：《南明》，第3页。当有人不顾法定的继承顺序时，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便可毫不讳言地提醒潞王的支持者们注意，这样做会引起政治和思想的混乱。嘉靖年间使许多官员遭到贬谪的“大礼之仪”（世宗皇帝，即前朝皇帝武宗之侄，用其生父的灵位取代了武宗皇帝的灵位）刚刚过去100余年。卡尼·T·费希尔：《明世宗时的大礼仪》。福王距南京最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最初，马士英并不在乎由谁即位。据说他曾一度倾向潞王。但当南京舆论明显有利于福王时，他便以福王与皇室血缘最近为由，迅速转变为福王的拥护者（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当时，归马士英统领但已失去控制的部队袭击了路振飞部所管辖的地区。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05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38页。?当时的学者认为，江北和江南的大多数乡绅都支持拥护潞王的史可法和姜曰广。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1页。但斯特鲁弗认为，当时的大多数乡绅都不知所措。其主要原因是事件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听到一些零星的谣传而未得到确实的消息。再者，那些支持福王的人是以血统为客观标准而坚持其主张的。而在那些后来因支持潞王而受排挤的人中间，很多人仅仅是因为担心崇祯的某个亲子会突然出现才反对福王即位的。实际上，真正拥戴潞王的人要比后来史家所说的少得多（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关于乡绅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论证，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3页。?陈贞慧对这些著名事件提出另一种颇有道理的看法。他认为：马士英与史可法起初曾达成过协议，即由崇祯帝的叔父桂王继承皇位。但桂王当时尚在远离朝廷的广西；更为重要的是，马士英返回凤阳后，发现高杰、黄得功和刘良佐已被太监韩赞周（他曾在老福王手下做事）纠集起来支持福王。马士英自知无力与他们抗衡，遂隐瞒了他对史可法的承诺，同意加入支持福王的同盟。陈贞慧：《过江七事》，第53—54页；又见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8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56—58页。有关马士英与这些地方军事将领的联盟的更为详细的情况，参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黎杰：《明史》，第197页。?《明史》（中华书局），第7939页。?这些勋臣控制着南京周围的大部分军队。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同上书，第1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明史》，第3081页。例如，刘孔昭是朱元璋最亲近的谋士刘基（1311—1375）的后裔。其伯爵封号在15世纪曾被取消了近100年，至1532年才得以恢复。李文治：《晚明民变》，第936页。另一位福王及马士英的支持者是有侯爵封号的朱国弼。谢国桢认为：太监韩赞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9页。这些主要支持者后来都得到马士英的报答。李沾被任命为左都御史和太常寺少卿；刘孔昭几乎当上大学士；赵之龙得到为京师采办军需物资的肥缺；朱国弼则晋爵为公。《明史》，第3092、313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9页。当时的贵族爵位只是享有一定俸禄的虚号。贺凯：《明代的中国传统国家》，第52—53页。?谈迁：《国榷》，第6077—607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这后一项决定是5月31日作出的。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又见刘献廷：《广阳杂记》，第49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1页。史学家文秉后来又写道：拥立福王而不拥立潞王，意味着选择了以防御为主的政策，抛弃了北方的明室皇陵，而正确的原则应是以宗庙为重，血统次之。文秉：《甲乙事案》，第37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6页；谈迁：《国榷》，第6081页；计六奇：《明季南明》，第2页；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7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7页；顾苓：《金陵野钞》，第4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2—22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6页；斯特鲁弗：《南明》，第4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2页。这位监国在就职典礼上宣称，其祖先使明朝“大业”维持了300年。他还表达了对社稷沦丧的悲痛，发誓要向杀害其父母的农民军报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一卷，第1页。?其实，就在福王就任监国的当天，刘孔昭及一些大臣便请求他登基为帝。?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6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2页。福王将大学士及兵部尚书的虚衔授予马士英，而实际上马士英只掌凤阳总督之权。这当然不能为马士英所接受，他公开率军南下力劝福王登基之举，实际上也是迫使朝廷授予他南京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之实权。斯特鲁弗：《南明》，第7页。整个船队用了三天时间才通过了去南京的必经之路淮安。路振飞的士兵不许马士英水师的任何船只停泊，不许任何人员上岸。《淮城纪事》，第14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7—42页；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2页。在宣布改元的同时，所有官员都进爵一级。新皇帝亲自向任职六部和内阁的每一位60岁以上的大臣祝酒，愿他们健康长寿；并赦免了被劾免职的官员；任命从北方南逃的未投降农民军的士大夫为官；计划开科取士；宣布大赦天下；废除自1629年始征收的沉重的练饷；河北、山西和陕西免税5年；山东、河南免税3年；长江以北其他地区和湖广的赋税减半；遭到农民军劫掠的四川省及江西部分地区的赋税减免30％。但上述地区都不是南明政权所能完全控制的。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0页。?例如：黄得功得赏银1万两，各城守将皆得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页。?将路振飞革职的借口是，他与王燮越权召集江北民团首领及乡绅8000余人，大行封赏。6月21日，朝廷作出以刘孔昭的密友、马士英的亲戚、原四川巡抚田仰接替路振飞的决定后，淮安士绅曾上书为路振飞辩护。路振飞本人则请求辞官三年为父母守孝。但直到七月初，他仍在淮安地区继续抗击大顺残部。后来，他又为南明的几个政权效力，至死忠于明朝。《明史》，第2844、3103—310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0页；谈迁：《国榷》，第6103页。藩镇亦指“藩屏”。关于这个词在唐代的含义，请参阅柳宗元：《封建论》，第36—40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4—45页。?黎杰：《明史》，第198—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7—8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可法的阶级性十分强调。?《明史》，第3070页。四镇总兵中有人通过控制盐商来经营盐业。他们还设立关卡，对过往的货物征收关税。应廷吉：《青磷屑》第二卷，第8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9页。?同上书，第81—8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1页。顾炎武将此事系于7月25日，大概是南京收到此疏的日期。顾炎武：《圣安本纪》，第7页。?“上借此以为羁糜之术，下受之而无感励之志，胥失之矣。”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1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6页；又见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2页。?同上书，第5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6月16日以前，路振飞的军队曾与刘泽清的军队交战，试图阻止他们劫掠这一地区。路振飞率军撤离后，刘泽清的军队立刻开进了淮安。计六奇：《明季南略》，第64页。?同上书，第39页；又见谈迁：《国榷》，第6097页。?同上书，第35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66—7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5—36页；《明史》，第3066页。?这位士绅名叫郑元勋，进士出身，其兄郑元化是一位富商。这场哗变是守备马鸣□挑起的。谈迁：《国榷》，第6104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35页（第二○四卷，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9页。万元吉是南昌人，1625年进士，杨嗣昌的门生。后在唐王政府中官至兵部侍郎，负责湖广和江西的军务。他的军队未经抵抗就将吉安拱手让与清军，但他本人却壮烈地战死在赣州。《明史》，第3121—3122页。?同上书，第39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8页。高弘图也在史可法的奏折上署了名。让马士英去江北，看来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因为原先邀请高杰进入这一地区的就是他。当赵之龙和袁继咸上疏支持派马士英前往江北时，弘光帝回答说：“其如不肯去何？今史先生愿去。”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6页。?《明史》，第3494页。?这一由几位生员联名的奏章，承认淮扬是江南的门户，但又力陈朝廷是天下之本。若史可法留在南京，江南便可保持稳定，已在百姓中唤起的收复北土的希望也将逐步实现。但若让史可法离开南京，成功的机会就会丧失。“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号呼，不能不伏阙哀吁者也”。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3页。然而，史可法却把亲临江北看作是准备北伐的第一步。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8—59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5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58页；谈迁：《国榷》，第6095、6106页。史可法实际离开南京是在6月22日，有些史料则记为6月23日或24日。姚家积：《明季遗闻》，第92页。史可法临行前，含泪对祁彪佳说，他所以北上，是为了报答已故的崇祯帝之恩。祁彪佳：《甲乙日历》，第29页。据《明史》记载，史可法似乎是被马士英逼迫离开南京的。这反映了当时“正人君子”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土英策划了一次将史可法逐出朝廷的政变。《明史》，第3494页。其中最极端的说法是史可法因受到马士英的讹诈而离开南京。马士英威胁史可法说要将其详举福王劣迹的信交给福王。也有的史料记载说，史可法曾要求马士英归还此信，马士英虽照办了，但抄写了副本。史可法可能对此事深怀疑惧，害怕被指控犯有大不敬罪。为自己的安全计，他决定离开朝廷。袁继咸：《浔阳记事》，第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2—63页（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载福王对支持过潞王的大臣是相当宽容的）。谈迁提出一种似乎更有道理的解释，即史可法认为他在淮安的出现将会推进南明军事计划的实现，因而
到的主要是那桐一支的婚姻关系，对于其他几支基本未谈。后来她曾专门与我详细讲述过那晋一支的婚姻关系，但因这部书稿已经完成，未及收录。注238豆腐池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宝钞胡同，西至旧鼓楼大街。由于胡同中有杨昌济故居，所以一般提到这个胡同，都以为豆腐池杨家的杨，是指的杨昌济。而事实上这两个“杨”并非一回事。注239张寿椿这里说的“二姐夫”就是察奎垣，详见本卷的奎垣口述。注240这里说的没错，奕劻确是清高宗弘历第十七子永璘的嫡孙，光绪十年(1884年)命其管理总理衙门。封庆郡王。1894年封庆亲王。注241五姑，即那桐的孙女张寿蓉，详见上文张寿蓉口述。注242方家胡同西起安定门内大街，与分司厅胡同相邻，东至雍和宫大街，为东西向。公益巷南端接方家胡同，北端接国子监，中间有个90°拐弯，是一个较有特色的小胡同。大经厂位于鼓楼东大街，骑河楼位于北河沿大街，与方家胡同几处都相隔甚近。注243这里说的中堂，系指张寿椿之母蒋坤图的祖上蒋攸铦，蒋攸铦是清嘉道时期的名臣，历任两广、四川、两江与直隶总督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故曰“中堂”。史称其“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其子蒋霨远官至贵州巡抚(《清史稿》卷366“蒋攸铦传”)。关于蒋攸铦的籍贯和旗分，蒋家后人、北京社会科学院袁熹教授有所考证，认为《清史稿》记载有些舛误，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注244关于阎家，详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尤见访谈者按中的注释。阎隆飞(1921—)，生物化学家。北京市人，满族。194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注245大头瘟即流行性腮腺炎，也称痄腮。注246西安战干团，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产物，由蒋介石任团长，副团长为胡宗南，教育长为葛武柒。按团中规定，凡从沦陷区来团青年，大学毕业者经考试合格可编入学员队，中学毕业者编入学生队，年幼儿童编入儿童队。一说这是国民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设立的收容机构，是国民党为与共产党争夺青年而办的，因此一度被定性为“反动组织”。注247分司厅小学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始建于1914年，始称为“京兆模范小学”，1929年改为河北省立第三模范小学。1935年后因校址位于分司厅胡同，定名为分司厅小学。注248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1951年北洋大学正式更名为天津大学。注249按：张寿椿女士的丈夫是汉族。注250此表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根据张寿蓉、张寿崇姐弟的叙述做成，特此致谢。注251参见王钟翰：《内务府世家考》：“明善，字元甫，本姓索氏。内府正黄旗满洲。监生。道光末，外任苏州织造、粤海关监督。咸丰间，内授内务府大臣、崇文门副监督。同治末卒。子文锡，字澍田。继为内务府大臣。孙增崇，字寿臣。亦继为内务府大臣。家住秦老胡同，屋宇多至数百间，世称‘明索’。三世为内务府大臣者，道咸以后只此一家。”(注：《清史列传》卷47，38—39页。按《清史稿》44册，13533页“忠义传”之明善，富察氏；《国朝耆献类征》卷355，13页又有一明善，爱新觉罗氏。是知三人同名，为罕见之事)载《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500页。注252《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五辑“北京满族调查报告”(未刊稿)，79—82页。注253《那桐日记(1890年—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注254秦老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与井儿胡同相接。增崇家位于该胡同西头。注255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0页。注256按有关索家花园的描述在现今通行的讲述老北京往事的文章中经常可见，兹摘录部分如下：“秦老胡同35号四合院原为清晚期内务府总管大臣索家宅子的花园部分。索氏后代是曾崇，因曾崇的儿媳妇为清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之姨，故民间流传这所房子是‘皇后的姥姥家’。该院原本是索宅的花园，名曰‘绮园’，至今院内假山上仍有‘绮园’二字的刻石。原院内除假山、水池、桥、亭等建筑以外，还有一仿江南园林建筑——船形敞轩，这敞轩底部似一大船，造型独特，使花园不同流俗……现为北京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确如察先生所说为以讹传讹，且增崇也不是“曾崇”。注257关于卖给包家一事，详见本书下面包义、包平的口述。注258奎垣先生的这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的乐元可等，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之一，经常在一起谈艺论画，说古道今。按，关于京城这“八大少”，在本书出版前夕，又得橘玄雅先生来信相告，可作补充：“八大少里两位是柯家的，四位是乐家的，另外两位是旗人。一位是索家的‘索六爷’，另一位网上资料上说是内务府出身的唐子炎，其实就是唐海炘。唐海炘是户部侍郎长叙独子都统志锜的二公子，也就是瑾妃和珍妃的本家侄子，所以并非是内务府出身。据说唐海炘这人极为‘会玩’，京戏等等也十分精通，与当时个别宗室王公的阿哥们、蒙古那王之子、王齐贤、王世襄、朱家溍等世家子弟皆为‘玩伴’。”在此谨向橘玄雅先生致谢。又按，华比银行(BelgianBank)成立于1902年，总行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年12月在上海设分行，后陆续在天津、北京、汉口、重庆等地设立分行。该行首重在中国投资铁路，专营承揽铁路借款。1956年申请停业清理，1976年正式停业。注259十一叔是奎垣的叔叔。注260这里说的喜塔腊氏，即上篇张寿蓉口述中提到的裕禄家，后姓奚。注261这句话出自当年老北京的一首童谣：“钟楼高，鼓楼矮，假充万岁袁世凯，铜子儿改老钱，铁棍打老袁。”铁棍即指铁良。铁良自1906年任陆军部尚书起，就与袁世凯争夺北洋新军的统帅权，后又与善耆等皇族成员一起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清朝亡后又进行过一系列复辟活动，故民间有这样的童谣。注262这里指的是清朝内务府大臣绍英家。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绍英于宣统间任度支部侍郎，辛亥革命后，为溥仪宫中的内务府大臣。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把绍英称为“恭顺”“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是伴随清廷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遗老”之一。马佳氏枝繁叶茂，人口众多，祖上出过辅佐大清有功的大将军图海、礼部尚书升寅。绍英的爷爷升寅进京赶考后，一直定居在朝阳门内南小街新鲜胡同。绍英有两个儿子，长子世杰，次子世良，由于其兄绍彝没有孩子，所以世良被过继给绍彝。这里说的奎垣的十一叔所娶的，就是马世杰的女儿。注263蒋中堂系指清代光绪年间大学士崇礼。崇礼字受之，汉军正白旗人，姓姜氏，误传其姓蒋，而称蒋四爷。其住宅在东四六条西口内，门牌63号、65号。注264亮果厂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起美术馆后街，西至北河沿大街。注265见《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初二日：“大女许字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崇地山尚书之次孙、衡阶生观察之次子，名希贤，号少阶，行三，现年廿岁。家有母在，胞兄弟四人……下有一弟也……诚玉如内兄大媒也。”(256页)所说希贤之弟，即奎垣先生所说的立贤，也与增崇家结亲。注266乾隆帝长子永璜死后被追封为定亲王，由他的次子绵恩袭爵。绵恩之子奕绍、孙载铨均为亲王，曾孙溥煦降袭郡王，溥煦之子毓朗降袭贝勒，这就是奎垣的外祖父。毓朗曾任军机大臣，在清末是比较开明的人物。润麒即郭布罗·润麒(1912—2007)，既是溥仪皇后婉容的弟弟，其夫人又是溥仪的亲妹妹韫颖。注267关于刘家与刘贡南，详见本书附录《“当铺刘”今昔——刘汝舟口述》。注268这里奎垣先生引用的，是传奇小说《迷楼记》中所叙的一个故事。写隋炀帝晚年沉湎女色，修筑迷楼，选后宫和良家女数千，居住宫中，宫女无数，后宫不得进御者亦极众。后宫女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经于栋下。臂悬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进帝，乃诗也。其中《自伤》一首云：“初入承明殿，深深报未央。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春寒入骨清，独卧愁空房，飒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平日新爱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引颈又自惜，有若丝牵肠。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帝见其诗，反复伤感，酷好其文，乃令乐府歌之。(《迷楼记》收入《说郛》《古今逸史》《古今说海》等。见《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注269察家这套四合院“献”给石油部之后又一次变得十分有名，据称：“自余秋里搬到这儿后，这个胡同的名字在石油战线几乎无人不晓，因为他和战友们创造的‘秦老胡同’工作方式，影响了共和国整个石油工业的发展方向。不夸张地讲，石油部后来的所有重要决策都是在这‘秦老胡同’的‘侃大山’中形成和完善的。”注270继指继禄，奎指奎俊，均为清朝时的内务府总管。参见本文附录察存耆：《关于光绪之死》中的记载。注271刘槐庭和刘贡南不是父子，是爷孙。刘槐庭的儿子名刘禹臣，参见后面对刘汝舟的访谈。注272刘汝舟所说他的祖父、父亲的名、号都与奎垣这里所述不同，可能是奎垣这里的记忆有误。注273马大人胡同现名育群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四北大街。注274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伊犁将军，部署了一支以驻防满、蒙八旗为主体，辅之以绿营兵，以及厄鲁特、索伦、锡伯等兵丁组成的军队。其中锡伯、索伦兵均由东北移驻，但当时并未编入八旗。同治朝新疆爆发“回乱”，时间持续十六年之久(1862—1877)，伊犁两座满城相继失陷，伊犁亦被俄人侵占。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率兵征西，将伊犁收复。翌年恢复伊犁满营建制，将惠远、惠宁两城满营并为一营，称旧满营，后又从锡伯营中挑选千人，和部分索伦兵一起，组成新满营。奎垣先生这里虽然只有简短几句，但内容大致不差，说明他对新疆这段历史相当熟悉，估计是从婉容的弟弟润麒那里听说的。又按，清代索伦，包括今达斡尔族和部分鄂温克族人。注275这样的记录在《那桐日记》每年正月的最初几天都有，以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例，新正月初一日，午刻饭毕出门拜客四十余家，酉刻归。初二日拜客二十余家归。初三日午刻出门拜客六十余家，酉刻归。初四日午刻出门拜客四十家，酉刻归。到初十日方止，等等。(43—44页)再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七日记：“午后拜西北城客五十八家。计八日之间，已拜过五百数十家矣。”(264页)注276《那桐日记》民国二年(1913年)十一月八日记：“晚吃张治菜两桌。”(759页)注277张治确有其人，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从前宴会，皆由大饭庄承办。至光绪间，庖人之精烹调者，各立门户，自出应堂会，各种菜品多新颖出色，有黄厨、贾厨、谦益堂刘厨及张治四家最盛。张氏专应各伶人私寓酒席；刘氏专应京官公讌；黄、贾二氏内外城宅第多用之。后皆自开设饭庄，则生意反不振矣。”(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59页)注278如《那桐日记》光绪十九年(1893年)八月初五日记：“晚瑞裕如、成芝田送福全馆果席一桌。”(121页)注279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据传光绪朝著名京剧老生、戏界均称“大老板”的程长庚，就是在秦老胡同文索宅(察家)演堂会时，因与孙菊仙争气，一昼夜连演四本《取南郡》，劳累得病，未数月遂卒的。另有民国初年潘镜芙、陈墨香撰《梨园外史》，记咸同以来数十年优伶故事，其中多有提到秦老胡同明善、文索之处，文中记“明善家一个月里头，至少要唱二十来天的戏”(第七回)，虽为小说，但也相当真实地反映出秦老胡同明善家在当时北京的知名程度和盛况。我问他家是否有戏台，原因也出自于此。又按，世怡先生也几次向我提到《梨园外史》一书和书中讲述的明索家故事，限于篇幅和本书主题，有关这本书的谈话此处不赘。注280这里说的十三个有名的唱戏的，当是指“同光十三绝”画中的十三位著名昆曲与京剧演员。按“同光十三绝”，据一般说法，是在清代光绪年间，由画师沈蓉圃以彩色绘制的这十三名演员的剧装画像。所绘十三位演员之面目毕肖，神情逼真，服装、化装写实传真，为研究京剧史的珍贵资料。画中从左至右分别为：郝兰田饰《行路训子》之康氏；张胜奎饰《一捧雪》之莫成；梅巧玲饰《雁门关》之萧太后；刘赶三饰《探亲家》之乡下妈妈；余紫云饰《彩楼配》之王宝钏；程长庚饰《群英会》之鲁肃；徐小香饰《群英会》之周瑜；时小福饰《桑园会》之罗敷；杨鸣玉饰《思志诚》之闵天亮；卢胜奎饰《战北原》之诸葛亮；朱莲芬饰《玉簪记》之陈妙常；谭鑫培饰《恶虎村》之黄天霸；杨月楼饰《四郎探母》之杨延辉。我为刘曾复先生所做访谈时，他说目前流传的许多说法并不准确，这并不是沈蓉圃的原图。我为刘先生所作口述详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下册)，但他对“同光十三绝”一画的意见并未收入该访谈中。注281贯大元(1897—1969)，著名京剧老生。注282八角鼓是八旗旗人的特色乐器，是北方曲艺音乐单弦牌子曲的主要伴奏乐器。注283按，我这里提的问题来自《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据该书记：“同光之际，广东商家采办翡翠来京者，有著名二石，一名三万三，盖以价格而言，一名一口锅，盖以形式而言，皆纯绿无瑕之品。凡宫内所需饰品，多出于三万三，故其名震于时。其实一口锅所出材料尤胜，如继二爷(祥)之扳指及文索(锡)家之第一品翠镯(秦老胡同增氏之上辈，其家有五对著名者)，皆一口锅中材料。”文索即奎垣先生的曾祖、增崇之父文锡。注284《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147—151页。注285“知会”：通知。注286“发抄”：正式抄录药方及脉案，通报各处。注287《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原文均未注出处，下同。注288《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89《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0《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1《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2沙井胡同位于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西。注293马大人胡同位于东四北大街西侧，今为育群胡同。注294“锅子料”：初冬烤猪肉与大肉丸子，合装火锅食用，称为“锅子料”。注295“票了”：比喻无所得。注296此次访谈，得益于乐曙青先生及其夫人金玲女士的协助，他们为我介绍了刘汝舟先生并陪同我进行了这次访谈。乐曙青先生是同仁堂乐家大房乐益卿的儿子，对他的访谈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他也是此次刘汝
然想要一臣事二君，就连昨天的敌人他们都能侍奉。要是没有“不能生而受阶下囚之辱”这种规定，根本就别想驱使日本人上战场。因此我们虽然服从协议，但我们的真实想法却跟协议正相反。比起武士道战史，日本战史更像是权谋计策的战史，与其等待历史来证明，不如面对自身的真实想法，这样更能了解历史的机制。就像如今军人政治家禁止文人提笔书写寡妇的爱情一样，古代的武人也需要通过武士道来了解自己和部下们的弱点。小林秀雄把政治家这类人称为一种没有独创能力，只会管理和支配别人的人种，不过这种描述好像并不完全正确。虽然大多数政治家基本都是如此，但少数的天才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管理和支配方法，这些方法成了平庸政治家的典范，以一种历史的形式贯穿了各个时代，各种政治，显示了生者巨大的意志。就政治而言，历史不是由个体串联构造的生物，它生来就是吞没个体的另一种巨大生物，而政治也一直在历史的形态方面进行着巨大的独自创新。发起这场战争的是谁？是东条[2]还是军部？肯定是跟他们脱不了干系，但这场战争肯定还跟贯穿日本的巨大生物——历史的无法动摇的意志。日本人在历史面前只不过是服从命运的孩子。就算政治家独创能力弱，政治在历史的形态中怀着独创能力，怀着意欲，迈着无法停止的步伐像大海波涛般前行。是怎样的人想出了武士道？这也是历史的独创，或是嗅觉？历史总是能嗅出人类。因此，武士道虽然是针对人性和本能的禁止条款，是不人道、违背人性的东西，但它又是一种洞悉了人性和本能后的结果，就这点来说，它又完完全全是人道的东西。我认为天皇制是极为日式的（因此也可以说是独创性的）政治作品。天皇制不是天皇创立的。虽然天皇有时也会自己发动一些阴谋，但他们一般来说什么都干不了，这些阴谋通常都会失败。天皇自己或是遭到流放，或是逃到深山里，最终其存在往往会因政治性原因而得到认可。这些阴谋在社会层面被人遗忘时，就会在政治层面上被抬出来，因此其存在的政治原因就是政治家们的嗅觉。他们洞悉日本人的性情，从日本人的性情之中发现了天皇制。这种制度不是天皇一族专属，如果能够取而代之的话，换成孔子、释迦都没关系，只是当时没能找到替代的而已。至少日本的政治家们——贵族和武士——都嗅到了一点：要想自己永远兴隆——虽说不可能永远，但他们是这么希望的——下去，就得立一个专制君主来保证自己的这份永远。平安时代的藤原氏[3]虽然非常自作主张地拥立天皇，却对自己地位在天皇之下这一事实不抱任何疑问，也没有认为是种困扰。通过天皇的存在来处理御家骚动[4]，弟弟驳倒哥哥，哥哥打败爸爸。他们天生就是实际主义者，只要自己这辈子过得高兴就够了，所以才会喜欢并满足于制定盛大的朝廷礼仪、拜贺天皇这类奇妙的形式，因为参拜天皇既显示了他们自身的威严，又是一种能让他们自己感到威严的手段。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其实很蠢。电车每次从靖国神社下面拐过，我们都要被迫低头，这愚蠢的行为虽然让我们很无语，但对于某类人来说，或许只有这么做才能让他们感觉到自我。因此，我们虽然嘲笑向靖国神社低头这种愚蠢的行为，但在别的事情上，我们自己或许也正在干着同样愚蠢的事，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自身的愚蠢而已。宫本武藏在赶往一乘寺下松决斗途中，从八幡神社前路过，本来想参拜[5]却又放弃了。他的教诲——“吾不仰仗神佛”源于他自身的性情，也是针对自身性情而发的一句悔恨之言，也就是说，我们会自发参拜十分愚蠢的事物，只是没有意识到该事物有多么愚蠢而已。道学先生暂且站在讲台前给学生们传道授业，但他们多半也会从这件事中体会到自身的威严和自己本身的存在感。于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在干着大同小异的事。像日本人这种把权谋计策当回事的国民，不管是为了权谋计策，还是为了大义名分，他们都需要一个天皇。就算不是每个政治家都觉得有这个必要，他们也会基于历史的嗅觉觉察到这是必要的，而很少会去怀疑自身所在的现实。秀吉[6]在天皇行幸聚乐[7]时，自己因为盛大的仪式而潸然泪下。这次行幸使他体会到了自身的威严，同时看到了宇宙之神。这里说的是秀吉，不是其他政治家，然而哪怕把权谋计策比作恶魔的手段，那么恶魔像幼儿一样参拜神明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因为什么样的矛盾都可能存在。总之天皇制和武士道是一路货色。因为女人心易变，所以才有“贞女不更二夫”这句话。禁止本身是不人道的，违背人性的，然而在东西真理这方面又是人道的。同样，天皇制本身不是真理，也不是自然形成的，然而如今能走到天皇制这一步，我们也无法轻易否定其历史性发现和洞悉中所包含的深刻含义，光靠表面上的真理和自然法则是说不清楚的。希望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是人之常情。就拿我侄女来说，我或许也希望她没有自杀，努力活下去，然后坠入地狱，在黑暗的旷野中游荡吧。如今我逼自己走了一条文学之路，这条路虽是一条漫步在旷野上的流浪之路，但我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消去我那小小的希望——希望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未完成的美不是美。或许在遍历过应当堕入的地狱后，沦落本身才可能成为一种美，这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将其称为美，然而因为如此，我们就得故意透过眼前二十岁的姑娘去看以后那个六十岁的丑老太婆吗？我不知道，我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虽说死了就太没意思了，可真是这么回事吗？有人认为，日本战败，到头来可怜的是那些战死的英灵们，然而我却不能坦率地承认这一想法。然而一想到年过六十的将军们还贪生怕死被牵上法庭，我就完全不明白什么才是人生的魅力；我自己也不得不想象，如果我是一个六十岁的将军，那么我可能也会贪生怕死被牵上法庭。因此我对“生”这种奇怪的力量只有茫然。我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老将军也喜欢二十岁的美女吗？于是那些战死的英灵之所以可怜，也是从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这层意思来说才可怜的吗？要是尊崇美的信念这样明确的话，我也就能放心了，甚至也就可能怀抱信念，一心追逐二十岁的美女了。然而“生”是比我们想象中还难以捉摸的东西。我非常讨厌看见血，原来汽车在我眼前相撞的时候，我都会迅速扭头拔腿就跑。然而我却喜欢伟大的破坏。我曾一边跟轰炸弹和燃烧弹战斗，一边为狂暴的破坏亢奋不已。尽管如此，我却觉得当时是我最爱人类、最眷恋人类的时候。有几个人好心劝我逃难，还说要给我提供乡下的住处。我却拒绝了他们，执意留在东京。当时我打算把大井广介烧剩下的防空壕作为最后的据点，于是跟大井广介告别时（他要逃往九州），我也就失去了所有在东京的朋友。我想象不久美军登陆，我在那防空壕里屏息藏着，周围是重炮弹的爆炸声，于是我感觉只好接受并等待这种命运。我过去一直在想我可能会死，但毫无疑问，我更确信我能活下来。可是一说到从废墟里幸存下来是有什么抱负不成，除了活下来以外，我又没有任何计划。对无法预料的新世界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再生。这份好奇心是我一生中最新鲜的东西，我只是被下了一种奇怪的咒语，哪怕就当作我为这种奇怪的新鲜程度所付出的代价，我也得赌一赌留在东京。因此我很懦弱，在昭和二十年[8]四月四日这天，我第一次体验到来自四面八方，长达两小时的轰炸，头上的照明弹把夜空照得像白昼般明亮，当时我二哥刚好来东京，在防空壕里问我是不是燃烧弹，我想回答他“不，是照明弹”的时候才发现，如果肚子不用力，就完全发不出声音。此外，我当时是日本电影社的委托员工[9]，在银座遭轰炸后，我直接在银座的日本电影社的屋顶上迎接编队来袭，五层楼高的建筑物上还有座塔，上面摆着三台相机。空袭警报一响，众人的身影就从街上、窗户、屋顶、银座统统消失了，就连屋顶上的高射炮阵地都没了人影，人都藏在掩壕里，暴露在天地之间的只有日本电影社屋顶上那一撮人，十个左右。燃烧弹的弹雨首先下到了石川岛，下一波编队正往头顶正上方飞来。我感觉到自己腿都使不上劲。我惊叹摄影师能嘴里叼根烟，拿相机对着编队，沉着得直招人恨。话虽如此，我还是一直喜欢伟大的破坏。人类服从命运的样子有种不可思议之美。麹町所有的大豪宅都消失得那么虚假，飘着余烬。高雅的父亲和女儿坐在壕沟边的绿草上，中间只隔着一个红皮旅行箱，要是一旁没有飘着余烬的茫茫废墟，这情景简直就像是和平年代的一次野餐。道玄坂这里的豪宅也消失了，只剩余烬在茫茫大地上纷飞。坡道中途躺着一具尸体，看似是遭汽车碾轧死的，而非轰炸致死，一张白铁皮盖在上面。旁边站着一个拿刺刀的士兵。走的人，回来的人，灾民们组成的蜿蜒人流简直就像没有感情一样，在尸体旁边你来我往，甚至都没有人注意到路上的鲜血。就算偶尔有人注意到，也只不过像看到了路边的废纸一般。美国人说战争结束后日本人虚脱了，茫然了，然而轰炸过后，灾民的行列中充斥的不是虚脱和茫然那一类感情，而是一种惊人的充实和厚重的无情，他们是老实的命运之子。在笑的基本是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的姑娘们。她们的笑容很清爽。她们在废墟里翻来翻去，把刨出来的瓷器放进烧漏的桶里，或是在路上晒着太阳，看守着那一点点行李。这个年纪的姑娘们难道是因为对未来充满了梦想，才不觉得现实凄苦吗？还是因为虚荣心太强呢？在一片焦土上找寻姑娘们的笑容是我的一种乐趣。在那场伟大的破坏下，有命运，却没有堕落；有无情，却很充实。从烈火中逃脱的人聚集在正在燃烧的房子周围取暖，还有一拨人同样聚在一起，正拼命灭火。两拨人只离了一尺远，却完全身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伟大的破坏和它那惊人的爱，伟大的命运和它那惊人的爱，与之相比，战败的表情只不过是堕落而已。然而，与堕落本身惊人的平凡和平凡的必然性相比，我感觉人们因为服从于那种伟大至极的破坏之爱和命运所体现出来的美，最多也就是梦幻泡影罢了。德川幕府想通过杀掉四十七义士来让他们永远保住义士的地位，然而这么做只能防止这四十七位义士的堕落，而不能防止人类本身由义士堕落成凡夫俗子，再进而堕落到地狱。就算试着制定出“贞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这种规定也没法防止人类的堕落，哪怕捅死处女，成功保住了她的纯洁，当意识到堕落那平凡的脚步声像海浪涌来一般理所当然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发现人为的卑微，通过人为得以保住的这份卑微的贞洁，只不过是如梦幻泡影罢了。特攻队[10]的勇士们只不过是一场幻影。人类的历史不是从变成黑市商人开始的吗？寡妇侍奉神明也不过是一场幻影，人类的历史不是从新的面容住进她们心里开始的吗？或许天皇也只不过是一场幻影，说不定等天皇成了普通人，真正的天皇历史才揭开帷幕。人类本身跟名为历史的巨大生物一样巨大得惊人。“生”其实是唯一的不可思议之事。六七十岁的将军们不选择切腹，而选择并驾齐驱被牵上法庭，这场景是一张因战争结束才方得问世的人世图。虽然日本战败，武士道灭亡了，但人类才刚刚从堕落这个真实的母体中诞生。活着吧，堕落吧。除了这套正当的流程，还有什么真能拯救人类的捷径吗？我不喜欢切腹。原来，有一个叫松永弹正[11]的老奸巨猾的阴谋家，被信长[12]追得走投无路，只得以城为枕自杀，然而他在临死之前，还按照每日惯例扎了延命的针灸，之后再用枪顶住脸，一枪爆头。当时他已经年过七十，却还是个能无所顾忌地在他人面前和女人调情的恶棍。我赞成这个男人的死法，但我不喜欢切腹。我战战兢兢。然而，我又在此同时，恍恍惚惚地迷上了这份战栗之美，我没必要思考。那里都是美丽的事物，因为那里没有人类，事实上，就连小偷都没有。近来东京街道很暗，然而战争中的东京是一片漆黑，因此不管夜有多深，都无须担心会有人拦路抢劫。当时我一直走在黑暗的深夜里，不锁门窗睡觉。战争期间的日本像是个虚构的世外桃源，虚无之美四处盛放。这不是人类真实的美。如果我们能忘记思考，就再没有比这更悠闲、更壮观的盛况了。比方说，即便对炸弹有着绵绵不绝的恐惧，只要不去思考，人就能一直悠闲，只需要恍恍惚惚沉迷其中即可。我是一个笨蛋，我天真至极地跟战争玩了一场。战争结束后，我们获得了全部的自由。当人获得了全部的自由时，就会意识到自身存在着无法理解的限制和束缚。人类永远不可能自由。因为人类生存在这世上，又必须死，所以人类就会思考。政治方面的改革能一日而就，但人类不能如此改变。人性经遥远的希腊所发现才迈出了确立的一步，今天它又显示出了多大的变化呢？人类。无论战争带着多么恐怖的破坏和命运跟人类对峙，也不能把人类本身怎么样。战争结束了。特攻队的勇士已经成了黑市商人，寡妇的心已经为新的面容所填满。人类不会变，只是回到了人类。人类会堕落，义士也会，圣女也会堕落。这是防不胜防的事。防备救不了人。人类会活着，人类就会堕落。除此之外没有捷径能拯救人类。日本人不是因为输了战争才堕落，而是因为他们属于人类所以才堕落，因为活着所以才堕落，仅此而已。然而人类不能永远堕落下去，因为面对苦难，人类的心没办法像钢铁那样坚强。人类脆弱，惹人怜爱，所以才愚蠢。然而要一直堕落下去却不可能，因为人类太弱了。恐怕人类到头来不得不捅死处女，不得不编出武士道，不得不把天皇抬出来。但是人类如果想捅死自己的处女而不是他人的处女，编出自己的武士道和自己的天皇，就需要在堕落之路上正确地堕落到底。因此日本也需要像人一样堕落。日本必须通过在堕落之路上堕落到底来发现自我，拯救自我。凭借政治来救国的想法是只有皮相的愚蠢思想。[1]指赤穗义士事件中的四十七义士。江户时期播磨赤穗藩藩主浅野内匠头砍伤主管仪式典礼的“高家”的吉良上野介，于是被判切腹。四十七义士为主子浅野复仇而杀进吉良府，后被判切腹。——译者注[2]指东条英机，“二战”甲级战犯。生于东京，日本陆军军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注[3]指藤原基经。884年，基经以天皇暴虐为由，废阳成天皇，改立光孝天皇。——译者注[4]日本江户时代的大名家因家督继承、争夺权力等而引起的内部纷争。——译者注[5]宫本武藏向来容易依赖神佛。——译者注[6]指丰臣秀吉。——译者注[7]聚乐第的略称，丰臣秀吉在京都建造的宅邸。天正十五年（1587年）落成。落成后第二年，后阳成天皇曾行幸此处，秀吉的地位得以在众大名面前彰显。——译者注[8]1945年。——译者注[9]临时聘用的员工，非正式员工。——译者注[10]日本在“二战”期间组织的特别攻击部队，又叫敢死队。——译者注[11]本名松永久秀，战国时代的武将。——译者注[12]指织田信长。——译者注续堕落论有人说日本战败后国民道义颓废了，那么，是要恢复战前的“健全”吗？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吗？我极不同意上述看法。我的故乡新潟市盛产石油，因此也盛产石油暴发户。我上小学时，就经常在校长的训话里听到一个叫中野贯一的暴发户，他白手起家，之后也非常节约，因为从停车场坐人力车价钱会有些贵，他就走到一座叫万代桥的桥底下，在那里挑便宜的车坐。然而前些日子老家来人说，这故事的主角如今已经换成了一个新的石油暴发户，名叫新津某，他的故事现在还成了新潟市市民的日常楷模，成了生活的规范。大富豪把五十钱的车费缩减到三十钱算是美德吗？
子把门打开了，气味更加呛人；这气味确实很不好，丈夫说；你留在这里，我马上回来。她沿着走廊往前，里边越来越暗，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好像被人拖着往里走。充满腐臭味，空气好像变得黏稠了。半路上，医生的妻子一阵阵作呕，在干呕的间隙，她想，这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呀，离通往地下室的金属门越来越近，她嘟嘟嚷嚷地重复着同样的话。恶心让她头昏脑涨，刚才没有发现最里边模模糊糊闪着火光。现在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小小的火苗在两扇门的缝隙中跳跃，就是楼梯门和运货电梯门。又一阵呕吐，这一次十分厉害，她胃中翻江倒海，难以支撑，摔倒在地。舔泪水的狗发出一声长嚎，接着吠叫起来，凄凉的叫声仿佛永远不会停歇，在走廊里回荡，似乎是地下室的死者们最后的哀鸣。丈夫听到了呕吐声干呕声和咳嗽声，竭尽全力跑过去，绊倒了，爬起来，又绊倒了，最后总算抓住妻子的胳膊，出了什么事，他哆里哆嗦地问；妻子只是说，把我带走，快，让我离开这里；自从失明症出现以来，这是头一次由他领着妻子，领着妻子，不知道领到哪里，只想领着她远远离开这两扇门，远远离开他看不见的火苗。两个人走出走廊，妻子的神经一下子崩溃了，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这样的泪水是无法擦干的，只有时间和疲劳能使它渐渐减少，因此那条狗没有靠近她，仅仅舔了舔她的一只手。出了什么事，医生又问，你看到什么了，他们死了，妻子一边抽泣着一边说；到底谁死了呢；他们，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安静一下，等能说话的时候再说吧。过了几分钟，妻子说，他们死了；你看到什么东西了吗，打开门了吗，丈夫问；没有，我只看到门缝里有冥火，一闪一闪，紧攥着门缝在那里跳舞，不肯松开；那是腐尸产生的磷化氢在燃烧；我想是这样；究竟出了什么事呢；大概他们发现了地下仓库，沿楼梯涌到下面去找食物，我还记得，在楼梯那些台阶上容易滑倒，一个人滑倒以后所有人都跟着滑倒，可能他们没有走到想去的地方，或者走进去了，但楼梯被后去的人堵塞，他们回不来了；可是，刚才你说门关着；肯定是其他盲人关上的，把地下室变成了巨大的坟墓，而我对这件事负有罪责，我拿着那些塑料袋快步离开这里的时候，他们怀疑我带的是食物，于是就去里边找；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吃的一切食物都是从其他人嘴里抢来的，我们抢得太多了，就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从根本上看，我们所有人差不多都是杀人凶手；这是苍白无力的自我安慰；我实在不想让你在艰难养活这六张实实在在而又无用的嘴的时候还因想象中的罪过自责；要是没有你这张无用的嘴，我怎能活下去呢；你会为了养活家里那另外五张嘴而继续活下去；问题是还能养活多久；不会很久了，到一切都用完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到田野里去寻找食物，从树上摘各种果实，杀死所有能捉到的动物，当然，要在这里的狗和猫吞噬我们之前。舔泪水的狗没有作任何表示，此事与它无关，这是近来它变成了舔泪水的狗使然。医生的妻子几乎已经拖不动两只沉重的脚，刚才的刺激耗尽了她的力气。走出超市以后，妻子极度虚弱，丈夫双目失明，谁也说不清两个人是谁搀扶着谁。也许因为阳光太强，医生的妻子感到一阵眩晕，以为要丧失视力，但她没有害怕，只不过是头晕，没有摔倒，也没有完全失去知觉。她必须躺下，合上眼睛，喘一口气，如果可能的话安安静静地休息几分钟，镇定下来，肯定能恢复体力，必须恢复体力，塑料袋还空着呢。她不肯躺在肮脏的人行道上，宁肯死去也不返回超市。她望望四周。马路对面不远的地方有座教堂。里面一定有人，正如所有地方一样，不过，大概是个休息的好去处，至少从前是这样。她对丈夫说，我要恢复一下体力，你把我送到那边去吧；那边，什么地方；对不起，你搀着我，我告诉你怎样走；那是什么地方；教堂，只要躺一会儿，我就可以完全换个人了；好，走吧。进教堂要上六级台阶，请注意，六级台阶，医生的妻子费了很大力气才上去，还要给丈夫指路。教堂的大门敞开着，这帮了他们的忙，即便有一扇普普通通的门关着，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到了门槛前，舔泪水的狗停下来，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这是因为，尽管近几个月来犬类行动自由自在，但在头脑中一代复一代遗传下来一个远古的禁令，这项禁令不准犬类进入教堂，可能这要怪古代流传下来的另一部基因法典，它规定，狗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划定它们的势力范围。在一些圣徒被宣布成为圣徒之前，舔泪水的狗的先辈们曾为他们舔舐肮脏的伤口，出于仁慈，出于最大公无私的仁慈，但先辈们的这些善举和忠诚的效力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哪一个乞丐能成为圣徒，不论他身上和灵魂上有多少伤口，不论这些伤口狗的舌头是不是能够触到。现在，舔泪水的狗闯进了这块圣地，门开着，没有看门人，更加强有力的理由是，流眼泪的女人已经进去了，我不知道她是怎样拖着沉重的脚步进去的，一边走一边对丈夫重复同一句话，扶着我。教堂里挤满了人，几乎找不到一块空地方，甚至可以说，这里没有一块石头能让她的脑袋在上面歇息，舔泪水的狗又一次帮了忙，它吠叫了两声，向前冲了两次，这样做全无恶意，但总算使人们让出了一块空地方，医生的妻子再也支撑不住，倒在那里，终于完全闭上了眼睛。丈夫摸了摸她的脉搏，跳动正常，只是稍稍微弱一些，随后他又试图让妻子坐起来，现在的姿势不好，必须使血液迅速向大脑回流，增加脑部血液补给，最好的办法是坐起来，把头伏在两个膝盖之间，应当相信大自然，相信重力的作用。几次努力失败之后，他最后终于把她扶起来了。过了几分钟，医生的妻子深深叹了口气，又稍稍动了动，开始恢复知觉。现在还不要站起来，丈夫对她说，再这样低着头休息一会儿。但是，她觉得自己好了，不再眩晕，眼睛已经隐隐约约看见铺在地上的石板，在此之前，舔泪水的狗为了让她卧下，用力在地上刨了三下，所以那几块石板还算干净。医生的妻子抬起头，望望细细的柱子，望望高高的拱顶，证明血液循环稳定可靠，然后才说，现在我感觉很好，不过在那一瞬间她以为自己疯了，或者是眩晕过后产生了幻觉，她的眼睛看到的不会是真的，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男人的眼睛被一块白布捂住了，旁边一个女人的心被七把宝剑刺穿，眼睛上也捂着一块白布，不仅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如此，教堂里所有的偶像都被捂住了眼睛，塑像是被一块白布缠住头部，画像则用白色颜料重重地涂抹，那边有个女人正在教女儿读书，她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男人拿着一本打开的书，书上坐着一个小男孩，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蓄着长长胡须的老人手里拿着三把钥匙，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被无数支箭射中，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女人拿着一盏燃着的灯笼，她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男人的手部脚部和胸部受伤，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与一头狮子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和一只绵羊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与一只雄鹰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手持长矛，制伏了一个倒在地上，头上长角，脚上长羊蹄子的男人，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手中拿着一个天平，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谢顶的老人手中拿着一朵白色百合花，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老人拄着一把出鞘的宝剑，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女人与一只鸽子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男人与两只乌鸦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只有一个女人的眼睛没有被捂住，因为早已经被剜下来放在她手中的银盘子里。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要是我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你一定不肯相信，教堂里所有偶像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太离奇了，这是为什么；我怎么知道呢，可能是某个教徒知道自己要和其他人一样失明，对信仰感到绝望，干出了这种事，也可能是这里的神甫干的，也许他正是这样想的，既然盲人看不见偶像，那么偶像们就该看不见盲人；偶像看不见；你错了，偶像们用看他们的那些眼睛看，只不过现在所有的人都失明了；但你仍然看得见；我会越来越看不清，即使不丧失视力，我也会一天比一天瞎，因为没有人看我；如果是神甫捂上了偶像们的眼睛呢；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这是唯一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假设，唯一一个能使我们这悲惨处境具有某种尊严的假设，我想象那个人从盲人世界走进这里之后，觉得自己也要失明并回到那个世界中去，我想象这里有一扇扇关着的门，一个被遗弃的教堂，一片寂静，我想象一个个塑像，一幅幅画像，我似乎看到他从这个跟前走到那个跟前，之后爬上神龛，用布条裹住他们的眼睛，再打两个结，以免布条松开或者坠落，用两只沾上颜料的手在画像上涂抹，使它们所在的白色黑夜夜色更浓，这位神甫大概是所有时代所有宗教中最大的亵渎圣物者，最公正最激进的人类，他来到这里是为了最后宣布，上帝不值得一看。医生的妻子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旁边便有个人说，这是什么话，你们是什么人；和你一样，是盲人，她说；可是，我听见你说你看得见，这是说话的习惯，难以改变，以后不知道还要说多少次；你说偶像们的眼睛都被捂上了，这是怎么回事；确实如此；既然是盲人，你怎么知道的；如果你和我一样做，也会知道，去用手摸摸吧，手是盲人的眼睛；你为什么那样做呢；我想，我们已经落到这般地步，一定还有人会失明；你说是这座教堂的神甫捂上了偶像们的眼睛，这又是怎么回事，对于他，我非常了解，他不会干出这等事来；永远不能事先知道人们能够干出什么事来，必须等待，耐心等待，时间决定一切，时间是坐在牌桌对面的伙伴，他手中有各种牌，我们必须想法打出与生命同样的牌，我指的是我们的生活；在教堂里谈打牌是罪孽；如果怀疑我的话，你就站起来，用手去摸摸；你敢发誓说偶像的眼睛真的都被捂上了吗；你觉得发什么誓才行呢；以你的眼睛发誓；好，我以我的眼睛和你的眼睛发两次誓，真的吗；真的。这番谈话被离他们最近的盲人们听到了，无须说，不等刚才的誓言得到证实，消息便传开了，从一张嘴到另一张嘴，低语声渐渐变了口气，先是狐疑，然后是不安，接着又是狐疑，糟糕的是人群当中有许多人迷信并且善于幻想，圣像们都失明了，他们那仁慈而屡屡忍受痛苦的目光只能看见自己的失明。这个想法很快变得难以忍受，无异于有人来告诉他们诸神像被活着的死人包围，只要听到一声喊叫，立即喊声四起，所有人都吓得站起来，被恐惧推向教堂门口，我们知道的混乱状况在这里重演了，由于恐惧比吓得屁滚尿流的人那两条腿快得多，所以逃命者的两条腿总会相互绊在一起，盲人更是如此，于是突然倒在地上，恐惧对他说，站起来，快跑，他们要来踩死你，他很想站起来，很想快跑，但别的人已经跑过来，也跌倒了，身体与身体摞在一起，个个想多长几只胳膊好挣脱出来，多长几只脚赶紧逃命，面对这极端混乱的局面，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不笑出声来。外面那六层台阶成了悬崖峭壁，但毕竟摔得不厉害，常常跌跤的人腰板硬，落地本身就是种安慰，我不再离开这里了，这是第一个念头，在致命的情况下也是最后一个。同样一成不变的是，一些人利用了另一些人的不幸，这一点早已清清楚楚，从世界开端的那天起，继承人与继承人的继承人之间就是如此。这些人不顾一切地争相逃命时把所带的东西丢在了身后，等需要战胜了胆怯，再回到这里，将无法以令人满意的方法分清哪是我的，哪是你的，除了这个难题，我们还将看到，原来那点食物中有一部分不见了，莫非这一切是那个说神像的眼睛都被捂住了的女人所施的诡计，某些人过于卑劣，竟然编造出这样的谎言来抢劫可怜的人们仅余的一点食物。啊，这是舔泪水的狗的过错，看到院子里空了，它东闻闻，西闻闻，这番努力没有白费，收获颇丰，这理所当然，无可非议，但也可以说，它指明了矿藏的入口，结果医生的妻子和丈夫离开教堂时手中的塑料袋一半已经装满了，并且对其偷窃行为毫无歉疚。如果能利用上拣来的东西的一半，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而对另外一半，他们会说，我不明白，人们怎么能吃这些东西，即使灾难降临在所有人头上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生活得更糟。两个人以各自的方式讲述这些事的时候，伙伴们既害怕又悲伤，但值得注意的是，也许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医生的妻子没能告诉他们她在地下室门前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恐惧感觉，矩形门里惨白色的火苗在摇曳，沿楼梯下去就是另一个世界。偶像被捂住眼睛强烈地震撼着所有人的想象力，尽管方式各不相同，以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为例，从他们脸上看到的是气恼，他们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不恭之举。他们全都失明了，这里指人类，完全是命中注定，他们本人没有过错，谁也不能逃过这场灾难，但是，他们觉得，仅仅因为这一点就捂上圣像的眼睛，那就成为不能饶恕的罪行了，假如是教堂的神甫所为，则更是如此。戴黑眼罩的老人所发的议论大不相同，我知道你会感到惊讶，但我想到了博物馆里的展廊，所有塑像的眼睛都捂住了。这倒不是因为雕塑家不想雕刻石头上该有眼睛的地方，而是被捂住了，就像你刚才说的，用布捂住了，好像只有一种失明症还不够似的，有时候这会让人增加浪漫的风度，奇怪的是，我戴的这个眼罩却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说完，他笑了，仿佛在嘲笑刚才那番话，嘲笑自己。至于戴墨镜的姑娘，她只是说不希望在梦中看到那倒霉的展廊，她做的噩梦已经够多了。他们吃了饭，饭很糟糕，但这还是现有食物中最好的，医生的妻子说，找食物越来越难，也许应当离开城市，到农村去生活，那里的食物至少新鲜，大概有无人看管的奶牛和绵羊到处游荡，我们可以挤奶喝，还有井水，我们想做什么饭就做什么饭，问题是找个好地方，后来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意见的热情程度不同，但大家都明白，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做，毫无保留地对此表示高兴的是斜眼小男孩，可能外出度假给他留下的美好回忆还在。吃过饭就躺下睡觉，早在隔离检疫的时候就一直这样，经验告诉他们，身体呈躺卧姿势确实能忍受饥饿。晚上没有吃饭，只有斜眼小男孩得到了一点让嘴消磨时间和欺骗食欲的东西，其他人坐起来听医生的妻子读书，至少精神不会抱怨缺乏营养，糟糕的是身体的虚弱有时让头脑心不在焉，这倒不是由于对知识不感兴趣，绝对不是，而是大脑不知不觉滑向半昏睡状态，就像动物准备进入冬眠，再见吧，世界，因此，听众们轻轻合上眼皮的情况屡屡发生，他们开始用灵魂的眼睛伴随书中的情节跌宕，直到某个强有力的情节，而非仅仅是硬皮书合上时发出的声响，把他们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唤醒，医生的妻子就是如此温文尔雅，不想让他们发现她知道听众没有沉思遐想，而是睡着了。第一个失明者似乎是悠悠然进入梦乡，其实不然。不错，他合上了眼睛，模模糊糊听到医生的妻子读书，但是，大家都到农村生活的主意使他不能入睡，他认为远离自己的家是个严重的错误，不论那位作家多么和蔼可亲，还是应该偶尔到那里看看，提防他一点为好。所以，第一个失明者非常清醒，如果还需要别的证据说明，那就是他眼睛里令人头晕目眩的白色，可能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变成黑色，而没有任何人能够同时既醒着又睡着了。第一个失明者以为终于消除了这个疑团，就在这时候，眼皮里面突然变得漆黑一片，我睡着了，他想，可是，不对，没有睡着，仍然听得见医生的妻子的声音，斜眼小男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酒瘾扩大到了一周好几天，他的自暴自弃很快就到了终点。威斯顿·普尔有了最难对付的事。七十名家族成员认为他要对中伤他们祖先的名誉负责任（他们对他兄弟布鲁德和阿波罗也一样看待），日日谴责他，让他不得安宁，直到他面对圣救世主的全体教众跪下哭求。经过一番发誓声明和悔过自新，他才开始尝试着同布鲁德和阿波罗谈话。阿涅特和K.D.正在斯图亚特的土地上盖一栋新居。她又怀孕了，夫妻俩希望获得一种地位，让普尔、杜波列斯、桑兹和比彻姆几家人，尤其是那个时时伺机侮辱K.D.的卢瑟，不能痛快过日子。最有趣的变化发生在摩根兄弟身上。他们鹤立鸡群的地位在销蚀：烟草的选择（他们不再吸雪茄，同时改为嚼烟），鞋子、衣服、发式。帕特觉得他们可能比出生时更像了。但内在的差别之深，是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出来的。斯图亚特目空一切，从不认错，把K.D.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集中精力使这个外甥和只有十六个月大的外孙富有（所以才有了新居），把K.D.安排进银行，同时等待多薇回来。表面上她倒是这么做了，因为在她和索恩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冷漠。姐妹俩对女修道院发生的事，看法不一致。多薇看到康瑟蕾塔倒了下去，但坚持说没看见谁放的枪。索恩知道，而且需要知道一件事：反正不是她丈夫。她当时看见他的手向斯图亚特移去，做出的姿势是谨慎的，以示制止的。她这么眼见的，也是这样对任何想听的人一遍遍地讲述的。变化最大的是迪肯·摩根。他仿佛在他兄弟的脸上看到了自己，而且不再喜欢自己了。令大家都奇怪的是，他和斯图亚特以外的人交上了朋友（怎么说呢，有那么一种关系吧），其原因、理由和基础则是个谜。理查德·米斯纳没说什么，因此，大家知道并确定无疑的，便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光脚走路。当时已经是九月，但仍很热，这时迪肯·摩根向中央大街走去。从他那栋堂皇的白色住宅延伸出来一条砖砌小路，右边是菊花，左边也是菊花。他戴着帽子，穿着生意人的三件套西装和洁净的白衬衫。没有穿鞋。也没有穿袜子。他进了圣约翰街，二十年前他曾在那条街上每隔五十英尺种一棵树，当时他就是这么乐观。他向右转，走上中央大街。他的鞋底，更不消说他的光脚，至少有十年没踏上那条水泥大道了。刚刚走过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就在圣路加街的拐角处，一对青年对他说：“早上好，迪克。”他举起一只手致意，眼睛仍直视前方。莉莉·加里从圣马可路口附近她家的前廊向他打招呼，但他头也没回。“车子坏了？”她问，两眼盯着他的两只脚。在位于中央大街和圣马太路口的哈珀·朱里的药房门口，他感到而不是看到了那些凝视的目光掠过他的全身。在走近圣彼得路时，他既没有回头去看，也没有透过窗户看摩根银行的里边。在圣彼得路口，他穿过马路，向理查德·米斯纳的住所走去。上一次他去那里，还是六年前，当时他很生气，虽然怀疑但仍确信他和他兄弟会成功。而现在他却对作为双胞胎之一的身份感到陌生——一种不完整感，一种压抑的孤独感，让他食无味、寝无眠、听无声。自从七月以来，别人在他眼里都在窃窃自语，或在远处高喊。索恩老盯着他，所幸她没有引发危险的谈话。仿佛她懂得，若是她这么做了，他对她说的话就会抽走他们生活的生机。他可能告诉她：鲜绿的春日时光已被消磨殆尽；在那损失之外，她棒极了，比他相信的还美；她那张平滑的脸庞周围不驯服的头发根根分明，他真想去触摸；她说话之后的笑容使太阳相形见绌。他可能告诉妻子，他起初以为她在对他讲话——“你回来了”——但现在知道了不是那么回事。他当时渴望知道她看到了什么，但什么也没看到或看到了一切的斯图亚特制止了他们两个，以免他们知道另一个领域。那个九月的清晨，他洗澡之后，仔细地穿戴整齐，却无法让自己往脚上穿东西。他把深色的短袜和锃亮的黑皮鞋摆弄了好长时间，随后便把鞋袜扔在一边。他敲了门，那个比他年轻的人应声之后，他就摘下了帽子。“我得和你谈谈，牧师。”“进来吧。”迪肯·摩根从没和任何男人商量过或交谈过他的心事。他全部的私密话，都是和他兄弟之间的无言对话或对他朋友们的炫耀。他和妻子交流用的是他认为合适的晦涩方式。以上这些都不需要他把素材译成语言，现在他却要向米斯纳牧师亲口说出来了。他说出的话如同由铁匠徒弟从火中取出的铁块一般——火红、无形，只在其亮光中初现雏形。他说起意大利拉文纳的一堵墙，在黄昏的日照下白花花的，边上则印上酒色的阴影。说起一处海滩上的两个孩子给了他一个S形的贝壳——他们的面孔有多开朗，铃声又是多么响亮。说起在一艘军舰上咸水刺疼他的脸。说起一些身穿便裤的有色人种姑娘在一家罐头厂的门口招手。随后他告诉他，他的祖父光脚走了两百英里路，那可不是跳舞。理查德专注地听着，只打断过他一次，给他倒了杯凉水。虽然他不理解迪肯说的都是些什么，但能够看出这男人的生活是空泛的。迪肯开始说起他曾有过的一个女人；他如何对她嗤之以鼻，因为她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许可他轻视和抛弃她。在他陷于私情的那个短暂时期（很短），他时时懊悔自己成了老一辈诅咒的那种人：抬高自己，去评判、打击甚至毁灭贫穷者、弱者和异见者。“这个女人是谁？”理查德问他。迪肯没有回答。他的手指在衬衫领子内侧捋着，然后又讲起了另一个故事。他的祖父撒迦利亚，似乎容易受到他人奚落，受到描述他在办公室胡作非为的报刊文章的攻讦。对黑人来说，他是种尴尬，对白人而言，则既是威胁又是玩笑。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或者愿意帮他另找工作。他甚至被迫放弃了在一个穷县的小学中的教职。处于可以帮助的境地的黑人很少（一八七三年的萧条是严重的），而且他们还将撒迦利亚的自尊自重视为冷漠，把他深思熟虑的讲话看作傲慢、嘲弄或二者兼而有之。他失去了美好的家宅，全家九口人挤住在一个姐妹家中。他妻子明迪找了个可以在家中做缝纫活的工作，孩子们则干些零活。很少人知道，而记得的人更少，撒迦利亚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在他改名之前，他们俩分别叫科菲和提。科菲得到政府职务之时，提好像和别人一样高高兴兴。而在他兄弟被逐出办公室后，他也同样受到了羞辱。几年之后的一天，当他们兄弟俩走过一家酒馆时，一些白人看到一模一样的两张面孔很开心，便怂恿哥俩跳舞。由于这种怂恿是用枪逼着的，提相当理智地迁就了白人，尽管他是个成年人，比那些白人还大。科菲却在脚上挨了一枪。从那时起他们就不再是兄弟了。科菲开始到别处谋求新的生活。他联系别的人，别的同样不幸的原立法机构成员——贾弗纳尔·杜波列斯和德拉姆·布莱克霍斯。他们三个形成了老一辈的核心。不消说，科菲没有要提参与他们迁往俄克拉荷马的行程。“我始终认为科菲——老爷爷——是错的，”迪肯·摩根说，“在他对他兄弟的做法上错了。提毕竟是他的双胞胎兄弟嘛。如今我不那么肯定了。我在想，科菲是对的，因为他看到了提身上的一些东西，那不仅仅是和喝醉的白小子凑热闹的问题。他看到了一些让他感到耻辱的东西，就是他兄弟看待事情的方式，以及遇事时他作出的选择。科菲接受不了。倒不光是因为他为他的双胞胎兄弟感到耻辱，而是因为那种耻辱就在他自己身上，把他吓住了。因此他就走开了，而且再不和他兄弟说话了。一个字都不说。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该是很难受的。”理查德说。“我说的是，他再不和他讲一个字，而且不准别人叫他的名字。”“没有言语，”理查德说，“没有原谅。没有爱。失去一个兄弟是件难事。有意地失去一个兄弟，唉，那比原先的耻辱还要糟，你说是不是？”迪肯垂下头长时间地看着他的脚。理查德不吭声地陪着他。最后，他抬起头来说：“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牧师。”“你会做到的，”理查德·米斯纳说，“毫无疑问。”理查德和安娜对那些遭难的人这么轻易地集体消失感到可疑，他们一回来，马上就亲自去寻找。除去一间门上贴着“迪万”字样的卧室中一张亮闪闪的小白床和粮食之外，这地方没有最近有人住过的迹象。鸡都四处乱跑，或者被四脚的食肉动物吃掉了。胡椒丛盛开着花朵，可园中其余的东西都荒芜了。萨金特的玉米地是唯一有人照看的地方。理查德只是草草看了看地下室的地板，而安娜却就她的油灯光亮所及尽量察看了那里。她看到了K.D.所说的一片狼藉，不过倒不像他眼见的那般色情，也算不上撒旦的随意涂抹。她看见的是女性压制想捕获她们的恶魔时留下的混乱，她们并没有受到蹂躏。他们走出了宅子，站在院子里。“听着，”安娜告诉他，“她们当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并没死。实际上谁也没看到——他们只是猜测。随后，在人们离开和罗杰到来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她们就逃走了，还带走了被杀死的人。就这么简单，对吧？”“对。”米斯纳说，但语气中流露着些许不信。“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并没人来这里询问。她们准是还没有上报，我们又何必那样做呢？”“谁的婴儿在那里边呢？那张小床挺新的。”“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阿涅特的。”他又说了一遍“对”，但疑虑仍然未解，随后又说：“我不喜欢神秘的事。”“你是个牧师。你终生的信仰就是神秘。”“信仰是神秘的；忠于信仰是神秘的。不过上帝并不神秘。我们倒是。”“噢，理查德。”她说，仿佛嫌他说得太多了。他曾经向她求过婚。“你愿意嫁给我吗，安娜？”“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的热情太吝啬。”“值得的时候就不了。”她没想到会这么幸福。回到鲁比之后，他们并没有郑重宣布什么，而是理清看似一个城镇的彻底坍塌。“我们要不要把那些鸡带走？反正它们终归是要统统被吃掉的。”“只要你愿意。”他说。“我不愿意。我只想看看那儿有没有鸡蛋。”安娜进了鸡舍，皱起鼻子，走过有半英寸厚的鸡屎。她轰开两只鸡，拿到五颗蛋，她觉得应该是新鲜的。她走出鸡舍，两只手都占满了，便喊道：“理查德？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盛这些蛋吗？”在园子的边上，倒着一把褪色的红椅子。再往远处就是鲜花和枯草了。衰败的西红柿与黄花绿叶的繁茂野生植物长在一起；粉红色的蜀葵长得高大之极，顶部一直歪到一串黄亮的南瓜花上；胡萝卜樱子成了褐色，毫无生气地依傍着洋葱挺拔的绿穗。西瓜熟得开裂了，露出了红色多汁的瓤。安娜对着无人照看之下顽强的生长景象叹息一声。五个棕色的鸡蛋在她手中温乎乎的。理查德向她走来。“这个够大吗？”他抖开了他的手帕。“可能够吧。来，拿着鸡蛋，我去看看那边是不是还有胡椒。”“别了，还是我去吧。”他说着把手帕放到鸡蛋上。他回来后，两人站在那把椅子旁边，她双手捧着白布手帕和棕色鸡蛋，他拢着手指，攥着长长的胡椒枝——绿的、红的和紫黑的，他们看到了，或者确切地说，是感觉到了，因为那儿什么也看不到。她后来说，有一道门。“不，是一扇窗，”他笑着说，“这就是我们两人的区别。你看见的是门，我看见的是窗。”安娜也笑了。他们就这个话题扩展开：一道门是什么意思？一扇窗呢？他们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那迹象上而不是事件本身；就好比令人激动的是邀请而不是聚会。他们知道它就在那儿，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在那里待了好长时间后才退出来，跑到车上。鸡蛋和胡椒放在车后座上，冷气吹起了她的衣领。他们在开车时笑了又笑，互相取笑着谁是悲观主义者，谁是乐观主义者。谁看见了一道关着的门，谁看见了一扇掀起的窗，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避免再次战栗，或者说出他们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是穿过一道需要开启的门呢，还是一扇已经掀起的具诱惑力的窗户？如果进去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一侧会是什么呢？那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米斯纳牧师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又说了几句话。他的目光集中在那七个该受谴责的人身上，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始本能他们都聚在一起，似乎远离其他的送葬人。萨金特、哈珀、米努斯、阿诺德、杰夫、K.D.、斯图亚特。威斯顿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而迪肯干脆不在。理查德不能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些人。不管他们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代表的是最老的还是最新的黑人家庭、最好的还是最可悲的传统，他们都以彻底背叛而告终。他们自以为比白人更狡猾，可事实上他们在模仿白人。他们自以为在保护妻儿，实际却在伤害他们。而且当被伤害的孩子请求帮助时，他们却到别处去找原因。他们诞生于一种古老的仇恨之中，那种仇恨最初产生时，一种黑人鄙视另一种黑人，而后者将仇恨提到新的水平；他们的自私因一时的傲慢、失误和僵化了的头脑的无情，毁弃了两百年的苦难和胜利。在他看来，鲁比不受《圣经》的约束，被其自身历史的吼声震聋，成了一个不必要的失败。人们在希求长久的幸福时是多么优雅，而那些设想在人们尽力实现时又变得多么单薄。鲁比很快就会像别的乡镇一样了；年轻人想去别处，而老年人则充满懊悔。布道虽然具有说服力，但注意聆听或者将其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人却会越来越少。他想不通，在这个将未得到拯救的、无价值的和陌生的人统统拒之门外的来之不易的天堂里，人们如何能够凝聚在一起？谁会保护他们不受领导人独断的支配？理查德·米斯纳突然明白了他要留下来。不仅仅因为安娜想留下来，或者因为迪克·摩根挑中他作了一次忏悔式的谈话，而是既然没有更好的战斗可参加，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住，倒不如待在这些美丽非凡、缺点明显和骄傲自豪的人中间。何况，死亡对他们可能是新鲜的，而出生却不是。未来在门口喘息。罗杰·贝斯特将得到他的加油站，连接的道路亦将铺建。外来人将来来往往，有些人会想吃个三明治、喝罐啤酒。所以嘛，谁又说得准呢，也许会来一顿正餐。K.D.和斯图亚特就要商讨电视的问题。在葬礼上是不宜笑容满面的，于是米斯纳想象着那个小姑娘，他曾经被许可握着她那双被毁的手。这一下帮他恢复了思路。对出席葬礼的人提的问题他终究需要回答。“但愿我可以提出那些并不重要的问题。或者可以说，那是些令人苦恼而不智慧的问题。上帝却是智慧的、慷慨的，给予了我们头脑去领会他的睿智。领会他的优雅。他的纯净。领会‘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那句话。”风刮起来了，但尚不足以使谁不舒服。米斯纳正在失去他们。他们站在敞开的墓穴前，除去他们自己的沉思，对一切都是封闭的。葬礼上的思绪夹杂着对感恩节的计划，对邻居的评价和对日常生活的嘀嘀咕咕。米斯纳叹了一口气，然后以祈祷结束了讲话。但当他低下头凝视着棺盖时，他看到了那个园子中的窗户，觉得它在朝另一处地方召唤——既不是生也不是死——但是就在那里，在远处，他不知道他先前已形成了一些想法。“等等，等一等。”他在高喊，“你们是不是认为这个短暂又可怜的生命因为不能和你们自己的生命相提并论就缺乏价值？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她得到的爱是广泛和深刻的，给予她的关怀是柔和的、无尽的。这样的爱和关怀如此完整地包裹着她，她有过的梦幻，她所走的路程，使她的生命和我们任何人的生命一样美好，一样丰富，一样有价值，或许还会更有福气。如果在我们漫长的生命中，我们不懂得她在短短的生命中每天都懂得的事情，那便是我们的不幸：尽管生命中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生命之后的生命却是永恒的。在生命中，在生命之后，尤其在其间，他等在那儿让我们去认识其光辉，他永远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住了口，对自己刚才
狠狠97人人婷婷五月深田咏美农民军驻扎下来后，他曾到牛金星的官衙拜望。作为明朝的最后一科状元，却去拜访起义军的大臣，这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一种公开表态。过去周钟曾傲然拒绝了那些想借重其名望的权贵的礼物，但现在周钟断定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而促进新王朝的建立正是他的使命。周钟承认农民军首领李自成的残忍，然而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大顺政权将有幸得到一位开国之君。他曾对朋友说，太祖龙兴之际正是如此！这一历史的对比并不完全是牵强附会的。周钟一定是真诚地相信，有这样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登上宝座，其他地区定会望风降附。据说他曾说过，“江南不难平也”。牛金星对周钟在复社中的领袖角色早有深刻印象，对他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位支持者，自然是最好不过了。正是对周钟的任命，使4月29日的召见由一场责难奚落转变为一次人事安排活动。虽然4月26日大顺政权宣布：希望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27日的早朝，届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官员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会受到惩罚。27日黎明之前就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3000名，他们被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其中一些似乎应对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的官员还遭到宦官的辱骂。李自成始终没有出来接见这些官员，他们被打发走了，并被告知29日（即两天以后）再来报到。29日那天，这群士大夫连同被刘宗敏和其他大顺将领抓获的一些明朝官员一起，没吃没喝地等了好几个时辰。直到黄昏，李自成才走出大内，听河南籍的顾君恩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然后牛金星还要占用相当的时间详细列举其罪行。这次召见的气氛与方式同聆听审判没有两样，直到顾君恩点到周钟的名字，这种情景才发生了变化。顾君恩下揖，云：“主上饥渴求贤，当破格擢用。语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如何？”牛曰：“善为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见危授命题？”李自成恰如其分地引用《论语》来挖苦周钟，以表现自己的儒学知识，但随后他就同意录用周钟做大顺的官员。此后，每喊到一个名字，牛金星就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几千人中只有92人被选出来作官，并被移交吏政府授职。剩余的士大夫被交付大顺将领们惩治，在刀剑逼迫下返回紫禁城外的营地。为大顺效劳的官员并不全是在4月29日入宫朝见时被录用的。后来有些人为了逃避刘宗敏或李过等大顺将领的拷打，也参加了大顺政权。还有一些人似乎是出于偶然，在最后时刻被举荐为官。以这种方式得官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他和周钟一样，是南方人，也因曾为叛贼效劳而在后来遭人谴责，这位复社成员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400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除任翰林学士外，他一直任兵科给事中，直至明朝垮台。1644年4月13日，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企图自缢，但被家人解下救活（他的妻子是北京人）。他听到牛金星下令明朝官员入宫的消息后，就准备隐藏起来。但牛金星同时又令原各部书吏和差役举报隐匿不出的官员，所以陈名夏因没有参加4月27日的召见，事后被大顺军抓获并送到刑政府论罪。幸而负责此案的官员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过去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主动加入新政权。陈名夏起初表示拒绝，甚至企图逃跑，但最后终于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牛金星欣然应允，很快恢复了他在翰林院的职位，不过翰林院现已改名宏文馆。通过对陈名夏的这项任命，牛金星使其翰林阵容达到令人惊异的完备。如今，1643年殿试的前三名已经全部成为大顺的官员。牛金星的宏文馆中甚至网罗了史可程，大顺政权要求他致书其堂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劝其投降李自成。同时，大顺政权还直接从明朝政府中接收了许多中层官吏。其中保留原职的，有吏部郎中三人，户部主事二人，礼部主事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御史七人，以及翰林院的全部编修。六科给事中虽有调任，但也全都被留用了。
合作者中的儒生士大夫
除了出于恐惶和投机之外，合作者中也有人是出于儒学的信念。那些真正相信天命已经转移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是被自己的占星术说服的——感到有责任为李自成效力，以便教化这位义军领袖，使其逐渐成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德义之君。不过，为使李自成相信他的确可能像其他受命于天的君主一样成为一位贤明之君，这些儒士使用了大量溢美之词，简直无异于谄媚。例如翰林学士梁兆阳（1628年进士），在文华殿的一次临时召见中，称这位义军领袖为“陛下”，并且在痛斥已故崇祯帝“刚愎自用”之后，这样盛赞其新主：陛下救民水火，自秦入晋，历境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箪食壶浆以迎，真神而不杀，直可比隆唐虞，汤武不足道也。今适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恩哉？梁兆阳所谓的“知遇恩”，由于他的这番献媚而得以实现了：李自成将其擢为编修，后来又委任他为兵部官员。状元周钟也并不比这种谄媚更高明，他在“劝进表”中写道：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当然，即便如此，周钟仍可以为他的谀词辩解，说这是为了劝谏李自成放弃草寇之行，实行儒家式君主的德政，从而负起统治天下的重任。这道“劝进表”只是周钟精心安排的劝进活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使“闯王”相信，他的合法登基将得到万民的拥戴。劝进之法是大臣出面劝说以及百官联名上表。劝进先后共有七次：第一次是在4月29日，即李自成进京后的第四天，最后一次是在5月16日，即李自成率军东征吴三桂的前两天。李自成虽未阻拦这些劝进，但也没有依之而行——当他决定登基时，已为时太晚，对他的事业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或许是因为，尽管牛金星和周钟力主以正统方式登基，但李自成仍不相信自己已有资格受命于天。他本来就曾派杜勋去同崇祯帝谈判，希望朝廷能封他为王。后来，当他的部下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皇帝的尸体并带其前往观看时，李自成似乎受到极大震动，他对着尸首说道：“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李自成相信他已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但又认为天命不会归于弑君者。为此，李自成极力将崇祯帝之死归罪于那些劝其登基的明朝大臣身上。在接见明朝太子时——这种场合对双方都是严峻的——李自成询问太子朱家何以丧失天下，太子答道：“以用贼臣周延儒故尔。”李自成欣然说：“汝也明白。”李自成还告诉太子，他不会杀他，因为明朝灭亡并非太子之过，而是他父亲的那帮大臣的过错：“文武百官最无情义。”李自成对崇祯帝之死感到遗憾，而这些明朝官员就成了替罪羊，他们还是大顺政权将尽力消除的道德堕落、吏治腐败现象的象征。李自成确实意识到明朝大臣的腐败，但要完全按儒家提倡的上古贤君的标准去做，又十分困难。事实上，闯王确实在尽力改善他与新臣属间的关系，但这对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来说，极而言之不过是一种可笑的伪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残酷的嘲弄。有时，李自成似乎想生活得像一位贤君。他曾私下召见山东登州著名的理学家、现任礼政府尚书杨观光，问他若远离酒色，怎么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杨观光阴郁地坚持说，他的人生目标是保持“心志清明”。李自成听后很高兴，将这位道学先生擢为宫廷讲读。杨观光始终未能说服李自成放弃酒色，但他坚信儒家礼法可使这位篡位者成为明君。事实是，顽固地维护君臣等级关系中的尊严和道义的主张，已日渐激怒了李自成；而那些希望寻找机会按儒家的模式塑造这位新主的人们，却又不得不依新主意志而接受一位专制君主。例如，张家玉将书有“明翰林庶吉张先生之庐”字样的旌旗插于门外，以公开表示学者的忠义。但私下他又上书李自成，表示如果他的变节能够得到回报，则他愿为大顺王效力。君王既定鼎于天下，必以尊贤敬德为基，是不没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没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即使李自成已攻占了紫禁城——张家玉还警告说——“当此多士多方，尚在危疑惊惧之时”。在他终于被召见时，竟拒绝向李自成叩拜。然而这位昔日的盗匪并无孟子所倡导的风范，他将张家玉在殿前捆绑了三日，然后直截了当地威胁他——如若不投降就杀了他的父母。于是张家玉屈服了，同意接受李自成的条件为其效力。张家玉为了孝敬父母而未能对明朝尽忠，这种做法对一些儒家士大夫来说，或许是可以谅解的。但在其双亲溜回山东后很久，他仍继续为李自成服务，于是便成为许多北京士大夫嘲讽的对象。另一方面，李自成也同样易于将这些降官的劝进赞美之词视为他们谋求进身的卑猥而自私的手段。正是投降了大顺政权这一行为本身，使许多明朝官员在李自成眼中变得一钱不值，正如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对李自成所直言相告的：“既不能捐躯殉难，以全忠义，又不能精白一心，以事新主。”出于对变节者的义愤，李自成时常流露对这些人的鄙视和厌恶。例如，4月29日，他第一次走出文华殿，看到数千名公开表示愿意投顺的明朝官员，便对其身旁一人说：“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此后，在其他场合，他又一再下令刑政府尚书惩治最恶劣的变节分子。这一政策导致46位明朝官员被处决。李自成的义愤，恰好与大顺政权筹集军饷的需要走到了一起。由于义军占领北京时，明王朝内外府库仅剩下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李自成的谋士建议，对明朝官员课以不同数量的罚金，并立为制度，以此来筹集一笔军饷。对臭名昭著的贪官应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全部私产。对那些拒绝效力的官员应没收其财产。而对较少劣迹的官员，则应要求他们自愿向大顺捐款。5月1日，李自成批准了这项看起来与崇祯帝的筹款方式颇为相像的政策。原则上，一品官须纳银1万两以自赎，以下各品官员则须纳银1000两。而实际上，纳银数额远远超过了这一规定。其中大学士须纳10万两，六部尚书须纳7万两。但不久，罚金与赎金便混淆起来，大将军刘宗敏得到“罪者杀之，贪鄙复赃者刑之”的命令后，便开始了恐怖行为，1000多名士大夫遭拷打后被杀死。据说大顺政权通过这些方式筹得了巨款。前大学士魏藻德在被拷打至死之前，曾交出1.3万两黄金赎身；陈演为赎身交出黄金4万两；已故皇后之父周奎死前已交出白银70万两。不久，这种劫掠开始波及到平民百姓。其部分原因是刘宗敏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如果惩戒他们，便可能发生兵变。早在4月27日，大顺士兵便开始搜查平民宅院，抢夺私财。尔后，他们又开始凌辱其房东。在街上，他们任意冲撞行人，或鞭打躲避不及者。起初他们侮辱茶楼侍女和歌女，后来竟去强抢良家女子而行非礼。北京的市民很快创造出“淘物”一词来形容这种抢劫行径。大顺士兵成群结伙，任意闯门入户，后来者总是要把前面一伙漏掉的东西再“淘”一遍：他们起初只抢钱财珠宝，后来又抢衣服，最后连食物都在搜刮之列。由于混乱状况不断蔓延，闯王的军师——矮子宋献策绝望地大呼：“十八子之谶，得毋为公乎？”李自成虽然很快就了解到刘宗敏私设刑堂之事，并为百姓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所震动，但他似乎无力约束部下，挽回民心——他没有正式受命、高居龙位的皇帝所具有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李自成确曾特意召见众将领并问他们：“何不助孤作好皇帝？”他们却干脆回答说：“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这样，李自成虽然自认为是在效法唐朝开国之君来接管京师的，而实际上他却同公元880年占领长安的黄巢一样，连自己的将领都控制不住。二者都因为其部将的残暴而使京城百姓离心离德其政权也被证明是非常短命的。据说宋献策时隔不久便叹息道“我主马上天子！”吴三桂
普遍的不满不等于公开的反抗，手无寸铁的居民无力反对其军事统治者。但“万姓”的愤恨却构成了要求其他军队首领进行干预的强烈呼声。当时，在淮河以北，所有明朝将领中实力最强的是吴三桂，他统领着镇守宁远、抵御清军的4万明朝正规军队。吴三桂勉强响应了崇祯帝4月10日发出的勤王令，放弃了宁远，向山海关缓缓推进，并于4月26日通过了长城东端的关口。当他的军队到达距京师不远的丰润时，吴三桂突然得到北京陷落的消息，于是他下令部队返回山海关，此后便在那里驻扎下来。与此同时，李自成立即采取措施争取吴三桂的支持。他让明朝降将唐通致书吴三桂，告诉他闯王如何循礼可敬；并安排以吴三桂父亲的名义送去一封信，当时吴骧以及其他在京的吴家人都已被扣为人质。这封可能出自牛金星之手的信，明确地提出了忠孝不能两全。在信中，吴骧告诉自己的儿子，把尽忠报恩视为首要责任是个错误，相反，他应该为搭救父亲而归降，这样便可以孝心赢得千古美名。此外，信中还写道，李自成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北京，而且众所周知，天命已不复为明朝所有，难以回天；吴三桂应正视战局的现实，归降大顺，以便在新政权中保住自己的官爵。军使将此信带到吴三桂营中，同时送上白银万两，黄金千两，答应为吴三桂的军队提供给养，将吴三桂由“伯”进封为“侯”。据吴三桂部将的传记所载，这一邀请被轻蔑地拒绝了。吴三桂并未像唐通那样屈膝投降，而是回信谴责其父竟不知廉耻地为李自成图谋效力，并说若行纯孝之道就应拒绝其父如上之命。最后他写道：“父既不能为忠臣，儿焉能为孝子乎？”后人的传说，为吴三桂拒绝投降李自成提供了更为浪漫的缘由。根据康熙时代的历史传奇，李自成还抓住了吴三桂的爱妾，即绝代佳人陈沅，又名陈圆圆。这位名妓曾使诗人冒襄在苏州一见倾心。一位皇室贵族也看中了陈沅，并将她抢到手带至北京。其后，她以某种方式又落入吴三桂之手，被纳为小妾。吴伟业写过一首关于陈圆圆的名曲，描述陈圆圆的娇媚以及吴三桂对她的迷恋。眼下陈圆圆在李自成手中，吴三桂听说闯王已占有了她并将其带入营中纳为小妾，这不由使他妒火中烧，以至他不仅回绝了李自成的礼物和允诺，还准备报仇雪耻。为了杀死李自成，他将求助于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甚至不惜招引清军越过长城进入中原。为一位名妓的粉面柳腰而不惜整个国家的沦丧，这是占据了后世中国人之想象力的一种说法。有关吴三桂的比较真实的描述缺乏诗意，所以不大为人所知。史学家彭孙贻从吴三桂过去的幕友那里听到了下面的说法。李自成的使节带着唐通和吴骧的书信来到吴三桂营中后，吴三桂令手下亲兵将其拿下并隐藏起来。这样，他就使其部下对北京陷落和李自成劝降之事都一无所知。几天中吴三桂反复考虑对策，最后他决定试探一下，如果他与李自成合作，自己的部将是否愿意继续跟随他。于是他召集诸位将领，对他们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何？”他重复了三次，但三次都无人应答。最后是吴三桂自己打破了沉默：“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已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众将这才了解到他们的总兵已同李自成的密使接触过了，于是他们纷纷保证将永远忠于吴三桂，无论他选择哪条道路，他们都将跟随他，无论他下达什么命令，他们都会服从。现在吴三桂放心了，他的军队将坚定地支持自己，于是他下令组织人马护送他前往北研究的君主，在他统治时期，齐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高级学府——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因靠近临淄的稷门而得名。它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学风最为开放的学术机构，堪比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主持的雅典学院。在学宫中，诸子百家都可以登台演讲，可以互相争辩，不同的声音在这里出现，没有所谓的统一思想，公室也不插手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事实上，自齐桓公以后，历代齐国统治者都对稷下学宫采取了宽容和保护的态度，允许学者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学术的独立性，使学宫成为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滥觞之地。齐威王自幼在稷下学风的熏陶中长大，见识自是不凡。据《史记》记载，齐威王善于弹琴。即位后不久，有一个名叫邹忌的人带着一张古琴前来求见。当时齐威王正在自弹自唱，自得其乐。邹忌在堂下听了一段，也不待宣召，大步走到堂上，击掌称赞齐威王弹得好。对于君臣之间来说，没有比这更无礼的举动了。齐威王勃然大怒，将琴推开，一只手按在剑柄上说：“你只看见寡人弹琴的样子，还没有仔细听，凭什么说寡人弹得好？”邹忌说：“我听您弹琴，大弦庄重温和，小弦高亢清脆，持弦紧而有力，放弦松而有度，琴声悠扬和谐，曲折婉转，有如四季更替，周而复始，让人情不自禁叫好。”齐威王不觉莞尔一笑，松开了剑柄，道：“看不出，你倒是个懂音乐的人。”邹忌说：“何止是懂音乐？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道理也尽在其中了。”齐威王眉头一皱，心想这个人还真是不识趣，我说你懂点音乐，已经是给你个台阶下了，你却不知进退，大言不惭地在这里胡说八道！于是不客气地说：“那你说说，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跟弹琴有什么关系？”邹忌说：“大弦庄重温和，那是君主的气度不凡；小弦高亢清脆，有如臣下的精明干练；持弦紧而有力，放弦松而有度，象征着国家的政令有张有弛；琴声悠扬和谐，曲折婉转，说明国家政治昌明。治国如同弹琴，事情不同，道理相通。”齐威王听了，点头称善，将他留在朝中参与政事。这件事之后三个月，邹忌被封为相国。稷下学宫中有位名叫淳于髡（kūn）的学者，以善辩而闻名。有一次见到邹忌，便拦住他道：“听说您很善于说话。我有一些愚蠢的想法，能不能跟您说一说？”淳于髡长得矮小，站在邹忌面前，就像一个侏儒。邹忌却不敢有任何轻视，一本正经地说：“我洗耳恭听。”淳于髡说：“一个人，周全则事事如意，不周全则身败名裂，是这样吗？”邹忌说：“是这样。我会牢记您的教导，在国君面前小心谨慎，不失礼数。”淳于髡说：“将猪油涂在车轴上，车轮就转得快，有这么回事吗？”邹忌说：“是的，我会跟同僚搞好关系。”淳于髡说：“把胶涂在弓上，可以黏合弓体，但是不能以此弥合裂缝。”邹忌说：“您说得太对了，我会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从中获得智慧。”淳于髡又说：“狐皮袍子破了个洞，千万不要用狗皮去补。”邹忌说：“有道理，我会谨慎地选拔人才，不让小人有机会混入朝中。”淳于髡说：“大车不经常加以矫正，就不能承载重量；琴瑟如果不时时加以调整，就不能弹奏出优美的音乐。”邹忌不禁笑了起来，回答道：“感谢您的教诲，我一定会修明法令，加强督察，整顿吏治。”淳于髡没有再说什么，默然退下。回到家门口才对自己的仆人说：“这个人了不得，我给他打了五个哑谜，他回答我就像回声一样快。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名闻天下，成就一番大事业的！”说句题外话，所谓“髡”，是古代的一种刑罚，即将头顶周围一圈头发剃掉以示侮辱。淳于髡出身卑微，家境贫寒，长大后娶不起老婆，只得给人家当了上门女婿，又受过髡刑，却能够在稷下学宫登坛讲学，还敢和当朝相国当面耍花腔，足见当时齐国风气之开放。邹忌得了淳于髡的教诲，果然将整顿官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久之后，就发生了“烹阿封即墨”的事件。据说这一年齐威王将全国地方官七十二人召集到临淄进行考核，其中即墨大夫和阿（ē）大夫（阿即今天山东东阿）两人的成绩最特别。即墨大夫名声最差，民主评议得分最低；阿大夫名声最好，民主评议得分最高。到了齐威王总评的时候，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对于即墨大夫——“自从你去即墨，到寡人面前说你坏话的人络绎不绝。然而寡人暗地里派人调查，即墨治安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一派和谐的气氛。由此可见，你没有走上层路线，通过买通寡人的左右来获得好评。”大笔一挥，赏了他封邑一万户。对于阿大夫——“自从你去了阿地，时不时有人说你能干，但是寡人明察暗访，发现阿地的田间长满荒草，老百姓生活困苦。卫国派兵犯境，你竟然隐瞒不报。但是对你的评价却很高，难道你不是买通了寡人的左右来为你说好话？”命人当庭架起一口大油锅，将阿大夫和那些为他说话的人一并投进去给烹了。自此之后，“齐国惧震，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的气象焕然一新。邹忌推荐人才，整顿吏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国家统治机器的最高层——齐威王本人。《战国策》中记载了一个有名的故事。邹忌身高八尺有余，体貌俱佳。某天早晨，邹忌对着镜子穿好衣服，左看右看，对自己的仪态十分满意，于是问他老婆：“我与城北徐公比，谁漂亮？”他老婆说：“当然是您了，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城北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对于妻子的回答，邹忌又高兴又不自信，于是偷偷问他的小妾：“我同徐公比，谁漂亮？”“哟，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您漂亮！”小妾说着，在他的脸上捏了一把。这天正好有客人来访，邹忌向客人问了同样的问题。客人仔细端详了他一阵子，才一本正经地说：“实话实说，徐公比不上您。”后来徐公来了，邹忌仔细地看他，自己觉得不如人家漂亮。再照镜子看看自己，更是觉得相差甚远。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躺在榻上想着这件事，突然领悟：“妻子认为我漂亮，是偏爱我；妾认为我漂亮，是害怕我；客人认为我漂亮，是有求于我。”第二天邹忌上朝，对齐威王说起这件事，说：“我知道自己肯定不如徐公漂亮，可是我妻子偏爱我，我的妾害怕我，我的客人有求于我，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漂亮。如今齐国地方千里，城池众多。宫中的妃子、近臣没有谁不偏爱您，朝中的大臣没有谁不害怕您，全国范围内的人没有谁不有求于您。由此看来，您是最容易受蒙蔽的啦！”齐威王正色道：“你说得对！”于是下令：大小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指责寡人过错的，受上赏；书面劝谏的，受中赏；能够在公共场所批评议论寡人的过失，并能传到寡人的耳朵里的，受下赏。命令刚下达，许多大臣都来进谏，宫中门庭若市；几个月以后，还不时地有人偶然来进谏；满一年以后，即使有人想进谏，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魏惠王便是在听说这件事后，才产生了要到齐国与齐威王一晤的念头的。两国君主会谈结束，在临淄郊外狩猎娱乐。魏惠王突然问了齐威王一个问题：“您有什么宝物吗？”“宝物？”齐威王一下没反应过来。“是啊，像我这样的小国之君，还拥有十颗举世罕有的明珠。”魏惠王说着，示意齐威王看他车盖上缀着的十颗“径寸之珠”（直径达一寸的珠子）。“哦？这十颗珠子难道有什么特别之处？”齐威王的好奇心也被勾上来了。“别小看这些珠子。”魏惠王脸上露出一丝得意，“一到晚上，它们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足以照亮前后各十二乘车的距离，连火把都用不着。齐国乃东海大国，不会连这样的宝物都没有吧？”“有的，有的。”齐威王微微一笑，说，“只不过我的宝物和您的有所不同。”“那也拿出来让我见识一下啊！”齐威王说：“我的大臣中有一位檀子，派他守南城，楚国不敢东向，泗上十二诸侯（鲁、宋、邹、滕等小国）都来朝觐；有一位盼子，派他守高唐，赵人不敢越过黄河来捕鱼；还有一位黔夫，派他守徐州，燕国和赵国百姓前来投奔的有七千余家；更有一位种首，让他管理治安，齐国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人，都是我的宝物，我用他们来照亮齐国千里之地，何止是照亮前后十二乘呢？”魏惠王听了，脸“腾”的一下就红了，赶紧咳嗽两声，掩饰过去。他不知道，就在他与齐威王斗宝的时候，有一颗在魏国蒙尘的珍珠，已经被出使大梁的齐国使臣藏在车厢里，正在日夜兼程赶往齐国。田忌赛马公元前355年冬天，一位名不见史册的齐国使臣在大梁的大街上遇到了沿街乞讨的孙膑。两个人用齐地方言交谈了几句，齐国使臣马上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位奇人。当他完成使命，启程返回齐国之际，将孙膑装在自己的辎重车内，轻易地逃过了魏国边境的检查。抵达临淄之后，孙膑被安置在将军田忌家里。田忌姓田，自然是齐国公室子弟。不过这位公室子弟近两年混得不太如意，因为他和相国邹忌的关系一直处理不好。当然，这和邹忌整肃官场没有关系。田忌既不是贪官，也不是混蛋，他和邹忌的矛盾纯属私人恩怨。很多时候，关系不和，并不需要解释。第二年春天，孙膑作为田忌的门客，陪同田忌参加了在临淄郊外举行的赛马会。赛马是当时齐国极为流行的贵族活动。比赛规则为：双方各出赛马三匹，分别比三次，三局两胜。齐威王本人也热衷于这项活动，派人搜刮和训练了几匹好马，在赛场上与各位官僚贵胄一较高下。田忌每次与齐威王对赌，都必败无疑。这一次，他毫无悬念地又以三比零的战绩输给了齐威王。但是他很快又回到赛场，要求与齐威王再比一场，而且把赌注加大十倍。齐威王歪着脖子看了他半天，说：“田忌，你这是在向我变相行贿么？”田忌说：“下臣岂敢？即便是行贿，那也是向您身边的大臣行贿，哪有向您行贿的？”齐威王说：“那也不行，你肯定是换了三匹马来再比。而我的马已经跑过一次了，不公平。”田忌说：“马还是刚刚那三匹，不含糊。”齐威王叹了口气，道：“既然你非要这样，那我就只能奉陪了。不过事先说好，回去被老婆骂，可怨不得我。”比赛再度开始。第一局下来，齐威王的马又大胜，甚至比刚刚那场胜得更多，冲线的时候，足足超出田忌的马十个马身。齐威王嘲弄地看了田忌一眼：“不行啊田忌，你的马士气低落，表现比刚才还差啊！”田忌抹了一把额上的汗说：“现在还难言胜负，您等着瞧。”第二局下来，田忌的马却是小胜。齐威王“咦”了一声，道：“有进步啊！”田忌似乎也颇为意外，说：“真有进步啊！”第三局开始了，两个人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全场观众也都紧张地看着赛场。只见两匹马开始还齐头并进，难舍难分。跑过一半的路程，田忌的马便领先了，先是一个马头，接着半个马身。齐威王的骑师见状，拼命扬鞭策马，想挽回局面，但是始终差那么一点，眼睁睁看着田忌的马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不对，不对！”齐威王气得跳起来，“田忌你肯定是做了什么手脚，否则不可能赢寡人。”田忌说：“没有。”齐威王说：“不做手脚，你怎么会那么有把握加大赌注？你老实说，到底使了什么花招？”田忌说：“真的没有使什么花招。只不过……下臣的门客孙膑给下臣出了一个小小的主意罢了。”“什么主意？”“他把您的马和下臣的马都分为上、中、下三等。第一局以臣之下马对您的上马，所以大输；第二局以臣之上马对您的中马，所以小胜；第三局以臣之中马对您的下马，又是小胜。所以就……嘿嘿！”齐威王愣了半晌，骂道：“好你个田忌，居然在家里藏着这样的能人，不推荐给寡人！马上请他过来，寡人要见见他。”孙膑就这样见到了齐威王。两人见面，嘘寒问暖的话就不赘述了，唯独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孙膑的祖上孙武，原来是齐国田氏的分支，因此孙膑与齐威王也算是同宗关系。齐威王听过孙膑的故事，唏嘘不已，但是又颇感怀疑——那庞涓率领魏军东征西讨，名震天下，被誉为当世之雄，孙膑的才能难道还胜过庞涓？带着这样的疑问，他向孙膑请教了几个军事问题。齐威王首先问：“如果两军对峙，旗鼓相当，且都严阵以待，请问先生该如何破局？”孙膑回答：“可以派小股部队进行骚扰，只许败不许胜，引诱敌军进攻，让敌军暴露出弱点，再集中力量突击。”齐威王一听，有点门道！便又问道：“如果双方力量不对等，有什么原则可循吗？”孙膑说：“有。”齐威王说：“假如是我众敌寡，我强敌弱，该怎么办？”孙膑马上向齐威王作了一个揖，说：“这是明君才会问的问题。优势在自己这边，还小心翼翼地问怎么办，说明您对待战争很慎重，乃国家之福。下臣的祖上孙武子著兵书，第一句便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身为国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对战争慎之又慎，即便看起来极有把握，也要小心行事，因为国之存亡，往往只在一念之间。”孙膑接着说：“如果是我众敌寡，最好是故意摆出一副军容不整的样子，扰乱敌人的视线，让敌人觉得有机可乘，主动寻战。这样的话，敌人失去警觉，好比鸡蛋碰石头，我军趁机掩杀，可大获全胜。”齐威王又问：“如果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呢？”孙膑说：“那就长兵在前，短兵在后，严阵以待。”齐威王说：“那么，以一击十，可以做得到吗？”孙膑说：“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可以做得到。”齐威王来了兴趣，又问道：“在先生看来，要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主要取决于什么因素？”这个问题明显和前面的具体问题不同，已经上升到“兵道”的层次，是要考孙膑对战争规律的理解。孙膑很干脆地回答：“恒胜有五。”也就是常胜有五要素——一是统帅全权指挥，二是知道胜负的条件，三是得到士卒的拥护，四是将帅同心协力，五是能够正确判断敌情。话题既然打开，孙膑便不待齐威王发问，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兵多，国富，武器精良，这些都是获胜的有利条件，但并不一定能够获胜，关键还是要掌握战争的规律。自古以来优秀的将领，能够让敌人分兵，也能够让敌人按兵不动，因此即便处于劣势，也可以找到获胜的机会。“地形平坦，则多用战车；地势险阻，则多用骑兵；居高临下，则多备弓弩。没有什么兵种可以横行天下，关键是因地制宜，使用正确的兵种。“正确使用骑兵，可以轻易获得主动。敌人立足未稳的时候派骑兵发起冲锋，可以出其不意；敌人已经列阵，派骑兵迂回到敌阵背后，可以攻其不备；敌人溃散之后，骑兵可以自由追击。除此之外，还可以将骑兵用于战略用途，袭击敌军的粮道，烧毁敌国的桥梁，掠夺敌人的村庄……骑兵的优势在于能离能合，能聚能散，忽然而来，呼啸而去，神鬼莫测。大王如果想富国强兵，一定要优先发展骑兵，方可与诸侯一决高下。“进攻第一，防守第二，被动的防守不如主动的进攻。虽然孙武子将攻城当作世间最艰难的事，但我这个后辈的认识有所不同。近百年来，中原各国都在兴建前所未有的大城，它们人口众多，商贾云集，积聚丰厚，乃兵家必争之地。在平时的训练中，要将攻城作为重点科目，同时加强对攻城器械的研究和开发，切实提高部队的攻城能力。”齐威王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两个人已经聊了一整天。齐威王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百姓都听我的话，该怎么办？”孙膑笑了：“您言必有信，百姓自然服从。”至此，齐威王对孙膑完全信服了。他对孙膑说：“请先生看在同宗的面子上，就留在齐国吧。寡人想拜先生为将军，统领齐国军队。”孙膑指了指自己那双并不存在的脚，又指了指脸上的印记，说：“在下这副尊容，如果担任了将军，岂不是让齐国蒙羞？”“那就请您担任寡人的军师，在幕后出谋划策吧！”齐威王也不强求，很快抛出另一个方案。孙
桓公转过来，瞄了瞄管仲，眨眨眼说：“他有那么神？”“我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但是跟着您出生入死，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您身上了，我又怎么会有片言只语骗您呢？”鲍叔牙一把把管仲推到齐桓公跟前，信誓旦旦，“您尽管用管仲，他的才能在高傒之上啊。”高傒就是齐国的上卿高敬仲，也就是前面说的国、高二氏中的高氏，在齐国德高望重，而且直接主导了迎立齐桓公的行动，为他登上国君宝座立下首功。齐桓公对于高傒的感激和倚重可想而知。听鲍叔牙这么一说，齐桓公不由得仔细打量了管仲一番：“这还真看不出来。”“您不妨试试。”鲍叔牙说。接下来的故事比较老套。齐桓公先是对管仲拱拱手，管仲也对齐桓公拱拱手，两个人算是见过了礼。齐桓公率先长叹一声，说：“先君襄公在位的时候，不好好料理国政，只喜欢游山玩水，放鹰打猎；不尊重人才，只喜欢讨好妇人。后宫的女人多达数百，都是锦衣玉食，好生供养，军费开支都被用在后宫，而前线作战的将士吃不饱也穿不暖，贤能之士的地位反而不如女人的地位高。国家被搞得乱七八糟，宗庙也被弄得乌烟瘴气。管先生给我说说，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一切？”齐桓公这个题目出得很大，管仲的回答却很简单：“要想改变这一切，关键只有两个字——秩序。”这就是管仲的聪明，没有长篇大论，只是拣最关键的要点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吊起这位国君的胃口，引他继续往下问。果然，齐侯盯着管仲的眼睛，紧接着就追问：“如何确立秩序？”管仲捏捏胡子，若有所思地说：“很久以前，古代的圣王治天下，用的是‘叁其国而伍其鄙’的办法，让老百姓各居其所，各安其业，各就其位，国家也就大治了。”管仲的治国之道在于先治民，把国民分为士、工、商、农四个阶级，各个阶级均为世袭，不能互相转换。简单地说，父亲当农民，儿子必定是农民，孙子也是农民，代代相传，不可变更。根据这一阶级划分，再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个乡，士居十五乡，工居三乡，商居三乡（所谓的叁其国）。其中十五个士乡，国君自统五乡，国、高两大家族各统五乡（所谓的伍其鄙）。齐桓公听到这里，已经入味，兴致勃勃地坐直了接着问：“如果那样做，我就可以号令诸侯了？”齐桓的兴趣很明显不在治国上，而在于号令诸侯上。这一点，他其实和哥哥齐襄公很相似，但他比齐襄公幸运，因为他遇到了管仲。管仲微微一笑：“别急，刚刚讲的不过是治民之道。治民为治国之本，我接着给您讲讲安国之术。”齐桓公有点失望：“好，先生您接着说。”身体又靠了回去。管仲的安国之术说起来也比较简单：检视原有的法令，择其善者而留用，不善者则加以修订；安抚和尊重百姓，并为生活困难者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齐桓公一听，这还不容易，马上又问：“现在可以号令诸侯了？”管仲搓了搓手，说：“这个……恐怕还不行。”齐桓公打了个呵欠：“那……先生您接着说。”管仲一看架势不对，临时改变了教课顺序：“号令诸侯这件事嘛，也不是没有速成之法。”他半眯着眼睛斜了齐桓公一眼，果然，那家伙立刻竖起了耳朵。管仲接着说：“如果您光靠整兵备战，那么别的大国也会整兵备战，双方势均力敌，不能速成；如果针对小国，您用的是平常的攻伐之器，而小国也自有其防备之术，同样不能速成。所以，速成是很难的。但我可以教您一个绝招，包管您心想事成，而且无须长久等待。”这回齐桓公身体前倾，急切地搓搓手，“愿闻其详。”管仲给开出的速效药叫做“作内政而寄军令”。根据士、工、商、农的阶级划分，士这个阶级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同时也为国家提供充足的兵源。每五个士乡出兵一万，编为一军，全国十五个士乡，总共编制三军，其中齐侯自领中军，国、高两个家族分别领左、右两军，形成以乡土、血缘、宗族为基础的军事单位。士兵们“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守卫国土则同仇敌忾，讨伐他国则齐心协力。有这样的常备军三万人，齐侯就可以替天行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管仲还提出，为了解决战备物资短缺的实际困难，可以采取“轻过而移诸甲兵”政策。一个人如果犯了重罪，可以出一副盔甲和一支长戟抵罪；犯了轻罪，可以一副盾牌和一支长戟抵罪；小罪则可以罚金；嫌疑犯就放了算了。一个人如果被告，与原告相持不下，只要向国家交纳一束箭矢，就可以走人。这样的话，既可以增加武备，又节省了办监狱的开支，一举两得。齐桓公大喜，拍着案几道：“这下我可以号令诸侯了吧？”管仲摇摇头：“还差一点。”“请先生继续说！”管仲说，搞好内政是为了富国强兵。富国强兵之后，还要注重搞好外交，先和周边的邻居搞好关系，退回齐国侵占的别国的土地，不要收受他国的贿赂，“以亲四邻”。再派游士八十名，前往各诸侯国打探情报，看哪个国家的君主昏庸无道，再发动诸侯联合讨伐他。（齐桓公心里犯了个嘀咕，敢情这号令诸侯，也全然不是想打谁就能打谁，还得挑对象啊？姑妄听之。）通过讨伐“无道”的诸侯，齐国的威望树立起来，再率领诸侯朝觐周天子，尊崇王室。到那个时候，您不想号令诸侯，诸侯都哭着喊着要您来号令了。齐桓公听到这里，一拍大腿，站起来对一直恭候在旁边的鲍叔牙说：“师傅您说得对，就是这个人！”这边，管仲还意犹未尽呢，急忙说：“您……我还没说完呐。”齐桓公笑眯眯地拍拍他的肩膀：“不急，以后有的是时间。”接下来，齐桓公郑重其事地斋戒沐浴三天，在大庙里当着全体官员贵族的面拜管仲为相。据《史记》记载，鲍叔牙极力成全管仲，而且甘居其下。相较于管仲的治世之才，当时天下的人们更看重鲍叔牙的知人善任。【齐桓公和管仲：变法是第一生产力】公元前684年，齐桓公即位的第二年春天，齐军进犯鲁国。齐桓公此举，显然违背了管仲给他订的先亲四邻的政策，遭到管仲和鲍叔牙的强烈反对，但是齐桓公急于称霸天下，执意要出兵。而在鲁国这方面，去年乾时大战惨败的阴影尚未消失，现在齐国大军压境，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一个叫曹刿的人出其不意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史没有记载曹刿的年龄、出身和籍贯，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鲁国的乡下人，听到齐国入侵鲁国的消息，他放下锄头，前往曲阜请求面见国君。乡亲们都劝他：打仗，那是吃肉的人操心的事，你一介草民瞎掺和个啥？古代生产力低下，农民难得吃上一顿肉，一般的士族阶层也很少吃肉。所谓吃肉的人，是指大夫以上的贵族，他们天天可以吃肉。曹刿拍着身上的草灰说：“吃肉的人脑满肠肥、不学无术、鼠目寸光，没有深谋远虑，我这草民不掺和怎么行？”于是不顾乡亲们的劝阻，上路去曲阜了。鲁国没有信访局，自然也没有驻京办之类的截访机构，各地官员也没有截访任务和指标，农民曹刿一路通行无阻，竟然很快就见到了鲁国的最高统治者鲁庄公。简单地见过礼之后，曹刿就直入主题：“您打算依靠什么和齐国人作战？”这还用问，打仗靠的是战车、是兵、是武器、是粮草。但是鲁庄公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这就好比一个成年人被问到一加一等于几，总觉得不应该等于二那样。他想了老半天，眼睛看着地面，战战兢兢地说：“吃的穿的，不敢一个人独享，总要分给别人一些。”说完偷偷看了曹刿一眼。曹刿粗声粗气说：“那只是小恩小惠，范围也有限得很，老百姓不满意。”鲁庄公又想了老半天，说：“那，祭祀祖先和鬼神，摆两头牛就说两头牛，不敢说有三头，诚实可靠。”曹刿整了整腰带，不耐烦地说：“那些也只是小信，鬼神其实并不满意。”鲁庄公头都大了，面上也有点挂不住了，事不过三，再答错一次，脸都不知往哪搁，他深呼吸几次，然后尽量沉缓地说：“大大小小的官司，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但总是本着以民为本的原则，正确对待。”这句话的原文是：“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说句题外话，若能将这十一个字挂在全国公、检、法机关的墙上，也许可以减少某些人的傲慢、粗暴和急功近利。言归正传，曹刿听到鲁庄公这么说，终于笑了：“能够忠于自己的职守，也差不多了，可以与齐国一战。如果开战，请带上我。”鲁庄公长吁了一口气，擦了一把汗，连忙答应。鲁军和齐军在长勺（shuò）相遇。鲁庄公的戎车在去年的乾时之战中被齐军缴获。现在他换了一辆新的戎车，请曹刿和他同车。与国君同车是非常恩宠的待遇，草民曹刿愉快地接受了。两军对阵，鲁庄公想先发制人，拿起鼓槌准备擂鼓进攻。曹刿将他的手按住，说：“不是时候，让敌人先敲。”齐军的鼓敲响了，全体士兵举起兵器，有的敲盔，有的敲盾，齐声呐喊：“风，风，大风，大风。”声势极为浩大。按惯例，鲁军这时候不能在气势上输给人家，也要擂鼓呐喊，两军随之各自发动，战车在前，步卒在后，冲向敌阵厮杀。可是齐军吼了一阵子，士兵们嗓子都有点发甜了，鲁国人还是毫无动静。大风呼呼地刮过鲁军阵地，吹得战旗猎猎作响，除此之外，整个鲁军方阵一片死寂。鲁国人不按常理出牌啊！齐国人没见过这种阵势，本来想跃马进攻，战车又悄然往后退回了起跑线，步卒手里的长戟也握出了汗，大伙儿都不知道对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其实连鲁庄公也不知道曹刿在搞什么名堂，他很想擂鼓进军，可是曹刿将他的鼓槌牢牢抓在手里，就是不给他敲。齐军的战鼓再一次擂响。鲁军仍然纹丝不动。齐军第三次擂响了鼓。站在鲁庄公车上的曹刿松开了手，说：“可以了。”鲁军的战鼓终于轰轰隆隆地响起来。听到鼓声，数百辆战车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冲向齐军阵地，战车后面的步兵也挥舞着手中的利刃，嗷嗷叫着冲过来。齐军先是惊愕，既而骚动，然后像退潮一般溃散。鲁军如同参加冬天的狩猎一般在战场上四处屠杀着齐军士兵，那场景，连一贯温文尔雅的鲁庄公都禁不住在车上面红耳赤地吼起来：“杀啊，冲啊，把齐国人统统杀光！”齐军全线败退。鲁庄公下令全军追击，又被曹刿制止了。他仔细查看了齐军战车留下的车辙，又站在戎车前面的横木上，朝着齐军溃逃的方向眺望了一阵（我们也许搞错了，他原先不是农民，而是乡间杂耍演员），然后才说：“可以追击了。”这一仗以齐国人的惨败而告终。《左传》记载，鲁庄公赢了一场战争，却不知道是怎么赢的，于是很虚心地向曹刿请教。曹刿毫不客气，说：“打仗，比的就是勇气。一鼓作气，是斗志最盛的时候；第二次鼓起勇气，就不如第一次；第三次基本上就毫无勇气可言了。敌人丧失斗志，而我方斗志旺盛，所以能打胜仗。至于追击之前，俯看地上的车辙，眺望敌人的旌旗，那是为了判断敌人是不是故意诱我军深入。我是确定齐军车阵已乱，旌旗靡倒，才敢放手追击的。”我要替曹刿补充说明一下：打仗是件会死人的事，对于双方士兵来说，举起武器冲向敌阵，都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充满着恐惧、颤栗，甚至还有对人生的虚无感。两军阵前战鼓齐鸣、士兵高声呐喊，就是为了消除和掩饰这种恐惧感，增强自身的勇气。一旦鼓起勇气，又被硬生生憋回去，就很难再次振作了，遑论第三次？所以才会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说法。这和现代人结婚是同一个道理。同年六月，齐桓公不甘心长勺之败，联合宋国再次出兵进犯鲁国，两国联军越过鲁国边境，驻扎在曲阜附近的郎城附近。宋庄公已经在八年前去世，现任宋国君主是他的儿子捷，也就是历史上的宋闵公。鲁国大夫公子偃对鲁庄公建议说：“宋国部队军容不整，我军可以避强就弱，先打垮宋军。宋军一败，齐军也就只能撤退了。请您派我攻击宋军。”一向慎重的鲁庄公考虑了半响，没有答应他。当晚月色朦胧，公子偃命令属下将虎皮蒙在战马身上，偷偷打开城门去偷袭宋军。鲁庄公得到消息，连忙动员全军接应他。宋国人果然没有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士兵们在恍惚之中，只见百余头猛虎在营中横冲直撞，惊惧不已，全军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宋国的猛将南宫长万仍然奋勇抵抗，左冲右突，鲁军无人能敌。鲁庄公远远地看见了，取出自己祖传的长箭“金仆姑”，弯弓搭箭，射中了南宫长万的右肩。中箭之后南宫长万被数百名鲁军士兵包围，仍然勇不可挡，直到鲁庄公的贴身护卫遄（chuán）孙加入战团，鲁军才合力将他擒获。宋军的溃败引发连锁反应，齐军见势不妙，连夜撤退。一连两次讨伐鲁国失败，齐桓公刚刚开始的雄图霸业，显然有点流年不利。公元前683年夏天，宋闵公为报去年战败之仇，再一次兴兵攻打鲁国。越来越有战争经验的鲁庄公前率部队迎击，乘宋军立足未稳就发动攻击，一举击败宋军。左丘明对此喜不自禁，在《左传》中记载：举凡战事，敌未列阵就被击溃叫做“败”，敌已经列阵叫做“战”，全线崩溃叫做“败绩”，敌我相当叫做“克”，敌人全军覆没叫做“取”，王室部队失败则叫做“王师败绩”……时隔数千年，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到当年鲁国上下的得意之情。回想去年的鲁、宋之战，宋军之所以速败，同样也是因为军容不整、防范不周。一连两次重蹈覆辙，这位宋闵公的治国治军之才，实在令人担心。相比之下，经历了诸多磨难的鲁庄公显得成熟多了。同年秋天，宋国遭遇洪水灾害，鲁庄公及时抓住这一时机，向宋国伸出了橄榄枝，派人到宋国致以慰问之情，说：“天降大雨，毁坏了庄稼，使百姓流离，我怎敢不来慰问？”对于鲁庄公的好意，宋闵公的答复也相当得体：“因为孤不敬鬼神，所以老天降祸于宋国，还要劳烦您担忧，在此拜谢您的好意！”这里的“孤”是宋闵公自称。按照周礼，诸侯在天子面前自称其名，平时自称寡人，国内有凶事则自称孤。对此，鲁国大夫臧文仲表扬道：“宋国有这样的君主，想必要兴旺了。当年大禹和成汤敢于担当责任，说‘天下有罪，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终成大业；夏桀和商纣将责任全推给别人，不想承担任何责任，结果很快就灭亡。国家有灾难，君主自称为孤，合乎礼制。宋公言辞谦卑，深知礼数，算是不错的啦！”然而没多久，又有消息传出说，那番话并非出自宋闵公本人之口，而是公子御说（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宋闵公的兄弟）代为捉刀写的。臧文仲又感叹道：“这个人有体恤百姓之心，应该当国君才对啊！”事实上，宋闵公不只是治国无道，治军无方，还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口德很差，说起话来肆无忌惮，口无遮拦。随着鲁、宋两国关系的修好，宋国向鲁国提出，将一年前被俘的南宫长万归还宋国，鲁庄公同意了。南宫长万苦战被俘，回到宋国，没有得到一句安慰的话，反而被宋闵公当众奚落了一番：“原来我尊重你，因为你是勇士。可你居然当了鲁国人的俘虏，叫我如何再尊重你呢！”很难理解宋闵公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听起来仿佛仅仅是为了向大家证明自己没水平。一年前那场战争的失败，责任不在南宫长万，而在宋闵公自己身上。现在他不但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当众奚落曾经奋勇杀敌的南宫长万，这究竟是什么心态呢？常言道，士可杀，不可辱。南宫长万虽然是个粗人，但是将自己的名誉看得很重。公元前682年，也就是南宫长万回国的第二年秋天，宋闵公带领群臣到蒙泽狩猎，因为一场棋局与南宫长万发生口角，宋闵公旧事重提，又揭了南宫长万的旧伤疤，戏称其为“鲁虏”。这一次，南宫长万没有客气，拿起石头做的棋盘，一下就将宋闵公给砸死了。接着他又打死了宋闵公身边的几个侍从，闻讯而来的大夫仇牧和大宰华父督也未能幸免。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这场本来没有预谋的个人行为自然也就演变成了政变。宋国的公族子
了一场争吵的风波，这场风波的结果就很暴力了。比起不想被吃的赤蛙，想吃赤蛙的老师内心要经历更慌乱凄惨的一场恶战。孤独的老师想收一个徒弟。波斯语和安南语[7]这类东西，就算老师自掏腰包也不会有人来学。鞍马好不容易找到了唯一一名徒弟。说到安慰栗栖按吉，涅槃大学的梵语老师都比不上他。“既然你有这个水平，就说明你有研究语言学的天赋。”鞍马老师测了测他的梵语水平，就大胆地奉承道。他跟涅槃大学的梵语老师不一样，他不露半丝笑容，所以说的话都像真的一样。“拉丁大学的语言学科汇集了全世界的天才，里面有个男学生，才能和你不相上下。你一年多就能学到这个水平，将来能当上日本的梵语学者呀。”鞍马老师这番话没来由地让按吉感到一切都那么安心。他感觉拉丁大学的天才、安南的哲学家、尼泊尔的国王这些人物仿佛都是自己的朋友。就连鞍马老师自己也觉得，区区日本的梵语学者，哪比得上老子的徒弟呢！然而鞍马老师转过脸看着按吉，说他非常有前途，所以要传授他藏语。他说二十世纪学习佛教的人，首先必须学藏语。梵语和巴利语的文献已然残存无几，但与佛教有关的文献绝大多数都被译成了藏语流传下来。所以要从藏语来探索佛教，不然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二十世纪的学者。不巧按吉已经快要看透印度哲学了，因为他没什么希望开悟。头发差不多也长齐了，一直想着借此机会跟印度那边断了关系，跟法国、德国这种更洋气的地方合作。就在他对印度这一块已经燃不起半点热情的时候，鞍马老师却说即便是他这种专门研究梵语的帝大老师也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字典。原来如此，字典是为供人查阅而存在的，但词语却不是为查阅字典而存在的。查阅梵语和藏语词典有益健康，增进食欲，基本能起到像广播体操一样的作用，但词典却不是以体育器具的名号来售卖的。于是栗栖按吉满头大汗地努力推辞学习藏语一事，但鞍马老师这个人向来不知道别人也有意愿，也有好恶。“不，你听好了。”鞍马老师说道，“藏语不是为佛教而存在的语言。你应该马上放弃你不感兴趣的印度哲学，然后成为一名藏语学者。本来日本能说藏语的也就四五个人，换句话讲，你是第六个。通晓一国语言，就等于征服了该国的领土和国民呀，你说是吧。”鞍马老师这番话说得实在太漂亮了。按吉耳根子本来就软，一说征服了语言就相当于征服了该国的国土和国民，那么如果自己跟女人问路，女人要是回了话，这女人不相当于也属于自己了吗？当然，鞍马老师说按吉有可能成为第六个藏语学者，这话绝非空穴来风——他多半也能推测到，帝国大学的老师不太明白语法，也查不了字典。刚好当时藏语的权威——山口惠海老师发表了一篇文章，根据山口老师的看法，那些自古以来我们一直称作高丽人的朝鲜人是西藏人。如今太秦和琦玉这些据说是高丽词汇的地名源自藏语，神乐、催马乐源自藏语，这篇文章中的语气词“呀”据说也是个下流的藏语词。三番叟[8]是藏语，投投塔拉利[9]整句话也与藏语无异。据说西藏那边如今还在跳跟三番叟基本一样的舞蹈。按吉觉得，如果就这么听了鞍马老师的一番漂亮话，恐怕没什么好事，可藏语既然跟我国古代文化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如就放宽心当那第六个学者也不坏。按吉刚欣然答应接受鞍马老师的藏语教学，老师就干劲十足，把一大堆书本堆到按吉大腿上，说这是教科书，这是词典，这是语法书，这是参考书，这是介绍西藏的书籍，这些全给你。按吉暗自对这些书抱有一丝警惕，因为太臭了。——老师是从书架下半截把这些书匆忙拿出来的，这么说来，这些书已经受过了洗礼。然而学问的精神应该在遥不可及的高远之处，因此即便大腿上的书本确实湿漉漉的，按吉也觉得这些是神秘书籍，所以会出汗。按吉自己说服自己：人们在印度不也用指头尖来擦屁股嘛，所以印度语多少也会有点味儿吧。然而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因缘，藏语真的很臭——老师非常容易放屁。授课途中说句失陪，就跑到走廊，咣一声把门拉上，因此老师用何种姿势在走廊放屁，按吉并不知晓。不过老师通常都会迅速放七八个声音洪亮饱满的屁。不管是深夜还是阴沉的雨天，老师这股声音总是饱满圆润，绝不带有湿气和嘶哑感。完事之后老师大概会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趟，等到臭气充分散去再回来，这算是出于礼节和关心而进行的一种散步活动吧。不久老师就会回到屋里，说句抱歉，然后继续授课。笔者在此必须为日本帝国的国威说上几句：就算帝国大学的老师查不了字典，对日本帝国来说也不是什么羞耻之事，因为即便是拉丁大学的才子也查不了字典。鞍马老师是个热心肠的人，会自己代替学生查字典，就算在按吉面前做上二三十分钟的激烈运动，单词也总不现身。紧接着老师就会说句失陪，走到走廊里放一串屁，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遍，再说句抱歉，抱着字典开始做激烈运动。不出所料，单词还是没现身。当时按吉认为，藏语词典可能是为学者的健康而制造出来的东西，要是一两分钟就能查到单词，就不符合藏语原本的性质了，于是他也从没把老师的激烈运动理解为老师无能的表现。然而老师总是说句失陪就跑到走廊，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趟，再回来说句抱歉。按吉觉得老师的这份礼节太可怜，太可悲了。于是按吉有一天说道：“老师，请您放屁不用在意我，这样我会不好受。”这之后，鞍马老师起身打算开门出去放屁，手往拉门上一扶突然想起按吉这句话来，就转过身说了句“那我放了”，像往常一样对着拉门放了七八个屁。于是之后这方法就成了惯例。然而按吉却发现了一件能够一口气颠覆以往定论的事，就算是见多识广的风来山人[10]也会不懂装懂地下定论。从古至今都有定论说，响屁不臭，可是鞍马老师的屁声洪亮，味道能把臭鼬都给熏昏过去。也就是说，老师会在走廊走那么几趟，多半自己也十分清楚这屁有多臭。老师放屁这件事似乎让他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厌世情绪。这授课再持续一年的话，恐怕按吉最后就得厌世自杀了。不过多亏上天保佑，按吉捡了一命。上天的保佑是从鞍马老师失了童贞开始的。鞍马老师在花之巴黎都没失去童贞，对马来的裸女也是闭目无视，堂堂正正守着处男之身平安无事回了国，却偏偏栽在廉价的妓女手上，轻轻松松，一笔勾销了三十几年的童贞。结果鞍马老师也因为一些原因完全厌世了。（原因如下）老师对按吉说道：“我说，你不觉得性交其实没什么意思吗？哪里有什么快感啊。你也这么觉得吧。都把我当傻子耍。我一直深信，只有那个时候才会有一种用尽世上语言都表达不清的神秘的感觉。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像活在谎言之中。我已经对都市的生活厌倦透顶了。我要回故乡，一个人思考一阵子。”鞍马老师本身太神秘了，按吉不太理解老师厌世的逻辑和内容。他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要忍耐三十几年也不去体验这种用尽世上言语都表达不清的神秘感，也不明白为什么期待落空了就要回老家。老师悲叹自己这辈子都活在谎言之中，但按吉完全不明白是谁以何种方式一直在欺骗他。根据老师的这番惨痛的悲叹，老师可能是误会了什么才打算记住所有的词汇，拼了命地学习，也就是说，他以为那件用他毕生所学语言都无法表达明白的事物实际上已经在某处体现出来了；或者老师虽然守了三十多年的处男之身，事实上脑子里一年到头都想着那件事。按吉已经完全搞不清楚了。虽然有一堆事情没搞明白，但对按吉而言，他只深刻认清了一个非常明朗的事实：总之他捡了一条命。他感觉心里的阴云都消散了。于是他衷心感谢上天让老师失去了童贞，这样一来，他的心一时之间也有些飘飘然了。他甚至还若无其事地考虑一些忘恩负义之事，比如跟那个与老师交欢的妓女道谢。当然，幸亏老师失去了童贞，使得我光荣的大日本帝国少了一个奇怪的藏语博士。这也是一件值得国民举杯同庆的无名之功。在那以前，在一个叫泉州界[11]的城里有一个雅号社乐斋的俳句诗人。他学了如何成仙的秘药方子，花了半年炼制丹药，早晚服药，觉得自己差不多掌握了飞行之术，就从屋顶上跳了下来，结果把腰骨给摔断了。传说自那以后，人们就把硬要干办不到的事叫作“不知天高地厚”[12]。按吉偶尔在深夜胡思乱想时，会突然觉得：我该不会是那个社乐斋的后裔吧？进而深深感觉到心里特别没底。这么年轻就想要开悟，再怎么说也不像是思虑周全的人会有的想法。首先，悟这东西怎么会悄无声息地藏在词典等书籍里呢？原来也有个和尚怀着悟藏于书的思想，带着猴子大王和猪精等人去天竺取经，然而旅途艰险，命悬一线。按吉只不过是在电车上一路摇晃着去学校而已。首先，大家可以看看印度的哲学家们。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脑袋一热突然出家的。他们每个人曾经都是让警方束手无策的大恶人，净是色胆包天的大色狼，到了不惑之年，脑子里除了女人装不下别的。佛教首屈一指的大哲学家也立下悲愿[13]，要潜入后宫侵犯上千美女，愿望基本实现之后，他才终于动了皈依佛门的念头。更有甚者，一名大哲学家在侵犯母亲之后终于决心皈依佛门。不仅如此，这位老师还在大彻大悟，被大家誉为当代大圣人后，做了个与天女结婚的梦，还梦遗了。这事儿被他的徒弟发现了，一帮人把他围起来诘问他，他却装模作样说什么圣人也拿做梦和生理反应没有办法。弗洛伊德[14]要是听了这话，估计会揍他一顿。虽然这些哲学家彻头彻尾都是一些品质恶劣的圣人，但按吉每次把自己跟社乐斋联系起来，心里暗自没底的时候都会纠结于这件事。虽然社乐斋怎么也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仙人，但大恶人确实有可能变成圣人。话又说回来，日本的和尚事实上也是彻头彻尾的恶劣之徒，但他们的恶劣跟印度哲学家的还不一样。出席佛教讲座，老师们脑袋都很凉爽，其中还有管长[15]猊下[16]，都披着袈裟莅临教室演讲，一副一切皆空的态度，悠然自得，宛若天地般看透世间百态似的。他们能淡然解说通悟的哲理，但从他们的话语中，却怎么也感觉不到开悟的明朗、希望，以及这类东西的爽快感。于是按吉只能确信障碍因素不在于哲理本身，而是解说这些哲理的老师们人格（说得再确切些，是肉体）有问题——其实按吉也很清楚地感觉到了，问题只在于他们的肉体。其实，这感觉很黑暗。不知怎的，有种徘徊在人肉市场[17]中的苦闷感。别扭，阴森。有那么几次，按吉曾经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气沉丹田，怀着充分觉悟去拜访高僧。听说和尚会毫不客气地敲人脑袋，甚至打上三十棒[18]。这可不同于打一两棒，所以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觉悟。这种时候，连太阳也为之阴郁，就算选个万里无云的日子出门，途中心情也会沉重憋闷。高僧们碰到按吉这种书生，基本都会愉快接待，见到以后，也会轻易聊到一起去，路上的不安通常都会云消雾散。于是各位高僧都会跟按吉分享他们各自开悟后的喜悦之情。不过即便在这里，按吉也还是有一种徘徊在人肉市场中的苦闷感，只有这种感觉跟在教室里没什么两样。不知为何，按吉每逢拜见这种有威信的高僧，首先就会突然感觉到他们的肉体，而不是人性和心灵。这世上虽有“慈颜”一词，但想要实际体会到这个词，首选就是去拜见高僧。也就是说，高僧们的肉体总是慈眉善目，宛如春风，这梅花绽放般的和煦春风将人们包围。于是，直到告辞之前，这副慈颜都会一直充斥在按吉的眼前。然后，肉体的慈颜就会面带微笑友好地开导按吉。这副慈颜笑眯眯地说：“美女不过白骨。”有时候又会反过来，天真无邪地微笑着说：“不，美女这种丰满的肉感也挺不错的，要是能摸一下，估计真能长寿呢。”住在长屋[19]里的八先生一年到头也叨念这个。不过长屋的八先生完全没有开悟，所以说这种话的时候眼神中都充满了下流的色欲，用言语简直无法形容。不过说真的，虽然八先生没个正形，面带淫笑、嘿嘿嘿地拍着自己的脑门儿，还会忽然重新盘一盘二郎腿，但只要一听八先生说话，就完全不会在意他的肉体了，就连按吉自己也会马上就笑眯眯地，比八先生还要没个正形，重新整一整坐姿。反正大家都是不开悟的人，没办法。两人经常忘了时间，从深夜聊到黎明，就算没喝酒，第二天也会宿醉。按吉听高僧讲话却听不到这个份儿上。自己没法马上就面带笑容，轻易产生共鸣。高僧的肉体以及慈颜，会和话语一起，先于一切慢慢渗透到按吉的脑海中来，把脑子往两边拨开，盘腿坐下。按吉不禁想要掩住双目，结群上涌的开悟毒气侵袭了他，他偶尔还会瞬间心生悚然。这时候栗栖按吉交到了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叫龙海，是个正统和尚。他虽然不是高僧，却有着一具瘦弱的肉体，跟高僧一样经常讨论女人，但因为完全与开悟无缘，也就没有丝毫慈颜的影子。龙海本应在和尚学校学习当和尚的知识，却老想着金盆洗手，他绝不参加什么和尚讲座，还说想当一名画家。偏偏龙海又是贫穷山寺的孩子，学费非常拮据，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实在买不起油画用具。他用水彩和蜡笔画了一整个旅行箱的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画的全是女人。不是按吉小看龙海，在他的想象中，和尚画的多半是南画[20]这类山水画，总之应该画的多半都是风景。于是按吉震惊了——倒不如说是惊叹了。这些画，画得并没有多棒。按吉看完了几百张画，没有一张是风景画，全是女人，就连一朵花都没有看见。“因为我的脑子里除了女人什么也想不了……”龙海看到按吉震惊的样子，整张脸突然涨得通红，低头说道。龙海是正统和尚，就算关系再怎么好，说话也都十分客气礼貌。龙海身形瘦弱，感觉一阵风就会把他刮跑，可他心里却一直藏着一个执着又顽固的念头——一定要买套油画用具给他们瞧瞧！决心虽小，却毫不动摇。于是他为了每顿饭能省下八钱[21]，每天都去非常远的食堂吃饭，上下学也徒步走上四英里[22]路来攒钱。后来钱差不多快攒够了，他正打算去买油画用具的时候，却得了盲肠炎住院了，医学博士一口断定他身体太弱了，他攒下的这点钱也就全用光了。龙海意志消沉，感觉前途无望，然而有一天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因为他偶然认识了一个从法国回来的流浪画家，从这个画家口中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据说只要能设法去到巴黎，就算没有一分钱，也能在学习绘画的同时靠副业来维持生计。这是画家自己的经验之谈，对龙海而言，非常有说服力。自那天以后，自听到那话开始，龙海就突然变成了攒钱鬼。一天三顿每顿八钱的饭也减到两顿，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晃晃悠悠来上学，饿了就喝水，捡到的钱也自己攒起来。“今天，我捡到了五十钱。马上，我就给攒起来了。”龙海捡到钱，必定会跟按吉坦白，满脸通红，低着头坦白。龙海心里肯定觉得，自己必须找个人坦白才行。比起跟警察坦白，跟按吉坦白更合适。虽然龙海不会一捡到钱就立刻跑去邮局存上，但他一年到头怀里都揣着存折。于是龙海就怀着这种绝不退缩的决心开始积累偷渡到巴黎的路费了，同时也一下子达到了营养不良的极致，整个人呈现一副死相。按吉很担心。他有种不好的预感：这次可不是得个盲肠炎就能收场的。恐怕龙海一攒够这笔他朝思暮想的钱，就会过了鬼门关，只有魂魄咬牙切齿地飘往巴黎了。然而龙海很镇定，为了达到目的，他根本不在乎什么营养不良。这时刚好发生了一件事。龙海有一位和尚前辈，大概四十二三岁，在其所属宗派里已经是位名人了。这位学长是管长的随从，大家都把他看成管长（具体哪一代不清楚）的候补人选。由于某种机缘，这位前辈有一天拉着按吉和龙
的躯体，贯穿至未来。──三岛由纪夫凡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成名作《白痴》等多篇代表小说，以追求生命的救赎和人心的回复为主题，笔触生动而流畅，极具感动性和可读性。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明台白痴那房子里曾经同住着人、猪、狗、鸡，还有鸭。各自的住处和吃食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有一栋十分歪斜，好似仓库的小房，楼下住着房东夫妻，阁楼则租给了一对母女，女儿怀了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伊泽租的屋子是一间跟主屋分开的小屋，据说房东害了肺病的儿子曾在这里住过，这屋子给害了肺病的猪住也不为过，不过壁橱、厕所、柜子还是有的。房东夫妻是开裁缝店的，两人既是镇里的裁缝师傅（所以让害了肺病的儿子住在别的小屋），又是镇议会的议员。租户的女儿原本是镇议会的办事员，据说原先睡在镇议会事务所，除了镇议会的会长和做裁缝的房东以外，跟所有干事（十几人）都不偏不倚地睡过，也就在那期间珠胎暗结。于是镇议会的干事们一起凑钱，打算在阁楼里把孩子处理掉。然而万物皆有用处，干事里有一人是开豆腐店的，女人怀了孕缩在阁楼里以后，只有这个男人还过去找她，最后女人就被默认成这个男人的小妾了。其他干事知道了这件事，立马就不凑钱了，认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应该让开豆腐店的来负担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有七八个人也都不愿意掏钱（每人五日元），有开蔬菜店的、开钟表店的、地主以及开其他店的，女人至今还气得跺脚。这个女人长着一张大嘴和两个大眼珠子，却骨瘦如柴。她嫌弃鸭子，只愿意给鸡喂点残羹剩饭，然而鸭子会从一旁抢食吃，所以她每天都怒气冲冲追着鸭子跑。她前面挺着大肚子，后面撅着大屁股，那奇妙的姿态跑起来活像一只鸭子。裁缝师说，小巷的出口是一家香烟店，里头住着一个足有五十五岁，涂着白粉的老女人。据说她把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情夫赶了出来，正苦恼是找个中年和尚还是找个中年店主来补缺，因此只要年轻男人去后门买香烟，她都会卖给他们一些（然而是黑市价格），所以您（指伊泽）也可以从后门买买看。不巧伊泽工作单位那边有补助，不用麻烦那个老女人就解决了。斜对面派米处的后面住着一个寡妇，手里有点小钱，有两个孩子，一兄（工人）一妹，这对亲兄妹却有着夫妇之实。寡妇觉得这样最终更省钱一些，也就默认了，然而这期间哥哥却有了别的女人。于是寡妇就不得不把妹妹嫁出去，寡妇给妹妹找了一个远房亲戚，这个亲戚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妹妹就吃了老鼠药。妹妹吃完老鼠药，来了裁缝店（伊泽租的屋子）学习，随后开始难受发作，结果就这么死掉了。当时镇里的医生给开了张心脏麻痹的诊断书，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哎？是哪个医生能给开这么管用的诊断书啊？”伊泽惊奇地问道。裁缝店家却一脸震惊，反问道：“什么？医生不都这么干吗？”这附近林立着一栋栋廉价公寓，其中有一部分屋子里住着小妾和妓女。这些女人没有孩子，又有一个共性——会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因此管理员也就很喜欢她们，也就从没在私生活混乱、德行败坏等方面找过她们的碴儿。公寓起码有一半都是军需工厂的宿舍，里面还住着一群女子挺身队，里面有某某部门谁谁的情人，科长阁下的战时夫人（就是说真正的夫人还在逃难呢），重要人物的二奶，怀着孕带薪休假的挺身队队员。其中还有“每人五百日元”[1]的小妾，这小妾自己建了一栋房子住着，深受众人羡慕。据说还有做着杀人营生的满洲浪人，其妹是裁缝店的学徒，浪人隔壁住着一位按摩师，按摩师隔壁住着得了裁缝师银次[2]真传的行家，再往里住着一位海军少尉，这位少尉每天吃鱼、喝咖啡、吃罐头、喝酒。这一带往下挖一尺就能冒出水来，想建防空壕也建不了，只有这位少尉用水泥造了一个比自己家还气派的防空壕。另外，伊泽上班路上有一家百货商店（木制二层小楼），一楼因为战争进不到货而歇业了，二楼则终日开着赌场，赌场的负责人占领了几处国民酒场[3]，终日烂醉如泥，瞪着排队的民众们。伊泽这个男人，大学毕业后就当了报社记者，接着又成了文化电影[4]的演员，只是个见习工，并没有单独出演过电影。活到二十七岁这个年纪，理应对人生的阴暗面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一些政治家、军人、实业家、艺人的内幕，然而伊泽却没想到，这条被郊区的小工厂和公寓包围的商业街竟会是这样一种生活状况。伊泽问了问裁缝师，说是不是因为一直战争才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裁缝师却用哲学家般的神态一脸平静地回答道：“没有，这个呀，这一带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啦。”然而，这里面最大的人物还要数伊泽的邻居。这邻居是个疯子。这疯子相当有钱，却特地把房子建在小巷尽头，可想而知，这也是出于疯子的考虑，好避开那些他极度厌恶的小偷和闲杂人等。要说为何，因为摸到小巷尽头，进了院门，看了一圈都找不到供人出入的门口，只能看见嵌了窗格的窗户，这房子的玄关在房子的背面，跟院门处于正相反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围着房子绕一圈是走不到的。这样一来，无端闯入的闲杂人等就会断了念想，还能趁闯入者寻找玄关的时候摸清该人身份，起到预警和牵制的作用，因为邻居不喜欢浮世间的诸般俗物。这房子是二层小楼，房间相当多，就连无所不知的裁缝师也不大清楚这房子的内部结构。疯子三十岁上下，有个老妈，有个二十五六岁的老婆。有人说这一家子里面只有当妈的还属于正常人，但这当妈的却有相当严重的癔症，是镇上唯一一个对配给物资不服而光脚闯入镇议会的女中豪杰。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某个幸福美满的年头，疯子动了念，置办了一身白衣就踏上四国遍路[5]的旅途了。当时疯子在四国的某个地方跟白痴女人意气相投，就把女人当作遍路的纪念品娶回了家。疯子是个仪表堂堂的好男儿，白痴老婆也有着正经家庭的正经小姐该有的优雅品行，细细的双眼透着阴郁，面容如能乐面具般美艳，又宛如瓜子脸的古典人偶。两人并排站着，远远望去，看起来就是俊男美女，还是极有文化教养的一对璧人。疯子戴着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时常挂着一副读破万卷诗书的忧伤面容。某一天这条小巷有场防空演习，正是太太们积极活跃的时候，这男人没穿袴服，身着便装出来参观，边参观边哈哈大笑，不久又忽然换了一身防空服装，从一人手中抢走了水桶，同时发出了“耶”“呀”“嚯嚯”等好几种奇妙的叫声，架起椅子爬上了围墙，站在屋顶上发号施令，紧接着开始了一场演讲（训话）。伊泽到了这时才发现这男人是个疯子。虽然之前这位邻居时不时就会翻墙闯进裁缝家的猪圈，把剩饭桶里的剩饭全都倒出来，顺便拿石头扔人家家养的鸭子，前一秒还一脸若无其事地喂着鸡，下一秒就突然把鸡踢飞。伊泽还以为他大有来头，因此一直安静地跟他互相行以默礼。不过，疯子和正常人是有所不同的。要说哪里不同，那就是疯子本质上比正常人更加谨言慎行。虽然疯子想笑的时候会哈哈大笑，想演讲的时候会演讲，会向家鸭扔石头，会花两个小时来戳猪的脸跟屁股，不过他们本质上非常害怕别人的眼光，一直在私生活的主要部分慎之又慎，费尽心思地要跟他人断绝关系。从院门进来绕一圈才能找到玄关也是这个道理。他们的私生活基本没什么动静，也很少跟别人说一堆没用的废话，多是思想层面的活动。小巷的一侧是座公寓，一年到头都洋溢着流水声和太太们低俗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是压在伊泽的小屋上。这座公寓里还住了一对妓女姐妹。姐姐接客的晚上，妹妹就不停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妹妹接客的晚上，姐姐就在深夜的走廊里来回走动。只有疯子想笑就哈哈大笑，所以别人都一直当他是异类。白痴老婆特别安静老实。总是战战兢兢地在嘴里嘟囔些什么，说的是什么也听不太清，就算能听清说的是什么，也不清楚她想表达什么意思。做饭也是，连米都不会煮，如果硬叫她做，应该还是能做的，不过要是因为她犯错而冲她发火，她就会战战兢兢地犯下更多错误，就算去拿配给品，她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只会呆站着，都是由其他街坊邻居来帮忙。大家都说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也很正常嘛，不能要求她太多。而疯子老妈就大大的不愿意了，怒道：“一个女人连饭都不会煮！”平时还是一位有节制有修养的老太太，不管不顾地就大犯癔症，疯起来其凶猛程度不亚于疯子，三个疯子里，就数老太太吼叫起来最吵闹，最病态。白痴女人怯生生的，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经常都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连人的脚步声都会把她吓一跳，伊泽嗨地跟她打声招呼，她反而会愣在原地不动。白痴女人偶尔会来猪圈。疯子向来都是像进自己家门似的光明正大地闯进这里，向家鸭扔石头，来回戳猪的脸，然而白痴女人却总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逃到猪圈的阴暗处屏息藏身。换句话说，这里是她的避难所。这种时候，邻居家里多半就要响起老太太鸟叫般的喊声了——“治代！治代！”每当这时候，白痴的身体都会僵直或是抽搐，来来回回像虫豸一样挣扎许久后才不得不开始行动。报社记者和文化电影的演员之流都是贱业中的贱业。他们只了解时代的潮流，他们全部的生活就是不落后于时间的脚步，自我追求、个性、独创性这类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则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日常对话中充斥着自我、人类、个性、独创等词汇，而极少谈到公司职员、官吏、学校的教师。然而这些只存在于口头上，他们是那种会散尽家财讨女人欢心，说出“宿醉的痛苦才是人类的烦恼”这种话的滑稽之人。啊！感谢红太阳，感谢兵士们[6]，我眼眶不由得一热，咚当咚当的轰炸声，忘我地趴在地上，砰砰砰的机枪声，他们绝大多数都痴迷着那些没有思想高度，甚至没有一行能给人实际感受的虚构文章，自以为把这些文章拍成电影就是在体现战争了。也有人在军部检阅时说写不出来，然而会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心里想到了其他具有真实性的文章，文章自身的真实性和实际感受跟检阅没有关系。总之，这帮人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只是一群没有内容、空虚的人。他们顺着时代的潮流从右到左今朝有酒今朝醉，拿通俗小说里的表现手法当榜样，以为这就是表现时代的手法了。事实上，时代只不过是浅薄愚劣之物。这场颠覆日本两千年历史的战争和失败，跟人类的真实性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整个国家的命运全系在最为稀薄的自省意志和暴民的妄行上。只要在部长和总经理面前提起什么个性、独创，他们就会背过脸去，言外之意仿佛在说蠢货。感谢兵士们，啊！感谢红太阳，我眼眶不由得一热，OK，报社记者就是这么点玩意儿，事实上，时代就是这么点玩意儿。师团长阁下训话足足花了三分钟，有必要写长一些吗？需要把职工们每天早上像祈祷似的唱了又唱的古怪歌曲一五一十地写清楚吗？当他们问部长这些问题时，部长就会唰地把脸扭过去，啧啧舌，又突然转过头来，把高级香烟噗嗤一下按灭在烟灰缸里，瞪着他们吼道：“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只有新闻才是真实的！”演员拉拢演员，策划部门员工拉拢策划部门员工，拉帮结派，创造出一个跟德川时代的侠客一样的情谊世界，用热情世故来处理才能，创造了一套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的排序制度，然后根据这一制度来维护各自的平庸，把艺术的个性和天才引发的争霸视为罪恶，自以为这是违反劳动工会规定的，还根据相互扶持的精神完善出了一套用于救济才能匮乏的组织体系。在内是才能匮乏的救济组织，在外却是酒精的获得组织，这伙人占领了国民酒场，每人灌下三四瓶啤酒就酩酊大醉，然后就开始谈论艺术。他们的帽子、长发、领带、上衣都是艺术家，但他们的灵魂和本质却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伊泽相信艺术的独创性，放弃不了个性的特殊性，不仅无法在人情世故制度中得以安歇，还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憎恨该制度的平庸性和低俗卑劣的灵魂。他是这伙人中的局外人，就算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也不会回应他，甚至还有人会瞪他。他鼓起勇气闯进总经理办公室。“战争跟艺术性匮乏在理论上有必然性吗？还是说这是军部的意思？光拍现实的话只要有相机和两三根手指就绰绰有余了。要根据怎样的角度来对其予以裁决，将其构成艺术——我们艺术家正是为了这一特别的使命而存在……”话才说到一半，总经理就扭开了脸，非常不高兴地吐了口烟，用一脸“你为什么不辞职，难道怕被拉去当兵”的表情开始苦笑，随后又换了一种表情，仿佛在说：“你只要照着公司的计划卖力做好普通工作，能靠这份工作拿到月薪就够了，别想些多余的事儿。”他一句话也没回伊泽，做了个“滚回去”的动作。这不是贱业中的贱业又是什么呢？有时候伊泽甚至想，干脆咬咬牙去当兵算了，如果能从思想的苦楚中解脱，那么子弹和饥饿简直就像太平乐一样美好。就在伊泽的公司策划《守住拉包尔！》和《飞向拉包尔！》并制作剧本的期间，美军已经越过了拉包尔，登陆塞班了。《塞班决战！》的策划会议还没结束，塞班就失守了，美国飞机已经开始从塞班飞到人们的头顶上了。于是他们制作出了《如何扑灭燃烧弹》《天空冲撞》《土豆的种法》《一架都不能放回去》《省电和飞机》，真是不可思议的热情。一部部植入了无尽乏味的奇妙电影陆续出炉，胶片不够，能动用的相机越来越少，艺术家们的热情呈现出极度狂躁的状态，《神风敢死队》《本土决战》《唉！樱花散落了》，他们就像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似的，诗情翻涌。一部部如白纸般无聊透顶的电影得以诞生，明天东京就要成为废墟了。伊泽的热情死了。早上睁开眼，一想到今天又要去公司就犯困，正迷迷糊糊呢，预警警报响了，坐起身，缠上绑腿，抽出一根烟，点着火。心里想着：唉，辞职的话，这烟也没得抽了。有一天晚上，已是深夜，伊泽好不容易赶上了末班电车，因为私人铁路已经停运了，他就走了好长一段夜路才回到了家。打开灯，惊奇地发现自己从不收拾的床铺不见了。从来没有人在他出门后给他打扫过屋子，也没有人进过他的屋子，因此他很是诧异，打开壁橱一看，发现白痴女人在叠放整齐的被褥旁藏着。女人用不安的双眼观察着伊泽的脸色，把脸埋进了被褥间。她看伊泽没有生气，于是安下心来，与伊泽亲近了许多，镇定得令人吃惊。女人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着什么，问她在念叨什么，她又说得极为模糊简要，语言也组织得断断续续，嘴里净说一些跟伊泽毫不相干的事和一些自己介怀的事，伊泽没问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多半是女人挨骂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就逃到了这里，考虑到尽量不要吓到白痴女人，伊泽就没多问，只问女人什么时候从哪儿进来的。女人咕咕哝哝说了一堆令人费解的话，最后卷起一只袖子，摸着手臂上一处地方（那里有一块擦伤），说什么我很痛，现在还在痛，刚才也很痛，诸如此类的话，因为女人把时间分得很细，所以伊泽好歹弄清楚了她是入夜以后才从窗户进来的。女人又表示自己光脚在外面四处走，脚上沾了泥土，进来以后把房间踩脏了，对不起呀——这意思当然也是伊泽来来回回转了无数个死胡同以后，才从女人的自言自语中总结判断出来的，就连这句“对不起呀”也没法肯定是在道哪门子歉。伊泽不好大半夜把邻居敲醒，还一个惊惧至极的女人给他们，话虽如此，要是留女人住一宿，天亮了再把女人还回去，不知又会产生怎样的误会。因为对方是个疯子，所以伊泽连后果都没法想象。管他呢！伊泽心里不知怎的竟涌出了一股子勇气，虽说这股勇气的实质只不过是伊泽对白痴生活方面的感情麻木所抱有的好奇心、刺激，以及魅力诱发的产物。伊泽告诉
派图赖率其令人胆寒的精锐骑兵沿黄河南岸横扫河南北部。这一地区是大小寨主及黄士欣、张有声等大顺军残余，浙江冒险家陈潜夫等南明将领竞相争夺之地。在迅速挺进的清军面前，大顺军和大量寨兵的阵地完全崩溃了。图赖的人马刚一出现，黄士欣和张有声便望风而逃。15个大寨及全部士卒百姓都向图赖投降了。黄河沿岸100公里内的地区全归了清朝。然而，到12月，将战线拉得过长的两路清军都遭到了阻挡。在西线，河南怀庆附近的大顺军残部发起了反击，打败了清将金玉和，并攻打了黄河北岸的许多地区。为防止大顺军突破清军防线，多尔衮及清朝不得不下令多铎主力撤回黄河一线。同时，向东挺进的图赖部也开始遭到南明军队的顽强抵抗。其中有刘洪起的寨兵；现由张缙彦率领的攻夺开封的陈潜夫部明军；在张缙彦军背后还有驻守睢州的许定国部四五千人马；以及由当地豪强李际遇率领的兵力与许定国相当的玉寨军。多铎主力部队只有1万人，无法与这些军队抗衡。只要南明军队守住睢阳，至关重要的两淮及长江下游防区就可保无虑。只有两种状况可能改变这一局势：一是大顺军被彻底赶出陕西，清军得以从西北调出增援；二是睢州一线守军反叛，使南明某个主要将领丧失信心和畏缩动摇。这两种情况终于在1645年初的几个月中出现了。其直接原因是：清政府与北直隶，及山东抗清势力极为成功地达成了和议，并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领了山西和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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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秉等史家特别重视这一点，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3页，引文秉：《甲乙事案》。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认为，文秉的记叙十分精彩，但有武断之处，不完全可靠。?南京既是保卫江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又是作为北方城市之粮食基地的南直隶的首府。南京虽设有与北京中央政府大致相同的官僚机构，但缺少像北京那样强有力的京城防御体系。南京政府最重要的官员是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及五军都督。斯特鲁弗：《南明》，第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72页。?陈子龙上任后，欲重返浙江，继续组织修建防御工事和贮备弹药。但他尚未启程，北京与南京的联系便中断了。他不知道北京已于1644年4月25日落入李自成之手，故回到松江，看望生病的祖母，并与朋友商定保护太子顺利南下的方案。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12—114、125—127页。陈子龙提出组建一支万人水师，北上天津，迎接太子，然后护送太子由水路南下，以避免陆路旅行的艰难和危险。褚华：《沪城备考》第四卷，第11页；王云五等：《大清一统志》，第958页（第八十四卷，第1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37—240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56—261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认为，祁彪佳已得知这些计划，但他当时既无能力，也无权力将其付诸实施。甚至在出任苏州巡抚后，他也未能将志愿勤王部队与正规军结合起来。?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消息继续南传，6月25日传到福州，“乡村老幼男女莫不流涕。”海外散人：《榕城纪闻》，第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3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这些官员是：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工部尚书程注、右都御史张慎言、兵部侍郎吕大器、翰林院学士姜曰广、太常卿何应端、应天府尹刘士祯、鸿胪卿朱之臣、太仆丞姚思孝、吏科给事中李沾、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御史郭维经、御史陈良弼、米寿图、周元泰和明王室成员朱国昌。这一众所周知的名单是由几种资料汇集而成的，见于《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3页。?明朝末年，南京最重要的官员是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大将军）、五军都督和户部尚书。斯特鲁弗：《南明》，第4页。?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是举人，曾任地方官。父亲史从质是秀才。一位祖叔伯、一位叔伯及两位堂兄弟都在锦衣卫任职。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法生于1601年（据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或1602年（此说较可信，见《史可法传》，第99—106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1—7页对此问题作了很好的研究，尽管有时过分强调史可法与左光斗的关系。据一些资料记载，史可法曾在左光斗殉难前秘密探望过这位著名的东林党人，并受到要继承东林党事业的教诲。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67—68页。?《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076页。扬州史可法祠中的史可法塑像，其面孔颇似猿猴；大耳厚唇、面颊上有深深的皱纹。虽不英俊，却沉郁威严。朱文长《史可法传》卷首插图。?此处及后文有关史可法的资料主要引自《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07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51—652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8—7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40页。?八_零_电_子_书_w_w_w_.t_x_t_8_0._c_o_m关于史可法的安庆防区，见邓尔麟：《嘉定忠臣》，第18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32页。?12月，史可法通过弹劾闲散官员和制定新的编制，对南京的军队进行了整顿。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同上书，第43页。?同上书，第56—57页。史可法出任南京兵部尚书后，还向朝廷推荐了几位官员任军队将领。其中著名的有吴甡和张浩然。他认为，除了已经战死的洪承畴，吴甡也是天下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3页。?㈧_○_電_芓_書_Ｗ_w_ω_.Τ_Χ_t_捌_０.c_Ο_Μ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28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8页。后来，地方义勇的首领被告知，非正规军不在动员之列（此项知识得自私人通信，见《明季南略》第四卷，第48页［“台湾文献丛考”本第一册，第115—118页］）。?“司马”一词出自《周礼·夏官》“大司马”条。司马掌兵事，并掌行事之禁。他们通晓九伐之法，尤其是九伐最后一条，“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四方”一词在《诗经》中指“华夏之民”。?彭孙贻：《平寇志》第三册第十卷，第8页。?关于1643年明军在淮河地区明军劫掠之事，金声在书信中作了生动描述。见金声：《金忠节公文集》，第12—14页。?姚广孝等编：《明实录》第十七卷，第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1页；《淮城纪事》，第133页；应廷吉：《青磷屑》，第3页；夏允彝：《续幸存录》，第68页。刘泽清为诸生参加乡试时，曾因口角将一名官府侍从殴毙。?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91页（第二十一卷，第1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7—8页。黄得功大胆鲁莽，故有“黄闯”绰号。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3页。?《贰臣传》第七卷，第26—27页；《明史》，第3022、3066页。刘良佐被认为是很有能力的将领。因作战时常骑一匹花斑马，人称“花马刘”，其实是个无知而又贪婪的人。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3页。?《明实录·崇祯实录》第十七卷，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10—411页；《淮城纪事》，第133页。?应廷吉：《青磷屑》，第3页。当地居民也惧怕大顺官员，因为后者威胁他们说，若不服从其统治，便率闯王军队撤离（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明朝末年，徐州多次受到农民军的攻击。1637年秋，一支来自苏州的10万人的农民军驻扎在徐州以南70公里处，曾袭击过此城。1640年，该城一度被占领，很多士绅被杀。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6、7页，“万补”第2—3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41页。徐州虽被黄希宪放弃，但淮河附近的房村驻军拒不投降。该军通判、著名作家和诗人凌濛初进行了英勇抵抗，后兵败被擒，不屈而死。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930—933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一卷，第25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41—42页。?《明史》，第3103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淮城纪事》，第133—135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许兆椿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第44页。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尤其在20世纪，整个江北地区到处都有地主的庄园堡垒和三五十人的私人武装。太平洋关系学院：《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第11—1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78—8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在坚决惩治大顺官员方面，能与路振飞相比的是淮安巡按王燮。5月6日，王燮毫不迟疑地处死了北京派来接管淮安的“伪官”。此后，“士民恃以屹然”，完全相信王燮和路振飞将会保护他们免遭农民军之扰。此后不久，一位更为重要的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淮安。此人就是在河南投奔李自成，并成为大顺政府中重要人物之一的吕弼周（1628年进士）。他带来一份布告，令当地官员承认他的权威。但王燮将其逮捕并加以审讯，将他斥为“乱臣贼子”。吕弼周拒绝回答王燮提出的有关李自成的问题，王燮——他曾是吕弼周的学生——便将他转交路振飞处置。5月20日，路振飞令一队弓箭手将吕弼周射死——射中一箭赏银一锭——而后又下令碎尸。这种公开执行死刑的作法在淮安十分常见，从而加强了路振飞对该城的控制。文秉：《甲乙事案》，第34—35页。?这里的人们也惧怕马士英部的逃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谈迁：《国榷》，第6088页；《明实录·崇祯》第十七卷，第1页。文秉的记载略有不同：金声桓所记相同，但周仕凤仅被称为士，仕尔敬则记为周原敬。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北略》，第66—71、79—8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7页；谈迁：《国榷》，第6074页。这场斗争被后代史学家们夸大了。当时支持潞王的官员比后来的评论者所说的要少得多（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斯特鲁弗：《南明》，第2页。?对皇室贵族和勋贵应加以区别，前者是皇室男性成员，后者是勋臣和外戚。这些人只受虚封而无实土。王毓铨：《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第91页；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31页。?顾诚：《明代的宗室》，第5页。克劳福德统计的数字则更高，据说1594年皇室宗亲多达16万人。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35页。?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7—28页。?1591年，山西临汾县全年税收的最大开支是支付亲王和皇室宗亲的俸禄（占田税谷物的48.5％和地税银的39.2％），其次是军饷（占税粮的37.1％和税银的36.2％）。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78页。?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6—27页。?阿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40—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37页。到崇祯时，很多皇室宗亲甚至穷得无钱娶亲。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049页（第一七九卷，第5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页。?“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之国也就是就藩。他们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宏大的王府和丰厚的赡养，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他的所在地。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页；又见于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59页；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31页。?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108页。?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40—41页。?高腊福：《这就是中国：16世纪末耶稣会士发现的中国》，第146页。?根据一项研究，实际上只有两名皇室成员中举并出任文职。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397—398页。官僚们担心皇室成员会迅速垄断朝廷要职，因此，他们强烈反对允许皇室宗亲担任文职的政策。皇室宗亲虽获准参加科举，却未能成功，很可能是这些官僚对他们的恐惧意识造成的（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明朝建立了50个王府，其中28个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李龙潜：《明代庄田的发展和特点》，第9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7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15、37页；盖拉德：《南京今昔历史与地理之一瞥》，第204—205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37页。明朝初年，蒙古人被驱逐后，北京周围的土地或被授予已在从事耕作的农户，或被当作永不纳税的私田赐给农民。15世纪，这些土地被寺院、贵族和军队将领所侵占，而他们仍享有免税的特权。此外，15世纪40年代，宦官也开始接受赐田，北京西山一带也常重建享有免税特权的寺院。1489年，一位上疏者称，京畿周围的纳税土地已有1/6被划为庄田。皇庄之制亦建于明初，但其极度膨胀是在正德年间（1506—1521）。当时，为满足正德皇帝穷奢极欲的生活，仅在京畿之内，其皇庄就占地37595顷。嘉靖时，皇帝被说服将26693顷土地退还给私人或官府。但万历年间，兼并又重新开始。万历帝将土地大量赐给宠臣，而掌管税收和皇庄土地的太监又加倍扩大了皇庄的土地。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6—7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3—54、94—96、101、195—197页。关于明代后期开封周王之府第的描述，见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8—29页。?阿尔伯特·S·J·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50—154页；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页；又见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36页。据万历时的资料记载，属于皇室诸王或贵族田庄的土地共7268691亩。李龙潜：《明代庄田的发展和特点》，第67页。耕种皇族和勋贵田庄的农民是：（1）皇上赏赐的佃户——即原来在赐给贵族或诸王的土地上耕作的农夫。（2）其耕地被侵夺，并且非正式地沦为新田主永久佃户的农夫。（3）投身贵族寻求保护的依附农民。（4）受雇为贵族耕作的佃户。（5）以契约形式依附于贵族并常充当武装部曲的农夫。王毓铨：《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第91—96页。?为了防止外戚的发展，皇帝的后嗣皆从平民中选妃。但这样的外戚家族因缺乏“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意识而尤易腐化。为国为民的思想，可以说完全被私欲所取代。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第238页。?⑧`○`電`耔`書ωωw.Τ``Ｘ``Τ`捌`零`.C`O`M吴乃荪：《董其昌：对仕途的淡漠，对艺术的追求》，第28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罗文：《
礼，劳苦功高绝不是骄奢自满的理由。管仲去世之前，齐桓公亲自跑到他府上慰问，并且问了一个人人都想问的问题：“您死之后，谁可担当大任？”管仲的回答让他非常失望：“知臣莫如君。”意思是，您自己看着办吧。齐桓公于是试探性地提了三个人的名字。第一个，雍巫，字易牙。在历史上，易牙这个名字比雍巫要有名得多，所以就让我们叫他易牙吧。易牙除了精于算计，还有一项广为人知的本事：厨艺。传说齐桓公的爱妾长卫姬生病，易牙做了一道菜给她吃，不但美味无比，而且菜到病除，因而受到卫姬的宠爱，并且推荐给齐桓公，成为了齐桓公的御用厨师。有一天，齐桓公开玩笑说：“山珍海味我都尝过了，就是人肉没有尝过，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到了中午，易牙端上来一盘蒸肉，味道甘美，齐桓公吃得津津有味，只是吃完了还不知道是什么肉，于是问易牙。易牙回答说：“这就是人肉啊！”齐桓公大惊，问道：“这人肉从何而来？”易牙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奴才的长子，刚刚三岁。奴才听说，爱君者不顾其家，所以将儿子杀了，满足您的胃口。”齐桓公愣了，嘴上不说什么，从此却对易牙刮目相看，视为亲信。第二个，开方，原本是卫国的公子，他的老爸就是爱鹤亡国的卫懿公。卫懿公派开方访问齐国，开方见齐国强盛，便要求留在齐国为臣。当时齐桓公很惊奇，问道：“你是卫国的世子，总有一天会列为诸侯，何必侍奉我呢？”开方说：“能够在您麾下为臣，胜过在小国为君。”这个马屁拍得很经典，齐桓公于是拜开方为大夫，并视作心腹。第三个，寺人貂，又称为竖貂。我们前面介绍过，所谓寺人就是宦官。公元前658年，寺人貂就有过泄漏齐国军事机密的行为，由此可见其在齐桓公身边的地位。当时齐桓公在管仲面前，先是提了易牙的名字，管仲毫不客气地批评：“为了讨好主公，不惜杀掉自己的儿子，连最起码的人情都没有，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接着齐桓公又提到开方，管仲说：“为了侍奉主公，忍心离开年迈的父母，同样是没人情味，不可用。”最后齐桓公提到了寺人貂。管仲万念俱灰，说：“为了服侍您，他连男人都不想做，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治国？”将这三个人与管仲相提并论，而且列为他的后继者，对于管仲来说，实在是莫大的侮辱。但是，齐桓公听不进管仲的遗言。管仲死后，易牙、开方、寺人貂成为齐国的权臣，人称“三贵”。从管仲到三贵，齐国执政大臣的水平一夜之间降了十八个档次，加上齐桓公年迈力衰，齐国连一个小小的厉国都对付不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公元前644年冬天，齐桓公强打精神，在淮地举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会盟，也是唯一一次没有管仲筹划的会盟。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防备淮夷对鄫国的入侵，建立东方国际新秩序。作为会议的直接成果，齐桓公再一次发动诸侯做好事，为鄫国修筑城池。此次修城，不只是诸侯怨声载道，连前来参加建设的民工也受不了。某一天晚上，有人发疯似的奔上附近的山丘，大声疾呼：“齐国有大乱！”这一呼很有效，齐桓公听得心惊肉跳，城也不筑了，草草收兵，回到了齐国。其实，就是在淮地会盟进行的过程中，各诸侯国也已经是三心二意了。以鲁国为例，鲁僖公一边开会，一边遥控国内的大臣，不声不响地出兵，消灭了小国项国。齐桓公对此十分恼火，将鲁僖公拘禁起来，带回了齐国，直到鲁僖公的老婆声姜（齐桓公的女儿）亲自前往齐国求情，才将他放回来。公元前643年，就在齐桓公灯枯油尽之前，他还率领军队讨伐了楚国的附庸英氏，以报两年前楚国讨伐徐国之仇。同年冬天，劳累过度的齐桓公在齐国病逝。齐桓公的丰功伟绩，在他打算封禅泰山的时候，已经一一自述过，在此不再重复。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成绩的取得，与管仲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管仲，齐国不可能迅速发展强大，更不可能成为号令诸侯的霸主之国。可以这样说，数十年来，管仲才是齐国真正的灵魂人物，是他借齐桓公之手实施了自己的抱负——换而言之，如果不是当年那一箭射得太潦草，如果公子纠上台为君，齐国照样会按照管仲设定的路线走到这一步。只要有管仲在，齐国的强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管仲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因此在齐桓公问他后事时，他只能否定齐桓公的人选，而不能提出自己的人选。而更要命的是，齐桓公也不注重培养他自己的接班人。《左传》记载，齐桓公一生有三位夫人，分别是王姬、徐赢和蔡姬，都没有生育。同时宫内还有很多小妾，其中六人很受宠爱，待遇如同夫人。后来世人将妾称为“如夫人”，其典故大概出于此。这六位如夫人分别是：1，长卫姬，生公子无亏；2，少卫姬，生公子元；3，郑姬，生公子昭；4，葛嬴，生公子潘；5，密姬，生公子商人；6，宋华子，生公子雍。上述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儿子中，齐桓公和管仲早就将公子昭交给天下第一厚道人宋襄公照顾，并且明确了公子昭的大子地位。按理说，齐国不应该存在所谓的继承权之争。但就在管仲死后，三贵专权，五位没有得到继承权的公子便开始四下活动，都要求立自己为大子了。易牙历来与长卫姬关系不一般，因此他时常在齐桓公耳边念叨，说长卫姬的儿子公子无亏如何如何贤能。齐桓公那时候已经处于严重的智商衰退期，居然又口头答应立公子无亏为储君。等到齐桓公病逝，五公子纷纷拉拢大臣，互相攻击，都想当上国君。而一代霸主齐桓公的丧事，反倒无人问津了。后来三贵发动宫廷政变，杀了一批大夫，终于将公子无亏推上了国君的宝座。大子昭逃到了宋国寻求政治避难。这时，齐桓公的尸体已经整整在宫中停放了六十七天，蛆虫都爬出了寝宫的大门。某一天晚上，无亏派人给齐桓公收了尸，草草下葬。无亏也没得意几天。公元前642年春天，宋襄公带领曹、卫、邾等国军队讨伐齐国，要替大子昭讨回公道。齐国人本来就不满意无亏的领导，在国、高二氏的带领下，杀死了无亏，准备迎接大子昭回国。然而，无亏虽死，剩下的四公子仍然不消停，他们联合起来，发兵抵抗宋国的干涉。直到夏天，宋军才打败四公子的进攻，得以立大子昭为齐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同年八月，齐孝公为齐桓公举行了风光大葬。一代霸主，终于入土为安。第四章“忍”的哲学【宋襄公：真小人还是伪君子】葵丘之盟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51年，一直追随齐桓公鞍前马后的宋桓公去世了。在他去世前，大子兹父曾多次在他面前请求说：“目夷年龄比我长，而且有仁德，请您立他为储君！”态度十分诚恳。兹父的母亲，是宣姜与公子顽所生的第四个女儿、宋桓公的正室夫人。公子目夷的母亲则是宋桓公的小妾。按着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目夷虽然比兹父大，而且比兹父能干（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以后发生的事情中看得很清楚），却无权继承宋国的君位。宋桓公被兹父诚恳的态度感动了。生于乱世，还有比兄弟和睦更令人值得高兴的事吗？他把目夷找来说：“你弟弟兹父三番五次要让位于你，我不忍心拂了他的好意，打算立你为大子，你看如何？”目夷听了父亲的话，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说：“兹父有这么高的觉悟，可以将国家让给我，还有比这更仁德的事吗？单从这一点看，我就不可能超过他。而且如果立我为大子，有违礼制，万万不可。”坚决谢绝了兹父的好意。兹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了宋桓公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襄公。当上国君之后，他仍然十分尊重哥哥目夷，任命目夷为左师，执掌全国政事。目夷在宋国的地位，也许就和管仲在齐国的地位差不多吧。宋襄公的母亲是宣姜的女儿，而宣姜是齐桓公的姐妹，因为这层关系，宋襄公叫齐桓公一声舅爷爷，也是未尝不可的事。事实上，宋襄公此生最崇拜的人，也就是这位霸主舅爷爷。葵丘会盟的时候，宋桓公刚刚去世，还没有举行葬礼，但宋襄公仍然戴孝参加了会盟，使得齐桓公十分感动。正是在那次会盟上，宋襄公亲眼看着齐桓公接受天子所授的祭肉，在他的心目中，耄耋之年的齐桓公仿佛浑身笼罩着一层神性的光辉。“做人当如此！”他暗自告诉自己。他比宋桓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齐桓公身边，唯其马首是瞻，在众多同盟的诸侯中，他的表现最突出，也最令齐桓公感到满意。以至于当齐桓公和管仲考虑托付身后大事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宋襄公因此成为了齐大子昭的保护人。诸侯托孤，一般都是托付给国内的卿或大夫，托付给一位外国元首，还真是很少见。齐桓公对宋襄公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如果齐桓公能够指定霸主继承人的话，说不定也会指定给宋襄公。而在宋襄公的心里，他也正是把自己当成了齐桓公的霸业继承人。这种想法，在他圆满地完成齐桓公的嘱托、将大子昭送上齐国国君的宝座之后，变得愈发强烈了。照着齐桓公的葫芦画瓢，宋襄公于公元前641年在曹国召开了第一次诸侯会盟。这次会盟只邀请了曹国、邾国、滕国、鄫国等几个小国参加，可以视为宋襄公开拓霸业的一次试水。然而，这次试水搞得很不成功。首先，作为东道主的曹国对这次会盟表现得不冷不热，没有为会议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参与会议接待的官员级别也很低，没有安排群众手持鲜花夹道欢迎，没有文工团表演，没有会议聚餐，没有桑拿泡温泉，更没有准备土特产作为会议纪念品。其次，滕国国君滕宣公目无会议纪律，一路晃晃悠悠，直到会议开幕两天了才到会。见到宋襄公，也全然不似见到齐桓公一般战战兢兢，而是漫不经心地打了个招呼，说：“不好意思，天热，路上不好走，来迟了。”便摇着扇子东张西望地找自己的座位。宋襄公正在主席台上对着为数不多的几位听众做题为《继承遗志，维护稳定，团结一致尊崇王室》的长篇大论，被滕宣公这么一搅局，词也接不上了，气得命卫兵当场将滕宣公拿下，关进了大牢。更过分的是鄫国的国君鄫子，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露面。等到大家散了伙，各自回家，他才气喘吁吁地跑到邾国，向邾文公作了一番检讨，说自己被淮夷人赶得东奔西跑，原来齐桓公发动大家修的鄫城又是个烂尾工程，根本没办法居住，总之家里的事情太麻烦了，手忙脚乱，所以没赶上会盟，请大会主席团原谅。邾文公又好气又好笑，命人先将他扣下来，并派使者到宋国去请示该如何处置。宋襄公听了，气不打一处来，背对着使者说：“他不是被夷人赶得走投无路吗？就用他来祭祀次睢（suī）之社，请睢水之神赐福于我们吧。”睢水是汴水的支流，次睢之社是供奉睢水之神的场所。东方诸夷族也都信奉睢水之神。宋襄公这么做，一方面是杀鸡给猴看，让中原诸小国看看怠慢他的下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宗教上讨好东夷人，希望与东夷人建立友好关系。如果能够和平解决东夷人的问题，对他刚起步的霸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为此，杀掉一个鄫子又有何不可呢？这件事遭到了公子目夷的极力反对：“按照传统，祭祀的时候该用什么牲畜都有明确的规定，马、牛、羊、猪、狗、鸡六种祭物不可杂乱使用。如果是小规模的祭祀，连大牲口都不能用，何况是用人？祭祀就是为了给人祈福，人民就是神的主宰，如果用人献祭，什么样的神能够享受？当年齐桓公称霸天下，帮助鲁国稳定局势，去除庆父之乱，帮助卫国、邢国重建家园，君子仍因为他有趁火打劫、吞并鲁国的念头，而批评他品德有问题。今天您开一次大会，就关押了两国君主，还想去祭祀莫明其妙的睢水之神，让祖先蒙羞。以这种方式建立霸业，能行吗？唉，我不如早点死了，免得看到你胡作非为。”公子目夷的话说得像是苦口婆心，可谓是忠言逆耳，宋襄公一句也听不进，还是叫邾文公杀了鄫子，献祭给睢水之神。在他看来，如果要建立霸业，就必须不择手段，先树立自己的威信。再说了，当年齐桓公第一次举行北杏之会，不也是将不来赴会的遂国给灭了吗？同年秋天，宋襄公又发兵攻打曹国，讨伐其怠慢之罪。这样一来，参加宋襄公第一次会盟的四个小国，倒有三个受到他的征罚。公子目夷再一次表示反对，他对宋襄公说：“当年周文王讨伐崇侯虎之乱，打了一个月还没结果，他马上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于是回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才再一次发兵攻打崇侯虎。结果不等他动手，崇侯虎便主动投降了。诗经上说，礼乐教化和法制，要从老婆开始抓，然后推广到兄弟，最后推广到亲族与国家。就是告诉我们治理国家要由内而外。现在的情况是您自己德行还有所缺陷，就急着去讨伐别人，试问又怎么能够取胜？”这话宋襄公怎么听怎么不顺耳，当然不会放在心上。齐桓公在世的时候，中原各国被齐桓公役使着开会、打仗、修城，已经疲惫不堪。没想到齐桓公一死，又冒出个宋襄公，叫着嚷着要做仁义大哥，本事不大，脾气挺大，而且手段毒辣。这前后一对照，大伙儿发现原来齐桓公还是挺好的，于是纷纷怀念齐桓公的恩德。陈穆公更是向各国发出呼吁：重温葵丘之盟的誓词，构建和平友好的国际秩序。这一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同年冬天，齐、鲁、陈、蔡、郑等国在齐国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没有邀请宋襄公参加，反倒是邀请了一位身份显赫的不速之客：楚成王的全权特使。看来，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死后，“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一度陷入对手突然消失的空虚之中。二十年来，楚成王和齐桓公一直在玩一种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楚成王是老鹰，齐桓公是母鸡，而中原各国特别是弱小的国家是受齐桓公保护的小鸡。很显然，楚成王凭借其雄厚的军事实力和地域优势，以及楚国人特有的狡黠，在这场游戏中一直占据主动。他不断变换自己的攻击位置，改变攻击策略，时而直奔主题、时而迂回进攻、时而各个击破，花样层出不穷。一不小心就将一只小鸡抓到爪子里，使得齐桓公这个鸡妈妈疲于应付，心力交瘁。但齐桓公仍然是一只合格的老母鸡。在他的天空上，不只飞翔着楚成王一只老鹰，同时还徘徊着狄、戎、夷各族猛禽，他用自己的羽翼保护着中原各国不受来自东、西、南、北的入侵，或者减少入侵带来的痛苦。偶尔有一两只小鸡被叼走，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凭良心说，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也该歇歇了。这世上历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老母鸡虽然死去，小鸡们的生活还得继续，虽然活得和从前有些不一样。齐桓公死后的第二年春天，新郑城头的墙头草——郑文公便长途跋涉，不远千里来到郢都，真心实意地朝觐了楚成王。改换门庭，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郑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让楚成王非常满意，他热情地接待了郑文公，并且大手笔赐给他几千斤铜。在春秋时代，铜是用来铸造兵器的主要原材料。楚国出产的铜以优质闻名，而郑国生产的刀剑以工艺精湛闻名。楚成王一时高兴给了郑文公这批铜，很快就后悔了：如果郑国用这批铜生产兵器，万一落到中原大国手里，对于楚国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他连忙要求郑文公签订原材料使用协议，要郑国保证将这批铜用于和平用途。郑国用这些铜铸造了三口大钟，向楚国表态。为了报答和讨好楚成王，他提议邀请楚国派代表参加在齐国举行的会盟。齐桓公死后，齐国经历了五公子之乱，实力已经被严重削弱。齐孝公审时度势，对于把楚国人请到谈判桌前的做法，自然不会表示什么异议。再说，齐、楚两国本来就有一纸召陵之盟，这次同桌会晤，也可以视为再续前缘，不必担心人家说闲话。蔡国本来就是楚国的小弟弟，唯楚成王马首是瞻，对于郑文公的提议举双手表示赞同。陈
们聚居在一起的威胁，又可以被姬姓诸侯所用，成为诸侯国政治与军事的支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国分到了“殷（殷即是商）民六族”，卫国分到了“殷民七族”，而我们即将说到的晋国，分到了“怀姓九宗”。从地理位置上看，晋国大致位于今天的山西，在黄河中游的汾河、浍水之间，西接秦国，南靠周王室，东边则与卫国接壤。同为中原国家，晋国所处的位置使得它与西方的戎人发生更多的接触，晋、戎之间既有斗争，也有通婚，民族趋于融合。晋国的先祖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周成王年少的时候，与叔虞在一起玩，随手摘了一片桐叶，剪成玉圭的形状，送给叔虞，并且说：“我把这分给你。”本来是一句玩笑的话，被辅政大臣周公旦知道了。周公旦立刻跑去找周成王，请他择日分封叔虞。周成王有点不知所措道：“我这是和弟弟开玩笑呢。”周公旦却一本正经地说：“天子无戏言，一言一行都被记入史册。”于是封叔虞于唐地，也就是后来的晋国。这个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点名气，叫做“桐叶封弟”。到了周宣王年间，晋国的国君晋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仇，小儿子叫成师。晋穆侯死后，仇即位为君，也就是晋文侯。晋文侯死后，他的儿子晋昭侯即位。晋昭侯居住在翼城（又名绛都），而将晋国的第一大城曲沃封叔叔成师，称为曲沃伯，又号桓叔。此举实际上将晋国一分为二，一部分仍由晋昭侯统治，另一部分则由曲沃伯统治。从此，晋国进入“翼－曲沃”双城记的时代。成师死后，他的儿子曲沃庄伯讨伐翼城，企图获得晋国的统治权，拉开了“曲沃代晋”的序幕。“曲沃代晋”的历程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公元前678年，也就是齐桓公主持第一次幽地会盟的时候，曲沃政权终于攻克翼城，取得晋国的控制权，并获得周天子的承认，被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当时曲沃的领导人是成师的孙子曲沃武公，随着地位的改变，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晋武公。晋武公死后，儿子晋献公即位。随着晋国的统一，新的国内矛盾产生了。曲沃桓叔、庄伯的其他子孙，也就是晋献公的同族，被称为“桓、庄之族”，因为多年营聚曲沃，势力非常强盛，使得居住在绛都的晋献公十分烦恼。晋献公采用大夫士蒍的计策，从内部分化“桓、庄之族”，诱使其同室操戈，然后一网打尽，于公元前669年解除了心腹之患。因为这件事，晋献公对士蒍十分赏识，于公元前668年提拔他做了大司空。晋献公是春秋时期晋国历史上第一个值得重墨书写的人物，据《韩非子》记载，晋献公在位期间，“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基本上将周边小国和戎、狄部落兼并到晋国的统治范围内，晋国成为北方大国。在此有必要将他的主要家庭成员作一个介绍：1，元配夫人，历史上没有记录其名字，只知道是从贾国娶回来的，没有生育子女。2，齐姜，晋武公的小妾，按辈分是晋献公的庶母。晋献公和齐姜通奸（又是“烝”，那个年代的人也许真有很严重的恋母情结），生下一儿一女，女儿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儿子申生则被立为大子。3，大戎狐姬、小戎子，西方戎族的女子，晋献公的小妾。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小戎子生公子夷吾。4，骊姬，骊戎国的公主。晋国讨伐骊戎国，该国以骊姬和她妹妹献给晋献公。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公子奚齐，而她妹妹则生公子卓子。另外，据《史记》记载，晋献公在得到骊姬姐妹之前，已经有儿子八人，其中大子申生、重耳、夷吾在朝野较有名望。这就说明，晋献公一生共有十个儿子，历史上留下了名字的，是申生、重耳、夷吾、奚奇和卓子五人。也许是异域风情格外迷人，这位骊姬一嫁到晋国来，就特别受晋献公的特别宠爱。据说，骊姬“貌比息妫，妖同妲己”。息妫的美艳我们在楚文王的事迹中已经介绍过，妲己的故事大家想必也不陌生。骊姬能和这两位美人相提并论，也难怪晋献公为之色授魂与。当时晋献公的元配夫人和齐姜已死，第一夫人的宝座空缺多年，晋献公既然迷恋骊姬，很想将她扶正，立为夫人。在那个年代，但凡国家有大事，必须先到大庙里举行卜筮（shì）活动，以预测凶吉，然后再决定做不做。立夫人这样的事情，乃是头等国家大事，自然也要先卜筮。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卜和筮是两个概念。所谓卜，就是根据龟甲的裂纹来算命；所谓筮，就是依靠《周易》来算卦。每个国家都有专司卜筮的官员，叫做卜人。按照规定的程序，对国家大事要先筮后卜，以示隆重和谨慎。明眼人应该看得出来，先筮后卜的程序说明，假如对筮的结果不是很确定，则需要用卜的结果来作最终判断。这就意味着，卜相对于筮来说，具有更高的决断权。晋献公欲立骊姬为夫人，卜筮的结果截然相反：筮吉，而卜不吉。正常情况下，显然应该听从卜的结果，将立夫人的事就此搁下。但是晋献公实在太喜爱骊姬了，不忍心看到她撅起小嘴满脸失望的样子，更不能忍受被她踢到被子外面睡觉的待遇，于是他壮着胆子和卜人商量说：“那……要不，就听从筮的结果吧。”“这……不太好吧？”卜人说。“有什么不好？”卜人心想，你这不是摆明了明知故问吗？按照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如果卜筮的结果有矛盾，当以卜的结果为准，你难道不知道？但他不敢这样直接顶撞晋献公，而是很婉转地说：“筮短龟长，不如从长。”意思是，筮的卦辞简短，卜的爻辞却很长，还是按照长的来吧。卜人还把卜的那段谣词摇头晃脑地唱出来给晋献公听：“专之渝，攘公之羭（yú）。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爻辞的意思，专宠使人心生绮念，会损害人的美德；香草与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之后仍然臭味难除。晋献公不听卜人的话，还是坚持立了骊姬为夫人。古人写历史，但凡写到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除了少数几个三贞九烈的值得称赞外，其余的大部分都被归于“红颜祸水”一类加以批判。远的妲己、褒姒不说，单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孔夫人、文姜、宣姜、息妫、哀姜等一批祸水。客观地说，这些祸水有的是自己主动跳出来为祸国家（宣姜、哀姜）；有的是因为自己行为不检，导致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文姜）；有的则是完全无辜的弱女子，偏被强加上祸水的罪名（孔夫人、息妫）。这里说到的骊姬，我们可以将她归到第一阵营，与宣姜、哀姜为伍。骊姬当上夫人，可以说是晋献公冒了天下之大不韪，违反了卜筮的结果才争取来的，但她还远未满足，她要为自己的儿子打算，让儿子奚奇成为晋国的大子。她的想法很简单，老头子活不了多久，儿子才是自己终生的寄托。这就意味着，原来的大子申生成为了她的绊脚石。然而，要扳倒申生并不容易。申生为人谦和，在晋国历来口碑很好，深受百姓爱戴，并且有杜原款、里克、狐突等一批重臣支持和扶助，基本上没犯什么错误。冒冒失失要求废立申生的话，无疑将引起朝野的反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使得奚奇不容易当上大子，那就是骊姬的出身并不高贵。前面说过，春秋时期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出身往往决定儿子在同父异母兄弟中的排名。根据《左传》的记载，骊姬的父亲是骊戎国的国君，被称为“骊戎男”，仅仅是个男爵，为周天子所封的爵位中最低一等。可想而知，骊姬以男爵之女的身份在当时被归于“嬖人”一类，能当上夫人已属不易了，如果骊姬的儿子再当上晋国的大子，晋国的贵族百姓恐怕很难接受。就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出身低微的骊姬此时表现出一种不择手段的狠劲，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像多数港台剧、古装剧的故事一样，为了争取儿子的福利，这条路再难走，她也要风雨无阻地走下去。如果将骊姬视为晋献公的“内嬖”，这时候两个“外嬖”恰如其时地出现在她的视线中。这两个外嬖，一个叫做梁五，一个叫做东关五，均为晋国的大夫，在当时被称作“二五”。什么叫做外嬖？外嬖就是国君的男宠。如果再不理解的话，直接用现代语言称之为“GAY”，大家就明白了。《春秋》一直读下去，才发现那个年代不只是有男欢女爱、不伦之恋，而且还有男欢男爱、君臣鱼水，实在让人大跌眼镜。骊姬派人以重金贿赂二五，要他们想办法使晋献公远离申生，在感情上隔断他们父子之间的联系。二五深知骊姬在后宫的地位，对她的拉拢当然是趋之若鹜。没过多久，二五瞅着个机会，一个对晋献公说：“曲沃，是祖宗兴起的地方；蒲与屈，是边疆重镇。这三个地方一定要派可靠的人坐镇。曲沃无主则不能对百姓立威，疆场无主则戎族易生叛逆之心。戎族有心叛逆，百姓不怀畏惧，是国家的大患。”一个立马接下来献计献策，“如果派世子申生入主曲沃，重耳、夷吾分别入主蒲与屈，则可以立威于民，警惧于戎，而且彰显主公您多年来攻伐之功。”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入情入理，简直让人没办法不接受。以骊姬的妇人之见，只能想到赶跑大子申生，二五则进一步发挥，要将重耳和夷吾两位有竞争力的公子一并赶走。可见内外合嬖，威力是何其巨大！晋献公频频点头，还在犹豫之际，二五又进一步说：“边疆广阔，如果归于晋国，则可以在那里建设城市，加强控制。晋国因此而开拓疆土，难道不是好事吗？”这话说到晋献公心坎上了。他不但采纳了二五的建议，派申生进驻曲沃，重耳进驻蒲城，夷吾进驻屈城，而且将其他儿子都派到边疆城市去镇守，只留下年纪尚小的奚齐与卓子在绛都陪伴。骊姬初战告捷，而且战果远远超出自己的预想。等到众公子分头赴任之后，她与二五等人便开始在晋献公面前说他们的坏话。一开始晋献公仅仅是姑妄听之，但枕边风吹久了，自然便与儿子们产生了隔阂。也难怪，那个年头通讯不发达，众公子到了边远地区，除了写一两封竹简信，恐怕也没别的途径与晋献公进行更多的沟通，只能任由骊姬与二五胡说八道，三人成虎了。但是，朝野之间对于骊姬与二五的行为倒是看得很清楚，将二五戏称为“二五耦”。耦是农村用来耕作的一种农具组合，由两个人共同操作。晋国人这样称呼二五，不止有点戏谑，甚至有点色情的味道。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整编部队，将全国的武装力量编制成上下二军，上军由晋献公亲自统领，下军则由大子申生统领。任命赵夙为御戎（戎车驾驶员），毕万为戎右（贴身护卫），同年发动对外扩张，灭耿、霍、魏三国。回国之后，晋献公正式将曲沃封给申生，将耿国的土地赐给赵夙，魏国的土地赐给毕万。两百年后，赵夙和毕万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分别建立了赵国和魏国。这是后话，在此不提。对于申生统领下军并获封曲沃一事，大司空士蒍看到了危险的信号，他暗地里与人分析说：“申生恐怕将要被主公废立大子了。给他分封都城，并且委以卿的重任，作为臣子而言，的确是恩宠无以复加。但是大子本来就应该继承国家的一切，没有分封的先例。主公这样做，心里肯定是有其他想法。”在士蒍看来，申生倒不如急流勇退，向吴太伯学习，顺从父亲的意愿，逃离晋国这个是非之地，既得个好名声，又得以保全性命。这吴太伯是周王室的先祖周太王的嫡长子，本来应该继承王位。但是周太王喜欢有才能的小儿子季历，很想立季历为储君。吴太伯知道父亲的心意，于是远远地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以示孝顺与让贤之意。蛮夷之人为其义举所感动，主动追随他，由此建立了吴国。士蒍以吴太伯的典故奉劝申生，是希望申生审时度势，将大子的位置让给奚齐，到远方开拓自己的事业，男子汉志在四方，何患无家呢？退一万步说，别以为呆在国内就能继承君位，一切天定，如果上天真的希望申生入主晋国，不管离开与否终究还是要掌权的。然而申生为人厚道，对于父亲的心思没有作过多的猜测，而且又正处于春风得意的时候，怎么可能轻易离开晋国去避那莫须有的祸患？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60年，晋献公又命令申生单独统领部队讨伐东山的狄族皋落氏，而且下达了一个难免产生非议的命令：“不杀尽敌人，就别回来见我！”大夫里克对这一命令感到十分不解，他眨巴着眼睛对晋献公说：“大子是负责祭祀祖先社稷、照顾国君饮食起居的人，片刻不离左右，所以才又被称为‘冢子’。国君出行，则大子守家，叫做监国；国君抵抗外敌入侵，则大子侍奉左右，叫做抚军。而讨伐异族，劳师远征，独当一面，是国君与执政大臣的责任，不该派大子去啊。”在里克看来，领兵打仗需要统帅临机决断，如果事事向君父禀报，则没有权威，而且延误战机；如果独断专行，不向君父报告，则又是不讲孝道。所以自古以来，大子不可以统兵出征，出征则必陷于“失威”与“失孝”的两难境地，将无所适从。“我听说皋落氏也在积极备战，大子此去，必有恶战，请您收回成命。”里克如是说。晋献公听了，不耐烦地说：“我那么多儿子，立谁还不一定呢。”里克唯唯而退，出来之后立马去找大子申生，把这个情况说了一遍。申生这才有点发慌，觉得事态严重，一把抓住里克的袖子，追问道：“这么说来，我将要被废了吗？”里克一时间发觉自己说得太多，转而安慰道：“国君授你以大任，只担心你不能胜任，哪里有废你的意思……”这话恐怕连他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干脆话锋一转，劝申生说：“身为儿子，所担心的只有自己孝不孝，而不应该担心得不得立为大子，请好自为之，不要责怪别人，则可以免于祸患。”就在申生即将领军出征之际，晋献公又派使者给他送来两件特殊的礼物：一件偏衣和一块金玦。偏衣是背面两色的衣服，玦是半圆环形的玉器，一般佩戴在腰下，金玦则是用金做成的玦形饰物。衣和玦并非什么稀罕之物，但是两色偏衣和金玦委实比较少见。当时申生摆出的阵容十分强大。申生亲率上军，狐突为其戎车驾驶员，先友担任护卫；罕夷率领下军，梁馀子养担任驾驶员，先丹木担任护卫；军尉则由羊舌大夫担任。上、下二军同时出动，基本上也就是动用了晋国的全部正规武装力量。出发之前，申生手下的众将在中军大帐开了一个前敌军事会议，讨论的议题不是如何对付敌人皋落氏，而是国君赐给主帅申生两色偏衣和金玦，究竟用意何在？从《左传》的记载来看，会议讨论非常热烈。先友首先发言：“主公亲手给您穿上两色衣服，又让您掌握兵权，成败在此一举，请您自勉。两色衣服意味着主公将自己的衣服分了一半给您，完全没有恶意。而且您现在手握重兵，主公又对您如此亲近，不用担心什么！”同样的事物，狐突与先友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说：“但凡要顺顺利利地做成一件事，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在适当的时间开始，二是穿衣服要穿纯色的衣服，三是佩戴饰物要佩戴温润的玉器。现在主公令您冬天出征，四季将尽，万物萧条，是想让您事事不顺；赐给您两色衣服，杂乱无章，是想要您远离他身边；要您佩戴金玦，黄金代表寒冷，玦则代表绝断。主公赐给您这些东西，有什么可以高兴的。”狐突顿了顿，泄气地垂下头去，“况且，就算咱们再努力，怎么可能杀尽狄人？”梁馀子养也站在狐突一边，说：“大将统帅军队出征，本来应该受命于大庙，而且在祭坛下分受祭肉，穿着常规的军服。现在大子得不到常服，而获赐这么奇怪的一件衣服，主公的用心，由此可见。与其背着不孝之名战死他乡，不如现在就逃跑。”罕夷说得更吓人：“这衣服很奇怪，不合常规。且不说金玦不能回复圆环（玦为半块圆环，所以象征不能回复），即使回复又怎么样呢，主公已经有杀大子之心了。”先丹木面向着营帐大门，声音又粗又很直接：“这样的衣服，就算是神经病都不会穿。主公还命令您‘杀尽敌人才可以回师’，敌人是杀得完的吗？就算杀完敌人，国内还有
嫁满族，嫌旗门儿规矩多，应酬多，受不了。旗人又嫌汉人贫。注233
二、我见过那场面张寿椿口述时间：2003年2月13日地点：北京市西外大街榆树馆东里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张寿椿与张寿崇的曾祖父是兄弟，或者说那桐与张寿椿的祖父那盛是堂兄弟，虽然仍在五服之内，但在平常人家，关系应该是较为疏远了，但那家毕竟不同。从张女士的讲述可知，这个旧式大家族直至今日，即使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特有的交往方式也仍然在延续，包括互相拜年、互祝生日等活动，也包括这个家庭的子女与旧日豪门之间维持至今的婚姻，尽管这种婚姻中已不再含有政治利害的因素。张寿椿女士在我采访之前做了认真的准备，所以她为我讲述的各种婚姻关系，都比较详细和准确。张女士也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生活，有的与那桐家有关，也有的无关。可将其作为东城一个普通旗人官僚的家庭来看。
1.我见过那场面
定：咱们就从您祖上的事说起好吗？张寿椿(以下简称张)：先从我们这支儿，我大爷爷的父亲是溥安，我爷爷的父亲是文安，我四爷爷的父亲是铭安，这都是哥们儿，哥们儿谁是亲的谁不是亲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文安是我曾祖父，他的两个儿子，那昌、那盛。大祖父那昌，字子言，我爷爷那盛，字茂如。这里(指《那桐日记》)都写着呢，茂如弟怎样怎样，子言兄如何如何，注234这大概是按大小排的。我大爷爷那昌的官不小，在江苏做官，原来我们家挂的大爷爷像，还有牌位。我大爷爷没后，我爷爷娶了5位夫人，是娶一位死一位，娶一位死一位，没有妾。我父亲叫绍铨，字仲衡，是第三位祖母生的。我父亲下边有两个儿子，寿康和寿广，寿康是我哥哥，他的生母姓邵，邵家现在无后了。寿广是我弟弟。我母亲是续弦，我哥哥3岁时我母亲过来的。我哥哥1995年故去了，他也没后。我和寿崇三哥是五服边儿。寿崇三哥的父亲叫绍曾，我叫大爷。金鱼胡同那家，他们家族是我们叶赫那拉最阔的一家，最富有的，只要满族人一提金鱼胡同那家，就是他们，半截胡同房子都是他们的。我从小，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办整生日，办满月，婚丧嫁娶吧，那会儿讲究带姑娘，哪家都带姑娘，我们家就带我去。过年拜年啊，请安磕头啊，我就知道我该干什么。比如初六我去拜年，初六才许堂客拜年啊，我一叫门，第一道门喊，说是西城的还是哪儿的，大小姐来了，我当时准得带一老妈子，赵妈，出去什么的都带那赵妈，赵妈、张妈，好几个妈吧，老妈子，就跟着我；等到第二道门又报一下，谁谁谁来了；一道一道地报，到第三道门，先迎过来的是那老妈子，小张妈吧，给我大大(即大妈、大娘)梳头的，单有给她梳头的，这我才能进去。进去先到那大祠堂，特大的祠堂，金鱼胡同啊，在一个大长院里，是五间大北房还是多少，去磕头拜祖，完了再上那个相当于客厅吧，都摆的是硬木家具，见这大大，她就叫张妈去影壁后头给我拿红包去，给侄女给一红包，多少钱我都忘了。去的时间不会太长，一般情况下不吃饭，真有事才吃饭。婚丧嫁娶这些事才吃饭。娶媳妇呀，办满月呀，他们都在福寿堂办喜事。只要一办事，就吃鸭翅果席，有鱼翅，不是挺贵的东西嘛，鸭子是做什么我不知道，果席有炸核桃，有山楂糕，小孩也挺盼吃好吃的，我就愿意去他们家，我们家人也愿意带我。定：您还记得见过什么大场面吗？张：就是我大太太，那桐的第二个夫人注235故去时候，办丧事的时候。我这大大特别能干，我三哥也说他母亲特别能干，我大爷死得早，这大大当家，那么多房儿媳妇，大姑子、小姑子就八个嘛，还有那么多的姑婆，都得维持。那时候我才四五岁、五六岁，都有点印象了，我父亲给他们写的那字，大红罩，铺开了挺大的，有人拿着。停灵21天呢，当家子的侄子啦，孙女啦，孙子啦，全都发孝服啊，都穿孝，都跪灵。左一个放焰口，右一个这个那个，讲究极了，我都跟着。我那些姐姐们都比我大不多呀，她们从正厅走到停灵的屋子去，再到另外的餐厅去吃饭，有一段要走路，经过院子冷点儿，她们就都披着小斗篷，要不就揣着小暖水袋，这就是她们的场面。定：想起当年盛况真是……张：那没法说。真没法说。我结婚以后和他们来往就少多了。“文化大革命”，寿崇三哥他们受那么大的冲击，很晚很晚我们才知道，后来我三嫂就脑血栓了，然后得了后遗症。我三嫂小圆脸，白白的，长得挺漂亮的，他们夫妻感情特别好，搬到史家胡同后我去过几次，她推四个轮子的车出来，还能说话呢，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植物人了，这过程我就不太清楚了。后来把他们整个大院分成好几户，给了多少(补偿)，也值不了太多钱。我三哥说，现在那家花园就剩一个角落，在西堂子胡同有那么一点点，不像样了。他们家从金鱼胡同搬到西堂子胡同，又再到史家胡同。在史家胡同的时候用那大铁炉子，我三哥得自己捅弄火啊。他们能熬到现在真不容易。而且我觉得他对政府，对这那没有什么怨言，也许出于谨慎，不那么太说。他等于是参加统战工作的咱们满族的一个代表，民委副主任，东城政协副主席，还是市政协常委。他后来挑这家呀，整个家庭都是他挑着。我和我三哥走得近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从1989年开始十几年哪，我们每年老有聚会，我也挺能张罗这事的，跟表姐妹呀，跟我四嫂呀拢着，现在四嫂也半身不遂了，二哥又在天津。这聚会怎么办呀，就只能跟我大侄女注237去瞧瞧这个瞧瞧那个，现在我大侄女也故去了。2.满洲贵族的姻缘
张：先说我三哥寿崇这一支。三哥有8个姑姑。第一位夫人生了4个女儿，另外还生了1个儿子，就是我大爷绍曾。第二位夫人也生了4个女儿。这第二位夫人跟我曾祖母是一个娘家，亲姑侄女。我三姑姑，那桐夫人的第三个女儿，给了钟寿民家。五姑、六姑给了庆王爷的两个儿子，姐儿俩嫁哥儿俩了。七姑那时候老穿男式的服装，我看着有点像男的一样，我大太太故去的时候她在家里管账，一人住西房。她结婚晚，嫁给铁良家。她就一个女儿，姓穆，是同仁医院的护士，去年(即2002年)刚退休的，55岁。我这大爷绍曾(即那桐之子)4个儿子，崑、嵩、崇、崙，他们不是哥儿四个么，都是山字头的。4个儿媳妇，每房都一大堆孩子。寿崑大哥一直住在天津，他的夫人金婉玲，是蒙古族的，生了6个女儿1个儿子。我二哥张寿嵩，在天津呢，我的第一位二嫂是豆腐池注238杨家的，是什么杨我就不清楚了，也是满族人。我的二嫂长得清秀极了。寿嵩跟我哥哥一边儿大。我们家族属马的有四五个人呢，现在就这位二哥一人活着了。那桐的八女儿，我叫八姑。八姑就嫁到豆腐池杨家。所以八姑是二嫂子的婶儿，这是侄女，她们俩没血缘关系，但是亲做亲。我这二嫂结婚12年才生了一个儿子，叫张之澍，在天津呢。张之澍娶的媳妇是二嫂的亲内侄女，也是豆腐池杨家的。八姑、二嫂、二嫂的儿媳妇，也就是她的内侄女儿，这三人没有太多的血缘关系，反正亲做亲吧，都得门当户对，那时候。三哥寿崇的夫人，我从年轻就知道，她是世中堂的孙女。世中堂的后代，嫁给那中堂的孙子。然后是四哥寿崙。我四嫂叫岳维珍，不是乐家，是岳家，好像不是旗人，家里也挺有钱的，银行那类的。岳家有一段还搬到金鱼胡同东边住着。她给那桐那么大家族做孙子媳妇，真能上能下。四哥“文化大革命”时不幸去世，我四嫂一人带起4个女儿，我就认为她很坚强。四嫂住的是西堂子胡同21号，三哥他们住的是3号，四嫂单在这边住，四合院，房子是勾连搭的。“文化大革命”和以后那些年吧，她从家里找出一点儿，就卖点儿，那都是名牌的，乾隆的，康熙的，明朝的，就是现在没什么东西，也还有点儿，也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她人很热情，现在半身不遂了。寿崇有三个姐姐。我这大姐给袁世凯的第十三子还是多少子做媳妇，没有后代。二姐是嫁给秦老胡同增家，但是他们家是姓察，不知道是老姓还是后来的姓。我那二姐夫注239是留日的，二姐没了以后他还在日本住了一段。二姐夫我常见，每次家里有大事他准去，三哥办整生日，三姐办整生日，四嫂办整生日，他都去了，就是三哥故去没让他去。他今年八十五六了。他们也认识我，我二姐的女儿和我最小的妹妹，在女十二中的时候，她们俩是一班同学。寿崇三姐张寿蓉，她的婚姻就涉及满族姻缘了。咱们就从庆王爷这儿说起吧。慈禧时代的庆亲王奕劻，是乾隆的后代，可能是十七子吧，我不敢说啊。注240实际这庆亲王在清朝的时候，一直是我大爷爷那桐的上级。他的长子叫载振，弟弟叫载伦。载振一共4个儿子，长子叫溥钟，次子叫溥锐，三子早逝了，还有一个四的在天津呢。溥钟的夫人就是我五姑注241，是三姐的婆婆、那桐第二位夫人的第一个女儿。溥钟的长子是静轩(又名毓定)，就是我三姐夫，寿蓉三姐的爱人，前几年故去了。所以，如果还是清朝，没有变成民国的话，我五姑、三姐他们一直下来，都是长子长房，到现在庆亲王的衔应该还是他们的。这里边怎么做亲呢？一个是载振的长子溥钟。载振的长媳是我五姑，我五姑的长子就是静轩，静轩娶了我三姐，这是一代姑做婆。静轩的长子是金恒绪，跟我三姐一块儿住的是恒绪的长子，叫金朝。金恒绪娶的是我大哥张寿崑的女儿，她就是金朝的妈妈张宛玲。寿崑大哥不是有6个女儿、一个儿子嘛，四女儿就嫁给金恒绪了，这是又一代姑做婆。还有呢，金静轩的妹妹金瑾如，也就是我五姑的闺女，我三姐的小姑子，就嫁给了钟寿民，就是爱新觉罗·寿民，他写字特别好，署名都是爱新觉罗·寿民，他怎么姓钟我没问。钟寿民的母亲是张寿崇他母亲的妹妹，孟公府的三姑娘，张寿崇他母亲行四，三姑奶奶、四姑奶奶。所以五姑的女儿嫁的是她舅妈姐姐的儿子。金瑾如前年办的七十岁生日。她的大女儿叫钟蔷，老二钟薇，老三钟勇，最小的女儿叫钟倩，71届的。钟倩给了我四哥张寿崙的儿子张之沅做媳妇。张寿崙和金瑾如他们俩不是亲表兄妹么，金瑾如是张寿崙的五姑的女儿对不对？这是三姐做的媒，寿崙是三姐的弟弟，瑾如是三姐的小姑子，给他们俩的一儿一女成亲了。寿崙的小女儿叫张炎。钟薇是老初二的，到山西插队去了，回来没结婚，一说媒，就给说上了。四哥的儿子娶了表妹的女儿，四哥的女儿嫁给表妹的儿子，他们两家等于换亲了。定：我想问一个问题，过去那时候门当户对，现在换了时代了，怎么还讲究门当户对？还是有别的原因？张：可能就是互相那么一说吧，亲做亲了，等于是姑姑给做媒了。除了他们就都是自由恋爱了，就都跟汉人结婚了。再下一代就更不行了。我的曾祖母，就是我父亲的祖母，是那桐夫人的亲姑姑，那桐的第二个夫人，老姓姓邓，我父亲告诉我，那桐大爷爷下朝了以后，先拜姑丈母娘，就是我的姑祖母。定：为什么呢？张：不知道。我跟我三哥他们相貌有点像吧，其中这一支比较近，亲姑姑侄女，这不是又一项亲做亲么。这层关系他们家好多人都不知道，三哥当然是知道了，别的姐妹都不见得知道。她们(指张寿椿的曾祖母与那桐夫人)是一个娘家，而且我这曾祖母的内侄孙，就是我父亲的表哥，他三个表哥，一个叫松大，一个叫柏二，二爷呀，松大爷，柏二大爷，齐三大爷，和我父亲最好的是齐三大爷。这齐三大爷会中医，常上我们家去，他们就住什锦花园。哎哟，这儿还一门亲戚呢，我三嫂(寿崇三哥的夫人)的内侄女，刚才说过他们是世中堂(世续)的后代，这人叫金乃华，曾经在我们学校做过代课教师。她妈是我齐三大爷的女儿，行七，是大排行。3.母亲父亲培养我们上学
(1)我们家境比他们差一大块定：您说说您自己。您小的时候家境是跟他们差不多呀还是？张：我们家境比他们差多了，差一大块，当然也还比较有钱，我成长过程中也没那么多的事。我爷爷在故宫里御膳房，原来是九品官，后来给慈禧办五十大寿有功，提升了七品还是多少品，我说不太清楚，这是听我三哥说的，我父亲没跟我学这个，我也没问。当时穿的衣服跟我大爷爷是一样的，我们家原来那相片我看见过，我爷爷长的轮廓，都跟大爷爷特别像，圆乎乎的脸。定：他们也沾您大爷爷(指那桐)的光吧？张：那就说不上来了，也许吧，那亲做亲他能不沾光么？当然我祖父官小。我父亲说的，我出生时候我们家有70多间大房子，后来是怎么一个情况下，我爷爷不行了眼睛瞎了，活到70多岁时，家里收入就少了，大房子不知怎么就卖了就。我们家住过好几个地儿，我是在哪儿生的，跟我说过都给忘了，反正是东北城，那时候凡是家里稍微高点的，皇亲国戚吧，都住东城。我祖父娶了5位夫人，到第三位娘家姓曹，就是我亲祖母，生的我父亲，不久又没了。第四位夫人姓王，干嘛的不知道，然后第四位又死了。第五位夫人我小时候朦胧有点印象，姓汪，到现在我跟她的娘家侄女还有来往。这祖母生了一个女儿，11岁死了。合着娶了5位夫人才留下我父亲一个。我也没叔叔也没大爷。然后我父亲结婚，我这第一位母亲娘家姓邵，邵家本身绝后了，娘家没人，娶到我家不知道是肺痨还是肺病，我哥不到3岁，她死了。我母亲是续弦，那时候二十一，我父亲是二十七，他比她大6岁。我父亲在故宫当过笔帖式，他字写得不错。民国以后在北京市卫生局工作，做科员，日本时候他有事儿没事儿我就忘了。我们家那会儿住骑河楼，有13间房吧，前面有个铺面房，后边是13间房。铺面房子开个粮店，也不是我们家开的，好像是租，让掌柜的给管，说我们算房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他不给什么钱，别的也不给什么东西，就是每月他给送粮食。反正那时候经济来源不太多，家里有些东西就陆续卖。日本统治时候把我们家在骑河楼的房子占了，我们就自己在外边租房住。定：房子怎么就让日本人给占了？张：我也不知道怎么占的，反正占了，后来日本人还赔偿了我们好多东西，有榻榻米什么的。我父亲也没多大能耐，满族人他没能耐，没这种能力。后来搬到方家胡同公益巷，再后来搬到大经厂。注242差不多都是独院，日本投降以后又搬回骑河楼来。我父亲是76岁去世的。(2)母亲家是汉军旗张：我母亲叫蒋坤图，我舅舅叫蒋丰图。听我母亲说，他们是汉军旗人，姓蒋，原籍可能最早不是北京的，浙江诸暨还是哪儿。为什么是汉军旗？就是本来范围又大于经济整合的范围。用来排斥野蛮民族的北方边界，也是一种界线，在它之外，同样大小的耕地、同样规模的城镇和官府，却不属于这个国家；在它之内，主要是实物、运输代价又不太高的规定贡品，能由国家集中起来；而在它之外，贸易基本是离心的，输出大于输入。”欧文·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87页。?明初对蒙古的防御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姿态。明将徐达以元朝都城（北京）为幕府，年年出兵北上讨伐蒙古残部。但1372年，徐达和李文忠被扩廓帖木儿打败。1373年，明太祖遂令徐、李二将固守边界，不再深入蒙古境内进行追剿，并将山海关两侧的居民迁至河北内地。1380年，明朝又改变了策略，并在1387年至1388年，派遣20万大军北出长城，彻底击溃了东北地区的蒙古军队，并继续沿松花江追剿，最后在勃脑尔（Buirnar）杀死了蒙古幼汗。T.C.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2—10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63—264页；侯仁之：《明代边境地区的马市》，第311—313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61—63页。?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征讨》，第82—88页，及其《于谦》，第95页。已有学者指出，在永乐帝不断迫使蒙古人向西伯利亚大平原远徙的时候，明朝没有必要在大同以外设置峰火台——一种报警系统。然而明朝一旦放弃了积极进攻的军事姿态，蒙古人便会驻兵长城之下，并在无人报警的情况下直逼大同和北京。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7—62页。?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6、530、1304—1305页；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以来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5—46页。三边指甘肃、宁夏和延绥。其总督府设于固原，肃辽都督则驻守密云。阿勒坦汗联合了东部蒙古各部落，并重建了克拉廓热姆（Qaraqorum）旧都。匡顿：《游牧帝国》，第278页。?罗荣邦：《政策和决策》，第66—68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第11—12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明代人名辞典》，第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在公众眼中，与蒙古互市的安抚政策，总是同声名狼藉的仇鸾联在一起，而英勇抵抗则同其政敌杨继盛联在一起。当皇上宠幸仇鸾时，杨继盛受到贬黜，一度消声匿迹。不久，仇鸾私自与蒙古互市，并献上80颗普通边民的头颅冒充敌军首级，谎称在古北口大败蒙古军，故而失宠。于是杨继盛得以重返朝廷，但不久又遭严嵩弹劾，于1555年被定死罪。当时杨氏之妻上疏皇帝，愿替夫受刑，还说死后要率鬼魂之军为明朝而战。严嵩于中途将此疏扣留，但其内容后来却广为流传。1656年，清朝顺治帝还在正式场合称赞了杨继盛的忠诚。吴乃荪：《董其昌》，第264—267页；赫伯特·A·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168、18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03—1505页。杨继盛认为，忠同孝一样，是不可推卸的义务；人臣应既孝且忠，既事奉父母，又全心全意为君主效力。杨继盛：《杨忠愍公集》第二五七卷，第9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在蒙古人看来，严嵩只有在认为阿勒坦汗及其军队不过是一群“寻食之徒，无须忧虑”这一点上，是现实的。塞齐·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97页。在17世纪的民间传说中，沈炼被比作李林甫。E.B.豪威尔译：《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318—320、412页。明末“三言”中有个题为《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故事，也表现出关于华夷关系的一种陈腐观点。故事说，渤海王要求唐玄宗（713—755年在位）将高丽的176城让给渤海国。作者借李白之口回答说：“自昔石卵不敌，蛇龙不斗……况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士马刍粮，万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鹅骄不逊，天兵一下，千里流血……毋取诛僇，为四夷笑。”豪威尔译：《今古奇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79—80页。?王崇武：《明朝商人殖民制度》，第301—303页；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第194—195页。?16世纪后期，有大约50万军士和10万匹战马驻守北边，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约为2两。16世纪50年代，募兵每人每年的佣金约为6两；至17世纪初增为18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290页，及其《明朝的军费》，第43—44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0—42、55页；赵翼：《甘二史札记》，第750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280页，及其《明朝的财政》，第112—116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5—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63页。?九边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陕西的延安和绥德）、太原、固原、宁夏和甘肃九个军事重镇，是设于各省及都司之上的不固定的军事机构。朝廷根据需要拨给它们军队，并从中央都督府的权要中选派其将领。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65页；侯仁之：《马市》，第309—311页；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44页。仅辽东一边之军饷就需银324万两，粮108万担，马草21.6万捆，料豆97.2万担。弓每张需银2两，箭每支需银6钱。将这些物资自天津北运的船只仅有700条——而非预定的4000条，以至大量物资不得不用速度慢、代价高的牛车运送。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7—131页。?如1624年，修建城墙6240丈（约11000公尺），敌台321座；1625年，修城费用又继续上升。《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17页，第五十五卷第19—20页。据贺凯统计，1618—1627年间，明朝在同后金的战争中花费饷银约6000万两，约占明朝在此期间全部收入的一半。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158—159页。?米彻尔·卡蒂尔：《14—17世纪中国价格变动史评述》。这一时期的价格指数是不可靠的。?褚华：《沪城备考》第五卷，第5—6页。1639年9月，广宁总监高起潜报告说，五个月来，“额饷分文未解”。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7页。?1644年1月21日，是史可法纪念日。见万言：《崇祯长编》，第5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30页。巡抚原是监察官带提督军务之职，统各省提刑按察使司。?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7—48页。?拉铁摩尔指出，汉语称东北地区为“口外”，从而提出如下意见：“当问题是移居口外——而非移民海外——之时，人们会产生某种与华侨类似的体验。最初是感到失去了长城的保护，因而缺乏安全感。其后，一旦定居下来，又感到自己已处在高于中国的位置上。他不再受长城的保护；而长城所保护的正是中国；长城使他和同伴与之分离的正是中国。这就是说，地域情感部分地取代了种族的或民族的情感，这一变化令人费解，但意义深远。”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8页。拉铁摩尔进一步指出，这种地域情感集中表现为一种“夷”、汉皆有的特殊社会心理，即回过头来，将中国视为可征服的希望之乡。“冒险家们背对中国而向荒野出发，而其成功的标志，却是能够掉转身来，作为特权发源地之特权居民的一员，面向中国；于是，中国取代荒野之地成了‘希望之乡’，成了财富的源泉和行使权力的合适场地。”同上书，第60—61页。?张居正支持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组建私人武装（戚继光曾举行传统仪式，与部下同饮兽血酒，立誓同生共死）。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6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5页。17世纪初曾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提出，欲实现有效的边防策略，须使边将久于其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41—42页，1609年9月8日条。?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2—15及第23—26页。?边地居民处于一种临界状态，举个普通的例子——边境通过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表现其存在，而对边境两边的许多居民来说，走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边民对其国家的政治忠诚，会因与越境外国人进行非法交易以谋取私利而明显削弱。即使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其行为也不可能只限于经济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己的社会圈子和共同利益。边境两边的人们就这样一起共事，变成一个用“我们”指称的群体，而其本民族的其他同胞，尤其是本国官府，则被称为“他们”。因此，人们常常把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边境两边的居民看作一种共同体，它虽然无法从制度上加以限定，但可从功能上加以识别。边地居民的这种矛盾心理，常常是明显而重要的历史现象，这并不奇怪。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0页。?这种现象并非近古历史所特有。西汉就有不少典型的叛国者，卫律（公元前1、2世纪人），一个突厥血统的著名乐师，就曾投奔匈奴，受封为王。汉武帝的大将李陵（公元前1、2世纪人）的事迹更为人所熟知。他数次率军深入匈奴腹地，最后陷入重围，被迫投降，并向匈奴传授中原兵法，娶单于之女为妻，留居匈奴长达20年。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450、865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1页；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第199页。有些蒙古人成了著名的明朝将领。满桂（1630年卒）自少移居内地，后从军御边，并不断升迁，1623年成为宁远守军将领。他作战勇敢，1627年7月接防宁远后，曾负重伤；1629年又率众抵抗金军，保卫北京，后在北京南城外战死。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1—562页。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曾注意到，蒙古人与汉人之间存在很大不同，并指出，在内蒙古地区的旧屯田户、流民、商队和翻译当中，存在蒙汉两族的“混合阶层”。其中某人若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那么他多半出自一个已被蒙古传统所同化，或已同蒙古人通婚的家族，是个正式娶蒙古人为妻、遵守蒙古习俗而抛弃了汉族文化特征的人。然而在结束了遵守蒙古习俗的青年时代后，他又常常会在晚年返回汉族社会。他的一生好像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青年，一个是老年。拉铁摩尔：《满洲里》，第54—60页。?侯仁之：《马市》，第313页。李怀——“李猴子”，1515—1516年间投奔蒙古，并作为蒙古将领率军入关。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谢：《明代后期的宗教与社会》；丹尼尔·L·奥弗迈耶：《抉择》，第162—163页。晚期小说对此也有描述，见豪威尔：《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414—417页。明朝在巴哈纳集开始同蒙古谈判时，要求蒙古归还逃兵。1570年，蒙古向明朝交还了9人，皆在北京斩首示众。侯仁之：《马市》，第321—322页；又见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6—4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明朝边将把女真人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常到开原进行贸易的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即后来的满洲。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50—51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5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9页。关于建州女真的迁徙，见郑天挺：《探微集》，第36—38页；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4—64页；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13—14、17—19页。满洲一词首见于1613年的记载中，1627年出现在朝廷给朝鲜国王的文书中，1635年被正式使用。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9—10页；郑天挺：《探微集》，第33—3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10、13页。此前，满族人的《实录》多称其人民为诸申（Jusen）；此后，建州女真被努尔哈赤统一起来，并逐渐以“满洲”闻名于世。为方便起见，建州女真在文书中遂被称为满洲。?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拉铁摩尔并不了解17世纪20年代的种族冲突，故声称：“满族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蒙古人那样强烈的部族意识和深厚历史传统。他们似乎是从外部无人区渗入到这片‘发祥地’中来的。虽然他们自己随即就承袭了女真之金朝的反叛传统，但他们崛起得太快了，以致始终未能彻底吸收这片‘发祥地’的传统与精神；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发祥地’和地方传统。正是这种不成熟状态促使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和彻底性获得了汉族的特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44页。拉铁摩尔的独到之处，是将地理因素与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进行观察。汉人远涉东北，是作为商人寻求奢侈品，因而没有在那里定居。满族人穿过其“发祥地”南下，则是为了狩猎和牧养驯鹿。对他们来说，农业还是一种园艺活动，是狩猎经济的补充。到了学会汉族的耕种方式后，他们便逐渐发展为农业民族，形成许许多多村庄围绕着一个个城镇的格局。因此满族能幸存并繁荣起来，应归功于其文化适应性，与蒙古族在一起便遵守蒙古规范，与汉族在一起便符合汉族传统。同时，他们也保持了自己善于组织狩猎和作战的能力。拉铁摩尔提出：“满族对汉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吸收，以及缺乏使之与汉族进一步融合的内陆河流和沿海贸易，可能是引起边境冲突并最终导致满族征服汉族的主要原因。”同上书，第19页。?1685年，在总督德农维尔从加拿大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有关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的情况：“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说，为了使这些野蛮人成为法国人，应尽量让他们接近我们。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承认这是个错误。那些同我们频繁接触的野蛮人没有变成法国人，而常到他们当中去的法国人却变成了野蛮人。他们喜欢野蛮人的服饰和生活。”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也强调了这一点：“这些法国人很快就和当地少女勾搭上了。但不幸的是，在印第安人的特征与他们自己的法国人特征之间，有某种神秘的亲和力。不是让野蛮人体验和习惯文明生活，而是他们自己常常变得酷爱野蛮人的生活了。他们为赢得印第安人的友谊而对其陋习和美德同样大加称赞，并已成为当地最危险的居民。”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29—330页。德农维尔的信在此也被引用了。?有一段时期，明朝兵部规定，每献一颗满人首级可得赏银150两。结果辽东百姓常被误认为满人遭明军捕杀。詹：《明朝衰亡》，第149—150、156页。“境外居民”（trans－frontiersman）一词是菲利普·柯廷（PhilipCurtin）创造的。艾伦·伊萨克曼用它来描述佩里拉（Pereira）族之类的群体。该族于18世纪初从果阿移居三比西河流域，并与彻瓦（Chewa）王族通婚，最后渐渐承认了彻瓦王为其君主。因此，境外居民不同于“边境居民”（frontiersman），因为后者或许有妻子在境外，但对留在欧洲社会的亲属仍保持着基本的忠诚。边境居民最终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混合文化，而境外居民若也这样便会完全失去欧洲人的特征。19世纪，像佩里拉族那样的境外居民确
狠狠97人人婷婷五月深田咏美图书馆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并将其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8月27日开馆接待读者。1917年国立京师图书馆移到方家胡同(原国子监南学旧址)，1928年7月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31年在北海公园西岸的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注23关于中、日等国学者对《女真译语》和资料的研究，金光平、金启孮父子合著的《女真文字研究概况》一文有具体详细的阐述，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104页。注24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即由原来的一所、二所合并而成。注25北平市立五中位于东城区，始建于1928年5月。据1938年6月《北平市各级中小学调查·调查资料第1号》统计，七七事变之后，北平的市立中学计有省立高级中学1所，市立中学校5所，市立女子中学2所。见陈兆肆：《日伪统治时期北平的中小学教育》，载《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2月，102页。注26池内宏(いけうちひろし，1878—1952)，日本历史学家、东洋史学家，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出生于日本东京府(现东京都)，祖父为儒学名家池内大学。1913年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16年任副教授，1922年，以论文《鲜初东北境和女真的关系》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1925年任教授。1937年成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39年转任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朝鲜、满洲(中国东北部)的古代和中世纪史。著有《文禄庆长的役》《日本上代史的一研究》《满鲜史研究》等。注27三上次男(MikamiTsugio,1907—1987)，日本著名金史、女真史学家，陶瓷学家。出生于京都府宫津市，193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为池内宏的主要弟子。1932—1933年，由日本外务省属东亚考古学会派往中国留学。1933—1936年升入东京大学大学院深造。三四十年代频频来中国东北地区从事高句丽、渤海遗迹调查。1949年为东京大学教授。历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东洋陶瓷学会会长、中近东文化中心理事长等要职。对金史、女真史、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陶瓷学均有精深研究。在金史、女真史方面有大量著作，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1937年发表《金代女真之研究》，因在女真社会构成的研究上有突破，被当时日本学术界誉为这一领域的“高峰”。中国学者刘浦江在1999年出版的《辽金史论》自序中感叹说：“据我看来，直到今天，中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注28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注29这里的胜利系指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注30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次日，段祺瑞有致冯玉祥等电(1924年11月5日)：“北京冯总司令，孙副司令鉴：之密。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可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可也。”冯玉祥却复电说：“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电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溥仪出宫后图谋恢复优待条件史料》，载《历史档案》2000年1月，67页。冯玉祥答复见吴锡祺：《记溥仪出宫》，载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但所转引的段祺瑞电文略有出入。注31关于没收旗地旗产的问题，金启孮先生有《清代王公府属旗地——取租情况和清理始末》一文结合自己家族的情况详记其事，其中提到清代王公旗地的性质是：“清代各府所属旗地，是随着封爵的官产，并不属于王公私有，每一王公分府时，都拨给一批旗地，数目视爵位的高低不等。如果得罪革爵，则旗地连同所居府邸要一并交官，只有另置的私产例外。”特别提到民国十三年甲子之变，冯玉祥既接收了清宫财富，翌年张作霖又清理旗产，令各府将旗地租账(包括老账、新账)统交民国财政厅清理变卖，只把王公坟地园寝没算在内，而是令交款税契留置(封建社会得罪被抄家者，也不没收坟地)等事，与本次口述所说略同。并引录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一日《顺天时报》所登清理旗产的官产处公告。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232-236页。并见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0期，1994年版。注32乌素图，是蒙古语，意为“有水的地方”。乌素图召坐落在大青山南麓，呼和浩特市郊区攸攸板乡乌素图村西沟口的台地上，距市区西北13公里处，实际上是当地旧有的7座寺庙的总称。因它们相距不远，毗邻相连，又地处乌素图村旁，所以统称乌素图召。注33三家子村位于黑龙江西部，嫩江东岸。该村一直是满族聚居地，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满语仍被作为交际工具使用，满族的诸多文化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仍有部分满族老人能够较流利完整地用满语表达，三家子村也就因此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满语、满族文化调查研究的重要基地。1962年内蒙古大学组织调查组，由清格尔泰先生带队，对三家子村的满族语言文化进行系统调查，金启孮先生也是满族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此次调查工作为期2个月(1961年8—9月)，收集了一些宝贵资料，金先生在此调查基础上写出《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德国汉堡，1984年)一书，这是首次对保存现代满语的满族聚居村屯进行调查的成果，他不仅把满洲尚存的满族村落公之于世，而且抢救了被学术界认为早已不复存在的“活的满语”这一文化遗产。1984译为德文本出版，在世界满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该文从调查到成果出版，竟然整整相隔了２０年。注34清格尔泰(1924—2013)，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今赤峰市宁城县)人，蒙古族著名的语言学家、蒙古语言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内蒙古大学教授。主持创建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中国第一个蒙古语言学硕士点、博士点和蒙古语言文学培养基地。出版专著《蒙文文法》《现代蒙古语》，组织编写了《蒙汉词典》《蒙汉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契丹小字研究》等著作10多部。对蒙汉文化交流，蒙古语的研究和发展，现代蒙古语的进步有着卓越的贡献。1961年带队到三家子调查后，也曾撰有论文：《满洲语口语语音》，载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专刊》，1982年版。注35策棱(1672—1750)，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嫡裔，蒙古喀尔喀部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部台吉噶尔丹举兵侵入喀尔喀﹐策棱偕祖母格楚勒哈屯﹑弟恭格喇布坦投奔清朝。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娶和硕纯悫公主，授贝子品级、和硕额驸，从征准噶尔有功。雍正间，进封多罗郡王、和硕亲王，因战功卓著﹐被清廷赐号“超勇”，佩定边左副将军印。从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策棱一直驻防漠北，对北方边境的安宁，起着重要作用。成衮扎布(1750—1771)为策棱长子。注36关于此事，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记述更为详细：“建校之初(内大建于1958年)，北京蒙古王公家中祖先画像、行乐图、战绩图、蒙文档案仍有不少保存，我建议内大全部收购，我愿当中间人。但因当时正集中力量编写革命史，未能采纳此建议。60年代初，我回京探亲时听说许多重要蒙古王公画像，通过琉璃厂已流向国外，曾两三夜未曾安眠，痛惜之心，至今未已。”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1998年版，141页。注37《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388页。注38《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21页。注39《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32页。注40《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1《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2《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9页。注43塔拜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六子，为庶妃钮祜禄氏所生，一生平淡。死后追封辅国公。注44学院胡同为东西走向，东到太平桥大街，西到复兴门北顺城街。明朝称提学察院胡同，因为胡同内有提学察院衙署而得名。清朝改称学院胡同。20世纪90年代道路改造后，曾更名为学院小街。但最终仍定名为学院胡同。注45卧佛寺街位于今复兴门附近，今已不存。1956年打通的西单至复兴门路段工程中，卧佛寺街、邱祖胡同与报子街被夷为平地，长安街与复兴门外大街得以贯通，卧佛寺街、邱祖胡同和东西观音寺街等都融入了长安街。卧佛寺街里原来确有寺院，但却不叫卧佛寺，而被称为鹫峰寺，即唐朝时的淤泥寺，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鹫峰寺后殿，供奉有一尊卧佛，卧佛寺街即由此得名。鹫峰寺每逢冬季舍粥，救济乞丐和城市贫民。1972年，在复兴门门洞原址修建北京市城区第一座立交桥，鹫峰寺彻底消失。今天的百盛商场和工艺美术馆所在地就是鹫峰寺旧址。注46毓女士的说法与家谱记载不同，当时访谈者未觉察，由于毓女士已去世，这里只好存疑。注47这里提到的华北电业公司，与毓女士家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父亲与她前夫都曾任职于此。它是北京最早的民族资本电业公司，初名华商电灯公司，筹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前门西顺城街26号(今前门西大街41号的北京供电局地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25日正式对外供电营业。主要供应官府衙门、军政机关、工商企业及富家大户用电和繁华路段路灯照明。后规模日益扩大，自1906—1938年，华商电灯有限公司共兴办了32年。为北京的电力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40年日伪时期，华商电灯公司被强行收购，改为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国民政府接管北京的电业，成立冀北电力公司。1949年后仍称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但遍阅股东名单，并没查到有人姓年。注48板头，即把儿头，两把头，清代满族妇女的典型发式，也称“旗头”“把儿头”或“一字头”。将全部头发绾于颅顶，束起，再分成两缕，缠成两把，在头顶梳成一横长式发髻，贯以扁方，脑后余发梳成燕尾。最初是已婚者发式，后来年纪稍大者亦可梳，不再拘于已婚未婚。注49施今墨(1881—1969)，祖籍浙江萧山区，为民国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另三位是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注50长安大戏院建于1937年，原址位于北京西单。注51康世恩(1915—1995)，河北怀安人。中国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石油工业部部长。1935年在河北省立北平高中读书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同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委。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5年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北京石油管理总局局长。任副部长时还兼任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总指挥等职，20世纪60年代初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了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组织指挥胜利、大港、辽河等石油会战。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石油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1979年11月25日，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72人遇难身亡，直接经济损失3735万元，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重要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的处分。是建国以来受记大过处分的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人。1995年4月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注521952年2月毛泽东签发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成建制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1952年8月1日，57师在汉中北校场举行隆重的“石油师”命名典礼和誓师大会。“石油师”整编成3个团，一团去延安枣园学习钻井技术，二团赴玉门学习基建工程，三团在汉中就地进行训练。半年过后，“石油师”官兵全部奔赴石油战线，成为当时石油工业的生力军。当时全国所有石油工人加在一起不到1万人，石油专业技术力量十分薄弱，“石油师”为石油战线增加了近8000人。1956年，鉴于解放军的建制序列已不存在，1956年57师党委向总参报告，经批准撤销了部队番号。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军事、半军事管理传统，可以说就是源于石油师，就连用语也带着浓重的军队色彩，如勘探开发油气田叫“会战”，一场会战总会“拿下”一个油气田。油田叫战区，领导机构叫指挥部，领导叫指挥。一个阶段叫一个战役，每次战役都要比武打擂，都要总结表彰，骑马戴花升旗夺杯，等等。注53延长县十里村是1907年9月成立的“延长石油官厂”所在地，当时在这里打出的就是中国陆地上第一口油井，史称“延一井”。此井钻采成功，标志着中国工业开采石油的开始，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油的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石油部召开大型会议时，来自全国各大油田的领导中一半都来自延长石油厂。“延一井”作为中国油田开发技术的一块试验田，为之后玉门、克拉玛依、大庆等油田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由于特殊的地质条件和历史原因，一大批人才也在这里得到锻炼和磨砺之后，分赴全国各大油田。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黄埔军校”。注541960年1月，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准备加快松辽地区勘探和油田开发，集中石油系统力量，“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当年2月13日，石油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石油会战由此开始。三四月间，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组织人员自带设备，国务院一些部门人员、当年退伍的解放军战士和转业军官，组成石油大军进入东北松嫩平原，展开了石油大会战，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喊出“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仅用3年半的时间就探明了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51.3%。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注55胜利油田是在华北地区早期找油的基础上发现并发展起来的。1961年4月16日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村附近打出了第一口工业油流井——华八井，标志着胜利油田被发现；1962年9月23日，东营地区营2井获日产555吨的高产油流，这是当时全国日产量最高的一口油井，胜利油田早期称为“九二三厂”即由此而来；1964年1月25日，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这里展开了继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标志着胜利油田大规模勘探开发建设开始；1965年1月25日，在东营胜利村钻探的坨11井发现85米的巨厚油层。1月31日，坨11井喜获日产1134吨高产油流，全国第一口千吨井诞生。胜利油田由此得名。注56大港油田东临渤海，西接冀中平原，东南与
壁。“蓬”，方才消失的火焰刀再次出现在莫曹周围，但此时的攻击方向却转向袭击而来的树叶。火焰刀的威力的确了得，掠过之处残叶片片，攻击距离较远的已经切断了附近的几棵大树。林岳坏笑了一下，揉揉鼻子，莫曹眉头不由得一皱，还未来得及动作，脚下水中迅速盘出大批藤蔓，几下就把他捆了个严严实实，只留下一个脑袋露在外面。金属丝急速变动，横隔成密集的切割网络，各自绷紧。脑中念头一转，我在金属丝上改动了一下，那边林岳却已发难了。藤蔓上伸出了无数小触角，毫不留情地狠狠扎入了莫曹的身体，绿色的藤瞬时变红，那是一种熟悉的红色，血红！林岳并没有作罢，搓了搓手，十指古怪地纠结在了一起，那些藤蔓立刻扭紧，莫曹的身体眼见就要被活活绞碎。噗，一声轻响传入耳中，藤蔓的一处冒出一点火星，紧接着噗噗声连响不断，血红的藤蔓自燃了起来，只几秒的时间便化作灰烬落入湖中。莫曹完好无损地站在水面上，只是皮肤已有些发红，那也是一种熟悉的红色，火红。在藤蔓烧毁的刹那，紧绷的金属丝已然攻了过去，横割竖切攻击角度各有不同，莫曹眼睛一亮，一股几乎无色到透明的火焰在身周涌动起来，那炙热的温度我在岸边也能感受到。但就在接近透明火焰之前，金属丝突地停住，几个扭转，形成了一个硕大的球形金属网，密结的网眼连蚊虫都无法飞出，网眼的形状配合金属丝上一些细小的痕迹，赫然组成了七道落雷印。“惊天雷动，迎神驱邪。”随着我心中高喝，莫曹的金属网内雷声顿起，耀眼的电蛇不住在网间扭动盘缠。滋地一声，电流猛然激发，伴着狂暴的雷声，巨大的落雷在金属网内爆了开来。“丫的命真硬～～”林岳嘟囔了一句，双脚交替着在地面上踢踏了起来，动作看来很轻松，但他的眉毛却不知为何又拧成了四条。金属网这时莫名的熔解了，如果不是落入水中时冒出了白烟，只怕会被认为那本就是糖条做成的。“叹为观止。”莫曹依旧毫发无损地站在那里，慢慢地鼓掌道，“听风、布荫，两派绝技……”“呸”，林岳往地上啐了一口，打断了莫曹的话。他双脚已停了下来，地上出现了数量恐怖的奇怪的植物，那是一种像似小石子一般的东西，下面长着纤细的根茎，粗粗看去会以为是满地的石子。就在林岳啐下一口吐沫的同时，“石子”们原地弹起，铺天盖地的向这莫曹攻了过去，在接近他的时候猛地爆开，洒出一片黄色的粘液。很快，莫曹的身上，水面上，差不多整个扯雀魔塘都被这种粘液覆盖了起来，那颜色渐渐变作了黄绿色，隔着口罩我闻到了一股刺鼻的酸味——这小子化合出了盐酸？！老田带着晖儿她们退后了几步，口中开始咳嗽了起来，林岳眼睛一翻，随手在空中一招，那些被火焰刀切断的树木立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排灰白色的树木。“老凡，你攻他下盘。”林岳嚅动着嘴唇用耳语般的声音说道，四周的树木拔地而起，在空中交错排列，交碰间发出类似金属般的声响，挟着劲风向莫曹碾去。“不怕火的铁桦木都用上了。”我心底一阵大汗，难怪莫曹说林岳是狠角色，平日里嘻嘻哈哈的他，动起手来接二连三章法不乱，的确不好对付。惊讶归惊讶，手下的动作并没有放慢，一批金属箭横扫莫曹的下半身，惯用的金属圆锯也配合着切了过去。蓬蓬连响，巨大的铁桦木撞在了一起，莫曹的身形突地拔高三丈，我和林岳的攻击立即落空。林岳嘴角一咧，莫曹上冲的身形被一片凭空出现的树枝阻住，那树枝上挂着柚子大小的黄色果实，赫然竟是炸弹树！空中突然响起一声鸟类的鸣叫，我和林岳听得不禁一愣，这清越入云的叫声不是一般鸟类能够发出的，难道是……“退后！”莫炎从身后冲了过来，似乎已经恢复了不少，双手火焰拉动中，白色的夫诸出现在面前。夫诸愣愣地看着空中，眼里竟然露出了一丝恐惧，我这才发现，方才的鸣叫声是来自临空飞起的莫曹！还没来得及反应，眼前已闪过一片炫目的红光，夫诸长鸣一声，高起的蓝色光芒将我们围作了一圈。圈外，红光所到之处一切植物、金属、粘液、果实全部消失，甚至连整个扯雀魔塘都不可思议地干涸了。空中哪里还看得到莫曹的身影，只有一只赤红色的美丽大鸟高声鸣叫着，那挥动着的翅膀间挟着熊熊的火焰。“靠，他能驱使朱雀？！”林岳扭过一张苦瓜脸道，“我们跟神兽可没得玩儿了。”朱雀在空中鸣叫几声后，便大力地向我们挥动起翅膀，灼热的高温不住侵蚀着夫诸布下的蓝色光圈。夫诸的身体抖动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再次长鸣一声，加强了蓝色光圈的力量。我注意到，夫诸此时的长鸣声已有些落败的意味，当即之下便在夫诸身后布下一个弱水印阵，堪堪抵御住朱雀挥出的烈焰。“先撑几分钟，我弄个东西出来公平对抗。”林岳说着蹲下身子，十指插入黄土中，一股隐隐的光流从他手臂间传入地下。空中的朱雀停止了鸣叫，拍动着宽大的双翅冲掠了过来，在光圈外盘绕飞行了几圈，一片滔天的火势立即燃起。朱雀满意地看了下我们，猛挥双翅，身子陡直冲天而起，飞翔到一定高度后，一个返身，飞箭般地直射而下。它的双翅已然收起，整个身躯绷直，看去就像一道巨大的火箭。我心中一惊，数块厚实的土层在空中不住拦截，但对于已是神兽的朱雀而言，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事实上我也只能尽量拖延时间，因为林岳面前的地上已经露出了星散的植物枝叶。朱雀的速度越来越快，我拼尽全力的阻挡已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林岳全神贯注地看着眼前的枝叶一点点露出地面，莫炎则在一边不住地咳嗽，口中再次迸出鲜血。“难道就这么完了……”我心中一凉，林岳的速度跟不上朱雀，即便他弄出的植物可以对付朱雀，我们也会先一步死在火焰之中。夫诸看了看我，眼中突然露出一种坚决，它低低地冲莫炎叫了一声，整个身体通透了起来，蓝色的光芒剧烈地闪动着。莫炎脸上一阵痛苦，咳嗽剧烈起来，撑在地上的手掌紧紧地抠入了地面。夫诸那双温和的眼睛在面前出现，我看着一愣，身子被它用头顶了一下，撞到了一边。“呦～～”夫诸的长鸣声直入云霄，四足用力一蹬，身体带着炫丽的蓝光腾空而起，枝杈的长角直直向上，对着下冲的朱雀迎了上去。波地一震，两只神兽在空中相遇，红蓝光芒交替刺目，清凉与炽热化作两股气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中旋流。旋流中，红光渐渐占了上风，蓝光开始消褪，“呦～～”空中再次传来夫诸的长鸣，蓝光突然一涨，爆了开来，瞬间爆发的力量将朱雀弹开，高涨的红光也暗淡了不少。光亮散去，空中落下一片晶莹的水滴，夫诸的身影已无处找寻，山间还回荡着它最后的那声长鸣，隐隐约约地，仿佛一位即将远行的老友在依依道别。“吧嗒”，莫炎面前的地面上落下了几滴水珠，倏然隐入土中。夫诸消失了，它并不是朱雀的对手，之所以舍命相搏，只是想为我们争取一点时间。“妈的，有种现在放马过来！”林岳双手自土中抽出，隆隆声下一棵巨大的树木出现在面前，那奇异的树冠像是梧桐和泡桐的混合品种，枝叶厚密，树干上露着点点结疤，一付饱经沧桑的感觉。“上古恶树？”被弹开的朱雀停留在了空中，嘴里发出话语声，“能取巧不一定就能获胜。”那赫然是莫曹的语声，他竟然是与神兽朱雀化身一体！“你丫少废话，是男人就现在下来过过招～～”林岳撇嘴道，“别告诉我你跟那老耗子似的，喜欢当女人。”“呵呵，别急，想死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朱雀一阵大笑，“不过，看在我弟弟的面上，我可以成全你们。”朱雀在空中盘旋了两圈，突然化作了两只，一只浑身赤红，而另一只却是羽色乌黑。红色朱雀落下地面缓步走来，双翅卷动的火焰在上古恶树前逼近；黑色朱雀则落在了上古恶树的树冠上，不住地啄咬着主干树叶。林岳顿足拍掌，树干上的结疤顿时飘出一阵青色烟雾，那烟雾间夹杂着奇臭的味道，红色朱雀立即退身，飞入空中，不住地用翅膀扇动着，避开烟雾带来的恶臭。树冠也在这时发生了变化，枝叶间长出了一些青色的果实，并不住地爆裂，溅出的果汁黏稠无比，那只黑色朱雀竟被果汁牢牢地黏在了树上，渐渐地化作一股黑色气流顺着树干流下。“上古恶树，灭凤之木，奇臭蚀骨，毒果化形。”红色朱雀在空中不住叹气，“你的确棘手，不过实在可惜，遇上的是我。”林岳眉头一挑，转身拉起莫炎，招呼我们赶快离开恶树周围，但还未跑出几步，就听到木头的嘎巴爆裂声，一股黑气从根部直冲树冠，巨大的上古恶树裂开无数道缝隙，漆黑的火焰开始不住燎烧起来。“鬼炎……”莫炎喘息道，“那混蛋用鬼炎化身。”“是鬼炎，我用恶类虚灵炼成的灵火，专门对付恶类的植物。”朱雀悠然道，“死得瞑目吗？这是我的风格。”讥笑的语调激怒了林岳和我，但却无法反击，因为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一股黏稠感极强的火焰将我们团团包裹了起来。是的，我没有感觉错，那火焰是有形的，就像是浮动着的岩浆，炽热的感觉已开始侵蚀我们的身体。“那么……”莫曹出现在面前，“永别了，各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一阵歌声传来，那是一个苍老的声音，莫曹的脸色微微一变，包裹着我们的火焰渐渐消失。淡淡的人影在面前幽然出现，像是从空气中凝结出来似的，那是一个穿着灰色僧衣的老人，鹤发童颜，光亮的头顶上留着九个戒疤。“了然？！”一种特殊的表情出现在莫曹脸上，这种表情被称之为“恐惧”。二十六、龙子狴犴“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了然自顾吟唱着，似乎完全融入了这首词的意境。莫曹僵在那里，一付进退两难的样子，虽然脸上已恢复笑容，但无论怎样看去都能感觉到他此刻的紧张和恐惧。“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声音嘎然而止，了然用手大力拍着额头，好像是忘了词。“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林岳识趣地接口吟道，不由流露出激动的神色。“老咯，不服输都不行了。”了然跌脚叹道，“早几年的话，我可背着顺溜。”莫炎的身子一抖，撑着看向了然，眼中满是不信和惊讶。也许是和了然的渊源不深，我并没有他俩那么激动，但也不免有些欣喜，毕竟他的到来对我们是一种福音，更何况莫曹的表现足以证明局势倾向性的变化。身边的火焰是自动退去的，我甚至感觉不到了然有任何的动作，那些可怕的鬼炎就销声匿迹了。隐约中，我能看到他身周包围着一片淡淡的雾气，而且紧贴着肌肤。“老爷子怎么有兴趣来这里？”莫曹的笑语声自空中传来，不知何时他已化成了朱雀飞翔在半空中。“真不懂规矩，好好的人非得变成个鸟来说话。”了然摇头道，“怪不得网上人都说有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那可能是鸟人。”“老爷子的逻辑未免自嘲了。”朱雀在空中干笑道，“如此说来，您老岂不是王八了？”暗色光芒一闪，一只黑色巨龟突然出现在朱雀的下方，伸长了脖颈对着朱雀就是一口。“神兽玄武？！”我一惊，难怪莫曹反唇相讥，了然居然掌控了四神兽的玄武。朱雀当即摆翅躲开，但动作稍嫌慢了一点，长长的后尾被巨龟扯下了几片火红的羽毛，落在地上冒起一阵白烟。“老爷子肝火太旺，注意身体。”朱雀在空中抖动了一下，口中悻悻地说着，转身挥翅化作一道红光瞬间消失在夜空之中。“没大没小。”了然冲着远去的朱雀哼了一声，衣袖一扫，黑色巨龟顿时化作一团黑气射入袖中。“了然……”林岳的口齿第一次含糊了起来，看得出，他小子不是一点点激动。了然却冲他一摆手，走到莫炎面前，查看起伤势来。“反噬脱力了，看着吓人而已。”了然放心地点了点头，“林岳，交你处理了。”林岳忙不迭地应着，手中搓出几株草药，三下了两下团成丸子塞进莫炎嘴里。“多谢您老出手帮忙。”一肚子的疑问和话语却只冒出了一句感谢，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受到突如其来的变化影响，只是有种莫名的感觉让我无法和了然顺畅交流。“废话就免了，早来一步你们也不至于这么狼狈。”了然看眼周围的人，“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回你们的住处再谈。”……“原来是这样～～”S一阵惊叹。这句话其实是在场的每个人都想说的，了然慢悠悠的解释了一切之后，我们不免都有恍然大悟的感觉。照了然的解释，当年指点秦始皇的其实是饲虚一派的一名高手，他用引龙大局将龙脉迁至蒙化。照理，秦始皇必须将自己的亲生父亲下葬在龙脉中，但由于羞于承认与吕不韦的血脉关系，因此便派蒙恬秘密押运下葬，并责令蒙恬留守龙脉，于是蒙氏一族便在云南扎根，延续到南诏王朝。为了保证龙脉的安全，秦始皇私下与亡国的越人定下了约定，在灭除六国的时候将云南一带划给了越人，并许诺让他们自立为王，不加干涉。同时也给予了不少的军力和技术支持，这就是古滇国的青铜工艺为什么会那么近似秦代高级工艺的原因。但事情却并不那么简单，事实上饲虚那名高手暗中有着自己的打算，他将秦始皇扶上王座后，便勾结了越人中的兴国骨干份子，暗地转换龙脉的运势，企图用换命法将自己与秦氏王朝对调。可他并没有得逞，听风、饲虚、布荫和筑壤四派的人觉察出了这巨大的风水格局变化，联合众人之力将龙脉封了起来。龙脉的效用极为复杂，四派人虽然只封住了龙脉的王者霸气，却直接影响了秦氏皇朝，因此秦二世胡亥登基不久立刻土崩瓦解。饲虚的那名高手被四派禁锢了起来，为了以防万一，四派逐一改变了引龙大局的分部局面，并安排毛龙看守首部的阴阳无界局。但蒙恬一族和越人却并不知情，一切便延续了下来，形成了之后的云南统治格局。“那幕后操纵郑买嗣的仙人又是谁呢？”我不禁怀疑道。了然的解释很简单，是四派中的负责看管龙脉的人，当初也许是出于对龙脉安全的考虑，所以才利用了郑买嗣，一方面除去了穷兵黩武的南诏王朝，另一方面将龙脉隐藏起来。因为那时的中原王朝已开始窥觑，而这条源自昆仑的龙脉力量过于庞大，一旦被发现利用，只怕后果远胜于当年。“定世三龙之一。”莫炎恍然道，“这条龙脉的确不简单。”风水堪舆自上古起就有一个十分玄妙的说法，天下龙脉大小无数，但有三条源于西北的昆仑山，向东南延伸而出，北龙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原，渡海而止；中龙由岷山入关中，至秦山入海；南龙由云贵、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这三条龙脉气势浩大能量惊人，有定世称霸的效用，故并称为“定世三龙”。但北龙为成吉思汗所用，耗尽龙气已是枯竭；中龙因地势转变，后代无知的破坏也失去了效用；南龙在风水典籍记载上是消失于一场浩劫，却想不到是如此缘由。“就这么说也对，不过那老爷子也忒小心了点。”林岳一脸惋惜道，“就这么把龙脉丢进无间轮回局里去了，还搭上了八百条人命，忒狠了点。”“秦始皇杀了多少人？”莫炎冷冷地问道，林岳一时语塞，白了他一眼，不再多话。莫炎并没有说错，秦始皇自得到龙脉力量之后横征暴敛，实施严苛的秦刑制度，并大量屠杀六国俘虏，也制造了“焚书坑儒”的人间惨剧。其原因不是他自身的脾性所致，而是来自龙脉的强大力量激发了暴戾的行为。事实上，元朝的开国三代君主也留下了同样的史证，可见当时那位前辈舍小我顾大我的处理方式并不过分。可是，了然接下来的话语却令莫炎有些难以接受了。当初那个妄图称霸天下的饲虚高手正是莫炎的先祖，禁锢期间他将自己的“雄心壮志”和一些技法写了下来。莫曹机缘巧合之下得知了这些，隐藏在血脉中的野心随着引发。于是便联合心怀不满的陈子浩，在隆庆关外设局害死了饲虚全派的精英，包括他的父母。因为，记载上教会了他一个方法，那就是从死人的脑子中获取对方的能
下！”皇太极这一路除了小打小闹的佯攻外，没有大战可说。真正的主力在西路，西路军岳托率军兵临墙子岭，墙子岭的守将总兵吴国俊在清军杀到之时，正在给监军太监祝寿喝酒，毫无戒备，自然，墙子岭失守。崇祯急调卢象升、杨嗣昌、监军太监高起潜抗击清军，此时卢象升、高起潜和杨嗣昌都是父亲刚去世，处在守孝期，所以卢象升上奏说这样太不吉利，应另选他人，但崇祯意已决，他任命卢象升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总督各路军队保卫京师。十月十二日，岳托的西路军已逼近通州，卢象升决定在十月十五日兵分四路夜袭敌营。高起潜与卢象升意见不同，便大说风凉话，“只听说有唐朝李愬雪夜袭蔡州，没听说过有在十五日明月皎洁下偷袭成功的，月光那么亮偷袭得成功吗？奇袭宜少不宜多，兵分四路偷袭还能不泄露消息？”高起潜非但不支持卢象升，反而把一路奇袭的兵马调往他处，最终导致十五日只有三路参与夜袭，被清军击败。卢象升为了避免高起潜掣肘，便提出自己驻守昌平，让高起潜驻守通州，两人分开，崇祯同意了。但不久崇祯又要卢象升前往通州与高起潜合兵一处，卢象升便认为这是杨嗣昌在捣鬼，还让高起潜牵制自己。大敌当前，明军内讧如此，最后的悲惨结局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此期间卢象升听到了杨嗣昌在与清军秘密议和的传言（传言是假的，但杨嗣昌的确此前曾向崇祯提议与清朝议和），于是他在见到杨嗣昌后就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我卢象升手拿尚方宝剑，倘若我们议和的话，袁崇焕之祸马上就到眼前！纵然我们不怕祸患，难道不念披麻戴孝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那么就是忠孝都做不到，还有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杨嗣昌听了这话，当即面红耳赤，赌咒发誓，“如果我要是跟鞑子秘密议和的话，将军的尚方宝剑就先拿我开刀！”卢象升：“既不能奔丧，又不能战，尚方宝剑还是应该我用来自裁，怎能强加别人？”杨嗣昌：“您放心，我绝没有秘密议和。”大战在即，内部猜忌如此，卢象升已经做好了为国尽忠的准备，杨嗣昌也做好了继续陷害忠良的准备。十二月十日，卢象升率领天雄军在巨鹿（河北邢台东北）迎敌，他披麻戴孝，对将士们说：“我与大家一起受国恩，就怕不能死得其所，不要怕不能生还！”说罢，率五千将士迎战，清军将卢象升重重包围，卢象升的部队杀的“刃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谈迁《国榷》）。激战多时，卢象升所部箭镞用光，部下虎大威劝卢象升突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卢象升却慷慨激昂地说：“虎将军，今天是我效命之秋也！”随后继续与清军搏杀，卢象升身中四箭和三处刀伤，仍又斩杀了几十个敌人，最终壮烈殉国，年仅三十九岁。他的部下杨陆凯怕他的遗体被清军残害，于是趴在卢象升的遗体上，最后后背中二十四箭而死。卢象升的天雄军全军覆没，仅虎大威突围而出。卢象升满门忠烈，其家族死于国难者一百多人。卢象升诗词也作得很不错，其《前调》一词，壮怀激烈，有岳飞遗风：“搔首问天摩巨阙，平生有恨何时雪？天柱孤危疑欲折，空有舌，悲来独洒忧时血。画角一声天地裂，熊狐蠢动惊魂掣。绝影骄骢看并逐，真捷足，将军应取燕然勒。”值得一提的是，戎马倥偬一词最早就是卢象升发明的，卢象升在《与豫抚某书》说：“戎马倥偬之场，屡荷足下训诲指提。”此乃“戎马倥偬”最早出处。卢象升战死，崇祯调正在中原与李自成、张献忠血战的孙传庭、洪承畴前来勤王，崇祯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孙传庭为保定总督，赐孙传庭尚方宝剑，总督山东、河北军务。西路军只遇到了卢象升的坚强抵抗，多尔衮的东路军则只在河北高阳遇到了抵抗。高阳是孙承宗的老家，祖大寿大凌河失守后，时任蓟辽督师的孙承宗被罢官，于是他告老还乡。然而孙承宗并没有闲下来，而是埋头研究军事。他创造性地创建了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十二车营，并撰写了专门论述火器车战战术技术的军事著作《车营百八叩》。书中所论车营，系指拥有火器的战车、步、骑和辎重合编而成的新型营阵，具有较强的火力和较好的火炮运动性能。其编制方法以四车为一乘，四乘为一衡，二衡为一冲，四冲为一营，每营六千余人，车一百二十八辆，骑步合营配各种炮三百五十二门。布阵时，战车在前，步兵、骑兵和权勇（骑营选勇八百人为中权，直属主将，名其兵曰权勇）依次排列于后。火器配置，步兵则鸟枪、佛郎机在前，三眼铳、火箭在后，骑兵也配有三眼铳和火炮。然而孙承宗的军事永远停留在了理论上，明朝此时的国力已不容许这样会耗费大量资金来装备的特种部队。在皇太极刚刚发动第四次南侵时，《武备志》的作者、孙承宗的好友茅元仪劝孙承宗到南方躲躲，孙承宗婉言拒绝了，他说：“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没什么可怕的了，如果能有机会战死疆场，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就这样，在清兵向高阳进攻的时候，孙承宗以七十六岁的高龄，率领全家及高阳民众奋起抵抗，由于兵力相差过于悬殊，高阳城很快就被攻陷了，孙承宗被清兵抓获。多尔衮听说抓到了孙承宗，非常高兴，亲自来劝降，孙承宗严词拒绝，说但求一死。多尔衮无奈，鉴于对其敬重，应允孙承宗可自尽而亡，最后，孙承宗坐在一张椅子上，令两个清兵用白绫将自己勒死，从容而又壮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说投缳而死）。在保卫高阳的战斗中，孙承宗六个儿子、两个侄子，十二个孙子、侄孙殉国，全家老小四十余人遇难。孙承宗不仅是大军事家，而且诗词写得豪迈壮烈。咱们欣赏一下：《水龙吟》：平章三十年来，几人合是真豪杰。甘泉烽火，临淮部曲，骨惊心坼。一老龙钟，九扉鱼钥，单车狐骨。念河山百二，玉镡罢手，都付与，中流楫。快得罴熊就列。更双龙陆离光揭。一朝推榖，万古快瞻，百年殊绝。玄菟新陴，卢龙旧塞，贺兰雄堞。看群公，撑挂乾坤，矢力了，心头血。《沁园春》：匹马东来，掩泪新亭，江山笑予。看诸峰罗列，霜描白发，大嬴环绕，云溅征衣。化鹤应回，凤凰何处，惟有明月依戟枝。凝望眼、叹人民城郭，何是何非。是谁夺却燕支。麟阁云台须有时。问一行直抵，黄龙痛饮，何如合坐，绿野弹碁。独上高楼，风烟欲净，遥见白云随钓矶。天恩远，念玉关人老，曰汝其归。《木兰花幔》：鹤来华柱下城郭，是人民非看，七萃凌霜，六花喷雪，万姓东归向来事。且莫问，但旃裘匝地浣征衣，远戌胡笳正急，连天塞草初肥。搜胸中百万雄师，小试大凌西，喜三箭天山，六赢虎落，百道龙旗。正黄云赤羽两同飞，早是风驰千里，攻月翚重园。三十多年来为内阁首辅者，有几个才是真豪杰？多数是些鼠目寸光的肉食者，尸位素餐，妨功害能，由此搞得大明山河破碎，被满洲人的铁蹄践踏，光怪陆离的朝局之下，究竟谁才是可救世的历史巨人？兴许没有，也兴许我孙承宗的一生事业都会付之东流，但是面对这已经满目疮痍、物是人非的昔日曾经繁华、今日战火兵燹的人民与城郭，我也一定会苦撑残局，强撑病体，我胸中这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在大凌河西面已经牛刀小试打退过敌军，希冀着像薛仁贵三箭定天山那样最终敉平辽东敌寇，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但遗憾的是，孙承宗一己之力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清朝人编修的《明史》这样评价他：“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孙承宗一直活着，清朝是无法得天下的，足见孙承宗在明亡清兴争局中的重要性。攻陷高阳后，多尔衮继续南侵，一路势如破竹，没有遇到任何像样抵抗，他攻陷济南，在济南进行大屠杀，杀人十三万（据《明史纪事本末》）。清军走后，孙传庭上奏请求重新回到中原，以防农民军反叛，但杨嗣昌百般阻挠，使得孙传庭的奏折无法上达，孙传庭被气得耳朵都聋了，于是告假。杨嗣昌借机上奏说孙传庭是装病，崇祯信以为真，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关押。此次南侵，清军西路军与东路军此次南侵共攻陷七十座城池，如入无人之境。至此，在皇太极的打击下，明朝距离崩溃已经不远。中国北方以盛产强悍的民族著称。从侵扰秦汉的匈奴到给南朝造成很大威胁的北魏，从在隋唐之际崛起的突厥到足以左右唐朝生死的回纥，从纵横中原几十年的沙陀到与宋朝争雄的辽国，从屡胜宋朝的西夏到灭亡北宋的金国，从横扫亚欧的蒙古到十八万人横扫中国的清军，北方强大的民族两千年来一直威胁中原王朝的安全。然而华夏民族的力量是伟大的。北匈奴被窦宪打得西迁，南匈奴在五胡仇杀中彻底灭亡，建立北魏的鲜卑族被同化后融入汉族，东突厥被李靖灭掉，西突厥被苏定方灭掉，回纥则成了维吾尔族，成为中华民族一部分，沙陀则荡然无存，辽国也早无昔日辉煌，成了现在的达斡尔族。费正清对于中国北方民族总结如下：一，蛮族一般在政局混乱时入侵中国北方。二，蛮族政权往往得到汉人指点和效忠。三，蛮族骑兵进入中原后就丧失了纵横草原的战斗力。四，大量汉族官吏被任用。五，入侵者往往采用汉人政治制度。六，这些异族往往以其长城外的发祥地为根据地，以此争取不被汉人同化。七，朝廷以下各级政府多为汉胡二元结构，其中除去主管者外多为汉人。八，其他少数民族往往加入政府。九，异族统治者通过武力维护统治，派亲兵防御国都和其他重要地区。十，对中亚各族分而治之。十一，由于汉人多，异族统治者吸取中国文化一些特点。十二，异族或最终被汉族同化，或被赶出中原。游牧民族帝国如风，中原王朝轮番兴替，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百年皇图霸业，过眼烟云！第十八章烈士与汉奸的一步之遥横扫华北后，皇太极将兵锋对准了大明在辽西仅存的锦州。松锦大战一触即发。此时的明朝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彼（指明朝）文武大小官员，俱是钱买的。文的无谋，武的无勇。管军马者，克军钱；造器械者，减官钱。军士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实用，兵何心用命？每出征时，反趁勤王，一味抢掠。俗语常云：“鞑子、流贼是梳子，自家兵马胜如篦子。”兵马如此，虽多何益！况太监专权，好财喜谀，赏罚失人心。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张文衡请勿失时机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在皇太极眼里，是时候对辽西明军发动致命一击了，1640年秋，皇太极率军围锦州，挖壕沟、垒墙做长久围困的架势。1641年蓟辽督师洪承畴率军十三万增援锦州，屯兵锦州南面的松山（辽宁凌河南），他的部下就有日后的一代枭雄吴三桂，参战部队除了洪承畴本部外，还有关宁铁骑一部，总之最能打的他都调来了。考虑到双方的战斗力和兵力，皇太极下令继续围困锦州，不得主动出战，等待敌军进攻。洪承畴采取且战且守的方针，避免过早同清军主力进行野战决战，而是在加强各要点防御力量的同时，以宁远为基地，以松山、杏山为依托，与锦州守军协同，不断向围城清军反击，以消耗、疲惫敌人，而后再相机寻求决战，解锦州之围。清军在镇守锦州的祖大寿外面，洪承畴在清军外面，双方就这样大打没有，小打不停。1641年六月洪承畴突然打破平静，率大军向松山北岗挺进，这个举动大大出乎清军意料，多尔衮没有设防，十万人突然扑过来，被打个措手不及，激战中洪承畴所部“势极壮，用兵亦奇”，多尔衮“大骇”。多尔衮身先士卒，挥舞着马刀与一名明军骑兵搏斗，对方长刀几次险些砍中多尔衮，都被他灵敏地躲过。这时多尔衮的卫兵用马枪向对方肋下刺去，多尔衮也趁势一刀砍在明军骑兵的肩膀上，这名士兵从马上栽了下来。多尔衮趁势发起冲锋，明军渐渐支撑不住，许多人调转马头向松山退去，少数人被清军纠缠住，无法脱身。这时炮声再次响起，明军不顾战场上还有没撤退的自己人，便开始用红夷大炮猛轰，八旗兵被炸得血肉横飞。多尔衮见势不妙，想要撤退，这时一颗红夷大炮的炮弹在他身旁爆炸，强大的气浪使他从马上重重栽下来……多尔衮醒来时已经在清军帐篷中，这次炮火的弹片可能击中了多尔衮的胯下，此后多尔衮终生没有生育能力了。差点被炸死，心有余悸的多尔衮被迫“师退六十里”。战败消息传来，皇太极怒了。一年都没动静，突然有大动作，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决战即将到来，于是他立即率军前往松山，他下令满洲、蒙古十五岁以上所有人从军，“空国以往”，与明军决一死战。但此时皇太极突然流鼻血了，得了重病，他的各位弟弟都劝他缓行，皇太极说：“行军打仗贵在神速，朕如果有翅膀能飞的话早就飞到战场了，怎能缓行？”军情紧急，皇太极骑马一边流鼻血一边用碗接着，两天接了几十碗。皇太极赶来了，他指挥若定，对各路兵马说：“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敌人听说朕御驾亲征后吓得逃走了！倘上苍保佑，敌军不逃，朕定让你等破敌如纵犬逐兽！”皇太极面对的敌军除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外都不太能打，而他自己的十二万人战斗力都跟吴三桂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却突然发动攻击，攻占制高点乳峰山，占得先机，洪承畴十分得意，此时他的武官说：“占据高地，固然有利，但我军粮食少，要提防清军抄袭后路。”洪承畴说：“老子扛枪那阵你还玩尿泥呢，这还要你提醒？”（《崇祯实录》卷十四）那么洪承畴在沉寂了一年之后，率大军带着仅能维持三天的粮食，突然挺进，究竟是为什么呢？要知道洪承畴一向用兵谨慎的。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明朝同时要对清国和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用兵，财政上捉襟见肘，崇祯让兵部尚书陈新甲赶紧结束在东北的战争，好省钱，陈新甲便不断催洪承畴出战。但洪承畴之所以出战，不仅因为国防部长唠叨，还因为没钱撑下去，不打不行。但洪承畴不愧为名将，他想出了妙计——只带三天干粮出征，赶好了打一棒子，打完就跑，也不怕对手断后路。如果见势不妙，立马就跑，回来还能说是粮食不够了才跑回来，对上面也有交代，真比猴还精。可惜他的对手是皇太极，皇太极看出了门道，就在洪承畴出发第二天，他派兵断了洪承畴的后路。久经沙场的洪承畴自然不会因为被断了后路而手忙脚乱，他退兵十里扎寨，到夜里，令王朴、唐通为第一队，白广恩、王廷臣为第二队，马科、杨国柱为第三队，曹变蛟、吴三桂为第四队，依次进发，自己和邱民仰巡抚守大营。王朴、唐通率军来到清营附近，见清营中有一股杀气，阴森逼人。王朴一向胆小，他说：“我看敌军有备，咱撤吧！”唐通说：“咱们奉命前来，不能撤退。”于是他们对清营发起了进攻，刚冲进去，猛听到一声号炮，子弹和箭镞纷纷飞来，把明军打死一半。王朴急令撤退，没撤几步，多尔衮和多铎两支部队杀出，将明军拦腰截断。唐通、王朴忙夺路而逃，清军紧追不舍，正危急间，白广恩、王廷臣率第二队赶到，等第一队残兵撤走后，与清军厮杀，正酣战间，又杀出一支人马，原来是清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部。白广恩见敌军猛增，无心恋战，于是且战且退，清军穷追不舍，幸亏第三队人马赶到，方得走脱。现在该说吴三桂、曹变蛟的第四队人马了，他们出发不久，忽听后面鼓角声起，炮火齐鸣，吴三桂猛回头，问：“莫非清军攻我大营？”话音未落，一个士兵赶来说洪承畴有令，因清军偷袭大营，特调二将军速回。吴三桂忙率军回援，到了大营，只见洪承畴亲自督战，已退回来的唐通、王朴虽奋力抵抗，但仍力不从心，曹变蛟于是一马当先，杀入清军队里，吴三桂也率军攻入，与清军鏖战多时，待第二队、第三
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第49页。?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6页。?同上书，第四十一卷，第276页；第三十四卷，第504—505页。?例如，17世纪50年代著名的叛军首领孙守金（他可能是孙守法的兄弟）在兴安附近的板场山建有自己的“寨”。他的营寨得到近旁其他两个“寨”的保护，其中的一个寨控制着一个高山峡谷，它能轻易地抵御敌人的大兵。板场山的背面还驻扎着另外两个同盟营寨，保护孙守金的后背。这还不算，在下面山坡上，又星罗棋布般地散布着总共九个寨，成犄角声援之势。《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以前，兴安驻兵不足，任珍不愿将部队投入山区作战，因为他担心其他地方会发生起义。现在，早先调给陕西巡抚黄尔性的4000士兵归还给了兴安将领。《清史列传》，第3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任珍将胜利归于“幸仗我皇上洪福，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同上书，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参见《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25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奉天人申朝纪（卒于1648年）显然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为治清静肃然，又致力于恢复秩序。下级官吏要是被指控有专横霸道之态，立刻降职。“劾贪吏数十人”。减站银岁额20万两为15万两，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此外，申朝纪任命了直接向他报告的固定的催税人，以取代轮流由里长征收专门的代役钱的作法。《大清一统志》第一三三卷，第32页；王轩、杨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8页。?这次军事远征是由觉善统帅的。《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8页。奏折在1646年12月24日收到。?1644年9月23日奏折。《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80页。另一份报告罗列了巨寇的姓名与称号，特别指出他们早以“王”号闻名，例如“冲天大王”或“扫地大王”，“不比寻常土贼也”。这位上奏者解释说，寻常土贼不能与之相比的原因，在于某一巨寇一旦拉起一支大队伍，马上就以“王”自号。他们建营立寨，各种武器样样俱全，以攻城掠地为务，而不似土贼不过断路劫财而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上奏者为杨方兴。?《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85页。?同上。?丁文盛获胜的奏报于1647年4月14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3页。至于他被处罚之事，可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3页。?其例见1647年农历十月陵县的奏报。《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页。?后一种情形的典型例子是黟县的陷落。黟县是介于大运河与官道之间的重要城市。1647年11月26日，丁文盛的继任者张儒秀报告说，不久前有马贼400余名，步贼不知其数，于夜间步行进攻黟县，次日击败衙兵，架云梯爬上城墙，进城烧杀抢劫。知县与儒学训导设法逃跑了，其余的县衙官吏皆被盗贼杀害。他们洗劫了该城，然后返回山中营寨。《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6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所注日期为1648年1月初，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88页。张儒秀奏捷的报告于1648年1月15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五卷，第416页。沙尔虎达（1599—1659），苏完部人氏，年轻时投努尔哈赤。在1658年，他扫清阿穆尔（译者按：即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人，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及其人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2页。?关于清朝地方官吏在对付颠覆与叛乱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22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页。吏部还提出地方官俸禄太低，应该增加。可是，在顺治以及康熙初年，知县的固定俸禄（原来每年约为银123两）减少了。因为各种附加津贴被缩减或取消，知县俸禄降到了银45两。约翰·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78—380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政府通过委任外行的满族人，来控制地方政府，这并不正确。见约翰·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2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140—143页。?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5页。?这一权力下移的趋势好像在元代就已开始了，或者至少明太祖是这样认为的。洪武帝认为，由于蒙古人缺乏“王者无私”的精神，他们易于被腐败的胥吏愚弄，而后者正是利用了夷狄对官僚机构控制的“松懈”来巩固自身地位的。约翰·达迪斯；《明太祖论元朝》，第8—9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297—303页。?其例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第2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1839页（第一一二卷，第33页）。?处罚是颇为严厉的。1659年顺治皇帝颁令，任何官员挪用了10贯以上公款就要被送去充军。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1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26—330页。“这些条例与法规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正式成形，近代以前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者。”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4页。?同上书，第330页。?不过，从长期看来，这种对地方长官的过份重视，进一步排斥了衙门吏员跻身中央政府的可能性，这必然也就失去了对低级行政管理的直接控制。这一观点，在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一书中随处可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5、216页。《皇朝通曲》记载说，发展成熟的保甲制度开始于1644年，但是闻钧天指出这一记载有误，是后人编书时插入的。清朝后期，保甲和里甲都归户部管辖。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4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5页。1646年8月18日，有位官员特别向兵部建议，要利用总甲制来处罚那些窝藏逃犯的人。《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5页。将民众与其籍贯连结起来的尝试，也被推广到生员身上。1645年，官府宣布有许多参加会试的举人注籍有误，从此以后，生员必须证明其祖先在本地注籍逾20年，并无迁徙，或者在此地拥有财产，才能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8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5、216页。早在1645年6月12日，新政府就宣布废弃世袭的匠籍，免征京班匠价银。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在太和殿服役的匠人按工给值了。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3—4页。直至19世纪，民、军、商、皂四类户“籍”之残余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雍正以后已经取消了分立的劳役税，因此这种户籍分类已无实际的财政意义。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1—202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7页。?这一时期新式铳枪与大炮的传入，甚至可能“有助于晚明白莲教军武术传统的形成。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他们一直诱人地宣称自己具有有效地抵挡可怕的火器的本领。”韩素瑞：《山东起义》，第192页。?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军火的控制已颇见成效，以致图谋不轨者想要从铁匠那儿得到匕首，都要冒被人告发官府的风险。这在韩素瑞《中国的千年福起义》一书中随处可见：又见《山东叛乱》，第24页；亦可见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页。19世纪后半叶骚乱的年月，部分地是西欧军火的输入与生产，以及英美商人军火走私的结果。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17页。?在明朝统治时期，北京政府有一种被称为“铺社”的地方治安系统。这些为出使官员和卫兵设置的驿站有其附属的警官。但到17世纪，绝大多数铺社或是消失了，或是倒坍失修，实际上不能用了。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3页。?《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8—5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4页。这儿的户保长称作“邻佑十家长”。?《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这道敕令于1649年5月6日颁发。?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4页。?太原当局也被一场牵连到一名明代亲王后嗣的大案所惊醒。其近亲秘密窝藏了这位明室后嗣。山西按察使奏章，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1—94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二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这一时期还有非宗教性的起义。1647年10月19日，祝世昌率汉镶红旗兵800骑，在孟县与李化龙及其兄弟李奇龙500披甲骑兵交战。孟县在省府以东30里处。原明朝的游击将军祝世昌此时官居都统。1638年，他曾因大胆反对满人将女俘没为奴婢的习俗，失宠于太宗。太宗称他为叛徒，指责他与明政权勾结。多尔衮后来让这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官复原职。《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254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44页。?“大成”既形容黄帝使一切事物恢复了秩序，又指孔夫子用各种旋律组成的乐曲。它也指佛教的“大圆满”，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其中有2万尊菩萨，均称“威音王佛”。威廉·爱德华·苏黑勒和路易斯·霍道斯：《中国佛教术语辞典》，第89页。?《东华录·世祖朝》第四卷，第4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据信就是这一安辑民众的法令，使他们的社会品性改变了。正如一位官员在顺治初年所指出的：“流民安居，即变贼为民；流民四散，则变民为贼也。”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4页。?这一敕令与保定巡抚余庆廉的奏报在时间上正相巧合。奏报说大量匪徒突然袭击了河间府，知府、通判受伤，驻军将领自缢身亡。?《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同上书第四十五卷，第527—528页。?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钱谦益卖身投靠清廷，此刻已是臭名昭著。在北上就任新职之前，钱谦益到苏州城外的虎丘一游。一天，他身穿一件小领大袖的样式特别的外套，一位江南学者从他前面走来，注意到这件外套，就追根刨底地问他这件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便讽刺地品评说：“大人确为两朝‘领袖’！”这样，虽然多尔衮一时也许还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带这样一个变节者北上京城，却又重新引起了晚明政治中堕落与腐化的问题。甚至在南京陷落、钱谦益投降满人的时候，清廷中对于欢迎多铎的南京政权大臣们暖昧的品节就颇有一些议论。吏部主事熊文举反对起用这些新投靠者，他把这些人称为“市井冒滥”，反而赞赏匿身山林的那些忠义之士。但熊文举本人也不乏投机之嫌：他在明朝和李自成手下都任过职，现在又在多尔衮麾下。其实，他甚至都可以被弘光朝中的钱谦益之流公开嘲笑了。不过，他的反复告诫提醒了多尔衮。多尔衮可以宽恕单纯的官僚投机，而不能容忍理想的政治朋党。熊文举的告诫使他想到，弘光朝臣僚比之北方的投靠者更多地沾有旧日晚明党争的恶习。自钱谦益来到北京之后，多尔衮再次警觉到使用前明官员的危险，他们有可能使天启、崇祯朝的派系活动复活。整个夏天，清廷都因张存仁的报告而喜气洋洋。张存仁是辽东老臣，1631年投靠满人。1645年12月，张存仁出任闽浙总督，与唐王及鲁王的部队作战，均获大胜。他的报告指出，数十名、甚至数百名为这些政权服务的官员向他的部队投降了。到1646年9月，这些南明士大夫有许多来到北京等待新朝的任命。事实上，他们人数太多，以致出现严重的人多阙少的情况。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有人提出所有这些投靠者都必须经过仔细审查，以便确定他们的政治历史是否合格。礼部正试图给这些文人委以新职，礼科给事中袁懋功向朝廷指出了一个问题。他特别谈到阮大铖这个人。阮大铖现在既是南方文人的遗弃者，又是满人的依附者。阮大铖像马士英一样，也是在南京向多铎的清军投降前逃走的。他先到芜湖，在提督黄得功处暂避一阵之后，又去了杭州。后来杭州也向多铎投降了，他又逃到浙江中部的金华避难。但金华城的士绅们拒不接纳他，于是阮大铖不得不转道扬州，在提督方国安处避难。阮大铖显然与当时也在扬州的马士英为争宠于方国安进行了激烈竞争。阮大铖争不过马士英，遂于1646年秋投降了张存仁。马士英被处死后，阮大铖受命在曾捕获马士英的那位贝勒手下供职。正是仗着这一职位，他对金华良民施行报复，带领一支清兵来洗劫了这个曾分割的领土，成功化解了日本的阴谋。25岁的孤胆书生成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顿时让宋教仁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成为当时的励志典范。若当年的清朝也有“感动大清1907十大人物”之类的评奖活动，宋教仁势必轻松高票当选。后来，袁世凯同志将宋教仁的英雄事迹汇报给了病重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慈禧听过之后，也甚为感动，随即发出最高指示，取消了对宋教仁的通缉令。宋教仁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被慈禧认定为乱党却又平反的人。不过宋教仁并没有被慈禧感动，他继续坚持造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革命党颠覆清朝的事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清朝完蛋后，宋教仁并没有松懈下来。因为驱除鞑虏只是他的初级理想，他还有终极理想——对人治说不，实现依法治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个终极理想就是他在日本精研宪政和法律的根本动力，也是他醉心于组建国民党的原因。在继续讲宋教仁的故事前，这个枯燥的政治名词“民主宪政”是必须解释的，因为接下来它会屡次出现。民主宪政，大概是说创建完备的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政治制度，以限制政府滥用权力、规范公民行为，为人权和民主保驾护航，实现社会公正。如果上面这段话难以理解，请大家拿民主宪政的范例美、英、法三国作参照物，帮助理解。如果还是想不明白，那就记住这句话：分权制衡是核心，依法治国是手段，自由民主是目标。好了，之前多次提过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事情，下面就来说一说花费了宋教仁大量精力和心血的国民党。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在《临时约法》中，有一条对袁世凯之外的人都有利的约定。原文如下：“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也就是说，最晚在1913年2月，袁世凯必须举行国会选举。在选举中获得票数最多的那个党就是执政党，负责组阁以及出任内阁总理。国会选举结束后，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前面的那两个字才能正式去掉。所以，一切有抱负、有声望、有实力的同志，纷纷组织政党，进军国会选举。于是，一场场热火朝天的组党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粗算下来，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党居然有近三百家。当时的入党门槛比较低，只要你是个人物，就可以同时加入多个党派，成为跨党人士。若是你没有跨过党，都不好意思出门跟别人打招呼。所以有些猛人同时成为十几个党派的成员。像赵秉钧赵总理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入了多少个党，很是令人抓狂。好在像样的党派并不多，咱们挑重要的简单说一说。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是第一个成立的党派。“中国社会党”虽是一个小党，却很有特点，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扛起“社会主义”大旗的政党组织。略提一句，李大钊同志是该党的天津支部干事。然后是张謇、章太炎“章疯子”等人的统一党，黎元洪的“共和党”，还有汤化龙的“民主党”，这三个党基本属于立宪派的大本营，实力很强。接下来是传说中的国民党。自从辞去内阁职务后，宋教仁开始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口才与努力，以及同盟会和革命党的名头，他很快合并了好几个小政党，于1912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全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同盟会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名义上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理事长，但实际掌权的是宋教仁。孙中山这会儿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哪有心思过问党务。相比孙中山、黄兴等人，精通宪政和法律的宋教仁对现代政体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刻。他是真的理解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而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不过，创下了经典范例的宋教仁同志，也犯过一个经典的错误。话说有几个党派在接受国民党合并之前，提了一个要求：合并可以，但是不能把你们同盟会原有的“男女平等”写进党纲，而且不许女性加入国民党。宋教仁一琢磨，觉得还是赚了，那就答应吧。虽然宋教仁这种开历史倒车行为的出发点并不坏，虽然也不多一个宋教仁歧视女性，如汉字娱、耍、婪、嫉、妒、嫌、佞、妄、妖、奴、妓、娼、奸、姘、婊和嫖，哪个不歧视女性？但宋教仁的行为还是惹毛了同盟会的“大姐大”唐群英女士（曾国藩的弟媳、秋瑾的邻居）。唐大姐可不管宋教仁的动机是什么，就认定他歧视女人就是不对。脾气火暴的她迅速做出回应——赏了宋教仁一个响亮的耳光。令宋教仁十分郁闷。好了，让犯了错的宋教仁同志在一边凉快会儿，咱们先来招呼一下熟人梁启超。离政府最后大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群英聚会，风起云涌。在海外流亡十多年的梁启超也回国了。梁启超是带着大干一场的兴奋和自己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回来的，他觉得新生的中华民国会是自己实现政治抱负的好舞台。梁启超带着兴奋来到了北京，他要去见袁世凯。得知骂了自己多年的梁启超如今有心投奔自己，袁世凯也很兴奋，他以很高的规格和很低的姿态接见了这个曾经的朋友和敌人。二人见面后，也没多提当年的往事，客套完毕就进入了主题。梁启超向袁世凯亮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说，民国的政治力量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袁世凯的军政实力派，第二派是立宪派，第三派则是革命派。第一派不需要组成政党，第二派需组成政党，第三派则改造为政党。军政实力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立宪派与革命派则组成政党在议会中竞争立法权，立宪派应与军政实力派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派。如此一来，就能顺利地完成民国的平稳过渡。袁世凯听完后，觉得梁启超的这套理论不仅很得三权分立的精髓，还大大降低了革命党造反的风险，便肯定地告诉他：“你的计划我支持，我办事你放心。”两人一拍即合。袁大总统出钱，梁启超出嘴，全国第二大党——由“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来的“进步党”出现了。进步党的纲领是“国家主义”，大概是说他们认为目前民智还不成熟，应该走精英治国路线，加强中央集权，这样有利于国家稳定，有利于提高建设国家的效率。俨然是要与国民党的“民主主义”掰手腕。政党到齐了，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拉选票。鸡飞狗跳的国会大选对国人来说，政治选举是个新鲜玩意儿，不过有搞民主共和的美国这个经典例子摆在那儿，也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国会大选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选出合适的选民。饭要一口一口吃，民主也要一步一步来，就那时候的国民素质，也不可能搞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所以当时政府对选民的要求还是挺高的：一、年龄限制：年满21岁以上；二、居住地限制：在选举区内住满两年以上；三、财产限制：年纳税两元以上，有价值五百元以上不动产；四、学历限制：小学毕业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五、仅限男性（仍然歧视女性）。由此，各省登记的选民在四千万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进步的幅度应该不算小。1913年2月，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已将近一年的时候，中国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国会大选。为了在国会大选中取胜，大家都在努力竞选。作为当时中国最大政党的实际领导人，31岁的宋教仁当然也是忙着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拉选票。他的口号“依法治国，民主宪政”以及“政党内阁”的理念，要比立宪派的“国家主义”更有市场，他的演讲也极富煽动性，争取到了广大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宋教仁为他理想中的共和国在努力着。成功似乎离他很近很近。民主渐入人心，有野心的政治家都在努力竞选，这比为了争权动不动就抄家伙打仗要进步太多了。可是，成功又似乎离他很远很远。竞选中，各地各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所不用其极，很少有人去遵守规则。如拉票、抢票、毁票，金钱贿买，甚至还有暴力威逼与胁迫。如果光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家肯定想不到那是国会选举，还以为是如今的村长海选。稍微厚道地说，初次选举出现这些乱象实在不算新闻。即使是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丑闻也是层出不穷，更别说一百年前初尝民主共和的中国。要怪，只能怪选票是个好东西。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无可否认，这也是一个自由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也许，他们过于年轻甚至冲动，以至于还不具备驾驭中国的能力。可正因为年轻，他们才充满了热血豪情。他们是在为理想而不是金钱做着不懈的努力。所以我们应该钦佩他们，钦佩他们的热血澎湃和赤子报国之心，钦佩他们能把青春奉献在那变革的年代，钦佩他们能把热血奉献在那牺牲的年代。宋教仁的努力很有成果，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获得了多数议席，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应该让国民党的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不仅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意气风发，思绪纵横：组阁就在眼前，执掌中国在望，也许用不了太久，我就能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实现那个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报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实现民主宪政，实现依法治国。回望前半生，我虽历经坎坷，却屡次转危为安，更上层楼，如今更是有幸成为主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员，此生夫复何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第十章民国第一疑案
宋教仁之死
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上海火车站（老北站）进站口。枪声响起！准备从上海去往北京的宋教仁痛苦倒地。循声望去，只见人群中一个黑色的身影不顾一切地逃窜。送行的好友黄兴、于右任等人大惊失色，赶紧将宋教仁送往医院。宋教仁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暗杀！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置宋教仁于死地。宋教仁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强忍疼痛呻吟，对陪护左右的好友黄兴、于右任口授遗嘱，说有几件事情还需同志们相助。第一件事情，克强，你给袁大总统发一封电报，算是我的政治遗嘱吧。电报里就说我不行了，我让人用枪打了，但是不要以我为念，希望以后袁大总统继续沿着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道路循序渐进。第二件事情，把我所有的书都捐给南京图书馆。我没什么钱，家里也穷，而老母亲尚在，请克强你们这些朋友帮我照顾母亲。第三件事情，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一个将死之人，在忍受巨大痛苦折磨的同时，没有去想是谁杀了自己，没有去请同志们为自己复仇，他想的只是他忠诚的国家、热爱的人民和挚爱却有亏欠的老母亲。虽为国尽忠、为母尽孝二者不可兼顾，可他仍对自己宪政救国的理想矢志不渝，这是怎样的胸怀和境界！说实话，可能在这之前，宋教仁给人的印象还只是一个才情横溢、热血满怀的爱国青年，隐隐有些毛躁，不够扎实，性情外露而缺乏城府。总而言之，他更像一个学生会干部，更适合的工作是组织大家参加社团活动、上街撒个传单什么的，绝对不被人看好是一个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却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坚韧、宽容和赤心奉国。这样的人，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都应该给他一个赞。因为我们中国向来不缺精明的政治家，不缺任劳任怨的实干家，唯缺纯粹的爱国者！他在最灿烂的时候陨落，他在达到巅峰的时刻落地，他的一生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虽然短暂，却迸发出夺目的光华。生命有终点，岁月无尽头。3月22日下午，32岁的宋教仁伤重不治，与世长辞，死时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眶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宋教仁死了，天下震动！虽说人类历史的进步总是需要殉道者以鲜血和生命去推动，政治人物被暗杀并不少见，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个人的死能造成宋教仁那样巨大的影响。他的死，直接导致“二次革命”的发生，阻断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接下来国家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孙中山、黄兴分道扬镳，军阀混战，难以计数的各种名目的“革命”蜂起，国家战乱几十年不休。直到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张学良东北易帜，国家才算勉强统一。他的死，使得本可脱胎换骨的古老中国，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转型为民主政体和法治国家的机会。因此，对于“刺宋案”这一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和无数人命运的历史事件（也是史称“民国第一案”的重大事件），我们有必要花费相当的笔墨去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真相。历史上最搞笑的一次结案让人觉得安慰的是，宋教仁被刺杀一案的侦破工作效率很高，破案速度很快。在袁大总统与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协调与重赏下，这一次，从未破获过政治暗杀案的上海租界巡捕房，仅仅花了三天，就轻松破获了这起民国第一惊天大案。简单解释下，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案子要由租界巡捕来查。因为嫌疑人应桂馨家住租界（上海徐家汇路20号）。在中国，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外国人在租界内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中国人不得干涉，所以只能由租界巡捕房来断案。话题回到破案上。根据巡捕房的呈堂证供以及研究宋教仁一案的学者张耀杰考据：此案有人报案，报案人是以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为首的国民党人。他们向巡捕房举报：应桂馨是主谋，武士英是杀手，古董商王阿发可以作证。这些人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甚至把王阿发给“请”了过来。王阿发说他是一个古董字画商，然后慢慢讲述了事情发生的过程。一个星期前，他去老主顾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时，应桂馨说愿出一千银元请他杀一个人。犯法的事他可不会干，因此没有答应。应桂馨改口说，要不你帮我找一个杀手也行，随即把一张照片给他看，说就杀照片上的那个人。王阿发考虑了一会儿，原则性很强的他还是拒绝了这单违法生意。“刺宋案”发生后，他发现各报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之前给他看的照片上的那个人，所以赶紧前来报案。巡捕房的人听他说得言之凿凿，也觉得比较可信。既然有了人证，那就行动吧！于是，抓捕队伍在国民党人的带领下，先在应桂馨先生常常深入基层移动办公的某妓女家将其擒获，随后在应桂馨家中查获了一把枪——后来证实为刺杀宋教仁的凶器，以及一批秘密文件——主要是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与此同时，在陆惠生的指认下，抓捕队伍在应桂馨家大门外拘捕了一名气喘吁吁的衰男，这个衰仔正是武士英。武士英如此解释为何自投罗网——有神秘人士通知他向应桂馨家里人报讯。武士英被捕后，没有说什么“阿sir，我冤枉啊”之类的鬼话，当场就供认不讳，承认宋教仁就是应桂馨指使他杀的。然而他一周后当庭翻供说，此案和应桂馨毫无关系，是自己出于为中央政府除害的目的行刺，把疑点引向袁世凯政府。接下来，武士英在狱中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他的被捕是个谜，他的供词是个谜，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后来，应桂馨越狱逃跑，最后被袁世凯派人乱刀砍死。应桂馨死后一个月，嫌疑人赵秉钧也死了。虽然所有的线索就此全部中断，但这并未影响上海租界巡捕房结案。为方便大家理解，特将租界巡捕房的结案陈词简而言之：袁老大指使小弟赵秉钧去杀宋教仁，小弟赵秉钧又找了小弟洪述祖的小弟应桂馨去杀宋教仁，小弟应桂馨又随便找了个路人甲王阿发去杀宋教仁，结果王阿发不干，小弟应桂馨又只好找路人乙武士英去杀宋教仁，结果武士英一干成，那个王阿发就大义凛然地跳出来做了“污点证人”。可信吗？杀宋教仁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居然会有这般荒谬如同儿戏的筹划和安排，也太鄙视中国警察的祖宗袁世凯、赵秉钧了吧！受此结案陈词的影响，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不管图书馆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并将其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8月27日开馆接待读者。1917年国立京师图书馆移到方家胡同(原国子监南学旧址)，1928年7月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31年在北海公园西岸的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注23关于中、日等国学者对《女真译语》和资料的研究，金光平、金启孮父子合著的《女真文字研究概况》一文有具体详细的阐述，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104页。注24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即由原来的一所、二所合并而成。注25北平市立五中位于东城区，始建于1928年5月。据1938年6月《北平市各级中小学调查·调查资料第1号》统计，七七事变之后，北平的市立中学计有省立高级中学1所，市立中学校5所，市立女子中学2所。见陈兆肆：《日伪统治时期北平的中小学教育》，载《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2月，102页。注26池内宏(いけうちひろし，1878—1952)，日本历史学家、东洋史学家，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出生于日本东京府(现东京都)，祖父为儒学名家池内大学。1913年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16年任副教授，1922年，以论文《鲜初东北境和女真的关系》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1925年任教授。1937年成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39年转任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朝鲜、满洲(中国东北部)的古代和中世纪史。著有《文禄庆长的役》《日本上代史的一研究》《满鲜史研究》等。注27三上次男(MikamiTsugio,1907—1987)，日本著名金史、女真史学家，陶瓷学家。出生于京都府宫津市，193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为池内宏的主要弟子。1932—1933年，由日本外务省属东亚考古学会派往中国留学。1933—1936年升入东京大学大学院深造。三四十年代频频来中国东北地区从事高句丽、渤海遗迹调查。1949年为东京大学教授。历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东洋陶瓷学会会长、中近东文化中心理事长等要职。对金史、女真史、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陶瓷学均有精深研究。在金史、女真史方面有大量著作，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1937年发表《金代女真之研究》，因在女真社会构成的研究上有突破，被当时日本学术界誉为这一领域的“高峰”。中国学者刘浦江在1999年出版的《辽金史论》自序中感叹说：“据我看来，直到今天，中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注28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注29这里的胜利系指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注30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次日，段祺瑞有致冯玉祥等电(1924年11月5日)：“北京冯总司令，孙副司令鉴：之密。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可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可也。”冯玉祥却复电说：“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电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溥仪出宫后图谋恢复优待条件史料》，载《历史档案》2000年1月，67页。冯玉祥答复见吴锡祺：《记溥仪出宫》，载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但所转引的段祺瑞电文略有出入。注31关于没收旗地旗产的问题，金启孮先生有《清代王公府属旗地——取租情况和清理始末》一文结合自己家族的情况详记其事，其中提到清代王公旗地的性质是：“清代各府所属旗地，是随着封爵的官产，并不属于王公私有，每一王公分府时，都拨给一批旗地，数目视爵位的高低不等。如果得罪革爵，则旗地连同所居府邸要一并交官，只有另置的私产例外。”特别提到民国十三年甲子之变，冯玉祥既接收了清宫财富，翌年张作霖又清理旗产，令各府将旗地租账(包括老账、新账)统交民国财政厅清理变卖，只把王公坟地园寝没算在内，而是令交款税契留置(封建社会得罪被抄家者，也不没收坟地)等事，与本次口述所说略同。并引录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一日《顺天时报》所登清理旗产的官产处公告。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232-236页。并见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0期，1994年版。注32乌素图，是蒙古语，意为“有水的地方”。乌素图召坐落在大青山南麓，呼和浩特市郊区攸攸板乡乌素图村西沟口的台地上，距市区西北13公里处，实际上是当地旧有的7座寺庙的总称。因它们相距不远，毗邻相连，又地处乌素图村旁，所以统称乌素图召。注33三家子村位于黑龙江西部，嫩江东岸。该村一直是满族聚居地，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满语仍被作为交际工具使用，满族的诸多文化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仍有部分满族老人能够较流利完整地用满语表达，三家子村也就因此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满语、满族文化调查研究的重要基地。1962年内蒙古大学组织调查组，由清格尔泰先生带队，对三家子村的满族语言文化进行系统调查，金启孮先生也是满族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此次调查工作为期2个月(1961年8—9月)，收集了一些宝贵资料，金先生在此调查基础上写出《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德国汉堡，1984年)一书，这是首次对保存现代满语的满族聚居村屯进行调查的成果，他不仅把满洲尚存的满族村落公之于世，而且抢救了被学术界认为早已不复存在的“活的满语”这一文化遗产。1984译为德文本出版，在世界满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该文从调查到成果出版，竟然整整相隔了２０年。注34清格尔泰(1924—2013)，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今赤峰市宁城县)人，蒙古族著名的语言学家、蒙古语言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内蒙古大学教授。主持创建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中国第一个蒙古语言学硕士点、博士点和蒙古语言文学培养基地。出版专著《蒙文文法》《现代蒙古语》，组织编写了《蒙汉词典》《蒙汉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契丹小字研究》等著作10多部。对蒙汉文化交流，蒙古语的研究和发展，现代蒙古语的进步有着卓越的贡献。1961年带队到三家子调查后，也曾撰有论文：《满洲语口语语音》，载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专刊》，1982年版。注35策棱(1672—1750)，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嫡裔，蒙古喀尔喀部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部台吉噶尔丹举兵侵入喀尔喀﹐策棱偕祖母格楚勒哈屯﹑弟恭格喇布坦投奔清朝。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娶和硕纯悫公主，授贝子品级、和硕额驸，从征准噶尔有功。雍正间，进封多罗郡王、和硕亲王，因战功卓著﹐被清廷赐号“超勇”，佩定边左副将军印。从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策棱一直驻防漠北，对北方边境的安宁，起着重要作用。成衮扎布(1750—1771)为策棱长子。注36关于此事，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记述更为详细：“建校之初(内大建于1958年)，北京蒙古王公家中祖先画像、行乐图、战绩图、蒙文档案仍有不少保存，我建议内大全部收购，我愿当中间人。但因当时正集中力量编写革命史，未能采纳此建议。60年代初，我回京探亲时听说许多重要蒙古王公画像，通过琉璃厂已流向国外，曾两三夜未曾安眠，痛惜之心，至今未已。”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1998年版，141页。注37《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388页。注38《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21页。注39《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32页。注40《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1《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2《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9页。注43塔拜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六子，为庶妃钮祜禄氏所生，一生平淡。死后追封辅国公。注44学院胡同为东西走向，东到太平桥大街，西到复兴门北顺城街。明朝称提学察院胡同，因为胡同内有提学察院衙署而得名。清朝改称学院胡同。20世纪90年代道路改造后，曾更名为学院小街。但最终仍定名为学院胡同。注45卧佛寺街位于今复兴门附近，今已不存。1956年打通的西单至复兴门路段工程中，卧佛寺街、邱祖胡同与报子街被夷为平地，长安街与复兴门外大街得以贯通，卧佛寺街、邱祖胡同和东西观音寺街等都融入了长安街。卧佛寺街里原来确有寺院，但却不叫卧佛寺，而被称为鹫峰寺，即唐朝时的淤泥寺，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鹫峰寺后殿，供奉有一尊卧佛，卧佛寺街即由此得名。鹫峰寺每逢冬季舍粥，救济乞丐和城市贫民。1972年，在复兴门门洞原址修建北京市城区第一座立交桥，鹫峰寺彻底消失。今天的百盛商场和工艺美术馆所在地就是鹫峰寺旧址。注46毓女士的说法与家谱记载不同，当时访谈者未觉察，由于毓女士已去世，这里只好存疑。注47这里提到的华北电业公司，与毓女士家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父亲与她前夫都曾任职于此。它是北京最早的民族资本电业公司，初名华商电灯公司，筹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前门西顺城街26号(今前门西大街41号的北京供电局地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25日正式对外供电营业。主要供应官府衙门、军政机关、工商企业及富家大户用电和繁华路段路灯照明。后规模日益扩大，自1906—1938年，华商电灯有限公司共兴办了32年。为北京的电力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40年日伪时期，华商电灯公司被强行收购，改为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国民政府接管北京的电业，成立冀北电力公司。1949年后仍称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但遍阅股东名单，并没查到有人姓年。注48板头，即把儿头，两把头，清代满族妇女的典型发式，也称“旗头”“把儿头”或“一字头”。将全部头发绾于颅顶，束起，再分成两缕，缠成两把，在头顶梳成一横长式发髻，贯以扁方，脑后余发梳成燕尾。最初是已婚者发式，后来年纪稍大者亦可梳，不再拘于已婚未婚。注49施今墨(1881—1969)，祖籍浙江萧山区，为民国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另三位是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注50长安大戏院建于1937年，原址位于北京西单。注51康世恩(1915—1995)，河北怀安人。中国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石油工业部部长。1935年在河北省立北平高中读书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同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委。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5年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北京石油管理总局局长。任副部长时还兼任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总指挥等职，20世纪60年代初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了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组织指挥胜利、大港、辽河等石油会战。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石油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1979年11月25日，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72人遇难身亡，直接经济损失3735万元，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重要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的处分。是建国以来受记大过处分的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人。1995年4月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注521952年2月毛泽东签发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成建制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1952年8月1日，57师在汉中北校场举行隆重的“石油师”命名典礼和誓师大会。“石油师”整编成3个团，一团去延安枣园学习钻井技术，二团赴玉门学习基建工程，三团在汉中就地进行训练。半年过后，“石油师”官兵全部奔赴石油战线，成为当时石油工业的生力军。当时全国所有石油工人加在一起不到1万人，石油专业技术力量十分薄弱，“石油师”为石油战线增加了近8000人。1956年，鉴于解放军的建制序列已不存在，1956年57师党委向总参报告，经批准撤销了部队番号。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军事、半军事管理传统，可以说就是源于石油师，就连用语也带着浓重的军队色彩，如勘探开发油气田叫“会战”，一场会战总会“拿下”一个油气田。油田叫战区，领导机构叫指挥部，领导叫指挥。一个阶段叫一个战役，每次战役都要比武打擂，都要总结表彰，骑马戴花升旗夺杯，等等。注53延长县十里村是1907年9月成立的“延长石油官厂”所在地，当时在这里打出的就是中国陆地上第一口油井，史称“延一井”。此井钻采成功，标志着中国工业开采石油的开始，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油的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石油部召开大型会议时，来自全国各大油田的领导中一半都来自延长石油厂。“延一井”作为中国油田开发技术的一块试验田，为之后玉门、克拉玛依、大庆等油田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由于特殊的地质条件和历史原因，一大批人才也在这里得到锻炼和磨砺之后，分赴全国各大油田。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黄埔军校”。注541960年1月，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准备加快松辽地区勘探和油田开发，集中石油系统力量，“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当年2月13日，石油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石油会战由此开始。三四月间，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组织人员自带设备，国务院一些部门人员、当年退伍的解放军战士和转业军官，组成石油大军进入东北松嫩平原，展开了石油大会战，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喊出“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仅用3年半的时间就探明了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51.3%。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注55胜利油田是在华北地区早期找油的基础上发现并发展起来的。1961年4月16日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村附近打出了第一口工业油流井——华八井，标志着胜利油田被发现；1962年9月23日，东营地区营2井获日产555吨的高产油流，这是当时全国日产量最高的一口油井，胜利油田早期称为“九二三厂”即由此而来；1964年1月25日，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这里展开了继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标志着胜利油田大规模勘探开发建设开始；1965年1月25日，在东营胜利村钻探的坨11井发现85米的巨厚油层。1月31日，坨11井喜获日产1134吨高产油流，全国第一口千吨井诞生。胜利油田由此得名。注56大港油田东临渤海，西接冀中平原，东南与
格的提高已经超出了贫困农民所承受的能力，他们常常沦为奴隶或是流入城市。在江南，由于越来越多的土地改种像棉花这样的赚钱作物，由于不在本地居住的地主取代了当地曾经负责水利维修的粮长，因此，用于水稻种植的灌溉渠道因为无人过问而干涸了。尽管明末清初的许多文人强调恢复这些水利设施的重要性，但是在一些地区让农民回到以前水稻种植的旧方式上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旦土地用于种植棉花，那么就很难再重新种上水稻。首先，这对于长江下游的老百姓来说并不能造成问题，因为，他们直接使用原棉销售的更大利润，从其他像湖南这样的省份输入大米。而且，地租和赋税以银两交付，增加了自耕农和农民对用于保有土地和支付地租的现金的需求。不过，在万历时期（1573—1619），原棉价格开始下跌。部分地作为它的结果，是江南农民越来越多地转向手工制品——或是通过生产组织，或是自己直接为迅速扩大的城市市场生产商品。到晚明末期，江南开始向北方输出棉布以换取那里的原棉。松江这样的重要棉花中心，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来自湖广、两广和江西的长途贩运商人—他们很多雇用保镖护送，每年都要买卖价值成千上万银两的标布（最高级的棉织布）。他们及其同行在苏州丝织市场上贩卖的这种棉布遍及中国，并创造了新的消费习惯和穿着要求，也使得棉布商人们大发横财。由于在16世纪和17世纪社会的中等阶层因商业和土地收益上升而壮大起来，所以增加了人们对那些最富裕者的嫉妒（因为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较具流动性的社会中还没有超越出它的限度），也助长了他们用财富炫耀来把其他人从社会最高层次排挤出去的强烈要求。至少当时的人确实越来越感到，社会不仅应区分出穷和富。而且应当区分出特别富裕和一般富裕。根据17世纪30年代的记载，缙绅豪右之家也分成各种等级，“大家”拥有的财富价值在1000万两白银的家产，“中家”约100万两（就像《明史》说的那样），而以万计者不可枚举。
社会依附关系
在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之下的是穷人和奴仆，他们中的很多人合法地或是不合法地依附于特别富裕的和有权势的人。在晚明时期有许多种不同的依附关系，这因地而异。在北方，“家丁”可能源于明初的世袭占有形式，还可上溯到元朝户籍制度的影响。在明朝初期，战俘或罪犯一旦被记入“铁册”就要交给得胜的将领，或是被编入其部队，或是成为其田庄中的劳动力。这些人的身份于是就用这种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不能与自己阶层之外的人通婚。尽管这种奴属制度在洪武政权晚期有所松动，但是在永乐皇帝时期又得到了加强，他把那些抵制他夺权的人黜之为奴，并由其子继之为奴。尽管这种世袭形式的依附关系在万历政权末又复松动，但是在晚明我们同时又看到沿北方边界私人军队的兴起，这种军队的士兵具有“家丁”这样的半农奴身份，按照习惯依附于其将领。由于来自正规军的职业士兵团体不再由一个指挥官移交给另一个指挥官（从理论上讲这首先就形成了世袭军人），这种“家丁”制度（在清初被叫做“役使兵丁”）又得到了加强。实际上，到17世纪中叶，在像山东这样的省份“家丁”一词也用于指称豪强的私兵。那里的乡绅住在有人守卫的寨子和设防的村堡里。另一方面，在中国中部和南部依附关系形式更为复杂。那里的依附关系，在一省与另一省之间可能表现得不同，甚至一个县与另一个县之间也不同。当然，这种差异也不是绝对的。尽管在自由人和奴仆之间——在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农民土地所有者与“世仆”或世袭农奴之间有本质的不同，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依然存在着自由与奴役程度各自不同的中间层次。比如，租佃有许多种形式，在永久租佃权方面和契约与货币化的程度方面互相就有相当的区别。宋代，在“随田佃客”制度下，佃客差不多真的“跟着土地走”，他们附属于耕地，由一个地主卖给另一个地主。在晚明，长江下游地区的佃客在土地出卖时也仍然附属于土地上，但这常常是对佃客最有利的。在“一田两主”的协议中，土地被分成两部分。田面由佃客耕种，而田底所有权属于支付赋税的土地主人。因此，一个新的地主可以购买田底，但是佃客耕种的田面却不能收回，只要他按时交租。这样从理论上讲，佃客是一种“租户”，他们对田底所有者根据契约性协议使用其田产。实际上所谓的“佃客，自己常常也变成了出租者，接着又把田面使用权转给实际耕作土地的第三者。而且，一个佃户可以签订一种同时包括现金支付和劳动义务的合同。这样，对土地所有者的个人依附关系，与根据商业性和契约性直接现金支付换取的租佃权之间的差别，便混淆不清了。佃户的契约上可能详细说明了，承租者既要交纳现金地租，又要在结婚和一些喜庆场合提供某种劳役。在“投靠”（依附于乡绅大族以求得保护）这种形式下，佃户的私人依附关系变得更为强化。如果一个农民交不起赋税，他就可以把原用于交纳赋税的钱物以及地产所有权——交给当地某个新的乡绅——庠生，庠生身份可以免除赋税。具有这种官方身份的人便可以在赋税册中把那块土地勾销，接受那块土地的地租，而对这块地的旧日所有者（现在是他的佃户）来说，较之早先不得不交纳的赋税，他们也轻松了许多。因此，“投靠”的基本意思，是为获得某个官僚的保护而交出他的土地和劳动。这就是顾炎武在叙述江南的穷苦农民是如何寻求乡绅保护时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因为“投靠”意味着寻求一个身在官籍的乡绅家族的保护，因此它与简单地自卖为奴有些不同。后者被叫做“卖身”，在此依附于另一个人是以提供食宿为交换条件的。“投靠”常常意味着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卖身”则代表劳动的支付。除了这些奴役形式之外，在农村还存在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在收获季节，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常常去做“忙工”。不过这里在农工和奴仆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的中间类型——从自由雇用的劳力直到某些形式的奴隶。一般说来，一个人为雇主干活的时间越长，那么奴役的程度就越深。短工是根据日工作量来支付工钱的。根据1588年的一个法令，短工被认为是良民，因此应以自愿方式按计件或计时方法签订合同。另一方面，对长工要支付收获物的一分份。像农奴一样，他们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贱民”，不能和一般老百姓结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犯下同样罪过时比平民量刑更为严酷。因此，在半永久性长工与永久性的世仆之间的法律区别并不清晰。而且，“世仆”更为可能依附于最早雇用他们做家内劳动力的家庭。在1397年以后，实际上，在法律禁止非官僚家庭占有农奴以后，收养开始成为一种依附关系的变相形式，许多“世仆”原来是一些孩子，被他们穷苦的父母卖给了那些愿意收养他们的富有的大族人家。这样的“世仆”改从主姓，甚至有时还被列为家族的成员，不能与同姓的家族成员结婚。他们的主人拥有法律权力惩罚那些用来做家仆或一般的田地劳动力、歌伎和舞伎的“世仆”。在15世纪30、40年代，当从金陵（南京）迁都北京以后，自卖为奴做“义男”或做“仆”的情况看来大为增加了。因为进贡谷物要在大运河上运输，江南的土地所有者开始被迫提供徭役，在1471年以后他们又不得不支付军队运输的费用。日益增长的徭役或徭役的折纳，沉重地落在了江南土地所有者的背上，他们随即就投奔豪绅成为贱民，以逃避这种赋税。到17世纪，江南的一些地区几乎没有自由民了，而富有的大户人家甚至使家奴来充当歌童、嬖童和乐手。“世仆”的实际状态看来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些地区，像休宁（安徽）地区，他们几乎是一个亚种姓，比起此地那些贵族商人家族，他们皮肤黝黑、身材矮小。即使在那里，役使的原因和服务的内容也相当地不同。一些契约规定了人们有从奴仆或佃客身份中脱身的权利。而在徽州，对“仆”的成规则使之处于永久的奴役之中，并在实际上使之成为田庄中的世袭劳力，作为贱民而无法从田庄脱身。有的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主人——常常是一个家族而不是一个个人——可以把他们从家中拉出来像牲口一样卖掉。在另一些地区，“世仆”则有了半独立的身份，常常替主人担任管事或庄头。就像是宫廷太监的小小缩影一样，这些“豪奴”通晓了主人的事务，因而他们为主人所倚仗，权势熏人。石县富绅吴养春的家奴吴荣就是如此。当他被告发侵吞田庄钱财时，他就逃到了北京，投靠了魏忠贤，并加入了皇帝秘密警察组织锦衣卫。因为他了解主人的财产隐私，便利用这个有权势的地位从吴养春那里敲榨了60万两白银。晚明时期，在张溥（复社的创始人）叔父的管家和画家董其昌儿子的世仆那里，也发生了同类的著名事件。阶级矛盾
有钱有势的家奴，是大多数田庄依附人中的例外。无论如何，他们的个人权势，或是假其主人名义的敲诈行为，只是对他们奴役地位的可怜补偿。而且，如果17世纪的材料是可信的话，那么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卖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而且根据同样的当时材料，在满人征服时期，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阶级冲突。城中大户和乡村佃农相视若仇敌。至少在万历时期这种敌对关系一直在发展，那个时代的许多作者常常把16世纪初平静的时期与17世纪强弱两分和百姓相互争产骗财时候的经济斗争进行比较。中介性市场城镇的扩大给乡村穷人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城市环境，在那里他们成了“市井之徒”——用士大夫的语言来说。城镇中的享乐消遣，也引起了对中上层富裕阶级的嫉恨。因此，特别是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晚明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事例，说那些佃户们聚集在集市上，纪念15世纪福建人的起义及其领袖邓茂七，并且继承了他的旗号——铲平王。皆僭号铲平王，谓铲王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缚其主于柱，加鞭笞焉。每群饮则命主跪而酌酒，抽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后得反之也”。在其他一些平均主义色彩不太强烈的事例中，则是市民们聚众抗议稻米的囤积、谷物的倒卖以及大秤小斗一类欺诈手段。1624年在广东，市民殴打了那些囤积者，并且抢走了他们的谷物。1640年在吴江，紧跟着谷价上涨之后，一个姓朱的和尚发起了一个叫做“打米”的运动，几乎波及到这个县的所有村庄。上百人聚集起来挨门挨户地向富贵人家索要粮食。达到了要求，便放过这家人，若被拒绝了，他们就会捣毁富人的田庄，分掉他们的粮食。在饥荒年景，当佃户们抗议交纳贡物（新婚礼品、新年肉货、冬日祭物等等）并且认为地租太高时，这种骚乱也会出现。在吴江地区，1638年蝗灾过后的那个冬天里，太湖沿岸30多个乡村达成协议，参加者先签名和祭祖，然后画押宣誓，当那些代理人替住在外地的地主来此收租时，这些佃户皆不交纳。在许多类似事例中，抗议运动组织得很好。在中国南方出现的这种“义约”叫做“纲”，这是一个常常用来称呼手工艺人行会的字眼。由于遭到皇帝特令禁止，许多这些组织就像19世纪广东的秘密社团一样，变成了半军事化的秘密组织，人们把它叫做“都”，有大小头目来领导。在中国北方，同类的原始武装有时叫做“会”，它可能模仿了富商的“会馆”（用于同乡人落脚的地方）。尽管这些团体常常容易与土匪团伙混淆，但是他们中的很多组织显然是由一些“贤士”领导的，他们代表着连许多上层人士也会认为正当的要求。比如，在晚明的一次骚乱中，佃户们闯进当地地主的房院，要求在饥荒时开仓赈济、散发其一部分财物，把庞大的田庄割成小块降低地租、免除佃户过重的劳役，而且佃农们要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去耕作。在另一次事件中，江西瑞金的暴动者要求永久的租佃权，“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在17世纪20年代，下层社会和“义绅”经常地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央政府以保卫城市特权。1626年的苏州暴动便是这种社会统一战线的最有名的事件。在17世纪30到40年代由于社会上下层之间冲突更加尖锐化，所以绅士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上下层之间的这种联盟。江南结为一体的乡绅家族，敏锐地觉察到维持亲族关系这种基本社会联系稳定的必要性，而且还要通过公共救济、自卫组织和其他乡绅领导的为社会从属者提供福利的各种团体，把乡村和城区组织起来，缩短社会上下层之间的距离。在江南的省地方志中，有很多这种温情脉脉而又有约束力的家长式统治的事例。比如上海的张淇效仿范文正规划义庄，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来自华亭的大城市绅士卫濂为“宗族及乡之贫者”建造了一座义庄。青阳地区一个官吏的儿子王之璘在1627年为他的家族建立了义田，后来又建立了义学和义仓，“粜谷助赈。人们可以举出上百个乡绅赞助慈善团体建筑桥梁、修建庙宇，在横跨江南的众多水道上设立摆渡服务的事例。所有这些不断出现的努力，其目的是缩短贫富之间差距，以使一地的人们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种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协作的精神下，乡兵也被组织起来，以共同保卫家园。比如前面刚刚提到的王之璘，后来组织了一支由他自己家庭出钱资助的民兵，“募壮勇婴城固守，邑赖以全”。当然，乡绅们对各阶层协作的积极努力也表明它的局限。因为反对残酷的经济剥削，因此一部分可能受了王阳明思想（特别是其泰州学派）影响的城市士大夫，一直拥护平民百姓的主张，并且抨击富人剥削穷人。1636年李进对江南乡绅的抨击和向长江下游富裕地主征税的呼吁，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理想精神的影响。但是那些乡绅的家长式统治的拥护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论根据。在随后举行的朝廷辩论中，李进的主要对手是内阁大学士钱士升，他是嘉善（浙江）乡绅领袖；家道富裕的钱士升认为乡绅是百姓生活的来源，也是防范起义的第一道防线。钱士升与官僚袁黄结为姻亲。袁黄曾致力道家功过的复兴，并鼓吹三教（道、佛、儒）融合是向社会下层灌输儒教的途径。袁黄和钱士升都极力强调通过教导奴仆佃户尊敬主人，明辨“事非”，从而严密地控制他们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到了17世纪30年代晚期，中国乡绅阶级的一部分人鼓吹更为僵硬保守的儒家家长统治理论，以对抗儒家的民本主义。像钱士升这样住在县城的嘉善乡绅上层人士，能够与下层乡绅和那些留在乡下为他们收租的村长们组成稳定的联盟。但是在江南的其他地区，乡绅们的促进有组织的各阶层合作和家长式统治秩序的努力，在农村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当时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恶性影响破坏了他们的企图。对外贸易的下降意味着白银输入的减少，紧接着就是相对于铜币而言的可怕的白银通货紧缩。在江南，1638—1640年之间的铜币贬值44％，在1640—1646年之间又贬值6％。同时，纺织品的需求量在江南急剧下降，因为那个地区与内地的大量贸易关系被切断了，而且与日本、马尼拉、马六甲的贸易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在1642年到1644年的松江地区，棉花的平均价格只相当于它正常价格的1/8。因为松江地区一半的贸易收入来自纺织业。因此那里的一般人已买不起当时以每担二两银子出售的稻米了。但江南东部的稻米生产早已不能自给自足，因此这里的老百姓完全资料，这条气势磅礴的中轴线，应该是全世界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唯一的一条。晋宏逵：7.5公里长的一条中轴线，整个紫禁城又坐落在中轴线上的黄金段落，在这个黄金段落中突出的也是这条中轴线。在一个城市当中，有这么高度的统一，同时又把都城的建设和自己的统治核心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王鲁湘：圈中套圈，再套圈，循环往复。晋宏逵：紫禁城外面有一圈皇城，皇城里边全都是为紫禁城服务的衙属机构，以及太监们办公生活的区域，外人是进不来的。王鲁湘：我们现在说的皇城根，就是当时皇城的城墙。晋宏逵：南侧集中安排的是六部衙门，五军都督府，还有一些总管，相当于外交部门。皇城的左右两侧，左祖右社，这样皇帝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非常方便，而且联系非常紧密。里边的这些坛庙，都是统一的布局，南边是天，北边是地，东边是日，西边是月。所以我想故宫的第一个价值，应该是和北京布局的统一。王鲁湘：北京市的整个平面布局，就是当时中国人宇宙观的平面化表现。
理）参与新政，后又调袁世凯进京，触动了顽固派敏感的神经。顽固派的领袖们在慈禧面前告了他一状，昨天他被慈禧叫过去狠狠地训了一顿。慈禧警告他：如果再跟着康有为、梁启超进行如此激烈的改革，那么你的皇位就将不保！接下来，内心忐忑不安的光绪写了一道旨意，秘密交给了军机章京杨锐，让他把意思传达给康有为等人，希望能缓和事态，让改革继续进行。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份密诏后来经过康有为精心篡改，直接导致“戊戌政变”的发生。关于这个类似汉献帝衣带诏的密诏内容一直有多个版本，康有为的版本如下：……朕屡次极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可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看这意思，明摆着要老康这几个人起兵勤王嘛，可这是光绪的原话吗？其实，光绪密诏的原件自偷运出宫之后就一直踪迹渺然，直到十年之后慈禧与光绪同时去世，杨锐之子才将原件交还给都察院，密诏原文从此真相大白。密诏内容特别长，简化下来的大意就是——光绪皇帝把慈禧威胁他的事情大概讲了一讲，说如果再这样激烈改革的话，那么他的皇位就将不保，现在还是先缓一缓再说吧……康有为你先到上海去避一避。事实证明，康有为的版本是伪造。不管此后的几十年中康有为如何为自己辩护，在最有力的证据面前，什么辩白都是苍白无力的。在此提一句，为什么后来慈禧那么恨康有为和梁启超？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康有为、梁启超携手“创作”了“康记戊戌变法史”，又经过海内外多年的反复“炒作”，大大败坏了她的形象。变法第九十八天：1898年9月16日。天还没有亮，袁世凯就来到了皇宫门前等待皇帝的召见，为朝廷工作多年，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光绪皇帝本人。接见时间并不久，接见内容仅仅是皇帝给他升了官，从直隶按察使升到了候补工部侍郎，连升两级，地方官变成京官，官阶也从正三品升到了正二品。连升两级的荣耀在和平时期十分难得，光绪的这个动作又引起了顽固派的关注。顽固派意识到袁世凯的到来没有那么简单，他们猜想很有可能是皇帝想动手！顽固派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些人未雨绸缪，开始进行有目的的军事安排。他们安排了聂士成、董福祥两员大将堵在了袁世凯可能带兵北上的路线上。升了官的袁世凯也嗅到了不好的味道，直觉告诉他京城的局势很危险，他在宾馆里度过了不安的一天。变法第九十九天：1898年9月17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袁世凯，这次见面的时候说了点实际内容。光绪皇帝说：袁世凯你可以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袁世凯多么有政治智慧的一个人，马上领悟了光绪的意思，光绪让袁世凯不要听顽固派荣禄的，独立出来跟着皇帝干。袁世凯对局势有着清醒的判断，对光绪的言外之意是很犹豫的。但嘴上还是说：为臣遵旨。然后唯唯而退。变法第一百天：1898年9月18日。康有为终于见到了光绪密诏复制版，这是杨锐秘密通过人辗转带给他的。康有为失望了，这份密诏意味着他的“围园劫后计划”是谋反！但康有为不想就这么算了，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已不再年轻，他经不起失败，一定要让变法成功！康有为这时候已经失控，他精心伪造了一份“密诏”，他要让“围园劫后计划”正大光明。他这一念之间的冲动，就结束了变法的历史。之后康有为找来谭嗣同，让他去说服袁世凯起兵。当然他也知道袁世凯不一定百分之百保险，所以还留了一手，早就找好了一个叫做毕永年的绿林好汉，要这位好汉在万不得已时带人进入颐和园捉拿慈禧。晚上七点左右，御史杨崇伊在庆亲王奕劻的带领下来到了颐和园。他向慈禧上了一个大概五百字的奏折，代表顽固派请求撤销戊戌新政。他说：康有为这帮乱党现在把大清朝搞得乌烟瘴气，别看他们现在只顾着整我们这帮老臣，一旦他们修理完我们之后，就会对太后您不利，大家伙都觉得他们这是在威胁大清的根本……慈禧并不关心维新派和顽固派的死活，对她而言，权力才是关键，她要永远掌握统治天下，她喜欢现在的一切——权力、操控、斗争，谁影响她掌控权力，她就不让谁好过。可惜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其变动的背后都意味着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消长。任何一个新政策，在获取一部分人支持的同时，往往会伤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任何的改革进程都会受到重重阻力。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或者“戊戌变法”，甚至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都绝无例外。而现在维新派的改革步伐又太大、太急了，那些既得利益者当然要拼死反对。在变法过程中反对新政最厉害的莫过于那些中央干部和地方重臣。对于这些执掌政权的权贵来说，旧制度和以往的政策法令都是他们牟取私利的手段，一旦进行改革，将使得他们失去已有的一切，对此他们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问题的关键是，慈禧太后正是靠驾驭这些人来统治天下，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她的权杖就失去了支撑。显然，非要从顽固派与维新派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前者更利于她的统治稳定，所以慈禧答允了杨崇伊，并下令明天从颐和园回宫。晚上九点左右，谭嗣同带着康有为给他的使命来到了袁世凯下榻的法华寺。让袁世凯举兵勤王，杀荣禄，软禁慈禧。至于袁世凯给谭嗣同的回答则永远是一个谜了。变法第一百零一天：1898年9月19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让维新派措手不及，毕永年入园的计划已不可行，康有为意识到政变已经失败。慈禧通知光绪：你从明天起迁居瀛台。这实际上就是要软禁光绪了。变法第一百零二天：1898年9月20日。凌晨，康有为逃到了天津，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踏上了去往日本的旅途，开始了十六年的逃亡生涯。光绪虽然知道这是自己亲政的最后一天了，但还是按照计划接见了两个人：袁世凯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这是光绪第三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很婉转地对光绪讲了一番话，大概就是说：您变法我支持，但是我觉得应该由老成持重的大臣出来主持。比如张之洞就很好，人家办洋务很成功啊，应该用这样的人来主持变法。现在新进的这帮人，资历太浅，太冒进，没什么真本事。袁世凯明摆着就是不看好老康他们这帮人。光绪听了这番话后更是彻底心灰意冷，因为他看重的袁世凯居然也不支持他。从皇宫出来后，袁世凯登上回天津的火车，傍晚回到天津。有人看见他走进了荣禄在天津的官邸。接下来光绪召见了伊藤博文。光绪原本想聘请伊藤博文为维新顾问的，可伊藤博文多么的精明，他跟袁世凯其实是同一天抵达北京，经过这么多天的摸底，他当然知道清朝说话管事的是谁。原本举国期待的伊藤博文来华访问，就在双方的草草客套话中轻轻地画上了最后一笔。光绪的政治使命在此刻彻底终结。变法第一百零三天：政变当日。早朝期间，很久不亲临朝政的慈禧来到了满朝文武面前，发动了她一生之中的第三次政变。对着满朝文武，慈禧发布了两条重要命令：第一条，大意是说我老佛爷又回来了！光绪皇帝以后说话不算数了，帝国大小事务重新由我掌管。第二条，逮捕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人。命令原话是这样的：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早朝结束后，慈禧又回到了颐和园。晚些时候，梁启超劝谭嗣同和自己一块儿躲入日本使馆，然后逃到日本继续战斗，但谭嗣同说：你走吧，我要留下来，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至于中国，就从我开始吧！谭嗣同选择了另外的战斗方式——牺牲！他可以逃而选择不逃，他可以不死而选择死，这是怎样的血性和胆识！尤其难得的是，这谭嗣同可是一位真正的“官二代”，老爸谭继洵是湖北巡抚。八天后，9月29日，“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在菜市口就义，罪名是“大逆不道……劫制皇太后”。谭嗣同死之前在狱中写了《狱中题壁诗》：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咱们熟悉的后两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去哪里了？原本就没有，是梁启超偷梁换柱的结果。“我自横刀向天笑”如此豪气冲天、充满大无畏革命气概的诗句，出自一个大家绝对想不到的人之手。此人就是本书中的超级反面龙套，一句台词都没有的苗沛霖同志。现附上苗沛霖于三十年前所作的《秋宵独坐》一诗：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也就是说，梁启超属于借用，梁启超果然是大手笔。这一改，“我自横刀向天笑”，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至此，“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开始了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可是到死也没有等到渴望的自由。袁世凯告密与否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变法第一百零二天，袁世凯回到天津后在荣禄的官邸说了些什么？答案应该是告密。但他的告密并不是发动“戊戌政变”的起因，只是加剧了“戊戌政变”的激烈程度，理由有三：理由一，逮捕康有为等人的罪名前后有变化，政变之初并没有逮捕谭嗣同等人的命令，所以谭嗣同他们没有跑，很轻易地被抓了。21日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也没有逮捕谭嗣同等人的意思。而29日的罪名就变成了“大逆不道……劫制皇太后”。把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罪名性质由“莠言乱政”上升为“大逆不道”，这必然是慈禧知道了他们“围颐和园、武装夺权”的结果。这可能是袁世凯告密的作用，只不过慈禧知道这件事显然已经是21日之后的事情。理由二，荣禄来不及赶回北京告密，而且康有为的逃跑早就暴露出政变已然失败。慈禧发动政变的时间是21日凌晨，而袁世凯回到天津已是20日晚上。即使袁世凯20日晚真的向荣禄告密了，那个时候天津到北京的火车没有晚班车，技术和设备都不能支持夜间行车，所以荣禄到不了北京。退一步讲，即使荣禄骑马到了北京，他也见不到慈禧。北京实行宵禁，他即便夜里赶到，也根本进不了城。而且慈禧归政之后，只有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可以直接觐见，别人不是想见就能见的，因此荣禄要见慈禧还得巴巴地去找亲王引见。也就是说，荣禄如果夜闯深宫也要拉上亲王，这么麻烦地跑一圈，天早就亮了。所以这场政变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才引发的，恰好相反，是康有为的急功近利致使同仁牺牲，也让光绪过早地结束了政治生命。理由三，有人记载了袁世凯的告密过程。一起来看一看袁世凯回到天津的傍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20日晚，袁世凯走进了荣禄的府邸，至于他去找荣禄的理由，可以有很多，譬如给领导汇报北京之行和中央最新指示，或者买了小礼品拍领导马屁，又或者是去告密。但有两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一、荣禄欢迎他的仪式有点过于隆重了——荣禄的卫兵夹道，明晃晃的军刀刺疼了袁世凯敏感的神经（卫兵夹道罗列——张一麐《心太平室集》）。不光张一麐这么记载，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也是如此记录，陈夔龙是荣禄的心腹，与袁世凯一直不和，他的日记真实度很高。接下来的引用皆出于这两本书。二、袁世凯见到荣禄时，发现杨崇伊也在场。原来杨崇伊在说服慈禧发动政变后，就受慈禧所托来到天津告知其心腹荣禄，她又出山了，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最高指示。总之，荣禄早就知道了慈禧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也知道了光绪给袁世凯升官的消息，但他都装作不知道，其目的不言自明，两个人根本不信光绪没给袁世凯安排什么任务。只可惜卫兵夹道还是暴露了气氛的不同寻常：对袁世凯很怀疑。接下来，杨崇伊与荣禄演起了双簧，杨崇伊阴恻恻地说了太后训政的消息，荣禄则装作刚刚知道的样子。袁世凯这时候心中惴惴不安了：毕竟光绪升他官的事情怎么解释？而且谭嗣同找他密谈，提出“围园劫后计划”的事情会不会败露？败露了不仅要掉脑袋，还要连累家人……袁世凯的内心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之中。若是告密，谭嗣同等人必死；若是不告密，他袁世凯也只有死。袁世凯经过短暂的激烈思想斗争，选择了一条更安全的路：坦白从宽，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的性命、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只好牺牲大家。于是一股脑地全说了出来，跪求荣禄为他做主（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跪求荣为做主）。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杨崇伊把袁世凯的密告带回了北京，慈禧知道了兵变围园的密谋，谭嗣同等人被捕。得失再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情况。关于“戊戌变法”：论天时，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极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至少慈禧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否则，变法一百天都不可能坚持。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那样坚定的维新派，在湖北，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袁世凯和李鸿章也基本上支持变法，有这些人的表率，其他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还有一部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都站到了这一边。因此也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会失败，之所以失败，就败在维新派自己手中。首先是光绪自己的问题。据史料反映，作为维新派领袖的光绪，他和变法骨干康有为、梁启超等竟然只见过一次面，都没有开会弄个民主集中制集思广益，真搞不清光绪到底在打什么算盘。于是，在一百零三天的变法中，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所有的主意都由光绪皇帝拿。不过光绪的政治手腕还是太嫩了点，又严重缺乏执政经验，操之过急，没有规划，没有步骤，不懂妥协，时而独断专行，时而当断不断，旨意一天三变，恨不得几天之内就把几千年的积弊翻转。结果从中央到地方都阳奉阴违，包括那些真想变法求强的官员都无所适从。光绪有热血、有动力，很努力，可是缺乏历练，太没有经验，如果有几位稳重的能臣辅助的话，也许会好很多。然后是康有为等维新派自己的问题。先看看不怕流血牺牲的谭嗣同。这位仁兄在甲午战争马关议和时上奏说：我们将外蒙古、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割让给俄国，每平方公里五十两银子，加起来十亿两白银，两亿两给日本，剩下的变法（《谭嗣同全集·奏折》）。就冲这个奏折，谭嗣同的政治智商就有问题。康有为这几个人之中，官阶最高的也就是军机章京杨锐等四人（四品），康有为本人仅仅只是一个六品小官。而他们的对手则是掌握了帝国军队、政治话语权的顽固派。双方的力量对比，不啻螳臂当车！遥想当年，名垂宇宙的文人领袖、北宋宰相王安石在皇帝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进行变法，最后也是以失败而告终！此时彼时一对比，除了王安石名气更大、实力更强以外，康有为和王安石失败的原因都一样：这两位都是太固执且自负的人，太急于求成。瞧瞧康有为他们提出来的一些变法措施：一、取消旗人特权，让其自谋生计。这一下子，全体旗人算是被得罪了。二、废除八股，令各书院一律改为学西学的学堂。这一下子，所有之前一直在学八股的文人们算是被得罪了。三、裁汰冗员，撤销闲散重叠机构。这一下子，把大多数官员得罪了。四、大规模裁减绿营兵。这一下子，算是把一批“军人”（这帮人本身也不配叫军人）给得罪了。康有为他们提出的这些建议的确都对国家有利，但他太着急了。变法刚开始，他的这些建议就把读书人、“军人”、官员、贵族全给得罪了。换句话说，除了坚定的维新派外，其他所有人都被得罪光了
有四万之众，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一千两百人而已。战场之上，胡宗南看似心坚如铁，但当他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这一千多个官兵，也不禁悲从中来：黄埔部队多已打完矣！曾经的“天下第一军”，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上海。话说唐司令一下子用了两个典故——韩信的背水一战、项羽的破釜沉舟，但仍不甚满意，所以他比韩信和项羽还多考虑了一步：暗中给自己留了一艘小火轮。他手下的将官们也上行下效，有能力的都给自己备好了逃命船。唐司令此招甚妙，既可逼士兵努力杀敌，又可保自己逃命！一切筹划妥当后，日军也追上来了！日军在淞沪会战中虽未伤筋动骨，但损失也很大，亟须休整，因此追过来的日军采用了“围三缺一”的战术——围困了南京城的三个方向，只给国军留了渡江北逃一条路，希望中国军队自己快些溃退，以此减少己方伤亡。如果日军对南京四面全围，会使守军的崩溃值大幅度提高，从而拼死一战。12月10日凌晨，日军对南京发动了总攻。12月12日晚，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可能他认为南京保卫战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吧。三天激战中，日军伤亡多达七千余人，没能突入南京城内。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的时候，日军尚未破城。如果此时唐生智组织好掩护，有序撤退，那么国军大部分人马当可平安脱险，毕竟城北的长江通道还在自己人手中。可唐生智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他在匆匆下达撤退命令之后，就慌忙乘坐自己暗中留下的小艇逃之夭夭。那些之前已备好逃命船的军官，一看唐司令跑了，自然不甘落后，一个个立马也逃了。当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率先逃命了。像教导总队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就没有逃，还有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也始终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只不过唐司令带头跑了，兵败如山倒，孙元良也没法一个人战斗。无奈之下，堂堂国军中将只得接受了德国人拉贝的帮助，化装成平民躲在了金陵女子学院的顶楼密室之中。咱们在北伐的时候说过，孙元良曾经有个外号是“飞将军”，说他打仗光知道跑。现在看来，“飞将军”已经迷途知返了，他率部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第一个冲入战场，而且从头打到尾，再接着率领已不足编制三分之一的残部打南京保卫战，在别的与他职位相当的人都争先恐后逃跑的时候，他一直没有脱离部队。就冲这三战，足够摘掉那顶大帽子。主将跑了，这还得了！士兵们知道长官逃跑的消息后，战斗意志立马就垮掉了，还守什么阵地？还打什么敌人？赶紧跑吧。往哪儿跑？唯一可行的逃跑路线就是渡江北逃。要想渡江北逃，就必须先出城，而出城则必须经过督战队把守的挹江门。好不容易冲破督战队的阻拦，挤过挹江门，来到长江边，才想起来先前唐司令已经将船都沉了，这会儿想跑，对着浩瀚无际的滚滚江水往哪儿跑？无奈之下，逃兵们只得返回城内，枪一扔，军装一扒，混迹于难民之中。同时，也有不愿意放下武器的国军趁机向进城的日军打黑枪。于是，后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需要说明一下，下令执行“南京大屠杀”的是老鬼子载仁的侄儿朝香宫鸠彦，主犯是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人。鬼子谷寿夫在战后被蒋介石引渡到南京，枪毙于雨花台。这也算是稍稍安息了那些逝去的人们，慰藉了那些无辜的灵魂。现在讲“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太多太多，如孙元良的儿子秦汉主演过的电影《南京大屠杀》等，在这里实无必要多讲细节。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必再去反复探究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三十万人还是二十万人，无论死亡人数多还是少，日军这种丧心病狂的做法都应该受到最最严厉的谴责和惩罚。而有骨气的中国人最应该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更加强大，让“国货”不是在民族感情上，而是在品质上全面超越“日货”！
西南联合大学
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在武汉稍做停留后，便知道武汉也不保险，于是决定迁都重庆。在国都失陷、民族危亡的千钧一刻，暗地里没少跟蒋介石在四川唱对台戏的军阀刘湘，骨子里迸发出了一名合格中国军人的血性和顽强，他不仅勒紧裤腰带出兵出钱出粮，主动上书请中央政府迁都重庆，还亲自率兵出川抗日。遗憾的是，刘湘刚走到汉口不久，即1938年1月，就因为肠胃病去世，留下了被蒋介石毒死、气死和因投日败露而自杀等穿凿附会的传言。刘湘出师未捷，临终遗嘱是：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在接下来的八年中，近四十万川军出川抗战，化身无数刘湘前仆后继，在战场上与强敌死扛到底，为国捐躯者高达六成，牺牲之大实为地方军之首（《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迁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迁得如此紧张而仓促，其过程的混乱不堪是可以想象的。更糟糕的是，日军的轰炸机还随时过来捣乱。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捣乱，而是有预谋的战略行动。因为日本人对重庆及其周边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目的很明显，鬼子想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瓦解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效果也很明显，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越发坚定，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越发高昂。可就在国民政府为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和迁都忙得焦头烂额之际，他们仍做出了一个貌似不重要却对现代教育意义甚大的举动——高校内迁。随着国土的逐渐沦陷，不少高校师生成为了顺民或者汉奸，但更多的师生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与资助下，冒着纷飞的战火，踏上了内迁之路。抗战爆发前，中国共有大专以上学校一百零八所。抗战爆发后，高校内迁五十二所，迁入租界二十五所，另有十四所本就在后方，只有十七所停办。国难当头之时，国民政府亦不忘记保全教育，为山河破碎的中国保存了一息顽强的文脉，值得赞赏！内迁的高校中，最为幸运的当属原来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它跟随中央政府一步到位迁到了重庆。不太幸运且迁徙路途最远的高校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师生们先从北京、天津绕路辗转到长沙，接着又兵分三路。大多数教师及其家眷、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走海路到越南河内，再转道昆明。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进入越南河内，最后转乘火车进入云南。另一路没钱的同学们，只能用最艰苦的方式——“驴行”去云南了，靠两条腿从长沙走到昆明，这可是一千三百多公里的距离！后来，这三所本来相互颇有抵触、彼此充满学术竞争的学校在昆明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高校内迁，十多万学生颠沛流离来到了大后方，他们要吃饭，要教材，要教舍，要老师……这些都需要钱。而国民政府有太多的现实问题亟须解决，现在政府连打仗的钱都拿不出来，更何况短期内只有投入而无产出的教育经费！教育经费的短缺，让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很是头疼，怎么才能把学校办下去？无奈之下，陈立夫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贷金”，相当于今天的助学贷款，也就是由学生们写借条，向政府借学费，毕业之后偿还。助学贷款可是一项耗资巨大的阳光工程。需要资助的学生数量巨大不说，而且大多数贷出去的款项都无从收回。毕竟战火纷飞，朝不保夕，那些穷学生哪里还拿得出钱来。好在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是陈立夫的好哥们儿，在陈立夫死磨硬泡之下，总算是弄到了不少钱。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民族危亡之际，国民政府不仅设法为学子们解决了学费问题，还为他们提供了免费食宿，创造出了一处处环境虽不优雅、配套设施也不完善却又是那么生机盎然的学术净土。下面就以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来讲述成千上万的专家教授和莘莘学子在国难当头之际谱写出的可歌可泣的教育篇章。后来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云南校友会副会长的周锦荪回忆说：当年他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时，校门简陋得不堪入目——一块油漆的长条木板横架在麻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上写几个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上课的教室极其简陋。顶棚是用铁皮做的。每逢下雨，雨点打在铁皮顶上，叮当作响，老师的声音根本盖不住雨声，于是大家干脆“下课赏雨”。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教室如此，宿舍更不用提了。基本就是一间破茅草屋——土坯的围墙，茅草的顶，冬凉夏暖、四面通风、采光不错。每逢天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这时候睡在上铺的同学只得取脸盆、油布四处接雨。下完雨，宿舍里就变得泥泞不堪，甚至长起了杂草，学生们的鞋子往往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鞋尖鞋跟通洞叫作“空前绝后”。住得差，吃得也差。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生们每天只有两顿饭，上午十点吃稀饭，下午四点吃用劣质米做成的米饭。学生穷，老师也一样。抗战中，教授们薪水涨了六七倍，物价却涨了三四百倍，所以甭管是吴大猷、周培源、华罗庚、费孝通，还是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吴晗，就两个字：没钱。因此，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就顾不得师道尊严了。费孝通在街上卖过大碗茶；吴大猷在菜市场捡过牛骨头；一名乞丐满大街追逐朱自清，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已然是当时国内最强、最大的大学。生活差也就差了，到了后期，鬼子飞机的炸弹也来了，就这也没挡住大学继续开课。飞机来了就躲，飞机走了继续学习。匹夫不可夺志，从没有学生因为条件异常艰苦而辍学。西南联大师生也不负众望。他们中走出了邓稼先、朱光亚、赵九章等八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等四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近一百七十位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家外，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大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两个学生需要特别提一下，一个是杨振宁，一个是李政道，他们两人联手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只不过获奖时他们已经是美国人了。而费孝通、宋平、彭珮云、王汉斌等后来成为了共和国的领导人。最后，我们以联大校歌《满江红》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对上述为中华民族崛起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大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韩复榘开会，有去无回
中国连战连败，日军控制了华北、华南大部，接下来自然是继续西进，控制中国当时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以将南北连成一片，进而拿下郑州和武汉，由东向西压迫国军的生存空间！津浦铁路北起天津，南至南京浦口。拿下津浦铁路上的重要据点——江苏重镇徐州，就成了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对中国来说，必须守住徐州，尽可能地拖住日军西进的脚步，缓解敌人西进的压力，为后方布防赢得时间。津浦线一带的防务划归第五战区，徐州自然也在其中，战区的司令长官是李宗仁。补充一句，战区和部队序号都很容易随着战况的实时变化而变化，所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蒋介石给李宗仁安排的副手是中原大战的降将——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脑袋空不要紧，但千万不要进水！不幸的是，这位韩复榘，就是一个脑袋爱进水的神人。这老小子还以为现在的情势是自己人玩内战，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没有，在日军杀将过来时居然违抗军令，放弃黄河天险，不战而退，转瞬间山东大部失守。韩复榘此次学了张学良，原因也不外乎是保存实力。可这老小子也不想想，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还没有哪路诸侯敢为了保存实力而擅离守地！要搁在以往，蒋介石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可现在不同了。蒋介石说：大家来开会吧，商讨一下军事安排。这个会本是以前就安排好的，并非突然决定，因此韩复榘这个山东军政一把手也没有怎么怀疑，脸不红心不跳地来了。对于其他人来讲，这会也就是一个军事会议而已，但对于韩复榘就不一样了，是鸿门宴改成了鸿门会。在会议上，蒋介石当着与会的八十多个师长的面逮捕了韩复榘，当即押送武汉，两个星期后处决。杀一儆百，韩复榘主席把自己的脑袋主动贡献出来，为即将到来的徐州会战祭旗，也算是为抗战略表寸心！血战台儿庄
1938年3月，日军板垣师团、矶谷师团（第十师团）从山东出发，分东西两路向南进攻，企图会师台儿庄，进而攻占徐州。与此同时，另一路从江苏南京一带北上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已经兵临池河、淮南。日军的如意算盘是从南北两面夹击徐州。徐州已如悬卵，危在旦夕。强敌环伺，而李宗仁作为屡次内战皆失败的产物——光杆司令，手头能用来抵抗日寇的军队，除了新桂系现任一把手白崇禧支援给他的李品仙第三十一军，其他都是杂牌中的杂牌。如西北军老油条庞炳勋第四十军，东北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川军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反复权衡之下，万般无奈的李宗仁用上了田忌赛马——将最精锐的李品仙部布置在南面，于学忠辅之，以阻实力稍弱的南路日军北进；将杂牌中的杂牌派去对抗日军王牌中的王牌，庞炳勋部坐镇临沂，阻击东路的板垣师团，邓锡侯部驻守滕县，对付西路的矶谷师团。战斗开始了。李品仙和于学忠不负领导厚望，血染淮河，将北进的日军牢牢地拖在了南线。而另外两路国军所面临的局面则严峻多了，强弱异势，形势十分危急。西北军庞炳勋的第四十军，说起来是一个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而他们的对手板垣师团的强悍野蛮程度，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林彪以十倍于敌的兵力伏击其辎重部队还要打上大半天的时间，如今庞炳勋迎上的可是其主力部队，作战难度可想而知！西北军出了名的装备差，单兵素质差，甚至连补给都跟不上，怎么才能拖住日军呢？拼了，以命换命！可是拼了命还是抵挡不住。关键时刻，李宗仁请调的援军第五十九军赶到战场。军长是之前在沦陷的北京善后的那个西北军将领张自忠。张自忠、庞炳勋亲自上阵。一将舍命，万夫难敌，有张自忠、庞炳勋这样不怕死的主将，部下自然凶猛异常，何况凶猛本就是西北军的特色。板垣最擅长玩的迂回包抄战术“一支部队走正面，一支部队出侧面”，再也玩不转了，因为他的两支部队分别被两支杂牌军给摁住了。两支西北杂牌军用令人动容的勇敢与顽强，付出巨大的伤亡，依仗城防工事，如钉子般钉住了对手。板垣师团数日内不能越临沂一步。邓锡侯的二十二集团军，是一支典型的川军。川军的枪炮多为土造，打不远打不准不说，还经常打不响；川军吃得不饱，穿得也差，军纪就更差，甚至一手步枪一手烟枪。咱们老电影里的国民党败兵什么样，这川军就什么样。好在大家的抗日热情很高，跟日本鬼子干架不怕死！他们的对手矶谷师团是一支重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具备同空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更恐怖的是，矶谷师团是日军法西斯分子的大本营。不仅师团长矶谷廉介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且部队的骨干大多参加过确立军人在日本统治地位的“二·二六政变”。矶谷师团虽然足够疯狂，但川军的精神意志更胜一筹。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在国破家亡之际，川军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光昭日月，气贯长虹！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率部坚守滕县，有死无退，最终以王铭章在内全师阵亡的代价阻敌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终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终年六十六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逝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恭亲王奕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奕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一溜烟地逃亡热河，恭亲王奕担当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负责与联军议和。奕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态度，并掺和着仇恨与恐惧。当他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时，他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有人送给他一个“鬼子六”的绰号。英法联军导致的外交危机化解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亲王等人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在此后总理衙门存在的四十年中，奕担任领班大臣达二十八年之久。在恭亲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与汉族出身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方针，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西方学习，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接受条约体制，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地位，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恭亲王奕由此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大有“历史终结”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奕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黄海一战，举全国三十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人们将矛头对准恭亲王领导的清政府，以为三十年洋务新政不过是一场“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中国并没有利用财富增长的机会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旧有的政治体制束缚了中国的发展，这也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恭亲王奕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国是，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康有为的呼吁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喝彩，光绪帝令奕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奕当然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光绪帝的指示。当朝帝师翁同龢竭力赞成光绪帝的看法，以为康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予以重视。至于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张，当然应该实行。而与康有为有过直接接触的工部尚书许应骙则认为康有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更是中国文化的叛徒，因此他坚决反对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双方争论不下，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奕建议由总理衙门大臣对康有为进行一次面试，然后再做决定。根据恭亲王的建议，总理衙门大臣于1月24日下午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双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等问题交换看法。所谈情况于第二天由翁同龢向光绪帝作了报告，翁同龢继续建议皇上尽快召见康有为，就中国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直接征求康的看法。光绪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议，但奕以皇上召见康有为这个级别的小臣不合祖制为由，建议先请康有为将改革方案书面报告，然后视情况发展而定。奕的建议合乎体制要求，故而这一建议很难说是反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不过，当变法运动在后来被镇压下去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分析失败原因时总是将奕的反对视为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奕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青年一代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阻止了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断皇上与新思潮的接触，而且更为严重的事实是，恭亲王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基本卧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终点，所以他深为忧虑的还是大清帝国的未来，他期待中国能够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后进行太大的动作，更不要听信那些极端激进主义的建议。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恭亲王也利用这个机会向两宫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恭亲王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恭亲王还告诉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对于翁同龢，奕根据自己多年共事与了解，以为翁同龢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从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恭亲王的临终交代引起太后与皇上高度重视，尤其是年轻的光绪帝感到格外恼火，因为被恭亲王所不齿的翁同龢毕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师傅。因此光绪帝决定直接试探翁同龢的忠诚度。对于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在那几天也有耳闻，他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势，就必须与康有为等新维人物一刀两断，至少要暂时割断关系。5月26日，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的著作，已有心理准备的翁同龢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矢口否认与康有为有来往，更没有他的著作。翁同龢的反常回答使光绪帝不快，因为皇上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师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够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听这位年轻的政治改革家关于中国未来的设计。在翁的反复宣扬下，光绪帝对康有为留有很深印象，由此开始格外留意康有为这班维新志士的一举一动，而这位翁师傅也开始“议论专主变法，比前判若两人”，不再向皇上唠叨那些儒家伦理，而是“日讲西法之良”。可是刚刚三四个月过去，这位翁师傅怎能说他不与康有为往来呢？于是皇上反问道：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答道：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这个回答更使皇上反感：你翁师傅先前竭力推荐的所谓年轻有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那么你先前是怎样考察的？你先前为什么不详说？翁同龢的回答：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方才得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皇上肯定在认为，这位师傅要么是在骗他，要么这位六十九岁的翁师傅确实老了。于是光绪帝决定今天不再与师傅理论，待明日师傅调整好情绪再说。第二天，光绪帝重演昨日故事，翁同龢并没有忘记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样回答了皇帝的提问：一是康有为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与康有为也没有什么往来。翁同龢的回答使光绪帝非常愤怒，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恭亲王的判断是正确的，翁同龢确实居心不良。这个故事的细节都清楚地记载在翁同龢的日记里。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但在解读上认定这表明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差别，或者说，翁同龢与光绪帝在用人、治国理念上存在差别，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因为遭到皇上的训斥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更何况这只是他们师徒二人之间才知道的事情呢？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因就是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自以为聪明矢口否认与康有为往来，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诚实的一面，验证了恭亲王的评判。翁同龢已不可信，于是光绪帝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在恭亲王奕去世之后半个月断然罢黜翁同龢一切职务，对清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然而却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明定国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可惜的是，仅仅一百天，这个新时代就宣告结束。其原因，又可从恭亲王的政治遗言中找到答案。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项城袁公世凯先生：自你大行前后，中国思想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反对你的帝制自为，创办了《新青年》，几年时间由此衍生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面貌由此发生极大改观，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称呼你，是袁大总统，洪宪大帝；是称你，还是称您；是称袁项城，还是直呼其名称袁世凯，这都成了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将原来的许多称谓放弃了，不用了，所以在很多时候，只有很不敬地直接称呼你袁世凯，否则我们的读者看不懂，也不知说的是谁。这一点还请你宽宏大量想开点。这几天，我就在你的安息地安阳参加“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既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主题也是研讨你在这场巨变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在这个群贤毕至的会议上，大家提出许多有意思的疑问，有的从研究者来说，好像能够定论；有的则觉得很难说清，或者很难揣摩出你的真实用意。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或许是当局者迷，也不一定清楚；或许你一语就能道破事情的真相、问题的本质。值此困惑之际，《文史参考》主编有一个令人神往的天才创意，希望穿越时空和你进行一次对话，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所以我就将这次会议上的一些问题稍作梳理，希望能够用这种特殊形式获得一些心灵上的启示。现在的研究者已经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太讲道理地将你定性为“窃国大盗”，不再恶意猜测你在辛亥年的想法和作为，比较接近一致的看法认为你在武昌事变后的言论与行动是大致可取的，至少体现了一种君子风度，大难当头勇于担当，不计前嫌出山拯救即将崩溃的大清王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研究者不能理解的是，你在这次出山之后，究竟是否利用南方革命党的力量去压朝廷，攫取更大权力；是否用朝廷的力量打压南方，并用逼退清帝作为与南方交往的筹码，直至将大清王朝变成自己的天下，由自己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我们当然知道，你平生最强调对朝廷的忠诚，强调世代报恩的观念，你在出山之初也确实说过只知君宪不知有他，只有重回君主立宪道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项。在你的指示和指挥下，湖北军政府和那个黎元洪、黄兴，也确实被你的诚意所折服，一度承认重回君宪，重建秩序，恢复和平。这确实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大约正如你当年就指出的那样，武昌危机以及此后的六省独立，直至十四省独立，表面上都是给朝廷为难，是向朝廷独立，但仔细分析其本质，他们这些行动都是因为那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干线两个重大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抗争。当然，事情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复原了，你和你的同僚或许真的认为铁路干线国有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选择，对于中国铁路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在出山前，你也曾对这项政策给予认同和支持，出山后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大动干戈，只是从组织上处置了办事不力不懂政治的盛宣怀，并没有触及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核心。你的政策重心在皇族内阁，你好像也不太认同由这批皇族成员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亲贵内阁、权贵内阁，因为从你后来授命筹组的新内阁名单看，你还是比较倾向于责任政治、有限授权，倾向于专业的、精英的政治组合。只是现在大家比较困惑的是，为什么在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出台后，在南方比如黎元洪、黄兴等造反者大致能够接受重回君宪之后，大清王朝还是没有起死回生，还是走上终结走进历史了呢？现在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不知对否：责任内阁宣布后，政治转机确实出现，不过，责任内阁只是实行君宪的第一步，君宪的第二步或者说关键其实是由责任内阁组织全国大选，筹组正式国会，直至正式国会召集，由正式国会选举新的责任内阁，方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君宪。因此现在相当一批研究者认为，原本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政治危机，最后走向失败，可能就是因为皇族、满洲贵族在正式国会选举问题上不愿再让步。按照预备立宪规划，正式国会召集前的过渡形态是资政院，资政院的两百个议员有一百个是各省咨议局民选，这一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另外一百个“钦定议员
了令人耻辱的命令剃去头发后，却失去了对农村的控制权。在乌龙会已经停止了活动的太仓地区，当地商人和乡绅剃去头发的样子最初让人感到好笑，随后就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城中之人虽已剃发，乡下百姓依旧未剃。留发之人并不入城，剃发之人并不下乡。剃发之人若被乡人看见，就可能被杀。城乡互不往来。那些大多数人迫于乡官的命令而剃去头发的村庄，与那些村民发式依旧的村庄发生了冲突。随后，混乱波及整个乡村，乌龙会重新活动起来，一个叫王湛的生员率领一支民军反抗太仓，进攻了这座城市。在嘉兴地区以外的秀水都会，清朝当局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任命当地一个叫胡之臣的卖药商人做县官。胡医生剃去自己的头发，以为人表率，鼓励其他人也去剃发，但是他只使得自己在地方乡绅领袖面前更加一钱不值了。这些人本来就因为他平庸的社会背景而看不起他。同时，在已归降的村庄中他也遭到农民的嘲笑和痛恨。这种抵制在当地军官陈梧的官署里也发生了，他对那些会聚于此的人们说：“尔等若剃发，则不能保妻”。在与屠象美为首的当地乡绅结成联盟以后，陈梧和他的人在当地科场盟誓，杀死了胡县官。乡兵们随后被从各家中召集到一起。秀水宣布自己是一个新的府会。但是当地的部队进攻嘉兴时，那里的城市居民杀死了城内明朝的忠君之士，并且闭门自卫。混乱迅速遍及这个省的各个乡村。陈梧没有能够占领嘉兴，但他一直占据着秀水这个复明分子的大本营。这种反叛在昆山也发生了，这个城市以其优质麻布而闻名全国。当黄家鼒攻占苏州附近地区时，昆山知县的主簿阎茂才率领一个乡老和生员组成的代表团向黄家鼒贡献礼物，表示这个城镇的投降。作为回报，阎茂才被任命为县令。不过，他无法统治那些团结一致的乡绅。在南京的南明政权时期，昆山一直由擅长骑射的河南人杨永言管辖。知县杨永言和军官王佐才一起训练了一支忠君复明的军队，并在勤王运动中吸收了当地的一些绅士，包括著名的诗人归庄和他的朋友顾炎武。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本地弟子颇多的学者朱集璜。当这个城镇投降时，这些忠君之士无所作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缺少公众的支持。但是当剃发令宣布县令阎茂才剃去了他的头发之后，归庄便轻而易举地把民众召集起来了。他带领民众反对知县，并且在1645年8月6日杀死了他。南京陷落后在华亭遁入佛门的杨永言，此时也从隐居中走了出来，和王佐才一起组织了一场浩大的抵制运动。与此同时，在苏州地区前明兵备副使杨文驄处死了两个主要的叛徒叶茂华和黄家鼒，并且陈尸于城中闹市。当得知杨文驄在苏州杀死了安抚使黄家鼒的消息时，许多地方官吏弃职而逃。在嘉定、昆山、太仓、常熟和吴江，当地的官署都空无一人。当起义遍及苏—松—太地区时，多铎回到了江南，命令其部队和许多像李成栋这样的降军去镇压这些“建号阻兵”的忠君之士。8月4日，清军到达嘉兴，并且插身于陈梧军队和屠象美领导下的农村盟军之间。在一连串严重的失败之后，屠象美的农民军溃归乡里。当多铎的军队使用大炮轰击秀水的城墙时，陈梧也弃城而逃。抵抗力量在其他大多数地区也相当软弱无力。在太仓，王湛弱小的武装力量很快就被清军打散了。在昆山，那里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抵抗力量，但是清军一到，这支复明力量也只坚持了三天。到8月25日，清军用大屠杀洗劫了这座城市。归庄扮装成一个和尚溜走，得以死里逃生；这以后他改名“祚明”。顾炎武也跑掉了，但是他的两个弟弟死在大屠杀中，母亲也在几天前因绝食而亡。她给他留下了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一些史料表明，昆山陷落那天，大约有4万多人死难。在一些著名的事例中，忠君之士的军事要塞仍然在坚决地抵抗清军强大的进攻。其中的一个地方就是上海与南京之间的美丽水乡江阴。它抵抗清军达80天之久。陷落的时候，有7万多人死于清军将领下令进行的血腥屠杀之中。另外一支复明起义队伍集中在江南中部的嘉定县城。
嘉定的崩溃
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县城一样，当清朝的知县在7月17日接管这座县城时，嘉定城最初接受了他的统治。不过这个县官的统治非常短命，因为当地的军事运动很快被忠君之士吴志葵发动起来，并把清朝官员逐出城外。随后，吴志葵率军暂去，并且嘱咐嘉定百姓准备保卫这座县城，同时等待苏州起义的消息。他的离开只是给其他的军事投机分子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努力谋求地方权力，此时便为了控制这座城市而互相残杀。有一个团伙是由一些乡绅和衙门胥吏领导的，一个叫须明征的国子监生全面控制着它。须明征被说成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人。1645年6月8日，他和他的60名随从组成的卫队伍攻占了县府，并且直接宣布他为当地的军事首领；但是在以后的两个多月内，他的部队一直在与那些拒绝承认他的权力的其他军事力量进行战斗。而且，像侯峒曾、黄淳耀这样重要的乡绅领袖认为，须明征是在搞暴乱。另外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是一支叫做“王军”的地主武装，它经过一个出身富室、名叫许龙的武秀才的严格训练。这支队伍几年前被用来镇压佃户和农奴起义。现在，许龙支持那些主张政治和社会秩序是不可分的人。他宣称，社会秩序的混乱，从政治上来说会毁掉复明大业。与这种保安武装相对的，是嘉定附近农村处处大量组织起来以抵制剃发的其他武装团伙和自卫力量。一份带有敌意的材料记载道：“其时，虽五户之墟亦号曰‘乡兵’。”这些武装团伙经常在嘉定附近的佛庙前集会，选举一个领导人，然而去找嘉定地区的乡绅首领，要求食物和给养。他们常常失去控制，转而攻击当地乡绅，并且杀死他们。通常，“乡兵”之间还经常为控制那些税收关卡而发生纠纷。以往的仇恨现在也开始一并算老账，失败者被扔去喂狗。嘉定的农村实际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1645年7月29日，编入多铎麾下的李成栋部队5000余人挺进嘉定。在新泾一带奸淫烧杀之后，7月30日李成栋的主力部队到达了嘉定城东门。以后几天里，李将军移兵40公里外的吴淞河口，占领了那里陈旧的明军要塞，并接受了那里士兵的投降及军事物资。然后大约有3000多人投入了攻城战斗，但没有立即攻克嘉定，因为干旱已经使得河道干涸，运送火炮这样的重武器变得十分困难。嘉定城里，8月8日后，在黄淳耀的领导下，抵抗力量重新用土石加固了城墙，并且派了一个密使前往在苏州与松江一带活动的复明分子吴志葵那里，请求立即给予增援。但城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抵抗的计划。老百姓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预感到最终的失败，建议说，如果不投降的话，也不要顽强抵抗；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采取强硬立场，坚持战斗到死。这两部分之间的争执，使人们对“内应”格外警惕；当传说须明征正在秘密地与清军联系时，他惨遭私刑，被剖腹挖心，然后肢解，其残躯被分别挂在城里的四大城门上，以儆效尤。8月16日，盼望已久的吴志葵的援军终于赶到了。但是仅一天的功夫，这支由蔡乔率领的装备极差的300人队伍就被李成栋的部队拦截击溃了。嘉定城的老百姓现在意识到，他们只有完全依靠自己了。当然，也有一些来自城外的农村武装的支持。乡兵用设置路障和栅栏的办法，确实阻止了李成栋军队的通行。不过虽然乡兵经常能消灭一些小股的清兵，而且李成栋的兄弟也在一次伏击中被杀死，但乡兵的大部分精力却是用于筹集粮饷之上了。8月20日，李成栋下决心使自己摆脱这种困境，他率领全部人马进攻城北的娄塘桥，大部分乡兵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上万的农民被杀死了。三天以后，李成栋准备了重炮和登城云梯。8月24日黎明时分，他的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进攻。在上午七点到九点左右，他们占领了主要城门。李成栋下令进行屠杀。当其部队进城时，他们见人就喊：“蛮子献宝！”那些不肯交出钱财、珠宝或衣物的人当场就被杀死。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涌进城里，“蛮子献宝”的喊声接连不断。贮藏财宝的地方立即被洗劫一空，但是这种贪欲并没有得到满足。越来越多的人被杀死。随着行人的减少，士兵们开始使用大棒到屋里去翻腾，搜出那些藏起来的人们。就像扬州的情况一样，妇女们惨遭强奸，如果她们反抗的话，就把她们双手钉在床板上，然后再进行轮奸。抵抗运动的领袖们慷慨就义。黄淳耀躲进一座寺庙，在墙上写下一段悲壮之辞，上吊自缢了。侯峒曾和他的儿子、仆人一起投水而死。大屠杀持续了一天，直到尸体堵塞了河流。大约有2万多人遇害。尽管已经承受了如此惨重的损失，嘉定城的劫难仍在继续。在李成栋大屠杀后的三四天，那些逃跑的幸存者开始溜回城里。他们在一个叫做朱瑛的义士领导下，又重新集结起来。他在9月12日和他自己的2000多名士兵一起领导这座残破的城市。展开了一场反屠杀运动。当一个地方官受命来管辖这座城市时，朱瑛当众谴责他的剃发之举。然后在闹市将他斩首。在城外，被打散的部队把他们发现的那些剃了发的人当场处死。这些队伍主要活动在葛隆镇以外的地方，由两位军事行家王宪和刘敖领导。葛隆镇坐落在嘉定城外的大道上，为了防止本镇再遭进攻，葛隆镇民兵与来自外冈的乡兵立誓结盟。尽管他们无疑夸大了战绩（一个豆腐商宣称他杀死了一个将军），但是葛隆、外冈的军队打了一次埋伏，消灭了李成栋的一支分队，确实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李成栋被激怒了，在9月13日派遣了一支大军进入葛隆和外冈，屠杀了所有的居民。这两个城镇被夷为平地。9月16日，当李成栋进军松江进攻吴志葵时，嘉定又推翻了由李成栋任命的新县令浦嶂。浦嶂和他的兄弟浦峤是谋生和打仗好手。他们指挥着1000多人的骑兵团，捕杀过农奴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俞伯祥。李成栋曾利用他们平定过太仓老家。现在他让他们到嘉定去干。浦峤快马加鞭，轻而易举地穿过嘉定城简陋的防线，在这座残破的城市中心的衙门里宣布就职。他的统治方式生硬而且暴虐。由于他家乡离此不远，又说相近的方言，他一方面努力搜捕那些仍然留着长发者并把他们处死，以向清政府表明他的可靠；另一方面，可能正是出于地方观念的嫉妒心理，他和他的部属（也是来自太仓娄东）利用各种机会抢劫一切能够得到的东西，强取财货妇女，然后将之用船运回40里外的家乡。衙役天天都去附近的村子里索取赋税，村民们四处藏身，或是用稻草芦苇遮住身体，或是潜入附近的运河中。据说，在“二屠”之后，嘉定富人和穷人间已无区别。当复明分子的余部在10月5日进攻嘉定但被打败以后，又有了“三屠”，它实际上是与以前李成栋残暴的进攻和后来浦嶂的洗劫交织在一起的。“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太湖义军
回过头来看，嘉定起义就像是一种绝望的冒险，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不过在当时，联合正在兴起的太湖附近和靠近上海的松江（华亭）的抵抗运动，得到明海上力量的增援，看来确实有其可能。产生在那个“古称泽国、外海内湖”的地区的抵抗者有三种不同来源：沼泽地区的盗匪、乡绅领导的民兵和前明官兵。据当时的一份日记说：迨剃发令下，有福山副总兵鲁之玙，字瑟若，首先倡拒，乡兵四起，头缠白布。吴江进士吴易据扰长白荡，诸生陆世钥聚众千余，屯澄河东，有十将官者亦屯千余人于左近，绕城而呼，民间柴斧，妇女裙幅，皆为干戈旗帜，而披猖于道。又有太湖盗赤脚张三，从而和之。在这些抵抗运动组织中，最重要的兵源是太湖地区的盗匪。他们在像毛二、沈潘、柏相甫和名之为“扒平大王”这样的土匪头子的领导下，主要来自沼泽地区技艺高超的湖上渔民。他们可以把他们的轻舟改装成可以进攻政府哨所的兵船。明朝灭亡之前，他们以绑架乡绅富室成员索取赎金而臭名远扬。他们常常威胁要把人质活埋，或是用烙铁挖眼，以此来恐吓那些高门贵族，使他们付出成千上万两白银以换取人质。在另外的场合，他们则直接在富裕地主的房子前耀武扬威，索取“军粮”。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就在夜里回来，放火烧屋。就像社会各地的土匪一样，在这个由于不公平的土地占有制度而闻名的地区，他们得到了贫苦农民的支持。他们在“打粮”的口号下进行活动，常常分配一些食物和钱财给村子里最穷的人家，随后倍受欺榨的农民便参加到他们中来以求得到保护。在南京陷落时，最有名的太湖领导人是赤脚张三和他的妻子，他们俩是著名的作战行家。这对夫妇死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们的业绩还在太湖那些穷苦的渔民中传颂。太湖抵抗运动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严格说来大大不同于赤脚张三和他的太湖盗匪。这是指吴江地区的乡绅，特别是陆世钥和吴易。前者用自己的钱招募和装备了一支2000人的队伍，在太湖东段保卫他的家乡，抵抗水盗。后者是吴江人，早先在南京政权中供职。实际上，吴易（1643年的进士）是一名复社成员，他参加过史可法在扬州的幕府，后来被派回江南地区筹措军需，因而当史可法的总部在江北被摧毁时，他得以死里逃生。陆世钥的部队主要是来自东山（吴江西部太湖的一个岛）的渔民。可能是受到陆世钥的鼓舞，吴易一听到消息说总部设在苏州的清军准备接管吴江时，他就开始联络当地乡绅中的朋友。在网罗了当地举人孙兆奎和秀才吴旦之后，精通兵法、水性过人的吴易在几天里集合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在长白荡的太湖边上建立了一座军营。这支武装因为以白巾缠头而渐以“白头军”闻名。它吸收了赤脚张三的一些土匪，人数增到3000。当第三种力量——李某领导下的前明军队——在太湖北部福山起兵时，正是这支乡绅领导的民兵和江湖土匪的联军以所谓“乡兵”的旗号起而响应。这三支军队汇集在一起，结成联盟，进攻盘踞在苏州的清军，并且从那些为清人效劳的县官手中收复了吴江。占领吴江本身，对清朝的苏州守将土国宝来说，并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但是太湖的起义与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联系在一起了，那就是由松江地方乡绅策划的进一步进攻苏州、切断南京与多铎南下部队联系的计划。因而，占领吴江是一个庞大战略的组成部份，这个战略计划在南京政权崩溃以后建立第二道防线。这道新的南明防线将依赖于四个不同的复明分子的军事据点：在浙江海边的鲁王朝廷；福建的隆武皇帝政权；江西赣州的“忠诚社”和湖南的“十三家”。因为占据了浙江北部和江南南部的沿海防线，当来自江西东北部的复明部队从鄱阳湖顺江而下时，松江的复明分子就有可能收复长江下游地区。第一次松江起义
松江乡绅抵抗力量最为著名的人物是陈子龙。在南京政权建立最初几个月里，他是地方自卫和进攻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他也是对地区背景的重要作用深信不疑的人，尤其为其家乡吴地的文化繁荣而自豪。他指出了苏州、长洲和松江地区的社会声誉，这些地区在明代的进士人数占江南的3/4（在明朝最后50年中江南地区涌现的城市官僚比其他各省都多），而且，除此之外，他也注意到更多的因素。他还强调了江南部族古老传统的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部族有自己独特的宗统，开发了这块土地，他们根据自封的权力把吴地写成“国”。在那些个异族入侵时期，许多王朝南迁于此；在其他时期，这里也是帝国的经济命脉。此时，他和几社友人们，包括夏允彝在内，开始与乡绅和前明官吏联系，企图发动一场反抗入侵清军的朝”来，非自己属地。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日本还有个更强大的“北朝”。其后朱元璋多次派使臣与“北朝”建立关系，都被怀良设法阻止。值得一提的是，怀良派到中国的使臣，多次重金贿赂彼时明朝“宰相”胡惟庸，与之狼狈为奸，“通北朝”之事，也是胡惟庸屡屡作梗。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遣使朝拜朱元璋，朱元璋见其贡书里未提“称臣”一事，因此拒绝收其贡物，但允许日本“光明天皇”的小儿子来南京学习，朱元璋“尤善待之”，但中日关系至今依然处于“冰河期”。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又有多股倭寇入侵辽东、山东、海南三省。此时明王朝经过10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渐渐强大，朱元璋遂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79年）命开国名将汤和与周德兴在浙江、福建沿海铸“备倭城”59座，屯兵8万人，继而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次挫败窜犯东南沿海的倭寇，“斩俘甚众”，至洪武末期，明朝从北至辽东，南至广东的海岸线上，修筑各类卫所200多所，置“备倭军”近30万人，精锐兵舰3000多艘，构筑起一条海上长城。因此从洪武二十年开始至朱元璋过世，倭患暂稀。这其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查知胡惟庸“通倭”，日本“南朝”怀良又送来书信，措辞傲慢，使朱元璋一度想征讨日本，但终被大都督李文忠等人劝阻。为防前元征倭失败覆辙，朱元璋在其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定为“不征之国”，称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不轨，故绝之”。因此200多年后的大明“抗倭援朝”战争里，万历皇帝虽调集精锐水师云集天津，意欲直捣日本本土，终因丁应泰等大臣以“祖制”劝阻而作罢。在朱元璋过世前的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满已经平灭南朝，完成国家统一。这之间他屡派使者来华朝见，皆被朱元璋拒绝。朱元璋过世后的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足利义满又派使者前来朝见，在国书中自称自己是“臣日本国王源道义”，正式向大明称臣。建文帝欣然接纳，热情招待使者，但日本国使前脚刚走，倭寇就趁江南、浙江一带明朝的“备倭军”北上参加“靖难之役”之机，于建文元年，二年，三年连续掳掠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给风雨飘摇的建文王朝，来了次“雪上加霜”。朱棣夺取皇位一年后，永乐元年九月（公元1403年），足利义满再派使者来华朝见，朱棣甚为高兴，给予日本“永乐堪和”，两国正式建立了“朝贡贸易”。但次年四月，山东、辽东等地接连发生倭寇入侵事件，令朱棣甚为恼火，恰好日本使臣前来祝贺朱棣册封皇太子，朱棣便严厉申斥，要日本打击海盗。足利义满闻讯后，在国内大力“严打”，并派重兵全歼了对马岛上的倭寇“大本营”。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将倭寇头领20人送至大明治罪。朱棣命令日本使臣“自行裁处”。日本使臣在宁波海边设铁锅，点火将这些倭寇“蒸杀之”，获朱棣赏赐。从此时起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中国沿海暂时风平浪静。两国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也迅速发展，堪称是明朝中日关系的“蜜月期”。转折从足利义满病逝开始，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足利义满病逝，继任的室町幕府统治者足利义恃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其后日本对倭寇的约束渐松，沿海地区倭患再起。永乐八年二月，倭寇掳掠浙江清南县，朱棣谴使责问，足利义恃立刻抓捕10余名倭寇送至中国请罪。一年后，明朝使节王进出使日本，与室町幕府官员发生纠纷，险些被扣留，朱棣震怒下拒绝日本前来“朝贡”，继而倭患又生，永乐十三年倭寇犯山东，永乐十五年倭寇犯辽东，永乐十六年倭寇犯浙江，因明朝东南沿海守备森严，才未造成大祸。朱棣本人的态度也很宽容，经常将捕获的倭寇放回，坚持要“怀之以德”，并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派吕渊为使至日本申斥足利义恃，命其“悔过自新”。同年六月，日本派使团来华道歉，声称倭寇是“无赖鼠窃，非臣所知”。朱棣再次允许日本“朝贡”，但限令严格。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任日本室町幕府首领足利义教被明宣宗册封为“日本国王”，再次在国内全力捕倭，以求通好。明宣宗放宽了对日本朝贡的限制，从此时开始至嘉靖朝，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络绎不绝，倭寇进犯虽时有发生，但一则明朝海防森严，二来日本国内此时打击倭寇甚严，因此和平终是主流。二说到明朝初年，乃至终明一世的倭患，有个关键词不得不提——朝贡贸易。明朝初年，日本室町幕府之所以几次在明朝的压力下主动捕杀倭寇，甚至送倭寇头目到明朝治罪，其原因不仅仅是惧于大明强盛的国力，更有对“朝贡贸易”巨大利润的垂涎。每次“朝贡”，大明不仅有丰厚的赏赐和回赠，而且其在中国购买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倒卖到东南亚地区，转眼就是10倍的利润。朱棣时期，明朝屡屡以取消“朝贡贸易”相要挟，加上彼时明朝国力强盛，对朝贡的管制限令森严，沿海更囤积重兵，因此但凡大明“发怒”，日本方面就立刻“致歉”“捕倭”。用此法“和平解决”倭患问题，几十年来屡试不爽。但是在朱棣死后，事情却起了变化。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明政府对日本朝贡使团的限制日益放松。朱棣时期，日本每次朝贡的人数、规模、携带货物，都有严格的限制，但从宣德年间开始，管制逐渐松弛，日本使节经常夹带私货到中国贩卖，包括明朝三令五申的违禁品“武士刀”。有时候，使臣私自夹带的物品，甚至比官方贸易的货物多10倍。日本使臣每次到来也非常跋扈，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即发生过日本使臣在南京殴死平民的事，当时刑部要求严惩，朱棣最终“从宽”，只是让日本方面赔偿死者家属千两白银。此后日本使臣更加跋扈，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和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发生了两次日本使臣殴死中国商人的事，明宣宗仅发文“申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临清当地的指挥使谭敏，因劝解日本使臣莫要抢掠商旅，差点被日本使团围殴致死，其麾下士兵，因有朝廷“严令”，皆不敢管。事情报到明景泰皇帝处，景泰皇帝却下旨宽大，最终不了了之。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日本使臣在徐州驿站因对饭菜不满，竟当众鞭打驿站官员。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日本使臣在济宁闹事，当场杀死商人3名。诸多“外交纠纷”，明朝政府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开始，日本使团开始违反朱棣时代规定的每次朝贡“船不过三条，人数不过三百人”的限制，其使团常携带武器和士兵，遇到中国军队，则出示“勘合”与之贸易，如遇到平民百姓，则大肆抢掠，烧杀之后扬长而去。在与中国民间商人贸易时，更是强买强卖，有时甚至明抢。官方贸易时更张口要中国高价收购，一旦中国官员有所犹豫，他们立刻威胁说“若买卖不成，到时候大批倭寇杀到，抢掠贵国沿海，你负得了责吗”？所以，大多数时候，明朝方面选择忍气吞声，花钱买太平。即使如此，沿海依旧时常有倭寇骚扰，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40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日本船，突袭浙江地区、攻破台州、宁波、定海三卫，一路荼毒平民无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抓到孕妇，皆用武士刀剖开孕妇肚腹，取出婴孩挑在刺刀上为乐。宣德朝至嘉靖朝中日“朝贡贸易”的100多年间，日本侵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八成左右都是这类日本“经贸代表团”。三明朝中前期虽有倭患，但终未如后来嘉靖朝那般酿成旷日持久的战火。论原因，一则彼时日本还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其政府对于本国海盗尚能控制，为了中日贸易的经济利益，也多次配合中国剿灭倭寇。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东南沿海军民们长久以来的浴血奋战。与明朝中期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相比，明朝前期抗倭将领们的声名相比之下逊色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彼时明朝最大边患不在海边。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苏州指挥副使王湛率军“斩倭寇二百人”，是为大明抗倭战争的第一个胜仗。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汤和属下千户李鼎率“轻舟三十条”，在浙江定海击破倭寇水师，“夺大船三条，溺死百人”，是大明朝第一次在海上击败倭寇。洪武一朝三十年，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7次，其中被明军击溃5次。之后的整个15世纪100年里，倭寇的大规模入侵有历史记录的达14次，被大明击溃有10次，正是诸多官兵的浴血奋战，保卫了彼时中国海疆边民的平安。而这期间最著名的胜利，当属发生在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涡大捷。望海涡，位于今天辽宁大连金州南端，自明朝立国起，就是防卫倭寇入侵的前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朱棣任命早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亲信刘江为辽东左都督，镇守辽东广宁卫备倭。刘江，江苏宿迁人，是早年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的亲兵，朱棣北征阿鲁台时，曾亲率骑兵冲击阿鲁台后阵，“手刃敌人十余”，迫使阿鲁台大溃，可谓勇将。刘江到任后经过勘察，认定离金州70里的望海涡乃“咽喉之地”，遂在当地驻兵，严阵以待。他还“发动群众”，招当地“精于水性之良民”，在周边海域一带乘小船布控侦查，严防倭寇入侵。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侦查到东南海域有火光，确认倭寇即将来袭，立刻调遣精兵在当地设伏，次日2000余倭寇登陆攻击，刘江不为所动，派属下徐刚埋伏于望海涡山下，另派百户江隆率领他精心挑选的“健锐勇士”绕道敌后，约定“旗举而伏起，闻炮鸣而奋击”。不久倭寇进入伏击圈，刘江命令鸣炮，继而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明军伏兵大起，艰苦的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倭寇仓皇逃命到山下樱桃堡内，企图负隅顽抗，刘江严令部将不许攻击，故意露出一个缺口，引诱倭寇逃命，然后命士兵在倭寇出逃时截击，终将倭寇大部歼灭，少数逃到海边的倭寇，也被刘江早已安排好的水师活捉，是役斩首1900余级，生擒数百人，2600名倭寇无一漏网。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全军覆没”。捷报传来，朱棣大为高兴，封刘江为“广宁伯”，赐名为刘荣。当地乡民也自发为刘江修筑“真武庙”以表纪念。次年四月，刘江病逝，朱棣甚为悲痛，赐谥号为“忠武”，安葬于北京永定河畔四平山。今天北京官园南边广宁伯街，就是其先前府邸的遗址。望海涡大捷，在明朝前期的抗倭战争里有重要意义，此战后100年间，除了日本“经贸代表团”的贸易纠纷外，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基本消失了。倭寇再次以千人以上规模大肆侵扰，应是百年后嘉靖朝中后期的事了。第四章明朝西域第一将宋晟2002年2月22日，南京《江南时报》发表了一则名为《金陵古迹屡遭破坏堪忧》的报道，报道声称：“位于南京雨花西路114号旁的宋晟墓，遭到了周边建筑物的挤占，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文物保护政策，其墓碑的本身更遭涂抹，碑文已辨识不清。”报道出炉后，一度引起了互联网上各地文物爱好者的关注，但即使资深的文物爱好者，这时也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宋晟是谁？报道该新闻的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也摆了一个“大乌龙”，在新闻中竟称宋晟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而事实上，这位今天已不为人所熟知，甚至墓葬都遭侵扰的明朝开国元勋，在悠悠青史之中，虽几经涂抹、歪曲、沉浮，生前身后连遭非议攻击，却终不能抹杀其赫赫的沙场功业。虽与徐达、常遇春、邓愈、汤和等“大明英烈”们相比，他的声名不大，在大明王朝北逐元廷，统一天下的大业中，他起初只是跑龙套的角色，在西北战场才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明王朝对西北大地的主权，因他的战功而奠定。横扫中亚，威震世界的帖木儿大帝，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曾与他有一次擦肩而过的对决机会。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独独对他信任有加，命他可在西北“专断边事，不必事事奏报”。引起清初“文字狱”的“明史”《罪惟录》中，更给予他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建卫霍之功业也。”将他比作西汉横扫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霍去病。宋晟，字景阳，安徽定远人。史载他“四镇凉州，前后二十余年，威信著绝域”。洪武王朝励精图治的大业里，永乐盛世万国来朝的繁华中，他是中国西北大门沉默的守护者。一和明朝诸多开国名将一样，身为安徽定远人的宋晟，也是最早跟随朱元璋起兵的“老乡”。那是公元1353年的事，当时还在郭子兴麾下的朱元璋回乡募兵，胡大海、邓愈、常遇春、蓝玉等“开国名将”们皆在这次征募中投军。宋晟家更积极，宋晟之父宋朝用，宋晟之兄宋国兴皆入伍从军。比起正值壮年的父兄来，彼时宋晟只有11岁，是个十足的“娃娃兵”。11岁的“小鬼”，自然上不了战场。倒是宋晟的父兄，在朱元璋起兵的开始阶段屡立战功。和常遇春等人的“穷苦出身”不同，宋家原本就是当地富户，不但家境殷实，为防蒙古官吏欺辱，很早就拉起了民团。宋晟之兄宋国兴，年轻时就是定远当地的“壮士”，最善武枪弄棒。投奔朱元璋后，以宋家早年“民团”为班底的“宋家军”，开始崭露头角。朱元璋攻克滁州之战，正是宋晟之兄宋国兴率军夜袭，经浴血奋战打开了滁州城门，朱元璋也因此拥有了自己争天下的第一座城池。朱元璋曾赞他为“勇国兴”。宋晟之父宋朝用是朱元璋早期的重要将领，明史说他“因积功至元帅”，一度与徐达、常遇春等人并列。朱元璋定远募兵后，打通东进道路的和州之战，正是由他指挥完成。刘基在《诚意伯文集》里赞他“智勇兼备”，也是个名噪一时的名将。小宋晟11岁就从军，被编在当时另一名将邓愈麾下。家庭的渊源外带南征北战里的耳濡目染，宋晟想不会打仗都难，可毕竟岁数小，冲锋陷阵还不现实。邓愈对这位“老战友”的儿子很是器重，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除了每天干些端茶倒水的杂活外，邓愈还时常“以兵书战策勤教之”。满腹的韬略，从此时开始生根。如果照这样下去，小宋晟很可能会在邓愈的教导下，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待到天下太平后论功行赏，运气好了，还能以“功臣之子”的身份承袭爵位，从此风风光光。宋晟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还超越了诸多的“功臣子弟”们，成为他们之中的翘楚。建功、封侯、赐爵，一步一步，但这些是以他13岁那年的一场悲伤开始的。元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5年），正在开疆拓土的朱元璋，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新的目标——集庆（江苏南京）。这是六朝古都，元王朝江南重镇，拿下它，就拿下了统一天下的关键点，这是朱元璋霸业的天王山战役。是天王山就要啃下来，从当年七月，九月，一直到第二年三月，朱元璋集中重兵，连续3次发动了对集庆的猛烈进攻。朱元璋攻得猛，元王朝守得也猛，咬紧牙关死战不退。几番攻坚下来，朱元璋伤亡惨重。在当年九月第二次攻打集庆的战役中，为突破元军防线，朱元璋精选军中壮士做敢死队，企图强行渡江。统领敢死队的，恰是宋晟的兄长——“勇国兴”。“勇国兴”还是一如既往地勇，身先士卒渡江猛冲，却没了之前的好运气，一支箭不偏不倚，射中了宋国兴的额头，宋国兴壮烈殉难。噩耗传来，朱元璋痛惜不已，随即下令全军撤退，二攻集庆的战役就此结束。随后，朱元璋在军中隆重举丧，宋家上下自是悲痛万分，这时朱元璋从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孩子——一家老小都在号啕大哭，唯独他例外，虽满脸悲愤，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是郑重地在死者的
已经达到顶点，完全知道附会顺从的道理，这样也会免受重责，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奏章写好后，陆贽长舒了一口气，这是他一生中用力最深的一封奏章，在陆贽看来，应该能够打动皇帝陛下。但陆贽显然过于天真，他奏章中的“但出于良心不死，虽想不闻不问但却实在做不到”，完全激怒了李适。难道只有你陆贽有良心吗？你的话分明是在说皇帝没有良心！三天后，裴延龄得到了消息，于是他开始在李适面前不断攻击陆贽，说陆贽这是有意专权。专权！这两个字明显触动了李适的神经，于是贞元十年（79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适下诏罢免陆贽的宰相职务，改任为太子宾客的闲职。但裴延龄似乎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对待政敌的态度上，这个狂妄之人从来都是一踩到底。在陆贽被罢相后，裴延龄上奏李适说陆贽现在内心颇多怨言，公开说度支欠禁军的军粮马料，进而动摇军心。正好没过几天李适在禁苑打猎，恰好有禁军将士对李适诉说度支不拨马料的事情，李适认为裴延龄所说属实，于是再次下诏贬陆贽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陆贽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此后再也没能回到朝廷，裴延龄可谓是大获全胜。但是裴延龄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胜利是一个不能持久的胜利，裴延龄什么都算到了，只有一样东西没有算到，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终于在陆贽被外贬的一年半后，裴延龄在一次宴会上忽然中风倒地，再也没能起来。有人说裴延龄一生荒诞，以至于死法都有些荒诞色彩。也有人说他算计陆贽损了阴德，以至于鬼上身最终要了他的命。不管舆论如何，裴延龄机关算尽，却最终也没能进入宰相班子，或许这就是他的命运。对于李适而言，无论是杨炎、崔造还是陆贽，事实上几任宰相都没能彻底解决帝国的财政危机问题。而究其根本原因不是这几位宰相能力不够，是因为皇帝李适对他们始终怀有猜忌之心，而不能长期任用。《旧唐书?德宗纪》上有一段话是对李适最客观公正的评价：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贞元之辰，吾道穷矣。事实上在我看来，即使韩滉、裴延龄没有突然去世，其最终的结局或许也会和崔造、陆贽的命运一样，被李适贬黜。而这一切都源于李适那无端的猜忌之心，我想这才是贞元时期帝国财政危机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解决的症结所在。宦官掌兵李适在位的贞元时期，可谓是一个政局特殊的时代，不仅因为帝国财政捉襟见肘，最重要的是宦官开始掌握实权，这个标志从宦官获得皇家禁军神策军的永久控制权开始。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我们还得从唐朝禁军的发展说起。唐代的中央禁军创建于李世民的贞观初年，当时帝国受到突厥的严重威胁，李世民为了训练一支精锐的军队，选择善于射箭的士卒百余人，分批次在玄武门值班，亲自率领他们骑射打猎，当时称之为“百骑”。贞观十二年（638年）李世民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营，称为“飞骑”，全都由魁梧有力，乘骑娴熟的良家子弟组成。到了武则天时期，中央禁军的规模开始扩大，将“百骑”改为“千骑”。中宗李显时期又改“千骑”为“万骑”，并分为左右营，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其利用的班底就是“万骑”。李隆基即位后，将“万骑”分为左、右龙武军，以功臣子弟充任军官士兵，成为皇帝的亲信戍卫部队。可是由于开元、天宝时期府兵制的严重破坏，在唐初作为守卫京城的南衙禁军，兵源日益困难，地位不断下降，终于被北衙禁军所取代。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西逃入蜀，京城长安的混乱局面使中央禁军系统建制受到严重破坏，一直到了李亨即位后，禁军系统才开始重建。从李亨到李适即位的三十多年中，北衙禁军陆续设置和恢复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等，加上左右神策军，共计十军，总称为北衙十军，重新成为皇帝直属的禁卫部队。代宗李豫在位时，神策军开始崭露头角，终于压倒其他北衙禁军，成为中央禁卫军的绝对主力。前边我们介绍哥舒翰的时候，曾经详细说过神策军的来历，在代宗李豫受到吐蕃人的威胁时，神策军在保卫李豫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鱼朝恩率领神策军屯驻长安宫城北面的禁苑中，禁苑是防卫长安和皇帝安全的心腹之地，当时神策军屯驻此地，从某种角度而言显示了其地位超越其他禁军之上，成为皇帝的心腹禁军，自此之后神策军开始飞黄腾达。前边我们说过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掌控过神策军，但那个时候他们还只是掌握一部分，也就是说皇帝还有制约他们的其他禁军力量。但到了李适在位时，由于他趋于极端的性格，在朱泚之乱平定的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大唐帝国另一个祸患源头，那就是宦官完全出掌神策军。一群身体残缺不全，觊觎心态颇重的人，却掌握了足以改变政局的力量，他们不打出个沧海桑田才怪，哪怕是他们的身后洪水滔天。由于神策军在朱泚之乱中，曾经护送皇帝李适先后避难奉天和山南梁州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李适返回京城后，对神策军也格外优待。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神策军仰仗皇帝的恩宠非常骄横，在长安城内肆意欺凌百姓，甚至侮辱官员，但凡有人反抗，就是一顿鞭打。因此即使是府县州官也无法制约神策军，甚至有些富户往往为神策军将领行贿，将自己挂名在神策军之下。不过，神策军虽然已经备受恩宠，但李适对掌控这支军事力量的宦官，还没有恩宠到顶点。于是在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李适决定进一步提高宦官对神策军的统辖权威，任命心腹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别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李适的这个决定是继鱼朝恩掌控神策军之后，宦官再一次出掌神策军，与鱼朝恩不同的是，宦官这一次掌控的期限是——永久！宦官掌握神策军，不仅使宦官势力的地位在朝廷内陡然而升，同时通过宦官们的努力，神策军的实力也不断增强。贞元时期西北边防军每年防御吐蕃需要驻扎大量的防秋兵，前边我们说过由于帝国财政捉襟见肘，使得防秋兵的物资供应经常不足，而神策军当时虽然也驻扎在关中西部防秋，但其供应却十分充足，赏赐也很优厚。所以沿边的将领往往以各种借口向朝廷申请隶属神策军的管辖之下，这样每年可得的供应可以超过先前供应的三倍。据统计到了贞元末年隶属于神策军管辖下的军队多达十五万人，而这又对宦官们具有反作用力，那就是宦官在朝廷内的地位再也难以撼动。大诗人白居易当时有感于宦官的志骄意得，写了一首《秦中吟?轻肥》以讽刺宦官们的所作所为：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除此之外，由于皇帝李适对藩镇的不信任，贞元时期宦官不仅直掌中央神策军，而且被派到各地担任监军。虽然早在李隆基时期已有宦官担任监军的做法，但贞元时期宦官担任监军已经开始独立指挥各地的一部分军队。例如宣武镇（今汴州、河南开封等地）监军俱文珍，在任内自己设置亲兵一千人以做护卫。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宣武节度使董晋去世，李适下诏以行军司马陆长源继任节度使，可是陆长源性格暴躁，经常辱骂士兵，结果士兵们反水杀死陆长源，宣武镇即将陷入动乱之中。监军俱文珍因为距离宣武镇不远的宋州节度使刘逸准长期担任过宣武镇守将，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写信急召刘逸准进兵宣武镇平叛。等到平叛结束后，俱文珍上奏李适正式任命刘逸准为宣武节度使。从俱文珍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李适的撑腰，宦官在贞元时期开始真正掌握兵权，甚至可以独立调动各地方的军队，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虽然李适的初衷是想让这些家奴替自己加强集权，但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们不仅没有为他们的主子分忧，反而却恶政不断，直至他们运用所掌控的军队在朝廷内为所欲为，甚至是擅权废立皇帝。据理力争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李适在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举行了盛大的朝贺仪式，外戚、诸王、朝臣都齐聚含元殿，向李适祝贺新年。端坐在宝座上的李适在这一年已整整做了25年皇帝，刚即位时的削平藩镇振作朝纲的雄心，早已经烟消云散，此刻已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垂暮老人，但毕竟经历动乱风雨，千钧一发能够维持至今已经实属不易。面对群臣的赞颂祝祷之声，李适的脸上没有一丝微笑，只有悲切的面容。尤其是距离皇帝宝座较近的宰相等大臣，还能看到他脸上流下了泪水，顿时含元殿的气氛变为一片肃然。“陛下今天这是怎么了？”群臣们在底下议论纷纷，知道内情的人则做出神秘的样子告诉消息迟钝的同僚，皇太子李诵因为中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今天不能前来参加含元殿的庆典。这一日的庆典活动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不欢而散，很快太子李诵病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朝廷，顿时整个朝廷陷入一片愁云之中。也正是在这一天，李适的悲切之情终于压倒了他的健康，他和儿子李诵一样开始卧床不起。也许是前半生的经历与动荡的坎坷影响了他的健康状况，李适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衰弱下去。当时谁也想不到，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一的这次朝会，居然会是这个老人作为皇帝会见群臣的绝响。当时皇帝和太子同时身患重病，帝国上下为之震动，因为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还是史无前例。所有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还能不能由自己掌控，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加强皇宫的守卫，以防发生不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李适在经历与病魔顽强斗争23天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长安大明宫会宁殿去世。这一天距离他64岁的生日仅仅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十个月后他的孙子宪宗李纯将他安葬在崇陵，庙号德宗。我们不能否认李适当上皇帝后，重用杨炎实行两税法使他的帝王之路有一个精彩的开局。但性格急躁，刚愎自用让他杀刘晏、杨炎，随后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过于轻率，导致差一点陷入灭顶之灾，幸好诸多忠臣名将齐心协力平定叛乱，才让大唐帝国逐渐衰微的国运延续下来。纵观李适的一生，可谓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最好的诠释。李适已经去世，按照礼法太子李诵顺理成章地应该继承皇位，可是由于这位太子殿下已经几乎成为残废之人，让这样一个人去治理国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很多人都不看好太子李诵，甚至有人公开提出了质疑。事实上，李诵自从出生之后，走过的道路颇为不平坦。除了跟随他父皇李适经历诸多战乱艰险，最重要的是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李诵被立为太子以前的生活状况史料记载不多，我们只是知道他被册封为宣王，建中元年（780年）被立为皇太子时，已经19岁。此时的他已经初为人父，在他立为太子的前一年即大历十三年（778年）二月，他的长子李淳降生。李诵是唐朝所有皇帝中，位居诸君位置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共计26年。在这26年中，他亲身经历了藩镇叛乱的混乱和烽火，也耳闻目睹了朝廷大臣的倾轧与攻讦，在政治上逐渐走上了成熟。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是：“慈孝宽大，仁而善断。”除此之外他对各种技艺学术很是上心，对于佛教经典也有涉猎，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每逢父皇做诗赐予大臣和方镇节度使时，一定是命李诵书写。在李诵26年的太子生涯中，最为出彩的当属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的表现。当时他随父皇李适出逃避乱时，李诵执剑殿后护送李适出城，随后在40多天的奉天保卫战中，面对朱泚叛军的进逼，他常身先士卒乘城拒敌。将士们在他的督促激励下，无不奋勇杀敌，取得了奉天保卫战的胜利，确保了父皇李适的安全。兴元元年（784年）李诵跟随父皇李适重返长安，住进了大明宫的少阳殿。李诵的太子生涯虽然不像唐朝前期的诸多皇太子那样波折不断，动辄被废，之所以说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是因为贞元三年（787年）八月的郜国大长公主之狱事件，险些把他推向灭顶的深渊。郜国大长公主是肃宗李亨的女儿，皇帝李适的姑母，最初嫁给杨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之子裴徽，裴徽死后又改嫁给驸马都尉萧升，但不久后萧升也病逝，郜国大长公主此后就再也没有嫁人。虽然这位长公主没再嫁人，但其此后的情感经历颇为丰富，在朝官中物色了好几位情人，这些人经常出入长公主府邸，其中包括太子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令韦恪等人。不久有人告发大长公主淫乱，并且召集巫师在家中大行压胜之法，李适一怒之下将郜国大长公主下到大狱之中。按说这件事情本来和太子李诵没什么关系，但当时李诵娶了郜国大长公主与萧升所生的女儿，等于郜国大长公主既是李诵的姑奶奶，同时也是他的岳母。有了这样一层关系，太子李诵当然脱不了干系，更何况李适还是个猜忌心颇重的人。李适当时将太子李诵训斥一顿，搞得李诵十分尴尬，情急之下只得请求与萧妃离婚，与其划清界限。面对李诵的请求，李适当时没说什么，而是径直回到内宫，急召时任宰相的李泌进宫。事实上，在李适的心中此时已经有了废掉李诵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做出决定，是因为废立太子事关重大，他必须要听听朝臣的意见。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李泌的进宫，李诵的太子之位很可能已经不保。“舒王李谊近来已经长大成人，性格宽厚仁孝，而且温和仁慈。”李适见到李泌后，便开门见山地说道。他口中的舒王李谊本是李适之弟李邈之子，由于李邈早死，所以李适将李谊过继到自己这里，对其十分宠爱，不仅与李诵同时封王，并且任命他为平叛元帅，领兵讨伐李希烈，泾原兵变的时候，太子李诵负责殿后，而负责在前边开路的就是舒王李谊。李泌是何等的精明之人，他听出了皇帝陛下的言外之意，于是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努力保住李诵的太子之位。“陛下应该不至于如此吧，您只有这个大儿子，怎么想废掉儿子另立侄子呢？”既然皇帝陛下开门见山，所以李泌也不再遮掩。“是谁告诉你李谊是我侄子的？”李适有些动怒。“陛下难道忘了吗？大历初年的时候有一天陛下告诉臣又多了一个儿子，臣问为什么，陛下说是舒王过继到了您的膝下。”听李泌说完后，李适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开始低头沉默不语。李泌十分明白此时李适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正是这种矛盾的心态才能让李泌有机会直言。“陛下如果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信不过，怎么可能会信任侄子呢？舒王虽然仁孝，但如果被立为太子，陛下恐怕今后就不要再指望他孝顺了。”显然，在李适听起来，李泌的话颇为尖刻，不过李适不想采取强硬的姿态斥责李泌，因为那样就会失去今天召李泌来见的初衷。“你难道不爱自己的家族吗？”李适准备变换一种方式，对李泌施加压力。“陛下！臣正是深爱自己的家族，所以才和陛下将话说得这么透彻，如果今天臣顺从陛下，确立舒王的储君地位，未来有一天陛下一定会后悔。到时陛下会责问臣，陛下会说‘朕让你担任宰相就是为了让你为朕分忧，可是你却一味顺从朕，导致选错了储君，失去了儿子，朕今天也要杀死你的儿子’。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臣的家族受牵连还是小事情，最重要的是陛下已经没有机会再重新选择了。”李泌说完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脸上已经淌满泪水。面对李泌的诚恳态度，本想刹住李泌锐气的李适，此时已经将神色缓和下来，虽然他性格急躁，刚愎自用，但他并不糊涂，眼前的李泌虽然言辞激烈，但李适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忠臣在对自己泣血的忠告。“事已至此，爱卿说朕该怎么办狠狠97人人婷婷五月深田咏美
说通过颜真卿的努力，进而开辟了敌后第二战场。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平原郡的城门之南，所有人共推颜真卿为反抗叛军的盟主。在如此危急局势下，河北、河南地区对叛军的反抗终于形成了体系，逐渐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安禄山一定想不到自己会陷入如此窘境，当他回味过来时，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片晦暗的景色。安禄山！你的血腥屠杀换回来的终将是不屈不挠的反抗！气节颜真卿在河北的大动作不仅惊动了安禄山，同时也让远在长安的李隆基大为惊讶。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河北诸多州县陷落于叛军之手，让李隆基感到十分失望，他曾经无奈地发出“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的感叹。现在颜真卿的横空出世，让李隆基的精神为之一振，虽然他早已经忘记了颜真卿的模样，但他知道颜真卿起兵后，还是兴奋地对朝臣说了一句话：“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一个曾经在朝为官被排挤出去的人，一个让自己没有什么印象的人，居然会为自己尽忠到底，当李隆基知道颜真卿在河北的举动后，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忠臣。感慨良久的李隆基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支持颜真卿，为此他派出了郭子仪率领朔方军从山西东下河北作战。郭子仪受命出征后，先是在单于都护府的振武（今内蒙古托克托南）军击败了前来进犯的安禄山手下大同军使高秀岩的叛军，继而攻克了河东道的静边（今山西右玉）军，又在河曲（今山西永济）第二次打败高秀岩，最终一直打到军事战略要地云中（今山西大同）与马邑（今山西朔县）等地，进而打通了东进河北的道路。当颜真卿知道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之后，他的自信心进一步提升，在安禄山无暇东顾的情况下，颜真卿果断向西急速收复领土，试图与在山西的郭子仪会合。但就在此时，从东都洛阳传来了噩耗，他的哥哥颜杲卿被安禄山无情地杀害！颜杲卿在常山虽然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但因时间仓促仍不具备公开举兵的条件与时机。鉴于安禄山准备西进潼关直指长安、颜真卿在河北公开举兵以及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的战局下，为了牵制与阻滞安禄山西进的速度，配合颜真卿在叛军后方的作战，颜杲卿决定提前举兵。此时恰巧安禄山派遣手下的部将高邈回到幽州去征兵，以解决河南境内兵源不足的问题，颜杲卿决定举兵的时候，高邈已经完成了征兵的任务，正在返回洛阳的路上。在颜杲卿看来，这是一个绝好的突袭机会。当即，颜杲卿任命部将冯虔率领五千人马在槁城设伏，突袭半路经过的高邈。突袭高邈的过程十分顺利，顺利得甚至有些出乎颜杲卿的预料，在将高邈押进牢房的同时，颜杲卿又得到了一个消息，安禄山的部将何千年从东都洛阳回范阳督粮，于是又一举擒获何千年。擒获高邈并没有为颜杲卿带来什么，但擒获何千年却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何千年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在面对颜杲卿的时候，他为了保住性命，向颜杲卿献上了自己的计策：“现在太守想要效忠大唐，开始计划的时候一切都做得很好，现在更应该谋求一个好的结局，我看太守的人马都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叛军真要是打过来，恐怕难以应对。您应该把城外的河沟挖得深深的，城墙的壁垒筑得再高一些，不要同叛军硬碰硬，等到郭子仪的朔方军来到后，合力一同进攻叛军。现在我建议您发檄文到赵、魏之地，让他们切断通往范阳、幽州等地的要道，对外宣扬李光弼率领的大军很快就会通过井陉，并游说正在攻打饶阳的张献诚，明确告诉他，他手下的那些人全都是地方的民兵，根本抵挡不住即将到来的朔方军，这样饶阳之围即可解除。”何千年一番长长的话语，让颜杲卿不住地点头，于是他采纳了何千年的计策。事实证明，何千年的计策确实是个好计策，张献诚在听到朔方军即将到达的消息后，顿时大为惊恐，立即解散了人马，饶阳之围顿解。不仅如此，当时河北诸多郡县，除去范阳、卢龙、渔阳、密云、汲、邺六郡仍效忠安禄山之外，十七个郡县全部宣布归顺朝廷，至此河北地区反抗叛军的人马已经达到二十万以上。应该说颜杲卿采纳何千年的计策，一度使得河北的战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因为河北不仅是安禄山的老巢和兵源、军需补给的战略大后方，同时又是安禄山的发迹之地，颜杲卿在河北搞出这么大的动作，对于准备西进攻打潼关的安禄山来讲，无疑增添了诸多难度，从某种角度而言牵制了叛军。话复前言，何千年的计策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前边说的是有利的结果，接下来要说说不利的结果，而这个不利的结果恰恰让颜杲卿送掉了性命。叛军西进潼关的时候，安禄山正在洛阳筹划他的登基大典，当他听到颜杲卿在常山居然连续捉住他的两员大将，并大有光复河北的意图时，让他十分恐惧。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安禄山决定派部将史思明、李立节统领藩、汉混合步骑攻打常山，又派部将蔡希德统兵一万从河内（今河南沁阳）出兵增援史、李二人，共同形成对常山的重兵合围之势。这里着重提一下，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其中的“史”指的就是史思明。史思明，初名崒干，宁夷州突厥人，与安禄山为同乡。天宝初年，累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跟随安禄山讨契丹，任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后，他作为先锋平定河北，被禄山任为范阳节度使，占有十三郡，手下拥有八万人马。既然这场叛乱被称为“安史之乱”，就说明史思明和安禄山是不相上下的。虽然在叛乱的最初阶段，史思明算是安禄山的配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由配角变成了主角，这一点在后边我会详细说到，暂不赘述。事实上，史思明和李立节围攻常山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是颜杲卿由于匆忙地暴露了自己，还未来得及加固城防，史思明和李立节就已经兵临城下。无奈常山城中兵寡将少，难以抵抗，颜杲卿不禁心急如焚，急忙之中派人杀出重围前往太原向太原尹王承业求救。然而王承业拒不出兵，他的理由是太原的局势也十分紧张，自己现在自顾不暇。就这样，颜杲卿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希望，但颜杲卿刚烈的性格，让他绝不甘心就此投降，他率众坚守危城，在势单力孤、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几昼夜。终于，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常山城破，颜杲卿与袁履谦巷战力尽，不幸被俘。颜杲卿被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安禄山那里，安禄山并不理解自己如此优待颜杲卿，为什么这个人依然反水。所以他下令将颜杲卿押解进洛阳，自己要亲自审问这个人。“你本来是范阳一个小小的户曹（官名），我提拔你当了判官（官名），没过几年又提拔你当太守，我可是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当安禄山看到五花大绑的颜杲卿时，怒气冲冲地开口问道。“为什么要背叛你？你个杂胡！皇上如此恩宠你，你又为什么背叛皇上？”虽然被五花大绑，但颜杲卿并不屈服，怒目圆睁高声对安禄山喊道。安禄山本想用气势压住颜杲卿，但颜杲卿这突如其来的反问，让安禄山瞬间哑口无言。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时，颜杲卿继续向他开炮：“安禄山！你本来不过是营州放羊的杂胡，皇上提拔你为三道节度使，对你恩宠至极，皇上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居然兴兵作乱，涂炭生灵。我家累世为唐臣，官位都是大唐所赐，绝不是你安禄山提拔的功劳，怎么可能跟你这个乱臣贼子为伍，我为国讨贼，只恨未能亲自切下你的脑袋！杂胡狗！为什么还不赶快杀我？”颜杲卿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以至于眼睛已经血红。安禄山此时已然气急败坏，在颜杲卿骂完后，他气得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指着颜杲卿恶狠狠地说道：“你不是想死吗？那我就成全你，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来人！将他绑在柱子上，给我一刀一刀割他身上的肉！”顿时，士兵将颜杲卿从地上架起，拖着他向殿门外走去。“狗贼！我做了鬼也要找你索命！哈哈哈！”“一定要将他割上三千六百刀，解我心头之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是非常寒冷的一天，冻彻人心骨，一个忠义气节之士的灵魂在寒风中傲然不屈，苍茫大地间飞舞的雪花，仿佛在为他悲号哀叹。值得一提的是，与颜杲卿一同赴死的还有太守袁履谦，以及颜氏一门忠烈三十余人。四百多年后，另一个铁骨铮铮之人文天祥用一种近乎膜拜的情感来抒发对颜杲卿的怀念，一句“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让世人对颜杲卿的气节更为深深折服：常山义旗奋，范阳哽喉咽。明雏一狼狈，六飞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铤。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想到此处，不禁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当颜真卿知道其兄颜杲卿以及颜氏一门三十余人被安禄山残酷地杀害后，颜真卿几乎昏厥过去。但颜真卿是一个比颜杲卿性格更加刚烈的人，那一刻他握紧拳头，强忍住悲痛，努力地让自己的情绪恢复平静。在他看来，悲痛绝不是反击安禄山的方法，将河北义军的势力无限扩大，才是对哥哥最好的告慰。颜真卿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河北变成埋葬安禄山叛军的坟墓。但就在他化悲痛为力量，领导河北义军风起云涌之时，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般传来。长安的门户——潼关，不幸失守！第二章灵武称帝胶着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迫不及待地称帝。这个腰腹肥硕的杂胡，此时终于圆了他多年的皇帝梦。称帝后的安禄山虽然兴高采烈，但他并没有忘记曾经在范阳起兵时许下的诺言，那就是打进长安城清除杨国忠。安禄山十分明白这是他能聚拢人心的必要手段，无论如何这个口号不能丢。所以在首次进攻潼关未果之后，安禄山虽然忙于应付河北的混乱局势，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潼关的进攻。经过他持续的进攻，终于在天宝十五年六月初九攻陷潼关。事实上，潼关作为长安的门户，城防十分坚固。当时李隆基对于潼关的防守也十分重视，调派名将哥舒翰承担潼关防守的重任。之所以潼关最终不幸失陷，完全是由于大唐高层的内耗所致，这其中有李隆基昏庸偏执与自以为是，也有杨国忠的弄权固位与排斥异己，更有哥舒翰的公报私仇与因小失大。在此之前，高仙芝和封常清被冤杀，大唐的确是损失了两员良将，此举可谓是亲者痛仇者快，致使李隆基一时之间无将可派。但潼关的战略地位十分特殊，李隆基明白叛军绝不会放弃这个目标，而其他骁勇善战的将领一时间来不及征调，所以李隆基想到了时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哥舒翰本是西突厥哥舒部落人。按突厥的习惯，他们常常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他的父亲是哥舒部落的首领，叫做哥舒道元，曾经做过唐安西都护府的副都护。哥舒翰的家族世居安西，而哥舒翰也生在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天宝五年（746年），战功赫赫的大唐名将王忠嗣兼任河西节度使，很快发现了哥舒翰这个人才，对他十分欣赏，提升他为衙将。哥舒翰自幼就通读《左氏春秋》、《汉书》，所以极富智谋。天宝八年（749年）六月，哥舒翰统领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之兵，向石堡城发起进攻。吐蕃凭险据守，唐军进攻多日，伤亡惨重。哥舒翰大怒，限三日内破城，否则斩杀攻城先锋官副将高秀岩、张守瑜。三日后，唐军占领石堡城。哥舒翰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天宝十二年，哥舒翰兼任河西节度使，进封凉国公，实封三百户，不久，进封西平郡王。天宝十三年，再拜为太子太保，加实封三百户，兼任御史大夫。不可否认，哥舒翰兼具智慧与军事谋略，而且当时都流传着赞颂哥舒翰的诗歌：“北斗七星高，歌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但这位在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将，却始终沉湎于酒色。李隆基想到哥舒翰的时候，这位曾经威震边陲的名将因为长期沉湎酒色，导致自身瘫痪，已经在家休养了十个月之久。按说哥舒翰这种身体状况，李隆基本不该再让他强行带兵。但此时情况危急，最关键的是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在李隆基看来，目前情况下，只有哥舒翰是最好的人选。可是哥舒翰虽然经过十个多月的精心调养，但仍无多大起色，只能站起身来慢慢行走，更别说行军打仗。因此对于皇帝陛下交给的重任，哥舒翰坚辞不受。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皇帝陛下从实际出发，切身考虑一下他这个半残废之人的身体状况。但李隆基似乎不为所动，而且抛给了哥舒翰一句狠话：“高仙芝、封常清叛逆，卿不可效仿！”哥舒翰在听到这句话后，如果还不识趣儿，那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万般无奈之下的哥舒翰只得接受了皇帝陛下的任命。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哥舒翰率领河西、陇右、朔方、奴剌等十三部兵马十余万人，号称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潼关。临行前，李隆基在勤政楼亲自为哥舒翰送行，并让文武百官到长安城郊为大军壮行，可以说李隆基对哥舒翰寄予了厚望，京师长安的安危休戚，至此全部系于哥舒翰一身。大军进入潼关后，哥舒翰基于敌我双方的整体分析，决定依然采用先前高仙芝、封常清定下的重兵聚关坚守的策略来与叛军对抗。当时哥舒翰虽然拥有十余万大军，但真正经过战场上血与火洗礼，灵与肉考验以及生与死较量的士兵并不多，只有少数来自河西、陇右等一直跟随哥舒翰征战的士兵训练有素。最关键的是，哥舒翰此次是硬着头皮来到潼关，以他身体状态来看，纯粹是赶鸭子上架，根本无法料理繁忙的军务。无奈之下，哥舒翰准备将军务托付给他比较信任的御史中丞兼行军司马田良丘全权处理。然而田良丘是个对军事一窍不通、处事优柔寡断的文弱书生，如此危急的局势之下，这么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让哥舒翰实在放心不下。于是他只得将军队分开，部将王思礼统领骑兵，另一个部将李承光掌管步兵。事实上，从哥舒翰到达潼关的那一天开始，守军的内部就展开了派系之争，王思礼是哥舒翰带去的，算是自己的亲信，但李承光却是高仙芝的部下。高仙芝被冤杀让李承光一直耿耿于怀，哥舒翰虽然功勋卓著，但李承光并不服气。这是因为哥舒翰到达潼关后，治军不能保持公正，对待自己带去的部下十分宽厚，但对待先前高仙芝的部下则十分严厉。这样一来，潼关的守军就不再是铁板一块，不能在大敌当前完全形成一股合力，同心同德，全力对付叛军，搞得将帅不和，军队没有斗志。天时不利加上人和不谐，如此一来，唐军所能仰仗的只有地利了。潼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考虑到潼关守军的实际情况，应该说哥舒翰采取坚守的策略还是十分得当的。哥舒翰的设想是，利用潼关的有利地势，固守待援。或者说让郭子仪、颜真卿的各路人马在各自的战区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待出现有利时机出关给予叛军致命的一击。为了让李隆基充分了解潼关的局势，不至于像猜忌高仙芝和封常清那样猜忌自己，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详细说明了之所以闭关固守的原因，得到了李隆基的充分理解。从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一直到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半年多的时间，哥舒翰始终没有主动出战过。这期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曾经率领叛军再次来犯潼关，甚至运用计谋让部将崔乾佑仅带不到五千老弱病残之兵驻扎在陕郡，以“示弱”造成一种假象，暗中却在陕郡周围部署精锐部队，想诱骗哥舒翰贸然出关作战。然而哥舒翰也是身经百战，具有极其丰富的实战经验，面对安禄山的诱骗，他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就这样哥舒翰在潼关与安禄山形成了胶着状态，其实谁都明白，随着各地反抗叛军的声势愈演愈烈，这种胶着状态无疑对唐军是有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哥舒翰一定会有机会和叛军一决高下。然而正当两军在潼关处于紧张的对垒之时，唐廷内部开始出
石盘，一个长长的身躯，嗯？两个身躯，一细一粗，怎么还毛茸茸的？一时间我被脑中的景象弄得不知所以，莫炎见我楞在那里不由也嗅了嗅，眼中的愕然竟似比我更吃惊。“里面是什么东西？”我晃了晃脑袋，“难不成是个巨型毛毛虫？”莫炎没有答话，脚下一个箭步冲进洞去，平时冷静的他怎么一下变得如此冲动？心下疑惑我紧跟了进去。洞里的空间非常之大，应该是整个桫椤根系中最大的部分。洞中有个数十米的凹坑，但却并不很深，坑底正中放着一个石磨台子似的东西，在它边上正盘着一条浑身短毛的蛇形生物。那东西忽地摆动了下头部，发出一阵低沉的喘息，这声音正是我之前听到的。两人手中的矿灯齐齐照去，一条手臂粗细的暗红色蜈蚣正趴在那只蛇形生物的身上，数百只短脚牢牢地攀附着，钳子似的口器似乎在啃咬着那东西的头部。我惊讶的发现那东西头部上竟长着一对枝杈的长角，扭动的身躯下面隐隐是两对酷似鸟类的爪子，这东西是……龙？！“咝～～”莫炎的口中发出了一声高频的鸣叫，蜈蚣听到鸣叫立刻停了下来，抬起上半身向我们这里晃动了两下，恐怖的口器猛地大张开来。“分头散开，小心它的毒液。”莫炎低声说着身子闪向一边。蜈蚣查觉莫炎的行动，身体一扭爬了过来，我立刻向另一侧闪去，蜈蚣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转又爬向我这边。莫炎那里又是一声鸣叫，蜈蚣半途停下开始左右顾盼了。就在它迟疑的时候，我和莫炎已站在了凹坑的两侧遥遥相对。正想聚出利刃之类的东西将蜈蚣碎尸，却惊觉自己是身处根系洞穴之中，这里不但无法提炼金属，就连聚集黄土也成了问题，木克土的特性生生将黄土隔阻在了外围。莫炎手中没有像平时那样闪现出火光，看来他也已无法使用灵火，阴阳无界局的五行限制已将我们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境地。蜈蚣左右摆动了下头部，伏下身躯在地上转起了圈，数百条腿一起爬动间速度越来越快。莫炎在对面做着什么手势，落下的矿灯歪斜地照射着有些看不清楚。转动中，蜈蚣的头部猛然抬起，口中喷射出一蓬乌色的汁液，在身体飞转的带动下，那汁液横扫一圈袭向坑外。这才明白莫炎的手势是让我趴下，反应中急速卧倒，一片散发着腥臭气味的液体从头顶掠过，喷洒在身后的洞壁上发出一阵滋滋声。抬头观望中，那只大蜈蚣正昂着脑袋得意地嘶叫着，似乎以为我俩已经被毒液击中。莫炎悄然爬起身来，双手急速挥动，一道银色长索直射而出，经过大蜈蚣直立的身躯时却画出了一条弧线盘卷地射向洞壁。笃地一声，长索一端牢牢地钉在了洞壁上。“抓住，绞断它！”莫炎大吼着向一侧跑去，我脚下狂奔着跑向洞壁上钉着的那根长索。大蜈蚣似乎明白了我们的用意，脑袋一摆，整个身躯用力甩动。飞身扑上，堪堪抓住莫炎钉在洞壁上的长索，一股大力自长索上传来，我双手死死拉住脚下已被拖动数尺。莫炎见状大喝一声，手抓长索，身形奋力向后仰去。两相用力之下，噗地一声，数米长的大蜈蚣竟被长索生生绞作了两段。那断裂的身躯并没有立即死去，而是不住地四处爬动。急急爬动中两截身躯撞在了一起，头部那半截竟狠狠地咬住了另外半截，一阵猛烈地抓挠撕咬下两截身体顿时支离破碎。拭了下额头的冷汗，我慢慢站起身形，身后忽然碰到了什么东西，愕然转身间，一张满是诡笑的面孔出现在眼前——老田？！十四、初窥奇局如果说老田的突然出现只是吓了我一跳的话，那么他脸上那诡异的笑容却是让我不寒而栗了。条件反射地后退了一步，手下不由自主地摸向腰间的户撒刀。老田并没有理会我的行为，干瘦的身躯靠在洞壁上，脸上的笑容仿佛凝固了似的，直直的双目间似乎已没有了视线。我小心地碰了一下老田的身体，触手间还有些许体温，但却有些僵硬的感觉。此刻莫炎早已来到了身边，他用矿灯照了下老田的脸部，又凑近嗅了嗅。“他吃了毒参茄。”莫炎伸手在老田腰畔的布袋里摸索了起来，“可以令人假死的中药。”随着一片豆角般的植物塞入嘴中，老田的鼻间渐渐有了呼吸，诡异僵直的笑容也慢慢消失了，几分钟后他的喉头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下次少吃点。”莫炎拍着老田的背脊道，“小心弄假成真了。”老田咳嗽着向我们摆手，脸上一付一言难尽的表情，大口喘息着说明了情况。掉入子坑时他被树枝挂住昏了过去，醒来后便用蝎虎绳下到坑底，无意间进入了这里。一眼看见巨大的蜈蚣，老田顿时吓了个半死，转身正想逃走，却被那两只巨型蛞蝓挡住了洞口，情急之中他服下了身上带着的毒参茄假死，以逃过大蜈蚣的注意。我有些偷笑，这种做法等于是对着死亡把自己打晕，他就不怕永远没人下来？“那只蜈蚣死咯？”老田后怕地问道。“自己把自己咬死了。”莫炎走到坑边，“这条龙不知还能不能活。”“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我忍不住问道，那浑身短毛的蛇形生物果然是龙。“是龙有什么奇怪的？”莫炎像看外星生物似的看着我，“难道你不是中国人？”我被他问得哭笑不得，这和国籍扯不上关系，任何人看到这条龙都会和我产生一样的疑问，何况边上还有个下巴快掉到地上老田做参照呢。爬下凹坑，我们慢慢接近石盘，那龙安静地躺在地上，喘息声依旧沉重，但却比之前少去了痛苦的感觉。细细打量下，它的身长在十米左右，浓密的短毛替代了传说中那金光闪闪的鳞片，身体下的脚爪长得有些像鸟类，头部一对长角如鹿角般枝丫。它的头转动了一下，整个脸部呈现在面前，阔长的样子比传统造型短了一些，但完全就是画卷中那副模样。灯光下我忽然发现它的双眼竟是两个黑洞，凝结在眼眶周围的黑色痕迹似乎是干涸的血液，附近有几处明显的灼伤，应该是被什么东西烧瞎了眼睛。“南浔之国，有洞穴阴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龙，时蜕骨于旷泽之中。”我想起了《拾遗记》中的记载，“这条应该就是记载上的毛龙吧。”毛龙似乎听到了我的语声，粗大的鼻孔急促抽动了几下，忽然张开大口发出一声悠长的吟叫，那声音高亢浑厚在洞中不住回响，这就是龙吟吗？正在惊叹龙吟的韵律时，莫炎却一把将我和老田拉退了数尺。蓬地一声，毛龙甩动的尾部狠狠地砸在了方才我们站立的位置，地上顿时出现了一道凹沟。一击不中，毛龙并没有继续攻击，而是喘息着扭动了下身体，缓缓地盘在了石盘的周围。“恢复的倒是很快。”莫炎咦了一声，“可惜被废了。”“被废了？”我听着有些迷糊，刚恢复过来就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可在莫炎嘴里却成了废掉的龙。“眼睛是龙的死穴。”莫炎微微地叹了一声，“瞎眼的龙等于被废了一半。”说话间毛龙抬起头又是一声长吟，尾部卷住石盘盘基，上半身盘起扭曲地盖住了石盘，两只前爪牢牢扣在石盘上，头冲着我们张开了大口，爪下的石盘发出一阵咯咯裂响。毛龙要毁石盘！大脑反应出一个念头，我一拍莫炎，手中拔出户撒刀绕着石盘快跑起来，跑动中不时地挥舞手中的砍刀发出阵阵风声。毛龙的眼睛已经瞎了，只能凭嗅觉和听觉判断敌人方位，再加上身中蜈蚣毒，我如此吸引它的注意便可以给莫炎争取机会。银色长索在掌上一勒，殷红的血水立刻溢了出来，莫炎将血水迅速涂抹在长索上。他在一端绞了个活套，看准时机挥手套住了毛龙的颈部，双脚拉开马步，手下用力一收，将长索在自己的腰间绕了几圈。说也奇怪，毛龙被银色长索套中之后并没有大力挣扎，而是顺着莫炎的拉动爬下了石盘，似乎十分在意那套在颈中的长索。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斗，不曾想却如此简单便制服了毛龙。莫炎牵拉着长索慢慢靠近，一只手伸进了毛龙颈上的绳圈，稍稍用力拉动，毛龙轻摆了一下头颅，驯服地趴在了地上，硕长的身躯盘成一圈，口中发出低低的声响。“驯养的毛龙。”莫炎抚看了一下毛龙的颈部，那里套着一道巴掌宽金色脖圈，上面依稀有些图案，不知是哪个时代的产物，斑驳得已是无法辨认。毛龙的头顶上被大蜈蚣咬出了一个不小的伤口，虽然没有大量出血，但创口的颜色黑红相间，显然是中了蜈蚣的剧毒。“老汉年轻时听村里的长辈说起过毛龙，不过传说这龙是百毒不侵的哦。”老田这会才缓过神来，“那条大蜈蚣咋就能降住毛龙哈？”“那不是一般的蜈蚣。”莫炎指着地上的蜈蚣碎片道，“是被人用毒药养大的。”我和老田面面相觑，巨大的毒蜈蚣，从未见过的毛龙，这两种传说中才会出现的生物并存在洞穴里，而且都是经人驯养的，这个存放龙脉石盘的地方到底还有什么秘密。莫炎拿出一把银色的小刀，轻轻地在毛龙的伤处挑了几下，毛龙大声低喘起来，浓浓的腥气顿时散开，伤口溢出一股乌色的气雾。莫炎手下不敢怠慢，自背包中掏出一个罐头瓶，打开瓶盖将一瓶的液体全部倒进了伤口。毛龙身体颤动了几下，仿佛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四只脚爪深深地抓入地面，却没有挣扎或疯狂的举动。约摸十分钟后，莫炎松开手，在毛龙的背脊上轻拍了几下，那毛龙身体一扭绕着四周缓慢地爬行了几圈，突地昂首长吟，尾部一摆速度加快了起来。我难以想象它竟能如此迅速的行进，如果换作是进攻的话，只怕我们早就横尸当场了。“它应该没事了。”莫炎走到石盘边上，“现在该处理一下这里了。”取出灵骨之匙，我快步向他走去，在接近石盘的时候却瞥见地上遍布着两指粗细的空洞，那些空洞穿透地面直通深邃的下层，隐隐间能感觉到一丝水流声。石盘看上去平平无奇，青石雕就的巨大盘面覆在一块圆柱形的石墩上，盘的侧边有两两对称的四个石环，上面被磨的十分光滑，整个石盘上没有任何的文字或图案雕刻。“连孔都没有，怎么用灵骨之匙打开石盘？”我端详了半天始终找不出其中的诀窍。“亦凡兄弟，莫急哈，会不会在钥匙上有什么讲究咯。”老田见状安慰我道。“钥匙的秘密早已经出来了，不是这钥匙作怪，我们也不必那么辛苦。”我挥动着手中的灵骨之匙激动道，老田的话让我再次联想到S身上的山鬼巫，艰辛到此总不能前功尽弃啊。“钥匙给我。”莫炎盯着我手中的灵骨之匙，眼睛一亮，伸手拿了过去，在矿灯下翻看着。忽地眉毛微微一挑，转手用小刀刀尖在灵骨之匙的一侧轻旋了几下，反手在掌上倒出一截白色的东西。仔细看去，那白色东西是一根比灵骨之匙略短的筒状物，一头封死，一头开孔，里面粘着些灰色的粉末，想来S身上的山鬼巫就是蛰伏在这里的。莫炎并没有在意这个东西，而是拿起了灵骨之匙。我这才发现，取出筒状物后，灵骨之匙上面的凹槽有四处是镂空的，莫炎正用手指按住这些镂空处，将它凑近唇边。嘬唇鼓腮，抬起一只手指，悠长的声响从灵骨之匙中传出，这东西居然是个骨笛？！笛声响起，正在一旁舒展筋骨的毛龙猛地停了下来，循着笛声缓步来到石盘边上，昂起脑袋静静听着。莫炎按住镂空处的手指逐个抬起，笛声的音阶也逐节上升。就在第三个音阶响起时，毛龙一摆身躯爬上了石盘，四只脚爪牢牢扣住了侧边的石环。莫炎手下不停，第四个音阶立刻响起，悠长尖锐的笛声中，毛龙长吟连连，硕长的身躯前后向着两个方向大力扭动起来。隆隆声响不断，那石盘在毛龙身体的带动下缓慢而沉重地转动着，一片震动中巨大凹坑的一侧缓缓塌陷了下去，露出一个十米见方的大洞。洞中漂浮着一条奇怪的船，外形像是那种可以容纳下三四人的小船，但船舱却被完全封闭，仅有一个圆形翻盖敞在那里，看来是用以出入的。船头系着一根粗大的金属链条，一头垂在水中，不知长短。毛龙爬下石盘进入洞中，入水间摇头摆尾一付悠然自得的样子。盘游片刻之后，它抬头向我们长吟了一声，尾部轻轻拍打着船体，似乎在催促我们上船。“跟它走。”莫炎小心地踏上船体，钻入舱内。我和老田迟疑了一下，相继跟上，踏上船体，才发现这船竟是金属铸就的，外面蒙了一层像是皮革一类的材质。毛龙衔起船头的链条，拉动了两下，链条另一端露出一个硕大的金属环。将金属环咬在嘴中，毛龙再次用尾部拍打了一下船体，我们将圆形翻盖拉下盖好，莫炎仔细看了看盖内的一个把手，用力拧动了一下。噗地舱盖一紧，整个小船立刻被密封了起来。我不觉有些惊讶，这完全就是一艘以毛龙作为动力的古代潜水艇啊！船身一抖，猛地向下沉去，船舱内温度骤然下降，似乎已进入了水中。舱内空气储存并不多，我心中下意识地有些紧张，希望毛龙带我们去的地方不要太远，也别是没有空气的地方才好。船身下沉一阵后便改作直行，前进的速度十分之快。莫炎一言不发地端坐在那里，思考着什么。老田则是有些不安地四处张望，虽然在密闭的船舱内根本看不到外界的任何东西。一阵上浮的感觉传来，重力提升的作用令大脑充血，我不禁有些晕眩。这时，船体突然转了一个向，毛龙的拉力使得上升的速度渐缓了许多，舱内众人的不适也逐渐减轻。随着颠簸渐渐平静，莫炎打开了头顶的翻盖。钻出船舱，眼前的景象让我不由惊叹。船身浮动在一片水域中，头顶是半球形的高拱岩石洞顶，石壁上线状地长着一些发光的灌木类植物。“洞冥草？！”我不禁失声叫道，发着幽幽蓝光的植物正是传说中的洞冥草，据说它的光芒可以照见鬼物，但这并不是让我吃惊的原因。“的确是洞冥草。”莫炎用长索取回一枝看了看。“难怪天坑会有阴阳无界局。”我恍然道，“原来是引龙局的开局部。”从周边寒冷的温度可以发现，洞内的水流是来自阴阳无界局的寒水，而照当时在水中上升时间估算的话，这个洞应该是在某个山的山腹内。寒水至阴，加上可通幽冥的洞冥草，在这个山腹石洞中便形成了一个地上冥河局，这是一种人为模仿地下深层环境的局势，主要用来安置聚合一些较为特殊的地气。“在天坑脉眼布下阴阳无界局，使龙脉地气在不受五行干扰损害的情况下进入地脉。之后再转入地上冥河局，令龙脉地气在此聚集蓄势。”我由衷感叹道，“引龙局中最难开头的遁龙部，居然被这位高人如此巧妙运用。”引龙局是上古风水局中最为庞大的一个，大局共分遁龙、盘龙、卧龙、潜龙和升龙五个部分，除去最后的升龙部是单局外，其余四个部分都是由两个相邻的局组成，引龙五部内含九局，恰恰符合了九五之数。被引龙局引导到指定方位的龙脉地气，不但能保持原本的良好气脉更是凭添了一份王者命数。无意间我们竟进入了这神秘的引龙局，虽说现在发现的只是开局的遁龙部，但却也找到了龙脉去向的重要线索。“不过这里只是遁龙部。”莫炎向洞穴的深处望去，“盘龙部的出口你能找到吗？”“如果让毛龙继续拉船的话，我想是可以找到的。”我看了一眼在水中不再行进的毛龙，“不过，看样子它最远也只来过这里，除非你会驱龙，否则我们还是得另想办法。”“刚才的骨笛叫驯龙笛。”莫炎冒了一句，“是我们饲虚一派失传的东西……”他的话让我明白了刚才的缘由，他的银色长索叫作伏龙索，和那驯龙笛并列为饲虚一派的绝技。可不知何时驯龙笛却从饲虚一派销声匿迹了，只留下伏龙索流传到了莫炎手里。虽然莫炎知道这两样东西的用法，但却从未有机会使用，只是在继承衣钵的时候听到过而已。“难怪你那么注意毛龙。”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疑问，“它一般能活多久？”“初生三尺，千年一丈。”莫炎打量着水中的毛龙，“至少有千岁了。”看来其中的渊源不是一时半会能弄清的了，这个引龙局布下也有千年之久了，世间万物本就神秘莫测，千岁毛龙虽然惊人却也不是难以接受的事实。莫炎拿起驯龙笛吹出一段音律，水中的毛龙摆尾游来，一口衔住铁环，转向来路，身子轻轻拍打着船体示意我们进去。操弄着笛子，莫炎反复试了几次，毛龙的反应依旧如前。看来它的确只能游到这里，估计将它留在石盘洞穴的人只是将它作为守卫和摆
11月12日电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1日，美国新任众议长约翰逊提交了一份临时融资计划，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政府停摆，该法案中并未包含向乌克兰或以色列提供资金的内容。据报道，与在特定时期为联邦机构提供资金的普通持续决议(CR)不同，约翰逊宣布的这项计划分为两步，将为政府的某些部门提供资金直到1月19日，其余部门则延期至2月2日。路透社称，众议院共和党提出的这项计划中不包括对以色列或乌克兰的援助等补充资金。报道称，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表示，该提案“只是一份会带来更多混乱和停摆的处方”，称“众议院共和党人在用一项遭到两党成员抨击的不严肃提议浪费宝贵的时间”。据此前报道，美国前任众议长麦卡锡主导国会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有效期为45天，为联邦政府提供支持其运转至11月17日的资金。这意味着，距离美国政府可能发生的停摆还有不到一周时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称，“国会已经没有犯错的余地了”。NBC援引消息人士称，预计众议院将留给议员72小时阅读法案文本，最早将于14日对该计划投票。大连11月12日电(记者杨毅)针对近日“知名网络博主在大连遭遇‘鬼秤’”一事，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日发布相关案情通报，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在经营中使用的电子计价秤经无锡市计量测试院检测，检定结论为不合格。近日，某知名网络博主先后到大连的多个市场探访，称其在个别商户处遭遇“鬼秤”，并联系相关部门进行处理。该系列视频发出后，引发诸多网友关注和讨论。本月9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4起案情通报，沙河口区福之源生鲜超市等3家店面涉嫌在经营中故意使用破坏准确度的计量器具，目前已立案调查，并将依法严厉查处。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涉嫌在经营中使用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进行检定，已将该秤送至国内权威机构进行检测，将根据检测和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12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再次发布案情通报，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在经营中使用的电子计价秤经无锡市计量测试院检测，检定结论为不合格。通报称，该商户涉嫌在经营中故意使用破坏准确度计量器具的行为，违反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五条第九项的规定，依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大连市市场监管局已立案调查，依法严厉查处。据报道，该飞机是10日晚间在进行训练作业时坠毁的，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军方称“没有发现敌对活动的迹象”，强调这起事故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或以黎边境发生的冲突无关。该司令部也没有透露坠落的飞机型号、是否有人员伤亡以及机组人员状况，“出于对受影响家庭的尊重，我们目前不会透露有关涉事人员的进一步信息。”美联社称，目前尚不清楚这架飞机的具体归属，美国空军近期向该地区增派了多个中队，美国“福特”号航母打击群正在地中海东部执行任务。吴杰是一名“90后”文物修复师，机缘巧合下学习了文物保护专业，从大学毕业至今，在新疆博物馆已经修了10年文物。曾经的他是一个急性子，是一个浇花都能浇枯萎的人。但如今，吴杰可以日复一日坐在操作台前，从事一天仅完成一毫米修复的极细致工作，他却依然乐在其中。在吴杰眼中，修复文物可以与文物对话，与古人一起穿越过去。从锁子甲中可以看到战火的洗礼，感受到战士身披锁子甲英勇战斗的痕迹。吴杰认为，修复文物的原则是修旧如旧，他们要做的不是让文物更精美，而是首先要保护它，用科学的手段延续它的寿命。吴杰希望投入自己的“青春时光”从事修复文物的“千年时光”，让文物无声地证明他的人生意义与价值。洛杉矶11月11日电(记者张朔)由中国嵩山少林寺主办的2023北美洲少林功夫考功大会11日在美国洛杉矶开幕，来自美国40余州和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海外少林弟子、少林功夫传习者与爱好者济济一堂、以武会友。这是继2013年“北美少林文化节”之后，少林寺时隔十年再度在美举办大规模文化交流活动。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王太钰等各界人士出席考功大会开幕式。释永信在致辞时表示，少林功夫是享誉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禅宗祖庭和少林功夫传承圣地，中国嵩山少林寺和六大洲少林联合会共同发起组织2023-2024世界六大洲少林功夫考功大赛。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体现少林功夫健身、明心、和谐的价值，增进全世界少林功夫习练者、爱好者的彼此理解、友谊与合作，共同传承好少林功夫。王太钰在致辞时说，释永信方丈亲率武僧团到北美出席少林功夫考功大会，体现了少林寺对海外弟子的关爱和重视。他表示，希望海外少林功夫传习者积极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各族裔民众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喜爱，为深化中美人民友谊做出贡献。2023北美洲少林功夫考功大会11日至12日在洛杉矶举行，包括首届“北美洲少林考功大赛”、世界和平祈福法会、少林功夫段品制晋段培训认证、少林功夫公演等。当地时间11日上午开幕的“北美洲少林考功大赛”是重头戏。记者在大赛现场采访美国少林寺文化中心释延续时了解到，约500人参加本届大赛，最小的参赛者年仅6岁，还有一些参赛者已年逾花甲。他们按年龄分组，在少林拳术、长兵器械和短兵器械等项目上一争高低。大赛选出的“功夫之星”将同少林寺武僧一道参加“不朽少林”公演。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市的14岁华裔少年张锴，当天身着绣有“少林”字样的中式练功服参赛。“我出生在美国，学习少林功夫快9年了。”他说：“我很喜欢少林功夫，也喜欢中国文化，希望今天能拿到奖牌！”11月12日电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气温偏低；甘肃、新疆北部等地有雨雪天气，关注对交通运输、农牧业等的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关注雾或霾天气对交通出行、人体健康等的影响。江南华南等地有明显降温过程12日至13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淮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及青藏高原中东部等地最低气温或日平均气温累计降温4～8℃，其中，广西南部、青藏高原中东部等地降温8～10℃、局地10～12℃；最低气温出现在13日至14日早晨，最低气温0℃线位于黄淮南部至江淮北部一线，江汉、江淮南部、江南北部、贵州北部和东部等地最低气温将降至2～4℃。12日08时至13日08时，新疆沿天山地区和南疆盆地、青海东部和西部、福建东南部沿海地区、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将有5~6级、阵风7~8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北部湾将有7~8级、阵风9级的大风，其中台湾海峡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级、阵风10级。13日08时至14日08时，新疆南疆盆地、西藏北部和西部、青海西部、福建东南部沿海地区、台湾岛等地将有5~6级、阵风7~8级的大风；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北部湾、琼州海峡将有7~8级、阵风9级的大风，其中台湾海峡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级、阵风10级。中央气象台11月12日06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作为我国居民肉篮子的主要部分，猪肉价格一直备受关注。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11月7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20.49元/公斤，比9月7日的22.35元/公斤下跌8.3%。“猪肉供给充裕，价格持续走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对记者说。自9月份第1周以来，全国生猪价格连续8周下跌，累计下跌1.63元/公斤，跌幅达9.5%；全国猪肉价格连续8周下跌，累计下跌1.66元/公斤，跌幅达6.1%。10月份第4周，全国猪肉平均价格25.60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1.2%，同比下跌38.5%。全国仔猪平均价格自8月份第5周以来连续9周下跌，累计下跌7.51元/公斤，跌幅达22.7%。10月第4周，全国仔猪平均价格25.63元/公斤，同比下跌45.4%，跌幅进一步扩大，已经跌至2021年同期水平。“11月3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是18.25元/公斤，比上月同期19.65元/公斤下降7.12%，比去年同期的32.0元/公斤下跌42.97%，月环比明显下降，年同比大幅下跌。”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通说。猪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朱增勇认为，由于猪肉供给充裕，国庆后猪肉消费需求短期下降。国庆节后，生猪出栏量增加，母猪淘汰力度加大，消费回落。部分地区仔猪价格明显低于生产成本，带动10月份母猪淘汰加大，淘汰母猪价格明显下跌。从供给来看，三季度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分别同比增加4.7%和4.8%。1月至9月，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屠宰量24247万头，同比增长15.0%。其中，9月份屠宰量2775万头，环比增长4.9%，同比增长31.6%。1月至9月，全国累计进口冷鲜冻猪肉127.38万吨，同比增长4.4%，加之国内冻品库存仍然较高，猪肉供给充裕。生猪价格9月初即开始下跌，国庆节后跌幅加大，除了生猪出栏季节性增长外，北方一些地区养殖户避险情绪提升，短时增加生猪出栏量也有影响。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例，上周，日均上市量为1902.14头，比10月初的日均1088.86头大幅增加74.69%，比去年同期日均1361.86头增长39.67%。猪肉价格下跌，那生猪养殖行业如今是什么状况？“猪价持续下跌，生猪养殖由9月份微幅盈利转为微幅亏损。”朱增勇说。近期虽然饲用玉米价格和育肥猪配合饲料价格持续下跌，降低了养殖成本，但生猪价格跌幅更大，自10月中上旬开始，全国生猪养殖已转入微幅亏损。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监测，10月份，猪粮比价为4.46∶1，比上月下降0.13个点，生猪养殖头均亏损约10.42元。好消息是，龙头企业的养殖成本正显著降低。比如，牧原集团8月份优秀区域生猪养殖成本已经控制在14元/公斤以下，今年第三季度全集团平均成本已降低到14.5元/公斤，从饲料、育种、健康管理、养殖、屠宰5个环节进行测算，每头猪都有600元的成本挖潜空间。牧原股份总裁助理袁合宾表示，今年年底成本要控制在14.5元/公斤，明年有望将全年平均成本控制在14元/公斤以内。11月8日，国内生猪期货2401主力合约以15710点报收，如果以此价格计，在全行业亏损的时节，牧原集团生猪养殖利润依然不错。未来猪价走势如何？业内专家表示，由于供给充裕，不太看好明年上半年行情。朱增勇预计元旦前猪价将季节性上涨，但明年上半年猪价存在下跌风险。从供给端看，生猪出栏将逐渐进入高峰期，生猪出栏活重增加，加上冻猪肉库存仍然较高，猪肉供应充裕。从需求端看，冬季腌腊等活动将带动消费需求增长，猪肉消费进入旺季，带动供需关系改善。随着避险情绪逐渐稳定，生猪出栏节奏将会回归常态，元旦前猪价将以季节性上涨为主。由于猪肉供应充裕的特征没有改变，猪价上涨空间不大。9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4240万头，比4100万头正常保有量高出3.4%。同时，母猪生产效率也在提升，一头母猪比上年多提供约0.5头肥猪，下半年仔猪供给量增长，预示明年上半年生猪出栏量仍然较高，猪价仍然可能有下跌风险。但随着下半年产能调减，特别是四季度消费旺季到来，猪价将会逐渐回升，但缺乏大幅上涨的基础。“目前，生猪养殖大势是产能过于充足，猪价反弹难持久。按照目前能繁母猪的存栏量推算，猪价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实质性的反转。压栏硬扛不是办法，顺时出栏才是首选。适度压缩产能应尽快提到养殖场的议事日程上来。”刘通说。本报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郁静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伴随玉米大豆及中稻收获进入尾声、南方晚稻收获加速推进，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达96.2%，基本实现丰收到手。今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克服局部地区洪涝干旱等灾害影响，全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新高。种植面积增加，产能基础不断夯实。今年秋粮面积连续第四年增加，预计达13.1亿亩，比上年增加700多万亩。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预计增加1300多万亩，大豆面积连续2年稳定在1.5亿亩以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达到2000万亩，比去年增加500万亩左右。大面积单产提升落地见效。今年我国重点在200个玉米大县、100个大豆大县整建制推进单产提升，耕种管收、地种药肥全环节综合施策，重点推广玉米大豆增密、精准肥水调控和中后期“一喷多促”关键措施。初步测算，300个重点县单产提升对粮食丰收的贡献率达到了73%。目前，各地秋冬种正有序推进。截至11月10日，全国冬小麦完成意向播种面积过九成。其中，西北地区播种基本结束，黄淮海地区九成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过七成半，西南地区过六成。全国冬油菜完成意向播种面积过九成半，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播种基本结束，西南地区过九成。各地积极推广良种良法，持续提高播种质量。近日，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以下简称“CPSE安博会”)和全球数字城市产业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落幕。在6万平方米的数字城市产业展区中，随处可见AI摄像头和AI综合数据分析图，而行业大模型在展会上也出现得更多了。记者采访了解到，AI大模型如今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安防行业则成为AI的“第一着陆点”，丰富的感知设备和数据维度，让这一领域更加成为AI大模型等前沿技术的试验田。而中国企业在智能安防领域的“领跑式发展”，也为安防产品“出海”奠定基础，在AI技术的加持下，安防行业又迎来了一轮革新，将成为民众更好的“隐形守护者”。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冯秋瑜数字孪生、视觉分析：智慧安防营造安全、舒适社区记者在现场采访发现，大到天地传感，小到社区“最后一公里”，在新技术的助力下，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正在加速向“智慧城市”转变，计算机视觉(CV)作为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的应用领域，在人脸识别、视频监控、门禁卡、防盗报警等智慧安防领域率先实现了商业化。“相比于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智慧社区’更加以人为本，以不断满足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为核心，为居民提供更便捷、安全的社区环境，让孩子茁壮成长，让老人尽享天伦。”英特尔中国区物联网及渠道数据中心事业部总经理郭威告诉记者，之前的摄像头只是“看得见”，而智能视频分析系统可以“看得懂”。据了解，智能视觉分析通过对采集社区中的人、车、公共设施等管理对象的视觉数据进行智慧化的数据洞察，实现“入侵”“攀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违停”“乱丢垃圾”“高空抛物”“水域入侵”“占道堆物”等方面的识别需求，在事件发生后，系统能够在3秒内通过AI应用对图像进行识别并判断该事件是否违规，并在5分钟内处置完成，从而营造更智能、安全、舒适的社区和公共环境。“地面沉陷、暴雨成灾、交通拥堵等是城市发展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利用时空大数据建设好基于数字孪生的智慧城市，可以推动城市升级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向记者介绍了
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1646年以后钱谦益的政治引退，并未立即影响清朝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总政策。在最初的松江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该地区巡抚土国宝开始着手吸引农夫重返家园、粮商重返店铺。甚至在和平时期，苏、松、太一带的粮食都无法自给，而不得不依赖粮商从外省输入稻谷。1645年发生骚乱，杨文驄部队劫掠这一地区，太湖“白头军”闯入苏州货栈，粮商们四散逃命。这些货栈在8月份被重新夺回，巡抚土国宝设法查明了其中屯积的一部分谷物“系行商之物，来之不易”，遂将2.3万石稻谷交付原主，以劝诱苏州粮商重操旧业。这些措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是颇见成效的。但是，太湖地区吴易复明势力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土国宝力争江南民众合作以重建经济的计划。吴易曾率部攻打苏州，失败后逃入沼泽地带，重组力量。其他复明分子残部也加入进来，吴易遂与由周瑞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实行联合，在长白荡建立了一个新的复明联盟中心。据记载，他们于1646年3月2日打了第一次胜仗。那天他们从湖边突然冒了出来，重占吴江，杀死县官，掠夺地方。虽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吴江城，但周瑞和吴易的人马从此就屡屡出击，更为大胆，终于渐渐地控制了整个太湖东岸。清军缺乏熟练的水手，无力控制以渔民和走私分子为主体的吴易水军。1646年5月11日，1000多艘复明分子的战船再次袭击吴江城，土国宝得到巡抚吴圣兆指挥的松江军队的支援，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但伤亡惨重。吴易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江南，他和周瑞发动军事攻势的消息也传到了浙江鲁王的耳中。通过周瑞的僚员戴之俊（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太湖的战士与松江起义中幸存的缙绅复明分子，尤其是当时住在嘉善的陈子龙取得了联系。部分是通过他们，吴易直接与鲁王政权接上了头。鲁王承认他与日俱增的地位，并在同年春天晋封他为长兴伯。同时，吴易和周瑞按正规编制组建部队，刻印任官，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马上邀请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邀请参加了吴易的幕府，与他自己的两个弟子王云和钱漱广一起，动身前往太湖复明分子的营地。他们在沼泽中一个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就对他们的使命以及吴易领导的反清战斗的胜利前景不抱幻想了。王云对他们为何马上离开书院躲避到钱家庄园的理由做了一些暗示，他写道：“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另一方面，巡抚土国宝依旧把吴易及其部众看作是对整个江南安全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他们有可能突破清朝的东南防线，而与在浙江作战的南明军队取得联系。事实上，吴易正是决定通过袭击据说防御薄弱的嘉善城，来努力突破清朝环绕太湖的封锁线的。而且，吴易得到消息说，嘉善知县暗中同情复明事业。吴易便与那位官员联系，那人建议在嘉善城中双方秘密会见，专门讨论日后联合起义事宜。以敏捷骁勇出名的吴易显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冒失地应邀前往。结果他中了埋伏，被清兵捉住。嘉善县官将他交给杭州府，知府即刻于1646年7月15日在草桥门外处死了这个复明分子。吴易的死既没有终止太湖部众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扑灭江南绅士中顽固不移的复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继续吸引着亡命徒和冒险家。太湖及沼泽地带以南的地区，即浙江北部，是太湖里的党徒征募新成员的一个不断的源泉。因为这条水路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将商品货物从广东或福建往北运送到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这条夹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通道外，别无他路），因为这一地区受三个经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当局的管辖（即湖州、嘉兴和南直隶），这里成了各种反抗分子的避难所。清朝官员想直接控制这片禁地，尚需时日。其次，吴易的死也许使得太湖北部的部众一时群龙无首，但他们很快就从各个部将分别掌管，转而接受了周瑞的统一指挥。最后，纵然巡抚土国宝于那年7月处死吴易后，在夏末向北京报告时说苏州一带景象优雅宁静，但尤其在年轻的江南文人中间，还是存在着大量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与怨恨。当时曾发现一些投考的生员将长发藏在帽子下面，还有一个人则公开痛骂土国宝当了卖国贼。预定在1646年9月举行的乡试事实上不得不延迟到11月。那年12月，一个来自无锡的名叫王谋的狂生还领导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对江阴的进攻，结果被杀。只要这些事变看起来还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国宝这样的降清者就依旧满怀信心。但一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不过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公开流露，他和洪承畴就感到忧虑起来了。特别是当地处南京以南皖浙边境的溧阳发生了骚乱，复明运动风起云涌，从淮阳一带的滨海地区越过大运河向皖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时，动乱就逐渐走向了高潮。溧阳、淮阳起义
溧阳起义开始是一场缙绅阶级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但很快就变成贫民、奴仆和佃户进行的一场起义，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两个奴仆领导。叛乱在清人到达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到清人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十六都的时候，他们发现二潘吸引了苏南的大批穷人和被压迫者，并将这些人组织成两支武装大军，称为“削鼻”党和“珐琅”党，占领了县城。溧阳本身受到战火的破坏，不是遭清军抢劫就是被农民掠夺，“徒余四壁”。虽然南京当局在附近的高淳县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但在1645年秋冬之际，他们还是几乎完全不敢进入溧阳县，只有让两潘控制当地政权。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汤山发生动乱，一个“妖生”带领当地盗贼进行掳掠，并纵火烧毁了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关于复明分子的水军在江北淮阳的如皋袭击清军的报告也到达了南京，报告又从那里传送到北京多尔衮处。南京的清朝官员了解到，淮阳地区复明党的活动直接受到一个明朝亲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说他是兴昌王。这个人以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为基地，许多官员都把他与远在江北的海州、赣榆和邳州的复明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显然是他下令进攻两淮盐城的，而像盐工缪鼎吉或当地民兵首领高进忠和王翘林这样的地痞却也听从了这一指挥，于1645年10月袭击了盐城。不过，清军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一直追到海州，最终将兴昌王俘获，带回淮安斩首。兴昌王的死并没有结束江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另一明室贵族瑞安王朱谊泐，设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以及整个淮阳一带任命了许多复明分子军事首领和低级官员。当他的军事顾问朱君召在南京组织了一批策应人员时，瑞安王也与瑞昌王朱谊漇取得了联系，朱谊漇保证他的部众合作进攻南方旧都。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听到了这一复明武装即将前来进攻的风声。朱君召的一个秘密接头人泄露了在城中策应的密谋，而在30公里外的龙潭的另一个告密者也说，那个地区的复明党人在朱谊漇集合下，正与瑞安王暗中交往。当清军骑哨报告敌军密布于南京东翼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时，城中的要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清军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这次进攻成为江南、特别是松江地区进一步起义的始发点的话。洪承畴确实统帅着若干“南兵”，但如上所述，这些兵卒与其说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更为恰当。“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他们无法与巴山的满洲兵（“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或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相比，洪承畴轻蔑地将他们搁置于一边。可是巴山的满洲兵为数不多，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但军事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些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在巴山和总兵陈锦的指挥下，东进龙潭，将反叛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后面，由洪承畴和总兵张大猷统率，保卫南京，抵御聚集在城外的约有1万人的敌军。巴山率部于9月18日离开南京，次日到达龙潭附近。满洲兵军纪严明，不得任意杀戮，与一年前江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士兵放肆与野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巴山先是将这个地区团团围住，然后遣兵逐村晓喻村民缚献真“贼”。这一出路或许也是特别军事法庭给指出的。此后十天里，村民献出或告发的共有400余人。洪承畴后来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在正式审问下“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巴山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城已遭到了复明军的攻击。他们进袭了神策门，而城内的策应者则试图放火，以分散张大猷和其他守军的注意力。这一牵制并未奏效。洪承畴利用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已经开始兜捕瑞安王的支持者了。洪承畴既然得到巴山部的援助，遂于10月2日黎明关闭城门，“擒获甚多”，据官方说，这些人携带着南明公文。巴山也俘虏了一批在朝阳、太平门外作战的南明诸王士卒，将他们处决了。复明军大部逃回乡村，有一些到太湖边避难，瑞安王则携亲随逃到了远在安徽西南的宿松上游。可是他未能幸免。巴山率部穷追不舍，于1647年初将其斩首，带回了南京。北京兵部还命令他们把这一吓人的战利品沿长江一路示众，以惩戒那些起兵反清的人。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安徽、江苏复明军进攻南京的失败，与1646年秋复明分子在中国南部总体上的土崩瓦解，是相一致的。浙江是复明势力衰落的第一个中心。浙江省最初归总督张存仁管辖，清军占领浙江，当地的归附者曾出过大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视佟国器为政治领袖。佟国器是降清的辽东佟氏家庭的一员。他本人在满清进入中原以前即已南下迁居浙江。他在杭州与信奉基督教的一些人有所交往，这些人则与缙绅领袖朱宗元有联系。当清人入侵之时，朱宗元的著作流传甚广。他认为过去的中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有关“夷”的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自负，它无视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朱宗元还为文化的普遍性辩护，强调外国人，无论是像艾儒略这样的基督教神父，或是像多尔衮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发现天道的“指南”。他声称欧洲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儿，偷盗近乎匿迹，知识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彼此和谐相处。浙江现在需要这种社会指引，因为“东西同道同心”。满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共同的“道”。朱宗元指出，大舜毕竟也曾被视作“东夷”。所以朱宗元拥护满族统治。朱宗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许多已经深受其著作影响的天主教徒的赞同。这些归附者反过来也依靠佟国器的支持，而被任命为闽浙提督的佟国器则在他们的帮助下统治浙江。对福建的统治就困难得多了，不过那里的复明运动在1646年秋也被镇压下去。唐王的隆武政权在福州海军将领郑芝龙的庇护下，于1645年8月在福州建立。虽然发动了好几次北征（包括1645年9月由名士黄道周率领的一次对江西的倒霉的袭击），隆武政权的主要希望还是在于与湖广长沙的何腾蛟部队会合。然而，郑芝龙不乐意让唐王脱离他的“保护”，最后这个海盗头子背叛了复明事业，秘密与洪承畴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博洛指挥清军从浙江进逼福建，郑芝龙希望得到博洛的报答，自动撤回了守卫福建北部的一些军队。这就给李成栋和佟养甲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唐王及其夫人被迫逃离了行宫，10月6日在汀州被俘，即刻处死。此后不久，郑芝龙正式投降，虽然被留一条活命，却作为满人的俘虏被送到北京。同时，杨廷麟领导的南明军队曾试图抵抗降清将领金声桓的围攻，坚守战略要塞赣州。1646年11月当隆武皇帝的死讯传到赣州时，那儿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江西成了金声桓的天下。到1646年12月，在南方抵抗清军的将领已经不多了：湖南的何腾蛟和褚胤锡，东南海岸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和黄斌卿，以及两广的瞿式耜和丁魁楚。诚然，在广东有两个新建的南明政权。苏观生曾是隆武皇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他从福建逃到广州，于1646年12月11日拥立第二个唐王（他是从海上逃来的）为绍武皇帝。不久，永明王于12月24日在上游的肇庆被拥立为永历皇帝。但是前一个朝廷主要由广东籍拥护者组成，后一个朝廷主要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复明分子构成，双方很快就开始了火并。1647年1月，当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正打得不亦乐乎之时，李成栋（他受辽东“旧臣”佟养甲的严密监视）正从福建移兵占领潮州和惠州。李成栋给广州的苏观生递送了一份伪造的南明战报，以此在1647年1月20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复明分子。一支由不到1000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被误认为绍武政权的友军，得以开进广州城，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全城，苏观生被迫自杀，绍武皇帝则被处死，吓得永历皇帝乘夜悄悄放弃肇庆，逃往广西南部。1647年2月2日，李成栋兵不血刃，占领肇庆，到4月，他包围了在桂林的瞿式耜。当复明势力在遥远的南方遭受严重挫折之时，南京周围的党徒发现，瑞安王的进攻使大批人马暴露在洪承畴部队的攻击和破坏之下。此外，起义本身使洪承畴得以向兵部力争，允许他把巴山留在身边。在瑞安王进攻前夕，巴山部曾受命到湖广地区接管安抚工作，但现在受命留守南京。而且，南京守军对复明分子进攻的有力反击，看来完全是清朝统治巩固的一个象征，这样可以大大地帮助苏州巡抚土国宝，他正努力扑灭太湖一带的抵抗力量。土国宝训练了一批专门的水军，以进攻太湖反清武装。此外，他还向太湖沿岸各县派遣县尉，征募士兵。对周围乡村严格的行政控制，使得土国宝有可能阻止抵抗分子取得必要的食物供给。虽然太湖反清分子可依靠鱼虾维持生计，但仍需要一定的谷物。这意味着他们得不时地上岸来，到农村购买或者偷窃稻米。在这种抢掠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正规步兵和炮兵的攻击。1647年2、3月，封锁线开始收紧，一支支反清武装被清军捕获的战报送到了南京。这些投：我看过了，你们的主意是好的，放手去办吧！于是，袁世凯在山东各地办起了新学堂，有义务教育性质的小学——四年免费义务教育，也有全国第一所地方大学——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张之洞的做法也差不多，只不过他的任务主要是改造。譬如他把自己以前办的自强学堂改成方言学堂（武汉大学），这张香帅怎么回事？大家都在跟国际接轨，他要弄方言？这主要是因为张香帅是个思想跳脱的神人，在他眼里外语便是方言！厉害吧？估计要让张香帅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起名，他肯定得叫它北京方言学堂。接着张之洞又把两湖书院改成了两湖大学堂。香帅的这两所学校不仅输送的留日学生居同期全国之冠，也在无意之间为反清大业提供了好多个未来的造反领袖，如黄兴、宋教仁等人都出自这两所院校。如果慈禧那时还活着的话，张之洞估计要被拖出去棒打一万棍！要说张之洞也算是个厉害人物，不过与袁世凯比起来，他的胆识和气魄还是差了点。袁世凯同志虽然不是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为了权力有点不择手段，但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改革家袁世凯现在就要做一项很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改革：官员工资薪酬改革。要说历朝历代，不唯清朝，都流行底薪养贪。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低得要命，但各有各的门路搞灰色收入，没有门路的也懂得创造门路捞油水，年终一晒收入，个个都是富翁。袁世凯非常了解这一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行贿高手。虽说袁世凯老是行贿，但行贿并不是他的爱好，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晚清腐败横行的官场上，流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要是做一个廉洁的异类，什么实事都做不了。但袁世凯打算在自己的地盘上消灭掉这种官场不正之风：他把以往官员们捞钱的潜规则明白地统计出来，折合成一定数额，作为各级官员的公开收入，合法按月发放，就像我们今天的“阳光工资”。如果有人再敢贪污，一旦被发现，就剥掉官服回家抱孩子去（《袁世凯奏议》）！袁世凯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给官员们送钱，他是要高薪养廉。他的计划是这样的：以充足的物质回报作为正面力量，使官员不必贪污，再以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和执法机构作为反面力量，使官员不敢贪污。在这一正一反的“客观”条件下，“信仰”和“道德”就有机会发挥作用，使官员在“主观”上不屑贪污。袁世凯的计划虽好，但这个计划貌似还缺少极为重要的一环：强有力的监督机构。不要着急，袁世凯已经想过了，他觉得“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制度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他坚信宪政一定能实现，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袁世凯的这一创新得到了慈禧的赞赏：著各督抚仿照袁世凯奏定章程，推诸全国。表面上看起来，颇有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热闹劲。遗憾的是，慈禧此时已快七十了，越来越老了。人是不能变老的，尤其是慈禧这种封建制度下的执政者，一变老就会玩起“权位压倒一切”的政治理念，牢牢地把握着权位一刻都不放手。但是，只要你威胁不到她的权位，她也并非一无是处。像这一次，慈禧就应邀做了火车的代言人。这事还得从袁世凯接班开始讲起。天后级火车代言人李鸿章死后，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团结在他周围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谁有资格又有能力接收这笔丰厚的意外之财？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有两个人证明了自己是最适合的接班人，他们就是李鸿章的两个老部下：袁世凯与盛宣怀。袁世凯接收政治势力，盛宣怀接收经济势力。李鸿章逝世两天后，还在西安蜗居的慈禧太后一纸电报，让袁世凯离开了待了两年的山东济南。42岁的袁世凯接过了李老师手中的火炬，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尽管李鸿章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恩，但李鸿章死前，袁世凯没能见到恩师最后一面，不过据说有人向袁世凯转述了李鸿章的一句话：“你将继承我的荣耀，同时也将继承我的压力。”一百年后，姚明对刘翔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所指已然不同，却可以看出作为中国人压力是很大的！袁世凯上位之后，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做好迎接工作。在西安蜗居了两年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和光绪终于受够了西安的狂沙暴风！他们决定回家，回北京老家！慈禧和光绪要回来了！这弄得袁世凯有点紧张。因为国家元首的大队人马要经过河北，这可是直隶总督的辖地，由不得袁世凯不上心。为了让慈禧高高兴兴地回到颐和园度假村，新官上任的袁世凯开动脑筋，费尽心思。袁世凯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怎么保护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你可能觉得派军队前去不就完事了吗？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直隶总督的办公地址在天津，而《辛丑条约》规定，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不能驻扎清朝军队。袁世凯自己都不能带军队到天津接手防务，其他就更别提了。但是不能没有人保护国家元首，袁世凯思来想去，最后选出三千精锐士兵，全部换上警察衣服，跟着他去天津，跟着他去迎接老佛爷。这就是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头头叫赵秉钧，是个人才，此人后来创立现代警务系统，是中国警察的开山祖师。严格来说，赵秉钧是个不幸之人，早年跟随左宗棠在新疆作战，反抗侵略者，结果在戈壁滩遭遇大风雪，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筋骨折伤，从此多病。但赵秉钧身残志坚，退伍后投奔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专攻警察和侦破。从没放弃对生活的希望、跟对了人的赵秉钧最终成功发迹，官至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第二个难题，给国家最高领导人提供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用马车还是火车？马车固然省事，可是也太简陋了点，小心那帮御史告你轻慢国家最高领导人。至于火车，也不是不可以。反正站在李鸿章的肩膀上，不会特别费事，河北保定到北京马家堡（属于今北京丰台区）有一条铁路，问题是慈禧、光绪还从来没有正经地坐过火车呢，这种新型交通工具是否会惊扰圣驾？思来想去，袁世凯最终决定用火车迎接，除了增加一些工程“拉动内需”的理由外，他内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想法：他要让慈禧喜欢上坐火车的感觉，让她做铁路的代言人，破除修筑铁路的思想阻力。于是袁世凯找英国人造了一列特别豪华的专车，起了一个特别中国的名字——“龙车”。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慈禧的回銮大军也到保定了。袁世凯精心打点了一番，慈禧的使者——首席太监李莲英终于答应试坐火车，替领导找找感觉。李莲英试坐后的感觉是：很快速、很平稳、很舒适。李总管很满意，慈禧也比较期待。1902年1月，骨头都摇散了架的慈禧，终于结束了三个月的马车生活，和光绪坐上了专列，一路狂飙至北京。慈禧第一次正经地坐火车，感觉棒极了！而且火车上推出的服务也很到位，吃喝拉撒全在车上解决，不必走走停停，所以慈禧很开心。领导一开心就会说一些下属听得懂的话。慈禧说：你们工作干得好，辛苦了，这一次搬家让我觉得好累，费钱又费事，你们要懂得变通，敢于解放思想，打破常规，把今后的工作重心放在如何让交通更加便利上面去（此次回銮，车马犹觉繁多，供应亦复浩大，其应由如何斟酌变通，破除常格，务使轻而易举之。——严介生《清末民初铁路史话》）。一般来说，领导说话要讲技巧，一定要说得高深，务必值得下属揣摩才算上乘，下属揣摩对了并且做得好那是领导有方，揣摩错了干得不好那是没有领会精神，千错万错都是下属的错就是这个意思。好在慈禧说的这番话还是比较好懂的，排除一切困难，创造一切条件，努力修铁路跑火车！就这样，修铁路跑火车从此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可惜，这列立了大功的火车下场并不太好，后来张作霖坐着这列车被炸死了。修铁路不是袁世凯的特长所在，于是他找来一个帮手——天才铁路设计师詹天佑。他找钱，詹天佑出力。中法马江海战后，詹天佑离开了海军，后来李鸿章把无所事事的詹天佑召入了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唐津铁路的队伍，因为他在耶鲁大学学的专业就是铁路，算是回归老本行。在修建唐津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大放异彩，解决了一个连英国、德国工程师都不能攻克的难题：修成了滦河大桥，在业内树立了相当的权威。虽然詹天佑后来又参加了津芦铁路的修建，功力加深，但是仍然没有机会独挑大梁。现在机会来了，袁世凯请慈禧做了代言人之后，就找到了詹天佑，请他牛刀小试，为慈禧祭祖修筑一条专用铁路——新易铁路。詹天佑终于接到了第一个由他作为总设计师的项目，并完美完成！詹天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久之后，袁世凯、詹天佑两人再度携手，策划并完成了巅峰之作——工程极其复杂艰巨、完全自行筹款没有使用一分钱外资的京张铁路，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成绩！袁世凯的废除科举之路就像知了鼓噪一阵子就要寂静片刻一样，1902年是大清休养生息的一年，是相对安静的一年，有事上本没事退朝，内政外交各有轨迹。“动土”和“拜神”是1902年大清的主旋律，朝廷修葺圆明园、修定东陵（慈禧的坟墓），顺便按皇妃的礼制安葬了珍妃的尸骨……虽然拆迁了许多民居和古迹，但是“大清拆迁办”似乎也没有过于激怒当地群众。由于洋枪洋炮的陆续撤出，洋医院、洋工厂的蜂拥而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公式，大义凛然地挂起羊头卖狗肉。表面的平静掩盖了一个事实：袁世凯打心底是想好好折腾两下的，弄点大动静出来！下面咱们就袁世凯做的大事，挑几个重点的说一说。袁世凯很痛恨科举！于私，两次考秀才不中，成了袁世凯心中永远的痛；于公，科举这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干部选拔机制，确实已经成为培养新型人才的拦路虎。因此，他要废掉科举，但他的对手太强大了。科举是读书人踏入仕途并以此进入社会上层最重要的途径。几百年下来，这一踏入仕途的规则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势力集团——八股文集团。这个集团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下能统治百姓，上可威胁皇帝，十分可怕。而袁世凯的对手正是“八股文集团”，所以他的处境非常危险。袁世凯要将这个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诸东流，十年寒窗苦白受。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买考试秘籍，又花了那么多时间熟悉考试科目，才拿到一个饭碗，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账怎么算？涉及饭碗的事情，绝对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些人只要一人吐一口唾沫就能淹死袁世凯，从肉体上消灭袁世凯！因此，袁世凯知道，自己绝不能鲁莽，废科举要一步一步地来。袁世凯废除科举的设想如下：第一，不动现有的这些官员，他们仍然好好地做他们的官；第二，他给那些正致力于科举的人想好了出路：在全国各地建立新式学堂，让这些人回炉再造，学完之后一样做官；第三，他还拿出经费搞了一项福利政策，选派留学生到外国留学。简单点讲，就是公费留学，完全公费，生活费、学费、车船费统统地由国家出！令人心动的是，学成回国后还管分配工作，待遇相当不错！当然，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这些人必须参加出国选拔考试，成绩合格才有资格。应该说，袁世凯的设计融入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新理念，十分人性化，基本没有太大的漏洞。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被列强痛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清末有很多知识分子觉醒了，社会舆论不至于完全倒向“八股文集团”一边。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拿日本做参照物说服自己——谁让小日本一直是被中国人民鄙视的对象呢？长期被我们瞧不起的东邻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采用西方近代的教育体系，短时间内培养了一大批有现代眼光和技能的人才，骑到了我们头上，而此时的老大帝国还靠八股取士，于国无益，显然不合时宜，应当把科举制度扔到垃圾堆里。科班出身的张之洞也是其中一员。所以，袁世凯拉上张之洞，两人拿出蚍蜉撼大树的无畏，于1903年3月向慈禧上奏：请废除科举。可是，奏折很快就被慈禧打了回来。袁世凯的废科举行动居然就这么失败了？是的，袁世凯败给了“八股文集团”。准确地说，他是败给了一个叫王文韶的对手，就是前面背着军机处大印、跟着慈禧屁颠屁颠逃到西安的那一位。这个王文韶既是军机大臣，又跟慈禧一起共过患难，所以他在慈禧心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既得利益群体。就像房地产商说现在的房价还很便宜将来还得不停地涨一样。所以，王文韶作为一名进士，一名入掌中枢、大权在握的进士，他很自觉地代表靠应试科举出人头地的官员们跟袁世凯战斗：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袁世凯你这种靠野路子上位的人，自己没有文凭，却想扒掉我们历经十数载寒窗才艰难拼杀而来的文凭，除非从我王文韶身上踩过去！在王文韶的策划下，居然有几个举人“舍生取义”，自杀了！慈禧觉得社会影响很不好，稳定压倒一切，于是就没有同意袁世凯的上奏。袁世凯这次是失败了，但他有一个优势：年龄优势！王文韶已75岁，而袁世凯刚44岁，年轻得多！袁世凯等得起，王文韶等不起。胜利将在不久后来临。北洋六镇废除科举行动暂且搁在一边。与科举相比，清朝高层面临着更紧要的问题：无兵保卫帝都。八国联军入侵时，满洲的那点老底子被联军打残了，嫡系部队荣禄的武卫军基本上全军覆没。所以，编练新军成了当务之急。但让谁负责编练新军？这是个问题。有过相似项目经验的袁世凯当然想把握住这个机会，但天上不会掉馅饼，还得靠自己创造机会！老办法：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党。通过这一系列动作，袁世凯相信会有人在大老板慈禧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或者“无意”中泄露点关键消息给自己。说到这里，就必须得强调一下袁大官人的第三门奇功绝艺——能够快速认准并示好于关键人物。袁大官人深知“九千岁”李莲英在宫中的显赫地位，在慈禧面前的活动能力。为了巴结“李公公”，他可谓费尽心机，连续多年送珍贵礼物，却从来不提要求。等李莲英派人来问，袁大官人只回答：仰慕公公为人，并无一事相求。直至李莲英感觉无功受禄、如坐针毡时，才亲自接见袁世凯，两人互诉崇拜之情，最后竟成为拜把兄弟。而且袁世凯对李莲英手下的太监也是谦恭有礼。要知道，当时的社会对太监这种特级伤残人士还是持不公正的眼光看待的。1903年初冬，有“九千岁”做内应，慈禧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当然，这个练兵处是为全国设立的，也就是说朝廷会在全国各地区安排适合的人选，举行大练兵，计划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满员一万两千人左右，大概就是现在的一个师。经过讨价还价，慈禧同意袁世凯在直隶编练六镇新军。慈禧还提了一个条件：六镇之中，必须有一镇是旗人控制，也就是袁世凯得替朝廷训练一支由满洲人控制的部队。好了，就这样吧。袁世凯甩开膀子大干，现在钱也有了，权也有了，经验也是现成的，还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个好帮手，练兵哪还有什么难度。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附近不准驻兵，自然也就不能在天津小站练兵，于是袁世凯移师保定。经历了这些年的战火硝烟，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国家不仅缺高素质的士兵，更缺高水平的精英将领。现在大多数将领的作战方法极其保守落后，完全是拿着近代化武器打冷兵器战争。所以，袁世凯在保定开办了一所学校——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这所学校很牛，换一个名字说你就知道了：保定军校！再换个说法，能跟保定军校PK的也就只有后来的黄埔军校。瞧瞧这里的学生：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李济深、
们聚居在一起的威胁，又可以被姬姓诸侯所用，成为诸侯国政治与军事的支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国分到了“殷（殷即是商）民六族”，卫国分到了“殷民七族”，而我们即将说到的晋国，分到了“怀姓九宗”。从地理位置上看，晋国大致位于今天的山西，在黄河中游的汾河、浍水之间，西接秦国，南靠周王室，东边则与卫国接壤。同为中原国家，晋国所处的位置使得它与西方的戎人发生更多的接触，晋、戎之间既有斗争，也有通婚，民族趋于融合。晋国的先祖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周成王年少的时候，与叔虞在一起玩，随手摘了一片桐叶，剪成玉圭的形状，送给叔虞，并且说：“我把这分给你。”本来是一句玩笑的话，被辅政大臣周公旦知道了。周公旦立刻跑去找周成王，请他择日分封叔虞。周成王有点不知所措道：“我这是和弟弟开玩笑呢。”周公旦却一本正经地说：“天子无戏言，一言一行都被记入史册。”于是封叔虞于唐地，也就是后来的晋国。这个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点名气，叫做“桐叶封弟”。到了周宣王年间，晋国的国君晋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仇，小儿子叫成师。晋穆侯死后，仇即位为君，也就是晋文侯。晋文侯死后，他的儿子晋昭侯即位。晋昭侯居住在翼城（又名绛都），而将晋国的第一大城曲沃封叔叔成师，称为曲沃伯，又号桓叔。此举实际上将晋国一分为二，一部分仍由晋昭侯统治，另一部分则由曲沃伯统治。从此，晋国进入“翼－曲沃”双城记的时代。成师死后，他的儿子曲沃庄伯讨伐翼城，企图获得晋国的统治权，拉开了“曲沃代晋”的序幕。“曲沃代晋”的历程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公元前678年，也就是齐桓公主持第一次幽地会盟的时候，曲沃政权终于攻克翼城，取得晋国的控制权，并获得周天子的承认，被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当时曲沃的领导人是成师的孙子曲沃武公，随着地位的改变，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晋武公。晋武公死后，儿子晋献公即位。随着晋国的统一，新的国内矛盾产生了。曲沃桓叔、庄伯的其他子孙，也就是晋献公的同族，被称为“桓、庄之族”，因为多年营聚曲沃，势力非常强盛，使得居住在绛都的晋献公十分烦恼。晋献公采用大夫士蒍的计策，从内部分化“桓、庄之族”，诱使其同室操戈，然后一网打尽，于公元前669年解除了心腹之患。因为这件事，晋献公对士蒍十分赏识，于公元前668年提拔他做了大司空。晋献公是春秋时期晋国历史上第一个值得重墨书写的人物，据《韩非子》记载，晋献公在位期间，“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基本上将周边小国和戎、狄部落兼并到晋国的统治范围内，晋国成为北方大国。在此有必要将他的主要家庭成员作一个介绍：1，元配夫人，历史上没有记录其名字，只知道是从贾国娶回来的，没有生育子女。2，齐姜，晋武公的小妾，按辈分是晋献公的庶母。晋献公和齐姜通奸（又是“烝”，那个年代的人也许真有很严重的恋母情结），生下一儿一女，女儿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儿子申生则被立为大子。3，大戎狐姬、小戎子，西方戎族的女子，晋献公的小妾。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小戎子生公子夷吾。4，骊姬，骊戎国的公主。晋国讨伐骊戎国，该国以骊姬和她妹妹献给晋献公。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公子奚齐，而她妹妹则生公子卓子。另外，据《史记》记载，晋献公在得到骊姬姐妹之前，已经有儿子八人，其中大子申生、重耳、夷吾在朝野较有名望。这就说明，晋献公一生共有十个儿子，历史上留下了名字的，是申生、重耳、夷吾、奚奇和卓子五人。也许是异域风情格外迷人，这位骊姬一嫁到晋国来，就特别受晋献公的特别宠爱。据说，骊姬“貌比息妫，妖同妲己”。息妫的美艳我们在楚文王的事迹中已经介绍过，妲己的故事大家想必也不陌生。骊姬能和这两位美人相提并论，也难怪晋献公为之色授魂与。当时晋献公的元配夫人和齐姜已死，第一夫人的宝座空缺多年，晋献公既然迷恋骊姬，很想将她扶正，立为夫人。在那个年代，但凡国家有大事，必须先到大庙里举行卜筮（shì）活动，以预测凶吉，然后再决定做不做。立夫人这样的事情，乃是头等国家大事，自然也要先卜筮。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卜和筮是两个概念。所谓卜，就是根据龟甲的裂纹来算命；所谓筮，就是依靠《周易》来算卦。每个国家都有专司卜筮的官员，叫做卜人。按照规定的程序，对国家大事要先筮后卜，以示隆重和谨慎。明眼人应该看得出来，先筮后卜的程序说明，假如对筮的结果不是很确定，则需要用卜的结果来作最终判断。这就意味着，卜相对于筮来说，具有更高的决断权。晋献公欲立骊姬为夫人，卜筮的结果截然相反：筮吉，而卜不吉。正常情况下，显然应该听从卜的结果，将立夫人的事就此搁下。但是晋献公实在太喜爱骊姬了，不忍心看到她撅起小嘴满脸失望的样子，更不能忍受被她踢到被子外面睡觉的待遇，于是他壮着胆子和卜人商量说：“那……要不，就听从筮的结果吧。”“这……不太好吧？”卜人说。“有什么不好？”卜人心想，你这不是摆明了明知故问吗？按照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如果卜筮的结果有矛盾，当以卜的结果为准，你难道不知道？但他不敢这样直接顶撞晋献公，而是很婉转地说：“筮短龟长，不如从长。”意思是，筮的卦辞简短，卜的爻辞却很长，还是按照长的来吧。卜人还把卜的那段谣词摇头晃脑地唱出来给晋献公听：“专之渝，攘公之羭（yú）。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爻辞的意思，专宠使人心生绮念，会损害人的美德；香草与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之后仍然臭味难除。晋献公不听卜人的话，还是坚持立了骊姬为夫人。古人写历史，但凡写到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除了少数几个三贞九烈的值得称赞外，其余的大部分都被归于“红颜祸水”一类加以批判。远的妲己、褒姒不说，单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孔夫人、文姜、宣姜、息妫、哀姜等一批祸水。客观地说，这些祸水有的是自己主动跳出来为祸国家（宣姜、哀姜）；有的是因为自己行为不检，导致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文姜）；有的则是完全无辜的弱女子，偏被强加上祸水的罪名（孔夫人、息妫）。这里说到的骊姬，我们可以将她归到第一阵营，与宣姜、哀姜为伍。骊姬当上夫人，可以说是晋献公冒了天下之大不韪，违反了卜筮的结果才争取来的，但她还远未满足，她要为自己的儿子打算，让儿子奚奇成为晋国的大子。她的想法很简单，老头子活不了多久，儿子才是自己终生的寄托。这就意味着，原来的大子申生成为了她的绊脚石。然而，要扳倒申生并不容易。申生为人谦和，在晋国历来口碑很好，深受百姓爱戴，并且有杜原款、里克、狐突等一批重臣支持和扶助，基本上没犯什么错误。冒冒失失要求废立申生的话，无疑将引起朝野的反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使得奚奇不容易当上大子，那就是骊姬的出身并不高贵。前面说过，春秋时期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出身往往决定儿子在同父异母兄弟中的排名。根据《左传》的记载，骊姬的父亲是骊戎国的国君，被称为“骊戎男”，仅仅是个男爵，为周天子所封的爵位中最低一等。可想而知，骊姬以男爵之女的身份在当时被归于“嬖人”一类，能当上夫人已属不易了，如果骊姬的儿子再当上晋国的大子，晋国的贵族百姓恐怕很难接受。就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出身低微的骊姬此时表现出一种不择手段的狠劲，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像多数港台剧、古装剧的故事一样，为了争取儿子的福利，这条路再难走，她也要风雨无阻地走下去。如果将骊姬视为晋献公的“内嬖”，这时候两个“外嬖”恰如其时地出现在她的视线中。这两个外嬖，一个叫做梁五，一个叫做东关五，均为晋国的大夫，在当时被称作“二五”。什么叫做外嬖？外嬖就是国君的男宠。如果再不理解的话，直接用现代语言称之为“GAY”，大家就明白了。《春秋》一直读下去，才发现那个年代不只是有男欢女爱、不伦之恋，而且还有男欢男爱、君臣鱼水，实在让人大跌眼镜。骊姬派人以重金贿赂二五，要他们想办法使晋献公远离申生，在感情上隔断他们父子之间的联系。二五深知骊姬在后宫的地位，对她的拉拢当然是趋之若鹜。没过多久，二五瞅着个机会，一个对晋献公说：“曲沃，是祖宗兴起的地方；蒲与屈，是边疆重镇。这三个地方一定要派可靠的人坐镇。曲沃无主则不能对百姓立威，疆场无主则戎族易生叛逆之心。戎族有心叛逆，百姓不怀畏惧，是国家的大患。”一个立马接下来献计献策，“如果派世子申生入主曲沃，重耳、夷吾分别入主蒲与屈，则可以立威于民，警惧于戎，而且彰显主公您多年来攻伐之功。”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入情入理，简直让人没办法不接受。以骊姬的妇人之见，只能想到赶跑大子申生，二五则进一步发挥，要将重耳和夷吾两位有竞争力的公子一并赶走。可见内外合嬖，威力是何其巨大！晋献公频频点头，还在犹豫之际，二五又进一步说：“边疆广阔，如果归于晋国，则可以在那里建设城市，加强控制。晋国因此而开拓疆土，难道不是好事吗？”这话说到晋献公心坎上了。他不但采纳了二五的建议，派申生进驻曲沃，重耳进驻蒲城，夷吾进驻屈城，而且将其他儿子都派到边疆城市去镇守，只留下年纪尚小的奚齐与卓子在绛都陪伴。骊姬初战告捷，而且战果远远超出自己的预想。等到众公子分头赴任之后，她与二五等人便开始在晋献公面前说他们的坏话。一开始晋献公仅仅是姑妄听之，但枕边风吹久了，自然便与儿子们产生了隔阂。也难怪，那个年头通讯不发达，众公子到了边远地区，除了写一两封竹简信，恐怕也没别的途径与晋献公进行更多的沟通，只能任由骊姬与二五胡说八道，三人成虎了。但是，朝野之间对于骊姬与二五的行为倒是看得很清楚，将二五戏称为“二五耦”。耦是农村用来耕作的一种农具组合，由两个人共同操作。晋国人这样称呼二五，不止有点戏谑，甚至有点色情的味道。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整编部队，将全国的武装力量编制成上下二军，上军由晋献公亲自统领，下军则由大子申生统领。任命赵夙为御戎（戎车驾驶员），毕万为戎右（贴身护卫），同年发动对外扩张，灭耿、霍、魏三国。回国之后，晋献公正式将曲沃封给申生，将耿国的土地赐给赵夙，魏国的土地赐给毕万。两百年后，赵夙和毕万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分别建立了赵国和魏国。这是后话，在此不提。对于申生统领下军并获封曲沃一事，大司空士蒍看到了危险的信号，他暗地里与人分析说：“申生恐怕将要被主公废立大子了。给他分封都城，并且委以卿的重任，作为臣子而言，的确是恩宠无以复加。但是大子本来就应该继承国家的一切，没有分封的先例。主公这样做，心里肯定是有其他想法。”在士蒍看来，申生倒不如急流勇退，向吴太伯学习，顺从父亲的意愿，逃离晋国这个是非之地，既得个好名声，又得以保全性命。这吴太伯是周王室的先祖周太王的嫡长子，本来应该继承王位。但是周太王喜欢有才能的小儿子季历，很想立季历为储君。吴太伯知道父亲的心意，于是远远地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以示孝顺与让贤之意。蛮夷之人为其义举所感动，主动追随他，由此建立了吴国。士蒍以吴太伯的典故奉劝申生，是希望申生审时度势，将大子的位置让给奚齐，到远方开拓自己的事业，男子汉志在四方，何患无家呢？退一万步说，别以为呆在国内就能继承君位，一切天定，如果上天真的希望申生入主晋国，不管离开与否终究还是要掌权的。然而申生为人厚道，对于父亲的心思没有作过多的猜测，而且又正处于春风得意的时候，怎么可能轻易离开晋国去避那莫须有的祸患？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60年，晋献公又命令申生单独统领部队讨伐东山的狄族皋落氏，而且下达了一个难免产生非议的命令：“不杀尽敌人，就别回来见我！”大夫里克对这一命令感到十分不解，他眨巴着眼睛对晋献公说：“大子是负责祭祀祖先社稷、照顾国君饮食起居的人，片刻不离左右，所以才又被称为‘冢子’。国君出行，则大子守家，叫做监国；国君抵抗外敌入侵，则大子侍奉左右，叫做抚军。而讨伐异族，劳师远征，独当一面，是国君与执政大臣的责任，不该派大子去啊。”在里克看来，领兵打仗需要统帅临机决断，如果事事向君父禀报，则没有权威，而且延误战机；如果独断专行，不向君父报告，则又是不讲孝道。所以自古以来，大子不可以统兵出征，出征则必陷于“失威”与“失孝”的两难境地，将无所适从。“我听说皋落氏也在积极备战，大子此去，必有恶战，请您收回成命。”里克如是说。晋献公听了，不耐烦地说：“我那么多儿子，立谁还不一定呢。”里克唯唯而退，出来之后立马去找大子申生，把这个情况说了一遍。申生这才有点发慌，觉得事态严重，一把抓住里克的袖子，追问道：“这么说来，我将要被废了吗？”里克一时间发觉自己说得太多，转而安慰道：“国君授你以大任，只担心你不能胜任，哪里有废你的意思……”这话恐怕连他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干脆话锋一转，劝申生说：“身为儿子，所担心的只有自己孝不孝，而不应该担心得不得立为大子，请好自为之，不要责怪别人，则可以免于祸患。”就在申生即将领军出征之际，晋献公又派使者给他送来两件特殊的礼物：一件偏衣和一块金玦。偏衣是背面两色的衣服，玦是半圆环形的玉器，一般佩戴在腰下，金玦则是用金做成的玦形饰物。衣和玦并非什么稀罕之物，但是两色偏衣和金玦委实比较少见。当时申生摆出的阵容十分强大。申生亲率上军，狐突为其戎车驾驶员，先友担任护卫；罕夷率领下军，梁馀子养担任驾驶员，先丹木担任护卫；军尉则由羊舌大夫担任。上、下二军同时出动，基本上也就是动用了晋国的全部正规武装力量。出发之前，申生手下的众将在中军大帐开了一个前敌军事会议，讨论的议题不是如何对付敌人皋落氏，而是国君赐给主帅申生两色偏衣和金玦，究竟用意何在？从《左传》的记载来看，会议讨论非常热烈。先友首先发言：“主公亲手给您穿上两色衣服，又让您掌握兵权，成败在此一举，请您自勉。两色衣服意味着主公将自己的衣服分了一半给您，完全没有恶意。而且您现在手握重兵，主公又对您如此亲近，不用担心什么！”同样的事物，狐突与先友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说：“但凡要顺顺利利地做成一件事，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在适当的时间开始，二是穿衣服要穿纯色的衣服，三是佩戴饰物要佩戴温润的玉器。现在主公令您冬天出征，四季将尽，万物萧条，是想让您事事不顺；赐给您两色衣服，杂乱无章，是想要您远离他身边；要您佩戴金玦，黄金代表寒冷，玦则代表绝断。主公赐给您这些东西，有什么可以高兴的。”狐突顿了顿，泄气地垂下头去，“况且，就算咱们再努力，怎么可能杀尽狄人？”梁馀子养也站在狐突一边，说：“大将统帅军队出征，本来应该受命于大庙，而且在祭坛下分受祭肉，穿着常规的军服。现在大子得不到常服，而获赐这么奇怪的一件衣服，主公的用心，由此可见。与其背着不孝之名战死他乡，不如现在就逃跑。”罕夷说得更吓人：“这衣服很奇怪，不合常规。且不说金玦不能回复圆环（玦为半块圆环，所以象征不能回复），即使回复又怎么样呢，主公已经有杀大子之心了。”先丹木面向着营帐大门，声音又粗又很直接：“这样的衣服，就算是神经病都不会穿。主公还命令您‘杀尽敌人才可以回师’，敌人是杀得完的吗？就算杀完敌人，国内还有
壁。“蓬”，方才消失的火焰刀再次出现在莫曹周围，但此时的攻击方向却转向袭击而来的树叶。火焰刀的威力的确了得，掠过之处残叶片片，攻击距离较远的已经切断了附近的几棵大树。林岳坏笑了一下，揉揉鼻子，莫曹眉头不由得一皱，还未来得及动作，脚下水中迅速盘出大批藤蔓，几下就把他捆了个严严实实，只留下一个脑袋露在外面。金属丝急速变动，横隔成密集的切割网络，各自绷紧。脑中念头一转，我在金属丝上改动了一下，那边林岳却已发难了。藤蔓上伸出了无数小触角，毫不留情地狠狠扎入了莫曹的身体，绿色的藤瞬时变红，那是一种熟悉的红色，血红！林岳并没有作罢，搓了搓手，十指古怪地纠结在了一起，那些藤蔓立刻扭紧，莫曹的身体眼见就要被活活绞碎。噗，一声轻响传入耳中，藤蔓的一处冒出一点火星，紧接着噗噗声连响不断，血红的藤蔓自燃了起来，只几秒的时间便化作灰烬落入湖中。莫曹完好无损地站在水面上，只是皮肤已有些发红，那也是一种熟悉的红色，火红。在藤蔓烧毁的刹那，紧绷的金属丝已然攻了过去，横割竖切攻击角度各有不同，莫曹眼睛一亮，一股几乎无色到透明的火焰在身周涌动起来，那炙热的温度我在岸边也能感受到。但就在接近透明火焰之前，金属丝突地停住，几个扭转，形成了一个硕大的球形金属网，密结的网眼连蚊虫都无法飞出，网眼的形状配合金属丝上一些细小的痕迹，赫然组成了七道落雷印。“惊天雷动，迎神驱邪。”随着我心中高喝，莫曹的金属网内雷声顿起，耀眼的电蛇不住在网间扭动盘缠。滋地一声，电流猛然激发，伴着狂暴的雷声，巨大的落雷在金属网内爆了开来。“丫的命真硬～～”林岳嘟囔了一句，双脚交替着在地面上踢踏了起来，动作看来很轻松，但他的眉毛却不知为何又拧成了四条。金属网这时莫名的熔解了，如果不是落入水中时冒出了白烟，只怕会被认为那本就是糖条做成的。“叹为观止。”莫曹依旧毫发无损地站在那里，慢慢地鼓掌道，“听风、布荫，两派绝技……”“呸”，林岳往地上啐了一口，打断了莫曹的话。他双脚已停了下来，地上出现了数量恐怖的奇怪的植物，那是一种像似小石子一般的东西，下面长着纤细的根茎，粗粗看去会以为是满地的石子。就在林岳啐下一口吐沫的同时，“石子”们原地弹起，铺天盖地的向这莫曹攻了过去，在接近他的时候猛地爆开，洒出一片黄色的粘液。很快，莫曹的身上，水面上，差不多整个扯雀魔塘都被这种粘液覆盖了起来，那颜色渐渐变作了黄绿色，隔着口罩我闻到了一股刺鼻的酸味——这小子化合出了盐酸？！老田带着晖儿她们退后了几步，口中开始咳嗽了起来，林岳眼睛一翻，随手在空中一招，那些被火焰刀切断的树木立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排灰白色的树木。“老凡，你攻他下盘。”林岳嚅动着嘴唇用耳语般的声音说道，四周的树木拔地而起，在空中交错排列，交碰间发出类似金属般的声响，挟着劲风向莫曹碾去。“不怕火的铁桦木都用上了。”我心底一阵大汗，难怪莫曹说林岳是狠角色，平日里嘻嘻哈哈的他，动起手来接二连三章法不乱，的确不好对付。惊讶归惊讶，手下的动作并没有放慢，一批金属箭横扫莫曹的下半身，惯用的金属圆锯也配合着切了过去。蓬蓬连响，巨大的铁桦木撞在了一起，莫曹的身形突地拔高三丈，我和林岳的攻击立即落空。林岳嘴角一咧，莫曹上冲的身形被一片凭空出现的树枝阻住，那树枝上挂着柚子大小的黄色果实，赫然竟是炸弹树！空中突然响起一声鸟类的鸣叫，我和林岳听得不禁一愣，这清越入云的叫声不是一般鸟类能够发出的，难道是……“退后！”莫炎从身后冲了过来，似乎已经恢复了不少，双手火焰拉动中，白色的夫诸出现在面前。夫诸愣愣地看着空中，眼里竟然露出了一丝恐惧，我这才发现，方才的鸣叫声是来自临空飞起的莫曹！还没来得及反应，眼前已闪过一片炫目的红光，夫诸长鸣一声，高起的蓝色光芒将我们围作了一圈。圈外，红光所到之处一切植物、金属、粘液、果实全部消失，甚至连整个扯雀魔塘都不可思议地干涸了。空中哪里还看得到莫曹的身影，只有一只赤红色的美丽大鸟高声鸣叫着，那挥动着的翅膀间挟着熊熊的火焰。“靠，他能驱使朱雀？！”林岳扭过一张苦瓜脸道，“我们跟神兽可没得玩儿了。”朱雀在空中鸣叫几声后，便大力地向我们挥动起翅膀，灼热的高温不住侵蚀着夫诸布下的蓝色光圈。夫诸的身体抖动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再次长鸣一声，加强了蓝色光圈的力量。我注意到，夫诸此时的长鸣声已有些落败的意味，当即之下便在夫诸身后布下一个弱水印阵，堪堪抵御住朱雀挥出的烈焰。“先撑几分钟，我弄个东西出来公平对抗。”林岳说着蹲下身子，十指插入黄土中，一股隐隐的光流从他手臂间传入地下。空中的朱雀停止了鸣叫，拍动着宽大的双翅冲掠了过来，在光圈外盘绕飞行了几圈，一片滔天的火势立即燃起。朱雀满意地看了下我们，猛挥双翅，身子陡直冲天而起，飞翔到一定高度后，一个返身，飞箭般地直射而下。它的双翅已然收起，整个身躯绷直，看去就像一道巨大的火箭。我心中一惊，数块厚实的土层在空中不住拦截，但对于已是神兽的朱雀而言，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事实上我也只能尽量拖延时间，因为林岳面前的地上已经露出了星散的植物枝叶。朱雀的速度越来越快，我拼尽全力的阻挡已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林岳全神贯注地看着眼前的枝叶一点点露出地面，莫炎则在一边不住地咳嗽，口中再次迸出鲜血。“难道就这么完了……”我心中一凉，林岳的速度跟不上朱雀，即便他弄出的植物可以对付朱雀，我们也会先一步死在火焰之中。夫诸看了看我，眼中突然露出一种坚决，它低低地冲莫炎叫了一声，整个身体通透了起来，蓝色的光芒剧烈地闪动着。莫炎脸上一阵痛苦，咳嗽剧烈起来，撑在地上的手掌紧紧地抠入了地面。夫诸那双温和的眼睛在面前出现，我看着一愣，身子被它用头顶了一下，撞到了一边。“呦～～”夫诸的长鸣声直入云霄，四足用力一蹬，身体带着炫丽的蓝光腾空而起，枝杈的长角直直向上，对着下冲的朱雀迎了上去。波地一震，两只神兽在空中相遇，红蓝光芒交替刺目，清凉与炽热化作两股气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中旋流。旋流中，红光渐渐占了上风，蓝光开始消褪，“呦～～”空中再次传来夫诸的长鸣，蓝光突然一涨，爆了开来，瞬间爆发的力量将朱雀弹开，高涨的红光也暗淡了不少。光亮散去，空中落下一片晶莹的水滴，夫诸的身影已无处找寻，山间还回荡着它最后的那声长鸣，隐隐约约地，仿佛一位即将远行的老友在依依道别。“吧嗒”，莫炎面前的地面上落下了几滴水珠，倏然隐入土中。夫诸消失了，它并不是朱雀的对手，之所以舍命相搏，只是想为我们争取一点时间。“妈的，有种现在放马过来！”林岳双手自土中抽出，隆隆声下一棵巨大的树木出现在面前，那奇异的树冠像是梧桐和泡桐的混合品种，枝叶厚密，树干上露着点点结疤，一付饱经沧桑的感觉。“上古恶树？”被弹开的朱雀停留在了空中，嘴里发出话语声，“能取巧不一定就能获胜。”那赫然是莫曹的语声，他竟然是与神兽朱雀化身一体！“你丫少废话，是男人就现在下来过过招～～”林岳撇嘴道，“别告诉我你跟那老耗子似的，喜欢当女人。”“呵呵，别急，想死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朱雀一阵大笑，“不过，看在我弟弟的面上，我可以成全你们。”朱雀在空中盘旋了两圈，突然化作了两只，一只浑身赤红，而另一只却是羽色乌黑。红色朱雀落下地面缓步走来，双翅卷动的火焰在上古恶树前逼近；黑色朱雀则落在了上古恶树的树冠上，不住地啄咬着主干树叶。林岳顿足拍掌，树干上的结疤顿时飘出一阵青色烟雾，那烟雾间夹杂着奇臭的味道，红色朱雀立即退身，飞入空中，不住地用翅膀扇动着，避开烟雾带来的恶臭。树冠也在这时发生了变化，枝叶间长出了一些青色的果实，并不住地爆裂，溅出的果汁黏稠无比，那只黑色朱雀竟被果汁牢牢地黏在了树上，渐渐地化作一股黑色气流顺着树干流下。“上古恶树，灭凤之木，奇臭蚀骨，毒果化形。”红色朱雀在空中不住叹气，“你的确棘手，不过实在可惜，遇上的是我。”林岳眉头一挑，转身拉起莫炎，招呼我们赶快离开恶树周围，但还未跑出几步，就听到木头的嘎巴爆裂声，一股黑气从根部直冲树冠，巨大的上古恶树裂开无数道缝隙，漆黑的火焰开始不住燎烧起来。“鬼炎……”莫炎喘息道，“那混蛋用鬼炎化身。”“是鬼炎，我用恶类虚灵炼成的灵火，专门对付恶类的植物。”朱雀悠然道，“死得瞑目吗？这是我的风格。”讥笑的语调激怒了林岳和我，但却无法反击，因为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一股黏稠感极强的火焰将我们团团包裹了起来。是的，我没有感觉错，那火焰是有形的，就像是浮动着的岩浆，炽热的感觉已开始侵蚀我们的身体。“那么……”莫曹出现在面前，“永别了，各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一阵歌声传来，那是一个苍老的声音，莫曹的脸色微微一变，包裹着我们的火焰渐渐消失。淡淡的人影在面前幽然出现，像是从空气中凝结出来似的，那是一个穿着灰色僧衣的老人，鹤发童颜，光亮的头顶上留着九个戒疤。“了然？！”一种特殊的表情出现在莫曹脸上，这种表情被称之为“恐惧”。二十六、龙子狴犴“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了然自顾吟唱着，似乎完全融入了这首词的意境。莫曹僵在那里，一付进退两难的样子，虽然脸上已恢复笑容，但无论怎样看去都能感觉到他此刻的紧张和恐惧。“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声音嘎然而止，了然用手大力拍着额头，好像是忘了词。“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林岳识趣地接口吟道，不由流露出激动的神色。“老咯，不服输都不行了。”了然跌脚叹道，“早几年的话，我可背着顺溜。”莫炎的身子一抖，撑着看向了然，眼中满是不信和惊讶。也许是和了然的渊源不深，我并没有他俩那么激动，但也不免有些欣喜，毕竟他的到来对我们是一种福音，更何况莫曹的表现足以证明局势倾向性的变化。身边的火焰是自动退去的，我甚至感觉不到了然有任何的动作，那些可怕的鬼炎就销声匿迹了。隐约中，我能看到他身周包围着一片淡淡的雾气，而且紧贴着肌肤。“老爷子怎么有兴趣来这里？”莫曹的笑语声自空中传来，不知何时他已化成了朱雀飞翔在半空中。“真不懂规矩，好好的人非得变成个鸟来说话。”了然摇头道，“怪不得网上人都说有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那可能是鸟人。”“老爷子的逻辑未免自嘲了。”朱雀在空中干笑道，“如此说来，您老岂不是王八了？”暗色光芒一闪，一只黑色巨龟突然出现在朱雀的下方，伸长了脖颈对着朱雀就是一口。“神兽玄武？！”我一惊，难怪莫曹反唇相讥，了然居然掌控了四神兽的玄武。朱雀当即摆翅躲开，但动作稍嫌慢了一点，长长的后尾被巨龟扯下了几片火红的羽毛，落在地上冒起一阵白烟。“老爷子肝火太旺，注意身体。”朱雀在空中抖动了一下，口中悻悻地说着，转身挥翅化作一道红光瞬间消失在夜空之中。“没大没小。”了然冲着远去的朱雀哼了一声，衣袖一扫，黑色巨龟顿时化作一团黑气射入袖中。“了然……”林岳的口齿第一次含糊了起来，看得出，他小子不是一点点激动。了然却冲他一摆手，走到莫炎面前，查看起伤势来。“反噬脱力了，看着吓人而已。”了然放心地点了点头，“林岳，交你处理了。”林岳忙不迭地应着，手中搓出几株草药，三下了两下团成丸子塞进莫炎嘴里。“多谢您老出手帮忙。”一肚子的疑问和话语却只冒出了一句感谢，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受到突如其来的变化影响，只是有种莫名的感觉让我无法和了然顺畅交流。“废话就免了，早来一步你们也不至于这么狼狈。”了然看眼周围的人，“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回你们的住处再谈。”……“原来是这样～～”S一阵惊叹。这句话其实是在场的每个人都想说的，了然慢悠悠的解释了一切之后，我们不免都有恍然大悟的感觉。照了然的解释，当年指点秦始皇的其实是饲虚一派的一名高手，他用引龙大局将龙脉迁至蒙化。照理，秦始皇必须将自己的亲生父亲下葬在龙脉中，但由于羞于承认与吕不韦的血脉关系，因此便派蒙恬秘密押运下葬，并责令蒙恬留守龙脉，于是蒙氏一族便在云南扎根，延续到南诏王朝。为了保证龙脉的安全，秦始皇私下与亡国的越人定下了约定，在灭除六国的时候将云南一带划给了越人，并许诺让他们自立为王，不加干涉。同时也给予了不少的军力和技术支持，这就是古滇国的青铜工艺为什么会那么近似秦代高级工艺的原因。但事情却并不那么简单，事实上饲虚那名高手暗中有着自己的打算，他将秦始皇扶上王座后，便勾结了越人中的兴国骨干份子，暗地转换龙脉的运势，企图用换命法将自己与秦氏王朝对调。可他并没有得逞，听风、饲虚、布荫和筑壤四派的人觉察出了这巨大的风水格局变化，联合众人之力将龙脉封了起来。龙脉的效用极为复杂，四派人虽然只封住了龙脉的王者霸气，却直接影响了秦氏皇朝，因此秦二世胡亥登基不久立刻土崩瓦解。饲虚的那名高手被四派禁锢了起来，为了以防万一，四派逐一改变了引龙大局的分部局面，并安排毛龙看守首部的阴阳无界局。但蒙恬一族和越人却并不知情，一切便延续了下来，形成了之后的云南统治格局。“那幕后操纵郑买嗣的仙人又是谁呢？”我不禁怀疑道。了然的解释很简单，是四派中的负责看管龙脉的人，当初也许是出于对龙脉安全的考虑，所以才利用了郑买嗣，一方面除去了穷兵黩武的南诏王朝，另一方面将龙脉隐藏起来。因为那时的中原王朝已开始窥觑，而这条源自昆仑的龙脉力量过于庞大，一旦被发现利用，只怕后果远胜于当年。“定世三龙之一。”莫炎恍然道，“这条龙脉的确不简单。”风水堪舆自上古起就有一个十分玄妙的说法，天下龙脉大小无数，但有三条源于西北的昆仑山，向东南延伸而出，北龙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原，渡海而止；中龙由岷山入关中，至秦山入海；南龙由云贵、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这三条龙脉气势浩大能量惊人，有定世称霸的效用，故并称为“定世三龙”。但北龙为成吉思汗所用，耗尽龙气已是枯竭；中龙因地势转变，后代无知的破坏也失去了效用；南龙在风水典籍记载上是消失于一场浩劫，却想不到是如此缘由。“就这么说也对，不过那老爷子也忒小心了点。”林岳一脸惋惜道，“就这么把龙脉丢进无间轮回局里去了，还搭上了八百条人命，忒狠了点。”“秦始皇杀了多少人？”莫炎冷冷地问道，林岳一时语塞，白了他一眼，不再多话。莫炎并没有说错，秦始皇自得到龙脉力量之后横征暴敛，实施严苛的秦刑制度，并大量屠杀六国俘虏，也制造了“焚书坑儒”的人间惨剧。其原因不是他自身的脾性所致，而是来自龙脉的强大力量激发了暴戾的行为。事实上，元朝的开国三代君主也留下了同样的史证，可见当时那位前辈舍小我顾大我的处理方式并不过分。可是，了然接下来的话语却令莫炎有些难以接受了。当初那个妄图称霸天下的饲虚高手正是莫炎的先祖，禁锢期间他将自己的“雄心壮志”和一些技法写了下来。莫曹机缘巧合之下得知了这些，隐藏在血脉中的野心随着引发。于是便联合心怀不满的陈子浩，在隆庆关外设局害死了饲虚全派的精英，包括他的父母。因为，记载上教会了他一个方法，那就是从死人的脑子中获取对方的能
是高拱、张居正掌权后，对于顶头上司们，他都倾心结交。要结交，自然要舍得花钱，所以也就时常有人弹劾戚继光“经济上不干净”。根据明朝人王世贞《史乘考误》里的记录：戚继光最早和张居正结交，是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奉命进京述职，由老上级谭纶牵线认识张居正。此时的张居正是国子监司业兼裕王府（朱载垕）侍读，官职尚小但前途远大，认识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戚家军每次大捷，都缴获大量物资财物，除一部分上交外，大部分都用来赏赐部下和给上司送礼。随着张居正节节升迁，二人关系也越发亲密。到隆庆皇帝在位时，内阁主政的两位阁老高拱与张居正，皆有自己的亲信边将，高拱有宣大总督王崇古以及宣府总兵马芳，张居正有蓟辽总督谭纶，而戚继光的北调，既为加强北方边防的需要，也是张居正加强个人权力的需要。戚继光入京后，先在京城负责练兵，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上任伊始，戚继光就把满朝文武“雷”了一把。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正月，戚继光上《请兵破掳四事疏》，提出由他亲自训练10万大军，然后主动出击平灭鞑靼，彻底消除北患。此疏在朝野中引起轩然大波，竟有言官弹劾戚继光“居心叵测”。毕竟在封建社会，又是重文轻武的明朝，由武将独立训练10万大军，不遭忌讳是不可能的。两个月后，戚继光再次上奏，重申练兵意义。最后在张居正的调解下，戚继光被调离京城，官升为蓟州总兵。为安抚戚继光，明朝给了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宜”的权力，名义上的威权和蓟辽总督相当，但当时辽东、保定、昌平各有总兵，根本不受戚继光节制，所谓“总理”，其实只是个虚衔，戚继光“练兵十万”的愿望还是无法实现。今人说起戚继光，大多都是说他东南抗倭的战功，而事实上，戚继光镇守北方的功业，丝毫不亚于南方抗倭，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对于明王朝的历史，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戚继光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此时的蓟州，虽是边防要冲，但多年来蒙古骑兵持续骚扰，败仗连连，正是士气低落战斗力低下时。戚继光先是裁撤冗兵，淘汰大量老弱残兵，继而在蓟州当地募军。蓟州募兵不同于浙江，戚家军招募最多时，也不过几千人，而蓟州一次性却要招募数万人，戚继光的方法是：将新兵先分散到地方训练，进行层层考核淘汰，最后选拔优秀士兵编入队伍。当然戚继光也知道，短期的练兵，根本无法成就一支虎师。蓟州边境绵延两千多里，战线远比东南抗倭要长，蒙古骑兵来去迅速，也远比倭寇快得多，要加强防御，练兵是不够的，还要铸城。明朝一直是凭借长城抵挡蒙古人进犯，戚继光调任蓟州时，蓟州的城墙年久失修，边防城墙许多都已塌陷，蒙古人来了挡不住，城破后也没人修，就这样恶性循环。因此戚继光建议，要在蓟州加修3000座敌台，明王朝同意了他的看法，但是因经费问题，把3000敌台改成了1000座。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这场浩大的工程开始了，所修的城防，叫“空心敌台”，这是戚继光的又一发明创造。这种城防与明王朝原先的城墙不同，它高3到5丈，宽12至18丈，共分3层，因中间一层是空的，故得名“空心敌台”。这种工事上面设有垛口，工事里设有射击空，下层设有重炮，每个工事里有士兵1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有士兵6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相隔200步，互相声援。如果说鸳鸯阵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野战组合，那么空心敌台，就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防御组合，它的火力配置，是弓弩、火枪、重炮相结合，火力打击可以覆盖射程所及的整个区域，加上工事之间相互呼应，基本不留“射击死角”。日本军事思想家石原莞尔曾认为，戚继光的空心敌台，是近代“立体防御思想”的前身。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这个东起山海关，西至昌平的防御体系终于竣工了，两千里的防线上，坐落着1017坐“空心敌台”，原本是蒙古骑兵抢掠首选的蓟州，而今成了他们越不过去的天堑。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工事的花费，由于戚继光的合理调度，竟然比原计划节省了一倍。除了铸城，这两年里戚继光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练兵，虽然他有所准备，但实施起来才知道困难很大。比起义乌戚家军对军令的绝对服从，蓟州当地的士兵只能用“败坏”来形容，打仗怕死，纪律糜烂，违反军法的事时有发生，另外当地原来的将领，也有很多人不服从戚继光的调度，对戚继光阳奉阴违。为此张居正曾多次撤换当地守将，但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为树立军威，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春天，戚继光从浙江调来了3000戚家军驻守长城，部队抵达当天，正赶上蓟州大雨，戚继光在雨中训话，整整一天，部队在大雨中肃立，军容齐整。此情此景把蓟州当地将士镇住了，纷纷感叹“今始知军法之严也”。这以后，以3000北调的戚家军为核心，戚继光放手实施他的蓟州练兵计划，之后裁撤冗兵，惩办军官，阻力就小了很多。他一面严格训练，一面借着修筑空心敌台的机会，将新招募的士兵分批派到“空心敌台”驻守，名为“分操”，让战士们“在实战中锻炼”。与江南抗倭时期的鸳鸯阵不同，为对付迅疾的蒙古骑兵，戚继光独创了“步、骑、车”协同作战的新阵法，将鸳鸯阵的经验移植到多兵种大兵团作战中。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遇到敌人，先以“车兵”装载火枪火炮的战车对敌，用火器打乱敌阵，然后步兵从中路出击，骑兵两翼包抄截断敌退路，借此重创敌人。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说：“戚继光的这个新思路，因为蒙古部落与明王朝的和解，并没有得到实战的检验，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空心敌台”落成两年后，一场大的“检验”降临了。镇守蓟州的戚继光，面临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蒙古朵颜部落。所谓朵颜部落，就是明朝初期招降蒙古人，为抵御鞑靼而设立的“朵颜三卫”，但到此时，朵颜部已和蒙古土蛮部勾结，成为明朝边防的大敌。另一个，就是“黄金家族”的土蛮，土蛮的侵扰对象主要是辽东，但也常和朵颜合兵南攻蓟州。戚继光刚刚到任蓟州时，即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十二月，朵颜部就曾给了戚继光一个“下马威”，他率军屯兵蓟州北面的青山口，企图南下。戚继光得到消息后立刻主动出击，在青山口击败朵颜部酋长董狐狸的前哨部队，迫使董狐狸退兵。此战虽未能重创敌人，却也使朵颜部一时不敢南下，为加强蓟州防御争取了时间。此后几年里，朵颜部多次小规模骚扰蓟州，皆被击退。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空心敌台全线竣工后，蒙古人破关南下更是难上加难。但不甘心的朵颜部却另有打算：你的空心敌台厉害，那就把你引出来打。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春，朵颜部再次大规模南下，比起之前几年的骚扰来，这次他们集中了数万人，包括朵颜部名义上的首领长秃，实际首领董狐狸，董狐狸的侄子长昂，可以说是动了血本。朵颜军先在喜峰口外借口“邀赏”，然后在周边大肆烧杀抢掠，企图诱明军出塞，可他们显然低估了明军的战斗力，戚继光闻讯后立刻出兵，在喜峰口外重创朵颜部前哨。一计不成，朵颜部索性集中重兵攻打董家山要塞，这次戚继光也集中重兵，命令董家山守军主动出击，又让北面榆木要塞守军从后路夹击，硬碰硬地和朵颜骑兵打一场野战。明军先以战车阻遏蒙古骑兵，再以火炮轰击，朵颜骑兵在炮火下大乱，明军步兵冲锋，骑兵两翼包抄迅速冲乱了蒙古骑兵军阵，朵颜部苦心筹谋的“引出来打”，很快就成了崩溃屠杀。明军一路追杀150多里，不但重创敌人，更活捉了朵颜部首领长秃。朵颜部下血本的进犯，却以完败告终。长秃被俘，整个朵颜部上下炸了锅，群龙无首的朵颜部无奈，只得由董狐狸率亲族240多人，向戚继光叩关求降，明王朝顺水推舟，接纳了朵颜部，随后释放了长秃。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起，与明王朝相斗数十年的朵颜部，恢复了和明王朝之前的朝贡关系，原本是蓟州北部边防的一大威胁，从此成为屏障。朵颜服了，土蛮却还嚣张，就在戚继光痛击朵颜时，朵颜北部的土蛮也大肆入寇辽东。辽东总兵李成梁虽多次重创土蛮，但战火却始终不熄。对土蛮的威胁，戚继光多次上奏明朝，要求主动出击，打垮土蛮。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十月，土蛮部集中5万人大肆攻掠辽东，明王朝命戚继光驰援，戚继光火速集中3万兵马北进，先在狗儿河击败土蛮，继而进军狗儿敦，再次大破土蛮。土蛮自知不敌，仓皇退却。戚继光与李成梁合兵，连续追杀百里。此战在明朝辽东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因此战伤亡惨重，土蛮部对辽东的侵扰渐熄，而辽东原本不起眼的女真部落，渐成坐大之势。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戚继光进封正一品左都督，加封太子太保。这位戎马一生的名将，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期。他镇守蓟州16年，原本是蒙古骑兵侵扰重灾区的蓟州，从此“烽火渐稀，边备修饬，蓟门宴然”。他着力修筑的“空心敌台”，也由最初的1000多座增加到3000多座，“练兵十万”的愿望虽未实现，但其12防区，也打造出了精兵近4万人，蓟门精兵，已是大明王朝劲旅。有如此成就，除了戚继光本人的能力外，也与戚继光的“后台”张居正分不开。从戚继光执掌蓟州兵权之初，张居正就大力照顾，凡所需的军饷器械经费，皆是优先供应，此举甚至引发了其他军镇总兵的不满。戚继光就任后，凡是与戚继光为难的同僚官员，大多被张居正找借口调任降职，原任的蓟辽总兵戚继光的“老战友”谭纶去世后，张居正特意安排自己的心腹梁梦龙接任，并向戚继光保证梁梦龙会“谅不相负”。张居正待戚继光不薄，戚继光也知恩图报，张居正父亲去世后回家奔丧，戚继光特意选派了火枪兵随行护送，两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坊间也一直议论不断。但正处人生顶峰的戚继光不会想到：他的荣耀拜张居正所赐，他人生的低谷，也因此而来。五戚继光，乃至戚家军人生的再次转变，发生在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这一年，辅政十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戚继光的“靠山”轰然倒台。接着万历皇帝开始清算张居正，追夺了张居正生前的所有封号赏赐，更以“追赃”为名，将张居正全家收押拷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戚继光也未能幸免，弹劾他的各类奏章云集，特别是戚继光曾派兵护送张居正回乡的旧事，更被御史严齐斥为“图谋不轨，危害社稷”。幸好此时担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赏识戚继光，在申时行的力保下，戚继光最终落了个“平级调动”，调任广东总兵。深知官场险恶的戚继光从此心灰意冷，就任广东后多次请求告退，终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年退休还乡，比起张居正诸多亲信好友的悲惨下场，戚继光尚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戚继光最后的去职，后人皆说因他是张居正的亲信，但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是张居正亲信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依然得到重用，且子孙加官晋爵，风光无限。相比之下，戚继光的下场，无外乎“利用价值”四个字。戚继光建戚家军，志在打造一支凭完备严格的制度，长期保持强悍战斗力的虎师，他做到了，但利用价值也到头了。特别是经过戚继光几次打击，朵颜部落投降，土蛮部落视蓟州为死地，蓟州边防早已太平，反观李成梁，他镇守的辽东连年有战事，他的“李家军”除了他谁也指挥不动，自然就离不得他。归乡后的戚继光，晚年寄情于著书立说，修缮宗庙，今天的蓬莱阁就是他出资修缮的。而他的两部军事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也是在这一时期刊刻出版。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二月七日，这位战功卓著的名将在家乡病逝，享年60岁。为戚继光写墓志铭的，是在福建剿倭时的戚继光“老上级”汪道昆，墓志铭中称戚继光的去世是“鸡三号，将星陨”，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直到戚继光去世两年后，明王朝才下诏祭葬，而一直到了明神宗去世前的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王朝才追赠戚继光谥号为“武庄”。比起他生前的战功，可谓刻薄。戚继光离去了，但戚家军的赫赫战功并没有结束。戚继光离开后，戚家军成了“后娘的孩儿”，特别是在赫赫有名的“万历三大征”里，基本是当“炮灰团”。万历十九年（公元1592年），宁夏爆发了“哱拜叛乱”，驻守蓟州的原戚家军4000人奉命开赴平叛，提督李如松命他们负责打援，结果戚家军以伤亡过半的代价，成功粉碎了土蛮蒙古援救宁夏的企图，宁夏叛乱终被平定。同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抗倭援朝战争爆发，由吴惟忠统领的3000戚家军奉命参战。平壤会战中，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攻城，戚家军被辽东提督李如松派去攻打日军要塞牡丹峰。这是日军平壤防线的第一要塞，3000戚家军面对5000日本守军前仆后继，最终成功牵制了日军主力，成就了歼敌数万的“平壤大捷”。后来的稷山之战，也正是由戚继光亲手打造的蓟镇军死守，击退数万日军进攻，终为明军大反击赢得了时间。围歼日军加藤清正部的蔚山之战，最早担任攻坚的，是陈寅率领的戚家军，戚家军势如破竹，连破日军两座大营，眼看可以取得全胜，然而统帅杨镐为了抢功，竟下令戚家军停止攻击，让自己的嫡系辽东军来打扫战场，谁想辽东军不争气，反被日军击溃，大好战机由此丧失。随后日军援兵杀到，明军溃退，又是陈寅的戚家军奉命阻击，方保证主力全身而退。抗倭援朝战争的末段，也是戚家军担任攻坚，攻破了日军在朝鲜的最后据点顺天郡，全歼日军小西行长部。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陈寅部的戚家军又奉命开赴播州，参加平定杨应龙叛乱。在整个万历朝的后半段，戚继光苦心练就的强军，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拆分，投入到各个战场，分属于不同的军镇总兵。有历史记录的戚家军最后一场血战，当属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的浑河之战。此时努尔哈赤进犯沈阳，明将童仲揆率领的3000浙军（戚继光留守在浙江的戚家军）在沈阳城南的浑河阻击努尔哈赤的八旗军主力。努尔哈赤集中了4万主力发起进攻，战斗从早晨打到深夜，八旗军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时任明朝辽东经略的袁应泰吓破了胆，拒绝救援，导致明军孤军奋战，至傍晚时阵地被八旗军突破。童仲揆抱定必死之心，率全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反冲锋，全军3000余人壮烈殉难，将领童仲揆、袁起龙等120人殉国。此次战斗，八旗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清朝人魏源感叹此战是“辽左用兵第一血战”。努尔哈赤的白旗军、黄旗军等精锐在战斗中多次攻击失败，伤亡数千，为安抚军心，努尔哈赤在战后开了祭灵大会，祭奠浑河之战的死难者。这是戚家军有历史记录的唯一一场失败，也是悲壮的谢幕。第十八章万历其实『四大征』说起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公元1573—1619年在位）在位时期的战争，除了晚年时期与辽东女真的战争外，今人耳熟能详的就是“万历三大征”。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开始，经过“张居正改革”承平日久的明王朝，连续经历了3场大规模的战争：宁夏平定哱拜叛乱，抗倭援朝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3场大战的胜利，让亲征的万历皇帝找到了“君临天下”的感觉，“万历中兴”的文治武功，因此达到了顶点。然而事实上，在明王朝正全力进行“三大征”时，在中国西北的青藏地区，还发生了“第四大征”——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这场战争之所以今天提及不多，主要因为他不似“三大征”那般波澜起伏，但是对于维护明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其重要意义，却不亚于前面3个。关于万历时期这些征战的是是非非，今人说法甚多，清
到了一边，夫诸则悠然地望着众人，与我相视间眼神还是那样的温和。这就是当日那只夫诸，莫炎随即又是一挥手，夫诸便消失在眼前。我注意到他的手掌上闪过一团隐隐的火光，那种感觉不像是平日常见的火，想来应该是他饲虚一派的某种能力。“丁火勃旺癸水分神，己土兴盛元胎必焚。少昊之子的意思应该是用火分散穷奇的水性，使它吸收的人类土性精气剧涨，以土克水的原理将之化解。”既然形势已定，我便直入主题地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从少昊之子让我观察的方位，穷奇聚集精气元胎的部位应该是在南面它的颈部位置。虽然南为火位，但应该用什么样的火去分散水性我还没有想到。”“莫先生，您是否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晖儿不失时机地旁敲侧击着，我刚才话语正是想引出莫炎的见解。“你们直接叫我的名字，我不过才四十三，这么称呼显得年纪很大似的。”莫炎摇头道，“穷奇身上的地水是上古水神共工留下的，要想与它对抗的话，只有火神祝融的天火才能办到。”“火神祝融？！”莫炎的话引得我们四人齐声惊呼，这简直是登天之作！这个上古传说中的神袛已距今数千年之久，要想请他老人家出来帮忙只怕大师级的人物出马也未必可行。“莫炎老兄，我说这也太离谱了吧？”林岳第一个按捺不住了，“您别玩玄的啊！火神祝融可不是咱们养家了的宠物，吹个口哨就蹦出来帮忙的。”“你先听清楚，我并没有说过要请神。”莫炎淡淡的答道，林岳的怪话并没有引起他任何的情绪。“莫炎，你的意思是布局？”以局克局，以局降物，莫炎的说法提示了我，“‘祝融焚天局’的布局方法我看过记载资料，但对局中的主柱还不是很能参悟，你是想用这个局吗？”“少昊之子就是坏在多话，给你这个一触即发的弹簧脑子太多的机会。”莫炎尖锐的言语间不无赞许，“说的没错，是‘祝融焚天局’，局中的主柱说透了并不玄妙，只要把他放进去就可以了。”随着话语，莫炎的手指向了一个人，一个正在那里莫名其妙的人。二十、升解林岳指着自己的鼻子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整个脸部表情凝成四个大字——“莫名其妙”。莫炎没有多说什么，双手上下对错地平合于胸前，做了一个拉拔的动作，一股淡淡的火焰凝在了手中。火光闪动中，一只灵巧的白色小猴出现在了他的掌上。莫炎口中嘀咕了几句奇怪的言语，手中的小猴听懂似地点了点头，跳到地下对着众人打量起来。不一会，它眨了眨眼，三蹿两蹦地上了一个人的肩头，抬起前爪指着着那人的脑袋吱哇地叫了几声。“这猴崽子干嘛呢？！”林岳极度不爽地摆下头，小猴则乖巧地立即逃回了莫炎的手中。“金睛白猿，天下异种，其性为风，通晓阴阳，知得古今。”莫炎抚着手中的小猴，悠然道，“王亦凡，你应该知道它的来历和作用，其余的就不必我多说了吧？”这只白色小猴正是上古神兽中的金睛白猿，它与白泽、角瑞同属善类神品中的智囊。白泽对天下虚灵最为熟悉，曾为黄帝作天下神鬼图；角瑞的消息最为灵通，懂得八方语言，一度为五帝纵观天下；而眼前的金睛白猿则最了解阴阳五行，所以曾有“莫笑白猿自修持，尽知藏风得水事。”的说法。“刚才白猿比划了一个上圆下方的木星手势，你们之所以选中林岳，是因为他属木命？”我反问道。“对，简单的说，‘祝融焚天局’需要木命人做主柱，当柴禾。”莫炎干脆地说道。“等等，等等，你们把我当什么了？！没人跟我解释啥的，就这么拿我当干柴去烧那只穷奇了，救命啊～～”林岳在一边号着。“别急，莫炎只是打个比方。”我安慰道，“局中你为主柱，引发祝融真火，继而才能造成焚天的势头。”“引火的柴禾而已，以你那种格相的木命是不会有事的。”莫炎淡淡道，白猿则表情严肃地吱哇了两声表示赞同。晖儿与S在一旁被白猿的样子逗乐了，林岳苦瓜般的脸色转作了无奈，颇有深意地瞪了莫炎一眼，低头默许了这个决定。“先走了，后天午时，城南高尔夫球场会合。”莫炎起身做了个道别的手势走向门口。“呃，你不和我们一起准备布局吗？”我急忙挽留道。“我不懂布局排阵。”莫炎一脸诚恳道，“这个局我是听别人说的。”“不是吧？！”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立即减轻了他之前话语的份量，似乎有点玩笑开过头的感觉了。“信不信由你，至少那老狐狸不敢骗我……”话音未落，莫炎的身影已消失在门外。“王亦凡，这怪人你怎么招惹来的？”S发作道，“神神秘秘的说了几句，变只猴子出来就把林岳当御用柴禾了，到最后还是听来的小道消息。”“亦凡，莫炎的话可信度大吗？”晖儿走到我身边，“让林岳到那个局里做主柱，会不会有危险？”“‘祝融焚天局’的主柱不会有危险，这点可以肯定。”我解释道。“得了，都别多说了，不摆平穷奇大伙都玩儿完。那索性就按莫炎那家伙说的办，反正老凡你布局，我这百十来斤就全交给你了。”林岳打断了问答式的对话，一付慷慨就义的架势。“你小子想死还没那么容易。”我笑着给了林岳一下，两人的眼中尽是会意。……城南高尔夫球场，本市最大的一个豪华娱乐场所，来这里练习的人大多是一些富商权贵，平日里并不很热闹，但眼前的样子似乎过于平静了。今天便是与莫炎约定的日子，我们一行四人提前两小时到达了目的地。驶进球场停车区的时，没有工作人员前来招呼，偌大的球场一片死沉，隐隐间我发现四周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感觉。正疑虑间，莫炎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示意我直接将车开进球场，自己则毫不客气地挤进了后座。依照罗盘的指示，我将车停在球场中的一个位置，这里便是布局的正位。“这里怎么死气沉沉的？人都蒸发了？”S跳下车四周张望了一下。“不知道，大概是咱们的莫炎老兄把这里买下来了吧。”林岳帮着我搬出后尾箱里的材料，一边答道。“嘿嘿，是不是你用什么好玩的东西把人都弄没了？”S对着莫炎道，“你养的虚灵很多吧？”“我让魇狸去四处跑了一圈。”莫炎在空气中嗅了嗅，随口道。“身上气味能让人马上进入梦乡的一种虚灵，长得和狸猫差不多。”我看了看身边解释道。“那我们怎么还醒着？”S好奇道。“因为……”我皱着眉头，“它正在我们周围边跑边放屁。”“差不多开始布局吧。”莫炎望了望天上的太阳，打断了对话。飞动的金属圆盘在地上划出了一个偌大的圆圈，圆心正中霍然聚起了一座数米高的尖椎形土堆。莫炎按我的交待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四根粗大的树干，依照方位两根一排地埋在了圆圈的东南、西南两侧。自中心后退七步，我筑起了一个半人高的方形土墩，随着脚下有规律地移动，每相邻七步便出现一个与此相同的土墩，总共七个，排成了一个大大的勺子形状。每个土墩上面各放着一个瓷碗，碗体深深地嵌入土中。一阵翻动，尖椎土堆前沉出了十字排列的五个浅坑，我从一旁的纸箱中拿出五个包裹着的塑料袋，分发给大家，并让他们一人一坑地站好。“现在已经是午时，可以开始了。”扑扑的声响中，五只活杀的公鸡落在了坑里，强烈的阳光照射在鸡血上泛出一阵殷红。一小时后，土坑被掩埋成了五个尖头的小土堆，一切到此暂时告一段落。祝融焚天局，木柱双龙为火神纵横座驾，前有浴血雄鸡呈朱雀拜火，后有土星北斗筑底以腾升火势，正中火星尖屯则固主柱冲发极阳。全局布置完毕后，需要在午时吸收正阳之气，激发浴血雄鸡的朱雀拜火的小局，之后便是等待下一个时刻的来临。“心宿，古人称之为‘大火’，东方青龙之心，木龙火心取之不祥。”莫炎突然冒出一句，一行人等正吃着带来的便当，听到他的言语不由得都愣了一下。“心宿是开局的三火之一，会有什么问题吗？”我咽下口中的食物道。“只是想起别人说的话而已。”莫炎望了望林岳，便不再说话。……沉寂中，时间缓缓地移动着，漫天的星斗终于取代了太阳，闪动着布满了整个天空。“等土墩上的七盏灯全亮，我就把手里的油灯点着，面向正前。”林岳第三次重复了这句话，我点点头无声地拍了下他的肩膀。“别搞气氛，我又不是去死。”他咧嘴一笑，转身站上土堆，做了个OK的手势。土墩上的瓷碗内盛满了煤油，在晖儿和S的移动中粗大的灯芯逐个被点亮了，当最后一个土墩上亮起火光时，林岳的手中的油灯也冒起了一簇火苗。“你去左翼，我管右翼，一会可能不太平，我们俩当回保镖。”莫炎低声对我说道，说话间我们分别在两侧站立，静静地等待着局势的变化。天空中传来某种异动，一颗红色的星星闪烁着奇异的光芒，渐渐地在我眼中聚出一道夺目的细线直射林岳手中的油灯，那火苗猛然灼升半尺，嗤嗤有声地晃动起来。与此同时局前五个土堆的尖头上也耀出红色的光点，在不足一寸的高度上汇作一道红线连向油灯，那半尺高的火苗又是一蹿，足足涨出一尺的高度。整个圈内一片红光冲天而起，在七星土墩间回旋掠过，围绕一周后向着前方疾射去。不多时，耳畔传来一阵低低的嘶吼声，像闷雷似地在胸腹间轰爆开来，我不由一阵气血翻涌，顿时觉得五脏六腑像错了位一般。“天地人三火汇聚，祝融焚天局引起穷奇的反应了。”莫炎翻手燃起一团淡色火焰，甩手抛入空中，那火焰在半空爆裂成一片火花渐渐散开。深吸一口气，我定神望去，半空中隐隐出现一只巨大而狰狞的虎头，那就是穷奇！它摆动着脑袋不停嘶吼，脸上尽是痛苦和愤怒。“它现在很痛苦，也很愤怒。”我说道，“今天之后，它就可以真正解脱了。”“同情心还是放在完事之后再说，现在反击的力量……”莫炎冷冷的话语被一阵寒气打断了，穷奇头下的位置涌来一股黑蓝色的光芒，避开红光迂回地向着局内攻来。“晖儿，你和S守住局后的七星灯，不要让它们灭掉！”七星灯一灭，局内的祝融天火便会四泄，那时穷奇的地水之气直接攻入局中，水火相交之间我们连骨头都不会留下。喊声中，我迅速在圈外聚成一道半围的土墙，将地水之气堪堪抵挡在了外面。晖儿和S低伏着身子，在土墩间注视着七星灯的火苗，不断地拨弄着灯芯防止熄灭。莫炎也不敢怠慢，抬手转身在土墙上布下了一圈一人高的火焰。那淡色的火焰看似很弱，与墙外的地水之气交碰之间却发出了震耳的嗤喳声，大片的白色烟雾在空气中弥漫着，使人仿佛置身于火山蒸汽之间。穷奇又是一阵大吼，局中的红光在吼声中再度暴盛，但地水之气却并未因此而减弱，反倒更为汹涌地漫延起来。土墙的高度节节攀升，几乎将整个局包围了起来，莫炎的火焰则攀附在土墙上防止溢入的地水之气。即便如此，冷热交加的感觉还是变本加历地向我们袭来，尤其是土堆上的林岳，此刻的脸色已是半边赤红半边青紫。“祝融天火的力量不该这么弱！”莫炎的喊声在一片嘈杂中传来。现在的局势完全不利于我们，难道是遗漏了什么？！环视间瞥见七星灯的火苗，那火势不断上窜，竟超过了林岳手中的主柱油灯。难怪祝融天火如此不敌，原来是土盛火败了！脑中一片通明，一转念四周的土墙顿然消失。“穷奇在和我们玩心理战！”我冲莫炎大吼，“撤掉火焰，别让你的灵火掺杂到祝融天火里！”莫炎毫不犹豫地摆手撤回了灵火，静立在那里注视着圈外咆哮扑来的地水之气。局内的红光猛地大闪数次，竟而暗淡了下来。一阵炙热的感觉蓬然而生，红光竟有种半粘稠的感觉，身周流动着的仿佛是火山中的岩浆。祝融天火！这便是成形了的祝融天火，它蠕动着聚成了一团，在局前渐渐形成了一个硕大的鸟形。隐隐的长鸣中，一只朱雀自局中飞起，在它暗红的双翼挥动下，汹涌而至的地水之气全然化作了飘渺的白雾随风飘散。朱雀在空中盘旋了数圈，长鸣一声，猛然挥翅直冲，化作一道暗红的箭镞飞射向庞大的穷奇。一阵嘶吼轰鸣，空中不断地弥漫起团团白雾，其间隐约夹杂着无数黄色光点自空中飘飞散落向城市的各处。“穷奇吸食的精气已经散落出来，它的本体支撑不了很久。”莫炎说话间有些气喘，刚才的水火互搏耗去他不少的气力。“也许我们高兴的太早了……”就在莫炎话语未落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足以打消胜利喜悦的景象——水牛般大小的穷奇正怨毒地在局前注视着我们！莫炎见状下意识地嗅了嗅，立即甩手打出一个火球，那火球奇妙地悬在半空，发出了淡淡的光芒。光芒下，穷奇的身形更为清晰，头部的虎纹已被灼烧出几处斑痕，一对肉翅也不知去向，只留下了两块残缺的根骨支在体外。它甩动了两下蛇尾，口中低低地发出了一阵喉音，眼中的怨毒愈加深了。“你比少昊之子预料的要聪明。”莫炎对着穷奇说道，“竟然可以散去土性精气，保住本魂元胎。”听到话语，穷奇张口怒吼了一声，虎扑一下窜入了局中，它的目标不是莫炎和我，竟然是站立在土堆上摇摇欲坠的林岳！未等我反应过来，莫炎已先一步拦住了穷奇，双手开合间身前多出了四只长着利爪的猪形虚兽，口中如狗一般地吠鸣着扑向穷奇。“土兽狸力！”这四只操土阻水的狸力并不是上前扑抓穷奇，而是环绕奔跑着将它逼住。跑动中，狸力那粗大有力的脚爪不住地刨起泥土，很快便潜入了地底，而穷奇的身周则围起了一道土圈。地面一阵波动，穷奇脚下的泥土突地崩溃出一个大坑，四只狸力自地下跃出，飞速地用脚爪将堆起的泥土填入坑中，它们是要活埋穷奇？！“灵火入地诀！”莫炎左手叠在右手背上，五指交相扣拢，大喝一声击向地面。坑中一阵火光闪动，填平的泥土猛然翻动，火光中泥土的颜色尽数化作金黄。看来莫炎是要用灵火造出的土来震杀水性的穷奇，趁着这个空档，我探视向局后，七星灯处的晖儿和S已躲在了土墩后面，两人所幸无恙。转身来到林岳面前，刚想去扶他，却被脚下的大震弄得险些摔倒。空中爆散下无数泥土，坑中的穷奇不知何时跃上了地面，身后的蛇尾暴长数尺，如铁鞭般扫向四只狸力。莫炎不及召回，只见穷奇几个起落瞬间便将周遭的狸力抽断作数块。我不及细想，迅速在穷奇身边筑起了四道土墙，意念狂催中一个方形的壁垒将穷奇死死地禁锢了起来。莫炎翻手一分，手背贴紧地面，掌心向天，双手食指中指收拢，猛地抬起：“灵火飞天诀！”顿时强光四起，我加力收紧黄土，只听砰地一声大响，壁垒如炸弹般爆裂开来。一阵灰土飞扬后，地面上现出了一个放射形的凹坑，那穷奇早已被炸得不知去向。“总算摆平这家伙了。”S拉着晖儿来到近前，兴高采烈地欢呼道。莫炎和我双双瘫坐在地上，疲惫地对视了一下，眼中充满了对彼此的欣赏和赞许。晖儿在一旁关切地探视着我身上的灼伤，S转身去扶林岳，后者则摇手示意自己没事。就在众人喜悦间，一股阴寒的气息慢慢地在凹坑内聚拢，等我觉察的时候，穷奇竟再度出现在了面前，它的身旁流动着比刚才更为黑蓝的光芒。这家伙是不死之身吗？！疑问中带着懊恼，我站起将晖儿拉向身后，莫炎也机警地翻身跃起，一付如临大敌的架势。“它在聚集地水之气。”莫炎低声道，“没有土性精气的克制，地水之气会更厉害。”“林岳，还得麻烦你撑一会。”我沉声说道，林岳的状况不容乐观，似乎方才的水火相搏中，他被力量的反噬伤了内脏。“死不了～～”身后传来他那玩世不恭的声音，虽然微弱，却十分的坚定。与莫炎交换了一下眼神，我摆手间在穷奇的身周布下了一道飞火印阵，凹陷的泥土上呈现出七道深深的飞火印。莫炎将双手合拢胸前，食指曲绕在中指之上，指端向前缓缓推出：“灵火烈风诀！”一股夹杂着火焰的疾风扑掠向飞火印阵，飞火印爆闪出七道刺眼的光芒，疾风突转着将光芒散布开去，形成了一蓬灼热的烈焰裹住了穷奇。黑蓝光芒仿佛有生命一般地围绕着穷奇的身侧，抵挡着烈焰的侵袭，张合吞吐的气势竟渐渐占了上风。呼地身后传来一阵灼热，回首望
的事。好了，先这样了？给我打电话。我们得谈谈。爱你，宝贝。谈话。当然要谈。帕拉斯没给任何人打电话——警察，迪·迪，或者他——直到八月份。他气坏了，不过还是照样把她的路费电汇给她了。要是他们当着卡洛斯的面背后笑话她，要是他们拿她开玩笑，她听到之后也无动于衷：无非是在她进入学校大厅时中断的手势；在她从存物箱前走开时滑动的眼波；在她坐到人群中吃午饭时不自然的微笑。她从来没有真正引人注目过，但她的谈吐和她父亲的金钱隐藏了这一事实。如今她成了公开的笑柄（帕拉斯和一个看——门——的跑了，你难道不爱听这条新闻吗），谁都不遮遮掩掩的了。她回到了最后的战事发起的地方，高中安排有序的战壕，在这里，羞耻不过是走到大厅换盘子所需的时间，失败不过是开启暗码锁的摸索，而厌恶不过是阻滞射精的薄薄的避孕套。在这里，除去交换衣服和玩具，没有什么好意可言。在这里，孤芳自赏居统治地位，判决是暂时的，开除才是永久的。而成年人对此一无所知。只有监狱才可能是惹眼和可怕的，因为在戒律和仪式之下蛰伏着折磨人的暴力。来自井然有序的宁静家庭的那些人，在关进大门后，当即就被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残酷压倒了。那种残酷是以年轻人欢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帕拉斯试过了。但那种羞辱让她抬不起头来。弥尔顿曾向她打探她母亲的情况。曾经有人警告他要当心与他圈子之外的人结婚的后果，而且每次警告都不幸成为现实：迪·迪是不负责、不道德的；如果情况属实，她还是个荡妇。帕拉斯的回答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他还在谋求起诉学校，理由是它的松懈和造成危险的环境，更不消说有犯罪倾向的职员了。可是受“诱拐”的“牺牲品”却是心甘情愿走的，而那次“跨州”行程的终点恰恰是“牺牲品”的母亲。这怎么能称得上是犯罪呢？她父亲家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他们得了解一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使女儿想要、急着要逃到她母亲那儿去呢？进一步说，校园内并没有发生什么讨厌的事——除了“牺牲品”的汽车被修理了一下，并且她被平安护送到家。何况，“诱拐”发生在学校停课的假期。尤其是，“牺牲品”不仅心甘情愿地去了，还连欺带哄地自愿陪伴一个男人（甚至可以称作是艺术家），他并没有前科，而且在高中的表现和工作都堪称楷模。她被他性侵犯了吗？“牺牲品”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是不是让她吸毒，给了她非法的东西吸呢？帕拉斯摇着头否认，只记得她母亲那样做过。撞她车的人是谁呢？我不知道。我根本没看到他们的脸。我离开了那地方。到哪里去呢？我挥手拦车，有人让我上了车。谁？一些人。在一个教堂似的地方。在明尼苏达？不，在俄克拉荷马。地址是什么，电话多少？爸爸，算了吧。我现在不是到家了吗？是啊，我可不想让你操心了。不用了。不用了。帕拉斯觉得不舒服。她无论吃什么东西，哪怕吐掉大半，体重还是会增加一磅。感恩节那天她独自一人过的，吃的都是普罗维登斯准备好的。圣诞节那天她请求放她出去。弥尔顿说不行。你就待在这儿。就去芝加哥，她说，去看望他的姐妹。他最终同意了，并由他的行政秘书做了安排。帕拉斯在她姑妈那儿待到十二月三十日才离开（留下了一张无疑有误导之嫌的字条）。在塔尔萨机场，她花了两个半小时租了一辆小汽车，司机把她一路送到了女修道院。她说，只是拜访一下。只想看看大家都怎么样了，她说。除去她自己，她还能骗谁呢？显然谁都骗不了。康妮当即瞥了一眼。现在又能怎样？康瑟蕾塔把小母鸡歪过来，看着银白色中带玫色的腹腔。她用盐把鸡涂满，并把它的表面用肉桂和黄油揉搓了一遍，再把洋葱加在用鸡脖子、鸡心和鸡胗煮的汤里。母鸡一烤到外焦里嫩，就被她放到一边，去吸足汤汁。浴缸里的水微温，浅得仅及吉姬的腰际。她喜欢又多又热、满是泡沫的水。大宅里的管道破裂了：流出的水带着颜色，一股股地向外冒，有时还输送不到二楼。井水流过一个烧柴的锅炉，那是除去她谁都没兴趣保留的。她是个习惯于惹麻烦的人，总想在冬天比往常更糟的老旧的管道系统中积存好几加仑热水。西尼卡当然帮了不少忙，把一桶桶冒着气的热水从厨房的炉子边提到浴室。为了弄出肥皂泡，她倒进不少象牙雪牌洗浴剂，尽其所能把水搅拌起来，可惜只得到了令人失望的软泥般的东西。她曾经邀请西尼卡到浴缸里和她共浴，但又像以往一样遭到了拒绝。虽然吉姬清楚为什么她的朋友不愿意让人看到赤身裸体，但偶尔仍禁不住要逗她洗浴。她曾经看到过血迹斑斑的卫生纸，但西尼卡皮肤的隆起部分只是在衣服下才能摸到。尽管吉姬莽撞得不怕讨人厌，她仍然没能向她问及那些隆起。答案可能会太接近那个黑人男孩流血的场面了。她伸展开双腿，露出水面，抬起脚来欣赏。以前在K.D.光着膀子背对着她坐着的时候，她常常躺在那儿用双脚蹭着他的脊梁。他糊里糊涂奉献，充满了激情、伤害和向往，以及许多许多的屈服。是啊，她曾经纠缠过他一阵。她欣赏他对她的崇拜和追随，因为她自己没有崇拜和追随别人的经历。米基。没有谁能管那叫爱。可是K.D.的方式没有让她长时间感到开心。她后来就时常欺骗他、侮辱他、拒绝他，而他在宅子周围追逐她、抓住她、拍打她。玛维斯和西尼卡曾经把他拉开，用厨房里的炊具揍他，把他赶走——对他的咒骂她们三个用更难听的骂声作答。啊，好吧。这是新的一年，她想。一九七五年。既然旧的计划全都成了垃圾，就该制订新的。她最终从浴室瓷砖中拿出那个盒子时，看到里面满是证件，不由得欢呼起来。银行官员也喜得手痒难耐，给了她二十五美元，因为他很高兴把它们镶在镜框里或者放进展柜，让他的顾客们开心。这种西部最大骗局之一的文件汇集，你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得到。她坚持要五十美元，踩着爵士舞步走出银行，吩咐玛维斯干脆开车就走，请吧。她本想要西尼卡与她一起走的。这次是一去不复返了。回来会关系紧张的。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她母亲不知在哪里，她父亲是死囚。只有一个外祖父，住在密西西比州阿尔肯的一辆漂亮拖车里。她先前没把这事想周全，可现在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离开了。就是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倒不是那个流血的男孩或是米基关于沙漠上那对情侣的戏言或是小个子男人有关清水和扭结的双树的忠告。在米基之前，一切全都消失在消遣和冒险之中了。激愤的游行、传单、争吵、警察、静坐者、领导人和谈话、谈话、无休止的谈话。没有一个是认真的。吉姬抬起满是皂液的手，把头上的发箍重新扣紧。没有一个高中生或大学生，没有一个，哪怕是别的姑娘，认真对待她的认真态度。要不是她会印东西，谁都会当作没有看见她。除去米基。“坏蛋。”她说出了声。随后，由于说不准究竟是哪个坏蛋最惹她动怒，她用力拍打着那缸令人不快的浴水，每拍一下就从齿缝里挤出一声“狗屎”。这样发泄了一会儿后，她平静了，便向后靠到浴缸上，用滴水的湿手掌遮着脸，悄声自语：“不，你这蠢而又蠢的坏女人。因为你不够刚强。不够机灵。就像跟所有别的该死的东西在一起一样，你没本事坚持下去。你以为那会很好玩，而且能有点用。也就是在一两个季节之内。你以为我们是熔岩，可是当他们把我们砸成沙粒的时候，你却跑了。”吉姬不是爱哭的女孩；即使现在，当她意识到她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无法对自己满意，她的眼窝里仍像沙漠一样干燥。康瑟蕾塔给褐色的小土豆削皮、切块。她在水里加了熬好的调料汁、月桂叶和鼠尾草，炖上土豆，然后再倒进长柄平底锅焯汤，直到土豆变成暗金色。她把红胡椒粉和黑胡椒籽撒到上面。“噢，对了，”她说着，“噢，对了。”最他妈好的进展就看怎么计价了，玛维斯希望技师对这辆十岁的凯迪拉克的钟爱能让他在收费时给她打个折扣。她始终不会知道他到底打没打折，但在修车铺下班之前，他把活儿干完了，收费是工钱五十、零件三十二、润滑油和汽油十三，差不多把玉米地的租金花光了。要等波森先生下次交租金还得三个月。不过，余下的钱还足够日常购物，加上康妮想涂的漆（她猜是给那把红椅子涂；但还有白漆呢，大概也要涂鸡舍），以及雪糕。那对双胞胎喜欢雪糕，见到就吃。可是圣诞节玩具却没人动，所以玛维斯花了五小时等待翻新和修理，用一辆玩具卡车换了一辆玩具汽车，用一个玩具娃娃换了一个会说话的娃娃。珀尔很快就会长大到可以玩芭比娃娃了。他们的成长和变化令人吃惊。他们夭折时，头还抬不直，但一次在大宅里头听到他们时，已经是蹒跚学步的两岁婴儿了。根据他们的笑声，她能够一丝不差地分辨出来。而根据他们和别的那些在各个房间里跑来跑去的孩子的融洽相处，她知道他们成长得怎么样。现在他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六岁半，玛维斯该考虑适合他们年龄的生日礼物和圣诞礼物了。她因为思念孩子而备觉孤苦，便在一九七○年回过一次马里兰州。她在萨尔、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注册的学校看着课间休息的学生，心中一惊，突然意识到萨尔现在该上初中了，比利·詹姆斯在三年级，而弗兰基在五年级。不过，她觉得不成问题，一定会认出他们，尽管她没把握他们能辨认出自己。可能是由于她的手指抠进了操场的围栏或是脸上扭曲的样子，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学生们吓坏了，一个男人过来盘问起她—没有一个问题她答得出。她连忙跑开，想躲起来偷着看。她想藏到佩格的房子那儿，但不能让弗兰克或隔壁的邻居看见。她找到那里时——戴帽子的女孩还在赶鸭子——却流下了泪。原先长得茁壮、繁茂又漂亮的莎伦玫瑰，如今全被砍光了。要不是担心被人认出，她就要沿街跑掉了。她当即清醒地意识到，无论在这儿还是别的地方，只要没有莫尔和珀尔，她就不安全。这都发生在她和勃迪通电话并获悉她被通缉之前。她把头发束进一个墨绿色的发箍，买了一副廉价的墨镜，乘上长途车先到华盛顿，再前往芝加哥。她在那儿替康妮买了给母亲的东西，换了一辆又一辆长途车，到达了米德尔顿的长途汽车站，她的凯迪拉克就存在那儿的停车场。她急急忙忙地买好给康妮的用品，在她的双胞胎孩子的陪伴下一路加速行驶。玛维斯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在车道上踩下刹车，把车停在已经在这里住了下来的赤身裸体的吉姬旁边。三年来，她们吵嘴，动手，勉强相处，只是由于康妮的缘故才不致互相谋杀。玛维斯相信，是因为吉姬被那个从鲁比来的男人搅得心神烦乱，她们才没拔刀相向。玛维斯是宁可这么做的，和任何人拼打到底，当然也包括那个在街上混出来的浑女人，因为那女人曾经威胁说要用刀结果她，让她的孩子们没人保护。因此她在可爱的西尼卡到来时，由衷地甚至过分地欢迎她。吉姬也全心全意地欢迎西尼卡的到来，把那个叫K.D.的人像葡萄籽一样吐掉了。在这一新的组合中，玛维斯的崇高地位稳固了。连那个长着漂亮脸蛋却有着受伤害表情的哀凄的富家小姑娘，也没有动摇她的地位。双胞胎很高兴，玛维斯依旧比别人更亲近康妮。正因为她们如此接近，如此相互理解，玛维斯才开始担忧。倒不是因为康妮的夜间习惯，或是她喝不喝酒，而是这种亲密的情感近来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还有别的。康妮点头的样子像是在听旁边的什么人讲话；她总是嗯啊的，而如果你说什么，她就答非所问。还有，她不仅不再戴墨镜，而且每天要打扮那么一下，穿上一件索恩·摩根在这儿时给她的衣裙。她脚上穿的则是原先放在她梳妆台上的那双闪亮的修女鞋。随着她自己耳朵中响着的开心笑声，以及雪糕在严冬中融化，她无法判断这类事情。康妮从来没诘问过双胞胎的真实情况，而玛维斯本不打算解释或辩护她知道的是真的，对她而言接受才是主要的。夜间的来访者越来越少露面了，她除去操心这个，便全神贯注于莫尔和珀尔长得有多快，以及她能不能坚持下去。六个黄苹果存了一冬都干瘪了，掏过核之后漂在了水上。葡萄干在一口深平底锅中的酒里加热。康瑟蕾塔在每个掏空的苹果里填上由蛋黄、蜂蜜、山核桃和黄油混合而成的浓汁，再一个个地加进被酒泡胀的葡萄干。她把香醇的葡萄酒倒进一口平底锅，再把填好馅的苹果放进去。温甜的液体流动着。小街都又窄又直，可她一划出这些小街，就都流血了。有时候她拿着卫生纸来接血，但她也情愿让血就这么流。诀窍是切开的深度恰到好处。不能太浅，否则切口只是一道很淡的红线。也不能太深，否则血会升起来并迅速冲涌而出，就看不见街道了。虽然她已经把地图从胳膊挪到大腿，她还是能高兴地认出旧街故道，连诺曼的痕迹都被排除了。有时候几个月划一次就够了。后来有时候她一天划两次，经常是一条街还来不及封口，她又划开了另一条。但她并不草率。她的工具是干净的，她的碘化物（强于红药水）很充足。何况她还向她的工具袋里加了芦荟滋润霜呢。那个习惯，始于待在一个养育孤儿的家庭里时，开头是偶然的。在她一个收养的哥哥—格里亚妈妈家收养的另一个孩子——第一次把她的内裤扒下来之前，有一根别针系住她牛仔裤的裤腰，原先那里是一个金属扣。在哈里猛拉她的裤子时裤扣处裂开了，别针刮破了她的肚皮。牛仔裤一被脱掉，他就去拽她的内裤，那一道鲜血反倒更刺激了他。她没有哭。那样并不痛。格里亚妈妈给她洗澡时惊叫道：“可怜的宝贝，你干吗不告诉我？”说着她把红药水涂到那V形的伤口上。她想不好该说什么：别针的刮擦还是哈里的行为。于是她故意用别针刮自己，指给格里亚妈妈看。因为她得到的同情太少，她就告诉了她哈里的事。“别再说了，听见没有？你听见了吗？这里不能发生这样的事。”她吃了一顿最爱吃的东西之后，就被安置到另一个家庭。几年之间没有出过什么事。直到上初中，随后是十一年级。那时候她已经懂了，在她身体里有某种东西使男孩们想得到她，使男人们想盯着她。如果她和五个女孩一起在廉价店铺的柜台旁喝可乐，一定是她的乳头被一个受到朋友窃笑的男孩大胆地捏上一下。四个或者一个女孩在街上走过那个抱着女婴坐在公园长椅上的男人身边时，只有当她也走过，他才会把他竖起的阴茎掏出来，嘴里做出咂咂的亲嘴声。找男朋友来庇护也没什么用。他们把她的献身视作当然，但如果她向他们抱怨她曾被朋友或陌生人爱抚过，他们就会冲她大发脾气。于是她明白了，问题就在于内在的某些东西。她像一个其可疑的诗句过于灵活、过于惊人而难以发表的诗人似的堕落了。这让她激动。也让她安定了。深入到衣服下面的内在生命，这使得她的眼睛干涸了，催生了一种只有哭泣的女人才能动摇的安宁。那种哭泣会触发一种痛楚，力道之劲，她宁肯做一切事来消除它。在她十岁那年，还没有划人行便道的时候，肯尼迪遇刺了，全世界都公开哭泣。在她十五岁那年，春天里马丁·路德·金被谋杀，夏季时另一个肯尼迪也死了。她每次都打电话请病假不去做照看小孩的工作，待在屋里，把大街小巷划在胳膊上。她这件流血的工作很容易遮掩。就像艾迪·特托尔，她的大部分男朋友都在夜里干那件事。对那些坚持要问个究竟的人，她就想出一种病来。立刻会引来同情，因为那些疤痕看着真像是外科手术留下的。在康妮的宅子里得到的安全感，在帕拉斯到来之后，不如先前那样完整无缺了。她花费了很多时间哄她高兴、喂她吃饭，因为帕拉斯不吃的时候就哭或者忍着不哭。那姑娘八月份走后降临的轻松感，在她十月份返回时——更漂亮，更丰腴，还装作只是路过这儿看一看——消失了。在一辆豪华轿车里，差不多吧。带着三个箱子。现在是一月份了，她在夜间
些黑胡椒。他二十九岁。她三十九岁。她失去了理智。完全失去了。康瑟蕾塔不是处女。她当年如此感激不尽地接受了玛丽·玛格纳像鸽翼般伸向垃圾堆的援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在小小九岁的年龄就不得不屈从于肮脏的猥亵。但是在那只白手握住她自己的脏手之后，她再也没有结识过任何一个男性，也没有产生过那种愿望，这样的状况可能正是经过三十年独身的日子之后，她会受到这种爱的冲击的原因。他说了什么？跟我来吧？他们怎么叫你的？半配克（英制固体容积单位，1配克等于8夸脱，约等于9升。）多少钱？或者，他第二天是不是又露面了，想再买些黑胡椒？她是不是朝他走去想看得更清楚些？或者，是他朝她走来？无论是哪种情况，反正他稍带惊奇地说：“你的眼睛像薄荷叶。”她是不是吐出了“你的眼睛像是世界的初始”这句话，还是这句话只封存在她的头脑里？她是不是真的跪下来抱住了他的腿，还是她仅仅想这么做？“我会还给你篮子，不过还的时候可能晚了。打扰你没事吧？”她不记得回答过什么没有，但她的面容肯定告诉了他需要知道的东西，因为当晚他来到那儿，她也在那儿，他拿起她的手放在他的手里。眼前没有半配克容量的篮子。沙，沙，沙。他们坐在他的卡车里，驶出砾石车道、狭窄的土路，然后在一条较宽的柏油路上加速，两人始终没有说话。他似乎是为了机器高兴才驾驶的：引擎的吼叫被封闭在钢铁之中；汽车偷偷摸摸地分开了近处的黑暗，又跳进了远方的黑暗——一直伸展到无法预见的地方。在康瑟蕾塔的感觉中，他开车走了好几个小时，两人仍然没交换一句话。危险，再加上必须集中注意力，他们反倒平静了。她不晓得也不在意他把车驶向哪里，或者到达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朝着不可预见的目标疾驰，坐在比把他们分开的黑夜还黑的他的身边，康瑟蕾塔让翅膀舒展开，并从石头般冰冷的子宫壁上脱离。在风对向日葵既不是帮助也不是威胁的地方，在月亮并非时间、天气、播种或收获的语言，而是一种为他们俩设计的初始世界的特色的地方。他终于放慢了车速，拐进一条勉强可以通过的小路，那儿的郊狼草刮擦着篱笆。他在路中央刹住车，准备把她抱在怀里，其实她已经投入他的怀抱了。回来的路上，他们又不说话了。他们做爱时发出的声音像是语言，表示出其语源，可实际上是无法记忆、无法控制也无法翻译的。在天亮之前，他们互相推开，犹如被捕之后，分别面临着没有假释的监禁判决。在她打开车门下车时，他说：“星期五。中午。”康瑟蕾塔站在那儿，他把车倒出去。整整一夜，她都没有片刻机会把他看清。但是星期五。中午。他们将在光天化日之下干事、干事、干事。她双臂搂在胸前，屈膝蹲下，弯着腰。她在愉悦的包裹中摇晃着，额头都触到地上了。她溜进厨房，在罗伯塔修女面前装作刚才在鸡舍的样子。“哎，怎么回事？鸡蛋呢？”“噢，我忘了篮子了。”“别以为我是好骗的，注意啦。”“没有，修女。我不会的。”“全都一团糟。”“是，修女。”“好吧，那就动动吧。”“是，修女。对不起，修女。”“什么事那么可笑？”“不，修女。没什么。只是……”“只是？”“我……今天是什么日子？”“圣马太日。”“我说的是今天星期几。”“星期二，怎么了？”“没什么，修女。”“我们需要你的智慧。不是混乱。”“是，修女。”康瑟蕾塔抓起篮子，跑出了厨房。星期五。中午。太阳把所有的人都逼回石墙后去透透气。所有的人，除去康瑟蕾塔，还有她希望见到的那个活生生的男人。她别无选择，只有忍着酷暑，只用一顶草帽保护自己不致被太阳当作铁砧。她站在车道的小弯处，大宅子尽收眼底。这片土地像屋顶一样平坦，像婴儿的嘴一样张开着。是个暴露无遗的地方。要是罗伯塔修女或玛丽·玛格纳叫她或者要她解释，她就编些话——要么就什么也不说。她还没看见他的卡车来了但先听到了，车到了跟前又开了过去。他没有回头，但做出了信号。他的手指离开方向盘，指向前边的远处。康瑟蕾塔向右转，随着车轮的响声向前走，后来，卡车驶上柏油路，车轮声便不响了。他在路边等她。在车里，他们相互凝视了许久，认真又仔细，随后两人都笑了。他把车开到一块休耕地高岗上的一间烧毁的农舍跟前。车子碾过须芒草和繁缕，在一个破烟囱的黑洞口后停了下来。他们俩手挽手在荆棘丛中踩出一条路，来到一处浅沟。康瑟蕾塔马上瞧见了他想让她看的东西：两棵合抱生长的无花果树。当他们能够说出完整的句子时，他盯视着她，说：“别要我解释。我解释不了。”“没什么可解释的。”“我想在生活中向前走。许多人依靠我呢。”“我知道你结婚了。”“我想保持现状。”“我知道。”“你还知道什么？”他把他的食指放进她的肚脐眼里。“我比你岁数大。”他把目光从她的肚脐眼移到她的眼睛，笑着说道：“没有人比我老。”康瑟蕾塔哈哈笑。“当然不是你。”他说，“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在你出生之前。”“这么说，你就全部属于我了。”“噢，是啊。”他轻轻地吻了她，然后撑起胳膊。“我旅行过。全去过。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什么东西会拼凑成像你这样的人呢？你知道你有多漂亮吗？你看过你自己吗？”“我正在看着哪。”他们在那里约会的整个期间，树上始终没有出现无花果，但他们对蒙土的叶子的阴凉和饱经风霜的树干的护卫还是感激不尽。他带来的毯子，他们尽量躺在上面。后来，他们彼此看到了干燥的地面在身上造成的伤口和青紫。康瑟蕾塔受到了质问。她拒不回答，让问询变成了哀伤。“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会出什么事呢？没人说过我会出什么事。”“别傻了。你知道我们都会照顾你。一直都会。”康瑟蕾塔撅起嘴，装作忧心忡忡而且显得不可靠的样子。她得到的保证越多，就越要坚持离开，如她所说“自己一个人过”。这种急切大多在星期五催促着她。在中午前后。玛丽·玛格纳和罗伯塔修女在九月间外出办事去了，玛丽·伊丽莎白修女和如今仅有的三个无精打采的学生继续打点、清理、学习和祈祷。其中两个学生，克拉丽莎和潘妮，看到康瑟蕾塔时开始窃笑。她们都是十四岁的小骨架的姑娘，长得一双善解人意的明眸，能够突然变得茫然起来。她们在这里住着就为了摆脱这地方，由于临近结业，她们的情绪都相当兴奋。近来，她们开始把康瑟蕾塔看作南方邦联的一员，而不把她视为要毁掉她们生命的敌人。她们用修女们禁止使用的语言相互耳语，她们顶替了康瑟蕾塔的职责，负责收集鸡蛋。她们还除草和洗刷。有时候，她们从教室的窗户探出头来，目光炯炯地看着那个她们认为年龄大得足以当她们祖母的女人，不论什么天气她都要站在那里等待那辆雪佛兰卡车。“有谁知道吗？”康瑟蕾塔的拇指指甲围着那活生生的男人的乳头转圈。“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答道。“你老婆呢？”“不知道。”“你告诉过别人吗？”“没有。”“有人看见我们了吗？”“我看没有。”“那怎么会尽人皆知呢？”“我有个双胞胎兄弟。”康瑟蕾塔坐起了身。“你们是两个？”“不是。”他闭上眼睛，再次睁开眼时，却看着别处，“只有我一个。”九月份过去了，一切都涂上了一层油彩：几英亩几英亩的豆蔻黄、焦橙，几英里几英里的赭黄，时而天蓝时而乌黑的铁线莲，衬着令人伤感的紫色天空。十月来临，原先长着小萝卜的地方，葫芦在膨胀。玛丽·玛格纳和罗伯塔修女回来了，被那些教士、律师、职员和牧师气得要命。她们带来的消息根本不是新闻。除去她自己之外，大家的命运全在圣皮尔那里决定了。那个决议会迟些送到。玛丽·玛格纳已是七十二岁高龄，本在考虑的问题之列，但她拒不肯换到一处宁静的家园。还有这处房产的维修问题。所有权在女资助人基金会的手里（如今落到其主席手中），因此这处房产并非归教会所有，故此，争论就在于是否要缴纳当前和追溯的税款。其实，对纳税人而言真正的问题是：在一个新教的州里，为什么要由一伙没有男性控制的外来天主教妇女掌权并享受特殊待遇。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这片土地上尚未发现有什么自然资源，这使得基金会不可能卸掉这个负担。她们不可能说走就走，对吧？玛丽·玛格纳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来解释。又有一个姑娘跑了，但最后的两个，潘妮和克拉丽莎，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因为她们的前途——至少是未来的四年——呈现在她们眼前：那是在某个穿西服套装的老头子的手中成形的。她们垂下了漂亮的头，庄严地默许了；可以肯定，她们逃出这些修女的手心所需的助力已经到来了。不过，康瑟蕾塔对玛丽·玛格纳的话有些漫不经心。反正她哪儿也不去。如果有必要，她可以住在野地里，或者更好些，住进那座已经成为她心目中的家的烧毁的房子里。如今她已随他去过那里三次，在翘起的地板上摇摇晃晃地走过，鼻子里嗅的是十二年前的烟味。那周围甚至看不到一排树，感觉那房子似乎建在撒哈拉沙丘上，没遮没挡的，当年它就这样在风的肆虐中，把自身尽情烧掉了。火是不是在半夜起的，孩子们还睡在里面吗？要不就是火苗初升时，屋里没人？是在做丈夫的远在六十英亩之外的地方捆柴、烧荒、清理、播种的时候吗？是在做妻子的正在院里弯腰洗着盆里的衣物，绺绺垂发搔着她前额的时候吗？要是那样，她大概要泼出一两桶水，呼叫着孩子，冲进屋里尽量抢出些东西，把她够得到、抓得着的一切都堆到院里。他们肯定有一个铃铛、一副生锈的三角铁——一件可以敲响的东西，以警告别人这逼近的危险。丈夫到来时，烟会呛得他流泪。但只是烟呛的，因为他们不是会哭泣的人。他一定是首先顾及血脉，领孩子们到安全地带或放他们自己跑走，这时才记起他没有上财产保险。除去摊在院里的东西，全都烧光了。连房子西北角处，靠近厨房的向日葵也化作了灰烬，原先，妻子在厨房里搅拌玉米粥时是抬眼就能看到那些向日葵的。康瑟蕾塔翻看着抽屉，田鼠曾在里面咬啮过丙烷气的发票。她看到了风是如何把烧成炭的家具弄成丝织物状态。幽灵占据了人们逃跑出去的空间。一种烧成灰的人物的造型。一个八英尺高的男人，在壁炉附近盘桓。他生着牛仔那样强健的双腿和下巴，能够面对他们及时回答地产方面的问题。他抬着黑色的长手臂，手指向左指着天空——那儿有一处墙坍塌了，要求他们赶紧离开他的领地。离这个伸着手指的男人不远，淡淡地刻在墙上的是一个长着三英尺长的蝴蝶翅膀的姑娘。对面墙上刻着的人在康瑟蕾塔看来是渔民，但那个活生生的男人说不是，那更像爱斯基摩人的眼睛。“爱斯基摩人？”她问道，从脖子上把头发理到一边，“爱斯基摩人是什么样的？”他放声大笑，遵从牛仔的要求，把她拉开，跨过颓墙的瓦砾，回到那条沟里。在两棵无花果树的撑持下，他们拥抱在一起，办完了事。在十月中，他有一周没有来。一个星期五到了，康瑟蕾塔在土路和柏油路连接处等候了两个半小时。她本来要继续等下去的，但潘妮和克拉丽莎过来把她领走了。她想，他准是死了，而且没人告诉她这消息。她一整夜都辗转难眠—躺在食品间她的小床上，或在黑暗中趴在厨房的桌子上。早晨她眼看着活生生的世界随着他的不在而消散了。她胸口堵得厉害，心脏无力地跳动着。她的血管好像变成了起皱的赛璐珞管子。她胸中的沉闷迅速加重，让她无法顺畅地呼吸。最后她决定弄个明白或者找到他。在那一带，星期六是个忙碌的日子。每周一次的长途车响着喇叭，把走在县级公路中间的她轰开了。康瑟蕾塔跳到路边，继续前行，她没编辫子，散发在汽车尾气的吹拂中飘起。几分钟后，一辆油车驶过她身边，司机隔着车窗叫着什么。半小时之后，远处有亮光闪烁。一辆轿车？一辆卡车？还是他？她的心跳动着，开始把血液汩汩地送回她的赛璐珞血管。她不敢让嘴角泛起的笑容扩展到脸上，也不敢迎着慢慢驶进视线的车辆停住脚步。是啊，亲爱的上帝，一辆卡车。而且只有方向盘后面的一个人，我的耶稣。车子现在慢下来了。康瑟蕾塔转过脸来，看着车子停下，欣赏着那个活生生的男人的面孔。他从窗口探出身来，满脸微笑。“想搭车吗？”康瑟蕾塔跑着穿过马路，绕过车头，转到右侧车门处。她一到那里，车门就打开了。她爬进车，并且出于某种原因——一个女性要申斥和发泄二十四小时绝望的欲望，或至少装出样子，让他为自己对她造成的痛苦道歉、解释，以赢得她的原谅——这样的本能阻止了她，使她没有听凭她的手伸进他的腿裆。他当然是一语不发。但和星期五中午接她上车时的沉默不同。那种沉默不语充满了许诺。轻松。不言自明。这种沉默不语却是枯燥的，是一种酸涩的哑口无言。随后她注意到了那种气味。虽然一点都不令人不快，但不是他身上的味道。康瑟蕾塔僵住了。后来，由于不敢看他的脸，她便斜眼瞅着他的脚。他穿的不是黑色的高帮鞋，而是牛仔靴，这使她相信了，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是个陌生人，有着和他一样的身体，却不是他。她想尖叫，想跃身出去跳到路上。要是他碰她一下，她会跟他动手的。她来不及想到其他，因为他们已经驶近通往女修道院的土路。她刚要把门打开，那陌生人却刹了车，慢慢把车停住了。他探身过来，手臂擦着了她的乳房，抬起了车门把手。她快步下车，转过身来看。他触了下他的帽檐，笑着说：“随时。随时都可以效劳。”她退着走开，紧盯着他那张脸。她虽然不想看，但还是紧盯着他的眼睛，一双纯洁但充满仇恨的大睁着的眼睛。那次事件并没有阻止无花果树下的约会。下一个星期五他来了，穿着原来的鞋子，发散着正常的气味。他们争论了几句。“他做什么了？”“什么都没做。连我到哪儿去都没问。只是开车把我送了回来。”“他做了好事。”“怎么？”“为我们俩都帮了忙。”“不是，他没有。他只是……”“什么？”“我不知道。”“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了‘想搭车吗’，后来又说了‘随时’。像是他还要再用车送我似的。我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我。”“可能是吧。他干吗要喜欢你呢？你想让他喜欢你？”“不。噢，不，不过。”“不过什么？”康瑟蕾塔坐直了身子，紧盯着烧毁的房子后面。有一个棕色的毛茸茸的东西迅速钻进了烧成炭的装雨水的桶中。“你跟他谈起过我吗？”她问。“从来没跟他谈起你。”“那他怎么知道我是来找你的？”“他大概不知道。说不定他根本不认为你那样子是要进镇子。”“他没有掉转车头。他在向北开。所以我才以为是你。”“听着，”他说，蹲下身子扔着石子，“我们得有个信号。我没法每星期五都露面。咱们想个招儿，让你能知道。”他们没想出有效的办法来。最后，她说她每逢星期五还是要等，但只等一小时。他说，我要是没准时来，就根本不会来了。他们俩有规律的约会，在他的双胞胎兄弟露面之前，曾经把她的饥渴磨钝了。而如今约会变得没有了规律，那种饥渴又锋利了。即使如此，又有两次他把她带到了无花果树坚持生长着的地方。她当时并不知道，那第二次便是最后一次。那是在十月底，他把烧毁的房子的一部分用一条马鞍毯围起来，他们俩躺在一条军用垫被上。头顶苍白的天空正被接近的黑暗包围着，这景色他们即使观看也是看不见的。因此，当落雪让她的头发发亮、使他的湿背发凉时，他们才吃了一惊。后来他们谈起他们的处境。囿于天气和环境，他们主要谈的是地点问题。他提到向北九十英里的一座镇子，但又立刻改了口，因为没有一家汽车旅馆或别的旅馆肯接待他们。她建议就在女修道院，因为到处都可以藏身。他哼着鼻子表示不快。“听着，”她悄声说，“
朝奇迹般地展现在世人眼前。王巍：殷墟发掘表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世系与出土甲骨的记载基本上吻合，因此，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以此类推，既然《史记·夏本纪》同样详尽地记载了比殷商更早的夏王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史记·夏本纪》也是有相当的可信性的。但是夏代毕竟没有像商代那样发现文字，因而持怀疑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在国外，由于受到当年疑古派2的影响，许多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文时仍然不相信夏的存在，而认为夏只不过是个传说。所以建国以后，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夏这样一个王朝到底是否存在。二、二里头遗址20世纪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由于没有历史的考据，夏王朝究竟是否存在，学术界仍存有诸多质疑的声音。1959年，中国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南，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代遗迹，并将其定名为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似乎能为夏王朝的存在提供让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呢？
剩下的啤酒倒在西尼卡的手上。“唔，”西尼卡对她朋友说，“这儿烧得慌。”她举起双手挥舞着。“我想我弄错了，”吉恩说，“我以为你是我在伍德劳恩认识的一个人呢。”西尼卡笑了。“没关系。谁都会出错的。”那朋友说：“现在好了，瞧。”西尼卡和吉恩相互看着。她的手干净了，没有血了。只有几条也许会留下伤疤的口子。“棒极了！”“咱们走吧。”“好的，再见。”“吉恩！”“再见。”杰克脚踩着油门，眼望着后视镜，说：“那是谁啊？”“一个我以为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当时我住在伍德劳恩的那些公寓里。那儿有贫民区。”“什么贫民区？”“在伍德劳恩。”“在伍德劳恩从来没有什么贫民区。”杰克说，“那是毕肯。现在也拆了，不过从来不在伍德劳恩。毕肯才是那地方。紧挨着游戏场。”“你有把握吗？”“当然有把握。你弄错了，丫头。”在大海的宁静中，一个像炭一般黑的女人在歌唱。她身边是个年龄比她小的女人，把头枕在唱歌女人的膝头上。伤残的手指捋过茶褐色的头发。所有海贝的色彩——小麦色、玫瑰色、珍珠色——全都融进了那年龄小些的女人的面孔里。她祖母绿的眼睛仰慕着镶在碧蓝中的黑面孔。在她们周围的海滩上，海中的废物泛着亮光。在一只破凉鞋的附近，丢弃的瓶盖闪烁着。一台没电的小型收音机和平静的海浪嬉戏着。没有什么可以胜过派达德的歌唱出的这种安慰，尽管歌词激起的回忆是谁都不曾有过的：在别人的陪伴下走向年老；吃着刚出炉冒着热气的面包，分享着谈话；为了驻守在家而回家的鲜明喜悦——为了开始的爱而回归的轻松。当大海汹涌着将一浪又一浪的海水送上岸时，派达德看着到底来了什么。或许是另一艘船，但是不同的船，正在驶向港湾；船员和乘客，罹难的和获救的，都颤抖着，因为他们都有一段时间郁闷不乐。如今他们要歇息一下再去肩负他们生来就要去做的无休止的工作，在这里，在天堂中。任性而为或许李漼当上皇帝实在太过容易，或许是他曾经得不到父皇的宠爱，所以当上皇帝伊始，他便有一种小鸟挣脱牢笼的感觉。有了这种感觉后，国家的一切对于李漼而言便不再重要，由于失去制约，李漼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嬉戏游乐，进而开始懈怠政事。据史料记载，李漼当时主要沉溺音乐和宴游，每个月要在宫内设宴十几次，席间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并通宵达旦地观看优伶演出而不知疲倦。殿前供奉乐工常有五百人，李漼每次看完演出兴之所至，便随手赏赐乐人优伶动辄上千贯钱。长安附近风景名胜中的行宫，是李漼经常光顾的地方。例如长安附近的曲江池，自从玄宗李隆基时期以来，上百年间是李唐皇族首选的游乐之地。曲江池更是李漼的最爱，而且一旦想去曲江池，李漼说走就走，相关部门只好随时在行宫内做好音乐、饮食和住宿的一系列准备，进而恭候李漼的随时出现，搞得其他皇族成员也在府邸随时准备好鞍马以便陪同出行。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每次出行，皇族成员、相关部门人员以及神策军等十多万人陪同（“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钱财耗费无数（“所费不可胜数”）。对于一个帝王而言，喜欢宴游娱乐倒是无可厚非，即使是李世民、李隆基、李纯等开明之君也没有丢掉宴游娱乐活动的传统，但他们对于帝国的政事还是没有荒废。反观李漼对于政务已经到了不闻不问的程度，例如从咸通四年（863年）处理张议潮建议收复凉州的事宜中，就可以看出李漼一朝是多么昏庸。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就抽调驻守河西、陇右的精锐边军到中原地区平定叛乱，吐蕃趁唐朝边防空虚之机，出兵攻占了河西走廊地区。直到沙州人张议潮在大中二年（848年）率领当地人起义，赶走吐蕃人，成功收复了沙州和瓜州（今甘肃安西）。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张议潮又先后收复伊州（今新疆哈密）、河州（今甘肃临夏）、甘州（今甘肃张掖）、廓州（今青海贵德）、兰州（今甘肃兰州）、岷州（今甘肃岷县）等八州大片土地。为此，李忱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统辖河西地区。李漼即位后，张议潮为了确保河西走廊的绝对安全，决定继续收复失地，准备向凉州进军。张议潮将自己准备收复凉州的计划上报朝廷，希望朝廷能够出兵协助自己，但李漼对于此事似乎并不放在心上，依然过着宴游无度的荒淫生活。为此，左拾遗刘蜕上疏劝谏，认为吐蕃已侵占凉州很长时间，如今张议潮主动提出收复凉州，皇帝陛下不应该不闻不问，这样会严重挫伤这些手握重兵的边将的积极性，希望皇帝陛下能够立即下诏肯定张议潮为国尽忠的壮举，并立刻发兵增援张议潮。应该说，张议潮在收复八州之地后，对于收复凉州可谓志在必得，但由于长年驻守边境，也使得他对于朝廷局势的变化知晓甚少。宣宗李忱曾经对他的全力支持，使得他本能地认为新皇帝李漼一定会继承先皇的做法。可是收复凉州的计划递上去后久久没有回音，张议潮敏锐地意识到，新皇帝李漼和先皇李忱是完全不同的人。就在张议潮计划收复凉州的奏疏上报朝廷十天后，李漼突然做了一件唐朝历代皇帝都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参拜历代先皇的陵墓，美其名曰“历拜十六陵”。事实上，唐朝历代皇帝的陵墓都不在同一个地方，全都参拜过来至少需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谁都知道李漼是借着拜陵的名义，再一次大搞旅游项目，但人家名义是祭拜历代先皇，所以朝臣们也都不好说什么，于是只得勉强随行。当张议潮得知皇帝李漼全然不理自己的建议时，他无奈地长叹一口气，由衷地发出了“国势日衰”的哀叹。不过张议潮始终没有忘记先皇李忱对自己的恩德，所以他怀着报答朝廷的心理，依然决定兴兵收复凉州。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张议潮带领蕃汉联军七千人，经过一番血战，成功收复凉州，而后又在咸通七年（866年）六月成功收复西州（今新疆吐鲁番）。所以河西地区的人不断歌颂张议潮的功绩，今天在流传下来的敦煌文书《张议潮变文》中，有着称赞张议潮的诗句：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不过，当时张议潮虽然为朝廷收复众多失地，但由于皇帝李漼对国事的日渐懈怠，对于张议潮的功绩，朝廷内竟然没有人为他申理，幸好张议潮治下的沙州之地在当时算是个独立王国，张议潮并不在乎朝廷如何对待自己。可是，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已经看出，李漼在位时期对于政事已经到了日渐荒废的地步。置国家主权不顾是李漼荒废朝政的一个典型标志，事实上在朝廷内部，由于李漼的懈怠，导致宣宗李忱吏治清明的局面遭到颠覆性的破坏，其标志就是滥施官赏。例如在对待令狐绹之子令狐滈的入仕与升迁问题上，李漼就表现得十分随意。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李漼即位之后，就将令狐绹罢相改任河中节度使。令狐绹辅任宣宗李忱十年，既无突出政绩，又没有拥立李漼之功，所以被罢相是在情理之中。不过，他被罢相的导火索还是源于其令狐滈，由于令狐绹教子无方，导致令狐滈一方面仰仗父亲的权势作威作福；另一方面仰仗与驸马郑颢是姻亲，长期“骄纵不法，货贿盈门”，使得朝臣对其颇为不满，但因为令狐绹权势炙手可热，所以谁都不敢摸令狐滈的老虎屁股。当时令狐滈不仅贪污腐化，而且利用父亲的身份地位，随意插手科举考试的录取、官员任免诸多事宜，以至于众人称他为“布衣行公相之权”，谓曰“白衣宰相”。等到李漼即位后，很多官员看到弹劾令狐绹的机会已经到来，纷纷上疏揭发令狐滈招权纳贿之事，最终导致令狐绹被罢相。但是令狐绹溺爱儿子的本性依旧不改，到任河中后立即上疏以儿子令狐滈“避贤罢举”为理由，要求让儿子参加当年的科举考试，进而正式取得入仕资格。按照唐朝的科举考试规定，参加科举考试者首先必须要经过州县或国子学的推荐，而且相关部门上报应试者名单的截至时间是在当年十月，称为“解碟尽十月”。而令狐绹被罢相的时间是在十二月，因此令狐滈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解碟，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但是李漼认为已经罢免了令狐绹的宰相之位，如果再拒绝其子参加科举考试的请求，显得不近人情，于是“屈朝廷取士法为滈家事”，特意下了一道敕文加以批准同意令狐绹的请求，从而为其开启了科举入仕的门户。李漼在敕文中宣称令狐滈虽然参加了科举考试，但考试过程一定要严肃公平。然而，在转年的科举考试中，主持考试的是曾经受令狐绹推荐担任中书舍人、知制诰的裴坦。裴坦对于令狐绹当然怀有感激之情，因此毫不犹豫地录取了令狐滈，同时还包括前户部尚书郑瀚的孙子、前宰相裴休的儿子、前宰相魏扶的儿子等人。当时谏议大夫崔瑄上疏弹劾裴坦，认为这是典型的徇私舞弊行为，希望皇帝陛下要求御史台严肃查处此事。但李漼并不为所动，这件“皆取名臣之子”的科举考试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咸通四年（863年）十月，李漼诏令擢升令狐滈为左拾遗。左拾遗这个官职虽然品阶不高，只有八品，但因为在皇帝身边负有谏诤的重任，所以是个职责重大的官职。但是，纵观令狐滈的所作所为，根本无法胜任这个职位。左拾遗刘蜕、起居郎张云分别上疏表示反对，认为令狐滈是“无解及第”，所以不应该担任这个职务，但是两个人似乎忘了令狐滈参加科举考试是皇帝李漼亲笔点名批准的，说令狐滈是“无解及第”，在皇帝李漼看来，这等于是在变相讽刺自己。所以刘蜕、张云的结局可想而知，李漼一道诏书将他们贬出京城。通过李漼毫无章法的任命和升迁官员，可以看出，宣宗李忱的“大中暂治”的局面正在一点点地被李漼无情地毁坏，而且从个性角度来看，李漼当上皇帝后对自己的行为已经到了放纵至极的地步，靡财好色甚至是滥杀无辜。骄奢残暴李漼宴游无度所带来的一大弊害就是浪费国家的大量钱财，在自己的女儿同昌公主的出嫁、丧葬问题上，因为李漼过度地靡费钱物，遭到了朝臣的反对，最终导致李漼大开杀戒，为他的皇帝生涯再次书写了不光彩的一笔。同昌公主是李漼的宠妃郭氏所生，当时备受李漼的宠爱。同昌公主到了出嫁的年龄后，李漼挑选了出身进士世家的韦保衡作为女婿，并让他们在咸通十年（869年）正月完婚。同昌公主出嫁之日，皇帝李漼倾尽宫中珍宝作为陪嫁，并在广化门赐宅一座，窗户都用各种珍宝加以装饰，用水晶、玳瑁等材料造床，饰以金龟银鹿。用五色玉雕琢成器皿什物，并赐给金麦银粟数斗。卧房内用珍珠连缀而成的连珠帐，紫色花纹玳瑁花斑的却寒帘，有以七种宝物装饰成鹧鸪花纹的鹧鸪枕，翠羽装饰的翡翠匣，还有上面绣着三千鸳鸯以及奇花异叶的神丝绣被。除此之外，在李漼赐给同昌公主所有的陪嫁之中，最为珍贵的当数瑟瑟幕和纹布巾。瑟瑟幕是指颜色如瑟瑟，宽三尺，长一百尺，轻巧虚薄防雨布。将瑟瑟幕向着天空全部打开，上面纹路舒朗，很像碧丝从中连接，即使天降暴雨也不会沾湿。纹布巾洁白如雪，光软绝伦，即使用上几十年也不会沾上尘土。这两件珍品都是波斯商人进贡朝廷的，李漼将两件珍品赐给同昌公主作为嫁妆，可见对这个爱女的宠爱之情。不幸的是，次年同昌公主暴病而亡。李漼为此哀痛不已，突然间失去爱女的打击让他顿时失去应有的理智，将罪过迁怒于翰林医官韩宗召和康仲殷二人，不仅杖杀韩、康二人，而且将其两家宗族百余人尽皆下狱，进而招致朝官们的非议。时任宰相刘瞻鉴于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于是指使谏官上疏劝谏。但谏官们全都害怕被治罪，结果无人响应，刘瞻无奈之下只得亲自上疏劝谏，说同昌公主死得过于突然，医官们来不及反应，所以不是医治不及时所致。而且他为韩、康二人辩护，说他们因为医术高明备受人们称赞，两个人也想在为同昌公主治病的时候，施展自己的医术进而证明自己，无奈实在是无力回天。他在奏疏的最后说皇帝李漼崇信佛教，应该以慈悲为怀，立即释放韩、康二人的族人。刘瞻将奏疏递上去，回馈给他的却是一封罢相外贬的诏书。值得一提的是，翰林学士承旨郑文在起草罢免刘瞻的诏令时，有表述刘瞻“安数亩之居，仍非己有”的不置私产，为政清廉的句子。当时另一名宰相路岩纳赂受贿，看后觉得郑文是在指桑骂槐，心中颇为不快，当即向皇帝李漼进言，说郑文是故意褒奖刘瞻。李漼得知后果然大怒，责骂郑文是“过为美词”，最终将郑文贬到距离长安五千五百里的梧州（今广西梧州）担任刺史。因刘瞻罢相事件被牵连的还有京兆尹温璋，温璋是一个比较精明强干的官员，在担任京兆尹之前曾任武宁节度使。当时徐州军中有号称“银刀军”的骄悍士卒横行不法，温璋到任后为政严明，所以被那些骄悍的士兵所不容。他们竞相排挤温璋，而且皇帝李漼对藩镇历来姑息，为了息事宁人，便将温璋调任。担任京兆尹后，温璋依旧严于执法，这样一个难得的尽职尽责的官员却因为在劝谏李漼的奏疏中同样因为过分为刘瞻辩护，而被贬为振州（今广东崖县）司马。贬书下达的当天晚上，温璋发出了“生不逢时，死何足异惜”的无奈叹息，于当夜在自己的府邸中自杀身亡。温璋之死在朝野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为帝国失去如此精明强干的官员而惋惜，也有很多人因为温璋之死而颇为怀念宣宗李忱在位时的清明政治。但是温璋的杀身成仁并没有唤起李漼的悔悟，相反余怒未息的李漼继续扩大打击力度，又以“与刘瞻亲善”的罪名，将御史大夫孙瑝、右谏议大夫杨知至和高湘、礼部郎中魏筜、朝议大夫张颜、崔颜融等人悉数贬到岭南地区。咸通十年（869年）九月，驸马韦保衡又联合宰相路岩诬陷刘瞻与医官同谋，误投毒药以致同昌公主死亡，后世的元朝史学家吴三省在读到《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述时，批注说：既然是同谋，就不可能是误投。但就是如此蹩脚的诬陷手法，李漼竟然深信不疑，下诏贬黜刘瞻为康州（今广东德庆）刺史。咸通十二年（871年）正月，李漼下令安葬同昌公主，场面甚是浩大。据《旧唐书?懿宗传》记载：（李）诏百僚为挽歌词，仍令韦保衡自撰神道碑。《太平广记?同昌公主传》记载：百官内司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庭，韦家争取灰以择金宝。出殡之日，李漼和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亲临长安外郭城西的延兴门哭送，葬礼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依旧是《太平广记?同昌公主传》记载：（李）出内库金骆驼、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仪从。其衣服、玩具与人无异。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舆。刻木为数殿，龙凤、花木、人畜之众者不可胜计。……敕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焚开霄百灵之香，而击归天紫金之馨。繁华辉焕，殆将二十余里。安葬同昌公主是李漼在位时期浪费钱财的标志性事件，同样同昌公主之死，导致李漼大开杀戒，宰相刘瞻也因为此事被贬，也使得这件事成为一起政治事件。而事实上李漼即位之初，曾在《即位大赦文》中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表示今后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进谏直言，即使是没有官职的平民百姓也可以通过投匦的方式进谏，自己一定会认真阅读。但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所作所为，他始终是拒谏饰非，而且经常对进谏者滥施刑罚。如前所说，李漼即位伊始，就将令狐绹罢相，取而代之的是宰相白敏中。但是白敏中刚刚接任，就因为入朝时不小心从台阶上栽倒摔伤了腰，连续四个月无法理政，并三次上表请求辞职。可是由于李漼对政事懈怠，看到白敏中挂名宰相而不能理政也不着急，但不予批准，因此遭到右补阙王谱的强烈反对。王谱上疏劝谏李漼，认为皇帝如果失去宰相，犹如身体失去臂膀。况且李漼是新君即位，担任宰相的人必须时刻听从皇帝的召唤，甚至不离皇帝左右。而白敏中的身体状况显然
。当然，要想重新诠释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比较中立比较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尽量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尽量对辛亥以来几十年中对历史人物的妖魔化有一个“去魔化”的功夫，以日常情理的平常心去观察去描写那些历史人物，就会得出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的观感。一部历史剧，如果没有不一样，或形态稍新的历史观，要想成功，估计会非常困难。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真诚期待能够有一部或几部接近于历史真实而又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剧出现，以反映和记录辛亥那个伟大的时代。其实我们不了解民国清帝退位一百年了，中华民国创建一百零一年了。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许多人、许多事似乎还没有走远，我们望着那些背影，不仅感到亲切，而且容易引起共鸣，毕竟我们就是从那里一步一步走来。只是从学术史意义上说，对于民国，我们其实很陌生。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民国，可能还是一个不太真实的传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如果从1912年中华民国开国算起，至1949年中华民国主体部分在大陆结束，中华民国的历史不过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沧海一粟，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三十八年历史的中华民国相当复杂，我们不仅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还没有办法与台湾学者取得共识，即便在我们的意识中，这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也如云如雾，因为我们不仅反对蒋介石，而且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我们唯一能认同的是孙中山和他的南京临时政府，而这个临时政府恰恰在民国法统中又存在许多争议。不将这些仔细梳理，我们或许真的相信有一个“民国范儿”，如果将这些都说清，那就真的分不清哪段正确哪段错误了。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至少应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样三个大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有着重大差别，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说是民国，但此民国非彼民国，因而各自的法统也就很不一样，所信奉所执行的政策也就有着很大区别。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弄不清孙中山为什么在中华民国开国后一再声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真实意思，一直以为这是孙中山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号。其实，如果将这句口号落到实处，孙中山表达了民国法统中的大问题。在1912年之前十七年，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组织革命呼唤救亡的同时，也在为中国未来设计政治路线图。按照孙中山的理论，满洲人是中国周边一个族群，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过去两百多年对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这个殖民统治的政府，“驱除鞑虏”；然后重建一个汉人的天下，“恢复中华”。只是孙中山毕竟不再是过去年代的草莽英雄，不再一味强调改朝换代，而是期待在这场种族革命的同时，一举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所以孙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论表达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目睹清廷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之耻的重要觉醒，也是此后十几年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凭借着这样的政治信念，孙中山“一个人的战争”终于唤醒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追随其革命的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至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中国革命至此出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潮。为了将中国革命向深度广度推进，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人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制定了革命方略，制订了军政府计划，制定了一旦清廷垮台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国家等一系列方针谋略。根据这些方针谋略，推翻清廷后的新政府应该以“五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个“五权宪法”就是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宪法的改良，增加了检察权与考试权。在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和同盟会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概念，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必须实现的三个基本目标。在革命步骤上，孙中山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构建“军政府”，显然蕴含着三阶段的意思。在对国内民主现状的估计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都是相当悲观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受到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的深刻影响，以为中国长时期处在君主专制下，人民的民主意识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觉觉后觉，先知启后知。所以等到革命告成，在孙中山的意识中依然是传统中国“为民做主”的意思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做主。孙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径的设计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问题。只是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十七年与国内政治几乎彻底隔绝，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开始政治环境略微宽松后，孙中山也没有办法踏进国门，实地考察国内政治实践，所以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也就必然具有相当误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国内政治进步，不知道君主立宪的进展，除了消息隔绝，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革命党的领袖，始终站在清廷对立面，始终用一种有色眼镜看待清廷的政治改革。不过，孙中山确实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人物，当1911年政治改革机会来临时，孙中山并没有教条主义地坚守先前的规范。为了实现推翻清廷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没有顽强地坚持“驱除鞑虏”的原则，反而同意对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给予优待和礼遇。这里面当然有许多不得不如此的压力，但孙中山走到这一步也确实不容易。南京临时政府因机缘巧合成立了，从这个政府实际运作情形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先前的那些理论设计似乎都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没有体现五权宪法的权力制衡精神，更不要说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了。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色彩确实强烈，比如对旧制度的改革，但在现实政治层面，临时政府其实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大致反映了时代思潮主流。袁世凯和民国法统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也确实不足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孙中山拥有新思想，革命党人拥有新精神，但这些都不足以将一个混乱的中国带上常态发展轨道。在当时国内外一切关心时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旧河山一统江湖的，还是政治强人袁世凯。这就是所谓“非袁莫属”的意思。袁世凯是晚清政治强人，他从甲午战后的维新走到戊戌年间的变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都是这一系列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内部旧官僚难得的新见解新思想，而且在过去十几年官场历练中，养成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凡高超的办事能力。他是光宣朝无人企及的能臣，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袁世凯在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突然去世后被开缺回籍，静养三年。把袁世凯开缺回籍的故事非常复杂，但袁世凯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改变对清廷的忠诚。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迅速启用袁世凯，袁世凯也最大限度争取南北和解重回君宪主义政治轨道。这在现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然而到了最后，依然因为满洲贵族在根本问题即国会构成上不愿让步，君主立宪在最后时刻还是毁于一旦。这确实非常可惜。君主立宪无法实现，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协达成后，清帝退位，颁诏宣布委托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商量共建一个新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遵守诺言将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权杖转移给袁世凯，是为中华民国正式开国。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接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思路往下走，更没有接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这是因为袁世凯毕竟是晚清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他的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与君主立宪并没有根本区别，除了一个君主必须废除外，共和体制下其实也应该是一种东西洋通用的代议制形式，而不是孙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中国已在晚清走了十年以上的民主道路了，各省咨议局的成熟度一点都不亚于东西洋各国，全部议员都是经过竞选产生的职业政治家，他们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议制政治的一般训练，熟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运行规则。这是一个现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没有必要绕开晚清十年民主政治的训练和成就，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而是接续晚清君主立宪往下走，将各省咨议局改造成各省议会，将各省巡抚和后来的都督改为省长；将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至于那个责任政府，不论是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还是在民主共和体制下，其实只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政府首脑过去对皇上负责，现在对议会负责，仅此而已。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这样的变通是合乎历史需求的，在当时在后世都没有引起多大问题。即便是1913年因“宋教仁案”引发“二次革命”，中华民国面临深刻政治危机，也没有人从体制上思考有什么不合适。问题在于，袁世凯没有始终如一坚持在民国政治架构中解决问题，没有将民主共和原则贯彻到底。随着内外危机相继爆发，国内的政治动荡和日本的“二十一条”接踵而至，再加上袁世凯骨子里的旧思想不断发酵，身边宵小之徒添油加醋，袁世凯踏上了“帝制自为”的不归路，不仅毁了自己，也坑害了国家，由此引发激烈的民国法统之争。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恢复“约法”，旧国会也予以恢复。然而为时不久，总统府与国务院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向德国宣战问题发生冲突，不可调解。段祺瑞力主参战，而黎元洪和国会对此有保留不愿参战。府院冲突最后演化为黎元洪利用大总统的权力罢免段祺瑞，并援引张勋督军团进京调解。结果辫子大帅张勋乘机复辟，拥立废帝溥仪，中华民国到了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张勋复辟为段祺瑞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段祺瑞马厂誓师，出兵讨伐，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拯救了民国。但旧国会已解散，中华民国原有法统至此不复存在了，南北各方开始对这个民国法统进行激烈争夺。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机会，召集国民党领袖及部分军政要员讨论重建共和，出师讨逆，号召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于是连续数年的南北战争由此拉开帷幕。这也为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找到了最合适的理由。孙中山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的分裂组织，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被外部世界所承认。但是南方革命政府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毕竟在那几年中，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办法一统江湖，吃掉这个革命政府，所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侥幸胜利需要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南北之间的和谈终于提上日程。在这个时间段，中华民国的主导者，确实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些“北洋军阀”，不论是接替袁世凯的黎元洪、段祺瑞，还是稍后的冯国璋、徐世昌，直至吴佩孚、曹锟等，大致都是北洋系的军人。对于这批人，我们过去真的不太理解，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不是来自史料和直接认知，而是来自他们的反对派，即南方革命党人的描述。所谓“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可是我们直至现在还在使用这个表述。北洋系军人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变革中都有相当成绩，基本上都是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像段祺瑞几次拯救共和，成为近代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并不像南方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他们在整个统治时期都努力遵循着民主共和的框架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对此还有什么疑惑的话，看看《建党伟业》就能够明白。不过，到了北洋系第二代比如曹锟等人，虽然民主的信念依然在坚守，比如他宁愿背负贿选恶名也不愿用武力夺取政权。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的民主素养确实没有办法与北洋第一代比，因而这就给南方的革命留下了一个重要契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北洋第二代领袖的退步和堕落为南方革命提供了契机，但真正使南方革命得以成功的其实还有另外几层因素。一是孙中山坚持不懈的革命意志，使南方革命获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同情和支持，南方逐渐成为大革命中心。第二，中国革命重新高涨还与当时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此时思想转轨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苏维埃社会主义激活了俄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苏联垮台而否定当时对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苏联当年的成就和气势，辛亥革命时期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旧有的民主共和模式感到失望，就像鲁迅那时所说，已有的中华民国不合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因为这个民国除了换个招牌，其他一切都没有变，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很可能昔日的奴隶成了主子，只是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到20世纪20年代，由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其实面临南北夹攻，孙中山和南方革命政府不断北伐，而来自北方的俄国不仅源源不断地向中国人传递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帮助中国筹建共产党，而且还源源不断向南方革命政府提供物质的和思想上的帮助。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到了20年代中期实际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至1927年蒋介石利用国共合作领导北伐成功，在南京重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迅即成为过去。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华民国的历史进入第三个阶段，其代价主要是国共由此彻底决裂，进入此后国共纷争的十年。但是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管控地区，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又是中国民族资本急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此后的历史我们大致都知道，国共十年分裂冲突因日本侵华而重新合作，八年抗战，接着就是四年国共内战。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后半程由于我们是胜利者，因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并不太清楚这段历史真相，我们对民国这一段历史其实真的很陌生。我们以为国民党是消极抗战积极摩擦，我们以为国民党腐败不堪，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经济。我们虽然已经胜利了六十多年，但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史观，没有能够从一个中立者的立场去看待这段刚刚消逝的历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写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历史。所以当“民国热”不期然兴起时，真诚期待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对这段历史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重构一个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民国史。我们不仅应该重估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贡献，也要重估袁世凯、蒋介石以及那些北洋和南京的军政要员，他们构成了民国历史丰富多彩的画卷，没有他们有血有肉的身影，书写的历史总是觉得有点苍白，有点不那么自然。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就历史背景而言，我们今天依然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今天的成就是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恩赐，我们今天还存在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大变革时代还没有走完。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历史三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中坚—士大夫—干部阶层应该拥有怎样的官范，信奉怎样的官德，崇尚什么样的官箴，确实值得我们重新思索。治人与治于人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积累了无以伦比的文明遗产，中国文明的奥秘我们至今或许都没有完全解读，但中国文明确实保障了这个国家从黄河流域向四面扩散，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明共同体。在中国与西
狠狠97人人婷婷五月深田咏美模仿别人，左顾右盼，完全展现不出自己的力量。他虽然不像那帮落后于社会的人那样自恋，但自恋和自信是不一样的，自信是别人给予的，也就是说，只有自己的才能得到了他人的认可，本人才能真正拥有自信。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天才也是才能得到他人认可，得到名利以后，才有了自信，才相信自己能发挥出自身的所有才能。庄吉这样的作家，跟那些对未来充满希望，一心努力写作的无名作家不同，庄吉他们虽然在文坛有一定名气，但不管过了多久都没有出头之日，写的东西基本也变不成钱，拿到杂志社也会被退回来。持续过着这种生活，就会失去自信，茫无头绪，只剩下自恋，无谓地逞强。于是净身慎心，埋头创作，越逞强写出来的文章越废越空虚，只创作出一些脱离自我，唯有小聪明的复杂工艺品。苦心经营一场，最后写出来的都是一些赝品小说。庄吉具备近代作家的“鬼眼”，也就是物质的、现实的眼力，本来就感觉到了这一真相，也明白这一真相。可是时代的共同认知没有赋予他这份自觉以信念，没有自信，他就会把文人墨客的气质当成一种兴趣爱好去无谓而又偏执地追求。他不可能拿出自信，去洞悉真实的自我、文学的真相。因此就算庄吉想钱想疯了，也会说一些跟心里真实想法完全相反的违心话，什么不给通俗杂志写呀，写不了随笔呀，人家定的其实自己不想写呀，无用而又空虚地装出一副纯洁的样子。从东都头号大型报纸那里接到连载小说的委托，庄吉干劲十足，仿佛整个人要燃烧起来一般。可他又因为专注于文人那无用而又虚幻的习性——看到自家老妈，自家老婆，想到孩子学校的事，心就静不下来，白白消耗了自己的干劲，总之先在小田原找个酒馆租间屋子，把日本流行大作家的写作派头先备齐了。可是等这小说上报，稿费进账，又要四五个月，要是那边说写得不好没法刊登，这房租又该怎么办呢？庄吉一心想着这些，小说那边只在苦心推敲，迟迟没有进展。难得心中燃起了一股干劲，却派不上任何用场；心中这股火苗只忽地亮了一下，却迟迟不见进展；于是庄吉开始怀疑自己的才能，一开始只停留在逞强的高度，后来越来越沮丧，越来越丧失自信，开始无谓的焦虑，最后整颗心就简直像在苦痛中煎熬翻滚一般，彷徨迷失在旷野之中。本来他最近的作品在根本上就脱离了自我本性和现实，是苦心推敲而成的工艺品，已经达到了极限。他得有一个契机，才能一举突破极限，破壳而出，回归自己的本原，而干劲就是最佳契机，可是他却轻易就放过了这天赐的福音，现在还因为这福音而更加焦虑，更加沮丧，把心放空了。他在酒馆的屋子里徒然地盯着稿纸，表面上却装成大型报纸的连载大作家，接见乡里来拜访他的晚辈们，一起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后拼命耍威风，说什么我有的是钱，不用担心，我已经不是原来的三枝先生了，我喝酒感觉会胃胀，喝不了酒，没有威士忌吗，我要喝老伯威[12]。然后烂醉如泥回到家。自家老婆柳眉倒竖，道：“你爬到哪儿去喝酒了？！买米买鱼的钱怎么办？！非得每次都找咱妈哭着要吗？！要找咱妈要的话，那你去要吧！不然我就离家出走了！”“胡说什么！你要有地方去的话，随便！”然而就心底而言，他的心已经瘦得像一根线了。小说怎么办？已经没有信心再写下去了。房租怎么办，连日的酒钱怎么办？如果借此机会还写不出来，他的文学生命就没有活路了，所以他要找地方来发泄这种苦闷。酒醒以后，自家老婆的车轱辘话也扎进了自己的胸口。连一丁点买鱼钱都得哭着找老妈要，自家老婆的苦闷本来是他自身的苦闷。不用担心，我去想办法弄钱。于是庄吉写了几篇随笔去了东京，在各家杂志社来回三拜九叩软磨硬泡弄到了一点钱，跟朋友们喝杯茶，横竖连条鱼干都买不起，于是觉得这都怪自家老婆，不由得怒从心头起，白天还十分谦逊地品着茶水，一到傍晚时分，只觉得不喝几杯就这么坐火车走了，实在不好意思。就喝一点点吧，又想算了，现在火车都被下班回家的人挤满了，于是坐了末班车，深夜才到家。酩酊大醉，晃晃悠悠，跌跌撞撞，一身泥泞，一分钱没有，领口边还沾着口红印。“这口红印是哪儿来的？！”“啊哈哈哈……被你发现啦！啊哈哈哈……这是疑雨庄的老板娘给我亲上的。啊哈哈……”其实这口红印是在新桥一家位于偏僻小巷的三流酒吧里，被长着一张食人族大嘴的女人啃上的。人穷则愚，剩下的只有欺凌弱者的施虐癖，大功告成就仿佛很高兴，笑得跟个白痴一样。自家老婆气得跟烧着了一样，手足无措。她不知道自家死鬼和老板娘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再加上十几年贫苦缠身的流浪生活，长年累月的怨恨，一次次的不尊重和轻蔑，这让她再也忍受不了了。第二天早上，她把日常用品打包好就去了火车站，每一步都像是在踢小田原冷清的街道。她去了东京，找到自家死鬼的徒弟——大学生浮田信之，然后就哇的一声哭了。上次失踪她找的也是这位大学生，哭了一下就受到他诸般照料，回家还是他陪她一起回的，自家死鬼还跟他道歉来着。然而他还在上大学，不知道这社会最普遍的实情——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向来外人就不该掺和。他就把她说的话当了真，把庄吉失踪的老婆送回去的时候，还像个小大人似的训斥庄吉，说他招惹上不三不四的女人可太不应该了，把庄吉气个够呛。本来他就替她愤慨，这次她又去找他哭，他就非常同情她，说你没地方去的话就住下来吧。可是他还是个大学生，也得靠父母养活，也没办法把女人留在家里住。那就一起去旅馆住吧，本来她也有这心思，于是两人就手牵手失踪了。老婆过了一周也没回来。庄吉也完全慌了，跑到她老家去打听，没找到人，再一找发现老婆跟浮田信之一起失踪了。浮田的父亲大吃一惊，跪拜在庄吉面前：“万分抱歉，您要是找着了我家混小子，要杀要砍都随您！”“别别，我不能这么对待您儿子。”他当时虽然表现得很沉着，但从那天起，他就陷入懊恼狂乱，神经衰弱，连面容都急剧消瘦憔悴，病弱得像个废人一样。☆☆☆庄吉迅速给他的后辈栗栖按吉写了封信。这种时候他想起来的只有这个招人恨的家伙。在疑雨庄那会儿，他老婆失踪后，他也想过要跟老婆孩子分开住。他打算到按吉的住处借间屋子一起学习，因为按吉那里没地方，他才不得不逃去小田原。然而逃去小田原的前一天，跟一阵风似的来访，帮他收拾屋子的也是这个招人恨的家伙。于是庄吉给按吉发了封快信，让他看到信以后马上赶来小田原，说自己只想看到他，除此之外无法思考任何事情。然而他这三年来最恨的就是按吉，因为按吉是个招人恨、招人咒的家伙。这家伙原本是个热心肠的人，帮自己找连夜逃跑的落脚处，还帮自己想办法借钱，考虑到每次连夜逃跑自家小子都得转校，他还帮自家小子进了私立小学，这种时候，按吉就是自己的亲人。但他身为后辈，却不懂得尊重前辈。每次见面，按吉都会批评他的前辈庄吉最近的作品。庄吉一喝多了就爱给自己加敬称，自称三枝先生，三枝老师。于是按吉都会叫他别自恋了。“你看看你最近写的东西，亏你还能一副老师样，全是一些耍小聪明的假货，你背上的龟壳都快压得你爬不起来了吧。首先就是你那行为，居然从早到晚朗读自己的小说，别干这么可悲的事儿了。”按吉每次都会说这种话，一定会说。三枝庄吉怒从心头起，他给他们共同的好友写了封信，宣称那家伙是个自恋自傲的疯子，不知礼数，是文人中臭不可闻之辈。愤怒，憎恶，三年来，恨他入骨，然而无意间，每次苦恼都会想起他来。于是庄吉就忍不住写了封快信。那次挚友大门次郎跟庄吉绝交的时候，庄吉立刻给那家伙写了封快信，那家伙也赶来了，然而按吉来了以后，又马上招他生气。按吉看到快信立即赶了过来，却被庄吉皮包骨头的样子给吓坏了。庄吉两颊凹陷，脸小得过分，不比按吉的一只拳头大，其中只有眼口鼻还保持着原来的大小，暗沉得跟木乃伊似的，说起话来只有嘴巴跟妖怪似的动来动去。除了眼鼻口以外，就剩下黄浊的皱纹，还有毛发了。“哟，你终于来了！我很想你，能见到你太好了。这段时间你过得怎么样？你的房间安静吗？能学习吗？哎呀，今天我真幸福。总算见到你了。”按吉又愣住了。因为庄吉除了喝醉酒以外，平时一向是个阴郁沉默、说话极度谨慎的腼腆之人，感情一点儿都不外露。庄吉一直劝按吉住下，按吉推辞说手里有快截稿的活儿，硬是给推掉了。他会如此推辞，是因为跟病弱的庄吉说话令他痛苦不堪。虽然栗栖按吉是个完全不火的三流文士，没有什么稿子要赶，然而庄吉听了却觉得十分对不住他——“这样啊”“你腾时间过来看我的呀”“请原谅我”，小脸看似原本就盈满了泪水似的。不过按吉还是费尽了口舌安慰庄吉。例如，庄吉老婆就算跟浮田一起失踪了，也不一定会发生肉体关系。要是被浮田迷住了才走的就另当别论了，但她是跟自家老公吵架以后走的，这种情况就不同了。按吉自己原来跟一个女孩子谈恋爱，一起旅行过十几天，可女孩子并没有把身体交给他。她这次离家出走也是这种情况，起码肯定不会同意肉体方面的事。对方还是个学生，又是乳臭未干的浮田，不可能硬来的，多半她正为这场极度感伤的旅行感到心力交瘁呢。更有可能失去了回来的机会，想回回不来正烦闷呢。林林总总的，两人或许就算殉情都不会发生肉体关系。世事往往就是这么出人意料，向来只有不惹人注意、不为老公所知的出轨才会发展到难舍难分的地步，这种高调的情侣只是看起来风光，两人反而正在痛苦呢，等等。然后按吉趁天还没黑，赶紧回家了。按吉安慰自己的时候，庄吉感觉心里也很有底气，觉得一切都包在对方身上，于是非常放心，连连称是。然而按吉立即就回去了。盼着人来的这段时间还好，然而人已经来了，已经走了。按吉在的时候，这些话还有些说服力，按吉一走，剩下的这些安慰的言辞又算什么呢？不过是空虚的废话而已。自己老婆不在了，跟别的男人一起失踪了。自己又能拿这事实如何呢？庄吉更加急剧地消瘦衰弱了下去。有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户波五郎，他自打庄吉小学起，就是庄吉的后辈。他的家刚好跟庄吉家面对面隔着一条街，只要庄吉在屋檐下喊一声喂，就能听到他在对面房子里的回应。庄吉在东京的时候，户波也住在东京，他在一家书店当掌柜，两人关系甚好，几乎天天一起出去玩乐，一起跟别人借钱去喝酒。户波回到小田原后，在车站前开了一家叫杂文堂的小书店，这一年来天天出门。他把店交给伙计管，自己偶尔也会跑跑客户，但经常大白天就开始喝酒，一夜就把营业额喝到赤字。户波也快到连夜逃跑的地步了。忧心催得人憔悴。这时候最眷恋的就是朋友。虽然跟朋友在一起，有时候会莫名焦躁生气，但心里总感觉很满足，很安稳。户波是个酒鬼，非常明白宿醉的不安和痛苦，知道人在这种时候会极为眷恋朋友，这类经历对于他自己也是家常便饭了，因此他很同情庄吉对朋友的这份眷恋。只要庄吉在对面房子喂地喊一声，他就会过去，哪怕手头的事都不干也要陪着他。可是他自己除了宿醉和连夜逃跑以外，并没有其他烦恼，也没遇过这种事，不可能去凭空想象出来，所以没办法设身处地去同情庄吉。谁都是如此。当时庄吉话说到一半，突然心烦意乱，捏着和服腰带就往乒乓球桌的桌脚上绑，绑了一个圈，把头往圈里一面塞，一面用力拉扯，念叨着“这样死不了吗”，然后又烦躁地捏着腰带，又把头塞到圈里，使劲拿胳膊往头顶上方拉扯腰带。那眼神简直就像已经疯了似的，混浊发蓝，暗沉而犀利。即便如此，户波也未曾想过庄吉竟然会自杀。那是在那之后四五天后的事。庄吉在家里喂喂地喊了好几声，却没有人回应。于是庄吉蹬上木屐，来到了户波家门外。“户波不在家吗？”户波的妻子原来是做女招待的，是个非常没礼貌，一不如意就怄气睡觉的母老虎。只听房中传来含含糊糊，带着怒气的回话：“他不在！”“他去哪儿了？”“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了！”庄吉就此沉默，回了自己家。户波当时要在家里的话，或许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庄吉来到屋檐下的走廊上坐着，一会儿又焦躁地站了起来，往屋子那边走，从客房走到放着乒乓球桌的房间，再走到内屋，毫无意义地快步走来走去，又回到了走廊上，焦躁地坐下了。刚坐下不一会儿，又唰地站起来，走到了他孩子的房间里。过了十分钟，户波回来了。他听说三枝先生刚刚来找过自己，就没从玄关进去，而是从院子转到了走廊那边。户波总是习惯从院子里转过来找庄吉。孩子的房间在走廊尽头。这房间刚好很像个阁楼，没有顶棚，房梁裸露在外面，离地只有六尺高。也就是说，这屋子原本是间小仓库，在此基础上加盖了外面的走廊，地板上放着桌子椅子。虽然整体很像西式房间，但没有门，所以人在院子里可以察觉到里面的情况。户波感觉屋里有人。于是他从院子里往里瞧了瞧，一瞧之下却发现庄吉的母亲——那个曾是老师，威风凛凛又胖又壮实的老太太正用双手一动不动地摁着什么东西。她背对着他，所以他不知道她在摁着什么东西，但她好像一直在摁着什么会动的东西，让那东西保持不动。于是户波迈上走廊。“老太太，有什么事吗？”户波说着就走进屋里。于是她回过头来盯着他，眼里散发出诡异而锐利的光芒。“傻子死了。”然后她放开一直摁着的东西，走出屋子，说了句，“麻烦你叫医生过来。”户波往里一看，房梁上挂了条腰带，庄吉吊在腰带上。因为房梁离地面只有六尺高，小个子庄吉的脚几乎碰到地板，就像踮脚站着似的，微微摇晃着。只见庄吉垂着两条长长的鼻涕，血红的眼睛大睁着，散发着诡异的光芒，就像是还活着，像是在发疯一样。庄吉的母亲多半是听到孩子房间里传来异样的声音，就马上起身去查看情况了。户波把庄吉从房梁上放下来，赶忙跑去找医生了。☆☆☆我接到电报赶去了小田原，我到那不久以后，庄吉老婆就回来了。她看到了当天的报纸，知道了自己老公自杀一事。她让我去一下，就把我带到另外的房间，一面换丧服（可能是从衣柜里拿出来的），一面说道：“那家伙，是存心想折磨我才寻死的。”“没有的事。人会为了折磨别人干出很多事，但不会寻死。他是四十岁的文士，又不是歇斯底里的小丫头。”“你骗人。那家伙为了折磨我，什么都干得出来。他就是为了让我难过才寻死的。”“算了，你冷静一下。”我转身离开了房间。我很奇怪她会提前准备好丧服。生活过得这么窘迫，什么衣服都偷偷卖掉，为什么她没有把丧服拿去当铺当掉呢？我会这么想，是因为女人的丧服透着一种奇妙的性感气息，尤其是女人正在穿丧服的时候，令人神魂颠倒。这种莫名妩媚又性感的生物正扑簌簌地掉着悔恨的泪水，说那家伙是存心想折磨她才寻死的。我也因为中了这种性感的蛊惑，所以赶紧逃掉了。真是没脸见人。我在那之后不久就去京都闲游了。一年半以后，我回到东京。一天晚上，庄吉夫人过来拜访我。她已经自暴自弃到了极点，她成了一名小妾。说是小妾，不如说是妓女，而且还是最放荡的站街拉客的那种。我都不忍直视了。之后我听说她其实是自愿堕落到这种地步的。庄吉是一个始终在做梦的人。他的文学不光是他的梦，还是他实际的人生，同时也是他的梦。然而，梦能成为文学有一个前提：这个梦的根基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扎根，在他站立的现实的地基上扎根才行。一开始是扎了根的，因此他的老婆才会模仿他在梦里描绘的那个她，不久便毫无二致，他们成功地把现实本身变成了梦。他的人生、文学都像他制作的玩具箱一样，他跟他老婆身为玩具箱中的主人公，却有着
义的热情，片面相信民族资本更爱国。其实，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民间资本远没有估计的那样大，各省绅民虽然对介入铁路信心满满，但真的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各省绅民甚至想出了许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民间加捐加税、搜刮财富、筹措资金，弄得民意沸腾，怨声载道。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后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原本大致统一的技术标准在资金来源多样化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统一，这对于全国路网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将来各路建成后无法联通，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1906年，邮传部考虑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倾向于在适当时候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根据这个思路，邮传部稍后出面，将河南、陕西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路各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这个政策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而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化解铁路建设难题的一个出路。清廷将这些进展不顺的路段收归官办，出发点是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特别是清廷在政策上有个非常大的歧视，即官办铁路抵押路权向海内外融资，而商办铁路之所以举办困难，主要是因为政策上不允许他们抵押路权。因而中央和地方为路权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妥协办法。这样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911年。这一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痛下决心，将涉及全国经济布局的重要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尤其是粤汉、川汉等路段连接西南边陲，具有战略意义，断非民间资本有能力予以修筑。而且，从相关各省进展情形看，这几条线路也非收归国有不可，像广东绅商虽然争夺路权非常积极，但并没有在修路上下力气，而是将路权作为一担生意，倒来倒去，设法牟利。至于湖南和湖北，经济原本就落后，指望民间资本去修路无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众负担，让路权变成地方权贵牟利工具外，毫无助益。问题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绅商各树朋党，各怀意见，虽然向民众筹集了大笔资金，但并没有在筑路上卖力气。更危险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绅商将这笔资金挪作他用，许多烂账估计已很难收回。这不是一般的烂账，弄不好会激起民愤，引发骚乱。石长信的理由明白晓畅，解决方案简单易行，很容易赢得朝廷的认同和批准。而朝廷此时正信心满满地准备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于是在发布责任内阁名单第二天（5月9日）爽快批准了这份建议，宣布此前各省分设铁路公司集资兴办的铁路干线由于耽搁已久，即由国家收回，赶紧修筑。这意味着几年前向民间资本开放铁路修筑权的政策废除。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本意或许就是为了加快建设，并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是这个政策如果从民间从绅商立场进行解读，就有国进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间资本看来，这个政策太无耻了，不仅堵塞了民间资本介入铁路投资的通路，而且对已经筹集到的资金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两天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两湖厘金、税捐为抵押，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由四国银行团贷款600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盛宣怀尽管筹措了巨额资金，但他并没有准备用这笔钱去兑换各省路权。6月1日，他和端方联名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川汉铁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发还现款的话，那么就由朝廷另借洋债，而这笔洋债必须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说，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盛宣怀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举行万人大会抗议，紧接着，鄂、粤、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不要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因此引起天下大乱。然而朝廷太自以为是，盛宣怀太自信自己的正确能干，他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没想到独独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川汉铁路公司原本是个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后因绅民呼吁，吸收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成为完全意义的商办公司，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铁路如何修、修哪儿，在公司内部一直吵闹。直至1909年底，宜昌至万县段勉强开工。更为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没有用于开工，却被公司高层挪用300多万到上海各钱庄保值增值，或者购买股票；结果到了铁路国有化时，这300多万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亏损了200多万。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消耗损失了近一半。因此，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对于川汉公司高层，或许求之不得，条件是朝廷支付公司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精明的盛宣怀当然不会满足这些要求。公司高层在失望之余，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遂发动中小股东也就是一般民众起来抗争。很显然，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希望将水搅浑，以民众对朝廷的愤怒掩饰他们挪用资金的贪婪和始终没有修筑铁路的无能。由此而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一个王朝就这样顷刻瓦解了。（原载于《新世纪》2011年第30期）辛亥革命中的三种力量革命党人历史不管怎样具有必然性，推动历史进步的还是人。这个“人”既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也有不知姓甚名谁的平头百姓。辛亥革命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职业化的革命，主要参加者其实都可以算作职业政治家。在这些职业政治家中，首推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甲午战后，确实是孙中山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症结，认为中国步趋西方，甚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清廷的阻挠。所以，中国的未来首要在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紧接着，或者说需要同时进行的就是“创建民国，创建合众政府”。近代中国究竟有多少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我们直至今天的研究都很难说清楚。不过，我们不仅知道革命党的领袖人物黄兴、章炳麟、宋教仁、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邹容等，还有那十几年间流血奋斗牺牲的先烈，像黄花岗烈士等，他们都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怀念的。创建民国走向共和，是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当民主共和成为中国一个重要选项时，革命党人坚守原则不让步，甚至表示出不惜一战为理想。但是革命党人也并非一味好战嗜杀，而是适可而止，知道退让知道妥协。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推翻帝制，实行民权，一旦清廷答应了这个条件，革命党人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福祉为最重要的考量，南北言和，息兵止战，五族共和，优待皇室，原本剧烈冲突的满汉矛盾涣然冰释，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可能。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敬佩他们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南方新军不过首举义旗搅动全局的并不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在那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有着示范意义，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还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主力，不是过去农民起义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经过近代思想训练的新式军人。清政府当年创办这支军队，原本是鉴于甲午战败的教训，整军经武，用东西方各国的新办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应该说，经过几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旧式军队，不要说什么绿营八旗那些旧建制，即便在过去为清皇朝立过大功的湘军、淮军也没有办法比。领导湖北新军起义的，并不是新军高阶层将领，而是中下级军官，比如孙武、邓玉麟、蒋翊武、刘复基、刘公等。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接受过君主立宪、革命、改良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有一种本能的焦虑，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后，他们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成为泡影，这就是他们首举义旗登高一呼的真实原因。这个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举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索饷或哗变，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质。更重要的一点是，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一样，都是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式军队，所以他们在起事时，格外注意不扰民尤其不去影响外国侨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动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将冲突限定在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上，不将人民拖入战争，更不绑架人民成为战争的抵押。湖北新军的文明之举赢得了列强认同，所以才有各国领事继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宣布南方革命党、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将南北战争定位为中国内战，列强不偏袒不介入，这就为革命党、为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湖北新军的领袖，除了先前的张之洞外，此时最重要的领导人当然就是黎元洪。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领导下，在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参与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发展，各省革命党人或新军将领在湖北新军示范下，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朝廷，这就使全国局势迅速演变，对清廷来说无疑是日趋恶化。立宪党人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镇压，然而皇族出身的荫昌或许真的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许其皇族出身也是个障碍，于是清廷很快起用三年前弃用的汉人能臣袁世凯。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获得“非袁莫属”的声誉，那真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他在几乎举国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时候，中流砥柱般地坚守十几年君宪主义立场，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构中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只是到了后来，当君宪主义实在无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时候，袁世凯借力发力顺势而为，承认君宪主义已经属于历史，接受以民主共和为南北和谈的主轴。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是把立宪当做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立宪党人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清皇室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中，唯一受到损害的无疑是清皇朝。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结果是清皇朝咎由自取。历史给清皇朝留下许多机会，都被它白白错过。甚至到了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的滦州兵谏爆发，清廷依然不觉悟，依然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去回应革命党人和新军将领的政治要求，于是清廷只能被历史所抛弃，两百多年的皇朝顷刻沉没。不过，对清皇朝的最后表现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后时刻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极权主义者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焦土抵抗、殊死搏斗，而是知进退。当他们发现抵抗无益时，索性放弃了抵抗，以哀兵的办法为这个皇朝赢得了尊严和保全。于是进入民国之后，人们对清廷最高决策者隆裕皇太后的决断钦佩不已，或以为她是“女中尧舜”，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贡献殊巨。清廷最后决断和结局，还得益于这个皇朝的主要雇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军将领特别是北洋将领，在南北和谈胶着战火有可能重燃的关键时刻，是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联名为朝廷指出一条明白的路：必须接受民主共和，必须在辛亥年结束之前作出肯定答复。北洋将领阵前倒戈使清皇朝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这些将领并没有忘记这个皇朝的过去，并没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所以当南方革命党人提供的退位条件使清廷觉得尴尬觉得无法接受时，又是这批将领大义凛然要求南方革命党人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一个即将消逝的王朝，民族应该和解，仇恨应该忘却。于是南方革命党人在稍后修订的退位条例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场以法国大革命为取向为榜样的大革命，最终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国大革命及稍后的俄国革命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大屠杀。辛亥革命的这层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应该得到充分展示和张扬。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过去的评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的结果好像并不彻底，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就是旗帜换了，人还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还是主子，奴隶还是奴隶，甚至成为奴隶的奴隶。对于鲁迅的抱怨和革命话语的指责，我们过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其实，从现代政治的立场看，一切大的政治变动与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政治变动却可以也必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些变动并不一定要唤醒民众的参与，并不一定要将整个社会整个民众都卷入其中。当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已有数十年发展，民间自治能力已有相当提升，政治变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去骚扰民众绑架民众，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政治选择。（本篇文章来源于网易访谈2011年6月10日）辛亥革命100年系列访谈之一：一个王朝的隐退编者按：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种方式的回溯、反思、纪念，令读者目不暇接，甚至审美疲劳。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撰写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虽不是最为瞩目者，却促人深思。他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重新讲述100年前的历史。这本书的腰封上没有常见的文化名流联袂推荐之类，而是有一行大字：“读懂中国革命，读懂中国民主，读懂中国未来”，下面还有两行小字：“1911年中国大革命体现了中国独有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智慧的民族，总会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觉得有些环节用现有解释怎么也说不通，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检讨近代历史，我觉得现代走了100年，就是一个大轮回。”马勇说，之所以选择辛亥的题目研究，之所以用现在的解读方式，都不是毫无缘由的，“当然是有一份对现实的观照在”。微博上他起名“旁观者马勇”，给了自己一个最佳界定。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便该永远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尽一切可能逼近历史真相。晚清新政，弄假成真《南风窗》：《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完后，感觉清廷还是有立宪诚意的。他们已经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开刀，限制君权，只是每每时机都比民意晚半拍
行惩处的例子。另外，满洲人在围攻大凌河时将自己的都城交由蒙古军留守一事，对祖大寿等人也是一种明确提示。这一引人注目的迹象表明，满洲人愿意信任那些归顺金汗以求恩养之人。而一旦双方誓诸天地，他们也会得到同等的信任。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隔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文饰之言耶？最后，书中建议，祖大寿遣使至后金营中莅盟，同时后金也遣使进城与祖大寿莅盟。皇太极的宽宏或许是真诚的，而尽快促成大凌河守将的归降也是目的之一。金军虽大败张春，但其粮草也已渐渐不支。当地全无可以抢掠的村镇，因而无法就地筹饷。相反，所有汉族居民都集中在自己修筑的台堡之中，连牲畜也带入其中，以防盗窃和抢劫。皇太极不见祖大寿回音，便决定全力争取最大的一座台堡——明参将王景驻守的鱼子嶂台——归降。佟养性率领全部旧汉兵，携“红夷”大炮6门、“将军”炮54门，配合500名满洲士兵攻打鱼子嶂台。该台依山而立，垣墙坚固。佟养性用大炮连轰三日，炸死台中守军57人，幸存者皆慌恐不安。11月5日，王景见部下力已不支，遂弃台出降。攻克鱼子嶂台，是个决定性的胜利。其余各台皆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金军从中缴获了大批粮草，足供其人马一月之用。很明显，金军得以继续围困大凌河，主要是由于取得了这次胜利；而这次胜利则显然是皇太极事先组建了汉军炮兵的结果。后金军获得了充足的给养，从而能继续围攻一月之久，而城内明军此时却陷入了骇人听闻的艰难境地。11月3日，一个名叫王世龙的人越城来降，说城内的夫役商贾全已饿死，战马多被杀而食之，只剩了30匹，士兵则开始以人肉充饥。几天后，金军又获悉，城内明军走投无路，正在有计划地杀人为食。11月7日，皇太极令一名和张春同时归降的明朝官员，至城下与祖大寿对话。皇太极要祖大寿派一名官员到金军大营中来看一看。不久，游击韩栋出城，到金营中进行了短暂的拜访。当晚返城后，他告诉祖大寿，金军确实从张春手中及周围陷落的台堡中缴获了大批火器和粮草。自被围以来，祖大寿终于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投降问题了。这时，皇太极决定改变劝降对象。11月16日，他派人将一封写给守城士兵的信射入城中。信中指责明军将领仅仅为了保全名节而拒绝归降，致使部下遭受如此困苦；并提到城内攫人而食的现象，指出守城将领将来到了阴间也要为吃人肉而受到惩罚；然后宣布，凡杀其长官归顺后金者，皆赦免其罪，并量功授职。“尔等小人，死亦何名。”次日，城内一人设法逃了出来，被金兵抓获讯问。此人透露了两条重要情报。一条是城中将领正在杀食士卒为生，这意味着城中守军正在自己消灭自己。另一条是祖大寿计划于11月18日或19日全力突围。皇太极对突围的可能性并不在意。自开始围城以来，他的部下一直在大凌河城四周加修壕沟和栅栏，饥饿无力的明军根本不可能逃出。祖大寿肯定也做出了同样判断，因为就在计划突围的11月18日，一支箭从城上射入了金军的阵地。箭上有祖大寿和其长子祖泽润的两封信，分别要求皇太极派手下的一名汉官、副将石廷柱进城面谈。这两封信有力地说明，大凌河守将正在考虑归降之事。第二天，后金使者来到南城门外，其中包括副将石廷柱、参将宁完我、达海及其他几位官员。达海代表众人向韩栋喊道，城中必须交出一名人质，石副将方可进城。一会儿，城上缒下一人，自称是祖大寿的义子祖可法。后金使者将其带回金营，去见济尔哈朗与岳讬，后者时为管兵部事，是“恩养”汉族降人政策的有力支持者。祖可法上前欲向两位满洲贵族叩拜，岳讬阻拦道：“前此对垒，则为我仇敌。今已讲和，犹兄弟也。何以拜为？”于是，祖可法——其身份已被证实——被让至两位贵族右边的客座。石廷柱等后金使者这才返回大凌河城，去见祖大寿。石副将走后，岳讬与祖可法做了长时间的重要交谈，从而使满洲人认识到了永平大屠杀在东北武人中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岳讬开口便问，祖可法和他的父亲为何如此不愿归顺，为何宁守空城而死。祖可法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他说，因为所有明军将领都记得永平发生的事情。当时，后金答应优待永平全体官民，但结果却将他们全部屠杀了。岳讬极力解释，此事乃一贝勒所为，并非皇太极之意。他说，自皇太极即位以后，后金便敦行礼义，抚养黎民。当被问及是否听说过皇太极倡导“仁心仁政”、爱惜士卒之时，祖可法小心翼翼地答道，确曾听说皇太极向贫民发放衣食，并善待富人，这都体现了他的人君之德。然而，永平之事毕竟难以忘却。一年前曾有许多人目睹了那场大屠杀。现在他的许多同胞对后金恩养和奖励降人的许诺根本不愿相信。当晚，石廷柱返回金营后，祖可法被带至城南放回，此后他可能向祖大寿等人转达了岳讬重申的诺言。石副将则向皇太极报告说，他与祖总兵的会见未能如愿。明军将他吊入城中后，没像事先约定的那样带他去见祖大寿，但向他转达了祖大寿对皇太极欲征服天下“成大事”之志向的关切。祖大寿及其部将不愿归顺将和占领永平之后一样很快撤回沈阳的金汗。因为他们来大凌河巡察时都把妻子留在了锦州，归顺金汗并随之去沈阳，便意味着永远抛弃了他们的家人。不过，金汗若确实有“成大事”之志，下一步便应筹划攻取锦州。“倘得锦州”，祖大寿最后说，“则吾妻子亦得相见。”第二天，即11月19日的清晨，又有两封书信射入后金营中。两书都是祖总兵之子祖泽润写的，一封致石副将，一封致皇太极。致石副将之书中对皇太极“成大事”之志表示了和祖大寿一样的关切，同时也对阻碍祖总兵与后金使者面晤的城内混乱局势做了解释。他说原因是在石副将到来之前，许多将领对会见后金使臣一事表示反对。这说明城中将领仍普遍担心永平事件重演，因而宁可光荣地战死城中，也不愿在出降后束手被杀。祖泽润本人赞成归顺，但“我独力不能胜众口”。因此，他向石副将建议，后金大汗可亲自率众前来招降。这将有助于使城中疑虑重重的人们相信，金汗确实欲图“大事”，从而使那些和他一样将亲属留在锦州或燕京（北京）的人们为之动摇。如汗果欲成大事，我等甘心相助。若能设策，将燕京舍弟救出，足见吾兄全我祖氏之大恩。和其父一样，祖泽润也很愿意帮助满族去征服天下，如果这能使他同实际已被明朝扣在北京作人质的亲属团聚的话。由于信中明确指出的原因，祖泽润在写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表现出比对石副将更多的信任感。他写道：前遣人来招降，时难以一言立决。盖众官不从者甚多。或云：“汗非成大事之人，诱降我等，必仍回军。”或又云：“此特诱降而杀之耳。”是以宁死不肯归顺。我对众言，前日汗所遗书，明言向曾有所杀戮，今则概与安全，此人所共知者。今不信此言，摇惑众心者，惟何可刚、刘天禄、祖泽洪三人。何可刚云：“汗非成大事之人，得永平先回，又屠永平人民。我等若降，纵不杀，亦必回军，我等安归？”平彝营祖泽洪，诱诳众蒙古，使不降汗。又有逃来人，言汗于敌国之人，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一死。以此众议纷纭。虽有归顺之意，一时难决。且祖总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为念。汗可令石副将来，祖总兵将以心腹事告之。前石副将来时，祖总兵即欲相见，众官不从。今泽润在内调停，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是以系书于矢，射出。汗可遣能言者来。此乃机密事，城中人疑我者多。我书到时，望汗密藏，毋令阵获官员，及往来传语之汉官见之。与我同心者，副将四人，不便举名，故不书。看来，促成大凌河归降的关键，是让城中动摇不定的人们相信，皇太极定能成其“大事”；而这便意味着要做出攻打锦州的具体部署。因此，皇太极再遣石廷柱至大凌河对祖大寿说：“尔等欲定计取锦州，可遣大员来议。”当晚，祖可法再次出城送来简短的回音：后金若认真做出立即攻打锦州的计划，祖大寿便率部归顺；否则，劝降无益。皇太极深知自己的军队，尤其是眼下可能要增加数千饥饿疲惫之降人的时候，无足够给养继续去攻打锦州。后金的满、蒙、汉大军经此苦战之后，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能去攻打另一座重镇。但若不向祖大寿明确表示锦州将很快被攻克，他又无法促成大凌河的归降。皇太极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将攻取锦州的任务推给祖大寿自己。石廷柱和达海奉命向祖大寿传递了如下信息：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过劳，难图前进。尔等降后，锦州或以力攻，或以计取，任尔等为之。11月20日，祖大寿复书皇太极。书中提出的攻取锦州的计划，被有意弄得模棱两可。他说，他可派一人潜入锦州，与其弟锦州守将祖大乐联系，但潜入之人有被抓获受审的危险；或者，他可亲自率军诈作逃走之状，进入锦州并夺取之。究竟采取哪种方案，“惟汗睿裁”。无论皇太极做何选择，范围已经确定了。最后，祖大寿写道：“我降志已决。至汗之待我，或杀或留，我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1631年11月21日清晨，大凌河城门大开，祖大寿令二人押副将何可刚出城，于后金营前示众。二人声称，这是唯一拒绝归顺的明将，奉命斩于大汗之前。何副将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其尸首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不久，4名副将、2名游击出城，代表祖大寿及其他37位官员，与皇太极和众贝勒对天地盟誓。誓词曰：“凡此归降将士，如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之后，复离析其妻子，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吾纪算。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或逃或叛，有异心者，天地亦降之谴，夺其纪算。”双方盟誓完毕，祖大寿遂正式献城投降。城中原有3万人，被围82天后，只剩下11682人了。当天，皇太极又遣使入城至祖大寿营，要他定计取锦州。祖大寿不想同来使谈此事，坚持要面见皇太极。皇太极起初不愿接待祖大寿，谨慎地推托说，盟誓虽申，然民心未定。但最后他还是同意祖大寿于当天一鼓时分（下午七点）前来拜见。接到这种犹犹豫豫的邀请后，祖大寿以为将受到冷淡、傲慢的接待。因此，当他看到诸贝勒出营一里隆重迎接他时，不禁喜出望外。他来到御营，皇太极又亲自出幄相迎，并免其跪见，行抱见礼，像接待贵宾那样与他并入幄中。入幄之后，皇太极像对待孟乔芳那样，令祖大寿坐在自己身旁，亲自以金杯盛酒赐之，又赐以御服黑狐帽、貂裘、白马等物。到了开宴入席时，祖大寿又被待以最高礼节，只有汗兄代善坐于其上。在此前的通信中，祖大寿曾经提出过攻取锦州的两种方案。这时他又对皇太极说，后一方案——即祖大寿率军佯装逃走——似乎更为稳妥。皇太极表示同意，第二天（11月22日）即命多尔衮等贝勒准备配合祖大寿袭取锦州。为了能和祖大寿所率350名亲随士兵一起混入城中，参加此次行动的金军（官48员，兵4000人）都奉命改穿了汉装。然而当天夜里，大凌河城内发生了严重骚乱。约二鼓时分，城内枪炮声不绝。祖大寿和皇太极都派人前去调查，但适逢大雾，放枪炮者逃之夭夭。此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似乎使皇太极感到不安，因为他毕竟煽动过祖大寿的士兵反抗其将领。第二天，皇太极召集众贝勒议事，说他担心祖大寿可能复叛，特别是当其率亲随士兵进入锦州城后。既而，他又说，此事一本万利，因而不妨冒此风险。如果祖大寿信守诺言，令锦州归降，那么，明朝就再也不能以锦州或宁远威胁后金了。何况祖大寿的子侄实际已被后金留为人质；这也将使他不敢轻易地背叛后金。当天晚些时候，祖大寿又向皇太极献计。他计划当晚赶赴锦州，徒步入城，然后对城中人说，昨夜他是突围逃出来的。他不打算将扮成明军的满洲士兵带入城中，而准备说服锦州军民——他们本来归祖大寿统辖——同他一道归顺后金。邱巡抚若赞同此事，则他的性命可以保全，否则只好将他除掉。如次日皇太极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经顺利入城；如果第三或第四天又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大功告成，那时皇太极便可率军前往，与祖大寿会合了。皇太极同意了这一计划。当晚，皇太极赐宴后，祖大寿便率领26名士卒，由副将石廷柱等陪送，乘马出发了。到了小凌河，祖大寿一行下了马。他们徒步过河，趁着夜色，奔向锦州城。此处一别，石廷柱和祖大寿到10年后才得以重见。11月24日，皇太极及其将士听到了锦州传来的第一次炮声，但其后再也没听到第二次炮声。1631年11月26日，祖大寿派人到后金营中传话说，他前日带人太少是个错误，锦州新兵甚多，所以原计划眼下难以实现，只能慢慢想办法了。五天后，即12月1日，祖大寿又派人送信到金营，说相约之事，难以骤举，并重申了所带心腹之人太少、新近调集锦州由邱巡抚统领之兵太多、以及邱巡抚对他颇有疑心等理由。此外，大凌河陷落前，有三人越城逃到了锦州，邱巡抚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大凌河之事，对祖大寿就更加怀疑了。所以祖大寿目前必须潜伏下来。因信使有被捕的危险，他建议停止联系一年，待邱巡抚的疑心消除后，再恢复联系，共图约定之事。皇太极小心翼翼地答复道：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此书未得回音，双方遂不再互通书信；直到1635年，皇太极才明确意识到，祖大寿虽已完全控制了锦州，却仍旧忠于明朝。皇太极的冒险失败了：锦州仍然在明朝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