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邻居做了两次舒服
来源：成熟丰满熟妇av无码区 发布时间：2024-01-06 14:10:35
和邻居做了两次舒服来名医扁鹊为赵鞅看病。扁鹊出来，对家臣们说：“你们不要慌，他的血脉很正常，不会有什么危险。”家臣们都将信将疑。扁鹊说：“以往秦穆公也得过这样的病，昏睡七天七夜才醒。他醒来的那天，告诉大臣说，他是到天帝那里去了，感觉很快乐。之所以耽搁了那么久，主要是天帝留他做客。天帝还告诉他，晋国将有大乱，五代都不得安宁。大臣写下这些话，将它收藏起来，也就是所谓的‘秦谶（chèn）’。后来发生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不用我多说。如今你们的主人的病和秦穆公一样，没事的，过两天就好了。醒来之后，他一定有话说。”过了两天，赵鞅果然醒来。他告诉家臣：“我去了天帝那里，与诸神游于天庭，听到仙乐飘飘，都是在人间没有听过的，非常动听，令我心旌神摇，兴奋不已。这时有一头熊冒出来欲要袭击我，天帝交给我一副弓箭，我一箭便将熊射死；又有一头罴（pí，棕熊）出来，我又一箭射死了罴！天帝十分高兴，赏给我两个竹箱子，还带着两只小箱子。我看见有个孩子站在天帝身边，天帝又送给我一只狄狗，说等我儿子长大了，就把这只狄狗给他。天帝还说，晋国也不长久了，就快要灭亡了，他思念虞舜的功勋，在恰当的时候会把舜的后代女子孟姚许配给我的子孙。”家臣将赵鞅的话记录下来，藏在府中。过了几天，赵鞅出门，有人挡在路中间，要求面见赵鞅。赵鞅一看，觉得这个人有点面熟，但又记不起是在哪见过。那人要赵鞅屏退左右，说：“您见天帝的时候，我就在天帝身边站着啊！”赵鞅仔细一想，确实是有这么个人，赶紧问：“您来这里是有什么要指教我的吗？”那个人说：“您还记不记得，天帝让您射熊罴，您把它们都射死了？”赵鞅说：“记得。”那人说：“晋国将有大难，天帝让您灭掉两位卿，他们的祖先就是熊和罴。那个小孩就是您的儿子，狄狗是代王的祖先，您的儿子将来必定占有代国。至于那两个箱子，意味着您的后代将会进行改革，穿着胡人服装，吞并狄人建立的两个国家。”那个人就是本书第一章说到的姑布子卿。后来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将姑布子卿的话一一应验。到了公元前311年，也就是秦惠王去世那年，赵武灵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处女在他面前边弹边唱：“美人荧荧兮，颜若苕（tiáo）之荣。命乎命乎，曾我无嬴！”翻译成现代文，大概意思是：美貌的女子光彩照人，有如盛开的紫云英，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啊，什么花儿都比不上我嬴氏漂亮！赵武灵王醒来后，对这个梦念念不忘，多次在喝酒的时候向人提起，而且将那女子的模样描述得活灵活现。大夫吴广听说后，托人将自己的女儿娃嬴送进宫。赵武灵王一看娃嬴，脱口而出：“正是她！”于是将她收于后宫，不久便立为王后，也就是惠后。据司马迁介绍，娃嬴就是当年天帝许给赵氏家族的孟姚。这种说法究竟有何根据，估计连司马迁也说不清。因为这个传说，赵武灵王后来废除赵章的太子之位，改立惠后的儿子赵何，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在赵武灵王心中，对赵章多少还是有些内疚的。公元前295年春节，群臣进宫朝觐赵惠文王，赵章也来了。赵武灵王让赵惠文王坐在朝堂上听政，自己则躲在屏风后面观察众人。只见长子赵章身材高大，与自己相似，却要向北面叩拜，向弟弟俯首称臣，样子十分委屈。赵武灵王不觉心生同情，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脑子里。何不将赵国一分为二，就让赵章在代地称王呢？出现这样的想法，说明赵武灵王一代枭雄，却又不过是个家长里短的老头儿。古往今来，分家可以，分国却是闻所未闻。心疼一个儿子就将国家一分为二，如果心疼十个儿子，难道就将国家一分为十吗？赵武灵王把这事儿跟肥义说了，肥义大吃一惊。赵章桀骜不驯，已经有人给肥义打过预防针了，现在赵武灵王还要扩大赵章的权力，分裂赵国，这到底是要唱哪出啊！他明确表示反对。赵武灵王也不着急，说：“你先想想，这事我也仅仅是有个想法，还没有最终下决心。”春节过后，赵武灵王就带着赵惠文王前往沙丘（今河北省平乡）游览。他想趁着这个机会跟小儿子好好说说，让小儿子理解他的决定。毕竟，小儿子现在是赵国的主人，如果他不同意，事情就不太好办。赵武灵王没有想到，他这边为赵章想方设法争取权力，赵章却已经急不可耐，正在和田不礼商议要发动政变，杀死赵惠文王。当时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在沙丘都有行宫，没住在一起。有一天，赵武灵王正在寝宫中看书，突然听到外面喧闹，刚想叫内侍出去看，只见田不礼顶盔贯甲，带着一群武士闯了进来。赵武灵王大怒，将书甩到地上，喝道：“田不礼，你这是想干什么？”田不礼一直走到赵武灵王面前，单膝跪下，说：“启禀主父，城里发生了叛乱，安阳君担心主父的安全，特命下臣前来护驾。”“叛乱？”赵武灵王吃了一惊，“谁敢叛乱？”“大王。”“胡说，大王怎么会叛乱？”“大王即位已经四年，早就不甘受主父制约，所以叛乱。”田不礼说着，人已经站了起来，朝着门口走去。“这个地方已经由安阳君的人保护起来了，请主父放心。”赵武灵王怒道：“我要他保护什么？你赶快带走你的人，我要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田不礼头也不回地说：“不行，您不能出去，外面有危险。”随着宫门被缓缓关上，赵武灵王孤零零一个人呆坐在地上，这才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他，赵国的主父，已经被儿子囚禁了。与此同时，一名使者来到赵惠文王宫中，宣召他去主父宫中谈点国家大事。赵惠文王刚要出发，高信拦住了他，说：“相国早有交代，如果主父宣召大王，必须先通知相国。”赵惠文王说：“为什么？”高信犹豫了一下，说：“相国认为安阳君怀有谋逆之心，担心大王的安危。”赵惠文王想了想，说：“那好吧。”于是派人通知肥义。肥义过来后，对赵惠文王说：“让老臣陪大王一起去见主父吧。”肥义和赵惠文王同坐一辆马车，来到主父行宫门前。肥义说：“请大王在车上稍等片刻，老臣先进去向主父请安。”说着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驾车的高信。高信握了握腰间的佩刀，又看了看跟随他来的几十名骑士，朝肥义点了点头，意思是您放心，大王就交给我了。看着肥义拖着老迈的身躯，颤颤巍巍地走进行宫，赵惠文王的眼睛突然湿润。这位赵肃侯时代留下的老臣，曾经坚定地站在赵武灵王身前，为推行胡服骑射而甘当铺路石，现在又为了维护他的安全而甘为前驱，以身试险，叫他如何不感动？可是事情真的有那么危险吗？赵章平日里虽然狂妄自大，在主父面前却总是毕恭毕敬，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他难道敢挟持主父？这行宫，从外面看起来还是一如往日的平静，落日的余晖洒在宫墙上，温暖而宁静，看不出任何阴谋的气息。但愿是肥义多心了。赵惠文王正这么想，肥义就又出现了。肥义还是颤颤巍巍地走出来。肥义虽然叫肥义，身形却十分消瘦，一阵微风便将他花白的胡须吹起。他只走了两步，颓然倒地，背上赫然插着几支箭，鲜血已经将整个背部染红。赵惠文王觉得喉咙干涩，刚想出声，一支长箭从宫中射出，稳稳地钉在车辕上。紧接着从宫门冒出一群黑衣武士，以极快的速度向着马车冲过来。高信二话不说，打马便走。他带来的数十名骑士显然训练有素，有一半人自动拦在宫门口，与黑衣武士杀成一片；另外一半则紧跟在马车后面，形成一个半圆形的保护圈。赵惠文王回到他自己的行宫，立刻命令集结军队，交由高信带领，向赵章发动反攻。公子成和李兑在邯郸闻知政变，也率领军队赶来，还调集四周各县的地方部队前来护驾。赵章的党羽很快被打散，只剩下他和田不礼带着一些人还坚守在主父行宫。眼看行宫的大门就要被撞开，赵章情急之下，竟然冲进赵武灵王的寝宫，一把抱住赵武灵王的大腿，号啕大哭起来。“你这是怎么啦？”赵武灵王问道。“父亲！”赵章带着哭腔喊道，“大王要杀我，大王要杀我！”“不会吧？”赵武灵王神色木然地说，“刚刚不是你叫田不礼带人包围了这里吗？是你想杀你弟弟吧？”“啊！不是，不是这样。”赵章一个劲否认。“你这又是何苦呢？其实我已经跟相国商量，要把赵国的一半划给你，让你在代地称王，可你……”赵武灵王说着，脸上露出一丝苦笑。“父亲！”赵章只是大哭，“您一定要救我，不要让大王杀了我，我是您的儿子啊！”“可是，如果你得手了的话，你会不杀你弟弟呢？只怕连我这把老骨头都不会放过吧！”赵章听到这话，抬起头来看着赵武灵王，摇头说道：“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对您下手？我只是想要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我才是赵国的太子，我又没犯什么错，父亲您为什么就要剥夺我的地位，让弟弟后来居上呢？”赵武灵王默然不语。这时，门外传来田不礼临死前的一声惨叫。公子成和李兑带着人走进来，看到赵武灵王在这儿，赶紧退后几步，说：“安阳君叛乱，下臣特意赶来救驾。”赵章吓得浑身发抖。赵武灵王思索了片刻，问道：“叛党都剿灭了吗？”公子成说：“都剿灭了……除了安阳君。”赵武灵王说：“那就好。安阳君该怎么处理，由我亲自来决定。你们先退下吧。”公子成作了个揖，就想退出。李兑暗中踩住他的脚，不让他走。公子成蓦然省悟，说道：“请主父将安阳君交给下臣。”赵武灵王说：“你说什么？”公子成说：“主父早已经将国政交给大王处理，下臣要将安阳君带到大王面前，接受大王的审判。”赵武灵王气不打一处来：“我如果不交呢？”公子成说：“那我们就在外面等着。”说着他挥挥手，带人退出了寝宫。《史记》记载，赵章最终在赵武灵王的行宫中被杀。此后公子成被封为相国，号称安平君。李兑也不错，被封为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至于赵武灵王，他的结局只能用“悲惨”二字来形容。赵章被杀之后，公子成和李兑商量：“因为安阳君的缘故，我们包围了主父。按照赵国的法律，这是要满门抄斩的。”两个人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主父行宫彻底包围起来。而且将宫女和内侍全部赶走，只剩赵武灵王一个人待在宫里，想出又出不来，又得不到食物，只好掏鸟巢里的雏鸟出来生吃。这样围了三个月之久，再派人进去打探的时候，赵武灵王已经不知道饿死多久了。赵武灵王这个人，历史上评价很高，关键是胡服骑射这件事很让人佩服。真正的改革，从来就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把戏，而是大刀阔斧地向旧制度、旧习俗挑战。如果拘泥于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什么邪路不可走，那就不用谈改革。要知道，历史是在不断进步，观念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现在见了官老爷不用下跪，还可以时不时对政府发发牢骚，在一百多年前的人看来，已经是走在邪路上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武灵”这个谥号，恰如其分地评价了赵武灵王的一生。谥法：克定祸乱曰武，乱而不损曰灵。赵武灵王一生东征西讨，武功赫赫，把赵国打造成了一个足与齐、秦抗衡的强国，却在处理家务事上优柔寡断，毫无章法，以至于父子二人都不得好死。用司马迁的话说：“岂不痛乎！”【上兵伐谋：把问题丢给对手】公元前632年春天，晋文公率领晋国三军从绛都出发，按计划讨伐曹国，以牵制楚国军队，救援齐、宋两国。晋国人再一次采用假道伐虢的手段，派使者到卫国请求借道。卫成公当然清楚晋国人的意图，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同意晋国的要求，让晋军从卫国通过，等晋军消灭曹国后，回师途中再顺手消灭卫国，易于反掌，今日的卫、曹两国就是当年的虞、虢两国——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如果不同意晋国的要求，晋文公正好借题发挥，给卫国扣上一顶“不合作”的帽子，名正言顺地派兵攻打。卫成公权衡再三，决定不答应晋国的要求。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晋文公立刻改变进军路线，迂回到卫国南部渡过黄河，将主攻方向放到卫国，只派少量部队袭扰曹国，以防止曹军在晋军身后搞破坏。晋军气势如虹，几天之内便攻下了五鹿。对于晋文公来说，五鹿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想当年，他从翟国出发，流亡到卫国，被卫文公拒之城外，饥肠辘辘之时，在五鹿的田野里向农民乞讨饭食，农民毫不客气扔给他一块泥巴，狐偃马上跪下说：“这是上天赐给您国土！”没想到一语成谶，十二年之后，晋文公果然以主人的身份进入五鹿。野史记载，在感激狐偃之余，晋文公甚至没忘记找到当年向他扔泥巴的农民表示感谢。自古富贵宽容，穷酸刻薄，能够善待昔日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富贵。同年二月，中军元帅郤（xì）谷因病在五鹿去世，先轸由下军副帅调任中军元帅，胥臣臼季接任下军副帅。《左传》强调，进行上述人事调整的主要依据还是各人的德行。三月，晋文公和齐昭公在卫国的敛盂举行会晤，结成了同盟。在巨大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下，卫成公再也坐不住了，派人跑到敛盂请求和谈，遭到晋文公的拒绝。“寡人先礼后兵，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你们却一直拖到现在才来求和，不觉得晚了点么？”他一边剔着指甲，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看都不看使者一眼，“回去告诉你们的国君，洗干净脖子，等着寡人来取他的头颅。”晋文公这样做，并非为了吓唬卫国人，而是另有深虑。卫国正好处于齐、晋两个大国之间，北边是狄人部落，南边则有宋、郑两国。晋文公想救援宋国，必须先征服卫国；想联合齐国，也必须通过卫国；想控制中原的心脏——郑国，也必须先控制卫国。换而言之，晋文公如果想称霸天下，卫国就是门户，必须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如果太轻易答应卫国人的和平请求，则卫国人得之愈易，愈不加珍惜，势必朝三暮四，与晋国貌合神离。因此，必须要给卫国一个深刻的教训，使卫国人从心理上彻底臣服于晋国。你想战便战，想和便和，没那么容易。卫成公急了，战又战不过，降又降不成，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主动投靠楚国。而楚成王也正想利用卫国来牵制晋国。收到卫成公的求援信后，他二话不说，马上请同盟的鲁国自东方出兵西进，楚军则自南方北上，兵分两路救援卫国。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听到卫成公投靠楚国的消息，卫国首都的居民（国不干了。在他们看来，楚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晋国同宗同种，既是近亲，又是近邻，必须亲善。在一小撮人的撺掇下，国人们居然以下犯上，群起而攻之，将卫成公驱逐到襄牛去居住，并且推举代表前往五鹿向晋文公再度请求和谈。与此同时，楚军的救援部队遭到晋、齐、秦联军的阻拦，不能继续北上；而鲁国派公子买率军进入卫国，也因卫国的政变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鲁僖公突然害怕起来，他似乎有某种预感，觉得晋国很有可能在这次中原混战中获得胜利。若果真那样，为了救援卫国而得罪晋国，实在是得不偿失。但部队已经派出去，现在下令收回的话，楚成王又肯定很不高兴。如何是好呢？任何看似进退两难的问题都难不倒缺德的人。鲁僖公很快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把军队撤了回来，以示不与晋国为敌；又杀了公子买，派人将人头送给楚成王，说：“公子买没有完成救援任务，擅自回师，寡君十分恼怒，但是也没办法，只能杀了公子买，拿他的人头来向您请罪！”《春秋》记述此事：“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说公子买奉命保卫卫国，没有完成任务，被刺杀。这个说法与鲁国官方的说法基本一致，但史官的笔毒见于一个“刺”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本来可以大大方方用个“杀”字。然而鲁僖公要公子买死，名不正言不顺，实为陷害忠良，滥杀无辜，但又不能明说，因此用个古怪的“刺”字，留待后人去猜想。我想说的是，一个缺德的领导背后，总有一批倒霉到随时准备背黑锅的下属
常洛。朱常洛生母王氏是个普通宫女，被万历私幸，而怀下身孕。但万历喜欢郑贵妃，不喜欢王氏，于是拒绝认这个孩子，而且不让他上学。谁建议让朱常洛出阁读书，谁就被贬遭罚。朱常洛长期被禁闭在宫中，几乎是个文盲。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发生了梃击东宫太子朱常洛事件，这就是梃击案。这天傍晚，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太监，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直到屋檐下才被捉拿。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太监守门，第二道门无人看守。事发后朱常洛惊恐万状。万历帝下令审讯。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不愿深究。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和刑部官员联合对张差进行突击审讯。在这里我们要交代一下东林党，东林党人这个称呼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1604年，顾宪成修复宋朝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在此讲学，最终逐渐形成地方实力派。顾宪成有一副很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三方会审时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太子），有吃有穿”。他们对他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万历既不愿意因此事伤到郑贵妃，也不愿意让太子朱常洛白受惊吓，于是下令禁止株连，不要牵扯太多人。最后张差被处死，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被秘密打死，这就是梃击案。此事从表面上看是郑贵妃意欲谋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但实质上反映出朝廷中东林党与其他派系的政治斗争。万历去世后，八月初一朱常洛继位，长期被禁闭在宫中的他终于得到了解放，一个几十年都被压抑的人一下子成为中国的“一把手”，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朱常洛想的是从今往后可春看桃花流水，夏赏荷叶涟涟，秋观枫叶正红，冬临皑皑白雪，再也不被限制自由，可历史却让他连这个夏天都没能过去。朱常洛体弱，无法通过盘马弯弓来释放男人的情怀，他只愿意通过对女人的征服来释放自己被压抑的情感。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就在他登基的第二天，郑贵妃送给他几个美女，关于美女的数量，说法不一，据查继佐的《明书》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谈迁《国榷》则说“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李逊之《三朝野纪》也记载是八个人，三比二，咱们姑且就相信是八个人。如果换作别的男人，未来一周就有得忙了，但压抑了几十年的朱常洛恨不得一夜之间补偿回来，这就出问题了。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如果突然同时吃鹿茸、人参、狗肉，那不出半天就要被送到医院放血了。一夜之间进行八次车轮战，下场也可想而知。“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换作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尚可对付，但以朱常洛的体质，这一夜，只怕就如民间所说：被掏空了。相比之下，宋度宗就比朱常洛厉害多了，《南宋杂事诗注》记载，宋度宗刚即位，就有一夜之间临幸三十个宫女的记录，而他非但没有精尽人亡，反而又活了十年，朱常洛就不一样了，死亡已近在眼前。此时太医崔文升给朱常洛开的药方是泻药，有人会问，这不明摆着想害死朱常洛吗？本来就已经快精尽人亡了，再让他拉几十次，他不就去见朱元璋了吗？其实这里面忽略了一个细节，以朱常洛的小体格，他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八次战斗的，那么他一定是服用了很给力的药物，现在药物在他体内还在起作用，必须先用泻药把体内的春药排出来，然后再补肾养气。从医理上看，崔文升做得没错，但是他下药下猛了，药量过大，朱常洛一天一夜拉了四十三次，然后就起不来了，大小便问题怕是只能在床上解决了。此时朱常洛病急乱投医，有个叫李可灼的官员自称有“仙丹”，朱常洛命其立即献上。仙丹就是红丸，朱常洛服下后，当即觉得神清气爽，腰也不酸了，肾也不痛了，腿也不抽筋了，走路也有劲了，肚子也饿了（“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这时是中午，到傍晚五时，为了巩固疗效，朱常洛再次服下一枚红丸，第二天，九月初一凌晨，在内阁的大臣突然接到太监传到的谕令：即刻入宫觐见。所有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他们从内阁向皇帝寝宫小跑的途中，朱常洛驾崩，仅在位二十九天。而后其子朱由校继位，年号天启，史称明熹宗。这就是明宫三案之红丸案。红丸是“无性纯红丹”，最早是万历皇帝的爷爷嘉靖时陶仲文炼成，说吃完可以长生不老。这种红丸的制作方式很有意思：用处女首次月经来潮的经血做药引子，把收集来的处女经血放在金质或银质的器皿中，再加上半夜采集来的第一滴露水，而后放入乌梅等各种东西，连续煮七次，使药物浓缩成黏稠状态，这时再加进乳香、松脂，以火提炼，最后炼成丹丸。陶仲文还说：这种丹丸必须以晨起采得的露珠或初为人母者得乳汁调服才能奏效。为了炼这种丹药，嘉靖选了一千多名十岁到十四岁的少女入宫。红丸含有一定量的性激素，所以使朱常洛精神一振，药力刺激以外，也不排除所谓“回光返照”的作用。本来就身体虚弱的朱常洛再吃这种东西，自然就小命难保了。如果与朱常洛的曾祖父嘉靖皇帝比起来，朱常洛的体格真是差得太远，嘉靖服用铅汞砷等丹药二十年才吃死，而他的曾孙只吃了一次就挂掉了。此事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朱常洛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此案从此开始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东林党与阉党党争的题目之一。朱常洛死后，尸骨未寒，又发生移宫案。在明军萨尔浒之战的当月，明熹宗的母亲王才人病死。王才人原来是在东宫伺候皇太子朱常洛的宫女，直到生下朱由校后才封为才人，因长期遭到朱常洛宠妃西李选侍的凌辱，抑郁而死。那么，移宫案是怎么一回事呢？“移宫”就是从一个宫殿搬到另一个宫殿，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出事儿了，移宫案包括“避宫”、“移宫”两个阶段。先说“避宫”，朱常洛病死后，西李选侍采纳了手下太监魏忠贤的建议，为了控制明熹宗，要求他与自己同居干清宫，她将明熹宗软禁在了干清宫。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乘西李选侍不备，带明熹宗出来，魏忠贤等太监追出来。明熹宗的衣袍都被追赶的太监撕坏了，但明熹宗还是逃出了虎口，当然，这只虎是母老虎。大臣们把明熹宗安排到慈庆宫，明熹宗就这样摆脱了西李选侍的挟制，这件事情史称“避宫”。再说“移宫”。朱由校避住在慈庆宫，西李选侍依然在干清宫。而明朝皇帝上朝都在干清宫，换句话说，明熹宗没有了上朝的地方。为了让西李选侍尽快移宫，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多次上奏，被明熹宗采纳，西李选侍搬出干清宫。这就是“移宫”。经过这明宫三案，明朝上层建筑一片大乱，东林党失败，阉党完全控制了朝政，而熊廷弼为人正直，不愿党附阉党，阉党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罢熊廷弼职。十月，以袁应泰代之。至此，辽东刚有起色的局面被终止。第七章大扩张明军搬运炮弹，装填火药，瞄准点火。后金军扛着云梯，手握大刀，呐喊着冲向城墙，有几发炮弹在后金军中爆炸，顿时血肉横飞。这时有部分人马已冲到城墙下，架起云梯，士卒飞速攀缘而上，但明军居高临下，见后金军靠近城墙，便以火铳扫射，子弹急雨般倾泻下来。后金军攻城士卒一排排倒在血泊中，但仍前赴后继冲上去。这就是沈辽之战的场景。熊廷弼被罢官后，辽东又发生了饥荒，此时不战，更待何时？！努尔哈赤迅速发动了沈辽之战，即对沈阳、辽阳发起进攻。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初十努尔哈赤兵临沈阳城下，他先派人挑战，守将贺世贤出城迎战，后金军佯败，贺世贤紧追不舍，追着追着就掉进了后金军的包围圈，他在激战中身中四箭，部下劝他退向辽阳，他说：“我身为大将，不能保全此城，有何面目见袁经略（袁应泰）？”说罢继续拼杀，又杀敌骑数人，最终身中十四箭而亡。主将已死，努尔哈赤用云梯攻城，就出现了本章开头的一幕，后金军从城东北角挖土填平壕沟。城上连发火炮，因发炮过多，炮膛过热，无法继续开炮。后金军蜂拥越过壕沟进攻东门，城内的蒙古人作为内应将城门打开，后金军攻入沈阳，城内军民七万人被屠杀。正在激战时，明将陈策率手持竹竿、长枪、大刀、利剑的步兵来援，被后金军骑兵砍杀得全军覆没，陈策战死于浑河边。浑河南五里外一万明军步兵布置战车、枪炮防御，此外还有三万骑兵来援，努尔哈赤亲自率军迎战，其子皇太极也率军杀来，大败明军，明军残部溃散，后金终于牢牢控制了沈阳。八天后，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率领六万大军来攻辽阳，“旌旗蔽日，弥山亘野，莫测首尾”。十九日辽东经略袁应泰在环城壕沟中倒满水后，亲率总兵侯世禄、姜弼、梁仲善共五万人迎敌。梁仲善见后金军已到，拍马杀入，侯世禄、姜弼正要接应，却被后金军截住。努尔哈赤亲率后金军突入明军阵内，据朝鲜《光海君日记》记载，努尔哈赤突入明军阵内时被包围，他对手下人说：“只要我们后退一步，就死定了，一旦有危急，你等需先杀我，然后退去。”危急时刻，皇太极率军杀到，奋力冲杀，明军溃退，袁应泰手刃逃兵多人，还是没用，只得退入城内，此时明军已损三分之一，还剩三万人，梁仲善战死。二十日，三万明军与敌继续交战，袁应泰亲自督战，明军火炮齐发，后金受挫。努尔哈赤令绵甲兵推楯车抵御炮火前进，此时后金最大的障碍就是壕沟内的水，于是努尔哈赤派人将城西大闸掘开，壕沟中的水一泄无余。随后后金军踩着泥越过壕沟冲来，明军溃败，许多人被挤进壕沟，壕沟没排净的水都被染红了，残部退入城内。二十一日，后金内应在城内放火，城内大乱，后金军杀入。辽阳的百姓大多没有气节，开门迎候后金军，许多妇女还要打扮一番，袁应泰自缢而死。辽东巡按御史张铨在辽阳城内被俘，努尔哈赤让他下跪，张铨说：“我身为大明天子大臣，怎能向你屈膝？”后金各贝勒持刀相逼，张铨引颈而待，皇太极试探着问他：“我敬佩你的忠义，愿意将你送回明朝。”张铨：“我力不能杀贼，无颜回去，只求一死，愿死后归葬明朝故土。”皇太极被张铨的忠义感动，希望能劝降成功，于是说：“昔日宋徽宗、宋钦宗身为皇帝，尚且被我祖先攻破都城，屈膝下跪，你只是一个臣子，何必自苦如此？明朝皇帝昏庸，阉人专权，不如你辅佐我大金皇帝，如此足以让你施展平生所学。”张铨不为所动，“如果投降你们，我将遗臭万年，你们虽想让我活，但我却只想一死，我死，则可流芳百世。”皇太极见他志不可夺，于是下令将他缢死，厚葬。（《明史》记载为张铨自缢而死）战役结束了，此战是明清军事冲突的高潮，标志着双方形势的转化——明朝在辽东统治终结，后金在辽东统治确立。辽阳在后金的胜利声中被拿下了，随后努尔哈赤迁都辽阳，至此辽东全攥在努尔哈赤手中。努尔哈赤控制整个辽东后，非但没有大喜，反而更增添了忧患意识，他对各位贝勒说：“为君者能以至公之心勤奋治国，则天命能够永享，如若不然，必有改朝换代。人中一心为公且勤奋的，天命其为国君，国君从人中找一心为公且勤奋的为大臣。今后朕的子孙如能公诚存心，勤劳理政，则必蒙天佑，天佑者谁能败之？朕对于国家之事，是非臧否，都以至公来断，所有兴兵出猎，一切军国大事，朕必身亲其劳，从不敢贪图安逸，朕之所以蒙天佑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此啊！”就在当天，努尔哈赤对贝勒们说：“自古以来，国君没有因为衣食竭尽而败亡者，都是行为恣纵才导致败亡，后世子孙于生杀予夺之事不可不慎。凡是有人犯罪，一定要详查，如果是功臣的子孙，应死者当免死，应罚者当免罚。各位贝勒在讨论国家大事时，不要随声附和，该说是的就说是，该说不是的就说不是，当直言匡正之。我国家能有此基业，缔造艰难，当征战之时，如山中熊虎，互相搏杀，而盗贼充斥如豺狼遍野，又有同气相残，群争相斗，但这些人都被朕收服了，天地鉴我大公之心，俾众国归附，强者服，乱者定，后世子孙尚其善守之哉！”“一个人应该作战时勇猛，但平时说话还是以谦让为上，机智之人遇敌而后出奇计，勇武之人临阵而后施展其勇敢，不然虽有智勇，去哪用呢？”“一个人在困顿时，都会有智慧，都会善良，如果富贵安逸的话，就容易变其心。朕训诫你们的这些话，后世子孙愚者把这些话看作一般的话，那就完了，如果是聪明人，见到这些话就如同看见我的心一样，服膺而不敢忘。如果遵守我说的这些话，崇尚公道，敬承基业，勿至荒废，那么就能一直当一国之君。如若不然，放弃公道而把钱财看重，未有不发生动乱的。凡是身危业败，国家丧亡，都是因为心的不善。昊天眷顾，国政修明，都是因为心的善良。强敌可以抵御，而天命难以违抗，惟勉持公诚，以俟天命可也。”（《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说得很好听，那么他心善吗？对辽东百姓好吗？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后，在太子河畔修建新城，旧城住汉人，新城住旗人，这是清朝旗民分城居住的开始。后来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在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清朝北京城墙就是现在二环，旗民住二环内宣武门西大街、前门大街、崇文门东大街一线以北区域，汉民住这一线以南区域。日后清朝统一中国，杭州、西安、成都、广州等城市都是建立“满城”，汉人与满人分开居住。此外，努尔哈赤还开始实行六大弊政：（一）圈地。将整个辽东的土地都给了清廷诸王、勋臣、兵丁，把汉族农民全部赶走，使其无家可归。（二）颁布剃发令。努尔哈赤令汉民剃发，以示归顺，但此时还没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令，在辽东如果不剃发，也未必会被杀头。（三）颁布投充法。努尔哈赤允许各旗招收贫民役使，满洲贵族任意逼迫汉人为奴。投充法规定，投充人是奴仆，主人可以买卖他们。一个强壮汉人可卖十八两银子，或者换一头耕牛（据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四）逃人法。八旗官兵将所俘的汉人和投充者当奴仆。由于忍受不了虐待，大批奴隶逃亡。努尔哈赤下令对逃跑的奴仆严厉惩罚并株连他人，将逃人鞭一百之后归还原主。凡窝藏逃人，处死籍没，还要罪及邻居和地方官员。（五）屠城。辽阳城破后努尔哈赤将城内五万人砍死，随后努尔哈赤让城内大户人家留九件衣服，中户人家留五件衣服，小户人家留三件衣服，其余衣服全部交出。上交时女真人疯抢衣服，并把许多年轻女人的衣服当场扒下抢走，女人们不胜其辱，多自缢而死。（六）杀儒。努尔哈赤下令将辽东几乎所有儒生杀死，只留下三百人为奴隶，与汉人知识分子彻底结下死仇。努尔哈赤在辽东进行大屠杀，“或全城死，全营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或家死其半，子死其父，兄死其弟，妻死其夫，山骸川血，鬼哭人嚎”。“黄沙百草，一望凄然，偶有村落，寥若晨星”。沈阳、辽阳失守后，明朝举国震惊，明熹宗与魏忠贤认为：熊廷弼守辽东一年，没有什么大过错，刚换袁应泰，就一败涂地，于是二次启用熊廷弼任辽东经略。熊廷弼这次出山后，提出如下战略部署：一，集中辽东陆军主力，扼守广宁（辽宁北镇），使之成为可战可守的前沿基地，从正面与后金军对峙，并牵制其主力行动。二，以天津为基地，集中海军主力，随时准备经辽东湾，由辽河口北上，进击后金控制下的辽阳。三，在登州（山东蓬
，嗣准文部省所拟章程十五条抄稿送来，寻读全文，有为整顿学校者，亦有间接管理学生者，实无苛待之意，旋即公布……”杨枢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日本文部省考虑到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这些人良莠不齐，而日本有坏人，开办了不少野鸡学校，引诱中国留学生去读，真是败坏学风，因此，日本政府打算立一个法，整一整这个歪风，日本政府的用意良好，当然，至于日本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于是，我亲口告诉日本文部省：整顿学风，当然是好事，但是因为对我中国的学生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希望贵国能在这个法律公布之前，先给我看一看。于是，他们果真就送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觉得那条文确实是整顿学校、监管学生的，没有虐待中国留学生的意思，于是，我就同意日本颁布了……”将法案草稿交给清国公使杨枢审阅并且征得杨枢的同意之后，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这个《规程》的条文很长，读者不必一一研读，它里面有相当多的条文是约束日本人开办的“野鸡学校”的。在这个规定当中，关于监管清国留学生的，主要有如下四条的规定：第一条，清国学生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第四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第九条，清国学生到校外租房子的，所在的学校需要加强监管。第十条，因品行不端被学校开除过的清国学生，其他学校不准录取。颁布了这个《规程》之后，1905年12月15日，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清国）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他们经此次省令，必然蒙受一大打击……”木场的这个评论，进一步旁证了日本出台这个《规程》，是为了讨好清政府，帮助清政府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他们被革命党策反。《规程》出台之后，日本的中文报纸《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旅日华人撰写的名为《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的社论，其对《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作了以下七点的评论：1.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何以故？以损辱我国权故，日本人留学于欧美各国者，宁乏人？何以不闻某国有取缔日本学生之规则？即我国人留学他国者，宁止一日本？何以不闻某国开日本之先例？别为规则以取缔我也，若是夫彼日本明蔑视我国权也。2.此规则之名，原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也，不过恐我国不认，姑为朝三暮四之计，去韩留清之尔，夫其使我与受被保护之韩国为伍，是可忍孰不可忍也。3.规则第一、第四条言入学、转学需要经公使之介绍、承认，明侵害我入学自由。4.规则中有侵害我书信秘密自由之件。5.规则中有学生卒业后将姓名通告于我国政府，清其登用之语，使日本人欲结好我政府，愚弄我学生，以握我教育权，且渐干预我用人行政之权。6.规则第九条剥夺我居住自由权，查日本唯待娼妓乃有勒令居住于指定场所之制，是娼妓我也。7.规则第十条性行不良一语，不知以何者为不良之标准，广义狭义之解释界说漠然，万一我辈有持革命主义为北京政府所忌者，可以授意日本污指为性行不良，绝我入学之略，其设计之狠毒不可思议。《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其中第一点是值得读者注意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这句评论翻译成现代中文，是这样的意思：“日本政府出台的这个规定，叫作《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无论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不能接受！”评论的意思是：因为它起名叫“取缔规则”，“取缔”二字十分刺眼，十分侮辱人，而至于这个规定的内容，就不再重要了，总之，一部连名称都叫作“取缔中国人”的法律，无论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我们都是要反对的。《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中的最后一点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依照这个规定，日本学校可以根据清政府的要求，以“品行不端”的名义将和革命党有瓜葛的清国留学生开除，而且不准这些有革命倾向的学生再入读任何日本学校。这无疑是断绝了众多革命派留学生的前途。但是，从文字上而言，这部法律本来名叫《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为何下发到了旅日华人那里，却改了名字变成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呢？原来，这是日本报纸“标题党”惹的祸。日本报纸在报道这个新闻拟定标题的时候，或许为了吸引读者，或许出于排版原因，总之，日本报纸采用了一个简化了的新闻标题，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简称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以下简称《取缔规则》）。其中，“取缔”二字十分刺眼。报纸一出，留学生和旅日华人哗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电台，日本政府出台一个新法规，许多清国留学生其实是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法规的原文的。许多时候，除了读报，甚至要靠口口相传，三人成虎因而在所难免。这里有一个不太显眼的陷阱：在日语里面，“取缔规则”的意思是“管理规定”。日语里面的“取缔”两个汉字，并非是“取缔”的意思，而是“管理”的意思。例如，日本企业里面的“取缔役”是“董事长”的意思。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误解。可是，当时在日本的许多清国留学生，吊儿郎当，日语学得并不精，他们直接把日语的“取缔”理解成了汉语的“取缔”，换言之，他们是把“管理”错误地理解成“开除”和“禁绝”。这个新规定一出台，顿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之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清国留学生纷纷扔下课本，蜂拥般冲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示威、抗议活动，风风火火，沸沸扬扬。其中，依据张篁溪在《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的记录，以秋瑾为代表的部分清国留学生，鼓动全体清国留学生罢课回国，一些清国留学生更是组成了“纠察队”，带上棍棒武器，满东京跑，看到清国留学生就威胁他们：“你回不回国？”说“不回国”的，立即被群起围殴之。但是，终归还是有明白人。黄尊三《三十年日记》记录了有一个清国留学生站出来说：“我们连那个所谓《取缔规则》的原文都还没有读过，发什么怒呢？我们是否应该先调查、研究，搞清楚之后，再反对也不迟呀！”愤怒的留学生们当即这样回应他：“不用查了，还有什么好查的？！我们认为是这样，就是这样！”而依据亲历者吴玉章的《辛亥革命》，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留日学生的抗议回国潮中，汪精卫一派革命家，和秋瑾一派学生代表，立场是对立的。汪精卫是不主张留日学生回国的。因为，汪精卫的上司——孙中山——担心这批革命派的留日学生回国之后，会被清政府一网打尽。于是，孙中山让汪精卫在东京办了一个叫作“维持会”的组织，规劝留学生不要跟风回国，尽快回归课堂，恢复学业。与此同时，清国留学生胡瑛则成立了一个“联合会”，公开和“维持会”叫板。“联合会”私设法庭，对反对回国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一些革命党人判处了死刑。当然，他们没敢实际执行死刑，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法治国家，随便杀人可不行。在这次罢课回国的风潮当中，先后一共有八千二百名清国留学生离日返国，日本《东京朝日新闻》1905年12月14日发表了这样的社论：“……要回去的，随便他们回去，别让他们在这里无理取闹，这种学生，就算我们有心培养他们，也是白费心机……”在中国湖北这边，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闹事的学生进行了这样的批评和指责：“……盖此次中国学生八千余人先后全行退学，实为革命党所煽惑威逼，其中胁徒者十之八九，倡首滋事者不过十之一，特以乱党凶顽过甚，良善不能与抗，钦使监督避祸不遑，无从理论，近日本学生种种逆谋真情毕露实堪发指……”这篇文字可参《张文襄公全集》。清国留日学生陈天华在细细耕读了日本政府这个《规程》之后，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收录在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故不待言……（然而）此次规则，出于文部省，专言我国学务，且细观条文，重在办学方面，与前报迥乎不同……”这时，同在日本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也认真地研读了日本政府的这个所谓《取缔规则》。读完之后，梁启超认为：“此规则利大于弊，与中国国家主权没有关系，也并没有侵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相关文字收录在《饮冰室合集·集外集》。同在日本的章士钊读完这个所谓《取缔规则》之后，也评价道：“与我国国体毫无关系”、“留学生是误解、胡闹”。不久，日本报纸又有评论员发表社论，认为清国留学生根本没有认真理解，甚至根本没有读过日本政府这次出台的新《规程》，就蜂拥罢课闹事，真是——“放纵卑劣”。这里，“放纵卑劣”四个字，对陈天华的刺激很大。隔了没几天，陈天华跳海自杀了。陈天华是不是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自杀？不是。因为陈天华的遗书，把自己的自杀动机写得十分清楚。陈天华留下来的《遗书》（又名《绝命辞》），白纸黑字，是这样写的：“……诸君而如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唯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陈天华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文，是这样的意思：“……（我死之后）大家如果想起我，就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今天说的话，但是也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我陈天华跳海自杀，并非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进而做一些意外的事情，要知道：我向来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己争气，而不要怨天尤人，我死了之后，《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这个问题，能了结就了结它，不要太过偏执，只是要做好善后工作，要使大家中国人振作起来，不要再让日本人在报纸上侮辱中国人，大家要尽力救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尽管是死了，也虽死犹生啊……”可见，陈天华跳海自杀，根本就不是为了抗议《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陈天华跳海自杀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清国留学生更加悲愤，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罢课闹事活动，并且放出狠话：“（留学生）谁敢不跟从（罢课），给我狠狠地打！”这就是那场“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陈天华自杀事件”的基本经过。梳理上述的史料，我们可以大概还原本案的发展逻辑如下：1.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帮助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清国留学生被革命党策反。2.日本政府在征得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的首肯之后，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3.这个规程在入学、转学、退学、在校外租房等方面对清国留学生进行了监管，限制了革命党活动的自由，而且规定一旦清国留学生因涉嫌革命党被开除，则再也不能入读日本的任何学校。4.《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先后被日本报纸和中文报纸《新民丛报》错误地报道成《取缔规则》。“取缔”二字的中文、日文字义的区别使误会进一步深化。5.《取缔规则》的出台使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哗然。清国留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课、回国运动。6.一向忧国忧民的清国留学生陈天华，目睹日本媒体对中国人“放纵卑劣”的评论，同时也目睹留学生中“维持会”和“联合会”之间的内讧等诸多原因，悲愤交加，跳海自杀身亡，但是，他在遗书中自述：他并非为了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而自杀。我认为，这就是“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基本事实，供读者鉴。
辫子真相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纠正部分国民对近代史上“辫子问题”的一些错误认识。部分国民典型的错误认识有如下三点：1.国民开始剪辫子，是清政府灭亡之后的事；2.晚清政府对剪辫子的人严厉处罚；3.晚清政府不考虑剪辫子。事实上，如果从第一手史料去管窥，这部分国民的以上三点认识，全部有待商榷。剪辫子的真相如下。真相一：在晚清最后十几年，国民剪辫子的风气已经渐开。事实上，在晚清的最后那十几年间，已经有不少人剪掉了辫子。例如，依据张群先生的回忆：在日本留学的日子，尚处于晚清时代，那时，他和好友蒋介石，都剪掉了辫子。（参见《张群先生话往事》）再举个例子：黎元洪所在的清军武昌新军部队，有的士兵就剪掉了辫子，对此，作为部队小首长的黎元洪，不但不反对，而且还称赞那些士兵：“剪得好！早就该剪掉了！”还有，依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的记载，早在1900年，革命党人秦力山就剪掉了辫子，而且他还在中国走南闯北，肆无忌惮，以至于由于缺少辫子，惹来义和团对他的偏见。又举一个例子，在1898年开办的天津“北洋硝皮公司”里面，为了方便生产，工人一律剪掉了辫子。（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96页。）有心的读者，只要你有时间广泛阅读近代史的第一手史料和浩如烟海的历史老照片，你就会发现：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其实有不少国人，早就剪掉了辫子。真相二：晚清政府已经开始逐渐容忍国民剪辫子。那么，晚清政府对于剪掉辫子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是什么态度呢？也许有一些地方政府对这种行为实施了各种各样的处罚，但是，我从近代史第一手资料中读出来的，却是相当多的官员对国民剪辫子的行为，竟然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例如，1906年的时候，前国军将领周斓在湖南高等学堂预科念书，他和几十个同学都剪掉了辫子。当地政府并没有处罚他们。在一所公立的、为清政府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堂里，多达“几十个”同学剪掉了辫子，校方对此的处置竟然是：不处罚。周斓的这个案例，出自《湖南文史》第46辑第133页。再如，1909年，广西陆军小学（注：这是一所清政府的公立军事学校）的全体学生突然全部剪掉了辫子！广西巡抚张鸣岐（相当于省级“一把手”）获悉之后，仅仅装模作样地训斥了学生一下：“务必重新留回辫子。”可是，学生们竟然没把张鸣岐这个省级“一把手”的话当一回事，没有一个人重新留回辫子！由此可见，在晚清时期的广西，剪辫子的处罚仅仅是“训斥”。广西陆军小学的这则史料，出自《李品仙回忆录》第7页。近代史中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有心的读者可以再去找找。真相三：晚清政府已经在认真考虑废除辫子。这是关于晚清辫子问题最鲜为人知、最令人震惊的真相：晚清统治者，实际上已经在很认真地考虑：废掉辫子。比较早期的，是在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言：废掉辫子。这个议案虽然暂时未能获得通过，但是，康有为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处罚。过了不久之后，竟然演变成一群清廷贵族提议：废掉辫子！这些清廷贵族例如：荫昌、善耆、载泽、载涛。其中，载涛在1909年的时候，对剪辫子这个议案，是这样评论的：“非剪发易服，不足振起全国之精神！”1910年冬天的时候，大清国资政院召开第一届常会。在大会上，议员罗杰、周震麟勇敢地提出了这样的议案：“剪掉辫子”。更惊人的是这个破天荒的、“政治不正确”的敏感议案，竟然经资政院表决并获得多数票通过！资政院的这个资料，出自《清实录》宣统三年十月下。到了次年（1911年），大清国陆军部作治、嘉庆朝是不是这么干的咱不知道，起码到宣统朝还这么搞，清朝预防白莲教怎么预防？咱老百姓家里不是都有那排雨水的沟眼？定：沟眼是什么？何：啊？沟眼是什么你不知道啊？原来不都有那门楼么，门楼两边啊都有排水的两个洞，这洞有两个用处，一个是下雨的时候它走雨水，还一个家里不是养猫么，猫从沟眼过。定：我真不知道，我没住过老房子。何：有沟眼的地儿，晚巴晌睡觉的时候必须得弄一水盆，用好盆搁那儿，这盆别漏，盆里搁上点水，要睡觉了，就把有沟眼的地儿全搁上水盆，说是白莲教的纸人纸马能从沟眼进来杀人放火，说搁了水盆就把他给破了，怎么破了呢？他一进来，“啪”一沾水，就全玩儿完了。就这种说法，汉人家里没这一说，咱们八旗的家里才有这种说法。我们有几个我祖父的老同学，他们在一块儿谈过，都说有这事儿。地方上，就相当于现在居委会，时不时地，还到你们家来查来呢：“摆上没有？”“摆上啦。”“得啦，天天得摆啊，预防白莲教。”定：这白莲教实际上谁也没真正见过。何：没见过。具体白莲教把谁杀了，不知道。就知道那纸人纸马，要是把它放进去了，就杀人放火。还给您说一段义和团，这都真事啊，听说这义和团有一天是从朝阳门进来的，天都黑了，(城门)打那个点了注196，这时候进来几个乡下老头，有围着红头巾的，有围着黄头巾的，说：“哎呀，赶紧让我们进去吧，我们有急事。”就进来了，进来就宣传，说我们是义和团，怎么怎么回事，还扶清灭洋啊，还听说到颐和园给西太后表演，最后不是去西什库么，去西什库去杀二毛子——这事咱们书上没有啊——说西什库有个叫房国良的，不是意大利人就是法国人。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贴着那个“刀枪不入”的符，烧西什库的时候地下都挖上沟，沟里头洒煤油，点火，不着，怎么回事呢？原来房国良也会妖术邪法，他开枪啊，“啪”一枪，敢情大师兄的“刀枪不入”不管事儿，就倒到地上了。义和团的人抬起大师兄的腿就往上拉，喊什么呢？“大师兄睡觉啦！”(义和团的人)拿起刀又往上砍，刚砍上去，二师兄也倒下了，也睡觉了——谁倒了就说谁睡觉了。打了半天，西什库就没打下来。这义和团哪，还是一真事儿，入义和团是：“扶清灭洋，你同意么？”同意，他不管你别的怎么回事儿。而且义和团就在风风火火当中有一条，神要是附了谁的体，白杀。我们家族有一个无赖，他参加义和团了，人家不打听你什么出身历史，人家不问，你是黄带子？黄带子也要，这么着，他就参加了。他参加是有目的的，他跟我们家那谁谁谁呀他们一直感情不和，他一直想报复人家。怎么办呢，参加义和团哪，杀人白杀啊。后来我们家里头有什么集会的事吧，家族的人聚到一块儿，他也到那儿，大家就说坏了，他参加义和团了，神附了体，宰人白宰。结果呢，他这举动让我们一个本家识破了，就知道他的用意是要杀人，反正杀了白杀。那阵儿官府向着义和团，正是义和团闹得凶的时候，那人(那个本家)就(对他)说，您这站得可不是地儿啊，这旁边有一个大蝎子，这要蜇着可不轻啊，他一下就蹦起来了。我们家族这些人呢，起码还知道这点，要真是神仙附了体的话，他不怕蝎子蛰。就说他这是装的啊，神仙附体还怕蝎子啊？这主儿就悻悻而去了。这是我们家族的事。一贯道注197我们家没入。我母亲不是洋学生出身么，街坊四邻那会儿就动员，说少奶奶，您入了一贯道吧，说入了一贯道啊，您能看见您父亲，就是我姥爷啊，不是挺老早就死了么，客死他乡，我母亲9岁的时候我姥爷就死到外头了，说能看见。我妈呢，那会儿不懂得什么叫迷信，没这概念，可是这老太太比较接受一点新的科学知识，就问他们说入这个一贯道，给大米白面么？说不给，说哪儿给大米白面呢，还得交点道费什么的，(我母亲)说不给大米白面，不入。给劝道的人气跑了。哎，对了，要是入了，解放后可就够瞧的了。
5.其他
何：我母亲原来当过护士，解放以后一直就在家，1958年曾经参加工作，搞过粮行，还当过劳模，那会儿叫妇女积极分子。老太太业务特别棒，算盘好。她算盘好到什么程度？几个人在柜台上，老百姓都说，我们都上王姐那儿排队去。我听老太太回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苦练杀敌本领。那会儿咱们的糙米卖1毛4分8，白面呢，1毛8分4，老太太回家就念，她念的是大扒皮，她把所有的斤数她都念熟了，1看5，5斤就是9毛2，1毛8分4，3毛6分8，5毛5分2，7毛3分6，9毛2，这我都是听老太太念叨，我到现在……所以谁要买面，说你给我来这13斤面，10就是1，3呢，1毛8分4，3毛6分8，5毛5分2，1再加上5毛5分2，“叭”，就全出来了。把钱给人一找，人拿这牌直接就约(称)面去了。特麻利。这跟文化历史无关，就是老太太这业务。我也记下了。还有啊，我给您讲一个苏州码注198。知道什么叫苏州码么？定：不知道。何：这苏州码使到两个地方。有的家里老钟老表上头有苏州码，不是阿拉伯数字，也不是罗马字，它是把咱们汉字拆开了，偏旁部首。您比如说吧，789的9，是写个文，2，写戳道。所以有时候人问：“您贵姓啊？”说“我姓刘，我姓9吊2”，9吊2，那9，过去不是花铜子儿么，9吊钱，“噢，您姓刘”。据说啊，两个横上头有一竖，往上翻我翻不出来。还一处使到哪儿呢，这是咱们北京，外地有没有啊，那个门牌，那个蓝牌，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街道不是都换的红牌么？有的街道红牌贴上了，蓝牌还没来得及摘，上头还有苏州码儿。我这是讲故事，据说徽钦二宗坐井观天，上头有女真人趴在井上，你说什么话我都给你听了走，这爷儿俩一琢磨，什么都让他们听了怎么办，这俩都是才子，这俩把汉字的偏旁部首这么一拆，这爷儿俩就写文字就不说话了，这之后就传下来了。为什么叫苏州码，这咱们不知道。(二)八年后的再访谈时间：2015年11月18日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樊家村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上面这篇口述访谈做于8年之前，躺在病床上正在做化疗的何先生虽然谈锋甚健，作为访谈者的我却多所顾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他说得尽兴就好，其他问题就不必深究了。此次拣出这篇整理稿再读时，便有天马行空却不落地之感。我因各种各样的缘故，整整8年没有再与何先生联系。好在通过张莉女士和安双成先生注199的再次相助与安排，我终于再次与何先生见面，并再次为他做了访谈，使我有机会对诸多上次未曾谈及的问题，譬如他如何学习的满语、他的父母双亲以及诸多亲友的生活状况等，做了比较详细的问询，终使这场访谈落到了实处、接到了地气，也终于可以将其作为宗室后人中的又一个实例，收入到我这部“府门儿”之中，这让我甚感庆幸。
1.宗谱与满文满语
定：咱们今天还是从头说起，好吗？我问过安先生，问他怎么跟您认识的，他说是您到一史馆去查你们家的家谱。您是先去查的《爱新觉罗宗谱》，然后再去查的档案的《玉牒》？何：查的《玉牒》。定：那《玉牒》和《宗谱》里面都有你们家吗？何：有有有。我知道我的祖上的旗，知道我祖上是谁。《玉牒》在早时候是使线穿的，纸啊都不是特别好的，是糙的那种。定：我知道，我看过《玉牒》。何：上面是满、汉两文，分成18格……定：行行，这我都知道。那也挺费劲的吧？何：安先生拿出同治朝的那本，一打开，谁呀？穆宗毅皇帝，就一本，他没后人嘛。我说就这么薄么？我们家人可多啦，不对。查查人多的吧，乱糟糟的，抱出好些个来。定：你们家族是代善的后人？何：礼亲王第四子。定：咱们看看能顺到第几代啊，您父亲？何：我父亲这都没入过《玉牒》。祖父当年谱名啊叫松锡，后来民国时候改叫何锡昆，拿那个锡呀做一个名，后来说不能姓张姓李啊，祖宗牌位是和硕礼亲王，得了，写一个和吧，拿到衙门去了，人就说不行，这哪儿对呀，和珅，也是旗人，你改吧，就改了何。定：可是您的辈分我不清楚。何：我们原则上就是说，毓字辈，恒字辈，要搁我的话不是毓字辈就是恒字辈，可是这两个字辈都挺含糊的。因为我们排名啊不是像别人似的按康熙的35子。你看某某某的儿子改了名字了，叫金启什么，我说那哪儿对头啊。某某某说了，我祖上啊是第三祖索昌阿的后人，第三子是索昌阿，第四子才是觉昌安，宁古塔贝勒，这您记得吧？严格地说，觉昌安的后代才算宗室。定：他们算觉罗。何：觉罗！他们家是远支儿，就是觉罗(juēluo居落)，现在都念觉罗，红带子。我们呢，叫宗室。我一去(张莉珊家)，那老太太：“我们是皇族注200”，我说“您皇族啊？我是宗室”，“哎哟，那您是哪位王爷的后代呀？”口气就变了。她听我说话啊，咱们说话在行，过去谁说皇族啊，说宗室就知道，黄带子，对吧。定：老太太还这样哪？我见过她。何：我为什么记得她的名字叫张莉珊呢，我给她开过方子，我给她开过药。开完到门市部给她取药去。写这个(名字)她能报销。定：我书里写她的名字叫张寿蓉。她的娘家的名字。何：您记住了，最近一支是宣宗成皇帝的，道光爷，道光爷的第七子是奕，奕的后代，最近支儿的应该就是溥仪皇帝，他是宣宗成皇帝的后代，偏旁走支儿地都挂着呢，您看溥字辈儿的全是立人：溥仪，溥儒，全是立人。载字辈的，全是三点水儿：载涛、载洵。到了毓字辈，全是山字儿，毓峨，您不是这个，您别胡说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排辈相当严格。还不用说永绵奕载，溥毓恒启。注201我们都是各支排各支的。宗人府让各支单排。你像肃亲王的后人金璧辉，她父亲叫善耆，她叔叔叫善旌注202，镇国将军。定：你当时怎么想起来去查你们家的家谱的？何：嗨，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哪，又会满文。定：您那时候已经会满文啦？何：我一小儿就会呀。祖父教的呀。我的满文是祖父教的，是家传哪！定：不是安双成先生教您的？何：不是！他们说过北京市有多少多少人会满文，我说这里头不包括我。我是家传的。定：就是说您祖父满文就挺好的？何：我祖父13岁的时候进宫了，不是家里就散了么，宗人府分配到乐部当差的时候，就跟着师傅，13岁，就让他学宫里的规矩，那天是跟着谁呀？光绪，上颐和园，光绪就跺着脚：“yabu！yabu！yabu！”我爷爷说：“皇上说什么哪？”师傅说：“让快走哪！回去好好学去，咱们衙门里头都有满文师傅！”跟着清文师傅学去。回来，就跟着清文师傅开始学满文。定：那就是说原来他在家里是说汉文的。何：在家里头十几岁他不会，(满文)这是到乐部学的。定：就是说你们家也已经说汉文了。何：对对。定：学满文就得专门有师傅了。何：我祖父是进宫当差，在乐部学的。乐部对我祖父要求特别严，别人就念念书写写字就完了，我祖父就得天天儿学汉字，学满文，学蒙文，拉弓，骑马：“出去，练去！”，跟别人不一样，培养对象就是。定：他蒙文也好？何：蒙文没有满文好，都是老师教的。定：那他怎么会想起教您满文来呢？何：哎，我看家里那么多满文书，我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他说：“满文，清文。”我说怎么念呢？“你愿意学吗？”我说愿意学，他说那哪天学吧。定：那您父亲会吗？何：我父亲哪，恍恍惚惚。为什么说恍恍惚惚呢？他没专门学过，他知道几句，就是眼巴前儿的，像出门在外了行什么礼，请安了，这个知道，磕头“hengkile”啊，走“yabu”啊，这个知道。在宫里头，原来那个赞礼郎，不是满汉两口吗：“跪～”，“niyakūra～”“叩～”，“hengkile～”，“起～”“ili～”。宫里都是两口。我祖父在宫里当差呢，就这么学的。过去呀，满蒙的官员必须要学满文，写字必须要写满文。定：您会满文这事除了安先生别人有知道的吗？何：……我跟安先生在一块儿就是提高，怎么说提高呢？因为哪儿不懂啊，哪儿别扭了，哪儿发音不好，他帮我读读。定：这是人家安先生的母语啊。何：对，哪哪儿不明白了，他一点。定：那您知道不知道还有别人像您似的也是家传的？何：不知道。2.父亲家、母亲家
定：上次聊天时没聊到您父亲，咱们补充补充。何：我父亲是这样，喜欢呢，一个吃喝玩乐，还一个呢，——这都别往上写啊。定：你父亲他们哥儿几个？何：应该说是3个，我父亲是老大。老二给出去了。定：给出去，为什么？何：是这么给出去的。我爷爷有一个好朋友，叫曹惠清，是一个古玩店的老板。俩人哪简直就跟亲兄弟一样就那么好。定：好就连儿子都给？何：你听着！他就喜欢我父亲：“哎哟真好，赶明儿上我家来当儿子得了。”我爷爷说：“你别着急，再有我就给你一个。”后来呢，正好我那二叔啊，就出生了，他上家里来逼来了：“你不是答应我了吗？”我父亲不愿意给，不愿意给也不行，你当初说了，你说话得算数啊，这么着。定：就真给了？何：给啦，说你到我们这儿来，你受不了苦，家里俩妈呢，俩妈疼他呀，你想想。他一个亲妈，他爸爸还一个姨太太。曹惠清他俩媳妇儿，家里又住洋楼，没孩子。这不是给过去了么，后来我二叔长到十几岁，我太太死的时候儿，我父亲上家去找他去了，说跟我回去吧，咱妈死了。这么着回去了，回家了。反正啊，我祖父讲话，说咱们本身也不姓何，那家不是姓曹么，咱们旗人本身就指名为姓，爱姓什么姓什么得了。我还有一老爹，20多岁就死了，肺痨，就是肺结核。我见过那老爹，老爹是双棒儿，另一个老爹是4岁的时候，让一个本家的姑姑抱着没留神，“吧唧”就掉地上就摔死了。定：啊？！何：没留神。这本家姑姑叫金文英。定：把人家孩子摔死了人家能答应吗？何：那也……这是本家的人。她没抱住。定：怎么那么二百五啊？何：谁知道，金文英嘛。定：那您二叔后来干吗？何：二叔啊，他本身在铁路上当扳道工。解放以后还当了党支部的书记。他本身的爱好啊，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他拉胡琴唱京剧，拉胡琴拉得好，而且还一个什么？摔跤！嘿，你看这两个根本不贴谱。定：还是挺爱玩儿的，这都是旗人的本事。这曹惠清是满人还是汉人？何：汉人，跟我祖父好得不得了，三天两头就上这儿来，三天两头就上这儿来。他们家那好东西：“哎，你看看这个，这如意，哪哪朝的，给你送来啦”。那个又什么：“给你吧。”定：那你们家有不少好东西。何：都是他送来的。到现在他的孩子们，他的孙子，还都上我这儿来。我也舜治其死罪，却又起用鲧的儿子禹，并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近代齐国的管仲，差点杀死齐桓公，齐桓公却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相，齐国因此而强大。请您大胆用其才能，不必考虑其他因素。”晋文公听从了臼季的建议，任命郤缺为下军大夫。晋文公死后，北方狄人部落再次大举入侵中原，先是侵犯东方的齐国，既而将矛头指向西方的霸主晋国。晋襄公亲自率领大军迎击，在箕地附近与狄军相遇，并大败狄军。郤缺感念晋文公的知遇之恩，奋勇杀敌，亲手俘获了狄人部落的首领白狄子。箕之战是年轻的晋襄公自殽之战后获得的又一次重大军事胜利。需要指出的是，为这一次战役立下首功的不是俘获敌酋的下军大夫郤缺，而是中军元帅先轸。先轸在晋文公年代原为下军副帅。城濮之战前，中军元帅郤谷因病身故，晋文公看重先轸的品德，直接提拔他为中军元帅。箕之战中，先轸以主帅之尊，突然脱掉盔甲，手持中军大旗，不避箭矢，独自驾车冲入狄人阵营。这一自杀性的疯狂举动引起了狄人的极大混乱，而晋军为先轸的勇气所鼓舞，抓住战机，发动全面突击，将狄军一举击破。先轸用自己的生命为晋国赢得一场胜利。战后，狄人向晋国人归还了先轸的首级，据说仍面不变色，栩栩如生。他留给晋襄公的遗书只有短短一句话：“臣在国君面前逞匹夫之志，您虽然不责备我，我岂敢不自责？”所谓逞匹夫之志，当然是指殽之战后，晋襄公放走了秦国的战俘孟明视等三人，先轸情绪激动，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吐了一口痰的事。箕之战后，晋襄公论功行赏，一是任命先轸的儿子先且居为中军元帅，二是将故大夫先茅的封地赏赐胥臣臼季（先茅绝后，所以取其封地），表彰说：“举荐郤缺，是你的功劳。”三是任命郤缺为卿，并且将原来没收的郤芮的封地冀重新赏赐给郤缺。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次对外战争，首先是夏天的殽之战，接着是秋天的箕之战，到了冬天，晋国再动刀兵，联合陈、郑两个国家讨伐许国，理由是许国仍然暗中与楚国保持勾结，不服从晋国的领导。虽然在城濮之战中败于晋国，楚国的实力并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楚成王迅速作出反应，派令尹斗勃带兵北上入侵陈国和蔡国，在迫使这两个国家屈服后，斗勃按原定计划挥师逼近郑国。郑国，中原的心脏，天子脚下的国度，是楚成王多年以来虎视眈眈的主要目标。他曾经一度将郑文公这棵墙头草牢牢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以此获得了进出中原的最有利位置。然而，随着晋文公的崛起和郑文公的去世，加上城濮之战的失利，郑国很明显地脱楚入晋，成为了晋国的附庸。楚成王向他昔日的对手晋文公学了一手，这次讨伐郑国，不仅仅有军事上的准备，同时也有政治上的准备——他命斗勃带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公子瑕。前面说过，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并且在晋文公的帮助下回到郑国，继承了郑文公的君位，成为历史上的郑穆公。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公子瑕，逃到了楚国。楚成王想做的事情，就是将晋文公当年做的事情重复一次：帮助公子瑕登上郑国的君位，达到控制郑国的目的。楚国大军长驱直入，很快打到新郑远郊的桔柣（dié）之门，郑国岌岌可危。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子瑕的马车发生交通事故，连人带车翻到了“周氏之汪”，也就是周家的池塘里。公子瑕本人被一个叫髡（kūn）屯的奴仆擒获，送到郑穆公那里，被斩了首。七十年前，郑厉公与雍纠密谋除掉祭仲，被祭仲事先得知，先下手杀了雍纠，也是将其抛尸“周氏之汪”。这样看来，周家池塘应当在新郑城内，至少不应在新郑远郊。可是，楚军尚在攻打桔柣之门，而公子瑕在新郑城内遭遇车祸，这事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合理的解释是，公子瑕提前潜入新郑，打算纠集党羽，里应外合，放楚国人入城，不料发生车祸，随行的奴仆髡屯将他献给了郑穆公，楚成王扶持傀儡政权的打算自此泡汤。当年晋文公扶持公子兰，在攻打郑国的时候，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的边界待命，不让其以身涉险，显然比楚成王考虑得更周全。看来，在沙场上厮混了数十年的楚成王，真应该好好看看《细节决定成败》这本书。楚成王这边派斗勃攻打郑国，晋襄公那边也派阳处父入侵蔡国，以牵制楚军。果然，斗勃不能坐视不救，加上公子瑕已死，进攻郑国已无更大意义，于是楚军放弃进攻郑国，转而救援蔡国，与晋军在泜（zhì）水隔江相望。距城濮之战五年，晋、楚两雄再一次狭路相逢。斗勃显然吸取了城濮之战的教训，将军队驻扎在泜水岸边，严阵以待。双方都构筑了牢固的防御阵地，密切注视着对方的动向，按兵不动，战线处于胶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谁先渡过河主动出击，谁恐怕就会吃亏。双方的主将，斗勃和阳处父都深谙此理，采取了同样的静坐战略，等着对方犯错误。因为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斗勃慎之又慎，对晋军的挑逗始终无动于衷。时间一长，阳处父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派人给斗勃送去一封信，信上这么说：“我听说，文不犯顺，武不避敌。现在咱们隔江相望已有些日子了，成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了无乐趣，也有违武士之道。您若有心与我一战，我可以将军队后退几十里，放您过江来列阵，咱们痛痛快快厮杀一场。如果您不愿意那样做，也没关系，那就请您后退，让我军渡江列阵。要不然，咱们在这里浪费时间，耗费财力，对双方都没任何好处。”并且摆出一副准备拔营起寨的架势。斗勃心想，这样耗下去确实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就按阳处父说的，渡过河去大战一场。成得臣的儿子成大心此时担任斗勃的部将，他阻止道：“晋国人言而无信，不要上晋国人的当，他们必定趁我军半渡而击，到时后悔莫及。实在要打的话，不如我军后退，放晋军过河，这样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们手里，有利无害。”斗勃听从了成大心的建议，命令部队向后撤退，让出地盘来给晋国人渡河。成大心的考虑是正确的。阳处父不是宋襄公，楚军如果主动渡河，阳处父肯定会半渡而击。但成大心没有想到，楚军主动后退，晋军却没有如约渡河，而是对外大放厥词宣称：“楚军逃跑啦！”便大摇大摆地班师回朝了。阳处父狠狠地忽悠了一把楚国人。但是，他获得的战果却不仅仅是忽悠了一把楚国人。斗勃等了几天，得知晋军已经回国，追之不及，只好自认晦气，也撤军回国了。数年前，楚成王想立儿子商臣为大子，询问斗勃的意见。斗勃说：“您还正当壮年啊，没有必要现在就考虑立大子的事。您的儿子众多，受宠者不在少数，现在急急忙忙立了商臣，到时又因后悔而想废掉他的话，恐怕就生内乱了。虽说商臣年长，但咱们楚国的传统，往往是弃长而立幼，与中原诸国不同。”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再说，商臣这个人，面相不正，行事残忍，最好不要考虑他。”斗勃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但他不明白，楚成王这样问他，并非真的是询问他的意见，而是早已打定主意，只希望斗勃的意见与他自己相切合而已。当时楚成王听了斗勃的话，不以为然，还是立商臣做了大子。但因为这件事，商臣对于斗勃恨之入骨。等到斗勃被阳处父忽悠后回国的时候，他便在楚成王面前说斗勃的坏话：“令尹一箭未发就退兵回国，必定是受了晋国的贿赂，是楚国的耻辱，罪莫大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楚成王听了商臣的谗言，派人杀了斗勃。公元前627年，是鲁僖公即位的第三十三年。为了报十一年前升陉之役的仇，鲁国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zī）娄。到了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再一次带兵讨伐邾国，获得胜利。冬天，鲁僖公前往齐国朝觐齐昭公，以示睦邻友好，同时对齐国遭受狄人入侵表示慰问。回国之后，鲁僖公便寿终正寝了。说寿终正寝也许不准确，《左传》的记载是“薨于小寝”。后人解释说，小寝就是夫人之寝，薨于小寝毕竟不如薨于路寝合适。鲁僖公的“僖”字，意思是小心畏忌。他即位的时候，齐桓公已经称霸；他在位的三十多年间，时局风云变化，经历了齐国的衰落和晋国的崛起，目睹了晋楚争霸的盛大场面。鲁国作为第二世界国家，在南北强国的斗争之间生存，确实是战战兢兢，小心畏忌，容不得丝毫马虎。鲁僖公死后，他的儿子兴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文公。鲁僖公死的第二年，曾经叱咤风云、先后与齐桓公、晋文公分庭抗礼的楚成王也去世了。楚成王的死，与他的儿子商臣有关。杀死斗勃之后不久，楚成王便后悔自己没有听从斗勃的建议，草草立了商臣为大子。他对商臣的异母弟弟王子职更寄予厚望，开始考虑废商臣而立王子职为大子。这一消息不慎传到商臣的耳朵里。一开始情报并不确切，商臣也是将信将疑，于是去请教他的师傅潘崇：“如何才能弄明白老头子的真实意图？”潘崇捏着他那稀稀几根山羊胡子沉吟了半晌，说：“不妨通过江羋（mǐ）来打听。”江羋是个女人。关于江羋的身份，后世有不同的推断。一种意见，江羋是楚成王的妹妹，被嫁到江国，所以称之为江羋；另一种意见，江羋就是楚成王的小妾。我倾向于前一种意见，因为羋乃楚王的姓，根据“同姓不婚”的传统，楚成王不太可能娶一个羋姓女子为妾。商臣请姑妈江羋到自己宫中来吃饭，江羋欣然赴约。席间，商臣故意怠慢江羋，只顾与自己手下的小厮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置江羋于不顾。江羋数次与商臣说话，商臣都装作没听到。江羋拍案而起，大怒道：“你这个贱人，难怪大王想杀你而立职！”商臣装作很惶恐的样子给江羋陪罪。酒宴之后，商臣便找到潘崇说：“师傅好计谋，老头子果然有废我之意。”潘崇面无表情地问道：“既然如此，你能够屈身侍奉王子职吗？”“不能！”“那你能逃亡到国外，以避祸害吗？”“不能！”潘崇沉默了一阵：“那，你有胆识做件大事吗？”商臣盯着师傅的眼睛。据《史记》记载，商臣“蜂目而豺声”，面相和发音都甚为怪异。商臣这样盯着潘崇，潘崇心里面难免打了一个寒战。但他仍然不动声色，用一种深不见底的眼神与商臣对视着。“能！”商臣简短而又坚定地回答。公元前62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商臣突然发动政变，派自己的亲兵包围了楚成王的宫殿。宫殿的守卫很快被击溃，商臣提着一柄带血的长剑，在一群死士的簇拥之下来到楚成王的居所。对于楚成王来说，宫庭里的血腥场面并不陌生。当他年少的时候，也是通过暗杀除掉自己的亲哥哥堵敖，登上楚王的宝座；后来他又授意申公斗班通过刺杀，除掉了盘踞在文夫人宫中的叔叔子元，从而获得楚国的真正统治权。现在，在他人生的残暮之年，他的儿子学习了他的手段，并将这一手段实施在他身上。这一切，在冥冥之中仿佛存在某种报应。他自我解嘲般地笑了笑，对商臣说：“你来了。”“是。”商臣闷声答道。“想杀我？”“是。”“楚王的位置迟早是你的，你又何必急这一时？”“我如果不急，这位置恐怕就不是我的了。”商臣斜视了楚成王一眼，半眯着眼睛说，“拿到手的东西才是我的，不是吗？”楚成王长叹一声：“你确实长大了，明白很多道理了。”“那是因为您的教导。”商臣谦逊道。“时间过得真快。”楚成王很有感触地说，“你知道吗，我现在看着你，看到的仿佛是刚出生的你，那么小的孩子，浑身皱巴巴，像一只睁不开眼的小老鼠……”“父亲！”商臣打断他的话说，“现在不是回忆往事的时候。”“是啊，是啊，现在是父子刀兵相见的时候。”楚成王苦笑一番，下定决心似的说，“来吧，儿子！”商臣环视了一下左右，示意他们上前。“慢着！”“父亲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个……我刚刚叫人炖了一只熊掌，很快就熟了。如果能让我吃完那只熊掌，我就死而无憾了。”商臣看着他，脸上露出一丝近似天真的笑容，既而哈哈大笑起来。楚成王先是愕然，后来也随着他笑起来，一直笑到老泪纵横。“熊掌很难熟，您就别指望了，就算等一个月，也不会有人来救您的。”这是商臣留给楚成王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他扔给楚成王一根长绳，转身走出了大门。门外，大雪纷飞。在南方，这样的大雪十年难得一见。据《左传》记载，楚成王死于自缢，然而死不瞑目。开始人们考虑给他一个“灵”的谥号，也就是楚灵王，他仍然怒目圆睁。后来人们决定给他一个“成”的谥号，他才阖上眼睛，表示满意。商臣继承了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楚穆王。为了感谢潘崇，他将自己原来居住的房子赐给潘崇，任命其为大师，并掌管王宫卫队。楚成王一生，在位四十余年，未尝有大过。在他的领导下，楚国国势蒸蒸日上，虽齐桓、晋文之强，也不能使之屈服，以楚成王的业绩，足以列入当世霸主之列。对待流亡中的重耳，他不因其无礼而杀之，体现了宽厚的气度；城濮之战前，他命令成得臣放弃进攻宋国，息事宁人，体现了正确的战略眼光，颇有明君风范。然而，就是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过于草率，废立不定，终生大乱。宫廷之变，虽似是天数，难道又不是人祸？【秦国人的复仇】晋襄公即位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场战事。夏天的殽之战，晋军主动出击，大败秦军；秋天的箕之战，晋军保家卫国，打败了狄人的入侵；冬天的泜水之役，虽然没有发生战斗，但是阳处父用小聪明耍了楚国人一把，间接导致楚国令尹斗勃被杀，可以说是不战而胜。一年三战皆捷，使得晋国朝野信心倍增，晋国的霸主之气相较晋文公年代，有过而无不及。公元前626年，年轻的晋襄公再一次发动对外战争，这次的目标是东面的卫国，理由是卫成公不来晋国朝见。晋国大军来到南阳，先且居建议晋襄公说：“卫侯不前来朝觐您，所以我们要讨伐他。现天子在温地居住，您如果不去朝觐天子，等于向卫侯学习。自己都做不好，又怎么批评别人呢？请您前往温地朝觐天子，打仗的事就交给下臣去办。”晋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改道前往温地问候周襄王。由先且居、胥臣臼季等人带领部队继续讨伐卫国，占领了戚地，并且俘获了卫国大夫孙昭子。由于战事危急，卫成公派人到陈国请求帮助。这个做法很古怪，一来陈国弱小，无力与晋国抗衡；二来陈国与卫国相去甚远，中间还隔着郑、宋等国，即便能救，远水也解不了近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像古巴受到美国入侵，却派人向越南求救一样，不靠谱。但是仔细推敲一下，卫国人这样做，其实是有深意的：陈国是楚国的小兄弟（当然也是晋国的小兄弟），如果陈国被卷入晋卫战争，楚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只要楚国一出手，晋国便不得不将精力放到南方来，卫国也就得救了。陈共公接到卫成公的求救信，和几位大臣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天，答复使者：“我们研究了一下，远水解不了近渴，就不派兵到贵国去帮助你们打仗了，但是我们可以给贵国出一个好点子，比派兵还要管用，至于听不听，那是你们的事。”“听好了，”接下来，陈共公说，“请贵国反过来讨伐晋国，寡人再从中斡旋。”使者一听傻眼了，这是啥点子啊？这就好比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不宜剧烈运动的重症，但你要能一口气跑个800米，这病就不治而愈了。病急乱投医。卫成公收到陈共公开出的这剂猛药，倒是没有考虑太多，咬咬牙，闭上眼睛就喝了下去——他派大夫孔达带领军队讨伐晋国。结果可想而知，卫国人被打得满地找牙。如果不是秦国恰在此时发动了对晋国的进攻，将晋军主力调到了西方，卫国人就不是满地找牙，而是要被晋国人大卸八块了。殽之战后，孟明视等三人被释放回国。秦国的军法极严，战败的
到身边了，她会怎么样？哭着喊着求饶吧。呵呵，肯定是这样！于是，劝降通知书送出，郭药师等人边打边等。之后，他们等来了一个大麻烦，萧干突然出现，这人居然带着三千人火速杀回了幽州城里，和怨军打起了巷战！这就是萧太后的反应，她接到恐吓信不仅没吓倒，反而派人向良乡方位的萧干求援。这是个有种的女人，哪怕刀快砍到了脖子上，都选择硬挺。查一下辽国的历史，是凡叫萧太后的，从来都是强人。当然，除了耶律洪基的老婆……回到幽州城里，萧干突然回援，打乱了怨军的阵脚。萧干的部下们眼睛都红了，这里是他们的家，怨军也好，汉人也好，都是些杀人放火的东西，现在抢进他们的家里来了！按平时的战斗力来衡量，他们远远不是怨军的对手，何况怨军里还有杨可世等万人敌，同时人数比怨军少了一倍。可这时情急拼命，怨军居然被他们打得节节后退，从城中心赶向了迎春门来路。郭药师等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暗暗心喜。萧干回来得好，从大局上看，这是辽国人真正的败招，只要他们能再挺一会儿，宋军就将掌控全局。萧干在良乡以一万人对抗十万西军，本就力不能支，现在为了应付怨军偷袭，抽调三千人回援，良乡方面的力量立即薄弱。刘延庆指挥全军强攻，很可能一击即破。幽州城里，萧干看似占尽上风，实际上只是他突如其来，打得怨军不知所措罢了。按原计划，很快刘光世就将率领生力军来接应，那时里应外合，萧干必将与幽州城一同陷落。之后，整个燕云地区动荡，其余十三州望风而降……千秋伟业，至此大定。在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月间，宋、辽两国的命运掌握在刘氏父子的手里，他们的意愿将决定历史的走向。他们只需要按计划行动，哪怕刘延庆按兵不动，只要刘光世能率军接应，那么一切就将水到渠成。命运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拐角处等着宋朝，光明、荣耀、失去近两百年的民族守护城墙，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等着，只需要刘光世出现。但是，在刘光世的一生中，他最不喜欢做的就是出现，他的习惯动作是消失。幽州城不是他第一次玩消失的地方，公元1122年也不是他第一次掌握全民族命运的时刻，鬼知道为什么他这样的人，总会掌握到那么重要的东西，但他就掌握到了。接着就放弃了……那一天，刘光世没有出现在幽州城里，他和那些约定好的生力军都不知去向。怨军陷在了幽州城里，他们名义上的敌人是三千名辽军，比他们少了一半还多，可你能相信像幽州这样大的历史名城，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会全城沉默，任凭几千个敌人随意杀戮吗？满城都是敌人，怨军节节败退，到后来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城里，前面是敌人，后面是城门，只不过城门被关上了，重兵把守，他们抢过去攻了好几次根本打不下来。怎么办，他们只好打起了城墙的主意。他们用绳子系在城头上，一个个顺了下来。勉强活着逃出城的，只剩下了几百个人，而且都没了马。他们徒步逃生，从小路回到了大营。偷袭失败了，士卒不算，连大将高世宣都死在了幽州城里。但这并不是末日，经此一役，宋军只是没占着便宜，对比辽国，萧干军队死的人也不少，他们来回奔波，已成疲军，而刘延庆的大营始终平稳，无论是战力还是物资，都保持着绝对的优势。这一点，刘延庆自己知道，所以他敢挺在良乡附近等消息；萧干也知道，这让他很绝望，他是很能打，但是满打满算只有不到一万兵力，总是以一敌十，敌二十，次数多了也会死人的。但是他必须得赢……绝望中，他冷静了下来，仔细回想，他找到了宋军的破绽。接战两次了，宋军本来大胜的机会，为什么会输？问题都出在主将的身上，第一次是童贯猪油蒙了心，不该退一定要退，不能打一定要打，等于是他玩死了西军；第二次，纯粹是刘氏父子的无厘头表演秀，刘爸爸行军像旅游，大平原上被偷袭，刘儿子玩失踪，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机会失去。很好，萧干有了个非常荒诞、近于无聊的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再一次冒险，带着人出了幽州城。这等于把幽州的城防又扔了。他悄悄地绕过了宋军大营，出现在宋、辽两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之后就是等，这么点兵力一直等在广阔无边的大平原上，直到等到宋军的运粮队出现。这期间他很幸运，没人发现他们，很显然刘延庆把巡逻队都关在了大营里，全体关门睡大头觉。在这种危险地段，萧干带人冲了出来，把宋军的运粮队给劫了，临走时很不小心地透露了一个军情——辽军集结了三倍于宋军的军队，已经在良乡周边形成了包围圈，只等晚上举火为号，就一起围攻，把宋军全歼。这个军情迅速地传到了刘延庆的耳朵里，刘延庆第一时间震惊了。天哪，狡猾的辽国人，万恶的辽国人，居然不声不响地给他挖了这样大的坑！今天晚上就围攻吗？那么危机迫在眉睫了吗？怎么办……他绕着圈子想办法，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想出什么。其实多简单，简单得接近无聊，非常的荒诞，辽国只剩下燕云十四州了，连主城幽州都被攻进，萧干只能抽调三千人亲自回援拼命，哪儿还能再变出来三十万辽军？如果能这样，还会坐视宋军入境吗？早就在白沟那儿隔河阻击了。这些刘延庆想不到，他完全被自身的安危给吓着了，粮道被断，军情突然，一连串的突发事件让他慌了，当这一天晚上，夜幕下突然间火光四起时，他真的像是听到四面八方响起了辽国骑兵冲锋时的马蹄声。撤退，立即撤退！刘延庆以最严厉的军令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令全军不顾一切、扔掉一切地火速逃跑，来不及带的各种战略战备物资，全部就地烧毁。这一夜火光冲天，其中绝大部分是宋朝人自己点的。这片大火里烧的绝不仅仅是些帐篷、器械之类的东西，而是宋朝自熙宁变法以来积累的所有家底。其中最重要的是军粮。“……自熙、丰以来，所蓄军食尽矣。”——《三朝北盟会编》刘延庆管不了这些，在他心里，自家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他没命地跑，驱赶着士兵们和他一起跑，跑了一夜之后终于到了白沟。到这里，他松了一口气，看来危险终于逃过去了，前面就是国境线，过河就会安全。但是就在这一刻，他发现了更大的危险。辽军杀到了。他昨晚并没有幻听，火光骤起时真的有马蹄声响起，萧干真的率军冲向了他们。只是由于实力悬殊，萧干没有直接动手，他一直尾随在宋军的背后，直到宋军跑了一夜心力交疲时才发动攻击。这时前有白沟界河，后来辽军铁骑，十万宋军一夜奔逃，局势恶劣得无以复加。之后的事儿还用说吗，宋军扔下了足够多的尸体，才渡过白沟，回到了宋境。第二次北伐结束。这一次宋军败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不要再说什么士气了、荣耀了之类的事，每一个士兵都郁闷到要死。纵观全局，他们根本不是辽国人打败的，是被辽国人吓败的！老子不是吓大的，是被吓死的！这样的屈辱，完全是上层彻底腐烂的恶果。西军纵然勇武又怎样，全军都是万人敌又怎样，只要有童贯、刘延庆、刘光世这样的大领导在，他们都得败，都得死，都得屈辱。这一战过后，物资没有了，军力丧失了，士气都泄了，这还只是自身的损失。看外面，辽国人、女真人都擦亮了眼睛看到了一个事实，堂堂宋朝，如此庞然巨物，居然只是银样镴枪头，是个纸老虎。哈哈，早知如此，当初就该调整政策，肥肉就要有肥肉的待遇。尤其是女真人，他们再不把宋朝当成战略伙伴了。以上仍然只是损失的一部分。北伐燕云更大恶果要在两个月之后，以及两年半之后才真正显露出来，那时的宋朝才会自食其果，欲哭无泪。第十七章如此复燕云两个月之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完颜阿骨打亲征燕云。金军终于杀过来了，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必将发生的事，可当它真的发生时，仍然让人发抖。准确地说，是辽人吓得发抖，宋人气得发抖。恨啊，当初为了占便宜，抢先发动攻击，本想着一触即溃，把燕云抢到手，从此有了北方防线。谁知徒劳无功，损兵折将。最要命的是，两次大战也把辽军搞得元气大伤，这时金军杀过来，简直是标准的下山摘桃子。前思后想，宋朝是个多么好的裁缝啊，给金国做了嫁衣裳。后悔是没用的，恐惧也是没用的，时间走到了这一刻，宋朝人只能站在边境线上眼睁睁地看着，而辽国人很痛快，萧德妃的坚定不见了，萧干的神勇没有了，前途无限远大光明的耶律大石也消失了，整个辽国嫡系集团意见空前统一。逃跑。完颜阿骨打离着燕京城还有好远的路，辽人就开始了大逃亡。他们离开幽州，从古北口逃离燕云地界，一路向西，去寻找逃得更远更彻底的天祚帝耶律延禧。金军的燕云之役，几乎没动刀兵，是直接骑马进的城。进城之后，全体金军的头都晕了……太幸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完美之城吗？他们看到的是前所未见的繁华，哪怕此前他们占领了辽国五京中的四京，也没见过这样的世界。燕云十六州是特殊的，它有辽人的特色，更多的是宋朝的色彩。它是当时辽国的最南端，是最接近宋朝文明程度的区域，无论是物质还是风采，都几乎与宋朝同步。不走了。哪儿也不去了，以完颜阿骨打为首，女真人沉醉在燕云十六州的桨声灯影里，每天逛逛街、杀个把人、抢些花姑娘、做做抄家游戏，日子过得非常充实。当然，心情舒畅中，他们也做了两件正经事。第一，派人向西追辽国人。这件事必须要办，但不必急了，辽国人已经彻底玩不出花样，是实际上的亡国之人，就差灭种。第二，比较麻烦，但充满了乐趣和幻想。女真人把眼睛投向了南方。在贫困中幻想着富贵是种折磨，在富贵中向往更大的富贵则是种享受。而当向往可以像幻想一样无限升级，升到哪一步都能变成现实的话，当事人会有怎样的感受呢？问女真人吧！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年尾，到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之间，女真人的生活可以归纳成四个字——心想事成。无论他们想到什么，想要什么，都会得到。这是多么神奇，这是怎样的快乐。事情要从阿骨打逼近幽州城说起。军队在行动，使者们更忙碌，赵良嗣跑前跑后，他的任务太重大了，要在宋军败了的前提下保证金军履行合同。这太难了，之前说好了的，是两军夹击共同出力，金军才让出燕云的部分地区，现在金军单方面搞定，有充足的理由大把的机会不认账。果然，金国人再没了好脸色，他们的使臣叫蒲家奴，一见面就把赵良嗣骂了个狗血淋头，而赵良嗣只能听着，人家说得条条在理。比如两国约好了进攻，宋朝白白让金国等了半年；金国使者到了开封，什么事也不谈，晾在一边耗时间；比如宋朝突然出兵，想钻空子占便宜等等，现在打输了才想起盟友，你们把金国当傻子耍吗？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拿钱来！除了当初说好的只给南朝六州二十四县，每年照旧收整个十六州的岁币之外，这六州二十四县里只给宋朝汉人的财产，其他的奚、契丹、渤海等族的人口财产全部归女真人。这太苛刻太模糊了，只要在执行中稍微黑心点，就能把那些州县里的人口财产全搬光。但人在矮檐下，宋军败得太狼狈了，赵良嗣无话可说，只能同意。这只是第一阶段。金军进入燕云之后，幻想开始升级，第一次，他们不满足于岁币了，要租税。租税，也就是税收，一个国家的根本所在。土地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能够住人，能够产生税赋，如果连这个也要舍弃的话，土地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金国人给出的理由是，燕云是我们打下来的，是我们的财产，所以税赋都是我们的。现在连土地带租税都给你们，实在亏大了。要是单给租税都不同意，你们马上走人，燕云的事再也不要谈了。赵佶很紧张，燕云一定要得到……好吧，同意给租税。本以为这样金国人就满意了，没想到金国的使者临走前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又加了一句话。——南朝陛下，燕云是我们在去年年底打下来的，所以岁币嘛，应该从去年开始算。年底……是不是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十一点五十九秒之前攻占的燕云呢？时间差打到了这地步，真让人怀疑这是一个怎样的铁算盘种族。这还是七八年前纯朴的北方原始土著居民吗？看来大规模的抢劫生活真的很锻炼人！当年，这位使者只是随口一说，四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立即到手。宋朝的皇帝居然一点折没打，要一年就给一年，一点没含糊。金国人带着意外的兴奋回去了，把这个情况上报给阿骨打，于是三个月之后的交割现场变了味道。金国人先是挑剔宋朝的国书写得不正规，里边有好多字看不懂。宋朝人郁闷，这是当代伟大的书法家赵佶亲笔写的，你们这帮刚认字的土匪看不懂，难道是书法家的错吗？可是根本说不清，宋朝的使者来回换了四次国书，才算过关。这只是开始。金国人又说，辽国是女真人的死敌，燕云地区有很多辽人逃到了宋朝境内，比如赵温讯、李处能这样的大臣。在交割前一定要把他们交出来。死敌……好吧。宋朝交了，却没想到赵温讯刚进金营，完颜宗瀚亲自出现，奉为上宾，给了好大的官职。还没完。金国人换上了一张笑脸，说辽国的天祚帝、萧干、耶律大石等人还没抓到，这时归还燕云，实在是给宋人留下了隐患。这样吧，金国替你们抓，可是粮草有问题。二十万石。宋朝也答应了。粮食运到，金国人再提新条件，说辽国的怨军郭药师部八千人在宋朝，这也是死敌，一定要交出来。这一次宋朝不干了，这是难得的战斗力，说什么也不能给。两方一顿协商，最后宋朝以幽州城辖区内一百五十贯以上家产的共三万余户人家为代价，“买”下了怨军。时间接近四月，交割终于到了最后阶段。宋朝人到了幽州城下，望着丢失两百多年的故土根本来不及感慨，一个个没完没了的幺蛾子迎面而来。第一，之前谈好的租税落实了数额，每年一百万两白银。这和每年的岁币不发生关系，于是宋朝得回燕云区域的六州二十四县之后，每年要交给金国一百四十万两白银。多吗？还有下文。金国人提出，这每年一百万两的租税不能用钱来交割，要用实物。这一条才是狠的，才是内行话。宋朝听到这个条件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辽国人在捣鬼。只有他们这些和宋朝打了百十来年交道的人才知道这里边的学问。如果每年只给钱，那么生产力落后的金国拿着硬邦邦冷冰冰的金属钱币一点用都没有。钱对老百姓有意义，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意义，只有物资才是根本。于是，他们只能拿着宋朝给的钱，和宋朝做生意。这也是之前宋、辽两国的边贸合作方式，宋朝每年交出去的岁币，都能通过榷场赚回来。现在金国不要钱，要物资，这从根本上断绝了宋朝的侥幸，想想每年价值一百万两白银的窟窿，这得用什么才能去填平？！狠、毒。但是不答应吗，那么之前的让步努力难道全白费了不成？想了想，宋朝也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要西京。对此，金国人也挺大方，现将原话照搬一下：“皇帝言宋皇大度，我增百万，一言不辞，今求西说，何辞以拒？然其民却待迁去。”只给空城，不给居民。赵良嗣一听就火了，他问：“只给空城，我们要来干什么？”金国人狡黠一笑，说：“其实很简单，俺们皇帝只是想让你们再出点血，犒赏三军而已。”简直是赤裸裸的敲诈。但事实如此，只能伸头等刀。为了西京，宋朝又一次性地给了二十万两。这些都做完后，金国人沉默了，他们绞尽了脑汁，想了再想，也再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再拖再敲诈。于是，金国人收兵走人给宋朝让地方。这时，据金军进占燕云已经过了近半年之久，以幽州城为例，已经面目全非。能杀的全杀了，能抢的全抢了，能烧的也都当篝火在某些快乐的夜晚烧光了……就是这样，金军在临行前还掳掠“中原士大夫之家妹姬、丽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北归其国。酣歌宴乐，唯知声色之娱”。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童贯、蔡攸率领宋
钱壮飞不着痕迹地清理完现场后，悄然走出了办公楼，但他并没有径直逃走，而是来到了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用小刀在办公桌的地图上画出一个十字。这里是钱壮飞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这个暗号则表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做完了这一切，钱壮飞疾步而出，彻底融入茫茫夜色之中。
蠢蛋顾顺章
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是的。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他并没有直接返回上海，而是在武汉汉口“新市场”游艺场表演起了魔术，据说是为了给他的小蜜挣些零花钱。一连好几天，场场爆满，连报纸都开始报道这位奇人。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什么背景。这种横空出世的人，向来都是中统感兴趣的。顾顺章行事历来谨慎，从不照单人相片。就是在今天，翻遍史料，搜尽互联网，也找不到顾顺章一张清晰的照片。按道理，当时的中统也拿他没办法，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档案记录！想必这也是他敢于在白色恐怖之中抛头露面、登台表演的信心所在。可是，百密终有一疏。前面说过，中统手下有很多中共叛徒，而尤崇新就是其中一人。此人担任过中共上海公共租界区委书记（尤崇新的前任叫张耘，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生，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因此像顾顺章、周恩来等人他都是熟悉的。鬼使神差的是，尤崇新被徐恩曾分派给了“铲共专家”——武汉的中统负责人蔡孟坚，也就是说尤崇新此刻正在武汉。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武汉“走钢丝”的顾顺章被叛徒尤崇新认出来了。共产党大员顾顺章被捕了，旋即叛变。顾顺章坚持说他掌握着大秘密，只能面陈蒋介石，别人他不说。弄得湖北省政府主席——“两弹专家”何成浚和“铲共专家”蔡孟坚也紧张得不知该怎么办。何成浚先是说让南京派军舰押送，未等回复，又决定改用客货轮马上押顾顺章赴南京。顾顺章登船之前，叮嘱蔡孟坚：在我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要给南京发电报。顾顺章担心万一消息被钱壮飞获知，他将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他为什么不肯告诉蔡孟坚这其中的玄机和风险？他有非常强大的理由：在领导面前邀功，抢功劳。尤其是揭发“龙潭三杰”的身份，这可是一项大功劳，这份功劳顾顺章要留给自己在蒋介石面前挣表现。可惜，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立功心切的蔡孟坚没有听进去顾顺章的警告。凭什么要听顾顺章的！这么大功劳，几辈子才能碰上一次，我必须得给南京发电报，留个凭据以便将来论功行赏！因此，这便有了之前的五封电报。发完五份电报之后的蔡孟坚，从兴奋与紧张中冷静了下来。恢复了正常智商的他认真一想，便发现了不对之处：顾顺章一定要面陈蒋公，自然是想直接邀功，但他又叮嘱不要发电报，难道说我们中统内部有共产党的人？情急之下，蔡孟坚补发了第六封电报。最危险的叛徒
刘杞夫一夜奔波，终于在4月26日上午见到了李克农。听完汇报，李克农头都大了：大家都是单线联系，他只能找陈赓，可26日不是大家约定的接头时间，如果找不到陈赓的话，中共中央和党组织面临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可是到哪儿去找陈赓？顾顺章的船即将到达南京，中统的大队人马即将杀来，李克农知道不能再拖了。李克农决定破坏保密工作的规矩，直接越级去找江苏省省委书记陈云，陈云赶紧找到聂荣臻，聂荣臻又找到周恩来。可是，时间太紧迫了，中央机关几百号人分布在全市各处，一一通知起来难度实在太大。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电话也不够多，一般人根本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最靠谱的通信方式仍是靠两条腿走和一张口吼。退一步讲，即使所有人都通知到了，这么多人拖家带口地搬家，转移设备，都不是简单的事。这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是转移多少算多少了。周恩来在陈云、聂荣臻、陈赓等人的协助下，一方面即刻组织中央机关撤离，切断一切与顾顺章相关的联络方式，另一方面组织人马去截杀顾顺章。仓促之间去截杀一个被重重保护的重要人物，难度可想而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说的就是这种无畏却又无奈的情形！与此同时，李克农给在天津的“长城通讯社”（中统的下属机构）当社长的胡底发去了一份电报：胡底，克潮病笃。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底一见就懂了，随后安全逃离天津。28日凌晨，在中统特务已经开始全城大搜捕的时候，李克农终于找到了王明和博古两位中央领导，并将这二位安顿在了安全之处。在顾顺章的“努力”下，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先后被捕的有八百多人，中央特科也遭严重破坏，一些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中央军委保卫组、《红旗》报社、中央地下印刷厂等都被破获，连共产国际的老毛子们都被逮捕了好几个。因为顾顺章的背叛而暴露的共产党要员有恽代英、蔡和森，他们因为不愿意“悔过自新”，很快被杀。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也给抓住了，同时被抓的还有向忠发的情人杨秀贞，此人乃从良妓女。杨秀贞被抓后表现得非常顽强，拒不揭发老工人的真实身份。她这边还咬牙坚持着，那边老工人已经下跪求饶。气得周恩来直叹：此人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不过这个总书记职位虽高，却没有什么油水。一问三不知，没办法，能力有限，正事都是别人做的。既然如此，中统只能用他的人头来震慑一下共产党了。几天后，向忠发被杀。这次虎口脱险的共产党人之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如下几位：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也有先前提到的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从此，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当时最大的苏区——毛泽东建立的江西苏区。各共产党要员或去江西苏区，或远赴苏联到共产国际任职，譬如王明。顾顺章的叛变掀起了滔天巨浪，他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是啊，如果上述那些牛人都被逮住的话，中共的历史甚至中国的历史都将被改写。不过，这位“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在风光了三年后，再次显露出某种心理疾病，大概是臆想症。这小子提出了一个天才的想法：让蒋介石支持他成立一个新共产党，由他实现和蒋介石的所谓“国共合作”。蒋介石这么评价他的这个“天才想法”：你小子是唯一叛变后又想回到故主怀抱里的人！1935年春，蒋介石手谕徐恩曾：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徐恩曾得到Boss手谕后，立刻执行，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一命呜呼。中共特科这支队伍立下的功勋鲜为人知，留下的更多是神秘和传奇，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中共夺取政权的战斗中居功至伟。从未带兵征战过的李克农，更是在建国后和萧克、王震等沙场名将同享上将殊荣。蒋记王朝第十一章“九·一八”，家仇国恨的背后宁粤分裂
1931年5月，和煦的春风远走，初夏的炎热已至。虽说“共匪”的地下组织被破获无数，可蒋介石的心情却好不起来，因为国民党又分裂了。这事是蒋介石弄出来的。这些年，蒋介石虽然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但忙的原因大致相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清党），“攘外必须安内”（消灭反对者，一统全国）。说白了，就是搞中央集权，搞个人独裁。应该说，蒋介石在独裁的大道上走得还算欢快。他不仅接替了已经去见孙中山的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了行政院院长，还通过二陈掌握了党务实权，绝对属于头号实权人物。即便如此，他依然受到了来自于“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掣肘，办起事来很麻烦。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春风得意的他决定趁势干掉这些掣肘，怎么干呢？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蒋介石正为找突破口发愁，帅哥学者胡适就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等文章，批判当时中国严重缺乏人权、政府滥用权力的现象，提倡制定宪法，建设法制国家。于是，蒋介石提议：提前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即宪法），实行总统制，选举总统。这个总统当然是蒋介石为他自己量身打造的，目的是以合法的制度保障他搞独裁。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国务会议的常委——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胡汉民的反对理由不难想到：争夺领导权。原本胡汉民和蒋介石平起平坐，可一旦行总统制，蒋介石当上了总统，那蒋介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领导五院，胡汉民就会降级成为下属。胡汉民仗着资历老，发出的反对声音特别激烈，特别不给蒋介石面子。而蒋介石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尤其是受不得刺激。一旦受到刺激，就会失去冷静。他一失去冷静，就会走军人干政的老路。“中山舰事件”、“四·一二”都是如此。老子说不过你们，还打不赢吗？于是，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请吃大餐”的理由把胡汉民诳出来软禁于南京郊外的汤山，史称“汤山事件”。这种法理情三方面都站不住脚的极端行动，立即给了蒋介石的反对派们一个造反的良机。首先跳出来的是立法院副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此人联络了一批自己人，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就在此时，远在广东的陈济棠很敏锐地感觉到，他的机会来了，他要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陈济棠领衔诸小弟表示响应《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有地方实力派响应就好办了，再说了，广东本就是“革命”的大本营。就此，各派反蒋人士纷纷南下，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加上桂系，齐聚广州。1931年5月底，反蒋联盟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领袖。因为此次反蒋的人马几乎是清一色的广东户口，所以此次分裂被称为“宁粤对峙”或“宁粤分裂”。闹分裂也就算了，反蒋联盟还要求蒋介石辞职滚蛋，否则武力相见。这帮人可不是说着玩的。原本已经被蒋介石整废了的阎锡山、李宗仁在他们的照应下，奔赴老家造反。几个月后的9月18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令正在遭受群攻的蒋介石更是无暇他顾，阎锡山、李宗仁也得以成功地东山再起。加强版“变色龙”石友三接受了广东国民政府汪精卫的任命和资助，率众在河北造反。前面说过石友三原本是冯玉祥手下的将军，先后倒冯投蒋、倒蒋投冯、倒冯投张、倒张投汪、投共反共，这还不算，后来又投日，脸皮之厚厚绝人寰。但是，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此人后来被部下活埋于黄河岸边。当然，这是后话了。此刻石友三借汪精卫的东风，一通左右逢源，坑蒙拐骗，手头又有了六万多人。石友三在河北造反后，坐镇北京的国民政府华北地区最高长官张学良慌了，因为他关内的那点人马守土都不够用，哪够镇压石友三。张学良只好匆匆忙忙地从东北调嫡系部队入关，倾尽全力，杀到8月底，才将石友三打败。张学良摆平石友三后，没有让手头的十多万嫡系人马回师东北，而是就地驻扎。这可能是因为他想让兄弟们暂别东北苦寒之地，享受一下关内世界的花红柳绿。也可能是因为他对东北军留守部队的实力比较放心，一来看护大本营沈阳的嫡系精锐——第七旅和东北空军实力不错，二来虽说留在关外的东北军大多各有山头，不怎么听他指挥，但数量有十几万，张学良自信日本人的两万关东军没法逆天。但实际情况是，东北已经危机四伏。近半年，日本人不仅在东北连续进行挑衅性质的军事演习，还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寻衅滋事。面对挑衅，张学良信手拈来的妙策是按既定方针办——从他老爸张作霖开始，东北军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一直是“避免直接冲突，小便宜可给，但大亏不吃”。事后看来，这个办法的效果似乎“不错”，因为日本人的屡次挑衅都是不了了之，并没有发动战争。可是张学良不知道：日本人不开战，只是因为没到开战的最佳时机。因此，在时间来到1931年9月18日这天晚上的时候，少帅张学良一如既往地享受莺歌燕舞。但是，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张学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晚十点左右，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谎称奉军破坏铁路。晚十一点左右，近两百日军（一个中队）以此为借口，突袭沈阳北大营。那场刻骨铭心的国耻，那场涅槃重生前的灾难——“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但是，“九·一八”的枪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血性与觉醒，伟大的抗日战争亦由此拉开序幕！根据史学家们的调查，对于“九·一八事变”，日本内阁基本不知情，天皇和军部也只是默许。日军的这次行动，实际是由“关东军三杰”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这三个倭寇包办的。要知道这三个家伙，级别最高的才是大佐，也就是一个上校而已，不过这在“下克上”蔚然成风的日军里，也不算奇怪。三个鬼子之所以选择在此时发动战争，只有一个原因：时机合适。前文介绍过，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经济并不景气。随着经济大萧条的爆发，1931年的日本，形势更加严峻：经济全面倒退，失业率屡创新高，民众生活困难，社会矛盾一触即发。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内形势，日本军部想了一个符合军人利益的解决办法：走军国主义之路，发动战争，全面控制中国东北地区。这样既能取得广阔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以解决本国经济危机，也便于他们建功立业，致富留名。但日本军部的想法遭到了日本内阁和国会的反对，不是因为这帮政客心地善良，同情中国，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侵略，或者尽可能地推迟战争发动的时间。相对来讲，政客的目光往往比军人长远，不像军人那般急功近利，因为他们不想为风险埋单。站在日本内阁的立场上看，战争带来的巨额军事拨款、国际干涉以及中国必然做出的抵抗，都可能导致日本的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更严重的是，一旦国内局势持续恶化，这帮政客就必然要辞职滚蛋，他们手中的权力就会消失，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日本内阁坚持认为：通过战争能拿到的好处，也许结合外交谈判和军事恫吓就能拿到，又何必非要发动风险巨大的战争不可？可问题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所代表的军方势力，与日本内阁和国会所代表的政党势力，各有自己的主张和利益，都想用自己的方式主导日本。所以要想结束这种看似属于方向路线分歧实则属于权力利益冲突的内部矛盾，必然需要一场充斥着阴谋、流血和杀戮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但不管如何，对迫不及待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关东军而言，此时的局面十分有利：军部有出兵之意，又逢东北兵力空虚，还有国民党闹“宁粤分裂”，此刻不发动战争，更待何时！由于日本内阁持反对态度，所以关东军发动战争一事只能先斩后奏。既没有通知内阁，也没有让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明文批准，以免给上级领导添麻烦。关东军发起进攻时，张学良正在看戏（一说观梅兰芳唱戏，一说看褚民谊唱《空城计》），当然不可能及时联系上，所以时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荣臻，按照老大张学良的一贯做法，命令部下们宁可缴械投降也不要抵抗，等老大的消息。如果沈阳北大营的张学良嫡系第七旅（加强旅，人马近万。它是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也是当时中国陆军中装备首屈一指的部队，配备有重武器，十余辆坦克，还有东北空军的炮火支持）即刻奋勇还击，跟数百日本鬼子斗上一仗，结果还真是难说。张学良得到荣臻的消息后，于19日凌晨一点左右对其下达了应对方针（《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毫无例外地还是老办法：避免冲突，不予抵抗，等待外交交涉。即所谓的“不抵抗”。既然你不抵抗，日极拥护他的阎锡山、陈宧等人更加积极地落井下石，就连他曾经可以信赖的北洋军，眼见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都打起了小算盘，没有人站出来支持他。众叛亲离的压力、长期的政治斗争和繁重的公务压垮了袁世凯本就有病的孱弱身板。袁世凯倒下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纵马驰骋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23岁朝鲜对抗日本，金戈铁马，势不可挡。36岁天津练兵强军，谨小慎微，青云直上。42岁直隶改革开放，奋发图强，四海仰望。52岁出山终结清朝，群雄束手，威盖四方。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的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数十年艰难险阻、往事故人的影子如浮云般从他心底流过。他建立过不朽功勋，也犯下过严重错误。为了这一切，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理想、家人、朋友、属下、自由和爱情，而现在一切都走到了终点。残阳如血，苍穹低垂，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他决定用下面这句话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点：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带着无尽骂名去世，时年57岁，他也没能打破袁家牛人活不过58岁的纪录。新的开始袁世凯的故事就此结束了，下一个故事却即将开始。袁世凯去世后，王士珍等人打开金匮石室，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当太子、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很早就进入政界的他随着父亲的倒下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袁克定贪恋权位、误国误民，连带害了老父，算是一无是处。但在抗战时期，身处北京的他宁可潦倒度日，也不接受日本人的邀请，拒绝为日本人效劳，可说大节无亏。雄心勃勃的北洋兄弟们终于逼死了老帮主袁世凯。但袁世凯死后的民国，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继续共和。共和在当时绝对是先进的社会制度，虽然在实施过程中有诸多不足，甚至乱象频生，但从国人对袁世凯复辟的态度来看，足以证明民主是民心所向，共和是民心所向。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次失败后就放弃，中国人民还将继续为争取自由、民主、平等而不懈努力！第一章孙中山召开战败总结大会
失败总结大会
这边“反对‘二十一条’”、“护国战争”等事件跌宕起伏，各种力量忙于角逐纷争，那边孙中山先生也没闲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去了日本，而留在国内的同志们又回到了以前那种驾轻就熟的个体户单干的模式，遇事就炸，上去就打，打不过就跑。来到日本的孙中山，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二次革命”总结会议。总结大会的主题不是官场中常见的“坏事变好事”：工作中一旦出了纰漏，重中之重就是组织同志们积极总结，表示大家在这次失误中吸取到了很多教训，有利于日后工作的开展，甚至借机树典型，表示在这次失误中，某某同志头脑清醒、身先士卒，避免了更大损失。对于此类出事之后不深挖根本原因、不问责相关人员的形式主义，孙中山先生是不屑为之的。在会议上，孙中山对共事多年的黄兴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克强，都赖你，你反对在‘刺宋案’发生后立即开战，以致贻误战机。战争打响后，你又说我不懂军事，阻挠我率军到南京，结果遗祸匪浅。后来你又不坚守南京，自己一走，三军无主，最终失败！”黄兴愧疚地说：“南京失败，弟应该负责任，万恶所归，也甘愿接受，对于我去南京代替先生指挥之事，我是怕先生在战争中受伤以致影响革命前途，才那样做的”。孙中山也觉得自己话说得有点重，于是又好生安慰黄兴，总算是把黄兴安抚好了。接着孙中山又说：“国民党党员思想混乱，党员各自为政、党内不团结，不听我的话，使我的主张得不到贯彻，是‘二次革命’失败的主因。”这话很多人不爱听，黄兴当即站出来替大家说话：“‘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根本不是你说的党员不听号令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继续维护国民党，加以整治，力求扩充。”黄兴一席诚恳直言，孙先生并没有听进去。孙中山是个相当有主见的人，你国民党不是不听我的吗？没关系，反正国民党也散了摊子，我就另建一个组织，谁想加入我这组织，谁就得按指纹，宣誓效忠我孙中山。按指纹，还服从个人，这怎么有些像小混混入帮会啊，是不是弄错了？没弄错！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这个党叫“中华革命党”，名字很大气。黄兴看在眼中，难受在心里。他也不愿意让步与屈就，于是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远走美国。算是避免了本就不够强大的组织继续分裂，应该说非常顾全大局。很多人看到这里，难免心中不安：国父一代圣贤，怎能行事如此霸道？其实，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再者，人无完人，孔子也说“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不管怎么样，孙先生的革命斗志并没有因为一次次的失败而有所减弱，重新来过就重新来过！孙先生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就是信仰坚定、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远大目标动用非常手段亦在所不惜。陈其美死创业艰难啊！哪怕是孙先生这么大牌的斗士，愿意跟他按手印入党的人也不多，还好有那么几个铁杆心腹支撑场面。陈其美力排众议，第一个按手印加入。黄兴走，宋教仁死，汪精卫淡出，行事果断、心狠手辣的陈其美终于熬成了二号人物。可是他并没有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里就顺带提提陈其美的结局吧。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杀于上海法租界。这起刺杀案的行动总指挥是张宗昌。此人本为一介草根，却凭借以耻为荣、无知无畏的浑人性格，先后在陈其美、冯国璋、张作霖和日本人手下折腾，成为近代史上最有名的粗鄙军阀。这起刺杀案的背后主使是袁世凯先生。他派张宗昌干掉其前任老板陈其美的动机只有一个：报复。一来袁世凯、陈其美两人已经因为“刺宋案”结仇；二来陈其美暗杀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派来的上海军政大权一把手郑汝成。陈其美遇刺后，由于很多人都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张宗昌干的，都怕被戴上乱党的罪名，竟然一时无人敢去认尸，唯独一个瘦削俊朗的小伙子赶了过去，抚尸大哭，并将尸体运回自己家中入殓。除了第一个按指印的陈其美，接下来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有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许崇智。这个比较陌生的廖仲恺需要提点几句。此人乃广东客家人，在美国生活过多年，曾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专业，是一名搞经济的好手，算是孙先生的财政总管。此外，其政治嗅觉不错，是一名不错的政治家，他将在今后的革命进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后三人是孙中山麾下少数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将领，不过朱执信几年后牺牲，紧跟着邓铿也被刺杀，而许崇智先生虽然资格很老，带兵的能力不错，智略中上，但在女色方面情难自禁，尤其是对鸦片没有抵抗力，这让孙先生非常无奈。虽然后来孙中山又找了一个当时著名的“革命圣人”张静江帮忙，也未能彻底改善缺乏人手的窘境。不过，这种局面倒是为一个人的上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下面就隆重请出这个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当时的小人物、以后的大人物。他在刺杀陶成章一案中有过重要表现，而那个为陈其美收尸的瘦削俊朗小伙儿也正是他。他后来统治中国二十余年，领导中国度过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短暂的富三代生活蒋家与之前讲过的袁家不同，做了几百年的农民，却没有出过一个当官从政的人（胜清三百年间未有一人求通仕籍者）。估计要么是没钱读书，要么是有钱了却读不出来。好在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还可以选择经商。浙江经商之风始自战国，清末尤盛，浙商特别是宁波帮也由此兴起。位于浙江宁波奉化县的蒋家正是宁波帮的一员。兴盛蒋家的英雄叫蒋斯千。蒋斯千同志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农民，他果断地弃农经商，靠做小生意攒出了第一桶金，并辅以如下两条致富之道，最终发家。致富之道一，看准市场。他开了一家官盐专卖店——玉泰盐铺，这是他的主打生意。历朝历代，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属于管制产品，其开发权和经营权全部归中央政府。也就是说，盐这种产品归国有垄断，其境况有些像石油之于中石油和中石化。蒋斯千同志花了很多心思，走了很多关系，才搞到政府的特许经营权。之后他就以盐作为市场发力点，打开了当地的市场。致富之道二，产品迎合了消费者需求。除了盐，他还兼营大米、面、油、石灰、烧酒等热门产品，其产品种类之全堪比今天的小型百货超市。这种贴近生活、产品与本地特点相结合的经营理念，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加上他一贯坚持诚信经营，因此生意在当地十分兴隆，蒋家也就此成为乡里的土豪大户。后来，蒋斯千让二儿子蒋肇聪接班，自己享受夕阳红去也。蒋肇聪子继父业，但他只继承了老爹的精明，却没能继承做人的诚信。他能说会道、热衷乡里公共事务，年纪轻轻就在当地闯下了“埠头黄鳝”（形容人无比的油滑、精明）的大名，是当地著名的“兼职律师”。据说蒋肇聪同志代理案子很有一套，通常暗地里说动原告和被告参与“竞价排名”，逐步提高代理费用，而他就从代理费用中抽出一部分打通官府，自己和官老爷通过吃完原告吃被告，成为官司中的赢家。蒋肇聪先生也算是小有本事，作为一名没有垮掉的富二代，他先后娶了好几个老婆，不过此处我们只关注他的第三任妻子王采玉。王采玉精通女工，也读过一些诗书，知道一些圣贤道理，但运气着实不好，年纪轻轻就子夭夫亡，年轻守寡。在街坊邻居的非议之下，没办法之下躲到一个寺庙带发修行。后来她二婚嫁给蒋肇聪。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1887年10月31日，一个男孩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比他多年后的强劲对手毛泽东大6岁。蒋斯千先生亲自为孙子取名蒋周泰，小名瑞元。蒋斯千不仅是个好生意人，好老板，还是一个好爷爷。从瑞元生下取名、饮食起居到入塾求学，无不给予入微关怀，给了瑞元一个极其幸福的童年。蒋肇聪晚来得子，但他肯定没料到，这个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单亲家庭的问题少年蒋周泰7岁之前的童年生活，是极其幸福的，是无忧无虑的。但这种生活在他7岁那年戛然而止。7岁那年，祖父病逝。第二年，父亲逝世。随后，蒋周泰同父异母的兄弟蒋介卿强行要求分家。王采玉不愿与其争执产业，就把玉泰盐铺的全部资产都给了蒋介卿，自己只要了几间老屋和一些耕地。这一系列变故令蒋家走向衰落，王采玉不得不凭一己之力带着蒋周泰和她的另外三个孩子过日子，生活十分艰辛。因此，望子成龙的王采玉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蒋周泰身上。她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钱和关系培养他读书求学，指望他争气成才，光宗耀祖。可蒋周泰同学的表现却让老母很不省心。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性格弱点让老母操心，他孤僻、逆反、暴躁、任性、多疑，不轻易相信他人，着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熊孩子。当然，这也不能全赖他，这应该与基因缺陷以及家庭教育的缺失（单亲抚养长大）有关。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令老母头疼的蒋周泰非但没有在乱世中碌碌而终，反而干出了一番伟业青史留名。这倒也不稀奇，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些了不起的特质。出身商人之家，在社会底层长大，令蒋周泰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冒险、好勇斗狠讲义气的野性和脸皮超厚的韧性。野性和韧性兼备，实在彪悍。4岁那年的除夕之夜，蒋周泰便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他为了验证脑海中突然迸发出的一个与生命科学有关的念头：从喉咙到胃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便果断地把一根筷子从喉咙插入体内。实验数据是出来了，可惜把自己搞得脸色苍白直至昏迷，也把家人吓个半死。除了拥有成功所必需的野性和韧性，他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几样重要的东西：争强好胜、不服输，这是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动力。除此以外，蒋周泰其他的天赋都很一般。与同时期的那些猛人如蔡锷、阎锡山相比，他的学习能力显得十分普通。虽然4岁就入学，14岁就娶了媳妇儿毛福梅，但到16岁也没有考上秀才。所幸他就此绝了继续考科举的念头。刚好那会儿袁世凯等人掀起了办新学的高潮，蒋周泰同学也加入了读新学的大军。在校期间，蒋同学因为不满学校偏重旧学的课程安排和保守的教学方式，多次作为学生代表跟校方叫板。也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他在求学过程中不得不辗转了多所学校，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头。上路不断变化的环境锻炼了蒋周泰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知恩图报、喜好结交的他在此过程中结识了多位影响其事业进程的同学和好友，这些人才是他后来取得成功的秘诀。虽然上的是新学，学的是英语和算数，但蒋周泰在吸纳新学的同时，却并不排斥旧学，具有相当的国学国文基础。用咱们中学政治课本上的话讲，算是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他常读《传习录》和《曾文正公家书》此类的书，对明朝“一哥”王阳明、清朝“一哥”曾国藩的处世哲学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把从二位前辈先贤处学到的“忠孝节义”立为自己的人生信条。蒋周泰尤其崇拜曾国藩。他的床头一直摆着一部书——《曾文正公家书》，这是他的最爱。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深爱曾国藩，他说：“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别的姑且不论，仅此一点就能做我们的老师！”曾国藩是一个严格修身、自省的人，他有个写日记的习惯，这本日记叫《过隙影》，每天记录自己的错误。于是蒋周泰也模仿偶像，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里反思自己。例如，蒋周泰比较好色，时常因为女孩子动心，他受不了这样的自己。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孩子，又动心了，当晚便在日记里写道：“见色心动，记大过一次。”由于受偶像曾国藩的影响太深，16岁的蒋周泰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叫蒋志清，可能想表达像曾国藩那样匡扶大清的志向吧。学新学自然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谈论一些时政，像孙先生伦敦被抓、日俄战争、晚清立宪之类的话题。要不说人在青少年时期思维最为活跃呢，蒋志清念着念着新学，听着听着时政，就动了去日本学习军事的念头。1906年4月，蒋志清满怀希望地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凭着一腔热血留洋的蒋志清到日本后，四处碰壁，他要求上军校，但没有一所军校愿意收留他。因为蒋志清不知道来日本读军校也是要有资格的。那会儿不像今天有互联网，很容易利用搜索引擎查阅自己需要的资料。那时候没有人告诉他：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有协议，只有清政府陆军部的保送生，才有资格进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这很好理解，那时的日本俨然就是反清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清政府要对留日学生严格把关，过滤掉那些对朝廷来说思想不过硬、政治不合格的人才，避免他们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反清大军。若是让孙中山领着一众跻身于世界一流军事院校的专业人士反清，想想都不寒而栗。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的愣头青蒋志清，一筹莫展，不知道何去何从，只好流离于东京的街头小巷，漫无目的地浪费着一天又一天。折腾了一段时间之后，蒋志清只好放弃军校而选择一所语言学校学日语。在此过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认识了大他近十岁的陈其美。陈其美那时已经在日本折腾了一段时间，不止如此，他还拥有自家兄弟成功留学日本的经验，实属货真价实的前辈。于是他出于一时好心指点蒋志清：你还是先回国读保定军校吧，这样被保送日本的概率最大。陈其美那时肯定想不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兄弟，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照拂和邻居做了两次舒服话，就……开除你们的学籍！学籍，真是吓死人了啊。剩下的太学生们说，不用你开除，我们自动退学。说完之后，这个世界突然安静了。学生们仅仅是再次露出要反抗的一点点苗头，只不过是谈学籍的问题，宋朝当局就又软了。皇帝出面，承认学生们游行集会的行为是爱国，是“忠义”的。有了这个定性之后，其余的事情都好办了。著名学者、国子祭酒，也就是教育部部长杨时出面，盛赞学生们忠君爱国大义凛然不畏强暴纯真可爱……尤其是陈东，你是这个时代里最可爱的人，所以你可以毕业了，从此走出校园，到工作岗位上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陈东的心很凉，他清楚，这是赤裸裸的收买。他深深挚爱着的国家在邀请他去……同流合污！这是个多么巨大的讽刺，这是多么绝望的悲哀！难道他不顾生死去维护去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一官半职吗？这个疑问如果他真的向李邦彦等人提出来，李首相会真诚地向他点头，是的，就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这么拼命呢？人生在世，不就是在追求这些吗？鸡不同鸭讲，龙不与蛇交。两者只能决裂。陈东五次上书拒绝，离着宋朝官场远远的。当局很难堪，但目的达到了。学生们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先是人数少了一半，陈东等领袖又始终停留在民间，这让再次民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第一件事完成，帝都安静了。赵桓的眼光飘向了远方，在他的心里，开封城外的威胁，如果非要提到最大的威胁的话，远远不是东北方向的金国，而是在遥远江南优哉游哉的宋徽宗一行。他老爸。那是一整套的宋朝君臣班子，赵佶、蔡京、童贯、朱勔，这些人加在一起要皇帝有皇帝，要宰相有宰相，军队、钱财更不用说，都是把持宋朝二十多年的老手。这帮人在镇江修宫室造庭园，作久居之势，每个月的花费达到了二十万贯，庞大的开支都由当地政府支出，长江以南，开封的政令如同虚设，赵佶根本不想放权，他甚至出面拦截过勤王的军队。江南小朝廷呼之欲出。这不行，赵桓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出现。他要想个办法，选个人，把老爸技术性收回到身边，不费一刀一枪解决掉皇位的最大威胁。这个活儿派给了李纲。这是唯一的人选，全宋朝官场都烦李纲，也全都承认，这是个好人、信人、纯洁的人。连赵佶都承认。于是，只有李纲出马，才能温和地回收老爸。李纲和赵佶的见面很生活化，两人谈天说地愉快地交流，李纲介绍了刚刚“胜利”的东京保卫战，赵佶则关怀了一下李纲早期的电梯生涯。之后，两人讨论了一下钦宗上任之后的一些政治工作，没多久，赵佶决定回家。信李纲，信人品，继而相信他一直沉默孝顺的长子。四月三日，赵佶一行回到了开封城，等待他的，是一个陌生的儿子和冰冷的世界。他彻底昏聩了，忘记了他一直给予长子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赵桓绝不愿再回到从前，他要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生命。刚一开始，他就驱逐了赵佶的全部侍从，让赵佶孤零零地待在龙德宫里，彻底老实；第二步，他收走了财权，哪怕是赵佶曾经赏赐下去的东西，也要重新交出来；第三步，他毁了赵佶东山再起的念头。赵佶想反击。他说金军很可能再来，由他去洛阳招兵买马，为宋朝创建另一块根基。简直是笑话，赵桓不予回答，连否决都懒得说。赵佶慌了，他万万没料到处境糟到了这地步。他想挽回，想了想为今之计，没权没钱没人，怎么办，只好打亲情牌。好不容易熬过了半年，到了十月初十。这一天是天宁节，也就是赵佶的生日。其实这是错的，他生于五月初五，当时风俗，这一天极其不祥，所以改成了十月初十。生日宴会上，赵佶先是满饮了一大杯酒，然后亲自倒了一杯给儿子。老子敬儿子，却不料儿子无动于衷，不管父亲怎样表现，不接更不喝。在场的人都知道，赵桓是怕酒里有毒。屈辱！众目睽睽，忍辱偷生。赵佶号啕大哭，掩面回宫。在他身后，赵桓面无表情地下了一个新命令，严密封锁龙德宫，内外消息不许流通。软禁了太上皇，还要肃清余党。这是件全天下人都期盼着的事情，二十多年了，六贼的末日终于到来！先是朱勔。这个最富、最险、最狡诈、最肆无忌惮的富二代用尽了心机，仍然难逃一死。为了活命，他紧紧地跟在了赵佶的身边，一起千山万水地游荡。他想得很清楚，富贵来自于这个皇上，安全更来自于这个皇上。那么等赵佶回到开封城后，他的一切都到头了。杀朱勔走的是正规程序，御史弹劾、官方定罪、抄没家产、流放外地。他从衡州、韶州、循州一路南迁，到循州之后，宋朝派专人赶来，砍了他的脑袋。朱勔死了，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官倒，在最富裕的宋朝搜刮到最多民财的蛀虫，他的一生很传奇，堪称最典型的权钱勾结的产物。要怎么评价他呢，他是个寄生虫，是个喝民族血的吸血鬼，这种人对国家的伤害是巨大的，对人民的伤害是最直接的，真是罪该万死。可恨的是，这种人每个时代都有。杀童贯就麻烦得多。童贯有名分，堂堂郡王可以免刑免死。但他实在是气运已尽，不仅犯了罪，更犯了众怒。他率领三千名胜捷军追上了赵佶，一齐南逃。在过一座浮桥时，军心浮动，“攀望号恸”，劝赵佶不要离京师太远。童贯命令放箭，谁阻止南逃就杀了谁。当天一百多名禁卫军死在了浮桥之下，他最后一点点能倚为资本的军中威望随之消耗殆尽。钦宗先是把他贬到南方，之后派监察御史张达明带旨追杀。张达明在南雄州（今广东南雄县）追上了童贯一行。他怕童贯知道消息后抢先自尽，不能明正典刑，派人去传了个话。那人说：“皇上派使臣赏赐大王茶药，召您回京共商大事，听说是充任河北宣抚使。”童贯惊喜，连声问：“消息真实吗？”来人回答：“现在的将帅都是新人，没有实战经验，朝廷商议多时，还得您这样有军功有威望的人出马才成。”童贯大喜，得意扬扬地说了一句话：“却是少我不得。”第二天，张达明赶到，童贯还在做着升官的梦，已经钢刀临颈，人头落地。他的头被放进黑漆木匣里，用水银浸泡，带回开封城，在显要处号令示众。童贯死了，这个人是六贼里比较特殊的一个。他相对而言是有能力有良知的，能在关键时刻显示出少许残存的人性。可惜，中国最大的危机也由他造成。“一将功成万骨枯”，他的广阳郡王封号，是用宋朝亿万百姓的鲜血染红！他是个复杂的人，是一个前后变化巨大的人，不知为何，在他狼狈拙劣厚黑的后半生里，我总会想起他西征河湟时铁马冰河的岁月。如果他那时死了，该多好。终于到蔡京了。轮到他时，仿佛历史回到了原点，他是一切的源头，更是一切的归结，是宋朝五十余年以来所有善恶忠奸变化轨迹的浓缩，什么都看在他的眼里，什么都发生在他身边。他承受着、反抗着、随波逐流着，终于以毒攻毒了……他的一生太复杂了，要在各个层面里分析，才能勉强看清这个人。而只有看清了这个人，才能明白这段历史。来看他最后的足迹，他是步步被逼上绝路的。先是弹劾、贬职、外放，蔡京被赶到长江边。这时的蔡京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天下仍然有众多的马屁虫争当孝子贤孙。比如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县）的知府李偃。此人迎奉蔡京的程度仍然是对宰执的待遇，“一日而三见之，公库供馈，络绎不绝，须索追呼，骚动细民。”当地的一群盐商气坏了，蔡京屡变盐法，搞得全天下盐商集体破产，本想着报仇呢，没想到仍然气焰这样熏天。盐商们打上门去，也没别的招数，大声咒骂而已。李偃火了，派兵把盐商都抓了起来，严加看管。再派几百名士兵保护蔡京，同时为蔡京购买宅第，做长居打算。消息传出，天下大哗。不说黎民，不说御史，连皇帝都气晕了，这是处理奸贼吗？这是送奸贼去养老疗养！赵桓火速派人到长江边，把李偃撤职查办，官衔一撸到底，去道观里挂名晒太阳去！从这以后，沿途的官儿们才看清情况，把蔡京当罪犯待。这时蔡京八十岁了，一向安荣富贵养尊处优，到这时才领略到了一点凄风苦雨，开始受折磨。先是朝廷派人快马加鞭追了上来，要他交出身边的三个宠姬慕容氏、邢氏、武氏，说她们太美了，连金国都派人来要，为了两国友好，必须交出去。蔡京无奈，只好照办，当挥泪作别时，他写了一首诗：“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春风。如今去逐他人手，谁复尊前念老翁。”之后，他形单影只孤单南行，没有了地方政府的保护，连小商贩都对他当面诟骂。他想买饭，骂他，他想坐轿，骂他，勉强支撑到当年的七月份，走到潭州（今湖南长沙）时，他终于病倒了。这个巨奸大恶自知不行了，死前写了这样一首诗：“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那是公元1026年，宋靖康元年的七月二十一日。蔡京死后，没人给他收尸。想想七月天里的长沙闷热到什么程度，那具尸体的样子可想而知。最后是押送他的人把他草草埋葬，葬时别说棺木，连草席也没有一张，只用些青布缠上，就埋进了土里。地点是漏泽园，当时的公墓。蔡京的直系亲属们，如蔡攸、蔡绦等二十三人，或处死或远贬，都各有下场，可以说蔡氏家族团灭。以上，正义似乎真的来了，但实在是太晚了。纵观蔡京的一生，没有仔细研究的话，总会把他归纳成个脸谱。他又奸又恶，又狠又凶，害人害到刨坟掘墓，是个天生的坏种。真是这样的吗？当年在边远的福州长大，一步步考上官场，没有根基没有靠山，从零拒绝起步的那个少年，是怎样变成这样的元憝巨恶的呢？被逼无奈，他生活在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代里，是时代造就了他，他是邪恶土壤里培育出来的邪恶之花，不想倒在洪流里，就只好操纵这股洪流……去淹没对手！甚至于他的作恶，也带着无可奈何和侥幸。在他败亡时，有一段对话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那时门客散去，一个门客临走前忽然问他：“明公高明远识，洞鉴古今，难道不知道国事会衰弱至此吗？”这真是千古之问，以蔡京之智，难道不知道自己在作恶，在败坏国家和种族吗？要说不知道，真是鬼才相信！蔡京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不是不知道，只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幸免于祸罢了。”一句话透露本真，他只是想享受，想在惨烈的党争幸存之后，尽自己的余生去寻欢作乐而已！哪有什么天生的坏人，他只是个偷生的蝼蚁，一个躲在时代裂缝里及时行乐的胆小鬼，一个放弃了之前理想的废品。至于他的作恶，最大的坏处并不是毁了宋朝，他之恶，在于一言堂。在他的统治之下，宋朝前所未有地统一了言论，没有人敢反对他，更没有人敢议论他，他破坏了宋人本就不多的血性，连真话都不敢说了。这是之前吕夷简、王安石等人都做不到的。也就是从这时起，汉人在政治上胆怯到了不敢出声的地步，代代相传，直到今天这种习性仍然不能根除。蔡京和他的同伙们，毁了一个民族的根本。另外，他的败亡是外力造成的。如果没有金军突然来袭，他、六贼们仍然逍遥法外鱼肉苍生。这造成了另一个致命的后遗症。——宋朝人没能靠自己的力量斩除这些毒瘤，进而更进一步地反思，杜绝这类人的出现，于是在不久之后，蔡京借尸还魂，他这样的人变本加厉地重复出现着……清扫开封城、回收老爸、杀光六贼，做完这些的赵桓环顾四周，仍然觉得有事，确切地说，是一些人有问题，比如首相李邦彦。严格地说，李邦彦也是徽宗朝的官，与六贼相比无论是功能还是性质都非常一致，只是由于出道太晚了，才没挤上那班车。他在东京保卫战里的表现也体现出了这一点，相信只要时光倒流，或者机会合适，他一定把祸国殃民进行到底。危险过后，赵桓看着这位首相，举起手又放下，放下又实在不甘心，最后实在没忍住，才决定罢他的官。李邦彦被外放，出知邓州，去做地方官。他走了，精神还在，出于惯例，宋朝官方向他咨询，谁来继承你的职务呢？李邦彦回答：唐恪。唐恪，字钦叟，余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进士出身，官场资历全面。看官职，他由低到高几乎全做到，中间还到西南边疆剿过匪，很成功，因此升官。他的故事很多，他的心灵很扭曲，他做出来的事比李邦彦等人还要另类。很快，他就会成为历史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李邦彦走了，赵桓还是觉得不到位，还是有事。这回他看向了李纲、种师道。这两个人怎样定性，怎样使用，或者说，还能不能使用呢？从能力上讲……嗯，非常遗憾，在赵桓的角度来看，根本分不出。无论是李纲还是种师道，他们说的那些计策了、战术了，好坏成败根本都是纸上谈兵，实践上没结果嘛。哪怕是被种种意外原因搅乱了，但也一样是没经过验证。经过验证的只有一点，他们是开封城里暴民们的偶像，上一次的民变是因为他们才爆发的！仅此一点，就使赵桓坐立不安。这一点都不夸张，想想看，赵桓想逃难，李纲硬生生鼓动军人反对；赵桓想议和，开封市民以李纲为原因暴动。无论是谁，也不能把这样的臣子留在身边！这话赵桓不方便说，自然有代劳的人。宰执耿南仲、左司谏陈公辅出头，指责李纲“结士民伏阙”，李纲立即懂了，按规矩办事，宋朝的宰执必须十全十美，只要有人指责，必须第一时间自动走人。这样才是一个懂廉耻的人。李纲一连写了十多份辞职报告，都没被批准，皇帝亲笔写圣旨告诉他，当此国事危急，你要发挥强项，把国防搞起来。李纲感动，充满了干劲，这是他最想做的事啊！他精心筹划，写出了《御敌八事》，里边不仅有应急，更有长治久安的办法。交上去之后轮到了赵桓郁闷，这人真呆，连官方语言都听不清楚，发挥强项、国防嘛，明摆着让你去前线！你要是正常辞职的话，还是文官系统里，再派出去就于理不合了。现在可好，非得让人把事挑明了，多没风度。宋朝任命李纲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全权负责北方防务。好，终于把军权交给了李纲，他可以自由行动全情发挥了！但是，稍等……宣抚司制下只有一万多名士兵，边疆各重镇的将官士卒们保持原有的上下级系统不变，和李纲没半点关系。也就是说，李纲带着少量的非亲信部队，站在边防的第一线，等着金军部队的再一次入侵。相比之下，这已经很不错了，参照种师道，会发现赵桓很善良仁慈。一个月之前，种师道以七十岁高龄在深冬季节里，从西北率军勤王，不管实际起了多大的作用，光是这份苦劳，就应该得到尊重。如果为了以后勤王军队的积极性，宋朝更应该把他树立成典型，让他闪闪发光，让他光芒万丈。可赵桓的决定是，任命种师道为太一宫使。前面说过，这是个闲职，一般来说，被贬职贬到一无所有时，官方才会赏给这种头衔。勤王难道有罪吗？有人看不下去了，御史台长官许翰出面斡旋，赵桓才收回成命，加封种师道为检校太师，进阶太尉，实际的职务和李纲一样，是河北、河东的宣抚使，驻扎在滑州。至于兵，一个也没有。以上种种，很像是卸磨杀驴，那么是赵桓忘记了危机吗？不，相反，他抛弃了主战派的代表之后，变得空前的主战，做的事比李纲们激进多了。先是后悔。金军退走之后，他大脑恢复了正常，立即觉得北方三镇割让错了。怎么办，金军拿着宋廷的官方文件去接收了，那边要是一声遵旨，赵桓哭都来不及！而现在就算快马加鞭去传旨，就算能跑得过全骑兵的金军，也没法穿透重围，把信送进城去。北方三镇，太原、河间、中山从前一年的年底十二月起，就一直被围困着。焦心如焚中，赵桓等来了好消息。金军真的带着接收诏书去了，可是被三镇的军方当成了骗子，他们的态度很明确，留辫子的男人一个都不许进城！诏书失效，赵桓长出了一口气，紧接着想到了问题的实质。三镇被围，从长远上看是一定会被攻破的，甚至就算一直能坚守住，情况也会越来越糟，试问周边区域全部沦陷，只有孤零零的
腐”，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因为贪污，多被查办。再者，他还曾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在边防问题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的罪过，允许他们回“老部队”戴罪立功，使边关重新召回了数万老兵。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忠良”，虽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骥这样的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亲信”，尽管有徐佑这样不学无术的昏官，却也有王文这样善于整治贪污的能臣。而从人品上说，王振虽然狭隘，常因对方对自己“态度不好”就大肆报复，但有时候也“知羞”。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戴重枷“罚站”，其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替老师受罚，王振阅后自嘲“我还不如一娃娃”，随即释放李时逸。三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领，执掌蒙古三部大权的“太师”也先，率三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战争，这场战场与其说是“明朝与瓦剌的战争”，不如说是明王朝与“蒙古部落联盟”的战争。瓦剌的南侵大军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鞑靼兵马，东攻明朝辽东地区；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领，主要包括瓦剌军一部以及兀良哈军，南攻明朝军事重镇宣府；最精锐的一路是也先亲自统领的中路军，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锐的王牌，攻击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同。战端一开，九边重镇自朱棣去世后20多年的“和平”被彻底打破，长城沿线烽火绵延，炮声连天。说到这场战争的原因，许多史料都说是由于“明朝削减蒙古马价，拒绝蒙古和亲”，至于失败的原因，也往往归结到王振撺掇朱祁镇擅自出兵上。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先说原因，瓦剌首领也先并非蒙古“黄金家族”出身，能够征服鞑靼并掌控蒙古三部，“反明复元”一直是其拉拢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对明王朝的“恭顺”，以及络绎不绝的“朝贡贸易”“马市”，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也先征服了鞑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亚地区“练兵”后，对明朝的战争，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谓“削减马价”“不嫁公主”，只是为开战找的借口而已。之所以会选在正统十四年动手，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长年以来也先重金贿赂明朝在朝贡贸易中负责接待的“通事”，探听明王朝的虚实，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锐多南调福建和云南后，终下了动兵的决心。至于失败的原因，一个让后来文臣们回避不提的事情是：战争爆发以后，明王朝边关重臣，诸如镇守宣府的总兵杨洪，大同总督军务宋英，西宁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议明军应以“防守反击”为主，如杨洪在奏报上所说，明军应“依坚城凭硬弩火器，避敌锋芒，以收挫敌之效”。但朝中文臣的看法截然相反，不只是和王振勾连一气的“奸臣们”，就是内阁里曹鼎、张继，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焚、于谦，皆建议主动出击，比如邝焚的奏折里建议朝廷“速派大军征剿”。之后明廷也依其所议，先期派遣驸马井源率领4万明军增援大同。文臣们和王振唯一的区别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臣们主张派能将进剿。“主动出击”的战术思路，大家并无分歧。但事与愿违，蒙古三路大军，阿刺知院连克马营堡和延庆，逼近宣府，宣府总兵杨洪兵力不足，只能凭城坚守。大同更惨，先派军在猫儿庄（内蒙古察哈尔旗）阻击瓦剌，几乎全军覆没，明将吴浩战死，接着大同总督军务宋英率大军与瓦剌战于山西阳高，再次被击败，宋英战死。大同军之所以主动出击，一是朝廷连发严旨，二是监军太监郭敬的催促。唯独辽东明军争气，明将赵忠率军在黑山设伏，大破“可汗”脱脱不花的鞑靼军，为明军稳住了防线。前线败报频传，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牵出了一个在土木堡事变前，明王朝君臣们都未意识到的问题：以明王朝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很难战胜瓦剌的。瓦剌首领也先之前骄人的战史，前文已经说过，可称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亚无敌手。另外一个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联合的“蒙古部落联盟”，即使是在朱棣横扫天下的时代，对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鞑靼或打瓦剌，从未与整个蒙古部落作战。此时明英宗君臣面对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灭亡后最强大对手。从明朝方面来说，几十年“天下承平”，军队战斗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明王朝正进行着南平邓茂七以及扫荡麓川残余叛乱势力的战斗，北方精锐大多被抽调，依托长城稳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布“亲征”，仅经3天时间，七月十七日即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向大同进发。消息传来举朝皆惊，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阻拦，遭明英宗呵斥，最终，这支带着几十万大军，和明王朝整个内阁以及六部大多数官员的“北伐军”，走上了北征的不归路。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的原因，当然如史料普遍所说，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王振虽然已经“专权”，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对派”，比如兵部尚书邝焚，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这些六部里的重要部门，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场北征的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势才是主要目的。明英宗朱祁镇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仅23岁，年少气盛且从小王振就带他看“禁军操练”，早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此外作为一个刚过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压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于是和王振“不谋而合”。至于百官的态度，虽然极力反对，但当朱祁镇下令“反对出征者论罪后”，除了铁骨铮铮的于谦外，也大都缄默不语了。之后仅准备3天就出征，如此“犯军事大忌”的行为，竟无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轻视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贞在“观天象”后曾言“北征必败”，遭到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耸听”，可见在诸大臣心里，虽反对北征，但对于胜利，大多数人是不怀疑的。四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祁镇亲自统帅的“北征军”出发了，因行前准备仓促，大军出发仅5天就断了粮，又逢下雨，从北京到宣府，再从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饥寒交迫，不少明军士兵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惨状之下，随行大臣不断要求班师，皆遭王振重罚，大军行至宣府时，已经是“人情汹汹，声息愈急”。士气低落下，随军文臣纷纷上表，请求大军回师，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书邝焚等人在草中罚跪。阁臣曹鼎率众臣再劝，王振怒火更大，竟将众臣编入“前锋营”，意图打仗的时候让文臣当炮灰。这是行军前期史料的记录，大体都是说王振淫威，可有几个疑点却素来被人忽略：大军仅准备3天就出发，所需粮草和后勤全无准备，王振不知兵，但曾四征安南的重臣英国公张辅为何始终未见谏言。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朱祁镇登位后，张辅就被解除了权力，原本在朱瞻基时代挂职的“大都督”一职也被解除，只是在国家有战事时招来商议。此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早已是“遇事仅唯唯矣”。临行之前，他托子女安排了后事，甚至摆好了灵堂，可见早有预料。另一位大臣，兵部尚书邝焚的表现也并非全是“刚直”。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7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7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7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6天时间，便将7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寻味。而且，随军出征的文武官员，可谓精英荟萃，但一路上，除了屡屡劝谏“回师”外，于作战本身却没有提过任何“合理化建议”，王振之恼怒，一来是群臣的抗争，二来，也是怒群臣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至八月一日，明军终于抵达前线大同，此时先期派出的驸马井源的部队，已经被瓦剌消灭，瓦剌闻明军大军已到，已然后撤20里，企图诱使明军出塞追击以全歼。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此时是战是撤，瓦剌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一来是此前瓦剌虽节节胜利，但全是野战，于攻坚战却屡屡受挫。二来瓦剌三军上下斩获颇丰，士兵都有了归乡之心。何况自古游牧民族骚扰边境，执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战略。此时不只瓦剌部将，就连也先的两个弟弟孛罗帖木儿和伯颜帖木儿也主张尽快撤兵。也先最后的决定是，如果明朝大军到达大同后并未出塞，而是原地布防，瓦剌大军即北撤班师。偏偏明军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击更未固防，而是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来王振到大同后，亲眼看见大同外战场上的尸骨，可谓惨不忍睹。接着又从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处得知战斗过程，这位之前从未经历战阵的教书先生被彻底吓破了胆。随即劝说朱祁镇班师，早就苦不堪言的群臣当然一呼百应。瓦剌得知后，起先怀疑明军有意诱惑瓦剌深入围歼，也先力排众议，决定试探性尾随追击。从大同至宣府，再从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修筑的上百个卫所，但是从朱瞻基开始，这些“缓冲地带”早就被尽数裁撤，以至瓦剌可以“来去自由”。镇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议明军从居庸关北返，又派骑兵骚扰瓦剌，起牵制作用，但终是杯水车薪，瓦剌大军还是跟在了明军后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边镇皆紧守城门，没有人想到派兵出击，牵制瓦剌追兵，以掩护明军撤退。8天后明军抵达宣府，瓦剌大军也随即追到，宣府总兵杨洪“持重”，并未派人阻击瓦剌军。成国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岭阻击，虽全军覆没，但终为明军赢得了3天宝贵的撤退时间，可王振却想回老家蔚州摆摆威风，坚持让明军绕远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担心明军到蔚州会踩坏老家的庄稼，连忙又让部队“折返跑”回居庸关。就这样一路“绕圈子”，明军还是星夜兼程，于八月十四日中午抵达了怀来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坚持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明军就可安然进入怀来城，这次来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但意外又发生了，王振因为运载自己家产的十几辆车子没有到，坚持让部队停下来等，一等就是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伯颜帖木儿再次劝说也先停止追击，因为明军一旦撤入怀来，瓦剌不但毫无收获，更有可能被明军围歼。也先起初也有撤退的念头，可侦查骑兵报告，明军在土木堡扎营了。也先狂喜之下，命令部队火速前进，终于在八月十四日晚抵达土木堡，先占领西边河流切断水源，把正在等候王公公家产的明军彻底包围。这过程里，兵部尚书邝焚曾建议明军火速前行，但内阁大学士曹鼎认为瓦剌军还远，不妨卖个人情给王公公，终陷入了瓦剌的包围。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军集结重兵，向断水缺粮的明军发动了总攻，出乎瓦剌意料的是，多日以来疲于奔命的明军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明军结成军阵，数次打退瓦剌的进攻。这时张辅终于说话了，他和邝焚联合建议，让明军集中主力冲出去。朱祁镇和王振也被说动，正让张辅拟定作战计划，瓦剌突然派使者来“议和”了，大学士曹鼎等人力主谈判，经商定，瓦剌撤去对水源的包围，允许明军前去取水。饥渴难耐的明军士兵纷纷离开阵地取水，这时候瓦剌大军忽至，发动了突袭，一场猝不及防的攻击后，几十万明军彻底崩溃，大公公王振在乱军中被踩死，随军文武大臣在踩踏中死伤殆尽，弹尽粮绝的朱祁镇被瓦剌俘虏，这就是千古奇辱的“土木堡惨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军覆灭后，八月十六日，此前一直“持重”的宣府守将杨洪和居庸关守将罗通终于出兵，趁瓦剌撤退后“打扫战场”，把战场上遗弃的明军武器尽数收进了自己的腰包。败报传来，京城上下一片慌乱，文武大臣痛心疾首。先是“战”“和”之争吵做一团，终在兵部代理尚书于谦的主持下，做出了整军备战的决定。八月十八日，监国的成王朱祁钰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上众大臣怒斥宦官乱政，当着朱祁钰的面吵做一团，并在争吵中爆发了群殴，当场殴死了王振的亲信太监马顺。因众怒难犯，朱祁钰当场宣布王振罪状，并将王振满门抄斩。而之前因为“持重”导致朱祁镇被俘的宣府总兵杨洪、居庸关总兵罗通、大同参将石亨，统统被赦免。九月，朱祁钰正式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景泰”，正在蒙古当囚徒的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于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从此为“土木堡惨案”买单的罪过，也仅由王振及其党羽们承担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十二章陈白沙与明朝『思想解放』一讲过了明朝中叶错综复杂的官场权谋，刀光血影的金戈铁马，内外交困的步履维艰，除旧布新的呕心沥血，终于要讲到一个既熟悉却又陌生的环节——繁荣的文化。说熟悉，是因为这是一个“八卦”比较多的时代，单是一部“唐伯虎点秋香”的闹剧，几百年来“三笑”到今天，依旧令世人意犹未尽。虽是子虚乌有，却也见证了这个时代文化人物的群英荟萃：书画有墨香悠远的吴中四才子，散文有“文必秦汉”的李梦阳领衔的“前七子”，诗文有李东阳执牛耳的“茶陵诗派”，学术有王恕持鞭的“三原理学学派”，观诸英杰万象，可谓“群星灿烂”。但20世纪初叶，在半封建社会里苦苦思索救国道路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仁人志士们，纵然政见不同，却不约而同地给予这时代一个人以至高的推崇，维新派旗手梁启超赞他“发扬志气，与自然契合”。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愿“自诩为其五百年后私淑子弟”。大时代下，他是大家心有灵犀的旗帜。这个人，便是明朝中叶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白沙先生”陈献章。说起明朝的“思想”，这是明朝文化中令后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传统史学观念里，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学，开八股取士，严格划定“考试范围”和“答题思路”，字字句句都要从程朱理学中“引经据典”，甚至立国之初大兴文字狱，实行高度恐怖的文化专制政策。然而“恐怖”“专制”之后，却是明朝中后期新思潮的勃兴，阳明心学欣欣向荣，晚明“三先生”振聋发聩，“西学东渐”红红火火，恰如台湾历史学家萧一山所说“专制的明王朝，缔造了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而这“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便是白沙先生陈献章。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又号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时随祖父迁居广东江门白沙乡，因此别号“白沙先生”。对比同时代的“文化英杰”，“三原学派”掌门人王恕的进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自小即是“神童”，后又科场高中，一度入主内阁，皆是当时天下的“风云人物”；唯独“白沙先生”陈献章，虽也少年成名，身负奇才，21岁即考入国子监，但此后科场屡遭失败，仕途无门，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白丁”。然而历经岁月大浪淘沙，当同时代的“英杰”们纷纷隐没入历史的尘烟，“白沙先生”却屹立不倒，在风云变幻里终成“旗帜”。了解他的功业，还要从明王朝建国后的“精神文明建设”说起。二同中国自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明王朝同样把儒家思想作为“精神旗帜”，早在“争天下”时期，朱元璋即广纳各方儒士，设“礼贤馆”招揽文化英杰。明初著名文
收集了唐军撤退时留在营中约有六七万石的粮食。有了这些粮食垫底后，安庆绪充分发扬“用人眼朝前、不用人眼朝后”、“提起裤子不认账”的精神，关起邺郡城门防备史思明前来。可安庆绪手下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妥，原因是安庆绪目前的实力是无法和史思明对抗的。当时很多人都劝说安庆绪不要背信弃义、以卵击石，有的甚至主张应该打开城门迎接史思明进城。安庆绪见到众意难违，便让部将张通儒和高尚出城前往史思明的大营登门拜谢。史思明的态度十分殷勤，他让张通儒和高尚回去转告安庆绪，说自己这次援救邺郡，绝不是为了什么私利，希望安庆绪不要有什么顾虑，今后愿意和安庆绪一同对付唐军，绝不背弃。张通儒和高尚临走的时候，史思明表达了想约安庆绪屈尊前来营中叙旧的想法。张通儒和高尚的智商显然达不到史思明的水准，但安庆绪则不然，当他知道史思明约自己前去叙旧的时候，他不禁眉头紧锁，恐惧之感油然而生。安庆绪清楚地知道，阴险狡诈的史思明约自己前去，绝不是为了叙旧，其险恶的用心昭然若揭，其营中虽然不是龙潭虎穴，但也是杀机四伏，凶多吉少。但安庆绪同样明白史思明的实力过于强大，如果生硬地回绝，恐怕后患无穷，所以思前想后，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个字——拖。就这样安庆绪在不安与恐惧之中将此事拖了三天，但正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该来的总会来的。史思明度日如年般地等到了第三天，但望眼欲穿的他却不见安庆绪给个回话，安庆绪的这种不回应态度，让史思明意识到安庆绪有可能看穿了自己的意图，所以他准备变换策略，大打“人情牌”，让安庆绪曾经的部将安太清再次邀请安庆绪前来，史思明坚信，面对安太清的邀请，安庆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回绝。安太清本来身在范阳，是安禄山手下的一员猛将，史思明进驻范阳后，安太清为了顾全大局将自己的人马交给了史思明，并跟随史思明南下援救邺郡，史思明这次派安太清出马，也是看中了他的特殊身份。在史思明看来，很长时间以来安太清都跟随在自己身边，而且安庆绪已经是江河日下，安太清应该明白跟着谁会有前途。所以这次安太清出马，他是一百个放心，他坚信在安太清这个棋子的“引诱”下，不愁安庆绪不走出邺郡。然而让史思明想不到的是，安太清虽然十分清楚两家的实力谁更强，但他更是个有良心的人，见到安庆绪后，他并没有采取史思明的方法引诱安庆绪出城，而是实实在在地告诉了安庆绪现在是个什么处境，以及接下来要面对的局势。最后安太清的结论是：安庆绪如果想安度余生，现在必须要向史思明俯首称臣！可以说安太清的话让安庆绪彻底绝望，遥想父亲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之时，是何等的威武壮观，此后又连败唐军，进占两京。可是自己那不可遏制的野心，使他做出了违背人伦的决定，将自己的父亲杀害，进而局势开始急转直下，以致今天自己的处境如此尴尬和危险，这不禁让安庆心生恍如隔世之感。事已至此，安庆绪决定听从安太清的建议，亲自给史思明写了一封上表，表示自己愿意称臣，并愿意等待史思明休整好人马进入邺郡，献上皇帝印玺。安庆绪本以为自己的屈服会换来史思明的同情，但恰恰相反，在史思明看来，安庆绪奉玺让位已经是无可争议，他现在想要的东西不是这些，而是安庆绪肩膀上的那颗人头。所以在看完安庆绪的上表后，史思明只是淡淡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又是何必呢？”安庆绪的屈服并没有让史思明领情，为了让安庆绪自投罗网，史思明可谓是绞尽脑汁。虽然他并不领情，但他也没有生硬地回绝安庆绪，因为狡诈的史思明看到了这反而是个更好的机会。思虑再三后，史思明为安庆绪回了封亲笔信，信中除了安慰安庆绪之外，在信的最后写了下面这句话：“愿为兄弟之国，更作藩篱之援，鼎足而立，犹或庶几，北面之礼固不敢受。”准确地说，这是史思明的一个阴谋，要想让安庆绪从邺郡城中心甘情愿地走出来，就必须要让他消除一切防备。史思明坚信安庆绪看完这封回信后，一定会上当受骗。安庆绪！我相信你看完信的时候，你的性命也已经开始进入了倒计时。当史思明的回信摆在安庆绪面前的时候，他未免心中忐忑，因为他不知道信中会是什么内容。在他看来，以史思明的秉性和为人，这恐怕会是一封宣战书。所以，他打开信封的手是颤抖无力的。可是当他读完信后忧怀顿释，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尤其看到最后几句话时，他彻底否定了自己先前对史思明的“偏见”，当即决定要与史思明歃血为盟，永结盟好，并派人回复史思明三天之后自己出城前往对方大营叙旧。三月二十五日，安庆绪带领三百名亲兵如约出城，赶往赶往史思明的营地，慎重的史思明为了以防万一，在自己的帐幕内安排了诸多刀斧手以防不测，然后率领护卫亲自迎接安庆绪的到来。双方最初见面时，也的确是一团和气，但在进入史思明营帐之前，史思明将跟随安庆绪前来的三百名亲兵，用一种很合乎礼节的方式将这些人请到了其他营帐之中，和安庆绪一同进入的只有几名随从侍卫。“臣没有顶住压力，弃失两京，久陷重围，没想到大王念在和太上皇（安禄山）的情分上，虽然远在范阳，也丝毫没有犹豫地赶来救援，让小臣转危为安，臣万死无以报答大王。”刚刚进入营帐之内，安庆绪一下子跪倒在地，诚恳地对史思明说了上述这段话。他本以为史思明听了这番话会感动不已，没想到他刚一说完，史思明翻脸比翻书还快地大声呵斥道：“哼！弃失两京，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身为人子，却杀死自己的父亲夺取其位，是为天地所不容，我为太上皇（安禄山）讨贼，岂能受你的蛊惑？”“我……”安庆绪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彻底惊呆了，他没有想到刚才一脸和气的史思明，此刻会如此对待自己，但更没让他想到的事情还在后边。“来人！将安庆绪这个天理不容的人拉出去斩首！”“大王，你不能……”安庆绪一边说着，一边要站起来和史思明理论。他身边的几名亲兵见状刚要把出剑来抵抗，就被早在帐幕中埋伏的刀斧手冲出来砍翻在地，然后这些人用刀剑架在安庆绪的脖子上，阻止其靠近史思明。“原来，原来，你早有准备！”安庆绪用手指着史思明，声音颤抖地说道。“皇位早已经是我的了，还用得着你来让，我要的就是你项上这颗人头。”史思明很是得意地说道。最终，违背天良弑杀生身之父的安庆绪，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虽然惩罚他的是另一个具有狼子野心的人，但无论如何，安庆绪的结局真切地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史思明除掉安庆绪后，立即进占邺郡，收编了他的全部人马，进而派安太清攻占了唐军兵力防守薄弱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并以安太清镇守怀州。打下怀州后史思明本想立刻向西寻找唐军主力进行决战，但考虑到河北地区局势尚不稳固，所以留下儿子史朝义镇守邺郡，自己则率兵返回范阳。乾元二年（759年）四月，史思明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改范阳为燕京，这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中安氏家族辉煌的时代彻底终结，大唐王朝接下来要面对将是最新崛起的史氏家族。和四年前安禄山在范阳城楼上意气风发的样子相同，史思明此刻也是雄心勃勃，但历史有时真的惊人相似，史思明未来的结局和安禄山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现在他还不可能想到未来的事情，此刻在他心中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就是将李唐皇室彻底掀翻，自己成为这个国家名副其实的不二君主！河阳之战邺郡之战唐军惨败而归，以郭子仪为首的几大节度使率部退守河阳后，相继向朝廷上表请罪。最初李亨接到奏表后，鉴于平叛战事紧迫，并未打算追究节度使众的责任，相反仍以郭子仪为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但宦官鱼朝恩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在邺郡之战中，郭子仪因为鄙视鱼朝恩的为人，对其并不是那么尊重，这引起了鱼朝恩的怨恨，所以这一次鱼朝恩无论如何也要报复一下郭子仪。鱼朝恩向李亨进言，他认为既然打了败仗，虽然可以不追究所有人的责任，但必须要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郭子仪在邺郡之战中率先带领人马撤退，最终导致唐军其他诸部跟着一起撤退，所以应该追究郭子仪的责任。俗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鱼朝恩的话让李亨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他把身在河阳的郭子仪召回了京师，解除了其兵权。郭子仪就这样暂时退出了征战沙场的生涯，在长安开始度过三年的孤独时光，在他走后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位名将李光弼。李亨放眼望去，目前唯有李光弼可以接替郭子仪的职位，其资历、威望、战功和郭子仪不相上下，李亨觉得在李光弼的带领下，唐军一样能够顺利平叛。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李亨任命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代郭子仪守东都洛阳。另以泽璐节度使王思礼兼太原尹、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接任李光弼先前所任的职位。就在李亨这项人事调整的两个月后，史思明便再次南下，大举进犯河南！史思明对于郭子仪倒是没有多少怨恨，原因是自从成为战场对手之后，史思明还没在郭子仪身上吃过多少亏。但当他知道李光弼代替了郭子仪成为平叛主要领导后，他不禁有些愤怒。要知道先前的太原之战中就是李光弼阻止了史思明西进朔方的脚步，现在这个老对手再次面对自己，这不禁让史思明产生一种誓报前仇的心理。李光弼！我等待你已经很久了，现在你终于可以代表唐廷，成为我的主要对手，所以这一次我会让你败得很惨！乾元二年（759年）九月，史思明留下儿子史朝清驻守范阳，率领大军打出“渡过黄河决战唐军、活捉李光弼”的旗号，分四路南下，一路由部将令狐彰率兵五千自黎阳（今河南浚县）渡黄河取滑州（今河南滑县），一路由史思明亲率大军从濮阳（今河南濮阳）渡黄河，另外两路分别由史朝义自白圭（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部将周挚自胡良（今河南滑县西北黄河渡口）率军渡河，然后共同会师汴州。史思明大军南下之时，李光弼正在黄河岸边巡视唐军各营人马，得知史思明进兵前来的消息，他立即前往汴州，叮嘱滑州节度使许叔冀无论如何也要守住汴州。李光弼给许叔冀的底线是：只要能够坚守十五天，自己就能从洛阳集结大军回来增援汴州。许叔冀拍着胸脯表示坚守十五天没问题，但李光弼刚刚回到洛阳，就听说汴州陷落了，许叔冀及濮州刺史秦升、部将梁浦、刘从谏、田神攻全部投降了史思明。汴州陷落的消息传遍各地后反响很大，尤其是洛阳方面更是人人自危，以至于李光弼回到洛阳后，下令洛阳周围的部队迅速向洛阳方向靠拢，没有自己的命令坚决不能出战。在李光弼看来，洛阳的门户汴州失陷后，自己又不得不和史思明这个老对手打一场持久战。现在他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战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此，李光弼征求众将的意见，有的人认为洛阳军需物资匮乏，应该向西撤退，会合陕州的人马退保潼关，依靠潼关的这道天然屏障，去挫伤敌人的锐气。这个建议遭到了李光弼的坚决反对。李光弼的理由是：从洛阳撤往潼关，中间要放弃将近五百里的土地，叛军如果真的得了这些土地，无形中会助长叛军的嚣张气焰，而且还没和叛军正式交战就无故撤退，皇帝陛下一定是会治罪的，李光弼可不想重走郭子仪的老路。事实上，在李光弼的心中有一套自己的策略，那就是移军河阳，和叛军纠缠到底。从地理位置来看，河阳在洛阳的北边，北连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如果战事有利可以向东挺进河北，如果不利可以据守，而且还和洛阳形成犄角之势，互为表里，移军河阳更不会背上放弃土地向后撤退的骂名。乾元二年（759年）九月二十三日，李光弼率兵主动撤出洛阳移军河阳，三天后史思明进占洛阳，当他发现洛阳除了一座空城其他一无所有时，他不禁慨然长叹为什么自己总是慢李光弼一步。由于立足未稳，更担心李光弼会随时偷袭，所以史思明没敢贸然进入洛阳的行宫之中，而是退守白马寺一带，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形成对峙状态。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将近十天左右，对于李光弼而言，这正是他想要的局面。但史思明可不愿意如此，因为此番从范阳亲征而来，史思明的目标一是攻陷长安，二是生擒李光弼，所以他不想浪费过多的时间，在对峙了将近十天后，史思明决定率先出手，进攻河阳。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史思明并没有达到目的，几次进攻都被守城的唐军击退，所以接下来史思明一定要寻求变通，他决定变强攻为间接攻击。十月九日，史思明率兵攻打清河，意图断绝李光弼的粮道。李光弼得到消息后，留下副将仆固怀恩镇守河阳，自己带领精兵进驻清河南部的野水渡准备抵抗叛军。但到了晚上李光弼却又急速回兵河阳，仅留下部将雍希颢和一千名士兵守卫营寨，临行之前李光弼叮嘱雍希颢说史思明手下有三员猛将，分别是高庭晖、李日越和喻文景，以史思明的精明，今晚肯定会趁我立足未稳前来偷袭，何况他的目的是要生擒我，现在我暂且继续回到河阳，如果他们来了，你不要和他们交战，如果他们投降，你就带着他们来见我。李光弼说完后带着人马走了，当时所有人全都不理解他这番语无伦次的话是什么意思，然而到了夜里一切全都应了李光弼先前的预言。当史思明知道李光弼在野水渡扎营后，甚为欣喜，因为他了解李光弼这个老对手擅长打城池防御战，并不擅长野外作战，自己不应该错过这个生擒李光弼的绝佳机会。所以他下令让部将李日越带领五百精兵当夜去偷袭，而且史思明下了死命令，如果生擒不了李光弼，李日越就不要回来见自己。事实证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也是按照史思明的设想进行的，他只有一点没有想到，李日越确实没有回来见自己，而是投降了唐军。扑了个空的李日越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回去交差时，只得投降了唐军。直到这一刻雍希颢等人才明白李光弼的用意所在，全都对他产生了钦佩之情。李光弼不费吹之力招降了史思明手下的一员猛将，这让史思明感觉自己被羞辱了一番而勃然大怒，于是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攻下河阳，不生擒李光弼誓不为人。十月十一日，史思明亲率主力围攻河阳，对于唐军而言河阳之战最艰难的时刻已经到来。李光弼明白史思明这次是孤注一掷，而河阳城最薄弱的地方是在中城，所以他必须亲自守卫中城。于是他将守卫南城的重任交给了郑陈节度使李抱玉，临走之时李光弼鉴于叛军过于强大，而李抱玉兵力不足的现状，他主动为李抱玉减压，他的底线是只要李抱玉能够坚守两天就是胜利，过了两天如果没有援兵前来，李抱玉可以自动放弃南城，而且绝不追究其责任。对于李光弼的理解，李抱玉点点头，虽然他当时没说什么，但是他早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坚守住南城，最大限度地牵制叛军，为防守中城的李光弼减轻压力。接过任务后，李抱玉抓紧时间整编部队，加固城防，就在他刚刚完成所有工作后，就看到叛军犹如潮水般地进至到南城之下，并开始了猛烈的进攻。面对叛军来势凶猛，李抱玉并没有胆怯，他积极指挥士兵们进行英勇的抵抗，弓箭射完了，就用石块砸向即将攻上城的叛军士兵，甚至连油锅全都准备好，决心打退叛军的进攻，由于李抱玉的坚决抵抗以及南城城墙高大的原因，叛军两天之内都没能拿下南城，但是到了第三天，李抱玉确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因为守城的士兵除了手中的大刀长矛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以抵御叛军的武器。“绝不能就此放弃南城”，这是李抱玉当时唯一的想法。为了尽量牵制住叛军，李抱玉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决定用缓兵之计拖住攻打南城的叛军，派人给城下的叛军送信说自
英雄形象……1894年9月17日，甲午战争中的中日“黄海海战”爆发，在战斗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英勇杀敌，无奈“致远舰”中弹爆炸，邓世昌落水殉国。在不少的历史读物中，关于邓世昌在1894年“甲午黄海海战”中殉国的一幕，是这样描述的：“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被日本海军发炮击中，正在下沉，邓世昌愤而跳入海水，当邓世昌浮在海面上的时候，他的‘太阳犬’游了过来衔住他，不让他下沉，邓世昌把他的狗按了下去，双双一同沉入水中，壮烈殉国。”也就是说落水之后，邓世昌的爱犬游了过来，要救他，可是邓世昌决心殉国，于是他按住了自己的爱犬，双双沉入水中溺亡……可是，邓世昌这个“按狗共沉”之说，是否真实？我想，还是让我们重新审视史料吧。首先，我们看看，书上所说的“按狗共沉”之说，出处是哪里？有一个出处是邓世昌殉国之后出版的《点石斋画报》，读者注意，这是一本画报，不是一本严肃的史学著作。这本《点石斋画报》，报道了邓世昌落水之后拒绝战友抛来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并按住自己的狗一同沉入海水中，壮烈殉国。这份画报还配上了一幅想象的插图。《点石斋画报》所描述的这一幕，有一点似乎是违反物理定律的：邓世昌落水后，如果没有救生物，如果他执意求死，则必然是迅速沉入水中，似乎并不可能凭空漂浮于水面良久，并完成了以下一系列的动作——摆手拒绝战友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按住自己的狗。那么，《点石斋画报》的报道，又是来源于什么资料呢？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点石斋画报》只是一份画报，并非严肃的史料，不足以成为信史，更不能成为写史的依据。于是，我们再来看看，李鸿章当年给朝廷的关于邓世昌殉国的报告：《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李鸿章的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其力战阵亡之管带、大副等，自应先行奏请抚恤，以慰忠魂，致远管带提督衔记名总兵借补中军中营副将噶尔萨巴图鲁邓世昌……争先猛进，死事最烈，拟请旨将邓世昌……交部从优议恤，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忠勇性成，一时称叹……”李鸿章在奏折里对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描述，翻译成现代汉语总结后是如下的意思：“邓世昌落水之后，被战友救了上来，但是，邓世昌说：‘整只舰艇都沉没了，我没有独自求生的道理。’说完，邓世昌重新跳入海中自沉身亡。”读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李鸿章不是现场见证人，他的奏折所述，要么出自部下的报告，要么出自自己的猜想。2.李鸿章这份奏折是要建议光绪皇帝从优抚恤邓世昌，为了这个目的，当然是将邓世昌之死，写得越壮烈越好。3.邓世昌是李鸿章的部下，邓世昌殉国越壮烈，李鸿章的脸面越有光，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已经没有脸面对朝廷，唯有奋力描述自己部下将士的忠勇，以向皇帝表明：我已经尽力了，我的部下们也已经尽力了，这次打败仗，实在不是我的责任。从这样的动机和背景看来，李鸿章奏折里面所描述的邓世昌殉国过程，是不能完全置信的，至少不能独自成为信史，而必须有待佐证。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当年北洋舰队老兵的说法。知名历史学者戚其章，在其所著《北洋舰队》中，收录了两份描述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水手证言，其中一份是“来远舰”老水手谷玉霖，他是这样说的：“邓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行将沉没，不肯独生，愤然投入海中，他平时所养的爱犬鸣叫，急跳入海中救主人，转瞬间衔住邓管带的发辫将他拖出水面，这时，搭救落水官兵的鱼雷艇也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管带用手示意，不肯苟生，跟狗一起没入水中。”可见，依据这位老水手谷玉霖的说法——是狗将邓世昌“托出水面”的。可是，一只狗可以用它自己的力量游泳救出一个大男人，这只狗需要有多大？它需要有多大的力量？如果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它又何至于被邓世昌抱住沉入水中而挣脱不了邓世昌？这二者恐怕是矛盾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谷玉霖是“来远舰”上的水手，而邓世昌是“致远舰”上的管带，换言之，谷玉霖并不在“致远舰”的事发现场，可见，这篇证言所讲的，只是谷玉霖听来的，而不是自己亲眼看到的。我们再来看看北洋水师“来远舰”的另一位老水手——陈学海的证言：“邓船主（邓世昌）是自己投海的，他养的一条狗叫太阳犬，想救主人，跳进水里咬住了邓船主的发辫，邓船主看船都沉了，就按住太阳犬一起沉到水里了。”可是，陈学海也是“来远舰”上的水手，也不是“致远舰”沉没现场的见证人，他的说法和谷玉霖一样，应该也是听来的。我们再看《清史稿》。《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七·邓世昌》对邓世昌的殉国过程，描述如下：“……锅船裂沉。世昌身环气圈不没，汝昌及他将见之，令驰救。拒弗上，缩臂出圈，死之……”《清史稿》这篇邓世昌殉国记，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致远舰的锅炉爆炸，舰艇下沉，邓世昌抱着一个救生圈，没有沉没，丁汝昌命令其他战友去救他，邓世昌拒绝上船，将身体缩出救生圈，沉海殉国……”可见，《清史稿》的这篇记录，则大不一样：这里的邓世昌，首先是抱着救生圈，暂时还没想着要死，见到战友来救自己，才突然想起自己要殉国，于是，邓世昌猛然挣开救生圈自沉殉国。而至于他的那爱犬——太阳犬，在《清史稿》里面并没有出现。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份证言：当年在“镇远舰”上当大副的美籍清军水兵马吉芬（PhiloNortonMcGiffin）事后写了一篇回忆录，名为《TheBattleoftheYalu》，中文可译为：《鸭绿江边的海战》。马吉芬在其文中，是这样讲述邓世昌的殉国过程的：“CaptainTanghadalargedogofamostvicioustemper，unrulyattimesevenwithhismaster.AftertheshipsankCaptainTang，whocouldnotswim，managedtogettoanoarorsomesmallpieceofwood-enoughtohavesupportedhimhadnothisdogswumtohim，and，climbinguponhim，forcedhimtoreleasehisgraspandthusmiserablydrown，thebrutesharinghisfate-perhapstheonlycaseonrecordofamandrownedbyhisdog.”马吉芬的这段描述文字，我将它翻译成中文如下：“……邓（世昌）管带养了一条最凶的那种狗，有时就算是邓在场，它也很凶。邓不熟水性，舰艇沉没之后，他抓住了一根不知是橹还是一根什么别的木头，刚好能使他漂浮在水面，后来，正是他养的这条狗，向他游过去并扑到了他的身上（狗也想求生），使他抓不住木头了，因此悲催地沉了下去，那狗也是同样的命运（沉没），这也许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狗害死主人的记录了吧……”可见，如果依照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则根本就不想死，他当时紧紧抱住了一块木头——这本身就是不想死的典型表现。不料在此时，邓世昌的狗游了过来，扑到他身上，木头不堪负重，人和狗才一同沉入水中，不幸溺亡。当然，马吉芬是“镇远舰”上的人，而邓世昌人在“致远舰”上，可见，马吉芬也不是事发现场的目击证人，马吉芬的证言，一样也是听来的，甚至是他自己想象的，总之，马吉芬的这篇文字，也不能独立成为信史。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邓世昌殉国一幕的“罗生门”如下：1.《点石斋画报》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拒绝救生圈，按狗共沉。2.李鸿章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被战友救上来，再度跳水自杀殉国，没有狗。3.谷玉霖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不知有否按狗）和狗一起沉入水中。4.陈学海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按下自己的狗，一起沉入水中。5.《清史稿》的说法：邓世昌本来抱着救生圈，见到战友来救他，突然挣脱救生圈，沉入水中殉国（全程没有狗）。6.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被动落水，抓住了木头求生，狗爬过来，木头不堪负荷，人和狗一起沉入水中。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邓世昌殉国的具体过程上，《点石斋画报》、李鸿章、谷玉霖、陈学海、《清史稿》、马吉芬六方的说法，都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那么写到这里，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不是。邓世昌殉国的故事，其实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教训，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点石斋画报》、李鸿章、《清史稿》等这些记录历史的责任人，没有认真对待历史，他们记录历史，不是从查实的证据入手，而是从道听途说、第二手资料，甚至第三手资料入手，所以出现了“三人成虎”的现象。致远舰当年被救的水手不少，只要政府、史学家、学者当时对历史认真负责，则邓世昌殉国的真实过程，不难理清，而当时显然没有人认真去做这个事，结果到了现在，出现了至少六方证言不一致的现状，恐怕回头再要理清邓世昌殉国的真相，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这就是邓世昌“按狗共沉”罗生门历史叙述给我们的教训，我想我们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在治史的过程中，一定要从原始资料、可靠证据出发，不道听途说，不造谣，不传谣，一定要实事求是，只有当我们做到这样，我们才能留给子孙们一部准确的、真实的历史，而不会再发生邓世昌这样的罗生门。邓世昌“抱狗共沉说”未必真实，但时过境迁，史料不足，而且史料不可靠，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治史要认真”的教训，那么，前事至少可以成为后事之师。
鲁迅和他的日本医生
整个民国时期是西医在中国开始流行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里，由于中国西医医生的高度稀缺，也由于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驾护航，导致了大量的日本医生在中国行医……也客观地导致了一些医疗事故的发生。由于这些医疗事故的主治医生是日本人，所以，日本医生，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病死，当时，鲁迅的家属并未对鲁迅的死因提出异议和疑问。但是，多年之后，鲁迅的亲生儿子——周海婴却开始怀疑鲁迅是被日本医生以“故意拖延治疗”的方式暗杀的。我们听听，周海婴是怎样指控的：“……自（1936年）6月以后，父亲（鲁迅）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六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10月19日清晨……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你爸爸没了……’我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1949年7月，叔叔周建人写信给我的母亲，说：‘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是（日本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须藤）的治疗经过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点之一，今您既然在上海，是否可以探查一下，须藤医生是否仍在上海？’……1949年10月，叔叔周建人在《人民日报》登报公开质疑须藤医生的治疗……叔叔周建人告诉我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医生邓肯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鲁迅）的胸膜里有积水，要马上抽掉……至少可以活十年，否则活不过半年……’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美国医生的诊断，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开始抽积水……叔叔（周建人）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和冯雪峰谈过，但是他（鲁迅）仍然赞成须藤医生继续看下去，而搁置了美国医生的建议，结果半年之后，（鲁迅）就去世了……鲁迅死后，须藤医生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了何种药物等，你母亲（许广平）说这份报告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当时叔叔对冯雪峰讲，现在中日关系紧张，最好不要找须藤医生看病了吧，冯雪峰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须藤）看，大概不要紧吧……’我怀疑须藤是故意拖延父亲的治疗……”（周海婴的指控，出自于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4～64页。）很显然，周海婴指控是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治死了鲁迅。读者要注意一点：鲁迅逝世时，周海婴年仅七岁。他当时并不懂事，一切都是事后听来的。这份并非是唯一的指控书，周海婴在多年之后，又写了一篇名叫《鲁迅之死疑案》的文章，广泛发表在中国各媒体。在该文中，周海婴说：“……1936年春，宋庆龄、史沫特莱便介绍美国的肺病专家邓肯医生给鲁迅看病。经过听诊、叩诊之后，邓肯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晚期，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之后，父亲又去另外一个有拍片条件的医院拍了一张X光胸片，证实邓肯医生的诊断极其准确。然而须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确定为系‘消耗性热型’，做‘穿刺实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咳痰为结核菌阴性，也就是还没有认为或怀疑肺结核晚期。三个月之后，6月23日查出‘咳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在X光片、结核菌阳性脓球确凿无疑的情况下，须藤医生才最后不得不确诊为肺病晚期……日本须藤医生和鲁迅的医患关系，是自1934年11月开始，亲手接触治疗近乎两年，达到百多次……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给鲁迅治病的这个日本医生“须藤”，其全名叫“须藤五百三”。总结上述的两份指控文，周海婴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1.鲁迅病重（肺结核）。2.周海婴当年七岁，不懂事，对诊疗过程不清楚。3.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事后多年才开始怀疑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4.须藤五百三是鲁迅聘用了长达两年的家庭医生。5.鲁迅相信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的疗法，而怀疑美国医生邓肯的疗法。6.鲁迅被须藤五百三治疗了几个月之后，不治身亡。那么，鲁迅原本是怎样得的肺结核呢？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的妻子许广平是怎么说的：“……我第一次到他（鲁迅）北京寓所访问之后，深刻的印象是他（鲁迅）抽烟时刻不停，一支完了又一支……满地狼藉着烟灰、烟尾巴……鲁迅的节俭有时让人看不过去，例如抽烟，直至烧手或者甚至烧口，真正没法拿了，才丢掉……我实在太简单……尽买些廉价的香烟供给他……日积月累地做慢性杀害他的事……他生病时，须藤医生忠告他：如果吸烟，吃药是没用的……后来病总算好点，我却又亲自给他用劣等香烟毒害他，这真是我无可饶恕的罪行……”（许广平的这段证言，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7页。）从许广平的回忆里，我们看得出来：1.鲁迅长期大量抽烟，是个“重量级”烟民。2.而且，鲁迅所抽的是价廉、质劣的香烟。3.鲁迅抽烟由于舍不得浪费，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有过吸烟经验的读者，读到这里，应该能明白，这种抽烟法，不但抽烟量大，而且抽的还是劣等烟，还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长此以往，不得肺病才怪。我们再来听听许广平女士对鲁迅生命中最后一天的回忆：“……须藤（五百三）医生来了，给他（鲁迅）注射，那时他双脚冰冷，医生命我们给他敷热水袋，包裹起来……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看见他已头稍微朝有什么高学历，甚至经过李敖先生的考证，蒋介石所持还是日本某军校的假文凭。但这都没有阻碍这几位大人物日后的治国平天下。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成绩不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别放弃努力，通向成功的路绝对不止一条。但是，当时的袁小四看不到这么远，只能盯着独独没有自己名字的榜单，暗自发狠：我一定要废除这该死的科举考试！难以想象，这个想法后来真的实现了。几十年以后，袁小四实现了这个千年以来有人敢想却没有人敢做的复仇计划。不过没有正规学历始终是袁小四心中的痛。后来慈禧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问起他的简历时，没有正经科举功名的袁小四面红耳赤。读书没读出名堂来，令袁小四汗颜和懊恼，但并没有令他绝望，父祖两辈从戎发迹的鲜活故事犹如一只无形巨手，将他推上另一条升官发财之路。于是，他把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发誓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结交一批同道，等待一个机会考场失意，情场得意。在家族的安排和牵线下，18岁的袁小四与财主家的女儿于小姐洞房花烛夜了，很传统的先结婚后恋爱，一年后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叫袁克定。同年，一个难得的实习机会降临到了袁小四的身上：叔叔袁保恒要到河南赈灾，袁小四作为秘书跟随，在旁协助公务。小四很珍惜这次机会，他知道自己没有高学历，如果还没有工作经验的话，恐怕以后真的是不太好找工作。此话并不夸张。在那个年代，县太爷的师爷都得是秀才以上学历，更别说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幕僚了，那些幕僚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可以说，学历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现在。小四熟读《自乂琐言》，又有叔父的耳提面命，理论结合实践，做事干练的小四很得叔父的欢心。当然，这次实习也为他日后外交、练兵、维新、办实业、颠覆清朝的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诅咒，又见诅咒！1878年，目前老袁家的第二大牛人袁保恒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终年51岁。这个世界少了一名负责任的官员，19岁的袁小四则失去了一个非常关心他的长辈。仍是这一年，家大业大的老袁家开始闹分家，袁小四赶回项城参与分家，作为袁保庆唯一的儿子，得天独厚地拿了一笔丰厚的家产。他把家迁到了河南省淮阳县的一间大院里，过起了安静的富二代生活。淮阳是他叔祖父袁甲三逝世之地，他一直很佩服袁甲三，所以在分得家产以后就来到了淮阳。在淮阳自家的大宅院里，袁小四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精研细读，给自己充电。尤其是《六韬》、《三略》、《孙子兵法》之类的兵书和《资治通鉴》这类管理阶层的必读宝典。第二件，打造自己的班底。他组织了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勿欺山房，实际上就是收养了一群穷书生做他的智囊团。在这一群穷书生里，他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人，此人之于袁小四就好比张良之于刘邦、孔明之于刘备、刘伯温之于朱元璋。这个牛人是谁？牛人叫徐世昌。鉴于徐世昌对于袁小四的重要性，在这里就多说两句。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生于河南。此人足智多谋，思维缜密，对形势判断准确，能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此外，他还有非凡的实干精神，是一名特级行政管理人才。最难得的是，他更喜欢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为人处世圆滑，是一个相当低调的大才。所以他的命很长，活得也很滋润，人送外号“水晶狐狸”。徐世昌还是一个艺术家，擅长山水松竹，“嵩山四友”中就有他一个。从艺术功力上说，若把他放在今天，那也是有资格享受政府津贴的人。袁小四与徐世昌既是老乡，又非常有共同语言，于是就在这个院子里撮土为香、歃血为盟，结拜为异姓兄弟。从此，小四多了一个“菊人大哥”。在小四的资助下，有才的菊人大哥果然高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在今后的岁月里，菊人大哥将用奇谋、忠诚等形式的正能量来回报小四的资助之恩。到了这个时候，文武兼备的袁小四那熊熊燃烧的小宇宙就要爆发了。不过他还在等待一个机会。我是属于乱世的，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一飞冲天。袁小四这么想。第四章谣言逼出来的洋务高潮
汉人生猛上位
就在袁小四略识少年愁滋味的这些年里，慈禧母子的大清王朝也有点回光返照的荣欣，大部分地区结束了战乱，社会经济发展小有进步，史称“同治中兴”。同治中兴最重要的标志，当数内乱终于解决，大清基业得保。1864年，立国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正式覆亡。又经过五年的努力，到了1869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曾国荃等汉人轮番上阵，终于将捻军以及太平天国的余部近乎全部剿灭。这些汉臣的运气不错，在平乱中表现得也很生猛的唯一一名非汉族人士、皇亲贵族僧格林沁并没有坚持到最终胜利的那一刻，阴沟翻船，死在了捻军手中。到此为止，洪秀全、张洛行两位猛男创下的偌大造反基业被一扫而空。这些汉臣立下如此不世奇功，慈禧当然不会亏待这几位功臣。其中，曾国藩升任直隶总督，加正一品的大学士，封爵一等侯；江苏巡抚李鸿章升两江总督，加从一品的协办大学士，封爵一等伯；浙江巡抚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封爵一等伯……有人可能不太明白总督和巡抚有什么区别，特在这里将总督、巡抚还有容易混淆的提督一起解释一下。一般来说，提督就是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按职责又可以分为陆路提督与水师提督，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陆、海军司令。巡抚则是一省的“文事”最高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兼省委书记，主管行政、司法乃至文教科举，但是不能指挥军队，除非这个巡抚同时兼任提督一职。总督的级别就高多了，可以管辖多个省，还文武都管，其权力相当于好几个省的巡抚加提督，如果总督下辖的省还设置有巡抚、提督的话，总督可以对其发号施令。清朝仅有九位这种级别的极品封疆大吏。这九位总督分别是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东三省总督（又称奉天将军）。尤其是九大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其职能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兼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权力相当大。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诱人，却是很难得到的。清朝官员如果不是立有什么特殊的功劳，譬如风险性极高的打天下，难度超高、机会超少的救过皇帝……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单说总督一职，就已经是一品大员了，更何况这几位还得到了爵位这张长期饭票，可见他们的功劳之大。这里要重点说一下曾国藩。老曾在灭掉太平天国之后，居然把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湘军解散了，仅仅保留了湘军水师，而且水师的所有权还不归他自己——曾国藩主动将其改编成了长江水师，主权属于朝廷。湘军这支庞大的功勋队伍，从此就像秋天里的树叶一样，随风慢慢凋落了。曾国藩孤身起兵，平定战事，事成之后却不计功劳、不求富贵地把自己的嫡系部队解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仔细推断，不外乎就是韬光养晦，不留给朝廷猜忌的借口。曾国藩壮士断腕的勇气、谨小慎微的为臣之道可见一斑。不过，曾国藩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番行为成了后来清朝覆亡的原因之一。总理衙门虽然平定了内乱，但大清的天空也不是只见阳光，还有阴霾。前面说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咸丰和慈禧母子靠着一系列割地赔款的条约才松了一口气，腾出手来对付洪秀全和张洛行。但是，与虎谋皮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这个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实力强大的虎豹，只要它在那个地方曾经撒过一泡尿，就说明这地方属于它了，也不会有人敢和它争。现在的英法诸列强就像虎豹，割地就如同虎豹撒尿，用不着什么复杂的步骤，列强就把中国的土地一块一块地扒拉到自己怀里。而赔款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清朝政府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这么多现钱，怎么办？只能跟大家现在买房买车一样，搞个分期付款，每次还一部分。但这种方式有两个缺点，一是有高额利息，二是需要抵押。第一个缺点清朝政府的头头们不在乎，反正老百姓都是奶牛，大不了把税加重些，多挤一挤这些奶牛罢了；他们在乎的是第二个，英法要求清政府用每年的税收作为抵押，如海关税、盐税等，如果清政府付不起赔款，英法就直接从税收里扣除。可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税收，除开税收，它哪里有钱支付赔款，那样做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大部分都被英法直接攥在手里了，清政府拿不到几两银子。这里有一个问题：英法怎么保证自己能拿到钱？英国人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由他们英国人管理监督清朝的税务。实力不如人的清政府也只能点头认了，清政府的决策班子商讨一番后决定：在外交部门“理藩院”里新增一个总税务司，总控全国税务，交给英国人赫德管理。不过清朝政府的热脸贴了英法的冷屁股，英法说，“理藩院”的“藩”字有些歧视他们的“蛮夷”身份，让清朝政府重新设计一个专业对口的机构来跟他们打交道！于是，在恭亲王奕訢的主持下，1861年，“理藩院”的换代升级产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粉墨登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简称总理衙门，其具体事务无所不包，除了英法重点强调的总税务司，还囊括了外交、经济、军队、交通、对外贸易诸多方面，其职能跟今天的国务院很是相似，不仅如此，这个新机构的头头也叫总理。第一任总理便是恭亲王奕訢，这位兄台在这个位置上总共干了二十八年，要知道这个总理衙门一共也只存在了四十年而已！剩下的十二年几乎都属于后来慈禧跟前的大红人庆亲王奕劻。总理下面有两个重要的帮手：北、南洋通商大臣，分别由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北、南洋通商大臣居然由九大总督中的状元与探花出任，可见其重要性。这通商大臣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三职之和。为什么大清要设立一个如此权重的职位？这就得提一提奕訢这个人。在清朝贵族中，这位仁兄的头脑算是相当清醒的，在跟列强打了几年交道、签了几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后，终于悟透了——落后就要挨打，于是趁列强鼓动大清成立总理衙门的良机，借机推动晚清改革开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意图富国强兵。通商大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催生出来的，这个职位的功能很玄妙：外交部副部长意味着与列强打交道的合法且合适的身份，利用这个身份与洋人交涉，学习先进经验，引进外资和设备，然后利用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的这份权力名正言顺地将这些经验、外资和设备用到改革中去。当然，通商大臣的设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大幕正式拉开！说了这么多，大家也看出来了，总理衙门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晚清政府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之一。既然只是之一，那就不得不提另一个在本书中会反复出现的神秘权力机构——军机处。军机处关于军机处的来历，还得从当年雍正皇帝攻打西北一个不听话的藩国——准噶尔说起。那时，打仗的作战计划和人员安排都要经雍正批准了才算数，而雍正在最终拍板之前也得找几个靠谱的大臣讨论一下可行性什么的，为保密起见，雍正想了一个主意，他选了一些可靠的人在隆宗门北侧内也就是紧靠皇帝寝宫的一间房内值班，辅佐他处理政务。他和这些人在屋子里商议事情的时候，闲杂人等不得靠近这个屋子。故而敌人不大可能把“无间道”使到这里来，保密性十分之高！雍正将这间值班室取名“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在军机处值班的人就是军机大臣，人数很少，至少三人，至多十一人，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皇帝的高级决策顾问。这个临时性的机构让雍正使唤起来很舒服，简直就是独裁的最好工具，比在朝堂上吵来吵去效率高多了。于是军机处就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国家的最高军政决策机关。前面说过“辛酉政变”后，奕訢当上了领班军机大臣，这领班军机大臣就是这些军机大臣的头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把总理衙门比作国务院，那军机处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其实还有一个机构比中央政治局更贴切，那就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跟军机处的功能极其相似，这个神秘的侍从室在后面会提到。从雍正时代设立军机处，皇权就达到了顶峰。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雍正和他的后代们——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权力超过了任何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的皇帝。扯远了，接着说洋务运动的事情。要说清楚洋务运动，还得从一个跟传教士有关的案子开始。晚清之“天津教案”1870年7月21日，天灰蒙蒙的，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门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国藩仰望长空，叹了一口气，终于下了一个艰难无比的决定。究竟是什么疑难课题，让经历过艰难险阻、九死一生，最终才战胜洪秀全这等造反界巨擘的曾国藩都觉得如此艰难？这个难题便是几乎改变了晚清历史走向的“天津教案”。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在天津望海楼法国天主教堂附属机构育婴堂的墓地，觅食的野狗刨出来了几具儿童的尸体。随后，天津县衙的差役闻风而至，经过统计，墓地之中共埋葬了近四十名儿童。这之后，就有一个小道消息疯狂地蔓延开来：望海楼的法国传教士收买中国人贩子诱拐了天津几百名小孩。每诱拐一个小孩，传教士就给人贩子五两银子。法国传教士买这些小孩，是为了以小孩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一种新式西洋药。教堂墓地里的那些童尸就是被剖肝挖心之后弃尸的小孩。凑巧的是，天津县衙抓到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武兰珍说是教民王三委托他诱拐儿童的。武兰珍的这番话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一时间民情激愤，反洋情绪汹涌！天津民众纷纷罢工集会，自发地包围了天津县政府办公大楼，高呼：洋人滚出天津！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政府到底管不管？天津知县刘杰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带着武兰珍来望海楼教堂指认嫌犯王三，不过武兰珍没能指认出任何一个人，也说不出教堂内的细节。但数千愤怒的民众已闻讯聚集在教堂外，情绪激动，向教堂内胡扔板砖，冲突一触即发。如何应对这种混乱的群体冲突场面，刘杰没有经验，法国人也同样没有经验。就在刘杰试图驱散人群的时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Fontanier）怒气冲冲地带人赶来与刘杰交涉。虽然刘杰已经是一名县级干部，可骨子里还是一名意气书生，意气书生换个词叫做“愤青”，愤青是有脾气的，他哪里受得了丰大业的颐指气使，断然不肯配合。丰大业自认为的“耐心说服劝解”式交涉未果，气得抓狂的他决定单挑刘杰与愤怒的人群。失去理智的丰大业拔出枪来，冲刘杰扣动了扳机，动作平滑流畅，但准星太糟糕，没打中目标刘杰，却打死了刘杰的仆人。丰大业显然低估了人民战争的能量。这一次，他将为自己的冲动鲁莽付出高额的学费。沉默久了，就会爆发。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已经沉默太久了！鲜血点燃了骚乱的引信，民众沸腾了，他们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助手，冲进教堂展开了一场杀戮。十个修女、两个教士、两个法国官员、两个法国平民丧命，教堂和育婴堂被烧毁。但这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愤怒，接下来的几小时，骚乱仍在延续，三个俄国商人被杀，四座英国和美国教堂被毁，三十多名中国教民被杀。这就是“天津教案事件”。“天津教案”之最终解密当时，举国上下普遍认为这是“爱国的正义行动”，出手的民众是“民族英雄”，大家坚信能激起如此多人愤慨的事情绝不会是捕风捉影，外国人一定是干了不法的行为。政府不敢管民众来管！反对任何退让！反对任何安抚！这就是来自民众的声音。愤怒的不只民众，还有列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民死得太憋屈。相关列强把舰队开到了天津，并派出使者向慈禧母子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罚凶徒，赔偿损失，不照做就开话的人大错特错了。人必先自助而后天助！若是中国人民没有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持八年的勇气与忍耐力，苏联和美国早已抽身远去！又有人说了，中国不算获胜，毕竟还跟苏联签订了如此屈辱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耿耿于怀。两军对阵，只要完成预先确定的目标就可以算作胜利，就像下棋一样，只要达到可以取胜的形势，就是胜利了，不是把对手的棋子全部吃光才叫胜利。以此类推，领土的问题属于局部的残留问题，不能和大局一并而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依靠屡败屡战的勇气、长达八年的坚持，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正因为中国人素来弱小，正因为中国人素来不团结，才使得抗战最后的胜利显得那么弥足珍贵！确立持久消耗的打法，是战略的胜利！正面抗战与敌后游击结合，是战术的胜利！得到美、苏、英的援助，是外交的胜利！一败再败，却顽强抗争，战无可战，却绝不言降，是极高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的胜利！民族的自强与自立是无数英烈用自由与生命换来的，中国人享受胜利当之无愧，没有理由自怨自艾！日本投降与退出中国领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人有理由骄傲自豪！杀出个黎明第十一章金陵梦碎
东北，冷战
随着日本人的失败，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出现在了国共面前：两党该何去何从？苏联刚刚出兵、日本还未投降之际，国共两党都已经开始大举反攻——迫使或接受日军和伪军投降，收缴武器，接收政权，占领敌占区。之前提过共产党在苏联刚刚出兵之际就连续发布反攻命令、限令日军和伪军向自己缴械投降的事。共产党之所以如此着急，大概是想利用苏联出兵和日军即将投降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去扩张兵力和控制地盘，并以之作为争取与国民党平等对话的地位，甚至是武装夺权的筹码。共产党的想法很容易理解，任谁经历过与蒋介石长达十余年的殊死斗争，都很难再信任蒋介石。当共产党抢先国民党一步于华北、华东等地受降时，蒋介石的动作到了——在命令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勿得擅自行动”的同时，命令国军“加紧作战”、伪军“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尽管蒋介石的动作并不慢，但国军地理位置处于弱势——国军精锐大都在大后方（如西南），要想开到华北受降，还得跋山涉水才行。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大都在敌后战场，部队开出来就是敌占区。近水楼台先得月，共产党接收的武器和地盘越来越多。千里之外的蒋介石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急得不行。他抓耳挠腮、绞尽脑汁、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一个坏招——谈判。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大计。要是毛泽东不来，就说明共产党没有和平诚意，到时候就有理由发兵攻打。如果毛泽东来了，则既可以利用谈判压制中共武装目前攻城略地的势头，又可以在谈判期间输送国军至北方，为内战积蓄力量、提前布局。难得的是，蒋介石“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的点子，居然得到了两位大佬——杜鲁门和斯大林的支持。美国本就想在全球推广它的多党民主政治，现在蒋介石上马“联合政府”项目正合其意。至于斯大林也支持中共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那是因为他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不希望有任何不稳定因素影响已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及美苏共同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简单说来就是，蒙古成功被独立了，东北也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既然想拿的好处都已经拿到，那就不要再多事，稳定第一，稳定压倒一切！1945年10月10日，国庆节，重庆。在美、苏的斡旋之下，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宣布国共停战，和平建设新国家。举国欢庆。在国人看来，民主建国、联合执政在望，中国就要和平了，数十年的分裂就要结束了。就在国共签约这会儿，国军已在美国海、空运输力量的帮助下接近了东北沿线。名义上，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只是各项援助计划的延续而已，顺理成章，斯大林也没什么刺好挑。可从9月下旬开始，美苏两强在欧洲的地盘争夺不仅日趋激烈，苏联还处于劣势。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先后在塘沽、秦皇岛、青岛一带登陆。虽然美军的口号是协助国军受降，但真正的目的恐怕跟苏联差不多：把手伸进东北。美国海军登陆中国北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斯大林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如果让国民党成功接收东北，鉴于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那么对于苏联来说，不仅把东北划进自己势力范围的计划要完蛋，而且东北还成了美国进入自己国土的跳板。不行，这绝对不行，得趁东北还在自己手中，把它交给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间接置东北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斯大林撕毁了跟国民政府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接命令中共迅速北上——苏联红军一撤出东北，你就进入，这地方交给你了。为此，斯大林做了三件事。第一，禁止国军进入东北——在苏联红军没撤退之前，你不能来。第二，拖延撤军时间——你中共军队不是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东北吗？没关系，苏联红军的撤出时间往后推，等你到了，苏联红军再撤。第三，把大部分搜缴自日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苏联只拉走一小部分——最好的精华部分。苏联的态度还真是沿袭了沙皇俄国一向霸道的风格，苏联红军随后就强行搜查、封锁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机关，把中共牢牢地绑在了战船上。到了这个时候，本来就不大相信蒋介石、随时准备武力夺取政权的中共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火速派兵前往东北，领头的正是刚从苏联回国，已经七年没有打过仗的林彪。林彪将在白山黑水之间谱下人生最光辉的一页。目前的这种局面，正是蒋介石所喜闻乐见的。他本就不是真心和谈，和谈只不过是积蓄力量的缓兵之计而已。1946年6月，蒋委员长发话：三个月消灭关内共军，六个月解决东北问题。开打！苏联与美国两大巨人在东北的冷战掀开了国共争锋的序幕。此消彼长
蒋委员长的计划是九个月内初步“解决”共产党。但不得不说，他这个计划不可行。因为他的真实实力要比自己想象中的弱许多，而共产党的真实实力却比他想象中的强很多。看起来貌似强大的蒋委员长，有三个致命的弱点。弱点一，国民党常常内讧，凝聚力不强，力量大而不强。嫡系、桂系、阎锡山、CC系、蓝衣社、政学系等，没完没了地争权夺利。抗战本是蒋介石整合各个派系的一次绝好机会，但是他没有抓住。后来他败走台湾，才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完全控制了党、政、军。弱点二，他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在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土地兼并严重的国家，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没有了土地，农民就没有了活路，没有了活路，农民就要造反。后来蒋委员长败走台湾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在台湾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土地改革。弱点三，腐败横行，这是他最大的弱点。腐败这个可怕至极的东西，自然不是国民党的特产，而是人治社会都会产生的问题。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领导的权力根本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在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严重的腐败总是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因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是明白人，知道政府就要撑不下去了，于是都拼了命地捞，捞够老本，于是贪腐一发不可收拾。关于国民政府官员们的种种腐败事迹，实在没有必要多说，因为从古至今，贪官们的表现比钻石的化学性质还要稳定，说多了就是重复啰唆。这里只简单说一说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话说抗战胜利前夕，因为“美金公债舞弊案”东窗事发，财政部长孔祥熙卷铺盖走人了。老孔长期徜徉于波涛汹涌的贪污大河岸边，终于湿了一回鞋。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仅蒋介石在小日记本上记载了孔祥熙贪污的详细数目，就连圈外的文人名流傅斯年都知道其贪污的大致情节，并站出来检举揭发了他。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日益膨胀的军费需求，用该年美国对华五亿美元贷款中的一亿美元作为基金，面向全社会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搞集资，结果孔祥熙在其中上下其手，捞了一千一百五十余万美元，基金总额的九分之一就这样消失了。相比之下，另一位搞财政的专家——宋子文的屁股就要干净些。据学者吴景平在其作品《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系列》之《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中介绍，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的财产为二百万美元左右，二十多年后，即宋子文1971年去世的时候，其非固定财产只有一百多万美元，加上二十年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也就七八百万美元。当然了，宋子文不搞贪污，并不意味着他的财富来源就很光彩。因为他的相当大一部分财产来自于抗战期间其麾下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投资回报，有些发国难财的味道。之所以在这里比较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因为孔祥熙被免职后，宋子文重新上台，接替了对方的角色，出任行政院院长和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留给宋子文的财政底子，是约九亿美金（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贷款）和六百万两黄金。表面上看起来，情况相当不错。所以宋子文雄心万丈，他有信心大干一场。但他没有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绝不是一条金光大道。国民政府接收日伪政权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统一金融秩序，怎么操作呢？派遣传说中的钦差大臣——“接收大员”——特派员或接收委员，去沦陷区为国民政府接收日伪财产，回收伪币。接收日伪财产的办法五花八门，没收、拍卖、丢弃、破坏，不一而足。回收伪币的办法就简单得多——用国民政府自己发行的法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兑换汪精卫发行的伪币。这个办法并不新鲜，当年日本人和汪精卫都玩过，新鲜的是兑换比例。日本人当年用其发行的军代券兑换法币的比例是一比一。汪精卫当年用伪币兑换军代券的比例是一比二。而国民政府现在用法币兑换伪币的比例是一比二百！也就是说，二百伪币才能兑换一法币。而且，这还是一刀切。不管当地的物价指数是高还是低，兑换比例统统都是一比二百。要知道，当时沦陷区的物价指数的平均水平，要远高于大后方的平均水平，如上海的物价指数就是重庆的约五十倍。下面来做一道关于“打劫”的数学应用题。国民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员小明携带一元法币来到沦陷区上海，然后上海市民小毛用二百元伪币换走小明手中的一元法币。问题一：假定一元法币与一元伪币的购买力相当，小明这一趟出差的收益是多少倍？小毛的财产缩水多少倍？小明和小毛的得失比例是多少？答：大概是二百倍、二百分之一倍和四万倍。问题二：小明如何把二百倍的收益装到自己的口袋里？答：瞒报即可。因为敌伪财产和伪币数量到底有多少，中央是没数的。没数的财产握在了缺乏监督的官员手里，人的卑劣一面就会肆无忌惮地体现出来。一个小明中饱私囊没人管，就会有更多的小明加入进来，就如传染病一般迅速蔓延。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丧心病狂的兑换比例究竟是谁制定的？据香港中文大学的民国史学者郑会欣在其作品《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方法的决策经过》中所说，这个神奇的兑换比例是由接收大员们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至于理应把控国家财政和经济决策权的宋子文，那段时期正忙碌非凡，无心过问此事。他先是忙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后又忙着跟美国谈战后援助，根本没有重视回收伪币一事，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话又说回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这个兑换比例产生的具体过程，只需从利益的最终归属——接收大员们来看，用脚后跟想想就能知道，这个荒唐的兑换比例是大大小小的贪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国民政府的贪官们中饱私囊，变身大富翁，十分满意。但那些被贪官欺负的沦陷区“资产阶级分子”——原本国民政府的死忠支持者，则十分不满意：与其让国民党的贪污统治替共产党把我们变成无产阶级，还不如主动投靠共产党，活在共产党清廉的集权统治下，应该不会比活在国民党的贪污统治下变得一无所有更可怕！沦陷区的民心大失！可是，对国民党来说，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最坏的消息是：内战开始后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让国民党失去了全中国的民心！内战开始后，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约十万亿法币）被耗费了，宋子文找美国争取过来的贷款和军用物资（合计十多亿美元）被花掉了，孔祥熙留下的现金流也被用光了。即便如此，军费、行政费依旧高居不下，财政赤字疯狂增长。没办法，打仗本身就是世界上最费钱的事情，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国民党贪官和地方军阀齐心协力为国家增加行政成本？！可是，八年全面抗战过后，民力已疲，政府再也无法通过发行公债集资以筹措军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填补财政黑洞，为了筹集军费，国民政府只能向中央银行借钱。由此，宋子文下令中央银行加印钞票，加大法币的发行量。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币膨胀（发行量增大）会带动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反过来加速法币的贬值，法币贬值又造成购买力狂跌，而购买力不足大多通过加印钞票弥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宋子文作为财政专家，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为了稳定法币和经济形势，宋子文使出了绝招——抛售黄金和美元，即明码标价如一两黄金卖十六万法币、一美元卖两千法币，将黄金和美元放到市场上售卖，吸取民间游资，回收一部分法币，控制法币膨胀，平抑物价，稳定经济。在正常情况下，宋子文这招也算是个不错的解决办法。但宋子文忽视了一个问题，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没有想到，一旦中央银行的印钞机被绑上了内战的战车，就会在滚滚洪流的挟裹中前行，根本停不下来。抗战胜利后，法币发行量约为五千亿，截至1947年年初，法币增加到三万五千亿，而宋子文花掉了国库一半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却只回收了不到一万亿法币。也就是说，抛售所回笼的法币只是小部分。面对仍在快速增加的法币，宋子文的办法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更要命的是，宋氏和孔氏家族控制的孚中公司和扬子公司，也参与了这场抛售风潮，抢购了总价值约四百万美元的黄金和美元。这给宋子文的政敌如CC系、政学系找到了批评的借口：你宋子文不仅工作没干好，居然还将国家财产转入了私人腰包！是可忍孰不可忍！连傅斯年都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雄文，让宋子文赶紧走人！最初介绍宋子文的时候，提过他性格很差，人缘也很差，所以众人落井下石亦属正常。不管如何，宋子文只能选择辞职。宋子文走人后，战争仍在继续，法币仍在加印，经济形势还在恶化。于是，新上台的财政专家们开始想办法。想到1948年，在法币发行量相比抗战结束时暴涨了一千二百倍，总量到达六百万亿的时候，在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专家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推倒法币重来，即用大名鼎鼎的“金圆券”替代法币。主要操作办法如下：一是强行要求全国人民将自己持有的黄金、白银、美元等外币、法币全部兑换为纸币——金圆券，违者没收。世人都知道，一般的纸币，远不如黄金、白银和美元这种硬通货可靠，更何况是金圆券这种前途不明的纸币，谁甘心换？二是冻结物价。使用国家强制手段，禁止抬高物价，禁止屯货，以预防通货膨胀和金圆券贬值的情况发生。强迫以赚钱为天性的商人做亏本的买卖，哪个商人愿意干？打劫普通老百姓，砸商人的饭碗，如此不顾人性的经济政策，怎么可能成功？！果然，有人站出来反抗了——拒绝兑换金圆券，停止出售货物，大量屯货。在此种情况下，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蒋经国“打老虎珠。长风和落雷两印是天罡七印中最为特殊的，阴柔与刚猛并济，区别于其他的五行印，因此在使用时须辅以咒语。“长风诀，低吟如风，绵而不绝，落雷咒，于心高喝，轰然山岳。”《闻风拾水录》上的话语不断在我耳边回响，这双印并施可以说是天罡七印中的一大杀招，现下的结果会是怎样？现在也只能用焦急的心情去等待了。伴着一阵微颤，闷然的雷响自地下而起，但只几声便没了动静。难道落雷印没有生效？！原本闪在一旁仔细观察的我下意识地走近了一步，“轰”地一声，一道闪着橙色光芒的闪电自细长的“风绳”中间直直劈下，眼前一片青橙黄绿的四色交辉。我偏头避过刺眼的光芒，一时间已是头晕目眩不能辨物。“亦凡，你怎么啦？没事吧？”罗志云站在窗口遥望着我喊道。“没事，刚被风吹迷了眼。”这会可不能让他靠近，就在大脑思考间有什么东西碰到了我的腿部，低头一看，那只彭侯已站在了跟前。没明白状况如何的情况下，我条件反射地后退了一步，却恰好被椅子一隔，坐在了上面。小家伙原地不动地看着我，灰色的眼睛中满是友善，那被木椅禁锢的下半身此刻已完全脱离，像只乖巧的小狗一般蹲在那里。“既然你已恢复了自由，就赶紧走吧，不要再去作弄人就是。”见彭侯并无恶意，我壮胆说道。小家伙听懂似的点点头，走到跟前，咳了两下，吐出一块东西，用前爪捧到我的面前，见我顺势接过那东西，便又直立地拜了三拜，回身一跳，跃入土中不见了踪影。那东西方方正正，在手中摸来细腻柔滑，像是玉石一类的物件，但此刻却不是细看的时候。揣入裤袋，我起身向屋中的罗志云打了个招呼，示意他可以让人把桌椅搬回家中。在一番之乎者也的胡诌之后，罗志云一家人最终确信地安下了心，满是感激地目送我离开了别墅。“得胜的猫儿欢似虎。”一路飞驰中兴奋和喜悦充斥着大脑，一进家门我便像个拿了满分的孩子似的向晖儿汇报起今天的经过来。当说到彭侯消失的那段时，裤袋中的物件从记忆中显现了出来，掏出那块不明所以的东西，我俩一同端详了起来。这是一块麻将大小的淡黄色物体，光滑而规则，周身布满了古朴的花纹。从材质的细腻和硬度来看像似黏土失水后的状态，晖儿小心地用指甲在上面轻划了两下，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翻遍了书稿，我始终没有找到与之相关或类似的介绍，看来这东西应该是彭侯自身的什么宝物了。“记得小时候看过的书上说，那些精灵鬼怪都有自己修炼的结晶。”晖儿侧头看着我道，“有人救了它们的话，就会拿出来送给那人作为礼物。”“你说的那是真元，可以说是它们的能量结晶体。”我摇头道，“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可能性不大，如果真是真元，彭侯在给了我之后怎么还能来去自如呢？”“总算是那个小家伙给你的报恩之物，带在身边或许以后能帮到你。”晖儿翻出一个小巧的香囊，掏出香料后把东西放了进去，“带着吧，以后有机会自然就知道是什么了。”“呵呵，好的，反正现在碰到的事情已经千奇百怪了，再多一点也能承受。”笑看着晖儿将香囊系在我手腕上，“不过，这次的经历倒是对我有所启示……”所谓的启示就是在每经历一个事件之后，不但能够获取很多的相关经验，更有趣的是“听风”的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在应蚺事件中，有风的流动才帮助我察觉到虚灵的存在；但在彼岸血莲的事件里，却是自然而然地看到，以至于差些忽略；对于彭侯，我已是可以主动地感受到它的气息，并预知其行为。如此看来，“听风”是一种学习型的能力，需要在锻炼中不断成长。“所以我打算抽时间对那些身边的异象进行探查，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兴奋的话语到此却被一种早已潜伏的担忧冲淡了，“再说，我不可能永远靠运气来面对剩下那些被封印的虚灵。”晖儿看了看我，笑着从书房里拿出一叠纸，从中翻出两张递给了我：“这是最近整理的案例资料，其中的几个是发生在本市的怪事，你可以抽空去看下。”接过纸张，我温柔地望着晖儿，在她那聪慧的眸子里闪动着一种叫作“理解”的光芒。“嘟嘟”，电话响起，我顺手拿起听筒“喂”了一声。“王亦凡，你去看看我给你发的邮件！”S那洪亮的声音让我不由得将听筒拿开了几寸，“快去！我等着！”“哦哦，这就去。”难道S有什么发现？我提着话机冲进书房，打开了Foxmail的收件箱。“看到没有？！”伴随着S催命似的声音，我忙不迭地打开了邮件。“你……”我差点气晕过去，应蚺、夫诸、彼岸血莲、木身彭侯的手绘图片一应俱全地显现在面前，在图片的右下角还有S那夸张的签名。“看到啦？我的功底不错吧？嘿嘿……”S得意的笑道，“全是凭你们和书上的描述画的，传神不传神？”“服了你了！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我刚想发作，却迎上晖儿那柔和的目光，声音便又平和了下来，“嗯，传神，形象。哦，对了，你们家林岳呢。”“什么叫我们家林岳？！”咆哮声原来是这么个感觉，“那小子是你家的，断背找你不找我！嘟……”苦笑着挂上电话，见晖儿在一旁偷笑不已，我一脸无奈地摊开双手：“你听到了，林岳和S看来撮合不成。”“呵呵，好啦，让他们顺其自然吧，我也只是那么一说罢了。”晖儿笑着翻看起邮件里的图片来，“S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单凭描述就能画出那么传神的画像来。”“有那么高境界也不去做个画家，浪费啊～～”我酸道，“你慢慢欣赏，我去看看资料。”……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总是会将老城厢开发为自身的旅游景点，不知道是一种默认的潜规则还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特殊纪念方式。我们居住的城市也不例外，在节假日这里总是聚集着熙攘的人群。一家古色古香的茶铺前，聚集着不少探头张望的人，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门口那个熄灭的老虎灶上。这种旧时出卖熟水的灶台，因其灶头酷似老虎而得名，现在放在茶铺前也是作为复古招引顾客的一种手段。人群中有人与店内的伙计交谈了起来，那伙计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接过递来的十元纸钞，走到老虎灶前生起火来。闪动着火苗的稻草被塞进了灶膛，伙计又顺手填进了几卷废报纸，火势陡然上升，灶台上开始飘出几缕淡淡的烟雾。人群中响起一阵窃语，不少人开始摇着头转身离去。“啊”，有人发出一声惊呼，那原本熊熊的灶火不知怎地已隐灭了下去，惊呼声未落，整个灶膛内已是一片死灰。伙计冲众人摇了摇头，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转身走入茶铺不再理会围观者。店外的人群在一阵议论后渐渐散去，门口只留下了一对年轻夫妇。妻子似乎对老虎灶非常感兴趣，和手拿数码相机的丈夫商议一阵后，走近灶台摆出一付拍照留念的姿势。方才的伙计见状连忙走出茶铺干涉，但不久便又返回了铺内，手中依稀多了两张纸钞。在拍了几张照片后，丈夫走到了灶台边，似乎也要留念几张。他半蹲着身子，一手指着灶膛，那姿势配合着满脸的笑容像极了一个调皮的孩子。妻子拍了几张，便忍笑拉着丈夫走开了。就在他们离开不久，那原本熄灭的灶膛竟渐渐燃起了熊熊的灶火！“灶鴖，水盈土竭，红啄翠羽，喜稻禾之烬，故择灶而栖，使之不炊。”望着闻讯而去的人群，我拉着晖儿闪进一边的小巷笑道，“和预计的一样，那只翠鸟似的灶鴖就是城厢怪事的始作俑者。”灶台前照相留念的夫妇正是我和晖儿，趁着黄金周的时间，按照网上的资料找寻本市的案例，而这个生不了火的老虎灶就是我们的第一站。“刚才只顾着注意你搞笑的造型了。”晖儿笑着说道，“你是怎么弄着灶火的？”“我哪有那么好的喜剧天赋啊？刚才拗的那个造型是为了方便把团成团的浩土印纸弹进灶膛。”我一脸无辜状，“刚那只水性的灶鴖被惊飞了，压制已久的灶火自然就着了。”“老公，你的脑筋转得还真快。”晖儿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下一站去动物园吧？我们好久没去了，今天假公济私一下。”动物园的事件相比之前的较为诡异，园中饲养的五只东北虎在半月前的一个夜里发生了内讧，其中的一只母虎被同伴咬死并分食，饲养员早上发现时只剩下了一堆虎骨和遍地血迹。为此园方将虎山封闭了一周，隔离其余老虎进行观察，但却没有发现异常，只能认为是虎群发情期的厮斗，所以在最近才开放了虎山。虽然论坛里只是作为奇闻转载，但这个事件却引起了我的注意，理由很简单——老虎没有吞食成年同伴的习性！虎山里的四只东北虎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紧紧地围聚在一个角落里作病猫状，而它们所害怕的正是那只我感应到的虚灵。靠近虎山以后，我很快便发现了卧在山石和水塘间的那只虚灵，但由于山石和围墙的干扰无法确定虚灵的模样，只能模糊地看到仿佛是匹骏马。我拉着晖儿几乎绕遍了大半个虎山，终于在一个适合的角度窥觑到这个虚灵。天，想不到如此威风而俊美！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匹神骏的白马，除去漆黑的尾部之外全身披被着雪白的短毛，在它的额头上赫然长着一支半米长的独角，那模样让我想起了西方神话中的独角兽Unicorn。但和传说中不同的是，它的嘴中长着食肉动物般的利齿，四只利爪代替了原本的马蹄。“兵駮，金盛火败，白身黑尾，独角利齿，四足为爪，发音如鼓，以虎豹为食。”一阵急促的鼓鸣将我讶异的眼神自书稿引向虎山，那兵駮已经站起身形，缓步向虎群走去。“那群老虎好像在害怕什么似的。”晖儿对我低声说道，“那只虚灵是什么东西？”“兵駮，专吃虎豹的一种马，长得和独角兽差不多。”我缓声说道，大脑中思量着对策，“那家伙算善类灵品，在黄帝讨伐蚩尤的时候以一敌百驱散了满山虎豹，和应龙一起被封作先锋。”“这些老虎怪可怜的。”晖儿明白我不会伤害兵駮，不禁同情起那些老虎来，“碰到天敌的恐惧可能比死亡还可怕。”可怕？我笑了笑，示意晖儿在原地等着，拿出一张飞火印纸快步走向一边，行进间印纸已捻成了纸卷套在了一支烟上。我在正对兵駮视线的地方停了下来，将纸卷叼在口中，“叮”地打开了ZIPPOR火机。正如预期的那样，金属的脆响吸引了兵駮的注意，当它抬头望来的那一刻，一撮火苗点燃了印纸。赤红色的火焰在手中猛然扬起，我悠闲地挥了挥手，在旁人看来，只是夹着一支香烟在和某人打着招呼，可兵駮却惊恐地曲下前腿，跪服在地上。捻灭手中的印纸，我做了个离去的手势，兵駮会意地起身一拜，跃入水中消隐而去。“金生水，这家伙居然能通五行之道，施展水遁。”我摇头暗笑，兵駮毕竟还是被我的飞火印吓住了，不然以它的能力可能要费上好大的功夫才能摆平。“你把兵駮赶走了？”晖儿已经走了过来，一脸的兴奋和茫然。“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可惜啊，没有那么宽大潇洒的衣袖可以挥，倒是差点把挂在腕上的香囊挥掉了。”我打趣道。“得意忘形，小心乐极生悲。”晖儿白了我一眼道，“今天还剩下点时间，再去一个地方就回家吧。”“嗯，好的，下一个案例是……”纸上的内容让我有些发怵，看看渐晚的天色，抬手拨通了林岳的手机。“行行，晚饭我请。五点，石桥路东门口，不见不散。”挂断电话我对晖儿道，“你先回家等我，处理完我就回来，或者你去S家玩会也行。”“怎么了？”晖儿有些莫名，转眼便恍然道，“下面那个该不会是……”“老鼠。”我一脸惋惜地说道，“应该算是你的天敌。”九、鼠灾“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我靠！”林岳正自得其乐地哼唧着，冷不防被我在肋下拐了一胳膊肘。“你当自己几岁啊？！跟个小屁孩似的一路高歌的。”我挖了挖耳朵恨道，“动听点也就算了，吱吱呜呜的五个音就找到三个，这不糟践人耳朵嘛！”“切，老土就是老土。”林岳一脸不屑地躲在一边，防范下一个偷袭，“口齿不清才是正味儿，这叫RNB曲风RAP风格。”“就你现在这嗓子？吃饱了饭你就消停会，消食也没你这么闹腾的。”这小子三十多了还在紧跟潮流，上周蔡依琳演唱会愣是买了三百多的票还把嗓子都喊哑了。“得，好事就没我份儿，帮你做事你请吃饭是应该的。”林岳不满地说道，转眼又是一首经典的大话西游，“戴上金箍儿，别怕死别颤抖，背黑锅我来，送死你去……”对这个大活宝也只有摇头的份儿，如果不是已经到了目的地恐怕他还不知道会哼出什么让我绝倒的调子来。这是市里的一家制冰厂，由于业务市场不景气，基本处于半歇业的状态。可就是这家原本并没有什么人关注的制冰厂却成为了最近的一个新闻焦点。城市的地下遍布着纵横交错的下水道，大部分都是解放前英美租界时留下的，通道宽敞的地方甚至可以停放轿车，有些流浪者和拾荒者经常会在此暂居，更有甚者还在里面搭建简陋的布篷长期居住。不久前，市政公司实行城市规划改造，其中便牵涉到这部分下水道的改建。可就在改造工程进行到制冰厂地下部分的时候，工人们发现这里聚集着大量的老鼠，更为恐怖的是在密密麻麻的鼠群中浮现出不下十几具人类的白骨！几个胆大的工人想用喷枪和汽油火把驱散鼠群，却被狂怒的老鼠当场扑倒啃噬，顷刻丧命。后来管辖军区派来一队配备喷火器的士兵，经过一天一夜的苦战才得以驱散鼠群，留下的老鼠尸体足足装了两卡车，那股焦臭的味道弥漫了两天才散去。这个消息对外几乎是完全封闭的，只是零星的渠道间整合了相关的资料，最后才被网友发布在了论坛上。“晕啊，这里的下水道全部封死了。”林岳用力踹了踹牢固的井盖一脸的苦相，“你总不会想让我这堂堂的名医来撬窨井盖吧？”“看样子消息未必完全属实，估计那次围剿根本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地下的钢筋水泥结构影响了“听风”的感知，只能隐约了解到地下有大量的东西在涌动，“照这个样子来看，他们只是把剩余的老鼠逼进了这个区域而后封堵了出口。”“这个区域？”林岳嘟囔了一句，转身向另一处跑去，不一会便脸色苍白地喘着粗气回到我面前，“我数学不太好，但是按这里的井盖数量来看，下面的空间至少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也就是说，这里关了至少有上千只老鼠，也许更多。”我不由一阵头皮发麻，“而且这帮家伙已经饿了几天了……”林岳没有答话，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示意我跟他走。转过围墙的一个拐角，紧贴墙边一个窨井盖正汩汩地向外冒着水，应该是水路被封后地下某处泛上来的。我立刻明白了林岳的意思——“拾水”。当双手触及那片水流时，一阵阴寒凶狠的感觉陡然袭来，我努力集中精神不被心里冒出的恐惧所干扰，眼前开始慢慢浮现出一幕幕景象，那是……甩去手上的水滴，心有余悸地擦干双手，此时我的脸色应该远比林岳苍白。“老凡，看到什么了？”林岳发现我脸色有异。“现在赶紧回去，下面的东西不是我俩赤手空拳能对付的。”寒着脸说完这句，我头也不回地拉着林岳离开了。……“王亦凡，别卖关子了，赶紧说正题。”S兴致盎然地说道，她和晖儿在接到电话后几乎是瞬间赶到我家的，脚上还穿着家里的那双毛绒兔拖鞋。“没时间卖关子，这回碰上的是浩土印封印的怪物。”满腹的疑虑早让我失去了和S拌嘴的兴趣，“这家伙个头不小，能力方面倒是一般，但目前最头痛的是它身边那群饿鬼。”“土克水，浩土印封印的应该就是水性的虚灵了。”晖儿插话道，“下水道里藏匿这类虚灵倒是很合适，该不会是一只大老鼠吧？”“奚鼠，水盈土竭，鼠王也，居于冰下，重千斤，亦雌亦雄，孕时聚众鼠，食人以精血养胎。”正如晖儿所言，那里所封印的是一只如假包换的大老鼠，而且是只鼠王。“拾水”时，工人们在下水道开挖的情景历历在目：陈旧的壁石逐块脱落下来，在散乱的碎石间混杂着一些黄色的土块，那上面依稀的印记分明
大。也就是说，孙眉不懂得政治的厚黑，甘受广东民军的怂恿，他要当民军的傀儡，把持广东的政权。这直接与孙中山的广东裁军政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当然是孙中山所不能容忍的。这应该是孙眉讨不到官职的根本原因。接下来，请诸位跟我来，读一读胡汉民、冯自由这两个同盟会成员的证言——我们首先来听听胡汉民的证言。胡汉民在《胡汉民自传》里面，对于此事，是这样回忆的：“余离粤后，民军石锦泉等愈跋扈，陈竞存使魏邦平执石杀之，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益自危，其党羽四出谋去陈，先生之兄孙眉为所动，则携黄仕龙等至南京，余察其言，不外为反动派游说，而先生亦前知王和顺等之为人，戒兄眉勿受其欺，已而民军拥戴孙眉之电报纷至，先生则自为电斥之，谓：素知兄不能当此军民大任，勿误粤局。眉怏怏而去。而王和顺、关仁甫遂反竞存，以兵击之。”胡汉民的这段证言，如果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我离开广东之后，民军石锦泉等人越来越不听指挥，陈炯明派魏邦平去把他给杀了，这样一来，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民军人士唇亡齿寒，感到害怕，他们于是说服了孙眉，孙眉于是带上黄仕龙等一帮人来了南京，我看他说话的语气，无非就是为那些不听指挥的民军人士（如王和顺等）说话，孙中山先生一向知道王和顺这些人的为人，于是他当场对他的兄长孙眉说：不要被王和顺这种人利用。当时民军拥戴孙眉的电报纷纷发到南京，孙中山先生回复各界：我的哥哥不能担当广东都督的大任，不要让他误了广东的大局。孙眉怏怏不乐地走了。果然，事后，王和顺、关仁甫就和陈炯明打了起来。”可见，孙眉是被广东民军利用了——广东民军不想被裁撤，于是他们想利用自己和孙眉的个人私交，在广东得以苟延残喘。再说得更明白一些：孙中山要裁军，而孙眉反对裁军。兄弟二人在这一点政见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同盟会元老冯自由的证言。冯自由在其所著的《革命逸史》里面，是这样回忆同一件事的：“辛亥广州光复，胡汉民、陈炯明先后任都督，一部同盟会员及华侨之不悦于胡陈者，乃有恢复旧兴中会之议，群拥戴德彰为首领，以与军政当局相抗衡，德彰忠厚性成，颇为所用，实则辛亥以前旧兴中会员之参与其事者，殆无一人，德彰特供其傀儡品而已，民元南京政府成立，陈炯明屡言辞都督职，于是粤省党人军人及各社团各自选举都督，电请孙大总统委任，中以举德彰者为最多，南京总统府收受此项电文，前后凡百数十通，孙大总统乃电复各界，解释不能委任乃兄之理由，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辞极剀切，众乃无言，未几，德彰自粤赴宁，拟向孙大总统面陈粤政得失，从者有失意军人黄士龙等数十人，及抵南京，乃痛言让位袁世凯之失策，并指谪粤省胡陈二督施政之谬误，对于胡汉民尤责难有加，孙大总统唯力劝其从此勿预政事，息影林泉……”冯自由的这篇证言，如果翻译成现代中文，则大概是如下的意思：“辛亥革命之后，胡汉民、陈炯明先后出任广东都督，一部分同盟会员和华侨讨厌这两个人，于是他们推举孙眉为广东都督，以此来和广东的军政当局抗衡，孙眉为人老实，易被人利用，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孙眉于是带上黄士龙等几十个失意（民军）军人去了南京，批评胡汉民、陈炯明，找孙中山要广东都督的官职，孙中山叫他不要干涉政治……”可见，冯自由的证言，和前面胡汉民的证言，在大体上是可以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我们梳理胡汉民、冯自由这两个历史见证人的证言，就可以得出关于本案的以下基本事实：1.清帝在辛亥革命中退位之后，广东的一些起义军面临被孙中山、胡汉民、陈炯明裁撤的危险。2.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饭碗，这些民军人士利用私交，说服、利用了孙眉。3.民军人士的如意算盘是推举傀儡孙眉当上“广东都督”，取代陈炯明，这样就可以保住民军的地位。4.孙眉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他果断去南京找了弟弟孙中山，明言索要官职，并在言辞上攻击陈炯明。5.陈炯明在当时，恰恰是孙中山的最得力助手之一，是孙中山麾下难得的一员猛将。6.孙眉被人利用，要把陈炯明搞下台，就是要砍掉孙中山的一只手。不但如此，孙眉要庇护即将被裁撤的广东民军，这也与孙中山的裁军政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7.孙中山认为孙眉只是个商人，不是干政治的料，更不能当民军的傀儡。于是，孙中山显然不能同意孙眉的政治要求。8.于是，孙中山对外界公布拒绝兄长孙眉任职，真是大公无私，理直气壮。再简化一点，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主要是以下的两点：9.面临被裁撤命运的广东民军，利用孙眉去削弱孙中山在广东的力量，以求自保。10.孙中山看透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他拒绝孙眉出任广东都督。因为孙眉的政治要求与孙中山的裁军规划，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上两点才是这起历史事件的深层次内幕。
陈炯明与孙中山翻脸始末
1922年6月16日，在广州爆发了“六一六”兵变，孙中山的部下——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炮击孙中山在广州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总统府。孙中山和陈炯明，这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从此反目成仇，成为死敌。功过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而其中的内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州，天还没亮。在晓色之中，陈炯明的粤军一部，由叶举带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并炮击了孙中山位于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总统府。所幸，孙中山事前已经得到通知并及时撤离了。此事之后，孙中山与陈炯明，这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从此反目成仇，成为死敌。这件事在我国相当多的历史读物里，被定义为“陈炯明叛变”，读者们似乎也都有一个印象：陈炯明要杀死孙中山。可是，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陈炯明又是为什么走上了一条“叛变”的道路？对于这些，追问的人却显得很少。深究之下，史料告诉了我们：原来，在和北洋政府对抗的过程中，陈炯明主和，孙中山主战，二人在政见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而反目，进而演变成军事对抗。而更加鲜为人知的是，陈炯明的部队在进攻孙中山总统府的行动中，其目标只是“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也就是说，陈炯明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本意。这才算是这座“冰山”比较齐全的一个真面目。北洋时期的这一段历史，有点乱，如果长篇大论地细说，不但篇幅不允许，而且还可能会使各位读懵。在本文里，请允许我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用最简练的语言，将本案的背景信息、来龙去脉娓娓道来。首先，我要向各位交代这个案件事发前后的中国政情背景，分为“南”、“北”两部分。先看北方。1922年初，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在打赢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控制了北洋政府，两人进而指责当时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是“非法总统”，并逼迫他辞职。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为“非法总统”的根据是：徐世昌这个总统，不是由第一届国会（合法国会，又称“民元国会”）选举出来的，而是由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御用团伙“安福国会”所炮制出来的。这并不符合法律程序，因此，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是“非法总统”。同年4月，曹锟进一步宣布：恢复1912年由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曹锟当时提出这个政治口号，一时很得民心，此事史称“法统重光”。（《临时约法》此前多次被北洋军阀废止）换言之，国家似乎可以重新回到“共和、民主、宪政”的正常轨道上去了。好了，我们再看南方。此时的广州，有着另外一个“中华民国政府”，时称“护法军政府”，它是由孙中山和他的支持者陈炯明等人所控制的。孙中山当时号称“非常大总统”，为什么要称为“非常大总统”呢？这个“非常”，是不是“非常厉害”的意思呢？不是，这个“非常”，是“不太正常”的意思。因为选举孙中山为总统的广州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因此，这个“总统”选举，在法律程序上，也有着一定的瑕疵。但是，当时的南方革命阵营认为：这是在“非常时期”所采取的“非常举措”，选出来孙中山这么个总统，遂称为“非常大总统”。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要在广州另搞一个“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公然与北京那个世界公认的“北洋政府”搞军事对抗呢？因为，孙中山一直宣称要“护法”，护哪个法？孙中山要护的，正是1912年他自己所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换言之，北洋军阀早年废除了似乎代表“中华民国”正统法理的1912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孙中山认为，北洋军阀那样做，是践踏共和，是践踏宪政，所以，孙中山要在广州闹革命，要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洋政府。这就是当时南、北两个政权武力对峙的特定历史背景。在不久以前，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各界，发表过这样的声明：“只要北京的非法总统徐世昌辞职下野，我孙文也立即辞职下野。”孙中山是想给全体人民做出一个这样的姿态和形象：我孙文闹革命，是为大家争民主，是为了反对独裁者。因此，只要独裁者下台，我的革命目的就达成了，那么，我孙文也可以立即下台。可是，令孙中山始料不及的是：1922年6月2日，徐世昌果真辞职下野了，黎元洪复职。这时，孙中山的头疼事儿立马就来了：由于徐世昌的下野以及孙中山之前对大众公开发表的声明，社会各界于是开始冒出了不小的声音——孙中山也应该兑现诺言，立即辞职下野。这些民间呼吁者，有胡适，有蔡元培，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为什么那么多知名人士要呼吁孙中山下野？他们也许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法统重光了，国家开始尊重约法了，恢复民主宪政了，既然如此，谁还愿意打内战呢？谁不希望国家恢复和平、休养生息呢？在这种情况下，谁如果还要闹革命，那就是无理取闹了，因此，他必然要失去社会舆论的支持。当然，当年某些知识分子这样想，也不一定对。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在此，暂且一笔带过。可是，也是相当地出人意料：孙中山没有理会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呼吁而拒绝辞职下野。顿时，一些媒体哗声大起。孙中山在当年为了闹革命，为了反对北洋军阀集团，各种招数都使过了，这次，是话语稍微说得欠妥当了一点。其实不应该把话说死，而应该给自己留有一点儿回旋的余地，这样，也许还不至于陷入这样被动的境地。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回忆道——有一次，段祺瑞对曹汝霖说：“以前，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闹革命，可是，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从今以后，就变成是他不对了。”当然，段祺瑞的话，也仅供参考。孙中山拒绝下野之后，他的追随者陈炯明，逐渐对自己的领袖产生了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表示异议，他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同时，陈炯明主张：应该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的“州自治”制度，逐步走向全国的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联省自治”。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仍然坚持认为：必须要武力北伐，坚决打倒北洋政府，夺取革命政权。两人在这一点的政见上产生了分歧，于是，二人的矛盾越闹越深，闹到了1922年6月12日，终于，失去耐性的孙中山向陈炯明摊牌，他说：“你的部队（粤军）必须给我撤出广州周边三十里地之外，否则，我不跟你客气！”1922年6月14日，不服气的陈炯明，也针锋相对地示意他的部下们发表正式通电，呼吁孙中山辞职下野。在这篇名为《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通电中，陈炯明大概是这个意思：现在，北洋政府的非法总统徐世昌已经下野了，国会可以恢复了，我们的“护法”运动，目的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再打内战了，既然你孙中山先生坚持要打内战，那么请你兑现你此前对大家的诺言，果断下野。这份《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全文如下：“广州总统府各部总次长、非常国会、海军温总司令、伍省长、魏卫戍总司令、省议会、总商会、全省商会联合会、教育会、报界公会、学生联合会、惠州陈总司令，南雄转送李部长、许军长、梁师长、朱总司令、彭总司令、李梯团长、赖梯团长、黄司令，暨前敌各旅团长、各区善后处、各县长、各县会、北京总统府、参众两院、国务院、各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特别区都统、海军杜总司令、各护军使、镇守使、各军师旅长、云南唐总司令、四川刘总司令、湖南赵总司令、贵州袁总指挥、梧州马省长、廉州探送刘督办、钦州黄司令、北京蔡孑民先生、上海章太炎先生、香山唐少川先生、各省各法团、各报馆均鉴：民国十稔，祸乱侵寻，袁氏称帝而有靖国之役，张勋复辟逼散国会而有护法之役，孙中山先生率海舰南来，以护法相号召，西南六省相继宣布自主，以护法相感应，六年以来，兵士亡于锋镝，人民转于沟壑，屡踬屡起，百死不悔，唯护法故也。八年海上和会，以北廷不克恢复法统之故，和议垂成而不成，当时唐代表即有和议唯一条件为恢复国会之宣言。九年岑氏取消自主，护法几濒于危殆，粤军回粤，重组护法政府，宣布对徐，孙中山先生又有徐氏退位，当同时下野之宣言。今幸天心厌乱，旧国会已自行召集，徐氏复引咎退位，南北用兵累年，所志无非护法，今目的已达，自无用兵之必要，况粤自桂莫入据，民主已慨凋残，自主已还，以一省当西南之重，财力更形竭蹶，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举等同属国民，同隶粤军，为国为粤，不忍因一人以祸天下，为此合吁请孙中山先生实践与徐同退之宣言，敝屣尊荣，翩然下野，我海内明达，救国同具热心，望治当无二致，应恳一致敦劝，同抒国难，我海陆军前敌同胞，爱护国家，尊重法治，亦恳即日罢战，共表同情，销兵气为日月之光，尊国本于苞桑之固，民国前途，实嘉赖之。粤军总指挥叶举，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第四师师长关国雄，第一独立旅旅长李炳荣、第二独立旅旅长熊略、第三独立旅旅长邓本殷、第五独立旅旅长陈德春、第六独立旅旅长翁式亮、第三旅旅长尹骥、第四旅旅长李云复、第七旅旅长谢文炳、第三支队司令罗绍雄，第二路司令陈炯光、第五路司令锺景堂，第六路司令胡汉卿、第七路司令黄强，指挥官何国梁、李荫轩，司令杨坤如、陈小岳、丘耀西、陆兰清、黄志桓、黄凤纶、冯铭楷、苏世安，副司令黄任寰、黄业兴，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醁村，副官长陈演雄，炮兵团长王惺庵，团长贺瑞廷、纪泽波、王昌期、邓桂生、杨锦献、吕春荣、饶寿平、许廷杰、陈己、林烈、苏廷有、陈凤起、林捷之、陈家威、王定季、黎生、张化如、陈绍鹏，统领李汉隆、林子超、严胜、谭启秀、李子青、吴庆恩、袁带、余六吉、罗石平、余宏锦、邓乃忠、钟子廷、杨廷芳、陈汉洲、丘可荣、钟作新、陈国华，独立旅长翟铭祺等全体官兵同叩。”孙中山当然不会理会这份电报。于是，1922年6月16日凌晨3点钟，陈炯明的部下叶举，突然带兵包围了孙中山在观音山（越秀山）的总统府。可是，在此前的数个小时，孙中山实际上早就已经得到消息，并及时撤离了。所以，叶举等人炮轰的总统府，其实只是一个空巢，只有孙中山的一小股卫士在内坚守。孙中山则化装为一个医生，成功转移到停泊在珠江上的中山舰（当时旧称“永丰舰”）。炮轰广州之后，离粤赴沪。旋即，叶举在广州的街头，贴出了如下“安民告示”：“国会恢复，护法告终，请孙下野，李鸿章也理解这帮死脑筋：毕竟闭关锁国几百年，改革开放没几天，思想意识哪能一下子跟上改革开放的脚步。但是，理解归理解，思想工作还得做。李鸿章下了很大的功夫、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说服这些愚昧的同事，保证他们不瞎捣乱，只有在解决这些在你我看来不可想象的荒唐问题之后，才能开展工作。李鸿章的成绩来得太不容易了！李二先生由于主张改革而捅了无数马蜂窝，也招来无数无端攻击，他遭到破纪录的八百多次弹劾就是证据。就在这种困境下，李鸿章还坚持搞洋务运动。当然，也正是这种坚持成就了他，成就了他在晚清无敌于天下的政治资本和威名。与此同时，也成就了他的徒儿盛宣怀——盛宣怀成了“中国商父”。后来，有一个姓胡的优秀企业家不服气盛宣怀，因为他同样有过硬的本事，也同样有强硬的官方背景——胡总是左宗棠的跟班，于是他决定挑战盛宣怀。但是，胡总的智力和靠山稍逊一筹，挑战失败：企业倒闭，负债累累，家破人亡，在落魄中结束了一生。这个胡总的大名叫做胡雪岩。从本质上看，盛宣怀更像一个彻底逐利的商人，而不是一个政客，他通过官商的身份牟利，挖了不少清王朝封建主义的墙脚。譬如，盛宣怀修了两千一百公里铁路，总共借了一千零六十五万英镑的贷款，吃回扣百分之五，折合白银四百四十万两。不过在贪污已成常态的晚清，盛宣怀捞钱之余还能为国为民做点实事，勉强可以算作一位好公仆。他的助手郑观应把他们一起办洋务的艰辛与心得写成了一本书，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关于君主立宪、开议会、办报纸、言论自由和新式学校的内容，叫《盛世危言》。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都很认真地看完了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本书催生出了这两名逆天级别的革命人物。孙中山读了这本书之后，写了一份叫《上李傅相书》的“改革论文”给李鸿章，没想到石沉大海。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中堂的傲慢，心想我本来是想报效朝廷的，结果你不给我机会，那我就推翻你！因此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夏威夷），创建了“兴中会”。第五章世纪口水仗
救火队员左宗棠
就在李二先生忙着搞洋务的时候，他的老战友左宗棠其实也很忙。左宗棠都忙了一些什么呢？做救火队员。大清哪里又着火了？1862年，陕西、甘肃的回民造反了。造反的理由就不说了，历史上每一次农民造反的理由都差不多——朝廷腐朽，官员残暴，人民活得水深火热，不得不反。但这一次与以往的造反行动有所区别，最后竟演变成了回族对汉族的报复仇杀。到了1866年时，虽然回民造反大军还是采用老套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基本上已经能和清军有攻有守了。就在此时，一支从清军包围圈中浴血突围的捻军余部也逃到了陕西。两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部队搞起了统一战线，弄得清军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就在这种情况下，1867年，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刚刚停下来歇口气的闽浙总督左宗棠，抛下手头在建的福州船政局（一家新式造船厂），受命进入甘陕灭火，围剿这两支在陕西、甘肃把事业越做越鲜活的造反部队。左宗棠在1867年到1873年的岁月里，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定这两支造反部队。好在左宗棠也不负厚望，经过他六年的努力，陕甘一带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虽然正史很少描述老左这六年之中的工作经历，但不难猜测，场面应该很血腥，属于少儿不宜。除捻军基本上被杀光之外，还有史料说，左宗棠把陕西的回民由一百七十五万人变成了十五万人（路伟东《清代陕西回族的人口变动》）。所以，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左宗棠是回族的大仇人。但不管怎么样，对慈禧母子来说，左宗棠那绝对是大大的忠臣。这不，左宗棠又多了一个头衔——协办大学士，享受副宰相的待遇。1873年，左宗棠被调回朝廷。老左虽然拥有出色的本领，是个业务上的常胜将军，但他为人处世的本事就不敢恭维了。他桀骜狂放，目空一切，他喜欢不分场合也不顾别人感受地胡乱说话，很能得罪人。经他这么折腾下来，他的身边只剩下了两种人——怕他的、恨他的。1872年，对左宗棠有大恩的曾国藩去世，谥号“文正”。左宗棠说：他曾国藩都能谥号“文正”，那我将来莫非谥号是“武邪”吗（《南亭笔记》）？这番话传出后，很多人都认为左宗棠表现得很没素质。这么看来，左宗棠在官场上就是一个马大哈。像左宗棠这么一个不甘于平淡的人，必然是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点什么事。果然，就在他的救火工作进入尾声时，他就成了晚清史上最大的一场口水仗的主角。至于这场口水仗是因什么而起，那就不得不引出一个关键人物，下面有请关键配角阿古柏出场。“可怜的人渣”阿古柏的发迹史阿古柏，浩罕汗国人氏，属于血统纯正的“蛮夷”，其故乡应该就在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附近。这小子算是一个可怜人。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跟着母亲艰难度日，后来母亲改嫁给一个屠夫。不承想这个屠夫继父是一个家庭暴力狂，母子二人常常被殴打得半死不活，后来他母亲被打死了，他也被继父赶出家门。只有七八岁的阿古柏成了孤儿，流落街头。幸好死去的父母对他不薄，把阿古柏生得比女人还漂亮，他被街头卖艺的草台班子收留了，草台班子把他量身打造成为一名男扮女装的舞林高手。人怕出名猪怕壮。大约在阿古柏10岁的时候，在一次公益性质的汇报演出中，他被一名大官看中了，大官把他收作了娈童（专门用来亵玩的美貌男子），这名大官后来又把他当做礼物送给了另外一名高官。从此，阿古柏成了一名悲惨的性奴隶。阿古柏的幼年经历，完全可以拍成一部《悲惨世界》。要是一般人可能也就臣服于命运的残忍安排了。但阿古柏偏不，他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命运的安排”，他不认命，他要活下去。他也一直等待着逃跑的时机。在他22岁那年，浩罕汗国陷入内乱，战火烧遍全国。阿古柏趁机逃出囚笼，回到了家乡。人自由了，可是怎么生活下去呢？乱世之中，他那一身舞技基本上无用武之地。阿古柏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他已经有想法了。他的母亲曾经给屠夫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说阿古柏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现在屠夫已死，妹妹只能投奔回到家乡的哥哥阿古柏。阿古柏看妹妹长得不错，所以决定用妹妹的终身幸福换一口饭吃。阿古柏把妹妹献给了家乡最大的武装首领库什做女奴。不久之后，阿古柏终于做上了库什的副官。阿古柏虽然是个人渣，但确实有本事，他骁勇善战，手段残暴凶狠，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到他40岁时，即1860年，阿古柏凭借一颗颗人头终于成了一方诸侯。之所以在这里说了这么多阿古柏的经历，其实是想告诉大家：虽然无法想象当年的阿古柏被践踏过多少次尊严，但必须知道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磨灭阿古柏心中的生存信念，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成就了一番事业。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无论现实多么的残酷，请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在阿古柏45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人——布素鲁克。此人很有来头，其家族是新疆土著，当地的伊斯兰教领袖，相当于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布素鲁克的曾祖父大和卓是一个名人，曾经和弟弟小和卓两人搞了一次武装叛乱，叫“大小和卓叛乱”，可惜造反不成，反倒成就了乾隆的政绩。这么看来，大和卓算是一个衰仔。现在，布素鲁克找到了阿古柏，希望阿古柏能帮助自己完成曾祖父大和卓的“未竟大业”——分裂新疆。阿古柏感受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有布素鲁克这位伊斯兰教领袖做幌子，他武力占领新疆就算是师出有名，甚至还可以宣扬自己的行为属于维护世界和平。残酷的事实教育我们：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1865年，阿古柏出兵新疆，到1875年的时候，他成了新疆大部的主人。为什么说是新疆大部呢？因为沙俄又干了一件不要脸的事。1871年，俄国人说：你们清国没有精力讨伐阿古柏这种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找我们俄国帮你嘛，大家都是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当然，我们俄国知道你们清国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所以我们只好主动一些了！于是，俄国人打着替清国讨伐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了伊犁。收复新疆阿古柏在新疆捣乱，朝廷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愤怒，只是实在腾不出手去收拾这个外国流氓。到了1874年的时候，太平天国、捻军、回民造反已经全部都是过眼云烟，朝廷终于有空想一想新疆的事情了。不过，在如何处理阿古柏的侵略行为上，大臣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少数派，二是以李二为代表的多数派。两派之间大打口水仗。左宗棠的少数派说：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陕甘和山西。我国的主要敌人之一沙俄一直对新疆不安好心，所以我们主张现在就用武力驱逐阿古柏这个侵略者，收复新疆，将新疆打造成防守沙俄进攻的前线。根据他们的主张，这一派被称作塞防派。李二的多数派说：收复新疆不是那么的重要和紧迫，我们应该暂时把新疆放一放，集中精力搞海军建设。因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离北京远。而且列强屡次侵略清国，哪次不是靠水路运兵前来？同理，这一派也有一个称号，叫海防派。这里再啰唆两句。李二之所以主张缓期收复新疆，不是因为他看左宗棠不顺眼，而是另有原因。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而朝廷居然没有舰船可以对其进行驱逐，最后只能以白银五十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了事，清国“海防空虚”情状暴露无遗。这让李二既觉得屈辱又很着急，所以他才主张优先建设海防。左宗棠不同意李二的看法。他说：走水路前来的列强大多只是跟咱们有贸易纷争，不像俄国觊觎咱们的领土那样危险。有俄国这样一个虎视眈眈的强邻，如果不保新疆的话，那么青海就危险、陕甘就危险，陕甘危险山西就危险，山西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天津就危险，天津危险，这北京不就危险了吗？李二也接着扯：不保海岸，山东就危险，山东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京城就危险。左宗棠见李二也挺能绕，于是又说：我其实是说海防和塞防一样重要，咱们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李二说：你还两手抓，小心到时候一个都抓不到。你算过收复新疆需要多少钱吗？至少数千万两白银，这么多银子现在去哪里搞。再说了，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而且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长期固守又是一大笔开销。我主张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暂时保存实力，以待他日我们强大了一举收复。李二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收复新疆对当时的清政府没什么现实的帮助，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反而要花更多的钱。李二还有一个建议，说咱们可以扶持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让他们和阿古柏在新疆各搞各的小王国，而咱们则把他们都整成附属国，让他们给朝廷进贡，替朝廷压制俄国人。左宗棠对李二的说法嗤之以鼻，反驳道：新疆物产丰富，矿产甚多。他还搬出了孔孟大义，说祖宗的土地不可丢什么的。这两个人说的话都是大义凛然，要让现在不少年轻人听见，恐怕都热血沸腾不已。随着左宗棠和李二两个大牛人吵来吵去，两个人的拥护者也逐渐加入这场大嘴仗，国骂与拳头齐飞，唾沫共口水一色。其实，这两派的主张都有道理，但问题是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朝廷若是支持塞防派那海防派就没钱了，反之亦然。钱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小问题，所以这一大仗一直闹到了1875年5月。慈禧看见官员们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出来吵架，不务正业，只好站出来代表中央表态，杀一杀这股歪风。慈禧下旨：左宗棠所见甚是，着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也就是说，慈禧同意了左宗棠的意见，中央同意武力收复新疆！慈禧的表态是否意味着李鸿章的海防派输了呢？待会儿分解。1876年4月，65岁的左宗棠带着自己的棺材出兵新疆。手下说：大人，你这么做不吉利吧？左宗棠回答：大丈夫身临战阵，有进无退，死在沙场才是正道，况且我的棺材已准备好，不是比草草地用马皮裹尸（马革裹尸）强吗？一年后，左宗棠从阿古柏手里收复新疆除伊犁以外的领土，阿古柏自杀。五年后，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与俄国谈判收回伊犁。当然，曾纪泽谈判成功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决的军事斗争，抗议是不能也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的，外交谈判要以斗争为后盾，没有斗争的谈判终究不会有胜利。收复新疆，让晚清狠狠地扬眉吐气了一把！收复新疆，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收复新疆，是左宗棠这个热血男人对国家领土完整做出的巨大贡献！一般来说，用“巨大”这个有水分的量词来形容贡献的大小多少有些拍马屁的嫌疑，但收复新疆可以除外，因为左宗棠的贡献大小可以用新疆版图的大小来衡量，新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和辽宁的总和。你说他的贡献有多大？贡献大不大的，估计左宗棠这个马大哈也不会太在乎，但历史会永远铭记左宗棠的绝代功勋！当然，收复新疆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定的意志和卓绝的努力，是无数无名小卒的牺牲，也是白花花的银子。这一仗打下来，有说花了八千万两白银，也有说花了四千万两。不管怎么样，这一仗打完，朝廷又借了不少外债，财政也捉襟见肘了。北洋水师慈禧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之后没几天，又下达了一个重要的指示：两次鸦片战争列强都由海路入侵，他们没事的时候随便开着军舰进入大清免费旅游观光。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央决定成立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捍卫大清的海防。1875年5月30日，慈禧颁布了新的人事任命，令李鸿章、沈葆桢以北、南洋大臣的身份，从速建设北、南洋水师。北洋水师地位要比南洋水师重要得多，毕竟离京师和朝廷中枢更近。所以接下来重点说北洋水师的事情。慈禧还下了一份红头文件：中央每年会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北、南洋水师的建设经费，中央没钱，你们就省着点用吧！可惜，那时的中国官场历来都有一个潜规则——层层盘剥，拨款从中央一层一层下来，每一层官员都会趁机拿一点，最终到承办人手里时还能剩下一半，就要烧高香了。因此，李鸿章和沈葆桢实际拿到手的钱远远达不到四百万两，所以李鸿章后来到处搞钱。也正是因为如此，北洋水师才打下了深深的李鸿章烙印。如此看来，慈禧对塞防派与海防派都是支持的。这估计是因为慈禧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姑且就让这两派各办各事，试试看吧。没想到慈禧这番和稀泥的行为，居然造就了新疆的收复和北洋水师的建立。这一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定造四艘军舰，开创了清朝海军向国外购买军舰的历史。四年后，李鸿章向英国定造巡洋舰“扬威”、“超勇”。同年，慈禧下令成立福建水师，大清帝国从此拥有了三大海军舰队。五年后，即1880年，李鸿章向德国船厂定造铁甲舰“定远”、“镇远”。仍是这一年，李鸿章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为北洋水师输送军官。总教习（相当于教导主任）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人，他叫严复，是一名留学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的海归。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译学的圣经。六年后，修建旅顺海军基地，现场总指挥是袁小四的堂叔袁保龄。李鸿章先后八次视察旅顺军事基地，并陆续在大沽、烟台、大连湾（今大连）、威海卫、胶州湾（今青岛）驻军，他要在这里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海军基地，进可攻，退可守！旅顺是他的心血和希望！十年后，海军衙门成立。十三年后，即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成立。从此，中国正式拥有了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石卖他一个面子，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业绩失望至极，岂会如数拨给？可是，东北军此时已经背井离乡近五年，想起自己的家乡就心痛。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却跑到这处穷乡僻壤“免费”打共产党。东北军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张学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你张学良当的什么破老大，我们命都要搭进去了，钱却没挣着，还回不了家，大爷我不干了！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消极避战的时候，高福源同志带着使命回来了。一番活动之后，高福源见到了曾经的领导张学良，一个心力交瘁的中年男人，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党的善意。渐失的军心，良心的压力，卖国的骂名，生命的尊严，自我救赎的理想，复杂现实的无情，林林总总，交织缠扰。经过痛苦的思考，张学良决定放弃自己曾经坚信的“攘外必须安内”，联共停战。1936年4月，在没有知会蒋大哥的情况下，张学良极富诚意地私自来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见面，相聊甚欢的双方初步确认了合作方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还约定设立专用电台，有事电报沟通，张学良的电报代号叫李毅。此后，张学良省吃俭用，在自己也没有“余粮”的困境下，赠送了红军大量急缺物资如棉衣、药品及银元，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却无药可医，幸好张学良的医药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一步之差，历史就要改写！不仅张学良和红军停战，杨虎城也不愿意跟红军交火。前面讲过，杨虎城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冯玉祥手下跳槽过来的，他在中原大战中抢到了西安这块地盘，于是在此驻扎下来。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实力要弱得多，其处境也差得多——老被红军痛揍，蒋介石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一旁的张学良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杨虎城主要依靠磨洋工的手段，在蒋介石、张学良和红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之中自保求存。鉴于杨虎城的这种心态，中共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人，试图把他争取过来。如杨虎城的喉舌——《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和兼职秘书宋绮云（黄埔六期，小萝卜头儿宋振中他爸）、第三任老婆谢葆真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说，共产党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仅在杨虎城的身边安排了人，甚至还把共产党员熊向晖输送到了胡宗南身边做机要秘书。在共产党的联合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结成了统一战线，史称“三位一体”。讲到这里，肯定有人奇怪，难道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对此毫无察觉吗？当然不是，早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际，戴笠就着手成立了军统西北区，专门对付共产党、监控西北军和东北军。但问题是，搞情报工作是个慢功夫，环境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这都需要时间。而西北区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基础可言，所以军统在西北的工作出现了纰漏。像军统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和他手下的侦缉队长许忠五，就出现了严重失误。他们明知道杨虎城身边的宋绮云是共产党，但派去监视宋绮云以图放长线钓大鱼的军统特务白冠五，其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党。派一个共产党去监视另一个共产党，钓鱼不成反被“钓”，岂能不误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军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不佳，却在广东战场表现上佳。
“两广事变”
广东这块地方，很有些意思。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里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却一直控制在军阀手中。但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1936年夏天，“九·一八事变”后南下广东的胡汉民，因下棋时用脑过度，在广州患脑出血去世。胡汉民的死，令国民党失去了一个元老，让蒋委员长少了一个敌人，也使陈济棠顿失凭依。在政治上足以抗衡蒋介石的胡汉民一死，陈济棠的广东独立王国就失去了对抗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就没了继续搞割据的理由。为此烦心的陈济棠，变得有些多愁善感。一个月黑风高、睡不着觉的夜晚，他突然想起了蒋介石于1935年年末对他提过的一个要求：配合中央解决新桂系，顿时彻夜难眠，翻来覆去地体会唇亡齿寒的深刻含义。几天后，压力很大的陈济棠试探来广州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我应该怎么办？白崇禧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一个和李宗仁合伙拖陈济棠下水的点子：高举抗日大旗，发兵讨伐蒋介石，先发制人，问鼎中原！对啊，自己现在兵强马壮，连新桂系都俯首称臣，为何不能干掉蒋介石？要说陈济棠有信心也算正常，毕竟他搞经济确实是一把好手，属于有钱人，是军阀中的大土豪。让人叫绝的是，陈济棠居然懂得向苏联取经，搞计划经济，像《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在区区八年（1929—1936）间，他大力发展经济、工业和教育，竟然将广东打造成了中国南部的“首善之地”。以一省之力养活近二十万军队不说，还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无怪乎这八年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1936年6月1日，自信心爆棚的陈济棠为主，新桂系为辅，双方合兵三十万造反。“两广事变”爆发。令人奇怪的是，陈济棠如此庞大的造反行动，居然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这是因为，陈济棠败得太快了。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败给了戴笠的军统。由于陈济棠实力强大，且在宁粤分裂时就暴露了反意，所以早在他造反之前，戴笠就已对陈济棠的部下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策反工作。具体负责此事的人，是军统的二把手郑介民，由此可见戴笠对陈济棠的重视程度。从结果来看，军统此次策反的效果，好得惊人，令人击节。包括广东二号实力人物余汉谋在内的海空陆三军将领，或在未开打，或在刚刚热身之际，纷纷投靠南京政府。当然了，如此大规模的跳槽，应该和陈济棠并非真心抗日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为一己私利而打内战，手下人不买他的账也算正常。陈济棠众叛亲离，逃亡香港。至此，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对全民族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结果。毕竟此时已是1936年，如果把有限的国力全部用于内战，正在华北摩拳擦掌的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陈济棠跑了，两广联盟垮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只好扭扭捏捏地服软认输。而蒋介石正打算集中资源“剿共”，也不想浪费精力和财力在新桂系身上，于是便放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一条生路。收拾完两广，时间来到了1936年10月。年近半百的蒋介石，终于到达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新高峰。回望走过的路，他一时间百感交集：在列强环伺、内乱不止的大环境下，一统广东，北伐北洋，大战中原，逼走红军，压服闽变（福建事变），经略西南，搞定两广（两广事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平定了南方和中原，自己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好在努力没有白费，如今可以专心地搞定北方了。危机感很重的蒋介石，决定抓住当前的好势头做一件事：将已成“星星之火”的共产党武装彻底扑灭。除了“攘外必须安内”的考虑，他还想趁“剿共”之机拿下西北作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蒋纬国在《蒋纬国口述自传》中说，他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于是，蒋介石屡次前往洛阳和西安，和“剿匪”态度不积极的阎锡山、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座谈会，共进自助餐，催逼他们向红军发起攻击。可这三位老兄的态度出奇一致：拒绝跟红军作战。其实他们的这种心态也能理解，毕竟红军着实是一个异常强劲的对手，跟红军交手得远小于失。长征后抵达陕北的这些红军官兵，是大浪淘沙过后的精华，经受住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顽强的意志、忠诚的信仰和过硬的军事技术，确实不好相与。所以他们如此答复蒋介石：希望“委座”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仔细思考过后，给出了回应：好吧，阎锡山，我答应你。于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阎锡山手下的头号大将傅作义率部与日军大力扶持的内蒙古分裂分子——溥仪的好哥们儿德王（蒙古亲王）麾下的伪军打了一仗，大败对方，史称“绥远抗战”或“百灵庙大捷”。绥远勉强算是阎锡山的地盘，所以阎锡山有机会抗日，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就不行了，因为在他们的地盘上活动的是红军。没有日本人可打的张学良，只能屡次犯颜直谏：希望国共和解，共赴国难。蒋介石无法接受张学良的说辞，他反驳张学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困于陕北，咱们只需再加把劲，就可以彻底解决红军问题，那时再集中资源与日本抗衡，岂非胜算更大？在张学良拒绝配合“剿匪”的同时，蒋介石收到了一个令他如坠冰窟的特大号坏消息：1936年10月底，杨永泰被刺杀于武汉。“哈雷彗星”式的杨永泰坠落了，当他出现的时候，亮得耀眼，却转瞬即逝，还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直拖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无人知道刺杀他的背后主谋。主流看法认为，和杨永泰的政学系为争权夺利斗得死去活来的CC系嫌疑最大。杨永泰的死，令蒋介石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改变局势的超一流谋士。失去杨永泰这个“攘外必须安内”的最得力助手后，蒋介石只能孤身上路了。杀出个黎明第二章“张无忌”与“杨不悔”“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只带少量随员再度来到西安，亲自督战。“行营”设于西安以东三十公里的临潼华清池。西安城内以杨虎城的驻军为主，西安附近地带主要是东北军在负责，都不在蒋介石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杨虎城和张学良还有严重的“通共”嫌疑，但他为何还是敢来呢？一方面，蒋介石本就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一生屡履险地。另一方面，在当时，出于“合纵”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甚至包括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在内的地方军阀，都曾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协定。所以地方军阀想与红军合作差不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见怪不怪了。再一方面，蒋介石对把弟张学良有信心，他认为对方性格虽冲动但也直爽，讲义气，容易把握。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他，蒋介石并不看重。不仅因为杨虎城没有张学良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也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杨虎城，像他选择入驻西安城外的华清池而不是西安城内，就有不相信杨虎城的因素在内。总之，蒋介石认为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自己的安全就不会出问题。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实际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性格还是有所顾忌的，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对汉卿（张学良字）谈话不可太重。但蒋介石就是个暴脾气，暴烈性格岂是控制得了的？蒋介石到达华清池后，随即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下了“最后通牒”，提出两个方案让对方选择。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十七路军至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来“剿”。两个方案，张学良、杨虎城都不能接受。尤其是第二个方案，东北军想要的是打回老家东北，而不是去南方，杨虎城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根基所在。为此，12月7日晚，张学良赶赴临潼，再次向蒋介石直言进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表示自己不是不抗日，而是要等“剿灭”红军后再抗日。蒋介石倒也不是忽悠对方，他的确有所动作——不仅确定了西南地区作为抗日大后方的地位，还同希特勒展开了合作，向对方借款采购装备，引进德国顾问，整训军队，以之作为抗日的基本力量。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当前完成整训的军队只有四个师左右。但着急的张学良根本接受不了蒋介石缓慢的动作，他强调说，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支援傅作义抗日……说到激动处，张学良声泪俱下，并说如果怎么怎么样，你蒋介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等等。蒋介石听了暴怒不已，顿时把大哥的架子端足了，痛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劈头盖脸地骂了张学良一通。张学良此时不到36岁，整天被人骂成“不抵抗将军”，本就憋着一肚子火，所以这次张学良和蒋介石吵开了。最后蒋介石爆发了：张学良你不要再说了，你就是把我毙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12月9日，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学生们又上街游行了。对于如何处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学生，张学良选择来软的——暂时答应对方请求稳住学生再说，蒋介石却选择来硬的——命令张学良必要时可以开枪，两人为此吵了一架，蒋介石又把张学良骂了一通。蒋介石不知道，张学良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张大少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骂的人，其性格极易冲动，面对蒋介石，他已经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隐忍至今，不过因为对方是蒋介石而已，并非因为他没有脾气。至此，双方已走到了决裂的边缘。时间来到了11日晚，蒋介石单方面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要知道，蒋鼎文的职务以前可是属于张学良的。蒋介石的意思已经很明白：我不信任你张学良，我要剥夺你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剿共”兵权！到了这一步，双方已经彻底决裂。当晚，张、杨二人回去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兵谏蒋介石”。12日凌晨，陕西省西安城内、华清池附近和邻省甘肃兰州城中枪声四起。国民党元老邵元冲、蒋介石的族侄孙副侍卫长蒋孝先及近七十名警卫被杀。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要员被生擒活捉。蒋委员长也未能逃脱，抓他的人是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被抓时，他躲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赤脚光头，仅穿睡衣睡裤，冻得瑟瑟发抖，全然不是平日酷酷的样子。酷不起来也情有可原，他以50高龄越墙攀岩，仓皇逃难，身体多处受伤，尤以牙齿和腰椎之伤为重，其中，腰椎之伤终身未愈，导致其后半生再也离不开拐杖。兰州的中央系武装力量遭到东北军于学忠部的进攻，死伤近百，被俘虏一千二百余。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至于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这里实无重复的必要。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史料表明，这个事件不是经过缜密计划的，而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数次口角冲突以及蒋介石削其兵权的不信任，激发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的一时冲动，为风起云涌的近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学良后来对唐德刚解释，自己之所以性格上有弱点，主要是因为自己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要知道，张作霖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也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你这个老头子，脾气这么大，又不给我面子，我要教训教训你），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中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体，虽说“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条件在当时的聚合是偶然的，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西安事变”是这种必然性的偶然表现。三个“反骨仔”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公开通电，说自己把领袖给抓了，还提出了军进入幽州城，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燕云已经被洗白白了，至于西京，金国收了钱，却根本没还。赖账是小事，快乐最重要。宋朝把西京先放过一边，第一时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先是对有功人员的封赏。全体参与光复燕云行动的干部里，除了刘延庆之外都升官。如身临前线的蔡攸，升为少师；坐镇后方的宰相王黼由少师进位太傅，赏玉带；四方奔走的赵良嗣为延康殿学士。最大的一份功劳留给了伟大的武装太监童贯。宋神宗有言，“复燕云者王。”这句话是有效的，哪怕这个人是太监，也必须兑现。童贯先封为豫国公，紧接着升为广阳郡王。郡王，在亲王之下，是次一档的王爵。但一来王爵仅亲、郡两级，二来宋朝立国近一百七十年以来，太监封王者仅此一例，无论从哪方面讲，童贯都登峰造极，达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他的计划完成了，他真的通过联金灭辽达到了他人生、仕途的最高峰。接下来是赵佶的盛宴。时间凝固在公元1123年的四五月份之间，当时赵佶踌躇满志，他回望历史，仿佛看到了从太祖赵匡胤以来，直到他的兄长宋哲宗赵煦，宋朝所有的列祖列宗，他们终生努力的，他们无奈叹息的，那些始终像是梦幻泡影一样的事情，他都完成了。灭吐蕃、破西夏、平内乱、复燕云……这些功绩他都做到了，连带着他史无前例的丹青文采，这样的人物不要说是宋朝，环顾汉人三千年历史，谁能与他比肩？！斯人斯事，必须铭刻碑石，传之万代。精心准备了四个月之后，赵佶命王安中作《复燕云碑》记此盛事。到这里，燕云战役告一段落，我们也可以稍微总结一下了。总结无非是经过、结果两方面。说经过，相信每个人都看得抑郁，宋朝什么都输光了，从国力到西军，从钱财到脸面，前所未有的丢人！但是，国家事务是政治，政治永远都只看结果。结果好，一切都好。所以，我们具体看结局问题。结局是宋朝联金灭辽大获成功，不管燕云十六州是不是全体收回，至少辽国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从此宋、金两国成了邻居，其亲密的程度比之前的宋、辽还要紧点。宋、辽两国之间有白沟界河，河两岸各有足够广阔的无人带，双方不驻军不设防不修战备，足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宋、金不一样，燕云十六州，宋得其六，金国得九，目前还有一个自治待定。如此参差不齐犬牙交错拧在了一起，哪一方想挑事，立即就会擦枪走火。而且，辽国再不好，也是南北两院共治，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给汉人同等身份地位的异族国家，在国家性格上基本汉化，一百多年的老邻居，安稳妥帖，实在是找不出第二家。反观金国才刚刚开化，哪懂什么礼仪，甚至在最初的反抗精神下取得重大胜利之后，还能残存下来多少的良知还不一定。强大的武力，加上未知的性格，实在是太凶险了。所以联金灭辽是错误的。这是一种论调，由于不久之后发生的事，它被认为是正解。真的吗？这要延伸一下才能求证。比如说，不联金了，不灭辽了。那么宋朝做什么，不外乎两种。一，坐山观虎斗。这样的话，任由金国把辽国灭了，燕云十六州变成金国的属地。这样好吗？以金国实力，一马平川地冲下来，宋朝拿什么抵挡？只怕死得更快更难看。有人会说，宋朝一直置身事外，和金国没宿怨，金国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打过来呢？……这话不予置评，实在是没常识没知识甚至没脑子。众所周知，国与国之间只存在着吞并与反吞并，打压与反打压，就连宋、辽之间，也是在澶渊大战之后互相无可奈何才结的友好同盟。想让金国只因为宋朝跟它没旧仇，就放过这样一块可口美味的肥肉，简直是痴人说梦。二，辽既然打不过金，宋朝又不想和金为邻，那么应该怎么做呢？思前想后，只有一种办法，即助辽灭金。集合两国兵力，把最精锐的西军派到辽国境内去，把金国这个灭世之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里。这样好不好呢？先不要说宋、辽合兵能不能搞定完颜阿骨打，就算战力足够，谁能在事先预料到事态会发展到这一步呢？所以，综上所述，结局都和已经出现的现实一样，宋、金之间绝无和平的可能。那么，为什么不抢先出手，不惜一切代价把燕云得到？这样还可以巩固哪怕残缺的北方防线，为未来的大战做前期准备。以上做法，有前例证明是理智的。三国时蜀汉伐魏，诸葛亮自己都说，以弱伐强，难保必胜。但“伐亦亡，不伐亦亡，何若伐之”。只要努力，总归是有希望的，而坐以待毙，就死定了！想通了这一点，之后赵佶的行为才有可理解的思路，不然的话，实在是让人觉得他蠢得可笑、疯得可怜。在这一年的八月，《复燕云碑》树立之后，宋朝做了两件事。一，招降张觉。张觉何许人也？此人大有来头，他是辽国的进士，战前任燕云十六州里平州的节度副使。本来身为二把手，他无足轻重。但是战争爆发前，他的上司平州节度使萧谛里猪头症发作，对百姓态度粗暴，结果群众的力量很震撼，一拥而上，把萧谛里砍了。张觉接班，成了大领导。他在两次宋辽战争、一次辽金战争中非常理智保持观望，一方面静等结果，一方面扩充实力，达到了五万军队，一千匹战马的实力。他的平州，就是前面提到的燕云十六州里宋六金九，一州独立的那个存在。区区一州之地，夹在两国之间，谁都看得出来他实在是前途暗淡，但是张觉本人居然活得很滋润，在八月之前，无论是宋还是金，都没答理他。为什么呢？在金国来说，他只是个小跳蚤，有太多的更加重要的事得去办。比如追捕天祚帝，比如……金军从燕云撤退时掠走的那些燕云佳丽。那是一批此前女真人从来没见过的美女。与她们相比，别说深山老林里生活的女真妇女，就连辽国的贵妇们也是黯然失色。她们是燕云人，是与宋接壤，时尚温柔典雅漂亮，从哪一方面看，都是空前的美人。女真人着迷了，完颜阿骨打带头迷了进去，他无法自拔越陷越深，直到精尽而亡，死在了从燕云回老家的路上。伟大的完颜阿骨打就是这样死的。这可不是我乱讲的，他因为这个得病，迅速病死，是金国的官方史书记载的，不信的人去翻《金太祖武元皇帝本纪》。阿骨打死了，他的死和他的崛起一样迅速、突然、震撼。关于他的一生，很多史书归纳成两个字——完美。完颜阿骨打在不到十年之间，算无遗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联宋灭辽，底定大业。他不仅是军事上的大天才，更是杰出的政治家，非常伟大。说得都对，但不完全。完颜阿骨打之所以在现代人的心目中也是英雄，更动人心魄的是他的反抗精神。与之相比，他后来坐拥天下最强兵力所向披靡，的确很威风，但也没什么。历史强者谁没有横扫一切的时候？而他在冰封千里的松花江上，在头鱼宴上面对辽国皇帝的淫威保持了尊严的时候，才更让人佩服。这一点，哪怕是街头混混，都会伸出大拇指，叫一声爷们。抛开这些，完颜阿骨打还迅速创立了金国的军制，创造了女真人的文字，这些都对女真人的未来极其重要。他一生的功绩可以归纳成两句话：他没有亲手灭亡辽国，但已经彻底奠定了胜局；他没有完成金国的建立，但已经铺好了道路。女真人从氏族部落向一个封建文明国家迈进，完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好了，上边说的貌似已经很全部了。但我仔细想了想，还没有。完颜阿骨打的一生是为女真人奉献的一生，除了生前，哪怕是死，也死得时机适当。在公元1123年的八月份以后，如果他还活着，历史一定不会是后来的样子。该发生的事哪怕发生了，也不会那样残暴得丑陋。他是开国的皇帝，这种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强大中饱含着恢弘、凶狠里保持着人性。他们杀人，杀很多的人，他们抢夺，抢最好的土地、最美的女人，可不惹人恨。因为他们的心里，或多或少的，都充满着阳光、充满着不屈，他们是反抗者，是梦想者，是建设者。而他们的继任者是不同的，一世祖和二世祖的区别很明显，看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俩就全明白了，不看全盘的总结，只看行事作风。南唐李后主在赵匡胤的手下活得有起码的尊严，在赵光义的手下，生命、女人哪一点都保证不了。回到女真人，完颜阿骨打这时死，一个时代终结了，随着他的弟弟完颜吴乞买继任，女真人变得残忍刻毒、贪得无厌，本应是个伟大的新兴民族，结果变成了一群只知破坏不懂建设的抢劫团伙。这是后话，在当时宋朝只能根据形势，做出适合眼前局势的决定。局势一，完颜阿骨打死了；局势二，宋、金两国在燕云十六州里犬牙交错。那么决定只能是——趁此时机，尽量多地侵吞燕云区域。得到燕云，才有生命线。招降张觉提到了日程上，非常巧，这时金国帮了宋朝一把。完颜吴乞买继位，他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防守，各条战线都急剧收缩，在燕云方面，他下令辽国的降臣、燕地居民，都迁徙到东北，到女真人的老家，眼皮子底下生活。这样可以迅速集中财富，不经过时间的衍变，硬生生地在边远的东北制造出一个繁华昌盛的女真国度，同时也把各殖民区的活力全部抽走，让他们想反叛搞事也没办法。想得周全，如果真能达到的话，的确会从根子上一劳永逸。从这时起，完颜吴乞买走上了历史舞台，上面的这个办法是他一生坚守的建国之本。他不要辽国的模式，不想复制出燕云十六州胡汉交融制造出来的繁华，他要的是一家独大。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女真人建国的内核，只有一个字——抢。把能看到的好东西都抢到身边来，抢不到的就全毁了，也不给别人留下。燕云居民们上路了，不管愿不愿意，都在刀枪的逼迫下向寒冷边远贫瘠的东北迁徙。这时，他们心里还残存着一点点的希望，那就是张觉。他们会路过张觉所在的平州，也许那里会带来变数。变数真的发生了，张觉公开和金国决裂，一边派人去西方寻找耶律延禧的儿子们，一边向宋朝求援。他声称，只要宋朝出兵帮助他，他可以献出平州。消息传来，赵佶很兴奋。对宋朝来说，终极目标是得到完整的燕云十六州，现在有送上门来的，为什么不要？他立即派人去和张觉洽谈，不仅如此，还向金国派出了使臣。这一回，宋朝的要求是，把山后九州都还给宋朝！这个要求是之前不可想象的，也是后来不敢想象的，但在当时宋朝做出来了，而金国居然没有愤怒、没有拒绝。为什么呢，只因为完颜阿骨打死了。宋朝任命宦官谭稹为两河燕云府宣抚使，全权负责收回山后九州。他上任之后，朔（今山西朔县）、应（今山西应县）、蔚（今河北蔚县）的守将都向宋朝投降，加上平州，宋朝迅速地收回了四州之地。在此期间，宋朝做了第二件事。招降张觉之外，赵佶招降耶律延禧。耶律延禧……辽国的皇帝，貌似他是当时最大的丧家之犬，被金国人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死定了的角色。宋朝招降他有什么用？从前翻史书，第一眼看到这里时，我也很疑惑，宋朝在西军大败，明知金军强到不可抵敌的情况下，还招惹这样的烫手山芋做什么？纯粹找死嘛，但是综合上面罗列出来的局势和进程之后，招降这个过气皇帝的原因就很清楚了。赵佶要趁热打铁，对其余的燕云各州下手。这时燕云各州的守将基本上都是原辽国的人，正在彷徨无助，面临马上要被集体迁移的命运，如果宋朝及时伸手拉一把，再打出耶律延禧的亲情牌，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呢？没有例外，都会向宋朝投降。如此一来，燕云十六州就都得手了。招降耶律延禧的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宋朝动用各种关系各个渠道向西边找人。当然，这个活儿难度太大了，从概率上讲，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性。耶律延禧是当时号称消失得最彻底的人，金国动用了精锐部队长年驻守西方，在深山老林里拉网式搜索都挖不出来他，宋朝一边找还得一边遮人耳目，拿什么成功？但是事在人为，世间事只有不敢想的，没有做不到的，就像宋朝对金国龇牙，索要燕云十六州一样，谁看都是往虎口里伸脑袋，除了死得加倍难看之外，还能有别的结果吗？结果是，当年的十一月份，金国割让了朔（已被宋占领）、武（今山西神池）两州给宋朝。第十八章欢呼，灭亡耶律延禧，这位曾经的东亚老大，一不小心又成了世界的焦点。宋、金两国各用渠道，不遗余力地寻找他，可惜都找不着。唯一找到他的人，是耶律大石。这首先是他藏的地点太隐蔽了，夹山，在史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夹山在沙漠之北，有泥潦六十里，独契丹能到达，他国所不能至。”看来这是契丹人祖辈打猎探险留下来的一块世外桃源，具体地点一直流传在辽国皇室之中。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从燕云地区逃走的辽军能准确地寻找到耶律延禧。这时的耶律延禧很神奇，他不像是位亡国之君，反而显得斗志昂扬神采焕发。他好运连连，先是得到了好消息，完颜阿骨打死了；另一方面得到了援军，阴山室韦谟葛失部落给了他足足五万多人的部队。室韦，是蒙古族的前身，他们的强悍地球人都知道。这两样综合起来，让耶律延禧觉得复国有望，可以反击了。就在这时，耶律大石找到了他。时机明显不对，耶律延禧手握重兵，又有了皇帝的尊严。一见面，他就对耶律大石严厉质问：“我在，你们怎么敢立耶律淳？”这是在问罪，罪名比蓄意谋反都重，是已经谋反。耶律大石很平静，他说：“你以全国之势，不能拒敌。就算立十个耶律淳也都是太祖的子孙，不算便宜敌人，难道不比只知逃命强吗？”耶律延禧被问得哑口无言。但是，亡国之君就是与众不同，没话说了不等于没事可做，对于燕云地区曾经出过辽国的皇帝这件事，一定要有个说法，必须杀个人。杀掉耶律淳的老婆！于是，那位在宋军攻进幽州内城都冷静坚定，主持打退刘延庆的女士，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这还不算完，耶律大石也有别的任务执行。命令，耶律大石率军攻击金军。这个命令其实也有点靠谱，当时金国的政策是收缩，为了确立新领导的权威，各占区的大佬们都往老家赶，向完颜吴乞买表忠心，这其中就有主持原辽西京区域军务的完颜宗翰，也就是粘罕。粘罕走了，辽军正好乘虚作战。想法不错，按说也应该像宋朝一样得着些好处，但要命的是他们遇到的人不对。这次粘罕虽然走了，但是金军里还有个更牛的人物，这人叫完颜娄室。按战绩排名，他在金军第一代战将里面遥遥领先，号称“常胜”，其实，另一个头衔才更准确——皇帝收割机。此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抓皇帝不止一个，不管是现任的曾经的未来的，只要叫他盯上了，全都跑不了。于是，耶律大石悲剧了，他被生擒活捉。这种时刻，一般的正面人物应该只有一个命运了，自杀，或者被杀，只有死才能化被动成正面典型。可是耶律大石不一样，这个人忠于的不是哪一个特定的人，而是他的民族。死，太简单了，在整个民族都面临灭亡时，真正有勇气的人要活下去，要找到绝境中的那缕阳光。耶律大石投降了，他文武全才相貌堂堂，到哪里都让人喜欢。金国人不仅饶了他，还给了他官位，又给他重新配置了一个妻子，按照当时的投降标准来说，是非常到位的规格了。对此，耶律大石很感动，主动要求为金国工作。金国正中下怀，正不知道耶律延禧躲在哪儿呢，大石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带着金军去抓耶律延禧。很好，这也正中耶律大石下怀，他料定会有这个任务，借此机会，他成功逃出了金军的手掌。自由之后，他回到夹山大本营。他变了，不再是耶律延禧的忠实臣子，他对这个颠三倒四莫名其妙的皇帝彻底厌恶了，为了契丹种族，他做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决定——离开眼前的一切。他带着两百铁骑北上，三天之后过黑水（今内蒙古艾卜盖河），再向西北，到达可敦城。之后，他的生命是史诗级的，他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白手起家，创立了一个在面积上与辽国全盛时期都不相上下的庞大帝国。有此根基之后，他回来了，哪怕有了皇帝宝座、富贵的生活，他仍旧要与金国一决高下。耶律大石
和邻居做了两次舒服降的复明军有许多被作为士卒编入了吴圣兆统帅的松江守军各部。事实上，被置于这位将领指挥下的降军是如此之多，以致北京朝廷对吴圣兆是否可靠都担心起来了。吴圣兆是辽东人氏，据说他从前做过吴三桂的副官。但到1645年初夏，他已归属于李成栋麾下。在李成栋残忍地平定江南地区期间，他任参将。故此，他最主要的战绩就是招降了两支规模较大的太湖叛军：一支是戴之俊领导的队伍，他率兵到松江，受吴圣兆的直接指挥；另一支是由吴易的前副将周谦指挥的队伍。部分是由于吴圣兆的这些战绩，当1646年李成栋进军福建时，就让这位以前的副将继承了自己的指挥权，并接用自己的帅府，李成栋的帅府是不久前被征用的徐府。吴圣兆很快就与在他幕府中做事的好些地方士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些人的努力，他不仅受到了复明思想的影响，而且经过劝说，他还开始考虑与在厦门的鲁王的支持者缔结军事同盟，尤其是与舟山岛的海霸黄斌卿结盟。黄斌卿最初支持唐王，但后来他被说服邀请鲁王和他的主要军事支持者张名振（他占据了福建至广东沿岸的几个岛屿）到舟山避难。唐王被俘后，几乎所有东南海岸的海军将领都转而支持鲁王。1646年12月30日，鲁王受郑采之邀在厦门建立行宫。戴之俊和太湖其他复明分子领袖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说服某个像黄斌卿那样有势力的人来请他们做中间人，那么他们也许能反过来诱使巡抚吴圣兆在南明海军从海上进攻时于陆上举行起义。但至少在1659年以前，这一战略只是南明人士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江南复明力量与南方海军结盟的建议被采纳了。1646年复明党人在浙东地区陆战的失败，把几乎整个复明事业推向闽浙沿海的港湾与岛屿。浙东的失败也使得鲁王的那些顾问得理三分，他们认为尽管前一年出现过清朝官员背信弃义的现象，但扭转战局的唯一出路仍在于与满清朝廷重要的地方命官结盟。这一期望也是根据这么一种现实的估计而萌生的；新朝为了在中国的中心地区迅速扩展自己的势力，不得不依靠未经考验的归附者。然而，由于前一年发生的清朝官员的欺诈行为，也由于像郑采这样的海军将领对于过分依赖陆军的可以理解的迟疑，要使鲁王朝廷相信江南地区确乎存在可靠的同盟者，尚需一番周折。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为直接与缙绅复明分子通气，鲁王朝廷很合适地聘用了一个名叫夏宝谟的嘉善“诸生”。夏宝谟已经把来自吴易的情报送到了鲁王朝廷，现在返回松江地区与那儿的接头人联系。正如浙江复明分子在军事上的地位使他们倾向于与松江抵抗分子联盟一样，吴圣兆的政治动摇性也使他对起义发生了兴趣。他改编了这么多的太湖叛贼，已经引起巡抚土国宝和总督洪承畴的怀疑。吴将军知道了他们的疑惧，于是便考虑接受夏宝谟的邀请，去舟山与复明分子商讨机事。因此吴圣兆早在1647年就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一是秘密与黄斌卿交换礼品和物资，用江南稻谷换取舟山珍珠；二是通过戴之俊，与松江士绅中的主要复明分子陈子龙取得联系。
陈子龙与松江兵变
到1647年5月初，在参加了杀身取义的夏允彝的葬礼之后，陈子龙作为一名复明分子的意志，似乎有所恢复。起码，他感到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复明分子的形象已使得他别无选择，他所能做的只有保持对明朝事业忠心耿耿了。总而言之，他只能取“危时”之“拙计”，正如他当时写的一首诗所披露的：计拙存谋野，时危适遯荒。友人怜豫让，女子识韩康。周鼎无消息，秦灰正渺茫。冥鸿天路隘，何处共翱翔。这是由一个正赶上改朝换代时期的人所写的诗。在这首心曲迂绕的诗中，最能表露真情之处是它提及了韩康。众所周知，韩康是东汉人，在长安卖药，因从不讨价还价而声名远扬。陪伴他外出采购与销售药材的女儿，在他又一次清高地拒绝与顾客讲价钱而损失了钱财的时候，对他愤愤然起来。他回答女儿说，他韩康即使想要讨价还价，也不能那么做，因为他的名誉约束着他。那么，像韩康一样，陈子龙依旧做一名复明分子，也是因为他别无出路了。因此，在关系到他的名誉之时，或者说由于惟恐辜负了这名誉，陈子龙一直不得不尽其所能。由忠义所认定的自我完善的人生义务，驱使他最后一次到松江去加入吴圣兆阴谋集团。也许，陈子龙在两件重要事情上帮助了吴将军：他把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引入了阴谋集团，他们是第一次松江抵抗活动的幸存者；他还使得鲁王政权确信，可以信赖吴将军按计划起义。黄斌卿本人的疑惧大概也消除了，因为他后来同意支持张名振率一支舰队北伐，以策应吴圣兆领导的松江起义。两军于1647年5月20日会合，从水陆两路去进攻南京的清军。随着起义计划的制订，起义消息在吴圣兆衙门的吏员僚属中已是人所共知了。5月12日，即两军预计会合的八天前，陈子龙到松江郊区，戏剧性地向他的门徒宣布直到那时他还认为是一个秘密的计划。他的学生着实吃了一惊，告诉老师说，城里人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他恳求陈子龙绝不要参与进去。毫不奇怪，阴谋传到了南京的清朝当局耳中。在预定发动起义的两天前，洪承畴接到松江同知杨之易的一封密信。杨之易是著名的东林义士杨涟的儿子，他在信中写道，吴圣兆正计划兵变。洪承畴意识到，要赶到松江去制止叛乱，为时已迟，不过他立即提醒土国宝注意迫在眉睫的入侵，动员起长江沿岸的军队做好决战准备。为以防万一，洪承畴还下令迅速处死在南京被扣作人质的吴圣兆家人。这时，吴圣兆已听说了杨之易的出卖。他认为城内其他一些官员可能也与南京方面有秘密交往，遂将他的2000士卒集合于城下，在他们宣誓加入南明舰队、推翻清王朝的口号声中，处死了杨之易及松江的知府与其他文官。吴圣兆仍然自信他的事业会成功。就他所知，张名振的舰队已绕过江南海岸的突出部，甚至正准备在长江与他会合。他怎么会知道自然的力量已经注定了这场叛乱的失败呢！在松江官员被处死的两天前，南明舰队停下来抢劫崇明岛上游大约50公里处的鹿苑。那天夜里天气闷热异常。5月18日清晨，一场小台风扫过长江口，冲击了系泊的舰队。由于来不及起锚到外洋避风，张名振的几乎所有兵舰和黄斌卿的大约一半船只都沉没了。许多水手、士卒挣扎着游到鹿苑岸边，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附近福山的部队，土国宝事先已将这场迫在眉睫的进攻通知了他们。清兵轻而易举地用刀剑弓弩杀死了散布在岸边的1000名南明士兵，此外又俘虏了500人，包括张名振的兄弟张名斌。张名振本人则与黄斌卿和张煌言一起，设法从海上逃走了。这时，吴圣兆对这一惨败全然不知，遂遣副将张世勋率兵从松江北进，去迎接浙江的复明军到他的驻地来会合。张世勋等待着盟友的到来，但一直不见踪影。时间一长，他慢慢意识到南方的舰队再也不会来了。在这一紧要关头，他为自己的命运着想，突然回师松江，迅速制服了吴圣兆的卫兵，逮捕巡抚，占领了衙门。然后张世勋以吴圣兆的名义，召集其他主要起义领袖到州府议事。最重要的对手是戴之俊，此人不容轻视，不过张世勋很快设计杀了他，于是太湖匪贼群龙无首，翻山退回到湖面上去了。张世勋接着向南京正式报告这次起义，将吴圣兆押送总督洪承畴处监禁。虽然鹿苑溃散与松江兵变被扼杀是清政府的重大胜利，但朝廷并未因此欣然自信，反而充满了疑虑与猜测。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即1647年4月，清廷恢复了其招抚政策，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帝国经济的心脏地带新的复明叛乱的爆发，现在看来那是一个软弱的姿态。所以，鲁王舰队沉没之后，土国宝以张名斌未作抵抗而投降为理由，要求予以赦免，就遭到了巴山的弹劾。巴山指出，恰恰是这种宽大怂恿了像吴圣兆这样的人率先作乱。这位兵部尚书接着颇不情愿地承认，把在鹿苑囚禁的人全部处死，也许确实太多了些，但他宁愿把他们作为战俘用于徭役，也不肯作为正规水兵编入清朝水军。他还提出，土国宝的行为应受吏部审查。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章。洪承畴也受到了怀疑，因为清廷将他与缙绅阶层中的复明分子联系了起来。在起义平息后从事调查的官员们，全都过高地估计了那些人在阴谋集团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文人自己造成的，他们故意夸大自己的重要性。江南缙绅沈廷扬，风暴来临时正在泊于鹿苑的鲁王舰队的一艘船上。他发现了沿岸的清军，便说：风浪似此，天意竟何在也！吾应报国而死，然若此就死，无名也。于是，沈廷扬为了扬名，大声向清军将领叫喊，自称是鲁王朝廷中的一名监察官。后来，他在苏州受审期间，又自称是他告诉黄斌卿许多江南文人还没有剃发、保持着对明朝事业的忠心，并说服他参加了舰队。沈廷扬不屑于被赦免，尽忠而死，赢得了烈士的名声，而且，这样做有助于让他的刽子手相信，怀有贰心的文人组织仍遍布江南。兜捕文人学士
清廷相信，这场起义的主要煽动者是与南明串通的江南文人，因此要派那些受文人阶层影响最小的官员去消灭叛贼。于是，洪承畴和土国宝暂时将松江兵变之后安抚地方的责任移交给陈锦和巴山。陈锦是辽东“旧臣”，1633年宁完我曾把他推荐给皇太极。他忠心耿耿，在吴圣兆起义之后，受命治理苏州，“谋乘此尽除三吴知名之士”。在他的主持下，江南按察使司开始调查策划起义的关键人物，不久就断定一个名叫陈子龙的人是主谋。虽然陈子龙也许当过吴圣兆与鲁王政权之间的联络人，但实际上他对松江兵变仅略有介入而已。他住在城外，对吴圣兆平日的策划也基本上一无所知。然而，对陈锦和清政府来说，陈子龙很快就以起义的象征性领袖而出名，环绕着他的罗网不久便收紧了。起初他逃避逮捕，躲到了夏允彝兄弟夏之旭处。于是夏家受到追查。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被捉住押送南京，他是在夏允彝自杀后投靠太湖匪党的。到了南京，洪承畴被这个年轻犯人所感动，试图劝他以自己出众的文才为新朝服务。夏完淳大骂洪承畴变节降清，遂被处死。之后，其叔父夏之旭意识到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就在当地孔庙里上吊自尽了。同时其他一些人也被清朝捕快俘获，拘禁入狱，除杨廷枢因当过戴之俊的老师而被抓获外，还有40多名江南名士在南京被处死。另有许多人被守卫松江西郊的陈锦缇骑当场杀死。最后被判决的大约有1000名士人，包括一名代理县官。用土国宝的话来概括说：“兜捕之后，凡能咀嚼者一人不留。”夏之旭自杀后，陈子龙到密友侯岐曾家里躲避。但由于清廷一直在追捕，他又不得不东躲西藏，先去了旧仆人处，再去另一个朋友家。在那里他终于被巡捕发现。他们包围了住宅，直到他束手就擒。巡捕立即把他带到陈锦面前，陈子龙只是对陈锦说自己是崇祯旧臣。尽管陈锦竭力恐吓，陈子龙在整个受审过程中一直十分镇静。当问及他的长发时，他直率地说：保留头发可以见先皇帝于地下。无庸置疑，陈锦准备将陈子龙公开示众，开刀问斩。他命令将这个复明分子押到南京进一步审讯。但是陈子龙设法逃脱了这种折磨。1647年6月15日夜间，警船在从苏州去南京的途中穿过跨塘桥时，陈子龙挣断镣铐，纵身投河。虽然有会水的巡捕下水打捞，但陈子龙已经自溺身死。巡捕对犯人的自杀大为恼怒，他们割下陈子龙的首级，将他抛尸河中。几天后，陈子龙的几个学生捞回了他的遗体，将其安葬于陈氏坟地。他论“危时拙计”那首诗中的最后一节，可以作为他的一篇合适的墓志铭：故物经时尽，殊方逐态新。恨无千日酒，真负百年身。芝草终荣汉，桃花解避秦。寥寥湖海外，天地一遗民。1647年对文人复明分子的清洗，既不意味着抵抗活动在江南完全终止，也不表示缙绅对地方的控制被打破。缙绅阶层拥有巨大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影响，而且在此后10年里，这种势力和影响一直为他们所独占。然而，尽管残存着这种地方自主的力量，长江下游地区政治反抗的支柱却在1647年被摧毁了。这一地区的州县政府不久就委派了可靠的旗人来任职，而且直到19世纪，才有人向清朝对江南人民的统治提出根本性的挑战。新朝已根基坚固，难以动摇，以致它得以彻底改变先前留用明朝旧臣的政策，甚至敢于对最初制定这项政策的人，包括洪承畴本人在内，表示怀疑，并肆意指斥。当陈锦在松江和苏州大肆清洗时，巴山留在南京处理一些高级俘虏的审讯事宜。吴圣兆自然被押还南京。在审问过程中他披露出有好几名重要缙绅卷入了这场阴谋。就在这种充满猜疑的气氛之中，1647年10月1日，一名清军参将俘获了一个信使，此人带有鲁王政权的文件和信函。经检查，发现信件中有南明封授洪承畴为公、土国宝为侯的敕书，还发现了黄斌卿给这两人的信件，内容是建议他们先与他这个舟山军阀通信。虽然这些信件轻易地落入清人手中，可能是为了让洪承畴与土国宝蒙受猜忌，但清廷仍命令巴山进行全面的调查。不过清廷也还是给了洪承畴足够的撇清自己的机会，并与巴山一起参与审讯。淮安之谋
尽管身遭嫌疑，洪承畴依旧担负着继续平定南京总督辖区中其他各地的全部责任。松江此刻已经再度处于牢固控制之下，但洪承畴对反清武装出没无常的江宁以南地区，以及江宁以北运河区的安全，仍未予释怀。在扬州以北的淮安，漕船满载谷物，准备向北运送，以供京城之需。但这些漕船以及运河航道本身都极易受东部复明分子的不断袭击。在淮安以东，即苏北产盐区，许多居民都是职业走私者。1647年10月9日，一支大约2000“土寇”组成的队伍袭击了庙湾城。袭击发生在清晨时分，最初被守城的清朝游击将军击退。但叛军在大白天再次进攻，打伤了游击，把知府和知县官赶出城外。在一个名叫张华山的反清分子和自封为明朝义王的人的率领下，复明军打起隆武皇帝的旗帜，招徕党徒，威胁淮安。负责运河谷物运输的清漕运总督是杨声远。他从淮安的总督衙门向洪承畴报告说，庙湾“今为贼据，盐场一带居民，胥化为贼，势甚披猖”。杨声远还告诉洪承畴，他已采取紧急措施，防守淮安城，因为叛军宣布他们要在10月10日进攻淮安。他在向庙湾派遣正规军的同时，还沿运河派驻了专门的漕运守军，以保护满载的船只，其中许多已经起航北上。但杨声远不相信凭他自己指挥的这点兵力就能遏制叛贼。为防“滋蔓难图”，他要求立即增援。形势十分紧迫，他等不及北方部队的到来，所以请求从洪承畴支配的兵力中立即调来至少二三千满汉军兵。洪承畴一接到杨声远的求援信，就在南京召集他的主要将领陈锦、陈泰和张大猷开会。虽然杨总督可能夸大了淮安所受到的军事威胁，但是，必须保卫帝国最重要的运输干线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这条运输干线当时正在向京城运粮。所以洪承畴从南京守军中抽调了2500人出援，命提督张大猷率领之。洪承畴后来在给多尔衮的奏折中说明如下：凡进剿机宜，听汉兵提督与总漕督臣同心计议，必求万全，尤要严束满汉将兵，恪守纪律，秋毫无犯，期于剿贼保民，奠安重地。这支部队计划10月14日从江宁出发。那时复明军已经向淮安发动了进攻。首次进攻淮安的队伍由一个名叫周文山的人指挥，他的800人马据说来自城东80公里处的盐城。10月10日清晨，周文山部队突破了东门边的淮安城墙，但经八小时激战，又被击退了。周文山在混战中丧生。虽然留守淮安的清军仅100余人，他们仍坚持打退了义王所率领的复明武装潮水般的第二次进攻。在复明军乘船从运河开往淮安城时，淮安清军又伏击了义王的人马。复明革命党给个准信儿的袁世凯一听到“孙中山就任总统”的消息就急了。我费尽心思地在革命军和朝廷之间上下其手，摆弄平衡，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半路却杀出个孙中山，将计划完全打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我是病猫。既然你革命党不讲信用，那我也就用不着守信！袁世凯马上出手报复，这一出手就是三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给冯国璋的——你迅速联络组织一批自己人，以集体的名义发一份声明，内容我已经替你们想好了，就是“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第二份电报是给伍廷芳的——你们南方革命党违约，之前签的所有协议全部无效，以后有事直接跟我电报商量，不必再搞那些麻烦的谈判。(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三封电报是给孙中山的——国体还未经国民大会确认，现在就组临时政府搞共和恐怕太早了吧！发完这三封电报，袁世凯胸中的郁闷总算是舒缓了不少。但做完这些的袁世凯，并没有停手。他的高招还在后头，要完成这个高招，他还得进宫一趟。他现在在等待一个特殊的道具，有了这个道具他才能尽情地表演。道具终于到了——冯国璋联合十五名实力派将领发表的通电，内容当然就是袁世凯前面交代的那些话。袁世凯拿着这封电报进宫去向隆裕太后表忠心：“太后，您看他们对太后您是多么的忠心耿耿，可是他们兵饷不足，缺枪少弹，缺吃少穿，只有一腔热血，估计是打不过革命党的。您看怎么办？”隆裕太后说：“没事，我还有三百万两国库银子，全都拿出来，让他们好好打仗。”既骗到了军费，又掏空了国库，让没钱的隆裕太后以后不得不言听计从。一石二鸟，袁世凯果然是玩政治的高手。但事实上，在骗到隆裕太后的钱之前，袁世凯也确实没有钱支付士兵工资、购买武器弹药。不过从现在开始，手中有粮又有兵的袁世凯，已有彻底掌控南北局势的能力。南京政府穷疯了其实，袁世凯并不是最缺钱的人，最缺钱的是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有多缺多窘迫？据胡汉民同志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索要军费，孙中山大笔一挥就给了二十万元。待胡汉民拿批条去财政部，发现金库内仅有现洋十块。南京政府为什么会穷成这个样子？当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又是靠天吃饭，收成没什么保证，因此国家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就是来自两大块税收：关税与盐税。前面已经说过，大部分关税、盐税都被用作赔款抵押。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都攥在帝国主义手里，清朝政府都拿不到几毛钱，就更别提没有一统天下的南京政府。那光复的各省不能支持一下南京临时政府吗？您想太多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都督各据一方，自收自支，临时政府根本控制不了，别说找他们要钱，他们不找临时政府要钱就不错了。既然如此，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借钱。孙中山开始求助英、美等西方列强。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公然表示支持袁世凯。列强都是明白人，根本不看好孙中山的南京政府，银行又不是慈善机构，你没有强大的军队，地盘也不稳，你拿什么做抵押，拿什么做担保，谁肯借钱给你！就在孙中山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利益最大化，日本人的鼻子就像狗一样灵，只要闻到有便宜可占，就会扑上来。面对日本人的“好意”，“穷疯了”的孙中山、黄兴二人迫不得已用“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计划抵押汉冶萍公司借款五百万、租借满洲与日本借款一千万（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很多人都替孙先生遗憾：孙先生一世英明，怎么居然也有如此污点，无论怎么样，都不应该接受租借满洲这种条款。好在关键时刻，有人站出来解救孙先生。有记者把南京政府拿汉冶萍公司主权换取借款的消息捅上了报纸。国内舆论哗然。大清被日本欺负多年，现在民国政府却拿日本极度匮乏的资源——汉冶萍公司的铁矿做抵押借钱，实在有损国家利益！就在舆论和民众的非难让孙中山和黄兴非常狼狈的时候，又一名“救星”——一个日本鬼子站了出来。此人是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这小子说：“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是我们打下来的，理应享有一切权力，而无须以金钱收买。”小鬼子的意思是：满洲已经不是你中国的了，你还想拿这个卖钱？没门。幸好借款没谈成，要不然历史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没有钱，行路难！现在，会集在南京的近三十万民军，没有军饷，没有饭吃，不造反就阿弥陀佛了，就更别提购买武器弹药进行训练、备战。没钱的军队是打不了仗的。现在，南京政府的行政费、办公费没有着落，没钱的政府是运转不起来的。孙中山很伤神，难道大总统之位非拱手相让不可？难道我孙文真的要把国家的未来放到袁世凯这个清朝官僚手中？民国第一美男出狱时间倒退到两个月前。那是一个秋风正紧的日子。当天，北京人民数百人翘首期待，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的风采。之前说过，袁世凯提的出山条件中有一条是“释放在押政治犯”，之后载沣照做了。汪精卫就在被释放的这批人当中。阳光照耀在汪精卫略显苍白、憔悴的脸上，美男子英武不减，他的面孔与发际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壮的、崇高的美感。这一刻，是汪精卫一生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终于出来了，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这个念头在汪精卫心里一闪而过。不用自己想，早有人给他想好了，此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请他一叙。两人初次相见那年，袁世凯53岁，汪精卫29岁。后辈小子汪精卫与一大把年纪的袁世凯相见恨晚，据说两个人连续好几天谈至深夜，是什么话题令他们如此亢奋？具体细节肯定是没有办法重现了，但是核心话题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汪精卫看中了袁世凯手中的力量，于是费尽口舌劝说袁世凯反清，支持同盟会建立共和的主张。可能性二，袁世凯看中了汪精卫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以及在同盟会中的声望，想让汪精卫作为他和革命党中间的使者，促成南北议和，支持君主立宪，支持自己当“带头大哥”。可能性三，两者皆有，试图说服对方接受彼此的政见。几天下来，汪精卫和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就政体一事达成共识不大好说，应该是没有，要不然也不会有之后的一系列纷争。但不管如何，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汪精卫甚至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义结金兰。汪精卫就此成为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之间的牵线人，为接下来的南北议和奠定了和谐的情感基调。南北议和时，汪精卫回到了南方，是南方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孙中山回国之后，他则回到了老领导的身边。说客汪精卫话题回到南京政府的窘境上。此时，南京的革命党人确实感受到了内外交困的艰难。一来他们看到袁世凯以强硬的姿态结束和谈，忧心战端重开。二来他们知道南京政府的行政系统几近瘫痪，因为财政窘迫，南京政府连公务员的工资、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因此他们心中十分慌张，纷纷向孙中山施压，要他迅速做出反应，给袁世凯一种“虚位以待”的姿态。黄兴着急，伍廷芳着急，胡汉民着急，汪精卫也着急……没人不着急！黄兴本人曾在南北方和谈的草约上签过字，答应清帝退位后推袁世凯做大总统。所以，他亲自去见孙中山，苦口婆心劝说对方，以免自己失信于人。老头伍廷芳不顾年龄身体，不辞艰难，不避劳怨，与唐绍仪周旋密议，一心想让南北避免兵争。因而他对孙中山的“恋位不去”大感恼火，怒斥孙中山让他失信于天下！胡汉民也着急，他担心袁世凯急了变成曾国藩，像当年打太平天国一样，倾尽全力扑灭革命。其实，这些人还是有些不了解孙中山。大总统这个名号，孙中山未必有多少眷恋。但问题的关键是，他很不甘心。他的本意是集合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现在你要他把理想寄托于一个素未谋面之人，任谁也不会甘心。最后，多年铁杆支持孙中山的汪精卫出面搞定了一切。汪精卫苦口婆心地说：“先生，元首之位袁世凯志在必得。只有这样，清帝才有可能退位，共和方可成为现实。”孙中山听了之后不大服气，倔强地说：“我辈革命者，当秉承牺牲精神，有进无退！”一直追随孙中山多年不弃不离的汪精卫，一下子发起怒来，赤红着脸责问：“您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之位吗？难道先生您想当洪秀全第二？难道您想在南京关门当皇帝？难道您要违背当初自己许下的‘驱除鞑虏’的誓言？”孙中山色变，怫然不悦。汪精卫声泪俱下，继续耐心苦劝：“我们向袁世凯示好，是为国家大义，并非向他屈服求和。如果先生您高风亮节，效法尧舜，使中国不动干戈而获共和，避免太平天国汉人内战之覆辙，后世历史，将公论先生为一代伟人！”话说到这个地步，孙中山只得同意。他不同意也不行，在南京，他周围的多数革命党人，包括黄兴这样的密友、汪精卫这样的铁杆粉丝，均一片妥协之声。同志们的反应，实在是让试图主导中国变革的孙中山感到有心无力。没得选择的孙中山也只好顺应“民意”，发电报给袁世凯说：袁老哥你是当代英雄，只要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那么这个总统还必须得由你来做！转变如果说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拱手让出的大总统不动心，那绝对是假话。但如果要让袁世凯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袁世凯心底的答案，自始至终的答案，都应该是君主立宪。这不是信口胡说，四年后，袁世凯将用实际行动为这个答案做出完美的注解。但就现在而言，若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似乎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希望他行君主立宪或由他来主导君主立宪。这个理由比较绕口，不好明白，特在此处多解释几句。首先，革命党态度极其强硬，绝无可能同意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理由不再复述。革命党甚至出于害怕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的目的，干脆组织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把民主共和从生米煮成了熟饭，断了袁世凯的退路。其次，立宪派也不希望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大胡子名人马克思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大意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句话用在立宪派身上再合适不过。立宪派本来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主力，却因为载沣的倒行逆施与皇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愤而转为支持革命派的民主立宪（民主共和）。但是，尽管立宪派的主张变了，或许其主张将来还要变，但他们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特点。若用教科书上的话描述，立宪派的这一特点叫做大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或革命立场不坚定。若用更简单的话解释这一特点，就是立宪派一直主张“如果能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那就不要动武”。简而言之，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赢得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民富国强。因此，现在立宪派主张“尽快结束南北分裂，以免给列强可乘之机”，希望不要动武，尽快迎来和平。但如何才能结束南北分裂？又如何才能做到代价最小？立宪派将当前局势看得十分清楚。虽然南方革命党力量弱小，但他们的共和态度十分坚定，而袁世凯则有所不同。尽管袁世凯很强大，但他并不像革命党那样坚持非君主立宪不可。若要说服袁世凯改走民主共和，目前看来，阻力主要来自袁世凯的那点良心，他不忍对寡妇孤儿下手，不忍逼清室退位。可若要行君主立宪，革命党肯定不干，到时难免战争重启，南北分裂。所以比较下来，还是说服袁世凯的代价比较小。于是，1912年1月上旬，立宪派的老大张謇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给袁世凯指了一条路：退满上台执政（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张怡祖《张季子九录》）。立宪派本就强大，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变得更强大。全国二十二省（没有计算台湾）的都督，十五个是军人，七个是士绅。立宪派如此强大的一股政治势力，袁世凯没法不考虑他们的立场，更何况袁世凯一直自诩立宪派的好哥们儿和代言人。所以，此前那个支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转而倾向于共和。袁世凯的这一变化被一群人看在了眼中。这群人来自清朝皇室，大都是年富力强的贵族亲王，他们不能接受袁世凯拿清朝命运换取大总统的行为，他们不能接受清朝退出历史，他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在这种背景下，1912年1月12日，反袁联盟“宗社党”成立了。其核心成员是之前提过的良弼、铁良、川岛芳子她爹善耆之类的亲贵，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坚持君主立宪，阻止袁世凯跟南方革命党议和，干掉南方革命党在朝廷中的“内应”袁世凯。也就是说，宗社党的这帮爷们儿打算干掉袁世凯单干，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实施君主立宪。不过，由于袁世凯的警卫团队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一直没让宗社党抓住什么好机会，而宗社党的几次勉强出手也全都失败了。不过宗社党的反扑，倒让本来念着老东家的好而婆婆妈妈不忍下手的袁世凯，坚定了共和的决心。这时，一起刺杀案的发生，打破了这场历史角力中最后的平衡。这起刺杀案的主角是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以及宗社党的王牌良弼。“王牌兄”良弼是宗社党的核心人物，是皇族少有的精通军事的将领，是皇族最犀利的军事力量——禁卫军的精神领袖，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力，是皇族的希望所在。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以大无畏的勇气，把自己充作人肉炸弹，炸死了良弼，断送了皇族最后的希望。之后，袁世凯同志与革命党及时地决定，利用良弼之死展开新闻宣传工作。由于宣传工作做得极为出色，以至于京城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革命党已经进城的小道消息，清室亲贵个个都被吓成了惊弓之鸟，闻风而逃。有能力的亲贵携家带口躲进租界，没能力的就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租个房间沾沾外国人的光。良弼翘辫子了，亲贵们逃了，共和阻力大减，退位阻力大减。得到革命党、立宪派全力支持的袁世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逼清廷退位。再见了，清朝清朝大势已去。此时最惶恐的就是隆裕太后，她是哪儿也出不去，唯有守在紫禁城里唉声叹气，每日以泪洗面。要说当时唯一不受影响的，只有那七岁的溥仪皇帝，他仍旧像往常一样在宫中无忧无虑地玩耍，玩太监，玩宫女，对即将亡国的命运浑然不觉。为了让隆裕和溥仪尽快退位，袁世凯决定根据“做人需留有余地”的原则再演一场戏，让隆裕太后彻底崩溃，自动退位。袁世凯同志一生演过很多场戏，但有理由相信，这是他演得最难受的一场。前戏还是老套路，软硬兼施。袁世凯先是找到老客户——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丫鬟，让他们不断危言恐吓太后母子。后又命令北洋将领通电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一次轮到了段祺瑞携五十名北洋同事友情出演。毕竟冯国璋在前面演过了“誓死反对共和”，若再让冯国璋领头出演“反对帝制”，说服力不强。这两件事顺利做完。袁世凯算了算时间，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就站出来求见隆裕太后，以沉痛无奈地语气告诉隆裕：“如果现在答应革命党退位，还能争取优待条件，如果恋栈不去，惹怒了革命党，非但会失去优待条件，性命恐怕都难保。”隆裕太后也就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都很普通的家庭妇女，而且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了垂帘听政的征途，可物是人非，她又没有人家老佛爷那两把刷子。听完袁世凯的话，隆裕太后很是害怕，她特别害怕自己被革命党砍头，所以她哀求袁世凯：“一定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生活费也要给够。”情景如此凄惨，连袁世凯也动了情，陪着隆裕太后抹了好几把伤心泪。如此欺负孤
是明太祖称帝前在南京创建的，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是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而形成的，属于自给自足的军屯类型。最初，每个军士受田15亩以维持生活。1365年，长江中游一些惨遭战火洗劫的地区被辟为军屯区，每个军士受田50亩，给耕牛农具，并免其田租徭役。这种制度，使各地卫所军士在明初25年中，每年都能生产约3亿公斤粮食，足以供养100万军队，从而使朝廷无须从国库按月拨发粮饷便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边防力量。卫所军士皆由身份永远不变的世袭军户充任。卫所军官也世袭其职。这样，卫所制度一方面表现出朝廷有决定其臣民之身份的权力，同时也展示出封建化的巨大潜力。世袭的军士会因其身份相同而形成牢固的个人联系，因此必须尽力防止将领与军士的关系过于紧密，并对整个军队组织加以严密的行政控制。各卫之事务由三司分掌：都指挥使掌兵，此外有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所有军户的户籍皆由五军都督府管理，军队调动权则在兵部文职大臣手中。当卫所军队被征调作战时，其军士便脱离了卫所军官，由都督府指定的总兵官统领，而总兵官则向通常由朝廷大臣出任的统帅负责。要使这种精心设计的自给自足的军事制度永久存在下去，必须维持世袭军户的素质和义务。但15世纪后期，意味着该制度走向衰败的不祥征兆却出现了。朝廷中某些贵戚官僚开始驱使军士建造寺庙和宫室。不久，地方将领也把军士变为劳工，或向他们“卖闲”，每月交纳200钱就可免除军事训练。这样，卫所军官便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位。于是，商贾子弟纷纷重金行贿，求得此职以饱私囊，或将家奴登入军籍，借此来贪污军饷。有些军官甚至割占军屯土地，强令手下军士像农奴一样为其耕种。大量军士因得不到军饷又遭受如此剥削，而极力摆脱军户身份。据史载，至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许多边地驻军也只剩下兵力的一半。军官奉命出兵时，只好临时雇用矿工和盐工充数，或招募辽东、陕西的雇佣兵，而这些人与他们要去镇压的乱民常常出自同一社会阶层。似乎是为了弥补兵员的损失，明末统治者越来越重视长城的修缮，或以砖石加固旧城，或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这种防御心理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于卫所制度的衰落，它可上溯到明朝第三代皇帝成祖永乐时期。明成祖从其侄儿手中夺取皇位后，对拥兵驻守今关外之承德（热河）的兄弟宁王心怀疑惧。1403年他令宁王率部撤出承德，而将这一战略要地交给了曾支持他发动政变的蒙古兀良哈部。同时，他还撤回了驻守河套北部的军队，并加修长城，将辽东、广宁和大同防线连为一体。这等于将东胜一带拱手让给了北方民族，1462年——即明英宗在耻辱的“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瓦刺首领也先俘获后的第十三年——河套遂落入察哈尔部之手。不过，明朝并非总是被动挨打。当它逐渐控制塞北的时候，以及1390年后在蒙古人基本停止了袭扰中原的近60年间，明军一度控制了直抵朝鲜边境的东北地区。成祖曾亲率大军五次出塞；16世纪40年代，内阁首辅夏言又发动了驱逐蒙古、收复河套的战役。1547年，三边总督曾铣一度将蒙古人赶出了河套；但次年鞑靼首领阿勒坦汗又入境侵扰，并于1550年兵临北京城下。自此，人们对夏言的进攻之策丧失了信心。嘉靖朝臭名昭著的大臣严嵩，在置夏言于死地后改取守势；1570年，张居正（万历时升任内阁首辅）又以封王和开放边市贸易为手段，对阿勒坦汗进行安抚。这种策略也不是无懈可击。有人曾指责张居正，说他声称自己对阿勒坦汗的措施有利于中夏，是“虚辞以欺君父”；说今日把中华之丝绸绮绣变成了夷狄的日常服装，名为互市，实为姑息养奸。边防的筹划者以贸易特权贿买夷狄，夷狄反过来却用兵威敲诈我们。严嵩则被人们视为奸臣的典型，常与李林甫（勾结鞑靼出卖朝廷的唐朝大臣）、秦桧（1141年出卖爱国将领岳飞的宋朝大臣）相提并论。然而，对北方部落所实行的这种“羁縻”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边地驻军的膨胀，从而使明朝的军费负担因卫所制度的衰落而比以往更加沉重。尽管世袭军户日渐减少，军官数量却不断增加。14世纪末，京师驻军只有大约2700名军官，到15世纪中增至3000名，除禄米外，每年还要领取饷银48万两。此类开支在不断增长。到16世纪末，正规军已达120万人，仅基本开支——如果全额供给的话——就需白银2000万两。其中一部分被用来征招募兵，以弥补世袭军士之不足。募兵每人每年的饷银为18两，若在边地则外加5两，其家庭也可得到一份津贴。1492年，明朝颁行开中制度，鼓励商人运粮至边防，换取盐引回内地兑盐经营。但这一制度1500年后便逐渐废止，致使边地米价迅速上涨，每担（60公斤）值银5两。边地所需军饷当然也要随之增加：1500年为5万两，1573年增至280万两，1586年又增至360万两。这项庞大开支，需由太仓府库支付。16世纪80年代，地方每年向太仓纳银，其白银储备通常能保持600万两。但由于边地军饷不断增加，16世纪末为征讨鞑靼、平定西南土著叛乱和帮助朝鲜抗击倭寇，又花去1200万两，太仓储银也很快消耗殆尽。至1618年，太仓储银只剩下了12万两。就在这一年，后金大败明军，攻占了抚顺，明神宗不得不解开私囊，来填补兵部的50万两赤字。（当时东御府储银仍有300多万两。）为应付这些不断增长的开支，明朝又开始加派赋税。1619年，加派辽饷，税率约为9％，除京畿皇庄外，全国各地都要交纳。由此额外征银520万两，但仅够支付辽东一边18万军队和9万战马的费用，而无法顾及九边中的其余八边。此后几年中，整个边地军费仍在持续增长。米价也不断上升。从1520年到1620年，米价翻了一倍；从1620年到1644年，又上涨了20％。1630年，明朝又提高了辽饷税率，向全国特别是江南地区进一步搜刮，但仍入不敷出。
汉族边民与满族奴隶
此时，明朝关外驻军的编制，同原来的卫所已大不相同。甚至内地军队，也由照例任职10到12年而不迁转的将领直接统辖。中央的都督府已失去权威，变成纯粹的文书处理机构。旨在实现相互牵制与平衡的三司分权的地方军事制度，也被指派督察官员去“巡抚”某一地区的做法所取代。1550年后，这些巡抚又成了常设的地方长官。巡抚之上又有总督军务，通常由文职大臣充任，但在其辖区内兼有财权和军权。在沿边各地，这些总督又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长官。当关内军队不再由昔日的军户充任，而代之以募兵时，东北地区仍存在军户，其中许多人是来自山东和山西的移民，但此时他们已与辽东人大致同化了。这些辽东军户或经商，或务农，但主要身份仍是军士，并逐渐发展为一种武人阶层。其将领皆父子相袭，朝廷的任命不过是例行程序；下级军官统领着由家丁组成的私人武装，又与其上级军官形成依附关系。朝廷在如何对待这些武人家族及其军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有些大臣，像16世纪80年代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和17世纪初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认为稳定边防的唯一办法是承认甚至鼓励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另一些大臣，尤其是都察院官员，则反对这种将导致权力分散的作法；明末国子学的官员还将他们比作唐末的军阀。只要明朝不对东北作过多干预，辽东武人便依然忠于朝廷；但中央集权却因此而削弱了。当然，严格的文化归属观念——夷夏之辨——一直占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边地武人逐渐发现，夷狄部落的军事首领比明朝皇帝的文职大臣与他们更相投合。事实上，作为边民，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汉族边民与夷狄部落之间，并无明确界线，因而双方相互同化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明朝最早的卫、所，多由蒙古人组成。同样，1369年在甘肃被明军击溃的元朝军队中，也有汉族士兵。直到16世纪，还常有汉人投奔蒙古，为其充当顾问，或从事外交活动。嘉靖年间，投奔蒙古向阿勒坦汗寻求保护的白莲教徒便多达数万。在东北，满族的前身女真人中也有许多汉人。其中一部分自然是战俘，另一部分也可能是自愿归附满族的明军逃兵。他们的同化，一方面反映了满族对接受其文化的外族人，包括居住在今朝鲜北边、西伯利亚和吉林省山林中的朝鲜人的接纳；另一方面，可能也与辽东居民所固有的善战、强悍等独特品格有关。他们使用满族姓名，遵从部落习俗，实际上已成为境外居民。他们超越了本民族文化的界线，终于失去了汉族的特征，在生活方式、语言、习俗和体格等方面，都更接近于满族人，而与其同胞反相去较远。由于失去了汉族特征，包括汉人姓名，人们很难在早期满族人中识别出这些境外居民。有证据表明，能说流利的汉语和满语，负责为努尔哈赤处理同明朝、朝鲜的所有往来文书的达海（卒于1632年），就是一个境外居民家族的后裔。还有迹象说明，在日后发展为八旗的满族军队中，有16个纯粹的汉人牛录。1623年，努尔哈赤下令，对1619年以前加入满族的汉人同其后加入满族的汉人要区别对待，前者应视同满人，这表明他们被满族生活方式所同化已达何等程度。努尔哈赤的此项决定还表明，在所有实际意义上，这些已被同化的汉人牛录都被视同于满族军队。不过，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移民满族地区的汉人，大多未被吸收为满族部落成员，而是由战俘沦为奴隶。在满族统治下的蒙、汉人中，被“收”为“民户”、从而与满族人处于同等社会地位者，和被“获”为“人畜”、并分赐将士充当奴隶者，处境大不相同。后者被称为“包衣”，其经济功能大不一样。其中一部分完全是满族人的家奴。另一部分则在努尔哈赤及其他满洲贵族自1596年创立的由庄头管理的拖克索（田庄）中从事耕作。在满族的军事力量迅速增强的过程中，他们的最大贡献，或许就是促进了满族社会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在15世纪末，正是汉族和朝鲜的战俘，向女真传授了用从内地和朝鲜偷运来的铁制造兵器的技术。1599年以后，满族人甚至学会了开矿冶铁。17世纪初，有数百名外族工匠在努尔哈赤的都城赫图阿拉制造弓箭、铁器和盔甲。赫图阿拉城也是在汉族工匠的帮助下建造的。所用资金，可能是用毛皮、宝石、人参等从内地和朝鲜换来的。汉族包衣在人参贸易中也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17世纪初，人参加工技术有了新的进步，使人参贸易获得重大发展。这些经济上的成就，使努尔哈赤在16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东北城居各部落争夺军事霸权的斗争中，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当时，满族地区的霸主是哈达部首领，他控制着海西地区的一个部落联盟，其中著名的部落有叶赫、乌拉、辉发和浑河。哈达首领的权威得到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的承认，并被其授予都指挥使的头衔。海西以东的鸭绿江沿岸有另一群部落，当时多称为建州女真，他们也受哈达统辖，但不大顺服。16世纪80年代初，建州女真联合当地的其他小部落，试图摆脱哈达，并将矛头指向已同多数大部落一样转入城堡生活的叶赫。李成梁注意到这一不安定迹象。1583年，他决定在一个名叫尼堪外兰（满语：意为“汉人外郎”）的明朝境外居民协助下，出兵干涉。努尔哈赤的崛起
明朝对付女真的一般策略，是尽力维持各部落的均势，防止其中某个部落成为独霸东北的势力。维持均势的手段，通常是对所有部落都公正地给予贸易优惠，同时将一个明朝官衔授给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让他作为临时领袖去维持和平。这一策略若能很好地贯彻，明军便只须每年冬季从开原等镇开进草原，以“烧荒”为名，深入女真各部，接见其首领，并赐给他们食物、酒、布匹和化妆品等等，而不必进行更多的干涉。但眼下，一个完整的部落联盟似乎就要崩溃了。李成梁感到有必要进行直接干预。在尼堪外兰的怂恿下，李成梁出兵镇压了一个以哈达为敌的部落，并且——也许是出于误会——杀死了建州女真爱新觉罗家族的祖父和父亲。这个家族的长子努尔哈赤，虽然很快便获准去继承其父的都督头衔和一批战马，但1583年，这位年轻的首领还是向境外居民尼堪外兰发动了复仇战争。1586年，努尔哈赤消灭了尼堪外兰，这使他成为这一联盟之主的合适的候选人。然而，他既不是哈达部也不是叶赫部之人，因而未必能最后登上霸主宝座。不管怎样，到1589年，那位明朝辽东总兵决定授他为都指挥使，承认了他在鸭绿江流域的最高权位。努尔哈赤本人则已作为建州女真的著名首领，建起了自己的城寨，并违心地同叶赫、哈达结为姻亲。他还将本部丁壮训练成一支凶猛的骑兵部队，用自己田庄的收入向他们提供粮草和兵器。由于努尔哈赤势力的增强，他同其他部落的关系随之恶化。1591年，叶赫首领纳林布禄决定摊牌，遂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纳林布禄便率领哈达、辉发部，向努尔哈赤发动了进攻。两年后，在浑河岸边的扎喀一带，双方展开了决战。结果，努尔哈赤大获全胜，消灭纳林布禄4000人，缴获战马3000匹。不久，努尔哈赤又巩固了与西方蒙古的联盟，确立了自己的最高领导权。在较短时间内，他吞并了哈达（1599），击溃了辉发（1607）接收了乌拉（1613），消灭了叶赫（1619）。努尔哈赤的军事胜利，特别是对其他部落集团的吞并，使他感到有必要为部落联盟建立一个将从根本上改变东北地区力量对比的新的组织形式。原先，努尔哈赤指挥作战，是通过女真族传统的由10到12名丁壮组成的小型狩猎单位进行的，他们大多有血缘或姻亲关系，属于同一个哈拉（氏族）或穆昆（亲族）；否则就是同一个发尔嘎（falga，里）、嘎山（寨）或后屯（hoton，镇）的居民。在1599—1601年间，对哈达的征服，及对其所属部落的吞并，至少在原则上使努尔哈赤有必要建立一种更为有效的组织形式。1601年，努尔哈赤根据蒙古旧制设计了一种新的制度，规定每300户组成一牛录（汉语称佐领），由一名牛录额真统领。其后又渐渐发展出五牛录为一甲喇（或称参领）、五甲喇（原作“十甲喇”，误——译者）为一固山（或称旗）的制度。总共四固山，各有不同旗色（黄、白、蓝、红），分别由一名固山额真（或称都统）统领。至1614年，牛录增至约400个，当然不是每牛录都有300户。1615年，这些大多世袭其位的首领被正式授予官职及其所统部众；原来的四固山也增加了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四色，而成了八固山。与此同时，又在八旗之上设置了谙班（大臣）和贝勒（王）。谙班之职始设于1613年，当时努尔哈赤为对付图谋篡位的太子褚英，而求助于他的五个义子。1615年，努尔哈赤任命这五个最亲近的支持者为五谙班（五大臣），而将其在世的四个儿子封为和硕贝勒。不久，又增设了四小贝勒。于是，每固山都由一名贝勒总管。各贝勒都将其固山视为己有，但他们直接统辖的只有各固山中的巴牙喇（护军）。实际掌握各固山之军政大权的，仍是努尔哈赤任命的固山额真。因此，八旗制度是大汗努尔哈赤对全部军队的直接控制权和各贝勒之贵族特权的一种调合物。努尔哈赤以称汗的方式，获得了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他在1607年得到这一称号。当时，喀尔喀蒙古的使臣在巴约特部贝勒恩格德尔率领下，前来拜谒努尔哈赤，向他叩头，并称他为国，其实是在秦国列祖列宗艰苦奋斗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是数以百方计的鲜活生命倒在血泊中成就的。长平之战以后，赵国的军力消耗殆尽，赵国的灭亡已经是指日可待。秦国将会怎样对待长平战败的赵国呢？是让赵国苟延残喘，还是一鼓作气灭掉赵国？第21章邯郸之战由于赵孝成王的一系列失误，赵国在长平之战中付出了惨烈代价，几乎耗尽了赵国军队全部的有生力量，元气大伤，从与秦国平起平坐的一等强国，一下变成了三流国家。然而获胜后的秦国并没有停止进攻赵国的步伐。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159），取得长平大捷之后的秦军，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大将白起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龁率领，攻下皮牢（今山西翼城东）、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一路由司马梗率领，攻克太原郡（今山西中部）。白起回国，上报秦昭襄王，要求增加军粮供应，一鼓作气消灭赵国。刚刚在长平之战中遭受重创的赵国，能够应对秦国的进攻吗？赵使入秦求和秦军攻城受挫此时，秦国对是否立即灭赵产生了不同意见。三年的长平之战虽然以消灭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告终，但是，秦国损失也非常大。秦国士兵死伤过半，国内空虚（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秦昭襄王对是否马上灭赵持存疑态度。这是“主疑”，君主对这场战争犹疑不决。秦国大臣也因邯郸之战爆发了一场斗争。白起虽然立了大功，但是，他是秦国前丞相魏冉所起用的大将，而此时魏冉已经告别了政治舞台。新任丞相范雎是靠着挤兑魏冉登场的，因此，范雎对魏冉提拔重用的白起深怀戒心。秦军在长平之战后立即发动对赵国的进攻，使赵国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因为赵军主力在长平之战已消耗殆尽，如果秦军兵临赵都邯郸，赵国将面临灭顶之灾。惊魂未定的赵孝成王立即派出使者出使秦国，游说范雎。赵使的游说抓住了两个关键点：第一，白起功压范雎。赵使携带重礼拜见秦国相国范雎，一见面，赵使立即问范雎：秦军要围攻邯郸了吗？范雎说：是的。赵使接着说：邯郸一围，赵国必亡，赵国一亡，秦王就可以称霸天下了（赵亡则秦王王矣）。但是，白起立了灭赵大功，攻取了赵国七十多座城池，南定楚国都、郢、汉中，北灭赵括之军。即使是古代的周公、召公、吕望，功劳也无法超过白起（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如今白起又力主立即灭赵，赵国一灭，白起肯定位居三公高位。您身为秦国丞相，能不屈居其下吗？白起的功劳如此之大，即使您不想在他之下，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啊！您可不能让白起占尽秦国之功啊（今赵亡，秦王王，则一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第二，秦国得地不得民。秦军曾经占领韩国上党，上党的百姓全部逃到赵国，坚决不当秦民。如果灭了赵国，结果会怎么样？赵国北部的百姓肯定逃到燕国，赵国东部的百姓逃往齐国，赵国南部的百姓逃到韩国。秦国能得到多少百姓？秦国占了赵地却得不到赵国百姓，这些赵地有何用处？所以，与其攻灭赵国，不如让赵国割地议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赵使这一番话完全说到了范雎的心坎里。于是，范雎对秦昭襄王说：秦兵经过长平之战非常疲劳，应当允许赵国割地求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于是，秦昭襄王驳回了白起一鼓作气吞灭赵国的请求，采纳了范雎的建议，允许赵国割六座城议和。这叫“相谗”，丞相谗害将军，将相不和。白起力主趁赵国元气大伤、民心不稳之时立即攻下邯郸，最后得到的竟然是秦昭襄王撤兵休整的命令。白起心中颇为不快，但是，王命又不能不从。被迫回师的白起打听了一下，得知是相国范雎的主张，从此，白起和范雎有了隔阂。到了九月，经过数月休整之后，秦昭襄王派大将王陵率兵攻打邯郸。此时的白起正生病，没有出征。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前258）正月，王陵攻打邯郸，略有进展，秦昭襄王立即增兵邯郸。但是，王陵接下来的攻打却并不顺利，损兵折将。此时，白起的病也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派白起接替王陵。白起说，邯郸不容易被攻下来：一是诸侯的救兵快到了，秦国将再一次面临诸侯的合纵抗秦，而且，诸侯各国对秦国的仇恨非常深。二是秦国虽然打赢了长平之战，但是，秦国自身也是“死者过半”，国内空虚，战场又远离秦国。三是赵国殊死抵抗，因为这次打的是赵国国都（争人国都）。四是秦军内外受敌，赵居城内，诸侯在外，对秦军形成合围之势。所以，秦军这次肯定打不赢。秦昭襄王一看自己指挥不动白起，便让相国范雎去请白起。白起上次一鼓作气攻下邯郸的计划就毁于范雎之手，现在，范雎来劝自己挂帅，白起自然以有病为由，称病拒征。秦昭襄王一怒之下，判白起迁徙之刑，发配到西北的阴密地区（今甘肃灵台一带），听说白起对此心有怨艾，秦昭襄王赐其宝剑，令其自裁，白起行至杜邮自杀。白起拒不出征，秦昭襄王无奈，只好派王龁代替王陵担任前线总指挥。战争持续到这一年的八九月份，邯郸还是久攻不下。这叫“将弱”，秦国派出攻打赵都邯郸的将领太弱。主疑、相谗、将弱，有了这三个因素，邯郸之战怎么打呢？庞大的秦军把邯郸团团围住，但由于赵军的誓死抵抗，秦军攻不下邯郸城。赵军在元气大伤的情况下，据城死守，但依靠赵军现在的军事实力，它也不能打败秦军。所以，秦军和赵军一度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但赵国首都邯郸被围困，一旦被攻破，赵国就有灭顶之灾。因此赵国形势依然岌岌可危，处在这种危险的状态下，赵国采取了什么办法来解邯郸之围呢？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国在进行殊死抵抗的同时，展开了积极的合纵努力。赵国的合纵分为两路，一是求救于魏，二是求救于楚。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姐姐，赵国的危难促使平原君不得不紧急求助于魏公子无忌。魏王听了无忌的报告，立即派大将晋鄙率领十万大军救赵。秦昭襄王听说后，也立即传话给魏王：我很快就会攻下赵国，诸侯谁敢救赵，灭赵之后我就立即灭谁（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接到秦昭襄王捎来的口信，吓得赶忙派人通知晋鄙，停止进攻。晋鄙得到王命，将军队驻守在边境之上，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魏王一方面命令晋鄙停止前进，一方面派了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辛垣衍对赵孝成王说，秦国、齐国曾经相互称帝，但是，不久在各国压力之下都撤销了帝号。现在齐国已经非常衰落，不可能再称帝，只有秦国有能力称帝。所以，我认为秦国攻邯郸是假，要求赵国带头称秦王为帝是真。如果赵国真的尊秦昭襄王为帝，秦国一定非常高兴，邯郸之围可以立即解除。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听了之后犹豫不决。此时，一位叫鲁仲连的齐国义士恰好在围城邯郸之中，听说了这件事，找到平原君，并通过平原君见到了辛垣衍。鲁仲连对辛垣衍说，秦国是一个不讲礼义、崇尚杀人的国家（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一旦我们尊秦王为帝，一定会使天下苍生深罹其殃。魏王是没有认识到奉秦为帝的危害，所以才会劝赵国这么做。一旦魏王明白这种危害，绝对不会尊秦为帝，而且会帮助赵国。尊秦为帝有什么害处？秦王一旦称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换诸侯的大臣，把贤明者说成是无能者，将无能者说成是贤臣，甚至可以指派自己的宫女做诸侯的妃姬，安插间谍在诸侯的寝宫里（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如果魏王的殡妃全部是秦国派来的女特警，魏王还会有一天安宁的日子过吗？您还能受到魏王的信任吗（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一席话说得辛垣衍再也不敢劝说赵孝成王尊秦为帝了。不尊秦可以，但是，当前的燃眉之急是如何解除邯郸之围。邯郸被围之后，平原君多次写信给信陵君，催促他想方设法救赵。信陵君不但自己劝说魏王，还派手下的门客劝，但是，魏王惧怕秦国，始终不肯让晋鄙出兵。平原君不了解魏国这边的实情，看到魏国军队迟迟不至，急得天天催信陵君，而且话说得让信陵君很为难：公子是急人之难的人，如今邯郸早晚都会被攻破，魏国救兵不来，这是急人之难吗？公子即使看不起我，即使不愿帮助赵国，怎么也不能不顾你姐姐吧（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信陵君听了是又羞又急。但是，无论信陵君派多少人去游说魏王，魏王因害泊秦国，主意坚定，不敢出兵救赵。万般无奈的信陵君只好亲自率领一百多辆战车的宾客救赵，以作殊死之战。经过魏国都城大梁城门之时，信陵君拜访了自己的好友侯生，诉说了自己的困境以及与秦军誓死一战的决心。侯生听了这一番话，冷冷地说：公子你好自为之吧，恕老臣不能送行。信陵君走了几里地，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平时对侯生那么好，天下无人不知。但是，我今天奔赴疆场，侯生竟然没有送我一句话。难道我做的有什么不对，’惹得侯生不高兴？信陵君越想越郁闷，于是立即掉头再访侯生。侯生看见信陵君回来，笑呵呵道：我就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的。公子待我一向不薄，今天公子要自投死地，我不送公子一句话，公子一定会非常遗憾，所以，一定会回来。信陵君问计侯生，侯生说：我听说能和晋鄙的兵符相合的另一半兵符在魏王的卧室内，只有最受魏王信任的爱妃如姬可以出入魏王的卧室，窃出兵符。我还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魏王亲自出面追查凶手，最终也没有成功。后来，还是公子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一直想为公子效力，苦于没有机会。公子只要一张口，如姬一定会为公子偷出虎符，夺取晋鄙之军，救赵退秦。信陵君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求助如姬，如姬果然将兵符窃到，送予信陵君。信陵君这次再告别侯生时，侯生嘱咐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公子即使与晋鄙核实了兵符，也不一定能让晋鄙交出兵权。如果晋鄙再向魏王请示，事情就麻烦了。我有一位门客屠夫朱亥，可以和你一块儿去。这个朱亥是位大力士，晋鄙若交出兵权万事皆休，若他不交兵权则当场杀了他。信陵君带着虎符出发那一天，侯生对他说：我老了，不能随侍公子。我计算着行程，估算公子到达晋鄙军队之时，我会北向自刨以送别公子。信陵君到了晋鄙的军营，晋鄙核对了兵符，没有问题。但是，晋鄙的心里始终忐忑不安，他对信陵君说：我现在统率十万大军，驻守国境，担负国家重任。现在你一个人坐一辆车来就要取代我，我怎么办？朱亥一听，立即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重的大铁锤，杀了晋鄙。信陵君夺了军权，立即下令：父子俩同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中的，兄长回家；独子无兄弟者一律回家。此令一出，军中欢呼雀跃。余下来的八万精兵，个个摩拳擦掌，向邯郸进发。魏国八万救援大军直奔赵国都城邯郸，信陵君所率的魏军能解邯郸之围吗？平原赴楚毛遂定盟散尽家财李谈退兵信陵君得到好友侯生的指点，窃符救赵，在边境夺了魏国大军的兵权，然后率领八万魏国精兵奔赴邯郸，这可以说是救援赵国的一支有生力量。面对秦军对邯郸重重包围的困境，赵国也不敢把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在向魏求救的同时，平原君亲自向楚国求援。现在魏国的救兵搬来了，那么赵国还能搬来楚国的救兵吗？临行前，平原君在自己的门客中挑选随从，原打算选拔二十名，但是，最终只选到十九人，就差一个人，但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了。此时，平原君门下有一位叫毛遂的人，主动找到平原君说愿意补足现在还差的一个名额。平原君不认识毛遂，便问毛遂：先生在我门下待了几年了？毛遂答：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就像是锥子放在布袋之中，锥尖马上就会冒出来。先生在我门下待了三年，我还一无所闻，可见先生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毛遂回答道：今天就请将我放在袋子里吧。如果早把我放在袋子之中，我早就脱颖而出了。这就是成语“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的出处。平原君最终还是决定让毛遂一块儿出行，但是，其他随行的十九个人都看不起他。毛遂也知道这十九门客看不起自己，出国后，毛遂和这十九个门客谈起说楚一事，语出惊人，谈必中的，这些门客都对毛遂佩服得五体投地（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当平原君和楚王商讨合纵抗秦之事时，从日出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那十九个门客对毛遂说：先生上。毛遂二话不说，带着佩剑走上台阶。上台之后，毛遂走到平原君面前问：合纵的利害两句话就说清楚了，今天从早上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结果，到底因为什么？楚王不认识毛遂，马上问平原君，这位客人是谁？平原君回答，这是我的门客。楚王一听，立即对毛遂吼道：还不赶快下去！我和你的主人谈事，你插什么嘴！毛遂手握利剑说：大王之所以敢训斥我，是因为你觉得你手下人多势众，但是，十步之内，你楚国人再多也派不上用场。大王的性命悬在我毛遂的手中（王之命悬于遂手）。我的主人在这儿，你凭什么训斥我？再说，你不觉得楚国太窝囊了吗？一个白起竟然横行楚国，率领几万人攻楚，一战即拿下楚国的鄢、郢，二战就焚烧了楚国先君的陵寝，三战又羞辱了楚国的先君（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连赵国都为楚国感到羞愧，大王却不知羞耻。原来，白起前些年仅率部分秦兵攻楚，就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毛遂才故意提起此事来刺激楚王。毛遂接着说，合纵抗秦也是为了楚，并不仅仅是为了赵。楚王听了毛遂这一番话，回想起白起攻楚的尴尬，便立即答应和赵国结盟，派兵救援赵国。平原君目睹了毛遂在楚国的出色表现，非常欣赏毛遂。他率赵国使者先行回到邯郸，立即将毛遂奉为上客。此时邯郸城中的形势已是千钧一发，魏国、楚国的救赵大军还没有到达，邯郸城中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向秦国投降。虽然赵国不仅搬来了魏国的救兵，还请来了楚国的救兵，而且现在两路大军正浩浩荡荡地向邯郸开进，但依靠当时的交通条件，两路援军到达邯郸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秦军的进攻却从来没有停止。危在旦夕的邯郸城内，平原君万分焦虑，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赢得时间、等待救援呢？恰在此时，邯郸宾馆一位吏员的儿子李谈（《史记》作李同，司马迁避父司马谈讳而改）问平原君：您不担忧赵国灭亡吗？平原君说：赵国一亡我就要作俘虏，我怎能不担忧呢？李谈接着说：邯郸城中的百姓，拿人骨头当柴烧，交换孩子当饭吃，形势危急到了极点。然而您的后宫姬妾侍女数以百计，穿着丝绸，肉菜都吃不完，百姓们则粗布短衣都难以遮体，粗食都吃不饱。百姓困乏，兵器用尽，您的珍宝却丝毫无损。假如秦军攻破赵国，您还能拥有这些东西吗？假若赵国得以保全，您又何愁没有这些东西？现在您如果能让夫人以下的人都编到士兵队伍中，担负守城任务，把家里的东西全都分给士兵，士兵们在危急之时最容易感恩戴德。平原君采纳了李谈的建议，散家财征得三千人的敢死队（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谈率领这三千人的敢死队奔赴秦军，进行自杀式的进攻，秦军被打退了三十里。李谈战死在疆场之上，但这三千敢死队却为赵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就在赵国得到喘息之时，魏、楚两国的援赵军队也火速赶到了邯郸。在魏、楚联军的合力夹击下，秦军招架不住，被迫退兵。最终秦将郑安平（“昭王称霸”中用车载范雎自魏进入秦国的使者，时任将军）竟率两万秦兵投降（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秦军将领被六国军队打得投降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赵、魏、楚
呕。莫炎丝毫没有理会她们的不妥，涂抹完毕后喉间继续发出低吼，遁鬣的动作猛地快了起来，面前一阵土块纷飞下现出了一段筑实了的土墙。“呼呼”，我第一次听到莫炎手中的虚火发出燃烧声，平日淡色的火焰此刻却已变成了深邃的绿色，那诡异的色泽将满身浴血的他映得有如地狱恶鬼一般狰狞恐怖。双手盘动间，两团深绿色的火球在遁鬣的体内循环飞舞了起来，脚下一片震动，四周的空间仿佛又增大了许多。十指相扣握在胸口，大拇指并排平指向前，莫炎双手猛一拉开：“灵火破阴诀！”飞舞的火球怦然相撞在一起，大蓬火焰暴涨开来，眼前笼罩起一片深绿色的光芒，奇妙的是周围的景物竟比刚才更为清晰了。遁鬣的身躯往前突了突，一双半透明的前爪叩在了土墙上，土块渐渐剥落，现出一种奇怪的乌色。忽然，遁鬣的双爪收了回来，身躯不断抖动，震动之下我们几乎跌倒。“莫炎，让遁鬣后退，这层墓墙是尸水浇筑的。”我想起阴墓的构造原理立即说道。阳穴阴墓的封口上都会用尸水浇筑一道七尺厚的墓墙，但彼此的作用各不相同。阳穴所在的位置比较接近地面，受阳气的影响较重，在它封口处的尸水墓墙是用以增加阴气引导生气进入阴墓的。但阴墓的尸水墓墙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在它封口处的尸水与阳穴不同。用来制造尸水的墓工并不是被墓土直接闷死的，而是强行塞住七窍，在尚未断气前用化尸药物活活将其融解成尸水。因此，这些尸水中完全吸收了墓工自身的生气以为阴墓所用，同时也吸收了他们死亡时的怨恨意识。这些凝聚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怨毒的墓葬防护，以至于人或动物触及封口便会立即中毒，皮肤溃烂，就连虚灵遇到也一样会被伤及。遁鬣就是被这个伤了前爪，莫炎的灵火破阴诀应该是可以克制阴毒物质，但却也无法完全保证它的安全，要想继续挖开墓墙看来是不可能了。眼前的景物稍许远离了些，遁鬣那双半透明的前爪隐隐布上了一层黑色。莫炎猛地顿足，双手不断搓动，深绿光芒大闪了数次，那黑色终于渐渐消褪而去。“尸水怨毒太重。”莫炎低喘一下，“用驭金试试。”我点点头，意念一阵涌动，墓墙左右的土壤迅速向外翻滚，不多时通道两旁便空出了两个土穴。紧跟着凭空凝起了数根粗大的金属尖锥，锥体上布满了错落的绞齿，旋转中轰然钻进墓墙。乌色的泥土不断飞溅，立刻被边上涌出的黄土迅速包裹起来，层层填入两边的土穴之中。“轰……哗啦……”在尖锥和黄土的钻裂吞噬下，七尺厚的墓墙倒塌了下来。我不敢怠慢，转瞬将尖锥化作斗锹，飞舞着把乌色的墓墙残块清理到两边，用黄土完全封埋了起来。莫炎并没有在意我一气呵成的举动，只是用双眼不断注视着周围，手中凝起的灵火忽涨忽落。突地，他口中发出一声低吼，手中灵火飞散挥出，身周的空间感随即消失，几片淡色的物质扑面而来，直直映入了众人的身体。“遁鬣不能再走了。”莫炎望了下黝黑深邃的前方，“附上它的精气，我们步行。”双脚踏在了泥土上，那些淡色物质便是遁鬣的精气，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每个人都被一层像肥皂泡一般的透明物质包围着。我试着吸一口气，呼吸间没有什么障碍，似乎这个保护层可以提供氧气，和刚才在遁鬣体内的感觉并没有什么不同。打开射光手电，莫炎大步在前面引路，晖儿与S紧随其后，我则一路小心地在队尾断后。墓墙后面是一段砖砌的墓道，大概一百米左右的样子，四壁的砌砖是云南砖木建筑中常用的那种。墓道铺设得很简朴，除了拼接部分十分整齐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墓道的尽头端坐着一只两人多高石兽，精湛的雕刻与这简朴的墓道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一眼就认出了这只石兽——凶兽穷奇！“这里怎么会有穷奇的石像？”晖儿一脸匪夷所思地问道。“大傩十二神兽驱邪，穷奇在其中是专门对付蛊的神兽。”莫炎小心地在石像周围探视着说道。“这是大傩穷奇？”我记得这是历史记载中穷奇唯一的正面形象，“后汉时期的东西怎么跑古滇阴墓来了？”莫炎用手在穷奇的嘴里拨弄了一下，一阵轧轧声响中石像向两旁裂开，地上出现一个方形的入口。“这并不奇怪。”莫炎探了下入口，回头道，“滇王金印也是汉王御赐的。”他说的倒也都是事实，但不知为什么，隐约间我总觉得有些莫名的不祥，可一时间又无从想起。脚下跟着队伍进入口，大脑中下意识地警惕了起来。入口往下是一段不太长的阶梯，不消几步便跨到了下层地面。这层的空间并不大，正对入口有两扇高大的暗红色石门，地面铺设着宽大的长条青石，两侧的墙上也完全被青石板所覆盖。和先前墓道所不同的是，墙面和地上遍刻着内容丰富的阳文凸雕。雕刻内容并不难懂，基本是对滇王生平功绩的描述，也有不少征战和降妖伏魔的场面。但雕刻延续到石门的时候就完全消失了，石门前大约半米的范围是完全的一片空白。走到石门前的空白处，莫炎抬手示意大家停下。“这里的味道很奇怪。”他小心地摸了摸地上的一块石板道，“王亦凡，你能听到什么？”“一种奇怪的流动声，但不是水，似乎是很重的什么液体。”在石板上走动时我便发现了这种异常的声响，但却很难辨别出是什么，直到接近石门的时候那声音才清晰可辨。“应该就是了。”莫炎点点头，“一会就看你的了。”话刚说完，他抬脚在空白石板处用力一踩，咕噜声频频响起，那些石板挨个翻了过来，另一面居然是一片与先前风格相同的雕刻。汩汩声四起，脚下的地面开始有规律地震动了起来，面前的石门徐徐下沉，大片银灰色的液体缓重地从石门后流淌出来。是水银！原来莫炎早就闻出味道了，难怪先前会那么说。我心中抱怨了一下，却不敢怠慢，立刻控制起水银的流动来。涌出的水银在控制下渐渐聚起，形成了一个大大的立方体。在石门完全沉下后，立方体已大约占据了石室的三分之一，地下的青石开始迸出轻碎的喀喇声。我硬生生将聚合的水银立方体分开，示意莫炎他们迅速通过，自己则慢慢地尾随其后走进石门。莫炎左右找了一下，拉动内侧的一个石环，石门再度升起，轰然合上。我不由一泻劲，门外汹涌的水银流撞在门壁上发出一阵大响。“石门里那么多的水银。”晖儿呼了一口气道，“这东西是拿来防盗墓贼的吧。”“水银是有毒金属，又是液态，既可以杀人又可以启动机关。”我疲倦地靠在墙上道，“我们的祖先真有智慧，会那么青睐这种变态金属。”石门里的空间十分狭窄，一堵奇怪的石墙正对门口。墙面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六个石刻的兽头，张开的大口上还残留着些许的银灰色，看来刚才的水银便是这些兽头中流出的。墙体和石门内壁上遍布着一些石刻文字。“哈尼族象形巫文。”莫炎四周看了看道，“阴墓里不该有这东西。”“这巫文是不是用来聚阴的？”念头一闪，我心里不由一阵发怵。莫炎沉重地点了下头，自顾对着石墙思考起来，眼中透出一丝凝重。大量水银配合聚阴的符咒，这种罕见的搭配方法只在先秦时期有过记载。水银古代被称为“流银”，在墓穴风水布局的应用上属于至阴至寒局相。单从表面上看，是用来阻隔阳气冲撞，保证墓内阴气纯正，并固实地下生气。但水下的泥土为阴土，聚魂巫文聚集的是阴魂。水银在阴土阴魂的滋生下蕴含了极重的阴气，再加上阴墓的格局本就属于至阴，这恰恰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墓葬格局——三阴墓局。“公孙和晖儿怕不怕死尸？”莫炎问了一句。“进来前就有心理准备。”晖儿靠近我身边道。“怕，当然怕。”S坦白地说道，“不过我更怕自己变成死尸。”“不怕死尸就好。”莫炎卖关子的习惯实在是讨厌，我有些不耐烦了，刚想说些什么，却发现他脚边不知什么时候已趴着四只猫一般大小的动物。“尸獾？”这种背部有着四条交叉黑纹的尸獾是隐藏在墓穴里以死尸为食的虚灵，很多新埋尸体无端变成白骨便是它们的杰作。莫炎没有答话，轻挥了一下手，三只尸獾灵巧地蹿到我们身边，绕着脚下跑动了几圈，一股阴寒的感觉顿时包围了全身。“尸獾的尸气可以彻底掩盖生气。”莫炎看了看我，“我们低估了这个阴墓。”我立刻明白了莫炎的用意，但按他的说话习惯，晖儿和S这时估计已经一头雾水了，于是我便大致解释了一下其中的缘由。阳穴阴墓的格局可以令阴墓葬者得到充足的地下生气，并以阴气养护，因此阴墓中所葬一切死者的魂魄都会在此间游弋，换句话说阴墓里全是意识极强的鬼魂。正如之前我对晖儿所说的，这里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阴间。但三阴墓局的出现却自内部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墓葬结构，吸收了大量地下生气的葬者在阴气和聚魂的作用下会产生一种恐怖的活尸形态，就像已经干死的细胞在营养液中复苏一般。“不管这里埋的是谁，他已经在滇池下面做了两千年的古滇王了。”五、古滇尸王也许我可以将言语间的骇人收拾得更少些，可这样对晖儿和S而言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毫无准备的面对那些将要发生的事情只会横生枝节。两人的脸色现在都已经有些青白了，但却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六为阴数……”莫炎对着石墙似乎看出了一些什么，那兽头的雕工大开大合，除了可以分辨出不是人头之外，其余的却看不出什么究竟来。“会不会是大傩十二神兽？”我想起先前墓道口的那只大傩穷奇来，大傩十二神兽的记载甚少，《闻风拾水录》的虚灵篇里也只提到过穷奇而已。“甲作、胇胃、雄伯、腾简、揽诸、伯奇。”莫炎听了又仔细分辨了一下，“大傩十二神兽里的六阴兽。”“阴数、阴兽，原来这石墙是护墓的阴兽影墙。”我开始后悔刚才贸然闯进这里了，“阴兽影墙都是用来误导盗墓贼和藏放机关的，有它的地方就没有墓室。”“那是汉族的习惯。”莫炎指着一侧道，“这些兽头有古怪。”从他指的方向望去，顶部石壁正对兽头的地方有六个两指粗细的圆形痕迹，似乎是什么机关设置。“应该是机关。”莫炎手上闪出的灵火飘动着没入了四壁和脚下，“附近没有危险。”平息了一下心情，我闭目仔细聆听，四周的环境渐渐清晰起来，兽头的上部各自有个凹洞，而石墙的一角似乎有什么空隙。走过一看，那里的一块石砖上隐约刻着个太阳的标记。我轻轻地触动了一下，石砖应手凹陷了进去。石屑微微掉落，顶部缓缓伸出六根石柱，咯咯几声，准确地卡进了兽头的凹洞处。左侧的石壁轰然向内退进数尺，石墙上现出了入口。进了入口，眼前是一段仅容一人通过的甬道，如果这里设置了什么机关的话，连躲避的空间都没有。为了确保安全，我和莫炎依旧保持着一头一尾的位置，一边探查着周围的环境，一边小心地前行着，直到大家走出这段九曲十八弯的甬道。踏出甬道，奇异的景象立刻呈现在面前：空旷的长方形墓室里，整齐地队列着上百具身着怪异甲胄的干尸，胯下骑乘干瘪走形的战马，手上长矛不断挥舞，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嗬～～咕～～”队首的一具高大的干尸古怪地呼号了几声，手中长矛直指向我们，它甲胄上的花纹显然与其他干尸不同，似乎是个领队的骑兵长。虽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但不免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慑，至少我们三人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阵仗。“在它们眼里我们也是干尸。”莫炎低声道，大场面估计他见多了，言语间还是那样波澜不惊。我会意地点了下头，与莫炎一起伸开双手，示意手中并无武器，晖儿与S也战战兢兢地照做着。那骑兵长又是一声呼喝，队伍中两个骑兵驱马跃出，环绕我们跑动了几圈，口中回应了两声呼喝。骑兵长举起长矛，干尸骑兵的队伍闪开一条通道，在它们身后现出一道高大的门墙。莫炎泰然自若地迈入队伍中，目不斜视地向门墙走去，我们三人紧随其后，丝毫不敢左右观望。走入门墙，我暗舒一口气，身边的晖儿和S已是满头冷汗，冲着我苦笑连连。隔着遁鬣的精气层本来是闻不到任何味道的，但我相信在走过干尸队伍的时候，她俩一定和我一样，满鼻都是腐臭气味。脚下紧跟莫炎，我们刚刚舒缓的那口气，在门墙另一边又生生地吸回了喉咙里。这间墓室比之前大了数倍，上百具干尸分作三个方阵排列在面前，同样身着那种怪异甲胄，但没有骑马，手中尽是剑盾长矛和弓弩。如法炮制，我像先前那样伸开双手，缓缓向前走去，可还没迈上两步，几支弩箭便钉在了面前。干尸方阵分开两翼，将领模样的干尸呼喝了几声，我们一并摆手示好，却见它似乎在打量什么。一会，它挥动手中铁剑，示意我和莫炎过去，又指了指晖儿和S，口中呼喝声拉长了许多。莫炎看了下晖儿她们，转又望了下我，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似乎在忍耐着什么。“古滇步兵是强盗，这传说没错。”他的眼中似乎有些笑意，“这家伙看中公孙和你老婆了。”方阵中走出几个干尸兵卒，其中两个挥舞着手中的长矛驱赶我和莫炎离开，其余的则走向晖儿和S，那扭曲怪异的身形在我眼中显得有些猥琐。“它们找死！”我切齿低吼，怒气直冲上脑，那几具干尸兵卒手中的铁剑呼地脱手飞起，旋转间几颗干枯的头颅纷纷落地。莫炎一声低叹，手头两团灵火悄无声息地没入了身边干尸兵卒的体内，噗波几声轻爆，两具干尸碎裂在了地上。干尸将领见状发出连连呼喝，中间方阵的干尸兵卒直直冲袭而来，左右两翼方阵则快速分开，自两侧迅速包抄夹击。“小心它们的阵形配合。”莫炎双臂交叉凝出数团灵火，“快速夹击可是它们看家本事。”“速度越快，死的就越快！”先前一击得手，我信心大增，一班干尸不过如此，先前的畏惧早已抛在了九霄云外。四人背靠背地站立，我和莫炎尽量将晖儿、S夹在中间。一片弩箭密集射来，莫炎双手猛挥，灵火在空中相碰爆裂，飞涨的火焰顿时吞噬了那些箭镞。砰砰地几声枪响，晖儿和S端起斜挎的短柄猎枪，轰向逼近的干尸兵卒，正如莫炎所说的，近距离根本不需要瞄准，几具干尸在枪弹的轰击下头碎身裂。铁剑、长矛不断自干尸兵卒手里脱出，飞旋窜动中头颅、肢体满天散落，就连弓弩上的箭镞也被我激起，频频射入干尸的头部。“嘎～～嗬～～”门墙外传来一阵呼喝，先前的干尸骑兵跃马冲进了墓室，四周的干尸步兵如退潮般涌回，在骑兵整齐的列阵后重新排整了起来。马蹄声顿起，干尸骑兵全队列阵扑来。莫炎双臂大力开阖几下，一片灵火利刃般掠地横扫队中，大量马匹腿脚齐齐折断，成批干尸骑兵被抛向了空中。我急急挥手，地上散落的兵器全数飞起，那些干尸骑兵尚未落地便被铁剑切去了头颅，一部分则被长矛贯穿钉在墓室顶部。挡开一批投掷而来的长矛，莫炎招呼晖儿和S向干尸步兵频频射击，我堪堪对付住飞蝗般射来的弩箭，剩余的干尸阵形前聚起了一层手持大盾的兵卒，后排紧跟的一层兵卒以小盾护头，全阵开始快速推进。我正杀得兴起，看到干尸成队冲来，立刻聚起长矛、铁剑，大片向阵内横扫砍切而去。“当心它们……”莫炎见状向我大喊，声音未完，就见那些兵器像碰上了什么弹性十足的东西，全部弹落开去，几把飞散的铁剑险些砍到了我的身上。晖儿和S举枪一阵连射，几个干尸兵卒应声倒地。她俩的动作已比先前稳健了许多，凝重的表情似乎已习惯了现在的场面。“那是古滇象皮盾和象皮甲。”莫炎挥出几团灵火，落入阵中，“金属兵器会被弹开的。”“哦，还好它们没有象皮头盔。”我牙根发痒似地说道，转手招起一蓬弩箭直射过去。干尸兵卒举盾防护，弩箭却半途分转开来，划着弧线自两侧和后方射向它们的头部。干尸阵形即刻混乱了起来，大批干尸兵卒中箭倒地，失去防护的长矛、弓弩兵卒在莫炎和我的夹击之下不久便化作了满地碎块。四周陷入一片死寂，整座墓室里堆满了干尸、残块。众人对视间一阵无言，这场古今大战谈不上惨烈，却也已是激战连连。我扶着有点身软的晖儿，
呛。”啊，这样啊，如果她累了的话，我就不能请她……莫迪想，侧过身子，简娜风风火火地冲进屋，浑身都是活力，笑容满面。在屋里，莫迪注意到简娜看见熊熊的炉火时笑了，也看到她皱了皱鼻子，但立即克制住了。简娜说：“我和那印度人说，别关门，他正在关门，等等，我得给福勒太太买点东西。”“哦，我不缺东西。”莫迪说，听到自己要欠印度人的情，立即做出反应。自己每次去那家店都要和他吵架……他漫天要价，他少找钱给自己。谢天谢地，简娜没有听她的话。她在厨房里风风火火地转来转去，看缺些什么，然后提着空篮子就冲了出去，没等可怜的莫迪想起电池的事。她总是这么匆匆忙忙的！他们都是这样，我还没来得及转个身，就冲进来又冲出去了。不一会儿简娜就又冲了回来，嘭地关上大门，咣地推开这扇门，带回满满一篮子东西，莫迪一样一样地看，满心宽慰和庆幸。东西都在这儿，给猫吃的新鲜鱼，还有一罐阿华田。简娜面面俱到。她注意到猫屎了吗？水池里的脏碗？简娜微微一笑，意思是，没事的，看到这个笑，莫迪安静地回到火边坐着。简娜清理掉猫屎，把碗洗了，把餐具摆回架子上。因为她自己是那么年轻健康，她没想起来在厨房的桌上留几个盘子、一把勺子和开罐器，这样莫迪就不用弯腰俯首、四处翻找。莫迪坐在那儿，听着简娜在那儿忙活，忙着照顾我——心里想，啊，如果她记不得便桶……但是简娜走进屋来，手里拿了一小瓶白兰地和两个杯子。她递了一杯白兰地给莫迪，然后说：“我去……”然后她迅速地把脏痰盂提起来，拿走。我希望那里面没留什么能让她看出问题来，莫迪担心起来。但是简娜拿着涮干净后散发着美好松林清香的便桶回来，什么都没说。简娜往火边的椅子里一瘫，朝莫迪笑笑，拿起她那杯白兰地，一口干掉，说：“啊，莫迪，我这一天真是够呛，我告诉你啊……”然后她叹一口气，打个哈欠——睡着了。莫迪看到这情景，难以置信，却又明白事情就是这样，不禁大怒，勃然大怒。她一直等着和人说说、听人讲讲，有个朋友进行正常、像样的交流，也许过会儿一起喝杯茶，管她肚子、膀胱呢……而简娜倒好，睡起觉来了。外面已是漆黑。莫迪拉上窗帘。莫迪走到后门，看见桌下的脏碟子都没了，猫屎清理掉了，房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她把猫放进屋来，借此机会匆忙去了一趟厕所。她回到屋里，把火捅得更旺，然后在简娜对面坐下。简娜睡得……像个死人。莫迪之前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肆无忌惮地盯着人研究，细细检查一切“物证”。她坐在那儿，身子前倾，打量着简娜的脸，需要看多久就看多久，真好，简娜的脸就摆在她眼前。这是张讨喜的脸，莫迪想，但是有一点……不过，当然啦，她还年轻，这就是问题所在，她还不懂。不过看她脖子这里，这里有褶皱，可以看出岁月的痕迹。还有她的手，虽然干净、涂了指甲油，但这不是双年轻的手。她的衣服，哦，她漂亮的衣服，看那里露出来的丝绸，那是真丝，哦，我知道它值多少钱，知道它是什么。还有她漂亮的鞋子……她身上没有垃圾货，从来没有。还有她那顶帽子，花了那么一把钱，也没有好处。看看，她就把它那么摔在床上，那漂亮可爱的帽子，猫差不多就躺在上面了。看那里那些漂亮的小白翎毛……诺罗夫斯基夫妇以前说，他们的员工中，整小翎毛谁都比不过我。我现在还能做呢，本事都还在，技术都还在手上……不知道我能不能……莫迪小心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拿起那顶可爱的帽子，回到座位上。她看着镶边的缎子，细细打量这镶边是怎么缝上去的——该说是怎么融铸进去的吧；嗯嗯，做这顶帽子的人是个行家！还有这些小白翎毛……莫迪打起瞌睡来，然后又醒了过来，因为楼上的冰箱又轰隆轰隆地吵起来了。但是它几乎是立刻就停了，说明它其实已经闹了好一阵子了，因为它一次要转一个多小时。简娜还在睡觉。她都没换过姿势。她的呼吸那么轻，莫迪很担心，死死盯住她以确定……简娜在睡梦中微笑？或者说这是她睡觉的姿势造成的？哦，她绝对是要落枕了……那她是不是要在这儿过夜了？呃，她指望我该怎么做？枯坐一夜？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只考虑自己，根本不顾别人，他们不考虑我……莫迪·福勒坐在那儿，抚摸着那顶漂亮的帽子，望着沉睡的简娜，怒火中烧。莫迪看到简娜的眼睛睁开着。她想，啊，上帝，她死了？没有，她在眨眼。她浑身上下哪都没动弹，但她躺在那椅子上，睁着眼睛，视线越过莫迪，望着窗户，好几个小时前，窗户上脏兮兮的黄色窗帘就把风吹雨打的夜关在外面了。莫迪想，她这清醒过来花的时间也忒长了点，是吧？然后简娜的视线落在了她脸上，莫迪的脸上：突然，简娜看上去十分恐惧，好像她要爬起来逃跑——有一刻，她的四肢摆好要跳起来的架势，好像她马上就要走了。然后那可怕的一刻过去了，简娜说：“哦，莫迪，我睡着了，你怎么不叫醒我？”“我在研究这顶美丽的帽子。”莫迪说，笨拙的粗手指轻轻地摩挲着。简娜哈哈大笑。莫迪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隔壁房间过夜的。”简娜说：“但是我得回家，让人进屋修理电路。”莫迪知道她在扯谎，不过不在乎。她在想，简娜已经在这儿睡了半个晚上了，好像这是她的家一样！她说：“我一直在想，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简娜坐直身子，她年轻，身子不会僵硬。她探过身子，看着莫迪的脸，严肃，甚至震惊。“莫迪，”她说，“别这么说！”“但这是真的，”莫迪说，“我是说，我不是指那些短暂美好的日子，比方说抱着我的约翰尼，或者这儿那儿的野餐过几次。而是现在，我知道你总是会来，我们可以在一起。”简娜眼里闪着泪花，她拼命眨眼，把泪水弄回去，说：“虽说如此，莫迪……”“你能记得明天给我的电筒带几节电池吗？”莫迪说，用的是自己求人时一贯谦卑又嚣张的口气。简娜说：“我看这么办吧，我去把车里的手电筒拿来，你可以用那个。”她走出去，和平常那样迈着大步，不过回来的时候说：“莫迪，已经是早上了，天都亮了。”两个女人站在莫迪的门口，看着街上灰蒙蒙的亮光。莫迪不想说现在她兴许应该上床躺着，拉上窗帘，睡几个小时。她怀疑简娜今晚是不准备再睡了。啊，她还年轻，可以这样做。她很想要简娜的手电，因为毕竟简娜可能明天不来——不，今天。但是简娜亲了亲她，哈哈一笑，一阵风似的沿着黑暗潮湿的人行道离开了。她忘了拿她的帽子。简娜的一天闹钟响了，我一下坐起来。有的时候我会把它按掉，再躺回去，但是今天没有。天已大亮，五点钟，我坐在那里，把将要开始的一天在脑海中过了一遍：我不敢相信，等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应该做完了这么多的事。我逼着自己跳下床，给自己泡咖啡，起床十分钟后我就坐在了打字机前。我应该加上：我去解了手，但是我还“年轻”，这不能算在不得不做的事中！不过今天我会把上了几次厕所都记下来，不然我怎么比较自己和莫迪的一天呢？我去年写的那些文章，小心翼翼、毫无信心地写的那些文章，现在已经结集成册，快写好了。我说这个月底能写完。会在月底写完的。因为我说了会。我说到做到，这给了我多大的力量！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无人知晓的计划：写一本历史小说。是莫迪给我的灵感。我觉得那段历史并不遥远，不就是我祖母那会儿吗；但是薇拉·罗杰斯提到它的口气，就好比我提到，怎么说呢，好比说我提到滑铁卢。我计划写一本关于伦敦一个女帽工的历史小说，按这样去构思、去写作。我很想就开始动笔。我一直勤奋工作到八点。然后我喝了咖啡，吃了一个苹果，冲了淋浴，穿上衣服，出门，一共花了半个小时。我喜欢九点前到办公室，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天菲丽丝迟到了。乔伊丝不在。我代我们三人收了信件，叫来了秘书，在十点前把信件都回复、解决了。然后就是会议时间。菲丽丝甚是抱歉：她像我，从不迟到，从不缺勤，从不生病。会议同往常一样，气氛活跃，棒极了。这话是乔伊丝说的：这种会议会成为我们的智囊。我们鼓励所有人，从公关到摄影助手到编辑，都积极提出想法，不管多不着边际，不管多疯狂，因为谁知道呢。和往常一样，菲丽丝做了记录。这活是她主动揽的，乔伊丝和我都知道，她请缨的时候一定在想，这个位置很关键。菲丽丝可不会让这些点子跑了，她把它们列成单子，复印了，每个部门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放一份。有些点子消失了，一年之后会再冒出来。今天就有人重提了一个旧点子，提议“女性制服”系列应该包括，比方说女电视播音员穿的那类衣服，或者是女子陪同丈夫出席与事业有关的晚宴时穿的那类衣服。换句话说，某类晚宴礼服，或者风格，也是一种制服……这就是说我的风格也是制服了！但是我早就知道这一点！我一天到晚都穿着。就连在床上也不变，弗雷迪这么说过。我睡觉的时候只穿真丝、高级棉布、上等细麻布……他以前开玩笑说，如果我穿尼龙睡衣，那对我来说无异于犯罪。坐在办公室里想起弗雷迪，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泪流满面。我很高兴自己答应了采访玛蒂娜，准点抵达布朗酒店。我从来不迟到。采访她很轻松，她专业、能干，一点时间没浪费，满分。我十二点半回到办公室，问菲丽丝她可不可以出席“杰出女性午宴”。她坚决拒绝，说她不行，得我上。我是代替乔伊丝的，她才是杰出女性，但是她生病了，而菲丽丝当然是对的，她面露惊讶是理所当然的：由菲丽丝出面并不合适。以前我不会犯这种糊涂，但事实上，我的心思越来越不在工作上，而是系在了我的两本书上，一本快要写完了，还有即将动笔写的我可爱的历史小说。我在盥洗室里打量自己。我今早忘了午宴的事了，零分，我越来越不在状态了！有一颗纽扣松脱，吊在线头上，我的指甲也不完美。我在出租车里修了指甲。午宴令人愉快，我代表乔伊丝致了辞。从午宴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去了一趟德本罕百货店，去了顶楼，在那里找适合莫迪穿的那种真正的羊绒背心，保守的高胸衬裙，还有贴身的长衬裤。我买了十条衬裤，三件背心，还有三条衬裙——她现在会尿在裤子上，有的时候还有更糟的。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和美发师预约，另一个是安排我的车。菲丽丝说她感觉糟糕透了。她看上去也的确如此，那么满怀歉意，罪犯似的！看在老天的分上，回去床上躺着，我说着，把她所有的工作都堆到我的桌子上。我弄好了食谱部分，夏日食谱。我弄好了年轻人时尚部分，随摄影师们去了肯伍德宫进行这期摄影，然后回来一人在办公室里工作到九点，办公室里没有别人。我喜欢独自一人，没有电话打进来，什么都没有，只有看门的在。他去买了印度外卖，我邀请他和我一起吃，我们一起在我的桌角吃了顿便饭。这个乔治他人很好，我鼓励他把自己的麻烦事说出来，不在这里赘述了，但是我们能帮上忙，他需要借点钱。到那时我已经累得很，突然无比渴望能上床睡觉。我又做了一点工作，然后给在威尔士的乔伊丝打电话，听声音她好些了，但是态度模棱两可。我问她是不是要去美国，我他妈才不在乎呢，她这样回答。她这话的意思还包括，我他妈也不在乎你。这让我想起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我他妈不在乎”的状态。我的桌子上，在标着“太难”的篓子里，有一篇关于压力的文章，说压力够大的话会导致冷漠。战争时期，时世艰难之时，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遭灾，遭灾，发泄，发泄，然后突然地，你就不在乎了。我想要登这篇文章。乔伊丝说，别，没几个人会有共鸣。讽刺啊！九点半时我和乔治道别，坐出租去我停车的地方，开车回家，心想，不行不行，我没法去莫迪那儿，我实在是没法去。我哐哐砸门的时候，心烦意乱，疲惫不堪，心里想着，但愿她在厕所里，听不到我敲门。但是当她来开门时，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勉力闯进屋去，百分百的活泼欢乐，因为我怕她陷入忧郁，她要是一钻进去我就没法把她拽出来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来，我是圣诞老奶奶，英国王太后陛下，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我得止住她的嘟囔和怒火。我进了她的后屋，那里暖洋洋、臭烘烘，一股气味扑面而来，但是我逼着自己对着炉火微笑。我从她的表情里看出她需要什么，于是我走进厨房。我简直要吐出来。我旋风一样地把厨房各处检查了一遍，因为我知道印度店快要关门了，我冲过街，说着：“拜托，就等一分钟，我得给福勒太太买东西。”他耐心宽容，不过一天下来他已经累得脸色灰紫。有的时候，他在店里从八点待到晚上十一点。常常是独自一人。他还要管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他问：“她怎么样？”我回答：“我觉得她不太好。”和往常一样，他说：“她的家人也该照顾照顾她了。”我回去以后，把鱼切开给猫吃。不行，尽管都说不喜欢猫的人是麻木不仁的粗人，我还是没办法叫自己对猫心生欣赏。我清扫了猫屎，拿了白兰地和酒杯。我忽然想到我把背心、衬裤忘在办公室了。啊，明天也行。我把她的便桶端出去，因为她不看它，脸上有一种战栗的傲慢，我现在对这个表情真是再熟悉不过了。我涮便桶的时候，心想这里头的东西十分不对劲。我得告诉薇拉·罗杰斯。我细细地冲洗便桶内壁，用了好多消毒水。我给我俩倒了白兰地，在她对面坐下，那时我是打算好要和她讲讲今天的午宴的，给她讲到场的那些有名的女性们，她一定会喜欢的，但是——我只记得这么多了，然后我就睡着了，睡得死沉，醒来的时候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身处何方。我看到一个面色蜡黄的小个子女巫，住在一个臭烘烘的热洞穴里，没穿衬裤，双腿叉开，露出蜡黄的小腿，膝头摆着我的帽子，她要拿它做坏事……我惊恐万状，然后我突然记起来了，我是简·萨默斯，我在这儿，在莫迪的后屋，我刚才睡着了。她不希望我走。她拿她的电筒电池当借口。我出门走到街上，天已经亮了。我们站在那儿，抬头看——哦，英格兰，阴郁沉闷，灰蒙蒙、湿漉漉的黎明。我回到家的时候是四点半。我好好地、长长地、长长地泡了一个澡，然后又开始写我的书。但是我的精神没法集中。我在想莫迪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正是这个让我受不了。我每天快过完的时候才去她那儿，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么一点点，就足以让她说出这样的话来。想到这个，我就想大声哭出来。还有，我觉得自己给困死了。她也许还会活好多好多年，如今的人活到一百岁没问题，而我将是她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的囚徒，可爱大方的简娜，在她家进进出出，带来微笑和礼物。我写了莫迪的一天，因为我想要理解。我的确是对她有了更多认识，但是那些都是真实的吗？我只能记下我亲身经历的，观察到的，听她说的……我有时候醒来觉得一只手麻木得厉害……但还有些什么是我没法知道的？想到这个，我就会想起自己根本无法想象她会说：“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无法想象这话背后的怅然若失和孤独寂寞，因此我无法知道她低声嘟囔的“糟糕，糟糕”背后都有些什么，还有她蓝眼睛里或闪闪烁烁或熊熊燃烧的怒火后都有些什么。我发现我没有在简娜的一天里记下我去厕所的事，飞快地小解，飞快地大解，洗手……成天地，这只动物得清空自己，你得梳你的头发，洗你的手，沐浴。我飞快地冲洗杯子，飞快地搓洗内裤，都只要几分钟而已……不过这是因为我还“年轻”，才四十九岁而已。我本来想说，那些让可怜的莫迪成天为之辛劳、因其呻吟、用以维持个人状态的劳烦苦役，对于我来说都不算什么。但事实是，我以前每天晚上都好好地泡个澡，每周日晚上我都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皇帝委派来担任大多数中央政府高级职位并管辖十三衙门的汉军旗人，例如范承谟和丁思孔，多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清朝拥护者，身处社会的最高层，他们的父祖早在辽东就已投靠了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这批汉官的第二、三代后裔与满洲贵族区别很少。耿仲明一家就是这种融合的突出例子。1648年，在对南明政权的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虽然在1649年12月30日，他被指控庇护隐匿了300逃奴的下属，自缢身死，但他的军队仍然在其子耿继茂统帅之下，继续与复明分子作战。1654年，他请求遣其两子耿精忠与耿昭忠入朝侍候皇上。顺治为加强与汉族大臣的关系，不仅恩准了这一请求，而且赐其两子子爵，并安排耿精忠娶了豪格之女，耿昭忠娶了亲王阿巴泰的孙女。因为这后一位是郡主，耿昭忠这个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被授予了一个满洲贵族的世职：都勒额附。最后，皇帝召耿继茂的第三子耿聚忠入朝。耿聚忠娶了岳乐之女，授以太子詹事。在稍低一点的层次中，汉军旗人的第二、三代后裔也由其父祖的陈请，入朝为官，成为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马雄镇，他由其父马鸣珮荐举，任工部副理事。马鸣珮出身于辽阳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的女人于1621年集体自杀。他在皇太极麾下步入仕途，出任新设的工部启心郎。此后，如前所述，他在山西的骚乱地区平乱安民，颇建功勋。马鸣珮为户部侍郎，受户部特遣出使江南，组织漕运系统，迁户部尚书。1654年，任两江总督。其子马镇雄隶汉军镶红旗，任职于工部，初于1656年主管在北京南部的皇家制币厂和琉璃厂，接着，像他父亲一样，任宗人府启心郎。后来，马镇雄成了清朝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详见下文）。顺治好任用汉军旗人为各省督抚，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确实，在顺治年间，汉军旗人开始变为新的心腹权要，几乎是扮演着北京的皇帝在行省亲信的角色。这部分地是因为清廷有意不让满人与蒙古人统治各省。在1658年以前，从未任命过一位满洲巡抚；在排他主义者鳌拜等辅臣于1668年开始任命满洲总督前，也从未有过满人出任此职。因此在顺治朝，汉军旗人替代满人治理各省，甚至还取代了汉人的科举及第者，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员阙。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一般汉官与汉军旗人出任各省巡抚的人数大致相等。但当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之时，人数比例变化了。至1659年，1/3的巡抚都是汉军旗人，并在1668年鳌拜决定开始大量任命满人与蒙古人为巡抚之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这一比率。事实上，如果将清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巡抚一职而言，这个王朝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1650至1700年，汉军旗人统治各省；1700至1800年，一般汉官与满人大体平分地方的统治权；1800至1900年，一般汉官在各省政府中占据优势。就总体看，清朝总督人选情况也大致与之类似，虽然在18世纪中叶，满洲总督相比于一般汉人总督占绝对多数。不过在清初，甚至在顺治朝以前，总督官位实际上早已被汉军旗人所垄断了。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在三藩之乱前，总督是一种特殊职位，主要视军事征服的需要而设置。其职位常常依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地区，并随其出巡使命的结束而废罢。因此，在1659年之前，实际上只存在七个总督官职。在军事征服的最初几年，对平定地方的计划举足轻重的非八旗汉人，清廷是授予他们总督之职的。例如北方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迎多尔衮进北京，多尔衮即命他总督天津军务（供职共四个月，直至军事危机结束）；或如明朝御史吴孳昌，他在满洲军队占领京城后，即被命为大同巡抚，宣达、山西总督。但到1646年，这些最初任命的汉官，或与其职位一齐罢废，或全被汉军旗人取代了。在此后九年的时间里汉军旗人包占了所有的总督职位。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位一般的非八旗汉人被任命为总督，然而自1651年顺治亲政后，90％的总督都是汉军旗人。由于总督统领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之政，既指挥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动员常规行政机构征集赋税，供应给养，那么很显然，50年代进行的对南部中国的征服，主要就是由汉军旗人完成的。这一最高层集团人员的构成是各式各样的。部分汉军旗人为原辽东本地人，早已降清；另外一些是1644年后归附满洲的明朝官员；还有一些则是降臣的第二代，或是在清朝官场中从初仕升迁至高位者。他们多数为职业军人，但其真正的共性当然在于他们的种族：都是汉人。因此，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1652—1653年间，孙可望“庇护”永历帝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他与李定国等率明军在广西、湖南及四川等地出击，战败清军。为对付明军这一攻势，顺治认定最重要的是派一名经验丰富、多能善战、秉领大权的指挥官到南方去，协调各省众多战线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命洪承畴出任湖广、两广、云南、贵州总督，令其起复，驻扎长沙，全面调度出征的朝廷大军。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集中进攻原来的起义军李定国、刘文秀部，1655年，追击至广西，次年，将义军逐出了南宁。同时，在安隆，孙可望似乎想废黜永历，自立为帝。永历皇帝惟恐被杀，秘密与孙可望的对手李定国联系。李定国当时已退至贵州，决定营救永历帝。他在安隆附近击败了孙可望，遂将南明最后的这位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云南府孙可望刚完工的宫殿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永历朝廷。孙可望最后一次试图打败李定国，但1657年10月24日在云南东部交水之战中大败，这位军阀只得逃到宝庆，投降了总督洪承畴。孙、李交恶，为洪承畴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进犯贵州，拟定了一个攻击李定国南明军队的计划。清军分三路进兵：一由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统率出四川；一由铎尼统率，出广西；一由总督洪承畴统率，出湖南。此战之结果，是清军大获全胜。1659年1月23日，云南府被清军攻陷；3月7日，南明军队主力在大理（云南）被击溃，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年迈的洪承畴无意穷追逃敌，以目疾日重，请求还京，他建议顺治皇帝封大将军吴三桂为亲王，负责抚靖云南。亲王为最高的爵位。1645年吴三桂助阿济格败李自成后，曾一度以亲王为号。清廷准许洪承畴离开且加以关照，而对于那些长得低于审美标准太多的歪瓜裂枣则坚决不要。这也许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黄埔军人大都英姿飒爽的原因所在吧。经过这么严格的考试，黄埔第一期只录取了三百五十人，加上被并过来的军政部讲武堂学生一百二十人，黄埔一期不过五百人。程潜和于右任的面子讲武堂派送过来的一百二十名学生，凭什么不考试直接就过来了？理由很简单：人情面子，程潜的人情面子。护法战争中，程潜在湖南之战中立了功，在湖南有一定的能量，而且他本身是国民党员，自然也是孙中山重视的对象。在黄埔军校还没开学之前，程潜就弄了一批湖南子弟到广州，也就是那一百二十人，在他自己设立的讲武堂里头受训。但这个讲武堂不仅作风比较老派，而且还不正规，连宿舍也没有，把学生都丢在关帝庙里。等到黄埔军校成立后，学生都吵着要去黄埔。这些学生脾气都很倔，闹得很厉害，连程潜都顶不住。其实也难怪程潜顶不住，看看这些名字：陈赓、陈明仁、李默庵、宋希濂、左权、袁朴、邓文仪……于是，程潜请求蒋介石卖他一个面子，替他收了这一帮子弟兵。蒋校长是讲义气的人，当然会帮这个忙。于是讲武堂关门大吉，与黄埔军校合并了事。归功于讲武堂的集体入股，湖南成为黄埔第一期学生中人数最多的省份。其实讲武堂也不是唯一走后门的，还有一批来自陕西的同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介绍的。有人说于右任靠面子大开后门，他推荐的学生蒋校长考也不考就录取了，太不公平。可还别说，于老先生还真有伯乐之才，他介绍的以关麟征和杜聿明为首的几十个西北小伙子里，二十多年后升到中将的就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麟征和杜聿明的麾下有一员绝世猛将——黄埔三期的安徽籍天才将领戴安澜，此人将在抗战的故事中占据极为光辉的一页。几个特别的人接下来重点介绍几个猛人。话说西北军中有个身高一米九的长腿“男神”，这小伙子长得太帅了，现在那些涂脂抹粉的大明星和他比起来，非但英武之气远逊，就连俊秀也难望其项背，也就身具武功的电影明星吴彦祖以及那位翻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的歌星费翔勉强能有他几分神韵。此人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国民党第二悍将张灵甫（没办法，既生张灵甫，何生戴安澜），此时他还叫张钟麟。张钟麟是个才子，写得一手好字，逢年过节经常帮人写个对子什么的，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张才子的名声后来传到了写得一手好字的近代“草圣”于右任的耳中。于右任是那种见猎心喜的人，非得让张钟麟写几个字给他瞧瞧，于是便找到了张钟麟所在的军营。张钟麟在听说于大书法家的来意之后，当场挥毫泼墨，连写数张条幅，很给面子。于右任一看张钟麟的字，直叹人才难得，随后话锋一转：我听说你不是考上北大历史系了吗，怎么又当起兵来？张钟麟回答：生逢乱世，当投笔从戎。于右任一听：投笔从戎也不是你这么个从法，在这杂牌军里混，能有什么出息！既然你投的是“北大”的笔，那你就该从“黄埔”的戎。来，我给你写封推荐信，你去广州吧。于是黄埔四期里多了一个拥有北大学历的猛男。与此同时，湖北黄冈林家大湾有个瘦弱的小个子刚毕业于武昌共进中学，本来父母希望他留在当地做老师，便于照顾家庭，但他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去考黄埔军校。他叫林育蓉，一个很女人的名字，正好配合他腼腆内向的性格。在求学共进中学前，林育蓉已在家乡的私塾完成了启蒙教育，他的启蒙老师叫李卓侯。李老爷子在山沟里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不为外人所知，可老爷子却非常的满足，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出息的儿子，就是后来为中国地质事业奠基的那位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此外，李卓侯还教了三个很棒的学生：林育英、林育南和林育蓉。三人是堂兄弟关系，林育英和林育南都比林育蓉大，都是中共早期革命家。当林育蓉来到黄埔军校的时候，正好赶上黄埔四期扩招，一些不重要的标准有所下降，所以瘦弱且不够英俊的林育蓉得以成功考进黄埔。当然，林育蓉的其他能力足以使他进入这个人才济济的集体中。他后来的表现也向世人证明了考官的慧眼识人。填写报名表时，他没有用那个女人气十足的本名，而是给自己起了一个很男人的名字——林彪。还是在这段时期，一个叫毛人凤的家伙也来报考黄埔军校。此人虽然轮廓分明，但是眼神有些阴郁，不太讨人喜欢，但是这个在上海复旦大学读过书的浙江小伙子综合条件不错，最终还是被录取了。不过老天可能想折磨折磨他。入学后不久，毛人凤的身体出了点问题，实在是坚持不下来，只好休学。回乡途中，这位仁兄在入住的招待所居然遇上了小学同学春风。据史料记载，这个招待所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常出现的顶级连锁快捷酒店——“悦来”客栈。春风同学相貌没有太大的变化，长方脸，眉毛很浓。据春风同学自己说，他这些年混得很惨。早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因为思想过于进步超前，在同学间“宣传革命的道理”，没上几天学就被开除了。这里得插一句，据史料记载，春风同学被开除的原因是调皮捣蛋、不守校规。被开除后，他在上海滩做了一阵盲流（打流），跟“斧头帮”帮主王亚樵、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之类的狠人打过交道，混过江湖。在东游西荡的浪荡日子里，他在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结识了两个将来改变了他命运的厉害人物——蒋介石和戴季陶。当然，这是目前还是小混混的他所不能预见的。做了一段时间的小混混之后，听得多了，见得多了，他感觉当兵才是王道，所以跑到一个军阀那里混了一段时间……混得怎一个惨字形容！毛人凤眼见春风同学混得这么惨，于是给他出了一个走出目前困顿局面的主意：你成天这么混也不是个事，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你要是肯努力的话，一定有一份远大的前途。春风一听，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于是很有兴趣地向毛人凤打听：你说的是哪里？毛人凤告诉他：你去广州黄埔军校吧，黄埔军校的头头蒋介石你也认识。后来，春风还真就去了。只是由于混社会太久，早把知识都还给了老师，第一次并没有考上。据说在戴季陶的关照下，年近三十的他才在第二次考试中勉强考取黄埔六期。这位春风同学后来成为情报天才。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叫他的小名春风，都叫他魔鬼。至于春风的大名“戴笠”，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毛人凤也因为这个价值连城的建议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最终成了戴笠的助手和情报事业的继承者。党指挥枪再好的璞玉，如果雕得不好，也成不了大器。一个学制不长、一期基本只有四十天到八个月的速成班，为何就能培养出那么多领军打仗的将军乃至元帅？这跟黄埔军校的教学内容有关。相比于各地的讲武堂，黄埔军校完全是一所新式军校，新在两个方面——思想和实践。先来看一看思想教育。思想和信仰，是人心中所依赖的最根本的东西，有思想有信仰的军队才能长久。因为有思想有信仰的军队才能练就一种神秘无形但确实存在的恐怖力量——超越了世俗和利益的凝聚力。有了这种凝聚力的军队，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团队，才能在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之前，不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自己的特殊利益，才能在烽火战场和血雨腥风的生死考验中，胜不骄败不馁，不计较得失地玩命。这样的凝聚力是之前提过的湘军、淮军甚至北洋军所不具备的。黄埔军校一向狠抓思想教育，其本质是向学生灌输“主义”，要求学生接受党的领导。在黄埔开学典礼上，孙中山亲临会场，纵情演讲，鼓舞士气，其中有一句振聋发聩的历史名言——为什么革命仍然没有成功？就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引进苏联以党建军的经验，配备党代表、建立政治部，有意识地向学生灌输“党国”、“党军”的概念，使学生认可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认可党的“主义”，并为正确的“主义”而战。同时，也要求同学们具备鼓动能力、宣传能力，为以后招兵、练兵打下基础。也就是说，黄埔军校从根本上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一支能把“为自己而战”与“为使命而战”结合起来的军队，其凝聚力之强是难以想象的。说到搞思想教育工作，就不得不提黄埔军校史上最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有八卦人士给周恩来排家谱，说他是周瑜与小乔的后人。还别说，从其“民国美男”的外貌上看，真有些靠谱，而他后来表现出来的治国安民之才还在三国周郎之上。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下，黄埔军校从第一期开始，就奠定了极盛的“议政”之风。黄埔军校内部政治气氛浓郁，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允许在校内公开传布。由此，国共两派的学生自行组织政治团体，宣讲自己的主张，发展自己的队伍。其中最著名的国共政治团体，要数“孙文主义学会”、“白花剧社”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血花剧社”，两派辩论起来异常激烈，其激烈程度和现在的台湾议会有一拼。“黄埔三杰”说起这两派，就不得不提两派的领头人物，“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血花剧社”干将蒋先云，“孙文主义学会”会长、“白花剧社”社长贺衷寒。蒋先云和贺衷寒就是近代史上大大有名的“黄埔三杰”中的两个湖南人，另一杰则是又一个湖南人“常胜将军”陈赓。从曾国藩、左宗棠、魏源到黄兴、蔡锷、宋教仁，从毛泽东到蒋先云、贺衷寒和陈赓。近代的湖南，真英雄之邦也！蒋先云，字湘耘，别名巫生，1902年出生。必须承认，有些人天生就是人中龙凤。位列“黄埔三杰”之首的蒋先云就是这样的人物。据当年的同学（后来都是超级大牛人）回忆称：蒋先云有如恒星般，无论身在何处都不减其光辉，是天然的领袖。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入校，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不仅如此，他还创造了黄埔一项奇迹般的纪录——从入学到毕业，他囊括了所有科目考试的冠军。天才，蒋先云绝对是一个天才，而且是那种超越了嫉妒的范畴，只能以拜服二字形容的天才！蒋先云不仅才华横溢、天资超群，而且长得很帅、勇气过人，如此优秀的学生当然是蒋校长的最爱。然而，蒋校长最钟爱的这名学生，第一个老师却是蒋介石日后最大的对手毛泽东。蒋先云是毛泽东亲自发展的党员，不满20岁就成为“工人俱乐部”主任，跟老师毛泽东一起领导了安源大罢工。蒋先云进黄埔后，本身资历高，才能出色，又极具人格魅力，因此被推为黄埔共产党支部书记。他很快就如恒星吸引行星般聚集起一个集团，光黄埔一期，蒋先云就发展了八十多名党员，包括后来成为共产党将帅的徐向前、王尔琢、左权、周士第等人。贺衷寒的资质虽然比蒋先云差一些，但差得不远，要不然也不会并列“三杰”。贺衷寒，字君山，1900年出生。他20岁时成为中国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1年秋，贺衷寒作为武汉学生代表赴苏俄出席一个名字很长的大会，会议名字不重要，也就不说了。就在赴苏俄开会的这段时间里，性格刚烈的贺衷寒对自诩老子天下第一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两人常常激烈交锋，偏偏贺衷寒口才了得，张国焘往往输得一败涂地。张国焘可不是心胸宽广之人，此人后来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开除了贺衷寒的团籍。如果按各自最初的轨道运行，“黄埔三杰”会全部成为共产党人。只是贺衷寒恨张国焘，还恨屋及乌，连带恨上了共产党。这种仇恨改变了贺衷寒一生的政治选择，他最终加入了国民党。贺衷寒回国后，办杂志，批评军阀，宣传革命，还因此坐了牢。有了案底的人一般都比较受人崇拜。因此，在入黄埔之前，他也是很有声望的人。进入黄埔军校后，贺衷寒在同学中迅速脱颖而出，居“黄埔三杰”第二位。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对方更为优秀，这位仁兄最爱和蒋先云对着干。由此，黄埔中蒋、贺两派斗得不亦乐乎。“黄埔三杰”的事迹在下文中将继续展开，暂且不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一支拥有了超强凝聚力的军队无疑是极为优秀的，但它还不能无敌于天下，因为它还缺少一样东西——战斗力。下面就来说一说黄埔军校培养学生战斗力的实践教育。黄埔军校在教学上针对学制短、同学们文化程度不同以及智商有差异的实际情况，特将课程设置简单化、实用化。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学习就是为了打仗。学校把学习与打仗直接联系起来，不学最高深的，只学最有用的。仗怎么打，课就怎么设，兵就怎么练，一切为了把仗打赢。为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学校还聘请了大量苏联教官。此时苏联刚刚打完内战，这些人不光有极好的军校教育背景，更有丰富的带兵打仗经验，而且苏联红军的作战指挥、火力运用、协调管理能力在当时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苏联教官教给同学们的是最先进、最实用的东西，出去后可以直接用于作战。由于当时战局混乱，黄埔的同学们不可能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在安静的校园里专注地学习。他们只能一边学习，一边战斗，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将学习与实际结合起来。如此就能解释为什么黄埔军校在撤离大陆前一直是“短训班”性质且学期不定了，因为学生还未毕业就要上战场。这虽然有些残忍和急功近利，但不可否认，“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一条成功捷径。当然，黄埔军校也不是各期都是速成班，只要时间允许，就一定会改进。经过前三期的磨合与探索，黄埔的教学越发正规和有针对性，在第四期增加了一个阶段，类似于现在的新兵训练营，所有学生先进行各种摸爬滚打的单兵训练和摸底考试，之后再进行甄别和分班。黄埔第四期就采用了摸底考试分班制，摸底考试考完之后才正式开学。学生们被分成了两个团：军官生团和预备军官生团，后来也称一团和二团。顾名思义，这两个团有点重点班和普通班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团的摸底考试成绩好点，二团的就差点。可是分班后的名单让人有些纳闷，国共两党在第四期里头后来最出名的两名学生，居然都屈居二团。小个子林彪被分在了二团三连，大个子张灵甫被分在了二团二连。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分班结果？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性一：摸底考试成绩不行或者单兵作战素质不强。就林彪那塑料体格，能把新兵营的训练坚持下来已经阿弥陀佛了。可能性二：政治上表现得不够积极。黄埔最注重政治表现，而这两个人都是闷葫芦，性格木讷，遇事爱自己琢磨，不爱表现。可你不表现，谁能知道你进步了？两人虽然都是普通班，但大帅哥张灵甫很快凭借其出色的书法在黄埔军校里出了名，林彪则始终默默无闻，若不是因为一次枪械走火事故，他几乎没有在黄埔留下任何痕迹。在新兵训练阶段，林彪不仅没按规定上交枪械，还在晚上睡觉时自己摆弄枪械，不想鬼使神差地走了火，一枪打穿了上铺的床板，幸亏上铺的室友林伟俦出去喝水，否则两个抗日将军就一下都交待了。林伟俦后来作为国民党的陆军中将军长，被林彪这个睡在下铺的室友在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中打得落花流水，最终兵败被俘。蒋校长说完了黄埔军校的学生，现在来看一看他们的校长——蒋介石。1924年5月2日，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此，蒋介石成为众所周知的“蒋校长”。这是他第一个带官衔的称谓。即使他后来成为总裁、总统，他的老部下依然喜欢称他“校长”，表明当年曾是他的学生，显得关系更为亲昵。众所周知，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发家的。可是，目前看起来黄埔军校并非他的天下，那他是怎么发家的？答案很简单，因为黄埔军校马上就会成为他的天下。一来机遇不错，命运之神照顾他，足以制约他的孙中山和廖仲恺一年后就将离世。二来他的权
存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单是一场秋雨之后，他居然在床帐里发现了足有一升的白蚁！平时的生活更不用说，日常的米、面、酒、糖等都要从海上运来。这样一来价格昂贵，苏轼买不起；二来供应量太小，一旦海上起风下雨，就只能挨饿。这时苏轼年过花甲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营养不良毁了他的健康，他和小儿子苏过都形销骨立瘦得脱相。挨饿中，无可奈何，苏轼苦中作乐，想起了一个传说，不禁哈哈大笑。那是晋武帝时期，全中国的人都在挨饿，某人头晕眼花摔进了一个大地洞里，更没饭了。可是他看到洞里有乌龟和蛇，每当阳光灿烂时就伸头到洞外，像是吞咽阳光。这人有样学样，居然身体强健，比吃了米面还要好。想到这儿，苏轼向小儿子一笑，过儿，我们也这样吃点阳光吧！这就是坡仙的精神内核，面对困境，甚至是必死困境，不咒骂、不消沉、不悔恨，就像一个英雄曾经说过的——“死亡向所有人微笑，人所能做的就是向死亡还以微笑。”在酷吏面前低头的是懦夫，回报以怒吼的是战士，但仍然是落了下乘，因为受到了对方的影响。像苏轼这样，仍然保持微笑，保持住心灵深处活泼灵动的光芒，不让它灰暗，不让它暴戾，这是种别样的骄傲——让美丽的永远美丽，天上的雨水绝不会因为落到地上的泥潭里，就失去它本来的洁净！不断的折磨，让苏轼的光芒更加明亮，他被贬得越远，离民众的心就越近。在他南迁的路上，有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是历朝历代从未见过的高情传说。他被贬到广东惠州时，苏州定慧寺的长老守钦派弟子卓契顺步行数千里来探望他；多年的老友，隐士吴子野不顾年老，舟车劳顿，赶来陪他住了几个月；贬过海南到儋州之后，吴子野、七十三岁高龄的眉山老乡巢谷、杨济甫又渡海来访，陪他度过最初几个月的艰难时光。潮州人王介石，一路追随，像仆人一样帮助苏家生活，连盖房子这样的事都亲力亲为。更有很多各地的学子，向他请教学问，其中以海南人姜公弼的事最著名。海南岛太偏了，识字的人都少，怎么能论到文章呢，直到宋朝立国近一百四十年，仍然没出过一个进士。这实在是没办法，学问是讲究传承的，就算是大天才苏轼，也得有出色的先生给他启蒙。姜公弼自学成才，等到需要拔高时，上天赐福，把苏轼贬到了他的家乡。苏轼耐心地指点他，临别时在他的扇子上题诗——“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写完这两句之后，苏轼突然收笔不写。姜公弼不解，苏轼说：“候汝登科，当为汝足。”多年之后，姜公弼终于金榜题名，可惜那时东坡已经离世了。他不远千里，到许州找到衰老的苏辙，苏辙在扇子上为兄长补足全诗。——生长芸间已异方，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坡翰墨场。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使信东坡眼目长。这首诗见证了海南岛第一位进士的成功之路，由唐宋八大家之中的苏氏兄弟合力完成，如果能在浩繁的卷册中找到此诗的真迹，那将是中国文献界里不可多得的珍宝。以上的事很阳光，让人很佩服很激昂，似乎这就是苏轼的精神内核了。真的吗？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苏轼就只是个精神胜利法的大师，在逆来顺受里让自己不哭出来罢了。何来伟大呢？苏轼从来没有放弃希望，他一直怀念着北方，坚信着自己一定会回去。在昌化三年之后，某一天，苏轼若有所感，对苏过说：“吾誓不做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原气象。”为此，他洗砚焚香，向天祷告，书写自己平生最得意的八篇赋，如果一字不错，即有北还之望。那一天，六十四岁的苏轼凝神专注，挥毫泼墨，八篇名赋一一写就，居然一字不错。苏轼大喜，吾归无疑矣！归去来兮，哪怕再晚，也要等到那一天。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是真的。这八篇赋后来被一个妙人收藏了，这人是宋朝有史以来把太监这个特殊职业做得最成功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然对外宣称自己是苏轼的私生子，而且是遗腹类的……苏轼在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文化苦旅，前方等着他的，终于是一片坦途，一片久违的阳光了。可惜，上天只留给了他短短一个月的时光来回味这一切。苏轼一路向北，沿途游故地会旧友，把一生中所有的恩怨因缘都一一了断，甚至和章惇都通过信，表示并不太介意和子厚一生的交集。他死在七月十八日的夜晚。对于苏轼，我们忘了他的官场经历吧，要留意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北宋之后，中华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可再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超越他的。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他的每一点心灵波动，都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瑰宝。苏轼之才，竟然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明艳雍容。这一点，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从所未见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绌。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情绪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沾上了潦倒灰暗气。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里都有一棵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棵，不为世事羁磨。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能宁静地绽放。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宋朝命运、宋朝文化的缩影。第三章北宋终结者善待范纯仁、苏轼之后，赵佶的举动更加圣明，令散布天下的旧党党徒们山呼万岁，真是宋朝自仁宗以来仅见的明君啊。他为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梁焘等被钉上耻辱桩的旧党元首们恢复名誉，赏还恩荫，把之前哲宗、章惇做出的决定都否了，让他们重新变成圣人。之后，赵佶颁布诏书，阐述了自己的执政精神。他说，自今以后，国家对军国大政、用人标准，没有元丰、元祐的区别，更无所谓新旧两党。做事时，只看是否可行，是否妥善；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一句话，同志们，我们要团结，要安静，要努力地工作，把国家建设起来。为此，改新年号，为“建中靖国”。多么好的口号，很多人激动得浑身发抖，终于不搞政治运动了！看到了这些，向太后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终于死了。截止到这里，这段历史被历代史书高调传唱，尤其是南宋阶段，为了突出这时的成绩，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小元祐”。真是非常贴切，无论在哪一点上都像极了。比如说形象工程极其完美，成功地塑造了赵佶的光辉形象，更连带着把范纯仁、苏轼等名人的声望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些事和高滔滔执政时期更是一模一样。只有名声，对国计民生半点好处都没有。这就是“小元祐”了吗？熟知历史的朋友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对，非常正确，旧党执政怎么会少得了丑闻呢？怎么能不做几件亲者痛仇者快的猪头事件呢？在这短短的多半年时间里，赵佶像高滔滔领导下的旧党人毁掉宋神宗的政绩一样，把本是哲宗的荣誉给抹杀了。在宋朝的国都内再一次上演了一出丑陋的闹剧。为国杀敌，立威异域的英雄成了罪犯，抓回来的敌人居然高官厚禄耀武扬威地供着！事情发生在宋朝的熙河路，也就是从前吐蕃的河湟部。那片广阔的大地最初由神宗年间的名将王韶率军收复，本来已经打得吐蕃人服服帖帖了，可是在哲宗朝的初期，宋朝人自己偏要多事。高滔滔、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崽卖爷田不心疼，把西边四寨无条件还给了西夏人，对更远的熙河路更是不屑一顾。一片看都看不到的蛮荒之地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了友邦的笑脸，也还回去。尽管司马光被明白人吼过后，不敢再零价钱卖国，可是对熙河路的支援一天不如一天，急需的兵力、给养、军饷等必要物资一直短缺，能不给就不给。熙河军的实力严重下降了，元祐时期只能在异域自保。到了哲宗亲政，宋朝的军事重心移到了西北，要和西夏掐个明白，一系列战争中，尤其是章楶领导的平夏城等战役，熙河军一直是主力。回国作战了，熙河路的状况可想而知，唃厮罗的子孙们死灰复燃，以新任吐蕃王溪巴温为首，重占青唐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熙河路短时间内几乎全境沦陷。哲宗大怒，刚好当时平夏城之战大胜，宋军腾出了手，那还等什么，在他重病卧床不起的时候下令，由王韶之子王厚、西军大将王瞻率领，西军出境作战，再平河湟吐蕃。至于理由，哲宗还是很有幽默感的。他说：“出于我对吐蕃人的爱护，他们的新任首领溪巴温太嫩了，我派人去安抚他一下。”安抚得很成功，一个多月之后，西军攻进青唐城，河湟吐蕃部的所有大小首领除了溪巴温本人跑了之外，溪巴温的儿子陇拶、瞎征，嫁到吐蕃的契丹公主、夏国公主、回鹘公主等都被生擒，由西军押解横越千里戈壁，进入开封城。空前大捷，这是继平夏城、天都山大胜之后的又一次辉煌胜利。如果神宗活着，如果哲宗没病，不知下一步宋朝还会达到怎样的高度。可惜的是，这班俘虏到达京城时，哲宗已经病入膏肓，彻底不能执政了。他们被关押着，直到赵佶登基。吐蕃人自己都没法相信，命运居然可以这样改变。赵佶给他们集体封官，允许他们自由回国。并且许诺不用再担心了，攻打你们的王厚、王瞻等人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尤其是凶残成性的王瞻，被贬为右千牛将军，回国内反省了。就这样，宋朝获得了河湟吐蕃部的“友谊”。骗鬼去吧，从前王韶把他们打得更狠，哲宗时他们仍然反叛，现在只是一些小恩惠，居然觉得一劳永逸了？更何况，这种“友谊”是挥刀自残，废了自己的功臣，像谄媚一样讨好对方得到的！答对了，在旧党人的心里，在向太后的心里，这些就是很正常的，都是沿着司马相公走过的光明大路一脉相承的。谁敢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吗？小心奸邪的帽子立即扣下来压死你。当然，本着树立英武模糊污点的一贯方针，河湟事件、王厚王瞻的处理决定，都被选择性地隐藏了，一切以和平稳定为主。在大力宣传中只有大汉天子的恢弘之气、吐蕃人民的友好之情，至于二王怎样，熙河路怎样，都被彻底忽略，一般史书里根本见不着。这种好日子很短，旧党的命太苦了，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位崭新的强力太后出现，却没能像高滔滔那样坚挺，不过半年多之后，向太后居然病死了。她死了，政治风标立即飘摇不定。十几年了，宋朝的政局一直在变。神宗死了，变一次；高滔滔死了，变一次；哲宗上台，变一次；哲宗死了，变一次。前后四次了，顶级官场里还剩下的这些人，早就成了变形金刚。根据形势需要，谁都有N多种形态任意转换。这一次想变的人是曾布。他的一生很异样，按属性，他是新党，可做起事来，总会让旧党们打心眼里喜欢。王安石当政时，他第一个拆台，从内部瓦解新党；章惇当政时，他简直是旧党利益的代言人，明里反对，暗地里下绊子，各种招数用出来，让扒皮章相当郁闷。这时轮到他郁闷了，国家的首相是名臣韩琦的二公子韩忠彦，他只是几位次相中的一个，没有任何特权，甚至还得加倍小心谨慎，时刻老实，才能保住职位。其实就连这个职位，也是他在哲宗死时倒向旧党，帮着向太后压制章惇，拥立赵佶才得来的。现在向太后死了，他没必要再装孙子，首先第一步，就是搞倒韩忠彦，抢到首相位置。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得留神大宋官场的一条铁律——扳倒首相的人永远别想当上首相，哪怕多年以后当上了，也是因为别的事情。曾布很老了，他等不起。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借刀杀人。他要扶植起一个人，用这个人去搞倒韩忠彦。那么这个人就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必须有一定的身份，不然进不了顶级官场，没法对抗首相；二，这个人必须是新党，旧党人他指挥不了；三，这个人的根基要比他差，哪怕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了，也没法拒绝，更没法报复；四，这个人此时此刻必须处于官场低潮，这样他给这个人机会时，这人才能不得不抓；五，这人的性情要好，要能挑起事来，制造争端。可在关键时刻，还能听话，不让矛盾扩大，影响他本人的闪亮登场。纵观宋朝官场，符合以上五点的人真的不太多，可以说是太少了。他想了又想，终于惊喜，上苍还是爱他的，千挑万选，居然还真的给他留了一个这样的人。这人听话，曾经对所有上级都零拒绝服务；这人能斗，亲手炮制过同文馆冤案，把旧党人连同高滔滔都抛上风口浪尖；这人有节制，以才情论，是宋朝官场里第一流的风雅人士，某些方面与首席文豪苏轼都不相伯仲；这人也很倒霉，努力工作几十年，这时被章惇连累，被贬到了南方，在杭州城里当闲散官。就是他了，种种条件都符合，可谓天作之合。说干就干，他悄悄地派人去联络，给这个人先通通气，一方面在开封城里给他做铺垫，官场上、新皇帝，各方各面都要打点到。帮他就是帮自己，曾布做得很来劲。他不知道的是，他根本就没看清楚这个人的本质。他失算了，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世上没人能看清这个人真正的底蕴。这是个妖孽，是近二十年以来宋朝政局不断反复，从最初为信念、荣耀而战，到后来为党派、为恩怨而斗，一系列的血腥龌龊中孕育出来的集大成者。在这个人的身上，再没有原则，曾经的荣耀、追求、信念，都被一次次的政治风暴吹走了，他目睹了良臣如王安石被罢免；圣贤如司马光身败名裂，险些连坟墓都保不住；文豪如苏轼颠沛终生；长者如范纯仁衰败老盲；党魁如刘挚、梁焘、刘安世流放至死；强臣如章子厚也翻身落马。等等，这个世界还有平安吗？连安全都谈不上，还说什么荣华富贵？！这些例子把他刺激到了，阳光的人在逆境中变得耀眼，阴沉的人在逆境里皈依了黑暗。这个人渐渐变得加倍的小心、谨慎、精致、风雅、和畅。他像一条五彩斑斓的毒蛇，花纹美得让人陶醉，让人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什么，他是毒蛇人们还喜欢？呵呵，试问谁第一次见到这个物种时就提防呢，夏娃也是在吃亏后才知道的真相！这个人，叫蔡京。蔡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这个时代一定会产生的动物。他是北宋连续二十年不断升级的党争的终极产物。可以说，没有蔡京，也会有樊京。他的心灵和做事方式要由后面发生的事来一一剖析，在那之前，只有就事论事才能逐渐看清楚他，而不是上来就下结论，武断是研究历史时最讨厌的事情。人需自救天才救之，在曾布想着提拔蔡京之前，蔡京早就展开了自救行动。说实话，他怕。他被贬到杭州了，这地方是美，在宋朝已经公论为天下第一风景区了，公职旅游休闲有什么不好的？好……好在哪儿啊，元祐之前这里是贬职的终点站，苏轼不止一次地到这儿了。可是元祐以后，这里只是块踏脚板，贬到这儿的仁兄贤弟们，十有八九都会迅速上路，被贬到更远的天涯海角去。谁敢说他蔡京与众不同，能在杭州城里静等官复原职呢？所以要自救，天遂人愿，他贬下来不到半年，机会就来了，只要抓住，不仅回京有望，甚至加官晋爵也在把握之中。但是，这机会不好抓啊。真要和这个沾了边儿，以后就算飞黄腾达到了首相的位置，也有人指着脊梁骨骂，一骂就是几十年，哪怕是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到底是什么事呢，说来很风雅，宫里的大太监来杭州城，给新皇帝挑名人字画了。说到翎毛丹青，举当时宋朝全国，连苏轼在内，蔡元长也足以排进三甲之内，以蔡元长之能，无论是亲自操刀，还是帮着搜寻挑选，该太监都会搞到精品中的精品，满载而归。如此一来，蔡京让该太监满意，该太监让皇帝满意，利益链条转动，蔡京的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后患也真不小，前面提到了，这会有骂名的，前名臣宰执文彦博就是例子，当年他只是送了一件蜀锦袄给仁宗的爱妃张美人，就被一直念叨
“一群喜欢酒馆、掷骰子赌博胜过家宅、教堂和学校的人”，于是便热血沸腾了。随后，他们记起了自己公开展示的历史，便冷静了下来。以过热的决心开始，却以冷血缠身结束了。“他们不知道我们也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一个人这样说，“我们现在和他们一样自由，以前和他们一样是奴隶。干吗要有这种区别呢？”他们遭到拒绝和防范，便改变了路线，取道未分配土地的西边——洛根县之南，越过加拿大河，进入阿拉巴霍地界。随着一次次的厄运，他们变得更倔强，更自豪，种种细节都刻进了这对双胞胎兄弟强有力的记忆之中。一个个未经修饰的故事，在礼拜天祈祷会时的夕阳中，在大炉灶近旁阴暗的谷仓中，被人们讲了又讲。有的讲的是四个黑肤劫匪的马鞍，劫匪在抢夺枪支以前，先给了他们野牛肉干吃。有的讲的是围绕在他们帐篷的通风道的无声无息、醒来会飘在空气中的睡着的儿童，值更的乔克托人骑的马的闪光。晚饭时光，除去能靠火光做的事情之外，天黑得什么都干不成，父辈们便讲述那次旅程中的故事：上帝给他们引路的迹象——指向水源，指向他们可以用劳动向当地人换取大车、马匹和牧草的克里克（当年居住在阿拉巴马、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北部的印第安人穆斯科格部落的联盟，英文为Creek（小溪），因多溪而得此名。）；远离广达五十英里的草原犬占领的镇区和撒旦的罪恶：被遗弃的一无所有的妇女，以及黄金河床的谣传。双胞胎兄弟相信，他们的祖父就是在发现正义之路有多窄时，选定了后来在大炉灶口刻下的字句。家具都是用木销钉拼接在一起的，因为铁钉太贵了，不过他牺牲了自己的三乘四英寸的珍藏，弯也罢直也罢，道出了一些可以永存的重要事情。那几个字一经到位，在还没人来得及揣摩那些字母构成的词句之前，就有一个屋顶在等待启用的大炉灶旁边盖了起来。黑文人坐在板条箱和临时凑合的板凳上，聚在一处聊天交流，品尝着热乎乎的猎物。后来，野牛草地让位于一座惬意的小镇，镇中心有一条街道，还有木板房，一座教堂，一所学校，一家小店，居民们仍要在这里聚集。他们切开珍珠鸡和整只的鹿，放到炙叉上烧烤；他们翻转着肋骨，把多余的盐拨到冷了的小牛肉旁边。那还是慢慢做饭的年代，火苗很低，一只二十磅的火鸡要烤上一整夜，半扇牛肉要烤两天才能熟到贴骨的部位。每逢宰完家畜或是馋得要吃未熏的猎物，黑文人就把切好的肉拿到大炉灶来，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小题大做地和摩根家争论调料和火候的适当性。他们待在那里东拉西扯，怨天尤人，放声大笑，还在屋檐下的阴凉中边走动边喝咖啡。听见他们招呼的随便哪个孩子便要乖乖地遵命去扇苍蝇，拖木柴，清理工作台，或者用一个木夯夯土。一九一○年，黑文有了两座教堂、一家全民银行、一家四间教室的学校，以及五家出售干货和粮食、食品和调料的店铺——但来往车辆要以大炉灶前出现的为多，超过其余地方。有大炉灶在，各家只消一个简单的灶就够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着。甚至在一九三四年，镇上百业俱废，很明显通电还只停留在口头上，而煤气管道和缝纫机成了塔尔萨的奇迹时，大炉灶依然在使用。直到大旱灾时，水流也没有中断，因为井很深。双胞胎兄弟当时还是孩子，他们从三角叶杨斜向水面的树枝上手举过肩跳入水中，还危险地吊在上面欣赏自己双脚在清水中的倒影。他们一次次地听到那些故事，讲述的是男人们用第一次收成或第一次割草换来的现金为妇女们购买蓝色的衣裙和女帽。圣路易的钢琴戏剧性地来了，锡安山的地板很快便铺好了。他们俩想象着他们的母亲才只有十岁，和别的少女一起悄悄围在钢琴四周，在教堂女执事轰开她们之前，偷偷伸手摸一下，捋一下键盘。她们在排练中用清纯的女高音唱着：“他（这里和后文黑体的“他”均指上帝。）会关照你……”他确实这样做了，不过说得准确些，一直做到他不再关照之时。双胞胎兄弟生于一九二四年，足足听了二十年有关以往四十年的故事。他们聆听着、想象着、记忆着每一件具体的事，因为每个细节都是一次愉悦的震撼，梦幻般地令人心旌神摇，比他们投身的战争还要令人冲动和目的明确。一九四九年，他们还很年轻，而且新婚不久，他们绝不是傻瓜。早在战争之前，黑文的居民都在外迁，那些还没有打点行装的人也在盘算着了。双胞胎兄弟眼睁睁地看着战后的前景越来越渺茫，不用费劲儿就说服了别家的小伙子重新踏上老一辈人在一八九○年所走的道路。十代人都知道留在那里的都有什么：曾经召唤过他们的自由空间变成了无人过问的混乱地方，变成了随时随地都有散乱或结伙的邪恶涌现的空白区——发生在任何大树后面，在不管简陋还是宏大的宅门后面。还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你的孩子们游戏的地方，在你的女人挖地的地方，在你本人可能被解除合同的地方，在人们携带武器去教堂和在每个马鞍上盘起绳子的地方，还在成群的白人像是结伴而行的地方，因为只身一人就意味着死亡。但是最近的三代人还是一再吸取了教训，学会了如何捍卫一座镇子。于是，像那些原先的黑奴知道要先干什么一样，这些退伍军人在拆卸自己的床铺之前，先把大炉灶拆掉并装上了两辆卡车。在八月中的某个黎明到来之前，十五家居民搬出了黑文——不像先前有些人去了马斯科吉或加利福尼亚或圣路易斯、休斯敦、朗斯顿、芝加哥，而是往俄克拉荷马的深处走去，尽可能远离玷污了他们先辈建造的那座镇子的卑屈。“多远？”孩子们从车后的座位上发问，“还要走多远？”“快了。”父母们答道。一小时又一小时，回答总是一样的。“快了。马上就到了。”他们看到比弗河流经一块枪支状土地的凸出部分，继而穿过数英亩的草地（经过一九四九年的那场龙卷风，价钱已经贱得不能再贱了），那是用他们被解雇的钱买下的，现在长势良好，赶上了时候。他们抛在身后的镇子，曾经引为自豪的街道如今杂草丛生，由十八户固执的人家监管着，他们不知道怎样到邮局去，说不定那里会有一封来自早已失去的孙子们的信呢。在大炉灶原先所在之处，小青蛇在阳光下酣睡。谁又能想象得出，二十五年之后，在一个崭新的镇子里，一座女修道院比青蛇、大萧条、收税人和铁路更显凶险呢？此时，双胞胎之一，一切事务的领头人，用他的枪托砸开地下室的门。另一个则带着他们的外甥退后几步等着。舅甥三人一起走下台阶，心情激动地准备弄清情况。他们没有失望。他们看到的是魔鬼的卧室、厕所和那令人作呕的婴儿学步车。那个外甥始终知道，他母亲曾经竭力坚持着。她勉强看完他骑着那匹获胜的马匹，但之后就没力气了。连对她兄弟和小儿子跋涉到达的这块地方应该叫什么名字的争论都提不起兴趣了。在三年之中，大多数人都同意叫纽（新）黑文，虽然有少数人大声建议叫别的名字——他们说，名字不要涉及失败，不要叫“新”什么的重复以往。太平洋的老兵喜欢叫关岛，另一些人喜欢叫仁川，而那些在欧洲作过战的总是想到一些只有孩子才乐意发音的地名。妇女们直到那个外甥的母亲辞世前一直没什么坚定的意见。她的葬礼——是镇上的首次——中断了讨论地名的计划及必要。她们用一个自己人的名字来命名这座新镇，男人们也没怎么反对。好吧，就这样吧。鲁比。年轻的鲁比。这使他的双胞胎舅舅很高兴，因为他们能够以此来悼念妹妹并纪念他们的朋友和妹夫，他生前未能获此殊荣。而那个外甥本是奥西的“紫心”勋章的获得者，是他父亲身份识别证的继承人，在他的有生之年还是他母亲的名字印到路标上、写到信封上的见证人，但这一切全被那些伤心的标记取代了。伤心、身份识别证、邮局标志在某种程度上让他难以承受。那些认识并照顾过他母亲的妇女，宠爱着鲁比的这个男孩。和他父亲一起入伍的男人们，特别喜欢鲁比丈夫的这个孩子。做舅舅的更是义不容辞地收养了他。在大炉灶处作出决定时，他也在场。但在此刻之前的两个小时，当他们吞下了最后一块红肉时，舅舅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我们在车里有咖啡。去拿上你的枪。”他照做了，不过他把那个棕榈叶十字架也带上了。他们出发时是凌晨四点，五点就到达了。由于不想让引擎声或车头灯破坏黑夜的掩护，最后几英里他们是步行的。他们把卡车都停在一棵枯橡树边，因为在这一带，灯光会无遮拦地一英里一英里传向远方。哪怕在五十英里的范围内伸手不见五指，一划火柴点生日蜡烛马上就会被发现。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半英里，浓雾已经把他们浑身都包裹起来了。他们刚好赶在日出之前几秒钟到达女修道院，还来得及看见并终生记住那座豪宅如何漂浮着，黑糊糊、恶狠狠地脱离了上帝的地面。在原先是餐厅，如今只存放着推到墙边的课桌的教室里，情况一目了然。鲁比的男人在窗边聚集了。他们虽然没发现什么，却都确信证据就在女修道院的别的地方，所以才在此聚集。俄克拉荷马州鲁比的新一代父亲们。他们起初遇到的凉意已经消失，雾也散了。他们生气勃勃——因为出汗和正义的夜间气味而发热。情况一目了然。跑道。这是外甥唯一能想起的。四百码甚至三英里跑的选手。其中两个人尽量回过头去，随着摆臂，握紧拳头，在赛道上前进着。一个人低下了她微醺的头，冲击着空气和敞开的时间，一只手伸向她的未来中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终点线。她们的嘴张开着，吸着空气，毫不放松。所有的腿都离开了地面，在三叶草上劈得开开的。引人注目的黑夏娃们没有得到玛利亚的拯救，她们如同受惊的母兽朝前跃向太阳，而太阳在烧光晨霭的同时，也将其圣油洒向了猎物的后腿。上帝在他们一边，男人们找到了目标。为了鲁比。玛维斯婴儿窒息时，邻居们似乎很高兴。可能是因为那辆薄荷绿的凯迪拉克轿车让他们烦恼了一段时间吧，而婴儿正是死于这辆车中。当然，他们做了一切正确的事：购买食物，打来电话表达哀伤，整理搜集来的东西，但他们眼睛里闪现出来的那种激动却是清晰可见的。记者到来的时候，玛维斯坐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拿不准该把土豆片的碎渣从塑料罩面的缝隙中抠出，还是把它们再往下塞一塞。但是记者想先照相，于是摄影师就吩咐玛维斯坐到沙发的中间来，让还活着的孩子坐在他们悲哀得方寸已乱的母亲两旁。记者当然也要孩子们的父亲一起拍照。吉姆？是叫吉姆·阿尔布赖特吧？但玛维斯说他身体不太舒服，没法出来，他们尽可以进行他们的工作，不必非要他来不可。记者和摄影师交换了一下眼色。玛维斯心想，他们反正也知道，弗兰克——不叫吉姆——正坐在浴缸边上，嘴对着瓶口喝着施格兰酒。玛维斯挪到沙发正中，剔着指甲里的土豆片渣子，直到余下的孩子坐到身旁。“余下的孩子”是今后他们绝无仅有的了。萨尔（后文“萨莉”的昵称。）用一只手臂搂住母亲的腰。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挤在她右边。萨尔用力掐着她。玛维斯马上领悟到，她女儿面对镜头一点儿都不紧张，因为掐的时间很长，而且就集中在一点。萨尔的指甲想掐出血来。“这对你一定很可怕。”记者说。她叫琼恩。“是啊，女士。这对我们大家都很可怕。”“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那些你想让别的母亲知道的事情？”“女士？”琼恩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玛维斯这才看到她穿着一双白色高跟鞋，鞋底上净是泥。“你知道的，说些警告她们、让她们小心的话，有关不经意之类的话。”“唉。”玛维斯深深吸了口气，“我一点也想不出来。我琢磨是这样。我。”摄影师蹲下身去，歪着头检查各种可能的位置和角度。“这样才能从这种可怕的悲剧中引出些好事来嘛。”琼恩惨笑着。玛维斯挺了下腰板，因为萨尔掐得越来越疼。相机咔嗒一响。琼恩把签字笔放到本子上。这玩意儿不错。玛维斯从没见过这类东西——墨水写到纸上却不会洇出一大片。“眼下我没什么可对生人说的。”摄影师又一次调整了窗户的遮板，然后回到沙发前，举着一个黑匣子对准玛维斯的脸。“我理解。”琼恩说，她的目光变柔和了，但眼中的闪光却和邻居们的一样，“而且我实在不愿意逼着你说，要不你也许能只跟我讲讲出事的情况？我们的读者全都吓坏了。双胞胎，这一切。噢，他们想要你知道，他们每一天都在为你祈祷。”她让目光掠过两个男孩和萨尔，“也为你们全家。他们为你们每一个人和全家祈祷。”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赤脚。萨尔把头靠在母亲的肩头，同时继续掐着玛维斯后腰的肉。“你能跟我们说说吗？”琼恩笑了笑，意思是“帮我一个忙吧”。“好吧。”玛维斯皱了下眉头，这次她想好好说说了，“他不想要加香料的火腿。我是说，孩子们喜欢，可他不喜欢。在这样的大热天，你没法存很多肉。有一次我存的一整块牛颈肉变绿了，所以我就去开了车，就是为了些肉肠，我原以为……唉，莫尔和珀尔。我起初是反对的，可他说——”“莫——尔？”“是的，女士。”“接着说吧。”“他们没哭也没闹，可他说他头痛。我理解。真的。你不能指望一个大男人干完活儿回家来，还得在我忙正经事时照看两个放到他眼前的婴儿。我知道那样是不对的。”“所以你就带上双胞胎了。你为什么不把别的孩子也带上呢？”“后院里有一只鼬鼠。”弗兰基说。“土拨鼠。”比利·詹姆斯说。“闭嘴！”萨尔倚着玛维斯的肚子，指着她的两个弟弟。琼恩微微一笑。“要是把别的孩子带到车里，”她继续说，“是不是更保险呢？我的意思是他们大些嘛。”玛维斯将大拇指插进乳罩吊带下，把它拽回到肩上。“我没想到会有危险。希格利迪·皮格利迪食品店就在那边。我当然可以去便利店，可他们的东西不太新鲜。”“所以你就把新生下的婴儿放在车里，开车去买牛颈肉了——”“不，女士。是买肉肠。”“对，肉肠。”琼恩迅速地记着，似乎没有划掉什么东西，“不过我想问的是，就买一样东西，为什么耽搁了那么长时间？”“没用很长时间。我在那儿也就待五分多钟，最多了。”“你们的婴儿闷死了，阿尔布赖特太太。在一辆那么热的车里，窗户又关着。没有空气。很难明白这种事发生在五分钟之内。”可能是汗，但掐得那么疼，大概是出血了。她不敢把萨尔的手拍开或者认可疼得不厉害。她只是搔了搔嘴角，说：“我已经为这事惩罚过我自己了，不过我当时是尽可能做到最快了。我走进店里，直接到乳品区，取下两包盔甲牌肉肠，你知道那东西很贵，可我连价钱都没看。有些肉肠一样好，可是要便宜些。可我急匆匆的，根本没看。”“你急匆匆的？”“噢，是啊，女士。他得吃好。罐头猪肉可不是一个干活儿的人要吃的。”“肉肠就成了？”“我原来想过排骨的。我原来想过排骨的。”“你不知道你丈夫要回家吃晚饭吗，阿尔布赖特太太？他不是每天都回家吃晚饭吗？”她真是个好人，玛维斯心想。客客气气的。她不四下打量这间屋子，不看男孩子的脚，也没被屋后冲马桶的声音吓一跳。马桶声响停下之后，摄影师摆弄相机的声音就显得大了。“拍好了，”他说，“与你会面真是好极了，女士。”他探身过来握玛维斯的手。他的头发和记者的头发颜色一样。“给凯迪拉克也照够了？”琼恩问道。“挺多的。”他用拇指和食指比画了个“OK”。“愿你们大家都好，听到了吧。”他把手伸到帽子处，转身走了。萨尔不再掐她母亲的后腰。她俯身向前，两眼盯着自己一只晃动的脚，只是偶尔碰一下玛维斯的小腿。从他们坐的位子上，屋里谁也看不见停在房前的凯迪拉克。然而所有的邻人都已经看见那辆车好几个月了，如今摄影师拍下了这么多从未有过的照片，全马里兰的人都能看到了。薄荷绿。葱绿。冷静点
寒冬。吴起正在惊奇，只见公主昂首挺胸，面若冰霜地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七八名同样面无表情的侍女。公叔痤连忙迎上去，将公主迎到主座旁边坐下。公主根本没有正眼看公叔痤，倒是朝着吴起行了个礼，说：“贱妾听说相国宴请贵客，便忍不住想来看看，原来请的是河西太守，失敬了！”吴起连忙答礼。公主与吴起寒暄了几句，话锋一转，对公叔痤说：“相国宴客，怎么不将那姐妹俩也叫来弹唱一曲？贱妾听说，吴太守在河西，食则与将士同灶，住则与将士同席，恐怕没见过那么精致的女人。相国居然藏着掖着，未免太不厚道。”公叔痤脸色大变，道：“什么姐妹俩？我没听明白。”公主嫣然一笑，说：“真是丢人呐！堂堂相国，居然在内人面前装疯卖傻。”公叔痤头上的汗都出来了，兀自嘴硬道：“我哪里装了？”公主“哼”了一声，道：“是，你没装，想装也装不了，因为贱妾已经叫人将她们卖出去了，而且是卖给代地的狄人，相国想再见到她们，估计是不太可能的了。”言毕一阵大笑。公叔痤听了，面如死灰，眼睛怔怔地看着公主，不知道说什么好。公主却若无其事，又跟吴起说了几句话，才起身告辞。公叔痤看着公主的背影离去，老半天才回过神来，连声对吴起说：“惭愧惭愧，见笑见笑！”吴起也擦了一把汗，说：“吴起从军以来，大小数十战，所见敌将无数，尚无一人比得上相国夫人的威严啊！”两个人又喝了一阵，方才散去。第二天一早，吴起进宫觐见魏武侯。魏武侯问了一些河西的情况，便道：“寡人听说太守自夫人去世，一直忙于军务，不曾续娶，可有此事？”吴起说：“是。”魏武侯说：“既然如此，寡人想将一女嫁与太守为妻，不知太守意下如何？”吴起一听，昨夜在公叔痤家见到的场景立刻浮现眼前，不禁吓得魂飞魄散，赶紧道：“下臣岂敢！”魏武侯说：“您是河西太守、魏国的有功之臣，有什么不敢？”吴起只是摇头，不肯接受。魏武侯见他拒绝得干脆，心下已经有七八分怀疑：看来吴起果然有异心，这等送上门的好事都不要。作为历史的旁观者，我想说，魏武侯这个人的智商委实不怎么高。想想看，即便吴起有异心，就不能娶公主了吗？一个女人能对他有多大约束力？休老婆、杀老婆的事他都干过，甩老婆还不是小菜一碟？从另一个方面讲，吴起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自古以来，夫妻间吵架的事，真真假假，分分合合，戏台上跨马插旗刀兵相见，卸了妆就卿卿我我恩恩爱爱，能当真吗？情商，情商太低了！公叔痤第一步见效，第二步立刻跟上。他指使王错等人在朝中不时散布一些吴起的小道消息，污蔑吴起里通秦国，图谋不轨。信任这玩意儿，有如堤坝，只要出现一个细小的漏洞，便会逐渐扩大，直至整座堤坝崩溃。魏武侯对吴起有怀疑在先，又听了这些人的谗言，基本上相信吴起是要造反了。吴起那方面，当然也感受到了朝廷的不信任。公元前387年冬天，魏武侯又派人前往河西，宣召吴起进宫。吴起知道此去意味着什么，他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装，命车夫驾着车，朝着楚国奔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车到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吴起突然命令停车，回首河西，潸然泪下。车夫安慰他：“以您的本事，舍弃天下，就像扔掉一双破鞋那么简单，为什么会对这个地方如此留恋呢？”吴起说：“我自从投奔先主以来，大小七十六战，大胜六十四次，未曾输过一阵，为魏国辟地千里。如果主上信任我，让我尽自己的才能，我就能帮他成就霸业。如今他却听信小人的谗言，逼我离开。这河西的大好江山，很快就会落入秦人之手，魏国也要衰落了，我怎么会不难过？”说完这些，吴起拍了拍车夫的肩膀，说了声：“走罢！”再也没有回头。大雪纷飞，很快将那两行浅浅的车轮印掩埋。三晋同盟出现裂痕对于吴起的离去，魏武侯虽然多少感到意外，却没有认为这是一件多严重的事。他很快将这件事抛诸脑后，跑到浊泽（今河南省禹州）会见了来访的齐国权臣田和。田和此次来访的目的很简单，当年他同意齐康公陪同三晋觐见天子，成就了魏文侯当诸侯的梦想，现在该轮到魏国帮他实现梦想了。魏武侯同意了田和的请求，派出使者前往雒邑，请当时的天子周安王封田和为诸侯；又派人到各国游说，争取其他的诸侯的支持。既然有三晋的先例，又有魏武侯说项，王室在这件事上也没有感到太为难，于公元前386年爽快地册封田和为诸侯（即齐太公）。田氏取代姜氏，正式成为齐国的统治者，完成了“田氏代齐”的大业。田氏代齐，对于赵国来说，是不乐意看到的。三晋列为诸侯那年，赵国在相国公仲连的主持下，也进行了改革。公仲连向赵烈侯（赵籍）推荐了三个人——第一个是牛畜，他主张以仁义治国，大谈王道，被赵烈侯任命为“师”，负责礼乐教化。第二个是荀欣，他的特长是发掘人才，知人善用，被任命为“中尉”，负责指挥作战和选拔官吏。第三个是徐越，他善于理财和考核，被任命为“内史”，负责征收田租和考评官员成绩。不难看出，赵国的改革和魏国的改革一样，一方面通过儒家的“仁义”和“王道”拢聚人心，一方面推行法家的治国理念，走的是儒法结合的路子。通过改革，赵国也逐渐富强起来。在三晋屡次对楚作战中，魏、韩两国都获得了郑、宋等国不少土地，唯独赵国由于地处北方，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久而久之，赵国对三晋同盟便产生了不满。公元前387年，赵烈侯去世，其子赵敬侯（赵章）即位；韩文侯去世，其子韩哀侯即位。赵敬侯一上台，便将首都从河南的中牟迁到河北的邯郸。迁都的目的，自然是要加强东扩的战略，以齐、卫两国为目标，获得更多土地。这个时候，魏武侯和田和打得火热，还支持他当诸侯，赵敬侯能高兴吗？同盟之间的裂痕在悄悄地产生。不久之后，魏武侯又亲手将这个裂痕拉得更大。公元前386年，赵敬侯的弟弟赵朝作乱，企图推翻赵敬侯，自立为君。赵敬侯虽然“好纵欲”，但是“明于所以任臣”，在几位重臣的协助下，迅速扑灭了叛乱，赵朝被迫逃亡魏国。如果魏文侯在世，必定会以三晋同盟的大局为重，拒不收留赵朝。但是魏武侯显然不这样想，他将赵朝事件当作干涉赵国内政的大好题材，不但收留了赵朝，还派兵协助赵朝围攻赵国新都邯郸。结果，魏军在邯郸城下被赵军击溃。不消说，这一战彻底打掉了赵、魏两国的交情。公元前383年，按捺不住对领土的向往，赵敬侯大举入侵卫国，采取“蚁附”战术围攻卫国首都帝丘（今河南省濮阳）。所谓蚁附，顾名思义，就是如同蚂蚁一样密集攀附城墙。《孙子兵法》第三篇第二条记载：“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辒（fénwēn，用于攻城的战车），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yīn，堆成的土山），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攻城已经是下策，不顾己方伤亡的蚁附战术则是下策中的下策。为了表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赵军还在帝丘北面修筑了刚平城，作为部队修整和储粮的基地。情急之下，卫国派人向魏国和齐国求援。魏武侯真不愧对谥号中这个“武”字，亲率大军前往解救，大败赵军于兔台。第二年，卫军在齐军和魏军的帮助下，攻破刚平城，并顺势攻入赵境，又攻破赵国旧都中牟的外城。赵敬侯顶不住了，派人向楚国求援。此时距魏武侯率领三晋联军在大梁、榆关再度大败楚军正好十年。改革的代价很惨重让时间回到公元前387年，吴起踏上楚国领土的那个寒冷的冬天。楚悼王听说吴起来到楚国，感觉就像天上掉下个宝贝来，亲自跑到边境去迎接，并任命他为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守。一年之后，又升任其为令尹，主持楚国军政大局。进入战国后，中原各国均对官僚体系进行改革，三晋和齐国都设立了相国，执掌国家政务。秦国稍晚一点，但也于公元前309年设立了丞相。唯独楚国一直沿用旧制，始终没有设立相国，而是以令尹为最高军政长官。若从权力上讲，令尹比相国更大。吴起在魏国求之不得的东西，楚悼王很爽快便给了他，同时交给他的是一项谁都意料得到的任务——变法吧，把楚国变强大！这个春秋时期老牌的霸主之国，在对三晋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已经尝尽了耻辱。即便你的祖上曾经富过，即便你地大物博，即便你挥汗成雨，投鞭断流，如果总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你很快会领教什么叫“落后就要挨打”。解除这一魔咒的唯一办法是改革。吴起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是他知道，他在楚国进行变法，比当年他的师兄李悝在魏国进行变法，要艰难十倍。因为魏国是一个新兴国家，白纸上画图，尽可挥洒自如。而楚国，这个老牌的霸主，就像一辆已经不合时宜的重型战车，即便是让它稍微改变一下方向，都必须大费气力，何况是要拉着它走一条从未走过的上坡路。吴起发现，楚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也就是大臣势力太大，享有特权的贵族太多，他们“上逼主而下虐民”，严重削弱了国君的权力，也加重了民间的负担，导致楚国“贫国弱兵”，成为一个虚胖的巨人。楚国要强大，必须先向特权阶级开刀！但是，在任何年代，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甚至是反击。据《说苑》记载，吴起变法前，曾经到息县（今河南省息县）拜访当地的名宿屈宜臼。屈宜臼问吴起将如何治理楚国，吴起向他说了三条方略。第一，“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精简政府机构和官员，削减贵族的俸禄，而且改变贵族的世袭制，一般情况下只许传爵三世，三世之后，即为平民。第二，“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楚国地广人稀，把旧贵族和他们的随从、奴隶迁往荒凉之地，要他们开荒种田，发展经济。第三，“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训练士卒，扩充军备，一待时机成熟就争夺天下的霸权。屈宜臼听了，毫不客气地说：“我听说善于治国的人，不改变旧法，不改动常规。您现在这样大动干戈，要平均楚国的爵位和俸禄，减损富人的财物，有没有想过要得罪多少人？我还听说，武力是凶器，争斗违反道德，您却要用武力来争夺天下，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只怕自身难保！”屈宜臼是当时楚国较为流行的道家学说的代表。众所周知，道家讲究无为而治，反对用任何积极的政策来改变现状，唯愿天下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以此消除战争和不幸。所以，也不要简单地认为屈宜臼是在替既得利益者说话，他之所以反对吴起变法，主要是因为世界观根本不同。真正对吴起变法有切肤之痛的，是广大的楚国贵族。吴起变法就像一股强烈的风暴掀开了他们的屋顶，将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特权与财宝席卷而去。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却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楚悼王坚定地站在吴起的身后，楚国的百姓似乎也不太反感这位来自魏国的变革家。而吴起那种说一不二的作风，以及关于他如何残忍的种种传说，也使得大家不敢触其锋芒，以身试法。“绝不能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家族的私利而损害国家的利益，不能让谗言掩盖忠心，一言一行都必须符合规范，公而忘私，为了国家的富强，可以不计毁誉，一心一意为君王服务。”“要杜绝一切私下交易，禁止任何裙带关系，扎扎实实改变楚国的风气。”“不许游说之士进入楚国，不许任何人妖言惑众。”随着一系列严厉的法令被颁布推行，楚国的风气为之一新。官场上那种私下请托的现象不见了。原来贵族子弟凭借着门第关系就能进入官场，现在则必须凭借真才实学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吴起上台不过两年，楚国政府收入激增，军队的战斗力也得到大大提升。公元前384年前后，吴起亲率楚军“南收杨越”，将楚国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今天的江西省南部、湖南省西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古老的楚国，再一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公元前382年，当赵国使者将赵敬侯的求救信送到楚悼王面前的时候，楚悼王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嘲弄的笑容。十年前三晋在大梁、榆关大败楚国，十年后赵国为了对付魏国而向楚国求援，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啊！他正想检验一下吴起改革之后楚军的战斗力，洗刷多次被三晋打败的耻辱。公元前381年春天，吴起率领楚国大军北上救赵伐魏。楚军先头部队深入魏国腹地，渡过黄河，直逼河东重镇州城（今河南省温县）。魏武侯连忙调兵遣将，在州城以西布下防线，防止楚军长驱直入，威胁首都安邑。就在这时，尚未渡河的楚军主力突然转向东面，出其不意地攻破大梁西北重镇梁门，屯兵林中（梁门之北），饮马黄河，拦腰切断了河内与河东的联系。赵国抓住这个机会，猛攻魏国的河北地区，火攻棘蒲（今河北省魏县），取得大胜，接着南下河南，攻克黄城（今河南省内黄）。一时之间，河内危急，河东危急，河南危急，魏国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如果秦国再趁火打劫，出兵进攻河西的话，魏国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然而秦国没有进攻。这倒不是因为秦国人厚道，而是因为河西被吴起治理多年，固若磐石，秦国人不敢轻易进攻。不知道魏武侯此时有没有对当年逼走吴起感到一丝悔意。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个人十分后悔，这个人就是公叔痤。此后二十年，这种悔意将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去世的那天。正当吴起踌躇满志，准备攻克大梁，攻取安邑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年夏天，楚悼王突然去世。吴起不得不放弃进攻，撤军回国。魏国获得了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不久之后，楚国的没落贵族又给魏武侯吃了一颗定心丸，保证吴起再也不会成为他的噩梦。所谓没落贵族，就是那些因为吴起变法被剥夺了财产、限制继承权，甚至被发配到不毛之地开荒种田的人。他们趁着吴起参加楚悼王葬礼的机会突然发难，用弓箭射死了吴起。据《史记》记载，吴起为了躲避箭矢，跑到楚悼王的灵堂，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但那些人全无顾忌，照射不误，将吴起和楚悼王都射成了刺猬。据《吕氏春秋》记载，吴起被射中之后，强忍伤痛朝楚悼王的灵堂跑去，说：“让你们看看我的用兵之道！”没等那些人反应过来，他已经拔出箭矢，插在楚悼王身上，叫道，“有人用箭射大王的尸体！”大笑三声，气绝身亡。吴起以这种方式报复了谋害他的人。依照楚国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楚肃王（熊臧）即位后，追究射尸责任，诛杀贵族七十余家。至于吴起，虽然他为楚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楚肃王却对其不甚感冒，反而认为他扰乱了朝纲，导致了国内的乱局。为了安抚广大贵族，吴起的尸体被拉出来施以车裂之刑。关于吴起这个人，历史上褒贬不一。褒者，一是称赞其用兵如神，如尉缭子说：“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曹操也曾说：“（吴起）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二是肯定他作为改革家的功绩，蔡泽这样记述：“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南攻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韩非子也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言下之意，自从吴起死后，楚国便一蹶不振，再也没有雄起过。批评吴起的，多是对其为人不屑。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这样写道：“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宋人徐钧也嗟叹：“兵书司马足齐名，盟母戕妻亦骇闻。”总体来说，后人的评价还是中肯的。吴起留给魏国的遗产魏、卫和赵、楚之间的这场混战，从公元前383年到公元前379年，持续了整整四年，给魏国和赵国带来严重的创伤。数十年后，苏秦谈起这场战争，不无感慨地说：“刚平被破，中牟被毁，黄城被克，棘蒲被烧
，章惇有多强，他就有多强。而蔡京呢，一个地道的软柿子，一个天生的附庸，居然敢反抗他！这种反抗本身就是侮辱，决不能忍受。于是他反击，他辩解，他喋喋不休，渐渐声色俱厉……他掉坑里了，蔡京要的就是这个，他越失态效果才越好。就在曾大首相的高音唱得高亢嘹亮时，突然被打断。有人在旁边呵斥他，“曾布，上前安得失礼！”还记得他是怎么搞倒章惇的吗？这一声和他当初在哲宗灵前吼章惇是多么地像，报应！呵斥的人是温益，随着这声呵斥，赵佶拂袖而起，返回内宫。曾布完了，后面的事有御史台、知谏院的人接力，弹劾奏章一篇一篇接一篇，直接把他踢出京城，贬过江南。曾布的故事到此结束，他没有续集。他不会像章惇那样东山再起，在贬谪之后达到更高的巅峰，创造有他印迹的元符岁月；也不会像吕惠卿那样，纵然仇敌满京华，仍然高才可恃，在边疆守土保民。他是这个时代里最叫人厌恶的人，一个真正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没有原则的小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新旧两党二十年间在最高领导层里最垃圾的一个，就算是挑起党争之祸的元祐大臣们都比他强得多。比如刘安世，不管政治见解多糟，不管执政能力多渣，他对自己的信仰无比坚定——我就是认为司马光是对的，我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哪怕再多的折磨，我甘愿。刘安世历经“春、循、梅、新、高、窦、雷、化”等南方最险恶的八州中的七州，百死而不悔其衷，留下了很多让人动容的事迹。篇幅所限，只举其中一个。刘安世贬到英州时，有一个福康县（今福建福清县东南）的林姓书生奉命南下，要置他于死地。消息传来，满城的人都为刘安世发愁，尤其是他寄住的道观里的道士。该道士一边替刘安世熬每晚必喝的鸡肉粥一边流泪，说道观都被官军围住了，只等林书生到，您就难免一死了。刘安世厉声说：“人之生死前定，何用惧？汝出家学道，见识乃尔！”他说完倒头就睡，粥好了起床喝粥，从容写信安排身后事。这是何等的胆魄气度，就算是敌人也要佩服。每当看到这一段，我都会想起一段电影对白。那是一对海盗父子，儿子某天问：“你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做过，你活了下来，一定有什么秘诀吧，生存的秘诀？”父亲回答：“目的不在于永久地活下去，杰克，秘诀是，你要活出自己的人样。”活出自己的人样……刘安世有，曾布没有。蔡京当首相的那天是北宋史上最温馨动人的一刻。与之相比，王安石拜相时争议太多了，司马光是负面情绪太重了，章惇时……下边是一片牙齿打战的声音，实在是太吓人了。蔡京不一样。他是最风雅和善的，最通情达理的，是零拒绝的好同事，是大公无私的好领导。最后这句不是乱讲，以扳倒曾布的理由，他是多么的光明正大啊。杜绝官官相护，杜绝私相授受！真是最正义的手段。综合来看，蔡京的案底和这次的上位，简直是宋朝近二十年以来最雪白干净的大臣。由他来收拾乱到无可再乱的烂摊子，真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这一点不仅官场新皇帝赵佶相信，连新党里的顶级元老张商英也认可，蔡京的拜相制由他执笔完成，史称极其褒美。登场完毕，全天下人擦亮了眼睛盯着，看蔡京有什么高招能把国事、党争梳理好。天知道，这是个多么巨大的、无解的难题！但蔡京都一一解开了。在这个过程里，世界才逐渐地认识到，蔡京是怎样的动物。上任伊始，蔡京非常讲究传统，他对皇帝说，我们要沿着伟大的神宗皇帝、伟大的安石相公的足迹走。这样才会正确。赵佶点头。于是讲议司出现。它在名义上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仿制品，功能上也相近，国家的各项事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等事情，都由它负责。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确很像，当年变法，也是由这种部门来决策怎么变的。但是最后有一条是额外添加的。蔡京说，讲议司做出的决定，宰执、台谏等官员不许干涉，连议论都不许。只此一条，天塌地陷，宋朝瞬间国已不国。国家是什么，无非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这几件事，把这些事归于一个衙门，那么全体官场都成了摆设，都被架空了。再不许宰执、言官过问，连半点的监督机构都没有，这不是国中之国，另立天地了吗？这是国家政事，蔡京一把抓住之后，再向意识形态开刀。二十年间不是互殴不断吗，旧党骂新党是小人，新党骂旧党是奸邪，骂来骂去的没个定论。现在我来给你们终局。终点站到了，蔡京再一次把传统发扬光大。北宋党争的特点是列名单，从最初旧党人设立的元丰榜，到章惇报复时产生的旧党列表，都是大型代表作。真是力度强，影响大，一砍就砍倒一个时代。但是也有局限性。即百分之一百的精确性。元丰榜里全是新党人，旧党列表里全是旧党人。两边泾渭分明，不冤枉一个同志，不放过一个敌人。这都过时了，根本没法满足蔡京的需要。蔡京要的是涵盖天下英杰，所有人都在掌控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瞄准了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一件大事情。赵佶刚登基时向天下求言，承诺说对了有奖，说错了不罚。赵佶兑现了，真的给一部分敢说话的人升了官。一切从这件事开始。蔡京和他的班底把原始资料搬了出来，查奏章。把当时上书的五百八十二人，分成了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共七等。七等中，正下以上只有四十一人，包括邓洵武等；其余“邪”等居然是五百三十四人！里面包括陈师道、邵伯温等，他们从此定性，再没法翻身。这只是开始，毕竟这些人只是一时因为某件事偶然凑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讲，都是些官场的小杂鱼。是油炸也好，是活切也罢，都不能真正确定什么。几天之后才是官场的末日。又一张名单出炉，一共是一百二十人，里面宰执官二十二个，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章惇、曾布；待制官三十五人，包括苏轼、范祖禹；普通官员四十八人，有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外加著名太监八个、武官四人。这些人的名字由赵佶御笔亲书，勒石刻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它，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第四章党争养蛊孰为殃党人碑是终极版的政治迫害，所有能想到的招数，除了限于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大臣这一条之外，都用上了。比如上碑的人里，死了的，司马光、吕公著他们，追回一切追封，打成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没死的，远远贬到南方烟瘴地面，进行极地生存训练。可以预见，他们要是没有苏轼的气魄、范纯仁的操守，基本上是死定了。这只是普及型打击，下面是精确针对型的。碑上的名人们，谁是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号啕痛哭了。他们一生的心血，不只变成了追命符，更面临着在世间毁灭消失的噩运。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中的黄庭坚，他参与过修撰《神宗实录》，内容专门和新党唱对台戏。很好，他的著作手迹全部销毁。苏轼，这位不世出的大天才，宋朝的荣耀，刚刚才赦回北方恢复名誉，这时上碑了，那么《东坡文集》之类的著作也保不住了。不只是他，三苏的文字、苏门四学士的文字，也都在毁禁之列。其余的像宋朝历史系名人，号称唐史最强的范祖禹写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颁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也全毁掉。唯一幸免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本巨著不管出发点是什么，由什么人写成，它本身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是中华民族集体的瑰宝，这一点不能因为厌恶司马光而恨乌及屋。可蔡京不管，毁，真要爱才的话，东汉的蔡邕还会死吗？人都能杀，何况一本书。烧，连印版一起烧掉。危急关头，有一个太学博士站了出来，他叫陈莹中，此人非常聪明，他没明着反对，而是在太学的某次考试里出了道题。题目引用的是《资治通鉴》的序文。安全了，这下子谁也不敢再动这本书。《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给官方写的皇帝教科书，当年写成时由宋神宗亲手写的序文。经过新政老祖宗认可的东西，还不是圣物吗？对《资治通鉴》有心无力，实在是有损蔡太师的威名，他在另一些方面找回了平衡。打击面扩散，辐射到党人的子孙后代身上。这是开一代之先河了，前所未有的事。之前最狠的章惇也不过是夺了司马光等人子孙的恩荫，让这帮富二代们不能出生就当官罢了。如果他们争气，自己能考出文凭来，还是不受限制的。比如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在同文馆之狱案发前，还好好地当着官。这时蔡京宣布，凡上碑党人的子弟们，第一，不得与宋朝宗室结亲，已经定亲没举行仪式的，全部取消；第二，不管有官没官，都不许在京城居住。京城四周各处设立盘审点，严格监控，有私自入京的，监审点人员与党人子弟同罪。这两点，让原先含着金匙出生的高干子弟们比平民百姓的孩子还惨，他们失去了一切特权，不仅不能当驸马爷，连当官都成了白日梦。因为法令的无限延伸性。虽然明文规定中，只是强调了居住地的问题，可是实际操作里，被变成了党人子弟的人生终止符。比如一个叫程端彦的小官，只是鄢陵县的县尉，典型的芝麻豆大的官，萤火虫一样的前程，可是在这场运动中，他被罢免了，变成一介白丁。至于原因，很简单，他的老爸叫程颐。再比如一个叫李阶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大考之年文章盖世，为礼部试第一名。真是一头绝世神牛，如果在往年，他的前程，他的名望，必将传遍神州，冠盖一时。可惜皇帝看了看他的出身，把第一名换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李阶的老爸叫李深，是资深型的党人，并且他舅舅更厉害，是上船给章惇讲课的陈瓘。这样的祸根怎么能留，直接摁到十八层地狱里去。如此这般，完成了一个体系的打击，应该算斩草除根了吧？不，蔡京想了想，根本以往丰富的党争经验，还不到位。还剩下一批人，差点漏网了。前面这些党人，都是元祐时期露头，截止到宋哲宗去世的造反派，在哲宗刚死到赵佶初立这段时间内的呢？那批堪称向太后嫡系的旧党人，他们怎么处理？这类人被整理出二十七个人，以刘奉世为首，被贬官、外放。注意，这次的贬官是一贬到底，连之前担任一些宫观之职，领点补贴金之类的待遇都没有，变成彻底的下岗无业人员，只能自食其力了。到这步仍然没完，不久后，蔡京想出了新点子。根源在当年司马光等人在西京洛阳组成的顶级元老会，那时他们俨然是另一个小朝廷，论起资历、威望，简直比开封城的皇国班底还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实行。这怎么成呢，现在好几百的元老贬了出去，要是再组成元老会谁负责？为了杜绝这一点，蔡京下令，所有贬出的官儿们，不许扎堆生活，个个都分开，散在不同的城市里。严格控制他们的行踪，不允许出城。……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这仍然只是开始。蔡京再规定，这些人不允许议论朝政，不准教授学生，不给一丝一毫的机会传播他们的危险思想、有毒的倾向。……这还让人活吗？这些事情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一条接一条，打得党人们晕头转向。他们痛苦之余很纳闷儿，这个蔡京是怎么了，他吃拧了还是被绝世冤种附体了？怎么变态到这地步，有这么虐待人的吗？直到这时，他们仍然不能反躬自省，制造出蔡京的，正是他们自己。搞清这一点，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要怎样才能结束党争；二，怎样才能在党争中活下去。问题一，党争有二十年了，要结束它，几乎所有人、所有历史书都说要温和、要不偏不倚。具体起来，要像赵佶刚登基时那样，从皇上开始表现出中立、中庸的态度，下面自然平静了。等时间一长，大家习惯了互相温柔，世界自然和谐了。好，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某个皇帝是中立派，不偏向哪一方，更不打压哪一方。请问下面的大臣们会怎么样，就此安静吗？空口无凭，有实例为证。宋仁宗，这个世界里最仁厚最中正的君主，他对臣子们好吧，可偏偏正是党争的源发点。为什么会这样？庆历新政居然等同于庆历党争，堂堂三百年第一人的范仲淹居然是党派之争的发起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动物。还因为宋朝对文臣的超级宽大。这两点把宋朝的大臣们惯得无法无天，平时脑子里想到了就说，说啥也没关系，甚至说得多等于工作努力，那自然是不说白不说。这时要皇帝怎么办，只是温和就行了吗？人家拼着不当官儿了都要说的，一个温和、平衡的态度就能阻止他们？开玩笑。所以，以柔克刚是行不通的，只能以暴制暴。想消除党争，一是长久地、不改变地支持某一方，保持政策不变；二是把两边都打倒，一个不留。只有这样，世界才能安静。蔡京不是皇帝，没法制定方针，作为臣子他只能选择第二条。既然做了，就干票狠的，为了彻底在党争中脱身，他不分敌我，不分新旧，只要是有威胁的，全都打倒。比如章惇、曾布，本来这是两位众所周知的新党元老，甚至是蔡京的老上司，但是为了干净的新天地，蔡京硬塞给他们两张旧党的党票，这就是新标签了，以党争的名义——去死！这样结束党争，蔡京算不上大仁大义，但绝对大智大勇。历史证明，只有这一个办法，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还有，非流云所能逆料也。问题二，关于生存的事。党争到了这一步，新、旧两党分别被对方抡倒两次以上，几乎每个参与者都跌倒、爬起、流放、回京、再爬起过，其间无论过程多么惊险曲折，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倒台死亡。无一例外，谁都一败涂地。强如王安石、司马光也没法幸免。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要怎样活下来呢，这是个大问题啊。蔡京是个有心计的人，是个从开始就非常有危机感，向往平安舒适的生活的人。他的零拒绝服务足以证明这一点。有这样的心胸，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过往的例子，就会得出一个绝望的答案。身在潮流里，浮沉不自由。不管是做党魁，还是当帮兵，都只是片刻的荣誉、永恒的悲剧！要想活，只有把周围的人都踩在脚下，唯我独尊，才能唯我生存。都是你们逼的！这是种顿悟，产生的后果是蔡京突然间的凶狠。一点预兆都没有，他变成了北宋史上最残忍、杀人最多、不问青红皂白斩草除根害人到死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真切地反映了这一点。前面提到的张商英，新党元老，亲手为他写的拜相制，文字极为褒美。可以说对蔡京非常好了，可是元祐党人碑上就有他的大名。为什么，只因为他有威胁，以张商英的资历、脾气，早晚有一天会反蔡京。那好，只要有可能，就先摁到死。蔡京成功了，如果说北宋官场是一只大罐子，新旧两党无数党徒是毒虫，那么蔡京就是互相咬噬中存活下来的唯一的那一只。他，成“蛊”了。以上只是推算出蔡京变身的经过，下面要说的是蔡京变成了什么。作为祸国殃民毁灭国家级的奸臣，人们总喜欢把他和董卓、曹操等著名反派相提并论。这不对，蔡京并没有活在乱世里，他更没有篡位的心，他所有的欲望都非常浅薄，非常实际。他的狠毒只是出于他的危机感，是被动的应战，而不是主动去害人。后面发生的事，每一件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五章国之少年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的春天前后发生了一些事，传说这些事，让几个宋朝大佬在另一个世界里有过几段对话。王安石说：“小京，有点过了啊。”蔡京：“首领，我想活下去。”这是关于元祐党人碑的。司马光说：“小京，有点奢侈啊。”蔡京很郁闷，“我想活得舒服些……谁让我之前受罪呢？谁让我怕来日无多呢？”这是关于赵佶、蔡京等高级领导人生活水平问题的。生活水平……这实在是最小，也最大的事了。说它小，小到了用餐的器具。某一天蔡京上朝，发现年青俊秀的皇帝呆呆出神。主忧臣辱，他当然要问清楚。“陛下，您怎么了？”赵佶羞涩又犹豫，他的面前摆着几只晶莹温润的玉盏、玉盘、玉卮，都是顶级的餐饮用具。他说：“过几天
卡伦的身体突然向前倾，摆出我熟悉的、一副独断独行的姿势。“我应该再给卡伦一些记忆吗？”卡尔问我，“她头痛，我会带走她的疼痛。我可以传送一点记忆给她，但我不会一次全部给她。我会让她像闪电一样简短、迅速地回想起来，然后看看效果怎么样。”“很好，继续下去吧！”我鼓励他。卡尔回去之后，卡伦不再看我；她的视线往下移，最后停在肩膀上。“我想画画，”詹森说，“我喜欢装饰粉刷。”好吧，我得想办法缩小詹森的画布。“听说莎拉的房间漆得很漂亮？不过下次你可不可以不漆房间，改成画几张画给我？”带卡伦离开催眠之前，我暗示她醒来之后她的头痛将和缓许多。卡伦醒来后，确实觉得好多了。带走卡伦头痛的人究竟是卡尔，还是我？※※※※“我不能让大家走进法院！我们会被关进监牢里！”卡尔说。“监牢？”“他们会问问题，逼她把时间遗失掉。”卡尔的声音透露着绝望，“我们不能冒险！”原来是卡伦接到陪审团的传唤了。“你觉得你们犯了罪？”“我不相信警察。他们都认为我们有罪。我怕我们总有一天会被关进牢里。”“因为你不乖吗？”我想我找出卡尔何以如此偏执的理由了：他觉得自己很邪恶，理应受到惩罚。“对。”他垂下头说，“会被他们看出来。”“卡尔，你总是为了大家牺牲自己，我不懂你为什么觉得这样的你很坏、很不乖？”卡尔筑起牢牢的心墙，保护他温柔、脆弱的感情；我试图在墙上挖洞。“一直有人提醒我们，说我们很坏。”“我知道。我知道那些坏人一直这样告诉你们，想让你们变得跟他们一样坏；但你跟他们不一样，你并不坏。”卡尔仔细思索我的话。为多重人格进行精神治疗，有许多地方值得玩味。举例来说，独立人格的问题实际上是“平面”的二度空间，他们不像完整人格拥有多层次且复杂的心理结构；他们似乎颇为依赖，也愿意合作，这使我的工作容易多了。这些内在人格——特别是几个小男孩——总是很快接受我的意见，然后与自己的看法结合；对于这一点，我总是感到相当惊讶。“我会给卡伦写张医生证明，让她不必理会陪审团的传唤，”我说。“你会吗？”我竟如此轻易就能保护他，解决他最深的恐惧，似乎令他印象深刻。卡尔说，他已经向卡伦泄露一些记忆了，但他还是会担心，因为他是负责承担痛苦的人。卡尔问我，他这样做会不会伤害大家？我说不会。我认为他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我们的同盟关系开始有了不错的基础。下一个现身的是西娅。最近她经常与卡伦共享时间，但卡伦并不知情。“你为卡伦扮演什么角色？”我问。这多少算是协助他们放松的例行公事吧。“你为何诞生？”“卡伦6个月大的时候，常常生病，”西娅说。她是个大方、实事求是、可爱、颇为女孩子气的小女生，非常讨人喜欢。“她的额头上有肿瘤。虽然卡伦博——就是宝宝——已经出现了，但她没办法应付吃药打针，还有那些医生，所以我诞生了。卡伦5岁时，她又动了手术，做放射线治疗。每次住院的都是我。”西娅微笑，侧过头，用眼角余光瞟我。“说真的，跟医生护士在一起还比较好，”她顿了顿，“虽然也有不好的事啦，像打针什么的。只不过，有时候在家里遇到坏事，我就希望大家能赶快生病。”“希望自己生病？”“对。我可以让大家发烧、出疹子。”“你怎么办到的？”我曾听过这种事，但我不曾亲眼目睹。“我只要想着‘我应该发烧’就行了。假如我真的气炸了，光是站一下，我的体温就会一直升高一直升高！有一次还高到华氏104度！太高了，他们得用冰水浇我们。”“你随时都能这样做？”“只有在我很生气的时候。”西娅露出小女孩儿的微笑，有点不好意思、但很开心。“有一次，我让大家昏迷了一个月。其实我们只是暂停生活一阵子。父亲会走进病房，坐在床边，拿起遥控器一台一台转。我们假装听不见。后来他们打算替我们动手术，所以我决定我们该恢复听觉了。”西娅的神情仿佛在描述一件下课时的偶发事件。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相信她，但是在西娅幼小的心中，实情正是如此。“你送我们去住院的时候，我也出来了，”西娅说，音调拉高，感觉有些僵硬。“我很气你。我们被灌了一堆药，可是这些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作用都不一样。克莱尔和我明白，你这么做是想多了解我们，但我觉得你不会相信我们……后来她背叛大家，写信给你了。”“但她也成功了呀！”“是没错。可是我很害怕。大家都是想伤害我们才理我们、注意我们的……”“可以聊聊卡伦博吗？”“她是母亲会喜欢的完美宝宝，而且她听得懂一点匈牙利语。可惜卡伦一直很痛苦，她只能不断分裂；卡伦博首先分裂出来，然后是霍尔顿和凯瑟琳——我们需要他俩扮演内在父母的角色……在外头，我们不曾拥有过真正的爸爸和妈妈。”“霍尔顿和凯瑟琳怎么知道他们该做什么？”“我们身边有几个不错的人，还有，我们也会读故事书。他们俩一年一年不断地改变。我们会看见别的妈妈是怎么对待小孩的，然后凯瑟琳和霍尔顿就会学起来。”“他们这么快就能上手，化为本能？”“噢，可以啊，我们的信息来自四面八方：电视、迪克·范戴克[1]、《老爷大过天》[2]、《鹧鸪家族》[3]等等。我们希望霍尔顿能善解人意。”西娅描述的这种能力和组织架构令我大为赞叹。据她所言，这些内在人格全都有瞬间进行角色模仿、身份认同的能力；难怪他们能迅速采纳我的建议和解释。我们互动的时候，他们似乎也把我当作这个系统的一分子了。要想走到这一步，其他病人得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但卡伦的分身不到几天就完成了。卡伦之所以能在分裂后再度融合，或许也跟这种能力有关。为了进行融合，卡伦似乎得将这种身份认同的弹性施展至极限，以便重新组成自我形象；而她确实也相当程度地掌握了这种弹性。数周后，我问西娅，她和卡伦博是否准备好融入卡伦？她说准备好了。我开始引导催眠的准备工作。卡伦与西娅进入安全小窝，我根据西娅告诉我的故事，与她俩讨论两人的角色。西娅抱着宝宝，坐在卡伦腿上。“西娅扎马尾，脸上有雀斑，”卡伦缓缓说道，“宝宝窝在西娅身上，好小一个；她大概18个月大。对一个一岁多的婴儿来说，她的体型稍嫌单薄。宝宝搂着西娅的脖子，搂得很紧。西娅很开心，她再也不会孤单了。我们3个应该同时融合，还是一次一个？”“都可以。你应该顺着自己的感觉来决定。”我怎么能知道她们该怎么做？“我觉得好奇怪，有股拉力……”卡伦停下来，身体微微扭动，表情显示她们正在努力；她全神贯注。“西娅想让她和宝宝各自靠在我的肩上，然后融入我……行得通吗？”“当然。”我信心百倍，诚心盼望这是最好的办法。卡伦沉默了约30秒，表情极为专注。“我想她们进来了。”“让过程慢慢完成吧。”我不想催促她。我们不曾有过一次融合两人的经验。“我收到卡伦博的记忆了。Nagymama[4]会用匈牙利文写诗，她想听她写的诗。好多日光灯……医院病房。大胡子男人……”几分钟后，我带她回到办公室。屋里的光线太明亮，害她头痛。“我的脑袋里正在放电影，”离开办公室时，她对我说。我们约好隔天电话联络，讨论这件事。1997年1月26日与西娅、卡伦博融合1997年1月22日，礼拜三，西娅和卡伦博与我融合。这次融合很累人，因为我很难分辨哪些是西娅的记忆，哪些是卡伦博的。卡伦博好小一个，像洋娃娃，头发是金色的。我记得西娅把卡伦博放在腿上，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合并了。在她们融入的那一刻，我对光线和声音变得极度敏感，我听见匈牙利歌谣和摇篮曲的旋律。接下来，我感觉到、也听见医院的声响。我头昏眼花、头重脚轻离开了你的办公室。但不知怎么着，我就是知道我会平安回到家。我试着用“我”这个字代表自己，也就是“卡伦”，但是好难。因为我好想写，也想说“我们”。融合后的第一天，我回想起所有在医院的记忆。西娅花了很多时间跟医生、护士，还有其他病人做朋友。她勤读医学书籍，一看就是个把钟头，所以她才有办法用“想”的方法即刻引发她想要的症状。西娅甚至认为她可以任意左右她的免疫系统，她深信大家都应该学会这个技巧，好帮助自己治疗自己的病症。接下来几天，我又得到更多住院记忆，还有卡伦博的以字、词构成的回忆。卡伦博有个习惯，她喜欢咬手指头边边的死皮；我发现自己在融合后也频频重复这个动作，持续约一个礼拜才消失。这次融合大概花了两个礼拜才完全结束。我觉得，我每天都能多认识自己一点。我不太相信西娅“任意左右免疫系统”的说法，但这个想法确实值得研究。不过，由于卡伦的精神治疗不包括这个部分，所以我决定不管它。卡尔决定暂停向卡伦传送记忆，直到西娅和卡伦博彻底融合为止。我问他是否准备好了，他说他还是很生气。我告诉他，这股愤怒也许不会消失，但等他融入其他人后，极可能被稀释、淡化。他在卡伦身上看见迈尔斯的脾气、安的沉着冷静。如果他与卡伦融合，卡伦获得他其余的记忆，他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结果了。所有的痛苦、悲伤都背负在他身上。他累了，他已经不知道“心情好”是什么感觉了。我问他现在是否还有伤害自己的念头。他说，有时候，他觉得他应该勇敢一点，了结自己的性命，这样其他人就再也不会感受到他的痛苦了；然而他也渐渐明白，如果他杀了自己，其他人也会随他共赴黄泉——因为他们共享一副躯体。他以前完全不知道这件事。[1]迪克·范戴克（DickVanDyke，1925—）：美国著名喜剧明星。——译者[2]《老爷大过天》（FatherKnowsBest）：美国一部电视和广播均播出过的连续剧，描述了美国中西部的中产阶级生活。——译者[3]《鹧鸪家族》（ThePartridgeFamily）：英国电视情景喜剧，讲述的是一位寡妇和她的五个小孩致力于音乐生涯的故事。——译者[4]意大利语，意为“祖母”。——译者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1章卡尔卡伦带着一只鼓鼓的牛皮纸袋和几张纸走进来。我毫不掩饰对纸袋的好奇心。“这些是已经跟我融合的人留给你的。”卡伦递给我一张便笺，标题写着“给贝尔医生的物品清单”。清单上一项一项列着纸袋里装了哪些东西，但我直接将注意力转向纸袋。我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在座椅旁的土耳其绒垫上，逐一研究这些玩意儿。一把很沉的钳子，磨得差不多、1.5英寸的油漆刮刀；便笺上说，这是祖父用来伤害“我们”的东西。迈尔斯请卡伦带过来给我，交代我扔掉它们。除了前述两样东西，迈尔斯还给了我一根约10英寸长的蜡烛，但中段怪异地弯折成90度直角；迈尔斯说这是进行仪式时所使用的蜡烛。令我吃惊的是，这些全是很普通的东西：钳子、刮刀，毫不起眼，看起来就像从老男人的工具箱里拿出来的。我拣起一只塑料十字架、一枚小巧的金属十字架坠饰，还有一幅边缘以小花装饰的十字绣——“求天主降福于你的善行，不求天主为你成就”，这是安绣的。桑迪留给我一到四年级的成绩单。卡伦成绩还不错，但“上课不专心”与“有破坏倾向”这两个选项双双被作了记号。我找到鱼钩做成、涂彩装饰的护身符，还有一条附金属搭扣的皮手环，上头刻了卡伦的名字。手环是西娅的，“卡伦”二字是迈尔斯刻的。另外还有卡伦博的尿布别针，西德尼的一块大理石，还有纽扣、12星座铜质链坠，以及各式各样参加夏令营制作的手工饰品。我望着这些东西。它们看起来很普通，就像掉在衣柜深处、等待清理的无用之物；但是对卡伦、对她体内已融合的人格而言，每一件都有严肃且重要的意义。我小心将它们一一放回纸袋，转而面对卡伦。“我明白这些物品对已融合的人来说有多重要，我会把它们跟你给我的其他东西放在一起。”我盯着卡伦，寻找她对我依愿收下这包纪念品的反应与暗示。我察觉到一丝微微的、满足的喜悦。“我们预定下星期二要融合卡尔，”我提醒她。卡伦点点头，但她却露出担忧的神情。她把另外那几张纸也交给我，哀伤地望着我。这张纸的标题是“卡尔的记忆”。过去几周，卡伦陆续写下卡尔透露给她的记忆。她说，她以前就向我提过这些虐待事件，但卡尔的记忆填补了更多空隙。以下是她写的其中一页。我被放进殡仪馆的棺材里。我不能呼吸。最初是克莱尔出来顶替我，然后换成迈尔斯；当他们俩再也无法承受时，卡尔出现了。他一直支撑到我们被放出来，并且继续承受随之而来的嘲弄和奚落。卡尔也承担了我们孩提时代经历手术、放射线治疗的痛苦。朱莉和西娅受不了时，就换卡尔出来。我剖腹产下莎拉时，也是卡尔在受苦。尽管我被施以脊髓麻醉，但西娅和朱莉却跑出来了；医生划开我们的腹部，朱莉动了动脚——我被麻醉了，但朱莉并没有。后来肺部手术的疼痛还是由卡尔承受。进行邪教仪式期间，卡尔忍受他们用大头针戳隐私处的疼痛。我们举手想护住胸部，父亲便拿榔头敲我们的手，挨打的还是卡尔。当迈尔斯和朱莉被带插座的电线鞭打、被殴打、遭人用蜡烛滴烫敏感部位，全是卡尔代他们承受。我放下卡伦的笔记。卡伦所受的虐待绝不仅止于此，有些甚至恐怖得难以形容，但她只写下较具代表性的几件。我想象过去几周来，卡伦每天一点一滴接收这些影像、记忆，并与之共处的情景。我终于明白她何以如此悲伤，也明白卡尔一想到这些他多年来拼命保护、不让大家知道的记忆终将公之于世的惊惶。※※※※“与卡尔融合……真的好吗？”卡伦问我，态度有些无可奈何。“假如你还没准备好，我们随时都可以暂停、延后，”我说。“我们没有时间表，完全由你来决定。”卡伦惧怕卡尔，也怕他曾承受的苦难，我不怪她。但是，我把决定权转回给她，也不伸手拉她、让她独自面对自身的恐惧。她得决定是继续往前走，还是鸣金收兵。但她从来都不是胆小鬼。“往后还有一段好长的路要走，”她说，神情憔悴，“自从西娅和卡伦博融入之后，我的感觉变了。我初次感受到一些存在很久的记忆，或者是似曾相识的感觉。随着每一次融合，我觉得好像我以前根本不存在、现在又重新活过一遍似的。”卡伦停下来，望着地毯。我只能等待。“每当有新的人格融入我，我总觉得自己又得接受一段新的、过去的、属于别人的人生。”她痛苦地看着我，“那么我到底是谁？”她望向窗外，“真的好难……这样学着做‘自己’。”她淡淡笑着，戏谑地说，但没有人比她更认真。不只被融合的人格必须放弃自我，卡伦——这个持续来找我接受治疗的人，也一再经历宛如自我摧残的人格融合过程。对她来说，融合并非加成，而是不断削弱自我。融合后的整体不等于各独立人格彼此相加，二者差别太大了。我不催她，让她静静坐着。“我想我能明白你的难处，还有你这一路经历的痛苦。”我停顿一会儿，“那么，你觉得准备好与卡尔融合了吗？”我问。她皱了皱眉，点头，不发一语。我请她放松，按往常程序揭开催眠序幕。她依言放松，闭上双眼。卡尔现身。卡伦看着我，两眼大睁，呼吸急促。“卡伦很担心，”卡尔说，“她只想到痛苦，她不愿意相信我所有的记忆。”卡尔用眼神恳求我，要我想办法让卡伦能够顺利度过接下来的挑战。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保护她。“如果你能同时将与记忆有关的感觉给她，也许她会比较愿意接受，”我建议卡尔。“我要怎么给她痛苦？”卡尔绝望地看着我。他进退两难——不让卡伦感觉痛苦、让她忘记痛苦是卡尔一直以来存在的意义，但现在他竟然必须一次全部给她。“我怎么给她感觉？”我不说话，希望卡尔能解
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这是我所要讲的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的大概。第三讲如何研究社会史一今天是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大凡一个国家或民族，能维持一长时期的历史，到数百年或千年以上，并能有继续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即此可证此国家与民族，必有其一番潜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获得此项成绩之主要原因，为其历史发展与进步之所以然。我们最要者，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以寻求此潜力所在。关于政治方面，我已在上次讲过，此讲继论社会。中国社会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故能延续迄今有四千年以上之悠久传统。而且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故即就目前世界论，中国社会依然最广大，能伸展到世界每一角落去。社会一词，亦是外来的新名词，中国古人称社会为“乡”。乡的观念，在中国一向极受重视。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认识。但西方人注意社会问题，则系近代的新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张把社会形态来划分历史进程。他把西方社会分别为三形态：一曰奴隶社会，二曰封建社会，三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把此三种社会形态来配合于西方历史上古、中古、近代之三分期。他说，上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奴隶社会，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近代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并推翻此后则必然为共产社会无疑。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共产主义之理论及预言，固为一般西方人所怀疑，且多持异议者。然西方史家终亦无法否认马氏所指出的社会三形态。因马氏所言之三形态，乃根据西方历史之已成事实归纳来说，并非向壁虚构。但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本人在首讲中，已指出任何一国与一民族之历史，必然会有其特殊性。我们决不认为世界人类历史，乃遵循同一轨道演进，而相互间可以更无异致者。不幸的是，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大家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自五四运动前后，大家又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封建社会。此种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我在此讲中，拟扼要指出两点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社会决不能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相提并论，以摧破近代中国人此番无据之谰言。我在上次已说过，西方封建社会乃起于北方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此时不仅在上无一个统一政府，连地方政府亦无法存在。社会上各自投靠依附于较大势力者以求自保。如是自下而上，逐层筑起了一种封建的架构。我们通常说，西方封建社会中，有贵族与平民两阶级。自经济观点言，贵族即大地主，平民则是地主属下所统辖的农奴。但在中国历史上，自秦迄清，在上始终有一统一政府。统一政府之下，并有郡县地方政府。是否可说那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即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中之那辈大地主？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固亦有拥田产收田租者，可是在他们田产上从事耕种的民户，是否亦相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下农奴的身份？首先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并非即是封建贵族。其次绝大多数农民，都系属于统一政府下之自由公民，则如何可说中国社会即相等于西方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呢？西方封建社会之地主阶级，是世袭的贵族。但中国历史上之土地兼并，则系民间一种自由买卖。一辈士人经选举或考试，获得政府职位，借其俸禄所入而购置些少田产，自属在所不免。但此等地产，并无明定世袭之权利。往往传经一两代之后，又转为他人所有。而且中国历史上之知识分子及士大夫阶层与其耕户，同样都受政府法令统制。在经济上，贫富自有差异。在法律上言，则无显著之身份分别。国家对于裁抑兼并及平均地权，屡有新法令之规定与措施。如何说中国秦代以下的社会，便与西方封建社会相同？再就另一点言，我们都知西方封建社会之崩溃，系由自由工商人即中产阶级在城市中兴起，因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替代了封建社会而兴起。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颇多绵延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长时期。即如广东省番禺一城，秦始皇设三十六郡时，番禺即为南海郡之首府，距今在两千年前。又如江苏省之苏州，即吴县，此城在春秋时为吴国首都，直传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历史。此外如春秋鲁国都城曲阜，至今殆已有三千年之历史存在。诸位读西洋史，当知城市不在封建社会系统之内。近代西方城市兴起，在西方史家有许多专书叙述。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则同时为政治与工商业之中心。而在春秋时代，城市工商人已有其一份在政府法令保护下之自由。例如春秋鲁昭公十六年，晋卿韩宣子欲向郑国取回一对玉环之一，但郑子产告以此环乃在贾人之手，政府无权向之索取。韩宣子又欲直接买诸商人，子产又告以郑国政府无权过问而作罢。举此一例，自由工商业在春秋时已存在，战国以下更不论。上面有统一的政府，下面有自由工商业，试问在此情况之下，是否会有如西方中古时期封建社会产生之可能呢？惟其中国历史是一贯绵延从未中断的，因此中国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历史绵延，为数甚多。远在春秋时，城邑可考者当达两百左右，其间则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长时期存在者。自秦汉推行郡县制，每县必有一城为其治所。汉元帝时，县邑一千三百余，此一千三百余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绝大多数依然在原地址存在，或略有迁移。其城郭建置，自已经过不少次之改修与新建。要之，这些城市，不仅作为一政治中心，同时亦是一工商业中心。环绕着它的四乡，即凭此作为一物资集散之枢纽。此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城市，独立于当时封建系统以外者大不同。论到中国城市之商业情况，在战国时，齐国首都临淄，已有居民七万户。论其口数，应在三十万以上，或可达五十万。如唐末黄巢之乱，广州一城死于战乱之番胡，为数有十万之巨。又如宋代金乌珠（兀术——编者注）南侵，苏州一城死者达五十万。至如扬州城，自唐迄清，始终为一大商业中心，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想像其市场繁荣之一斑。至如历代首都所在地，如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南北朝时代南方之金陵、北方之洛阳。唐代之长安、洛阳。宋代之汴京、临安。辽、金、元、明、清历千年上下之燕京，其居民之繁多，商业之旺盛，皆有史册可稽。如谓此等城市，乃是散布在封建社会中，而能相互融为一体，试问可有此说法否？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比较最多相似处，似当在蒙古统治下之元代。但我们若一读马可波罗之东方游记。便可感到即在元代，东西双方社会情形之仍不相似处。无怪西方人读马氏书，要认他为信口开河，像神话一样地不真实了。二上面只说了中国传统社会决不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来破近人之谰言。但中国社会究是何等样的社会呢？有人说，若非封建社会，则定是奴隶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了。我们当知中西历史并不定限在同一轨道上前进，中国历史有中国历史之特殊性，中国社会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西方人做学问，喜创新名词，但西人所创名词，未必即适用于中国。我们若问中国社会究是何等的社会，我们只能自铸新词，再作解释。若一味抄袭，把中国社会说成为“亚细亚式的封建社会”，或“前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如此牵强比附，终无是处。我认为中国社会之最特殊处，便是在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若我们必为中国社会定一名称，则不如称之曰“四民社会”，较为合宜。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为特色。其他社会中，很难找出和它同样的流品。春秋时，中国社会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级，但在此时，士之一流品已渐兴起。士、农、工、商四字连用，始见于战国时代人书中。自秦以后，中国古代之封建贵族已全崩溃，于是四民社会遂正式成立。我认为直到今天，四民社会一名词还可适用。但历史常在变动中。秦以后两千年来，中国社会不能没有变。我试就此两千年来之中国社会再为划分，其最重要的划分标准，则乃侧重在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上。就中国历史大传统言，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其主要关联，则正在士之一流品。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组成分子。中国向称耕读传家。农村子弟，勤习经书。再经选举或考试，便能踏进政府，参与国事。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我将试照中国历史上关于此一方面之变动情况，来为中国社会再细加划分，约略可有下列之数时期：一、游士时期：此为春秋末贵族阶级崩溃，士人新兴之一转型期。先秦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庄子、荀子、老子，乃至战国策士如乐毅、鲁仲连以及公孙衍、张仪等，他们各坏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有的凭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游各国。朝秦暮楚，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不遑宁处，以期行道得志于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争鸣。上面结束了春秋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下面开起秦汉以下之士族新社会。我们可姑名此时期为“游士社会”。二、郎吏时期：此一段时期指两汉言。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惬。因称郎吏社会，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汉代制度不可。因此又拟改称为“察举社会”。此一时期之士人，都须经过察举才得从政，亦或可称为“太学生社会”。因当时的察举，多须先经太学生阶段。总之，此一时期，上面的政府已变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参加政府之路径，首先是为郎为吏。士人得为郎吏之资格，则因经地方察举获入太学。故我拟为此一时期之社会定此名称。逮士人在政府方面正式奠定其仕途，于是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与身份亦逐次提高增涨，于是在此时期之后半段，渐有士族兴起。我们亦可称之为“士族兴起的时期”，或径称“士族社会”。我们亦可说，封建贵族崩溃在春秋之末，而士族兴起则在东汉之处。而自战国至西汉，全为此两个社会之转型期。三、九品中正时期：此为魏晋南北朝时。此时期也可称为“门第社会”。乃承接两汉士族兴起，而达于士族全盛之时期，亦可称为“士族确立时期”。但我们不能即认士族或门第为封建，因当时仍有一个统一政府临制在上，而下面复有自由工商业资产阶级之存在。此项士族与门第，则因其为沟通政府与社会之一桥梁而特占地位，却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贵族仍不相同。四、科举时期：唐代科举制度产生，而门第社会逐次崩溃，又为社会一转型期。下及宋代，魏晋以来相传大门第，几乎全部消失。此下便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即“白衣举子”之社会。此种移转，本极重要，但因其只是渐变，非突变，故不易为人觉察。近人梁任公曾说：“中国历史没有革命，只有造反。”此语亦对。若要在中国历史上寻找像西洋史上的激烈革命，事殊不易。中国社会只在融洽的气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仓促间用暴力推翻这个，再在霎时间陡然来兴起那个。如先秦时期的封建贵族崩溃，唐代之士族门第崩溃，皆是社会内部之大变。但此等变化，皆在和平中展演，非关革命，故使人不觉。我们亦可称唐代科举为“门第过渡时期”。五、进士时期：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代始。我们虽可一并称呼自唐以下之中国社会为“科举社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我们亦可称唐代社会为“前期科举社会”，宋以后为“后期科举社会”。当然到了明、清时代，科举制度又已略有差别，略有变化，但我们却可不必再为细分了。我们亦可称西汉时代，为战国诸子百家中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一时代。此下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东来，中国道教继起，几乎由宗教势力来代替了传统的士势力。宋代则为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二时代，传统的士势力几乎又渐代替了宗教势力。所以中国秦以下之士传统，尤以汉宋两代为代表。清代之有汉学宋学之分者，其要由此。马克思对社会演进的看法，主要以生产工具影响经济发展之观点为出发，推论至极，遂成为一种唯物史观。我讲中国历史，则将社会中“士”的一阶层之地位变化，来指出中国社会演进之各形态。此乃就事论事，根据中国历史社会实况，而分别为以上各时期。却非先立下了一种哲学的历史观，来勉强作此支配。我之此说，亦仅在提供治史者作参考。如诸位能在此外有更好的分法，自可继续提出，再作研讨。总之，历史事实俱在，无论何种看法与想法，须求不背历史真实，则是一大原则。兹再据鄙意简括说之。士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一领导阶层，农则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之基本阶层。其他工商两业，留待下次细讲。要之，我们该根据历史实事求是，作客观之分析。西方人自据西方历史来作研究对象，其所得结论，未必可以全部搬到东方社会来应用。又且我们中国社会绵延四五千年，一贯禅递而来。故家遗泽，积厚流光。其所以能有如此之内蕴，必有值得我们作缜密精详推求之必要，则断无可疑。三现在再略述研究中国社会史之有关书籍材料的问题。普通意见，认为中国史籍一向只专重在上层政治史方面，关于下层社会史方面之资料甚感缺乏。实亦不然。从中国文化传统观点言，中国一向注重下层社会，更过于其注重上层政治，哪有对此方面之史料反付缺如之理。主要是中国史籍之记载方法，自有一套体例。若我们不先明白其体例，便不知何项材料应向何种书中或书中之哪一方面去找寻。即就正史论，其中所包有关社会史之材料已甚丰富，只我们未经细读，不知别择，遂误认为中国正史对社会下层史料不加注意。此事牵引太远，在此且不深论。此下当特别提出某集中特别材料，为研究中国社会所宜注意者。如我们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国社会史，则有两种中国古学必须注意。一是氏姓之学，一是谱谍之学。此两种学问，其实仍是相通，可合作一种看。关于秦以前氏姓之学谱谍之学之有关中国史之研讨处，此亦略去不论。仅自汉代起，在当时社会，开始有士族兴起，又转成为大门第。整个社会便把氏姓谱谍来分别士庶，至今流传社会之百家姓一小书，则成于宋初。诸位莫谓百家姓只是一册通俗小书，在此通俗小书中，正可指示研究中国社会史一项特该注意的要目。古代有关氏姓谱谍各项材料，在百家姓此一小书之前的，现在都不完备存在，有待我们去稽钩考索。但在百家姓之后，中国社会家谱盛行，此项材料，到处可得。但从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来，各姓家谱急速散失，只能在某些大图书馆中去查阅了。但真要了解中国社会之特殊性所在，此项材料，总是不得不注意。我们可以说，“家族”是中国社会组织中一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过于家。宋以下，则家之重要性转胜于族。而家与族之所由组成，以及其维持永远之重要机能，则在“礼”。要研究中国社会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国社会相传所重视之礼。礼之研究，有极专门的，但亦有极通俗的。如婚丧喜庆均有礼，而丧礼尤要，因丧礼与宗法相通。在唐代杜佑《通典》中，在此方面特所注意。自宋以下，中国社会已变，故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在此方面即忽略了。除宗族礼制外，中国一向有家训家教等一类书籍与散篇文章，流传保存下来的为数也不少，此等也该注意，可与上述材料共同研寻。除上举的一宗史料之外，研究中国社会史尚有另一种史料当注意，便是方志。中国地方志书，实是丰富美备。宋以下，省有省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甚至书院学校有志，寺观庙宇有志，乡里社团有志，山林古迹有志，分门别类，应有尽和邻居做了两次舒服
撤兵，要不你们清军也留下来吧，一起帮助朝鲜改革内政……你先回去考虑考虑？之后几天，日军仍驻扎重兵在战略要地，而且不断增兵。袁世凯是个明白人，一眼就看出来了：经过长达数年的积累，日本已经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袁世凯立刻把日本拒绝退兵的消息还有自己的判断告诉了李鸿章，还让李鸿章多派军队入朝给日本以威慑。李鸿章将此事汇报给了朝廷。朝廷就“是打还是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个时候的大清帝国集团公司，法人代表是光绪，可是集团董事长却是慈禧。光绪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见不得小日本如此猖獗，他是非常想教训教训对方的，毕竟大清在中法之战中都没有输，何况打跟法国比起来貌似差很远的小日本呢。可是慈禧老人家今年就要过六十大寿，她可不想让战争耽误她大办生日庆典。严格说起来，慈禧近几十年的“大寿”都过得不太爽。1875年，她四十大寿那年，刚好赶上亲儿子同治病得奄奄一息，做娘的当然难过，哪里有心情过寿。1885年，她五十大寿那年，中国和法国开战，又把好心情给搅了。现在是1894年，马上六十大寿了，总该好好过过了吧，可惜中日很快就要爆发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其实，慈禧想办一个超级生日Party的迫切心情也是可以想象的。自从她垂帘听政以来，平定了太平天国、捻军，收回了新疆，中法战争算不上输，洋务运动也办得有声有色，史称“同光中兴”，而她慈禧不就是大清王朝的“中兴之主”吗？于是乎，随着1894年的临近，慈禧老佛爷就开始琢磨着要给自己办一个体面的六十大寿。因此，慈禧只想和议，不想打仗。她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日本人就不会生事，她也就可以好好筹办生日Party，可她不知道，日本已经铁了心要开打。袁世凯班师回朝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次“北洋水师之父”李鸿章竟然也站在慈禧这边。他说：日本此时战争实力已超过我国。咱们应该主动从朝鲜撤军，通过国际调停，争取时间。如果咱们躲过此战，我国便可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李鸿章居然支持通过国际调停解决朝鲜危机，他是对自己创建的部队没有信心，还是愚忠到唯慈禧之命是从？后来知道了，他不支持开战的理由居然是他没有信心赢取胜利，与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认为大清帝国会轻易地秒杀小日本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李鸿章认为，大清这间破屋，已经风雨飘摇，难以继续维持。他说：在清朝前三十年的军事变革中，老佛爷给他出的题目都是命题作文，给予他自由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他从来没有实实在在地、放开手脚地办过事，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掣肘，所以事情也办得不大靠谱，像海军就是纸老虎，根本不足以战胜日本（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所以，李鸿章不愿意在这种没有把握的决战中消耗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实力，他觉得应该再等一等，尽力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把经济搞起来再说。当然，由于这番话是李鸿章在战争结束后说的，不排除有马后炮的嫌疑。其实光绪和李鸿章怎么想都不重要，只要大清的董事长慈禧不想打仗，那就不能打仗，大清自然也不会派兵。一心等待朝廷援兵的袁世凯终于失望了。袁世凯这时的处境很艰难：一方面，东学党人想暗杀奴役他们的袁世凯；另一方面，朝鲜的亲日派也想杀袁世凯；再一方面，日本人也想趁机搬掉袁世凯这块拦路石。在这种危急时刻，袁世凯从小练就的一身武艺还有小心谨慎的防范措施起了作用，他成功地逃过了多次暗杀。袁世凯明白，继续在朝鲜待下去，不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自己的小命也将不保。于是他开始向朝廷打报告，申请调职归国工作，理由是头晕发烧全身痛，要回国养病。这么见鬼的理由，好在李鸿章给他面子，恩准了。1894年7月初，袁世凯将朝鲜这个烂摊子留给了十分讲义气的小老弟唐绍仪，踏上了归国轮船的甲板，望着船慢慢地往后退离岸边，袁世凯眼里有泪花闪过：再见了，我逝去的青春！再见了，我奋斗了十二年的地方！日本虽说清朝内部有打与不打两种意见，可是蓄意扩张的日本对朝鲜已经势在必得：打不打由不得你！战争就要开始了！在此之前，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清朝的对手，日本。领导人：明治天皇，日本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没有之一国土面积：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人口：三千万起步水平：日本普通国民连姓都没有，明治天皇下令国民自定姓。住在山上的叫山口；住在田里的叫田中；替人养狗的叫犬养，光看字面意思，很容易让人误解为被狗养大的。国情：当中国面临列强入侵、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时，隔海相望的日本也遇到了相同的挑战。1853年，美国人佩里制造“黑船事件”，美国侵入日本。之后，俄国、荷兰、英国、法国也开始侵略日本，日本由此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列强打开日本的国门后，日本人觉醒了，平静地接受了不平等条约，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制度、技术还有思想，同时将“效法西方”、“脱亚入欧”、“政治改革”列为国策。在做了一定的准备后，日本于1868年左右开始施行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近代史格局的明治维新。从字面上看，似乎明治维新与清朝于7年前开始的洋务运动同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挠痒式改革。其实不然，千万别被日本人忽悠了。明治维新的本质实为革命，看看他们做的事情你就明白了。刚刚继位不久的明治天皇成功团结广大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对社会现实严重不满的中下级武士（大概可以理解为通晓武艺的职业军人，这帮人的职业精神就是传说中的“武士道”），通过战争一举消灭了一直把天皇当成傀儡来使唤的军阀政权——德川幕府。消除军阀割据后，明治天皇开始推进国家工业化，施行政治改革，并于1885年实施内阁制，1889年正式君主立宪，带领日本从此脱离封建主义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短短数十年间，日本就在他的领导下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小弱穷国，奇迹般成为世界强国。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日本深知制海权的重要性，于是在明治维新开始后特别重视海军建设。明治天皇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天皇媳妇儿也省下自己的化妆费，就连天皇的老妈欧巴桑也捐出了她仅有的几件首饰，统统用作海军军费。日本全民效法皇室，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纷纷向海军捐款。注意，日本人的海军军费只有一部分用来向西方购买军舰，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用来扶持军舰自造的工业，譬如三菱。因为日本人明白，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命运，基本上就等同于一个国家海军的命运。没有工业化，军舰坏了找谁修？炮弹没了找谁买？总不能全指望进口解决吧？此外，日本还十分重视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所以他们的军官具有高度国家意识，他们的士兵具有民族主义牺牲精神。尽管这对其他的国家而言是一种灾难。不管如何，军事工业自主化，尤其是对军队进行思想教育正是清朝和李鸿章所忽视的！直到三十年之后，一位屡败屡战的英雄站出来重拾旧山河时，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并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言归正传。日本海军的发展从此一路狂飙，而视察战舰编队演习就成了明治天皇的乐趣所在。铁甲武士我有，试问天下谁是敌手？兴奋的明治天皇还收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据可靠情报，假想敌清国对海军的投入越来越少。自1888年北洋水师完全成军之后，李鸿章便很难从户部尚书（财政部长）翁同龢手里拿到军费了。因为在慈禧的授意下，翁部长拿军费另有妙用。譬如光修建皇家度假山庄颐和园一项，就挪用军费七百五十万两白银。明治天皇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来了灵感：趁清国海军没钱，赶紧找英国人把最先进的快速巡洋舰“吉野号”给我买下来！……不进则退，数年之前还是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在开战前至少在军舰的机动性、火炮强度以及将兵素质上输给了日本海军。好了，有关日本的介绍到此为止。甲午之战1894年7月25日，朝鲜牙山湾口的丰岛西南海面，日海军率先进攻清军运兵船，清军被迫还击。此后几天，日陆军向驻扎在朝鲜牙山的叶志超和聂士成发起进攻。寡不敌众的两人先后向平壤方向撤退，但叶志超为了升官谎报战绩，譬如“我军英勇歼灭日军有生力量多少人……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做战略性撤退”之类的鬼话，让朝廷对日军的战斗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日海陆两军出击，进犯清军，不宣而战。慈禧、光绪已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不打也得打。一个星期后，光绪下宣战诏书，正式对日宣战！这一年是甲午年，因此这次中日全面对抗又叫甲午中日战争。清军的战略是：一、以北洋水师扼守渤海湾口，并掩护陆军进驻朝鲜。二、集结陆军于平壤，再南下进攻日本陆军。一句话，清军的战略是水师主防，陆军主攻。原来，早在7月21日，李鸿章便下令淮军卫汝贵、马玉昆、丰升阿、左宝贵四路大军共计一万三千余人起程入朝，日军在7月25日那天进攻的对象就是这支军队的运兵船。后来，这批增援部队与叶志超、聂士成两支军队在防守设施相对完备的坚城平壤会合。这李鸿章不是主和吗？怎么在战斗未打响之前就偷偷增兵？其实，像李鸿章这种纵横政坛几十年的老政客，做事沉稳，工于心计，绝不会冒险，一般都会做多手准备。所以，在李鸿章寄希望于国际调停的同时，也集结部队为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而日本方面的战略计划呢？小日本的计划很简单：首先击败北洋水师，取得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然后由海军掩护陆军在渤海湾登陆，最后在直隶平原寻求与清军主力决战。小日本的战略与清军相反。他们的战略核心是海军制胜。因此，日本海军一直在海面上搜索北洋海军主力，以图决战。与此同时，日本陆军也在朝鲜投入了重兵，毕竟占领朝鲜是最现实的目标。9月15日，规模升级的第一战在平壤打响，日军兵力占优。清军总指挥是谎报军功升官的叶志超，丰升阿、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各自负责防守平壤城的一个方向，聂士成负责保护清军退路。而日军主攻的城西，这个最危险的地方，清军的指挥是最有本事的左宝贵。开战后，除了左宝贵被几倍于己的重兵攻击之外，其他几个方向中日两军人数差不多，杀得难分难解，胜负尚在两可之间。一天后，左宝贵寡不敌众，英勇战死，城西被攻破。听到日军入城消息的叶志超，没有想过调兵增援，更没有想过亲自上战场阻击日军，而是牢记“让领导先走”的精神，二话不说，跑路！丝毫没有军人的职业操守。也是，你能寄什么希望于一个说谎冒功的人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清军丧失了宝贵的战机，失去了统帅指挥和协调的清军，被日军大败，平壤失守。一个星期后，清军全部退过鸭绿江，日军完全控制朝鲜。平壤失守的第二天，即9月17日，主动寻找战机的日本海军终于在黄海大东沟一带找到了目标：北洋水师。两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短兵相接：北洋水师十艘舰船对阵日本海军十二艘舰船。北洋水师的运气很不好，开战不久司令官丁汝昌就被日军炮火击成重伤，北洋水师各舰失去指挥，只好各自为战。在这里要讲一个在战争中表现得最为英勇无畏的人，他叫邓世昌。海军司令丁汝昌很看重年轻的邓世昌，给他加挂衔副将协都统（少将）。这么做似乎是重才，但别人都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丁司令为抗衡福建派系采取的政治行为，因为邓世昌是当时北洋水师中唯一非福建籍水师军官。但邓世昌牺牲的那一仗，打得非常勇敢，远比大多数管带玩命。他指挥的“致远号”舰身燃起大火，他开足马力试图与对方的绝对主力、杀伤力最强的“吉野号”同归于尽（有史料认为是“浪速号”），争取拉一个垫背的。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反而己方舰毁人亡，但还是非常英勇悲烈。尽管像邓世昌这样勇于战斗、不畏牺牲的北洋将士是大多数，是主流，但仍有不少贪生怕死之人，譬如“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广甲号”管带吴敬荣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临阵脱逃。人在做，天在看。方伯谦战后被斩首，“广甲号”触礁自毁，吴敬荣喂了鱼。不过“广甲号”上一个叫黎元洪的普通军官居然逃得一命，大难不死的他在不久的将来创下了一段传奇。五个多小时后，黄海海战结束。黄海海战北洋水师伤亡近千，沉五艘船，战斗力损失一半。日军伤亡不到五百，被重创五艘船。日军获胜，获得黄海的控制权。水陆两军皆败，李鸿章及时转变了策略：鉴于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弱点暴露无遗——火力弱、射速慢、航速更慢，舰船保障也没有日本给力，北洋水师应该以防守为主，相机出海决战，今后主要倚靠旅顺这样拥有猛烈火力的军事基地与日军周旋，阻止日军登陆作战，就让他们在海上漂着干瞪眼吧！李鸿章对自己的安排很有信心：战斗经验丰富的淮军，坚固的旅顺军事基地，足够的弹药储备，没有理由守不住！然而他错了，他的淮军再也不是当年那支在江淮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强军，三十年后的淮军早将不怕死的光荣传统丢得一干二净，已经彻底腐化，怎么腐败怎么来——贪污军费，吃喝嫖赌，吸鸦片，不好好训练，也就是在李鸿章来视察的时候才装装样子，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后勤保障，是无法打胜仗的。最精锐的淮军都这样了，地方部队就更别提了：战斗还没有开始，就打定主意逃跑，还没有等到日军进攻，就纷纷溜之大吉。局势基本一边倒的时候，聂士成这个淮军里的异类，居然能偶尔赢一把小日本，不过这样的局部胜利已经无法挽回大局。两国陆海两军从辽东半岛打到山东半岛，从旅顺打到威海，清军战战皆败。陆军方面除聂士成之外，李鸿章起家的淮军近乎全军覆没；北洋水师在威海卫一战中，悍将刘步蟾战死，主帅丁汝昌自杀，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这耻辱的一仗，打到来年4月正式结束。又卖了一次国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李鸿章又代表慈禧、光绪，卖了一次国，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为什么又是李鸿章呢？其实，李鸿章并不是慈禧最初选定去谈判的人选，在他前面，已有两批人被日本人赶回来了。日方的代表是内阁首相伊藤博文，他觉得慈禧先前派遣的那两批人，威望和地位都不够高，不能全权代表清政府，哪里有资格跟他谈，这不是没有诚意吗？他希望由奕訢或李鸿章来跟他谈。奕訢是地位尊崇、很有威信的王爷，而李鸿章也因为办海军、办洋务、搞外交，在国内外积累了极高的人气。但是奕訢这些年来由于被慈禧猜忌受到打压，比较沉寂，那唯一的人选就是李鸿章了，所以伊藤博文指名道姓非李鸿章来谈不可。战败之国没有丝毫尊严可谈，73岁的李鸿章明知这次肯定又要割地赔款，那也得去。谈判在日本下关（后改叫马关）的春帆楼正式开始。伊藤博文撂下狠话：条件不可能改变，李鸿章你就两个选择，答应或不答应！李鸿章一看条件：赔款三亿两白银，割让台湾以及辽东半岛！哪里敢答应，双方就这么僵持了下来。就在这时，一起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一个日本愤青在李鸿章下班后走出春帆楼时，给了他一枪，击中其左眼下一寸的位置，李鸿章倒下了。若李鸿章就这么死了，那他在后人心中的评价绝对高得多，说不定能评个“民族英雄”。可惜，阎王爷不让他死，因为老佛爷还等着他帮她卖国！于是，李鸿章稀里糊涂地活转了过来。美中不足，当时的医疗水平太差，弹头取不出来，永远留在了李鸿章的身体里。苏醒后的李鸿章高兴地说：此血可以报国矣！因为他知道日本人的麻烦来了。那个日本愤青的本意是干掉李鸿章，挑
也要受到处罚。仅在李诵服丧的半个多月内，李实就在自己的府衙内打死了十多个欠租的百姓。李诵一登上帝位，王叔文立即上奏请求罢免李实。诏书刚刚颁布时，长安城的百姓们齐聚京兆府前，捡起石头和砖块藏在袖子里，准备等李实出门后一起砸死这个暴官。如果不是李实事先得到消息从后门溜出，恐怕他这条命就交代在自己的府衙门前。李实被贬黜，开启了永贞革新的序幕。二月十一日，李诵任命韦执谊为宰相，十一天后又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兼翰林学士。这样即王叔文成功组建东宫集团后，李诵又搭建了一个以韦执谊为核心的朝廷事务决策集团。在此后的几个月内，这个集团继续实行革新，使得朝廷风气为之一新。细数永贞革新的具体改革事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革除旧制。永贞元年（805年）二月二十四日，李诵在大明宫宣布大赦天下，在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建议下，诏书宣布免除百姓所欠官府的租税，又规定各藩镇今后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两税之外，额外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同时禁止藩镇以“进奉”的名义，向皇帝进献各种金银珍宝和锦绣异物。对于百姓最为痛恨的贞元时期的弊政如“宫市”和“五坊小儿”予以废除。贞元时期与吐蕃战争中擒获的俘虏全都放回吐蕃，并要求官员对时政有什么意见可以直言上封事。二、去除奢华贞元后期李适的宫廷生活堪称奢华，仅是供他娱乐的女乐官就多达千人。李诵即位后下令释放后宫的三百名宫女和六百名掖庭教坊女乐，并让他们的亲戚可以到九仙门迎接。当时长安的百姓纷纷聚众围观，那些女乐重见天日脱离苦海的喜悦欢呼，让永贞新政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三、打击宦官势力东宫集团与宦官集团从一开始就是水火不容的两股势力，所以东宫集团在实施新政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打击排挤宦官势力。当时韦执谊建议李诵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都得到了李诵的支持。除此之外，东宫集团意识到宦官拥有兵权是对朝廷巨大的威胁，所以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为了防止宦官作乱，王叔文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所以东宫集团夺回禁军兵权的目标未能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包括王叔文在内的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没有夺回禁军兵权居然会成为他们这个政治势力走向覆亡的关键因素。三月十七日，经王叔文的建议，李诵颁布诏令任命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第二天李诵又让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握财政实权。而后王叔文任用程异和陈谏协助管理财政，程异曾经担任过盐铁转运使，陈谏此前担任仓部郎中判度支案，两个人都是精通财政官员，事实上王叔文已经将帝国财权抓到了手中。至此，东宫集团的权势达到顶峰。当然顶峰往前一步即是悬崖！前边我们说了很多永贞革新实施的新政，这些都是让人拍手称赞的事情，然而随着永贞革新的逐步实施，东宫集团的弱点也同时开始暴露。具体来说就是东宫集团成员权力基础薄弱，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改革堪称是“休克疗法”，这种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但往往不能长久。这一切都从这个集团的内讧开始，“堡垒是从内部开始攻破的”这句话用在东宫集团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步履维艰东宫集团达到权势的顶峰，但皇帝李诵的中风后遗症却越来越严重，只能偶尔在内殿接见群臣，群臣也只能是远远瞻望，就连宰相班子成员也无法与李诵当面议事。李诵病情如此严重，也就使他无法亲自决策很多事宜，这也让东宫集团逐渐失去最为强有力的支持，而前边所说的东宫权力基础薄弱，正是指的这一点。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李诵口不能言，群臣不能亲自面对皇帝奏事，李诵的意思只能通过宦官和嫔妃传达给群臣，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李诵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为后来宦官俱文珍等人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打击东宫集团创造了条件。东宫集团失去了李诵的强有力支持后，在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人同时也失去了相关约束，进而导致盲目骄傲自大，甚至是个别人接受贿赂为人求官，也让那些反对派和宦官抓到攻击的口实。据《资治通鉴》记载，东宫集团的成员当时商议事情完全是一唱一和，完全不听其他朝臣的意见，互相吹捧互相称赞。例如王叔文称赞王伾是周公，王伾恭维王叔文是伊尹，还有谁是诸葛亮、谁是管仲等等，很是洋洋自得。官员的任免完全是拍脑门决定，凡是和东宫集团走得近的，全都受到提拔，甚至一天之中任命好几个官员。这样一来，以王叔文为核心的东宫集团成员十几家的门前，日夜车马喧闹像市井一样，很多人为了求见王叔文、王伾等人，不惜夜间排队睡在周围的酒馆、饼铺里。其中最为过分的是王伾，这位仁兄为了收取贿赂，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柜子用以存放贿赂来的金银财宝，而且夫妇两个人晚上在柜子上面睡觉。上述这段记载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东宫集团由于失去约束乃至为所欲为是确有其事。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和曾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关系不好，同时由于武元衡反对东宫集团为所欲为，因此王叔文擅自将武元衡贬为太子左庶子。东宫集团的为所欲为，让很多朝官十分不满，而且东宫集团的大多数人既非大族门阀，也非科举出身，社会地位较低，在很多朝官看来，这些人的发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所以受到很多朝官的排斥，例如侍御史窦群在拜访王叔文的时候，就讥讽王叔文在当年李实权倾一时的时候，王叔文只能在路边看热闹。王叔文和王伾，一因围棋、一因书法发迹，这在正统科举出身的那些朝官看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即使是韦执谊、柳宗元和刘禹锡是科举出身，却因为参加东宫集团，而受到朝官们的排斥。针对东宫集团，当时朝官们形成了反对派，俗话说得好，凡事都有左中右之分，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王叔文和王伾因为眼界狭窄，并没有注意争取中间派的支持，这也是东宫集团最终走向绝对孤立的原因。随着反对派们日益增加的压力，东宫集团的内斗终于开始，起因则是对待反对派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问题。王叔文是强硬派，主张全力打压，直到反对派都变成顺从派。而韦执谊因为身居宰相，比其他人站得更高，所以想走中间路线，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都反对王叔文的意见。例如宣歙观察使巡官羊士谔公开反对王叔文，王叔文知道后愤怒将其下狱，并准备以李诵下诏的方式将其处斩。但韦执谊反对这样做，王叔文最终不得已只好将羊士谔贬为汀州（今福建宁化县）尉。事实上韦执谊并不是想当叛徒，他曾经派人私下向王叔文解释过，他的本意是想更妥善地解决问题。显然韦执谊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失去李诵强有力的支持，东宫集团已经开始步履维艰，如果再不联合某些人，恐怕东宫集团的日子未来会日益艰难。从这一点来看，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与正统科举出身的韦执谊相比，政治韬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韦执谊态度的转变，让王叔文异常愤怒，事实上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矛盾从李诵即位后的人事安排上就已经埋下了隐患。王叔文是东宫集团的实际缔造者，在李诵即位前东宫集团一直是以王叔文为核心。但李诵即位后，任命科举出身的韦执谊为宰相，这等于在东宫集团处理政务上，成了以韦执谊为核心。不过这也不能怪李诵的人事安排不妥，因为无论如何李诵也不可能让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担任宰相，那样会让朝官们笑掉大牙，同样王叔文也不能服众。当时东宫集团中资历较为显赫的，又是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执谊，可以说李诵的选择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并不为错。当东宫集团步调一致时，这个问题还不凸显，一旦出现矛盾，这个问题便凸显出来。现在韦执谊和王叔文在对待反对派上，出现了路线之争，尤其让出身本就低微的王叔文十分不满。为了报复韦执谊，王叔文诟骂韦执谊背信弃义。也就是从这时起，东宫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开始产生裂痕。东宫集团的内斗让那些反对派们敏锐地察觉到扳倒东宫集团的时机已然到来，于是他们逐渐形成联合之势，同时王叔文诟骂韦执谊的莽撞行为，也将韦执谊推向了反对派阵营。贞元元年（805年）四月十四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上表李诵，请求让皇太子李纯监国，在奏表中韦皋详细说明了让李纯监国的理由，那就是皇帝陛下的病情短时间不易恢复，而太子李纯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聪慧贤明，让太子监国是避免让繁多的政务受到阻滞。在为皇帝上表的同时，韦皋也写信给太子李纯，在信中详细列举了以王叔文为首的东宫集团的诸多劣迹，希望李纯成功监国后，能够驱逐东宫集团成员，进而委任贤良人才。事实上，韦皋突然上表请求李纯监国，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支持着他，其中就包括宦官和诸多朝臣。当然，韦皋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和王叔文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做了二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看到东宫集团得势后，便产生了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想法。为此他派副使刘闢出使长安，私下拜会王叔文，希望王叔文能够让自己统辖剑南三川，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王叔文的拒绝。可以说韦皋当时掀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当时以韦皋为榜样，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相继上表，要求皇太子李纯监国和罢免东宫集团成员。进而朝廷内的宦官、门阀、科举出身的很多官僚和地方藩镇迅速结成联盟，以各种方式对皇帝李诵及东宫集团成员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宰相班子成员贾耽和郑珣瑜称病在家不上朝，拒绝处理政务，就连韦执谊的岳父太常卿黄裳也劝韦执谊上表请李纯监国。面对反对派施加的巨大压力，李诵和王叔文等人并没有轻易屈服。王叔文与度支郎韩泰等人商议，决定铤而走险采取直指反对派要害的行动，那就是夺取宦官所掌握的禁军兵权。在前边我们说过王叔文夺取禁军兵权失败的过程，那就是遭到了宦官们的坚决抵制，如果说此前双方仅仅是停留在骂战层面上，反对派势力仅仅是想通过皇帝李诵罢免王叔文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王叔文想要夺取禁军兵权则彻底激怒了宦官势力。于是以俱文珍为核心的宦官势力随即对王叔文展开了极端报复行动。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假借李诵的名义下诏，免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只保留其户部侍郎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这对于王叔文来讲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意味着不能进入翰林院议事，也就等于失去了进宫面见皇帝参与决策的资格。俱文珍的这一招可谓是将王叔文排挤出了中枢机构。当然，对于俱文珍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仅仅十天后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到俱文珍的身上，不用俱文珍出手，王叔文不得不离开京城回到老家，因为他的母亲身患重病即将离世。按照唐代的礼法和惯例，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安葬父母，并为父母服丧三年，称为丁忧。除非皇帝有特殊的诏令，不允许官员回家，称为夺情。显然东宫集团现在如此步履维艰之下，王叔文如果离开了朝廷，东宫集团或许就此陷入灭顶之灾。现在李诵已经不能独立控制朝廷，指望皇帝夺情已不现实。无奈之下，王叔文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他终于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向反对派释放和解的信号，为此他特意在翰林院宴请反对派核心成员，其中就包括俱文珍。在这场宴席上，王叔文几乎是在用恳求的语气，希望反对派们能够高抬贵手奏请皇帝李诵夺情。然而没有人去理会他，宴会在一片沉重的气氛中匆匆结束。第二天，王叔文收拾行囊离开京城回家服丧，让他想不到的是踏出京城后他就再也没能回来。王叔文的离去，使东宫集团失去了绝对靠山，同时也加剧了东宫集团内部的分裂。韦执谊见大势已去，及时脱身投靠朝官集团。王伾为了能够让王叔文重新回来，还在不断做着努力，他每天去拜访宦官和宰相班子成员，希望王叔文服丧三年后重新起用他，王伾曾经一连三次上疏，请求重新起用王叔文，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于是心灰意冷的王伾在一天晚上利用在翰林院值班的机会诈称中风，然后命人抬自己回家，从此之后远离了朝廷。王叔文、王伾的相继离去，意味着东宫集团彻底土崩瓦解，同时也注定了皇帝李诵的命运，俱文珍等宦官趁李诵病重，断绝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并不断逼迫李诵同意让太子李纯监国，在这样的一种窘境中，李诵被迫同意让李纯监国。七月二十八日，李诵下达了让李纯监国的诏书，这一天距离李诵登上皇位仅有六个月零两天的时间。五天以后自感身体恢复无望的李诵，决定下诏宣布退位，令李纯继承大统，李诵自称太上皇，退居兴庆宫。李诵同时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这也使得李诵成为唐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退位后才更改自己年号的皇帝。八月九日，李纯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正式成为大唐的第十一任皇帝。一个经历了独自两代人和革新保守两派生死搏斗的短暂时代，随着李纯登上大位而拉下了历史帷幕，但东宫集团成员的命运却并没有就此宣告终结。尾声在太子李纯接受父皇李诵传位的第二天，即永贞元年（805年）的八月五日，李纯就迫不及待地颁布了第一个诏令，将王叔文贬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户参军，王伾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在诏令中李纯详细开列了王叔文和王伾的罪名，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篇诏令并没有反映出李纯对二王如何仇视。事实上，李纯下令贬黜二王，一是平息反对派的声音，二是因为东宫集团成员曾经力劝李诵暂缓立太子。《新唐书?杜佑传》记载：（王叔文）欲摇东宫，冀杜佑为助，佑不应，乃谋逐之，未决而败。上面这段记载说明了王叔文在立太子问题上，是不同意立李纯的，而且向杜佑求助，杜佑没有答应，王叔文于是想要驱逐杜佑，只是没等来得及行动，自己便被迫离开了朝廷。从李纯后来对宦官俱文珍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在自己即位问题上起过关键作用的宦官大为提拔，累次升迁俱文珍的官职，最终让俱文珍做到了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元和八年（813年）俱文珍去世时，李纯还曾给其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可见李纯对宦官的敬重。李纯贬黜二王，总算是出了胸中这口恶气。但反对派的声音并没有停止，在这些反对派看来，二王只要活着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唯有他们死了，这个世界才算彻底消停。李纯无奈之下终于在贬黜二王的一年后，下令二王在贬所自杀。王伾没赶上诏书送到便病逝，而王叔文则没那么幸运，他在自己的贬所内，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后，然后整理衣冠从容赴死。王叔文，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政治理想，但因为底蕴过浅，加上失去皇帝强有力地支持，终于倒在了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正如后世王夫之所评价他所说的那样：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二王作为东宫集团的核心成员虽然已被扳倒，但李纯和反对派们同样没有放过东宫集团的其他成员。此后李纯将东宫集团其他成员分别贬到偏远地区做刺史，但反对派们认为这样处罚过轻，永贞元年（805年）十一月十四日，李纯下诏贬韩泰为虔州（今湖南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今湖南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值得一提的是，韦执谊虽然早已经与东宫集团划清了界限，但他早先与东宫集团的
后闻讯，召妃入宫，赐死，后葬到清东陵。现在的众多影视小说大多为此版本。第二个版本是香妃喜剧说。香妃天生丽质，身有异香，家世居南疆叶尔羌，其兄长因不满霍集占虐政，举家搬到伊犁。香妃的哥哥在反对霍集占的叛乱中，心向清朝，立下功劳。他们受诏，到了京师，后来长住北京。香妃入宫，受到皇太后的喜爱和乾隆帝的宠幸，生活过得很幸福。香妃死后，乾隆闻讯，悲痛不已，恩准将香妃尸骨运回新疆喀什入葬。现在新疆喀什，还有香妃墓和香妃木棺。这是当地维吾尔族流传的版本。然而，历史上是否真有香妃这个人，至今仍是个谜。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却只有一个叫“容妃”的回族女人，并没有谈到她身有异香。《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札赉女。初人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容妃生前的生活、饮食习惯，乾隆完全遵从她的回部习俗，为容妃安排了回族厨师，为她做清真饭菜，还为容妃修建了宝月楼（就是今天中南海的新华门门楼），楼南隔街建“回子营”，修礼拜寺。当时，八旗以外的所有百姓都住外城，唯独回子营近在咫尺，依靠九重，这是乾隆爱屋及乌的特殊待遇，容妃站在楼上，可以观对面的“回子营”，遥望瞻礼，以解思念之情。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十九日，容妃因病去世，时年五十五岁，葬清东陵。至于“香妃”之名，不知何时而起。今新疆喀什的香妃遗棺，当地传说是从北京运回去的。香妃和容妃究竟是一人还是两人，目前史学界看法仍不一致。乾隆的家庭生活可说者很多，许多文艺作品对此加以渲染，演绎出不少曲折动人的故事。同时，乾隆也是一位有为之君，将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四、社会经济的繁荣乾隆时期，清王朝发展到了它的顶峰，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皇朝也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到处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明朝崇祯时期，全国耕地最大面积是七百八十三万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据不完全统计，耕地面积即已达到这个数字。到嘉庆十七年（1802），又增加了七万七千七百万顷。人口方面，顺治末年，全国人口统计还不到二千万人，而乾隆末年则达到了三亿人。国家赋税收入，顺治末年，国家发征银二千一百五十万两，粮六百四十多万石；到乾隆末年，发征银达二千九百九十多万两，粮食达八百三十多万石。早先，粮食主要产地是东南的江浙地区，雍正、乾隆时，“苏湖（今太湖地区）熟，天下足”的局面已为“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所代替。湖南、四川、江西、湖北这些省份，亩产高时可达五六石甚至七石。长江以南，两季稻已开始普遍有了。北方的河北、天津地区，也成了鱼米之乡。一向人烟稀少的川、陕、楚交界处的南方老林地区，以及浙江、福建、江西等省的山区，成千上万的流民进入，开荒种粮，整个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粮食生产的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增加了。江苏的苏、松、宁地区，浙江的湖州地区，到处桑树成荫，葱郁一片。棉花在宋元时从海南岛传入江南，到清乾隆年间，长江三角洲、沿海地区以及河南孟县、内县，河北保定地区，到处都是棉田。烟草在崇祯年间种于江浙一带，康熙末年，北方已普遍种植，乾隆时，人们已开始普遍吸用；山东济宁城六家烟铺，总有工人四千多名。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增产，又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南京的缎机有三万台，它们一般都由一百三十二个部件构成，所牵引的经线，一般都达到九千多根，多的甚至达到一万七千万根。杭州的丝织品有丝锦、剪绒、绫、罗、纱、绢、绸、丝等许多品种；松江的棉织也是，扣布、稀布、飞花布、梭布、斜纹布、药斑布、紫花布、剪绒毯，品种繁多。陶瓷业，乾隆时，瓷都景德镇大小十多平方公里，匠工几十万人，瓷窑二三百座。窑内分工也更加精细，有淘土、拉坯等十五六个工序，技艺更加精湛。矿业方面，乾隆四十八年（1783），已有了十三处（不含偷采的），云南产铜，每年多达四万余斤；广东的铁炉，高者一丈七八尺，每炉每昼夜可出铁十二次，每次出铁三百多斤。四川的盐井，雍正八年（1730）增至五千九百三十九眼，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更是发展到八千三百零七眼，井深达几十丈，甚至几百丈，盐厂的分工也更精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更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乾隆时期，出现了经营汇兑、存款、信贷的票号商，这些票商具有巨额资金。此外，最富的商人，还有盐商和行商。行商垄断的资金多达几千万两。工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当时，苏州城的人口已不下五十万，加上郊区超过了一百万余人。阊门之外，踹坊就有四五百处；盘门、葑门等处，也是万家灯火。南京，乾隆时也发展到了四五十万人，灯影里的秦淮河，桨声不断，歌舞升平，茶褛酒馆，欢声不绝。广州，当时已被称作“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了。在这里，已有几十个单位与外国贸易，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已超出二百四十多万两。乾隆年间，长江河岸的无锡、镇江和汉口，被人誉为“布码头”、“银码头”和“船码头”。当时，汉口已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至于北京，那就更是全国贸易中心了，安定门外的“外馆”、城内御河西岸的“里馆”，随时迎送着全国各地的客商。五、乾隆对历史的八大贡献乾隆在位六十年，做的事情很多，光记载他言行的《清高宗实录》就达一千五百卷，其主要历史功绩归纳起来有八个方面：1.编修文化典籍如果说康熙是位学习型皇帝，雍正是位改革型皇帝，那么，乾隆则是一位文化型皇帝。乾隆在文治方面做的事情主要有：（1）主持纂修《四库全书》乾隆帝继位以来，经常想，由于明末战乱，造成很多宝贵书籍都散失了，如果把它们收集整理出来，岂不是一件很好的功德吗？这样既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充分显示自己重视文化的积累，又可以借机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去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内容，真是一举两得。于是乾隆下诏特赦被充军新疆的纪昀，由新疆回京做总纂，组织文人学者开始整理编辑。纪昀，字晓岚，是清朝著名的大才子，才华出众，机敏过人，又擅长说笑，很受乾隆喜欢。由于他为人耿直，不趋炎附势，所以屡遭和珅等人的忌妒陷害，沉浮多次，但由于乾隆帝格外赏识，因此才多次危中脱险。编纂工作开始了。一次乾隆问纪昀：“纪爱卿，此书取个什么名字呢？”纪昀才华过人，也十分机敏，当乾隆问他时，他已想好名字，但他知道乾隆博古通今，文才出众，不敢贸然回答，看着皇帝沉吟、微笑的神态，似有所得，于是躬声回答说：“皇上是否想把古书皆藏于经、史、子、集四库之中，而取名《四库全书》？”乾隆高兴地说：“正是，书名就叫《四库全书》，你们编写的地方叫‘四库馆’。”此后，在总编纂纪昀的带领下，戴震、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三百多位名流学者开始了辛勤的工作。他们收集古今图书两万多种，然后加以筛选，凡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一律销毁，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被销毁的图书有三千种之多。经过纪昀及全体四库馆人员二十年的共同努力和认真工作，这项巨大的《四库全书》工程终于完工了。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装成了六千二百七十五册。《四库全书》总共抄写了七部，藏于皇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溯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等七处。这对后人研究我国古代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一项重大贡献，但其销毁那么多书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2）编修《满文大藏经》乾隆命令将汉文、蒙古文《大藏经》译成满文，由章嘉呼图克图总领这件事，并要求每翻译一卷，即行进呈，以等裁定，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3）整理《无圈点老档》《无圈点老档》（又叫《满文老档》、《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书写的，是现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编年体史料长卷。该档形成于清入关前，到乾隆中期已经百余年，文字难以辨识，纸张年久老化，字迹漫漶不清。乾隆命对《无圈点老档》进行整理，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分别重抄，先抄出草本各一部，再抄出正本存内阁各一部，另抄出副本存沈阳崇漠阁各一部，并抄出存上书房一部，总计共七部。（4）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5）命编《御制五体清文鉴》，这是多民族文化的一个硕果。（6）重视京师文化建设表现在：一是编绘了《京城全图》；二是于敏中等奉命撰写《日下旧闻考》，共一百六十卷，为北京历史文献集大成之作；三是编修《国朝宫史》，对宫廷的历史、建筑、文化、典制等作了载述。2.维护并兴建皇家园林乾隆时，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保护、维修、兴建的皇家宫殿园林，如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换成蓝色琉璃瓦）、清漪园（即颐和园）、圆明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其中清漪园改瓮山为万寿山，上建大报恩延寿寺（排云殿），又建佛香阁。这些皇家园林，是园林艺术史上的一颗颗明珠，现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3.贡献诗文才华乾隆帝是一位非凡的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不仅精通新满文，而且熟知老满文，不仅对汉文十分精通，还懂蒙文、藏文、维吾尔文等多种语言文字。乾隆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其中诗总计四万二千六百一十三首，而《全唐传》所收唐代二千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才四万八千多首，有《乐善堂全集》、《御制诗集》（五集）、《御制诗余集》等诗集；文章一千三百五十余篇，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等文集。当然，这些诗文中，有一部分是他人代作的。4.免除天下钱粮据统计，乾隆十年（1745）、三十五年（1770）、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和嘉庆元年（1796），先后五次普免全国一年的钱粮，三次免除江南漕粮（其中一次为四百万石），累计免除赋银二亿两，约相当于五年全国财赋的总收入。需要指出的是，乾隆的免除钱粮是在社会经济繁荣的状况下进行的。当时有大臣提出反对意见说：“国家经费，有备无患，今当无事之时，不应蠲免一年钱粮。”对此，乾隆认为：“百姓富足，君孰与不足？朝廷恩泽，不施及于百姓，那将施于何处？”乾隆的这一思想是一种仁政爱民的思想，特别是他“民富则君足”的观点，值得人们深思。因此，乾隆的行为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诏下之日，万方忭舞”。5.统一新疆乾隆不仅“崇文”，而且“宣武”。其成功之一就是统一了新疆。在北疆，他两次平准噶尔，使土尔扈特部回归，基本解决了北疆问题。清军平定北疆后，南疆回部贵族试图摆脱清朝，自掌一方。为此，清军同回部军在库东、叶尔羌（莎车）等几座重镇进行了激战，最终获胜，重新统一了南疆。乾隆在南疆实行因俗而治，设立阿奇木伯克制，由清廷任命。并设参赞大臣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统辖。又制定《回部善后事宜》，对南疆管理体制作出改革。乾隆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设置卡伦、巡查边界、移民实边、进行屯垦，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乾隆平定准、回各部，统一新疆，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而且铲除了威胁京师及大西北的祸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西藏的社会安定。6.完善治理西藏乾隆曾两次派兵打败喀尔喀（今尼泊尔）的侵犯，制定了《钦定西藏章程》，规定：（1）设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2）在西藏驻军，分驻前藏、后藏。（3）达赖、班禅等圆寂后，在驻藏大臣亲自监督下，用金奔巴瓶掣签决定转世灵童。这是乾隆的一个创造。当时设立的“金奔巴瓶”有两个，一个放置在雍和宫，现已成为文物；一个放在西藏大昭寺，此瓶沿用至今。（4）西藏对邻国贸易必须进行登记。（5）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正面铸“乾隆宝藏”四字。《钦定西藏章程》是西藏历史上的重要文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进行全面有效的管辖。7.修砌浙江海塘浙江原有的柴塘、土塘经不住海潮的冲击。乾隆命拨银两将柴塘改为石塘，其修建石砌海塘四千余丈，加强了这一地区抵御海潮侵袭的能力。8.中华各族一统乾隆在其祖宗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并开拓了中国的疆域版图，维护并加强了中华多民族的统一。乾隆时的中国疆域，东起大海，西达葱岭，南至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清朝“三祖三宗”——太祖努尔哈赤、世祖顺治、圣祖康熙和太宗皇太极、世宗雍正、高宗乾隆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维护了中国的边疆版图，巩固了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乾隆能将祖宗的基业发扬光大，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建树，确为一代有为之君。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有生之年做出的“禅位”决定和行动。早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二十一日，乾隆就宣谕说：“昔皇祖御政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予寿八十有五，即当传位太子，归政退闲。”这道谕旨的意思是说，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自己不敢相比，如果自己能在位六十年，就当传位给太子。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八十五岁的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示立皇十五子嘉庆王顒琰为皇太子，以次年为嘉庆元年，到期让政。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一，在太和殿举行了内禅大礼。尔后，乾隆被奉为太上皇，乾隆禅位后，又训政三年零二天，后人于是多讥评乾隆名为退位，实禅而不退。不过，纵观中国自秦始皇以下两千年的皇朝历史中，内禅让政者，前君罕见，后君亦无。宋仁宗储位既定，郁闷不乐；宋英宗立太子后，泫然泪下，比起这些来，乾隆的禅让还是有一点超脱的。六、盛世下的危机乾隆执政时间过长，虽然自诩“持盈保泰”，但是月满则亏，泰极否来。乾隆晚年，志骄意满，思想僵化，懒于进取，做出了许多错误事情，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而外面的西方世界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变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经潜伏起了巨大的危机。1.乾隆时西方世界的巨变在乾隆时代，世界上主要发生了三件大事：（1）英国工业革命。乾隆三十年（1765），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英国卡莱特发明水力织布机；同年，英国瓦特改良蒸汽机。而后，嘉庆十年（1807），美国富尔顿发明轮船；嘉庆十九年（1814），英国史蒂芬逊发明蒸汽机车。也就是说，西方发生了新的生产力革命，历史上把它称作工业革命。（2）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乾隆三十九年（1774），北美爆发了独立战争；乾隆四十八年（1783），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胜利；乾隆五十三年（1788），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乾隆五十四年（1789），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两年后，美国通过《人权法案》。（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乾隆五十四年（1789），法兰西举行三级会议，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乾隆五十八年（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以上三件大事再加上此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是人类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此外，在当时的世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臣衙门，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丰大业于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见了天津知县刘杰。于是丰大业和刘杰论理，一来二往，性格骄横而且鲁莽的丰大业，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耐心，热血冲上脑盖，他拔出手枪，朝着刘杰“砰、砰、砰”大放一通，刘杰躲得快，但是刘杰的一个幕僚被当场打伤。丰大业开枪伤人了。这下不得了，此时，部分围观的人一哄而上，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书二人，当场活活打死。丰大业开枪逞强，导致他和他的秘书被打死之后，这个事件就失控了，聚集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法国教堂“望海楼”一把火烧了，并且对天津的洋人，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一共杀了多少呢？一共杀了20名外国人，其中含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修女、商人、领事官员等。不但如此，愤怒的群众在当天还杀死了30多名中国籍天主教徒。民众杀红了眼之后，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不分法国、英国、美国，也放火焚烧，造成各处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毁。事发后不久，法国军舰立即开足马力驶到天津，进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个国家的军舰也结集在天津，声援法国——你大清国必须快速处理本案，否则我们就打你。清政府刚刚在十年前被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伤痕犹在，不敢怠慢，于是派了曾国藩到天津调查处理本案。曾国藩在天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终于将本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查清楚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1.大清国认定：本案责任在于大清国一方；2.大清国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国谢罪；3.大清国逮捕并处死16名中国籍的主要凶手；4.大清国向法国及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及抚恤金约合50万两白银。曾国藩对本案的处理，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人们都指责他“软骨头”、“吃里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宣布开除曾国藩的湖南省籍。那么，这起“天津教案”，留给我们后世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及启示呢？魔鬼在于细节当中，我们不妨从本案涉案人员的各种作为来分析，总结一下，这些人都犯了哪些错误：1.教堂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对送来弃婴的好心人给予钱财奖励，这个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却在客观上引诱了坏人去拐卖孩子，这个出人意料的魔鬼细节提醒了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们做这件事，会向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做的一件事，会不会因为手段不恰当而使它最终成为一件坏事？2.部分群众看到修女付钱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残骸出现在郊野、看到教堂里有一罐腌洋葱，将上述三个现象十分不严谨地总结为“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是不是造谣？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在做出任何结论之前，是不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我们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发言应该更为严谨，以免不慎陷入造谣、传谣的陷阱之中？3.法国领事丰大业这个人，在和天津知县论理的过程中，情绪失去自控，竟然拔枪行凶，因而导致自己被活活打死，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任何问题，在“和平救济手段”尚未穷尽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动武——冲动是魔鬼。其实如果单单从本案而言，丰大业也许并非是一个心肠恶毒的人，但是他的死并不太值得同情——他并不是死于心肠恶毒，而是死于脾气暴躁。4.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伤人的这个情节，使部分天津民众的情绪滑向了失控，人们对白色人种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只要你是洋鬼子，无论你与本案有关无关，无论你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无论你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总之只要你是洋鬼子，我们就打死你——愤怒的民众将这件事升级到了这个地步，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该死？“天津教案”留给后人太多的启示。我想，其中造谣、传谣，是一种严重的恶行，我认为这个教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中国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谣、传谣的乐土，谣言在这里很有市场，人们要么信口雌黄，要么偏听偏信，你要冷静，他说你冷血；你要证据，他说你书呆——有时人们往往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相信证据确凿的东西——感情往往胜于理智。当然，我在这里，也只是抛个砖，引个玉。我相信明眼的读者，能从这里吸取更多的营养，悟到更多的东西。
鉴湖女侠秋瑾
史书上说：当年，清兵赶到革命党人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门前的时候，秋瑾从容就捕，而且拒写供词，只挥毫写下了以下七个冷艳的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07年7月14日，革命组织“光复会”成员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捕，次日，秋瑾在绍兴的闹市区——“古轩亭口”被清政府杀害。秋瑾当然是一个女英雄。可是，英雄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传闻的基础上的。秋瑾为革命而死，仅仅算这个事情本身，秋瑾就已经堪称英雄，而如果再杜撰一些英雄的情节，刻意为她“锦上添花”，在我看来，却等同于画蛇添足，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反而适得其反。这不，秋瑾死后，中国社会上，就流传开了关于秋瑾的以下三则传说：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坦白说，我很愿意相信这些传说。可是很遗憾，事实上，以上这些，全部都不准确。我首先谈秋瑾被捕的过程。依据秋瑾的亲生弟弟秋宗章的回忆文章《大通学堂党案》，当天清兵到“大通学堂”里来逮捕秋瑾的时候，秋瑾并没有像影视作品里面那样英勇抵抗或者从容不迫地指挥学生抵抗。恰恰相反，秋瑾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逃跑。这不是刻意要丑化女英雄。事实上，革命人物在遭到官府逮捕的时候，逃跑不单是十分正常的表现，而且还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试问：如果人人都见死不逃，恐怕革命人物都死光了，那么，谁来干革命事业呢？所以被捕的时候，尽量逃跑，保留自己的力量，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大通学堂”是秋瑾参与经营管理的一所学堂。《大通学堂党案》这篇回忆文章，收录了秋瑾在狱中给清政府的一份《供词》。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当年秋瑾给清政府的这篇供词，都说了些什么：“秋瑾即王秋氏供：山阴县人，年二十九岁。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与丈夫离别出洋，往日本游历，与徐锡麟、赵洪富会遇熟识。后我回国，在上海开设女报馆。上年十二月间，始回绍兴。由蔡姓邀我入大通学堂，充当大通附设体育会教员。与竺绍康、王金发均属要好，时常到堂，已有月余，也系熟识。今日闻有营兵前来拿捕，当即携取手枪、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堂内开枪，兵勇等亦开枪，并将我连枪拿获。又论说稿数纸、日记手摺一个。此稿是我所做，手枪亦是我物。我已认了稿底。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了。皮包是临拿时丢弃在堂。至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现逃何处，不知道是实。（下有指模，注明：‘右手二指’。）”秋瑾的这篇文言文供词，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我叫秋瑾，我的丈夫姓王，我是山阴县（浙江绍兴）人，今年29岁，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丈夫的全名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告别了我的丈夫去日本游学，并与徐锡麟、赵洪富结识和交往，我回国之后，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女性报纸，直到去年12月，我才回的绍兴，一个姓蔡的人邀请我加盟‘大通学堂’，并充当‘大通学堂’附设的‘体育协会’的教师。我和竺绍康、王金发关系都不错，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经常来‘大通学堂’了，彼此很熟，今天我听说政府派兵来抓我，我当时就拿了手枪和皮包，准备逃跑，不料‘大通学堂’里面的学生开枪了，于是清兵也开枪了，然后呢，清兵将我连人带枪给抓了，还搜走了我的一些文稿、日记等文件，这些稿子是我写的，手枪也是我自己的，稿子我都看过了，革命党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问了，我的皮包是在拿的时候丢掉在学堂里面了，而至于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他们逃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于是，我们从秋瑾的这份供词里面，读出来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1.当天，清兵来抓秋瑾时，秋瑾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奋勇抵抗，也不是从容就擒，而是逃跑。2.秋瑾并非如民间传闻中所说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供词，而是写下了以上这份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那么，秋瑾在受审的时候，又有没有“视死如归”的情形呢？史料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秋瑾在受审时，一开始坚决不承认自己“造反”的事实，而且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想方设法地去求生。依据是1907年7月21日版的《时报》，报道了秋瑾受审的细节。在庭审的时候，清政府官员贵福和秋瑾有如下的对话：贵福：“你一个女孩子，为何要造反？”秋瑾说：“你误会了，我是造男权的反，没有要造大清的反。”可见，秋瑾出于求生本能，为自己辩解，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造大清的反”的事实，因此，我们大家说她“视死如归”，似乎的确是言过其实了。可是，这也并非是故意丑化秋瑾。事实上，作为一个弱女子，在明晃晃的大刀跟前，不喊“大老爷”，不喊“饶命”，不喊“我错了”，不喊“冤枉”，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毕竟，秋瑾只是一个女子。读到这里，我们回到分析本文三个传闻的事情上来，我们不妨一一纠正如下，以正视听：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不真实。秋瑾在被捕的时候，既没有英勇抵抗，也没有从容就擒，而是带上枪支、皮包，准备逃跑。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不真实。秋瑾在受审的时候，虽然没有低声下气地求饶，但是，秋瑾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反清，也就是说，秋瑾仍然想侥幸求生。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不真实。秋瑾在狱中，为清政府写下了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读到这里，请问诸位：您觉得，秋瑾的英雄形象，有没有被抹黑呢？有没有被丑化呢？我的答案是——没有。相反，秋瑾显得更真实了。事实上，作为革命党人，在面临被捕的时候，逃跑是正确的，在近代史上，在面临被捕危险的时候，撒腿就跑的英雄人物，不知有多少。此外，人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幻想通过“证据不足”来使自己脱身，以求“留得青山在”，出狱之后继续革命，这种事情，也是相当的普遍，不要说一个小女子秋瑾，就算是我们历史上先后登场的众多英雄好汉，做过这种事情的，简直是数不胜数。再者，是写了七个字的供词也好，是写了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也好，字数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秋瑾在她的供词里面，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屈膝求饶，没有背叛革命理想……仅仅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掩盖这份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来为秋瑾“锦上添花”，否则一不小心，搞成画蛇添足，完全不必。这就是我的看法。吉鸿昌之死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读物，突出地讲述吉鸿昌在胸前挂一个“我是中国人”的胸章访美的故事，努力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英雄……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里，落下了“吉鸿昌死于抗日”的一种模糊印象，可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提起“吉鸿昌”这个人，相信许多的读者心里都会蹦出一个词儿“英雄”。实事求是地讲，吉鸿昌的确是一个英雄人物。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吉鸿昌大义灭亲的一起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记录了吉鸿昌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有一回，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一家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案发当地的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可是，有人报告给了吉鸿昌。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件事，也许就能说明吉鸿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等闲之辈。再讲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吉鸿昌访美。在美国期间，有一回，吉鸿昌到一个小邮局，去寄一个包裹回国内。当他用不标准的英文，对美国邮局女服务员说出‘中国’这个国家名字时，邮局服务员竟然抛出来这么一句：‘中国是哪里？我没有听说过。’吉鸿昌义愤填膺，当即叫人定做了一块写着‘我是中国人’的方形胸章，挂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故事，有些读者从小就读过，不再多费笔墨。出于对吉鸿昌的敬仰之情，长期以来，我们有很多的民间通俗历史读物，想方设法地突出吉鸿昌“我是中国人”的访美故事，刻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为了抗日而死的民族英雄。但是，事实上，吉鸿昌当年被国民政府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是因为吉鸿昌发动了反蒋武装暴动。当然，反蒋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话题，在此不多说。本文所要澄清的是——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反蒋。其实，此事的端倪，并不陌生。吉鸿昌在死前，曾经写下这样一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这首诗里有“恨不抗日死”五个字。很显然，吉鸿昌已经用他自己的话，亲笔告诉各位：他被捕乃至被杀，并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才有他笔下“恨不抗日死”的遗恨自白。那么，吉鸿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丢掉性命的呢？依据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回忆，当年国民党特工潜入天津租界，刺伤并抓捕了吉鸿昌，理由是吉鸿昌组织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暴动。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的回忆，有什么可信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难道军统特务的证言，就一定是谎言吗？其实，关于吉鸿昌被捕、被杀的真实原因，传世的第一手史料，多如牛毛。例如，吉鸿昌生前的战友傅二虞，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里面，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吉鸿昌曾经派代表远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并被蒋介石的人查获。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出于防范，蒋介石于是命令吉鸿昌去“剿共”，可是，吉鸿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冒充红军，倒戈攻击国民党军队。我们来读一读，傅二虞这篇证言的原文：“……第二十二路军驻防潢川一带，蒋介石给该路任务，是对豫鄂皖边区‘剿共’。在1931年4月间，吉鸿昌奉令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他回到潢川时精神沮丧，很气愤地说：‘蒋介石手下这班人，忒骄傲猖狂，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尤其是陈诚，更是气焰逼人，我怎能吃他们这一套！’他还分别给杂牌军队中豫籍将领写信，说刘峙在河南，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反对刘峙主豫。并给刘镇华写信，推他为首领，作倒刘峙运动。据说，刘镇华接到吉鸿昌的信后，就把原信送呈蒋介石了。此时，有人介绍一位姓帅名公字新吾的，来到总部，帅又介绍他一位朋友刘某，代表吉鸿昌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会毕，刘某将会议记录及汪给吉鸿昌的任命状等，装在暖水壶内，由广东北返送吉。刘途经汉口。下火车时，被蒋介石的侦探查觉，人证俱获，解到汉口行营。蒋介石得到这一情况，遂派参议冷欣，携带电台，来到潢川，住在二十二路军总部旁院，名为联络，实系监军，并时常找师长张印湘谈话，企图分化部队。约在5月间，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队向安徽金家寨‘剿共’。吉鸿昌接到命令后说：‘我决不牺牲部队，替蒋卖命。’乃伪造共军大部已出动到潢川西北寨河、竹竿铺附近的假情物资。跟苏美两强都通气之后，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在演说中，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承认中国是弱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同时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最后关头一至，唯有牺牲到底”！蒋介石知道，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战争又滋生在残弱的中华大地上，吃亏的无论如何都是华夏大地和炎黄子孙，但那又如何，虽然我们可能打不过你小日本，但我们要和你死磕，我们要和你拼命！中共也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一方积极准备的时候，日军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开进。短时间内，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就增加到了二十万人。原本指望着手下张自忠与日军和平谈判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宋哲元，也不得不放下幻想，准备迎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开始对北京发起总攻。南苑大血战开始！那时候还不流行“让领导先走”，二十九军的领导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亲自上阵搏杀，尤其是号称二十九军第一猛将的赵登禹，在白刃格斗中杀死杀伤了够本的鬼子。参战的还有一千多人的学兵团。他们都是北京各大、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批学生兵从未上过战场，日军扑向他们阵地时，这帮学生刚刚完成新兵训练。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青春和理想，只是奉献和牺牲。佟麟阁将学生军安排在了西南方向，因为他认为日军不可能从那个方向发起进攻。诡异的是，偏偏日军就从这里发起进攻。学生军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血拼！鲜活的生命，顷刻逝去！滚烫的鲜血，泉涌而出！这是血与火的交融！这是灵与肉的碰撞！这是萎靡太久的激情！这是沉睡多年的血性！学生兵用英勇无畏的牺牲将日军拖住了难得的数小时，可阵地还是被人数、武器及单兵素质都远远领先的日军突破了。学生兵的阵地被突破后，二十九军的防御阵地被日军迅速切割包围，宋哲元遂命令二十九军突围。但是，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麟阁和赵登禹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日军在二十九军后撤的必经之地大红门，设下了陷阱。二十九军的撤退部队就此踏上了死亡之路。大红门，这是一个让二十九军永远难忘的地方。南苑后撤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赵登禹将军牺牲于日军的机枪扫射，临终遗言：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不必悲伤。战至激烈处，佟麟阁将军也英勇阵亡……但是，对于真正的中国人，岁月绝不会泯灭他们的牺牲！后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葬，并将北京城里的两条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七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市中心的两条大街的名字依然长存：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每每走到这里，总会让人想起那血火连天的闪亮日子！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张学良十几万大军从关外跑到关内的日本兵，在南苑的这片阵地上，没能再现这种“辉煌”。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的胜利也没有被复制，在两位指挥官相继壮烈殉国后，南苑即告失守。二十九军的英勇表现和牺牲精神，感动并激励了全国人民。其中，上海有一个叫麦新的卖保险的小职员，年仅23岁，在得知二十九军的英勇事迹之后，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一气呵成写就了一首豪迈激昂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即《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这样一首热血沸腾的战歌，在那个艰苦困顿的年代里，不知振奋了多少人的胸怀。
贱人潘毓桂
7月29日，北京沦陷。同日，国民政府下令宋哲元撤退。从7月7日算起，付出巨大牺牲与敌周旋二十二天的二十九军撤出北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奉命留守北京，代理北京市市长，与日军交涉战后事宜。几天后，北京的大街小巷贴遍了署名张自忠的安民布告，劝告民众不要惊惶自扰，各安其业。令张自忠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因此成为民众和媒体口中的“华北特号汉奸”、“张逆自忠”。跟你地位相当的佟麟阁、赵登禹英勇抗敌直至舍生取义，你张自忠倒好，竟公然和日本人合作，还发安民布告，你不是汉奸谁是汉奸！眼睛所见未必是真相。民众和媒体还真搞错了，张自忠是忍辱负重，他不是汉奸。由此，张自忠决定用马革裹尸的壮烈来洗刷那些不明真相的国人赋予他的耻辱之名。因为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实际上，真正的汉奸另有其人。二十九军之所以这么快就惨败，日军之所以选择从学生军阵地发起攻击，二十九军之所以中伏，都是因为出现了叛徒。一个是宋哲元的参谋周思静，一个是宋哲元的政务处处长潘毓桂。与周思静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国贼相比，潘毓桂则属于做狗汉奸的特级材料。此人书画皆佳，号称文化名人，极会享受生活，那个唱《夜来香》的李香兰（川口淑子），就是他的日本籍干女儿。据说宋哲元对他非常不错，很够朋友。只可惜在潘毓桂的字典里，是这样解释“朋友”两个字的——朋友，可以用来一起吃饭喝酒，但主要用来出卖获取利益。所以潘毓桂把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全给出卖了。因此，无论二十九军从哪里撤退，都会中伏，无论佟麟阁把学生兵安排在哪个位置，日军都会从学生兵的阵地发起进攻。战斗结束后，没有人会记得那些学生的名字——因为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潘毓桂却靠着中华民族的鲜血染红了自家顶戴——出任北京警察局局长、天津市市长。潘毓桂于抗战胜利后被军统诱捕，这小子后来在军事法庭上泰然自若，侃侃而谈。他说：国民政府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而日本文明开化，所以华北与日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之所以出卖二十九军，就是为了帮助人民更快地迎来和平，为了让祖国更好地和平发展，加快民族复兴的步伐，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所以他非但不是卖国，反而是爱国！对于这种下贱程度超越了人类极限的狗汉奸，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共和国也只好请他把牢饭一直吃到下地狱为止。杀出个黎明第四章持久战，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持久作战VS“三月亡华”
看到这里，有心人一定会奇怪：蒋委员长让宋哲元抗战，却一兵一卒都没增派，任由孤军奋战的二十九军最终败北。蒋委员长想干什么？难道他想借日本人之手干掉非嫡系的二十九军？当然不是，蒋委员长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给日本人下套挖坑。二十九军奋起抗击倭寇的时候，蒋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并于8月初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兵。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上海市内只许驻扎中国警察部队。而蒋介石突然派精锐之师进入上海，显然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屈辱的协定。这是一件很出人意料却相当振奋人心的举动，因为中国军队在过去几十年中，面对日军时几乎没有主动出击过。为什么蒋委员长不挥兵华北抗击日本，却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第二战场？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而选择跟敌人硬拼？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蒋纬国后来解释说：当时我国东北华北已落入敌手，但是这对于以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上的影响的。可以暂时忍耐，用这段时间扩军备战。但是如果让日军由北向南一路打下来，国军就被逼到了东南沿海，就会三面被敌军围歼，且背对大海没有退路，仗也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构想就是要让日军的主战线从由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用空间换取时间，粉碎日军三月灭华的野心。所以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另辟了一个战场。蒋纬国所说基本都是实情，但有一点没有深入提。这套“以空间换时间，持久作战”的对日战略构想，其实属于国人的共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爸爸所起到的作用，是坚决地将这一纸上谈兵且十分冒险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在这里，必须得为大家介绍一个对这一战略构想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之前讲袁世凯的时候，提过此人，他就是曾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话说袁世凯后来搞七搞八，放着很有前途的总统不做，偏要做君主立宪制下的皇帝，蒋百里也就辞职不干了。这之后，蒋百里便不时地在自己的学生如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手下担任顾问之类的工作。当他的这些学生都被他的另一名学生蒋介石打败后，他也成了和其同宗且同乡的蒋同学的新顾问。蒋百里一生从未亲自带兵征伐，但他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构想却有很大的合理性。一般我们把这种具有卓越想象力、创造力的人叫作天才。在《蒋百里全集》中，收录了蒋天才对中国如何才能战胜小日本的诸多建议，诸如“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势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准确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出于对“持久作战”的高度认可，蒋委员长决定利用小日本的死穴“国土狭小、物产不丰、兵源不足，无力支持对我进行持久攻击”，跟对方耗下去。怎么耗呢？具体办法如下：一、持久抗战，将战争时间拖下去，耗死小日本。二、全面抗战，将烽烟燃遍全国，变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增强战争实力，用空间换时间。三、纵深防御作战，调动敌人从东向西打，西部资源丰富，幅员辽阔，地势复杂，足以消耗掉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单兵素质优势。三管齐下，不愁耗不死小日本！简单说来，只要不让小日本速战速决，我们就别怕一时、一地的失败，坚决打下去！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败、再败、继续败都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局部的失败，将时间拖过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直到将日本的战争资源耗尽，换得战略的成功！后来，白崇禧（一说为陈诚）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十二字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可惜蒋百里没能亲眼看见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1938年，50岁的蒋百里病逝。他生前留下了一句话——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日本讲和！在中国实践“持久作战”构想的时候，日本国内发出了完全相反的声音——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准确地说，这句话是日本陆军的头头——陆军参谋总长载仁（日本皇族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其中一人说的。顺便一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裕仁一共提拔了二十三位皇族亲王担任“皇军”高级将领，如元帅、大将和参谋长等，彻底掌控了军事决策权。但令人奇怪的是，直至今天，居然还有人认为“二战”中的裕仁只是日本军人的傀儡而已，难道这仅仅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利用裕仁稳定日本局势的目的，从而未起诉这个无耻之徒的战争罪行所造成的吗？言归正传。日军所谓“三个月解决中国”的对华作战，无非是两条进攻方向——自华北起由北向南，自长江始由东向西。鉴于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撑日军同时在两个方向与中国军队全力作战，因此日本最经济可靠的办法是吸引国军主力北上华北与其决战，依靠驻扎于东北、华北的陆军精锐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利用华北平原开阔平坦的地理环境，发挥其机械化程度高、运动能力突出的优势，一战消灭国军有生力量，然后一路南下，在海军的配合之下，对中国实施大包围从而赢得战争。也就是说，日本更倾向于从北向南打。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其陷入被动。因此，蒋介石选择将日寇的重兵吸引到上海，然后再向内陆转移，把日军从北向南的进攻路线变成由东向西，拉开战略纵深空间。而且，从后勤补给来看，将战场放在上海，对中国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国军的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上海一带是鱼米之乡，粮食供应不成问题，以长江为运输动脉的水网航道密布，运输难度远小于在华北作战。当然，蒋介石选择上海作为战场，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地区充实着各国的利益，在这里开战，可以充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有利于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因为“虹桥机场事件”展开交锋，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向世人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请注意，不是对日宣战。其实蒋介石选择战而不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宣战，则其他国家为了表明不偏袒就得保持中立，那样中国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就将无处购买。战场上的日本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同。中日之前有数的几次交手，中国军队几乎都是防守反击，但这次不同，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展开了狂攻，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决不后退！这是因为，国民政府投入了一切能够投入的精锐部队，力争趁鬼子立足未稳予敌以重创。陆军有张治中麾下的黄埔系中央军——刚刚整训完毕的四个德械师、教导总队，陈诚的土木系中央军——十八军，刚从陕北撤下来的胡宗南黄埔系第一军，以及税警总团等。看看这一大串将星的名字（排名不分先后）：张治中、陈诚、宋希濂、夏楚中、罗卓英、黄维、胡琏、薛岳、王耀武、孙立人、俞济时、王敬久、孙元良、胡宗南、杜聿明、张灵甫……刚组建的中国空军也冒险出动，不光轰炸日军地面目标，世界一流的王牌飞行员高志航、刘粹刚还多次与强势的日本空军进行空中格斗，取得了难得的胜绩，掩护了地面部队。这些胜绩和一个叫陈纳德的人有关，他的故事后面再讲。甚至连在日本航母舰队面前实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海军也全部出动。反正国家就这么一点家底，全用上了。在决心与勇气占优、人数也占优的国军的进攻之下，自视甚高、武器装备全面占优的日军，在开战一个月后依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国军也无法彻底攻破日军防线。这倒不是国军表现不够好，而是对手太强大。一来日军的防御工事修得很不错，全为钢筋混凝土筑造，以国军缺乏重武器的火力配置，着实难以破开日军的乌龟壳。要知道，即便国军装备最好的德械师，按照欧洲和日军的标准也只能勉强算作轻装师，离日军师团平均配备近百门重炮的标准相差太远。二来国军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差日军太多。海陆空三军从未合练过，基本上就是各打各的，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动，战斗力自然发挥不出来。三来日军的单兵素质非常高。别看倭寇矮小，“二战”时的日本兵平均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但倭寇的营养跟得上，身体壮实，受过严苛正规的射击、拼刺训练，所以日军有一流的战斗技巧——枪法精准、擅长刺刀格斗。倭寇的文化素质也不错，当时日本小学教育的普及率近百分之百，所以日军有很高的战术素养——完美执行命令的能力。一起来看看日军的对手对其的直接评价吧。英国人给日军的评价：装备B级，战术水平A级，单兵射击技术A级。李宗仁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稍后还会奉上林彪的评价。与营养良好，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日军相比，国军不仅营养不良（吃不饱），体力和耐力差，而且九成以上士兵是文盲，曾亲历战争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用“状似白痴”来形容其文盲程度，所以不论是对技术装备的掌握和运用还是对战术的理解和配合，中日两国的士兵均不可能在一有什么高学历，甚至经过李敖先生的考证，蒋介石所持还是日本某军校的假文凭。但这都没有阻碍这几位大人物日后的治国平天下。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成绩不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别放弃努力，通向成功的路绝对不止一条。但是，当时的袁小四看不到这么远，只能盯着独独没有自己名字的榜单，暗自发狠：我一定要废除这该死的科举考试！难以想象，这个想法后来真的实现了。几十年以后，袁小四实现了这个千年以来有人敢想却没有人敢做的复仇计划。不过没有正规学历始终是袁小四心中的痛。后来慈禧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问起他的简历时，没有正经科举功名的袁小四面红耳赤。读书没读出名堂来，令袁小四汗颜和懊恼，但并没有令他绝望，父祖两辈从戎发迹的鲜活故事犹如一只无形巨手，将他推上另一条升官发财之路。于是，他把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发誓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结交一批同道，等待一个机会考场失意，情场得意。在家族的安排和牵线下，18岁的袁小四与财主家的女儿于小姐洞房花烛夜了，很传统的先结婚后恋爱，一年后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叫袁克定。同年，一个难得的实习机会降临到了袁小四的身上：叔叔袁保恒要到河南赈灾，袁小四作为秘书跟随，在旁协助公务。小四很珍惜这次机会，他知道自己没有高学历，如果还没有工作经验的话，恐怕以后真的是不太好找工作。此话并不夸张。在那个年代，县太爷的师爷都得是秀才以上学历，更别说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幕僚了，那些幕僚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可以说，学历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现在。小四熟读《自乂琐言》，又有叔父的耳提面命，理论结合实践，做事干练的小四很得叔父的欢心。当然，这次实习也为他日后外交、练兵、维新、办实业、颠覆清朝的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诅咒，又见诅咒！1878年，目前老袁家的第二大牛人袁保恒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终年51岁。这个世界少了一名负责任的官员，19岁的袁小四则失去了一个非常关心他的长辈。仍是这一年，家大业大的老袁家开始闹分家，袁小四赶回项城参与分家，作为袁保庆唯一的儿子，得天独厚地拿了一笔丰厚的家产。他把家迁到了河南省淮阳县的一间大院里，过起了安静的富二代生活。淮阳是他叔祖父袁甲三逝世之地，他一直很佩服袁甲三，所以在分得家产以后就来到了淮阳。在淮阳自家的大宅院里，袁小四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精研细读，给自己充电。尤其是《六韬》、《三略》、《孙子兵法》之类的兵书和《资治通鉴》这类管理阶层的必读宝典。第二件，打造自己的班底。他组织了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勿欺山房，实际上就是收养了一群穷书生做他的智囊团。在这一群穷书生里，他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人，此人之于袁小四就好比张良之于刘邦、孔明之于刘备、刘伯温之于朱元璋。这个牛人是谁？牛人叫徐世昌。鉴于徐世昌对于袁小四的重要性，在这里就多说两句。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生于河南。此人足智多谋，思维缜密，对形势判断准确，能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此外，他还有非凡的实干精神，是一名特级行政管理人才。最难得的是，他更喜欢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为人处世圆滑，是一个相当低调的大才。所以他的命很长，活得也很滋润，人送外号“水晶狐狸”。徐世昌还是一个艺术家，擅长山水松竹，“嵩山四友”中就有他一个。从艺术功力上说，若把他放在今天，那也是有资格享受政府津贴的人。袁小四与徐世昌既是老乡，又非常有共同语言，于是就在这个院子里撮土为香、歃血为盟，结拜为异姓兄弟。从此，小四多了一个“菊人大哥”。在小四的资助下，有才的菊人大哥果然高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在今后的岁月里，菊人大哥将用奇谋、忠诚等形式的正能量来回报小四的资助之恩。到了这个时候，文武兼备的袁小四那熊熊燃烧的小宇宙就要爆发了。不过他还在等待一个机会。我是属于乱世的，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一飞冲天。袁小四这么想。第四章谣言逼出来的洋务高潮
汉人生猛上位
就在袁小四略识少年愁滋味的这些年里，慈禧母子的大清王朝也有点回光返照的荣欣，大部分地区结束了战乱，社会经济发展小有进步，史称“同治中兴”。同治中兴最重要的标志，当数内乱终于解决，大清基业得保。1864年，立国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正式覆亡。又经过五年的努力，到了1869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曾国荃等汉人轮番上阵，终于将捻军以及太平天国的余部近乎全部剿灭。这些汉臣的运气不错，在平乱中表现得也很生猛的唯一一名非汉族人士、皇亲贵族僧格林沁并没有坚持到最终胜利的那一刻，阴沟翻船，死在了捻军手中。到此为止，洪秀全、张洛行两位猛男创下的偌大造反基业被一扫而空。这些汉臣立下如此不世奇功，慈禧当然不会亏待这几位功臣。其中，曾国藩升任直隶总督，加正一品的大学士，封爵一等侯；江苏巡抚李鸿章升两江总督，加从一品的协办大学士，封爵一等伯；浙江巡抚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封爵一等伯……有人可能不太明白总督和巡抚有什么区别，特在这里将总督、巡抚还有容易混淆的提督一起解释一下。一般来说，提督就是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按职责又可以分为陆路提督与水师提督，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陆、海军司令。巡抚则是一省的“文事”最高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兼省委书记，主管行政、司法乃至文教科举，但是不能指挥军队，除非这个巡抚同时兼任提督一职。总督的级别就高多了，可以管辖多个省，还文武都管，其权力相当于好几个省的巡抚加提督，如果总督下辖的省还设置有巡抚、提督的话，总督可以对其发号施令。清朝仅有九位这种级别的极品封疆大吏。这九位总督分别是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东三省总督（又称奉天将军）。尤其是九大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其职能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兼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权力相当大。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诱人，却是很难得到的。清朝官员如果不是立有什么特殊的功劳，譬如风险性极高的打天下，难度超高、机会超少的救过皇帝……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单说总督一职，就已经是一品大员了，更何况这几位还得到了爵位这张长期饭票，可见他们的功劳之大。这里要重点说一下曾国藩。老曾在灭掉太平天国之后，居然把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湘军解散了，仅仅保留了湘军水师，而且水师的所有权还不归他自己——曾国藩主动将其改编成了长江水师，主权属于朝廷。湘军这支庞大的功勋队伍，从此就像秋天里的树叶一样，随风慢慢凋落了。曾国藩孤身起兵，平定战事，事成之后却不计功劳、不求富贵地把自己的嫡系部队解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仔细推断，不外乎就是韬光养晦，不留给朝廷猜忌的借口。曾国藩壮士断腕的勇气、谨小慎微的为臣之道可见一斑。不过，曾国藩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番行为成了后来清朝覆亡的原因之一。总理衙门虽然平定了内乱，但大清的天空也不是只见阳光，还有阴霾。前面说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咸丰和慈禧母子靠着一系列割地赔款的条约才松了一口气，腾出手来对付洪秀全和张洛行。但是，与虎谋皮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这个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实力强大的虎豹，只要它在那个地方曾经撒过一泡尿，就说明这地方属于它了，也不会有人敢和它争。现在的英法诸列强就像虎豹，割地就如同虎豹撒尿，用不着什么复杂的步骤，列强就把中国的土地一块一块地扒拉到自己怀里。而赔款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清朝政府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这么多现钱，怎么办？只能跟大家现在买房买车一样，搞个分期付款，每次还一部分。但这种方式有两个缺点，一是有高额利息，二是需要抵押。第一个缺点清朝政府的头头们不在乎，反正老百姓都是奶牛，大不了把税加重些，多挤一挤这些奶牛罢了；他们在乎的是第二个，英法要求清政府用每年的税收作为抵押，如海关税、盐税等，如果清政府付不起赔款，英法就直接从税收里扣除。可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税收，除开税收，它哪里有钱支付赔款，那样做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大部分都被英法直接攥在手里了，清政府拿不到几两银子。这里有一个问题：英法怎么保证自己能拿到钱？英国人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由他们英国人管理监督清朝的税务。实力不如人的清政府也只能点头认了，清政府的决策班子商讨一番后决定：在外交部门“理藩院”里新增一个总税务司，总控全国税务，交给英国人赫德管理。不过清朝政府的热脸贴了英法的冷屁股，英法说，“理藩院”的“藩”字有些歧视他们的“蛮夷”身份，让清朝政府重新设计一个专业对口的机构来跟他们打交道！于是，在恭亲王奕訢的主持下，1861年，“理藩院”的换代升级产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粉墨登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简称总理衙门，其具体事务无所不包，除了英法重点强调的总税务司，还囊括了外交、经济、军队、交通、对外贸易诸多方面，其职能跟今天的国务院很是相似，不仅如此，这个新机构的头头也叫总理。第一任总理便是恭亲王奕訢，这位兄台在这个位置上总共干了二十八年，要知道这个总理衙门一共也只存在了四十年而已！剩下的十二年几乎都属于后来慈禧跟前的大红人庆亲王奕劻。总理下面有两个重要的帮手：北、南洋通商大臣，分别由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北、南洋通商大臣居然由九大总督中的状元与探花出任，可见其重要性。这通商大臣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三职之和。为什么大清要设立一个如此权重的职位？这就得提一提奕訢这个人。在清朝贵族中，这位仁兄的头脑算是相当清醒的，在跟列强打了几年交道、签了几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后，终于悟透了——落后就要挨打，于是趁列强鼓动大清成立总理衙门的良机，借机推动晚清改革开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意图富国强兵。通商大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催生出来的，这个职位的功能很玄妙：外交部副部长意味着与列强打交道的合法且合适的身份，利用这个身份与洋人交涉，学习先进经验，引进外资和设备，然后利用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的这份权力名正言顺地将这些经验、外资和设备用到改革中去。当然，通商大臣的设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大幕正式拉开！说了这么多，大家也看出来了，总理衙门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晚清政府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之一。既然只是之一，那就不得不提另一个在本书中会反复出现的神秘权力机构——军机处。军机处关于军机处的来历，还得从当年雍正皇帝攻打西北一个不听话的藩国——准噶尔说起。那时，打仗的作战计划和人员安排都要经雍正批准了才算数，而雍正在最终拍板之前也得找几个靠谱的大臣讨论一下可行性什么的，为保密起见，雍正想了一个主意，他选了一些可靠的人在隆宗门北侧内也就是紧靠皇帝寝宫的一间房内值班，辅佐他处理政务。他和这些人在屋子里商议事情的时候，闲杂人等不得靠近这个屋子。故而敌人不大可能把“无间道”使到这里来，保密性十分之高！雍正将这间值班室取名“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在军机处值班的人就是军机大臣，人数很少，至少三人，至多十一人，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皇帝的高级决策顾问。这个临时性的机构让雍正使唤起来很舒服，简直就是独裁的最好工具，比在朝堂上吵来吵去效率高多了。于是军机处就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国家的最高军政决策机关。前面说过“辛酉政变”后，奕訢当上了领班军机大臣，这领班军机大臣就是这些军机大臣的头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把总理衙门比作国务院，那军机处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其实还有一个机构比中央政治局更贴切，那就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跟军机处的功能极其相似，这个神秘的侍从室在后面会提到。从雍正时代设立军机处，皇权就达到了顶峰。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雍正和他的后代们——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权力超过了任何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的皇帝。扯远了，接着说洋务运动的事情。要说清楚洋务运动，还得从一个跟传教士有关的案子开始。晚清之“天津教案”1870年7月21日，天灰蒙蒙的，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门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国藩仰望长空，叹了一口气，终于下了一个艰难无比的决定。究竟是什么疑难课题，让经历过艰难险阻、九死一生，最终才战胜洪秀全这等造反界巨擘的曾国藩都觉得如此艰难？这个难题便是几乎改变了晚清历史走向的“天津教案”。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在天津望海楼法国天主教堂附属机构育婴堂的墓地，觅食的野狗刨出来了几具儿童的尸体。随后，天津县衙的差役闻风而至，经过统计，墓地之中共埋葬了近四十名儿童。这之后，就有一个小道消息疯狂地蔓延开来：望海楼的法国传教士收买中国人贩子诱拐了天津几百名小孩。每诱拐一个小孩，传教士就给人贩子五两银子。法国传教士买这些小孩，是为了以小孩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一种新式西洋药。教堂墓地里的那些童尸就是被剖肝挖心之后弃尸的小孩。凑巧的是，天津县衙抓到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武兰珍说是教民王三委托他诱拐儿童的。武兰珍的这番话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一时间民情激愤，反洋情绪汹涌！天津民众纷纷罢工集会，自发地包围了天津县政府办公大楼，高呼：洋人滚出天津！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政府到底管不管？天津知县刘杰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带着武兰珍来望海楼教堂指认嫌犯王三，不过武兰珍没能指认出任何一个人，也说不出教堂内的细节。但数千愤怒的民众已闻讯聚集在教堂外，情绪激动，向教堂内胡扔板砖，冲突一触即发。如何应对这种混乱的群体冲突场面，刘杰没有经验，法国人也同样没有经验。就在刘杰试图驱散人群的时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Fontanier）怒气冲冲地带人赶来与刘杰交涉。虽然刘杰已经是一名县级干部，可骨子里还是一名意气书生，意气书生换个词叫做“愤青”，愤青是有脾气的，他哪里受得了丰大业的颐指气使，断然不肯配合。丰大业自认为的“耐心说服劝解”式交涉未果，气得抓狂的他决定单挑刘杰与愤怒的人群。失去理智的丰大业拔出枪来，冲刘杰扣动了扳机，动作平滑流畅，但准星太糟糕，没打中目标刘杰，却打死了刘杰的仆人。丰大业显然低估了人民战争的能量。这一次，他将为自己的冲动鲁莽付出高额的学费。沉默久了，就会爆发。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已经沉默太久了！鲜血点燃了骚乱的引信，民众沸腾了，他们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助手，冲进教堂展开了一场杀戮。十个修女、两个教士、两个法国官员、两个法国平民丧命，教堂和育婴堂被烧毁。但这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愤怒，接下来的几小时，骚乱仍在延续，三个俄国商人被杀，四座英国和美国教堂被毁，三十多名中国教民被杀。这就是“天津教案事件”。“天津教案”之最终解密当时，举国上下普遍认为这是“爱国的正义行动”，出手的民众是“民族英雄”，大家坚信能激起如此多人愤慨的事情绝不会是捕风捉影，外国人一定是干了不法的行为。政府不敢管民众来管！反对任何退让！反对任何安抚！这就是来自民众的声音。愤怒的不只民众，还有列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民死得太憋屈。相关列强把舰队开到了天津，并派出使者向慈禧母子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罚凶徒，赔偿损失，不照做就开感到惊异，却依然十分在意是否达到了常人标准。虽说如此，他们却还是要用汗巾遮住前面，以这种姿态体会着已经加入成年人行列的自豪感。不管怎么说，大人们去澡堂只是清洗污垢，而他们却会因为与别人比较发育状态而被强加额外的紧张感。此外，大人们在澡堂里的对话也会引起他们注意。例如，新婚不久的夫妻一起去澡堂，当然要在收费台前分开进去。但往往都是女方把男方的费用也一并交付，然后把手巾和肥皂交给男方，递个眼神再说声“回头见”。有时女方会隔着镶镜子的墙壁喊“老公，我出去啦”，而男方则有些冷淡地回答“啊——”。可能是因为刚刚出浴，此时女人的嗓音有种新鲜甜美的奇妙回响。然后，男方先出来坐在椅子上等着，女方从收费台那边出现后点点头像是在说“让你久等了”，红扑扑的脸上透出女人出浴时的娇艳。那两人回到家里是不是要男欢女爱啦？伸夫想到这里呼吸突然急促起来，一时有些沉不住气。另外，常常会有女孩掀起男池与女池之间的细窄板门跌跌撞撞地跑进来，先是转动眼珠环视男池这边不同的情景，然后找到自己的父亲。而父亲也招手呼唤“安代”或是别的什么名字。女孩大都是送来肥皂或洗发液，然后又小心地迈着碎步返回女池那边。有一次，那扇板门掀开后没有自动关上，于是伸夫从门缝中看到了女人站着擦拭身体的情景。虽然是背朝这边，但好像是在擦拭大腿前面，所以向后撅起了丰腴的臀部，令伸夫感到一阵眩晕。这种微不足道的情景或许别人会不屑一顾，但对伸夫却有所刺激，同时增强了他对大人们的厌恶感。大人们怎么那么不体谅别人呢？如果能注意照顾别人的感觉，我们也就能坦然自若了。然而，大人们貌似顾忌世人目光谨慎行动，其实仍然意外地存在着大意和无耻的缺点。伸夫感到羞耻不堪的事情，大人们却好像满不在乎、习以为常，特别是对性过于轻视和不设防。伸夫对大人们怀有厌恶感，或许就源于他们这种毫不设防的厚颜无耻。伸夫一旦想到这些，就会感到大人们在其他所有的方面都大大咧咧，并对其麻木和迟钝深感愤怒。不过，他虽然心里有气，可另一方面却像全身布满雷达天线般捕捉大人们疏忽时暴露的秘密。而且，当他如愿捕捉到自己所期待的现象时，就会不失时机地定睛侧耳接收那种刺激并为之兴奋。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少年们虽然在心里厌恶大人们疏于设防的春光乍泄，可眼睛却死死地盯住不放。他们对大人们漫不经心的春光乍泄既气愤又想看，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从心理卫生方面来看，这恐怕不能说是什么健康的心态，因为他们总是如临深渊般心神不定。当这种情绪过强时，他们就会无特定目标地与人发生对抗和冲突，甚至会诉诸暴力。不过，这种刺激并非全都来自成年人，还会从体内自然萌生，并常常感到困惑和惶恐。当时，最令伸夫感到紧张的就是从离家三百米远的岸本家门前经过，还有学校附近的S女子学校。岸本家有个比伸夫小一岁、名叫弓子的女生。她家在伸夫上初中之后搬到附近居住，她在北区的O女子学校上学。如果从上小学时就同校的话，那么即使年级不同也会很面熟。但因为弓子是中途转学而来，所以此前没见过面。当然，也可以说正因如此，伸夫才会对她特别在意。伸夫最初认识弓子，是在岸本阿姨来访的时候。当时，伸夫看到她身材细高，剪着娃娃头，只是觉得她挺可爱而已。从那以后，母亲跟岸本阿姨很快亲近起来，伸夫放学回家常常看到她们在喝茶聊天。伸夫对她们的谈话兴趣不大，可当岸本阿姨说到“弓子……”时，就会像背受掌击般猛一哆嗦。有时岸本阿姨聊天时间长了，弓子就会来叫她。“爸爸回来啦！”“有客人来啦！”弓子通知一声就回去了。伸夫见到弓子时只是与她对视一下，并没有说过话。但是，当他看见岸本阿姨在自己家时，心里就会期待弓子再来。母亲和岸本阿姨当然不了解伸夫的心情，弓子本人更是无从得知。但即便如此，伸夫也觉得只跟弓子见一下面就已满足，即使她主动搭话自己也只能是张皇失措。他对弓子加深关注，是从岸本阿姨说出那句话之后。“伸夫要是能娶我们家弓子就好了……”当时，伸夫正在里屋用竹篾制作飞机模型，听到这话惊讶地回头一看，只见母亲和岸本阿姨正在开心地笑。她们也许是在谈及自己晚年时半开玩笑地说出这种话来，看样子不像是真心实意。然而，此事对伸夫来说就不仅仅是开个玩笑而已了。虽然她们是在喝茶聊天时顺口说出，但伸夫的童心也未必不曾考虑过这种事情。现在，这件事情突然出现在大人们的谈话当中。从那以后，伸夫就不能以平常心态走过岸本家门前了。如果这时弓子出来了该怎么办？如果跟阿姨碰面该怎样寒暄？虽然伸夫常在自己家里跟她们见面，可一想到单独相遇就心情紧张，像要接受对方考试般忐忑不安。以前从这里经过时，心中只是单纯地期待或许能与弓子相遇，可现在却怀着更加严峻的心情走近岸本家，只是看见延伸到院门的长长石墙就心神不定、惴惴不安了。既然如此，那就干脆不要经过岸本家门前，走另一条路倒也并非不可，但伸夫双脚一出家门就自然而然地朝那边迈去。不过，他实际上几乎没有可能与弓子相遇。因为弓子上学路远要坐电车，所以她好像比伸夫早半个小时出门。伸夫倒是也可以相应提前出门，但如果没有充分理由的话，恐怕就会被母亲看透心思。再说，即便真的碰到了弓子，但由于学校所在方向不同，也只能对视一下而已。伸夫想到反正不可能碰面，就继续走过岸本家门前。他从石墙边走过拐角之后知道碰不上弓子，虽然有些扫兴却也可以暂时放心了。伸夫在这里也会心情矛盾、忐忑不安。还有一处令伸夫不能不心情紧张，就是S女子学校的门前。伸夫早上去学校时，路过S女校门前总会碰到很多女生。由于这里有电车的停车站，所以每当电车到站时就会吐出成群结队的水手服身影。伸夫夹在她们中间就会感到女人的气息并呼吸急促起来。伸夫平时还能自命不凡地说别人“色鬼”，可到了女生当中却像夹着尾巴的狗般缩成一团，当然无暇观望周围女生的面孔。尽管如此，伸夫心里却仍然自以为是地意识到会有女生看他。当时正处于战后不久，有的学生还头戴战斗帽、脚穿军靴，都是从复员兵那里搞来的。但无论如何，最酷的就是穿戴着油渍斑斑的帽子和斗篷的所谓旧制高中生范儿。此外，他们还会穿着厚朴木屐大步前行。伸夫上初中后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把别着新校徽的帽子放在掺着油和鸡蛋的炒锅上弄得油光发亮。不过，他即使把自己捯饬得这么酷，却并不意味着勇气十足。其实可以说，正是因为勇气不足，他才会以那种敝衣破帽虚张声势。伸夫就读的初中号称札幌名门，而校训是“质实刚健”。即使是成绩优秀者也会故作硬汉姿态，表面装出从不用功学习的假象，蔑视脸色苍白的秀才。更别说那种对女生黏黏糊糊的男人，根本不屑一顾。不过，他们真心却都对女生兴趣颇深，若能得到允许，哪怕只是一步都想接近女生，跟她们搭上一句话。尽管校方没有规定禁止接近女生，他们还是不想被发现和打上“软派”[6]的烙印。明明心有旁骛，却必须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这种矛盾的心理就加剧了紧张心理，使他们的态度变得极不自然。特别令伸夫紧张的就是整夜下雪后初晴的早上。他从家去学校的学生专用便门时，如果走捷径就要横穿运动场。但是，在前一天还可以行走的路第二天早上就被新雪覆盖，所以早上最先出门的人必须踏出一条雪路，这位男子就被学生们称为“除雪车”。最初雪原上只有点点足迹，但走的人多了就踩出一条路来。虽说是路，却也只是由人在运动场上把雪踩实，仅有一人通行的宽度。伸夫他们要穿过四方形运动场上的对角线，而去S女校的女生们则是从对面反穿过来。理所当然，男生和女生就必须在这条雪路上擦身错过。伸夫一边呼出白气一边向前走，而对面的女生藏蓝色大衣渐行渐近。伸夫估算着双方的距离默默前行。五十米……二十米……十米，伸夫紧张得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这条路上经常相遇的女性只有五六个，面孔大都已经熟悉。伸夫微微伏下双眼继续前行，可全身神经都只集中在接近的女性身上。在两人就要相撞的瞬间，伸夫仰身让路。与此同时，女生也稍稍侧身，两人视线相遇。可是，伸夫在接下来的瞬间却伏下视线快步通过女生身旁。这个过程虽然只有几秒钟，但伸夫却感到浑身疲劳得几乎瘫软。“果然是那个女孩……”那位多次相遇的大眼睛女生，似乎在向伸夫微微点头示意。也许她对我有好感——伸夫克制住想要立即回头的冲动，只顾埋头向前走去。校舍向运动场伸出一角，说不定有人正在朝这边张望，要是那帮人起哄说“你小子盯上那女的了吧”，伸夫实在无法忍受。伸夫若无其事地穿过运动场，可大脑中却满是刚才擦身错过的那个女生。十四对于男孩来说，从初中过渡到高中是个难忘的阶段，也是从以前的单纯男童向成人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对“少年”这个词的诀别。而且，他们就是在这时逃离义务教育，最初加入被选择的集团。不过，伸夫并没有特别激动。其原因就是在他进高中的前一年施行了学制改革。此前文部省按照旧学制，施行的是小学六年、初中和女子学校各五年、高中和专科学校各三年、大学三年的教育课程。其中一部分大学设置了相当于高中的预科，而初中也可以用四年时间读完。但是，文部省在战败之后决定把学制也改为美式，就从一九四七年开始施行六三三制了。后来人们对此次改制的评价毁誉参半，如今依然意见不一。但是，旧制初中由此成为实质上的高中，而以前的高中和专科则升格为大学，招致所谓“车站盒饭式大学”[7]到处泛滥。虽然文部省施行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全民素质，但至少在当时只能是单纯充数而已，徒有其名的大学和高中却增加了不少。而且，此前一直发挥着独自特色的专科学校也变身为毫无特色的综合大学，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缺憾。不过，那次改革规定义务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共九年，以此实现了受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施行这项新制度时，伸夫正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当然，他是经过入学考试被录取的。但是，在他之后的学生就都是免试进入新制初中了。而旧制初中都因此再没有新生入校，出现了伸夫这一级总是最低年级的奇妙现象。伸夫就在这种状态下初中毕业升入高中，但校舍和老师却完全相同。当然，由于升学考试也已在初中完成，所以没有另外进行。可以说，他就像乘着电动滚梯般顺其自然地成为一名高中生。而且前辈完全相同，后辈依然没有。环境依旧校名未变，伸夫因此无从体会考入高中的激动和兴奋。不过，初中和高中的六年之间他却过得悠然自得。不必为升学和择校而专门复习应考，这本身就已经很值了。在初中阶段，伸夫受教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影响最深。山中老师在战前就大学毕业了，可能由于曾一度被征兵入伍，他最初也是头戴战斗帽、脚蹬军靴来学校。他倒不是军国主义者，但由于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男人大都穿着军队投放的服装。山中老师是编撰诗刊《原始林》的诗人，他上的课总是妙趣横生。例如讲到岛崎藤村的《千曲川旅情之歌》时，山中老师只管反复多次地朗读。在诗兴大发时就闭住眼睛，语调也像咏诗般抑扬顿挫。这时，老师几乎不讲什么单词和语法等复杂理论，只是反复诵读并说“很美吧”“情景历历在目吧”，以此唤起大家的共鸣。伸夫和同学们还没去过长野县，也没去过千曲川。但是，他们在聆听老师吟咏时却恍若被带到春季的千曲川河畔，看到了周围展现的美景。山中老师的教学方法强调，比起一个个汉字和词义，把握作品的整体感觉并融入其中更为重要。在多次吟咏并品味作品的整体氛围之后，老师讲述了自己年轻时独自在小诸城一带流连忘返的经历，将缭绕在山腰的云霞和樱花杏花的美轮美奂寄托于自创诗歌之中。接下来，老师就讲到了川中岛会战。他先在黑板上描画出武田和上杉两军[8]的对阵态势，然后开始低吟。“某月某日，武田军团一万骑顶着朝雾集结于梓川西岸，紧接着鞭声肃肃趟夜河……”老师的讲解把伸夫和同学们从春光明媚的千曲川带到了战国时代的川中岛，耳畔仿佛响起阵阵螺号声和呐喊声。课堂教学如此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但并不等于疏忽了基础汉字的读音和听写。老师并非通过一般的测试来强化汉字记忆。老师每月举行一次“汉字相扑”，采用这种形式让邻桌同学捉对比赛汉字听写。例如老师朗读“りょじょう”，同学就一齐写出相应的汉字。老师随即发出“好、交换”的指令，并在黑板上写出正确答案“旅情”，同学们依此核对答案并判定对手是否回答正确。每对同学听写五个汉字词，根据正确答案的多少决出胜负。接下来换一个座位跟别的对手比赛，最后统计每个同学的胜负次数。比赛结果在下一周的国语课上公布并列出名次表，确定横纲、大关和关胁即冠、亚、季军，成绩差者就排在前头级十几名到十两级[9]。虽然列出了“相扑”比赛的名次，但排名靠后的同学也不会气馁，反而会发愤图强。有的同学曾经从十两级升至前三名，有的同学则从横纲降至前头级。写不出来的同学便以涂黑圈[10]为乐，在笑声中记住了汉字，而且因为没有考试所以学得轻松愉快。不仅限于课本内容，老师所教知识丰富多彩。例如，他向同学们募集少量资金，买来《中央公论》《新潮》《改造》《世界》等综合杂志和文艺杂志，就挂在教室的角落里让同学们自由借阅。这些杂志对于刚上初中和高中的男孩来说似乎难度过大，但老师并不担心。虽说放在教室里，却并未强制大家阅读，其实不想看也可以不看。不过，每当新杂志出来时，老师必定会说“难得凑钱买来，哪怕只看看封面和目录也行”。伸夫也是只浏览目录，几乎没读过内容，但这也对他后来的发展颇有助益。首先，他从大学毕业成为社会人之后，对于那类看似难懂的专业杂志已经不会感到棘手了。而且，由于他从初中就已开始接触，所以觉得杂志上所写内容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看似难懂的文章也变得不那么吃力。所以，那段经历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因为山中老师是诗人，所以常常叫同学们创作诗歌。当然，老师在这种时候也不会过度拘泥于细节，而是叫同学们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还把学生创作的诗歌整理出来制作成誊印版诗集，并将其中的优秀作品转载到老师参编的诗刊上。当然，老师讲解短歌的方法也很独特，依然是反复多次诵读，以个人感受为中心进行教学。例如在讲授《万叶集》时先琅琅诵读，切身感受古代诗人朴实的悲喜情怀。在讲授现代国语时，也是反复朗读茂吉母亲去世时所吟咏的《赤光》，并着重强调诗中所反映的悲伤之情。老师讲授国语的方法，要点就是首先通过朗读来感受作品而不是解释作品。这种方法不仅限于诗歌，从现代文到古文全都如此。另外，老师不仅讲授课本上的内容，兴致高涨时还会把话题扩展到电影作品当中。当时还没有电视，正处于电影发展的全盛期，其中心题材就是从漫长而黑暗的战争中解放出来后大举引进的西欧电影，特别是法国作品人气最高。有一次，老师在解说他在前一天看过的《命运的飨宴》时，将人生的不可思议娓娓道来。在下一次课上还谈到了《哈姆雷特》及奥利维尔的导演手法。说实在话，处在最顽皮时期的初中生不可能全面理解老师所讲的内容。但是，老师目光炯炯口若悬河，同学们便不可思议地被卷入电影的氛围当中，感到似乎明白了什么，并对自己所尊敬的老师如此热衷的电影感到兴趣盎然。因为老师喜爱，所以同学们当然也会去看。不过，在以质实刚健为校训的学校
组织商团包围大本营，事件愈演愈烈。政府的威信岂容挑战！于是，商团被孙中山派军队驱散，陈廉伯被孙中山满世界通缉。这老小子狗急跳墙，找来了后台老板英国人——九艘英国军舰驶入广州白水潭，英国总领事通告孙中山：如果你武力镇压商人，那么英国海军将进行干涉！孙中山十分愤怒，当即向英国政府发出外交照会，要求英国政府说明此事件。英国政府一看孙中山态度强硬，貌似不好惹，也就不想因为陈廉伯去公开得罪实力更加强大的孙中山而致节外生枝，于是赶紧撇清自己，声称这是港英政府的越权行为，英国政府不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事态终于缓和下来。黄埔军初试啼声就在商团事件还未解决之际，江浙战争打响了。虽然广州内部不静，但孙中山认为机会难得，还是决心北伐。蒋介石力劝孙中山说：现在根据地不稳，不适合贸然北伐，而且北伐困难很大，不一定成功，很可能北伐不成的同时又失去根据地，那时我党便无立足之地了。咱们不说平定陈炯明，怎么着也得把商团给镇压了才能挥师北伐。看来蒋校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向来是很坚定的。不过孙中山与胡汉民都认为有张作霖和卢永祥的牵制，此次北伐很有可能成功。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广东已成绝地，应该离开广东，把广东还给广东百姓，去找寻新天地（广东已成绝地，急宜北伐以谋生活。——《孙中山全集：复蒋中正电》）。看到孙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否觉得有些奇怪？这个观点的背后，有苏联的影子。孙中山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起了特殊的作用。苏联比较迷信占据中心城市然后辐射全国的“中心开花式”革命，因此鲍罗廷劝说孙中山放弃广东，占据武汉或南京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替代广东。孙中山之所以想离开广东，除了受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很多在当地混不下去的小军阀也来到广州投机，加入“革命”，如先来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以及后到的湘军谭延闿、豫军樊钟秀等。按照正常情况，人多力量大，可这些军阀各有各的私心，导致部队山头林立，互不统属。当然，谭延闿和樊钟秀二位同志还是值得表扬的，他们虽然也打小算盘，但总体来说还是好同志，真的干革命。但杨希闵和刘震寰这二位就该挨批评了。他们道德败坏，没有革命精神，脑子里装的全都是钱，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幸福的事，就是被有钱人包围，让对方拿钱把自己砸个五分死——剩下的半条命用来数钱和花钱。所以找他们办事非得用钱开路不可，但问题是孙中山没钱，因此这两位仁兄非但赖在广东不走，还不听孙中山指挥。可占着茅坑不拉屎也就算了，他们还四处捣乱，破坏安定团结的革命局面。更严重的是，这两颗老鼠屎的兵力还不可小觑，轻易拿他们没办法。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也是导致孙中山对广东这种不生不死的局面略有灰心而急于另辟一个新天地的原因之一。虽有离开广东的打算，但孙中山也做了周全的考虑。出兵北伐之前，他做了四件事情：一、与唐继尧、陈炯明议和。二、派李济深做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的思想工作，力争把这哥仨及其麾下那支战斗力不错的军队拉入革命队伍。三、交代胡汉民：如果商团继续闹事，那就分批发还被扣军械，解除对陈廉伯的通缉。四、将最精锐的粤军留在广东看家以备不测。总之，孙中山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不拖北伐的后腿。9月18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下令以谭延闿的湘军、樊钟秀的豫军、朱培德的滇军为主力北伐。进军路线跟“三公子会议”定下的策略别无二致——先攻江西，攻下江西之后再进安徽，借道安徽便可威胁江苏齐燮元的老巢南京。北伐的结果揭晓尚需一些时日，先来关心一下孙中山收到的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10月7日，黄埔军校收到了苏联军舰运过来的第一批军火援助，有山炮、野炮、轻重机枪及弹药等，这可是重武器。对于被武装后的黄埔师生，若有人胆敢轻视，那只有一个解释：活得不耐烦。坏消息是10月10日，商团叛乱。广州军力薄弱，商团人数占据明显优势，因此胡汉民想按照孙元帅的既定方法办，与商团妥协了事。胡汉民的这个想法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认为必须平叛，要不然商团一定会得寸进尺！虽说政治就是玩妥协，不过妥协也要讲原则，也要有斗争。没有原则、没有斗争的妥协往往达不到效果。果不其然，商团蹬鼻子上脸，居然要求孙中山退位，成立“商人政府”！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胡汉民、蒋介石连发求援电报给孙中山，请求班师平乱。三天后，也就是10月13日，广东大本营已是危在旦夕，还好卢永祥在这一天宣布认输，孙中山终于下定决心暂缓北伐，把注意力转向了巩固根据地。他密令蒋介石全权指挥广州所有武装力量平定叛乱，同时命令韶关警卫队立即秘密起程回广州支援平叛。蒋介石对此早就有所准备，迅速从黄埔学生中挑出了最精锐的四百余人，活生生就是一个“将军团”，全副武装悄然奔赴广州城，对外宣称是夜间演习。黄埔学生军在广州城外与一部分粤军以及“农民自卫军”等武装力量会合之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包围了商团总部所在地——西关，并迅速发起攻击。商团的核心领导大都是富二代，而温室中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所以这些少经风雨、疏于训练的富家子弟平时吓吓地痞流氓还可以，真上战场只有死路一条。商团的抵抗只不过半天便偃旗息鼓，叛乱在10月14日平定。陈廉伯见大势已去，随即潜往香港。出头鸟跑了，广东各地的商团也作鸟兽散。在平定商团叛乱的过程中，蒋介石虽然肩头担子很重，工作压力很大，忙得团团转，但干劲十足，心情很舒畅。在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中，由黄埔学生组成的学生军初露锋芒，一举攻占西关商团总部，为彻底平乱立下第一功，受到各方赞誉。再也无人敢小视黄埔，再也无人敢轻视他蒋介石！更重要的是，现在第二期学生已经入校，“教导团”（其基层军官大都来自最优秀的教官和最优秀的学生）也正在组建中，从江苏、安徽招的士兵正陆续前来广州。孙中山也答应从苏联援助的枪械和款项中拨出相当一部分用于组建教导团。这让蒋介石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就能组建一支雄师征战疆场！革命者逝蒋介石平定了商团，后顾之忧解除了，孙中山终于放心了。10月26日，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四天后，孙中山在韶关发表通电响应，决定北上。虽然胡汉民、蒋介石，甚至包括周恩来都反对孙中山北上，不过他依然坚持己见。他是这么解释的，北京是中国政局的中心，全国的目光都注视着北京，国民希望看到我去北京处理善后，就算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只要我去了，就不会辜负国民的希望，还可以揭露张作霖和段祺瑞军阀祸国的本质，让国民看清这伙人，进而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北上之前，孙中山做出几项重要人事安排：一、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二、任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樊钟秀为先遣总指挥，继续率军北伐，以此作为自己去北京谈判斗争的坚强武力后盾。11月13日，汪精卫陪同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北上。“永丰”舰途经黄埔，黄埔师生全体列队于岸边，蒋介石请孙中山登岸与黄埔师生话别，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踏入黄埔。在汪精卫等人陪同下，孙中山乘汽艇上岸。他似乎知道很难再回到这个被自己寄予最大希望的校园了，在临行之前一一巡视了学生宿舍、教室、食堂，观看了学生的战术演习。随后孙中山向全体学生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演讲：民国建立已经十多年了，国家依然纷乱，军阀横行，战火不休，而党内部分同志意志消沉，忙于追逐名利。在这些同志看来，革命就是开公司，投身革命就是入股，将来等着分红。可是我想用行动告诉他们，革命不是开公司，投身革命不是入股，不是为了分红，投身革命是为了挽救中国，挽救民众，因此唯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革命才有成功之希望。何况我已经59岁，死也可以瞑目了。今天黄埔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承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我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孙中山的厚望让在场师生无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蒋介石随后发表讲话，告诫全体学员牢记总理训导，为革命努力奋斗。全场近千人同时立正，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向孙中山，一字一句从胸腔中喷出：我们向总理宣誓，牢记总理训导！坚决与军阀斗争到底！坚决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愿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千个年轻的喉咙吼出的声音激昂炽烈。千双坚毅的目光闪烁着耀眼的狂热。千张英气的面孔庄严激动。千条枪般笔直的身躯挺立在猎猎军旗下，任狂风呼啸，任暴雨肆虐，任烈焰滔天，无畏无惧。他们在这个年代接受过不错的教育，他们在国家危亡、民族危急时没有逃避，没有寻找僻静的港湾，而是无怨无悔地投入黄埔艰苦奋斗！在此后的二十年里，他们的血将洒满祖国大地和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活到和平来临，可是，此刻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救中国！“永丰”舰渐渐远去，载走了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孙中山12月31日到达北京，没有料到竟然在北京一病不起，住进协和医院一查，是肝癌。此后的手术也未能挽救孙中山的生命，他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灵柩安放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直到1929年5月才由国民政府安葬于南京中山陵。在他弥留之际，吴稚晖起草，汪精卫等人共同参与制定其政治遗嘱，由汪精卫念给病榻上的孙中山听，孙中山首肯后，在临终前一日签署，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当时在病房守护的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季陶、何香凝等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最后又署名为“笔记者”。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全文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全书至此，关于孙中山的笔墨甚多，其中有褒有抑，这一切都是按照史料行笔，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孙中山，一个有血有肉的孙中山。孙中山只是一个凡人，他不是圣人，也不是神，他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表面上看起来，他失败了无数次，也犯了无数次错误，甚至称得上幼稚的错误，可是仔细想想，像他这样屡败屡战、愈挫愈勇的人，史上能有几个？！一个连续奋斗近四十年、从英姿勃发的青年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关头仍不言放弃的人，难道不是英雄吗？！无数次的失败丝毫没有削弱他的勇气，每次他都以百倍的勇气重新站立起来，率领他的支持者们发起又一次进攻。他一次次倒下，再一次次站起。只要还能够站起来继续战斗，那么战斗就没有结束。孙中山从没有败给任何对手，他只是输给了时间。幸运的是他在受到时间致命一击之前，做了一生中最重要最英明的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那所如日中天的黄埔军校，那支依托黄埔军校而迅速成长的铁血国民革命军，将帮助他实现北伐中原的理想。更重要的是，这群赤诚报国的铁血军人将在十二年后挺身而出，用悍不畏死的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伟哉！孙中山！
我甚喜悦，此地让我兵精粮足，我对南至旅顺，北至开原，东至镇江，西至广宁的子民，皆抚养之。然而其中有人不识抬举，杀我命官及各差人，又有奸细来往，逃亡不已，是其自取诛戮，我诛杀他们乃正义之举。这些奸民逃到你那边后，你不分好歹，皆将其并入行伍，然后逼他们进攻我，最终被我军杀死，因此他们之死是将军杀之过也。我原以诚开国，故自东海各处人民，皆心悦归服。又南关（叶赫）、北兀喇（乌拉）、辉发三部与我敌对，作战中箭射刀砍，而我大军战胜后尤不杀他们，只是擒而抚养之也。前日我率军征讨蒙古，蒙古人自来归顺的倒比被我大军打败后投降者多，其归顺者至今不断，是亦知我对子民之抚养之德而慕义归来。若是我真滥杀无辜，蒙古人为何来归我？素谓毛将军明智通达，何其昏然不知天时耶？南朝（明朝）国运将终，只是气数未尽，苟延残喘而已，何处不滥杀无辜，云南的安邦彦、奢寅（指奢安之乱，详见后文），安南、贵州、云南、广西邹县藤县等处的民变，南朝镇压时杀死人岂少？此南朝丧之时也。天使丧亡，将军岂能救乎？昔周朝国运将终，以孔孟之圣，尚不能救，最终改朝换代，这些将军都知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韩信、陈平弃楚归汉，刘整、吕文焕弃宋而归元，此皆默识天时，择主而事，名垂没世者，人何尝说他不忠。自古英明之君不念旧仇，只论新功。管仲，桓公之仇也，不杀而以之为相国，遂成霸业；敬德（尉迟敬德），唐太宗之仇也，不杀而以之为将，以有天下。今将军纵然竭力为南朝办事，然而君臣昏迷，将军反受祸患，哪有好处？南朝气数尽矣，各处起兵，又丙辰年（1616）大风，破坊拔树，各殿楼台脊兽都被吹飞了，戊午御河雨流血水（1618年北京故宫御河里水成红色），此乃天示将亡之兆耶！天运循环，前代良将贤才弃暗投明之故事，将军岂不知么？时势如此，机会错过，悔之不及。佟驸马（佟养性）、刘将军（刘兴祚）单身来投，李驸马（李永芳）与边东广宁诸将，皆临阵倒戈，今皆为显官，将军若来，又非他将之比也。利害昭然，将军量之。天命丙寅年（1626年）五月二十日。毛文龙看完信后大怒，说：“这奴酋敢如此胡说！我文龙自出广宁来，但知有死，不知有降，但知灭胡，恢复辽东，别的一概不知！”招降毛文龙失败，让努尔哈赤隐隐感到，自己有生之年怕是无法解决毛文龙的问题了。在努尔哈赤招降毛文龙的同月，蒙古科尔沁部台吉来见，努尔哈赤出城十里迎接，并且说：“今我无恙，得相会足矣。”能出城十里迎接，可见伤得不重。一些人说清朝要极力掩盖努尔哈赤被袁崇焕打死的事实，所以清方史料不可信。然而，明朝方面的史料也有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重伤”后活动的记载。比如明人陈建所编写的《皇明通纪辑要》记载：天启六年五月，“奴酋（努尔哈赤）掩袭炒花，杀其名王，掠其牛马”，即是讲努尔哈赤在正月受伤后远征蒙古之事。而明兵部尚书王在晋所著《三朝辽事实录》记载，天启六年四月间，“奴酋攻杀昂奴”、“奴酋将炒花台吉杀死”等记载，这也是努尔哈赤“重伤”后征战蒙古的明方记录。所以综上，明清双方的史料都记载了努尔哈赤在第一次宁远之战“受重伤”后北征蒙古的各种活动。因此，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没有身受“重伤”，更没因受重伤而死，那么，努尔哈赤到底是因何致死的呢？我觉得有如下原因：一，一个四十三年每战必胜的人，已经六十八岁了，突然一下子遭遇失败，心理承受不了。这就像一个北大学生，从小到大一直被保送，最后大四时因为毕业论文而跳楼是一个道理。一个人只有经过多次失败，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才能够扛得住打击。而一直胜利的人一下子经历一次失败，往往会导致心理失调，尤其是到了迟暮之年的人，更容易出问题。努尔哈赤少年不幸，但自从起兵以来每战必胜，一个四十三年没经历过失败的人，一下子被初出茅庐的人打得大败，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心情郁愤。《清太祖实录》记载三月初三日，沉默寡言的努尔哈赤变得唠叨起来，他不厌其烦地问身边的大臣：“难道是我对国势的安危、民情的甘苦不省察吗？难道是我心生怠惰吗？难道是我对那些立过功勋、为人正直的人没有重用吗？”不然何以会打败仗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时问自己：“我的儿子中真有像我这样尽心为国的吗？我的大臣们都是勤于政事的吗？我的对手明朝是怎样的情形呢？”《清史稿》则记载努尔哈赤说：“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这是努尔哈赤死亡的心理原因。二，努尔哈赤因为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这年七月，努尔哈赤身患毒疽，这是努尔哈赤死亡的身体原因。1626年9月30日（农历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病死，时年六十八岁，谥号“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盖棺定论，我们该对努尔哈赤作总结了。清朝官方写的《清实录》这样评价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诚以居心，公以御物，惜才勇，虽仇必用，考功罪，虽亲必惩。逆者临之以兵，诛除不施无罪，顺着绥之以德，凶顽罔不倾向。创国书，立兵制，设官属，严法令，平狱讼，尚义理，进忠直，退邪佞，崇节俭，厚风俗，睦宗族，重农桑，赈穷乏，真是天生圣人，超越古今而登峰造极。这些评价有的是中肯的，但总体上极度美化了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与努尔哈赤同时代的李民奂《建州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为人猜忌、严厉、残暴，即便是他的妻子和一贯不错的下属，稍微惹努尔哈赤不高兴，就遭杀害。”该书还记载：满洲人最高兴的事是出兵抢劫。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一听说有仗可打，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全城的满洲人都兴高采烈地穿上自家准备的原始的盔甲，相互传告说：“抢西边儿（明朝在后金地盘以西）去！”与努尔哈赤打过交道的朝鲜人的《光海君日记》记载：“努尔哈赤本性凶恶，如果想要别人的财物就用兵来威胁，人人欲食其肉，怨恨他的人满街都是。”对女真人而言，努尔哈赤的确堪称民族英雄，但对辽东的汉民百姓而言，努尔哈赤则是死敌。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他的复仇之心我可以理解，真正造成悲剧的是明朝政府，他如果报仇雪恨也应该去拿罪恶的政府开刀，百姓何辜？在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前，为了确保他自己的安全，努尔哈赤对辽东进行了大屠杀，大屠杀前他发了一份布告，这份布告记载在《满文老档》里，本人不懂满文，但《满文老档》由于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成汉文了，所以可以看，可以用。布告节选如下：我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舍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养之。如此恩养，竟成不是。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人而叛。马前寨之人，杀我使者而叛。镇江之人，执我委任之佟游击送明而叛。长山岛之人执我所遣之人送广宁。双山之人，暗通敌兵，杀我之人。岫岩之人叛逃，为费书生首告之。复州之人反叛，带领明船前来。平顶山隘口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不思我养育之恩，仍向明朝，故杀此有罪地方之人。无罪之人居住日久，难免不乱，故迁至北方，给以房舍田地食粮豢养之。虽如此养育，然窝藏奸细，接受扎付，叛逃而去者仍然不绝。本年船城之人，耀州之人，欲带户口投明，遣人勾兵前来领取之。彰义站之人，为明兵来时，棒击诸申而备置棍棒。鞍山、海州、金川、首山等周围之堡人，皆曾窝藏奸细，勾兵前来带领而去。我等驻扎时，尔等尚如此杀我诸申而去，以及备置棍棒。我等往猎或出兵之后，尔等岂能安然处之？窝藏明遣之奸细、接受扎付、备置棍棒等种种恶行，皆在外书生、官员亲戚及前大臣尔等之所为也。至于在沈阳之官员及筑城、及充役之人知之何妨？无非为尔等之恶牵连而被杀耳。尔等既不思养育之恩，心仍向明，故杀尔等外乡之头人者，即为是也。布告完毕，“八旗大臣分路前往，下于各屯堡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养者，以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此次屠杀，使贤良书生，亦被杀绝。”努尔哈赤怕穷人造反，于是把辽东所有穷人杀光，又怕富人聚众叛乱，便把所有富人屠杀了，最后辽东只剩下鞋匠、木匠、裁缝和戏子，因为这帮人活着对他们的生活有用。比利时人南怀仁在康熙年间来到辽东，他在《鞑靼旅行记》中这样记载：“辽东地区村镇全已荒芜，到处是残垣断壁，瓦砾成堆，一片狼藉，战前的许多村镇都已消失，目力所及都是老虎和熊以及其他猛兽，很少看见人家。”《鞑靼旅行记》是南怀仁1682年写的，距离努尔哈赤的大屠杀已经过去五十七年，五十七年下来，辽东依然如此，足见努尔哈赤对辽东破坏的严重程度。据《平寇志》记载，努尔哈赤部下兴安总兵抢了一百个美女，制作长押床，把她们全裸后放在床上，“次第奸淫”，然后在地上插木桩，把女人们绑在木桩上，之后用刀剜下阴部，“以线贯之为玩弄”，随后杀尽妇女，把她们的遗体抛尸江中。事后努尔哈赤并不追究此人责任。努尔哈赤如此暴虐无道，其罪行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如此暴君，我不想多言，就以当年明月对努尔哈赤的评价来结尾吧：遍览他的一生，我没有看到进步、发展、只看到了抢掠、杀戮和破坏。我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成为奴隶。我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我只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力。第十一章棋逢对手，攻防大战努尔哈赤死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他死后，究竟由谁来继位呢？努尔哈赤总共有十六个儿子，其中封为贝勒的有八人，当然是从这八人中来选。八人包括四大贝勒：代善（次子）、阿敏（努尔哈赤的侄子）、莽古尔泰（五子）、皇太极（八子）；四小贝勒：阿济格（十二子）、多尔衮（十四子）、济尔哈朗（努尔哈赤的侄子）、多铎（十五子）。咱们一个个看。代善：本来努尔哈赤定代善为自己的接班人，代善性格宽厚，深得人心，且军功多，努尔哈赤曾说：“我百年后幼子和大妃就交给代善抚养。”皇太极玩了个阴招，他得知努尔哈赤的大妃两次派人送佳肴给代善，代善都收下了，大妃经常派人去代善家，还在深夜外出。于是皇太极让一直对大妃得宠吃醋的努尔哈赤的小福晋，把这些情况告诉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派人调查属实，于是代善被努尔哈赤从接班人的名册里拿掉，但代善始终不知道此番自己倒霉的幕后黑手是皇太极。代善手中有兵权，统领正红旗，在权力争夺中不可小视。阿敏：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没戏。但他统领镶蓝旗。莽古尔泰：他是那位跟代善眉来眼去的大妃富察氏的儿子，政治资本大打折扣，但是他统领正蓝旗。皇太极：1592年11月28日出生，他面色赤红，眉清目秀，行动稳健，举止端庄，聪明伶俐，耳目所经，一听不忘，一见即识。他很爱看书学习，在努尔哈赤的儿子中唯有他既能说汉语也能写汉字，看得懂汉文书，其他人大多会说汉语而不会写汉字。满族及先世女真人素以尚武著称，皇太极从小就喜欢打猎，当皇帝以后，皇太极还对小时候这种生活记忆犹新，曾说：“太祖时，朕听说第二天要外出打猎，提前先踢足球做好准备活动，如到时不让去，哭着也要请求前往。那时仆从很少，人人各自牧马披鞍，劈柴做饭，即使这样艰苦，也乐于跟着为主效力，国家之有今日兴隆正是这种努力奋斗的结果。”皇太极弓马娴熟，能百步穿杨，《清太宗实录》记载，有一次他一箭射穿了奔跑中的三只黄羊。努尔哈赤的儿子中，他实力最强，无任何“劣迹”，统领正白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都是努尔哈赤晚年最宠爱的大妃阿巴亥所生，大妃相当于皇后，所以此三人对皇位竞争不可小视，但他们三人都没有军队。济尔哈朗：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没戏。总而言之，对于最高权力的角逐有希望的是代善、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代善知道自己的实力和能力远不如皇太极，且自己本身就有丑闻，皇太极在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征服叶赫部之战、征讨科尔沁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有杰出的军事才能，所以代善支持皇太极。现在关键问题就是阿巴亥的三个孩子了，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四岁、多铎十二岁，就阿济格成熟。为了消除隐患，代善和皇太极假传努尔哈赤遗志，说努尔哈赤临终遗命赐死阿巴亥，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都没有兵权，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母亲被逼殉葬。阿巴亥一死，没有兵权的阿济格三兄弟只得退出权力争夺，皇太极继位，定年号天聪。他发布诏书曰：若谓我国褊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亦曾禁其称帝耶？且尔朱太祖，昔曾为僧，赖天佑之，俾成帝业。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起而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为也！（《清太宗实录》卷五）至此，皇太极已经公开暴露了彻底掀翻大明的野心。皇太极继位后，即对后金体制做了一系列改革，努尔哈赤时，汉满矛盾十分尖锐，汉人有的向饮水、食盐里投毒，有的把猪毒死后卖给满人，有的拦路砍杀单独出行的满人，皇太极有鉴于此，对汉人要比努尔哈赤时代好很多，他下令对汉人壮丁分屯别居，对汉族投降的人编为民户。与努尔哈赤屠杀儒生不同，皇太极开设科举。努尔哈赤把辽东的汉人知识分子杀得就剩三百个了，全都给八旗当奴隶，皇太极把他们恢复为平民，开科取士，考上的有二百人，这些人一下子由奴隶变为官吏，自然乐于为皇太极卖命。在这批汉奸的帮助下，后金政权不断发展，走向汉化。这些汉奸中最著名的就是范文程了，每次议论国事时，皇太极总会问：“范章京（清朝对武官的称呼）知道这件事吗？”如果国事议论不决，皇太极就说：“为什么咱们不去跟范章京商量一下呢？”一次范文程跟皇太极一起吃饭，范文程看着一桌子珍馐美味，若有所思，便停下筷子不吃。皇太极猜到范文程是在思念老父亲，于是立即派人把这桌子菜打包送到范文程家里给他父亲吃。在范文程辅佐下，皇太极还仿效明朝，设立六部（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刑部、工部）、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都察院，后来由于皇太极征服了蒙古人，所以他设立蒙古衙门（崇德三年改称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务，随着日后清朝统治地区增多，最终理藩院管辖包括内外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事务，俄罗斯事务也归理藩院管辖。正是在皇太极统治时期，清国的政治体制确立。皇太极初年的改革史称“天聪新政”，在他刚即位时，明朝这边就立刻做出反应，袁崇焕得到明熹宗的批准后，派遣使者前往祝贺，以刺探虚实。这是明朝与后金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活动，十年你死我活的战争之后，明朝不得不正视后金的存在，可见要想让敌人承认你，除非你自己足够强大。皇太极自然明白袁崇焕使者的来意，于是将计就计，对明朝使者盛情款待。双方就议和事项展开谈判，皇太极深刻明白一个道理，“南朝（明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后金的汉族官员对皇太极说：“（和议）成不成亦何
国一直在准备着和秦国较量，赵国才是秦国主要的敌人。如果现在秦国把韩国给灭了，那会让天下人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秦国灭了自己的内臣，而放过了自己的外贼，侍奉秦国最后的结果是被秦国灭掉，那么谁将来还会跟秦国交好呢？天下的人都会选择和赵国结盟。第三点，韩国不容易灭。韩国虽然小，处“四战之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需要应付外敌，但是这么一个小国，处在这么一个不利的地理位置上，一百多年以来，它就是在和邻国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这个国家你不能轻易地灭掉它，你也不可能轻易地灭掉它。假如说你要去灭韩的话，那么韩国就会和魏国结为联盟，魏国肯定会帮助韩国。韩魏结盟，有助于赵国，赵国本来和齐国就是联盟，再加上韩魏的联合，那么你攻打赵国就更困难了。所以，韩非主张，不能够先灭韩，应当首先灭赵。那怎么灭赵呢？韩非提出来一个分四步走的具体计划。第一步，派出使者出使楚国，用重金贿赂楚国的重臣（重币用事之臣），宣扬赵国的劣迹；第二步，给魏国送去人质稳住魏国；第三步，率领韩国攻打赵国，即使赵国和齐国结为同盟，也不足虑；第四步，灭了赵国、齐国之后，发一封文书给韩国就可以摆平韩国（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而定也）。这样，秦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就可以造成赵、齐两国灭亡的态势，楚国、魏国也一定会自动屈从。韩非提出首先消灭赵国的主张，是为了保存韩国。但韩非提出的主张，每一条具体的理由，都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来说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秦国的角度来阐发他的主张。所以，韩非的上书有很大的诱惑力。那么，秦王嬴政面对这样的主张，他的做法是什么呢？秦王嬴政的做法，为什么使韩非更进一步地卷进了秦国的通天大计之中呢？我们前面讲过，韩非这个人口吃，不大会讲话，但是笔头功夫非常好，他的文章特别善于剖析利害，这是韩非的文章最有特色的地方。所以嬴政看了韩非的上书以后，他没有做判断，而是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中的大臣朝议。在朝议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反对韩非的就是李斯，李斯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心病必除。他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是人心里边隐藏的疾病，这个病虽然现在没有发作，但它一定会发作的。假如，秦国有了突发事件，韩国一定靠不住。所以，韩国对秦国来说是个必须要除掉的心病（秦之有韩，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第二点，这个心病是一定会发作的。现在这个病隐藏在你的身体里面，也许一年两年不发作，但是如果我们去对付齐国和赵国的话，需要举秦国之力。当我们举全国之力对付赵、齐的时候，韩国这个心病就会发作，当年秦穆公兵败崤山的惨剧就会再现，所以必须消灭韩国（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眩也）。这样，李斯跟韩非的意见就针锋相对了。李斯主张灭韩，韩非主张灭赵，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秦王嬴政在制定通天大计时的路线之争，它的本质是秦国和韩国两国利益的冲突。门监子摆平四国韩公子痛斥姚贾在当时，秦国是七国中的老大，军事力量最强，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秦国相匹敌。所以秦国很自然要用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军事力量以外，还要不要用其他的手段呢？李斯认为，还要用外交手段。李斯讲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应当多派一些人，带着很多钱，到六国去，收买那些可以收买的重臣，收买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果他很廉洁，不收贿赂，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暗杀了。能买的买下来，买不下来的就杀，然后再派大兵随其后（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这样，李斯就提出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军事力量，另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叫金钱，李斯主张两种手段并用。秦王嬴政曾经遭遇过一次四国联合抗秦的军事行动，当时秦主嬴政召集了六十多位大臣来商议这个事情，大臣们都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姚贾的人站出来，他说，大王给我钱，我去把这四国摆平（贾愿出使四国），必须其谋而案其兵）。嬴政听了很高兴，给了他一大笔活动经费，给了他很多车辆，还给了他黄金千斤，姚贾用了几年的时间，把联合进攻秦国的这四国，全部用钱给摆平了（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姚贾回来以后，秦王嬴政很高兴，赐封午户，并且提拔他做了上卿。韩非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立即给秦王嬴政上书，痛斥姚贾。韩非指责姚贾什么呢？他指出姚贾犯了三条大罪：第一，贪污公款；第二，假公济私；第三，出身卑微。先说第一条，韩非说姚贾拿了秦王赏的这么多钱，活动了三年，四国的外交也没见多大成效（四国之交未必合），而大部分钱进到他自家的腰包里去了，这叫贪污公款。第二，姚贾利用秦王的权力为自己建立关系网，私交诸侯（以王之权，外自交于诸侯），这叫假公济私。第三，姚贾这个人人品不行。他本是魏国人，父亲是个把守城门的（守门监者），他出身卑微，而且在魏国曾经犯过盗窃罪，魏国公安局里面有他犯罪的案底，他是有前科的人。后来到了赵国，又被赵国驱逐。你看这个人，出身这么差，还犯过罪，被列国驱逐，你和这种人商讨国家大事，那不是让我们这些人太掉价了吗？嬴政看到韩非的上书，就把姚贾叫来质问：你是不是拿着公款去私交诸侯了？姚贾不卑不亢地说确有此事。嬴政一听大发雷霆，你既然这样做，怎么还有脸面来见我呢？姚贾说，你一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在历史上，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的事情太多了，你要听信谗言，你手下就不会有忠臣。嬴政说，这条我们且不说。有人举报你，说你是个监门人的儿子；有过盗窃的前科，在赵国被驱逐过，有这件事吗？姚贾说不错，确有其事。但是反过来讲，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帮助周文王的姜太公，他当年在齐国不是被驱逐出去的吗？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是个商人，但是齐桓公重用他，不是最终称霸天下了吗？还有，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但他不是帮助秦穆公使秦国崛起了吗？这些人哪一个是出身高门贵族家庭的？但这些人不都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君成就了一番霸业吗？如果你用人要讲出身，要用高士，我也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有一个高士，商朝人卞随，当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找他商量，卞随觉得找他商量灭掉一个君主是一种耻辱，然后就投水而死，这是个高士，这种人你能用吗？你跟他一商量，他就投水自杀了。还有一个高士，夏朝人务光，商汤灭了夏桀以后，据说商汤想把君位让给务光，务光不干，然后就自沉于蓼水之中。这两个高士，一个找他商量事他就跳河自杀了，另一个让他当国君他就自沉了。这些高士都出身高贵，德行、操守很高尚，但他们愿意为你服务吗（人主岂得用哉）？你现在是用人的时候，用人就是用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衡量他的道德水准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再高贵的人，如果他没有功劳，你也不能赏他（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秦王嬴政一听，有道理，便不再追究，把姚贾给放了。李姚联手诛韩非秦王黙然成大计姚贾下来一打听，谁告了他呢？韩非。如此一来，姚贾和韩非就成仇家了，姚贾也被卷进关于通天大计的争论当中。李斯跟韩非过去有过存韩与亡韩的斗争，现在又卷进来一个姚贾，姚贾为秦国立了功，却受到韩非的指责，加上秦王嬴政的问责，姚贾被韩非定了三条罪，其中任何一条罪状成立，都是死罪，所以姚贾能不恨韩非吗？韩非在很短的时间，给自己找了这么两个难对付的敌手。在劲敌的谮毁下，韩非不久之后被迫自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从上述记载来看，进言杀死韩非的是李斯和姚贾，送毒药让韩非自杀的是李斯。他们说韩非这个人是韩国的公子，他一定不会帮助秦国，这是天性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如果不用这个人的话，一定不要久留他，更不要放了他，一定要把他除掉，否则将会是秦国的祸害。嬴政听了这话，就把韩非投到监狱里。李斯这个时候是廷尉，就让人给韩非送了毒药，韩非想申诉而不得，就在狱中自杀了。韩非之死，实际上是因为他想在强秦的铁蹄之下，保存实力弱小的韩国，从而卷入了秦国统一天下这个通天大计的制定之中。他的死，具体牵涉三个人：嬴政、李斯、姚贾。那么，韩非的死，该由谁负责呢？是秦王嬴政，还是联手告状的李斯和姚贾呢？或者是韩非自不量力，卷入了一个他根本无法阻止的计划之中，导致自己死于非命？其实，韩非之死牵涉的这四个人都有责任。李斯的责任前面我们讲过了，在这里只提一句，李斯坚决主张杀韩非，主要的原因是李斯认为韩非在阻挡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的制定，他是灭六国的障碍，必须要除掉。这是李斯的看法。姚贾呢？姚贾也主张杀韩非，原因有两点。第一，私恨。姚贾痛恨韩非，他为秦国立功回来，却被韩非举报三大罪状，私恨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点，姚贾主张用金钱作为统一六国的武器，而且他做得很漂亮，用金钱也确实摆平了四个国家。因此，姚贾主张杀韩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不同于韩非的统一六国策略，将韩非视为统一六国过程中的障碍。嬴政对韩非之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责任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欣赏韩非的是谁呢？是嬴政。韩非上书，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臣的人是谁呢？是嬴政。批准李斯和姚贾的建议，将韩非逮捕投入狱中的是谁呢？是嬴政。虽然韩非之死并不是嬴政直接下手，是李斯送的毒药，韩非没有办法告状，只好自杀了。但是，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韩非死了以后，嬴政并没有追究韩非之死的责任。嬴政如果要去查，谁把韩非给杀了？我还没下令杀呢。那一追就追到李斯的头上来了。嬴政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不追究责任本身就等于默许，虽然最后他想赦免韩非。照我们讲的这几点来看，嬴政是同意杀韩非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他又要赦免韩非呢？这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其实很好解释。嬴政欣赏韩非的法家思想，欣赏韩非的文笔犀利，欣赏韩非的才华，但是又不同意韩非的政治主张。在灭韩和存韩的问题上，嬴政是站在李斯一边的。在用军事手段和金钱两种手段的时候，嬴政是赞成姚贾的意见的。也就是说，嬴政在通天大计的制定上，是和李斯、姚贾站到一边的。作为个人来说，他欣赏韩非的思想和才华，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来说，他是主张杀韩非的。韩非对自己的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可以想一想，韩非提出来存韩亡赵，那是为了给韩国争取时间，反对李斯灭韩是为了韩国的安危。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给秦王嬴政上书，这些都是为了韩国着想。他反对姚贾用金钱做武器击败六国，是因为他看出金钱在消灭六国的统一之战中威力巨大。我们以后会讲到，秦王嬴政用很多钱收买了六国的一些重臣，像楚国、齐国、赵国，都出现了奸臣受贿然后陷害忠良的事情，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亡国。嬴政用金钱作为灭亡六国的第二手，韩非深深知道这一点的严重危害，因此他不顾个人生死反对姚贾的做法。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为了保存韩国，深深地卷入秦国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之中，显得有点自不量力。但是韩非的自不量力让我们看到了韩非的一种内在精神：为了韩国的存亡，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他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对故国的深情，让后人非常感动。他明明知道不可能阻挡秦国灭韩，但他还要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故国，韩非的作为，跟我们非常熟悉的屈原，为了楚国的存亡不惜自己沉江是一样的。所以，韩非之死，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人格力量的存在。作为个人来说，韩非是失败了，但是韩非用自己的死为故国的存在做了最后的努力。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大计就在嬴政、李斯、姚贾和韩非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最终，达成了三点共识：第一，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第二，第一个目标锁定韩国；第三，军事力量和金钱手段双管齐下。第二篇横扫六合第15章韩氏初兴秦始皇一统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吞并六国是秦国崛起和强大的最终结果，而与秦国的崛起相伴的是其他诸候国的衰落，两者之间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在秦国崛起的进程中，其中一个诸侯国的衰落，对秦国确立优势地位、最终统一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晋国。晋国曾经十分强大，但却因内乱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和秦国山水相连，是阻档秦国进入中原的天然防线。秦穆公一代英主，东扩中原，抱恨而终，就是因为秦国之东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晋国。秦国如果不能冲破晋国这一道大坝，就永远也走不出函谷关。那么，秦国是怎么冲开晋国这道坚固的大坝的呢？在这个过程中，晋国的韩氏卿族又是如何壮大的呢？秦国冲破晋国这道大坝，缘于两大原因，一是晋国一分为三，二是秦国迅速崛起。晋国和秦国不同，晋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正宗，而秦国是因为救援周幽王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的暴发户。韩、赵、魏三家分晋之时，秦国国君是秦简公，此时离秦孝公继位只有四十二年。所以，晋国一分为三和秦孝公登上历史舞台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强大统一的晋国轰然崩塌，一国分三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领土与实力都相对较小的诸侯国。秦孝公实施变法是秦国迅速强大的开始，当秦国突然提速、加快崛起的步伐之时，强大的晋国却突然消失了。对于晋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对于秦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秦国正是在韩、赵、魏三国的衰败中一步步挺进中原，最终统一中国。晋国为什么会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小国？秦国为什么没有分裂成几个小国呢？如果晋国没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秦国能统一天下吗？秦国收拾韩、赵、魏三国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晋国不分裂，秦国能够灭掉晋国吗？所以，剖析秦始皇统一中国，永远避不开一个重要的话题：阻挡秦国进入中原的强大晋国为什么会分裂？曲沃窥伺晋王室献公诛杀诸公子晋国分裂最主要的原因是晋国公族（国君的宗族）的势力在晋献公时大大削弱了。为什么晋献公时晋国公族势力会急遽衰减呢？这是因为晋献公大规模地屠杀了晋国公族。那晋献公为什么要大规模地屠杀晋国公族呢？原来，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穆侯的幼子，晋穆侯的长子是法定的晋国国君继承人。按照周代宗法制的规定，太子是国君的嫡长子一支，称为大宗，国君的其他儿子称为小宗。大宗是家族的当家人。晋穆侯死后，太子继位，史称晋文侯。晋穆侯的小儿子被封到曲沃（今山西曲沃），称为曲沃桓叔。曲沃土地肥沃，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曲沃桓叔又特别注意收买民心（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因此，曲沃桓叔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就有人说：“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整体实力的迅速提升让曲沃桓叔开始窥伺晋国国君的位置。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祖孙三代的夺权，曲沃武公最终杀死了大宗的晋侯缗，夺得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曲沃桓叔这支小宗的夺权之路并不顺利，前后经历了三代近七十年的努力才得以成功。此间，周天子两次插手，派兵干预，不许曲沃桓叔一支篡权。晋国国内的宗法势力也不允许曲沃桓叔一支进入
自己就不会厌倦并永远珍惜。刚才从眼前走掉的老板太太比高田阿姨更漂亮，而且特别文静。她在老板反驳后一声不吭地离开，向伸夫他们点头示意时脸上还浮着薄薄的泪水。“阿姨，如果可以的话，我来帮你吧！”伸夫克制住冲动欲言又止，眼睛望着门外已经开始下雪的黄昏暮色。伸夫在打工一周之后发现，这家商店表面是滑雪用品店，可暗地里却在倒卖黑市商品。那天也是一直在下雪，到了午后，老板把盖着草席的两个木桶搬到后门，叫伸夫他们送到四条仲通街的“白银庄”和七丁目富田家的二楼。虽然货物似乎与滑雪用品没什么关系，但既然老板已经发话就得照办。伸夫和樱田君冒雪把木桶装到雪橇上，老板又在上面盖了破布和草席，看起来就像是搬运家具之类。“老板干的事好奇怪呀！”“这样咱俩不就成送货的了吗？”两人边发牢骚边向仲通街的白银庄走去。这是一座木结构二层公寓楼，微暗的楼门口有一条走廊直通里边。他们按照老板的指示敲响了第二个房门，只听里面有个女人问“谁呀”。“我们是山崎店的。”站在前面的樱田君回答。过了片刻，里面有人开了门。从里面出来一个把烫发搞得蓬乱不堪的小个子女人。她可能刚才还在睡觉，只在衬裙上面披了件大衣并用手把前襟合上，可下面却光着脚。“送来啦？先放在这儿吧！”女人用一只脚把窄小脱鞋台上的长靴拨到旁边腾出空间，伸夫他们就把盖着草席的木桶放下。女人说声“辛苦了”，并递来一包画着骆驼的“骆驼牌”香烟。伸夫他们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哦，你们还不能抽烟吧？”女人冷得不停地踏着步笑了笑，随即说声“那就送给别人也行啊”就关上了房门。离开白银庄来到小巷，两人几乎同时嘟囔了一声。“真够刺激呀！”那女人像是刚从被窝里出来，未施粉黛的面孔、从大衣领间露出的酥胸、从衣摆下露出的雪白光脚，伸夫都是初次见识。他现在只能用“真够刺激”这句话来表达心情。“哎，你看到里边了吗？”“没有啊！”伸夫刚才有些害怕，所以放下木桶就赶快退到了门外。可樱田君眼尖，好像已经窥见屋内的情景。“床上躺着个男人呢！”“怎么会呢？”“没错儿！那儿不是有双男人的鞋子吗？”如此说来，门口确实摆着一双带防滑钉的结实皮鞋。“那女的，是个伴伴呀！”因为她递来了一包香烟，所以伸夫也能由此推测到她在跟美国兵交往。“她刚才跟男人干那事儿了！”“真的吗？”“我还看见隔扇门里边铺着被褥呢！”刚才看到那个女人雪白的胸脯和双脚，想必是在里屋跟美国兵交颈缠绵。在街上看到的美国兵全都体毛浓重，胳膊上也长着闪亮的白毛，就是那又粗又大的家伙插入了女人的下体。想到这里，伸夫恍若真的闻到男女交欢的气息，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我明白啦！那个老板在搞黑市买卖。”樱田君拉着雪橇边走边说，“你知道那里边装的是什么吗？”“该不会是酒吧？要不就是酱油？”酒类自不必说，眼下连酱油和味噌酱都因配给制而供货不足，所以即使是一桶酱油也值不少钱呢。“那家伙表面装出滑雪用品店的样子，其实是个黑市商啊！”看来樱田君的推测准确无误。如果不是在暗地里搞黑市买卖的话，滑雪用品卖不出去老板根本不可能那么悠闲自在。“原来是怕大人送货被抓会很麻烦，所以才叫咱俩去嘛！”“所以才会盖上这种破布伪装起来。”伸夫对老板这种做法深感愤怒。大家都在配给制下艰难度日，可老板却只顾自己倒卖黑市商品赚钱发财。而且，他还有可能跟隔壁杂货店串通，倒卖本应供给普通市民的物资吃回扣。“真够黑的呀！”七丁目那个送货点也是女人单身居住的公寓。这个女人整齐地穿着毛衣和裙子出来，但右手还夹着没抽完的香烟，一看便知是在从事与夜生活有关的行当。伸夫两人放下了木桶，对方给他俩每人十块钱辛苦费。虽然当时觉得如果拿钱就等于同案犯，但他们还是默默地收下了。因为钱是对方主动给的，所以收下也算不了什么。反正大家或多或少都在搞黑市交易，于是他们也就心安理得了。事实上当时搞黑市交易是公开的秘密，在狸小路边甚至明目张胆地形成了黑市场。还听人说，有位法官从来不买黑市商品，只靠配给的物资苦撑居然导致营养失调最终死亡。有人对此表示同情，还有人轻蔑地说他不得要领。尽管规模有大有小，但一般家庭生活也有相当的部分是依靠黑市。商店老板虽然有些恶劣，但换而言之，似乎也可以说他精明能干。现在就算伸夫他们指责老板搞黑市交易，老板也不会就此罢手，也不会因此而使整个日本好起来。正是由于经历过为了生存必须先找食物这种最低水平的生活，伸夫他们虽然还是少年，但想法却十分现实。多亏老板搞黑市生意，我们才能既不至于太忙又多挣些钱。实际上，最近做日工被称作“两个四”，即两百四十块，所以作为初中生能拿到两百多块已经相当高工资了。再加上老板常常在傍晚自己饿了时还会给伸夫他们也叫个外卖，虽然还轻易吃不到白米饭，但荷包蛋荞面条和拉面，也是在来这家店打工后才吃到的。而且，最令伸夫高兴的是，在这里可以跟自己最喜爱的滑雪板朝夕相处。虽说实际上是在做黑市生意，但店里还是摆放了最新型的滑雪板，还有固定器和边刃等器具。望着这些滑雪用具，哪怕只是摸一下伸夫也会心满意足。不过，最吸引伸夫的还是通过在山崎店打工窥见了前所未知的大人世界。虽说不愿帮助黑市商，但他对窥探单身女人房间和刚起床女人的姿容却饶有兴趣。哪怕只跟她们说上两三句话，都会深深感到自己变成了大人。实际上，他只要看到露出衬裙肩带的女人就能嗅出性事气息，看到午后懒洋洋地起床的女人就能想象到她与男人缠绵的情景。这些都比通过黄书中的文章和照片进行想象更加生动而富于刺激性。想到那个女人居然干那种事情，伸夫来到屋外之后还会抬头望望那个房间。以前他沉湎于自慰时都是看着黄书挑起性兴奋，而现在则是在大脑中描绘出白天所见到的女人们达到高潮。自慰的导火索渐渐从照片转到了在现实中见到的女人们身上。在想象着那个女人享受了自慰的快感之后，过了几天又去那个女人家送货。这次不是木桶而是沉重的木箱，里面装着流动的物体，估计是大米。伸夫在把木箱交给对方时忽然想起自慰时的情景，于是不敢正视女人的脸。要是她对自己说“小子，进屋坐会儿吧”该怎么办？伸夫自以为是地想到这里就赶快关上了房门。可是，当他来到外边之后，却又因对方没跟自己搭话而感到失望，心里后悔不该那么着急出来。不过，挑起伸夫对性的好奇心并非只限于去女人公寓的时候。老板一边叉开腿烘烤裆胯一边跟顾客交谈，其谈话内容也会使伸夫他们深受刺激。“昨晚怎么样？”“真不错啊！那娘们儿，长那个样子，可那个地方还挺浓密。”“你又去‘三轮’了吧？”“可她声音太大了，周围都能听见呀！”“只要是看样子老实，一般都挺能闹腾哦！”两个男人露出下流的笑容，对视的眼中露出色眯眯的神情。伸夫一边在滑雪板上安装金属件一边若无其事地偷听。“那个地方浓密”说的是阴毛吗？既然老板知道这些，那就是说他连女人私处都看见了吗？还是说他只是用手指摸了一下就知道了呢？毫无经验的伸夫只能根据他们的交谈进行想象。但是，说到“声音太大”，伸夫就无从想象了。那或许是说在性交高潮时女人会发出喊声。但这是真的吗？如果真的发声，是因为男人那个物件太大而惨叫吗？让又瘦又小的女人发出那种声音，这个男人是不是相当粗暴呢？伸夫悄悄抬眼瞪着与老板面对面烤火的男人。这家伙真不是个好东西！但是，两个男人根本不理睬伸夫的目光。“又进了一部好片子哦！这次是洋毛子，拍的效果也挺好。”“在我房间里也可以啦！只要跟木村说一声，他马上就会带机器过来。”“人数不要再增加了吧？”不知从何时起，两人凑在一起窃窃私语。或许他们害怕声音太大被两个少年听见会坏事。不过，伸夫即使听到那种事情也不会到处传，而且他根本无从猜测刚才说的是什么内容。从“洋毛子”等说法倒能推测出是关于女人的事情，却不清楚哪里跟机器有联系。突然响起一声口哨，老板朝外边扬起手来。伸夫也慌忙抬起头，只见玻璃外边有个穿藏蓝色大衣的女人在笑。“美女，进来坐坐呀！”两个男人打招呼，那女人却笑着从视野中消失了。“装什么正经呀！”老板嘟囔了一句，那个男顾客不失时机地发问。“那个，怎么样？”老板像是掩饰难为情，含糊其词地回答。“还行吧……”然后，他就阴阳怪气地笑个不停。老板是不是跟那个女人有一腿？伸夫再次把刚才窗外那个女人的面孔与正在烘烤裆胯的老板的面孔重叠起来。无论怎么看，那女人跟这两个男人的形象都很不相配。他感觉那女人稍显张狂，与年轻却已经像中年般微胖的老板太不搭调。不过，既然老板说“还行吧”，看来两人确实有过那种关系。伸夫想到这里，脑海里浮现出只见过一次面的老板太太。与刚才看到的女人相比，还是老板太太好得多。可老板为什么会跟那种女人好了呢？伸夫越来越搞不懂大男人们了。不管怎么说，大男人这东西好像相当爱奢侈。他们本来已经有了明媒正娶的妻子，却还要染指别的女人，而且说人家坏话。那句“还行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说长相呢，还是在说身段呢，还是另有所指呢？“哎、哎，高村君！”突然听到呼唤，伸夫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被老板发现，顿时红了脸。“把那副板也装上边刃吧！”原来老板说的是滑雪板。伸夫没精打采地应了声，老板就站起身来。“我出去一趟，要是有个叫村山的来了，就把里边那个木桶交给他。”老板和男顾客依然把双手插在夹克衫口袋里，出了店门消失在黄昏中冰雪覆盖的街道。目送他们离去之后，伸夫和樱田君迫不及待似的停下手来。“哎，歇会儿吧！”两人在火炉旁也像老板烘烤裆胯那样叉开腿坐下。“那两人去哪儿了？”樱田君似乎对此毫无兴趣，用火钳在火炉里挑来挑去。望着熊熊燃烧的火焰，伸夫脑海中又浮现出刚才那个女人的面孔。“‘还行’吗？”伸夫在心中嘀咕道。他对自己从大白天就开始琢磨女人感到困惑不已，同时也觉得自己更加了不起了。十三初中第三年的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伸夫觉得自己似乎成长了一截。与其说是身体成长，莫如说是感到自己在精神上向成年人迈进了一步。其原因无疑在于寒假出去打工。虽然仅仅二十天时间，但在别人手下干活挣钱，培养了自己也能独立生存的信心。除此之外，在商店里听到老板跟他朋友们交谈，在配送黑市物资时窥见伴伴女郎和夜间工作女性的生活一端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来如此！大男人们就是在干这种事情啊！”“他们对这种事情感兴趣啊！”虽说这些似乎都与伸夫以前感兴趣的事情相当不同，但仔细想来却基本上没什么差异。伸夫他们都希望比其他伙伴们长得更强壮，棒球和滑雪的技术更高，学习成绩更优秀，而大男人们却似乎都在力求接近财富和美女。虽然在内容上大男人与少年多少有些不同，但在按照个人欲望行动这一点上则基本相通。或莫如说，只是因为大人们追求的是金钱美女这些世俗东西，所以显得更加低级趣味。“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重新审视大人们的行为，以前那些雾里看花般的模糊现象忽然清晰起来。例如街坊松崎夫妻也是其中之一。松崎叔叔一米七五的高个子，在道厅附近某水产公司工作，刚三十岁就当上了科长。一到星期天就能看到他身穿夹克衫跟街坊的孩子们玩投棒球，样子比真正的棒球运动员还帅。可是，松崎阿姨却又矮又胖，长相也令人不敢恭维。不过，听母亲他们讲，松崎阿姨家庭条件优越，虽然有些任性，但待人诚恳坦率。实际上，伸夫在路上碰到松崎阿姨时，她都会爽朗地打招呼说“你好”。不过，她说话带着鼻音有些嗲声嗲气，倒让伸夫不好意思抬起头来。仅从外表来看，虽然松崎叔叔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但他们夫妻关系很和睦，经常看到两人在节假日一起外出。不过，据说这对夫妻有时会大吵大闹，松崎阿姨曾一度歇斯底里发作，把花瓶和茶碗等全都摔碎，还跑到伸夫家来借呢！闹到这个地步想必难以收拾，可母亲却意外漫不经心地说声“松崎太太，别太浪费东西哦”就把茶碗借给她了。其他阿姨们在茶余饭后也会谈论松崎夫妻吵架的事情，却都说得津津有味，没有丝毫紧张的感觉。母亲为什么那样漫不经心呢？伸夫觉得，松崎家的叔叔阿姨老是争争吵吵，总有一天会分手。可大人们却都没有真心为他们担忧的样子。上次母亲说到过高田夫妻，虽然他们并没有吵得不可开交，可母亲却显得忧心忡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不过，在寒假结束时，松崎阿姨再度歇斯底里发作后跑到伸夫家来。这回伸夫才忽然想到：夫妻俩虽然吵吵闹闹，但也许出乎意料是一种相互撒娇邀宠的方式。这是因为，前一天松崎阿姨还哭着骂松崎叔叔，可到第二天见到时她就快活地打招呼问好了。虽说如此，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怎么还说吵就吵说好就好呢？伸夫感到特别不可思议。半年之后的六月底，松崎夫妻搬家了。据说松崎叔叔在公司又升了职，并在北区新开发的地段盖了新房，他们就从先前的租住房搬走了。“在好公司里上班的人就是不一样呀！”母亲既像是羡慕又像是讥讽地叹息道。常常跟叔叔玩投棒球的伸夫虽然感到失落，但还是爽快地跟街坊伙伴们一起帮着搬东西。松崎阿姨送给伸夫他们当时还很少见的豆馅糯米团，下午就坐着卡车离去了。松崎家的房子变得空空荡荡，连榻榻米都没了，被丢弃的破旧茶柜和断腿餐桌就堆在空房子旁边。伸夫他们漫不经心地在里面翻腾，忽然看到装橘子的纸箱里好像有杂志。因为最上面的杂志封皮印着女人面部的照片，所以伸夫出于好奇翻到下面。原来，纸箱里从上到下装的都是色情杂志。由于天色还很亮，而且旁边还有其他伙伴，所以伸夫慌忙从纸箱上挪开了视线。他感到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悄悄地把纸箱放回原处就离开了现场。第二天放学回家后，伸夫立即去松崎家的空房子察看，昨天那个装橘子的纸箱可能已被收废品的搬走，连其他旧家具都不见了。伸夫懊悔不迭，同时心中充满了厌恶的情绪。仪表堂堂的叔叔和嗲声问好的阿姨总是一起看那种杂志吗？想到这里，伸夫感到以前像雾里看花般的东西突然变得鲜明起来。那两人虽然经常吵架，但听说关系还不错。母亲貌似倾听跑上门来的阿姨发牢骚，但似乎并未十分用心。阿姨都快哭出来了，可母亲的态度却像是在说“又开始撒娇了”。“原来如此……”伸夫点了点头，心中的厌恶情绪更加强烈了。不管怎么讲，叔叔阿姨都那么大了，居然还要看满满一纸箱黄书，实在不可宽恕。不，这不是宽恕不宽恕的问题，而是感觉上的问题。“大人真可恶啊！”想到这里，伸夫又觉得已经开始明白其中奥秘的自己也有几分可恶了。伸夫一旦对某种事物有所了悟，就会对其相关的各种事物进行连锁式思考，以前毫无感觉的事物现在突然开始有了反应——伸夫常常对自己的敏锐感到困惑不已。例如，当时由于燃料不足，家里人都得去澡堂洗澡。虽然所幸澡堂只有二百米远，但说实在话伸夫不太喜欢洗澡，往往是在母亲催促下每周只去两三次。母亲和姐姐每次去都会悠然自得地泡一小时以上，可他却没有那种爱好。而且，他在澡堂里碰到同学就会紧张。自己的那个部位长到这么大，阴毛长了这么多，而那小子怎么样呢？自己跟普通人一样吗？会不会发育迟缓呢？他虽然尽量避免去看，可视线却不由自主地投向对方那个部位，并在不被发现的前提下与自己作比较。就像女孩从初中到高中时都会显现女性特征一样，男孩的身体也会发生变化。他们虽然对自己的变化
战死面不能先割地求生存，这都是一般人最容易犯的过错（弃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弃之之易也。熊弃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弃之。此人之大过也）。如今大王失去数百里的土地，丢掉几十座城市、而魏国的兵患却不能解除，这是因为大王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能先把地送给秦国。如今秦国强大，天下无敌；魏国弱小；战败已成定局。如果大王能听我的话，国家亏了地，但不至于伤害国家的元气；大王委屈了自己，但不至于再遭苦难。因为我们可以此阻止以吕不韦为首的主战派对魏国的进攻。如今的秦国，从一般老百姓，尸到朝堂之上的大臣，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支持嫪毐，还是支持吕不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如果大王先割地送给秦国，那就成为嫪毐的功劳了；委屈自己而尊奉秦国，也是因为嫪毐。大主这是以整个国家在支持嫪毐，嫪毐这一派肯定会战胜吕不韦这一派。这样；秦国王太后赵姬肯定会赞赏大王。秦国王太后感谢大王，大王算是交了一个天下最值得交的朋友。大主通过嫪毐而结交了秦国，天下的人都会弃吕不韦而支持嫪毐，那么，天王因吕不韦屡攻魏国的冤仇就报了（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谬氏？天下必合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战国策》的这段文字透露了四点信息：第一，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是秦国相互对立的两大集团；第二，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的矛盾广为人知；第三，吕不韦集团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则未必；第四，嫪毐集团由于得到王太后赵姬的支持，所以，显得比吕不韦集团更有实力。从上面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吕不韦一直兢兢业业地致力于秦国的统一战争、是秦国政坛上著名的主战派。魏国之所以要主动献地给秦，就是想扶植嫪毐这一派。如果吕不韦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至少不是一个铁杆主战派。因为嫪毐根本就不懂什么政治，根本就不懂得为秦国谋利益，嫪毐所知道的仅仅是依靠王太后支持疯狂地攫取权力，扩大自己这一派的势力。但是，嫪毐集团和吕不韦集团没有一个是秦王嬴政所能容忍的！嬴政要的是自己独揽朝纲，他岂能允许两个政治集团瓜分他手一中的权力？既然嫪毐本人已被车裂处死，那么，吕不韦也必须得死。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总裁一个都不能留！所以，吕不韦的被迫自杀有着深刻的背景。吕不韦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但是，他和所有的人一样，终归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吕不韦精心策划了异人继位为庄襄王，精心辅佐了秦王嬴政。吕不韦全力支持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作出巨大贡献。但是，有意无意之间，吕不韦犯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严重错误。吕不韦一生中第二个重大错课就是不自觉地超越君权。吕不韦没有想过，他在秦王嬴政继位之后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政治生涯。或者说，吕不韦精于获得权力，却不懂得什么时候要放弃权力。这是许多政坛精英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用权而不恋权，到位而不越位，这中间的取舍与进退，确实耐人寻味。要一个经过艰苦努力获得权力的人放弃权力非常不易，但是，这又是任何一个获得权力的人必须要学会的。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起，逐步开始了向中央集权的转变过程。由此产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国君成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下，不管是谁，不管你与国君是什么关系，你的权力都不可能长期超越君权。谁越位侵占了君权厂谁就会遭到只允许自己独操大权的君王的杀戮。吕不韦与秦王嬴政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即使吕不韦和嬴政有血缘关系，嬴政同样会除掉自己的这个政治对手。我们在“穆公东扩”中讲过，晋文公重耳就是靠杀死启己的侄子晋怀公当上晋国国君的。所以，吕不韦在嬴政继位之后，应当立即还政，及时引退，低调做人，韬光养晦、全力解散多年为相形成的政治集团。这样，才能让嬴政放心，也才能自我保全。可是，吕不韦没有这样做。嬴政举行加冠礼后，吕不韦应当立即引咎辞职，退居乡里。但是，吕不韦也没有这样做！等到秦王嬴政将吕不韦驱逐出朝，让他回到河南封地去时，吕不韦清醒了吗？依然没有！何以见得呢？“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就是明证。这说明吕不韦不甘寂寞！这也是人性的必然，要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人一下子销声匿迹，自甘寂寞，难！六国使者“相望于道”，这些使者一个个都是吕不韦的催命鬼！他们的到来让秦王嬴政刚刚放下一点的心又悬起来了。如果吕不韦去六国为相，为六国服务，对秦国一肯定极为不利！这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为敌所用，秦王嬴政能愿意吗？秦王嬴政只能将吕不书全家迁到更偏远的地方。这只是秦王嬴政除掉吕不韦的第一步，下面更严厉的惩罚会像组合拳一样扑面而来，拳拳要的都是吕不韦的命！吕不韦终于因自己政治上的两大失误走向了死亡。我们从秦王嬴政对赵姬、吕不韦的出手中可以看出，秦王嬴政非常果断、残酷，天生就是一个长于执掌朝纲的铁腕人物。他对自己的亲生母亲敢于软禁，对自己的“仲父”敢于流放，因为他需要从王太后、相国手中夺回属于他的政治权力。司马迁写秦王嬴政性格“刚毅”，算是看透了嬴政。吕不韦以德治国秦始皇果决寡恩吕不韦的被逼自杀对秦王嬴政来说当然是心中最痛快的事情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后果却极为严重。商鞅变法造就了秦国的国富兵强，变法之后的秦军也成了著名的虎狼之师。商鞅变法给秦国军队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每位军人上战场就想斩掉敌方的人头，因为有了人头就可以晋升爵位，爵位又可以带来财富和地位；所以，商鞅变法后的秦军发动的战争动辄杀戮数十万人。吕不韦执政期间，秦军也向外大规模扩张，但是，这些攻城略地的战争却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秦王政二年，麃（biāo，标）公攻占魏国卷（今河南原阳），斩首三万（麃会将卒攻卷，斩首三万）。秦王政三年，大将蒙骜攻占了韩国十三座城市（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秦王政五年，大将蒙骜攻占魏国二十座城市，建立了极具战略地位的东郡（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但是，这些战争都没有杀戮十几万人的历史记录，只是在攻占魏国卷时“斩首三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史书没有记载，不过，看看《吕氏春秋》就会明白。秦国可以靠军功、爵位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士兵的作战激情，培养出一支雄壮之师；但是，秦国在推进统一六国的战争之时，一味的斩首必然意味着六国的拼死抵抗！六国虽弱，最终要被秦国所灭，但是，他们也有生存权啊！他们也不甘心亡国啊！虽然六国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是天下由动乱走向稳定的需要，但是，这种进步是要六国付出亡国的代价的。六国能甘心吗？本已不甘心亡国，又将在战败之后遭受屠杀，所以六国之人必然要拼死抵抗。反正是死，战亦死，降亦死，为什么不战而降呢？所以，商鞅制订的军功爵制面临着一种尴尬：不适应统一六国的战争现实。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孝行览》中明确提出：治理天下必须从根本上入手，这个根本就是孝道（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吕氏春秋》一书中大讲儒家的德教，强调以德为本的礼乐教化，强调嬴取民心的王道仁政。这是对商鞅纯粹的法家思想的有力反拨。正是因为有了吕不韦的政策调整，才出现了吕不韦主政期间秦国对六国攻城略地而不出现大量杀戮的现象。这种政策的调整，使得秦军的统一战争受到的拼死抵抗大大减少。吕不韦的政策中不仅含有一定的儒家思想成分，也是先秦时期道、法、墨、名各家思想的综合。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实际上是他的治国蓝图的全面反映，这种治国思想与秦始皇的方略是相悖的。伴随着吕不韦离开秦国政坛和吕不韦的自杀而亡，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的思想当然不会为秦王嬴政所喜欢了。秦王嬴政既然逼杀吕不韦，他的身边就缺少了一位像吕不韦一样精明能干的助手。但是，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所作为的君王，身边都不乏精明强干的人才。谁能够在吕不韦之后代替他呢？谁能够成为秦主嬴政未来的主要助手呢？第13章李斯为政秦王嬴政继位的煎九年，一直是吕不韦主政，秦王嬴政十二年，由于嫪毐事件的牵连，吕不韦被迫饮鸩自杀，嬴政从此失去了治国的一个关键助手。抛弃了吕不韦的嬴政要完成轰轰烈烈的统一大业，一定要有自己的得力助手，在这种背景下，嬴政起用了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李斯。在李斯的辅佐下，嬴政一步步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创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嬴政之前三十余名国君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在秦王嬴政的统一大业中，李斯功不可没。这个来自楚国上蔡闾巷中的小人物，究竟是如何登上秦国政治舞台的呢？他为秦国的统一大业究竟做了哪些贡献呢？仓中鼠领悟人生西入秦初露锋芒在逼迫吕不韦饮鸩自杀之后，秦王嬴政选取的主要助手是李斯。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年轻时曾经在郡里做个小吏。有一次，李斯上厕所，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吃得很差，而且一看见人和狗就吓得狼狈逃窜。后来，李斯到官府的粮仓里，看见仓里的老鼠，住大房子，没有惊扰，吃得好，住得好（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大生感慨：一个人一生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就像老鼠一样，关键看他在什么平台上（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就是李斯非常有名的“老鼠哲学”。仓中鼠的理想，显露了李斯不甘贫贱、一心向上爬的愿望。不少学者指出，李斯的“老鼠哲学”是自私哲学，确实非常正确。但是，李斯的“老鼠哲学”并非全无道理，平台对于实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确实非常重要。这是李斯对人生的有效领悟。“仓中鼠”的理想使李斯不再甘当一个小吏，他想干出一番事业来。李斯辞去官职，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宣讲孔子的学说，但是，他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改造。荀子的思想比较接近法家主张，主要研究如何治理国家，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成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国家才能干出一番事业。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其他各国也在走下坡路，而秦国在西边正蓄势待发，他决定到秦国去。临行之前，荀卿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干事业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各国争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大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统一天下（欲吞天下称帝），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只能遭人耻笑。这是李斯对人生意义及荣辱问题的总看法，是他日后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他积极进取、乘时建功的动力，也是他日后陷入罪恶渊薮的源起。不爱名利，无所作为，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李斯告别了老师，到秦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李斯准备入秦之时，正是秦庄襄王子楚时期，强秦统一天下的大势已日趋显明。李斯选择入秦，显示了李斯对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敏锐判断。但是，李斯来到秦国时，正好赶上庄襄王去世，年仅十三岁的嬴政继位成了秦王。李斯刚到秦国，嬴政年幼而没有接管权力。权力在王太后赵姬和吕不韦手中。所以，精明的李斯立即投奔吕不韦，做了吕不韦的门客。此时的吕不韦已是相国兼仲父，地位如日中天。李斯是有才之士，一个人怀才就像怀孕一样，最终是无法隐瞒得住的。所以，李斯很快被吕不韦发现、重视（不韦贤之），提升为郎（侍从），并因此得到了接触秦王嬴政的机会。一次，他对嬴政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抓住时机。秦穆公时秦国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力量一天天衰落，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这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眼下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方不能错过。季斯的这番见解得到了嬴政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第二次见到秦王嬴政的时候，李斯又提了一个建议，他说，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要两手并用，一方面要使用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要不惜金钱，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关系。就是一方面用兵，一方面用钱，用这两种武器对六国双管齐下。这种策略有点像现代美国惯常使用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不过早了一千多年。嬴政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且很奏效。这样，李斯又被嬴政从长史提拔为客卿（六国之人在秦担任的高级顾问）。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身为客卿、意气风发的李斯要大展宏图之时，遭遇了驱逐门事件。郑国修渠耗秦力嬴政恼怒逐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相国吕不韦因嫪毐事件被免职，归食邑洛阳赋闲。就在这一年，秦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所有在秦的六国之人。秦王嬴政的逐客令来势凶猛，一时间，在秦国的六国人士纷纷逃离秦国。秦国自穆公以来，一直注重网罗天卞人才，为什么刚刚掌权的秦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六国人士呢？原来秦王嬴政的逐客令和一个国家有关。这个国家是韩国。韩国和秦国相邻，位置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因此，它注定是阻挡秦国东扩的第一道防线。所以，秦国从范雎向秦昭襄王提出“远交近攻”的统一六国总方略之后，韩国不断受到秦国的蚕食，国土面积不断缩水。濒临绝境的韩国想到了一个消耗秦国国力的办法，就是让秦国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战国后期，虽然铁器已经广泛应用到生产之中，但是，和今天相比，战国时期的生产工真仍然显得十分简陋，生产力水平也很低下，实施重大工程往往要举国之力。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就是这样，它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韩国认为秦国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国家，爱干这类“傻事”。于是，他们派出了一个间谍，到秦国来诱使秦国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这个间谍是谁呢？他的名字也比较有意思，叫郑国。韩国为什么选郑国到秦国当间谍呢？因为郑国是一位极其高明的水利专家，他的施工设计合理，修好后的郑国渠可以成为秦国富农政策的一项基础工程，是一件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大好事，对于秦王很有吸引力。秦王嬴政因此动了心，同意修建这条三百多里长的水渠。这条水渠由西向东，横跨渭北高原，一旦修好，可以灌溉关中四百多万亩土地。特别是这条水渠含有大量泥沙，用泥沙淤灌盐碱地，可以彻底变盐碱地为良田。因此，这条水渠可以大大强化关中的抗旱能力，大面积地改造关中的盐碱地，增加耕地面积，使关中成为秦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这条水渠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郑国渠”。但是，正当郑国渠修建得如火如荼时，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了。秦王嬴政听说郑国是个韩国间谍，勃然大怒，要杀郑国。不过，郑国非常坦然地对嬴政说，我开始确实是作为韩国间谍来秦国的，但是，这条水渠修好之后，的确能给关中农业带来巨大效益，这对秦国是非常有利的。《史记·河渠书》在评价郑国渠的巨大作用时说：“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是说郑国渠使秦国关中成为千里沃野，从此再没有灾年，秦国因此更加富强，最终吞并了六国。话说得稍显夸张，但是，郑国渠对于秦国稳定国内经济、增强经济基础，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秦王嬴政听了郑国的解释，觉得郑国的话讲得有道理，就恢复了他的修渠工作，让郑国把活干完。郑国渠虽然继续修，但是、郑
施以惩戒，所以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先前代表朝廷向自己投降的张直方。张直方本性残暴，手下一名军将曾经犯有小过错，便被他笞杀。家中的一名奴婢也曾经因为一点小闪失，而被其辄杀。当黄巢大军打进长安后，张直方虽然迫于形势表面上投降，但众多官员都藏在他的家中，而且伺机准备东山再起，对于这一点黄巢心知肚明。那些窝藏在张直方家中的官员，本以为张直方投降黄巢，黄巢一定会善待张直方，进而自己会得到庇护。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黄巢早已经定下实施釜底抽薪之计。为了杀一儆百，以及断送那些官员的最后一丝东山再起的念头，黄巢在事先没有征兆的情况下，派兵突袭张直方的府邸，捕杀张直方等数百人，并诛杀了李唐皇室在京的全部成员，当时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中说到的“天街踏进公卿骨”说的正是这个事件。黄巢进入京城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局势，可以说形势对他越来越有利。可是，逃出京城长安的皇帝李儇当时的处境可谓是“贵落深坑贱出泥”。当黄巢在长安稳定局势的时候，皇帝李儇带着家眷昼夜不停地逃跑，当时郑畋任凤翔节度使，得知皇帝陛下逃出京城，立即率众迎接，请皇帝李儇留在凤翔。可是当时李儇已经犹如惊恐之鸟，觉得凤翔离长安太近，想逃往兴元府。因此他匆匆和郑畋说了几句话，让他整合人马东拒黄巢前来追击，同时派人通知东、西两川节度使杨师立和陈敬瑄，命令他们做好迎接自己入川的准备。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二十日，皇帝李儇抵达兴元。陈敬瑄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迎接其进入成都，由于兴元地处山区，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匮乏，加上担心黄巢追击进入蜀中，李儇在兴元府没有停留过长时间，便于中和元年（881年）正月动身踏上入蜀的艰难路途。事实上，正如当年李白所感叹的那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入蜀之路本就崎岖难行，加上正值寒冬，冰雪不时阻道，皇帝李儇一行着实吃了不少苦头。诗人韦庄的《雨霁晚眺——庚子年大驾幸蜀后作》中写道：入谷路萦纡，岩巅日欲晡。岭云寒扫盖，溪雪冰粘须。韦庄的诗虽然属于艺术创作，但实际情况恐怕大抵如此。特别是因仓促出逃，导致马匹不足，连平日娇生惯养的皇室成员也只能徒步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皇帝李儇入蜀的队伍中，一个人始终蹒跚而行，当走到斜谷时因实在走不动，一脚穿着袜子，一脚光着脚板，直挺挺地躺在一块大石板上。可是当他刚刚躺下后，宦官田令孜一鞭子抽在他的身上，并呵斥他赶快起来继续行走。这个人顿时怒从心头起，但眼前的形势告诉他，此刻不是发作的时候，所以他忍了下来。“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给匹马骑啊？”这个人哀求田令孜说道。“山谷之间何处能够找到马？起来快走！”田令孜继续呵斥，然后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面对宦官的嚣张跋扈，这个人在内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发誓未来自己找到机会，一定会狠狠惩处这些宦官，让这些家奴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人就是我们后边即将要说到的，大唐帝国的第二十任皇帝，也是实际上的最后一任皇帝，此刻还是皇帝李儇七弟的寿王李晔。正月二十八日，皇帝李儇等人终于到达成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蜀中生活。事实上，田令孜之所以选择剑南东道的成都作为皇帝李儇的避难所，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效仿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做法，但仔细分析来看，并不是这么简单。对于这一点，明朝的顾炎武有着精妙的比喻，从地理形势上来看，他将长安和西蜀比作为宽敞的厅堂与四壁环围的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看，物资充足的蜀中与长安可看作厅堂与奥（房屋深处）的关系，他认为李唐皇室多次依据蜀中而化险为夷是有一定必然性。而且皇帝李儇到达成都后，虽然跟随前来的朝官和皇室成员不足二百人，但因为蜀中各地进贡的络绎不绝，加上本地本就物资充盈，所以李儇的赏赐的数量与额度和在京城长安时相差不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朝官和官军依旧为其卖命的一个原因所在，加上蜀中易守难攻的独特地理环境，为后来朝廷全面反扑黄巢奠定了基础。随着皇帝李儇到达蜀中，李唐皇室终于逐渐稳定下来。但黄巢这边虽然在进入长安之初为了稳定局势而采取了必要措施，但当京城的局势逐渐稳定后，黄巢却渐渐陷入自我陶醉之中，对朝廷反扑能力严重地估计不足。反攻长安黄巢虽然打进长安城，但并不意味着唐朝就此被他灭亡。皇帝李儇虽然逃亡蜀中，却仍然发挥着政治偶像的作用。唐朝的许多文武官员都不甘心就此失败，被黄巢打破既有的富贵格局，尤其是唐朝中央附近地区的一些藩镇，更是积极准备反扑黄巢，收复长安。例如忠武军节度使王处存，其父王宗累官至金吾大将军，同时善于经商，家中生活十分奢侈。当王处存听到长安被黄巢占领的消息后，痛哭流涕了好几天，不等皇帝李儇下诏，就派去两千人护卫皇帝李儇，同时自己领兵进军长安。可以说，黄巢占领长安和皇帝李儇出逃之后，朝廷和黄巢的较量进入了新的阶段，具体来说就是官军进攻，黄巢防守。自从长安的局势稳定以来，黄巢逐渐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唐朝的各路藩镇只要传檄即可平定，所以对藩镇准备反扑长安准备不足。虽然很多藩镇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朝廷似乎已经灭亡在即，这些藩镇们拥兵自重，甚至有的归顺黄巢。但事实上，细数当时投降黄巢的只有关中、河南以及河中等十八个藩镇，如果将大同、昭义、河东三个藩镇算在内也只有二十一个藩镇，占全国四十八个藩镇的百分之四十，这与《册府元龟》中说的“屈伪廷者十三四”的说法基本相符。而且很多藩镇都是被迫投降，可谓是“貌奉而心图之”，例如凤翔节度使郑畋在面见皇帝李儇之后，取得李儇整合人马的诏令后返回凤翔，便着手开始策划反攻长安。此时正值黄巢派招降的使者抵达凤翔，郑畋便假装归降了黄巢，而暗中与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约定合兵之计，而且此时关中还有数万神策军因为皇帝李儇逃奔蜀中而分兵各处，群龙无首，郑畋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整合，最终整编出五万多人马，一时间郑畋成为长安西北地区唐军对抗黄巢的主力军。当时全国各地藩镇公开对抗黄巢的不在少数，早在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刚刚到达长安的时候，王重荣在河中地区首先公开打起抗拒黄巢的大旗。当黄巢大军分别进入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之后，物资供应出现缺乏现象，由于河中府管辖十一个县，而且距离长安只有三百余里的距离，因此黄巢不断派出使者向河中调取兵员和物资。当时河中节度使李都被迫投降黄巢，黄巢不断地索取兵员和物资，李都无计可施。王重荣认为，如果就这样纵容黄巢，最终河中府被掏空后，等待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被黄巢斩杀，王重荣建议与其早晚都是死，不如现在起兵反抗黄巢，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是李都天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看王重荣决心已下，便将兵权交给王重荣，任命王重荣为河中留后，自己带着家眷逃往成都。于是王重荣斩杀黄巢派来的使者，正式起兵，与黄巢公开决裂。黄巢闻讯大怒，立即派其弟黄邺领兵从华州（今陕西华县），部将朱温领兵乘舟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出兵，然后合并一处进攻王重荣。不料因为仓促出战，被王重荣打得大败而归，朱温损失了四十多条战船的粮食和兵器，王重荣因此军威日盛，并与王处存结盟屯兵渭北，继郑畋之后，成为黄巢在京城长安东北面的一支主要对抗力量。此时，长安东北、西北分别有王重荣和郑畋，算是朝廷反攻长安的前沿阵地，而皇帝李儇虽然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不过在经历逃出京城、寄居蜀中的遭遇后，从内心感到了切肤之痛，虽然身在成都，却心系长安，有时竟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为了成功收复长安，他在蜀中不断地向各路藩镇封官许愿，并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反攻长安事宜。最初皇帝李儇对手握重兵坐镇扬州的高骈寄予厚望，还在奔往蜀中的路上时，他就接二连三派人去敦促高骈出兵。到了中和二年（881年）二月，又任命高骈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希望高骈能够担当起指挥长安周围各路唐军收复京城的重任。可是很长时间以来，高骈因为黄巢势大，以及担心平定黄巢后朝廷会卸磨杀驴，所以一直按兵不动。据《旧唐书?高骈传》记载，他是想要利用国家的混乱形势，兼并两浙地区，效仿三国时期孙策的三分天下之计。所以对于皇帝李儇一再地敦促出兵，高骈总是拿出各种理由搪塞，不肯应命领兵北上。眼看高骈这路人马指望不上，皇帝李儇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关内的军事部署上。中和元年（880年）二月，李儇任命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让他带领忠武军屯驻邓州（今河南邓县）。当时南面行营招讨使刘巨容镇守襄阳一带的交通要道，关中一带从京城长安逃出的官员大多在他的保护下逃往成都，所以让杨复光屯驻邓州是为了屏障襄阳和江陵的一种战略部署。郑畋作为长安西北一路的主要反攻力量，已经和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天雄节度使仇公遇结盟，并于中和元年（881年）三月十六日发布讨伐黄巢的檄文，并将檄文传至各路藩镇，号召藩镇们起兵勤王收复长安。皇帝李儇自从进入蜀中后，由于交通不畅导致与各路藩镇联系也不畅，有些藩镇甚至认为朝廷已经灭亡，所以被迫投降黄巢，有的也持观望态度。可以说郑畋的这份檄文对各路藩镇起到了鼓舞的作用，史称“诸藩耸动，各治勤王之师”。郑畋在长安西北部可谓是磨刀霍霍，可是此时陶醉在胜利喜悦之中的黄巢，却对郑畋的动向毫不知情。事实上，郑畋斩杀黄巢的使者后，其势头已经是“烽火已严，侦逻殊密，云旗霜刃，森罗于百里之内”。黄巢派去侦察敌情的人大多被郑畋伏击致死，不过也有少数逃回者向黄巢报告了郑畋的动向，可是却没有引起黄巢足够的重视。黄巢实在不相信，朝廷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反扑长安，他曾经自负地对手下人说：“我纵横半个天下，所到之处无不攻克，即使是高骈也不敢与我作战，郑畋还能把我怎么样？”一直到郑畋发布檄文，甚至斩杀使者后，黄巢才觉得郑畋是个隐患，于是决定派尚让、王播领兵五万进攻郑畋。当黄巢反应过来时，郑畋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甚至是昼夜不停地对黄巢动向进行侦察。当他得知黄巢派兵来攻后，立即派部将唐弘夫、李昌言领兵埋伏于要害之处，自己则带领数千精兵在山冈布阵，虚张旌旗延绵数里，显然是要打一场伏击战。当时在黄巢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尚让等人误认为此战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胜，尚让甚至认为郑畋不过一介书生，根本没有军事经验，竟然没有列阵迎敌，让士兵散漫而行。当两军相遇时，郑畋命令部下擂动战鼓，尚让这才意识到郑畋可能埋下了伏兵，可是等到尚让再想列阵迎敌时，官军伏兵四起，一时间将尚让的人马冲击得人仰马翻，双方一直交战到夕阳西下。尚让在官军的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最终在龙尾陂（今陕西岐山东面）被唐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一战使尚让的人马损失两万之多，而郑畋则在此战中缴获了义军的大批军用物资，最重要的是这是自皇帝李儇逃离长安后，官军对黄巢的首胜，同时也遏制了黄巢继续向西的进攻。虽然凤翔这一战取得胜利，但郑畋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乘胜让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整合汉、蕃联军，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合兵于鄜州，准备发动反攻长安之战。此时，包括郑畋、王重荣在内的几路大军已经开始逼近长安，北面的唐弘夫带领泾原镇兵马屯于渭北，王处存带领义武镇兵马屯于渭桥；东面则有王重荣带领的河东镇兵马进驻沙苑地区（今陕西大荔县南洛、渭两河之间）；拓跋思恭与李孝昌带领夏绥、鄜延镇兵马屯于武功，郑畋则带领凤翔军屯驻盩厔（今陕西周至）。可以说，几路人马已经对长安渐成合围之势，不过郑畋毕竟一直驻扎在长安附近，虽然凤翔一战取得胜利，但他深知黄巢的实力颇为雄厚，不是一战就可以打败的，此时身为几路大军统帅的郑畋，时刻告诫各路人马的统帅不要轻易冒进攻打长安，必须要听从自己的指挥，谨慎行事。可是郑畋命令刚下，四月一日，唐弘夫就挟龙尾陂之胜，与程宗楚率先发动进攻，攻取咸阳后，造浮桥渡过渭水。四月五日，黄巢利用唐弘夫、程宗楚急于求成的心理，率众假装撤离长安，屯驻于长安东面的灞上。唐、程二人认为黄巢不堪一击，争先进入长安。当晚，王处存也领兵五千入城，头裹白巾为识别标志，当时长安城中一些敌视黄巢的人，在看见官军到来后，纷纷欢呼出迎。唐、程二人以为收复长安大功告成，唯恐其他藩镇夺了功劳，向郑畋隐瞒进入长安的消息。当时进入长安的官军趁火打劫，纷纷放下兵器闯入民宅抢劫财物，造成长安城内一片混乱。黄巢在灞上一直注视着长安内的动静，在探听到官军并无后援而且军纪败坏的情况后，立即回师反攻，分兵从长安各门进入与官军展开交战，唐、程二人因为事先毫无防备，被打得一败涂地，两个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处存由于身在外城之中，眼看唐、程二人战败身亡，立即带领人马慌忙逃出长安，围攻长安的官军见到唐、程二人战败，担心黄巢引兵西进，全都从据点撤兵而走。唐、程二人这次的军事行动，勉强算是官军收复长安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虽然两个人战败身亡，但是从中可以看出，黄巢虽然占领了长安，但实际控制的范围并不大，号令所及也就是长安附近的几个州县。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让郑畋十分郁闷，唐、程二人战败不说，最关键的是自己辛苦建立的合围长安之势，顷刻间土崩瓦解，在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官军与黄巢在关中基本处于相持状态。对于黄巢来讲，虽然这次击败了官军，但这也让黄巢意识到官军加快了收复长安的步伐，鉴于自己目前实际控制的地方并不多，黄巢决定以长安为核心继续向外扩张地盘。事实上，在唐、程二人进攻长安之前，黄巢就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派他领兵远征距离长安九百多里远的邓州。三月三日朱温攻克邓州，活捉刺史赵戒，监军杨复光逃离邓州，依附许州伪装投降黄巢的周岌，但是许多史学家却认为这场远征其实并不值得，因为邓州距离长安过远，对于关中地区的义军并不能起到支援作用，而且分散了义军的力量。就在朱温刚刚占领邓州没多久，逃往许州的杨复光就和忠武军节度使周岌密谋，准备重新起兵反抗黄巢。当时杨复光带领三千士兵与占据蔡州（今河南汝阳）的秦宗权联络，秦宗权派遣部将王淑带领三千士兵跟随杨复光攻打邓州，可是王淑却因为畏惧黄巢的声势而不愿出兵。最终，杨复光将其斩首，并收容其部众，连同自己的三千人马共分为八部，并指派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等八员牙将为都头，分别统领八军。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八个人中，王建到后来成为至关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就是五代十国中前蜀的创建者。杨复光重新整编人马后，带领八都头之兵成功收复邓州。朱温由于远离关中腹地孤立无援，所以被迫放弃邓州退回长安。而身在华州、黄巢任命的刺史乔谦听说黄巢领兵撤出长安，以为黄巢战败，所以率众逃跑，结果被朱温斩杀，昭义军将领高浔趁机与王重荣合力攻下防务空虚的华州。邓州、华州的成功收复，让远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大为振奋。于是在中和元年（881年）六月，李儇下诏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崔安潜为副都统，重新开展反攻长安的军事行动。但由于黄巢加强了戒备，所以双方依旧在关中地带形成拉锯之势。一直到中和二年（882年）四月，这种拉锯之势随着官军的努力才逐渐改观。正月八日，皇帝李儇诏令宰相王铎代替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本来皇帝李儇对于拥兵一方的高骈有着深
和邻居做了两次舒服而亲率铁骑冲击，瓦剌三部兵马尽数冲杀，双方陷入混战，一时僵持不下。明军都督朱崇以火器轰击瓦剌军右翼太平部（即“土尔扈特”军），打开缺口，丰城侯林彬（即后来客死越南的明“安南都指挥使”）从左翼包抄，在付出惨重伤亡后冲垮孛罗部，朱棣趁机率亲兵冲击马哈木中军，更命火器齐射，殊死冲击加“高科技”，瓦剌终于全线崩溃，明军乘胜追击，在土刺河再破瓦剌军，马哈木、太平、孛罗3人趁天色已黑分头逃窜。朱棣本想继续北进，但随行的皇长孙朱瞻基劝他“不须穷追”，随即撤兵。此役令瓦剌伤亡惨重，实力大损。蒙古高原局势，再次回到“相互牵制”中。瓦剌“顺宁王”马哈木屋漏偏逢连夜雨。永乐十三年，阿鲁台发动奇袭，杀掉马哈木拥立的傀儡可汗答里巴，马哈木转立成吉思汗弟弟的后裔额森虎为可汗，次年进兵斡难河，又被阿鲁台击败，其本人被杀。朱棣闻讯后遣使吊祭，并命其子脱欢继承“顺宁王”爵位。永乐十七年，十九年，阿鲁台两攻瓦剌，大获全胜，春风得意下，他再次拒绝向明朝朝贡，并拉拢兀良哈三卫共同反明。眼看漠北的“平衡”将再次被打破，朱棣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发动第三次亲征，大军于三月三十日出师，在漠北扫荡数月，最远抵达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此时阿鲁台早已远逃。七月，朱棣在回师路上下令对勾结阿鲁台的兀良哈三卫进行攻击，在内蒙古屈裂河大破兀良哈，兀良哈遣使谢罪，朱棣遂班师回朝。阿鲁台虽逃脱，但实力大损，于同年接连被脱欢击败。耿耿于怀的朱棣于第二年七月借口阿鲁台图谋犯边，发动了第四次北征。大军七月出发，在蒙古高原扫荡3个月，终未找到阿鲁台，虽如此，大批鞑靼部落却纷纷归附，尤其是本雅失里之子也先土干来投，令朱棣高兴异常，赐名为“金忠”，随即于十月回师。金忠将阿鲁台的“军事机密”尽数相告，并一再怂恿朱棣继续北征，永乐二十二年三月一日，以金忠为向导，朱棣发动了第五次北征。大军在蒙古高原进行“地毯式搜索”，至六月已行至今俄罗斯境内，却终不见阿鲁台踪影。六月十五日，明军得到情报，阿鲁台就在向西不足百里，名将张辅“自请一月粮，率精骑深入”。朱棣却已厌倦，下令班师。七月十七日，朱棣在回师路上病逝于榆木川，享年65岁。而根据蒙古国史料记录，张辅自告奋勇要求追击的那一天，阿鲁台就躲在距离西边明军主力仅两日行程的哈喇山中，灭顶之灾，就在朱棣的一念间改变。但阿鲁台“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虽未与明军接战，但疲于奔命也导致其实力大损，再加上明朝与瓦剌的两面夹击，阿鲁台日暮途穷。而朱棣至死没想到的是，这个他亲手构筑的蒙古高原“战略平衡”，因他晚年两次草率的北征被彻底打破。继任“顺宁王”的脱欢，虽表面上终其一生对明朝采取友好态度，频繁遣使入贡，但实际上既不“忠顺”更不“安宁”。他一面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立本雅失里的侄孙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太师”，另一面疯狂向阿鲁台发动进攻，趁朱棣晚年频繁打击阿鲁台的机会，迅速东进占据了鞑靼的属地，并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在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击毙阿鲁台，从而控制了鞑靼。对明朝“屏障”兀良哈三卫，他也极力拉拢，多次派使者前往招募，两家逐渐勾连。与此同时，他在内部大肆清除异己，就在朱棣去世后3天，“贤义王”太平遭脱欢杀害，一年后，“太平王”孛罗被脱欢击败后自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将太平的“客列亦锡部”改名为土尔扈特部，即蒙古语中“护卫亲军”的意思，后来缔造“东归奇迹”的部落由此而来。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欢过世，其子也先承袭“顺宁王”爵位，此人因为在后来的“土木堡之变”里创下活捉明朝皇帝的神话，被明廷上下所熟知，但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蒙古高原乃至中亚地区战无不胜。对内他仿照元朝，设“中书省”和“六部”，巩固统治。对明朝他很有“经济头脑”和“政治头脑”，一面频繁通好令明朝君臣放松警惕；一面利用与明朝的“互市贸易”大发横财，更借机勾结明朝官民走私火器，招募明朝边境因军屯兼并而逃亡的士兵工匠“教习火器操练之法”，很快拥有了一支冠绝蒙古高原的火器部队。对兀良哈，他采取联姻、贿赂等手段，将之拉拢到自己一边。向西，他不但于正统六年攻陷了朱棣苦心经营的新疆哈密、赤斤等卫所，且顺势进兵中亚，于正统七年大掠帖木儿帝国等中亚国家，“以战养战”掠夺财宝无数，甚至在正统九年击败彼时正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线军队（即明史和蒙古史料都提到的“吐鲁密国”）。“土木堡之变”前，瓦剌经过两代领袖开疆拓土，已然建立起一个表面忠实于明朝，真正实力强大的蒙古部落联盟，朱棣终生苦心维持的“战略平衡”，不到20年就被轻易打破。说到这个“战略平衡”的被打破，也少不了兀良哈三卫。“靖难之役”后，朱棣将原宁王属地赐给兀良哈，使其实力膨胀。永乐年间，兀良哈虽曾在朱棣第三次北征时遭到痛打，但朱棣去世后，又很快和鞑靼勾连，同明朝摩擦不断。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曾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亲征，于十月出喜峰口，在宽河战役里大破兀良哈三卫联军，慌得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等人连忙入京谢罪。但两年后，明朝却放弃了九边重镇开平卫（今内蒙古多伦）。开平卫是前元朝的“上都”，明朝自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李文忠攻克后，数十年苦心经营，朱棣将其看做战略要地，声言“开平稳固，则辽东、甘肃、宁夏无忧”。朱棣赐宁王故地给兀良哈后，开平卫更成为钳制兀良哈的关键棋子。但明宣宗无远略，于宣德五年将其迁至独石堡（今河北省石堡县），弃地300余里，失去钳制的兀良哈从此有恃无恐，在瓦剌的支持下大肆扩充，并时常攻掠明朝边关，昔日“屏障”，今却成“边患”。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明朝派朱勇、徐亨、马亮、陈怀兵分四路出击兀良哈，明正统皇帝朱祁镇严令“搜捕剿杀”，但朱勇走到河北平泉县就不敢行进，徐亨一路怯懦不敢战，仅在老哈河流域屠戮一番平民即回来冒功。陈怀和马亮则搜捕一番，根本没有找到敌人。只有宣府总兵杨洪趁机奇袭，攻克“三卫”中的福余卫，活捉首领马里奇。但此战并未真正打击兀良哈三卫的实力，心怀怨恨的兀良哈三卫从此更铁了心投靠瓦剌。而明朝与“蒙古部落联盟”一场注定的大战，从此一触即发。第十一章谁为『土木堡惨案』负责一在明英宗统治的正统朝，“土木堡之变”堪称是今人最耳熟能详的大事件。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兵分三路，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全面进攻。明英宗朱祁镇仅经过3天准备，就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北征，遭瓦剌军合围，被围困在土木堡。八月十五日，瓦剌发动总攻，一举击破明朝大军，俘虏明英宗朱祁镇，成为明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历代以来，也多为后人所感慨哀叹。论及罪责，也时常归责为“王振擅权”“草率出征”，但如果细细审视从明朝宣德时代到正统时代20多年的政局变迁，便可见真相并非如此简单。先看“大背景”：第一个要为土木堡之变“买单”的人，就是永乐皇帝朱棣。朱棣在位时，5次北征蒙古，沉重打击鞑靼、瓦剌诸部势力，可谓武功赫赫。但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难之役”后，为酬谢兀良哈三卫的出兵相助，将原属宁王的内蒙古兴宁地区尽数划拨给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卫实力大增，渐成明朝边患，更使明朝北部“九边”顿失屏障。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虽沉重打击了蒙古鞑靼部，却使一直与鞑靼争锋的瓦剌部坐大，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穷追了一辈子的鞑靼“兴宁王”阿鲁台，没死在明军手中，最终被瓦剌击毙，瓦剌也借此成为蒙古高原实力最强的一支，其“发家”历史，实拜朱棣所赐。此外，朱棣将辽东的谷王、韩王、辽王尽数内迁，留当地女真在辽东地区“自治”，结果至明英宗正统初年，辽东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复，成为其南下侵略的辅助力量。而得到兴宁重地的兀良哈三卫，也不甘再听命于明朝，反与瓦剌相互勾连。时人常以宦官王振为土木堡之败的“祸首”，但宦官参政，也是从朱棣时代开始。朱祁镇的父亲朱瞻基，同样对土木堡之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内方面，朱瞻基施行“仁政”，对诸多亲贵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土地兼并行为颇多姑息，不但造成后来牵制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义，更令朱元璋时代确立的“军屯”制大受破坏。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监察御史陈祚就曾奏报说：“辽东边地，军田被侵已达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给事中杨亮又揭发诸多亲贵“擅调边军为奴”的行为。宣德七年，河南巡抚李昌淇也上奏当地军屯土地“多被势家大户侵占，士兵无地却苦于赋役”的惨状。宣德八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发“宣府大同诸边地，将官侵占军屯日甚，以至兵户四散逃亡”。如此种种，明宣宗皆不了了之。“军屯”没有保证，军队战斗力当然被削弱。明宣宗的国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开平卫不说，还对众边将赋诗说“慎守只需师李牧，贪功何用学陈汤”。结果“李牧”没学来，防线却内缩严重。瓦剌也先杀太平、孛罗二首领，其族人多怨愤，数次到明廷哭诉，请求明王朝做主，杨士奇却说“夷狄相攻，乃中国之利”。明王朝最终袖手旁观，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统十四年的南侵之祸，从此时就已注定。至于再说到土木堡之败的“祸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阅奏折大权的“司礼监”，恰是明宣宗在位时所设。“历史遗留问题”讲完了，那么做为“当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祸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该负多大的责任？且让我们从正统朝的朝局开始。二明英宗9岁登基后在位的正统朝，历来评价不高，个别历史学家还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因后人对王振的种种抨击，这14年更被许多人看作王振一手遮天，残害忠良，朝政糜烂的“黑暗时代”。要了解真相，还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县人，原是个不得志的教书先生，宣德年间主动报名入宫，进入“内书堂”，侍奉太子朱祁镇读书，凭“矬子拔将军”（宫里太监多不识字）的一身才学，很快被明宣宗任命为“东宫侍读”，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祁镇的敬重，平日对他的称呼都是“王先生”。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正式成为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统朝初期，他离“一手遮天”差很远。朱祁镇即位时年仅9岁，朱瞻基临终前为他留下了5位大臣，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而真正执掌“决定权”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素称“贤德”，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且为朱祁镇每日安排“经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给朱祁镇讲学，朱祁镇年幼贪玩，自然受不了。此时，王振一面时常组织内宫卫队操练检阅，各种军事表演让朱祁镇大饱眼福；一面又时常当着“三杨”的面劝解朱祁镇不要“玩物丧志”，令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感叹道“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但“贤良”的王振却暗中排斥异己，任命自己的亲信纪广为禁军都督，掌握了禁军军权。张太皇太后闻讯，深感王振包藏祸心，杀心顿起。正统元年二月，张太皇太后当着朱祁镇以及5位“辅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觐见，当场历数王振诱引朱祁镇“不学好”的种种罪过，要“赐死”王振，吓得王振立刻瘫痪。生死时刻，曾称王振“贤良”的杨士奇带头求情，朱祁镇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复哀求下张太皇太后心软了，饶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众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经此一吓，此后几年，王振分外收敛。在这几年里，明王朝也进行了种种“善举”。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开始清查北方九边将士的“缺额”，增加宁夏地区的军力守备，次年又派刑部尚书魏源持“尚方宝剑”，清查宣府、大同两大军镇的军饷拖欠以及军屯侵占案件，斩杀十数名违纪军官，还委任名将杨洪镇守宣府，在通州等地设十三粮仓，储备军粮，停开湖广、河南等地的“银厂”，减轻当地百姓负担，调3万禁军在京城周边屯田。如此种种，皆是对永乐、宣德两代诸多失误的补救，对英宗被俘后的北京保卫战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统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还因灾荒减免了山东、浙江、江西的赋税，正统七年更建立了由户部直接掌握的“太仓银库”，专门用以储备国家行政运作的“专款”，“皇室开支”与“政府开支”就此分开。此举被美国亚洲史专家罗斯墨菲赞叹为“皇室政治改革的创举”。同时还修订了朱元璋时期立下的“栓选法”，规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员推举言官，四品以及侍从言官推举知县，一时间“正人汇进”。明王朝的国势，这段时期尚在蒸蒸日上时。王振的势力也在这段时间“蒸蒸日上”，从张太皇太后面前捡了条命后，王振大为收敛，一度小心做人，张太皇太后对他仍旧颇为警惕，时常派人暗中监视他的不法行为，但得到的信息都是王振很“奉公守法”，从此也渐有好感。真正使张太皇太后转变对王振的印象，是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的“殴死驿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谟因小事打死驿丞，死者是阁臣杨浦的乡里，廖谟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浦坚持“杀人偿命”，杨士奇却坚持死者“罪有应得”。两位辅政大臣在内阁当场反目，吵闹到张太皇太后处，都是股肱大臣，张太皇太后也颇感为难。王振借机建议说：偿命太重，不处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谟降职。此言正中太皇太后下怀，深感王振办事“秉公无私”的张太皇太后从此对王振信任有加。此后，王振开始培养党羽，把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相继安插在东厂、御马监等要害部门，其侄儿王山、王林则成为锦衣卫指挥使，大明两大“特务”组织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专权也引起了“三杨”中最富智谋的杨荣的注意，他与杨士奇合议，相继将曹鼎、马愉等“门生”引入内阁，用以对抗王振势力。对待文臣集团，王振也是软硬兼施。对“三杨”，王振起初礼敬有加，遇事皆恭敬不已，“三杨”渐渐对他放松警惕。趁此机会，王振广泛结交文臣里的“中层干部”，如左都御史王文、兵部侍郎徐希等人，对有“纠劾”大权的言官们更是百般拉拢，利用其搜罗朝廷重臣们的“不法证据”。他还利用文臣内部自身的斗争，在朝中御史以及六部侍郎、郎中里结交亲信，最终从文臣集团中“釜底抽薪”，结成一个自己的关系网。这以后杨荣病逝，杨士奇因儿子的不法事遭到王振亲信言官的弹劾，不得不“引咎辞职”，胡滢也因“贪污”被下狱，剩下的张辅和杨浦年事已高，孤掌难鸣。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华盖、谨身、奉天三大殿建成，朱祁镇设宴庆贺，按规矩王振不得出席，私下里发牢骚，朱祁镇闻知后，连忙命人打开东华门大门，命王振入宫赴宴，王振到时，百官“罗拜朝贺”，至此大权初揽。次年张太皇太后病逝，王振命人私毁朱元璋立下的“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从此一手遮天。这以后，王振权势滔天，曾指斥他专权的大臣于谦、邝焚等人一度被下狱，侍讲刘球被害死，曾弹劾过朱高炽的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用“荷校”（一种重百斤的大枷锁）夹住当街示众，险些横死。此外他卖官鬻爵，在六部里安插亲信，在“朝贡贸易”中收受瓦剌贿赂，并向外国使臣索贿，可谓作恶多端。说了诸多坏事，也要说说王振做过的一些“好事”。首先，他劝朱祁镇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即到地方上征用物品，减免广西、广东、江西等地的“贡品”，这确实“减轻了人民负担”。其次，在排除异己的同时，王振也大搞“反
阎老弟，你把我放了，这事就过去了，咱们一如既往地反蒋！你只需支援我充足的军火……末了，冯玉祥以一句相当雷人的话作为总结——相信我，没错的。我冯玉祥绝不是背信弃义的人！阎锡山心想你不算背信弃义，谁还背信弃义。但他不敢再耍心眼，全部照做。由你阎锡山奸似鬼，也喝了冯玉祥的洗脚水。原来，冯家班的将领们是在冯玉祥的授意下诈降蒋介石。当然，冯玉祥的心态和演技也很不错，不因为自己被阎锡山虐待就意气用事，而是始终抱定拉阎锡山一起下水的初衷，终将阎锡山这个老狐狸拖下了水。就这样，冯玉祥将山西、将晋绥军、将善于避重就轻的阎锡山裹挟到了反蒋第一线。冯、阎联手，核心出现，登高一呼，从者云集。失势的汪精卫响应。新桂系响应，李宗仁等人赶紧回到广西，布置一切准备报仇。不对劲吧，李宗仁哥仨不是卷铺盖走人了吗，怎么还能回到对头俞作柏、李明瑞当家作主的广西？俞作柏和李明瑞也真是有些意思，回广西后不久，就跟着汪精卫同蒋介石开战不说，还被正在广西工作的邓小平给引导向善了，尤其是俞作柏的亲弟弟俞作豫和亲表弟李明瑞，作为主力跟随邓小平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种广西局势骤变的情况下，李宗仁哥几个混回广西吃饭还是比较容易的。在冯玉祥、阎锡山卓有成效的公关工作下，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也表示响应。比如孙殿英，就是由冯玉祥亲自来做思想政治工作拉拢的。冯玉祥对孙殿英刚刚挖完慈禧坟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搞活的你搞死的，大家都是“革命”，殊途同归！孙殿英本来自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下三流的盗墓贼，没想到自己一贯崇敬的冯老总不但不歧视自己，还正面肯定自己，孙殿英感动得泪流满面。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冯玉祥的情况下，也只能靠效犬马之劳聊表寸心了。刚刚被打残的石友三、张发奎也宣布回归战斗。那个在孙中山北上时转战几千里打回河南老家的樊钟秀也加入了反蒋大军。
摘桃子的张学良
1930年5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之战全面爆发。对于这场正义和道义的含量极低的混战，实无细写的必要，因此在这里向大家简单地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反蒋联军约七十余万人马，蒋介石麾下的中央军及其拉拢过来的军阀部队总计六十余万。战场：基本上就在津浦路、陇海路、平汉路三条铁路沿线附近。说民国时的铁路大家可能不熟悉，还好如今这三条扩建后的铁路依旧在发光发热。津浦路就是京沪铁路的一段（天津到南京），陇海路就是如今的陇海—兰新铁路的一段（宝鸡至连云港），而平汉路则是京广铁路的一段（北京到武汉）。再粗略一些，主战场就在河南，至于山东、江苏、湖南等地算是次战场。7月初，何应钦联合粤军蒋光鼐、陈济棠和湘军何键把实力已经锐减的李、黄、白“三驾马车”给揍散了架，也把张发奎虐成了光杆司令。8月初，阎锡山的晋绥军也被揍得满地找牙。阎锡山虽然搞经济建设和内政的本事过得去，但他军略一般，擅长的是防守而非进攻，而且他地盘小、军队少，战争潜力不佳，被惨揍一通实属应有之义。人在低潮的时候，总是会有些不自信，甚至怀疑一切。这一点在阎锡山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有小人在阎老板面前告黑状，说前线总指挥傅作义要投降蒋介石。阎老板一咬牙，自断一臂，把头号大将傅作义给撤了下来。号称“民国第一善守之将”的傅作义下来了，阎老板还有啥抵抗力？9月中旬，冯玉祥的西北军精锐——骑兵队和铁甲车队覆没，主力尽溃。西北军败得如此之惨，既是因为之前输了一仗，也是因为战斗力不强，但更是因为后勤补给太差。冯玉祥占据的地盘大都是穷乡僻壤不说，他自己既不擅长搞经济建设，也不懂改善民生，所以不但财政赤字连年疯狂增长，也没有阎锡山之山西、李宗仁之广西那样靠谱的根据地，只能指望救济过活。但问题是，苏联因为觉得他靠不住已经断了援助，阎锡山又是一个葛朗台，赞助不了几个钱。因此，以西北军的经济情况，能够勒紧裤腰带打几仗就谢天谢地了，哪里支撑得了五个月之久的战争。冯家班经济状况窘迫也就罢了，问题是蒋介石还落井下石——向冯玉祥麾下的近十员大将发起了金钱攻势，结果这帮缺衣少食、缺枪少弹的人没能经受住物质诱惑，出现了集体反水。其中为首的居然是如今咱们都熟知的爱国将军吉鸿昌，吉鸿昌倒也光明磊落，反水之前还通知前老板冯玉祥：大哥，我决定诈降蒋介石了，你多保重！西北军的大将都这样了，中低级军官就更别提了，面对蒋介石这边的军事专家（杂牌军的头头，第三军团总司令）和外交活动专家何成浚的“两弹”攻击——“银弹”（银元）加“肉弹”（有点姿色的妓女），纷纷丢盔弃甲。客观地说，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黄埔教官刘峙、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顾祝同，黄埔学生胡宗南、胡琏、宋希濂和张钟麟等人都表现得很不错。为了抢地盘和捞好处，一些地方部队也表现得很卖力，像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占领潼关，断冯玉祥的退路，霸占西安，蔡廷锴、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大败李宗仁部于衡阳城下……战斗进行到现在，谁胜谁负已经一目了然。远在东北的张学良自然也能看出来。1930年9月18日（注意这个日期），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支持中央政府，挥兵数万入关武装调停。实际上，中原大战伊始，反蒋联军和蒋介石都曾争取过张学良，希望将其拉拢过来，壮大自己，但张学良选择了坐山观虎斗，待价而沽。张学良选择这种比较现实的做法，自然是有原因的。1929年下半年，张学良跟苏联在东北打了一架，史称“中东路战争”。据张学良后来回忆，他挑起这场战争是出于如下三个目的：一、近年来，东北军在内战中屡战屡败，为世人所看不起，得不到尊重，因此必须要打一场胜仗为东北军正名。二、张学良的权力是继承来的，不是靠自己拼出来的，东北军内部有很多人对他不服气，虽然他找了一个借口杀掉了最不服气的杨宇霆，但杀人并不是树立个人权威的最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打一场大胜仗，证明自己是一名优秀的统帅。三、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在张学良看来，俄国人不仅打输了日俄战争，而且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也不如日本人强，所以找更弱的苏联人打上一仗，既能为东北军正名，也能增长个人权威，还能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为国争光，于己于国都有利，有什么理由不干？想法挺好，可惜张学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过于冲动。他以为苏联还是日俄战争时期的俄国，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发动了战争。果然，事与愿违，东北军死伤过万，不仅没打过苏联红军，还让苏联把黑瞎子岛给占了。但输仗失地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让日本人看清楚了东北军的虚弱和中国人的不团结，刺激了日本人的野心。之所以说中国人不团结，是因为当初东北军跟苏联干仗的时候，也就蒋介石支持了一部分军费，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包括蒋介石都没有军事行动支持。这也是导致张学良选择坐山观虎斗的原因之一——报复这几位的淡漠。话题回到张学良挥兵入关上。即便张学良入关对蒋介石取得最终的胜利帮助不大，可他还是要收取好处的——约两千万银元的出兵费，黄河以北交给他负责。朋友是在你最孱弱的时候伸出援手的人，而不是趁火打劫的人。这么看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关了张学良大半辈子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双方建立关系的核心还是“利益”二字。张学良的入关毫无疑问就是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11月初，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军队分别被张学良和蒋介石改编，中原大战结束。战后报告总结大会
1930年，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发生在5月至11月的这场中原大战，算上张学良入关的部队，有近一百五十万军队参战，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罕见。最可怜的当然是老百姓，尤其是河南老百姓，哀鸿遍野，白骨千里。军阀之中，冯玉祥算是输得相当出彩的。西北军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块块吃掉，仅仅保留了一个被改编的二十九军，曾经横扫西北的冯家班就此散伙，冯玉祥的西北军时代一去不复返。至于阎锡山，他的军队大部分被张学良改编，本人则被蒋介石要求离开山西出国考察。可阎锡山没听蒋介石的话，而是凭借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一直对日友好的态度，得到了日本人的保护，一直待在大连搞破坏活动，等待翻身的机会。新桂系也输得很有节奏感。大哥李宗仁的本部人马损失殆尽，只得暂时下野蛰伏，以待起复的时机。李宗仁没有傻等，他知道机会得靠自己创造和争取，所以他不在老家广西混了，跑去广州常驻，抱粤军的大腿，跟刚刚揍过他的粤军陈济棠搞战略合作，建立了割据两广的统一战线。表面上看起来，李宗仁抱的这根大腿很是粗壮。陈济棠在“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中完美发扬了“牛马作风，土匪心肠，妓女态度”的军阀精神，迅速地壮大了自己，拥兵近二十万，人称“南天王”，目前正在“老天王”陈炯明走过的联省自治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二哥黄绍竑则心灰意冷，在不出卖新桂系利益的前提下，投降了蒋介石。大哥二哥都离开了广西，原本入伙时力量最弱的三哥白崇禧终于熬出了头。素有野心的他，依靠新桂系在广西所剩不多的军队，大搞民团制度（全民皆兵，相当于今天的民兵），将新桂系建设成了“白崇禧”牌。汪精卫想借机再度出山执政的愿望，只能再等机会实现了。对于唐生智、张发奎来讲，一切都已是浮云。石友三也是输得精光，还好他拉得下脸来，又找了一个新老板——同是东北人的张学良。樊钟秀输得最惨，连命都丢了。说完了输家，来看看所谓的赢家。摘桃子的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的收获颇为丰厚。相比于冯玉祥、阎锡山这些老油条，相对简单的“暴脾气”张学良更得蒋介石的信赖，于是两人义结金兰。之后，蒋介石履行了对张学良入关的承诺。张学良被委以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重任，坐镇北京，一人统揽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辽宁、黑龙江、吉林、热河八省，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基本上统治了整个北方，超过了老子张作霖曾经的版图，可谓风光无限。但是，张学良率兵入关接收地盘，造成东北兵力空虚，为日本全面占领东北创造了机会，并由此助长了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野心。蒋介石看似赢了，打败了各路军阀，但实际上很难说赢。说他没赢是因为他除贼不尽。如果当时蒋介石咬咬牙，一鼓作气，派遣嫡系部队攻入广西和山西，李宗仁和阎锡山的历史就有可能至此终结。可他偏偏不这么做，因为他希望由湖南、广东、云南的地方军阀出兵攻打广西，由张学良出兵收拾山西，他自己则坐收渔利。但问题是，这些地方军阀不是傻子，谁也不愿意做这种吃力未必讨好的事情，结果大都是虚张声势一番就偃旗息鼓。蒋介石自作自受，在接下来的十数年中，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汪精卫变着法子反蒋，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阎锡山在共产党、蒋介石、日本之间摇摆得利，此所谓“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李宗仁借共产党的力量“逼宫”迫使蒋介石下台；冯玉祥的部队大量投共降日；汪精卫降日。话又说回来，中原大战还是给蒋介石带来了一定的好处。首先，他成了中国的最高权力标志，暂时稳定了权力格局，为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这两年的军阀混战过于夺人眼球，以至于大家忽视了一支不知不觉成长起来的力量——共产党。蒋介石专注于北伐和摆平各路军阀之际，无暇顾及共产党，这给共产党的成长提供了两个便利条件：其一，军阀战争创造出成群游荡的逃兵溃卒，这些人极易被共产党吸收改造，从而扩充兵源；其二，国民党派系内讧、中原大战大大消耗了国民政府的力量，这给共产党提供了成长的时间和空间，使得共产党在苏联的金钱及武器援助下，有足够的机会去扩张。有了上述便利条件，共产党更加坚定了武装割据的决心。星火燎原
在南昌起义之后，有两次至关重要的起义咱们没有讲。首先是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是黄埔二期的卢德铭（死于突围）和余洒度（后叛变）。1927年9月初，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起义军的主力是农民赤卫队，训练不足，武器基本都是梭镖。什么是梭镖？毛泽东形容为“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起义军被迫撤向江西。由于部队缺乏补给，导致士气越来越低落，开小差已经成了公开的行为。这时，34岁的毛泽东体现了他的过人之处，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队伍先停下来，咱们就地开会。这个临时决定开会的地方叫三湾村，这次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毛泽东决定：其一，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余洒度免职。其二，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其三，官兵平等，不许打骂士卒。“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也让士兵们在艰难的处境中感受到了长官的不抛弃不放弃，从而使军心渐稳。接下来，部队来到了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适合长期发展，因此毛泽东决定不走了，他要把这里建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据地。其实，井冈山已经有了两个“山大王”：袁文才、王佐，不过二人很快就被毛泽东收服了。在此期间，毛泽东结识了第三任妻子贺子珍，两人于1928年5月完婚。就在这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发动了湘南起义，可惜他们的对手是李宗仁，起义军很快就只剩下了一万多人。好在朱德、陈毅收到了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站住脚的消息，于是振臂一呼，率领剩下的近万人退到井冈山。1928年4月底，朱毛握手，会师井冈山。会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编，部队改叫中国工农红军。由于部队中的大部分军官都来自国军第四军，而且第四军的“铁军”名头实在是响亮，于是将番号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为什么还没有一二三军就先来个第四军的原因。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林彪任营长，粟裕任连长。这支红军又被称为“朱毛红军”，从此朱、毛并称。八个月后，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前国军军官彭德怀，在发动“平江起义”之后率军来投。一时间，井冈山群英荟萃。共产党的第一主力团队——井冈山团队，就此成型。秋收起义之后，即1927年11月，共产党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地区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即“黄麻起义”。以此次起义为基础，张国焘和徐向前等人于1931年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地位和作用仅次于井冈山团队的鄂豫皖团队，由此诞生。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起义居然孕育了徐海东、李先念、董必武、王树声、陈锡联、刘华清等数百位共和国将帅和国家领导人，而起义的中心地红安县，居然以此为开端，走出了两百余位将军，使得几乎每七位开国将帅中就有一个红安人。红安县由此获得共和国“将军第一县”的名号。秋收起义和黄麻起义结束后，军阀与政府大打出手，红军则抓住这个空子迅猛发展。一年多的时间里，红军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团结农民，使得自己的根据地如雨后春笋，一个劲猛长。到1930年春，共产党手里已经有了大小十多块根据地，十四个军近十万红军。令人惊喜的是，到8月时，红军首次出现了“方面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叫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纯青，以至于李辅国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便在睡梦中实现了去地下侍奉先帝的愿望。二十多年前，名不见经传的李辅国从皇家马房里走出来，前往东宫服侍太子李亨，正如他此刻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一样，全都是悄无声息。但其一生的经历，却是让人们尽皆以鼻嗤之，即使有他当年劝李亨北上灵武和后来诛杀张皇后的闪光点，但依然摆脱不了人们对于他这类弄权者的诟病。李辅国虽然悄无声息地死亡，但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人击掌相庆，有的人则暗自捶胸顿足，而李豫则不被外界所干扰，假意下令追查真凶，派人安抚李辅国的家人，并以刻木代替其首级全身安葬，追赠为太傅。李豫终于将李辅国送到地下去侍奉先帝，这也让他长舒一口气，不过任何一场政治斗争都会有得利者，李豫固然是最大的赢家，但他是依靠程元振才铲除了威胁自己地位的李辅国，所以清除李辅国后，程元振理所当然地取而代之，握有禁军的全部指挥大权。早在李辅国被迫搬出皇宫居住时，李豫就加封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并进封邠国公，追赠其父程元贞为司空，母亲郄氏为赵国夫人，当时程元振的权势可以说已经超过了李辅国，朝廷大部分人尊称他为“十郎”。虽然当时程元振内心十分喜悦，但皇宫之外的李辅国依然过得逍遥自在，这让程元振并不踏实，一直到李辅国死后，他才彻底长舒一口气，虽然他此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达到如日中天的权势，但此刻万人之上的感觉还是让他逐渐飘飘然起来。事实证明，权力这个东西虽然会让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但它也会瞬间蒙蔽人的心智，让人在一片懵懂中逐渐迷失自己。树敌坦白地讲，程元振不具备李辅国那样的阅历，更不具备李辅国那独到的眼光，李辅国可以在关键时刻力劝李亨北上灵武，这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反观程元振，无论是向李辅国告密还是建议李豫削减李辅国的权力，都带有投机的色彩。最关键的是，程元振的心中没有“忠义”二字，程元振和李辅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李辅国虽然专权，但对肃宗李亨还存有一份忠心，而程元振则完全是利益至上，即使是给予他权力的皇帝李豫，如果遇到非常时刻，他也敢把皇帝拉下马。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人地位达到一定高度后，必然会无所顾忌。纵观程元振掌握权力后的所作所为，如果说李辅国是专权跋扈，那么程元振则是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例如原为淮西节度使的王仲升在与安史叛军作战中被俘，当时由于屈从叛军而得以保全性命，叛乱平定后，又重新归顺朝廷。按说王仲升这样的人应该会遭到秋后算账的，可就是因为他与程元振交好，不仅未被治罪，反而被程元振推荐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进而打破了唐代军将不曾兼任御史大夫的传统。不过从最后的结局来看，程元振的结局要明显好过李辅国，至少没有身首异处，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虽然他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但并没对皇权形成威胁，而之所以他最终也像李辅国那样被李豫所打压下去，完全是因为他不知轻重树敌过多。事情的起因源于冤杀来瑱事件。来瑱，邠州(今陕西彬县)永寿人，唐朝名臣，以忠义闻名，曾任北庭行军司马，后经拾遗张镐推荐，在天宝初年“智谋果断、才堪统众”，进士及第从而踏上仕途之路。安禄山造反后，来瑱死守颍川，箭法高超，敌兵应弦而倒。叛军又派降将、来瑱父亲的部下毕思琛劝降。毕在城下凭吊来父。来瑱不领情，派众将冲杀出城，杀敌甚众。安禄山部下开始畏惧来瑱，称其为“来嚼铁”。乾元二年（759年），来瑱移镇河西，改任陕虢节度使兼潼关防御团练镇守使。次年，再改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上元二年（761年）春，来瑱击破史思明余众于鲁山，再战汝州斩首万级。来瑱虽然英勇善战，智谋果断，但其性格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傲慢。随着自己不断创建军功，来瑱逐渐开始翘起了尾巴。宝应元年（762年），李亨下诏让来瑱回朝述职，来瑱居功自傲，让将士以平叛战事紧张为由，上表请求挽留自己，结果李亨只得无奈让他回去，但来瑱这种做法是纸里包不住火的，李亨知道后对他非常不满，行军司马裴奰趁机上表参其有不臣之心，说来瑱善谋而勇，恐后难制，即除之可一战擒也。当时李亨虽然认为裴奰说得很有道理，但他并没有下定决心就此除掉来瑱，并且随着李辅国突然发动兵变，以及李亨的去世，除掉来瑱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李豫即位后，并没有忘记除掉来瑱这件事，虽然表面继续优待来瑱，任命其为襄州节度使、奉义军渭北兵马使，但暗中却让裴奰伺机除掉来瑱。裴奰率军自均州东下，来瑱知其来意不善，也不想束手就擒，因此率兵迎击。双方在谷水北相遇，裴奰兵发箭射击，来瑱手下大将薛南阳以三百骑绕出其后，突然攻击，来瑱又从正面冲击，裴奰大败，被俘送京师。由于一时杀得兴起，来瑱虽然当时出了一口恶气，但当他冷静下来后，知道闯了祸，于是入朝谢罪。李豫念及他有功于社稷，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按说这件事情随着皇帝陛下的不予追究，应该到此为止，但来瑱偏偏和程元振不和，原因是程元振曾经求来瑱办过事情，来瑱因为瞧不起程元振所以置之不理，这样一来程元振便怀恨在心。程元振和裴奰的观点一样，认为来瑱有不臣之心，绝不能留，但他的出发点和裴奰却完全不同，裴奰完全是为朝廷着想，而程元振则是为了公报私仇。所以这次来瑱来京城，程元振岂能让他再回去，虽然皇帝陛下已经不再追究来瑱，但程元振却发誓一定要借皇帝之手除掉来瑱这个眼中钉。想来想去，程元振决定采取“诬告”这种屡试不爽的招数。应该说程元振还是很能洞悉人心的，他十分清楚皇帝陛下最反感什么：八年的平叛战争让大唐帝国国势衰微，李豫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向叛军屈膝投降的人，以及与叛军同流合污反叛朝廷的人。看准了这一点，程元振的诬告之词随即而来。“陛下！来瑱虽然已经谢罪，但奴家认为这个人还是不能饶恕。”“哦？为什么？”“陛下其实并不知道来瑱曾经和叛军做过什么，我相信陛下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饶过他的。”“有这等事？那你和朕说说来瑱曾经做过什么。”“陛下知道王仲升为什么会被俘吗？”“为什么？”“那是因为来瑱和叛军串通一气，致使王仲升没有防备所以被俘，先帝在世时，裴奰曾经说来瑱有不臣之心，就是指的这件事。”程元振拿准了李豫的死穴，知道李豫听完后一定会勃然大怒，所以他的这几句话等于宣告了来瑱的死刑。果然，李豫听完后直接下令削除来瑱的官爵流放播州（今贵州遵义），后来又下令赐死于途中。来瑱之死虽然让程元振报了私仇，但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件事居然在来瑱据守的襄、汉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其部众听到来瑱被杀后，全都齐聚襄阳，共推来瑱的部将梁崇义为帅，并联名上疏李豫，要求为来瑱平反，并为其立祠。当时的形势可谓剑拔弩张，如果李豫不答应这些部众的要求，以梁崇义为首的襄汉守军大有反叛的迹象，本来就已经被安史叛军搞得焦头烂额的李豫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又起战端，最终不得已下令以功臣的礼节改葬来瑱，并任命梁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李豫实在没有想到来瑱事件最终居然会差点生起战事，憋了一口气的他将所有的怨气发泄在了程元振身上，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的辐射力度远远不止于此。当诸镇节度使知道来瑱被杀的消息后，无不大为震惊，这些人在朝廷宣他们入朝时，均以害怕被程元振进谗为由而不敢奉诏。当时听到这个理由后，李豫差点没背过气去，如果一个人因这种理由可以被兴师问罪，但如果所有人全都是这个理由，那这就叫“民意”。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程元振在李豫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可是程元振并不知道皇帝陛下的内心所想，在他看来，连诸镇节度使全都害怕自己，那自己的权势俨然已经超过李辅国，他为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而无限自豪。在我看来，程元振这个投机分子此时完全应该清醒一下头脑，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如果他这样做或许还能救赎自己，但他的个人素质又决定了其位置越高，就越是如水田里的蛤蟆，叫的声音越大。但这世上无论做什么，总是有不能突破的界限，可惜程元振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接下来他只能是在为非作歹的道路上继续一路撒欢，直到他触及了道德底线，坏了国家原则。前边我们曾经说过，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大军入寇大震关时，边将和地方官接连向朝廷求援，但求援文书却被程元振隐匿不报，致使吐蕃大军长驱直入，一直到达邠州后，李豫才得知消息，李豫当时派遣郭子仪出兵咸阳抵御吐蕃大军，但吐蕃二十万人马已经快速渡过渭水，直逼京师长安，郭子仪急忙派使者入奏李豫，请求增兵咸阳，但使者却被程元振阻拦在外。如果说来瑱被杀事件是程元振被打压的导火索，那么阻拦使者面见李豫就是程元振最终被打压下去的直接原因。逃过一死程元振阻拦使者面见李豫的直接后果，就是让皇帝陛下不得不放弃京城长安，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出逃陕州，但在陕州李豫多次下令征召各地兵马勤王，却因为诸镇节度使痛恨程元振，而无一人应诏，这让李豫备感尴尬。李豫此时忽然明白，程元振虽然不像李辅国那样让自己觉得受到钳制，但这个奴才却在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使自己和整个国家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所以李豫下定决心一定要铲除程元振。时任太常侍、翰林待诏的柳伉看透了李豫的想法，他不失时机地向李豫上疏请求杀掉程元振，他在奏疏中详细说明了李豫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吐蕃大军胆敢一路直逼京城，虽然是因为各路勤王人马消极所致，但根本原因是他们担心自己会得到来瑱的下场，而导致来瑱被冤杀的元凶就是程元振，只要杀掉程元振，各路勤王之师很快就会到来，收复京城长安指日可待。“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请赤臣族以谢。”这是柳伉在奏疏上写的最后一句话。应该说当时上疏李豫请求杀程元振的虽然只是一个不入流的翰林待诏，但柳伉这种芝麻官都敢上疏弹劾程元振，说明这在朝廷内部已经形成一种倾向。事实上李豫从柳伉的奏疏中已经嗅出了这种味道。如果说先前李豫还有一丝犹豫的话，那么柳伉的这封奏疏让他下定决心清除程元振。李豫认为程元振虽然人人痛恨，使自己几乎陷入绝境，但毕竟在李辅国发动的那场兵变中，程元振充当马前卒立下汗马功劳，对自己也算是有拥立之功，所以他并没有对程元振赶尽杀绝，而是下令削除程元振的所有官爵放归家乡。程元振虽然为非作歹，但他的资历显然无法和李辅国相比，所以得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他无法像李辅国那样直面皇帝对质，只得卷起铺盖走人。但程元振依然没有丢掉信心，这个投机分子始终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现在他虽然暂时成了一介草民，但他坚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事实证明，从某种角度而言，程元振也有让人佩服的一面，那就是他可以完全置自己的尊严于不顾，只要能够重新回到皇帝身边得到重用就是胜利。当后来程元振得知吐蕃大军已经撤出长安，皇帝陛下重新回到京城的消息后，他打扮成妇人模样悄悄地重新回到长安，以期寻找机会接近皇帝，重新得到任用。程元振还是十分聪明的，至少妇人的打扮很符合其自身具备的功能，但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程元振凭借着妇人的打扮重新回到长安，但他在长安并没有保持低调，终于因为和御史大夫王升饮酒作乐，被京兆府的人上疏弹劾，李豫下令逮捕他。重新回到京城长安的程元振犹如秋后的蚂蚱，没有蹦跶几天，就到了监狱之中，应该说李豫还是十分仁慈的，他依然没有将程元振置于死地，而是下令将他流放到更远的地方——溱州（今四川綦江县东南）。在李豫下达的诏令中，详细列举了程元振的罪行，同时也宣称并没有忘记他曾经立下的功劳，所以综合起来为了防止他再次回来，只得将他流放远地。“纵有非常之赦，不在会恩之限，凡百僚庶，宜体朕怀。”这是李豫在诏令上写下的最后一段话，从这封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豫对程元振的凶顽有了很深的认识，但他同时也明白程元振在主观意识上并没有胁迫皇帝的意思，这一点和李辅国有着本质的区别，程元振最多是由于其性格和水平原因祸乱朝纲，但李辅国却实实在在让李豫备感压力。如果没有程元振阻拦使者致使吐蕃大军占领长安，迫使李豫逃奔陕州，没有因为他各镇节度使不听诏令这两件事，程元振的地位或许不会动摇。所以程元振虽然是罪有应得，但也算是政治牺牲品，因为正是在他被处理后，各镇节度使开始纷纷调兵遣将前来勤王。当程元振第二次看到皇帝陛下流放自己的诏令后，他既感到庆幸又感到绝望，绝望于他东山再起的愿望破灭，庆幸于仁慈的皇帝陛下依然没有忘记他曾经的功劳。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豫又念及程元振的曾经的功劳，将他改为流放比较富庶的江陵（今湖北江陵），未过多久程元振便病逝。程元振终于走完了他投机的一生，他的崛起有侥幸的成分，同样他的结局也有幸运的成分。程元振崛起于在那场政变中的告密，但实际上他没有资历和能力让自己得到的权力平稳地运行，尤其是在原则问题上，程元振的政治水平不是一般的低。幸好他的行为并没有让皇帝陛下感觉受到钳制，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从这一点来讲，他的确是幸运的。对比李辅国和程元振两个人的经历可以明显看出，在那个专制的社会，官场中决定人生死的可能不是什么所谓的法律，而是你的行为会为皇帝带来什么样的感受。李辅国让皇帝有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受，所以他只有死。程元振虽然祸乱朝纲，但在皇帝眼中他也不过是自己的玩物，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李辅国、程元振接连迅速上位，又以俯冲之势急速衰落，事实上无论他们怎样兴风作浪，都没有对皇权产生根本性的威胁，他们是宦官群体的代表，李豫虽然清除了这两人，但他内心明白，对于宦官，自己还是可以操控的。而继李辅国、程元振之后，李豫也并没有就此对宦官进行限权，相反他却很快找到了这两个人的替代者。对比前二者，这个人从经历上看，比李辅国和程元振要丰富很多，因为这个人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可以说当时就连这个人可能也没有想到，当皇帝陛下相中自己后，他的权势居然超过了李、程二人，这让他开始有了非分之想，却最终也没能逃过李、程二人的宿命。这个人就是鱼朝恩。权侔人主鱼朝恩，泸州泸川（今四川泸县）人，开元初年入宫当太监。安史之乱发生后，随李隆基出逃，侍奉太子李亨，颇得信用，历任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主管内侍省。乾元元年（758年），鱼朝恩被封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军。值得一提的是，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官职就是从鱼朝恩这里开了先例，后来一直到唐朝灭亡成为了定制。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在邙山之战中，由于鱼朝恩不懂军事过分参与指挥作战，致使唐军惨败，河阳、怀州先后失守，鱼朝恩最终狼狈逃回陕州。洛阳收复后，鱼朝恩虽然被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但由于有邙山失利的阴影，使得他开始归于沉寂。李辅国、程元振接连兴风作浪时，鱼朝恩始终默默无闻，一直到广德元年（763年）十月，他才迎来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李豫被吐蕃大军逼迫得奔逃陕州，禁军士兵一时间四散逃亡难以召集时，只有鱼朝恩率领的神策军自陕州迎驾于华阴（今陕西华阴），并始终护卫在李豫身边，这让李豫很是感动，由此开始宠信鱼朝恩。李豫重新回到长安后，鱼朝恩率领神策军一同进入长安，自此之后神策军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安。永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