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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成熟丰满熟妇av无码区 发布时间:2024-01-06 14: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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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BE8中国8SEX望进入政界。另一个人虽然也是复社成员,但他属于不同地方文人的团社或是另一地区的名士。举例说,倘若你与苏州或太仓关系颇深,那么你就比来自昆山或吴江的人更有可能参加清政府或科举及第(见下表)。这样,与有势力的恩主之间的私人关系又重新建立起来。自有朋党以来即已为人所熟悉的各种现象重新出现,但是旧的控制明朝高级文官机构的政治联盟并没重建。事实上,大学士们越来越成为皇室的文学侍从,而不是代表官僚利益的典型品官。在多尔衮手下,他们丝毫不能独立于摄政王的意愿之外。1649年,即在一名前复社成员殿试中了状元的同一年,多尔衮命令负责编纂《太宗实录》的大学士们利用一切机会在他们正在撰写的编年史中为摄政王的武功粉饰润色。范文程、刚林、祁充格、洪承畴、冯铨、宁完我和宋权等大学士们并不打算维护传统认可的史馆的独立性,乖乖地照办了。苏州府复社成员表表注: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一书,列有苏州府、太仓州、长洲、吴县、吴江、常熟及昆山等地复社成员共330人,其中188人事迹不明,亦无评语,另有142人有事迹及史评。本表所列即此142人,注明他们是在明朝还是在清朝取得功名,以及是否出仕清廷。

                      多尔衮的威福及其薨殁

                      迄今为止,除皇帝外,已经没有人能在任何方面与多尔衮相匹敌了。摄政王本人甚至已开始以帝王自居。1650年,他的王妃过世,多尔衮时年39岁,遂纳其侄子豪格的遗孀为妃。豪格这时早已被逼自缢身死。同时,摄政王还像天子一样,征朝鲜公主为妾。他把日常政事大多交付博洛、尼堪和满达海处理,自己则开始追求更多的优雅燕闲。1650年7月31日,下令说:京城当夏“溽暑不可堪”。北京作中国首都的历史悠久,将政府中心迁移别处是不可能的。但是,经查询辽、金、元三朝的历史,他确认它们在长城以北的边地也有都城。所以他决定在热河的某地建一座城池和宫殿,以使自己可以在燕山一带“避暑”。这个供他夏天避暑的都城规模不会太大,因为摄政王并不想使臣民负担过重。然而各省所加派的白银仍达250万两,或者说是全国一年税银总额的12%。清廷还下令从整个北方征丁兴工。这年冬天,多尔衮率大队人马出长城行猎。12月5日,在喀喇城附近,皇父摄政王病倒了。三天后,尚可喜从复明分子手中夺取了广州城,在帝国遥远的南方取得了重大胜利。当然多尔衮这时无法得知此事,他的病情每况愈下。1650年12月除夕日,这个满洲人“洪业”的主要缔造者在喀喇城溘然长逝。多尔衮过早谢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时,震惊了顺治朝廷。几天后,即1月8日,多尔衮的灵柩还京,清廷迎祭以天子之礼。灵柩庄严地进了东直门,过玉河桥,穿过街道。众官沿道排列,其内眷则侍立于各府第门道内,身着素缟。许多人哭了,但几乎没有人会料到,数周之后,这个曾经权势无比的摄政王的英名会受到公开的斥责,而他的侍臣们则锒铛入狱。不过多尔衮正式下葬后不久,建造陪都的工程就草草宣布停止。诗人吴伟业写道:闻说朝廷罢上都,中原民困尚难苏。
                        《世祖实录》第三卷,第35—36页。希福为索尼的伯父。那天他因奏陈称旨,受厚赐,得鞍马一,银40两。但此后不久,他因与多尔衮主要的谋臣谭泰有隙,罢官。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页。?同上书,第36页;参见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2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2页。?陶晋生:《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5页。?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第39—41、113—114页。?关于这些问题的综述,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77—379页;哈罗德·莱曼·米勒:《派系斗争》,第3页。?由于顺治皇帝登位时诸贝勒曾搞过一些阴谋,所以清政府在北京建立后,就宣布任何人试图在贵族中结党营私,都将立诛无赦。李格:《关于多尔衮拥立福临问题的考查》,第266页。?昭梿:《啸亭杂录》第四卷,第5页。?同时,清廷为贝勒确定官阶。后来贝勒事实上指第三等封爵,而前两等均称“王”。?根据吴秀良的说法,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权力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审议机构”。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3页;《鳖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9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4—1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0页;克拉迪尼:《论清代的内院制度》,第419—420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当诸王大臣与九卿科道合议之时,卿臣欲与满洲诸王说话,则须下跪。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7页。?查尔斯·O·贺凯:《明朝》,第89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0—13页。1644年,作为新政府继承明制的一部分,多尔衮建立了一个单独的翰林院,次年,并入内三院。此后,翰林院一直隶属内三院,直到1657年才恢复其行政独立性。从1662年到1670年,它又被并入内三院。“除了它的官吏职衔名称有些变动外,这种合并没有改变它的职掌。1670年,翰林院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直到1906年被废罢为止。”吕元驄:《翰林院》,第3—4页;参见同上书第215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29页。?新政权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正是官僚政治的混乱大大地削弱了明王朝。清人所继承的明朝政府有两个特点受到人们的抨击:第一,大臣们总是想把自己的职责推诿给别人。户科给事中朱之弼对这一习俗有如下的描述:“国家之事全在六部,而今日六部之病,惟在推诿。大抵疑事畏事之念多,任劳任怨之意少。一遇事至,有才者不肯决,无才者不能决。事稍重大,则请会议,不然则迁延日月,行外察报而已,不然则卸担于人,听督抚参奏,不然则畏首畏尾,听科道指名而已,苟且塞责,无容再议而已”。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第二个遭到指责的缺陷是各部曹间实际职能的混乱。清朝大臣们从一开始就决心分清各部曹的职责,因此,对未能将事务正确归类以送往有关部曹的官吏,规定了严厉的惩罚制度。?多尔衮刚被封为摄政王,就废除了由满洲诸王分管六部的惯例。虽然这项措施可能首先是针对多尔衮的主要对手豪格的(他当时控制着户部),但这也加强了多尔衮对官僚机构的个人控制。多尔衮为确保由他自己一派的人出任六部及内三院的要职,费尽了心机。例如,他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巩阿岱,和后来另一侍臣谭泰一样,被安置在吏部的一个要职上。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1—2页;参见黄培:《专制制度》,第84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3页。?《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68页。?同上书第二十卷,第241页。时为1645年10月15日。?吴秀良:《中国的交通》。?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3页。?多尔衮在呈奏盛京的顺治皇帝的章疏中,强调了北京(燕京)与君临天下之间的关系,正式要求他迁都南下。他在奏文中指出,燕京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帝都,明朝也是从这里统治一个庞大帝国的。认为在北京建立一个水久性的都城,会因君主制度的加强而有损于自己的特权,也是满洲贵族的看法。许多贵族反对迁都。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清廷这时还经实测修正了历法。1644年7月29日,汤若望奉上级教会之命,多少有点勉强地上表请求,提出公历是现有最精确的历法。摄政王表示同意,认为拥有一部尽可能精确的历法,对本朝来说是很重要的。于是,汤若望按照公历,与清廷天文学家一起预报9月1日的日蚀,进行实测比较。结果汤若望的计算最为准确,1644年10月31日,清廷定制采用公历,除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5页;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3—5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324—325页;史景迁:《改变中国》,第3—4页。?关于天坛在宇宙论上的重要性,见芮沃寿:《中国城市的宇宙学》,第71页。天坛使天子自命为宇宙中心的主张得到了正式确认。关于祭拜天地典礼过程的描述,译自《大清会典》。见E.T.威廉斯:《清代国家宗教》,第12—14页。?关于这些官职以及这些受赠封的人的姓名,见布鲁纳特和哈格尔斯特龙:《当代中国政治组织》,第493—49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有人认为《实录》夸大了满人在山海关战役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为了拔高多尔衮在征服期间的领导地位。王崇武:《吴三桂与山海关之战》,第153页。?《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同上书,第114页。?汉语“叔父”这一称呼,译成满文为Ecike,但这不仅仅是一个表明亲属关系的词,它还表示高于王的一级身份。陈捷先:《清史杂笔》第一卷,第39—79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1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5页。?同上书第一卷,第37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18页。?《世祖实录》第十六卷,第190—191页。?阿巴泰1643年曾率大军伐明,克城94,俘口36万。此时,他正率部镇守山东。1644年5月7日,清廷为奖赏其攻克锦州之功,晋封他为郡王。《世祖实录》第四卷,第40—41页。1646年,阿巴泰薨,子岳乐袭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页。?《世祖实录》第十六卷,第17—18页。1646年2月10日,多尔衮以诸亲王、郡王及众大臣不尊事皇帝,而对摄政王曲意逢迎,跪拜之如真天子,感到必须加以斥责。郑天挺:《探微集》,第115页。此后不久,多尔衮谕示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及其他几位从臣,说自己因患风疾,不胜跪拜。1648年1月24日,包括拜伊图、锡翰(巩阿岱之弟)在内的一群亲信便当朝上疏,谓皇叔父贵体不和,不当向皇帝行跪拜之礼。正文所述多尔衮所赞成的这一新制是苏尼、冷僧机、范文程和刚林提出的。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6—7页。?王崇简,北京人氏,1643年进士及第。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出逃,1645年回京,入仕清廷,多尔衮任命他为国史院学士。1658年,迁礼部尚书,1661年致仕,颇享时誉。他在北京南郊的怡园,成了一个著名的文人活动中心。此外,王崇简还以其养育了一大群有出息的子孙而出名。他的六个儿子中有五个官至高位。他家总共有四代人进入翰林院。杜登春:《社事始末》,第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15—816页。?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9页。?《贰臣传》第八卷,第6—7页,第九卷,第14—17、18—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16—117页。清太祖、太宗年间,由大臣推荐的进士及第者才能参加朝考。朝考是进入翰林院的必要条件。1646年,大约有100名新进士被推荐参加朝考。主要标准是年纪、体貌和文艺。1646年,实际被选任庶吉士的为49人,1647年则为23人。吕元驄:《翰林院》,第12—13、24页。?这时期其他礼部官吏因早年供职翰林院,也有与内院保持牢固的个人联系的。例如,孙之獬(山东人)明亡前曾在翰林院供职,现在出任礼部,他屡次奏请禁止奢侈,劝告年轻儒生不要清高,鼓励适当的社会等级制,以利于规范的更新。《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5页。姚文然(安徽桐城人),李自成夺取北京时为翰林学士,也在多尔衮摄政前期供职于礼部。《安徽通志》本传载:“明亡,闭户自经,以救苏。顺治初,擢礼科给事中。”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一八○卷,第2页。康熙年间,迁刑部尚书,1678年卒于任。他的重曾孙姚鼐,即19世纪早期所谓桐城学派的创始人。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四六卷,第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0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246—3786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同上书。孙承泽以其正直与坦率,特别受多尔衮的宠爱。有一次,孙承泽甚至发展到批评说用满洲礼仪祭天不当。虽然他明确断言汉礼优于满洲人自己的礼仪,多尔衮还是不肯处罚他。郑天挺:《多尔衮》,第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82页。冯铨为北党之首,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南方著名官员的交往。他与钱谦益特别亲密,有传闻说钱谦益在政治上欠着冯铨一笔人情债,因为他曾两次求助于冯铨:一次是在崇祯年间他受到弹劾,需要贿赂一个冯铨认识的太监时;另一次是钱谦益参加清政府后需要保护,以对付批评他的人时。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除前述有关陈名夏的段落外,可参见《贰臣传》第十一卷“本传”,以及计六奇《明季北略》第117页。关于陈名夏与多尔衮拥护者(谭泰、巩阿岱、锡翰等)的关系,见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6页。?当阮大铖开始派人逮捕复社成员时,方以智乔装成郎中逃到了中国东南部。他在南方拒不参加福州的唐王政权。此后,又回到了安徽。方以智次子方中通娶的是陈名夏的三女儿。而陈名夏之子也娶了方以智弟弟的一个女儿。这个资料是威拉德·彼得森博士提供的。参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32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三卷,第29页。?谈迁:《北游录》,第38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例如,1646年,他推荐他的同乡、同年进士金拱敬任吏部考功郎。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1—22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六六卷,第7页。?谈迁:《北游录》,第369页。?除了学说满洲话(他天天学习满文)外,冯铨还特别注意与辽东“旧臣”拉关系,尤其是与范文程,他俩已经到了亲近融洽的地步。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因为清廷对推行剃发令极为优柔寡断,许多官员无法断定政府真正的意图何在。某些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官吏则已经决定剃发蓄辫,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制度最终是要被执行的。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谈迁:《北游录》,第35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页。?琴川居士编:《皇清奏议》第二卷;参见王先谦编:《东华录·顺治朝》第二卷,第1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7—9页。?清初对王安石的评价是完全否定的。1663年,诏改科场条例,康熙皇帝就批评了王安石所创之八股文,予以贬责(王安石改诗赋之试为经策之试,八股文则始于明朝——译音)。吕元驄:《清初乡试条例》,第392页。?琴川居士编:《皇清奏议》第一卷,第3—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东华录·顺治朝》第

                        昆都仑汗。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他是淑勒贝勒。从1607年到1616年,他被称作淑勒昆都仑汗。到1615年,随着其雄心与成就的不断扩大,他又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更好的权力标志,以便最终高居于他从未真正信任过的其他部落首领和自己的子侄之上。他在曾经统治过中原的本族祖先的历史中找到了这一新权力的依据。满族是通古斯人的后裔。通古斯人曾建立金朝(1115—1234),将宋朝赶到南方,而统治了中国北方大部地区。当时,金朝统治者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汗,不过是众多部落首领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因此,要实现建立帝国的野心,就必须仿效南宋制度,努力创造一种等级更为森严的君主权威形式,以便削弱其他部落首领的竞争力。如今,谋士额尔德尼——可能也是明朝的境外居民——又一再向努尔哈赤进言:1612、1614和1615年多次出现于夜空的虹光,都是天命将移的预兆。于是,努尔哈赤于1616年宣布建立后金王朝,向着征服天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努尔哈赤创立金国,并不意味着他对明朝已持完全敌对的态度。然而明朝早在他于建州、海西一带称汗之时,便已警惕起来了。曾于1608—1611年间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很快就意识到努尔哈赤的威胁,并于1609年建议朝廷同这个潜在的敌人进行谈判,以便争取时间加强东北防务。但熊廷弼因主张不得已时可对努尔哈赤作出暂时让步,而使自己陷入了与朝中“言官”对立的极大危险之中。后者认为,这一主张带有怯懦、绥靖的味道,只会鼓励而不能阻止努尔哈赤的入侵。两年后,熊廷弼被弹劾,调离辽东,努尔哈赤征服天下的势头则在继续发展。明朝非但没有同努尔哈赤谈判,还关闭了与满族的边市贸易;1613年,叶赫受到威胁时,明广宁总兵张承荫又出兵援助叶赫,要求努尔哈赤放弃攻打叶赫的企图。也许是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也许是由于明朝对叶赫的庇护,1618年,努尔哈赤决心进军辽东,直接与明军对抗。这年5月7日,努尔哈赤列述了对明朝的“七大恨”,次日便率领1万军队直扑抚顺。

                        吞并辽东

                        抚顺位于浑河岸边,西距后来的盛京(沈阳)约10公里,是重要的贸易城市和军事重镇。当时驻守抚顺的明朝将领是游击李永芳。在明与后金破裂前,他曾见过努尔哈赤。5月9日,努尔哈赤率军抵达抚顺城下,遣使致书李永芳说:“因尔明国,兵助叶赫,故来征之。”扬言若不投降就攻城。汝若战,则吾兵所发之矢,岂有目能识汝乎?倘中则必死矣。力既不支,虽战死亦无益。若出降,吾兵亦不入城,汝所属军民皆得保全。假使吾兵攻入城中,老幼必惊散,尔之禄位亦卑薄矣。反之,若举城纳降,努尔哈赤便禁止部下虏掠城中官员军民及其亲属为奴,也不要求李永芳及其部众改变汉族习俗,甚至可以不行满族剃发之俗。若不战而降,必不扰尔所属军民,仍以原礼优之。况尔乃多识见人也。不特汝然,纵至微之人,犹超拔之,结为婚姻,岂有不超升尔职,与吾一等大臣相齐之理乎?金兵只发动了一次进攻,李永芳便率所属千余户出降了,其中包括秀才范文程等一批辽东士大夫。李永芳的投降,有着不寻常的意义。一员明朝游击率所属军民将抚顺城献给了女真人。作为报答,他得到了这样一种待遇,既不是已被同化的境外居民,也不是受人役使的汉族奴隶,而是被接纳到金国贵族行列中的汉族边民。他娶了努尔哈赤的孙女为妻,被授予比以前更高的官职,获准保留原有部属作为家丁,后来又得到战时以副将身份随侍努尔哈赤左右,及参加1627年征伐朝鲜战役的殊荣。1634年,李永芳以三等子爵卒。其后,他的九个儿子又继续为清朝效力。抚顺陷落了,派去的援军也被击溃了,这对明朝真是莫大的耻辱。万历皇帝的大臣们为了挽回败局,起用了老将杨镐。此人以前的作战经历大体胜负参半。1598年,他在朝鲜大败丰臣秀吉,但不久以后,他的4万人马又被丰臣秀吉打得落花流水。尔后,杨镐一度失宠。1610年被召回,授辽东经略。他的上述经历,加上张承荫被革职,导致了朝廷再次将他起用,授以兵部侍郎之职,令其指挥辽东明军,抵御后金,收复失地。杨镐组织的战役也以惨败告终。1619年4月5日,明朝四路大军集结于沈阳,号称47万,实际只有约9万人。按计划,各路军队分头出动,10天后应在赫图阿拉(兴京)会合。但各路将领都没按预定时间到达。4月14日,杜松部提前一天抵达赫图阿拉,在萨尔浒一带被金军歼灭。第二天,马林部在尚间崖被击溃;4月17日,刘綎部及朝鲜援军也在布达里冈遭受重创。杨镐闻讯后,急忙率部撤回沈阳,才未受损失。这次战役,明军至少损失了4.5万人。自称公正无私的东林党领袖高攀龙,怀疑杨镐与努尔哈赤暗中勾结。于是,杨镐被劾革职,下狱处死。这时,朝廷似乎已无计可施,遂再次寄希望于熊廷弼,让他出任辽东经略。而熊廷弼则再次体验了左右为难的苦恼:一方面,辽东防线软弱无力;另一方面,朝廷的催促又急如星火。整饬防务需要时间和经费,而朝廷既无充分耐心,也无足够的财力来完成这项任务。由于受到朝中一些政治派系的攻击,以及1619年7月26日和9月3日开原、铁岭相继失陷,熊廷弼又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袁应泰。此后,局势进一步恶化。首先,看上去似乎坚不可摧的沈阳,在城内蒙古人的策应下,被金军攻破了。接着,1621年5月11日,袁应泰遣军出辽阳,随即被歼。两天后,辽阳便陷落了。袁应泰全身披挂,自杀而死。至该年夏初,辽河以东、明军重镇锦州以北的全部地区,都被金军占领了。后金吞并辽东后,又有许多汉人投入了努尔哈赤的怀抱,熊廷弼的好友马与进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马氏原籍山东蓬莱,明朝后期,马氏的一支到辽阳作官,从此便定居在辽阳了。该家族可考的最早祖先是马重德。他曾在江南作明朝的地方官,并因公正廉洁而深受百姓爱戴,被奉为当地神灵。作为明朝的将领,马与进也战功赫赫。1621年金军入侵时,他又积极投入了辽东保卫战。他的声誉确实很好,以至当其防区惨遭金兵蹂躏时,人们竟纷纷传说他已英勇战死。其妻赵氏在辽阳听到这一传说后,为表示对丈夫及其为之献身的大明王朝的无限忠诚,竟带领全家老小和家奴40余人集体自杀,并率先怀抱孙女投入井中。然而,马与进并没有英勇地战死,而是向敌军投降了。其子马鸣佩,数年后成了清朝驻南京的总督。努尔哈赤占领辽东的计划,不是没有遭到过一些女真贵族的反对。按照努尔哈赤1613年讨伐乌拉时所采取的步骤,应先对城寨周围的村落进行有计划的劫掠,使敌人无处觅食,进而将其击溃。这完全符合部落首领们的意愿,因为他们能分享奴隶、牲畜、粮草、钱财等战利品。当敌人的村落被劫掠一空,城寨也被洗劫之后,各旗贝勒便可率众返回远在东部山区的气候寒冷、牧草充裕的家乡了。而现在,努尔哈赤却打算带领他们久驻西部平原,并一个接一个地修建新的都城,不断向辽西汉族地区逼进。1619年,努尔哈赤下令于界藩修建宫室,为继续西进作准备。尽管努尔哈赤对众贝勒说,汉族地区照样可以放牧和狩猎,但他们仍不愿放弃自己原来的牧场和军事上的独立性。1619年9月,他们又跟随努尔哈赤离开界藩,渡过浑河,到达了萨尔浒,但反对他迁都辽阳的主张;努尔哈赤被迫惩罚了其中最不顺服的阿敏。1621年底,金军完全占领了辽东,努尔哈赤遂将都城迁到了辽阳。后金对辽东的吞并,导致了熊廷弼最后一次被起用。但他的谨慎态度又一次与急进派发生了冲突。在侯震旸(侯峒曾之父)等东林党人的支持下,熊廷弼同朝中宠臣、广宁巡抚王化贞进行了斗争。王化贞提出了一套精心设计的方案,主张沿辽河左岸设营,分兵屯戍,再雇用40万蒙古兵,并征募朝鲜援军,从侧翼攻击金军,从而一举收复失地。尽管熊廷弼坚持认为该计划过于冒险,但它在朝中仍获得了极大支持。1622年初,正当双方在朝中争吵不休之时,后金军队又一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一次,他们将越过辽河,直插明朝的屯田区。

                        满汉种族冲突

                        可能是出于建立帝国的雄心,努尔哈赤自吞并辽东后,便极力争取汉人的支持;他还向辽西的汉族人民明确宣布,若接受其统治,便可得到粮食和布匹。勿虑尔田宅“将非我有,尽入主人之家”。众皆一汗之民,皆得平等居住、耕作。他还利用辽西人民对贫富悬殊现象的不满,进行煽动。昔尔等明国富人,广占田地,雇人耕作,食之不尽,将谷出卖。贫困之人,无田无谷,买而食之,钱财尽后,则行求乞。与其令富人粮谷烂于仓中,财货山积而无用,何若揭杆而起。百姓闻风,必群起响应,后世遂得富足矣。最后,他向广宁等辽西城镇的军民许诺,若出城投降,便严禁手下将士抢劫、偷窃汉人财物,及离散汉人妻小亲属。1622年2月10日至3月11日,努尔哈赤挥师渡过辽河。明将鲍承先率军出广宁阻击,结果大败,只身逃脱。留守广宁的王化贞,放弃了全部进攻计划,退至大凌河,将广宁丢给了游击孙得功(辽东人)。努尔哈赤兵临广宁,孙得功立即献城投降;随后,鲍承先也投降了。两人都被拜为副将,为努尔哈赤效力,鲍承先还负责给其他明军将领写信,劝其归降。王化贞闻知广宁已失,便率其残兵败将逃回山海关,和熊廷弼部一起涌入关门。王化贞被劾下狱。熊廷弼也牵连入狱。但他是否有罪,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东林党(他们普遍认为熊廷弼无罪)和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他们极力指责熊廷弼)也卷入其中。三年后,熊廷弼正式被控犯有叛国罪。悉知辽东实情、1625年在魏忠贤支持下荣升内阁首辅的冯铨,促使朝廷作出了决定,将熊廷弼正法,并传首九边,以警告其他将领不得出卖朝廷。努尔哈赤占领了辽东和辽西部分地区,使大约100万汉人落入后金统治之下。其中许多人沦为奴隶,尽管后金奴隶的地位已获得较大改善,得到国家更多的保护。主人已不能随意惩罚奴隶;如果奴隶受到虐待,官府便会将其没收,转给别的主人。这一法律上的变化,也许反映出这样一种趋势,即后金征服辽东后,开始以拖克索(即田庄,将一定数量的庄丁束缚其上的土地单位)和奴隶作为官吏俸禄。当然,这种家长式的关怀,也表现在努尔哈赤作出的由国家对降金汉人实行恩养(乌吉黑)的决定中。事实上,他当时甚至否定了以往满族社会中自由人与奴隶的绝对界线。他说:吾国何故分别主人、奴仆,大人、小人?若有人怨恨其国,来投我等,且尽心效力,我等必不使其为奴仆、小人。虽然来自贫穷阶层的汉人最终沦为奴隶的可能性远大于成为自由人的可能,但降人的身份毕竟不是按其原先的职业或官位而直接授予的。事实上,李永芳等人只是例外。大多数降金后获得军政官职的汉人,职位都相对较低。努尔哈赤似乎相信,将汉人任命于下层,然后以功升迁,比仅仅因为某个降人原是明朝高官就直接授予高位,更为有益。彼等有功于(明)帝,或以贿赂升迁者,自以原系大臣,向来为官,不为我等效力……不论尔等昔日之功。若吾至辽东后,又立功劳,则记录之。同皇太极以后的情形不同的是,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汉族降人无居政府要职者。达海——可能曾是境外居民——于1623年被革职。范文程和后来显赫一时的宁完我等降人,在《满文老档》中皆不见记载。另一著名汉族降将爱塔(也是境外居民,原名刘兴祚),实际上又背叛了后金,于1627年投入明朝军阀毛文龙门下,后因叛逆被满族人所杀。一般说来,当时大量汉族百姓的归附——无论是自愿投诚者,还是强拉的“庄丁”——也未必是努尔哈赤吞并辽东的重大收获。后金大汗的职责要求他招纳辽西汉人,并将他们迁至辽东,同已占据了辽东但未完全恢复其稳定的女真人杂居。具体办法是令汉人与女真人合户,实际上是将满族旗人分置于汉人各户之中。照理,各户之满、汉成员都应从事耕作,而实际情形却是满人奴役汉人。汉族男丁承担了全部重体力劳动,汉族妇女则成了他们的奴婢。如此的不平等,加上缺衣少食,导致了1623年满、汉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许多汉人故意在食物和饮水中投毒,焚烧房舍,还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哨卒。努尔哈赤对这场种族间的骚动作出的反应,是收回满汉平等政策,而代之以种族歧视。他愤怒地责问八贝勒:“我等之兵去后,耀州之人即扬言杀我妇孺,其他各地之人亦毒杀我等之诸申,尔等知否?”又斥责各旗大臣对汉人过分宽容。汉官与我等之诸申,因何同等对待?若我等之诸申犯罪,则问其功劳,问其官位,稍有理由,即应赦之。若尼堪犯下死罪,又未尽心效力,复有偷窃之事,则应尽诛其子孙亲族,为何仅责打了事?合户制暂时仍予保留,但不再造成新的合户;迁入新都沈阳后,那些未合居的满汉人户,便被指定居住在按种族划分的区域内。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还规定汉人不得持兵器;而女真人则无论是不是八旗兵丁,都要随身携带兵器。这种旨在阻止汉人反抗的歧视政策,可能正是1625年汉人叛乱的导火索。这年秋,许多满族兵民被杀,据说还有汉人派人向附近的明军求援,希望重返明朝。11月,努尔哈赤采取了严厉措施。他认为汉族平民只是在一班明朝秀才的哄骗下才误入歧途的,遂令满族官吏进行彻底调查,清洗各村带头闹事的秀才:并非我等嘉善拔擢之官员,乃是昔为明国秀才、大臣而今无官者,听信奸细之言,煽动当地村民。凡此等人,皆检出诛之。究竟有多少秀才被杀,不得而知(显然也有幸存者,例如范文程)。但据明确记载,第二年,努尔哈赤将大量辽东汉人收归自己帐下,每13户编为一庄(拖克索),由一名庄头管辖,皆授以耕牛田地,令其耕作。于是,努尔哈赤趁种族冲突之机,控制了更多的汉族降人,其借口则是若将他们划归各贝勒,满人必然会进行报复,对其倍加虐待,甚至将其杀害。创建未久的后金政权,要消化吸收近百万汉人,是非常困难的,加上不利的战局,努尔哈赤遂于占领广宁后暂时停止了进攻。他曾宣布,要在1623或1624年打入山海关,进军中原。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大凌河、锦州、松山和山海关等坚固防线,仍然横在他的面前。广宁只是因为王化贞仓促退却和孙得功不战而降,才落入了他的手中。眼下,辽东地区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肯定已为驻守关外的明军将领所知,因而汉人大量归顺之事已不大可能发生了。此外,努尔哈赤的军队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坚,对明朝仿照欧式大炮制造的新式武器,也一无所知。

                        新式武器和进攻策略

                        这种欧式大炮的主要来源是澳门。那里有几家世界上最好的铸造厂,所铸“红夷”大炮在明朝人看来真是巨大无比,发射时则声闻数十里。最先使明朝政府注意到这种武器的,是基督教徒。1620年,利玛窦的教徒徐光启提出,可用葡萄牙大炮装备明军。其后,另一位教徒、南京礼部尚书李之藻,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于是,四门“红夷”大炮于1621年被运到了北京。不过朝廷内部对引进葡萄牙大炮并非全无异议。由于这种新式武器同万历、天启年间令人困窘的基督教有着某种联系,一些大臣对使用这些洋炮深感厌恶。例如,在天主教势力极大的福建,张赓等教徒就希望基督教能将中国社会从混乱中拯救出来。而军界官员则对西方国家的扩张忧心忡忡,并将基督教同这样一种罪恶阴谋联系起来,即企图侵蚀中国固有的儒家正统思想,而后者正是使中国保持强大的法宝。然而,反对派终于在洋炮

                        了,可能谁也不曾受过这样严格的隔离,在发现治疗这种病的药物之前我们没有离开这里的希望;我熟悉你的声音,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是医生,眼科医生;昨天我让你看过病,听得出是你的声音;对,您呢,您是谁;我得了结膜炎,估计还没有好,不过现在既然已经双目失明,结膜炎就无关紧要了;和你在一起的小男孩是谁;不是我的儿子,我没有孩子;昨天我为一个斜视的小男孩做过检查,是你吗,医生问;是我,先生,小男孩回答的口气显得很不高兴,人们都不喜欢别人提及自己的生理缺陷,他完全有理由不高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生理缺陷一旦被提及,立即由难以察觉变得显而易见。还有我认识的人吗,医生又问道,昨天由妻子陪着到我诊所的那个人在这里吗,他是在汽车里突然失明的;是我,第一个失明的人回答说;还有一个人呢,请说一说您是谁,既然他们迫使我们一起生活,并且不知道要持续多久,我们必须相互认识。偷车贼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声音,对,对,他以为这样表示一下自己的存在就能过关;但医生不肯放过,这个人的声音我不熟悉,您不是那位上了年纪的白内障患者吧;医生先生,不是,我不是他;您是怎样失明的;在街上;请说详细点;没有什么可说的,在街上走着走着就瞎了;医生正要问他的失明症是否也是白色的,但没有说出口,何必呢,问了也没有用,不论他如何回答,是白色失明还是黑色失明,反正谁也出不去。他抬起手,颤抖着伸向妻子,伸到一半碰到了妻子的手。妻子吻了吻他的脸颊,没有别人能看到他那憔悴的前额,那紧闭的嘴,没有别人能看到那双死亡的眼睛,像玻璃球一样,好像能看见却又看不见,着实吓人。也会轮到我的,她想,也许就在此刻,这句话没说完就失明了,随时都可能像他们一样,也许醒来就失明了,也许睡觉的时候刚合上眼睛就失明了,还以为只不过是睡着了呢。她看了看那四个失明者,他们都坐在床上,脚边放着能带来的很少的行李,小男孩带的是他的书包,其他人带的是小箱子,仿佛是来度周末。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小声地和男孩谈着话,第一个失明者和偷车贼在另外一排,相距很近,只隔着一张空床,并且面对面坐着,但彼此并不知道。医生说,我们都听到了刚才下达的命令,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件事我们必须清楚,就是不会有任何人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组织起来,因为过不了多久这个宿舍就会住满人,我是说这个宿舍和其他宿舍;您怎么知道还有别的宿舍呢,姑娘问;进这个宿舍以前我们转了转,这间离大门最近,医生的妻子一边说一边捏了捏丈夫的胳膊,让他说话时小心一些。于是姑娘说,最好由医生先生担任负责人,毕竟您是位医生;一个既没有眼睛又没有药的医生顶什么用呢;但是您有权威。医生的妻子笑了,她说,如果大家同意,我觉得你当然应该同意;我倒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主意;为什么,眼下我们共六个人,但是明天人数会更多,每天都会有人住进来,我敢肯定,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受不是由他们选举出来的权威,还有,就算他们服从,我以什么回报他们呢,况且他们还不一定承认什么权威或者规矩;这么说在这里生活下去会很困难;如果仅仅是困难那我们就太幸运了。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是出于好意,不过医生先生说的也确实有理,那我们每个人就自己照顾自己吧。要么是受了这些话的刺激,要么是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其中一个男人猛地站起来说,我们的不幸全怪这个家伙,要是我的眼睛看得见,现在就让他完蛋,他大声吼着,用手指着他认为那个人所在的方向。他指的方向并没有偏多少,但这个戏剧性的动作产生了喜剧性效果,因为他气势汹汹用手指指着的是个无辜的床头柜。请冷静些,医生说,在一场瘟疫中不会有肇事者,我们都是受害者;要是我心眼不那么好,要是我没有送他回家,我这双宝贵的眼睛还好着呢;您是谁,医生问道,但这个控诉者没有回答,好像为刚才说的话而感到后悔。这时人们听到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不错,您是把我送回家了,但是后来您利用我当时的处境偷了我的汽车;胡说,我什么也没有偷;偷了,先生,您偷了;就算有人偷了您的汽车,那也不是我,我好心帮您,得到的报答却是瞎了眼睛,再说,您说我偷车有什么证据,我倒想看看;争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医生的妻子说,汽车在外边,我们在这里面,你们还是和解为好,不要忘了,我们还要在这里一起生活呢;我知道有人不会跟他一起生活,第一个失明者说,先生们,你们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我要到别的宿舍去,不能跟这个混账东西在一起住,他竟然偷一个双目失明的人的汽车,还抱怨说因为我他才瞎了,瞎了,活该,至少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他一只手抓起箱子,为了不绊倒,拖着两只脚在地上挪步,空着的那只手扶着床,来到了两排床中间的夹道;那些宿舍在什么地方,他问,不过,即使有人回答他也不会听见,因为有个人连胳膊带腿一齐扑到他身上,原来是偷车贼说到做到,来报复让他患上病的人了。一会儿这个人在上边,一会儿那个人在上边,两个人在狭窄的空间里滚来滚去,不时撞在床腿上,就在这个时候,斜眼小男孩吓得又哭起来,不停地喊妈妈。医生的妻子抓住丈夫的胳膊,她知道自己一个人制止不了这场斗殴,就拉着丈夫沿夹道走到两位愤怒的斗士喘着粗气较量的地方。她拉着丈夫的手,让他拽住其中一个,自己拽住看起来更易制服的另一个,费了好大劲总算把他们分开了。你们俩太愚蠢了,医生训斥说,如果你们想把这里变成地狱,那么继续打下去好了,但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要完全靠自己,指望外面来救,休想,刚才的广播你们也听到了;他偷了我的汽车,第一个失明者带着哭腔,他挨的打比对手多;算啦,现在有没有都一样,医生的妻子说,反正您的汽车被偷的时候您也不能用它了;是这样,但汽车是我的呀,让那个贼偷走了,我不知道他弄到哪里去了;最大的可能是,医生说,最大的可能是您的汽车在这个人失明的地方;医生先生倒挺精明,对,先生,说得对,偷车贼说。第一个失明的人动了一下,好像要从按住他的手中挣脱出来,但没有太用力,似乎他已经明白,愤怒,即便是合情合理的愤怒,也不能让汽车失而复得,汽车也不能让眼睛盲而复明。但是,偷车贼威胁说,如果你以为以后没事了,那你就完全错了,不错,我偷了你的汽车,汽车是我偷的,可是你偷了我的眼睛,让我瞎了,想想看,我们两个人当中谁更称得上是贼;算了,医生不满地说,我们这里的人都失明了,谁也不要再抱怨,谁也不要再指责别人;我对别人的不幸不感兴趣,偷车贼轻蔑地说;如果您想搬到其他房间,医生对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妻子可以领您去,她识别方向的能力比我强;我改变主意了,愿意留在这个宿舍。偷车贼讥讽道,这孩子害怕独自一人待在什么地方,可据我所知那里没有妖怪;住口,医生忍不住喊道;噢,你这个小医生,偷车贼哼哼唧唧地说,你该知道,在这里我们人人平等,你不能给我下命令;我不是给您下命令,而是告诉您,让那个人安生安生;那好吧,好吧,可是,你也小心点儿,要是给我找麻烦,我可不是好惹的,对朋友,我比谁都好,对仇人,很少有人比得上我。偷车贼做了个要和人拼命的手势,找到刚才坐的床,把箱子推到床下边,然后大声说,我要睡觉了,那口气好像是在通知人们,转过脸去,我要脱衣服。戴墨镜的姑娘对小男孩说,你也上床去吧,在这边,如果晚上有什么需要就叫我;我想撒尿,小男孩说。听小男孩这么一说,所有人都突然急不可耐地想撒尿,虽然心中使用的词汇各不相同,但都在想,现在这个问题可怎么解决呀,第一个失明者在床下面摸了摸,看那里有没有便盆,不过同时又希望没有,因为当着其他人的面撒尿会感到难为情,当然,他们看不见,但撒尿的声音毕竟难以掩盖,男人们还稍好一点,可以耍个手腕,不让女人们听见,在这方面男人们是幸运的。偷车贼已经坐在床上,这时候说话了,他妈的,在这房子里往哪儿撒尿呀;嘴里干净点,这里有个孩子,戴墨镜的姑娘表示不满;可是,亲爱的姑娘,那你就找个地方吧,不然那孩子迟早要尿在裤裆里了。医生的妻子说,也许我能找到厕所,记得好像闻到过气味;我跟你一起去,戴墨镜的姑娘说,她已经拉住了小男孩的手;我看最好还是大家一起去,医生说,那样我们需要的时候就认识路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出这个主意,偷车贼心里想,但没有敢说出口,你不愿意让你的女人在我每次有需要的时候领着我去撒尿。这一想法背后未能言明的东西使他那玩意儿稍稍勃起,这倒让他吃了一惊,看来瞎子的性欲并不一定会丧失或者降低。还好,他想,总算没有把一切全都丢光,在众多死伤当中还有一样东西幸免于难。他不再听别人谈些什么,自己胡思乱想起来。人们没有给他多少时间,因为医生说话了,我们排成一队,我妻子在前面,每个人都把手搭在前面人的肩上,这样我们不会有走散的危险。第一个失明的人说,我可不跟那个人走在一起,他显然是指偷了他汽车的人。不是因为互相寻找就是因为互相躲避,他们挤在窄窄的过道里难以动弹,况且医生的妻子也要像盲人一样行动。队终于排好了,医生的妻子后面是戴墨镜的姑娘,她拉着斜眼小男孩,再后面是只穿裤衩背心的偷车贼,接着是医生,排在最后的是第一个失明者,这次他可以免遭对手殴打了。队伍前进得非常慢,好像每个人都不相信领路人,抬起空着的那只手在空中胡乱摸索,仿佛在寻找路上的什么坚固的支撑物,比如墙壁或门框。跟在戴墨镜的姑娘后边,偷车贼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香水气味,又想起了刚才的勃起,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两只手,一只摸着她的后脑勺,另一只径直往前,毫不客气地摸起她的乳房来。姑娘晃动身子,想摆脱对方放肆的动作,但偷车贼紧紧搂住了她。这时候,姑娘抬起一条腿用力往后一踹,尖尖的鞋后跟像一把匕首一样刺进偷车贼光着的粗大腿里,他大吃一惊,疼得发出一声号叫。出了什么事,医生的妻子回头问道;是我绊了一下,戴墨镜的姑娘回答说,好像碰到了我后边的人。偷车贼手指上沾着鲜血,一边呻吟一边咒骂,想表明这次攻击后果有多么严重,我被扎伤了,这臭女人不看看她的脚踩在什么地方;你呢,你不看看你把手放在什么地方,姑娘也不示弱,马上回敬说。医生的妻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先是微微一笑,但马上看到那可怜的家伙伤得很厉害,鲜血顺着腿往下流,这里没有双氧水,没有碘酒,没有止血剂,也没有绷带和消毒剂,什么也没有。队伍已经散了,医生问,伤在什么地方;这里;这里,究竟在什么地方;腿上,你没看见吗,那臭女人把鞋跟扎进我腿里了;我绊了一下,我没有过错,姑娘又说了一遍,但马上又怒气冲冲地说,这个混账东西摸我,他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医生的妻子赶紧劝解,现在紧要的是清洗伤口,包扎一下;可哪里有水呀,偷车贼问;厨房里,厨房里有水,不过用不着大家都去,我丈夫和我带这位先生去,其他人在这里等着,不会耽搁很长时间;我想撒尿,小男孩说;忍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医生的妻子知道,应当先往右拐,再往左拐,然后沿一条有一个直拐角的长廊往前,走到尽头就是厨房。几分钟之后她发现走错了,于是停下来又往回走,叹了一声,啊,我想起来了,从那里可以直接走到厨房,不能再耽误时间,伤口在不住地流血呢。一开始流出的水很脏,必须等水干净了才行。水是温的,有股臭味,仿佛在水管里腐烂了,不过,用这样的水一洗,偷车贼还是立刻如释重负般叹了口气。伤口看上去有些吓人。现在怎么办,怎样才能把腿包扎起来呢,医生的妻子问。在一张桌子下倒是有几块破布,大概曾用来当抹布,用这么肮脏的布包扎伤口太不慎重。这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她装作摸索的样子说;可是,医生先生,这样下去我受不了了,血不停地流,劳驾了,帮帮我吧,请原谅我没教养,刚才对你那样,偷车贼伤心地说;我们这不正在帮助你吗,正在想办法,医生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没有别的办法,把背心脱下来。偷车贼嘟嘟囔囔地说这样他就没有背心穿了,不过还是脱了下来。医生的妻子很快将背心撕开,把他的大腿紧紧包扎起来,并且用背心上边的吊带草草打了个结。这不是一个盲人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但她不想为此再浪费时间,佯装瞎子已经让她浪费了不少时间。偷车贼好像也发现这其中有什么不正常之处,按照常理,本应由医生,虽然只是个眼科医生,来为他包扎伤口,不过伤口得到处置而感到的安慰远远胜过了心中的怀疑,况且那只不过是模模糊糊的闪念。他一瘸一拐地跟他们回到原处,其他人还在那里等着。医生的妻子立即看到,斜眼小男孩忍不住尿在裤子里了,第一个失明者和戴墨镜的姑娘都没有察觉。小男孩脚下有一摊尿,他的裤脚还在往下滴水。但是,医生的妻子若无其事地说,现在我们去找厕所吧。盲人们都伸出胳膊在面前晃动,相互寻找,只有戴墨镜的姑娘立即宣布,她不想再排在那个摸过她的无耻的男人前面。队伍终于又排好了,偷车贼和第一个失明者交换位置,医生在他们两人中间。偷车贼拖着伤腿,瘸得更厉害了。临时止血带妨碍他走路,伤口疼痛难忍,好像心脏搬了家,搬到了被鞋跟扎到的那个窟窿深处。戴墨镜的姑娘又拉住小男孩的手,但小男孩尽量往一边躲,唯恐有人发现他干的事,因为这时候医生使劲吸了吸气说,这里有股尿味;妻子觉得应当证实丈夫的印象,对呀,真的有股气味。她既不能说这气味来自厕所,因为离厕所还很远,而又必须装作像盲人一样,不能挑明尿骚味其实来自小男孩湿漉漉的裤子。来到厕所,本来不论女人还是男人都同意小男孩头一个进去,但男人们最后却不分紧迫程度,不论年龄大小一股脑儿挤进去了,里边是集体小便池,这种地方也只能有集体小便池,大便池也一样。女人们留在门口,据说她们忍受能力比男人强,但一切都有限度,所以过了一会儿医生的妻子说,也许还有别的厕所吧;但是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倒是可以等;我也一样,医生的妻子说。一阵沉默之后,两个女人开始交谈起来。您是怎么失明的呢;和大家一样,突然间看不见了;在家里吗;不是,要不就是刚从我丈夫的诊所出去的时候;差不多吧;差不多,这是什么意思;是说刚出去不久;感到疼了吗;疼倒是没觉得,一睁开眼睛就瞎了;我不是;不是什么;不是闭着眼睛的时候失明的,我丈夫上救护车的时候我失明了;好运气;谁好运气;你丈夫,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一起了;这样,我也算有运气;是啊,有运气;您结婚了吗;没有,依我看从今往后再没有人结婚了;可是,这失明症太不正常了,不符合人们所知的科学,不会永远继续下去;假设我们的余生都将这样度过;我们;所有的人;一个盲人世界,太可怕了;我连想都不愿意想。斜眼男孩是头一个从厕所走出来的,其实他根本不需要进去。他的裤脚卷到了腿肚上,袜子脱下来了。他说,我在这里。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摸去,第一次没有摸到,第二次也没有摸到,第三次才抓住男孩那犹犹豫豫向前伸着的手。不一会儿,医生出来了,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他们当中一个人问,你们在哪里呢;这时医生的妻子已经拉住丈夫的一只胳膊,戴墨镜的姑娘摸了摸,抓住了医生的另一只胳膊。在几秒钟的时间里,第一个失明的人没有任何人搀扶,后来才有个人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我们全都在这里吗,医生的妻子问道;腿上受伤的那个人还没有出来,他大便呢,丈夫回答说。这时候戴墨镜的姑

                        们后面会怎样?”“李守信那里目标明显,虽然动作起来比较便利,但很费时。”韩笑接过茶杯,“井字楼改动起来不太容易,要破解只怕失败居多,不过他们肯定会去尝试。”“想法不错,也很有逻辑,可你却低估了这些人。”莫曹嗅了嗅杯中的茶水,“我对他们倒是信心十足,风爷也是。”“师父,我觉得完全不必这么大费周章。”韩笑品了口茶,疑惑道,“和他们直接摊牌,以咱们的实力……”“所以你是徒弟,我是师父。”莫曹眉毛一挑,眼中的目光犀利起来,“你最近变得好奇了很多。”韩笑脸上一僵,很快又恢复了笑容,无言地冲着莫曹一欠身,似乎在表达自己的歉意。“好了,去做你的事吧。”莫曹起身走道韩笑面前,“别让他们在李守信那里耽搁太久。”韩笑默然点头,转身便要离去,左肩却被莫曹轻轻地搭住。“陈子浩急功近利,的确该死,但不该由你来决定。”莫曹的脸上掠过一片春风般的笑容,“记住我的话,女人不适合你。”韩笑脸颊的肌肉微微一颤,腮骨鼓了起来,停顿了数秒后用力点了下头,转身快步走出房门。“你永远不会明白我的话。”莫曹望着消失在门口的韩笑,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大厦中,另一间屋内。韩笑快步走入,反手带上房门,脚下突地一个趔趄,身子歪倒在了沙发上,口中剧烈地喘息起来。停滞片刻,他艰难地脱下警服,一把撕开左肩的衬衣,颤抖着掏出一个小小的瓷瓶,将药水倾在了肩头上。三个手指粗细的凹痕赫然出现在白皙的肌肤上,空气中弥漫起一股焦臭的气味……二十四、生桩恶行李守信,男,五十三岁,籍贯不明,其自称为旅美华人,上世纪国内房价大规模浮动时,他低买高卖承建发包,不多久便在地产界小有名气。近年来他在该市投资建造了好几个中高档居民小区,并由自己亲自参与小区的布局设计。以上便是晖儿通过网络查找到的相关资料,那些布设了转煞治气格局的小区正是这位李守信先生公司旗下的物业。不难肯定,这位老兄一定是迷信上了这种险恶的手法,并以此为自己谋取利益。只不过,每建造出售完一个小区后,他必定会在三年内转让出去。也许他心里很清楚这个方法所带来的后果,为了不致引火烧身,赚了一票便直接走人,把烂摊子丢给那些想捡便宜的人去收拾。按大家商议下来的策略,当务之急便是先解决这些转煞治气格局。虽然目前发作的迹象还不是太明显,但照那天查探下来的结果也足以让人担忧了,煞气爆发的时间最多还有一周,最少可能只有三天。眼下只有尽快找出煞位上埋藏的煞源,并采用相应的方法将其解除,争取在煞气完全爆发前将一切悄无声息地摆平。七个小区,只靠六个人的力量能及时完成吗?我不知道……要想制造出足以符合转煞治气格局的煞气,煞位上埋藏的煞源就必须达到一定凶险程度,可作为煞源的东西却没有一定的限制,这对我们的搜索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即便在煞位上顺着煞气感应找到确切地点,也不能立即判定哪样东西就是煞源。如果每个煞位上埋藏的煞源都不一样,只怕就要更费手脚了。更何况,这一切还要避过小区中不住游荡的安保人员。“找你们经理来!”耿婆满脸威严地看着面前的工作人员道。此刻的耿婆穿着一套剪裁合体的深色唐装,雪白的头发在脑后梳起一个光华的发髻,上面插着一根翠绿的玉簪,一副玳瑁边的眼镜架在了鼻梁上,手中的紫檀拐杖在地上敲得笃笃作响。“对不起,对不起,让您久等了。”长着一张马脸的男子殷勤地迎上,“我是这里的经理,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买房!”耿婆顿了顿手中的拐杖道,“这里不是售楼处吗?”“是,是,是……”耿婆的气质打扮显然是起到了效果,马脸不住点头道,“只不过,我们都已售完了。”“售完了?!”耿婆哼了一声,冲我道,“儿子,你和他谈。”S扶着气呼呼的耿婆坐在了沙发上,马脸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么大脾气的老太太估计来头不会太小。“你们应该还有剩余的单元没有出售吧?”我微微一笑,从手包中拿出一张楼盘介绍来,“我母亲看中了这里的环境,想购置两套最好的复式单元。”这个小区落成不到一年,外表看来似乎已全部出售,但事实上还有十套左右的单元被开发商囤积起来。这是房地产界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在兴旺地段的热销楼盘往往都会被藏起少数精品单元,只待日后时机成熟,他们便可坐地起价,炒他个不亦乐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先挑这个小区着手的原因之一。“呵呵,先生您说笑了。”马脸打着哈哈道,“我们上个月就公布了销售状况,真的已经售完了。”“你这里的售价最高多少?”晖儿眉尖一挑,冷冷道。“目前最高的一个单元是每平米一万。”马脸的腰杆似乎直了不少,脸上满是自豪的表情。“那好,只要你还能找出适合的新单元,我以每平米两万的价格买下。”我笑眯眯地回道。“这……”马脸看了看我,不由迟疑了起来,他这里的复式房上下足有两百平米,这也就是四百万的价格,若真要买下两套便是八百万,坐地赚了四百万这可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这是一千万自带信汇,如果没问题,我们看房后便可成交。”我拿出一张精致的纸片,那是从陈子浩身上找到的,原本属于言家五虎的报酬。“几位请,请……”马脸眼中发出了异样的光芒,挺直的腰杆瞬间弯了下来。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是人?我冲晖儿会心地一笑。……“老凡那边咋还没消息?”林岳拉了拉领口那紧绷的领带,“这天真热……”莫炎瞥了他一眼,抬手打开了车内的空调,开门下车,靠在车边沉思起来。“怪人……”林岳嘀咕了一句,伸手调节了一下空调出风口,惬意地吹了起来。“呜”,林岳袋中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房子不错,环境也不错。”我点点头,转身对着耿婆恭敬道,“您老有什么意见吗?”“等罗大师他们到了再说。”耿婆眯着眼,拍了拍身边的晖儿和S,“你俩陪我到小区里走走。”“大师?”马脸费解地看着耿婆离去的背影,转脸怔怔地看着我。“我母亲很相信风水,所以这次特意请来一位大师。”我宽慰道,“只要看下来没什么大问题,我们就立即签合同。”“风水……哦,对,对,是要看看。”马脸恍然道,“我们这里的风水肯定好,不瞒您说,我们集团的总裁风水造诣很深,这里的布局可都是他亲点的。”“呵呵,是吗?”我笑着点起一支烟,“那就好。”……“灵龟纳气,格局不错。”林岳收起罗盘,四下看了看,“不过,你们这里好像有煞气啊。”“煞气?罗大师,这话可不能乱说。”马脸惊愕道,“我们这里可是……”“再好的格局也会有煞气存在,多少而已。”林岳打断了他的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主顾出钱,你们得利,做人要知足。”“呃~~大师请指点。”马脸被林岳的架势给唬住了,连忙应承道。“格局的煞位图画好了没有?”林岳拿腔拿调地冲着莫炎道。莫炎冷着脸递过笔记本电脑,上面是一幅小区布局图,七个红色标记清晰可见。“那就麻烦你带我去看看这几个煞位。”林岳悠然道。……小区中,绿茵小路上,两名中年女子正扶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慢步而行。“他们能找到吗?”S担心道,“都这么久了。”“放心吧,你画的那图很精确。”晖儿安慰道,“有莫大哥在,找煞源应该不难。”耿婆突地止住了脚步,两眼眯缝着看向一处楼房,停了一会,脸上露出了一丝奇怪的笑容。“原来是这样。”阳光下飘过一层淡淡的水雾,雾气间隐约出现一个瘦小的身影。……“玄,玄啊~~”林岳皱着眉头道,一旁的马脸诚惶诚恐地看着他的脸色,生怕这到手的肥羊会有什么意外。在马脸的带领下,我们先后查探了四处地下停车处和两处假山,莫炎一直留意着周围的环境,鼻子略略抽动着,脸上的寒意愈发浓重了起来。这几处的煞气的确很重,但却很统一,从听风能力的反应来看,似乎是一些瘦小的人形,隐藏在水泥柱内,感觉缥缈不定没有太多的实质感,只是那种别样的怨气让我不由有些微微发寒。“你们这儿死过人。”林岳严肃的样子倒真有些气势,“而且不止一个。”我发现他的手指间落下了两片细小的草叶,在昏暗的地下车库中微微发出一丝萤光,但很快便被他用脚踏住。洞冥草,传说中那种可见鬼物的植物,其实它类似于化学中的PH试纸。当然,它测试的不是酸碱度,而是怨戾阴气。“这……不会,不会……”马脸心里没底起来,一边否定着林岳的说法,一边开始转悠起肚子里的花花肠子。“不承认也罢,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林岳哼了一声,转身作势要走。“罗大师,这……施工的时候好像是有人摔下来过,至于死没死我也不清楚。”看马脸紧张道,他的后颈不知什么时候粘上了一片心形的草叶。镇心草,其叶如心,其味如兰,敷于风池可令人心惊,所问之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金钱诱惑当前,气势高调的“大师”坐镇,加上原本心虚的感觉,这个马脸已经落入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心理战术中。何况,他后颈的镇心草叶会让人产生慌乱感,那是林岳动的手脚。“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就可以解。”林岳话锋一转,装模做样地拿出一叠黄纸递给莫炎。黄纸被贴在了水泥柱上,莫炎双掌错动,拉出一道淡色灵火,顺着柱子一捋而下,柱子中传出微微的爆裂声。我清晰地听到一阵怨尤的哭泣声渐渐弱了下来,那水泥柱中的身影在灵火的掠动中倏然消失,身周原本有些阴寒的温度也升高了不少。单掌一拍,黄纸呼地燃烧了起来,莫炎转身冲林岳点点头,离开了水泥柱边。“高人出手果然非同凡响。”我佯装惊叹,手下鼓起掌来,“大师,这样就解决了吗?”“这不过是其中一处罢了。”林岳摆摆手,正色道,“刚才我们看过的地方都要如法炮制一遍,方能化解这里的煞气。”一旁的马脸虽然无法看到和听到我所见的情景,但莫炎那凭空燃火的手法和周围迅速改变的温度足以让他心惊不已,连连点头之下当即带着我们奔往其余煞位。……夕阳斜照,一辆黑色的越野车飞驰在宽阔的道路上。“哈哈,那小子吓的都快傻了。”林岳拉去脖子上的领带,大声笑道。“装神弄鬼你第一,也没看你去当演员。”S笑骂道。“这里是解决了,不过后面还有六个小区。”晖儿担心道,“如果每个都这么处理,只怕时间上会来不及。”“只要我们接着再去几个小区,自然就会有人帮我们处理的。”我笑了笑,随手点上一支烟,“接下来真正要头痛的,倒是那三个阳宅阴局的井字楼。”在处理完煞源之后,林岳信口胡诌地和马脸忽悠了一会儿,带着莫炎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小区。有了“大师”的明示,我们自然也不再逗留,假意惋惜了几句便告辞而去,留下那个垂头丧气的马脸在那里怔怔发呆。高调出场,一掷千金,带着御用风水师四处购房,这样的举动势必会传入那个李守信的耳中,所谓做贼心虚,惊动之下对方一定会想法处理掉那些隐藏的煞源,以免事发东窗。如此一来,我们便省去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这就是我和耿婆事先商定的“敲山震虎”。在此之前,我对这计划尚有疑虑,但现在却已是自信满满,对于身家颇丰的李守信而言,他最害怕便是无法享受现有的万贯家财。因为他所布下的煞源一旦被人揭发,其后果足以让他锒铛入狱。“打生桩,愚昧无知的家伙。”莫炎冷冷地冒了一句,扳转方向盘,车子拐上另一条大道。古往今来,一些宏大的建筑物都被作为社会文明和统治者权力的象征,虽然古代的建筑技术不及现代先进,但仍有不少伟大建筑物成为千古流传的文化奇迹。这当中除了依靠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不惜工本的人力物力支持外,相传还有匪夷所思的恐怖方法来协助施工,名为“打生桩”。在源远流长的建筑历史中,先后出现不少令人惊叹的建筑物,如万里长城、大运河、紫禁城等,而“打生桩”则是建造业中隐蔽流传的一项恶俗,其方法基本要点便是在建筑工程动工前,牺牲活人来镇邪。关于“打生桩”最典范的传说,是秦代建造万里长城时,据说所有被强制征召的工人在完工之后都被活活埋在了长城墙脚之下,目的是令其灵魂和长城合为一体,保护长城永不倒下。而这个习俗也传至日本,并称之为“人柱”,方法大抵相同,就是在建筑时将人活埋入支撑全座建筑物的主力梁柱内。相传这种做法的起源于建桥时的祭祀手段,先要找来一对童男童女,把男童活埋在桥头的桥墩内,而女童则活葬在桥尾的桥墩中,当桥建成后,他们就会成为了该桥的守护神,保佑该桥永不倒塌。一些愚昧迷信的建造业者认为,建筑工程施工称之为动土,亦意味着翻动地下的泥土,不免会骚扰并触怒久居于那里的邪灵,于是便会阻挠工程进行,轻则令建造期间频生意外,重则令建筑物倒塌,所以“打生桩”这个残忍的习俗便悄然隐蔽地在某些建筑中出现了。在迷信这种做法的人群中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在打下第一桩之前先要择定吉日吉时,找一小童以钢筋自顶门活活钉死,浇注上水泥,埋在工地上的一个吉位内,并由法师举行动土拜祭仪式,他们相信这样能确保日后工地平安及工程进度顺利。传闻香港一些战前的建筑物,也是以这方法建成,早前在何文田的一个建筑地盘中掘出的儿童骸骨,据说就是昔日的“生桩”。有时候愚昧和迷信往往会蒙蔽人们的心智,一面活活害死那些无辜的孩子,一面却又指望他们死后能保佑建筑的安宁稳定,这种奇思怪想的理论只怕是没有多少正常人能够理解的。而李守信就正是采用了这种残忍的方法,但他却比那些愚昧者略懂一些风水常识,将所谓的“生桩”作为了布局中的“煞源”。“先别生气,等这事完了,咱们找那个李守信好好乐乐去。”林岳破天荒地安慰起莫炎来。车子停在了旅店门口,莫炎看了林岳一眼,右手伸向他的面前:“一言为定。”……警局内,会客室。“这……这太令人发指了!”一名佩戴着高级警衔的男子拍案而起,面前的桌上摆放着一些七寸照片,照片里是几根碎裂的水泥柱特写,残乱的碎块中露出半截干瘪的孩童尸身。“马上通知所有警员,紧急集合!”那男子高声命令道,身边的警员敬了个礼,一阵风地消失在门外的走廊上。“这只是其中一处的证据样本。”坐在桌子对面的年轻警官说道,“要取证他承建的所有建筑,只怕需要不少时间。”“韩笑同志,谢谢你的提醒和配合。”那男子上前握住年轻警官的手道,“取证上不必担心,我们警局的效率是一流的!”“张局,您客气了。”年轻警官脸上露出调皮的笑容,“我只是尽自己的职责。”二十五、棺井葬屋计划进行后的第三天,李守信方面依旧没有任何动静。我们如法炮制地转战了两个小区,每到一处都给那里的销售管理人员留下了高调的印象。按理这样的信息会很快地传达到李守信的耳朵里,以常理推算,他应该开始着手处理小区的煞源了。但奇怪的是,不论我们从何种途径都窥觑不到对方的行动,就连李守信本人也像凭空消失了一般。莫非是我们高估了他,这家伙见事情败露便卷着家财逃之夭夭了?“再这么下去,早晚要出事。”林岳瞥着车窗外的楼宇道,“就冲那些打了蔫儿的植物,不出三天,煞气一准儿发作。”“已经出事了。”莫炎冷漠地盯着远处道,“难怪找不到李守信。”伴随着刺耳的警笛声,几辆警车呼啸着冲进了小区…………“也许是谣传。”我滚动着网页道,“现在的网络信息真假难辨,轻易不可信。”“论坛发帖的人自称是李守信公司的职员,专程上来爆料。”晖儿沉思道,“点击回复率极高,一小时内被设为头条,似乎不像是谣言。”“城市新闻网也开始相关转载了。”S在电脑上飞快地操作着,“十分钟后电视台有专访。”查找李守信相关信息的时候,晖儿无意间在城市的房地产论坛上看到了一则爆料帖,说是李守信涉嫌

                        自己竟然遭到了苏联顾问团的集体反对。为首的反对者叫季山嘉。加伦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被调回国之后,斯大林派来接替他的钦差大臣季山嘉同志就来到了广州。季山嘉给出的反对理由是:广东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行,再度北伐的时机不成熟,你们应该海运军队北上,与冯玉祥会合后从北边进攻北京政府。但这绝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真正的理由隐藏在解密的历史资料和有效证据中。事情的真相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发动一统中国的北伐会强烈刺激到直系和奉系背后的英、日等国,会给被欧美孤立的苏联惹出麻烦,让苏联强敌环饲的外部环境更加糟糕(在中国北方要容忍日本,革命工作不能过左;在南方不能刺激英国……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容许的——马连儒《北伐问题争论的演变与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实质》)。因此,斯大林的妙策是在中国扶持一些力量牵制英、日等国,给对方使些绊子——如掀翻亲英、美、日的北洋政府,但不要把对方逼成狗急跳墙。受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汪精卫的立场也出现了动摇,常常夹在季山嘉和蒋介石中间打酱油。此外,相对熟悉蒋介石性格和中国国情的另外一个苏联顾问鲍罗廷,因为倾向北伐的态度以及自身的背景不够硬,被季山嘉在上级面前打了小报告,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去了。相对了解中国国情的加伦、鲍罗廷先后离开中国,这对广东国民政府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更致命的是,季山嘉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这位仁兄还采取了积极行动: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之中挖墙脚,试图把王懋功第二师拉出去,以削弱蒋介石,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抗——扣押王懋功,任命刘峙为第二师师长。跟季山嘉撕破了脸,跟苏联顾问关系的不和谐,令蒋介石神经紧绷,寝食难安,坐卧不宁。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令蒋介石窥见了一个解脱困境的机会,并铤而走险,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便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蒋记王朝第四章神秘的中山舰

                        “中山舰事件”

                        广州城里看上去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底下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稍不留意就会粉身碎骨。1926年的3月下旬,广州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先一起来看一段公认的事实:3月19日凌晨,中山舰——当年“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突然驶离军港,开入黄埔。当日下午,中山舰驶离黄埔,开回军港。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共产党员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来听一听各方不同的声音。一、《中国共产党党史》是这么描述“中山舰事件”的: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浦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谣言风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二、蒋介石的自辩。资料来自蒋介石日记。2月27日:“季之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3月10日:“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3月18日:“下午四时,在中央学校开会,力主北伐。共产党作乱。傍晚,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3月19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之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由日记得知,蒋介石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受共产党陷害,被迫还击”的形象,但上述日记值得信赖吗?根据大量当事人如章臣桐等的日记和回忆,目前解密的国、共、苏三方党史,以及众多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可以大致还原“中山舰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下文所引史料来源太过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

                        铺垫

                        3月初,斯大林派出的高规格代表团在考察过冯玉祥之后,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广州,团长是苏联的实力派人物布勃诺夫。奇怪的是,在苏联考察团抵达广州后的这些日子里,广州的局势变得更加诡异。街头不时有人散发反蒋传单,流言四起。如“蒋介石与季山嘉翻脸,苏联判定蒋介石是反革命分子,共产党与苏俄顾问要挟持蒋介石往莫斯科受审”、“蒋介石要发动叛乱驱逐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等流言不一而足。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3月10日,黄埔一期生、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之龙升任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军衔也晋升为海军中将,28岁的他成为军衔最高的黄埔同学,也超越周恩来成为在国民革命军中军衔最高的共产党人。李之龙能爬上局长的位子,必须得感谢一个人。此人就是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他做了两件事来“帮助”李之龙。第一件:欧阳格向他堂兄、原海军局局长、中山舰舰长欧阳琳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你的手下利用军舰勾结不法分子走私,从中收取保护费的事暴露了,上头要查你!随后,欧阳琳不辞而别,逃往香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此“内部消息”纯属子虚乌有,换句话说,欧阳格是在忽悠他堂兄。欧格阳的诡异行动并不止于此,他还制造了一起事件:挑拨中山舰上的士兵闹事。随后李之龙以海军局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率宪兵处理此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任命李之龙暂代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按某些历史专家的说法,欧阳格是一个官迷,他搞这些事是为了赶走堂兄欧阳琳,由自己取而代之,没想到便宜了李之龙。但是如果把后面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理由似乎不够充分。

                        辞职未遂

                        李之龙春风得意之际,蒋校长的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到处都是关于他的流言,但他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辞职。于是,蒋介石找到汪精卫,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赴苏联休养。这已不是蒋介石第一次要求辞职,他们每次见面,蒋介石都要打季山嘉的小报告,要求汪精卫把搞事的季山嘉弄回苏联,甚至屡次以辞职相要挟。但由于他这招玩得太过频繁,效果越来越差不说,还引起了汪精卫的逆反心理。于是,这一次汪精卫很有些生气,没给蒋介石留面子:目前北伐时机不到,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方面都不赞成,你不应该因此闹意气之争!在汪精卫看来,蒋介石撂挑子的行为,就是不顾中苏合作的大局,就是不把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放在眼中。看到汪精卫竟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季山嘉的一边,蒋介石顿觉汪精卫“受谗已深”,为自己在党内党外四面楚歌的境遇纠结郁闷不已(无法自解),于是任性的脾气发作,坚决要求赴苏联休养。汪精卫经过仔细考虑,觉得蒋介石的离开也许可以缓和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有益于革命局面的稳定,于是便同意了蒋介石的请求。蒋介石当然不想去苏联,但他想不到汪精卫不识相,居然没有继续挽留反而一口允诺,下不来台的他只能继续试探汪精卫:可否由汪夫人陈璧君和曾仲鸣(汪精卫的秘书)陪同出国。可是,结果令蒋介石再次失望。大概是陈璧君也乐得去苏联开开眼界,在夫君耳旁吹了枕边风,汪精卫再次答允了蒋介石的请求。最搞笑的是,按捺不住喜悦心情的陈璧君迅速做完了出境旅游的准备工作,还天天打电话询问蒋介石何时动身。说到这里,就得强调一下蒋介石身上的一个特质:多疑。稍遇复杂情况与变化,就会陷于极度疑惑乃至焦虑之中。因此,陈璧君催得越紧,蒋介石就愈发认为汪精卫已倒向季山嘉一边,是真的要拿下自己。蒋介石对汪精卫的猜疑,在两人之间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而且拉好了引线,只等那个点火的人。很快,点火的人就到了。

                        奇怪的调舰令

                        1926年3月18日下午,黄埔军校司令部值班室接到求援电话:一商船在黄埔江外海面遇劫,急需军事保护。但是,黄埔军校无舰可派,当前有能力派遣军舰的地方只有海军局。于是,黄埔军校必须向海军局求援,这个求援的任务交由业务对口的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来完成。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接待了欧阳钟。欧阳钟告诉对方:刚才接到军校邓教育长的电话,奉蒋校长口谕,要贵局派得力军舰两艘,连夜开赴黄埔等候蒋校长调遣。请大家记住欧阳钟和他的这番说辞。邹毅是一个公事公办的人,既不打官腔推诿拖延,也不官官相护开后门,他按照规定干了两件事:第一件,让欧阳钟开一个调函,白纸黑字,免得将来对方不认账,欧阳钟照办。第二件,给欧阳钟开了一封介绍信,让他自己去找李之龙。于是,欧阳钟来到李之龙家,当时只有李之龙老婆在家,欧阳钟在留下邹毅的信函之后离去。18日夜,回家的李之龙看见了邹毅的信:李局长:军校办事处欧阳钟主任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邓演达)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将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中决定一舰。因为自由舰正在维修,李之龙便命令自己的亲信——代理舰长章臣桐率中山舰即刻开往黄埔。19日早上6时许,江雾弥漫,章臣桐率中山舰抵达黄埔军校,随后上岸找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到,请示任务。但奇怪的是,邓演达对此一头雾水,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请派军舰。有问题吧?欧阳钟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明确表示自己接到了邓演达的电话啊?可是作为亲苏亲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实无撒谎谋害李之龙的必要,难道这个欧阳钟有问题?要搞清楚欧阳钟有没有问题,还得关注事件的后续发展。

                        高潮

                        19日上午,蒋介石接到了几个电话。没有人能想到,这几个电话居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头三根稻草来自汪精卫,他在电话里除了和蒋介石谈工作,还三次问及对方今日是否去黄埔,心情不佳的蒋介石给出的答复是不去。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李之龙,由于苏联考察团提出参观中山舰,于是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这才知道中山舰去了黄埔(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中山舰去了黄埔?没有我的命令就去了黄埔,这是怎么回事?去不告诉我,回来却又要向我请示,这是为什么?他感到前些日子那种隐约的担忧在逐渐变成现实,再联想到他的赴俄护照刚好得到批准,蒋介石把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很快就有了日记上的结论——“欲摆布陷我也”。蒋介石想象的或者他所期待的事情的发展,应该如下——中山舰到黄埔,季山嘉在黄埔将他绑架上中山舰,然后送上去苏联的船;在他刚刚和汪精卫确定下来今天不去黄埔后,对方以为阴谋败露,共产党员李之龙便以苏联考察团参观军舰为借口,故意向他请示调回中山舰,消灭证据(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按照蒋介石的日记,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他打算躲到自己的地盘汕头躲躲风头,不过就在逃往汕头的途中,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心武力“平叛”。至于这一心理转变如何发生,他自己解释为“我何为示人以弱”。但不得不说,这个解释颇为牵强。这是因为,共产党一方都对当前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判断,而实力更强的蒋介石不可能对当前波诡云谲的形势背后的阴谋没有起码的认识。3月19日,周恩来向布勃诺夫转告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判断:“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可惜布勃诺夫没有采信。因此,根据之后发生的事实以及蒋介石对苏联、共产党一贯的不信任心态,更大的可能是蒋介石决定“顺水推舟”,借机动手,从而消除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分裂国共合作,夺取对党、政、军的领导权。蒋介石抱着浑水摸鱼的决心,拉开了“中山舰事件”的序幕。20日凌晨,蒋介石召来亲信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陈立夫等人,商量好了行动计划。随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前面提到的“公认的事实”。这大概就是比较完整的“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了吧。

                        深入剖析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确定四点: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也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苏联顾问季山嘉无关,更与共产党无关。第二,没有证据证明蒋介石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的命令。第三,事件爆发的根源,在于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意图,以及蒋介石多疑、容易走极端的性格。第四,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是解开迷局的关键。由于那个年代通信手段不够发达,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聊天工具,所以经过层层转达(大概5人),欧阳钟才接到向海军局求援的任务。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欧阳钟之所以说调舰的命令出自邓演达和蒋介石,是因为层层转达导致的信息失真,是误会,是巧合。但这一说法在一个又一个的“巧合”面前似乎站不住脚。首先,“中山舰事件”中的三个关键人物关系非常亲密,是一家子。欧阳琳和欧阳格是堂兄弟,欧阳钟是欧阳格的侄子。其次,3月18日上午,欧阳格给李之龙写了一封信,仔细询问了中山舰的情况:中山舰目下维护如何?可否具备立即执行任务之能力?李之龙出于礼貌,照实回复对方:目下中山舰业已修理完毕,状况良好。如此看来,李之龙的警惕性很有问题,不懂得“保持高度警惕是避免侵害的前提”的道理。欧阳格头一天知道了中山舰可以执行任务,第二天中山舰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难道这也可以解释为巧合?打探中山舰的情况,绝不是因为欧阳格闲得没事干,关心国家资产的健康状况,而是因为这是一个阴谋。国民党右派搞了一个“西山会议”后,发现没有什么市场,无人响应,于是暗中杀回广州,把广州的水搅浑,便于浑水摸鱼,借机生事。实际上,广州的右派势力很强,这或许是“西山会议派”敢于杀回来的信心所在。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广州市政府常委伍朝枢(老爹是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兼外交专家伍廷芳)、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也都是“西山会议”的支持者。而且国民党右派狂热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也在广州,欧阳格正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右派是积极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因此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让国共分裂。经过周密计划、仔细调研,他们决定拿蒋介石做文章,借刀杀人。因为蒋介石手握军权、政治地位高,且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有分歧,有实力、有意愿对付汪精卫、苏联顾问团与共产党。于是右派开始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地将蒋介石引入彀中。第一步,发传单,造流言。散布汪精卫、共产党、苏联要对付蒋介石的谣言,扩大蒋介石与对方的嫌隙。第二步,借机设局。造成共产党、苏联顾问有联合汪精卫胁迫蒋介石出洋的假象,引诱蒋介石动武。为此,他们精心走了两步棋。先是把共产党人李之龙捧上海军局代局长的职位,让共产党人承担军舰出动的责任,后又安排了右派间谍欧阳钟故意混淆李之龙正常派遣军舰出援一事,造成共产党派出军舰到黄埔的“事实”。

                        耽搁这么长时间,就在旁边那条街上,大概八十米,一百米。如果我们去迟了,医生会离开诊所,他想。他未能避免一个习惯性动作,抬起左手手腕,垂下眼睛要看看几点钟。他紧紧咬住嘴唇,仿佛一阵突然的疼痛刺穿全身,还要感谢命运,那个时刻没有邻居出现,否则,说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会泪如泉涌。一辆汽车在街上停下,终于来了,他想,但随即对发动机的声音感到奇怪,这是柴油机,是出租车,他自言自语地说,又按了一下电灯按钮。妻子回来了,慌里慌张,十分焦急,你那个保护神,那个好心人,把我们的车开走了;不会,大概你没有好好找;我当然好好找了,我看得很清楚,这最后几个字是无意间说出来的,你不是说汽车在旁边那条街上吗,她又补充道,那里没有,说不定在另一条街上;不会,不会,就在那条街,我敢肯定;那就是车不见了;那么,钥匙呢;他利用你晕头转向心急如焚的时候把我们的车偷走了;我连家都没敢让他进,要是他留在家里陪着我等你回来,就偷不了汽车了;走吧,出租车等着呢,我跟你赌咒,只要这坏蛋也瞎了眼,我情愿少活一年;不要说得这么大声;让人们把他的所有东西都偷光;也许他会回来;啊,对,明天来敲我们的门,说他一时粗心,请求原谅,还问你是不是好些了。在去诊所的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她尽量从头脑中驱走汽车被盗的阴影,温情脉脉地紧紧攥着丈夫的手,而他则低着头,不让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的眼睛,心里不住地问自己,怎么这样大的灾难竟然落到我头上,落到我头上,这是为什么呢。耳边传来街上车辆来来往往的声音,出租车停下来的时候还能听到一两个人高声说话;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睡着了,而外界的声响仍能慢慢穿透像白色床单一样裹着我们潜意识的帘幔。像一条白色床单。他摇摇头,叹息一声,妻子轻轻摸摸他的脸,好像在说,放心,我在你身边。他把头歪到妻子肩上,并不在意司机会怎么想,要是你也像我一样,就不能开车带我们来了,他像个孩子似的想,而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想法有多么荒唐,还暗自庆幸自己在绝望中仍能进行逻辑推理。被妻子小心搀扶着走下出租车的时候,他看上去还算镇静,但到了将获知自己命运的诊所门口,他就像那些毫无指望的人一样,一边摇着头,一边用颤抖的声音悄悄问妻子,我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妻子告诉女接待员,她是半个小时前为丈夫打来电话的那个人,女接待员把他们带到病人候诊的一个小厅里。那里已有一位戴黑眼罩的老人,一个大概是由他母亲陪着的斜眼小男孩,一个戴墨镜的年轻姑娘,另外两个人没有什么突出特点,不过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盲人,盲人是不去看眼科医生的。妻子把丈夫领到一张空着的椅子前坐下,由于没有椅子了,她就站在丈夫旁边,我们得等一等,她伏在丈夫耳边说。他知道为什么,他已经听见那些人说话,现在令他焦急的是另一件事,他担心医生为他检查得越晚,他的失明程度会越深,可能会因此无药可救。他在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正要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妻子,就在这时候门开了,女接待员说,你们两位请来一下,然后又转向其他病人道,医生先生有吩咐,这位先生病情紧急。斜眼小男孩的母亲表示不满,说权利就是权利,还说她排在头一个,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其他病人低声对她表示支持,但他们,包括斜眼小男孩的母亲本人在内,都认为继续表示抗议的做法不够慎重,要是惹得医生不高兴,他们就不得不因为这种不合适的做法付出代价,再等更长的时间,这是极有可能的。戴黑眼罩的老人宽宏大量,让他去吧,太可怜了,他比我们任何人都病得厉害。盲人没有听见他的话,两个人正走进医生的诊室,妻子说,医生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善心,我的丈夫;说到这里停住了,实际上她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丈夫瞎了,他们的汽车被人偷走了。医生说,请坐,并亲自扶患者坐下,摸摸他的手,直接对他说,好,讲讲你的情况吧。盲人说,当时他正在汽车里等着红灯,突然间就看不见了,一些人过去帮助他,一位老太太,从声音听出来大概是位老太太,说可能是神经方面出了毛病,后来一个男人陪他回了家,因为他一个人回不去;医生先生,我看到一切都是白的。他没有提汽车被盗的事。医生问他,您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经历过和现在相同或相似的事吗;医生先生,从来没有,我甚至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您对我说是突然间发生的;医生先生,是这样的;像灯光灭了一样吗;更像灯光亮了。最近您曾感到视力有什么变化吗;医生先生,没有;现在或者过去您家中有失明的病例吗;我认识的和听说过的亲戚中一个也没有;您有糖尿病吗;医生先生,没有;高血压和颅脑病呢;颅脑病我不懂,只知道没有得过其他病,公司给我们做过体检;头部受过猛烈撞击吗,我是指今天和昨天;医生先生,没有;多大岁数:三十八岁;好,我们来检查检查眼睛。仿佛为了协助检查,盲人马上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但医生拉着他的胳膊,让他坐在一台设备后面,有想象力的人会把它看作一种新型的忏悔室,只不过眼睛代替了话语,忏悔神甫直接看进悔罪者的灵魂。把下巴放在这里,医生说,一直睁着眼睛,不要动。妻子走到丈夫旁边,把手放到他肩上说,你马上会知道,一切都将解决。医生上下调整着他那边的目镜系统,转动极细的螺旋状调节钮,然后开始检查。角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巩膜没有任何异常,虹膜没有任何异常,视网膜没有任何异常,水晶体没有任何异常,黄斑没有任何异常,视神经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部位发现异常。医生离开仪器,揉揉眼睛,然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又从头开始检查,第二遍检查完的时候,他脸上浮现出一种茫然的表情,我没有发现任何损伤,您的眼睛完全正常。妻子高兴地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喊道,我早就说过,早就说过,一切都会解决。盲人没有理会妻子的话,问道,医生先生,我的下巴可以挪开了吗;当然,对不起;如果我的眼睛像您说的那样完全正常,那么我为什么瞎了呢;我暂时还说不清,必须做更细致的检查,分析,回声试验,脑电图;您认为与大脑有关系吗;有这种可能,但我不太相信;可是,医生先生您说没有发现我的眼睛有任何毛病;是这样;我不明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先生确实失明了,那么您的失明症现在还无法解释;您怀疑我假装失明吗;这怎么可能呢,问题在于这种病例的罕见性,就我本人来说,在整个从医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甚至敢断言,在整个眼科医学史上也是如此,您认为我还能治好吗;原则上说,因为没有发现任何类型的先天性恶变,所以我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可是,看起来并非如此;只是出于谨慎,我不想让您产生以后被证明为没有根据的希望;我明白;这就好;我应当进行什么治疗,服什么药吗;目前我不会开任何药,如果开的话也是瞎开;瞎开,这个词用得恰当,盲人评论说。医生装作没有听见,离开检查时坐的转椅,站着在处方单上写下了他认为必要的检查和分析,把单子递给盲人的妻子,太太,请拿着,检查结果出来后请和您丈夫再来一趟,如果他的病情有什么变化请打电话告诉我;医生先生,诊费呢;付给女接待员。医生把他们送到门口,吞吞吐吐地说了句要有信心之类的话,会好的,会好的,没有必要失望;之后他走到诊室旁的小卫生间,对着镜子站了整整一分钟,嘟嘟囔囔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他返回诊室,叫了声女接待员,让下一个病人进来。那天夜里,盲人梦见自己失明了。后来偷汽车的那个人挺身而出主动帮助盲人的时候,并没有任何邪恶的企图,恰恰相反,他那样做完全是出于慷慨和利他,众所周知,慷慨和利他是人类最优秀的两个品质,这些品质甚至在最冥顽不化的罪犯们身上也能找到,与他们相比,这个小小偷车贼在此种行当上没有任何长进的希望,只能受真正大权在握的头目们的剥削,那些人才算得上乘人之危巧取豪夺之辈。说到底,为了日后施窃而帮助一个盲人和因为觊觎遗产而照顾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两者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到了盲人家附近他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那种念头,可以说,这就好比他只因为看到卖彩票的人才买了一张彩票,当时并没有动心,仅仅是买了张彩票,看看里边有什么,至于反复无常的运气能给他带来点什么或者什么也带不来,他事先都准备泰然处之,还有些人会说他这样做是出于人格的条件反射。在人类本性问题上,怀疑论者人数众多并且非常固执,他们一直认为,如果环境未必能造就窃贼,那么同样不容否认,环境在这方面助力不小。至于我们,让我们这样来想一想,假设盲人接受了后来成为虚伪慈善家的人第二次提出的建议,在最后时刻伪善之人的善心还可能占上风,我们这里指的是他主动向盲人提出在其妻子回来以前陪伴他,那么,谁知道这样给予的信任带来的道德责任感能不能阻止他的犯罪企图,能不能让那些甚至在最堕落的灵魂中也能找到的光辉和崇高在他身上显现呢。或许我们能从一直谆谆教诲我们的古语中得出个庸常的结论,盲人在暗自庆幸的时候却碰断了鼻子。被众多自私的人背弃,被更多人抵制的道德感其实古已有之,今天依然存在,并非灵魂尚处于混沌状态的新生代哲学家们的发明。随着时代的推移,随着社会的进化和基因的置换,我们最后把道德感与血液的颜色和眼泪的咸淡混为一谈,仿佛这还不够,我们还把眼睛变成了朝向灵魂的镜子,结果它往往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我们嘴上试图否认的东西。此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在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身上,因做了某件坏事而产生的内疚常常与各种古已有之的恐惧混杂在一起,其结果是他们受到的惩罚无形中比应得的增加了一倍。而在这一案件中,人们无从知道,偷车贼在开动汽车时受到了哪些恐惧和哪部分道德感的煎熬。一个人手握方向盘的时候失明了,从挡风玻璃往外看的瞬间突然什么也看不到了,毫无疑问,另一个人坐在同一个位子上握着同一个方向盘开车绝不会心安理得,无须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就能知道,他的思绪必将唤醒惊恐那条肮脏的爬虫,那不,爬虫正在抬起头来。但是,内疚也是道德感的一种加重了的表述方法,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如果我们想用暗示性词语来描述,可以称之为有牙齿能咬人的道德感,现在这种道德感正把盲人关门时无依无靠的形象展现在他眼前,不用了,不用了,可怜的人说,从此以后,没有别人的帮助,他将寸步难行。偷车贼加倍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不让如此可怕的思绪占据整个头脑,他很清楚,不能让自己有丝毫分心,不能让自己出任何微小的差错,警察就在那里巡视,只要他们当中某个人命令他停车,出示驾驶证,他就会被投入监狱,受铁窗之苦。他谨慎小心地遵守交通信号,绝对不闯红灯,见黄灯也不敢启动,耐心地等待绿灯出现。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开始着了魔似的关注信号灯的变化,于是改为调整车速,尽量总是遇上绿灯,虽然为了做到这一点有时不得不提高车速,或者相反,降低车速,惹得后面的司机们大为光火。终于,他紧张到了极点,晕头转向,不得不把汽车开进一条岔路,他知道那里没有信号灯,他毕竟是个技术高超的司机,几乎不用看就把车停好了。现在,他感觉自己处于神经病发作的边缘,确实是这样想过的,用词也完全相同,我要得神经病了。汽车里越来越憋闷,他把两边的玻璃都摇下来,但是,外面的空气即使还在流动也没能让车里清爽一些。我该怎么办,他问道。本应把车开到城外一个村庄的车库里去的,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以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永远也到不了那里。如果被那边的一个警察抓住,或者酿成一场车祸,那就更糟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时他想到,最好是从车里走出去,在外面待一会儿,让头脑清醒清醒,也许能清除脑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家伙失明并不说明我也会得同样的病,这不是会传染的感冒,围着街区转一圈就好了。他下了车,用不着锁车门,马上就回来,于是他离开了。还没有走到三十步,他就看不见了。在诊所里,最后一个就诊的是脾气好的老头,就是那个替突然失明的可怜虫说了些好话的老人。他来诊所只是为仅剩的那只眼睛预约白内障手术的日期,黑色眼罩遮住的另一只眼睛是空的,所以与失明症无关;这种病是随年龄来的,不久前医生对他说,等白内障成熟了就摘下来,然后他就能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走后,女接待员说候诊室里没有患者了,医生拿起突然失明的那个人的病历,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思考了几分钟,最后拨通电话,与一位同事进行了如下的交谈。你知道吗,今天我遇到一个非常稀奇的病例,一个男人顷刻间完全失明,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可见的损伤和先天性恶变的迹象,他说眼前都是白的,一种浓浓的乳白色附在眼睛上,我正在尽量清楚地表达他对病情的描述,对,当然是主观的,不,那人还年轻,三十八岁,你读过或听说过类似的情况吗,我也认为是这样,现在我看没有什么办法,为了争取时间,我让他去做一些化验,好,这几天我们一起给他检查一下,晚饭后我再翻翻书,查查文献,也许能找到线索,对,我明白,无辨觉能力,即心理失明,可能是,但可能是头一个具有这些特点的病例,因为,毫无疑问,那个人失明了,而无辨觉能力,这我们知道,是缺乏认出所看到东西的能力,是啊,我也想到过全盲的可能性,但你该记得我开头给你说的,白色失明,与全盲恰恰相反,全盲即黑蒙,是完全的黑暗,除非存在一种白色黑蒙,姑且这么说,白的黑色,对,我知道,从来没有见过,我同意,明天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们两个人愿意为他检查。打完电话,医生斜靠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待了几分钟,之后他脱下白大褂,动作疲惫而缓慢。他到卫生间洗手,但这一次没有对着镜子寓意艰深地问一声,那是什么。他已经恢复了科学精神,确实,无辨觉能力和全盲或黑蒙在书上都有准确的定义和界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异种或者变异,如果这里用词得当,好像出现异种或变异的这一天已经来临。有千万条理由让大脑封闭起来,对,就这样,也只能这样,就像一位迟到的病人在他这里吃了闭门羹。这位眼科医生喜欢文学,善于引用适当的典故。晚上吃过饭后,他对妻子说,今天我在诊所遇到一个奇怪的病例,可能是心理失明或者黑蒙的变异,但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黑蒙和另一种都是什么病呀,妻子问道。医生以稍有医疗知识的人能听懂的语言解释了几句,满足了妻子的好奇心,然后从书架上取下一些专业书籍和文章,有些是从前他在学院读书时候的,有些是最近的,还有几本出版物是最新的,还没来得及阅读。他先查找目录,接着按部就班地阅读查到的关于无辨觉能力和全盲的一切资料,读得越多越是不安,他觉得自己闯入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学科,闯入了神经外科那个神秘的领域,对于这一领域他仅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夜深了,他推开正在查阅的书籍,揉揉疲劳的眼睛,斜躺在椅子上。这时候,他所面临的选择一条一条地呈现在脑海之中。如果是无辨觉能力,患者现在会看到他原先一直看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的视觉敏锐程度不会有任何降低,只不过大脑失去了认出椅子是一把椅子的能力,或者说,大脑仍然能对视神经传递过来的光源刺激作出正确的反应,换种外行人也能明白的说法,大脑不再认识它曾经认识的东西,更别说将它表述出来了。至于全盲或者黑蒙,则没有什么疑难之处。如果患的确实是这种病,那么患者眼前看到的应该是漆黑一片,人们知道,这里保留了看这

                        家子弟与内务府大员增崇家的少爷也多有交往,奎垣先生那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就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少爷乐元可,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时间:2001年2月23日(第一次)2003年8月1日(第二次)地点:北京市华威西里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郭松义注296、乐曙青、金玲[访谈者按]在《北京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曾记录察存耆的回忆,他说满族的商业有的起源于“官当铺”,由内务府主管,所属各司,各钱粮衙门提出一部分公款各开当铺,后来统归内务府堂郎中管理。经理者看到当铺有利可图,便暗中和外部汉商发生了联系。他对此事如此地了如指掌,可能因为他的祖上就是这样与“外部汉商”发生的关系。奎垣先生的口述中多次提到的刘家,就是这样的汉族商人。察先生只记得他们后来为察家开当铺的一段,而刘家的后人刘汝舟先生对自己的家史,无疑了解得就更为具体。他们靠着为增家做生意发家致富,成为恒和钱庄的创始人。旧时老北京形容时髦阔人形象,有顺口溜曰:“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恒”,这四大恒,指的是当年京师资本最为雄厚的四大钱庄即恒和、恒源、恒兴与恒利,刘家的恒和号,就是其中之一。清人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当年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凡官府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倚为泰山之靠。自庚子之役,颇受损伤……恒和号专交各大官富室存放各款,故其歇业后,因之受累者极众,从此各宅第渐形凋敝。”注297恒和歇业之后,刘家改头换面,又以“当铺刘家”著称,赫赫扬扬直到北京解放。这些汉族商人与王府官僚之家攀亲结党,成为官僚贵族社会网络中的一部分,已是清亡之后的新现象了,在此之前,王公贵族们当然是不屑与商人为伍的,尽管他们从来都离不开那些围绕在他们身边、以他们为生的商人们。对此,作为旧官僚后代的奎垣先生,与作为大商人后代的刘先生,站在不同的立场带着不同的感情做了不同的描述,如能相互参照对比着看,对于当时这两种人不同的心理,会有比单看一方要具体生动得多的感受。属于“当铺刘”掌管的“万庆当铺”,位于南锣鼓巷3号,距秦老胡同咫尺之遥。墙上还保留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历史遗痕(定宜庄摄于2006年)刘汝舟先生自己写过回忆录,名曰《刘氏家族兴衰史》,他说他想要说的话都已写在里面,但从我的访谈可见,口述与自述其实相差很远,存在这一差距的关键,是口述时被访者与访谈者之间的互动。访谈者自然会根据自己感兴趣或者认为重要的话题深入下去,这是自述无法做到的。刘先生的自述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家族的发家史,二是对家庭成员各自经历的回忆,三是当年与当铺相关案件的内幕。即以第一部分来说,刘家的发家,离不开当年内务府大员的资助,这些买卖人与清代王公大臣的关系包括日后形成的社会圈、婚姻圈是我最感兴趣,也是对研究当时历史颇有裨益的内容,在刘先生的自述中却语焉不详,口述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当然,自述也有其长处,作者落笔必然会字斟句酌,乃至查阅相关资料,口述则多少要随意些。因此自述对具体事件的记载,一般比口述要准确。为此,我将刘汝舟自述中的部分内容放在访谈后面,以与口述对照并修订其不足。美国学者施坚雅曾做过假设,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城市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空间“核心”,即两个由士绅和商人分别组成的居住及社交中心。中国其他城市情况如何,这里不作讨论,但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北京东城,存在的却是一个由那桐家、增崇家那样的官僚士绅和当铺刘家那样的商人共同组成(而不是分别组成)的一个居住与社交中心,所谓“东富”,根据就在这里。没有商人仅有官僚,是无法构成东城之“富”的,如今研究北京史的人们一说起20世纪50年代之前北京的商人和商业,想到的就是前门的老字号,这并不全面。刘汝舟在家中(定宜庄摄于2003年)刘汝舟(以下简称刘):我叫刘楫,这个楫字很冷,木字边,舟楫的楫。诗经上有这么一句:“用汝作舟楫”,所以我名字叫楫,号叫汝舟。我在文联的时候笔名叫刘汝舟,所以现在找刘汝舟的多。我今年七十九,1923年生的。定:你们家什么身世呢?刘:这说起来可就长了。我这个家庭呀,中央文史资料,有我们家,北京文史资料,也有我们家。但是没有我的名字,有我祖父的名字,我父亲的名字,我大哥的名字,都上了文史资料了。我退休以后让我写回忆录,因为退休我也没事,我就在家里写吧。我写的原因是故宫博物院朱家溍他们都知道我,尤其是跟载涛,涛七爷,我们都是特别熟的,又有亲戚关系。我这自传六万多字呢,我起名叫《刘氏家族兴衰史》。定:出版了吗?刘:我不准备把它出版。定:您这些是家里有记载呀?刘:有家谱。可惜“文革”抄家的时候没了。我家抄家是最惨了,不单是这个没了,我所有家里的藏书,刨除毛主席这四卷、语录以外,字典给我留下了,剩下的全都一网打尽,到发还的时候全没发还,全没。我就遭到这个。定:家谱您亲眼看过是吗?刘:家史是由我大哥,和我本家的一些个老人,没事聊天,我由小时候我就好奇,好打听事儿,完全是凭我的记忆力,记下来的,当然不是我亲眼所见……这样,我既然有资料,我把资料给您就完了,比我讲的要详细。定:不是这个问题,您讲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些您没写到的东西,可能我会有兴趣,咱们好交谈。我要是光去看,有什么问题呢,不像这样谈能谈得仔细。

                        1.我祖父是恒和钱庄的创始人

                        刘:我家的事,得由我祖父说起。我们家是宁波慈溪的,我的曾祖叫刘文祥。绍兴这个地方离我们慈溪很近,我的老家都是师爷,都是做幕的。我曾祖他是跟官的,他跟着一个道台到北京来卸任,那时候也跟现在一样,做官几年期满,得到京城卸任,等候再放……郭松义:这叫候补道,如果没有关系,有时候一辈子就是候补道。刘:……结果这个道台呢,等候再放的时候,可能是没打通好关节,也许是什么原因吧,上级把他到这儿等着放官这事给忘了。一直等着没有消息,结果两个人就困到店里,卸任的道台没等再放什么官,就得了病死在店里了。然后这位师爷,就是我这曾祖父刘文祥,他把这位道台装殓起来给运回去以后,他就不能在当地谋生了。他跟那位道台在北京等着的三四个月期间,他随着这个道台,上清朝内务府的大官僚家拜望过,看望人家去,也是拉拉关系呀,所以这么样认识了清朝的官僚,包括王府。(道台死了),我曾祖父他没辙了,怎么办呢。那时候清朝内务府的总管,刨出那桐以外,还有就是增家,增崇啊,秦老胡同增家,瞧出来这个年轻人,就是我那曾祖父年轻有为,可以利用。那时候有个大清律,所有的满清官僚,不能与民争利,不许拿钱开买卖,这钱只能在家里搁着,金库银库都行,但是你不能拿钱开买卖,开买卖违反大清律。买卖只能由老百姓开,做官的不行。增家就看重了我那曾祖父了,他说你也没辙,干脆改行做买卖得了,他投资。这么样我曾祖父就摆了一个兑换摊,就是兑钱的一个钱铺,你拿银子不是不方便么,一两银子,我兑给你几个铜板,就是这么慢慢他开了一个兑换所,又租了房子,地点在东四牌楼,过去在南边有个永安大药铺,药铺门口。结果也搭着人机灵吧,能干,他就拿着这点钱越混越大,越混越大。结果第一个开的叫恒和钱庄,北京第一家。定:在什么地方?刘:也在东四牌楼。就在闽南餐厅这个地方,那是卖烧卖的,现在改了叫烧卖馆了,肯德基的旁边。整个东四牌楼正好是路西,把着西北角。向东五间门脸,那叫洋式门脸,勾画。您听说过四大恒吗?像您这个年岁啊,因为职业的关系,可能也听说过。过去说是四行,中南、盐业、金城、大陆,这是四大银行对不对?注298前身北京叫钱庄,不叫银行,这在道光年间,北京第一个银钱业叫四大恒,恒和,恒兴,恒利,恒源,反正四个都是恒字儿,这么叫四大恒,四个恒,都有详细的地点。到时候您看资料。注299我祖父呢,就是恒和钱庄的创始人,叫刘槐庭,名字叫侃,晚报上已经登了。那是“文革”以后了,那天故宫博物院通知我,说办了一个钱币展览,有你祖父签字的你们恒和钱庄的银票,你去看去吧,一个银票,就是汇票,就是汇款单,那确实是我祖父的亲手签字,刘槐庭。他就凭着一个签字,恒和钱庄,你就能带着去全国各地。我祖父是北京的名人,这槐庭两个字可以说太轰动了,后来可以说没有一个敢叫他刘槐庭的,都叫槐翁:“今天你见着槐翁了吗?”郭松义:钱庄是从南方发展起来的。刘:您看过最近那部电视剧《胡雪岩》吗?过去有这么一个说法,南胡北刘,我祖父跟胡雪岩是同时。郭松义:你们到北京来开钱庄,是不是同太平天国也有关系?实际上胡家的发达与太平天国是有直接关系的。刘: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北京那个时期有个童谣,表示北京的阔人必须有这四种东西:头戴马聚元——马聚元的草帽,是北京最有名的,有钱人才能戴;脚踩内联升——必须得穿内联升的鞋;身穿八大祥——是绸缎;怀揣四大恒,银票。北京的阔人没这四样东西你不能叫阔,不能叫有钱。这是当时北京的兴旺时期。这我都是听说了,到庚子年,1900年是庚子年吧,当时我曾祖父已经养老了,祖父已经当了总经理,庚子年挤兑。开这个银钱业啊,就怕挤兑,有个消息一出来全都到你这儿取钱,你这钱全都放出去了,哪儿能当时收回来呀,全都来取,一下就给挤垮了。我祖父就给各家一去信,把各家的存钱就借来,拿轿车拉着元宝、银子,不卸车,轿车满载着元宝银子,由东四大街一直到十条,摆满了。人们一看,哟,这钱庄有这么些钱,回去吧回去吧,就这么样挤兑解了。这都是前人跟我讲的,我们家里的故事啊。注300我祖父活到82岁。他经历了两次挤兑,都很险的,差点没挤垮了。他到60岁的时候,精力不行了,他怕银钱业不稳当。他两个儿子,早死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父亲,刘禹臣,他不愿意让儿子接这个,他说(遇到挤兑)我能行,你就不敢说了,你要再接着干这个,这家业恐怕就完了。他就让我父亲改行,开了当铺,所以有人说我们是当铺刘家,但是我们实际发家不是靠当铺。定:那你们的钱庄哪儿去了?刘:钱庄是我祖父刘槐庭到60岁的时候就完全收敛了。我出生是1923年,反正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就改行了,不做钱庄了。只留了一个金店,叫恒肇金店,就是原来恒和的底子。什么叫金店呢,可不是打金银首饰的金店,我理解啊,就等于放高利贷,但它里头又增加了好多的业务,就叫金店了。在哪儿呢,东四牌楼,现在是医药公司的仓库,我们不是住马大人胡同么,马大人胡同的对面,也是乐家(指同仁堂乐家)什锦花园的对面儿。这四恒什么时候收的呢,都是在民国以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某院门(定宜庄摄于2006年)

                        2.我们是东伙关系注301

                        定:开当铺那是您父亲这一辈了?刘:从我父亲一直到我大哥。我们在北京开了是13家,天津是4家,当铺。我们独资的很少,带恒字儿的是我们独资,只有4个,东恒肇西恒肇南恒肇北恒肇,四恒。不带恒字儿的都是旗人的投资,都是内务府的一些官僚。股东全是旗人,没有汉人,拿钱的全是。定:就是说皇室都被逐出宫了,他们还往你们这儿投资?刘:那当然是,他们也不会做买卖呀。定:可是他们还挺有钱的不是?刘:钱当然有,有钱他们坐吃山空啊。他们当然得靠着我们,我们能给他们赚钱哪。定:当时给你们投资的那些旗人您还记得都是些谁呀?刘:最大的股东就是秦老胡同增家,增崇,南锣鼓巷有个秦老胡同知道吧?现在还有这条胡同。他叫增崇,号叫寿臣,一品大臣,他管内务府。我们最离不开的是增家,跟增家到我们这儿是三代的关系,我管他叫二大爷,生日party磕大头。他们在秦老胡同路北,好像是17号,门牌记不太清了,那是四进的平着两个门牌,增崇住正房,增崇的夫人故去得早,他夫人也是内务府的,据说是孟公府的,没再娶。现在他们家的后代还在秦老胡同,但是他们原来在路北,现在住的是路南了,已经住了四代了。我们跟增崇的关系是东伙关系。郭松义:就是东家和伙计的关系。定:清亡以后增家的生活怎么样啊?刘:生活没问题啊,好家伙,他们这官,那都足啊。那真是仓满啊。我们家跟庆王的关系也是东伙关系。我父亲早就认识载振,也是通过秦老胡同的增崇。载振也是有俩钱儿,想着找他开个买卖。因为增家在天津开过一个恒顺当,(我们家)给增崇开的,独资,赚钱,也是恒字儿的,我们家离不开恒字儿,四大恒几家么,都叫恒,开当铺还是带恒字儿。所以增崇就建议,让庆王府别拿着金库银库那儿看着啦,你拿它生利吧,也拿出钱来做买卖吧,我给你介绍,让刘家,让刘禹臣给你开买卖。郭松义:刘家等于给他们做生意,他们做股东,投资到他那儿,生息,然后再返还。刘:由这庆王爷,载振还活着呢,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都叫王爷,那时候他已经袭王了。定:庆王的爵位好像沿袭得最久。刘:一直到伪满,重新又给他复了王爵,还叫庆王,还单有伪满的委任状呢,这么大字。我去的话我给他请大安,载振还得还安呢,还不能接安,因为我们平辈儿,我的侄女是他儿媳妇啊,他得管我叫五弟(按刘老的二侄女是庆王府载振的小儿媳妇,详见下文)。他们就讲这个,礼节他不能丢。庆王是受慈禧重用的那几年发的家,全是卖官鬻爵,一个道台不就得几万两吗。庆王府一直到天津,载振死了以后,地下室还有金库银库哪,绸缎库,还有瓷器库,瓷器都是木桶装的,全是那种挺厚挺厚的,木桶。够摆十桌的瓷器装一大木桶。定:有多少个木桶?刘:那家伙,起码也得十几个木桶吧,得够一百桌的。那已经是民国多少年了,我这二侄女结婚的时候是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我到现在还有庆王府的瓷器,那是后来他们分家的时候,分给我二侄女的。定:怎么你们都和庆王那么近呢?跟别的王府呢?刘:更多啦,恭王府,小恭王,注302我们老在一块儿玩儿。毓纪明啊,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差不多王府我们都认识,都知道。定:你们家和恭王府什么关系?刘:也是投资,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家。还有一个是张家,就是那家,现在姓张。那家花园我都去过,您要说那家花园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我还有记忆力,他们都未必能记得。我们都在他那个佩兰斋呀,花园里最好的佩兰斋那儿吃饭、打牌,他请客,都在那儿。定:你们家怎么跟那桐的关系这么近呢?刘:跟那桐家有来往的原因,那桐是属于我们的大东家增家的下属,注303他得听增崇的,增崇是内务府总管,一品大臣。定:天津也有在

                        ,然后灭口?武士英关在租界看守所时,巡捕房的华人侦探黄金荣直接参与此案侦破。黄金荣先生的威名不仅在当时的上海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时至一百年后的今日,那也是大大有名——青帮头子,流氓大亨。而且,黄金荣跟同为一个系统的帮会大佬陈其美私交也不错。武士英后来翻供,明显是有人在他入监后教唆串供,黄金荣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令人深思。4月17日,案犯应桂馨和武士英被引渡到中方,关入上海检察厅的模范监狱。由于国民党坚决主张成立特别法庭公审“刺宋案”,应桂馨和武士英并没有在这个模范监狱待上几天,就被转押至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中。沪军六十一团是陈其美的嫡系部队,在这里,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两天之后,也就是开庭前一天,武士英死在狱中。武士英翻供显然是受人唆使,现在又被灭口,显然杀死武士英的人就是那个唆使的人。前有翻供,后有灭口,陈其美没有办法洗脱嫌疑。疑问三,袁世凯为什么要杀死应桂馨?应桂馨的死,可以简单地用两个字概括:作死。不作死就不会死。应桂馨被抓后没多久,就在陈其美的有意放水之下,在“二次革命”中逃走,上演了一出民国版的《越狱》。可陈其美为何要放过应桂馨这位货真价实的“刺宋”凶手?是出于哥们儿义气,还是想通过应桂馨这根搅屎棍给袁世凯添些堵?根据后面发生的事实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逃得一命的应桂馨来到了北京,他要找袁世凯兑现洪述祖在电报中承诺的“毁宋酬勋位”。应桂馨先生的智商显然跟他的心黑程度成反比,他的脑袋有些二百五。此时洪述祖还没有蹲大牢,刚刚发表声明说“毁宋”是他假传圣旨,不关袁世凯的事。而在这种情况下,你应桂馨居然要找袁世凯索要勋位?难道你想让袁世凯往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吗?这就是应桂馨不能和洪述祖分享极品坏人“荣誉”的原因:虽然够坏,但是水准不够。袁世凯对付这种流氓,向来就是一招:用流氓的办法对付流氓。1914年1月,军政执法处人员郝占一和王双喜将应桂馨乱刀砍死。后人都说袁世凯干掉应桂馨的动机是杀人灭口,其实这在情理上讲不通。此时,袁世凯已是杀害宋教仁的重大嫌疑犯,如果他是出于杀人灭口的目的派人杀掉应桂馨,难道他不怕落人口实吗?仔细想来,心虚也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道理,袁世凯应该还是明白的。再者,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几乎没有交集,实无灭口的必要。如果非要灭口,似乎选择在袁世凯与应桂馨之间上下其手的洪述祖先生效果更佳吧?疑问四,赵秉钧的死因是什么?赵秉钧的死因,也成了大家认定袁世凯杀宋教仁的证据。其实,历来被灭口的都是小人物,而大人物通常是订立攻守同盟的。但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说赵秉钧是被毒杀,七窍流血而亡。这绝对是以讹传讹,因为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赵秉钧是被毒死的。事实上,赵秉钧身体一向不好,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并无什么异常之事。赵秉钧在去世当日(1914年2月26日)凌晨五点的时候,突然倒下,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将天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徐德顺和名医王延年请来,但这三大名医也毫无办法,最后赵秉钧在当天上午死亡。其家属、医生都没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的说法。1998年,赵秉钧的孙子赵纯佑,亲述赵秉钧死于脑溢血,无任何中毒症状。赵秉钧之死因由此一锤定音。渔翁陈其美解决了这四个问题,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陈其美早就知道洪述祖与应桂馨的秘密,为什么不揭露他们的阴谋?答案很简单:私欲。而私欲的根源就在于他对权力的贪婪。论资历,陈其美比不上汪精卫和胡汉民,但陈先生有三个汪、胡二人没有的优势——他有青帮帮衬;他是同盟会光复上海的英雄;他手下有军队。凭借这种综合实力,陈其美在党内拥有了很高的地位,是党内著名的激进分子。当时,国民党中的领袖排位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前两个人已经淡出政坛,而陈其美作为国民党中的少壮实力派,居然被排在手中不掌武力的宋教仁之后,这是果敢坚毅、自信自负,素来信仰武力第一的陈其美很难接受的。现在有这么一个刺宋的机会让他升位,不甘居于人下的陈其美岂会放过,因此他十分幸福地充当了渔翁的角色。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陈其美“顺其自然”地让宋教仁去死,让与他陈其美所代表的激进派政见不同的宋教仁去死,顺道借刺宋把袁世凯搞臭,一箭双雕。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陈其美要让武士英改口供陷害北京政府,而后又杀人灭口。至于后来发生的“二次革命”让陈其美的算计落空,劳而无功,那也是没办法的事:虽然想法不错,但实力不行。好了,除去上面的诸多推理和猜测,之所以肯定陈其美能做出这种缺德事,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案底的人。刺杀陶成章1912年1月14日凌晨,凄风冷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205房间门口站着两个人,帽檐压得很低。敲门、门开、枪响、凶手逃走。光复会领袖、“章疯子”的忠实战友、浙江军政府总参议陶成章倒在血泊之中。背后主谋是陈其美,刺客就是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后来大名鼎鼎的蒋委员长:蒋介石。从此刻起,此人将占用越来越多的笔墨。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证据来自他的日记。蒋介石的日记在其生前并没有公布,一直折腾到2006年才公开,其日记涉及很多个人隐私和重大历史事件。他什么人都骂,朋友、亲戚、同僚、敌人几乎都没放过。他的重要“卖国”证据——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总体看来,蒋介石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观点对错不论,但起码是他本人当时的真实想法。下文会多处引用蒋介石日记中的内容。1943年7月26日,蒋介石写道:看总理(孙中山)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蒋介石承认他就是刺杀陶成章的两个杀手之一,并且猜想后来孙中山之所以信任和重用他,正是由于此事,尽管二人并未明确提及。刺杀陶成章使蒋介石博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尽管是一桶黑金。可陈其美为什么要刺杀陶成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俩关系很差。陈其美先生虽有革命伟人的光环,但他名声很坏。至于具体有多坏,这么形容吧:飞扬跋扈、流氓习气、腐败淫乱等跟权力、金钱、美色沾边的词几乎都跟他有关系,而大公无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形容党的好干部的词几乎都跟他没关系,玩八卦的人们甚至用性病为其冠名“杨梅都督”。陶成章很看不惯陈其美,他曾收集了陈其美同志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违法违纪、违背社会公德的证据,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当着孙中山的面举报陈其美,并愤然指出陈其美同志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考验的症结所在——品行不端、道德败坏。二人因此结下梁子。更要命的是,陶成章出于为兄弟李燮和打抱不平的目的,曾多次公开反对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简直是把陈其美往死里得罪。此外,陶成章的光复会跟孙中山的同盟会恩恩怨怨实在太多,不再多说。既为私仇,也为公怨,陈其美派兄弟蒋介石干掉了陶成章。除了陶成章,遭陈其美刺杀的人还有不少,如辛亥革命统一战线上的友人陶骏保、立宪派夏瑞芳等。陈其美杀了这么多人,自己却安然无事,想来是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大力庇护起了作用。不过,杀人者,人恒杀之。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疑案之最后结语故事终于结束了。虽然对宋教仁被刺一案的剖析完全尊重历史记载,但却没有办法笃定地告诉大家这一切就是刺宋案的真实全过程。或许,正是因为逝去的历史永远无法定论,所以世人才会一次又一次地不断解读它吧。不管怎么说,宋教仁斯人已去,太息长存。第十一章“二次革命”那点事

                        孙中山的苦恼

                        1913年3月21日,正在日本长崎考察铁路的孙中山,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的电报:宋教仁于上海火车站被暗杀。残酷的事实最能教育人,孙中山终于从铁路之梦中惊醒过来,立即订了返回上海的船票,并在四天后赶到上海。当晚,国民党高层便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孙中山愤愤地先发言:“这肯定是袁世凯干的!”顿了一顿又接着往下说,“这一次肯定要武力解决,你们给我组织两个师的部队,我要亲自打到北京去找袁世凯算账!”黄兴不等孙中山把话说完就大声道:“此事万万不可,民国初建,人心思定,目前案件的审理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先考虑法律解决。而且现在又没有证据说是袁世凯干的,若兴兵讨袁,就是地方反抗中央,名不正言不顺。”实际上,刺杀案的审理进度非常缓慢。主要原因是相关人员无法出庭:武士英暴卒,洪述祖逃,赵秉钧“病”……怎么审!唯一的好消息便是袁世凯迫于压力,批准赵秉钧辞职,由段祺瑞代内阁总理。现在两位巨头掐起来了,会议的火暴程度自然也跟着升级。但各有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不欢而散。第二天,国民党的三个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也都电告孙中山,表示绝无实力独立。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李烈钧,此人在接下来的革命历程中将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而且他还是极少数能一直追随孙中山的人。李烈钧,字侠如,号侠黄,又名协和,江西人,1882年出生,是19世纪的80后。李烈钧出生于光荣的革命家庭,老爸是一名光荣的太平天国战士,因此李烈钧遗传了几分老爸的革命基因——骨子里热血得厉害,很讲义气,擅长搞人际关系。晚清民国时的革命家,参加革命之前的经历都差不多——考试成绩好,然后留洋,归国创业。似乎革命家们年少时的经历看起来不够刺激,不过也没办法,富人子女读书用钱铺,穷人子女致富靠读书。李烈钧自然也不例外。他学习成绩比较好,后考去日本留学,并在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他去了著名军校云南讲武堂当教官,由此开始积蓄革命资本的生涯。武昌起义爆发后,李烈钧迅速赶回老家江西,加入倒清大军,并凭着多年积攒的威望和资历担任了江西都督。话题回到孙中山得知李烈钧等人不同意自己动武的时刻。孙中山极为生气,他没有想到大家都不听自己的。可他也没有办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怎么办?只能等,等袁世凯出错。决裂很快,孙中山等待的机会就到了。在“刺宋案”陷于停顿的时候,袁世凯正忙着办一件大事。他在策划一件大事,那就是已经谈了一年多的“善后大借款”问题。由于民国新立局势未定,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正常收取,就是收取了地方也不肯上缴给中央。当然了,地方说自己不是不上缴,是没法上缴,他们要养民军,要安抚百姓。但问题是:地方不缴税,中央就没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国家没有钱总是万万不行的。何况民国初建,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裁撤南京、广东等地的民军,偿还不平等条约赔款,支付政府办公费用,履行对隆裕、溥仪的承诺……总之,为了解决因为革命产生的或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1912年2月底,袁世凯开始让内阁向西方列强的银行申请贷款。有经验的同志们都知道,找银行贷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国力贫弱的中华民国向西方列强借贷,这中间牵扯的利益干系太多。所以中华民国的前两届内阁都没有搞定此事。在讨价还价一年多以后,借款一事终于让赵秉钧内阁给完成了。1913年4月26日晚,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双方代表一直谈到三天后的凌晨,才议定各项具体条款。虽说借款不多,只有两千五百万英镑,但是黄世仁在杨白劳面前还是很有权威的,“善后大借款”附加了很多条件。首先,必须以中国盐税、海关税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当时的百姓也不懂什么国际会计原则,惊呼这些条款为“卖国”,断不可行。一般人这么想也就罢了,可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也这么想,那就大事不妙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发电报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意欲扩军备战,纷纷兴师问罪。尤其是孙中山,还说了一些刺激袁世凯的话,比如,“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其实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借款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可国民党不这么想。袁世凯看到国民党人发来的电报后,很是恼火。最近一段时间,从内阁党争到宋教仁刺杀案再到善后借款,国民党人实在是太不给他面子。因此,面对孙中山等人的诘问,他也就干脆撕破了脸皮。袁世凯非但不理睬国民党人的抗议,反而气势汹汹地斥责孙中山:“我现在算是看透了,你们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你们就没有别的本领。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你真是决心跟老子干呢!我可以告诉你,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你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正在拟稿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迟疑了一下说:“大总统,这样说是不是太直接了点?”袁世凯气呼呼地答道:“就这么说,我对这话负责!”这场起因于“善后借款”的嘴仗,标志着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正式决裂。两人从握手言欢到刀锋相向,时间不到一年。既然彻底决裂了,那就唯有兵戎相见。大势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袁世凯先动手。他先是收回黄兴的陆军上将军衔,免掉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这三个握有军权的国民党实力都督,随后满世界通缉陈其美。袁世凯为何要特殊“招待”陈其美,难道他知道陈其美在“刺宋案”中没干好事?真实原因,不得而知。如此一来,南方的国民党人也只能起而应战。7月13日,李烈钧成立江西讨袁军并发布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由此,“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因为这一年是癸丑年,所以此战又称“癸丑之役”。两天后,黄兴赶到南京,并立即在他上次整编出来的精锐部队——第八师的基础上组织讨袁军。随后,黄兴赶跑江苏都督程德全,占领南京,宣布江苏独立。安徽都督柏文蔚也在随后宣布独立。由此,安徽、江苏、江西构成掎角之势,直面北洋势力。有李烈钧、黄兴、柏文蔚做榜样,广东随之宣布独立,上海陈其美、福建许崇智、四川熊克武也誓师反袁。表面上看,反袁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其实仔细分析过后就会发现,反袁联盟十分脆弱,不堪一击。一、没钱。这是个大问题,没有钱,枪炮就没有弹药,士兵就得饿着肚子,战斗就不能继续下去。二、不得民心。在民国建立后,反对武力解决问题已成为当时国内的普遍舆论。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市井平民并不懂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只希望能过几天太平日子。因此,对这次由信念最坚定的国民党人以“刺宋案”、“大借款”为借口引发的内战,大部分国人都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一向开明的云南都督蔡锷也站出来反对:“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临时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动武就是叛乱,是国家公敌。”三、革命军力量分散,各自周围都有强敌,无法互为后援。像陈其美要应付浙江都督朱瑞的攻击,广东要应付广西陆荣廷的进攻,而四川熊克武那里势小地偏,对大局无甚影响。四、革命军内部素质参差不齐,思想也不统一,军官投敌、军队哗变屡有发生。就这种水平的战斗力,能打胜仗那就是怪事。国民党在财力、军事实力、社会舆论等诸多方面都不占优势,“二次革命”的结果可想而知。失败袁世凯的军事安排是这样的——北

                        TUBE8中国8SEX,其周围的护卫工作都是曹将军负责。史思明对史朝义的态度,史朝义是所察觉的,但很多问题由于并未挑明,作为既是儿子又是臣子的他,不能主动将矛盾激化,这反而会对自己非常不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史思明宠爱史朝清,都让史朝义心中十分不爽,这次向西进兵失败,史思明恼羞成怒,让史朝义有种不祥的预感。当骆悦和蔡文景痛哭流涕,大倒苦水时,史朝义内心是十分清楚两个人用意的,甚至他更明白召父皇的贴身护卫来商议,就是想要杀掉史思明,自己取而代之。只是这个事情史朝义是不能表现出自己很明白、很清楚的样子的,因为这么重大的事,甚至是违背人伦的事,史朝义内心不可能不矛盾。所以,史朝义沉默了,此刻他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到底是继续选择隐忍,依靠自己的努力打动史思明,还是就此撕破脸皮拯救自己和部下,这是个问题。“怀王如果不同意这么做,我们就只能投降大唐了。除此之外,我们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保全自己。”两位部将见史朝义有些犹豫,遂逼宫式地说出了投降大唐的话。听到两个人如此说,史朝义几乎快要哭出声来,我相信这是他一生中最难抉择的时刻,他紧咬嘴唇,片刻之后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调说了一句话:“诸君好好去做,希望不要惊动了圣上!”这是句听起来极其漂亮的话,然而骆悦和蔡文景已经明白,史朝义已经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史朝义说完后,独自将脸转了过去,不再看两位部将,然后挥挥手示意他们迅速离开。“请怀王放心,我们一定会办好的!”……摸清了史朝义的底细,骆悦和蔡文景通过许叔冀的儿子许季常将曹将军找来,然后婉转地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了这个史思明的贴身护卫。骆悦和蔡文景之所以如此毫不避讳地找曹将军商议这件事,是因为曹将军这些年伴君如伴虎般地在史思明的身边,胆战心惊地度过每一天。在此期间他甚至也遭到过谩骂与责罚。他们知道,抛开职责不谈,曹将军同样对史思明有所不满。所以当听完骆悦和蔡文景所说的想法后,曹将军虽然不赞同这样做,但他同样对史思明怀有一种恐惧之感,生怕哪一天这个性情残暴的主子会让自己的脑袋搬家。“好吧!既然如此,我只能顺从了!”曹将军的这个态度意味着一场政变即将开始。……当夜,骆悦带领三百名亲兵,全副武装地来到史思明的大营。对于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史思明的值宿卫兵们感到十分蹊跷,但他们看到自己的长官曹将军对此好像早就知道一样,既然上司都无动于衷,那这些士兵们当然也是紧跟领导的步伐,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眼睁睁地看着骆悦带人进入了史思明的内帐中。当骆悦等人走到史思明的“龙床”前,掀开被子正要行事时,忽然发现被子下空无一人,当时所有人全都惊呆了,以为中了埋伏,只有骆悦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让手下人全部蹲在地上,然后静听外边的动静。忽然,一位侍从走了进来,骆悦急速上前揪住这个侍从的领口,然后将刀架在其脖子上小声问道:“圣上呢?快说!不然结果了你!”“啊……”就在那位侍从刚要回答时,另一位侍从从外边走了进来,当他看见屋内的场景时,吓得高喊一声,转身向帐外跑去。“噗!”骆悦的一名亲兵见状,立即上前结果了那个侍从,随着鲜血迸出,侍从倒地身亡,但就是那一声高喊,却惊动了正在方便的史思明。史思明敏锐地意识到有人要行刺,他当即匆匆忙忙连裤子都没提到位,就跳墙来到马厩,然后跨上自己的坐骑,准备逃跑。但刚刚跑出去没多远,一支冷箭径直射中他的手臂,史思明惨叫一声坠落马下,顷刻间被骆悦的亲兵一拥而上擒获。“是谁这么胆大妄为,胆敢造反?”史思明依旧不失威风地问道。“你自己不就是个造反者吗?”说话间,骆悦已经走到史思明的面前。史思明看见是史朝义的部下,恍然大悟道:“今天早晨我说话失言,得到如此下场,这是报应,但这样就把我杀掉,未免太早了,为什么不等到攻克长安呢?看来逐鹿中原、一统天下的大业就将成为泡影了!”史思明黯然神伤地低下了头,此时此刻他倒没有丢掉英雄气概,依然想着抱憾大业未成。骆悦并没有因为史思明一番煽情的话语而被忽悠,他让手下人将史思明严加看管起来,然后回去向史朝义复命。当史朝义听说“大功告成”时,几乎差点从坐骑上蹦起来,但随后当他平静下来时,发现这仅仅是个开始,因为接下来如何安抚史思明的亲信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当时驻扎在福昌的大将周挚。经过慎重的思考,史朝义决定带兵进驻福昌,然后以实情相告,这既是一种坦诚,也是一种威逼。周挚看到史朝义大军进至福昌,并听说史思明已经成了阶下囚,不禁惊倒在地,同时他明白以自己的实力是无法与史朝义对抗的,所以他选择了妥协,但骆悦劝史朝义不要养虎为患,有周挚在身旁,终究是心腹大患,不如先下手除掉周挚,防止生出祸乱。史朝义采纳了他的建议。周挚之死意味着他的人马不复存在,有的人选择了跟着史朝义,而有的人则选择了退隐。值得一提的是,周挚的人马是史思明整个军队最为精良的一支,现在随着周挚的死去,这支人马瞬间分崩离析,叛军的战斗力也随之削弱不少。没有史思明坐镇的叛军还有史朝义,在顺利夺取叛军的最高权力后,史朝义领兵进至柳泉,他始终不放心已经成为阶下囚的父亲史思明,会不会有一天利用自己的威望东山再起。最终,在骆悦的建议下,叛军内部再次上演弑父的场景,史朝义让骆悦勒杀史思明,然后用骆驼运回洛阳,史朝义遂在洛阳称帝,改年号为显圣。从这一刻起史朝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皇帝”。但他依然没有满足,在他那温文尔雅的外表之下,始终隐藏着一颗杀戮之心,他命令散骑常侍张通儒等人前往范阳秘密杀掉史朝清及其母亲,进而在洛阳城内大开杀戒,凡是史思明的亲信以及史朝清的拥护者全都一个不留。当史朝义看着一个个政敌倒在血泊中时,他的征服欲得到了极大满足,殊不知在他的一系列动作下,叛军的战斗力急转直下,以至于从此时开始,再也无力向西进兵。长安!注定成为反叛者可望可盼,却永远再无法触碰到的地方。第六章二皇之死事实上,唐军平叛的每个日日夜夜里,最为寝食难安的当属李亨。每个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都会兴奋得像个孩子,在第一时间通报文武百官,而在得到失败的消息后,他都会长吁短叹,忧心忡忡地寻找对策。对于李亨来讲,无论是忠心耿耿的文臣武将,还是皆曰可杀的反叛者,都是巨大的负担,他需要驾驭群臣,这本身就耗费了他无数的精力。但他更需要平定叛乱者,这使他每天的工作严重超负荷。李亨曾经度过十八年心惊肉跳的日子,他的神经已经脆弱到极点,久而久之李亨的身体状况开始每况愈下。历史证明,在皇权微弱之时,总会有各式各样的势力抢占先机,为自己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在李亨病重的时候,这点也不例外。细数李亨的经历,李亨当时最为倚重的势力,当属宦官集团。当时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就是在马嵬驿兵变中,极力主张李亨北上灵武的李辅国。朝纲日蠹李亨在安史之乱中获得皇位继承权,使十八年的梦想成真,除了自己的努力和身边功臣的拥护之外,李辅国是个关键的人物。在马嵬驿兵变后,李亨究竟该何去何从,是摆在他面前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李亨当时也是六神无主,关键时刻还是李辅国的极力建议,才让李亨下定决心,借口平叛北上灵武,摆脱父皇李隆基的控制,从而实现了帝王之梦。李辅国本名静忠,“辅国”这个名字是他跟随李亨到达凤翔后,被赐予的名字。据《新唐书?李辅国传》记载,(李辅国)以阉奴为闲厩小儿。貌佞陋,略通书计。从上述这段记载来看,李辅国是个相貌丑陋的人,进宫之后,以照看马槽起家,但却有一定的文化。四十岁之前,李辅国始终默默无闻,连一个小小的弼马温没都混上,直到四十岁,才当上宫廷的马匹簿籍,后来受到王的推荐,成为太子李亨的贴身侍从宦官。别看李辅国相貌丑陋,但正所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李辅国能够最终成为李亨身边最为信任的宦官,凭借的是灵活的头脑以及善于揣测领导意图的本事。这一点,从马嵬驿兵变后他力劝李亨北上灵武和到达灵武后劝李亨称帝就可以看出。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亨北上灵武的策略十分正确,这不仅成就了他的帝业,也让他成为众望所归的平叛领导者。李亨即位后,为了酬谢李辅国在“从官单寡,道路多虞”的情况下,所立下的拥立之功,立即擢升李辅国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百官奏事、御前印玺符契和军队的号令等重大职责,全都委任给他,甚至连指挥禁军的权力也交给了他。李亨返回长安后,加拜李辅国为殿中监,至德二年(757年)八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进封郕国公。李辅国以拥立李亨有功而颇受宠信,非但掌管禁军,甚至独揽了百官的监察权。他专门设置了察事数十人,用以监视百官的行动,官员稍有过失,他的党羽就会立即得到消息,然后立即逮捕进行惩治。如果要是追查什么案子,朝廷各部门全都不敢承接,即使是关在御史台与大理寺内的重刑犯,有的还没审讯完毕,只要李辅国说一句“放人”,这人就得乖乖地放出来,胆敢有阻拦者,保准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因此,御史台、中书省、门下省三司审理的案子,都要事先报告李辅国,听候他的指示,随他的意思而判,声称是皇帝陛下的制敕。当时朝中的大臣全都称他为“五郎”,就连出身崤山以东名门望族的宰相李揆,见了李辅国也要行弟子礼,称他为五父。史书记载,李辅国当时是“权倾四海,举无遗者”,这样一个权倾朝野的人,自然也少不了献媚者,其中不乏身居高位的人。例如崔圆和元载,都是因为依附李辅国而厕身宰相班子的。崔圆这个名字我们只要知道就可以了,但元载这个名字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在不远的将来他居然成了唐代宗李豫在位时,最为难缠的权臣。李辅国的专权,最终导致“节将除拜,皆出其门”,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唐代宦官专权用事的局面开始形成。这其中非但李辅国一人权倾朝野,就连其他宦官也有很大的权力,例如鱼朝恩曾经出任监军,虽然不懂军事,但至少见识过战争场面,在皇帝看来这已经是宦官中的战斗机了。当然,在以李辅国崛起为标志的宦官专权开始形成的最初阶段,宦官还仅仅是兼领宫廷的禁军,而不像德宗李适在位时,宦官直接拥有禁军的统领权,而且当时的宦官与宫廷禁军的关系也未到达像后来唐德宗时期那样根深蒂固的程度,这一切都有赖于李亨对于宦官集团有力的控制。正是因为以上诸多原因,在李辅国渐渐崛起后,甚至当他想要忘乎所以时,出现了一些反对他的势力,纵观当时整个朝廷,能够遏制李辅国的当属相权派。乾元二年(759年)三月,京城长安盗匪为患,李辅国请求皇帝批准选调五百名羽林军骑兵巡视整个长安城。李辅国的这个请求未必有什么非分之想,但由于平常他过于专权,所以宰相们开始站出来上疏反对。当时宰相李揆认为李辅国请求选调禁军,是想控制南衙三省和整个京城的防务,为此他上疏李亨,举例说明西汉时以南北军相制,周勃得南军支持而入北军,所以保全了刘氏江山。现在朝廷分置南北衙,目的就是为了将文臣和武将区分开来,互相监督检查,现在李辅国却要以羽林军代替南衙守卫,一旦其出现变故,怎么制约他们?应该说李揆的上疏很尖锐,虽然他每次见到李辅国都要行弟子礼,但在关键时刻这个人还是很有骨气的,暂且不论他的出发点为何,单是面对强者敢于挺身而出,就足以让人佩服。事实证明,李揆的上疏的确引起了李亨的高度重视,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决定拒绝李辅国的请求。李辅国本来以为皇帝能够答应自己的请求,但当他看到皇帝陛下回绝的诏书后,他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在他看来,或许这仅仅是个意外,或许是自己的请求让皇帝陛下有些误解,此时李辅国还依然从自身寻找被皇帝陛下拒绝的原因。但一个月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让李辅国的想法开始有了一些转变,这件事就是他干预司法权受到宰相们的抵制。代表人物是宰相李岘。乾元二年(759年)四月,李岘鉴于李辅国身为内廷侍从,居然跑到外朝干预行政司法实务的现状,面见李亨详细陈说李辅国专权乱政的情形。他认为朝廷论述制书和敕命本应由中书省颁布,可是现在完全由李辅国操控,而且李辅国的意志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这是极其危险的,他希望李亨能够制约李辅国,限制他的权力。李岘在李亨面前陈述自己的意见时,颇有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觉,不仅痛哭流涕,而且不断叩头,搞得李亨大为感动,针对李岘的这种正直态度下令给予奖赏,并立刻对李辅国的官职给予了很多变动,尤其是罢免了他所设立的察事,而且李辅国为了避免皇帝的猜忌,被迫辞去元帅府行军司马的职务,请求重返太子詹事的官职,但李亨并未答应。从结果来看,李岘的极力陈说对限制李辅国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由于他说得实在过于诚恳,以至于李亨的反响十分强烈。在下令改换李辅国官职的三天后,李亨下达了另一封诏书,其内容是对司法权力的行使进一步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李亨规定: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军中和国家的事务繁忙,有时让人宣布口头命令来处理政事,从今以后各种名目的索求及杖刑、刺配囚徒等诉讼一律停止。如果不是正宣(有存底在中书省可查),都不能施行。宫廷内外的各种事务各归主管官员管理。英武军的虞侯以及北门六军诸使、诸司近来因为主管官员争论不休,讼案悬而未决,所以就越权代为审判,从今以后必须一切经由御史台和京兆府审理。如果审判不公平,可以自行准备诉状奏报皇帝。各种法令除了十恶、杀人、奸淫和造伪之外,其他繁杂的条文一律删除,仍然委任中书省、门下省和法官详细审定后奏报皇帝。李亨这封长长的诏书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针对先前李辅国对司法权干预过多,甚至直接操控的制约,这说明李亨并不糊涂,他通过李岘那真诚的陈说,了解了朝廷内部存在的问题,以及症结所在,所以他不失时机地强化了制度,使得李辅国暂时受到了制约。应该说李岘的这次陈说比先前李揆的奏疏更加生猛。对李辅国而言,这次比上次打击更大,因为他失去了比较看重的能够操纵司法的权力,而且丢掉了元帅府行军司马的职务,这极大限制了他操控禁军的权力和对外朝的干预程度。虽然这不是致命的打击,但却足以让很长时间以来习惯呼风唤雨、舍我其谁的李辅国感受到了掣肘。此时的李辅国开始从先前寻找自身的原因,逐渐转变成寻找客观原因,在他看来皇帝陛下之所以会下决心重整朝纲,完全是李岘陈说的原因,所以李岘遭到了李辅国的嫉恨。仔细分析两个人较量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是李亨当政时期相权与宦权第一次产生直接的冲突,而这个时候相权还是很有力量和宦权对抗的。但自此之后由于李亨的病情逐渐加重,相权的强力后盾皇权逐渐衰弱,相权也因之逐渐势弱,以至于最终被李辅国打击得体无完肤。由于李岘的挺身而出,使得李辅国被迫退出了外朝,拱手让出了干预司法的权力,而李辅国也开始从先前的找自身原因变成了认为是宰相在掣肘自己,李辅国的性格和人品决定了他不可能甘心失败,所以他努力在寻找机会,企图重新夺回对外朝的掌控权。但他明白,现在必须要收敛起自己的锋芒,找准机会以图东山再起,在他看来,只要侍奉好皇帝,不愁没有机会。或许是李辅国的收敛与倍加小心,渐渐让李亨放松了警惕,上元二年(761年)八月,李亨加封李辅国为兵部尚书,关于李亨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个决定,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我认为,可能

                        府邸就在学院胡同注44,还有卧佛寺街注45,据说是两道呀还是几道院子,是王府的样子,还说我爷爷的时候家里还有戏台。我母亲就是我生母结婚的时候还在那里。那时候我们家里好像还可以,她结婚时三顶轿,还是黄的呢,中堂挂的那个画呀,是郑板桥的竹子,有些个什么盆盆罐罐的,后来有个画册上都有。我们家里挺富有的,据说我祖父活着的时候呀,我们家里头,主人没有几个,和底下的仆人,一天吃盐就吃二斤!我父亲他就用了几个奶母,就说家里仆人得有多少呀!这是听我那堂姐跟我说的,说咱们家过去怎么的排场,说现在咱们落得平民了。我祖母郭氏,是满人。我亲祖父、母有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姑姑。我父亲是第四个孩子,最小的儿子,都管他叫四爷,我堂姐管他叫四爹注46,满族管叔叔叫爹,管我母亲叫四妈,管我奶奶就叫太太。哥儿四个都跟祖父在一起住,那个时候辛亥革命还没爆发。生活挺好的,他们来去都是坐轿子。我大伯父、二伯父都夭折了,我不太清楚他们都是多大岁数去世的,还是都结婚了,后来怎么着我就不知道了,伯母的情况也不知道。三伯父后来也疯了,因为他后来抽大烟,把家产也卖了,据说是40多岁就去世了。就剩下我父亲和我三伯母,还有我母亲,还有三伯母的一个女儿,我们就在一起住,就过日子,过日子就让人给坑了。那时候大概我们家里还有房子,有些产业什么的,就让人家给骗了,就连我母亲结婚的时候那个条幅呀,人家说已经旧了,我们给你裱裱去吧,就没拿回来。我祖父都抽大烟,那时抽大烟简直就跟现在抽烟卷似的,就是吸毒。据说那时满族人家家都有烟枪,尤其是家境比较好的,后来家里就败落,败落到什么程度呢,我三伯母穷得都当保姆去了,家里大概还有一两所房子吧。三伯母我见过,我18岁的时候,生下一个孩子,我三伯母还给我做营养的什么菜,给我送到医院去。我有一个姑姑,我们叫她姑爸爸,老到宫里去,慈禧召见,还给慈禧做鞋什么的。她为什么没结婚也不知道,也是高不成低不就呗。她死的时候岁数不算大,40多岁吧,是到城里禄米仓领钱粮去,路上掉下来一个马车给她压了一下,就死了。我们坟地在大亮马桥,那坟地好大。我母亲也埋到那里。我姑姑是没结婚的女儿,不能入正穴,就埋在旁边了,我母亲死时我们去上坟,人就说这是姑爸爸。我好像还记得大概我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姑姑还活着呢。我还有一个哥哥呀,她就让我们写字嘛,每天得交两篇大字、一篇小字,我姑姑有文化,都是我姑姑管着。那时候我伯母和我父亲,可能沾着一小点边儿,吃了几天钱粮。我没沾着。我什么光也没沾着。我父亲可不是那种提笼架鸟的人,他挺要强的,学技术也很要强。不像三伯父,我父亲没抽过大烟。他教育我们的话是:“勤恳勤恳,衣食有准;懒惰懒惰,必定挨饿。”我们小时候衣服都自己洗,家里的活儿也是几个孩子轮流干。我三伯父的儿子抽大烟,我父亲说他不学好,都不让他进我们家门儿。我三伯母姓张,她家和我家是近亲,她有个姑姑,是年家的媳妇。这年家也是满族,家住在绒线胡同,这姑太太脾气可大了。我就记得她那时一来我们家,一喊年家姑太太来了,坐着个轿车,这就得远接近迎的。年家开了一个华北电业公司,地址就在西城的顺城街,现在西便门拐角对过电业局的地方,现在不是改样了嘛,过去不是这个样儿。是年家还是分几家开的,当家的就是我家那个姑夫。注47我父亲后来就去那儿学徒了。开始的时候也挺苦的,电线都得自己扛,还得背电线杆子什么的,不少人几天就不干了,嫌累,可我父亲干了一辈子。刚去就是学习,修个电表呀,后来就当了技术骨干了,具体搞什么工作不清楚,是搞技术的,都管他叫林工,工程师吧。挣得还不少,一月挣30块大洋,那时候挺多的了,养活我们一家人就很够了。后来解放以后第几批呢,他就在华北电业公司退休了,退休金还拿得不少,一直到他病故。我懂事以后我家就不是大户人家了,那时父亲就有工资,没有什么满族人应有的钱哪、房产哪什么的。没房子住就租,叫“串房沿儿”。家务都由我母亲做。我们家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是三顿饭,吃得不像现在电影说的那么复杂,也是吃窝头就稀饭,有时炒个白菜。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妈妈炒的那个白菜,里边老放蒜,我不爱吃。就是吃炒豆芽菜,吃窝头,有时也有馒头,一般饭呗。家里头像现在的普通家庭。你说特贫吧,要着吃去,也不是;说特别有吧,也不是。我母亲没有工作,家庭妇女,就操持家务,带我们三四个孩子。就是生我最小的弟弟,月子里生的这个病,那时候病挺厉害的,就是一天老拉呀,家里有一个人照顾着,侍候着,病了一年就死了,才39岁。她死的时候我7岁,我弟弟挺小的,当时找了个亲戚帮着带了好几年,那时人比现在人心眼好,家里没办法了,没人带的时候,也有人家亲戚搭个手,是个老太太,说是我们亲戚,我们管她叫姑姑什么的,也岁数不小了,五六十岁吧,照顾我们。我母亲有4个孩子:我哥哥,他比我大4岁,去世4年了。我是老二,还有个弟弟,比我小3岁吧,还有个妹妹,比我小4岁,最小。都是我妈妈生的。我原来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姐也是前几年死了。他们都死了,就剩我了。我母亲也是满族,因为我外祖父姓赵,赵家嘛,是满族,也是大户,而且是个什么官,当什么官我也弄不清楚。他就是我姥姥一个夫人,没什么偏房。我姥姥挺能干的,挺高的个儿,挺厉害,就是那么一个老太太,我母亲死去以后,我那时小,十来岁,我经常住在姥姥家,住在西屋,我挺喜欢在姥姥家的,姥姥疼我,说我没妈了。我姥姥90多岁才死的,还梳着板头注48,我还看见她那板头照的相片。我姥姥生的孩子多了,他们男女分开,可能我有三个姨吧,连我妈,姐儿四个,舅舅五个。我有个舅舅叫博佩山,不是亲舅舅,我们走得还挺近的。舅舅对我也好,舅妈也不错。他大概现在已经死了。他是个名医,跟施今墨注49他们都是一路的,他家也挺富有的。反正我记着我们亲戚里比较好的就是他,后来我们都没有房子了,他还有房,就在西城,后来搬到东城小拐棒胡同十号,我记得特清楚。现在那房也没有了。前些年我去看过他一次,他娶了一个后老伴儿。他有一个女儿,叫博英华,比我大个两三岁,我们老在一块儿玩,因为我家里没有母亲,也老在她们家住。她喜欢京剧,我们去看京剧什么的,四大名旦都听过,都看过,荀慧生什么的。长安大戏院注50刚一盖起来,我们老去,坐前三排,舅舅家有钱,人家给送票来。梅兰芳是在第一舞台,不在长安大戏院。今天我还喜欢京剧。为什么我提到印象中有这个舅舅跟表姐呢,就是这么回事。我想登报找找我这个表姐的下落,因为我们俩挺好的,她要活着顶多80岁。母亲死了以后,我到了10岁还是12岁,我父亲才娶了这个继母,据说是我父亲奶母的女儿,小脚,汉族人,她长得也挺漂亮,跟我父亲特好,所以我们也挺恨她的,跟她不和。她没有生孩子。她后来把家里的财产倒腾了不少。满族人的规矩我从小一直就有,比如见了姥姥还请安。见着姨叫姨太太,不叫姨儿,因我母亲是行三嘛,叫二姨“二姨太太”。从小就熏陶成这样,现在也还这样。虽然我继母对我们不是很负责,没有作为母亲的那种责任,但我还是很尊重她。比如说过年,给父亲拜年,给继母也拜年。不像现在这样,把继母往后排。

                        2.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

                        臻:我对婚姻不满意嘛,家里包办婚姻。我要是有母亲就不会这样。我嫁的是汉族人,我才18岁,他比我大10岁。他家是三河县的一个大地主,谢家大门的。大门就是挺大的大地主,过去不是几个大门、几个大门的吗。他们家没人,男的全死了,他是独根儿。但是他出来了,他也在华北电业局工作。这么样认识的。我家里觉得他挺好,我跟他结婚的时候都没见过他,三顶轿子上我家娶我来了。他跟我挺好的,实事求是说,他也挺疼我的。可再疼,我也不爱他呀!是不是?总觉得他跟我不是一路子的人。我这人年轻的时候疯得很,但是我不是那种乱疯,我有我的理想。我还想上学什么的,可是嫁给他以后,全都实现不了。他也不是很规矩,外遇什么的,成立外家什么的,既然这样,干脆我走。按说我是正室,那时也就称夫人了。我说瞎掰。我那么小,也不懂得这事。我结完婚以后走的。对婚姻嘛,自己不满意,我哥支持我。我哥哥又是老革命,他参加革命早,我还没结婚,他就走了,大概和康世恩注51有关系吧,同学。我结了婚以后,他回来过一次,也不是公开的。他说:你要走,我就带你一起走吧。我不是跑了,我们就是参加工作去了。他(丈夫)愿不愿意,我不管那些。我这人疯着呢,没事儿。我哥把我接出去,接出去就在延安。但我每年还回来呢!我生那么多孩子,都是跟他生的。虽然和他感情没什么,我不爱他,可是我尽到了做妻子的责任。反正自己老觉得:婚姻方面,既然嫁了他了嘛,又有了孩子,就不要再什么,我不喜欢我原来的丈夫的原因是,娶了我了,他又在外面认识别人,又在外面买房子,但是我不能跟他学。我既然反对他,我跟他学,不就跟他一样了么?咱满族人啊就是这样,有这种血液嘛,要求自己就这么严格。我们就这样生活这么些年。他生病,我照顾、伺候他,送医院。我嫁给他41年零19天,他拉着我的手咽的气。他死了,我把他送到他老家去,他们老家还有老房啊,我给要回来了,我就给他埋在三河,至今他病故17年了。在延安时,也有人追我呀,不是没人追。你想想在那时候,长得漂亮,又会唱会跳的,是不是?但是人家不像现在的男的这么没出息,让人追是追,人家可是很理智的,我说:“我有丈夫有孩子,咱们不要谈别的,就谈工作。”工作也非常忙,没时间考虑自己的事情,尤其是参加了石油会战,从1960年参加石油会战一直到我退休,30年。我现在觉得结婚生子和爱情是两回事。生孩子就是生孩子,当着小佟说这个,不是放肆啊!爱新觉罗·毓臻的婚书

                        3.我在窑洞里住了8年

                        臻:我哥哥带我走,先住在山西,后来到了延安,就是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我才19岁。我那么小就出去了,也挺不容易的。那些年很苦。大南瓜、黄米粥、酸糕,我们哪儿吃过那个呀,就得吃那个生活。穿的是粗布衣裳。特别特别落后。例如生孩子不让大夫去接,那时大夫一般都是男的,就不让进,封建得很,思想也很落后。那时候我们就组织起来工作队,像我那么小,哪儿懂得接孩子呀!突击地培养我们,怎么去消毒,怎么去断脐带,帮助去接生。派个女的去,不就是怕出事儿吗!不像现在,但是也得适应当时的环境。可是呢。成天喊:毛主席万岁,刘志丹万岁。中国出了个刘志丹。出了个毛泽东,朱德。成天喊。我第二次去延安是在1950年。那时不是叫延长油田么,第一任矿长就是康世恩,他跟我哥哥是很好的战友。到了延长以后,我参加了石油师注52,第一任政委叫杨文宾。我文化程度也不是太高,没有机会上学,就在他那儿听听电报、电话,背着电话去上山。我的老班长叫陈喜财,比我也大不了几岁,是一个老红军。我对老班长记得很清楚,他很欣赏我,说我聪明,就让我学着修电话机、电报机,修这个修那个的培养我。他后来就在大港油田,现在可能还活着,前几年我还去看他来着,要是死了他会告诉我。延长那时属于延安市,叫延长县,现在比延安还穷。我们办公的地方在延安市七里村注53,我记得第一口深井是1952年在枣园打出来的,我是记录员。我的第4个孩子就是在延安生的,原来就叫延安,现在叫延延。我在延安待了8年。

                        4.全国的龙套都跑完了

                        臻:我后来从延安出来调到宁夏,以后送我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上学,这是五几年的事。我学的是岩矿鉴定。我文化程度很低,才初中程度,读大学多困难啊!像今天你们读大学多自在呀!我们那时候多苦,12点以前没睡过觉,真啃哪!但我还是优秀生。毕业了以后我就搞岩矿分析,搞了30年。搞石油会战,最艰苦的是在大庆和胜利。那真是紧张呀,后来部队转业了,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纪律还是非常严格。第一次是1960年,参加大庆油田会战,注54相当艰苦了!蹲在地上,拿个饭盒吃饭,窝头都是硬邦邦的,得在怀里揣一会儿再吃。我现在的胃病,都是那会儿造成的。跟王进喜在一块儿,他是玉门油田的,那都熟悉得很。我们才去的时候,那么多人会战,哪有地儿住呀!地上挖一坑,铺上稻草,上边拿帆布篷罩上,就在那儿住。干打垒算是好的了,就跟现在的宾馆似的了。我们研究院的办公室,是人家原来一个厕所,四面土墙,上面蒙上点儿,那应该微量分析的活儿,严格说在这屋子里头,连衣服都得换的,但是那儿哗啦哗啦掉土,我们拿什么做微量分析呀?可油田也照样打出来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呀那时候,对吧?男的女的都一样,都戴大皮帽子。那时没有礼拜天,十天过一个大礼拜。到大礼拜,上午开会,下午放半天假,洗洗衣服什么的,在那儿洗衣服也冷,摄氏(零下)12度嘛!会战以后回到北京,到石油学院报到,觉得可回家了。待了两三天,又让赶紧回去,连烧锅炉的都得走,谁不走也不行,说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根本不考虑。这又到九二三厂。九二三厂就是9月23日油井要出油,因为是在胜利村,后来叫胜利油田注55。这是第二个大油田。我们研究院在东营。到那儿,比大庆稍微好一点,黄河水接过来了。至少没那么冷,到第二年,生炉子,没暖气,没建起来呢,人就得上。住的什么情况呀,帐篷,睡通铺,男的也睡通铺,女的也睡通铺,房子一时盖不出来那么多,干脆大家搭一个挺长的炕。后来睡折叠床,折叠床里草长得这么高,你想想这屋子多潮呀,你看这腿,变形了。后来石油部要请我回去带学生,我说真是不行了。我累得成什么样了,生完孩子以后,累得妇女病很严重,严重的时候走路都很费劲,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在那条件下住嘛!别的单位都是先生活后生产,石油单位是先生产后生活。胜利油田会战了4年,后又转战到河北大港注56,从大港又到华北油田注57。这期间还老出差去取资料,一直没有在家里过过。我们不算调动工作,我的关系就在石油部,那时石油部的工作就是面向野外。所以一退休我就回北京了,这才算有了家了。我们是怎么生活的这么些年呢,都是在那戈壁滩上、山沟里。我们从大庆回来时,连马路都不敢过,就傻成那样!现在要谁那么干,谁也不干,现在没有那么干的。我工作上倒是得到许多,我还得过勋章呢,要不然我现在工资很高,其中就有每月多给我的一百元钱,就是国家奖给有特殊贡献的人的。女人参加过石油会战的也不只我一个,爱新觉罗家族也还有几个。我记得有一个是恒字辈的,参加过大港的会战,她家住东北,家里还有些东西,也都捐给咱们满族了。她现在好像还在大港。

                        5.我的孩子

                        臻:我1941年3月结婚,转过年来,1942年八月十五生的我儿子,老大。就这一个儿子。我生完就没带,他奶奶带,我就不喂奶,我不想在家待。就是回家我也不在他们谢家待着,我回我娘家去。我一共5个孩子,二女儿1947年生,属猪的;三女儿属

                        完了就再没有音信了。夫:后来还来过,听说老头去世了,就……毕:他用德文写是为了出版方便呢,还是他不愿意用汉文写?奥其尔:没有,他德文水平比汉文水平高。策:他不是拿笔写德文,他有一个机器,整天嗒嗒嗒嗒打。和德文相比,他蒙文的水平一般,还是德文水平高。定:您印象里他讲的汉语是北京话吗?策:北京话。挺地道的。夫:我跟您这么说吧,到老年以后,(汉话)他听不懂了。策:对。他就不是汉话的思维。他的母语我觉得应该是德语。奥其尔:母语应该是蒙语,他从小在北京学德语,所以他德语的书面能力、写东西的能力比较好。毕:我们很想知道他对老北京的描述和对个人遭遇的感叹,我们很感兴趣。策:他是在德国出版的。我听他的学生说在德国见过。书里写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别人要是问我,我也不懂,也不敢随便给人看,万一里面有点儿什么不合适的,谁知道会有什么事儿呀。夫:也不知道里面牵扯“文化大革命”没有。定:您怎么没学德文呢?策:我没学德文。我这人可能不开那种窍,我妈教英文的,我也没有那什么。


                        附录毕奥南:《关于帕勒塔生前身后几件事》[访谈者按]由于对帕勒塔以及相关背景,读者可能比较陌生,所以经该文作者同意后,我将这篇文章附于口述之后,以供读者参考。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的后半段特别提到了帕王的侧福晋(即文中所称“京邸侧福晋”),也就是本篇口述的主角——奶奶,从中可知,这位奶奶的来历颇不一般,也并非一直是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人物。清代新疆乌纳恩索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东部落盟长扎萨克弼锡呼勒图郡王帕勒塔(1882—1920年4月)因轮值年班前往北京,从一个地方贵族一跃而为京城政坛活跃人物,跻身清朝亲贵之列,转而又成袁世凯的拉拢对象。然而犹如流星划过,他英年早逝,虽然一些学者对他生平事迹有过探究注381,但他生前身后留下了许多有活动线索但无具体事迹的史迹。近来笔者阅读资料,又见到一些与帕勒塔相关的记载,似鲜为人道及。本文对已知情况不再赘述,仅摘录以往忽略不详者略排比分析。敢不揣孤寡,掷砖盼玉而已。

                        1.年班入值走出新疆

                        帕勒塔因轮值年班进京而介入清末民初政坛风云。根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军机处请示及相关安排,年班赴京王公必须十一月内到理藩院报到。旧土尔扈特郡王帕勒塔接到伊犁将军马亮通知,他也在入值年班之列。帕勒塔表示将于九月下旬动身前往京城。按照相关规定,清政府提供使用驿站的方便。帕勒塔申请并得到批准的是“随带跟役五名,骑马六匹,行李三千斤”,为此可以使用地方提供的三辆车注382。此前帕王父亲巴雅尔郡王也曾使用驿站进京朝觐。巴雅尔向护理伊犁将军、副都统富勒铭额申请使用11匹马、随带人役10人、向导1人、大车5辆注383。按规定,郡王级别使用驿站有相应规格,两相比较,同是郡王爵级,从帕勒塔父子不同时期不同待遇看,驰驿规定似可变通。到了京城,帕勒塔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根据档案资料,清廷原来安排是让帕勒塔“前赴美国游历”,后来又改派去东洋游历注384。这与通常讲的帕王自己申请赴日不同。留日期间,他曾入振武学堂学习注385。在京城期间,帕勒塔见到“京师女学堂林立”,想到自己福晋“年青无知,诸务未谙”,致电父亲巴雅尔,希望允准儿媳也前往京城上学,以期“开通心智,俟毕业回府,以便教化所部妇女”。其父巴雅尔去过京城,对新疆外部世界有所了解,思想较为开通。对帕勒塔请求表示同意,并为儿媳行程致函新疆巡抚,争取到安排车辆行走驿站的待遇。于是帕勒塔福晋得以赴京注386。应该讲巴雅尔思想开通,对于帕勒塔夫妇走出新疆影响很大,而介入京城风云变幻的政治活动则使帕勒塔迅速成为令人瞩目的王公翘楚。据1945年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回忆,约光绪末年(约三十三年),吴忠信在南京任营长,帕王莅南京阅兵,他见到的帕王是“身材瘦长,唇蓄短须,相貌英俊”,可见当年参加阅兵的帕勒塔是清政府器重的亲贵子弟。三十多年后,作为蒋介石信任的边疆大吏,吴忠信仍感叹帕王“为余生平见面蒙族首领之第一人”注387,可见时人印象之深。有档案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帕勒塔请理藩院代奏,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发生回乱,因为甘肃巡抚陶模发给来复枪2000杆,借此训练蒙古马队250名,得以保护当地游牧。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再次发生回乱时,因有马队保护未受侵扰。以后新疆巡抚饶应祺添发了20杆毛瑟枪,但为数无多,不敷使用。提出“拟自筹资斧,在天津大仓洋行购定毛瑟枪120杆,子弹两万四千出运回,以便训练”。请求清廷准运。当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议”,得到批准,沿途放行注388。帕勒塔条陈蒙部新政等奏折、政见在社会各界产生影响,年轻的帕勒塔在京城政坛迅速崛起。政坛如此“快进”也易遭人物议。1910年7月13日,伊犁将军广福上奏朝廷,揭发帕勒塔“函致署伊犁府知府贺家栋。欲以官权压买羊只。又称拟将贝子德恩沁阿拉什劣迹纠参,指称交伊犁将军查办,革去此人之爵。将来覆奏。能否办到。若由将军自行严劾更佳等语”,帕勒塔被斥之“擅致信函,挟私请托,实属不安分”,受到罚俸处分。不过二个月后,可能南北形势紧张让清政府深感缺乏得力大臣,于是免除了对帕勒塔的处分注389。当外蒙古宣布独立,清廷让帕勒塔署科布多办事大臣注390,以期能够牵制外蒙。

                        2.帕勒塔从不认共和到支持共和再到支持袁世凯复辟之转变

                        在讨论清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坚持清帝不能退位,帕勒塔甚至发表声明,表示决不承认共和注391。报纸还曾以“帕邸不认共和之声明”为题写道:“京函云,现蒙古各王公之反对共和,已纪各报。兹闻其反对最力者,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以外,以旧土尔扈特帕勒塔为尤甚。”帕勒塔甚至声称,蒙古所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将来驱逐中原,尚不识鹿死谁手。”注392不久帕勒塔“因病请假旅行”。此时孙袁南北议和将成,清廷已经岌岌可危,蒙古王公保皇派已有人离京回旗,号称要调兵勤王。帕勒塔请假是否与此有关尚不清楚。清廷下谕“赏假四十日”,没批准他离京“旅行”注393。清朝退位的形势让支持的蒙古王公陷于尴尬境地,蒙古王公联合会于是集体转向。喀喇沁贡王、土尔扈特帕王等共21人特开大会。会上帕王“反复陈说今日大势所趋,实非宣布共和,不足以弭乱;而组织共和政体,实非联五大民族合而为一,不足以免亡国之祸”。据说随后全数赞成共和注394。很短时间内态度鲜明做出截然不同政治决定,实非一般王公所能做到。其间,帕勒塔曾向俄国驻北京代办传递过由蒙古王公联合会起草并经袁世凯删改的“蒙古管理章程”注395。据包尔汉讲,1912年1月伊犁起义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冯特民发起组织了“五族联合会”,“乌苏县四棵树地方的旧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也派人前来伊犁,表示支持革命”注396。这大概并非全是耳食之言,此时帕勒塔已经转向拥护袁记“共和”,遂被袁氏委以阿勒泰办事长官重任,并加封亲王。联合伊犁、迪化两方面势力作为阿勒泰地区后援无疑是必要的。帕勒塔是否真就“拥护共和”了呢,1917年11月,帕勒塔任临时参议会议员注397。袁世凯称帝,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再次拥护袁记帝制,留下逆流式潮流而动的不光彩记录注398。为什么帕勒塔等王公会反复于共和、帝制之间?简单言之,当时蒙古王公联合会的王公大多数人对君主立宪或共和并无定见,他们对主导并掌控蒙旗政治及在国体更替之际保障蒙古原有权益更为关切。帕勒塔作为王公阶层代表,其政治取向不能不受到局限。

                        3.乌苏八音沟承化寺与帕勒塔家族关系

                        清季洮州喇嘛棍噶扎拉参(察干格根)在北疆护民御乱的功业是研究者耳熟能详的事。清廷迫于俄国压力,先将承化寺从阿尔泰迁至乌苏八音沟,复将棍噶扎拉参调离新疆。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到新疆安插徒众的棍噶扎拉参又奉旨“由八音沟起程,回甘肃洮州新寺祝嘏诵经”注399。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原来打算派人将棍噶扎拉参迎回八音沟承化寺。不意次年九月棍噶扎拉参在洮州圆寂。考虑到“该呼图克图前在塔城、阿尔泰山及各处所办案牍上年已随带赴洮,今各徒众返新并未携回”,巴雅尔致函镇迪道,准备派人前往查取,要求利用驿站,镇迪道也认为“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在洮圆寂,所有由新带往案牍自应取回备查”注400,同意巴雅尔派人使用驿站。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圆寂使蒙古信徒颇为失落。于是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向伊犁将军长庚呈文,要求清廷让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转世注401。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巴雅尔赴洮州进香,商请甘肃巡抚陶模,奏准清廷赏给洮州棍噶扎拉参新寺庙号普佑寺,并仿照棍噶扎拉参在八音沟所建承化寺章程,由政府每年酌定僧众口粮一千二百斗注402,奠定官庙地位。鉴于该庙与八音沟承化寺的同祖关系,1914年,当洮州普佑寺在民国之初为取得官府庇护,请帕勒塔代向蒙藏院请求,由寺庙备礼,赴京向袁世凯致敬。为此帕勒塔致函蒙藏院总裁,除了介绍普佑寺僧人“诚心趋向共和,来京呈递贡物”,还建议赏给该寺新匾额,酌给赴京喇嘛罗藏奖叙。蒙藏院据此呈文总统,于是袁世凯颁布大总统策令,称“甘肃洮州扯巴沟普佑寺僧众公派喇嘛罗藏来京纳贡”,“该代表喇嘛罗藏远道输诚,深堪嘉尚,着即给予绰尔济职衔,并颁给该寺匾额(汉蒙藏三体书)一方”注403。由此可见帕勒塔不负所托,本人确实具有一定影响力。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额敏十苏木各选派蒙古包五顶移居乌苏八音沟,在山上修筑了宗教崇奉中心承化寺。在棍噶扎拉参圆寂后,鉴于暂无领袖,巴雅尔郡王曾通过伊犁将军长庚,提议清廷“赏给乌苏八音沟承化寺副大喇嘛罗伯藏宗都扎萨克喇嘛职衔”注404,以便管理承化寺及属寺。清末民初,八音沟承化寺住持察干格根圆寂,承化寺派人前往拉萨请达赖喇嘛算卦指示,在拉卜楞地方寻访到转世之贡卡嘉措,但一直没能迎回承化寺注405。该寺一直由扎萨克喇嘛管理。据记载,1945年承化寺有喇嘛90余人。作为承化寺的属寺,四棵树的千佛寺却有喇嘛200余名,其住持喇嘛嘉穆措被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称作“新疆蒙旗年长而地位最高之喇嘛”注406。时年75岁的嘉穆措大有来历。据吴忠信询问得知,帕勒塔是其侄,帕王子敏王(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敏珠策旺多尔济)为侄孙,敏王子代亲王马尼则是其侄曾孙。嘉穆措之兄是帕勒塔的父亲巴雅尔郡王。他们的父亲都郡王生前嘱咐蔡旺活佛照料两子。都郡王死时,嘉穆措年仅十龄,巴雅尔则已十八岁,继袭了郡王。嘉穆措入普庆寺从图音喇嘛学经。在35岁时赴拉卜楞寺,在嘉木样活佛门下学经。民国四年(1915年),他曾一度游历北京,当时帕王也在京城供职。民国五年(1916年)嘉穆措回到新疆,从此未离开新疆一步,潜心诵经,不问世事,并完成图音喇嘛嘱托,1919年创建千佛寺于乌苏四棵树注407。作为当地贵族出生的高僧,又得到晚辈三代亲王的尊崇,无怪乎被吴忠信施以青眼。

                        4.关于乌苏旧土尔扈特内部有隙传言

                        赛福鼎提到,“旧土尔扈特部落分住乌苏、玛纳斯两地,1913年双方打算联合,杨增新忙向中央政府诬告帕勒塔王与日本、沙俄关系暧昧,极力阻挠双方联合”注408。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并未记录杨氏这封“举报信”,可能此事不宜编入杨氏生前纂定公开出版的文集而被忽略。但内部有裂隙也非空穴来风。据记载,乌苏旧土尔扈特东部落分左右两旗:左旗三苏木,在乌苏南山,离城西南九十五里,离四棵树九十余里;右旗四苏木,在四棵树。左旗扎萨克贝子衔,右旗郡王衔。民国袁世凯时期分别升为贝勒衔和亲王衔。前文提到,帕勒塔曾鼓动伊犁府知府贺家栋参劾左旗贝子德恩沁阿拉什,甚至希望伊犁将军出面查办,革去德恩沁阿拉什爵位,虽然受到清廷训斥没有办到,但彼此矛盾可见一斑。据乌苏县代县长、德恩沁阿拉什贝勒福晋、该旗总管以及东部落代理盟长帕王福晋杨金等人先后向省政府报告,1938年11月1日,副盟长、郡王衔贝勒、左旗扎萨克德恩沁阿拉什回乌苏参加会议,5日突然得急症(脑响血病)猝卒。以德贝勒身后无嗣,请示身后爵位如何承袭。省政府又请示督办盛世才。经过北部落呼图克图兼盟长夏律瓦了解舆情民意时,得知已经由各大小头目公推素有声望的喇嘛吕日甫代理贝勒职务。省府及盛世才予以批准。注409帕勒塔身后有两福晋两王府。乌苏四棵树旧王府杨金福晋主持,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袭爵亲王。帕勒塔去世后杨金被晚辈尊为太福晋。敏珠策旺多尔济去西藏后,部落印务由古子达尼玛代理。盛世才上台后,据乌苏县民众联合分会委员长王兆祥揭发,敏亲王部落护理印务古子达尼玛“为人贪婪嗜酒,压迫蒙古同胞,在我新政府和平政策领导之下不合”,要求民众联合会“俯赐调查,如果属实,请呈请省、督两座饬令该游牧推选贤员接替印务、古子达,以资解除蒙古同胞痛苦,实为公、德两便”。此呈文提交民众联合会第三十二次常务委员会讨论,议决提请政府“取消尼玛职权及护理任务,遗缺以杨太副荆(福晋)递任,并令杨太副荆(福晋)察民意所归,推选贤员为总管,以便协理”注410。于是杨金代理盟长印务。在相关档案中还可知杨金以下事迹。(1)护理盟务,参与政治活动。所谓参与政治活动,许多情况下是因为身兼代理盟长,具名签署文件;或者出席政府组织的1937年全省蒙古代表大会及1939年全省蒙哈柯代表大会。注411此外还有一些实际活动。例如,为响应1936年迪化女子学校招生,通过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帮助,杨金福晋选送4位女学生前去就读。虽然有省政府的督促,但这在当时是开风气之举,杨金福晋思想还算开通。注412(2)保护地方利益。乌苏旧土尔扈特部境内古尔图地方有两处盐池,产量不多,大致可供当地蒙民食用。在近代以来新疆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本部蒙民权益并不能得到保障。为防止外人偷运贩卖,影响本部蒙民生活,杨金分别在1921年、1937年致公文于省政府,提请保护地方权益。注413位于新疆乌苏四棵树的玛尼王府,亦即帕王府。帕勒塔是第七代玛尼王,此照片说明中的玛尼王(1920—1976)则为第九代(毕奥南提供)(3)接纳札哈沁难民。杨金福晋并不只注重本部利益。这在安置札哈沁难民事中可见其胸襟。蒙古札哈沁部1912年从科布多迁入阿尔泰地区。在马仲英入疆的动乱中流离失所,备受苦难。其中有50余帐430余人札哈沁人从沙湾县流落至乌苏四棵树一带,希望就近安排牧场,结

                        了,我藏有一块金章宗时的土地交易合同铭文砖,全用汉字,而且表达方式、称谓、官职也都是汉文化。就是在金哪,金亡了之后也不是一下子没了。定:也和白狄一样,也跑了。旗:还是跑,往北跑。你算算从金和蒙古,到我们满族的再次兴起,实际上隔的时间并不长。中间就元朝一百多年,明朝刚建国的时候已经跟我们开始打交道了。定:这个观点我特别感兴趣。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你这个观点是从哪儿来的,主要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你父老那里来的,还是主要从书里看来的?旗:从我爷爷那儿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满族有很多提到回老家的问题。我爷爷就跟我讲过圈地的事,他说为什么在河北这地方圈地,他说我们入关之前老根儿就在这儿,要圈地就圈这一块,各王府、上三旗都要在这儿圈一块。但他没讲过白狄,从他的话我只能上推到女真。我从来没有在史料里见过这种说法,就是听我爷爷说的。否则我不会那么系统地思索这一问题,导致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根弦。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强的历史感、时间感,一到傍晚就心里难受,怕美好的东西失去,就知道、体验过什么是死。我六七岁的时候,您知道那时候吧,在学校挖防空洞,一下挖出清朝的墓来,人穿的那个绸缎衣服,戴着朝珠的朝服,也没有烂,死人。我那时候就有恐惧感,然后就有提问:我是谁,我是哪儿的人?然后就是我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这个。我爷爷再给我讲完之后我老是这么考虑,我们这个民族这么精细,这么厉害,这么有修养,它不可能就从一个荒蛮的部落一下子爆发出来,两次跨入中国历史,成为正朔的王朝。再说我研究过历史呀,我是专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五胡乱华,进了中原以后一塌糊涂、宫闱秽乱,除了北魏孝文帝受母亲影响推动鲜卑族汉化以外,其他贵族几乎一点文化没有。但是满族为什么一进入汉文化就井井有条,就好像是把自己家的东西重新拿回来一样。Elliott:对。历来的解释都是有汉人在辅助。旗:匈奴也是,契丹也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中国,我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时也讲过,在台湾做短期客座时在大学讲课也讲过。就叫中原舞台论。中原这地方不过是个舞台而已,哪个民族兴盛了都在这儿演一出戏,败了以后就退到边陲,就有一个核心和边陲之间的关系。退到边陲之后呢,蛰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来了,这叫光复,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重光复啊。日本人也有这个观念啊,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一个所谓的重要理论根据,包括日本军阀,日本军部当时的教科书我都看过,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的历史学上讲,说他们过去就是在中国。日本是秦汉以后各代流亡的中原、沿海移民们迁过来形成的,所以他们回来寻根来了。说出一个什么理论?一个日本学者当面跟我讲,当年的军国主义汉学家们认为,蒙古人可以在中国统治,满人可以在中国统治,为什么大和民族就不可以在中国统治?这是多么荒谬的理论!Elliott:这个理论在当时日本的很多书里都可以看到。旗: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什么原因呀?就是因为世界进入到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了。Elliott:对。旗:这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原因,像是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国界以前,你来了以后你叫逐鹿中原,如果有了这个原因,你来了以后你叫侵略。就这么简单。因为过去人的传统边境以及传统国际法则和1900年以后现代国际法规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推出去再远的话,日本文化确实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Elliott:为什么当时日本学者对蒙古史、满洲史这么感兴趣,这句话太对了。因为作为异民族统治,非同类,他们写书的时候还写异民族统治下的中国,或者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旗:您说得对。我研究近代思想史,特别是明清思想史,明亡了之后,清这个期间,我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线索,证明日本侵略中国较早的理论基础。明亡了以后,明朝有个亲王的后裔叫朱舜水,注95他是著名的理学家,对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也颇有造诣。他有两千弟子,这里边当然也有南明小朝廷的残官余吏、散兵游勇,但大部分是学者,跑到日本去了,大部分在幕府里,给德川家康当私人老师,德川拿出天皇给他一年俸禄当中的一半,给他养他的两千弟子。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朱舜水给德川讲了一个道理。说我们三万万的汉族,被一个区区40多万的小民族就是我们满族啊给打败了,你们大和民族要吸取我们汉人的教训。另外你们也要励精图治,将来你们也可以打到中原去,就给他说这个。而且把理学的“理”“气”的观念和“心学”的“心”“诚”的观念给了德川,德川以后就以朱舜水为精神领袖培养出一个水户学派,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诚”,忠诚的“诚”,和“勇”放在一起,加上中国唐以后传入日本的禅宗中“禅”“静”等观念,变成为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主要就是尊王攘夷,就把幕府的地位压下来,抬高天皇的地位。这是为了什么?统一日本,统一日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准备力量,经朝鲜半岛过对马海峡进入朝鲜,再入东北,再到中原。所以以后的丰臣秀吉、德川家族给天皇写的信都是,我们的战略就是先过对马海峡拿下朝鲜,通过朝鲜到达东北,从东北逐鹿中原,天皇的首都应该在北京。史料都有。前年我到日本访问,我参观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游泳的游,就义的就,这个馆举办了一个“明治维新130周年纪念展”,从中可见日本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和右翼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展览中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史料都有。但是日本人始终没有能完整地提出这个观点。我在日本有一次讲学,我提出这个观点,人家非常赞同,说你的观点戳到军国主义理论的根子上了,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理论。但是我说我是很理性的学者,我理性地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看游就馆,包括靖国神社的建社,每一个馆的名字都有出处,“游就馆”是荀子《劝学篇》里头的一句话,叫“君子游必就义”。我们后来有句成语叫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就义就是这个意思,君子要以义为榜样,宁可死,也要跟好人在一起。日本文化继承了很多我们中国的那些很纯正的东西。边疆民族史,特别东北亚民族史没人敢碰,因为涉及朝鲜、日本、蒙古、满族几个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后来想得特别系统。比如我爷爷给我讲,过去我们家里有个甲胄,我记得特清楚,我们是镶黄旗,都是镶边的黄色盔甲。它外边是布的,绫罗绸缎,然后里边是一层甲片,很小的,黑铁,用金属编在一起的,最里边是一层鹿皮。老头就跟我讲,说为什么用鹿皮,铁东西跟身体一磨身上就出血,有鹿皮作为内衬,就跟我们穿西装要穿衬衣一样。鹿皮是哪儿来的?都是日本和台湾。当时我就不明白,他跟我讲这个,我就觉得好玩儿。后来到台湾访问讲学,我也出去采访,我突然发现了,台湾有个鹿港,日本有个鹿儿岛,我就看了一下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海外贸易史,我发现很有意思,明朝和清朝打仗,大量的鹿皮来自台湾和日本,两宗大的贸易当中重大的货物。日本的鹿皮也很好,日本鹿皮的贸易是通过东北,通过朝鲜,台湾的鹿皮贸易是通过郑氏家族的海盗集团过来的。一下子就把当时我爷爷讲的那些小片段都串起来了。非常非常有意思。Elliott:东北的鹿皮也不少,为什么……旗:也许是鹿种不一样。那时候鹿皮是大宗。我小时候见过那个东西,里头是带铁片的,然后一层是鹿皮内衬。后来我不知道我爷爷把它给谁了,现在家里还有一套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阅兵大甲胄,里衬也是用的鹿皮。类似这种,好多民俗有些片断实际是保留了历史整段的信息。定:这句话有道理。有时候很容易就会把一些片段给放过了。旗:因为我们历史大量是靠信史,所谓信史一个是流传典籍,当然都是正史了,大部分都是那些个胜利者写的,后朝修史往往是否定前朝的多,刻意回避的多。其二是靠挖掘,但是挖掘出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历史研究往往都是靠那些基础的很小的一部分材料和胜利者的正史传下来的,往往有大量没有进入历史主流的东西,曾经是过去的历史主流被埋没了。所以大姐,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我们被打败过,跑到边疆以后,蛰伏,然后回来一趟,不行了,又回去了,到了清朝又回来了。我潜意识当中就感到我们这个满族不是突然一下子爆发的,肯定有相当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附录一淑绀:《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访谈者按]淑绀是毓旗之女,历史学硕士。参加工作后一直发奋用功,治史亦颇有心得。数年之前,她在参加我与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刘小萌教授合办的海峡两岸满学研习营的时候,就曾针对其父这篇口述做过多方考证,引起研习营诸多参与者的好评。此次本书出版,我遂邀她将所作考证中的一部分写成文章,她欣然同意,撰成这篇短文交付于我,文章虽然不长,文字也略显稚嫩,但搜求爬梳,广征博引,用力甚勤,特将其文附录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

                        1.弥勒州所在地

                        我父亲说太爷爷告诉他巴尔堪征讨吴三桂一会儿死在了广西弥勒县,一会儿又说是在云南弥勒县,弄得我一头雾水。查当代县志,了解到弥勒县清朝为弥勒州,属云南广西府,今为云南省弥勒县注96。《大清一统志》记载:“弥勒县在州城西九十里,明属广西府,本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为县。”注97这样弄清楚了原来阵亡地点是云南广西府的弥勒州。

                        2.巴尔堪阵亡的地点和时间

                        《清史稿》仅记巴尔堪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九月广东韶州莲花山中流矢,十九年(1680年)八月创发,之后于行军途中死于广西:“(康熙)十九年八月,喇布(济度第二子,简亲王)师次广西,上命以巴尔堪从。病作,语固山额真额赫纳等曰:‘吾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也。’遂卒于军。”注98《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喇布传》载:八月,移驻南宁。十月,诏选所部付大将军赉塔进攻云南。注99《清史稿》中《喇布传》亦有相同记载注100。进军云南的时间是从八月到十月,因此巴尔堪应该是在十九年九月至十月左右死在了由南宁到云南昆明的半路上,位于广西和云南交界的弥勒州。又,《功绩表传·巴尔堪传》中记载:“十六年(1677年)九月,剿贼韶州莲花山陷阵,中创,裹创力战,大破贼。十九年八月,简亲王统师广西,上诏王进征,时宜以巴尔堪总统营务,俾立功自效。十月创发,自度不能痊,语都统阿赫纳、副都统干都海曰‘吾为宗室,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卒年四十有四,丧还,上命大臣宗室辉塞往奠。”注101但是《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的横格宗谱上记载的巴尔堪阵亡时间却与传记略有出入:“巴尔堪,显祖宣皇帝曾孙,和硕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十九年八月卒于军,复原封。”注102那么《巴尔堪传》与同一书《横格宗谱》记录的死亡时间哪一个更准确呢?翻检《爱新觉罗宗谱》丁册:“(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崇德二年(1637年)丁丑闰四月二十五日丑时生……康熙十九年庚申十月十一日寅时卒于军,年四十四岁。”注103原来巴尔堪死于康熙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总之,太爷说的时间地点应该是确实无误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就已经死了,此时喇布和巴尔堪军队应该与吴三桂孙吴世璠的军队作战注104。巴尔堪的儿子巴赛也是战死的,父亲说他在雍正年间打噶尔丹死在新疆腾格里海。《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巴赛传》记为与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淖尔(和通呼尔哈诺尔、和通泊)交战时死在哈尔哈纳河附近注105(《查弼纳传》作哈尔噶纳河注106)。对此我有些疑惑。《蒙古族通史》中考证出确切地点在和通淖尔。注107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注108,在今新疆阿勒泰北与蒙古边界地区。和通淖尔其实是一个小湖,和通是蒙语中的链之意,淖尔就是蒙语中的湖,合起来就是链状的湖。而腾格里海即蒙语天湖之意应该是指大湖的,太爷可能将淖尔与海弄错了。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巴赛战死的地点在和通淖尔附近。巴尔堪和巴赛本未被封为亲王,只是后代辈出了亲王后被追封的。注109
                        附录二淑绀提供的家族谱系图
                        五、守坟的“四品宗室”

                        ——金秀珍、金竹青、金恒德口述

                        [访谈者按]清朝皇族在清中叶以后就已明显分化,清朝覆亡之后,王公地位一落千丈,有钱的跑到天津,更多的则沦于贫困。北京的西北角,也就是靠近西直门城根儿的地方,由于房价远较城内便宜,很多贫穷宗室与八旗子弟便迁居到城墙根儿下,这里人烟稀少、房屋简陋、环境肮脏,日久成为贫困旗人的聚居地,遂有“穷西北套”之称。北城之谓“贫”,这是因素之一。这些没有爵位的爱新觉罗子弟,在清朝被称之为闲散宗室,到乾隆朝时为他们的面子起见,又赐给他们每人一个“四品顶戴”的空衔(犯罪者除外),于是又被称为四品宗室,但实际上的待遇,却比一般的八旗马甲高不了多少,如遇婚丧嫁娶、意外变故,或者食指浩繁,也会如普通旗兵一样陷入贫困境地。注110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的生活更是陷入绝境。这组口述与前面几组不同的是,几名被访者都是一家人,分别是四品宗室毓珍的妻子、妹妹和女儿,她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这个康熙皇帝的直系后裔、“一出生就是四品宗室”的一家两代人几十年来艰辛惨淡的生活。在本书中,这可能是一组最接近于“女性视角”的访谈了,不仅因为三位被访者都是女性,还因为在她们的讲述中,相当细腻地再现了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她们生活中琐琐碎碎的平庸、磕磕绊绊的烦恼,以及当生计濒临绝境时的挣扎,还有更重要的,是旗人男子所不及的坚忍。毓珍的家计,主要就是靠他长年离家在外当保姆的母亲和做挑活的妻子支撑的,他妹妹老大出嫁,之后也挑起了一家的生计。在旗人家庭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我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提到过这点。《爱新觉罗宗谱》中毓珍家族支脉一览:允禔(固山贝子品级)注111毓珍(第一子)注112毓珠毓珮毓瑞

                        (一)金秀珍口述

                        时间:2000年1月15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佟鸿举注113、金恒德(金秀珍之女)[访谈者按]金秀珍原名董秀敏,嫁到爱新觉罗家之后即改夫姓为金,名秀珍。与爱新觉罗家族结婚的女性大都如此。1999年秋,《北京晨报》刊登一条消息,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拆房时,在校园里发现了一通乾隆朝的石碑,当时碑身和驮碑的赑屃已经分离,但碑身文字保存完好,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注114这通碑以及住在石碑附近的弘晌后人也由此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一时间探访此碑者络绎不绝。这并不是新发现,因为此碑的拓片早在数十年前就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注115而我在转过年的年初专程踏访此碑,是因为在后来有关此碑的陆

                        况,向蒋电告,部队迟不出发。蒋再证其他各方面所报情况,知吉报告不实,又电促部队迅速行动。吉鸿昌将步兵一营,换上便衣,冒称红军,于夜半围攻潢川东关,城内部队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居民惶恐,天明始解围。这次表演,不久又被冷欣侦知。蒋介石知道吉鸿昌所报敌情是弄虚作假,又令部队化装红军制造攻城假象,极为愤恨,遂严令吉鸿昌率队向金家寨‘进剿’,不准迟延。吉迫不得已,乃遵令出发……”傅二虞的证言并不是孤证,还有更多的印证。另一则证言的证人,也是吉鸿昌的战友,名叫凌勉之。凌勉之在《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发表了他的回忆文章《吉鸿昌出国和参加革命的经过》,其中,透露了这样的事实:1.吉鸿昌曾经带领一个团的兵马起义反蒋,投奔苏区。2.吉鸿昌的起义军被蒋介石派兵追逐。3.吉鸿昌成功进入苏区,并接受了苏区领导的革命理论洗礼。这还不算,吉鸿昌还有一位战友,名叫王崇仁,写下了与上述事实基本能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证词。王崇仁的这篇重要证词,名叫《回忆吉鸿昌将军》,收录在《内蒙古文史资料》第47辑里面。以下是该篇证词透露的关键事实:1.1932年8月初,吉鸿昌正式加入了苏联代理组织。2.经过苏联代理组织的核准,1932年8月中旬,吉鸿昌在湖北东部宋埠这个地方发动了反蒋暴动。3.暴动之后,吉鸿昌进入了鄂豫皖苏区。4.后回天津,吉鸿昌按照苏俄代理组织的指示,四处奔走,八方联络,招兵买马。5.1934年3月,吉鸿昌与苏联代理组织人物宣侠父等人密谋制定“中原暴动计划”。6.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被枪决。以上种种的第一手证词,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以下这个铁的事实: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国内政治斗争,或者干脆点说,吉鸿昌实际上是死于内战。这才是真实的“吉鸿昌之死”。

                        鸡犬升天记

                        咱中国人哪,有一种陋习:一旦自己的亲戚当上官儿了,自己就想方设法让亲戚为自己“以权谋私”、安排职位,更有甚者,直接赤裸裸向“出息了”的亲戚要钱。中国有相当多的贪官,是栽在自己亲人手上的。这种公私不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其实是自古有之,远的不说,就近代史上,这种事情就屡见不鲜。我们知道武昌起义当中有个名人,叫黎元洪。这人是清朝水兵出身,后来在新军里面做了小官。武昌起义,因缘际会,黎元洪当上了“湖北都督”,这下子那可火了,这黎元洪湖北黄陂老家的亲友啊,一路狂奔到武昌,个个都要黎元洪给他们安排一官半职,你小子今儿出息了,总不能“忘本”吧?不料,黎元洪对此,一律予以拒绝,他对这群如狼似虎的亲戚,是这样说的:“现在民国初立,正是政府任用贤能的时候,不是任人唯亲的时候,你们既然都来了,我欢迎,要官职,对不起,没有。但是,我会给你们回乡的路费,不愿意回去的,就住在我家好了,包你吃住,每个月还给你零花钱用。”于是,果真有许多穷亲戚不肯返乡,于是,都督府每次开饭,都有好几十个人吃饭,场面蔚为壮观。黎元洪的这个事迹,见诸史料《黎黄陂轶事》。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段祺瑞。段祺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后,他小学时代的哥们申孟达一看报纸,傻眼了:“小时候的结拜兄弟段祺瑞,今儿他妈有出息了。”旁人于是对申孟达说:“人家段祺瑞都当一国之首了,还认你?!”申孟达不死心,他亲自到北京找段祺瑞认亲。段祺瑞果然“不忘本”,好家伙,段祺瑞派了十几辆汽车来接申孟达,并果然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段祺瑞这事儿,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34页。1918年,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此后不久,徐世昌的老婆,将北京城里的北海、中海、南海的花木、果实,承包了出去,所得收入,中饱私囊。这事儿是谁透露的呢?是徐世昌的顾问徐鼐霖回忆的。可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34页《徐世昌当国琐事》。当然,这点花木果实,值不了几个钱,但是嘛,不能以恶小而为之,公是公,私是私,这个还是要分清为好。徐世昌毕竟是翰林出身,有点文化,做事情还有些分寸,要换了那些军头,事情就更糟了。北洋政府时代响当当的军阀曹锟,有一个四弟,名叫曹锐。曹锐“弟凭兄贵”,让他哥给安排了个“直系军需总监”的职位。这个职位是干啥工作的呢?这个职位是给直系军队包办军用物资的,例如粮秣、被服、军用饼干等物资。有哥哥曹锟做靠山,曹锐后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开了工厂,生产和销售上述产品,供给哥哥的军队,提供一条龙服务,并借此大发横财。曹锟这事儿的资料,出自1978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3页《曹锟家族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和压榨》。有时候啊,这“鸡犬升天”可不一定非得是亲戚,甚至连朋友都可以不是,这权势人物的老乡,也可以狐假虎威。咱就先说说这张作霖。这张作霖呢,是辽宁海城人,当年这海城出身的兵哥哥,上火车不用买票,只要用辽宁海城的口音,骂一个“妈拉巴子”,检票员就得放行。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那段时间,张作霖当上了北洋军政府的首脑,而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说他家乡话的军人,外人一般都怕,以为都和张作霖“有关系”,得罪不起呢。这事情,可参考《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23页,田庸的讲述。在咱中国,不靠自己的本事,总幻想自己的亲戚“出息”了,自己好“傍一程”的,这种人哪,比比皆是。当年为了自己日后当皇太子,而怂恿自己老爸当皇帝的袁克定,就是这么一号人。为了怂恿父亲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让河南老家的守墓人韩诚,将一块旧石头,刻上“天命攸归”四个大字后,人为地把石头弄旧,然后把它埋到地下,腐蚀几天之后,再取出来,然后再把石头送到北京,欺骗袁世凯,说:这块石头是从咱河南老家的祖坟旁边挖出来的,父亲大人您真是真命天子啊。别以为这事儿是革命党人捏造中伤,它是袁世凯的孙子袁家宾所写下的证言《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一文中白纸黑字的叙述。事实上,袁克定的做法,不但毁了自己父亲的一生功业,而且也毁了自己袁家后代的荫泽。袁世凯的另一个孙子袁家诚,写下了这样的回忆:1957年,袁家诚参加高考,在志愿表上,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由于袁家诚的父亲无业,实在是不好意思如实写,所以,袁家诚填了“祖父,袁世凯,北洋军阀”。不料,高考完了之后,袁家诚收到了一张《未被录取通知书》。那上面是这样说的:“希望你在劳动中,加强锻炼,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袁家后代,再也享受不到“鸡犬升天”的好处了,从此之后,得拉车种地,自食其力。前面说完了北洋军阀,下面说说国民党人。1921年,孙文的亲生儿子,年仅三十岁的孙科,当上了广州市的市长。三十岁当上“中国南都”的市长。有没有徇私?见仁见智了。当年还在大革命时代,蒋介石给自己的小舅子毛懋卿(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二哥),安排了“广东省东莞县县长”的职位。不但如此,蒋介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名叫蒋介卿。此人吃、喝、嫖、赌,横行乡里,不学无术,无恶不作,名声极坏。蒋介石于1924年,通过走后门,给蒋介卿安排了“广东省英德县县长”的职位。蒋介卿在英德县任职期间,疯狂贪污,罪行累累。后来,蒋介石帮他把贪污的钱给还上了,以此了事。蒋介石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出自《文史资料精选》第六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79页《蒋介石在溪口》。蒋经国后来在台湾子继父业,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这还不算,连蒋介石奉化老家的乡亲,都要往“伟人”身上分一杯羹。抗战期间,国军某部驻扎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溪口镇的地方官员和地主们,依仗着自己是“委员长的家乡人”,狐假虎威,纷纷到部队指派该部队干这个、干那个,保护我家、保护他家,让国军叫苦不迭。就连挑大粪的乡亲,也狐假虎威地对部队指手画脚。有一个名字也叫“介石”的老头,甚至印制了一份“蒋介石叔父”的名片,找上部队来,企图调动部队,为他个人服务。奉化溪口乡亲的这些丑态,出自哪里呢?出自于《李默庵回忆录》这册史料,参见第241页。幻想鸡犬升天的人,自不会少。依据军统少将沈醉的回忆,在陪都年代,重庆国民政府大门口,来了一个河南省姓郑的老农,此君自称是蒋介石失散多年的哥哥,他说:蒋介石是河南人,幼名叫“郑三伢子”,后来随母改嫁去的浙江。当然,这事情暂时未能证实。但是,可以想象:这个想攀亲、想依靠亲戚飞黄腾达的河南老农,真是想鸡犬升天想疯了。可是,写下这段记录的沈醉,自己进入军统,也是靠走的后门。依据沈醉自己在回忆录里的讲述:起初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加入的军统,后来沈醉“投奔姐夫”,走后门进的军统。这个当事人并不讳言。武夫自不用说,可是就连那位号称“一不爱女色,二不爱官职,三不爱钱财”的“侠客”汪精卫,在“鸡犬升天”这方面,也不能免俗。当年汪精卫和日本谈和后,回到南京开始“和平、反共、建国”,汪家人纷纷鸡犬升天:1.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当上了“广东省政治指导员”;2.陈璧君的干儿子林柏生,当上了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3.陈璧君的侄子的岳父雷遇春,当上了“广东省禁烟局局长”;4.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当上了伪中央组织部部长;5.汪精卫的侄子汪屺,当上了广州市市长;……这还是一份不完全记录。事实上,当年鸡犬升天的汪家人,还有的是,远远不止这几位。当年,不少的国民党高层,有意识地栽培自己的子女,为他们从小铺路,为此不惜视国法于不顾。例如,孔祥熙为了栽培自己的儿子孔令侃,竟然将国府的公文交给年少的孔令侃代批。对于这件事,孔令侃是这样说的:“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爸爸(孔祥熙)常常把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部分公文交给我,要我代他审批。我把这些公文带到课堂里面来。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则在下面批公文,然后盖上我爸爸的公章。”孔令侃的这段证言,出自于中央信托局职员徐家涵的回忆,收录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当然,依仗亲人的权势胡作非为的,得看是谁,碰上吉鸿昌这号人,你得吃不了兜着走。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事迹,出自于吉鸿昌的部下牛建中的回忆,参《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71页。也有找“出息了”的亲戚要钱,吃了闭门羹的。例如陈赓湖南湘乡老家的亲人。《陈赓日记》中有如下的记录:“接(妻)根英由延安来信,并转(湘乡)家中来信。家中来信,无非是诉苦、要钱,当即焚烧。”我们从陈赓大将的这则日记中读到:陈赓阔别已久的湖南家人来信了,说什么?要钱。陈赓很生气,立马把信烧了。老共产党员叶飞,也干过这样的事。解放之后,叶飞当上了福建省委书记,这时候,他阔别已久的家人来信了,说什么?也是要钱。叶飞也婉言拒绝了。这事情可参考《叶飞回忆录》。我不知道吉鸿昌、陈赓、叶飞的家人以及他们老家的人,是如何评价他们的。但是我深深相信,陶行知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第二章直视真相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些预设立场来认定事实的做法,这也许是一种偏见,有时候甚至会歪曲历史。本章通过对大量珍贵史料的钩沉与梳理,以生动的文字,抽丝剥茧般地层层推理,严密论证,拨开迷雾,还原那些历史真相,并教会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

                        “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

                        中国相当多的近代史书似乎一直在告诉我们:1905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个旨在侮辱、禁绝清国留学生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于是,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们奋起抗议,其中,爱国青年陈天华因此悲愤投海而死。但是,这样的历史,恐怕也是失真的。我在耕读了关于本案的多种史料之后,发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却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当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有相当的一部分已经被革命党、同盟会策反,他们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1903年,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廷写了名叫《鄂督张奏约束鼓励赴日游学章程折》的一份奏折:“……伏查,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识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其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分别惩劝,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当即酌拟约束游学学生、鼓励毕业生章程各一通……拟定约束章程十依,已往者当知,续往者有范,上示朝廷瘴疠之公,下以昭学术邪正……”张之洞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大概是如下的意思:“……我调查得知: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年少无知,容易被革命党煽动,张狂的人不少,当然,守法向学的人也有,我觉得应该立一个法,该罚的就罚,管一管一些坏现象,端正学风,我已经草好了监管这些学生、鼓励这些学生的法律,胡萝卜和大棒一起下,已经在日本的,通报他们,后来的学生呢,就有个规矩了,这个法律,既显示朝廷的公正,也有利于改善学风……”在征得朝廷的首肯之后,张之洞与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商量订立《约束游学生章程》,要求日本帮助清国“管一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亲历者冯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里面,也是这样回顾此事的:“……值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所求,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冯自由的回忆也指证了日本这次监管清国留学生的立法行为,是日本政府和清政府互通款曲、共同策划出来的事物。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法监管留学生,这是属于干涉日本内政的事情,那么日本为什么心甘情愿帮这个忙呢?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当时日本刚刚在日俄战争当中打败了俄国,日军仍然盘踞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想向清政府适当示好,以便在东三省善后谈判事宜中,以条约的形式攫取一些殖民权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客观因素,那就是当时日本民间专门为清国留学生开办的“野鸡学校”已经泛滥成灾,而且清国留学生的确学风不好,整天在清国人同乡的小圈子里瞎混,终日在酒楼、妓院里游荡,耽于酒色,旷课成风,许多清国留学生甚至连日语都没能掌握好,这样的学风,已经严重影响了日本国内的教学秩序,的确需要整顿。于是,1905年,日本政府拟订了一个监管清国留学生的新规定。当时的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消息很灵通,他获知日本政府打算出台这样一个规定之后,他找了日本政府要来草稿,看了之后,杨枢对日本政府出台这个规定表示了同意。事后,杨枢在他给清廷发了一份名为《驻日大臣杨枢为学生罢学办理情形事奏折》的奏折,在这份奏折里,杨枢是这样报告这件事的:“……日本文部省亦以中国学生来者日众,良莠不齐,而日本人之不肖者,复遍设不完全之学校相引诱,实于教育名誉有碍,因拟订一规程以整肃之,其用意虽极美善,而其内蕴非可揣测。奴才即亲告文部省:整顿学校,固所愿闻,但于我国学生必有关系,请于未公布前抄稿示商

                        学系学生也多来旁听,挤满了一讲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历史的,已颇多知道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也日见增加,与我当时在北大开课时情形,显然有甚大的不同了。四此刻要来讲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兹事体大,殊非一小时之讲演所能叙述。不得已,我想约略扼要举出几点来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国政府组织中极特殊的,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地划开。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诸葛武侯《出师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自秦迄清,大体说来,政府均设有宰相。最低限度说,在明以前是显然有宰相的。明代废宰相,但仍有内廷与外朝之分别。其间细节虽有变动,但大体制则沿袭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职官”,或称官职。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我们此刻称“君权”“相权”云云,实由西方观念来。实际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中国史有职官制,君亦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乌得有西方人之所谓君权专制。在中国,权在职之内,非有权始有职。此层分辨极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畅为发挥。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来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中国传统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论食货,即指经济制度言。次章论选举,但实际则由汉代察举下逮唐代之科举考试。可见考试由察举来。察举之目的在甄拔贤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职,处理政事。但察举非由民选,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试。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选举旧名,则因选举制度原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制度虽变,用意则一。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因政府用意,总在公开察举考试,选拔贤才进入仕途。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影响及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实系模仿我国而来。后来又影响到美国。但他们实只学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政党选举制度。凡属政府上层主要职位,如总统内阁首相国务院及各部首领,皆由政党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则酌采考试选拔。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等各机关,因有外国力量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却转把旧传统中的考试制度遗忘蔑弃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张仍用考试制度,设立考试院为五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国旧传统切实推行,实已名存实亡。此一制度,可说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袭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级官吏,均须公开察选以及考试,循序登进。此项制度,显然可成为现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部分。但中国人则自加忽视,今天虽有考试院之存在,而反不为我们自己所看重,这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五在中国传统政制中,上述宰相制与考试制属于政府方面。现在再略举几项制度之有关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关社会问题的,如户口调查。在我幼年时,曾听大家众口交誉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国则无。其实中国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户口调查一项。中国古书常连用“版图”两字,版字即指户籍,即从户口调查而来。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户口均有记录,其调查户口登记户籍之手续与方法,若有人肯根据史籍作为专题写一论文,虽不能系统详尽,但至少可写成十万字以上的专书。此书至少可使人知道现代世界性的户口调查,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几百年之演变。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口号,亦自中国传统政制来。今天,“自由中国”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赖此使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声誉。其实此一制度,亦是中国旧传统政制中所有。中国向来土地制度之因革演变,虽历代各有不同,而大体可谓是朝此一目标而努力。此亦是中国旧政制在现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视之一项。其次说到军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听人说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好,尤其是他们能推行全国皆兵制,而中国独否。但西方推行全国皆兵,实自普鲁士开始,为时不到两百年。而在中国则古已有之。汉代早是全国皆兵,此下历代兵制虽递有改变,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皆由兵农合一制演变而来,并可说较全民皆兵制更进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制,何尝不是日就废替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又有人说,中国从前的军阀和督军为国大害,而盛赞西方政制限定军人不干政之精美。其实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汉唐盛时莫不如此。军人统兵归来,仅有爵位勋级,地位尽高,待遇尽厚,但在政府并无实职,不能预闻操纵政事,正与近代西方政制如出一辙。此下再讲到有关经济制度方面,如汉武时代所创始的盐铁政策,即就近代观念言,亦系一种颇为进步的经济政策。西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经济制度,实肇始自德国俾斯麦。但中国在汉代远已有之,由政府来统制盐铁官卖。直到清代,中国社会从未能有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即是此项政制之绩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有节制资本一口号,其实亦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有渊源。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自由工商业即甚趋繁荣,但永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即由此故。故在中国历史上此项有关节制资本的一切制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实仍有值得注意探讨研究的价值。又如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再次讲到中国从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制度,直到现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来,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英、法等国都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们乃自罗马传统而来。但在中国,自秦以下,版图虽大,统一政府所辖范围虽广,其政制则是郡县的,不得以西方传统的帝国相比拟。但今天的中国人,事事喜欢模仿西方,因此随口常称“汉帝国”“唐帝国”云云。难道汉唐时代的中国人,除却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县便均以殖民地视之,均以帝国征服方式来统治的吗?试看汉代选举,唐代考试,对全国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对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参加政府。一应赋税法律等,亦是全国平等。此等规模,岂能与现代西方帝国之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即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呀!又如中国社会上之宗教信仰,向来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则有一套制度,对此民众信仰,有颇为开明的管制与调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仔细来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与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由开放之中,有其节制调整之用心的种种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以上只就中国传统政制,分从各方面随便举出几项,用来说明在此刻来研究中国以往传统政制,实未见与现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说过,中国传统政制,乃是贯通于中国全部历史进程中,而占有极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说来,可见研究中国史,自未见即与现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离存在了。六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七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

                        已经不能胜任宰相之职,如果硬留其在位,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表现。王谱的建议十分正确,但李漼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将王谱贬为偏远地区的县令。咸通四年(863年)八月,李漼下敕以宦官阁门使吴德应为馆驿使。馆驿使掌管传驿事务,历来由御史兼任,因此有谏官上疏认为李漼不应该破坏官员任免的规矩,不应由内臣出任馆驿使职务。但李漼却以敕令已经下达,不可随意更改为由,拒不采纳谏官们的建议,自此之后李漼拒谏滥罚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因此可以说,由同昌公主死亡事件引发的李漼大开杀戒、刘瞻无辜被贬、谏官上疏获罪等一系列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李漼很长时间以来拒谏饰非、任性而为的必然结果。由于唐末史料的缺乏,对于李漼贬杀进谏者、株连无辜者的残暴行为,史料没有过多详载。但通过史料记载的个别案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李漼在位时期,他残虐进谏者的恶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本加厉。咸通十三年(872年)是李漼在位的倒数第二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以及身体状况的恶化,脾气秉性变得越发古怪和暴虐。这一年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到大明宫阁门告状,揭发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之弟郭敬述贪污腐化的不法行为。按说李漼可以将这起事件交由有司查明,谁是谁非自然大白于天下,但韦殷裕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状告的人是李漼最为宠幸的妃子。李漼看完奏状后勃然大怒,不仅杖杀韦殷裕,抄其全家,还将其岳父太府少卿崔元应、妻兄中书舍人崔邟、叔父韦君卿全部贬往岭南。给事中杜裔因与韦殷裕友善也被株连,被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司户,而掌管阁门的阁门使也因接受韦殷裕的告状书而被免职。李漼残虐进谏者的行为,使很多谏官恐惧得不敢再进谏,这也使得他逐渐失去了修正自己行为的一面镜子。而在我看来,导致李漼一朝政局混乱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李漼对于宰相职位的随意任命。辅政无状李漼本人怠于政事,过着骄奢淫逸、游宴无度的生活,而他所任用的宰相,除了刘瞻兢兢业业之外,大多都是和李漼一样的昏庸残暴或碌碌无为之辈。李漼在位十四年的时间里,处于中枢地位掌管政务的宰相,先后有杜悰、毕诚、夏侯孜、杜审权、裴休、徐商、曹确、杨收、路岩、韦保衡等十几人,其中多半是昏官庸宦,《新唐书?路岩传》记载,李漼在位时期是“王政毗僻,宰相得用事”。也就是说由于李漼本人不关心政事,宰相就有了一定的决策权力,那么这些宰相如何辅政,也就成为影响时局的重要因素,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这些宰相,绝大多数可以用“辅政无状”形容。接下来我们列举几位宰相的“英雄事迹”,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第一位:杜悰。杜悰是中唐名相杜佑之孙。当年宪宗李纯颇重文学之士,诏令宰相在公卿之家挑选文雅俊士做自己的驸马,可是由于公主大多骄横任性,很多文学后进托病不愿意应选,但杜悰却十分愿意,因此成为宪宗李纯的乘龙快婿。杜悰在宪、文、武、宣四朝出将入相官居显职,但主要原因并非因为他本人有什么真才实干,而只是因为他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会昌三年(843年)杜悰出任淮南节度使。当时正值大旱,道路上逃荒的饥民成群结队,只能从漕渠中捞取漕船散落的米充饥,可是面对饥民如此凄惨的生活景象,杜悰不仅没有着手开展赈灾,反而向朝廷献“祥瑞”。《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记载,当时淮南在杜悰的管辖下,已经到了“狱囚积数百千人,而荒湎宴适不能事”的局面,足见他是个不恤民生的昏庸之官。咸通二年(861年),李漼因杜悰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任命其担任宰相。杜悰身在相位三年,于咸通四年(863年)被罢相,出任方镇节度使。总结他担任宰相的业绩,《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说“悰无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窃位而已”。从很多史料记载来看,杜悰担任宰相期间对于人才的选用和提拔,存在严重的失误和不足。他误用蔡京致使安南地区发生叛乱,所以《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又说他是“虽出将入相,而厚自奉养,未尝荐进幽隐,(杜)佑之素风衰焉”。杜悰因为萌荫关系而身居显职,却又无所作为,所以时人送称号为“秃角犀”。第二位:杨收。和杜悰不同的是,杨收曾经也是个励志青年,少年便有“神童”的美誉。其兄曾以“笔”为题让杨收作诗,他出口成章:虽非囊中物,何坚不可钻。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从诗句的字里行间来看,杨收俨然很有政治抱负。可是从咸通四年(863年)五月起至咸通八年(867年)十月为止,杨收在担任宰相的四年半时间里,却是大肆纳赂受贿,因而富有家财,生活极端奢侈,连家中的婢女头上都戴着珍珠。当时杨收以同宗的名义结交神策军左军中尉宦官杨玄价,所以官阶累进直至宰相。因此,杨收平日不得不受杨玄价左右,但正所谓成也杨玄价,败也杨玄价,杨收最终也是栽在杨玄价的手中。杨玄价、杨玄翼兄弟一个掌管禁军、一个掌管枢密,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兄弟二人暗中接受地方藩镇的贿赂和请托,然后让杨收按照其意图办事。在具体的办事过程中,由于其他宰相的牵制,杨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杨玄价就认为杨收存在异心,因此在咸通八年(867年)十月,鼓动皇帝李漼将杨收贬出了朝廷。转年,韦保衡又揭发杨收任用亲信严撰为江西节度使时,接受过百万钱财贿赂,以及其他相关纳贿之事,致使杨收被贬为端州司马。咸通十二年(871年)皇帝李漼又将杨收流放至州,没等他走到目的地,李漼便派宦官在半路上赐其自尽。值得一提的是,杨收在临死之前承认自己是“辅政无状,固直死”。这虽然有符合事实的一面,但如果不是李漼懈怠政事,杨收也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受贿,从这个角度来说,杨收充当了皇帝李漼的替罪羊。在杨收担任宰相期间,长安城中流传着一首民谣:“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贿几时休。”这四句民谣是讥讽曹确、杨收、徐商和路岩四个宰相的,曹确和徐商当时是以不理政事,整天混日子,无所建树而受到讥讽,而杨收和路岩则是因为大肆受贿而被人们争相讥讽,其中杨收更是被人们冠以“钱财总被收”的封号。杜悰、杨收虽然都是昏庸之官,但各具特色,而人们送给他们的绰号,也颇能反映出他们在任时期的突出特征。而接下来的官员,人们送予的称号是“牛头阿旁”,不过这个绰号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路岩与韦保衡这对儿官场上的双子星座。路岩和杨收一样,自幼也是“聪慧过人”,咸通五年(864年)十一月被任命为宰相,当时只有三十六岁,可谓是春风得意,正值有为之年。可是路岩却利用皇帝李漼懈怠政事之际把持朝政,大肆收受贿赂,大干不法勾当。不久,皇帝李漼又提拔韦保衡担任宰相,《新唐书?路岩传》记载:“二人势动天下,时目其党为‘牛头阿旁’,言如鬼阴可畏也。”路岩当上宰相的最初阶段,就将许多事务交由亲信边咸处理,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边咸效仿主子的行径,也是大肆受贿,中饱私囊。咸通十年(869年)十月,至德县(今安徽东至县)县令陈蟠叟上疏皇帝李漼,说要进京面见李漼,献上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当时由于朝廷镇压庞勋起义耗费大量钱财,不免苦于财政拮据,李漼听说陈蟠叟可以献上妙计,所以一接到陈蟠叟的上疏,就诏令让他入京觐见。事实上,李漼对陈蟠叟是有印象的,陈蟠叟虽然其貌不扬,但颇有文采。咸通三年(862年)时,有一次李漼在宫廷内让佛、道二教代表展开辩论,几番唇枪剑战下来,道士们屡屡败下阵来,惹得李漼十分不高兴。虽然李漼崇信佛教,但唐朝毕竟是强调道教老子为其祖,所以看到道士们理屈词穷后,便传令让道教选派后辈新人进宫参加辩论,而且可以毛遂自荐。陈蟠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得以进宫,他接连辩倒数位高僧,使得皇帝李漼圣颜大悦,被授予至德县令一职。所以这次陈蟠叟上疏请求觐见,李漼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准。不过,李漼对于陈蟠叟的期望值显然过高,陈蟠叟为李漼献上的计策是:抄收边咸一家,足以赡军两年。当时李漼不知道边咸乃何许人也,当他知道边咸是路岩的亲信时顿时大怒,自己抱着热火罐盼了这么长时间,陈蟠叟就用这句话将自己打发。当时李漼认为陈蟠叟不仅是在戏耍自己,而且有意诬陷宰相,于是将他削职为民,并流放到数千里外的爱州(今越南清化)。陈蟠叟的计策虽然有些无厘头,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路岩及其亲信贪污腐败现象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过,路岩虽然与韦保衡并称李漼时代的双子星座,但路岩最终还是因为和韦保衡争权,于咸通十二年(871年)四月被韦保衡排挤出朝廷,出任西川节度使。据说路岩失势后,在前往西川的路上被愤怒的行人投掷瓦砾,其相狼狈不堪。到达西川后,路岩仍然器重边咸和一个叫郭筹的官吏,自己则整日游宴娱乐,同时对军士滥赏以收买人心。后来路岩、边咸、郭筹终因流言而被贬杀,实是咎由自取。说完路岩再说韦保衡。这个与同昌公主完婚才一年的驸马爷,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升任宰相。即使在同昌公主死后,皇帝李漼依旧对他是宠信不衰,所以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开始,到李漼去世为止的三四年时间里,韦保衡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可是韦保衡为人十分肤浅,一旦恃恩掌权,便赏罚任其随心所欲,只要让他开心便立即提拔,稍有不从便立即排挤(“所悦即擢,不悦挤之”)。与杨收和路岩稍有区别的是,韦保衡权力欲更加强烈,在排斥打击异己方面丝毫不手软。例如,唐朝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一般人对座主都是感恩戴德、毕恭毕敬的。韦保衡举进士时的座主是担任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的王铎,也是宰相班子成员之一。有时韦保衡在排斥异己的时候,碍于王铎在位不能尽情放肆,他知道王铎内心是瞧不起自己的,因此便暗中加以排挤,终于在咸通十四年(873年)六月将王铎排挤出朝廷。又如萧遘与韦保衡同年进士及第,彼此称为同年。但韦保衡是凭借驸马身份进士及第的,自身并无才华,因此“同年”们也都内心鄙视他。而萧遘“形神秀伟、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戏呼‘太尉’,因此韦保衡对萧遘可谓羡慕嫉妒恨,找个机会上疏皇帝李漼,将他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韦保衡试图任用党羽裴条为尚书省的郎官。按照唐制,凡郎官任免不当,尚书左、右丞可以纠劾,不让其赴任就职。当时尚书李璋是个耿直之人,对郎官的任免核查得十分仔细,韦保衡担心李璋会有不同意见而阻止对裴条的任用,所以提前派人和李璋打了招呼。但李璋回馈给韦保衡的只有八个字:朝廷迁除,不应见问。韦保衡听出了李璋的潜台词:如果任用遵循制度、合乎程序,何必还要事先打招呼。韦保衡在李璋那里碰了个软钉子,但又不好发作,于是怀恨在心,一个月后就上疏皇帝李漼,将李璋外放去当观察使。韦保衡不遗余力打击异己,路岩懈怠政务,杨收大肆受贿,李漼一朝的宰相成员就是由这样一群昏官庸官吏组成。当年李林甫虽然也打击异己,但至少不敢懈怠政事,协助李隆基做了不少事情。但李漼一朝宰相已经不再精心处理政务,而是以满足私利为首要任务,所以上演了一幕幕丑剧,因此被人们授予各具特色的外号。皇帝懈怠政事,宰相不谋其政,当大唐的历史行进到李漼这里时,先前宣宗李忱勤政所稍稍恢复的政治清明局面,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末世之态。末世之态以皇帝李漼为首的朝廷统治者不仅荒淫腐朽,而且穷奢极欲,朝廷上下已经弥漫着一种竞相寻欢作乐的末世之风。当时身历其境的诗人韦庄在他的诗句中有着深刻的揭露,例如诗作《观猎》就是典型的代表作:苑墙东畔欲斜晖,傍苑穿花兔正肥。公子喜逢朝罢日,将军夸换战时衣。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直待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这首诗是韦庄在看到朝廷那些达官贵人,置内忧外患于不顾而肆意狩猎的场面后,颇感无奈而发出的慨叹。又如《贵公子》一诗写道: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金铃犬吠梧桐月,朱鬣马嘶杨柳风。流水带花穿巷陌,夕阳和树入帘栊。瑶池宴罢归来日,笑说君王在月宫。唐代进士及第是很受当时人看重的一条入仕途径,从进士及第后庆祝的活动场面来看,对当时的社会风俗造成不少影响。其中进士科放榜之后,及第进士都要到曲江之畔举行游宴活动,这项活动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年间,变得更加奢靡。生活在咸通年间的王定保在所撰的《唐樜言》第三卷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述。他说当时由于进士在曲江的游宴成为惯例而且场面越来越盛大,以致长安城中专门出现为举办这项游宴服务的一批人,称为“进士团”。而“进士团”自大中、咸通以来人数逐渐扩张,其中为首者有个叫何士参的人,尤其擅长筹办筵席。这个人善于未雨绸缪,例如今年宴会刚过,他就开始筹办来年的筵席物品,所以时人称之为“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称为“长安三绝”之一,而何士参也因此成为进士及第庆祝活动的知名噱头。在进士们进行游宴庆祝活动中,都要准备一个大袋子,里边放着酒器、钱绢等,逢花即饮,所以诗人张籍有“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偕携酒器行”之句。为了方便观看游宴活动,公卿之家都想从中挑选东床佳婿,以致曲江池畔车马堵塞。王定保又记述说,新进士们尤其看重樱桃宴,这项筵席历来都是进士们共同出资筹办。例如乾符四年(877年),淮南节度使刘邺的次子刘覃进士及第,本来刘邺已经每天给予儿子一锭银子作为游宴的费用,但刘覃为了出资筹办樱桃宴,所耗费的钱财是其父给予的数倍银两。时值春天,长安樱桃初出,价格昂贵,许多富贵人家还未敢尝鲜,刘覃便暗中叫人大批预购,独自办了一场樱桃宴来招待公卿,以此大大出了一番风头。我们都知道,新进士及第是朝廷未来的骨干力量,历来有很多新进士后来成为知名大臣。但李漼在位时期的新进士,不以做个为民请命的好官为志向,反而大行奢靡之风,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李漼治下的大唐帝国已经呈现末世之态。不仅当时的新进官员呈现骄奢之态,皇亲国戚的奢靡之风更加严重,诗人韦庄在《咸通》一诗中就揭露得十分直接: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竟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壁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管弦送年华。诗中的“金张许史”指的是汉代的外戚金日磾、张安世、许伯、史高,诗人韦庄引用这四个人,借以讽刺李漼一朝皇亲国戚的奢靡荒淫。皇亲醉生梦死,官员不务正业,皇帝李漼已经完全不是王宗实起草即位诏书的所说的“孝敬温文、弘博慎敏”。事实证明,无论多少溢美之词,终究掩盖不了李漼的昏庸顽劣。而史学家将他即位伊始就划归大唐帝国的衰亡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从他当上皇帝伊始,整个国家就陷入一片战乱之中,这其中既有内部的农民起义,也有边境的战火烽烟。第二章战乱迭起裘甫起义唐宣宗李忱颇有“小太宗”风范,不仅“明察沈断,用法无私”,而且“从谏如流,惠民爱物”。其中颇多溢美之词,我们不能否认宣宗李忱治下的大中之政,固然取得了不错的政绩,但在他的治下,帝国的农民生存状况依旧十分堪忧,各地农民起义如星星之火到处可见。很多史学家认为,唐末“诸盗(农民起义)”都生于大中年间,虽然这种定论有些武断,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农民不堪忍受压迫而进行武装反抗由来已久。正因为如此,李漼即位之后仅仅四个月,长期以来积压的农民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终于大规模爆发,而首当其冲的

                        有按手印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建立的其他组织全都有他。孙中山8月在广州号召护法的时候,程潜就已起身偷偷回到湖南,发动湖南驻军起义。作为在湖南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程潜在部队中很有些人脉,将领大都跟他很熟。像手头有些兵力的刘建藩和林修梅就是他的老战友。机缘巧合的是,程潜此次回来重点公关的赵恒锡,是谭延闿的人。偏巧谭延闿此时被段祺瑞强行下岗,于是他示意手下可以造反。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老首长同意,程潜的面子也要给,就造反意思意思吧,只要成功之后多给些好处就行!9月26日,程潜在衡州宣布独立,成立“湘南护法军”,自任总司令。军力除了刘建藩、林修梅两人率部响应外,还有几支慕名而来的小股队伍。10月6日,刘建藩、林修梅与北洋军的王汝贤、范国璋在湖南衡山短兵相接,打响了“护法战争”的第一仗。南军输得很干脆,被北洋军大败,丢掉了衡山、邵阳等地。消息传到南北双方大本营后,双方的反应自然有所不同。段总理自信地大臂一挥:打过湖南去,解放大西南!孙中山这边旗开得败,自然是一片紧张。最紧张的还要数陆荣廷先生,他怕段祺瑞一鼓作气打到广西,于是命令小舅子谭浩明急行军,务必三日内赶到湖南支援。谭浩明并没有耽误太久,四天后,护国联军先锋抵达湖南,局势顿时扭转过来。一来双方兵力差距太大,差不多四个联军士兵揍一个北洋军士兵;二来确实没有北洋士兵愿意为段祺瑞冒死南犯,尤其是他们的领导王汝贤、范国璋,根本就是毫无战意,原因下面解释。蒋介石的预言得到了印证。护国联军在与湘南护法军联络过后,双方同时从湖南南部发起反击。几天后,联军收复所有的失地,北洋军后撤。联军乘胜追击,占领长沙后又占领岳阳,将前线推进了好几百里。屁股都没有坐热的湖南一把手傅良佐见势不妙,迅速抽身逃走。14日,近期连续收到坏消息的段总理再度收到坏消息:王汝贤、范国璋先斩后奏,直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此二人的主张立马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老百姓管你什么“护法”还是“统一”,谁主和、谁不打仗、谁不扰民老百姓就拥护谁。毕竟在普通人的心里,自在地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段祺瑞PK冯国璋是不是觉得王汝贤和范国璋的表现莫名其妙?这是有内幕的,此二人之所以停战通电有两个原因:一来联军势头很猛,一旦交战,必然要拼个你死我活,王汝贤他们担心就此败光了自己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底。在那个年代,这些兵头子都认为军队是自己的私产,跟国家没有半毛钱关系。二来中央有人让他们故意这么做。此人自然就是冯总统,王汝贤和范国璋是冯掌门的直系弟子。冯总统本就是在段总理的高压之下才勉强同意“武力统一”计划,而段总理消除异己又不稍加掩盖,直接指挥直系部队打头阵。于是,先后两次被欺负的冯总统爆发了,暗地里通知手下先意思意思打几仗,卖段总理一个面子,然后找机会宣布议和。直系的不合作令段总理十分不爽,可让他更不爽的还在后头。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全国各地有样学样。虽说都是真心抢地盘,而不是“护法”,但大家斗得不亦乐乎,你来我往,实在是热闹非凡。唐继尧看见陆荣廷出了风头,迅速出兵祸害四川去也。而北京政府则任命在护国战争中趁势而起的四川本地军阀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对抗唐继尧。刘存厚麾下的两个日后横行四川的军阀就此粉墨登场,他们是刘湘以及刘湘的叔叔刘文辉。未来的名人杨虎城也在陕西打起了“护法”的旗帜,趁机招兵买马,为将来称雄一方的大事业赶紧添砖加瓦。段总理想搞“武力统一”,结果搞成这个样子,打仗成了打脸。于是,面子挂不住的段总理怒不可遏地找到冯总统:“我是责任内阁总理,却不能行使权力,作为陆军总长却不能指挥军队,我不当了,你另请高明!”冯总统一听:“好啊,我接受你的辞呈。”段总理刚转身,冯总统就请到了老兄弟王士珍继任总理兼陆军总长,然后高举“南北和谈”的大旗,下令南北停战议和。孙中山看见北边内讧,甚是高兴,命令前线各军乘胜前进,务求护法之完全胜利,“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可是,各路军阀就陈炯明比较听话,继续整军,打算为孙中山开辟一块根据地。至于其他的人,都无视这个光杆大元帅的意见。唐继尧他们一开始去打这一仗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保存实力、保住地盘,而现在目的已经达到,那还不偃旗息鼓?约法和国会与这帮军人实在是没有太直接的利益关系,而且此次南军的胜利跟北洋军的内耗脱不了干系,并非是用绝对的实力打败北洋军。如果日后北洋军团结起来,南军的这点家底都有可能赔进去,所以见好就收才是王道。于是,陆荣廷和唐继尧根本没把孙中山的命令当回事,马上附和了冯总统的停战命令,大家各自停手。唐继尧还低声下气地跟冯总统商量:“以后我不打湖北,北洋军也不打湖南,咱们永远不动刀兵,好不好?”唐继尧想割据一方自立为王,路人皆知,但他实在是太不要脸了,他打得到湖北去吗?孙中山非常生气,他想打,可人家不理他,他还真没办法。可段祺瑞就大为不同:冯国璋敢给我下绊子,以为我段祺瑞不当总理不当总长,就奈何不了你吗?在段祺瑞的指示下,徐树铮同志亲自出马策划,吉、黑、奉、直、鲁、晋、陕、豫、甘、新、皖、浙、闽十三省督军代表分别于1917年12月2日和1918年1月5日,连续两次召开“天津会议”,强烈要求冯国璋向南方开战。冯国璋在得知天津会议的结果后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他还真没有想到段祺瑞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和这么高的威望。其实也不奇怪,武人好战是天性,不战哪有机会建功立业?你跟他们谈什么和平统一?再者,段祺瑞有日本人出钱出枪,可以给这些武夫以实惠,而你冯国璋能给这些武夫什么好处?冯总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尤其是他的赚钱模式很有特色。冯总统为了给自己创富,连中南海的金鱼都给捞起来卖了,一时间北京各饭馆都以“总统金鱼”作为压轴菜,而且他还把中南海当作鱼塘给出租了,佩服吧?想想看,在中南海钓鱼,多拉风的待遇!虽说冯总统致富有门,可他并不慷慨,反而十分抠门,是一只铁公鸡。因此,这些武夫从冯总统这里拿不走一分钱的好处,不给他面子也实属正常。但段祺瑞和徐树铮就不同了,他们知道有付出才会有收获。徐树铮用日本人送的一批军火收买了关外的张作霖(史称秦皇岛截械事件),请他发兵关内(山海关),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这批军火可不少,足够装备约两万人的部队,算是一个超级大礼。然而张作霖另有想法,让我拿好处可以,卖命不干。既要拿到好处,但也不能真的出兵攻打南方,进而得罪直系。所以张作霖点派了几支部队,让他们出关折腾折腾做做样子,但不要动真格地替皖系上战场送死。简单来说,张作霖的妙计就是出兵虚张声势一番。这样既满足了皖系的要求,自己又拿到了好处,也不会真正得罪直系,皆大欢喜。冯总统得知张作霖搞小动作的消息后非常不安,头一次对来北京当大总统有了悔意:若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折腾,不知道有多快活!冯总统当机立断,跑路,回江苏!说干就干,冯总统立马宣布“南巡”,考察民生,还谎称往返最多不过七天,让大家就在总统府等他的好消息。没想到,三天后,大家就在总统府看见了“南巡归来”的冯总统,他是被段祺瑞的兵马从半道堵回来的。在冯总统下不来台的关键时刻,北洋老大哥徐世昌出马,给小兄弟送下台的台阶来也。他劝冯国璋说:“华甫啊,你看你们都做了什么事,现在北洋都快分家啦!你们分家了谁最高兴?看见没有,现在南方这帮小子都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更何况以后呢?如果他们举兵反抗政府都得不到严惩,那国家还有希望吗?”势不如人的冯国璋觉得这席话十分有道理。南方和北洋属于敌我矛盾,而自己和段祺瑞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没有理由不帮自己人。出于这种考虑,冯国璋主动向段祺瑞示好,不仅授予段祺瑞“对德参战督办(总指挥)”的职务,还让王士珍把关键的陆军总长一职让给了段祺瑞的手下段芝贵。对于冯国璋的任命,段祺瑞大度接受。由此,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南军大败段祺瑞和冯国璋暂时统一了思想认识:武力统一全中国。作战计划也很快拟好:调集驻扎各省的皖系、直系两大系统组成三路大军。三路大军齐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消灭南方反对势力,武力统一全国!第一路司令是直系的曹锟,以北洋第三师为主力,由湖北进入湖南,目标是迅速攻下湖南,然后挟得胜之威制伏两广。第二路司令是皖系的张怀芝,以北洋第五师为主力,由江西进入湖南,协同第一路拿下湖南之后便进入四川,进而制伏贵州、云南两省。第三路司令是皖系的张敬尧,以北洋第七师为主力,配合前两路作战,是预备部队,属于跟在前两路屁股后面捡漏的。还有一支偏师,由冯玉祥指挥,角色定位是“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国内就没有打过什么太像样的仗,往往没开打一会儿,一堆墙头草就倒向了更加强大的一方,然后就是口水仗,接下来就是议和,之后战斗结束。但愿这一次他们能玩出些新花样。1918年2月6日,曹锟率军到达湖南前线。北边和解了,南边的内斗却没有结束。因此南方联军的布阵比较奇葩:谭延闿的手下赵恒惕驻岳州,刘建藩驻平江……陆荣廷则在后方充当预备队。所谓预备队,就是见大事不妙则脚底抹油。陆荣廷已经意识到,即将爆发的湖南战争就是一场没有希望的赌博,与其拿自己的部队去填这个无底洞,倒不如全身而退,保存自己的实力要紧。战争迫在眉睫,而真心抗战的,其实只有林修梅、刘建藩手下的湘军子弟兵,谁让湖南是他们的老家呢?1918年春天开始的这场仗,纯属一边倒,南军很快就被曹锟率领的第一路军打得丢盔弃甲。表面上看起来,这场大胜应该归功于曹锟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说曹锟领导有方没错,但打仗并不是曹锟的特长,他之所以能打胜仗另有原因。曹锟是个好人,从其外号“曹三傻子”便可见一斑。他待人宽厚,老实听话,粗看上去又憨又傻,甚至有些缺心眼。但就这么一个“傻子”,手下却有一个特别能征善战的心腹爱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傻人有傻福”。曹锟的这个心腹爱将之前已经数次出场,只是没来得及好好介绍。他叫吴佩孚,字子玉,中过秀才,时任北洋第三师师长,乃北洋军中的后起之秀,是个用兵天才。吴佩孚毕业于保定军校,当年他在保定军校学习近现代战争知识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专研课外书《三国志》、《列国志》、《说岳》、《水浒》等。普通人读这些书学到的是故事,但他学到的是各种妙计的变化应用。日俄战争爆发时,袁世凯先生从军校挑出一帮学生精英前往战场观摩取经,顺便搞些情报,而吴佩孚正是其中一员。从实际表现来看,吴佩孚搞军事情报很有一手,并因此得到了曹锟的赏识。从此便跟着曹锟南征北战,在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中成长为一员干将。吴佩孚性情刚直,作战勇猛,是一名急先锋。他率兵直进,在两个月内连克岳阳、长沙、衡阳诸城,以一个师的兵力击败数倍于己的联军,打得联军只能从哪里来还得回哪里去。吴佩孚凭借此战奠定名将之名!形势一片大好,全国人民都以为这一次中国铁定统一。总理王士珍也是这么认为的:是时候退位让贤了,本来出山也只是救救火而已,自己跟冯国璋、段祺瑞关系都不错,帮谁都不太好,现在两个人一团和气,自己的使命应该就此结束。更何况要是自己赖着不走,也许会被段祺瑞的手下给弄下去,与其难堪地离开,还不如大度地让贤。告别权力的巅峰总会有些许的不舍,王士珍告诉自己:“我有过‘北洋之龙’的辉煌历史,灿烂过,也没留下什么遗憾,归去吧。”辞职的王士珍终于回到了河北正定的老家,没了军政纷扰,从此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段祺瑞在王士珍离职后毫不客气地接过了总理的宝座,这算是第三次上台。然而,段总理一上台就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出了一个无数亡国昏君都使用过的绝招:任人唯亲。按道理来说,军人就应该按功论赏。在攻占湖南的战斗中,吴佩孚先生战功最为卓著,理应得到最高奖赏——湖南督军的位子,可段总理把这个位子赏给了自己的手下张敬尧。如此看来,段祺瑞的胸怀和格局实在不高,带兵打仗远比搞政治适合他。段祺瑞此举让曹锟和吴佩孚十分不满。吴佩孚可不是愿意闷头吃亏的软蛋,他在占领衡阳后就停步不前,不打了。吴佩孚消极怠工,令段祺瑞的面子十分受伤。就在这个不幸的时刻,第二路军总司令张怀芝又在段祺瑞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张怀芝看见曹锟、吴佩孚立下如此大功,十分不服气,于是带着手下的喽啰们跟着湘军刘建藩的屁股一路狂追,他要抢些功劳回来。所谓“穷寇莫追”,张怀芝的饥不择食反而激发了湘军拼死一战的斗志。贪功冒进的张怀芝,想都没想就钻进了刘建藩专门为他布置的战场——一个多是小山小丘、沟渠水塘,道路泥泞不堪的地方。张怀芝没有地利,士气也不如对手,被刘建藩的伏击战揍趴下了。张怀芝大败,从湖南一路逃到湖北。段祺瑞的第二路大军就此瓦解。然而刘建藩犯了跟张怀芝同样的错误,穷寇莫追,他却孤军深入,想趁机跟在张怀芝的屁股后面夺回更多的地盘,取得更大的功劳,结果被新任湖南军区司令张敬尧的大军包围,全军覆没,刘建藩战死。这场连续反击战结束后,湖南的形势算是初步稳定下来。南北停战段总理眼巴巴地盼着北洋军继续南下,却连续收到坏消息。先是第一路军总司令曹锟觉得段总理他老人家处事不公平,偏袒自己的孩子,于是带着司令部于5月底返回天津,撂挑子不干了。接下来,败军之将张怀芝于6月初灰溜溜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巢济南。他这次出差非但没捞到好处,还损兵折将,实力大损。为了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收兵休养生息。至于最坏的消息,要数段总理的老部下弄出的乱子。嚣张惯了的徐树铮干了一件缺德事,小徐为了帮助老首长段总理立威,杀掉了反对段总理“武力统一中国”的陆建章。陆建章咱们之前提过,背景很深,既是天津小站的元老,又是冯玉祥的伯乐兼半个岳父,还是直系将领——此刻是曹锟的高级参谋。徐树铮的这一次疯狂算是捅了马蜂窝,惹下大祸。就连段祺瑞得知消息后,都惊得半天没说话。兔死狐悲。陆建章在北洋系统中的好友岂肯吃亏,自发自觉地站出来一拥而上,不仅要求停战,还要求严惩徐树铮。至于当事人之一的冯玉祥,除了发誓杀掉徐树铮为提拔自己于微末的陆建章报仇之外,还当即撤军罢工,从此对皖系阳奉阴违。段总理仍然主张继续进攻,但他的意见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1918年6月中旬,直系与桂系代表单方面签订停战协定,息战言和。8月,吴佩孚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8月下旬,既是迫于形势,也是为了保住小徐同志,段祺瑞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即使段总理再心不甘情不愿,暂时也不得不放弃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孙元帅被驱逐这边直系和皖系钩心斗角,那边滇系、桂系也没消停。滇系、桂系的老板唐继尧、陆荣廷心里十分不爽。在他们看来,孙中山无兵无饷,老老实实在总统府喝茶看报不就完了?可孙中山老想着指挥滇系、桂系干活却不给好处。于是这两人决定不跟着孙中山混了。陆荣廷和唐继尧通过气之后,就开始想办法驱逐孙中山。1918年1月底,程璧光被刺杀。这起暗杀事件的背后主使一直是

                        她并不是没有头脑,在看到李辅国渐渐露出专权乱政的面目后,她的内心开始对这个心机深沉的家奴有所忌惮,尤其在李辅国直接控制皇帝诏书机要后,诏书全部经过他来起草下发(制敕皆从之出)时,张皇后更加受制于李辅国,以致最终两个人形同水火。在李亨身体健康尚能驾驭一切时,张皇后和李辅国的矛盾暂时处于蛰伏状态,可是李亨病情日笃,双方开始剑拔弩张,尤其是在李亨生命的最后一年,即上元二年(761年),双方终于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事实上,在李辅国向李豫倾斜的同时,张皇后也意识到李豫对于自己的重要性,所以李豫也就从先前双方的共同敌人摇身一变成了双方各自争取的对象,双方都想联手李豫,吃掉对方。对于张皇后而言,她明白在这场斗争中,自己是优势与劣势并存,优势是在李亨病重之际,她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利用李豫对李辅国的憎恨,向李豫进言除掉李辅国,而劣势则是,自己未来在李豫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政治价值。但无论如何,张皇后也必须要放手一搏,因此在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张皇后急匆匆地召李豫进宫,向其陈述当前的局势。“李辅国长期出入禁中,统率禁军,诏书敕令都是由他来发布,而且又擅自威逼太上皇迁至西苑冷宫,其罪罄竹难书,但皇帝陛下病体沉重无暇顾及,李辅国现在所忌惮是你我二人,我预感随着皇上的病情加重,李辅国很可能会伙同其死党阴谋作乱,所以想请太子设法除掉他,免生祸患。”张皇后这番话虽然讲得很有道理,但却不合时宜。原因就在于先前她也是和李豫形同水火的,曾经的敌对方现在忽然要化干戈为玉帛,这种没有任何铺垫就亮出自己底牌的做法,无论是谁内心都会有所防备。在李豫看来,张皇后所说的话过于功利,虽然表面听起来是深明大义,但聪明的李豫已经看出张皇后的私心,她是切身感受到来自李辅国的压力,然后借自己的手除掉这个狗奴才。可是对于李豫而言,除掉李辅国并不困难,但接下来他要面对不可预知、错综复杂的形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李豫没有必胜的把握,更何况禁军还在李辅国的掌控之中。所以,面对张皇后的拉拢,李豫拒绝了。“父皇现在病体沉重,此事万万不可,若骤然诛杀李辅国,恐怕父皇受不了如此惊吓,这件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殿下应该明白……”“好了,这件事情就这样吧。”李豫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如果说他对张皇后的拉拢感到厌烦,倒不如说他是没有把握扳倒李辅国的。李豫的无情离去,让张皇后瞬间感到一种挫败感,但她不是一个就此认命的人,在奴才反水、太子不给力的境遇下,张皇后决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试图放手一搏。望着李豫离去的背影,张皇后的眼中露出一丝杀机,她的嘴角在不停地抖动,似乎要急于让李豫瞬间灰飞烟灭。李豫!并不是只有你才是我的依靠,身为储君的你应该明白,我选择你是因为我要将政治风险降到最低,你的拒绝却让我无从选择,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和李辅国都是我必须除掉的敌人!李豫走后,张皇后将目标锁定在了越王李系身上。目标转移意味着目的改换,联合越王李系这是张皇后现在唯一的选择,只是这个选择是一条不归之路,前方纵有万丈深渊,张皇后也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越王李系是李亨的次子,生母是宫人孙氏,李豫被立为太子后,由于身份的转换,不能再在一线从事平叛指挥工作,九大节度使围攻邺郡失败后,李亨任命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但只是遥领各军,具体的一线事务还是由李光弼来负责,史思明二次攻陷洛阳后,李系曾经请兵收复洛阳,但李亨没有同意。从李系的履历来看,还算是有些才干,所以在张皇后拉拢李豫失败后便找到了李系。她的意图是利用李系先诛杀太子李豫,然后再诛杀李辅国,最后拥立李系为帝,自己就会安然无恙。对于李系而言,这是个极大诱惑,况且他本身就不是个安分的人,只是由于身份并非嫡出,无奈与帝座无缘,这么多年其野心始终处于封闭状态,现在有人让他的野心重新释放出来,这让李系有些蠢蠢欲动。“事成之后,当奉您为太后!”当李系听完张皇后的全部想法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一条很有可能置自己于死地的道路,但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李系更有诱惑。事实上,张皇后和李系无论是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计划反而将太子李豫和宦官李辅国的政治利益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先发制人坦白地讲,同时诛杀未来的皇帝以及朝廷第一大佬李辅国,这基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要采取非常手段,才能成功。经过仔细的筹划,张皇后和李系决定采取突袭方式。不过和唐朝历次宫廷政变稍有不同的是,张皇后和李系这次动用的资源却不尽相同。张皇后和李系密谋计划哄骗太子李豫进宫,然后发动突袭置李豫于死地。他们明白要完成这个任务手中可利用的资源并不多,事实上完成这个任务,最好的资源便是禁军,但现在李辅国执掌禁军,这条路等于被封死。所以,张皇后和李系必须退而求其次,正所谓朱砂没有黄土为贵,精兵动用不得,混混打手凑在一起也勉强有战斗力。选来选去,他们同时将目光锁定在了宦官身上,这是他们较为信任的一股势力,同时也是唯一可供自己选择的人群。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十六日清晨,这一天天空布满阴霾,乌云低沉得似乎要将人压在地上,大唐皇宫内院在阴霾的天空下透露出一种诡异的氛围,仿佛暗含着一股激流,会随时爆发。拂晓时,李系命令其死党、时任内谒者监的段恒俊专门挑选两百名有勇力的宦官,然后前往长生殿集合,李系开始了一番煽动。李系命令随侍的宦官将长生殿的大门紧紧地锁闭,大殿之内顿时寂静下来,所有人全都不知道李系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所以全都紧张地注视着李系。“各位真的愿意只当宫里的奴才,不愿意做功臣吗?”在众人不知所措之时,李系忽然高声问道。他的喊声犹如一道闪电,瞬间划破了大殿的寂静,那些宦官瞬间打了一个激灵,然后继续紧张地看着李系,没有人出声回应他。“我再问一遍,大家真的一辈子愿意当被人看不起的奴才吗?”李系从座位上突然站起来,再次提高声调加重语气地问道。“当然不愿意了,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这些身体残废的人还能做功臣不成?”随着李系的二次发问后,人群中一个尖亮的声音瞬间响起。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这个宦官身上。当众人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时,这个宦官本能地意识到,他可能说错了话,所以赶紧将嘴巴捂住,可是众人的眼神已经让他无法在掩盖,片刻之后李系走到了他的面前。李系仔细打量着这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年纪的小宦官,然后微笑着问他:“如果我今天给你做功臣的机会呢?”“做,做功臣?”小宦官有些不解。“哈哈哈!实话告诉你们,我知道大家都不愿做被人瞧不起的下人,今天发给你们武器和铠甲,就是为了给你们做功臣的机会。”李系在大笑过后,忽然转过身来对着所有人高声说道。此刻这些平常在深宫里没有见过世面的宦官,开始意识到今天李系将他们召来,肯定是有大事情,但李系没揭晓答案前,谁都不敢说破。“太子未来做了皇帝后,可能要将你们其中的很多人放逐出宫!但张皇后和本王不忍心啊!”李系终于说出了他今天最想说的话,在他看来,经过前边的一番铺垫,自己已经成功挑动起了宦官们对太子李豫的憎恨。果然,在李系说完后,大殿内顿时开始人声嘈杂,宦官们在底下开始议论以来。李系并没有做过多的停留,然后继续说道:“本王今天就是要和张皇后一同除掉太子,等本王做了皇帝,你们不再是被人瞧不起的奴才,而是变成了功臣,你们愿意吗?”“愿意!”这时还是那个先前斗胆出声的小宦官率先喊道。“愿意!”“愿意!”“我们愿意做越王的功臣!”宦官们开始接二连三地高声喊道,大殿内顿时人声鼎沸。“嘘!小声点!既然你们都愿意,接下来就要听我的安排!”……李系在长生殿内做出部署,他命令这些宦官在殿内按照指定地点藏好,等到自己将太子李豫带到这里后,自己以击掌为号,然后大家一拥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死李豫。部署完一切后,李系得意地离开了长生殿,在半路上他仔细回想自己的一切部署,他始终认为自己的计划无懈可击,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前往张皇后那里,让他利用皇帝的名义召太子李豫前往长生殿。事实证明,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且李系也实在高估了段恒俊精心挑选的那些宦官的素质,李系万万不会想到,他在长生殿为宦官们部署任务的时候,一个没被段恒俊挑选上的宦官程元振,已经将李系聚纳宦官之事报告给了李辅国。坦白地讲,如果段恒俊挑选上了程元振,或许整个事件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古往今来很多事情就是偶然之中存在必然,程元振因为身材矮小没被段恒俊挑选上,虽然他当时不知道李系究竟要干什么,但出于一种报复心理,他还是向李辅国作了汇报。精明的李辅国立即意识到李系可能要有所行动,而且可能是于己不利。当时李辅国还没意识到整个事件背后的指使人会是张皇后,他更没想到对方的目标不仅仅限于自己,而是要逮住李豫这条大鱼,所以在得到程元振的汇报后,他只是下令让程元振继续监视李系等人的动向,然后自己则调动禁军在皇宫内外不断巡视。当时李亨由于病重,所以宫内的各方势力可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任意行动,张皇后和李系可以挑选宦官,李辅国同样也可以调动禁军,而李豫因为还没有真正地继承大统,所以无法行使皇帝的权力,这就造成了一种权力真空状态,敌对势力的双方就看谁的能力更高、更强。从掌握的资源来看,李辅国胜出一筹,不仅因为皇家禁军在他的掌控之中,更是因为他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情报。不过,一直到张皇后用皇帝李亨的名义召见李豫前往长生殿议事的时候,李辅国才发现事情远没有自己想象得那样简单。“陛下如果召见什么人,我应该是第一时间知道才对,为什么这次会这么突然呢?”这是李辅国知道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很长时间以来,李辅国这个李亨最为信任的家奴,一切诏令全都经过他来下发,虽然后来他受到了冷淡,但他在内廷依然眼线众多,皇帝陛下的动向他很快会在第一时间掌握,但这次他事先没得到任何皇帝陛下要召太子进宫的消息,所以李辅国开始疑虑丛生。联系先前程元振带回来的李系等人的动向,李辅国意识到很可能是张皇后和李系已经联手,李豫前往长生殿一定是凶多吉少。虽然这种预测未必准确,但为了李豫的安全,更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李辅国决定坚决不能让李豫到达长生殿。于是李辅国紧急调动禁军,由程元振带领在前往长生殿的凌霄门布置人马,专门等待李豫的到来。就在程元振刚刚到达凌霄门后,他便看到太子李豫等一行人马奔着凌霄门而来。坦白地讲,李豫在接到父皇召见的命令后,并没有过多地怀疑,因为李亨病重已经许久,随时都有召他入宫的可能,而张皇后也正是成功利用了这个机会,才有可能骗李豫进宫。如果没有李辅国这只拦路虎,张皇后已经接近于成功。“殿下这是往哪里去?”当李豫一行人靠近凌霄门的时候,程元振立即从禁军中闪出身来问道。在看到这么多禁军士兵挡在这里的时候,李豫的表情显出一丝慌张,他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如此多的禁军,而且程元振的问话颇为强势,这让李豫有些不知所措。李豫本能地打马向后退了两步,然后开口问道:“为何众多禁军将士在此门外聚众?”“殿下可是要往长生殿?”“是啊!怎么了?”李豫不解地问道。“越王李系擅自在长生殿聚纳宦官,殿下如果前往,恐有不测,还请殿下原路返回为好。”程元振力劝李豫。刹那间,李豫皱紧了眉头,他不相信程元振所说的一切,在他看来,程元振一定在搞什么阴谋诡计。“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一定是父皇病情加重,所以才召我进宫的。”“殿下今天绝对不能从这里过去!”程元振见李豫不相信,他立即跪在李豫面前说道。“就算是有危险,父皇病重,我也必须要去!”言罢,李豫拨转马头准备绕过程元振,直奔长生殿而去。程元振看到李豫丝毫没有回退的意思,他立即站起身来,一把拽住李豫坐骑的缰绳,然后高声喊道:“殿下!江山社稷事大,今日奴才绝不能让殿下入宫!”“你要造反吗……”“来人!护送殿下前往飞龙厩,保护好殿下的安全,平定乱党后,再让太子进宫探视陛下!”“你们……”没等李豫说完,诸多禁军士兵已经前后将李豫团团围住,然后他们强行将李豫以及随从人员拥往飞龙厩。“你们胆敢强行……”终于,李豫的声音渐行渐远,程元振在看到成功稳住了李豫后,便立即带领剩下的禁军士兵向李辅国复命。“太子殿下已经无忧,接下来我们要对乱党痛下杀手!”当李辅国知道程元振顺利完成任务后,他对这些忠于他的人下了必杀令,随即李辅国决定今夜就展开大肆围剿。……程元振在凌霄门阻挡李豫的时候,越王李系正在长生殿等待李豫的到来,在此之前张皇后已经将召李豫进宫的消息通报给了李系,让他做好准备,李豫到来后,万万不可手下留情。但是直到入夜时分,李系也没能等到李豫的到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李系不禁疑虑丛生,按说从东宫到长生殿的距离并不远,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太子李豫还是没到。焦急之下的李系准备派人到张皇后那里核实一下消息的准确性,此时他万万想不到,就在此半个时辰之前,李辅国和程元振已经率领禁军将长生殿周围三里的地方团团围住。“冲进去!活捉李系!记住除了他之外,其他人可以一个不留!”李辅国命令禁军士兵。得到命令后,程元振带领大队禁军直冲长生殿,当他们破门而入时,那些藏在隐蔽处的宦官,一下子全都乱作一团,他们万没料到等来的不是李豫,而是杀气腾腾的禁军。随即,杀声四起,鲜血四溅!李系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而他之所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因为他那身皇族长袍显得格外扎眼,所有人全都知道这个穿着黄色长袍的就是越王李系。转眼间,段恒俊亲手挑选的那些看似有勇力的宦官,已经被禁军砍杀殆尽,几个靠近门口的宦官,试图逃出大殿,也被守在门外的程元振砍倒在地。在整个过程中,李系自始至终都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仿佛周围的事情和自己无关一样,或许他明白,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自己纵有万般本领,亦无挽回的余地。所以禁军士兵捆绑他的时候,李系没有丝毫的反抗,他的眼神中透露出疑惑迷离,完全失去了不久前鼓动宦官们的劲头。李辅国的整个行动前后不到半个时辰,除李系之外,还逮捕了段恒俊以及负责内务省事务的李系同党朱光辉和通风报信的诸多宦官。当然,直到现在为止,李辅国的任务仅仅完成了一半,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幕后推手张皇后此刻还在寝宫之内。“赶快去张皇后那里,不要让她反应过来!”霎时间,李辅国紧皱眉头,他近乎用一种不容反驳的语气再次下达命令,因为他意识到张皇后和李系不同,如果她跑到李亨那里,事情将会难办很多。最后的遗憾事实上当李辅国在长生殿大开杀戒之时,张皇后已经得到了消息。虽然这个女人在风平浪静之时尽显嚣张跋扈,但当危机来袭时,她不禁惊慌失措,此刻她唯一能做的并不是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她没这个能力,更没这个魄力,作为一个女人,她下意识地想到了自己的丈夫。无论是刚强或柔弱的女人,当她身陷险境时,本能地会渴望得到保护,而自己的丈夫则是她最先想到的人,所以张皇后在渡过短暂的惊慌失措之后,她急急忙忙地跑进李亨的寝室。而此时的李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限将至,躺在床上紧闭双目,气若游丝。十天前,太上皇李隆基

                        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卢洪春的意思是,万历皇帝因为胡搞女人太多,肾虚,“腰痛精泄”,才导致得病。由此说万历皇帝好色。但凡有点医学常识的人就知道他的话是否靠谱了,合着身体虚弱就是肾虚,肾虚是因为干女的,许多情况都会导致身体虚弱,比如劳累过度,比如身体其他疾病,卢洪春这种无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联系起来的荒谬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现象,举个例子,鲁迅有一篇文章说:“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鲁迅全集》第一卷《从胡须说到牙齿》)牙痛居然跟阴亏联系到一起,最后定性为不自爱,胡搞女人。这就是中国古人的逻辑。你说,这种逻辑靠谱吗?关于正史记载万历好色的证据也就是《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的这篇奏折的不靠谱的分析了。至于野史的记载嘛,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皇帝在夏天明月高悬时,便与宫女嬉戏,他让宫女四处捕捉萤火虫,装入袋子里,在和宫女嬉戏时将萤火虫放出来,萤火虫落到哪个宫女身上,他当晚就临幸哪个宫女。因此宫女为得到万历宠幸,纷纷把能吸引萤火虫的香水洒在身上。秋天,万历在红叶上写下唐朝王建的宫词前两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然后让宫女写宫词的后两句,“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而后把红叶都抛到御沟中,如果万历写字的红叶和宫女的红叶能漂到一起,就令人取出红叶看,这张红叶是哪个宫女的,万历就临幸哪个宫女。到了冬天,万历会挑选美女和他一起在洛阳殿池子里玩鸳鸯戏水,沐浴后在锦榻上拥美女喝酒。这种野史的记载完全不靠谱,供人一笑尚可。万历好色说完了,再说万历贪财,为什么一个皇帝居然会被自己的大臣说成是贪财?日本明史专家田口宏二朗说: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作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换句话说,万历皇帝之所以“贪财”,是因为皇室没有专项财源,于是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获得一些私房收入,这才是所谓“万历贪财”的实质所在。最后说气,这指的是万历皇帝脾气大,那么万历皇帝脾气有多大呢?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张养蒙在奏折中给万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大罪名,结果万历一笑了之,压根儿没理他。田大益在奏折里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汉桓帝、汉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难道把日本打趴下,三百多年才缓过劲来的君主就成了这个样子?显然,田大益是血口喷人,万历皇帝依然没理他。吏部尚书赵焕指责万历不上朝,上奏说:“等到有一天蓟门遭到蹂躏,铁蹄兵临京郊,陛下您还能高坐在深宫中,以生病为理由推辞不上朝吗?”2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得体无完肤”,这是“士风日下,部分言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心而故意耸人听闻”,“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得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面对这些言官的污蔑,万历皇帝在万历十八年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大臣也有许多同情万历皇帝的,比如于慎行就说:“当今圣上在位日久,熟知人情,每次看见言官骂自己的奏折,就说:‘这就是那老一套(此套子也)。’对于直言激切,直接骂得很厉害的,有时万历皇帝全不动怒,说:‘这不过是沽名钓誉,如果重重处罚他,反倒成就了他的名声。’”(《谷山笔尘》)雒于仁说万历皇帝酒色财气,酒没什么,色没有确凿证据,财有特殊原因,气根本就不对,于是万历皇帝这次真动气了,说要收拾雒于仁,首辅大学士申时行说陛下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最后,万历将雒于仁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万历对申时行等人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说完了酒色财气,现在说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的问题,有清史大家说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这六项当中除了不朝、不见、不批以外,其他三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是小题大做。万历之所以不做这三项,是因为他的身体很差,行动不便。杨仕和《南渡北归》的作者岳南在详细记载发掘万历陵墓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愈演愈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第十四章《打开皇帝棺椁》)(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至于不朝、不见嘛,的确如此,但不批则绝对不对,万历皇帝是二十年不上朝,但不代表二十年不办事儿,要不然脑袋早搬家了。黄仁宇说:“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樊树志在《晚明史》中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综上,万历皇帝虽然二十年不上朝,但这二十年他一直在处理政务,也就是说,虽然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也并没有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万历皇帝是个追求真实的人,不喜欢祥瑞之类的造假,《明神宗实录》记载,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石础,忽然显现“天下太平”的字样,大臣都以为是祥瑞,万历很不高兴地说:“这是造假!”皇宫中一旦有这一现象,素来都当作吉兆,然而万历却当场戳穿,可见他是个毫不虚伪的君主。这点比起后世称作一代英主的雍正皇帝强多了,雍正喜欢听人报告祥瑞,例如有人报告一颗玉米长四个穗子,稻田禾苗长数尺高,皇陵出现五色祥云,等等,雍正都对报告者加官晋爵。人无完人,万历的确有值得抨击之处,那就是万历后期对于太监的横行不管不问。万历刚即位时,他对于太监的不法也是想管的。一次万历跟大太监冯保去内市,发现宫里有什么,内市里就有什么,万历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冯保:“这些东西都是宫里出来的,先皇也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就用银子在这里买,赎回去。”万历:“朕不让这些东西流出不就行了?而且这些东西大到镜架,小到珠宝,是怎么从宫中出来的?每次宫里人出来,不是都有搜检(安检)吗?”冯保:“陛下,从宫里出来的,只有一样是不用搜检的,那就是粪车,这些从宫里偷东西的都是通过粪车运出来,总不至于粪车出宫的时候也检查吧?”万历一听,明白了,但他不甘心,他先后想了七个办法来治偷东西的,第一个办法是查宫中太监的祖宗三代,看是不是根正苗红,但这条没用,越是根正苗红的,家里越穷,越穷就越偷。于是万历想了第二个办法,清点宫中财物。他下令把宫中物品一样样登记造册,但也没用,宫里的东西,先用粪车从外运进来一个假的,放在那登记造册,然后再把真东西运走,结果导致宫里的东西假货越来越多。万历一看不行,就想了第三个办法,加税。万历下令在内市征收高额赋税,但是也没用,你加税,内市加价,嘉靖年间卖十两的珠宝,此时卖两百两,照样有人买。之后万历想了第四个办法,下令对从宫中偷东西的严加惩罚,可是也没用,太监的命根都剁没了,还怕死?死就死了,不死就赚了,接着干。之后万历想了第五个办法,对太监们进行教育,说这些宫里的财物都是大明朝的,要爱惜,但也没用,太监们觉悟没万历爷那么高。而后万历想了第六个办法,减少内市的开张时间,本来内市在每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开张,万历下令改为每月只在十二日这一天开张。可还是没用,内市虽然只开一天,但变成了日市加夜市,一天一夜连轴转,照样不耽误。最后万历怒了,想取消内市,冯保说:“陛下取消了内市,东西就不通过内市往外卖了,今后宫里的东西被偷出去连回都回不来了。”万历一听,彻底无语,从此对内市不管了,对太监也不管了。这样就有了万历后期太监的胡作非为。万历时,太监高寀奉旨去福建征税,爪牙魏天爵、林宗文两人千方百计向他献媚,有一次提供一个秘方,说活取一千个小儿的脑髓作为药引子,可以使睪丸重新长出来,而且能御女生子。高寀非常高兴,就派亲信购买幼童,敲开头颅骨,取出脑浆。贫困的百姓不知高寀的“妙用”,有的就把亲生骨肉卖给他;市井无赖还用蒙汗药诱捕民间的儿童,献给高寀,换得重赏。高寀害死了许多人,以至于税监府院里的水池中,白骨累累。但是,他的性功能并没有半点儿的恢复。吴承恩得知此事后将其写进了《西游记》,详见比丘国那段。而在万历后期,有个小太监把假阳具插入宫女的下体,没想到拔不出来了,那女子竟活活胀死。(《万历野获编》卷六)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长期被病痛折磨的万历皇帝去世,年五十八岁,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史称明神宗。三百三十八年后,1958年9月19日,安葬万历的定陵在当时的北京政府主持被挖开,参加挖掘的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在日记中十分详尽地这样描述了进入万历地宫的情景:我显然是置身于这阴间世界中了。仿佛觉得前方就有阴间的人影,他们的脚步在走动,他们的鼻息在轻轻地呼吸。他们静静地望着外边,望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此时,我感到这是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正飘落着毛毛细雨,我独自走到一块荒无人烟的墓地,野草丛生、碑石林立,猫头鹰依石而卧,黑暗里瞪着圆圆的、绿绿的眼睛冲我发着灿灿光芒,刺进我的心脏、我的肺管、我的血液,使我越发慌乱和沉闷,四顾茫然而不知所措。我想快速离开这阴森可怕的墓地,想尽量不发出一丝响动,免得引起死神的注意和追赶,但腿却在荒草泥泞中不能自拔,阴风凄凄、雾雨迷蒙,似有亡魂用手轻轻挡住我的眼睛,又好像死神在背后用力拽扯我破碎的裤管,我感到死尸的魂灵就在眼前,他那粗犷的鼻息热烘烘地在我脸上喷射,既像人,又像是浑身长毛的怪物,轻轻地、无声无息地引我前行。我知道这是幻觉,尽量保持头脑清醒。我在心中默念着,这虽是在幽黑的暗夜里穿行,但我仍置身于风尘飘摇的阴间世界。我是生活在阳间的人类来到阴间探索死神的秘密。但这种默念效果,似乎起不了多少作用。因为尘世间的烦恼忧愁、悲欢离合、恩恩怨怨、情情爱爱,统统都在心中消失。我记不起我来自哪里,要向哪里去。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路也没有尽头,前方一片苍茫,似是秋后的茅草地,又似一片干裂的沙滩。我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父母的容颜,并连自己的生存也不再记起,整个身心进入一个虚幻缥缈的世界。似入仙境,又似魔窟,天地一片混沌,阴阳融为一体,万事万物都成为似有似无,似明似暗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东西。这种东西组成了一个诱人的世界,让人去寻觅,又让人望而却步……(《风雪定陵》)直接参与定陵发掘的人员,都未能善终:力主发掘的明史专家吴晗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担负发掘指挥工作的郑振铎在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开棺时的摄影师刘德安上吊了;考古专家白万玉神志不清,脑溢血去世……而关于万历皇帝的真相,酒色财气的指责大多靠不住,二十年不上朝对国家并没造成什么影响,一场抗倭援朝战争足以让他名垂青史。那万历皇帝执政的主要过失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评价他呢?谈迁《国榷》中收录的民族英雄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对万历皇帝的评价,是我觉得最客观的:“万历皇帝幼年继位,聪明睿智,一开始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依法治国,朝令夕行,虽然有些过于苛察,但是人们守法严谨。万历注重边防,用大帅戚继光在蓟镇,以谭纶为督抚,一切唯戚继光之言是从。戚继光修建寨堡,又把自己在浙江练的昔日打倭寇的军队调到北方来与北边的军队一起训练,于是蒙古人二十年不敢犯边。万历皇帝用李成梁大帅在辽东,李成梁敢战深入,把东北各族杀得畏服。”“张居正骄悍,妄自尊大,最终他去世后全家倒霉了。接替张居正的人则远远没有张居正的才能,于是万历皇帝大权在握。万历为政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士大夫都珍视气节,虽然没有姚崇宋璟那样的宰相,但与开元盛世不相上下。但自从郑贵妃得宠后,万历皇帝就逐渐怠政了,满朝文武纷纷上奏,万历皇帝更加厌恶,于是把这些大臣一个个罢免。但剩下的大臣一个个上奏劝皇帝勤政的呼声更高了。万历一看,干脆不如不理,从此不上朝。此后吏治废弛,风俗大坏。辽东一出事儿,将驽兵骄,练兵就要花钱,只能加税,赋税越来越高,老百姓越来越穷,于是流寇揭竿而起,朝廷土崩瓦解。胡虏和贼寇进攻越急,朝廷朋党内斗越甚,虽然持论者各有短长,但可以定论的是朝廷里的小人都是真正的小人,君子未必是真正的君子。老百姓越穷,当官的越贪污,风俗日坏,将士不知杀敌,只知害民,百官不知做事,只知聚敛,最终崇祯以一天上朝两次的勤政,也于事无补,只能任由明朝土崩瓦解。”第六章明宫三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其子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在此前后,发生了明宫三案,朝局大乱。明宫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先说梃击案。“梃”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打的是新皇帝朱

                        剩下的啤酒倒在西尼卡的手上。“唔,”西尼卡对她朋友说,“这儿烧得慌。”她举起双手挥舞着。“我想我弄错了,”吉恩说,“我以为你是我在伍德劳恩认识的一个人呢。”西尼卡笑了。“没关系。谁都会出错的。”那朋友说:“现在好了,瞧。”西尼卡和吉恩相互看着。她的手干净了,没有血了。只有几条也许会留下伤疤的口子。“棒极了!”“咱们走吧。”“好的,再见。”“吉恩!”“再见。”杰克脚踩着油门,眼望着后视镜,说:“那是谁啊?”“一个我以为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当时我住在伍德劳恩的那些公寓里。那儿有贫民区。”“什么贫民区?”“在伍德劳恩。”“在伍德劳恩从来没有什么贫民区。”杰克说,“那是毕肯。现在也拆了,不过从来不在伍德劳恩。毕肯才是那地方。紧挨着游戏场。”“你有把握吗?”“当然有把握。你弄错了,丫头。”在大海的宁静中,一个像炭一般黑的女人在歌唱。她身边是个年龄比她小的女人,把头枕在唱歌女人的膝头上。伤残的手指捋过茶褐色的头发。所有海贝的色彩——小麦色、玫瑰色、珍珠色——全都融进了那年龄小些的女人的面孔里。她祖母绿的眼睛仰慕着镶在碧蓝中的黑面孔。在她们周围的海滩上,海中的废物泛着亮光。在一只破凉鞋的附近,丢弃的瓶盖闪烁着。一台没电的小型收音机和平静的海浪嬉戏着。没有什么可以胜过派达德的歌唱出的这种安慰,尽管歌词激起的回忆是谁都不曾有过的:在别人的陪伴下走向年老;吃着刚出炉冒着热气的面包,分享着谈话;为了驻守在家而回家的鲜明喜悦——为了开始的爱而回归的轻松。当大海汹涌着将一浪又一浪的海水送上岸时,派达德看着到底来了什么。或许是另一艘船,但是不同的船,正在驶向港湾;船员和乘客,罹难的和获救的,都颤抖着,因为他们都有一段时间郁闷不乐。如今他们要歇息一下再去肩负他们生来就要去做的无休止的工作,在这里,在天堂中。任性而为或许李漼当上皇帝实在太过容易,或许是他曾经得不到父皇的宠爱,所以当上皇帝伊始,他便有一种小鸟挣脱牢笼的感觉。有了这种感觉后,国家的一切对于李漼而言便不再重要,由于失去制约,李漼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嬉戏游乐,进而开始懈怠政事。据史料记载,李漼当时主要沉溺音乐和宴游,每个月要在宫内设宴十几次,席间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并通宵达旦地观看优伶演出而不知疲倦。殿前供奉乐工常有五百人,李漼每次看完演出兴之所至,便随手赏赐乐人优伶动辄上千贯钱。长安附近风景名胜中的行宫,是李漼经常光顾的地方。例如长安附近的曲江池,自从玄宗李隆基时期以来,上百年间是李唐皇族首选的游乐之地。曲江池更是李漼的最爱,而且一旦想去曲江池,李漼说走就走,相关部门只好随时在行宫内做好音乐、饮食和住宿的一系列准备,进而恭候李漼的随时出现,搞得其他皇族成员也在府邸随时准备好鞍马以便陪同出行。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每次出行,皇族成员、相关部门人员以及神策军等十多万人陪同(“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钱财耗费无数(“所费不可胜数”)。对于一个帝王而言,喜欢宴游娱乐倒是无可厚非,即使是李世民、李隆基、李纯等开明之君也没有丢掉宴游娱乐活动的传统,但他们对于帝国的政事还是没有荒废。反观李漼对于政务已经到了不闻不问的程度,例如从咸通四年(863年)处理张议潮建议收复凉州的事宜中,就可以看出李漼一朝是多么昏庸。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就抽调驻守河西、陇右的精锐边军到中原地区平定叛乱,吐蕃趁唐朝边防空虚之机,出兵攻占了河西走廊地区。直到沙州人张议潮在大中二年(848年)率领当地人起义,赶走吐蕃人,成功收复了沙州和瓜州(今甘肃安西)。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张议潮又先后收复伊州(今新疆哈密)、河州(今甘肃临夏)、甘州(今甘肃张掖)、廓州(今青海贵德)、兰州(今甘肃兰州)、岷州(今甘肃岷县)等八州大片土地。为此,李忱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统辖河西地区。李漼即位后,张议潮为了确保河西走廊的绝对安全,决定继续收复失地,准备向凉州进军。张议潮将自己准备收复凉州的计划上报朝廷,希望朝廷能够出兵协助自己,但李漼对于此事似乎并不放在心上,依然过着宴游无度的荒淫生活。为此,左拾遗刘蜕上疏劝谏,认为吐蕃已侵占凉州很长时间,如今张议潮主动提出收复凉州,皇帝陛下不应该不闻不问,这样会严重挫伤这些手握重兵的边将的积极性,希望皇帝陛下能够立即下诏肯定张议潮为国尽忠的壮举,并立刻发兵增援张议潮。应该说,张议潮在收复八州之地后,对于收复凉州可谓志在必得,但由于长年驻守边境,也使得他对于朝廷局势的变化知晓甚少。宣宗李忱曾经对他的全力支持,使得他本能地认为新皇帝李漼一定会继承先皇的做法。可是收复凉州的计划递上去后久久没有回音,张议潮敏锐地意识到,新皇帝李漼和先皇李忱是完全不同的人。就在张议潮计划收复凉州的奏疏上报朝廷十天后,李漼突然做了一件唐朝历代皇帝都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参拜历代先皇的陵墓,美其名曰“历拜十六陵”。事实上,唐朝历代皇帝的陵墓都不在同一个地方,全都参拜过来至少需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谁都知道李漼是借着拜陵的名义,再一次大搞旅游项目,但人家名义是祭拜历代先皇,所以朝臣们也都不好说什么,于是只得勉强随行。当张议潮得知皇帝李漼全然不理自己的建议时,他无奈地长叹一口气,由衷地发出了“国势日衰”的哀叹。不过张议潮始终没有忘记先皇李忱对自己的恩德,所以他怀着报答朝廷的心理,依然决定兴兵收复凉州。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张议潮带领蕃汉联军七千人,经过一番血战,成功收复凉州,而后又在咸通七年(866年)六月成功收复西州(今新疆吐鲁番)。所以河西地区的人不断歌颂张议潮的功绩,今天在流传下来的敦煌文书《张议潮变文》中,有着称赞张议潮的诗句: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不过,当时张议潮虽然为朝廷收复众多失地,但由于皇帝李漼对国事的日渐懈怠,对于张议潮的功绩,朝廷内竟然没有人为他申理,幸好张议潮治下的沙州之地在当时算是个独立王国,张议潮并不在乎朝廷如何对待自己。可是,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已经看出,李漼在位时期对于政事已经到了日渐荒废的地步。置国家主权不顾是李漼荒废朝政的一个典型标志,事实上在朝廷内部,由于李漼的懈怠,导致宣宗李忱吏治清明的局面遭到颠覆性的破坏,其标志就是滥施官赏。例如在对待令狐绹之子令狐滈的入仕与升迁问题上,李漼就表现得十分随意。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李漼即位之后,就将令狐绹罢相改任河中节度使。令狐绹辅任宣宗李忱十年,既无突出政绩,又没有拥立李漼之功,所以被罢相是在情理之中。不过,他被罢相的导火索还是源于其令狐滈,由于令狐绹教子无方,导致令狐滈一方面仰仗父亲的权势作威作福;另一方面仰仗与驸马郑颢是姻亲,长期“骄纵不法,货贿盈门”,使得朝臣对其颇为不满,但因为令狐绹权势炙手可热,所以谁都不敢摸令狐滈的老虎屁股。当时令狐滈不仅贪污腐化,而且利用父亲的身份地位,随意插手科举考试的录取、官员任免诸多事宜,以至于众人称他为“布衣行公相之权”,谓曰“白衣宰相”。等到李漼即位后,很多官员看到弹劾令狐绹的机会已经到来,纷纷上疏揭发令狐滈招权纳贿之事,最终导致令狐绹被罢相。但是令狐绹溺爱儿子的本性依旧不改,到任河中后立即上疏以儿子令狐滈“避贤罢举”为理由,要求让儿子参加当年的科举考试,进而正式取得入仕资格。按照唐朝的科举考试规定,参加科举考试者首先必须要经过州县或国子学的推荐,而且相关部门上报应试者名单的截至时间是在当年十月,称为“解碟尽十月”。而令狐绹被罢相的时间是在十二月,因此令狐滈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解碟,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但是李漼认为已经罢免了令狐绹的宰相之位,如果再拒绝其子参加科举考试的请求,显得不近人情,于是“屈朝廷取士法为滈家事”,特意下了一道敕文加以批准同意令狐绹的请求,从而为其开启了科举入仕的门户。李漼在敕文中宣称令狐滈虽然参加了科举考试,但考试过程一定要严肃公平。然而,在转年的科举考试中,主持考试的是曾经受令狐绹推荐担任中书舍人、知制诰的裴坦。裴坦对于令狐绹当然怀有感激之情,因此毫不犹豫地录取了令狐滈,同时还包括前户部尚书郑瀚的孙子、前宰相裴休的儿子、前宰相魏扶的儿子等人。当时谏议大夫崔瑄上疏弹劾裴坦,认为这是典型的徇私舞弊行为,希望皇帝陛下要求御史台严肃查处此事。但李漼并不为所动,这件“皆取名臣之子”的科举考试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咸通四年(863年)十月,李漼诏令擢升令狐滈为左拾遗。左拾遗这个官职虽然品阶不高,只有八品,但因为在皇帝身边负有谏诤的重任,所以是个职责重大的官职。但是,纵观令狐滈的所作所为,根本无法胜任这个职位。左拾遗刘蜕、起居郎张云分别上疏表示反对,认为令狐滈是“无解及第”,所以不应该担任这个职务,但是两个人似乎忘了令狐滈参加科举考试是皇帝李漼亲笔点名批准的,说令狐滈是“无解及第”,在皇帝李漼看来,这等于是在变相讽刺自己。所以刘蜕、张云的结局可想而知,李漼一道诏书将他们贬出京城。通过李漼毫无章法的任命和升迁官员,可以看出,宣宗李忱的“大中暂治”的局面正在一点点地被李漼无情地毁坏,而且从个性角度来看,李漼当上皇帝后对自己的行为已经到了放纵至极的地步,靡财好色甚至是滥杀无辜。骄奢残暴李漼宴游无度所带来的一大弊害就是浪费国家的大量钱财,在自己的女儿同昌公主的出嫁、丧葬问题上,因为李漼过度地靡费钱物,遭到了朝臣的反对,最终导致李漼大开杀戒,为他的皇帝生涯再次书写了不光彩的一笔。同昌公主是李漼的宠妃郭氏所生,当时备受李漼的宠爱。同昌公主到了出嫁的年龄后,李漼挑选了出身进士世家的韦保衡作为女婿,并让他们在咸通十年(869年)正月完婚。同昌公主出嫁之日,皇帝李漼倾尽宫中珍宝作为陪嫁,并在广化门赐宅一座,窗户都用各种珍宝加以装饰,用水晶、玳瑁等材料造床,饰以金龟银鹿。用五色玉雕琢成器皿什物,并赐给金麦银粟数斗。卧房内用珍珠连缀而成的连珠帐,紫色花纹玳瑁花斑的却寒帘,有以七种宝物装饰成鹧鸪花纹的鹧鸪枕,翠羽装饰的翡翠匣,还有上面绣着三千鸳鸯以及奇花异叶的神丝绣被。除此之外,在李漼赐给同昌公主所有的陪嫁之中,最为珍贵的当数瑟瑟幕和纹布巾。瑟瑟幕是指颜色如瑟瑟,宽三尺,长一百尺,轻巧虚薄防雨布。将瑟瑟幕向着天空全部打开,上面纹路舒朗,很像碧丝从中连接,即使天降暴雨也不会沾湿。纹布巾洁白如雪,光软绝伦,即使用上几十年也不会沾上尘土。这两件珍品都是波斯商人进贡朝廷的,李漼将两件珍品赐给同昌公主作为嫁妆,可见对这个爱女的宠爱之情。不幸的是,次年同昌公主暴病而亡。李漼为此哀痛不已,突然间失去爱女的打击让他顿时失去应有的理智,将罪过迁怒于翰林医官韩宗召和康仲殷二人,不仅杖杀韩、康二人,而且将其两家宗族百余人尽皆下狱,进而招致朝官们的非议。时任宰相刘瞻鉴于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于是指使谏官上疏劝谏。但谏官们全都害怕被治罪,结果无人响应,刘瞻无奈之下只得亲自上疏劝谏,说同昌公主死得过于突然,医官们来不及反应,所以不是医治不及时所致。而且他为韩、康二人辩护,说他们因为医术高明备受人们称赞,两个人也想在为同昌公主治病的时候,施展自己的医术进而证明自己,无奈实在是无力回天。他在奏疏的最后说皇帝李漼崇信佛教,应该以慈悲为怀,立即释放韩、康二人的族人。刘瞻将奏疏递上去,回馈给他的却是一封罢相外贬的诏书。值得一提的是,翰林学士承旨郑文在起草罢免刘瞻的诏令时,有表述刘瞻“安数亩之居,仍非己有”的不置私产,为政清廉的句子。当时另一名宰相路岩纳赂受贿,看后觉得郑文是在指桑骂槐,心中颇为不快,当即向皇帝李漼进言,说郑文是故意褒奖刘瞻。李漼得知后果然大怒,责骂郑文是“过为美词”,最终将郑文贬到距离长安五千五百里的梧州(今广西梧州)担任刺史。因刘瞻罢相事件被牵连的还有京兆尹温璋,温璋是一个比较精明强干的官员,在担任京兆尹之前曾任武宁节度使。当时徐州军中有号称“银刀军”的骄悍士卒横行不法,温璋到任后为政严明,所以被那些骄悍的士兵所不容。他们竞相排挤温璋,而且皇帝李漼对藩镇历来姑息,为了息事宁人,便将温璋调任。担任京兆尹后,温璋依旧严于执法,这样一个难得的尽职尽责的官员却因为在劝谏李漼的奏疏中同样因为过分为刘瞻辩护,而被贬为振州(今广东崖县)司马。贬书下达的当天晚上,温璋发出了“生不逢时,死何足异惜”的无奈叹息,于当夜在自己的府邸中自杀身亡。温璋之死在朝野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为帝国失去如此精明强干的官员而惋惜,也有很多人因为温璋之死而颇为怀念宣宗李忱在位时的清明政治。但是温璋的杀身成仁并没有唤起李漼的悔悟,相反余怒未息的李漼继续扩大打击力度,又以“与刘瞻亲善”的罪名,将御史大夫孙瑝、右谏议大夫杨知至和高湘、礼部郎中魏筜、朝议大夫张颜、崔颜融等人悉数贬到岭南地区。咸通十年(869年)九月,驸马韦保衡又联合宰相路岩诬陷刘瞻与医官同谋,误投毒药以致同昌公主死亡,后世的元朝史学家吴三省在读到《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述时,批注说:既然是同谋,就不可能是误投。但就是如此蹩脚的诬陷手法,李漼竟然深信不疑,下诏贬黜刘瞻为康州(今广东德庆)刺史。咸通十二年(871年)正月,李漼下令安葬同昌公主,场面甚是浩大。据《旧唐书?懿宗传》记载:(李)诏百僚为挽歌词,仍令韦保衡自撰神道碑。《太平广记?同昌公主传》记载:百官内司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庭,韦家争取灰以择金宝。出殡之日,李漼和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亲临长安外郭城西的延兴门哭送,葬礼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依旧是《太平广记?同昌公主传》记载:(李)出内库金骆驼、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仪从。其衣服、玩具与人无异。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舆。刻木为数殿,龙凤、花木、人畜之众者不可胜计。……敕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焚开霄百灵之香,而击归天紫金之馨。繁华辉焕,殆将二十余里。安葬同昌公主是李漼在位时期浪费钱财的标志性事件,同样同昌公主之死,导致李漼大开杀戒,宰相刘瞻也因为此事被贬,也使得这件事成为一起政治事件。而事实上李漼即位之初,曾在《即位大赦文》中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表示今后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进谏直言,即使是没有官职的平民百姓也可以通过投匦的方式进谏,自己一定会认真阅读。但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所作所为,他始终是拒谏饰非,而且经常对进谏者滥施刑罚。如前所说,李漼即位伊始,就将令狐绹罢相,取而代之的是宰相白敏中。但是白敏中刚刚接任,就因为入朝时不小心从台阶上栽倒摔伤了腰,连续四个月无法理政,并三次上表请求辞职。可是由于李漼对政事懈怠,看到白敏中挂名宰相而不能理政也不着急,但不予批准,因此遭到右补阙王谱的强烈反对。王谱上疏劝谏李漼,认为皇帝如果失去宰相,犹如身体失去臂膀。况且李漼是新君即位,担任宰相的人必须时刻听从皇帝的召唤,甚至不离皇帝左右。而白敏中的身体状况显然

                        TUBE8中国8SEX的躯体,贯穿至未来。──三岛由纪夫凡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成名作《白痴》等多篇代表小说,以追求生命的救赎和人心的回复为主题,笔触生动而流畅,极具感动性和可读性。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明台白痴那房子里曾经同住着人、猪、狗、鸡,还有鸭。各自的住处和吃食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有一栋十分歪斜,好似仓库的小房,楼下住着房东夫妻,阁楼则租给了一对母女,女儿怀了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伊泽租的屋子是一间跟主屋分开的小屋,据说房东害了肺病的儿子曾在这里住过,这屋子给害了肺病的猪住也不为过,不过壁橱、厕所、柜子还是有的。房东夫妻是开裁缝店的,两人既是镇里的裁缝师傅(所以让害了肺病的儿子住在别的小屋),又是镇议会的议员。租户的女儿原本是镇议会的办事员,据说原先睡在镇议会事务所,除了镇议会的会长和做裁缝的房东以外,跟所有干事(十几人)都不偏不倚地睡过,也就在那期间珠胎暗结。于是镇议会的干事们一起凑钱,打算在阁楼里把孩子处理掉。然而万物皆有用处,干事里有一人是开豆腐店的,女人怀了孕缩在阁楼里以后,只有这个男人还过去找她,最后女人就被默认成这个男人的小妾了。其他干事知道了这件事,立马就不凑钱了,认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应该让开豆腐店的来负担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有七八个人也都不愿意掏钱(每人五日元),有开蔬菜店的、开钟表店的、地主以及开其他店的,女人至今还气得跺脚。这个女人长着一张大嘴和两个大眼珠子,却骨瘦如柴。她嫌弃鸭子,只愿意给鸡喂点残羹剩饭,然而鸭子会从一旁抢食吃,所以她每天都怒气冲冲追着鸭子跑。她前面挺着大肚子,后面撅着大屁股,那奇妙的姿态跑起来活像一只鸭子。裁缝师说,小巷的出口是一家香烟店,里头住着一个足有五十五岁,涂着白粉的老女人。据说她把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情夫赶了出来,正苦恼是找个中年和尚还是找个中年店主来补缺,因此只要年轻男人去后门买香烟,她都会卖给他们一些(然而是黑市价格),所以您(指伊泽)也可以从后门买买看。不巧伊泽工作单位那边有补助,不用麻烦那个老女人就解决了。斜对面派米处的后面住着一个寡妇,手里有点小钱,有两个孩子,一兄(工人)一妹,这对亲兄妹却有着夫妇之实。寡妇觉得这样最终更省钱一些,也就默认了,然而这期间哥哥却有了别的女人。于是寡妇就不得不把妹妹嫁出去,寡妇给妹妹找了一个远房亲戚,这个亲戚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妹妹就吃了老鼠药。妹妹吃完老鼠药,来了裁缝店(伊泽租的屋子)学习,随后开始难受发作,结果就这么死掉了。当时镇里的医生给开了张心脏麻痹的诊断书,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哎?是哪个医生能给开这么管用的诊断书啊?”伊泽惊奇地问道。裁缝店家却一脸震惊,反问道:“什么?医生不都这么干吗?”这附近林立着一栋栋廉价公寓,其中有一部分屋子里住着小妾和妓女。这些女人没有孩子,又有一个共性——会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因此管理员也就很喜欢她们,也就从没在私生活混乱、德行败坏等方面找过她们的碴儿。公寓起码有一半都是军需工厂的宿舍,里面还住着一群女子挺身队,里面有某某部门谁谁的情人,科长阁下的战时夫人(就是说真正的夫人还在逃难呢),重要人物的二奶,怀着孕带薪休假的挺身队队员。其中还有“每人五百日元”[1]的小妾,这小妾自己建了一栋房子住着,深受众人羡慕。据说还有做着杀人营生的满洲浪人,其妹是裁缝店的学徒,浪人隔壁住着一位按摩师,按摩师隔壁住着得了裁缝师银次[2]真传的行家,再往里住着一位海军少尉,这位少尉每天吃鱼、喝咖啡、吃罐头、喝酒。这一带往下挖一尺就能冒出水来,想建防空壕也建不了,只有这位少尉用水泥造了一个比自己家还气派的防空壕。另外,伊泽上班路上有一家百货商店(木制二层小楼),一楼因为战争进不到货而歇业了,二楼则终日开着赌场,赌场的负责人占领了几处国民酒场[3],终日烂醉如泥,瞪着排队的民众们。伊泽这个男人,大学毕业后就当了报社记者,接着又成了文化电影[4]的演员,只是个见习工,并没有单独出演过电影。活到二十七岁这个年纪,理应对人生的阴暗面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一些政治家、军人、实业家、艺人的内幕,然而伊泽却没想到,这条被郊区的小工厂和公寓包围的商业街竟会是这样一种生活状况。伊泽问了问裁缝师,说是不是因为一直战争才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裁缝师却用哲学家般的神态一脸平静地回答道:“没有,这个呀,这一带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啦。”然而,这里面最大的人物还要数伊泽的邻居。这邻居是个疯子。这疯子相当有钱,却特地把房子建在小巷尽头,可想而知,这也是出于疯子的考虑,好避开那些他极度厌恶的小偷和闲杂人等。要说为何,因为摸到小巷尽头,进了院门,看了一圈都找不到供人出入的门口,只能看见嵌了窗格的窗户,这房子的玄关在房子的背面,跟院门处于正相反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围着房子绕一圈是走不到的。这样一来,无端闯入的闲杂人等就会断了念想,还能趁闯入者寻找玄关的时候摸清该人身份,起到预警和牵制的作用,因为邻居不喜欢浮世间的诸般俗物。这房子是二层小楼,房间相当多,就连无所不知的裁缝师也不大清楚这房子的内部结构。疯子三十岁上下,有个老妈,有个二十五六岁的老婆。有人说这一家子里面只有当妈的还属于正常人,但这当妈的却有相当严重的癔症,是镇上唯一一个对配给物资不服而光脚闯入镇议会的女中豪杰。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某个幸福美满的年头,疯子动了念,置办了一身白衣就踏上四国遍路[5]的旅途了。当时疯子在四国的某个地方跟白痴女人意气相投,就把女人当作遍路的纪念品娶回了家。疯子是个仪表堂堂的好男儿,白痴老婆也有着正经家庭的正经小姐该有的优雅品行,细细的双眼透着阴郁,面容如能乐面具般美艳,又宛如瓜子脸的古典人偶。两人并排站着,远远望去,看起来就是俊男美女,还是极有文化教养的一对璧人。疯子戴着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时常挂着一副读破万卷诗书的忧伤面容。某一天这条小巷有场防空演习,正是太太们积极活跃的时候,这男人没穿袴服,身着便装出来参观,边参观边哈哈大笑,不久又忽然换了一身防空服装,从一人手中抢走了水桶,同时发出了“耶”“呀”“嚯嚯”等好几种奇妙的叫声,架起椅子爬上了围墙,站在屋顶上发号施令,紧接着开始了一场演讲(训话)。伊泽到了这时才发现这男人是个疯子。虽然之前这位邻居时不时就会翻墙闯进裁缝家的猪圈,把剩饭桶里的剩饭全都倒出来,顺便拿石头扔人家家养的鸭子,前一秒还一脸若无其事地喂着鸡,下一秒就突然把鸡踢飞。伊泽还以为他大有来头,因此一直安静地跟他互相行以默礼。不过,疯子和正常人是有所不同的。要说哪里不同,那就是疯子本质上比正常人更加谨言慎行。虽然疯子想笑的时候会哈哈大笑,想演讲的时候会演讲,会向家鸭扔石头,会花两个小时来戳猪的脸跟屁股,不过他们本质上非常害怕别人的眼光,一直在私生活的主要部分慎之又慎,费尽心思地要跟他人断绝关系。从院门进来绕一圈才能找到玄关也是这个道理。他们的私生活基本没什么动静,也很少跟别人说一堆没用的废话,多是思想层面的活动。小巷的一侧是座公寓,一年到头都洋溢着流水声和太太们低俗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是压在伊泽的小屋上。这座公寓里还住了一对妓女姐妹。姐姐接客的晚上,妹妹就不停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妹妹接客的晚上,姐姐就在深夜的走廊里来回走动。只有疯子想笑就哈哈大笑,所以别人都一直当他是异类。白痴老婆特别安静老实。总是战战兢兢地在嘴里嘟囔些什么,说的是什么也听不太清,就算能听清说的是什么,也不清楚她想表达什么意思。做饭也是,连米都不会煮,如果硬叫她做,应该还是能做的,不过要是因为她犯错而冲她发火,她就会战战兢兢地犯下更多错误,就算去拿配给品,她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只会呆站着,都是由其他街坊邻居来帮忙。大家都说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也很正常嘛,不能要求她太多。而疯子老妈就大大的不愿意了,怒道:“一个女人连饭都不会煮!”平时还是一位有节制有修养的老太太,不管不顾地就大犯癔症,疯起来其凶猛程度不亚于疯子,三个疯子里,就数老太太吼叫起来最吵闹,最病态。白痴女人怯生生的,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经常都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连人的脚步声都会把她吓一跳,伊泽嗨地跟她打声招呼,她反而会愣在原地不动。白痴女人偶尔会来猪圈。疯子向来都是像进自己家门似的光明正大地闯进这里,向家鸭扔石头,来回戳猪的脸,然而白痴女人却总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逃到猪圈的阴暗处屏息藏身。换句话说,这里是她的避难所。这种时候,邻居家里多半就要响起老太太鸟叫般的喊声了——“治代!治代!”每当这时候,白痴的身体都会僵直或是抽搐,来来回回像虫豸一样挣扎许久后才不得不开始行动。报社记者和文化电影的演员之流都是贱业中的贱业。他们只了解时代的潮流,他们全部的生活就是不落后于时间的脚步,自我追求、个性、独创性这类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则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日常对话中充斥着自我、人类、个性、独创等词汇,而极少谈到公司职员、官吏、学校的教师。然而这些只存在于口头上,他们是那种会散尽家财讨女人欢心,说出“宿醉的痛苦才是人类的烦恼”这种话的滑稽之人。啊!感谢红太阳,感谢兵士们[6],我眼眶不由得一热,咚当咚当的轰炸声,忘我地趴在地上,砰砰砰的机枪声,他们绝大多数都痴迷着那些没有思想高度,甚至没有一行能给人实际感受的虚构文章,自以为把这些文章拍成电影就是在体现战争了。也有人在军部检阅时说写不出来,然而会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心里想到了其他具有真实性的文章,文章自身的真实性和实际感受跟检阅没有关系。总之,这帮人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只是一群没有内容、空虚的人。他们顺着时代的潮流从右到左今朝有酒今朝醉,拿通俗小说里的表现手法当榜样,以为这就是表现时代的手法了。事实上,时代只不过是浅薄愚劣之物。这场颠覆日本两千年历史的战争和失败,跟人类的真实性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整个国家的命运全系在最为稀薄的自省意志和暴民的妄行上。只要在部长和总经理面前提起什么个性、独创,他们就会背过脸去,言外之意仿佛在说蠢货。感谢兵士们,啊!感谢红太阳,我眼眶不由得一热,OK,报社记者就是这么点玩意儿,事实上,时代就是这么点玩意儿。师团长阁下训话足足花了三分钟,有必要写长一些吗?需要把职工们每天早上像祈祷似的唱了又唱的古怪歌曲一五一十地写清楚吗?当他们问部长这些问题时,部长就会唰地把脸扭过去,啧啧舌,又突然转过头来,把高级香烟噗嗤一下按灭在烟灰缸里,瞪着他们吼道:“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只有新闻才是真实的!”演员拉拢演员,策划部门员工拉拢策划部门员工,拉帮结派,创造出一个跟德川时代的侠客一样的情谊世界,用热情世故来处理才能,创造了一套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的排序制度,然后根据这一制度来维护各自的平庸,把艺术的个性和天才引发的争霸视为罪恶,自以为这是违反劳动工会规定的,还根据相互扶持的精神完善出了一套用于救济才能匮乏的组织体系。在内是才能匮乏的救济组织,在外却是酒精的获得组织,这伙人占领了国民酒场,每人灌下三四瓶啤酒就酩酊大醉,然后就开始谈论艺术。他们的帽子、长发、领带、上衣都是艺术家,但他们的灵魂和本质却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伊泽相信艺术的独创性,放弃不了个性的特殊性,不仅无法在人情世故制度中得以安歇,还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憎恨该制度的平庸性和低俗卑劣的灵魂。他是这伙人中的局外人,就算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也不会回应他,甚至还有人会瞪他。他鼓起勇气闯进总经理办公室。“战争跟艺术性匮乏在理论上有必然性吗?还是说这是军部的意思?光拍现实的话只要有相机和两三根手指就绰绰有余了。要根据怎样的角度来对其予以裁决,将其构成艺术——我们艺术家正是为了这一特别的使命而存在……”话才说到一半,总经理就扭开了脸,非常不高兴地吐了口烟,用一脸“你为什么不辞职,难道怕被拉去当兵”的表情开始苦笑,随后又换了一种表情,仿佛在说:“你只要照着公司的计划卖力做好普通工作,能靠这份工作拿到月薪就够了,别想些多余的事儿。”他一句话也没回伊泽,做了个“滚回去”的动作。这不是贱业中的贱业又是什么呢?有时候伊泽甚至想,干脆咬咬牙去当兵算了,如果能从思想的苦楚中解脱,那么子弹和饥饿简直就像太平乐一样美好。就在伊泽的公司策划《守住拉包尔!》和《飞向拉包尔!》并制作剧本的期间,美军已经越过了拉包尔,登陆塞班了。《塞班决战!》的策划会议还没结束,塞班就失守了,美国飞机已经开始从塞班飞到人们的头顶上了。于是他们制作出了《如何扑灭燃烧弹》《天空冲撞》《土豆的种法》《一架都不能放回去》《省电和飞机》,真是不可思议的热情。一部部植入了无尽乏味的奇妙电影陆续出炉,胶片不够,能动用的相机越来越少,艺术家们的热情呈现出极度狂躁的状态,《神风敢死队》《本土决战》《唉!樱花散落了》,他们就像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似的,诗情翻涌。一部部如白纸般无聊透顶的电影得以诞生,明天东京就要成为废墟了。伊泽的热情死了。早上睁开眼,一想到今天又要去公司就犯困,正迷迷糊糊呢,预警警报响了,坐起身,缠上绑腿,抽出一根烟,点着火。心里想着:唉,辞职的话,这烟也没得抽了。有一天晚上,已是深夜,伊泽好不容易赶上了末班电车,因为私人铁路已经停运了,他就走了好长一段夜路才回到了家。打开灯,惊奇地发现自己从不收拾的床铺不见了。从来没有人在他出门后给他打扫过屋子,也没有人进过他的屋子,因此他很是诧异,打开壁橱一看,发现白痴女人在叠放整齐的被褥旁藏着。女人用不安的双眼观察着伊泽的脸色,把脸埋进了被褥间。她看伊泽没有生气,于是安下心来,与伊泽亲近了许多,镇定得令人吃惊。女人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着什么,问她在念叨什么,她又说得极为模糊简要,语言也组织得断断续续,嘴里净说一些跟伊泽毫不相干的事和一些自己介怀的事,伊泽没问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多半是女人挨骂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就逃到了这里,考虑到尽量不要吓到白痴女人,伊泽就没多问,只问女人什么时候从哪儿进来的。女人咕咕哝哝说了一堆令人费解的话,最后卷起一只袖子,摸着手臂上一处地方(那里有一块擦伤),说什么我很痛,现在还在痛,刚才也很痛,诸如此类的话,因为女人把时间分得很细,所以伊泽好歹弄清楚了她是入夜以后才从窗户进来的。女人又表示自己光脚在外面四处走,脚上沾了泥土,进来以后把房间踩脏了,对不起呀——这意思当然也是伊泽来来回回转了无数个死胡同以后,才从女人的自言自语中总结判断出来的,就连这句“对不起呀”也没法肯定是在道哪门子歉。伊泽不好大半夜把邻居敲醒,还一个惊惧至极的女人给他们,话虽如此,要是留女人住一宿,天亮了再把女人还回去,不知又会产生怎样的误会。因为对方是个疯子,所以伊泽连后果都没法想象。管他呢!伊泽心里不知怎的竟涌出了一股子勇气,虽说这股勇气的实质只不过是伊泽对白痴生活方面的感情麻木所抱有的好奇心、刺激,以及魅力诱发的产物。伊泽告诉

                        九月降封为辅国公。他死后,其嗣子鄂勒哲图承袭辅国公,后晋贝子爵。其后几代的爵位,都在贝子和辅国公之间变动,始终未得到王品级位。达赉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承袭辅国公。民国建元后,袁世凯为笼络蒙旗王公,在原有王公品级上各晋一级。因此,达赉晋为贝子,人们称之为“达贝子”。

                        (二)

                        贝子达赉的历代先祖,从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起直到他本人一直住在京师,因此与清廷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又有御赐“国恩家庆”之匾,慈禧太后的御书“福寿”之联,借以显赫炫耀门庭。贝子达赉的府第,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府内修有假山草地,水阁凉亭和戏台;正房设有大厅、客厅、书房和家堂;在花园里还有鸽子房。此外,有管事处、回事处、账房、护卫室、厨房、汽车库和警察房等设置,真是应有尽有。在达赉贝子府内的管事人多半是北京人和会讲汉话的蒙古族拔户人来充任工作。因为纯蒙古族人不会汉语,所以不用。民国初年达赉贝子府的管家有王二、晋三,他们都是北京人,可是蒙民都得称他们王二老爷和晋三老爷。从1919年到1925年之间,管事人换有京东汉人蔡珍和通辽县四家子村拔户人敖达和李景阳等,到了1931年又换了北京人张庆隆和骆俊。在达赉贝子府当差的管事人分为三个等级:一等护卫是三品顶戴,二等护卫是四品顶戴,三等护卫是五品顶戴。民国初年,清室虽然被推翻,但蒙古封建王公统治制度依然存在。王公们在本旗出入,仍然是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满清顶戴,穿马靴,挎腰刀,耀武扬威。王公有时乘马,有时乘坐小车子(轿型的马拉车),所到之处,蒙民遇见时需立即双膝跪拜,口呼王爷恩典。达赉贝子久住京师,不仅以哲盟十旗王公驻京代表自居,而且被袁世凯聘为高等顾问。达赉贝子熟读汉文,畅晓蒙情,深为袁世凯所器重。达赉贝子所乘的汽车可以直达总统府。他是蒙藏院的议员,每年付给达赉贝子车马费千元。达赉贝子每天吸大烟时,是由北京人晋杰臣跪着给他烧烟泡,烧好后送到达赉贝子的嘴边。达赉贝子每天早点和晚点,除了奶茶、奶酪、奶皮子外,还有各种上好的糕点。而在早午晚三餐中摆不同的三种酒席。开饭时,达赉贝子和他老婆(人称福晋太太)两个人一桌,他的长子多尔吉(汉名多振甫,是北京汇文中学的毕业生,人称“多公爷”)和他的老婆马淑俊(奉天省马道台的女儿,人称“大奶奶”)另开一桌,多尔吉的姐姐(人称“大格格”)单独放一桌;多尔吉的儿子包儒、包义(人称“阿哥爷”)为一桌,全家人一次吃饭要分成四处。管事人王二、晋三和温玉堂专管达赉贝子夫妇用饭,骆俊、倭什浑、李明山管多公爷开饭。女仆多是北京人,有关妈、张姐和绿叶等专管达赉贝子的独生女儿大格格一人开饭。关信、李明福、丹森等专管阿哥爷开饭。开饭时,男女仆人、丫鬟站立在主人两旁,用双手往上端饭菜,主人有呼必应,有问必答,一直侍候主人吃完饭离开饭厅,奴仆们将所有的餐具撤去后,才能吃饭。奴仆们的处境,非常困苦。他们都是王公的奴隶,没有任何报酬。进入府内,一不准仰面向上看,二不准左顾右盼,违犯这些府规,就要受到鞭棍的抽打。每逢贝子和福晋的寿辰,或是小孩弥月(满月),都要演戏。当时北京的四大名旦,都在召请之列。达赉贝子出府时,首先大开仪门,后开大门,仆役人等要规规矩矩地站立两旁侍候。达赉贝子除坐汽车外,凡是坐小车或是骑马,在上车下车或上马下马时,先命某个奴仆跪伏在地上,用脚踏着奴隶的膝盖、肩膀或脊背上上下下。达赉贝子在北京街上闲游,向来不与老百姓说话;到商号去买东西(要买他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其余都是管家去买)时,端然正坐,旁若无人,经过管家把东西拿给达赉贝子看,他中意了,再由管家说明价格。他一高兴不但不讲价还要多给,这样商号多卖了钱,当差的也从中大捞一把。

                        (三)

                        达赉贝子虽然久住北京,但他的一切生活费用,都是由属下的管家,每年到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北府(在达王府东北五里处)和从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注367收取租赋来供应。每逢遭到荒年时,在穷苦蒙民中流传着“达尔罕王大甸子,穷的穷死没人管,富的富死有人看,王爷无福民遭难,蒙古老爷是混蛋”的民谣。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的财产,按1910年的统计,有牛1000多头,马3400匹,羊上千只,另外在怀德县公主岭有一处中公益地局,在榆树县有一个中成地局。这两个地局,每年所收的地税达20多万元。达赉贝子虽有这些财产和收入仍然是入不敷出。1913年(民国二年)4月24日,达赉贝子因久居京师,耗费过大,外债累累,无法偿还,因此,以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锡伯人等的人口日增,生计艰难为由,又经本旗扎萨克的允准,复经蒙藏事务局转呈袁世凯批准,将所领有的牧荒两段出放。该荒段坐落在通辽东面,第一段西从摄力吐、包力营子、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约计为15里。第二段,西起乃木格勒、那拉噶庙、玛立营子,东至套勒干吐,胡力海庙止,东西长约50里,南至辽河、北至沙坨,宽为15里许,将此荒段按从来蒙地出放之章程,以供核实丈放。不论蒙汉旗民,照定章,备价承领,发给执照。地价为两等:上等地每垧价银六两,中等地每垧价银五两。首先将原有所属之台吉、壮丁4000余户以及锡伯人等,按数拨给牧荒,以资养赡,此外已开垦之熟地,仍由原垦户照章承领,并对熟地限当年进行清丈升科。未垦之生荒,限三年秋升科,将所得之荒价作为十成,以五成归国家,五成归自己收入开销。袁世凯批复时曾考虑该贝子达赉出放此荒,是为了偿还累债,因而按照卓哩克图亲王放荒还债之例,特予减免,以二成报效国家,八成归达赉开销,允许出放。可是达赉贝子所指出放的第一荒段,乃是本旗闲散多罗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的领地,当该贝勒得知贝子达赉要把自己的领地予以出放时,就向奉天都督提起公诉。在诉讼中提到:“而今达赉贝子开始出放之两段荒之内,辽河南岸之西从摄力吐、包立营子屯、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潘家店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15里许地方,原为本贝勒之领地。此间既已村屯相连,居住此地从事农耕者,均为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随公主下嫁时前来之陵丁数千户,而与辽河北岸专以游牧为生者不同,相互之府第,河南河北亦各有处。卓哩克图亲王之蒙员曾频频侵入我之领地,极欲开发耕种之际,而达赉贝子亦猥称拟出放我之领地,言甚忤断,孰不可忍,请查实裁决”。奉天都督为此曾向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咨行询问是否属实,而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在复文中提出:“不向本扎萨克说明,决不准任意垦放,若达赉贝子放荒之事属实,绝不允许。”于是,达赉贝子遂将辽河南之荒段搁置起来,只请示出放第二段荒地,而奉天都督认为,如对此决定允准出放,必然要引起是非,乃进一步向旗扎萨克进行咨询,因此拖延到1914年(民国三年)春,才得到该旗扎萨克的承诺。然而,达赉贝子对该荒地的出放,企图委托蒙古实业公司来开垦。这样,奉天都督在丈放中坐收渔利的如意打算则成为梦想,因而对达赉贝子起了反感,事情虽然由大总统袁世凯批复,但拖延不发,使丈放事务无期实现。不久,张作霖接任了奉天省督军之职。当时达赉贝子也与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达成协议,既得到了该旗扎萨克的允许,又得到奉天督军的批准,于1916年(民国五年)将辽河南1400方,辽河北2000方两段荒地,合计约3400方地开始丈放。一等地每垧价银12两,二等地每垧价银9两,三等地每垧价银6两。同时征收一五经费。这次放荒,与以往两次放荒不同。过去放荒时,只设立“官荒局”,经办事务;这次放荒,是由哲里木盟副盟长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和硕卓哩克图亲王、翊卫使色旺端鲁布、科尔沁郡王衔多罗贝勒杨桑巴拉、科尔沁多罗贝子正红旗蒙古副都统翊卫使达赉、科尔沁贝子衔辅国公镶白旗蒙古副都统翊卫副使阳仓扎布等,联衔向张作霖提出了咨呈,要求设立“蒙荒局”,并请求专为设“蒙荒局”刊发钤记。为的是遇有蒙汉纠纷的事情,就可以由官、蒙两局的总办,经过会商解决。后来得到批准,旗扎萨克遂派了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为“蒙荒局”的总办,协理呼尔齐默尔根、布胡鄂鲁什虎二人为帮办。又经各王公贝子等共同议定,由呈准出放的3400方地中,辽河南北各留700方,计1400方,以便分别拨给各个王公领内的台吉、壮丁、喇嘛、陵丁等作为留界产业,借以维持生计。其分配办法是:扎萨克达尔罕亲王、温都尔亲王、卓哩克图亲王、贝勒杨桑巴拉、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贝子达赉、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等9份,各份拨留150方,其余50方由扎萨克印务处的办事人员分劈,共合为1400方。所余下的辽河南北计2000方地,由“官荒局”和“蒙荒局”总办和帮办,妥为接洽,商酌办理,并令蒙汉人民准备地价各半分领。到了1916年(民国五年)10月18日,丈量辽河南地段共有1100多方,与原来呈报的1400方数字相差太大。到民国六年,经官、蒙两荒局已经丈明辽河南、北两荒地共有3100多方,地数不足于原定的数目,又因此界外没有荒地可以丈放。台吉户地,按所定章程台吉一户要拨给两方地,壮丁每户拨给一方地,全是在放荒段内指拨,留作蒙古人的生计。将已经丈过的3100方地中,以1100方,拨留作为户地(留界地),其余2000方由蒙汉人民准备地价永领。向奉天省省长进行了呈请,可是在省长的批复中,指令要在新河另段来安排户地。接到这个批示后,达尔罕亲王认为事关全旗,没敢擅自决定,因此派人去北京,同该旗各家王公举行会议,同时令“蒙荒局”在户地没有得到解决以前,暂时不准拨放土地。到1918年(民国七年)2月21日,蒙荒局总办色拉哈旺珠尔,因为已到春耕季节,再不能拖延下去,必须求得早日解决,以免重蹈巴林爱里新荒的前辙。因此,以亲家的关系,特派他府里的巡边局局长于振藩致函给张作霖:“……历办蒙荒,向予台壮各户留界,此次拟于段外拨给,安土重迁,不无可悯!设或户地久不解决,一经拨放,必酿风潮,因商以和平之法,使台壮户地就段内安排,缩小拨给,以资生计。查河南直得者台吉271户,壮丁417户,不应得地者拔户人等1553户。试以河南而论,台吉两户拨一方,壮丁四户拨一方,占地无多,变通办理,不惟体恤民情,对荒务之进行,诸多裨益,致使荒务早日完成……”1919年(民国八年)又经北大荒界内22个村汉户、壮丁和陵丁的代表李俊、马永林等四名,前往奉天省达尔罕王府恳请拨给生计地,遂将分给台壮所剩下的地亩,酌情拨出60方,分给了这村2000多口拔户人,作为他们的生计地。一直到民国八年12月1日,经梅伦喇喜巴拉丹,会同了通辽县的明监督,商务会的李总办,同时旗扎萨克又派去印务扎兰乌勒吉,把应当得生计地的台吉、壮丁召集到通辽公合地局,将470多方地进行了抽签拨给,又把余下的50多方地分给了原在辽河北荒段里的500户台壮和拔户人,使他们也能各安生业,这才平息了事端。在荒价的分劈上,除搬效国家外,将余下的荒价作为十成,达赉贝子得四成,达尔罕亲王应得辽河南北荒价的六成,又从辽河北台壮应得的分内再提出三成,共九成,将此作为十成,分给帮办盟务亲王一成五、卓哩克图亲王一成五、公费三成。当差的台吉们二成五,已经故去贝子衔镇国公多尔济的过继子乌勒济毕里克图五分,旗内各寺庙一成。直到1920年(民国九年),丈放辽河南北荒务工作才全部完毕。达赉贝子虽在出放辽河南北荒段中得到了荒价,但仍然感到经济拮据。1927年,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内招汉人垦荒种地,约有30000亩。他是按犁杖收租,每副犁杖征收租十至十五石,这样每年可收粮上千石。达赉贝子除上述的财产收入外,还有属下的壮丁几百户为他服役。姓温的有百户,姓德的有五六十户,姓李的有七八十户,姓王的、姓刘的各几十户,还有席姓户,世代为厨役。在壮丁中的拔户人里的上层人物,如安垦局局长李景阳、中公益地局局长德本、地局帮办温玉堂等都因经理收租而大发横财。达赉贝子府的奴仆在北京的有60多人,在北府(科左中旗)的有50多人,各地局的职员有40多人。

                        (四)

                        达赉贝子的儿子多尔吉,人称“阔大爷”。从这个绰号可知他是一个讲吃喝摆阔气的王公子弟,家务大权完全操持在其妻马淑俊的手中。马淑俊年轻时在北京读书,结识了多尔吉,因马淑俊生得貌美聪明,两人一见钟情,誓结终身佳偶。可是达赉贝子认为马淑俊虽是旧道台之女,家业却早已衰落,因而对多尔吉的婚事横加干涉。但多尔吉与马淑俊却陈仓暗度,木已成舟,终于使达赉贝子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婚后,达赉贝子的门庭,每况愈下,收入减少,消耗过大,债台高筑,难以解决,无可奈何只得将祖遗府第,原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住宅,以15万现洋的房价,卖给了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1923年,多尔吉随达赉贝子从铁狮子胡同迁移到北京东四十条汪家胡同十一号一座宽大的宅院里,这是每月以1000元租金租的宅院。迁到新居以后;因多尔吉恼恨达赉贝子宠爱继母陈氏,钱财尽由陈氏掌管,于1926年,偕妻马淑俊和儿子包义,偕同亲信奴仆骆俊、李明山、老妈子关姐、丫鬟绿叶等十几人,冒着寒风大雪从北京坐火车跑到沈阳,与其父争夺经济来源(因为达赉贝子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每年征收20多万元租金)。经多尔吉的岳母马老太太疏通张作霖的五姨太太的母亲王松岩(人称王老太太),依仗张督军的权势,派他的义子邓子禛,用武力驱出原中公益地局局长蔡珍,令邓充任该地局的局长。王老太太为了拉拢多公爷(多尔吉为辅国公),还把奉天南关德源酒店胡同的宅子,让给了多尔吉夫妇居住。随后多尔吉下手谕委派温廷为中公益地局副局长,借以监督邓子禛。但是,邓子禛凡事不让温廷插手,仅在两年之间,就成为暴发户。达赉贝子闻讯赶赴沈阳达王府。王老太太见事机不妙,同达王福晋朱博儒和达赉贝子一起去见少帅张学良。经过磋商,将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租赋仍然由达赉贝子委派局长收取,令多尔吉回北府居住。在父子争夺中公益地局和中成地局的主权时,父子齐下手谕,叫奴仆们为自己效力,使奴仆们进退维谷。当时中成局局长张德增,在给北京达赉贝子的辞呈上曾这样写道:“……抗违老爷为不忠,不尊少爷为不义,既不忠不义,奴才何所取为?!……”1928年,多尔吉与夫人马淑俊去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时,途经通辽车站,迎接他们的奴仆,见到火车开动,电灯明亮,便跪在地下叩头,齐声惊呼:“宝拉罕!”认为这是神力所为。多尔吉夫妇见状啼笑皆非。他看到蒙民如此愚昧,深为慨叹。因此,决心办学,以使蒙民子弟读书认字,增长知识。多尔吉夫妇回到北府后,对达赉贝子的来信谕文,多半积压,不予执行。多尔吉主张兴学,在温玉堂辅佐下,将北府外院改修,作为“固山贝子府蒙汉小学校”的校址,多尔吉任校长,并派温玉堂、杜喜二人为劝学员。温大明和另一名蒙古人为教

                        荆轲,最后和盘托出刺杀秦王的计划。太子丹要求荆轲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劫持秦王嬴政,让他完全归还侵占的各诸侯国的土地(劫秦王,使尽反诸侯地)。如果劫持不成功,或者秦王不答应,就刺杀他(则不可,因而刺杀之)。从而造成秦国内乱,然后各诸侯国趁机合纵,破秦。荆轲听了太子丹的计划,沉思很久,最后回答太子丹说:这可是国家的大事,我没这个本事,恐怕不足以胜任(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荆轲在田光死后已经知道太子丹让他干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无论成败与否,生还希望都非常渺茫。听到荆轲的拒绝,太子丹不断叩头,并再三请求(顿首,固请毋让)。荆轲见此,便同意了(然后许诺)。荆轲听完太子丹的计划之后,完全可以全身而退,或者当面拒绝,或者佯装答应而暗中抽身。但是,荆轲最终郑重答应了太子丹。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让他住在最豪华的宾馆里,为他提供美味佳肴、豪华车辆、缤纷美女,供其享乐。只要荆轲想要的,太子丹无不答应(恣荆轲所欲,以顺其意)。但是,荆轲享尽了人间富贵,还是没有动身之意。因为荆轲在思索接近秦王的方式。公元前228年,秦军攻克赵国都城邯郸,俘虏赵王迁,秦军兵临燕国。此时的太子丹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催促荆轲动身(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荆轲说:我去秦国,如果没有可以打动秦王的东西,就不能见到秦王(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也就无法完成使命。现在能够打动秦王的东西只有两样,一是樊於期的人头,二是督亢地图。樊於期是秦王嬴政最恨的叛将,这颗人头能使荆坷获得秦王的信任,领取一张走进秦廷面见嬴政的门票;督亢是战国时期燕国最富庶的地区,包括今河北琢州、定兴、新城、固安一带,它能激发起秦王嬴政的贪欲。有了这两样东西,秦王嬴政一定会接见荆轲(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就在太子丹犹豫未决之时,荆轲私自会见了樊於期。荆轲对樊於期说:秦王与你可以说是结下了深仇大恨。你的父母妻子全部被秦王杀掉,现在秦王又以赏金千斤、封邑万户悬赏你的人头,你打算怎么报仇呢(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荆轲这番话刚好说到樊於期的痛处,樊於期顿时泪如雨下:我现在就是想木出复仇之计。荆轲说: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解燕国之危,报将军之仇(今有一言,可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樊於期赶紧问荆轲是何计,荆轲说:我如果带着你的人头去面见秦王,秦王一定会接见我。那时,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右手直刺他的胸膛,这样,将军的大仇可报,燕国所受的凌辱可以雪耻,不知将军是否同意?樊於期说:我日日夜夜想的就是如何报仇,今天我才找到了报仇的方法,说完,立即刎颈自杀。荆轲获得了进入秦廷的一张通行证。太子丹为了确保行动成功,还准备了一把著名的匕首(赵人徐夫人匕首),并把烧红的匕首放在毒药中浸泡。这种经过毒药浸泡的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其毒性就会见血封喉,置人于死地。太子丹又为荆轲准备了一位副手,此人叫秦舞阳,是燕国名将秦开的儿子,十三岁就曾经杀过人,胆量过人,燕国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太子丹准备好这一切之后,就等荆轲出发了。但是,荆轲始终没有行动。太子丹怀疑荆轲临阵怯懦(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便对荆轲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您是否有动身的打算,要不我让秦舞阳先动身?太子丹这句话惹恼了荆轲,荆轲十分恼怒地说: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是在等我的一个朋友。他住得远,来得迟;既然太子怀疑我,那就不等了,立即出发。荆轲要等的这个朋友是谁?《史记·刺客列传》没有交代,但是,据推测可知,此人应当是荆轲十分信任而且武功高强的一位杀手。临行那一天,太子与知道这件事的全体人员,全都穿上白衣;戴上白帽,在易水边上为荆轲送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亲自击筑,荆轲动情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别的场面极其悲壮。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头也不回地走了。荆轲登车而去,奔赴秦廷,他自己要等的朋友没有如期到来,随同他去的却是他并不了解的秦舞阳。荆轲在秦廷刺杀嬴政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舞阳临阵怯懦。总之,荆轲刺秦的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荆轲刺秦一事彻底激怒了秦王嬴政,他命令王翦攻燕。秦王政二十年(前226),秦军击败燕军主力,二十一年,攻占燕国都城蓟(今北京),燕王喜逃往辽东地区。二十五年,秦兵攻占辽东,俘虏燕王喜,最终灭掉燕国。可悲的是,燕王喜逃到辽东之后,为了讨好秦王,竟然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丹,却终究难逃亡国的命数。荆轲行刺惹恼了秦王嬴政,但是,如果荆轲不刺秦,秦国就不会灭燕了吗?其实,即使没有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秦王嬴政也要灭燕,这是既定方针。对于燕国来说,它的灭亡也不是太子丹造成的,荆轲刺秦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索。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之后,轲政不是照样要灭掉燕国吗?那么,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燕王哙禅让乱国齐滑王趁火打劫燕国虽然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燕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比较弱小,所以在很长的时期里默默无闻,没有参与逐鹿中原的争斗,对别国也没有大的威胁。因此有人认为,导致燕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荆轲刺秦,这给了秦国一个进攻燕国的借口。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三个因素:一是禅让乱国;二是灭齐自削;三是疲赵自弱。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传位赵惠文王,导致自己饿死沙丘。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在位君王放弃强权的特例。燕国也出现了一例国君放弃强权的案例,而且,比赵武灵王更为荒唐。这位燕国国君叫哙。燕王哙继位以后,子之做燕国的国相。子之是一个非常有政治野心的人,他想让燕王哙重用他,于是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利用齐宣王的重臣苏代。苏代使燕,燕王哙问,齐王这个人怎么样?苏代回答,齐王肯定不能称霸。燕王问为什么呢?苏代说齐王不信任他的重要大臣。燕王哙听了苏代的话,对子之更加信任。子之因此赠给苏代一百镒黄金。二是利用亲信游说燕王。子之有一位亲信叫鹿毛寿,鹿毛寿受子之嘱托,对燕王说,您不如干脆把国家禅让给国相子之。尧被称为贤圣,就是因为他要把天下让给许由,才有了让天下的美名,但是,尧并没有失去天下。如果现在您把燕国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而您会得到和尧一样的美誉。燕王哙三年(前318),燕王哙听了苏代、鹿毛寿的花言巧语,把国家禅让给相国子之。子之掌握了燕国实权之后,又有人对燕王说,如今大王说是把国家托付给了子之,但官员都是太子的亲信,名义上您把国家托付给子之,实际上还是由太子掌握实权。燕王哙听后,干脆把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交给子之。子之面南而坐,行使燕王的权力;燕王哙因年迈不再处理国政,反而成了臣子,国家大政全都由子之裁决。子之执政三年,燕国大乱,百官恐惧。燕王哙的所作所为,受害最大的是太子平。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密谋攻打子之。齐国大臣对齐滑王说,燕国现在发生内乱,我们趁机出兵燕国,肯定能把燕国打垮。齐湣王于是派人对燕太子平说,我们齐国支持你。太子平本来就想夺回权力,听了齐国使者的话,率领将军市被包围王宫,攻打子之,但没能攻下来,将军市被和百官又反过来攻打太子平。结果,将军市被战死,燕国国内出现了几个月的内乱,死了好几万人(太子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民心恐惧,百官离心。齐湣王借机派出齐军讨伐燕国。燕国的士兵既不迎战,也不关城门,齐军攻入燕都,杀死燕王啥和子之(齐人取子之醢之,遂杀燕王哙),只用了“五旬”时间就占领整个燕国。燕国被齐国占领达两年之久。燕国百姓原以为齐国可以给燕国百姓带来和平、幸福。但是,齐国作为占领军,在燕国随意杀人,毁坏燕国宗庙,大肆掠夺燕国的国宝(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最终,齐军的作为使燕国百姓极其反感,不久,爆发了大规模的燕人叛乱。于是,公元前312年,齐军不得不撤出占领两年的燕国。燕国人共立太子平为王,他就是燕昭王。燕昭王招贤秦始皇东进燕王哙由于听信他人蛊惑,贪图让贤的虚名,稀里糊涂地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把燕国搞得大乱。燕昭王就是在这种国家残破、民心离散的形势下登上君位的。为了使燕国振兴,燕昭王四处寻找治国的良才,那么燕昭王究竟有何妙招来延揽人才呢?当燕国由于招揽人才逐步走向强盛,连强大的齐国也臣服于燕的时候,实际上,燕国的力量也在逐步削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燕昭王是在齐国占领军撤走之后继位的。昭王即位之后,痛感被齐灭国的耻辱,痛下决心招纳夭下贤才,复国报仇。他对大臣郭隗说,齐国趁我们燕国内乱,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小、力量弱,不足以报仇。可是,我希望能得到天下贤士和我一起来治国,雪洗先王的耻辱,这是我莫大的愿望!请问我要怎样做才能找到贤士?郭隗回答,只要天下听说大王求贤如渴,天下的贤臣就会到燕国来了。燕昭王大惑不解地看着郭隗说,我要怎么做呢?郭隗说,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喜欢千里马的国君,找了三年也没有得到一匹千里马。他身边一位清洁工(涓人)花了五百金,给他买了一个死千里马的马头,这位国君很不高兴,涓人说,天下的人知道您肯花重金买一马头,那千里马很快就会不请自来的。果然,不到一年,送来的千里马就有好几匹。假若大王一定要招纳天下的贤士,那就先从我郭隗做起吧。我这样的人都能被您重用,那些比我更有才能的人,还会不从千里之外赶到燕国来吗?于是,燕昭王给郭魄建了宫室金台,堂号为“尊贤堂”,并把他当作老师来尊重。燕昭王招贤一事迅速传遍天下,有一个人获悉此事,风尘仆仆地从魏国来到了燕国。他就是乐毅!乐毅酷爱军事,听说燕昭王礼贤下士,礼尊郭隗,就想到燕国来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乐毅到了燕国,燕昭王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乐毅先礼让,后来向燕昭王表示愿意辅佐他,燕昭王立即任命他为亚卿。尽管燕昭王得到了乐毅这样的优秀人才,但是,以燕国一国之力要想打败齐国非常不易。怎么办呢?燕昭王一心想复仇。于是,他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等,二是做。“等”是等待机会,“做”是创造机会。这时,燕昭王苦苦等待的攻打齐国的时机终于来了。齐国当时国力强大,一心想吞并宋国。公元前287年,韩、赵、魏、齐、楚五国攻秦。就在五国攻秦的同时,齐国出兵灭掉了宋国,扩地千里。因为齐国知道当时各国都忙于战争而无暇顾及其他,所以,齐国选择这个时候伐宋。但是,齐国一国独吞宋国,引发了韩、赵、魏、楚、秦各国的不安和不满。各国频繁出访,寻机攻齐。秦国丞相魏冉想通过伐齐,得到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陶邑为封地,力主伐齐,遂使秦昭襄王决定参加伐齐之战。公元前285年,秦将蒙骜带兵攻齐,攻下九城。此后,各国之间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心是伐齐。燕昭王积极参与了伐齐的外交活动。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燕昭王动员全国兵力,派乐毅担任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国大印交给乐毅。乐毅统一指挥着五国联军攻打齐国。济水一仗,五国联军大败齐军。各诸侯国军队都停止了攻击,撤回本国;燕国军队却在乐毅的指挥下单独追击败逃的齐军,一直追到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乐毅集中力量攻击临淄,一举拿下齐都,并把齐国的珍宝财物以及宗庙祭祀的器物全部运回燕国。燕昭王大喜,亲自赶到济水岸边慰劳军队,用酒肉稿劳军队,封乐毅为昌国君(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燕昭王带着战利品回到燕国,让乐毅继续进攻余下的齐国城邑。乐毅在齐国坚持战斗了五年,攻占齐国七十多座城邑,全部设为燕国的郡县,只有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未被燕兵攻占(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齐国就这样被燕国攻打了五年,但是,五年之后齐军又把燕军悉数逐出齐国,收复了全部失地。齐国确实是燕国的仇国,但是,一向对燕国示好的秦国也是燕国的仇国。燕国只看到了仇国齐国,却忘记了秦国更是亡燕之心不减。灭齐实现了燕昭王复仇的愿望,齐经此五年亡国,一蹶不振,从一流强国滑落到谷底。齐国的衰落使其对燕国的威胁大大减小。谁是齐国衰落的受益者呢?燕国是受益国,另一个重大受益者是秦国。灭齐是一把双刃剑,燕国雪耻的同时,齐国的实力也一落千丈。齐国本是战国七雄之中能和秦国一决雌雄的国家。齐国的强大严重制约了秦国对三晋的蚕食,秦国在对付三晋之时必须要考虑齐国的态度。如果三晋有齐国的支持,秦对付三晋就非常困难,至少不敢放开手脚。如果齐国衰落了,秦国兵锋便可直指三晋,肆无忌惮地攻打三晋。三晋的衰败又洞开了攻打燕国的大门。燕国最后的亡国就是在韩、赵、魏相继灭亡之后发生的。此时,秦国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对燕国用兵了。到秦国攻燕之时,燕国已是不堪一击。所以,灭齐对燕国来说是一种自我削弱。燕国其实处在两难的困境之中,齐国是燕国的世仇,当然必须努力打击齐国。这是从燕国自身利益出发的明智之举。但是,打击齐国又必须掌握分寸。分寸不够,齐国对燕国是威胁;分寸过了,齐国衰落又导致秦国对燕国的威胁加大。燕国的国君完全不具备这种战略眼光,因此,也不知如何把握这个分寸。燕王喜攻赵赵王迁亡国燕国灭亡的第三个原因是“疲赵自弱”。所谓“疲赵”,就是不让赵国在与秦军大战后进行休整。燕国不仅利用五国攻齐之机占领齐国长达五年,而且,在邯郸之战秦军失败后,又打起了赵国的主意。我们在“赵国之亡”中已经讲过,公元前251年,燕王喜趁赵国长平之战损兵四十五万的机会,派出大军攻赵,企图在赵国再大捞一把,结果被赵国大将廉颇、乐乘打得大败。主战的相国被杀,赵军一直追杀到燕都。接下来赵军又在公元前250年、公元前249年两次围攻燕国都城,打得燕国喘不过气来。但是,赵国在长平之战后最需要的是休整,而不是疲于奔命地应对燕国的入侵。燕国的趁火打劫使赵国疲惫不堪。赵国是三晋之中唯一能够和秦国过招的国家。由于秦国施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再加上五国攻齐的教训,齐国奉行明哲保身的策略,不再过问秦与三晋之间的争斗。因此,战国后期中原战场上只有赵国一国在努力阻挡秦国东进。赵国以一国之力保护了“远交近攻”的受益国燕国、齐国,给燕国、齐国以和平;但是,对于赵国的战略性作用,燕国没有一点点认识。燕国君臣是否有这样的战略眼光?一点也没有。燕国当时完全不具备纵览天下兴亡的战略眼光,所以,丝毫不懂“疲赵”也是一种自我削弱。赵国疲劳,军队得不到休整,便会被秦国打败。如果赵国战败,燕国还能享受赵国用鲜血和战火换来的和平吗?所以,燕国灭亡的原因“灭齐”、“疲赵”,都说明燕国毫无战略眼光。当齐国衰落之时,当赵国疲惫之日,也就是燕国的亡国之日了。燕王喜根本看不到这一点,甚至于在丢失国都逃往辽东之后,还幻想用亲生儿子太子丹的性命来换取燕国的维系,结果杀了儿子,燕国还是被秦国所灭。就这样,秦王嬴政易如反掌地就吞灭了燕国。灭燕之后,东方六国只剩下齐国和楚国在苟延残喘了,

                        来找咱老子帮忙,咱老子也没工夫管他这些闲事。”六月,在打重庆时张献忠说:“重庆是川东重镇,老子要在四川称王称霸,弄烂顶个球用?先劝降!”结果他的劝降使者被杀,张献忠大怒,在城下摆阴门阵,让女人跳脱衣舞,但守军不为所动,于是张献忠使出撒手锏,他在棺材内装一千斤用铁皮包裹的炸药,然后把棺材放到重庆城门下,点燃导火索,一声巨响,重庆城门被轰开。在打下重庆后,张献忠要杀明朝宗室瑞王,瑞王是个不好色、善待百姓的好王爷。当时本来天气晴朗,突然一声炸雷,张献忠大笑,“如果再打雷,我饶了你。”等了半天也不打雷,张献忠亲手砍下瑞王头颅,而后杀了重庆一万官吏。此时四川巡抚陈士奇也在重庆被俘,在杀四川巡抚陈士奇时又打雷了,陈士奇说:“逆贼横虐,天公震怒!”张献忠眼睛血红,指天大骂:“老子杀人,关天公屌事!”随后他令士兵朝老天爷开炮,结果天竟晴了。天晴后张献忠说:“天老爷也怕咱老子恶人,快把这个王八巡抚砍了!”于是陈士奇被砍头,最后张献忠将被俘的三万七千明军砍断胳膊,空地上堆满了三万条血淋淋的胳膊。《明季南略》记载了张献忠攻重庆的全过程,该书还写道,重庆“数百万(实为不足一百万)生灵无一逃者,砍手三十余万,血流有声”。八月张献忠攻陷成都,城破时城内的蜀王投井,张献忠说:“这小子还算识趣,先行了断,捡了个便宜。但死了老子也不放过他,捞起来,戳他狗日的三个大窟窿,再抛到江中喂王八。”(顾山贞《蜀记》)随后他进入宫中,看见了蜀王的四个美女,他拉着李丽华的手,对她说:“蜀王兔崽子算什么,从了我老张,咱老子封你当皇后。”李丽华:“你再这样,我宁可去死!”张献忠:“想死?没那么容易。”他一把将李丽华推到墙上,把她头上磕了个包,李丽华指着张献忠大骂:“贼子,你也不看看你那副样子,一肚子高粱屎拉完没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说完她紧跑两步,扑通一声跳进旁边的荷花池里自尽。张献忠看着一旁的三个美女说:“要死都给我死,荷花池没盖盖子。”美女严兰珍说:“妹妹,你等着我。”她纵身跳进荷花池。张献忠:“好,这两个贱妇死了也好喂鱼。”张献忠看着剩下的两个美女,美女齐飞鸾说:“你这个恶贼,我跟你拼了!”她拔下金钗刺向张献忠,张献忠抽出宝刀,从齐飞鸾左肩砍下,右胯砍出,齐飞鸾被砍成两截,香消玉殒。最后张献忠对许若琼说:“她们三个都看不起咱老子,你呢?”美女许若琼娇声说:“谢大王,臣妾敬大王一杯。”岂料许若琼趁张不备拿起盛酒的银瓶猛砸张献忠头部,张献忠瞬间拔刀在手,砍断许若琼右臂和左手,随后屋外卫士将一个美人剁成肉酱。张献忠大骂:“蜀中女人如此可恶!来人呀,把这蜀王府女人杀光。”(《蜀龟鉴》)在打下成都时还有一个插曲,张邦申《锦里新编》记载一个身披狗皮的道士在张献忠进成都后跑到他马前,汪汪汪一阵乱叫,张献忠大怒:“还不快拿下杀了!”狗皮道士乱跑,众将射不中,张献忠:“老子来射这妖道!”他一箭射去,眼看要射中,道士却转身将箭镞抓住,反甩过来打在张献忠的战马上,战马猛然跃起,几乎把张献忠摔在地上,随后狗皮道士从小巷跑得无影无踪,张献忠不禁惊出一身汗。成都沦陷后张献忠生擒四川巡抚刘之勃,刘之勃大骂张献忠,张献忠将其千刀万剐,还嘱咐刽子手慢慢割肉,增加疼痛,刘之勃说:“宁多剐我一刀,少杀一百姓。”张献忠说:“就冲你这话,我也要杀尽成都人。”于是张献忠准备杀尽全城人民,临屠杀前天上出现一片云彩,张献忠以为祥瑞,便赦免成都百姓,但他下令不许擅自出入成都,城里人出城要有人担保,如果到期不回,先杀保人,再不回,将保人全家杀死,如果还不回来,就将出城的人的全家杀死。城外人要进城办事,要在左脸盖一个印,出城时如果印被汗水冲掉或擦得看不清,则立即斩首,一次赶上下雨,所有进城的人脸上的印被雨水冲掉,结果被杀数百人。此时的成都,万户萧索的长夜,鸱鸮鬼火间,但见一盏盏惨淡的巨灯,呻吟着轧轧地转动,那灯的转轴好似绞肉机,无数头颅,残足断手,被匀匀地抡撒出来,形成血光圆环,显出一种说不出的恐怖与诡异。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登基大典时,他坐在车上,不耐烦了,说:“老子觉得你抬菩萨巡街了,又像新媳妇过门,娘的,简直活受罪!”张献忠封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称帝后张献忠拆了成都的回澜塔,在拆塔时发现一块碑,上书:“修塔于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炎兴元年诸葛亮记。”张献忠说:“诸葛亮早就料到咱老子拆塔?娘的果然就神了。后面几句什么意思?”李定国答:“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今年甲申,大概指成都这几年战火,我们攻城就是‘此地血流红’,至于‘一箭贯当胸’……”张献忠:“一箭贯当胸不是好话。”(《蜀龟鉴》)《绥寇纪略》记载,一天,张献忠到成都大慈寺去烧香,不料被高高的门槛绊了一下,差一点摔倒。他被人扶起来后,立即大怒,下令把寺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众手下立即拔出刀剑,把全寺的和尚杀了个精光。杀完大慈寺里的和尚,还没有彻底解除张献忠的心头之气,他又下令把成都周边寺庙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军队就开进成都周边的所有寺庙,大开杀戒。一时间,这些寺庙里血流如注,杀声震天,众多寺庙被化为灰烬。在这次血洗中,共屠杀僧人两千多人,几乎是无一漏网。成都人多年的佛教信仰,被张献忠的一怒,屠杀得荡然无存。从此,张献忠开始了在四川的全方位暴行。张献忠好男色,他有个叫“二孩子”的男童供他猥亵。后来他想在二孩子身上烙出万字旗似的花纹,结果工匠在烙印时把二孩子烫死了,张献忠大怒,把工匠扔进火炉中烧死,二孩子是张献忠部下温自让的孩子,后来正是温自让投奔清军,告诉了清军张献忠所在地,将张献忠送上不归路。张献忠打造两个铜人,遍体有穴道,他让医生按穴道下针,针扎中穴道就能扎进去,针扎的不是穴道就扎不透,然后张献忠就把针用来扎医生,把医生扎得浑身是血,张献忠大笑,说:“这是给铜人出气。”张献忠在部队设军妓,他说:“手下将士血盆里抓饭,活一天算一天,缺了娘们快活,当兵的岂不跑得精光?”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八日张献忠在九眼桥杀人,天空响起大雷,张献忠指天空大骂:“老天爷,是你放我下界杀人,今天又打雷吓唬我吗?来人哪,给老子向老天爷开炮!”(《蜀碧》)已经自立为帝的张献忠不时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说:“咱老子小时跟乞丐头徐大去偷邻居家的母鸡,被人撞见,骂我长大必当恶贼,那时老子就说当恶贼也算干一番事业,到那时你这一带人也像母鸡一样被老子杀,众人大骂老子心黑,哈哈哈,老子长大后在众人眼里头更加阴谋无赖了。”甲申年就这样在血腥中走到了尽头。1645年,张献忠继续在四川全省实行近乎灭绝人种式的屠杀,张献忠的屠杀分为以下几类:1.对知识分子的屠杀。1645年年初,张献忠对成都的知识分子说:“你等如能书写满幅大的‘帅’字,又一笔写成,可免死。”一人写成后,张献忠说:“你如此有才,他日图我者,必定就是你小子了。来人,拉出去砍了祭旗。”(《蜀碧》)张献忠在1645年二月的一天张献忠问手下的读书人:“二月新春,按旧俗要迎春神,你说咱老子从哪个门出发?”江景镇答:“出东门。”张献忠问:“你这个‘出东门’出自啥子书?”江景镇答:“《大明会典》。”张献忠骂:“去你娘的个屌!你小子还晓得有大明?来人,拖下去打一百军棍。”江被打晕,他的学生何光说:“我老师年老体弱,让我代老师受罚吧。”张献忠冷笑,“你兔崽子算个尊师的好学生,来人,拖下去打五十军棍。”随后他说:“老子国号大西,他偏要老子出东门,这狗头分明不愿老子大西国长久。明天将江家与何家五十口,两家面对面杀光,好让这对师徒去阎王爷那团圆。”(顾山贞《蜀记》)张献忠先后数次对读书人开刀,第一次,他找来书生们,然后把长绳抬到离地四尺高(1.36米),说:“身高过绳的就杀。”结果杀了两万人,仅两名幼童幸免。第二次,一天文庙着火,张献忠说:“难道孔圣人怨恨老子杀读书人吗?都杀光!都杀光!”(《荒书》)第三次,张献忠搞了一次科考,当许多学生交卷时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冲入考场,杀尽考生,有的握笔而死,有的头被砍碎,肩膀被砍断而死,有的大腿折断,腹破肠出而死。武考时他把未驯服的一千匹马给考生骑,考生刚上马,他下令开炮,擂鼓,马受惊狂奔,考生栽下来后被踩成肉泥。(《蜀碧》)第四次,张献忠叫来许多儒生,让他们从东门进入,每个人发一个元宝,让他们把元宝顶在头上,儒生头顶元宝从西门出,张献忠埋伏刀斧手在西门,每出来一个杀一个,砍掉儒生的人头后,把元宝收回来,张献忠对着地上的人头笑着说:“你现在是在卖你的人头,杀了你元宝还是我的。”(《蜀龟鉴》)张献忠开科取士,一个状元叫张大受,长得帅,张献忠赐此人金币,五天后张献忠说:“这驴养的,老子爱他爱得紧,一见他就满心欢喜,咱老子又有些怕他,万一他日后生异心,岂不害了老子?来人,你们把他全家杀了。”张大受全家被害。(《蜀龟鉴》)张献忠还将这次与张大受一起参加考试的考生带来的女性家属都送到青楼当妓女,不久张献忠又将这些女人杀尽。张献忠还喜欢另一个县姓张的状元,他说:“我很爱这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杀了他,免得想他。”于是他把这个状元又杀了。《纪事略》记载,张献忠开科取士,一个叫龚济民的书生,在文章中写张献忠的品德超过尧舜,武功盖过汤武,张献忠看了心花怒放,还说:“这小子叫龚济民,好名字,是济世安民的好兆头,状元就他了!”有一个叫熊炳的,中了探花(第三),他在文章中好心好意劝张献忠不要局限在蜀中,不要做井底之蛙,要放眼全国,富有四海。张献忠说:“这是讽刺老子!”随后张献忠把熊炳凌迟处死,把他家的女眷都发配到妓院当妓女。一天,张献忠手下的一个读书人给他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听后,觉得很好,认为手下特别有智慧有思想,他一时兴起,就问:“你的肚子里咋就装了那么多学问?”手下得到他的表扬,正在得意,没想到张献忠却大吼一声:“来人!把他的肚子剖开,我要看看里面的学问是个啥模样!”就这样,这个手下的肚子被剖开了。张献忠在手下的肚子里翻来覆去地看,最后说:“只有一堆臭不可闻的乱肠子,没有学问嘛!”经过数次清洗,张献忠几乎把四川的读书人杀绝。2.对普通百姓的屠杀。张献忠令部下以杀人多少记功,后来杀人多得数不清,张献忠下令以砍下的手掌堆成几堆,砍下的人头堆成几堆,砍下的耳鼻堆成几堆来记功。《蜀警录》记载成都“手掌如山积,几于假山千峰万叠”。张献忠翻脸比翻书还快,他过新都时,百姓在道旁迎接,他大喜,每人赏一个元宝,他第二次来新都时百姓又来迎接,他说:“还想要老子的元宝吗?”随后折断道旁树枝打百姓,而后杀尽新都百姓。(汤毓良《张献忠在绵州》)一次,张献忠将许多百姓绑在地上,活生生剥开肚皮,装进米豆,牵来一群战马去嚼食,人不是疼死就是被马咬死。他还有一次将活人的血和米麦熬成粥,来喂马和驴,并说:“这样战马才能如虎狼吃人般冲锋陷阵。”《圣教入川记》记载,一天张献忠眉头一皱,杀心便起,将二十万人民招来屠杀,一个百姓说:“大王万岁,我等是大王之民,我等是你的百姓,我等未犯王法,何故杀无辜百姓?我等没有武器,既不是兵,也不是敌,都是守法良民,请大王饶命,赦免我们这些无辜小民。”张献忠说:“你们私通敌人(没有的事),就该死!”随后他骑马进入人群,踩踏百姓,高声吼叫:“该死该杀的叛贼,去死吧!”随后张献忠下令杀死这二十万人民。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鞑靼战纪》记载,“他(张献忠)有一个刑吏,此人十分残酷,最得他宠信。刑吏病亡,他就把治病的医师杀掉,但还不满足,又拿一百多个行医者的生命向死者之灵献祭。”3.对大臣的屠杀。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张献忠已然称帝三个月了,他说:“老子当皇帝三个月,称孤道寡扭扭捏捏,你等像供奉菩萨那样三跪九叩,老子实在难受。老子岂不晓得,你等嘴里喊老子万岁,肚子里难道没人咒骂老子的八辈祖宗?老子命令今后圣旨只准用口语写。其实老子也读过几年书,但老子最讨厌读书人的陈词滥调,让老子听了心头发慌。”(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明季南略》记载,张献忠在给部下的圣旨里写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肏你妈妈的屄,钦哉。”张献忠上朝时常取下皇冠,顶在臭脚上高高翘起,有时让人把太监帽子歪戴在自己脑壳上,然后哈哈大笑。(《蜀碧》)张献忠一次把自己的皇冠扔在地上,踩烂了,旁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前,之后张献忠把侍卫的帽子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说:“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好。”一次一个文官在上朝时打呵欠,张献忠问怎么了,文官说抽烟太多,精神疲惫,张献忠说:“好,让你清醒一下。”一刀把他捅死。一天上朝时张献忠让百官在下面跪着,他让狗也上朝,狗闻哪个大臣就把哪个大臣斩首,他把这种杀人方式称作“天杀”。在粮食不足时,他就把自己的士兵千刀万剐后腌肉以充军粮。他曾把自己部下三万人押入木城,然后用枪炮轰击自己的部下,死了一半人后他派兵冲入砍杀,躲过这一拨的则被推入江中。(欧阳直《蜀警录》)一次孙可望凯旋,张献忠部下的文官去出迎,张献忠得知后问这是为什么,文官答这是明朝旧制,张献忠大怒,杀大西朝全部文官三百人。有人问文官杀尽还有谁给他服务,张献忠反问说:“文官还怕没人做吗?”(《蜀龟鉴》)张献忠大西政权先后有大臣九百人,被他杀得仅剩二十五人,这些大臣有的被砍死,有的被鞭子打死,有的头皮被揭下,有的被凌迟,张献忠又破了个纪录,那就是在位期间大臣死亡率最高。4.对自己军队的屠杀。一次张献忠问部下:“你等还剩多少人马?”孙可望答:“我部五六万。”李定国答:“我部六七万。”张献忠大怒:“老子用那么多人马干啥?只需三千人老子就可横行天下,传我命令,每个头目每天必须杀十几人。”在他的军营中,一人犯法,便将全营人杀光。(《圣教入川记》)《明季南略》记载,张献忠每天去巡营,看见哪一营队伍不整、旗帜参差、器具不备,就把这个营所有人杀尽。张献忠的部下并不都像他那样,他的义子孙可望在私下说:“我们起兵是为百姓,现在这样杀人是使事业付之东流,难道不可惜?父王(张献忠)的举动真是不可思议,父王是百姓之首,如今肢体都断了,首级安能独存?有王无民,何以为国?”一个叫飞山虎的人抓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不忍杀他,被张献忠得知,张献忠割断飞山虎的舌头,敲碎门牙,剜下双目,剖腹取出心肝。他杀人太多,以至他的许多部下不忍杀人,又不敢抗命,结果自杀于道旁。张献忠到处放火,见尺寸枯木未成灰烬,他就将放火士兵剥皮,就这样他杀了两万自己的士兵。(《蜀记》)“有一次他赏赐一名士兵一匹绸子,士兵向同伴抱怨绸子质量太差,被一个密探偷听到,密探把偷听到的话向他报告,他

                        的损失中剥离出来,不应该让他们承担政策的损失。他提议用中央财政将川民的集资款退回,然后集中力量追查川汉铁路公司及那些官绅的责任。在多番努力未见成效后,张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只有为皇族内阁建言。在京期间,他没有过多就皇族内阁发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后,很快发表《请新内阁发表政见书》,在不反对皇族内阁前提下,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速发内阁新政见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实行阁部会议加强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三是建议国务大臣恢复幕府制度,选择优秀人才进入幕府议政。转向共和很显然,张謇这样的立宪党人对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反对,还是比较温和而有节制的。他似乎倾向于相信,大清王朝面对这样的政治危机应该能够化解,秩序应该能够得到恢复,毕竟这是一个200多年的王朝,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应当不会在这风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汉因成都保路风潮弄得一片恐慌,张謇还是在10月初到那里主持一个纺纱厂的开业仪式。10月10日晚8时,忙碌多天的张謇登上“襄阳丸”顺流东下,突然看见武昌草湖门一带起了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党人被查获处死,他估计这火灾或许是闹事者余党报复。船行20里外犹见火光,此时张謇怎么也想不到他目睹了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那些大火就是湖北新军愤怒的火焰,他们不是为昨日被杀者复仇,而是发动了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开端。作为立宪党领袖,张謇对革命本能地厌恶。两天后(12日)抵达南京,张謇第一件事就是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出兵援鄂平息动乱,并请铁良代奏朝廷立即实行立宪,改组内阁,平息国人愤怒。张謇真诚希望社会稳定,不喜欢革命,为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忧心忡忡。他在此后几天分别拜会两江总督张人俊、江苏巡抚程德全,对他们苦苦劝说,在得到程德全认可后,与雷奋等人代程德全及山东巡抚孙宝琦起草了一份奏折,请求朝廷立即改组内阁宣布立宪,标本兼治,剿抚并用,并建议对酿乱首祸盛宣怀严加惩处以谢天下,筹组责任内阁代皇上负起责任。革命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预料。短短几天,湖北独立、湖南独立、山西独立、陕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这股独立风潮像传染病一样传到江浙,传到上海,张謇等立宪党人坐立不安,却又无可奈何。他的立宪同志李平书出任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民政长,他的亲信沈恩孚、黄炎培也到光复后的江苏都督府任职。许多地方平稳光复,和平过渡,使张謇对革命的恐惧大为减轻,他的思想也就在这时发生转变。张謇意识到,革命既然已成为大势,谁也没有办法阻止,立宪与革命虽说有很大差异,但在目前形势下,立宪党人有责任与革命党保持合作,稳定社会,控制局面。11月8日,张謇致信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劝他们在动荡时期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满汉战士兵戎相见,应该引导大家在共和主义理念指引下友好相处。这大约是张謇转向共和的最早证据。和平光复势不可当,自武昌首义至张謇致信铁良等人不过32天,独立省份就已有14个。这14个独立省份当然并不都与朝廷严整对立,但清廷的政治危机至此已暴露无遗。先前十几年的立宪奋斗终于因清廷内部自私、不妥协而被彻底葬送,转向共和转向革命,也就成了张謇这批立宪党人无奈却必然的选择。11月23日,张謇在上海会同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老立宪党人联名致电张家口商会转内外蒙古赞成共和。接着,张謇又与伍廷芳、唐文治联名致电摄政王,再进忠言,以为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君主立宪已成过去,为皇上为王爷计,此时若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理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别了,皇上。这是中国人,也是张謇一个痛苦而又不能不作出的选择。章太炎何以成大师近代中国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大动荡大分化重新组合,因而使近代中国历史画卷多姿多彩,壮丽灿烂,人才辈出,恍若两千年前百家争鸣情景再现。一大批学术大师前所未有集中呈现,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时代。在这些大师中,最耀眼的大师无疑属于章太炎。如果从当今中国学术回溯,现在文史哲各重要领域中最活跃成绩最大的人,很可能就是章太炎的第三代、第四代或第五代传人。这就是章太炎的魅力,是章太炎的伟大。章太炎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史上留有这样重要的地位,当然与其学术成就有关。章太炎的学问涉及众多学科,他不仅对传统中国旧学经史子集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下过苦功,而且处在特殊的转型期,章太炎也对传入中国的西方学问下过工夫,西方人的文史哲学即便不是章太炎的长项,也是他并不陌生的领域。因此,章太炎的学问融合了中西学问之长,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换的一个关键点。从现代中国学术发生学看,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比如对《文心雕龙》等历代文论作品的研究,差不多都能追溯到章太炎或其门下弟子;现代中国史学研究,不论是人类起源、中国人种来历,还是从先秦到近代,许多重大问题的探究,都可以追到章太炎所提出的问题,或其弟子如吴承仕、朱希祖等人所做的工作;至于现代哲学,没有人会否认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他对中西古典哲学的批判与继承,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史上一笔丰厚的遗产。还有巨大学术贡献是现代中国学者所不具备的,即现代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其实就是章太炎和他的弟子黄侃、钱玄同等人一起开创的。显而易见,章太炎不仅是传统中国旧学问的殿军和终结者,而且是现代中国新学问的开创者。这是同时代其他伟大思想家、学者所不具备的。为什么章太炎能够做到这些?首先在于章太炎自幼年时代就因机缘巧合放弃了科举道路,使他得以自由阅读。而他又是一个愿意阅读的人,恰恰又不断遇到合适的指导者。传统说法总是强调“十年寒窗”,其实从章太炎的经历看,他毫无功利心的静心阅读长达二十几年,甚至接近三十年。这和同时代的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相比当然就不一样了。康有为也曾有过认真读书的时代,但他还是很早就为了科举考试而无法静心读书;严复更不要说了,特殊的家庭境遇使他少年时代就没有读过多少书;至于梁启超,少年成名,聪颖早慧,这是他的优势,但实在说来也是一种缺憾。章太炎的成功告诉我们:读完所要读的书,然后就可以随意说出你想说的话。读书是人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才有意义。章太炎早期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有可能穷尽对古代文献的阅读,他所遇到的那些名师也使他有机会有可能接触西方学问,这是同时代人物很难同时具备的。但是要想成为横空出世的一代大师,要想给悠久的中国学术带来一场“范式革命”,如果仅仅局限于书斋,比如像同时代的章太炎的师辈俞樾、孙诒让等人那样,章太炎恐怕也难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章太炎。章太炎的成功还有一个因素不可低估,就是他的弟子鲁迅所归纳的,因为章太炎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这是章太炎之所以成为章太炎的关键点。“有学问的革命家”使章太炎在世俗世界积聚了一般学者无法企及的名声,而且所谓“有学问的革命家”就必须要求章太炎对现实世界有个“普世关怀”。我们今天可以对章太炎所从事的排满革命进行各种各样的讨论,但是如果将章太炎的“革命”放到当时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我们就必须承认章太炎是在用书斋中的学问引导社会,引导大众。这就不仅为章太炎积聚了人气,而且使其学问从书斋高端向世俗层面转化提供了契机与可能。君宪先锋严复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曾给中国带来稳定和辉煌,但是进入近代以后,家天下的君主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需要。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前后不到十年,一个君主立宪的“小日本”相继打败中国与俄国两个巨大的君主专制国家。这个残酷事实不能不引起中国人心灵上的巨大震动。走向君宪,成为那一代中国人的唯一政治选项。然而到了1911年,当君宪主义即将成为事实时,一个规模不大的军事哗变,竟然在一夜之间掀翻了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必然还是偶然?一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听老牌君宪主义者严复的分析,他的那些独特看法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清廷、袁世凯、革命党、康有为等,均有批评有分析,相对说来比较中立客观。君宪先锋在近代中国,严复是作为思想启蒙者载入史册的。他在甲午战后向中国人翻译介绍《天演论》,从理论上为先前几十年只重视物质增长的“中体西用”背书,以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就只在经济形态上落后于西方,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和社会体制变革。至于其他比如政治架构,严复在那个时代并不认为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1895年之后的维新运动中虽然积极介入,也传播了许多西方新思想,但是严复好像并不能认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许多观点,我们从他那篇著名的《拟上皇帝万言书》中,发现其主张就是一种君主主导下的政治渐变。只要变化的方向对,就不要操之过急,耐心地走下去,终归能够走上东西洋立宪各国共同的路。中国既不要标新立异超常规发展,总显得急不可耐、步履匆匆,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大国就要显现从容优雅的风度。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8年的急切,严复向来不以为然,以为正是这对师徒的乱来,最终葬送了大清两百多年江山。严复当年设想是,假如康有为、梁启超不去鼓励那个少年天子匆匆忙忙进行政治变革,而是两宫和睦渐进改良,那么要不了多少时间,大清的政治必能有所改善,等待慈禧太后百年,等待小皇帝再成熟一点,许多问题应该不会继续成为问题,应该能够迎刃而解。严复的思考当然不是事实,1898年之后的中国在经历了几年彷徨徘徊后,终于在1901年重回新政轨道。特别是到了1904年,中国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强烈刺激后,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中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型的过程正式开启。这是中国政治的实质性进步,因而严复和那时主流社会的人们一样,很快从1898年之后的政治冷漠转为政治热情,迅速转变成一个君宪主义者,真诚相信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对于清廷的君宪主义呼吁,严复给予积极的回应,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君宪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支援和学理依据。他在那一年(1905年)先后数次在上海青年会演讲西方政治学,对世界上已有和现存的国家类型给予细致点评,以为要救亡,就必须将中国从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因为只有在立宪体制下,民众才能通过议院轻而易举地完成和平变革,实现政府更迭而不危害皇室利益,皇室也就可以在君主立宪体制下万世一系,永享国祚。君宪主义危机严复对君宪主义有很高期待,以为在当时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君宪主义是唯一出路,君宪主义可以将中国从孤立状态中拯救出来,君宪主义也是世界潮流,然而君宪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严复的理解与思想界主流,与清廷的举措似乎有同有异,并不完全一致。严复指出,君宪主义并不只是政治架构的改革,对于当时中国来说,君宪主义落到实处,就是要提升教育,普及教育,陶铸国民,改革司法,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的发生,防止暴力冲突。对于满汉冲突,严复始终认为是革命党人在理论上的一个虚构,并不是历史的或现实的真实。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所鼓吹的什么民族主义,其实只是一种狭隘的种族主义,这种主义不仅无法拯救中国,反而会将中国拖到一个无底的深渊。严复强调,中国国情确实具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听任一些革命党人的种族主义敌对情绪走向极端的话,那么不仅当政的满洲人没有办法抵抗,甚至毫无防卫的力量,即便是蒙古、新疆、西藏等周边族群都很难找到自己的归宿,他们无法与纯粹的汉人一道组织一个广袤的无法驾驭的共和国家,因为这里有种族仇视、仇杀以及感情、习俗、宗教乃至法律上的差异与障碍。当中国不得不进入共和国家时,周边族群的可能出路就是将广袤地域和众多人民转投某一大国而独立。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分裂中国”的老问题就来了。这就不是中国的出路,而是中国的灾难、中国的毁灭。所以严复始终如一坚定反对革命,反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宣传,以为只有君主立宪可以维系中国这个多族群多种族的国家。不幸的是,中国政治发展就沿着严复预言反向发展,革命成了重要选项,甚至一度成为重要选项。对于这一点,严复并没有刻意攻击革命党和孙中山,他认为君宪主义危机发生和排满主义强盛,其主要根源在于满洲贵族的无能和自私。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之所以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不久陷入危机,之所以发生武昌起义和全国范围响应,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摄政王及其大臣的极端无能;第二是因为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带来了无数偏见和误解;第三是因为秘密会党和在日本的反叛学生酝酿已久;第四是因为在那之前几年间长江流域饥荒频仍,以及商业危机引起的恐慌和各个口岸的信贷紧缩。在严复所分析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在严复看来就是第一条,是摄政王及其大臣的自私和无能。严复指出,清廷在十多年前接受德国和日本人的建议组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是对的,将权力尽可能地收归皇室收归中央也不算太错,只是满洲王公在做这两件事情时没有从国家根本利益进行考量,而是带有非常自私的倾向。政府以三分之一的收入改编军队,不是将这支军队改造成国防军,而是弄成了皇室私家卫队,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壮丽的城堡建筑在磐石之上。摄政王自封为大元帅,让他的一个兄弟统率陆军,让另一个弟弟统率海军,摄政王天真地以为这样至少不愁没有办法对付那些汉族的叛逆子民。摄政王做梦也没有想到恰是倚仗的东西有朝一日会转而猛烈地反对他,因为他不知道所倚仗的东西的根基已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瓦解了。君宪成为历史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在中国成功机会是巨大的,但是倒霉的盛宣怀和他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为各地不满的民众抗议政府提供了口实和机会。要是朝廷知道如何对付四川人民,事情或许会好办些。而清廷除了懦弱、自相矛盾外无所作为,结果导致四川暴乱。革命党人那时在为各省咨议局的联合而工作,并在新军中加强了活动,于是武昌失守,军人哗变。军人的介入使问题的处理百倍困难。前往武昌镇压哗变的新军敢于第一次起而抗争,宣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暗示自己与南方新军是同种同族,甚至北方的军队也杀机毕露,发动兵谏,种族主义简直就像一个法力无边的魔王,霎时间将悉心经营两百多年的帝国推向绝境。在军队压制下,清廷被迫退让,于10月30日下诏罪己,发誓要永远忠于服从即将召集的国会,发誓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宣布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对皇上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会制定,并将被无条件接受。这三条的宣布太重要了,但是确实晚了。严复非常遗憾也非常痛心地表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中任何一条的话,中国的历史都不会这样发展下去了,清帝国依然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然而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18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所谓宪法十九信条在严复看来根本不是宪法,这不过是将专制政权从皇帝手里转移到国会,根本无法给中国带来持久稳固,因而不是进步。对于清廷空前政治危机,作为资政院

                        刚刚过逝,这对李亨是个巨大的打击,虽然李隆基在世之时,李亨作为皇帝怀疑过他,提防过他,甚至李辅国排挤冷落李隆基,在李亨看来都是件有利的事情,父子之情已经被“权力”这个东西,搞的陌生而又畸形,可是随着李隆基的病逝,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而李亨自己由于病重,似乎也要在十天后即追随自己的父亲而去,他躺在龙床之上尽量让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虽然他已经口不能言,但意识依然十分清醒。“陛下!李辅国在外边作乱,臣妾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到这来,希望陛下保护臣妾。”张皇后从外边慌张地跑进来,跪在李亨的龙床前,一把拉住自己的丈夫,然后抽泣着说道。面对张皇后的无助,李亨心中明白自己虽然身为皇帝,但此刻已无任何能力来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他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自己的皇帝身份,能够让李辅国等人望而却步。李亨缓缓地睁开眼睛,勉强注视着张皇后,然后用软弱无力的手,指向寝宫的最深处,示意张皇后躲到里边去。然后,他又闭上了眼睛。得到了李亨的示意后,她没有说一句话,径直奔向寝宫的最深处躲了起来,在黑暗处她依然露出侧脸,时刻观察外边的动向,对于张皇后而言,这是她一生中最为煎熬的时刻。不久后,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张皇后最不希望的场面终于还是出现了。事实上,当张皇后急匆匆前往李亨寝室的同时,李辅国在长生殿为所有人下达了捉拿张皇后的命令,他急速带人前往张皇后的寝宫,在得知张皇后已经前往李亨寝室的消息后,他又带人赶到这里,张皇后刚刚在角落处躲好,李辅国便带人闯进了李亨的寝室。进入寝室后,李辅国停下了脚步,然后示意众人停止前进,因为他知道皇帝虽然已经大限将至,但这里如果没有经过皇帝的同意,是不能擅自进入的。李辅国轻轻地走到李亨床前,低下头俯视这个奄奄一息的皇帝,这是他一直服侍的皇帝陛下,从年轻一直到现在,他始终都是李亨忠实的奴仆,虽然有时候他让皇帝陛下感到厌烦,但李辅国对李亨的忠诚毋庸置疑,如今这个自己亲身侍奉二十多年的皇帝,眼看就要一命归西,这不仅让李辅国感慨万千。“唉!”李辅国轻轻地叹了口气,然而就这一声哀叹,让李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李辅国见惊动了皇帝陛下,他立即跪倒在地,然后伏地叩拜。在见到李辅国后,李亨的眼睛中忽然放射出光芒,他用无力的手缓缓指向了这个奴才,似乎在埋怨他不该惊动了自己。“奴才死罪!”李辅国叩拜得更加用力。“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是否在这里?”李辅国终于问出了他最想问的问题。此刻身在暗处的张皇后,已经紧张得快要崩溃,然而李亨却摇摇头,这让她稍微有些舒缓。“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欲弑太子,奴才是奉了太子之命,特来捉拿张皇后的。”然而李亨就像没听到李辅国的话一样,他冲李辅国摆摆手,示意他退出去。鉴于李亨的态度,李辅国低下头开始犹豫起来,他明知道张皇后肯定是在这里,但没有皇帝的命令,李辅国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可是如果就此退出去,一旦让张皇后缓过劲来,那结果实在难以预料。此刻,李辅国的性格以及他对“权力”的崇拜,决定了他不可能就此甘心退出,犹豫片刻后,他站起身来握紧双拳,然后回身向着禁军将士发出了命令。“搜!”霎时间,诸多禁军在李亨的寝室内开始大规模的搜捕,片刻后两名禁军士兵从寝室深处的角落里将张皇后拉扯到了李辅国的面前。“放开我,陛下在这里,你们胆敢这么无礼!”张皇后怒斥拉扯她的士兵。在李辅国的面前这个女人极力掩饰自己的慌张,然而李辅国那透出杀机的眼神,又让她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你欲弑太子死罪难逃,陛下这个样子,你还指望陛下能够保护你!笑话!”李辅国恶狠狠的说道,随后他径直走到李亨的跟前,伏在李亨的耳边,轻轻地说道:“陛下安心地去吧,大唐的江山社稷就交给老奴吧!”说完这句话后,李辅国并不理会李亨的反应,然后转身让禁军士兵将张皇后强行拖出寝宫。在李辅国带领众人离开的时候,李亨试图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挣扎着从床上起来,但已经病入膏肓的他最终还是失败了,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强行带走,此刻拥有最高权力的李亨却无能为力,这让他顿时急火攻心口吐鲜血。“朕死不瞑目!死不瞑目啊!”然而没有人理会这个已经快要死掉的皇帝的感受,寝室内只有李亨在床上依旧痛苦地挣扎,但谁都明白,经历这次变故之后,李亨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十八日,在李辅国平定张皇后和李系政变的三天后,李亨在惊吓愤怒中闭上了双眼,走完了他五十二年的人生之路,此时距离太上皇李隆基去世仅仅十三天。从险些葬送在母腹中,一直到李亨最后逝世,可以说李亨的一生颇为坎坷,忍受父皇猜忌,经受李林甫的排挤,备受杨国忠的打压,即使当上皇帝,还要肩负平叛的重任,收拾父皇李隆基留下的烂摊子。尤其是自灵武即位之日起,一直到他极不情愿的闭上双眼与世长辞,在短短的七年岁月中,他始终如一地将彻底平定叛乱重整河山,再现大唐帝国昔日风采与辉煌的宏伟大业视为己任。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他怀着无限眷恋与依依不舍之情告别人世之前,也没有亲眼看到彻底平定叛乱、收复全部失地这一天的到来。如果李亨在天有灵,他一定会为自己生前无力扭转让列祖列宗脸上“无光”的憾事而深深愧疚,甚至在他临别之际也绝对会带着深深的遗憾去见他的那些叱诧风云、名留青史的先人。这是李亨最后的遗憾,也是最大的遗憾,更是永远没有机会再弥补的遗憾!然而在我看来,让李亨灵魂更加难以安宁的,却是李辅国并没有因为李亨的过世而停止杀戮,李亨过世的当天,李辅国就擅自下令处死了张皇后和李系等参与政变的数十人。鲜血流淌的瞬间,大唐帝国不经意间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四月二十日,太子李豫在李辅国和程元振等宦官的支持和拥戴下在两仪殿继位,改年号为宝应。宝应二年(763年)三月,李豫带领众人将父皇李亨安葬在建陵,庙号“肃宗”。李亨已经入土为安,但大唐帝国依然在坎坷崎岖中徘徊,望着父皇李亨的陵寝,李豫此时的心情颇为不平静,他的继位意味着平叛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这让李豫瞬间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坎坷,我都有信心披荆斩棘接近成功的目标,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父皇未完成的事业。第七章安内攘外节节败退李豫登上皇位时,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已经进入到了第七个年头。虽然在此之前安禄山、安庆绪和史思明已经因为其内部互相残杀最终授首,但由于唐军在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误使得以史朝义为首的叛军依然在中原地区肆虐,所以李豫即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平定叛乱。自从河阳之战结束后,史朝义始终占据着洛阳,一直到李亨去世为止,唐军和叛军在中原地区虽然大战没有,但小战依然不断。从整体的平叛形势来看,如果唐军能够团结统一、调度有方,完全可以给予叛军毁灭性的打击,现在随着李豫的继位,唐军终于可以做到这一点了。李豫继位伊始,首先重新起用名将郭子仪。虽然在邙山之战中郭子仪因为打了败仗受到了李亨的冷落,在李亨弥留之际,还是召见了郭子仪,准备将平叛的重任交给他,只是由于李亨过世得十分突然,所以起用郭子仪的诏书没有下达,一直到李豫即位后郭子仪才重新上岗。郭子仪重新回归后,在李豫的部署下,首先在绛州(今山西新绛)平定了此前不久在朔方发生的王元振叛乱,而后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击败范阳叛军李怀仙,并带领两万人马引兵南下渡过黄河,和唐将田神功、熊元浩在兖州(今山东兖州)会合。而李光弼顺利攻占许州(今河南许昌),擒获颍川太守李春,又顺道拿下临淮(今江苏盱眙),向徐州逼近。李豫觉得仅仅依靠唐军的力量还不算保险,所以他遣使前往回纥请兵相助,用大将仆固怀恩之女与回纥和亲,终于得到了回纥人的允诺。宝应元年(762年)十月,李亨任命太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河东、朔方及诸道行营、回纥等人马共计十万,集兵于陕州。然后令大将郭英乂和神策观军容使宦官鱼朝恩带领人马出渑池,泽璐节度使李抱玉出河阳,河南道副元帅李光弼出陈留(今河南开封),仆固怀恩与回纥首领左杀为先锋军,诸道人马并进,一同合围洛阳。史朝义在得知唐军将至洛阳后,急与主将商讨对策,有的人主张退守河阳暂时避开唐军的锋芒,却未被史朝义采纳。在史朝义看来,自己好不容易重新占据了洛阳,岂能再次拱手相让于唐军,所以他决定誓死守卫洛阳。十月六日,唐军以极快的速度进至洛阳北郊,并分兵攻取了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朝义的对策是不管唐军攻取了哪里,只要自己坚守住洛阳就是胜利。为此他让守卫洛阳城周围的数万叛军四立栏栅为固,意图为唐军制造进攻的障碍。十月七日,仆固怀恩在西原列阵,派遣轻骑兵混合回纥骑兵从东部率先突袭,结果大败叛军,取得首胜。史朝义得知消息后,立即派精兵数万人列阵于昭觉寺,准备拦截唐军。但是叛军刚刚在昭觉寺布阵完毕后,仆固怀恩趁叛军立足未稳,搞了个突然袭击,尤其是鱼朝恩让弓箭手五百人猛力地冲杀,致使叛军大败,唐军乘势追击,接连转战石榴园、老君庙等地,不给叛军任何喘息的机会,最后一直打到距离洛阳西城门二十里的地方,方才止步。叛军从昭觉寺一路向东败退,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逃跑。在经过一系列的惨败后,残兵败将们终于退进了洛阳城,然后关起城门等待史朝义如何决策。数万人马居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唐军打败,让史朝义愤怒异常,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叛军已经很久未和唐军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较量,可以说叛军这次并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最终致使惨败。从这次失败开始,史朝义再也未能翻过身来,直到最终兵败身亡。昭觉寺一战,唐军斩杀叛军将近六万人,可以说史朝义将自己在洛阳的家当全部赔了进去。当那些残兵败将们不断涌入洛阳城里时,史朝义知道洛阳城应该是保不住了,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逃跑,带领数百名骑兵亲信,从洛阳东门出城,向东飞奔逃去。仆固怀恩随即进占洛阳,但他只留下回纥人马驻守洛阳,自己和儿子仆固玚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兵马万余人继续向东追击史朝义。史朝义出离洛阳城后,他的计划是准备前往汴州(今河南开封),因为那里有他的人马驻守。可当他到达汴州城下时,驻守那里的陈留节度使张献城下令紧闭门户,不让史朝义进城,无奈之下史朝义只好向濮州(今河南鄄城)方向逃去。由于在汴州吃了闭门羹,史朝义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生怕在濮州遇到同样的情况,所以在濮州他没有做片刻的停留,而是转道向北渡过黄河。渡过黄河后,史朝义放慢了速度,在他看来,即使唐军急速地追击自己,由于人多势众也不可能这么快渡过黄河。但两天后仆固怀恩犹如神兵天将般地渡过了黄河,并领兵打下滑州(今河南滑县),意图切断史朝义北逃的道路。史朝义只得再次转道前往卫州(今河南汲县),这一次史朝义的运气还算不错,当时叛军的雎阳节度使田承嗣在得知史朝义兵败到这里后,急忙领兵四万前来和史朝义会合,准备共同抵抗仆固怀恩的进攻。但仆固怀恩的情报工作实在出色,他事先已经得知叛军要会合的消息,所以分兵在半路劫杀田承嗣。结果遭到伏击的田承嗣由于没有做足侦查工作,使得他误以为仆固怀恩分出来的这些人马是唐军的主力部队,田承嗣为了保存实力,二话没说带领人马立即赶往卫州和史朝义会合。史朝义本以为田承嗣的这四万人会成为自己救命的稻草,可是唐军的半路截杀,让他终于丢掉了幻想,他只能继续向北逃窜至贝州(今河北清河),与其手下大将薛忠义会合,意图在那里布置防线和唐军决一死战。当时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率领先头部队急速追赶到临清(今河北临西),距离贝州只有不到二百里的路程,而在史朝义掌控范围内的衡水则有三万人马驻守。在史朝义看来,如此一路北逃实在有失身份,不过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军事才能和他的老爹史思明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这才是他节节败退的根本原因。所以,别说三万人马,就是三十万人放在史朝义手里,只要唐军团结一致也是白搭。结果,在临清仆固玚再次运用伏击战术打败了叛军,而屡败屡逃的史朝义,也不得不继续他的北方探险之旅,向莫州(今河北任丘)逃去。从史朝义最终的整个行程来看,莫州是他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总共将近一个月,这期间唐军的先锋部队由于接连长途奔袭,所以行进速度逐渐放缓,而史朝义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强莫州的城防工事,就在史朝义认真准备一切的时候,一个出乎他意料的因素打乱了他的整个计划。准确地说,他被人忽悠了!平定叛乱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唐军的先锋部队在仆固玚的带领下终于追击到莫州。由于此前史朝义已经在莫州城准备了将近一个月,所以仆固玚并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在距离莫州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意图寻找有利战机伺机进攻。应该说这一个月让史朝义有了充分的时间对莫州城的城防做了充足的准备,但史朝义恰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人的问题,他自始至终没有解决好。关于“人”的问题,倒不是说史朝义手里缺兵少将,而是他对自己手下将领的心理状态掌握得很不够,要知道此时的叛军经过八年的攻战杀伐后,已经完全没有当初安禄山起兵时的浩大声势,甚至更没有史思明掌控时的威武雄姿,有的只是被唐军接二连三地打败,史朝义一路被人追着屁股北逃,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人产生动摇,当时援救过史朝义的田承嗣就有自己的想法。田承嗣自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以来,一直指挥叛军南征北战,立下不少赫赫战功,无论是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还是史朝义在时,田承嗣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在刚刚起兵造反的那段日子里,田承嗣对安禄山领导的叛军深信不疑,但经过八年的时间,叛军四易其主,直到史朝义逃到莫州,叛军可以说是耗子下崽——一窝不如一窝。从史朝义丢掉洛阳并节节败退开始,田承嗣第一次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叛军从声势浩大到现在的兵败如山倒,这一切都让田承嗣本能地产生一种恐惧,田承嗣不是没脑子的人,面对如此境遇,他开始盘算自己的后路。从现在的态势来看,史朝义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但田承嗣现在和史朝义同在莫州,以田承嗣目前的实力是无法采取硬碰硬的方式对抗史朝义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动自己聪明的头脑,让史朝义主动离开莫州,然后自己献城降唐。“依现在的态势来看,如果仅凭莫州现有的兵力是难以对抗唐军的,圣上不如将守卫莫州的重任交给末将,然后您到幽州去征兵,再回来援救莫州。”当田承嗣向史朝义说这番话的时候,史朝义完全没有怀疑这个手下的亲信将领,他丝毫没有犹豫就采纳了田承嗣的建议,可是在他刚刚离开莫州城后,田承嗣即打开城门向唐军投降。当史朝义得到消息后,肺都快气炸了!可是他依然不能停止脚步,因为唐军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所以追击依然继续,逃跑依然继续。好在莫州距离范阳并不远,史朝义坚信只要到了自己的老巢,不怕没有办法对付唐军。可是事实证明,史朝义对形势显然过于乐观,而当时的情况是叛军内部想降唐的人不在少数,除了田承嗣之外,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具有同样的想法。当史朝义还在莫州的时候,李怀仙就已经看出史朝义败亡的苗头,所以他通过朝廷派来的使者骆奉先和唐廷暗中沟通投降的事儿,当他知道史朝义即将回来时,为了向唐廷表现出自己足够的诚意,他让手下的兵马使李抱忠率领三千人马镇守范阳,不准史

                        些,就会发现姑娘的脸虽然肮脏,但泛起了红晕,尽量理解女人们吧,其中一个与不大相识的男人们睡过不知多少次之后突然产生了羞耻之心,而另一个,我们已经知道,她非常可能凑到前者耳边以世界上最平静不过的口气说,你用不着害臊,他看不见你,显然,她指的是她本人的丈夫,我们不会忘记,那个不知羞耻的姑娘怎样把他勾引到床上,确实如此,女人们,只有不了解女人的男人才去花钱购买。但是,她脸红也许出于别的原因,这里还有另外两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其中一个曾在床上接待过她。医生的妻子把丢在地上的衣服拢到一起,裤子,衬衣,一件西服外套,背心,女衬衫,一件内衣脏得发黏,即使用洗涤剂泡上一个月也难以洗净,她把这些衣服通通卷成一团,抱起来,你们留在这里,她说,我马上回来。像刚才收拾鞋子一样,她把衣服也送到阳台上,在那里她脱下自己的衣服,望着阴沉的天空下漆黑一片的城市。一扇扇窗户没有一丝微弱的灯光,房屋正面不见半点反射出的光亮,眼前不是一座城市,更像沥青熔化了,冷却之后在硕大无比的模子里铸成了楼房屋顶和烟囱的形状,一切都死气沉沉,寂无声息。舔泪水的狗来到阳台,显得心神不安,但现在没有人哭泣,没有泪水可舔,眼睛已经哭干,一切绝望和疯狂都埋在心里。医生的妻子感到有些寒冷,想到伙伴们,想到他们赤条条地站在客厅中央,不知道在等待什么。她走进屋里。他们都成了没有性别的轮廓,成了边缘模糊的污渍,成了隐没在黑暗中的阴影。但是,对他们来说并不这样,她想,他们溶解在自己周围的光亮里,正因为这光亮他们才失明。我来点上灯吧,她说,现在我几乎和你们一样瞎;已经有电了吗,斜眼小男孩问;没有,我要点上一盏油灯;什么是油灯,小男孩又问;过一会儿我告诉你。她从一个塑料袋里掏出一盒火柴,走到厨房里,她知道橄榄油放在什么地方,找出来不用费事,把一块洗餐具的抹布撕成条作灯芯,然后她返回客厅,油灯就放在那里,自从人们造出这盏油灯以来它将头一次派上用场,一开始这似乎不该是它的宿命,不过,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包括油灯,狗和人在内,一开始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油灯的喷嘴一个个点着了,摇摇曳曳,像三个发光的杏仁,有时伸得长长的,仿佛尖尖的火苗要消失在空气中,随后又蜷缩回来,仿佛变得浓密结实,成了光亮的小石块。医生的妻子说,现在我看得见了,我去给你们找干净衣服;可是,我们都很脏,戴墨镜的姑娘提醒说,她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都用手捂着乳房和阴部。这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医生的妻子想,是由于油灯的光亮在看着她们。随后,她说,脏身体穿上干净衣服总比干净身体穿上脏衣服好。她端起油灯,到里边的衣柜抽屉和衣架上翻了一通,几分钟以后拿来了睡衣,白大褂,裙子,女衬衫,连衣裙,裤子,背心,足够七个人穿戴整齐,当然,他们高矮不同,但瘦弱方面却像孪生兄弟姐妹。医生的妻子帮助他们穿上衣服,斜眼小男孩穿的是医生的短裤,就是去海滨或者乡间时穿的那种,任何人穿上它都会变成孩子。现在我们可以坐下了,医生的妻子叹了口气说;请扶我们一下,我们不知道坐在哪里。客厅和所有客厅一样,中间放张小桌子,周围有几个沙发,足够全体都坐下,医生和他的妻子以及戴黑眼罩的老人坐在这个沙发上,戴墨镜的姑娘和斜眼小男孩坐那一个,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和第一个失明者坐另一个。人人都筋疲力尽了。小男孩把头偎在戴墨镜的姑娘怀里,很快便睡着了,再也没有想起油灯的事。就这样,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也是一种幸福,在极为柔和的灯光下,一张张肮脏的脸也仿佛已经洗过,没有睡着的人眼睛闪闪发光,第一个失明者摸到妻子的手,紧紧攥住,从这个动作上可以看出,消除肉体疲劳对精神的和谐起着多么大的作用。这时候,医生的妻子说,过一会儿我们就吃点东西,但吃饭之前我们最好就如何在这里生活下去达成一致意见,请放心,我不会重复扩音器里那个通告,睡觉的地方够用,我们有两间卧室,两对夫妇各住一间,其他人在这个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每人一个,明天我必须去寻找食物,现有的东西快吃完了,你们当中要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去,帮助我拿食物,不过也是为了让你们学会辨认道路和拐角,知道怎样回到家里来,说不定哪一天我会生病,或者失明,我一直等待着出现这种情况,那时我必须向你们学习,还有一件事,谁需要方便的话就到阳台上去,那里有一只桶,我知道,外边一直在下雨,很冷,到阳台上去方便不是件惬意的事,不过总比把屋里弄得臭气熏天要好,我们不该忘记,在精神病院的时候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所有的人,各种凌辱都忍受过,甚至干了那么下贱的事,同样的事也可能在这里发生,当然形式不同,在那里,我们还能以其他人的下贱行为为自己开脱,而现在则不然,现在我们在恶与善面前人人平等,请你们不要问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失明症还是例外的时代我们从每个行为中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谓正确与错误,只不过是对我们与他人关系的着眼点不同而已,这里不是指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容置疑,请你们原谅我这番伦理道德方面的说教,你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盲人世界里有眼睛是什么滋味,我不是女王,绝对不是,只是个生来注定目睹这悲惨场面的人,你们能感受,而我既能感受又能看到,好了,我的高谈阔论到此结束,吃饭吧。谁也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只有医生说,如果我恢复了视力,我就要真正地看看别人的眼睛,就像看他们的灵魂一样;灵魂,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或者说精神,名称无关紧要;奇怪的是,戴墨镜的姑娘开口了,此人从来不曾研究过高深的学问,她说,我们当中有件没有名称的东西,这东西就是我们。医生的妻子把所剩无几的食物拿出一些放在桌子上,然后帮助他们坐下,她说,你们都细嚼慢咽,这样能欺骗肠胃。舔泪水的狗没有来乞求施舍,它已经对挨饿习以为常,再说,大概它以为自己吃了那顿丰盛的早餐之后,没有权利再从先前那个流泪的女人嘴里抢一丁点儿东西,对其他人它倒似乎不大在意。桌子中间有三个喷嘴的油灯正等着医生的妻子讲一讲它是个什么样子,这是她许下的诺言,但直到吃完饭她才开口。把你的两只手伸过来,医生的妻子对斜眼小男孩说,然后她拉着小男孩的手慢慢摸油灯,一边摸一边说,这是灯座,圆圆的,感觉到了吧,这是灯柱,支撑着上面的贮油碗,这里,小心,不要烧着你,这里是喷嘴,一个,两个,三个,灯芯从喷嘴里伸出来,这些缠在一起的细布条把油从里边吸上来,划根火柴就点着了,只要还有油它们就一直亮着,灯光很弱,但有它我们就能看得见;我看不见;总有一天你会看得见,那时候我把这盏油灯送给你;油灯是什么颜色的呀;你从来没有见过洋铁皮做的物件吗;不知道,记不得了,什么是洋铁皮呢;洋铁皮是黄色的;啊,斜眼小男孩考虑了一会儿,叹了一声;现在该打听他妈妈了,医生的妻子想,但他想错了,小男孩只说他非常渴,要喝水;只能等到明天了,我们家里没有水,就在此刻,她想起来了,有水,对,有水,水箱里的水还没有动呢,大概有五升,也许更多,这宝贵的水不会比检疫期内喝的水差。屋里漆黑一片,她走进洗手间,摸索着掀起水箱盖,看不清里边是否真的有水,但手指告诉她,有,她找来一个杯子,按进水里,小心翼翼地灌满,文明回到了原始洪荒时代。她走进客厅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还坐在各自原来的地方。油灯照着一张张脸,仿佛在对他们说,我在这里,看着我吧,不要错过机会,我不会永远亮着。医生的妻子把水杯送到斜眼小男孩唇边说,喝水吧,慢慢喝,慢慢喝,仔细品尝品尝,一杯水就是珍宝,她不是在对小男孩说,不是在对任何人说,仅仅在告诉整个世界,区区一杯水成了珍宝。你在哪里找到的,是雨水吗,她丈夫问;不是,从水箱里舀来的;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不是还有一大瓶水吗,丈夫又问;妻子喊道,对呀,我怎么没有想起来呢,一个瓶里还有半瓶,另外一瓶还没有开封,啊,真让人高兴,你不要喝了,不要再喝了,这话是对小男孩说的,我们大家都喝纯净水吧,我把家里最好的杯子拿出来,要喝纯净水,这一回她端起油灯,走进厨房,提着大水瓶回来了,灯光照进大瓶里,里面的珍宝闪闪烁烁。她把大水瓶放在桌子上,转身去取杯子,家里最好的杯子,精致的水晶杯,然后一杯杯斟满,动作缓慢,仿佛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最后她说,干杯。一只只盲手摸索着找到了各自的杯子,颤抖着举起手。干杯,医生的妻子又说了一遍。桌子中间的油灯如同被群星围绕着的太阳一样。众人放下杯子,戴墨镜的姑娘和戴黑眼罩的老人哭了。这是个不平静的夜晚。一个个起初空泛模糊的梦在客厅里游荡,带着从这里那里搜罗来的新回忆新秘密和新愿望从这个沉睡的人心里走到那个沉睡的人心里,所以他们不时叹息一声,嘟嘟嚷嚷地说,这个梦不是我的;但梦回答说,那是因为你还不认识你自己的梦,这样,戴墨镜的姑娘知道了在离她只有两步远的地方睡觉的戴黑眼罩的老人是什么人,同样,老人猜想他也知道了姑娘是什么人,当然,这仅仅是猜想,因为那些梦还没有达到相互交融完全一致的地步。天刚刚亮,开始下起雨来。狂风卷着倾盆大雨敲打窗户,像甩起了一千条鞭子,发出呼呼的声响。医生的妻子醒来了,睁开眼睛,低声说,好大的雨呀,接着又把眼睛闭上了,卧室里还是深夜呢,可以接着睡。没有过一分钟,她又猛地醒来,想到该做什么事情,但一时弄不明白究竟要做什么,雨对她说,起床吧。这雨想干什么呢。为了不吵醒丈夫,她慢慢走出卧室,穿过客厅的时候停下脚步,看了看睡在沙发上的人们,然后沿走廊走进厨房,建筑的这一部分迎着风头,雨势也最猛。她用身上穿的白大褂的袖子擦擦门上灰暗的玻璃,朝外边望望。天空乌云密布,大雨如注。阳台的地上堆着他们脱下的脏衣服,塑料袋里装着应该洗的鞋子。洗。梦境的最后一层面纱突然揭开,该做的就是这件事。她打开门,朝前迈了一步,就像到了瀑布下边一样,马上被雨水从头到脚淋成了落汤鸡。必须利用这雨水,她想。她返回厨房,尽量不发出响动,把盆锅等一切能盛点水的器皿都找到一起,如注的大雨形成的水帘在风中晃动,风像一把巨大的发出嘈杂声的扫帚,把雨水从城市的一个个屋顶上扫下来。接着她把器皿搬到外面,沿阳台的栏杆排好,现在该用雨水洗肮脏的衣服和令人作呕的鞋子了。但愿不要停,这雨不要停,到厨房去拿肥皂洗涤剂和抹布的时候她嘟囔道,把一切能用来擦洗的东西都拿去,洗一洗灵魂中难以忍受的污垢,哪怕洗去一点点。洗去身上的污垢,她说,仿佛在纠正刚才抽象的想法,又说,其实两者是一样的。于是,好像这是最自然不过的结论,即所想和所说和谐统一,她猛地扯下湿漉漉的白大褂,把衣服脱光,任凭身体让雨水时而轻轻抚摸,时而像鞭子似的抽打,她一边洗衣服,一边洗自己。周围尽是雨声和水声,她没有发现这里早已不只她一个人。戴墨镜的姑娘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站在门口,至于是什么样的预感直觉或内心的声音将她们唤醒的,人们不得而知,更不知道她们如何找到了来这里的道路,不过现在无须对此探究,人们不妨随意推测。你们帮着我做吧,医生的妻子看到她们说;我们看不见,怎样帮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先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需要晾干的衣服越少越好;可是,我们看不见呀,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重复了一句;没关系,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们尽量做嘛;我马上洗完,医生的妻子说,然后继续洗还脏着的东西,好,干活吧,我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两只眼睛六只手的女人。也许,在对面楼房紧紧关闭着的窗户后面,几个被不休的暴雨惊醒的盲人男女正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口中哈出的气使夜晚更加模糊不清,他们正回忆着往日这种天气,那时节也像现在这样,但能看到天上哗哗落下的雨水。他们不会想到,那里有三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像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样一丝不挂,像是疯子,大概真的疯了,精神正常的人不会这样在阳台上洗衣服,任凭邻居们窥视,即使所有人都已失明她们也不会这样做,不应当这样做,我的上帝呀,雨水从她们身上往下流,在两个乳房中间往下流,在黑乎乎的阴部停留一下,消失了,后来又沿大腿倾泻下来,也许我们这样想象她们有失体统,行为不端,也许我们看不见本市有史以来这最美好最壮观的景象,从阳台地板上落下一帘白毛巾似的泡沫,但愿我和泡沫一起落下去,无尽地下落,干净,纯洁,一丝不挂。只有上帝看得见我们,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尽管历经了一次次绝望和不快,她依然坚信上帝没有失明;医生的妻子反驳说,不仅上帝失明了,天空也被乌云遮住了,只有我能看见你们;我长得丑吗,戴墨镜的姑娘问;你瘦,你脏,但你绝对不丑;我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你和她一样瘦,一样脏,不如她漂亮,但比我好看;你很漂亮,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从来没有看见过我,怎么知道呢;我梦见过你两次;什么时候;第二次在昨天夜里;你梦见的是这所房子,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一切之后,你感到了安全安宁,当然是这样,你梦中的我是这个家,要是看见了我,你总得让我有个长相,臆造出我的长相;我看你也长得很漂亮,可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你,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这只能表明失明症是丑陋的人的幸事,可你并不丑;不丑,我长得确实不算丑,就我的年纪来说;你多大岁数了,戴墨镜的姑娘问;快五十岁了;像我母亲一样;她呢;她,她什么;还漂亮吗;原来更漂亮;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总不如当年漂亮;你不是这样,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就这样,话语中有许多言不由衷的成分,你一句,我一句,信马由缰,不知道到哪里为止,突然,因为两个三个或者四个词同时涌现,它们本身意义简单,一个代词,一个副词,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会使我们难以抗拒的激情涌上皮肤,涌出眼睛,抑制不住的情感突然爆发,有时是神经像身着甲胄一样,一再经受打击,一切都承受住了,但现在再也无法承受,都说医生的妻子有钢铁般的神经,但医生的妻子现在也在一个代词,一个副词,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的作用下泣涕涟涟,尽管它们只是区区的语法现象,只是符号,同样,那两个女人,另外两个女人,两个不定代词,也哭哭啼啼地和她拥抱在一起,三个赤身裸体的淑女立在瓢泼大雨中。她们在阳台上站了一个多小时,这种时刻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该感到寒冷了。我觉得有些冷,戴墨镜的姑娘说。衣服,只能洗到这种程度了,鞋子上的大部分脏东西已经洗去了,现在该这些女人们洗澡了,在头发上打肥皂,互相搓背,像没有失明的时候,女孩子们在花园里玩捉迷藏那样咯咯地笑。天完全亮了,第一缕阳光从世界的肩膀上朝这里窥视,一会儿又被乌云遮住。雨还在下,但比原来小多了。三个洗衣妇走进厨房,用医生的妻子从浴室取来的毛巾擦干身子,皮肤散发出洗涤剂的气味,不过,这就是生活,没有狗的人就带猫去打猎,香皂转眼之间就用完了,尽管如此,这家里好像还是一应俱全,也许是因为她们善于利用一切现有的东西,最后,她们穿上衣服,要说天堂,还是在外面,在阳台上,医生的妻子的白大褂早已湿透,现在她穿上了一件有树枝和花朵图案的连衣裙,这件衣服已弃置多年,但这时却使她显得比另外两个女人更美。她们走进客厅,医生的妻子看见戴黑眼罩的老人坐在他睡觉的沙发上,双手抱着头,

                        ,这个25岁的小伙子在之后的数十日水上逃难中成为了孙中山的贴身侍卫,他叫做叶剑英。叶剑英,广东人,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师弟。他出身武术世家,父亲是武秀才。受家庭的影响,叶剑英从小就好武,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曾与日本教官比拼剑道。别看他此刻还不为人知,之后大家便会发现,在中国近代百年历史几乎每一次重大的转折点上都有此公的身影。还好孙中山逃得快,没过多久,总统府就挨了三炮,这就是“炮轰总统府事件”,也称“六·一六事变”。粤军就此一分为二。许崇智第二军的大部、第一军第一师的大部支持孙中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师,它就是三年后的那支战斗力超强、建功最大的北伐“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班底。至于粤军余下的大部分人马,大多跟着陈炯明一路黑到底。孙先生运气真是不错,若是晚走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再联想到孙中山先生革命几十年,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人出手相助,不得不感叹一声: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总是需要一点点好运气的,这似乎是天命。17日,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命令李烈钧和许崇智率北伐军回师讨贼。18日,又发了一封电报:事紧急,盼速来。这是发给蒋介石的。蒋介石是讲义气的人,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没多感叹陈炯明这厮果然反了,也不守孝了,只是把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安排给了兄弟张静江,自己独自南下,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风暴的中心。蒋介石一登上“永丰”舰,就被委以全权,指挥海军对战陈炯明,表现十分出色。在孙中山落难之际,蒋介石捐弃前嫌前来“救驾”,尽心竭力地随侍左右,怎能不让孙中山感动?孙中山遂将蒋介石引为心腹。经此一役,蒋介石昂首进入国民党军界的最高领导层。后来蒋介石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把自己如何得到孙中山信任,如何与孙中山患难与共的故事,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技巧描写了一番。虽然书中重点突出了蒋介石本人忠诚英勇的表现和革命叛徒们阴险无耻的嘴脸,略显主观,但也不失为一部精彩的叙事性史料。蒋介石火线“救驾”之际,李烈钧和许崇智的营救行动也开始了。北伐军奉命回师攻粤,但一入广东,就有相当多的广东籍军官倒在了陈炯明的糖衣炮弹攻击之下,纷纷倒戈。加上广西桂系的沈鸿英在吴佩孚的利诱下,也带着军队落井下石。北伐军腹背受敌,只好分两部撤退,李烈钧一部退向广西,许崇智一部退到福建。在“永丰”舰上熬了五十多天后,孙中山连续收到坏消息:海军中的不少将领没能经受住大浪淘沙的风雨磨砺,晚节不保,英雄变狗熊,倒在了陈炯明的金钱攻势下。孙中山眼见无法扳倒陈炯明,只得率蒋介石等人借道香港,于8月初回到了皖系卢永祥势力范围内的上海。又失败了。孙中山已经算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失败了。第九章孙文寻枪,国民党起

                        苏俄送枪

                        孙中山,近代史上最著名的革命领袖,革命三十余年,屡败屡战。基本就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伟大。一个人可以被击倒一千次,但只要他有勇气第一千零一次站在敌人面前,他就不算失败。很显然,孙中山就是这个敢于再次站在敌人面前的勇士,而且他越败越勇,每当再次站起时,都会变得更加强大,让他的敌人更加敬畏。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很大。在他看来,利用军阀打军阀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回到上海后,尽管孙中山很疲惫,但他还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革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其实他心里早有答案:找一个可靠的、强有力的外国援助。所以他现在所思考的问题是:哪一个国家能给予可靠、强有力的帮助,且能切实做到?他认为是苏俄。在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孙中山曾向不同的大国求助。其实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就派出几个探路者,希望能与苏俄进行合作,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能在军事上帮助他、引导他,可苏俄没有答允孙中山。这很正常,毕竟双方实力差距太大,而合作往往是在双方地位或实力相近的条件下进行。就好比现在你给李嘉诚写一封信,说你要与他进行商业合作,请他先赞助你一些钱,他不告你讹诈就不错了。直至1921年12月,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托,才与正在筹备北伐的孙中山见了一面,做了一些正式交流。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革命的情况。从马林口中,孙中山才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才知道中国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孙中山也向马林谈到了自己的阶级成分问题,他说我生在贫农家庭,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能理解共产主义。马林很满意这个答案,当然,孙中山的热诚款待与谦和也给马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马林回去后,在递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国民党的头头们大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为资产阶级吆喝的意思。在报告结尾,他下了如此的结论:我们应该力挺国民党,至于目前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尽管马林通过共产国际做了很多努力,但孙中山已经等不及马林的回音,他关心的是如何快速搭上苏俄这条线,如果能争取到苏俄的援助,应该是一条不错的出路。这时候,有人建议孙中山可以主动联系一个人,此人叫越飞,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是1922年8月12日抵达北京的,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与中国建交。苏俄这种新生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被世界孤立的状态。而莫斯科的解决办法就是“送大礼”外交,说白了就是到处寻找同情苏俄的大力人士,找到后即以好处为诱饵,劝他们成为苏俄之友。越飞也给中华民国带来了好处——承诺放弃俄国在华特权、租界和剩下的“庚子赔款”(《辛丑条约》赔款),但这点好处相对于中苏两国在外蒙古的领土之争完全不够看。北洋政府认为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前后数次破坏俄国分裂外蒙古的图谋。但可惜的是,俄国、苏俄以及后来的苏联分裂外蒙古之心不死,发誓要把阴招进行到底。于是,苏俄红军于1921年7月在外蒙古扶植起了一个傀儡政权。尽管如此,越飞在北京还是先后联系了两个人,毕竟人都来中国了,差旅费也花掉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且把死马当活马医吧。越飞先是联系上了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顾维钧和唐绍仪脾性相投,翁婿二人脾气都很强硬。顾维钧对越飞说:你们先从外蒙古撤退红军,咱们再谈建交的事情。越飞当然不会答应顾维钧,于是他转而联系吴佩孚,吴佩孚直接拒绝了越飞的提议。毕竟苏俄与西方为敌,而直系已经有了英、美两大赞助商,为了一张看不见的饼失去已有的支票可不值得。就在越飞失望的时候,孙中山的使者上门来了。使者肩负的任务并非说服越飞同意双方建立正式合作关系,毕竟国民党现在连块根据地都没有,拿什么去跟苏俄合作?使者最现实的任务是邀请越飞派遣代表去上海与孙中山接洽交流。这个要求当然没有问题,苏俄使者在8月25日抵达上海。没想到苏俄使者到达后不久,老熟人马林也来了。孙中山视之如甘霖,亲命蒋介石招待,并很快会晤苏俄使者及马林等人。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谈到了若干重要细节。苏俄一方传授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因为拥有两大法宝。第一大法宝是坚定的群众支持。他们用广大劳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对方乐于接受的道理,发动了最广大的底层群众。第二大法宝是忠实的军队支撑。只有用“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军队,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样的军队才会是战无不胜的军队。革命其实就是建立属于党的武装,就是发动群众,就是暴力夺取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这番话就如一道撕裂黝黑苍穹的闪电,既让孙中山为之目眩神迷,也彻底惊醒了他!孙中山顿悟了。国民党走的是精英路线,很少去接触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的心声自然很难反映到自己这里来,那自己怎么去赢得百姓的支持呢?反袁的“二次革命”不就被老百姓误以为是武装叛乱吗?而且自己一直都没有重视对军队进行革命主义教育和爱党思想改造,以致自己没有一支忠诚的革命军队,被迫利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彼此间是纯粹的利益驱动,哪里谈得上半分忠诚,焉能不败!孙中山意识到,自己现在必须以苏俄为师,建立属于党的武装,暴力夺取政权,这才是可行之路。可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大工程,没有外力的援助是很难完成的。可他更明白,尽管他很需要苏俄的帮助,但是若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说明国民党的价值,苏俄是不会跟没有利用价值的势力合作的,即便是能合作,对方也会提出十分苛刻的合作条件。因此,孙中山在跟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商量过后,决定走一步险棋——赶走陈炯明,拿下广东,然后邀请越飞南下洽谈正式合作。击败陈炯明孙中山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过要想在不损害自己的合理利益的前提下拿到苏俄援助,就必须这样做,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冒险!冒险并不是孙中山的喜好,而是他的天性,就好像他血管里流着的血一样。但孙中山手中可用的队伍就只有那两支被陈炯明打残后正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这如何能够打败陈炯明?孙中山想了想,还是只能走老路子,收买军阀做雇佣军,合纵连横,借力打力。孙中山调查后发现,从广西、云南一带收买军队比较现实,一是其地理位置离广东比较近,二是这两个地方有一些小军阀已经快混不下去了,收买的代价比较小。于是孙中山派出使者去联络这些潜在的客户,幸运的是,很快就传回了好消息。以刘震寰、杨希闵为代表的不少桂系军阀、滇系军阀愿意接受收买,他们愿意组成滇桂联军讨伐陈炯明。这支联军大约三万五千人,装备甚差,训练也很差,好在陈炯明麾下那支流失了太多英才的粤军也称不上精锐,再加上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对付陈炯明应该差不多了。万事俱备。1922年10月中旬,孙中山将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司令,蒋中正为总参谋长,刘震寰为西路讨贼军司令,两路夹击陈炯明。讨伐革命的叛徒陈炯明!出发!东路讨贼军是背水一战,只许胜不许败,而西路讨贼军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因此战斗意志非常旺盛。而陈炯明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怎么也没有想到孙中山居然敢打回来:就那么一堆残兵败将,居然敢冒犯自己的虎威?孙中山有心算无心,打了陈炯明一个措手不及,东、西两路讨贼军顺利挺进粤境。三个月后,历经苦战的讨贼军终于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粤军中的一些墙头草见势不妙,迅速将枪口对准了曾经的战友,陈炯明众叛亲离,一败涂地。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布认输,辞掉所有的职位,带领残兵败将退守老家惠州一带。躲到一边休养生息的陈炯明先生显然并未输得心服口服,但孙中山也没有不依不饶痛杀落水狗的打算,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孙中山拜师在把陈炯明赶回老家做宅男之后,广东在名义上回到了孙中山手中。为什么说是名义上呢?因为孙中山真正能掌握的广东只有广州周边地区,大概占广东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除贼未尽,陈炯明还在喘气;二是雇佣军——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各有私心,在广东割地为王,孙中山根本指挥不动。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因为孙中山总算拥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更可喜的是,虽然越飞同志工作态度十分端正,也很努力,但是未能与当时的北洋政府谈成建交条约,于是失望的越飞来到上海,与孙中山有了接洽。双方就合作一事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在明确大方向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小细节。总而言之,孙中山表示愿意以苏俄为师,苏俄也觉得孙中山条件还行,可以接受,值得投资。这样的话,双方便可以合作了。1922年12月30日,以苏俄为主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简称苏联。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一方的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里承诺:苏联不将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引用于中国,苏联准备并愿意放弃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无意令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之外,苏联会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促进中国统一……还有,苏联的援助是很靠谱的。虽然话说得很漂亮,但几乎没有一个承诺得到兑现,除了一件事情——苏联在宣言中承诺的人、财、枪三大援助后来确实基本到位。其中,1923年至1926年北伐战争前后的具体物质援助大概如下:军火支持:步枪约五万支,子弹约五千万发,机枪约一千挺,还有少量重炮、飞机和坦克。财政支持:约一千万卢布。可惜的是,作为中苏合作牵线人的越飞同志在四年之后,也就是1927年年底,受党内斗争的牵连自杀,放弃了生命。不过,中苏合作的历史上始终会留下他重重的一笔。“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宣言签订完毕后,孙中山长出一口气:以后自己再也不是孤家寡人,终于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一个月后,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主政。局面依然很困难。孙中山对广东根据地的控制并不牢靠,不仅因为杨希闵、刘震寰和陈炯明等军阀四处搞武装割据,也因为他手中没有钱,更因为这时他已56岁,疾病缠身,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两年后他就将死于癌症。不过孙中山还是在广东组织了一个政府,名字变了,从“中华民国政府”变成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他也没有再任大总统,而是任陆海军大元帅。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看来孙中山是真心地栽培蒋介石。此外,孙中山放弃了“护法”口号。简单说来就是,孙中山摆出了一副在短时间内不会与北京政府为敌的姿态。从他的这些举动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创造条件先练好内功才是硬道理,只有包含政治、经济和军事在内的综合实力上来了,北伐才有取胜机会。不过他也仅仅是从名义上放弃对抗,实际上广东政府还是一个割据一方的政权。孙中山的办公所在地自然是在广州。广州是一座富饶的城市,市长正是孙中山31岁的儿子孙科。广州市还有一支质量过得去的警察队伍,其头头(广州市公安局长)是孙中山的老乡兼老部下吴铁城。市政府财政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因为孙中山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税。只能向部分地区收税的原因前面说过:孙中山真正掌握的只有广州周边地区。但是,要养活广东政府和军队,光靠这些钱远远不够!于是,孙中山从列强手里把广东盐税给“挪”了过来。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税应由北京政府征收,以偿还列强赔款,但孙中山管不了那么多。他是一名医生,知道自己所剩时日不多,他必须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趁着苏联撑腰的大好局势,巩固胜利的果实。当然,有利害关系的英、法诸列强提出了抗议,不过也没能阻止这种“挪用行为”。“精虫总统”南边的局势渐渐明朗,但北边风云又起。“过渡总统”黎元洪干不下去了。再次出山的黎总统只干了不到一年,就已跟曹锟、吴佩孚冲突无数,处处被直系牵着鼻子走,毫无主导能力,出尽了洋相。山穷水尽的黎元洪终于心灰意冷,在留下一封“宣告自动辞职”的电报后隐居天津,绝口不谈国事,静度晚年。黎元洪辞职,最高兴的人肯定是曹锟曹三爷,因为他可以放心地实施攀登总统宝座计划了。这位仁兄相信只要舍得付出就会有收获,付出越多收获越大。于是他不惜血本,不顾心痛,明码标价收买选票——五千大洋一张选票,终以近千万的投资砸出了第三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虽说曹三爷靠明刮暗贪,积攒了不

                        斗打响后,鳌拜率部抢滩登陆,上岛后发现明军严阵以待,密集的火炮压得清军抬不起头来。危急时刻,鳌拜再现“死兵”本色,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一举攻克明军阵地。战斗结束后,鳌拜全身受伤竟达40多处,阿济格在给皇太极的奏报里感叹道:“久不见如此善战者。”皮岛大捷,令鳌拜声名鹊起,战后被授予“巴图鲁”称号,鳌拜的“满洲第一勇士”称号即从此开始。此后他又多次参加清朝对明朝的战争,入关前后皆屡立战功,尤其是公元1646年四川西充一战,他一战击杀农民军领袖张献忠,为清朝夺取了四川全境。在清王朝的统一战争中,鳌拜以及他的军队,时常充当先锋,经历的多是硬仗恶战,却鲜有败绩,其作战之勇猛,在当时清朝诸将中,可谓无出其右。但他的仕途充满波折,曾经因为被诬陷勾结肃亲王豪格谋反而遭下狱,在顺治亲政后,也曾因小错而官降一级,郁郁不得志多年。不过顺治皇帝以及孝庄皇太后皆对他赏识有加,当顺治皇帝亲政时,鳌拜已经是领侍卫内大臣,成为清朝权力机构里的核心人物。二鳌拜之所以能掌握大权,一面是因他战功卓著,另一面,也因他粗中有细,在政治上站对了队伍。可以说,他是顺治皇帝得以继承帝位的绝对功臣。公元1643年皇太极去世时,并没有指定继承人,当时的清朝朝野,公认的继承人,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以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双方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兄终弟及”,一派主张“子承父业”。两派实力相当,冲突一触即发。而当时任镶黄旗护军统领的鳌拜手握重兵,自然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鳌拜是豪格的亲信,他与索尼、谭泰等大臣盟誓,绝不能让多尔衮继承帝位。八月十四日崇德殿议政时,多尔衮一派渐占上风,关键时刻鳌拜持剑上殿怒斥多尔衮,甚至横剑于脖颈前以死威胁。因为他和一批武将的坚持,多尔衮不得不让步,最后双方折中,由皇太极的小儿子福临“子承父业”。忠于豪格的鳌拜,无意间成了顺治帝登基的第一功臣。也正因如此,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掌权期间,鳌拜成了多尔衮的眼中钉。在顺治即位的当年,鳌拜就被多尔衮安了个“谎报军情”的罪名,险些下狱处死。7年以后,鳌拜当年拥立肃亲王豪格的事被人告发,又遭多尔衮下狱,这次幸好顺治皇帝下旨赦免,方才捡回一条命。多尔衮死后,鳌拜终于扬眉吐气,先是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而后多次被委以重任。鳌拜生病在家时,顺治皇帝曾亲自去看望,鳌拜也知恩图报。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有次病重,鳌拜竟端汤端药,7天7夜侍候在旁边,可谓忠心耿耿。国事方面,鳌拜也十分尽心,今人多说鳌拜曾制造冤狱,但在顺治年间,鳌拜曾请旨复查刑部案件,纠合多尔衮时代冤假错案30多起,被平反的大多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多尔衮掌权时期还是顺治亲政后,他都是顺治母子最为倚重的柱国大臣。鳌拜为人,若论性格,可以说是一个“直”字。武将出身的他性格耿直,没有文官的虚伪,且性格极为倔强,如他战场上不畏枪林弹雨一般,政治上的风雨他也无所惧。多尔衮的多次打击未让他屈服,始终对顺治母子忠心耿耿。在日常工作中,他也尽是武将的专断作风,对皇帝说话,争辩到激烈处都粗声粗气。比如公元1659年,南明郑成功兵临南京,顺治皇帝欲南下御驾亲征,鳌拜认为不可,争辩到激烈时,竟然拽住顺治皇帝的衣袖咆哮。孝庄皇太后闻知后却不恼,反赞叹说:国有直臣,乃社稷之福。公元1661年,在位18年的顺治皇帝去世,年仅8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鳌拜被任命为四位辅政大臣之一。他的个人荣耀到达了顶点,命运也从此时开始转折。三康熙初登基时,鳌拜只是四大辅政大臣里排名最末的一个,但很快他就权倾朝野,成为其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四大辅政大臣里,索尼年老多病,早早退休;遏必隆性格懦弱,凡事忍让;苏克萨哈是当年多尔衮的党羽,因此无论是施政能力还是信任程度,无人出鳌拜其右。鳌拜之所以会渐渐遭康熙厌恶,并非“飞扬跋扈”这么简单。事实上,鳌拜是栽在了两个历史遗留问题上。第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镶黄旗和正白旗两大势力的矛盾,这两旗之间矛盾由来已久,从努尔哈赤创立八旗的时候就存在。皇太极去世时,正白旗拥立多尔衮,镶黄旗支持豪格,一度险些火并。到鳌拜辅政时,他的政敌苏克萨哈就是正白旗。现在有许多影视剧把苏克萨哈说成“主持正义”的能臣,而事实上,此人是清朝官场上出了名的“墙头草”,多尔衮当政时他死命效力,顺治亲政后又主动投靠。在当时,他与其他3个辅政大臣都有矛盾。因此在3人构陷下,苏克萨哈被定了24条大罪,康熙起先不允,鳌拜又拿出“直臣”作风向康熙咆哮,逼得康熙不得不让步,将苏克萨哈处死。从此开始,鳌拜在康熙的心里“挂了号”。第二个是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初年开始的圈地运动。清军入关初期,为激发众将积极性,颁布了“圈地令”,大肆圈占土地,导致中原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到康熙当政时,为恢复发展经济,要废除圈地政策。鳌拜是圈地政策的维护者。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反对圈地,鳌拜深以为恨,罗织罪名将两人处死。至此,鳌拜党羽遍地,独揽大权,已成康熙的眼中钉肉中刺,杀死鳌拜,不仅仅是掌权的需要,也是康熙调整内外政策,稳定清王朝统治的需要。鳌拜之死,不可避免。说到康熙计除鳌拜,除了历史上津津乐道的安排十几个少年在皇宫中擒拿外,康熙实际上还做了其他准备。比如康熙将爱新觉罗家族、钮钴禄氏家族、赫舍里氏家族合兵,结成反对鳌拜的统一战线。鳌拜入宫当日,索尼之子索额图调任皇宫侍卫,早带兵埋伏在外面,即使十几个少年捉不住鳌拜,他也插翅难逃。然后,才是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鳌拜入宫觐见,被康熙手下十几个少年卫士擒拿,然后定了30条大罪,一年后死于狱中。想当年鳌拜在四川凤凰山击毙张献忠,立下不世之功时,曾高声放言:天下有谁可擒我。他万没想到,擒他的方式,竟是阴沟里翻船。第二十八章清朝火器大师戴梓清朝中后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先进的西洋火枪火炮,昔日横扫天下的大清“八旗勇士”们竟然不堪一击。从鸦片战争开始,是接二连三的败仗。惨不忍睹的战斗过程,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无不让国人深恨。曾经担任英法联军军官的英国旅行家杰佛斯就曾在回忆录里说:“那场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平等的战争,那是现代的军队和古代的军队的战争,特别是装备上,那是相差了几百年的不对等。”所以鲁迅先生有言:我们发明了火药以后,用来放鞭炮,西方人用来制造武器。在距离鸦片战争爆发近200年的清朝初期,中国也曾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武器制造专家。他精巧的发明,杰出的成就,远远的领先于当时的世界水平。他的武器发明,甚至是现代化武器的前身。而他悲惨的命运,也让人嗟叹。他精彩的发明,没有装备一支强大的军队,只成为贵族的玩物。作为一个发明家来说,世界上或许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事。这个杰出的科学家,就是清朝初期的火器制造家戴梓。一戴梓,字文开,浙江杭州人,生于清朝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他出身在一个军人家庭,其父在明朝时曾做过“监军道”,对于行军打仗,从小就耳濡目染。戴梓自幼就胸怀大志,醉心于各类军事书目,研读最深的,就是明朝火器大师赵士祯的著作《神器谱》。戴梓17岁时,杭州当地山中狼群为患,戴梓自己研发猎枪交与官府使用,一举清除狼患,这是他最早的火器制造尝试,戴梓的声名也因此鹊起。7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康亲王杰书路过浙江时,闻听戴梓的贤名,便力邀他做自己的幕僚。在康亲王帐下,戴梓得到了重用,康亲王对他“引为上宾”。戴梓也不负所托,不但多次出谋划策,更改装了康亲王军中火器,发明了爆炸力强大的“冲天炮”。康亲王平定福建耿精忠之战,兵逼福州时,清军以戴梓的“冲天炮”轰城,仅开几炮,叛军便“尽皆惊”,然后献城投降。此外戴梓还曾临危受命,单枪匹马入敌营,说服耿精忠投诚。三藩之乱结束后,戴梓经康亲王举荐,被授予“翰林院侍讲”,从此正式入朝为官。戴梓入朝后不久,即发生了著名的雅克萨战争。当时沙皇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凭借先进的火器装备横行东北大地。康熙皇帝意欲进剿,却苦于火器落后,康熙信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吹嘘自己能造“大将军炮”,但实验多次都告失败。戴梓主动受命,仅用8天就制造成功。这种新式的火炮,威力远胜于同时期的欧洲火炮。雅克萨之战中,清军正式凭借火炮攻城,迫使沙皇俄国投降,用极小的伤亡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种戴梓发明的火炮,被康熙命名为“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在随后的征伐葛尔丹之战中,清军也正是用这种火炮击溃了葛尔丹的骆驼阵,保证了战斗的胜利。除了火炮发明外,戴梓的另一大发明是改良火枪。当时的火枪还处于单发阶段,戴梓通过研究中西方火枪的优劣,依照明朝时赵士祯发明的“五雷神机”图样改良,造出了可以连发28发子弹的“连珠神铳”。连珠神铳制成后,康熙曾在接见荷兰使节的时候现场演示,令荷兰使节大惊,将此物作为礼物赠送。二作为一个学者,戴梓的成就不仅在于火器,在机械制造方面,他也建树颇多。戴梓的一大功绩和清王朝收复台湾有关。当时清王朝正打造战船,准备渡海平定台湾郑氏政权,造船的图纸是由工部绘制的,戴梓看后发现了其中的错误,指出船身比例不合理,战船下水后容易倾斜翻船。这次康熙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事实正如戴梓所料,清王朝的第一次渡海攻台,果然发生了战船遇风翻船的事故,以至于大败亏输。在施琅收复台湾时,戴梓设计了一种新型战船:明轮船。这种战船以踏板作动力,航速极快,可以说是最早的快速冲锋舟。施琅攻打澎湖时,正是用这种战船一举攻破了台湾水师,使台湾主动投降。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明轮船后来也保留了下来,到清朝中期的时候还是水师的主力战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时候,就是用名轮船封锁了广东珠江口,查禁鸦片。虽然与当时的英国船相比,这种战舰已经落后,但是在戴梓生活的时代,这是最先进的轻型快速战舰。戴梓的另一项贡献在于治河。清朝初期,黄河频繁泛滥,戴梓经过实地考察,写出了《治河十策》。后来清朝著名的河道总督于成龙治理黄河时,就是以戴梓的这篇著作为蓝本的。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的字兼有宋朝苏黄米蔡四大家的特点,在当时颇有盛名。在清朝初期的中国文化界,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物。从人品上说,戴梓更是一个好官,他在12岁时,就写下了“有能匡社稷,无计退饥寒”的诗句,可见拳拳忧国忧民之心。入仕之后的戴梓为官清廉,颇有政声,在当时,可谓是德才兼备的名士。三但这位德才兼备的名士,结局却是悲剧的。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戴梓以“私通东洋”的罪名,被康熙皇帝削去官职,发配辽东。这样的罪名自然是“莫须有”,戴梓获罪的原因,一面是因为他得罪了康熙信任的传教士南怀仁,他多次出色的火器发明,让以制造火器为本钱的南怀仁丢尽颜面,因此极力在康熙面前诋毁戴梓。更重要的原因,是戴梓向康熙帝上过《论兵事五策》,在这本奏疏里,戴梓大胆的预测,弓箭将退出战争的舞台,火器必然会取而代之。对以“骑射为根本”的清朝贵族来说,这篇奏折可谓炸了锅。因此攻击戴梓的人始终不断,最后被流放的结局也就无可避免。戴梓一直在辽东服刑到78岁才得到“特赦”,病死于回家的路上,礼亲王之子召连在记录此事时,也愤愤地说“人共惜之”。更让人惋惜的是戴梓的发明,戴梓精心研究的连珠火铳以及兵丁鸟枪,而后只是被清朝历代皇帝用作“木兰围场”的打猎工具,从未用于实战。至于曾在雅克萨和乌兰布通立下大功的“威远将军炮”,此后也因后人不懂制作方法而废弃。即使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心抗击英国侵略的林则徐,也闹了不知“威远将军炮”为何物的笑话。威远将军炮重见天日,是在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路上,从甘肃发现了威远将军炮的文物,自然又是一番感慨了。第一次见面,他即明白她的心灵濒临崩溃的边缘,他花了5年的时间才得以与她的17个分身相遇卡伦会突然不认识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她会突然想不起自己的两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她会像转换开关一样,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一位成年男子听上去也许有些科幻的浪漫色彩,但是当她面对突如其来的记忆丧失、生活变得一团糟、如影随形的眩晕时,她苦不堪言,她几乎到了绝望的边缘。年轻的精神科医生贝尔,从卡伦成为他病人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与她一起踏上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他怎么也想不到,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他会遇到卡伦的17个分身克莱尔,温柔可爱;詹森,喜爱画画;凯瑟琳,安排事情井井有条;卡尔,爱发脾气。他们性别、年龄、种族都不一样,甚至智商、性情都大不相同。他们写信、画画给贝尔,他们将曾经受到的伤害向他倾诉,贝尔一步步地接近卡伦隐秘的内心世界,感受着她最深沉的恐惧。卡伦罹患的是典型的多重人格病症,她的多个分身们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分身的存在非常必要?贝尔医生的终极目标是将她体内多余的分身消除吗?在分身逐渐融合的康复过程中,卡伦和贝尔又会遭遇哪些戏剧性的、痛苦的变数呢?《17个分身》一书将贝尔医生与卡伦多年来携手与难解的精神疾病搏斗、为生存的希望奋战这些点点滴滴在书中一一呈现。推荐的话本书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视角描写了一名多重人格患者的诊治过程,文字精练、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了解人的心理世界的普及读物;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而言,本书不可不读,它会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真正关爱孩子……季建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心理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深奥难懂的,而这本心理小说的文字洗练、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在许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了解自己,长大后的我们常常会伴随着迷茫和无助的情绪,《17个分身》可以让我们这些有时会在时间里迷失了自己的人们,找到通往内心的道路。梦晓上海SMG东方广播中心节目监制、主持人,24小时情绪疏导热线创始人打开时间之门,走进记忆深处,关注每一次的颤栗,倾听每一种声音,所有的细节被用来完成心灵的拼图。理解真相,治愈创伤,生命将因此重生。仇剑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这是一本可以各取所需的书:专业人员可以从中进行临床心理治疗案例的学习和反思,普通读者则可以从中了解成长环境和童年事件对个体心灵成长的影响,管窥心理治疗是如何帮助一个精神病人走上康复之路的。叶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心理学博士面对是治愈所有心灵创伤的良方。再大的痛苦,即使是像书中来访者所经历的那么深那么多的痛苦,只要敞开心来面对来接纳,心灵就可以成长,人格就会健全。孙新兰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高级专家本书向你展现了一个超乎想象的内心世界,其中就像有一股力量,可以撞击你的内心,甚至会影响你对人对己的态度。王怀齐林紫心理机构主任咨询师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17个分身》推荐序多年前出版社约我写了一篇介绍多重人格的文章作为《24重人格》一书中文版的序言,向普通读者介绍了病理心理学中令人费解的复杂心理现象——一个人可以有多个分身,以期帮助国内读者阅读

                        领导的革命党在黄花岗孤注一掷,革命基本上到了尾声,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已经可以远远看到胜利的曙光,一个古老的中国即将实现华丽转身,在那个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人怀疑。难点:怎样剥离既得利益者在过去几年,近代史学界谈论最多的是改良最终没有跑赢革命,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到了最关键时候,还是不期然验证了孙中山、革命党的预言:清廷主导的改革缺乏真诚,改革只是在糊弄人民。改革只是推迟了革命的爆发,但最终还是被革命超越。改革成了历史,革命则在等待中迎来了机会。研究者对于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不无惋惜,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场充满希望的改革归于失败?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宪政进入落实阶段的第一个举措,清廷发布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让社会各界,特别是让立宪党人跌破了眼镜,失去了信心。宪政本来就是在宪法框架下的权力分享,皇族、贵族在这个体制下如果还有功能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模范的国民、合格的守法者、道德的示范者,此外,还可以是时尚引领者,唯独不能做的,就是从事政治的优先权、违法的豁免权。这是宪政国家皇族、贵族必须遵守的规则。然而,或许是因为中国立宪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或许因为新政治家的养成还有一段时间。总而言之,一个充满希望的1911年春天,竟然因皇族内阁名单弄得灰蒙蒙。十三个内阁成员竟有九个来自皇族或贵族,这是无论如何无法解释的失误。知错改错善莫大焉,假如朝廷在各地意见纷呈之际大胆纠正,像严复后来所说的那样,将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提前几个月,那么,皇族内阁引发的政治风波不过就是一段故事。然而,遗憾的是,自5月至10月,即便到了湖北新军,连同六个省的新军揭竿而起进行抗议,清廷主政者依然不为所动,不愿废黜皇族内阁,改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直到中央军——北洋六镇——滦州发难,清廷方然醒悟,下诏罪己,宣布罢黜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筹组新内阁。迟来的机会还是机会,这一个回合虽说让朝廷在信誉上损失巨大,但总算在关键时刻侥幸过关。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袁世凯内阁建立,中国的宪政改革起死回生,机会重现。宪政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怎样将不完全选举的资政院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国会。按照预备立宪规划,资政院两百名议员有一半来自各省咨议局,他们是经过严格选举进入的。另有一半为钦定议员,他们由朝廷指定,分别来自实业、学界、皇族、贵族,以及中央各部院行政长官。实业、学界及各部院行政长官共五十二名交给各地重新选举问题不大,出问题的还是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四十多人。这些人当然都属于大清江山的所有者,他们的祖上追随爱新觉罗家族打天下,在过去两百多年属于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打天下坐天下,在家天下时代天经地义无可怀疑,但到了宪政时代,哪怕这个宪政是君主立宪,皇族和贵族都不便继续享有家天下时代的老办法。南北议和从10月到12月,所争问题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皇族、贵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何以自处,他们究竟应该对政治承担怎样的角色?在立宪党人看来,所谓立宪政治,就是将包括皇帝在内的权力放到笼子里。在立宪框架里,根本就不再有皇权之外的特权。然而在皇族、贵族看来,他们之所以斤斤于权力,并不在于权力,他们是要通过对权力的垄断保证大清王朝不变色。我们无法断定皇族、贵族的真诚或虚伪,但我们知道,皇族、贵族的坚持,终于使君主立宪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不得已,立宪党人、革命党人、新军将领达成妥协,终结帝制,转向共和,以国体的变更消解君宪的压力,既得利益者最终还是向隅而泣,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却由此前进了一大步。近代中国走过的路,为未来中国留下丰厚的思想遗产,随着实践演变,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解读一定越来越接近真相,一定越来越精彩。大变革时代——缘起、动力及方向1860年,中国在经历了两百年闭目塞听、二十年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痛定思痛,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仅仅用了三十年时间,中国就大致重建辉煌,恢复了中华帝国惯有威风。所谓“同光中兴”,绝不是浪得虚名,而有实实在在业绩作支撑: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军事力量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这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瞎吹,而是外国人实实在在的研究。然而,让中国人无论如何没有预料到的是,一个偶然的局部冲突,竟然将三十年增长真相大起底,中国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进入一个“大变革时代”。本末与体用中国三十年增长不敌同时期的东邻小国日本,这让长时期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很没有面子。中国人在此之前最为自信的是道路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奉为那个时代不可更易的圭臬。现在,日本人用事实证明“中体西用”可爱不可用,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加分析将甲午战败责任归结为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中体西用”。于是乎,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至1915年短短二十年,中国走完日本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清中国1895年转身向东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是采纳“线性进化论”去看待历史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在1895年放弃“中体西用”发展路径非常可惜,因为回望过去三十年,中国并不是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并没有完全拒绝外来好东西,更没有坚守传统坏东西,中国在政治架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学习西方不少,短短三十年,中国在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假如中国不因甲午战争中断发展路径,中国沿着“中体西用”既定方针继续往前走,再过二十年,到1915年,中国也应该能够一步一个台阶走上类似日本的路,在政治上有改进有所进步,而且可以减少甲午、戊戌、庚子那样的大动荡。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局部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不再认同三十年举国共识了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上说,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说明洋务新政“中体西用”道路选择的历史依据和所要达成的目标。三十年洋务新政确实是闷头发财“追求富强”,就是要缩短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这是对的。近代中国全部问题,其实就是农业文明的中国怎样添加一个工业文明。这是传统中国不曾有的,无论怎样快速增长都不过分。问题在于,就像严复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不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都有本有末,有体有用,不存在只要其末其用,而不要其体其本的情形。中国在末与用增长的同时应该清楚,本与体是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在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后,一定能够发生全方位的渐变,一定能够建设一个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的新国家。假如中国在1895年前弄清这些道理,中国理所当然可以自信已有的道路选择。维新与变法中国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民族。甲午战败让中国人迅速觉醒,先前争论十多年的问题因战败而不再争论,清政府迅即释放社会,新式报刊杂志、社会组织仿佛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官绅主导的地方自治试验,也在1895年之后迅速展开,做得比较好的如湖南,短短几年时间就取得了相当成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根据《马关条约》约束,“日本臣民”有权到中国自由办厂,享有进出口优惠。根据列强与中国政府多年前达成的条约体制,中日之间双边约定转化为多边受益,各国资本参照日本臣民的例子,大规模投资中国。中国真正向外国资本打开了大门,迎来了经济建设一轮新高潮。外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当然有利润考量,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资本输出。不过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积极意义不应低估,先前无法修建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产资源,都在1895年后很短时间内启动,这里面主要的就是外国资本的驱动。对于外国资本,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对于外国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中国政府也积极给予解决。但是,由于旧的行政体制、观念约束,中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也有难处。比如,各国对华投资贸易急剧扩大,他们急需在中国沿海建立自己的基地。但是,中国碍于各方面原因,有心无力,理性觉得可以接受这样的要求,但实际上又不敢将土地以租借方式划给外国资本使用。正像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具有疯狂的本能,只要有值得它疯狂的冲动。马克思的母国德国政府自恃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有恩于中国,因而希望中国政府为德国资本找到一个“煤栈”,以方便德国远洋货轮。但是,德国人性子太急了,无法容忍中国的行政官僚主义。1897年底,德国人借着巨野教案一举武力占领胶州湾,引爆了中国社会内部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胶州湾外交危机阻断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渐进维新,使中国人觉得中国如果不变法,不进行系统的政治体制变革,中国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就不可能获得尊严。于是转过年,尤其是稳健政治家恭亲王奕不幸去世,中国的政治变革迅即展开。这就是1898年“百日维新”。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一直以为百日维新太激进了,是失败的根源。其实,按照现在的研究,百日维新与稍后相比一点都不激进,百日维新失败另有原因在,那就是康有为等人凭借超人想象以为朝廷中有个冥顽不化的守旧派。为了改革,他们不惜以暴力去化解非暴力政治的变革阻力。不幸,消息走漏,出师未捷身先死,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仓皇出逃。以后来的观点回望1898年政治变革,我们相信那时各派都期望中国更好,而不是更坏。康有为怀疑朝廷有个守旧派,其实,在很多时候,适度守旧并非一件坏事。新政、宪政与君宪从维新到变法,改革的动力就是为了中国更好,只是机缘巧合,中国不是做得更好,而是更糟。1898年秋天政治逆转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先前几年对外部世界的坦然被种种忧虑所替代。而且,1895年之后外国资本大规模、无限度进入也确实衍生许多问题,大开发,大开挖,确实让相当一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战争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不会发生了,政府也就大胆遣散了军队。这些离开土地的军人虽说本质上就是农民,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回到土地,他们在城乡之间流浪、游走。到了1900年春天,终于在华北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导致八国联军进中国。义和团战争、八国联军进中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政府在列强要求下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在观念上与世界一致,所以《辛丑条约》签订前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政治变革,以地方自治、司法独立、新教育发展为主要内容。应该说,1901年开始的新政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其在中国政治上的积极意义不应低估。1901年新政触及到了政治改革,但是这场改革依然局限于政治的末节,并非制度根本,因此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中国官绅眼见着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打败欧亚大陆两个庞大帝国,真的是不寒而栗,惊慌失措。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面前。1905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来,清政府已毫无希望,中国人应该像俄国人那样觉醒,那样革命,推翻清廷,重建中国。日本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俄国紧接着发生的变革,深深影响了革命党人。流亡在全世界的中国革命党人在那一年汇聚东京,朝圣般地学习日本,发誓改变中国,不惜代价。革命高潮,日本的胜利,俄国的变革,也在影响清政府。在家天下体制下,也不能说清廷统治者对未来前途不考虑。形势比人强。清廷派出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秋,以宪政为主导的政治变革迅速推进。应该承认,中国人自从甲午战后开始探索,直至终于承认君主立宪是适合中国的政治选择。君主立宪就是宪政,就是将君主的权力用宪法去约束。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了这些原则,按照规划,经过九年时间逐年筹备,一个与东西洋各立宪国大致一致的政治架构就会从蓝图变成现实。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当年,强势领导人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之中相继去世,接替他们的是摄政王和隆裕太后。如果仅从年龄上说,摄政王、隆裕太后组合比慈禧太后当年与恭亲王搭档的叔嫂组合还年长,但在任何人看来,摄政王、隆裕太后这个组合都是一个弱势班底。弱势班底没有办法掌控政治变革的大局,很快摄政王被迫同意立宪党人缩短立宪年限的要求。这不仅破坏了“计划政治”的约定与规则,为后来的变数开了一个先例,而且使复杂的政治变革变成了儿戏,既然九年立宪的约定可以缩短,那么为什么不能立即立宪呢?弱势的摄政王叔嫂组合没有办法回应立宪党人的要求,也没有办法掌控皇族和满洲贵族。1911年,当政治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原本值得庆贺的第一届责任内阁,竟然被弄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问题在于,摄政王并不认为皇族内阁以及稍后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错了,所以全国混乱僵持了大半年,直至四川总督府门前流血,直至湖北新军发难,方才有机会打破僵持。按理说,南北和谈仍给清廷留有机会,但是僵持到最后,满洲贵族依然在权力分享上不愿继续妥协。国体变更,走向共和,成为1911年底中国唯一的政治选择,清帝退位,创建民国,两千年的帝制竟然如此轻松成为过去。然而,两千年的帝制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结束,一个全新的共和制度也不是那样容易确立。但在经历了共和之后重回帝制,更是死路一条。所以等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短短一百天,就将自己送上了绝路。袁世凯帝制复辟引起了中国知识人沉痛反省。1915年,陈独秀等人发现,如果不能建构一个新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于是,陈独秀等人创办《新青年》,一个全新时代就此开始。1895—1915年这二十年,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三峡”的一段。二十年大变革浓缩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细细思索,认真总结。章太炎与新史学中国士大夫向来有立言传世的传统,但千百年来却没有几部精心建构体系的精致之作,更没有制造思想体系学术范式的野心和尝试,即便学术成就如郑玄,如韩愈,如二程,如朱熹,他们留给后世的大都是感想是随笔,稍有建构体系野心的如刘勰、如刘知几、如章学诚,也不过比郑玄、韩愈等略强些,留有《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现构建体系营造范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响深远的《訄书》。章炳麟生于1869年,卒于1936年,浙江余杭人,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为人,改名绛,号太炎。章氏家族有着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家业,所以章炳麟的童年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初有他的外祖父引领他阅读传统典籍,后因其患有癫痫而与科举考试绝缘,得以自由阅读,较之同时代同龄人整天忙于科举考试无疑学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意义巨大。稍后,学有所成的章炳麟遵从乃父遗命拜大学问家俞樾为师,入诂经精舍,在那里他又潜心攻读了七八年之久,等到1897年离开诂经精舍步入社会,章炳麟28岁,已经实打实地下过二十多年苦功夫,而且不带任何功利目的,这是同时代甚至易代学者都很难具备的条件和机遇。由于在诂经精舍的日子里就与东南半壁学术界多有交往,结识一批学术界大佬或新秀,章炳麟的学问和识见也在业内早有传闻,所以他步入江湖的第一站就是到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做

                        停当,立刻叫来四个小伙,“其他人点上明松枝,跟饿进去!”众人应声各自准备了起来,但却没人敢打头阵,杨葛根只是偷偷看着耿婆,脚下没有移动半步。“两个丫头跟着我走。”耿婆笑了笑,“林岳、王亦凡,你俩带着村民进去。”说罢随手拎起一个大酒坛,阔步走向洞内。那个大酒坛少说有三十来斤,耿婆却用一只手轻飘飘地就拎了起来,单手托着显得毫不费力。旁边的村民看得傻了眼,反应过来后便前仆后拥地跟了上来。踏进洞内没几步,一股恶臭便扑鼻而来,不少村民被呛得满脸的眼泪鼻涕。耿婆手臂一沉,双手托住酒坛两侧,手腕一较劲,酒坛旋转着呼地飞了出去,在不远处的半空中突然炸开。与此同时,耿婆反手抓过一个村民手中燃着了的明松枝,抬手一挥,一道火光直射而去,蓬然声响,凭空燎起一片火光,一股夹杂着酒气的清新气味顿时充满了洞内。耿婆干净漂亮的几下手法震慑了在场的村民,洞内的改观更是让他们信心倍增,明松火把晃动下,四个扛着喷雾器的小伙当下大步向洞穴深处走去。洞壁和地下四处散落着不少残缺的骸骨,从骨骼的腐化干枯程度来看已经经历了不少时间,这些应该就是杨葛根所说的被侵华日军杀害抛尸的受害者遗体。不过,随着深入洞穴,骸骨间渐渐出现了一些新鲜的肢体碎块,甚至还有一些内脏粘在洞壁上。几个村民赶了进来,手中大大小小地拿来几个酒坛,耿婆笑着接过,如法炮制了一番,内洞的恶臭也消减了不少。这时我才发现,在挥出酒坛的瞬间,耿婆似乎在酒坛中抛入了什么东西。“前面拐弯就是大批的活尸了。”我止住众人道,“大伙在这里停一下,分派好人手。”四个扛着喷雾器的小伙被安排在了前面,我和林岳左右压阵,耿婆带着晖儿和S随后督战,其余人等打着数十个火把跟在后面,明松枝条发出噼啪的爆裂声,整个洞穴被火光照得四处通亮。拐过内洞的弯曲处,一片恐怖的景象出现在众人面前。自弯曲处到洞底大约有二十来米的长度,这里的洞宽可以容下四五个人并排行走,也就是在这么一个范围的空间内,密密麻麻地聚集着上百具不同腐化程度的活尸,地上满是四处横流的尸水,如果不是耿婆事先用烈酒处理过,只怕众人早就被尸臭活活熏死了。那些活尸早已查觉了洞内有生人进入,一个个摇摆着在那里蠢蠢欲动着,可却没有像那晚一般扑噬上来,看来应该是耿婆方才在烈酒中动了手脚,这才抑制住了活尸。看见活尸不敢上前,杨葛根心中顿时有了底,一声号令,四个小伙一字排开,手中的喷雾器对着活尸喷洒开来。活尸沾上这些烈酒后,身子变得迟钝了起来,有不少腐化厉害的干脆就倒在了地上。不多久,除去那些新鲜下葬的活尸外,大多数活尸全都僵在了那里,成了正宗的死尸。随着四个喷雾器中的烈酒耗尽,村民们的热情不住高涨,几个小伙情不自禁地欢呼了起来。耿婆让人把剩下的几坛烈酒搬到跟前,全部打开泥封,让杨葛根指挥村民撤出山洞。“你留下点把火。”耿婆冲林岳道,“记得把这些尸体烧干净点。”“喷了那么多烈酒,地上还有老大几坛。”林岳苦着脸道,“点起来一准炸飞我,您老这不是要我命吗。”“太危险了,要不还是我来吧?”我向耿婆道,“用金属撞击引出火花,效果应该是一样的。”“这会用驭金太过招摇了。”耿婆摆摆手,冲林岳又道,“你小子命硬,阎王老子不会收你的,废话少说,我们走了你就动手。”林岳无奈地耸耸肩,转身走到酒坛前蹲了下来,托着下巴似乎在考虑怎么下手。耿婆不再多话,带着我们快步向洞外走去,S悄悄地回头望了下林岳,眼神中满是担心。大约过了一支烟的功夫,洞里闪过一道火光,紧接着传来一阵闷响,灼人的热浪呼地自洞口喷出,带起一团弥漫的烟尘。杨葛根早就带着村民躲到了山坡的旁侧,耿婆和我们也站在了距离洞口十米开外的地方,在热浪冲出的那一瞬间,S的身体不由颤抖了一下。烟尘散去,村民们慢慢围拢了过来,空气中还残留着一些焦臭的味道,洞内一片死寂,林岳的身影并没有从中出现。“林岳~~”S站在洞口大声叫道,洞内不断回响着她的喊声,但没有任何的回答。“林岳……他会不会有事……”S有些无助地向耿婆问道,声音中隐隐带着一丝哭腔。耿婆眯缝着眼睛看了看洞内,笑了起来,刚要开口回答,却听“呼”地一声,S身旁的狴犴向山坡下的一处蹿了过去。“咳……咳……这死猫……”一个灰头土脸的人影从山坡下爬了上来,狴犴正蹲在他的肩头,两只前爪不住拍打着他的脑袋。“切,我还以为你炸死在里面了呢。”S红着眼眶笑骂道。这个灰头土脸的家伙正是林岳,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得,竟然会出现在山坡下面。“得,得,甭晦气了,咱还没娶媳妇呢。”林岳用力啐去口里的泥土,满脸无奈道,“哪位行行好,帮忙快把这只抽风的死猫给弄走啊。”狴犴敏捷地跃到他另一个肩头,不依不饶地继续用双爪拍打着他的脑袋,但看它那严肃而专注的样子却又不像在和林岳玩闹,难道林岳的头上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我快步来到林岳身边,扳住他连连躲闪的脑袋,发现他的头发间散落了许多昆虫的残缺肢体,狴犴拍打林岳的脑袋正是为了除去这些东西。“你别乱动。”我拿出一块手帕,暗地聚出一把金属细梳,从林岳的发间梳下了这些东西。狴犴继续拍打了一会,见他头上完全干净之后,张嘴满意地打了个哈欠,跃下了林岳的肩头。“靠,这都怎么了?”林岳拍着身上的灰尘道,“哦,对了,这洞下头直通山下,好像是有人故意挖出来的。”“你就从那里钻下来的?”S瞪大眼睛道。“嘿嘿,我弄了钻地藤,躲在藤荚里,丢了个烧着的火把过去。”林岳坏笑道,“然后就钻了下来,可没想到下面是空的,结果藤荚碰在了断层上把我给颠了出来。”“我说你怎么会从下面出来呢。”S瞟了林岳一眼,“对了,那条通道里有啥东西吗?”“空的,没啥东西,不过啊……”林岳眉飞色舞地描述了起来。晖儿帮着我将手帕上的虫尸拼凑了起来,这是一种黑色的小虫,有绿豆大小,但奇怪的是,它却没有长脚,背部那黑色甲壳上有着一道奇怪的白色花纹,像是用线条勾勒出的一件长袍。“鬼衣蜮?!”耿婆看着虫尸不由皱起了眉头,“没想到‘叩穴道’里混进了这些虫子。”鬼衣蜮,这东西的外形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是一种昆虫,但你很难想象它其实是一种诡异的生物。这些鬼衣蜮生长在阴暗晦湿的地下水源中,以地下水中的生物为食,每只成形的鬼衣蜮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它的外壳下是由三到四只“蜮节”组成的,这些“蜮节”连作一体,看来就像一只完整的虫子一般。从生存环境和食物链来看鬼衣蜮应该只是一种地下昆虫,并没有什么特别和恐怖之处。不过,如果动物或人类在饮用汲取地下水时,鬼衣蜮便立刻分解成细小的“蜮节”,通过皮肤及消化系统伺机潜入体内,在内脏和肌体间生存繁殖,由于鬼衣蜮的每个“蜮节”都具备自行繁殖的能力,所以它们会很快地侵入宿主的脑部和神经系统,通过吸食宿主体内的血液营养而生存。当然,鬼衣蜮绝不是吃光算数的品种,它们合理有力地利用了宿主的身体。通过特殊的分泌物,鬼衣蜮可以控制和刺激宿主的神经系统,驱使宿主行动取食。不过,寄生之后的鬼衣蜮可以说是贪得无厌的,为了保证自己迅速获得营养,它们会要求宿主直接取食各种血液,动物、人类一概不拘。林岳从“叩穴道”带出的虫尸只是鬼衣蜮的外壳残片,这也就是说,有大量的“蜮节”已潜入了人或动物的体内。我们四人听完耿婆的介绍后,都不禁有些茫然,活尸暂时是得到了控制,可却又凭空冒出了这种诡异的生物。为了不至引起村民的慌乱,我叫过杨葛根耳语了一通,他点着头回身散去了围观的村民,并安排人手清理山洞中的残局。……村内,姚建国的家中。“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山洞下面原本有条地下暗河。”我思索道,“布下转气叩穴法的那人设法排空了暗河,而这条暗河里却正好生长着这些鬼衣蜮。”“排空地下暗河需要不少人力,就算设计合理也绝对不可能一人完成。”S在电脑上构建了一幅山洞和孔道的三维立体图,“从林岳的描述来看,这个地下河并不小。”“就是,这些人就算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山洞,但离开的时候就不会被人发现吗?”林岳附和道,“再说了,他们肯定还带着不少的工具啥的,目标肯定不小。”“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出来……”晖儿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寒意,“排空地下河的过程中,他们会与鬼衣蜮有接触,被寄生的可能性就很大。”“还有一种可能,在排空地下河的时候鬼衣蜮潜入了那些尸体身上。”S思索道。“呵呵,一个丫头对了,一个丫头错了。”耿婆踏进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大布袋子,“被鬼衣蜮寄生的是人,不是尸。”布袋里是一只颈部被撕开的小羊,从伤口来看是被什么东西大力撕扯的结果,但却没有溅出多少血迹,新鲜的尸身内竟然没有残留下一点血液。“鬼衣蜮从不寄生在尸体上,它们喜欢的是活的东西。”耿婆喝了口茶道,“而且,被它们寄生的人有一个特征。”“特征?是不是长着獠牙,皮肤雪白,头发黝黑,眼睛中像闪动着鬼火,男的英俊潇洒,女的妩媚迷人,白天不出门,晚上才活动,喜欢养蝙蝠的?”林岳连珠炮似地一口气说道。他怎么会这么了解?我们起先都是一愣,细想之下不由哄堂大笑起来。“臭小子,你这张贫嘴不改改,小心讨不着媳妇!”耿婆笑骂道,“那是外国的吸血鬼,欺负老婆子年纪大了是不是?”“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特征呢?”晖儿好奇地问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被鬼衣蜮寄生的人内脏会退化缩小,不过那颗心却强壮有力。”耿婆轻轻地叩着桌子道,“它出现的时候,你会听到一阵心跳声,你想都想不到的心跳声。”十二、地河血影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在小路上或安枕屋内,耳边突然传来十分清晰的心跳声,环顾四周却并没有发现什么。渐渐地,随着心跳声的接近,你的心脏开始以同样的频率共振。惊慌、恐惧、绝望一时间涌上心头,直到一个诡异的黑影出现,这一切便成了尽头。这不是哪部恐怖小说情节,更不是什么恶梦片断,这村子里的失踪者,只怕有大半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形。耿婆详细地说明了鬼衣蜮及其宿主的特点后,忽然给我带来了一个提示。杨葛根曾说过,村外好几户看田的人家集体失踪,之前养尸茔地事件让我误以为是活尸作祟,但就此看来只怕作案者是另有其“人”。活尸袭击落单行人的确常见,从养尸茔地的格局范围来看,活尸的行动范围仅在养尸茔地的附近,也就是说,它们很难涉足更远处。否则,阴洞内那上百具活尸倾巢出动的话,村里人早就死伤殆尽了。于是,我们仔细勘察了村外出事的那几户人家,现场遗留的痕迹更是证明了我的担心。“活尸都有不同程度的腐烂,行动的时候多半会留下些痕迹。”林岳蹲在地上皱眉道,“咱们查了大半天,既没看到肌体残留物,也没发现尸水的痕迹。”“严肃起来还真像回事儿啊。”S一边收拾着桌上的物件,一边打趣林岳。林岳没有理会她,眉毛一扬,伸手在墙角的一处弄下了什么东西,仔细看了会,眼中闪过一丝兴奋。“老凡,瞧瞧这是啥。”林岳坏笑着把手中的东西递给我道,“现在可以盖棺定论了。”那是一块乌黑的泥灰,整间屋子都是用这种泥灰砌起来的。只不过,这块泥灰的色泽偏黑,捏在手里微微偏软,并有些黏手,仔细看去似乎还夹杂着两根不易察觉的细条状物体。“动脉管?!”我眼睛一亮,“泥灰里渗入了人血。”“确切的说是人的颈部血管,用力撕扯的时候弄出来的。”林岳正色道,“这些东西的力气不是一般的大,而且动作很灵敏,整个屋子里也只有这一处血迹。”“它们还是进化论的违背者。”刚进门的晖儿望着门框说道,“适应环境和基因突变的结合。”门框上嵌着一个奇怪的东西,灰白色,近似三角形,似乎是角质物质,坚硬而富有韧性。拔出后发现,前端呈锐利的尖钩状,放在鼻间可以闻出隐约的血腥味。“媲美猛兽利爪的指甲。”我点点头,“这帮血鬾算得上是全副武装了。”血鬾一词,来源于耿婆的叙述,古人在得知鬼衣蜮的存在后不但为它们作了命名,同时也给它们的宿主起了个诡异的名字“血鬾”。既然了解了血鬾的习性,也确定了它们曾经活动的范围,接下来……“杨葛根他们处理得怎么样了?”我向晖儿问道。“照你安排的,发动了全村的人,正在葬地那边忙着呢。”晖儿笑了笑。……远远地就能看到浓厚的黑烟从葬地处如柱般升起,一股油脂焚烧时所特有的恶臭顺风飘散,大批的飞鸟惊恐地飞向远处,田埂草丛中不住蹿出一些仓惶逃窜的小动物。“所以说啊,这人就是比动物牛。”林岳让过几只慌不择路的黄鼬,悠然道,“黄鼠狼连自己那么臭的屁都不在乎,可一闻到人的臭味就跟见了鬼似的。”“行了,你就省着点感慨吧。”我笑道,“不戴着这些特制口罩,你小子绝对比它们跑得快。”葬地前停着几台拖拉机,上面满是大大小小的瓶罐,靠南边挖了个大坑,里面正燃烧着熊熊的大火,黑烟和恶臭正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几名壮实的汉子戴着大口罩,农用的塑胶手套一直套到了肘弯,他们正用成卷的粗草纸将尸体黏附的腐肉一块一块擦去,清理干净的骨骼被直接塞进粗瓷罐翁中,四个背着喷雾器的汉子则不住地喷洒着混有烈酒的气雾,驱除着空气中的恶臭。旁边放着十来具尚未处理的尸体,身后整块葬地已被掘得土层翻起,一台耕种犁地用的大型拖拉机正拖着一个滚犁架,锲而不舍地反复翻挖着地面。“咳……咳……几位来咧。”一个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的人向我们走来,我从声音分辨出他是杨葛根。“这片地里的尸体全翻出来了,按耿老的吩咐,只留骨头,其余的都烧咧。”杨葛根把我们引到一边,“村里人都支持,么啥闹事地,这出力地出力,出机器地出机器,倒是很配合。”我听着笑了笑,那天耿婆提出要翻挖葬地,清理一切尸体时,大批村民脸红脖子粗地跳出来连声反对,说是惊扰先祖,对过世的人大大不敬。耿婆没有言语,一旁的杨葛根立刻识趣地站出来制止了村民的骚动,这位村长不亏是当地的老领导,只说了一句话便让村民们改变了主意:“你们奏想看着自己地娃被老祖宗拖进坟头?”人类求生的本能是不可抗拒的,眼前那些正在不住忙碌的村民并不是在亵渎自己的先祖,他们只是在消除自己生存发展中的潜在威胁。无论怎样根深蒂固的传统或信仰,都必须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阴洞中的活尸残骸早已清理干净,洞底的旁侧露出一个不大的裂口,那是林岳用钻地藤逃生时留下的痕迹,这里也是曾为地下河的“叩穴道”入口。“我们就这么下去没事吧?”S小心地问道,“耿婆走的时候不是要我们小心吗?”“嗐,你怕啥,不是还有我在吗?”林岳咧着嘴,一付大言不惭的样子道,“甭管下面有啥,一律摆平它!”昨天夜里,耿婆悄然离开了村子,去联系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临走时,交待我务必要将血鬾全数消灭,照她的提示资料,我们决定去那个阴洞下的“叩穴道”探个究竟。叩穴道内并不狭窄,在电筒和火把的照耀下,一条幽深的地下通道蜿蜒钻入山下。从罗盘和S绘制的简图可以看出,它的走向是直通那块葬地的。通道内隐隐还有些湿漉,上半部较为干燥,石壁上残留着大量的藓类植物,这样的生态环境下一般会有些生长在阴湿地域的昆虫,但一路行来却完全看不到。下半部应该就是原有的地下河床,一些沉积的泥砂在脚下深浅不一地阻碍着我们的行进,好在并不很深,加上事先问村民借来的长筒雨靴,却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困扰。走出不多远,通道的一侧出现了一个不大的支道,林岳咧嘴一笑,指了

                        ,乔伊丝正等着我,好换班回家:虽然没有正式这么安排,但是我们总保证其中有一个人在办公室。她看上去很疲惫。她说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她过得糟透了,是丈夫的缘故,她改日再和我细谈,今天就不了,然后她就走了。有一条来自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留言,说是她周一才看到我关于护理员的留言,还有福勒太太拒绝让护理员进门。这砰地一下让我跌回到伦敦时的我。我一下午都在工作,大部分时间在打电话,还和摄影师讨论了明天的工作。但与此同时我又在想乔伊丝的事。我明白,她丈夫那档子事意味着我们合作的日子到头了,或者至少意味着以后会不一样了。对此我十分确定。这让我在离开办公室前就又沮丧又焦虑。我还明白了另外一件事,以前我从没这样想过:乔伊丝是我唯一真正的朋友。我的意思是,朋友。我和她的关系同谁都没有过,从来没有。和弗雷迪的绝对不同。我疲惫不堪,本来是准备直接回家的。但还是让出租车停在了莫迪·福勒家门口。我站在那儿,在门上又是敲又是砸。快冻僵了。什么声音都没有。我惊慌失措——她是不是死了?——我也注意到,而且是颇感兴趣地注意到,我的反应之一竟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她从来不用的“前厅”那窗户上,窗帘动了一下。我等着。什么都没发生。我狠狠地捶门,捶了又捶,那时我已是怒不可遏。我恨不得掐死她。然后门向里被拉开,磕磕巴巴,吱吱呀呀,她站在那里,小小的黑黑的一团,露出一张惨白的脸。哎呀那气味。我告诉自己不要在乎这些细枝末节,但是没用。我在乎得很。那气味……难闻,那种泛着酸带点甜腥的浓烈臭味。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是勉强站在那儿的。我一点都不“讨喜可爱”,我实在太生气了。“你干吗把我关在外面受冻?”我问道,走进门,从她身边挤过,逼她让道。然后她在我前面,顺着走道往前走,一只手扶着墙,防止跌倒。里屋,火炉上一堆熄灭了的煤渣。不过屋里有一个电暖炉,单炉条,正发出刺啦刺啦的噪音,说明它不安全。房里冰冷、肮脏、臭哄哄的。那只猫走进来,在我的腿上蹭着,直打转,喵喵地叫着。莫迪瘫坐在椅子里,瞪着火炉。“那么,你为什么不让护理员进门?”我朝她吼。“护理员,”她尖酸刻薄,“哪门子护理员?”“我知道她来过。”“到周一才来。整个周末我都一个人,谁都没有。”我差点对她尖叫:“她周一来了你为什么不让她进来?”但是我知道说了也白说。我浑身又充满了力量——愤怒。“莫迪,”我说,“你真绝了,不可救药,自己让自己不安生。哎,我去烧水。”我烧了水。我拎了煤上来。我发现便桶里满是尿,不过没有更糟的,谢天谢地。那会儿我想的是谢天谢地,但是我意识到人啊真是什么都能习惯。然后我提了购物袋上街去。阴沉沉的雨夹雪。看我,刚从慕尼黑回来,一身光鲜,在卸料车里刨木板木条。又一次,窗后的一张张脸,注视着我。回了房以后,我把炉里的灰扒了出来,一团团灰尘乱飞,然后生了火。用了一个引火物。木柴和煤。很快就火焰熊熊了。我把污秽的杯子用沸水烫了,给我们两人泡了茶。我必须把什么礼貌礼节都扔掉。脏杯子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有关系,有,有,就有。她一动不动,坐在那儿看火苗。“猫。”她说。“我给她喂过吃的了。”“那就放她出去玩。”“外面是雨夹雪呢。”“她不在乎。”我把后门打开。一阵冷雨直朝我袭来,而那只胖黄猫,原本一直闹着要出门,现在喵的一声转身冲进房里,钻到贮煤室里去了。“她去贮煤室了。”我说。“那看来我得自己动手去料理了。”这话气得我七窍生烟,胸中好似炸开了锅!同以往一样,我想揍她或者拼命摇她,还有,同以往一样,想展臂抱住她。不过幸运的是,我的理智还在,于是我做了一切我该做的,谢天谢地,既不“风趣”,又不讨喜,也不和善。“你这些天吃没吃饭?”没回答。我又出门去采购。街角小商店里空无一人。那印度人坐在收银台后,看起来面色苍白,浑身发冷,也难怪他这样,可怜的家伙!我想知道她来没来过这儿,于是说我是来给福勒太太买吃的。他说:“哦,那个老太太,她身体可好?没生病吧?”“生病了。”我说。“她怎么不去养老院?”“她不想去。”“她没有孩子吗?”“大概有,但是他们不在乎。”“这真糟糕。”他对我说,这话是希望我能知道,他们这个民族是不会就这样丢开这么一个老太太不管的。“是的,这真糟糕,你说得对。”我回答。我回到屋里,再次想到了死亡。她坐在那里,闭着眼睛,纹丝不动,我觉得也没在呼吸。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她的蓝眼睛,望着炉火。“把你的茶喝了。”我说,“我去给你烤点鱼。鱼你能吃吧?”“嗯,我要吃的。”在厨房里我想找一个不油腻的容器,但是最后放弃了。我把鱼放在烤架上,然后开了一会儿门,放点新鲜空气进来。顾不上雨雪了。我把鱼端给她,她坐起来,把它全吃了,慢吞吞的,手颤抖着,但是她还是吃完了,我知道她饿肚子了。我说:“我前些日子在慕尼黑。去看秋季新装了。各种新款式都看了一遍。”“我从来没离开过英国。”“喏,等你好一点了,我全都说给你听。”她对这话没做回应。但是终于,当我想着该走了的时候,她开口说:“我需要些干净衣服。”我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这话。不过我能看出来这至少不是一个简单的请求——如今这点敏感我还是有的。她想要我给她买衣服?我看着她。她不情愿地看着我,然后说:“隔壁房间,你能找到些什么的。”“什么呢?”她颤颤巍巍地、泄了气似的耸了耸肩膀。“背心。短衬裤。衬裙。你为什么要问,你不穿内衣吗?”再一次,就好像有个按钮给按了下去,怒火油然而生。我进了隔壁那个房间,我知道她本不想让我进去。铺着上好羽绒被的床,衣橱,放着瓷器摆设的梳妆台,质量很好的书架。但到处一堆堆一叠叠的——都是垃圾。难以置信。五十年前的报纸,一碰就碎;破破烂烂的小片布料,泛黄,污渍斑斑,小段的蕾丝,脏兮兮的手帕,小条的缎带——这样的景象我还从来没看过。我想,她从来没扔过东西吧。抽屉里,一片狼藉,塞满了——要描述一下,几页纸都不够。要是我把摄影师带来就好了!习惯性思维。衬裙、背心式胸衣、短衬裤、背心、旧连衣裙或者是连衣裙残片、衬衫……所有这些东西起码都有二十年历史,有些能追溯到一战时期吧。现在和过去衣服的不同在于:这些料子都是“货真价实”的,棉布、丝绸、毛料。没有人造纤维。但是所有的衣物都有破损,或者有一两块污渍,或者整件都脏兮兮的。我拽出成捆的衣物,一样一样细细地看过来,一开始是出于好奇,后来就是想找有没有能穿或是干净的。最终,我找到一件羊毛背心,一条羊毛保暖裤,还有一条不错的粉红衬裙,然后一条羊毛裙,蓝色的,以及一件羊毛开衫。这些是干净的,还算干净。我在房里忙活着,冷得直哆嗦,心里想着过去的日子里我多么喜欢自己,我有多喜欢自己,就因为我能掌控局面,身处高位;我还想到,想要体会莫迪的无助,我只能回想小时候的感觉,那会儿心急火燎地去厕所,心里祈祷着千万不要憋不住尿在裤子上,这是我的经历里和无助最接近的感觉了。我把衣服拿到隔壁房间,房里现在很暖和了,炉火熊熊。我问她,“你要我帮你换衣服吗?”她脑袋一偏,不耐烦地晃着,我现在知道这是在说我又犯傻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于是我在她对面坐下,说:“趁着茶没结上冰我得把它喝了。”我发现我喝茶的时候没觉得反胃。我颇感兴趣地意识到,我现在已经对拿脏杯子喝水习以为常了。曾几何时莫迪也像我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洗澡,洗杯子、盘子,打扫卫生,洗头发。她在说她以前住院的事,我觉得她就是随便找点话说说。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想着那些医生护士真该听听莫迪这样的人是怎么看他们的医院的。监狱。管教所。但是突然我意识到她在说当时她身体太差,没法坐进浴盆洗澡,两个护士就在床上给她擦了澡,然后我懂了。“我去烧水,”我说,“然后你得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烧上两壶水,找到一个搪瓷盆,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它,我好久没见过这种盆子了,平时见到的都是塑料的。然后我去找肥皂和擦澡布。它们放在水池上方的一个墙洞里:墙上抽掉一块砖,凹槽里刷了漆。我把盆子、水壶、擦澡布、一大罐冷水端进隔壁房间。莫迪正在脱最外层的衣服,颇艰难。我帮了她一把,然后意识到根本没配合好。我赶紧四处乱翻,找来报纸,收拾开桌子,拿厚纸把它整个铺上,安置好水盆、水壶、水罐、沐浴用具。没有毛巾。我冲进厨房,只找到一条又潮又脏的毛巾,又冲去前厅乱翻乱找,心里觉着像是花了一整天似的。其实不过才几分钟的事。我很担心站在那儿的莫迪,半裸着,生着病,还咳嗽。终于,我找到一块还算干净的毛巾。她站在水盆边,上半身光着。她身上根本没肉。满是褶子的蜡黄皮肤,裹着脆弱的胸腔,她的肩胛骨像是骷髅,瘦骨嶙峋的胳膊顶端是一双强壮的劳动者的手。瘦长的乳房垂着。她笨手笨脚地往擦澡布上打肥皂,那擦澡巾,不用说,脏得很。我应该先把它洗一遍的。我又冲进隔壁房间,从一块干净的旧毛巾上撕下一小块来,拿回房。我知道我撕了毛巾,她很想骂我,如果不是想着省点力气,她早骂开了。我慢慢地擦洗她的上身,用足肥皂和热水,但是她脖子上的积垢实在是太厚了,想洗清爽就得狠狠地搓,她又受不住。她虚弱不堪,浑身发抖。我比较着这个羸弱苍老的躯体和我妈妈的身体:我只偶尔瞥过几眼她的病体。在住进医院之前她一直是自己洗澡——现在我才想到那有多艰难。而乔姬来的日子,她给妈妈洗澡。但是她长不大的女儿没给她洗过,我没给她洗过。我这会儿一边给莫迪·福勒擦身,一边想着弗雷迪,他骨头看上去扁平,好像也在日益消瘦,肉紧紧地贴在上面。莫迪虽然瘦得一把骨头,但她不是身上的肉深陷骨头之中,给摧垮了的样子。她浑身发冷,疾病缠身,虚弱无力——但是我能感到她身体内勃勃的生机:生命力。它是如此之强大,生命。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从没像我给莫迪·福勒擦澡时这样地感悟过生命,这凶猛愤怒的小老太。啊,有多愤怒:我意识到,她所有的生机都源于她的愤怒,我万不能,万万不能恼恨它,或是试图反击。接下来就是擦下身的问题了,我等着她给指导。我给她套上“干净”背心,裹上“干净”羊毛开衫,看见她正脱下层层叠叠的厚裙子。然后,恶臭,扑鼻而来。唉,没用的,我做不到不在乎。因为她太虚弱,也许太疲惫,走不动,她屎尿都在裤子上,在身上,到处都是。短衬裤,肮脏不堪……啊,我不说了,就算是纯粹发泄也罢,实在恶心。我当时看着她脱下来的背心和衬裙,上面是黄一块棕一块的屎。罢罢罢。她站在那里,光着屁股。我朝她脚底塞了报纸,于是她站在厚厚的几摞报纸上。我给她擦了又擦,擦遍下身。她的大手撑在桌上,支住身子。擦到屁股的时候,她把它一撅,和小孩子的行为一样,我认真清洗,连皱褶里也擦了。我倒掉脏水,水盆里换了水,然后飞快地把水壶放上炉子。我给她洗私处,第一次琢磨起这个词来:因为她正经受折磨,这个陌生人正侵犯着她的隐私。然后我擦洗她的腿,擦了一遍又一遍,因为脏东西流到了她腿上。我让她站到水盆里,给她洗了脚,蜡黄衰老、皮粗筋绽的双脚。熊熊炉火上的水又烧滚了,我帮她换上“干净”的灯笼裤。这会儿,看过了肮脏到底能到什么程度,这条裤子对于我来说已经够干净的,不就是多沾了点灰嘛。然后给她套上那条不错的粉红衬裙。“你的脸。”我说,我们还没洗那里,“还有你的头发呢?”脏兮兮的蜡黄头皮上一束束、一绺绺的白发。“以后再说吧。”她说。于是我给她洗了脸,小心翼翼的,用的是旧毛巾上撕下来的干净的一角。然后我让她坐下来,找来剪刀,给她剪脚指甲,简直和锯牛角一样,然后换上干净长袜,她的连衣长裙,她的紧身套衫。她正准备再穿上外头那层黑衣服,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哦,别——”随即十分内疚,因为她很受伤,抖得更厉害了,闷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像个坏孩子。她已筋疲力竭。我倒掉脏水,拿滚水烫了水盆,又烧了一壶水好重新泡茶。我到后门那儿朝外头望了一眼:雨连绵不断,夹杂着片片浅灰的雪花,风正紧——水从厨房门下渗进来;至于想到她得出门,顶着冷风冷雨,去上厕所,那个冰冷的小房子——但是她以前也出去过,想来以后也能。我不断对自己说,她九十多了,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过的:她挺过来了!我给她又端了茶,还拿了些饼干,让她坐在烧得正旺的炉子前喝茶。我把她脱下来的外衣全都放在报纸里,叠起来,扔进垃圾桶里,没请示她。然后我对抽屉里的衣物一番挑拣,选出一批来,接着扯掉她床上的脏被单、枕头套,抱着这些东西冒雨去了趟洗衣店,留给那里的姑娘处理干净。我把房里收拾成我能收拾出的最整洁的模样,给猫食盆里添了吃的,那猫靠着莫迪的腿,任她抚摸。我把所有东西都收拾了一遍。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莫迪就坐在那儿望着炉火,我看她的时候她不看我,但我四处忙碌时她的眼睛就盯着我,还有她认为我不知道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不懂好歹。”我正忙着,她说道。那时我已经开始扫地板了,用手持短刷和小簸箕。我找不到别的工具。她说这话的口气,我没法解读。没精打采的。我想,甚至是绝望的:就像我刚才瞥到一眼的那种表情,那会儿我在回想自己的孩提时代。她大概感到另一种形式的无助。很明显,以前从来没有人为她做过这种事。我又去了洗衣店。店里的那个能干的大个子爱尔兰姑娘,刚才我把东西交给她的时候,我们匆匆建立了平等的同志情谊。现在她把一大包干净床单被套递给我,盯着我的脸,说:“腌臜。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腌臜。”她恨死我了。我说:“谢了。”我懒得解释,转身离开。但是我——羞得脸发烧!唉,我多么在乎别人对我的钦佩、喜爱、赏识啊。我冒着雨雪,把东西送了回去。那时候我已是又冷又累。我想回家……但是我还是开始收拾某个大柜子的一个抽屉,把干净的衣物放了进去,告诉了莫迪我把它们放哪儿了。然后我说:“明天晚上我再来。”我很好奇她会怎么回答。“到时见。”这是她的回答。现在我一个人待着,洗过了澡,不过那个澡我洗得简单利落,没有泡上好几个小时。我应该收拾房间的,但是我没收拾。我纯粹是累坏了。我没法相信,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住在一家酒店里,是受宠受纵的贵客,和我所欣赏重视的同行卡尔一起用晚餐。鲜花、牛肉、美酒、奶油——全套的。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世上有那些东西——在那里,然后又有莫迪·福勒,在这里。也许不可思议的是我?我的确是晕头转向了。我得好好把这些事想明白。我要怎么办?我可以和谁讨论这个?乔伊丝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周四乔伊丝来办公室拿要带回家做的工作。她看起来糟透了。我对她说:“怎么样了?”她说:“他要我和他一起去美国。”我问:“不回来了?”她说:“不回来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我们就是这样交流的:缩略表达法。她说:“我得赶紧走了。告诉约翰封面我弄好了。注释我也做好了。简娜,我明天再来。”然后她就走了。这就是说:有某个学校想聘她的丈夫为教授,他打算接受,他希望她放弃这里的工作和他走,她不想去,他们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孩子们不想去美国——而这个下午我感觉乔伊丝很可能会去美国。这就算是结束了。回家时我顺道去看莫迪。门闩着但是没上锁。炉火很旺。猫在床上睡大觉。莫迪也在睡,椅子把手上放着只空茶杯

                        计划,主题就是集中兵力,彻底清除河套地区的蒙古势力,一劳永逸解决大明边防要害问题,其意义之远大,令年轻的成化皇帝听得热血澎湃。可真正负责国防谋划的兵部却坚决反对,以李贤为首的内阁阁臣,和以兵部尚书白圭为首的兵部大员,为此争得不可开交,成化皇帝被吵得头大,最终决定:筹划一次小规模战役,权当练兵。这才有了王越这一次出师,以参谋长的身份,迎接他沙场的第一战,然而他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已经被卷入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套寇之争。现在他上了战场,等待他的却是当头一棒。杀气腾腾的明军接连与蒙古的游牧骑兵小部队遭遇,然而让王越难以忍受的事情发生了,蒙古兵数次击败明军,甚至敢在劣势兵力的情况下发起反冲锋,而大明军队的无能、怯懦,一触即溃,以及他的长官总指挥朱永的无能指挥,一切都铭刻在王越心里。难以忍受也要忍受,这位搭档朱永是永乐朝名将朱能的后人,正宗的名门贵胄,世袭的爵禄,不好惹。出征的结果当然是劳而无功,报个不胜不败,先糊弄过去。可王越却深知,打仗,不能糊弄,面对蒙古这样的对手,打赢,不容易。这些,朝臣们看不见,却嚷得最凶。劳而无功的出师,然后是背后最大的靠山李贤去世。边关吃紧,正是朝廷用人之际,两年以后,他再次以参谋长的身份来到延绥,大战鞑靼头领阿罗出等人,先后在镇羌寨、崖窑川等地重创蒙古军,兵部的大员们突然觉得信心爆棚——这不是能打吗?那就彻底打一场大的吧,这次兵部不再反对了,苦口婆心地劝明宪宗,明宪宗终于动心了,打!这次几乎是抽调了“九边”的精兵,组成了一支8万人的庞大军队,统帅依旧是朱永,赞理军务的依然是王越。按照朝臣们的设想,蒙古各部落在河套地区的总人数不超过6万人,且力量分散,以8万对6万,胜利的把握是很大的。可是当王越检阅完所统帅的部队后,得出结论:胜利的把握,是很小的。因为他发现,这所谓的8万人,真正拥有作战能力的士兵只有1万人多一点,其他的,不过都是来凑数的,而河套地区的蒙古人,有6万人。主帅朱永不信这个邪,一心想要打胜仗光宗耀祖。王越苦劝不听。一次二人带兵出巡,路遇数百蒙古游骑,身边的几千士兵转眼就逃了大半,只剩得百余人在侧,眼看着就要被俘。危急时刻,王越命令所有人列阵,与蒙古骑兵对峙,及至黄昏,蒙古人怀疑有埋伏不敢上前,仓皇退去,这才保护着大家平安回到大营。经过这事,朱永彻底服了王越,横扫河套的海口,不敢再夸。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王越只好有多大锅下多大米,8万军队步步为营,分头驻守,和蒙古军队交战多次,凭借着堡垒掩护,虽然没有完成“驱逐套寇”的任务,却也重创了敌人,消息传到京城,明宪宗龙颜大悦。兵部的官员更高兴,一心撺掇皇帝打更大规模的战役。战后朱永被调回京城,王越留守延绥地区,在兵部官员的撺掇下,明宪宗又一次动了打大仗的念头,决定再动用8万人,以武靖侯赵辅挂帅,王越为参赞军务,再战河套。这可就是不顾事实了,河套蒙古军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大明军备孱弱,不经过长时间整顿是没法打仗的,这样的仗,只能让士兵白白送死。兵部的官员们是不管这些的,最早他们反对动兵,因为动兵是李贤提出来的,他们和李贤不和,对头支持的我就反对,现在李贤过世了,内阁主张暂缓动兵,那我就要支持,赢了是我的功劳。民族利益,国家大义的后面,夹带的其实是个人算盘。但王越是懂兵的,他在前线的诗里就写得很明白:吁嗟我老不足怜,塞上征夫泪成血。可谁又在乎征夫泪呢。这次皇帝是下了决心的,不是前几次互有杀伤就能交差的。不打,是抗旨,会被主战派口诛笔伐,打,难赢,败将的结局,也是羞辱。历史就这样把王越推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李贤去世了,内阁里无人支持,兵部也无人支持,内阁、兵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却要他和前线数万将士来受这夹板气。怎么办?求助内阁吗?李贤去世了,现在这几个和自己不是一路人。上书皇帝直言吗?明宪宗是有名的不务正业的皇帝,看得懂看不懂你的奏折都是回事。和兵部理论?更没用。打赢了是他们的功,打败了王越背黑锅,就是这么回事。怎样才能不背这个黑锅?王越无奈,却不服,就像当年被风刮跑了试卷他不服一样,他相信,这次有办法。办法找到了,就在那个新帅赵辅身上。这是个比朱永还无能的人,带兵干的最多的事就是贪污腐败,捞了钱就贿赂宫里的太监。以下的情节,来自《明宪宗实录》里,赵辅被刑部审讯时的笔录。成化八年四月,得意洋洋的赵辅来到延绥与王越会合,王越热情招待,大献殷勤,吹捧得赵辅飘飘然,恰逢这时,边关来报,有蒙古军来骚扰。赵辅喝得醉醺醺的:去看看?看了就吃了一惊,延绥城外,蒙古骑兵来去如飞,出城迎击的明朝骑兵吃了大亏,城楼上的赵辅,吓出一身冷汗。接着赵辅就对王越换了一副笑脸,问王越此次出征胜算几何,王越做叹息状,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等食君之禄,理当为国尽忠。赵辅一听急了,连说先别急,可以从长计议。见赵辅上钩,王越叹道:办法倒是有,其实就在您身上。从一开始,王越就把赵辅摸透了,此人懒、馋、贪,自己没钱送礼,可是此人有钱,所以惜命,这就好办了。接着,赵辅回京禀报,带回的,是王越亲自撰写的一份清单:荡平河套,驱逐蒙古部落,至少需要15万大军,战后河套修筑各类工事,至少需要400万两白银……朝廷没这么多钱,何况明宪宗朱见深喜好修道炼丹,有钱也都做这个了。再加上朱见深身边的贴身太监,都是收过赵辅好处的同党,上下一鼓噪,明宪宗终于改变了主意——暂缓用兵。不送礼,不出头,一场必败的战祸,就此躲过。可王越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兵部的官员愤怒了,箭在弦上的战争,就这样轻易取消了,弹劾王越的奏章一道接着一道,不止兵部官员们的亲信言官上奏,连国子监的太学生,民间的举子秀才们,也跟着斥骂。这其中,就有当时的新科状元,明朝儒家宗师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一句“(王越)怯如娇妇,见虏如见主,百年后何颜朝列祖”,直把王越说成是胆怯女子不肖子孙,骂得狠。可言战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无论如何,有赵辅出头,“抗旨”的罪过总算躲过去了,他可以继续统兵在边关,内地冲天的怒气,王越闻得到,却不争辩,争辩也无用,只有默默地等,等一个为自己正名的机会。他等到了。成化九年九月(公元1473年),王越收到线报,蒙古可汗满都鲁率各部全线出动,向甘肃天水、定西地区发动大规模抢掠,其在红盐池(今内蒙古鄂尔多斯旗王府西南)的营地兵力空虚。王越抓住战机,调集了5000精骑出击,这是他麾下仅有的可以抗衡蒙古骑兵的部队。大军从延绥出发,夜行800里,直插红盐池。路遇狂风大作,众军皆慌,一老兵坦然道:“此天助,乘风击之,必大捷。”王越连忙下马行礼,当场提升这位老兵为千户(团长),一时间全军士气大振,然后是总攻,血战,大获全胜。当饱掠的蒙古大军乐呵呵归来时,他们看到的,是红盐池满目的尸首,烈火焚烧过的痕迹。全军嚎啕,渡河撤出河套平原。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骑兵打出得最漂亮的奇袭,也是明军在土木堡之辱后,取得的第一次扬眉吐气的胜利。一切的导演者,是王越。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一场正确的战争。付出了无数次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夹板气,撺掇挑唆,王越,打赢了一场为北部边疆迎来和平的战争。可王越的麻烦也不断到来。首先是胜利打了兵部一记耳刮子,兵部的官员们当然不高兴,不高兴就继续弹劾。接着朝廷里也传谣,说王越这一仗抢了多少金银财宝,兵科给事中刘通上奏,说王越“杀良冒功,屠戮无辜,尸横千里,惨不忍视”。说得好像就和他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亲眼目睹一样,兵部记名郎中张谨弹劾王越“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虚耗天下国力已成个人之功”。这个张谨,是兵部尚书白圭的亲信门生。一场大捷,四面树敌,为什么?一是因为他太优秀,兵部的书生才子们,辛苦筹划许久的作战计划,抵不上王越一招奇袭,实在是脸上无光。二是政见不和,王越反对大规模地对河套的战争,和兵部以白圭为首的主战派意见严重相左。三是没有后台,赵辅是被王越利用的,朱永只是工作关系,内阁没有王越的支持者。又有大功又少后台的人,当然好欺负。于是明宪宗的态度也很微妙,先是加太子少保,象征性地赏赐了一下,然后又封为三边总制,这是一个掌握延绥、甘肃、宁夏三地军政大权的实权职位,可不久以后又派威宁伯蒋婉接任,命王越“提督军务”,虽然兵权依然在手,可味道毕竟不对了。王越聪明,知道这是功高震主,连忙上书请求交出兵权,回都察院任职,果然明宪宗龙颜大悦,立刻允准并赏赐王越正一品禄。一场灾祸,总算躲过去了。可以后怎么办,树敌这么多,而今又没了兵权,回京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在高层找到一个支持者。兵部,不可能,几个大员都和自己势不两立,内阁,也不可能,万安、刘吉这些人,比兵部的人更靠不住,内宫宦官,那些人都是贪财的,自己是个清官,全部家当,也不够送一次礼的……这时候,有个老部下给王越牵了条线,找他,一定行。这个老部下叫韦英,是从前王越军中的百户(连长),后来调任到御马监(宫廷卫队)任千户(团长),他给王越介绍的人,正是他的直系长官,大内宫廷御马监总管——太监汪直。这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后来做了西厂的总管,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激起无数民愤,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是个臭名昭著的人,明末谈迁写《国摧》的时候,还把他列为与王振、魏忠贤、刘谨齐名的四大权阉之一。可是他确实有权,是当时明朝宦官中最受明宪宗恩宠的人,也是当时几位宦官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攀附上他,就可以呼风唤雨。但是怎么攀附呢,王越穷,送礼,倾家荡产也送不起,让人家当你后台,凭什么?可攀附汪直,未必要用钱。王越很快找到了办法——尊重。汪直是战俘出身,多年来受尽了歧视,即使如今权倾朝野,不但许多文官瞧不起他,宫里的一些太监也瞧不起他。王越不然,见到汪直,每次都毕恭毕敬,极尽讨好赞美之词,满腹的经论,全用来唱赞歌,甚至在无人处遇到汪直,还会毫不犹豫地对其行跪拜礼,这礼貌,一来二去,把汪公公乐得脸上开花。只有尊重是不够的,要获得汪直的支持,还要真正给人家办事。汪直看上了王越,让他办一件事——陷害项忠。项忠是兵部的老臣,白圭去世后,他担任兵部尚书,常年以来,和白圭一起站在王越的对立面。但是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看不过汪直西厂的胡作非为,经常站出来怒斥,甚至向明宪宗揭发,虽没动摇汪直的权位,却令他怀恨在心。共同的敌人,让两人一拍即合。可是一直以来汪直都没搜集到项忠的罪证:说贪污,他为官清廉,说结党,也是子虚乌有,说拥兵叛乱,更是不可能。欲加其罪,很难。汪直终于找到一条罪——项忠曾经受太监黄赐所托,任命刘江为江西指挥使,请王越以都察院的身份加以旁证。贪污、结党,都不算什么,私自任命军事官职,可是犯了封建制国家的大忌。汪直还信誓旦旦地保证:项忠落马后,你就是新的兵部尚书。果然,经过汪直策划,其爪牙揭发,王越旁证,项忠被革职受训,不久后罢官回家。之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王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浴血奋战十年没能得到的职位,在一个太监的帮助下得到了。至此,王越的权位达到了官场生涯的最高点,不是靠政绩、战功、忍让,而是攀附太监,罗织罪名,打击陷害同僚。在当时,这很让人不齿,敢怒不敢言的不齿。可是王越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权位。他对汪直极其谄媚,每次见面都要行叩拜礼,每次叩拜,都是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某日被同僚刘吉瞧见,当面一阵嘲笑,登时羞惭得无地自容。可见,他是知羞的。攀附汪直后,除了项忠一事,他没有为权力再陷害过谁,经济上更是清白,家境清贫,不捞钱,不排斥异己。他少年气盛过,受打击,忍气吞声过,还是打击,最后的抉择——攀附权阉,最无耻却最有效的一个选择,生前的成功,后世的指摘。而在攀附汪直,成为兵部尚书后,到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汪直失宠被贬,5年来,他只做一件事——打仗,或是在兵部筹划防务,或是在前线领兵作战。有汪直在,再无人敢弹劾,无人敢掣肘,无人敢说三道四。所以有了成化十六年的大捷,王越率兵,汪直监军,从大同出发,杀至兴宁海(内蒙古绥宁县),打破鞑靼军主力,鞑靼可汗只身远逃。北部边陲的蒙古游牧骑兵遭到致命打击,战后论功行赏,爵封咸宁伯,成为明朝仅有的3位因军功封爵的文臣之一。另一位边臣余子俊在王越打下的地盘上修筑起边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存于内蒙古地区的,佑护了无数边关百姓的明长城。无论少年气盛,无论攀附权阉,无论陷害忠良,不变的,依旧是那一个金戈铁马的梦想,这,或许就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唯一的答案。可因为这最后的抉择,为他迎来了生前身后的指摘。汪直权势滔天时,宫廷里的戏子阿丑,某日演戏,在明宪宗面前扮小丑,模仿汪直的打扮,手里提两把斧子出场,大叫道:汪太监手里两把钺,一把陈钺,一把王越。此话一出,宪宗大乐,王越,也就永远被钉在汪直走狗的定义上了。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汪直失宠被贬,王越受株连,贬官安陆,不停为自己上诉鸣冤。后来明宪宗的儿子孝宗即位,深知王越之才的当朝名臣马文升出面说情,方才解除流放,退职归养。7年后,再次上书鸣冤,明孝宗下诏,恢复其左都御史的职位。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大明边陲再度吃紧,西北有吐鲁番侵扰哈密,北部鞑靼的达延可汗频繁扰边,明王朝先后选拔7人担任边关重任,全不合格,无奈之下,只好又想到这位毁誉参半的老人。72岁的王越临危受命,在贺兰山会战中再次大破鞑靼大本营,继而挥师西进,粉碎了吐鲁番对哈密卫的图谋。这时,打击还是来了,言官们不放过他,翻出他勾结汪直的老账,趁太监李广之死,将他歪曲成李广同党,忧愤之下,王越病逝军中。墓志铭上写得委婉“虑泄事机,焦劳过度,成疾而卒”,与《明史》的记录大为出入。不光彩的帽子,一旦戴上,生前身后都摘不掉,无法辩护,不能辩护。都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为一个理想,值还是不值?这是他的故事,读罢,是如王世贞一样拍案叫“大奇”,还是如徐溥一样感叹“德行有亏”。值,还是不值,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这样的突击道路,选,还是不选,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抉择。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第十四章弘治帝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在明朝为什么会灭亡的问题上,现代历史学家曾提出一个新观点:明朝,灭亡于小冰河期。小冰河期,是自然科学上的一个名词,意思是指一段时间内,一个地区乃至全球频繁出现极端天气的现象。放在国家发展上,就是指一个国家数年里,水旱灾害持续发生,瘟疫不断,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打击,人民因天灾死亡无数。对于靠天吃饭的封建王朝来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如果按照小冰河期的标准看,晚明崇祯末世,确是一个灾难频发的时期。崇祯登基后的17年里,几乎每年都有破坏力巨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从陕西大旱,到河南大旱,再到山西大旱,外加河北瘟疫,山东蝗灾……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激化了国内矛盾,导致暴乱四起,外加清朝不断入侵,内忧外患下,最终亡国。但如果说崇祯

                        军事、文学才能,但继承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后果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种种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显出可贵,甚至是唯一。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责任,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种事的主谋。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人早就贬过了长江,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离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政治旋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只是开创者范仲淹一生的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这沉淀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了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终身不得录用。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确,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确最终死在了南方,也是由于他个人身体的原因,国家从来没说过这种狠话。现在矛盾升级,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会变得更恶劣。这让以后的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无法保障,要怎样工作?这样置国家于何地?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当时的朝政把持在章惇手里,章惇的用意更加明显,就是要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了,自然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矛盾!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把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众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起程。随州,在现在的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淡定。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了。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随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子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上岸去。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八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有豁免权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根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利器了?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如此而已。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伶牙俐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的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要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牒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片儿,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居处比从前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七十,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还派去了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衰,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只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他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道德苦旅”。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旅,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漂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令苏轼到昌化去报到。昌化,在今天海南詹县的东北部,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隅,是天涯海角里的犄角旮旯,最偏僻不过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打下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不平。实在是欺负人嘛,苏轼只是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换个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出乎意料的是,苏轼一路上谈笑风生悠游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和范纯仁是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独处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只是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他在静静地度过这段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苏轼不这样,他来者不拒,但凡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娱,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能主动出击,找人聊天。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这个词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是相当的高。结果就是,他越是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他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从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外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贬到了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了很多,是唐朝重相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了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李德裕死在了这里,他没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没法忍受政敌的欺侮。这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甚至范纯仁都出身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一种责任。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旋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七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以作长住久安之计。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他根本就没盼望再回什么朝廷。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想回归自然……你想悔婚?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全部的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别说回京升官了,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儿地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儿要向中央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好保证各种“关怀”及时地降临到苏轼身上。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和尚朋友,拜佛教弟子间超级庞大的联系网所赐,他走到哪儿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结果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为报诗人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待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N多的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点天伦之乐,突然间被打入地狱——历史上基本上没人能从海南岛的流放里活着回来!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种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做的游戏,如果能在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船的金银珠宝美女奴隶,那么就更加完美了。而在中国,出海是不名誉的。父母在不远游,亲族在不过洋,因为还要每年祭祖的,一旦死在外面,难免要做个不孝之人。苏轼,居然要犯罪过海,自古杀心惨于杀身,苏轼有何大罪,不过是些意气之争,居然被逼迫到这步田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过海,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昌化之行。这三年是苏轼人生中最困苦的一段,也是他生命光芒绽放得最饱满最充实的一刻。海南的生活是极其严酷的,苏轼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可是生TUBE8中国8SEX

                        支敢死队从日军背后的山崖绝壁攀缘而上,直插敌人身后,出其不意一举拿下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随后的五天里,日军疯狂地向张古山反扑,张灵甫多处挂彩仍坚持战斗,最终彻底阻断敌人的退路,鬼子光在张古山就留下了四千具尸体。没有张古山争夺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万家岭大捷。虽然国军将士表现不错,在整个万家岭战役中,迫使日军伤亡一万六千余人,借用叶挺的话说,这叫“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但遗憾的是,一〇六师团最终仍有一千多人跟随松浦淳六郎成功突围。这个立了大功的张灵甫咱们在讲黄埔军校时提起过,就是跟林彪同为黄埔四期生的“万人迷”张钟麟。张灵甫早在中原大战那会儿就已经是胡宗南手下的第一悍将,位居团长。这么些年过去,他书法肯定见长,功劳肯定见长,但官位为什么还没有长呢?因为他杀人了,而且杀的还是自己的老婆。至于他杀老婆的原因,有两个版本。版本一,他老婆红杏出墙;版本二,他老婆是共产党间谍。杀妻的真相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打老婆都算人渣,就更别提杀老婆了。军人杀妻,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明目张胆地触犯了国法。蒋校长很生气,一气之下就把得意门生张钟麟送上了军事法庭。后来“七七事变”爆发,正是用人之际,蒋委员长给全天下的犯罪军人们发了一个红包: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服兵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张钟麟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不再使用张钟麟这个名字,改叫张灵甫。张灵甫的老学长、黄埔三期生、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知道张灵甫是不可多得的悍将,立即将其收归帐下。历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初始合作后,这兄弟俩终于创造出了杰作——万家岭大捷。抗战八年,张灵甫一直跟随七十四军,由团长而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厮杀常德,驰援衡阳,威震湘西,此公几乎每战必到,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立下汗马功劳。七十四军也就是后来的国军第一王牌、蒋委员长的“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

                        希望

                        万家岭大捷后不久,武汉保卫战失败。幸运的是,国民政府总算是把家搬到重庆了。此后,一条条命令便从蒋委员长在重庆南郊的黄山官邸发出,直至七年后日本投降。幸运的是,工厂内迁终于完成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工厂内迁不仅使私人资本流入后方,而且带来了精良的设备与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奠定了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工业基础。同时,大后方急剧增加的人口(主要是难民)有效地拉动了市场需求。而且国民政府通过增加税收,举借内债(发行公债),求助外债(向外国银行借款),有力地支持了后方工业发展。总体来说,大后方的工业虽不能说繁荣昌盛,但也生机勃勃,产品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后方的军需民用。我们完全相信,大后方的工业经济基础就是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希望。只要努力没有停止,希望就永远存在!总之,日本动员全国力量发起的最重一击并没有达到最终目的——消灭中国政府。从战略上来说,日本人失败了。日军嚣张的气焰终于被暂时压制下去。之后六年,日本再也没有能力发动像武汉会战这样的大规模战役。可以说,从武汉保卫战起,中国人民开始厚积薄发,悄悄地凝聚力量,等待着那最后的反攻之时。春天不会远了,黑夜终究无法吞没黎明的曙光。杀出个黎明第六章坚持就会胜利

                        “抗日战神”三战长沙

                        日军占领武汉六天前,另一路日军攻陷了广州。不过日本人接下来啃到了两块硬骨头。第一块硬骨头是薛岳。薛岳的事迹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从北伐到“剿共”,直至万家岭大捷,但这些都没有接下来的长沙会战有名。日军攻占广州和武汉后,位于两地之间的长沙已成孤城。但日军推进至中国中部地区后,军力已疲,兵力更显不足。因此日军在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才于1939年9月开始进攻长沙,企图由长沙占领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灭掉重庆国民政府。长沙会战,日军的对手是升了官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省主席薛岳。由于长沙属于丘陵地带,四面无险,易攻难守,因此中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劝说薛岳:长沙估计守不住,咱们来日方长,没必要在此拼命,咱们应退至有利地区阻敌!但薛岳不干:湖南是天下粮仓,如果落入敌手,对我极其不利,而守长沙是守湖南的关键。因而这一仗“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蒋介石、白崇禧、陈诚三人轮番上阵劝说薛岳,结果就是两个字:没用。弄到后来,薛岳放出狠话:我就要在长沙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蒋介石没辙了,补发命令:在长沙打!薛岳虽然性如烈火、刚猛无匹,但绝不是一介莽夫,此人用兵极善机巧,总是谋定而后动。薛岳早就考虑到终有一天会在长沙跟鬼子干仗,因此为日军量身定做了一套战术,这就是后来写入教科书的“天炉战法”——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地拖累和疲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后,便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绕到敌人的包围线外面去,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同时,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彻底地破坏交通道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难于行进,被迫下车和国军一样两条腿走路,诱敌至决战区域,而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只要你敢进来,我就可以烤死你。简单来说就是死缠烂打:不和鬼子硬拼,但也不脱离接触,轮番上来骚扰,充分利用长沙地域大、纵、深的特点,逼迫鬼子露出破绽,让鬼子每走一步都可能遇到阻击。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是兵家之道,而将优势兵力分散于广阔地带以应对强敌的做法,在薛岳之前没人敢用,甚至没人敢想。但薛岳的这个战法在强大的鬼子面前真的可行吗?一切有待实战去验证。发生在1939年9月的这场战役共进行了三个星期,最终以日军被迫撤退、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而结束,人称“湘北大捷”。这次长沙会战,从结果上来说,是中国军队在日军侵华以来第一次将进攻的日军打得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从战术上来说,国军保住了长沙,粉碎了日军拿下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的计划,保卫了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从战略上来说,成功阻止了日军自“七七事变”以来猖狂攻城略地的势头,使后方有充足的时间休养生息。简单说来,就一句话:“天炉战法”靠谱。此后,薛岳倚靠“天炉战法”跟日军在长沙又干了两仗,俗称三战长沙,杀死杀伤鬼子近十万,成为日军的梦魇,人称“抗日战神”。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本人以为只要不碰到薛岳,前方就是一片坦途。但他们没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块比薛岳还硬的骨头。

                        杜聿明血战昆仑关

                        当时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主要依靠四条路线进口抗战所需的战略物资和获取国际军事援助。第一条是“香港路线”:香港经东南沿海各地通向内陆。由于中国海军全军覆没,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沦陷,因此这条路线名存实亡。第二条是“西北路线”:经甘肃、新疆,与苏联连接。这条线路虽然比较安全,但路途遥远,往返时间长,运量不大。第三条是“法属印度支那路线”:以越南海防为起点,经滇越铁路到云南昆明,或经桂越公路到广西南宁。第四条是“滇缅路线”:以仰光为起点,经缅甸铁路到腊戌,接通刚修通的滇缅公路到昆明。滇缅公路的细节下文会讲。日军占领广州之后,一路向西,兵锋直指广西首府南宁。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切断中国西南的对外交通线,切断中国抗战所需物资的补给线路,彻底掐死中国!若广西沦陷,不仅危及西南部的两条国际交通线,还危及重庆,动摇大后方的军心民心!情势危急!被逼急了的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日军反守为攻。反攻!居然是反攻?在战略层面从来都是主打防守的中国军队要大举反攻?没错。既因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可以通过全面进攻牵制敌人在西南的进攻力量,也因为中国最高统帅部已经看清楚了日军的虚实。日军扩张过快,根本来不及对占领区实施有效的控制。日军在战线过度延伸,兵力明显不足的同时,却无法从占领区获取足够的补给。而此前几场大战已将日本国内这些年来积攒的战争资源消耗大半,因此仅仅依靠日本本土的经济支持,日军短期内已经没有实力对中国再次发动全局性的大规模进攻。但我们中国就不同了,国民政府以经历过几大战役锤炼的国军一线部队为骨干,补充兵员进行整训,并配以省吃俭用买来的或国际捐助的武器装备,军队的战力逐渐提升。况且,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时不拼命,更待何时?!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共抽调了约七十个师的强大兵力,向日军发动了全面攻击。这场全面反攻北起内蒙古包头,南至广西北海,共歼灭日军两万余人。史书称发生在1939年冬天的这场全面反攻为“冬季攻势”,称下面这场发生在广西的核心反攻战役为“桂南会战”。组织和指挥桂南会战的人,是新桂系的现任老大白崇禧。但白老大刚上任,就吃了大败仗,不仅失去了广西首府南宁,还被日军板垣师团占据了国军援军南下之路的咽喉——昆仑关,也就是当年北宋名将狄青曾经战斗过的那个昆仑关。在这种情况下,白老大只能跟蒋委员长求援。鉴于桂南会战的重要性,鉴于板垣师团的凶残程度,蒋委员长给他派来了一支极为厉害的援军。援军的头头叫杜聿明,就是那位老婆入共产党他入国民党的黄埔一期生,此公参加过东征、北伐、“剿共”、长城抗战、淞沪会战,也入过蓝衣社,一路走来很是顺利,如今这位35岁的熟男已是一军之长。杜聿明用兵犹如诸葛亮一般谨慎而优雅,擅长精打细算,是标准的儒将。但这位风度翩翩的气质男,居然是一名技术男。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埋头研究技术,尤其是在当时非常前沿的机械技术方面拥有相当的水准,并因此成为南京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培训机械化部队作战的教官。1938年,蒋委员长用苏联的援助打造了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拥有约五十辆装甲车和近一百辆坦克的二〇〇师。由于杜聿明的技术背景和相关工作经验,蒋委员长对他委以重任——二〇〇师师长。没过多久,二〇〇师扩编为军,蒋委员长将“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那支光荣部队的番号“第五军”授予了这支部队,杜聿明升任第五军军长。几经周折,麾下极缺将领的杜聿明找蒋委员长要来了三位屡经大战洗礼的高级指挥官。36岁的郑洞国,湖南人,黄埔一期生,从东征到北伐,从古北口到台儿庄,屡次跨越死亡之线,却从未挂彩,实属福将加名将。他出任由在抗战中伤愈归队的官兵组成的荣誉第一师师长。37岁的邱清泉,浙江温州人,毕业于上海大学,黄埔二期生,后到德国柏林陆军大学镀金,历经东征、北伐、中原大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擅长吟诗作赋的他,却在战场上收获了一个“邱疯子”的外号。他出任新成立的二十二师师长。35岁的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生。他出任第五军的老底子二〇〇师师长。这可是一个专为抗倭而生的军事天才,一个怎么打怎么赢的悍将,一个所向无敌的第一先锋。若不信的话,请看其简历。长城抗战时任团长,于古北口初胜日军,崭露头角的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台儿庄战役时任旅长,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再胜日军。徐州会战,激战四昼夜,于艾山击退强敌,三胜日军,升任副师长。武汉会战,击败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四胜日军,升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上任后,为二〇〇师选了一首军歌,即那首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该曲成为共和国国歌。大家应该发现了,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都曾是关麟征麾下的战将。不错,他们选择离开关麟征,主要是因为接受不了“关拳头”蛮横霸道的领导作风。但事实证明,他们的离开是正确的。因为选择离开,他们迎来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在1939年的国军“大阅兵”中,第五军的成绩排名全国第一。淞沪会战后,德械部队成了过去式(一来打光了,二来在日本的压力下,希特勒终止了跟中国的合作),苏械部队第五军成为新的国军第一精锐。虽说第五军是国军第一精锐,但达不到日军机械化师团的武器装备标准,也做不到像某些影视剧里所描述的那样,是个国军军官就穿着笔挺的军服,皮靴锃亮,泡酒吧,喝咖啡,吃西餐,钓美女,十分小资。实际上除了将来的中国驻印远征军外,国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一律穿着自己打的草鞋和几年一发的粗布军装。尽管条件是如此艰苦卓绝,如此筚路蓝缕,但我们一往无前!杜聿明率军出征了。晨曦里,战士的钢盔泛着寒光,身影凝重而坚毅,苍凉而悲壮。挡在杜聿明和第五军前进道路上的,可不仅仅是扼守昆仑关的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还有巍峨峻险的昆仑关,以及昆仑关上日军通过精工细作打造出来的坚固工事——大量钢板混凝土构筑的三层碉堡。面对强大的敌人,面对看起来无法扭转的地理劣势,杜聿明也没有别的选择:要想从日军手里夺回南宁,那就必须仰攻昆仑关,打通南下之路。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难度极大的攻坚战!杜聿明在综合考虑了地势、敌我双方的兵力火力分布等因素之后,想出了对敌策略——两个成语:关门打狗,围城打援。日军在昆仑关关口两侧有坚固的堡垒工事,组成交叉火力网,威胁很大。于是杜聿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拔掉两侧外围的日军堡垒和高地,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此所谓“关门打狗”。杜聿明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戴安澜二〇〇师为主力正面强攻昆仑关,吸引敌人来援,同时派出邱清泉二十二师在日军援兵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打伏击,此所谓“围城打援”。1939年12月18日,战斗打响,中日两国最精锐的部队在昆仑关狭路相逢!国军以坦克、战车与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对抗日军坦克、战车、步兵与空军之间的陆空配合作战。重炮的轰鸣、子弹的厉啸、枪口喷出的火焰、压抑的厉斥、凶狠的号叫、刺刀触碰的金属声,交织出了一曲曲充斥着勇气、血性和兽性的残酷旋律。双方都没有人后退,都战到彻底地倒下为止。这里不想过多地去强调指挥官的指挥艺术,和将士们的牺牲精神,因为一切文字在战斗过程和战果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12月31日,一连十三天的血战结束!第五军以一万四千将士伤亡的代价,全歼日军“钢军”二十一旅团五千余人,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收复昆仑关,取得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攻坚战的胜利!孙子兵法云:上策伐谋,中策伐交,下策伐城。这里的伐城就是指古代的攻坚战,由此可见攻坚战的难度和代价之大。在残酷的攻坚战中,以不到三倍的伤亡全歼日军最精锐的部队,这实在是一个优异的成绩,以至于狂妄的日本人也终于低下了他们那看起来高傲实则极度自卑的头!日军战史《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如此评价昆仑关之战:“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自敌人处得到的敬畏,永远比自朋友处得到的更难能可贵,也更令人感动!昆仑关大捷后,中国军队遭到日军的疯狂反扑,再度经历先胜后败的惊险局面,好在结局不错。经过整整一年的辛苦战斗,1940年11月底,中国军队收复南宁,将日军全部逐出广西。中国军队以自己的血肉长城,捍卫了西南交通线的畅通,保住了抗战的大后方。在广西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将士,永垂不朽!

                        僵持

                        就在中国军队浴血长沙,奋战昆仑关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两天后,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二战”爆

                        地下室里有一间小屋。不,等等,先听我说。我会把那儿收拾一下,布置得漂漂亮亮的。用蜡烛。那儿夏天凉爽黑暗,冬天又暖得像咖啡。我们会有一盏灯,可以互相看见,但没人能看见我们。我们可以尽情大声叫喊,没人听得见。那里面存放着梨和满墙的酒。整瓶的酒都躺着沉睡,每一瓶都有名字,像‘凯歌’、‘梅多克’;还有年头:一九一五,一九二六,如同等着获释的囚犯。就这样吧,”她催促着他,“请来吧。到我的房子里来。”在他考虑的时候,她的脑子里掠过各种计划:把迷迭香塞进枕套,把亚麻布泡在热的香料水里。她告诉他,他们可以用窖藏的葡萄酒来解渴。他满意地低声笑着。她咬着他的嘴唇,回想起来,那是她的一大错误。康瑟蕾塔说到做到,而且还有所丰富。地下室那个房间里有荷兰进口的可点八支蜡烛的枝形烛台照耀,还弥漫着古老的香草气味。多汁的甜梨装满了一个白色大碗。这一切都没能取悦他,因为他从未来过。从未感受过旧亚麻布在肌肤上滑动,也从未从她的头发中摘下香樟细枝。她从填着草的柳条箱里拯救出来并擦得锃亮的酒杯,接收着尘埃,后来到了十一月,就在感恩节前,一只勤劳的蜘蛛搬进杯里住下了。潘妮和克拉丽莎已经洗好头发,坐在炉边,用手指捋顺着头发,好让它干透。她们俩总有一个时不时地凑近炉子,晃着一绺闪亮的黑发烤着。她们轻声唱着被禁止的印第安阿尔贡金民谣,像往常一样看着康瑟蕾塔:她充满激情、精力充沛的日子;她在心烦意乱之中慢慢变得总是咬指甲。她们喜欢她,因为她和她们一样是偷来的,也从心里可怜她。她们把她的举止看作是有关爱的局限和可能、有关禁锢的严肃教诲,从中吸取教训,以平衡她们自己的生活。然而,要优先考虑的是当前的出路。包裹已经打好,计划也安排好了,她们需要的只是钱。“你把钱放在哪儿了,康瑟蕾塔?请告诉我们吧,康瑟蕾塔。星期三他们就要把我们送到教养院去了。只要一点,康瑟蕾塔。在食品间,是吗?唉,那倒是在哪儿?从星期一以来就只有一美元二十美分了。”康瑟蕾塔不理睬她们。“别纠缠我了。”“我们帮助过你,康瑟蕾塔。现在你该帮我们了。这不是偷——我们在这儿工作很努力。行吗?想想我们干得多么卖力吧。”她们的声音像唱歌般柔滑。她们把头发一甩,用处于危险中的姑娘的闪亮眼睛看着她。厨房门上的敲击声并不响亮,但那种私密劲儿是不会弄错的。敲了三下。再没有了。那两个女孩手握着头发僵住了。康瑟蕾塔从椅子上站起身,仿佛是被法官或天使召唤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法官又是天使,呈现出年轻女子的外形,疲惫不堪、气喘吁吁,但身板笔直。“走这一路可不近啊,”她说,“请让我坐下吧。”潘妮和克拉丽莎像烟一般消失了。年轻女子坐到了潘妮腾出的椅子上。“我能为你弄点什么吗?”康瑟蕾塔问。“水,可以吗?”“不要茶?你似乎冻坏了。”“是啊。不过先来点水吧。然后再来茶。”康瑟蕾塔从一个大水罐里倒了水,再弯腰去查看炉火。“那是什么气味?”来者问,“鼠尾草吗?”康瑟蕾塔点点头。那女子用手指捂住嘴。“这气味让你难受吗?”“会过去的。谢谢你。”她慢慢地喝光了那杯水。康瑟蕾塔知道,也许以为知道,但还是问了:“你想要什么呢?”“你的帮助。”她的声音很柔和,但语气不明朗。既不是判断,也不是请求。“我没法帮你。”“要是你愿意就有办法。”“你想要什么样的帮助?”“我不能要这个孩子。”热水从壶嘴溅到托盘上。康瑟蕾塔放下壶,用一条毛巾吸干水。她从未见过这女人——实际上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但是从她迈进屋里的那一刻起,对于她是什么人就一清二楚。她的周身都是他的气味,或者说,他的周身都是她的气味。他们在一起生活,接触亲密,时间长久,共同吸着福禄考、佳美牌香皂和烟草的气味,醒来时又呼出这些气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小孩的气味,食用油的香甜,婴儿爽身粉和素食菜肴的气味。这是一位母亲,却说着不像母亲的残忍的话,那如同叉尖般刺向康瑟蕾塔。她避开了叉尖,但后面的毒素仍以她虽知道却难以想象的程度使她震惊:她在和他的妻子分享他。此时她看到了能够准确代表“分享”这个词的含义的画面。“我没法帮你这个忙!你是怎么了?”“我在两年间有了两个孩子。要是我再有第三个……”“你是来找我的吗?你为什么要找我?”“还能找谁呢?”那女人问道,口气清晰、毫不含糊。毒素在扩展。康瑟蕾塔已经失去了他。完完全全地。永远地。他的妻子也许还不知道,但康瑟蕾塔记得他的面孔。不是当她咬着他的嘴唇的时候,而是当她哼唧着舔掉他嘴唇上的血的时候。他大口吞吸着空气,说:“再也别这样了。”可是他的眼睛先是吃惊,随后是反抗,道出了余下的话,她当时就明白了。三叶草、香樟、柔软的旧亚麻布——谁肯冒险同一个俯身像吃肉似的咬他的女人尝试梨子和一墙的窖藏酒呢?“你走吧。你来这儿不是为的那个。你来是要告诉我,让我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以为,我知道了你情愿要做的事情后就会罢休。哼,我不会的。”“不,他会的。”“你要是这么想,就不该到这儿来。你想看看我是什么样子,我是不是怀孕了。”“听我说。他不能荒废掉他正做的事情。我们俩都不能。我们正在做一些事情。”“你们那个破烂小镇关我什么事?出去。走你的。我还有事要做呢。”她是一路走回家的吗?或者,连那也是一句谎话?她的汽车是不是就停在附近什么地方?要不,她当真是走来的,没人搭载她吗?她是因为这个才流产了吗?她的名字叫索恩,后来和康瑟蕾塔成了挚友。索恩告诉她,她并没有那么想。是她心中的邪恶造成的。她说,是自以为是的傲慢自大。她装出牺牲的样子,并没打算教训她不要对上帝玩弄花招。她作为交易提供的生命,在她的两腿间流成了一摊血水,变成被风吹起的床单。她们俩的友情在过了些时日之后诞生了。而在那女人走后,康瑟蕾塔把一布袋硬币扔给潘妮和克拉丽莎,叫着:“滚开,别让我看见你们!”随着时光变幻和一日三餐的轮换,之后的几天是漫长的哀伤期,康瑟蕾塔在急速燃烧的爱情的碎片中拾拣着。浪漫延伸到破裂点就破裂了,破裂的结果是简单愚蠢的转换。从五体投地膜拜上帝、吸纳关于他的血肉的概念,转向一个活生生的男人。羞耻。无怨的羞耻。康瑟蕾塔手脚并用地爬回到祈祷室(热切地巴望着他能在那里,在昏暗中发出红光)。像妇女们通常做的那样,她匆匆投入自己知道在哪里的那个躯体的怀抱,如同肌肉痉挛一般对其畏缩没有任何感知。没有请求式的祈祷。没有说“主啊,我当不起你到我舍下来”。她只是跪了下去,以一向的幸福感开口说道:“亲爱的主,我没想吃他。我只想回家。”玛丽·玛格纳走进祈祷室,跑到康瑟蕾塔身边,伸出一只手臂搂着她的肩头,说了声“终于”。“你不知道。”康瑟蕾塔说。“我不需要知道,孩子。”“可是他,可是他——”沙,沙,沙。沙,沙,沙,她想说的意思是,他和我一样。“嘘,嘘,嘘。嘘,嘘,嘘,”玛丽·玛格纳说,“别再提他了。”她不一定这么快就同意了,但是当玛丽·玛格纳带她走出祈祷室进入教室时,一道阳光刺伤了她的右眼,宣布她开始有蝙蝠一样的夜视能力,从此她在黑暗中就有了最好的视力。康瑟蕾塔的这种奇能一直被人们称道。玛丽·玛格纳花费了超出支付能力的钱,带大家到米德尔顿去了一趟。除去康瑟蕾塔比较特殊之外,每个人都做了忏悔,出席了弥撒。克拉丽莎和潘妮是一对忏悔的模范,她们催促着去参观一下沿途广告上推介的印第安和西部博物馆,但没有成功。玛丽·伊丽莎白修女说,把忏悔后的时间如此花费掉不是明智之举。乘车返回的长途旅行中,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翻看弥撒书页的沙沙声和学校最后一位委托人偶尔发出的哼哼声。不久之后,只有母亲和罗伯塔修女留下了。玛丽·伊丽莎白修女在印第安纳接受了一个教职。潘妮和克拉丽莎被带到了东部,后来听说一天夜里在阿肯色州的费耶特维尔,她们俩从长途车上逃跑了。除去寄给康瑟蕾塔的一张汇款单上签着一本故事书里的名字之外,再没听到她们的消息了。三个妇女整个冬天都在等待,后来由于有了退休或“家”的变化,便不再等待了。慈善机构设想的独立,开始让人感到似是一种遗弃。与此同时,她们采取措施维持这处产业,避免出现基金会无法偿还的债务。萨金特·波森同意从她们手中租借土地种植粗玉米和苜蓿。她们自己制作调料汁、果子冻和欧式面包,出售鸡蛋、胡椒、辣味美食和浓汁烤肉调料。她们在一块方纸板上打出广告,钉在褪色的蓝底白字的学校名牌上。在一九五五年,她们的大多数顾客是来往于阿肯色和得克萨斯两州之间的卡车司机。鲁比的居民很少停下来买胡椒以外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是烹饪高手,而且自己种植或制作需要的东西。只是在六十年代,日子过得宽裕了,他们才加入卡车司机的行列,把他们口中所说女修道院养的鸡看得比自养的品种优越得多,愿意走上这么一段路程。后来,他们也尝试了一种玉米做的小食品。四十年代栽种的美洲山核桃树苗在一九六○年已经长得粗壮了。女修道院出售山核桃,而在收获季节制作的山核桃馅饼,一贴出广告就销售一空。她们做的大黄馅饼十分可口,在顾客中口碑很好,而以极品胡椒为基础制作的烤肉调料汁更是赢得了美誉。对康瑟蕾塔来说,这样的生活很不错了。由于玛丽·玛格纳多年来都教导她,耐心是第一条生意经,她的生活更是锦上添花。她在安排完坚信礼之后,就会把年轻的康瑟蕾塔带到一边,她们会一起熬咖啡或者默默坐在菜圃边上。她说,上帝的大度在耐心的赏赐中看得最清楚不过了。这样的教喻很好地控制住了康瑟蕾塔,她几乎注意不到她正在失去的东西。最早丢掉的是她的第一语言的基本内容。她不时发现自己说的和想的都处于两者之间,处于第一语言的规则和第二语言的词汇之间的谷地之中。第二件消失的东西是尴尬。最后她失去了忍受光的能力。到玛维斯到来时,罗伯塔已经去了一家小型疗养院,康瑟蕾塔除去照顾玛丽·玛格纳,脑子里已经什么都不想了。但在此之前,在那个穿着系带凉鞋、蓬头垢面的女人在菜圃边大声叫喊之前,在玛丽·玛格纳卧病在床之前,那个躲在一间满是烧成灰的死人的房子后面溪谷的夏天已经过去十年,康瑟蕾塔仍处于一种奉献的境界和不能见光的状态,她被赋予起死回生的才能。那是很抑郁的年月。她虽然苦修苦行,却还没有完全枯萎,还有时间和头脑去考虑日常事务。康瑟蕾塔学会了不用在纸上书写计算来管理一切:她完善了烤肉调料汁,让牧民们趋之若鹜;和小鸡争吵;给可恨的鹅筑窝;还照看菜圃。她和罗伯塔修女一致同意再试着养一头奶牛。康瑟蕾塔站在园中,想不好该把奶牛圈在哪里,这时她的脖颈和发根流出汗来。连她戴的墨镜都蒙上了一层水雾。她摘下墨镜,擦去眼周的汗水。透过那带咸味的汗水,她看到一个身影向她走来。走到近处才看出来,原来是个小个子女人。康瑟蕾塔感到头晕目眩,想扶着一根豆架杆,却没抓住,便瘫倒在地上了。她醒来时已经坐在红木椅中,那小个子女人一边擦着她的前额,嘴里还一边哼唧着。“真幸运啊。”她说,在泡泡糖周围泛起笑容。“我是怎么了?”康瑟蕾塔朝房子看着。“变了,我琢磨。这是你的墨镜,可惜弯了。”她说,她名叫娄恩·杜波列斯;她说,要不是她来买胡椒,谁知道康瑟蕾塔会在菜豆中躺多久呢。康瑟蕾塔感觉自己无力站起来,于是把头靠到椅背上,要些水喝。“噢,噢,”娄恩说,“你已经喝得太多了。你多大岁数了?”“四十九。就快五十了。”“呃,我已经过七十了,我知道我的体格。你照我说的去做,变化就会容易些和短促些。”“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当然知道。不光是出汗的事。你还有别的感觉,是吧?”“像什么?”“你要是经历过就知道了。”“那是种什么感觉?”“你告诉我吧。有些女人忍受不了。另一些人说,这让她们想到了——唉,你知道的。”“我的喉咙发干。”康瑟蕾塔说。娄恩在她的袋子里掏摸着。“我要给你熬点东西帮帮你。”“不必了。那些修女。我的意思是,她们不会喜欢的。她们不会让你这样走进去,动手鼓捣炉子的。”“噢,这东西很好的。”确实如此。娄恩给了康瑟蕾塔一杯热饮,味道有点像纯盐水。当她向玛丽·玛格纳描述她那阵晕眩和娄恩的偏方时,玛丽笑了,说:“好啊,作为教师,我想的是‘胡扯’;作为女人,我想的是有帮助,有帮助的任何事。但要十分小心。”玛丽·玛格纳放低了声音,“我想她在练习。”娄恩不常来造访,但来的时候就会带来令康瑟蕾塔不安的消息。康瑟蕾塔抱怨说她不信魔法,教会和一切神圣的事物都禁止知晓和练习魔法。娄恩并不咄咄逼人,她只是说:“有时候人们需要得更多。”“绝不,”康瑟蕾塔说,“在我的信念中,信仰就是我需要的一切。”“你需要我们都需要的一切:土地、空气和水。不要把上帝和他的元素分开。他创造了这一切。你总是要把他和他的创造物分开。不要把他的世界搅乱了。”康瑟蕾塔心不在焉地听着。她的好奇是温和的,她的宗教习惯是牢固的。她的安全不牵系于一把笤帚倒下或一只郊狼的粪便。她幸福的增减不在于看到一只畸形的动物。她不幻想和水交谈。她也不相信普通人能够或者应该干涉自然结果。然而,来自丹比的路像锯条一样笔直,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第一次在这条路上开车,不仅相信能够蒙着眼睛开,而且相信能够睡着觉开,当初斯考特·摩根就是这样做的。一天黄昏,他曾在女修道院门前的马路上来回开过车。他当年只有十五岁,开的是他最好朋友的父亲的卡车(他叔叔教他驾驶的小迪尔车与之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车里边,他哥哥伊斯塔睡在车厢里,他的好朋友睡在他旁边。他们偷偷到了红叉河去看黑人竞技表演——这是他们的父亲禁止的,还高高兴兴地喝了福斯塔夫啤酒。斯考特坐在方向盘后面打盹,一次卡车歪出路面,本来可能不会造成严重损坏,可是路侧堆着电线杆,等着电线工一接到命令就立刻竖起来。卡车撞上了那堆电线杆,便飞了起来。朱利·波森和伊斯塔被抛了出去。斯考特则被卡在车里,他黑黑的太阳穴上开了一个红亮的弯弯的口子。娄恩坐在康瑟蕾塔的桌旁,与其说听到不如说感觉到那次事故:朱利和伊斯塔的叫喊声不可能传得这么远。她站起身,紧抓住康瑟蕾塔的胳膊。“来!”“去哪儿?”“我想,就在附近。”她们赶到时,伊斯塔和朱利已经把斯考特从驾驶室里拖了出来,正俯在他毫无知觉的身体上号哭。娄恩转脸对康瑟蕾塔说:“我现在太老了,再也做不成了,可是你能。”“把他抬起来?”“不。钻进他的身体里,把他弄醒。”“钻进去?怎么钻?”“迈步进去。就这样踩上去。帮帮他吧,姑娘!”康瑟蕾塔看着那躯体,毫不犹豫地摘下墨镜,盯着染了他头发的红色细流。她迈步走了进去,看到了他梦想过要穿越的延伸的路,感到了翻车、头痛、胸闷、不想喘气。她还听到像是远处传来的伊斯塔和朱利踢着卡车和悲吟的声音。在那躯体内,她看到针尖似的光点在退去。她提起感觉上像是畏惧的精神,瞪着那光点扩大。越来越大,起初空气能够一点点地吸进来,随后便一股股地冲进来。虽然看着那儿如同被魔鬼刺痛,她还是集中注意力,仿佛那处于险境的肺脏就是她自己的。斯考特睁开眼睛,呻吟着坐起了身。两个女人吩咐没受伤的孩子把他抬回女修道院。他们交换着目光,迟疑着。娄恩叫道:“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合演奏和演唱,比塞拉菲娜的那个又冷又小的客厅强太多了——房里有一个壁炉,他们可以就着那熊熊的炭火取暖,如果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能赏光前来和他一起用晚餐的话,那他的快乐就十全十美了。马基雅维里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简直就像砍倒一棵树那样容易,”他心里想着。马基雅维里给自己修了一下脸面,把头发修剪了一番,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一件黑色无袖的大马士革长袍,和一件裁剪制作得十分贴身的外套,外套的天鹅绒袖子能够像波浪般地起伏。皮埃罗也为了这次活动穿得整整齐齐,但是他的淡蓝色的长袍到大腿中部就为止了,腰间扎了一条紫色的腰带。他那两条英俊的腿罩上了深蓝色的紧身裤,他的外套袖子没有马基雅维里的那般肥大,颜色也是深蓝色的。他那卷曲的头发上很时髦地戴了一顶紫色的帽子。马基雅维里满意地看着他。“你应该会给那个年轻的女仆留下个好印象了,皮埃罗,”他笑着说,“她叫什么来着?尼娜?”“你为什么希望我跟她上床?”皮埃罗笑着问道。“我想让你能够不虚此行。另外,这对于我来说也许也有用处。”“何以见得?”“因为我想和她的女主人上床。”“你?”在皮埃罗的音调中包含了如此之多的惊讶,马基雅维里不由得生气地涨红了脸。“你倒是说说看,我为什么就不行?”皮埃罗看到主人不高兴了,犹豫了一下。“你已经结婚了,并且,就和我的舅舅一样老。”“你这话说得就跟个笨蛋似的。一个明智的女人会永远倾向于选择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而不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男孩子。”“我从来没有想过她对你有这么重大的意义。你爱她吗?”“爱?我爱我的母亲,我尊重我的妻子,我也会爱我自己的孩子,但是我想和奥莱莉娅上床。还有不少东西够你学的,我可怜的孩子。拿着鲁特琴,让我们出发。”虽说马基雅维里脾气稍微急躁了一些,但他不会生气很长时间。他拍了拍皮埃罗光滑的面颊。“一个人是很难将秘密保守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不让女仆知道的。”他笑着说。“你如果能用热吻将她的嘴封起来,你就帮了我一个大忙了。”他们只是横跨过那条窄窄的巷子就到了巴托罗缪的家。敲门之后就被仆人请了进去。卡特琳娜女士穿了一件黑色的长袍,显得雍容华贵。奥莱莉娅则是穿了一件色彩浓艳的,用威尼斯织锦缎做成的衣服。衣服华丽的色泽更加衬托出她洁白的胸部和她金黄色的头发。马基雅维里看到奥莱莉娅比他想像的还要美丽动人,他不禁大感欣慰,暗中舒了一口气。她非常非常地诱人,让她嫁给那个肥胖的,自鸣得意的,年过半百的老男人,真是太荒唐了。一阵平常的寒暄赞美之后,他们坐了下来,等待晚餐开始。当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走进来的时候,女人们正在忙活着。“你看,她们已经用上你为我在佛罗伦萨买的布料,开始忙着做衣服了。”巴托罗缪说道。“您还满意吧,奥莱莉娅女士?”马基雅维里问道。“在伊莫拉可搞不到这么好的布料。”她说道。她说话的时候看着马基雅维里,她的黑色的眼睛在他身上停留了一会儿,使得马基雅维里一阵心跳。“我要是能得到这个女人,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他对自己说道。不过他并不是真的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他的意思是,他从来都没有过这么一个如此急切地要与之上床的尤物。“尼娜和我打下手,”卡特琳娜女士说道。“我们量体,裁剪和缝纫,我的女儿进行刺绣。要说做刺绣这活,我的手就太笨拙了,尼娜也不比我好多少。”“奥莱莉娅做的刺绣从来不会重样,”巴托罗缪自豪地说着。“给尼科洛大人欣赏一下你正在绣的衬衫的式样。”“哦,这会叫我露丑的。”她妩媚地回答道。“瞎说。我来给他看。”他随手拿来一张纸。“你看到了吧,她这么样绣我的名字的缩写,是不是十分巧妙?”“这是一件集优雅和天才于一身的杰作,”马基雅维里显出一副极其热情的样子,他之所以要装出这副样子是因为他实际对这一类的东西从来就不感兴趣。“我真希望我的玛丽埃塔也有这样一种令人喜爱的天赋,并且能够吃苦耐劳,从而使这种天赋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我的女人可是又勤劳又贤惠。”巴托罗缪满心欢喜地说道。马基雅维里不禁自忖,他可是对奥莱莉娅的勤勉和贤惠一点也不感兴趣。他继续想到,那些做丈夫的男人在总结他们妻子的品德方面经常是错误的。晚餐端了上来。马基雅维里竭力使自己处在一个最佳状态。他知道自己讲起故事来是一把好手,他在法国逗留的那段时间也为他提供了一些国王宫廷里的绅士美女之间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当他的叙述中那些不那么体面的成分变得十分明显的时候,奥莱莉娅就显示出一副淡淡的困惑的样子,巴托罗缪则是大笑不止,卡特琳娜也是乐不可支,一个劲地催促马基雅维里讲下去。他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心想自己已经成功地向人们显示,他是一位令人愉快的客人。大家尽情地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酒足饭饱之后,他将巴托罗缪拉到一旁,聊了一通他自己,他自己的轶事和财产,言谈之中颇有些得意之色。一顿胡吹神侃之后,马基雅维里建议他们试试他们的嗓子。他调了一下他的鲁特琴,试着弹奏了一段欢快的乐曲作为序曲。然后他们唱了一支他们都熟悉的曲子。组合歌唱在当时是一种普通的技巧,巴托罗缪的低音,马基雅维里的轻度的男中音和皮埃罗的令人愉快的男高音三者之间,确实相得益彰。然后马基雅维里唱了一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歌,其他二人也加入了合唱。他一边唱着,一边朝奥莱莉娅望去,希望她能够猜到他是在为她一个人歌唱。当他们目光相接时,她低下头去,看出她至少还是明白他的用意的,他不禁一阵得意。这只不过是个开始而已。夜晚很快就过去了。两位妇女平常的生活十分单调,这次聚会确实是一次难得的愉快时光。奥莱莉娅的兴奋一望而知地呈现在她光芒四射的美丽的大眼睛中。马基雅维里越是端详她的那双眼睛,他越是确信,这是一个尚未被唤醒的女人,一旦唤醒,是可以有激情的。他准备唤醒她。在晚会散场之前,他还有一些话要说。这些话他一直在等待着最佳的时机去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喜欢虚荣的人,但是他还是禁不住认为自己的主意十分的高明。所以当机会来临之时,他说道:“你曾经说过,你可以帮我解决一些困难,我一直铭记在心,十分感谢。巴托罗缪大人,现在我要向你开口了。”“为共和国的使节,本人可以做很多事。”巴托罗缪答道。他今晚喝了不少酒,即使没有醉,也至少是处于微醺状态。“但是为我的好朋友尼科洛,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好的,事情是这样的:执政团正在寻找一位可以在明年的封斋期在大教堂做布道的神甫,他们让我在伊莫拉寻找一下,是否有什么人可以承担此一重任。”“提莫提欧神甫,”卡特琳娜女士冲口而出。“请安静,岳母大人,”巴托罗缪说道,“这是一件应该由男人经过仔细调研才能决定的事情。这要么可以为我们的城市带来光荣,要么就是取笑,所以必须认真对待,只推荐一位和这份荣誉相称的人。”但是卡特琳娜并不是一位轻易就不说话的人。“就在今年他还在我们自己的教堂里做了封斋期的证道。全城的人都来听他的证道。当他描述耶稣基督受难的情形时,最刚强的男人也热泪盈眶,女人们都晕了过去,还有一个可怜的东西,快要临盆了,突然一阵临产的阵痛袭来,结果嚎叫着被人抬出了教堂。”“我并不否认这些。我也算是个心肠硬的生意人了,我也是哭得跟个孩子似的。确实如此。提莫提欧神甫口才很好,对语言造诣很深。”“谁是这位提莫提欧神甫?”马基雅维里问道。“你方才说的很有些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佛罗伦萨人非常喜欢在一个适当的季节被人叫去忏悔,这样的话他们在一年之中剩下的时间里欺骗他们的邻居时就不至于太受良心的遣责了。”“提莫提欧神甫是我们的忏悔神甫,”巴托罗缪说道。其实马基雅维里早就了解了这一事实。“就我本人而言,我凡事都征求他的建议。他不仅仅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而且是一个睿智的人。还有,几个月以前,我准备要去近东买一批调味料,他告诉我他看到了圣保罗对他显灵,告诉他货船会在克里特岛附近触礁,所以我就没有购买。”“后来船果然沉了吗?”马基雅维里问道。“没有。但是有三艘快帆船满载着香料抵达了里斯本,结果香料价格掉穿了底,我要是买了那笔货,一定是大亏。所以这就跟船沉了没有什么两样。”“你越这样描述这位神甫,我就越想见到这个人。”“一般你会在上午的时候在教堂中找到他。如果你找不到他的话,你可以让看护圣器的弟兄去叫他。”“我可以告诉他我是受了你的推荐而来的吗?”马基雅维里礼貌地问道。“来自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使节并不需要一个小城市里贫寒商人的推荐。再说,我们这个小地方实在是无法与佛罗伦萨这样灿烂的城市相提并论的。”“你是如何看提莫提欧神甫的?”马基雅维里面向奥莱莉娅,继续问道。“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不仅仅要听取一位像巴托罗缪这样有身份、有头脑的绅士的意思,以及一位如卡特琳娜女士那样富有人生经验而成熟老到的女士的见解,我也必须听取一位具备热情、纯洁和青年人所特有的敏锐感觉的人的意见,这个人对于外面的世界和它的种种坏处还不十分了解。因为我所要推荐的这位神甫不仅要能够召唤罪人们来忏悔,同时也要高度肯定那些有品德的人的嘉言懿行。”这段话说得非常漂亮。“提莫提欧神甫在我眼里是不会犯任何错误的。我一直是准备着由他来带领我做每一件事。”“在我看来,”巴托罗缪补充道,“我想说你也必须准备好由他来带领。他向你建议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你最好的利益。”这一切进展顺利,也正如马基雅维里所希望的那样。他上床休息时,对自己颇为满意![1]在第九章中,这名会计叫贾科莫。第十七章第二天是个赶集的日子,一大早马基雅维里就带着皮埃罗去了市场。他买了一对丰满的松鸡,在另一个摊贩处买了一篮子甜美的无花果,这种无花果是瑞米尼地方的特产,十分出名,畅销于整个意大利。他让皮埃罗将这些食物给巴托罗缪送去,顺便捎上他的问候。这些天伊莫拉住满了外来的客人,食品稀缺,价格昂贵,所以他知道他所赠送的食品将很受主人欢迎。然后他就拔腿向方济各会教堂出发。方济各会教堂和提莫提欧神甫修行所在的修道院连在一起,距离巴托罗缪的房子不远。教堂确实挺大,但是一点没有建筑美学方面的价值。教堂里面空荡荡的。里面只有两三个正在祈祷的妇女,一个并未出家的弟兄,很明显他就是教堂中看护圣器的执事,他正在拖地板。另外还有一位神甫正在祭坛上慢腾腾地忙活着,马基雅维里用他锐利的眼睛扫了这个神甫一眼,看出他只不过是装出一副忙碌的样子,心里猜想这一定就是那位提莫提欧神甫。估计卡特琳娜已经跟神甫打过招呼,马基雅维里会来拜访他。“对不起,神甫大人,”他开口说道,同时礼貌地欠了一下身子,“我听说您的教堂里有一尊有着神奇能力的圣母马利亚的像,我很想在她的面前点上一支蜡烛,盼望她能够保佑我正怀孕的太太,在生产时会少些痛苦。”“她在那儿呢,大人。”神甫说道。“我正要给她换面纱呢。我们教会里的那些弟兄总是不能够把她收拾得干净利落,然而当他们看到那些信仰虔诚的人们忘记给她上供的时候,他们又惊讶地不高兴了。我记得过去人们为了还愿,在同一时间会有几打的还愿奉献,今天却不足二十。这真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我那些弟兄完全没有头脑。”马基雅维里挑选了一支尺寸硕大的蜡烛,慷慨地付了一个弗罗林,然后他就看着神甫将它插在一根细铁签上,并点燃蜡烛。当这一切都做完之后,马基雅维里开口说道:“我要求您帮我一件事,神甫大人。我要同提莫提欧神甫私下会面,如果您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他,我将十分感激。”“我就是提莫提欧神甫。”僧侣开口说。“真是不可思议!这一切看上去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我来到这里,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要找的人,简直就是个奇迹。”“上帝的安排深不可测,”提莫提欧神甫说道。神甫中等身材,有些富态但是并不令人讨厌。马基雅维里冷静的头脑立刻就揣测,此人大概斋戒也不过只是做到他职责所要求的程度,而并非因为他相信贪吃是一种严重的恶习。他的面容长得不错,看上去像一位罗马皇帝,五官精致,尚未被奢侈和毫无节制的权力所糟蹋,然而却透露着一种残忍和贪欲,足以导致他日后被人暗杀。马基雅维里对这种人并不陌生。从他那红色的厚嘴唇上,突出的鹰钩鼻子和他那精致的黑眼睛中,马基雅维里看出了野心、狡诈和贪婪。但是这些本质都被表面的好脾气和简单的虔诚所掩盖。马基雅维里能够理解这个人是如何获得巴托罗缪一家人的信任的。他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人可以打交道。他一向痛恨僧侣。他认为这些人不是蠢货就是恶棍。眼前这个人或许就是个恶棍,他必须小心从事。“我必须告诉您,神甫大人,我从我的朋友巴托罗缪·马泰利那里听说了许多关于您的赞誉。他对于您的人品和能力均有着极高评价。”“巴托罗缪大人是教会忠实的儿子。我们的修道院十分贫寒,我们一向仰仗他的慷慨大度。但是,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我在此有幸与之交谈的,是哪位大人?”马基雅维里心里明白神甫是故作姿态,但还是庄重地回答说:“我应该一早就介绍自己,我是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公民,第二厅国务秘书。”神甫深深地鞠了一躬。“能和佛罗伦萨这样一个辉煌的城邦派来的使节说话,我实在是三生有幸。”“神甫大人,您太过奖了。我不过是凡夫俗子一个,有着人类所有的诸多缺点。不过,我们在哪里可以进行一次私密和充分的交谈呢?”“为什么不在这里?大人?那边那个帮忙的执事弟兄就像一根柱子一样耳聋,像一头驴子一样蠢,那些三三两两的老妇人正在忙着她们的祈祷,根本顾不上我们在说些什么,再说,即使他们听到了,也不会明白我们讲了些什么。”他们于是在教堂中两张祈祷用的板凳上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告诉提莫提欧神甫,他受执政团的委托,要寻找一个能够在封斋期在大教堂中布道的神职人员。神甫那副罗马人的面孔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是觉得这个人迅速地提高了关注程度,这证实了马基雅维里的判断,面前这个人已经完全了解马基雅维里和巴托罗缪一家人在前一天晚上的谈话内容。马基雅维里向他介绍了执政团方面的要求。“他们自然对此事颇有些担心,”他说道。“他们不想重新犯一次他们在吉洛拉莫·萨沃那洛拉[1]神甫身上所犯的错误。敦促和劝导人们忏悔并没有错,但是佛罗伦萨的繁荣却是依靠贸易,执政团方面不想让忏悔这件事破坏了和谐,干扰了商业。在美德方面做得过了头,就跟过分地沉溺于恶习一样对国家有害了。”“这句话,我好像记得,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啊,我能看出来,您和一般的神甫不同,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这真是再好不过了。佛罗伦萨的民众思想敏锐,有深刻的判断力,如果一个布道人不具备扎实的学问,任凭他多么口若悬河,人们都不会有耐心听下去。”“您说得不错,我的弟兄中不少人无知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提莫提欧神甫带着些许自得的神情回答道。“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您的意思的话,您是想了解一下在伊莫拉是否有人可以,照您的意见,配得上这份荣耀。这是一件需要进一步考虑的事情。我必须认真考虑此事。我也会作一番谨慎的探询。”“您这样就帮了我大忙了。我从巴托罗缪大人和他的女眷那里了解到,您智慧敏锐,品德高尚。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一个公正的意见。”“巴托罗缪大人的女眷们都是圣徒。这

                        光的红色头皮。她体型硕大,穿了一件咖啡色和白色相间的克林普纶衣服,贴身裁剪,很紧,难看极了。她的手肥硕,有些发红,指关节肿得发亮。她走路时要拄拐杖。她九十六岁了,完全能再活上十年。他们吃了又吃,吃了又吃,我们都吃了又吃。而吃得最多的要属莫迪,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低垂着眼睛,有条不紊地吃着,什么都不剩下,她慢条斯理地把每一点面包渣吃完,让我们大家等着。而他们都舒服地围坐在摆满菜肴的桌边,脸上是盛气凌人的笑容,摆出一副好脾气的样子,说着莫迪姨婆做过这个、莫迪姨婆做过那个来打趣她。她一句话也不接。吃完饭,她对我说:“现在我们该走啦。”然后,她直视姐姐,提高声音说,“既然我已经把你吃了个倾家荡产。”儿女们不安地讪笑,孙子辈们饶有兴味。那些不在场的曾孙辈们大概从来没听说过莫迪姨婆。女族长只是微微一笑,女王一般,淡漠冷酷。她说:“我按老规矩,给你烤了一个好吃的小圣诞布丁,你带回去吧。”“我倒记不得去年有过,前年也没有过。”“唉,小姨。”一个外甥女说。女族长朝一个年轻人点头示意,他端来一个白色小钵,递给莫迪。起先莫迪想要把它撂下,但是最终把它递给我:“拿着。”我端起那个小布丁,那个量也许能喂几只麻雀吧。我们一大队人慢吞吞地朝我的车走去,速度要看莫迪的。哦,在那晚秋的阳光下,她看起来面色多黄、多糟糕。那一家人也看到了,明白过来。这些高大魁梧、朝气蓬勃、活得滋润的家伙看着她,黑黑的一小团,家族的替罪羊,突然感到冷飕飕的。他们恐慌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提高声音,喊道:“小姨,再见,改天再来玩!”“没错,”她姐姐吩咐,“下次再找个星期天,让你的‘好邻居’带你来。不过这次要提前打招呼,把时间留足了。”她已打定主意不去弄明白莫迪不会再来了这个事实。她对我说:“莫迪能有一个‘好邻居’真好。我都和她说过上百遍了,你得要一个家务女工,我是这么说的。”于是用这个方法,莫迪的家人终于抹掉了她的这项成就: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爱她的人。而我真的是爱莫迪的。她坐在我身边,哆嗦,呜咽,我心疼极了。我对她说:“莫迪,那帮人一百个都抵不上你一个,而且我相信你以前也一直比他们好得多得多。”于是我们驱车回家,一路无言。一整个下午我都陪着她,给她煮茶,给她烧晚饭,悉心照料。但是她无精打采,痛苦伤心。第二天,她真的大不一样了。那是三周前。自从那天起,便每况愈下。一周前,她开始讲小时候。有一次他们带她去参加圣诞前夜的教堂礼拜,她从此忘不了马厩里的圣婴,还有那些天使们。我让我的秘书找找哪里可以去做礼拜,要不太费事的。最后我选择了莫迪家街那头的一个教堂,这样她就不用走太远的路了。过去一周里,她一直在讲——这也是她第一次讲——自己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去参加过的教堂礼拜,但明显地,花花公子先生和他的情妇,还有那位可怜的妻子对宗教没多大兴趣。她讲的是教堂里的歌声,教堂有多漂亮,玻璃彩窗,“木头发出的好闻的味道”,鲜花。昨天晚上,我带她开了一百码左右的车程去那个教堂,车开得很慢很慢。我可以看出——又一次看出——她身体又垮下去多少,因为我带她去她姐姐家不过是五个星期前的事,可现在车子轻轻一动她就会不舒服。我扶她下车,和她一起走进教堂。从外面看,那不过是一栋平常的、让人愉悦的小建筑,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从我们走进入口时开始,我便透过莫迪的眼睛来看。她静静地站在那里凝视,抬眼看屋顶的阴影,然后视线投向圣坛上耀眼的烛光。圣坛的一边,是躺在摇篮里的漂亮婴儿,还有天使们,披着红色和蓝色的袍子,戴着金冠,跪在马利亚身边,马利亚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年轻姑娘,粉红的双颊,笑容甜美。东方三博士站在附近,手里捧着裹了金纸和银纸、系着鲜红缎带的礼物。四周,在闪闪发光的柔软稻草上,是一只只小羊羔。还有一条真的狗,是教区牧师的,一条毛绒绒的白色小猎犬,卧在羊羔中间。哦,真漂亮,莫迪叫道。人们闻声转过身,看到这个年迈、驼背、身着黑衣的丑老太婆站在那里,微笑,颤抖。于是他们也微笑,屋里只有温柔模糊的烛光,谁也看不出她病得有多厉害,皮肤有多黄。我们沿着教堂坐椅间的通道往前走,走得极慢,因为她没看路,而是盯着圣坛边美丽的布景。我们在最前面一排坐下,可以看到那条听话的狗微微地喘着气,还被烛火熏得暖洋洋的,于是不住地打哈欠。哦,太可爱了,哦,太漂亮了,哦,我的小东西,我的小狗狗,莫迪啜泣着,伸出手来。狗看到她这样,就往她那儿去,但是廊柱后面看不见的地方有人低低地喝了一声,它就又卧回羊羔间去了。礼拜式平常得很,我确定那个布景很俗气。这一切让她累得筋疲力尽,我服侍她上床,给她倒了杯热牛奶,她的猫躺在她身边。可爱,可爱,我可爱的小东西,她喃喃低语,我离开时,她微笑着,对我微笑,对着那猫微笑,对着自己的回忆微笑。但是……她得住院。上周医生来过了,而且不是坏薇拉叫他来的。他告诉她,自己估算着,莫迪差不多“适合”去医院了。他来了,看到现在的情况,说如果不去就要过圣诞节了,她应该立即住院。不过他施恩,宽限她一周。我们知道她进去就不会再出来了。她知道吗?哦,不,两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简直是一场噩梦。莫迪成天怒不可遏,大发脾气。薇拉·罗杰斯不在,她外出参加培训了,而既然她得有个敌人,我就成了那个敌人。有一天晚上,她当着我的面摔上门,把我关在外面,第二天才让我进去,她脸色惨白,眼睛里冒着熊熊怒火。“莫迪,”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我们面对面坐着,炉火熄了,房里冰冷,猫饿着肚子,烦躁不安,大声号叫。我指望她会投降,像往常一样,猛地一扭头,傲慢地抬起下巴——然后叹气,抬手遮住脸,没一会儿,细小的声音,通情达理的口气,向我解释。但是不,她愠怒地坐在那里,下嘴唇噘着,瞪着眼睛。我连哄带劝,但是没用。我现在不大确定,我能不能再看到我的莫迪了,因为毫无疑问,这个莫迪现在有点神经失常。这个问题我琢磨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容忍人们的某些怪癖、怪脾气,不把那称作神经失常。那,到底什么是神经失常?过得和现实脱节,这肯定算吧?莫迪对着自己唯一一个朋友大叫大嚷、大发脾气,把我当作敌人,这就算不上理智。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和现实脱节了,一切都是一场可怕的闹剧,我不能对她说,莫迪,你得了癌症。我想到了妈妈,我想到了弗雷迪。我晚上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想不通,那两人可以说,我得了癌症,但莫迪却不能,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同。教育?胡说八道!可是我妈妈、我丈夫去世前,没有一时一刻和所发生着的一切脱节。那会儿脱节的是我!而薇拉又不在,我没法问她……问什么?各种各样我需要知道的事情。我管不了莫迪的事了。不管她去不去医院。薇拉回来了,我们把莫迪送去了医院。我不得不安排住莫迪隔壁的那个女人帮她喂猫,她说我不能指望她会收留它,不如把它送去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吧?我把莫迪的房子彻底检查了一遍,确保没有会散发恶臭的东西——马桶,厨房。我找到了藏起来的肮脏衬裤和内衣,终于能把它们丢进垃圾桶里了。做这事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就好像把莫迪扔掉了。我的确是在想,她为什么得经历这一切,这漫长、肮脏、悲惨的死亡过程?她若是能在睡梦中死去,该多好。但是她自己都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有什么权利这样想?她住在我们最新的大医院里,住的是四人病房,用的是最好的现代药品,接受着最好的现代护理。周围的人都小心翼翼,给她充分的独处机会,举止谨慎、讨喜。那个可怜的莫迪,一个脸色蜡黄、怒气冲天的小老太太,就是这样,坐在床上,或者坐在椅子上,垫着靠垫,别人给她送餐送药,她什么都不做,就成天发火、反抗、嘟囔、诅咒……可尽管这样,他们还都喜爱她。真的。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因为他们实在是训练有素,但不是这样的。每个护士都和我说过,莫迪身上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气质。小医生也对我说,“你是怎么和她交上朋友的?”他是真的想知道,因为他也感觉到了莫迪的那种气质。“她很可爱。”病房的男护士说,他刚花了二十分钟劝莫迪吃药。那是止痛剂。这还只是药性相对温和的一剂药,而到时候,她身上的疼痛会越来越厉害,那就得用药性猛烈的药剂,非用不可。但是莫迪说,这让我意识模糊,弄得我一脑子糨糊。她熬着不吃,直到她愤怒地啜泣一声,猛地把头扭向桌上的杯子,这是告诉我她肯吃药了。我每天下班后去看她,待两个小时。“噢,你终于来啦。”莫迪说。然后,当我起身要走的时候,她说:“要走,是吧?”然后她转过脸去,不看我。轻松了,不用给她洗澡、搓衣服(得保证它们大致干净);不用坐在她对面,强压下怒火、沮丧、怨恨,听她对我恶言相向。她的家人已经来过了,那个部落,医院一次放两三个进来看她。“你们是来看我死了以后会给你们留什么的吗?”她问,“你们还不清楚吗,多少年前你们就把我的东西都拿光了。”“哦,小姨!”外甥、外甥女们这样说。而女族长则质问:“莫迪,你这是什么话?”“你知道这是什么话。”莫迪说,转过脸不理他们。他们说再见,小姨;再见,莫迪的时候,她也不搭理。我提出申请,要提前结束全职。现在我一周去两个整天,根据需要灵活安排;智囊团晨会的时候去半天;我还答应在杂志交付印刷前的那几天中,再去一天半。菲丽丝请我和她一起吃午餐。这是一个正式邀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现在和吉尔形影不离,吉尔黏上菲丽丝了,所以想找几分钟单独谈一谈都不容易。我以为她是想要我给些关于杂志社的建议,也许还有些关于吉尔的,但是她让我乱了阵脚,她说查尔斯想娶她。我根本没想过这个可能,我坐在那里,拿餐巾轻轻擦嘴,啜了几口酒,想要争取一点时间。我在想,我之所以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是因为这实在太荒谬了。那是我的第一反应,而现在我在这儿记日记(午夜时分),我依然觉得那个反应是正确的。我几乎是立刻就恢复了正常,坐在那儿,集中注意力听她说,表现出满满的同情,努力让自己不要对这一切太过挑剔,反复暗暗对自己说,众所周知,我不具备在这方面做评判的能力,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结过婚,“缺了些什么”。但是她怎么能嫁给查尔斯,或者准确地说,如何维持这段婚姻?他要离婚,有三个孩子,所以要花在他们教育上的费用简直惊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得靠菲丽丝维持、供养。孩子们会怎样?这些问题在我脑海中一个个出现,而她坐在那里,焦虑地欠着身子,穿着柔软的衣服,真是个漂亮的小东西。我以前怎么也想不到要称她为漂亮,但她如今的确是漂亮。润泽的头发,晶亮的眼睛,在餐厅深色木墙的映衬下,她好像在熠熠生辉。她想要建议。唉,我现在可是知道了,没事不要随便给人建议。我想要知道,若是结婚,她要承担起什么来,对此她心里有多清楚?归根结底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吗?而她说的,是她和查尔斯一起管理杂志,合作得多么好,一切多么轻松顺利:她讲啊讲啊,不停地谈工作,她的眼睛期待地盯着我的眼睛,因为我没有说,哦,菲丽丝,你真是疯了,或者,这真是好消息。我就让她这么一直一直讲下去,我自己不怎么插话,只偶尔提供几句显示处世智慧的话,每个人都应该储备一大堆这样的话,碰上这种别人指望你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的情况,就好应付了。到我们用餐结束的时候,她第一次提到了如果结婚,他们要不起孩子,因为她得工作,而她也不知道自己对于孩子是个什么想法。她不时地瞥我一眼,一脸期许,好像觉得就算这谈话眼看着就要结束了,我也还有可能说,哎呀,那当然了,你一定要嫁给他!但是我确实开口问了个问题,语速飞快,态度尴尬,你想提一个和当前谈话氛围不大契合的话题时,就会这样。我问的是:“但是你的妇女解放集会,那一类的东西,怎么办?”她目光躲闪,微笑着,漫不经心地说:“噢,他不介意我做什么,其实,他还挺感兴趣的。”我觉得这实在是答非所问。我听到自己神经兮兮地哈哈笑,那情形,就好像是谁讲的笑话没爆响。查理也邀请我共进午餐。他想和我说说他的麻烦。他觉得娶菲丽丝,把自己的过去强加给她,这不公平。对于娶菲丽丝的事,他又有新考虑了?我扩大储备,又备好了这样的话:你一定得严肃、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然后走你认为最好的路!还有,我能理解你的感受!这顿饭根本就是一场长达两小时的个人独白,我偶尔穿插一点上面那些话。我们在餐厅外道别的时候,他感谢我给了他好建议。菲丽丝太聪明了:几天前,当我们道别的时候(在餐厅外),她涎皮赖脸地对我咧嘴一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该怎么做呢,这样我就可以把错全赖在你身上了!”看来,至少这两个人有可能出于惯性结了婚;若真这样,到头来,要是这段婚姻居然是个成功……?我原指望着现在有时间了,可以让我的衣服达到水准。保持我的风格,真不是个轻松活儿。我站在镜子前,穿着自己最好的套装。蜜黄色,柞蚕丝。我的包。我的手套。我的鞋子。臀部上方不够平整,但没法解决。翻领的边沿看上去不够灵动。两颗扣子松了。鸽灰色的缎质衬里上有一根线头冒出来了。我的鞋子面上起了皱。我的手套不理想。我所有的丝袜上都有抽丝的地方。怎么办?全扔了,重新来!但不行啊,问题是,就算我现在有时间保持我的风格,我也没兴趣保持了。我最近想起来,科莱特的,或者说是“亲爱的”[15]的莉亚以前迎接老情人时,告诉他,自己换了一身套装,系了漂亮的蕾丝褶裥,一身盛装,去什么场合都可以。而让他伤心的(让科莱特伤心的?),是她不再在乎这些费时费心的奢华打扮了。但是我不会不修边幅的,我不会。若是因为没有精力而邋遢,那就是掉进了老年的陷阱——毕竟,我才五十多岁,还不是退场的时候呢。我的风格需要费时、费心、注重细节,如果我不再在乎它了,那我就要想个什么聪明点子,折衷一下。在考虑这些的同时,我捐了好多衣物给慈善商店,还让我的裁缝按原样翻做了一些衣物。我以前从没这样做过,我们花大量时间讨论布料、扣子、衬里。她很惊讶,接到我的信以后打电话给我,她真正想问的是,你居然叫我把那款浅灰毛料套装照样再做一身出来,料子在邦德街就能买,你这是不再感兴趣了吗?——是的,我亲爱的,的确是这样的,我失去兴趣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好歹是介绍了菲丽丝给你。我还会请你再帮我做那款棕色的女衫裤套装,那款黑色的中国绉纱衬衫,那款米色的丝绸裙。过了多久了?我想大概有两周了吧。每天我都去病房看莫迪。你好,我说,你怎么样,和大家一样,微笑、友好;而若是站在她的角度上看,我知道她觉得这态度是伪装,是欺骗,就像一场噩梦——她就这样被我们捉住了,是我们的囚徒,我们用虚假的微笑包围了她。可这些是她自己逼出来的。我渴望她能不再躲在那张愠怒、充满敌意的蜡黄面孔后面;我渴望和莫迪本人交流,哪怕只有一会儿。但是她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狂怒、自己的猜忌里,从这个牢笼里向外张望,看着我那可憎的讨喜微笑。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每当走进病房,我的脸就自动摆出了这副表情。实在是煎熬,实在是糟糕!我现在是在讲我的煎熬,不是莫迪的。明显,我还是自私的,但是我相信,如今这个每天在病房陪莫迪一个、两个、三个小时(尽管时间是永远不够长,每次我离开的时候她都觉得自己被

                        里,其实即便是在八路军的阵营中,也有剃光头的习惯,我在此,也简单开列一个名单:彭德怀、许世友、朱德、林彪……这些共产党的军人,在战争的年代,也都剃过光头。这个名单,恐怕同样也是列举不完的。即便是今天中国内地的解放军,战士也是剃光头的,或者是只留一公分短发的,这也是基于同一个道理——便利军事活动所需。综上所述,本文所厘清的几点重要事实,总结如下:1.蒋介石的确得过淋病。但是,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2.“梅毒性脱发”随着梅毒的治愈而治愈,因此,从逻辑上而言,蒋介石光头与梅毒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3.蒋介石晚年的诸多照片明白无误地证明:蒋介石确实有头发,并非秃头,谣言的基础根本就站不住脚。4.关于蒋介石“梅毒导致脱发”的传说与《金陵春梦》一类畅销小说的传讹布谣,不无关系。5.蒋介石并非在民国年代唯一留光头的军事人物,事实上,剃光头在近现代军人当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蒋介石光头和梅毒的传说,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相当明白了。

                        “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

                        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据说有五百名国民党将士在山西太原宁死不降、集体自杀。他们就是著名的“太原五百完人”。可是很遗憾,史料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只是国民党溃逃台湾以后,为了稳定军心,激励困兽犹斗的斗志,而刻意臆造的一个谣言,这个造神故事,其实不过只是美化历史的一场误会罢了……曾几何时,在台湾《国语》课本第八册中,有一篇叫作《太原五百完人》的课文,行文如下:“……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我们中国人难忘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山西省的太原市,发生了一件壮烈的大事。那时候,×匪背叛国家,到处攻击政府的军队。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市,受到×匪六十万人的围攻。省政府代理主席梁敦厚先生,亲自率领官兵守城。×匪知道城里军队很少,仗着自己人多,对守军发动猛攻。炮声隆隆,喊声震天。守城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奋勇作战,虽然伤亡很多,还是不肯退出太原市。后来,子弹没有了,粮食吃完了,再也没有力量守下去了。梁代主席早已决心为国牺牲。他不怕死,但是更希望以他的死来唤醒全国同胞,使大家能够坚定意志,永远不向邪恶的×匪屈服。他和几百名忠贞的同志,齐集省府大楼,全体自尽。部下遵照他留下的命令,放火烧楼,不让×匪侮辱他们的遗体。还有警察局局长师则程,率领部下和×匪进行巷战,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全家以及七八十名部下,也都同时自尽。这件事情,立刻震惊全国。人人都为他们忠贞完美的人格所感动,同时也认识了×匪的邪恶。当日为国牺牲的壮士一共有五百人,所以大家尊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现在位于台北市圆山的‘五百完人冢’,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建立的……”这篇课文所歌颂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山西太原的国民党军队有五百名壮士,宁死不屈,集体壮烈自杀。这篇课文读起来,显然是荡气回肠。只是可惜了——这只是一个传说,并非是真实的历史。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其实只有四十六人参与了这场“集体自杀”,而远远没有台湾官方所宣传的“五百完人”。请读者们跟随我,来听听本案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们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听听这场国民党将领集体自杀殉国事件的现场目击者——(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的秘书——柏光元的证言。柏光元事后写了一篇《梁化之死的经过》,其证言摘录如下:“……梁化之(敦厚)的办公室在省府三楼上……自(1949年)4月19日起,解放军开始向城内发炮,均在鼓楼一带,至20日清早五六点钟,又开始向省府内发炮弹。这时梁化之尚未起床,省府落了第三个炮弹,电灯被炸息了。梁化之急忙起床,身上衣服尚未穿整齐,就拿着手电灯,下楼向阎锡山的公馆东花园跑,跑进钟楼下的房子。这房子是窑洞式的,里面并不大,房顶上又用洋灰盖了一层,所以能避炮弹。这里住的是五姑娘阎慧卿(阎锡山的堂妹)……这时我知道他是要自杀,我就很怕。梁化之第一句话对我说:‘光元,孙副主任、赵世铃他们决定投降,我是不投降,希望你听我的话。’我就说是。梁化之又说:‘你可得好好听我的话,绝对听我的话。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可有手枪,到必要时我的手枪可……’梁化之开始和我说话,态度和平时一样,说话很坚强。我听到梁化之说必要时手枪半句话,我随梁化之说:‘主任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听主任的话。’梁化之说好,随之说他自杀,五姑娘也自杀。并且左手斜身指了一下阎慧卿,跟着说:‘你可得听我的话。’我说是。梁化之又说:‘我死了以后,你去告孙副主任,就说我喝药死了。’并且回身向里面桌上拿了个暖水壶给我。口里说:‘你拿上这暖壶到东面汽车房内给我灌一暖壶汽油……’梁化之手指被子对我说:‘我死后,你把汽油倒在被子上,你掷在被子上一个烟头,你就走你的,可是你得看着我死好以后。’他在说话的同时,给我取了一圆筒纸烟和一盒洋火。这时,阎慧卿在床上坐着说:‘还有些钱,叫他们拿去。’梁化之问在哪里,阎慧卿右手向南墙台内一指。当时梁化之就拿出些白银洋用白包皮包好,给了我。当时,我因在惊慌中顾不得想一切,只得听从他,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即接过放在暖壶一旁的地上。梁化之又对我说,他死了以后,我要能见上二先生,就说他死了(二先生是梁化之的二弟)。我说是。梁化之又说:‘好吧,你站在门边。’当时我就站在门子里面,这时梁化之也上了床,阎慧卿在床里墙边,梁化之在床外面,二人面向南,一同拿茶杯在手中。这时我又走到床边问梁化之:‘主任,家里还有什么事?’当时梁化之对我说:‘没有什么,就是我母亲,我女人,我的小孩,也没有什么,能见上就说我死了,见上二先生就说我死了。’说完二人一同喝药。床边有一个小桌,小桌上放着一支才点着的洋蜡,一支快照完的蜡头。两个蜡灯照着梁化之、阎慧卿二人同时喝下药。梁化之用左手连把两个茶杯放在小桌上,二人一同拉被同睡。梁化之左手拉被斜身面向阎慧卿,睡下后脸稍向底面,连咳嗽几声,最后一大声,有2分钟气断,死了。阎慧卿右手拉被,面向梁化之睡,口里还说了个难受得不行,睡倒面急转朝天,两手乱舞过头长停,口里鬼叫很长一声,2分钟以后气断,死了……这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三楼的北面……洞外又传进话来说,先叫战士出去,第二叫办公人员出。我三人就和办公人员一同出洞,到了洞口,经解放军一个个检查了,我们就被解放了……”可见,柏光元所目击的自杀“殉国”人员只有两名: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以及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当然,事实上也不只两名。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的部下缪玉青(行政督察专员)、张克寒(县长)、李干之(行政督察专员)、薛国俊(省府视察员)等人事后所写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一文,他们都是怎样说的:“……主任阎钧鉴: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截至十五日止,突围干部抵西安者共职等四人,均系五月一日离开者,谨将太原作战惨烈情形,与服毒自杀之成仁干部,就所知者综合报告于下:敌人对太原第七次攻势,系于四月九日开始,至二十五日巷战终结。计敌兵力,集东北、华北、西北野战军各一部,合徐向前原所部者,在四十万人以上,其炮火之多,出人意料……廿四日城中心区巷战激烈时,梁委员化之见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乃实践钧座‘不作俘虏,尸体不见共党’之昭示,从容自杀,并事先嘱人于其死后纵火焚化尸体。警宪指挥处由徐端、嵐风等领导集体自杀,钧座家属,由阎慧卿领导自杀于钧座公馆凉亭之下,亦使人举火将全院焚毁……此外文武机关服务干部参加巷战后,除伤亡被俘者外,尚有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等十余人,自杀于柳巷派出所;吴队长春臺自杀于歌剧第三院;尹专员兼县长遵党及县府干队若干人自杀于八旗会馆,至其他参加巷战之干部自杀,而姓名一时尚无法查明者,更不计其数……”可见,这份战场报告显示:梁敦厚、阎慧卿自杀之后,在太原城里的别处,也开始陆陆续续发生了“集体自杀”事件,但是,“殉国”人数不详。那么,“太原五百完人”中的“五百”这个数字,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来读读阎慧卿在自杀之前,发给其堂兄阎锡山的一份《阎慧卿至阎锡山绝命电》。在这份电报里面,阎慧卿是这样说的:“……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可见,“五百”这个数字,似乎最初出自于阎慧卿这份电报中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的诗句。可是,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陷阱,阎慧卿电报中的这个“五百”数字,显然只是抒情押韵的文字,而不是一个准确的数据。这是中国人写文章的通病——宁要押韵,不求精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阎慧卿自杀在前,部下们自杀在后。阎慧卿断气在先,她根本不可能知道在她死后会有多少人跟随她自杀。于是,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本人在《阎锡山早年回忆录》里面,对于此事,又是怎样说的:“……其最足动天地而泣鬼神者,厥为山西省政府梁代主席敦厚等文武人员之集体自杀,纵火焚尸,实践公‘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匪相见’之昭示,为国家存正气,为民族争光荣,世人莫不感动敬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1次会议决议褒扬。监察院6月25日代电致公唁慰,立法院10月30日第四会期第二次会议临时动议,以太原沦陷时,梁敦厚等集体自杀慷慨成仁,其壮烈实有过田横五百人,议决:择地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以发扬民族精神……”于是,我们可以从阎锡山的自述里,可以读得出来:太原自杀“殉国”的国民党将士的人数,不是经过严密调查而敲定的,而是靠拍脑袋决定的,受谁的启发呢?受的是秦朝末年“田横五百士”历史典故的启发,阎锡山临时拍了拍脑袋,敲定“五百”这个数字。这是不是很儿戏呢?有的时候,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贵在有心人。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后,有一个名叫“刘存善”的人,对这一起太原国民党将士集体自杀“殉国”事件,作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并于周密调查之后,写下了一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收录在《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这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披露了以下惊人的调查结果:1有名可查的自杀“殉国”国民党将领,只有46名,而不是500名。2500名“完人”名单里面,有着以下大量的造假情节。(1)任丽君、王子高、张生兰、孙宽荣、程敬棠、李武、任永昌等人,至1987年,仍然健在。(2)赵恭、陈子文、赵翰珍、范融、冯效义、卢晏儒、郭长兴、关其华、何昆、孙子麒、杨向三、韩玉成、杨振旅、刘云程、贾召棠、武鸿英、白文耀、杨毅克、尚日超等人,是在太原失守之前战死的,并非自杀。(3)王存旺、游大成、游九贵、张国桢、杨明经、张宝寅、陈凤歧、解正旺等人,是事后被解放军逮捕处决的,并非自杀。(4)孟华、唐守亭、刘永旺等人,是被阎锡山处死的“间谍”。(5)张文玉、王敬中、魏日公、任永庆、宋子征、陈子华、强林瑞等人,是事后老死或者病死的。(6)许子久(许有恒)、张凤鸣(张剑)等,其实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名字,被重复使用。(7)宋移凤、宋子珍、袁楹、王嘉深、盖海、李玉书、张善斋、赵振亚、何成家、张子骞、夏九成、李思远、刘怀德、葛吉寿、张永年、姜传忠等人,下落不明。(8)以下则“查无此人”:永和县(4人)、吉县(10人)、乡宁县(5人)、大宁县(5人)、石楼县(2人)。……可见,国民党在内战中,为了塑造战斗英雄,为了鼓舞部队士气,选择性地收集材料,并且捏造了事实,刻意夸大了自杀的人数——从46人,夸大到了500人。其实,太原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将士,并非人人勇敢,实际情况是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来读一读阎锡山的另一员部下——娄福生在史料《我所知道的阎锡山》中的相关证言:“……1949年4月23日半夜,解放军东北路指挥部最后给予反动派的和平机会被拒绝后,解放军的攻城战斗于拂晓即行开始,枪炮声响成一片,缴枪不杀的喊话声时起时伏,炮弹飞来,到处火起,据说护城碉中大都竖起白旗,缴械投降,24日黎明,小北门即被突破,未几东城失陷,南城电话不通,由西城及北城进来的解放军,已在绥署之煤山附近与阎军的伺卫队发生战斗,这时王靖国、孙楚两个顽固头子,在地下室缩成一团,深怕解放军攻破绥署,人梦俱焚,混乱之下性命难保,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即向他们二人说,城防已破,绥署被围,光棍不吃眼前亏,应速命伺卫队停止抵抗,在绥署门外插起白旗,表示投降,除此再无办法,否则子弹头上没眼睛,你不表明态度,人家当然要防你当场反抗,这时他们二人均已认可,在绥署二楼插起了白旗,解放军战士已经到地下室门口,命室内之人一一出来,有武器者,丢在门口,所有高级阎均将领全数在绥署二楼被俘,我看到解放军的态度既严肃又和平,并且认真执行了宽大政策,大家非常感激,而且信服了共产党的伟大主张,治病救人,改造世界,所说优待俘虏的政策当场兑现,太原即日获得解放……”娄福生的证言写得很清楚:在阎锡山的军中,投降者大有人在。我们再来读一读解放军一方的人员——乔希章的证言。《太原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收录了乔希章所写的一份战斗总结,名叫《解放太原综述》。其相关文字摘录如下:“……太原战役,自1948年10月5日发起……其中俘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第十兵团司令官兼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太原绥署参谋长赵世钤,兵团副司令官孙福磷、温怀光,兵团参谋长侯远村,山西保安司令许鸿林,十九军军长曹国忠,政治主任彭登旺,副军长兼四十师师长许森,三十三军军长韩洲,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副军长兼炮兵师师长贾毓芝,六十一军副军长姜福生,四十六师师长阎俊贤,四十九师师长王永寿,副师长李荣富,六十九师师长郭弘仁,副师长韩佑虞,七十一师师长张忠,七十三师师长祁国朝,副师长王振纲,新闻室主任景春利,八十三师副师长马海龙,铁血师师长赵显珠,副师长张汉兴,工兵司令程继忠,副司令王同海,机枪总队队长宫子清,宪兵司令樊明渊,机械化兵团司令韩文彬,炮兵顾问岗田(日人)、黄家坟(卧虎山)要塞司令程景堂,以下官兵七万七千三百九十四名;击毙六十一军军长赵恭,三十九师师长刘鹏翔等以下官兵七千余人……”依照乔希章的这份总结,在太原战役当中,阎锡山的将士,一共有77394人投降,而战死的,仅有7000多人,也就是说,粗略统计,阎锡山部队的投降率高达92%!写到这里,我的心中有一股滑稽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所谓“国军”的“太原五百完人”。第五章再探谜案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已经从最初的义愤填

                        四日,实践了全军的誓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要你失败得有意义。拿下滕县的矶谷师团,一看己方的板垣师团和第十三师团都被中国军队阻挡住,心想这是立功的好机会,遂不等其他部队过来会合,孤军深入,直扑台儿庄。矶谷廉介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兴奋地冲向台儿庄立功的时候,对手李宗仁已经从他的冲动中看到了胜利的机会。李宗仁的计划是,主动放弃台儿庄的外围据点,诱敌深入,然后安排一路人马利用台儿庄城寨布防,从正面吸引住矶谷廉介的注意力,同时暗中安排另一路人马绕道台儿庄北面山区,迂回包抄敌军背后。前后夹击,痛殴狗日的小日本!李宗仁连正面阻击和迂回包抄的人选都想好了。西北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善守,守城打阵地战;汤恩伯第二十集团军善攻,绕道敌后打运动战。说汤恩伯善攻,有些抬高他,其实是第二十集团军下的关麟征五十二军能攻善守。蒋委员长也很看好这个机会,于是亲临台儿庄看望国军指战员。蒋委员长虽有作秀的嫌疑,但在战事如此激烈的时候,面对来势汹汹的虎狼之师,去往战事第一线鼓舞官兵士气的行为还是十分凶险!像他老婆宋美龄女士在淞沪会战期间赶赴上海战场慰问官兵时,就被日军的炮弹炸断了肋骨。中国这边的准备工作就绪之时,矶谷廉介也动手了。矶谷师团用上了占绝对优势的坦克、火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加之空中飞机的支持,孙连仲部每日必须承受六七千发炮弹的轰炸。孙连仲在顽强抵抗三昼夜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被迫放弃全部外围工事,退入台儿庄城寨中。矶谷廉介以为接下来的过程,还会像之前那样如秋风扫落叶般速战速决。但他错了,迎接他的是孙连仲专门研制出来的不要命打法。打法一,巷战。你不是炮火凶猛吗?我是抵挡不住,那我退,退到巷子里,依靠地形逐墙逐屋地跟你拼刺刀,拼人肉炸弹!我人多,即便我把整个集团军打完了,你小日本也被拼光了!战至激烈处,孙连仲命令手下的一个师长池峰城: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把鬼子揍得够呛,毕竟鬼子也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残酷的巷战一连打了七天,这一打就打到了4月3日。在此多提几句。抗战期间,国军进行的防御战一般都是城防战,就是以城墙为依托,在城市外围构筑野战工事和永久工事,并充分利用地形,抵抗日军的进攻。一般来说,城墙被突破后,这座城市也就基本失守了,因为已经守无可守。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军不大规模地使用对敌杀伤力更大的巷战?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其他城市也就是特大号的农村罢了。房屋的结构多为土木结构,抗弹能力和防火性都很差,不像红砖大楼和钢筋水泥建筑那样能作为理想的掩体工事使用。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布局和房屋结构不足以支撑中国军队打巷战,只有少数城市如上海、台儿庄、常德、衡阳等地是例外。打法二,夜袭。连日苦战,中日双方都累得半死。精疲力竭的日军本来想晚上好好休息一下,来日再战。可是没想到中国军人的意志力居然更强,在如此疲惫和大幅减员的情况下,还有力气组织敢死队趁夜反突袭自己。敢死队的头头是2007年才过世的仵德厚将军,当年他还是一个营长。仵德厚跟士兵们一样,挂上几颗手榴弹,背上独门武器——大刀,步枪亮起刺刀,身先士卒,第一个杀入敌阵。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只要能拿得动枪的都跟上,拿不动的就拉响手榴弹跟鬼子同归于尽。顿时,枪声、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双方一直拼到4月4日清晨。就在太阳微笑着射出第一缕光辉时,关麟征带着戴安澜等部,终于清扫完外围日军,对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完成了反包抄。李宗仁也率军一起杀入。两支精锐生力军的加入,战场形势逆转。1938年4月6日,矶谷残部突围逃出。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此战日军伤亡一万七千人,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人。

                        论持久战

                        台儿庄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热情,但必须要意识到,台儿庄的胜利是很难复制的。因为这不是绝对实力使然,而是由中国军队有死无退的牺牲精神和矶谷师团的轻率冒进促成的。但以蒋委员长为首的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或许是因为对胜利的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许是出于继续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迟滞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时间的目的,因此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在台儿庄战役后,立刻调动六十万军队到徐州战场,摆出一副与日军作战略决战的架势。但是,徐州周围为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据,日军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却可以尽情地施展,徐州决战可以说正中了渴望速战速决的日军下怀,因此日军迅速增兵至二十余万,并依靠其先进的机械化水准所带来的运动速度优势,对两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实施包围。一个月后,徐州失守,中国军队主动撤退。这次撤退命令下得早,且组织得当,绝大多数中国军队都得以成功突围。不过日军也达到了目的,终于控制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津浦铁路。就在国军由胜转败的关键时刻,千里之外的陕北,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废寝忘食,连续挑灯夜战,终于写就一篇长达五万字的雄文——《论持久战》。这是一篇批评悲观主张、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优劣状况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并用比较缜密的逻辑推理,预言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随着抗战的进行,优劣将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将最终倒向中国。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要投降,不要轻敌,坚持到底,耗死小日本。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只是之前没人以流畅的文笔精辟系统地进行过阐述。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战略层面达成了一致。

                        K作战

                        话说徐州之战进行的过程中,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眼看昔日的同学们都混到了不小的军功,令大学专业为职业军人的他十分眼热。于是土肥原也向上头申请了一个师团,并立马带着这个申请下来的十四师团强渡黄河,杀向中原腹地——河南。土肥原贤二面前的形势一片大好,他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进入河南拿下开封和郑州。而且陇海与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全部经过河南省内,现在津浦线已被日本人拿下,只要土肥原贤二愿意,随时都可以将这两条铁路也切断,那么中国的铁路网就全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中。第二条路,绕过开封和郑州,从河南南下湖北,直接进攻武汉!(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若土肥原走了第二条路,那蒋介石就要头疼了。要知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曾在武汉中转,现在大部政府机关甚至包括军事统帅部都还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如果武汉失守,这么多机关和工厂根本来不及内迁。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国民政府出兵十二万,将土肥原的两万鬼子包围在了河南兰封一带(今河南兰考附近),是为“兰封会战”。兰封城的守将是黄埔一期的桂永清,就是那个在南京坚守了三天的桂永清。但他这次只坚持了三小时就撑不住了,土肥原得以逃入兰封城坚守待援,令本来占尽上风的国军同事们功亏一篑。事后,桂永清被免职。不但没能干掉土肥原,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就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一份名为“K作战”的御敌计划摆在了国民政府诸位军事大员面前。“K作战”计划简而言之就一个意思——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土肥原。这样南下的土肥原便被解决了,中国军队就可专心对付从徐州那边来的日军。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黄河决堤,必然玉石俱焚、生灵涂炭。这个计划让所有人都很紧张,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有人问蒋介石:如果决堤仍不能阻敌,那又当如何?蒋介石反问道:公有万全之策吗?没有人回应,最终,“K作战”计划全票通过。执行“K作战”计划的人是熊先煜,此人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虽然远没有他岳父那么尽人皆知,但这辈子也干过两件大事,两个项目都是搞爆破。一是1938年2月,指挥炸毁黄河大桥;二是1938年6月,指挥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正是“K作战”计划的核心所在。6月9日清晨,花园口成功决堤。然而费了这么大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做成的事却徒劳无功。因为此时正值黄河枯水期,决堤之后的出水量非常小,河水没流多远就成了涓涓细流,浇地都勉强。同日,土肥原下达了总攻击令,要求日军四十八小时内拿下郑州。情势异常危急。蒋介石焦急万分,他已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水淹七军”上,现在看来,郑州危矣、武汉危矣。可能老天不愿此时亡蒋,一天后天降暴雨,决堤处水流如注,最大时形成了一千四百六十米的巨大缺口。一时间巨浪滔天,向河南东南部滚滚而下。报告决堤成功、洪水滔天的密电摆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并未面露喜色,他知道这对河南百姓意味着什么。但是从军事意义上讲,这次水攻计划实现了预期目标:其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29日,土肥原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死于洪水的士兵人数便达到七千四百五十二名之多。其二,日军被迫放弃沿着平汉铁路进攻武汉的计划,给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其三,间接实现了“焦土抗战”——坚壁清野,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带不走的宁愿砸掉烧掉也不能便宜敌人。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任何资源扩充实力,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此时整个黄河泛滥区域(即黄泛区,含河南、安徽大部,江苏一部)沼泽一片,无道路、无给养,形成天然屏障,延迟了日军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的时间。河南和安徽均为平原大省,耕地面积极广,如若两省在抗战初期即落入敌手,将大大增加我们消耗日本的难度。但是,这次断臂求生的代价实在太大,此次决堤造成超过五十万无辜百姓丧生、一千多万人民流离失所。决堤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对民众宣称:是日本人用飞机炸开我花园口大堤,造成我无辜平民重大伤亡!并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纷纷指责日军暴行。日本人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一口咬死是中国人自己炸开的大堤。

                        武汉保卫战

                        黄河决口拦住了南下的土肥原,但并没有影响日军速战速决的决心。日军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迅速拿下武汉,在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之前消灭它!日本人认为只要把这个敢于反抗自己的国民政府消灭掉,中国就会屈服。这就是为什么日军被挡在黄泛区之外后,仍然集结兵力转道攻击武汉的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人疯狂了,疯狂到孤注一掷!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国会授权政府可以无限征兵,无限投入军费以支持战争。日本政府把能够派上场的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出来了,日本本土仅仅留下一个近卫师团,甚至就连这唯一的一个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很显然,日本人打算集全国之力在武汉给予国民政府致命一击,妄图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在日本举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四十余艘、飞机一百余架调至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可用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一百二十个师,约一百一十万人。国民政府设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师。湖北省的地形很有特色,平原地区少而山地丘陵多,基本就是群山环绕,还有一条长江横跨其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有鉴于此,武汉作战指挥部接受了少将参谋郭汝瑰的建议。不再执着于城防战,而是将国军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一千三百余公里的巨大防线。中日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开始了,只可惜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艰苦卓绝,中国军队以海军尽殁、伤亡四十万的代价迫使日军亦伤亡十万,但最终日军还是拿下了武汉。1938年10月27日,武汉陷落。好在国军吸取了淞沪战场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武汉,保存了有生力量。武汉保卫战虽然未能取胜,但中国军民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军意图消灭国民政府、消灭国军主力以结束对华战争的目的,为转移战略物资及人员至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战争取到了时间。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万家岭大捷

                        此处特别需要提一下,1938年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节那天,突如其来的万家岭大捷(又称德安大捷)让国民政府一扫之前的郁闷之气,扬眉了一把。此事还得“多谢”鬼子冈村宁次。七年前在“九·一八事变”中还只是个团长的冈村宁次,如今已经爬到了中将的位置。当日军全力攻打武汉的时候,这小子正蹲在办公室研究军用地图。研究来研究去,他发现国军防线上有一个空子可以钻,于是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闪电突击。冈村宁次让手下松浦淳六郎率一〇六师团一万余人,仅携带六天口粮,孤军穿过这个不设防的缝隙,企图深入敌后“搞搞震”。要是冈村宁次成功了,一年后的德国闪击波兰之战也许会失色不少。但冒险轻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要快速隐蔽地行军不说,而且路途遥远,路上全是大山,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一旦迷路,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一〇六师团刚进江西德安万家岭就迷路了。怎么办?松浦淳六郎苦思冥想得出来的解决办法是:撒网探路。他让手下的侦察兵们化装成和尚道士,鬼鬼祟祟地四散于乡野间在前面探路。松浦淳六郎的脑袋一定少根筋,哪有这么多猥琐的和尚道士集体出行的?你当赶着去参加武林大会吗?果不其然,日军的侦察兵被国军吴奇伟部发现了。吴奇伟的上级是升了官的第一集团军司令薛岳,当吴奇伟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他时,薛岳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万家岭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又不熟悉道路,方便国军设伏。而且万家岭是崇山峻岭,日军的装备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反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能够发挥。于是薛岳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迅速调集第四军余汉谋、第七十四军俞济时等三个军近十万大军在万家岭将一〇六师团包围。这些鬼子虽身处险境,深陷重围,但并未忘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到底,军官身先士卒,拼命厮杀。敌我双方死伤惨重。为拯救一〇六师团,日军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派了两个师团的援军,还通过飞机在万家岭中国军队阵地投放了大量的芥子毒气弹,更神奇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亲自组织空军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日军的联队长相当于国军的加强团团长。一下空投两百多名团长以下级别的基层军官,相当于扔出来好几个师团的基层干部。日本人还真舍得下本钱!想必这应该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了吧。日军空投“敢死队”,国军也不甘落后。七十四军有一个副旅长叫张灵甫,他也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带着这

                        会保养、修饰我漂亮的服装,保养、修饰我自己,但现在我不做了,没法做了。我应付不过来了。夏末,我多痛恨它,纷乱、湿漉漉的,邋遢、灰扑扑的,黯淡的绿色,黯淡的天空;多半没有阳光,若是有,就滋养蛆虫;我的垃圾桶下头有蛆,因为我好久没有打扫自己的家了。莫迪又生病了。我又是一天去两次,上班前一次,下班后一次。一天两次,她站在桌边,倚着桌子,手掌撑住全身,光着身子,我则往她身上倒水,直到把难闻的屎尿都冲掉。那恶臭。她的身体,一把骨头,蜡黄,满是皱纹,下身就像小姑娘,没有阴毛,但是腋下有长长的灰色腋毛。我实在受不了它。我对她说:“莫迪,他们会派一个护工来帮你洗澡。”而她朝我大叫:“那你走啊,我又没请你来。”我们都累得很,情绪不好,一直对着彼此尖声嚷嚷,就像……像什么呢?用个文学词汇,我会选“悍妇”,但是她不是个悍妇,是一个端庄、体面的老人,或者她三十年来一直给人这样的假象。我看过一张照片,上面的莫迪六十五岁,一副心怀不满、满腔正义的模样。我觉得如果我那会儿认识她,不会喜欢上她。她对自己说,我喜欢孩子,他们喜欢我,我姐姐现在不生孩子了,不需要我帮忙了,根本不让我靠近她。于是莫迪在威尔兹登的当地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有一个鳏夫做了回应。他有三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九岁,一个十岁。他让莫迪在厨房里的沙发上睡,包她三餐,而作为回报,她需要:打扫房子,补他的衣服,补孩子的衣服,做一日三餐外带烘烤面包、饼干,照顾孩子。他是个卖鱼的。他午餐时间回来,若是正好看到莫迪坐下歇一会儿,就会说,你难道没有事可做吗?他一周给她两镑管他们四人的伙食,我说这根本不可能,她说自己也设法对付下来了。他带回来的鱼不要钱,而你可以买土豆和面包。不,他不穷,但是,莫迪说,他的行为不得体,这是他的问题。而为了孩子们,莫迪忍了。然后他问她,你和我去看电影吧?她去了,看到邻居们打量他俩。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个她不能忍。她把整个房子都清扫干净,上上下下都扫遍了,把所有的东西都补好,烤了面包,把茶具摆好,留了一张字条:我姐姐生病了,叫我去。莫迪·福勒敬上。不过后来她就拿上了养老金,另外也会接些小活计。那个把自己武装得“刀枪不入”的莫迪是这样一个女人,总在评判、挑剔,绷着冷冰冰的嘴。莫迪和我冲着彼此嚷嚷,就像一家人一样。她叫道:“那你走啊,走啊,我可不要那些福利局的女人进来。”而我则大喊:“莫迪,你无可救药,你糟糕透顶,我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然后,我一时控制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那实在是太荒唐滑稽了,她站在那儿,一丝不挂,口沫四溅地冲我怒骂,而我呢,给她冲掉身上的屎,问:“那你的耳朵洗不洗?”她不做声了,浑身直哆嗦。“你为什么嘲笑我?”“我没嘲笑你,我在笑我们呢。看看我们这互相嚷嚷的样子吧!”她原本站在盆里,现在跨出来,向后退了一步,瞪着我,一脸愤怒的恳求神色。我给她裹上大毛巾,轻轻地给她擦干身子。这毛巾是我从自己的浴室拿来的,一朵粉云一样的毛巾。眼泪顺着她脸上的皱纹流下来……“好啦,莫迪,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还是笑吧,要比哭好吧。”“可怕,可怕,可怕。”她喃喃着,看着前方,睁大眼睛,眼睛闪闪发光。颤抖,战栗……“可怕,可怕。”过去的三个星期里,给她买的新衬裤都已经又脏又恶心,我都扔掉了。又买来两打,向她演示了穿上之前如何在里面铺上脱脂棉。所以,她又过上穿尿布的日子了。可怕,可怕,可怕……八月底我躺在床上,日记本支在胸前,记日记。那天写完最后一个“可怕”,晚上醒来,我感觉有一根金属锥在猛扎我脊背的下半部分。我根本无法移动腰部以下的部位,实在是疼得厉害。天还暗,窗外模模糊糊有一点淡淡的天光。我试图挪一挪我的背,疼得叫出声来。这之后我就一动不动地躺着。我躺在那儿思考。我知道这是什么,风湿痛:弗雷迪得过一次,我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我自然是没有照顾他,我们请了一个人。尽管当时我没把这些当回事,或者说试着不把那当回事,我还是知道他痛得厉害,因为他一个星期都动弹不得。自从不再得譬如麻疹这样的小儿病之后,我就没再生过病。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病过。最多是感个冒,喉咙痛上一痛。我从来没把这些当回事。我需要面对的是我没有朋友这个事实。没有一个可以打电话说“请帮帮我,我需要帮助”的人。以前还有乔伊丝:但她是一个有孩子、有丈夫、有工作、有家庭要照顾的女人……我肯定自己绝不会说:“请来照顾我吧。”当然不会了。我也不能打电话喊我姐姐——又是孩子,又是房子,有丈夫,还有慈善工作,再说她反正不喜欢我。菲丽丝:我的思绪不断回到菲丽丝身上,琢磨着为什么我如此不情愿,心想我大概是有毛病,居然不想请她帮忙,她挺不错,人很好……但是当我想起薇拉·罗杰斯,我便知道薇拉·罗杰斯是我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我会对她说“请来帮帮我”的。但是她有丈夫,有孩子,最不希望的就是又多出一个人来要她“负责”。我痛苦地伸来够去,终于在半个小时后把电话机从床头柜挪到了我胸口。电话簿离我太远,在地上呢,我够不着。我拨了查号电话,要到了医生的号码和他们的夜间服务电话,给他们留了言。与此同时,我在理清情况。唯一一个会乐于——终于可以——照顾我的人是彭妮太太。我宁愿去死。我可以承认我是个神经病,或者随你说是什么,但是我不能承认她,我不会的……我倒是想要一个私人医生,但是弗雷迪一直有点社会主义倾向,他参加了国家医疗系统。反正我不生病,所以我也不在乎。我一点都不看好这位医生的上门巡诊,不过他居然不赖。年轻,有点紧张,犹豫不决。大概这是他第一次出诊。他从楼下公寓拿到的钥匙,得叫醒M太太,不过她很大度。他自己开门进来,来到我房里,说:“啊,哪里不对?”我告诉他了,风湿腰痛;也告诉他我要什么:他必须安排一个护士来,一天两次,我需要一个床上用的便盆,我需要一个暖瓶——我的要求明确清楚。他坐在我床脚,看着我,脸上微微有笑。我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一个老太太,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还是一个中年妇女?我现在知道,他们会做什么安排完全在于一个人年龄多大,在他们眼里有多大。“无论如何,我最好还是给你做个检查。”他说着,弯下腰来,把我一直拽到下巴底下的被单掀开,这里戳两下,那里捏一下,我不禁呻吟起来。他说:“的确是风湿痛,你也知道的,没什么药可以治,它自己慢慢会好。你要止痛药吗?”“的确需要,”我说,“而且越快越好。我受不了了。”他给了我足够用上一阵的。他开了一张方子,然后说护士大概晚上之前是来不了的,在那之前我准备怎么办?我说我要是再不去上厕所,就要尿床了。他想了想,提出可以给我插导尿管。他这么做了——手脚麻利,一点都不疼。我这儿自然是没有痰盂,他只好用了一个厨房里拿的大玻璃瓶,但是那泡尿没完没了,他冲进厨房里疯狂地找可以用的,最后拿了一个搅拌钵回来,把橡胶管换到那里面。正是时候。“老天。”他说。那一泡尿有好几夸脱,他甚是佩服。“要是没有护士,”他问,“你怎么办?没有邻居可帮忙吗?能在这一层喊谁一下吗?”“不要。”我说。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我曾在,比方说,薇拉的脸上看到的表情,还有我自己也感受过的表情:对回避不了的怪癖和疯癫要容忍。“我可以送你去医院……”“不要,不要,不要。”我呻吟,听上去就像莫迪。“哦,那好吧。”他走了,快活,疲惫,公事公办。你根本不会知道他是个医生,他完全可能是一个会计或是技师。以前我不喜欢这样,我会希望对方温柔和蔼,又具有权威——不过现在我明白弗雷迪的意思了。在门边,他说:“你以前是做护士的,是不是?”这话让我笑起来,我回答:“哦,别惹我笑啊,我要死了。”但既然他说了这话,我该感激的那是莫迪。若是弗雷迪在,他现在会怎么看我?十点的样子来了一个护士,一套常规惯例也建立了起来——围绕动物需要建立的。这只动物需要排出X品脱的液体和半磅粪便;这只动物需要摄入这么多的液体和那么多的纤维、卡路里。一连两个星期,我都和莫迪一样,和那些老人一样,焦虑、一刻不停地想着:我能不能忍住,别,不要喝茶,护士说不定就不来了,我可能会尿床……两周结束后,我终于可以不用便盆(一天两次),拖着身子去厕所,我知道自己亲身体验了他们的无助感,虽然只有两周,但是切切实实、完完全全地经历了。我像莫迪一样对自己说,啊,我一次也没尿在床上,这可算是个成就。来探病的:薇拉·罗杰斯,第一天就来了,因为我打电话给她,说她得找个人去照顾莫迪。她去莫迪那儿之前先来了这里。我平躺在床上,就这样打量她,看着她温和、诙谐、让人愉快的小脸,她有些老套的衣服,她的手——挺脏,不过这之前她一直在对付一个得了流感却不肯上医院的老太太。我告诉她我觉得莫迪比表面上的情况还糟,向她描述起莫迪可怕的、黏糊糊、臭烘烘的排泄物来。我还说可别指望莫迪肯去医院,她宁愿去死。“那么,”薇拉说,“她大概就真的得死了。”我看得出来,说了这话,她很紧张:她坐在那儿盯着我的脸。尽管我只敢喝一口,她还是煮了茶,然后我们说了会儿话。她说话。我看得出来,她这是在拐弯抹角地要表达什么。很快,我明白她是要引起我的警觉。她和我讲了自己照顾的老人有多少死于癌症。简直是癌症传染,她说——或者说在她眼里是这么回事。最终,我问她:“你觉得莫迪得了癌症?”“我不好说。我不是医生。但是她那么瘦,一把骨头。有的时候她看上去蜡黄蜡黄的。我得把她的医生叫来。我一定得这么做,你知道,这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他们总是在指责我们玩忽职守或者诸如此类的。要不是得考虑这些麻烦的话,我是不会去打扰她的。但是我不想发现自己突然间上了报纸,《社工玩忽职守不闻不问,九旬老妪孤独死于癌症》。”“也许你可以再试试请护工,帮她洗澡?也许你可以试试帮她安排个钟点工?”“如果她肯让我们进门的话。”薇拉说。然后哈哈笑。她说:“你必须笑,不然你会发疯的。他们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你一定得告诉她我生病了,告诉她这是我为什么不能去看她的原因。”薇拉说:“你知道她不会相信的,她会觉得这一切都是个圈套吧?”“哦,不,”我呻吟,我止不住呻吟,疼得实在是太厉害了(可怕,可怕,可怕!),“拜托了,薇拉,千万让她明白……”我躺在那儿,我的背纠结着,我的背像一块铁板,我淌着汗,呻吟着,听着薇拉对我说:“他们都偏执多疑,怀疑这不信那的,总是觉得有圈套,总是对自己最亲的人采取反抗态度。”既然看来我是莫迪最亲的人,这就是我将面临的前景。“你很喜欢她。”薇拉宣布,“嗯,我能理解,她有一种什么气质。有些人有,就算他们最糟糕的时候你也能看出来。当然了,其他人吧……”这时她叹了口气,一个真心实意的、非职业化的叹气。我看过薇拉·罗杰斯结束了对一个“个案”的访问,急匆匆地奔在人行道上,去看下一个,文件档案抱了满怀,忧虑、愁烦、苦恼;也看过薇拉·罗杰斯和“个案”在一起的时候,无忧无虑,微笑,倾听,根本不着急,手里有的是时间……她待我也是这样的,至少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如此。不过她来过好几次,也就不再摆出纵容、宽慰的架势,我们聊了不少时间,谈她的工作,有的时候实在太好笑了,我不得不叫她别说了,我笑不起,大笑太痛苦了。菲丽丝来探视过,只一次。她(我的继任?),自立冷静的年轻女人,挺漂亮,只要和薇拉一比就知道了。我借此机会做了我知道她一直渴望、也需要的事。她一直在尝试我的“风格”,而我告诉她,不,绝对绝对不能折衷,永远要最好的,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这样才对。我仔细地打量她的衣服:一条“小裙子”,印花绉纱,紧身,挺好看。于是我对她说:“菲丽丝,如果这种样式是你想要的,那么至少用定制的,用好料子,或者去……”我花了两个小时,告诉她我的那些地址,裁缝的,发型师的,针织工的。她若有所思,精神集中,她十分想要我给她的东西。哦,她绝对会照做的,而且是聪明地照做,不是闭着眼睛照搬。但是她在这儿的时候,我一直都痛苦得很,可我不能对她说“菲丽丝,我疼死了,拜托帮个忙,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把我挪一厘米,这大概能有点用……”,就像当初弗雷迪和妈妈没法向我求助一样。至于请她把便盆拿来……彭妮太太看到我的门是开着的,就溜了进来,犯了错误似的,鬼鬼祟祟的,先是微笑,再皱眉,最后叹气,轮着来。“啊,你生病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呢,你应该叫我的,我总是很乐意……”她坐在刚才菲丽丝坐的椅子上,打开话匣子。她讲啊,讲啊。这些我以前都听过,她一字不差地重复着自己说过的话:印度,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土崩瓦解之际,她和丈夫是怎么挺下去的;她的仆人,那里的气候,服装,她的几条狗,她的女佣。我精力没法集中,而看着她,我知道她根本不知道我在不在听。她瞪着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前方,眼光却没落在任何东西上。她吐出一串串话来,说话,说话。我突然明白了,她这是被催了眠而恍惚了。她给自己施了催眠术。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大为有趣,我想着我们其实常常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催眠自己,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我醒来,那至少是半个小时之后了,她还在滔滔不绝,停不下来,眼睛直愣愣的。她根本没发现我睡了一觉。我越来越烦躁,而且很累。先是菲丽丝,现在又是彭妮太太,两个都是耗人精力的人。我试图打断她,一次,两次,最后终于提高了声音:“彭妮太太!”她继续说着,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说话了,停下来,看起来很害怕。“哦,天哪。”她嘟哝。“彭妮太太,我得休息了。”“哦,天哪,哦,天哪,哦,天哪……”她的视线从我身上转到屋里,她感到了我的冷淡,知道这屋子在排斥她,她叹了口气。沉默。然后,像是远方渐起的风,她嘟哝:“然后当我们来英国的时候……”“彭妮太太。”我不留余地。她站起身,一副她偷了东西的模样。嗯,她的确偷了。“哦,天哪,”她说,“哦,天哪。不过,你若是需要什么,一定要告诉我,随时可以告诉我……”然后她又溜了出去,门也没关。从此以后,谁出门,我都记得叫那个人把门带上。门把手转动,小心翼翼,但坚持不懈,我听到她喊,萨默斯太太,萨默斯太太,我能给你带点什么吗?此时我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要不我也写个《彭妮太太的一天》?啊,不行,不行,不行,我真的没法面对这个,没法。我和在威尔士的乔伊丝用电话聊了好几个小时。好几个月来,我们都无法对话。但是现在她会给我打电话,我会给她打电话,我们聊天。有的时候我们都沉默着,好几分钟,想着我们之间隔着的一片片原野、一道道树篱、一条条山峦,还有时间。我们聊她的婚姻,她的子女,我的婚姻,我的母亲,我们的工作。我们不聊莫迪。她把这事挑明了,不聊。她说她要去美国。喏,不是因为她担心老了以后孤身一人,因为她知道她的确就是孤身一人,而且不在乎。是为了孩子们,经历那些不安,那些痛苦之后,他们希望家里父母能都在。尽管他们都差不多成人了?我忍不住坚持自己的观点,乔伊丝笑我。我对她说:“乔伊丝,我想和你说莫迪的事,你知道的,那个老太太。”而乔伊丝回答:“听着,我不想知道,你明白吗?”我说:“你不想聊一聊我身上发生的唯一一件真实的

                        、退一步说,如果做不到第一点,那就在华元回来并杀死荡泽之后,自囚于官府,请求宽大处理;三、如果上述两点都做不到,那也没有必要举家迁到睢水之滨,直接造反得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那句话:逃避不是办法。再说句题外话,读史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读后人对历史的评价更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因为中国人的智慧和狡黠,全写在那些竖排的文字里了。鱼石等人既然逃到了楚国,华元就放手重振朝纲,立公子成(宋平公)为君,并任命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几个人齐心协力,渐渐将宋国的局势稳定下来。与楚国签订和平条约,得到了楚国割让的汝阴土地和许国的旧地之后,郑国人一下子忘乎所以,自信心膨胀起来。公元前575年夏天,郑成公派公子喜带兵入侵宋国,结果在汋陂(yuēbeī,宋国地名)被宋国大夫将鉏、乐惧打败。宋国人显然小瞧了郑国军队的战斗力,一战得胜之后,便松懈下来不加戒备。公子喜抓住这个机会,将部队偷偷转移到汋陵(宋国地名),打了宋军一个措手不及,反败为胜,还俘虏了将鉏和乐惧。在这种情况下,晋厉公再也不能安之若素了,他命令栾书召集众卿开会,讨论应对之策。在这次会议上,士燮说:“如果按照我的意愿,巴不得诸侯全部背叛晋国才好,晋国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晋国的忧患还不小。”咦?士燮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想造反了不成?当然不是,他的意思是,晋国这些年来政局动荡,国君还不知道自我反省;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不足以让国君清醒过来;最好是诸侯全部背叛,这样他才会明白形势的严重,检讨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做得很糟糕。这样的话,晋国才有可能励精图治,重振霸主的雄风。晋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士燮如此悲观?说起来还是与“三郤”有关。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76年冬天,“三郤”因为与大夫伯宗有过节,便在晋厉公面前说伯宗的坏话,唆使晋厉公杀死了伯宗和他的亲信栾弗忌,伯宗的儿子伯州犁逃亡到楚国,受到楚共王的重用,担任了楚国的大宰。伯宗是深受晋景公信任的老臣,历来以聪明睿智而著称。晋景公在世时,每遇大事,必与伯宗商议,听取他的意见。伯宗也时常以此为荣,颇为沾沾自喜。有一次,伯宗上朝之后,面带喜色回家。他老婆一边帮他脱衣服,一边问道:“您满面春风,貌似有喜事,何不说来听听?”伯宗喜滋滋地回答说:“我在朝中发表言论,诸位大夫都说我机智善辩,很像先朝太傅阳处父啊。”他老婆停了手边的事情,正色道:“阳处父华而不实,直言不讳,因此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您像他有什么好高兴的?”伯宗很不以为然,说:“改天我请几位大夫来家里喝酒,你在一旁听听再说。”后来果然找了个机会,请几位大夫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吹牛。酒宴散后,他老婆评论说:“那几位的见识确实比您差远了。但是,人是不会长期容忍别人的才智在自己之上,这样下去,祸患迟早会降临到您头上啊!”劝他在朝中少发表意见,不要因为能言善辩而得罪人。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伯宗是个智商很高,而情商平平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伯宗并没有犯下什么过失,而且曾经给晋国作出很大的贡献。晋厉公仅凭“三郤”的一面之辞,就将这样一位老臣判以死罪,在朝廷上下都引起了反感。韩厥就曾经说:“郤氏恐怕也有难了!善良的人,是天地的纲纪,而郤氏屡屡陷害善人。郤氏不亡,天理难容!”当时在国务会议上,士燮放了第一炮之后,郤锜和郤至的脸色就很难看,群臣也议论纷纷。士燮干脆接着放炮:“我听说做国君的,用刑罚来整饬百姓,国内安定了,才对外显示武力。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我们晋国的司寇对平民百姓用刑太多太滥,对贵族大臣却秋毫无犯。国内该用刑的都不用,凭什么用刑罚去惩罚郑国呢?人民对我们的内政有怨言,自然不支持这场战争,即使获得胜利,也是侥幸。抱着侥幸的心理来管理国家,必有内忧,内忧比外患还严重,那才是真正的灾难。何不暂且放过郑国和楚国,让他们作为使我们时时保持警惕的外患呢?”大家听了士燮这番话,面面相觑。士燮继续说:“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对郑国、对楚国的战争都有胜算。没错,我们很有可能打赢这一场仗。可是接下来呢?我们的君主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放松文化教育,加重百姓的税收,用来提高宠臣的待遇,赐田地给喜欢的女人。诸位,请用你们的脑子想一想,土地是有限的,如果不夺取你们的土地,又用什么来赏赐那班人呢?到了那时,你们当中有几个人会甘心被剥夺土地?有几个人不会参与作乱?所以我说,此战不胜,那是晋国的福分;此战获胜,将会扰乱晋国土地的正常权属关系,最终会害了你们!”栾书说:“您的话,让人感到震撼。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晋国在我们这些人手上失去诸侯的拥戴,一定要讨伐郑国!”于是在会上安排出征的有关事宜。从当时晋国四军的领导人名单可以看出“三郤”势力之强大: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士燮;上军元帅郤锜,上军副帅荀偃;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郤犨,新军副帅郤至。“三郤”全部列入八卿,郤氏家族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决定出兵之后,晋国派出使者,前往各盟国请求派兵助战。晋国四军基本上全体出动,只留荀罃带下军的部分人马留守国内。郑国人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使者前往郢都报信。楚共王亲自带领军队救援郑国,摆开了一个左中右三军的阵势,分别是:司马公子侧带领的中军,令尹公子婴齐带领的左军,右尹公子壬夫带领的右军。大军经过申县的时候,公子侧抽空拜访了在家养老的申叔时,向他请教对这次战争的看法。申叔时挠挠头,说:“我这老头子哪懂得什么战争哦!您一定要我说,那我就说两句。我听说,坚持高尚的品德、公正的刑法、端正事神的态度、正义的出师理由、合适的礼节和诚实守信六个原则,是战争之所以获胜的基本前提。现在楚国不修内政,对外断绝友好的关系,背弃与晋国的和平盟约,只图一时之快,不顾人民的死活,又赶着正当春耕农忙季节出兵,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是信用,进退维谷,都担心这次战争的结局,谁还会为楚国拼死作战啊?请您多加小心,说句不中听的话,我怕是再也见不到您啦!”不只是申叔时看出楚军此行不利,就连郑国派到楚国去搬救兵的使者姚句耳也发现了不对头的地方,他先于楚军回到郑国,对公子騑汇报说:“楚军行动倒是很迅速,只不过经过险要地段的时候,队伍散乱,一点也不整齐,此乃准备不足、斗志不昂扬的征兆,恐怕楚国这次是靠不住了。”【第三次晋楚大战:鄢陵之战】公元前575年五月,晋楚两国大军一支南下,一支北上,朝着对方逼近,大战即将爆发。晋军渡过黄河之后,驻扎在黄河边休整。听到楚军将至的消息,士燮再一次向栾书建议避而不战,在他看来,晋国已经衰落,当务之急是整饬内政,励精图治,而不是跑到国外去争夺霸权。“领袖群伦的事,已经不是我们晋国能够做到的了,为什么不将它交给更有能力的国家去做呢?以我们的现状,能够做到君臣和睦,不出乱子,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有精力去管天下的大事?”栾书懒得跟他嚼舌头,简单地回答:“不可。”便闭目养神不再搭理他了。五月底,两军在鄢陵(地名)相遇。士燮仍然坚持自己观点,建议与楚国人谈判,化干戈为玉帛。“现在收兵还来得及,我士燮愿意作为使者前去与楚国人谈判。”在战前军事会议上,士燮这样说。“笑话!”郤至跳起来,指着士燮的鼻子骂道,“临阵退缩,完全是懦夫所为!当年韩原之战,先君惠公被秦国人俘虏;邲之战,三军败逃,溃不成军;箕之战,主帅先轸战死。这是晋军的三大耻辱,至今不能忘怀。现在我们不去洗刷耻辱,反而逃避战争,难道是想再加上一笔耻辱吗?”“我是不是懦夫,世人自有公论,不是由你一个人说了算。”士燮冷冷地说,“洗刷耻辱有很多种方式。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是最愚蠢的方式。晋军的三大耻辱,每一次都不是因为缺乏勇气,恰恰是因为滥用了勇气才会如此。我们现在不顾内部的动乱而去争夺外部的霸权,分明是有勇无谋,难道是想再加上一笔耻辱吗?”辩论的结果,主战派占了绝对的上风。五月三十日这天,历史上著名的鄢陵之战爆发了。天刚蒙蒙亮,楚军率先发动进攻。楚国人用的还是当年邲之战中孙叔敖的战术,全军出动,快速逼进晋军大营,意在不给晋军出营布阵的机会,获得战场上的主动权。那个年代,战车仍然是各国军队的主力。而大规模的战车运动,没有布阵是不可想象的,不但无法发挥战车的威力,反而容易造成自身的混乱,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楚军的战术,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晋军的混乱。士燮的儿子士匄(gài)当时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见到此情此景,连忙向晋厉公建议:“请下令填塞水井,夷平军灶,这样便可以在军营中布阵。上天眷顾楚国也眷顾晋国,不会厚此薄彼,我们不用怕他们!”士燮勃然大怒,随手抄起一支长戈将他赶出去,骂道:“国家兴亡有道,只有天知道,哪里轮得到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娃娃来说三道四!”士匄的意见,不失为可行。士燮反应过激,却是另一种保护儿子的持重之举——军国无小事,献计须谨慎。献得不好,损兵折将,责任重大;献得好了,功高盖主,领导把你恨得片片儿飞,更不是闹着玩的。士匄年纪轻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必在这个时候发表意见,去蹚这趟浑水呢?栾书看在眼里,微微一笑,说:“填井夷灶,自然是好计。只不过据我观察,楚军行为轻佻,傲气十足,我们可以坚壁固垒,严加防范,只要我军不自乱阵脚,三日之内,楚军必定气衰而退。到那时,我军再主动出击,从背后掩杀,必能大获全胜。”“我不同意!”栾书话音刚落,郤至就站起来说,“别看楚军来势汹汹,咄咄逼人,其实有六处硬伤。第一,公子侧和公子婴齐素有仇隙,互相不团结,为兵家之大忌;第二,楚王的亲兵均为世家子弟,一味强调血统,从不对外招收优秀人才,固步自封;第三,郑军跟随楚军作战,阵容不整,似有怯意;第四,楚国军中的蛮族部队更是胡乱布阵,全无章法;第五,今天是晦日(月终为晦日,古人迷信,认为晦日不宜摆兵布阵),楚军今天布阵,是为不祥;第六,已经布好阵的士兵懒懒散散,吵吵嚷嚷,完全没把我军放在眼里。就凭这六点,我军完全可以主动出击,速战速决地打败楚军,哪里还需要等三天?”郤至的分析有道理吗?当然有。而且不难看出,他是经过了深入的调查才敢这样说的,很具有说服力。晋厉公考虑再三,采纳了郤至的意见,同时也采纳了士匄的意见,命令全军饱餐一顿,然后填井夷灶,准备与楚军决一死战。栾书冷冷地看了郤至一眼,目中闪过一丝凶光。晋厉公登上楼车,遥望楚军行动。栾书命令大夫苗贲皇跟随晋厉公登车,为其提供参谋意见。苗贲皇是楚国原令尹斗越椒的儿子,自幼生长在楚国的军事贵族之家,深知楚军底细。“那里,”他用手一指,“那里就是楚王所在的位置,由王卒护卫,是楚军的中枢。”晋厉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发现那一处兵将的旌旗装束均与众不同,传令兵乘坐着轻车进进出出,正将楚王的军令发送至各部。“楚军精锐,尽在王卒。请派部队吸引王卒的注意力,引诱其分兵追击,再集中力量打败其左右两翼,最后四军一起发动,围歼其王卒,必定获胜!”苗贲皇又建议道。“哦?”晋厉公觉得此计甚好,但又不太放心,于是将随军的占卜师找来,令其就苗贲皇的计策算一卦。结果得到一个“复”卦,爻辞为:“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爻辞晦涩,翻译成现代文,大意是:“南国的国土将要缩小,射其君王,中伤他的眼睛。”“恭喜主公!”占卜师大声道,“此乃大吉之卦,敌人国土缩小,君王受伤,此时不战,更待何时?”无独有偶,晋厉公这边利用楚国人来分析楚军的行动,楚共王那边也在利用晋国人分析晋军的阵势,那个人便是大宰伯州犁,也就是前面说到过的晋国大夫伯宗的儿子。“晋国的兵车向左右两边驰骋,是怎么回事?”“那是在召集各队指挥官。”伯州犁回答。“哦,那现在他们都跑到中军去了。”“那是开会商议对策呢。”“帐幕张开了,是干啥?”“那是在先君的牌位前诚心占卜,看谁适合担任国君的戎车车夫和戎右护卫。”“现在又闭上了。”“那是将要发布命令了。”“吵吵嚷嚷的,尘土飞扬,又是怎么回事?”伯州犁仔细看了一会儿,说:“晋军准备填塞水井,夷平军灶,进行布阵啦!”“啊!他们都登上兵车了,但是左右的甲士又手持兵器下车,是想干什么?”“听指挥官发表战前演讲。”“那他们是准备作战吗?”“现在还说不准。”“我看见他们又上了战车,但是将帅和左右又下来了。”“哦,那是在做战前的祷告。”伯州犁说着,用手指着晋军,“那里,那里就是晋侯的公卒,是晋军的精锐部队,请大王特别留心。”正在此时,听到晋营中一通鼓响,营门大开,晋军战车在前,步卒在后,排成整齐的队形鱼贯而出。楚共王连忙命令:“擂鼓,前进,今日一战,各军只许向前,不许退后!”当时的情况,楚共王的戎车驾驶员是彭名,戎右护卫是潘党;郑成公的戎车驾驶员是石首,戎右护卫是唐苟;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是郤至的弟弟郤毅,戎右护卫是栾书的儿子栾鍼,栾书和士燮带领自己的族兵在晋厉公周围护驾。晋厉公出师不利,刚出营门,戎车便不慎陷入一小片沼泽中,进退不得。栾书看到,连忙跳下车,屁颠屁颠一路小跑过来,请晋厉公乘坐自己的戎车。突然一只大手横过来,将他推了个趔趄,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儿子栾鍼。“栾书你想干啥,还不快退下!”栾鍼怒目圆睁,“国家有大事,你难道可以一人包揽吗?保护国君是我的职责,你这是来抢我的饭碗吗?让国君坐上你的车,你自己还怎么指挥作战?如果将领们都像你这样随随便便抛弃自己的部下,还不乱套了吗?快回自己车上去,做好自己的事,管好自己的人,不要乱插手我的工作!”说着奋起神力,大喝一声,将晋厉公的戎车一侧抬起,郤毅赶紧策马前行,戎车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离开了沼泽。栾书被骂得灰溜溜的,一句话也不敢回,低着头跑回自己车上,老半天才恶狠狠地说:“这个小王八羔子,当个小小的护卫就得瑟了,看老子回去怎么收拾你!”两军对阵,箭矢横飞,刀戈相交,杀喊震天。晋军按照苗贲皇的计策,派数十乘战车突入至楚军的王卒阵前,战不多时,便虚晃一枪,呼啸而退。楚军果然上当,只留左广战车十五乘保护楚共王,其余王卒倾巢而出,去追击晋军。楚共王也登上戎车,亲自擂鼓,鼓舞士气。突然间,一支晋军部队横插过来,为首一员将领远远看见楚共王,张弓便射。弓弦响处,长箭已至,正中楚共王的左眼。众人齐声惊呼,楚共王大叫一声,手中鼓槌落地,疼得几欲晕厥。“养由基,养由基,快把养由基叫来!”他一手扶着车轼,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顾大声叫道。不多时,养由基来到。楚共王强忍疼痛,从箭壶中抽出两支箭:“把射我的那个人给杀了!”养由基二话不说,跃身上车,快马加鞭,朝着那晋将追去。那晋将就是在邲之战中出过风头的魏锜。说来也是奇事,魏锜在战前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弯弓射月,射中了,自己却一屁股坐到了污泥里。他找人来占卜,卜者说:“太阳象征姬姓,月亮象征异姓,也就是楚王。您射中了楚王,自己却退入泥中,说明你也必死无疑。”养由基是楚国的神箭手。战前一天,他和潘党在营中比赛射箭。潘党自忖很难比得过他,就想出一个新花样——不

                        我还看得见;你幸运,你丈夫幸运,我幸运,其他人也幸运,但你不知道你将来是不是仍然看得见,如果你也失明,那我们都一样了,都像楼下的邻居老太婆一样了;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今天我有责任,如果明天我失明,就没有责任了,什么责任呢;在别人失明的情况下尽有眼睛的人的责任;你不能领着世界上所有的盲人,不能给他们所有人饭吃;本应当那样做,但你做不到;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我清楚地知道你会那样做,要不是有你在,我也许已经不在人世了;现在我不愿意让你死去;我应当留下来,这是我的义务,我的家在这里,我想让父母回来的时候能发现我;如果他们能回来,你自己也说过,你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是你的父母;我听不明白;你说过,楼下的邻居原来是个好人;她太可怜了,你父母也可怜,你也可怜,到你们相遇的时候,你们眼睛都失明了,感情也丧失了,因为我们赖以生活的感情,使我们像以前那样生活的感情,是由于我们与生俱来的眼睛,没有眼睛,我们的感情就会变样,我们不知道如何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你说我们死了是因为我们失明了,说得对;你爱你的丈夫;对,像爱我自己一样,可是,如果我失明了,如果失明以后不是原来的我了,那么那个能继续爱他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又用什么样的爱去爱他呢;从前,我们还看得见的时候,也有盲人呀;相比之下要少,而且通常是具有看得见的人的情感,因此盲人们以别人的感情去感觉,不像真正的盲人,现在则不同,现在出现的是真正的盲人的感情,我们还处于起始阶段,暂时还靠着对从前感觉的记忆生活,无须有眼睛就能知道今天的生活成了什么样子,如果那时有人对我说我有一天会杀人,我会认为那是对我的侮辱,但我却杀了人;那么,你想让我怎么办呢,和我一起走,到我家去;他们呢;对你怎样就对他们怎样,我尤其想让你去;为什么;我也自问过这是为什么,也许因为我把你当作自己的妹妹,也许因为我丈夫曾经和你睡过觉;原谅我吧;这不是什么需要原谅的罪恶;我们会成为寄生虫,吸干你的血;我们还看得见的时候就有不少寄生虫,至于血,除了支撑负载它的躯体之外,它总要服务于某种东西,好了,我们睡觉吧,明天会是另一种生活。另一种生活,或者同样的生活。斜眼小男孩醒来以后想去厕所,他正在腹泻,身体本来虚弱,难免生病,但人们马上发现厕所没法进去了,看来楼下的老太婆用过了这栋楼里所有的厕所,直到全部不能用才罢休。由于极为偶然的原因,昨天睡觉前七个人当中谁也没有满足大肠排泄的急切需要,否则他们早就知道了。现在所有人都感到了这种需要,以小男孩为甚,他已经憋不住了,确实,不论我们多么不愿意承认,但生活中这些肮脏的事实在任何小说中都必须加以考虑,如果肠子平平静静,任何一个人都有种种想法,例如争论眼睛和感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系,责任感是否是良好视力的必然结果,但是,当焦急折磨着我们的时候,当肉体由于疼痛和痛苦不肯听从我们指挥的时候,就能看到我们自己渺小的兽性了。后院,医生的妻子喊了一声,她说得对,要不是天还这么早,他们会遇到楼下的女邻居,现在到了不再称她为老太婆的时候了,那个称呼有贬义,我们可以说,她蹲在那里,被母鸡团团围住,为什么呢,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肯定不了解母鸡是怎样的家禽。斜眼小男孩紧紧按着肚子,由医生的妻子扶着急匆匆地沿楼梯往下跑,能忍到这里已经不容易,太可怜了,不要再强求他吧,到了最后几级台阶,括约肌再也抵挡不住肚子里的压力,其后果可想而知。另外五个人尽量摸索着从防火梯上往下走,这是名副其实的救生楼梯,如果说隔离检疫时期尚残留一点廉耻感,现在也该丧失殆尽了。他们散布在后院,使劲发出呻吟,为最后一点无用的知耻之心而难过,一个个做了不得不做的事,医生的妻子也不例外,但她哭了,望着他们哭了,为他们所有人哭了,似乎他们都已哭不出来,她的丈夫,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戴墨镜的姑娘,戴黑眼罩的老人,斜眼小男孩,她看见他们蹲在草丛里,蹲在圆白菜多节的茎秆中间,母鸡在四周窥视,舔泪水的狗也下来了,又是一个。他们各自设法潦草地擦了擦,用几把草,或几片碎砖块,凡是伸出胳膊能够到的东西,但有的时候擦了比不擦还要糟。他们又从防火梯上楼,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楼下的女邻居没有出来问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大概头一天的夜宵吃饱了,还在睡觉,当他们进到屋里,一开始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戴墨镜的姑娘说这样下去不行,当然没有水,不能洗,可惜没有像昨天那样下倾盆大雨,否则就可以再到后院,赤裸着身子,不顾廉耻,任凭天上慷慨落下的水浇在头上肩膀上,沿着前胸后背和双腿往下流,还可以用两只终于冲干净的手接雨水,权当杯子让干渴的人喝,至于此人是谁无关紧要,偶尔嘴唇轻轻挨到皮肤上,如果非常渴,那人会贪婪地把手中的最后一滴也喝光,这说不定能唤起另一种渴望。人们已多次发现,戴墨镜的姑娘缺乏想象力,但在这悲惨可笑而又绝望的情况下,她能想到什么呢。尽管如此,她不缺少某种务实的感知力,有事实为证,她到自己卧室,后来又到父母的卧室,打开橱柜,拿来了一些毛巾和床单,我们用这个擦擦吧,她说,总比什么都没有强。无疑,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感到自己与擦之前大不相同了。医生的妻子在餐桌上谈了她的想法,现在到了我们决定下一步应当怎样做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失明了,至少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人举止都像盲人,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任何必需品供应,我们处在混乱之中,真正的混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政府还在吗,第一个失明者说;我不相信还有什么政府,即使有的话也是个想统治盲人的盲人政府,也就是说,虚无企图把虚无组织起来;这么说没有未来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未来,现在要解决的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活下去;没有未来,现在就毫无用处,就是没有现在;也许人类以后能在没有眼睛的情况下生活,但那时候他们将不再是人类,其后果显而易见,我们当中谁还会认为自己像以前以为的那样有人情味呢,拿我来说,我杀死了一个人;你杀死了一个人,第一个失明者大吃一惊;对,杀死了另一翼的头目,用一把剪刀刺穿了他的喉咙;你杀人是为了替我们报仇,为女人们报仇非女人不可,戴墨镜的姑娘说,正义的报复是人道主义的举动,如果受害者没有向残忍的家伙报复的权利,那就没有正义可言了;也就没有人类可言了,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补充说;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医生的妻子说,如果继续在一起,也许我们能活下去,如果我们各奔东西,会被人群吞噬,死去;你曾经说过,有一些组织起来的盲人团伙,医生说,这表明已经产生了新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一定像你预见的那样必死无疑;我不知道他们真的组织到了什么程度,只看见他们在外边走来走去寻找食物和睡觉的地方,对别的就一无所知了;我们回到了原始部落时代,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区别在于我们不是区区几千男女生活在广袤的原始大自然中,而是百万千万的男男女女生活在一个贫瘠干涸的世界上;一个失明的世界,医生的妻子补充说,等到难以找到水和食物的时候,可以确信那些团伙必将解散,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能更好地活下去,没有必要和别人平分,找到的东西都归自己所有,绝不肯给别人;那些现存的团伙大概都有首领,有人指挥和组织,第一个失明者说;也许有吧,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指挥的人和被指挥的人同样瞎;你没有失明,戴墨镜的姑娘说,所以必须由你来指挥和组织;我不指挥,只能尽量组织,我仅仅是你们失去了的眼睛;一种自然形成的首领,在盲人的国度里有个长眼睛的国王,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如果这样,在我还有眼睛的时候就让我的眼睛领着你们吧,所以,我建议我们不要分开,不要她在她家,你们在你们家,你在你家,我们还是在一起生活吧;我们可以留在这里,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们家更大一些;要是没有被别人占了的话,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提醒说,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如果确实被占了,我们就回到这里来,或者到你们家去,或者到你家去,她最后这句话是朝戴黑眼罩的老人说的;老人回答说,我没有自己的家,独身一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你没有家庭吗,戴墨镜的姑娘问;没有;也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没有兄弟吗;都没有;要是我父母不回来,我就和你一样孤单了;我会和你在一起,斜眼小男孩说,但他没有加上一句,如果我妈妈没有来找我的话,他没有加上这个条件,奇怪的举动,也许并不那样奇怪,小孩子适应得快,他前面还有一辈子的路要走。你们决定怎么做,医生的妻子问;我和你们一起走,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只求你每星期至少陪我到这里来一趟,也许我父母能回来呢;你会把钥匙留给楼下的女邻居吗;我没有别的办法,再说,能拿的她都已经拿走了;她会把一切都毁了的;我来过这里以后,也许她就不那样做了;我们也跟你们一起走,第一个失明者说,只是希望尽早到我们家去一趟,好知道出了什么事;当然我们会去;至于我家,没有必要去,我已经说过我那个家是怎么回事了;但是,你和我们一起走吧;好,但有一个条件,他说,乍看起来似乎荒唐,别人向他施恩惠,他却事先提条件,不过有些老人就是这样,所剩的时间越短,傲气就越大;什么条件呀,医生问;当我变成难以承受的负担的时候,请你们告诉我,如果你们出于友情或者怜悯不肯吱声,我希望我头脑里有足够的理智做我应该做的事;什么事呀,可以让人们知道吗,戴墨镜的姑娘问;离开,走开,死去,就如同从前的大象们那样,我听说近来不这样了,没有一头大象能活到老年;确切地说,你不是大象;确切地说,我已经不是个人了;尤其是当你开始像孩子似的回答问题的时候,戴墨镜的姑娘反驳说。谈话到此为止。塑料袋比来的时候轻得多,也难怪,一楼的女邻居也吃了里边的食物,吃了两次,第一次是昨天晚上,今天他们请她在房子的法定主人回来之前代为保管钥匙时又给了她一些,只是为了堵住她的嘴,因为我们对她的品格已有充分了解,还有,舔泪水的狗也来吃了,面对它那双乞求的眼睛,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能装作无动于衷,提到狗,它到哪里去了呢,不在屋里,也没有从前门出去,只能在后院,医生的妻子去看了看,可不是嘛,舔泪水的狗正在大口大口地吞吃一只母鸡,它攻击的动作极快,母鸡来不及发出报警信号,但是,如果一楼的老太婆有眼睛,对有多少只母鸡心中有数,不知道她一怒之下会怎样处置戴墨镜的姑娘的钥匙呢。舔泪水的狗既意识到犯了过错,又发现它保护的人要走,只迟疑了一瞬间,便立即开始在松软的地上刨坑,抢在一楼的老太婆在屋里听到响动来防火梯平台上闻闻是怎么回事之前,把母鸡的骨架埋上了,暂时把罪恶掩饰过去,歉疚留待以后再说。它偷偷溜上楼梯,像一阵风吹动了老太婆的裙子,她没有发现刚刚在身边经过的危险,狗到了医生的妻子身边才向着空中大声宣告它刚才的壮举。听到如此凶恶的吠叫声,一楼老太婆害怕了,我们知道,已为时太晚,为了她贮藏的那点食物的安全,她伸长脖子朝上面喊道,必须把这条狗拴牢,不要让它去吃我的母鸡;您放心吧,医生的妻子回答,这狗已经吃了东西,不饿,我们现在就要走了;现在吗,老太婆重复了一句,声音微弱,仿佛有点舍不得,好像想让对方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式理解她这句话,例如,你们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吗,但她没有多说一个字,只说了那句现在吗,并不要求回答,铁石心肠的人也有痛苦,这女人的痛苦到了这种程度,使她后来甚至没有打开门向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告别,而她曾允许他们随便穿过她的家。她听见他们走下楼梯,一边走一边相互交谈,小心点,别摔跤,把手放在我肩上,扶着扶手;都是些简简单单的话,但现在,在这个盲人的世界里,这些话用得最为普遍,令她感到诧异的是,其中一个女人说,这里太暗了,我什么也看不见,看来这女人患的不是白色失明症,这一点已经让人吃惊,因为太暗看不见,这是什么意思呢。她本打算思考一下,也确实尽了力气,但脑袋空空,不听使唤,不一会儿,又自言自语说,我没有听清楚,对,是这么回事。到了街上,医生的妻子想到刚才说的话,决定以后说话时应当更加注意,动作和长眼睛的人一样倒还可以,但说话必须跟盲人一样,她想。大家都聚集到人行道上,她让伙伴们排成两行,每行三个人,第一行是她的丈夫和戴墨镜的姑娘,他们中间是斜眼小男孩,第二行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和第一个失明者,他们中间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她想让所有人都在自己身边,不像印第安人一样排成一列,那样随时可能被冲散,只要在路上与人数更多横冲直撞的一伙人相遇,就会像一艘邮轮把一只碰巧拦住它去路的珐鲁瓦帆船拦腰截断一样,这类事故的后果尽人皆知,小船沉没,水面漂着船的残骸,船上的人落水,在无边无际的海上徒劳无益地呼救,邮轮早已开走,似乎没有发现这起撞船事件,她这伙人也将一样,一个盲人在这里,另一个在那里,迷失在别的盲人组成的混乱的人潮中,像大海中不停涌动的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浪涛,医生的妻子那时也不知道先帮助谁好,拉住丈夫,也许拉住斜眼小男孩,但丢了戴墨镜的姑娘,丢了另外两个人,更远处,戴黑眼罩的老人正像一头老象一样朝坟墓走去。夜里其他人睡觉的时候她用布条拧成了一根绳子,现在她把所有人和她自己圈起来。你们不要抓着我,她说,而是要紧紧抓住绳子,用力抓紧,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松开,走路的时候不要靠得太近,以免互相磕碰绊倒,但必须能感觉到旁边的人,如果可能的话相互摸一摸。只有一个人无须为前进的新战术操心,他就是斜眼小男孩,他走在中间,四面都有人保护。我们的这些盲人当中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其他一群一伙的盲人是怎样在这大海中航行的,是不是也拴在一起,使用这种或别的办法,但是,从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不难回答,除了个别群体由于我们不知道的特殊原因牢牢聚合在一起之外,一般来讲,其他的团体每天都会失去一些人,又有一些人参加进去,总是有个盲人走散了,走失了,另一个人被吸引过去,跟在后面,至于那伙人是接纳他还是把他赶走,就要看他随身带的东西而定了。一楼的老太太慢慢打开窗户,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这种感情的脆弱,但街上没有传来任何嘈杂声,他们已经走了,离开了这个几乎没有人经过的地方,她本该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分享她的母鸡和兔子,但本该高兴时她却高兴不起来,失明的眼睛里流出了两滴泪水,她有生以来头一次问自己,是不是还有理由继续活下去。没有答案,答案在最需要的时候总是不肯出现,而很多时候唯一可能的答案却是,你必须耐心等待。路上,他们经过的一处地方离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单身房间只有两个街区,但他们早已决定继续向前,那里没有食物,有衣服却不需要,有书也不能读。一条条街上到处是寻找食物的盲人,他们从商店里进进出出,两手空空地进去,出来的时候也几乎总是两手空空,接着他们就开始争论是否应当离开这个街区到城市其他地方碰碰运气,权衡着这样做的利弊。一个大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做饭,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煤气罐空了,还有,在屋里生火又很危险;假如想做几种还有点当年风味的菜肴,就要考虑到哪里去找盐油和佐料;其

                        ”。这些钦定议员有军功贵族,有纳税大户,有博学鸿儒,这一部分也没有问题。据说问题主要出在那为数并不太多的各部院大臣或皇室、或亲贵这部分名额,他们担心将这一部分指标也放到各省竞选,这不仅有碍于他们的尊严,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个基本判断,他们很可能无人当选,选民们仅仅出于对贵族政治的天然敌视,就不会赞成这批贵族继续当政,就会用选票将他们拉下来。所以满洲贵族就此进行殊死抗争,不再妥协,终于使原本极有希望的君主立宪功亏一篑。这当然非常可惜,许多人认为这是后来民国政治长期困扰动荡的一个根源。研究者的困惑当然不在这里。研究者的困惑在于,你和你的同僚那么聪明,既然能够软硬兼施让南方独立各省大致同意重回君宪,为什么没有为满洲贵族设置一个退出机制呢?在家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大清王朝毕竟只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天下,这些满洲贵族的祖先们毕竟是跟随爱新觉罗打天下坐江山几百年了,几百年已经习惯于政治的经济的特殊权利,你们想用君宪去换取他们的权利,为什么没有替他们设计一个替换程序,为什么没有想过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的赎买政策呢?满洲贵族没有接受正式国会召集方式,这就逼着中国政治转向,特别是在南北胶着的大半年时间里,满洲贵族不知退让不知权力分享,这应该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愤怒的根源,也是放弃君宪转向共和的关键。现在研究者大致能够认同这种转变的合理性,大家不太明白的只是,段祺瑞等人带有威胁性质的共和呼吁,特别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带有“黄袍加身”性质地拥戴你为新政府大首领,这在多大程度上带有你的暗示?假如没有你的暗示,段祺瑞们敢这样猖狂地向朝廷叫板吗?从现在已有文献推测,当然无法得出段祺瑞们是由你指使的结论,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十几年前就对谭嗣同说过,你带兵的基本原则是训练这些官兵对朝廷的忠诚,政治上的训练大于或者说不小于军事上的训练。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在你一手调教的新军中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否意味着你在三年赋闲后,已在事实上失去了对新军系统的绝对控制呢?还是你个人也认为继续指望满洲贵族退让已经不再可能,你们那一代中国人追求和奋斗了十几年的君主立宪只有这样毁于一旦呢?当然,我也注意到段祺瑞们在将中国政治带到另外一条轨道去的同时,也为清廷、为小皇上、为皇太后作了充分考虑,因此方才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鼓吹十几年的“驱除鞑虏”在这次政治转折中了无声息趋于消逝,“鞑虏们”没有像几百年前的“蒙古鞑子”被赶往东三省,这不仅历史主义地解决了一个王朝如何退出的重大难题,而且在不经意间达成“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共识。这一点确实为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贡献巨大,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假如不是你和新军将领们如此智慧地解决问题,假如真的将鞑虏们驱逐出去,那么后来固然不会有满洲国,只是东三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恐怕真的很难说了。大政治家一念之间确实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南北和谈中究竟怎样从驱除鞑虏转向五族共和,现在的研究者确实不太容易弄清了。这也是对辛亥革命研究和对你的研究中一个比较困惑也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南北和谈在各方妥协下终于比较完满地解决了纷争,除了大清帝国退守紫禁城略有损失外,辛亥参与各方其实大致上说各得其所,只是我们今天稍有不明白的是,你和你的新政府同僚既然如此恭维孙中山,那么为什么不在民国之后的政治架构中容纳孙中山和他的那些同志呢?从后世的眼光看,宋教仁被杀当然是一个悲剧,这件事情不管是谁干的,其实都将刚刚建构的民主共和架构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孙中山之所以借着这件事起兵大闹,除了宋教仁血案这个直接理由外,难道没有因为你们太过于无视孙中山等人对民国的贡献?你们为什么不能将孙中山纳入体制,为什么不能劝说孙中山像宋教仁一样参与到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成为有意义的建设者呢?而且,还有一点很值得讨论,那就是当中华民国创建后,你和你的同僚们为什么在民国法统中没有为南京临时政府保留一点儿法统地位呢?孙中山十几年来自以为独创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为什么根本不入你的法眼,从来不被提及呢?许多研究者在讨论1912—1916年的中国历史时,真的感慨万千,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刚刚成立就走向解体,你对共和的誓言言犹在耳,为什么急不可耐地选择帝制走向独裁呢?后来的历史证明,你可以实行事实上的独裁,但你不能戴上那顶哪怕只是名义的皇冠。聪明一世的袁大总统已经做到终身总统了,而且一再重申无意于帝制,为什么到了后来还是把持不住自己呢?历史无法遗憾无法后悔。我在阅读洪宪帝制史料时,深切感觉到自从你住进紫禁城之后,直觉开始变得很迟钝,你不太知道外部世界的真相,你开始用想象代替真实,再加上权力独大和宵小恭维,使你逐渐错误地以为自己就是神,就是救世主,你先前一再宣称要做中国的华盛顿,要为中国开新局,你要是真的做到这一点,不仅你个人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要改写,中国的历史面貌也肯定不一样。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聪明一世,到了关键时刻就糊涂一时了呢?看来,制度,只有制度才能保证一个人不出错或者少出错。一个人无论有多大能耐,个人智慧、个人承诺都是靠不住的。这应该是洪宪帝制带给中国的最大教训,不知袁大总统以为然否?专此,敬颂在另一个世界安宁马勇一个专职研究你生平业绩的人2011年12月11日清晨于安阳旅次(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02期)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今年(2013年)是宋教仁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适值早春,又近清明,抚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伟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求民主宪政的真诚、韧性。在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认为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最坚定的宪政追求者,不惜为宪政献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甚至在“后阶级斗争”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宋教仁对宪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与虎谋皮。宋教仁为宪政而死,在许多人看来,有点不值,革命党只能用实力说话,没有实力,没有枪杆子,清廷不会自动立宪;袁世凯更不会乖乖地接受宪法约束。这种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不能说不对,但显然还有重新研究的空间,至少还应从宋教仁本身进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还是不值。宋教仁在清末民初政治分类中,确实属于革命党人,但宋教仁又与绝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孙中山最早看出清廷政治体制不具备改革基础,不具有改革价值,因而孙中山自1894年萌发反清意识后,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当然,孙中山即便中途有挫折,有犹豫,历史也没有给他反悔的机会,自从1895年策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就与清廷势不两立,清廷即便宣布预备立宪了,也不愿将孙中山等人赦免。这就将孙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与孙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十九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就是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后”成长背景。1902年,新政第二年,二十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遇到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他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是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廷虽说宣布新政了,实行改革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复苏了,政治热情被再度激活。然而正因为这样,当人们的视野已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廷已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按照清廷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对于满洲人极端失望,而新政给予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也是许多青年知识人对清廷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仅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指标,使中国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十年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廷“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上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廷已经没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推翻满洲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廷,对着满洲人。同盟会成立是一个重要标志,是那些热血青年对清廷不改革、假改革的回应。清廷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高潮反过来必然反制清廷,促使清廷走上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高潮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廷形成巨大刺激。清廷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果如此,清廷就可以缓解变革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俄国也开始革命了,沙皇也只得宣布改革了。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廷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一年后,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预备立宪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闹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清廷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相当一批人,如刘师培夫妇、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从高潮走到低潮。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一批革命党人,和他们做了好朋友,还因为清廷不改革。现在既然清廷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儿都不让人奇怪。1908年,宋教仁机缘巧合与袁世凯等体制内大员建立了联系,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才华非常欣赏,希望宋教仁回归体制,参与立宪。然因种种原因,宋教仁并没有如袁世凯所愿,回归体制。武昌起义发生后,宋教仁受湖北军政府邀请,第一时间来到武昌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约法》。《鄂州约法》所体现的只是近代政治必须具备的“三权分立”原则,约法规定新政府以都督为行政中心,都督与议会、司法三权共同构成最高权力中心,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员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归属于法司。这套立宪架构的法律体制,与清廷正在进行的君主立宪一脉相承。如果要说区别的话,《鄂州约法》只是剔除了君主,权力来源属于人民,不再是君主立宪,而是人民立宪。很显然,这套思想并不是同盟会,甚至不是华兴会的政治主张,反而与袁世凯十多年来提倡、推动的君主立宪改革具有许多契合处,由此也就可预示宋教仁与袁世凯在未来具有合作的可能性。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很快就被在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袁世凯政府所取代,在政治的基本面,中华民国实际上延续了过去十年的宪政改革,只是君主不再。宋教仁热心政治,是因为他的宪政立场。他认为中华民国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宪法政治,就是宪政。宪政原则在竞争,政治上的合法竞争、和平竞争是民国政治的必由之路,暴力革命必须永远完全放弃,否则不足以沿宪政。根据这样的政治理念,宋教仁进入民国更加活跃,他的理想不是阁僚,而是阁揆,所以他按照政党政治的原则努力打造议会第一大党,争取通过和平的议会竞争实现政党轮替,夺取组阁权。宋教仁的想法正大光明,他对民主宪政的忠诚与期待令人佩服。在很长一段时间,宋教仁就像我们今天能够在西方民主国家、在台湾大选中看到的那样,风尘仆仆东奔西走,纵横捭阖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争取议会多数,其实也像一切“民主初步”时的政治家一样,宋教仁也曾操控选举,比如在湖南选区;也曾与反对者发生肢体冲突,而且不止一次。这些其实都是民主初潮时的正常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步到位,成为成熟民主。宋教仁不论有多少不足或问题,都必须承认他仍然是中国民主初潮时代的弄潮人,是中国民主政治先驱者之一。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让宋教仁的理想变成现实。当他对议会多数信心满满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刚刚开启的民主政治遇到巨大挫折。“宋案”的后续故事令人唏嘘,可作多种解读。但我们看到宋教仁弥留之际依然认为中国不应放弃宪政之路,中国必须告别革命,远离暴力,相信只有宪政,才是中国应该追求的千秋大梦;只有议会,才是政治家应该去的地方。革命者惋惜宋教仁之死,有足够理由。百年后重新思索宋教仁思想,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不仅需要宪政,而且需要更多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中国的政治家只有被圈进议会的笼子里,他们才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辩论说理,才能不得动辄动用武力,惊扰百姓。一个宪政的中国,是宋教仁的期待。纪念宋教仁的最佳方式,就是促进宪政中国从梦想到现实,应该激励更多政治家放弃斗争理念,乐于成为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迷”。杨度为什么不忏悔杨度(1875—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特的

                        家子弟与内务府大员增崇家的少爷也多有交往,奎垣先生那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就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少爷乐元可,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时间:2001年2月23日(第一次)2003年8月1日(第二次)地点:北京市华威西里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郭松义注296、乐曙青、金玲[访谈者按]在《北京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曾记录察存耆的回忆,他说满族的商业有的起源于“官当铺”,由内务府主管,所属各司,各钱粮衙门提出一部分公款各开当铺,后来统归内务府堂郎中管理。经理者看到当铺有利可图,便暗中和外部汉商发生了联系。他对此事如此地了如指掌,可能因为他的祖上就是这样与“外部汉商”发生的关系。奎垣先生的口述中多次提到的刘家,就是这样的汉族商人。察先生只记得他们后来为察家开当铺的一段,而刘家的后人刘汝舟先生对自己的家史,无疑了解得就更为具体。他们靠着为增家做生意发家致富,成为恒和钱庄的创始人。旧时老北京形容时髦阔人形象,有顺口溜曰:“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恒”,这四大恒,指的是当年京师资本最为雄厚的四大钱庄即恒和、恒源、恒兴与恒利,刘家的恒和号,就是其中之一。清人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当年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凡官府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倚为泰山之靠。自庚子之役,颇受损伤……恒和号专交各大官富室存放各款,故其歇业后,因之受累者极众,从此各宅第渐形凋敝。”注297恒和歇业之后,刘家改头换面,又以“当铺刘家”著称,赫赫扬扬直到北京解放。这些汉族商人与王府官僚之家攀亲结党,成为官僚贵族社会网络中的一部分,已是清亡之后的新现象了,在此之前,王公贵族们当然是不屑与商人为伍的,尽管他们从来都离不开那些围绕在他们身边、以他们为生的商人们。对此,作为旧官僚后代的奎垣先生,与作为大商人后代的刘先生,站在不同的立场带着不同的感情做了不同的描述,如能相互参照对比着看,对于当时这两种人不同的心理,会有比单看一方要具体生动得多的感受。属于“当铺刘”掌管的“万庆当铺”,位于南锣鼓巷3号,距秦老胡同咫尺之遥。墙上还保留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历史遗痕(定宜庄摄于2006年)刘汝舟先生自己写过回忆录,名曰《刘氏家族兴衰史》,他说他想要说的话都已写在里面,但从我的访谈可见,口述与自述其实相差很远,存在这一差距的关键,是口述时被访者与访谈者之间的互动。访谈者自然会根据自己感兴趣或者认为重要的话题深入下去,这是自述无法做到的。刘先生的自述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家族的发家史,二是对家庭成员各自经历的回忆,三是当年与当铺相关案件的内幕。即以第一部分来说,刘家的发家,离不开当年内务府大员的资助,这些买卖人与清代王公大臣的关系包括日后形成的社会圈、婚姻圈是我最感兴趣,也是对研究当时历史颇有裨益的内容,在刘先生的自述中却语焉不详,口述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当然,自述也有其长处,作者落笔必然会字斟句酌,乃至查阅相关资料,口述则多少要随意些。因此自述对具体事件的记载,一般比口述要准确。为此,我将刘汝舟自述中的部分内容放在访谈后面,以与口述对照并修订其不足。美国学者施坚雅曾做过假设,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城市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空间“核心”,即两个由士绅和商人分别组成的居住及社交中心。中国其他城市情况如何,这里不作讨论,但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北京东城,存在的却是一个由那桐家、增崇家那样的官僚士绅和当铺刘家那样的商人共同组成(而不是分别组成)的一个居住与社交中心,所谓“东富”,根据就在这里。没有商人仅有官僚,是无法构成东城之“富”的,如今研究北京史的人们一说起20世纪50年代之前北京的商人和商业,想到的就是前门的老字号,这并不全面。刘汝舟在家中(定宜庄摄于2003年)刘汝舟(以下简称刘):我叫刘楫,这个楫字很冷,木字边,舟楫的楫。诗经上有这么一句:“用汝作舟楫”,所以我名字叫楫,号叫汝舟。我在文联的时候笔名叫刘汝舟,所以现在找刘汝舟的多。我今年七十九,1923年生的。定:你们家什么身世呢?刘:这说起来可就长了。我这个家庭呀,中央文史资料,有我们家,北京文史资料,也有我们家。但是没有我的名字,有我祖父的名字,我父亲的名字,我大哥的名字,都上了文史资料了。我退休以后让我写回忆录,因为退休我也没事,我就在家里写吧。我写的原因是故宫博物院朱家溍他们都知道我,尤其是跟载涛,涛七爷,我们都是特别熟的,又有亲戚关系。我这自传六万多字呢,我起名叫《刘氏家族兴衰史》。定:出版了吗?刘:我不准备把它出版。定:您这些是家里有记载呀?刘:有家谱。可惜“文革”抄家的时候没了。我家抄家是最惨了,不单是这个没了,我所有家里的藏书,刨除毛主席这四卷、语录以外,字典给我留下了,剩下的全都一网打尽,到发还的时候全没发还,全没。我就遭到这个。定:家谱您亲眼看过是吗?刘:家史是由我大哥,和我本家的一些个老人,没事聊天,我由小时候我就好奇,好打听事儿,完全是凭我的记忆力,记下来的,当然不是我亲眼所见……这样,我既然有资料,我把资料给您就完了,比我讲的要详细。定:不是这个问题,您讲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些您没写到的东西,可能我会有兴趣,咱们好交谈。我要是光去看,有什么问题呢,不像这样谈能谈得仔细。

                        1.我祖父是恒和钱庄的创始人

                        刘:我家的事,得由我祖父说起。我们家是宁波慈溪的,我的曾祖叫刘文祥。绍兴这个地方离我们慈溪很近,我的老家都是师爷,都是做幕的。我曾祖他是跟官的,他跟着一个道台到北京来卸任,那时候也跟现在一样,做官几年期满,得到京城卸任,等候再放……郭松义:这叫候补道,如果没有关系,有时候一辈子就是候补道。刘:……结果这个道台呢,等候再放的时候,可能是没打通好关节,也许是什么原因吧,上级把他到这儿等着放官这事给忘了。一直等着没有消息,结果两个人就困到店里,卸任的道台没等再放什么官,就得了病死在店里了。然后这位师爷,就是我这曾祖父刘文祥,他把这位道台装殓起来给运回去以后,他就不能在当地谋生了。他跟那位道台在北京等着的三四个月期间,他随着这个道台,上清朝内务府的大官僚家拜望过,看望人家去,也是拉拉关系呀,所以这么样认识了清朝的官僚,包括王府。(道台死了),我曾祖父他没辙了,怎么办呢。那时候清朝内务府的总管,刨出那桐以外,还有就是增家,增崇啊,秦老胡同增家,瞧出来这个年轻人,就是我那曾祖父年轻有为,可以利用。那时候有个大清律,所有的满清官僚,不能与民争利,不许拿钱开买卖,这钱只能在家里搁着,金库银库都行,但是你不能拿钱开买卖,开买卖违反大清律。买卖只能由老百姓开,做官的不行。增家就看重了我那曾祖父了,他说你也没辙,干脆改行做买卖得了,他投资。这么样我曾祖父就摆了一个兑换摊,就是兑钱的一个钱铺,你拿银子不是不方便么,一两银子,我兑给你几个铜板,就是这么慢慢他开了一个兑换所,又租了房子,地点在东四牌楼,过去在南边有个永安大药铺,药铺门口。结果也搭着人机灵吧,能干,他就拿着这点钱越混越大,越混越大。结果第一个开的叫恒和钱庄,北京第一家。定:在什么地方?刘:也在东四牌楼。就在闽南餐厅这个地方,那是卖烧卖的,现在改了叫烧卖馆了,肯德基的旁边。整个东四牌楼正好是路西,把着西北角。向东五间门脸,那叫洋式门脸,勾画。您听说过四大恒吗?像您这个年岁啊,因为职业的关系,可能也听说过。过去说是四行,中南、盐业、金城、大陆,这是四大银行对不对?注298前身北京叫钱庄,不叫银行,这在道光年间,北京第一个银钱业叫四大恒,恒和,恒兴,恒利,恒源,反正四个都是恒字儿,这么叫四大恒,四个恒,都有详细的地点。到时候您看资料。注299我祖父呢,就是恒和钱庄的创始人,叫刘槐庭,名字叫侃,晚报上已经登了。那是“文革”以后了,那天故宫博物院通知我,说办了一个钱币展览,有你祖父签字的你们恒和钱庄的银票,你去看去吧,一个银票,就是汇票,就是汇款单,那确实是我祖父的亲手签字,刘槐庭。他就凭着一个签字,恒和钱庄,你就能带着去全国各地。我祖父是北京的名人,这槐庭两个字可以说太轰动了,后来可以说没有一个敢叫他刘槐庭的,都叫槐翁:“今天你见着槐翁了吗?”郭松义:钱庄是从南方发展起来的。刘:您看过最近那部电视剧《胡雪岩》吗?过去有这么一个说法,南胡北刘,我祖父跟胡雪岩是同时。郭松义:你们到北京来开钱庄,是不是同太平天国也有关系?实际上胡家的发达与太平天国是有直接关系的。刘: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北京那个时期有个童谣,表示北京的阔人必须有这四种东西:头戴马聚元——马聚元的草帽,是北京最有名的,有钱人才能戴;脚踩内联升——必须得穿内联升的鞋;身穿八大祥——是绸缎;怀揣四大恒,银票。北京的阔人没这四样东西你不能叫阔,不能叫有钱。这是当时北京的兴旺时期。这我都是听说了,到庚子年,1900年是庚子年吧,当时我曾祖父已经养老了,祖父已经当了总经理,庚子年挤兑。开这个银钱业啊,就怕挤兑,有个消息一出来全都到你这儿取钱,你这钱全都放出去了,哪儿能当时收回来呀,全都来取,一下就给挤垮了。我祖父就给各家一去信,把各家的存钱就借来,拿轿车拉着元宝、银子,不卸车,轿车满载着元宝银子,由东四大街一直到十条,摆满了。人们一看,哟,这钱庄有这么些钱,回去吧回去吧,就这么样挤兑解了。这都是前人跟我讲的,我们家里的故事啊。注300我祖父活到82岁。他经历了两次挤兑,都很险的,差点没挤垮了。他到60岁的时候,精力不行了,他怕银钱业不稳当。他两个儿子,早死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父亲,刘禹臣,他不愿意让儿子接这个,他说(遇到挤兑)我能行,你就不敢说了,你要再接着干这个,这家业恐怕就完了。他就让我父亲改行,开了当铺,所以有人说我们是当铺刘家,但是我们实际发家不是靠当铺。定:那你们的钱庄哪儿去了?刘:钱庄是我祖父刘槐庭到60岁的时候就完全收敛了。我出生是1923年,反正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就改行了,不做钱庄了。只留了一个金店,叫恒肇金店,就是原来恒和的底子。什么叫金店呢,可不是打金银首饰的金店,我理解啊,就等于放高利贷,但它里头又增加了好多的业务,就叫金店了。在哪儿呢,东四牌楼,现在是医药公司的仓库,我们不是住马大人胡同么,马大人胡同的对面,也是乐家(指同仁堂乐家)什锦花园的对面儿。这四恒什么时候收的呢,都是在民国以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某院门(定宜庄摄于2006年)

                        2.我们是东伙关系注301

                        定:开当铺那是您父亲这一辈了?刘:从我父亲一直到我大哥。我们在北京开了是13家,天津是4家,当铺。我们独资的很少,带恒字儿的是我们独资,只有4个,东恒肇西恒肇南恒肇北恒肇,四恒。不带恒字儿的都是旗人的投资,都是内务府的一些官僚。股东全是旗人,没有汉人,拿钱的全是。定:就是说皇室都被逐出宫了,他们还往你们这儿投资?刘:那当然是,他们也不会做买卖呀。定:可是他们还挺有钱的不是?刘:钱当然有,有钱他们坐吃山空啊。他们当然得靠着我们,我们能给他们赚钱哪。定:当时给你们投资的那些旗人您还记得都是些谁呀?刘:最大的股东就是秦老胡同增家,增崇,南锣鼓巷有个秦老胡同知道吧?现在还有这条胡同。他叫增崇,号叫寿臣,一品大臣,他管内务府。我们最离不开的是增家,跟增家到我们这儿是三代的关系,我管他叫二大爷,生日party磕大头。他们在秦老胡同路北,好像是17号,门牌记不太清了,那是四进的平着两个门牌,增崇住正房,增崇的夫人故去得早,他夫人也是内务府的,据说是孟公府的,没再娶。现在他们家的后代还在秦老胡同,但是他们原来在路北,现在住的是路南了,已经住了四代了。我们跟增崇的关系是东伙关系。郭松义:就是东家和伙计的关系。定:清亡以后增家的生活怎么样啊?刘:生活没问题啊,好家伙,他们这官,那都足啊。那真是仓满啊。我们家跟庆王的关系也是东伙关系。我父亲早就认识载振,也是通过秦老胡同的增崇。载振也是有俩钱儿,想着找他开个买卖。因为增家在天津开过一个恒顺当,(我们家)给增崇开的,独资,赚钱,也是恒字儿的,我们家离不开恒字儿,四大恒几家么,都叫恒,开当铺还是带恒字儿。所以增崇就建议,让庆王府别拿着金库银库那儿看着啦,你拿它生利吧,也拿出钱来做买卖吧,我给你介绍,让刘家,让刘禹臣给你开买卖。郭松义:刘家等于给他们做生意,他们做股东,投资到他那儿,生息,然后再返还。刘:由这庆王爷,载振还活着呢,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都叫王爷,那时候他已经袭王了。定:庆王的爵位好像沿袭得最久。刘:一直到伪满,重新又给他复了王爵,还叫庆王,还单有伪满的委任状呢,这么大字。我去的话我给他请大安,载振还得还安呢,还不能接安,因为我们平辈儿,我的侄女是他儿媳妇啊,他得管我叫五弟(按刘老的二侄女是庆王府载振的小儿媳妇,详见下文)。他们就讲这个,礼节他不能丢。庆王是受慈禧重用的那几年发的家,全是卖官鬻爵,一个道台不就得几万两吗。庆王府一直到天津,载振死了以后,地下室还有金库银库哪,绸缎库,还有瓷器库,瓷器都是木桶装的,全是那种挺厚挺厚的,木桶。够摆十桌的瓷器装一大木桶。定:有多少个木桶?刘:那家伙,起码也得十几个木桶吧,得够一百桌的。那已经是民国多少年了,我这二侄女结婚的时候是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我到现在还有庆王府的瓷器,那是后来他们分家的时候,分给我二侄女的。定:怎么你们都和庆王那么近呢?跟别的王府呢?刘:更多啦,恭王府,小恭王,注302我们老在一块儿玩儿。毓纪明啊,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差不多王府我们都认识,都知道。定:你们家和恭王府什么关系?刘:也是投资,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家。还有一个是张家,就是那家,现在姓张。那家花园我都去过,您要说那家花园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我还有记忆力,他们都未必能记得。我们都在他那个佩兰斋呀,花园里最好的佩兰斋那儿吃饭、打牌,他请客,都在那儿。定:你们家怎么跟那桐的关系这么近呢?刘:跟那桐家有来往的原因,那桐是属于我们的大东家增家的下属,注303他得听增崇的,增崇是内务府总管,一品大臣。定:天津也有在

                        民起义,后金可以趁机从东面进攻,这至少能迫使明朝与后金议和,从而达成有利于后金的和约。郑克晟:《多尔衮》,第4—5页。同年,张文衡也主张:“今正取天下之时,入中原之机……明之东南,苦于徭役,必不堪一击。今明国东西不能相顾,正吾发兵中原之机……汗若乘此天赐良机,国人争劝之时,决意进取,则天必佑汗。”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6—13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387页。?张春被俘后,达海对他说,金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政府竟无一言相报。《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1页。?康熙皇帝后来曾引用过皇太极的这番话。史景迁:《中国皇帝》,第144页。大凌河城陷落后,一些汉官试图说服皇太极乘胜南下。1632年5月8日,宁完我上疏指出,大凌河的胜利是明朝“内患”的结果,认为进军“南朝”,围攻山海关的时机已经成熟(称明为“南朝”,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后金已取得了与明朝平等的地位,今后将要与明朝争夺霸权,就像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所明确规定的那样;见苏珊·E·卡希尔:《宋代宫廷中的道教》,第24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14页。1633年8月26日,祖可法对皇太极说,一旦攻下北京,明朝其他城市都会投降;而欲攻下北京,必须先夺取山海关。同上书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32—33页。但皇太极仍然否定了这一建议。1634年,皇太极进军中原并已打到大同城下时,仍表示他的愿望是议和。任长正:《清太祖太宗时代明清和战考》,第49页。?“其结果是改革了女真族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汉化的政治制度,而且,其中央集权的程度比北宋王朝还高。”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7页。1635年7月4日,皇太极:下令对金、辽、宋、元的历史要特别重视。《皇清开国方略》,第37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页。随着皇太极对满洲后人可能忘却本族文化的担忧与日俱增,他对多尔衮的态度逐渐产生了矛盾。他把极大的权力交给多尔衮,但又因多尔衮主张实现更全面的汉化而对他怀有戒心。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同上书,第154—155页。?据《实录》载,5月12日,皇太极召集众官举行了更改年号(改天聪为崇德)和国号(改金为清)的仪式。皇太极——自此以后史称太宗——宣称此次改号符合天意,并强调说他已征服了朝鲜(当时其使臣在场),统一了蒙古,因而鸿名伟业,丕扬天下。《清太宗实录》第二十八卷,第17—22页。满族人相信,君主需要遵从天命来建立自己的统治。戴维·M·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1、204页。奥克斯南认为,“阿巴海(即皇太极)清楚地认识到,摆出一副能使中国摆脱明朝腐朽统治的架式,而非以金朝女真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这具有宣传价值。”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5页;又见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1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8页。熙宗是第一个热衷于汉化的金朝皇帝。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的汉化研究》,第99页。?世宗的排外运动,还强调了狩猎的重要性。陶晋生:《女真的汉化》,第76—83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9页;又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3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183页。?太宗日益增强的排外主义倾向,使他对力求改善汉人俘虏之地位的汉族官员,不像以往那样言听计从了。1638年,于努尔哈赤时代降金的祝世昌,对将俘获的良人妇女卖充乐户的作法提出批评。为此太宗斥祝世昌为身虽在清、心犹在明的叛徒。郑克晟:《多尔衮》,第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420—42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5—170页;郑克晟:《多尔衮》,第2页。引起这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拒绝承认太宗的地位高于明朝皇帝。另一重要原因是满足经济方面的需求。此前,正白旗之鞑靼人英俄尔岱,一直负责向朝鲜征收粮草。1636年,朝鲜国王将英俄尔岱软禁起来,并停止向清朝纳贡。其后,朝鲜军队被击溃,其国王逃走,英俄尔岱又继续在朝鲜履行其职责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94—395页。?沈世魁死后,沈志祥继承了他的军队和总兵头衔。明廷对此颇为不满,沈志祥遂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贰臣传》第七卷,第20—2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五卷,第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27—529页。?关于洪承畴在陕西镇压起义的概括叙述,见李光涛:《洪承畴》,第229—231页。?陈奇瑜在陕西东南将起义军包围后,接受了义军的投降,派安抚官护送他们回乡务农。但在途中,义军却杀死了安抚官,再度反叛。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5页。?《贰臣传》第三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8—35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381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1641年4月25日,兵部从一逃亡奴隶口中获悉,济尔哈朗率一支清军,携30多门“大红夷”炮,已经到达锦州东北数公里处的义州,并准备进攻锦州。分守外城的蒙古雇佣军经清军劝降而放弃了阵地,祖大寿弹压失败,只得退守内城。城中积粟足供坚持数月,但清朝之汉军及一支朝鲜援军的猛烈炮火,使守城明军伤亡惨重。这支朝鲜军是被迫而来的,战斗中又大量死于疾病。这时,明朝派职方郎张若麒赶赴洪承畴军中。洪承畴认为,清军攻势太猛,应当谨慎从事。而张若麒认为这是与清军进行决战并将其一举击溃的好机会,故一味催战。后来,张若麒因提出这一鲁莽的计划而受到弹劾。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680、3683—3686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1—233及236—237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4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这块沿海平川被流向大海的山洪隔开。1641年11月11日,朝鲜将领柳琳向其国王对这一战场做了生动的描述。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明清史料》乙编,第296、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2、236页;《清实录》,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9—20页。?城中一名官员设法逃出了清军的防线,去报告洪承畴及其残兵败将在松山的困境。他估计城中粮草只能维持到1642年初春,要求派兵增援。《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大同守军的估计则更为悲观,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松山人马每天要消耗粮食3000石。《明清史料》乙编,第335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明《题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24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7页。?明朝可以派出的援军有:吴三桂部兵1万人,战马5000匹;白广恩部兵5000人,战马2500匹;李辅明部兵5000人,战马500(应为700——译者)匹。此外,马科部有兵6500人,战马3400(应为2400——译者)匹;唐通部也有大约10000人的军队。但他们正镇守关隘,不能调动。《明清史料》乙编,第33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页。到1641年12月,清军已在被围各城四周“挖地为壕,壕上有桩,桩上有绳,绳上有铃,铃边有犬。”《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松山城内一部分水源被切断了,而到1641年10月18日两名士卒冲出包围时,城内只剩下三月粮草了。守城士卒每五天才能分到两碗米。《明清史料》乙编,第331、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6、239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这支清朝汉军的将领是佟养性之孙、炮兵专家佟国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6页。?由于雪太大,清军主力返回义州躲避去了。《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6—537页;《贰臣传》第三卷,第3—4页。沈廷杨亦由天津海运粮饷前往增援,但却拖延了数月之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页。?《贰臣传》第三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6—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4—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7—538页。?同上书,第8页。?1643年,夏承德及其所领500庄丁、1000依附农民,被编入汉军正百旗,后被派去占领山东。《贰臣传》第九卷,第6页。?《东华录》,1642年4月29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据说,太宗在大清门内的崇政殿接见了洪承畴,问他明朝皇帝为何对手下将帅的生死如此漠不关心,竟在战争中将他们轻易抛弃。洪承畴说,这是由于崇祯皇帝周围的众多文臣提出的策略纷纭不一。太宗直截了当地驳斥道:“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帛赎而得之,亦所当为,而况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洪承畴被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因为他估计自己的亲属一定遭到了明朝的诛戮。《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24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根据郑天挺的看法,是张存仁使洪承畴改变了主意。他曾在太宗面前自告奋勇,要求奉命为洪承畴剃发。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有许多想象出来的描述。1644年以后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他被俘后曾绝食9天,经强行灌入参汤后才苏醒过来。但此后他仍以自己是朝廷大臣,又是南人,而拒绝背叛明朝。清人见劝降无效,便将他放掉,并派甲士护送。将入关时,他遇见一个家仆。此人告诉他,京师中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并特别提醒他说,他如今是“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于是,洪承畴感到除了回去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4页。还有一些记载,或说是由于范文程的极力说服,洪承畴才放弃了绝食而死的念头;或说是皇太极让他年轻美貌的妃子蒙古科尔泌贝勒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去服侍洪承畴,使他恢复了健康;或说是皇太极亲至其室,解貂裘而与之服,使洪承畴大为感激,遂叩头请降了。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20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产生这些传说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洪承畴本人的特殊性。虽然后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南方士大夫为清朝效力,但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加入清政权及早已归附的辽东汉人集团,势必使人感到震惊。文秉:《甲乙事案》,第35页。不加深究地把洪承畴说成是乱臣贼子,总是很容易的;但人们对这一令人困惑的事件,显然渴望得到更详尽的解释。?《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00页。洪承畴很快就赢得了这些贝勒的信任和尊重,被他们视为清政府中最好的汉官。郑克晟:《多尔衮》,第8页。后来,洪承畴在陕西时的几员部将也在他的影响下叛明降清,其中包括总兵李本深和刘泽清。李本深率手下10.3万人归降于多铎。刘泽清在背叛南明而降清时曾写信与洪承畴联络。《明清史料》丙编,第9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55—256页。?1642年5月10日,圣旨称他“节烈弥笃”,令“速与优旌”。5月25日,兵部公布了吴三桂手下一人的报告,描述了洪承畴临死前每日面朝西南向明朝皇帝叩拜的情景。《明清史料》乙编,第39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1644年2月27日关于洪承畴之死的一次廷议。见万言:《崇祯长编》,第81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5页。该祠后来使明朝颇感为难,遂改奉观音了。根据一种记载,洪承畴的一个家仆,为了筹集一笔盘缠将洪承畴的妻妾及十名家仆送回福建老家,而上疏崇祯皇帝,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其主人尽忠死节的经过。崇祯皇帝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遂亲至洪承畴祠祭奠,而不顾大臣们对此报告之真实性的怀疑。皇上既然已经公开对洪承畴表示了哀悼,所有辽东籍官员便都不敢将洪承畴仍然活着的传闻上奏了。张怡:《谀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229、243—244页。?谢国桢:《党社运动》,第90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19页。佟图赖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也以同样内容上疏皇太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6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0页。?但太宗并未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念头。1642年10月,阿巴泰准备率军入关骚扰,太宗嘱咐他说:“若明国差人来讲和,尔等可答之云:‘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讨,敢不奉命行事。尔国果欲讲和,可与我皇上请命’。”另一方面,太宗又对阿巴泰说:“若遇流贼兵,亦对他说:‘尔等见明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流贼若差人来,就带他的人来。”郑克晟:《多尔衮》,第5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同上书,第12页。最初,围攻锦州的清军由多尔衮统领。但他未经太宗批准,便擅自决定各牛录每五人为一批轮流回家休整,以恢复其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以及无处放牧的战马的体力。太宗闻知此事后大怒。多尔衮因罪请死,太宗便将其由亲王贬为郡王,罚银1000两,夺两牛录,并于1641年5月1日将他召回盛京,留在朝廷。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关于多尔衮原来的头衔,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2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3—14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539—543页。?赵尔巽:《清史稿》“列传”第二十一卷,第20页。?虽然吴三桂的军队和声望都在1641年衡山附近的那次战役中被摧毁了,但他又在宁远重整旗鼓。到1644年,他手下已拥有4万正规军,七八万来自辽东的非正规军。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11页;又见曹凯夫:《三藩叛乱》,第13页。?锦州陷落后,张存仁曾至书吴三桂,简要叙述了清军连破数城的战绩,进而指出,“明气运已衰。”由于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吴三桂此时自然会考虑降清问题。《贰臣传》第二卷,第21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7页

                        镶白旗、镶黄旗、镶蓝旗。八旗每个旗是七千五百人人,共六万人。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为上三旗,归努尔哈赤直接统率,剩下五个旗由亲王率领。皇太极时将蒙古人和归附自己的汉奸部队编为蒙古八旗和汉八旗(1949年划分民族成分时,汉八旗也被划分在满族人里了)。此时健在的李成梁是努尔哈赤称帝的唯一顾忌,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90岁的李成梁去世,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八旗贝勒尊奉努尔哈赤为“奉天覆育列国英明汗”,建国大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定都赫图阿拉(辽宁抚顺市新宾)。这一年,努尔哈赤五十八岁。第二章“七大恨”真相称帝后的努尔哈赤半刻都没有停歇,《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经常夜不能寐:在枕上默思诸贤良忠勇之臣,孰已跻身青云,孰尚辱在泥涂,孰四十无子而无力纳妾,孰壮年丧偶而无力续娶,更念国中家资殷实者有几,而穷饿垂绝之人,何其众多,故每寝兴即以妻妾牛马衣食赐人。想来也是,正因为努尔哈赤天天睡不着觉,他才能两次躲过夜间刺客的暗杀。我晚上也时常睡不着觉,原因就是写这部书,考虑怎样把最真实的清朝历史展现给大家。努尔哈赤称帝后为了防止脱离群众(仅限于女真群众),也开始走群众路线,他下令将自己的宫殿门外种两棵树,百姓有想说的话,就写下来挂在树上,然后由卫兵送到自己手中,自己再看,以便自己时时刻刻了解民情。1583年开始,三十多年的战争努尔哈赤每战必胜,从来没有一次失败,然而他丝毫不敢懈怠,努尔哈赤说:“自古以来身为君主,没有丰衣足食而突然败亡的,如果有,难道不是因为奢侈吗?朕认为人的祸患,不是外来,而是来自自己,所以朕小心翼翼,不敢稍有放纵。王公大臣们应该恪尽职守,方为尽分内之事,若玩忽职守,不知勤奋,只知贪人钱财,吃人粮食,徇私包庇,无恶不作,这样的人就是害朕的大盗,祸朕的厉鬼,朕必奉天命而杀之。有元首才能有股肱,如果没厨子,朕岂不是要亲自烹调?如果没有仆役,朕岂不是要亲自奔走?朕治理国家靠的是群臣辅佐。尔等身受国恩,如果还不知足,仍然贪赃枉法,是获罪于天呀!向来我国征发,所有俘获,虽不是都释放,当杀者杀之,当罪者罪之,然而对无罪之人,也未尝妄加诛戮。”——那么努尔哈赤对无罪之人,真的“未尝妄加诛戮”吗?后面的历史将见分晓。努尔哈赤从不放纵自己,几乎不喝酒(清朝皇帝大多不喜欢喝酒),他曾说:自来未闻饮酒之人于饮中得何物,于饮中增何益。饮酒者与人争斗,以刀伤人,反自害其身者有之,或坠马伤其手足折其颈项而死,或纵酒成疾而死,或扑于道路而失衣帽,或得罪于父母兄弟,或恃酒力而碎坏器皿,消乏其家业者有之。无量者饮之丧身,有德者饮之败德。(《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努尔哈赤还有很多不为人熟知的爱好,他好下棋,有精湛的围棋棋艺,方寸之间演绎着战场的格杀。他还能歌善舞,朝鲜人申忠一的《建州纪程图记》里说,努尔哈赤在接待自己的宴席上曾亲自弹琵琶,耸动身子跳舞。努尔哈赤实在太强大了,一刻未敢懈怠的他在称帝后对剩下的女真各部继续蚕食,收抚了野人女真,至此除叶赫外,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从姥爷王杲被明朝凌迟处死开始,在自己心中埋藏了四十三年的向大明王朝翻脸、为父祖报仇雪恨的梦想终于到了实现的时候,针对如何对待明朝时,努尔哈赤说:“要砍粗壮的大树是不可能一次砍倒的,可以先修去它的枝干,再一斧一斧地砍它的主干,等主干变细时才能把它推倒。”“南京、北京、开封不是一个人的地盘,应该让女真和汉人轮流居住。”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在对女真内部的新年献词中说:“我意已决,今年必征讨大明国。”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誓师,公然向明朝宣战。七大恨的内容有许多版本,现在大家熟知的是乾隆年间篡改后的《太祖高皇帝实录》的版本,译成白话如下:(一)我的爷爷、父亲没有损害明朝的一草一木,明朝却无端起衅边陲,把他们害死了。(二)明朝虽然挑事,我还想修好,我与明朝立碑,满汉人等不许越过疆界到对方地盘去,敢有越界的就诛杀,有看见越界者而不杀的,那么就将放纵越界者的人治罪,而明军违背盟誓,越界帮助叶赫打我。(三)明朝在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年越过边界,抢掠我们,我们按照此前的盟誓将越界者诛杀,而明朝却责备我们擅杀,我派使臣纲古里、方吉纳等十人与明朝交涉,可明朝却把他们十人全在边境杀了。(四)明朝越过边境派兵帮助叶赫,使得叶赫把许配给我的女人嫁给了蒙古。(五)柴河、三岔、抚安历代都是我们的地盘,这些田地里的谷子都应该是我们的,但明朝却不让我们收获,把我们女真人从此三地赶出去。(六)叶赫有大罪,获罪于天,明朝却偏袒他,派使臣骂我们,肆行凌辱。(七)当初哈达帮助叶赫部两次来侵略我部,我击败了哈达,俘虏了他们一批人,明朝胁迫我们归还哈达部众。列国之相征伐,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战死者复生,被俘者逃还?苍天让明朝皇帝为大国之君,那就是天下共主,为什么唯独跟我国结怨?现在明朝帮助遭天谴的叶赫部,违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因为努尔哈赤的原始版七大恨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接近原貌的是天聪年间所修《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版本,咱们比较一下看看两个版本的差距,这个版本译成白话内容如下:(一)我的祖宗向明朝进贡,忠顺已久,明朝忽于万历年间对我的爷爷和父亲无罪加诛。(二)癸巳年(1593年)南关(哈达)、北关(叶赫)、乌拉和蒙古的几个部落,共九部进攻我们(古勒山之战),明朝因为与自己不相关,于是袖手坐视,还好,我们靠皇天的庇护,击败各部,还乘胜反攻,攻破南关,而明朝却责备我们擅自讨伐,我们很听话,退兵了,后来北关攻南关(1599年叶赫部攻掠哈达部),大肆掳掠,可这时明朝却不管了,我国与北关都是外番,为什么待遇截然不同,明朝这样做怎样怀服各族?(三)我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恐怕因为我爷爷和我爸被明朝杀害,明朝怀疑我有背叛之心,因此我和辽阳副将吴希汉,宰马牛,祭天地,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女真人私入境内者杀”。可是后来汉人出境外,来到我们的地盘挖人参,因为人参这些山泽之利是我们生存的根本,所以我们向明朝上级屡次禀告,但明朝置若罔闻,于是我们不得已遵循此前立碑盟誓的内容,杀了所有来到我们地盘的汉人。虽然我们是杀汉人了,但我们的做法是在遵守盟誓,不是有意要欺瞒背叛明朝。此时正赶上辽东新巡抚上任,按例我们应该派人祝贺,于是我们就派纲古里、方吉纳等十人来道贺,但明朝上级却把我们去祝贺的人扣押了,说让我们拿这十个人给因越境被杀的汉人偿命。欺压如此,情何以堪?(四)北关(叶赫)与建州是同种,两家发生矛盾,明朝可以公事公办,为何给北关兵马、火器,让他们来打我们?真让我们伤心。(五)北关老女东哥是早年就跟我定亲的,后来他们不愿把这个女人嫁给我了,但犹不敢把此女轻许他人,明朝却帮助北关把这个女人改嫁给蒙古人。像这样的耻辱,谁能甘心忍受?(六)我部二百年来一直在这居住,可是明朝听信北关(叶赫)的谣言,发兵逼我们后退三十里,将我们的房屋烧毁,粮食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七)我国素来对明朝恭顺,并不曾稍有图谋不轨,可是明朝却派一个叫萧伯芝的人来对我们大作威福,用秽言恶语百般欺辱我们。两相对比,大家看出来点门道没有?第一条没变化,《太祖武皇帝实录》版的第五条就是乾隆版的第四条,其他就差远了。第三条明明是明朝要努尔哈赤拿十个人偿命,到乾隆版就直接成了明朝杀了十个人。天聪年间所修《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版本是承认历史上其祖先甚至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一直是从属于明朝中央政府的,所以有如下言辞:“我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我国素来对明朝恭顺”。而到了乾隆年间的版本,此类言辞全部被删除,清朝将后金政权及其祖上完全描绘成与明朝中国并列的另一个国家,其与中国的关系完全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抹杀了女真祖上二百年间臣属明朝的事实。而乾隆新版七大恨真是如疯了一样,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说白了都是恨叶赫,难怪日后叶赫那拉手中把清国给废了,也是天道好还。七大恨中这四条内容实质是完全重复,完全是意思拆来分去,变换字眼,清政权在篡改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愚昧疯狂心理,也足令人喷饭。乾隆版七大恨完全是假的,没有辩论价值,那么《太祖武皇帝实录》版呢,努尔哈赤说的都是真的吗?努尔哈赤的七大恨究竟有理还是没理,咱们一条一条看,还历史本来面目。第一条,努尔哈赤的爷爷、爸爸被杀,的确是真的。这一条有理。第二条,这条说的是古勒山之战,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实力越发强大,海西女真各部为了遏制其崛起势头,先下手为强,对努尔哈赤发起进攻。叶赫部向努尔哈赤索要土地,努尔哈赤不给后,叶赫部出兵,最后叶赫部联军战败,所以这一仗努尔哈赤占理。至于明朝责备努尔哈赤擅自讨伐,就是血口喷人了,前文已述,李成梁只是让努尔哈赤不要再打了,并无责备他擅自讨伐之意。而明朝后来对于哈达部和叶赫部的混战不插手也是事实,这点努尔哈赤就有些无理取闹了,明朝政府很忙,对于两个部落间的事,只要不闹得太大,大体上按惯例是不插手的,此前插手努尔哈赤与叶赫部的纠纷只是李成梁因自己与努尔哈赤私人关系的善意提醒而已。总之,这一条中,论古勒山之战,努尔哈赤占理,但从本条整个内容来看,努尔哈赤没理。第三条,努尔哈赤和辽阳副将吴希汉所谓的“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满人私入境内者杀’”,这只是一个地方副将与努尔哈赤的盟誓,从来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努尔哈赤本身就是大明正式在编的二品武官,大明的国土什么时候成了他的私人领地,还来个不得越界?普通汉人挖人参都被杀死,还有王法吗?此时努尔哈赤建州女真与明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其实就是吉林省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你在吉林省与辽宁边界设界碑,说辽宁人越过界碑进入吉林的杀,吉林人越过界碑进入辽宁的杀,这不很可笑吗?总之,这一条努尔哈赤没理。第四条,这一条指的是明朝1615年在努尔哈赤因为叶赫部把东哥嫁给蒙古人,要派兵攻打叶赫时援助给叶赫部的兵马与火器。这一条努尔哈赤算是占一半理,因为明朝在这次的确偏向叶赫部了,而之所以说努尔哈赤只占一半理,是因为明朝此前李成梁在的时候,兵马、火器没少给努尔哈赤。只许给你武器,不许给别人武器,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总之,这一条努尔哈赤占一半理。第五条,这条说的跟第四条其实是一件事,都是1615年明朝帮助叶赫部把东哥嫁给蒙古人的事。这一条“犹不敢把此女轻许他人”这句话绝对是瞎扯,前面已详述,东哥在拒绝嫁给努尔哈赤后,先后被许配给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和蒙古共5个人。东哥的问题的确是一本烂账,但明朝帮助叶赫部不把东哥嫁给努尔哈赤,也的确不是完全客观公正的。总之,这一条姑且算努尔哈赤占理。第六条,这一条其实就是乾隆版七大恨的第五条,本条真相前文已经叙述,柴河、三岔、抚安什么历代都是你们的地盘,这些土地历代都是哈达部的地盘,明朝通过叶赫部得知真相后令努尔哈赤退兵,完全是正义之举,至于什么“将我们的房屋烧毁,粮食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则纯属努尔哈赤虚构,在史书中无据,发布七大恨时距离本条事件的发生时间1599年已经二十年了,努尔哈赤觉得大明朝很忙,可能早已忘记此事,便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番。总之,这条努尔哈赤没理。第七条,历史没有其他旁证,存疑。这样逐一分析,这七大恨只有两条努尔哈赤占理,一条占一半理,三条没理,一条存疑,这才是努尔哈赤七大恨的真相。第三章萨尔浒,逆袭之战发布七大恨后,努尔哈赤进军抚顺。明王朝此时虽然已经腐朽,但对努尔哈赤来说仍是庞然大物,他有些不敢下口,担心被明朝这头狮子吞掉。进军抚顺是努尔哈赤用兵三十五年来第一次与明朝正面交锋。多年为臣,一旦为寇,又令他胆怯,数年来他一直明着俯首称臣,暗里伺机窥探,此时征战在即,他却犹豫起来,他感到没有把握。大军出发之日下雨了,这雨加重了努尔哈赤的心理负担,他说:“阴雨之日不便前进,可退兵。”这种不可思议的命令完全不像出自努尔哈赤之口,他是个从未对流血有恐惧的战争强人,生就一副钢筋铁骨,然而这次他的确心虚了。当然努尔哈赤在心虚中不会想到,他起兵与明朝分庭抗礼,正式宣布未来的清朝成为独立政权的地方——抚顺,竟在三百三十二年后成为他的第十代孙溥仪作为战犯被关押的地方,清朝兴起的地方就是清朝末代皇帝被关押的地方,历史惊人的巧合,清朝以抚顺始,以抚顺终。清朝是个巧合很多的王朝,除此之外,清朝总共有两个摄政王,一个是多尔衮,一个是载沣,多尔衮时顺治入关,载沣时溥仪退位,清朝可谓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清朝入关时是一个叫洪承畴的福建人带路,溥仪1931年出关去建立所谓的“满洲国”时是一个叫郑孝胥的福建人带路,清朝可谓以福建人始,以福建人终。不说这些了,言归正传,努尔哈赤纠结之时,其子代善说:“我军既已进入明朝境内,马上退回,是要与明朝重修旧好吗?我大军既已征讨明朝,岂能退回?何况下雨又有何妨?正好可以麻痹敌人呀!”代善的话打动了努尔哈赤,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七大恨已经发出去,就已经把自己的退路断了,自己与明朝已经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了,于是努尔哈赤开始行动了,他向遏制后金的两支犄角——抚顺和清河举刀砍去。努尔哈赤率军来到距抚顺二十里之地,范仲淹的后代范文程来投奔他,并献计以书信劝降抚顺守军,被努尔哈赤采纳。劝降书写道:“明朝发兵疆外,帮助叶赫部与我打斗,我现在兴师而来。你不过抚顺一游击之将,纵敢与我战,必不能胜。听闻你平素以才智自称,应该识时务。我国现正广揽人才,如果你投降,定当与我国一等大臣并列,结为婚姻,多加恩养。如你不降,最后一定身中万箭而死,死又何益?如果你降,我大兵绝不入城惊扰。如果不降,我军入城后,男女老弱一个不剩!千万别以为朕(已经以皇帝自居)是虚喝高声吓唬你!”抚顺守将李永芳在看见劝降书后,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派女真人假扮商人混进城内。当夜皇太极率五千精兵抵达抚顺城下,吹起了胡笳,凄厉的胡笳声在城内外回荡。这是向城内女真人发出的暗号。突然城内烧起了熊熊大火,皇太极率军架云梯攻城,里应外合,李永芳当即投降。李永芳是明朝第一个投降后金的将领,其父给他起名时本想让他永远流芳百世,不曾想他却成为遗臭万年之人。抚顺失陷后,广宁总兵张承荫率军来收复抚顺。努尔哈赤问李永芳:“张承荫这人怎么样呀?”“是员勇将。”“既是勇将,想必不会投降,不如先发制人。”于是派兵迎敌,张承荫所部也是不弱,两军从中午打到傍晚。忽然一阵大风从西北吹来猛扑明军,明军支撑不住,随后风越刮越大,把明军的旗子卷走了。后金军顺风如泰山压卵般扑向明军,张承荫忙率兵撤退。忽然侧面闪出一将,大呼:“多铎在此,敌将还不快下马投降?”多铎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五个儿子,原来努尔哈赤见无法取胜便让多铎从侧翼迂回。张承荫腹背受敌,无心恋战

                        人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她不止一次转过脸望望受传染者那一边,仿佛能看到他们,或者发现了他们在那里。短短时间里天井就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大片血迹和血迹旁边那一小片溢出的白色牛奶,此外便是红色的或潮湿凌乱的脚印。受传染者们无可奈何地关上门,去屋里寻找残留的面包渣,一个个垂头丧气,其中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足以表明他们绝望程度的话,既然我们总要失明,既然命中注定这样,我们还不如马上到那边去,至少还能吃上点东西;也许士兵们还会给我们送,另一个人说;您当过兵吧,又一个人问;没有,我倒愿意当兵。鉴于死者们来自两个宿舍,于是两个宿舍的人集合到一起,以决定是先吃饭后掩埋尸体还是先掩埋尸体后吃饭。似乎没有人关心死的是哪些人。其中五个生前住在第二间宿舍,不知道他们从前是否认识,如果不是熟人,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曾有机会,是否愿意相互介绍或宣泄一番。医生的妻子不记得曾经见过这几个人。其余四个死者她见过并且认识,和他们一起过过夜,这意思是说在同一个宿舍过过夜,对其中的一个她仅仅知道这一点。她怎会知道得更多呢,一个自尊自爱的男子汉不会随便对初次见面的人谈起自己的隐私,比如说曾在某个酒店的房间里与一个戴墨镜的姑娘做爱,而这个姑娘,假设就是这里的这位吧,连想也没有想到让她眼里变成一片白的男人曾离她这么近,而且现在还在她身边。其他三个死者是出租车司机和两位警察,这三个男人正值身强力壮的年岁,能够照顾自己,并且他们的职业都是服务于别人,当然服务的方式各有不同,不料在这风华正茂的时候惨死在这里,等待别人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还要等活下来的人吃完饭才能被掩埋,这倒不是由于生者常有的自私,而是因为有人明智地提醒说,在坚硬的土地上用仅有的一把铁锹掩埋九具尸体,至少要干到吃晚饭的时候。不能让善良的志愿者干活而让另一些人填饱肚子,于是众人决定把死者的事放一放。送来的食物每人一份,所以不难分配,给你,给你,直到分完为止。但是,一些不够理智的盲人因为焦急,把正常情况下能舒舒服服解决的事搅得棘手了,不过静下心来考虑一下我们会承认,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也不无道理,例如,只要想到人们并不知道送来的食物是否足够每人一份。确实,任何人都明白,盲人没有眼睛,既看不见食物也看不见人,分配食品不是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另外,另一个宿舍某些盲人极不诚实,竟然企图让人们相信他们人数比实际人数多。像往常一样,有医生的妻子在,她能处理。她及时站出来说几句话总能解决困难,但口若悬河的演讲反而会使事态更加严重。他们居心不良,品质恶劣,图谋不轨,而且有人真的要到了两份食物。医生的妻子发现了他们的卑鄙行为,但觉得还是谨慎为妙,没有揭穿。她甚至不敢去想说出自己不是盲人的真相后可能产生的后果,轻则变成大家的女仆,重则成为一些人的奴隶。谁知道呢,也许当初提到的各宿舍指定一个负责人的主意有助于解决这些困难和不幸遇到的更大的困难,但有一个条件,即这个负责人的权威不论多么微弱,多么不稳定,多么经常引起怀疑,必须为了大家而行使,并以此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她想,最终必定会出现互相残杀的局面。她打算和丈夫谈谈这个棘手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仍然把食物分配完了。一些人因为倦怠,另一些人因为胃部不适,饭后谁也不愿意去干掘墓人的行当。出于职业本能,医生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有义务,但他的热情也并不怎么高涨,当他说我们去掩埋那几个人吧,没有一个人自愿报名。盲人们躺在床上,只想好好消化完胃里不多的食物,有几个人立刻睡着了。这并不奇怪,经过前面的一次次惊吓之后,身体虽说没有吸收多少营养,但还是难以抵御消化这一化学反应造成的困乏。没过多久,天近黄昏,随着自然光线的逐渐减弱,室内昏暗的灯光似乎比原来亮了一些,虽然仍旧太暗,但还是稍稍有点用处,医生说服了同宿舍的两个男人陪他和妻子到围栅那边去,他说,即使不做其他事,也至少应当把那些已经僵硬的尸体分开,确定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因为事先已经说好,每个宿舍掩埋本宿舍的死人。这些盲人也具有一个优势,我们可以称之为光线幻觉。实际上,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天边有朝霞还是有晚霞,无论在寂静的凌晨还是喧闹的中午,盲人四周都是一片闪闪发光的白色,像浓雾中的太阳。对这些人来说,失明不是通常说的周围一片黑暗,而是生活在炫目的白色之中。当医生脱口说出要把尸体分开的时候,同意来相助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也就是第一个失明者,请医生给他解释一下怎样认出他们,盲人提出的这个符合逻辑的问题让医生颇为尴尬。这一回医生的妻子认为不应当出面帮助丈夫,否则会暴露自己。医生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潇洒地摆脱了窘境,即承认错误,他以自嘲的口吻说,人太依赖眼睛了,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还以为能用到它呢,实际上我们只知道那里有我们的四个人,出租车司机,两名警察和另一位曾和我们一起的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随便找出四具尸体尽量掩埋好,就算履行我们的义务了。第一个失明者表示同意,另一个伙伴也同意,于是几个人开始轮流挖坑。这两个助手是盲人,不会知道他们掩埋的正是他们刚才毫无把握地谈到的那几个人,无一差错。也无须说医生做起这件事来,看上去多么随意,妻子的手引领着他的手,抓住一只胳膊或一条腿,他只需说,这个。掩埋了两具尸体后,终于从宿舍又出来了三个志愿者,如果有人告诉他们现在已是深夜,他们极可能不愿出来了。我们必须承认,从心理学角度讲,即使一个人双目失明,在光天化日之下挖坟坑和在日落西山以后挖坟坑也有很大不同。他们汗流浃背,浑身尘土,返回宿舍的时候鼻孔里还有一开始闻到的甜腥的腐烂气味,就在此刻,扩音器里正重播他们早已熟知的训令,但对之前发生的事只字未提,没有说在极近的距离开枪射击,更没有说死人的事。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住宿者在围栅旁边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现在,由于在此处生活的苦难经历,由于纪律的极度严苛,这些警告开始体现出它们的全部意义,而宣布每天三次送食物的许诺成了古怪的嘲弄,或者更让人难以忍受的讽刺。医生已经认路了,扩音器安静下来以后,他独自一人到另一个宿舍门口说,我们宿舍的尸体都掩埋了;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不把其他的都埋了呢,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事先已经说好,每个宿舍掩埋各自的死者,我们数了四个,都掩埋了;好吧,我们宿舍的死人明天再处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然后他改换了口气,问道,没有再送食物来吗;没有,医生回答;可是,喇叭里说每天三次;我怀疑他们能一直履行诺言;那么以后送来的食物就必须定量分配了,一个女人说;我看这个主意很好,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明天谈一谈;同意,那个女人说。医生转身正要回去,就听见了最初说话的那个男人的声音,这里由谁来管。他停住口,等待有人回答。刚才那个女人说,如果我们不认真地组织起来,那就只能由饥饿和恐惧主宰了,我们没有和他们一起去掩埋死者,这已经够不光彩的了;既然您这么精明,这么爱教训人,为什么没有去埋死尸呢;我不能一个人去,可是愿意帮着干;这时响起第二个男人的声音,用不着争论,明天上午再说吧。医生叹了口气,料想以后在一起生活必将困难重重。朝自己宿舍走的时候,医生感到急于大便。在现在所在的地方,他没有把握能走到厕所,但决定冒险试一试,希望至少已经有人把跟饭盒一起送来的卫生纸拿到厕所去了。中途两次走错了路,肚子越来越不舒服,医生心中焦急万分,就在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他终于能褪下裤子,蹲在土耳其式的便坑上。恶臭令人窒息。他觉得踩在一摊黏糊糊的东西上面,不知什么人没有找准位置,或者顾不上什么体面不体面,随地大便了。医生竭力想象着他所在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白的,一切都闪着耀眼的白光,看不见的墙和地也同样如此。他甚至荒唐地认为,这白色,这白色的光线也散发着臭气。令人毛骨悚然,我们会被吓疯的,他想。结束后他想找纸擦拭,但没找到。他摸摸身后的墙,那里大概会有放卷纸的架子,没有架子的话也可能有个钉子,几张纸挂在上面。但什么都没有。他弓着两条腿,扶住拖在令人作呕的地上的裤子,感到一阵心酸,世上的不幸莫过于此,盲人,盲人,盲人,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悄悄地哭起来。他试探着走了几步,碰到了前面的墙上,伸出一只胳膊,伸出另一只胳膊,终于找到了厕所的门。他听见有人拖着两只脚跌跌撞撞地走路的声音,大概也是在找便坑。他妈的,在哪里呀,那人嘟嚷着说,语气平淡,仿佛心底里并不在乎它在什么地方。他从离医生仅两拃远的地方走过去了,没有觉察到另一个人的存在,不过这无关紧要,算不上有失体面,尽管对一个男子汉而言这副尊容实在难以入目。在最后一刻,医生还是在羞耻心的驱使下把裤子提了上去,等到估量着这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又把裤子褪了下来,但已经晚了,现在他知道自己肮脏不堪,想不起一生中什么时候曾经这么肮脏过。人变成野兽有许多种办法,他想,而这是头一种。但是,不应当有太多抱怨,还有人对此满不在乎呢。盲人们躺在床上,等待着困意来抚慰他们心中的凄凉。仿佛唯恐别人看见这难堪的场面,医生的妻子悄悄帮助丈夫尽量擦拭干净。现在,宿舍里笼罩着一片令人心碎的宁静,像医院里一样,病人睡着了,在睡梦中遭受着煎熬。医生的妻子坐在床上,头脑清醒,看看屋里的一张张床,一个个模糊的人影,一张张惨白的脸,还有一个人在梦中动了动胳膊。她反复问自己,我是不是也会像他们一样失明呢,是什么无法解释的原因使我至今还没有瞎呢。她抬起疲倦的双手,把垂到脸上的头发拢到耳后,心想,我们所有人迟早都会臭不可闻。就在这时她听到了叹息声,抱怨声,还有低声叫喊,先是瓮声瓮气,像是在说话,大概确实在说什么,但声音越来越大,成了呼喊号叫,成了临死前的哀鸣,反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其中一个人大声表示不满,猪猡,一群猪猡。而那不是猪,是人,是一个瞎眼的男人和瞎眼的女人,也许他们相互间的了解仅止于此。7胃空空地蠕动着,让人早早醒来。离天亮还远着呢,几个盲人已经睁开眼睛,这主要不是饥饿的过错,而是生物钟,或者人们习惯叫它什么吧,已经紊乱,他们以为天亮了,于是心里想,我睡过头了,但马上又明白过来,不对,伙伴们还在打鼾,不容置疑。书上说过,生活经验也告诉人们,由于喜欢或者需要不得不早起的人难以容忍别人当着他的面继续无忧无虑地呼呼大睡,而现在我们讲述的情况尤甚如此,因为一个睡着了的盲人和一个睁着毫无用处的眼睛的盲人之间有着巨大差别。这番心理学方面的议论表面看来过于文雅,与我们正尽力描写的大灾大难格格不入,它仅能说明为什么所有的盲人都醒得这么早,有些人,正如我们一开始说的,是被不肯挨饿的胃弄醒的,另一些则是被起早者狂乱的焦躁从睡梦中拉出来的,他们肆无忌惮地发出超过营房和集体宿舍容忍限度的本可避免的响动。这里不仅住着有教养的正经人,还有些粗野的家伙,早晨醒来,不管当着什么人就随意吐痰,放屁,只图自己轻松,其实大白天他们也照样放肆,因此室内的空气越来越污浊。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打开门,窗户太高,他们够不着。医生的妻子躺在丈夫身边,两个人挨得很紧,因为床太窄,也因为喜欢这样,半夜里,为了保持举止体面,不像被某人称为猪猡的人那样干那种事,他们付出了多大代价呀。她看了看手表,指针指向两点二十三分,再仔细一看,秒针一动不动。忘了给该死的手表上弦,或者是她该死,我该死,刚刚被隔离了三天就连如此简单的事也不会做了。她忍不住大哭起来,好像刚刚遭到最大的灾祸。医生以为妻子失明了,发生了早就担心的情况,一时间不知所措,正要问你失明了吗,就在这最后一刻,听见妻子小声说,不是,不是,然后用毯子捂住两个人的脑袋,以低得几乎难以听见的声音慢慢说,我太笨了,没有给手表上弦,接着又伤心地哭起来。夹道另一边,戴墨镜的姑娘从床上下来,循着抽泣声伸着胳膊走过来,怎么,难过了,需要什么东西吗,她一边问一边往前走,双手摸到了两个躺在床上的身体。谨慎从事的想法告诉她应立即把手抽回来,大脑肯定下达了这个命令,但双手没有服从,只是把接触变得更加轻微,仅仅贴着温暖的粗毯子表面。需要什么东西吗,姑娘又问,她现在已经把手抽回来,若有所失地抬起来,隐没在无情感的一片白色之中。医生的妻子抽泣着从床上下来,拥抱着姑娘说,没有什么,我突然感到悲伤;太太,您这样坚强,如果您泄了气,那就说明我们确实没救了,姑娘哀叹着说。医生的妻子镇静下来,望着姑娘的眼睛,心里想,那里已经看不到任何结膜炎的症状,可惜不能告诉她,她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尽管这高兴如此荒唐,这倒不是因为她已经失明,而是由于这里的人们都是瞎子,这么一双水灵灵的漂亮眼睛让谁看呢。医生的妻子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还会哭,在许多情况下哭是一种获救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不哭就非死不可;我们没救了,戴墨镜的姑娘说;谁知道呢,这个失明症和其他不同,来得不同,可能走得也不同;就是能走,对那些死去的人来说也太晚了;我们都要死的;但我们不会被杀死,而我杀过一个人;不要自责,是环境造成的,这里,我们都有罪,也都无辜,看管我们的士兵们干的坏事比我们干的坏事多,他们会寻找最好的借口为自己开脱,这就是恐惧;那个可怜的人摸摸我算得了什么呢,要是他还活着,我身上什么东西也不会少,什么东西也不会多;不要再想这些了,好好休息,试着再睡上一觉;她陪姑娘回到床边,去吧,睡觉吧;太太您太好了,姑娘说,之后又压低声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日子到了,我没有带卫生棉来;放心吧,我有。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想找个可扶的地方,但医生的妻子轻轻把她的手攥在自己手里,放心吧,放心吧。姑娘闭上眼睛,躺了一分钟,要不是突然有人争吵她也许已经睡着了,一个人去厕所回来发现床上有人,床上的人也不是出于恶意,他也是为上厕所起来了,两个人曾在路上碰面,显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想到这样说,您看看,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找错了床。医生的妻子站在那儿,望着两个吵架的盲人,发现他们没有任何动作,甚至身子也一动不动,他们很快就懂得了,现在只有声音和耳朵还有点用处,当然,他们不缺胳膊,可以打架殴斗,就是常说的动手,可是为上错了床这区区小事不值得大动干戈,但愿生活中的种种误解都能这样,只要能达成一致,二号床是我的,您在三号床,这样一来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如果我们不是盲人,这个误会本不会出现;说得对,错就错在我们都是盲人。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整个世界都在这屋里。并不都在这屋里。例如食物就在外边,而且迟迟没有送来。两个宿舍都有人站在天井里等待扩音器响起命令声,个个急不可耐,烦躁地跺着脚。他们知道,必须走出去,到围栅旁去取饭盒,士兵们会按照许诺,把饭放在大门和台阶之间的空地上,但他们又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谁能保证那些士兵不朝我们开枪射击呢;想想他们之前干过的那些事,非常可能;不能相信他们;我可不到外边去;我也不去;要想吃饭,总

                        TUBE8中国8SEX、退一步说,如果做不到第一点,那就在华元回来并杀死荡泽之后,自囚于官府,请求宽大处理;三、如果上述两点都做不到,那也没有必要举家迁到睢水之滨,直接造反得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那句话:逃避不是办法。再说句题外话,读史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读后人对历史的评价更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因为中国人的智慧和狡黠,全写在那些竖排的文字里了。鱼石等人既然逃到了楚国,华元就放手重振朝纲,立公子成(宋平公)为君,并任命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几个人齐心协力,渐渐将宋国的局势稳定下来。与楚国签订和平条约,得到了楚国割让的汝阴土地和许国的旧地之后,郑国人一下子忘乎所以,自信心膨胀起来。公元前575年夏天,郑成公派公子喜带兵入侵宋国,结果在汋陂(yuēbeī,宋国地名)被宋国大夫将鉏、乐惧打败。宋国人显然小瞧了郑国军队的战斗力,一战得胜之后,便松懈下来不加戒备。公子喜抓住这个机会,将部队偷偷转移到汋陵(宋国地名),打了宋军一个措手不及,反败为胜,还俘虏了将鉏和乐惧。在这种情况下,晋厉公再也不能安之若素了,他命令栾书召集众卿开会,讨论应对之策。在这次会议上,士燮说:“如果按照我的意愿,巴不得诸侯全部背叛晋国才好,晋国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晋国的忧患还不小。”咦?士燮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想造反了不成?当然不是,他的意思是,晋国这些年来政局动荡,国君还不知道自我反省;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不足以让国君清醒过来;最好是诸侯全部背叛,这样他才会明白形势的严重,检讨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做得很糟糕。这样的话,晋国才有可能励精图治,重振霸主的雄风。晋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士燮如此悲观?说起来还是与“三郤”有关。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76年冬天,“三郤”因为与大夫伯宗有过节,便在晋厉公面前说伯宗的坏话,唆使晋厉公杀死了伯宗和他的亲信栾弗忌,伯宗的儿子伯州犁逃亡到楚国,受到楚共王的重用,担任了楚国的大宰。伯宗是深受晋景公信任的老臣,历来以聪明睿智而著称。晋景公在世时,每遇大事,必与伯宗商议,听取他的意见。伯宗也时常以此为荣,颇为沾沾自喜。有一次,伯宗上朝之后,面带喜色回家。他老婆一边帮他脱衣服,一边问道:“您满面春风,貌似有喜事,何不说来听听?”伯宗喜滋滋地回答说:“我在朝中发表言论,诸位大夫都说我机智善辩,很像先朝太傅阳处父啊。”他老婆停了手边的事情,正色道:“阳处父华而不实,直言不讳,因此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您像他有什么好高兴的?”伯宗很不以为然,说:“改天我请几位大夫来家里喝酒,你在一旁听听再说。”后来果然找了个机会,请几位大夫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吹牛。酒宴散后,他老婆评论说:“那几位的见识确实比您差远了。但是,人是不会长期容忍别人的才智在自己之上,这样下去,祸患迟早会降临到您头上啊!”劝他在朝中少发表意见,不要因为能言善辩而得罪人。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伯宗是个智商很高,而情商平平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伯宗并没有犯下什么过失,而且曾经给晋国作出很大的贡献。晋厉公仅凭“三郤”的一面之辞,就将这样一位老臣判以死罪,在朝廷上下都引起了反感。韩厥就曾经说:“郤氏恐怕也有难了!善良的人,是天地的纲纪,而郤氏屡屡陷害善人。郤氏不亡,天理难容!”当时在国务会议上,士燮放了第一炮之后,郤锜和郤至的脸色就很难看,群臣也议论纷纷。士燮干脆接着放炮:“我听说做国君的,用刑罚来整饬百姓,国内安定了,才对外显示武力。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我们晋国的司寇对平民百姓用刑太多太滥,对贵族大臣却秋毫无犯。国内该用刑的都不用,凭什么用刑罚去惩罚郑国呢?人民对我们的内政有怨言,自然不支持这场战争,即使获得胜利,也是侥幸。抱着侥幸的心理来管理国家,必有内忧,内忧比外患还严重,那才是真正的灾难。何不暂且放过郑国和楚国,让他们作为使我们时时保持警惕的外患呢?”大家听了士燮这番话,面面相觑。士燮继续说:“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对郑国、对楚国的战争都有胜算。没错,我们很有可能打赢这一场仗。可是接下来呢?我们的君主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放松文化教育,加重百姓的税收,用来提高宠臣的待遇,赐田地给喜欢的女人。诸位,请用你们的脑子想一想,土地是有限的,如果不夺取你们的土地,又用什么来赏赐那班人呢?到了那时,你们当中有几个人会甘心被剥夺土地?有几个人不会参与作乱?所以我说,此战不胜,那是晋国的福分;此战获胜,将会扰乱晋国土地的正常权属关系,最终会害了你们!”栾书说:“您的话,让人感到震撼。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晋国在我们这些人手上失去诸侯的拥戴,一定要讨伐郑国!”于是在会上安排出征的有关事宜。从当时晋国四军的领导人名单可以看出“三郤”势力之强大: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士燮;上军元帅郤锜,上军副帅荀偃;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郤犨,新军副帅郤至。“三郤”全部列入八卿,郤氏家族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决定出兵之后,晋国派出使者,前往各盟国请求派兵助战。晋国四军基本上全体出动,只留荀罃带下军的部分人马留守国内。郑国人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使者前往郢都报信。楚共王亲自带领军队救援郑国,摆开了一个左中右三军的阵势,分别是:司马公子侧带领的中军,令尹公子婴齐带领的左军,右尹公子壬夫带领的右军。大军经过申县的时候,公子侧抽空拜访了在家养老的申叔时,向他请教对这次战争的看法。申叔时挠挠头,说:“我这老头子哪懂得什么战争哦!您一定要我说,那我就说两句。我听说,坚持高尚的品德、公正的刑法、端正事神的态度、正义的出师理由、合适的礼节和诚实守信六个原则,是战争之所以获胜的基本前提。现在楚国不修内政,对外断绝友好的关系,背弃与晋国的和平盟约,只图一时之快,不顾人民的死活,又赶着正当春耕农忙季节出兵,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是信用,进退维谷,都担心这次战争的结局,谁还会为楚国拼死作战啊?请您多加小心,说句不中听的话,我怕是再也见不到您啦!”不只是申叔时看出楚军此行不利,就连郑国派到楚国去搬救兵的使者姚句耳也发现了不对头的地方,他先于楚军回到郑国,对公子騑汇报说:“楚军行动倒是很迅速,只不过经过险要地段的时候,队伍散乱,一点也不整齐,此乃准备不足、斗志不昂扬的征兆,恐怕楚国这次是靠不住了。”【第三次晋楚大战:鄢陵之战】公元前575年五月,晋楚两国大军一支南下,一支北上,朝着对方逼近,大战即将爆发。晋军渡过黄河之后,驻扎在黄河边休整。听到楚军将至的消息,士燮再一次向栾书建议避而不战,在他看来,晋国已经衰落,当务之急是整饬内政,励精图治,而不是跑到国外去争夺霸权。“领袖群伦的事,已经不是我们晋国能够做到的了,为什么不将它交给更有能力的国家去做呢?以我们的现状,能够做到君臣和睦,不出乱子,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有精力去管天下的大事?”栾书懒得跟他嚼舌头,简单地回答:“不可。”便闭目养神不再搭理他了。五月底,两军在鄢陵(地名)相遇。士燮仍然坚持自己观点,建议与楚国人谈判,化干戈为玉帛。“现在收兵还来得及,我士燮愿意作为使者前去与楚国人谈判。”在战前军事会议上,士燮这样说。“笑话!”郤至跳起来,指着士燮的鼻子骂道,“临阵退缩,完全是懦夫所为!当年韩原之战,先君惠公被秦国人俘虏;邲之战,三军败逃,溃不成军;箕之战,主帅先轸战死。这是晋军的三大耻辱,至今不能忘怀。现在我们不去洗刷耻辱,反而逃避战争,难道是想再加上一笔耻辱吗?”“我是不是懦夫,世人自有公论,不是由你一个人说了算。”士燮冷冷地说,“洗刷耻辱有很多种方式。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是最愚蠢的方式。晋军的三大耻辱,每一次都不是因为缺乏勇气,恰恰是因为滥用了勇气才会如此。我们现在不顾内部的动乱而去争夺外部的霸权,分明是有勇无谋,难道是想再加上一笔耻辱吗?”辩论的结果,主战派占了绝对的上风。五月三十日这天,历史上著名的鄢陵之战爆发了。天刚蒙蒙亮,楚军率先发动进攻。楚国人用的还是当年邲之战中孙叔敖的战术,全军出动,快速逼进晋军大营,意在不给晋军出营布阵的机会,获得战场上的主动权。那个年代,战车仍然是各国军队的主力。而大规模的战车运动,没有布阵是不可想象的,不但无法发挥战车的威力,反而容易造成自身的混乱,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楚军的战术,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晋军的混乱。士燮的儿子士匄(gài)当时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见到此情此景,连忙向晋厉公建议:“请下令填塞水井,夷平军灶,这样便可以在军营中布阵。上天眷顾楚国也眷顾晋国,不会厚此薄彼,我们不用怕他们!”士燮勃然大怒,随手抄起一支长戈将他赶出去,骂道:“国家兴亡有道,只有天知道,哪里轮得到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娃娃来说三道四!”士匄的意见,不失为可行。士燮反应过激,却是另一种保护儿子的持重之举——军国无小事,献计须谨慎。献得不好,损兵折将,责任重大;献得好了,功高盖主,领导把你恨得片片儿飞,更不是闹着玩的。士匄年纪轻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必在这个时候发表意见,去蹚这趟浑水呢?栾书看在眼里,微微一笑,说:“填井夷灶,自然是好计。只不过据我观察,楚军行为轻佻,傲气十足,我们可以坚壁固垒,严加防范,只要我军不自乱阵脚,三日之内,楚军必定气衰而退。到那时,我军再主动出击,从背后掩杀,必能大获全胜。”“我不同意!”栾书话音刚落,郤至就站起来说,“别看楚军来势汹汹,咄咄逼人,其实有六处硬伤。第一,公子侧和公子婴齐素有仇隙,互相不团结,为兵家之大忌;第二,楚王的亲兵均为世家子弟,一味强调血统,从不对外招收优秀人才,固步自封;第三,郑军跟随楚军作战,阵容不整,似有怯意;第四,楚国军中的蛮族部队更是胡乱布阵,全无章法;第五,今天是晦日(月终为晦日,古人迷信,认为晦日不宜摆兵布阵),楚军今天布阵,是为不祥;第六,已经布好阵的士兵懒懒散散,吵吵嚷嚷,完全没把我军放在眼里。就凭这六点,我军完全可以主动出击,速战速决地打败楚军,哪里还需要等三天?”郤至的分析有道理吗?当然有。而且不难看出,他是经过了深入的调查才敢这样说的,很具有说服力。晋厉公考虑再三,采纳了郤至的意见,同时也采纳了士匄的意见,命令全军饱餐一顿,然后填井夷灶,准备与楚军决一死战。栾书冷冷地看了郤至一眼,目中闪过一丝凶光。晋厉公登上楼车,遥望楚军行动。栾书命令大夫苗贲皇跟随晋厉公登车,为其提供参谋意见。苗贲皇是楚国原令尹斗越椒的儿子,自幼生长在楚国的军事贵族之家,深知楚军底细。“那里,”他用手一指,“那里就是楚王所在的位置,由王卒护卫,是楚军的中枢。”晋厉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发现那一处兵将的旌旗装束均与众不同,传令兵乘坐着轻车进进出出,正将楚王的军令发送至各部。“楚军精锐,尽在王卒。请派部队吸引王卒的注意力,引诱其分兵追击,再集中力量打败其左右两翼,最后四军一起发动,围歼其王卒,必定获胜!”苗贲皇又建议道。“哦?”晋厉公觉得此计甚好,但又不太放心,于是将随军的占卜师找来,令其就苗贲皇的计策算一卦。结果得到一个“复”卦,爻辞为:“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爻辞晦涩,翻译成现代文,大意是:“南国的国土将要缩小,射其君王,中伤他的眼睛。”“恭喜主公!”占卜师大声道,“此乃大吉之卦,敌人国土缩小,君王受伤,此时不战,更待何时?”无独有偶,晋厉公这边利用楚国人来分析楚军的行动,楚共王那边也在利用晋国人分析晋军的阵势,那个人便是大宰伯州犁,也就是前面说到过的晋国大夫伯宗的儿子。“晋国的兵车向左右两边驰骋,是怎么回事?”“那是在召集各队指挥官。”伯州犁回答。“哦,那现在他们都跑到中军去了。”“那是开会商议对策呢。”“帐幕张开了,是干啥?”“那是在先君的牌位前诚心占卜,看谁适合担任国君的戎车车夫和戎右护卫。”“现在又闭上了。”“那是将要发布命令了。”“吵吵嚷嚷的,尘土飞扬,又是怎么回事?”伯州犁仔细看了一会儿,说:“晋军准备填塞水井,夷平军灶,进行布阵啦!”“啊!他们都登上兵车了,但是左右的甲士又手持兵器下车,是想干什么?”“听指挥官发表战前演讲。”“那他们是准备作战吗?”“现在还说不准。”“我看见他们又上了战车,但是将帅和左右又下来了。”“哦,那是在做战前的祷告。”伯州犁说着,用手指着晋军,“那里,那里就是晋侯的公卒,是晋军的精锐部队,请大王特别留心。”正在此时,听到晋营中一通鼓响,营门大开,晋军战车在前,步卒在后,排成整齐的队形鱼贯而出。楚共王连忙命令:“擂鼓,前进,今日一战,各军只许向前,不许退后!”当时的情况,楚共王的戎车驾驶员是彭名,戎右护卫是潘党;郑成公的戎车驾驶员是石首,戎右护卫是唐苟;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是郤至的弟弟郤毅,戎右护卫是栾书的儿子栾鍼,栾书和士燮带领自己的族兵在晋厉公周围护驾。晋厉公出师不利,刚出营门,戎车便不慎陷入一小片沼泽中,进退不得。栾书看到,连忙跳下车,屁颠屁颠一路小跑过来,请晋厉公乘坐自己的戎车。突然一只大手横过来,将他推了个趔趄,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儿子栾鍼。“栾书你想干啥,还不快退下!”栾鍼怒目圆睁,“国家有大事,你难道可以一人包揽吗?保护国君是我的职责,你这是来抢我的饭碗吗?让国君坐上你的车,你自己还怎么指挥作战?如果将领们都像你这样随随便便抛弃自己的部下,还不乱套了吗?快回自己车上去,做好自己的事,管好自己的人,不要乱插手我的工作!”说着奋起神力,大喝一声,将晋厉公的戎车一侧抬起,郤毅赶紧策马前行,戎车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离开了沼泽。栾书被骂得灰溜溜的,一句话也不敢回,低着头跑回自己车上,老半天才恶狠狠地说:“这个小王八羔子,当个小小的护卫就得瑟了,看老子回去怎么收拾你!”两军对阵,箭矢横飞,刀戈相交,杀喊震天。晋军按照苗贲皇的计策,派数十乘战车突入至楚军的王卒阵前,战不多时,便虚晃一枪,呼啸而退。楚军果然上当,只留左广战车十五乘保护楚共王,其余王卒倾巢而出,去追击晋军。楚共王也登上戎车,亲自擂鼓,鼓舞士气。突然间,一支晋军部队横插过来,为首一员将领远远看见楚共王,张弓便射。弓弦响处,长箭已至,正中楚共王的左眼。众人齐声惊呼,楚共王大叫一声,手中鼓槌落地,疼得几欲晕厥。“养由基,养由基,快把养由基叫来!”他一手扶着车轼,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顾大声叫道。不多时,养由基来到。楚共王强忍疼痛,从箭壶中抽出两支箭:“把射我的那个人给杀了!”养由基二话不说,跃身上车,快马加鞭,朝着那晋将追去。那晋将就是在邲之战中出过风头的魏锜。说来也是奇事,魏锜在战前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弯弓射月,射中了,自己却一屁股坐到了污泥里。他找人来占卜,卜者说:“太阳象征姬姓,月亮象征异姓,也就是楚王。您射中了楚王,自己却退入泥中,说明你也必死无疑。”养由基是楚国的神箭手。战前一天,他和潘党在营中比赛射箭。潘党自忖很难比得过他,就想出一个新花样——不

                        话的人大错特错了。人必先自助而后天助!若是中国人民没有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持八年的勇气与忍耐力,苏联和美国早已抽身远去!又有人说了,中国不算获胜,毕竟还跟苏联签订了如此屈辱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耿耿于怀。两军对阵,只要完成预先确定的目标就可以算作胜利,就像下棋一样,只要达到可以取胜的形势,就是胜利了,不是把对手的棋子全部吃光才叫胜利。以此类推,领土的问题属于局部的残留问题,不能和大局一并而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依靠屡败屡战的勇气、长达八年的坚持,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正因为中国人素来弱小,正因为中国人素来不团结,才使得抗战最后的胜利显得那么弥足珍贵!确立持久消耗的打法,是战略的胜利!正面抗战与敌后游击结合,是战术的胜利!得到美、苏、英的援助,是外交的胜利!一败再败,却顽强抗争,战无可战,却绝不言降,是极高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的胜利!民族的自强与自立是无数英烈用自由与生命换来的,中国人享受胜利当之无愧,没有理由自怨自艾!日本投降与退出中国领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人有理由骄傲自豪!杀出个黎明第十一章金陵梦碎

                        东北,冷战

                        随着日本人的失败,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出现在了国共面前:两党该何去何从?苏联刚刚出兵、日本还未投降之际,国共两党都已经开始大举反攻——迫使或接受日军和伪军投降,收缴武器,接收政权,占领敌占区。之前提过共产党在苏联刚刚出兵之际就连续发布反攻命令、限令日军和伪军向自己缴械投降的事。共产党之所以如此着急,大概是想利用苏联出兵和日军即将投降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去扩张兵力和控制地盘,并以之作为争取与国民党平等对话的地位,甚至是武装夺权的筹码。共产党的想法很容易理解,任谁经历过与蒋介石长达十余年的殊死斗争,都很难再信任蒋介石。当共产党抢先国民党一步于华北、华东等地受降时,蒋介石的动作到了——在命令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勿得擅自行动”的同时,命令国军“加紧作战”、伪军“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尽管蒋介石的动作并不慢,但国军地理位置处于弱势——国军精锐大都在大后方(如西南),要想开到华北受降,还得跋山涉水才行。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大都在敌后战场,部队开出来就是敌占区。近水楼台先得月,共产党接收的武器和地盘越来越多。千里之外的蒋介石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急得不行。他抓耳挠腮、绞尽脑汁、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一个坏招——谈判。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大计。要是毛泽东不来,就说明共产党没有和平诚意,到时候就有理由发兵攻打。如果毛泽东来了,则既可以利用谈判压制中共武装目前攻城略地的势头,又可以在谈判期间输送国军至北方,为内战积蓄力量、提前布局。难得的是,蒋介石“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的点子,居然得到了两位大佬——杜鲁门和斯大林的支持。美国本就想在全球推广它的多党民主政治,现在蒋介石上马“联合政府”项目正合其意。至于斯大林也支持中共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那是因为他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不希望有任何不稳定因素影响已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及美苏共同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简单说来就是,蒙古成功被独立了,东北也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既然想拿的好处都已经拿到,那就不要再多事,稳定第一,稳定压倒一切!1945年10月10日,国庆节,重庆。在美、苏的斡旋之下,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宣布国共停战,和平建设新国家。举国欢庆。在国人看来,民主建国、联合执政在望,中国就要和平了,数十年的分裂就要结束了。就在国共签约这会儿,国军已在美国海、空运输力量的帮助下接近了东北沿线。名义上,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只是各项援助计划的延续而已,顺理成章,斯大林也没什么刺好挑。可从9月下旬开始,美苏两强在欧洲的地盘争夺不仅日趋激烈,苏联还处于劣势。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先后在塘沽、秦皇岛、青岛一带登陆。虽然美军的口号是协助国军受降,但真正的目的恐怕跟苏联差不多:把手伸进东北。美国海军登陆中国北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斯大林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如果让国民党成功接收东北,鉴于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那么对于苏联来说,不仅把东北划进自己势力范围的计划要完蛋,而且东北还成了美国进入自己国土的跳板。不行,这绝对不行,得趁东北还在自己手中,把它交给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间接置东北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斯大林撕毁了跟国民政府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接命令中共迅速北上——苏联红军一撤出东北,你就进入,这地方交给你了。为此,斯大林做了三件事。第一,禁止国军进入东北——在苏联红军没撤退之前,你不能来。第二,拖延撤军时间——你中共军队不是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东北吗?没关系,苏联红军的撤出时间往后推,等你到了,苏联红军再撤。第三,把大部分搜缴自日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苏联只拉走一小部分——最好的精华部分。苏联的态度还真是沿袭了沙皇俄国一向霸道的风格,苏联红军随后就强行搜查、封锁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机关,把中共牢牢地绑在了战船上。到了这个时候,本来就不大相信蒋介石、随时准备武力夺取政权的中共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火速派兵前往东北,领头的正是刚从苏联回国,已经七年没有打过仗的林彪。林彪将在白山黑水之间谱下人生最光辉的一页。目前的这种局面,正是蒋介石所喜闻乐见的。他本就不是真心和谈,和谈只不过是积蓄力量的缓兵之计而已。1946年6月,蒋委员长发话:三个月消灭关内共军,六个月解决东北问题。开打!苏联与美国两大巨人在东北的冷战掀开了国共争锋的序幕。

                        此消彼长

                        蒋委员长的计划是九个月内初步“解决”共产党。但不得不说,他这个计划不可行。因为他的真实实力要比自己想象中的弱许多,而共产党的真实实力却比他想象中的强很多。看起来貌似强大的蒋委员长,有三个致命的弱点。弱点一,国民党常常内讧,凝聚力不强,力量大而不强。嫡系、桂系、阎锡山、CC系、蓝衣社、政学系等,没完没了地争权夺利。抗战本是蒋介石整合各个派系的一次绝好机会,但是他没有抓住。后来他败走台湾,才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完全控制了党、政、军。弱点二,他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在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土地兼并严重的国家,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没有了土地,农民就没有了活路,没有了活路,农民就要造反。后来蒋委员长败走台湾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在台湾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土地改革。弱点三,腐败横行,这是他最大的弱点。腐败这个可怕至极的东西,自然不是国民党的特产,而是人治社会都会产生的问题。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领导的权力根本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在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严重的腐败总是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因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是明白人,知道政府就要撑不下去了,于是都拼了命地捞,捞够老本,于是贪腐一发不可收拾。关于国民政府官员们的种种腐败事迹,实在没有必要多说,因为从古至今,贪官们的表现比钻石的化学性质还要稳定,说多了就是重复啰唆。这里只简单说一说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话说抗战胜利前夕,因为“美金公债舞弊案”东窗事发,财政部长孔祥熙卷铺盖走人了。老孔长期徜徉于波涛汹涌的贪污大河岸边,终于湿了一回鞋。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仅蒋介石在小日记本上记载了孔祥熙贪污的详细数目,就连圈外的文人名流傅斯年都知道其贪污的大致情节,并站出来检举揭发了他。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日益膨胀的军费需求,用该年美国对华五亿美元贷款中的一亿美元作为基金,面向全社会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搞集资,结果孔祥熙在其中上下其手,捞了一千一百五十余万美元,基金总额的九分之一就这样消失了。相比之下,另一位搞财政的专家——宋子文的屁股就要干净些。据学者吴景平在其作品《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系列》之《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中介绍,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的财产为二百万美元左右,二十多年后,即宋子文1971年去世的时候,其非固定财产只有一百多万美元,加上二十年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也就七八百万美元。当然了,宋子文不搞贪污,并不意味着他的财富来源就很光彩。因为他的相当大一部分财产来自于抗战期间其麾下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投资回报,有些发国难财的味道。之所以在这里比较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因为孔祥熙被免职后,宋子文重新上台,接替了对方的角色,出任行政院院长和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留给宋子文的财政底子,是约九亿美金(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贷款)和六百万两黄金。表面上看起来,情况相当不错。所以宋子文雄心万丈,他有信心大干一场。但他没有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绝不是一条金光大道。国民政府接收日伪政权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统一金融秩序,怎么操作呢?派遣传说中的钦差大臣——“接收大员”——特派员或接收委员,去沦陷区为国民政府接收日伪财产,回收伪币。接收日伪财产的办法五花八门,没收、拍卖、丢弃、破坏,不一而足。回收伪币的办法就简单得多——用国民政府自己发行的法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兑换汪精卫发行的伪币。这个办法并不新鲜,当年日本人和汪精卫都玩过,新鲜的是兑换比例。日本人当年用其发行的军代券兑换法币的比例是一比一。汪精卫当年用伪币兑换军代券的比例是一比二。而国民政府现在用法币兑换伪币的比例是一比二百!也就是说,二百伪币才能兑换一法币。而且,这还是一刀切。不管当地的物价指数是高还是低,兑换比例统统都是一比二百。要知道,当时沦陷区的物价指数的平均水平,要远高于大后方的平均水平,如上海的物价指数就是重庆的约五十倍。下面来做一道关于“打劫”的数学应用题。国民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员小明携带一元法币来到沦陷区上海,然后上海市民小毛用二百元伪币换走小明手中的一元法币。问题一:假定一元法币与一元伪币的购买力相当,小明这一趟出差的收益是多少倍?小毛的财产缩水多少倍?小明和小毛的得失比例是多少?答:大概是二百倍、二百分之一倍和四万倍。问题二:小明如何把二百倍的收益装到自己的口袋里?答:瞒报即可。因为敌伪财产和伪币数量到底有多少,中央是没数的。没数的财产握在了缺乏监督的官员手里,人的卑劣一面就会肆无忌惮地体现出来。一个小明中饱私囊没人管,就会有更多的小明加入进来,就如传染病一般迅速蔓延。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丧心病狂的兑换比例究竟是谁制定的?据香港中文大学的民国史学者郑会欣在其作品《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方法的决策经过》中所说,这个神奇的兑换比例是由接收大员们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至于理应把控国家财政和经济决策权的宋子文,那段时期正忙碌非凡,无心过问此事。他先是忙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后又忙着跟美国谈战后援助,根本没有重视回收伪币一事,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话又说回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这个兑换比例产生的具体过程,只需从利益的最终归属——接收大员们来看,用脚后跟想想就能知道,这个荒唐的兑换比例是大大小小的贪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国民政府的贪官们中饱私囊,变身大富翁,十分满意。但那些被贪官欺负的沦陷区“资产阶级分子”——原本国民政府的死忠支持者,则十分不满意:与其让国民党的贪污统治替共产党把我们变成无产阶级,还不如主动投靠共产党,活在共产党清廉的集权统治下,应该不会比活在国民党的贪污统治下变得一无所有更可怕!沦陷区的民心大失!可是,对国民党来说,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最坏的消息是:内战开始后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让国民党失去了全中国的民心!内战开始后,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约十万亿法币)被耗费了,宋子文找美国争取过来的贷款和军用物资(合计十多亿美元)被花掉了,孔祥熙留下的现金流也被用光了。即便如此,军费、行政费依旧高居不下,财政赤字疯狂增长。没办法,打仗本身就是世界上最费钱的事情,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国民党贪官和地方军阀齐心协力为国家增加行政成本?!可是,八年全面抗战过后,民力已疲,政府再也无法通过发行公债集资以筹措军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填补财政黑洞,为了筹集军费,国民政府只能向中央银行借钱。由此,宋子文下令中央银行加印钞票,加大法币的发行量。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币膨胀(发行量增大)会带动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反过来加速法币的贬值,法币贬值又造成购买力狂跌,而购买力不足大多通过加印钞票弥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宋子文作为财政专家,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为了稳定法币和经济形势,宋子文使出了绝招——抛售黄金和美元,即明码标价如一两黄金卖十六万法币、一美元卖两千法币,将黄金和美元放到市场上售卖,吸取民间游资,回收一部分法币,控制法币膨胀,平抑物价,稳定经济。在正常情况下,宋子文这招也算是个不错的解决办法。但宋子文忽视了一个问题,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没有想到,一旦中央银行的印钞机被绑上了内战的战车,就会在滚滚洪流的挟裹中前行,根本停不下来。抗战胜利后,法币发行量约为五千亿,截至1947年年初,法币增加到三万五千亿,而宋子文花掉了国库一半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却只回收了不到一万亿法币。也就是说,抛售所回笼的法币只是小部分。面对仍在快速增加的法币,宋子文的办法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更要命的是,宋氏和孔氏家族控制的孚中公司和扬子公司,也参与了这场抛售风潮,抢购了总价值约四百万美元的黄金和美元。这给宋子文的政敌如CC系、政学系找到了批评的借口:你宋子文不仅工作没干好,居然还将国家财产转入了私人腰包!是可忍孰不可忍!连傅斯年都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雄文,让宋子文赶紧走人!最初介绍宋子文的时候,提过他性格很差,人缘也很差,所以众人落井下石亦属正常。不管如何,宋子文只能选择辞职。宋子文走人后,战争仍在继续,法币仍在加印,经济形势还在恶化。于是,新上台的财政专家们开始想办法。想到1948年,在法币发行量相比抗战结束时暴涨了一千二百倍,总量到达六百万亿的时候,在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专家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推倒法币重来,即用大名鼎鼎的“金圆券”替代法币。主要操作办法如下:一是强行要求全国人民将自己持有的黄金、白银、美元等外币、法币全部兑换为纸币——金圆券,违者没收。世人都知道,一般的纸币,远不如黄金、白银和美元这种硬通货可靠,更何况是金圆券这种前途不明的纸币,谁甘心换?二是冻结物价。使用国家强制手段,禁止抬高物价,禁止屯货,以预防通货膨胀和金圆券贬值的情况发生。强迫以赚钱为天性的商人做亏本的买卖,哪个商人愿意干?打劫普通老百姓,砸商人的饭碗,如此不顾人性的经济政策,怎么可能成功?!果然,有人站出来反抗了——拒绝兑换金圆券,停止出售货物,大量屯货。在此种情况下,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蒋经国“打老虎

                        话的人大错特错了。人必先自助而后天助!若是中国人民没有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持八年的勇气与忍耐力,苏联和美国早已抽身远去!又有人说了,中国不算获胜,毕竟还跟苏联签订了如此屈辱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耿耿于怀。两军对阵,只要完成预先确定的目标就可以算作胜利,就像下棋一样,只要达到可以取胜的形势,就是胜利了,不是把对手的棋子全部吃光才叫胜利。以此类推,领土的问题属于局部的残留问题,不能和大局一并而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依靠屡败屡战的勇气、长达八年的坚持,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正因为中国人素来弱小,正因为中国人素来不团结,才使得抗战最后的胜利显得那么弥足珍贵!确立持久消耗的打法,是战略的胜利!正面抗战与敌后游击结合,是战术的胜利!得到美、苏、英的援助,是外交的胜利!一败再败,却顽强抗争,战无可战,却绝不言降,是极高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的胜利!民族的自强与自立是无数英烈用自由与生命换来的,中国人享受胜利当之无愧,没有理由自怨自艾!日本投降与退出中国领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人有理由骄傲自豪!杀出个黎明第十一章金陵梦碎

                        东北,冷战

                        随着日本人的失败,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出现在了国共面前:两党该何去何从?苏联刚刚出兵、日本还未投降之际,国共两党都已经开始大举反攻——迫使或接受日军和伪军投降,收缴武器,接收政权,占领敌占区。之前提过共产党在苏联刚刚出兵之际就连续发布反攻命令、限令日军和伪军向自己缴械投降的事。共产党之所以如此着急,大概是想利用苏联出兵和日军即将投降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去扩张兵力和控制地盘,并以之作为争取与国民党平等对话的地位,甚至是武装夺权的筹码。共产党的想法很容易理解,任谁经历过与蒋介石长达十余年的殊死斗争,都很难再信任蒋介石。当共产党抢先国民党一步于华北、华东等地受降时,蒋介石的动作到了——在命令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勿得擅自行动”的同时,命令国军“加紧作战”、伪军“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尽管蒋介石的动作并不慢,但国军地理位置处于弱势——国军精锐大都在大后方(如西南),要想开到华北受降,还得跋山涉水才行。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大都在敌后战场,部队开出来就是敌占区。近水楼台先得月,共产党接收的武器和地盘越来越多。千里之外的蒋介石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急得不行。他抓耳挠腮、绞尽脑汁、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一个坏招——谈判。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大计。要是毛泽东不来,就说明共产党没有和平诚意,到时候就有理由发兵攻打。如果毛泽东来了,则既可以利用谈判压制中共武装目前攻城略地的势头,又可以在谈判期间输送国军至北方,为内战积蓄力量、提前布局。难得的是,蒋介石“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的点子,居然得到了两位大佬——杜鲁门和斯大林的支持。美国本就想在全球推广它的多党民主政治,现在蒋介石上马“联合政府”项目正合其意。至于斯大林也支持中共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那是因为他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不希望有任何不稳定因素影响已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及美苏共同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简单说来就是,蒙古成功被独立了,东北也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既然想拿的好处都已经拿到,那就不要再多事,稳定第一,稳定压倒一切!1945年10月10日,国庆节,重庆。在美、苏的斡旋之下,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宣布国共停战,和平建设新国家。举国欢庆。在国人看来,民主建国、联合执政在望,中国就要和平了,数十年的分裂就要结束了。就在国共签约这会儿,国军已在美国海、空运输力量的帮助下接近了东北沿线。名义上,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只是各项援助计划的延续而已,顺理成章,斯大林也没什么刺好挑。可从9月下旬开始,美苏两强在欧洲的地盘争夺不仅日趋激烈,苏联还处于劣势。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先后在塘沽、秦皇岛、青岛一带登陆。虽然美军的口号是协助国军受降,但真正的目的恐怕跟苏联差不多:把手伸进东北。美国海军登陆中国北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斯大林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如果让国民党成功接收东北,鉴于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那么对于苏联来说,不仅把东北划进自己势力范围的计划要完蛋,而且东北还成了美国进入自己国土的跳板。不行,这绝对不行,得趁东北还在自己手中,把它交给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间接置东北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斯大林撕毁了跟国民政府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接命令中共迅速北上——苏联红军一撤出东北,你就进入,这地方交给你了。为此,斯大林做了三件事。第一,禁止国军进入东北——在苏联红军没撤退之前,你不能来。第二,拖延撤军时间——你中共军队不是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东北吗?没关系,苏联红军的撤出时间往后推,等你到了,苏联红军再撤。第三,把大部分搜缴自日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苏联只拉走一小部分——最好的精华部分。苏联的态度还真是沿袭了沙皇俄国一向霸道的风格,苏联红军随后就强行搜查、封锁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机关,把中共牢牢地绑在了战船上。到了这个时候,本来就不大相信蒋介石、随时准备武力夺取政权的中共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火速派兵前往东北,领头的正是刚从苏联回国,已经七年没有打过仗的林彪。林彪将在白山黑水之间谱下人生最光辉的一页。目前的这种局面,正是蒋介石所喜闻乐见的。他本就不是真心和谈,和谈只不过是积蓄力量的缓兵之计而已。1946年6月,蒋委员长发话:三个月消灭关内共军,六个月解决东北问题。开打!苏联与美国两大巨人在东北的冷战掀开了国共争锋的序幕。

                        此消彼长

                        蒋委员长的计划是九个月内初步“解决”共产党。但不得不说,他这个计划不可行。因为他的真实实力要比自己想象中的弱许多,而共产党的真实实力却比他想象中的强很多。看起来貌似强大的蒋委员长,有三个致命的弱点。弱点一,国民党常常内讧,凝聚力不强,力量大而不强。嫡系、桂系、阎锡山、CC系、蓝衣社、政学系等,没完没了地争权夺利。抗战本是蒋介石整合各个派系的一次绝好机会,但是他没有抓住。后来他败走台湾,才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完全控制了党、政、军。弱点二,他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在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土地兼并严重的国家,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没有了土地,农民就没有了活路,没有了活路,农民就要造反。后来蒋委员长败走台湾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在台湾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土地改革。弱点三,腐败横行,这是他最大的弱点。腐败这个可怕至极的东西,自然不是国民党的特产,而是人治社会都会产生的问题。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领导的权力根本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在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严重的腐败总是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因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是明白人,知道政府就要撑不下去了,于是都拼了命地捞,捞够老本,于是贪腐一发不可收拾。关于国民政府官员们的种种腐败事迹,实在没有必要多说,因为从古至今,贪官们的表现比钻石的化学性质还要稳定,说多了就是重复啰唆。这里只简单说一说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话说抗战胜利前夕,因为“美金公债舞弊案”东窗事发,财政部长孔祥熙卷铺盖走人了。老孔长期徜徉于波涛汹涌的贪污大河岸边,终于湿了一回鞋。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仅蒋介石在小日记本上记载了孔祥熙贪污的详细数目,就连圈外的文人名流傅斯年都知道其贪污的大致情节,并站出来检举揭发了他。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日益膨胀的军费需求,用该年美国对华五亿美元贷款中的一亿美元作为基金,面向全社会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搞集资,结果孔祥熙在其中上下其手,捞了一千一百五十余万美元,基金总额的九分之一就这样消失了。相比之下,另一位搞财政的专家——宋子文的屁股就要干净些。据学者吴景平在其作品《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系列》之《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中介绍,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的财产为二百万美元左右,二十多年后,即宋子文1971年去世的时候,其非固定财产只有一百多万美元,加上二十年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也就七八百万美元。当然了,宋子文不搞贪污,并不意味着他的财富来源就很光彩。因为他的相当大一部分财产来自于抗战期间其麾下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投资回报,有些发国难财的味道。之所以在这里比较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因为孔祥熙被免职后,宋子文重新上台,接替了对方的角色,出任行政院院长和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留给宋子文的财政底子,是约九亿美金(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贷款)和六百万两黄金。表面上看起来,情况相当不错。所以宋子文雄心万丈,他有信心大干一场。但他没有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绝不是一条金光大道。国民政府接收日伪政权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统一金融秩序,怎么操作呢?派遣传说中的钦差大臣——“接收大员”——特派员或接收委员,去沦陷区为国民政府接收日伪财产,回收伪币。接收日伪财产的办法五花八门,没收、拍卖、丢弃、破坏,不一而足。回收伪币的办法就简单得多——用国民政府自己发行的法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兑换汪精卫发行的伪币。这个办法并不新鲜,当年日本人和汪精卫都玩过,新鲜的是兑换比例。日本人当年用其发行的军代券兑换法币的比例是一比一。汪精卫当年用伪币兑换军代券的比例是一比二。而国民政府现在用法币兑换伪币的比例是一比二百!也就是说,二百伪币才能兑换一法币。而且,这还是一刀切。不管当地的物价指数是高还是低,兑换比例统统都是一比二百。要知道,当时沦陷区的物价指数的平均水平,要远高于大后方的平均水平,如上海的物价指数就是重庆的约五十倍。下面来做一道关于“打劫”的数学应用题。国民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员小明携带一元法币来到沦陷区上海,然后上海市民小毛用二百元伪币换走小明手中的一元法币。问题一:假定一元法币与一元伪币的购买力相当,小明这一趟出差的收益是多少倍?小毛的财产缩水多少倍?小明和小毛的得失比例是多少?答:大概是二百倍、二百分之一倍和四万倍。问题二:小明如何把二百倍的收益装到自己的口袋里?答:瞒报即可。因为敌伪财产和伪币数量到底有多少,中央是没数的。没数的财产握在了缺乏监督的官员手里,人的卑劣一面就会肆无忌惮地体现出来。一个小明中饱私囊没人管,就会有更多的小明加入进来,就如传染病一般迅速蔓延。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丧心病狂的兑换比例究竟是谁制定的?据香港中文大学的民国史学者郑会欣在其作品《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方法的决策经过》中所说,这个神奇的兑换比例是由接收大员们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至于理应把控国家财政和经济决策权的宋子文,那段时期正忙碌非凡,无心过问此事。他先是忙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后又忙着跟美国谈战后援助,根本没有重视回收伪币一事,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话又说回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这个兑换比例产生的具体过程,只需从利益的最终归属——接收大员们来看,用脚后跟想想就能知道,这个荒唐的兑换比例是大大小小的贪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国民政府的贪官们中饱私囊,变身大富翁,十分满意。但那些被贪官欺负的沦陷区“资产阶级分子”——原本国民政府的死忠支持者,则十分不满意:与其让国民党的贪污统治替共产党把我们变成无产阶级,还不如主动投靠共产党,活在共产党清廉的集权统治下,应该不会比活在国民党的贪污统治下变得一无所有更可怕!沦陷区的民心大失!可是,对国民党来说,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最坏的消息是:内战开始后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让国民党失去了全中国的民心!内战开始后,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约十万亿法币)被耗费了,宋子文找美国争取过来的贷款和军用物资(合计十多亿美元)被花掉了,孔祥熙留下的现金流也被用光了。即便如此,军费、行政费依旧高居不下,财政赤字疯狂增长。没办法,打仗本身就是世界上最费钱的事情,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国民党贪官和地方军阀齐心协力为国家增加行政成本?!可是,八年全面抗战过后,民力已疲,政府再也无法通过发行公债集资以筹措军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填补财政黑洞,为了筹集军费,国民政府只能向中央银行借钱。由此,宋子文下令中央银行加印钞票,加大法币的发行量。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币膨胀(发行量增大)会带动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反过来加速法币的贬值,法币贬值又造成购买力狂跌,而购买力不足大多通过加印钞票弥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宋子文作为财政专家,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为了稳定法币和经济形势,宋子文使出了绝招——抛售黄金和美元,即明码标价如一两黄金卖十六万法币、一美元卖两千法币,将黄金和美元放到市场上售卖,吸取民间游资,回收一部分法币,控制法币膨胀,平抑物价,稳定经济。在正常情况下,宋子文这招也算是个不错的解决办法。但宋子文忽视了一个问题,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没有想到,一旦中央银行的印钞机被绑上了内战的战车,就会在滚滚洪流的挟裹中前行,根本停不下来。抗战胜利后,法币发行量约为五千亿,截至1947年年初,法币增加到三万五千亿,而宋子文花掉了国库一半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却只回收了不到一万亿法币。也就是说,抛售所回笼的法币只是小部分。面对仍在快速增加的法币,宋子文的办法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更要命的是,宋氏和孔氏家族控制的孚中公司和扬子公司,也参与了这场抛售风潮,抢购了总价值约四百万美元的黄金和美元。这给宋子文的政敌如CC系、政学系找到了批评的借口:你宋子文不仅工作没干好,居然还将国家财产转入了私人腰包!是可忍孰不可忍!连傅斯年都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雄文,让宋子文赶紧走人!最初介绍宋子文的时候,提过他性格很差,人缘也很差,所以众人落井下石亦属正常。不管如何,宋子文只能选择辞职。宋子文走人后,战争仍在继续,法币仍在加印,经济形势还在恶化。于是,新上台的财政专家们开始想办法。想到1948年,在法币发行量相比抗战结束时暴涨了一千二百倍,总量到达六百万亿的时候,在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专家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推倒法币重来,即用大名鼎鼎的“金圆券”替代法币。主要操作办法如下:一是强行要求全国人民将自己持有的黄金、白银、美元等外币、法币全部兑换为纸币——金圆券,违者没收。世人都知道,一般的纸币,远不如黄金、白银和美元这种硬通货可靠,更何况是金圆券这种前途不明的纸币,谁甘心换?二是冻结物价。使用国家强制手段,禁止抬高物价,禁止屯货,以预防通货膨胀和金圆券贬值的情况发生。强迫以赚钱为天性的商人做亏本的买卖,哪个商人愿意干?打劫普通老百姓,砸商人的饭碗,如此不顾人性的经济政策,怎么可能成功?!果然,有人站出来反抗了——拒绝兑换金圆券,停止出售货物,大量屯货。在此种情况下,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蒋经国“打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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