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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av片R片像谢升这样重要的官员率领山东北部的乡绅转向支持南明的可能，仍然抱有热切的希望。所以，史可法派了一位信使，带着宣布福王在南京登基的诏书抄本，向北而来。然而，史可法沿北直隶边界建立一个义军前哨的希望很快就化为泡影了。当年谢升之所以被迫引退，正是由于现在支持史可法的这批“清流”文人，所以，谢升对支持南明政权并无兴趣。由于对李自成的拷掠心有余悸，又对满人摇身一变为替他们复仇的仁义之师印象至深，谢升和其他40多个山东绅士领袖，共同派遣代表致书清廷。在这封信中，他们颇为坦率地解释了他和他的乡人的起事，甚至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利用那位明朝亲王以争取支持的。但最终，他们起兵的目的是“谨扫境土，以待天庥”，正如扫清床座以待贵客一样。谢升接着说，就其本心而言，他真诚地希望归顺清廷。
北人与南人
谢升的信送到了北京。它与清廷尽量争取北人的迅速归顺的明确政策一拍即合。早在1644年6月16日，辽东边民祖可法、张存仁就向多尔衮阐明了这样做的必要。他们指出，要保证政权的财政充裕，就要扫清山东的交通线，以使谷物运输通畅；也要确保山西的交通线，这样商人才能安全通行，从而为政府提供至关重要的税金。如果王朝采取了以大赦来“招抚”百姓的政策，那么它的财政需要就会得到满足；否则，他们很快就会面临一场财政危机。多尔衮回答说：“卿所言极是”。金之俊和曹溶也向多尔衮担保，有所选择的大赦的贯彻，避免残酷的灭绝性手段，能够赢得各地百姓的支持，并因此而解决盗匪问题。多尔衮对他们二人也大加鼓励。摄政王不久就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行政官员们从速查清那些业已退隐的才德优异之士，以供征召任用。首先响应多尔衮之征召地方归顺者之命令的，是山东新任巡抚王鳌永，当时他还身兼户部侍郎的荣衔。他也是山东人，因而极力鼓动本地文人归顺新朝。1644年8月13日，他提交了一份有39位山东名流的初步名单，其中包括谢升、谢启光以及其他一些乡绅武装的领导人。几天后，即8月21日，曾经接受过李自成任命，如今正式担任吏部侍郎的北直隶官僚沈惟炳，表示大致赞成王鳌永的推荐名单。与张存仁、祖可法一样，沈惟炳也强调迅速抚平北方各省的重要性。因此，他建议朝廷特别作出努力，对北直隶、山东、河南和山西四省的前明官员加以任命。那里的地方显贵如果担任了本省的领导，地方的平定就会容易得多。为此，沈惟炳自己又拟定了一份分省编列的、有36人在内的名单（参见下表）。他的名单总计包括16名山东人士，6名直隶人士，9名山西人，5名河南人。在那些山东人中，有7人是王鳌永已经推荐了的。其他官员此时也提交了另外一些名单。兵部侍郎刘余祐的名单中，包括3名山东人，3名北直隶人，陕西、河南与山西各1人。巴哈那与石廷柱都推荐了前明兵部侍郎、1634年进士李化熙，此人在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带兵回到了山东。在此时，他把部属名册呈交给了清朝将领。沈惟炳所荐官员|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 张凤翔 | 兵部侍郎 | 山东1，5 |
| 房可壮 | 副都御史 | 山东1，4 |
| 张忻刑 | 部尚书 | 山东1，2 |
| 左懋第 | 吏科给事中 | 山东 |
| 成勇 | 南京御史 | 山东 |
| 叶廷秀 | 兵部主事、尚书 | 山东 |
| 高有闻 | 尚宝司少卿 | 山东1 |
| 左懋泰 | 吏部员外郎 | 山东1 |
| 李化熙 | 总督 | 山东1，4 |
| 沈迅 | 兵科给事中 | 山东 |
| 毛九华 | 御史 | 山东 |
| 黄宗昌 | 御史 | 山东 |
| 郝纲 | 分守道丞 | 山东1 |
| 任濬 | 巡抚 | 山东4 |
| 杨士聪 | 谕德 | 山东 |
| 耿章光 | 兵部员外郎 | 山东 |
| 孙昌龄 | 吏部郎中 | 北直隶 |
| 冯杰 | 给事中 | 北直隶 |
| 韩四维 | 谕德 | 北直隶 |
| 戴名说 | 给事中 | 北直隶 |
| 王家祯 | 兵部侍郎 | 北直隶 |
| 李春蓁 | 御史 | 北直隶 |
| 张三谟 | 大理寺卿 | 山西 |
| 王守履 | 工部郎中 | 山西 |
| 张煊 | 御史 | 山西4 |
| 张鹏云 | 巡抚 | 山西 |
| 阴润 | 吏科给事中 | 山西 |
| 张希夏 | 礼科给事中 | 山西 |
| 李化龙 | 户科给事中 | 山西 |
| 张第元 | 太常寺少卿 | 山西 |
| 陈奇瑜 | 总督 | 山西 |
| 练国事 | 巡抚 | 河南 |
| 郑二阳 | 巡抚 | 河南 |
| 李政修 | 副使 | 河南 |
| 丁启睿 | 总督 | 河南 |
| 丁魁楚 | 总督 | 河南 |
| 省份 | 人数 | 百分比 |
| 直隶 | 95 | 25％ |
| 山东 | 93 | 25％ |
| 河南 | 87 | 23％ |
| 山西 | 81 | 22％ |
| 陕西 | 8 | 2％ |
| 浙江 | 4 | 1％ |
| 江南 | 2 | 1％ |
| 福建 | 1 | 1％ |
| 湖广 | 1 | 1％ |
| 辽东 | 1 | 1％ |
| 总计 | 373 | 100％ |
清除明代弊政
这些法令的口吻始终是严厉的、训斥性的。首先要打击的是明代官场吏治中的“贪蠹”之风与种种不法之举。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甚至无功者以行贿而冒功，有功者以不行贿而功掩，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各个衙门都要毫不留情地揭发非法行为，官员在行刑中，应遵从清朝鞭笞的习惯，而不能使用竹板。清廷的“臣工”要不纳贿，不修怨，不徇私，违者将处以重典。从今以后，各级官吏要痛革前朝腐败风气，“共砥忠廉”。其实并不奇怪，多尔衮锐意改革前朝弊政，其原因之一，倒是害怕忠明分子有朝一日光复前朝。1644年6月25日，即进京的几个星期之后，他就明确地用这种可能性告诫过他的官员：今荷天祐，底定中原，宜各殚忠诚，永保富贵。有贪婪不检，自蹈罪愆者，虽有功不叙，毋得苛且一时，失子孙久远之计也。那么，新政权的当务之急，就是解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以证明天命所归。一方面这意味着政权要实施公共福利措施：京城内流贼蹂躏之后，必有鳏寡孤独，谋生无计，及乞丐街市者，著一一察出，给与钱粮恩养。在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明朝的沉重赋税要有所减轻。在一些汉族合作者（包括对安定京都所在的顺天地区最感兴趣的宋权）的要求下，7月13日，多尔衮下令，凡是清军驻扎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这是我所要讲的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的大概。第三讲如何研究社会史一今天是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大凡一个国家或民族，能维持一长时期的历史，到数百年或千年以上，并能有继续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即此可证此国家与民族，必有其一番潜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获得此项成绩之主要原因，为其历史发展与进步之所以然。我们最要者，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以寻求此潜力所在。关于政治方面，我已在上次讲过，此讲继论社会。中国社会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故能延续迄今有四千年以上之悠久传统。而且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故即就目前世界论，中国社会依然最广大，能伸展到世界每一角落去。社会一词，亦是外来的新名词，中国古人称社会为“乡”。乡的观念，在中国一向极受重视。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认识。但西方人注意社会问题，则系近代的新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张把社会形态来划分历史进程。他把西方社会分别为三形态：一曰奴隶社会，二曰封建社会，三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把此三种社会形态来配合于西方历史上古、中古、近代之三分期。他说，上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奴隶社会，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近代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并推翻此后则必然为共产社会无疑。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共产主义之理论及预言，固为一般西方人所怀疑，且多持异议者。然西方史家终亦无法否认马氏所指出的社会三形态。因马氏所言之三形态，乃根据西方历史之已成事实归纳来说，并非向壁虚构。但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本人在首讲中，已指出任何一国与一民族之历史，必然会有其特殊性。我们决不认为世界人类历史，乃遵循同一轨道演进，而相互间可以更无异致者。不幸的是，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大家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自五四运动前后，大家又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封建社会。此种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我在此讲中，拟扼要指出两点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社会决不能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相提并论，以摧破近代中国人此番无据之谰言。我在上次已说过，西方封建社会乃起于北方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此时不仅在上无一个统一政府，连地方政府亦无法存在。社会上各自投靠依附于较大势力者以求自保。如是自下而上，逐层筑起了一种封建的架构。我们通常说，西方封建社会中，有贵族与平民两阶级。自经济观点言，贵族即大地主，平民则是地主属下所统辖的农奴。但在中国历史上，自秦迄清，在上始终有一统一政府。统一政府之下，并有郡县地方政府。是否可说那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即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中之那辈大地主？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固亦有拥田产收田租者，可是在他们田产上从事耕种的民户，是否亦相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下农奴的身份？首先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并非即是封建贵族。其次绝大多数农民，都系属于统一政府下之自由公民，则如何可说中国社会即相等于西方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呢？西方封建社会之地主阶级，是世袭的贵族。但中国历史上之土地兼并，则系民间一种自由买卖。一辈士人经选举或考试，获得政府职位，借其俸禄所入而购置些少田产，自属在所不免。但此等地产，并无明定世袭之权利。往往传经一两代之后，又转为他人所有。而且中国历史上之知识分子及士大夫阶层与其耕户，同样都受政府法令统制。在经济上，贫富自有差异。在法律上言，则无显著之身份分别。国家对于裁抑兼并及平均地权，屡有新法令之规定与措施。如何说中国秦代以下的社会，便与西方封建社会相同？再就另一点言，我们都知西方封建社会之崩溃，系由自由工商人即中产阶级在城市中兴起，因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替代了封建社会而兴起。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颇多绵延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长时期。即如广东省番禺一城，秦始皇设三十六郡时，番禺即为南海郡之首府，距今在两千年前。又如江苏省之苏州，即吴县，此城在春秋时为吴国首都，直传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历史。此外如春秋鲁国都城曲阜，至今殆已有三千年之历史存在。诸位读西洋史，当知城市不在封建社会系统之内。近代西方城市兴起，在西方史家有许多专书叙述。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则同时为政治与工商业之中心。而在春秋时代，城市工商人已有其一份在政府法令保护下之自由。例如春秋鲁昭公十六年，晋卿韩宣子欲向郑国取回一对玉环之一，但郑子产告以此环乃在贾人之手，政府无权向之索取。韩宣子又欲直接买诸商人，子产又告以郑国政府无权过问而作罢。举此一例，自由工商业在春秋时已存在，战国以下更不论。上面有统一的政府，下面有自由工商业，试问在此情况之下，是否会有如西方中古时期封建社会产生之可能呢？惟其中国历史是一贯绵延从未中断的，因此中国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历史绵延，为数甚多。远在春秋时，城邑可考者当达两百左右，其间则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长时期存在者。自秦汉推行郡县制，每县必有一城为其治所。汉元帝时，县邑一千三百余，此一千三百余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绝大多数依然在原地址存在，或略有迁移。其城郭建置，自已经过不少次之改修与新建。要之，这些城市，不仅作为一政治中心，同时亦是一工商业中心。环绕着它的四乡，即凭此作为一物资集散之枢纽。此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城市，独立于当时封建系统以外者大不同。论到中国城市之商业情况，在战国时，齐国首都临淄，已有居民七万户。论其口数，应在三十万以上，或可达五十万。如唐末黄巢之乱，广州一城死于战乱之番胡，为数有十万之巨。又如宋代金乌珠（兀术——编者注）南侵，苏州一城死者达五十万。至如扬州城，自唐迄清，始终为一大商业中心，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想像其市场繁荣之一斑。至如历代首都所在地，如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南北朝时代南方之金陵、北方之洛阳。唐代之长安、洛阳。宋代之汴京、临安。辽、金、元、明、清历千年上下之燕京，其居民之繁多，商业之旺盛，皆有史册可稽。如谓此等城市，乃是散布在封建社会中，而能相互融为一体，试问可有此说法否？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比较最多相似处，似当在蒙古统治下之元代。但我们若一读马可波罗之东方游记。便可感到即在元代，东西双方社会情形之仍不相似处。无怪西方人读马氏书，要认他为信口开河，像神话一样地不真实了。二上面只说了中国传统社会决不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来破近人之谰言。但中国社会究是何等样的社会呢？有人说，若非封建社会，则定是奴隶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了。我们当知中西历史并不定限在同一轨道上前进，中国历史有中国历史之特殊性，中国社会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西方人做学问，喜创新名词，但西人所创名词，未必即适用于中国。我们若问中国社会究是何等的社会，我们只能自铸新词，再作解释。若一味抄袭，把中国社会说成为“亚细亚式的封建社会”，或“前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如此牵强比附，终无是处。我认为中国社会之最特殊处，便是在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若我们必为中国社会定一名称，则不如称之曰“四民社会”，较为合宜。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为特色。其他社会中，很难找出和它同样的流品。春秋时，中国社会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级，但在此时，士之一流品已渐兴起。士、农、工、商四字连用，始见于战国时代人书中。自秦以后，中国古代之封建贵族已全崩溃，于是四民社会遂正式成立。我认为直到今天，四民社会一名词还可适用。但历史常在变动中。秦以后两千年来，中国社会不能没有变。我试就此两千年来之中国社会再为划分，其最重要的划分标准，则乃侧重在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上。就中国历史大传统言，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其主要关联，则正在士之一流品。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组成分子。中国向称耕读传家。农村子弟，勤习经书。再经选举或考试，便能踏进政府，参与国事。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我将试照中国历史上关于此一方面之变动情况，来为中国社会再细加划分，约略可有下列之数时期：一、游士时期：此为春秋末贵族阶级崩溃，士人新兴之一转型期。先秦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庄子、荀子、老子，乃至战国策士如乐毅、鲁仲连以及公孙衍、张仪等，他们各坏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有的凭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游各国。朝秦暮楚，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不遑宁处，以期行道得志于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争鸣。上面结束了春秋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下面开起秦汉以下之士族新社会。我们可姑名此时期为“游士社会”。二、郎吏时期：此一段时期指两汉言。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惬。因称郎吏社会，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汉代制度不可。因此又拟改称为“察举社会”。此一时期之士人，都须经过察举才得从政，亦或可称为“太学生社会”。因当时的察举，多须先经太学生阶段。总之，此一时期，上面的政府已变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参加政府之路径，首先是为郎为吏。士人得为郎吏之资格，则因经地方察举获入太学。故我拟为此一时期之社会定此名称。逮士人在政府方面正式奠定其仕途，于是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与身份亦逐次提高增涨，于是在此时期之后半段，渐有士族兴起。我们亦可称之为“士族兴起的时期”，或径称“士族社会”。我们亦可说，封建贵族崩溃在春秋之末，而士族兴起则在东汉之处。而自战国至西汉，全为此两个社会之转型期。三、九品中正时期：此为魏晋南北朝时。此时期也可称为“门第社会”。乃承接两汉士族兴起，而达于士族全盛之时期，亦可称为“士族确立时期”。但我们不能即认士族或门第为封建，因当时仍有一个统一政府临制在上，而下面复有自由工商业资产阶级之存在。此项士族与门第，则因其为沟通政府与社会之一桥梁而特占地位，却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贵族仍不相同。四、科举时期：唐代科举制度产生，而门第社会逐次崩溃，又为社会一转型期。下及宋代，魏晋以来相传大门第，几乎全部消失。此下便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即“白衣举子”之社会。此种移转，本极重要，但因其只是渐变，非突变，故不易为人觉察。近人梁任公曾说：“中国历史没有革命，只有造反。”此语亦对。若要在中国历史上寻找像西洋史上的激烈革命，事殊不易。中国社会只在融洽的气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仓促间用暴力推翻这个，再在霎时间陡然来兴起那个。如先秦时期的封建贵族崩溃，唐代之士族门第崩溃，皆是社会内部之大变。但此等变化，皆在和平中展演，非关革命，故使人不觉。我们亦可称唐代科举为“门第过渡时期”。五、进士时期：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代始。我们虽可一并称呼自唐以下之中国社会为“科举社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我们亦可称唐代社会为“前期科举社会”，宋以后为“后期科举社会”。当然到了明、清时代，科举制度又已略有差别，略有变化，但我们却可不必再为细分了。我们亦可称西汉时代，为战国诸子百家中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一时代。此下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东来，中国道教继起，几乎由宗教势力来代替了传统的士势力。宋代则为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二时代，传统的士势力几乎又渐代替了宗教势力。所以中国秦以下之士传统，尤以汉宋两代为代表。清代之有汉学宋学之分者，其要由此。马克思对社会演进的看法，主要以生产工具影响经济发展之观点为出发，推论至极，遂成为一种唯物史观。我讲中国历史，则将社会中“士”的一阶层之地位变化，来指出中国社会演进之各形态。此乃就事论事，根据中国历史社会实况，而分别为以上各时期。却非先立下了一种哲学的历史观，来勉强作此支配。我之此说，亦仅在提供治史者作参考。如诸位能在此外有更好的分法，自可继续提出，再作研讨。总之，历史事实俱在，无论何种看法与想法，须求不背历史真实，则是一大原则。兹再据鄙意简括说之。士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一领导阶层，农则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之基本阶层。其他工商两业，留待下次细讲。要之，我们该根据历史实事求是，作客观之分析。西方人自据西方历史来作研究对象，其所得结论，未必可以全部搬到东方社会来应用。又且我们中国社会绵延四五千年，一贯禅递而来。故家遗泽，积厚流光。其所以能有如此之内蕴，必有值得我们作缜密精详推求之必要，则断无可疑。三现在再略述研究中国社会史之有关书籍材料的问题。普通意见，认为中国史籍一向只专重在上层政治史方面，关于下层社会史方面之资料甚感缺乏。实亦不然。从中国文化传统观点言，中国一向注重下层社会，更过于其注重上层政治，哪有对此方面之史料反付缺如之理。主要是中国史籍之记载方法，自有一套体例。若我们不先明白其体例，便不知何项材料应向何种书中或书中之哪一方面去找寻。即就正史论，其中所包有关社会史之材料已甚丰富，只我们未经细读，不知别择，遂误认为中国正史对社会下层史料不加注意。此事牵引太远，在此且不深论。此下当特别提出某集中特别材料，为研究中国社会所宜注意者。如我们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国社会史，则有两种中国古学必须注意。一是氏姓之学，一是谱谍之学。此两种学问，其实仍是相通，可合作一种看。关于秦以前氏姓之学谱谍之学之有关中国史之研讨处，此亦略去不论。仅自汉代起，在当时社会，开始有士族兴起，又转成为大门第。整个社会便把氏姓谱谍来分别士庶，至今流传社会之百家姓一小书，则成于宋初。诸位莫谓百家姓只是一册通俗小书，在此通俗小书中，正可指示研究中国社会史一项特该注意的要目。古代有关氏姓谱谍各项材料，在百家姓此一小书之前的，现在都不完备存在，有待我们去稽钩考索。但在百家姓之后，中国社会家谱盛行，此项材料，到处可得。但从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来，各姓家谱急速散失，只能在某些大图书馆中去查阅了。但真要了解中国社会之特殊性所在，此项材料，总是不得不注意。我们可以说，“家族”是中国社会组织中一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过于家。宋以下，则家之重要性转胜于族。而家与族之所由组成，以及其维持永远之重要机能，则在“礼”。要研究中国社会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国社会相传所重视之礼。礼之研究，有极专门的，但亦有极通俗的。如婚丧喜庆均有礼，而丧礼尤要，因丧礼与宗法相通。在唐代杜佑《通典》中，在此方面特所注意。自宋以下，中国社会已变，故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在此方面即忽略了。除宗族礼制外，中国一向有家训家教等一类书籍与散篇文章，流传保存下来的为数也不少，此等也该注意，可与上述材料共同研寻。除上举的一宗史料之外，研究中国社会史尚有另一种史料当注意，便是方志。中国地方志书，实是丰富美备。宋以下，省有省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甚至书院学校有志，寺观庙宇有志，乡里社团有志，山林古迹有志，分门别类，应有尽
人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她不止一次转过脸望望受传染者那一边，仿佛能看到他们，或者发现了他们在那里。短短时间里天井就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大片血迹和血迹旁边那一小片溢出的白色牛奶，此外便是红色的或潮湿凌乱的脚印。受传染者们无可奈何地关上门，去屋里寻找残留的面包渣，一个个垂头丧气，其中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足以表明他们绝望程度的话，既然我们总要失明，既然命中注定这样，我们还不如马上到那边去，至少还能吃上点东西；也许士兵们还会给我们送，另一个人说；您当过兵吧，又一个人问；没有，我倒愿意当兵。鉴于死者们来自两个宿舍，于是两个宿舍的人集合到一起，以决定是先吃饭后掩埋尸体还是先掩埋尸体后吃饭。似乎没有人关心死的是哪些人。其中五个生前住在第二间宿舍，不知道他们从前是否认识，如果不是熟人，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曾有机会，是否愿意相互介绍或宣泄一番。医生的妻子不记得曾经见过这几个人。其余四个死者她见过并且认识，和他们一起过过夜，这意思是说在同一个宿舍过过夜，对其中的一个她仅仅知道这一点。她怎会知道得更多呢，一个自尊自爱的男子汉不会随便对初次见面的人谈起自己的隐私，比如说曾在某个酒店的房间里与一个戴墨镜的姑娘做爱，而这个姑娘，假设就是这里的这位吧，连想也没有想到让她眼里变成一片白的男人曾离她这么近，而且现在还在她身边。其他三个死者是出租车司机和两位警察，这三个男人正值身强力壮的年岁，能够照顾自己，并且他们的职业都是服务于别人，当然服务的方式各有不同，不料在这风华正茂的时候惨死在这里，等待别人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还要等活下来的人吃完饭才能被掩埋，这倒不是由于生者常有的自私，而是因为有人明智地提醒说，在坚硬的土地上用仅有的一把铁锹掩埋九具尸体，至少要干到吃晚饭的时候。不能让善良的志愿者干活而让另一些人填饱肚子，于是众人决定把死者的事放一放。送来的食物每人一份，所以不难分配，给你，给你，直到分完为止。但是，一些不够理智的盲人因为焦急，把正常情况下能舒舒服服解决的事搅得棘手了，不过静下心来考虑一下我们会承认，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也不无道理，例如，只要想到人们并不知道送来的食物是否足够每人一份。确实，任何人都明白，盲人没有眼睛，既看不见食物也看不见人，分配食品不是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另外，另一个宿舍某些盲人极不诚实，竟然企图让人们相信他们人数比实际人数多。像往常一样，有医生的妻子在，她能处理。她及时站出来说几句话总能解决困难，但口若悬河的演讲反而会使事态更加严重。他们居心不良，品质恶劣，图谋不轨，而且有人真的要到了两份食物。医生的妻子发现了他们的卑鄙行为，但觉得还是谨慎为妙，没有揭穿。她甚至不敢去想说出自己不是盲人的真相后可能产生的后果，轻则变成大家的女仆，重则成为一些人的奴隶。谁知道呢，也许当初提到的各宿舍指定一个负责人的主意有助于解决这些困难和不幸遇到的更大的困难，但有一个条件，即这个负责人的权威不论多么微弱，多么不稳定，多么经常引起怀疑，必须为了大家而行使，并以此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她想，最终必定会出现互相残杀的局面。她打算和丈夫谈谈这个棘手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仍然把食物分配完了。一些人因为倦怠，另一些人因为胃部不适，饭后谁也不愿意去干掘墓人的行当。出于职业本能，医生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有义务，但他的热情也并不怎么高涨，当他说我们去掩埋那几个人吧，没有一个人自愿报名。盲人们躺在床上，只想好好消化完胃里不多的食物，有几个人立刻睡着了。这并不奇怪，经过前面的一次次惊吓之后，身体虽说没有吸收多少营养，但还是难以抵御消化这一化学反应造成的困乏。没过多久，天近黄昏，随着自然光线的逐渐减弱，室内昏暗的灯光似乎比原来亮了一些，虽然仍旧太暗，但还是稍稍有点用处，医生说服了同宿舍的两个男人陪他和妻子到围栅那边去，他说，即使不做其他事，也至少应当把那些已经僵硬的尸体分开，确定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因为事先已经说好，每个宿舍掩埋本宿舍的死人。这些盲人也具有一个优势，我们可以称之为光线幻觉。实际上，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天边有朝霞还是有晚霞，无论在寂静的凌晨还是喧闹的中午，盲人四周都是一片闪闪发光的白色，像浓雾中的太阳。对这些人来说，失明不是通常说的周围一片黑暗，而是生活在炫目的白色之中。当医生脱口说出要把尸体分开的时候，同意来相助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也就是第一个失明者，请医生给他解释一下怎样认出他们，盲人提出的这个符合逻辑的问题让医生颇为尴尬。这一回医生的妻子认为不应当出面帮助丈夫，否则会暴露自己。医生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潇洒地摆脱了窘境，即承认错误，他以自嘲的口吻说，人太依赖眼睛了，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还以为能用到它呢，实际上我们只知道那里有我们的四个人，出租车司机，两名警察和另一位曾和我们一起的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随便找出四具尸体尽量掩埋好，就算履行我们的义务了。第一个失明者表示同意，另一个伙伴也同意，于是几个人开始轮流挖坑。这两个助手是盲人，不会知道他们掩埋的正是他们刚才毫无把握地谈到的那几个人，无一差错。也无须说医生做起这件事来，看上去多么随意，妻子的手引领着他的手，抓住一只胳膊或一条腿，他只需说，这个。掩埋了两具尸体后，终于从宿舍又出来了三个志愿者，如果有人告诉他们现在已是深夜，他们极可能不愿出来了。我们必须承认，从心理学角度讲，即使一个人双目失明，在光天化日之下挖坟坑和在日落西山以后挖坟坑也有很大不同。他们汗流浃背，浑身尘土，返回宿舍的时候鼻孔里还有一开始闻到的甜腥的腐烂气味，就在此刻，扩音器里正重播他们早已熟知的训令，但对之前发生的事只字未提，没有说在极近的距离开枪射击，更没有说死人的事。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住宿者在围栅旁边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现在，由于在此处生活的苦难经历，由于纪律的极度严苛，这些警告开始体现出它们的全部意义，而宣布每天三次送食物的许诺成了古怪的嘲弄，或者更让人难以忍受的讽刺。医生已经认路了，扩音器安静下来以后，他独自一人到另一个宿舍门口说，我们宿舍的尸体都掩埋了；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不把其他的都埋了呢，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事先已经说好，每个宿舍掩埋各自的死者，我们数了四个，都掩埋了；好吧，我们宿舍的死人明天再处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然后他改换了口气，问道，没有再送食物来吗；没有，医生回答；可是，喇叭里说每天三次；我怀疑他们能一直履行诺言；那么以后送来的食物就必须定量分配了，一个女人说；我看这个主意很好，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明天谈一谈；同意，那个女人说。医生转身正要回去，就听见了最初说话的那个男人的声音，这里由谁来管。他停住口，等待有人回答。刚才那个女人说，如果我们不认真地组织起来，那就只能由饥饿和恐惧主宰了，我们没有和他们一起去掩埋死者，这已经够不光彩的了；既然您这么精明，这么爱教训人，为什么没有去埋死尸呢；我不能一个人去，可是愿意帮着干；这时响起第二个男人的声音，用不着争论，明天上午再说吧。医生叹了口气，料想以后在一起生活必将困难重重。朝自己宿舍走的时候，医生感到急于大便。在现在所在的地方，他没有把握能走到厕所，但决定冒险试一试，希望至少已经有人把跟饭盒一起送来的卫生纸拿到厕所去了。中途两次走错了路，肚子越来越不舒服，医生心中焦急万分，就在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他终于能褪下裤子，蹲在土耳其式的便坑上。恶臭令人窒息。他觉得踩在一摊黏糊糊的东西上面，不知什么人没有找准位置，或者顾不上什么体面不体面，随地大便了。医生竭力想象着他所在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白的，一切都闪着耀眼的白光，看不见的墙和地也同样如此。他甚至荒唐地认为，这白色，这白色的光线也散发着臭气。令人毛骨悚然，我们会被吓疯的，他想。结束后他想找纸擦拭，但没找到。他摸摸身后的墙，那里大概会有放卷纸的架子，没有架子的话也可能有个钉子，几张纸挂在上面。但什么都没有。他弓着两条腿，扶住拖在令人作呕的地上的裤子，感到一阵心酸，世上的不幸莫过于此，盲人，盲人，盲人，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悄悄地哭起来。他试探着走了几步，碰到了前面的墙上，伸出一只胳膊，伸出另一只胳膊，终于找到了厕所的门。他听见有人拖着两只脚跌跌撞撞地走路的声音，大概也是在找便坑。他妈的，在哪里呀，那人嘟嚷着说，语气平淡，仿佛心底里并不在乎它在什么地方。他从离医生仅两拃远的地方走过去了，没有觉察到另一个人的存在，不过这无关紧要，算不上有失体面，尽管对一个男子汉而言这副尊容实在难以入目。在最后一刻，医生还是在羞耻心的驱使下把裤子提了上去，等到估量着这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又把裤子褪了下来，但已经晚了，现在他知道自己肮脏不堪，想不起一生中什么时候曾经这么肮脏过。人变成野兽有许多种办法，他想，而这是头一种。但是，不应当有太多抱怨，还有人对此满不在乎呢。盲人们躺在床上，等待着困意来抚慰他们心中的凄凉。仿佛唯恐别人看见这难堪的场面，医生的妻子悄悄帮助丈夫尽量擦拭干净。现在，宿舍里笼罩着一片令人心碎的宁静，像医院里一样，病人睡着了，在睡梦中遭受着煎熬。医生的妻子坐在床上，头脑清醒，看看屋里的一张张床，一个个模糊的人影，一张张惨白的脸，还有一个人在梦中动了动胳膊。她反复问自己，我是不是也会像他们一样失明呢，是什么无法解释的原因使我至今还没有瞎呢。她抬起疲倦的双手，把垂到脸上的头发拢到耳后，心想，我们所有人迟早都会臭不可闻。就在这时她听到了叹息声，抱怨声，还有低声叫喊，先是瓮声瓮气，像是在说话，大概确实在说什么，但声音越来越大，成了呼喊号叫，成了临死前的哀鸣，反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其中一个人大声表示不满，猪猡，一群猪猡。而那不是猪，是人，是一个瞎眼的男人和瞎眼的女人，也许他们相互间的了解仅止于此。7胃空空地蠕动着，让人早早醒来。离天亮还远着呢，几个盲人已经睁开眼睛，这主要不是饥饿的过错，而是生物钟，或者人们习惯叫它什么吧，已经紊乱，他们以为天亮了，于是心里想，我睡过头了，但马上又明白过来，不对，伙伴们还在打鼾，不容置疑。书上说过，生活经验也告诉人们，由于喜欢或者需要不得不早起的人难以容忍别人当着他的面继续无忧无虑地呼呼大睡，而现在我们讲述的情况尤甚如此，因为一个睡着了的盲人和一个睁着毫无用处的眼睛的盲人之间有着巨大差别。这番心理学方面的议论表面看来过于文雅，与我们正尽力描写的大灾大难格格不入，它仅能说明为什么所有的盲人都醒得这么早，有些人，正如我们一开始说的，是被不肯挨饿的胃弄醒的，另一些则是被起早者狂乱的焦躁从睡梦中拉出来的，他们肆无忌惮地发出超过营房和集体宿舍容忍限度的本可避免的响动。这里不仅住着有教养的正经人，还有些粗野的家伙，早晨醒来，不管当着什么人就随意吐痰，放屁，只图自己轻松，其实大白天他们也照样放肆，因此室内的空气越来越污浊。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打开门，窗户太高，他们够不着。医生的妻子躺在丈夫身边，两个人挨得很紧，因为床太窄，也因为喜欢这样，半夜里，为了保持举止体面，不像被某人称为猪猡的人那样干那种事，他们付出了多大代价呀。她看了看手表，指针指向两点二十三分，再仔细一看，秒针一动不动。忘了给该死的手表上弦，或者是她该死，我该死，刚刚被隔离了三天就连如此简单的事也不会做了。她忍不住大哭起来，好像刚刚遭到最大的灾祸。医生以为妻子失明了，发生了早就担心的情况，一时间不知所措，正要问你失明了吗，就在这最后一刻，听见妻子小声说，不是，不是，然后用毯子捂住两个人的脑袋，以低得几乎难以听见的声音慢慢说，我太笨了，没有给手表上弦，接着又伤心地哭起来。夹道另一边，戴墨镜的姑娘从床上下来，循着抽泣声伸着胳膊走过来，怎么，难过了，需要什么东西吗，她一边问一边往前走，双手摸到了两个躺在床上的身体。谨慎从事的想法告诉她应立即把手抽回来，大脑肯定下达了这个命令，但双手没有服从，只是把接触变得更加轻微，仅仅贴着温暖的粗毯子表面。需要什么东西吗，姑娘又问，她现在已经把手抽回来，若有所失地抬起来，隐没在无情感的一片白色之中。医生的妻子抽泣着从床上下来，拥抱着姑娘说，没有什么，我突然感到悲伤；太太，您这样坚强，如果您泄了气，那就说明我们确实没救了，姑娘哀叹着说。医生的妻子镇静下来，望着姑娘的眼睛，心里想，那里已经看不到任何结膜炎的症状，可惜不能告诉她，她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尽管这高兴如此荒唐，这倒不是因为她已经失明，而是由于这里的人们都是瞎子，这么一双水灵灵的漂亮眼睛让谁看呢。医生的妻子说，我们所有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还会哭，在许多情况下哭是一种获救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不哭就非死不可；我们没救了，戴墨镜的姑娘说；谁知道呢，这个失明症和其他不同，来得不同，可能走得也不同；就是能走，对那些死去的人来说也太晚了；我们都要死的；但我们不会被杀死，而我杀过一个人；不要自责，是环境造成的，这里，我们都有罪，也都无辜，看管我们的士兵们干的坏事比我们干的坏事多，他们会寻找最好的借口为自己开脱，这就是恐惧；那个可怜的人摸摸我算得了什么呢，要是他还活着，我身上什么东西也不会少，什么东西也不会多；不要再想这些了，好好休息，试着再睡上一觉；她陪姑娘回到床边，去吧，睡觉吧；太太您太好了，姑娘说，之后又压低声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日子到了，我没有带卫生棉来；放心吧，我有。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想找个可扶的地方，但医生的妻子轻轻把她的手攥在自己手里，放心吧，放心吧。姑娘闭上眼睛，躺了一分钟，要不是突然有人争吵她也许已经睡着了，一个人去厕所回来发现床上有人，床上的人也不是出于恶意，他也是为上厕所起来了，两个人曾在路上碰面，显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想到这样说，您看看，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找错了床。医生的妻子站在那儿，望着两个吵架的盲人，发现他们没有任何动作，甚至身子也一动不动，他们很快就懂得了，现在只有声音和耳朵还有点用处，当然，他们不缺胳膊，可以打架殴斗，就是常说的动手，可是为上错了床这区区小事不值得大动干戈，但愿生活中的种种误解都能这样，只要能达成一致，二号床是我的，您在三号床，这样一来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如果我们不是盲人，这个误会本不会出现；说得对，错就错在我们都是盲人。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整个世界都在这屋里。并不都在这屋里。例如食物就在外边，而且迟迟没有送来。两个宿舍都有人站在天井里等待扩音器响起命令声，个个急不可耐，烦躁地跺着脚。他们知道，必须走出去，到围栅旁去取饭盒，士兵们会按照许诺，把饭放在大门和台阶之间的空地上，但他们又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谁能保证那些士兵不朝我们开枪射击呢；想想他们之前干过的那些事，非常可能；不能相信他们；我可不到外边去；我也不去；要想吃饭，总
国大事，进行多种语言文字交流。和珅对乾隆来说，是一个没有人可以代替的陪伴和助手。四、贪得无厌，打击异己仗着乾隆的宠信，和珅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比如侵吞、纳贿、索要、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盐商等等。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和珅这一关，他从中截取，以致他所藏的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要大、还要多。据说，在和珅被查办的前一天，乾隆的七阿哥派人来求和珅想个办法救救他。原来，这个王子不慎打碎了皇宫中一个直径尺许的玲珑剔透、光彩夺目的碧玉盘。这是皇帝平素最心爱的珍宝器皿，七阿哥怕嘉庆龙颜大怒，怪罪下来，所以赶紧派人来求和珅，和珅随手取出一块精美玉盘，对来人笑笑说：“这有何难，看看这个玉盘可否代替？”来人一见，顿时就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线，手捧这块不知比皇宫那块强多少倍的玉盘，一路小跑带回去给了七阿哥。当时的官员们想得到一个肥缺，或想保住高官禄位，或想飞黄腾达，或欲免除牢狱之灾、杀身之祸，无不走和珅的门路，并付以重金行贿。另外，他还明里暗里敲诈勒索各地官员。有一次，闽总督伍拉纳等，为报效给和珅的财宝，竟然公开吊打州县官员，聚敛钱财。这样上行下效，各州县官员严刑拷打公差、衙役，公差、衙役又去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和搜刮，这种一层压一层的腐败，最后引起了大规模的起义。他们以“官逼民反”为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和珅。和珅谙熟官场之道，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始终不露痕迹，总有一些人来弹劾他，为此，和珅千方百计地堵塞或拦截通向皇帝的信息渠道，对异己力量打击报复，如御史曹锡宝想参劾和珅家人刘全，以打开缺口参劾和珅，但他不慎走漏了消息，被人连夜向和珅告密。和珅知道后，在乾隆跟前预先作了铺垫，曹锡宝因此反被革职留用。嘉庆帝对和珅专权贪污早有耳闻，心中极为不满，但碍于乾隆的情面，投鼠忌器，敢想而不敢言。乾隆去世后，嘉庆主持朝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查办、处死了和珅，抄没了家产。有张流传的抄家清单这样记载着和珅的财产：田地八千顷，当铺七十五家，银号四十二家，古玩铺十三家，带花园的楼台一百零六座，还有大量金银、珠宝、器皿等；仅各种各样的衣服就有：貂皮的一千五百零二件，杂皮的一千二百四十三件，其他衣服五千三百一十六件。他的整个家产，折合白银竟然达九亿多两，这么大的数字远远超过了清廷十余年的总收入（每年七千万两），其贪污款项之多，数额之大，真是前所未有。自古以来，无论是王恺、石崇都不及和珅的十分之一，就是中外的皇帝，也没有这么大的家私。【点评】和珅依靠乾隆的宠信，贪得无厌，在他通向财富的巅峰时，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大贪官和珅的事情表明，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清廷内部已腐败到了何种地步！第十一章“浓墨宰相”刘墉宰相刘墉，民间广为流传，野史上记载颇多的是他与乾隆、和珅斗智斗勇的逸闻趣事，说来令人捧腹，几至绝倒。历史上也确有这个人。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青原、香岩、石砚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系乾隆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其父刘统勋也是大学士，刘墉的仕途还算顺利，这里面多少有些他父亲的功劳。据说刘墉持躬清介、行为放诞、不修边幅，穿着破衣烂衫，虽然露肘踵也一点儿都不在乎。一天上殿，有个虱子沿着他的衣领而上，慢慢地将要爬到丫胡须，乾隆看见不禁偷偷地发笑。刘墉见了心里纳闷，不知道乾隆笑什么。回到家后，外人看见了提醒他，要给他捉虱子，刘墉才明白乾隆暗笑的原因，于是对外人说：“不要杀了这个虱子，此虱几次爬上胡须，曾经为皇上御览，福分大佳，你们也没有它那么好的福气！”其怪诞如此，刘墉居官数十年，家资清薄，门可罗雀；而与他同时的满相和珅却专权恣肆，富可敌国，就连他家的看门人，也有银子百多万两。刘墉常常悄悄地把自己的朝服拿到和珅开的当铺里去典当换钱，而和珅的门人一点儿也不知道。有一次正逢元旦朝贺，同僚皆狐裘貂套，只有刘墉穿着破衣服，状极瑟缩，乾隆见了很不高兴，认为刘墉是装的，便责问说：“刘墉你为什么有衣服不穿，装成这副穷样子？”刘墉叩头回答说：“我的全部衣服，都在和珅的当铺里。”乾隆把和珅召来问，和珅茫然不知，于是刘墉出示当票说：“我有票据在，怎么能说没有呢？”和珅大窘，哑口无言，乾隆于是说：“刘墉的衣服，你还了他吧，你看他冻得怪可怜的。”从朝堂出来后，和珅老大不高兴，刘墉掩嘴偷笑说：“皇上问得凶，我一时找不出话说，只好把老兄抬出来，莫怪莫怪。”和珅哭笑不得，对刘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刘墉就是这么幽默滑稽，谁的玩笑都敢开，谁却又奈何他不得，人们都称他为“小诸城”。刘墉不仅怪诞幽默，而且书法诗文很好，甚至超过了他的政绩，被称为“浓墨宰相”。尤其是他的书法，在乾隆、嘉庆年间，与翁文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清四家”。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月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泗州扬文敬公士骧所藏文清真迹甚多，盖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台阁，则绚烂归于平淡，而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世之谈书法者，辄谓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这段话，恰当地评价了刘墉的书法，正和他的为人一样，怪诞幽默，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刘墉的字好，而且自成一家，别人极难模仿成功。他当尚书的时候，每写完判词，就画一个“十”字，有下属模仿，刘墉一眼便能认出，说：“我的字是不可模仿的。”然而刘墉对自己的评价却是：“吾平生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那么，刘墉的诗如何呢？法式善《梧门诗话》中说：“刘石庵先生小诗最有远致。”阮亨《瀛舟笔谈》说：“石庵刘相国书法冠冕海内，而诗不多见，所传诵者大率从卷轴传抄而得，字字遒劲，非深于少陵者不能读也。”看了别人的评论，我们再来看其两首小诗，风味你自己去评说吧。康熙、乾隆曾数次派人去寻找黄河之源，终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探定，探源者鄂弥达自绘寻源小像以志其事。对此，刘墉有一首应和之作，名为《题寻源小像》，其诗如下：三万与图驿使通，远探星宿被恩隆。一源迢递求天上，九曲分明到眼中。密勿陈情归圣鉴，飞腾绝域嗣家风。斯人宛在无今昔，鲸背游仙向海东。再看其一首《题寺门》的小诗：强将佛法困英雄，禅榻蒲团一扫空。今日清凉山下路，杏花深处酒旗风。书画如其人，诗亦如其人。中国文论有句名言：“文如其人。”凡是一个人的自成风格的作品，无不是其人格的反映。看来此言不虚。【点评】刘墉做官方正，为人圆通，锋芒藏于愚中，骨力隐于拙内，这与他的书法、诗文声气相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但这种趣，似乎透出一种历史的悲凉，为盛世危机中一种无可奈何的昭示。第十二章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和珅的腐败导致清王朝上下官员贪污成风，几个清廉的官吏都寄情于诗文书画，明哲保身，百姓怨声载道，一些反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组织在民间兴起。在湖北和河南一带，兴起了白莲教。最初是一个叫刘松的安徽人，到河南传教，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被官府发现抓获并将他流放到了甘肃。刘松的徒弟刘之协和宋之清逃到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向人们宣传说：清朝快要灭亡了，将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听了这个宣传，纷纷参加了白莲教。参加白莲的人越来越多，震惊了乾隆帝。乾隆帝命令官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地查问，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便被抓到监狱里严刑拷打，甚至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竟然罗织罪名，加害百姓几千人。为此，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在襄阳召集教徒开会商量应对之策。大家纷纷说：“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我们不如索性起来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群众起义，并且派出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1796年，也就是嘉庆帝继位那年，白莲教徒在湖北宜都、枝江等地举行起义。襄阳地方有个白莲教首领齐林，原定在元宵节起义，不料走漏了消息，遭到官府的袭击，齐林和一百多个同伴被杀害。齐林年轻的妻子王聪儿，是个江湖卖艺的女子，从小练得一身武艺，她十六岁与齐林成亲，丈夫死后，她决心给丈夫和起义的同伴们报仇，于是她和齐林的徒弟姚之富一起，重新整顿起义队伍，不到一个月，组织了一支四五万人的起义军，他们到处打击官府，惩办贪官污吏。当王聪儿在湖北起义的时候，四川、陕西的白莲教也起兵响应。起义的怒火在三省广大地区蔓延开来。嘉庆帝见此，连忙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镇压起义军。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破了清军的围剿。1798年，起义队伍到了四川，与当地的起义军会师。清军有个将领明亮向嘉庆帝献了一条“坚壁清野”的计策，要各地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得不到粮草供应与人员支持。嘉庆采纳了他的计策，下令各地全都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处境果然越来越困难。嘉庆三年（1798）初，清军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清军围攻，带领两万人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打了败仗，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率领官军紧紧追击。起义军后有官军，前有武装民团的拦截，在勋西（今湖北省内）的三岔河地方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王聪儿指挥起义军退到茅山的森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又被官军密密麻麻地围住山头，大举进攻。最后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而归于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等跳崖身亡。此后，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抗官府的斗争。清王朝共花了九年工夫，才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白莲教起义虽然失败，却唤醒了更多的人起来反抗，仅十多年的时间，又爆发了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李文成出生于河南滑县谢家庄一贫苦农民家里，早年他家就与官府结下了深仇大恨。其大哥李文山给官衙修建花园，完工后，衙役监工不但不给工钱，反而诬陷他偷东西，他大哥因此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奄奄一息时被放出狱，不久后死去。二哥李文林，因带头拒缴官税，被活活打死于狱中。李文成十多岁时，曾念过几天私塾，因为反对宣传孔孟之道，以对孔孟不尊之罪名，被赶出了学校。为了谋生，他年纪轻轻便做起了木工、泥瓦匠。有一次，他被县署招去修建寺庙，工钱皆被衙役毛天庆私自侵吞，他站出来替几位穷苦工人说话，据理力争讨要工钱，毛天庆反诬他惑众闹事，煽动罢工，于是县官判了他企图谋反罪，关进了大牢，后为乡亲们多方营救而获释。后来河南、河北、山东各省连年灾荒，饿殍遍野，想造反的人很多。于是李文成抓住时机，串联组织了天理教。其教义是：平民百姓要想不受官府欺压，除非改朝换代。李文成以为人看病、算卦为掩护，在百姓中间传播天理教。他先与勇于造反的牛亮臣结为盟兄弟，接着又与天理教首领黄兴宰兄弟商议谋划如何发动民众起义。李文成、牛亮臣和直隶天理教首领林清、山东天理教首领冯克善商定，林清在河北、冯克善在山东、李文成在河南，三处在同一时间举行起义，起义成功后，并建立政权统归李文成领导。嘉庆十七年（1812）正月，李文成、林清在滑县道口镇召集众人召开天理教大会，制定起义军纲领和各项纪律。起义军的纲领是：“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平分土地。”纪律是：“违反纲领者杀，泄露机密者杀，打骂百姓者杀，调戏妇女者杀，掠夺民财者杀。”老百姓见此，说李文成是“李自成”转世，纷纷要求参加天理教。同年十月，各路起义军首领商定，在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三省同时起义。不料，距起义还有一个月的时候，起义机密被泄，李文成、牛亮臣被捕。于是天理教首领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在九月初七提前起义，到了这天，起义军大队人马攻破滑县县城，救出了李文成、牛亮臣等人，并杀死了县令强克捷和巡检刘斌。随后，李文成同众首领议定建立农民政权，任命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义军严惩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开仓济贫，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民众纷纷投奔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但林清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因不知山东、河南提前起义的消息，仍按原定时间起义攻打紫禁城，由于没有援军协助而失败。后来，李文成所率领的起义军又陷入清军和地主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最后寡不敌众，也很快失败了。【点评】嘉庆帝在平定了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后，虽然意识到了“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表现出了儒家仁君爱民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但是，他把这一系列危机事件仅仅作为个案看待，认为天下的问题都是由于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寻找滋生百官腐败的根源，并加以解决。他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上没有大手笔，因此他虽然一件一件地解决了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机，却又一步一步地陷入更深的危机，到他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时，清王朝已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第十三章鸦片战争始末清朝后期，中国的专制皇权制度已经陷入没落时期，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历史前进的脚步。而这时西方世界由于出现了新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迅速地壮大了起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他们开始寻求对外扩张，并很快地把目光投向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一、罪恶的鸦片贸易起初，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使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很难倾销，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而中国的茶、丝等土特产在国外却备受青睐，出口量逐年递增。在中英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口大于进口的有利地位，白银内流，这种发展趋势，使西方列强很恼火。当一般商品在中国打不开市场时，英商很快就又找到了新的商品，那就是鸦片。鸦片，俗称大麻，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一种麻醉剂，是吸食的毒品。鸦片不仅具有高出成本很多倍的高额利润，而且长期吸食，还有成瘾的后果，能够让人数众多的中国依赖鸦片，那无疑是为自己开拓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利润就会长期滚滚而来。于是英商就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美、俄等西方列强见了，也纷纷加入到这种一本万利的“贸易”中。鸦片走私到中国，给中国社会、清政府和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患，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鸦片一到中国首先被很多清朝文武官员接受，由于吸食成瘾，这些官员再无心思处理政务、军务，结果使吏治更加黑暗腐朽，军队战斗力一度削弱。为了满足吸食鸦片的耗费，官员们又拼命在百姓中间索取钱财，百姓的生活更加贫困。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国内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鸦片流入，由来已久，雍正时每年走私进口鸦片二百箱，乾隆时增至一千箱，嘉庆时增至四千箱，到道光时，鸦片走私更是嚣张得突破三万箱，流失白银三千万两，这使清政府本来就很紧张的财政更加拮据。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国
废，居然敢站出来说话，不是自取其辱吗？荀瑶想到段规那矮小的个子和敢怒不敢言的脸，不禁又是一阵大笑。他完全没有想到，数年之后，就是那个其貌不扬的段规，在关键时刻轻轻地推了一把，便将智氏家族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公元前455年，荀瑶又出新招，通过晋哀公——或者是晋懿公，或者是晋敬公，管他呢——向三大家族发出倡议：晋国称霸中原近两百年，现在遭到齐国和越国的挑战，霸主地位即将不保。为了复兴晋国，重振雄风，必须匡扶公室。现在智伯愿意带头捐献一万户土地给寡人，请各位斟酌办理。三家收到通知，都心知肚明，什么捐给公室，那还不是统统落入荀瑶袋中？韩虎不想给，倒是段规劝他给，而且不打折扣，给足一万户。他对韩虎说：“荀瑶生性残暴，贪得无厌。您如果不给，他必定兴师来讨伐，咱们挡得住么？不如给了他，他就会再向别人索取，别人不同意，他就会去攻打别人，则韩氏可以免遭祸患，静观待变。”韩虎于是乖乖交出了一万户土地。魏驹也不想给，想给才怪！但是他的家相任章也劝他：“荀瑶巧取豪夺，令众卿都感到心寒。如果我们给他土地，他一定会更加骄横，咱们这几家则因为害怕而团结。一旦战争打起来，他双拳难敌四手，必定灭亡。”于是魏驹也答应了。段规和任章的见识，无非是明哲保身，将祸水引向别人，期望有人来当出头鸟，好让韩氏和魏氏从中渔利。但问题是，如果谁都不出头呢？那一万户岂不是白白给了？而且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下一次荀瑶再要三万户、五万户甚至十万户呢，你给不给？韩虎和魏驹都把目光投向了赵无恤，暗自祈祷他千万不要像自己那样没出息。无恤果然不负众望。荀瑶向他索要的土地中，包括蔺地（今山西省吕梁）和皋狼（今山西省寿阳）。蔺地便也罢了，皋狼是赵氏兴起之地，有赵氏的宗庙在那里，怎么可以予人？无恤断然拒绝了荀瑶的要求。这也是荀瑶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没想着给无恤留后路，否则也不会指定要无恤交出皋狼。九年前，他没能用酒壶砸死无恤，一直引以为憾，现在终于有了实现夙愿的机会。他马上以晋哀公的名义下令讨伐赵氏，同时命令韩、魏两家出兵。于是有了本书开头的一幕。晋阳消耗战虽然无恤早有心理准备，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三家联军，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将家臣召集起来，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大伙儿七嘴八舌，有的说要退守代地，有的说最好向齐国借兵，还有的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如同意智伯的要求。只有一个人一直沉默不语，等到大伙都说累了，他才站起来对无恤说：我认为应该火速退往晋阳，凭借晋阳的城墙抵挡智伯一到两年。这个人名叫张孟谈，时任赵氏家相。在《史记》中，张孟谈被记载为张孟同，那是因为司马迁穷讲究，为避他父亲司马谈的讳而改的。无恤马上问了张孟谈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认为晋阳能够抵挡智伯一到两年？第二，两年之后怎么办？张孟谈回答：晋阳是当年先主命董安于修建的。董安于才能出众，晋阳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的官员都依着他的办法管理，那里城墙坚固，钱粮充足，战备齐全，我说守一两年是保守，实际上能撑个三五年也未可知。至于两年之后的事，您也知道韩、魏两家和智伯并不齐心，只是迫于压力才跟着他来对付咱们。只要咱们能够抵挡两年，他们内部必定出现分裂，那咱们就有机会反击了。无恤采纳了张孟谈的建议，于是命令集结家臣和族兵，开赴晋阳。到了晋阳之后，无恤巡视一圈，回来就大骂张孟谈：“好你个大骗子，说什么晋阳钱粮充足，战备齐全，全是扯淡！我去看了，粮仓分明是空的，府库里也没有钱，城墙倒是修得又高又厚，但是已经年久失修。你说，我拿什么抵挡三家大军，拿你的脑袋吗？”张孟谈还是不慌不忙，等无恤把脾气发完了，才说道：“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国家，藏富于民，不藏于府库；致力于道德教化，不关注城墙有没有修缮。”“狗屁！”无恤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什么圣人，说什么道德，迂腐！”张孟谈说：“请您现在就下一道命令，令城中百姓自留三年吃用，其余的钱粮一律送到您的仓库里来，并募集志愿者修缮城墙。”“好，我给你三天时间，把仓库装满；给你十天时间，把城墙修好。做不到的话，把你的脑袋砍下来！”无恤说完，气冲冲地走了。第二天早上，无恤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来到粮仓视察，眼前的景象让他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十几个巨大的粮囷（qūn）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而送粮的百姓还在排着长队，等着把粮食送进来。再跑到府库去看，钱也多得装不下了；武库里堆满了武器盔甲，排列到了衙门口。五天之后，城墙也修补完毕，各类守城器械修整一新，守城将士精神焕发，接受了无恤的检阅。无恤又高兴又惭愧，将张孟谈召来，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张孟谈谦虚地说：“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先主早有远见。董安于去世后，先主派尹铎管理晋阳，尹铎问先主，您是想要我去抽取赋税呢，还是为了将晋阳变成赵氏的保障？先主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要成为赵氏的保障。所以自尹铎以来，晋阳的历任官吏都遵照先主的指示，减少赋税，发展民生。晋阳的百姓过的日子，比天下任何一个地方的都好。现在到了危难时刻，他们岂能不全力帮助您？”无恤听了，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赶紧擦了擦眼角，对张孟谈说：“城墙修好了，钱粮也充足了，可是要抵御智伯的进攻，咱们还缺少足够的箭矢，怎么办？”张孟谈说：“这个不难。当年董安于修建晋阳城，早就留了一手。官署的垣墙都用上好的牡荆木加固，柱子的基座都用铜水铸成。您只要命人拆毁宫署，抽出垣墙里的木料，熔化柱子的基座，就可以得到大量的造箭材料。”不消说，赵鞅的藏富于民和董安于的未雨绸缪为赵无恤对抗荀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455年六月，智、魏、韩三家联军将晋阳围了个严严实实，日夜攻打。然而三个月过去，晋阳城巍然不动。眼看攻城士兵的尸体在城下堆成了小山，荀瑶不得不改变策略，暂缓进攻。虽然初战不利，荀瑶仍然觉得胜券在握。他有的是时间，赵鞅给儿子留下的粮食再多，总有吃完的一天。为了稳住韩虎和魏驹这两个并不可靠的盟友，荀瑶向他们保证，一旦攻下晋阳，就将赵氏的领地平均分成三份，每家各得一份。荀瑶的承诺很诱人，但是韩、魏二人对荀瑶的翻云覆雨心有余悸。当初瓜分中行氏和范氏的土地，不也是说得挺好的吗？可到头来智氏占了大便宜不说，还巧立名目，从韩、魏两家各掠夺了一万户。这一次他会不会故伎重施，谁心里也没谱。战争如棋局，胜负的关键在于找到棋眼。对于智、赵两家的这场生死博弈而言，棋眼就是韩虎和魏驹。这一点，张孟谈看清楚了，荀瑶在某种程度上也看清楚了，但是他没花更多力气去做韩、魏二人的工作。有一天，有人到智军大营求见荀瑶。荀瑶一看到这个人，脸便黑了，冷冷地说：“您不是已经改了族谱，不认咱们智氏了吗？为什么还要来找我？是不是看到我即将攻下晋阳，又想回归智氏呢？”这个人就是智果，现在应该叫他辅果。辅果没有理会荀瑶的冷嘲热讽，说：“晋阳能不能攻克，还是个未知数。我来是为了提醒你，稳住韩、魏二人是这场战争获胜的关键，如果你暗地里买通段规和任章，许诺攻下晋阳后，给他们两个各封一万户土地，可以确保韩、魏二氏不变心。”辅果把话说完，便转身离去了。他没有幻想从荀瑶这里得到任何好处，只是出于对智氏宗亲的感情，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给荀瑶一点提示，仅此而已。然而荀瑶对这个建议无动于衷。他掰着指头算了一下大账：攻克晋阳后三家平分赵地，现在又要拿出两万户来打赏韩、魏两家的家臣，他岂不是拿得比他们还少？不划算，巨不划算。韩、魏反水，三家灭智晋阳城被围困了一年多，直到公元前453年春天仍然屹立不倒。荀瑶终于失去耐心，他想出了一个缺德的办法，趁着春水高涨，命令士兵挖开晋水的堤坝，引晋水淹灌晋阳城。这一招立刻见到了效果。董安于修建晋阳城的时候，考虑到了各种最坏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有人会利用晋水来进攻。大水将晋阳城变成了一片泽国，露出水面的城墙不过三四尺高。再多的积蓄，再好的防备，在大水的冲击下顷刻化为乌有。城中的百姓只能吊起锅来做饭，从水中抢救出来的少许粮食很快被吃光，不久便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悲剧。面对这一切，连张孟谈都无法淡定了。管仲曾经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晋阳城被围的一年多日子里，家臣们对无恤的态度一直是毕恭毕敬，主从分明。然而随着存粮越来越少，饿肚子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尊重就变得脆弱了。有的人见到无恤经过也不行礼，只是象征性地抬抬眼皮；有的人跟无恤一起吃饭的时候故意弄出很大声响，示意碗里其实没有多少麦糊糊，而且很多天没吃过肉了。只有一个名叫高共的人，仍然镇定自若地谨守君臣之礼，没有因为肚皮越来越瘪而产生丝毫怠慢。无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天特意走到高共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说：“谢谢你。”高共将头深深低下去，不让无恤看到他在流泪。无恤长叹了一声，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什么都不用说。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吧。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饿得爬不起来了，智伯只要用一袋馒头就能够收买我身边所有的人。那时候，请你不要做傻事，好好活下去，智伯其实也是个很不错的主人。”说完这句话，无恤抬起头，远远地遥望城外的智军大营，仿佛看到了荀瑶在那里得意地大笑。荀瑶确实是在大笑，而且笑得忘乎所以。有一天，他和魏驹、韩虎同坐一辆车视察敌情。看着在大水中飘摇的晋阳城，荀瑶得意地说：“原来我不知道水可以灭掉一个国家，现在我知道了。晋水可以淹没晋阳，那汾水就可以淹没平阳，绛水也可以淹没安邑吧！”荀瑶说完，又是一阵大笑。平阳是韩虎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平阳境内。安邑则是魏驹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夏县境内。韩、魏二人听了，心惊肉跳。魏驹暗暗用手肘顶了一下韩虎，韩虎则用脚踩了一下魏驹的鞋子，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荀瑶为什么要说那样一句显然会得罪韩虎和魏驹的话？只有一个解释：他太狂妄了，狂妄到失去基本的智商。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把韩、魏二人当作自己的盟友，说那句话就是为了敲山震虎，意思是：你们两个要老实点，否则就会步赵无恤的后尘，到那时平阳和安邑也保不住你们！事实证明，笑得太早的人，总是笑不到最后。就在那天晚上，晋阳城中，赵无恤和张孟谈进行了一次谈话。无恤说：“粮食吃光，财力用尽，家臣们都快饿死了，咱们恐怕是坚守不住了。我想举城投降，你看我向哪一家投降比较靠谱？”张孟谈说：“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您让我出城去和韩、魏两家谈谈。”无恤说：“早找他们或许还有希望，现在大势已去，智伯胜券在握，只怕他们根本不肯见你。”张孟谈说：“我可以先去找段规，只要段规肯见我，我就能见到韩虎和魏驹。”张孟谈抱着一根木头，漂过洪水，偷偷溜出晋阳城，来到韩虎军中，顺利地见到了段规。他对段规说：“时间紧急，我不跟你长篇大论。赵、魏、韩三家唇齿相依，如果赵氏灭亡，下一步就会轮到韩氏和魏氏，这是迟早的问题，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段规马上将张孟谈引见给了韩虎，又通过任章让他见到了魏驹。不用张孟谈做太多的思想工作，韩虎和魏驹很快同意倒戈一击，与赵无恤联手对付荀瑶。但是韩虎仍然有顾虑：“如果这件事被智伯发觉，我们就危险了。”张孟谈说：“请您放心，话从你们二位口里说出来而传到我耳中，只有在场的五个人知道，绝对不会传到智伯那里。”他代表赵无恤和韩、魏两家举行了简单的盟誓之后，连夜赶回晋阳，将好消息告诉了无恤。事实上，韩虎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第二天一早，韩虎和魏驹出入荀瑶的中军大营，被智氏家臣郤疵（xīcī）撞见。郤疵进到营帐中便对荀瑶说：“韩氏和魏氏必定会背叛。”荀瑶不信，说：“你怎么知道？”郤疵说：“我们围城近两年，现在就快到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但我从韩虎、魏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喜气，反而心事重重，由此断定他们必反。”但是荀瑶将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拒之门外，而且做了一件很傻的事。他将韩、魏二人找来，开玩笑似的问他们：“郤疵说你们要背叛我，有这回事吗？”韩虎和魏驹当然不认账，反过来造谣说：“这是郤疵的阴谋，他肯定收了赵无恤的好处，要离间我们三家的关系。”荀瑶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韩虎和魏驹出去后，又遇到郤疵。郤疵进去便对荀瑶说：“您为什么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俩？”荀瑶大吃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的？”郤疵说：“我见他们神情怪异，看见我就迅速开溜，如果不是您告诉了他们什么事，怎么会那样？”当天夜里，郤疵便离开大营，投奔齐国去了。遗憾的是，荀瑶仍然没有醒悟。智氏的丧钟已经敲响。三月初八晚上，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魏驹和韩虎带着手下摸黑来到晋水的堤坝，将荀瑶留在堤坝上的守军全部消灭，然后挥动镐锹，迅速改变堤坝缺口的方向。晋水奔腾，朝着智军大营涌去。等到荀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整座大营已经被洪水淹没，无数士兵和战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侥幸活下来的人只顾抱着木头各自逃命。他英明神武，机智聪敏，就是没有想到，大水可以淹没晋阳，可以淹没平阳和安邑，同样也能淹没他的大军。这个世界上，真正强大的武器不是河水，而是人心。洪水此消彼长。晋阳城的地面刚露出水面，赵无恤便率领军队冲出城门，从正面突击智军大营。这支曾经是晋国最强大的家族武装彻底崩溃了，荀瑶本人也成为赵军的俘虏，被送到无恤面前。无恤命人将他的头割下来，雕刻上漆，做成了一个人头酒樽。二十年前荀瑶拿酒壶砸向无恤，现在无恤用这种方式证明了一个道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十年也不晚。无恤还向世人证明了辅果当年的决定有多英明，所有智氏族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处死；同时在晋国全境设立关卡，追捕漏网之鱼，誓要将智氏家族斩草除根，赶尽杀绝。当然，辅果一家除外，因为他们早就不是智氏族人。急流勇退的智慧晋阳城再一次经受住了考验。赵氏家族也再一次浴火重生，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在瓜分掉智氏的领地后，赵氏占有的土地比韩、魏两家加起来还多，成为了晋国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要做的事，当然是论功行赏。张孟谈无疑是这次胜利的首要功臣。主张退守晋阳的是他，组织晋阳防务的是他，最危难的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去与韩、魏两家谈判并促使他们倒戈一击的也是他。如果张孟谈认为自己的功劳第二，没人敢说自己第一。但是，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无恤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了高共，张孟谈只能屈居第二。很多人连高共是谁都不太清楚，更不知道他在晋阳之战中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即便在后人看来，这位高共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角色，除了在这件事中出现过，便杳无音信，再无历史记录。他凭什么成为晋阳之战的第一功臣呢？一时之间，群情激愤，家臣们都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张孟谈本人也很想不通，他直接找到无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晋阳之难，高共出力最少，谁都可能受赏唯独他没资格受赏，为什么反而让他功居首位？”无恤说：“晋阳被淹的时候，只有高共自始至终对我毕恭毕敬，不失人臣之礼，维护了君臣大义，你觉得他难道不应该受重赏吗？”张孟谈没有再说什么，默默退下。他蓦然明白到，无恤并不是真的认为高共有功，而是在向臣下昭告，只有任何时候都对主子保持忠诚的人，才是
资料，这条气势磅礴的中轴线，应该是全世界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唯一的一条。晋宏逵：7.5公里长的一条中轴线，整个紫禁城又坐落在中轴线上的黄金段落，在这个黄金段落中突出的也是这条中轴线。在一个城市当中，有这么高度的统一，同时又把都城的建设和自己的统治核心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王鲁湘：圈中套圈，再套圈，循环往复。晋宏逵：紫禁城外面有一圈皇城，皇城里边全都是为紫禁城服务的衙属机构，以及太监们办公生活的区域，外人是进不来的。王鲁湘：我们现在说的皇城根，就是当时皇城的城墙。晋宏逵：南侧集中安排的是六部衙门，五军都督府，还有一些总管，相当于外交部门。皇城的左右两侧，左祖右社，这样皇帝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非常方便，而且联系非常紧密。里边的这些坛庙，都是统一的布局，南边是天，北边是地，东边是日，西边是月。所以我想故宫的第一个价值，应该是和北京布局的统一。王鲁湘：北京市的整个平面布局，就是当时中国人宇宙观的平面化表现。
有了一点儿感情基础了，互相能了解点儿。他们心里对我们也挺爱护的。那会儿府里住着不少人呢，好几十人，男的、女的、少的。定：那就是说您大爷、二爷那会儿还都住在王府里？毓：都住在那儿，那房子都旧着呢，甚至于有的房子老得都不能住，可是还有使唤的丫鬟啊，老妈妈啊，嬷儿啊，嬷儿是给男孩子喂奶的，有管看的，有管喂奶的，嗬，那谱儿大了。姑娘叫什么？定：格格。毓：格格是后来的。那会儿就叫哥哥，几哥哥，几哥哥，就是几姑娘，几姑娘。男孩叫阿哥。管我这姐姐(指溥心畬的女儿)就叫哥哥，我叔叔有几个姑娘，也叫几哥哥，几哥哥。可是他们管我们不这么叫，他们管我不叫哥哥，叫大姑娘，管我哥哥叫大哥儿，按外头的说法叫外来户了。我最不服气的，他们都是妈妈抱大的孩子，就他妈我这倒霉出来的……他们后来叫着叫着气也不足了，就算了。那时候我虽然是个小姑娘，就气不忿儿。你们吃饭有大厨房，吃饭不说吃饭，叫传饭，到时候有老婆子传饭，西太后、老佛爷才叫传饭呢，就这么讲排场。我们那哪儿行呀，我们传谁去啊，我们传我们自己，我们得自己做去。虽然说我父亲抽大烟，也不能净赖我父亲呀，他们那会儿也抽大烟，还有人伺候，好几个管家伺候着抽大烟，这不是同等一样么，就因为我父亲没钱，暴露得就更明显一点。阶级观念不一样，看法就不一样，一点点促成你的思想变化，这就是我后来参加革命的背景。注69旧社会就讲这套，家传的，家规，讲虚伪，我一想我那个大爷有时候就很虚伪，那会儿环境造成的他那样。我祖母死的时候下小雨，冷，上面穿着棉袄，穿着那孝衣，下着小雨衣服不是潮吗？那几个管事的，那会儿叫管事的，就像现在秘书似的，不是秘书，那职称是老家人，就是伺候他的老奴。那些人捧臭脚，就说“哎哟爷您别太悲伤了，您出汗出得太多了，您看您的棉袄都湿了。”就那么捧，他就默认了。哎哟我心说，这哪儿是悲伤，这是下雨淋的，棉袄要湿到那个程度得出多少汗呀。我那阵儿才几岁呀，我就有看法。那会儿我母亲就死了，我16岁的时候母亲就死了。那会儿府就卖了，说卖德国了，不是改辅仁大学了吗？我不记得年月了，注70那时候我很小，我很小就懂事了。说他们一个人得了几万块钱，那会儿几万块钱可不少，可这笔钱没有给我父亲，可能也给了点，给了他也不跟我们说呀，都糟蹋了，就那样。各府里就都不是自己的人了。
3.随二伯画画
毓：溥心畬是我二伯，是我父亲的亲哥哥，长得特别像。我画画也是跟他学的。定：那可是名师呀。毓：确实是名师。南张北溥嘛，那可真是了不得。你看六爷府书画界的人特别多，在书画方面，在文艺方面，都是有学问的，作个诗呀，作个词，在写上面、画上面都行，六爷府都是这一路的。只是二爷太出色了，所以别人都显不出来了。五爷府就不是那样注71，五爷府特讲究什么？练。定：噢，一个府是一个风气。毓：他爱那个，好那个嘛。后来经济方面也挺困难的，溥心畬那会儿就开始卖画了，我哥哥为什么会画画呀？有时候就帮着他给画点，他一忙了就是代笔似的。我哥哥从小儿就爱画画，以后跟着他，那会儿他就十几岁了。我有个姐姐，三姐，和我同岁，她叫顺子，是溥心畬的女儿，早就死了。溥心畬还有两个儿子，都比我小。我们就都在一块儿，溥心畬挺喜欢女孩子。他一忙了，我和三姐就帮着给他上颜色，有时候他也说，这个怎么画，那个怎么画。有时候他不说，我就瞧他的意思，该怎么用笔，哪儿该使劲，哪儿该揉一揉笔头。这笔是倒着用，还是用侧锋啊，区别在哪里。您别看这画画，“瞧”最要紧。因为画画本身、写字本身，它有一定的气韵在里头，他可以从自身运用。这里边必须是我自己去体会。四、没写入书中的历史毓旗口述时间：1999年11月14日地点：北京市定慧寺某居民楼毓旗家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MarkElliott注74[访谈者按]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行宫，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受遗命总摄朝政，辅佐年仅六岁的皇太子载淳为帝。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伙同恭亲王奕訢发动宫廷政变，将载垣、肃顺、端华三人革职拿问，并于几日后将肃顺诛杀，将载垣和端华赐死，注75其他五人或革职或遣戍。遂改元同治，两太后垂帘听政，由叶赫那拉氏掌握实权，开始了她对清王朝长达40年的统治。这场政变，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北京政变”，因发生在辛酉年，亦称“辛酉政变”。这也是在爱新觉罗家族的历史中，为争权夺利而酿成的又一起，也是最后一起骨肉相残的大案。端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侄济尔哈朗的七世孙,道光六年(1826年)封三等辅国将军,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袭爵郑亲王,授总理行营事务大臣及御前大臣。咸丰十年(1860年)，皇帝逃往热河时，随从前往，授领侍卫内大臣。咸丰死后，再受顾命，与怡亲王载垣、其弟肃顺等受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肃顺是他的异母兄弟注76。对于这场宫廷政变，无论历史最终作出的评价如何，对于这个家族都是一场莫大的悲剧，是一个永久的伤痕，而这个家族此后的兴衰，也不再为那些只关心在政治与权力斗争中胜出的“正统”史家所关注。但是，正如我们从毓旗的口述中看到的，这个家族日后的经历不仅丰富生动，而且与时代的大变革息息相关，正因为有诸多这类退出“正史”的故事，与官方文献结合在一起，才构成那个时代的“整体”，所以，它具有毫不逊色于正史的学术价值。这篇口述访谈，主要围绕毓旗的祖父——载儒的人生经历展开。他从一个在朝廷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家族中走出，参加“平教运动”直至投身革命的过程复杂坎坷，颇具传奇色彩，这是一个在以往文字记录中罕见的满洲贵族出身的革命干部兼知识分子的典型，既真实又生动，为我们留下一个相当广阔的想象空间。毓旗是化名，所以没有必要再在前面加上“爱新觉罗”四字。注77他20世纪60年代初生于北京。“文革”期间受小学、中学教育。15岁步入社会。1979年考入大学，获哲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中国文化史、宗教学和国际问题研究。多次赴美国、日本讲学，参加国际会议，数次访问台湾并在大学从事客座研究。出版多部中华文化、历史及当代哲学、宗教问题的专著。现任某研究机构研究员，是北京数所大学的特聘教授。本篇口述的最后一段，是他对满族历史的一些思考，他坦言这些想法受其祖父影响很深。然毓旗虽是学者，恐怕也很难将这些内容形诸文字，由此亦可知，口述自有文字难以企及之处。
1.端华的事出来以后……
毓旗(以下简称旗)：这些事都是我爷爷给我讲的，目的是让我牢记家史。我现在也给我女儿讲这些事，我说你从小要知道这些事，这些是口传历史，它没有写在书上。定：端华出了这件事以后，官书中还有没有可以查到的任何线索？旗：任何都没有。说心里话，也就这几年，我因为学历史，本人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然后慢慢地就愿意再深入了解，要不然……端华是我的五世祖，我们是属于镶蓝旗的。端华官也挺大，总领过镶黄旗，所以我们也说在镶黄旗。他属于犯了罪的，朝廷赐死……当时那上吊的白绫带还留着呢。我爷爷说听他们老一拨儿的讲，当时我们郑王府一开始还没有给抄家，一开始说叫革退，就是革去爵位么，按当时规定世子还可以降几级，当时是降为辅国将军、辅国公注78等，但是家产也封了一段时间。革退这个处分之后呢，家族很快在朝中就没有地位了，没人愿意理，宗人府注79的人也不会给你好脸色。主要是几个妇道人家撑着这家里，家里没脊梁骨，这期间很多人去家里勒索，被人勒索了一大堆。定：东西就都转移了？旗：转移了，几家都转移了。家早散伙了，人死了还不散？我们这一支赶紧就跑了，老娘们带着第四个儿子悫善，没等抄家就都走了嘛。定：那你们家到底有没有被抄家？旗：抄了，实际上还是抄了。那时候抄家很厉害，什么叫抄家？今天抄了，封条子全部贴上。然后宗人府负责给你们送饭，集中在几个屋子里住，兵丁看守不能出来，人都不能出来，然后就开始清点名册，查你家有多少财产，就这么查。MarkElliott(以下简称Elliott)：那你们家以前的诰命注80还有剩下来的吗？旗：抄家最先抄的是朝廷颁给的各种文书，其次是房地，再次是浮财，就是金银细软。浮财你可以留藏、转移一些，藏文书就罪加一等，那些东西根本就不可能传下来。我们更不可能有，抄家籍没的，他怎么可能给你留这些东西？定：我现在想听你说，端华那事出了以后，你们那些支的情况，我想知道那些支都在哪儿，越具体越好。旗：那个我还真说不出来。我爷爷要在的话他肯定能说出来。我爷爷过去讲亲戚必须走(指来往)，这是在一个大家族来讲。我爷爷那会儿讲，亲戚不走就凉了，如果再讲，就是往下传辈儿，最老的话就是：姑舅亲，辈辈亲，砸了骨头连着筋。定：姨表亲，不是亲，娘一死，断了亲。旗：我们不这样讲，我们讲姐儿俩嫁汉各顾各，其实是一个意思。我爷爷还跟我讲：如果家族里生俩女孩儿，一定得再生个男孩，因为生这俩骨肉就不亲了，一出嫁就全都完了。而且如果姑舅之间再生个一男一女，还是姑舅。端华出了这事以后，等于封号就给别人了注81，王府也给人家了，以后封的郑亲王还是属于济尔哈朗一支的，但是哪一支我就不知道了。我们都不感兴趣，因为跟我们没有太近的血缘关系，就是顺着辈分一查，可能是济尔哈朗几个儿子中的另外一个儿子，那跟我们隔着七八代、八九代，血缘越来越远，没法儿再跟人家续。跟我们家完全没有任何关系。那个时候他记得什么呢，就记得后来商量迁走，有一支后来听说迁到兰州、陕西那一带，那上吊的白绫带就给这一支带走了，不知道后来他们传到谁家去了，我爷爷老说兰州那支带走了。还有一支留在北京，留在北京这一支跟后来又恢复了郑王的那家关系不错，跟他们伙着过，搭伙。我们这一支，就是端华的第四子悫善，因为年龄小，才七岁，就过继给了绵英。绵英和端华私人关系很好，否则不会过继给他的，落难之后他给帮个忙呀。绵英不是皇室嫡系，也不是皇室正根，是旁支，好像是奉国将军，绵英的将军府就在现在北京评剧团，那个能人居涮羊肉再往南一点儿，顺承郡王府往北，就是我们家后来过继给的绵英的宅子，过继以后我们家就没走，就在那儿住。但有一支确实迁到保定去了。他们还经常有来往。2.旗地庄园和买汉姓
旗：悫善是到保定之前两年生的我爷爷，生我爷爷的时候他已经42岁了，(夫人)可能也是侧的，不是嫡系。悫善到保定时大概是四十四五岁。我爷爷是老四。悫善他们迁到保定以后，实际还有官饷，因为悫善过继就属于绵英这一系了，过继了嘛，内务府还按照宗室的待遇，还能关出银子来，还按绵英这一家，不是按郑王，给了以后到保定府基本上也没做生意，也没什么事情，吃租子，旗地庄园的租子，北京还有点房产。到辛亥革命以后，就有一个问题了，宗室待遇逐渐减少，也落实不了，旗地庄园的土地也出了归属问题。我们当时在直隶，北京对宗室的所谓优待条例注83管不了那么多，鞭长莫及，北京这儿都乱了，直隶保定府还管你什么事，顶不住了以后就出去找工作，当时排满排得特别厉害，满姓的人找工作极难，后来就干脆买个汉姓算了，反正我们郑王府那边早完了，绵英这边宗人府的银子也无所谓了，就改了汉姓了。得找朋友入宗祠呀，正式地到人家拜祖宗去呀，入人家的谱牒，都是有这么一套规矩的，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爷爷就给我讲当时就买了汉姓，入了汉家宗祠，就在保定的定州，在庄园那一带，实际上是给我们种粮食的汉人的姓，买了一个姓氏，我估计也就是给个面子，这都是老庄户的人，老庄丁了，等于给老主人帮个忙。我爷爷经常讲置房子置地置产业一点用都没有，读书才是真正的，另外一句话就是有金有银有玉有这些财产，你要是压不住它它就把你压死了，读书才能压住家里的阵。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你读了书这些东西才能传下来，永远留在家里头新大臣。他条列陈名夏十罪、二不法，指责他“谄事睿亲王”，因而骤迁尚书，“夤缘夺情，恤典空悬”。紊乱铨序，且“结党营私”。最后，张煊讲到了火神庙的秘密会议，控告陈名夏、洪承畴和陈之遴为谋反集团：“屏左右密议”。这最后一条论劾还附带有一个实证，说洪承畴未经事先奏明，就将母亲送回了福建祖籍，似乎是在预先将她安置到安全地带，以待某个南明阴谋小集团在北京策划政变。洪承畴确实将母亲送回了原籍，但他坚决反驳关于密谋的指控。他解释说，大臣们在火神庙会议是为了甄别诸御史。不过，此案是非曲直尚未判定。陈名夏有一个势力很大的伙伴，就是他的搭档、吏部尚书谭泰。陈名夏对谭泰的腐败行径助纣为虐。自然，如果有关陈名夏铨选不公的论劾被证实的话，谭泰也会被谴责为无能。也许就是因此缘故，谭泰亲自策马去皇帝狩猎的驻跸之所，对张煊的弹章提出质疑，并反过来指控张煊因被洪承畴免去御史，挟嫌做不实之劾。次年皇帝与朝臣坦率地谈到谭泰的这次晋见，根据皇帝本人的回忆：其时朕狩于外，一切政事暂委之和硕巽亲王满达海。王集诸王大臣逐件审实，遂将名夏、承畴羁之别所，拨兵看守，以事关重大，驰使奏闻。谭泰闻之，艴然不悦，遂萌翻案之心，及朕回京，敕诸王、贝勒、贝子、公、侯暨众大臣质审廷议，谭泰咆哮攘臂，力庇党人，务欲杀张煊以塞言路。诸王大臣惮彼凶锋，有随声附和者，亦有袒首无言者，内亦有左袒者。入奏之时，朕一见罪款甚多，不胜惊讶，谭泰挺身至朕前诳言，告词全虚，又系赦前。诬陷忠臣于死罪，应反坐。于是，不管是被说服了或是受到胁迫，议政王大臣会议接受了谭泰的意见，1651年7月15日，宣布陈名夏和洪承畴无罪。上疏弹劾也们的张煊，则被认为“心怀妒忌，诬蔑大臣”，判处死刑。
抑制贵族
尽管皇帝在后来的回忆中认为对陈名夏的论劾值得重视，但在7月审讯后的日子里顺治还是继续信任并提拔了这个前明朝官员。如果说稍有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对陈名夏的评价看来变得更高了。在大学士陈泰、李率泰被罢免后，1651年9月8日陈名夏被重新任命为弘文院大学士。与此同时，皇帝继续支持的政策是，或者更加宠幸他的近臣大学士们，或者试图抑制满洲贵族的一些特权和过分的行为。例如，刑部的惯例是立即审讯在各官衙内遭到弹劾和被认为有污秽之举的官吏。这就将最终决定绝大多数中下级官员命运的权力交到了各部长手里。顺治则相反，他命令所有的弹劾章疏都要先直接上奏，由皇帝近臣决定某个官员是该受审还是继续留任，这样就把更多的裁判权交给了内三院。同时，顺治下诏将刑事起诉扩大到那些满洲贵族的成员，他们招徕投充，减损了汉族人口。在这个问题上皇帝所持的家长式态度是与多尔衮极为相似的：朕闻之，不胜痛恨，帝王以天下为家，岂有厚视投充、薄待编氓之理。况供我赋役者民也，国家元气赖之；投充者奴隶也，今反借主为护身之符，藐视有司，颠倒是非，弁髦国法，欺压小民，若不大加惩治，成何法纪！自今以后，上自朕之包衣牛录，下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侯、伯、诸臣等，若有投充之人仍前生事害民者，本主及该管牛录果系知情，问连坐之罪。不过虽然语调与前摄政王相似，顺治的政策却严厉得多。在这类事件上顺治皇帝剥夺了占有投充者的满洲贵族的刑事豁免权，这样就把皇家权威扩展到了贵族头上，远远超过多尔衮所曾做的。事实上，他和他的谋臣是在宣布，如果皇朝要想继续赢得民心，就必须严格抑制官员和贵族的特权。像赵开心这样特别大胆的“言官”被任命为左都御史，也正表明了朝廷的这个政策。赵开心以论劾吏蠹、无所畏避而出名。在某种程度上，皇帝于1651年10月1日突然诏责谭泰，同样体现了君主对贵族特权的否定。苏拜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攻讦这位满洲一等公，说他阿附多尔衮。但顺治对这位吏部尚书的指责则主要强调了另一方面，即谭泰企图将他个人的影响扩大到政府其他各部，经常使官吏误以为谭泰的意志也就是皇上的愿望。自然，在付狱受审中，还有其他的指责。许多证人都说谭泰专横，包括对待宗室成员。不过，虽然这些指责有助于谋取宗亲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其他贵族的支持，他们或者受过这个新授一等公谭泰恣意专横的当众侮辱，或者被他对多尔衮的谄媚所激怒，但皇帝对于他“部中事一切事务朦胧奏请”，以及他不断的“但知为己营私”的愤恨，才最终导致他受诛身死。随着谭泰的被处死，至少就君主与贵族之间的斗争而言，顺治看来终于成了自主的主人。尽管济尔哈朗仍然是朝中极有势力的人物，到1655年去世时他一直是贵族中的首领，但从今往后，只要顺治在世，就没有任何贵族成员或是他们的联盟能有效地向君权挑战了。随后，在1651年的最后几个月，顺治完成了从一个在极有势力的摄政者监护下的幼主到独立自主的君主的转变。1651年10月31日，宫城南门“承天门”被改为“天安门”。虽然《实录》中对这一名称的改变未做任何解释，但它看来似乎象征着从庆贺刚刚君临天下（这是多尔衮的骄傲）到颂扬天下大治（这是顺治的愿望）的转变。随着顺治在政治上日臻成熟，他将自己的童年永远地撇在了身后。9月，他娶了自己的表妹；12月13日，也许这个日子比前者更为重要，一个宫妃为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当然，日益强大的皇权不能够一概视同于福临个人的权力。毋容置疑的是，在与势力强大的贵族较量的这一时期，年轻的皇帝得到了谋臣小心谨慎的指导和帮助。毫无疑问，宦官吴良辅对于团结官吏支持皇帝，反对议政王大臣会议中和官僚中的亲多尔衮分子，在幕后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宦官支持皇权的重要意义，可以从后来于1653年7月置立臭名昭著的十三衙门推知一二。十三衙门由内侍组成，其中有些人负责起草诏令，任命官员。这样，继承权斗争的结果之一就是内朝宦官势力的复兴，它体现了明制的部分恢复。另一个反映着明制恢复的结果是，作为皇帝私人谋臣的大学士势力扩大了。因而，皇权的胜利也在君主与其儒家谋臣之间造成了新的紧张状态。了结旧账
谭泰死后，在皇帝所有的汉人谋臣中，陈名夏处境最为困难。自然，谭泰在吏部的恣意不法连累了他，但是，尽管陈名夏此时还没有意识到，在皇帝看来，谭泰的专擅还是与他有关。顺治后来这样告诉朝臣们：当朕亲政之初，（谭泰）把持六部，干预万机。藐朕幼冲而威权专擅，广纳贿赂而祸福横施。此时陈名夏亦任本部尚书。虽然如此，陈名夏好像仍然受着皇帝的宠幸。所以，当众臣于1652年2月17日得知陈泰再度被任命为大学士的消息时，一定甚感意外。第二天，即2月18日，当他们发现陈名夏将被再次付狱，就更是大吃一惊了。这一天恰逢京城地震。在审判中，朝臣们从皇帝本人处得知，秘密调查现已进行了一段时间。顺治向议政王大臣会议说明，自从去年7月听审，谭泰开脱了陈名夏而使御史张煊被处死以来，他就一直想知道在张煊的论劾中是否真的没有一点事实。于是顺治命令重议此案，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对洪承畴和陈名夏进行调查。洪承畴一得知此事，就承认他确实未先上奏便将母亲送回了原籍，应当引罪，但对火神庙集议他仍然辩解是为了甄别诸御史。陈名夏则不然，他坚持否认有任何不法之举，而在皇帝看来正是这一点最终成了他的过错。皇帝对议政王大臣会议说：独名夏厉声强辩，闪烁其词，及诘问词穷，乃哭诉投诚之功。朕始知名夏为辗转矫诈之小人也。名夏罪实难逭，但朕有前旨，凡谭泰干连之人，一概赦免，若仍执名夏而罪之，是不信前旨也。今将名夏革任，其官品俸禄仍旧，发正黄旗汉军下，同闲散官随朝。与此同时，张煊被昭雪，仍加二级恤典，以慰忠魂，并使御史与皇帝间“言路”畅通。所以，顺治下令重议此案的本意之一，是鼓励汉人御史今后更加直言无隐。另一动机则是为最后了结由谭泰案件遗留的旧账，因为对于谭泰受诛，而陈名夏却仍逍遥法外，许多满洲贵族一定是耿耿于怀的。然而，皇帝并不想走得太远，以免许多由陈名夏荐举而出仕为官的的南人，诸如郝洛、向玉轩、宋徵璧、李人龙、王崇简、杨廷鉴和宋之盛等，与他疏远。这些杰出的文人（他们之中有些人曾在明朝翰林院供职）当中有几个是陈名夏的同榜进士，其他则与他为一个文学社团的成员。所有这些人都把他看作是他们在朝中的主要靠山。如果皇帝称陈名夏为“辗转矫诈之小人”的话语传到保密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外，那么他们在政治上的忠诚就会濒临破灭，而皇帝招徕更多南人的愿望就会受到阻碍。所以，顺治决定只让议政王大臣会议外面的人知道张煊的昭雪和谭泰的罪行。又思谭泰罪恶，满洲官民皆知，而各处汉人未必尽晓。著将谭泰罪款并张煊启状详为刊示，暴之天下，以明朕之无偏私也。于是清廷对黜责陈名夏之事密而不宣，使他在民众中的声誉如旧。陈名夏被发遣到汉军正黄旗，这原本是一种处罚，却被像史学家谈迁这样识见平庸的局外人误解为受皇帝恩宠的一种迹象。年轻的皇帝对陈名夏政治上失宠之事加以保密的决定是明智的，它使得陈名夏在公众中维持住了人缘颇好、正在朝廷中为南方士子谋利益的名声。反过来，陈名夏也得以在努力招徕文人名士时取得了一项很大的成就：说服江南著名诗人、士人领袖吴伟业出仕清廷。吴伟业复兴文学党社的努力
推荐吴伟业到清政府任职是一件极为敏感的事情，因为众所周知他曾出仕南明政府，而且许多人认为他仍怀有忠君复明之心。吴伟业在得知崇祯皇帝的死讯时曾认真考虑过自杀，当时他在南方的陪都任文选司郎中。但他没死，在福王手下任职如故，加秩一等。不过，他在任只两个月后，就深信马士英和阮大铖毁了收复北方的一切希望。于是，私下里认为“天下事不可为”的吴伟业，以需要照看年迈的双亲为理由，返回原籍太仓隐居，时年36岁。起初，吴伟业害怕因参加过复明运动而被捕，所以深居简出，谢绝来客，也不应邀出访。但他作为一名浪漫诗人的声望日高，使得他的隐居生活难以继续下去。他的抒情诗词传遍全中国，如《临江仙·逢旧》：落拓江湖常载酒，十年重见云英，依然绰约掌中轻。灯前才一笑，偷解砑罗裙。薄伟萧郎憔悴甚，此生终负卿卿。姑苏城外月黄昏，绿窗人去住，红粉泪纵横。1652年，吴伟业在嘉兴开馆授徒，他的名字引起了总督马国柱的注意。马国柱此时正受朝廷之命，在江南荐举名士去京城就任高职，遂将吴伟业的名字报了上去。但诗人得知此事后，给总督写了一封长信，以身体有病为借口谢绝了这一荣誉。吴伟业的朋友和爱慕他的人们，并不因为他拒绝出仕而罢休。与陈名夏一样，他的女婿、礼部尚书陈之遴对他纠缠不休。1653年初，孙承泽再次向皇上荐举吴伟业，称他为东南最有才能的名士之一。这一次吴伟业表面不置可否，从而极明显地表明了他的意向，如果新政府任命他担任高官，他将加以接受。这想必是一个矛盾的决定，就像下面这首他当时所写的诗《新浦绿》中暗示的那样：白发禅僧到讲堂，衲衣锡杖拜先皇。半杯松叶长陵饭，一炷沈烟寝庙香。有恨山川空岁改，无情莺燕又春忙。欲知遗老伤心处，月下钟楼照万方。甲申龙去可悲哉，几度东风长绿苔。扰扰十年陵谷变，寥寥七日道场开。剖肝义士沈沧海，尝胆王孙葬劫灰。谁助老僧清夜哭，只应猿鹤与同哀。但是，恰恰就在他祭祀明朝末代皇帝、谴责失节仕清的“无情莺燕”的时候，吴伟业对正在向他喋喋不休地强调他应邀出仕的重要性的贰臣们却听之任之，不加抵制。那些人认为吴伟业跻身内三院会给东南文人带来一个决定性的机会，以恢复他们自1644年以后所丧失的对朝廷的影响力。不过，吴伟业想必知道，由像他自己这样的南方名士来充任内三院，充其量也只能恢复满人到来前左右明政府政治联盟的一翼。倘若江南精英想要再度支配政府，那么各地区文学党社的关系网也必须复兴。这些文学党社本身已经开始重新展露头角，这无疑是因为南人正试图再次在高级别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1651年，就在侯方域决定参加河南省试的时候，他也正在着手创立一个叫做“雪园六师”的文学党社，这当然决非是一种巧合。仅仅这样一个党社是无关痛痒的，特别是它还声明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假使像它这样的其他文学党社都能够联合一起，成为一个立誓相从的联盟或社团，那么，近似于原来的复社的组织就可能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在中国又一次出现。而这种联合的主要障碍，在吴伟业看来，是像陈名夏或钱谦益这样的降清者与像归庄或顾炎武这样的复明分子之间的不和。后者创立了自己的文学社——“惊隐诗社”，它吸引了许多其他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复明分子，以致它也以“逃之盟”而广为人知。于是，吴伟业希望将以上这些复明分子与他女婿（以及他自己）这样的降清者撮合到一起。1653年春天他在复社旧日聚会之地——虎丘，召集了一个所有苏州和松江最著名的文学党社都参加的聚会。包括归庄这样的重要领袖在内的好几千名文人学士参加了这次聚会，宣布了重新开始各种活动的计划，如授课、印书、聚会等等。这都是复社在1644年以前从事过的活动。由于两个原因，吴伟业重建明朝最后30年间的政治联盟的努力失败了。第一个原因是在同满清合作与否的问题上，士人中一直有意见分歧。在虎丘大会就要结束时，一位年轻人突然站出来将一封信扔到吴伟业座位前。信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同时，这位年轻士子嘲笑地唱道：“两朝天子一朝臣。”吴伟业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但未发一言。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对江南这些文人活动的反对。顺治虽然赞赏南方学者在文化上的造诣，但别的官员也向他提出，中国南方文人的言行特别易于标新立异。1650年，江南道御史李嵩阳上奏道：时士人风尚相沿明季余习，为文多牵缀子书，不遵传注。而且，皇帝和他的朝臣们也意识到，明朝末年的文学党社已经成为左右公众舆论、参与政治争论以及缙绅阶级影响地方政府的一种工具。所以，1652年顺治采纳几个御史的建议，颁布了禁止党社的敕令。一、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在清政府看来，1653年吴伟业在虎丘召集的聚会是非法的。实际上当时并没有采取任何直接步骤实施这一敕令，也没有任何人因非法活动而被控告或逮捕。但是，对政治倾向问题意见的不一，加之上述清政府明确的反对态度，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意味着吴伟业模仿复社建立“十郡大社”的努力归于失败了。松江的各党社与苏州诸社相离异，彼此分立门户。这样，当吴伟业最后公开决定应清政府之邀到北京任职于内三院的时候，他是孤身北行，背后并未留下一个可资凭依的基地。他原本希望依靠这一基地建立新的政治联盟。而且，除了只身投靠及追求私利这两条外，吴伟业找不到可以更加说得响的理由为自己与清政府的合作辩解，这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招致谴责，并因而声名扫地。皇帝与殉难者
严格说来，让吴伟业这类重要的归附者声名狼藉，对于皇帝的政治利益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坚定的复明分子感到与臭名昭著的“贰臣”们誓盟结义无法忍受，那么，中国各大州府的缙绅们要结合成像过去东林党和复社运动这样强大的政治党社，就更加困难了。虽然这也许会促使像台湾av片R片重用，纷纷来到安邑寻找自己的前途。一时之间，魏斯门下人才济济，形成了战国时期第一个人才集聚中心。有一次魏斯请卜商的学生田子方宴饮，席间有人奏乐。魏斯精通音律，难免要卖弄一二，说道：“钟声有些不协调，左边的高了一点。”田子方笑而不语。魏斯问：“先生为什么笑呢？”田子方说：“为人君者，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娱乐上面。音乐嘛，听得明白就行了，像您这样善于鉴赏音乐，我担心会疏于管理朝政。”魏斯点头称善，虚心接受了意见。一日魏斯的世子魏击出行，遇到田子方。魏击下车行礼，田子方却大大咧咧，一笑而过。魏击很恼怒，拦住田子方说：“究竟是富贵者盛气凌人，还是贫贱者盛气凌人？”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啦，富贵者哪里敢对人无礼！国君盛气凌人就会亡国，大夫盛气凌人就会失去封邑。像我这样贫贱的游士，话不投机，行为不爽，拍拍屁股就告辞了，有什么好操心的呢！”魏击马上向田子方赔礼道歉。魏斯听说这件事后，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在贤人身边，怎么会听到这样的真知灼见呢！”段干木也是卜商的学生，一心治学，不想出来做官。魏斯亲自登门拜访，他竟然翻墙而走。魏斯没有因此生气，反而更加尊重段干木，每次经过段宅时，总要在车上起身以示敬意。有人问道：“段干木不过一介草民，您何必如此行大礼呢？”魏斯回答：“段干木在权势面前不改变自己的节操，有君子之道。他虽然住在茅草房子里，贤名却远扬千里，我怎敢不对他表示敬意？”后来段干木终于答应与魏斯见面，魏斯听他谈治国的大道理，一直站着，几个时辰不敢坐下休息。这件事传出后，魏斯礼贤下士的名声就更响了。连魏氏的宿敌秦国都感受到了安邑的变化。据说有一次秦厉共公想讨伐魏氏，有人劝道：“魏氏现在人才济济，连田子方、段干木这样的名士都在为其服务，恐怕不是用武力能够征服的。”秦厉共公便打消了出兵的念头。当然，这样说有点夸大其词，从此后的历史记载来看，秦国并没有放弃对魏国的进攻。真正让秦国人有所忌惮的，是一个名叫李悝的人。李悝变法公元前425年的一天，一支秦国军队逼近魏氏领地上郡——“郡”是春秋末年的新兴事物，当时三晋都在各自的战略要地设置了郡，主要目的是巩固边防。郡的军政长官称为守，也尊称太守。上郡地处西河，与秦国交界，不消说，就是为了对付秦国而设的。这支秦军遭到了上郡军民的阻击，两军还未接触，魏军便箭如蝗飞，秦军将领一开始并未在意，但是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魏军射过来的箭又狠又准，而且似乎射程更长，瞬间倒了一大片秦军。他犹豫了片刻，刚想下令撤退，猛地一阵疾风迎面扑来，还没来得及惊呼，脑门上已经中了一箭。当他从战车上栽倒的时候，眼睛的余光正好扫到了远处那面迎风招展的“李”字大旗。这支魏军的统帅，就是上郡守李悝。现存史料的记载中，找不到关于李悝身世的记载，只知道他曾受业于卜商的弟子曾申，算是卜商的徒孙，来到安邑后，受到魏氏家相翟璜的赏识，被推荐担任上郡守。李悝到上郡不过数年，上郡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粮食产量提高了，社会治安变好了，更重要的是军事力量变强了。原来，李悝为了提高上郡军民的射箭技术，下令用射箭比赛的方式来判决官司，“中之者胜，不中者负”。在这种激励下，上郡军民个个苦练射箭，培养了一大批神箭手，每次与秦国发生军事冲突，魏军都因射术高超而大占便宜。因为李悝在上郡干得成绩斐然，翟璜卸任后，魏斯将他召到安邑，继任了家相。魏斯的初衷，是要李悝将上郡经验推广至整个魏氏领地。他没有想到，这一人事变动悄然拉开了战国时期第一场变法运动的序幕，魏氏政权从此被拉上了富国强兵的快车道，其速度之快，不只是秦国望尘莫及，其余各国也莫不瞠目结舌，望洋兴叹。李悝是那种给他一个小舞台，他能演好《图兰朵》；给他一个大舞台，他就能整出一场奥运会开幕式的人。早在上郡工作期间，李悝就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方圆百里的土地，除去山川、村落，约有六百万亩耕地（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八十万亩）。如果农民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粮食三斗，反之则减产三斗，总计差额有一百八十万石。这个数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成人一年的口粮约十八石，一百八十万石可以供应十万人一年的口粮。寻常年景，一石粮食可以卖三十钱（铜币），一百八十万石就是五千四百万钱。当时一头猪的价格约二百五十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买二十一万六千头猪。一个农民一年衣着费用约三百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解决十八万农民一年的衣着费。要想民富国强，不用偷也不用抢，把自己脚下的地种好就行了。在李悝的领导下，魏氏政权颁布了“尽地力之教”的三条政策：第一，指导农民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避免单一的品种遇到灾害难以弥补；第二，命各级官吏督促农民抓紧耕种，及时收割，以免灾害天气影响收成，也不让周围的强盗有可乘之机；第三，要求农民利用住宅周围的土地栽种桑、果、蔬菜等，扩大副业生产。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措施也许不足为奇，但是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国家大事有两件，即“祀与戎”，战国时期竞争残酷，求老天告祖宗也不管用，国家大事便只剩下“戎”。李悝“尽地力之教”，却是以农为本，将农业生产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魏氏的影响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发展农业的同时，李悝强力推行法治，编撰并颁布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李悝认为，法律最根本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秩序，让人民安居乐业，不受盗贼的侵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因此《法经》六部，以《盗法》和《贼法》为首，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也强调专制政权下的尊卑等级制度，对各等级划分及其占有的田宅、奴隶等权力都进行了严格规定，超出规定叫作“逾制”，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惜的是，这部法典的原文早已失传，后人只能通过《汉书》《晋书》的记载窥知一二，因此本书也只好一笔带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部《法经》奠定了李悝的学术地位，使他被后人视为战国时期法家的先驱。数十年后，商鞅由魏入秦，在秦国推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带着这部《法经》去的。后来秦国的《秦律》，甚至汉朝的《汉律》，都是在这部《法经》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李悝还从市场的角度思考粮价问题。他认识到，粮价如果太贱，农民将入不敷出，生活困难；粮价如果太贵，则城市居民负担加重，政府的财政也难以保障。因此粮价无论太贵还是太贱，都不利于维护统治。另外商人为了追逐利润，囤积居奇，丰年低价购入大量粮食，灾年高价卖出，也导致社会不稳定。有的人一听到囤积居奇便自然想到——奸商，法办他！但是且慢，商人不偷不抢，买进卖出，违反了哪条法律呢？所谓法办，其实往往是违法办，是对契约精神的践踏，为着看似正义的目的而采用了不正义的手段。作为法家的先驱，李悝没有使用这种粗暴的方式，他决心在法治的框架下解决粮价问题，为此又提出了平衡物价的“平籴（dí）法”。粮食丰收的时候，政府出钱从农民手里收购余粮；粮食歉收的时候，政府平价卖出余粮，以免出现粮价因收成问题而大起大落，同时使得想投机倒把的商人无利可图。政府在这里完全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市场，对于巩固小农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和维护法律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两千多年，历朝历代都广泛延用这种平籴法，只不过名字有所区别。魏斯通过卜商吸引人才，通过李悝发展经济，但是从军事上讲，魏氏还不够强大。秦国仍然在威胁魏氏的安全，双方摩擦不断，时有大规模战事发生。齐、楚两国也趁火打劫，一有机会便派兵侵略魏氏。公元前419年，魏氏开始修建少梁城（今陕西省韩城），用以防御秦国进攻。城未建好，秦军就攻了过来，工程被迫停工。战争持续了近两年，直到公元前417年，魏氏才将少梁城建好。秦国针锋相对，在少梁城南修建了繁城，北面修建了籍姑城。为了一劳永逸地解除秦国的威胁，公元前413年，魏斯主动出击秦国，在郑地（今陕西省华县）大败秦军。齐国马上派兵乘虚而入，毁黄城（今河南省内黄），围阳狐（今山东省阳谷）。楚国则北伐至上洛（今陕西省洛南）。魏斯不得不回师相救，对秦作战取得的胜利被齐、楚两国的入侵抵消，魏氏反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魏斯深深地感到，富国强兵，光富国不行，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生存下去，还得强兵啊！战神吴起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吴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吴起是卫国人。据《史记》记载，吴起年少的时候，家境还不错。他如果安于现状，也许可以在乡下当一辈子养尊处优的土财主，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但是战国乱世给了他一颗不安分的心，他开始负剑走天涯，游历各国，企图混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现实是残酷的，数年之后，千金散尽的吴起拖着疲惫的身躯又回到了卫国。同村的人对这位好高骛远的青年充满了幸灾乐祸和不屑，在他们看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国外去乱闯，无疑是一种自不量力的行为——这下好了，把祖上积累的一点家业全挥霍掉，连吃饭都有难了吧！某一天，有人故意逗吴起：“哎，吴起，把你的剑卖给我吧，你都快饿死了，还要那破玩意儿干啥？”吴起勃然变色：“你再说一次！”“哟，叫花子还挺神气嘛！”话音刚落，血光飞溅，那人的人头滚落地面，眼睛还瞪得大大的。他至死都不明白，开一句小小的玩笑，值得吴起大动杀机么？周围的人吓坏了，因为他们平时都嘲笑过吴起。等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时候，杀戮已经开始。只见吴起挥舞着带血的宝剑，像一头豹子般冲到人群中，所到之处，惨叫连连，不大一会儿工夫，地上已经躺了三十多具尸体。士可杀，不可辱，尤其是当他腰里别着一把宝剑的时候。当天夜里，吴起收拾了几件衣服，将家里仅剩的一点钱装在包袱里，悄然离开。吴起的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拄着拐杖到村口送他。他在母亲面前捋起袖子，在自己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发誓说：“如果不能当上卿相，我就不回卫国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他也不想想，就算他运气再好，当上卿相也至少要个十几二十年，那时候再回卫国，老母亲还在世吗？何况他的运气一直不怎么好。此去不是生离，而是死别！但是吴起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多年来的挫败以及由此带来的耻辱，在他心里燃起了一通熊熊的烈火。他要成功，他要成名，他要让这个世界在他面前颤抖！带着这样的目的，吴起来到了鲁国，投奔到了曾申门下。前面说过，曾申是卜商的弟子，李悝的老师。曾申的父亲则是卜商的同门师兄，大名鼎鼎的曾参，被后人尊称为曾子。冥冥之中，吴起已经和魏斯发生某种联系。但此时的他，并没有想到顺着曾申这条线去投奔魏斯，而是希望在鲁国找到自己的市场。不久之后，卫国传来了消息，吴起的母亲去世了。曾申闻知，马上给吴起放假，还给了一笔盘缠，让他回去奔丧。吴起却拒绝了曾申的好意——臂上的齿印还在呢，他怎么能够忘记自己的誓言？曾申发火了，要知道儒家极其讲究孝道，他的父亲曾参还写过一本《孝经》，是天下闻名的大孝子，对于吴起这种不孝的行为，曾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就算是有一千种理由，你也必须回去为你母亲送葬！”曾申对吴起说。“不行。我发过誓，不功成名就，决不回卫国。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这段短暂的师徒之谊就此结束。吴起说一不二，绝非托辞，而应该是偏执的性格使然。据《韩非子》记载：吴起还在卫国的时候，有天拿回来一条腰带，要他老婆照着织一条。腰带织成后，吴起问老婆：“我要你织一条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你织得这么漂亮？”他老婆说：“我用的原料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因为是你要用的，所以特别花了心思才织成这个样子。你系起来给我看看，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再改。”满以为吴起会感动，没想到吴起冷冷地说了一句：“谁叫你自作主张，不按我的要求做？”接着就命她收拾衣服回娘家去——这都什么人啊？他岳父前来求情，吴起说：“我从来都是说一不二，不开玩笑的。”硬是将那女人给休了。如果那女人知道她的继任者的命运，绝对不会因为被休而哭泣，反而应该感到庆幸。吴起在鲁国又娶了一个齐国女人为妻。公元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连拔两城。有人向鲁元公推荐吴起，说他善于用兵，可为大将。鲁元公听说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不免犹豫，害怕吴起胳膊向外拐。吴起听说之后，回家就将老婆杀了，提着头去见鲁元公，以表忠心。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杀妻求将”。吴起为所有急功近利而不择手段的人树立了一个典范。吴起确实无耻，但备不住吴起用兵如神。鲁元公拜吴起为将，命他带兵进攻齐军，结果吴起“大破之”，很快收复了失地，打得齐国人讨饶，主动要求谈判。鲁元公十分高兴，想重用吴起。有人对鲁元公说：“吴起这个人，多疑而残忍，为了博取功名，连自己的老婆都能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一句话断绝了吴起在鲁国的仕途。正在吴起心灰意懒的时候，李悝变法的消息传到了鲁国。鲁国的遗老遗少们对此嗤之以鼻，多以为魏氏这是离经叛道，必致大乱。吴起却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片光明。走吧，反正鲁国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吴起终于离开鲁国，来到了热火朝天的安邑，通过翟璜的引见，见到了魏斯。魏斯对吴起没有太多了解，但他知道吴起曾经是曾申的学生，和李悝算是同门。于是问李悝：“你对吴起这个人有没有了解？”李悝说：“我对他早有耳闻，是个贪财好色之徒。但是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只怕连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司马穰苴就是田穰苴，是春秋末年齐国著名的兵法家。拿司马穰苴作对比，等于告诉魏斯，吴起是当世第一兵法家。魏斯听了大喜：“那我就用他为将。”这位勇于变革的英主，深受卜商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决不拘泥于以德取才的旧观念。这倒不是说他不爱德，安邑城中的有德之士已经够多了，卜商、田子方、段干木都是德才兼备的博学鸿儒。现在他需要的是能征善战的将军，是能够将秦国人赶回西方、让齐国和楚国不敢轻举妄动的军事家，至于这个人的品行如何，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换而言之，当他需要一条狗的时候，他只管这条狗会不会看家防贼，才不理会它是白狗还是黑狗，是黑背还是哈士奇。如果说，李悝是让秦国有所忌惮的人，那么现在，让秦国颤抖的人粉墨登场了。吴起的军事主张，集中体现在《吴子兵法》里。简明扼要地说——第一，吴起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积极备战，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换而言之，他认为军事强大的基础是政通人和。第二，在治军方面，他也强调政治优先，用道、义、礼、仁等儒家思想教育将士为统治者卖命。第三，他主张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要建立一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的精锐部队。为此，必须要选募良材，加强训练，重用勇士，赏罚分明。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吴起上任后，立马对魏军进行改革，建立了所谓的“武卒”制度。武卒即职业军人。春秋时期，职业军人基本由士以上的贵族阶层充任；平民和奴隶则充当义务兵，平时从事生产，打仗的时候则自备武器跟在贵族的战车后面作战。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各国纷纷由封建社会向专制社会进化，原来的贵族特权被打破，平民通往权贵的道路被打开。吴起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他的武卒制度实际上就是
寨山的考古发掘成果公布以后，引起了世界注意，当时的日本学者也在研究“滇王之印”。根据西汉的典章制度，印的称谓是很讲究的。在中原地区封的这些王，应该是叫做“什么王之玺”；内地的侯，就叫做“什么侯之印”，而中原周边的这些藩国的王，一般就叫“什么王之章”。只有滇王这个很奇怪，它既不叫做玺，也不叫做章，而是用了一个相当于内地的侯的称谓，叫做“滇王之印”。这应该很特殊吧？马文斗：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滇国很奇怪，而且滇国和汉朝的关系也是非常特殊的。王鲁湘：到底是什么关系？马文斗：早些时候，汉朝想通过这个地方去印度。张骞出使西域，就听说这边有条路可以通向印度。后来，汉朝就派使者去西南，想打通这条道，结果没有走通，因为滇国有一定的势力。于是汉朝就派兵打，打了几次都不成功。一直到了元封二年，才把滇国打败，然后开进去。有学者认为，这个印是应急性质的。换句话说，平抚的汉朝官员不一定会提前想到带着汉王朝印，可是这边的使节通过各种渠道和汉朝通了气以后，可能就在四川单独制了一个印来安抚这边的民众。而且我们现在发现，滇王之印的制作也并不是那么细致工整。王鲁湘：好像有点草草而成。马文斗：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印可能是汉朝官员受汉王朝委托，在附近找了家金店做的，用来安抚当地民族。当时任何人都不敢私铸印章，因为私铸印章要砍头的。这个“滇王之印”的铸造或许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可以肯定的是，他既然铸造，肯定有依据，但是最后做得怎么样，这个也不为人知了。对我们的考古工作来说，“滇王之印”的出现，最多相当于打开了一扇了解滇国的大门。尽管金印的出现将传说中的滇国拉回了现实，但更多的问题也随之摆在考古学家面前。滇国既然是“国”，那么它的都城设在哪里，怎么才能找到它？王鲁湘：它的国都到底在哪？马文斗：目前还没有找到。我们在石寨山附近做了很多考古勘察，没有发现大型的建筑遗迹。作为一个都城的话，它起码要有一定的城池，要有居民居住的地方，要有皇宫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没有找到。直到去年，我们进行航空勘测，才发现在现在的晋宁县老县城附近，有一块城池遗址，但还没有经过最后确认。虽然如此，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墓地规模有这个墓这么大。也没有发现有任何遗迹表明，除了这个滇王以外，还有其他比较大型的滇王遗迹存在。王鲁湘：应该有好几代滇王吧？但是目前我们只找到一个滇王。马文斗：只找到一个滇王墓，就是尝羌这个墓。很奇怪的是，它前后延续了将近五百年，我们对它的整个王朝、它的典章制度、它的王位沿袭什么的，却都不清楚。王鲁湘：因为没有文字嘛。马文斗：对，所以只能靠一些零散的记载和不多的发掘去推断，比如，通过反映战争场面的一些雕塑，一些贮贝器上面的器盖和纹饰来确定它的历史。由于资料的匮乏，所以到现在为止，滇王的世系还是滇国的一个大谜。二、李家山初次发掘在此后的几年里，这批精美的青铜器被文博人员不断地翻来看去，然而，渴望找到更多蛛丝马迹的专家们却迟迟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正在他们为此困惑不已的时候，有人忽然间联想起距离此处只有几十公里的江川县李家山。李家山早期零星出现的青铜器此时不断地提醒专家们，如果这里同样埋藏着滇国的秘密，那么摸摸李家山的底，会不会就能找到更多想要的答案呢？然而，期待才刚刚萌芽，云南省的考古工作便因为“文革”的到来被迫中断。王鲁湘：江川的李家山和晋宁的石寨山，它们的距离有多远？张新宁35：如果我们沿公路走，两个地方大概相距四五十公里。王鲁湘：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们云南人所称的“坝子”吧？就是两个比较大的盆地。张新宁：云贵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在这个高原上边，由于自然的地质变化等原因，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山间盆地。这些山间盆地，咱们云南人叫做坝子。如果坝子里还有那么一汪湖水，那这个坝子就是上天恩赐的宝地了。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的坝子最适宜人居住了。张新宁：最适合人生产、生活、居住和繁衍。王鲁湘：那就是鱼米之乡啊。张新宁：在云南的中部滇中，这种坝子有好几个。北面的是滇池盆地或昆明盆地，有滇池；往南是澄江盆地，有抚仙湖；抚仙湖往南是江川盆地，有星云湖。王鲁湘：就是说，这块地方是最好的地方。张新宁：在古代云南，它是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李家山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1972年。那时，中断已久的云南文物考古工作逐渐恢复，专家们再也坐不住了。从1960年代中期打算试掘李家山时起到1972年，一晃就是十几年，原本存放在早街村生产队仓库里的那批青铜器据说装满了整整18麻袋，卖给了供销社当废铜处理了，这让文物工作者心急如焚。1972年一开年，考古队员就拿着工具到了李家山。起初，当地“革委会”的“军代表”以为这一群人是来收缴武斗期间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的，还不大配合，声称“县里的武器早就交完了，没有铜了。”几番解释过后，军代表们终于把他们安排在了生产队的一间破仓库里。条件是窘迫了点，可队员们却兴致勃勃。在工地上搭起临时“工棚”的那一天，大家还颇有信心地开玩笑说，一定要抱个“大金娃娃”，不然绝不回去。王鲁湘：实际上当时已经有风水的概念了。你看贵族选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整个坝子里头风水最好的地方？张新宁：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它有两个比较奇特的地方：一个是山脚下有温泉冒出来，大概是三十五六度。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勾兑凉水了，可以直接用。由于温泉的原因，早街村栽种的节令比周围的节令要早，它的庄稼也比别地的早熟。再一个，每到冬天，这个低海拔高原地区要么大雾弥漫，要么青霜铺地，但因为有了温泉地热，这个山和它周围的耕地既没有雾也没有霜。这种奇特的景观，可能是当时贵族选择这个地方当墓地的一个原因。王鲁湘：好像是上帝或者神特别眷顾的一个地方。从元月十八号开始，挖掘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清理十八号大墓的时候，一个女俑杖头铜饰露出头来，考古队员见其长发披肩，随口就说：“呀，这还是个女的”。这一喊不要紧，早街村一下炸开了锅，到处哄传李家山墓地挖出来个大姑娘，于是，附近的村民像赶庙会一样把考古工地围了个水泄不通。在逐一理清星罗棋布的墓葬时，考古队员惊讶地发现，躺在李家山上的墓主人身体均不约而同地指向远处豁口里裸露出来的抚仙湖。然而，随即出现的大批青铜器，让此时的他们来不及思考这一奇特的现象。王鲁湘：那一次考古发现，出土的东西和晋宁石寨山的东西有很惊人的类似是吗？张新宁：对，它们在埋葬习俗、出土器物上都是一致的。比如说他们都用贮贝覆盖在身上，都有贮贝器36，都有铜鼓、葫芦笙等等，都有一些动物形象的扣饰和铜杖头饰。这是同时代的其他古文化里面没有，而云南滇文化里所特有的东西。王鲁湘：还有执伞俑是吧？张新宁：对，执伞俑，男执伞俑、女执伞俑都有。所以当时就能判定，江川李家山跟晋宁石寨山应该是属于同一个古代文化，也就是说，它们同样属于古代的滇文化。然而因为没有文字，这些贮贝器、铜鼓和青铜兵器主人的身份无法得到证实。这让考古队员多少有些失望，就在他们流连惆怅之际，李家山二十四号墓给了他们一个意外惊喜。日后，几乎成为云南象征之物的青铜重器牛虎铜案出土了。当时，附近老百姓盛传，墓地里挖出来一头活牛，还会叫。1972年5月初，首次发掘结束。云南省考古队共发掘滇国墓葬27座，出土青铜器1700多件，特别是牛虎铜案，带给李家山乃至云南文博界的震撼不言而喻。随着越来越多的滇国青铜器浮出水面，那些奇特的器形，写实的场面，正在透露出越来越多的信息……然而，裸露出来的真相却依然扑朔迷离。既然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滇人的主体民族是什么？他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如何？由于滇国没有文字，考古学家把目光转向了这些已经出土的青铜器上。牛虎铜案
老百姓去共同谋划新生事物，而只能和他们共享成功的快乐。所以说，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对老百姓有利，便不必遵循旧的礼制。说一千道一万，主上您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秦孝公故作矜持地点了点头，刚说一个“对”字，上大夫甘龙便说：“这件事要慎重！”甘氏是秦国的名门望族，甘龙本人在秦献公时期出力甚多，也算是当年的改革派。但是，对于卫鞅那种推倒重来的激进式变法，他还是感到吃不消。甘龙对秦孝公说，自古以来，圣人不通过移风易俗来教育民众，智者不改变已形成的法令来治理国家，不如保持原有的风俗，袭用旧有的礼制，因势利导，徐徐而进，这样老百姓能够保持安定，官吏们也容易接受。“您所说的，乃世俗之见。”卫鞅的词措甚为锋利，“平常的人自然安于旧俗，书生则拘泥于书本上的见识。这两种人，让他们奉公守法还可以，但是不能和他们谈论变法图强，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甘龙勃然大怒，以手按剑，作势欲起。卫鞅神色如常，继续侃侃而谈：“敢问上大夫，夏、商、周三代的礼制难道相同吗？当然不同，而且有很大区别，可为什么它们都能治理天下？春秋五霸的法制都一样吗？也不一样，各有各的特色，可为什么他们都能称霸一方？这些问题，在座的诸位大夫想过没有？自古以来，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拘泥于成法；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平庸的人被礼制约束，不是吗？”甘龙听着，按剑的手不觉松开，半晌沉默不语。另一名重臣元老杜挚见状，大声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言变法；没有十倍的功劳，就不能轻易更换旧制。遵循过去的法度，不容易犯错误！”“您想的是不犯错误？”卫鞅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的确，什么事情都一成不变，最不容易犯错误。可是您想，夏桀、商纣，他们因循旧制，不也是亡国了吗？商汤、周武，他们积极变革，最终还不是得到了天下？请你们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竞争有多残酷！魏国通过变法而强大，夺取了秦国的河西，至今没有归还。如果你们还停留在不犯错误的认识上，那么接下来，魏国人就会继续蚕食秦国的土地，直到让你们走投无路！”杜挚也被说得哑口无言。甘龙、杜挚在秦国德高望重，这两个人被说服（至少表面上），意味着卫鞅变法的主要障碍被扫除。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考验卫鞅的真才实学了。但是在实施变法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他要找一个人，一个搬得动木头的人。变法前须取信于民公元前359年的一天，秦国首都栎阳的南门人头涌动，热闹非凡。原来新上任的左庶长卫鞅发布了一则告示，全文如下：“有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者，赏金十两。”告示旁边确实竖着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还派了两名卫兵把守。围观的百姓有数千人，大伙议论纷纷，就是没有人上前去搬那根木头。“这是左庶长在变着法子消遣咱们呐！”所有人都这样认为。确实，从南门搬根木头到北门，花不了一顿饭工夫，连汗都不会出，怎么可能赏金十两？赏十个铜钱就不错了。到了下午，有个文官过来，奉左庶长之命，在告示上加了个“五”字，将赏金十两提高到五十两，然后顾自摇着头笑着走了——连他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有个在栎阳城中当搬运工的小伙子，围观了半天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走上前，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扛起了木头。按照他的想法，搬根木头嘛，就当是锻炼身体，至于有没有赏钱，那都无所谓。数千人都跟着他从南门来到北门看热闹。北门那儿，也有两个卫兵站在城墙下。看到小伙子过来，有一个卫兵便上城楼去禀报。没过多久，卫鞅便在一群官吏的簇拥之下来到城墙下边。“这根木头，是你从南门搬过来的？”卫鞅问道。小伙子腼腆地点点头。数千人都屏住了呼吸，就像是看一台精彩的舞台剧，终于等到了高潮部分一样。不用说，他们心里面比台上的演员还期盼戏剧的结果，等待着看到小伙子失望的表情，然后爆发出一阵集体狂笑。卫鞅微笑着环视了大伙儿一圈，招了招手，立即有人端着一个朱漆的盘子上前。盘子上边盖着一块红布。卫鞅亲手揭开它，并将盘子端到小伙子跟前。“这是你的了。”当天阳光灿烂，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那五十两黄金反射的光芒刺得睁不开眼。小伙子差点晕厥。这件事情很快传遍了全国，听到的人无不咋舌，一方面是对这小伙子的好运气艳羡不已——五十两黄金，作为一个平民而言，几辈子都不用干活了；另一方面则是——原来左庶长是这样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啊！只有一个从魏国河西地区来的老头儿，听到这件事后捶胸顿足，连声说：“为什么我不在场，为什么我不在场？”据《韩非子》记载，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秦国有个哨所靠近魏国境内。这个哨所的守军时常袭击魏国农民，但是又不值得征调部队攻打它。于是吴起就在北门外放了一根车辕，下令说：“谁能把车辕搬到南门外，就赏赐他上等田地、上等住宅。”起初没有人去搬它，最终有个人把车辕搬到南门，吴起立即按照命令行了赏。不久吴起又在东门外放了一石红豆，下令说：“谁能把红豆搬到西门，赏赐如前。”百姓们都抢着去搬。最后吴起下令道：“明天要攻打秦军哨所，能冲锋陷阵的，就任命他做大夫，赏赐上等田地和住宅。”百姓们争先恐后参战，一个早上就把哨所攻占了。卫鞅立木赏金，取信于民，自然是从吴起那里学来的。变法的重点之一：农民问题立木赏金后不久，卫鞅就正式粉墨登场，上演他的变法大戏了。他和李悝一样，认为农业是国家的基础，要想国家强大，首先必须保证粮食生产。因此，他颁布了第一条法令——《垦草令》。自古以来，农民种田，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要让农民多种田，只种田，努力开荒种田，除了种田不作他想，就需要用点特别的手段了。首先是从思想上实行愚农政策，让农民变得易于摆布。卫鞅认为，对于发展农业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知识。农民的本性和可贵之处就在于无知，一旦有了知识，就必定不甘于种田，会去想其他的事。因此必须改革秦国原来那种重视学问的风气，将做学问的人排除在政权之外，不让他们有上升的空间，这样农民就不会想做学问，也就不会变质了。他特别警惕儒家学派的影响，命令各地官吏焚烧儒家的经典著作《诗》《书》等——坑儒的事他也许没有做过，但在焚书这件事上，他比秦始皇还早一百多年。他还下令取缔农村的一切休闲娱乐活动，因为那些娱乐既浪费时间，又容易导致道德败坏。他必须确保农民“意一而气不淫”，将全部精力用到农业生产上。总之，在卫鞅的理想中，农民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感情，就是一群会种田的机器。但是，仅仅通过愚农政策，还是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相应的强制手段来迫使农民就范。他规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家庭，可以免除徭役。这相当于对先进生产者的奖励，也是《垦草令》中为数不多的奖励措施之一。卫鞅更擅长使用的是惩罚。紧接着这条奖励措施之后，就是对落后生产者或者不务正业者的恐吓：凡因从事工商业或不生产导致贫困破产的，连同妻子儿女收入官府为奴。农田之外的山川湖泊，一律被收归国有，农民被严格禁止进入。山上有鸟，河里有鱼，但是不许农民捕猎，由此断绝农民想在种田之外找点副业干的幻想。事实上，农民除了家里和田里，基本上哪也去不了。因为卫鞅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禁止百姓擅自迁徙。走亲戚也罢，逃荒也罢，必须经过官府批准。旅客住店，必须要有官府出具的介绍信。旅店如果收留无证旅客住宿，店主人与旅客同罪，一并送入收容所。但这些还不够。卫鞅算无遗策，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还针对商人、官吏和贵族制订了多项限制措施。商人首当其冲。卫鞅认为，商人不事生产而谋取重利，对社会大大不利，必须从重打击。他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奴隶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对市场上流通的酒肉课以重税，比商品成本高十倍；最重要的是，不准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在他主政期间，秦国“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粮食生产和销售完全被国家把持，计划经济已见雏形。对于官吏的限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寄生虫；二是强化廉政，不许官吏干扰农业生产。贵族是卫鞅变法中重点打击的对象。他刻意加重贵族的赋税，要求贵族子弟必须和平民百姓一样服徭役，而且解除徭役的条件比平民百姓还高。禁止贵族、官吏雇佣仆人，迫使贵族子弟必须亲自劳动。他甚至规定，公室子弟如果没有军功，不得列入宗室，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可想而知，《垦草令》一下，天怒人怨。贵族恨得直咬牙不说，农民也很有意见。各地百姓跑到栎阳来上访申诉的多达数千人。太子嬴驷在一帮贵族元老的撺掇下，公开对卫鞅的变法表示不满。当然嬴驷不会上访，他的抗议方式很简单——犯法。至于是犯了哪条法，正史上没有记载，本书也不能杜撰，总之这件事闹得很大，全国人都知道了。嬴驷扔给了卫鞅一个烫手的山芋。卫鞅如若视而不见，则威信扫地，变法权当笑话；如若要依法行事，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且看他如何判太子的罪。卫鞅却是一点也不为难。在征得秦孝公同意后，他下令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抓起来，一个判了劓刑（割鼻子），一个判了黥型（脸上刺字）。太子犯法，当然不能与民同罪，但是太子的老师可以当替罪羊。卫鞅用近乎铁腕的手段，向世人表明了变法的决心。而在这铁腕的背后，是秦孝公坚定不移的支持。《垦草令》实施三年，效果逐渐显现。秦国地广人稀，荒地众多，经过三年的强制开发，大片荒地变成农田，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国家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老百姓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再加上贵族的权力被限制，知识分子被赶走，农民们很容易便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感。原来那些上访专业户现在又跑到栎阳来，敲锣打鼓给卫鞅送万民伞，感谢“左庶长的政策好”。卫鞅很高兴，问他们：“现在不觉得新法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了？”“方便得很，方便得很。”“那就好。”卫鞅回头对官吏说，“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下来，将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戍边。”所有人都傻了眼。“原来你们批评我，我没有出声，是因为新政推行尚未见成效，我忍住了。现在你们表扬我，我却要将你们迁去戍边，你们肯定很想不通。那我就告诉你们，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农民应该议论的。做得不好，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做得好，也不需要你们歌功颂德。希望你们以后安守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该看的书不要看，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总之乖乖地照着官府的话去做就好了。”从此之后，无人再敢议论朝廷的政令。说句题外话，这个故事教育世人，任何时候给专制政府唱赞歌，都是自讨没趣。变法的重点之二：天天严打《垦草令》实施之后，一系列法令陆续出台，卫鞅变法全面铺开。可以肯定的是，卫鞅在秦国颁布的法令，基本上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但是加入了很多创新的内容，大大超越了李悝。总的来说，管得更宽了，管得更严了。前面说过，秦献公年间，秦国已经实施户籍法，按五家为一伍的方法编制全国户籍。卫鞅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连坐制度。简而言之，一人犯法，全家有罪，邻居受牵连。对罪行知情不报者，或者藏匿罪犯者，处以腰斩之刑，全家财产充公。但是如果有人向官府告发罪行，则告发的人不仅可以免罪，还能够受到重赏，赏格等同于在战场上获得敌人的首级。连坐法一经颁布，秦国人人自危，学习法律的自觉性大幅提升，与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发动人民斗人民”这件事上，卫鞅无疑是始作俑者。此后两千余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连坐法视为统治人民的不二法门。在量刑方面，卫鞅主张轻罪重罚，认为这样可以使得国人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就更不敢犯。比如说，偷盗牛马者，死刑！（因为牛马是生产资料）一步超过六尺者，重罚！（罪名是破坏度量衡）往街上倒垃圾者，黥型！（倒垃圾影响他人，容易引起争斗，而“私斗”在秦国是绝对禁止的）总之，在卫鞅的治理之下，秦国天天都是严打，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连吐口痰都要三思而后行。但是严打的成绩是显著的。新法推行后，秦国“道不拾遗，乡邑大治”“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成为当时治安最好的国家。不消说，变法的手也伸向了军队。卫鞅大刀阔斧，改革了秦国的等爵制度，将爵位分为二十个等级，由下而上分别是：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簪裹，第四级不更，这四级相当于原来的“士”；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这五级相当于原来的“大夫”；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又称为大良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这九级相当于原来的“卿”；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列侯（或称为彻侯），是原来没有的，相当于诸侯。每一个等级都与军功挂钩，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根据军功来享受爵秩。军功的计算很简单，以在战场上斩获的敌人首级多少来确定。凡是斩得敌国甲士首级一颗者，赐爵一级，赏田一顷，赏宅基地九亩，配备跟班一名；如果不要这些赏赐，想要做官的，可以当俸禄五十石的官。如果斩得五个甲士首级，不但可以升爵，还可以升官；累功做到大夫，便可以当县长，国家还赏赐六个奴隶，那就相当舒服了。当然，所谓甲士，也不是一般的敌人，至少是魏国的武卒这一级别的战士。即便如此，卫鞅定的赏格还是很具诱惑力，对于那些梦想着跻身于贵族的平民来说更是打开了一扇晋升的大门。这个政策一推行，秦国的士兵就像打了鸡血一般，在战场上突然变得活跃起来，不但想打仗，敢打仗，而且敢打硬仗，专挑敌人的精锐部队进攻，前仆后继，虽死无悔。秦国人“狠”的名声，就是从那个时候获得的。有赏就有罚，连坐法也被引入到军中。在秦国军队中，五人为一伍，由伍长统率；五十人为一屯，设有屯长；再上则有统领百人的“百将”、统领五百人的“五百主”等。一伍中如果有一个人在战场上逃跑，其余四人就要受刑罚；但是如果谁能斩得敌人首级一颗，本人可以免除刑罚。屯以上的部队都设有斩首指标。以屯为例，如果在一场战斗中得不到一颗敌人首级，屯长和百将都是要被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首级三十三颗以上，则算是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屯长可以升爵一级。军队围攻敌人的城池，斩首级八千颗以上，或在野战中斩首级两千颗以上，整支军队统统有赏，所有军官都升爵一级。卫鞅还建立了“短兵”制度。短兵即卫队，每个五百主有短兵五十人，率千人的将领和享受千石俸禄的县令都有短兵一百人，国尉有短兵一千人，大将有短兵四千人。如果将官战死，全体短兵都要受刑罚——当然，如果某位短兵得到敌人首级一颗，本人也是可以免罪的。相对于孙武、吴起等人而言，卫鞅在军事方面显然稍逊一筹，但是他通过制度设计弥补了这一缺憾。而这些制度的核心内容只有两个字，就是“赏”与“罚”。赏要赏得令人眼红，罚要罚得让人胆寒。隐藏在秦国人身上的狼性，就这样被激发出来了。这种狼性造就了一个无比强大的秦帝国，也为它的灰飞烟灭埋下了伏笔。变法的重点之三：土地改革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公元前358年，秦国对韩国发动了进攻，秦军大败韩军于西山（今河南省熊耳山）。三晋之中，韩国最弱。因此，这一战的胜利并不能充分体现卫
些，就会发现姑娘的脸虽然肮脏，但泛起了红晕，尽量理解女人们吧，其中一个与不大相识的男人们睡过不知多少次之后突然产生了羞耻之心，而另一个，我们已经知道，她非常可能凑到前者耳边以世界上最平静不过的口气说，你用不着害臊，他看不见你，显然，她指的是她本人的丈夫，我们不会忘记，那个不知羞耻的姑娘怎样把他勾引到床上，确实如此，女人们，只有不了解女人的男人才去花钱购买。但是，她脸红也许出于别的原因，这里还有另外两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其中一个曾在床上接待过她。医生的妻子把丢在地上的衣服拢到一起，裤子，衬衣，一件西服外套，背心，女衬衫，一件内衣脏得发黏，即使用洗涤剂泡上一个月也难以洗净，她把这些衣服通通卷成一团，抱起来，你们留在这里，她说，我马上回来。像刚才收拾鞋子一样，她把衣服也送到阳台上，在那里她脱下自己的衣服，望着阴沉的天空下漆黑一片的城市。一扇扇窗户没有一丝微弱的灯光，房屋正面不见半点反射出的光亮，眼前不是一座城市，更像沥青熔化了，冷却之后在硕大无比的模子里铸成了楼房屋顶和烟囱的形状，一切都死气沉沉，寂无声息。舔泪水的狗来到阳台，显得心神不安，但现在没有人哭泣，没有泪水可舔，眼睛已经哭干，一切绝望和疯狂都埋在心里。医生的妻子感到有些寒冷，想到伙伴们，想到他们赤条条地站在客厅中央，不知道在等待什么。她走进屋里。他们都成了没有性别的轮廓，成了边缘模糊的污渍，成了隐没在黑暗中的阴影。但是，对他们来说并不这样，她想，他们溶解在自己周围的光亮里，正因为这光亮他们才失明。我来点上灯吧，她说，现在我几乎和你们一样瞎；已经有电了吗，斜眼小男孩问；没有，我要点上一盏油灯；什么是油灯，小男孩又问；过一会儿我告诉你。她从一个塑料袋里掏出一盒火柴，走到厨房里，她知道橄榄油放在什么地方，找出来不用费事，把一块洗餐具的抹布撕成条作灯芯，然后她返回客厅，油灯就放在那里，自从人们造出这盏油灯以来它将头一次派上用场，一开始这似乎不该是它的宿命，不过，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包括油灯，狗和人在内，一开始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油灯的喷嘴一个个点着了，摇摇曳曳，像三个发光的杏仁，有时伸得长长的，仿佛尖尖的火苗要消失在空气中，随后又蜷缩回来，仿佛变得浓密结实，成了光亮的小石块。医生的妻子说，现在我看得见了，我去给你们找干净衣服；可是，我们都很脏，戴墨镜的姑娘提醒说，她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都用手捂着乳房和阴部。这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医生的妻子想，是由于油灯的光亮在看着她们。随后，她说，脏身体穿上干净衣服总比干净身体穿上脏衣服好。她端起油灯，到里边的衣柜抽屉和衣架上翻了一通，几分钟以后拿来了睡衣，白大褂，裙子，女衬衫，连衣裙，裤子，背心，足够七个人穿戴整齐，当然，他们高矮不同，但瘦弱方面却像孪生兄弟姐妹。医生的妻子帮助他们穿上衣服，斜眼小男孩穿的是医生的短裤，就是去海滨或者乡间时穿的那种，任何人穿上它都会变成孩子。现在我们可以坐下了，医生的妻子叹了口气说；请扶我们一下，我们不知道坐在哪里。客厅和所有客厅一样，中间放张小桌子，周围有几个沙发，足够全体都坐下，医生和他的妻子以及戴黑眼罩的老人坐在这个沙发上，戴墨镜的姑娘和斜眼小男孩坐那一个，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和第一个失明者坐另一个。人人都筋疲力尽了。小男孩把头偎在戴墨镜的姑娘怀里，很快便睡着了，再也没有想起油灯的事。就这样，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也是一种幸福，在极为柔和的灯光下，一张张肮脏的脸也仿佛已经洗过，没有睡着的人眼睛闪闪发光，第一个失明者摸到妻子的手，紧紧攥住，从这个动作上可以看出，消除肉体疲劳对精神的和谐起着多么大的作用。这时候，医生的妻子说，过一会儿我们就吃点东西，但吃饭之前我们最好就如何在这里生活下去达成一致意见，请放心，我不会重复扩音器里那个通告，睡觉的地方够用，我们有两间卧室，两对夫妇各住一间，其他人在这个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每人一个，明天我必须去寻找食物，现有的东西快吃完了，你们当中要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去，帮助我拿食物，不过也是为了让你们学会辨认道路和拐角，知道怎样回到家里来，说不定哪一天我会生病，或者失明，我一直等待着出现这种情况，那时我必须向你们学习，还有一件事，谁需要方便的话就到阳台上去，那里有一只桶，我知道，外边一直在下雨，很冷，到阳台上去方便不是件惬意的事，不过总比把屋里弄得臭气熏天要好，我们不该忘记，在精神病院的时候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所有的人，各种凌辱都忍受过，甚至干了那么下贱的事，同样的事也可能在这里发生，当然形式不同，在那里，我们还能以其他人的下贱行为为自己开脱，而现在则不然，现在我们在恶与善面前人人平等，请你们不要问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失明症还是例外的时代我们从每个行为中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谓正确与错误，只不过是对我们与他人关系的着眼点不同而已，这里不是指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容置疑，请你们原谅我这番伦理道德方面的说教，你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盲人世界里有眼睛是什么滋味，我不是女王，绝对不是，只是个生来注定目睹这悲惨场面的人，你们能感受，而我既能感受又能看到，好了，我的高谈阔论到此结束，吃饭吧。谁也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只有医生说，如果我恢复了视力，我就要真正地看看别人的眼睛，就像看他们的灵魂一样；灵魂，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或者说精神，名称无关紧要；奇怪的是，戴墨镜的姑娘开口了，此人从来不曾研究过高深的学问，她说，我们当中有件没有名称的东西，这东西就是我们。医生的妻子把所剩无几的食物拿出一些放在桌子上，然后帮助他们坐下，她说，你们都细嚼慢咽，这样能欺骗肠胃。舔泪水的狗没有来乞求施舍，它已经对挨饿习以为常，再说，大概它以为自己吃了那顿丰盛的早餐之后，没有权利再从先前那个流泪的女人嘴里抢一丁点儿东西，对其他人它倒似乎不大在意。桌子中间有三个喷嘴的油灯正等着医生的妻子讲一讲它是个什么样子，这是她许下的诺言，但直到吃完饭她才开口。把你的两只手伸过来，医生的妻子对斜眼小男孩说，然后她拉着小男孩的手慢慢摸油灯，一边摸一边说，这是灯座，圆圆的，感觉到了吧，这是灯柱，支撑着上面的贮油碗，这里，小心，不要烧着你，这里是喷嘴，一个，两个，三个，灯芯从喷嘴里伸出来，这些缠在一起的细布条把油从里边吸上来，划根火柴就点着了，只要还有油它们就一直亮着，灯光很弱，但有它我们就能看得见；我看不见；总有一天你会看得见，那时候我把这盏油灯送给你；油灯是什么颜色的呀；你从来没有见过洋铁皮做的物件吗；不知道，记不得了，什么是洋铁皮呢；洋铁皮是黄色的；啊，斜眼小男孩考虑了一会儿，叹了一声；现在该打听他妈妈了，医生的妻子想，但他想错了，小男孩只说他非常渴，要喝水；只能等到明天了，我们家里没有水，就在此刻，她想起来了，有水，对，有水，水箱里的水还没有动呢，大概有五升，也许更多，这宝贵的水不会比检疫期内喝的水差。屋里漆黑一片，她走进洗手间，摸索着掀起水箱盖，看不清里边是否真的有水，但手指告诉她，有，她找来一个杯子，按进水里，小心翼翼地灌满，文明回到了原始洪荒时代。她走进客厅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还坐在各自原来的地方。油灯照着一张张脸，仿佛在对他们说，我在这里，看着我吧，不要错过机会，我不会永远亮着。医生的妻子把水杯送到斜眼小男孩唇边说，喝水吧，慢慢喝，慢慢喝，仔细品尝品尝，一杯水就是珍宝，她不是在对小男孩说，不是在对任何人说，仅仅在告诉整个世界，区区一杯水成了珍宝。你在哪里找到的，是雨水吗，她丈夫问；不是，从水箱里舀来的；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不是还有一大瓶水吗，丈夫又问；妻子喊道，对呀，我怎么没有想起来呢，一个瓶里还有半瓶，另外一瓶还没有开封，啊，真让人高兴，你不要喝了，不要再喝了，这话是对小男孩说的，我们大家都喝纯净水吧，我把家里最好的杯子拿出来，要喝纯净水，这一回她端起油灯，走进厨房，提着大水瓶回来了，灯光照进大瓶里，里面的珍宝闪闪烁烁。她把大水瓶放在桌子上，转身去取杯子，家里最好的杯子，精致的水晶杯，然后一杯杯斟满，动作缓慢，仿佛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最后她说，干杯。一只只盲手摸索着找到了各自的杯子，颤抖着举起手。干杯，医生的妻子又说了一遍。桌子中间的油灯如同被群星围绕着的太阳一样。众人放下杯子，戴墨镜的姑娘和戴黑眼罩的老人哭了。这是个不平静的夜晚。一个个起初空泛模糊的梦在客厅里游荡，带着从这里那里搜罗来的新回忆新秘密和新愿望从这个沉睡的人心里走到那个沉睡的人心里，所以他们不时叹息一声，嘟嘟嚷嚷地说，这个梦不是我的；但梦回答说，那是因为你还不认识你自己的梦，这样，戴墨镜的姑娘知道了在离她只有两步远的地方睡觉的戴黑眼罩的老人是什么人，同样，老人猜想他也知道了姑娘是什么人，当然，这仅仅是猜想，因为那些梦还没有达到相互交融完全一致的地步。天刚刚亮，开始下起雨来。狂风卷着倾盆大雨敲打窗户，像甩起了一千条鞭子，发出呼呼的声响。医生的妻子醒来了，睁开眼睛，低声说，好大的雨呀，接着又把眼睛闭上了，卧室里还是深夜呢，可以接着睡。没有过一分钟，她又猛地醒来，想到该做什么事情，但一时弄不明白究竟要做什么，雨对她说，起床吧。这雨想干什么呢。为了不吵醒丈夫，她慢慢走出卧室，穿过客厅的时候停下脚步，看了看睡在沙发上的人们，然后沿走廊走进厨房，建筑的这一部分迎着风头，雨势也最猛。她用身上穿的白大褂的袖子擦擦门上灰暗的玻璃，朝外边望望。天空乌云密布，大雨如注。阳台的地上堆着他们脱下的脏衣服，塑料袋里装着应该洗的鞋子。洗。梦境的最后一层面纱突然揭开，该做的就是这件事。她打开门，朝前迈了一步，就像到了瀑布下边一样，马上被雨水从头到脚淋成了落汤鸡。必须利用这雨水，她想。她返回厨房，尽量不发出响动，把盆锅等一切能盛点水的器皿都找到一起，如注的大雨形成的水帘在风中晃动，风像一把巨大的发出嘈杂声的扫帚，把雨水从城市的一个个屋顶上扫下来。接着她把器皿搬到外面，沿阳台的栏杆排好，现在该用雨水洗肮脏的衣服和令人作呕的鞋子了。但愿不要停，这雨不要停，到厨房去拿肥皂洗涤剂和抹布的时候她嘟囔道，把一切能用来擦洗的东西都拿去，洗一洗灵魂中难以忍受的污垢，哪怕洗去一点点。洗去身上的污垢，她说，仿佛在纠正刚才抽象的想法，又说，其实两者是一样的。于是，好像这是最自然不过的结论，即所想和所说和谐统一，她猛地扯下湿漉漉的白大褂，把衣服脱光，任凭身体让雨水时而轻轻抚摸，时而像鞭子似的抽打，她一边洗衣服，一边洗自己。周围尽是雨声和水声，她没有发现这里早已不只她一个人。戴墨镜的姑娘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站在门口，至于是什么样的预感直觉或内心的声音将她们唤醒的，人们不得而知，更不知道她们如何找到了来这里的道路，不过现在无须对此探究，人们不妨随意推测。你们帮着我做吧，医生的妻子看到她们说；我们看不见，怎样帮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先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需要晾干的衣服越少越好；可是，我们看不见呀，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重复了一句；没关系，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们尽量做嘛；我马上洗完，医生的妻子说，然后继续洗还脏着的东西，好，干活吧，我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两只眼睛六只手的女人。也许，在对面楼房紧紧关闭着的窗户后面，几个被不休的暴雨惊醒的盲人男女正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口中哈出的气使夜晚更加模糊不清，他们正回忆着往日这种天气，那时节也像现在这样，但能看到天上哗哗落下的雨水。他们不会想到，那里有三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像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样一丝不挂，像是疯子，大概真的疯了，精神正常的人不会这样在阳台上洗衣服，任凭邻居们窥视，即使所有人都已失明她们也不会这样做，不应当这样做，我的上帝呀，雨水从她们身上往下流，在两个乳房中间往下流，在黑乎乎的阴部停留一下，消失了，后来又沿大腿倾泻下来，也许我们这样想象她们有失体统，行为不端，也许我们看不见本市有史以来这最美好最壮观的景象，从阳台地板上落下一帘白毛巾似的泡沫，但愿我和泡沫一起落下去，无尽地下落，干净，纯洁，一丝不挂。只有上帝看得见我们，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尽管历经了一次次绝望和不快，她依然坚信上帝没有失明；医生的妻子反驳说，不仅上帝失明了，天空也被乌云遮住了，只有我能看见你们；我长得丑吗，戴墨镜的姑娘问；你瘦，你脏，但你绝对不丑；我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你和她一样瘦，一样脏，不如她漂亮，但比我好看；你很漂亮，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从来没有看见过我，怎么知道呢；我梦见过你两次；什么时候；第二次在昨天夜里；你梦见的是这所房子，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一切之后，你感到了安全安宁，当然是这样，你梦中的我是这个家，要是看见了我，你总得让我有个长相，臆造出我的长相；我看你也长得很漂亮，可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你，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这只能表明失明症是丑陋的人的幸事，可你并不丑；不丑，我长得确实不算丑，就我的年纪来说；你多大岁数了，戴墨镜的姑娘问；快五十岁了；像我母亲一样；她呢；她，她什么；还漂亮吗；原来更漂亮；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总不如当年漂亮；你不是这样，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就这样，话语中有许多言不由衷的成分，你一句，我一句，信马由缰，不知道到哪里为止，突然，因为两个三个或者四个词同时涌现，它们本身意义简单，一个代词，一个副词，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会使我们难以抗拒的激情涌上皮肤，涌出眼睛，抑制不住的情感突然爆发，有时是神经像身着甲胄一样，一再经受打击，一切都承受住了，但现在再也无法承受，都说医生的妻子有钢铁般的神经，但医生的妻子现在也在一个代词，一个副词，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的作用下泣涕涟涟，尽管它们只是区区的语法现象，只是符号，同样，那两个女人，另外两个女人，两个不定代词，也哭哭啼啼地和她拥抱在一起，三个赤身裸体的淑女立在瓢泼大雨中。她们在阳台上站了一个多小时，这种时刻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该感到寒冷了。我觉得有些冷，戴墨镜的姑娘说。衣服，只能洗到这种程度了，鞋子上的大部分脏东西已经洗去了，现在该这些女人们洗澡了，在头发上打肥皂，互相搓背，像没有失明的时候，女孩子们在花园里玩捉迷藏那样咯咯地笑。天完全亮了，第一缕阳光从世界的肩膀上朝这里窥视，一会儿又被乌云遮住。雨还在下，但比原来小多了。三个洗衣妇走进厨房，用医生的妻子从浴室取来的毛巾擦干身子，皮肤散发出洗涤剂的气味，不过，这就是生活，没有狗的人就带猫去打猎，香皂转眼之间就用完了，尽管如此，这家里好像还是一应俱全，也许是因为她们善于利用一切现有的东西，最后，她们穿上衣服，要说天堂，还是在外面，在阳台上，医生的妻子的白大褂早已湿透，现在她穿上了一件有树枝和花朵图案的连衣裙，这件衣服已弃置多年，但这时却使她显得比另外两个女人更美。她们走进客厅，医生的妻子看见戴黑眼罩的老人坐在他睡觉的沙发上，双手抱着头，
领导出头，既尽本分又献忠心，实在是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加分的不二法门。黎总统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物——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丁佛言）。丁秘书虽然不是太监，却比太监更着急。见总统如此受辱，丁秘书便联合敌人的敌人——跟徐树铮不对付的内务总长孙洪伊，正式向国会提出划分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这一提议踩痛了段总理的尾巴。反了你们，居然想削弱我的权力，敢给我段祺瑞下绊子，我先把你们给免了！于是段总理把丁世峄、孙洪伊的罢免令送到了黎元洪面前，意思是让他签字。黎总统好歹是一名军人，保护自己的人自是义不容辞，于是强硬回复段总理：“这么做不好吧！这个字我不能签。”段总理可不是善茬，见黎元洪不上道，便公然撕破了脸：“要不罢免那两个人，要不我辞职！”尴尬时刻，和事佬徐世昌、王士珍出现了。在此二人的建议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免去丁世峄、孙洪伊和徐树铮的职务。这之后，事情才告一段落，其实还是黎总统吃亏。不过通过此事，我们看到了制度的好处。段祺瑞是兵强马壮，但只要他不明着推翻共和政体，那就得按照程序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话说袁大头死后，日本人就搭上了貌似最强大的段祺瑞，他们想把段祺瑞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言人，而段祺瑞也急于寻找一个强援，于是干柴烈火，你情我愿，双方立即结合了。段祺瑞和日本人凑在一起后要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德宣战。日本起初是反对中国参战的，但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法两国迫切地希望中国参战，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去解放他们的劳动力，以此解决两国兵源不足的问题。英、法的面子，当时的日本还是要卖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利益交换，已经在背地里与四大协约国（英、俄、法、意）达成了共识：一战结束后，一旦废除中德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就由日本来继承这个条约里的内容。再加上袁世凯在《民四条约》中也同意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参战与否不会影响日本把好处吃到嘴里。由此，日本改变了主意，同意中国参战，顺便踩着德国人的脑袋和段祺瑞的肩膀捞些其他的好处。而段总理也曾以秘书给领导代笔写报告时的严谨态度细心琢磨过参战对己对国有啥好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协约国一方获胜已成定局，此时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一部分《辛丑条约》赔款，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打了败仗，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可以借机终止赔款。二是可以借此讨好日本，借些钱花花。于国，应付政府财政危机；于己，搞军备竞赛提升武力值以统一中国。因此，段总理决定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向德国宣战。而黎总统自从上次略输一筹之后，也打定主意给自己找一个强援。放眼天下，能跟段祺瑞唱对台戏的唯有一人，此人就是现在北洋系统的二号人物、副总统（国会不久前补选的）、江苏督军兼直系掌门——冯国璋。黎总统联系上了冯国璋，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对冯掌门的仰慕之情和对段总理的不满。冯国璋对黎元洪的示好非常开心：虽说被国会选作了副总统，但自己不能放弃地盘去北京就职。而段祺瑞又太强势，自己若想不被段祺瑞欺负，就得中央有人照应自己。现在黎总统送货上门服务，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于是，冯副总统迅速回应黎总统——高度赞扬完两人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就表明了愿与对方穿一条裤子的严正立场。此二人首先就“向德国宣战”一事达成了共识。冯国璋的后台老板之一是美国。在中国对德宣战的问题上，美国态度暧昧，时而支持，时而反对。这倒不是美国人脑子有问题，而是因为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而获取利益的条件是随时机变化的。不过此时正逢美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若由日本领导段祺瑞政府参战，不利于美国争夺山东半岛尤其是青岛的主导权，因此美国此时反对中国对德宣战。既然如此，黎总统也只能反对宣战。这下矛盾就来了，黎总统反对宣战，而段总理要宣战。两人谁也不愿相让，最后只好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表决。段总理为了让提案顺利通过，又打起了军人干政的主意。在他的指示下，由徐树铮同志出面策划，皖系门下以及不敢不卖段祺瑞面子的十几位督军（如阎锡山先生）迅速赶赴北京，组成“督军团”，公开威胁国会：如若反对宣战，后果自负。来完硬的，段总理决定亲自出马，来些软的。现在，段总理正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耐心地向国会解释对德宣战一事：第一，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又不用咱们出兵去真打，比画比画做做样子，就有可能拿到那么多好处，不做就是傻子。第二，否认舆论所说的他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外交。应该说段总理的政治眼光不错，对一个欺负我们多年的流氓落井下石，也算天经地义。可惜他的一番表演全白费了，首先国会议员们对督军们的嚣张霸道很不满意，再加上黎总统在国会议员当中的影响力，这个提案表决没过半数。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一条毁灭性的新闻给了段总理致命的打击。《京报》披露：中日正在秘密议定价值不菲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国会所做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承诺完全是一个谎言！虽说这一新闻于己不利，但段祺瑞也没有专业的宣传部门对媒体进行新闻封锁、舆论导向，甚至加以封杀，所以一时间舆论哗然。好啊，你段祺瑞嘴里冠冕堂皇地说打德国是为了争回本属于我们的利益，原来是受日本人指使！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软弱可欺的黎总统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一向争强好胜的段总理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他是绝不会心服的，当即放下狠话：黎元洪这么干是违法的，我不承认这个免职令！随后，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北京，说是去天津度假，其实是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看黎元洪的好戏。现任皖系掌门段祺瑞先生发飙之后，皖系门下的各省督军纷纷公开响应老大，指责黎总统是个“奸人”，要誓师北伐。老骗子张勋一直被段总理和徐树铮随意捏来捏去的软柿子黎总统，这次为何有了豹子胆，居然敢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原来，黎元洪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实力派人物的支持。这位实力派就是“督军团”的名誉团长——大名鼎鼎的“辫帅”张勋。大家不要以为督军团是段祺瑞先生的创造性发明，其实专利权属于张勋先生。话说在北洋系老大哥袁世凯挂了之后，张勋站出来搞了好几次拉帮结派的“徐州会议”，参会人士都是手握枪杆子的实力派，几乎都是各省督军，这就是“督军团”的由来。张勋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抱团，更准确地说，是为他策划的一项“伟大”事业寻找合作伙伴。可是效果令他很失望，不但没人看好他的这份事业，反倒为别人做了嫁衣裳——“督军团”被段祺瑞先生拿着当枪使了。好在张勋吃苦耐劳有韧劲，懂得“上帝不相信眼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服输精神，他决定为成功冒一次险。于是，把戏开始上演。张大帅明确向黎总统表示：段祺瑞胆敢卖国，我头一个不答应！黎总统放心，我时刻准备着奉命率兵入京，维护首都治安。黎总统得此许诺，顿时信心大增，觉得可以凭此与段总理斗法，于是便出现了上面的精彩一幕。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张勋在给黎大总统灌迷魂汤的同时，也在对段祺瑞表忠心：“老段啊，黎元洪太不上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兄弟我来帮你收拾他，我不怕背这个恶名！”也许是段祺瑞相信了张勋这个“督军团”名誉团长的鬼话，也许是段祺瑞想看看张勋这个老骗子想玩什么把戏。总之，他决定放任辫子军入京。皇帝又诈尸了段祺瑞离开北京后，北京局势似乎更加动荡不安。各国使节纷纷表示忧虑，黎总统如坐针毡，无奈之下，急调张勋入京。或许是被欺负了太久，黎总统终于失去了一名成熟政客的稳重，冲动地向张勋求救，拿对方当救命的稻草，以至于没有好好思考清楚：人家张勋为什么要支持你？张勋此番可真没有安什么好心。这个老小子是坚定的保皇派，对共和是一百个看不上，觉得只要有皇帝就是好的，所以他连辫子都没剪，不光他没剪，他还不许手下剪，于是在民国初年就有了这么一支特殊的辫子军。张勋的政治立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他为什么要掺和这次政治斗争？这一切都要从1916年9月27日讲起，在那一天，张勋会见了一个特殊的人。此人就是康有为。在日本流浪了近十五年的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之后一直打着支援文化建设的幌子，暗地里图谋拥护溥仪复辟。十多年过去后，康有为的思想硬是一点都没有得到解放，连徒弟梁启超都思想转弯支持共和了，他还是那么保守，誓将保皇事业进行到底。同是保皇党的张勋与康有为接上头了，能有什么好事？也就是说，他们最早在八个月之前，就已经制订好了拥护溥仪复辟的计划，之后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一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有说六千也有说三千的）穿过皖系的地盘，长驱直入北京，复辟闹剧正式上演。当时还是11岁孩子的溥仪成为共和之后皇帝第二次诈尸案的主角，不过一个玩得稀里糊涂的孩子懂什么？所有的事情还得靠他最大的两座靠山——康有为与张勋来解决。进京之后，康有为与张勋便开始幸福地忙碌各自的事业。康有为加班加点，忙着摆平社会舆论——主要是跟学生打嘴仗。当年的保皇派梁启超再次坚定地站在了共和的立场上，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他起草了一篇檄文，和康有为展开了精彩的骂战。在康有为跟学生互喷口水的同时，张勋也忙碌非凡。他解散国会、遣散议员，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总统也是不能要的，于是张勋对黎元洪说：“你自己主动辞职吧！我让皇上给你封一个一等公，你就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这里没你的事。”黎元洪已然知道被张勋给耍了，既然已经铸下大错，当亡羊补牢，又怎么可能答应张勋主动辞职？他知道此时抱怨无益，跑路为上，遂抱着总统印信跑去日本使馆避难。搞出复辟闹剧的张康二人，见识着实有些短，因为他们看不见“势”——只有站在大势一边，顺势而为的人才能成功。而现在，民主共和乃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远比他们强大的北洋大哥大袁世凯便是反面典型。因此别看黎元洪、段祺瑞之前闹得水火不容，但张勋一复辟，两人马上结成统一战线。黎元洪仍然以总统身份致电段祺瑞，恢复其总理职务，请他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躲在一边看够了好戏的段祺瑞，也不再砸黎元洪的场子，欣然领命。尽管段祺瑞和黎元洪如此积极，可第一个义不容辞地举起反复辟义旗的人，却是孙中山先生。7月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联系好了军队，甚至把在法国浪漫的汪精卫都叫了回来，打算组成讨逆军，收拾张勋去。但是，孙中山的军队刚出发，便收到了张勋已被段祺瑞搞定的消息。孙中山很郁闷：护国战争没赶上，反复辟又没自己的戏，世界怎么变化得这么快？这主要因为张勋太不争气，太不禁打，倒台的速度比袁世凯快了七倍，根本没给孙先生机会。7月4日，也就是溥仪重新登基的第三天，段祺瑞就在天津组成了讨逆军。讨逆军不到一天就开到了北京。战斗过程不值一提。张勋十个营，还没打就被策反了六个，剩下的四个营在讨逆军吴佩孚部、冯玉祥部的攻击之下迅速崩溃。战斗还未结束，张勋、康有为就已经逃得没影儿了。人心向背，千古功罪！这场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参与人数少，实在没什么可说。但有一件事必须要提，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主动向段祺瑞请战，独自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了三颗小炸弹，这算是中国空军的首演。张勋的复辟大计只坚持了十二天，就彻底失败。好在张作霖替儿女亲家张勋说情，众人也就给了他一个面子，饶张勋不死，令其在天津度过残生。至于皇帝溥仪，自然是又退位了，重新回到了紫禁城这个大笼子里。而康有为先生，既没有张勋的人脉，又没有溥仪的血统，只好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生涯。“打倒张勋”让段祺瑞一手搞定，他十分得意，在功劳簿上又给自己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三造共和”，“二造”是逼袁世凯退位，“一造”是逼清帝退位。西原借款7月14日，段祺瑞风光回京，重掌大权，对德宣战。中国要参战，要加入协约国，总得有些表示。于是段总理说：“我们前期以工代兵，提供劳动力给友军保障军需后勤当炮灰。至于后期军队参战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由此，中国前后输送约二十余万劳工赴欧助战，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终以数万条生命为代价，为祖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段总理对德宣战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个令他心情畅快异常的好消息：日本内阁决定今后以段祺瑞为唯一援助对象，供给借款及兵器，拒绝支援孙中山代表的南方。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完全说明不了“好消息”的珍贵程度，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吧。光日本借款的金额，就非常了不得。日本人在大概一年的时间里借给段祺瑞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含超过四千万日元的军事借款）。那时候日元还没有贬值成今天这样，按照当时的汇率：1.1日元=1美元来计算，日本人大概借给段祺瑞一点三亿美元。大家心里应该清楚，以当时的购买力，这笔巨款究竟可以做多少事情。这个借款就是著名的“西原借款”，以日方经手人的名字西原龟三命名，中方这边的经手人是从外交次长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刚卸任驻日大使的陆宗舆以及新任驻日大使章宗祥。贷款自然不是白来的。作为交换，段总理在日本人的暗示下，指示上述三位先生：虱子多了不怕痒，日本早晚都会得到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我们不妨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再给他们一些好处，多弄些贷款来花，记得多砍价！中国要砍价，日本就得还价，双方讨价还价（谈判）的结果就是：一、原本驻军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除一小部分留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二、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交由中国巡警负责，但中国巡警必须聘请日本人做警官。待胶济铁路归属权确认后，改由中日无限期合办。三、中方以多处重要矿产的开采权作为向日方借款的抵押。对于第一条，日本人担心中方不肯同意，遂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们只是暂时驻军青岛，只要“一战”一结束，就会撤军。段祺瑞、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一看，日本人提供的借款条件挺优惠，这可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的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口说无凭，这些内容全部都以白纸黑字的“换文”（合同）明确规定了下来，就跟现在买房抵押借贷时跟银行签的那些合同差不多，明确告诉你别想不认账，否则有的是办法收拾你。章宗祥先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是十分愉快地在换文上写下一行漂亮的大字：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但他不会想到，在马上就要到来的“五四运动”中，这一行字差点要了他的小命。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段祺瑞这些人想不到，日本人之所以提供这些看似优惠的条件，是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以退为进的阴谋。尽管之前日本击败德国后在事实上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毕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而你现在“欣然同意”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济南和青岛，岂不就是说，日本占领青岛和驻军济南得到了中国的正式认可吗？可段祺瑞先生压根没空关心这个，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武力统一中国”的伟大理想上。新领导班子的蜜月期段祺瑞回来了，有一个人却要离开了，他就是黎元洪。黎元洪在躲到日本使馆的那些天里，彻底想明白了：一个没兵没地盘的总统，干事业是没指望的，受欺负却是一定
彻查此事。上任伊始，陈瑞谕令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地方长官，即中日贸易船队司令米兰达(AiresGonsa1vesdeMiranda)和耶稣会萨(D.LeonardodeSa)主教[7]，前往两广总督驻地肇庆见他，商谈此事的处罚及善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接到这个谕令后颇感吃惊，因为葡萄牙人居住澳门已获得中国政府的默许，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相对自治。至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选举首席法官，实施葡萄牙法律，这都是相对自治中的应有之事，中国政府似乎不应该过分干涉。不过陈瑞是中国政府的地方代表，他的命令即便不代表中国政府，但也不易过于蔑视，以免引起更多误会。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试图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使陈瑞及中国政府感到没有面子，也不过于损害葡萄牙的尊严，因此，代表葡萄牙利益的澳门政教当局断然不能前往肇庆接受陈瑞的训斥，只能用折中的办法另行解决。经范礼安动议，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行政当局决定委派传教士罗明坚代表澳门教区主教，另派与中国官员关系密切的检察官本涅拉(MattiaPene11a)代表市政当局同行。范礼安的意思是，不仅要维护葡萄牙人的尊严，维护西方人在澳门的管理体制，而且应该利用这一机会，争取中国政府能够同意在大陆上划定一个永久居留地给传教士，争取中国地方当局在今后的贸易活动中尽量减少干涉。为了达成这些目的，葡萄牙人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根据先前与中国官员交往的经验，特别为陈瑞准备了丰盛的礼品，包括他们所知道哪些是中国人特别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天鹅绒、水晶镜等，价值超过一千金币。准备齐全后，罗明坚、本涅拉一行在中国使者陪同下，于1582年5月前往总督衙门所在地肇庆。陈瑞第一次接见罗明坚等人时，因葡萄牙人无大明皇帝的准许就在澳门定居而勃然大怒，以为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获得明朝政府的许可，更没有授予任何管辖权，现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竟然擅自选举什么自治组织，那么这种自治组织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进行管束呢？陈瑞要求葡萄牙人进行解释。当时，陈瑞端坐在衙门大堂上，两旁站立三百名手执宝剑的武士。陈瑞故作威严的姿态并没有吓倒葡萄牙使者，罗明坚等人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告诉陈瑞葡萄牙人虽然在澳门定居，但他们对中国人以兄弟相待，安分守己，不曾作奸犯科。并不忘恭维陈瑞说：居澳葡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中国皇帝的顺民，并承认总督殿下是他们的保护者，恳请总督对他们加以扶助及慈爱。随即，罗明坚等人适时递上他们准备好的礼物。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这是中国古人的期待，可是这种期待每每落空。根据利玛窦的记载，当陈瑞看到这些礼物时，他的傲慢态度顿时消失了，他笑着通知罗明坚等葡萄牙使者，澳门的一切情况可以照旧继续下去，以现行方式进行自治管理，但要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和命令。然而正如利玛窦所嘲弄的那样，这不过是一套惯用的官样文章，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受葡萄牙的法律管辖的，而住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则各行其是。甚至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时，也不穿自己的中国服装，而是像欧洲人那样打扮。早期圣贤期待的“以夏变夷”终于在基督教文明面前变成了“以夷变夏”。此后，葡萄牙政府逐步改变了对澳门的管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承租了这块土地，按年交租，正式委派总督，正式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体制，澳门的面貌从此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早于香港数百年的西方“飞地”终于在远东形成，其体制、面貌均与中国内地判然有别。在葡萄牙人的经营管理下，澳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进入清代之后，随着东西方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澳门在西方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清政府不愿更多开放沿海港口的情况下，西方许多国家也开始利用澳门这个登陆中国最方便的前沿。荷兰人、英国人等多次试图分享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权力，但终因各方面原因而没有得逞。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随着香港地位的上升，澳门的地位逐步下降，在东方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逐步让位于香港。西方经验在澳门获得了充分施展，这一点肯定通过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向中国内地扩散，逐步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现代中国的起源，中国人一定会从西方人在澳门的行政管理经验、地方自治经验，乃至人的自由、权力、尊严等方面获得有益启示。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有效证明晚明中国思想界思想异端与澳门的直接关联，但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正是那些年通过澳门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的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思想，构成了晚明思想异端的学术资源，晚明思想文化的变迁绝不仅仅是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必然逻辑，而是带有浓郁的外来智慧和外来特点，这个外来因素的唯一通道，就是以澳门为基地，通过澳门周边地区向内地渗透。开启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年，西方文化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和中国政治中心北京不断施加影响，这种影响的细节、过程我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根据我们对乾嘉汉学本质的理解，中国学人在那两百年间并没有中断对西方学术的研究和探索，他们依然延续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西学情怀，使用西学方法从事中国学术研究。这个学术特征是否与在澳门或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学术证明，但乾嘉汉学中蕴含着西学因素确是不易的事实。[8]由于澳门的存在，西学在晚明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多年间并没有完全中断，这从清王朝不断地发布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也能反证、反衬东南沿海特别是以澳门为中心的沿海地区中外交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很热闹、很频繁，只是不合法。至于清政府不断发布驱逐传教士的命令，也证明传教士在清朝中前期即鸦片战争之前两百年并没有完全消解影响。即便是来华传教士都被驱逐归国了，那些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实际上也在成长，他们可能在外国传教士不得不返回自己国家之后，承担了继续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功能，因为民间信仰不会因政治上的打击而消失殆尽，先前和此后的历史都为文化不会因政治的政府的打压打击而中断而消失提供了丰富的例证，最严厉的政治打压莫过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可是几十年之后，儒学传人悄然复出，儒家典籍照样重现。文化发展的逻辑总是在证明政治的硬性打压不足以消灭文化，文化的韧性总是顽强地存在着发展着。传教士、西学在清代中前期通过澳门持续发生影响，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中国人提供了免疫功能，使中国人觉得西方化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更何况，那时的中国还很强大，对于这些域外文明并不觉得会威胁到中国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化、西学在那漫长的两百年间以澳门为中心向内地不断扩散、渗透，在思想上、人才上都为后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准备了条件。19世纪40年代之后珠海、中山，也就是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之所以新式人才济济，引领时代潮流，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如果没有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不可能使容闳、孙中山、康有为、郑观应等一系列新式人物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就是澳门文化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澳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拥有重要地位，还与西人在那里尝试着积累着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有关。西人在澳门几百年的试验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中西全面交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范例和理性原则。除了世俗的经验外，西人在澳门的几百年里，总是有人在那里潜心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心理特征，研究中国人的人性优点和缺点，研究与中国官府打交道的方式方法，研究怎样才能迎合中国官僚的喜怒哀乐，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不仅为后来的中西交往提供了范例，而且由此铸就了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固定影响。西人至今对中国人的一些固定看法，或许都能在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中找到影子或萌芽形态。中国人从澳门的经历中获取了许多重要启示，这对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是中国告别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的开始，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1]《清史稿?邦交志一》。[2]明清两代通过澳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情况，详见刘小萌：《康熙年间的西洋传教士与澳门》，澳门《文化杂志》第40、41期合刊，2000年，第41—42页。[3]《清实录?雍正朝》卷27。[4]〔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页。[5]〔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6]〔法〕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2页。[7]《利玛窦中国札记》等文献中翻译为澳门市长和主教。[8]《乾嘉汉学与西学的内在关联》，《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二章远去的“政治名人”真实的慈禧太后：贡献、幸运与悲凉在近代中国，慈禧太后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因为1898年政治变革失败，归罪于皇太后，将其描写为一个弄权的老太太，一个只知道欺负那个可怜养子的恶妇；革命党人孙中山、章炳麟等出于革命大义，倡导排满革命，也将慈禧太后视为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论证“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判断，接受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看法，对晚清几十年政治发展持批判态度，对于慈禧太后基本否定；至于民间野史，大都根据这几种史观编排慈禧太后的故事，甚者以男权主义立场予以恶意攻击；最近者则由出版社借着英国青年的梦话编造什么跨国姐弟恋，更有莫名其妙的专家鼓掌叫好。显然，这些认知只是彰显一种或几种历史观，并不是真实历史。真实的慈禧太后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凡的女人而已。一个女人的幸与不幸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1852年十七岁时以秀女入宫，稍后晋升为兰贵人，再后被册封为懿贵妃。1856年，懿贵妃为咸丰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母以子贵。这个年轻的女人自然在宫中渐渐得宠，地位渐渐高升渐渐巩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谁也没有办法的“羡慕忌妒恨”。从秀女一步一步走来，是机遇，是命运。然而在后来许多好事者看来，这个女人太不寻常了，好像她从一开始就会耍手腕弄权谋。这显然是一种臆测，是后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试想，贵为一国之尊的咸丰帝风流倜傥，足智多谋，阅女无数，一个凭借智慧巧妙登上皇帝宝座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满腹心事忧虑重重的女人呢？年轻的兰贵人或许说不上貌若天仙，但一定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小姑娘。这是她成功的前提，是咸丰帝宠幸的关键。至于兰贵人后来一步一步走上权力巅峰，那是时代使然，是历史留给她的机遇；而她又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兰贵人是幸运的，因为风流的咸丰帝毕竟让她怀上了龙种，而且是唯一的。当这个小皇子出生的时候，兰贵人刚刚二十一岁，她的夫君也不过二十五岁。这段时光应该是她一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得意最无忧无虑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苦命的”咸丰帝太缺少世界视野了，他在内患太平天国闹事尚未根除的时候，竟然又偏听偏信，因为驻京公使及扩大开放、增加通商口岸等问题与列强闹起了别扭，引发第二次以鸦片为名的战争。1860年8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陷大沽，占天津，试图攻进北京，以城下之盟迫使清廷答应各项条件。中国虽然对西方部分开放已经二十年了，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但要让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融为一体，似乎还有很大困难。英法联军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要求各带五千精兵进京换约。对于还没有充分经验与洋人打交道的咸丰帝和诸位重臣来说，英法两国的要求委实有点欺人过甚。年轻的咸丰爷似乎也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御驾亲征，决一胜负。英法两国的要求是想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中国皇帝的玺书也将由这些来使自己带回。英法两国的这些要求今天看来太小儿科了，但在当年不得了，清廷君臣一致认为这些要求违背了大清礼仪，有冒犯之意。咸丰帝指示：如果这些使臣必欲亲递国书，那么必须按照大清礼节，拜跪如仪。否则，唯有决一雌雄。咸丰帝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部属。9月18日，双方谈判决裂，中方竟顺手扣押了对方谈判代表巴夏礼及其随员数十人，引发灾难性后果。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法原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规矩。英法联军与清军全面冲突，清方渐渐不支。为挽救败局，9月21日，咸丰帝阵前换帅，将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等人撤职，任命能干的“鬼子六”恭亲王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督办和局。在作了这些安排后，咸丰帝于第二天自圆明园逃亡热河，当然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去那儿“狩猎”。咸丰帝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有恭亲王留守京城与洋人交涉，中国在作出一些让步后很快达成了妥协，同意将天津扩大为通商口岸，准许英法两国招募华工等。中外妥协达成后，京城已经恢复往昔平静，只是咸丰帝先前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毁坏惨重。这或许是咸丰帝不愿回銮的原因之一。咸丰帝是清代皇帝中最好色的帝王，也是至此唯一被赶出京城的帝王。流亡中咸丰帝依然不忘美女美酒，心力交瘁与体能大量消耗，终于使这个“苦命天子”在1861年8月22日一命呜呼，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叔嫂搭台共创新局咸丰帝在生命垂危之际作了两项政治安排：一是立六岁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加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所谓顾命八大臣。至于那个小皇帝载淳，就是当年的兰贵人，现在的懿贵妃那拉氏的亲生子，也是咸丰帝的唯一儿子。此时，懿贵妃年仅二十六，漫长的守寡生活从此开始。她在皇叔恭亲王协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六岁皇儿同治帝共同治理着这个庞大帝国，表面上的辉煌与体面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一个青春少妇的正常欲望。年轻寡妇守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独与寂寞。咸丰帝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懿贵妃很快被小皇儿尊为皇太后。年轻的皇太后变成了西太后，和另一位年轻的东太后一起掌管着这个国家，她们的全部希望也就是这个小皇儿，那是她们生命的全部希望。然而，在传统政治架构下，咸丰帝死前留下了政治安排，八个顾命大臣不仅要辅佐着这个小皇帝，而且好像还要约束着这两个皇太后。按照那时的制度，皇上的母亲当然无权干政，但那个小皇帝毕竟是她们的儿子啊！再者说，当年顺治爷、康熙爷也是幼年即位，如果没有孝庄皇太后帮助，顺治时期怎能那样顺利治理，康熙年间怎能走向辉煌？咸丰帝的临终安排对于自己来说，或许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但对大清，对未来，特别是对那个小皇帝，则不尽然。尤其是，咸丰帝将权力授给了八大臣，而对那个最能干的六王爷恭亲王则排除在外。顾命八大臣对清廷是忠诚的，对小皇帝也是尽心的，只是他们似乎受传统影响太深，不太瞧得起这两个年轻寡妇。特别是肃顺，自以为是咸丰帝的宠臣，飞扬跋扈，据说为了取得控制朝廷的全部权力，在咸丰帝在世时就建议除掉懿贵妃；在咸丰帝去世后，甚至计划雇用武士图谋兵变，诛杀懿贵
些如杨九的济宁乡勇，较之流贼更好掠夺，但同样是由地方名流领导的。王鳌永抱怨，驱散他们是多么的困难；有些官员主张没收他们的武器，解散他们的组织。最后，多尔衮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感到，仅仅依靠满族官军去维持地方秩序是不可能的。然而，政府鼓励地方官员购置军马、训练自己的民勇，以与地主领导的“乡勇”形成制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9、10、16页。?谢国桢特别选择山东东部作为例证，以说明乡绅是如何因为敌视农民武装，而使清廷成为天然盟友的。但是他把事情过分简单化了，特别是当他论及农民的天然“民族主义”思想时。虽然近年来他的观点受到了其他中国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他的许多观点仍是很有道理的。参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93页。?刘允浩就是忠明思想的著名事例。他领导的顽强的山东乡勇，在江西建昌被包围期间奋战至死。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44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35页。?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6—48页。?在17世纪初，邹县80％—90％的乡村人口由只拥有3—30亩土地的“贫农”构成。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2页。1616年，这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灾荒，接着是20年代的又一次饥馑。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31页。寿张县（约在临清南80公里）的入籍人丁从16世纪晚期37773口减少到清初的2200口。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8—9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30页。这里的社会状态被描绘为“封建的”，因为这里的地主像军阀一样生活着。19世纪，山东—江苏—河南边界地区的一个典型地方豪右实际是生活在一个堡垒之中：有深沟和围墙环绕，砖房上有四层高的两个方形塔楼。除了居所和武库之外，围墙之内还有花园和楼台亭阁。这位豪右可能拥有多达6000亩的土地，成百的邻居每天能从他那儿得到一点施舍。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1页。关于山东佃农与佃主之间严重的依附关系，参见片岗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0页。?后来在清朝，曹州因为成了盗匪渊薮而闻名全国。盗贼是有季节性的，在深夏之际相当普遍，其时高粱长至二三米高，为伏击提供了方便之所；其次是冬天的农闲季节。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起源》，第7—8页。?这里一直是贫困地区。在1979年，曹县73％的生产队年终决算时不能向其队员分配一分钱。《中国日报》，1981年12月18日，第4版。?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1—82页。?徐氏是王森的弟子。在16世纪后期，他创建了传播甚广的闻香教。徐在1622年6月发动起义时，声称“大成兴盛”的时代已经来到。他和教徒们最初攻占了邹县与滕县，并且封锁了大运河。然而，徐没能击败山东的乡勇，起义军主力最终为地方民勇和滕县其他武装所包围，并被击败。徐在北京被斩首示众。傅路德和房兆楹：《明朝人名辞典》，第587—589页；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17世纪中国的家族网》，第4—6页；格罗特：《中国的教派与宗教迫害》，第167—168页；程廷恒编：《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66—169页；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133—135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三三一卷，第2608页。?李清：《三垣笔记》中，第32页。?根据1686年的文献记载，在遭到满洲进攻之后，临清的繁荣程度只及先前的1/5。济宁也受到了破坏。17世纪初，济宁与三个邻区的丁数是49554口；但在1644年，下降至17590口。直至18世纪晚期，济宁人口方才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临清也是直到此时才基本上恢复了先前的商业繁荣。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8、56页。同样，对于农村地区，1645年的一个报告表明，许多地区每户只有一个或两个人活下来了，每十亩地中只有一两亩得到耕种。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的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黄仁宇：《明代的大运河》，第132页；吴若灏纂：《邹县续志》，第419—420页。1641年至1642年这些乡贼中最大的一个集团是由米谷挑夫、驿卒和小商人啸聚而成的联盟。其领袖名叫李青山。他们的活动中心位于梁山，即《水浒传》中的英雄们呆过的地方。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18页。?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兵事纪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整个晚明，兖州诸县因其贫穷和乡绅之狠毒而闻名。藤田敬一，《清初山东赋役制度》，第4页。同时在明代，衮州也由于不断的农民起义而闻名：正德年间（1506—1521）的刘六、刘七起义；天启年间（1621—1627）的徐鸿儒起义，崇祯时期（1628—1644）的白莲教起义。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20页。?根据地方志记载，王俊“有田在开明山下之吴村，招佃垦荒，积粟甚富，意图纳粟得官。崇祯十三年岁祲被劫，其党无食，遂为盗，复拒捕，杀县役。”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81页。?1644年10月1日奏折，《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1644年的主要领导人是“擎天大王”李文盛；又见《世祖实录》第17卷，第200页，奏书之日为1645年7月12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78页。?其中一些，如徐鸿儒起义之前的济宁的乡绅领导的乡勇，也参预赈济机构与义仓的事务。在疾病流行之年乡勇也发放药品，掩埋尸首。结果济宁成了混乱的汪洋大海中一个安定的小岛。参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11月2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7页。在莱州、安邱和济南都有类似的民勇组织。赵俪生：《李自成地方政权所遭地主武装的破坏》，第45—4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正如方大猷在其奏书中所解释的：“每营差官一员督阵，仍各领剃头家丁八名，使驰阵前，张虚声”。同上书，第79页。?新王朝统治的最初10年中，整个帝国的地方官都接到政府命令，他们必须雇请保镖，以武器装备起来，而且应当付给这些人以钱粮。这些保镖可以保障地方官平安任职。1653年，私人保镖制度已不再具有强迫性质，但许多官员继续雇请这些武士。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页。?例如：我们在一份记述1647年章邱抵抗农民起义军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政府的军事力量包括：一、军官统领下的正规防守部队；二、衙兵，由兖州府儒学训导蔡廷谏指挥，另外他还指挥一营家丁；三、知府的亲丁（“时有陈知府统领亲丁，堵大街口”）；四、明季都司于大海等，统领家丁及镇内回兵李纵先等；五、乡绅领导下的乡兵，负责协防。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页。在1647年山东的另一个地方抵抗的事例中，除了正规部队之外，还有员外郎领导的亲丁。同上书，第83—84页。地方绅士之所以希望将他们的税册交给新政府，其主要原因即是巡抚方大猷及其助手们有能力在危急时把乡勇从一个地方调往另一个地方，例如，从曲阜调到邹县。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7页。?《淮城纪事》，第133页。该省明巡抚邱祖德处死了大顺政权派来劝降的使臣，并且南逃而去。张廷玉等编：《明史·郭芳传》，第3111页。然而，山东大多数乡绅最初没有抵抗就投降了李自成，只是在大顺政权将土地分给农民，并开始拷掠地主以榨取钱财时，才决定抵抗李自成的人马。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与封建性》，第72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8—13页。?骆承烈：《从大顺〈创建信女桥〉碑看李自成起义军在山东地区的一些活动》，第39页。鲁九王、朱义海南逃至京口（今镇江）。济宁乡绅在驱逐了大顺政权官员后，向南明政权寻求支持。但他们从史可法处得到的只是一个登基诏书。因而，他们除了转而向清朝寻求支持以对抗起义军及其同伙之外，已别无选择了。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5—16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朱曾是北直隶三河以南的香河县令。当李自成军攻占北京时，他离职而逃，但为大顺军的阎杰逮捕入狱。?《贰臣传》第九卷，第21—23页。有时，平民领导抵抗起义军和盗贼的斗争。曹安祚，邹县著名的智勇双全的武林好手，拒贼于门外，并从其院堡的二楼上将燃烧着的炭火掷向敌人。清政府后来对其“靖匪”的功劳予以嘉奖。另一平民杜承美，从义军的包围中解救了其村落，并与官军一道抗击义军。吴若灏：《邹县续志》，第420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毕自严是当时中国最富者之一，毕为淄川人；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49页。文秉说，支持明王的实际上是德州贡生谢升，但为史可法提供消息的人把谢升（陞）和谢陛弄混了。这是个难以置信的说法。首先，一个文人在他的名字中用“陛”字，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也许会与“陛下”的“陛”相混淆。其次，谢升自己也在一种尴尬的口吻中向满人承认了他支持过那位明王之事。“时德藩被执，适庆藩宗室曾为明朝香河令名师钦者，避闯过境，为伪州牧所禁，臣等暂奉为号召之资。”《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当满军一进抵北京，多尔衮就让山西商人做了官商，隶属于内务府。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页；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关于多尔衮与两位大臣之间的对话，参见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1649年又颁布了同样的法令。吕元驄：《翰林院》，第59页。?当左懋第的使团经过山东时，他们发现，山东省已完全为王鳌永和方大猷所控制。根据他们所述，王、方二人深为百姓痛恨，“众唾其脸。”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王的奏折中有这39个人的名字，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34页。《清实录》也记载，王推荐了前明大学士谢升和其他40余人。《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7—68页。王还另外推荐了其他一些山东人。1643年，山东进士之一张端，抛弃了李自成的官职，经山东巡抚向多尔衮推荐，成为宏文院的一名检讨（张的父亲张忻也曾供职于大顺政权，1645年由佟养性推荐为清朝天津巡抚）。1646年，任江南乡试主考官；后来又入秘书院为侍讲；此后又做了国史院侍读；最后升为大学士。《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4—15页。张端作为一名主考官列入了法式善著的《清秘述闻》之中。?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9页（此书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编，朱希祖作序——译者）。?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1—24页。李化熙（1634年进士）是山东士绅领袖之一，崇祯时曾为天津兵备道、四川巡抚、陕西总督。1644年初，李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在李自成攻陷平阳后，李化熙意识到都城危在旦夕，因此他率领部众回到山东，就食于家乡。1644年9月，在满人决意留在北京已确然无疑时，李速遣游击吴伸上书归降。他除了得到过巴哈那和石廷柱的推荐外，还得到了清天津总督佟养性的支持。同上书第五卷，第21—24页。巴哈那的推荐日期记为1644年8月18日，见《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0页。石廷柱早在1622年就降清了。1639年成为汉旗的成员，不再是佟养性的部将了。他和巴哈那都曾受命“平定山东”。石作为驸马拥有固山额真的称号，见《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1页。?《贰臣传》第六卷，第32—33页。?任濬（山东1624年进士）曾任明朝右佥都御史。刘余祐向多尔衮引荐了他。在为户部右侍郎时，任濬提出了几项改进财政管理的重要建议；为刑部尚书时，主持修订了一个重要法典。“满汉堂官专领其事，慎选司员一一商榷，疑难者请旨裁定。罪例可更者，一准于律；不可更者，即载入律条，著为令”。1644年多尔衮谕示刑部在量刑时宜依据明朝法律定夺。但是，明朝法律中有些条款与满人的惯例不一致，因此，又命令各有司分别为满汉开列律条，再将其意见送至刑部加以统筹；司法审判与诉讼程序都是满汉有别的。任濬也为《会典》的修改提出了意见。这样，通过不断的调整过程，才将明朝会典的条例纳入了清廷的政法活动之中。1646年农历五月，满语本《大清律》也告完成。见《贰臣传》第五卷，第33—34页。关于协调满汉法律的谕旨，参见1645年3月11日诏令，《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60页。至于司法审判及诉讼程序，见1646年2月12日谕旨。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270页；又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略》，第106页。?多尔衮的旨令附于王鳌永的内阁抄本中，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1页。此令颁布于1644年8月20日。《贰臣传》第九卷，第26页。?清人一进京，即宣布恢复科举考试。同时，奉天府学政推荐了一批进士，以供直接任用，结果把那些求官的进士们网罗一空。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渠道很快就变得狭隘起来。1644年9月10日，有人建议辽东地区应该参加定期的科举；1645年初，一位礼部官员极力提倡汉满官员的儿子都应依例在国子监一起学习。这些措施获得了批准，同时，还为满、蒙、汉旗人特别规定了乡试员额，并增加了一些进士员额以使众多的举人们能按比例地分享。《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111—115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多尔衮亲自邀请冯铨参加新政府。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冯也是一位有名的古董收藏家，引退时期他在北直隶积累了大量的田地。马米兹：《魏忠贤：对明末内廷宦官和党争的重新评价》，第245—24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极其清楚地意识到，他容易因曾为阉党而备受谴责。他进入清廷的内三院后，获得了接近国史馆的可能。据说，他秘密地将《明实录》中不利于自
政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亲政了，王太后必须还政嬴政，王太后赵姬和男宠嫪毐应该低调做人了。但是，恰在此时，嫪毐铤而走险，发动叛乱，这完全是毫无胜算的行动，王太后赵姬还支持嫪毐。这真是愚蠢到顶、糊涂到底，说明赵姬跟嫪毐对政治局势没有清晰的认识。第二，嫪毐害怕被杀。嫪毐私通王太后并与王太后私生二子，是死罪；企图在嬴政去世之后立自己和王太后的儿子继承王位，也是死罪；多年来，嫪毐为非作歹，横行不法，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专擅朝政，更是死罪。所以，嫪毐非常明白：嬴政一旦正式接管权力，第一个要处置的肯定是他！嬴政的继位让嫪毐感到了恐惧。嫪毐不想坐以待毙，发动叛乱是他的逻辑归宿。嫪毐咎由自取，自取灭亡，不足为惜。赵姬宠幸嫪毐不但招致缪寡被杀，她自己也受到重大牵连。王太后赵姬被刚刚举行了加冠礼的儿子嬴政流放，她和嫪毐生的两个儿子也被嬴政所杀。赵姬以王太后之尊沦落到被儿子软禁，实在令人惋惜。从这件谋反案的处理来看，秦王嬴政处事果断，手腕强硬。嫪毐阴谋篡权，实属必杀之列；但是，扑杀母后所生的两个幼弟有些过分，毕竟这是两条生命；囚禁母后，则虑事不周。嬴政对其母的作为非常恼怒，所以才有此举。茅焦冒死说嬴政秦王悔悟迎生母秦始皇在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就显示出了日后他统一六国的那种威严与果断。可是不久之后，在一个神秘人物的劝说下，赵姬又被放了出来，那么这个神秘人物是谁呢？他究竟是如何打动秦王嬴政的呢？凡事皆由人为。赵姬返宫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叫茅焦，齐国人。秦王嬴政处理嫪毐之案时，非常愤怒，曾经下令：谁敢为王太后之事提意见，就杀了谁，还要砍断四肢。因此事被杀死的说情人达到二十七人（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干四肢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得知秦王嬴政将王太后赵姬软禁在雍地之后，要求面见嬴政。嬴政说：你没有看见门口摆着的二十七具尸体吗？茅焦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宿，现在只死了二十七位，我来凑够二十八个吧。嬴政一听，非常恼火，说：这家伙有意来冒犯我，准备大锅烹他。嬴政手握利剑端坐，召见茅焦。茅焦缓缓走进来，看见嬴政，拜了两拜，面对着满脸敌意的嬴政说：我听说，活着的人不忌讳谈论死亡，国君不忌讳研究国家灭亡。忌讳议论死亡的人不可能长寿，忌讳谈国家危亡的人不可能使国家免遭灭亡。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国家的存亡，都是圣君最希望听的，不知道大王是否愿意听。嬴政听后，说：你的话怎么讲呢？茅焦说：陛下有极其荒唐的作为，你不知道吗？车裂你的假父，是不仁；扑杀你的两个弟弟，是不慈；将母亲软禁在外，是不孝；杀害进献忠言的大臣，是夏桀、商纣的作为。天下人听说之后，都不会再到秦国来。我实在为秦国担忧。说完之后，茅焦解开衣服，走下大殿，伏在殿下等待受刑。秦王嬴政听了茅焦这番话之后，深为震动，他亲自走下大殿，拉着茅焦的手说：先生请起，穿上衣服。其后，嬴政拜茅焦为上卿，并亲自驾着车，前往雍地把王太后接回咸阳，母子关系恢复。西汉刘向的《说苑》里说，王太后赵姬也十分感谢茅焦，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安定秦国政坛，使我们母子团聚，都是茅先生的功劳啊！那么，嬴政为什么杀了二十七位进谏者，独独不杀茅焦？这是因为茅焦点到了要害，即流放王太后影响统一大业！流放的决定是一怒之下作出的，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显示了嬴政的感情用事；但是，听了茅焦一番开导之后立即改正，则显示了嬴政的知错必改。赵姬虽然回到了咸阳，但是，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男宠嫪毐被杀，两个儿子也不在了，自己虽然去而复返，往日的威风已荡然无存，往日的欢乐也一去不再。秦王政十九年，也就是嫪毐事件十年之后，近五十岁的王太后赵姬郁郁寡欢地病死在秦宫中。之后，嬴政将王太后赵姬和秦庄襄王子楚合葬在一起。在中国古代的后宫中，嫔妃们对政治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主动选择政治舞台，努力使自己成为权力中心人物，比如汉代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她们的心中都燃烧着熊熊的权力欲火。一种是并不想成为政治中心人物，但是，却被动地陷入政治风暴之中，比如秦王嬴政的母亲赵姬。对吕不韦来说，赵姬只是一个政治投资的筹码；对子楚而言，赵姬是发泄私欲的工具；对于嬴政而言，赵姬是显示他孝心的一个道具；对于嫪毐来说，赵姬又成了他争权夺势的阶梯。赵姬，终其一生，都不过是秦国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被不同的人用来用去。所以，赵姬虽然放荡不羁，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仍然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赵姬之乱，还牵连到另外一个朝中大臣，而且这位大臣功勋卓著。那么，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被牵连到赵姬之乱中呢？第12章吕不韦之死秦王嬴政以果决的军事行动夷灭了嫪毐集团的叛乱，嫪毐事件第一次真正展示了秦王嬴政这位年轻君王处理突发事件的魄力与能力。然而，嫪毐事件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他就是吕不韦，位高权重的秦国相国，他曾经帮助异人登上太子之位，并辅佐了秦庄襄王、秦王嬴政两代秦主。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已被免除相国之职、赋闲在食邑洛阳的吕不韦饮鸩（zhèn，振）自杀。这位以经商起家，执掌秦国国政十二年之久、叱咤风云权倾朝野的国相，名满天下，最终却落得一个服毒身亡的下场。那么，他为什玄要自杀？吕不韦一之死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吕不韦之死对秦国的政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信侯就国河南秦始皇迫其饮鸩这件事得从秦王嬴政的加冠礼讲起。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嬴政举行了加冠礼，正式宣告从王太后赵姬手里接管了政权。嬴政正式接管政权之时，王太后赵姬的男宠嫪毐感到末日的来临，立即发动叛乱，企图杀死秦王嬴政。刚刚举行过加冠礼的嬴政果断调动军队，迅速平定了嫪毐的叛乱。嫪毐叛乱不可避免地牵连出相国吕不韦。因为嫪毐原是吕不韦的门客，后来吕不韦为了摆脱王太后赵姬的纠缠，设计将嫪毐献给了赵姬。若没有吕不韦的一系列运作，嫪毐既不可能被王太后赵姬所知，更不可能以假宦官的身份进入王太后寝宫。凡此种种，都有案可查，吕不韦又怎么能够脱得了干系呢？但是，吕不韦和嫪毐不同。嫪毐罪大恶极，身份只是个王太后的男宠，杀之即可。吕不韦却是两朝老臣，怎么处置吕不韦呢？嬴政车裂嫪毐在秦王政九年九月（秋九月，夷毐三族），但是，嬴政处理吕不韦却拖到了第二年的十月，两案的处理相距有十三个月。嬴政对吕不韦的处理也远不像对待嫪毐那样，仅仅是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让他回到食邑洛阳赋闲。连母后都敢软禁的嬴政为什么对吕不韦如此仁慈呢？《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吕不韦“奉先王功大”，二是“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前者讲吕不韦成就了庄襄王，后者讲为吕不韦说情的人太多。所以，“王不忍致法”。秦王嬴政念吕不韦功大，不愿惩罚。一直拖到第二年十月，在接回王太后赵姬的同时，才免去了吕不韦相国的职务，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当然，为吕不韦说情者人数之多，也说明吕不韦的势力庞大，一下子除掉吕不韦恐会生出变乱。秦庄襄王子楚即位之后，兑现诺言，任命吕不韦当了丞相，而且封给他河南洛阳食邑十万户。洛阳是吕不韦的食邑，秦王嬴政免去吕不韦的相国之后，吕不韦自然回到了洛阳。从表面上看，吕不韦因嫪毐案受到的牵连已经结案，但是，事情似乎并没有完。吕不韦回到洛阳之后，六国的使者络绎不绝地前往洛阳探视吕不韦，争相请吕不韦到他国任职（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本来，秦国大巨卸任之后到六国任职者不乏其人，何况吕不韦是强秦卸任的相国，所以，六国邀请吕不韦的使者不绝如缕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此事却引起了一个人的担心。他是谁呢？秦王嬴政。嬴政担心什么呢？担心吕不韦叛乱。吕不韦的才能，吕不韦的声望，嬴政不仅从父亲的即位中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从他十三岁即位以来九年执政的政绩中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嬴政的担心并非多余。于是，秦王嬴政写给吕不韦一封极为绝情的信：你有什么功劳？秦国封你河南食邑十万户；你和秦国有何亲缘？我都叫你仲父。请你和你的家属全部迁往蜀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徒处蜀）。看到这封信，吕不韦立即服毒自杀。秦王嬴政的一封流放信为什么会引得吕不韦自杀呢？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吕不韦担心秦王嬴政一步步地将他逼进绝路，最终将他处死；所以，吕不韦看到这封信后非常惊恐，最终喝了毒酒自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二是吕不韦是一位非常有尊严的人，他不愿等到秦王嬴政明令杀他时他再赴死。秦王嬴政的这封信并不是明令吕不韦自杀，而是剥夺他为人的尊严，这让吕不韦顿生生不如死之感。但是、吕不韦的死因真的像《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如此简单吗？吕不韦养士三千秦始皇下诏流放《史记》本传记载吕不韦被罢相之后，洛阳家中确实宾客盈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吕不韦本来就盛养宾客，二是各国竞相延揽人才。战国时期，有著名的四公子：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他们争相养士，互相竞争（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自认为秦国如此强大，自己手下的门客竟然没有四公子多，于是他自觉地加入到招引门客的竞争行列之中，据说他手下有三千门客（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的养士，不仅是为了和“战国四公子”一争高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为秦国网罗人才。在吕不韦的门客之中确有堪称国家栋梁的人才，比如我们后面即将讲到的李斯。吕不韦手下的宾客究竟为吕不韦千了些什么呢。第一，著书立说。吕不韦召集他的门客编著了一《吕’氏春秋》一书，这部书历来被称为是“杂家犷”之作。它实际上吸收了先秦诸子各家的精华，成为先秦诸子的集大成之作。《吕氏秦秋》编成之时，昌不书曾在秦都咸阳城门土悬挂全书，并重金悬赏：如果夭下有人能够修改此书一字，赏午金（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此时，正是秦王政八年。嬴政尚未正式举行加冠礼，也没有接管政权。吕不韦的势力则已经达到他人生的巅峰。实际上，世界上哪有不能改一个字的书？吕不韦敢于在秦都咸阳的城门如此张扬地为自己的新作做这种广告，说明这纯粹是一种自我炒作：透过这种过于张扬的炒作我们看到的是吕不韦的权势巨大，自信十足。第二，储备人才。吕不韦丰下门客三午，其中就有许多王佐之才。衡以，吕不韦的门客是秦国一个巨大的人才库。秦主嬴政如何看待昌不韦的自我炒作和户招门客呢？吕不韦对《吕氏春秋》如此张扬地炒作，对秦主嬴政来说，很难不产生反感。因为吕不韦对自己作品的大肆炒作，让嬴政感受到了一种政治威胁。在吕不韦手下门客中虽然浦现了被嬴政重用的李斯，但是，其他未被重用的门客对嬴政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可以看出秦王嬴政对吕不韦手下众多门客的真实态度。吕不韦自杀于秦王政十二年。由于吕不韦是非正常死亡，秦国没有为吕不韦举行国葬；吕不韦的门客用民间的丧仪安葬了他（窃葬）。但是，吕不韦门客私葬吕不韦一事还是被秦主嬴政知道了。嬴政下诏，重罚吕不韦的门客。第一，凡是吕不韦的门客不论参加吊丧与否一律流放。参加吊丧的门客，如果是韩、赵、魏主国的人，一律驱逐出境；如果是秦国人，傣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削去爵位，流放到房陵（今湖北房县）；傣禄在五百石以下，没有参加吊丧的，也流放到房陵，但不剥夺爵位（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第二，从今以后，凡是像嫪毐、吕不韦这样操纵国家权力的人，罚他们的家人一律为犯人（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这个处罚相当严厉，针对的全是吕不韦的门客，可见秦王嬴政对吕不韦大养门客非常不满，一有机会就要进行严厉惩罚。更有意思的是，秦王嬴政在流放吕不韦的门客时，却将谋反的嫪毐迁到蜀地的门客家臣的赋税摇役免去（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六国延请吕不韦，只是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表面原因。那么，秦王嬴政逼杀吕不韦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文信侯权重震主秦始皇刚毅残酷吕不韦从秦王嬴政十三岁即位之时开始，就一直担任秦国丞相，到嫪毐叛乱受牵连而罢相，吕不韦担任了十二年的秦国丞相，权力之大，是非常罕见的。吕不韦的权力，不仅仅来自丞相本身，还来自他和王太后赵姬的特殊关系。这就使得吕不韦的权力和秦国一般的丞相不大一样，远比秦国一般丞相的权力大得多。而且，吕不韦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界精英，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政治精英。吕不韦的才能肯定给秦王嬴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否则，以秦王地位之尊，以秦国实力之强，嬴政何必“恐其为变”？那么，吕不韦在位期间的哪些作为让嬴政产生了疑虑呢？第一，军功。吕不韦在位期间。继续对韩，赵、魏三国进行集中打击，并于秦王政五年在靠近齐国的魏地成立了东郡，使秦国和齐国接壤。这一年蒙骜率军大举攻魏，攻占酸枣（今河南延津）、桃人（今河南长垣）、雍丘（令河南祀县）等二十城，初建东郡，对魏都大梁形成扇形包围之势，而且，秦壤已与齐境相接，直接威逼关东诸国。第二年，秦继续攻魏，占领了魏地朝歌（今河南淇县）及卫濮阳（今河南濮阳），并把濮阳作为东郡的治所。东郡建立后，断绝了“山东从（纵）亲之腰”（《战国策·秦策四》），各国震恐。东郡的建立意义非凡，不仅使一向远离秦国的齐国逍遥自在的局面被彻底打破，而且，使六国被南北切分为二，六国合纵抗秦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吕不韦还经常巧妙利用六国的矛盾，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兵不血刃地迫使六国割让上地，如派他的门客甘罗说赵王，得赵五城等。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军功，军功是获得爵位的重要途径，也是获取威望、扩张权力的基础。吕不韦的军功对秦王嬴政来说，既是业绩，又正是他所担心的。第二，势力。吕不韦在辅佐秦庄襄王、秦王嬴政的同时、也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吕不韦辅佐两代秦王，当了十二年秦国丞相，自然而然地成为秦国政坛的一派政治势力。但是，吕不韦在有意无意地培植自己势力的同时。也犯了一生中的两大错误。一是促成了另一个集团——嫪毐集团。吕不韦原来只是想利用嫪毐满足王太后的生理要求、让自己安全撤退；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两件事：一是嫪毐会得到王太后的高度信任，二是王太后竟然让嫪毐既富且贵，参与朝政。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王太后赵姬对嫪毐宠爱有加，赏赐无数，封为长信侯，甚至把整个太原郡赏给嫪毐。这已经非常出格了，王太后还让嫪毐染指权力。“事无大小皆决于毐”，这简直就是把整个国家交给嫪毐了。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初衷！吕不韦万万没有想到王太后赵姬在政治上会如此糊涂！据《战国策·魏策四》记载，秦国攻打魏国，魏国有人劝魏王，打了败仗再割地，不如打仗之前先送地给秦国容易做到、战败而死，不如割地求生存容易做到。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熊在战前割地，可以
，海碗般的花朵齐刷刷地转向韩笑。“嗖嗖”，无数长条形的尖锐花瓣像飞刀般射向韩笑周身，月光下可以清晰地看到，那花瓣的边缘遍布着锐利的尖齿。韩笑笑了，笑得很开心，他的右手正拿着一包不知何时掏出的香烟，左手挥动几下，一排烟卷自盒内飞出，那烟卷竟都已点着，整齐地在面前排成了一个圆圈，刚好隔在了花瓣飞射的路径上。花瓣飞过烟卷形成的圆圈时，那些烟卷扑地爆裂，无数火星疾射而出，花瓣一挨上火星立即像被枪弹集中一般断成两截。就在这飞舞的火星中，花瓣散碎地在楼道上洒落了一地，仿佛铺就了一条艳丽的地毯。“草木皆可为兵，这个花匠还真有趣。”韩笑重新点起一支烟，满意地看着地上的花瓣，对着空无一人的走廊，谢幕似的行了一圈鞠躬礼。他整了整警服领口和警帽，踏着满地的花瓣走近了那间亮着灯的房间。“警察抽检查房，请配合工作，打开房门。”他的声音并没有四散传开，而是径直透入屋内，严肃的口气中脸上带着恶作剧般的笑容。门角的暗处，一棵不起眼的蒲公英晃动了一下，悄然散开的飞种渐渐飘向夜空……二十三、风雨听命捷达轿车的避震不是很好，这点很多人都知道，我甚至不用看就能知道现在的路况，但这种颠簸感有一半来自林岳的驾驶。“你最后一次开车是什么时候？”莫炎闷声道，紧握门边扶把的手指关节已有些发白。“瞧这问题问的，不相信我的技术是不？”林岳头也不回地说道，“要不是我没空考驾照，驾龄都超过老凡了。”我苦笑摇头，这家伙的驾驶自信一贯高涨，但技术却不敢恭维，要不是惦记旅店发生状况，也不会让他有机会碰方向盘。莫炎不再出声，拉过一旁的安全带，仔细扣上，眼睛死死地盯住车前，神经仿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捷达车依旧在山路上颠簸着，逐渐稀疏的路灯令得车头灯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四处黑暗的环境渐渐陌生起来。“靠，来的时候明明是这条路啊！”林岳拍着方向盘大叫道。……“怎么说我也是个警察啊，这还是第一次绑架，你们就不能配合一下工作吗？”韩笑看了看地上，摇头叹息道。那是晖儿和S一直防身的短柄猎枪，扭曲的枪管拗成了“O”字型。老田的铜炮子猎枪则像朵盛开的菊花，璨烂地开放在桌子下面。老田横在晖儿和S的身前，瘦小佝偻的身躯显得苍白无力，后面的两人正捧着烫伤的手掌，地上掉落的刀剑隐隐地冒着些许轻烟。“老头，麻烦你不要阻碍我执行公务。”韩笑的嘴角微微一扬，从兜里摸出一盒东西。还没看清他的动作，老田的身边突然出现了一圈熊熊的火焰，而这些火焰却是一圈漂浮的火柴棍发出的。老田被这突如其来的烈焰燎伤了须眉，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惧怕，脚下挪动了两步，但身子却依旧挡在那里，他只是不想让火焰伤及晖儿她们。韩笑划着一根火柴，点上一支烟，手中的火柴光芒一闪，老田身边的火焰高起数倍，一声不由自主的低呼顿时自火圈里传出。“我跟你走，别伤害老田。”晖儿平静地站了出来，“你们不是想抓人质吗？抓我好了。”“是王亦凡的夫人吧？”韩笑懒懒地敬了个礼，“身份正好合适，那就麻烦和我走一趟了。”说着从腰间拿出一副手铐，慢步走到晖儿面前，举手铐去。……“晚了晚了……”在走廊里看到满地的花瓣时林岳就已经面色不对了，一马当先地冲进屋里之后便是一阵跌足大叫。地上歪曲变形的武器，凌乱的桌椅，屋内还残留着夜间少有的热度，晖儿等三人早已不见踪迹。心脏一阵纠结，一路上我多少有些心存侥幸，毕竟林岳对着一个蒲公英飞种能知道多少情况？但眼前的情景已完全将我打入了谷底，无意识地搜寻着房间内的一切，期望能够找到一些足以证明晖儿无恙的痕迹，也就在这时，落在地上的唇膏映入了眼帘。那是晖儿最喜欢的唇膏，平时出门总是戴在身边，虽然她不怎么用，那是上次结婚周年时我送她的小礼物。唇膏的边上掉着半只吃剩下的梨子，混乱中被人踩了一脚，汁液溅得到处都是。这两样东西都落在墙边，我拾起唇膏，突然发现缩入的膏体上似乎有划痕，旋出一看，上面赫然用指甲点着长短不一的痕迹，顺着唇膏的斜面一直下去，共有九条。“三短三长三短。”莫炎敏锐地发现了唇膏上的痕迹，“这种SOS很久没人用了。”“晖儿以前学过些应急救生的小方法。”我迟疑地看着地上的梨子，“难道她在给我们留下什么线索吗？”唇膏、梨子、踩踏的力度不像是无意间的行为，溅出的汁液在一侧明显形成一条切线，似乎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我试着用手接触地上未干的汁液，大脑中隐现出残破的片断，晖儿的鞋子踩下，S挡在晖儿身前，对话声，“山”……“这附近什么山的名字里有梨的发音吗？”我问道。“有！”莫炎眼睛一亮，“高黎贡山。”“晖儿，你不可以有事……”我揣起唇膏，大步冲出房门，“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事！”……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一辆警车正停在半山腰的路道边，三个人影艰难地前行攀爬着，身后几步处，一个悠闲人影不紧不慢地迈步前进。“不爬了，累死了！”三个人影中突地坐下一个，大声叫道，“黑灯瞎火的爬高山，你杀了我好了。”“哦，可以，那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到你爬得动为止。”悠闲的人影懒懒道，“这里是自然保护区，云豹、人熊什么的参观一下也不错啊。”说话间，他背在身后的手指飞速活动着，一张白纸迅速地被叠成了动物的模样，火光微微一闪，草丛中猛然立起一只高大的人熊，咆哮着向众人扑去。“啊～～”一声尖叫，地上的人影跳起身来撒腿就跑，另外两个人影也紧跟了上去。火光过处，人熊化作方才的折纸模样，掉落在了地上。那悠闲的人影笑了笑，依旧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他的步伐并不快，却始终保持与前面三人只几步的距离。即便前面的人已在快速奔跑中。……“高黎贡山有什么特别的吗？”我驾驶着捷达，以最高速度冲上山坡，“韩笑带他们去那里干什么？”“这里是腾冲的天然物种库。”莫炎眯起眼睛道，“那混蛋的师父估计在采物种。”莫炎口中所说的应该就是他的亲哥哥，饲虚一派常常需要捕猎新的虚灵物种，而这种人迹罕至的山林正是合适之处。我心中不由得一紧，一个连自己父母都能剖颅挖脑的冷血人物，晖儿他们的境遇……想到这里，脚下油门一踩到底，车轮原地空转两秒，笔直窜向蜿蜒的山路。“你应该有驾照吧？”莫炎的手再次拉过保险带。……“我只想带走一个，是你们硬要跟来的。”韩笑耸了耸肩，无辜地笑着，“现在要是走不动，那就留下，我带这位小姐上去。”“走就走，你别想对晖儿动什么脑筋！”S跳起身，挥动着手臂挡在晖儿面前。韩笑下意识地微微退让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紧张，但很快便恢复了常态，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那就继续上山吧。”S恨恨地瞪了他一眼，和晖儿一起扶着老田继续前行。伸手摸了摸脸颊，韩笑那白皙的皮肤上隐隐有着一个粉色的掌印，这是S在屋内给韩笑留下的，那时他正想去铐晖儿。却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在悬殊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竟敢作出这样的举动，以至于他忘记了躲闪。“不知道用的是什么香水。”韩笑喃喃道，鼻间还残留着一缕特殊的香味，似乎是打他的那个女孩留下的，淡淡的味道令他心中悠然一颤。……“到了上面的湖，你们别说话哈。”老田装作体力不支，让晖儿和S紧紧扶住，趁机低声道，“见到起风咯，就跟着我跑。”……“这警车是韩笑留下的。”莫炎在车子附近嗅了嗅，“从这里步行上山。”“唉～～等等，我这儿还没完事呢。”林岳从警车里钻了出来，手脚并用地跟上我们。“再不快点，你和S之间恐怕就彻底完事了！”我头也不回地向山上小跑而去。……狂风骤起，瓢泼的大雨疯了似的不断扑打着韩笑的身躯，眼前一片飞沙走石，原本不远处的三个人已不知去向。韩笑不觉有些火大，自出师以来，他从未被人如此算计耍弄过，更不用说像现在这么狼狈，笔挺的制服被风雨弄得完全走形，头上的警帽也飞入了身边的湖中。奇怪的是，他并没有用灵火保护自己，事实上，这场风雨正是他的灵火引发的。但是他依旧没有弄明白，刚才走到山腰的这个湖边时，那个老头突然发狂似的冲他大声嘶吼，弄得他有些莫名其妙，接着便是奋力投掷来的石块。对韩笑而言，这实在是小儿科的东西，他甚至懒得抬手拨开石块，口中的烟卷猛地一亮，一片烈烈的火光笼罩了全身，那石块就像见到阳光的冰雪顿时消融殆尽了。然而，就在这时，湖面上诡异地滚过一片浓重的乌云，狂风随即迎面吹向韩笑，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乌云有意识地停在了韩笑的头顶，伴随着迎面而来的狂风，泄洪般地倾下雨水，浇得韩笑抬不起头来。喀嚓，一道闪电袭来，韩笑就地一滚，险险躲过，原本站立的地方一片碎石，地面上隐隐出现一些闪亮的颗粒状物体。韩笑知道那是闪电击中砂石后形成的石英结晶体，这也就是说，那闪电的威力足以将他这个淋得透湿的有机生命体变成焦炭。“那老头居然会巫术。”韩笑暗想，手掌一翻，一张电光蜡纸落入手中。脚下不停移动，躲避着随时击下的闪电，双手飞快地折起纸来。火光一闪，一只黑色大龟凭空出现在湖边，高大的身躯像似一座小山，完全穿透了那层漂浮着的乌云，阻住了扑掠而来的狂风。大龟摆动着脖颈，不紧不慢大口小口地嚼食着空中的乌云，就像一个正在吃着棉花糖的孩子。云中那些没有成形的闪电，扭动着被大龟吞入了口中，远远看去像一群正在被吞噬的电蛇。韩笑不知从哪里找回了警帽，身上的警服也恢复了干爽笔挺，脸上露出了调皮的微笑，那是一种男孩见到有趣的昆虫时特有的调皮笑容。“现在……”韩笑抽动了两下鼻尖，“我该去找那种特殊的香味了。”……“玄龟？！”莫炎从地上拾起一只电光纸折的小龟来，“折纸化虚，韩笑长进得真快！”“折纸乌龟？！”林岳从树上倒吊着望向莫炎手中，“你那个混蛋师侄好像被甩掉了，附近刚下过雨，还有闪电，树上的含水量和酸碱度变化的厉害。”“嗯，韩笑离开了有十分钟。”我在湿漉漉的草丛中抹了一把，脑中的景象十分清晰，“晖儿他们是四十分钟前离开的，我们速度要快，韩笑的脚程至少在他们一倍以上。”莫炎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眼睛望向一个方向。他蹲下身，双手腾然出现血红的火焰，猛地拉起，地下缓缓浮出一匹浑身闪动着火光的赤色骏马。“火驹赤兔只能带两人。”莫炎看了一眼林岳，纵身上马，那赤色骏马昂首长嘶间跃跃欲试。“切，瞧不起人，你俩上去好了。”林岳撇嘴道，脚下泥土一阵翻滚，粗大的藤蔓冒了出来，那上面附着一个像似捕蝇草的瓶状物，只见他的身子一闪，人已钻了进去。“植物根茎的平均生长速度是猎豹的两倍多……”林岳的话语随着藤蔓没入地下，地面瞬间恢复原状，隐约间我听到地下有东西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翻身上马，我还未坐稳，莫炎双腿一夹，火驹赤兔如箭射一般冲出，耳畔风响间，已掠出数百米。“早叫出这匹马就好了。”我不由嘀咕道，“晖儿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火驹赤兔太张扬了。”莫炎一直注意着空气中的味道，“那个混蛋在山顶就能闻到。”……“好冷～～”S不由得一阵哆嗦，身上满是腥臭的烂泥，一旁的晖儿和老田也是同样狼狈不堪。三人蜷缩在一株巨大的银杏树内，那是一株千年以上的古树，粗壮的树干上凹进了一个大洞，刚好容纳这三个体形不大的避难者。“王亦凡和莫炎会找到我们吗？”S的牙齿开始打架了，她的外套不知丢去了哪里，浑身湿漉漉的粘满烂泥。“会的，亦凡他们一定会找到我们的。”晖儿搂过S，身躯不禁也是一阵发抖。“吃两颗哈。”老田递过几颗豆大的药丸，两人接过丢入嘴中，一阵火辣辣的感觉顿时通彻心肺，浑身不觉血液加速，寒冷的感觉好了许多。“酒泡辣椒丸，这东西能抵件小棉袄咯。”老田憨厚地笑道，“山里人没钱穿冬衣哈，打猎露宿的时候吃两颗咯，很有用咧。”“老田，你真厉害，怎么以前不知道你会呼风唤雨啊？”晖儿感激地点点头，口中却不禁问道。“那个湖叫听命湖，到这里的人都不敢大声说话哈，只要说话或者生火，马上就会刮起狂风，下起暴雨咯。”老田咧嘴道，“老汉年轻的时候来这里帮过猎，打了两枪就被淋成了落汤鸡哈，差点都掉进湖里头去咯。”“听命湖……”晖儿喃喃道，“我们真的要在这里听天由命了吗？”……“为什么我对这香味总是念念不忘呢？”韩笑看着手里的外套，摇头笑道，笑容中一片无奈。那是S的外套，韩笑在路边的一个岔口捡到了这件散发着熟悉香味的外套。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条上山，一条下山，外套丢在了上山的岔道口上。“玩华容道我可是能手。”韩笑嘴角边的笑容更加调皮了。他拿起外套，沿着上山的路走去，脚下依旧不紧不慢，在他脚底抬起的瞬间，两只火色的小鬼正费力地顶着他的鞋底……突然，一只小鬼气喘吁吁地倒在了地上，火光一闪，不知从哪里又补上了一只小鬼…………“炎鬼追魂。”火驹赤兔掠过草丛，莫炎在马上一个蹬里藏身捞起了地上的物件，那是一只纸折的红色小鬼，已经有些破烂了。“照这个速度，我们很难赶在韩笑之前找到晖儿他们。”我担忧道。哗，巨大的藤蔓再次从地下冒上，林岳跳了出来，一脸焦急道：“坏事了，山上有个大个儿的家伙正从地下钻过来，速度比我还快，冲着前面那棵银杏古树过去了。”耳中仔细分辨着，远处有棵巨大的银杏古树，那树上似乎有个大洞，里面仿佛有人。是晖儿他们！他们躲在银杏古树的树洞里，我几乎就要失声大叫了。“快过去。”莫炎催马狂奔，“那个混蛋采到的东西难对付！”林岳干脆地跳下了藤蔓，双手摆弄了一下，藤蔓上出现一个巨大的豆荚。他身子一侧，灵巧地钻了进去。火驹赤兔飞奔之下将林岳抛在了后面，突然身后传来嘭地一声，回头望去，豆荚爆开，林岳有如弹丸一般射向远处的银杏古树。“我先过去，你们～～快点～～啊～～”喊声远去，莫炎冷哼声中，火驹赤兔脚下腾起火焰，飚地一个飞跃，竟跳出数十米，几个起落已追近了林岳。银杏古树已近在眼前，晖儿他们依旧躲在树洞中没有移动。“晖儿，忍耐一下，我马上就能到你身边了。”我一阵欣慰，心中不由暗念道。……银杏古树下，树洞中，一个奇怪的人影正挤在三人当中，那人影似乎很轻，像是一抹淡淡的火苗……二十四、狎兽毒凰距离，无论是物理解释还是语文解释我都已耳熟能详，不过实践却永远是阐述理解一切的最佳途径。其实有时候距离的关键并不在于它的长短，而是取决于环境条件的限制。银杏古树离我大约三十公分，林岳和莫炎并不比我更接近它。晖儿他们正躺在树洞里，鼻息安详，除去因寒冷而稍显发白的脸色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碍。“老凡，你比我精细，这活儿我不成。”林岳舔了舔发干的嘴唇道。“不行。”莫炎冷冷道，“他身上杀气比我还重。”我没有答话，大脑中充满了莫名的杀意和愤怒，尽管不住平定气息，却还是无法抑制心脏那亢奋的跳动。树洞对于晖儿他们来说显得有些宽裕，甚至可以再添入一个身材不胖的人，也就是这个多余的空隙间，正挂着一块肉色的东西。那东西并不大，铺展开来不过一米见方，乍一看去就像是家常挂出还未风干的肉皮，两条火色的细索将它悬挂在了树洞的中间。它的一面很光滑，很像炮制好了的猪皮，另一面却满是星点的凹坑，细细看去有如章鱼或海星的腕足吸盘。肉皮是没有生命的，但它却在蠕动，微微的蠕动。“席子。”莫炎见到这东西时脱口而出。再熟寻常不过的日常用品名称。但这东西并不寻常，林岳刚想接近树洞，莫炎就一把拉住了他，而且相当用力。那是一种罕见的生物，究竟是什么东西连莫炎也说不出来历
朝人编修的明史认为正是这期间的几次战争，耗尽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财政储备，明王朝长期陷入了财用匮乏的局面。而即使在当时，是否应当出兵作战，明王朝上下也是意见不一，是万历皇帝坚定的主战决心，才最终让战争顺利进行。那么这4场战争，究竟又有哪些影响呢？还是让我们逐次来看。一要论三大征中，哪一场战争在今天知名度最高，当属1592年开始的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其实在当时，这是明王朝最不想打的一场战争。抗倭援朝战争，在朝鲜叫“壬辰卫国战争”，日本叫“文禄庆长之役”，爆发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四月。导火线是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遣使者至朝鲜，要求朝鲜“借道”给日本，帮助日本攻打明王朝。实际原因是，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战国时代”，统一日本后，为稳固统治，采取了对外扩张政策，提出自己是“梦日而生”，“凡是太阳照耀到的地方，就是日本国土”，这是日本最早的“军国主义思想”。在侵朝战争爆发前，丰臣秀吉早已做好了“三步计划”，第一步灭亡朝鲜，第二步灭亡明朝，第三步占领印度支那，称霸世界。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内战，以及长期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日本上下诸侯也早头脑发热，对中国明朝的态度渐转为平视，不再以天朝上国待之。整个日本上下，都弥漫着一股扩张好战的狂热情绪。“借道”要求遭朝鲜拒绝后，丰臣秀吉随即翻脸，派20万大军入朝，拉开了侵朝战争的序幕。此时朝鲜，正是李氏王朝统治时期，做了明朝200多年的藩属国，承平日久，战斗力自然不靠谱。四月十四日日本出兵，五月二日日军即占领汉城，五月八日日军占领平壤，六月十一日，朝鲜国王李松逃奔鸭绿江，朝鲜8个省已经丢了7个。眼看亡国在即，与此同时，朝鲜也火速遣使者至明朝，请求明王朝出兵援助。朝鲜国王李松逃到鸭绿江后，再次向明朝万历皇帝递交国书，朝鲜的使臣也分别游说明朝各部大臣和内阁大员们，除了请求出兵外，更希望能够到辽东避难。朝鲜国王更在国书里向万历皇帝哭诉：“与其死于倭寇，不如死于父母之国。”真的把大明朝当亲娘了。对朝鲜战局，大明朝这个“亲娘”反应很迟钝，起初的时候京城甚至有传言，说是朝鲜国王和日本有勾结，企图将明军诱到朝鲜全歼，以达到侵略大明朝的目的。朝鲜七省沦陷后，明朝才派辽东鸭绿江宽甸堡副总兵佟养性率8名士兵渡江侦察敌情，佟养性回报说：“倭兵人少，可破也。”明朝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更是争吵不休。兵部尚书石星主张火速出击，消灭倭寇，都察院的言官们大都反对，万历皇帝未表态。明朝态度犹疑的最主要原因，是此时宁夏发生叛乱（即“三大征”中的宁夏之乱），明朝的战略重点也在于平叛，双线作战，自然要慎重考虑。随着宁夏之乱接近平定，万历皇帝终于下定了决心开战。他对群臣的诏书“无遗他日疆患”，可谓一眼看穿了日本人的真实目的。兵部尚书石星主动要求率兵去朝鲜，但万历深知此人志大才疏，选择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十月明朝正式任命李如松为征东提督，与辽东经略宋应昌一起提兵入朝。在此之前，明军已经在朝鲜吃了两次败仗，先是辽东游击史儒于六月率3000部队入朝，对日军进行试探性进攻，反遭痛击。七月，辽东副总兵祖承训再率5000军队入朝，在平壤城下几乎被全歼。经过两次小规模的战斗，明朝对侵朝日军的情况依然一派模糊，甚至连日军侵朝部队的总数都没有搞清：朝鲜方面说有30万人，祖承训回报说有3万人。此时，盘踞建州的努尔哈赤也向明朝表忠心，表示愿意协助明朝作战，被明王朝婉拒。日军在早期占领朝鲜七省后，之所以不能乘胜追击，按照朝鲜历史书的说法，是因为朝鲜水师名将李舜臣多次在海上重创日军，同时朝鲜当地起义军的抵抗也拖住了日军的脚步。中国方面主流的说法是，明朝委派海商沈惟敬为特使出使日本，用谈判方式迷惑了日本人，给明朝争取了集结军队的时间。从后来事情的进展看，中国方面的说法更靠谱——李如松于十二月入朝，于次年一月率4万5千大军抵达平壤城下，而平壤守将小西行长却以为明朝是来“和谈”的，差点让李如松奇袭平壤得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丰臣秀吉本人头脑发热，但身为侵朝日军实际总指挥的小西行长却是明白人，他在给丰臣秀吉的战报里就建议丰臣秀吉不能急于进攻明朝，至少要等到稳定朝鲜局势再说，更断定明朝必定会重兵救援朝鲜。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2年）一月，明军进抵平壤城下，李如松先假借封贡的名义，企图直接奇袭平壤，但因为攻击部队过于犹豫，被小西行长识破，奇袭功败垂成。在出兵之前，明朝的作战计划就不是打持久战，而是毕其功于一役，以一场大胜彻底消灭日军。如明朝使臣葛昆对朝鲜国王所说：“天朝（明朝）之计划，在于一战定乾坤，务使倭寇片甲不留。”公元1593年一月八日，带着让倭寇“片甲不留”的目的，李如松指挥的平壤会战正式打响。李如松先命吴惟忠的戚家军攻打日军防守最严密的牡丹峰，不要求攻克，只要求拖住日军，继而三路大军齐出攻城，先以300门大小火炮轰击，再发起冲锋。日军抵抗极为顽强，虽在明军的炮火打击下伤亡惨重，却依然用火枪齐射还击。战局胶着时，戚家军将领骆尚志率所部戚家军奇袭南门，一举攻克，平壤防线就此击破。明军乘势追杀，攻克平壤城墙，日军退入内城，又和明军打起了巷战。李如松不想无谓牺牲，见日军缩入城内工事，干脆就用火攻，将城内日军烧得鬼哭狼嚎。次日，小西行长率领残部从平壤东南门出逃，谁想平壤东南门外是条大河，慌不择路的日军仓皇渡河，淹死数千人。渡河后又被早已在河边设伏的明将李宁截杀，砍死数百。至此，平壤战役结束，明军以阵亡700人的代价收复平壤，而日军的伤亡，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军事书《日本战史》里记录：日军此战共投入兵力3万多人（包括小西行长的2万守军和黑田长政的一万援军），阵亡高达2万多（受伤的还没算进去）。平壤战后，明军一路追击，先前牛气哄哄的日军却被打出了“恐明症”，几乎对明军望风而逃。在上甘岭，竟出现了3个明军士兵俘虏100多日军的闹剧。李如松火速追击，欲一举收复朝鲜王京（今首尔），然而溃败的日军并不甘心，日本大本营经过精心筹谋，制定了一个聚歼明军的计划，即将明军诱到首尔城下，然后以优势兵力围歼。为此日军在首尔集结了6万军队，并用小股部队诱导明军南进。谁料计划赶不上变化，日本用来“诱敌”的1000多军队，在首尔北部的碧蹄馆遭遇明军前锋查大受，几下子就给打得全军覆没。日军主帅黑田长政当机立断，就在碧蹄馆设伏，就地歼灭明军。查大受的先头部队，一下子遭到数万日军包围，但明军士气高昂，用“车阵”迎战，且不断用骑兵发起反冲锋，战斗打了一天一夜，几万日军竟吃不下这支明军小部队。就在僵持不下间，不明情况的明军提督李如松率亲兵侦察前线，竟然一头撞进了碧蹄馆，和查大受一起被日军包围。“捞了彩票”的日军欣喜若狂，立刻集中兵力发起冲锋，意图“擒贼先擒王”。久经沙场的李如松毫不慌乱，出乎日军意料，劣势兵力下，李如松反而发起了反冲锋，以3000骑兵向数万日军攻击。日军猝不及防，包围圈一下子被冲开了口子，李如松趁机率部突围，日军紧紧围困，不断缠斗，恶战从一月二十六日早晨打到黄昏，李如松冲不出去，日军攻不上来，双方陷入僵持。此时，李如松部将杨元得悉情况，率1000骑兵从外围发起攻击，筋疲力尽的日军登时大溃，李如松趁机突围而出，一场惨烈的遭遇战就此结束。碧蹄馆之战，明军前后共动用兵力5000，并非大规模战斗，但战斗过程却异常艰辛，李如松在战后的奏报里称自己被“围匝数重”，可谓艰苦之至。明军伤亡过半，但日军的情况更惨，仅黑田长政上报的阵亡名单，将领就有30人，士兵数目高达8000人。这场日军苦心发动的围歼战，并未阻止明军进攻的脚步。碧蹄馆一战死里逃生让李如松明白，日军实力犹存，很难一下消灭，因此他开始用奇计，先是在二月，派数十敢死队奇袭王京城外的龙山，将侵朝日军的粮食全部被烧毁。断粮的日军无奈，在四月退出王京，同时遣使至北京，请求“和平谈判”。明朝方面，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到兵部尚书石星，都建议明军尽早结束战争，次辅张位更以永乐时期征越南一事为例，建议明军谨防陷入朝鲜战争泥潭。见日本服软，万历皇帝也表态愿意和谈，双方起初达成协议，日军撤出朝鲜，只留少量兵力驻扎朝鲜沿海，明朝军队也只留6000人驻朝，其余撤回国内。朝鲜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但丰臣秀吉不是真心和谈，只不过利用和谈做幌子借机备战。双方使者往来密切，日方也假意接受了明军的三大和平条件：册封丰臣秀吉为明朝藩属日本国王，从朝鲜撤军，放还掳掠的朝鲜官民。实际上，从公元1593年四月停战起，日本就开始了新一轮备战。公元1593年六月丰臣秀吉颁布了“从军法”，规定凡年满16岁男性都要服兵役，同时大力购买马匹，在朝鲜沿海和日本本土训练骑兵。公元1594年八月，丰臣秀吉更用重金收买葡萄牙人，得到了葡萄牙当时的主力战船“蜈蚣船”，并下令仿制演练。公元1596年九月，依照先前和日本达成的“和平协议”，明朝使者杨方亨至日本“册封”丰臣秀吉。自以为实力大增的丰臣秀吉，此时终于露出了獠牙，他先是当众羞辱明朝使者，将明朝使者驱逐出境，继而又行反间计，在朝鲜散步谣言，说朝鲜水师大将李舜臣要造反，导致李舜臣被下牢狱。公元1597年一月，丰臣秀吉再次出兵，派15万大军侵朝，朝鲜战争风云再起。不巧的是，这次日本侵朝，明朝国内又有战事，西南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明朝正在全力镇压。因此日军压境朝鲜时，驻朝明军仅有6000多人。朝鲜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经打，日军势如破竹，再次逼近王京。碧蹄馆之战中救李如松突围的杨元死守南元，几乎全军覆没，危急关头，由解生统领的2000蓟州兵（戚继光当年在蓟州练兵的骨血）死守稷山，与2万日军血战，成功将日军打退，为明王朝稳住了战局。此时李如松已去世，明朝以兵部侍郎刑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总兵，杨镐为朝鲜军务经略，率4万大军入朝。明军于公元1597年十月入朝，先攻打星州不克，继而在青州设伏，重创日军毛利秀元部，此战虽未全歼敌人，但日军从此再未发动进攻，明军转守为攻。十月二十三日，明军兵分三路包围蔚山加藤清正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战，如果能成功攻克蔚山，就意味着日军的后路被断，侵朝日军将被分割围歼。但蔚山由日军苦心经营多年，其军队也是侵朝日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明军进攻打响后，多次冲锋皆受挫，战事进行了十数日，明军寸步难行。关键时刻，游击将军陈寅率领浙江赶来的戚家军奋勇冲阵，连续攻破日军蔚山大营，明军乘胜追击，攻破日军大部分堡垒，将日军压制在蔚山最后的要塞——岛山营。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未曾想指挥此战的杨镐为了让嫡系李如梅（李如松的弟弟）抢功劳，竟下令担任攻坚的戚家军撤回，由李如梅发起攻击，李如梅很不争气地被日军打退，而大好战机就这样消逝。随后明军多次抢攻皆不能奏效，又赶上大雨如注，明军火器无法轰击，战局骤然恶化。公元1598年一月，日军小西行长部率军驰援，冲破明军外围包围圈。明军总指挥杨镐竟然临阵脱逃，带头逃窜，明军登时大乱。幸亏戚家军的吴惟忠、陈寅两部坚决断后阻击，打退了日军的进攻，终让明军全身而退。蔚山之战在清朝人编的《明史》中一直被说成大败，有说法是明军损失2万多人。而根据朝鲜人的史料记载，明军损失的确切数目是3258人。日军方面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日本战史》说，战前蔚山加藤清正部有2万人，战后只剩5000人。虽然如此，但蔚山之战并未达到切断日军后路的目的，可谓功亏一篑。蔚山之战彻底把日军打醒，此战之后，日军的战略变成了龟缩堡垒，消极防御，即使总兵力远远多于明军，却不敢与明军野战。之后明军多次集中兵力，攻打日军盘踞朝鲜的蔚山、泗川、顺天三大要塞，日军严防死守，使明军一次次攻击受挫。同年十月，发动侵朝战争的丰臣秀吉去世，接替丰臣秀吉主政的日本“五大老”，此时的主要目的已变成如何让日军全身而退。潜伏在日本的明朝锦衣卫，及时获知了这一情报。因此明朝蓟辽总督刑玠决定，趁日军撤退时，从海上阻截，彻底消灭日军。公元1598年十一月，日本主力部队开始全线撤退。明军采取了“围其必救”的战术，由海战名将陈璘与朝鲜水师名将李如松合兵，在露梁海设伏，截断日军主将小西行长的退路。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岛津义弘部前来援救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包围，露梁海战打响，明军以巨舰封锁海口，用炮火猛烈打击日军。当年俞大猷创建的抗倭英雄部队“俞家军”主动担任冲锋，由邓子龙率领快船攻击日舰，双方先是炮战，继而是白刃战。朝鲜水师特有的龟船甚至采取“自杀式冲锋”，用撞击的方式撞沉日舰。日本舰队左突右冲，始终无法突破明军包围，在观音浦，明军火箭齐发，焚烧日舰，丰臣秀吉苦心创建的日本海军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至二十日天明，战斗基本结束，明军击沉焚毁日军战船450多艘，歼灭日军近2万人。被断掉退路的小西行长也遭明军围歼，其部队7000人阵亡，只有他本人带几十个亲兵夺船而逃。此战明军也付出了惨重伤亡，水师副将邓子龙和朝鲜水师主将李如松双双阵亡。至此，持续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彻底结束。战争结束后，对明朝的付出，朝鲜方面感激不尽，朝鲜国王特意在王京设立了“大报坛”，用以感恩明王朝。而此时已经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也破天荒地接见群臣，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在北京举行盛大献俘仪式。7年朝鲜战争，花费白银近800万两，不过此战让日本元气大伤，乖乖龟缩日本岛200多年。继丰臣秀吉后统治日本的德川家康，乖乖向明朝称臣，重新给中国当小弟，即使是200多年后甲午战争开战前，日本国会依然有议员以抗倭援朝战争为由，反对向中国开战。二抗倭援朝战争结束了，按照一般人的猜想，参战的明朝军队应该在接受赏赐之后得到休整。但事实上，大部分参加抗倭援朝战争的将士，如指挥露梁海之战的陈璘等人，在接受完万历皇帝的接见后，立刻又被派遣参加了另一场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这场战争，就是万历三大征中的“播州之乱”。说到播州之乱，不得不说说明王朝建国后的西南形势。明朝统一全国后，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部分采取土司方式统治，即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这些土司们虽然是明王朝的“朝廷命官”，但其独立性极强。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的土司，有些人自恃“天高皇帝远”，对明王朝只保持表面的臣服，其实是独霸一方的独立王国。比如明朝播州土司杨应龙。播州，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明朝时隶属于四川省。播州地区的统治，从明初开始，就由播州杨家把持。杨家执掌播州，最早开始于宋朝。杨家祖上本是太原汉人，唐朝时随大军南征，流落到播州，在当地与苗族通婚杂居，渐成一方领袖。宋朝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王朝封杨氏先祖杨光荣为“播州军节度使”，正式承认了杨家对播州的统治。元朝时，忽必烈又封杨家先祖杨邦宪为“播州安抚使”。到明朝时，在播州设“播州宣慰司”，杨家继续得到册封。明王朝还给了播州优惠政策，免除播州税
些如杨九的济宁乡勇，较之流贼更好掠夺，但同样是由地方名流领导的。王鳌永抱怨，驱散他们是多么的困难；有些官员主张没收他们的武器，解散他们的组织。最后，多尔衮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感到，仅仅依靠满族官军去维持地方秩序是不可能的。然而，政府鼓励地方官员购置军马、训练自己的民勇，以与地主领导的“乡勇”形成制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9、10、16页。?谢国桢特别选择山东东部作为例证，以说明乡绅是如何因为敌视农民武装，而使清廷成为天然盟友的。但是他把事情过分简单化了，特别是当他论及农民的天然“民族主义”思想时。虽然近年来他的观点受到了其他中国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他的许多观点仍是很有道理的。参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93页。?刘允浩就是忠明思想的著名事例。他领导的顽强的山东乡勇，在江西建昌被包围期间奋战至死。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44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35页。?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6—48页。?在17世纪初，邹县80％—90％的乡村人口由只拥有3—30亩土地的“贫农”构成。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2页。1616年，这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灾荒，接着是20年代的又一次饥馑。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31页。寿张县（约在临清南80公里）的入籍人丁从16世纪晚期37773口减少到清初的2200口。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8—9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30页。这里的社会状态被描绘为“封建的”，因为这里的地主像军阀一样生活着。19世纪，山东—江苏—河南边界地区的一个典型地方豪右实际是生活在一个堡垒之中：有深沟和围墙环绕，砖房上有四层高的两个方形塔楼。除了居所和武库之外，围墙之内还有花园和楼台亭阁。这位豪右可能拥有多达6000亩的土地，成百的邻居每天能从他那儿得到一点施舍。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1页。关于山东佃农与佃主之间严重的依附关系，参见片岗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0页。?后来在清朝，曹州因为成了盗匪渊薮而闻名全国。盗贼是有季节性的，在深夏之际相当普遍，其时高粱长至二三米高，为伏击提供了方便之所；其次是冬天的农闲季节。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起源》，第7—8页。?这里一直是贫困地区。在1979年，曹县73％的生产队年终决算时不能向其队员分配一分钱。《中国日报》，1981年12月18日，第4版。?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1—82页。?徐氏是王森的弟子。在16世纪后期，他创建了传播甚广的闻香教。徐在1622年6月发动起义时，声称“大成兴盛”的时代已经来到。他和教徒们最初攻占了邹县与滕县，并且封锁了大运河。然而，徐没能击败山东的乡勇，起义军主力最终为地方民勇和滕县其他武装所包围，并被击败。徐在北京被斩首示众。傅路德和房兆楹：《明朝人名辞典》，第587—589页；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17世纪中国的家族网》，第4—6页；格罗特：《中国的教派与宗教迫害》，第167—168页；程廷恒编：《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66—169页；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133—135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三三一卷，第2608页。?李清：《三垣笔记》中，第32页。?根据1686年的文献记载，在遭到满洲进攻之后，临清的繁荣程度只及先前的1/5。济宁也受到了破坏。17世纪初，济宁与三个邻区的丁数是49554口；但在1644年，下降至17590口。直至18世纪晚期，济宁人口方才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临清也是直到此时才基本上恢复了先前的商业繁荣。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8、56页。同样，对于农村地区，1645年的一个报告表明，许多地区每户只有一个或两个人活下来了，每十亩地中只有一两亩得到耕种。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的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黄仁宇：《明代的大运河》，第132页；吴若灏纂：《邹县续志》，第419—420页。1641年至1642年这些乡贼中最大的一个集团是由米谷挑夫、驿卒和小商人啸聚而成的联盟。其领袖名叫李青山。他们的活动中心位于梁山，即《水浒传》中的英雄们呆过的地方。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18页。?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兵事纪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整个晚明，兖州诸县因其贫穷和乡绅之狠毒而闻名。藤田敬一，《清初山东赋役制度》，第4页。同时在明代，衮州也由于不断的农民起义而闻名：正德年间（1506—1521）的刘六、刘七起义；天启年间（1621—1627）的徐鸿儒起义，崇祯时期（1628—1644）的白莲教起义。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20页。?根据地方志记载，王俊“有田在开明山下之吴村，招佃垦荒，积粟甚富，意图纳粟得官。崇祯十三年岁祲被劫，其党无食，遂为盗，复拒捕，杀县役。”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81页。?1644年10月1日奏折，《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1644年的主要领导人是“擎天大王”李文盛；又见《世祖实录》第17卷，第200页，奏书之日为1645年7月12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78页。?其中一些，如徐鸿儒起义之前的济宁的乡绅领导的乡勇，也参预赈济机构与义仓的事务。在疾病流行之年乡勇也发放药品，掩埋尸首。结果济宁成了混乱的汪洋大海中一个安定的小岛。参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11月2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7页。在莱州、安邱和济南都有类似的民勇组织。赵俪生：《李自成地方政权所遭地主武装的破坏》，第45—4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正如方大猷在其奏书中所解释的：“每营差官一员督阵，仍各领剃头家丁八名，使驰阵前，张虚声”。同上书，第79页。?新王朝统治的最初10年中，整个帝国的地方官都接到政府命令，他们必须雇请保镖，以武器装备起来，而且应当付给这些人以钱粮。这些保镖可以保障地方官平安任职。1653年，私人保镖制度已不再具有强迫性质，但许多官员继续雇请这些武士。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页。?例如：我们在一份记述1647年章邱抵抗农民起义军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政府的军事力量包括：一、军官统领下的正规防守部队；二、衙兵，由兖州府儒学训导蔡廷谏指挥，另外他还指挥一营家丁；三、知府的亲丁（“时有陈知府统领亲丁，堵大街口”）；四、明季都司于大海等，统领家丁及镇内回兵李纵先等；五、乡绅领导下的乡兵，负责协防。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页。在1647年山东的另一个地方抵抗的事例中，除了正规部队之外，还有员外郎领导的亲丁。同上书，第83—84页。地方绅士之所以希望将他们的税册交给新政府，其主要原因即是巡抚方大猷及其助手们有能力在危急时把乡勇从一个地方调往另一个地方，例如，从曲阜调到邹县。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7页。?《淮城纪事》，第133页。该省明巡抚邱祖德处死了大顺政权派来劝降的使臣，并且南逃而去。张廷玉等编：《明史·郭芳传》，第3111页。然而，山东大多数乡绅最初没有抵抗就投降了李自成，只是在大顺政权将土地分给农民，并开始拷掠地主以榨取钱财时，才决定抵抗李自成的人马。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与封建性》，第72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8—13页。?骆承烈：《从大顺〈创建信女桥〉碑看李自成起义军在山东地区的一些活动》，第39页。鲁九王、朱义海南逃至京口（今镇江）。济宁乡绅在驱逐了大顺政权官员后，向南明政权寻求支持。但他们从史可法处得到的只是一个登基诏书。因而，他们除了转而向清朝寻求支持以对抗起义军及其同伙之外，已别无选择了。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5—16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朱曾是北直隶三河以南的香河县令。当李自成军攻占北京时，他离职而逃，但为大顺军的阎杰逮捕入狱。?《贰臣传》第九卷，第21—23页。有时，平民领导抵抗起义军和盗贼的斗争。曹安祚，邹县著名的智勇双全的武林好手，拒贼于门外，并从其院堡的二楼上将燃烧着的炭火掷向敌人。清政府后来对其“靖匪”的功劳予以嘉奖。另一平民杜承美，从义军的包围中解救了其村落，并与官军一道抗击义军。吴若灏：《邹县续志》，第420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毕自严是当时中国最富者之一，毕为淄川人；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49页。文秉说，支持明王的实际上是德州贡生谢升，但为史可法提供消息的人把谢升（陞）和谢陛弄混了。这是个难以置信的说法。首先，一个文人在他的名字中用“陛”字，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也许会与“陛下”的“陛”相混淆。其次，谢升自己也在一种尴尬的口吻中向满人承认了他支持过那位明王之事。“时德藩被执，适庆藩宗室曾为明朝香河令名师钦者，避闯过境，为伪州牧所禁，臣等暂奉为号召之资。”《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当满军一进抵北京，多尔衮就让山西商人做了官商，隶属于内务府。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页；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关于多尔衮与两位大臣之间的对话，参见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1649年又颁布了同样的法令。吕元驄：《翰林院》，第59页。?当左懋第的使团经过山东时，他们发现，山东省已完全为王鳌永和方大猷所控制。根据他们所述，王、方二人深为百姓痛恨，“众唾其脸。”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王的奏折中有这39个人的名字，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34页。《清实录》也记载，王推荐了前明大学士谢升和其他40余人。《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7—68页。王还另外推荐了其他一些山东人。1643年，山东进士之一张端，抛弃了李自成的官职，经山东巡抚向多尔衮推荐，成为宏文院的一名检讨（张的父亲张忻也曾供职于大顺政权，1645年由佟养性推荐为清朝天津巡抚）。1646年，任江南乡试主考官；后来又入秘书院为侍讲；此后又做了国史院侍读；最后升为大学士。《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4—15页。张端作为一名主考官列入了法式善著的《清秘述闻》之中。?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9页（此书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编，朱希祖作序——译者）。?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1—24页。李化熙（1634年进士）是山东士绅领袖之一，崇祯时曾为天津兵备道、四川巡抚、陕西总督。1644年初，李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在李自成攻陷平阳后，李化熙意识到都城危在旦夕，因此他率领部众回到山东，就食于家乡。1644年9月，在满人决意留在北京已确然无疑时，李速遣游击吴伸上书归降。他除了得到过巴哈那和石廷柱的推荐外，还得到了清天津总督佟养性的支持。同上书第五卷，第21—24页。巴哈那的推荐日期记为1644年8月18日，见《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0页。石廷柱早在1622年就降清了。1639年成为汉旗的成员，不再是佟养性的部将了。他和巴哈那都曾受命“平定山东”。石作为驸马拥有固山额真的称号，见《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1页。?《贰臣传》第六卷，第32—33页。?任濬（山东1624年进士）曾任明朝右佥都御史。刘余祐向多尔衮引荐了他。在为户部右侍郎时，任濬提出了几项改进财政管理的重要建议；为刑部尚书时，主持修订了一个重要法典。“满汉堂官专领其事，慎选司员一一商榷，疑难者请旨裁定。罪例可更者，一准于律；不可更者，即载入律条，著为令”。1644年多尔衮谕示刑部在量刑时宜依据明朝法律定夺。但是，明朝法律中有些条款与满人的惯例不一致，因此，又命令各有司分别为满汉开列律条，再将其意见送至刑部加以统筹；司法审判与诉讼程序都是满汉有别的。任濬也为《会典》的修改提出了意见。这样，通过不断的调整过程，才将明朝会典的条例纳入了清廷的政法活动之中。1646年农历五月，满语本《大清律》也告完成。见《贰臣传》第五卷，第33—34页。关于协调满汉法律的谕旨，参见1645年3月11日诏令，《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60页。至于司法审判及诉讼程序，见1646年2月12日谕旨。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270页；又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略》，第106页。?多尔衮的旨令附于王鳌永的内阁抄本中，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1页。此令颁布于1644年8月20日。《贰臣传》第九卷，第26页。?清人一进京，即宣布恢复科举考试。同时，奉天府学政推荐了一批进士，以供直接任用，结果把那些求官的进士们网罗一空。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渠道很快就变得狭隘起来。1644年9月10日，有人建议辽东地区应该参加定期的科举；1645年初，一位礼部官员极力提倡汉满官员的儿子都应依例在国子监一起学习。这些措施获得了批准，同时，还为满、蒙、汉旗人特别规定了乡试员额，并增加了一些进士员额以使众多的举人们能按比例地分享。《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111—115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多尔衮亲自邀请冯铨参加新政府。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冯也是一位有名的古董收藏家，引退时期他在北直隶积累了大量的田地。马米兹：《魏忠贤：对明末内廷宦官和党争的重新评价》，第245—24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极其清楚地意识到，他容易因曾为阉党而备受谴责。他进入清廷的内三院后，获得了接近国史馆的可能。据说，他秘密地将《明实录》中不利于自
台湾av片R片战定胜负。即便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要随军指挥得当，战局还不至于太糟糕。季梁对楚国人的习俗很了解，建议随侯：“楚国人以左为尊，楚王必定在其左军，其左军必定是精锐部队。请您避其锋芒，率主力进攻其右军。楚右军力量单薄，必定溃败，那时我们再集中力量攻其左军，应该可以获得胜利。”季梁这一套避实就虚的战术，与当年濡葛之战中郑军打败王军是同一个道理，应该说是一条好计。但是，少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用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腔调说：“你这是什么话，咱们难道还怕楚国人不成？这一仗，我们就是要避虚就实，轰轰烈烈地和楚国人大战一场，打得他们不敢再跑到汉东来撒野！”他非但不同意季梁的战术，还执意要将主力部署在楚国的左军对面，与其硬碰硬。随侯被少师这番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给震动了，于是坚决地站在少师这边，不愿意再听季梁的大小道理了。两军在速杞发生遭遇战。不出季梁所料，长年未经战阵的随军根本不是楚军的对手，面对楚国左军的随军部队更是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战争结果：随侯逃逸，连戎车都被楚国人抢走；少师被俘，死于楚军阵中；楚军获得了完全胜利。随侯跑得快，态度转变得更快，连夜派人到楚营认错求和。楚武王很想趁势把随国给灭了，斗伯比又站了出来（打，他谏；杀，他也谏，春秋时期的领导还真不好当），劝谏道：“老天借我们之手替他们除了少师这个祸害，随国一时还亡不了。”楚武王想着打仗的初衷就是杀鸡儆猴，既然随国打算起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听从斗伯比的建议，与随国结盟而还。所谓结盟，其实也就是将随国变为其附庸。楚、随结盟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打下了基础。自此之后，楚武王发动了一系列攻势，逐渐将汉水流域的各个小诸侯国纳入自己的掌控。公元前701年，也就是郑庄公去世的那年，楚军将领屈瑕率军前往汉东，以武力胁迫贰、轸两个小国家与楚国结盟。公元前700年，楚武王亲自率领大军讨伐绞国，绞国人闭城不出，楚军的攻势一度受阻。屈瑕几经波折找到了对方的弱点，对楚武王说：“绞国面积狭小，国人心浮气躁，不善谋略。请派樵夫到其城外砍柴，引诱其出城进攻。”楚武王听从了屈瑕的建议，绞国人果然派兵出击，第一天便俘获了三十多名楚国人。第二天一早，尝到甜头的绞军再次争相出城，将楚国的樵夫赶到山中，结果中了楚军的埋伏，被打得大败。楚武王趁机派人向绞君施压，迫使其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公元前699年，屈瑕又率军讨伐彭水之滨的罗国。斗伯比代表楚王送军出征，回来的路上跟自己的车夫说：“屈瑕此行必败，你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已经飘飘然浮在空中了，还怎么能平心静气领军作战呢？”他越想越不放心，连夜跑去对楚武王说，屈瑕带的兵不够，一定要赶快派援军。楚武王对此一笑了之，不以为然。回到宫里，还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夫人邓曼听。邓曼一听就着急了，对楚武王说：“您误会斗伯比大夫的意思了。他并不是说屈瑕带的人马不够，而是在告诉您，作为一国之君应该以诚信安抚小民，以身作则教育各级官员，以严格的律令制约带兵打仗的将领。屈瑕这些年来连续打胜仗，自信心膨胀，很容易独断专行，犯轻敌的错误。您必须亲自对其进行训诫，好好约束他的行为，才能防止这种错误的发生。您还真以为大夫不知道部队已经全部开出去，在跟您说疯话呐？”楚武王吓了一跳，暗自骂斗伯比：“你这厮有话就直说嘛，还跟老子打什么哑谜哟？”连忙派人前去追赶屈瑕大军，但是没追上。果如邓曼所言，屈瑕刚愎自用，不听任何人的意见，甚至给部下发布了一道命令：“提意见者受刑！”部队开到鄢水，也不防备敌人突袭，乱哄哄地过了河。罗国军队和当地的南蛮部族武装两面夹击，大败楚军。屈瑕自觉无脸见人，一个人跑到山里面自缢了。逃回来的楚军将领自囚于治父，等待楚武王发落。楚武王哀叹：“这全是我的过错啊。”将他们全部赦免了。作为一位领导，在出现重大失误时敢于承担责任，不推三阻四，也不嫁祸于人，就是一位好领导。楚武王统治楚国的时期，楚国在汉水流域不断发展壮大，虽未染指中原，却不断欺凌南方小国，成为地方一霸。然而，屈瑕讨伐罗国的失败，给楚武王很大打击，从此退而整修内政，富国强兵，十年未曾对邻国动武，江汉诸国得以安生十年。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楚武王的统治之下，楚国虽然崛起，力量却仍然有限，一次军事失败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元气。公元前690年，周王室将随侯召到雒邑，调查楚子熊通自立为王这件事，认为随侯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毫不客气地进行了严厉批评。凭心而论，随侯这顿板子挨得一点也不值，周王室如果管得了熊通，大可以自己去管，何必怪罪于他这个小国诸侯？退一万步说，随国好歹还跟楚国打过一仗，周王室却连一个谴责的使者都不敢派往楚国，这不是欺软怕硬么？那边，楚武王得知随侯去雒邑朝觐天子，认为这是没有将他这个楚王放在眼里，一怒之下，再一次举兵讨伐随国。随侯这回两面不是人。十年磨一剑，楚武王此举的目的不仅仅是消灭随国，也许更有一举并吞汉东诸国的意思。一时之间，江汉流域各国战战兢兢，生怕祝融的火把烧到自己头上。出征前夕，楚武王突然对夫人邓曼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突然觉得心里摇摇晃晃。”邓曼听了，半晌没说话。夫妻两个相对无言，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许久，邓曼才眼泪汪汪地说：“大王的天命已尽，水杯注满水，则容易晃出来，乃是天理使然。这是楚国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在召唤您啊！如果此去战争顺利，部队全师而还，您就算逝世于军中，也是国家的福分了。”大军出征，邓曼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本来是不应该。楚武王低头沉吟了片刻，道：“既是天命使然，我避之何益？”有学者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在邓曼这句话里已经得到了体现。而我很佩服这个女人，刚强、温柔、多情、重义、理智集于一身；也很佩服楚武王，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以一种平静的姿态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更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楚军按原定计划出发攻打随国，路程未行一半，楚武王突然发病，死在一棵樠（máng）树下。这一年，是他在位的第五十一年。他的死讯被隐瞒起来，楚军在令尹斗祁、司马屈重的带领之下继续前进，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加快行军速度，直奔随国城下。随国人被楚国人这种势不可挡的气势压倒了，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主动向楚国人求和，再一次与楚国结成盟国。司马屈重以楚王代表的身份会晤了随侯，不但没让随侯看出楚武王已死的半点迹象，还装模作样地与随侯约定，来年两国君主再在汉水之滨举行会谈。做完这些，楚国大军开始胜利班师回国，当全部人马都渡过汉水之后，斗祁等人才对外发布了楚武王去世的消息。如此国君，如此王后，如此众将，如此士卒国家想不强大都难。【坏事的背后总有一个女老爸亲，还是老公亲？一个女人如果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恐怕一时回答不上来。这就好比热恋中的女孩子时常也会问男朋友：“如果我和你妈同时落水，你先救谁？”男孩子恐怕也只好搔头挠耳，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叫雍姬的郑国女人。雍姬从夫姓，她的丈夫叫雍纠，是郑国的大夫。雍姬的老爸叫祭仲，祭仲是郑庄公、郑昭公、郑厉公三朝老臣，在郑国的地位可以用根深蒂固四个字来形容。说起来，雍姬的丈夫雍纠也是有来历的人。公元前701年，宋国的权臣雍氏绑架祭仲，逼他立公子突为君，顺便把这位叫做雍纠的子弟塞给了祭仲做女婿，目的是为了在郑国内部安插自己人，好监视公子突君臣的行为。按照这种关系，雍纠很有可能也就是郑厉公的舅舅或是表兄弟之类的亲戚。郑厉公是靠了祭仲的支持才得以上台的。但是如果纵观整件事情的始末，我们不难看出，郑厉公和祭仲之间并没有多少感情纠葛，只不过是拴在同一条绳子上的两个蚂蚱，不得已而合作罢了。等到政权稳固，宋庄公这个幕后操纵者也不能再威胁他们的时候，两个人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左传》这样记载：“祭仲专。”专就是专权，就是横行霸道，就是飞扬跋扈，就是目无主君，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祭仲为什么这么蛮横呢？第一，他是郑厉公政变上台的执行导演，如果不是他将郑厉公偷偷地从宋国带回新郑，这场政变就不可能发生，郑厉公也就不成其为郑厉公，鬼才知道他公子突在宋国的哪个犄角旮旯里颐养天年呢。换句话说，没祭仲就没有郑厉公的今天。第二，祭仲是三朝老臣，为郑国服务多年，他不但具有居功自傲的资本，而且具有丰富的人脉资源，朝中的大臣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世侄，或者是他的亲戚，总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他的群众基础很牢靠。第三，郑厉公打仗是一把好手，搞政治斗争却是门外汉。而祭仲呢？他是深得郑庄公真传的权术高手，善于揣摩人的心思，极少感情用事，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对主君保持忠诚，什么时候该抛弃自己的主子。换句话说，他能够与时俱进，不拘泥于忠君报国的条条框框。祭仲自然有其蛮横的理由，郑厉公却也不是等闲之辈，更不是甘受人挤捏的软柿子。自从登上君位的第一天，他无日不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除去祭仲？攻城掠地常用的招数——里应外合，他首先想到了祭仲的家里人：雍纠。雍纠是一个身份很特殊的人：首先，他是宋国人，到郑国的时间也不长，政治背景相对简单；其次，他是郑厉公娘家的亲戚，与郑厉公有血缘关系；最后，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祭仲的女婿，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近祭仲。站在雍纠的立场，郑厉公与祭仲，一个是表亲，一个是岳父，究竟谁更亲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是，雍纠之所以娶祭仲的女儿，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因为门当户对，而是宋庄公强行摊派给祭仲的。这是一桩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姑爷的任务是监视泰山，两个人之间又怎么会有好感呢？因此，在郑厉公与祭仲的君臣之争中，雍纠坚定不移地站在了郑厉公这边。公元前697年春天，郑厉公和雍纠商定，借举行郊祀的机会，由雍纠在路上设宴招待祭仲，并趁机刺杀。所谓郊祀，是春秋时期的一种祈祷仪式。每逢春季惊蛰前后，国君要带领众臣前往城郊举行祭祀众神的活动，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称为郊祀。在郊祀的途中，女婿请岳父喝杯小酒，想必不会引起什么怀疑吧。计是好计，但我实在搞不明白，雍纠为什么一根筋会把这事透露给自己的老婆。而他老婆雍姬得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念头也不是告诉老爸，而是急哄哄跑到老妈那里，问了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妈你说，老爸亲，还是老公亲？”按她的想法，如果老妈说“老公亲”，她就捂住嘴巴，不再往下说了。老太太撇撇嘴：“那还用说，当然是老爸亲。”“为什么啊？”老太太说了一句足以雷倒众生的话：“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这句话不难理解：人尽可夫，老爸只有一个。话说得倒也在理，只是“人尽夫也”四个字，让人看了忍不住喷饭。雍姬恍然大悟，连忙将老公的阴谋告诉了老妈。老太太吃了一惊，暗自庆幸自己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说错话。第二天早上，郑国大夫周氏家的池塘里，发现了一具浮尸，打捞上来后，虽然血肉模糊，但还是有人指认出那是大夫雍纠的尸体。周氏连忙跑到宫里向郑厉公报告。郑厉公亲自驾着马车到周家的池塘边看了一下，一言不发，将雍纠的尸体抱上车，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绝尘而去。事情败露，走为上计，他绝不拖泥带水。“谋及妇人，宜其死也。”这是他对雍纠的评价，意思是这么重要的事居然让一个妇人知道了，死得活该。然而他还是带走了雍纠的尸体，找了个地方埋葬起来。雍纠既然为他而亡，他就不会抛弃雍纠，哪怕只是一具尸体。单凭这一点，这个世界上还有他的舞台。公元前697年六月，郑国的前任国君郑昭公又回到了新郑，重新成为郑国的主人。当然，这一切还是出于祭仲的安排。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郑昭公再回来的时候，祭仲已经来回折腾着做了四朝君主的臣工。无论年龄还是精力，他都明显地老了。我们不知道郑昭公有没有发出“前度刘郎今又来”之类的感慨，但我可以肯定，他看着面前这个眼神依旧锐利、身材依旧瘦削、态度依旧谦卑的祭仲，不免百感交集。四年前，就是这个干巴巴的老头儿把自己扶上国君的宝座，屁股还没坐热，又被他赶下台来；四年后，他又派人将自己从卫国接回来，再一次送到了国君的位置上。取舍予夺，仿佛都在这老头的股掌之上。他没有对祭仲说太多，只是拍拍他的肩膀，淡淡地说了一句：“辛苦了。”祭仲将头低下去，眼角流下一滴浑浊的泪珠。谁辛苦？郑昭公辛苦，还是祭仲辛苦？也许生活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大家都很辛苦。毫无疑问，郑昭公和他的弟弟郑厉公一样，都不是善于玩弄权谋的人。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到固执的地步，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两次拒绝齐僖公把女儿许配给他的好意。他似乎总弄不明白，既然生于公卿之家，婚姻就是政治，与爱情和个人气节是没多少关系的。如果那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想必不会有这四年的流亡生涯吧？宋国人就算是想动他，也要考虑一下后果，齐僖公这个岳父老子可不是好得罪的。那样的话，不只是自己免受颠沛之苦，郑国也不会陷于混乱，父亲郑庄公的威名也不会受到损害……总之，一切都会不同。不过，如果他知道那位从齐国抱得美人归的鲁桓公是一个什么下场，也许能冲淡这种后悔。公元前706年，鲁桓公迎娶文姜的第三年，他们的爱情结出了果实——这一年九月，他们的儿子诞生了。因为出生的日期与鲁桓公相同，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同。以“周礼尽在鲁矣”而著称的鲁国人用盛大的排场迎接了这位大子的诞生：鲁桓公斋戒沐浴，以大牢（牛、羊、猪三牲）之礼献祭于列祖列宗；由国家级占卜师郑重其事地卜卦，选择吉利有福气的下层贵族人士来服侍婴儿，又挑选德才兼备、美貌的下层贵族的妻子来给他喂奶；鲁桓公、文姜和血统纯正的高级贵族公室妇女一起为他举行命名礼。大子同诞生的时候，正是齐、鲁、郑三国同盟的鼎盛时期，但是三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简单地说：郑庄公是这个同盟的“轴”，也就是核心人物；齐僖公是这个同盟的“辐”，也就是支撑同盟运转的实力派；鲁隐公本来在同盟中地位不低，但是鲁桓公上台后，三国诸侯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了：齐僖公和郑庄公仍然亲密无间，鲁桓公这位后来者却始终没有被摆到平等对话的位置上。这也难怪，前两者在历史上有“僖庄小霸”之称，鲁隐公之所以能够与这两位平起平坐，主要是因为他正直厚道，为人忠憨，受到他们的尊重。而鲁桓公既不正直，也不厚道，用了阴谋诡计杀死鲁隐公才上台，本来就做贼心虚，在两位小霸面前就显得愈发渺小，更何况齐僖公还是他的岳父，从辈分上来讲，已然矮了两位大爷一辈。对于齐僖公这位岳父，鲁桓公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06年冬天，纪武公来到曲阜朝觐鲁桓公，一方面庆贺大子同的诞生，另一方面是觉察到齐国有进攻纪国的迹象，想请鲁桓公出面，在齐僖公面前说说好话，放弃进攻纪国的念头。纪国是山东的姜姓小国，与鲁国有姻亲关系。纪武公心想，鲁国是齐国的盟国，鲁桓公又是齐僖公的女婿，找鲁桓公帮忙准错不了。但是没想到，鲁桓公听说要他到齐僖公面前斡旋，就开始捻着胡须支吾其词了，又是天气不佳又是道儿不好走又是老婆粘得紧啊…
继祖母包办的，而绝非自由恋爱。”注338关于京剧，包平的“澄清”一文称：“听我父亲说，祖父喜欢京剧，而且请人教过戏，就是现在所说的戏迷、票友。祖父与载涛(涛贝勒)、言菊朋(蒙族，内称言三爷，曾在蒙藏院供职，当时尚未下海成为专业演员)一起唱过戏。父亲曾对我说：‘老爷子唱戏时，我不能坐着看，只能站着听。’我小时候在家里看见过唱戏用的靴子、髯口、刀枪、胡琴等。父亲也爱好京剧，会拉胡琴。但我从来没有听说四大名旦来我家唱过戏。”注339德王，名德穆楚克栋鲁普，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1908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爵。1913年北洋政府授为扎萨克和硕杜棱亲王。1919年执掌旗政。1924年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德王熟悉儒家经书，是泛蒙古主义的主张者与推动者，鼓吹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1934年4月，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蒙古地方自治政府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成立，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主持政务。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靠日本人，出任伪蒙疆傀儡政权首脑。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寓居北平。1949年初假道兰州去阿拉善旗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鼓动阿拉善旗的扎萨克达理扎雅等内蒙古上层人士发起“蒙古自治”，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1950年初，德王、李守信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蒙方逮捕并送回我国，被关押直至1963年被特赦释放，任内蒙古文史馆馆员。1966年在呼和浩特过世。注340李守信(1892—1970)，字子忠，蒙古族，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人。早年参加地方武装，1922年投向奉系军阀张作霖，镇压过嘎达梅林起义。1933年率部投降日本。后参加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任伪蒙古军副总司令(后任总司令)、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1949年返回内蒙古，追随德王在阿拉善旗参与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动。失败后出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被逮捕并引渡回国受审。1964年获特赦，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1970年病故。注341白云梯，字巨川，蒙名布延泰，喀喇沁中旗人。1918年前往广州参加孙中山召开的非常国会，追随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受孙中山之命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国民党党务工作。1925年10月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投向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等。1947年7月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12月任委员长，解放前夕前往中国台湾。金崇伟，国民党辽蒙党部主任特派员，国大代表，解放前夕前往中国台湾。注342据冯其利先生述，1923年达赉贝子以15万现大洋将和敬公主府(达贝子府)卖给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注343帽儿胡同东起南锣鼓巷，西至地安门外大街。13号是冯国璋的住宅。注344关于包家在北京的住所情况，“澄清”一文称：“帽儿胡同的住房是租的。听父亲说，1930年从东北回京后，家已搬到汪家胡同，但父亲认为汪家胡同的房不好，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故办完丧事以后，暂在帽儿胡同租房。后才买了秦老胡同住房。”注345梓潼庙，即梓潼庙文昌宫，位于帽儿胡同21号。文昌帝君是文昌君与梓潼帝君合二为一的文教之神，都被道教尊为主宰功名禄位之神。该庙始建于元代，清朝嘉庆年间曾大修。今仅存遗址，庙前半部今为帽儿胡同小学。注346包家兄妹所述与察奎垣所述是相符的，即所谓的“索家花园”正是包家买下的这个院落，但这个院落并不是一个像样的花园。详见本书察奎垣口述。注347嘎达梅林：蒙古名那达木德，汉名孟青山。在达尔罕旗王府任梅林职，掌管军事，即包平所说的小官。1929年在达尔罕旗领导反对张作霖和蒙古王公屯垦开荒的起义，旋即失败被害，后因有关他起义的叙事长诗和民歌广泛流传而著名。注348达理扎雅(1903—1968)，阿拉善旗亲王。1949年9月通电起义。解放后曾任宁夏省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兼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州长、巴彦淖尔盟盟长兼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等职。1968年11月18日死于“文革”批斗会。注349达理扎雅的妻子名金允城，的确是载涛之女、溥仪之堂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慈禧许配给达理扎雅为妻。注350上文已经提到，此时的卓王名贺西伊尔图墨尔根。卓王与包家即达赉贝子家均属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关系当然比与其他王公更近。注351汉王即蒙古王汉罗扎布，光绪十七年(1891年)袭扎萨克辅国公，民国元年(1912年)晋封镇国公、固山贝子、多罗郡王，娶庆亲王奕劻第十一女为福晋。据冯其利先生考察，汉王府位于东直门南小街慧照寺旧门牌15号院，今为瑞普发展公司所用，新地址为东四十三条53号。见《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248页。注352这里所叙有误，燕京大学在抗战时期的迁址是四川成都的华西坝。迁到云南的是西南联大。注353阿拉腾奥其尔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对于新疆的蒙古族情况非常熟悉。他参与了我为两位蒙古王公后裔做的访谈。注354满珠习礼，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亲王，孝庄皇后生父。色布腾巴勒珠尔是其玄孙。注355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后称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仪式；2月15日，东北野战军致电中央，报请在平津两地招收一万名知识青年参加军队工作，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其中“七千学生，条件是初中以上，年龄18岁，男女均收；另三千人拟招收技术工人与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由两市委负责动员，待遇从优”。26日登报考试招生，至6月初结束，先后组建三个分团。谭政任总团长，陶铸任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铸主持。南下工作团与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校学生的最大不同，是后者身着灰色粗布干部服，前者身着第四野战军的绿色人字呢军服，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字样的胸标，因此在青年学生中颇具吸引力。1949年4月四野70万大军分3路南下，7月29日—8月3日，南工团近万名学员递次出发，大部至湖北武汉，被分别派往第四野战军各部队以及华中局参加地方工作。9月28日，南下工作团结束历史使命。注356抓“内人党”，即“挖肃运动”，“文革”时期以挖肃历史上曾有活动解放后早已解散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为名，残酷迫害少数民族干部，是内蒙古最大的一起冤假错案。内蒙古军区是重灾区之一。后经纠正平反。注357即朝阳区东坝村西口北京第十六中学侧。按和敬公主与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就葬在这里，他们的后人也都陆续葬在此地而没有其他坟地。据说日军占领北京时期该坟地被地方恶霸聂洪儒盗发，目前遗留的只是一片松树林。注358札奇斯琴，喀喇沁旗人，北大毕业生。曾在蒙疆自治政府任职。后去中国台湾，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组建边政研究所，现移居美国。刘澍在有关清朝历史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历史小说汗牛充栋的大环境下，要想重写一部清朝通史是需要勇气的，然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却尝试着来把大清朝的历史重新建构，是为《大清棋局》一书的由来。大清王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国家政策最为成功，国防军队保持战斗力时间最久，中国少数民族政权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权。之所以如此，与大清朝有意识地构建国家体系有极大关系，大清用满人来作为各省总督和军机处主要领导人以控制国家核心机构，用汉族文人来作为自己的官僚体系主要组成，用汉族农民上缴的赋税来建庙宇和各种优厚待遇笼络藏传佛教的领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呼图克图，用藏传佛教格鲁派来羁縻蒙古人，再用喀尔喀蒙古的骑兵来保卫大清政权。就这样无限良性循环，有了“康乾盛世”。从1759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木之乱到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是大清这种民族国家体系构建最为成功的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对大清只是隔靴搔痒，几乎没有多大影响），而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满洲八旗和汉族绿营战斗力低下，曾国藩湘军崛起，随后湘军、淮军人员充任全国各地督抚，大清的民族国家体系构建开始出现危机。1865年高楼寨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被捻军全歼，使得大清所有有战斗力的部队都是由汉人领导和组成，自此，大清的崩溃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满、蒙、汉、藏的四角体系中满洲贵族彻底颓废，蒙古骑兵全军覆没，藏传佛教日益衰落，汉人督抚却强势崛起下，此后无论大清洋务运动有多大成就，无论甲午战争是胜是败，无论清末新政幅度多大，最后汉人重臣夺取满洲贵族的政权，都是必然的。写中国近代史的各种著作不讲这一点，都是毫无意义的。本书把大清构建这套体系的过程和结果称作“大清棋局”，此即本书书名，本书写的就是这个格局从萌芽、建立、巅峰、衰落直至崩溃的全过程。《大清棋局》这套书不止写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全过程，写大清的12位帝王，写那些著名的大人物，还写了面对苦难奋起抗争的人民，饱经灾难哭泣无助的妇女，死里逃生呻吟哭号的难民，人与人的明争暗斗，公开的秘密，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衣衫褴褛、孤苦伶仃的在造反边缘的人们，在战争中蒙羞受辱的人们，被主流史学界唾骂的人物的伟岸形象，被教科书光环笼罩的人物的阴暗面，这些都在《大清棋局》为您呈现。我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阅读历史，以公正的态度去感受人物，去触摸历史人物的心灵深处，无论他是丑陋肮脏的人还是光明正大的人，无论他是流血动武的人还是哭泣咒骂的人，无论他是忍气吞声的人还是无恶不作的人，无论他是功成名就的人还是一事无成的人，都在我的笔下一一呈现。总之，本书将大清一朝的所有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科技、生活、制度的历史为您呈现。中国历史是个不断循环的过程，经历过光荣的征服，也接受过多次屈辱的蹂躏，经历过被周围国家众星捧月的尊敬，也经历过和周围蛮族无休无止的争逐，经历过李世民那样伟大的君主的统治，也经历过石虎那样的万世暴君的酷虐。这个民族什么都经历了，见得太多了，中华文明是个太早熟的文明，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极为发达的纯原创文明，但也正因此使得中国思想在此后两千年没有自发性大的飞跃。不论遇到什么事都难以改变中国优哉游哉、自由散漫的脚步，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她都能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到应对的成例，正如中日甲午战争时朝廷大臣还从明朝抗倭援朝战争中寻找灵丹妙药一样。我写的是大清历史，历史如同那些我们曾经爱过的人，如今皆已远去。每当我们回首往事，顿感尘缘苦短，叹世事沧桑，因此，我们应该通过阅读历史，来知晓古往今来的人生经验，以便指导自己的现实人生，让自己通过阅读历史，重新活一遍诸位先贤的人生，以使自己少犯错误。我在褪色的史书中似乎看见了金戈铁马，感受了刀光剑影，听见了鼓角铮鸣。而后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等待着我以自己的秃笔呈献给大家，从前几多兴废事，不止应在渔樵闲话中体现，也不止留在暗黄发脆的纸张中，而是需要我这杆笔来还原，来展现给大家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历史，只能被证伪，不能被证实，只能无限接近，却不能完全重现，但我的确尽力了，尽最大努力还原一个真实客观的清朝历史。如今忙于应酬、看电视的现代人有多少人还看历史，还去了解自己的国家昔日的光荣与耻辱？大家在白天去追求自己生活中所需要的，晚上去享受自己工作中所得到的，于是再没有人去思考，我们这个民族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强大？国人为什么有那么强的劣根性？过去中国人是不假思索地喊口号，喊万岁，现在是不假思索地乱花钱、玩游戏，每个人只忙于自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几个人塌下心来想想，自己现在做的是什么？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自己的所做到底值不值？于是，中国人在这种非主流价值冷漠中离强国梦越走越远。因此，现在太需要我们去反思了，我们需要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源头，以此知晓我们在现实中究竟应该做什么，以历史的经验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来路，以便更好地走我们的去路。历史的纵向发展并不意味没有横向联系，在历史的前进轨迹中可以找到无数的交叉符号，然而后人在研究历史时往往会把这些交叉符号忽略，而本书重视的恰恰是这些交叉符号。余秋雨说：“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在雨中的泥泞，历史是在悬崖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进入。”但是我还是禁不住诱惑，进入了历史中寻找真相。龚自珍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这正是历史的重要性。章太炎1935年演讲《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说：“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可见只有多读历史，才能更让人激发爱国心。李大钊则把全民学历史作为一个时代进步的征兆，他的《史学要论》说：“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大观的征兆。”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座永不落幕的旋转舞台，许多人物、事件会重复出现。但是，舞台下的人在当看客的时候往往不吸取舞台上的人的教训，于是，当他们成为舞台上的演员后，便重蹈台上人的覆辙，从而再被台下人看笑话，尤其是中国历史，就在这不断循环悲剧的情况下走到了近代。丘吉尔说：“历史犹如一位老人，带着一盏闪烁的灯，沿着过往的陈迹踉跄前进，试图重现它的情景，再次响起它的回声，用黯淡的光激发昔日的感情。”罗宾·W·温克在《历史的价值》中说：“控制历史和控制如何写历史的人就控制了过去，而控制过去的人就控制了现在。”民主国家记叙真实的历史以启迪现在生活，从而创造历史。专制国家虚构过去的历史以维持现在统治，终将没有未来。那些历史罪人仿佛贪心的秃鹫，而为了掩盖这些历史罪人而生的历史记录者与为了真相而生的真正史家又好像互相用黄金舌头攻击的蛇，使历史真相欲盖弥彰，扑朔迷离。历史无法厘定，好像无法解开的长链，无论如何，许多细节无法掌握，而我尽我所能还原清朝历史真相，至于还原得如何就看我的水平了。历史是零碎的，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物换星移的片段。历史是完整的，没有任何人能超出历史外，不在历史中，所以每个人构成了历史的每一个瞬间。历史是复杂的，光荣与梦想，生与死、爱与恨、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交织在一起。历史是简单的，尤其是中国历史，简单到用一治一乱就可以概括。历史事件犹如过眼烟云，所有的心酸荣辱都早已定格为历史的陈迹，化作历史的尘埃。商场、官场、情场、考场、战场，历朝历代哪个场不是充满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说到底，这些场上的争斗都是男人的游戏。金钱、官位、美女、名次、战果则是这些场最后角逐的成绩。然而无论在哪个场春风得意，最后终究逃不过进入坟场的命运。历史
完了就再没有音信了。夫：后来还来过，听说老头去世了，就……毕：他用德文写是为了出版方便呢，还是他不愿意用汉文写？奥其尔：没有，他德文水平比汉文水平高。策：他不是拿笔写德文，他有一个机器，整天嗒嗒嗒嗒打。和德文相比，他蒙文的水平一般，还是德文水平高。定：您印象里他讲的汉语是北京话吗？策：北京话。挺地道的。夫：我跟您这么说吧，到老年以后，(汉话)他听不懂了。策：对。他就不是汉话的思维。他的母语我觉得应该是德语。奥其尔：母语应该是蒙语，他从小在北京学德语，所以他德语的书面能力、写东西的能力比较好。毕：我们很想知道他对老北京的描述和对个人遭遇的感叹，我们很感兴趣。策：他是在德国出版的。我听他的学生说在德国见过。书里写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别人要是问我，我也不懂，也不敢随便给人看，万一里面有点儿什么不合适的，谁知道会有什么事儿呀。夫：也不知道里面牵扯“文化大革命”没有。定：您怎么没学德文呢？策：我没学德文。我这人可能不开那种窍，我妈教英文的，我也没有那什么。
附录毕奥南：《关于帕勒塔生前身后几件事》[访谈者按]由于对帕勒塔以及相关背景，读者可能比较陌生，所以经该文作者同意后，我将这篇文章附于口述之后，以供读者参考。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的后半段特别提到了帕王的侧福晋(即文中所称“京邸侧福晋”)，也就是本篇口述的主角——奶奶，从中可知，这位奶奶的来历颇不一般，也并非一直是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人物。清代新疆乌纳恩索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东部落盟长扎萨克弼锡呼勒图郡王帕勒塔(1882—1920年4月)因轮值年班前往北京，从一个地方贵族一跃而为京城政坛活跃人物，跻身清朝亲贵之列，转而又成袁世凯的拉拢对象。然而犹如流星划过，他英年早逝，虽然一些学者对他生平事迹有过探究注381，但他生前身后留下了许多有活动线索但无具体事迹的史迹。近来笔者阅读资料，又见到一些与帕勒塔相关的记载，似鲜为人道及。本文对已知情况不再赘述，仅摘录以往忽略不详者略排比分析。敢不揣孤寡，掷砖盼玉而已。
1.年班入值走出新疆
帕勒塔因轮值年班进京而介入清末民初政坛风云。根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军机处请示及相关安排，年班赴京王公必须十一月内到理藩院报到。旧土尔扈特郡王帕勒塔接到伊犁将军马亮通知，他也在入值年班之列。帕勒塔表示将于九月下旬动身前往京城。按照相关规定，清政府提供使用驿站的方便。帕勒塔申请并得到批准的是“随带跟役五名，骑马六匹，行李三千斤”，为此可以使用地方提供的三辆车注382。此前帕王父亲巴雅尔郡王也曾使用驿站进京朝觐。巴雅尔向护理伊犁将军、副都统富勒铭额申请使用11匹马、随带人役10人、向导1人、大车5辆注383。按规定，郡王级别使用驿站有相应规格，两相比较，同是郡王爵级，从帕勒塔父子不同时期不同待遇看，驰驿规定似可变通。到了京城，帕勒塔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根据档案资料,清廷原来安排是让帕勒塔“前赴美国游历”，后来又改派去东洋游历注384。这与通常讲的帕王自己申请赴日不同。留日期间，他曾入振武学堂学习注385。在京城期间，帕勒塔见到“京师女学堂林立”，想到自己福晋“年青无知，诸务未谙”，致电父亲巴雅尔,希望允准儿媳也前往京城上学，以期“开通心智，俟毕业回府，以便教化所部妇女”。其父巴雅尔去过京城，对新疆外部世界有所了解，思想较为开通。对帕勒塔请求表示同意，并为儿媳行程致函新疆巡抚，争取到安排车辆行走驿站的待遇。于是帕勒塔福晋得以赴京注386。应该讲巴雅尔思想开通，对于帕勒塔夫妇走出新疆影响很大，而介入京城风云变幻的政治活动则使帕勒塔迅速成为令人瞩目的王公翘楚。据1945年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回忆，约光绪末年(约三十三年)，吴忠信在南京任营长，帕王莅南京阅兵，他见到的帕王是“身材瘦长，唇蓄短须，相貌英俊”，可见当年参加阅兵的帕勒塔是清政府器重的亲贵子弟。三十多年后，作为蒋介石信任的边疆大吏，吴忠信仍感叹帕王“为余生平见面蒙族首领之第一人”注387，可见时人印象之深。有档案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帕勒塔请理藩院代奏，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发生回乱，因为甘肃巡抚陶模发给来复枪2000杆，借此训练蒙古马队250名，得以保护当地游牧。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再次发生回乱时,因有马队保护未受侵扰。以后新疆巡抚饶应祺添发了20杆毛瑟枪，但为数无多，不敷使用。提出“拟自筹资斧，在天津大仓洋行购定毛瑟枪120杆，子弹两万四千出运回，以便训练”。请求清廷准运。当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议”，得到批准，沿途放行注388。帕勒塔条陈蒙部新政等奏折、政见在社会各界产生影响，年轻的帕勒塔在京城政坛迅速崛起。政坛如此“快进”也易遭人物议。1910年7月13日,伊犁将军广福上奏朝廷，揭发帕勒塔“函致署伊犁府知府贺家栋。欲以官权压买羊只。又称拟将贝子德恩沁阿拉什劣迹纠参，指称交伊犁将军查办，革去此人之爵。将来覆奏。能否办到。若由将军自行严劾更佳等语”，帕勒塔被斥之“擅致信函,挟私请托,实属不安分”，受到罚俸处分。不过二个月后，可能南北形势紧张让清政府深感缺乏得力大臣，于是免除了对帕勒塔的处分注389。当外蒙古宣布独立，清廷让帕勒塔署科布多办事大臣注390，以期能够牵制外蒙。2.帕勒塔从不认共和到支持共和再到支持袁世凯复辟之转变
在讨论清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坚持清帝不能退位，帕勒塔甚至发表声明，表示决不承认共和注391。报纸还曾以“帕邸不认共和之声明”为题写道：“京函云，现蒙古各王公之反对共和，已纪各报。兹闻其反对最力者，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以外，以旧土尔扈特帕勒塔为尤甚。”帕勒塔甚至声称，蒙古所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将来驱逐中原，尚不识鹿死谁手。”注392不久帕勒塔“因病请假旅行”。此时孙袁南北议和将成，清廷已经岌岌可危，蒙古王公保皇派已有人离京回旗，号称要调兵勤王。帕勒塔请假是否与此有关尚不清楚。清廷下谕“赏假四十日”，没批准他离京“旅行”注393。清朝退位的形势让支持的蒙古王公陷于尴尬境地，蒙古王公联合会于是集体转向。喀喇沁贡王、土尔扈特帕王等共21人特开大会。会上帕王“反复陈说今日大势所趋，实非宣布共和，不足以弭乱；而组织共和政体，实非联五大民族合而为一，不足以免亡国之祸”。据说随后全数赞成共和注394。很短时间内态度鲜明做出截然不同政治决定，实非一般王公所能做到。其间，帕勒塔曾向俄国驻北京代办传递过由蒙古王公联合会起草并经袁世凯删改的“蒙古管理章程”注395。据包尔汉讲，1912年1月伊犁起义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冯特民发起组织了“五族联合会”，“乌苏县四棵树地方的旧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也派人前来伊犁，表示支持革命”注396。这大概并非全是耳食之言，此时帕勒塔已经转向拥护袁记“共和”，遂被袁氏委以阿勒泰办事长官重任，并加封亲王。联合伊犁、迪化两方面势力作为阿勒泰地区后援无疑是必要的。帕勒塔是否真就“拥护共和”了呢，1917年11月，帕勒塔任临时参议会议员注397。袁世凯称帝，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再次拥护袁记帝制，留下逆流式潮流而动的不光彩记录注398。为什么帕勒塔等王公会反复于共和、帝制之间？简单言之，当时蒙古王公联合会的王公大多数人对君主立宪或共和并无定见，他们对主导并掌控蒙旗政治及在国体更替之际保障蒙古原有权益更为关切。帕勒塔作为王公阶层代表，其政治取向不能不受到局限。3.乌苏八音沟承化寺与帕勒塔家族关系
清季洮州喇嘛棍噶扎拉参(察干格根)在北疆护民御乱的功业是研究者耳熟能详的事。清廷迫于俄国压力，先将承化寺从阿尔泰迁至乌苏八音沟，复将棍噶扎拉参调离新疆。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到新疆安插徒众的棍噶扎拉参又奉旨“由八音沟起程，回甘肃洮州新寺祝嘏诵经”注399。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原来打算派人将棍噶扎拉参迎回八音沟承化寺。不意次年九月棍噶扎拉参在洮州圆寂。考虑到“该呼图克图前在塔城、阿尔泰山及各处所办案牍上年已随带赴洮，今各徒众返新并未携回”，巴雅尔致函镇迪道,准备派人前往查取，要求利用驿站，镇迪道也认为“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在洮圆寂，所有由新带往案牍自应取回备查”注400，同意巴雅尔派人使用驿站。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圆寂使蒙古信徒颇为失落。于是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向伊犁将军长庚呈文，要求清廷让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转世注401。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巴雅尔赴洮州进香，商请甘肃巡抚陶模，奏准清廷赏给洮州棍噶扎拉参新寺庙号普佑寺，并仿照棍噶扎拉参在八音沟所建承化寺章程，由政府每年酌定僧众口粮一千二百斗注402，奠定官庙地位。鉴于该庙与八音沟承化寺的同祖关系，1914年，当洮州普佑寺在民国之初为取得官府庇护，请帕勒塔代向蒙藏院请求，由寺庙备礼，赴京向袁世凯致敬。为此帕勒塔致函蒙藏院总裁，除了介绍普佑寺僧人“诚心趋向共和，来京呈递贡物”，还建议赏给该寺新匾额，酌给赴京喇嘛罗藏奖叙。蒙藏院据此呈文总统，于是袁世凯颁布大总统策令，称“甘肃洮州扯巴沟普佑寺僧众公派喇嘛罗藏来京纳贡”，“该代表喇嘛罗藏远道输诚，深堪嘉尚，着即给予绰尔济职衔，并颁给该寺匾额(汉蒙藏三体书)一方”注403。由此可见帕勒塔不负所托，本人确实具有一定影响力。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额敏十苏木各选派蒙古包五顶移居乌苏八音沟，在山上修筑了宗教崇奉中心承化寺。在棍噶扎拉参圆寂后，鉴于暂无领袖，巴雅尔郡王曾通过伊犁将军长庚，提议清廷“赏给乌苏八音沟承化寺副大喇嘛罗伯藏宗都扎萨克喇嘛职衔”注404，以便管理承化寺及属寺。清末民初，八音沟承化寺住持察干格根圆寂，承化寺派人前往拉萨请达赖喇嘛算卦指示，在拉卜楞地方寻访到转世之贡卡嘉措，但一直没能迎回承化寺注405。该寺一直由扎萨克喇嘛管理。据记载，1945年承化寺有喇嘛90余人。作为承化寺的属寺，四棵树的千佛寺却有喇嘛200余名，其住持喇嘛嘉穆措被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称作“新疆蒙旗年长而地位最高之喇嘛”注406。时年75岁的嘉穆措大有来历。据吴忠信询问得知，帕勒塔是其侄，帕王子敏王(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敏珠策旺多尔济)为侄孙，敏王子代亲王马尼则是其侄曾孙。嘉穆措之兄是帕勒塔的父亲巴雅尔郡王。他们的父亲都郡王生前嘱咐蔡旺活佛照料两子。都郡王死时，嘉穆措年仅十龄，巴雅尔则已十八岁，继袭了郡王。嘉穆措入普庆寺从图音喇嘛学经。在35岁时赴拉卜楞寺，在嘉木样活佛门下学经。民国四年(1915年)，他曾一度游历北京，当时帕王也在京城供职。民国五年(1916年)嘉穆措回到新疆，从此未离开新疆一步，潜心诵经，不问世事，并完成图音喇嘛嘱托，1919年创建千佛寺于乌苏四棵树注407。作为当地贵族出生的高僧，又得到晚辈三代亲王的尊崇，无怪乎被吴忠信施以青眼。4.关于乌苏旧土尔扈特内部有隙传言
赛福鼎提到，“旧土尔扈特部落分住乌苏、玛纳斯两地，1913年双方打算联合，杨增新忙向中央政府诬告帕勒塔王与日本、沙俄关系暧昧，极力阻挠双方联合”注408。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并未记录杨氏这封“举报信”，可能此事不宜编入杨氏生前纂定公开出版的文集而被忽略。但内部有裂隙也非空穴来风。据记载，乌苏旧土尔扈特东部落分左右两旗：左旗三苏木，在乌苏南山，离城西南九十五里，离四棵树九十余里；右旗四苏木，在四棵树。左旗扎萨克贝子衔，右旗郡王衔。民国袁世凯时期分别升为贝勒衔和亲王衔。前文提到，帕勒塔曾鼓动伊犁府知府贺家栋参劾左旗贝子德恩沁阿拉什，甚至希望伊犁将军出面查办，革去德恩沁阿拉什爵位，虽然受到清廷训斥没有办到，但彼此矛盾可见一斑。据乌苏县代县长、德恩沁阿拉什贝勒福晋、该旗总管以及东部落代理盟长帕王福晋杨金等人先后向省政府报告，1938年11月1日，副盟长、郡王衔贝勒、左旗扎萨克德恩沁阿拉什回乌苏参加会议，5日突然得急症(脑响血病)猝卒。以德贝勒身后无嗣，请示身后爵位如何承袭。省政府又请示督办盛世才。经过北部落呼图克图兼盟长夏律瓦了解舆情民意时，得知已经由各大小头目公推素有声望的喇嘛吕日甫代理贝勒职务。省府及盛世才予以批准。注409帕勒塔身后有两福晋两王府。乌苏四棵树旧王府杨金福晋主持，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袭爵亲王。帕勒塔去世后杨金被晚辈尊为太福晋。敏珠策旺多尔济去西藏后，部落印务由古子达尼玛代理。盛世才上台后，据乌苏县民众联合分会委员长王兆祥揭发，敏亲王部落护理印务古子达尼玛“为人贪婪嗜酒，压迫蒙古同胞，在我新政府和平政策领导之下不合”，要求民众联合会“俯赐调查，如果属实，请呈请省、督两座饬令该游牧推选贤员接替印务、古子达，以资解除蒙古同胞痛苦，实为公、德两便”。此呈文提交民众联合会第三十二次常务委员会讨论，议决提请政府“取消尼玛职权及护理任务，遗缺以杨太副荆(福晋)递任，并令杨太副荆(福晋)察民意所归，推选贤员为总管，以便协理”注410。于是杨金代理盟长印务。在相关档案中还可知杨金以下事迹。(1)护理盟务，参与政治活动。所谓参与政治活动，许多情况下是因为身兼代理盟长，具名签署文件；或者出席政府组织的1937年全省蒙古代表大会及1939年全省蒙哈柯代表大会。注411此外还有一些实际活动。例如，为响应1936年迪化女子学校招生，通过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帮助，杨金福晋选送4位女学生前去就读。虽然有省政府的督促，但这在当时是开风气之举，杨金福晋思想还算开通。注412(2)保护地方利益。乌苏旧土尔扈特部境内古尔图地方有两处盐池，产量不多，大致可供当地蒙民食用。在近代以来新疆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本部蒙民权益并不能得到保障。为防止外人偷运贩卖，影响本部蒙民生活，杨金分别在1921年、1937年致公文于省政府，提请保护地方权益。注413，乾隆帝发动了一场文字狱，以保人们之廉耻心。他命令各地巡抚和总督监督其辖区内的每一家书坊和藏书楼上缴所有钱谦益的著作。这道圣旨甚至传到了僻远的山乡和与世隔绝的村落，使那里的人们也知道皇上决定销毁所有已出版的钱谦益的著作，及用来印刷这些著作的木版。另一方面，乾隆帝决定褒奖那些似乎与钱谦益对立的明朝忠臣。1776年，他下令编撰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宣告完成，其中授专谥者33人，授通谥者1505人，祀于所在忠义祠者2249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776年12月为此书问世而颁布的诏令中，在为殉节的“东林”和复社义士彻底昭雪、并声称明朝若重视他们的劝告就不会灭亡的同时，乾隆帝又制定出一些条文以发动那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当然，将二者联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基本理论，即臣应永远忠于其君，以证明自己的“坚贞”，而不论其君暴虐与否。人们重视的是忠臣的个人表现，而不是他们的集体成就；值得自夸的是个人的坚贞而不是政治上的胜利。然而，当明朝忠臣得到那种具体褒奖的时候，他们为明朝献身的精神早已被人们淡忘了。只是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专属于明朝的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联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无矛盾心理地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其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的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
三藩之乱
三藩指云南和贵州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和福建的耿精忠。他们是清朝巩固其统治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顺治帝临终时曾允许这些封疆大吏在南方实行割据，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清王朝既无力剿除李成栋残部，也无法抵御驻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水师。然而，三藩的要价甚高，其中又以吴三桂最为贪婪：他要求获得由他直接控制的两省境内的实际上的宗主权、由朝廷为其军队提供的每年1000余万两饷银，以及对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相邻各省官吏的任命权。1673年4月28日，北京在清廷收到了平南王尚可喜的奏章。他自1633年以来一直在为满族冲锋陷阵，如今已达70高龄。由于年老力衰，他请求康熙帝准其致仕。若皇上恩准，他便打算将广东封国交给其子尚之信继承，而自己带领曾参与征服中原的旧“天助兵”部两佐及藩属2.4万余人归老辽东。没过多久，康熙帝部分地同意了尚可喜的请求。这位老将获准率其手下除绿营正规军以外的所有部队返回辽东。但皇上没有同意尚可喜让其儿子袭国的请求。康熙帝指出，广东已被尚可喜平定，因而没有必要让其藩国继续存在。耿精忠与吴三桂得知尚可喜的请求及康熙帝所采取的行动后，也于8月要求辞职。根据那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吴三桂只是想探探深浅，而并不希望他的请求被认真对待。当然，议政王大臣会议知道吴三桂的辞呈只是一种姿态；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以索额图的正黄旗为首——都因担心这位藩将的报复而主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但另一派，主要是以兵部尚书明珠为首的年轻满洲旗人，则主张皇上应接受吴三桂的辞呈。明珠说，清朝毕竟已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娶顺治帝堂妹恪纯公主，授子爵）扣在北京作人质。而且，在户部尚书米思翰的主持下，清政府已设法将各省府库积银运至京城，如果需要的话，足供10年战争之用。康熙帝面对这两种意见犹豫了一阵，最后在其祖母的劝说下，于1673年9月16日终于批准了明珠的建议，决定接受吴三桂的辞呈，并于九天后派两名特使前往云南处理权力交接事宜。吴三桂及其最亲密的谋士（包括其侄儿和女婿）得知皇上的决定后大怒。吴三桂的封国将在一夜之间被剥夺，其子孙盼望已久的继承权也将被剥夺。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起兵抗旨，成功的可能性看来不小。不仅满洲军队被过于分散地派驻全国各地，而且如果吴三桂公开宣布反叛的话，相邻各省的许多重要的汉族将领和官吏作为吴三桂昔日的部将也会起而响应。因此，1673年12月28日，吴三桂杀死了巡抚朱国治，逮捕了康熙帝的两位特使，下令恢复明朝旧制，并打起了周朝旗号，自命为周朝大元帅。他号召所有旧部率众相助，并向另外两藩求援，随后于1674年1月7日向贵州进发，当地的巡抚望风而降。2月17日，他的军队到达湖南边境。他致书该省所有官员（其中许多人是经吴三桂举荐而被任命的），并到处张贴告示。“周”军继续挺进，沿途城市一个个不战而降。至4月底，吴三桂便几乎全部控制了这一盛产稻米的省份，并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向当地征税。不是因为他希望保住被扣在北京的儿子的性命，就是因为他考虑到在继续北上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总之，吴三桂到湖南后便停止不前了，从而使清军有时间在湖北集结兵力，建立防线。吴三桂要在湖南站住脚跟，还有赖于相邻各省、特别是湖南以南各省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广西尤为关键，因为如果广西仍忠于清廷，广东便很可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并出兵攻打吴三桂的后方。吴三桂起兵时，广西巡抚是马雄镇，他是17世纪50年代后期颇受顺治帝宠爱的第二代旗人之一。在为其父——原两江总督马鸣珮——守丧一年之后，马雄镇于1667年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由于赢得了摄政王鳌拜的青睐，他又于次年拜内阁协办大学士。1669年，当年轻的康熙帝开始亲政之时，马雄镇年仅35便被任命为广西巡抚。在离京赴任之前，康熙帝召见了他，并赐给他一件龙袍，以示优宠。作为广西巡抚，马雄镇有权监督剿匪，并在保持该省驻军的高额粮饷的同时采取措施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但他毕竟是个文官；该省军权主要在将军孙延龄手中。这位并不比马雄镇年长的孙延龄，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得到这项官职的。其父是汉军正红旗军官，也是孔有德的部将，他本人自少便与孔有德之女孔四真订了婚。孔有德在1646—1652年间曾是清军主将之一，1646年他征服了河南，1648年征服了广西，最后将南明军队赶入贵州，1652年被李定国击败，在桂林自杀。由于他对清朝忠心耿耿，顺治帝以隆重礼仪将其安葬在北京彰义门外，并对他的唯一后嗣女儿孔四真待以殊礼。1660年，当她与孙延龄终于完婚之时，她被收养为和硕格格（皇族血统的公主），孙延龄则成了她的和硕额附，并以男爵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两人还在紫禁城西华门外得到一座府第。此外，作为孔有德的遗孤，孔四真还得以在名义上统领仍在广西的其父亲的军队。1666年，孔四真请求允许她全家迁往广西。由于当地的原统领正准备致仕还乡，孙延龄便代她受命为这支军队的将领，尽管他实际上毫无统兵之经验。其结果是使该省局势在巡抚马雄镇上任后的几年之内严重不稳。1672年，孙延龄因未经允许就自行任用下级军官而受到朝廷斥责。1673年，他手下的官员（原是孔有德忠实的部下）向北京报告说孙延龄放任士兵凌辱百姓；于是，皇帝命勒德洪前往桂林查实。尽管指控被证明属实，因顾及到他与孔家的关系，康熙帝还是决定继续让他掌握该省的军权。这样，当吴三桂于1673年12月公开反清，并于1674年二三月间占领湖南之时，广西的政局已相当不稳。孙延龄对那些在皇上面前指控他的部将仍怀恨在心；不久，他便决定趁此混乱之机对他们进行报复。1674年3月24日，孙延龄发动了一场大清洗，派人逮捕并杀戮了广西军队中的30余名将领，这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参将。然后，他自命为大元帅和安远王（安远是个会使人想起南朝齐梁两朝都城的地名［原文如此——译者］）；同时，他又围攻马雄镇的巡抚衙门。马巡抚手下几乎没有军队，因而无法抵抗。他本想自杀而拒绝投降，但为其家奴所阻。结果，他被软禁起来。孙延龄没有杀他，先是极力劝说，继而又逼迫他一道起事。马雄镇仍不妥协。实际上，他已于5月秘密派长子世济、三个月后又派次子世永和长孙国祯，去北京报告广西局势，并请求迅速派兵救援。他还将康熙帝所赐龙袍送回北京，以便妥善保管。但他未见任何回音，也未得到任何帮助。最后，孙延龄被他的固执所激怒，遂将这位巡抚及其家人、属吏和家奴一道逮捕并投入监狱。当时，马雄镇再次企图自刎，但手中兵刃被其卫兵及时夺下了。在此后的三年内，马雄镇的1个女儿、4个孙子和14个家奴死在狱中。但马雄镇仍然活着，这或许是因为孙延龄对吴三桂叛乱可能出现的结局似乎还没能作出明确的判断。孙延龄反叛后，吴三桂封他为临江王；但他只是部分地隶属于“周”政权。有人认为，马雄镇在几年监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清朝的赤胆忠心，阻止了孙延龄全心全意加入吴三桂的叛乱。更有可能的是，孔四真不断提醒自己的丈夫勿忘清朝对他们的优宠，从而使孙延龄部分地保留了对清朝的忠诚。当然，万一清朝获胜，他那位著名囚犯的安然无恙，便能保证孙延龄自己最终获得宽赦。在耿精忠统辖的福建，局势与广西极为相似。和吴三桂一样，耿精忠也于1673年8月请求辞职，而且他比吴三桂更早得知朝廷接受了他的请求，准其带领15佐领亲军返回辽东。当然，有点希望吴三桂反叛的康熙帝，对耿精忠的忠诚也不抱幻想，他对新任命的福建总督范承谟就是这样说的。范承谟的殉难
范承谟是范文程之子，也是进入内三院的第一批获得进士出身的汉族旗人之一。顺治帝死后，他成为国史院的学士（应为秘书院学士——译者）。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644年他因病请求辞职，但由于素慕范承谟美名的其他官员几乎一致主张将他留在朝中，他的辞呈被摄政王鳌拜拒绝了。这是范承谟入为内阁侍读以及《顺治实录》的修撰之后还将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1668年，范文程（应为范承谟——译者）第一次外迁为浙江巡抚，并实行了典型的文治措施。为了赈灾、减税，及战后的垦荒，他对该省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实地考察，结果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当他于1671年再次请求因病辞职时，民众强烈要求他留任，致使康熙帝驳回了他的辞呈。次年冬天，范承谟被擢为福建总督。但他没有立即南下，即请求进见皇上，并于1673年夏抵达北京。康熙帝对他极为关怀，召见之前先派御医诊视了他的病情，当其进殿见驾时，又热情慈爱地接待了他。皇上已接受了耿精忠的辞呈，遂告诉范承谟他打算撤销福建藩镇，召回耿精忠。在如此微妙的形势下，范承谟的任务显然困难重重，所以康熙帝要特别隆重地为他这位总督送行。临行前，范总督被赐以皇上穿过的袍服，以及良马、鞍辔和80名蒙古亲兵。范承谟到福州上任后不入，就得到了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当耿精忠表现出反叛迹象时，范承谟便立即着手组建一支总督自己的军队。他要求皇上收回解散该省军队的命令，建议在总督的监理之下实行军屯，并要求命令耿精忠拨两营兵归他亲自指挥。但是，范承谟很快就意识到，耿精忠很可能会在这些措施得以实现之前就采取行动。范承谟想将全省各地驻军的将领召至福州，借口是新任总督要会见他们；他甚至企图逃至漳州或泉州，以躲避耿精忠的部队。然而，1674年4月21日，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反清，自称元帅，并宣布恢复明朝旧制。在将范承谟及其左右逮捕并投入监狱后，耿精忠派曾养性率领一支军队进入浙江，并于6月攻至沿海地区；自已则亲率另一支军队进入江西，于1674年7月底抵达鄱阳湖。与此同时，即1674年5月25日，总兵刘进忠也在其南面的广东潮州起兵响应耿精忠。康熙帝的对策最初是安抚。7月4日，他颁布了一道特谕，答应耿精忠如果投降便可获得宽赦和高位。当然，康熙帝最担心的是耿精忠会与台湾郑经的军队联合。幸运的是，耿精忠与郑经不可能结为联盟；事实上，在1674年和1676年，由于以往的争执，郑经的水师袭击了福建沿海的厦门及其他城市。但在耿精忠初起兵时，这并不是可以预料的；此时清廷则焦虑地等待着耿精忠的答复。1674年7月28日，清廷未见任何回音，遂将江南绿营兵调往杭州，并令努尔哈赤之孙、康亲王杰书全权负责平定耿精忠。然而，总兵曾养性的部队对浙江北部的进攻势如破竹（到年底只有杭州还在杰书的手中）；耿精忠也在江西东部连获大捷，致使康熙帝不得不考虑对台湾郑氏政权作出让步。1674年夏、秋，是清廷占领北京30年以来最不景气的时期。华南大部分地区落入叛军之手；吴三桂甚至建议康熙帝或者自杀，或者返回东北（在东北“准”其攻占朝鲜）；达赖喇嘛则提出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这段时间被康熙帝称之为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经历之一，但当时他毫不动摇。1674年4月，他下令动员所有满、汉、蒙军，最后集结了20万八旗军和40万绿营兵，以武力镇压叛乱。5月18日，吴三桂的书信传到北京，书中语气傲慢，并自夸已收复了原明朝领土的1/3。康熙帝大怒，下令处死被扣为人质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但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在山路崎岖的四川，总兵王屏藩叛变，并宣布与吴三桂结盟。康熙帝令陕西将领王辅臣（原来也是吴三桂的部将）进攻四川，但他反于1674年12月叛变，并于次年初攻占了甘肃东部地区。由于兰州落入叛军之手，清廷与甘肃西部忠于清朝的张勇的部队失去了联系。1675年4月19日，蒙古察哈尔部在布尔尼的统领下起兵，并威胁着沈阳；仅仅是由于运气好，亲王鄂扎和大学士图海才率领一支由缺乏训练的旗人、临时召集的家仆和庄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设法保住了这座清朝旧都，使之免遭劫掠。1676年3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公开承认他接受了吴三桂所封的辅德王称号，从而参加了反清叛乱。尚可喜还活着——并仍忠于清朝——就被他的儿子推到一边，不久他就一命呜呼，把广东留给了那个发誓要推翻清王朝的有名的虐待狂和杀人魔王。但是，大多数汉人仍然忠于清朝。这部分是由于吴三桂的形象——他曾叛明降清，而如今又再次投机反清——实在令人厌恶。甚至连顾炎武这样一个坚定的明朝忠臣也不能宽恕吴三桂先前的背叛，说他现在的反叛“蠕动尔外，岂有它哉！”因此，江南这一全国的经济中心仍在清朝的牢固控制之下。由于江南财富在其掌握之中，加上北方纳赋地区和已收至中央府库的各省积银，清政府能够为其军队提供充足的粮饷和装备昂贵的火炮。叛军则因被切断了与长江下游的联系而感到财力不足。当然，湖南也是盛产稻米，但吴三桂的赋税超过了当地人民的承受能力。西北的王辅臣则发现他的军队几乎不能得到粮食或增援。1675年，三藩实际上只在战术上赢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战略上的胜败将取决于双方的物质资源，以及康熙帝保持汉族地区将领，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将领之忠心的能力，因为清军必须从西北直插四川和湖北。1676年，由于西北各省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汉军各旗和绿营兵将领的殊死支撑，战略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清朝的方面转化。1676年7月11日，王辅臣在清军围困下粮草俱尽，遂降于清朝，从而为清军进攻四川打开了通道，并使湖北的清军能腾出力量对付吴三桂。耿精忠也逐渐感到粮饷不足，很难坚持下去。他的将领开始拒绝执行命令，并且由于清军的矛头已转向他们，温州（浙江东南）的总兵曾养性和衢州的总兵马九玉不得不在清军对闽藩的强大攻势面前首当其冲。当耿精忠开始考虑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皇帝委派来担任大多数中央政府高级职位并管辖十三衙门的汉军旗人，例如范承谟和丁思孔，多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清朝拥护者，身处社会的最高层，他们的父祖早在辽东就已投靠了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这批汉官的第二、三代后裔与满洲贵族区别很少。耿仲明一家就是这种融合的突出例子。1648年，在对南明政权的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虽然在1649年12月30日，他被指控庇护隐匿了300逃奴的下属，自缢身死，但他的军队仍然在其子耿继茂统帅之下，继续与复明分子作战。1654年，他请求遣其两子耿精忠与耿昭忠入朝侍候皇上。顺治为加强与汉族大臣的关系，不仅恩准了这一请求，而且赐其两子子爵，并安排耿精忠娶了豪格之女，耿昭忠娶了亲王阿巴泰的孙女。因为这后一位是郡主，耿昭忠这个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被授予了一个满洲贵族的世职：都勒额附。最后，皇帝召耿继茂的第三子耿聚忠入朝。耿聚忠娶了岳乐之女，授以太子詹事。在稍低一点的层次中，汉军旗人的第二、三代后裔也由其父祖的陈请，入朝为官，成为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马雄镇，他由其父马鸣珮荐举，任工部副理事。马鸣珮出身于辽阳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的女人于1621年集体自杀。他在皇太极麾下步入仕途，出任新设的工部启心郎。此后，如前所述，他在山西的骚乱地区平乱安民，颇建功勋。马鸣珮为户部侍郎，受户部特遣出使江南，组织漕运系统，迁户部尚书。1654年，任两江总督。其子马镇雄隶汉军镶红旗，任职于工部，初于1656年主管在北京南部的皇家制币厂和琉璃厂，接着，像他父亲一样，任宗人府启心郎。后来，马镇雄成了清朝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详见下文）。顺治好任用汉军旗人为各省督抚，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确实，在顺治年间，汉军旗人开始变为新的心腹权要，几乎是扮演着北京的皇帝在行省亲信的角色。这部分地是因为清廷有意不让满人与蒙古人统治各省。在1658年以前，从未任命过一位满洲巡抚；在排他主义者鳌拜等辅臣于1668年开始任命满洲总督前，也从未有过满人出任此职。因此在顺治朝，汉军旗人替代满人治理各省，甚至还取代了汉人的科举及第者，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员阙。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一般汉官与汉军旗人出任各省巡抚的人数大致相等。但当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之时，人数比例变化了。至1659年，1/3的巡抚都是汉军旗人，并在1668年鳌拜决定开始大量任命满人与蒙古人为巡抚之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这一比率。事实上，如果将清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巡抚一职而言，这个王朝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1650至1700年，汉军旗人统治各省；1700至1800年，一般汉官与满人大体平分地方的统治权；1800至1900年，一般汉官在各省政府中占据优势。就总体看，清朝总督人选情况也大致与之类似，虽然在18世纪中叶，满洲总督相比于一般汉人总督占绝对多数。不过在清初，甚至在顺治朝以前，总督官位实际上早已被汉军旗人所垄断了。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在三藩之乱前，总督是一种特殊职位，主要视军事征服的需要而设置。其职位常常依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地区，并随其出巡使命的结束而废罢。因此，在1659年之前，实际上只存在七个总督官职。在军事征服的最初几年，对平定地方的计划举足轻重的非八旗汉人，清廷是授予他们总督之职的。例如北方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迎多尔衮进北京，多尔衮即命他总督天津军务（供职共四个月，直至军事危机结束）；或如明朝御史吴孳昌，他在满洲军队占领京城后，即被命为大同巡抚，宣达、山西总督。但到1646年，这些最初任命的汉官，或与其职位一齐罢废，或全被汉军旗人取代了。在此后九年的时间里汉军旗人包占了所有的总督职位。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位一般的非八旗汉人被任命为总督，然而自1651年顺治亲政后，90％的总督都是汉军旗人。由于总督统领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之政，既指挥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动员常规行政机构征集赋税，供应给养，那么很显然，50年代进行的对南部中国的征服，主要就是由汉军旗人完成的。这一最高层集团人员的构成是各式各样的。部分汉军旗人为原辽东本地人，早已降清；另外一些是1644年后归附满洲的明朝官员；还有一些则是降臣的第二代，或是在清朝官场中从初仕升迁至高位者。他们多数为职业军人，但其真正的共性当然在于他们的种族：都是汉人。因此，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1652—1653年间，孙可望“庇护”永历帝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他与李定国等率明军在广西、湖南及四川等地出击，战败清军。为对付明军这一攻势，顺治认定最重要的是派一名经验丰富、多能善战、秉领大权的指挥官到南方去，协调各省众多战线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命洪承畴出任湖广、两广、云南、贵州总督，令其起复，驻扎长沙，全面调度出征的朝廷大军。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集中进攻原来的起义军李定国、刘文秀部，1655年，追击至广西，次年，将义军逐出了南宁。同时，在安隆，孙可望似乎想废黜永历，自立为帝。永历皇帝惟恐被杀，秘密与孙可望的对手李定国联系。李定国当时已退至贵州，决定营救永历帝。他在安隆附近击败了孙可望，遂将南明最后的这位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云南府孙可望刚完工的宫殿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永历朝廷。孙可望最后一次试图打败李定国，但1657年10月24日在云南东部交水之战中大败，这位军阀只得逃到宝庆，投降了总督洪承畴。孙、李交恶，为洪承畴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进犯贵州，拟定了一个攻击李定国南明军队的计划。清军分三路进兵：一由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统率出四川；一由铎尼统率，出广西；一由总督洪承畴统率，出湖南。此战之结果，是清军大获全胜。1659年1月23日，云南府被清军攻陷；3月7日，南明军队主力在大理（云南）被击溃，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年迈的洪承畴无意穷追逃敌，以目疾日重，请求还京，他建议顺治皇帝封大将军吴三桂为亲王，负责抚靖云南。亲王为最高的爵位。1645年吴三桂助阿济格败李自成后，曾一度以亲王为号。清廷准许洪承畴离开物资。跟苏美两强都通气之后，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在演说中，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承认中国是弱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同时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最后关头一至，唯有牺牲到底”！蒋介石知道，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战争又滋生在残弱的中华大地上，吃亏的无论如何都是华夏大地和炎黄子孙，但那又如何，虽然我们可能打不过你小日本，但我们要和你死磕，我们要和你拼命！中共也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一方积极准备的时候，日军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开进。短时间内，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就增加到了二十万人。原本指望着手下张自忠与日军和平谈判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宋哲元，也不得不放下幻想，准备迎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开始对北京发起总攻。南苑大血战开始！那时候还不流行“让领导先走”，二十九军的领导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亲自上阵搏杀，尤其是号称二十九军第一猛将的赵登禹，在白刃格斗中杀死杀伤了够本的鬼子。参战的还有一千多人的学兵团。他们都是北京各大、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批学生兵从未上过战场，日军扑向他们阵地时，这帮学生刚刚完成新兵训练。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青春和理想，只是奉献和牺牲。佟麟阁将学生军安排在了西南方向，因为他认为日军不可能从那个方向发起进攻。诡异的是，偏偏日军就从这里发起进攻。学生军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血拼！鲜活的生命，顷刻逝去！滚烫的鲜血，泉涌而出！这是血与火的交融！这是灵与肉的碰撞！这是萎靡太久的激情！这是沉睡多年的血性！学生兵用英勇无畏的牺牲将日军拖住了难得的数小时，可阵地还是被人数、武器及单兵素质都远远领先的日军突破了。学生兵的阵地被突破后，二十九军的防御阵地被日军迅速切割包围，宋哲元遂命令二十九军突围。但是，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麟阁和赵登禹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日军在二十九军后撤的必经之地大红门，设下了陷阱。二十九军的撤退部队就此踏上了死亡之路。大红门，这是一个让二十九军永远难忘的地方。南苑后撤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赵登禹将军牺牲于日军的机枪扫射，临终遗言：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不必悲伤。战至激烈处，佟麟阁将军也英勇阵亡……但是，对于真正的中国人，岁月绝不会泯灭他们的牺牲！后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葬，并将北京城里的两条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七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市中心的两条大街的名字依然长存：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每每走到这里，总会让人想起那血火连天的闪亮日子！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张学良十几万大军从关外跑到关内的日本兵，在南苑的这片阵地上，没能再现这种“辉煌”。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的胜利也没有被复制，在两位指挥官相继壮烈殉国后，南苑即告失守。二十九军的英勇表现和牺牲精神，感动并激励了全国人民。其中，上海有一个叫麦新的卖保险的小职员，年仅23岁，在得知二十九军的英勇事迹之后，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一气呵成写就了一首豪迈激昂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即《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这样一首热血沸腾的战歌，在那个艰苦困顿的年代里，不知振奋了多少人的胸怀。
贱人潘毓桂
7月29日，北京沦陷。同日，国民政府下令宋哲元撤退。从7月7日算起，付出巨大牺牲与敌周旋二十二天的二十九军撤出北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奉命留守北京，代理北京市市长，与日军交涉战后事宜。几天后，北京的大街小巷贴遍了署名张自忠的安民布告，劝告民众不要惊惶自扰，各安其业。令张自忠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因此成为民众和媒体口中的“华北特号汉奸”、“张逆自忠”。跟你地位相当的佟麟阁、赵登禹英勇抗敌直至舍生取义，你张自忠倒好，竟公然和日本人合作，还发安民布告，你不是汉奸谁是汉奸！眼睛所见未必是真相。民众和媒体还真搞错了，张自忠是忍辱负重，他不是汉奸。由此，张自忠决定用马革裹尸的壮烈来洗刷那些不明真相的国人赋予他的耻辱之名。因为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实际上，真正的汉奸另有其人。二十九军之所以这么快就惨败，日军之所以选择从学生军阵地发起攻击，二十九军之所以中伏，都是因为出现了叛徒。一个是宋哲元的参谋周思静，一个是宋哲元的政务处处长潘毓桂。与周思静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国贼相比，潘毓桂则属于做狗汉奸的特级材料。此人书画皆佳，号称文化名人，极会享受生活，那个唱《夜来香》的李香兰（川口淑子），就是他的日本籍干女儿。据说宋哲元对他非常不错，很够朋友。只可惜在潘毓桂的字典里，是这样解释“朋友”两个字的——朋友，可以用来一起吃饭喝酒，但主要用来出卖获取利益。所以潘毓桂把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全给出卖了。因此，无论二十九军从哪里撤退，都会中伏，无论佟麟阁把学生兵安排在哪个位置，日军都会从学生兵的阵地发起进攻。战斗结束后，没有人会记得那些学生的名字——因为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潘毓桂却靠着中华民族的鲜血染红了自家顶戴——出任北京警察局局长、天津市市长。潘毓桂于抗战胜利后被军统诱捕，这小子后来在军事法庭上泰然自若，侃侃而谈。他说：国民政府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而日本文明开化，所以华北与日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之所以出卖二十九军，就是为了帮助人民更快地迎来和平，为了让祖国更好地和平发展，加快民族复兴的步伐，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所以他非但不是卖国，反而是爱国！对于这种下贱程度超越了人类极限的狗汉奸，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共和国也只好请他把牢饭一直吃到下地狱为止。杀出个黎明第四章持久战，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持久作战VS“三月亡华”
看到这里，有心人一定会奇怪：蒋委员长让宋哲元抗战，却一兵一卒都没增派，任由孤军奋战的二十九军最终败北。蒋委员长想干什么？难道他想借日本人之手干掉非嫡系的二十九军？当然不是，蒋委员长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给日本人下套挖坑。二十九军奋起抗击倭寇的时候，蒋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并于8月初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兵。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上海市内只许驻扎中国警察部队。而蒋介石突然派精锐之师进入上海，显然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屈辱的协定。这是一件很出人意料却相当振奋人心的举动，因为中国军队在过去几十年中，面对日军时几乎没有主动出击过。为什么蒋委员长不挥兵华北抗击日本，却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第二战场？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而选择跟敌人硬拼？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蒋纬国后来解释说：当时我国东北华北已落入敌手，但是这对于以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上的影响的。可以暂时忍耐，用这段时间扩军备战。但是如果让日军由北向南一路打下来，国军就被逼到了东南沿海，就会三面被敌军围歼，且背对大海没有退路，仗也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构想就是要让日军的主战线从由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用空间换取时间，粉碎日军三月灭华的野心。所以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另辟了一个战场。蒋纬国所说基本都是实情，但有一点没有深入提。这套“以空间换时间，持久作战”的对日战略构想，其实属于国人的共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爸爸所起到的作用，是坚决地将这一纸上谈兵且十分冒险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在这里，必须得为大家介绍一个对这一战略构想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之前讲袁世凯的时候，提过此人，他就是曾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话说袁世凯后来搞七搞八，放着很有前途的总统不做，偏要做君主立宪制下的皇帝，蒋百里也就辞职不干了。这之后，蒋百里便不时地在自己的学生如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手下担任顾问之类的工作。当他的这些学生都被他的另一名学生蒋介石打败后，他也成了和其同宗且同乡的蒋同学的新顾问。蒋百里一生从未亲自带兵征伐，但他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构想却有很大的合理性。一般我们把这种具有卓越想象力、创造力的人叫作天才。在《蒋百里全集》中，收录了蒋天才对中国如何才能战胜小日本的诸多建议，诸如“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势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准确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出于对“持久作战”的高度认可，蒋委员长决定利用小日本的死穴“国土狭小、物产不丰、兵源不足，无力支持对我进行持久攻击”，跟对方耗下去。怎么耗呢？具体办法如下：一、持久抗战，将战争时间拖下去，耗死小日本。二、全面抗战，将烽烟燃遍全国，变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增强战争实力，用空间换时间。三、纵深防御作战，调动敌人从东向西打，西部资源丰富，幅员辽阔，地势复杂，足以消耗掉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单兵素质优势。三管齐下，不愁耗不死小日本！简单说来，只要不让小日本速战速决，我们就别怕一时、一地的失败，坚决打下去！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败、再败、继续败都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局部的失败，将时间拖过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直到将日本的战争资源耗尽，换得战略的成功！后来，白崇禧（一说为陈诚）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十二字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可惜蒋百里没能亲眼看见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1938年，50岁的蒋百里病逝。他生前留下了一句话——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日本讲和！在中国实践“持久作战”构想的时候，日本国内发出了完全相反的声音——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准确地说，这句话是日本陆军的头头——陆军参谋总长载仁（日本皇族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其中一人说的。顺便一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裕仁一共提拔了二十三位皇族亲王担任“皇军”高级将领，如元帅、大将和参谋长等，彻底掌控了军事决策权。但令人奇怪的是，直至今天，居然还有人认为“二战”中的裕仁只是日本军人的傀儡而已，难道这仅仅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利用裕仁稳定日本局势的目的，从而未起诉这个无耻之徒的战争罪行所造成的吗？言归正传。日军所谓“三个月解决中国”的对华作战，无非是两条进攻方向——自华北起由北向南，自长江始由东向西。鉴于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撑日军同时在两个方向与中国军队全力作战，因此日本最经济可靠的办法是吸引国军主力北上华北与其决战，依靠驻扎于东北、华北的陆军精锐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利用华北平原开阔平坦的地理环境，发挥其机械化程度高、运动能力突出的优势，一战消灭国军有生力量，然后一路南下，在海军的配合之下，对中国实施大包围从而赢得战争。也就是说，日本更倾向于从北向南打。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其陷入被动。因此，蒋介石选择将日寇的重兵吸引到上海，然后再向内陆转移，把日军从北向南的进攻路线变成由东向西，拉开战略纵深空间。而且，从后勤补给来看，将战场放在上海，对中国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国军的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上海一带是鱼米之乡，粮食供应不成问题，以长江为运输动脉的水网航道密布，运输难度远小于在华北作战。当然，蒋介石选择上海作为战场，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地区充实着各国的利益，在这里开战，可以充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有利于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因为“虹桥机场事件”展开交锋，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向世人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请注意，不是对日宣战。其实蒋介石选择战而不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宣战，则其他国家为了表明不偏袒就得保持中立，那样中国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就将无处购买。战场上的日本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同。中日之前有数的几次交手，中国军队几乎都是防守反击，但这次不同，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展开了狂攻，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决不后退！这是因为，国民政府投入了一切能够投入的精锐部队，力争趁鬼子立足未稳予敌以重创。陆军有张治中麾下的黄埔系中央军——刚刚整训完毕的四个德械师、教导总队，陈诚的土木系中央军——十八军，刚从陕北撤下来的胡宗南黄埔系第一军，以及税警总团等。看看这一大串将星的名字（排名不分先后）：张治中、陈诚、宋希濂、夏楚中、罗卓英、黄维、胡琏、薛岳、王耀武、孙立人、俞济时、王敬久、孙元良、胡宗南、杜聿明、张灵甫……刚组建的中国空军也冒险出动，不光轰炸日军地面目标，世界一流的王牌飞行员高志航、刘粹刚还多次与强势的日本空军进行空中格斗，取得了难得的胜绩，掩护了地面部队。这些胜绩和一个叫陈纳德的人有关，他的故事后面再讲。甚至连在日本航母舰队面前实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海军也全部出动。反正国家就这么一点家底，全用上了。在决心与勇气占优、人数也占优的国军的进攻之下，自视甚高、武器装备全面占优的日军，在开战一个月后依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国军也无法彻底攻破日军防线。这倒不是国军表现不够好，而是对手太强大。一来日军的防御工事修得很不错，全为钢筋混凝土筑造，以国军缺乏重武器的火力配置，着实难以破开日军的乌龟壳。要知道，即便国军装备最好的德械师，按照欧洲和日军的标准也只能勉强算作轻装师，离日军师团平均配备近百门重炮的标准相差太远。二来国军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差日军太多。海陆空三军从未合练过，基本上就是各打各的，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动，战斗力自然发挥不出来。三来日军的单兵素质非常高。别看倭寇矮小，“二战”时的日本兵平均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但倭寇的营养跟得上，身体壮实，受过严苛正规的射击、拼刺训练，所以日军有一流的战斗技巧——枪法精准、擅长刺刀格斗。倭寇的文化素质也不错，当时日本小学教育的普及率近百分之百，所以日军有很高的战术素养——完美执行命令的能力。一起来看看日军的对手对其的直接评价吧。英国人给日军的评价：装备B级，战术水平A级，单兵射击技术A级。李宗仁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稍后还会奉上林彪的评价。与营养良好，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日军相比，国军不仅营养不良（吃不饱），体力和耐力差，而且九成以上士兵是文盲，曾亲历战争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用“状似白痴”来形容其文盲程度，所以不论是对技术装备的掌握和运用还是对战术的理解和配合，中日两国的士兵均不可能在一秀了，名声在外，人们都争着买她。”秦惠王不禁点点头，似乎明白了点什么。陈轸又说：“有个楚国人，他有两个妾。他不在家的时候，有人勾引年长的那位，遭到大骂；勾引年轻的那位，年轻的就表示愿意。后来那个楚国人死了，有人问那个勾引的人愿意娶哪个，您认为他会怎么回答？”秦惠王想了想说：“年长的那个。”“对了！”陈轸说，“勾引别人老婆的时候，当然希望女人风骚放荡，可是到自己娶老婆的时候，又希望女人保守贞洁。楚王也不是傻瓜，如果我常把秦国的秘密泄露给楚国，您认为他会重用我吗？”秦惠王恍然大悟，赶紧向陈轸赔礼道歉，而且将张仪大骂了一通。可是，经过这件事后，陈轸对秦惠王的态度也变了。等到秦惠王任命张仪当了相国，陈轸便真的离开秦国，投靠了楚国，从此受命于楚王，来往齐、楚之间办理外交事务。公元322年，张仪相魏，曾经派人以魏惠王的名义到楚国去邀请陈轸，许诺委以重任，想引诱陈轸到魏国来就范。陈轸差点上当，幸好其子看出了端倪，极力劝阻，陈轸才没有自投罗网。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张仪对陈轸是颇为忌惮的。无论是作为同僚还是作为敌人，他都不希望看到陈轸这样一个人存在。如果把张仪在这世上的敌人排个队，排在前三位的必定是苏秦、公孙衍和陈轸。公元前315年，当楚怀王把当前的形势介绍给陈轸听，陈轸捋了捋下巴下面几根稀疏的胡须思索了片刻，慢条斯理地说道：“秦国想攻打楚国，蓄谋已久了。现在又将得到韩国的一座大城，很快就要与韩国一道挥师南下，其威胁不可小觑。您听我一句话，马上命令全国警戒，动员所有的武装力量，把战车都摆到道路上来……”话未说完，楚怀王心急火燎地打断道：“先生的意思，是要寡人全力一战吗？”他心里想，如果是那样，还要你来出个鸟主意，让将军们准备就是了！“非也！”陈轸颇为不屑地看了楚怀王一眼，“做好这些工作之后，派使者到各国去放风，宣称楚国要全力救援韩国。特别是对韩国，一定要多派人手、多带钱财去做工作，务必使韩王相信您的诚意。这样的话，韩国至少不好意思充当进攻楚国的先锋，楚国面临的危险就小多了。更大的可能是，韩国听信了我们，认为我们必定发兵相救，不再向秦国求和，而是死扛到底，我们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楚怀王听了，先是一愣，继而“嘿嘿”地笑起来，连说“你坏，你坏”，同意了陈轸的建议。于是楚国全国动员，将战车摆满了夏路（从楚国方城通往中原的大路），摆出一副北上救韩的架势。与此同时，楚怀王的亲信使臣来到韩国首都新郑，对韩宣王说：“楚国虽小，但已经做好准备与韩国共存亡，请韩国也全力以赴，共同抗击残暴的秦国。”战国时期开出的众多空头支票之中，楚怀王的这张最让人感到踏实——毕竟，楚国的军队已经整装待发，太像那么回事了！不由得韩宣王不信。楚国的使臣离开后，韩宣王赶紧让公仲朋停止活动。公仲朋大吃一惊，对韩宣王说：“侵略我们的是秦国，欺骗我们的是楚国。因为楚王的一句空话，就轻率地决定与秦国抗争到底，恐怕被天下诸侯嘲笑。再说，楚国和韩国又不是兄弟之国，互相之间也没有攻守同盟。肯定是楚国觉察到秦国的动向，才说要出兵救援韩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一定是陈轸的计谋。而且，大王已经派人向秦国表露过求和之心，楚国一鼓动，您又改变主意。秦王本来志在楚国，现在感觉受了韩国的欺骗，必然将全部怒火都撒到韩国身上。请您一定要考虑清楚再作决定。”韩宣王说：“你别再说了，我意已决。”命令加派人马，支援公孙衍抗战。公元前314年，秦军发动了一场攻势，在岸门（今河南省许昌）大败韩军，斩首一万，打得公孙衍弃甲而逃。与此同时，秦将樗里疾麾兵攻魏，再度攻取了魏国的焦（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和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西）。而传说中的楚国大军，仍然停留在夏路上，丝毫没有北上的动向。韩宣王撑不住了，赶紧派人向秦惠王求和，并将太子韩仓送到咸阳去当人质。公元前313年，魏襄王和秦惠王在临晋相会。按照秦惠王的意思，魏襄王立亲秦的公子魏政为太子，赶走了田文这个徒有其名的外来和尚，还是让田需当了相国。同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今山西省离石），俘虏赵将赵庄。至此，三晋两降一败，秦国控制了魏、韩，踢开了赵国，成功地在关东（函谷关和武关以东）地区站稳了脚跟，获得了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当年张仪提出的“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连横战略构想，正在一步一步得到实现。张仪戏耍楚怀王由于共同感受到来自秦国的压力越来越强大，齐宣王和楚怀王频频互送秋波。通过陈轸的穿针引线，两国之间的交往变得频密起来。为了威慑秦国，楚怀王还派大将景翠率领大军北上，驻扎在魏、韩以南一线；又派三位大夫（姓名不详）率领九支部队直逼曲沃和於中（今河南省西峡），而且在齐国的帮助下，一举攻占了曲沃。曲沃的失陷，给秦惠王敲响了一记警钟。他突然意识到，同时将齐、楚两大强国列为敌人是不明智的，必须先想办法分化瓦解齐、楚同盟，再各个击破。在这种情况下，张仪决定赤膊上阵，前往楚国游说。楚怀王见到张仪，倒也十分客气，安排他住最高档的宾馆，还亲自前去探望，问道：“先生不远千里来到这蛮荒之地，敢问有什么指教？”张仪说：“不敢。我是来为大王分析天下形势的。”楚怀王如果当场操起一根棍子打晕张仪，就清静了。要知道，所有的阴谋家、政客、传销者、基金经理、保险推销员跟你说的第一句话都是：“我来为您分析一下形势。”如果你不想上当，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一棍子打晕他。楚怀王显然不懂江湖险恶，颇有兴致地听张仪讲了下去。张仪说：“秦国，现在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土地占了天下的一半（吹牛！欺负楚怀王没有地理知识，天下最大的国家其实是楚国），兵力足以抗衡周围的国家，山河险固，地势易守难攻。秦王拥有雄兵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粮食堆积如山。秦军法令严明，士卒甘愿赴死（这确是秦国的可怕之处），将帅有勇有谋，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就会席卷常山，折断天下的脊梁。天下诸国，凡是不服者都将灭亡。那些主张与秦国对着干的人，就像是驱赶着羊群去斗猛虎。现在大王不结交猛虎却结交群羊，我是暗地里替您着急啊！”楚怀王真个耳根软，被张仪这么一吓，脑门就开始冒汗了。张仪偷偷瞟了楚怀王一眼，看到这副情状，心下便知道已经有三分成算，接着说道：“天下的强国，除了秦国就是楚国，除了楚国就是秦国。两虎相争，其势不两立。大王现在派兵北上与秦国争利，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后果？”“哦？”楚怀王眉头扬了一下。“秦国坐拥巴蜀之地，用大船装载士兵和粮食，每条船能够装载五十名士兵和三个月的口粮，顺长江而下，日行三百余里。到楚国三千余里，十日可至扜（yū）关。扜关一旦受到攻击，黔中、巫郡从此就不得安宁。秦国再挥师从武关出发，南下攻击楚国，楚国北部地区就会被隔断。可以这样说，秦国如果攻楚，不出三个月，楚国就会面临危难。齐国就算发兵相救，至少需要半年时间。我以为，您依靠齐国来对抗秦国，实在是大大的不明智。”如果是公元前316年之前，张仪绝对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现在可以说得理直气壮。这一切，要归功于司马迁的那位老祖宗司马错。楚怀王不禁“啊”了一声，眉头紧锁，略有所思。张仪紧接着问道：“大王可知道，秦王最钦佩的人是谁？”“谁？”“就是大王您啊！”“怎么会呢？”楚怀王连连摆手，脸竟然红了。“千真万确。”张仪说，“秦王最钦佩的人是您，最痛恨的人是齐王。他常说，楚王为人正直厚道，气度不凡，堪为天下诸侯之楷模。而齐王不过是个乘人之危的小人。他正打算派樗里疾将军讨伐齐国，救燕国于危亡，可是楚国正与齐国交好，让他十分为难呐！”“这……”楚怀王搓搓手，意思是，“我也很为难啊！”张仪觉得火候已到，抛出最后一颗重磅炸弹：“大王不是正在兴兵进攻於中吗？如果大王能够与齐国绝交，我马上回去向秦王请求，将於中……啊不，将商、於方圆六百里的土地统统献给楚国，还让秦王将女儿嫁给大王为妾，秦、楚两国互为婚姻，互派人质，永远成为兄弟之邦。不知您意下如何？”这颗炸弹将楚怀王所有的纠结都炸到了九霄云外，他赶紧问道：“此话当真？”张仪说：“在大王面前，怎敢有半句虚言！”楚怀王大喜。第二天上朝，他便对群臣说：“你们祝贺我吧，我刚刚得到了商、於之地六百里。”群臣听他讲完事情的经过，都向他表示祝贺。只有陈轸仰头望天，一言不发。楚怀王觉得很不爽，下朝之后将陈轸单独留下来，问道：“我不动一兵一卒就得到了商、於之地，你难道不觉得高兴吗？”陈轸说：“我只怕大王拿不到商、於之地，反而招来祸患，所以不敢高兴。”楚怀王说：“为什么这样说？”陈轸说：“秦王看重大王，不过是因为大王与齐王交好。现在您为了张仪的一个空口许诺，就要与齐国绝交，我没法不担心。张仪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含血喷人，也可以信口开河。他的话，基本上不可信。您如果实在要听他的，也要先让秦国交出商、於之地，再与齐国绝交。否则的话，楚国西有秦国为患，东与齐国绝交，马上大祸临头……”“你别再说了！”楚怀王打断他的话，“我意已决，你等着看我把好事办成吧！”又意味深地说了一句，“看来，你对当年和张仪之间的恩恩怨怨，还是念念不忘啊！”陈轸长叹一声，没有再说什么。楚怀王说做便做，马上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绝交信，派人送给齐宣王。使者尚未返回，他又写了第二封绝交信，再派人加急送往临淄。张仪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带着楚怀王送给他的几车礼物和一名楚国将军回到了秦国。而这位将军的使命，当然就是代表楚国接收商、於之地。没想到张仪回到咸阳的第二天，就从马车上摔下来，躺在家里养伤，一连三个月没有出门。楚国将军看到这种状况，也不好催他办理土地移交，只得派人将情况汇报给楚怀王。楚怀王的第一反应是，张仪该不会是以为我与齐国绝交的事办得还不够彻底吧？他不假思索地又派了第三名使者前往齐国。不过这回没有绝交信了。使者就是信。在齐宣王殿上，使者当着齐国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的面，操着抑扬顿挫的楚地方言，将齐宣王以及其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然后，他就被一拥而上的齐国武士拖到殿外，剁成了肉酱。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天下，当然也传到了咸阳。张仪听到这个消息，病马上就好了，主动约见了那位已经在咸阳休息了半年的楚国将军。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羊皮，羊皮上绘着一幅地图。张仪指着地图说：“从这里，到这里，方圆六里，是秦王赐给张某人的私人领地，本来想修个宅子养老的，现在我把它献给楚王了。”楚国将军大吃一惊：“我听说是六百里，怎么会是六里呢？”“什么六百里？”张仪摆出一副更吃惊的样子，“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怎么可能献给楚王六百里地呢？是您听错了吧？要不就是楚王听错了。”楚国将军交涉未果，只得拿着那张地图回到了郢都。楚怀王气得火冒三丈，一下子丧失了所有的理智。他当即下令景翠准备进攻秦国，又命将军屈匄（gài）率军北上支援景翠。大臣们都被楚怀王那张气得扭曲的脸吓坏了，谁也不敢劝谏。只有陈轸站出来说了一句话：“现在我可以说话了吗？”楚怀王说：“可以。”陈轸说：“事情到了这一步，进攻秦国不是一个好办法。您不如干脆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联合攻齐。这样的话，我们虽然失去一座大城，却可以从齐国那里得到补偿。最重要的是，天下人不会因此而笑话楚国。”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既然已经上了秦国的当，不如因势利导，化被动为主动，寻求一个体面的方式来借坡下驴。但是楚怀王第二次拒绝了陈轸的建议。他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复仇”两个字。郑袖的枕边风公元前312年，楚国兵分两路，大举北伐。一路由柱国景翠率军，围攻韩国雍氏（今河南省禹县）；一路由将军屈匄率领，攻打商、於。秦国兵分三路反击。东路由名将樗里疾率领，兵出函谷关，进入到韩国的三川郡，协同魏、韩两军对围攻雍氏的景翠军进行反包围作战。中路由庶长魏章率领，从蓝田出武关，进驻商、於之地，以对抗屈匄军。西路则由后起之秀甘茂率领，兵出南郑，进攻楚国的汉水流域。三路军中，中路军兵力最强，但是总揽全局的灵魂人物还是有“智囊”之称的樗里疾。樗里疾的东路军一路疾进，与魏、韩两军会合，先是攻克曲沃，然后经过东周地界，在东周获得粮食补给后，便直扑景翠军，与守卫雍氏的韩军形成掎角之势。景翠严阵以待，准备与秦军大战一场。双方发生了小规模的接触，在感觉到对手实力不弱之后，又不约而同地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囤积军粮，准备打持久战。但这只是樗里疾的虚晃一枪。他让魏、韩二军打着他的旗号继续与楚军对峙，自己却率领秦军主力星夜南下，与中路的魏章军一道，在丹阳（今河南省西峡）前后夹击屈匄军，获得斩首八万的空前战绩，还俘虏了屈匄、逢侯丑等楚军将佐七十余人。这一战，史称丹阳之战。丹阳之战后，秦军士气大振。樗里疾借势杀回雍氏，又与魏、韩两军一道击破景翠军，取得了雍氏之战的胜利。现在可以解释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韩、魏两国会跟着秦国去攻打齐国了——雍氏之战后，樗里疾意气风发，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继续东进，大败齐军于濮水。魏章也没浪费时间。樗里疾向东救援雍氏，他便向西配合甘茂的进军。两军联合作战，一举夺得楚国汉中的六百里地，并在那里设置了汉中郡。至此，秦军一气呵成，连续在丹阳、雍氏、濮水、汉中四个战场上获得全胜。樗里疾因此声震华夏，被秦惠王封为严君。楚怀王输红了眼，干脆孤注一掷，增兵袭击秦国的关中地区。应该说，楚怀王这一招很漂亮。此时秦军樗里疾在齐，魏章、甘茂在汉中，战线拉得太长，国内相对空虚。而且秦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完全没有料到楚怀王会来这么一下子。楚军迅速攻克武关，直逼咸阳，一直打到蓝田。这里离咸阳只有不到一百里地了。但就是在这里，楚军也成为强弩之末，遭到了秦军的有力阻击，惨遭失败。魏、韩两国抓住机会主动南下出击，一路攻到了邓城（今湖北省襄樊）。而魏章也配合韩军攻楚，连克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和上蔡（今河南省上蔡）两城。就在这个时候，秦惠王主动伸出了橄榄枝。他派人对楚怀王说：咱们别打了，有事好商量。您想要秦国的商、於之地，没问题，可以拿楚国的黔中郡（今湖南省洞庭湖以西至四川省黔江流域一带）来交换。楚怀王一听“商、於”两个字就心里发麻，感觉那是个诱饵，碰一碰都会有危险。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换地，但是如果秦国可以将张仪交给我，我宁愿把黔中郡白送给秦国。一个郡换一个人，怎么样，干不干？秦惠王马上就动心了。他把楚怀王的话当作一个笑话讲给张仪听，然后说：“楚王也不想想，先生乃是寡人的肱股之臣，休说一个黔中郡，就算把宛郡、巫郡、新城郡统统给了寡人，寡人也不会拿先生去交换啊！”秦惠王言毕，发出一阵不自然的大笑。一丝悲凉掠过张仪的心头。他认真地说：“那就让我去吧！”“不行。”秦惠王说，“楚王最恨你拿商、於之地戏弄他，岂能轻易放过你？”张仪说：“秦强楚弱，只要有大王为我撑腰，想必楚王也不敢拿我怎么样。退一万步说，即便楚王杀了我，能够为秦国获得黔中之地，我也心甘情愿啊。”话说到这个份上，秦惠王只能“勉强”同意了张仪的请求
多天都不能离开父亲的棺材去略进饮食。这种孝行使多尔衮周围的官员大为感动；多尔衮也接受了建议，让李雯做了他的私人幕僚。对李雯来说，要报复大顺军的杀父之仇就只有走降清这一条路吗？或者说，这就是他早些时候对陈子龙所表白的要为国效力而名垂青史的途径吗？李雯当然得到了一个英雄造时势的机会，尽管极少有人赞许他攫取这个机会的方式。1644至1646年间他作为多尔衮的秘书，所有奏表文告皆出其手。然而，李雯之例有些特殊之处。那时，大部分归降者，既不是在野诗人，也不是南方文人。在1644年加入清廷，并在18世纪编纂的《贰臣传》中有传的50名高级官员中，大部分是京都的旧官僚（详见下表及书后附录B）。然而，在崇祯朝，3/4的高级官僚来自南方；而在1644年，2/3的归降者是北方人。这种比例的倒转，主要在于山东的大量降人，1644年投降的“贰臣”中，有1/4来自山东。如果说东北地区为满族征服中国提供了大部分军事将领的话，那么，正是山东一地在为北京清政权提供文官上，遥遥领先。山东人在清初的这种骤然显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该省平定较早，部分地由于在各处起义时这里的乡绅名流遵守了王朝的法令。1644年及以后降清文官先附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 陈名夏 | 给事中 | 江苏 |
| 党崇雅 | 侍郎 | 陕西 |
| 梁清标 | 翰林学士 | 北直隶 |
| 卫周祚 | 郎中 | 山西 |
| 戴名说 | 给事中 | 北直隶 |
| 刘昌 | 给事中 | 河南 |
| 柳寅东 | 御史 | 四川 |
| 陈之龙 | 分守道丞 | 江西 |
| 张若琪 | 侍郎 | 山东 |
| 方大猷 | 分守道丞 | 浙江 |
| 高尔俨 | 翰林学士 | 北直隶 |
| 张忻 | 刑部尚书 | 山东 |
| 张端 | 翰林学士 | 山东 |
| 张缙彦 | 兵部尚书 | 河南 |
| 刘余祐 | 兵部侍郎 | 北直隶 |
| 龚鼎孳 | 给事中 | 安徽 |
| 孙承泽 | 给事中 | 北直隶 |
| 薛所蕴 | 国子监司业 | 河南 |
| 傅景星 | 御史 | 河南 |
| 李元鼎 | 太常寺少卿 | 江西 |
| 熊文举 | 吏部郎中 | 江西 |
| 叶初春 | 工部侍郎 | 江西 |
|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 王正志 | 户部侍郎 | 北直隶 |
| 徐一范 | 吏部郎中 | 江苏 |
| 王宏祚 | 户部郎中 | 云南 |
| 卫周允 | 御史 | 山西 |
| 曹溶 | 御史 | 浙江 |
| 胡世安 | 少詹事 | 四川 |
| 吴惟华 | 主事 | 北直隶 |
| 李若琳 | 翰林学士 | 山东 |
| 王鳌永1 | 户部侍郎 | 山东 |
| 金之俊1 | 兵部侍郎 | 江苏 |
| 沈惟炳1 | 吏部侍郎 | 河北 |
| 冯铨2 | 大学士 | 北直隶 |
|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 李化熙 | 兵部侍郎 | 山东 |
| 宋权 | 顺天巡抚 | 河南 |
| 任濬 | 兵部侍郎 | 山东 |
| 张煊 | 御史 | 山西 |
| 李鉴 | 宣化巡抚 | 四川 |
| 谢升 | 吏部尚书 | 山东 |
| 田维嘉 | 吏部尚书 | 北直隶 |
| 黄图安 | 分守道丞 | 山东 |
| 房可壮 | 副都御史 | 山东 |
| 刘汉儒 | 四川巡抚 | 北直隶 |
| 苗胙土 | 郧阳巡抚 | 山西 |
| 陈之遴 | 编修 | 浙江 |
| 刘正宗 | 翰林学士 | 山东 |
| 谢启光 | 兵部侍郎 | 山东 |
| 孙之獬 | 翰林学士 | 山东 |
| 李鲁生 | 国子监司业 | 山东 |
| 魏琯 | 御史 | 山东 |
| 潘士良 | 刑部侍郎 | 山东 |
| 霍达 | 江苏巡抚 | 陕西 |
| 吴伟业 | 少詹事 | 江苏 |
|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 周亮工 | 御史 | 河南（南京居民） |
| 刘应宾 | 吏部郎中 | 山东 |
| 张凤翔3 | 工部尚书 | 山东 |
| 钱谦益 | 礼部尚书 | 江苏 |
山东的投降
山东的情形表明，在乡绅与满族征服者结为同盟镇压城乡义军盗匪上，它比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要来得迅速。尽管这里的民众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忠明之士，但在维护共同利益而携手合作上，山东士绅对满族征服的态度最为典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贰臣”中有那么多的山东文人。山东与辽东两个半岛的相似性，也使这种联盟变得容易了。许多东北边民，通过海上贸易与水军服役，与山东家族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理解山东士绅对清政府的态度的关键点，是满族进入之前这一地区的阶级冲突的激烈程度。晚明时期，山东是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极端繁荣的省份。像济宁这样的城市在16世纪末就已经繁荣起来了；作为地区货物集散地的大运河畔上的临清，尤其繁荣。还有一些富裕的乡区，例如淄川，为大地主所控制。但是，这个省的中部，泰山与沂蒙山周围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却相当贫困，在17世纪20、30年代经常遭到饥荒的袭击。在西南地区的地主并不太富裕，但有很强的自卫能力，住在有家兵和沟垒防护的“家庄”中。许多人习惯以劫掠为生。横贯山东西部的、从北京到徐州的东去大道，整家整家的人——甚至整村整村的人，以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滕县与兖州府会之间那令人生畏的驿路上的旅客们，如果能够逃脱“响马”的袭击，那真是要感谢苍天有眼了；如果其车马没有陷入泥淖，以致被村民以租借牵引用的骡马为由而横加勒索，那也真是万幸。山东也是教派会道活动的中心之一。1622年，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持续了六个月之久，有200万人卷身其中，最后才被4.7万名士兵镇压下去了。这场民众大起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满族占领辽东后，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山东，以逃避满人的追杀洗劫。然而，1642年与1643年，满军深入到山东腹地劫掠，结果是官府失去控制，社会陷入混乱。像临清这样的城镇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村甚至变成一片废墟。到1643年，地方官员已经征收不到赋税。据记载，任何案件审理都不能再进行了。正式的地主政府已不复存在，权力落入了地方权贵或大盗悍匪手中。兖州南部的滕县与沂县的县府屡遭攻击，地方官员已毫无权威可言了。据当时史料记载，当时民户十之七八参预了不法之举。农村社会中“盗户”与“良民”截然两分，后者基本上是地主，他们在安定社会上与政府的利益上完全一致。除了这些“盗户”，在滕县以东的九山地区，还有许多亡命之徒的永久性的大本营。这些“匪巢”中最大的一个，由王俊领导。此人是一位武林高手兼地主。在40年代的颗粒无收的灾荒中他也丧尽家财，便转入绿林行劫了。在兖州的东北走向的大道上，以及嘉祥一带的大运河畔，有一个在当地称为“满家洞”的地区，是个方圆300里的丘陵，有四个乡坐落其中。这一地区有成千个洞穴，以及许多设防的双层石堡。在明朝最后几年的内叛外侵的日子里，满家洞的农民逃入洞穴避难，并用布蒙住洞口。整个这一地区完全摆脱了地方官府的控制，派来维持秩序的乡兵不止一次地在此全军覆没。一些亡命之徒结成了更大的团伙或匪帮的联盟，有些经常冠之以朝官名号的头目，承担松散的领导之责，在这块土地上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曾有位官员报告说：“村落灰烬无遗，百姓杀掳殆尽。”与这些亡命之徒和起义军为敌的是乡绅及其联盟，但他们在横暴残忍上与其敌手差别不大。这种地方武装很像封建团体，都有很好的训练，常常带有浓厚的个人忠诚色彩，一般以忠于乡绅领袖的马队或家丁为主力。邹县豪右鱼维新，拥有一支800名步兵的武装，纪律严明，随时可以与正规军一同作战。嘉祥县的名流刘君学，在满族进攻时期征集并训练了一支3万多人的“义勇”。逐渐巩固清廷对山东的控制的主要办法，就是私人统率的乡兵与中央政府供给与指挥的正规军队的结合。在最低的县级单位，乡绅组成了乡兵，乡兵组成了“营”；再往下则是80—100名乡兵组成的“家”，其首领为“练总”。作为家丁，他们忠于供给其衣食的本地豪右。这种半封建关系实际上是在官方培植下发展起来的——因为地方军政长官总督巡抚自己，要为每一位将领的私人军队（“标下”）提供军费。同样的个人忠诚原则，以及官方对每一位将领的私人武装（“标下”）的承认，还扩大到了较高级的军事单位。在府一级的行政单位中，军队汇编成一般被称为“镇”的组织。除了乡绅私人统领的大型团队，也有一些马队由清廷的命官指挥。而且，乡绅的私人武装，经常根据命令由一地区调往另一地区。在地方军政长官上达北京的报告中称为“技勇”的武装，就这样变成了清廷统治的一支主要力量。许多这种地方地主武装，特别是山东西北部的地主武装，被征调去进攻短命的大顺政权。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派出了许多军官和地方官，到山东各乡、县的都会去接管原政权。他们把在北京用过的拷饷追赃的办法又用到了这里，首先被驱集到一起的就是乡绅。例如，在兖州（这里是明朝鲁王的封地），大顺的首领们取得了被叫做“无赖”的下等阶层的支持，来打击乡绅。在济宁，郭志伟为大顺政权接管了此地，他把官僚、生员和富民囚禁起来，拷掠赎银多达48万盎斯。当他们占领了运河与山东——北直隶间驿道的接合处的德州后，这种行为变得特别地残酷无情。1644年6月1日，那里的乡绅在著名士大夫、1607年进士谢升率领下，起兵反扑。后来，谢升在给清廷的信中说到：（六月一日）臣等鼓励阖州士民，磔伪州牧吴徽文，伪防御阎杰，誓众登陴，激发远迩，共诛闯贼，所置伪官贼将郭升丧胆西遁，谨扫境土，以待天庥。谢升在赶走了大顺军官后，与乡绅们共同邀请了一位明朝皇亲朱师钦，让他以“济王”的名义统辖这一地区。在他的名义下，他们鼓励了其他地区的绅士也组织乡兵，进攻大顺军队。在谢升的同窗、前兵部侍郎谢启光的领导下，这个城镇的2000居民赶走了大顺的统治。在繁华的淄川，前翰林学士、1622年进士孙之獬倾其家财，组织训练了一支地方武装，借此保卫了他在亲戚邻里，并从这个地区把大顺军队赶了出去。史可法与南明在扬州的营部，很快知道了德州事变的消息。尽管史可法很清楚，在谢升担任大学士与太子侍讲时曾经支持过陈新甲的绥抚政策，但他对们排成密集的阵形，向联军发动了攻击，心里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只有最训练有素的部队，才能以如此密集的阵形发动战车冲锋。任何敢于阻挡它们的人，都会被碾成碎末吧！何况还有五万名步兵紧随其后，只等战车撕破敌方防线，便跟上去扩大战果。突然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齐军战车离联军还有五六百步远，一阵箭雨迎面扑来，将冲在最前面的几排战车射得人仰马翻，车轱辘乱飞。田布不知道，韩氏训练了一支特殊的弩弓部队，人人“被紧甲，蹠（zhí）强弩，带利剑”，可以“一人当百”。他们使用的弩弓，是当时极为罕见的脚蹬弩，平射射程可达六百步之外，能够穿透马铠和铁甲。齐军战车排得那么密集，正好成为韩军的活靶子。田布久经战阵，虽然大感意外，却也临危不乱，一面举起盾牌遮挡身体，一面猛击战鼓，命令后面的战车不要管前面的伤亡，加快速度冲向敌阵。弩弓的威力虽然强劲，但是每两次发射之间，都需要时间重新填装弩箭，脚蹬弩尤其难伺候，填装时间是普通弩的三倍。如果齐军战车能够在这个空当间冲到联军阵中，仍有很大胜算。就在这时候，第二批箭雨飞到，又将齐军的战车放倒了几百乘。这是魏军最引以为豪的武卒用十二石的强弩射出的箭，射程虽然不及韩军远，准度却大大提高，几乎是箭无虚发。田布的肩膀上也中了一箭，鲜血直流。他强忍住伤痛，干脆扔掉盾牌，声嘶力竭地大喊：“不要停，停下来只有死路一条，继续向前冲，把晋国人统统杀光！”话音未落，身后却骚动起来。他回头一看，不禁傻了眼，原来是赵将孔青趁着齐军阵形散乱，率领数千名骑兵从两胁包抄，突入了车阵。赵氏自从吞并代地，就大力发展骑兵。当时各国虽然也使用骑兵，但是规模都不大，而且一般与战车混编，作为战车的补充力量出现。唯独赵氏得代地的良马之利，建立了一支独立于各军种之外的骑兵。骑兵的冲击力不如战车，灵活性却大大增加，突入车阵后更显优势。只见他们怪啸着左冲右撞，逢人便刺，逢马便砍，所到之处，血肉横飞。眼看齐军车阵陷入混乱，正面的魏、韩两军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冲锋。魏氏的武卒跑在最前面，这些人都是半日负重行百里的铁人，全副武装奔跑三五百步，快如闪电，杀起人来也是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现在已经不是战斗而是屠杀了。齐军战车全线崩溃，接着引发了步兵的混乱，联军在战场上肆意追杀齐军，直到天黑才罢手。战斗的结果，齐将田布战死，两千战车全部成为联军战利品。除此之外，齐军还留下三万具尸首。赵军将这些尸首堆积起来，建了两座炫耀战功的“京观”。有人向孔青建议：与其炫耀武功，不如将这些尸首归还给齐国，看他们要不要。如果要的话，可使齐人胆寒；不要的话，齐国百姓将产生怨恨，“上无以使下”，齐国将彻底丧失抵抗力——这就是所谓的“内攻之法”。孔青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齐国收到这批尸首，就像拿到三万颗烫手的山芋，不知道如何处理。正在彷徨之间，联军乘胜长驱直入，攻陷齐国西部边境的要塞平阴（今山东省平阴），进而攻入齐国长城。这样一来，临淄无险可守，便岌岌可危了。如果联军再发动一场攻势，谁都不认为齐国还能抵挡得住一个月。但就在这时，魏斯却突然命令联军停止进攻，而且主动向齐国伸出了橄榄枝。赵国、魏国和韩国的诞生胜利者当然是要提条件的。一般来说，不外乎：一、割地；二、赔款；三、签订不平等条约。齐国上下都做好了心理准备，等着魏斯狮子大张嘴。但是，当魏斯提出的停战条件被送到田和面前的时候，倒是田和张大了嘴，半天合不上来。魏斯写的是：只要齐侯（齐康公）陪同三晋前往雒邑朝觐周天子（周威烈王），三晋就撤军，归还所有占领的齐国领土，包括禀丘。就这么简单！田和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家臣田括子看出了魏斯的真实意图，对田和说：“三晋越过宋、卫两国大举入侵，图的不是齐国的土地，而是想借齐国之名，获得周天子的承认。”“哦？”田括子说：“您想想看，三晋瓜分晋国，都快五十年了，还没有被正名，他能不急嘛！”田和吃了一惊：“你的意思是，他们想当诸侯？”田括子意味深长地看了田和一眼，反问道：“您难道不想？”田和愣了一下，说：“可是，朝觐天子，难道就能当上诸侯吗？”田括子说：“三晋现在的身份，还只是晋国的卿，没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朝觐天子，必须要有诸侯引见。别的诸侯带他们去不行，咱们的国君出面，一定行。您别忘了，当年周朝初立，周成王曾经召命齐国的先祖姜太公，‘五侯九伯，汝实征之’，相当于封齐侯为诸侯之长。天子可以不给别人面子，但不能不给齐侯面子。”田和恍然大悟，心里算了一笔账。委屈齐康公去雒邑走一遭，被占领的土地就回来了，何乐而不为？至于三晋能不能得到周天子的承认，跟他有什么关系？不承认，齐国已经尽力，魏斯无话可说。承认更好，有了三晋的先例，下一步田氏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天子封为诸侯。只是对不住齐康公这位傀儡了，让人卖了还要帮着数钱……想到这一层，田和脸上露出了一丝阴险的笑容。于是，公元前404年，齐康公带领魏斯、赵籍和韩虔到雒邑朝觐了周天子（周威烈王）。关于这件事，《吕氏春秋》是这样记载：魏斯“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说得明白，齐康公是被三晋俘虏了去的。周威烈王看到这幅场景，不觉悲从中来。齐康公被三晋挟持，周王室长久以来又何尝不是被诸侯挟持呢？以三晋的实力，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后果恐怕不堪设想。要知道，韩氏的领地基本上将王畿包围，只留有东边的郑国一个缺口（不久之后，这个缺口也消失了），如果三晋要对王室动手，那可是不费吹灰之力，谁都挽救不了。他没有作太多思想斗争，于第二年（公元前403年）春天老老实实地下达了“命韩、赵、魏为诸侯”的召令。春秋时期最强大、掌握霸权最长久的国家——晋国，正式分裂成三个新兴国家了。《史记》对此记载：“九鼎震，命韩、赵、魏为诸侯。”九鼎原本是代表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现在天子被迫将卿大夫升为诸侯，确实是史无前例的震动。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以“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为首章，将这一年作为战国的开始。他还愤慨地写道：“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他也许忘记了，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不也是夺了柴氏的天下，才当上皇帝的吗？第三章吴起变法魏斯——也许我们现在应该改称他魏文侯，却没有太多闲暇来品味当上诸侯的喜悦。公元前400年，三晋联军再度出动，南下讨伐楚国。进入战国后，楚国不断派兵蚕食郑国，前锋直抵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榆关（今河南省新郑附近）。几乎与此同时，韩氏也在抓紧攻略郑国——公元前423年，韩氏伐郑，杀死郑幽公。公元前408年，又攻取郑国的雍丘（今河南省杞县）。楚、韩在争夺郑国的问题上早已水火不容。魏斯率领联军讨伐楚国，主要是为了帮韩国出头，同时也是为抑制楚国的过度扩张。楚军虽然强悍，却抵挡不住气势如虹的三晋联军，被打得节节败退。联军乘胜前进，一直打到方城附近的乘丘才返回。迫于三晋的压力，刚即位不久的楚悼王不得不将榆关归还郑国。公元前399年，韩景侯（韩虔）去世，韩文侯即位。郑国利用韩国办丧事的机会，派兵包围了阳翟（今河南省禹州）。但是不久之后，郑国内部也发生动乱，先是郑繻公杀死相国子阳，两年之后，子阳的余党反扑，又刺杀了郑繻公。本来就被楚、韩两国压榨得只剩半壁江山的郑国从此“国分为三”，政治上陷入分裂。楚国抓住这个机会，再度兴兵北伐，又从郑国挖去了一大片领土。这一次，三晋没能给楚国迎头痛击。因为就在这一年（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了。魏文侯即位的时候，正是春秋战国之交，天下纷纷乱乱，魏氏虽然三分晋国有其一，却因领土分散、强敌环伺而危机四伏。他以卜商为师，以田子方、段干木为友，大胆起用李悝变法图强，发展经济。又借助吴起的军事才能开拓疆土，向西夺得秦国河西之地，向北将中山纳入囊中，向东讨伐齐国至长城，向南将楚国逼退到方城。他还纯熟地运用政治外交手腕，将三晋紧紧团结在一起，结成了战国前期最强大的军事同盟，迫使周天子承认三晋的诸侯地位。他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开创了魏国百年强盛的基业。中国式政治：功高盖主魏文侯死后，太子魏击即位，即魏武侯。新的领导人上任，第一件事当然是到自己的领地上走一圈，接见当地的官员，听听人家表忠，笼络一下感情，顺便发表一番讲话，好让大家组织学习。魏武侯首先来到河西郡，受到郡守吴起的热烈欢迎。吴起还陪同他乘船沿河而下，沿途观赏河西的风光。这些年来，河西在吴起的治理下，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不只当地人民安居乐业，就连洛西的秦国居民也时有偷渡过来谋生的。在中国的古文化中，“远人来服”是大好事，如果连敌国人民都来投奔，更是好上加好。吴起因此声名远扬，原来人们只知道他会打仗，现在知道他是文武全才，由此亦可见魏文侯用人之明。船到中流，魏武侯有感而发：“山河如此险峻，寡人可以高枕无忧了！”陪同人员中有个名叫王错的大夫，马上附和道：“当年晋国就是凭借着这山河之险成为天下的霸主，只要您好好经营，必定也能成就霸业。”王错这个马屁拍得有水平。三家分晋，赵在北，韩在南，魏国分到的地区，包括了原来晋国的都城，所以魏人常以晋人自居。魏武侯也常以恢复晋国的荣耀为己任，听到王错此言，不觉莞尔一笑，问吴起道：“太守以为如何？”吴起回答：“主上说的话，已经很危险了；王大夫又随声附和，那就更加危险！”此言一出，满座皆惊。魏武侯皱了皱眉头说：“太守何出此言？”吴起说：“国家稳定，不在山河之险，而在君侯之德，王图霸业更是如此。当年三苗氏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不修德义，结果被大禹所灭。夏桀居住的地方，左有天门，右有函谷，北有高山，南有伊洛，然而为政不善，结果被商汤所灭。商纣王的领地，前有黄河，后有太行山，不可谓不险阻，结果被周武王打败自杀。所以说，国家的安全和王图霸业，在德不在险。如果主上不修德行，那就真是孤家寡人，这船里的人，全都有可能是您的敌人！”魏武侯连连点头称善，说：“今天总算听到圣人之言啦！西河的事情交给您办，寡人很放心！”放心归放心，考虑相国人选的时候，魏武侯却把“你办事我放心”的吴起撂到一边，选择了政绩平平的田文。吴起很想不通，找上门去对田文说：“我想跟您论论功劳，可以吗？”田文早有思想准备，说：“可以。”吴起说：“率领三军之众，将士莫不用命，敌国不敢入侵，您比我如何？”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领导百官，亲近万民，充实府库，您比我如何？”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又问：“镇守西河，秦军不敢东向，韩、赵俯首称臣，您比我如何？”田文说：“那我更加不如您，我哪有那本事啊！”吴起说：“我就奇怪了，您什么都不如我，官位却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呢？”田文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闹了半天，您是想问这个啊？”吴起说：“正是。”田文说：“您既然问了，我也不妨直说。您想，主上刚刚即位，在朝中尚未确立威信，百姓对他也不是很了解。这种时候，您觉得他会将国事交给您还是交给我呢？”说白了，你吴起上马能打天下，下马能治天下，功高盖主，国君对你很不放心，只愁找不到机会限制你的权力，怎么可能让你当相国？别做梦了。吴起一下子醒悟过来，朝田文作了一揖，说：“相国之位，确实非您莫属。”这就是中国式的政治，一句功高盖主，憋死多少英雄汉！战争仍在继续。公元前391年，三晋联军再度讨伐楚国，在大梁、榆关再度大败楚军，魏国从此将大梁据为己有。公元前390年，齐国讨伐魏国，取襄陵（今河南省睢县）。公元前389年，秦国出兵讨伐魏国。吴起率步兵五万、战车五百、骑兵三千，在阴晋（今陕西省华阴）大败秦军。公元前387年，吴起率魏军讨伐齐国，势如破竹，一直攻至灵丘（今山东省滕县），报了三年前的襄陵之仇。就在这一年，田文去世了。公叔痤的阴谋田文的去世让吴起心里又燃起了希望——这一次，无论如何该轮到他了吧！吴起觊觎相国这个职位，一方面自是贪恋权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一偿夙愿。别忘了，当年他离开卫国，可是发过重誓，不当上卿相，就再也不回来了。这么多年来，他离梦寐以求的卿相都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就是这一步之遥，似乎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叫他如何不郁闷？事实证明，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魏武侯很快任命公叔痤为新的相国。如果说，前番任命田文还算情有可原的话，这次任命公叔痤，就不只是吴起一个人有意见，朝野之间也有颇多微词了。大伙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公叔痤之所以能当上相国，只有一个理由——他是魏武侯的女婿。有很多人为吴起鸣不平。这些话渐渐传到了公叔痤的耳朵里，由此引起的反应是嫉恨。公叔痤嫉恨吴起的才能。吴起有才，举世皆知。然而田文不嫉恨，是因为田文无才，压根没想过要跟吴起比。公叔痤就不同了，从后面的历史看，公叔痤也算是个有才能的人——当然，如果跟吴起比起来，还是差那么一两个级别的。半缸水嫉恨一缸水，世之常理。公叔痤想害吴起，但是苦于找不到机会。他的心思连仆人都看出来了。有一天，一个仆人对他说：“要赶走吴起，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公叔痤说：“哦？”仆人说：“吴起这个人，很爱惜自己的名声。您可以跟主上说，吴起太有才能了，魏国又不大，而且与秦国搭界，恐怕他不会想长久留在魏国。”公叔痤白了他一眼，心想魏国确实不算大，但是魏国很富强啊！再说用这种办法，能赶走吴起吗？仆人看出了公叔痤的疑问，附在他耳边又说了几句话。公叔痤的眉头由皱到舒，连连点头。不久之后，魏武侯和公叔痤一起吃饭，公叔痤便将仆人教给他的话对魏武侯说了一遍。魏武侯说：“寡人也时常在想这个问题，而且听说吴起因为没当上相国，对寡人很有点意见，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不干了，跑到别的国家，那可怎么办？”公叔痤说：“是啊，如果此人为别国所用，对咱们魏国来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魏武侯说：“那你有什么好建议？”公叔痤说：“依下臣之见，主上不如通过婚姻来稳住吴起，将公主嫁给他。他如果接受，说明他没有异心，他也会更加感念主上的恩德；如果不接受，那咱们就要好好考虑一下该怎么办了。”魏武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膝下已经成年的公主没有十个也有八个，嫁一个给吴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嫁谁不是嫁？于是同意了公叔痤的提议，马上派人宣召吴起回安邑，准备亲自向吴起提亲。吴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风尘仆仆赶回来，一进城就遇到公叔痤。公叔痤很热情地说：“听说主上宣召太守，想必将有要事托付，下官特在此迎候，想请您到寒舍一叙，只拉家常，不谈工作，权当为您接风。”吴起见公叔痤说得如此谦卑，便跟公叔痤坐同一辆车，一起来到了相府。不消说，晚宴办得十分丰盛，宾主尽欢。正喝到兴头上，门外的仆人突然报道：“夫人到！”夫人自然就是相府女主人，也就是魏武侯的公主。公叔痤本来笑意盈盈，闻听此言，立马变了脸色，赶紧整顿衣冠，坐得笔直。乐师们唱得走了音，舞女忙不迭地退下，侍酒的仆人也战战兢兢，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席间的空气仿佛由春天一下子进入
巨额经费，自行决定选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出使过程中，发生了五大臣被吴越（樾）谋刺的事件，出国考察被迫中止。五大臣并没有因此被吓到，他们仍坚持出国考察，并在回国后，给清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应该立宪。于是，清政府在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并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份《大纲》都说了些什么。《大纲》第十条：“皇帝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这一条是相当重要的，它将司法权，从皇帝的手上夺走，还给了人民。再看《大纲》中的《附臣民权利义务》一章：“第二条：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这一条规定了人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官员的舆论监督，使之不敢肆意妄为。“第六条：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这一条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私产入宪”。它推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例，而保护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这一条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十分关键。“第八条：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这一条是说：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不能再肆意加税。税收由法律规定。这一条也相当重要，它使人民对自己生产活动的盈利预期更加精准、更有把握。这将大大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清政府公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换言之，最迟于1917年制订宪法。但是，到了1910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并提出了“不开国会，不承认新捐”（类似于美国“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换言之：人民要求参政议政。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将立宪的期限缩短为5年。也就是说最迟于1913年，制订宪法，还政于民。与此同时，清政府成立了地方咨议局以及中央咨议院。咨议院和各地咨议局，初步完成了选举，并初步发挥了参政议政的职能。其中，在1910年冬咨议院第一次常会中，议员提出“剪辫子”的议案，并且获得通过。这是破天荒的大事，也说明了人民参政议政的能量。应该说作为一个开始，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第三，“皇族内阁”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假立宪”。1911年，清政府第一届内阁成立，这次内阁的阁员当中，“清廷皇族占了大多数”，所以这是一个“皇族内阁”，是清政府“立宪没有诚意的表现”。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恐怕不是。这一届内阁，先后任职的阁员，一共有17位，其身份构成如下：1.清廷皇族：7位。2.汉族：6位。3.满族：4位。换言之，清廷皇族人员所占的比例，仅为41%，不到一半。我们不能把其他4位满族（非皇族）出身的阁员，也算进“清廷皇族”之中。那么，为什么第一届内阁，不是以汉族官员为主呢？我想各位只要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领会当中的合理性：1.民主宪政是逐步放开的一件大事，有序渐进，是成熟稳重的；2.各地革命党和群体事件仍然频发不止，满族统治者没有信心完全放开统治权。这些分析很难入耳，但是，只要读者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仔细想想，换了是你，恐怕你也会这样做。凡事都有两面。内阁中虽然满族人占了多数，但是毕竟开始有六位汉族大员进入了权力核心。无论你承认与否，这就是清朝的一个让步，也是汉族的一个胜利（尽管是一个小胜利）。第四，人们没有给清政府足够的时间完成，就判定立宪是假立宪，有待商榷。退一步而言，就算当时的“皇族内阁”先后任职的十七位阁员全部都是清廷皇族，也不能导出“清廷政府立宪是假立宪”的说法。为什么？因为内阁是内阁，立宪是立宪。清政府已经公开宣布了立宪的时间（先是1917年，后来改成1913年）。换言之，清政府公布的立宪年份是1913年，便产生了以下的逻辑推理：1.如果到1913年，果真立宪并执行，那么，就是有诚意，是真立宪；2.如果到1913年，拒绝立宪或拒绝执行，那么才是没有诚意，是假立宪；3.如果在1913年之前清政府明文宣布反悔，那么也可证明是假立宪；4.1913年，清政府倒台了，所以这个问题变成没有答案了。这个问题可以打个浅显的比方：我欠你一笔钱，说好后年还你，但是你还没等到后年，你就起诉我，说我没有还债的诚意，法官会怎么判？法官会判你输。道理很简单：后年还没到，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诚意还你钱呢？同理，1913年还没到呢，你怎么知道清朝没有立宪的诚意呢？万一到1913年，清朝果真立宪了呢？第五，日本帝国的立宪才是“假立宪”。下面我们看看日本当年是怎么做的。日本天皇在1876年发布决定起草宪法的《敕文》，到1889年公布《日本帝国宪法》，用了13年时间。换言之，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夜之间把宪法搬出来的，而是也经过了一个“预备立宪”的过程。大清国当年是效仿日本的经验，设立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后改为5年），也应属于合理范围。我们再来看看1889年日本制订的《日本帝国宪法》，看看日本的立宪是不是“假立宪”：“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的权力是属于天皇的，不是人民的。“第七条：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命其开会，闭会，停会，及众议院之解散。”这一条的意思是：天皇有权解散众议院。“第十一条：天皇统率海陆军。”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军队，不是人民的，而是天皇的。“第三十一条：本章（臣民权利义务）所列条规，在战时或国家事变之际，并不妨碍天皇大权之施行。”这一条更毒：一旦国家不稳定，日本人民所有的民主权利，天皇随时可以全部收回。“第三十四条：贵族院，依贵族院令所定，以皇族、贵族及简任议员组织之。”这一条说明：日本的皇族也参政议政。读者跟我通观日本当年的这部宪法，你会发现《日本帝国宪法》不但保留了日本天皇的统治权、军权，而且还保留了随时收回人民民主权利的权力，而且也保留了日本皇族干涉政治的权力。总之一句话，如果清政府的立宪是假立宪，《日本帝国宪法》也应是一本虚伪的宪法，日本的立宪也是假立宪。那对于这样的假立宪，日本人民为什么接受呢？我认为，那是因为日本人懂得妥协：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天皇既然已经大步让出了政权，人民就应该懂得妥协，先接受下来。宪法如有不足的，以后自然有机会逐步修正之。日本人懂得：当时对于日本来说，国内团结起来大力发展工商，集中国力建设军队，才是最紧迫的事情。而内斗、内战的结果，则只会两败俱伤。推倒重来，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效果不一定更好。可是，当时的中国人，也许不懂得这些。命运的差别，也许就从这里开始。第六，民族情绪对清政府和国民党，采取了双重标准。有些中国的历史爱好者，对于清政府给出的“九年预备立宪期限”咬牙切齿，却对于国民党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建国步骤表示支持。事实上，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只不过换一个说法而已。同样的一件事，清政府做了是错的，而换了国民党做，却变成是对的。这似乎也可以称为“偏见”。还有“皇族内阁”一事，某些历史爱好者不但扭曲了“皇族内阁”人数的真相，而且对蒋家王朝垄断中华民国政权长达60年（1928-1988）的做法却欣然接受。这叫什么？这也叫“偏见”。中国有不少历史爱好者看问题的最大毛病就是“情绪化”：只要是他们不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错的；只要是他们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对的。
冲动是魔鬼
1870年6月21日，在天津，有一伙人一把火烧了一座名叫“望海楼”的法国教堂，并杀死了20名外国传教士以及侨民，其中主要是法国人，事后，以法国为首的列强大兵压境，清政府急忙派出曾国藩去调查本案，本案最后以清政府处死16名中国人犯而结案告终——这起事件，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天津教案”，又称“火烧望海楼事件”。天津教案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人要围攻法国教堂？他们为什么要杀法国神父，并最终发展成对所有白人的无差别杀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十分值得人们细细品味。要说这件事，首先要从一个条约讲起。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大清国和法国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约定了和“传教”有关的两个条款：1.法国人有权进入中国内地传教；2.法国人在中国犯罪，由法国领事逮捕和审判。关于这两点，《中法天津条约》两个相关条款的原文如下：“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第三十八款凡有大法国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或遇有争斗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别器殴伤致毙者，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大法国人，由领事馆设法拘拿，迅速讯明，照大法国例治罪，其应如何治罪之处，将来大法国议定例款。如有别样情形在本款未经分晰者，俱照此办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国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国办理。”《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法国传教士如过江之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其中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从事传教事业，这栋教堂，叫作“望海楼”。那么，法国神父和修女们在这座“望海楼”里面，平时都做些什么呢——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这些日常的事务就不必说了，与本案有关的，是以下这么一件事：开办“育婴堂”。在清末那个时代的天津，有不少穷人生下孩子养不起，便将婴儿丢弃，尤其是女婴——在清末的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女婴被丢弃于闹市、抛置于荒野，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当时天津的法国神父和修女目睹了这个现象，他们办起了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这些弃婴。“育婴堂”办起来之后，紧跟着发生了什么呢？紧跟着，开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他们从城市里、从荒野中捡到弃婴，将弃婴送到“育婴堂”这里来，交给法国神父和修女，进行抢救和抚养。在这个时候，“育婴堂”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给这些送弃婴来的好心人予以了金钱奖励——“育婴堂”的本意应该是良好的：奖励这些好心人，鼓励更多的好心人将弃婴送来。收了奖励金的好心人当然是高兴的，他们回家后，往往逢人便说，说自己今天救了一个弃婴，送到育婴堂，法国修女还给了我钱。不料，“送婴儿到教堂有钱收”的事情，立马就传了出去，传得飞快，并传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这些市井流氓觉得自己“发现了商机”：啊，原来弄一些小孩送到“育婴堂”，就有钱收——你说这钱，是不是很好挣？当初法国修女给好心人支付金钱奖励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样做，无意中向社会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育婴堂“收购”婴儿！为什么修女没有想到这个呢？因为她们是粗线条的思维——她们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想这么远。于是，在天津的民间，开始有一些市井流氓，到处搜集或四处拐骗小孩，将他们送到育婴堂，并欺骗修女们，说：“这个是弃婴，你看，我是好心人，该给我奖励吧？”修女往往也没多想，循例办理，付钱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法国修女没有鉴别市井流氓的眼力，似乎也没有能力鉴定弃婴的健康程度。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往往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法国修女和这些市井流氓“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行为，从第三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怎么看有些像“拐卖小孩”——啊，多么邪恶！流氓和教堂勾结起来拐卖婴儿——人们开始这样想，并开始口口相传。事情慢慢往更坏的方向发展。6月来了，天气逐渐转向炎热，病毒开始逐渐活跃，一些不知名的瘟疫，也开始流行。“育婴堂”里的法国神父和修女，虽然干的是一种自认为是收养弃婴的伟大事业，但是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条件毕竟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弃婴本身被抛弃就是因为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一些婴儿夭折死亡，要么是死于瘟疫，要么是死于先天性疾病。数十名婴儿死亡了。这部分婴儿死亡之后，神父和修女花钱聘请了丧葬工人，将夭折的婴儿埋葬。不料，丧葬工人收了钱之后，为了节省成本，将掩埋死婴的事情，做得十分马虎——往往是几个婴儿挤压到一副棺材中，直接挖一浅浅的小坑儿，埋下了事。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法国神父和修女，犯下了第二个错误：没有严格监督丧葬工人安葬死婴的工作。死婴被草草掩埋之后，由于坑儿实在挖得太浅，野狗在半夜里嗅到气味，纷纷跑过来，并将死婴们刨出来吃掉。到了天亮的时候，野狗没吃完的死婴残肢，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这些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他们开始猜想：教堂杀了小孩。“教堂杀小孩”的说法传开去之后，其中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户边上偷看：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看到了什么呢？结果看到了一大瓶的“眼珠子”，圆滚滚的——实际上事后查明：那些不过只是神父和修女腌制的一大罐洋葱头。这下就不得了了。“教堂拐卖小孩”、“教堂杀小孩”、“教堂里有一大罐眼珠子”。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在天津的部分群众眼中，东拼西凑，组合成了以下一项严重的指控——“教堂的洋鬼子杀中国小孩、采眼挖心，用来制药”！“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个谣言很快就插上了翅膀，在天津卫飞快地传播开来，一传十，十传百……谣言一起，激起了巨大的民愤。雪上加霜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查处一起拐卖婴儿的案件中，有嫌疑犯供述是教堂指使——这本是嫌疑犯的自我脱罪之词，但是，官府没有对此严加查证，便张贴告示，给群众传达了误导性的信息。教堂里的法国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咋办？随他们吗？不能！那怎么办？到教堂去找洋鬼子讨个说法！于是，1870年6月21日，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将天津“望海楼”围个水泄不通，群情汹涌，大家伙要求神父出来，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杀害咱中国的小孩来制药？误会，加上语言不通，围困教堂的人民群众开始和教堂里面的神父、修女以及信徒发生了口角，并开始投掷石头。在这个紧急关头，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yFontanier）。在丰大业看来，这是中国人无缘无故围攻法国教堂，这是中国人“赤裸裸地欺负”法国人，此时的丰大业眼中只有《中法天津条约》，他一根筋地认为：依据《中法天津条约》，法国人有权在天津传教，不容侵犯，而且依据《中法天津条约》，就算是法国神父犯了罪，也应该由我丰大业来逮捕和审判，轮不到你们中国人去围攻教堂。抱着这样“一根筋”的信念，丰大业带上了自己的手枪，闯进了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丰大业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语气毫不客气地对中国的官员说：“现在你们的老百姓围攻我们法国人的教堂，请你立即派人前去镇压！”丰大业在三口通商大原判，认为应处死任珍。不过，他们赞成死刑的理由却是不心相同的。满洲臣僚以及几乎所有汉军旗人要处死任珍，是由于他后来的叛逆行为，而不是因为他杀死了几个家仆。其他汉人臣僚则被他的残杀行径以及这个旗人所得到的特殊对待所震惊，想要以杀人罪判他死刑。于是，以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为首的28名汉官坚决与其他廷臣持异议，认为他们判处任珍死刑仅仅针对他最初的杀人罪。这28位大臣注意到任珍从未认识到自己第一项罪行的严重性，他们提出，“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顺治皇帝被这种烦琐的司法推理搞糊涂了。他干脆下旨道：“是谁展辩，应得何罪，著明白具奏！”陈名夏作为这批汉官的代表回奏说：任珍并未承认杀人大罪，如果只是根据他人的告词定罪，恐怕无以服其心。同时，陈名夏也承认，以第一条罪行判任珍死刑，是律无正条的，所以他打算建议皇帝赐任珍自尽，而不是公开处决他。最后这句话把顺治激怒了。如果律无正条，那他们怎么能够合法地提议赐其自尽呢？这“是何盛世典例”？想让人主致尧舜之治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如果想以“巧”止事，那不就是设法诡避起初的过失吗？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敝习”！皇帝再一次，而且是更加气愤地命令陈名夏解释28名大臣提出不同判决的理由，特别是建议赐命任珍自尽的理由。这一次陈名夏的回奏很卑怯，事实上也很恭顺，他并不想解释最初提议赐任珍自尽的理由。他正式地、恭顺地回奏道：皇上圣明，赐任珍自尽律无正条，故臣作此提议实为不当，现谨束身待罪。不管顺治是否感到了被人嘲弄的羞辱，反正他被陈名夏的含糊其词激怒了。他怒斥道：这些全是蒙混支吾之辞。陈名夏和陈之遴曾获大罪，但朕每从宽宥，给了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洗面革心，旧习不改。所以顺治谕令无论如何不得有任何拖延，让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以及六部郎中等官在午门外集合，对那28人严行议罪。清廷立即召开了这一特别会议，它实际上包括了中央政府中整整1/3的高级官员。与会官员克尽其职，要求陈名夏和陈之遴认罪，并接受了他们的供认，即他们为了保住官位而试图欺蒙皇上，并一直掩饰自己的渎职罪。他们也指责金之俊及其同伙私下纠合朋党，确信他犯了罪。审讯结果的推论是，由于上述罪行，这三名最高级大臣应被判处死刑。此外，包括魏象枢和王永吉在内的13名官员，因结党以及试图以术欺君，有负君恩，应被流徙边疆。还有八名官员，包括张端在内，被指控同属党人，建议革职，永不叙用。最后，包括孙承泽在内的另外三名官员也应被免职，还有一人则当降级调外用。众臣的判决很严厉，这正是顺治所希望的；这使得他很满意。现在，他可以来施舍他的仁慈了。既然已经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并显示了自己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力，顺治就不打算处死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了，只是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除陈名夏外，都保留现职，陈名夏则被革去吏部尚书一职，任大学士如故。其他课刑也酌减如下：被流徙的官员改为降秩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八名朋党分子罚俸九个月；三名革职官员勒令付出六个月薪俸；外转官员的处罚则暂停。纵观顺治与陈名夏争论的全过程，有迹象暗示陈名夏及其同僚欲将任珍置于死地是别有隐蔽原因的。若确系如此，还没有证实它的资料，但串通之说总是在顺治言谈中出现。换言之，在打击朋党活动中，顺治不仅仅为打击朋党而谴责朋党，而且认为这28名官员勾结在一起，有其秘而未宣的动机。从任珍一案的表面看，很难说这种猜疑有什么理由。那些受到威胁要被流放或革职的人，看来并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派系特征。在这些受指控的人中，南方人与北方人几乎各占一半，来自各个部曹，外加都察院、内三院。他们既包括有汉军旗人，又有像魏象枢这样的在清朝由科举入仕而非明朝遗臣者。他们唯一共同的特性在于他们是汉人。所以，在判决的第二天，皇帝就抓住这一共同特征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愤怒与苦恼。5月6日，顺治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和额思黑将那28名官员再度集合在午门下听他发话。这些罪臣一到齐，皇帝就告诉说，他们的第一个罪状就是拒不承认自己议论有失。他再三申饬，而他们却仍旧混议。他们的第二个罪状是形成了一个汉官的团体，自持己见，与满官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皇帝继续谈到，这种按种族纠合朋党的活动无论出现在汉官或满官一边，都必定会招致清朝的毁灭。所以，顺治命令他的御史如再发觉有这类“乖戾”者，当即行纠弹，同时，要特别注意28名官员中的三个主要大臣——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以避免日后发生这类行为。虽然顺治也许可以因为已对这类种族性的朋党活动采取了防患未然之法而感到庆幸，但是任珍事件显然继续烦扰着他。譬如说，他可能已经认识到，朝廷完全按种族关系而分化，造成不和，会损害自己君临天下的地位，因为他总得赞同这一派或那一派，这便会失去另一派的支持，无论他们全部是汉人还是满人。想要使他自己加强皇权的政策取得成功，保持中立，同时使每一臣僚形成独立个体的意识，作为由各个体组成的整体官僚队伍，在君臣之间形成完美的——相对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然而，他选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关系的人，例如陈名夏、陈之遴这样的臣僚，却因任珍案而大受连累。他们显得极易与满洲臣僚发生异议，纵然他们别出异议的表面理由是为了遵循正规的司法程序，可结果是造成了满汉根本分裂。而且，这样的分裂很有可能是另有起因的：私相交通，非法勾结。李三一案已经证明了这类阴谋集团和非法势力是怎样地存在于各部的。现在，任珍一案刚刚结束，皇帝似乎就已开始对臣僚们洁身自好的能力丧失信心了。正如皇帝在对“言官”的一系列敕令中所表示的，以及他后来在这一年秋天公开承认的那样，他对于言官是否尽到了绳愆纠缪的职责，不敢委以信任，因为他们也可能自匿己非。
仿效明初之制
总之，任珍一案看来进一步证实了顺治的忧虑，清朝正日益陷入曾导致明朝覆亡的那种腐败与党争。1653年2月11日，皇帝认为“士气隳靡已久”，诏令臣僚对此奏呈作答。又是魏裔介应诏条奏，十分详尽。他首先热情地肯定了皇帝的观察力，然后警告说，由于忽略了基本道德原则对于治世的关键意义，新政权正掉以轻心地让晚明的陋习继续存在。明初君主政体成功地缔建了一个强大帝国，是因为基本的道德感，它的基础是一切文人学士共同遵奉的孝敬之德。有才能的人不是一心于科举，或者研读后人对经籍的注疏，而是靠经籍的本文进行自我修养，研究孔夫子手定之书，在明初，每个省的训导都特别承担起培养文人学士效忠竭力的使命精神，同时还指引学生务于实学。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正直的臣子的缘故。魏裔介重六经原义轻理学新解，重基本道德准则轻玄学，重实学轻纯文学，这对有待于解决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是一帖过分简单化的处方，但它肯定反映了时代的倾向。他的道德热情也是出自一种道德正直观念，这是一些年轻的汉人臣僚的特征，他们是在清朝科举及第的，因而尚未沾染明朝官场的陋习。当魏裔介这样的御史在抨击晚明弊政、力主皇帝仿效明初之制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同那帮明朝遗臣区分开了，而后者虽然仅仅比他们年长几岁，却显然是老一辈降臣。陈名夏之流总是动辄被指责为政治投机分子，而这类指责既不会针对宁完我或范文程这样的在满人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归降、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旧臣”，也不针对17世纪40、50年代的全新臣僚。早在谭泰事件后，顺治皇帝就已经在称颂忠臣而怀疑陈名夏的品质了。他对这位大学士的品性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怀疑他不光明正大，又欣赏他异常的博学。陈名夏对下官、甚至同僚焦躁易怒，性锐虑疏，经常咄咄逼人。但是对于顺治来说，他又是知识的缩影，活万宝全书。皇帝有一次对冯铨谈起：“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所以，陈名夏作为一名使人敬畏的硕学鸿儒，与年轻的皇帝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皇帝当时正力图学习汉文经籍。在这方面，顺治对他的大学士们是既支配，又依靠。与他未来的儿子康熙皇帝不同，顺治不会独自起草制敕。事实上，当他最初亲政时，他甚至并不亲自批注奏章，而是向某一大学士口叙上谕，然后由大学士令内三院臣僚书红成文。这就给了大学士们相当大的斟酌处理的权力。据说陈名夏就有好几次改动了重要文件中的措词，或者干脆在最后书红时删掉某些他不同意的辞句。为避免这类有意无意的差错，1653年，皇帝坚持票拟谕旨须经回奏，这就需要增置几名大学士。1653年7月21日，令内三院各增汉大学士两员。五天之后就任命了三名新大学士：成克巩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张瑞授内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同时，诏令将原属翰林院的一些有关教育事务划归内三院，命内三院掌直隶、江南和江北学政。由于内院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明朝的内阁，顺治也就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大学士们一起讨论制定行政命令。这在满洲臣僚中引起了忧虑，担心再次出现内、外廷互相阻隔的情况。有些担心在1653年12月15日成为事实，那天顺治决定在紫禁城里拨出一个专门的房间，供大学士、学士内直草诏之用。此后不久皇帝又命汉大学士们移家皇城东华门内，各赐宅一区，其奴婢俱于兵部注籍，发给符牌，供出入检验。从皇帝的观点看来，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为了使人主于行政上效率更高，作用更大。顺治很快就抓住了专制统治的关键，所以，他在1653年至1654年间对于保证从“耳目”处得到大量可靠的情报这一点兴趣日增。1653年，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来检举揭发，他废止了被论劾的官员按常例可反诘上奏者的旧制。上奏程序也被简化了，御史们某些冗长、费时的汇报各部政务的职责也被免除。不过皇帝对于他的御史们是否愿意直言无隐仍然抱有怀疑。1654年3月23日，顺治告诉“言官”们说，他是多么地关心御史们能遵照他的三令五申，直言上书。如果皇帝真要建立一个“太平”之世，那么言官们就必须要让他与闻天下之邪正贪廉。但他担心言官们的纳交结党，会妨碍他们真心直言。事实上，顺治此刻似乎已经认识到理想的官僚行为（公正和非人格化的）与理想的文人行为（克己复礼）之间的内在矛盾。他因此警告言官，说他们正在“重违朕心，纳交结党”。顺治一方面命令监察官们分别上奏，从而得到许多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另一方面，他还试图使他的行政官们在制订政策时更多地采用集议的形式。一得到奏报，皇帝就希望召众官集议，得出一致意见，从而避免个人偏见，以使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1654年3月28日，就在他谕诫御史们毋纳交结党，以免妨碍以公论劾的五天后，顺治召集内院诸臣，向他们表示对目前廷议形式的不满，它们常常陷于不得要领的争吵。相反，顺治坚决主张一旦多数人认为某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应当得到一致贯彻。今后如果有“一人坚执己意”，从而有妨政事，那就要被看作故意妨碍议案通过，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皇帝坚持一旦达成明确的合议，大学士和学士们就要互相配合，然而这一要求受到两种情况的阻挠。首先是宗派关系网的迅速扩大，它们看来就是围绕满汉意见分歧的争端而形成的。皇帝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反对公开的政治联盟，告诫臣僚不要造成满汉间的分歧。现在他将不得不着力解决个人小集团的问题，这对皇帝来说特别棘手，因为这些小集团牵连到内三院中他的宠臣，如他的侍读大臣陈名夏。第二种妨碍臣僚们齐心同议的情况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这就是，在诸大学士内部，尤其是陈名夏与内院其他一些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敌意和怨恨。例如，宁完我就忘不了1651年指控他庇护大学士刚林篡改《实录》的谕旨，就是由陈名夏起草的。虽然济尔哈朗已经替宁完我澄清了事实，但宁完我却一直对陈名夏耿耿于怀。其他臣僚如冯铨、范文程等也知道自己被贬的类似的朱批上谕出自陈名夏之手。也许陈名夏正是感觉到自己为众人所忌，遂于1653年要求外任。当时正是李定国和孙可望在广西、湖南和四川节节获胜，清廷举朝震惊之时。李定国、孙可望从前是张献忠的部将，此刻正在替南明永历政权作战。1649年，清廷曾经遣孔有德率兵2万征广西，但去年夏天他在桂林作战时，被李定国切断了回湖南的退路，遂于8月7日自杀，所以现在需要有个文武大臣总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协调对李定国、孙可望的讨伐。陈名夏所求正是此职，但皇帝却求助于远比陈名夏更为老练的洪承畴。1653年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陈名夏所请未获批准。1654年2月，时值陕西总督一职缺人，他又请求出镇行省。据当时消息灵通人士的看法，陈名夏想要离开京城，“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但是顺治拒不让他这位大臣离京。陈名夏依旧留在内三院，掌选翰林院词臣等事。选拔翰林院见习人员，是替皇帝最上层的内廷——内三院甄选臣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由于皇帝是依靠大学士、学士诸臣替他起草谕旨的，所以无论谁若是控制了对词臣的选拔，他就近乎可以控制朝廷的政策了。所以，当试卷在文华殿供大学士们讨论评定时，每位廷僚都有机会提出文才可取的候选人，但他们也许就是那个提名的大学士的私党。因而，甄选词臣对于监管考试的大学士来说是一个紧张而重要的时刻。1654年春，大学士集议选用词臣，由陈名夏主持，总共提出了18名候选人。虽然范文程和冯铨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推荐，他们的候选人还是被排在了陈名夏所荐候选人的后面。至于宁完我，他提名的三个人被从名单上一笔抹掉了。宁完我提出质问，陈名夏勃然作色说：“文字我岂不识也。”宁完我文名虽不及陈名夏，但他却因再次受辱于陈名夏，忌恨愈深，伺机报复。1654年3月28日，宁完我受皇帝殊恩，列名于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这对一个汉人来说是一种殊荣，即便是像宁完我这样一个汉军旗人也是如此。这便对陈名夏造成了极大威胁。宁完我现在可以作为正式成员参与由满洲亲王们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而那批满洲亲王并不信任像陈名夏这样的南人，他们把他与持异议的复明分子和无能的文人联系在一起。这些文人正在怂恿顺治皇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习俗，甚至包括服饰。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当顺治在多尔衮死后最初亲政时，他仍在一定程度上为济尔哈朗和其他一些满洲亲王所左右。也许因为这个缘故，1651年，他起初驳回了御史匡兰兆关于朝祭宜复用“衮冕”的疏请：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不过后来皇帝还是采用了汉族式样的衮冕。他本人还曾亲自向内院出示明朝冠服，诸臣对此称善不绝。也许正是由于皇帝在那些场合对明代肥大的饰有滚边的朝服的默认，陈名夏才做出了下面这种举动。这甚至还可能有更深刻的赎罪的心理动机，即对于自已折节归降，背明事清的负疚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回想起来，陈名夏的如下举动显得极为冒失。1654年4月17日的前几天，陈名夏与自己的对手宁完我打的事。好了，先这样了？给我打电话。我们得谈谈。爱你，宝贝。谈话。当然要谈。帕拉斯没给任何人打电话——警察，迪·迪，或者他——直到八月份。他气坏了，不过还是照样把她的路费电汇给她了。要是他们当着卡洛斯的面背后笑话她，要是他们拿她开玩笑，她听到之后也无动于衷：无非是在她进入学校大厅时中断的手势；在她从存物箱前走开时滑动的眼波；在她坐到人群中吃午饭时不自然的微笑。她从来没有真正引人注目过，但她的谈吐和她父亲的金钱隐藏了这一事实。如今她成了公开的笑柄（帕拉斯和一个看——门——的跑了，你难道不爱听这条新闻吗），谁都不遮遮掩掩的了。她回到了最后的战事发起的地方，高中安排有序的战壕，在这里，羞耻不过是走到大厅换盘子所需的时间，失败不过是开启暗码锁的摸索，而厌恶不过是阻滞射精的薄薄的避孕套。在这里，除去交换衣服和玩具，没有什么好意可言。在这里，孤芳自赏居统治地位，判决是暂时的，开除才是永久的。而成年人对此一无所知。只有监狱才可能是惹眼和可怕的，因为在戒律和仪式之下蛰伏着折磨人的暴力。来自井然有序的宁静家庭的那些人，在关进大门后，当即就被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残酷压倒了。那种残酷是以年轻人欢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帕拉斯试过了。但那种羞辱让她抬不起头来。弥尔顿曾向她打探她母亲的情况。曾经有人警告他要当心与他圈子之外的人结婚的后果，而且每次警告都不幸成为现实：迪·迪是不负责、不道德的；如果情况属实，她还是个荡妇。帕拉斯的回答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他还在谋求起诉学校，理由是它的松懈和造成危险的环境，更不消说有犯罪倾向的职员了。可是受“诱拐”的“牺牲品”却是心甘情愿走的，而那次“跨州”行程的终点恰恰是“牺牲品”的母亲。这怎么能称得上是犯罪呢？她父亲家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他们得了解一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使女儿想要、急着要逃到她母亲那儿去呢？进一步说，校园内并没有发生什么讨厌的事——除了“牺牲品”的汽车被修理了一下，并且她被平安护送到家。何况，“诱拐”发生在学校停课的假期。尤其是，“牺牲品”不仅心甘情愿地去了，还连欺带哄地自愿陪伴一个男人（甚至可以称作是艺术家），他并没有前科，而且在高中的表现和工作都堪称楷模。她被他性侵犯了吗？“牺牲品”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是不是让她吸毒，给了她非法的东西吸呢？帕拉斯摇着头否认，只记得她母亲那样做过。撞她车的人是谁呢？我不知道。我根本没看到他们的脸。我离开了那地方。到哪里去呢？我挥手拦车，有人让我上了车。谁？一些人。在一个教堂似的地方。在明尼苏达？不，在俄克拉荷马。地址是什么，电话多少？爸爸，算了吧。我现在不是到家了吗？是啊，我可不想让你操心了。不用了。不用了。帕拉斯觉得不舒服。她无论吃什么东西，哪怕吐掉大半，体重还是会增加一磅。感恩节那天她独自一人过的，吃的都是普罗维登斯准备好的。圣诞节那天她请求放她出去。弥尔顿说不行。你就待在这儿。就去芝加哥，她说，去看望他的姐妹。他最终同意了，并由他的行政秘书做了安排。帕拉斯在她姑妈那儿待到十二月三十日才离开（留下了一张无疑有误导之嫌的字条）。在塔尔萨机场，她花了两个半小时租了一辆小汽车，司机把她一路送到了女修道院。她说，只是拜访一下。只想看看大家都怎么样了，她说。除去她自己，她还能骗谁呢？显然谁都骗不了。康妮当即瞥了一眼。现在又能怎样？康瑟蕾塔把小母鸡歪过来，看着银白色中带玫色的腹腔。她用盐把鸡涂满，并把它的表面用肉桂和黄油揉搓了一遍，再把洋葱加在用鸡脖子、鸡心和鸡胗煮的汤里。母鸡一烤到外焦里嫩，就被她放到一边，去吸足汤汁。浴缸里的水微温，浅得仅及吉姬的腰际。她喜欢又多又热、满是泡沫的水。大宅里的管道破裂了：流出的水带着颜色，一股股地向外冒，有时还输送不到二楼。井水流过一个烧柴的锅炉，那是除去她谁都没兴趣保留的。她是个习惯于惹麻烦的人，总想在冬天比往常更糟的老旧的管道系统中积存好几加仑热水。西尼卡当然帮了不少忙，把一桶桶冒着气的热水从厨房的炉子边提到浴室。为了弄出肥皂泡，她倒进不少象牙雪牌洗浴剂，尽其所能把水搅拌起来，可惜只得到了令人失望的软泥般的东西。她曾经邀请西尼卡到浴缸里和她共浴，但又像以往一样遭到了拒绝。虽然吉姬清楚为什么她的朋友不愿意让人看到赤身裸体，但偶尔仍禁不住要逗她洗浴。她曾经看到过血迹斑斑的卫生纸，但西尼卡皮肤的隆起部分只是在衣服下才能摸到。尽管吉姬莽撞得不怕讨人厌，她仍然没能向她问及那些隆起。答案可能会太接近那个黑人男孩流血的场面了。她伸展开双腿，露出水面，抬起脚来欣赏。以前在K.D.光着膀子背对着她坐着的时候，她常常躺在那儿用双脚蹭着他的脊梁。他糊里糊涂奉献，充满了激情、伤害和向往，以及许多许多的屈服。是啊，她曾经纠缠过他一阵。她欣赏他对她的崇拜和追随，因为她自己没有崇拜和追随别人的经历。米基。没有谁能管那叫爱。可是K.D.的方式没有让她长时间感到开心。她后来就时常欺骗他、侮辱他、拒绝他，而他在宅子周围追逐她、抓住她、拍打她。玛维斯和西尼卡曾经把他拉开，用厨房里的炊具揍他，把他赶走——对他的咒骂她们三个用更难听的骂声作答。啊，好吧。这是新的一年，她想。一九七五年。既然旧的计划全都成了垃圾，就该制订新的。她最终从浴室瓷砖中拿出那个盒子时，看到里面满是证件，不由得欢呼起来。银行官员也喜得手痒难耐，给了她二十五美元，因为他很高兴把它们镶在镜框里或者放进展柜，让他的顾客们开心。这种西部最大骗局之一的文件汇集，你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得到。她坚持要五十美元，踩着爵士舞步走出银行，吩咐玛维斯干脆开车就走，请吧。她本想要西尼卡与她一起走的。这次是一去不复返了。回来会关系紧张的。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她母亲不知在哪里，她父亲是死囚。只有一个外祖父，住在密西西比州阿尔肯的一辆漂亮拖车里。她先前没把这事想周全，可现在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离开了。就是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倒不是那个流血的男孩或是米基关于沙漠上那对情侣的戏言或是小个子男人有关清水和扭结的双树的忠告。在米基之前，一切全都消失在消遣和冒险之中了。激愤的游行、传单、争吵、警察、静坐者、领导人和谈话、谈话、无休止的谈话。没有一个是认真的。吉姬抬起满是皂液的手，把头上的发箍重新扣紧。没有一个高中生或大学生，没有一个，哪怕是别的姑娘，认真对待她的认真态度。要不是她会印东西，谁都会当作没有看见她。除去米基。“坏蛋。”她说出了声。随后，由于说不准究竟是哪个坏蛋最惹她动怒，她用力拍打着那缸令人不快的浴水，每拍一下就从齿缝里挤出一声“狗屎”。这样发泄了一会儿后，她平静了，便向后靠到浴缸上，用滴水的湿手掌遮着脸，悄声自语：“不，你这蠢而又蠢的坏女人。因为你不够刚强。不够机灵。就像跟所有别的该死的东西在一起一样，你没本事坚持下去。你以为那会很好玩，而且能有点用。也就是在一两个季节之内。你以为我们是熔岩，可是当他们把我们砸成沙粒的时候，你却跑了。”吉姬不是爱哭的女孩；即使现在，当她意识到她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无法对自己满意，她的眼窝里仍像沙漠一样干燥。康瑟蕾塔给褐色的小土豆削皮、切块。她在水里加了熬好的调料汁、月桂叶和鼠尾草，炖上土豆，然后再倒进长柄平底锅焯汤，直到土豆变成暗金色。她把红胡椒粉和黑胡椒籽撒到上面。“噢，对了，”她说着，“噢，对了。”最他妈好的进展就看怎么计价了，玛维斯希望技师对这辆十岁的凯迪拉克的钟爱能让他在收费时给她打个折扣。她始终不会知道他到底打没打折，但在修车铺下班之前，他把活儿干完了，收费是工钱五十、零件三十二、润滑油和汽油十三，差不多把玉米地的租金花光了。要等波森先生下次交租金还得三个月。不过，余下的钱还足够日常购物，加上康妮想涂的漆（她猜是给那把红椅子涂；但还有白漆呢，大概也要涂鸡舍），以及雪糕。那对双胞胎喜欢雪糕，见到就吃。可是圣诞节玩具却没人动，所以玛维斯花了五小时等待翻新和修理，用一辆玩具卡车换了一辆玩具汽车，用一个玩具娃娃换了一个会说话的娃娃。珀尔很快就会长大到可以玩芭比娃娃了。他们的成长和变化令人吃惊。他们夭折时，头还抬不直，但一次在大宅里头听到他们时，已经是蹒跚学步的两岁婴儿了。根据他们的笑声，她能够一丝不差地分辨出来。而根据他们和别的那些在各个房间里跑来跑去的孩子的融洽相处，她知道他们成长得怎么样。现在他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六岁半，玛维斯该考虑适合他们年龄的生日礼物和圣诞礼物了。她因为思念孩子而备觉孤苦，便在一九七○年回过一次马里兰州。她在萨尔、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注册的学校看着课间休息的学生，心中一惊，突然意识到萨尔现在该上初中了，比利·詹姆斯在三年级，而弗兰基在五年级。不过，她觉得不成问题，一定会认出他们，尽管她没把握他们能辨认出自己。可能是由于她的手指抠进了操场的围栏或是脸上扭曲的样子，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学生们吓坏了，一个男人过来盘问起她—没有一个问题她答得出。她连忙跑开，想躲起来偷着看。她想藏到佩格的房子那儿，但不能让弗兰克或隔壁的邻居看见。她找到那里时——戴帽子的女孩还在赶鸭子——却流下了泪。原先长得茁壮、繁茂又漂亮的莎伦玫瑰，如今全被砍光了。要不是担心被人认出，她就要沿街跑掉了。她当即清醒地意识到，无论在这儿还是别的地方，只要没有莫尔和珀尔，她就不安全。这都发生在她和勃迪通电话并获悉她被通缉之前。她把头发束进一个墨绿色的发箍，买了一副廉价的墨镜，乘上长途车先到华盛顿，再前往芝加哥。她在那儿替康妮买了给母亲的东西，换了一辆又一辆长途车，到达了米德尔顿的长途汽车站，她的凯迪拉克就存在那儿的停车场。她急急忙忙地买好给康妮的用品，在她的双胞胎孩子的陪伴下一路加速行驶。玛维斯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在车道上踩下刹车，把车停在已经在这里住了下来的赤身裸体的吉姬旁边。三年来，她们吵嘴，动手，勉强相处，只是由于康妮的缘故才不致互相谋杀。玛维斯相信，是因为吉姬被那个从鲁比来的男人搅得心神烦乱，她们才没拔刀相向。玛维斯是宁可这么做的，和任何人拼打到底，当然也包括那个在街上混出来的浑女人，因为那女人曾经威胁说要用刀结果她，让她的孩子们没人保护。因此她在可爱的西尼卡到来时，由衷地甚至过分地欢迎她。吉姬也全心全意地欢迎西尼卡的到来，把那个叫K.D.的人像葡萄籽一样吐掉了。在这一新的组合中，玛维斯的崇高地位稳固了。连那个长着漂亮脸蛋却有着受伤害表情的哀凄的富家小姑娘，也没有动摇她的地位。双胞胎很高兴，玛维斯依旧比别人更亲近康妮。正因为她们如此接近，如此相互理解，玛维斯才开始担忧。倒不是因为康妮的夜间习惯，或是她喝不喝酒，而是这种亲密的情感近来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还有别的。康妮点头的样子像是在听旁边的什么人讲话；她总是嗯啊的，而如果你说什么，她就答非所问。还有，她不仅不再戴墨镜，而且每天要打扮那么一下，穿上一件索恩·摩根在这儿时给她的衣裙。她脚上穿的则是原先放在她梳妆台上的那双闪亮的修女鞋。随着她自己耳朵中响着的开心笑声，以及雪糕在严冬中融化，她无法判断这类事情。康妮从来没诘问过双胞胎的真实情况，而玛维斯本不打算解释或辩护她知道的是真的，对她而言接受才是主要的。夜间的来访者越来越少露面了，她除去操心这个，便全神贯注于莫尔和珀尔长得有多快，以及她能不能坚持下去。六个黄苹果存了一冬都干瘪了，掏过核之后漂在了水上。葡萄干在一口深平底锅中的酒里加热。康瑟蕾塔在每个掏空的苹果里填上由蛋黄、蜂蜜、山核桃和黄油混合而成的浓汁，再一个个地加进被酒泡胀的葡萄干。她把香醇的葡萄酒倒进一口平底锅，再把填好馅的苹果放进去。温甜的液体流动着。小街都又窄又直，可她一划出这些小街，就都流血了。有时候她拿着卫生纸来接血，但她也情愿让血就这么流。诀窍是切开的深度恰到好处。不能太浅，否则切口只是一道很淡的红线。也不能太深，否则血会升起来并迅速冲涌而出，就看不见街道了。虽然她已经把地图从胳膊挪到大腿，她还是能高兴地认出旧街故道，连诺曼的痕迹都被排除了。有时候几个月划一次就够了。后来有时候她一天划两次，经常是一条街还来不及封口，她又划开了另一条。但她并不草率。她的工具是干净的，她的碘化物（强于红药水）很充足。何况她还向她的工具袋里加了芦荟滋润霜呢。那个习惯，始于待在一个养育孤儿的家庭里时，开头是偶然的。在她一个收养的哥哥—格里亚妈妈家收养的另一个孩子——第一次把她的内裤扒下来之前，有一根别针系住她牛仔裤的裤腰，原先那里是一个金属扣。在哈里猛拉她的裤子时裤扣处裂开了，别针刮破了她的肚皮。牛仔裤一被脱掉，他就去拽她的内裤，那一道鲜血反倒更刺激了他。她没有哭。那样并不痛。格里亚妈妈给她洗澡时惊叫道：“可怜的宝贝，你干吗不告诉我？”说着她把红药水涂到那V形的伤口上。她想不好该说什么：别针的刮擦还是哈里的行为。于是她故意用别针刮自己，指给格里亚妈妈看。因为她得到的同情太少，她就告诉了她哈里的事。“别再说了，听见没有？你听见了吗？这里不能发生这样的事。”她吃了一顿最爱吃的东西之后，就被安置到另一个家庭。几年之间没有出过什么事。直到上初中，随后是十一年级。那时候她已经懂了，在她身体里有某种东西使男孩们想得到她，使男人们想盯着她。如果她和五个女孩一起在廉价店铺的柜台旁喝可乐，一定是她的乳头被一个受到朋友窃笑的男孩大胆地捏上一下。四个或者一个女孩在街上走过那个抱着女婴坐在公园长椅上的男人身边时，只有当她也走过，他才会把他竖起的阴茎掏出来，嘴里做出咂咂的亲嘴声。找男朋友来庇护也没什么用。他们把她的献身视作当然，但如果她向他们抱怨她曾被朋友或陌生人爱抚过，他们就会冲她大发脾气。于是她明白了，问题就在于内在的某些东西。她像一个其可疑的诗句过于灵活、过于惊人而难以发表的诗人似的堕落了。这让她激动。也让她安定了。深入到衣服下面的内在生命，这使得她的眼睛干涸了，催生了一种只有哭泣的女人才能动摇的安宁。那种哭泣会触发一种痛楚，力道之劲，她宁肯做一切事来消除它。在她十岁那年，还没有划人行便道的时候，肯尼迪遇刺了，全世界都公开哭泣。在她十五岁那年，春天里马丁·路德·金被谋杀，夏季时另一个肯尼迪也死了。她每次都打电话请病假不去做照看小孩的工作，待在屋里，把大街小巷划在胳膊上。她这件流血的工作很容易遮掩。就像艾迪·特托尔，她的大部分男朋友都在夜里干那件事。对那些坚持要问个究竟的人，她就想出一种病来。立刻会引来同情，因为那些疤痕看着真像是外科手术留下的。在康妮的宅子里得到的安全感，在帕拉斯到来之后，不如先前那样完整无缺了。她花费了很多时间哄她高兴、喂她吃饭，因为帕拉斯不吃的时候就哭或者忍着不哭。那姑娘八月份走后降临的轻松感，在她十月份返回时——更漂亮，更丰腴，还装作只是路过这儿看一看——消失了。在一辆豪华轿车里，差不多吧。带着三个箱子。现在是一月份了，她在夜间
是谈判双方摆实力而非讲道理的地方。好在袁世凯也没想和日本讲道理，他谈判的目的是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拖。中方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陆征祥、副部长曹汝霖和驻日大使陆宗舆，这三人彻底地贯彻了袁大总统的指示：拖。拖的办法有两个。办法一，减少谈判次数。日寇的代表日置益说：“我方希望每天谈判，以赶快解决为原则。”陆征祥先生则讨价还价道：“每周谈一次，且谈判只能在下午举行，我上午还要处理其他公务。”讨价还价的最终结果是每周谈三次，下午举行，每次谈两小时。办法二，缩短谈判时间。每次开会，陆征祥先生尽量多说几句开场白，好不容易说完开场白，又让服务员上茶，茶杯还特别大，等茶喝完，才开始谈判，可是陆先生那慢悠悠的说话节奏堪比电影里的慢动作分解……如此一来，正事还没谈，会议时间倒是悄悄从指缝间溜走了。陆征祥先生熬得很辛苦，开场白编不出来了，茶也喝到想吐了，幸好事情有了转机。原来，袁世凯准备了一明一暗两套办法。明的办法自然就是“拖”，至于暗的办法，落在一个日本人身上。在陆征祥度日如年的时候，袁世凯把自己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派回了日本。有贺长雄肩负的责任很明确，替袁世凯出高价收买日本人的情报，分析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如果自己拒绝“二十一条”日本人会不会出兵。最终，袁大总统花大价钱搞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人要袁世凯保密了，因为“二十一条”不仅不能让其他列强知道，在日本国内也见不得光。接下来，袁世凯动用人际关系把“二十一条”相关的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两国。据考证，英国方面由袁世凯亲自出面搞定，因为英国大使朱尔典和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都是他的故人，关系很不错。而美国方面则是被一颗冉冉升起的外交新星顾维钧（唐绍仪的女婿）摆平的。随后，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日本人的本意是趁“一战”这个列强都抽不出手的良机，在中国浑水摸鱼赚一把。袁世凯则摸准了日本人不希望其他列强来捣乱这一点，非要把这事透露出去。于是，袁世凯的老上级李鸿章当年用过的办法登场了——以夷制夷，以利益制利益，联英美制日。1915年5月7日，受到英美两国压力的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这么谈下去谈到哪天是个头，于是发出最后通牒：“就这样，我们一步也不让了。5月9日下午六点前，再不答应签字就开打！”小日本并非虚言恫吓，他们已经在搞小动作——向山东和南满增兵。没办法，国弱民贫。袁世凯政府被迫认怂，答应签字。但是，袁世凯签的不是“二十一条”，而是经过艰苦谈判而取得的《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简称《民四条约》。陆征祥、曹汝霖和陆宗舆等中方代表苦撑了四个月，抗争了四个月，数十轮谈判，坚持了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以弱势姿态迫使日本人在原来的条件上做出了几次让步。尤其是“二十一条”中最恶劣的第五项——干涉中国内政的部分被全部删除。屈辱的外交谈判终于告一段落，副作用却刚刚开始。袁世凯本来认为，自己在国家衰败的情况下，通过努力达成此目标也算勉强交代得过去，可他发现自己想错了。由于《民四条约》中含有“中国同意日本向德国索要其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清政府与德国所签条约有效期为99年，还未到期，因此日本必须找德国办理好交割手续才算完事），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日本人可向满蒙移民”这样的条款，导致报纸舆论对袁世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全国各地学潮此起彼伏。在学潮的队伍之中，有我们的三个熟人。来回奔走的17岁南开中学才子周恩来。辛亥革命后退伍求学的21岁湖南一师才子毛泽东。喊着“誓死反对”口号的14岁少年张学良。不过十六年之后，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年袁世凯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这就是共和吗？袁世凯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年后，此事与他干的另一件事将成为他一生之中最让人诟病的两大罪状。张作霖从一颗棋子起步《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不仅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还放出豪言：卧薪尝胆，奋发向上，十年之后跟日本抬头相见。可对袁世凯的寿命来说，十年奋斗显然太久了，相对而言还是搞破坏见效快。于是他计划在东北扶持一颗棋子，暗中抵制日本。候选人还没有开始海选，袁世凯的粉丝团体——“凯子”之一的段芝贵，便向偶像隆重推荐了给过自己好处费的张作霖。这个走后门的张作霖需要重点提一下，此人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大帅。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跟之前介绍过的那些牛人一样，他家里也很穷。为了生存，他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干过兽医相过马，投过清军，做过土匪。总之，从业经历丰富而复杂。也正是由于复杂的工作背景，让他集狐的狡黠与狼的凶猛于一身。若论出身和背景，张作霖跟他日后的对手如留过洋的阎锡山等人比起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张作霖的情商和手段，在土匪中那是相当出众。当了很短时间的土匪后，他就明白土匪这份工作没前途，遂脱离土匪，凭借之前的人脉拉起了一支雇佣兵性质的非法私人武装——“保险队”，收起了雇佣费。接下来的几年间，农村居民张作霖不仅收获了宝贝儿子张学良，而且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生活质量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于是，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的张作霖，将个人的前途问题正式提上日程。1902年年底，政府部门知道了张作霖的事迹，本想灭了他，但考虑到张作霖手下的私人武装战斗力不错，不好收拾，便把他给招安了。张作霖由此成为一名副营级的清军干部。加入政府编制后，张作霖的主要工作是拿之前的同行们开刀——剿匪。由于对土匪的那一套工作流程十分熟悉，因此他的剿匪工作干得不错。张作霖的官位也伴随着出色的工作业绩越来越高，在辛亥革命之前爬到了镇守使一职。在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中，他跟着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砍了不少革命党人，成功镇压东三省的革命党起义。当然，他们说自己的行动是“保境安民”——不革命不保皇，走中立路线，一切从维护当地稳定的大局出发，为士绅服务，为人民服务。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论功行赏，张作霖被提升为中将师长。《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交给张作霖一个以搞破坏为核心业务的艰巨任务：“我把东北的抗日任务交给你，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日本人买到或租到东北的一寸土地，不要让我失望！”这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是很有权威的，张作霖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兵头子，听到袁总统要重用他的消息后，其反应用受宠若惊形容都不到位。张作霖这样向袁大总统保证：“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话水分有些大。张先生不但没有兑现承诺，而且还跟日本人眉来眼去，搞些军火生意。好在双方的合作点到为止，日本人想让他做傀儡的想法一直没成，彼此既利用又防备。因此，袁大总统的棋子战略，倒也没有偏离预想的轨道太多。张作霖除了能力出众，拍马屁的本事也很好。凭借这两个特长，他成了一名“凯子”。张作霖把袁大总统当偶像一般供着，袁世凯自是不会亏待他。在袁大总统的保护和支持下，张作霖大肆扩军，开始了称霸东北之路。第十四章必须做皇帝
“为什么要当皇帝”论文报告会
日本人出于占便宜的目的不让中国和“一战”有关系，但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知识分子把中国和“一战”扯上了关系，他们说：“在战争中有厉害表现的国家，如英国、日本、德国，哪个不是君主立宪制？再看看咱们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惨不忍睹！”于是，1915年，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争成了年度热门话题。最热衷于这个话题的，当数杨度。杨度写了一篇论文《君宪救国论》，洋洋洒洒数千字。在文中，杨度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以老百姓目前的思想意识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还不能理解共和、法律、自由、平等为何物，而且中国也没有民主传统，若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会令国家陷入混乱，强国无望……而且，君主立宪还能降低为争夺国家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的风险。总之，杨度的意思就是要废掉现行的共和制度，转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袁大总统见此奇文后，十分兴奋，当即挥毫泼墨，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赠予杨度。也不知道袁大总统是欣赏杨度的才华，还是看到了做皇帝的机会？好了，杨度的这篇论文咱们先放一放，现在给大家引见两位博士生导师级别的人物。话说袁大总统正式就任以来，一来苦于自身的理论水平不足，二来为了装点门面，于是高薪聘请了两位外国法律专家做自己的高级顾问。一位是之前露过脸的有贺长雄博士，另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古德诺教授。这二位先生没白拿袁大总统的钱，各自贡献了一篇出色的论文。古德诺教授轻松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就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而言，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关键在于是否适合本国国情，而政治制度的决定，关键在于本国的历史沿脉和传统。前面持正秉公，却在最后一句峰回路转，以“传统”二字暗示君主立宪适合中国。进可攻，退可守，古德诺的忽悠水平还真配得上他的高薪资。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写了一篇《新式国家三要件论》，他说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强，就是因为采取了君主立宪政体。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中国实行君主立宪，那么也会迅速强大起来。这三位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赞同君主立宪。不过就表达方式而言，后面二位要含蓄得多。含蓄，在官场生态系统中有一个别名：圆滑，俗称滑头。事情办成了少不了功劳，事情办不成问责时也便于推脱责任。进可攻，退可守，左右逢源。不过，这实在不是值得鼓励的行为。有了这三篇极具理论指导意义的开场白，实干家们就可以依葫芦画瓢，开始干活了。袁大头终于昏了头若将政体改为君主立宪，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那就是皇帝。好在皇帝的候选人并不多。论传承，自然是溥仪；论实力，自然是袁世凯。但让满人世代承袭皇位，国人恐不答应吧？因此，在溥仪和袁世凯之间做一个选择，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最先采取行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度，另一个是袁克定。杨度最擅长的本领是帝王之术。据他观察，袁世凯是一颗很有希望的帝星，这也正是他弃孙中山投袁世凯的根本原因。袁世凯死后，他又加入了孙中山的国民党。1922年，他又脱离国民党，成了周恩来的手下，做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几经波折，他最终还是猜准了谁会取得天下，总算不负生平之学。不过话说回来，他自以为把握了命运，其实是命运把握了他。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杨度正一心一意地为袁大总统登基筹划造势，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一定要把袁世凯推上皇帝的宝座。8月中旬，杨度谋划许久的“筹安会”正式挂牌开张。帝制运动的帷幕终于拉开！简单介绍一下杨度在筹安会的几位名人同事。严复，这位早年的北洋水师学堂教导主任，后来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杨度的头号助手。除了严复，还有四位关键人物——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四位都曾入过同盟会，也曾为共和革命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这次的华丽转身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不过，这几位精英可都是主动要求加入杨度团队的，没有武力胁迫，没有美色陷阱，也不是经济利益驱动。因为在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背后，以及之前讲过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这样一样东西——它既是世上最坚固的堡垒，却也是世上最为可怕的武器，它的名字叫信仰。而他们的信仰，就是君主立宪能救国救民。这五位，再算上杨度，就是名扬千古的“筹安六君子”。就在杨度努力“造皇”的时候，大公子袁克定也在打如意算盘：总不成把拥立之功全让给外人了吧？皇帝可是世袭的，如果老头子当皇帝，那自己岂不是名正言顺的继任者？因此，这位仁兄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专业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办了一件经典的事情给老头子加油打气。袁世凯很喜欢看《顺天时报》。这份报纸刊载了很多赞成复辟帝制的文章，比如，以中国当前的国民素质还是有皇帝好啊，袁大总统不做皇帝则中国必定国将不国、纲常不再、四分五裂此类，直让袁大总统看得心花怒放。但他不知道，这份报纸是他的宝贝大儿子袁克定为他炮制并限量供应的。袁克定出钱印刷，版式仿照真正的《顺天时报》，一期只出一份，专供老子阅读。后来袁世凯知道此事的真相时，悔之晚矣。袁大公子后来再接再厉，把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梁大财神等七名“凯子”也拉进了“造皇”队伍，凑齐了一支名字非常威风的队伍——“七凶”，与“筹安六君子”合称“十三太保”。在“十三太保”的舆论和金钱攻势下，全国各地的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纷纷成立团体，联名请愿——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早日行君主立宪政体强大中国。这当中有将军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清室贵族请愿团……最出奇的是，还有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一时间群魔乱舞，即便金庸大师笔下的星宿派重新出山，也只能甘拜下风。这些人要出风头，抢拥立之功，但问题是袁世凯乐意当皇帝吗？若从权力的角度出发，当皇帝貌似不是一个好选择。袁世凯此时权倾天下，权势远超英王、日皇、德皇，甚至是美国总统。而君主立宪的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也就是说，袁世凯若想当皇帝，必先拱手让出一部分权力。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袁世凯是想当皇帝的。由于袁世凯同志是一名政治家，政治家的嘴巴向来很严，不会轻易透露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我们只能根据非著名原理：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勉为其难地猜测一下他想做皇帝的原因。理由一，为袁氏家族的源远流长计，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考虑。当立宪皇帝最大的好处，当属皇帝世袭制，其传承的稳定性远比封建君主专制靠谱。看人家英国王室都传承多少年了。理由二，去追寻当年的政治梦想——走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强国之路。只不过在当年的梦想中，他给自己安排的角色是内阁总理，而现在随着权欲的膨胀，角色与时俱进升级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理由三，满足他因为长期独裁而日益膨胀的个人权欲。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更有绝对的欲望，而且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以袁世凯如今的独裁地位，他也许有办法在不交出权力的情况下坐上立宪皇帝的椅子。权力不交，皇帝照做，这个想法无疑很酷。当然了，也许真正的原因永远埋藏在袁世凯的心中。不管如何，眼看“民意”难违的袁大总统，并未经过艰苦卓绝的激烈思想斗争，只假意推托了一下，便半推半就地答应了称帝。好大的两个反贼袁大总统不会想到，所谓的“民意”，只不过是一场绑架而已。绑匪是杨度狭隘的理想、袁克定以及袁世凯的私欲。强行绑架民意，只会加速灭亡。所以，袁大头正在走向灭亡。一起来研究一下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将军请愿团名单，因为出现以及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上的人对袁世凯能否坐稳皇位都尽可能地用臂膀给她些支撑。晖儿拂去额上的汗水，一手拉过S，两人不由相拥而泣。稍事休息片刻，我与莫炎探查起周围的环境。按他的说法，古滇国是以骑兵略地冲锋，步兵列阵守护的方式战斗防卫的，两间重兵把守的墓室之后便应该是主墓室的所在，滇王也应该就在那里。整间墓室并没有什么奇特的设计，也许是自信阴墓隐蔽，水银阴毒，或是仰仗兵卒骁勇。墓室后方那坚实的石门开启之后，我们竟畅通无阻地进入了一个偌大的中堂墓室，甚至连机关暗箭之类的设施都不曾遇见。中堂墓室那高大的石壁上有着一大两小三扇石门，正中的大门上赫然雕刻着一个巨大的矛头，左右小门则分别雕着太阳和大地的图案。“大门后面是水银池，估计储存的量比先前多很多。”门后那奇怪的汩汩声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嗯，太阳门后面是火硫磺。”莫炎的鼻子不住地嗅着，“大地门后面通着河底泥浆。”“那这里不就是死路了吗？”S有些纳闷，“这么多干尸兵把守的墓室后面怎么没有滇王的墓室？”众人四散查探，中堂墓室的石壁全是固实结构，内部没有任何机关，除去三扇门后存在开启机关和一定空间之外，其他地方都是厚实的地层。难道是先前的墓道墓室中我们遗漏了什么？我对着石门不由有些茫然。“土、金、火……”我不甘心地在门前来回探视着，从右向左的五行顺序突然带来了一种预示。古代右为最先，最右是土，土生金，最左是火，火克金，我似乎已找到了其中的玄机。“土生金而固之，火克金而抑之。土火两行平衡了水银金性的锐气，加上它自身又聚阴魂养生气，那个滇王就在正门里。”我一股脑地将方才的思考陈述了出来，其他三人被我说的有些发愣，但不多会各自都明白了些什么。莫炎走近正中大门，仔细嗅了一阵，眼睛忽地一亮：“说的对，水银上有东西。”我立刻走上前，静心聆听，在水银微动的汩汩声中还有着一种难以辨别的碰触声，水银上漂浮着的形状渐渐在脑中清晰，那东西是……船！“古滇贵族多兴土葬，只有花腰傣族兴水葬。”莫炎沉思道，“花腰原就是古滇王族，这船里应该就是滇王。”兴奋之余一个莫大的难题却出现在了面前，滇王虽然就在门后的水银池上，可该如何避开水银安全到达船内。这个石室中储存的大量水银已不是我驭金的能力所能控制得住了；遁鬣在尸水墓墙前受伤后化作精气来帮助我们步行进入墓室。滇王近在咫尺，我们却已束手无策。“莫炎，你还有什么虚兽可以帮助我们进去吗？”S问道。没有回答，莫炎无声地摊开双手，摇了摇头。“亦凡，‘水银泻地’的下一句是不是‘无孔不入’？”晖儿望了我一眼，似乎想到了什么。“是的，我让它自己造几个孔来入地。”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笑着示意他们退后，意念快速集中向门后的水银。伴着轻微的碎石声，门后的水银汩汩作响地波动起来，墓室中回荡着微弱的震动，不到十分钟的样子石门后便传来一声碰撞。与此同时，莫炎一个闪身来到正中石门前，用力旋动了门侧那凸显的条形机括。石门隆隆升起，一片深邃的黑色空间徐徐出现在面前。数个拳大的灵火球疾射入内，嵌在石壁上幽幽闪动驱散了黑暗，空旷得难以想象的石室中，一艘巨大的石舫正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快步来到石舫前，莫炎攀着舫体的雕纹几下便翻了进去，转身抛下一道银色长索将我们逐一拉上甲板。这石舫约摸有半个篮球场大小，舫体正中是一座约摸三米多高的舫楼，正对舫头的楼门微微开启着。推开楼门，底层舱内错落有致地遍布着石制的桌椅，一些用来陪葬的珠宝玉器在水银蒸气的侵蚀下早已不复辨认，只能依稀看到原本的形状。小心地沿着舫内石梯来到上层，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大的舱内，镂空雕花的石门应该是通向后面的主舱，但却被六具干尸挡在了身后。从体形来看，它们比先前的兵卒、将领要高出许多，体格十分的健壮，身上披着那种古怪的象皮甲胄，手中的青铜狼牙棒竟是奇特的八棱柱形。见我们走出石梯口，干尸口中齐齐发出沉重的嗬呼声，三前三后地交换了下位置，手中狼牙棒虎虎生风地摆动了起来。莫炎冲我丢了个眼色，走上前去，双手摊开作势，一片火光腾然闪现。那些干尸被惊得一愣，还未回过神来手中的狼牙棒便已脱手而出。扑扑数下闷响，干尸的头颅被狼牙棒击得粉碎，高大的身躯直直倒下。莫炎合手一挥，火光过处干尸化作无数焦块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地上。干净利落的配合下没有造成任何大响，虽然可以觉察出石门后只有四具干尸的形迹，但出于稳妥考虑还是尽可能不去惊动它们，毕竟滇王的身边不可能只有六名侍卫，也许另有什么安排。从石门的镂空处偷偷望去，主舱内陈列着一些青铜器皿，正中则摆放着一张宽大的石案，上面铺放着残破的布帛。案后端坐着一具佝偻干尸正在那里查看着布帛，举止间似乎满是得意，并不时地拉过身旁的两具干尸搂抱抚摸着。心下一阵作呕，两具干尸的服饰是女性装扮，估计是滇王殉葬的后妃，也许生前是倾国倾城，但现在看来实在是恶心之极了。石案旁侧站立着一个身披青铜甲的高大干尸，威风雄武的气势似乎是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在它手中紧紧攥着一把青铜长矛，矛头的两侧悬挂着两个饰物，看形状应该是两个吊起的人形。看来这将军就是保卫滇王的最后一道关卡，而那具佝偻干尸便是滇王了。“喀喇”，干尸将军身上的青铜甲扭曲了起来，涨鼓地向外长了几寸。那干尸将军不由低头看了下，青铜甲忽地向内猛缩，顿时将它两肋的骨骼挤断了数根。紧接着一阵扭曲，青铜甲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态横向旋扭了起来，只拧动了数下，那干尸将军便在一片莫名中被身上的铠甲绞成了几段。这自然是我动的手脚，但还要归功于它身上的青铜甲。这身原本应该是古滇国最高级的军戎护甲，此刻却成了绞杀的工具，这不免有些讽刺了。“自作聪明，退后。”一旁的莫炎突然叹道，两手左右一抓，身子急速往后退开。晖儿和S在他拉动下身形往后疾退，我一时不知所措，兀自迟疑的时候面前已升起一道火墙。火光中，忽地瞥见干尸将军那碎裂的身体正在地下不断扭动，里面竟缓缓爬出了三个一尺来长的婴儿……六、异巫奇蛊滇池下的千年古墓，一具干瘪碎裂的尸体中，居然爬出了三个身长尺许的婴儿。面对如此诡异的场景，脑中却迸出了一个莫名的反应——难道我杀了一个孕妇？！那三个婴儿浑身雪白，胖乎乎的样子着实可爱，我心中猛地一惊，干尸里怎么会有活生生的婴儿，而且行动间似乎过于敏捷了。面前的火墙呼地猛涨，我下意识地后退，却发现自己正要推开石门。有力的臂膀自身后伸来，一把将我拉退数尺。“亦凡，你怎么了？”晖儿扶着我急切地说道。“那干尸手里的是不是吊人矛？”S伸头向石门里张望着，“滇王就在里面，赶快进去把东西拿出来吧。”莫炎一声不吭地在周围挥起了几道火墙，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石门内，仿佛正在等待着什么。“呱……呱……”石门镂空处窜出几道白影，跳跃起落的速度异常之快，腾烧的火焰对它们似乎没有任何的阻碍，只几下便已迫近我们身边。白影嘎然一停，竟是刚才那三个婴儿。浑圆的头部有些偏大，四肢短小却有力，暗红色的眼睛不断打量着我们，微张的口中露出一排锐利的牙齿。直到现在这个距离我才清晰地发现，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婴儿，而是三个身高一尺多的白色小人。“用金属筑个防护层。”莫炎低声喝道，手中挥出一片火刃。我不敢怠慢，一批十字刀刃立刻在众人周围形成。呼呼几声，刀刃在空中自行旋转，一片密不透风的防护层将我们笼罩了起来。那三个小人并没有被虎虎生风的刀刃吓到，相反却十分有趣地靠近了刀圈，其中一个竟伸出手臂直接插入了飞舞的刀刃中。“咯”地一声脆响，小人被震退了半步，似乎愣了愣神，那短小的手臂丝毫无损，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那击中它手臂的十字刀刃居然断成了数片，纷散的碎片击打在其余的刀刃上向外飞射而去，其中几片打在了另外的两个小人身上，却对它们毫发无伤。这三个小人难道是金属做的？讶异之下晖儿和S举枪向它们射击，小人接连中枪翻倒在地，但不多时又爬起身来，拔下那些嵌在体表的枪弹丢入口中，咯咯作响地大嚼起来。“夸张，这也太离谱了吧？”S又向小人射了几枪，“这是什么东西，都成金刚不坏了。”“是失传的神木蛊童。”许久没有作声的莫炎突然道，“金刚不坏还算好的。”他话音刚落，那蛊童已腾跃了起来，一片金属碎响不断，布下的十字刀刃已全数碎开飞落四周。我全力控制住众人的周围，以免被碎片伤及。混乱中一股暗色的火焰蓬然掠过，蛊童见状转身反跃躲过火焰，落在地上恰好形成了一个三角将我们围在当场。“呜啊～～”蛊童的口中发出奇怪的声响，全身乱颤起来。一股乌色的液体从身上渗出，随着手脚的抖动洒在了地上。那液体只落下了星点的几处，像似有生命地自行蠕动着，线状地在周围分布开来。液体中隐隐冒出了几个豆大的圆点，豆芽拔苗似的疯长着，只眨眼功夫就变成了一丛斑斓夺目的蘑菇。几处蘑菇不断蔓延生长，快速连成了一片，众人还未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便被这些五彩的蘑菇团团包围了起来。莫炎的鼻子急速地抽动了几下，眉头一紧，双手互拍火光顿闪，空中无端出现了一群栗色的动物。那些小东西像似微型版的鹿，却又长着一个兔头，忽闪的眼睛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地上的蘑菇。更让人称奇的是，它们身后的长尾正飞快地旋转着，仿佛直升机般悬在了半空。就在这时，地上的蘑菇噗噗地一连串炸开，喷飞的蘑菇孢子涌起了团团灰色烟雾，无风自动地向我们涌来。莫炎口中吱喳一声，那群小家伙立刻蜂拥着迎了上去，纷纷张开嘴巴大口吸食着那些蘑菇孢子，一会的功夫便将空中弥漫的灰色消灭得干干净净。耳鼠！我猛然想起，这群兔首鹿身旋尾飞行的小家伙就是可禁百毒的耳鼠。难怪莫炎面对如此众多的奇异毒菌却毫不慌张，原来他还藏着这么一手。那些耳鼠在吸食了蘑菇孢子之后似乎余兴未尽，转又扑向了地上那片斑斓的蘑菇丛，津津有味地在那里大嚼特嚼了起来。蛊童对这些耳鼠好像有些顾忌，眼睁睁地看着蘑菇丛在它们的啃食下迅速消失，却没有作出任何的反应，只是无奈地在那里来回走动着。地上的耳鼠很快便吃完了那些蘑菇，整个鼠群再度飞在半空，迅速地将那三个蛊童逼成一团包围了起来。蛊童不断挥臂驱赶着扑来的耳鼠，却似无力进攻，雪白的身上显出道道乌黑的伤痕，这耳鼠的牙齿竟然比刀剑还要坚硬？“现在我终于明白什么叫众口铄金了。”S打趣道，眼前的局势已完全扭转。“这些耳鼠是克制毒物的专家，如果蛊童不怕它们，那就该我们担心了。”我回道。莫炎丝毫没有放松的意思，眼睛紧盯着前方，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去注视蛊童的行动，而是远远地望向主舱内。舱内的滇王此刻丝毫没有被身边的变故所惊扰，依旧悠然自得地欣赏那块残破的布帛，身边的后妃在它的搂抱下不断作出谄媚妖娆的动作，让人看得不禁作呕。不对！那滇王身边的后妃怎么少了一个？！我下意识地向内张望着，却见一个黑影闪到了门前。晖儿？！门前站立的那个黑影正是晖儿，不知她是什么时候从我身后过去的，耳边居然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啊！”S在一旁忽地大叫起来，只见那个失踪了的女干尸自石室的顶上倒吊下来，干瘪枯瘦的脸部几乎紧贴在她面前。不过，这干尸已无法作出任何举动，一双布满黑色火焰的手正死死地拧住了它的头颅。“小心你老婆！”莫炎低吼一声，双手发力，干尸的头部被他硬生生地捏碎成了几块。晖儿静静地站在门前，眼睛温和地望着我，那样子并没有什么不妥。但那三只被围攻的蛊童此刻却正依附在她的身旁，原本漫天飞舞的耳鼠早已不知去向。“晖儿！”我叫了一声，她微笑着点了下头，却没有回应，嘴唇张合间竟曼声唱起歌来。清越甜美的嗓音早已熟悉，可现在却带着一丝难以抗拒的诱惑，恍惚间眼前掠过昔日和晖儿一起的美好时刻，那一幕幕幸福的场景不住地牵动着我，脚下不禁迈开步子缓缓向前走去。“你俩清醒点！”莫炎的怒吼将我拉回了现实，他双手紧紧拉住我和S的胳膊，呼吸似乎有些沉重。那三个蛊童正站在晖儿身前，露出满口利齿作势欲扑，如果不是莫炎拉住我俩，恐怕这会已经被它们撕开了喉咙。“花腰歌蛊？”我脱口而出道，“晖儿怎么会……”“刚才那女尸是古滇祭巫。”莫炎平息了一下呼吸，“你老婆中了猎魂巫。”“什么？！”古怪却寓意明显的巫术名字让我险些跳了起来，“这……我……有办法救她吗？”“你们看晖儿的手！”S砰砰两枪击退了企图偷袭的蛊童，冲着我俩大叫道。“能制服她就有救。”莫炎冷冰冰的丢下一句，身子往前闪去。晖儿的双手正左右张开着，脸上依旧带着微笑，但手指上却诡异地长出了几条赤红色的小蛇，在那里狂乱地扭动着。见莫炎上前，晖儿右手猛地一挥，几条赤色小蛇飞射向他的胸腹咽喉，紧接着左手向我和S连挥两下，一片红色扑面而来。飕飕几声，地下落满了红色的碎片，几道银色的金属丝在我身周轻轻地游弋着，一片黄土立即包裹住那些碎片，猛力挤压中泛出了暗红的色泽。莫炎并没有躲闪，双手同样左右张开，浑身一暗，竟燃起了黑色的火焰。那赤色小蛇触及火焰顿时僵硬，跌落在地上化作片片飞灰。正要逼近上前，晖儿却嫣然一笑，轻盈地旋身转舞起来。旋转间，无数寸许的竹篾射向我们。莫炎挥手一拢，部分竹篾散落，但又弹动着从地下射向他的身体，密密麻麻地将他围在当中，只是摄于黑色火焰的威力无法靠近。金属丝舞动得异常快速，竹篾在切割下早已断成了数节。可那些断片却像有生命一般继续攻击着，很快便将纤细的金属丝卡断了几根。黄土飞舞着在身边围绕起来，大批竹篾射入了土中，马上被完全禁锢。我狠狠地用意识将黄土固实成一个硕大的土块，继而用金属严实地密封了起来。莫炎那里的竹篾终于按奈不住攻击起来，他身上的黑色火焰怪异地流动着，似乎产生了一种粘稠的感觉。竹篾不断被黏住焚毁，在火焰的高涨下，身边的包围很快便被瓦解。紧跟几步，我生怕莫炎出手太重伤及晖儿，却见那三个蛊童怪叫一声，临空扑向我们三人。晖儿也轻笑了一声，甩动长发，乌黑的发丝直直射来。两相配合下，我们不明就里，身子快速后退。但发丝却并没有射向我们，而是出乎意料地钉在了空中的蛊童身上，它们那白色的身体顿时萎缩了下去，迅速干枯的身体落在地上摔得粉碎。蛊童的身体碎片在地上不断颤动着，一种不祥的感觉爬上了我的心头。还未来得及招呼莫炎，便看到那些碎片竟长出了一些根须。地面上很快就被这些白色的根须所覆盖，一株株细长的白色树干奇迹般地在身周长出，那树干的枝杈上竟飘动着大蓬乌黑的丝状物体。树干微微颤动，丝状物纠缠着卷向三人。我挥出数把刀刃，想斩断它们，却被横生出来的树枝挡住，叮当作响地弹射开来。心想不妙，随手凝出一把弯刀递给S，我在面前横出一根遍体尖刺的长棍来。丝状物袭至跟前，棍体上的尖刺突地长出数寸，恰好与它们纠缠在了一起。长棍一阵旋转，大股丝状物卷在了上面，棍体的尖刺又长了数寸，忽地变作锋利的刀刃，上下交错地横切起来，纷飞间，乌黑的断丝落满一地。一旁火舌撩动，树干上已挂满了干枯焦黄的丝状物，看来莫炎的黑色火焰的确威力不凡。但他的脸色却不太好看，呼吸渐渐沉重起来，一贯挺直的身体也有些佝偻。轻柔的歌声传来，晖儿在门前跳起了一种柔媚的舞蹈。妖娆扭动的腰肢，柔若无骨的手臂在歌声中起舞，那舞姿说不出的曼妙醉人。可我们却无暇观赏，身边的白色树干此刻正随着晖儿的舞蹈诡台湾av片R片
，当务之急是如何运用月眼来窥视这个风水全局。”长舒一口气，我喃喃自语道。“亦凡，你在说什么？”听到我的自语声，晖儿在一旁转过身来，“风水全局？难道你又有什么新的发现了？”简要浅显地将我与了然之间的对话转述了一遍，晖儿的眉头也不禁锁了起来：“照这么说来，城市之中应该还有更大的危机？会是什么呢？既然月眼可以看到全局，那你可以找出方法来试一下。”“月眼之术，虽然我知道月眼的原理方法，但实行起来难如登天啊。”眼前闪动着书稿中的内容，那成片的文字纠集成了一个偌大的“难”字。月眼之术，即是于月圆之日的正时，在东南西北中五方的正五行位上，以面南背北的方向去观测北斗七星的排布，综合五处北斗星辰位绘出天罡五行图，依据五行图的指向找出地面的“月眼”，而后在“月眼”位置上建起一座三十丈的堪舆台观测五方，结合五方的角度不同分别风水格局，最终确定全局风水。“以农历计算，每月的十五、十六两天都是月圆之日。两天时间应该可以完成天罡五行图，但要在‘月眼’上建起三十丈的堪舆台那就需要庞大的人力和物力。”在说明月眼之术的原理后，我郁郁地说道，“历史上只有汉代的东方朔和唐代的袁天罡做到过，可那是集结了汉唐盛世的力量才办到的。”“我找一下相关的天文资料，看看能不能结合天文数据用程序推算。”晖儿思考着答道，“如果天文数据的误差在万分之一的话，我就可以准确地查明‘月眼’的位置，提前思考堪舆台的替代方案。”看着晖儿全力地查询着数据，心中不由一阵暖意，虽然她没有明白，风水格局的变化玄妙不是单靠过往天文数据可以正确推测的，但那种理解和支持却是我此时最为需要的。走到阳台上，我点起一支烟，茫然地望着星点闪耀的夜空，试图从深邃的黑色中寻求那遥不可及的答案。一个橄榄型的发光体在天空中缓缓进入了眼帘，极目望去，原来是一个巨大的飞艇，艇身上赫然标注着“祥麟集团”。那是我执行下的创意，对祥麟集团的一个品牌深入。当然，也只有祥麟集团才有如此大的手笔可以吸纳执行，毕竟那飞艇的费用不是一般的贵。当飞艇自楼宇上空掠过时，我的脑中忽地闪现了一个念头。对，飞艇，罗志云！……“这不是什么大问题，飞艇只要不干扰正常空中航线，其余的我都可以解决。”罗志云颔首应道。“那就有劳罗总了。”借着罗志云之前的邀请，在祥麟集团本部和他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的末尾我提出了想在飞艇上观测的要求。“换作以前，我可能会觉得你的要求荒诞之极。”深吸一口烟，罗志云不无感叹地说道，“但那件事之后，我在能力范围内可以答应你任何的要求，哪怕听起来有多么的古怪离奇。”“大千世界，光怪陆离，有时候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想象来理解的。”故弄玄虚中我的话语竟也带着几分感慨，“罗总可以理解，又肯伸手相帮，实在是感激不尽。”“呵呵，这不算什么。”罗志云大笑着挥了挥手，继而又低声说道，“自从那件事解决之后，我家里不但安宁平静，最近在生意上也是强势上扬。上周我被公司任命为集团总经理，我女儿也考进了重点大学，就连我那个无所事事的老婆居然也中了彩票大奖，这一切可都是拜你所赐啊。”“命数运势自有天理，并不是我一个凡人能够左右得了的。”罗志云似乎夸大了我的作用，他全家的运势其实只是得益于别墅的财星格局。“真人不露相，真人不露相……”罗志云会心地笑道，“那就按今天谈好的办吧。”……当日晚上，我便找来了林岳和S，聚在家中再次开起了小会。“什么？！还有个大个儿的没解决？！”在解释说明了全局情况之后，林岳大呼小叫地惊道，“我说老凡，这东西有完没完？折腾下去没个底，我可不是九条命的猫啊！”“就你命值钱！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就索性了结个干净。”S横着丹凤眼瞪向林岳，“留在最后的往往都不是什么省油的货色，不灭了它，大家一起完蛋。”“我可是十代单传，家里还靠指望……”这家伙总喜欢拿这个借口出来，真不知道这位高等教育下的现代医生是怎么个思想逻辑。“十代单传？你再啰唆下去信不信我现在就叫你单个传不下去？！”S不耐烦地呲牙道。面对着“凶相毕露”的S，林岳只能乖乖地安静了下来，一脸委屈地坐在S的身边，有趣的是，他的双手竟已不自觉地放在了双腿之间。观星绘图方面由林岳、S和我负责，十五那天我和S一组，十六那天就由林岳和S一组，因为那时我必须留在飞艇上等待月眼的位置数据，而晖儿则负责接收五处观测点传回的数据，并排列组合出天罡五行图。我详细地向林岳和S解释了北斗星辰位的观测方法，并现场考证演示了一番，在确信两人完全理解之后，大家便分头准备了起来。十五这天不巧是个阴天，我和S今天必须完成三个正五行位的星象观测。车子停下后，S跳出车外，拿出望远镜对着天空观察了一会，一脸无奈地向我摇了摇头。天空中笼罩着一层薄云，在地面上几乎无法辨识出天空中的星辰位置。“按星空分布图来看，北斗的位置应该是在北天空的这个位置。”S指着笔记本的屏幕说道，“但现在完全看不到，今天还要观测三个点，这怎么来得及啊。”抬头望了望北天空的位置，云层并不十分厚密，但却足以阻挡住视线。难道就要功败垂成？一股夜风吹来，空中的云层似乎有些飘动，一抹月光透了下来，S在一旁不知做什么地呼呼喘着气。“你干嘛呢？”回头望见S正鼓着腮帮子大口的呼吸着，我不禁好奇倒。“鼓风，让风把云吹散掉，北斗星就出来了。”S眨眼道，“既然起风了，就意念想着风能吹走云，心诚则灵么，反正也没别的办法。”“鼓风？呵呵，你还真能想。”如果被林岳看到S此刻的样子，估计那小子会呆看上半天，平日豪爽英气的女孩也有着可爱动人的一面。不过，幸好我不是林岳，而且也没有呆掉，一片银光闪动，在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金属螺旋桨。“王亦凡，你……你神了啊～～”S望着在我面前凭空聚成的螺旋桨，满脸的惊讶状。“呵呵，谢谢你的提醒，不过鼓风的活就由我来做吧。”话语间，螺旋桨飞入了半空，在意念的催动下飞速转动起来，一股强大的气流在空中骤然而起，云层开始慢慢地散开了一个缺口。“好像力量不足啊，能再加大力度吗？”S看着若隐若现的北斗星说道。催动如此巨大的金属螺旋桨升入高空并飞速转动，远比我想象要困难许多，在极限之下也只能达到现在的效果。思索片刻，空中的螺旋桨微颤了一下，在意识的控制中桨片上多出了七道长风印！“长风绵绵，云动九天。”在低吟声中，一股强大的旋动气流蓬然而生，霎时间空中的云层破开了一个圆形的缺口，北斗星清晰地在眼前闪耀着。S用数码相机将星辰位图拍摄下来，立即输入了电脑进行处理。稍顷，通过无线传输的方式发给了留守家中的晖儿。如法炮制之下，我和S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了三个观测点的星辰图。在路上，S特意查询了明日的气象预报，很幸运，是晴天。十六日的夜晚，天空中万里无云，在罗志云的安排下，我踏上了飞艇。自空中鸟瞰整座城市，万千灯火的照耀显出一片繁荣，宁静祥和的感觉不由让我沉醉于夜景之中。信号声传来，打开笔记本电脑收到的文件，一幅圆形的星空分布图呈现在了屏幕之上。我事先绘制了一张天罡五行图的图模，星空分布图的透明图层下衬着全市地图，而晖儿则已根据五处位置的标注将北斗星辰图一一对应地排列在了上面。全图的圆形框体上，按照十二地支分别标注了刻度，卯位定东方，在旋转了整个图层后一个精确的天罡五行月眼推算图阵便跃然眼前了。迅速地找出五个北斗星辰图的聚汇点，分别应对向十二地支的标尺，每个聚汇点与相关的地支点连线，交错纵横地在全图上遍布开来，当再次串连起连线交点的时候，一个汇总标点出现在了地图上。我立即将图形传回晖儿，不一会便收到了一个确切的地理坐标，那便是“月眼”的位置。飞艇依照着坐标的位置缓缓推进着，在估算的时间前到达了“月眼”，渐渐地降到了堪舆台所需的高度。这是城市靠近东南的位置，自所在的高度望去，各处地势尽收眼底。东面是城市靠江的一侧，蜿蜒而下的江水在内凹的江岸边凸现一道支流直入城市中心。“水龙探穴，生木聚旺”这本是个聚财生旺的水龙探穴局。但从现在的角度望去，注入的支流盘缠蛇形，在与江流交界处仿佛一个张开巨口的凶蛇。水龙探穴局里竟暗藏着盘蛇斗龙局，虽然盘蛇势弱，却根基甚稳，堪堪抵住了水龙的咽喉。南面是城市的开阔处，一路向外延伸，城市的边缘处如鸟翼般地分展突起延展开来。“青鸟展翼，催火脉兴”这应该是个人脉鼎盛的青鸟展翼局。不过，在青鸟的翅翼位置遍布着成片的多层建筑，参差杈丫地好似一片密集的荆棘。青鸟展翼局隐含着刺荆困凤局，纵然青鸟振翅千里，怎奈荆棘刺扰，竟是无法展翼挥动。西面便是山脉连绵的重工业区了，雄起的主峰一侧陡然直下，另一侧则桓展平伏围绕着城市的边缘。“猛虎伏户，守金固镇”把守着一脉重地的猛虎伏户局可御敌固本。可是当日塌陷的冶金仓库却不偏不倚地在山脉腹地形成了一个“V”形的豁口，宛如两支锋利的牛角。猛虎伏户局便毁在了这金牛伤虎局下，猛虎虽勇腹部却是最弱，两支牛角死死地顶入了腹部，早是败局已定。北面遍布公寓楼宇属于城市的住宅区，近郊农地边小山浑然圆起，山边盘延着一条河流。“玄武息卧，纳水安邦”城市水脉自此回入中心，玄武息卧局以龟阻水，以蛇引流，真正一个节流固阵的好局。只是在河流与小山之间铺就的近郊公路生生将龟蛇分开，而小山的周围遍布的谷仓则有如一群仓鼠将其团团围住。玄武本为龟蛇之相，龟蛇分隔，群鼠攻击着只能防守的龟，而可攻击的蛇却无法守望相助，龟蛇分破局尽数冲杀了原本的优势。望向城市中部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建筑引起了我的注意——市美术馆。当日在地下被困苦战的情景历历在目，虽说在那里遭遇了最为危险的境地，但其间的风水局势却是五方中最好的。中部的地势平坦而缓和，几条主干道汇聚集中在其间形成了一个收拢双手的巨人形态。“盘古聚神，万世不息”传世兴旺的盘古聚神局布在了城市的中心。然而正是市美术馆那尖突的造型恰恰刺穿了巨人的咽喉部位，配合着中央绿地那隆起的造型，酷似一只自土下拱起的野猪正用獠牙狠狠地咬住了巨人的喉咙，这鬼使神差的封豨噬神局破除了如此奇妙的风水格局。“东方水蛇弱势且形如尾，南方鸟翼掠荆风从虎，西方凶牛势强爪角锐，北方群鼠怒激毛如猬，中地封豨卧噬彘身固。”我按照书稿风水格局篇的推算将眼前的局相罗列了出来，这便是城市大局风水的初描。这五项格局似乎拼凑起了一个奇异的整体，似曾相识却又有些不真，蛇、虎、牛、鼠、猪这五种动物的形态究竟代表着什么含义？在它们之间一定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到此月眼之术已经完成，飞艇即刻回航将我送回了地面。既然一时间无法看破整个格局的玄妙之处，倒不如回到家里和晖儿他们一同猜解。在听完了我的介绍讲解之后，四人不约而同地俯身细看着天罡五行图，地支标位与北斗星辰图的交集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奥妙，自交集形成的线状图形看去倒像是什么有意识的形状。“对了，我想起来了，这线状图像我的生日星座——人马座。”S突然兴奋地叫道。“嗯，人马座，我们城市下面卧着一只半人马的怪物。”林岳咂了咂嘴，怪声说道，“如果我们城市的名字叫雅典，那我一定相信你的判断。”“你找抽啊？！别在那里说怪话，有本事你找出答案来。”S愤愤道。“亦凡，之前的北斗星辰图是按什么方向观测的？”晖儿看着图轻轻地问道。“面南背北观测的，怎么了？”难道晖儿觉得应该是看图的方位？“我在想，观测是以南方为标尺，那这幅图是否也应以南为标尺呢？”晖儿轻轻地转动着图片道。以南为首？那么……我望着调整过的图形，对照了一下刚才的风水格局初描语句。假设南方是一个头部，就变成了虎头，“水蛇势弱形似尾”……“彘身”……“毛如猬”……“凶牛势强爪角锐”。虎头蛇尾，野猪的身体，刺猬似的毛发，牛腿而利爪……这东西简直是天下最恶心的怪物了！一个形象在我脑中渐渐浮现出来，是它！怎么会是它？！所谓的大局竟然会是这只上古怪物！十六、溯凶中华文化渊远流长，而神话传说更是成为了其中的璀璨明珠。在这些奇异而神妙的传说中，大多都已被人们所熟知，甚至考证和发掘。但也有许多的传说至今仍无法证实，除去一些臆断和推测的外更多的是无稽之谈。上古传说便是一个典型的特例，传说中出现的人物及鸟兽诡异而奇特，在这其中尤以上古四凶最是显著，近年来很多的专家学者对此颇为关注。根据我的描述，S在纸上快速地绘制起来，大约一支烟的功夫一幅颇具神韵的素描呈现在眼前。那是一只虎头猪身牛腿蛇尾的怪物，健壮的四肢上长着锐利的长爪，一对肉翅附合在身体的两侧。在灯光下看去几欲脱纸而出，扑噬众人。现在不知该觉得庆幸还是郁闷，因为眼前那张图所画出的正是上古四凶中最为神秘的一员——凶兽穷奇！“这东西好奇怪，怎么长得虎头蛇尾的？”S端详着自己的作品，不由哂然失笑，“难道这句成语是描述它的吗？”“近代解释‘虎头蛇尾’一词的出处是元·康进之《李逵负棘》第二折：‘则为你两头白面搬兴废，转背言词说是非，这厮敢狗行狼心，虎头蛇尾。’”林岳似乎查觉了什么，满脸严肃的表情与平时判若两人，“但在古籍上还有另外一说：‘食人自首而始，所食嗟嗟，食之不尽。’说的就是这个家伙吃人的习惯，所以用它的形态作为成语比喻事情有始无终。”“切，切，牵强附会。”S不信地摇头道，“说的跟真的似的，你知道它是什么？”“上古四凶里最麻烦的家伙——穷奇！”林岳的眉毛又成了四条，对于S的质疑他不以为忤，只是略有所思地望向我，“老凡，从大局看出的东西就是这只穷奇？”“是的，虽然希望这不是真的，但是事实。”我叹了一声，如果S和晖儿也知道其中的典故，恐怕就不会那么泰然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形形色色的东西很多，其中有四只上古的怪物被并称为‘上古四凶’。”对着迷惑的S和晖儿，我缓缓解释道，“这上古四凶分别是：饕餮、梼杌、穷奇、浑沌，可以说它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恶势力的霸者。”“那林岳为什么说穷奇是上古四凶里最麻烦的家伙呢？”晖儿直入主题地问道。“还有，上古四凶是不是一起出现的？会不会有其他三凶在附近呢？”S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其他三只也在的话，我们就直接抹脖子算了，还用得着在这里废话？”林岳满是不快地说道，S并没有恶言相向，而是识趣地闭上了嘴。“上古四凶只是古人对它们的集合称呼，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没有高下之分。这四凶并不是出现在一个时代，而且彼此间没有联袂出现的。但穷奇比较特别，它是只集神、兽、人于一身的怪物。”我继续解释着，“《淮南子·地形训》中称之为北方天神，似老虎且骑着青龙；《山海经·西次四经》说它长得象牛，而《山海经·海内北经》却说它长得像虎，且有翅膀；《神异经》中描述它能听懂人说话，遇到争吵就吃掉有理的一方，经常咬掉忠诚之人的鼻子，却送给凶人礼物以资鼓励；而在《左传·文公十八年》中记载着：‘少昊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可以这么说，穷奇是凶兽，但同时也兼有神格，更具有人的智慧。”林岳接着说道，“要对付这么个家伙，能不棘手吗？”屋内一片寂静，四人都沉浸在苦思之中。晖儿
在著名的“二十一条”历史事件当中，袁世凯与日本签署的实质性条约，只有十条。不但如此，到了1922年，北洋政府又和日本签约，废止了《关于山东之条约》，只剩下《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共九条，其中无实际意义条款有两条，实质性的条款，仅有七条。换言之，近代史上著名的这个“二十一条”事件，事实及其发展逻辑如下：1.1915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政治要求，作为日军从青岛撤兵的条件。2.在洽谈过程中，北洋政府利用外部政治力量对日本施压，日本自行删除了七条。实际签署时，名义条款合计，一共仅有十三条（实质条款只有十条）。1922年，日本和中国废除了四条，只剩九条。剩下的九条当中，无实际意义条款占了两条，实质性条款仅有七条。这才是所谓“二十一条”事件的历史事实。附：《二十一条》全文第一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以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中国政府允诺，今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第二款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别国。第三款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第四款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第二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承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第二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第三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第四款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第五款中国政府应允，关于下列两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由他国借款之时。第六款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第七款中国政府允准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第三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密切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第二款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第四号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订立专条如下：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号第一款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第二款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第三款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第四款中国向日本采购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购日本材料。第五款中国允准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第六款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定。第七款中国允准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附：《民四条约》全文《民四条约》之一：《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第一条.两缔约国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之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第二条.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经营农业，得商租其需用地亩。第三条.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一切生意。第四条.如有日本国臣民及中国人民愿在东部内蒙古合办农业及附随工业时，中国政府可允准之。第五条.前三条所载之日本国臣民，除须将照例所领之护照向地方官注册外，应服从中国警察法令及课税。民、刑诉讼，日本国臣民为被告时，归日本国领事馆，又中国人民为被告时，归中国官吏审判；彼此均得派员到堂旁听。但关于土地之日本国臣民与中国人民之民事诉讼，按照中国法律及地方习惯，由两国派员共同审判。将来该地方之司法制度完全改良时，所有关于日本国臣民之民、刑一切诉讼即完全由中国法庭审判。第六条.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东部内蒙古合宜地方为商埠。第七条.中国政府允诺，以向来中国与各外国资本家所订之铁路借款合同规定事项为标准，速行从根本上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将来中国政府关于铁路借款事项，将较现在各铁路借款合同为有利之条件给予外国资本家时，依日本国之希望再行改订前项合同。第八条.关于东三省中、日现行各条约，除本条约另有规定外，一概仍照旧实行。第九条.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力。《民四条约》之二：《关于山东之条约》第一条.中国政府允诺，今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于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第二条.中国政府允诺，自行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于胶济路线之铁路。如德国抛弃烟潍铁路借款权之时，可向日本国资本家商议借款。第三条.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合宜地方为商埠。第四条.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力。
段祺瑞吃素为哪般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段祺瑞吃素整整6年后，他吃素是为自己在以往的军旅生涯中杀人的罪孽而赎罪，并非为了“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屠杀刘和珍之后，段祺瑞开始终生吃素，为学生赎罪”——这是中国互联网流行最广的近代史谣言之一。段祺瑞吃素，到底是不是为“三一八惨案”而忏悔？我认为不是。我手上的证人证言很多。请听我一一道来。首先，段祺瑞的毕生老友曹汝霖，在他的《一生之回忆》里面说：段祺瑞信佛吃素。曹汝霖并没有提到段祺瑞吃素是为“三一八惨案”赎罪，而只是说段祺瑞吃素是因为信佛。或许读者觉得曹汝霖的证言很单薄。没错，但是别急，再往下看。曾经在段祺瑞公馆长期当仆人的王楚卿，写下了如下的回忆：“……1920年，终于发生了直皖战争，战争失败……老段在北京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全家第二次搬到天津……自从来到天津之后，老段开始吃斋念佛起来……现在他开始吃素，家里面仍旧吃荤，请客时也用荤席，他自己专备两三样素菜……他吃素，可是吃鸡蛋，他专养了几只母鸡，没有公鸡，这样下的蛋，据说是素的，可以吃，他在家里辟了一间佛堂，清晨起来，焚香诵经，成为他照例的功课……”王楚卿作为段祺瑞的身边人，这段证言表明了早在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段祺瑞移居天津之时，段祺瑞就已经开始吃素，而“三一八惨案”则发生在1926年。换言之，段祺瑞在开始吃素整整6年时间之后，才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也就是说，段祺瑞吃素，与“三一八惨案”，并没有因果关系。王楚卿的这段证言，收录在以下两本史料里面：1.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75页。2.《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段祺瑞公馆见闻》。也许，挑剔的读者还会说——王楚卿说了算吗？不用着急，再往下看。我再搬出来一个证人：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写下了如下的回忆：“……我父亲信佛吃素，平时一口长斋，早饭常备一碟咸雪……但并不要求全家都吃素，只是在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才全是素菜……”段式巽的这段话，也证明了这个事实：段祺瑞吃素，是因为信佛。段式巽在回忆中，也没有提到过什么“三一八惨案”。段式巽的这段证言，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21页。段式巽的证言，也旁证了上述王楚卿证言的可信度，因为有几个细节是可以相互印证的，例如，段祺瑞吃饭备小菜，段祺瑞家人吃荤等。我们再看一个证言。此人是临时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名叫楚溪春，他是“三一八惨案”的亲历者。楚溪春写下了以下的回忆：“（三一八惨案）事件发生之后，我赶往吉兆胡同段祺瑞的住宅去报告，段祺瑞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可见，依照楚溪春的证言，段祺瑞别说为“三一八惨案”忏悔，段祺瑞简直就是觉得卫队开枪杀学生是对的，段祺瑞根本毫无忏悔之意，更别说为死难学生而吃素赎罪了。楚溪春的这篇证言，名叫《三一八惨案亲历记》，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不但没有忏悔，而且还发布《临时执政令》，通缉闹事的学生，这件事在鲁迅、李葆华、曹汝霖等人的多种著述里面，都有明确的记载。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再看一篇文献，这篇文献名叫《三造共和、六番执政》，是合肥文史工作者戴健于1990年采访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之后，所整理的文字，在本文当中，戴健记录下了段祺瑞生前说过这样的话：“作为武人，难免打仗死人，应该忏悔罪过。”换言之，段祺瑞吃素，是为自己在以往的军旅生涯中杀人的罪孽而赎罪，并非为了“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并不属于“打仗”，再说，该惨案也不是段祺瑞下令开的枪，根本就轮不到他忏悔。这篇文献，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109页。曹汝霖、段式巽、王楚卿、楚溪春四个人，分别是段祺瑞的下属、女儿、仆人、卫兵，都和段祺瑞有密切的交往。戴健虽然和段祺瑞没有交往，但是他采访过段祺瑞的女儿。整理他们五个人的文字，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基本事实：1.段祺瑞认为军人杀业太重，并于1920年开始信佛、吃素。2.3月18日，“三一八惨案”爆发，执政府卫队枪杀学生。3.事后，段祺瑞认为：学生是暴徒，被枪杀是活该。4.段祺瑞对于被杀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忏悔之意。5.所谓“段祺瑞吃素为学生赎罪”，与史料相悖，不能成立。我认为分析到这里，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段祺瑞吃素和“三一八惨案”根本无关。大家可以停止传谣了。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
这几年，中国的网络上，兴起了一股“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的大讨论，并且笑谈“中华民国是由一位美国友人缔造的”。孙中山的确曾经“订做”了一份夏威夷出生地证明，并且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但是，如果说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人缔造的，恐怕也未必十分符合事实……“孙中山是美国人”？别的先不说，单是这七个大字，就足够吓死一头牛。如果它属实，那么意味着：“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友人”缔造的，这显然将令我们中国人啼笑皆非。“孙中山是美国人”这个论点，是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历史论坛上堪称“重磅炸弹”的轰动性信息。在前一段时间里，网上冒出来不少哭笑不得的评论，说“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人建立的”、“国际友好人士帮助中国人民推翻清朝”等，凡此种种，确实吸足了眼球，大大地哗众了一把。那么，我们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到底是不是美国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以下三个分支问题：1.孙中山在革命低潮流亡美国时期，有没有加入美国国籍？2.孙中山如果有美国国籍，那么这个国籍有没有被吊销？3.孙中山本身的大清国国籍，又有没有曾经被注销过？这三件事，还得仔细研究研究，而且要有根有据，方能使人心悦诚服。所幸，美国移民管理部门，早就将孙中山在美国居留时期的相关文件解密并且公之于世了。一整套的文书，包含孙中山的“夏威夷出生证明”、“孙中山上诉状”、“美国政府裁定书”等一系列的文件，早就公之于众了。我研读过这一套文件，全英文的泛黄的老文书，所以，我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的：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属广东省香山县户籍。当然，当时的清政府，是没有户口簿管理制度的。但是，事实也是相当清楚的，孙中山生在中国，他的父母是中国人。总之，孙中山是中国人。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关键在于后来，事情是怎样演变的。1878年5月，十三岁的孙中山赴夏威夷，投靠自己的亲哥哥孙眉，当时，孙眉在夏威夷经商。抵达夏威夷之后，孙中山在夏威夷上学念书。1883年，孙中山回到中国。189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起义失败，逃亡日本。1896年6月，孙中山首次踏进旧金山——美国本土。说到这里，有必要交代一条信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伪造“夏威夷出生证明”，以骗取美国居留权。在1904年3月14日，孙中山也托人“办理”了一张这样的“夏威夷出生证明”。1904年4月6日，孙中山手持这份“订做”的“夏威夷出生证明”，再次从美国旧金山登陆，并向旧金山移民局提交了这份“夏威夷出生证明”，以证明自己有资格取得美国的入境权和居留权。旧金山移民局在审查了孙中山的文件之后，对孙中山产生了怀疑，于是，移民局将孙中山拘留到了木屋子里面候审。1904年4月16日，旧金山移民局做出了“拒绝孙中山入境”的决定。移民局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孙中山曾经在1896年，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入境美国旧金山，这个举动，视为孙中山放弃了原本可以成为美国公民的资格。在孙中山被关在旧金山移民局的木屋期间，孙中山收买了一个报童，报童帮他送信出去，向美国的华人社团求救。接到孙中山的求救信件之后，美国华裔报人伍盘照和华人社团“致公堂”，对孙中山组织了营救。当然，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这里所说的“营救”，当时不是指“劫狱”的意思，而是请律师，请大律师帮助孙中山。1904年4月26日，华盛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Ralston&Siddons）代表孙中山，向美国移民管理部门提起了上诉。1904年4月28日，令人十分意外的是，美国“商务及劳工部”作出了这样的一个复议决定：准许孙中山入境美国。美国“商务及劳工部”做出这个复议决定的理由是：因为早在1896年的时候，旧金山当局没有对孙中山“我出生在夏威夷”的声明提出过异议，所以，1900年4月30日生效的《美国移民新法案》，自动赋予了孙中山“美国公民”的入境权。就这样，孙中山打赢了这场移民官司，并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并从木屋子里被释放了出来，顺利入境美国。从此，孙中山取得了一份美国护照。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此时所取得的美国护照，是一份“美国夏威夷护照”，或者说——“美国殖民地护照”，又称“疆省护照”，它和美国。“我已经告诉过你好几次了，今天晚上我就再重复一遍，我并不缺少资源。法国枪骑兵很快就会抵达这里，瑞士步兵也同样会很快抵达。你可以亲眼目睹，我每天都在集结部队。教皇不缺钱，法国国王也不缺人。极有可能的是，我的敌人们会后悔他们的反复无常。”公爵微笑着，他的微笑是残忍和狡诈的。“如果我告诉你他们已经提出讲和了，你不会感到吃惊吧？”马基雅维里内心猛地震动了一下，但他极力克制，不让自己内心的震动流露出来。“安东尼奥·达·维纳弗罗大人代表叛军已经来过这里了。”很明显，这人就是马基雅维里听说的那个神秘的访客。他是锡耶纳地方领主潘多尔福·佩特鲁齐的心腹和谋士。而佩特鲁齐则是这场叛乱阴谋的幕后首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提议我们共同推翻佛罗伦萨政府。但是我告诉他，你们的政府从来没有冒犯过我，而且我正准备与你们缔结一项条约。‘请不要签署任何协议，’他说，‘让我先回去一趟，然后再过来，我们可以达成协议的。’对这话我回答说：‘我们已经谈得很深入了，不可能再回头了。’我可以再一次告诉你，虽然我愿意听那些家伙要说的话，而且也欺骗他们，但是我不会做任何针对你们共和国的事，除非我迫不得已。”当马基雅维里告辞的时候，公爵以一种十分平常的口吻又说了一句话，让这位佛罗伦萨的使节又吃了一惊。马基雅维里的惊愕，也完全在公爵的意料之中。“我正等着帕格洛·渥西尼，他随时都会抵达。”来宫里的路上，皮埃罗陪着马基雅维里。这时皮埃罗正在警卫室等着马基雅维里，手里提了一只灯笼，准备在回寓所的路上照明用。皮埃罗已经学会了如何看主人的脸色，他只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就明白主人没有心情说话。他们在沉默中行走着。当马基雅维里脱去他的大衣和帽子后，他吩咐皮埃罗把墨水、羽毛笔和纸张取来，然后就坐下来给执政团写信。“那我就睡觉去了，”皮埃罗说道。“不，等一等，”马基雅维里一边说着，一边将身子靠在椅子的靠背上。“我想和你说几句话。”在公爵告诉他的消息中，他不知道该相信多少。于是他想，在动手写这封信之前，如果他能够将头脑中的想法整理成话语，也许会有一些帮助。“我被这些个阴谋诡计，谎言和每个人都在从事的欺骗搞晕了。”于是他用简洁的语言向皮埃罗重复了公爵告诉他的情况。“对于像瓦伦丁诺公爵这样一个意志高昂，吉星高照而又野心勃勃的人，怎么可能容忍他的那些敌人的敌对的行径？他的那些敌人非但阻挠他夺取一个他图谋已久的城邦，而且还从他手里夺走了一个本来就在他掌握中的城邦。那些将领们造了他的反，是想在他没有下手之前就先摧毁他。当公爵四面楚歌之时，他们为什么又推迟了进攻？”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看着皮埃罗。皮埃罗很聪明地意识到，主人的发问仅仅是为了理清他自己的思路而已，所以就没有做出任何回答。“现在他巩固了他的堡垒，派兵掌控了重要的地方。每天都有更多的部队抵达。他从教皇那里取得财政支持，从法国人那里取得人员上的支持。而且他大权在握，可以独断专行。那些叛乱将领们出于他们对公爵的仇恨和恐惧而联合起来，然而联盟关系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关心他们各自的利益甚于他们的共同利益。同盟者无法果断地出手，因为每个步骤都必须通过事先协商，而且只要同盟者之中有一个人犯了错误，准备不充分或者无能，就会使所有的人蒙受灾难。他们之间一定是互相嫉妒，互相提防，谁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一方因势力扩张太快而成为后患。那些将领们一定知道秘密的使节往来频繁——你可以确信公爵故意让他们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每个人心底里都有一分疑心和恐惧，担心自己将会被人抛入狼群中。”马基雅维里神经质地咬着他的大拇指的指甲。“我越想越觉得叛军最终还是无法伤害公爵。他们已经错过了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会想，和公爵讲和也许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马基雅维里生气地看了皮埃罗一眼。不过这不满的一瞥毫无道理，因为到目前为止皮埃罗都一直没有开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不知道。”“这意味着他们的部队一旦和公爵的部队结合起来，公爵手下就会有一支令人生畏的部队。而且这支军队会毫无疑问地被投入某种用途。没有人可以让部队歇着没事干，同时又养着这支部队。这支部队将被如何使用？用来对付谁？我怀疑这一切会在帕格洛·渥西尼到来后，与公爵面对面会谈的时候最终决定。”第十五章在意大利没有人愚蠢到会轻易地去相信一个人，大家也都明白一张通行证并不比用来制作这份证件的纸张更值钱。于是，教皇的侄子，博尔贾红衣主教，将自己交到了渥西尼手中，做了一名人质。两天以后，帕格洛，渥西尼家族的首领，装扮成一名信使来到了伊莫拉。他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喜欢讲话的，有些女里女气的，可笑的男人。他人到中年，身材发福，头上已经开始谢顶。他长着一副圆圆的，光滑的面容，有着一副小题大作，随意的态度。瓦伦丁诺公爵殷勤地招待了他，为他大摆了一回宴席，然后又安排了一场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这出戏的演出。两位领导人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但是会谈的内容究竟是什么，马基雅维里无论是用金钱还是友情都无法换到手。那些一度对他十分友善的公爵的秘书们都刻意地避开他。唯一一个有用的信息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微笑着说了一句，意思是举行谈话不过是为了阻挠和拖延敌人采取行动而已。事实上双方的军队都没有任何动作。博洛尼亚的军队甚至还从他们先前占领着的公爵的领地上撤了回去。没过太长的时间，这个悬念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就变得有些难以忍受了，他抓住了刚刚从佛罗伦萨收到一封信的契机，要求晋见公爵。瓦伦丁诺公爵躺在床上见了他。他带着他那一贯的幽默感听完了执政团方面对于友谊牢不可破的声明，然后就转入了马基雅维里十分关心的话题。“我想我们应该达成协议。”他说道。“他们所要的不过就是保证他们的城邦不受侵犯。我们必须决定如何才能安排好这一切。渥西尼红衣主教正在起草和约条款，我们必须等待，以看到这些条款究竟是些什么。至于你所关心的那方面，你尽可放心，不会有任何事情出现，造成对你主人利益的损害。我不会允许对他们有丝毫的伤害。”他停顿了一下，当他再次开口说话时，他带着一种微笑着的骄纵神情，你可以用这种神情来形容一个被宠坏了的女人的喜怒无常。“可怜的帕格洛对拉米洛·德·罗尔卡非常恼火。他指控后者压迫人民，侵吞公款，并且对于处在渥西尼家族保护之下的不少人进行虐待。”拉米洛·德·罗尔卡是公爵最受信任的指挥官之一。在福松布朗战役之后，是由他指挥撤出了溃散的部队，因此他们才能在第二天还能进行战斗。瓦伦丁诺公爵咯咯地笑了起来。“好像有一次一个传令兵给他端了一些酒来，不小心洒了，拉米洛顿时勃然大怒，将这个传令兵扔到了火堆上，活活地给烧死了。出于某种原因帕格洛对这个男孩发生了兴趣。我已经答应会调查这些指控，一旦属实，我将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然而不久有消息传来，说叛乱的首领们在他们内部远远无法达成一致：尽管一些谨慎的人准备讲和，一些好战的人却还是矢志发动战争。维泰洛佐攻占了公爵在福松布朗的城堡，两天以后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卡麦里诺。这么一来公爵在上次战役中夺取的土地就全部丢失殆尽。看上去这些暴徒是刻意要破坏和谈。帕格洛·渥西尼被气坏了。但是公爵还是保持着他的镇定。本蒂沃留和渥西尼是他的敌人中最为强大的，他明白如果他可以和这两家达成协议，其他的人就会小心从事。帕格洛去了一趟博洛尼亚，他回来以后，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告诉马基雅维里，一项协议已经达成，现在只是等待帕格洛那位当红衣主教的兄弟的首肯了。马基雅维里内心充满了恐惧。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那么瓦伦丁诺公爵就是准备原谅这些叛乱分子对他造成的伤害，如果叛乱分子准备忘记那种促使他们拿起武器的恐惧感，那就只可能有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他们准备联起手来进攻第三个城市，而这第三个城市又只可能是佛罗伦萨或威尼斯。威尼斯很强大，佛罗伦萨则比较弱小。佛罗伦萨的唯一依靠是法国的力量，但是这种来自法国的保护是用金钱买来的，而这时候，共和国的钱柜里已经是空空如也了。一旦面对切萨雷·博尔贾和他的那些重新讲和的首领携手侵略佛罗伦萨，攻占其所属的那些不设防的城市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时，法国人又会怎么去做呢？马基雅维里对法国人评价不高。经验告诉他法国人更关心眼前的得与失，对于长远的利弊的考量则完全不足。当他们接到要求，要让他们提供某项服务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会对他们有些什么益处，而且他们只有在事情对他们有利时才信守诺言。教皇的大赦年的活动给梵蒂冈的金库带来了巨大的收入，而他那专横的、没收已过世红衣主教财产的做法也一直在源源不断地为他贡献他可以支配的金钱，这是因为这些教会的王子们近来的死亡率颇有些高，有些用心歹毒的人就开始悄悄耳语，教皇时不时会利用一些合适的时机，小心翼翼地给迟缓不决的上帝帮上一个忙。所以一旦法国的路易国王因为命令没有被执行而见怪的话，他可以有足够的金钱平息国王的怒气。瓦伦丁诺公爵有着一支装备精良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国王也许会非常犹豫，不能决定是否应该对归根到底是诸侯和朋友的这一方下手。马基雅维里越想，他就越觉得，那个狡猾的路易会接受一种安排，在这一安排中，好处是立即可以兑现的，但是其中的危险，也就是切萨雷·博尔贾可能会变得过于强大，则是一件将来的事情。马基雅维里有着所有的理由担心，他所热爱的佛罗伦萨，估计命途凶险了。第十六章然而马基雅维里不仅是一位对共和国来说勤勉和自觉的仆人，而且是个被情欲充满的男人。当他在仔细研究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信件，并且每天撰写详尽而准确的报告的时候；当他在塞拉菲娜的房子里，或者公开，或者秘密地会见信使、间谍、代理人的时候；当他来回奔走于宫廷、市场和熟人的住所之间的时候；当他在尽力搜集每一则消息，每一个谣传，每个流言蜚语，以便他能得出一个可信结论的时候；他总是能找到时间去谋划他那用来引诱奥莱莉娅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实施起来需要钱，而金钱却正是他缺少的。佛罗伦萨政府是吝啬的，他的薪水实在是惨不忍睹。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花去了他在离开佛罗伦萨之前所领取的差旅费的一大半。他生活奢侈，总想过得舒服。对那些帮他传递信件的信使，他必须预先支付费用，对于公爵身边那些愿意为了一些金钱而透露一些消息的各色人等，他也得花钱。还好在城里还有一些来自佛罗伦萨的商人，愿意借钱给他。他也给比亚乔写了一封信，敦促后者想些办法，不管手段正当与否，尽可能多搞一些款子给他寄来。正在这个时候，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贾科布[1]·费里奈利，那个曾经深夜里来见他的会计，那个曾经乔装打扮以便人们认不出他的会计，突然在大白天出现，要求见他。过去他的行事方式是鬼鬼祟祟，心惊胆战的，今天却是一副大方和热情的样子。他一进门就直奔他此行的主题。“我受你的一位朋友之托，这位先生对你的才能十分敬佩，他让我向你转交一点小意思，希望你能够笑纳。”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只袋子，放在了桌上。马基雅维里听到了硬币的声音。“这是什么？”他问道。他双唇紧闭，眼光冷峻。“五十个杜卡特，”费里奈利笑着回答。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这当口，没有比这更能够救马基雅维里的急了。“公爵为什么要给我五十个杜卡特？”“我没有理由假设公爵参与了这件事。我受一位对你怀有善意的人士之托，向你转交这笔钱。这位人士希望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你也尽可以放心，除了这位善心人士和我之外，没有其他人会知道这件馈赠的事。”“看来我的那位施主和你一起把我看成了傻瓜和恶棍。把你的钱收起来，还给把钱交给你的那个人，告诉他共和国的使节不会收受贿赂。”“但是这并不是贿赂。这是一份来自于仰慕你杰出才华和文学成就的人士的，自然而然的馈赠。”“我不知道这位慷慨的朋友从什么地方了解到我的文学成就。”马基雅维里尖刻地说道。“在你出使法国期间，你给执政团写了不少信，这位善心人士有幸读到了。他非常赞赏你的观察之敏锐，判断之准确，策略之得当，以及风格之卓越。”“你说的这位人士是不可能接触到执政团的档案的。”“我想，如果一个执政团的工作人员发现你的信件十分令人感兴趣，偷偷地作了抄录，然后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到了我所说的这位人士手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共和国发给它的官员的薪水之低，我想你比谁都清楚。”马基雅维里皱起了眉头。当他沉默着的时候，他在琢磨到底是哪一个职员将那些信件卖给了公爵。他们的薪俸确实不怎么样，其中某些人还是一些暗中支持美第奇的人。但也有可能费里奈利所讲的其实并不存在。要编造一个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太容易了。费里奈利继续讲了下去。“公爵没有任何意思要让你做一些违背你良心，或伤害佛罗伦萨的事情。他所要求的是一种双赢互利的局面，对他和对共和国方面均有好处。执政团方面对你的判断力颇有信心，公爵所希望你做的，不过就是将他的建议，用合适的方式提交共和国方面，诉诸执政团方面老成睿智人士的、常识性的判断力。”“你不用再多说了，”马基雅维里说道，他的薄薄的嘴唇挤出了一道嘲讽的微笑。“公爵的钱对我毫无用处。我会继续本着共和国的最大利益来提供我的咨询和建议。”费里奈利站了起来。他拿起钱袋，又放回了他怀里。“当费雷拉公爵的代理人需要促使他的主人下决心派遣一支部队驰援公爵阁下时，他并没有清高到不愿意接受公爵阁下礼物的地步。如果说德·肖芒大人加快了法国军队从米兰出发这一进程，原因就在于公爵慷慨的馈赠对于法国国王的谕旨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我非常清楚这件事。”当马基雅维里重新又是一个人的时候，他不禁放声大笑。当然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接受这笔金钱，但是当他想到这笔钱如果接受下来，对他来说该是多么雪中送炭般地有用，他就不禁暗自好笑。当他正在大笑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浮现出来，于是他又再一次地大笑。他可以肯定，他能从巴托罗缪那里借到他急需的钱。巴托罗缪巴不得能有这种机会讨好他呢。如果能用一个人所提供的金钱去勾引那个人的妻子，那才是一出无价的滑稽剧呢。没有比这更妙的事了。如果他回到佛伦罗萨，讲给人们听的话，那该是一个多么好的故事啊！他简直就可以想像，在一个夜晚他把朋友们纠集在小酒馆，使出浑身解数向他们叙述这件事情，逗得大伙哈哈直乐的情景。“啊，尼科洛，尼科洛，你真是一个好伙伴！没人能把故事讲得像他那样好。了不起的幽默，了不起的机智！听他讲故事就像看戏一样带劲。”他有两天没有见到巴托罗缪了，当他正要去宫里吃晚饭并且打听消息的时候，他突然遇见了巴托罗缪。寒暄几句之后他说道：“想不想晚上到我那里去，我们来上一些音乐自娱自乐一下。”巴托罗缪高兴地回答说，没有比这更让人享受的事了。马基雅维里就趁机说了下去。“虽然房子小了点，拱形房顶带有回声，但是我们可以放一盆炭火驱寒，喝上一些酒暖暖身子，我们应该会干得不错。”他吃完饭后没过多久，巴托罗缪的仆人就送来了一封信。巴托罗缪在信中写道，他家里的女眷们不理解为什么她们就不能一饱耳福，并说他家里的大房间非常适
国民经济根本的主张。著作分二十三卷，卷卷皆讲经济政策，以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为核心思想，全面阐述大明朝农业、税收、军屯、外贸、关税、盐政等改革措施。书中的思想，是对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经济思想的全面颠覆。直到几个世纪后，清朝大儒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依然痛斥丘浚“率意妄做，可谓荒谬”。清末维新领袖梁启超却对其颇为推崇，一日梁启超与某西方富商交谈，对方大谈西方近代重商主义思想，梁先生大笑，手指一本《大学衍义补》道：“汝之说，此书早尽言也。”在丘浚生活的明朝中期，此书一经问世，自然引起轩然大波，时任内阁辅臣的徐浦认为丘浚之说“妖言祸国”，但年轻的朱祐樘却深感兴趣，数夜“挑灯研读，时击掌嗟叹，言大明竟有如此奇才也”。数日后对丘浚表达了“读后感”：“此书既为救时之良策，更为治万世之远谋。”当即下令福建布政使负责刊印，全国发行。正是以这部《大学衍义补》为参考，少年登基的朱祐樘大刀阔斧，开始了对于大明王朝政治经济的全面整合，政治上，依书中“官职不在多，却在效用，良臣不在品德，却在督考”，朱祐樘启用王恕为吏部尚书，设立“京察”“栓选”“评考”制，即后来张居正“考成法”的前身。税收上，如丘浚书中所言“国家财税之锐减，一在土地兼并，黄册萎缩，二在米粮通运，耗费巨大，三在机构重叠，关节横生”，朱祐樘简化了税收体系，裁减税收机关，在全国范围内遏制兼并，并继续开放辽东和湖广的“无人区”，招募农民屯垦，缓解土地矛盾，更推出了“折纳银钱”制，即农民可将半数税粮以白银方式缴纳，这一条，即是后来“一条鞭法”的前身。弘治五年，原内阁首辅刘吉被撤职，丘浚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首开明王朝“尚书阁老”先例。之所以破例，看中的还是他这份“治世之才”。丘浚也未让朱祐樘失望，除高瞻远瞩外，具体改革措施上，丘浚更谋划详尽。弘治三年，朱祐樘着手整治江南税赋，清理历年积欠，丘浚认为“百姓苦于苛政，不宜催逼，需平抑赋税，方可两难自解”，继而详细谋划，重施周忱时代的平米法。在具体税收策略上，丘浚推出了“问责制”，即每年秋收初期，地方官要向朝廷“报计划”，具体税额，以朝廷下发的“凭票”为据，不得肆意加征，小小的改动，就堵住了官员“贪墨”的口子。在税粮运送上，丘浚推出了“兵补制”，每年负责押送运河税粮的“运军”，由兵部统一补贴，减轻运军负担，运军所过之府县，由当地布政使和按察使联合监督税粮押运盘点，实行“集体负责”他还创立“扣分”制，凡税粮有减损，各级负“连带责任”的官员都要被“扣分”，扣分到一定程度，便自动“下岗”。苦心谋划下，成化朝时期连年入不敷出的明王朝终重现生机，数百年后，清末政治家曾国藩也曾感叹：“前明弘治时，民不加赋却国用足，诚为我朝之鉴也。”在成为“阁老”后，丘浚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盐政改革，影响更是深远。改革的对象，正是朱元璋时代杨思义首创的“开中法”。“开中法”的本意，是要在国家垄断盐业贸易的前提下，用授权盐业贸易的方式，鼓励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但在明朝中期，这一政策已很难实行：一者是官员贪墨，利用盐业贸易渔利，二者是部分商人弄虚作假，利用明王朝发放的“盐引”扩大食盐贸易，甚至造假“盐引”渔利。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开中法”原本的方式是商人用粮食换盐，但是在明中期，盐价和粮食价格的比例早发生了变化，单纯的“以粮易盐”早已无利润。因此朱祐樘即位早期，虽屡次清查，查办大批贪墨官员，但诸多盐商对此应者寥寥。这个问题，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也有论述：“开中法之弊，贪墨为其表，无利乃主因。”弘治五年，依新任户部尚书叶淇陈奏，朱祐樘正式改革“开中法”，由原来的“以粮换盐”，变为“以银换盐”，一字之变，即引得商人纷纷响应，国家得到大笔收入充实国库，北方盐业贸易也因此繁荣。此奏议虽由叶淇提出，但身为阁老的丘浚是坚决的支持者，不但在朝堂上极力赞同，更与反对改革的徐浦等人据理力争，他更看到了叶淇看不到的地方：奏请朱祐樘“调太仓之粮输九边，以太仓粮易九边银”，即用政府行为“宏观调控”，防止银多粮少造成物价飞涨。可年轻急于求成的朱祐樘这次并未采纳，事实果如丘浚所料，数年以后，北方边境粮食价格暴涨，差价竟与中原相差3倍。从此时起，原本垄断食盐业的明王朝变成了“批发商”，盐业贸易的繁荣，带动了两淮和山西两大商人集团的崛起。国家不但通过开中法获得了大量收入，更从盐业贸易中抽取了大量盐税，明末史学家谈迁曾赞叹道：“国朝盐业之利，自此数倍于前。弘治中兴之局，富庶由此奠定。”在这“中兴之局”中，呕心沥血的丘浚实现了祖父“以济天下”的厚望，明史称他“一代贤辅”“中兴贤儒”，至为公允。四但相比于“弘治中兴”18年的诸多英杰人物，无论是比起“凝重有度”的内阁首辅徐浦，还是被赞为“弘治三君子”的马文升、刘大夏、王恕三位六部堂官，以及被赞誉为“公谋断内阁”的谢迁、李东阳、刘健三位阁老，甚至比起地位远不如他的杨守随、王琼、姜宛等地方官，身为大明朝“副总理”的丘浚，不但在正史中的记录多被一笔带过，且在清代更遭诸多“大儒”的口诛笔伐，生前身后的评价相去甚远。有关他的记录，很少见于专门的传记，只能从明朝中期的历次“大事件”中摘录整理。声名寂寂如此，原因究竟何在？论学识，丘浚自幼即被称为神童，在弘治朝当时更可称学问第一，是当时官场上难得的博古通今的人才。论政绩，丘浚为官数十年，任礼部堂官时大行“义务教育”，参与编纂《明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宋元纲目》，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他奏请整理天下典籍，抢救珍贵资料无数。著作《大学衍义补》更是眼光超然，领百年风气之先，“入阁为相”后，又苦心筹谋，兴利除弊，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论名声，丘浚为官清廉，身为阁臣，家境却贫寒至极，其所住房屋，还是初入京城为官时购置，40年来无钱修缮，早已破败不堪。他一生酷爱读书，逢好书必买，囊中羞涩时，宁可跑到当铺当家具，至他去世时，已是家徒四壁。然而对于学富五车、呕心沥血、为官清廉的丘浚，其“老上级”，时任内阁首辅的徐浦在其文集《谦斋文录》中却有不同评价：“丘公固有经天纬地之才，然为官一生，素来胸襟狭隘，睚眦必报，因小隙构陷同僚，党同伐异，终令声名受损，也诚为天下为官者谏。”事实正如徐浦所言，丘浚为人胸襟狭隘。成化朝时，仅因政见不和，便趁项忠、杨鼎等人遭陷害时落井下石，引起了“公愤”。朱祐樘即位后，丘浚官升一级，身兼大明朝“经济建设”的重任，虽是“宰相”，但肚子依然“撑不得船”，但凡有不同意见，皆遭他“打击报复”，甚至于同内阁同僚也时常争吵。史载一次在内阁与同僚刘健争吵，面红耳赤时，丘浚竟“掷冠于地”，差点就动手开打，朝堂之上，凡有言官弹劾丘浚，丘浚立刻当场对骂，徐浦说他“污言秽语尽出，全无宰辅之风”。此外，身负奇才的丘浚性格也极为高傲，尤喜奉承之言，凡“赞誉其才者，皆得其喜，指斥其过者，皆惹其怨”。正因如此，在他为官的晚期，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点——弘治六年的“王恕案”。王恕，字宗贯，时任明朝吏部尚书，在当时，他是出名的“直臣”。朱见深时代，他曾在云南抵制明朝太监的“采办”，且救下了因弹劾妖僧继晓被下狱的言官林俊，一时声名大振，民间有言“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朱祐樘登基后，将已退休的王恕召回，任吏部尚书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腐败，建树颇多。同为清官能臣的他，本与丘浚是一类人，但不幸的是，王恕同样性情孤傲，且在弘治朝初年，王恕官至执掌“人事权”的吏部尚书，在六部中号称“天官”，对待其他五部尚书时常趾高气扬，对时任礼部尚书的丘浚更是如此。起初丘浚尚能忍耐，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丘浚入阁后，王恕依然对丘浚指手画脚，不但日常交往中傲慢无礼，且工作中时常抵触。是年八月，王恕向朱祐樘提交一份被裁官员名单，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丘浚准备启用治理经济的“能臣“，二人为此大吵，王恕竟当着朱祐樘的面，数落丘浚成化朝时期陷害言官打击项忠的“烂账”，令丘浚大伤自尊。此后两人“不交一言”，怨仇从此结下，偏巧此时，太医院一个叫刘文泰的医生也因“机关精简”问题同王恕结怨，便借机对丘浚大加奉承，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经二人合力“整黑材料”，丘浚终于抓到了王恕的一条“小辫子”——成化年间王恕罢官归乡后，曾找当地秀才撰写自己与奸臣作斗争的“光荣事迹”，其中对“先帝”朱见深的行为多有嘲讽。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春，丘浚“鸡蛋里挑骨头”，授意刘文泰上奏，指责王恕“诽谤先帝”，一时间朝野震动，大臣们纷纷借此相互攻击。朱祐樘命锦衣卫夜审刘文泰，稍一动刑，软骨头的刘文泰就把同丘浚的密谋和盘托出。真相大白后，同样厌烦王恕“飞扬跋扈”的朱祐樘乘机命王恕“退休回乡”，这位声名显赫的老政治家从此彻底告别了政坛。对于“打击陷害”的丘浚，朱祐樘仅“申斥”之，并无任何加罪，一时间“朝议哗然”。虽被除掉，但王恕威望崇高，在成化朝时曾救下林俊，弘治朝初年的“两京之狱”时，更救下多名得罪权臣刘吉的言官，早就是各位御史给事中眼里的“大恩公”，赶走王恕，丘浚可谓得罪天下言官。此后几年，任丘浚鞠躬尽瘁，各路言官口诛笔伐，弹劾丘浚的奏章络绎不绝，从而彻底把丘浚“搞臭”。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七月，积劳成疾的丘浚与世长辞，享年73岁，朱祐樘大为悲痛，追赠太傅，谥号文庄，并拨大内专银在丘浚家乡修建陵寝，其墓高6米，分16级台阶，上有朱祐樘亲笔提写的“理学名臣”四字，足见悼念隆重。但朝臣们反应冷漠，丧礼的时候吊客寥寥。丘浚生前的“莫逆之交”刘文泰前来吊唁，一进门就被邱家家丁乱棍轰出来，丘浚夫人当场哭骂：“汝损吾夫清誉甚矣！”虽是“损清誉甚矣”，但弥留之际，丘浚依旧“一心扑在工作上”。生命的最后时刻，丘浚双目近盲，难以写作，依然以口述方式向朱祐樘上奏章。一是建议朱祐樘“可招募边地良民为壮勇，以补军户之兵不足”。依此议，丘浚去世数月后，朱祐樘正式颁布了《民壮法》，即从农村乡民中选拔精壮民兵，农闲时训练，战时编入军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二是完成了《大明会典》的修订纲要，依丘浚的“提纲”，两年后朱祐樘正式下诏修改《大明会典》，删去朱元璋时代诸多苛刻刑法条文，可谓善莫大焉。而一直伴在丘浚身边的这位“记录员”，是丘浚弘治元年编纂《明宪宗实录》时的助手，丘浚当时就赞他“宰辅之才，他日成就远胜于我”。这个人，就是彼时翰林院修撰，后来大明正德朝内阁首辅，被明史赞颂为“镇静持重”“补苴匡救”的一代名臣——杨廷和。第十六章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们2005年作家李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5000年来，我们总以为敌人来自于草原，直到吃了亏挨了打才明白，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于海上。从其演讲的内容看，这句话所指的对象，是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中国，但明王朝，恐怕对这句话也会体会至深。从建国开始，明王朝的主要战略防御重点，就是北方的蒙古部落，从朱元璋起就修筑长城，北方设“九边”，囤积雄兵百万，到朱棣时更迁都北京，加强北部防御。来自于海上的威胁，从元末明初开始，先是倭寇的持续骚扰，屡剿屡不绝。不过在明朝中前期，多是小打小闹。从明朝中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开始，倭寇却成为困扰整个明帝国的大患，从山东到浙江再到广东福建，倭寇肆虐中国东南沿海长达20年，这期间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相继来犯，东南沿海百姓惨遭屠戮无数。海上的敌人，渐成中国边防大患。翻检明朝中期有关“海患”的各种史料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了如下的几个新名词。一是“奸民”，多出现在有关葡萄牙殖民者入寇的各类记录中，称葡萄牙殖民者是以沿海“奸民”作向导，继而侵扰中国东南沿海，起先只是少数人，后来却有“人心思乱，百姓纷纷为奸民”的记录。二是“真倭”、“假倭”，真倭容易理解，多是来自日本的海盗倭寇，假倭却鱼龙混杂，有“海匪”、“海寇”、“海贼”，都是沿海当地华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假倭”骚扰的次数和规模，要远远大于“真倭”。如此奇景，确为先前历史所罕见。不管“奸民”还是“假倭”，却都折射出了另一个新名词：明朝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华人海商。一在明王朝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海商”，其实是一个非法的词。战国时期开始，中国东部沿海就有以海外贸易谋生的商人群体，到唐宋元时期，中国沿海的海商已然渐成规模，甚至一度达到极盛之景。比如中国东南沿海边民大规模地移居东南亚，就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到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曾达到顶峰，东部的泉州、宁波、广州等港口，皆为国际化贸易港口。元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中，东南沿海起事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皆与东南沿海业已壮大的海商势力有密切联系。比如张士诚麾下的诸多将领，皆是海商家族出身，方国珍虽是贩盐出身，却是以联合海商，“啸聚海上”的方式起兵反元。《元史》说东南元末农民大起义时，说“东南海寇四起，交相为乱”，诚为实情。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从争天下开始，至最后一统河山，对海商采取的是严厉打击策略。在明王朝鼎定天下后，朱元璋先是严厉打压江南富豪，尤其是有海商背景的富户们，不但课以重税，更逼迫许多家族举家北迁，至北方边境地区屯垦。这里要提一人，即大名鼎鼎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世人皆传说他有“聚宝盆”，事实上他的发家方式很简单，就是坐镇周庄，利用运河便利收购内地货物，再高价转卖外国商人，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皆是他的“贸易伙伴”。《吴县县志》说他的发迹“富甲天下，由通番而得”。明朝建立后，沈万三主动“表忠心”，不但向朱元璋捐献财物，为朱元璋修缮南京城墙，更出资犒赏军队。不过，他的这些行为却惹得朱元璋大怒，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降罪沈万三，将其流放云南，家产充公，7年后沈万三死于云南（又说贵州）。事情还没有完，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沈万三二子沈至、沈庄又获罪入狱，沈家再遭抄家。甚至在朱元璋临作古的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借蓝玉案由头，朱元璋再次将沈万三家人下狱，沈万三曾孙遭凌迟处死。几度整治，终让这个元朝末年富可敌国的家族凋零败落。朱元璋之所以整治沈万三，有说是垂涎于沈家巨大财富，也有说是因为沈万三犒赏军队，犯了朱元璋的忌讳。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明朝一统天下后，先前张士诚、方国珍等部的残余势力皆盘踞沿海诸岛，时常伺机骚扰内地，他们勾结倭寇以及沿海海商，连年作乱。对此朱元璋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一面在东南沿海屯兵50万，设立卫所上千，加强海防，一面大力整治国内与“海匪”有瓜葛嫌疑的海商们。沈万三，就成了朱元璋“杀鸡儆猴”的道具。同时朱元璋厉行闭关锁国，就在沈万三获罪的次年，朱元璋裁撤了自唐朝起开始设立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大明律更规定：凡擅自造船且与外国人交易的，一律处斩，家人流放戍边。“严打”之下，自唐宋起日
在许多问题（包括东北战略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1626年宁远大捷后，辽东经略袁崇焕向天启皇帝保证，五年内收复明朝全部失地。然而，此时明朝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即努尔哈赤1621年占领辽阳后，当地汉人纷纷逃往鸭绿江西岸，寻求军阀毛文龙的保护，从而使毛文龙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毛文龙是杭州籍军人，曾为王化贞部将。1621年，他一度攻占了鸭绿江畔的镇江，在明军连连惨败的这一年，这也算是辉煌战绩了。尽管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很快又夺回了镇江，毛文龙仍然以功升任副将，镇守朝鲜边境的铁山——位于鸭绿江东一个半岛之上，距海仅几公里。辽阳陷落后，明军的残兵败将纷纷投入毛文龙帐下。1624年，他又在朝鲜军队协助下，深入长白山，袭击了后金的老巢，从而在朝廷中赢得了有力支持。尽管镇守登州的山东经略表示反对，毛文龙还是得到了朝廷拨给的军饷，甚至还于1625年得到了天启皇帝御赐的礼品。1627年2月，后金出兵朝鲜，攻破了毛文龙的铁山营寨，迫使其退入鸭绿江口附近的一个海岛。该岛名为皮岛，原是岩石裸露、荒凉不毛之地，此后却成了山东——辽东贸易线上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并且是辽东将领及所属雇佣兵投奔毛文龙旗下的一条“门径”。毛文龙多次以皮岛为基地袭击大陆的金军，但朝中大臣对此评价不一。温体仁赞同毛文龙的作法，其他大臣，包括袁崇焕，则将其视为无谓的冒险，并指出毛文龙占据皮岛将耗尽朝廷有限的军饷。此外，毛文龙又逐渐表现出欲独霸一方的企图。他一面同后金暗中勾结，一面吸收、利用登、莱二州的财货，并拉拢那里的将领。1627年后，当袁崇焕着手整顿东北防务之时，毛文龙之所为明显损害和危及了他的边帅统一指挥权，从而为皇太极及其后金政权离间前线明军将帅提供了机会。1629年夏，袁崇焕为了重申自己的权威，也为了直接同后金谈判，决定对毛文龙采取行动。他先同自己在朝中的保护人钱龙锡交换了意见，然后宣布要亲往辽阳前线视察。抵达宁远后，他又率领一支由水兵和步卒组成的小分队，包括一队甲士，渡海前往毛文龙的双岛营寨。7月24日，袁崇焕到达双岛，向毛文龙手下部分将士发放了10万两饷银和一些黄金。然后，他以检阅将士为名，令甲士在毛文龙帐外四面围住，将毛文龙和其部众隔开。袁崇焕先向毛文龙的部将慷慨陈词，使其感泣顿首；既而语气一变，突然转向毛文龙，诘责他滥用军饷，专制一方。袁崇焕一一列举了毛文龙所犯下的12项斩罪，并且声称已在皇上面前对毛文龙提出了弹劾。毛文龙一时魂飞魄散，无言以对。袁崇焕遂又转向毛文龙的部将，大胆提出自己情愿以身试剑，令其或杀毛文龙，或杀袁崇焕。毛文龙的部将们顿时不知所措，趁此机会，袁崇焕立即命令手下一员将领把毛文龙斩于帐前。毛文龙死后，袁崇焕便将其军队分为四协，令毛文龙的养子毛承禄统领其中的一协，而将全军收归自己麾下。毛文龙之死使皮岛陷入了混乱，袁崇焕只得将毛文龙手下的许多海盗遣散，任其劫掠为生；此事还使袁崇焕极易受到朝中流传的这样一种谣言的攻击，即毛文龙对袁崇焕与后金私下谈判之事有所了解。不久，当袁崇焕正向朝廷解释诛杀毛文龙的理由时，战事又起。1629年11月，皇太极出兵围攻宁远，并借道蒙古土默特和喀喇泌部，由喜峰口入关。金军的这次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措手不及，急忙调总兵祖大寿率军2万自山海关入援京师。祖大寿赶到北京城下，奋力拼杀，终于将金军击退。尽管打了胜仗，但金军此次入关毕竟使明朝大为丢脸，因此袁崇焕还是没能逃脱罪责。崇祯皇帝以部将不和、玩忽职守、致使东线明军混乱无力，诏责袁崇焕。于是，关于袁崇焕与后金暗中勾结的谣言便流传开来了。甚至有人说，他为了强调自己是朝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便故意引狼入室，邀请金兵前来攻打京师。1630年1月13日，袁崇焕被因越权与后金议和，被劾通敌，定为死罪。结果，袁崇焕被磔于市，家人也遭到了株连，或被杀，或没为奴婢，或充军流放。其后台钱龙锡、成基命，也因此被牵连入狱。辽东战事的失利，很容易被温体仁之流用作扩大一己势力的机会。结果，许多大臣莫名其妙地变得目光短浅了。虽有人在真诚、积极地寻求北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也有人将每次辽东战事危机仅仅看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例如，1630年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共同执政，而名义上，周延儒的地位又在温体仁之上。于是，温体仁为了独揽朝纲，决意排挤周延儒。他巧妙地利用了原毛文龙手下的海盗袭扰登州的机会，攻击周延儒软弱无能。稍后，当宦官王昆指责周延儒受贿之时，温体仁竟无一句辩护之辞。皇上怕引起朝廷内讧，只得抛弃了这位宠臣。1633年7月25日，周延儒被迫辞职，温体仁遂独揽了内阁大权。复社成员密切注视着温体仁的崛起。随着他的权势一天天扩大，张溥逐渐意识到，必须在朝廷以外寻求更多的支持。于是，他辞官离京，返回江南去主持1632年在苏州虎丘召开的复社第三届年会。当时，许多复社成员希望得到周延儒的庇护，因为他是吴伟业父亲的挚友。但第二年周延儒辞职后，这一希望便破灭了。1634年，复社又为争取任命郑三俊为吏部尚书而四出游说，但最后皇上却将这一职位给了温体仁推荐的南京吏部尚书谢升，将其从南京召回，1634年10月22日拜为北京的吏部尚书。然而就在这一年，温体仁也因西部地区发生叛乱而有所失宠。皇上又令礼部考官文震孟入阁办事。文震孟是宋朝爱国将领文天祥和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后代，也是复社的好友。那年会试选定头名状元前，他曾私下征求过张溥的意见。此人是个敢作敢为的政治家，入阁后立即着手策划，再给温体仁一次沉重打击。争取外朝大臣的支持毫无问题，九个月来，已不断有人疏劾温体仁收受贿赂，败坏吏治。困难在于，必须在阁臣当中找到既受崇祯帝信任又支持弹劾温体仁的第三派人物。正如钱谦益事件所表明的那样，除非皇上能被一个完全中立的人说服，从而相信问题是真实的，否则他会将众人齐声弹劾看作群臣非法串通的证据。文震孟选中了嘉善名士钱士升。因为此人入阁后，完全置身于党争之外，而对东林党人及其宗旨又颇有赞同之意。于是，文震孟入阁仅四个月，便在皇上面前公然指责温体仁与谢升串通一气，操纵选举，既而转向钱士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钱士升却一言不发，拒绝证实文震孟的指控。结果，皇上以煽动党争为罪名，将文震孟革职。然而，此事并未结束。文震孟被革职后，原东林党领袖郑曼公开批评朝廷清洗敢于直言的大臣。在崇祯皇帝看来，这正是党争猖獗的又一证明。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令锦衣卫将郑曼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郑曼的同窗理学家黄道周为此辞官还乡，以示抗议。钱士升把文震孟对温体仁的攻击，看作与己无关的政治争吵，因而不愿支持文震孟。但当此事发展为保护南方士大夫经济利益的问题时，他便主动充当了积极角色。文震孟事件过去六个月后，武生李进奏陈朝廷，建议向江南富户加征赋税，以供对内平定李自成和张献忠、对外抵御后金之用。1636年5月7日，朝廷大臣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钱士升终于说服了崇祯帝，使之相信向江南加税势必在这一仍保持着安定的地区激起叛乱，并使朝廷失去江南士人的拥戴。李进的建议被否决了，此项搜刮落到了山东、河南富户的头上。结果，北方地主替南方士绅承受了这一额外的经济负担。在1637年3月钱谦益及复社领袖张溥、张采被劾事件中，负担过重的北方地主对生活奢侈的南方士绅的忌恨，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幕后操纵者是温体仁。他决意破坏钱谦益等人刚正清廉的政治声誉，以削弱他们在朝中的势力，遂暗中怂恿苏州士人张汉儒、陆文声，疏劾钱谦益为官不廉，家臣在常熟依权仗势，横行乡里；又指控二张贪污腐败，并图谋削弱朝廷对江南的控制，“以复社乱天下”。这些指控或许触到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温体仁有一次也超越了他向来恪守的谨慎界线。当时，他得知钱谦益拜访了宦官曹化淳，因担心于己不利，便一面装作漠不关心，一面警告皇上：钱、曹二人正在暗中勾结。1637年6月16日，崇祯皇帝命令钱谦益辞职，同时又暗遣心腹宦官向他透露，背后捣鬼者就是首辅温体仁。曹化淳闻讯后立即做出了反应，揭露温体仁一直在破坏钱谦益的声誉，并暗中指使张汉儒等人带头奏劾。皇上闻知此事后大吃一惊，既而又大发雷霆：这位经常向他告发朝中阴谋的大臣，眼下却在筹划自己的阴谋。于是，张汉儒被打入死牢，温体仁则被迫辞职。1637年8月1日，温体仁在作了近10年宠臣之后，灰溜溜地致仕还乡了，并且直到第二年命归黄泉之时，也未能挽回皇上对他的信任。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温体仁被罢免，为复古派重整旗鼓提供了一次机会。早在温体仁垮台之前，南方就出现了创建文社的新高潮。1636年，徐州诗人万寿祺在南京创立了一个新的文社，成员有原南社的沈寿民、几社的李雯，以及正欲跻身科举的陈名夏、方以智等少年士子。自从复社摆脱了人们的怀疑和攻击之后，此类活动更加活跃，复社成员又继续操纵科举。1637年中举的进士共301人，其中37人为复社成员。陈子龙就是这一年中举的，而主考官则是初次读到其文章的黄道周。这些文社的大部分活动，都以南京为中心。当时，大批南方乡绅正纷纷举家逃入南京避难。在那厚重坚固、令人心安的城墙背后，生活一切如常，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会来打扰这些特权者的享乐。诗人冒襄——与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惠并称江南“四公子”——描述了1642年中秋节，他冒险穿过盗匪出没之地到达南京后，与妓妾重聚欢宴之情景。秦淮中秋月，四方同社诸友……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冒襄与其爱妾董小宛，是1639年赴南京乡试时初次相遇的。董小宛是秦淮河畔最有才艺的名妓之一。她七岁起便随母学习音乐戏曲、女红烹饪和诗词书法，又是当时公认的绝代佳人之一。冒襄到南京后，方以智想把他这位潇洒的朋友介绍给董小宛。而董小宛因厌倦妓女生活，渴望委身于一位名士，已同母亲一道离开秦淮回苏州去了。冒襄立即赶去会她，但不久便与之分手了，并一度迷上了另一绝色美人陈圆圆。这位苏州名妓陈圆圆最后被军阀吴三桂霸占，而在这之前，她曾是冒襄之妾。后来，冒襄离开了南京和苏州，回到家乡如皋。其原因之一，是他不断受到许多文人的纠缠，要他加入他们的文社。当时，各文社正为招纳社员而激烈竞争；而某人声望之高低，也直接取决于其文社影响之大小。阮大铖便是众多谋求声望者中的一个。此人原是个阔绰的安徽剧作家，1629年因阿附魏忠贤被列入逆案，革职还乡，后因家乡怀宁响马横行而逃至南京。到了南京后，他一面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希望能以边才得到起用，一面筹建自己的文社，极力挽回他在士人中的声誉。许多游学南京的青年士人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得到慷慨盛情的款待。阮大铖的成功使复社大为震惊，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东林被难诸孤。陈贞惠便是其中之一。陈贞惠之父陈于廷，是位刚直不阿的东林党人，1624年被革职。陈贞惠本人则是明季“四公子”之一，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在江南享有盛誉。陈贞惠还与金坛周氏关系密切。其子陈维嵋娶了周镳之女为妻。周镳则是复社骨干周钟的异母兄弟，也是江南著名的才子，1627年中举。1628年崇祯皇帝刚刚即位并着手清洗阉党之时，他又考中了进士，入礼部供职。周镳有两位叔伯被当作阉宦同党列入逆案。也许正是由于对此家丑深感耻辱，他才不惜丢弃乌纱，以换取天下盛名。一次，他公然出言不逊，讥刺崇祯皇帝任人唯亲。崇祯皇帝为之大怒，将其革职为民。于是，周镳立刻博得了耿直、忠诚的美誉。当其亲家陈贞惠着手联合东林诸孤及其他士大夫反对阮大铖时，周镳便充当了领袖的角色。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所谓《留都防乱公揭》的出笼。这份写于1638年的《公揭》，对阮大铖进行了猛烈抨击，揭露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操纵官府，寻花问柳。1639年，当《公揭》呈至皇上面前时，上面已有140人的签名，其中包括黄宗羲、吴应箕、杨廷枢（1626年苏州暴动的领袖）等名士，而以顾杲（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侄）居首。阮大铖的阴私被揭穿后，大感丢脸，欲买下所有南京《公揭》，却未成功，遂满怀怨恨地逃离南京，到别处藏身去了。“小东林”在北京的势力远不如在南京，因此在朝廷中，皇上选定的下一任内阁首辅仍是个中间派，即温体仁的门徒薛国观。此人同温体仁一样，也极力想让崇祯皇帝相信，朝臣们提出的所有挽救内外危局的建议，都是党争的手段，而非真正的救国大计。其实，1636年为镇压李自成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曾经提出过一项明智的主张。杨嗣昌未加入任何文社，也不是复社控制下的翰林院的官员。但温体仁被革职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朝廷无力同时应付两场战争。1638年6月18日，他以彗星的出现等神秘的天文现象为由，力劝皇上立即同清朝议和，同意割让领土和恢复边市贸易，以便集中兵力镇压内地的起义。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复古派之好斗，显然不合时宜。1638年最后几月间，清军突破长城，直入中原。这年冬季，他们洗劫了济南、天津等许多城镇。在1639年3月清军撤回关外之前，驻守安徽六安的明将史可法，准备率众北上，入京勤王。行前，他给夫人写信说：北边破了五七十州县，不知杀了多少人。昨山东济南满城官员家属都杀绝了，真是可怜。看到此处，可见凡事有命。奇怪的是——虽然这不是无法解释——徐州画家万寿祺及其同仁好友竟如此健忘，于当年夏天便聚集北京编撰诗集。清军撤出关外才三个月，他们就又在京城无忧无虑地聚会狂欢了。四方之良，皆来会于京师，东海姜垓，润州钱邦范，新安程邃，彭城万寿祺，各以事至，良夜高集，望舒南流，举觞赋诗。李雯当时也在北京。其父李逢申刚从前线回来，因此他对清军入关的危险当有更多了解。然而，他似乎也对此漠不关心，只一味抱怨朝臣的官僚主义，倾诉对南国家乡的怀恋之情。在给江南的好友宋征舆的一首诗中，李雯写到：京室非我宅，燕云非我乡。冠盖非我俦，趋谒非我长。良朋隔远道，夙昔梦仪光。芙蓉发清池，玄蝉鸣路傍。在野之士对朝廷面临的威胁视若无睹，而必须对国家安全负责的朝中大臣却肩负着同时进行两场战争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再次加派赋税，以筹集更多军饷。首辅薛国观表示反对，但崇祯皇帝认为，除暂时加税之外，已别无良策了。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薛国观的意见，是从朝廷预算中砍掉不必要的支出，特别是闲职俸禄和贵戚资产等最为明显的浪费。崇祯皇帝迫于战事危急，不得不令皇室贵戚献资助饷。首当其冲的是孝定太后兄孙李国瑞，武器的更新，更是作战理论、训练方法、军队组织形式的全面进步。能练出这么一支军队，不能不归功于熟谙军事的将才袁世凯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不过成功人物的背后，总有那么一个默默奉献的人。站在袁世凯背后的人，就是默默奉献的徐世昌。徐世昌当年放弃帝都高级干部的身份，来到天津小站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纯粹是为了帮兄弟袁世凯一把，真是讲义气！在天津小站，徐世昌起草了大量关于军队的章程，各种制度，包括汇报给朝廷的奏折，上传下达，搞人际关系，一言难尽！总之，天津小站练兵的一切成绩都离不开徐世昌的出谋划策、呕心沥血，袁世凯应该为自己十八年前的慧眼识人感到骄傲！当然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位先生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一线技术人员也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后中国人练兵就不用再如此依赖德国人了。这段宝贵的经历将他们锻造成了能练兵、能打仗的将才。此时，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天津小站军事集团的能量。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些跟随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家的军官，爬到省军区司令位置以上的就有三十四人，其中还出了四个民国总统、九位民国总理。“天津小站团队”的这些成就是不可思议的，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第九章晚清冤案之戊戌政变
老跟李鸿章唱反调的人
就在袁世凯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光绪皇帝也没有闲着。1875年，4岁的光绪继位。十四年后，即1889年，18岁的光绪终于结婚了，这年纪在当年那是绝对的晚婚，要知道清朝皇帝多在14岁就成婚了。光绪晚婚的原因很简单。清朝有规矩：皇帝结婚后，训政（譬如垂帘听政）之人必须将政权归还于皇帝。而慈禧不愿意那么早就退居二线，所以就拖到了光绪18岁。直到大婚的这一年，拖无可拖的慈禧终于答应把政权还给光绪（归政）。可实际上，慈禧在归政后，并没有完全交出权力。按照规矩，慈禧不能像以往那样随时随地地接见大臣、接受大臣的直接上奏，但她给自己开了两个后门。一是她一手提拔的军机处首领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庆亲王奕劻可以随时觐见，这两个人还可以带领普通大臣觐见，也可以转呈普通大臣的奏折。二是光绪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必须向她请示，她同意之后才能施行。总之，慈禧依然没有远离帝国的最高权力。光绪与同治不一样，他不喜欢锦衣玉食、无所事事地终老一生，他是一位有血性、有理想、有抱负的上进青年，他渴望自己有所作为，他渴望摆脱操纵。于是，他向慈禧示好、向慈禧称臣，为的就是终有一天可以摆脱“亲爸爸”（慈禧）的控制，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皇帝。当然，光绪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一个人一直在他身边为他出谋划策，教他示好、忍让，是他绝对的主心骨。他叫翁同龢。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此人乃是珠穆朗玛峰级的考试专家！搁在今天就是一名“学霸”，不信请瞧：15岁中秀才，21岁被保送（拔贡）到国子监上学，23岁中举人，27岁考中状元，入翰林院。翁同龢35岁做同治的老师，45岁教光绪读书。两朝帝师，清朝第一人，实在是了不起！当然，翁同龢除了做老师，还有正经的官位。他曾任刑部侍郎（司法部副部长）、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军机大臣。在他的政途中，有两件事情很有名，一是参与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二是与李鸿章的恩恩怨怨。这里重点说一说第二件事情。翁同龢有一个叫翁同书的哥哥，这位兄台在跟太平天国打仗时不仅弃城逃跑，还包庇立场向来不坚定的苗沛霖，结果被李鸿章一状告到了皇帝那儿（李鸿章《参翁同书片》）。结果自己被流放新疆不说，还连累老爹翁心存被气死。翁同龢与李鸿章两人因此结下了梁子。从此以后，李鸿章支持的，他就反对；李鸿章反对的，他就支持。在他跟李鸿章唱反调的岁月里，有两件事情最有名。其一，在他做户部尚书的岁月里，克扣北洋水师经费。他曾经说：这十几年来，买的枪炮、军舰已经足够多了，因此我们应该暂时停止拨款，把钱用来疏通河道。原话如下：十余年来，各省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翁同龢《筹备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其二，甲午之战前，李鸿章说：咱们搞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翁同龢则以军机大臣的名义回复：俄国人靠不住，也不用他们帮忙，大清单挑没问题！一句话把李鸿章顶了回去。后来打了败仗，翁同龢又说了：这李鸿章，打仗老是搞被动防御，贻误战机，典型的右倾，应当批判！于是，李鸿章丢官去职，暂时当了平头老百姓。后来，翁同龢也为自己在民族大义面前因私废公感到羞愧，他在日记里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只不过这后悔来得太晚了。光绪其实是一位好皇帝话说回来，翁同龢、光绪师徒二人采取了示弱路线之后，慈禧开始放手让光绪处理一些事情。史实上，能体现光绪拥有一定自主地位的第一件大事，当属在甲午战争中主战。只可惜，光绪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却让全国臣民见识了他的“无能”，本来要让国家自强雪耻，没想到却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不过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这场战争在带给光绪教训的同时也打开了他的眼界。他不仅认识到了日本人明治维新的成功之处，而且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还认真读了都察院整理出来的官员奏折和公车上书，这让他内心有了一些想法，他要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刚好翁同龢因为甲午之战失败而翻然醒悟，明白中国确实不是日本的对手，西人治国有法度，西法不能不用。由于师徒两人都意识到了变法的迫切性，于是立刻行动起来：招纳人才，听取建议。翁同龢很快就为光绪招纳了四个维新人才：陈炽、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陈炽，《盛世危言》序的作者，对经济学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当前职务是军机章京，是很有前途的国家高级公务员。文廷式，翁同龢的六大得意门生之一，光绪爱人珍妃的老师。至于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哥哥沈曾植是当时的大儒，是极具社会地位的学者，翁同龢很欣赏他的书法和文章；弟弟沈曾桐虽然没有哥哥出色，但也是个学历非常可观的庶吉士。虽然这四个人的资历很不错，对维新变法的理论研究很有见地，但力量还是有些单薄。刚好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科举结束之后也没有回老家，此时正在公卿大臣之间宣传维新变法，翁同龢听说他们有创立“强学会”的意愿后，也表示了笼络之意，双方一拍即合。1895年11月，大名鼎鼎的维新派大本营强学会成立。说起强学会，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就是领袖。其实这是误解。学历不出色且没有一官半职在身的康有为、梁启超资历太浅，影响力不够，不具备做领袖的条件。强学会真正的领袖是光绪和翁同龢，辅以陈炽等人做中层管理，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则是具体办事跑腿的，不过两人的工作态度倒是十分积极。强学会的成立确实拨动了众多热血知识分子那颗力图强国富民的心，众人自发自觉地支持强学会，出谋划策，捐钱出力。顺应时代潮流的强学会影响越来越大，可惜这帮人太急于求成，恨不能几天就叫日月换新颜，其激烈的变法思想触动了顽固保守派的雷区。顽固先锋三人组——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徐桐、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刚毅、御史杨崇伊轮番上阵，向慈禧告状，说强学会“行事背经叛道，议论时政，诽谤大臣”。估计慈禧也觉得这帮书生太狂、太能搞事了，于是指示光绪关闭了仅两个月大的强学会。顽固的保守派一出手便搞定了光绪的强学会，这都是一些什么人，如此厉害？顽固派有两种——一种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对抗会损害其利益的新政，这一类人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的满洲权贵。另一种则是妄自尊大，盲目排斥一切西方的新生事物，故步自封，拒绝进行任何改革，大部分都是守旧的汉臣，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刚好上面的三人组里面有两个典型案例，可以分析一下。刚毅，镶黄旗人。最有名的话是“汉人强，满人亡；汉人肥，满人瘦”。这位“顽固哥”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种老顽固。徐桐，汉族。他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要亡国灭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家伙。这位老朽就是典型的第二种老顽固。不过顽固派的这次攻击并没有浇灭光绪的变法决心，他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大学士孙家鼐问光绪：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您怎么办？光绪回答：我只为拯救中国，只要能成功，我个人没了权力又算得了什么呢（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境界啊！要知道，两千年来，皇权是专制统治者的命根子。凭上面的这一句话，就足以说明光绪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位具有“民贵君轻”思想的开明统治者，虽然即将到来的变法只历百日即告失败，而光绪也不得不以囚徒的身份走完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但就冲这句话，就值得后人为之掬上一捧热泪。接下来的三年中，以光绪、翁同龢为首的维新派积蓄力量，磨刀霍霍，准备改革。事实上，无论改革成功与否，光绪的行动已经证明：在民族危急和国家危亡的关头他是一名有担当的君主，所作所为无愧于心！仅有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时间的脚步终于来到了1898年。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表示同意。在慈禧看来，这样的变法和维新，是大清帝国不多的机会了，能改变一下，总比坐在这儿等死好。挨了这么多次揍，慈禧总算是清醒了一些。一天后，光绪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两天后，光绪宣布开始变法。六天后，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人事变动——翁同龢下岗，荣禄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巧合的是，前几天“顽固哥”刚毅升任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也就是说，荣禄和刚毅几乎控制了北京周边全部的要害军事部门。如果再联想到这两个人是慈禧太后的死党，那就很好理解这次人事变动了。慈禧同意变法，但她信不过这帮维新派，她要掌控变法全局的步调，以备不测。既然如此，那提拔亲信掌控要害部门，将激进的维新派旗帜人物翁同龢踢出局自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但对于光绪来讲，翁同龢的出局，毫无疑问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慈禧让两朝帝师翁同龢老先生下岗的理由是其“结党私政”、“揽权误国”。当然，翁同龢的屁股确实不干净。当时官场中有一句流行语“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意思是说来自合肥的李鸿章和来自常熟的翁同龢这二位实在是太有钱了。虽然此话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这二位搞灰色收入的能力很牛。七天后，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皇帝。光绪接见康有为长达两个小时，除了说明君臣二人谈了很多话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康有为的广东口音让光绪听不太懂，两人交流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浪费了不少时间。两人交流的结果是：光绪将康有为从中央建设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工部主事）位置上平调至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也就是在总理衙门当个临时的秘书，是一名六品官员，大概相当于处级干部。这让康有为很失望，毕竟三年前他已经是工部主事，也是六品官。不过这还不是最失望的，他最期望的“专折奏事”权（康有为因为官太小，没有权利上奏）皇帝也没有给，以后上奏折还要靠杨深秀那种有资格的朋友帮忙转交。不过皇帝的召见还是给了康有为极大的鼓舞，瘦书生变成了拥有无穷无尽精力的精壮男。他疯狂地写折子。据统计，康有为以各种名义、各种渠道向光绪递交的奏折，加起来足有一人之高。可惜激进策略太多、太急，把年轻没有经验的光绪推进了深水区。……9月21日，变法突然终止。这是迷雾笼罩的一百零三天。在这一百零三天里，大清集团公司法人代表光绪发布了二百四十多道最高指示，范围涉及经济、文化、军事的方方面面，变法的决心之强、规模之大，震惊了整个世界。可是一百零三天后，变法突然终止，光绪皇帝被终身软禁，“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除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被保留，其余新政均被废止。康有为一手造成的戊戌冤案“戊戌政变”长久以来给后人的印象是这样的一种定式——康有为等人是改革的英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旧势力集团是大坏蛋。光绪皇帝是受难者。袁世凯是个贪生怕死的反复小人，背叛光绪，出卖维新变法人士。历史本来就是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在很多带有政治目的、别有用心的笔杆子的宣传下，“戊戌政变”也被涂抹过很多次，留给后人无数疑问。好在近年来许多新的证据相继出现，让我们有了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戊戌变法”疑云最浓烈的最后几天——从袁世凯进京到“戊戌变法”失败的七天时间。这七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还原一下事件的发生过程。变法第九十六天：1898年9月14日。这一天，家住南海会馆的康有为特别焦虑，因为变法的进度实在是不能让他满意，光绪皇帝的几百道旨意下去之后，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招致保守派更强烈的反对。康有为心里开始酝酿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他要兵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太后，用武力杀掉一切阻碍变法的人。看见这个杀气腾腾的计划，是不是仿佛不认识康有为了？那是你不了解康有为这个人，他是有前科的。康有为曾说：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再有一位握有重兵之人的支持，杀掉几个一二品的红顶子大员，我们的改革就成功了！这番话一传出，满朝一二品大臣几乎人人自危，原本支持变法的也变得犹豫起来，毕竟谁也不想做那个被杀鸡儆猴的倒霉鬼。太书生，太天真，太幼稚！政治敏感度太低！康有为这厮不但这么说了，他还真就这么做了。在他心里，这位关键的、手握重兵的理想人选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思想开明，手握七千新建陆军，战斗力了得，而且近在天津，赶到北京只需一到两天。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和袁世凯二人在三年前即1895年，就有了一段短暂而美好的交情。那是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的那几天，也正好是康有为筹备强学会的那一段时间。强学会初建，处处都需要用钱。就在强学会募捐的时候，袁世凯不仅自己捐了五百两银子，还主动加入强学会，发动其他朋友捐款，尽心尽力地为强学会跑前跑后，送了康有为一个大大的人情。不过，李鸿章也要主动捐钱给强学会，却被康有为拒绝了，因为他觉得“卖国贼”的钱不可收。所以说，康有为对袁世凯的印象是很不错的。1898年9月11日，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说：应该召袁世凯进京，把袁世凯招为己用。光绪同意，并立刻召袁世凯进京。这两人很积极也很理想主义，但他们有一个问题没有考虑到：袁世凯确实是维新派，但和康有为这种急于求成的书生相比，袁世凯则是温和的缓进实干派。这种理念上的差别，注定了变法的结果！变法第九十七天：1898年9月15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下榻法华寺，等待觐见光绪皇帝。这时的北京城中已经谣言四起。有传慈禧和荣禄要在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的，也有传康有为、梁启超在搞小动作的。袁世凯对形势自然有他的判断，不过他现在还是相对轻松的，因为他不知道光绪召他来京的目的。但是另一个主角光绪就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这一段时间改革动作太大了，先是几天前一下子任命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四位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的助纳躺在枕头上思考了片刻，他自信那结果是令人满意的。脾气收敛了，决议达成了，和平也宣告了。至少他希望如此。摩根家的人像是总想再谈一次——他们说出来的话都有言外之意。他们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但迪克的表现使米斯纳怀疑他是否代表了他兄弟——把他当作脑筋慢的孩子来看待。阿诺德那种当众挑衅的神气并不理直气壮：那种姿态是人人都料得到的，但大家也都清楚毫无分量可言。杰弗逊的皮肤像纱一样薄。最让米斯纳不痛快的是K.D.。高兴得太快了，道歉又那么油腔滑调，还那样狡猾地笑。米斯纳看不起欺负女人的男人——何况是个十五岁的女孩呢。K.D.以为自己在做什么？当然，他同迪克和斯图亚特的甥舅关系保护了他，但依靠家里人撑腰的男人是难以讨人喜欢的。对舅舅百依百顺，对女人却蛮横无礼。后来到了晚上，米斯纳在热安娜·弗拉德给他送来的煎牛排和土豆时，往窗外一看，刚好瞅见K.D.开着斯图亚特的英帕拉车子向中央大街驶去，还笑着——他敢为此打赌——是那种狡猾的微笑。他相信，这些烦人的念头会让他彻夜难眠，可是早晨醒来时，倒像是睡了最美的一觉。他想，是安娜的饭菜的缘故。不过，他依然不解，K.D.开车驶上出镇的路是忙些什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直在做爱。当光线每四小时变化一次时，他们就翻新花样。在沙漠的边缘，他们对着亚利桑那的天潮做爱。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们，也没什么想阻止他们。月光照着他拱起的背，阳光温暖着他的舌头。若是你知道他们在哪里，你是不会找不到或认错的：就在图森郊外I-3公路上一座叫“祝愿”的镇子里。经过那里，在第一个岔口向左转，在路尽头、沙漠开始之处，继续走。那些蜘蛛有毒，可你必须步行，因为在那种地形上轮胎是没法前进的。一小时就足够了，你会看见什么是爱到天翻地覆。有时候柔情似水，其余时候则粗暴异常，但他们绝不停止，即使遇到沙尘暴或是气温超过摄氏四十二度。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并且赶上他们处于沙漠偶有一次的降雨中，就会看见他们身体的颜色变深了。但他们在罕见的真正的雨水中仍继续做着——亚利桑那州“祝愿”镇的那对黑人。米基一次次地告诉吉姬他们的模样，以及在他家乡的城外怎样找到他们。他说，他们应该也能够吸引游客的目光，除去会使当地人发窘之外。一个与卫理公会有关联的委员会组成了，为的就是要把他们炸掉或者用水泥遮掩起来。可是事情刚刚着手，便在几次初步调查之后流产了。委员会的人说，他们完全不是反对性，而是反对堕落，因为一些曾经仔细观察过的人相信，地里做爱的那一对其实是两个女人。另一些人经过同样仔细的察看（靠近或用望远镜观察），则表示了否定，说他们是两个男性——像蛾摩拉（《旧约·创世记》中一座因居民罪孽深重而遭神毁灭的古城，后引用为“罪恶之城”。）一样大胆。然而，米基曾经亲手摸过那身体的部分，知道事实上是一男一女。“那又怎么样？”他说，“他们毕竟没在公路上干。你得从公路上下去走一段路才能发现他们。”米基说，卫理公会想除掉他们，可也还想让他们待在那儿。他说，甚至一伙受压制的红脖颈的南方乡巴佬，尽管对梦中遗精吓得要命，也懂得他们需要那一对男女。他说，哪怕他们从来没有走近过他们，也仍需要知道他们待在那野地方。他说，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古铜色，反正你知道他们一夜都在干。中午时分，他们变成了银灰色。下午就成了蓝色，到晚上就是黑色的了。动啊，动啊，一刻不停地动。吉姬最爱听他讲述这一部分：“动啊，动啊，一刻不停地动。”他们分手的时候，米基还得蹲九十天。吉姬从急诊室出来时，手腕上缠着Ace牌绷带。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他们没来得及商妥在哪儿见面。法庭指定的律师出来说，不准保释，没有缓刑，他的当事人必须服刑整整三个月。经过对判决的计算，减掉在狱中已经关的三个星期，吉姬通过加利福尼亚的律师捎给米基一个口信。那句话是：“祝愿四月十五日。”“什么？”那律师问道。“照说就是了。‘祝愿四月十五日。’”米基对她的口信是怎么说的呢？“对啊，”他说，“对啊。”没有米基，没有“祝愿”，没有I-3号路，沙漠中也没人在做爱。她在图森搭过话的人都觉得她发了疯。“也许我要找的镇子太小了，地图上没有。”她主动提出来。“那就问问州警吧。镇子再小，也没有他们不知道的。”“那个石头造型不在公路上，样子就像是在做爱。”“噢，我看过蜥蜴在沙漠里干那事，小姐。”“也许是仙人球吧？”“有可能。”他们笑得腿都软了。吉姬在电话簿上用手指沿着一栏姓名向下查，这一带就没有米基家的姓“鲁德”，她只好作罢。心里其实不情愿。不过，永恒的沙漠情侣，她仍认定是亲切而珍贵的生活。在吸引人的有关社会公正和正直人的保护的梦想之下——比她记忆中向自己手上吐血的男孩还要有力量——这沙漠情侣令她心碎。米基没有捏造。他可能说错了地方，但他仅仅把她知道的生活中所有存在的东西召唤了出来……在什么地方。或许在墨西哥，那是她正要去的地方。药性很强，男人们总是准备好了的，但十天之后她哭着醒来了。她用对方付费的方式给密西西比州的阿尔肯挂了电话。“颠着你的屁股回家吧，丫头。这世界变化得足以适应你了吗？人人反正都是要死的。金（指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遭暗杀而死。），肯尼迪家族的另一个人，麦德加·艾弗斯，一个叫X的黑人，天啊，我想不出他们都是谁了，这都是你走后的事，更甭提眼下了。还记得L.J.吧，他在二号路下去的仓储市场干过活，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闯了进去，手里的枪是谁也没见过的……”吉姬把头向后仰靠在电话机旁的灰泥墙上。小店外面，一个店员冲着一些孩子挥扫帚。姑娘们。不穿内衣。“我回来了，外公。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呢。”大部分时间她都可以占着两个座位。有了伸展的空间，还可以睡觉。可以读卷在她背包里的几份过期的《壁垒》杂志。她乘上开往圣非的火车，火车载满穿蓝色军装的空军士兵开动了。不久，车厢里又被四健会（美国农业部在农村青少年中建立的组织，目的在于促进头脑、心灵、双手和体魄四方面的健康。）的人拥塞着。但她换乘密苏里－堪萨斯线的火车后，车厢里从没满员过。戴着耳环的男人并没有来找她。可她把他找到了。他正在和一个穿的不是人造纤维衣服的人说话，那人看起来不像是会抽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的。他个子不高，几乎是个矮子，衣服却是东海岸的时新样式。他的非洲式发型干净利落，毫不邋遢，脖子上戴着金项链，一只耳朵上戴着相配的金耳环。他们在快餐台前并肩站着，列车员坚持把那里叫作餐车。她要了一杯不加冰的可乐和一份核桃巧克力饼，他则只买了一大杯冰水。“这应该是白给的，”吉姬对柜台后边的男人说，“他不用为杯子付钱。”“请原谅，女士。我只是照章办事。”“我没要冰，你扣掉钱了吗？”“当然没扣。”“别给自己找麻烦了。”矮个子男人说。“我没找麻烦，”吉姬告诉他，随后对售货员说，“听着，你。你不该收我冰块的钱，把冰块给他，好吗？”“小姐，我要不要叫列车员来？”“你要是不叫，我就叫。这是列车抢劫，好啊——列车抢劫乘客。”“算了吧，”那人说，“不过是五美分嘛。”“这是原则问题。”吉姬说。“五美分的原则根本不是原则。这个人需要一枚五美分硬币，当真迫切地需要。”矮个子笑着说。“我不需要什么，”售货员说，“这是规矩。”“来两份。”那人说，又把一枚五美分硬币扔进茶盘里。吉姬瞪着眼，戴耳环的男人微笑着，两人一起离开了快餐台。她和他隔着走道各坐一边，她谈论着这件事，那人则嘎吱嘎吱地嚼着冰块。“我叫吉姬，”她伸出一只手，“你呢？”“戴斯（原文为Dice，意为“骰子”或“将……切成小方块”，故有后文在含义上的猜测。）。”他说。“像是切成小块？”“像一对骰子。”他用一只冰凉的手碰了碰她。他们彼此编着故事，不觉之中火车已走了许多英里。吉姬甚至舒服到开口问他见过或听说过那个看着像一男一女挨在一起的石头造型没有。他笑着说没有，不过他有一次听说过一处地方，那儿的一块麦田中间有一个湖，湖边不远处有两棵树相拥着长在一块儿。如果你找准了地方挤进两棵树的间隙中，嘿，你就会感到一种没人编得出或仿得来的着迷的狂喜。“人们说，有了这个经历之后，就没人能够拒绝你了。”“现在就没人能够拒绝我。”“没人吗？我指的是真的一个人都没有？”“这地方是哪里？”“鲁比。俄克拉荷马的鲁比。在遥远的无名之地。”“你到过那儿吗？”“还没有。不过我打算去看看。人们都说他们那儿有全国最好的大黄馅饼。”“我不喜欢大黄。”“不喜欢？丫头，你没经历过。你根本就没经历过。”“我在回家的路上。看我的家人。”“哪里是你的家？”“旧金山。我的家人都住在旧金山。我刚在电话上和我外公通过话。他们都在等着我。”戴斯点点头，但什么也没说。吉姬把巧克力饼的包装纸塞进她的空纸杯里。她想，我没有迷失。一点都没有。我能去看外公或者回到湾区，或者……火车慢了下来。戴斯起身，从头顶的行李架上取箱子。他个子太矮，不得不踮起脚尖。吉姬伸手帮他，可他似乎不在意。“好啦，我在这儿下车了。跟你谈话很开心。”“我也一样。”“祝你好运。小心啊。别喝酒。”如果站在烤炉之类东西前边的小伙子们说，不，这是密西西比的阿尔肯，她很可能就相信了他们。同样的发式，同样的目光，同样的乡下人稀松的笑容。这就是她外公所说的“国中国”。那儿也有些女孩，像是在和其中的一个人唧唧喳喳地争论着。无论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会有太大帮助，但她欣赏自己走过街道时背后袭来的那股生涩的好色劲头儿。最先是像面粉那么细的尘土，筛进她的眼睛和嘴里。后来又是风弄乱了她的头发。突然之间，她已经在镇外了。当地人叫作中央大街的那条路刚好到了头，而吉姬在到达鲁比边缘的同时也就来到了其中心。无声的风与其说来自天上，还不如说起自地面。她的脚跟刚刚还踏地有声，随后便在卷起的尘土中沉默了。在她的两侧，高高的草滚动着，如同水浪。五分钟之前她停在了一家所谓的药房前，买了些香烟，得知烤炉那儿的小伙子说的是实情：这里没有汽车旅馆。如果有馅饼，也不是在餐馆里卖的，因为这里也没有餐馆。除去烤炉那东西跟前的野餐板凳，没什么公共场合可以坐下来的椅子。她的周围全是关着的门和紧闭的窗，只有窗帘分开来又迅速地拉严了。她想，这就是鲁比了。米基准是把她打发给火车上那个说谎的畸形人了。她只是想看看。不仅看看麦地中的东西，还要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得不为自己辩解（在石头、树或水里）的东西——不是运尸袋或者把血吐到手里以免毁了他们的鞋的小男孩。就是嘛。阿尔肯。她完全可以从密西西比州的阿尔肯重新出发的。迟早会有那些卡车停在种子和食品店跟前，等开走时她就可以好歹搭上一辆离开那里了。吉姬手按着头发，在风中眯起眼睛，思量着朝食品店走回去。她穿着高跟鞋，感到背包很沉；要是不走动，大风没准会把她吹倒呢。风说停就停了，像起来时那样突然；在没风的当口，她听到引擎声向自己这个方向传来。“你要去女修道院吗？”一个戴着宽檐帽的男人打开他的客货两用车的门，问道。吉姬把背包扔到座位上，就爬进了车。“女修道院？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有什么也不会有女修道院啊。你能不能把我放到一个真正的汽车站或火车站之类的地方？”“你真有运气。可以一直把你带到铁路上。”“太棒了！”吉姬在她两膝间的背包中掏着，“这车的气味很新。”“是崭新的呢。你们都是我的第一批乘客。”“你们都？”“还得停一次。另一位乘客也要我送到火车上。”他笑了笑，“我叫罗杰。罗杰·贝斯特。”“我是吉姬。”“我不跟你要钱。那个人我是要收费的。”他说着，眼睛转到路旁，假装从右侧车窗观察外面的景致。他先看看她的肚脐，再往下看，然后又看上去。吉姬掏出一面小镜子，尽可能地把被风吹乱的头发整理好，心想，咳，我不付钱，好啊。她确实免费乘了车。正如罗杰·贝斯特所说，对活人不收费，但对死者要收二十五美元。那个坐在前廊台阶上的女人不时抬起她那副飞行员式墨镜，揉揉眼睛。一条辫子从她的草帽下垂到背后。罗杰一手撑在膝头，前倾着身子和她说话，在吉姬的感觉中像是说了好长时间，后来他们俩都走进了屋子。罗杰出来时，皱着眉合上了他的钱夹。“在这外边待着没用。你完全可以到里边去等。把尸体抬下来还要费一段时间呢。”吉姬回头去看，但隔板挡着，看不见里边。“天啊！真倒霉！这居然是灵柩车？”“有时候。有时候做急救车。今天是当灵柩车。”他现在满口的生意经，再也不瞥她的胸部了。“得赶下午八点二十密苏里－堪萨斯的火车。而我得准时而不是正点赶到车站。”吉姬迅速而笨拙地爬下现在充当灵柩车的客货两用车。她绕过宅子，踏上宽大的木台阶，穿过前门，这一切都是转眼之间完成的。他说过“女修道院”，因此她设想着有一些温柔又刻板的女人，她们头戴帆船帽，身穿长袖黑袍，飘然走过。可是这里没人，连那个戴草帽的女人都不见了。吉姬走过一间大理石门厅进入另一个房间，那里的面积要大上一倍。在昏暗的光线中，她看到了一个向左右伸展的通道，面前则是更宽的台阶。她还没想好朝哪边走，罗杰已经到了她身后，带着一个带轱辘的金属做的东西。他边向台阶走边咕哝着：“不帮一点忙，一点不帮。”吉姬向右转，跑向从两扇弹簧门下面透出的光线。里边是一个特大的厨房，餐桌之长是她从未见过的。她坐下来，咬着大拇指指甲，心想着不知和一个死人一起乘车要倒霉到什么程度。她的背包中有香草。她想，尽管不多，但足够让她不致发疯。她伸手从眼前摆着的一个馅饼上掐起一小块，这才注意到这地方竟然放着食物，而且大多没人动过。有好几块蛋糕，很多馅饼，土豆色拉，一只火腿，一大盘烤豆。她想，这里应该有修女。或许这一切都是从葬礼上拿回来的。猛然间，她像个死者遗属似的，觉得饿极了。吉姬正在狼吞虎咽，把更多的东西堆到自己的盘子里，一勺勺塞进嘴里，这时那女人走了进来，没戴墨镜和草帽，躺到了冰冷的石板地面上。吉姬的嘴里塞满了烤豆和巧克力蛋糕，没法说话。屋外，罗杰按响了汽车喇叭。吉姬放下勺子，抓起了巧克力蛋糕，走过那女人躺着的地方。她蹲下去，边抹嘴边说：“我能帮你一把吗？”那女人闭着眼，但摇着头表示不用。“这里还有别人我可以叫来吗？”这时那女人睁开了眼，可是吉姬什么也没看见——虹膜边缘的地方只有模模糊糊的一个圆圈。“嗨，丫头。你出来了吗？”罗杰的话音在引擎的轰鸣中显得又低又远，“我得赶火车。得准时！我得准时到车站！”吉姬俯身下去，更近地看着那双什么都表达不了的眼睛。“我说这儿还有人吗？”“你，”那女人嗫嚅着，“你在这儿。”每个字音都是乘着一股酒气飘到吉姬耳朵里的。“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不能等一整天！”罗杰警告说。吉姬把她空着的手在那女人面前晃了晃，想确定一下她是否是瞎子，而且喝醉了。“别晃了。”那女人说，声音虽低却很不耐烦。“噢，”吉姬说，“我原以为……你为什么不让我给你搬把椅子来呢？”“我要走了，听见了吗？走了！”吉姬听到引擎一阵轰响，灵柩车从空挡换成了倒挡。“我要误车了。你想要我干吗？”那女人转身侧卧着，把双手叠在脸颊下。
现在，她不曾再遗失时间，不过她真的非常疲倦。我想知道她的人格融合是否完全成功，于是，我们约好几天后见面。另外我也叮咛她，如果有需要，她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再见面时，卡伦抬头挺胸，但步伐缓慢，眼神满是疲惫与宽慰。她拉长了脸，一屁股坐在老位子上。“今天我觉得好多了，”她虚弱地微笑。“我不懂自己以前为什么介意他们的存在。我不断想起有趣、好玩的往事，而非他们给我惹的麻烦。”卡伦眼眶红了，“我觉得自己好像站在孤岛上，一切又重新开始。下一步该往哪儿去？我觉得我好像昏迷了大半辈子。”“你会为他们哀悼吗？”“我不知道如何表示哀悼，”她淘气一笑。“也许我应该穿得一身黑，上墓园去，见见亲朋好友？”我们都笑了。“这好像迈尔斯说的话，”她说。“我也想念迈尔斯，”我说。“是啊。昨晚我买完东西回到家，我丈夫问我为何去这么久；我说，我在第21排货架跟人搞上了——我想都没想就蹦出这句话。”我再次与她一同大笑。接着，她略带哀伤地望着我。“我得用别种方式来了解他们，”她说。“我想多了解他们一点。除了融合前的短暂时光，我从来不曾真正见过他们，然后他们就这样消失了。”“很难想象他们曾经是‘你’，”我说，“但我知道他们还在。”“嗯，我知道。现在我喝巧克力牛奶，虽然它不是我的最爱，但我知道某部分的我很喜欢。我拥有许多新的记忆，但我还没全部想起来。”“我们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将过去所有的经历跟完整的个体彻底融合。”“希望能有好结果。”卡伦摇摇头，“自从霍尔顿融入后，我想起更多属于每一个人格——特别是男性人格——的个人经历。你知道这些男性人格从来没去过洗手间吗？他们没有阴茎。所以想上厕所的时候就得换女生出来。迈尔斯最想变成男生。曾有好几年，他和另外几个男性人格把我的胸部缠起来，尽可能把胸部弄平。还有几个人格是过敏体质。这些我完全不知道！但霍尔顿一清二楚。”她从皮包里掏出一叠纸，“我不知道我写了什么，我只是一直写，不停地写，无奈就是写得不够快。”我接过她的笔记，请她过几天给我打电话。卡伦才刚离开，我迫不及待读了起来。1998年4月29日与霍尔顿融合（最后一位）亲爱的贝尔医生：现在是晚上10：45，好精彩的一天。借着你的协助，我终于是完整的“一个人”了。我无法想象未来，只求我能乐观以对。我好害怕跨出下一步——不管该往哪去——我害怕极了。幸好往后一路上还有你陪着我，我真心诚意感激你。现在，我想写一下今天的生活。记忆已开始涌入，我可不想忘了与霍尔顿融合的感觉。今天早上醒来的不是我——是霍尔顿。我发现我已办好汉普顿旅馆的住宿手续了。再度遗失时间，我多少有些不高兴，但我知道把今天安排妥当对霍尔顿有多重要。我想霍尔顿一定非常非常关心我。驾车前往你的办公室的路上，我试着要自己别去想今天有多重要。但就在车上，我猝然感受到这念头的冲击，吓得要命，我甚至不确定我有没有办法撑过这一关。我在你的办公室外坐了半个钟头，设法鼓起勇气走进去。我怕自己没有多重人格就活不下去，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走进你的办公室，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出事。没有人逼我融合，这是我的选择，而且也该是时候了。今日不做更待何时！霍尔顿准备好了。我的最后一个分身。与霍尔顿融合后，我驱车前往旅馆；在路上，我做了白日梦——这是前所未有的经历。我从来不曾在开车时分神，不自觉地抵达目的地。以前万一我在开车时不够专注，我会直接转换、遗失时间。晚上8点左右，记忆开始浮现；接收30分钟后，我沉沉睡去，睡了20分钟又再度醒来，接收更多记忆。这个过程反复持续了一整晚。与你通过电话后，我骤然想起这次融合的始末。我一度希望霍尔顿跳出来说：“咱们再等一天吧。”虽然我知道这次肯定不好受，但我还是接受霍尔顿融入我的事实；于是记忆如洪水般淹没我，我一整天都处于这种状态。我想起每一个人格的姓名、年龄，以及他们存在的目的。我得知霍尔顿对你，对治疗，对痊愈的所有感想，也拥有他对未来的梦想与希望。我忆起你和霍尔顿的多次谈话，感受到他的失落（因为他即将失去你们的友情）；这让我好悲伤、好难过。我能感觉霍尔顿的冷静与耐心，也和他一样爱上驾车兜风——特别是夜间兜风；在夜里，世界是如此宁静、如此美丽。许多新记忆填补了旧记忆的缺口。我开始想起哪个人格负责承受哪些虐待。他们瞬间转换的能力令我惊讶。借着这种能力，他们只需各自承担一小部分的痛苦。他们确确实实是在掩护我。我不懂自己为何如此难受。我不仅失去他们，似乎也无法理解他们“一天24小时都与我同在”这种说法；若真如此，为什么我无法与他们联系？我好希望他们能再次出现在我面前，让我一一致谢。现在我不再遗失时间，而且说真的，我对自己的感觉也越来越好。今天去店里买东西，我竟然认识每一个向我打招呼的人；我再也不需要假装，硬撑，等待另一个分身跳出来救我。你觉得我曾好好表示过我的感谢吗？希望他们知道，我真的在乎。我想我确实不太清楚该如何传达我的感受。我该怎么向自己的内在致谢？有这个可能吗？现在，我是完整的了。我能感觉到我的完整。我就是我。※※※※到了5月13日，卡伦睡得比较好，记忆自发涌现的速度也日益趋缓，反倒是生活中的零星事件偶尔会勾起她的回忆。比方说，她母亲打电话来，问她记不记得那天是父亲的生日，请她载她去墓园。霍尔顿早已料到这一点。他知道如果有人提起与某段记忆相关的人和事物，卡伦一定会想起来。现在的她似乎正在经历这个时期。此外，她偶尔也会以“阅读报导”的方式获取某些记忆。好比说，她会突然理解州际公路的标志如何编码；这些记忆与情绪无关，完全是霍尔顿个人获得的知识而已。卡伦也想起她对孩子的教育方式，还有霍尔顿在每晚聚会时与众人的谈话内容。许多记忆皆未附带情绪，所以她不知道该如何摸索，感受这些事件。莫非这些感觉被消除了？我告诉卡伦，或许这就是霍尔顿：极度实事求是，较少诉诸情绪和感情。过去卡伦不曾问过是谁帮她打扫房子、谁帮她准备孩子的午餐、谁帮她出门采购；现在她想起当时是如何办到的了。她觉得还有好多事想不起来，记忆仍有许多空白。治疗即将结束。卡伦突然默不作声，表情有些困窘；我问她哪儿不对劲，她说她觉得怪怪的，却又无法确切形容这种感觉。没多久，她笑了出来，说她知道问题在哪儿了：她不习惯“独自”跟我聊完这一整段时间。我想了想，猛然理解过去这几个月来，她在每次治疗时最多只跟我聊10到15分钟。如此说来，今天确实聊了很久。※※※※1998年5月底，卡伦再次拜访；看得出来，卡伦变了。我很难明确指出究竟哪里不一样，但她似乎更像个人了。她的身体语言变得更丰富，语调的转折也变多了。改变虽不明显，却令人震撼。“现在我每天都能感受到新的记忆，”她说。连她的笑容也变得复杂难解了。“有好多东西我都必须重新学习，真不可思议。我知道答案都在我心里，正等着我重新发现。”卡伦热切地对我微笑，“我错过好一大段人生，但我觉得自己好像重生了。”“卡伦，你才刚走过一段非常重要且震撼的人生经历，但接下来还有好些工作要做。你得经过一切完整融合，才能真正成为你。”卡伦神情哀伤。“我还记得，好久以前有个分身曾经说过：‘我的人生38岁才开始。’再过几天，我就要39了，我为自己定下一个新目标：等我40岁，我要感觉到完整的自己。所以我还有一年的时间好好体验这种‘完整’的感觉。”她停下来，凝视窗外。“但这真的好难，”她又继续，“无法分离，没有分身，我必须自己一个人解决生活中的大小琐事。我永远都不想忘记他们。他们让我成为现在的我，还有未来的我。”她不说话，闭上双眼，然后慢慢转过来看着我，“我好想仔细描述我的感觉，可是我太累了。”“没关系，我们下次再继续，”我说。我看着她，突然感到敬畏：她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她对我微笑，“那就下次吧！我还有好多话想告诉你呢！”尾声1998年8月中旬，卡伦和我出门兜风。薄暮时分，夕阳逐渐西沉，夏日暑气渐渐散去。卡伦的老家离我办公室很近，只需穿过交通繁杂的市区，我们足足开了30分钟才抵达目的地。她带我去看她成长的环境，还有童年受虐的地点；我们聊起我对这些地方的看法。我必须亲自走一趟，亲眼看看这里。离开高速公路，我们向南驶去。现在，这里是西班牙裔美国人聚居地，但是在1937年，卡伦的祖父刚搬来的时候，这儿以德国裔、波兰裔和爱尔兰裔人居多。转个弯，我们向东走，直直开往她家。这是栋3层楼的砖造房屋，外观毫无特别之处；虽然天底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间屋子，但整条街的房子都是这个味道。这一带是20世纪上半期建造的平价住宅区，居民主要是附近工厂或牧场畜舍的工人。卡伦一家子住在公寓底部，祖父母住一楼，二楼是阁楼。我们在门口并排停车，卡伦靠着窗户，往里头窥看；米白色的油漆层层脱落，露出底下红色的砖头。“窗子和门边的油漆都剥落了，”卡伦看着屋子说，“看起来好像受伤的脸。脸上有血，混着泪水。”卡伦为我指出对街的冰淇淋店，还有街尾转角的殡仪馆。我们继续往前开，然后左转。卡伦家旁边的街角就是新教教堂。以前她想逃离家时，常躲在通往教堂地下室的楼梯间。她父亲的咆哮总是清楚地传进神父耳里——尤其是在没开冷气的夏天，因为家家户户的门窗都是敞开的。神父会打开上锁的栅门，走进小巷子，心里明白他待会儿就会在楼梯底下看见小卡伦。他偶尔会跟她聊聊天，带点牛奶和饼干给她。再过3条街就是天主教学校和教堂。学校是一栋3层楼红色砖造建筑，建于20世纪初。穿过学校，教区神父的寓所就挤在学校与教堂之间。“我从学校走到神父寓所大门，在那儿，”卡伦指给我看，“然后可以从寓所走廊进入教堂地下室，”卡伦指指围绕在寓所外，通往教堂的走廊，“进入教堂后，里头有楼梯通往地下室。”我感觉得出来，这么做对卡伦而言并不容易。她说她已经有好些年没回来，这儿的一切似乎变小也变脏了。然而，旧地重游给卡伦带来相当大的刺激；当我们逐一拜访过去的事发现场，我仿佛看见往事也重新在卡伦心里轮番上演。转过弯，我们沿着公园前行。她带我去看湿地和她常坐的几张长凳；小时候，如果她弟弟吉姆逃出家去，她总会在这儿找到他。如果卡伦有办法躲开暴怒的父亲，她会躲在保护雕像的矮墙底下。雕像在公园另一角，离她家有段距离，但至少还是在公园的范围内。我们继续在她家附近开车绕行，迂回向北走。每个街角都有酒吧，每隔两条街就看得到一家殡仪馆，另外还有小杂货店、面包店和五金行。过去生意兴隆的各式小生意现在倒的倒、关的关。距卡伦家两条街外有家贩售色情照片和黄色电影的照相馆，照片和电影主角全是卡伦与附近的孩子；现在，那里变成一家美发沙龙。我们掉头回卡伦家，转进她家后面的小巷子。来到车库，她指给我看那间灰灰的、沿主屋搭建出来、以铁板和木材混合盖成的小屋——啤酒窖。她曾在那儿受过数不清的伤害。我们再次经过殡仪馆与车库入口，来到尸体防腐室。她父亲及父亲的朋友曾在这儿把虐待她当成娱乐。开车绕回她家正前方，住在这条街的几名年轻人不怀好意地瞪着我们。这些人不认识我们，但我们却在调查他们的住家环境；我突然觉得有些毛骨悚然，于是便建议卡伦打道回府。我想她也看够了。上高速公路前，我们经过通往化学工厂的旧入口。这路钻过一条宽而低矮的陆桥底下，陆桥上是载客与载货铁道。桥下通道很暗，仅有出入口的灯光提供微弱照明；卡伦说，她小时候这里连灯也没有，总是很黑很黑，非常恐怖。我想象此处应该立个牌子：“入此门者，莫存幸念。”[1]我们开车钻过桥下，从通道另一端出来；工厂不见了，眼前只剩一大片被围起来的水泥地。卡伦望着空空如也的厂房旧址，告诉我停车场的位置，还有通往工厂后门的小径。那天晚上，卡伦做了噩梦。她的老家突然有了生命——窗子是眼睛，门是嘴，她被吸进房子里。她拼命挣扎，但那股力量越来越强，最后她只好屈服。我去找她，但她已嵌入墙壁，成为这房子的一部分，我听不见她，也看不到她。后来，她在我的协助之下终于挣脱那栋房子。醒来后，卡伦觉得恶心又肮脏，立刻跑去冲澡，冲了许久才停下来。※※※※数个月转眼过去，卡伦努力抵抗，想摆脱母亲的钳制，粉碎她无止境的金钱与劳务需求。在卡伦经常遗失时间的岁月中，她时而妥协，时而拒绝母亲的要求；现在她是个完整的人了，但她对待母亲的方式完全没变。唯一的差别是，她在妥协时已不会转换人格了。卡伦身上仍有迈尔斯与桑迪的影子。偶尔，她会拿出迈尔斯的力量，抵挡母亲的要求；偶尔——尤其是她没自信的时候——她会扮演桑迪的角色，无法对母亲说不。这方面，卡伦已有长足的进步，但她仍得花上好几年时间摆脱不成熟的亲子模式：付钱买回母亲的爱。除了与母亲发生冲突，卡伦还得应付另一个难题：与暴力相向的丈夫分手。卡伦深知，如果她想彻底告别各种形式的虐待，她必须切断与施虐者的关系。这趟漫长的独立之旅包括挂急诊、向警方报案、丈夫遭到逮捕并在库克郡监狱蹲了3天等大小事件。我请大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他是律师——出面协助卡伦，而我的好友仅象征性索取一点费用。2001年万圣节，判决最终裁定，卡伦离婚了。离婚后，她丈夫仍持续骚扰她，找她要钱，请她帮忙；卡伦偶尔还是会心软，但她仍坚持与他保持距离，切断与他有关的一切人际关系。法院判她丈夫必须支付孩子的教养费，他也很少支付。卡伦原本在某非营利机构兼职担任接待员，现在已是正式员工。她不但能体会拜访者的心情，并且不可思议地了解他们的问题，这让许多人不得不提早到访，只为了跟她说话，上一堂“咨询前的咨询”。尽管卡伦工作能力强，值得信赖，经常主动多做事，她依然害怕犯错，也怕别人大声吼她。她仍隔三差五找我帮忙，我试着引导她把工作当成例行公事看待，而非每日的宗教审判。有趣的是，同时应付多项业务可是她在职场的拿手本领呢！然而，融合仍无法抹去虐待对身心造成的影响。虽然卡伦已于1998年4月完成人格融合，她和我仍继续并肩奋斗，度过另外8年时光。当卡伦遭遇日常生活的挑战与挫折，她依然容易丧失信心，感到绝望，因此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强化她面对挫折的复原能力。我很幸运，能守护这位女性自我成长，逐渐成为慈悲、有爱心、亲切又善良的人，并且看着她摆脱过去阴影，在这个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迎向幸福未来。2006年4月底，我们约好在6月30日那天，为多年治疗划下休止符。日子一天天越来越近，我们细数这些年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她内心的所有回忆。卡伦有点担心，但她也知道自己不再需要治疗了。我说的每一句话她早已心知肚明，她只是喜欢听我说而已。最后的诊疗日终于到来，卡伦提早两个小时抵达我的办公室。赴约之前，她先开车在旧市区（我住在这儿）绕一绕，结果迷路了。她发现自己停在赛奇威克街的小公园旁边——“没有荡秋千，没有小孩，没有干扰，”她是这样说的——然后在那儿待了两个小时，仔细思考“终止精神治疗”对她的意义。来到我的办公室，卡伦在老位子坐下来；尽管这个动作她已做过无数次，但今天的感受完全不同。我们早已成为彼此人生的一部分
拉着S进了书房，两人想从网上查询一些有关穷奇的资料，我和林岳相视摇头，高中时期我俩就喜欢翻看《山海经》、《搜神记》之类的古书典籍，历史上有关穷奇的资料实在是寥寥无几，但此刻却也不必打击她俩的积极性。“老凡，你怎么看？”林岳盯着我的眼睛问道，事态的严重使得这个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家伙也一反常态地认真了起来，“或者说你心里有了什么样的初步计划？”“现在还没个头绪，《闻风拾水录》书稿上有提到过穷奇，而且特别注明了是动不得的家伙。”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尽力使大脑充满氧气，“凶兽穷奇，其形异而不入五行，魔神附之，天地不灵。”“没有办法用五行克制它，那你有没有想过风、雷的办法？”林岳继续追问道，“上次你收伏五行特例的彭候不就是这么成功的吗？”“考虑过风雷并施的办法，但看来行不通。”我将身体埋进沙发，将视线模糊成一片，“照书稿的记载，若要对付恶类凶品的虚灵，可以采用和它五行相克的天罡印，并配合长风和落雷印。不过，一定要把风雷发挥到极致才有胜算。”“发挥到极致？怎么说？”林岳一付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架势，“要十二级的风？多少分贝的雷声？”“去你的！古代记载和你这个单位怎么换算啊？”这小子再严肃口气却是从来也改不掉，我不由得被他逗乐了，“‘风可破壁，雷若万钟’，按你的逻辑应该就是风速可以突破普通的墙壁，而雷声近似一万口巨钟的声响。”“嗯，有确实可靠的数据就行，只要书稿上记载的没错，咱们想办法达到这个条件不就是了？”林岳一付大言不惭的样子，眼中竟然炯炯放光起来。“有那么容易倒好了，就算我们能达到这两个条件也未必能取胜。穷奇的特性你忘记了？它不但是恶类凶品，也属于神，天罡七印能对付所有虚灵，但对于神品是无效的！”我有些受不了他的理论了，对付穷奇怎么能一厢情愿，“更何况，少昊氏对伏羲太昊的八卦五行理论相当精通，所以才被称为少昊。”“呃～～”林岳一时语塞，想不出任何语言来驳斥这条苛刻的原则。两人又沉静了起来，客厅的挂钟嘀嗒地走动着，时间已是深夜了。林岳禁不住打起了呵气，在他的传染下我也感到一阵疲倦袭来。紧张的确容易使人疲劳，再加上连日来的奔波和频繁的思考，身体多少有些难以负荷。“我们有发现了！”S拉着晖儿从书房出来，一脸兴奋地扬着手中的白纸。“这些资料可能帮你分析出穷奇的弱点。”晖儿靠着我坐下，S则递过来一叠资料。“少昊氏解密？”这些是史学资料，记载的都是有关少昊氏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其中对少昊氏的那个不孝子也有着很大篇幅的讲解。“我们发现少昊氏是轩辕黄帝的一脉传人，也是太古五帝中的第一位。”晖儿说道，“在舜帝时代，少昊氏被驱逐到了当时的西部地区，那个不才子穷奇则被舜帝用铜锥钉死在土穴里。”“还有种说法，穷奇是共工死后的怨气所化，你们有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看完资料我询问道，“共工是古代的水神，而穷奇也被描写为北方天神。如果说穷奇被钉死在土穴中，那舜帝一定是用了五行的相生相克原理才击杀了穷奇。”“《史记》中有记载‘谓共工氏也。其行穷而好奇。正义谓共工。言毁败信行，恶其忠直，有恶言语，高粉饰之，故谓之穷奇。’”S走进书房，不一会拿出一张纸念道，“刚才觉得不是太有用就没有打印出来。”“五行原理中，土克水，用土穴抑制住水，使其不能动摇滋生。金生水，铜锥是尖锐集中之物，将金生水的力量集中在一点上爆发，那么就会因为承受不住膨胀的力量而自爆。”我近于自语地分析道，“‘相克而锢，相生而亡。’，舜帝对五行与反五行方法的运用不得不让人佩服。看来穷奇和共工确实有关联，这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大概听懂你的意思了，就是把金属锥看作是注射器，将水快速注射到穷奇体内引发自爆。”林岳在一旁插嘴道，“那我们是不是要效法舜帝，用金属器物集中一点攻击穷奇的重要部位？”“这样虽然说进了一步，但是对于穷奇的神品部分五行方法还是无效的。”我的脑中开始不断地循环起各种排列组合，“如果采用各种方法来逐一破解，那排列组合要平衡起来就比较复杂了。”晖儿起身沏了四杯浓茶，深夜疲倦的时刻这正是大家所需的良品，望着晖儿的身影，我突然想到一个提示：“晖儿，我把穷奇的弱点排列出来，再排列出相应的克制方法，你是否可以用程序组合出一个最佳的方案？”“嗯，可以，这属于比较简单的判断分析语句，而且也有现成的数据模型，我这就去修改一下。”我常常会自喜有晖儿这样的贤妻在身边，当然这次也不例外。我在纸上排列着各种方法和描述，林岳和S则负责仔细地对照资料数据，很快便将所需的输入的方案整理得差不多了。可就在整理舜帝击杀穷奇的这段时，一个熟悉的感觉在我脑中晃动了一下——铜锥！在青铜器具出现之前，五帝时期的铜制器具材料采用的都是黄铜，梦中那青年人手中所拿的不正是一根硕长的黄铜锥吗？！莫非是……“少时不畏狂放之，昊苍灭族逐逆子……”那日的歌声恍惚间在耳畔再度响起。取过一张纸，将两句歌词一上一下地写了下来，看着句子首尾两字的组合，我大大地吃了一惊——“少昊之子”！林岳和S奇怪地望着纸上的词句，很快便也发现了四字的组合，两人惊讶地看着我不知该如何发问。“程序改好了……”晖儿走出书房，见到我们三人那奇怪的表情不由愣了一下，“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沉声间我将当日梦境中的经过详细地描述了一遍，可以肯定，那天在梦境中的青年人便是“少昊不才子”——穷奇。“他怎么会找上你呢？而且照说他应该会对付你才是啊。”S疑惑道。“那家伙的原则是亲小人，食君子，老凡一句‘不耻做小人，不屑做君子’正好处在他的原则之外。”林岳摇头感叹道，“天意啊，要是承认自己是君子那就完蛋咯。”“亦凡，你所见到的是穷奇的人形，与之前描述的不同，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有着神、兽、人的三种形态呢？”晖儿恍然地说道，“如果有办法让它保持除了神形态以外的两种形态，是不是就可以对付它了？”“嗯，我也在思考这个可能，书稿中的那句‘其形异而不入五行’之前总是觉得理解不过来，现在想来古代典籍上描述之所以对它有着不同的描述，是因为它的确存在三个形态。”我思量着其中的玄妙慢声道，“神便是共工的形态，五行道法对它无效；兽便是它的怪兽形态，综合了五行属性，那个布阵的前辈一定是在它兽形的时候用天罡七印阵加上四象北斗二十八宿阵才将它困住的。”“老凡，如果说你是在梦中见到穷奇的人形，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的人形是魂魄之类的东西？”林岳推断道。“除了极其有限的几种虚灵之外，一般的兽形虚灵是无法直接与人类大脑进行意识沟通的。”我和林岳有着相同的感觉，“如果从这方面来说的话，它的人形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鬼魂，按书稿上说是精魄。”意外的收获令原本复杂险峻的局面明朗了很多，我重新罗列了穷奇的强弱势和相对应的克制方法后，大家一起走进了书房，晖儿将所有的项目编号排列，一一输入了制做好的程序中。随着硬盘的一阵微响，程序开始了运算，只半支烟的功夫，便提示已算出结果。当所有人期待地望着弹出的处理窗口是，显示在屏幕上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无可用组合？！怎么会？”晖儿不禁讶异，双手飞快地在键盘上操作着，满屏的程序语言令人目不暇接。“老凡，你给的方法和条件有没有缺少什么？”林岳也有些沉不住气了，“照你刚才的分析，应该有点办法的吧？”“稍等一下，程序的条件判定输出上有些问题，我改一下看看。”晖儿将话语拦在了我的前面，没多久程序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运算。终于排列出了一个可行的组合，但面前的这个组合似乎难度系数更高了。“按这样来看的话，灭掉人形，引出兽形，避开神形，用金属物结合风雷法灭除穷奇。”林岳一阵咂舌，“这下可真的要劳师动众咯，关键是时间需要多少，而我们又有多少时间？”“三形中必须避神形，灭人形，引兽形……金属物……风雷法……”这些关键字渐渐地在我脑中形成了一个模糊的方案雏形，但似乎缺少了些什么，刚才突然的提示和资料诱发了大脑中深层的某些东西，“我应该能找出解决的方案了，但需要点时间思考一下。”晖儿望了望我，起身端来浓茶放在电脑前，向林岳和S做了个手势，三人走出书房，留下了静心思考的我。从记载上来看，神形的穷奇几乎很少出现，按传说中穷奇是共工怨气所化的说法推断，出现神形的可能只有一个，它遇到了自己的死敌颛顼或与之相关的事情。目前来看这个可能不大，因为颛顼在现代几乎已被遗忘了，虽然他和少昊氏同为轩辕黄帝一脉，但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早已把这个老祖宗丢在了九霄云外了。对付兽形穷奇，金属器物可以用我驭金的能力铸造成形，时间充裕的情况下也不是大问题。关键的是风雷法的加强，林岳先前的单位换算法未必不可行，如果取样钟声和风速，并进行测试换算，用计算机程序却也可以推算出所需要的条件，倘若实在不行，人力物力上也可找罗志云去打个商量。现在最难的就是如何灭除人形的穷奇，布下那五个天罡七印阵的前辈已经指点了我们，阵法所在的位置正是穷奇兽形本体的五个弱点。虽然阵法在机缘巧合之下相继被破除，但长期的困踬必定使得穷奇元气大伤，要恢复却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做到的。如果推断没错，作为精魄的人形穷奇应该就在城市南面的某个地方，也就是穷奇兽形本体的头部位置，但又该如何它并将它毁灭呢……十七、精魂“遁神聚魂”脑中忽地浮现书稿中的一个格局，这原本是指一种极易招惹所在位置虚灵的格局。人们平日所说“闹鬼”“灵异”相关的建筑或地点，大都是因为符合了这个风水局而导致的。如果在晖儿公司内部布下一个小型的遁神聚魂局，那就等于是排了一个招魂阵！欣喜间一跃而起，正想出去宣布计划时，耳畔却传来一声大响，惊得我心神一乱。走进客厅一看，原来是林岳想打开身后的窗户透下气，因偷懒不想走动，便跪在沙发上去移动窗子，结果失去重心连人带沙发翻倒在地。这小子总那么大大咧咧的，苦笑间窗外的夜风拂面而来，一阵凉意令我浑身不由一颤，加上刚才被声响惊吓，神志竟有些恍惚了起来。对啊！我突然惊醒，是这样！原来应该是这样！“风可破壁，雷若万钟，雷动其魂，风散其魄。”风雷并用而驱散恶类虚灵的真谛原来在于此，用巨雷将虚灵精魄震慑，配合疾风毁灭处于半游离状态的精魄，使之无法聚合，而失去精魄的虚灵便只是一个无用的躯壳，只需根据其五行特性用相对应的方法灭除即可。如此这般，那么剿灭人形穷奇的方法就跃然纸上了。S正打趣着自地上狼狈爬起的林岳，而晖儿则探视着有否惊扰邻居，我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们，详尽地将整理好的想法陈述了一遍。“风雷并用的方法刚才不是被你否定了吗？”林岳一脸的不解，“没有办法界定量值的话，就无从下手，更别说辅助的办法了。”“呵呵，这个就又要麻烦我聪慧能干的老婆大人咯。”难题突解心情顿时舒畅了许多，我向晖儿眨了眨眼打趣地说道。“是需要我做些什么吗？我可不会那些风雷法啊。”晖儿脸颊上略略有些绯红，似乎是受了我言语和表情的影响。“假设我们得到了一口巨钟在敲响时的分贝值，并由此推算出其一万倍的数值，把这个数值保留。”我放慢速度一字一顿地说道，“将已知电压电流的阴极和阳极触碰，测得电流所产生的爆响分贝值。根据先前存下的数据，是否可以推算需要多大的电流电压才能产生这个分贝的巨响呢？”“嗯，可以通过预设的运算模型来计算，你的意思是……”晖儿的问句被打断了，我做了个手势示意她听我说完。“已知砖墙的厚度和砖体可承受的最大压力值，以现有大气压强值为标准。”我继续说道，“在指定受力面积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算出气压摧毁砖墙所需的空气体积？”“可以，不过一定要精确计算承受压力部分的临界值。”晖儿的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老凡，你悟出风雷破穷奇的方法了！”林岳大笑着在我身上擂了一拳。“你小子，下手轻点，很痛啊！”我笑着回敬了他一下，转头向S说道，“建筑材料的强度和材质你最权威，取样测试的事情就要麻烦你多辛苦一下了。”“哈哈，没问题，这下终于找到办法了。”S说着揉了揉肚子，苦着脸道，“现在是不是可以解决一下温饱问题啊？肚子开始提抗议了～～”“我去给你们煮点宵夜。”晖儿笑着走向厨房，客厅里顿时洋溢着一片轻松的气氛。……城西，重工业区，不久前发生的山体塌陷滑坡事件使这里一时人迹罕至，原本冶金仓库里的库存早已在机械和人力的协作下大批挪走了。此刻，却有两个人影隐蔽地在冶金仓库所在的山坡上来回晃动着，最后没入了满山的树林中。那人影便是我和林岳，在经过一番的商议布置后，一切按照既定的计划有序地进行着，城西位置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自风水格局纵观来看，穷奇的致命弱点就是在城西的金位，这里不但富含着大量的金属矿藏，而且也是穷奇躯体的前胸部位。遵循舜帝当年灭除穷奇的做法，测算出冶金仓库天罡阵法的具体方位，我和林岳在山坡上探查了许久，终于确定了阵法的中心位置，这也是灭除兽形穷奇的突破点。“老凡，你说过，舜帝灭除穷奇是将它困在土穴之中，再用铜锥击毙的。”林岳斜靠在身旁的树干上问道，“在这个突破点上打入金属锥装物只是满足了其中的一个条件，那土穴的条件如何满足呢？”“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其实之前布阵的前辈已经揭示了答案。”我在阵法中心位置上来回踱着步，估算着大致的数据，“我们市属于冲积陆地，地下大多是沉积的泥沙，经过长期的陆地变化，再加上后来人类的建筑和整治，城市的地形渐渐变作了中心低洼而四周扬起。整座城市便是一个‘土穴’，这也正是那位前辈此设下如此庞大阵局的原因。”“原来如此，估计这穷奇也是那位前辈故意给引到这里来的。”林岳点头道。笑着默许地点了点头，我示意林岳暂时不要说话。站定在中心位置上，全部意识顿时集中，脚下微微有些震动，大脑中清晰的显示出一个画面：地下深处那渐渐形成的巨大金属锥体在不断地拉伸，慢慢地延展向城市的中心，这便是为击杀兽形穷奇所准备的武器。当年舜帝杀死的是普通兽形的穷奇，但根据格局的判定来看，现在我们要对付的则是巨型化的兽形穷奇。换而言之，我们现在的这座城市便是建造在这只巨大的穷奇身上。大量集中地运用驭金能力使得我很快便产生了疲惫脱力的状态，在聚合了一段锥体后，不得不停下休息片刻。林岳从背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杯，倒了一杯盖水给我，入口苦涩味辛的感觉令我精神为之一振，身体的疲劳似乎缓解了许多。“嘿嘿，这老参精华的效果如何？”林岳得意道，“这可是我家乡带来上品，就那么点根根须须的都能让你龙精虎猛。”“谢了，感觉的确不错，有你这个医生在还真是方便。”我向他谢道。稍事休息，身体和精神恢复如初，在参汁的帮助下竟似比之前的状态还要良好。集中意念间，剩下的锥体部分比预计时间提前了许多完成。又花费了一些时间，在锥体上印出了弱水和锐金两组印阵，我们在此的任务便告一段落了。……“丁巳，癸未，丁未……”车子在路上飞驰，S在车后座拿着一本《周易解析》兀自喃喃着。“喂～～喂～～”林岳转头冲S招呼着，后者则满脸茫然地抬起头，似乎还未脱离出书本的内容，“你在那里嘀咕啥呢？”“看八字的阴阳呢，有点不明白其中的含义。”S的语气有些呆呆的，看来她的大脑此
人，群众反响十分热烈，害得徐总统、段督办也忍不住要秀一秀自己的口才，试试自己的魅力如何。在这些名人大开秀场作秀的同时，又传来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好消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建议，呼吁建立世界和平，建立世界新秩序，建议各国筹备巴黎和会。这个建议被各国采纳。一个是坏消息：一战结束后，那些爱欺负中国的列强又回来了。各国大使飞速回到中国，又飞速地跑去面见新总统，然后又毫不客气地在徐总统面前指手画脚地说：南北分裂严重破坏了和平稳定的商业环境和需求旺盛的消费市场，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商业利益，我们希望很快就能见到南北和平！恰巧支持段祺瑞的日本内阁也倒台了，新上台的内阁不敢得罪这些列强，也表示支持中国南北和平。既然如此，徐总统也就顺势登高一呼：南北双方停战议和！国家需要统一！人民需要统一！北京政府肯定是希望统一的，而南方军阀虽然未必希望统一，但也觉得停战总是好的，于是公开表示：谈和就谈和吧，看能不能谈得拢。南北双方各自派出了阵容强大的谈判专家团，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谈判。第一次南北和谈也在上海谈，这一次又在上海谈，为什么每次都在上海谈？一来因为上海租界多，列强利益集结，南北两方都控制不了，相对比较安全；二来上海的位置刚好处于南北的中间，路程远近差不多，比较公平。可是和谈一直谈到5月都没有谈下来，这实在是因为双方的条件都过于苛刻。北方要求南方裁军、军民分治，而南方则要求北方终止中日一切密约，废除日本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而且还要撤掉北洋系统一些恶名昭著的督军。面对这种相对正义但是很难办到的要求，双方互不妥协。因此，双方一直找不到彼此都感兴趣的切入点，谈判就此陷入僵局。就在他们谈得无精打采时，国人的注意力转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巴黎和会1919年1月1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的巴黎和会胜利开幕。这位仁兄信誓旦旦地表示：这将是一次公开、公平以及和平的大会……不久后，我还要为人类的永久和平再加一道保险——组织国际联合会来维护世界公道。多么美好的愿望，多么激动人心的口号！但喊喊口号是可以的，玩假大空就不好了。喊一个切合实际的口号，以及喊出采用什么手段来实现口号，那才是喊口号的意义所在。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看，威尔逊先生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在被邀之列，徐总统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大使顾维钧和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此次盛会。国人都热诚地期待着，希望能像威尔逊所说的那样，凭借战胜国的地位一举废除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打消日本人对山东的罪恶企图。可惜，中国这个战胜国对分享战果的期待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中国没想着占战败国什么便宜，只想把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回来，但这也不行。因为让你参加“分赃大会”，已经是大哥们给足了你面子。日本早就通过利益交换摆平了几乎所有的战胜国，以支持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只有美国出于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于己不利，才为中国代表团说了几句话。日本人看见美国人想搞事，马上拿出了一份“证据”——这是一份合同，即当年段祺瑞为了换取“西原借款”，指使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签订的那份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几个大字。美国人一看“欣然同意”，其心理活动不外乎“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都赖你脑袋有毛病”，之后也就不再张口。靠天靠地靠朋友都不管用的时候，只能靠自己。但“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在谈判桌上声音的大小，往往是由其拳头软硬来决定的。你一个穷国弱国，就算喊破了喉咙，又有谁会理你？因此，尽管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人极力反对，但反对无效。在日本人的“努力”下，巴黎和会的分赃收据——《凡尔赛和约》上清楚地写着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与会的绝大多数国家代表团都已在和约上签了字，现在就剩下中国没签，签字的截止日期是6月28日。远在中国的段督办出于“将黑锅扣给别人进行到底”的目的，发电报给陆征祥：你就签了吧，签完早点回国。段祺瑞本是打算再找一个替罪羊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民四条约》是袁世凯同意的，“欣然同意”是章宗祥签的，《凡尔赛和约》是陆征祥签的。日本人拿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都是别人干的事，关他何事。可惜陆总长也不傻，他不想也不敢当替罪羊。不但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天天围在他身边抗议，而且他也是看新闻的人，知道国人反对签字。陆总长在经历了数夜不眠的煎熬之后，终于作出决定：等等看，先这么拖着吧，反正离截止日期还有一个多月。可是，形势比人强，形势从来不等人。开端5月2日，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林徽因的老爸）在既没有通报上级组织更没有获得中央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人》，公布了巴黎和会的情况。国人之前的美好希望就像被风吹起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最后还是落在坚硬的地面，残忍地破碎了。北京的同学们震惊了，震惊过后是愤怒，同学们觉得政府实在是太软弱、太无能，胜了都捍卫不了国家利益！1919年5月4日，以北大为首的十余所高校的三千余名学生会集天安门，示威游行。口号是前一天想好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还我青岛”……目的地也是前一天想好的——东交民巷的诸列强使馆。同学们打算向列强大使递交陈词，跟他们讲讲道理，说服他们在巴黎和会上站出来主持公道，此所谓外争国权。游行队伍在总指挥傅斯年（北大学生会领袖、未来的大学者）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向了东交民巷，开到大使馆附近时，被军警阻止。军警给出的理由是：此处不准中国人走进。他们的依据来自《辛丑条约》：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同学们在东交民巷受阻后，经反复交涉，军警同意少量学生代表进入使馆区交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同学们并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除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接受了学生代表陈词应付了事之外，其他列强连接受陈词的兴趣都没有。虽说“外争国权”受阻，学子们情绪十分激动，但尚属克制当中，没有发生什么扔板砖、扔臭鸡蛋、与防暴警察冲突的事情，完全符合“集会游行示威法”。就在游行队伍进退两难的时候，忽听队伍之中有人高喊道：我们去找卖国贼曹汝霖算账吧！大部分同学都十分赞同这个不知名的声音——“外争国权”已然失败，自然轮到“内惩国贼”！曹汝霖即刻成为学生宣泄愤怒的对象，而段祺瑞这个“西原借款”货真价实的主使者，居然无人问津。只知道找跑腿的小弟撒气，却不知道找背后主谋算账，看来同学们都很单纯。当天下午四点多，游行队伍到达北京长安街东北角附近的赵家楼，曹汝霖的房子就在那儿。待同学们冲进曹宅时，发现屋中有一名中年男子。这肯定就是男主人曹汝霖了！同学们当即群起而攻之，冲上去就是一阵痛殴：曹贼，叫你不爱国，今天学生爷爷们教你如何爱国！一边揍，一边骂。突然有人听见那个快咽气的家伙说自己不是曹汝霖。打错了？其实也没有打错，这个家伙解释说自己是过来串门的章宗祥。那也该打。同学们很郁闷，闹了半天，才知道曹汝霖事先听到风声躲起来了。居然让姓曹的躲过一劫，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于是同学们一把大火点燃了曹宅，没想到北京5月的风是相当的大，风助火势，火越来越大，不仅烧掉了赵家楼半条胡同，也照亮了中国现代史幽暗的前夜！同学们采取打人放火这种暴力行为虽不值得提倡，但也是可以理解的，谁让大家都是愤怒青年呢？碰到这种事情，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包括跻身在人群中的张国焘、邓中夏、闻一多和朱自清。然而，现在行动的性质变了，打人放火，不再符合“集会游行示威法”。因而有几十名同学被赶过来的警察逮捕。同学们被捕后，北大校长蔡元培立刻展开行动，组团（“校长团”）营救学生。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开端。不过，究竟是谁点燃了“火烧赵家楼”的烈火，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当时在现场的诸人中，有人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匡互生放的第一把火，也有人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另一名同学俞劲放的第一把火。但有趣的是，当事人匡互生、俞劲都矢口否认。匡互生在《五四运动纪实》一文中根本没有一字提到是自己放的第一把火，而俞劲更是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一文中将“火烧赵家楼第一人”的荣誉颁给了匡互生。他们是在谦虚吗？还是大家都搞错了，根本就不是他们放的火？在这种无人站出来领功的情况下，有人说北京大学的梅思平才是真正放第一把火的人。但这种说法似乎不大靠谱，因为梅思平后来的行为很难证明他身上存在那种正义感。十几年之后，梅思平自告奋勇地做了日本人的组织部长，而“卖国贼”曹汝霖却义正词严地拒绝帮日本人干活。看来时间才是最公正无私的，只有历经时光流逝仍然不变的东西才是真正不朽。而人品这个东西，也唯有经得起岁月的磨砺才能作数。话又说回来，究竟是谁放的第一把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把火燃烧的是热！是力！是光！是青春！是理想！高潮在北京的示范下，全国二十二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等地都陆续爆发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民抵制日货的运动。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还有一些像梁启超这样的在野人士也站出来支持运动。这场如火如荼、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之所以如此成功，确实要归功于光明的那一面：先锋队——爱国学生和主力军——工人阶级的积极努力。但是，成功也离不开另一面——光明的反面。在光明的反面里打拼的“爱国英雄”是直系。直系如此做的原因，并非是被同学们的爱国之举所感动，因为他们并不是单纯的人，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美日不合。之前提过，直系背后的老大是美国，而美日在中国有利益之争，一直矛盾重重。因此美国决定利用国人的反日情绪推波助澜，浑水摸鱼，尽可能搞垮日本支持的皖系，为直系铺路，扶持直系上台，进而保障自己在中国的权益。于是，美国煽风点火，出钱出枪，指挥直系从五四运动中渔利。直系既能捞到好处，又能让皖系不好过，何乐而不为？在冯国璋先生的示意下，金牌搭档曹锟和吴佩孚先生亲自上阵，发出了两声特别高亢、特别激烈的呐喊：第一声：赶紧放人——“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第二声：不准签字——“惊悉青岛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有直系勇敢地跳出来和段祺瑞先生大唱反调做后盾，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爱国队伍。段祺瑞和徐世昌本想给爱国学生和工人阶级来些硬的，可面对直系的压力，两人没硬起来。迫不得已之下，段祺瑞和徐总统被迫答应爱国群众的心声。其一，撤掉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职务。曹汝霖当时是交通总长，是段祺瑞麾下掌管铁路、银行的经济领袖，他的失业下岗算是让皖系和直系本就难以调和的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已迫在眉睫。其二，下令陆征祥从缓签字。这一点打了折扣，因为从缓签字并不是拒绝签字。好在国内的局势和中国留学生的强力反对吓倒了陆征祥，他终于鼓足勇气，在6月28日那天当着日本等国的面拒绝签字。中国因此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的战胜国。伟哉，我们中华民族就需要这种骨气，中国的土地可以占领而不可以赠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躁动的1919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有一个人无意间地走红了，他就是陈独秀。陈独秀当年和吴樾分头行动之后，遵守约定，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反清大业。辛亥革命爆发后，曾经的岳王会二把手柏文蔚成为安徽都督，于是陈独秀这位过去的大哥跑去投靠了曾经的小弟柏文蔚，担任安徽省秘书长。随后跟着柏文蔚参加“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流亡日本。这时陈独秀才发现，要想成功救国，与其靠少数人的武勇和简单的暴力，远不如开启民智以鼓励更多的人站出来战斗。于是他在1915年年底回国，创办了《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名气很大的《新青年》。一年多以后的春天，也就是1917年春，陈独秀来到好友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当了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可他专心做的事业还是那本杂志《新青年》，带着李大钊、胡适、鲁迅这帮得力干将，宣传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还教大家使用白话文。等到五四运动时，陈独秀为了民主与科学，又拿出了当年的侠客风范，豁出命去搏了一次。他到处散发传单说：政府要是不答应我们的请求，那我们这些人就只好自己直接动手从根本上改造政府！赤裸裸地威胁政府，这不是造反是什么？造反岂能不蹲监狱，于是陈独秀立即被抓进监狱。好在后来吴佩孚逼迫北京政府释放被捕人士，陈独秀又被放了出来。就跟孙中山和汪精卫一样，一进一出，陈独秀的名气疯狂增长，成了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连毛泽东他老人家后来都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由于陈独秀的工作卓有成效，名望越来越高，以至于他有了一大群“粉丝”。在他的“粉丝”队伍中，有一个大牌“粉丝”——从粤军辞职的蒋介石。蒋介石离开粤军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提升自我修养上。因此，给自己充电是蒋介石面临的重大课题。至于充电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寻找救国真理和研究决定社会发展变革的经济学。而当时最火暴的“新思潮”代表刊物《新青年》以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都是他的精神食粮。这可不是瞎扯，蒋介石的日记中到处充斥着“看《新青年》”、“看《马克思学说》”等字眼。蒋介石大概不会想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有一个管理员，也在仔细研究《新青年》和《马克思学说》。此人就是他未来的对手毛泽东。辛亥革命之后退伍的毛泽东，随后几年几乎一直在湖南求学。直至1918年，他才在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来到北大半工半读。正是在北京，他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坠入了爱河今正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马克思主义。……1919年，是特殊的一年。因为发生在这一年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属于知识分子的时代。这些19世纪的70后、80后甚至90后，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成长于袁世凯废除科举后的时代环境，受传统影响较少，即便接受过旧式教育，也乐于睁眼看世界，接受新思想的熏陶。他们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人身自由，敢于挑战权威。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怀有雄心壮志，勇于为理想而奋斗。他们向西方探寻真理，却没有失去中国士大夫数千年来为家国天下不惜舍生取义的精神风骨与血脉传承。在这个中华民族岌岌可危的时代，在这个需要有人站出来为国家民族争取利益的时代，他们走出校园来到街头，为求真理，奋勇抗争；他们跋山涉水来到彩云之南，于艰难困苦中书声依旧，于烽火连天里薪继火传，缔造西南联大的传奇；他们弃笔从戎踏上抗战之路，筚路蓝缕，血洒疆场，却一往无前。民族复兴的道路从他们脚下起步。士大夫精神的光芒在他们身上放射得灿烂夺目，冠绝当代，映照千古！第六章直皖大战烽烟起
渐渐成形的粤军
当北方闹得不可开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罢官后归乡，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府林宰的资助下，修复了宋朝人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从此开坛讲学，渐成规模。其言论被称为“清议”，社会影响力日增，大批士人、书生，乃至新兴商人、绅士皆云集于此，终成一系。之后其成员渐次步入政坛，形成了这一政治派别——东林党。然而如果追根溯源，东林党的产生，却更多的是拜张居正所赐。明朝中后期以后，原有的理学思想遭到强烈冲击，自由思潮兴盛，士大夫言论自由成风。张居正改革时期，张居正加强个人威权的做法，成为社会舆论批判的标靶。为压制言论，张居正毁天下书院，严禁议论时政，其在世时，暂时将“自由思潮”压制住，但明王朝的“思想活跃”仍在。张居正改革十年，明朝经济大为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勃兴，思想上的开放自由，也暗流涌动。这股思潮在张居正去世遭清算后反弹，万历皇帝亲政后，“君主专制”已不比从前，明朝士人议论朝政乃至批评君王，都是社会主流风气。万历皇帝在立太子问题上始终不能压倒群臣，双方僵持数十年，文官集团团结一致，不怕杀头获罪与万历相抗，其“思想基础”正是来自于此。而东林党，这个不同于先前中国任何一个政治流派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东林党的创建者是顾宪成，在东林党诞生前，他只是官场上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他作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向万历皇帝举荐内阁人选，所推荐的人选不符合万历皇帝心意，在拒绝万历皇帝让他修改名单的要求后，遭万历皇帝罢官。此后建东林书院，开堂讲学，应者云集。之所以产生轰动效应，主要是他硬抗万历的行为，得到了民间诸多知识分子的倾慕。明朝的君臣关系一直是对立的，朱元璋建国时，用极端高压的政策打压文官集团，然而随着文官集团的壮大，明朝皇帝对文官集团的控制力日益下降。到了晚明，常有官员用向皇帝发难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顾宪成做到了。此时正是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围绕着“立太子”问题“争国本”时期，双方互相僵持，大批官员因卷入“争国本”而遭罢免，相似的际遇，相同的愤然，自然令许多人“志同道合”到了一起。东林党的三杰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都有着类似的际遇。另外，此时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勃兴，许多新兴商人，也通过结好东林党的方式，以图将来谋得利益。从东林书院建立的第一天起，这个隐藏于民间的组织就是一股沉默的暗流，默默积攒，待它破土而出时，将震撼整个明王朝的朝局。东林党逐渐渗透入明朝国家政权，是通过与朝中诸多实权派人物合作开始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就是凤阳巡抚李三才和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后来阉党编的《东林点将录》（东林党“罪犯”名单）里，每个上榜的东林党成员，都拉出一个水浒人物进行类比，其中李三才被阉党比作托塔天王晁盖，叶向高被比作及时雨宋江，足见二人在东林党这个“梁山泊”上地位之重。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商人家庭出身，巡抚凤阳时，曾严惩当地的矿税太监陈增，并多次奏请减免商税，是当时出名的诤臣。他与顾宪成要好，不但为顾宪成做内应，通报朝局的变化，且多次推荐顾宪成为官。而另一位政治人物叶向高更重要，他于公元1635年晋升为内阁大学士，次年由于内阁大学士朱庚辞官，内阁中只剩他一人，因此人称“独相”。借此机会，他向万历皇帝提出增补空缺官员，乘机将大批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安插在要害部门。不过东林党第一次引起关注，主要与李三才有关：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叶向高推荐李三才入阁，遭到许多人反对，有人攻击李三才是“东林党”，这是东林党第一次在朝局中亮相。围绕着李三才入阁问题，东林背景的官员与反对派针锋相对，互相攻击，最后以李三才愤然辞官不了了之。次年正好是京察（干部大考核），东林党反戈一击，利用叶向高主持京察的机会，大力排斥异己。不过反对东林党的力量也很强大，经过几番较量，许多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遭到裁撤，反对派占据了六部显要位置。作为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开辟了第二战场，将许多新近东林党成员安排到了刑部、大理寺等部门，因都是六品主事级别的小官，这个安排并未引起太多重视，而正是这个安排，给东林党留下了翻身的本钱。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的京察，以东林党失败而告终，这以后的几年，东林党人员大减，讲学凋零，最困难的时候，东林书院前来听讲的人数，只有之前的二成。次年东林党的创建者顾宪成郁郁而终，时年62岁。他不会想到，在他过世后仅4年，一场突然爆发的意外，打响了东林党的翻身仗。这就是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著名的梃击事件，即“谋杀太子案”。是年五月初四，一个叫张差的农民混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挥棒袭击太子，幸好被随身太监拿下。案件发生后举朝震惊，许多官员要求追查真相。此时正是敏感时期，万历虽然在“争国本”中认输，但一心想让自己儿子当太子的万历宠妾郑贵妃并不甘心。事件一出，满朝都将怀疑目光对准了郑贵妃。毕竟是皇家丑事，明王朝从一开始就力图遮掩，三堂会审了几遍，认定这个张差是疯子。在即将定案前，叶向高在京察时安排在刑部的六品主事王之寀，设计夜审张差，先饿他一顿，然后以“给饭吃”为诱惑，戳穿了张差“装疯”的把戏，继而东林党成员纷纷行动，要求重审此案，迫于舆论压力，明皇室只得同意，再次会审，终让张差供出了此案的幕后指使：郑贵妃的贴身太监庞公公和刘公公。满朝文武一片哗然，最后万历皇帝无奈，只得安排郑贵妃当场向太子求救，斩首了张差以及两名太监，才把这个糊涂案了结。这场啼笑皆非又几经反复的闹剧，却成了东林党命运的转折点：因东林党的追查，太子地位得以稳固，而东林党也成了太子的盟友，更从此名声大振。而先前东林党的反对派，为应对东林党日益壮大的势力，也开始拉帮结派，形成了齐、楚、浙三党。明朝党争，从此越演越烈。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19年），万历皇帝在内忧外患中去世，“争国本”的主角太子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地位也因此提高。朱常洛即位后纵欲过度，导致身体大坏，又服食“红丸”（壮阳药）中毒毙命，在位仅8个月。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朱常洛之子朱由校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天启”。这期间朱常洛宠妃李选侍企图挟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在东林党直臣杨涟等人的逼迫下，李选侍被迫离开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的拥立下顺利登基。至此东林党俨然成为朱常洛、朱由校父子两代人的登基功臣。顺利即位的天启帝也知恩图报，登基伊始，东林党人分别占据了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大理寺卿等要职，其后通过分化瓦解的手段，击败了反对派“齐楚浙三党联盟”，东林党“托塔天王”叶向高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至此执掌了大明朝文官集团的大权。史书上所说的“众正盈朝”，就是这个时期。二纵观东林党的发迹过程，表面看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看东林党的成员，基本都是道德高尚、志向远大的君子，东林书院的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到今天依旧深入人心。东林党长期的政治主张，包括减免商税，与民休息，开放言论，现代有不少人因此“拔高”东林党，说这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主张。而细细审看当时明王朝的内外形势，却不得不承认：东林党心忧天下没错，但多是空想，现实意义甚少。东林党之所以壮志未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中的精英人物，没有一个人有张居正那样，可以切中明朝时弊，且思虑成熟，行之有效的革新思想。即使间或有一两句“闪光”的豪言，却也不成体系，难成气候。一个先天的差距是，东林党的最初创始人，如顾宪成等人，多是罢官后回乡讲学，生活圈子极其狭窄，不像张居正们，曾真切接触到民间的世情百态。他们的所谓改革思想，自然就成了浮华泡影。另外东林党的要员们，虽然论权谋手段尚有高手，可论施政能力，除了孙承宗、叶向高等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是菜鸟。既无脚踏实地的构想，又无行之有效的施展能力，仅靠道德说教，从来都是无法成事的。而在道德层面上，尽管东林党的大部分人，论人品都是真君子，但治理国家不是选雷锋。在封建社会，官员的道德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很多时候并不成正比，有时候甚至成反比，如张居正所说“十清流不如一胥吏”。张居正改革之所以成果卓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用其长，比如平定西南的名将殷正茂，贪污问题一直被诟病，但无论高拱还是张居正，都始终用人不疑。相比之下，东林党人的行政方式，却是道德压倒一切，道德问题一刀切，为人处事，更拿道德帽子压人。比如赵南星做吏部尚书时，就以清廉为标尺一刀切，罢免大批不合格官员，其中不乏行政能力卓越者。山东的“廉政标兵”袁应泰也因廉洁官升蓟辽总督，然后被努尔哈赤打得丢盔卸甲，害得明朝失去沈阳、辽阳等重镇，一时间“边防大警”。起家阶段的努尔哈赤，也正是拜东林党的愚蠢节节胜利。而从明王朝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看，明朝面临的两大迫切问题：一是边关告急，二是财用匮乏。前一个问题，在东林党败招迭出，努尔哈赤步步逼近时，幸亏东林党内还有孙承宗这样的人才，他只身赴辽东督师，提拔了名将袁崇焕，打造出了女真人到明朝灭亡时也无法攻破的关宁防线，为明王朝稳住了边防大局，可这样的人物在东林党内凤毛麟角。后一个问题，道德高尚的东林党也有非常自私的一面：明朝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是税收的不平等，明朝中后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国家可收的农业税越来越少。要解决财政问题，就需要建立新的财政体系，扩大税源特别是商业税的收益。张居正改革时期，一面重新丈量土地，一面针对东南沿海商人依托豪门地主偷税的行为进行严查，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张居正去世后，他的改革措施也戛然而止。到东林党“众正盈朝”时期，由于东林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有商人背景，因此极力反对国家加收商业税，根据现有的奏折和《明实录》记载，一旦国家有加收商业税的动机时，东林党官员就全体反对。比如崇祯元年清算魏忠贤后，兵部尚书申用懋请求国家整顿商业税，扩大财源，随即遭到刚刚“平反”的东林党人攻击，黯然去职。结果明王朝只能不断增收农业税，最终落得被农民起义灭亡的结局。三在“众正盈朝”的前后时期，东林党成员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坑害了战功卓著的辽东名将熊廷弼，这件错事的当事人之一，就是生前身后被赞誉为东林党楷模，后来冒死弹劾魏忠贤，死后被崇祯追谥为“忠烈公”的杨涟。萨尔浒之战后，明朝辽东形势一时危急。万历三大征的胜利，与万历皇帝正确的选人分不开。萨尔浒溃败后，万历皇帝知错就改，起用监察御史熊廷弼巡按辽东，节制辽东军务。闻听此人来，明朝降将李永芳慌忙对努尔哈赤奏报说：“有此人在，我等危也。”熊廷弼，字飞白，湖广江夏人，是个脾气和能力一样彪悍的人。做御史时，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骂人，到哪里都得罪人。他水平更强悍，李成梁放弃六堡时，当时满朝皆赞叹李成梁“招抚十万”的功勋，唯独他一眼看穿，惊呼“辽东从此无宁日”，事实果然印证了他的判断。正是他的这番表现，令万历慧眼识英雄，委任他镇守辽东的重任。熊廷弼到任后不负所托，先整顿军纪，把萨尔浒之战中临阵脱逃的李如柏下狱，逼得李如柏上吊谢罪。继而单骑闯辽东，勘察抚顺军情，在努尔哈赤的地盘上，上演了一番“英雄虎胆”，此举使他对辽东军情了然于胸，继而大刀阔斧，提出了“先守后战”的思想，一面加强防务，一面大搞“人民战争”，派大量游击队进入努尔哈赤统治区搞破坏。双管齐下果然奏效，熊廷弼到来后，努尔哈赤未敢有轻举妄动，熊廷弼乘机修缮工事，招抚流民，选练精兵，整军备战。萨尔浒战败后士气低落的明军一下子“风纪大振”。此时的努尔哈赤尚无生产能力，专靠劫掠为生，熊廷弼此举，等于卡了他的喉咙。不甘坐以待毙的努尔哈赤，在熊廷弼到任后的第二年五月，即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发动了对熊廷弼的试探性进攻，结果在浦河遭到打击，损失700多人。熊廷弼的“坐困转蹙”作战思想（即依托防御工事和游击队骚扰困死努尔哈赤）开始奏效。晚清军事家曾国藩读到此事后曾感慨说：“若此人常在，我朝（清朝）何能取中原？”脾气彪悍的熊廷弼能大展拳脚，主要得益于万历皇帝的支持，熊廷弼到任辽东后，骂熊廷弼的奏折没断过，其中骂得最狠的，就是东林党人杨涟。对此万历一律“留中不发”。七月万历去世后，攻击熊廷弼的奏折再次满天飞，失去靠山的熊廷弼黯然去职。然后就是东林党“廉政标兵”袁应泰接班，用兵沈阳、辽阳两场打败，将熊廷弼苦心打下的家底败得精光。这只是熊廷弼悲剧的开始，沈阳沦陷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七月，熊廷弼得以复职，以辽东经略的身份再次主持辽东防务。这次他的阻力更大，辽东当地的15万军队，都集中在巡抚王化贞手中。熊廷弼能调动的部队不过5000人。到任后的熊廷弼，很快就被王化贞彻底架空，王化贞的想法和熊廷弼完全相反，他主张收买努尔哈赤左右，里应外合，主动出击，迅速歼灭努尔哈赤。不但这样想他还这样做，拉拢了努尔哈赤身边的降将李永芳，谁知道努尔哈赤将计就计，利用李永芳，策反了王化贞身边的亲信将军。次年正月十八日，在确定熊廷弼被架空后，努尔哈赤再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将之前满嘴跑火车的王化贞打得全军覆没，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广宁城，幸亏熊廷弼带5000士兵阻击断后，才保护着当地十几万边民以及王化贞本人撤入山海关，免遭敌人屠杀。事后明王朝不分青红皂白，将两人一起下牢狱。熊廷弼之所以眼睁睁看着王化贞胡搞，不是他没能耐，实在是王化贞后台太硬，他的坐师，就是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两次交恶东林党，第一次被骂走，第二次被陪绑，东林党真是熊廷弼的霉头。东林党没想到的是，熊廷弼也成了东林党的霉头。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四月，东林党在与魏忠贤“阉党”的争斗里已是下风，多名同僚遭排挤，要害部门也被魏忠贤亲信把持，刚直的杨涟决定冒死一搏，弹劾魏忠贤，结果反被天启皇帝下狱。魏忠贤决定彻底肃清东林党，此时被关押在牢狱里的熊廷弼，就是最好的由头。结果魏忠贤兴起“辽案”，和东林党对骂了一辈子的熊廷弼“被东林党”，杨涟等人全成了他的同伙。之后东林党多人被迫害致死，魏忠贤权倾朝野。被东林党坑了两次的熊廷弼，反倒成了东林党覆灭的导火索。第二十一章被崇祯坑死的三个能臣要问中国历史上最得后人同情的“亡国之君”是谁，答案恐怕非崇祯莫属，比起历代亡国之君不理国事，荒废朝政，崇祯皇帝却是百分百的勤政。在位18年，先干掉“九千岁”魏忠贤，再拨乱反正平反冤案，启用袁崇焕，一心想着挽救危局。却不料内忧外患不断，外面清军不断进攻，多次破关南下，内部农民起义四起，天下大乱，又兼运气太差，西北、中原，连年自然灾害不断，终其在位一直没有消停。苦苦支撑了18年，最后还是落得国破身亡，自缢煤山的下场，怎么看，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可怜人。有一句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崇祯呢？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崇祯临上吊的遗言有两句，一句是“百官误我”，一句是“文臣皆可杀”。大体是说，亡国了，但自己的错是次要的，大臣的错是主要的。这句话，究竟是执迷不悟？
刘斌：没有。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城址还都没有这么大范围。如果说，长达5公里的塘山是良渚古国的一面城墙，那么，如此巨大的防护设施所保护的，会是怎样一座城池呢？就在塘山土垣的正南方向，一座长方形的巨型土台揭示了它的中心。经过考古鉴定，这座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高10米的土台，竟然也完全是由人工堆筑而成的。在它的周边，则是包括了反山墓葬在内的良渚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种种迹象都表明，这里就是当年良渚古国的中心。王鲁湘：这个莫角山就是目前在良渚文化中心区里发现的最大的一个高台吧？牟永抗：我们把它表述为超大型的人类营建工程。它的平面呈长方形，而且是正方向。在这个长方形的平台上，又有三个小高台，分别叫大莫角山、叫小莫角山、乌龟山。这三个也是在大高台的基础上再营建的一个工程。我们在60年代晚期曾发现当地人就在乌龟山底下挖沙。山的下面是苕溪，在苕溪里边挖沙是可以的，但是沙怎么跑到山上来？我到那里看了几次，沙里边没有出什么东西，就是一直不清楚沙是怎么来的。到了1987年的12月5号，104国道修建要经过这个地方，我们在高台的角上，发现了一个大灰坑，灰坑里面堆的全部是形状规整、像砖坯一样的红烧土。灰坑有10米见方，中间1.1米高，在红烧土上面还有一个良渚小墓，这说明红烧土和这个坑，都是良渚时期的东西，所以我们马上把这个发现报告了国家文物局。王鲁湘：你们开始把莫角山这个高土台和良渚文化联系起来了。牟永抗：联系起来了。当时北京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俞伟超先生讲，这个是当时整个地球上营建规模最大的一个工程，无论如何要保护好。王鲁湘：当时大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了。1987年的初步发掘，让莫角山成为了考古人员密切关注的重点。1992年，原本位于莫角山上的一个印刷厂要求扩建厂房。这个在常人看来普普通通的消息，却让考古队员们兴奋异常，因为进一步的发掘工作又能开始进行了。牟永抗：1992年上半年，当地的一个印刷厂要扩建，于是要在这里挖一条沟，结果这个沟里边也发现了沙，而且是上面一层沙，下面一层土，土下面再一层沙，一层一层这么摞上去的。第二年、第三年，我们把整个台面揭开，发现整个范围都是这样。在揭开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沙上面有很多小坑，这是夯的。王鲁湘：是小夯窝。牟永抗：这些密集的小沙坑就是人工营造的痕迹，我们于是把它和原来看到的挖沙的情况联系起来了，后来我们又在这块角上的沙里边发现了柱洞。王鲁湘：这就说明上面有建筑。牟永抗：可是这一块，2000平方米的地区，没有柱洞。王鲁湘：那就是一个广场。牟永抗：我们又联系到1987年12月份发现的红烧土堆积，那么至少在这广场的南边，当年还曾经生过10米以上的大火堆。王鲁湘：这里发生过大型的祭祀活动。牟永抗：这里就是祭祀礼仪的中心，因而也成为良渚文化中心址的中心。保留在莫角山的这些地下遗迹，已经成为良渚文化发展高峰的最为重要的证据。考古学家们推测，这里曾经是良渚先民心目中最为神圣的地方。当年的地面上，一定矗立着恢宏的建筑，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因此也有人说，这里是“5000年前的紫禁城”。刘斌：这是莫角山的东北角。王鲁湘：从这个地方看莫角山的大土堆，这么绵延过去还是比较壮观的，四千多年以前由人工堆筑成这样一个东西，它的工程量还是蛮大的。这个大土堆当时应当是这个庞大社会共同体的核心地区，它的周围应该散落着很多贵族的住宅、平民的住宅，当然也应该有一些奴隶。这应该是一个稻作文明的地区，周边应该还是以大片的水稻田、沼泽地为主吧。牟永抗：在当时，社会分化是不是这么极端，还不敢讲。不过村民在建房子挖水井的时候，在水井的7米深处，还发现了稻谷的堆积层。稻作文明正是建立这些大型建筑的经济基础。这些谷粒可以储存，又是财富的象征，因此人们能够进行财富的积累。在财富积累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这么一个超大型的营建工程。所以这小小的稻谷，对整个人类文明在那个时期产生质的飞跃，起了关键的作用。王鲁湘：所以这是真正的神物，所谓“嘉禾”啊。古蜀金沙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举世闻名的考古发现——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人们由此知道了，曾有一支神秘的部族在古蜀土地上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可是，考古证据显示，三星堆文明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它似乎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向，神秘得不可思议。直到20年后，金沙遗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专家们才意识到，它和三星堆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金沙遗址的出现是否能揭开三星堆之谜？而这个21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考古发现，又给我们带来多少新的疑问呢？一、金沙的发掘金沙村是位于成都市西郊的平凡小村，唯一有些稀奇的，就是在此世代居住的农民，不时能够在河滩边、在耕种时捡到大小不一的金箔片，而这一传统，连他们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翻开文献，早在五代时这里就一直被称作“金沙”，至今没有改变。然而，2001年2月9日，一个房地产公司准备在这里修建开发项目，就在挖土机开挖下水沟铺设水管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朱章义20：当年他们搞基建的时候埋水管，挖土的时候发现大量的象牙，有人报警后，消息便转到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当时的队长是王毅，他马上带人到了现场。王鲁湘：出土的东西主要是什么？朱章义：当时的挖掘作业对出土的东西和遗址有破坏，我们从断面看的话，有八层堆起来的象牙，最下面还有大量的玉器和铜器。
些黑胡椒。他二十九岁。她三十九岁。她失去了理智。完全失去了。康瑟蕾塔不是处女。她当年如此感激不尽地接受了玛丽·玛格纳像鸽翼般伸向垃圾堆的援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在小小九岁的年龄就不得不屈从于肮脏的猥亵。但是在那只白手握住她自己的脏手之后，她再也没有结识过任何一个男性，也没有产生过那种愿望，这样的状况可能正是经过三十年独身的日子之后，她会受到这种爱的冲击的原因。他说了什么？跟我来吧？他们怎么叫你的？半配克（英制固体容积单位，1配克等于8夸脱，约等于9升。）多少钱？或者，他第二天是不是又露面了，想再买些黑胡椒？她是不是朝他走去想看得更清楚些？或者，是他朝她走来？无论是哪种情况，反正他稍带惊奇地说：“你的眼睛像薄荷叶。”她是不是吐出了“你的眼睛像是世界的初始”这句话，还是这句话只封存在她的头脑里？她是不是真的跪下来抱住了他的腿，还是她仅仅想这么做？“我会还给你篮子，不过还的时候可能晚了。打扰你没事吧？”她不记得回答过什么没有，但她的面容肯定告诉了他需要知道的东西，因为当晚他来到那儿，她也在那儿，他拿起她的手放在他的手里。眼前没有半配克容量的篮子。沙，沙，沙。他们坐在他的卡车里，驶出砾石车道、狭窄的土路，然后在一条较宽的柏油路上加速，两人始终没有说话。他似乎是为了机器高兴才驾驶的：引擎的吼叫被封闭在钢铁之中；汽车偷偷摸摸地分开了近处的黑暗，又跳进了远方的黑暗——一直伸展到无法预见的地方。在康瑟蕾塔的感觉中，他开车走了好几个小时，两人仍然没交换一句话。危险，再加上必须集中注意力，他们反倒平静了。她不晓得也不在意他把车驶向哪里，或者到达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朝着不可预见的目标疾驰，坐在比把他们分开的黑夜还黑的他的身边，康瑟蕾塔让翅膀舒展开，并从石头般冰冷的子宫壁上脱离。在风对向日葵既不是帮助也不是威胁的地方，在月亮并非时间、天气、播种或收获的语言，而是一种为他们俩设计的初始世界的特色的地方。他终于放慢了车速，拐进一条勉强可以通过的小路，那儿的郊狼草刮擦着篱笆。他在路中央刹住车，准备把她抱在怀里，其实她已经投入他的怀抱了。回来的路上，他们又不说话了。他们做爱时发出的声音像是语言，表示出其语源，可实际上是无法记忆、无法控制也无法翻译的。在天亮之前，他们互相推开，犹如被捕之后，分别面临着没有假释的监禁判决。在她打开车门下车时，他说：“星期五。中午。”康瑟蕾塔站在那儿，他把车倒出去。整整一夜，她都没有片刻机会把他看清。但是星期五。中午。他们将在光天化日之下干事、干事、干事。她双臂搂在胸前，屈膝蹲下，弯着腰。她在愉悦的包裹中摇晃着，额头都触到地上了。她溜进厨房，在罗伯塔修女面前装作刚才在鸡舍的样子。“哎，怎么回事？鸡蛋呢？”“噢，我忘了篮子了。”“别以为我是好骗的，注意啦。”“没有，修女。我不会的。”“全都一团糟。”“是，修女。”“好吧，那就动动吧。”“是，修女。对不起，修女。”“什么事那么可笑？”“不，修女。没什么。只是……”“只是？”“我……今天是什么日子？”“圣马太日。”“我说的是今天星期几。”“星期二，怎么了？”“没什么，修女。”“我们需要你的智慧。不是混乱。”“是，修女。”康瑟蕾塔抓起篮子，跑出了厨房。星期五。中午。太阳把所有的人都逼回石墙后去透透气。所有的人，除去康瑟蕾塔，还有她希望见到的那个活生生的男人。她别无选择，只有忍着酷暑，只用一顶草帽保护自己不致被太阳当作铁砧。她站在车道的小弯处，大宅子尽收眼底。这片土地像屋顶一样平坦，像婴儿的嘴一样张开着。是个暴露无遗的地方。要是罗伯塔修女或玛丽·玛格纳叫她或者要她解释，她就编些话——要么就什么也不说。她还没看见他的卡车来了但先听到了，车到了跟前又开了过去。他没有回头，但做出了信号。他的手指离开方向盘，指向前边的远处。康瑟蕾塔向右转，随着车轮的响声向前走，后来，卡车驶上柏油路，车轮声便不响了。他在路边等她。在车里，他们相互凝视了许久，认真又仔细，随后两人都笑了。他把车开到一块休耕地高岗上的一间烧毁的农舍跟前。车子碾过须芒草和繁缕，在一个破烟囱的黑洞口后停了下来。他们俩手挽手在荆棘丛中踩出一条路，来到一处浅沟。康瑟蕾塔马上瞧见了他想让她看的东西：两棵合抱生长的无花果树。当他们能够说出完整的句子时，他盯视着她，说：“别要我解释。我解释不了。”“没什么可解释的。”“我想在生活中向前走。许多人依靠我呢。”“我知道你结婚了。”“我想保持现状。”“我知道。”“你还知道什么？”他把他的食指放进她的肚脐眼里。“我比你岁数大。”他把目光从她的肚脐眼移到她的眼睛，笑着说道：“没有人比我老。”康瑟蕾塔哈哈笑。“当然不是你。”他说，“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在你出生之前。”“这么说，你就全部属于我了。”“噢，是啊。”他轻轻地吻了她，然后撑起胳膊。“我旅行过。全去过。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什么东西会拼凑成像你这样的人呢？你知道你有多漂亮吗？你看过你自己吗？”“我正在看着哪。”他们在那里约会的整个期间，树上始终没有出现无花果，但他们对蒙土的叶子的阴凉和饱经风霜的树干的护卫还是感激不尽。他带来的毯子，他们尽量躺在上面。后来，他们彼此看到了干燥的地面在身上造成的伤口和青紫。康瑟蕾塔受到了质问。她拒不回答，让问询变成了哀伤。“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会出什么事呢？没人说过我会出什么事。”“别傻了。你知道我们都会照顾你。一直都会。”康瑟蕾塔撅起嘴，装作忧心忡忡而且显得不可靠的样子。她得到的保证越多，就越要坚持离开，如她所说“自己一个人过”。这种急切大多在星期五催促着她。在中午前后。玛丽·玛格纳和罗伯塔修女在九月间外出办事去了，玛丽·伊丽莎白修女和如今仅有的三个无精打采的学生继续打点、清理、学习和祈祷。其中两个学生，克拉丽莎和潘妮，看到康瑟蕾塔时开始窃笑。她们都是十四岁的小骨架的姑娘，长得一双善解人意的明眸，能够突然变得茫然起来。她们在这里住着就为了摆脱这地方，由于临近结业，她们的情绪都相当兴奋。近来，她们开始把康瑟蕾塔看作南方邦联的一员，而不把她视为要毁掉她们生命的敌人。她们用修女们禁止使用的语言相互耳语，她们顶替了康瑟蕾塔的职责，负责收集鸡蛋。她们还除草和洗刷。有时候，她们从教室的窗户探出头来，目光炯炯地看着那个她们认为年龄大得足以当她们祖母的女人，不论什么天气她都要站在那里等待那辆雪佛兰卡车。“有谁知道吗？”康瑟蕾塔的拇指指甲围着那活生生的男人的乳头转圈。“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答道。“你老婆呢？”“不知道。”“你告诉过别人吗？”“没有。”“有人看见我们了吗？”“我看没有。”“那怎么会尽人皆知呢？”“我有个双胞胎兄弟。”康瑟蕾塔坐起了身。“你们是两个？”“不是。”他闭上眼睛，再次睁开眼时，却看着别处，“只有我一个。”九月份过去了，一切都涂上了一层油彩：几英亩几英亩的豆蔻黄、焦橙，几英里几英里的赭黄，时而天蓝时而乌黑的铁线莲，衬着令人伤感的紫色天空。十月来临，原先长着小萝卜的地方，葫芦在膨胀。玛丽·玛格纳和罗伯塔修女回来了，被那些教士、律师、职员和牧师气得要命。她们带来的消息根本不是新闻。除去她自己之外，大家的命运全在圣皮尔那里决定了。那个决议会迟些送到。玛丽·玛格纳已是七十二岁高龄，本在考虑的问题之列，但她拒不肯换到一处宁静的家园。还有这处房产的维修问题。所有权在女资助人基金会的手里（如今落到其主席手中），因此这处房产并非归教会所有，故此，争论就在于是否要缴纳当前和追溯的税款。其实，对纳税人而言真正的问题是：在一个新教的州里，为什么要由一伙没有男性控制的外来天主教妇女掌权并享受特殊待遇。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这片土地上尚未发现有什么自然资源，这使得基金会不可能卸掉这个负担。她们不可能说走就走，对吧？玛丽·玛格纳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来解释。又有一个姑娘跑了，但最后的两个，潘妮和克拉丽莎，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因为她们的前途——至少是未来的四年——呈现在她们眼前：那是在某个穿西服套装的老头子的手中成形的。她们垂下了漂亮的头，庄严地默许了；可以肯定，她们逃出这些修女的手心所需的助力已经到来了。不过，康瑟蕾塔对玛丽·玛格纳的话有些漫不经心。反正她哪儿也不去。如果有必要，她可以住在野地里，或者更好些，住进那座已经成为她心目中的家的烧毁的房子里。如今她已随他去过那里三次，在翘起的地板上摇摇晃晃地走过，鼻子里嗅的是十二年前的烟味。那周围甚至看不到一排树，感觉那房子似乎建在撒哈拉沙丘上，没遮没挡的，当年它就这样在风的肆虐中，把自身尽情烧掉了。火是不是在半夜起的，孩子们还睡在里面吗？要不就是火苗初升时，屋里没人？是在做丈夫的远在六十英亩之外的地方捆柴、烧荒、清理、播种的时候吗？是在做妻子的正在院里弯腰洗着盆里的衣物，绺绺垂发搔着她前额的时候吗？要是那样，她大概要泼出一两桶水，呼叫着孩子，冲进屋里尽量抢出些东西，把她够得到、抓得着的一切都堆到院里。他们肯定有一个铃铛、一副生锈的三角铁——一件可以敲响的东西，以警告别人这逼近的危险。丈夫到来时，烟会呛得他流泪。但只是烟呛的，因为他们不是会哭泣的人。他一定是首先顾及血脉，领孩子们到安全地带或放他们自己跑走，这时才记起他没有上财产保险。除去摊在院里的东西，全都烧光了。连房子西北角处，靠近厨房的向日葵也化作了灰烬，原先，妻子在厨房里搅拌玉米粥时是抬眼就能看到那些向日葵的。康瑟蕾塔翻看着抽屉，田鼠曾在里面咬啮过丙烷气的发票。她看到了风是如何把烧成炭的家具弄成丝织物状态。幽灵占据了人们逃跑出去的空间。一种烧成灰的人物的造型。一个八英尺高的男人，在壁炉附近盘桓。他生着牛仔那样强健的双腿和下巴，能够面对他们及时回答地产方面的问题。他抬着黑色的长手臂，手指向左指着天空——那儿有一处墙坍塌了，要求他们赶紧离开他的领地。离这个伸着手指的男人不远，淡淡地刻在墙上的是一个长着三英尺长的蝴蝶翅膀的姑娘。对面墙上刻着的人在康瑟蕾塔看来是渔民，但那个活生生的男人说不是，那更像爱斯基摩人的眼睛。“爱斯基摩人？”她问道，从脖子上把头发理到一边，“爱斯基摩人是什么样的？”他放声大笑，遵从牛仔的要求，把她拉开，跨过颓墙的瓦砾，回到那条沟里。在两棵无花果树的撑持下，他们拥抱在一起，办完了事。在十月中，他有一周没有来。一个星期五到了，康瑟蕾塔在土路和柏油路连接处等候了两个半小时。她本来要继续等下去的，但潘妮和克拉丽莎过来把她领走了。她想，他准是死了，而且没人告诉她这消息。她一整夜都辗转难眠—躺在食品间她的小床上，或在黑暗中趴在厨房的桌子上。早晨她眼看着活生生的世界随着他的不在而消散了。她胸口堵得厉害，心脏无力地跳动着。她的血管好像变成了起皱的赛璐珞管子。她胸中的沉闷迅速加重，让她无法顺畅地呼吸。最后她决定弄个明白或者找到他。在那一带，星期六是个忙碌的日子。每周一次的长途车响着喇叭，把走在县级公路中间的她轰开了。康瑟蕾塔跳到路边，继续前行，她没编辫子，散发在汽车尾气的吹拂中飘起。几分钟后，一辆油车驶过她身边，司机隔着车窗叫着什么。半小时之后，远处有亮光闪烁。一辆轿车？一辆卡车？还是他？她的心跳动着，开始把血液汩汩地送回她的赛璐珞血管。她不敢让嘴角泛起的笑容扩展到脸上，也不敢迎着慢慢驶进视线的车辆停住脚步。是啊，亲爱的上帝，一辆卡车。而且只有方向盘后面的一个人，我的耶稣。车子现在慢下来了。康瑟蕾塔转过脸来，看着车子停下，欣赏着那个活生生的男人的面孔。他从窗口探出身来，满脸微笑。“想搭车吗？”康瑟蕾塔跑着穿过马路，绕过车头，转到右侧车门处。她一到那里，车门就打开了。她爬进车，并且出于某种原因——一个女性要申斥和发泄二十四小时绝望的欲望，或至少装出样子，让他为自己对她造成的痛苦道歉、解释，以赢得她的原谅——这样的本能阻止了她，使她没有听凭她的手伸进他的腿裆。他当然是一语不发。但和星期五中午接她上车时的沉默不同。那种沉默不语充满了许诺。轻松。不言自明。这种沉默不语却是枯燥的，是一种酸涩的哑口无言。随后她注意到了那种气味。虽然一点都不令人不快，但不是他身上的味道。康瑟蕾塔僵住了。后来，由于不敢看他的脸，她便斜眼瞅着他的脚。他穿的不是黑色的高帮鞋，而是牛仔靴，这使她相信了，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是个陌生人，有着和他一样的身体，却不是他。她想尖叫，想跃身出去跳到路上。要是他碰她一下，她会跟他动手的。她来不及想到其他，因为他们已经驶近通往女修道院的土路。她刚要把门打开，那陌生人却刹了车，慢慢把车停住了。他探身过来，手臂擦着了她的乳房，抬起了车门把手。她快步下车，转过身来看。他触了下他的帽檐，笑着说：“随时。随时都可以效劳。”她退着走开，紧盯着他那张脸。她虽然不想看，但还是紧盯着他的眼睛，一双纯洁但充满仇恨的大睁着的眼睛。那次事件并没有阻止无花果树下的约会。下一个星期五他来了，穿着原来的鞋子，发散着正常的气味。他们争论了几句。“他做什么了？”“什么都没做。连我到哪儿去都没问。只是开车把我送了回来。”“他做了好事。”“怎么？”“为我们俩都帮了忙。”“不是，他没有。他只是……”“什么？”“我不知道。”“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了‘想搭车吗’，后来又说了‘随时’。像是他还要再用车送我似的。我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我。”“可能是吧。他干吗要喜欢你呢？你想让他喜欢你？”“不。噢，不，不过。”“不过什么？”康瑟蕾塔坐直了身子，紧盯着烧毁的房子后面。有一个棕色的毛茸茸的东西迅速钻进了烧成炭的装雨水的桶中。“你跟他谈起过我吗？”她问。“从来没跟他谈起你。”“那他怎么知道我是来找你的？”“他大概不知道。说不定他根本不认为你那样子是要进镇子。”“他没有掉转车头。他在向北开。所以我才以为是你。”“听着，”他说，蹲下身子扔着石子，“我们得有个信号。我没法每星期五都露面。咱们想个招儿，让你能知道。”他们没想出有效的办法来。最后，她说她每逢星期五还是要等，但只等一小时。他说，我要是没准时来，就根本不会来了。他们俩有规律的约会，在他的双胞胎兄弟露面之前，曾经把她的饥渴磨钝了。而如今约会变得没有了规律，那种饥渴又锋利了。即使如此，又有两次他把她带到了无花果树坚持生长着的地方。她当时并不知道，那第二次便是最后一次。那是在十月底，他把烧毁的房子的一部分用一条马鞍毯围起来，他们俩躺在一条军用垫被上。头顶苍白的天空正被接近的黑暗包围着，这景色他们即使观看也是看不见的。因此，当落雪让她的头发发亮、使他的湿背发凉时，他们才吃了一惊。后来他们谈起他们的处境。囿于天气和环境，他们主要谈的是地点问题。他提到向北九十英里的一座镇子，但又立刻改了口，因为没有一家汽车旅馆或别的旅馆肯接待他们。她建议就在女修道院，因为到处都可以藏身。他哼着鼻子表示不快。“听着，”她悄声说，“
，为了消除秦国的威胁，他策划了一场战争，打着王室的旗号号召诸侯出兵讨伐秦国。郤锜奉命出使鲁国，敦请鲁国支持。然而，这位郤氏家族的族长远不如郤至成熟，在外交场合的表现可以用“不严肃”三个字来形容。“三桓”之一的仲孙蔑看见郤锜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对身边的人说：“郤氏家族恐怕要灭亡了！礼，好比人的脊梁；敬，好比人的根基。郤锜身为晋国的卿，受君命到鲁国来请求支援，本来应该以社稷为重，却表现出懒惰的态度，这是不把君命当一回事，哪里能够不灭亡？”郤锜不把自己的君命当一回事，鲁成公却不敢不把晋厉公的命令当一回事。同年三月，他和齐、宋、卫、郑、曹、邾、滕各国国君在晋厉公的带领下，来到王城雒邑朝见了周简王，请周简王发兵讨伐秦国。周简王哪有什么兵，只有一块牌子。在晋厉公的请求下，他派刘康公和成肃公打着天子的旗号参加诸侯联军，共同讨伐秦国。为了显示隆重，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晋厉公满意，王室还煞有介事地在大庙举行了出兵仪式。成肃公心想，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笑的事了，明明只是去做做样子，偏偏要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好像真的能够领袖群伦似的。心有所想，难免表现在外，当周简王按照惯例将祭祀用的肉分给他的时候，他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举动受到刘康公的严肃批评，他摇头晃脑说了一通：“天地有中和之气，人得而生之，这就是所谓的天命。行为、礼义、威仪等法则，是用来安定天命的。有能力的人遵从法则，可以养福；没能力的人败坏法则，所以取祸。你现在这样表现，是放弃了天命啊！”成肃公眨眨眼，没把这话当一回事。同年四月，晋厉公派大夫魏相出使秦国，给秦桓公送上一封绝交书。这封书信一反当时简洁的文风，先是以长篇大论回顾了自晋献公和秦穆公以来，秦晋两国由“秦晋之好”到反目成仇的历史（当然，责任全在秦国，晋国总是无辜），接着批评秦桓公在两年前的令狐会盟中不守信诺，不肯渡过黄河结盟，回去之后又暗地里勾结楚国和白狄人反对晋国。“寡人非常讨厌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晋厉公如此写道，“因此，寡人不得不把这件事公布于天下，以惩戒言行不一的人。诸侯听到您的所作所为，都感到痛心疾首，因此而亲近寡人。现在寡人带领诸侯的军队前来只是为了和平友好。您如果心怀仁慈，顾念诸侯，怜悯寡人，与我们结盟，那正好与寡人的心愿不谋而合。寡人也将马上安抚诸侯的情绪，将部队撤走；您如果不施恩惠，寡人不才，恐怕不能说服诸侯退走了。将这些话开诚布公地告诉您，请一定权衡利害。”这也是典型的流氓逻辑——明明带了一群兄弟来打架，却又说自己是不愿意惹事的，只想息事宁人，只不过兄弟们都对你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不答应啊！秦桓公当然不会轻易就范，也尽起秦国之兵，抵抗入侵，双方在麻隧（秦国地名）展开会战。麻隧会战之前，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六军的编制压缩为四军，即中军、上军、下军和新军。这样做自然是为了顾及王室的面子。毕竟，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拥有六军。晋厉公既然打着天子旗号来讨伐秦国，总不好自己公然僭越天子的礼制吧。六军变成四军，晋国原来的十二卿也相应变成八卿，分别为：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荀庚；上军元帅士燮，上军副帅郤锜；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赵旃，新军副帅郤至。另外，郤至的弟弟郤毅担任了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栾书的儿子栾鍼担任戎右护卫。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时晋国军中的这些世家子弟均非泛泛之辈。鲁国的仲孙蔑看到晋军的阵势，由衷地感叹道：“晋军上下一心，此战必胜。”战争的结果，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大获全胜，俘虏了秦将成差和秦桓公的戎右护卫女父。联军渡过泾水，一直打到侯丽（秦国城市）才告一段落。公元前578年的麻隧之战是晋厉公上台后的第一场大战。战争的胜利表明，晋国无论在军事还是外交方面，都保持了强大的优势。但是，胜利仅仅是晋国的，追随着晋厉公出征的其他诸侯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有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因为战争而导致国内政局动荡。其一，代表天子出征的成肃公中箭受伤，后因伤势过重，死于回师途中。其二，曹国的国君曹宣公在战斗中阵亡。由于大子年龄尚幼，曹国人推举他的庶子公子负刍主持国政，并派另一个庶子公子欣时前去迎接曹宣公的遗体。没想到公子负刍执政几天之后，便起了歹心，将大子杀死，自立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曹成公。当时诸侯联军还没有解散，大伙都对公子负刍的行为感到愤慨，纷纷请求晋厉公讨伐他。晋厉公认为麻隧之战已经取得预期成果，不愿意节外生枝，说：“我们刚刚跟秦国人打了一场恶战，大家都辛苦了，请先回国去吧，来年再找他算账不迟。”曹宣公下葬之后，公子欣时不愿意与曹成公为伍，打算逃亡到他国。曹国的百姓也不支持曹成公，有很多人都表示要跟随公子欣时逃亡。曹成公见势不妙，亲自跑到公子欣时府上认罪，请求他留下来。公子欣时虽然答应了曹成公的请求，却将自己的封地奉还给了公室，以示不与曹成公同流合污。两年之后，公元前576年春天，晋厉公在戚地大会诸侯，讨伐曹成公，并将他抓到雒邑去接受天子的审判。诸侯都想立公子欣时为卫君，公子欣时推辞道：“前人说，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能上能下，皆符合节操；其次是守节；最下等的是失节。当国君不是我的愿望，我虽然做不了圣人，也不能失节啊！”于是逃到宋国。其三，郑国也发生了宫廷事变。前面说过，公元前581年，郑成公被囚禁在晋国的时候，郑国大夫公子班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麻隧之战中，郑成公跟随晋厉公出征秦国，公子班趁机潜返郑国，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君位。阴谋被大夫公子騑（fēi）挫败，公子班和他的弟弟公子駹（páng）等人被杀。麻隧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577年春天，卫定公来到新田朝觐晋厉公。公事谈完之后，晋厉公对卫定公说：“我让你见一个人。”不待卫定公同意，晋厉公拍拍手掌，从帷幕之后走出一个中年男子，朝卫定公跪下。卫定公一见这个人，当场脸就黑了。原来，这个人叫做孙林父，是孙良夫的儿子。七年之前，孙林父因为得罪卫定公，出逃到晋国，便一直居住在晋国。现在晋厉公将孙林父叫出来见卫定公，用意十分明显：希望卫定公不计前嫌，将孙林父带回卫国去。史料没有记载孙林父究竟与卫定公有什么样的过节，但是很显然，卫定公不是一般地讨厌孙林父，即使有晋厉公从中调解，他仍然不同意让孙林父回国。晋厉公恼了，等卫定公回国之后，他便派郤犨将孙林父送回卫国，强行要卫定公接纳他。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卫定公还是只想拒绝，倒是他的老婆定姜识相，扯扯他的袖子说：“别再强硬了，再怎么说，孙林父也是有功的宗室大臣的后裔，又有大国在背后为他撑腰，您要是再不答应，国家就将要灭亡。难道您对他的厌恶，超过对国家灭亡的厌恶吗？”卫定公听到这里，心里已经转过弯来了，定姜趁热打铁，又说：“安定社稷，宽待宗室大臣，没什么不好啊！”于是，卫定公彻底想通了，对郤犨说：“寡人愿意听命于晋君。”并且将孙林父的封地还给他。据《左传》记载，郤犨此次出访卫国，给卫国人留下相当不好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态度过于倨傲。卫国大夫宁殖就曾对人说：“这个人恐怕要家破人亡了！古人举行宴会，是为了观察客人的威仪，省查其祸福的。所以诗上说，角杯弯弯，甜酒甘和，不骄不躁，福泽自来。现在国君招待他，他却摆出一副狂妄自大的样子，这不是自取其祸么？”同年冬天，卫定公去世。弥留之际，他做了一件违反常规的事，给卫国埋下动乱的伏笔——他命大夫孔成子和宁殖立庶子公子衎（kàn）为大子，也就是后来的卫献公。公子衎的母亲敬姒是卫定公的小妾。定姜对卫定公的这一安排敢怒而不敢言，在卫定公的葬礼上，她应付着哭了一阵，回后宫休息，看到公子衎神情并不悲哀，便连水也顾不上喝，叹息道：“这个人啊，恐怕将要导致卫国败亡，而且必先从我身上开始。可叹啊！天将降祸于卫国，我怎么不能看到鱄来主持社稷呢？”鱄，就是公子鱄，也是公子衎的同胞弟弟。卫国的大夫听到这话，感觉大乱将至，无不忧心忡忡。孙林父更是未雨绸缪，将家财都搬到自己的封地戚城内，而且送礼给晋国的诸位大夫，为自己准备后路。中原各国的动乱引起了楚共王的关注。公元前576年夏天，早就按捺不住寂寞的楚共王再一次挥鞭北上，征讨内乱连绵的郑国和卫国。这个时候，距晋楚两国的宋之盟仅仅三年。【晋国的隐忧：三郤乱政】公元前576年夏天，楚共王在郢都举行阅兵仪式，誓师北伐。他的弟弟公子贞对这次出征持有不同意见，劝谏道：“我们不久前才与晋国签订和平友好盟约，现在就背弃它，恐怕不妥。”公子侧不以为然地说：“敌情于我有利则进，有什么不可以的？”在公子侧看来，什么盟约不盟约，统统都是浮云。楚国群臣基本上也是这种论调，只有年老体衰的大夫申叔时在老家听到这个消息，担忧地说：“子反（公子侧字子反）有难了，诚信守礼是明哲保身的根本，无信无礼，祸患就要来到了。”楚国大军一路北上，先是占领了郑国的暴隧（地名），然后入侵卫国，抵达郑卫边境的首止。郑庄公的子孙时有惊人之举。楚军主力进入卫国之后，郑国大夫公子喜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他带兵南下，占领了楚国的北部城市新石，对北伐楚军的后勤运输线形成严重威胁。当时晋国的中军元帅栾书很想出兵与楚军决一死战，韩厥及时制止说：“根本用不着，楚君背弃盟约，役使人民打不义的战争，人民必定会抛弃他。没有人民的支持，他还能打什么啊？”韩厥的这番话倒没说错，然而也使晋国失去了一次打击楚军的绝好机会。更为重要的是，郑成公等不到晋国的援军，内心不安，立场也发生动摇。身在武城的楚共王趁机发动外交攻势，派公子成出使郑国，请求与郑国和谈。公子成给郑成公提出一个不能拒绝的条件——以土地换和平，将汝阴（楚国北部地名）的土地统统划给郑国。另外，由于许国连年遭受郑国的进攻，民不聊生，许灵公向楚共王提出，将国人全部迁入楚国境内，以求种族的延续。楚共王答应了许灵公的请求，将楚国的叶城划给许国人居住，许国的旧地则一股脑儿送给了郑国。这笔人情做得太大了，郑成公大喜过望，马上派公子騑前往武城，与楚共王举行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盟约。楚共王挥师北上的同时，晋国的另一个主要盟国，宋国也发生了内乱。这一年夏天，宋共公去世。当时宋国的政权把握在如下宗族手中：右师华元，宋戴公的后人，“戴之族”的代表人物；左师鱼石，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的代表人物；司马荡泽，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司徒华喜，宋戴公的后人，华父督的玄孙，“戴之族”；司城公孙师，宋庄公的后人，“庄之族”；大司寇向为人，“桓之族”；少司寇鳞朱，“桓之族”；大宰向带，“桓之族”；少宰鱼府，“桓之族”。通过以上名单不难看出，“桓之族”在宋国政坛人多势众，占有绝对优势。宋共公死后，司马荡泽阴谋叛乱，派人刺杀了宋共公的大子——公子肥。老好人华元对此无可奈何，哀叹道：“我身为右师，明确君臣大义，就是我的职责所在。现在公室岌岌可危，我却无能为力，我的罪过大了。既然不能尽忠职守，我怎么还敢占着这个位置呢？”于是出逃到晋国。左师鱼石听到这个消息，想去把华元追回来。鱼府拉住他说：“让他去！他如果回来，必定会讨伐荡泽，桓族受到牵连，就要灭亡了。”“唉，你不了解他这个人。他如果回来，就算给他权力讨伐，他也不敢。而且他立过很多大功，国人都拥护他，如果他不回来，国人对我们群起而攻之，那才是桓族的灾难！退一万步说，他就算真的讨伐荡泽，祸及桓族，也不至于对向戌动手。向戌不死，桓族的血脉也就保住了。”鱼石如是说。这里说明一下，向戌也是宋桓公的后人，历来跟华元走得很近，是华元的亲信，所以鱼石有此一说。而且，这位向戌不是一般人物，在春秋时期的历史上，他的所作所为，甚至比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还闪亮，意义还重大。关于向戌的事，以后会讲到，在此不提。于是，鱼石登上马车，一路狂奔，终于在黄河边上将华元截住了。“请您，请您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务必回到商丘，主持大局，否则宋国必乱！”鱼石上气不接下气，紧紧抓着华元的手。华元沉默了片刻，说：“要我回去不难，请左师您支持我讨伐弑君之贼荡泽。我知道这事对您来说，有点为难，毕竟荡泽是您的同族……”“国事为重，一切就由您作主！”鱼石打断华元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华元回到商丘，马上安排华喜、公孙师带领商丘的居民进攻荡氏，杀死了荡泽。《春秋》记载：“宋杀其大夫山。”山，是荡泽的名字，按照微言大义的原则，直书其名，不书其氏，是对这个人的行为表示谴责之意。果如鱼石所料，华元将讨伐的范围严格控制在荡氏一族，没有扩大到整个“桓之族”。然而，荡泽因弑君之罪而死，宋国朝野对“桓之族”都充满了敌对情绪，要求讨伐“桓之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了避免祸患，鱼石带着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等桓族人士，举家迁出商丘，来到睢水之滨，搭建起茅屋居住。华元派人挽留他们，被他们拒绝。入冬之后，华元又亲自来到睢水之滨，请他们回去。“右师请回吧，我们自知有罪，无脸回商丘。”冬天寒风凛冽，河边尤其刺骨，鱼石穿着粗布大衣，颤颤巍巍地对华元说。“自知有罪，就更应该回去，逃避不是办法。”华元态度很好，“你们要相信国家和政府嘛，至少应该相信我嘛，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判决。”鱼石等人一齐摇头。华元也不再劝说，旋即登车绝尘而去。华元走得这么利索，鱼石等人倒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为什么？这不是华元的风格啊！他至少应该苦口婆心地劝说半个时辰，实在不成，无可奈何地回去才对啊！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鱼府，他说：“我们这次没有听从华元的劝告，以后再想回去就不可能了。华元眼神飘忽不定，说话又这么干脆，恐怕心里已经另有想法了。如果他不是真心想要我们回去，现在一定是快马加鞭，自己急着赶回去了。”五个人连忙登上一座山丘，远远地望去，杯具了！只见平原上一辆轻车在迅速移动，一路烟尘，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向带惊得合不拢嘴，问道：“右师这是……想干嘛？”“不对劲。”鱼府说，“咱们跟踪他看看。”于是五人驾着马车，跟随着华元的马车，一直跟到商丘的城门口。只见华元入城之后，商丘的城门立刻紧闭，守城的士兵全部登上城墙，原本干涸的护城河也被注满了水，这阵势，分明是在防范桓族人士进攻商丘嘛！而且，从行动的迅速程度来看，只能说华元是早有准备要将他们拒之于门外了。鱼石苦笑：“好你个华元，人家都说你忠厚，没想到耍起心眼来，比贼还精！”鱼府冷笑：“这也怪不得人家。当初你请人家回来，人家立马答应，只管提条件；现在人家请咱们回去，咱们还要扭扭捏捏。这下好了，真的回不去了。”向带瞪大了眼睛：“那我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鱼府叹息道，“人家早有准备，我们难道还能硬攻不成？”五个人一合计，睢水之滨的族人也顾不上了，驾着马车直奔楚国而去。后人评价鱼石等人的行为，认为他们的做法很不明智，正确的做法是：一、在请华元回来之前，先将荡泽抓住治罪，划清界线；二
台湾av片R片，都不让跟一块儿玩。完全钝了，外界的事都不知道了。定：噢，就是把您护到身边，什么都不让您做。奎：什么都不做。所以我对父亲母亲都不知道亲，就都到这种程度了。定：那您父母后来还有别的孩子吧？奎：没有，就我一个。我父亲生气地说，说我不再要孩子了，再有了也养成糊涂孩子，这我是19岁以后才知道的。定：那您跟父母不是也住在一个院里吗？奎：就是一个院儿也……怎么说，一个院也不是照我们这个小四合房似的，不是头一道二一道，前边是客厅，正房，后罩房。那时候父母住后边，祖父祖母住前边。那时候有时有晌的啊，比如说早晨，我父母上我祖父祖母这儿请安来，请安站那儿说一会儿话，就回屋了。回来做点儿什么事情，待会儿12点以前又得去，吃饭过来吃，说几句话，晚上再上来请回安，一天的时间就没了。这不是我们一家子，张寿崇家也是这样的，那时候满族大家庭都这样。反正是没那么多自由。这里我说一个小插曲，喝水的事。我小时候有个宫廷御医也住在秦老胡同，跟我祖父是好朋友。他说我这人湿气重，不能喝水，所以就不给我水喝，有一次我渴得厉害，就去喝花盆的水，还是我母亲看见了，把我领到她屋里偷着给我倒了两碗水喝。定：你们家那会儿有几个保姆啊？奎：这要说我也说不上来了，没算过。祖母那儿可能有俩仨，管梳头洗衣杂事，可能还有俩使唤丫头。我母亲屋有三个，看我的，还有做活的，做饭的，反正院里站着好些人。我是有一看妈，吃饭是看妈给弄，一人单吃，坐一小地桌。我都分不清是看妈跟我亲呢还是母亲跟我亲。那时候母亲不是都能带儿子回娘家么，我就不行，我母亲回娘家很少能带我去。定：您那时候也读书吗？奎：岂止是读书，整天都在学习，几乎占了所有时间。学5种，中文、英语、书法、武术、历史，后来又加上日文，完全是填鸭式的教育。请家庭教师在家里教。我非常感谢我的两个英语老师，新知识都是他们传授给我的，给我打开了一个新文化的窗口。定：不玩吗？奎：我也说不上来了，反正耍影戏人儿，我经常一个人玩那个。有时候也可以跟叔叔玩。定：那您祖母一天干吗呀？奎：我也说不上来了，反正一天抽水烟，有人点烟，有时候来客人，说正事的时候：“去去去玩儿去”，轰走了。所以家里什么正事我都不知道。定：唉！您这童年可够难受的。奎：不是童年，是从小到大一直难受。把我一辈子都害了嘛。我写过一首诗，第一句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后面三句是“……锦衣玉食困中央；壮士原非侯淑女，一样无计出高墙”。这里有个典故，知道吗？隋炀帝选进后宫的女子里有一个姓侯的，侯淑女，几年都看不见皇上，就上吊自尽了，死前写了一首长诗，很有名，里面有这样几句：“命薄何可量……此身无羽翼，无计出高墙”，隋炀帝也回了一首长诗……注268定：后来怎么又难受了呢？奎：后来我父亲不甘心哪。给孩子叫回家了，由这个没上过学堂，一跳，送外国留学去了。(众大笑)其实我祖父也愿意我去，祖父也觉得要让中国好还得学外国的技术，也同英语老师商量过，想托他把我带到英国去。后来因为英国路太远不方便，日本近，还有亲戚照顾，就改去日本了。又怕我娶一个日本媳妇不行，得结完婚才许走呢。这就先结完婚才上日本。20岁走的。定：您太太是……奎：那桐的二孙女、张寿崇的姐姐啊。娶完带去了啊。不是我带去的，也是一块儿送出去的，要不然怕我在那儿……嗨，是借溥杰、润麒的光啊，他们俩把我带出去的。定：润麒不是婉容的弟弟吗，我找过他，他90多岁了，现在还开着一个诊所。奎：对，比我大5岁呢。他那时是第三回去(日本)。定：这是怎么算的呢？
5.社交圈
奎：跟那家结亲就是我这一辈，以前没结过亲。我爱人的父亲跟我的父亲是把子(指拜把兄弟)，因为我们住街坊。定：您说的街坊就是你们在天津的时候？奎：在天津的时候。在北京不行，他们住金鱼胡同，我们住秦老胡同。子：我老祖(指增崇)跟那桐是好哥们儿，我爷爷那辈儿跟我姥爷(指那桐之子绍曾)等于是换帖子的把兄弟，我爸爸跟张寿崇又是莫逆，好朋友。奎：我跟他们哥儿四个都好，特好，姑舅亲。定：你们家和张寿崇他们家，你们两家在民国的时候和以前，谁家的派头大呀？奎：他们家，他们是中堂。那桐早跳出内务府了，人家当了军机大臣了，不归内务府管了，他跳出去的时候我祖父增崇还没当那么大的官呢。我们家是内务府大臣，没做过中堂。定：你们是内务府总管大臣。奎：对，总管大臣，总管大臣并不是一个，好几个呢。后来我父亲当过正红旗汉军的都统，我那老丈人、寿崇的父亲是正都统，我父亲是副都统，俩人又在一块儿。定：他父亲？就是那桐的儿子绍曾，宝儿？奎：对。定：我听说北京那时候有八大宅门，特别有名的，你们家算一个，还有哪个您知道吗？6.习俗及其他
定：有个问题我想请教您，我看《那桐日记》就不明白，那里头记着说大年初一去拜年，一天就能拜上七十家八十家，第二天又去拜上四十家五十家，这可怎么拜的呢？注275奎：这么拜的：坐着车，管事的拿着名片，到门口来，叫这边的人来，把名片一递，说给您拜年，完了主人不下车，赶车就走了。话到是礼。定：怪不得呢，我说要不一家一家地拜，腿不都得走肿了。奎：下车的也可能有，一般是这么样。话到是礼嘛。要说拜，拜年的时候有好些人都是先拜我们家，第一家全上我们这儿来，不是说我们官儿大，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秦老胡同吉祥，为什么我不知道。就图一个开门吉祥。定：您祖父那时候也像那桐他们家那样有这么多应酬，一天到晚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地这么折腾吗？奎：这我就不那么清楚了，可能也有，就不那么多了。时代也不一样了。在天津的时候没这么拜面对危险，自己毕竟被安全地捆在牢固的金属上。后来她带孩子们去游乐园时，萨尔却不喜欢转盘火箭，那两个男孩也一样。此时，在逃往加利福尼亚的路上，乘转盘火箭飞驰的记忆随时陪伴着她。根据地图，路是直的。她只需找到七○号路，沿路开到犹他州，向左转，然后一路驶到洛杉矶。后来她回想起像这样的旅程——直行，一个州，又是一个州，完全和地图指示的一样。到她的现金减少到只有硬币时，她被迫去找搭车的人了。可是除去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她都记不得那些姑娘的顺序了。让姑娘们搭车是最容易的。她希望有她们做伴，很安全，而她们还会替她出加油费和餐费，有时候还邀她到她们可以休息的地方。她们驶过主路、立交桥、上桥的斜坡、路边的加油站和汽车旅馆，姑娘们为沿途增添了光彩，她们穿着腰带低到臀部、裤脚开衩的牛仔裤，长发飘拂或是把头发剪成与众不同的非洲式样。白种姑娘最为友好，有色人种的姑娘融合得要慢些，不过所有的人都向她讲述前面的加利福尼亚。在会意的谈话、银铃般的笑声和含蓄的沉默之下，她们描述的世界和她自己来加利福尼亚之前的生存天地分毫不爽——悲凄、惊恐，全都错位。高级中学破破烂烂，家长们傻傻乎乎，约翰逊（指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Johnson，1908－1973），其任内使越南战争升级。）令人生畏，警察是猪，男人是耗子，男孩子是傻瓜。第一个姑娘是在曾斯维尔郊外遇到的。当时玛维斯正坐在路边的小吃亭里数她的钱，这出走的姑娘出现了。玛维斯此前已经注意到她进了女卫生间，后来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出来，换了一身打扮：一条长裙，一件平滑的上衣齐到大腿。在停车场，那姑娘跑到凯迪拉克的右侧前窗外，请求搭便车。玛维斯点头同意，她便满脸欢笑地打开了车门。那姑娘说她叫桑兹拉——不过叫我达斯蒂（原文为Dusty，意为“沾满灰尘”或“含糊其辞”。）好了——一直喋喋不休地说了三十二英里。达斯蒂对玛维斯的事丝毫不感兴趣，她吃了两块点心，聊个没完，大部分是关于她脖子上吊着的六个身份识别证的主人的故事。那些男孩是她高中的同班同学或是她上初中时认识的。有两个识别证是她约会时得到的，其余的则是她找他们的家人要的——纪念品。那些男孩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玛维斯同意穿过哥伦布市，把达斯蒂放到她女朋友的家门口。她们到达时正下着细柔的雨。有人完成了那个季节的最后一次剪草。达斯蒂的棕色头发缠成了一绺一绺；新割过的草在雨中散发出阵阵清香，身份识别证叮当作响，还有半块点心。这就是玛维斯对于和第一个搭车人绕路的记忆。除去最后一个，她记不起别的搭车人的顺序了。她看到有个男人坐在高速路休息区松树下的一条长凳上，是在科罗拉多吗？他边读报纸边吃东西，吃得很慢很慢。是在到科罗拉多之前吗？那天太阳高照，可气温很低。在什么地方，反正在那——带她载了一个搭车的姑娘，那姑娘却偷走了她的仿钻石耳夹。但更早的时候—在圣路易附近，是吧？——她打开车门，让两个站在七○号路上发抖的姑娘上了车。她们在大风中用军用外套的衣领紧裹住下巴，脚上穿的是皮面木底鞋、灰色的厚袜子——她们的双手插在衣袋里，用衣领蹭着鼻子。她们说，要去的地方不远。她们说，去一处只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那地方是一个绿莹莹的墓地，但像公园一样住着人。入口处围着一排排的汽车。成群结队的人和只身的散步者在大风中都耐心十足，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来自军校的小伙子。那两个姑娘谢过玛维斯之后下了车，跑了几步，便加入了一伙在墓旁悼念的人当中。玛维斯没有急着走，她对草木一片不自然的绿色感到惊讶。她心里想的是军校学生原来是地道的士兵——只是年轻，实在年轻，而且和他们身后的墓碑一样有着崭新的面貌。玛维斯载了本妮——最后一个搭车人，也是她最喜欢的，可本妮偷了她的内衣和萨尔的靴子。本妮很高兴地听到，玛维斯和她一样是要径直到洛杉矶去。本妮自己是去圣地亚哥。本妮无论如何算不上爱说话的人，但她唱歌，唱的是真正的爱、虚假的爱、救赎，唱的是无缘无故的高兴。有些引人落泪，别的则是故意犯傻。玛维斯偶尔跟着她唱，但多数时候都在听，在一百七十二英里的路程中没有听厌过。伴着本妮嗓音中那种华彩式的痛苦，车子驶过一英里又一英里，而且行进得很轻松。本妮不喜欢在公路的休息站吃东西。如果赶上在这种地方，出于玛维斯的坚持，她就喝些水，而玛维斯则吞下溶化的奶酪和油炸食品。有两次，本妮指点着玛维斯穿过镇子，寻找有色人种的居住区，以便照她的说法吃到“健康的”东西。在这种地方，本妮吃得很慢，每次要的食物都一样，总是些附加菜和配餐。她花钱很仔细，但看来并不担心，加油的时候都是分担一半费用。玛维斯始终没听到本妮计划做什么或者去洛杉矶（噢，在圣地亚哥）见谁。每逢玛维斯问起的时候，她的答复总是简单的“往前走就是了”。然而，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和劳伦斯之间的一处地方，她溜掉了，还拿走了玛维斯鲜亮的塑料雨衣和萨尔的黄靴子。怪事，玛维斯的五美元钞票还用橡皮筋系在挡杆上。她们在一家叫希基的下等餐馆刚吃完烤肉和土豆色拉。本妮的“打包”食物包得好好的摆在桌上。“我来付款，”她朝账单点着头说，“趁我们上路之前，你去一下厕所。”等玛维斯从厕所出来，本妮和她“上路”的笑话一起不见了。“我怎么会知道？”女服务员这样回答，“她连一分钱的小费都没留下。”玛维斯取出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放到了柜台上。她在车里等了几分钟，才找到返回可爱的七○号路的路。本妮一走，凯迪拉克车内的沉寂简直难以忍受。玛维斯一直开着收音机，如果播出了本妮唱过的歌，她就随着哼唱，为那些劣等表演哀伤。在一处埃索石油加油站，玛维斯吃了一惊。她还掉洗漱间的钥匙以后，便向窗外看着。在掩蔽着油泵的霓虹灯下，弗兰克正俯身隔窗看着凯迪拉克车内。他可能在两周内长出那么多头发吗？还有他的衣服。黑皮夹克，衬衫几乎敞到肚脐，还戴着金链子。玛维斯弯下腰去，当服务员盯着她看时，她竭力做出一副像是脚下绊了一下的样子。没地方可跑。她翻看着架子上的科罗拉多地图。她再往外看。他走开了。她想，他把车停在附近，等着她出现。她对自己说，我要大喊大叫，假装不认识他，和他动手，叫警察来。汽车已经不再是薄荷绿的了，啊，天哪——车牌可是原来的。她有注册证。也许他有购车时的车主证。出了新闻简报吗？她不能干等，而且又没有退路。玛维斯向前走去。没有跑。没有绊倒。一往直前，从她的钱包里拿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回到车里，等着服务员收钱的时候，她从后视镜和侧视镜中察看着周围的情况。没有什么。她交完费，转动了点火开关。就在这时，那个穿黑夹克、敞着衬衫的身影在右侧的镜中出现了。金链子闪映着霓虹灯光。她吓慌了，忘记了在找什么地方。是什么交叉路口？向右转到南边。不，是西边。在什么地方进入七○号路？可这是东边。出口坡道是向哪里去的？一小时之后，她驶在一条先前已经走过两次的道路上。为了尽快出去，她发现自己行进在一座窄桥和一条两边都是货栈的街道上。她想好了，无论如何，二级路会好些。警察少，路灯少。每遇到红绿灯，她都心惊胆战，便取道出城。夜幕降临时，她到了一八号路上，就这样一路驶下去，直到引擎里只剩下冒着的烟。凯迪拉克既不叹气也不咳嗽了，干脆在一团漆黑中停了下来，车头灯照出了三十英尺远的柏油碎石路。玛维斯关掉车灯，锁上车门。她悄声对自己说，要有点勇气，就像那些跑来跑去的姑娘们。如果她们能四处游荡，跳上汽车，搭车去墓地，找陌生的居民区要吃的，独自找出路或者只是相互保护，她当然也能在黑夜中等候着黎明到来。她长大成人之后就做过这一切了，能够在大白天睡上安稳觉。何况，她毕竟不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了；她是个二十七岁的母亲……时代牌威士忌毫无助益。泪水淌湿了她的下巴，一直流到脖子上。酒最终把她击倒了。玛维斯醒来时，口干舌燥，面目难看，视线模糊。她知道自己感到饿，是因为红红的西瓜似的太阳看着就像能够下肚。周围的蓝天却不那么诱人，当然也不至于招人厌烦，由亿万英里中不止一样东西支撑着。无可选择。她照达斯蒂教她的办法放松一下自己，回到车里等候再有一辆汽车经过。本妮很精明，她总要在离开任何地方的时候丢下食品盒。玛维斯感到自己的愚蠢像个干口袋似的在头上套紧了。一个成年妇女，竟然不能穿越这个国家，不能作出超过二十分钟的计划，还要人教如何在杂草中擦干身子。脑子成了一团乱麻，以致没打开车窗让婴儿能够呼吸。如今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从向她迎来的金链子跑开。弗兰克是对的。从一开始他对她的看法就完全没错：她是地球上最蠢的女人。等待期间，没有轿车、卡车或公共汽车驶来，她打着瞌睡，在可怕的想法中醒来，再昏然睡去。她突然坐起身，完全清醒明白了，决定不干待着挨饿。路上那些姑娘会不会就这么干坐着？达斯蒂会吗？本妮呢？玛维斯向四下仔细打量。在那不止一样东西的亿万英里中，远处有些树。这是草呢，还是什么庄稼？每一条路都通向什么地方，是吧？玛维斯收拾起她的钱包，寻找她的雨衣，却发现已经不见了。“天啊！”她惊叫一声，砰地把车门关上。上午余下的时间，她仍待在同一条路上。太阳升到头顶之时，她转到了一条较窄的路上，因为那里有树荫。还是柏油碎石路，而且窄得容不下两辆车，非轧上路肩不可。在路上没有树的地方，她看到左前方有一栋房子。那房子看着很小，而且关着，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发现那房子既不小也没关着。她不得不穿过几英亩的玉米地才来到跟前。那房子要么是背向着她，要么是没有车道，随着越走越近，她才看出来房子是石头砌的——可能是砂岩吧，而且已经旧得发黑了。起初看着仿佛没有窗户，但后来她找到了门廊的起点，并且看到底层大窗的反光。她绕到右边，便瞥见了一条车道，不是通向前门，而是转到了侧面。玛维斯向左绕去。靠近门廊的草是修剪过的。石阶两侧都刻有抓着顶端装饰物的动物爪子。玛维斯走上台阶，敲了敲门。没人应答。她走到有通道的一侧，看到一个妇女坐在菜圃边上的一把红色木椅上。“打扰了！”玛维斯两只手在嘴边拢成喇叭状，高声叫喊。那女人朝她转过脸来，但玛维斯说不清她向什么地方看，因为她戴着墨镜。“打扰了，”玛维斯向前凑了两步，现在没必要大喊了，“我的车在那边抛锚了。有谁能帮帮忙吗？有什么地方可以打电话吗？”那女人站起身，边用双手拽了拽围裙的边缘，边走向前来。她穿着一件有小白花、纽扣很奇特的黄色棉布衣裙，系着的围裙看着就像是帆布做的。她的平底鞋没系带。头上戴着一顶宽边草帽。烈日当头，一股热风吹来，掀起帽檐的后部。“这里没有电话，”她说，“到里边来吧。”玛维斯随着她走进厨房，那女人把围裙里的山核桃倒进炉边的一个盒子里，随后摘掉了草帽。两根海华沙（或译哈依瓦萨，印第安人传说中的始祖。）式的辫子拖在她的双肩上。她脱掉鞋子，用一块砖顶着门，让它开着，随后摘下了墨镜。厨房很大，充满各种香味，还有足够一个女人吃一顿的饭菜。她背对着玛维斯，问道：“你是喝酒的女人吗？”玛维斯不清楚对方是要给自己喝一杯呢，还是请求自己准许她喝一杯。“不，我不喝酒。”“这地方是不准撒谎的。在这里，一切真事都是可以的。”玛维斯吃了一惊，往手掌里吹了口气。“噢，过去我有时候喝一点我丈夫的酒，可我不是你所说的喝酒的女人。我实在是……唉，受尽折磨了。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然后又用光了汽油。”那女人忙着点炉子。她的辫子垂向前边。“我忘了问你的名字了。我叫玛维斯·阿尔布赖特。”“人们叫我康妮（后文“康瑟蕾塔”的昵称。）。”“我挺想喝些咖啡，康妮，你要是有的话。”康妮没转身，点了点头。“你在这儿工作？”“我在这儿工作。”康妮把辫子甩到肩后。“这儿住着一家人吗？我好像敲了好长时间的门呢。”“没有一家人。只有她一个人在楼上。就算她愿意，也没法应门，何况她根本不愿意。”“我要去加利福尼亚。你看能帮我弄些油到我的车里吗？能指给我从这儿出去的路吗？”那女人对着炉子叹了口气，但没有回答。“康妮？”“我在想呢。”玛维斯打量着厨房，这四下里看来和她初中学校的咖啡室一样大，而且也有木头弹簧门。她猜想着在一道道门外是一间又一间屋子。“你一个人待在这地方，不害怕吗？这外边多少英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呢。”康妮笑了。“吓人的东西不总在外边。最吓人的东西在屋里呢。”她拿着一只碗从炉边转过身，放到玛维斯跟前。玛维斯绝望地望着上面融化着一块黄油的冒着热气的土豆。时代牌威士忌造成的醉意使饥饿感变成了恶心，不过她还是说了声谢谢，并从康妮的手中接过了叉子。无论如何，咖啡的香气还是有指望的。康妮在她旁边坐下。“我也许可以跟你去。”她说。玛维斯抬头看着她。这是她第一次看到那女人没戴墨镜的面容。她很快又把目光收回到食物上，把叉子伸进碗里。“你说什么，你要和我去加利福尼亚？”玛维斯感到了，却无法面对那女人的微笑。她在热土豆前洗过手吗？她身上有一股胡桃而不是山核桃的气味。“那你在这儿的工作怎么办？”玛维斯强迫自己尝了一小口土豆，咸的。“加利福尼亚在海边吧？”“是啊，就在海岸上。”“再看到水真是太好了。”康妮目不转睛地盯着玛维斯的脸，“一浪又一浪的。一大片水啊。蓝，蓝，蓝蓝的，对吧？”“人们都这么说。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海滩，橘子……”“对我也许太明媚了。”康妮突然站起身，向炉子走去。“不会比这里更明媚了。”黄油、盐和胡椒掺进土豆里还不是那么糟糕，玛维斯很快地吃着，“走了好多英里，不见一点阴影。”“真的，”康妮说着在桌上摆了两杯咖啡和一罐蜂蜜，“这世上阳光太多了，把我都弄烦了，再不想吸收了。”一阵微风吹过厨房门，以一种更甜美的芳香取代了食物的气味。玛维斯原以为咖啡一上来，她会一口喝光，但又热又咸的土豆使她得到了满足，变得不那么急迫了。她照康妮的样子把蜂蜜舀到咖啡杯里，慢慢地搅拌着。“你想好了我怎样才能弄到汽油吗？”“稍等一会儿。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吧。外边的人会来买东西的。”“买？买什么？”“园子里的东西。我做的饭菜。他们自己不想种的东西。”“其中会有人带我去弄到油吗？”“肯定。”“要是没人来呢？”“总有人来的。总有人会来的。每天都有。今天上午我已经卖了四十八个玉米和整整一磅胡椒。”她拍了拍围裙的口袋。玛维斯对着杯子轻轻吹着，随后走到厨房门口向外看。她刚到的时候，见有人在家很高兴，没有好好看园子。此时，她看到在红椅子的背后，花卉散种或间种在一畦畦的蔬菜中间。一些地方，用杆子撑着的作物在土岗上种成圆圈而不成行。视线之外有鸡在咯咯地叫。园子的一部分她原以为已经长了杂草，仔细一看，原来种了一片甜瓜。再往远处是一大片玉米地。“你不是一个人种这么多东西吧，嗯？”玛维斯指着园子说。“除去玉米。”康妮说。“哇。”康妮把早餐碗放进水池。“你想洗洗吗？”玛维斯想象着一道道门后是一间套一间的屋子，无法开口问卫生间的事。她在这厨房里感到很安全，想到要离开厨房，心中有些不踏实。“我要等着瞧瞧谁会来，然后再把自己收拾一下。我知道我这样子够难看的。”她
鸦片的英国商人，至于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官员们，小的先给抓了，大的则暂时先放过，秋后算账不迟，毕竟现在还得靠他们出力抓人。吸鸦片的中国人、卖鸦片的中国商人和部分徇私枉法的官员先后被林则徐轻松地收拾了，该抓捕的抓捕、该没收的没收，该罚款的罚款。终于轮到了鸦片的主要提供者英国商人。公正地说，林则徐确实略通世界形势，所以他也为英国的海军实力感到略微有些担心，但林则徐一想到英国人不善陆战和茶叶、大黄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便坚定了彻底禁绝鸦片的决心——哪怕因为禁烟而导致中英战争，我天朝上国又何惧一战！林则徐对付英商的手段简单而直接——包围英国商馆，断水断粮，命令英国人赶紧交出鸦片，赶紧在内容为“以后禁止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物全部没收，人员立刻正法”的保证书上签字，否则小心吾皇天威降临！无论什么时候都有要钱不要命的家伙，更何况这些在鸦片上几乎押上了全部身家的英商，所以有个别英商不想交鸦片，打算跟林则徐拼命。这时，现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登场了，他对那些想拒交鸦片的英商说：不要抵抗，你们把鸦片先缴给我，由我转缴给林则徐，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损失由大英帝国政府负责。请注意义律的身份并仔细揣摩他说的这番话！义律的这番话所表达的意思很清楚——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它不再是商人的私有财产，而是英国政府的公共财产。义律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外交人员，他首先要保证本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但同时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显然将个人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外交行为，有利于他在图穷匕见的时候向国内求援，引军事力量逼林则徐就范。既有政府埋单，又能保住性命，去哪里找比这更便宜的事情？那就把鸦片都缴了吧。在义律的“帮助”下，林则徐的缴烟任务超额完成，英国人比林则徐预计的多缴了大概一千箱。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将所有缴获的鸦片在虎门全部销毁，是为“虎门销烟”。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鸦片虽然被毁了，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缴了鸦片的义律死活不签保证书，他说保证书里的货物没收这一条可以接受，但人员立刻正法不能接受，大英帝国的法律里没有这样的定义。这事还没有解决呢，又出事了。几个英国水手酒后肇事，与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林则徐和义律在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上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义律认为应该按照英国法律审判肇事水手，而林则徐则要求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按照大清法律杀人偿命。义律反对，于是林则徐放出了狠话：你不交人也行，但你们英国人必须统统给我滚出大清的领土！义律和英国商人们离开了澳门，他们来到了一座荒凉的小岛上暂住，这座小岛大家都很熟悉，它就是香港。随着林则徐这边节节胜利的好戏接连上演，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天朝上国君临万国，神威令人无可抵挡”的自我膨胀之中。没有人意识到，义律已经为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写好了剧本。义律作为律劳卑曾经的秘书，尤其是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令他深刻认识到唯有武力才能迫使清朝政府接受西方的规则，因此他决定挑起一场战争来告诉清朝皇帝什么才是自由贸易，什么才是平等外交！鉴于之前英国政府对走私鸦片的态度一向是“你们走私活该被清国欺负”，因此义律为了说动英国国会支持出兵，和他的团队精心准备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意如下：清国以天朝上国、优越人种自居，老用教训孙子的语气和侵犯人权的做法对英商横加侮辱，甚至多次危及没有走私鸦片的无辜英商的生命，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清国的法律似乎是专为方便官吏贪污受贿而设置的，因此与清国进行贸易需要缴纳比关税高得多的其他费用。所以对这样的政府，讲道理是行不通的，只有先把它打服帖了，才能纠正在华英国官员和臣民所受不公正待遇，才能捍卫通商权利，才能维护国家荣誉……这个理由没有打动国会，倒是拨动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自尊自大的心弦。在维多利亚的干预下，1840年4月，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微弱优势通过出兵决定。广州城内的林则徐在得知英国人出兵的消息之后，并不慌张，他的策略是防守反击。在做好广州城防的同时，命好友、清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关天培加强水路如虎门炮台之类的防守要塞的火力，准备以逸待劳，迎接英国人的猛烈进攻。6月，英国人的庞大舰队抵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可是一连过去了好几天，林则徐想象中的英国舰队的攻城之战并没有到来。英国人干吗去了？后来知道了，英军的主力舰队根本没有强攻广州城的打算，英国人的计划是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过招，因为这样效率最高、效果最好。不得不说英国人的计划极具可行性，因为清朝的国防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没有强大的海军，一万多公里的海防线几乎漏成了筛子。英国主力舰队一路北上，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道光听到的全是坏消息，英国人出兵，舟山失陷，宁波被封锁……不过这都不如直隶总督琦善上报的“英国人的舰队已达天津附近”的消息来得震撼！京畿要地暴露在敌舰的炮火射程之下，大臣们慌了，道光也慌了！慌忙之下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将坏事的林则徐撤职，派人安抚英国人，在谈判桌上看看英国人究竟想要什么。出使的钦差大臣是琦善，谈判的结果是这位兄台半推半就地跟强势的英国人一起拟定的《穿鼻草约》，主要内容包括三项：割让香港，赔偿英国商人损失六百万银元，允许两国官员平等地进行交往。签约的双方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他们大失所望。清朝这边很不满意，完全不能接受割让领土的结果，英国政府也很不满意，觉得成果太小——贸易还不够自由，地位也不够平等。既然在谈判桌上拿不到想要的结果，那就只有在战场上再见。清朝军队不仅武器比英国人落后，军事素养方面差得更远，所以当战争再度打响后，形势急转直下。清军与英军的死亡比高达400比1，但如此悬殊的伤亡代价也没能挽回虎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和漕运枢纽镇江等地接连陷落的命运。连战连败的道光急忙叫停，理由很奇葩——大清国不能继续在汉人面前丢脸了，以免汉人被鼓动起来造反。既然如此，那就求和吧。1842年年底，近代史上著名的《南京条约》在道光皇帝和维多利亚女王分别签字后，正式生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浴火重生林则徐根据“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当然，前提是对“落后”的理解一定要正确。“落后”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拳头的力量不行，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乃至于看不到自己的落后，才是挨打的最根本原因。可悲的是，大清帝国被打成了猪头，都没能让其决策层明白自己的落后，所以将来还得挨打。万幸的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清醒了，这至少能保证中华民族在最终崛起之前少挨些打。被打醒的知识分子之一，就是已经好久不见的林则徐。林则徐是被战场上陆陆续续传来的残酷结果惊醒的，尤其是当好友关天培携虎门炮台之威，拥人数之众，占防守地利都未能在英国人的进攻之下撑过一天，这才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做差距！这才让他意识到了之前自己对西方世界的认知是多么的浅陋！但林则徐也明白，自己已不再是钦差大臣，前途难测，也不知道皇帝将如何处置自己，将来又哪有机会再去重新认识西方世界？就在林则徐黯然神伤的时候，道光皇帝宣判了对林则徐的最终处罚结果：贬谪新疆伊犁。理由是林则徐不仅没把禁烟的事情办好，还节外生枝，给大清帝国招来了强大的敌人。对大部分人来说，环境恶劣的伊犁可能就是人生的终点。林则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又能怎么样？林则徐迈着沉重的步伐上路了。上天还是公平的，因为它是不会让你一路失望下去的。林则徐在被贬谪伊犁的途中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好友，叫作魏源，字默深。二人寒暄欷歔过后，林则徐说出了最想说的话：默深，我此去关山万里，前途维艰，恐怕此生再无相见之日，以后了解西方教化国人的重任就只能靠你了！魏源果然不负所托，十年后，其皇皇巨著百卷《海国图志》问世，其中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更是激励了中华民族数代人！这当然是后话了。到达伊犁之后的林则徐，面对荒凉的大西北和恶劣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混吃等死、并没有退却畏缩，而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几年内遍行西域三万里，实地勘察了新疆大部分的地理人情、气候、边防等情况，并用笔把它们记录了下来，这是他在新疆获得的最珍贵的财富。他后来在离世之前把这本笔记交给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幸运继承这笔财富的年轻人叫左宗棠。1850年11月底，林则徐再度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稳定局面，于途中病逝。林则徐天不假年，因而未能在广西与一个叫洪秀全的人正面交手，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的幸还是不幸。隐忧虽然战争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道光又一连签了好几个条约。譬如道光跟英国人签了《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鉴于这两个条约和《南京条约》的内容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在此对三个条约的内容简单概括之：一、割香港。用道光的话讲，是“暂行赏借”香港与英国人。二、赔白银两千一百万两。请注意，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让十三行的商人掏的腰包，对清朝财政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导致清朝统治者没有被打醒的原因之一。三、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四、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允许英商在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选择上海作为贸易港口说明英国人的眼光还不错。五、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六、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人只能提请诉讼，但没有审判权，一切得按照英国法律程序来。七、海关税率一刀切，大概是百分之五，以前约百分之二十。除了割让香港外，显然最后两条也很让人难受，因为第六条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第七条则意味着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不过清朝统治者和大臣们不懂，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带来的深远危害。英国人前脚刚走，美国人和法国人后脚就到了。因为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顺带把美国鸦片贩子的烟也给收了，所以美国人趁机漫天要价。至于法国人，他完全就是借英国人的光趁火打劫。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美国人和法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付清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你要讲礼貌就会被当做来朝贡的，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他们直接对道光说：我们也要签约，不签的话兵戎相见。道光见英国人这么厉害，以为同为白种人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是一样的强悍，因此就乖乖地分别跟美国人签了《中美望厦条约》、跟法国人签了《中法黄埔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美法两国得到了英国人得到的一切，甚至比英国人还多！其中，美国人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与美国人签的《中美望厦条约》里有一条“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美望厦条约》），也就是说美国人觉得条约不够用了，待约满十二年后可以改成够用的。这不相当于送美国人一个作弊器吗？道光送给美国人的这个“礼物”给其他列强留下了无尽的遐思，也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无尽的后患。法国人也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开放了教禁，法国可以在通商港口建立天主教教堂和坟地，清政府还必须保护教堂的安全。事实上，传教士早就进入中国了，只是数量很少，而且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史料记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学汉语，他的中文老师每次上课时必须随身携带一双鞋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自己是去买鞋的，毒药是万一被官府查出好服毒自尽。现在好了，道光开放了教禁，传教士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地位合法化。唯一的问题就是还不够完美，只把天主教写进了条约。不过，清朝很少有人能搞清楚传教士的类别，实际上传教士的地位已经完全合法化了。讲了这么多传教士的东西，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工作重点除了输入商品外又加上了一个输入传教士，确切地说，是输入思想意识。因为根据他们征服其他殖民地的工作经验，输入思想意识是逐渐影响乃至控制一个国家的最佳工作方式，虽然很卑鄙但却很有效。接下来发生的诸多大事件都将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传教士的影子！……签约签得手软的道光肯定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应该勉强算得上一个好人，一个眼光始终停留在祖宗家法、防范汉人的程度上的，耳根软、懦弱无能的好人，一个不适合当皇帝的好人。这个不适合做皇帝的好人在度过了并不愉快的近三十年皇帝生涯之后，即1850年就去天堂见祖宗努尔哈赤了。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道光轻轻地挥一挥衣袖，不仅没带走一片云彩，还把一个大烂摊子留给了刚刚成人的咸丰。借口咸丰虽然顺利继位了，但他的这个皇位真是得来不易。道光皇帝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九个儿子中，前三个早亡，老五过继出去了，老七、老八、老九年龄太小。因此他只有两个人可以选择，一个是四阿哥奕詝，也就是咸丰；另一个是六阿哥，也就是清宫剧中经常出现的角色恭亲王奕訢。竞争对手奕詝和奕訢的关系非常亲：奕詝生母早逝，奕訢的母亲静贵妃是奕詝的养母。要论文韬或是武略，奕訢都要比奕詝强。但是，才能并不是继承皇位的唯一条件。首先，奕詝的起点比奕訢高。奕詝的生母就是道光的皇后，正史载为暴毙，小道消息是得罪了宫中的权威人士太后被逼自尽，道光是个孝顺孩子，不敢对太后怎么样，只能在心里偷偷怀念他的皇后，怀念的最好方式就是对皇后留下的儿子好。但光靠母亲留下的恩泽还不保险，揣摩人心的阴谋诡计往往更管用，各方面均逊于弟弟的奕詝依照老师杜受田之计——藏拙示仁、藏拙示孝，以动人的演技成功演绎出“仁孝”二字的“精髓”，成功捕获道光的龙心，得到皇位，成为清朝第九任皇帝。咸丰好不容易上位，但上位之后的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老天就送给他两个绝大的考验，这两个考验就是前文说过的袁小四出生之时咸丰正被架在火上烤的原因。第一个考验是太平天国起义，这事儿原因比较复杂，后面再讲。第二个考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和做生意，但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民打过架，所以广州人民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广州的最高长官两广总督应付英国人的办法就是拖，表面上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却怂恿广州人民继续斗争。当时英国人也没准备继续打仗，于是掉头就走了，这事儿就这么拖了下来，这一拖就是十二年。别看英国人似乎被糊弄过去了，其实英国人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是为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而已。机会终于来了。1854年，英国人援引《中美望厦条约》里的“十二年修约”条文以及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取得更多的特权和利益。其实英国人的要求是野蛮的、是毫无道理的，《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