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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高颜值年轻女闺蜜磨豆腐视频渔翁之利，所以不可能出兵；杨行密当时正与钱缪争夺江淮，无心插手关中事务。只有平卢节度使王师范见到诏书后，泪流满面地对众将说道：“我们身为朝廷的屏障，岂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陛下陷入如此困境还在这里拥兵自重。”所以他决定出兵凤翔。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王师范算是个儒将，平生以“忠义”二字自诩，有别于一般的武夫，很有智慧谋略，并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行为作为准则。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朱全忠在全力围困凤翔，而事实上他的汴州后方极为空虚，王师范分遣部将装成前往汴州贡献的使团或做小生意的商贩，藏带兵器潜入朱全忠占据的汴、徐、兖、郓、齐、沂、孟、滑、陕、虢、华等地，约定好在同一天对朱全忠的各地发起攻击。正月四日，行军司马刘鄩先让人装成贩油者潜入兖州城。在得知泰宁节度使葛从周已经离城前往邢州，城内守备空虚的情况下，刘鄩利用夜色带领五百精兵自水洞潜入城中，兖州守军一时措手不及，被迫举城投降。刘鄩占领州府后，首先拜见葛从周的母亲，每天清晨都去问安，对其家人也是恩礼有加，一切供应如常。不过，刘鄩虽然成功占领兖州，但派往各地的将士们却多因为走漏风声而兵败被擒，就在同一天，平卢将张居厚带领二百名精兵推着小车，装扮成商人模样进了华州城。华州总管娄思敬见这伙人各个身强体壮，不像是做生意的人，便上前盘查。张居厚等人一声呐喊，从车中抽出刀枪，将娄思敬等人砍翻在地，成功占领了东城，随即向西城发起进攻。此时崔胤身在华州，得知平卢军来袭后，立即率众进行抵抗。张居厚毕竟人数太少，只好放弃东城撤退。张居厚带着部下逃往商州，结果被汴州军队擒获。当时朱全忠征讨凤翔时，留下节度判官裴迪驻守大梁，王师范为了迷惑汴州军队，派人到大梁表示愿意朱全忠修好。不过裴迪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送信的人神色不对，于是他询问了淄、青地区的情况。结果一问之下，送信的人回答得很不自然，机敏的裴迪立即觉察出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屏退左右，然后用重金收买送信的人，才得知平卢军的行动计划。裴迪听后大惊失色，在来不及禀报朱全忠的情况下，立即命令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带领一万人马东巡兖、郓之地。朱友宁到达后，又急召葛从周自邢州回师共同攻打王师范。朱全忠当时身在凤翔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十分焦急，当时凤翔已经是一座孤城，如果就此放弃进攻，将会前功尽弃，但朱全忠还是分出一部分兵马给朱友宁，让他务必打败王师范。从实力对比角度来看，王师范不如朱全忠，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所以他采取了偷袭的策略，而现在自己的意图已经被识破，而且自知不是朱全忠的对手，于是便向李克用求援，他派人将自己起兵讨伐朱全忠之事详细告诉了李克用。李克用对王师范的举动大加赞赏，就在李克用正要出兵援救王师范时，听说皇帝李晔已经起驾回京，李克用担心朱全忠腾出手来进攻自己，于是便撤兵回归本镇。凤翔之战结束后，朱全忠终于能够集中精力对付王师范。为了一举消灭王师范，朱全忠上奏皇帝李晔请求对李克用加以封赏，并告诉李克用是自己的意思，这样一来就可以防止在攻打王师范的过程中，李克用抄自己的后路。三月十七日，朱全忠在处理完凤翔的善后事宜后回到大梁。此时王师范的弟弟王师鲁正在攻打齐州（今山东历城），朱全忠让朱友宁带领大军援救齐州，就此拉开了全面反击王师范的序幕。王师范眼见朱全忠展开反击，急忙调遣军队增援兖州的刘鄩，但均被朱友宁击退。兖州城被葛从周团团包围，而朱友宁则引兵攻打青州。二十七日，朱全忠自大梁领兵增援朱、葛二将，王师范向淮南的杨行密求援。杨行密派出两支援军，一支进攻宿州，结果被朱全忠的部将康怀贞击退；另一路由大将王茂章率领七千人援救青州。王茂章是淮南猛将，上阵时携带双枪勇猛无敌，他与王师范之弟时任莱州刺史的王师诲合兵攻下了密州（今山东诸城），随即向青州进发。五月，朱友宁在进军青州的途中，在博昌（今山东博兴）受阻，博昌城虽小，但守军极为英勇，朱友宁以数万大军围攻了将近一个月也未能攻下。朱全忠闻讯大怒，派部将刘捍前去督战，朱友宁深知朱全忠的脾气，如果再攻不下来，自己可能性命难保，于是命令士兵将附近百姓全部抓起来。当时十多万民丁在汴州军队的威逼下，搬运木材土石，在博昌城南构筑土山。当土山即将接近城墙时，朱友宁下令将民工全部驱赶上山杀死，一时间冤号哭骂之声传至数十里，汴州军队就是踩着这些人的尸体攻进了博昌城。朱友宁进城后，下令大肆杀戮，城内无一人幸免。在攻下博昌后，他以最快的速度直逼青州城下，然后又派部将进攻登州和莱州。就这样在汴州军队的强力攻势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登州和莱州相继失陷，两州败逃的士兵相继逃往青州。王师范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在石楼设置两寨，想要以此抵挡朱友宁的进攻。不过，就在两寨刚刚竣工之时，六月七日，朱友宁利用夜色偷袭登州寨。王师范催促王茂章出兵迎战，而王茂章却按兵不动。朱友宁攻陷登州寨后，又立即进攻莱州寨，此时天色已经放亮，王茂章估计朱友宁人马已经疲惫，于是与王师范合兵出战，大败朱友宁。朱友宁自高岗上驰下迎敌，不料马失前蹄，最终被斩杀于乱军之中，失去主将的汴州军队立即大乱，王师范与王茂章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米河附近方才收兵。朱全忠得知朱友宁战败身死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亲自带领二十万大军昼夜兼程奔赴青州。七月十四日，朱全忠到达临胊，命令人马急速向青州城发起进攻。王师范携战胜朱友宁的余威出战，结果大败逃回城内，而王茂章却故意闭营不战，在知道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于傍晚时分率兵连夜逃走，只留下王师范独守青州。八月一日，朱全忠见平卢军实力尚强，于是留下曹州刺史杨师厚继续围攻青州，自己则领兵返回大梁。朱全忠走后，杨师厚驻扎在临胊，与王师范继续对决。不过王师范依旧不敢出战，杨师厚为了尽快攻下青州，诈称自己要前往密州，将辎重留在了临胊。王师范得知杨师厚前往密州的消息后，倾城出兵进攻临胊。杨师厚伏兵奋击，大败平卢军，杀伤万余人，擒获王师范的弟弟王师克。次日有五千名莱州兵前来救援，又被王师厚拦杀殆尽，王师厚乘胜在青州城下安营扎寨。八月二十一日，王师范看到对抗不过汴州军队，于是派副使李嗣业及其弟王师悦向杨师厚请降，并请以其弟王师鲁为人质。朱全忠本想杀掉王师范，但他听说李茂贞和杨崇本要联手将皇帝李晔接出京城长安，于是便急于将皇帝李晔接到洛阳，才接受了王师范的投降。王师范投降后，刘鄩依旧占据兖州。当时葛从周为了解救妻儿老小攻城甚急，刘鄩让士卒用板轿抬着葛从周的母亲登城，让葛母劝葛从周解除对兖州的包围。葛从周见家属无恙，于是暂时撤退二十里，兖州城的形势稍稍得到缓解。不过，由于长期被围，兖州城里粮食奇缺，刘鄩让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出城觅食，城内只留下少壮男丁御敌，他治军有方，虽然城内形势极其危急，但百姓们却能安然度日。葛从周见兖州城不易攻取，于是派人劝降刘鄩，不过刘鄩的答复很干脆，他是奉王师范的命令驻守兖州，如果今日见其失势就出城投降，实在是有违做人的道理。后来王师范投降后，声明刘鄩的所作所为全是他的意思，请求朱全忠赦免其罪，并派人命令刘鄩投降，刘鄩得到命令后方才举城投降。刘鄩是个颇具大将风度的人，葛从周很感激他能善待自己的家人，于是替他准备好衣装，准备送他去大梁。不过刘鄩却执意穿囚服前往大梁，而且到了大梁后，刘鄩要求身穿罪服入见。朱全忠十分看重刘鄩，下令免除其罪，并任命他为都押将，后来不断升迁，直至做了汴军名将。相比于刘鄩的待遇，王师范的结局则十分悲惨，朱全忠在解除了西顾之忧后，便让部将李振取代了王师范，而王师范则举族迁往大梁。朱全忠开始还能对他以礼相待，不过到了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朱友宁之妻要为夫报仇，说丈夫之所以会死于乱军之中，全是因为王师范叛逆的原因，如今王师范还活着，这让她感到万分痛心。朱全忠听后下令诛灭王师范全族，而且宣读诏书的使者先在王家住宅边挖了个大坑，然后才宣读了诏书。王师范听完后全无畏惧之色，带领同族二百余人从容赴死。值得一提的是，王师范是唐末最后一个公开起兵对抗朱全忠的人，此后朱全忠再也没有敌手，他的目标开始瞄向那个高高在上的宝座。剪除羽翼天复三年（903年）正月，皇帝李晔从凤翔回到了京城长安。事实上对于李晔而言如同脱离了牢笼又入虎口，朱全忠在击败一个又一个对手后，野心越来越大，他已经不甘心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开始图谋称帝。朱全忠明白要想达到称帝的目的，必须首先设法剪除皇帝李晔身边的羽翼，他觉得性情偏激的崔胤既痛恨宦官又猜忌大臣，可以加以利用，而崔胤也想借助朱全忠的支持独揽朝廷大权，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清洗朝廷。皇帝李晔回京的第二天，朱全忠和崔胤密谋后一同入朝，崔胤按照朱全忠的意思上奏，说建国之初天下太平，宦官并不领兵和参与朝政，天宝年间以后，宦官势力逐渐强大，到了贞元末年，德宗皇帝为了便于随从护卫，将羽林卫分为左、右神策军，并让宦官统领，遂成为定制。自此之后宦官集团参与国家机密，擅夺百官职权，严重者勾结藩镇危害朝廷，朝政混乱的根源就在于此，如果不将其斩草除根，终会受到其害。崔胤在奏疏的最后，请求皇帝李晔罢免由宦官担任的诸司使，其事务全都放还有关省、寺掌管，并下诏召回诸道监军。皇帝李晔一看到奏疏，便知道是朱全忠的主意，很长时间以来他对崔、朱二人可谓是既敬且畏，根本不敢说出不同意见，只得按照崔胤所说的，下诏颁布执行。在李晔刚刚下完诏书的当天，朱全忠等人未经皇帝李晔的同意，便派兵将以宦官第五可范为首的七百多名宦官集中到内侍省杀掉。当时“冤号之声，彻于内外”，这是宦官自天宝年间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后，第一次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可谓是遭到重创。不仅如此，当时出使在外的宦官，朱全忠也下令让地方官杀掉，只留下三十个黄衣小宦官打扫宫廷。皇帝李晔虽然痛恨宦官，但当他听说其遭到朱全忠大规模的屠杀后，顿时感到不寒而栗，却也无可奈何。自此之后只能让宫女出入宫廷宣布诏令，崔胤同时夺得了六军十二卫的领导权。朱全忠清除掉宦官集团后，立即将目标转向朝中的文臣武将，而崔胤则仰仗朱全忠的权势，任凭自己的爱憎赏罚官员，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势。皇帝李晔到达京城长安时，曾经向诸道发布回归诏书，唯独没发给凤翔的李茂贞。当时宰相陆扆认为这样做不妥，上奏说李茂贞虽然罪大恶极，然而朝廷并未与之断绝关系，现在唯独不发给他诏书，似乎不太公平。崔胤得知陆扆的上疏后，顿时勃然大怒，他要求皇帝李晔将陆扆外贬。而皇帝李晔对崔胤先前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他对韩偓说崔胤虽然有为国尽忠之心，但和韩偓比起来，崔胤的权术实在太多了。当时皇帝李晔十分器重韩偓，想让韩偓担任宰相，而韩偓则推荐说御史大夫赵崇和兵部侍郎王赞堪当此任。于是李晔想要起用这两个人，而崔胤知道消息后，担心新任宰相会妨碍自己大权独揽，可是自己又无法言明，于是便让朱全忠出面阻止。朱全忠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赵崇为人十分轻薄，王赞则无才学，韩偓推荐这样的人担任宰相，实在是有失身份。李晔眼看朱全忠态度坚决，不得不取消任命赵崇、王赞为宰相的决定，但是朱全忠并未善罢甘休，进一步要求惩处韩偓，李晔无奈之下只得将韩偓贬为濮州司马。韩偓离京前，李晔偷偷与他辞别，韩偓流着眼泪告诉李晔，说朱全忠现在越来越嚣张跋扈，自己即使死在贬所也在所不惜，但如果照此下去，朱全忠很可能会做出篡逆之事。韩偓就这样流着眼泪前往濮州而去，事实证明在不远的将来，韩偓的话一一应验。不久后，崔胤又接连将政敌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苏检和吏部侍郎卢光启处死，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贬为太子宾客，当时朝臣中曾经跟随皇帝李晔前往凤翔的官员，被贬黜者多达三十多人。朱全忠为了控制京城事务，在他东征王师范时，留下步、骑兵万余人驻守长安，任命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为充街使，等于将亲信便置于禁卫系统以及京辅地区，进而掌握了京城的所有军队。二月二十七日，朱全忠想要返回大梁，皇帝李晔在延喜楼摆下酒宴为其送行。临分别时皇帝李晔佯装悲伤之态，并让朱全忠在楼前上马离去以示恩宠，百官则在长乐驿为朱全忠送行，崔胤为了显示对其亲近，又加送了三十里，在灞桥之边与朱全忠饯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朱全忠离开长安，崔胤与他的联合也宣告自行解体，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两个人的目标虽然相同，但理想却不同。崔胤虽然嫉贤妒能，想要独揽朝廷大权，但从内心深处始终是忠于唐室的。而朱全忠本身就是黄巢的降将，内心并无对李唐皇室的绝对忠心，而且在打败李茂贞、吞并关中后，开始产生篡夺之志。对于朱全忠产生的变化，崔胤全都看在眼里，而且在皇帝李晔重新回到京城长安后，他也曾试图寻找解救办法，无奈他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朱全忠刚刚离开京城长安后，崔胤便秘密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朱全忠有虎狼之心，如今在朝臣或贬或杀的情况下，只有占据荆襄地区的赵匡凝兄弟对朝廷始终忠心不二，皇帝李晔应该伺机巡幸荆襄地区，进而摆脱朱全忠的控制。现在左右神策军已经解散，如果继续招募士兵重新组建，恐怕会引起朱全忠的怀疑，应该想个万全之策。于是皇帝李晔将此事全权交由崔胤处理。崔胤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写信给朱全忠，告诉他京城长安与凤翔的李茂贞相距不远，朝廷不能不做防御的准备，想就此招募士卒予以补充，也使朱全忠免除西顾之忧。朱全忠对崔胤的真实目的洞若观火，只是觉得崔胤这样做对自己构不成太大威胁，于是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是在暗中又派麾下数千名士兵伪装成百姓前去应募。而崔胤对此则全然不知，下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确定招募标准，一共招募到六千六百人，每日修缮兵器，训练士卒。如果照此下去，崔胤的计划或许就会成功，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则不仅让崔胤的计划彻底破产，而且还搭上了身家性命。天复三年（903年）十月，留守长安的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在左军和幕客们打马球的时候，不慎落马毙命。朱全忠闻听爱子身亡悲伤不已，怀疑是崔胤暗中加害，于是下令将与朱友伦击球的十几个人全部杀死，派侄子朱友谅接替朱友伦的职位，并密切关注崔胤的动向。而恰在此时崔胤建议皇帝李晔南巡荆襄地区以摆脱朱全忠的控制，被伪装成百姓混进禁军的朱全忠的士兵探听出来，由此朱全忠决定处死崔胤。于是，依靠朱全忠实现大权独揽的宰相崔胤，其末日即将来临。昭宗之死天佑元年（904年）正月，朱全忠秘密上疏皇帝李晔，称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关系，请求诛杀崔胤及其同党郑元规、陈班等人。李晔见他和崔胤的计划败露，知道崔胤已经是性命难保，只好采取丢车保帅之法，罢免了崔胤的宰相职务，将其贬为太子宾客，郑元规贬为循州司户，陈班贬为凑州司户。次日又按照朱全忠的意图，下诏历数崔胤等人的罪状，任命裴枢、独孤损接替崔胤掌管的事务。崔胤被罢黜后，朱全忠密令朱友谅乘夜包围其住宅。当时崔宅由新招募的禁军守卫，崔胤闻听有变，下令关门拒战，不料混在禁军中的汴州士兵一声呐喊，调转方向与朱友谅一同攻打守卫崔宅的禁军，战斗整整持续一夜

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闲住。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而真正让崇祯动心的，是彼时内阁大学士温体仁（此人后来被编入《明史?奸臣传》）的评价。曾与孙传庭在吏部共事过的温体仁说孙传庭“可比唐之郭子仪也”。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此时陕西农民起义四起，孙传庭临危受命，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将当地马金忠、刘国能等17路农民军尽数剿灭。与卢象升一样，他的方法也是练兵，不同的是，卢象升的“天雄军”，是集中训练数年后拉出来作战，孙传庭却是“在实战中锻炼”，他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号称“秦兵”。不容易的是，明末用兵军饷多依靠上级调度，孙传庭到任后整顿当地军屯，发展生产，特别是清理被势豪大户侵占的土地，保障士兵利益，真正让麾下将士感激不尽，殊死为他效命。仅是西安一地的“秦兵”，每年靠“自力更生”就能收税银10多万，行军打仗，基本不花朝廷的钱。也正因如此，孙传庭曾遭人弹劾，说他“拥兵自专，置国家法度不顾”。用人之际，崇祯并未追究。这以后的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高迎祥，这个一度是明末农民起义最强领袖的“闯王”束手就擒。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认为这样是“以火浇油”。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的清军入寇事件里，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聋，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竟认为孙传庭在推卸责任，一纸诏书把孙传庭下狱。就在孙传庭下牢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挠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响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声势浩大。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崇祯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1万多新招募士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保住陕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但崇祯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连发诏书，催促孙传庭进兵。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顿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然而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明王朝再次严令孙传庭主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孙传庭接诏后痛哭道：“吾固知去而不返也。”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战，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50万大军，孙传庭再度战败，全军覆没下，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孙传庭的战死，让明朝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挽救危局的军队，和最后一个可以挽救危局的人，与卢象升一样，孙传庭不但是被瞎指挥坑死，更在死后遭到冷遇，一直到明朝灭亡，他都没有得到崇祯的追谥。孙传庭战败后，李自成轻易占领了陕西，继而东进夺取北京，灭亡了明王朝。第二十二章明末为什么这么穷要说有一个字可以概括明末最主要的特点，那恐怕就是一个“穷”字。明末最大的特点就是穷，尤其是末代皇帝崇祯在位的时候格外穷。先是政府穷，北方九边的军饷，除了辽东部队可以保证足额发放（也经常晚发），其他的地区大都欠着。不管是打仗还是赈灾，统统没钱。当兵的也穷，拿不到军饷就要闹事，闹事了就造反，造反了就要镇压，但连镇压造反的钱也没有。没有钱只能加税，可老百姓也穷，交不上税，就官逼民反，激起民变，民变了还是没钱镇压。如此下来，内忧外患十几年，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亡国，有说亡于李自成，有说亡于清朝，但观整个过程，更像是经济破产。可就是这个穷得叮当响的明末，是现代中国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勃兴”的时期，中国的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那真是富得流油。苏杭自然是天堂，吟诗弄月，小资情调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福建、广东的海商们，也多富可敌国。后来清军南下的时候，劫掠当地明朝退职官员的家产，好多都装了几艘船。像东林党的那些骨干们，比如“及时雨宋江”李三才，家中存银就有470万两，折合人民币上亿。如此富庶的一个王朝，怎么会穷死？明朝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搞清一个问题：为什么会穷？一说明朝的穷，第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税收。明王朝的税收体系，是朱元璋建国后建立的，主要是以收农业税为主。世人都说明朝“重农抑商”，但明朝建国后，首先减免的就是商业税，废除了元王朝时期许多苛刻的税务条令。明朝商税主要分两种，分别是“过税”和“住税”。过税即货物过境要缴纳的税赋，住税即货物储藏、交易、买卖所要缴纳的税赋。明朝的农业税，却从一开始就不合理，虽然明朝的田税总体很低，但是江南地区却要征收重税。农业税的收入，在朱元璋时期占到国家税收的九成，此时可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总数，是中国历史最高，有850多万顷，比康乾盛世的最高水平640万顷要高得多。所以从明朝建立后开始，明朝的政府收入一度很高。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可以五征蒙古，大修运河，威服四夷，做成生前身后的帝王们都做不成的事，经济基础即来自于此。事情到后来就起了变化，明王朝税收里有一个重要漏洞，就是士绅以及公爵王室可以免税。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税收，都是由中下层来完成。这个政策后来越发被人钻空子，比如土地税，许多地主乃至小民，都把田地寄放在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家中，美其名曰为“寄主”，以用来逃避赋税。而后来明朝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地主阶层兼并土地，他们拥有广袤的土地却不用交税，无地的农民，反而要承担苛刻的税赋，因此民变也就不断。到了明朝“弘治中兴”的时候，明王朝可以用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已经由朱元璋时期的800多万顷下降到此时的400多万，足足缩小了一半。为了应对税收危机，从明孝宗朱祐樘开始，明朝主要是通过扩大税源，即向人少地多的湖广地区移民的方法来增加税收，对于要承担重税的江南地区，明王朝也一直在进行改革，通过减免税收流程，增加税收效率的办法，来尽可能地解决税收矛盾。特别是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征收海关税，对外国贡使来华贸易，也开始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到了明朝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明王朝税收几乎到了“匮乏”的程度，北方蒙古部落不断侵扰，军费激增，南方倭寇不断进犯，东南的税赋大半泡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只能不断在中路地区，尤其是江西、湖广地区增税，以及在西南地区把持贸易特权，通过与西南民族的“茶马贸易”来扩大财源，这样的方式只是拆东墙补西墙。明朝虽然平定了倭寇，抚和了蒙古，但到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时，明王朝的政府存粮，竟然只能支持一个月。经济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这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出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二今天说起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张居正改革，总把其中的“一条鞭法”作为张居正的独创成就。其实早在此之前，一条鞭法就已经产生。最早出现在宣德年间的江南，只是当时叫“征一法”。明朝经济的重新整合，开始于张居正之前的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时期，当时主政的大学士高拱，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一条鞭法的试点，河南、江苏、安徽，实行一条鞭法，几年之后张居正推广全国，已经是水到渠成。一条鞭法的着眼点，是明朝此时可以用来缴纳田赋的土地减少，且税收的名目多，给了地方官员贪污截留的机会。一条鞭法把所有的农业税，都统一成一样，化繁为简，折合成白银一次性征收，这样既能使小民百姓少受盘剥，也能将国家的税收效率发挥到最大。在一条鞭法之前，中国老百姓缴纳的主要是实物税，一条鞭法实行后，就变成了货币税，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不仅发展了国家的商品经济，也提高了货币流通效率。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同时，张居正大刀阔斧，开始了全国的清丈土地，主要是清查那些用各种名义寄存，偷税漏税的土地。清丈的结果，就是明王朝可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由过去的400多万倾，变成了此时的700多万顷。虽然不及朱元璋时期，但是税收效率却远高于那时，因此这也是明王朝税收效率和税收总数最高的一段时期。张居正改革的最高峰时代，明王朝的年税收是800万两，如果结合当时白银的购买力，不但远高于明王朝建国时，也远高于后期清王朝康乾盛世时，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税收最高的时候。明朝末年的崇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田赋，但最后的结果，每年的赋税也不过400万两，而军费开支却增加到了600万两，年年财政赤字，以至于最后破产。农业税的整顿并不是张居正改革的全部，张居正改革的另一个着眼点，是商税改革。张居正主张“农商并举”，他的方式，是减少税收环节，减免商税，增加税收的效率。一方面，他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权力下放，将贸易的权力完全下放给沿海商人，并且根据每次贸易的数额和利润征税，而不是像过去根据出海时间的长短来征税，这样就保证了大部分商人的利益。另外张居正减免走税的关卡，减少走税，增加贸易税，也就是根据商业贸易的利润征税，并且严禁商人与当地势豪大户勾结。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时候，明王朝的商业税收益，占到了明王朝国家年收入的四成，这是明王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在1582年他去世后遭到了废止，他的“考成法”被废除，一条鞭法成为仅有的保留项目，清丈土地也因此停止。万历在位的后期由于大批东南商人背景的官员当职，开始了对商税的调整，将主要的商税，分摊到了中小商人身上，大商人们通过与势豪大户的合股经营，获得了免税的特权。万历后期工商业勃兴，万历也希望增加商业税，但他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办法，即派太监做“税使”收税。这样的做法自然收上了钱，却让大批中小商人破产，更开罪于商人，因此举国反对，除了太监以及万历本人捞了钱外，几乎是得罪一大片，对商品经济的打击也是惨重的。三到了明朝末年，特别是崇祯时期财政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是土地兼并以及连续的天灾，导致国家无法收上农业税。明末极端天气四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瘟疫灾害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他们的税收，也被转嫁到了其他无灾的地区。到了崇祯当政时，国家可以用来收取税赋的土地，已经下降到了300多万顷，内忧外患下要增加赋税，自然激得民乱四起，恶性循环。天灾，收税范围少；税重，王朝的根基，自然就摇摇欲坠了。和土地兼并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明王朝失去了对国家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的经济控制。明末东南，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地区。东南海商云集，但此时的海商们，大多选择了与当地有免税特权的家族合伙，以达到免税的目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民富国穷，农民和中小商人成为了税收的承担者。百姓无力缴纳税务破产后，土地被大地主兼并，国家收不上税；中小商人破产后，产业被大商人兼并，国家的税，是越收税源越少，竭泽了却连鱼都打不到。比如福建郑芝龙，就通过结好当地官员，获得免税特权，最后迅速壮大，甚至操控了南明的政权。其实往根上说，明朝的问题，根本上在于国家政治体系和经济方向的脱节。在国民经济向近代化转变的时候，国家的税收体系，却依然保持在农业社会。明朝张居正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国家跟上这个转型，但可惜张居正改革只维持了10年，整个转型因此戛然而止，裹足不前，最后造成了亡国的恶果。世间已无张居正，诚非虚言。第二十三章细解台湾郑氏小朝廷一明末清初，以“大明台湾府延平郡王”的身份割据台湾自立，高举“反清”大旗，与占有中国大陆的大清王朝隔海对立整整22年的台湾郑氏王朝，对于今人来说，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全是因《鹿鼎记》等武侠小说的流传，这个王朝在各类“戏说”电视剧以及武侠小说中出镜甚高，诸如明王朝的末代郡王郑克爽，股肱重臣冯锡范，老太妃董氏，是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奸角”。而有关这个王朝的印象，也因之打上了许多不光彩的符号：荒淫、无道、贪婪、奸诈，狼子野心却保守怯懦不思进取……然而“戏说”终究是“戏说”，郑氏王朝的真实风貌，在明末清初的各类国内史料中，从来都仿佛一团模糊的迷影。一则是20多年隔海相望，中国大陆本土文人，对这个有些神秘的政权知之甚少。平定台湾后，郑氏家族全体归降，出于天下一统的需要，大清王朝当然要对这个曾经的割据政权“选择性失明”。有关这个家族过往的各类记录，也当然因此而被埋没。后来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时，许多珍贵的资料更被销毁。鄙薄，于是有了今人的“陌生”。与中国大陆对此的“陌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甚至西方持续数百年的“台湾郑氏热”。日本方面尤其积极，现存最完整记录台湾郑氏政权的著作，是日本人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记事》。日本近代历史学家内藤湖南也对其评价颇高，称赞郑氏政权为“亚洲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明治维新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曾4次在日本长崎、广岛等地举行大型的纪念郑成功的活动，并赞扬说“其奋斗之足迹，为今日日本崛起之精神”。甲午战争后日本盘踞中国台湾半个世纪，其间大行“去中国化”运动，拆毁岛内汉人宗庙无数，唯独对台湾郑氏宗庙礼敬有加，至今保存完好。即使在今天的日本，郑氏家族宗庙神社多达240处，远多于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日本“杰出人物”。西方也不甘落后，与郑氏政权打了一辈子仗的原荷兰台湾总督揆一（FrederickCoyett）在其著作《被贻误的台湾》里称赞郑成功为“东方最杰出海战英雄”。荷兰历史学家菲克梅杰评价郑氏家族为“航海时代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西方启蒙运动的泰斗人物伏尔泰给予郑氏家族至高无上的评语——“中国文化精髓的最后守护者”……歪曲、戏说、失明、陌生、赞叹、崇仰……海内外评价泾渭分明的台湾郑氏朝廷，真实的容貌究竟是怎样？还是让我们抽丝剥茧，细细地梳理

成深情地凝望了身旁这匹曾经陪伴自己转战千里的忠实伙伴最后一眼，果决地将马缰交给自己拼死救出的洪天贵福：幼主，赶紧走吧，有多远走多远！听着渐渐远去的马蹄声，李秀成问自己：我走不远也走不快，在前方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几天后，曾国藩在囚牢里面见到了力竭被俘的伤痕累累的李秀成。曾国藩没有出言讽刺这位多年的对手、这位令数万湘军丧命的敌人，只是劝他“下海”，投降吧。曾国藩其实也就是按照成王败寇的老套路走一下形式主义，根本没有对自己这么低劣的诱供技术抱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李秀成的回应却让他很吃惊。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秀成戴着脚镣写下了一份后世称之为《李秀成自述》的手稿，并将其交给了曾国藩。因为手稿中多少流露出对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洪秀全的不满情绪，以及一些吹捧曾氏兄弟并希望他们收降自己部众甚至为敌人清朝着想的字句，所以很多人据此认为李秀成投降清朝了。谬矣，大谬！一个一等王爵、位高权重的太平军总司令，还需要靠投降博取金钱富贵吗？一个在天京陷落死战突围后将自己的宝马让给幼主的忠臣，一个双手浸染满洲贵族、八旗子弟鲜血的将军，还会天真地认为朝廷可以容他活命吗？一个深刻反思太平天国为什么会失败的重臣，难道还不能据实且不过分地评论几句自己的领袖人物吗？一个败给了值得自己尊敬的对手的军人，难道不能给对手几句褒扬吗？一个负责的领导者，还不能放低姿态为跟随自己厮杀多年的部下求一条生路吗？一个心有不甘而又力难回天的能者，一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指出帝国主义才是首要敌人（要防鬼反为先——《李秀成自述》）的人，难道没有资格考虑一下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国究竟去往何处吗？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李秀成都是不可能投降的，最多只能责其态度不够大义凛然。现在想来，李秀成之所以写下这份令他尴尬的手稿，无非是想让别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李秀成料想到自己身陷敌手，恐难苟命，与其闭口缄默身死，被清史唾为碌碌反贼，与草寇为群，不如借机将自身十余年投身天国的经历自述下来，算是对自己一生波澜壮阔的事业的得失总结。一个坦然面对人生得失的人是不可能怕死的。写完手稿一天后，李秀成微笑着迎来了自己最终的结局。死而足愿，欢乐归阴！1864年8月，李秀成被曾国藩就地处死，时年42岁。10月底，洪天贵福被俘，随后被处死。至此，称霸南方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正式灭亡。虽说太平天国灭亡的剧情很俗套，但这场农民起义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清朝虽然没亡，但也被狠狠地扒掉了一层皮，这场战争消耗掉了清朝太多太多的力量，使得后来的那些真正有能力推翻一个朝代的英雄们有更多的机会跟这个朝廷掰掰手腕。这场绵延十多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紫禁城里的慈禧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但她真的赢了吗？她是胜利者没错，却绝不是最大的获益者。最终的赢家是趁势而起掌握兵政实权的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大臣集团。前面说过清朝的国策就是压制汉臣，所以汉臣若想走正常的流程掌权，除非清朝满人高层集体精神病。曾国藩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成功绝非偶然，他必须得在某些重要关头创造出杰出的成就，机会与能力缺一不可。太平天国都灭亡了，那北面的捻军也就撑不了多久了。第三章非主流少年袁世凯

穷山恶水出“彪民”

前面已经说过，北面负责对付捻军的人叫做袁甲三。袁甲三的家族本是河南项城县一个普通的耕读世家，不过区区几十年，却摇身一变而为河南一带的高门大阀。要知道，项城绝对是一个穷地方。穷山恶水，民风彪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源……那袁氏究竟怎么发家的呢？考科举发家：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解释一下，“父子进士”，指的是袁甲三与其长子袁保恒中了进士；“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甲三的侄子袁保庆分别考中了举人；“四贵人”则是说这几个人后来官位都很高。科举考试是何等的难考，这举人和进士哪个不是过五关斩六将、万里挑一的大牛人？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是稀罕。而袁家不过区区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真是相当彪悍。尤其难得的是，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袁保恒是李鸿章的高参，彼此还颇有交情。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指点江山几十年的超级大臣？都说朋友多了路好走，何况是这么出色的朋友！袁甲三当年考科举的时候结识了曾国藩，兄弟俩一起刻苦学习八股文、一起勤工俭学，最后双双考取进士，友谊非常牢靠。两个人在京城工作的时候，都爬到了较高的官位。袁甲三凭着出色的业务能力，官居兵科给事中一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厅级干部。而曾国藩就更厉害了，官至侍郎，属于副部级高官。1853年，两人先后接到咸丰的命令，曾国藩督办湖南团练对付太平军、袁甲三督办安徽团练对付捻军。对于袁甲三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差事，因为安徽地处太平军和捻军活动范围中间，腹背受敌。但这个文弱书生一直咬牙坚持在北方跟捻军周旋，在皖北担负着切断太平军和捻军联合作战的重任。他的坚韧与果敢使得曾国藩得以全力应付太平军，而无北顾之忧。袁甲三既会打仗又能安民。因此，尽管局面极为严峻，但他还是艰难地消灭了淮北的捻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袁甲三因为自己的突出表现得到了咸丰皇帝的赏识与信任，两人关系一度如胶似漆。据皇帝起居注记载，咸丰与袁甲三两人单独对话十多次，这是多么大的荣幸啊！袁甲三的祖坟上岂止是在冒青烟，简直就要着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袁氏一门纷纷加入了袁甲三的队伍。其中表现最出色的是袁甲三的儿子袁保恒、侄儿袁保庆。袁保恒原本是一个翰林院编修（翰林院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机构），属于很有希望的预备干部。但他眼见老爹袁甲三的“剿匪”事业风生水起，于是也投笔从戎，追随乃父纵横沙场。此人颇有带兵打仗的天赋，与捻军作战屡屡得手，后来因功升至刑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副部长，是老袁家仅次于袁甲三的第二高官。不过袁保恒最大的特长并不是打仗的本事，而是头脑清晰，极富战略眼光，他曾向朝廷提过两个建议：第一，应该加强东北三省的防务，沙皇俄国是我们最大、最凶残的敌人。第二，在台湾设置巡抚，宣示主权。后来的形势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远见。沙皇俄国包括后来的苏联确实是中国最大、最凶残的敌人。如果说日本对中国是一边骂、一边拔刀捅的话；那么沙皇俄国对中国，就是左手握着中国人民的手，嘴上说中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右手却拿刀刺向中国心脏。袁保恒还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治理方针，朝廷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台湾正式建省，第一任巡抚就是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名将“刘麻子”刘铭传。袁保庆则是一名张飞、常遇春似的猛将，能冷静判断战场形势，并选择准确的进攻位置进行突破，是天生的先锋材料。袁保庆征战半生，后任江南盐法道，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市长，主管盐务和司法，是个很有实权的职位。秘数581859年，袁甲三凭着自己的功劳和皇帝的宠幸，升任钦差大臣，终于做到了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员，官职就是前面介绍过的：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就在袁甲三升官之时、春风得意之际，侄孙袁小四降生了。后来慈禧垂帘听政，继续赋予袁甲三钦差大臣的权力，袁甲三围剿捻军的事业也就更加红火，他与兄弟部队配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捻军实施围追、放行、堵截的疲兵之计，搞得捻军朝不保夕，疲于奔命，捻军的最高首长张洛行就挂在了突围逃窜的途中。只可惜袁甲三革命的本钱不够，身体不行，在河南淮阳前线病逝，同治赐谥号“端敏”。剿匪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幸而他的好朋友曾国藩带着弟子李鸿章接过了剿捻大旗，不久之后成功镇压捻军。袁甲三死的时候是1863年，也就是说他只活了58岁便见了阎王。现在，请记住58这个数字！事实会证明58岁是袁家人无法摆脱的噩梦，因为那些袁家的牛人们死活就是迈不过58岁这道坎。虽然袁甲三死了，但有句话说得好：有的人死了就是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袁甲三就是一个好榜样。他的身体虽然“羽化”了，但他的精神却还照耀着袁家后人。特别是他给子孙后辈留下了一大笔难得的人脉财富。曾国藩、李鸿章、刘铭传、吴长庆这些人都是袁甲三的好哥们儿。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人都毫不犹豫地照顾了老袁家的后代们。回顾袁家的显赫家世，袁小四绝对算得上是高干之后，他比光着身子打江山的朱元璋等辈的先天条件好太多。后来袁小四在给皇帝的奏章里，总说自己是“三世受国恩深重”，就像三国时期的袁绍老说自己家“四世三公”一样，其实意在强调自己的家族很牛，都已经三代煊赫了。非主流少年袁氏一门倾尽全力在外剿捻的同时，一撮流窜的捻军跑到袁氏老家闹事，打算攻下袁甲三的老窝，来个围魏救赵。此时，负责守家的正是袁小四的亲爹袁保中，袁保中虽然学历不行，但本事确实不小，在关键时刻，他发挥了家族长子作为中流砥柱的作用。袁保中联合其他的富户、大族，组织了一支规模不小的私人武装，在河南项城东北四十里找了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筑起了一座大堡寨。当然，堡寨并不是袁保中的发明，它在中国的历史上那是相当的悠久了，大概起源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的时候。堡寨的围墙厚而坚固，四角和寨门上面耸立着岗楼，墙外壕沟环绕，端的是防卫森严，易守难攻。因为堡寨是袁保中倡议修建的，且袁家的拳头又大又硬，所以这个寨子就以袁家的名义命名，称为“袁寨”。寨主袁保中就在里面发号施令，带着小弟们成功地击退了捻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袁小四出生后，就不得不在袁寨中过起了艰苦的城堡生活。捻军进攻袁寨，家人将5岁的小四带到寨垣上眺望，很多二十多岁的壮年男子看见这种血腥场面都忍不住尿裤子，但小朋友居然毫无惧色，很是镇定地看着寨子外面的厮杀，看着城下血流成河，一时兴起的他还将一块石头扔下去砸中一个捻军。这是小四“参加”的第一场战役。乖乖，真不是寻常的小孩啊！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环境就是使袁小四日后处变不惊、心狠手辣的最好的启蒙教学。袁小四的童年就在这个四处弥漫着硝烟和欺诈的环境中成长，不一样的童年铸就不一样的性格，所以小四远比一般的小孩要胆大得多。袁小四的命运在他5岁那年转了一个弯。前面说过，他爹袁保中有四个儿子，而那位猛将兄袁保庆则一个儿子都没有。袁保中眼看自己的亲兄弟后继无人，便将袁小四过继给了袁保庆。被自己的父母放弃，想必谁心里都不好受，还好袁保庆视袁小四为己出，十分疼爱，总算是让小四那颗受伤的心得到了抚慰。袁小四小时候的经历没什么好说的，三个关键词可以形容他的童年——不喜八股、胆大妄为、蛮横好斗。虽然小四同学不爱八股文，但他酷爱吟诗。他曾经吟过很多有意思的诗词对联混搭，请欣赏其11岁时的大作：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霸气外露！野心之勃勃丝毫不下于黄巢的《不第后赋菊》！少有野心的袁小四，小时候十分好斗，长大了自然也收敛不到哪儿去，他就是用这种蛮横好斗的痞子性格来对付日后所面对的各个政治强敌。其实历史上的大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共同点：从小就很好斗。蒋介石小时候就是孩子王。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交际模式，延伸至政治领域就必然产生自强自立的思考模式，不受任何人的牵制。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应该是伟人们性格中不可或缺的基因吧，唯有这种性格才适合在乱世中猎取成功，越变越强！好爸爸胜过好老师嗣父袁保庆的的确确是一名非常擅长亲子教育的好父亲，他的成功经验很是值得我们学习。其一，袁保庆懂得兴趣教育。袁保庆为喜欢刀枪棍棒胜过书本的小四请了一位叫王志清的名师，在教导八股文的同时，也教导小四一些拳脚功夫，保证文武双修。虽然小四没能成为同时期“大刀王五”式的一代大侠，但他的所学也绝对是冲锋陷阵、躲避暗杀的保命功夫。其二，袁保庆懂得好爸爸胜过好老师的道理，明白教导孩子还是家庭教育最重要。袁保庆有一个爱记笔记的好习惯，在闲暇之时，他就将自己多年混迹官场所谓的如何说话做人的学问，一笔一笔记载了下来。这本笔记很牛，算是集厚黑学与官场政治经济学于一体的经典教材。当然这个时候还只是一本初稿，后来小四的另一个叔叔袁保龄将这本书加以整理，才成为世人熟知的《自乂琐言》。袁保庆就把这份初稿交给了小四。说来也奇怪，袁小四本来是很讨厌书本的，但他对这本笔记很感兴趣，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缘法。袁小四一有空就揣摩这本笔记，不懂的地方就问袁保庆，袁保庆看他这么“进取”，也乐得指点一番。袁小四在这方面的天赋惊人，他不但掌握了这本笔记的精髓，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据此创下三门神功绝技。第一门神功叫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袁小四特别会为人处世。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袁小四会做人。至于其他两门神功的强大功效，后面分解。在这个世界上，万事皆有因有果。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失败。袁小四以后的成功和失败，都跟他嗣父的教育分不开。成功先不多说，而他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嗣父传给他的那一套权力观念太根深蒂固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这样，小四跟着嗣父着实过了几年安稳快乐的官二代生活。定数！58诅咒再次显示了它的威力。袁保庆不小心得了霍乱，1873年离世了。那一年袁保庆48岁，不但没有活过58岁，还离58很远。袁保庆的猝然离去令14岁的小四非常痛苦，但当务之急是给袁保庆办丧事。办丧事的时候来了很多实力派高官，他们是袁保庆的好兄弟。虽说人死如灯灭，甚至很多父辈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人际关系可能就这么淡了。但在乱世中一起扛过枪换过命的兄弟就不同了，即便朋友不在了，朋友的家人也是要善待的。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名将吴长庆，跟袁保庆就是乱世中的患难兄弟。袁保庆死了，吴长庆当然得来。吴叔叔揽着袁小四稚嫩的肩膀：以后有困难的时候就跟叔叔我说，我一定会帮你！袁小四记住了这个人，也记住了这番话。也请大家记住吴长庆，此人正是袁小四发迹的引路人。讨厌的科举制袁保庆死后，他的叔父袁保恒和袁保龄承担起了抚养袁小四的责任，他们当时都在京城做官，于是袁小四也来到了北京。他们把袁小四带到北京干吗呢？当然是便于照顾，同时严格管教，逼他读书。袁氏家族本来就是靠考科举发家，那下一代自然也应该靠读书踏入仕途。袁小四现在的任务就是努力向科举考试里级别第二低的乡试发起冲锋。不对吧？袁世凯什么时候考上了秀才？袁世凯确实没有参加过院试，但他花钱纳捐买了一个监生（可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地位，学历等同于秀才。在两个叔叔的严厉监督之下，袁小四的学业有了明显进步，但基础太差，总体的功力仍然有限。17岁那年，户口还在河南老家的少年袁小四只身回家参加乡试，很正常地落榜了。几年之后他又考了一次，还是很正常地落榜了。举人都考不上，可算是相当失败。不过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当时的考试制度不大适合小四这种非主流人才，而中榜者多为迂腐庸碌之徒，这样的王朝焉能不灭。无论是袁小四，还是之后的两位民族巨子蒋介石、毛泽东，都没

的状态下回到家。对精神科医生而言，处理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判断谁该住院，谁能以电话访问配合频繁约诊进行控制——是最困难的工作。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遇到过病人自杀身亡的情况，这种事并非百分之百可预防的。我曾有三名病人自杀，每一次都令我沮丧到几乎一蹶不振。在我内心深处，我期望能用我的能力让每个人永远平安，但现实偶尔会插手搅局，导致我在超出我能控制的状况下失去某些病人。我没有合伙人，因此除非度假（但我一定会找同行代班），否则我一向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随时待命，响应病人需求。一旦电话铃或呼叫器响起，我总会不自觉地担心是不是谁出了什么事。假如病人只是打来联络事情或寻求支持，我会很开心，至少他们还活着。1990年最初几个月，我经常接到卡伦的求救电话（有时一星期两到三次），都是寻求帮助，不让自己做出傻事。我担心她随时会自杀。※※※※1990年2月，卡伦告诉我额头那道疤是怎么来的。19个月大时，她接受前额的动脉瘤或血管瘤（一种良性瘤，构造多为纠结的血管）切除手术。她说，这道疤使她在小朋友之间变得很醒目，其他人常因此取笑她，喊她科学怪人。她父亲无力处理她的健康问题，又怪她花了这么大笔医药费；他曾对她大吼：要不是你和你的医院账单，我们哪会落到这步田地！我想，她是他失败破产的最佳代罪羔羊。卡伦住院进行手术期间，她父亲从院里偷了些绷带出来（后来他用这些绷带将她绑在家里的床上）。如果她哭，他会把她绑起来，揍她，让她有哭的理由！卡伦说她偶尔会完全不说话，意即她拒绝说话。10岁时，她差点让大家以为她聋了。为此她又住院好几个礼拜；后来她说，她只是“不听”了。在成长过程中，她天天希望父母亲赶快死掉。但她说她爸也希望她死掉。有一回，她感染了肺炎，病得很重，但她父亲拒绝带她就医，所以最后是她母亲和她叔叔带她去的。她说，到医院时她已没了呼吸；假如再拖久一点，她早就死了。卡伦透露得越多，她所承受的痛苦也就越令我难以置信——但我确实怀疑她说话的真实性。除了肉体上的痛苦，残酷的精神虐待也令我极为震惊。我很难得知这些儿时记忆究竟有多准确，但她确实以极具说服力、清晰又痛苦的真实情感唤起这些记忆。她说，这样的疗程令她精疲力竭。※※※※在往后的几次治疗中，我感觉自己仿佛坐了趟云霄飞车。卡伦拋出一大堆令我头昏眼花的生理症状和恐怖回忆，但她却不像过去那么沮丧，甚至稍微开朗了些。“有一次——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我帮我的洋娃娃做衣服，”她不带特殊情绪地描述，“我问我爸可不可以拿他的一条红色旧领带，帮娃娃做裙子。他说好，但我得先用正确的方式打领带。打在我自己身上。等我打好，转身面向他，他立刻抓住领带把我拎起来，害我差点窒息。他一直大笑，说我不该相信任何人。”卡伦平铺直叙地诉说这段故事，但却愁眉苦脸的，仿佛这些回忆是极大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最后她补上一句，“不知怎么着，我跟每个男人的关系最后几乎都以受伤收场。”这回我心中一震。治疗师必须不时倾听，从病人与自己的关系去揣想病人的弦外之音。尽管乍看之下似乎较以医生为中心，不过在医患关系中，病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其潜在意义——此乃铁一般的真理。最近，卡伦透露少部分不堪回首的过去，这是她在精神治疗中首次出现实质进步。然而，她刚才说了她跟每个男人的关系，似乎也在暗示我也会像她生命中的其他男人一样，虐待她，伤害她。一方面，她认为我能让她敞开心胸，吐露受虐的往事；但另一方面，她却深信我会像其他男人一样，重重甩她一巴掌，背叛她。这是治疗工作的转折点。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么继续往更深处挖掘，要么就会谈崩。我即将首次有机会切入正题，对卡伦说几句重话，让她明白她对人的不信任感有多深；即使面对像我这样可能值得信赖的人，她也很难跨越这道障碍。虽然我常跟卡伦说话，但大多是为了探究、支持或诱导她说话，没有一句足以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当个更好的倾听者，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卡伦最需要的就是听众。“卡伦，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我觉得你在害怕，害怕你一旦跟我越来越接近，我就会像你认识的所有男人那样伤害你。你想要更亲近，但你害怕亲近。”卡伦看着我，缓缓点头；她眼眶红了，脸庞发热。她听见我说的话了，但她需要时间消化思考，相信我也许跟别人不一样。假如我说中她的心事，她会比较有安全感，觉得被理解，进而朝下一个阶段迈进。当天稍晚，她写信给我。亲爱的贝尔医生：今天离开你的办公室以后，我不断回想我们的对话。我要你知道，我真的很开心我正在接受治疗。我有好多话想告诉你，需要告诉你，但每次一走进你的办公室，我就开始犹豫，困惑。你一直对我很有耐心，我很高兴，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好像在浪费你的时间。如果我能真正打开心扉，把心事统统告诉你，我会发生什么事？我有办法处理吗？万一不行怎么办？我觉得我仿佛坐在一列停不下来的云霄飞车上。但我知道你可以帮助我助我自己一臂之力。卡伦她似乎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她正坐在云霄飞车上，笔直坠入万丈深渊；虽然我也在同一列车上，但我察觉自己仅能轻轻划过问题表面，无法触及她心中最深的秘密。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心里很担忧。她这个星期心情好，下星期又跌落谷底；她想好好处理自己的问题，但云霄飞车一会儿急升，一会儿俯冲，我们俩有能力应付吗？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必须付出非常多的时间，其目的只是为了等待，目睹真相自动呈现。在卡伦的云霄飞车上，我感觉自己被蒙住双眼，看不见前方的景象。我发现，如果你放手让病人主导，他们对自己的故事都有一套无意识但精准的叙述方式，一次揭开一层纱。实习期间，我得到最棒的忠告是：治疗师的职责只是尽可能倾听、了解病人，如此而已。不是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不是逼他们改变，更非与他们分享自己。了解病人才是我的工作。一旦我对病人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就能与病人分享他们的心得。这种洞察力可以让治疗师保持耐心，免除不少麻烦。我想多了解卡伦潜意识的感受，以及她目前还没有勇气吐露的秘密。因此我告诉她，把梦境记录下来或许能有帮助。经过谨慎解析，梦境多半能精确指出病人目前存于潜意识的矛盾，与现阶段某些症状的源头。卡伦照我的指示做了。于是下一次见面时，她带着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走进我的办公室。我从一栋高楼疾速坠落。停不下来，无法控制。我越来越接近地面。我看见底下的车子和人群，我不想以这种方式死去。是谁把我推出窗外？还是我自己跳下来的？我似乎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掉下来的。我想我应该在闹市区，从某办公大楼掉下来。我试图控制自己，但我做不到。就在我即将撞上地面的那一刻，我吓醒了。我的心跳得飞快，汗流浃背。我很慌乱。我得抓着床稳住自己，因为我还在坠落。在治疗过程中所做的“梦”，一般认为由过去的片段、现在的片段（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和医疗片段（医患关系）这三个元素组成。医患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这让治疗师有机会植入改变的契机；而过去与现在的片段则与医疗片段相互辉映。对于卡伦，目前我打算把重心放在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梦反映了你对疗程频率增加以及跟我越来越熟识的恐慌与焦虑，”我说，“你从办公大楼掉下来，感觉像我这栋楼，这是因为你对我越来越敞开心胸，觉得自己渐渐失控了。”这是云霄飞车的另一种象征。下一则梦境显示她的恐惧又加深了。我在手术室，即将接受手术。好几个医生联手把我绑在手术台上，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每个医生都戴着面具，我看不见他们的脸。他们在笑。医生先在我的肚子上划下一刀，痛得像在受烙刑。他们还在笑，笑里带着羞辱。然后医生看看我的脚，说：“她用不着这东西。”然后就把脚剁了，往肩头后一扔。接着他剜下我的心脏，“你没有心，没有感觉。”他继续大笑。我快死了，每个人都想拿走一部分的我。我试着逃跑，但我无法挣脱束缚。没有人帮我。我吓醒，余悸犹存。每次听到病人的梦里出现“医生”，我总会不自觉地竖耳倾听。就某种程度而言，病人梦里的医生通常代表我。这也是一种了解病人对我的真正感受的方法。“我想，这次的梦透露更多你对我的惧怕，”我说，“你担心万一接受治疗，让我‘划开’你的心房，你只会更受伤，更无助。”卡伦剖腹产的手术过程与这则梦境相似，随之而来的只有痛苦和沮丧。等我再见到卡伦，她又交给我一些琐碎的记忆片段。她说，她不明白自己为何到现在还记得这些。开始治疗前，我先读了几页。我躺在黑暗的房间里。躺在台子上。我怕黑。有好多手在摸我，全身上下到处乱摸。我在哭。求求你不要碰我！那些手还是继续摸。我听见笑声，男人的笑声。求你放过我！我爸逼我坐下来，跟他一起看色情片。他要我学会取悦男人的正确方法。他说他在教我。我在祖父家的前廊上。我玩芭比娃娃。我8岁，或者再小一点。祖父叫我进房间去。他摸我。我没有反应。他威胁我，要扔掉我的芭比娃娃。我听不见他说话。我不在那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抚弄我，然后开始______。我注意到最后一则末端的空白。我不知道空白代表什么意义，但我决定让她暂时留白。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全是真的吗？我很谨慎，不曾要求卡伦告诉我这些事，或者暗示她是否有过此类遭遇；然而，这段回忆竟以如此写实且事无巨细的方式呈现出来，反倒令我信服。我认为其可信度极高。然而，就治疗的实际层面来看，真正发生过什么事——这些记忆究竟有几分真实？——其实并不重要。这些都是存在于卡伦内心的影像。对卡伦来说，这些影像，还有影像带来的感受都是真的。儿时记忆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扭曲、重组、替代和修改。尽管我没有理由怀疑卡伦，也知道儿童性侵害案件时有耳闻，但是跟一个曾经历这种磨难的人面对面坐在一起，仍令我难以置信。我不需要断定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我只需要了解卡伦的想法和感受就行了。至少就目前而言，这样就够了。[1]美国实习医生一般住院实习期满后的高级实习期。——译者[2]一种模制的胶合板或塑料椅子，系美国人查尔斯·埃姆斯设计。——译者第一部苟且偷生第3章遗失时间1990年7月，卡伦首次深入描述自己“遗失时间”的经验。她说，上次过年时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她发现自己出现在赌场内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那儿去的。有时手上的钱变多，有时变少；最后她丈夫和朋友终于找到她，而她的皮包里竟然有2500美金——刚开始她身上只有25美金！所以她必须找借口解释她去了哪里，还有她为什么没躺在床上——因为稍早她曾表示自己头痛，想在房间里休息。卡伦曾告诉我她很健忘，或者她常想不起来发生过的事；以前她也曾提到自己会无法交代某段时间的记忆，我注意到了，但当时我认为她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个问题。那天她首次提到她有“遗失时间”的毛病：仿佛她“不在现场”，时间断断续续的。接下来几个星期，卡伦告诉我越来越多这些片段的细节：“有一天，我出门去杂货店买东西，后来却在购物中心‘醒来’。”她对自己的疯狂行径既困惑又愧疚，“我完全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决定不去杂货店，跑去卡森城购物中心帮我儿子买帽子。我不太记得买东西的经过，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到那儿去的。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好几次。”她稍作停顿。“又有一天，医院的抑郁症患者互助会结束之后，我去吃晚餐，但我完全不记得晚餐的任何细节，只记得回过神已是隔天早上。我在自己床上醒来，头痛得要命。”显然，卡伦有分离症——意即她的意识在某段时间是分离的。部分的她处于现实，部分的她脱离现实。其实我已怀疑好一阵子了，但我还不知道她究竟属于哪一种分离症。她曾告诉我，她害怕专注、局限于单一问题，因此我决定让她主导，由她决定何时告诉我这些片段。我不想操之过急，唯恐自己无法分辨她是否只是为了讨好我而捏造她的故事。再次见面时，她说她和丈夫起了争执。她把女儿留在外婆家过夜，但她丈夫为此大发雷霆。她一拳挥向丈夫的脸，但她却没有动手的感觉。他回敬她好几拳，导致她最后被送进医院；但她也不记得进医院的事。她丈夫全身都是淤青。她说她遗失时间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有一天，她接到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表示他俩是上周五晚上认识的，但她不记得见过此人。她去看电影，却记不起部分情节。她说，其实她也不太记得6岁到10岁之间的事。天主教学校的修女曾说她中邪了，还在她头上洒圣水。卡伦描述的分离状态似乎跟着她大半辈子了，状况时好时坏。她问我她何以遗失时间，我说这可能是她应付痛苦的一种方式。当然，我有我自己的怀疑，但现在我真的无法给她更好的答案。1990年8月，卡伦开始经常性地遗失时间，或者现在她比较愿意告诉我了。星期四晚上，她在枕头底下发现一把小刀。她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周五晚上，她大约遗失4到5个小时的时间。以下是她写给我的字条：现在是凌晨2点，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到这儿来的。我不知道我在哪一座城市。这里没有房子，看起来很荒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找人帮忙？还是继续往前开，直到看见熟悉的景物？我不能打电话给我先生。他不会明白的。我独自一个人，我好怕。现在我在加油站，那里有位小姐。待会儿我去问她。那位小姐很帮忙。她告诉我这里是蒂莱公园，现在我知道我人在哪儿了。我们会平安到家的。她用“我们”，这个词颇值得玩味。她明明独自一人，却说“我们会平安到家”。她说她突然“醒来”，才意识到自己迷路了。她是在食品店采购时发作的。她在晚上8点半离家，清晨2点“醒来”；车上没有买来的东西，皮包却少了15美金。当她发现自己其实离家不远，她觉得欣慰又庆幸。现在，卡伦告诉我的事例已足供我判断，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我想知道她是否真的是多重人格障碍患者（MPD），个人认为“多重人格”比较能贴切描述这种状况。大部分的精神科医生一辈子没见过一个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尽管有不少“一头热”的治疗师暗示某些人可能有多重人格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意图表示自己曾治疗过这类病例），但我想真正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应该极为罕见。知道卡伦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倒还简单，难的是我该如何告诉她？我的脑袋一片混乱。我还没准备好面对她，告诉她真相，她的反应让我害怕。她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我不想给她另一个寻死的理由，逼她走上绝路。我想等她更进入治疗状况，再告诉她这种可能性。此时此刻，我要把重心放在加强彼此信任关系和处理她的经常性危机这两件事情上。※※※※卡伦常告诉我，她会因为自己很“坏”而迫切想惩罚自己。她表示，她最近一次伤害自己约莫是在3个月前。她无法忍受亲生父亲曾经侵犯她、伤害她的事实。她甚至认为这辈子再也不想被男人碰了。她说，她曾经想切掉自己的阴部。我观察她叙述时的神情，我认为她太冷静了。一个人认真时多半会异常的冷静，因此，切掉部分身体的这个念头着实令我害怕。我必须弱化她自残的念头。我说：“最近你开始告诉我过去曾遭受的虐待，所以熟悉的痛苦渐渐离你而去，这导致你迫切地想找东西代替它。”我试着告诉她，她之所以自残说不定真有道理可寻。两天后，1

下，并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长期努力的结果。清王朝的这一宏伟事业，早在1644年以前——约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就开始了，经过约2/3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17世纪80年代初，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的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因此，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满人和汉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尽管这一权力原来不是它所拥有的。那些帮助满族统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发展的汉人，在这一起步、协调和完成的政治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不同角色，其社会背景也分别与这一征服过程的几个阶段相适应：最早的是一批在努尔哈赤草创之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尔后则有在北方各省沦陷后组成汉八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盗、为猎取高官厚禄而帮助多尔衮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学子。也许除了第一种人以外，所有拥护清朝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的心理。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人。满族的君主若不联合汉官，去击败本族的贵族势力，便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他们也意识到，若全按汉族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则会变得过于汉化，从而失去本族人民对他们的忠诚和爱戴。他们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方式统治中国，又同样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双方的和解导致了满族统治下的和平，使18世纪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其直接代价则是某种道义上的不安。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改革的现实机会。这些改革确实起到了稳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这正是崇祯时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学士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有权说他们以“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放弃了某种理性自主和道义上的承诺，致使道学家变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领袖转化为朝廷官僚。其二，是达官贵人对有限改革的热忱日益增强——当朝廷的力量发展到足以使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地从17世纪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时，这种有限的改革便结束了。尽管这种复兴显得并不彻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毕竟使旧的统治体制得以在新时期中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满族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以独特方式重建了传统的帝国制度而骄傲；他们虽被视为夷狄，却以自己设计的有效措施解决了中原王朝面临的困境。单为了这一点，汉人对清朝之“洪业”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长期存在下去，只要这个异族王朝对他们的家园依然维持着牢固的统治。

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境作战。

国境之南，有士死战

矛盾

“仁安羌大捷”

撤退

殉国

桓公转过来，瞄了瞄管仲，眨眨眼说：“他有那么神？”“我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但是跟着您出生入死，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您身上了，我又怎么会有片言只语骗您呢？”鲍叔牙一把把管仲推到齐桓公跟前，信誓旦旦，“您尽管用管仲，他的才能在高傒之上啊。”高傒就是齐国的上卿高敬仲，也就是前面说的国、高二氏中的高氏，在齐国德高望重，而且直接主导了迎立齐桓公的行动，为他登上国君宝座立下首功。齐桓公对于高傒的感激和倚重可想而知。听鲍叔牙这么一说，齐桓公不由得仔细打量了管仲一番：“这还真看不出来。”“您不妨试试。”鲍叔牙说。接下来的故事比较老套。齐桓公先是对管仲拱拱手，管仲也对齐桓公拱拱手，两个人算是见过了礼。齐桓公率先长叹一声，说：“先君襄公在位的时候，不好好料理国政，只喜欢游山玩水，放鹰打猎；不尊重人才，只喜欢讨好妇人。后宫的女人多达数百，都是锦衣玉食，好生供养，军费开支都被用在后宫，而前线作战的将士吃不饱也穿不暖，贤能之士的地位反而不如女人的地位高。国家被搞得乱七八糟，宗庙也被弄得乌烟瘴气。管先生给我说说，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一切？”齐桓公这个题目出得很大，管仲的回答却很简单：“要想改变这一切，关键只有两个字——秩序。”这就是管仲的聪明，没有长篇大论，只是拣最关键的要点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吊起这位国君的胃口，引他继续往下问。果然，齐侯盯着管仲的眼睛，紧接着就追问：“如何确立秩序？”管仲捏捏胡子，若有所思地说：“很久以前，古代的圣王治天下，用的是‘叁其国而伍其鄙’的办法，让老百姓各居其所，各安其业，各就其位，国家也就大治了。”管仲的治国之道在于先治民，把国民分为士、工、商、农四个阶级，各个阶级均为世袭，不能互相转换。简单地说，父亲当农民，儿子必定是农民，孙子也是农民，代代相传，不可变更。根据这一阶级划分，再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个乡，士居十五乡，工居三乡，商居三乡（所谓的叁其国）。其中十五个士乡，国君自统五乡，国、高两大家族各统五乡（所谓的伍其鄙）。齐桓公听到这里，已经入味，兴致勃勃地坐直了接着问：“如果那样做，我就可以号令诸侯了？”齐桓的兴趣很明显不在治国上，而在于号令诸侯上。这一点，他其实和哥哥齐襄公很相似，但他比齐襄公幸运，因为他遇到了管仲。管仲微微一笑：“别急，刚刚讲的不过是治民之道。治民为治国之本，我接着给您讲讲安国之术。”齐桓公有点失望：“好，先生您接着说。”身体又靠了回去。管仲的安国之术说起来也比较简单：检视原有的法令，择其善者而留用，不善者则加以修订；安抚和尊重百姓，并为生活困难者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齐桓公一听，这还不容易，马上又问：“现在可以号令诸侯了？”管仲搓了搓手，说：“这个……恐怕还不行。”齐桓公打了个呵欠：“那……先生您接着说。”管仲一看架势不对，临时改变了教课顺序：“号令诸侯这件事嘛，也不是没有速成之法。”他半眯着眼睛斜了齐桓公一眼，果然，那家伙立刻竖起了耳朵。管仲接着说：“如果您光靠整兵备战，那么别的大国也会整兵备战，双方势均力敌，不能速成；如果针对小国，您用的是平常的攻伐之器，而小国也自有其防备之术，同样不能速成。所以，速成是很难的。但我可以教您一个绝招，包管您心想事成，而且无须长久等待。”这回齐桓公身体前倾，急切地搓搓手，“愿闻其详。”管仲给开出的速效药叫做“作内政而寄军令”。根据士、工、商、农的阶级划分，士这个阶级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同时也为国家提供充足的兵源。每五个士乡出兵一万，编为一军，全国十五个士乡，总共编制三军，其中齐侯自领中军，国、高两个家族分别领左、右两军，形成以乡土、血缘、宗族为基础的军事单位。士兵们“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守卫国土则同仇敌忾，讨伐他国则齐心协力。有这样的常备军三万人，齐侯就可以替天行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管仲还提出，为了解决战备物资短缺的实际困难，可以采取“轻过而移诸甲兵”政策。一个人如果犯了重罪，可以出一副盔甲和一支长戟抵罪；犯了轻罪，可以一副盾牌和一支长戟抵罪；小罪则可以罚金；嫌疑犯就放了算了。一个人如果被告，与原告相持不下，只要向国家交纳一束箭矢，就可以走人。这样的话，既可以增加武备，又节省了办监狱的开支，一举两得。齐桓公大喜，拍着案几道：“这下我可以号令诸侯了吧？”管仲摇摇头：“还差一点。”“请先生继续说！”管仲说，搞好内政是为了富国强兵。富国强兵之后，还要注重搞好外交，先和周边的邻居搞好关系，退回齐国侵占的别国的土地，不要收受他国的贿赂，“以亲四邻”。再派游士八十名，前往各诸侯国打探情报，看哪个国家的君主昏庸无道，再发动诸侯联合讨伐他。（齐桓公心里犯了个嘀咕，敢情这号令诸侯，也全然不是想打谁就能打谁，还得挑对象啊？姑妄听之。）通过讨伐“无道”的诸侯，齐国的威望树立起来，再率领诸侯朝觐周天子，尊崇王室。到那个时候，您不想号令诸侯，诸侯都哭着喊着要您来号令了。齐桓公听到这里，一拍大腿，站起来对一直恭候在旁边的鲍叔牙说：“师傅您说得对，就是这个人！”这边，管仲还意犹未尽呢，急忙说：“您……我还没说完呐。”齐桓公笑眯眯地拍拍他的肩膀：“不急，以后有的是时间。”接下来，齐桓公郑重其事地斋戒沐浴三天，在大庙里当着全体官员贵族的面拜管仲为相。据《史记》记载，鲍叔牙极力成全管仲，而且甘居其下。相较于管仲的治世之才，当时天下的人们更看重鲍叔牙的知人善任。【齐桓公和管仲：变法是第一生产力】公元前684年，齐桓公即位的第二年春天，齐军进犯鲁国。齐桓公此举，显然违背了管仲给他订的先亲四邻的政策，遭到管仲和鲍叔牙的强烈反对，但是齐桓公急于称霸天下，执意要出兵。而在鲁国这方面，去年乾时大战惨败的阴影尚未消失，现在齐国大军压境，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一个叫曹刿的人出其不意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史没有记载曹刿的年龄、出身和籍贯，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鲁国的乡下人，听到齐国入侵鲁国的消息，他放下锄头，前往曲阜请求面见国君。乡亲们都劝他：打仗，那是吃肉的人操心的事，你一介草民瞎掺和个啥？古代生产力低下，农民难得吃上一顿肉，一般的士族阶层也很少吃肉。所谓吃肉的人，是指大夫以上的贵族，他们天天可以吃肉。曹刿拍着身上的草灰说：“吃肉的人脑满肠肥、不学无术、鼠目寸光，没有深谋远虑，我这草民不掺和怎么行？”于是不顾乡亲们的劝阻，上路去曲阜了。鲁国没有信访局，自然也没有驻京办之类的截访机构，各地官员也没有截访任务和指标，农民曹刿一路通行无阻，竟然很快就见到了鲁国的最高统治者鲁庄公。简单地见过礼之后，曹刿就直入主题：“您打算依靠什么和齐国人作战？”这还用问，打仗靠的是战车、是兵、是武器、是粮草。但是鲁庄公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这就好比一个成年人被问到一加一等于几，总觉得不应该等于二那样。他想了老半天，眼睛看着地面，战战兢兢地说：“吃的穿的，不敢一个人独享，总要分给别人一些。”说完偷偷看了曹刿一眼。曹刿粗声粗气说：“那只是小恩小惠，范围也有限得很，老百姓不满意。”鲁庄公又想了老半天，说：“那，祭祀祖先和鬼神，摆两头牛就说两头牛，不敢说有三头，诚实可靠。”曹刿整了整腰带，不耐烦地说：“那些也只是小信，鬼神其实并不满意。”鲁庄公头都大了，面上也有点挂不住了，事不过三，再答错一次，脸都不知往哪搁，他深呼吸几次，然后尽量沉缓地说：“大大小小的官司，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但总是本着以民为本的原则，正确对待。”这句话的原文是：“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说句题外话，若能将这十一个字挂在全国公、检、法机关的墙上，也许可以减少某些人的傲慢、粗暴和急功近利。言归正传，曹刿听到鲁庄公这么说，终于笑了：“能够忠于自己的职守，也差不多了，可以与齐国一战。如果开战，请带上我。”鲁庄公长吁了一口气，擦了一把汗，连忙答应。鲁军和齐军在长勺（shuò）相遇。鲁庄公的戎车在去年的乾时之战中被齐军缴获。现在他换了一辆新的戎车，请曹刿和他同车。与国君同车是非常恩宠的待遇，草民曹刿愉快地接受了。两军对阵，鲁庄公想先发制人，拿起鼓槌准备擂鼓进攻。曹刿将他的手按住，说：“不是时候，让敌人先敲。”齐军的鼓敲响了，全体士兵举起兵器，有的敲盔，有的敲盾，齐声呐喊：“风，风，大风，大风。”声势极为浩大。按惯例，鲁军这时候不能在气势上输给人家，也要擂鼓呐喊，两军随之各自发动，战车在前，步卒在后，冲向敌阵厮杀。可是齐军吼了一阵子，士兵们嗓子都有点发甜了，鲁国人还是毫无动静。大风呼呼地刮过鲁军阵地，吹得战旗猎猎作响，除此之外，整个鲁军方阵一片死寂。鲁国人不按常理出牌啊！齐国人没见过这种阵势，本来想跃马进攻，战车又悄然往后退回了起跑线，步卒手里的长戟也握出了汗，大伙儿都不知道对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其实连鲁庄公也不知道曹刿在搞什么名堂，他很想擂鼓进军，可是曹刿将他的鼓槌牢牢抓在手里，就是不给他敲。齐军的战鼓再一次擂响。鲁军仍然纹丝不动。齐军第三次擂响了鼓。站在鲁庄公车上的曹刿松开了手，说：“可以了。”鲁军的战鼓终于轰轰隆隆地响起来。听到鼓声，数百辆战车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冲向齐军阵地，战车后面的步兵也挥舞着手中的利刃，嗷嗷叫着冲过来。齐军先是惊愕，既而骚动，然后像退潮一般溃散。鲁军如同参加冬天的狩猎一般在战场上四处屠杀着齐军士兵，那场景，连一贯温文尔雅的鲁庄公都禁不住在车上面红耳赤地吼起来：“杀啊，冲啊，把齐国人统统杀光！”齐军全线败退。鲁庄公下令全军追击，又被曹刿制止了。他仔细查看了齐军战车留下的车辙，又站在戎车前面的横木上，朝着齐军溃逃的方向眺望了一阵（我们也许搞错了，他原先不是农民，而是乡间杂耍演员），然后才说：“可以追击了。”这一仗以齐国人的惨败而告终。《左传》记载，鲁庄公赢了一场战争，却不知道是怎么赢的，于是很虚心地向曹刿请教。曹刿毫不客气，说：“打仗，比的就是勇气。一鼓作气，是斗志最盛的时候；第二次鼓起勇气，就不如第一次；第三次基本上就毫无勇气可言了。敌人丧失斗志，而我方斗志旺盛，所以能打胜仗。至于追击之前，俯看地上的车辙，眺望敌人的旌旗，那是为了判断敌人是不是故意诱我军深入。我是确定齐军车阵已乱，旌旗靡倒，才敢放手追击的。”我要替曹刿补充说明一下：打仗是件会死人的事，对于双方士兵来说，举起武器冲向敌阵，都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充满着恐惧、颤栗，甚至还有对人生的虚无感。两军阵前战鼓齐鸣、士兵高声呐喊，就是为了消除和掩饰这种恐惧感，增强自身的勇气。一旦鼓起勇气，又被硬生生憋回去，就很难再次振作了，遑论第三次？所以才会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说法。这和现代人结婚是同一个道理。同年六月，齐桓公不甘心长勺之败，联合宋国再次出兵进犯鲁国，两国联军越过鲁国边境，驻扎在曲阜附近的郎城附近。宋庄公已经在八年前去世，现任宋国君主是他的儿子捷，也就是历史上的宋闵公。鲁国大夫公子偃对鲁庄公建议说：“宋国部队军容不整，我军可以避强就弱，先打垮宋军。宋军一败，齐军也就只能撤退了。请您派我攻击宋军。”一向慎重的鲁庄公考虑了半响，没有答应他。当晚月色朦胧，公子偃命令属下将虎皮蒙在战马身上，偷偷打开城门去偷袭宋军。鲁庄公得到消息，连忙动员全军接应他。宋国人果然没有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士兵们在恍惚之中，只见百余头猛虎在营中横冲直撞，惊惧不已，全军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宋国的猛将南宫长万仍然奋勇抵抗，左冲右突，鲁军无人能敌。鲁庄公远远地看见了，取出自己祖传的长箭“金仆姑”，弯弓搭箭，射中了南宫长万的右肩。中箭之后南宫长万被数百名鲁军士兵包围，仍然勇不可挡，直到鲁庄公的贴身护卫遄（chuán）孙加入战团，鲁军才合力将他擒获。宋军的溃败引发连锁反应，齐军见势不妙，连夜撤退。一连两次讨伐鲁国失败，齐桓公刚刚开始的雄图霸业，显然有点流年不利。公元前683年夏天，宋闵公为报去年战败之仇，再一次兴兵攻打鲁国。越来越有战争经验的鲁庄公前率部队迎击，乘宋军立足未稳就发动攻击，一举击败宋军。左丘明对此喜不自禁，在《左传》中记载：举凡战事，敌未列阵就被击溃叫做“败”，敌已经列阵叫做“战”，全线崩溃叫做“败绩”，敌我相当叫做“克”，敌人全军覆没叫做“取”，王室部队失败则叫做“王师败绩”……时隔数千年，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到当年鲁国上下的得意之情。回想去年的鲁、宋之战，宋军之所以速败，同样也是因为军容不整、防范不周。一连两次重蹈覆辙，这位宋闵公的治国治军之才，实在令人担心。相比之下，经历了诸多磨难的鲁庄公显得成熟多了。同年秋天，宋国遭遇洪水灾害，鲁庄公及时抓住这一时机，向宋国伸出了橄榄枝，派人到宋国致以慰问之情，说：“天降大雨，毁坏了庄稼，使百姓流离，我怎敢不来慰问？”对于鲁庄公的好意，宋闵公的答复也相当得体：“因为孤不敬鬼神，所以老天降祸于宋国，还要劳烦您担忧，在此拜谢您的好意！”这里的“孤”是宋闵公自称。按照周礼，诸侯在天子面前自称其名，平时自称寡人，国内有凶事则自称孤。对此，鲁国大夫臧文仲表扬道：“宋国有这样的君主，想必要兴旺了。当年大禹和成汤敢于担当责任，说‘天下有罪，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终成大业；夏桀和商纣将责任全推给别人，不想承担任何责任，结果很快就灭亡。国家有灾难，君主自称为孤，合乎礼制。宋公言辞谦卑，深知礼数，算是不错的啦！”然而没多久，又有消息传出说，那番话并非出自宋闵公本人之口，而是公子御说（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宋闵公的兄弟）代为捉刀写的。臧文仲又感叹道：“这个人有体恤百姓之心，应该当国君才对啊！”事实上，宋闵公不只是治国无道，治军无方，还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口德很差，说起话来肆无忌惮，口无遮拦。随着鲁、宋两国关系的修好，宋国向鲁国提出，将一年前被俘的南宫长万归还宋国，鲁庄公同意了。南宫长万苦战被俘，回到宋国，没有得到一句安慰的话，反而被宋闵公当众奚落了一番：“原来我尊重你，因为你是勇士。可你居然当了鲁国人的俘虏，叫我如何再尊重你呢！”很难理解宋闵公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听起来仿佛仅仅是为了向大家证明自己没水平。一年前那场战争的失败，责任不在南宫长万，而在宋闵公自己身上。现在他不但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当众奚落曾经奋勇杀敌的南宫长万，这究竟是什么心态呢？常言道，士可杀，不可辱。南宫长万虽然是个粗人，但是将自己的名誉看得很重。公元前682年，也就是南宫长万回国的第二年秋天，宋闵公带领群臣到蒙泽狩猎，因为一场棋局与南宫长万发生口角，宋闵公旧事重提，又揭了南宫长万的旧伤疤，戏称其为“鲁虏”。这一次，南宫长万没有客气，拿起石头做的棋盘，一下就将宋闵公给砸死了。接着他又打死了宋闵公身边的几个侍从，闻讯而来的大夫仇牧和大宰华父督也未能幸免。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这场本来没有预谋的个人行为自然也就演变成了政变。宋国的公族子

纯青，以至于李辅国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便在睡梦中实现了去地下侍奉先帝的愿望。二十多年前，名不见经传的李辅国从皇家马房里走出来，前往东宫服侍太子李亨，正如他此刻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一样，全都是悄无声息。但其一生的经历，却是让人们尽皆以鼻嗤之，即使有他当年劝李亨北上灵武和后来诛杀张皇后的闪光点，但依然摆脱不了人们对于他这类弄权者的诟病。李辅国虽然悄无声息地死亡，但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人击掌相庆，有的人则暗自捶胸顿足，而李豫则不被外界所干扰，假意下令追查真凶，派人安抚李辅国的家人，并以刻木代替其首级全身安葬，追赠为太傅。李豫终于将李辅国送到地下去侍奉先帝，这也让他长舒一口气，不过任何一场政治斗争都会有得利者，李豫固然是最大的赢家，但他是依靠程元振才铲除了威胁自己地位的李辅国，所以清除李辅国后，程元振理所当然地取而代之，握有禁军的全部指挥大权。早在李辅国被迫搬出皇宫居住时，李豫就加封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并进封邠国公，追赠其父程元贞为司空，母亲郄氏为赵国夫人，当时程元振的权势可以说已经超过了李辅国，朝廷大部分人尊称他为“十郎”。虽然当时程元振内心十分喜悦，但皇宫之外的李辅国依然过得逍遥自在，这让程元振并不踏实，一直到李辅国死后，他才彻底长舒一口气，虽然他此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达到如日中天的权势，但此刻万人之上的感觉还是让他逐渐飘飘然起来。事实证明，权力这个东西虽然会让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但它也会瞬间蒙蔽人的心智，让人在一片懵懂中逐渐迷失自己。树敌坦白地讲，程元振不具备李辅国那样的阅历，更不具备李辅国那独到的眼光，李辅国可以在关键时刻力劝李亨北上灵武，这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反观程元振，无论是向李辅国告密还是建议李豫削减李辅国的权力，都带有投机的色彩。最关键的是，程元振的心中没有“忠义”二字，程元振和李辅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李辅国虽然专权，但对肃宗李亨还存有一份忠心，而程元振则完全是利益至上，即使是给予他权力的皇帝李豫，如果遇到非常时刻，他也敢把皇帝拉下马。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人地位达到一定高度后，必然会无所顾忌。纵观程元振掌握权力后的所作所为，如果说李辅国是专权跋扈，那么程元振则是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例如原为淮西节度使的王仲升在与安史叛军作战中被俘，当时由于屈从叛军而得以保全性命，叛乱平定后，又重新归顺朝廷。按说王仲升这样的人应该会遭到秋后算账的，可就是因为他与程元振交好，不仅未被治罪，反而被程元振推荐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进而打破了唐代军将不曾兼任御史大夫的传统。不过从最后的结局来看，程元振的结局要明显好过李辅国，至少没有身首异处，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虽然他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但并没对皇权形成威胁，而之所以他最终也像李辅国那样被李豫所打压下去，完全是因为他不知轻重树敌过多。事情的起因源于冤杀来瑱事件。来瑱，邠州(今陕西彬县)永寿人，唐朝名臣，以忠义闻名，曾任北庭行军司马，后经拾遗张镐推荐，在天宝初年“智谋果断、才堪统众”，进士及第从而踏上仕途之路。安禄山造反后，来瑱死守颍川，箭法高超，敌兵应弦而倒。叛军又派降将、来瑱父亲的部下毕思琛劝降。毕在城下凭吊来父。来瑱不领情，派众将冲杀出城，杀敌甚众。安禄山部下开始畏惧来瑱，称其为“来嚼铁”。乾元二年（759年），来瑱移镇河西，改任陕虢节度使兼潼关防御团练镇守使。次年，再改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上元二年（761年）春，来瑱击破史思明余众于鲁山，再战汝州斩首万级。来瑱虽然英勇善战，智谋果断，但其性格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傲慢。随着自己不断创建军功，来瑱逐渐开始翘起了尾巴。宝应元年（762年），李亨下诏让来瑱回朝述职，来瑱居功自傲，让将士以平叛战事紧张为由，上表请求挽留自己，结果李亨只得无奈让他回去，但来瑱这种做法是纸里包不住火的，李亨知道后对他非常不满，行军司马裴奰趁机上表参其有不臣之心，说来瑱善谋而勇，恐后难制，即除之可一战擒也。当时李亨虽然认为裴奰说得很有道理，但他并没有下定决心就此除掉来瑱，并且随着李辅国突然发动兵变，以及李亨的去世，除掉来瑱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李豫即位后，并没有忘记除掉来瑱这件事，虽然表面继续优待来瑱，任命其为襄州节度使、奉义军渭北兵马使，但暗中却让裴奰伺机除掉来瑱。裴奰率军自均州东下，来瑱知其来意不善，也不想束手就擒，因此率兵迎击。双方在谷水北相遇，裴奰兵发箭射击，来瑱手下大将薛南阳以三百骑绕出其后，突然攻击，来瑱又从正面冲击，裴奰大败，被俘送京师。由于一时杀得兴起，来瑱虽然当时出了一口恶气，但当他冷静下来后，知道闯了祸，于是入朝谢罪。李豫念及他有功于社稷，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按说这件事情随着皇帝陛下的不予追究，应该到此为止，但来瑱偏偏和程元振不和，原因是程元振曾经求来瑱办过事情，来瑱因为瞧不起程元振所以置之不理，这样一来程元振便怀恨在心。程元振和裴奰的观点一样，认为来瑱有不臣之心，绝不能留，但他的出发点和裴奰却完全不同，裴奰完全是为朝廷着想，而程元振则是为了公报私仇。所以这次来瑱来京城，程元振岂能让他再回去，虽然皇帝陛下已经不再追究来瑱，但程元振却发誓一定要借皇帝之手除掉来瑱这个眼中钉。想来想去，程元振决定采取“诬告”这种屡试不爽的招数。应该说程元振还是很能洞悉人心的，他十分清楚皇帝陛下最反感什么：八年的平叛战争让大唐帝国国势衰微，李豫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向叛军屈膝投降的人，以及与叛军同流合污反叛朝廷的人。看准了这一点，程元振的诬告之词随即而来。“陛下！来瑱虽然已经谢罪，但奴家认为这个人还是不能饶恕。”“哦？为什么？”“陛下其实并不知道来瑱曾经和叛军做过什么，我相信陛下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饶过他的。”“有这等事？那你和朕说说来瑱曾经做过什么。”“陛下知道王仲升为什么会被俘吗？”“为什么？”“那是因为来瑱和叛军串通一气，致使王仲升没有防备所以被俘，先帝在世时，裴奰曾经说来瑱有不臣之心，就是指的这件事。”程元振拿准了李豫的死穴，知道李豫听完后一定会勃然大怒，所以他的这几句话等于宣告了来瑱的死刑。果然，李豫听完后直接下令削除来瑱的官爵流放播州（今贵州遵义），后来又下令赐死于途中。来瑱之死虽然让程元振报了私仇，但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件事居然在来瑱据守的襄、汉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其部众听到来瑱被杀后，全都齐聚襄阳，共推来瑱的部将梁崇义为帅，并联名上疏李豫，要求为来瑱平反，并为其立祠。当时的形势可谓剑拔弩张，如果李豫不答应这些部众的要求，以梁崇义为首的襄汉守军大有反叛的迹象，本来就已经被安史叛军搞得焦头烂额的李豫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又起战端，最终不得已下令以功臣的礼节改葬来瑱，并任命梁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李豫实在没有想到来瑱事件最终居然会差点生起战事，憋了一口气的他将所有的怨气发泄在了程元振身上，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的辐射力度远远不止于此。当诸镇节度使知道来瑱被杀的消息后，无不大为震惊，这些人在朝廷宣他们入朝时，均以害怕被程元振进谗为由而不敢奉诏。当时听到这个理由后，李豫差点没背过气去，如果一个人因这种理由可以被兴师问罪，但如果所有人全都是这个理由，那这就叫“民意”。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程元振在李豫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可是程元振并不知道皇帝陛下的内心所想，在他看来，连诸镇节度使全都害怕自己，那自己的权势俨然已经超过李辅国，他为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而无限自豪。在我看来，程元振这个投机分子此时完全应该清醒一下头脑，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如果他这样做或许还能救赎自己，但他的个人素质又决定了其位置越高，就越是如水田里的蛤蟆，叫的声音越大。但这世上无论做什么，总是有不能突破的界限，可惜程元振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接下来他只能是在为非作歹的道路上继续一路撒欢，直到他触及了道德底线，坏了国家原则。前边我们曾经说过，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大军入寇大震关时，边将和地方官接连向朝廷求援，但求援文书却被程元振隐匿不报，致使吐蕃大军长驱直入，一直到达邠州后，李豫才得知消息，李豫当时派遣郭子仪出兵咸阳抵御吐蕃大军，但吐蕃二十万人马已经快速渡过渭水，直逼京师长安，郭子仪急忙派使者入奏李豫，请求增兵咸阳，但使者却被程元振阻拦在外。如果说来瑱被杀事件是程元振被打压的导火索，那么阻拦使者面见李豫就是程元振最终被打压下去的直接原因。逃过一死程元振阻拦使者面见李豫的直接后果，就是让皇帝陛下不得不放弃京城长安，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出逃陕州，但在陕州李豫多次下令征召各地兵马勤王，却因为诸镇节度使痛恨程元振，而无一人应诏，这让李豫备感尴尬。李豫此时忽然明白，程元振虽然不像李辅国那样让自己觉得受到钳制，但这个奴才却在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使自己和整个国家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所以李豫下定决心一定要铲除程元振。时任太常侍、翰林待诏的柳伉看透了李豫的想法，他不失时机地向李豫上疏请求杀掉程元振，他在奏疏中详细说明了李豫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吐蕃大军胆敢一路直逼京城，虽然是因为各路勤王人马消极所致，但根本原因是他们担心自己会得到来瑱的下场，而导致来瑱被冤杀的元凶就是程元振，只要杀掉程元振，各路勤王之师很快就会到来，收复京城长安指日可待。“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请赤臣族以谢。”这是柳伉在奏疏上写的最后一句话。应该说当时上疏李豫请求杀程元振的虽然只是一个不入流的翰林待诏，但柳伉这种芝麻官都敢上疏弹劾程元振，说明这在朝廷内部已经形成一种倾向。事实上李豫从柳伉的奏疏中已经嗅出了这种味道。如果说先前李豫还有一丝犹豫的话，那么柳伉的这封奏疏让他下定决心清除程元振。李豫认为程元振虽然人人痛恨，使自己几乎陷入绝境，但毕竟在李辅国发动的那场兵变中，程元振充当马前卒立下汗马功劳，对自己也算是有拥立之功，所以他并没有对程元振赶尽杀绝，而是下令削除程元振的所有官爵放归家乡。程元振虽然为非作歹，但他的资历显然无法和李辅国相比，所以得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他无法像李辅国那样直面皇帝对质，只得卷起铺盖走人。但程元振依然没有丢掉信心，这个投机分子始终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现在他虽然暂时成了一介草民，但他坚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事实证明，从某种角度而言，程元振也有让人佩服的一面，那就是他可以完全置自己的尊严于不顾，只要能够重新回到皇帝身边得到重用就是胜利。当后来程元振得知吐蕃大军已经撤出长安，皇帝陛下重新回到京城的消息后，他打扮成妇人模样悄悄地重新回到长安，以期寻找机会接近皇帝，重新得到任用。程元振还是十分聪明的，至少妇人的打扮很符合其自身具备的功能，但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程元振凭借着妇人的打扮重新回到长安，但他在长安并没有保持低调，终于因为和御史大夫王升饮酒作乐，被京兆府的人上疏弹劾，李豫下令逮捕他。重新回到京城长安的程元振犹如秋后的蚂蚱，没有蹦跶几天，就到了监狱之中，应该说李豫还是十分仁慈的，他依然没有将程元振置于死地，而是下令将他流放到更远的地方——溱州（今四川綦江县东南）。在李豫下达的诏令中，详细列举了程元振的罪行，同时也宣称并没有忘记他曾经立下的功劳，所以综合起来为了防止他再次回来，只得将他流放远地。“纵有非常之赦，不在会恩之限，凡百僚庶，宜体朕怀。”这是李豫在诏令上写下的最后一段话，从这封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豫对程元振的凶顽有了很深的认识，但他同时也明白程元振在主观意识上并没有胁迫皇帝的意思，这一点和李辅国有着本质的区别，程元振最多是由于其性格和水平原因祸乱朝纲，但李辅国却实实在在让李豫备感压力。如果没有程元振阻拦使者致使吐蕃大军占领长安，迫使李豫逃奔陕州，没有因为他各镇节度使不听诏令这两件事，程元振的地位或许不会动摇。所以程元振虽然是罪有应得，但也算是政治牺牲品，因为正是在他被处理后，各镇节度使开始纷纷调兵遣将前来勤王。当程元振第二次看到皇帝陛下流放自己的诏令后，他既感到庆幸又感到绝望，绝望于他东山再起的愿望破灭，庆幸于仁慈的皇帝陛下依然没有忘记他曾经的功劳。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豫又念及程元振的曾经的功劳，将他改为流放比较富庶的江陵（今湖北江陵），未过多久程元振便病逝。程元振终于走完了他投机的一生，他的崛起有侥幸的成分，同样他的结局也有幸运的成分。程元振崛起于在那场政变中的告密，但实际上他没有资历和能力让自己得到的权力平稳地运行，尤其是在原则问题上，程元振的政治水平不是一般的低。幸好他的行为并没有让皇帝陛下感觉受到钳制，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从这一点来讲，他的确是幸运的。对比李辅国和程元振两个人的经历可以明显看出，在那个专制的社会，官场中决定人生死的可能不是什么所谓的法律，而是你的行为会为皇帝带来什么样的感受。李辅国让皇帝有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受，所以他只有死。程元振虽然祸乱朝纲，但在皇帝眼中他也不过是自己的玩物，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李辅国、程元振接连迅速上位，又以俯冲之势急速衰落，事实上无论他们怎样兴风作浪，都没有对皇权产生根本性的威胁，他们是宦官群体的代表，李豫虽然清除了这两人，但他内心明白，对于宦官，自己还是可以操控的。而继李辅国、程元振之后，李豫也并没有就此对宦官进行限权，相反他却很快找到了这两个人的替代者。对比前二者，这个人从经历上看，比李辅国和程元振要丰富很多，因为这个人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可以说当时就连这个人可能也没有想到，当皇帝陛下相中自己后，他的权势居然超过了李、程二人，这让他开始有了非分之想，却最终也没能逃过李、程二人的宿命。这个人就是鱼朝恩。权侔人主鱼朝恩，泸州泸川（今四川泸县）人，开元初年入宫当太监。安史之乱发生后，随李隆基出逃，侍奉太子李亨，颇得信用，历任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主管内侍省。乾元元年（758年），鱼朝恩被封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军。值得一提的是，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官职就是从鱼朝恩这里开了先例，后来一直到唐朝灭亡成为了定制。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在邙山之战中，由于鱼朝恩不懂军事过分参与指挥作战，致使唐军惨败，河阳、怀州先后失守，鱼朝恩最终狼狈逃回陕州。洛阳收复后，鱼朝恩虽然被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但由于有邙山失利的阴影，使得他开始归于沉寂。李辅国、程元振接连兴风作浪时，鱼朝恩始终默默无闻，一直到广德元年（763年）十月，他才迎来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李豫被吐蕃大军逼迫得奔逃陕州，禁军士兵一时间四散逃亡难以召集时，只有鱼朝恩率领的神策军自陕州迎驾于华阴（今陕西华阴），并始终护卫在李豫身边，这让李豫很是感动，由此开始宠信鱼朝恩。李豫重新回到长安后，鱼朝恩率领神策军一同进入长安，自此之后神策军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安。永泰

国产高颜值年轻女闺蜜磨豆腐视频合演奏和演唱，比塞拉菲娜的那个又冷又小的客厅强太多了——房里有一个壁炉，他们可以就着那熊熊的炭火取暖，如果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能赏光前来和他一起用晚餐的话，那他的快乐就十全十美了。马基雅维里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简直就像砍倒一棵树那样容易，”他心里想着。马基雅维里给自己修了一下脸面，把头发修剪了一番，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一件黑色无袖的大马士革长袍，和一件裁剪制作得十分贴身的外套，外套的天鹅绒袖子能够像波浪般地起伏。皮埃罗也为了这次活动穿得整整齐齐，但是他的淡蓝色的长袍到大腿中部就为止了，腰间扎了一条紫色的腰带。他那两条英俊的腿罩上了深蓝色的紧身裤，他的外套袖子没有马基雅维里的那般肥大，颜色也是深蓝色的。他那卷曲的头发上很时髦地戴了一顶紫色的帽子。马基雅维里满意地看着他。“你应该会给那个年轻的女仆留下个好印象了，皮埃罗，”他笑着说，“她叫什么来着？尼娜？”“你为什么希望我跟她上床？”皮埃罗笑着问道。“我想让你能够不虚此行。另外，这对于我来说也许也有用处。”“何以见得？”“因为我想和她的女主人上床。”“你？”在皮埃罗的音调中包含了如此之多的惊讶，马基雅维里不由得生气地涨红了脸。“你倒是说说看，我为什么就不行？”皮埃罗看到主人不高兴了，犹豫了一下。“你已经结婚了，并且，就和我的舅舅一样老。”“你这话说得就跟个笨蛋似的。一个明智的女人会永远倾向于选择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而不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男孩子。”“我从来没有想过她对你有这么重大的意义。你爱她吗？”“爱？我爱我的母亲，我尊重我的妻子，我也会爱我自己的孩子，但是我想和奥莱莉娅上床。还有不少东西够你学的，我可怜的孩子。拿着鲁特琴，让我们出发。”虽说马基雅维里脾气稍微急躁了一些，但他不会生气很长时间。他拍了拍皮埃罗光滑的面颊。“一个人是很难将秘密保守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不让女仆知道的。”他笑着说。“你如果能用热吻将她的嘴封起来，你就帮了我一个大忙了。”他们只是横跨过那条窄窄的巷子就到了巴托罗缪的家。敲门之后就被仆人请了进去。卡特琳娜女士穿了一件黑色的长袍，显得雍容华贵。奥莱莉娅则是穿了一件色彩浓艳的，用威尼斯织锦缎做成的衣服。衣服华丽的色泽更加衬托出她洁白的胸部和她金黄色的头发。马基雅维里看到奥莱莉娅比他想像的还要美丽动人，他不禁大感欣慰，暗中舒了一口气。她非常非常地诱人，让她嫁给那个肥胖的，自鸣得意的，年过半百的老男人，真是太荒唐了。一阵平常的寒暄赞美之后，他们坐了下来，等待晚餐开始。当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走进来的时候，女人们正在忙活着。“你看，她们已经用上你为我在佛罗伦萨买的布料，开始忙着做衣服了。”巴托罗缪说道。“您还满意吧，奥莱莉娅女士？”马基雅维里问道。“在伊莫拉可搞不到这么好的布料。”她说道。她说话的时候看着马基雅维里，她的黑色的眼睛在他身上停留了一会儿，使得马基雅维里一阵心跳。“我要是能得到这个女人，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他对自己说道。不过他并不是真的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他的意思是，他从来都没有过这么一个如此急切地要与之上床的尤物。“尼娜和我打下手，”卡特琳娜女士说道。“我们量体，裁剪和缝纫，我的女儿进行刺绣。要说做刺绣这活，我的手就太笨拙了，尼娜也不比我好多少。”“奥莱莉娅做的刺绣从来不会重样，”巴托罗缪自豪地说着。“给尼科洛大人欣赏一下你正在绣的衬衫的式样。”“哦，这会叫我露丑的。”她妩媚地回答道。“瞎说。我来给他看。”他随手拿来一张纸。“你看到了吧，她这么样绣我的名字的缩写，是不是十分巧妙？”“这是一件集优雅和天才于一身的杰作，”马基雅维里显出一副极其热情的样子，他之所以要装出这副样子是因为他实际对这一类的东西从来就不感兴趣。“我真希望我的玛丽埃塔也有这样一种令人喜爱的天赋，并且能够吃苦耐劳，从而使这种天赋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我的女人可是又勤劳又贤惠。”巴托罗缪满心欢喜地说道。马基雅维里不禁自忖，他可是对奥莱莉娅的勤勉和贤惠一点也不感兴趣。他继续想到，那些做丈夫的男人在总结他们妻子的品德方面经常是错误的。晚餐端了上来。马基雅维里竭力使自己处在一个最佳状态。他知道自己讲起故事来是一把好手，他在法国逗留的那段时间也为他提供了一些国王宫廷里的绅士美女之间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当他的叙述中那些不那么体面的成分变得十分明显的时候，奥莱莉娅就显示出一副淡淡的困惑的样子，巴托罗缪则是大笑不止，卡特琳娜也是乐不可支，一个劲地催促马基雅维里讲下去。他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心想自己已经成功地向人们显示，他是一位令人愉快的客人。大家尽情地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酒足饭饱之后，他将巴托罗缪拉到一旁，聊了一通他自己，他自己的轶事和财产，言谈之中颇有些得意之色。一顿胡吹神侃之后，马基雅维里建议他们试试他们的嗓子。他调了一下他的鲁特琴，试着弹奏了一段欢快的乐曲作为序曲。然后他们唱了一支他们都熟悉的曲子。组合歌唱在当时是一种普通的技巧，巴托罗缪的低音，马基雅维里的轻度的男中音和皮埃罗的令人愉快的男高音三者之间，确实相得益彰。然后马基雅维里唱了一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歌，其他二人也加入了合唱。他一边唱着，一边朝奥莱莉娅望去，希望她能够猜到他是在为她一个人歌唱。当他们目光相接时，她低下头去，看出她至少还是明白他的用意的，他不禁一阵得意。这只不过是个开始而已。夜晚很快就过去了。两位妇女平常的生活十分单调，这次聚会确实是一次难得的愉快时光。奥莱莉娅的兴奋一望而知地呈现在她光芒四射的美丽的大眼睛中。马基雅维里越是端详她的那双眼睛，他越是确信，这是一个尚未被唤醒的女人，一旦唤醒，是可以有激情的。他准备唤醒她。在晚会散场之前，他还有一些话要说。这些话他一直在等待着最佳的时机去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喜欢虚荣的人，但是他还是禁不住认为自己的主意十分的高明。所以当机会来临之时，他说道：“你曾经说过，你可以帮我解决一些困难，我一直铭记在心，十分感谢。巴托罗缪大人，现在我要向你开口了。”“为共和国的使节，本人可以做很多事。”巴托罗缪答道。他今晚喝了不少酒，即使没有醉，也至少是处于微醺状态。“但是为我的好朋友尼科洛，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好的，事情是这样的：执政团正在寻找一位可以在明年的封斋期在大教堂做布道的神甫，他们让我在伊莫拉寻找一下，是否有什么人可以承担此一重任。”“提莫提欧神甫，”卡特琳娜女士冲口而出。“请安静，岳母大人，”巴托罗缪说道，“这是一件应该由男人经过仔细调研才能决定的事情。这要么可以为我们的城市带来光荣，要么就是取笑，所以必须认真对待，只推荐一位和这份荣誉相称的人。”但是卡特琳娜并不是一位轻易就不说话的人。“就在今年他还在我们自己的教堂里做了封斋期的证道。全城的人都来听他的证道。当他描述耶稣基督受难的情形时，最刚强的男人也热泪盈眶，女人们都晕了过去，还有一个可怜的东西，快要临盆了，突然一阵临产的阵痛袭来，结果嚎叫着被人抬出了教堂。”“我并不否认这些。我也算是个心肠硬的生意人了，我也是哭得跟个孩子似的。确实如此。提莫提欧神甫口才很好，对语言造诣很深。”“谁是这位提莫提欧神甫？”马基雅维里问道。“你方才说的很有些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佛罗伦萨人非常喜欢在一个适当的季节被人叫去忏悔，这样的话他们在一年之中剩下的时间里欺骗他们的邻居时就不至于太受良心的遣责了。”“提莫提欧神甫是我们的忏悔神甫，”巴托罗缪说道。其实马基雅维里早就了解了这一事实。“就我本人而言，我凡事都征求他的建议。他不仅仅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而且是一个睿智的人。还有，几个月以前，我准备要去近东买一批调味料，他告诉我他看到了圣保罗对他显灵，告诉他货船会在克里特岛附近触礁，所以我就没有购买。”“后来船果然沉了吗？”马基雅维里问道。“没有。但是有三艘快帆船满载着香料抵达了里斯本，结果香料价格掉穿了底，我要是买了那笔货，一定是大亏。所以这就跟船沉了没有什么两样。”“你越这样描述这位神甫，我就越想见到这个人。”“一般你会在上午的时候在教堂中找到他。如果你找不到他的话，你可以让看护圣器的弟兄去叫他。”“我可以告诉他我是受了你的推荐而来的吗？”马基雅维里礼貌地问道。“来自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使节并不需要一个小城市里贫寒商人的推荐。再说，我们这个小地方实在是无法与佛罗伦萨这样灿烂的城市相提并论的。”“你是如何看提莫提欧神甫的？”马基雅维里面向奥莱莉娅，继续问道。“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不仅仅要听取一位像巴托罗缪这样有身份、有头脑的绅士的意思，以及一位如卡特琳娜女士那样富有人生经验而成熟老到的女士的见解，我也必须听取一位具备热情、纯洁和青年人所特有的敏锐感觉的人的意见，这个人对于外面的世界和它的种种坏处还不十分了解。因为我所要推荐的这位神甫不仅要能够召唤罪人们来忏悔，同时也要高度肯定那些有品德的人的嘉言懿行。”这段话说得非常漂亮。“提莫提欧神甫在我眼里是不会犯任何错误的。我一直是准备着由他来带领我做每一件事。”“在我看来，”巴托罗缪补充道，“我想说你也必须准备好由他来带领。他向你建议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你最好的利益。”这一切进展顺利，也正如马基雅维里所希望的那样。他上床休息时，对自己颇为满意！[1]在第九章中，这名会计叫贾科莫。第十七章第二天是个赶集的日子，一大早马基雅维里就带着皮埃罗去了市场。他买了一对丰满的松鸡，在另一个摊贩处买了一篮子甜美的无花果，这种无花果是瑞米尼地方的特产，十分出名，畅销于整个意大利。他让皮埃罗将这些食物给巴托罗缪送去，顺便捎上他的问候。这些天伊莫拉住满了外来的客人，食品稀缺，价格昂贵，所以他知道他所赠送的食品将很受主人欢迎。然后他就拔腿向方济各会教堂出发。方济各会教堂和提莫提欧神甫修行所在的修道院连在一起，距离巴托罗缪的房子不远。教堂确实挺大，但是一点没有建筑美学方面的价值。教堂里面空荡荡的。里面只有两三个正在祈祷的妇女，一个并未出家的弟兄，很明显他就是教堂中看护圣器的执事，他正在拖地板。另外还有一位神甫正在祭坛上慢腾腾地忙活着，马基雅维里用他锐利的眼睛扫了这个神甫一眼，看出他只不过是装出一副忙碌的样子，心里猜想这一定就是那位提莫提欧神甫。估计卡特琳娜已经跟神甫打过招呼，马基雅维里会来拜访他。“对不起，神甫大人，”他开口说道，同时礼貌地欠了一下身子，“我听说您的教堂里有一尊有着神奇能力的圣母马利亚的像，我很想在她的面前点上一支蜡烛，盼望她能够保佑我正怀孕的太太，在生产时会少些痛苦。”“她在那儿呢，大人。”神甫说道。“我正要给她换面纱呢。我们教会里的那些弟兄总是不能够把她收拾得干净利落，然而当他们看到那些信仰虔诚的人们忘记给她上供的时候，他们又惊讶地不高兴了。我记得过去人们为了还愿，在同一时间会有几打的还愿奉献，今天却不足二十。这真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我那些弟兄完全没有头脑。”马基雅维里挑选了一支尺寸硕大的蜡烛，慷慨地付了一个弗罗林，然后他就看着神甫将它插在一根细铁签上，并点燃蜡烛。当这一切都做完之后，马基雅维里开口说道：“我要求您帮我一件事，神甫大人。我要同提莫提欧神甫私下会面，如果您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他，我将十分感激。”“我就是提莫提欧神甫。”僧侣开口说。“真是不可思议！这一切看上去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我来到这里，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要找的人，简直就是个奇迹。”“上帝的安排深不可测，”提莫提欧神甫说道。神甫中等身材，有些富态但是并不令人讨厌。马基雅维里冷静的头脑立刻就揣测，此人大概斋戒也不过只是做到他职责所要求的程度，而并非因为他相信贪吃是一种严重的恶习。他的面容长得不错，看上去像一位罗马皇帝，五官精致，尚未被奢侈和毫无节制的权力所糟蹋，然而却透露着一种残忍和贪欲，足以导致他日后被人暗杀。马基雅维里对这种人并不陌生。从他那红色的厚嘴唇上，突出的鹰钩鼻子和他那精致的黑眼睛中，马基雅维里看出了野心、狡诈和贪婪。但是这些本质都被表面的好脾气和简单的虔诚所掩盖。马基雅维里能够理解这个人是如何获得巴托罗缪一家人的信任的。他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人可以打交道。他一向痛恨僧侣。他认为这些人不是蠢货就是恶棍。眼前这个人或许就是个恶棍，他必须小心从事。“我必须告诉您，神甫大人，我从我的朋友巴托罗缪·马泰利那里听说了许多关于您的赞誉。他对于您的人品和能力均有着极高评价。”“巴托罗缪大人是教会忠实的儿子。我们的修道院十分贫寒，我们一向仰仗他的慷慨大度。但是，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我在此有幸与之交谈的，是哪位大人？”马基雅维里心里明白神甫是故作姿态，但还是庄重地回答说：“我应该一早就介绍自己，我是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公民，第二厅国务秘书。”神甫深深地鞠了一躬。“能和佛罗伦萨这样一个辉煌的城邦派来的使节说话，我实在是三生有幸。”“神甫大人，您太过奖了。我不过是凡夫俗子一个，有着人类所有的诸多缺点。不过，我们在哪里可以进行一次私密和充分的交谈呢？”“为什么不在这里？大人？那边那个帮忙的执事弟兄就像一根柱子一样耳聋，像一头驴子一样蠢，那些三三两两的老妇人正在忙着她们的祈祷，根本顾不上我们在说些什么，再说，即使他们听到了，也不会明白我们讲了些什么。”他们于是在教堂中两张祈祷用的板凳上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告诉提莫提欧神甫，他受执政团的委托，要寻找一个能够在封斋期在大教堂中布道的神职人员。神甫那副罗马人的面孔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是觉得这个人迅速地提高了关注程度，这证实了马基雅维里的判断，面前这个人已经完全了解马基雅维里和巴托罗缪一家人在前一天晚上的谈话内容。马基雅维里向他介绍了执政团方面的要求。“他们自然对此事颇有些担心，”他说道。“他们不想重新犯一次他们在吉洛拉莫·萨沃那洛拉[1]神甫身上所犯的错误。敦促和劝导人们忏悔并没有错，但是佛罗伦萨的繁荣却是依靠贸易，执政团方面不想让忏悔这件事破坏了和谐，干扰了商业。在美德方面做得过了头，就跟过分地沉溺于恶习一样对国家有害了。”“这句话，我好像记得，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啊，我能看出来，您和一般的神甫不同，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这真是再好不过了。佛罗伦萨的民众思想敏锐，有深刻的判断力，如果一个布道人不具备扎实的学问，任凭他多么口若悬河，人们都不会有耐心听下去。”“您说得不错，我的弟兄中不少人无知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提莫提欧神甫带着些许自得的神情回答道。“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您的意思的话，您是想了解一下在伊莫拉是否有人可以，照您的意见，配得上这份荣耀。这是一件需要进一步考虑的事情。我必须认真考虑此事。我也会作一番谨慎的探询。”“您这样就帮了我大忙了。我从巴托罗缪大人和他的女眷那里了解到，您智慧敏锐，品德高尚。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一个公正的意见。”“巴托罗缪大人的女眷们都是圣徒。这

呢？“陛下！建宁王李倓的悲剧无论如何不能再重演啊！”“建宁王的事情朕十分清楚！”李适的神色越来越缓和，不过他思考片刻后，仍然不死心，于是开口问李泌：“爱卿能不能告诉朕，贞观和开元年间都曾经废过太子，为什么没有亡国呢？”显然，李适进一步变换策略，开始以实例质问李泌。“陛下！这正是我要详细说的。”“哦？愿闻其详！”“从前承乾太子谋反，太宗皇帝都没有擅自废掉他，而是召集百官商议如何处置，最终也没有杀掉他，而是同时将他和魏王李泰废掉，以绝后患。至于开元年间的太子李瑛，天下人都知道是冤死的，后来就连玄宗皇帝也追悔莫及，这些都是后代应该引以为戒的，陛下千万不要效仿。”李泌说完后，他观察了下李适的反应，见李适神色平静后，他接着说道：“陛下从前让太子在大明宫中的蓬莱池与我相见，我观察太子的容貌绝不是残忍奸邪的人，恐怕还过于柔弱仁慈，而且太子从贞元以来一直住在少阳殿，就在陛下寝殿的旁边，从未与外界接触，怎么会有异心呢？如果陛下怀疑太子，请召集众臣一起对东宫的侍臣进行审问，如果太子有异心必定会发现证据，到时陛下可以废掉太子，但同时恳请陛下也废掉舒王，立皇太孙为储君，那么百代之后的皇帝依然是陛下的子孙。”李泌说完后，跪在地上将头叩在地上不再抬起。李适闭着眼睛一言不发，此刻殿内的气氛颇为凝重，但无论是李适还是李泌都知道，今天君臣二人的对话将决定太子李诵的前程。“爱卿先下去吧，朕会慎重考虑的！”李泌走了，李适陷入了深深地思考之中。李泌的一番话语，让李适从郜国大公主事件中似乎恢复了些理智。他也明白天下没有不信任儿子而信任侄子的道理，只是他的猜忌之心让他瞬间蒙蔽了心智，使他差一点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如果没有李泌，准确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李适内心矛盾而召见李泌，李诵的前程可能就此断送。只是最终在面对国家未来兴衰的问题上，李适克服了自身致命的弱点，让他没有做出轻率的举动。或许这就是处于父爱的一种本能！一天后，李适单独召见李泌，他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李泌。“如果不是爱卿及时进言，朕几乎犯了大错，太子仁孝绝不会有什么异心，从今以后无论任何事朕都会和你商量。”……贞元三年（787年）八月，李适下令将郜国大长公主的情夫李万杖杀，并将萧升与郜国大长公主的五个儿子全部流放岭南，两年后风流的郜国大长公主在幽禁中死去，萧妃也随即被杀，因为李泌的据理力争，李诵保住了太子之位。不过，李诵虽然保住了太子之位，但其内深处与父皇李适产生了深深的隔阂，这次的经历，让他明白了韬光养晦的意义所在，于是在这之后的很多年里，一直到李适去世为止，关于李诵的活动，史书记载的很少。但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李适去世后，本来应该顺利即位的太子李诵，其身份是否应该顺利继承皇位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其中阻力最大的来自于宦官。据《新唐书?顺宗本纪》记载，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傍晚，李适在会宁殿弥留之际，诸王全都侍奉在病榻前，唯独太子李诵没有前来，这也是李适临死前最为伤心的一件事。很多人认为当时李诵身染中风可能行动不便，但就在那一天的下午，李诵还能抱病出九仙门召集众大臣议事，可见在父皇傍晚病危时，李诵完全可以去做生死诀别，但直到李适去世，也没见到李诵的面。在我看来，李诵身体的病不是大问题，心理上与父皇的隔阂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李适去世的当天，宦官们紧急召见翰林学士郑絪和卫次公等人到宫内的金銮殿起草遗诏。我们知道遗诏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谁来继承皇位，在朝官们的眼中，太子李诵当然是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但就在那一天的起草遗诏过程中，宦官们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也再次体现了李诵的地位并不稳固的现状。暗流涌动“内宫之中正在商议立为皇帝，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当郑絪和卫次公准备在遗诏上写下李诵继承皇位时，一个响亮的声音忽然想起，郑絪和卫次公顺势望去，说话的人是个宦官。宦官此言一出，在场的所有朝官全都为之震惊，因为在这些饱受圣贤礼法教育的朝官们看来，已经做了26年储君的太子李诵，理所当然地应该继承皇位。可是，现在宦官的地位已经不同于从前，所以当宦官说完后，虽然朝官们内心十分不悦，但没有人站出来反驳，而且很多人在揣测宦官所说话语的用意，是否宦官和舒王已经勾结在一起？还是因为太子李诵病重，先皇去世前改变了初衷？对于这些未知的问题，让朝官们采取了隐忍的态度，可是就在朝官们寂然无声时，卫次公突然高声说道：“太子虽然有病，却是先皇的长子，身居储君之位已经20多年，朝廷内外早已归心，如不继承大统，有违礼法，就算是万不得已时，也应该立太子的长子广陵王（宪宗李纯），如若不然，天下必定大乱。”卫次公看出了苗头不对，立即将话挑明，同时也在告诉宦官即使不是李诵即位，也应该是李诵的儿子即位，绝不能出现其他人。“对！太子确实应该继承大统！”“是啊！太子才是不二的人选啊！”朝官们见卫次公带头讲话，便纷纷附和，宦官见朝官们意见统一，于是不再坚持，李诵继位终于成为定局。在皇位继承人这个敏感的问题上，无论是谁那个时候都不能随便发表意见，因为这牵涉到各方的利益以及诸多人的前途。我坚信宦官当时说继承人还没有最终确定，绝对不是信口开河，事实上关于李诵的即位问题，是一桩历史谜案，倒不是纠结李诵究竟是不是合法的继承人问题，而是宦官当时说继承人未定，一定是有幕后推手，也就是究竟是什么人在商量想剥夺李诵的皇位继承权？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分析当时各种政治势力，看看哪种势力可以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第一种势力：宦官。李适去世时掌握神策军左右中尉的是宦官杨志廉和孙义荣，孙、杨二人属于“固宠骄恃”式的人物，之所以能够掌握禁军，完全依靠两个人对李适的不断献媚，并没有什么政治才能，真正有些政治才能，并且掌控诸多宦官的是俱文珍。俱文珍忠于李适这毋庸置疑，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野心，显然以俱文珍的脑子完全能够意识到，太子李诵接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自己并没有拥戴之功。而且李诵即位后，先皇宠信的宦官还不知道会是个什么前程，所以从宦官的角度来讲属于前途迷茫型，这股政治势力对李诵的即位，应该是抵制的态度。第二种势力：后宫李适的皇后王氏，也就是太子李诵的生母早在贞元二年（786年）即去世，当时主掌后宫的是韦贤妃，据《新唐书?德宗贤妃韦氏传》记载：“帝宠重之，后宫莫不师其行。”可见韦贤妃在后宫中属于说一不二的人物，从她的封号来看，韦氏应该是比较贤明的，但这只是皇后王氏去世后，她成为后宫唯一主宰后的表现。事实上在王皇后活着的时候，韦贤妃不断和王皇后争宠，如果不是因为她无子，皇后的位置还不知道会落到谁的头上。现在太子李诵即将即位，这对于韦妃而言无疑会是致命的打击，而且从其结局来看，在李诵即位后，韦贤妃请求到李适的陵园侍奉其神灵，这在唐朝的后妃中是独一无二的。白居易在他的诗作《新乐府?陵园妾》中写道：出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只要进入陵园，实际上等于被幽禁。显然韦贤妃当时已经预料到如果李诵即位，自己绝不会有好下场，所以她这一派由于自身实力有限，相比于宦官而言，属于坚决抵制型。第三种实力：诸王太子在继承皇位的道路上，最大的竞争对手便是诸多王子，当时诸王中最具有竞争力的当属舒王李谊，这位在泾原兵变中为李适在前开道的王子，是颇具才能的。而且李适曾经还动过想立李谊继承大统的念头，这对于李诵而言无疑是摆在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但从李泌力保李诵的态度来看，李谊虽然才能俱佳，但因为身份的原因，在朝臣中并没有根基。不过在朝臣中没有根基，并不等于没有竞争力。因为当时左右政局的并不仅仅是朝臣，如果舒王李谊即位，对于韦贤妃而言最为有利。而李谊想要即位，又必须借助掌握禁军的宦官一派，在我看来，和后宫、宦官两种政治势力相比，李谊不仅是抵制型，更是主动竞争型。可以说当时除了朝臣一派是李诵的坚决支持者，宦官、后宫、舒王李谊对李诵即位都有抵触心理。如果说这三个派别当时可能想采取联合，也并非危言耸听。这三种势力一旦成功结盟，无疑将会为李诵即位制造出大麻烦。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宦官、韦贤妃和李谊已经看到了李诵即位会影响本派的政治利益，那他们应该立即联合才对，为什么在起草遗诏时，卫次公的高声辩解，居然会让李诵成功即位，难道真的只因为李诵是合法的储君吗？如果是那样人类历史上就不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血腥争夺皇位事件，例如玄武门之变。仔细阅读史书，我们可以从史料上找到些蛛丝马迹，那就是上述三个派别在对待李诵即位的问题上，确实有过联合之意，但从结果上来看，并没有付诸阻止李诵即位的行动。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从结局来看，前边我们说过韦贤妃在李诵即位后进入陵园被幽禁。而事实上舒王李谊的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在宪宗李纯即位后，也就是李诵做皇帝仅仅十个月后李谊忽然死去。史料没有记载其具体的死因，但李纯对于这个有政治野心的叔叔该如何对待，颇为耐人寻味。所以，透过他们的结局来看，李诵很可能已经察觉到了三个派别当时有联合之意，所以即位后展开报复行动。虽然他很快病逝，儿子李纯继续完成老爹未完成的遗志，不过宦官派别是个例外，因为在李纯的即位过程中，俱文珍宦官具有拥立之功，这一点我们会在后边详细说到。在我看来，李诵的即位虽然合乎礼法，但当时特殊的朝廷局势，使得李诵的即位之路事实上并不平坦，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未知的变数，表面看一片坦途，实则是暗流涌动，甚至是充满杀机。最后一个问题，之所以三个派别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制止李诵即位，或许是因为李适去世的过于突然，以至于三个派别没有来得及制订出可行的计划，而当时朝廷又必须有新君即位；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必胜的把握，乃至于不敢轻举妄动，不管怎样宦官在起草遗诏时的那声高喊，至少透露出了他们底气并不足。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四日，由卫次公等人起草的遗诏正式在大明宫宣政殿向百官宣布。正月二十六日，在长安的太极殿举行了隆重的皇帝登基典礼，李诵在百官的礼赞和盛大的仪仗中，正式登上皇位。对于李诵而言，虽然此时他已经因为中风口不能言，但他心中实在是百感交集，26年的储君生涯弹指一挥间，此刻终于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李诵当时在宝座上用力向所有朝臣点点头，眼睛早已经湿润。李诵成功即位，让所有朝臣为之欢呼雀跃。在李诵短暂的十个月皇帝日子里，这位已经病重的皇帝并不是瞩目的焦点，真正在李诵即位后，走向前台的是李诵即位前的东宫太子集团的诸多人。之所以会提到这个集团，是因为这个集团在走向前台后，俨然成朝廷的主流派，并揭开了革新政治的序幕，史称“永贞革新”。在短短三个月内，这个集团在李诵的支持下，对贞元时期的各种弊政进行了改革，虽然永贞革新短暂且很快夭亡，但它却在那个特殊的形势下，左右了大唐帝国的政局。纵观当时东宫集团的所有人，李诵虽然是最高的领导人，但真正让这个集团做大做强，并成为永贞革新真正具体实施者的，当属“颇读书，班班言治道”的王叔文。永贞革新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善于下围棋，但这个人的志向并不是只想成为一个围棋大师，而是具有很高的政治理想。最初李适任命王叔文以棋待诏的身份到东宫陪太子李诵下棋，当时李诵对王叔文这个侍臣并不重视。但王叔文想在政治方面有所建树，于是他利用陪李诵的机会，经常对李诵谈论民间的疾苦，使身居在深宫的李诵逐渐了解了许多平民百姓的情况。久而久之李诵对这个棋友有些刮目相看，于是逐渐让王叔文参与谋划东宫的具体事务，并让他的书法老师王伾协助王叔文。对于李诵提供的这个良好平台，王叔文可谓是尽心尽力。那个时候在王叔文看来，太子李诵是未来的皇帝，如果自己能够把握机会，未来在李诵登上皇位后，自己有可能会成为辅弼之臣，所以从现在开始他必须要组建一个团队，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团队。有了这样一个目标，王叔文开始了四处物色合适的人选。但让他想不到的是，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组建团队之梦居然瞬间实现，在这其中一个叫韦执谊的人起了关键作用。韦执谊，京兆长安人，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自小聪明活泼，才华出众，十七岁进士及第，而后参加制科测试名列前茅，授为左拾遗官职。左拾遗虽然官职不高，但因为经常与皇帝见面，所以是官员最好的晋身之阶。韦执谊在二十岁那年便因为在左拾遗的官职上干得出色，被李适授为翰林学士。在一次宴会上，太子李诵向父皇李适进献了一幅佛像。李适当即让韦执谊为之画像写赞诗，然后又让太子李诵赐给韦执谊绢帛以作酬劳。宴会结束后韦执谊前往东宫向太子李诵致谢，就在这次致谢的过程中，李诵将王叔文引荐给了韦执谊。韦执谊的东宫之行，成为王叔文与他结交的开始。王叔文对这个十分具有才气的翰林学士十分敬重，两个人一来二去结成挚友。在此后的日子里，韦执谊为王叔文引荐了诸多名士，让王叔文的团队迅速壮大。在韦执谊为王叔文引荐的诸多名士中，最为知名的当属柳宗元和刘禹锡。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出身官宦世家，父亲曾任太常博士和侍御史。柳宗元年少时史书评价他是：“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灿若贝珠。”二十多岁时，柳宗元登进士第，并应制举考试中的博学鸿辞科，被授予校书郎之职。后来与韦执谊交好，被引荐成为东宫集团成员，随后柳宗元为王叔文引荐了自己的挚友刘禹锡。刘禹锡，字梦德，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父、父亲都做过州县官员，也是一个世代的官宦家庭。贞元九年（793年）二十岁时进士及第后，也应制举考试中的博学鸿辞科，被淮南节度使杜佑聘为掌书记。贞元十九年（803年），杜佑调任中央进入宰相班子，刘禹锡也随之来到长安，被授予监察御史的官职。由于他和柳宗元同是贞元九年的同科进士，又因为年龄相仿，所以在刘禹锡来到长安后，很快和柳宗元结成了挚友。柳宗元成为东宫集团后成员后，将刘禹锡也引荐给王叔文，一经对话王叔文就称赞这个年轻的后生具有宰相之器。此外，除了柳宗元和刘禹锡之外，当时王叔文和韦执谊还积极网罗天下名士，例如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等人在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积极拉拢下，都成为东宫太子集团的成员。李诵成功即位后，在他的支持下，以王叔文、王伾为核心的东宫太子集团开始走向前台。而永贞元年（805年）二月六日李诵下达贬黜李实的诏书，则揭开了东宫集团成员永贞革新的序幕。李实时任京兆尹，本是李唐皇族子孙，贞元十九年（803年）担任京兆尹后，为了得到皇帝李适的恩宠，李实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并横征暴敛，使关中地区百姓怨声载道。贞元二十年（804年），关中发生大旱，而李实却向李适报告说庄稼生长一切良好。依据他的汇报，李适下令照常收取关中百姓租税，搞得百姓们只得拆卖房屋凑足税金上交。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初，当时李适已经下令免去关中百姓拖欠官府的三十万贯租税。但李实为了追求政绩，下令照常收租，如果不能及时上交则要实行笞仗刑罚，就连京兆府下属的官吏未能交租

给我爷爷奶奶看，燕京的单子都是英文嘛，老人也不懂，这得交几百，这得交几百，多少多少，老人一看数，给你钱吧，“啊，给钱，啊，给钱。”我爸揣起钱就跑了，给我妈交一份学费嘛，因为让他掏钱他也没那么多钱，交了我妈的学费他俩还能吃喝玩乐了呗。方虹与定宜庄在和敬公主府(吕志初摄于2016年)听我四叔说的啊，说你爸真是拿钱不当钱，拿东西不当东西。有时候从学校回家，什么不顺气儿，或者跟我爷爷说话不对付了，就跟我爷爷吵架，家里的多宝格摆的都是好东西，瓷器什么，我爸噼里啪啦一扔一。我四叔说，那好多都是宫里给的，现在看也是价值连城，全让你爸了，完了当当当，穿上大皮靴摔门走了，用人都收拾干净了，从库房拿出来再摆上一拨儿，下回来了没准还得砸。说你爸真是，谁也不敢惹他。想什么什么，想撕什么撕什么。什么都不当事儿，他不管，走啦。他觉得这种生活就是习以为常，没有什么心疼不心疼，什么东西珍贵不珍贵，现在一说是文物，什么多少万，几十万，上百万，我爸脑子里根本没这概念。他后来生活也是这样，从来不说花钱不花钱，东西不东西，就是特别随意的那种。苦也不说苦，好也不说好，也不是追求享受，就是那种状态，从来不在那种事情上计较，就没这概念，心疼钱哪，得挣钱哪，没有这个想法。

2.我爸和我妈：参加革命

了，了没用了，倒了扔了，那就再摆吧，是那样子。我问我妈说，后来那些金银财宝都哪儿去了？我妈说嗨，没有子女，财产全散了。定：你妈他们家住在哪儿？方：解放以后就住在东单那边，解放前说住过好几个地方，开始啊有自己的一个院子，也不是那种豪宅，反正自己有一个院子。后来我姥爷跟我姥姥上外地干吗去了，就留着一个人看家，当时不是日本占北京嘛，日本人一枪把他打死了，打死了这院里就没有人了，家就让别人占了。我姥爷姥姥再回北京，没有地方了，说就有一个看家的，我妈的大伯父，让日本人给打死了。要不他们特恨日本人呢。定：你妈他们家姓什么？方：姓南，东南西北的南。可是我姥爷，记得家里当时挂牌子写的是锐，锐宅。满族人怎么……定：满族人就这样，一代一姓。方：我妈就是满族人。我姥爷是满族人，我姥姥是蒙(古)族人，满蒙一家么，满蒙是分不开的。我对家族的历史吧，人往我耳朵里灌我就记着点儿，不往里灌就不知道。定：你妈妈应该说是你爸爸的福星。方：是呀，可是我妈妈有一个特大的缺点，我妈嘴特厉害，她不是学法律的嘛，我爸说一句我妈能说出一百句来。等于他们俩对话没有一个平等的平台。我爸在自己家里也是说一不二的，结果在这儿没说话的份儿，所以他俩在家就斗嘴，我在那屋看书，他俩人就在那屋斗，喳喳喳，喳喳喳，好不容易我爸不出声儿了，不说了，不说了成不成？我妈突然就想起什么了，又开始说，又开始，又仨钟头。我爸能讲课，也能说吧，我妈是更能说。其实也净是搅理儿的事，什么正经事都没有，就那么搅和，搅搅搅。我说小时候没人理我，别看我家就仨人，没有兄弟姐妹，那俩成天就喳喳喳，没完没了。根本闹不到一块儿去，一点生活的具体内容都没有，就是从早吵到晚。拿到挺好的戏票，说去不去？去，走，完了穿好衣服要走，又出新茬儿了，“啪”把那衣服扔那儿，不去了，就还吵，真邪性了！为什么包义、姑姑他们虽然对我爸是怕，对我妈可能会有点意见，觉得大哥我们是没辙，大嫂你，好像不教大哥好似的，又老跟大哥吵，家里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哥，能光宗耀祖的，你还老拆他，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定：你妈不也是老革命吗？方：我妈也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完了之后先在故宫，后来调到一个中学做老师。我妈在城里，我爸在城外，我妈呢，就是说：“你要是在人大附中跟着你爸，学少爷小姐作风，你绝对成不了才”，“你绝对不会成长成一个有用的人”，就非得给我转走，我初二第二学期就走了。我爸跟我妈那个情况，包安也说，其实他挺后悔的，年轻气盛嘛，她说一百句你让她说去不就得了嘛，其实我妈对我爸照顾是最周到最好的，是特上心的那种。我爸后来的婚姻也不顺，所以挺后悔。可是我爸就说：“后悔有什么用啊”，就过去了。他当着我面不诉苦，就说现在生活我能忍着，就跟我说：“我要是不在了，这家你别来”，不诉苦也不说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对家里头也是一样。我爷爷从内蒙来也是，我妈对我爷爷挺好的，当时解放以后，他岁数又大了，当然不如解放前那么神气了，妈妈挺心疼爷爷，我爸不爱搭理他。

3.我爸：在人民大学

方：我爸从来不诉苦，跟我也老是呵呵呵。我爸第一不谈过去，第二也没有什么情绪不情绪的，成天谈笑风生，高兴着呢，因为什么呢？讲课也好，工资也高，人家也捧着他哄着他，就行了。家里的事都是在叔叔姑姑面前说，跟我妈说，跟外边从来不说。可是人大的人都知道，说他是王爷。定：那怎么会不知道，人大的老校址就在你们府的院里头。方：连(张)木生、小风(李零)都说，我们一块儿一聚：“这是公主，这是格格。”吕志初(以下简称吕)：我上初中时我就知道，听木生、小风他们说的。方：我说我怎么不觉得我是什么公主啊，木生说《人大简报》里老说你们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说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就吃得好点儿呗(笑)。定：你爸一直到人大，公子哥儿那劲儿还挺足的？方：对对。当时哲学系还有一个我们叫齐伯伯，齐一注361，后来调社科院了。他俩特好，齐一现在九十多了，自己住海南，要回北京他自己来回跑，他一回北京就找我，一块儿吃饭说话，讲他跟我爸的事。说我们两家跟张作霖都有点关系，说我和你爸特好，我们解放前就有关系，可是我们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他俩在一块儿呢，常常吃吃喝喝。他说我干嘛离开人大呀，说实在的我要在人大没准还得受罪，他就是那种公子哥儿。齐一的女儿就说哎呀，你爸是人大最帅的教授，白白瘦瘦的，穿的衣服都特讲究，反正挺讲吃讲穿的。可是讲课特好，口才特好，学生都爱听他的课，他虽然吃喝玩乐，可是讲课一丝不苟。定：我查了一下，人大的逻辑学专业就是他创立的。方：他是北京市逻辑学学会的会长。定：吃喝玩乐是一面，认真劲儿是另一面。方：对对对。人大那个副校长张腾宵，原来是哲学系的一把手，后来调去当副校长，他现在90多岁快100岁了。张腾宵就说我爸，他说我跟方华是好朋友，方华“文化大革命”从来没说过我坏话，说他是好人，是一个特别正派的人，厚道的人，是特别诚恳的人。什么耍奸啊，我爸他没这心思，因为他不需要，他那个家庭环境不需要跟人耍奸。燕京的学历在人大就算很高的了，人又长得帅，大家都挺捧着他，啥都有，啥都很顺利，啥都能做好。我妈说话我爸为什么不爱听？我妈说我爸参加革命叫什么？就是大家哄着你大少爷玩儿，到了人大，大家又是捧着你大少爷玩儿，我爸特生气。我妈老是那种，好话不能好说，就想给我爸泼点冷水，我爸就特别不高兴。人家外头都捧着他，到家老是被泼冷水，他俩就是谁的话都不听，个性特强，我爸就个性特强。定：他那时候是不是在人大也挺有名的？方：那当然啦，都知道。我爸那人就是接受新东西比较快，比较聪明，口才也挺好，人缘也不错。当时我听他们说人大讲课有三个华：胡华，方华，铁华，注362三个台柱子，当时五几年就靠他们，最漂亮的课都是。业务不错，又是年轻气盛，三十多岁提的正教授嘛，五几年不是有苏联专家么，我爸是特受宠的，本来想让他去留苏，后来因为出身不好，结果没去成。我爸是爱去不去，无所谓。可是其实也是一个阴影。定：他还是出身受一点儿影响是吧？他后来一直也就是一个教授而已？方：对对。他在哲学系当过书记呀还是副系主任，反正就是到学校的中层。后来六几年的时候我听他跟我妈说，市委不是从人大调干么，要让我爸去市委宣传部，他跟我妈商量，说我去不去，我妈说：“你别去，你干不了这个，你就讲讲课还行。”他就认为我妈是踩咕他，可是又觉得确实也不想去，后来没去。事实证明我妈的判断又是正确的。我妈总是在几个关键时刻给我爸指出一条生路。她说你不能去，你不是当干部的材料，你当不了。我爸那人不跟人斗心眼儿，你想他一个大少爷，啥都不缺，他能跟人斗心眼儿么。还有一次是要调到北大，是冯定想让他去，又跟我妈说，我妈说那就看你是愿意在人大待着还是愿意上北大了，反正都是哲学系嘛，后来我爸想想，人大待着舒服，你想都熟，上下左右，所以还是没动。看来没动是对的，你换一个地儿，你重新熟悉，人心是怎么回事儿你也不清楚。听人们说，我爸六几年差点儿提人大副校长，不过没提又是一个好事儿。我爸始终就没有离开过人大，从华大进城就成立人大嘛。他自己挺满意的，我妈老说他干到这儿就不上进了，也不写点儿东西，你看人家这个出书那个出书的，可我爸不听，你说你的，你说一千遍我也就是这样。反正我把课讲得挺好，而且我在哲学会和逻辑学会也都挺有地位的，是全国知名的，就够了。还要我写一大堆著作？我才不呢！反正高知的各种待遇我爸都享受，其中假期各种演出，不是都得订票么，都订上。同事来聚会来，一扯扯到“出去吃饭呀”，聚会啊宴请啊，享受啊，说说笑笑啊，同事要是打麻将，我爸是必被找去的，弄哪儿去了不知道。你让我闭门读书，我不干这事儿，人说你爸就缺这个，我说我爸不是干这个的人！(笑)其实在人大，他这个家庭出身，“文革”时人家也没整得他太厉害。“三红”啊，“新人大”啊，注363抢他打他，也没把他

现内讧的局面。而最终内讧的结果却是让李隆基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又直接影响了后来很多事件的走向，这一切都源于哥舒翰的自私自利。哥舒翰的错误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李隆基加封哥舒翰为尚书左丞（左仆射），同平章事。这样哥舒翰成为了抗击安禄山叛乱以来第一个获得“出将入相”殊荣之人，这都足以说明李隆基对哥舒翰的信任。但在大敌当前，作为身系抵御强敌，确保京师长安绝对安全的哥舒翰，在坚守潼关的时候，虽然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料理军务。但他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打击异己，尤其是在皇帝陛下加封他之后，哥舒翰公报私仇的想法更加彰显无遗。由于很长时间以来和安禄山无法调和的矛盾，使得哥舒翰将目光瞄向了安禄山的族兄、时任户部尚书的安思顺。在安庆宗被杀之后，安禄山在长安的亲戚只剩下了安思顺及其弟安元贞。安思顺最初兼任朔方节度使，和安禄山不同的是，安思顺还是十分忠于唐朝的。但即使是这样，由于和安禄山有血缘关系，李隆基还是罢免了他的节度使之职，将他招进朝廷改任户部尚书，置于自己的严密监控之下。由于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所以哥舒翰对安思顺也没有什么好感。当哥舒翰“出将入相”之时，为了报复安禄山，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他所借的这把刀就是李隆基！天宝十五年三月，哥舒翰秘密遣人前往长安密奏李隆基，说在潼关关口外捉住了安禄山派来的奸细，并从奸细身上搜出了安禄山写给安思顺的密信。因而指控安思顺和安禄山内外勾结，恐怕对皇帝陛下不利，并列举了安思顺的七大罪状，请求李隆基处死安思顺。如果放在太平日子，哥舒翰这种捕风捉影没有真凭实据的上报，李隆基一定是置之不理的，甚至可能还会训斥哥舒翰。但大敌当前，安思顺和安禄山的关系，让李隆基不得不怀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在我看来，这是李隆基当时的唯一想法。所以在未经过任何核实的情况下，李隆基下令将安思顺和其弟、时任太仆卿的安元贞一并处死，其家眷被流放岭南。安思顺被杀让身在潼关的哥舒翰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同时他复仇的举动，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手下人。当时在哥舒翰手下的很多人看来，哥舒翰似乎具备呼风唤雨的能力，哥舒大帅想干掉的人，只要跟皇帝陛下打声招呼，他的脑袋就会搬家。当时持这种看法的人还不少，而王思礼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在安思顺被杀后，出于表现自己的目的，向哥舒翰提出了一个“蒋干式”的计谋：“现在天下人都十分憎恨杨国忠，安禄山起兵造反也是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将军不如诛杀杨国忠，以平天下之乱。”王思礼虽然头脑简单，但哥舒翰显然没失去理智，他没有采纳王思礼的计策。王思礼见哥舒翰不为所动，又主动请缨带领本部精兵，前往长安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来再清除掉。哥舒翰冲着自己手下这个头脑简单的将领笑了笑，然后说了一句话：“如果按你说的那样去做的话，那就不是安禄山造反了，而是我在造反。”王思礼的计策虽然十分幼稚，但哥舒翰理解手下人的心情，所以他并没有斥责王思礼。按说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远在长安的杨国忠很快得到了消息。事实上，哥舒翰在被加封之后，杨国忠的内心就已经开始不安起来。很长时间以来，进位宰相的人，都必须要经过杨国忠这道关，现在哥舒翰居然被皇帝陛下轻而易举地提拔，这是杨国忠所不能接受的。安思顺被杀的时候，杨国忠并不知情，等他知道的时候安思顺和安元贞早已经人头落地，这让杨国忠开始对哥舒翰产生了恐惧。因为在杨国忠看来，哥舒翰在皇帝陛下心中的地位，可能已经超过了自己，这对他来讲是十分不利的。因为杨国忠清楚地知道，安禄山起兵造反打出的旗号是清除自己，潼关现在胶着的局势，哥舒翰很有可能想出除掉自己以平息安禄山叛乱的计策。所以，当杨国忠知晓潼关有人有清除自己的动向后，他本能地认为这是哥舒翰的意图。在杨国忠看来，朝廷的重兵现在都掌握在哥舒翰的手中，如果他帅旗一挥统兵西进，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本来就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杨国忠因为这个问题始终是寝食难安，如芒在背。现在他必须要想出万全之策，化解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对自己不利的局面。于是，他向李隆基建议，说潼关虽然有二十万守军，但京师长安却守备空虚，潼关一旦出现什么闪失，则长安没有后继之师，现在应该在皇宫内选出三千个年轻的监牧官加以训练，以防不测。训练三千个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小屁孩，用以应对安禄山的叛军，鬼都知道杨国忠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哪里是在提防安禄山，明显是在提防哥舒翰。不久，杨国忠又亲自招募了一万新兵，让自己的亲信杜乾运统领，屯师于灞上，和京师长安互为犄角。杨国忠在长安的动作，也很快传到了潼关，当时有人将杨国忠的真实目的告诉了哥舒翰，这引起了哥舒翰的警觉，因为担心受到杨国忠的迫害，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将灞上的军队划归自己管辖。出于稳定以及增强潼关防守力量的考虑，李隆基同意了哥舒翰的要求。应该说哥舒翰这个四两拨千斤的策略十分得当，再一次借着皇帝这把刀，将杨国忠苦心想出来的招数轻松化解。但接下来哥舒翰所做的事情，却是名副其实的败笔。六月一日，当灞上杜乾运的一万人马正式编入哥舒翰的麾下后，哥舒翰以杜乾运督军不利为借口将其杀掉。哥舒翰或许是不想留什么后遗症，使得灞上这一万人马完全为自己所拥有。但他显然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远在长安的杨国忠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后，会作何感想。很快，杨国忠得到了消息。此时的杨国忠实在是哑巴吃黄连，其心理状态十分复杂，既恐惧又想报复哥舒翰。但哥舒翰远在潼关，这让杨国忠有些鞭长莫及。但报复心极强的杨国忠还是决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祭出狠招，虽然他知道接下来他所祭出的招数，极其阴险狠毒，甚至置整个大唐帝国的利益于不顾，但他依然决定迈出这一步。因为在杨国忠看来，个人利益远在国家的利益之上。而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也是导致杨国忠悲剧结局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杨国忠决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迫使哥舒翰带兵走出潼关，与叛军正面交锋。因为杨国忠清楚地知道，目前的局势下，潼关的二十万人马颇有些哥舒翰私人武装的味道，如果想削弱哥舒翰的势力，就必须要借叛军之手，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互相残杀，互相削弱。杨国忠想到了哥舒翰出关作战可能会失利，但他一定想不到哥舒翰未来会败得那么惨，甚至会间接导致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叛军似乎实力并不强，但是哥舒翰只知道等待，臣觉得应该让哥舒翰带兵出潼关，去主动寻找叛军进行决战。如果只是这样等下去，恐怕会丧失很多机会。”当杨国忠在李隆基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李隆基就知道杨国忠所说的叛军实力并不强，指的是安禄山在陕郡驻扎的那四千人马。其实在军事上，李隆基还是十分信任哥舒翰的，毕竟是驰骋沙场多年的老将，哥舒翰坚持不出战必然有其道理。而近半年叛军在攻下洛阳后，始终没有向西再迈进一步，也是很有力的证明。所以，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只是点点头，然后平淡地说了一句话：“打仗的事儿还是交给哥舒翰这样的将领吧！”“臣明白陛下的心思，但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潼关拥有二十万守军，时间一长怕会生出变故，而且陛下一定要防止以战养战的局面出现。”以战养战！这四个字犹如电击一般，瞬间让李隆基警醒过来。而这四个字，也是杨国忠最后的撒手锏。“陛下可以命哥舒翰出潼关作战，一来是为了尽快平叛，二来也可以试探下哥舒翰到底是个什么想法。如果他毫不犹豫地出战，就说明他没有异心，如果他推三阻四，臣觉得此人绝不能留，而且即使出战不利，大军还可以退回潼关继续坚守。”不可否认，杨国忠已经观察到了李隆基面部表情的变化。所以他最后说的这些话，语气十分柔和，他明白要想让皇帝陛下接受自己的意见，必须要给皇帝陛下充分的回旋空间。“嗯，听你这么一说，朕觉得可以让哥舒翰出潼关主动御敌。”此刻，在李隆基的头脑中始终回味着“以战养战”这四个字。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所以他终究摆脱不了“猜忌”这个词的局限性，轻而易举地相信了杨国忠的话。杨国忠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心满意足地走了，但接下来李隆基那里却接到了雪花般的奏疏。很多人知道李隆基决定让哥舒翰出潼关作战的消息后，立即上疏表示反对，其中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在山西、河北地区鏖战的郭子仪和李光弼。“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坦白地讲，郭、李二人作为多年征战沙场的名将，比没有军事经验的李隆基更加知道潼关的重要性，两个人在得知李隆基的想法后，立即上疏李隆基提出了上述意见。应该说，郭、李二人所说的话既是建议，更是为李隆基制定了战略方向。可惜的是，李隆基没有重视。当然，没有人比身在潼关的哥舒翰更加着急。他在知道李隆基想让自己出潼关御敌的消息后，差点没背过气去，联系前边发生的很多事情，哥舒翰明白这一定是杨国忠从中作梗。他深切地知道，皇帝陛下已经在开始怀疑自己。不过，此时哥舒翰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改变皇帝的想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地为皇帝陛下分析潼关目前的局势。在给李隆基的奏疏中，他指出了陕郡所驻扎的叛军是安禄山的诱饵，安禄山的目的是想速战速决，因为时间长了，安禄山会担心军心涣散。如果现在出潼关御敌，势必会落入安禄山的圈套。如果就这么和他耗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的内部一定会出现内乱，到那个时候自己再带领大军出潼关一击制胜。在奏疏的最后，哥舒翰特别写出希望皇帝陛下能够信任自己，不要受任何人的干扰。奏疏递上去，换来的却是前来督军出战的宦官。据史料记载，当时李隆基为了让哥舒翰尽快出潼关御敌，派出督军的使者将近五十人，这在大唐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在看到源源不断前来督军的宦官后，哥舒翰终于明白，这件事情并不是自己用语言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要想让皇帝陛下彻底相信自己，唯有率领大军走出潼关。“臣竭尽所能，愿陛下洪福齐天！”在落日的余辉下，哥舒翰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再抬起头时，早已经泪流满面。此刻，他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什么，只是他无力改变结果，身为大唐的臣子，他不能违抗皇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四日，哥舒翰率领大军走出了潼关。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万丈深渊！潼关失陷六月七日，哥舒翰的先头部队进至距离灵宝以西五十里的西原，在那里他们与安禄山的部将崔乾佑相遇了。西原地带南靠首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约七十里长的狭长隘道，从地势上讲，对叛军极为有利。哥舒翰虽然已经领兵走出潼关，但他并没有拼死冒进，当即将进入那条狭长的隘道时，哥舒翰下令，大军停止前进就地驻扎。身经百战的哥舒翰已经看出了前边的隘道是绝境之地，如果就此贸然进去，恐怕是凶多吉少。为此，他在大军驻扎安稳后，便同部将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游观察地势。事实上，在哥舒翰仔细观察、运筹帷幄的同时，崔乾佑也在积极准备，在崔乾佑看来，哥舒翰此番出潼关实在是迫不得已，迫于皇帝的压力，哥舒翰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现在崔乾佑所要做的，就是要让哥舒翰不能在皇帝那里找到后退的理由。基于这种情况，崔乾佑决定继续采取先前安禄山在陕郡的“示弱”策略，在那条长约七十里的隘道上，零零散散地布置了些许守军，在外人看来，崔乾祐布置的守军全然没有军队的样子可言，不仅人数少得可怜，而且散如列星，忽合忽离。其实，没有人比崔乾佑更明白，他布置的这些人不过是诱饵，只要哥舒翰走进这条隘道，那些零零散散的守军，就会迅速像兔子一样后撤，引诱哥舒翰一步步地走向深渊。哥舒翰在黄河中游的船上，将隘道中的情形全部看在眼里，坦白地讲，崔乾佑的“障眼法”瞒不过哥舒翰。但哥舒翰此时已经不再是那个身在潼关之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将军，现在他只有向前才能重新赢得皇帝的信任，向前会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如果后退或者原地不动，对于哥舒翰来讲只有死路一条。人世间的悲哀，莫过于知道结局，而却无力改变。六月初八，哥舒翰做出了具体部署，命令部将王思礼率精兵五万为前军，部将庞忠统兵十万紧随其后，鱼贯进入那条隘道。为了防止中叛军的埋伏以至于全军覆没，哥舒翰特地留下三万人马，由自己亲自统领在黄河北岸的高地上擂鼓助战。当王思礼和庞忠领兵即将进入隘道的时候，哥舒翰叮嘱他们一定要试探着前进，一旦遇到风吹草动，不要过多地纠缠其中，立即引兵退出隘道。哥舒翰的叮嘱不能不说是切中要害，但十五万人全部涌进狭长的隘道中，正应了那句俗语：老猪进篱笆——进退两难。事实证明，当王思礼和庞忠领兵进入隘道没多久后，哥舒翰先前的预料全都应验，只是王、庞二人早已经将哥舒翰的叮嘱抛在脑后。王、庞二人带领十五万大军在隘道中缓缓前行的时候，崔乾佑立即命令那些零零散散的守军偃旗息鼓，迅速向后撤退。而王、庞二人就像被人拴着一样，跟在对方的身后长驱直入。军事经验极少的他们并不知道，崔乾佑已经为他们挖了一个很大的坑。王思礼带领的先头部队没过多久便遇到了埋伏。当他进入隘道十里的地方时，只见隘道两旁的山上，忽然擂起战鼓，并从山上不断投下檑木滚石。“不好，两边有埋伏！快撤！”王思礼高声喊道。虽然他忽然想起了哥舒翰的叮嘱，但确实为时已晚，就在他刚要指挥人马回撤时，一根檑木正好砸中他的头部，王思礼顿时跌落马头吐血而亡。顿时王思礼的先头部队就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不断向后拥挤着撤退。但庞忠的后续部队此时还不知道前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看到先头部队的人马忽然拥挤着后撤时，他们由于来不及转身，被挤倒在地马踏身亡的不在少数，一时间十五万大军像一团麻绳一样，堵塞在隘道之中难以展开，死伤惨重。十五万唐军在隘道中遭遇埋伏，站在黄河北岸高地上的哥舒翰全都看在眼里，情急之下他命令手下人推着毡车进入隘道中，以期能够打开一条通道，让大军撤出。应该说哥舒翰的反应已经很迅速。但崔乾佑的反应也丝毫不慢，他命令士卒用早已经准备好的数十乘草车堵在隘道口前，然后纵火焚烧。由于火势太旺，哥舒翰的毡车根本无法靠近隘道，而且当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庞忠的人马以为隘道口被封死，所以大批人又急速向隘道深处涌进，可以说十五万唐军真正死在叛军檑木之下的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死在自己人来回拥挤踩踏之下。此情此景，黄河北岸高地上的哥舒翰看得一清二楚，在如此危急局势下，他不得不亲自出马，必须要将隘道口清理出来一条通道。但就在他整顿人马走下高地的时候，驻扎在首山脚下的崔乾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首山脚下迂回到黄河北岸，等待哥舒翰走下高地，然后发动突袭。前面说过，从地势角度而言，对叛军极为有利，这是因为崔乾佑所驻扎的首山脚下，可以展望全局。哥舒翰虽然站得高，但他只能看见隘道中的情形，而崔乾佑的本部兵马是个什么情况，哥舒翰则是一无所知。当哥舒翰带领人马走下高地时，他压根就没有想到崔乾佑居然会在高地下的平原地带等待自己。他刚一露头，崔乾佑就下令骑兵部队进行猛烈的冲击，哥舒翰猝不及防，顿时阵脚大乱。很快哥舒翰的三万人马溃不成军，有的丢盔弃甲逃往首山之中，有的被挤进黄河溺

那儿——我是你儿子约翰尼，他说——我们成了朋友，因为我们彼此有好感。然后就打仗了。战争期间他干得不错，他是个工程师，娶了个意大利姑娘，不过那段婚姻没有好结果，她跟另一个男人跑了。你知道我那天晚上梦到了什么吗？啊，那真是个哀伤的梦，让人很心烦，情绪低落。我梦到有一棵美丽的樱桃树，就像这里后院本来有的那棵樱桃树，不过那棵树后来被风暴吹断了。硕大、黝黑的樱桃，可爱、肉肉的、亮晶晶的。我站在树的一边，可怜的约翰尼站在另一边，我们靠在树上，拼命去够树上的樱桃，我们试了又试，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把树枝往下拽，它又会弹回去，樱桃就是够不到……于是我们站在那儿，我和约翰尼，我们都哭了。”约翰尼成年后去了美国，从此杳无音信。很久以后，距劳里偷走她的孩子、离开她已经四十年了，莫迪给她丈夫写了封信，提出要见面。他们在摄政公园的一条长椅上会面。“呃，你想要什么？”他说。“我在想，也许我们可以给约翰尼建一个家。”她对他说。她解释说他们可以找一栋房子——她知道他从不缺钱，他会投机倒把——把它装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在美国的报纸上登启事。“因为约翰尼从来没有过温馨的家。”她向丈夫解释。“他说什么了？”“他给我买了炸鱼和薯条。接下来五年我都没再见过他。”湛蓝炎热美好的一天我对菲丽丝说：“你守老营。”然后我冲出办公室，叫工作见鬼去吧。我去找莫迪，她慢吞吞、慢吞吞地过来开门，还没好气，我对她说：“我要带你去公园里好好乐一乐。”她瞪着我，怒火万丈。“哦，别这样，”我对她说，“哦，亲爱的莫迪，别这样，拜托了，别让自己发火啊，来吧。”“但是我怎么去？”她说，“看看我！”然后她盯着我脑袋后面的蓝天。天是那么蓝、那么可爱，她说：“但是……但是……但是……”突然，她露出了笑容。她穿上了她那件蟑螂黑的厚外套，戴上夏天用的黑草帽，我们出门去玫瑰园饭店。我给她找了一张偏僻的桌子，身边有玫瑰丛。我装了满满一盘奶油蛋糕，然后我们在那儿坐了一下午。她吃了又吃，慢吞吞地吃得精光，那吃法的意思是，既然有，我就要把它们都塞肚里去！——然后她坐在那儿，她只是坐在那儿，看着，看着。她脸上有微笑，很开心。哦，小可爱，小可爱，她一直喃喃自语，对着麻雀、玫瑰花，还有附近婴儿车里的一个宝宝。看得出来，她胸中有一种强烈，甚至是狂暴的喜悦，让她不能自已，这个炎热、鲜艳、明媚的世界就像是一份华丽的礼物。因为她久已忘却了这一切，成天圈在她那阴森可怕的地下室里，在那沉闷街道那边。我担心她穿着那个黑色的厚壳子，受不住这一切，天很热，周围也很吵。但是她不想走，一直在那儿坐到打烊。我送她回家的时候，她出神地自个儿唱着歌。我把她带到门口，她说：“不用了，你走吧，走吧，我想在这儿坐着，回想这一切。哦，有多么美好的东西可以回想。”我看到她坐在灿烂的阳光下时，最强烈的感觉是：她的肤色多么黄。明亮的蓝眼睛镶在一张看上去像涂了黄颜料的脸上。三天之后又是一个灿烂的下午。我去了莫迪家，说：“和我去公园吧。”她没好气地说：“不了，不了，你去吧，我不行。”“哎呀，来嘛，”我说，“你知道你到了那儿会喜欢的。”她站在那儿，握着门把手不放，苦恼、愤怒、衣冠不整。然后她说：“不，哦，恐怖，恐怖，恐怖。”然后她甩上门，把我撂在外面。我火冒三丈。我开车来她这儿的时候，一直在回想她坐在玫瑰园里，欣喜地喃喃自语的样子。我回到办公室，怒气冲冲。一直工作到很晚。没有去莫迪家。当我在热水中翻滚，使自己焕然一新时，又感到愧疚：不断看到她站在那里，支撑住自己，听到她的低语，恐怖，恐怖……一周过去了，天气又阴冷起来。夏天结束了？莫迪看上去可能真的病了？……我对老人知道得太少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很正常吧！我总留出时间来想她的事，但我实在是太忙了，太忙了，太忙了。我的探望不再有固定时间，我冲到她家，对她说，对不起，莫迪，我要做的活儿太多了。昨天晚上我去得迟，坐在她的椅子上就睡着了。今天早上我给杂志社打电话说我身体不舒服。工作这么多年来，我记得我只生过两次病，从来没有请过假。菲丽丝说：“没事儿。我来守老营。”莫迪的一天醒来时，她被压在黑乎乎一团沉重、令人窒息的重物之下，无法呼吸，动弹不得。他们把我活埋了，她想着，挣扎着。那重物挪了位置。啊，是猫，是我漂亮的小可爱，她想，使劲推了推。重物又挪了一下，她听到一身闷响，是猫掉到了地板上。小家伙？她问道，她不确定，房间里这么暗，她的四肢这么僵硬。她听到猫在房里四处走动，知道自己还活着。而且温暖……窝在被子里……哦，哦，她说出声来，我得去上厕所，不然又要尿在床上了。惊慌！我是不是已经尿在床上了？她伸手在床上四处摸着。她喃喃道，糟糕，糟糕，糟糕，糟糕，心里想着几天前她才尿了一次床，折腾了多大一通才把床上的东西弄干，费了多大劲。但是她的手好像消失了，她根本感觉不到手的存在。她不断把左手握成拳头，又展开，好确认她是有手的，然后等着右手出现刺痛感。这花了很长时间，然后她把半僵的右手从被子下拖出来，用左手按摩唤醒它。她还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尿床。她几乎要重新倒进黑乎乎的床里，重新陷入黑乎乎的沉睡，但是她的肠子在蠕动，她闻到一股难闻的味道。哦，不，不，不，她呜咽着，坐在黑暗之中。不，糟糕，她觉得自己大概是拉在床上了。终于，做了好大努力，费了好大的劲，她爬下床，站在床边，在床上摸来摸去，想看看到底有什么。她不确定。她小心地转过身，试图找到电灯开关。她床边是有一个手电筒的，但是电池不够了，她是想叫简娜买新电池的，但是忘了。她想，简娜自己当然该记得看看的啊，她知道那手电对我有多重要！她找到了开关，房里有了亮光……她紧张地检查床，是干的。但是她得去厕所。她最多只在便桶里撒尿。她一定得去外头的厕所去。但是她的肠子里有什么热乎乎、湿漉漉的东西在推着挤着，她连忙坐上便桶，正是时候。她坐在那儿，摇晃着身子，哀号着。糟糕，糟糕，她现在得去倒痰盂了，她感觉无比沮丧，心情坏透了。她在那儿坐了很久，没有力气站起来。她甚至还打了个盹儿。她的屁股麻了。她费力地站起来，找纸。没有手纸，因为她平常不在这里用手纸的。她找不到任何可以用的……终于，她踉跄地走到壁橱前，她的屁股湿透了，恶心得很，她找到一件旧衬裙，扯下来一小块，用它擦，然后拿盖子盖住那臭气——更糟的是，尽管她允许自己胆战心惊地朝里面瞥了一眼，她的大脑却拒绝承认自己的大便不对劲。糟糕，她嘟囔，这指的是如今她肠子里排出来的东西。然后她打开窗帘。外面天已经亮了。但如今是夏天，现在搞不好还是半夜呢。想到要是重新上床，到时候再爬起来要费的那个劲，她就受不了。她的小钟背对着她，她不想穿过房间到它正面去。她裹上一条旧披肩，蜷成一团坐在炉边的椅子上，炉中只有死灰。鸟儿还没出动，她想着：黎明的合唱是已经过去了呢，还是我该等着它开始？她回想孩提时代，夏天的时候，和姐妹们躺在那位老妇人的木屋里，被鸟儿嘹亮而嘈杂的黎明合唱吵醒，然后又睡了过去，心中想着接下来火热美好的一天，无穷无尽的一天，整天都是玩耍、欢乐，以及丰富的美食。于是莫迪又慢慢沉入梦乡，醒过来，又睡过去，再醒过来几个小时，每次醒过来的时候都记着动一动手，免得它们又变得过分僵硬。终于，猫绕着她的腿蹭着、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时，她彻底醒了过来。她的腿也僵硬，她试了试双手。右手又不见了。她用左手抚摸猫，漂亮、漂亮、漂亮的小家伙。她不断弯曲、伸开右手的手指，直到自己又完整了为止。早晨……哦，早晨的各种麻烦，要面对接下来的一天……每一项任务都那么沉重……她坐在那里，想，我得喂猫，我得……我得……终于，她拖着身子起来，焦虑不安，因为她的肠子又威胁着要闹事了。她一路扶着门把手、椅子背，挪到了厨房里。厨房里有半罐猫粮。她试图把它倒进盘子里，但是倒不出来。这意味着她得拿勺子。远处，水池里，是她的勺子和叉子，她好几天没洗碗了。她用食指把猫粮抠出来，皱着脸——是不是馊了？盘子离地面还有一小段距离的时候，她就撒了手，因为弯腰让她感到眩晕。猫闻了闻就走开了，轻轻地喵了一声。莫迪看到桌子底下有好几个盘子，都是空的、干的。猫儿需要牛奶，她需要水。莫迪慢吞吞地，慢吞吞地挪到水池边，从里面拽出一个脏盘子，没有力气洗，放水冲了冲。她找到半瓶牛奶。坏了没？她闻了闻。没有。她想方设法把盘子放到了地板上，扶着桌子，差点跌倒。猫把牛奶舔了个精光，莫迪知道她饿了。桌底下不仅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盘子，还有一堆猫屎。这提醒了莫迪，她得放猫出去。她挣扎着到了门边，开门放猫，然后背对着门站着，思考。莫迪和自己的虚弱以及可怕的疲惫感做斗争，以智取胜，将军制订作战计划也用不着这等聪明才智。她已经在后门了：离厕所只有五步之遥；如果她现在去的话，就省了以后的一趟……莫迪挪进厕所，解了手，在那里想起房里还有一个又脏又臭的便桶，想方设法沿着走道回到房间，想方设法把那罐儿从圆外壳里取出来，好歹端着便桶挪回厕所。倒的时候泼出来了一点，看着，闻着，她的理智必须承认是有什么很不对劲。但是她想，只要她（指的是简娜）看不到我拉的是什么，就没人知道了。他们别想把我弄走……等这些事处理完，她感觉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不过她知道现在时间还早，因为楼上的混蛋爱尔兰人还没开始闹腾。她十分需要喝杯茶，她所有的力气都耗在猫身上了。她站在厨房桌边，手扶着桌子，心里琢磨着如何把恢复精力用的热茶端到隔壁房间去。但是热茶会让你拉肚子，不了，还是喝冷牛奶吧。她把冷牛奶倒进玻璃杯里。牛奶这就用完了。她需要：牛奶、手纸、猫粮、火柴、茶叶，大概还有不少其他东西，如果她能想起来的话。也许简娜马上就要来了，然后……她板着脸盯着猫屎，在她看来那儿真低，离她真远，脑子里斟酌着需不需要弯腰，心里想，简娜会……她端着牛奶挪到隔壁房间。坐下来。但是她现在发冷，是夏天也不管用。她坐在自己那把旧椅子上，坐在冷冰冰的炉边，觉得身上的热气在一点点地外泄。她得生起火来。她要不要把电暖炉插上？但是那东西太耗电了。她的养老金不过刚好够应付生活必需而已。最后，她还是挣扎着爬起来，插上插头。开了电暖炉，房里染上一抹温暖的红色，她的腿好像慢慢松弛下来，恢复了正常。她坐在那儿，啜着牛奶，念叨着，糟糕，糟糕，糟糕。然后她又慢慢沉入那个梦中，简娜把她带回自己家照顾。她对这个梦有强烈的占有欲，对它骄纵宠爱，只要一个人坐着，就会把它拿出来，往里面再添些什么，不过她知道这梦是不会实现的。不可能实现。但是为什么不可能？简娜就这样飞进了她的生活，这原本也是不可能的，谁会想得到呢？她在她家进进出出，带来笑话、鲜花、蛋糕还有别的东西，她还讲自己办公室里的故事，但说不定是她编的，毕竟，如果简娜想要添油加醋，自己这个可怜的老太太哪能分辨得出来？所以说，为什么另一件不可能的事就一定不会发生：她被带去一套漂亮温暖的公寓里，在那里受人照抚，事事有人料理……或者简娜会来这里住。隔壁还有一间房呢……这是莫迪真正想要的。她不想离开这里。找到自己的地方，抓住不松手：每次莫迪动心——就像现在——憧憬离开这儿去和简娜住的时候，她就向自己不断重复这话。不，不，她嘟哝，得她到这里来。于是她坐在那儿，有时睡意蒙眬，想着简娜住在这儿照顾自己的情形，她半夜醒来，孤身一人，害怕自己已经被埋在坟里的时候，她可以大喊，听到简娜的回应。但是没多久，她的肚子又让她不得不起身。尽管她倒了痰盂，但是没涮它，现在那东西对她来说恶心得很。于是她出门去厕所，顺便放猫进来，猫就等在门口，进门就向盛着馊猫粮的盘子走去，还是嫌弃它，然后耐心地陪莫迪回到房间。莫迪既然已经起身了，就打算把火生起来。这事情花了她一个多小时，她费劲地移动着，慢吞吞地沿着走廊去取煤，再慢吞吞地挪回来，把炉里的灰扒出来，点火。她朝炉火吹气，小口小口的，气很浅，因为她会发晕，把炉子生上花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又坐下来，很渴望能喝上一杯茶，但是自己拒绝了自己，因为比起别的，她最怕的是她的膀胱、肚子闹事。她想，送餐的就快来了……可其实才十一点。也许他们今天会早点来？她肚子饿了，饿得很，她都无法分辨她是饿得肚子疼，还是可能又得上厕所了。在那个活泼的送餐姑娘乒乒乓乓地开门关门（她有钥匙）进来，喊着，你好，福勒太太，你还好吗之前——在此之前，她一定得再出去上一次厕所。时间还早。才十二点半。莫迪一把抓过桌上的两个小锡纸盒子，看都不看一眼里面有什么，就把它们都吃了。她感觉好多了。她想，哦，如果简娜现在就到，如果她说，和我去公园吧，我不会对她叫唤，埋怨她，我很乐意去。但是她看看窗外，正在下雨。好一个夏天，她嘟囔。猫在桌上，嗅着空盒子。莫迪为自己的贪婪而难过，她知道猫饿了，她应该分一点给她的。她出门去了冰冷发臭的厨房，四处翻找——好极了，真开心，有一个没开盖的罐头。莫迪太高兴了，甚至当场小小地手舞足蹈了一番，握紧罐头紧紧贴在胸前。哦，小家伙，小家伙，她喊，我有东西喂你了。罐头终于打开了，不过莫迪的食指被开罐器划破了。猫把东西吃了个精光。莫迪想，她现在应该出去了，省得我等会儿还得再放她出去……但是猫不肯出去，她钻回生了火的房间，爬上莫迪的床睡觉去了。莫迪的被子还没叠。莫迪应该叠被子——她想，这事让简娜做可不好。但她没动，依旧坐在火边的椅子上，身子向前欠了欠，给炉里加上煤，然后沉沉地睡去，睡了三个小时。不过她醒来的时候不知道时间，她的钟停了，是下午五点。猫还在打盹，火已经熄了……她又把它生起来。她想吃点和喝点什么。她必须喝杯茶。她煮了一整壶，拿了饼干，在桌上摆了个小小的盛宴。喝了茶，感觉真好，她都可以忽视之后她得再去一次、两次、三次厕所这个事实。她的肚子像是个愤怒的敌人，绞着、闹着。你到底怎么了啊？她喊道，一边用手一遍一遍地揉自己那鼓鼓的小腹。你就不能让我消停会儿？她应该洗个澡……她应该……她应该……但是简娜马上要来了，简娜会……莫迪坐在那儿，等待着，但是简娜没来，于是莫迪起身，把急着要出去的猫放走，莫迪去取煤，莫迪把火弄旺，然后莫迪四处找看有没有一点白兰地，因为她突然感觉不好，她有点发抖，她可能会瘫倒在地上，躺在那里爬不起来，她饥肠辘辘、疲惫不堪……没有白兰地，什么都没有。她可以去酒品外卖店？不行，不行，她绝对没法爬上台阶。简娜还没有来，夜幕降临。这说明一定快十点了。简娜不来了……家里没有牛奶，没有茶，没有给可怜的小家伙吃的东西，什么都没有。莫迪坐在怒烧的炉火边，恨恨地想着简娜，简娜不在乎，无情、残酷的坏简娜……正想着，传来敲门声，莫迪松了口气，快慰化作粗哑的一声大吼：哦，好吧，好吧，我来了。她跌跌撞撞地走过走道，和螃蟹似的横着走，去开门，生怕自己还没到门口简娜就跑了。糟糕，糟糕，她嘟囔着。开门时，她的表情恶狠狠的，满脸的指责。“哦，我的老天，莫迪，”简娜嚷着，“让我进去，我要死了。这一天真够

秀了，名声在外，人们都争着买她。”秦惠王不禁点点头，似乎明白了点什么。陈轸又说：“有个楚国人，他有两个妾。他不在家的时候，有人勾引年长的那位，遭到大骂；勾引年轻的那位，年轻的就表示愿意。后来那个楚国人死了，有人问那个勾引的人愿意娶哪个，您认为他会怎么回答？”秦惠王想了想说：“年长的那个。”“对了！”陈轸说，“勾引别人老婆的时候，当然希望女人风骚放荡，可是到自己娶老婆的时候，又希望女人保守贞洁。楚王也不是傻瓜，如果我常把秦国的秘密泄露给楚国，您认为他会重用我吗？”秦惠王恍然大悟，赶紧向陈轸赔礼道歉，而且将张仪大骂了一通。可是，经过这件事后，陈轸对秦惠王的态度也变了。等到秦惠王任命张仪当了相国，陈轸便真的离开秦国，投靠了楚国，从此受命于楚王，来往齐、楚之间办理外交事务。公元322年，张仪相魏，曾经派人以魏惠王的名义到楚国去邀请陈轸，许诺委以重任，想引诱陈轸到魏国来就范。陈轸差点上当，幸好其子看出了端倪，极力劝阻，陈轸才没有自投罗网。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张仪对陈轸是颇为忌惮的。无论是作为同僚还是作为敌人，他都不希望看到陈轸这样一个人存在。如果把张仪在这世上的敌人排个队，排在前三位的必定是苏秦、公孙衍和陈轸。公元前315年，当楚怀王把当前的形势介绍给陈轸听，陈轸捋了捋下巴下面几根稀疏的胡须思索了片刻，慢条斯理地说道：“秦国想攻打楚国，蓄谋已久了。现在又将得到韩国的一座大城，很快就要与韩国一道挥师南下，其威胁不可小觑。您听我一句话，马上命令全国警戒，动员所有的武装力量，把战车都摆到道路上来……”话未说完，楚怀王心急火燎地打断道：“先生的意思，是要寡人全力一战吗？”他心里想，如果是那样，还要你来出个鸟主意，让将军们准备就是了！“非也！”陈轸颇为不屑地看了楚怀王一眼，“做好这些工作之后，派使者到各国去放风，宣称楚国要全力救援韩国。特别是对韩国，一定要多派人手、多带钱财去做工作，务必使韩王相信您的诚意。这样的话，韩国至少不好意思充当进攻楚国的先锋，楚国面临的危险就小多了。更大的可能是，韩国听信了我们，认为我们必定发兵相救，不再向秦国求和，而是死扛到底，我们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楚怀王听了，先是一愣，继而“嘿嘿”地笑起来，连说“你坏，你坏”，同意了陈轸的建议。于是楚国全国动员，将战车摆满了夏路（从楚国方城通往中原的大路），摆出一副北上救韩的架势。与此同时，楚怀王的亲信使臣来到韩国首都新郑，对韩宣王说：“楚国虽小，但已经做好准备与韩国共存亡，请韩国也全力以赴，共同抗击残暴的秦国。”战国时期开出的众多空头支票之中，楚怀王的这张最让人感到踏实——毕竟，楚国的军队已经整装待发，太像那么回事了！不由得韩宣王不信。楚国的使臣离开后，韩宣王赶紧让公仲朋停止活动。公仲朋大吃一惊，对韩宣王说：“侵略我们的是秦国，欺骗我们的是楚国。因为楚王的一句空话，就轻率地决定与秦国抗争到底，恐怕被天下诸侯嘲笑。再说，楚国和韩国又不是兄弟之国，互相之间也没有攻守同盟。肯定是楚国觉察到秦国的动向，才说要出兵救援韩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一定是陈轸的计谋。而且，大王已经派人向秦国表露过求和之心，楚国一鼓动，您又改变主意。秦王本来志在楚国，现在感觉受了韩国的欺骗，必然将全部怒火都撒到韩国身上。请您一定要考虑清楚再作决定。”韩宣王说：“你别再说了，我意已决。”命令加派人马，支援公孙衍抗战。公元前314年，秦军发动了一场攻势，在岸门（今河南省许昌）大败韩军，斩首一万，打得公孙衍弃甲而逃。与此同时，秦将樗里疾麾兵攻魏，再度攻取了魏国的焦（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和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西）。而传说中的楚国大军，仍然停留在夏路上，丝毫没有北上的动向。韩宣王撑不住了，赶紧派人向秦惠王求和，并将太子韩仓送到咸阳去当人质。公元前313年，魏襄王和秦惠王在临晋相会。按照秦惠王的意思，魏襄王立亲秦的公子魏政为太子，赶走了田文这个徒有其名的外来和尚，还是让田需当了相国。同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今山西省离石），俘虏赵将赵庄。至此，三晋两降一败，秦国控制了魏、韩，踢开了赵国，成功地在关东（函谷关和武关以东）地区站稳了脚跟，获得了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当年张仪提出的“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连横战略构想，正在一步一步得到实现。张仪戏耍楚怀王由于共同感受到来自秦国的压力越来越强大，齐宣王和楚怀王频频互送秋波。通过陈轸的穿针引线，两国之间的交往变得频密起来。为了威慑秦国，楚怀王还派大将景翠率领大军北上，驻扎在魏、韩以南一线；又派三位大夫（姓名不详）率领九支部队直逼曲沃和於中（今河南省西峡），而且在齐国的帮助下，一举攻占了曲沃。曲沃的失陷，给秦惠王敲响了一记警钟。他突然意识到，同时将齐、楚两大强国列为敌人是不明智的，必须先想办法分化瓦解齐、楚同盟，再各个击破。在这种情况下，张仪决定赤膊上阵，前往楚国游说。楚怀王见到张仪，倒也十分客气，安排他住最高档的宾馆，还亲自前去探望，问道：“先生不远千里来到这蛮荒之地，敢问有什么指教？”张仪说：“不敢。我是来为大王分析天下形势的。”楚怀王如果当场操起一根棍子打晕张仪，就清静了。要知道，所有的阴谋家、政客、传销者、基金经理、保险推销员跟你说的第一句话都是：“我来为您分析一下形势。”如果你不想上当，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一棍子打晕他。楚怀王显然不懂江湖险恶，颇有兴致地听张仪讲了下去。张仪说：“秦国，现在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土地占了天下的一半（吹牛！欺负楚怀王没有地理知识，天下最大的国家其实是楚国），兵力足以抗衡周围的国家，山河险固，地势易守难攻。秦王拥有雄兵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粮食堆积如山。秦军法令严明，士卒甘愿赴死（这确是秦国的可怕之处），将帅有勇有谋，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就会席卷常山，折断天下的脊梁。天下诸国，凡是不服者都将灭亡。那些主张与秦国对着干的人，就像是驱赶着羊群去斗猛虎。现在大王不结交猛虎却结交群羊，我是暗地里替您着急啊！”楚怀王真个耳根软，被张仪这么一吓，脑门就开始冒汗了。张仪偷偷瞟了楚怀王一眼，看到这副情状，心下便知道已经有三分成算，接着说道：“天下的强国，除了秦国就是楚国，除了楚国就是秦国。两虎相争，其势不两立。大王现在派兵北上与秦国争利，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后果？”“哦？”楚怀王眉头扬了一下。“秦国坐拥巴蜀之地，用大船装载士兵和粮食，每条船能够装载五十名士兵和三个月的口粮，顺长江而下，日行三百余里。到楚国三千余里，十日可至扜（yū）关。扜关一旦受到攻击，黔中、巫郡从此就不得安宁。秦国再挥师从武关出发，南下攻击楚国，楚国北部地区就会被隔断。可以这样说，秦国如果攻楚，不出三个月，楚国就会面临危难。齐国就算发兵相救，至少需要半年时间。我以为，您依靠齐国来对抗秦国，实在是大大的不明智。”如果是公元前316年之前，张仪绝对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现在可以说得理直气壮。这一切，要归功于司马迁的那位老祖宗司马错。楚怀王不禁“啊”了一声，眉头紧锁，略有所思。张仪紧接着问道：“大王可知道，秦王最钦佩的人是谁？”“谁？”“就是大王您啊！”“怎么会呢？”楚怀王连连摆手，脸竟然红了。“千真万确。”张仪说，“秦王最钦佩的人是您，最痛恨的人是齐王。他常说，楚王为人正直厚道，气度不凡，堪为天下诸侯之楷模。而齐王不过是个乘人之危的小人。他正打算派樗里疾将军讨伐齐国，救燕国于危亡，可是楚国正与齐国交好，让他十分为难呐！”“这……”楚怀王搓搓手，意思是，“我也很为难啊！”张仪觉得火候已到，抛出最后一颗重磅炸弹：“大王不是正在兴兵进攻於中吗？如果大王能够与齐国绝交，我马上回去向秦王请求，将於中……啊不，将商、於方圆六百里的土地统统献给楚国，还让秦王将女儿嫁给大王为妾，秦、楚两国互为婚姻，互派人质，永远成为兄弟之邦。不知您意下如何？”这颗炸弹将楚怀王所有的纠结都炸到了九霄云外，他赶紧问道：“此话当真？”张仪说：“在大王面前，怎敢有半句虚言！”楚怀王大喜。第二天上朝，他便对群臣说：“你们祝贺我吧，我刚刚得到了商、於之地六百里。”群臣听他讲完事情的经过，都向他表示祝贺。只有陈轸仰头望天，一言不发。楚怀王觉得很不爽，下朝之后将陈轸单独留下来，问道：“我不动一兵一卒就得到了商、於之地，你难道不觉得高兴吗？”陈轸说：“我只怕大王拿不到商、於之地，反而招来祸患，所以不敢高兴。”楚怀王说：“为什么这样说？”陈轸说：“秦王看重大王，不过是因为大王与齐王交好。现在您为了张仪的一个空口许诺，就要与齐国绝交，我没法不担心。张仪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含血喷人，也可以信口开河。他的话，基本上不可信。您如果实在要听他的，也要先让秦国交出商、於之地，再与齐国绝交。否则的话，楚国西有秦国为患，东与齐国绝交，马上大祸临头……”“你别再说了！”楚怀王打断他的话，“我意已决，你等着看我把好事办成吧！”又意味深地说了一句，“看来，你对当年和张仪之间的恩恩怨怨，还是念念不忘啊！”陈轸长叹一声，没有再说什么。楚怀王说做便做，马上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绝交信，派人送给齐宣王。使者尚未返回，他又写了第二封绝交信，再派人加急送往临淄。张仪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带着楚怀王送给他的几车礼物和一名楚国将军回到了秦国。而这位将军的使命，当然就是代表楚国接收商、於之地。没想到张仪回到咸阳的第二天，就从马车上摔下来，躺在家里养伤，一连三个月没有出门。楚国将军看到这种状况，也不好催他办理土地移交，只得派人将情况汇报给楚怀王。楚怀王的第一反应是，张仪该不会是以为我与齐国绝交的事办得还不够彻底吧？他不假思索地又派了第三名使者前往齐国。不过这回没有绝交信了。使者就是信。在齐宣王殿上，使者当着齐国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的面，操着抑扬顿挫的楚地方言，将齐宣王以及其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然后，他就被一拥而上的齐国武士拖到殿外，剁成了肉酱。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天下，当然也传到了咸阳。张仪听到这个消息，病马上就好了，主动约见了那位已经在咸阳休息了半年的楚国将军。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羊皮，羊皮上绘着一幅地图。张仪指着地图说：“从这里，到这里，方圆六里，是秦王赐给张某人的私人领地，本来想修个宅子养老的，现在我把它献给楚王了。”楚国将军大吃一惊：“我听说是六百里，怎么会是六里呢？”“什么六百里？”张仪摆出一副更吃惊的样子，“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怎么可能献给楚王六百里地呢？是您听错了吧？要不就是楚王听错了。”楚国将军交涉未果，只得拿着那张地图回到了郢都。楚怀王气得火冒三丈，一下子丧失了所有的理智。他当即下令景翠准备进攻秦国，又命将军屈匄（gài）率军北上支援景翠。大臣们都被楚怀王那张气得扭曲的脸吓坏了，谁也不敢劝谏。只有陈轸站出来说了一句话：“现在我可以说话了吗？”楚怀王说：“可以。”陈轸说：“事情到了这一步，进攻秦国不是一个好办法。您不如干脆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联合攻齐。这样的话，我们虽然失去一座大城，却可以从齐国那里得到补偿。最重要的是，天下人不会因此而笑话楚国。”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既然已经上了秦国的当，不如因势利导，化被动为主动，寻求一个体面的方式来借坡下驴。但是楚怀王第二次拒绝了陈轸的建议。他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复仇”两个字。郑袖的枕边风公元前312年，楚国兵分两路，大举北伐。一路由柱国景翠率军，围攻韩国雍氏（今河南省禹县）；一路由将军屈匄率领，攻打商、於。秦国兵分三路反击。东路由名将樗里疾率领，兵出函谷关，进入到韩国的三川郡，协同魏、韩两军对围攻雍氏的景翠军进行反包围作战。中路由庶长魏章率领，从蓝田出武关，进驻商、於之地，以对抗屈匄军。西路则由后起之秀甘茂率领，兵出南郑，进攻楚国的汉水流域。三路军中，中路军兵力最强，但是总揽全局的灵魂人物还是有“智囊”之称的樗里疾。樗里疾的东路军一路疾进，与魏、韩两军会合，先是攻克曲沃，然后经过东周地界，在东周获得粮食补给后，便直扑景翠军，与守卫雍氏的韩军形成掎角之势。景翠严阵以待，准备与秦军大战一场。双方发生了小规模的接触，在感觉到对手实力不弱之后，又不约而同地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囤积军粮，准备打持久战。但这只是樗里疾的虚晃一枪。他让魏、韩二军打着他的旗号继续与楚军对峙，自己却率领秦军主力星夜南下，与中路的魏章军一道，在丹阳（今河南省西峡）前后夹击屈匄军，获得斩首八万的空前战绩，还俘虏了屈匄、逢侯丑等楚军将佐七十余人。这一战，史称丹阳之战。丹阳之战后，秦军士气大振。樗里疾借势杀回雍氏，又与魏、韩两军一道击破景翠军，取得了雍氏之战的胜利。现在可以解释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韩、魏两国会跟着秦国去攻打齐国了——雍氏之战后，樗里疾意气风发，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继续东进，大败齐军于濮水。魏章也没浪费时间。樗里疾向东救援雍氏，他便向西配合甘茂的进军。两军联合作战，一举夺得楚国汉中的六百里地，并在那里设置了汉中郡。至此，秦军一气呵成，连续在丹阳、雍氏、濮水、汉中四个战场上获得全胜。樗里疾因此声震华夏，被秦惠王封为严君。楚怀王输红了眼，干脆孤注一掷，增兵袭击秦国的关中地区。应该说，楚怀王这一招很漂亮。此时秦军樗里疾在齐，魏章、甘茂在汉中，战线拉得太长，国内相对空虚。而且秦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完全没有料到楚怀王会来这么一下子。楚军迅速攻克武关，直逼咸阳，一直打到蓝田。这里离咸阳只有不到一百里地了。但就是在这里，楚军也成为强弩之末，遭到了秦军的有力阻击，惨遭失败。魏、韩两国抓住机会主动南下出击，一路攻到了邓城（今湖北省襄樊）。而魏章也配合韩军攻楚，连克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和上蔡（今河南省上蔡）两城。就在这个时候，秦惠王主动伸出了橄榄枝。他派人对楚怀王说：咱们别打了，有事好商量。您想要秦国的商、於之地，没问题，可以拿楚国的黔中郡（今湖南省洞庭湖以西至四川省黔江流域一带）来交换。楚怀王一听“商、於”两个字就心里发麻，感觉那是个诱饵，碰一碰都会有危险。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换地，但是如果秦国可以将张仪交给我，我宁愿把黔中郡白送给秦国。一个郡换一个人，怎么样，干不干？秦惠王马上就动心了。他把楚怀王的话当作一个笑话讲给张仪听，然后说：“楚王也不想想，先生乃是寡人的肱股之臣，休说一个黔中郡，就算把宛郡、巫郡、新城郡统统给了寡人，寡人也不会拿先生去交换啊！”秦惠王言毕，发出一阵不自然的大笑。一丝悲凉掠过张仪的心头。他认真地说：“那就让我去吧！”“不行。”秦惠王说，“楚王最恨你拿商、於之地戏弄他，岂能轻易放过你？”张仪说：“秦强楚弱，只要有大王为我撑腰，想必楚王也不敢拿我怎么样。退一万步说，即便楚王杀了我，能够为秦国获得黔中之地，我也心甘情愿啊。”话说到这个份上，秦惠王只能“勉强”同意了张仪的请求

成了最大的问题。当时有人建议前往河西、陇右，有人主张北上朔方直奔灵武，有的则认为应该直接奔赴太原和郭子仪、李光弼会合，甚至有的请求返回京城长安。总之一句话，马嵬驿兵变虽然没有引起更大的政治波动，但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室对于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一时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李隆基也没了主张。因为虽然经历了马嵬驿兵变，但李隆基内心依然没有改变前往蜀中的决定，但此时的他知道自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牢牢地将局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周围的声音逼迫他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倾听，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不断打嘴架的过程中，李隆基发现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发言，这个人就是时刻跟在自己身边的高力士。“力士啊！说说你的想法吧！”李隆基对高力士开口说道。高力士在众人纷纷发表意见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他也没有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相反高力士始终在揣测李隆基的心理，凭借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李隆基的了解，以及皇帝陛下急于寻找到安宁之地的心理，高力士拿准李隆基八成是想继续前往蜀中，所以当李隆基开口问他的时候，他说出了早已经设计好的话语：“陛下！老奴认为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但太原虽固，可是那个地方距离叛军实在太近，很是危险；朔方之地靠近边境，那里有很多胡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很难驾驭他们；而西凉距离咱们这里实在太遥远了，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是到达不了那的；蜀中虽然地方狭小，但却是块富庶之地，表里山河，内外险固，所以老奴认为还是应该前往蜀中。”当高力士缓缓说着上边这段话时，虽然李隆基没有给予任何的肯定，但从他那逐渐露出笑容的脸上看，他还是十分认可高力士所说的一切，只是当时众怒难犯，所以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依然保持沉默，不言所向。“高力士说得不错，可是蜀中虽然是理想的避难之地，但您能保证昨天参加兵变的将士们到达蜀中后能够绝对安全吗？高力士能保证杨国忠的旧部不清算这些人吗？”说话的人是韦谔。“更何况……高力士是您亲手帮助杨贵妃自缢的啊，无论如何您是跑不了的！”韦谔的话虽然难听，但却是实情，这一点恐怕连高力士也未必能够想到，前往蜀中有可能将他自己的性命也卷进去。所以韦谔说完后，高力士没有反驳，而是低下头默默不语。“依臣看来，如果真想回长安，必须要有御敌之策，我们这样慌张地出来，现在重新回去不是好办法，不如立即前往扶风，然后再做打算。”扶风（今陕西宝鸡东）地处关中与蜀中交界，西行可进蜀中，东行可退关中。韦谔事实上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来统一众人的意见，因为如果在马嵬驿耽误过多的时间，叛军有可能就会从背后追过来。韦谔的话一出口，便得到了李隆基和众多大臣的同意，在他们看来，眼下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就在李隆基决定起驾就道时，忽然被一群当地的百姓拦住去路。于是，一场“遮道请留”的大戏就此上演。“草民听到陛下要前往蜀中，这可万万不能啊！长安的宫阙那都是陛下的家居，陵墓都是陛下祖先的陵墓，如今陛下舍弃了这些东西，前往蜀中要做什么啊？”那些老百姓跪在李隆基面前，不断叩头着说道。不过在李隆基听起来，百姓们说的话有些讽刺的味道，让他顿时感觉惭愧至极。面对百姓们挽留外加讽刺式的话语，李隆基沉默良久，那一刻他觉得无论说什么，其言语都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所以他决定选择逃避，让太子李亨等人留下来安抚百姓，而他自己则带领禁军飞驰而去。让李隆基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成全了太子李亨的皇帝之梦，也让处在危机之中的大唐帝国开始重现生机。李隆基的离去让百姓们很是失望，现在太子留下了，他们当然不能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于是众人趁势围住太子李亨继续哀求道：“既然至尊不愿意留下，恳请殿下留下吧，我们愿率子弟跟从殿下杀回长安，如果殿下和至尊全都前往蜀中，谁做中原百姓之主？”坦白地讲，这场“遮道请留”的大戏是否也是李亨安排的，我们不能完全从史书中找到答案，但《旧唐书?李辅国传》记载：至马嵬驿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也就是说，东宫太子党当时已经有了抛却李隆基的意志，可以说李辅国的建议也是符合李亨心意的，毕竟蜀中是杨国忠的发迹之地，到了那里之后前途未卜，而且十八年始终在委曲求全中生存的李亨也肯定想摆脱桎梏。“遮道请留”事件并不一定像马嵬驿兵变那样，是一场精心谋划的事件。它很可能是一件偶然出现的事件，但这恰恰给了东宫太子党机会，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而李隆基不失时机地留下太子李亨安抚百姓，很可能他已经看出了东宫太子党的心思，要知道李隆基此时虽然已经老迈，但还不至于糊涂得一无所知。当李隆基留下太子亨后，百姓们的劝说虽然正中李亨的下怀，但十八年来那充满危机与险恶的生存环境，早已经使李亨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他是不可能过早暴露自己意图的。所以，当他听完百姓们真挚的话语后，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欣喜与激动的神情，反而以一种诚惶诚恐的姿态对百姓们说道：“至尊冒险远行，我这个太子怎么能够离开他呢？况且我也没有向至尊当面请辞啊！我还是将大家所说的话禀告至尊，我也尽量挽留他。”言罢，李亨准备策马前行。没想到李亨刚刚说完，三子建宁王李倓和宦官李辅国死死地抓住缰绳不放，同声相劝道：“安禄山谋反以来，四海分崩离析，今天殿下如果和至尊一同前往蜀中，叛军一旦烧毁栈道，中原地区从此就是叛军的天下了，现在殿下应该立即想着该如何平叛，使江山社稷重归于安，这才是最大的孝道啊！不必在意儿女情长那点区区的温情。”显然，当李亨回绝百姓们的劝说时，李倓和李辅国已经明白李亨的意图所在，作为东宫太子党的骨干成员，此时他们必须要做好配角儿。“建宁王说得很有道理，儿臣还是希望殿下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违背良策，不要辜负百姓们的期望啊！”忽然间，一个响亮的声音从人群中响起，这个人说完后立即跪倒在李亨的马前，说话的人是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顺便说一句，李俶就是后来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李俶跪在马前的举动，让百姓们更加坚定了挽留李亨的决心，于是众人纷纷效仿李俶也都跪倒在马前拦住李亨的去路。“既然大家执意让我留下，我必须要先禀明至尊，俶儿你去办这件事吧！”李亨见时机已经成熟，他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在众人挽留太子李亨的时候，李隆基虽然一直在前行，但他让众人放慢了脚步，等待李亨等人一同赶上来。可是他最终等来的却是长孙李俶，当他听完李俶的禀告后，这个垂垂老者不禁仰天长叹，感叹天意如此，自己只能顺势而为。“太子仁孝，希望你们能够好好辅佐他，不要挂念我，西北很多胡族部落，我待他们不薄，必要时可以引为外援。”随后，李隆基将禁军两千人及飞龙厩良马五百匹拨给了李俶并叮嘱道。至此，李隆基和李亨两个人分道扬镳。从马嵬驿兵变到“遮道请留”事件，就李亨的初衷来看，时刻是为了满足对最高权力的渴望，但他决定与李隆基分道扬镳在当时从客观结果上对处在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大唐帝国来讲却是一件幸事，从此以后李亨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担负起平定叛乱、重整河山的重任。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五日，在建宁王李倓的建议下，李亨带领众人前往自己曾经担任过朔方节度使的朔方镇。七月十日，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充满危机和艰辛的长途跋涉后，李亨终于抵达了朔方重镇灵武。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城南称帝，改元至德，成为大唐帝国的第八代皇帝。直到现在为止，李亨才真正有一种挣脱枷锁的快感，如愿圆了十八年的皇帝梦，从而结束了那惶惶不可终日的不堪回首的日子。是日，李亨下制书以告天下，在那篇长长的制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这既体现了李亨的一种决心，更像是一个预言，因为在此之后，李亨正是按照这句话的标准，努力使这个帝国重新回归正途。第三章重整河山故人出山从李隆基率领一行人长安仓皇出逃到李亨灵武称帝，大唐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在转瞬之间完成了角色转换，李亨顺应人心走向前台，而李隆基则避居蜀中退居二线。马嵬驿兵变虽然酿成了一场杀戮，但客观上也实现了大唐帝国新老交替任务。当然这要得益于安禄山在攻陷潼关后，并没有立即攻打长安，从而给了大唐帝国高层以喘息的机会。然而就在李隆基走出长安的十几天后，安禄山的大军最终还是打进了长安。所以，接下来留给李亨的将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当了皇帝固然让李亨十分兴奋，但接下来他必须要动用全国的力量迅速平定叛乱收复失地，重振昔日大唐帝国的雄风。作为曾经征战过沙场的李亨在完成皇位继承大典后，并没有过多地沉浸在喜悦中，而是立即以皇帝的名义首先将郭子仪和李光弼召至自己的麾下，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北都（今山西太原）留守；任命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三军，身肩平定叛乱、收复两京的重任。而正是李亨的这个任命，也让后来的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不断创建军功。在李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筹划部署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不仅仅只是一位统领兵马的将军，除了做好军事部署之外，作为皇帝的他还必须要统筹好全局，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他从马嵬驿带来的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李亨想到了一位故交，他坚信只要这个人来到自己的身边，自己将万事无忧。李亨想到的这个人名字叫李泌。李泌，字长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李泌七岁那年曾当面批评名相张九龄不该喜欢“软美者”（带有娘娘腔的文人学士），让张九龄佩服得连呼他为“小友”。天宝初年，李泌曾在嵩山上书论施政方略，深得李隆基的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官，就此与太子李亨结下深交，后来为杨国忠所忌，被迫归隐颖阳。李亨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李泌了，但年轻时代结下的友谊还是让李亨对这位才子颇为挂念，所以他决定派人前往颖阳请李泌出山辅佐自己。当李泌接到李亨的邀请后，他感受到了李亨的诚意，而且现在是李亨的天下，他不用再担心受到排挤，所以他义不容辞，欣然应征就道。至德元年（756年）八月，李泌晓行夜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李亨身边，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仕途之旅。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他居然会像姚崇、宋璟等那样，成为大唐帝国的中兴宰相。李泌的到来，让李亨感到无比欣慰。事实上在李泌到来后，当时的局势迫使他没有立即投身于平定叛乱中，而是积极协助李亨协调平衡李唐皇室成员的关系。当时摆在李亨面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平叛，但以李亨为核心的李唐皇室如果不能形成合力，平定叛乱无异于痴人说梦，李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李亨即位后很想立张良娣为后，便让李泌制书准备册封事宜。而李泌坚持要让李亨亲自下诏册封。张良娣的祖母是李隆基生母昭成皇后的亲妹妹，当年昭成皇后被武则天所杀，七岁的李隆基失去母爱，张良娣的祖母勇敢承担起了抚养李隆基的义务，关怀备至视同己出。李泌认为如果李亨亲自下诏，无疑是一次缓和长期以来李隆基和李亨之间因为权力斗争所产生矛盾的机会，这对于接下来的平叛大有益处。李隆基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太上皇的特殊身份还是决定了他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人。不可否认，李泌的初衷是好的，但张良娣的性格决定了她是个唯我独尊的人，她的所作所为也为刚刚到来的李泌出了不少难题，但作为政治家、战略家的李泌却很好地化解了所有难题。张良娣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被立为皇后意味着什么，她在刚刚到达灵武后便为李亨产下一子，取名为“佋”，在得知自己即将被立为皇后的消息后，她恃宠生骄竟然想要把刚出生的儿子立为将来的储君。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同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在未来最高统治权力归属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广平王李俶性格温和，对于深处动乱之中以及刚刚经历马嵬驿兵变的李唐皇室来讲，李俶明白此时此刻退让是理想的选择，然而性格耿直的建宁王李倓却选择了硬碰硬的对抗。对于张良娣而言，这场斗争本来并不占优势，是一场一对二的对抗。但无数的事实证明，在每一次政治斗争中，都会有政治投机分子夹杂其中，当时宦官李辅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看到张良娣受到皇帝的宠爱，所以选择和张良娣联手对抗李倓，而李俶因为选择了退让，所以这场斗争形势变成了只有李倓一个人在战斗。李倓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是孤军奋战，在他看来，只要自己坚持的，就一定要达到目的。为此他亲自找到李泌密谋清除张良娣和李辅国，但被李泌所制止，李泌告诉李倓目前这种局势下，尽量不要再为自己的父皇添乱，暂且隐忍，不要率先出手。不久后张良娣和李辅国知道了李倓有清除他们的想法，便率先出手，他们的策略是离间李倓和李俶的关系，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但由于招数过于低级，被李泌识破，李泌在李亨面前仔细分析利害关系，才让两位皇子成功渡过危机。李泌本以为一场危机在自己的周旋之下已经过去，但李倓显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知道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后，他勃然大怒，将李泌的忠告与叮嘱抛诸脑后，贸然晋见李亨揭露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事实证明，纵使你握有万般真理，但不合时宜的真理就是谬论。张良娣是李亨最宠爱的人，李辅国有拥立之功，两个人在李亨那里红得发紫，怎么可能指望李亨相信李倓一个毛头小子的话。所以李倓说完后，立刻受到了李亨的怒斥，他受到的评价是任意妄为，祸乱人心。这样一来就给了张良娣和李辅国机会，这两个人知道李亨的态度后，立即联手出招在李亨面前陷害李倓，说他之所以如此任意妄为是因为皇帝陛下没有让他做天下兵马大元帅，而且意欲谋害广平王李俶。于是大唐帝国的又一位皇子在皇帝的猜忌之下被无故地冤杀了。李倓被杀当时最受触动的当属广平王李俶，很长时间以来，他和弟弟李倓的关系十分和睦，现在弟弟无端死在张良娣和李辅国的手中，这让李俶很是愤怒，出于为弟弟报仇以及自保等多种原因的考虑，李俶决定不再选择退让，主动出击除掉张、李二人。当李泌得知李俶的愤怒及其计划时，他急匆匆地赶来制止李俶，由此两个人开始了一番充满玄机的对话：“广平王不可莽撞，难道不见建宁王之祸吗？我和陛下有约定，等到收复京师后，就重新回到深山隐居，成为平民远离祸患。”“先生如果离开了，那我就更加危险了啊！”“广平王不必忧虑，只要尽心尽孝就可以了，张良娣一个妇人只要顺从她，让她开心，她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但愿能像先生说的那样，我尽力而为吧。”通过李俶和李泌的对话来看，李泌固然有保护李俶的意思，但也有不愿意惹祸上身的味道。可以说李倓被杀让李俶陷入了孤立，事实上李泌告诉李俶的方法并不是就此妥协，而是一种变相的积蓄力量，人要跳得更高时，必先下蹲然后再跳起。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段对话也蕴含了李俶有意拉拢李泌的意味，因为李倓死后，李俶明白自己有可能会成为太子，而李倓被杀事件，对于李俶来讲有利有弊。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是利大于弊，首先因为他的隐忍，张良娣和李辅国逐渐忽视了李俶这个对手，而且通过和李泌的对话，他隐约觉

虽然这些情况尚未得到验证，政府的公报对已掌握的数据进行了处理，结果强调，现在已明显地接近最终解决的转折点，从该病的病原学发展上看，发病率有趋于减弱的迹象。一位电视评论员用了个恰当的比喻，说现在的时疫，或者叫别的什么名字吧，如同一支射向高处的箭，上升到最高点之后停留了片刻，像悬在空中一样，随即开始勾勒下落的必然曲线，如同上帝期望的那样，带着这样的愿望，评论员又回到琐碎的人类话语病症和真正的时疫上来，在重力作用下它必然加速，直到现在折磨我们的可怕的噩梦消失，这样的说法不断在各种社会媒体中出现，它们最后总是虔诚地祝愿不幸的盲人们尽快恢复失去的视力，但同时又许诺整个社会不论官方机构还是私人团体都将提供支持。很久很久以前，平民百姓就以其不屈的乐观主义精神把类似的道理或者比喻用颇具嘲讽意味的话表达出来，例如，好不永存，坏难持久，用文学语言说就是，正如没有永远不败的好事一样，坏事也不会永远存在，这成了有机会从生活和命运的挫折中求取经验的人们的绝好的座右铭，如果把这些话搬到盲人的国度里，就应当是，昨天我看得见，今天我看不见，明天我将看得见，在说第三句话的时候稍稍带一点疑问口气，好像为了谨慎起见，在最后一刻无论如何要显得言犹未尽，为让人产生希冀的结论保留一点余地。不幸的是，这些祝愿不久便成了连篇空话，政府的期望和科学界的预见通通付诸东流。失明症在蔓延，但不像突然出现的海潮那样汹涌澎湃，摧枯拉朽，淹没一切，而是如同千万条涓涓细流缓缓渗透，逐渐把土地泡软，悄然间把它变成一片泽国。面对惊恐万状且濒临失控的社会，当局不得不改变做法，慌忙举行医学会议，尤其是眼科和神经病学医学会议。由于组织工作必定需要时间，来不及召开某些人主张的代表大会，但总算举行了一些座谈会研讨会和圆桌会议，有些向公众开放，有些则秘密进行。会议的讨论显然毫无用处，并且在会议进行当中某些发言者突然失明，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使几乎所有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不得不放弃这类活动，当然也有例外，个别传媒采取了一些不事声张，但从各种意义上讲都值得赞美的举措，因为它们靠他人的幸运或不幸造成的各种轰动效应而存活，不肯放弃任何以符合当时状况的戏剧性口吻现场报道突发事件的机会，例如一位眼科教授突然失明。政府本身的作为也反映出人们的精神状态普遍恶化，在五六天的时间里它两次改变战略。政府先是相信，只要把盲人和受传染者关进诸如我们所在的精神病院这样一些地方隔离起来，就能控制疫情。很快，随着失明症案例的无情增加，政府某些要员担心官方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需要，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转而主张各家各户把自己的失明者关在家里，不让他们到街上去，以免使已经相当困难的交通状况更加混乱，以免刺激还能用眼睛看的人，这些人听不进让他们放心的竭力劝告，相信白色眼疾就像杀人魔鬼一样以目光接触传播。确实，如果一个人正在想什么伤心的事，无所谓的事或者高兴的事，假设现在还有人高兴，突然看见从对面走来的人脸上出现惊恐万状的表情，接下去就是免不了的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时候指望他的反应与后者不同显然不合情理。任何人的神经都承受不了。糟糕的是，各个家庭，尤其是人口少的家庭，全家很快都成了盲人，没有剩下一个人看护他们，给他们引路，保护他们不受眼睛还好的邻居和其他人的伤害。不用说，不论是父子或母子，都不能互相照顾，他们只能像图画上画的盲人那样，一起走路，一起跌倒，一起死去。面对这种形势，政府别无他法，只得紧急开倒车，放宽关于隔离地点和空间的标准，立即临时征用废弃的工厂，无人礼拜的庙宇，体育馆和闲置的仓库。两天前已经在谈论建立野战帐篷营地，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最早的时候，一些慈善组织还有志愿者去照顾失明者，为他们整理床铺，清扫厕所，洗衣服，做饭，没有这些起码的关心，生活很快会变得难以忍受，甚至对看得见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些可怜又可亲的人们也立刻失明了，不过至少他们的义举永垂青史。他们当中有人来这里了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没有，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一个也没有；说不定是谣传呢；城市怎么样，交通情况怎么样，第一个失明者问，他想起了自己的车，想起了把他送到诊所的出租车司机，那位司机还是他帮助掩埋的呢；交通一片混乱，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接着他又详细讲起了交通情况和交通事故。第一次正在马路上行驶的公共汽车因为司机失明而造成惨祸的时候，虽然有许多人死伤，人们还没有太在意，由于同样的原因，即习惯的力量，交通运输业的公共关系部主任仅仅宣布这场灾难是人为失误造成的，结论无疑令人痛心，但仔细想一想，这和从来没有患过心脏病的人突发致命的心肌梗塞一样不可预见。我们的所有职工，这位主任说，像我们的公共汽车的机械和电路系统一样，定期进行极为严格的检查，至今我们公司的车辆整体事故率极低就直接而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各大报纸均刊登了他的长篇谈话，但是，人们需要想的事情绝不只限于区区一次公共汽车交通事故，说到底，这场事故并不比汽车的刹车失灵更糟糕。偏偏两天以后，另一次事故正是由于刹车失灵，广泛流传的说法却是因为司机失明，世界就是这样，真相往往以谎言为伪装达到其目的。没有人再有办法让公众相信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于是后果很快出现，转眼间人们不再乘公共汽车，说宁愿自己失明也不想因为别人失明而死去。随后的第三次事故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发生在一辆没有乘客的汽车上，人们议论纷纷，几乎众口一词，嘿，遭难的本有可能是我。这样说的人想象不到他们说得多么正确。不久以后，由于两位驾驶员同时失明，一架商业飞机在着陆时摔成碎片，起火燃烧，乘务员和所有乘客全部遇难，事后对唯一幸存的黑匣子所做的检查表明，飞机的机械和电子系统均状态完好。如此大的悲剧不可与区区的公共汽车交通事故同日而语，结果是那些还抱有幻想的人彻底失望，从此以后街上再也听不到马达声响，大大小小或快或慢的车轮都不再转动。那些从前常常抱怨交通越来越拥堵的人，那些经常因为停着或走着的汽车挡住去路而好像不知该往哪儿走的行人，那些转了一千零三个圈才找到停车位的人，所有这些人通通成了步行者，他们在表达了各自的不满之后，又出于同一个原因齐声抗议，现在他们全都该心满意足了，除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谁也不敢再开汽车，无论到哪里去都不敢开，私家车，卡车，摩托车甚至自行车，都乱七八糟地散布在全城各地，一声不响，哪个地方恐惧的力量战胜了私有财产的意识就把它们丢在哪个地方，那台触目惊心的起重机颇具象征意义，它伸出的前臂上吊着一辆私家车，可能是因为吊车司机突然失明。所有人都处境艰难，盲人们更是苦不堪言，因为，按照通常的说法，他们看不见正往哪里走，看不见脚踩在什么地方。看到他们一个接一个撞在被丢弃的汽车上，碰破了腿，有的还倒在地上哭泣，真让人心酸，他们说，这里有人扶我站起来吗。但也有生性粗鲁或者因为绝望而脾气暴躁的，高声咒骂着推开好心人伸过来的手，您等着吧，有轮到您的时候，好心人吓了一跳，赶紧逃走，消失在浓浓的白色云雾之中，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善心可能招致的危险，谁知道呢，说不定他走出几米远就会失明。外面的情况就是这样，戴黑眼罩的老人最后说，我知道的还不是全部，只是一些亲眼看到的，这时他停下来，过了一会儿才纠正说，说亲眼看到的不太准确，应当说用一只眼睛看到的，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现在连这只眼也没有了，就是说，我有一只眼睛，但这只眼也没有用；我从来没有问过，您为什么不用玻璃眼球，免得戴眼罩嘛；我为什么要装假眼呢，请您告诉我，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这是习惯，为了美观，另外，也卫生得多，可以取下来，洗一洗再放回去，像假牙一样；说得对，先生，但请您告诉我，如果现在这里的盲人都失去了两只眼睛，我指失去了眼球，那么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那些玻璃眼球又会有什么用处呢；确实，没有任何用处；既然我们所有人都要失明，看来一定会这样，我们还要美观干什么呢，至于卫生，医生先生，请您告诉我，在这里还谈得上什么卫生呢；说不定只有在盲人的世界一切东西才显出其真正的样子，医生说，人呢，戴墨镜的姑娘问，人也一样吧，在那里谁也看不见他们；我有个主意，戴眼罩的老人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消磨时间；看不见，怎么玩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不是什么真正的游戏，是我们每个人讲一讲自己失明的那一时刻正在看什么；可能不合适吧，一个人提醒说；谁不想参加就不要参加，但重要的是不能编造；您先做个示范吧，医生说；好吧，先生，我来做示范，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失明的时候正在看我这只瞎眼；什么意思；非常简单，我觉得空空的眼眶里边有点发胀，就摘下眼罩看看是怎么回事，在这个时刻我失明了，像个寓言故事，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眼睛看不见不在的眼睛；我呢，医生说，我当时正在家里查阅眼科论文，正是因为现在出现的情况才查阅的，我最后看见的是放在书上的双手；我最后看见的景象不同，医生的妻子说，是救护车里面，当时我正扶我丈夫上车；我的情况已经向医生先生讲过了，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在一个信号灯前停下，当时正是红灯，行人们横穿马路，这时候我失明了，几天前死了的那个人把我送回家，当然我没有看见他的脸；至于我，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最后看到的东西是我的手绢，当时我正在家里哭，拿起手绢擦眼睛，这时候我失明了；我呢，诊所的女接待员说，我刚刚走进电梯，伸出手去按按钮，突然就看不见了，想想我多么着急吧，电梯的门关上了，我一个人在里面，不知道该上还是该下，又找不到开电梯门的按钮；我的情况，药店伙计说，我的情况比较简单，听说有些人失明了，我就想，要是我也失明了会是什么样子呢，于是我就合上眼睛试一试，等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失明了；像另一个寓言故事，那个陌生的声音说，你想失明就失明；此后大家谁也没有说话。其他盲人已经回到各自的床上，这也不是小事一桩，因为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号码，却需要从宿舍两头数起，从一往上数或者从二十往下数，才能到想去的床位。像连祷一样单调的数数声消失以后，戴墨镜的姑娘讲了她遇到的事情，我当时正在一家酒店的房间里，我身上有个男人，说到这里她停住嘴，不好意思说正在干什么，以及看到一切都成了白的；但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了一声，您看到一切都成了白的吗；对，她回答说；也许您的失明症和我们的不一样，戴黑眼罩的老人说。现在只剩下酒店女佣了，当时我正在整理一张床，有个人刚刚在这床上失明了，我把白床单撩起来，照常在床上铺开，把每个边掖好，就在我用双手慢慢把床单抚平的时候，就在这时候，我看不见了，是下面的床单，她最后说，好像这个细节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似的。所有人都已经讲过还能看见的时候经历的最后一刻了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要是没有人了，那我就讲讲，那个陌生的声音说；如果还有，之后再说，您讲吧；我最后看见的是一幅画；一幅画，戴黑眼罩的老人重复一句，当时您在什么地方呢；到博物馆去了，画上有农田，有乌鸦和柏树，还有一个太阳，这个太阳使人觉得它是由其他几个太阳拼凑成的；从各方面看是个荷兰人画的；我想是吧，还有一条狗，被埋进土里，已经埋了一半，可怜的狗，这只能出自一个西班牙人之手，在他之前谁也没有这样画过狗，在他之后也没有人敢画了；很可能是，还有一辆车，装着干草，由几匹马拉着，正穿过一条小溪；左边有座房子；对；那就是个英国人画的了；可能是吧，但我不大确定，因为有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抱着孩子的女人，这在画上出现得最多了；确实，我也注意到了；我弄不明白，一幅画上怎么能有这么多不同的内容，出自这么多不同的画家之手呢；还有几个人正在吃饭；艺术史上关于吃午饭野餐和夜宵的题材太多了，只凭这一点不能知道是什么人在吃饭；是十三个男人；啊，这就容易了，您接着说；还有一个赤身裸体的金发女人站在贝壳里在海上漂浮，她周围有许多鲜花；意大利人画的，没错；还有一场战斗；正如那些描绘吃饭和怀里抱着孩子的母亲的细节一样，这个情景不足以告诉我们作者是谁；有许多死人和负了伤的人；当然，所有儿童迟早都要死，士兵们也一样，还有一匹胆战心惊的马，马的两只眼睛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了；大概是这样；马就是这样，您看的这幅画上还有什么吗；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正在看这匹马的时候失明了；胆战心惊让人失明，戴墨镜的姑娘说；这话说得对，在失明的那个时刻我们已经是盲人了，害怕让我们失明了，害怕让我们仍然失明；这是谁在说话呀，医生问；一个盲人，那声音回答说，只是一个盲人，我们这里只有盲人；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问，需要多少盲人才能构成失明症呢。谁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戴墨镜的姑娘要求打开收音机，也许正播报新闻呢。新闻是后来才播报的，他们先听了一会儿音乐。不知何时几个盲人来到这个宿舍门口，其中一个说，可惜没有带把吉他来。收音机播报的新闻并不让人振奋，盛传最近将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救亡政府。9最初，这里的盲人还屈指可数的时候，只消说两三个字陌生人就能成为难友，再说三四个字就能相互原谅一切过失，即使是某些很严重的过失，如果还没有完全原谅，只须耐心地等上几天。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每当躯体急切地想在我们通常所说的需要方面得到满足，急切地想轻松一下的时候，那些可怜的人们是多么焦急不堪，多么滑稽可笑。尽管如此，尽管我们知道在教养方面白璧无瑕者凤毛麟角，并且即使最谨慎的品德高尚者也有其弱点，但必须承认，最早被送来进行检疫隔离的盲人们能够以不同程度的良知和尊严承受住人类排泄方面的痛苦。但现在，所有的床位都已占满，二百四十人，还有些人睡在地上，不论有多么丰富而富于创造性的想象力，不论运用什么样的对照和比喻，都不能恰切地描绘出这里有多么肮脏。不仅厕所很快成了这种状况，成了臭气熏天的巢穴，大概地狱里被判罪的幽灵们的排泄地也不过如此，而且，由于一些人缺乏自尊自爱之心，一些人突然急不可耐，走廊和其他必经之地在很短的时间里都成了厕所，先是偶尔使用一下，后来形成了习惯。那些不拘小节或者急不可耐的人想，没关系，谁也看不见我，于是不再往远处走。当无论如何，不管在哪种意义上，也无法走到厕所所在的地方时，盲人们便开始在围栅旁边解决身体需要。那些因为天性或所受教育而温文尔雅的人则整整一天蜷缩着身子尽量忍耐，等到晚上再说，估计宿舍里睡觉人数最多的时候就是晚上，那时他们才用手按着肚子，两条腿紧紧地夹着往那边走，在被人们踩过一千遍的粪尿地毯上寻找一块三拃宽的干净地方，而且还要冒着在不知道有多长的围栅旁边迷失方向的危险，那里没有其他用来辨认方向的记号，只有几棵历经原来住在这里的疯子们丧心病狂的折磨之后幸存下来的光秃秃的树干，还有那些难以完全埋住死者的几乎平了的小土丘。每天傍晚，像调好的闹表一样准时，扩音器里的声音开始重复人们熟知的训令和禁令，一再告诫人们按规定使用卫生用品，提醒人们每个宿舍有一部电话，用于缺少这些用品时请求给予必要的供应，但那里真正

皇帝久病，长期服用中药，因此，不排除有慢性砷中毒的可能。课题组为了进一步排除慢性砷中毒的可能，又参考了《中国医药报》2004年12月29日第7版报道的慢性砷中毒病例（该患者长期超量服用牛黄解毒丸），二者对比之后，发现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是慢性砷中毒病患发砷含量的66倍。换言之，光绪皇帝也不应该是慢性砷中毒，光绪皇帝由于长期服用中药而可能产生的发砷含量过高，可以排除，因为数据对不上。那么，光绪皇帝头发内那么高的“发砷含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课题组紧接着，化验了光绪皇帝的骨骼碎片和残留衣物，得出了以下一组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很明显，光绪皇帝头发的砷含量，与他的头皮、脊椎骨、内衣残片等物体的砷含量，基本上处在同一个水平。由此可见，光绪皇帝头发的高砷含量，是来自于他的身体。进而，课题组经过反复研讨之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读到这里，读者也许会质疑：既然光绪皇帝的身体砒霜中毒，那么，为什么不是他内衣的胃部位置砷含量最高，而是右袖部位的砷含量较高呢？这个问题很刁钻，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不容回避。我认为，存在以下的各种可能：1.光绪皇帝右手抚胸而死，并且死后甚至下葬后仍保持了这个姿势。2.光绪皇帝内衣穿着欠整齐，右袖直接接触胸部。3.光绪皇帝内衣的胃部位置衣片，已经腐烂、灭失。4.光绪皇帝的陵墓——崇陵，之前曾经被盗，尸体被摆弄过。5.光绪皇帝死后一百年以来，北京城乡一带发生过好几次强地震，棺木内部所有东西位置都随着地面震动而发生过位移…………读者还可以推测更多的可能版本。但是，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的是，光绪皇帝的脊椎骨、内衣残片、头发上面的砷，不会从天而降，不会无中生有，而必然是有客观的来源的。既然棺木的内部四周，都没有高含量的砷，而高含量的砷却偏偏存在于光绪皇帝的脊椎骨、头发、内衣……对于这一点，最合理的解释，甚至是几乎可以断定的解释，就是：光绪皇帝在死亡之前，砒霜中毒了。因此，课题组得出“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的结论，从该份尸检报告的出台过程和检测数据来看，其依据和理由，是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的。这份报告，全名叫作《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是一份公开材料，各位读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对其进行查阅。目前学界有多名学者否认“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的观点，但是其争鸣观点却纷纷回避这份尸检报告而另觅途径，从清代的宫廷医疗记录、宫内人士的回忆录、逻辑推理等方面入手，我认为，这是有待商榷的，因为，无论推论得多么合理，最终仍然无法忽视这份尸检报告，因为，这是科学的数据，这是白纸黑字的，是用现代科学化验的手段而得出的，其效力以及证明力，自然远远超过那些宫廷诊脉笔记、耳闻、回忆和逻辑推理。也就是说，反对者无论怎样研究其他文字史料，最终都必须要合理解释这份《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因为这些数字，都是无法回避的，是必须直面的科学数据。那么，是谁下砒霜毒死了光绪皇帝呢？是慈禧太后吗？那也不一定。不少读者也许会认为，在堂堂紫禁城里面，除了慈禧太后之外，根本没有人敢对光绪皇帝下手。我认为，这种“想当然”、“有罪推定”的猜测，无论从刑事侦查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都是不可取的。在中国历史上，胆敢谋害极权统治者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我随手举例如下：例一，1803年，北京市民陈德，一个人持刀闯进紫禁城，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谋刺嘉庆皇帝。例二，1813年，北京市民林清，率“天理教”教民，持刀剑弓箭，直接杀进紫禁城，刀锋直指嘉庆皇帝。例三，1898年，身在北京的康有为、谭嗣同，合伙谋刺当时的极权统治者——慈禧太后。……这些，还远远不是仅有的例子，读者有心要找的话，还有许多。一切皆有可能。“除慈禧太后之外没人敢杀光绪皇帝”这种猜测，乍一看貌似合理，其实是坐井观天式的主观臆测，而这种主观的态度，是一个严谨的读书人所应努力戒除的学风。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并不能直接推断出“慈禧太后毒杀光绪皇帝”的结论。无论任何人，指控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都必须举出充分的、能够形成基本证据链条的人证、物证、书证或者其他确凿的证据，否则，那就只能算是猜测，或者充其量，也只能叫作“合理推测”，而不能叫作“定论”。综上所述，我认为：1.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是至今相对而言最为靠谱的说法。2.至于慈禧太后是不是凶手，定论为时尚早，仍然有待商榷。

宋教仁血案从严再探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3月22日，宋教仁术后不治身亡。本案至今扑朔迷离，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一个刺客开枪击中，3月22日，宋教仁术后不治身亡。是谁谋杀了宋教仁？本案至今有两个说法一说袁世凯，二说陈其美。我拟从案发当年上海各界媒体对案件侦查和审判的报道入手，尝试重读本案，并提出严谨、稳妥的看法，也借此抛砖引玉，向各位请教。我们先来看看本案侦查和审判的关键过程和细节：宋教仁被刺之后，国民党人带了一个名叫“王阿法”的人到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并继而协助巡捕房抓捕了刺杀宋教仁案的指使人应夔丞。由于当时庭审是公开的，记者记录下来了以下的庭审记录，收录在邵力子、杨千里、叶楚伧、朱宗良、徐血儿所编著，由民立报馆于1913年出版发行的《宋渔父》第一集：“……前晚，由国民党某君偕售卖古董字画的河南人王阿法，向（上海公共捕房）卜总巡报称：一星期前因售字画至小西门外应桂馨（应夔丞）处，应出一照片，云谋办照上之人，如能办到，愿酬洋一千元。我因无此能力，未曾允许，当即照片交还……卜总巡乃亲率五十号西探……至迎春坊李妓处，将应拘获，带回收押……佩克律师复诘称尔既至应处二次，伊与照片尔看，欲办照上之人，是否第一次去？抑或第二次？王阿法称是第二次……（应夔丞）又向王阿法诘称尔第二次至我处，所说甚话？王阿法答称：第二次至你处，因你不在，没有会面……应即向堂上声称：顷间捕房律师向诘时，云第二次至我处，伊看照片欲办伊人，今伊云第二次至我处未曾会面，此种供词应请堂上注意……”依据这份庭审记录，王阿法说一个名叫“应夔丞”的人，曾经指使他刺杀宋教仁，未果。王阿法的上述证言，虽然有一定的自相矛盾之处，但是不排除口误或者记忆错误。王阿法到国民党处报案，也并非一定不合理。国民党当时也对社会开出了悬赏价格，而且赏金颇高。抓捕了血案指使人应夔丞之后，巡捕房又带队去了应夔丞的家中，将本案的直接凶手——武士英抓捕归案。对此，《宋渔父》这本史料，是这样记录的：“……应夔丞既获，随即抄其家屋，凡来访者皆被拘……见有一短身着新服者……果为行刺先生之凶手，乃捕之，此凶手姓武名士英……武就捕后，一一供认不讳，亲自签字……”直接凶手武士英被捕之后，留下了初审口供。《中华民报》3月29日对案件的调查跟进报道如下：“……29日中华民报载，上海公共捕房总巡卜罗斯君，查得该凶犯武士英前堂供涉之陈姓及另有一人同至车站者，陈姓即系陈玉生，除已侦获，另有二人，一系吴乃文，一系张汉彪，兹又研诘凶犯武士英，供出有一冯岳君者，亦是应夔丞指使行刺同谋之人，现因该三犯均系案中要犯，未便任令远飏，故由卜总巡前日致函公廨关献员，请速出票协同缉拿吴乃文、张汉彪、冯岳君三犯，务获解讯等因，昨经关献员准即照办云……”《中华民报》的这份报道显示：武士英很明确地供出了以下的行刺指使人——应夔丞（应桂馨）、吴乃文、张汉彪、冯岳君（又名冯玉山）。我们再看《民立报》于1913年3月26日的报道：“……26日下午5时，法捕房解凶犯武士英至法公堂由李副领事聂献员与英界会审员关炯之及城内审判庭王庆瑜列坐会审。闻凶犯武士英供自称吴福铭，山西人，曾在贵州某学堂读书……行刺前一日（19日）有姓陈的来约我入共进会，姓陈的在五六日前茶店中认识的，当时陈对我说：‘现在我们要办一人，这人与中国前途有非当关系，这人是无政府党，吾等将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我因听陈说这人于中国有害，所以毅然决然答应了，这日同陈去吃茶，晚上同陈到六野旅馆，开一间房，到行刺的那日（20日），我与陈在三马路半斋吃夜饭，酒已吃的半醉，陈就告诉我这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故今天就好行事了，说毕，将手枪交给我，这时另有二人，一名×××，一名×××，同叫车子到火车站，买月台票三张，有一人不买票，在外面看风，票遂买好，已见宋至，姓陈的就指点我说：‘这就是宋某。’后来等宋从客厅中出来，走至半途，我即开枪打了一下，往后就逃至门口，见有人来，当即扑地在后放了一枪，而逃到门外坐黄包车。到应桂馨家去，及进门，则陈已先至，陈尚对我言：‘如今好了，我们已替四万万同胞除害了。’又初入共进会，时即见应桂馨一面，行刺后又见应桂馨，应甚称赞我做得好，且说将来必定设法令我出洋去读书，至于手枪，于行刺后，已经交回姓陈的了。至此间，官询问行刺后曾许有酬劳否？武答云：‘没有，当时曾许我一千块，但是我只得三十元云云……’”可见，在这份庭审记录中，武士英对其作案过程，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3月27日，《民立报》进一步报道：“……武士英被捕之时，已经供认应桂馨所指使：我白天尚不晓得要干这事……”再后续的审讯当中，武士英进而对公众宣称“我是上了应夔丞的当”。应夔丞是谁？此人曾经是国民党人陈其美的部下，当时是北洋政府属下的江苏巡查总长，同时也兼任一个名叫“共进会”组织的头目。史料《渔父先生被害后十日记》章节《凶徒丑迹记》，对应夔丞的背景，有如下的描述：“……应桂馨，字夔丞，年四十九岁，浙江宁波人，住上海法租界徐家汇路20号，其人向不安分，昔年庇护著名流氓范高头者，即此人，光复之际，沪军都督府曾利用之为间谍科科长，以为羁縻之计，寻至南京总统府充庶务员，因滥用公款被逐，南北统一后，入京运动总统府，任之为长江侦探科长……后陈君（陈其美）致函中山谓此人不可靠，遂令至下关兵站……”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应夔丞，原本是革命党的人，但是后来暗地里被北洋政府招安了，成为了北洋政府的人，并且陈其美暗中对此人不满，不愿意重用他。应夔丞还不是本案的最高指使人。还有更高的指使人——北洋政府内务秘书洪述祖。我们来看看应夔丞和洪述祖之间关于谋害宋教仁的秘密电报，是怎样被截获的。以下是史料《宋渔父》的记载：“……程都督本预约于26日会同英法捕房捕头及国民党重要人同至电报局阅看关于此案之紧要秘密电报各底，随即签字盖印，令电报局保存，乃26日下午，英总巡卜罗斯君及陈英士（陈其美）诸君均到电报局照办……应桂馨家中所得证据甚多，而最关紧要者则暗杀案发现之电信是也，其关于此案之电报各信，无非应夔丞与洪述记（洪述祖）之件，故洪述记送为此案之要犯……其人凶恶阴险……”由此可知，应夔丞事前和洪述祖的来往电报，事后被陈其美和巡捕房查获了。我们来看看被截获的一些关键电报，它们被刊于《民立报》1913年4月27日版，《民立报》那时向公众公开了这些电报：“3月14日，应夔丞电洪述祖（寒电）：‘梁山匪魁（宋教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夔。’3月18日，洪述祖回电应夔丞：‘川密。寒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所笑。荫。’（3月20日，宋教仁被刺。）3月21日，应夔丞电洪述祖：‘北京椿树胡同洪荫芝君鉴，川密，号电谅悉，匪魁（宋教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夔。’”这些电报很清楚地显示是北洋政府的内务秘书洪述祖，指使应夔丞安排谋杀了宋教仁。那么，洪述祖为什么要谋杀宋教仁呢？对此，史料《宋渔父》收录的《凶手丑迹记》的推测是，洪述祖是为了讨好他的上司——赵秉钧、袁世凯：“……（洪）此次挟资南来，系为解散欢迎国会权，杀机遂起，而我宋先生首当其冲，伤我良弼，按洪之心理，实欲借是以媚其主耳……”综合上述所有的材料，我认为以下的故事版本，也许是至今而言比较稳妥的一个版本：1.应夔丞是陈其美的人，但是暗地里接受了北洋政府秘书洪述祖的招募。2.应夔丞得知洪述祖有心谋杀宋教仁，于是，应夔丞主动向洪述祖提出刺杀宋教仁的提议，目的为获取丰厚的报酬。3.征得洪述祖首肯之后，应夔丞派出陈玉生等属下，指使武士英杀死了宋教仁。4.案发后，国民党人偕同报案人王阿法，到巡捕房举报，及时抓捕了应夔丞、武士英。5.陈其美一行人搜出应夔丞和洪述祖的电报，列为呈堂证供，由于洪述祖为北洋政府的内务秘书，因此本案的嫌疑人直接指向了北洋政府的第一首脑袁世凯。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案发之后，陈其美为何很快知道应夔丞是指使人？果真是出自王阿法的举报吗？不一定。不能排除有以下可能：王阿法是个虚假线人。陈其美不但对本案一直知情，而且直接牵涉在内。但是，这仅仅是猜想，也有一些间接的相关线索，可是至今仍然没有确凿和直接的证据。当然，也正是因此，陈其美也逃不掉嫌疑——宋教仁虽然是国民党的人，但是宋教仁和孙中山、陈其美一伙，长期以来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也就是说陈其美出于内斗暗杀了宋教仁，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至此，我出于十分严谨的角度，尝试对案件各个涉案当事人作出暂时的定性如下：1.袁世凯：有嫌疑，但至今没有确凿证据。2.赵秉钧：有嫌疑，但至今没有确凿证据。3.洪述祖：已确定，是谋杀宋教仁的主凶。4.应夔丞：已确定，是谋杀宋教仁的同谋。5.武士英：受应夔丞、陈玉生指派，充当直接杀手。6.陈其美：有嫌疑，但至今没有确凿证据。也就是说，从目前所能查到的确凿证据看来，我只能得出以下确定的结论：是应夔丞为讨好洪述祖而谋杀了宋教仁。1919年，洪述祖被北洋政府逮捕并且执行死刑，这个处理，应该说是妥当的。而至于洪述祖是不是袁世凯、陈其美的替罪羊，则都是在间接证据基础上所作出的推论，虽然其推论也不乏合理之处，但是，毕竟那只是推论，仍然算不上是铁案一桩。这是我对宋案的严格定性，这也是一个权宜的定性。我认为，在缺乏确凿证据的当下，目前的这个定性，暂时而言是比较稳妥的。当然，我也只是依据可靠史料进行的推理，本文也绝非一份判决书。我也希望借本文以抛砖引玉。希望这起罗生门，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是谁炸死了张作霖

关于张作霖之死，近来出现了一种所谓“新说法”，即张作霖被炸死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那么皇姑屯事件，果真是苏联特工嫁祸日本人的阴谋吗……时间穿越到1928年6月4日清晨。此前，素有“东北王”之称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躲避北伐军（国民革命军）的进攻，乘坐火车专列，从北京赶回沈阳。此刻，清晨5点30分，列车行驶到沈阳郊区的皇姑屯，车厢突然遭到炸药爆破，瞬时，列车车厢被颠覆，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并于当日死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皇姑屯事件”。是谁在铁路上安放炸药炸死了张作霖？关于谋杀张作霖的凶手，民间有传统的“河本大作说”，也有新奇的“苏

，迎战栗腹；一路由乐乘任主帅，迎击卿秦。结果，赵军大败燕军，杀了挑起这场战事的燕国丞相栗腹，俘虏了卿秦、乐间。燕国本应帮助赵国对抗秦国，这样，赵国就会成为一道屏障，保护燕国不受秦国兵燹之灾。但是，燕王鼠目寸光，只图眼前利益。自以为赵国长平之败以后，兵力大损，想趁秦火打劫，结果，损兵折将。这时赵孝成王在做什么呢？他导演的长平之战几乎毁掉了赵国，因此，赵孝成王应当深知赵国的劲敌是秦而不是燕。但是，赵孝成王也像燕王一样，不识大体。打败燕国之后本应当立即修补赵、燕关系，全力对付秦国，赵孝成王反倒得理了，在其后的两年中，把主要兵力用来对付燕国。趁燕国战败之机，连续三年兵伐燕国：赵孝成王十六年（前250），赵国派廉颇伐燕；十七年，再伐燕国，包围了燕国国都；十八年，协助魏国攻燕。秦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抓会。秦趁赵、燕两国大战之机，出兵伐赵，首先是攻占晋阳（今山西太原），接着攻古榆次（今山西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晋阳是赵国早期的都城，战略意义十分重要。晋阳被占，赵国在山西的门户洞开，秦军可以轻松地从西边进攻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的被占，则让赵国大片土地落入秦国手中。直到此时，赵孝成王才醒悟过来。赵孝成王十九年（前247）赵、燕两国议和，双方交换土地，燕、赵矛盾得以缓解。赵孝成王主次不分，在长平之战、邯郸之战之后，并没有对内休养生息，对夕旷交朋友。对燕国的趁火打劫进行必要的打击是必须的，但是，在教训了燕国之后，应当适可而止，不应当和燕国又打了四年之久。燕国确实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不识大体，但是，赵孝成王应当明白赵国的大敌是秦而不是燕，赵国的主要矛盾是秦、赵矛盾而不是燕、赵矛盾。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后，赵国应当全力应对秦国随时可能发动的新进攻。结果，却放过主要敌人秦国，举全国之力打击了团结对象燕国。抓住比赵国还弱的燕国穷追猛打，不但失去了一个盟友。失去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且放松了对秦国的戒备，让秦国坐收渔翁之利，岂不失之大矣？最终的后果是兵力进一步消耗，国土进一步丧失，亡国之日加速到来。第四；疆域锐减。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疆域快速减少。国土是国之根本，失去国土，国家必然灭亡。为什么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国土快速减少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被秦攻占，二是封地给人。先说秦国攻略赵地，这是赵孝成王时期赵国国土快速流失的主因。长平之战以后，秦军攻取了赵国的武安、太原，赵国在西部、南部丧失了大片国土。前文讲过，秦国趁燕、赵大战之机，攻占了原赵都普阳，占领了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第二年又攻占了整个上党郡，设置了太原郡。赵国在西部的土地大都丧失。再说赵国以地封人。赵孝成王面临秦国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封地给他人，以救赵之急。这种分封有两种情况：一是讨好秦国，二是封给有功之士。前者如赵孝成王十七年吕不韦被秦封为文信侯，权势熏夭。赵国为了讨好吕不韦，主动把赵国的河间封给吕不韦。这种做法短期内确实使吕不韦非常高兴，但是，这种卖地求和的短视之举只能加速赵国衰弱的进程。后者如封信陵君。邯郸之战以后，为了报答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孝成王把赵国重镇郁（今河北高邑）送给信陵君为汤沐邑（收取赋税的私邑）。如果说赵国的这两种失地，属于特殊情况，虽不可取，亦属无奈之举。但是，赵国拿土地换取他国将领则显得非常荒唐，毫无可取之处。赵孝成王元年，燕国大举进攻赵国。赵孝成王竟然拿出赵国士兵浴血奋战夺得的济东三城，送给曾经大败过燕军的齐将田单，让他率兵攻燕。济东三城包括五十七座城邑，这等于把赵国士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国土拱手送给了齐国。这件事受到了赵国大将赵奢的严厉指责。赵奢找到主拿赵国国政的平原君，质问他：赵国拿出“覆军杀将”夺得的五十七邑送给齐国，只为了得到一个田单，值不值？难道赵国真的就没有人了（国奚无人甚也）？为什么不让我赵奢领兵？我赵奢曾经因犯罪在燕国待过，燕国也曾任命我担任过上谷（今北京怀柔）郡守。燕国的地形，我熟得很。百天之内我赵奢就可以把燕国摆平，如果用田单，他还没有把部队集合起来呢（且君奚不将奢也？奢尝抵罪居燕，燕以奢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习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举燕矣）。面对赵奢的质疑、平原君无话可说，只好敷衍道：将军不要计较了，这事我已经和赵王说过了，赵王也已经答应了，将军不要再说什么了（将军释之矣，仆已言之仆主矣。仆主幸以听仆也，将军无言已）。赵奢说：您做得太过分了。您之所以以大量土地换取田单，就是因为田单为齐将，齐、燕两国有世仇。我倒不这样看，如果田单笨，他根本就打不过燕军；如果田单聪明，他绝不会率赵军和燕国交战。二者必取其一，田单是齐国大将，他怎么会让赵国做大做强？如果赵国强大了，齐国还能称霸吗？田单率领赵国的军队一定会打消耗战，把燕、赵两国都拖得精疲力竭，他才率兵回来。平原君无话可说，但固执不改，田单后来的作为完全在赵奢的预料之中。田单曾经用火牛阵大败燕军，但这并不等于只有田单才能打败燕国。赵国此时有廉颇、赵奢等一批名将，赵孝成王一概不用，偏偏用赵国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土地换一个不可能为赵国尽心尽力的齐将田单，如果不是赵孝成王脑子进水了，他可能这样做吗？此事又牵涉平原君。平原君在邯郸之战的危急关头，求助信陵君，出访楚国，请来救兵，又散家财以助战，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平原君的做法很不明智，出如此高价去请齐国的田单这个馊主意他也想得出来。赵奢问到他头上，他虽无话可说但仍然不愿承认错误，反而以赵孝成王已经答应为由，请赵奢不要再管。改口所失去的无非是面子，但是赵国土地这个“里子”可是保住了。现在，只顾面子，不要“里子”，岂非糊涂虫？以上我们讲了赵国灭亡的四大原因：用人失误、政治腐败、主次不分、疆域锐减。四大原因汇聚在一起，赵国强盛时的“太行为城漳为池，丛台歌吹青云耸”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其实这四大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条——昏君庸主，因为这四大原因都和赵国君主息息相关。赵国一共产生了十三位国君。真正对赵国历史发挥积极作用的唯有赵武灵王一人而已，此前此后的赵国国君多为昏庸之辈。但是，赵武灵王前明后暗，没有善始善终，最后连自己生命都无法保障，至多也只能算是半个明君。所以说，赵武灵王是兴业之主，赵惠文王是守业之主，赵孝成王是毁业之主，赵王迁则是亡业之主。秦亡六国是嬴政统一大业的重要篇章，我们用了较大的篇幅讲赵国之亡，只想说明一点，秦国统一六国其实是由两大因素促成的：一是秦国的崛起，二是六国的衰落。一方面是秦国的崛起和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是六国的衰亡和代代昏君。一盛一衰，最后导致嬴政统一六国。赵国由强到弱的历史，最能说明六国衰落是秦国统一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赵国灭亡了，这是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又一辉煌战果。那么，秦王嬴政的第三个目标将会锁定哪个国家呢？第23章水灌大梁公元前228年，秦王嬴政终于拿下了最顽抗的赵国。赵国灭亡后，秦王嬴政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他把进攻的自标对准了魏国。对于秦王嬴政来说，最难对付的赵国都已经拿下，攻占其他国家当然是势如破竹，水到渠成。秦王嬴政二十二年（前225），嬴政派大将王责率兵攻魏。王贲看到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地势低洼，便引汴河之水灌大梁，经过三个月的河水浸泡，大梁城墙崩塌，城外养精蓄锐等候多日的秦兵潮水般涌进大梁，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魏国成为秦王嬴政继赵国之后第三个消灭的诸侯国。魏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为什么也如此轻易地被秦国灭掉了呢？魏国也是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而建立的一个诸侯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魏国的强大，缘于两点：一是魏国在七雄之中最早实行变法。魏文侯是魏国的开国之君，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他重用李悝、吴起施行变法，开战国诸国变法之先河，国力迅速增强；二是三家分晋之时，赵取其北，韩取其南，魏取其中，魏国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拥有如此优势，并曾经强盛一时的魏国，为什么面对秦国的军队反而手足无措，被一场大水轻易地灭亡了呢？这缘于魏国当时的衰弱！那么，魏国究竟因何而衰弱呢？魏国衰落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是魏国人才的大量流失。战国时期，韩国出思想家，如申不害、韩非；赵国出名将，如廉颇、赵奢、李牧；魏国在韩、赵、魏三国之中人才最多，不但有名将，而且有思想家，还有政治家、谋略家。但是，魏国的人才战略却非常失败。人才只有在诸侯国国力的上升期与鼎盛期才容易发挥其最大效益。韩非是先秦最杰出的法家代表，他的法家思想比商鞅更完备更深刻，但是，商鞅出现在秦国的上升时期，因此，商鞅的作用在秦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韩非出现在韩国灭亡的时期，尽管韩非的思想比商鞅完备、深刻得多，但是，韩非已经无力回天，因为此时的韩国已处在灭亡前夜。所以，人才只有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上升期、鼎盛期得到重用才能发挥出最大效益，才能被时人与后人牢牢记住。再优秀的人才，如果出现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都无法将效益发挥至最大化。魏国人才战略失败最重要的表现是人才的大量流失。公叔进谗吴起南奔魏国流失的第一个重要人才是吴起。吴起是魏国前期最优秀的人才、他兼有两种身份：一是名将，二是政治家。作为名将，吴起能征善战。魏文侯初年，闻说文侯爱才，吴起来到魏国。魏文侯不了解吴起，就问大臣李克（李悝）对吴起的评价。李克回答，吴起这个人贪财好色（贪而好色），但是说到用兵打仗，即使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名将司马穰苴也打不过他。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将军，攻打秦国。果然，吴起一举攻克五城。魏文侯就以这五城设立西河郡。吴起为什么能打败强大的秦军呢？吴起领兵，与士兵同甘共苦。他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乘车骑马。有个士兵生了毒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吮脓液。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此事，号陶大哭。有人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当年吴起为儿子的父亲亲口吸脓，不久，孩子他爹就战死疆场了。现在，吴起又为儿子亲口吸脓，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会战死在哪儿啊！所以，我才忍不住痛哭（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因为吴起善于用兵打仗，深受将士拥戴，魏文侯任命他为西河郡（西河指今陕西、山西交界一带）太守，抗拒秦国和韩国。作为军事家、吴起善于带兵打仗；作为政治家，吴起也深知对百姓施德政的重要。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继位。魏武侯曾经和吴起一块儿泛舟于黄河，魏武侯看着滔滔的黄河对吴起说：山川如此险要、壮美，这可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国家政权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不在于地势险要。夏桀的领土，左临黄河、济水，右靠泰山，伊阙山在它之南，羊肠坂在它之北。因为不施仁政，所以商汤驱逐了夏桀。殷封的领土，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常山在北，黄河在南，因为商纣王不施仁德，武王灭了他。所以，国家的稳固在于给百姓施恩，不在于地势险要。如果您不施德，同乘一条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武侯回答说：讲得好（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即封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多）！这番话出自一位名将之口非常不易！战国四大名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没有一个人讲得出这种话。所以，吴起不但是一位名将，更是一位政治家。有这样将相兼得的人才，岂不是魏国的福气吗？可惜，魏国的这种福气并不长久。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魏文侯去世之后，武侯即位，公叔出任魏国国相，并娶了魏国的公主为妻。公叔畏忌吴起的才华，想把吴起赶走。公叔的仆人知道了他的心思以后说，赶走吴起不是个难事。公叔问，怎么才能做到呢？仆人说，吴起是个有骨气又好名望的人。您可找机会先对魏武侯说，吴起是个贤才，但是，您的国土太小了，又和强秦接壤，我担心吴起没有长期留魏的打算。魏武王一定会问怎么办，您就对武侯说，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如果吴起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答应娶公主，如果没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推辞。这样可以试探出吴起的心思。魏武侯答应之后，您再找个机会请吴起和您、公主一块儿回家，故意让公主发怒而当面鄙视您，吴起看见公主这样傲慢，肯定不会娶公主。公叔就依此计而行，吴起目睹了公主这么轻视国相，果然婉言谢绝了魏武侯下嫁公主的要求。魏武侯开始怀疑吴起，不再信任他。吴起怕招来灾祸，于是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吴起受魏武侯怀疑之时，正在西河太守任上。魏武侯派人召他，吴起被迫离开西河。望着西河，坐在车上的吴起潸然泪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吴起的随从说，我知道您放弃天下就像甩掉鞋子一般，非常潇洒，为什么今天离开西河您会流泪呢？吴起回答：你不懂。魏武侯如果能让我在西河施展才华，我可以让他称王；可如今他听信谗言，不了解我，西河之地很快就会落入秦国的手中，魏国的力量恐怕从此就会削弱了（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吴起到了楚国；帮助楚悼王施行变法，楚国很快强大起来，巍国却失去了一个重要人才。魏国的河西之地不久就落入秦口国手中，矣起的预言成为现实。吴起对魏国非常有感情，并不想禽开魏国，但是，最终还是被人陷害而被迫离开。那么，魏国被秦所灭，仅仅是由于一个吴起被迫逃离所造成的吗？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卫鞅不见用范雎几敝死魏国流失的第二个重要人才是商鞅！商鞅是卫国人，我们在“孝公变法”一篇中讲过，商鞅（当时叫卫鞅），年轻时，曾被魏相公叔痤在临终前郑重推荐给魏惠王。公叔痤明白无误地告诉魏惠王，此人乃奇才！要么重用他，要么杀了他，绝对不能让此奇才出境。魏惠王却认为公叔痤是病中说胡话，既不重用商鞅，也不加害商鞅。结果在魏国无用武之地的商鞅到了广招人才的秦国，帮助秦孝公施行变法。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富兵强，实力急剧上升，多次打败魏国；魏国国力空虚，实力大减，被迫割河西之地给秦，以求短暂平安，而且魏国也被迫离开安邑，迁都大梁，而此时的魏惠王才后悔没有听公叔痊的话（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魏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然而，他即使肠子都悔青了也于事无补了。所以，商鞅离魏至秦不仅是魏国最重大的人才流失，而且直接导致了魏国的衰落和迁都。魏国流失的第三个重要人才是范雄。范雎之事，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讲过。范雎是战国中后期的顶级人才，就是因为他在随同上级到齐国出差时受到齐王的重视和优待，结果，回国之后被以通敌罪诬陷，被打断肋骨，满地找牙。如果他不装死，当场就没命了

的祖母，当然，只是名份上的，并非亲祖母。事实上，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宋襄公夫人是不是一位老太太，还值得商榷。因为据《礼记》记载，“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瓮。”说他给夫人办葬礼，用了一百缸醋。由此可见，宋襄公的原配夫人早已经先宋襄公而去，宋昭公得罪的这位奶奶，应该是宋襄公的继室。宋襄公夫人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当朝天子周襄王的亲姐姐。众所周知，这个身份在春秋时期虽然显赫，但并不代表任何实际的权力。然而，如果有人要利用这个身份来达成某种目的的时候，它又变得很有价值了。“六卿和公室”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19年冬天，华氏、乐氏、皇氏等“戴之族”（宋戴公的子孙）打着宋襄公夫人的旗号发动叛乱，杀死了宋昭公的拥护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去年才上任的大司马公子卬。作为宋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公子卬死于内乱，显然死得不是地方，然而死得很壮烈，至死都紧紧握住象征大司马权力的符节，表示不敢放弃使命。而新任司城荡意诸（前任司城公子荡之孙）逃亡到鲁国。连年动荡的宋国，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当然，如果晋国有所作为，形势或许会有所改观，但是晋国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司寇华御事向宋昭公提议说：“楚国大军压境，目的是要我国屈服。那我们主动屈服就是了，他们又何必动刀动枪呢？”宋昭公还在犹豫，华御事又自我检讨说，“宋国羸弱，受到楚国的欺负，是因为我们这些人领导无方，为什么连累人民跟着受罪呢？”宋昭公掰着指头一算计，晋国显然是靠不住的了，单凭宋国之力与楚国抗衡，实在是太勉强。于是听从华御事的建议，亲自跑到厥貉去觐见楚穆王，毕恭毕敬地听命于帐下。为了把郑穆公、陈共公、蔡庄公都比下去，宋昭公还殷勤地邀请楚穆王到宋国的孟诸湖举行狩猎活动。孟诸湖是宋国的大湖，水草丰美，湖畔山林茂盛，是春秋时期有名的猎场。前面讲过，城濮之战的前夜，楚军统帅成得臣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河神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麋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意思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楚国人得到宋国。可惜成得臣舍不得自己的马饰，在城濮被晋军打得大败，孟诸湖也就成为楚国人心里头永远的痛了。事隔十五年，楚穆王不折一兵一卒，反而以宗主国元首的身份来到孟诸湖，难免让人感慨，真是风水轮流转啊。根据自古以来的传统，君主举行狩猎，既是娱乐，又是军事演习。楚穆王自然担任了中军主帅，宋昭公以东道主的身份担任左翼指挥，郑穆公担任右翼指挥，楚国期思县（地名）的县公复遂担任右司马，息县的县公公子朱和申县的县公文之无畏担任左司马。狩猎要用到烟熏之术，中军主帅楚穆王命令，各车都要带上取火之物，以备使用。狩猎之中，楚穆王自中军追逐一群狐狸驰入右阵，狐狸逃入洞穴，于是命紧随其后的宋昭公点火烧熏。没想到，宋昭公耸耸肩，意思是没带引火之物。楚穆王的脸当场就黑了。他还没发话，左司马文之无畏已经命令手下将宋昭公的驾驶员给揪下车来。“宋公违令不从，应以军法处罚。然而国君不可以受刑，请您下令惩罚其仆从。”文之无畏向楚穆王请示。楚穆王瞄了宋昭公一眼。这家伙大概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老老实实立在车上，浑身发抖，直冒冷汗。楚穆王不禁莞尔一笑，对文之无畏说：“你是左司马，此事听由你处置。”说罢扬长而去，将皮球踢给了文之无畏。行军打仗，司马就是司法官，对于违反军令的行为，自然有权处置。当时陈、蔡两国国君在场，想做个和事佬，劝文之无畏说：“一国之君不可辱，请您务必手下留情。”楚穆王如果只是想吓吓宋昭公，目的已经达到了。再加上有陈、蔡两国诸侯求情，按理说，文之无畏完全可以顺水推舟，放宋昭公一马。毕竟宋昭公是一国之君，文之无畏以楚国一县之长的身份，没有必要在宋昭公面前太过强硬。但是文之无畏显然是个认理不认礼的人。他瞪着眼睛，板着脸，毫不客气地说：“楚王既然命我为司马，我就要忠于职守，行使职权，并非我强硬。古人有诗云，‘硬的不吐出来，软的不吞进去’，又说，‘不要放纵狡诈之人，以检点放荡的行为’，都是教育人们不要怕认真啊。我就算是死，也不敢放弃职守。”于是下令对宋昭公的戎车驾驶员执行鞭笞之刑。文之无畏是楚文王的后裔，因此以“文”为氏，无畏则是他的名字。他在孟诸狩猎中的行为，倒是解释了他为什么叫做无畏——无知者无畏。当然，文之无畏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不过那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事了，在此不提。孟诸狩猎的鼓噪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国的不安。自公元前618年楚国人重入中原，短短两年之间，已经有郑、陈、蔡、宋等国先后弃晋入楚，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有甚于城濮大战之前。公元前616年夏天，晋国郤缺和鲁国大夫叔仲惠伯在承筐会晤，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并就如何分化争取宋、郑、陈、蔡等国达成一致意见。两年前的夏天，楚穆王派斗越椒访问鲁国，鲁国给予了斗越椒合乎外交礼仪的接待。作为晋国的盟国，鲁国与楚国的这种非亲密接触体现了鲁国人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准则，同时也是对晋国不尊重同盟国家的态度的一种心理反弹。然而，当楚国的动作越来越大，并且将宋国纳入势力范围的时候，鲁国立刻与晋国亲密起来。可以这样说，在西方的晋国与南方的楚国之间，鲁国不是摇摆不定，而是理性地保持了一种势力均衡的政策。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受命访问宋国，向宋昭公提出建议，让三年前因内乱而流亡鲁国的司城荡意诸回国，同时别有用心地向宋国表示祝贺：“去年楚国大军压境，没有给贵国造成任何伤害，实在可喜可贺。”宋昭公听了，脸上红白交错，又不好生气，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有些伤害是表面的，有些伤害深深地藏在心里。对于宋昭公而言，孟诸狩猎中所受的侮辱，已经成为他心底永远的痛。还好，这种痛并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仅仅是五年之后，他再一次来到孟诸湖边，结束了动荡不安的一生。当然这也是后话。鲁文公派公子遂访问宋国，自然是郤缺与叔仲惠伯承筐之会的直接后果。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鲁国将楚国当做潜在的威胁，则宋国是鲁国的屏障。一旦宋国完全沦为楚国的附庸，鲁国也就暴露在楚国的刀剑之下了。所以说，晋国想拉拢宋国，是出于其霸业考虑；而鲁国拉拢宋国，则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就在公子遂访问宋国期间，鲁国北部边疆也受到了威胁。鄋（sōu）瞒部落（狄人的一支，别称长狄）在其首领侨如的带领下，入侵齐国，顺势袭扰鲁国。鲁文公命叔孙得臣为大将，率军追击鄋瞒人。叔孙得臣以侯叔夏为战车驾驶员，绵房甥为护卫，富父终甥为别乘后卫（一车四人，有别于当时一车三人的战车编制），在咸地大败鄋瞒军，俘虏并杀死了侨如。为了纪念这场胜利，鲁国人将侨如的首级埋于首都的子驹之门（城门名），叔孙得臣更是得意洋洋地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以表彰自己的功绩。关于鄋瞒部落和侨如这个人，还有些类似于神话的传说。据《国语》记载，很多年后吴国讨伐越国，在会稽得到一根异常巨大的骨头，仅骨节就载满一车，无人能识，于是派人把骨头带到鲁国，向孔子请教。孔子博古通今，立刻认出这是防风氏的骨头。防风氏何许人也？大禹治水的时候，命群神齐聚会稽山，防风氏迟到，被大禹处死，骨头被埋在会稽。而防风氏的后人，就是商朝的汪芒氏，到了周朝则被称为长狄，也就是说，鄋瞒部落其实就是上古神话中巨人防风氏的后裔。《国语》的记载已经怪诞不可信，《谷梁传》则进一步发挥想象说，侨如兄弟三人为害中国，毛深皮厚，刀枪不入。神箭手叔孙得臣射中了侨如的眼睛，才将他打倒，身体横躺在地上，占地九亩，头颅装在车上，高过了车轼——这哪里是写春秋，分明是《荷马史诗》嘛！从《左传》的记载来看，鄋瞒侵犯中原诸国，前后有很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早期，就有鄋瞒侵略宋国的记录。当时宋武公派司徒皇父带兵迎击，在长丘打败鄋瞒人，杀死了其首领缘斯，而皇父的两个儿子也战死沙场。侨如死后数年，鄋瞒侵略齐国，被齐国人打败，侨如的弟弟荣如被杀，齐国人将他的头颅埋在周首（齐国地名）的北门之下。侨如的另一个弟弟简如则被卫国人杀死，鄋瞒部落宣告灭亡。鲁国人打败侨如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秋天，秦康公派西乞术出访鲁国。如果说公元前618年秦国人的来访是投石问路的话，这次西乞术来访的目的就明确了，他向鲁文公通报了秦国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讨伐晋国。晋国在山西，鲁国在山东，两国相距甚远。秦国人当然没指望说服鲁国人东西合围，夹攻晋国。秦国人的目的是，鲁国作为晋国的主要盟国，在秦晋之争中至少保持中立的态度，不要帮助晋国来对付秦国。不难看出，晋国的两大强敌——秦国和楚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战略，而且“远交”的目标一致锁定鲁国。鲁文公对秦国人此来既喜又忧。喜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忧的是，朋友来得不是时候。对于鲁国来说，现在首要的方略不是联合秦国来制约晋国，而是联合晋国来应对楚国的蚕食。秦国在这个时候出兵攻打晋国，等于在晋国背后插一刀，无疑将大大削弱晋国对抗楚国的力量，这是鲁文公不愿看到的。《左传》记录了当时西乞术访问鲁国时的情景：西乞术身穿朝服，手捧秦康公送给鲁文公的礼物——圭玉，来到鲁国朝堂的中庭，向鲁文公奉上礼物和国书。公子遂入内庭报告鲁文公后，再走出中庭，代表鲁文公答谢秦国的好意，并推辞不接受圭玉，说：“贵国国君没有忘记两国的传统友谊，派您光临鲁国，安抚鲁国的土地和人民，又赠送如此厚礼。敝国愧不敢当，情谊心领了，圭玉不敢接受。”西乞术对答道：“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不值得贵国辞谢。”公子遂辞谢三次，西乞术说：“敝国国君仰慕上国已久，想与贵国分享先祖周公、鲁公的鸿福，所以准备了这些微薄的礼物，交由下臣带来，作为吉祥的象征和两国交好的信物。这些礼物承载了国君的使命，期望能够加深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故此才敢致送。”按照当时的外交礼仪，使者奉玉，是代表尊重；主人辞玉，是表示重情轻财。但是，西乞术此来不是单纯的礼节性访问，而是希望鲁国成为秦国在东方的盟友；而鲁国对于秦国的拉拢，保持了理性的态度，既不想得罪秦国，又不想得罪晋国，所以双方拉拉扯扯，纠缠再三。最后公子遂给秦国人戴了一顶高帽子，说：“如果没有仁君贤臣，难道能够治理国家？贵国之礼，一点也不微薄。”并以厚礼还赠西乞术。同族相争造成宋国的动荡不安。实际上，鲁国也因公族内部事务差一点发生内乱。事情与一个叫做莒（jǔ）己的女人有关。大夫公孙敖从莒国娶了一个老婆，历史上称为戴己。戴己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谷，字文伯。戴己的妹妹声己陪嫁到鲁国，也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难，字惠叔。公元前620年，戴己不幸早逝，公孙敖又向莒国提出求婚，要求莒国再嫁一位公主给他做正室夫人。莒国人不同意，认为戴己虽然死了，按照传统习俗，她的妹妹声己应当继承姐姐的地位，成为公孙敖家的女主人。莒国人说得在理，公孙敖不便强求，但又觉得白跑一趟很没面子，转而要求将公主嫁给公子遂。前面说过，公子遂就是东门襄仲，是鲁庄公的儿子。而公孙敖是庆父的儿子。庆父是鲁庄公的异母弟弟。因此，公孙敖与公子遂是堂兄弟关系。同年冬天，莒国遭到徐国入侵，派人到鲁国请求救援。鲁文公派公孙敖到莒国会盟，顺便替公子遂迎娶莒国公主回国。在这种情况下，莒国对于鲁国的要求当然不能拒绝，于是安排公孙敖在鄢陵（莒国地名）迎接公主莒己。没想到，莒己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公孙敖一见之下，犯了一个男人很容易犯的错误——将莒己据为己有。在这场政治婚姻交易中，公孙敖好比一个不讲信用的代理商，翻云覆雨，视诚信如无物。莒国人急于与鲁国结盟，对公孙敖的荒唐行为也感到无可奈何，只好让他把莒己娶了回去。可想而知，当等着当新郎官的公子遂知道自己的老婆被公孙敖夺走，心情是何等郁闷。所谓“杀父仇，夺妻恨，不共戴天”，公子遂立刻向鲁文公提出，要动用自己的私人武装攻打公孙敖。我们在生活中也许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两个人在街上吵架，一直吵到脸红脖子粗，仿佛要大打一场。有经验的看官都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打不起来，要打早打了，何必浪费那么多口水？公元前620年冬天，当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想发动内战，而是希望借此引起鲁文公的注意，出来主持公道，替他出一口恶气。没想到，鲁文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政治是什么？政治在很多时候就是踢皮球。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就是向鲁文公踢出了一个皮球。而鲁文公不愧为资深政客，轻描淡抹地一脚，又将皮球踢回给了公子遂：你不是要攻打庆父吗？那就打吧，我不干涉。鲁文公真的那么潇洒吗？非也。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位和事佬登台，否则事情将变得无法收拾。这位和事佬就是大夫叔仲惠伯，当时正在公堂之上。据《左传》记载，叔仲惠伯对鲁文公说了如下一番话：“臣听闻，动刀兵于国内叫做‘乱’，于国外叫做‘寇’。寇祸及他人，乱则只能殃及自身，死伤都是自己人。现在臣子要作乱，您身为国君不但不制止，反而推波助澜，结果必将是亲痛仇快，外敌也会趁乱而入，到时该怎么收拾呢？”鲁文公听了这番话，又看看公子遂，意思是：怎么样，你还想攻打公孙敖吗？公子遂沉默了。叔仲惠伯好事做到底，在公子遂和公孙敖之间奔走调解，要求两兄弟消除怨恨，握手言和。在他的安排下，事情以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得到解决：将莒己遣返回国，大家都不要。然而，莒己虽然遣返，公孙敖对她的爱慕却没有结束。第二年秋天，在位三十四年之久的周襄王去世，鲁文公派公孙敖前往雒邑吊丧。年近六旬的公孙敖再一次老夫聊发少年狂，居然带着吊丧的财物中途逃到莒国，放弃名誉与地位，投奔心爱的莒己去了。公孙敖叛逃后，鲁文公让他的大儿子文伯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过了几年神仙日子，又与莒己生了两个儿子，估计是因为家庭支出日益增加，而贪污的公款也用得差不多了，于是厚着脸皮给鲁文公写信，提出回国的请求。文伯也替父亲求情。鲁文公听从公子遂的意见，折中处理这件事：准许公孙敖回国居住，但是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利，不让他到朝中参与政事。但是，公孙敖在鲁国深居简出过了三年，忍不住对莒己的思念，又席卷了家中的金银财物，再次出逃到莒国去了。文伯历来体弱多病，而父亲公孙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又使得他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终于于公元前613年去世了。临死前，他向鲁文公请求由弟弟惠叔来继承家业，获得批准。公孙敖在莒国得到消息，又写信给惠叔，要求惠叔以重金贿赂朝中大臣，好让他再次回鲁国。惠叔照做了，鲁文公也同意了。但是这一次，一代情圣公孙敖没有踏上鲁国的土地，途经齐国的时候，死在了路上。他的家人赴鲁国告丧，请求以卿的礼节回鲁国安葬，被鲁文公断然拒绝。公孙敖的灵柩在齐国一停就是数月。第二年夏天，齐国有人给他家里人出主意，将灵柩抬到齐鲁交界的堂阜（齐国地名）停放。鲁国边境的军政长官将这事报告给了鲁文公。惠叔则仍然穿着孝服，带着悲伤的神情，向鲁文公请求取回公孙敖灵柩，回国安葬。鲁文公开始不答应，惠叔就立在朝堂上守候，直

国产高颜值年轻女闺蜜磨豆腐视频学系学生也多来旁听，挤满了一讲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历史的，已颇多知道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也日见增加，与我当时在北大开课时情形，显然有甚大的不同了。四此刻要来讲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兹事体大，殊非一小时之讲演所能叙述。不得已，我想约略扼要举出几点来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国政府组织中极特殊的，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地划开。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诸葛武侯《出师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自秦迄清，大体说来，政府均设有宰相。最低限度说，在明以前是显然有宰相的。明代废宰相，但仍有内廷与外朝之分别。其间细节虽有变动，但大体制则沿袭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职官”，或称官职。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我们此刻称“君权”“相权”云云，实由西方观念来。实际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中国史有职官制，君亦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乌得有西方人之所谓君权专制。在中国，权在职之内，非有权始有职。此层分辨极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畅为发挥。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来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中国传统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论食货，即指经济制度言。次章论选举，但实际则由汉代察举下逮唐代之科举考试。可见考试由察举来。察举之目的在甄拔贤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职，处理政事。但察举非由民选，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试。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选举旧名，则因选举制度原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制度虽变，用意则一。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因政府用意，总在公开察举考试，选拔贤才进入仕途。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影响及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实系模仿我国而来。后来又影响到美国。但他们实只学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政党选举制度。凡属政府上层主要职位，如总统内阁首相国务院及各部首领，皆由政党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则酌采考试选拔。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等各机关，因有外国力量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却转把旧传统中的考试制度遗忘蔑弃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张仍用考试制度，设立考试院为五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国旧传统切实推行，实已名存实亡。此一制度，可说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袭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级官吏，均须公开察选以及考试，循序登进。此项制度，显然可成为现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部分。但中国人则自加忽视，今天虽有考试院之存在，而反不为我们自己所看重，这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五在中国传统政制中，上述宰相制与考试制属于政府方面。现在再略举几项制度之有关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关社会问题的，如户口调查。在我幼年时，曾听大家众口交誉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国则无。其实中国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户口调查一项。中国古书常连用“版图”两字，版字即指户籍，即从户口调查而来。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户口均有记录，其调查户口登记户籍之手续与方法，若有人肯根据史籍作为专题写一论文，虽不能系统详尽，但至少可写成十万字以上的专书。此书至少可使人知道现代世界性的户口调查，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几百年之演变。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口号，亦自中国传统政制来。今天，“自由中国”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赖此使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声誉。其实此一制度，亦是中国旧传统政制中所有。中国向来土地制度之因革演变，虽历代各有不同，而大体可谓是朝此一目标而努力。此亦是中国旧政制在现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视之一项。其次说到军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听人说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好，尤其是他们能推行全国皆兵制，而中国独否。但西方推行全国皆兵，实自普鲁士开始，为时不到两百年。而在中国则古已有之。汉代早是全国皆兵，此下历代兵制虽递有改变，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皆由兵农合一制演变而来，并可说较全民皆兵制更进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制，何尝不是日就废替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又有人说，中国从前的军阀和督军为国大害，而盛赞西方政制限定军人不干政之精美。其实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汉唐盛时莫不如此。军人统兵归来，仅有爵位勋级，地位尽高，待遇尽厚，但在政府并无实职，不能预闻操纵政事，正与近代西方政制如出一辙。此下再讲到有关经济制度方面，如汉武时代所创始的盐铁政策，即就近代观念言，亦系一种颇为进步的经济政策。西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经济制度，实肇始自德国俾斯麦。但中国在汉代远已有之，由政府来统制盐铁官卖。直到清代，中国社会从未能有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即是此项政制之绩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有节制资本一口号，其实亦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有渊源。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自由工商业即甚趋繁荣，但永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即由此故。故在中国历史上此项有关节制资本的一切制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实仍有值得注意探讨研究的价值。又如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再次讲到中国从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制度，直到现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来，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英、法等国都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们乃自罗马传统而来。但在中国，自秦以下，版图虽大，统一政府所辖范围虽广，其政制则是郡县的，不得以西方传统的帝国相比拟。但今天的中国人，事事喜欢模仿西方，因此随口常称“汉帝国”“唐帝国”云云。难道汉唐时代的中国人，除却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县便均以殖民地视之，均以帝国征服方式来统治的吗？试看汉代选举，唐代考试，对全国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对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参加政府。一应赋税法律等，亦是全国平等。此等规模，岂能与现代西方帝国之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即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呀！又如中国社会上之宗教信仰，向来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则有一套制度，对此民众信仰，有颇为开明的管制与调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仔细来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与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由开放之中，有其节制调整之用心的种种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以上只就中国传统政制，分从各方面随便举出几项，用来说明在此刻来研究中国以往传统政制，实未见与现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说过，中国传统政制，乃是贯通于中国全部历史进程中，而占有极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说来，可见研究中国史，自未见即与现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离存在了。六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七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

，但偶尔也会在性冲动的驱使下转向女孩的重要部位，于是惨遭大人责骂。不管怎么说，看到那个部位平展就想探摸是否有什么，看到孔洞状就想用手指探摸究竟，这应该说是自然的本能吧。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伸夫虽然没有玩过医生看病游戏，但因为急欲知晓那里有什么，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但是，很多男孩并没有尝试的机会，只是日益确信前面非常重要。此时的着眼点已不在后面的臀部，问题是前面的裆部。那里对于男女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部位，好像不能轻易让别人看见。上小学一年级时就会产生这种程度的认识。不过，遗憾的是那个部位的具体形态无从想象。有时小伙伴会用左手握成筒状，然后用右手食指做插入状，或以拇指从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穿出，同时嘴里喊“色鬼”，由此便可想象到女孩那里有个深洞，前面突起一个小东西。然而，这也离具体的形态相差甚远。不过，其具体形态另当别论，女性的前面似乎散发着某种感官物质却是实实在在的现象。将其喻为电波未免夸张，而说成热波又过于具体，或许应该称之为包括这一切的性感气息。伸夫初次意识到那种气息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主任黑沼老师白白的皮肤，黑黑大大的眼睛，在所有的女老师中最漂亮。伸夫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过“因为你的老师很漂亮……”。伸夫最喜欢黑沼老师身穿白罩衫和藏蓝色大喇叭裙的姿态，此时老师显得最柔美清秀。有一次，好像是在做体操或是课间休息时，同学们以黑沼老师为中心围成一圈闭住眼睛玩捉迷藏之类的游戏。“预备——开始！”大家都开始跑动，可伸夫却不知何故起跑迟缓。就在他慌忙起身的瞬间，一片薄软翩然飘落头顶，将他严严实实地罩在黑暗之中。这是在黑沼老师的大喇叭裙里。过了片刻伸夫才明白过来——由于老师猛然站起转动上身使裙摆飘动，自己就被罩在里面了。当黑沼老师发现有个学生进了裙子里大吃一惊，慌忙拉起裙摆救出伸夫并嘟囔说“啊，吓我一跳”。周围孩子们一时被这瞬间的奇景惊呆，可当伸夫从黑沼老师裙摆里钻出时又哈哈大笑起来。伸夫低着脑袋不知如何是好，黑沼老师轻轻抚摸他的头顶。“对不起哦！”伸夫还是说不出话来，黑沼老师帮他整理一下衣领并转向同学们。“好啦！今天就到这儿吧！”伸夫跟着同学们走向教室，心里想都怪自己动作太慢，害得大家游戏中断，感觉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不过，自己进到老师裙子里，原以为会受到老师责骂，可老师的态度却意外温和。伸夫对此迷惑不解，旁边的同学突然发话。“色鬼！”伸夫瞪着那个同学反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可你不是进老师裙子里了吗？”伸夫确实进到老师裙子里了，但他并不愿意那样做。“不是的，不是啦……”伸夫拼命地辩解，不过他在那个瞬间确实嗅到某种气息。后来他也想不明白那是什么气息，反正是柔柔甜甜有点儿酸的感觉。“闭嘴……”不管那些家伙怎样说三道四，知道老师裙子里面味道的也只有自己。伸夫忽然有些得意起来，目送黑沼老师裙摆翩翩的背影在秋风中远去。三说到男孩性意识最为安定的时期，或许就是从幼年到小学毕业的十年之间。在这个时期，男孩既不会寻求性行为也没有性的烦恼，在性方面毫无欲望，属于性欲的空白期。当然，如果只从性行为来讲，老年期也大都与性无缘，因此未必不能看作性欲的空白期。但是，老年人在这个时期即使没有性行为，也不等于性心理已经消失。倒不如说精神与肉体相反，往往发生亢进现象。因此，这也可以看作异常复杂而烦恼多多的时期。但无论怎样看，都不同于小学时代的性无垢状态。即便以伸夫自身的体验来对照，他在小学时代从未被特殊的“性的感兴”所困扰。如果勉强举例的话，也就是前面所说进到女教师裙子里那件事。而且那也并非伸夫主动所为，纯属突然降临的灾难。总而言之，直到小学毕业之前伸夫尚未萌发性意识，因此不会被性烦恼所困扰，一贯保持纯真无邪的心态。当然，这并不等于他对自己的性器官毫不关心。当清晨憋尿醒来发现阴茎勃起胀大时，他就会惊慌失措。不过，他当时还没有进一步考虑“为什么”以及这种状态意味着什么，当然对这种现象本身也不会感到羞耻。从这个时期开始玩“看谁尿得高”，也与这种不知羞耻的心理有关。就是大家站成一排朝板墙上方撒尿，看谁尿得高。小伙伴们一齐使劲向高处滋尿，尿液划出抛物线朝上喷起。偶尔刮来一阵风，尿液就会被斜向吹散。“嘿呀！”滋得最高的小伙伴发出的不知是欢呼还是嘲笑，还挺起胸脯像在说“怎么样”。如果说这只是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玩乐倒也罢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男性以阴茎粗大为傲的单纯心理此时已经萌生。伸夫在这种比赛中仅仅一度称王，不知为何，那次他非常强势，比小伙伴们滋得高很多。不过，那次胜利在接下来的瞬间就被大人的呵斥声抹掉了。这且不说，总之通过这种游戏，他进一步领会了将男性那个物件称为“阳物”的说法。确实如此，在太阳下威武雄起的那个就是“阳物”。而且，从来不玩这种游戏的女孩也会切实感到自己与男孩性别不同。在她们体内好像潜藏着某种与男孩不同的部分，由于不会轻易暴露而被称为“阴物”。这种比喻恰如其分。幼年期的阴茎确实堪称阳性，它有时像是得意洋洋，有时颇显滑稽。布鲁塞尔皇宫前有个“撒尿男孩”雕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种形象。不过，男孩的阳物并非总是那么阳光、那么高傲。伸夫上小学二年级时曾在樱树下小便，正巧周围有很多毛毛虫，于是他用尿液惩罚了其中的一只。毛毛虫受到尿液突袭左右扭动挣扎，终于像是抵挡不住而蜷缩起来。伸夫获胜后洋洋得意地收回阳物，可后来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第二天早起一看，阴茎头部红肿起来，摸上去还有些疼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伸夫有些害怕就想问问母亲，可又羞于启齿，只好自己思索。这会不会是对自己昨天尿撒毛毛虫的惩罚？以前曾听小伙伴说“把尿撒在毛毛虫身上小鸡鸡就会肿起来哦”，可伸夫认为那是胡说八道而嗤之以鼻，甚至心想不妨冒险一次，觉得如果真肿起来倒也挺有趣。然而，小伙伴的预言变成现实，小鸡鸡果然肿起来了。“哎，真的肿起来了，怎么办？”伸夫很担心，于是去找小伙伴询问。那个小伙伴露出“瞧，活该”的表情冷淡地说“就那么忍着吧”。“不用上药吗？”“我那次没上药自己就好了嘛！”伸夫听了便稍稍放心，既然他好了，那么自己过几天也会好。“不过，为什么向毛毛虫撒尿就会肿起来呢？”“毛毛虫会放出毒气来嘛！”伸夫对小伙伴的解释似懂非懂，却也感到在那华丽的毛斗篷下似乎藏有各种武器。总而言之，“尿撒毛毛虫鸡鸡就会肿”根本不是迷信，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伸夫自己已经有所体验，小伙伴们也有几个中招，所以不会有错。而且，还有人尿撒蚯蚓阴茎红肿了呢。不管怎样，在地下蠢动的小动物似乎都具备了狙击阳物的秘密武器。伸夫后来向当了泌尿科医师的朋友井川君咨询。“真的肿了呀！”伸夫问得十分认真，可井川君却微微一笑不予应答。“泌尿科没有那样的小孩来看病吗？”“小孩即使有肿胀也是去小儿科看，可能是其他感染症吧。”“不对，因为就在第二天肿起来了，所以肯定是毛毛虫在作祟。”“那你就再试一次吧！”话虽这样说，可现如今一个大男人再去找毛毛虫撒尿实在太不像话。而且，自己现在已是成年人，也许尿了也不会肿。大概毛毛虫的毒气只对小孩有效。这个问题目前仍未得到解决，就连泌尿科的医师也没作出明确解答。然而，伸夫的阴茎确实是肿了。伸夫想起这件事时总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对自己遥远幼年期的阴茎惋惜不已。那时的阴茎既单纯又羸弱，甚至不堪毛毛虫一击。虽然只过两天就痊愈了，但此前肿胀的阴茎使伸夫深感毛毛虫可怕，同时在心里发誓再不搞那种恶作剧了。或许那次阴茎肿胀就是一个转折点，他从满不在乎地当众小便的幼年期转向知耻而避人眼目的少年期。而且，那条披着黑色毛斗篷的毛毛虫从地面向伸夫的阴茎发射毒素也许就是为了告诫他——你已经不是搞这种恶作剧的年龄啦！四小学时代没有性的困扰日夜安稳，但与此相比，初中时代或许堪称激烈动荡的年月。那种状态恰似渗入地下的雨水骤然被卷入峡谷激流。特别是伸夫，情窦初开的时期与日本战败突然自由开放的时期重合，与其他时期的少年相比，其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伸夫刚上初中的一九四六年，日本好不容易从废墟中爬起，食物当然不用说，就连衣服和住房都没有。街上到处是流浪汉，人们东奔西走寻找黑市商品，所有的人都为生存而拼尽全力，根本无暇考虑其他事情。不过，即使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对于性的关注仍以与对食物同样强烈的执着在少年之间萌生。某位生理学家将食欲和性欲列为人类的基本欲望，将这种最原初的本能欲望命名为“第一本能”。此外，对于女性则在食欲和性欲之上增加了“母爱”，达到了三种。确实如此，战后人们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时切身体会到了强烈的第一本能。例如，为了得到食物，人们甚至舍弃尊严、礼节和信义，理智和教养在饥饿面前几乎毫无意义。而且就在那样的泥潭当中，人们仍然执着地追求淫猥的东西。由于饥饿会导致死亡，所以食欲当然是首要欲望。但只要稍稍加以满足，接着便会争先恐后地涌向性的快乐。而另一方面，母亲们为了让饥饿的孩子吃饱而背负长达身高的口袋外出采购，只要有一口剩饭都会不顾体面用纸包好带回家中。食欲、性欲和母爱正是人类的三大欲望。而在战后，也是满足这些欲望的生活方式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这三大欲望相比，父爱和兄弟爱之类则要降低一级。而说到友情就更低了，就连名誉的欲望和统治的欲望在食欲面前都会变得模糊不清。在民间的所有生活当中，只有第一本能闪闪发光，像理性、友爱和信义等精神层面的生活尚被排斥在混沌的彼方。属于第一本能的肉体欲求不知羞耻地公然露面，人们的行为反而因此动力充沛活力四射，诸事明快浅显易懂。伸夫在一九四六年四月进入初中。这里是札幌最具传统的学校，当时只有男生。“质实刚健”的校训用粗壮遒劲的字体写在匾额上挂在运动场正面。当然不必特意强调，在当时物质匮乏的生活中人们不得不质朴坚忍。运动场和走廊等处裂缝的玻璃窗尚未来得及更换，一到冬天风雪乘隙而入，窗台上常有一两寸厚的积雪。门框也因变形而难以关严，地板多处朽烂成洞，旁边标有“危险，请勿通过”的警示。而且，由于走廊里的灯泡几乎全都灯丝烧断，到了傍晚连对面有同学走来都看不清楚。在这种状态下，不仅是校舍，连学生装都不问喜欢与否只能质朴坚忍了。日本刚刚战败，高年级中还有从陆军幼年学校和少年兵复学的学生。他们当然戴着战斗帽，穿着军靴，甚至有人穿着土黄色军服来上学。除此之外，还有人买到了占领军投放的军装，所以学校里呈现出日美两军混杂的景象。普通初中生就穿着上下两件的黑色学生装，但几乎都有破洞补丁。其中还有人穿着兄长替换下来的上衣，看上去就像穿着短大衣。夏季大家都光脚穿木屐，冬季则是斗篷加长筒胶鞋的装束。就连长筒胶鞋都属于配给物资，所以很难分摊到。当胶鞋有了破洞又碰上融雪季节时，袜子常常会湿得拧出水来。有人便会扔掉冰冷的胶鞋，在冬季也穿着高齿木屐。但走上几步木齿之间就会填满积雪，所以不得不频频停步磕掉雪块。当然，在冰天雪地中满不在乎地光脚穿木屐行走，站在路边咚咚作响地磕雪，这种硬汉做派也算是一种时髦，有人还会为此自鸣得意。从家到学校的距离有三公里多，由于规定超过四公里才能乘电车上学，因此伸夫无论炎夏还是寒冬都只能步行。于是他的脚就变成了扁平足，如今仍未见好转。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伸夫的心愿就是得到一双军靴。他在上初三时终于通过某个门路实现了心愿，高兴得用红色毛刷把皮靴擦得锃光瓦亮。身上穿的尚且如此，嘴里吃的就更没法说了。当时学校尚未实行供餐制，大家都带盒饭上学。其中有人带着褐色的麦饭，有人带的是红薯饭，还有人只带着四五个土豆充饥。偶尔有人带来白米盒饭，大家就会喊着“噢！‘银舍利’！”并围拢过来，反倒让盒饭的主人尴尬不已。副食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盒饭里装着马哈鱼或腌鳕鱼子，而有的人只放了腌梅干或腌萝卜，还有人在米饭上放些纳豆带来。到了冬季盒饭就会很快冷透，于是放在教室暖炉的周围。有时随着温度升高，从铝制饭盒里跑出的异味在教室里弥漫开来，大家就捏着鼻子闹哄哄地查找问题盒饭。那时当然没有如今常吃的火腿和奶酪，就连肉类都很少见到，偶尔吃一回铁板烧也大都是马肉，由于太硬吃下去也很难消化。不过，马肉倒是挺耐饿，这是个意外的优点。最棒的美味还是煎蛋卷，要是一不留神带到学校，恐怕转眼之间就会被周围同学一扫而光。总而言之，初中时代大家总是处于饥饿感当中，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当场就会吃光，根本不会考虑保留。岂止如此，到了第三节课就已经有人把盒饭当“早饭”（提前的午饭）吃掉了。当时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就都往肚子里填，如今想起依然令人惊叹不已。像茵陈啦款冬等野菜自不必说，人们还会把海宝面[1]和麦麸与荞面搅拌起来做饭吃。麦麸就是把麦粒磨粉后剩下的表皮，所以营养价值为零，如今连老鼠都不吃，但当时只要能充饥就已足够。伸夫的母亲发挥第一本能，大病初愈就去农家帮工以求买些大米。有时清晨就要去车站排队买票，然后背着口袋下乡买粮。母亲正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坚忍不拔的精神。但即便如此，每天的晚饭也都是面疙瘩汤菜粥。因此，每当母亲呼唤在外玩耍的伸夫“吃饭啦”的时候，伸夫就会反唇相讥说“就是菜粥呗”。近年有部日本优秀电影作品名叫《何日再相会》，因其中主演冈田英次与恋人久我美子隔着窗玻璃接吻的场面而名噪一时。在影片中，久我美子为至爱恋人从家里拿了个苹果跑出来，而如今的年轻人看了或许会疑惑不解——那种东西为什么如此重要？恐怕对女性的心态也难以准确把握。不管怎么说，那个时代的艰难困苦如今已无从想象，唯一的拯救或许就是由于大家都很贫穷所以对贫穷不太在意。而且，由于生存目的明确，都是为了吃饱穿暖，因此可以说活得更加单纯。即使生活在贫困当中，性的欲望依然实实在在地觉醒和膨胀。这正是第一本能。从小学进初中，伸夫切实感到自己的性意识世界在迅猛扩展。此前只是从个人的小窥孔朦胧地眺望云遮雾罩的远方，而现在前方视野豁然开朗，云雾也渐渐散去。其最初的机缘就是学校的厕所。由木板隔成的空间里罗列着煽情的词语，而且不像辞典那样假装正经，都是既猥亵又具体的记述。例如在蹲坑正面的立板上画着阴茎图形，前面还有覆盖着体毛的裂口，旁边用潦草字迹写着“想插入”。伸夫蹲在坑上独自琢磨。原来如此！女人那东西就是这个样子，要把男人的东西插进去。伸夫通过想象渐渐明白过来，突然感到自己加入了大人的世界。不过，虽说女人那东西就像板墙上画的轮廓，但还是没有更加具体的形象。看轮廓确实像个孔洞，但其本身是软还是硬？具体有多大？怎样才能插进去？像自己现在这样的够用吗？还是再大些才行？当自己想插时女人会允许吗？那时女人会是什么感觉？伸夫越琢磨问题越多。不管怎么说，大人们似乎拥有小孩们搞不懂的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虽然看似遥不可及，可一旦产生了好奇心，立刻就像着火了似的难以遏止。伸夫虽然已经解手完毕，但为了进一步探寻知识，他又来到别的隔间。每个隔间里都画有男女图形，还写着“我想干”

交的时候，南方的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为何如此平静？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发展的良机吗？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孙中山甚至与段祺瑞达成了和平协议，他要为闽南“护法根据地”赢得一个和平的外部发展环境。孙中山在革命了数十年之后，终于悟透了一个道理：要想赢，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所以他很在意那支在名义上听命于自己的部队——粤军。尽管从本质上看，粤军还是一支雇佣军。自从1918年下半年，陈炯明、许崇智、蒋介石等人率领粤军在福建南部成功开辟了一块拥有二十六个县的“护法根据地”之后，陈炯明便在孙中山一个接一个的命令或建议下，一边扫荡被击溃的北洋军残部，一边利用并不充裕的经费——孙中山的金钱支援和地方上缴的税收大肆扩军，终于将原本人数不满五千的部队扩编成两万多人的两个军。回首当年靠几十上百人的会党跟数十倍于己的清军干仗时的惨不忍睹，来自粤军的这些变化是非凡的，是可喜可贺的。但问题是，孙中山对这支军队的司令陈炯明不太满意。陈炯明虽说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老同盟会会员，但并没有宣誓效忠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而且陈先生并不信仰三民主义，至于他信仰什么，下文再说。所以孙中山对他并不放心，要不是陈其美死得早，司令的椅子肯定轮不到他坐。因此，孙中山派了四个人去分陈炯明的权，他要掌控这支部队。这四个人就是之前提过的邓铿、朱执信、许崇智和蒋介石。邓铿有领导才能，但过于方正。朱执信革命斗志旺盛，但过于勇猛激进。许崇智能力还行，但革命斗志不甚昂扬。至于蒋介石，才能自是四者之中最高，但过于意气用事。军事人才的问题，令中山先生十分头疼。但与用人相比，眼前有更加迫在眉睫的问题：怎么养活这支军队？这简直伤透了孙中山的脑筋，说到底还是不知道去哪里搞钱。说到弄钱，要按孙先生以前的工作方式，那就是四处募捐。可一晃数十年过去了，孙中山的革命项目似乎越做越差，远不如那些军阀做得出色。这让当年倾家荡产支持他的那些老朋友作何感想？估计孙中山自己都不好意思上门再提钱的事。所以说，毁灭友情的方式有许多种，或许最彻底的一种就是借钱。这一路失败过来，连老朋友都不再信任孙中山，更何况他人？因此募捐这条路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况且募捐来的钱实在太少，根本不敷使用。看看人家段祺瑞，赞助一拉就是数千万美元。有了这种心理，孙中山便把目光转向了他最靠谱的理财顾问——张静江。“民国吕不韦”张静江，浙江南浔人，富三代，爱冒险，好交友，擅长搞对外贸易，其生意遍及美、英、法三国，十分有钱。由于当时没有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因此大家都搞不清楚他身家多少。好在有一个标尺可供我们研究他的有钱程度，这个标尺就是吕不韦，因为张静江被称为“民国吕不韦”。吕不韦可是战国时代的超级富豪，完全有实力去竞争那个时代的首富名头，所以张静江应该也是一个超级富豪。不过与吕不韦相比，张静江更加热心直率，这一点在他帮助孙中山的过程中就能体现出来。1906年初，未到而立之年的张静江在去新加坡（也有说去法国）的轮船上与孙中山邂逅，主动提出为其筹集经费。孙中山起初完全不在意张静江的话，以为自己碰到了一个大忽悠，一年之后孙中山实在弄不到钱了，就抱着试一下的心态给张静江发了封电报，没想到张静江竟然如数汇来。从此以后，张静江就充当起孙中山的钱袋子。他跟孙中山约好，汇款的暗号是ABCDE，譬如A代表一万，那么E就代表五万，而孙中山动辄给他发一个D或者E，让他穷于应付。虽然如此，张静江还是一一兑现承诺。据后来统计，张静江这一辈子赞助孙中山的革命经费几近百万银两之巨。这些钱可不是贪污来的灰色收入，都是他自己掏腰包。后来国民党定都南京，张静江又为蒋介石募集军饷，往来奔波。最神奇的是，他在当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时，手上只有十余万元公款，却建成了价值五千多万元的基础设施。连毛泽东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弄钱有办法。如此一个搞经济的天才，为什么对革命如此尽心竭力？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外号“民国吕不韦”找到答案。吕不韦先生最擅长什么？政治投资。秦始皇嬴政他爸嬴异人（子楚）于落魄之际邂逅了吕不韦。别人都看不起这个在赵国当人质的落难王孙，但吕不韦看到了他身上的巨大价值（此奇货可居），于是不惜血本，四处活动送礼，打通各种关节，成功将其送回秦国登上王位。最终，吕不韦在嬴异人父子身上收获了回报——权倾天下的秦国宰相的位子。权有了，钱也就有了。因此，张静江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他是一个会投资的商人，是一个会搞政治的商人，他懂得利用政治地位去获得更广阔的舞台以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他陪伴孙中山走过了无数次的失败——从同盟会时期的诸次起义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到护法战争，在孙中山孤独无助的岁月里，他始终如一，不离不弃。所以，他与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待其亦师亦友，屡屡为其雪中送炭，甚至在陈其美死后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凭借高超的经济能力、忠诚的立场、准确的眼光以及无悔的付出，他后来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经济人才中的一员，也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中的一员，孙中山称他“革命圣人”，蒋介石当他“革命导师”。孙中山的突破刚才说到孙中山向张静江求助。孙中山问张静江，如何才能快速搞到大量的钱。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张静江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他想了很久，才答复孙中山：做证券交易吧，炒股票，当股民，这个来钱快。孙中山对于资本运作是不大在行的，于是将此事交给张静江和一个叫戴季陶的人负责。戴季陶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此人跟蒋介石的关系很铁——同窗、同袍、同嫖，彼此之间几乎没有隐秘，并因此结为兄弟。此外，这位仁兄的身份也是相当复杂，他是同盟会会员，是孙中山的御用随从秘书，却又在后来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又半道退出，终究还是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干部。话题回到中山先生炒股票上。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第一家综合性的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了，主要股东里有一名叫做虞洽卿的超级大富豪。当时正在提升自我修养的蒋介石，也对经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迫不及待地跑过来找到大哥张静江，表示自己想为革命炒股，想在这里实践刚从马克思等人那里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张静江不能不给义弟面子，于是干脆给了他一笔钱，帮助身无分文的蒋介石成为交易所的股东。就此，蒋介石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营业部门（恒泰号）干起了经纪人，帮助投资者买卖股票。开始的一年多，交易所盈利很不错，连蒋大经纪都赚了很多钱。当然，交易所的相当一部分利润都被用来建设粤军和闽南护法根据地。可到了后来，一些商家眼红跟风，导致交易所资金短缺，两年之后关门大吉。交易所垮了，麻烦也就来了，股票变成废纸，股票持有人上门逼债，股东蒋介石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只好投在青帮大佬黄金荣门下做了门徒，才摆平了那些债主。蒋介石这两年的路走得不太顺，内心常常惆怅。心烦的时候，他就找一些莺莺燕燕谈谈心解解愁，着实放荡了几番。好在他没有忘记曾国藩和王阳明同志的名言警句，总能在即将彻底堕落的千钧一发之际悬崖勒马，保住了自己的美好未来。让我们暂别在沉沦与救赎之间挣扎的蒋介石先生，先来关注一下孙中山先生。做生意不可能稳赚不赔，而且光靠一个交易所也不够花，于是孙中山想到了结交强援。曾经的好朋友日本是指望不上了，因为日本已经看上了其他强力人物，那就把目光投到美国人、德国人身上吧。不管成功与否，先派人联络了再说。孙中山为钱殚精竭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改组中华革命党。不过孙中山需要一个得力帮手，因为他整日劳顿都还忙不过来。孙中山心中的理想帮手是汪精卫。汪精卫在上次护法运动中短暂现身之后，又返回法国跟陈璧君过上了逍遥二仙的生活。这让孙中山很是生气：革命尚未成功，怎能如此颓废！好在汪精卫有一个好处——只要是孙中山召唤，总是随叫随到。于是，孙中山一封电报就把他从法国叫了回来。神雕侠侣回归，且看他们夫妇搅出怎样的风起云涌。找对了得力帮手后的孙中山干起活来确实轻松多了。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注意此党并非宋教仁的国民党，多了两个字：“中国”。这一次，孙中山去掉了按手印宣誓效忠的那一套，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些年的经历，教会了孙中山一个道理，胜利不是靠宣誓效忠得来的。随着众多有志青年纷纷入党，孙中山终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回想过去的这一年多，确实走得很顺，可是来年情况又会如何？内斗就在孙中山对未来充满了疑虑的时候，曾经叱咤风云的“北洋之狗”、直系掌门、前任民国代总统——冯国璋，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抛下了他的北洋兄弟，独自奔赴极乐。他的死的确称不上重于泰山，却也很要命。因为直系、皖系在“五四”中的一番暗战，将关系本就势如水火的两派逼到了火拼的边缘。如果冯国璋还在，以他的妥协艺术和江湖地位，也许还能控制事态。可是冯国璋一死，直系掌门由曹锟接任，而曹掌门最得力的干将是吴佩孚。这两个人可都是吃不得亏、得势不饶人的爷，偏偏皖系掌门段祺瑞、核心弟子徐树铮也都强势得不行。针尖对麦芒，直皖两派之间的火拼已经不可避免，就看何时爆发、因为什么事件爆发。很快，时机就到了！还记得护法战争结束后，吴佩孚驻守在湖南衡阳的事吗？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两年过去了，吴佩孚的军队已经在衡阳待得十分不耐烦。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吴佩孚的士兵大都是北方人，受不了潮湿闷热的南方气候。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吴佩孚受不了一个人——湖南省军区司令张敬尧。一来这个家伙是皖系门下，老给吴佩孚小鞋穿。二来这个张敬尧是个人渣，坏得流脓，无恶不作，湖南老百姓实在是受不了他的祸害，连毛泽东都曾代表湖南人民跑到北京找徐世昌总统告状。吴佩孚以前也提过撤兵的事，可段祺瑞没批准。但是这一次，吴佩孚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撤回北方，他不想看段祺瑞的脸色，也不管政府是否批准。当然，表面工作还是要做的，吴佩孚按照正常办事流程，先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请求“撤防北归”。段祺瑞见吴佩孚不听话，异常愤怒，立刻回电，给吴佩孚扣上一顶大帽子：你藐视中央，你不守军人纪律！吴佩孚眼见段祺瑞不肯上道，也就彻底撕破了脸，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回电痛骂中央领导段祺瑞：你穷兵黩武，卖国求荣，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已经决定北撤，不可更改！吴佩孚不仅嘴巴骂得痛快，行动也很痛快。1920年5月，吴佩孚率军从衡阳前线北撤。吴佩孚前脚刚走，赵恒惕后脚就到，跟在吴佩孚屁股后面“收复失地”。时机掌握得太好了吧？那是当然，赵恒惕已经投靠吴佩孚，两人合伙演戏罢了。张敬尧欺压百姓和手下的本事过硬，但打仗的本事平平。赵恒惕的湘军只用了十几天就拿下了湖南。这么看来，当初段祺瑞以一己之私，将湖南交给张敬尧这个大草包，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决定。彻底撕破了脸皮，吴佩孚完全没给段祺瑞留面子。面子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问题。士可杀不可辱，何况段祺瑞还不是一般的士。他一直是一个只准自己欺负别人不让别人欺负自己的狂士，所以段祺瑞下定决心给吴佩孚几分颜色看看。吴佩孚的老上级新任直系掌门曹锟，自然早就得到了内幕消息——吴佩孚的通报。可他非但没有埋怨吴佩孚给自己找麻烦，还乐呵呵地站出来给吴佩孚擦屁股。因为曹锟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上位当大总统的机会。他也想尝尝大总统的滋味。不过曹掌门和吴猛将知道自己实力并不占上风，打起来不见得能赢，怎么办？两人想到了“军阀混世三要诀”之首——拉人下水，能群殴就绝不单挑。人多力量大，若是实在打不过，大家一起完蛋，拉一个垫背的即便输了心里也好受一些。可拉谁呢？还真有这么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张作霖。反皖联盟张作霖不是一直跟段祺瑞合作得挺愉快吗，怎么又成了反段祺瑞的上佳合作人选？这事跟徐树铮有关。成也徐树铮，败也徐树铮。具体地说，是因为徐树铮和张作霖的友谊破裂了。破裂的原因就是一个字：钱。钱这个东西，用得好是蜜，用不好是刀。上次张作霖拿了徐树铮的好处却出工不出力，耍了徐树铮一把，这伤到了徐树铮的自尊。徐树铮决定把场子找回来，于是他动用手段把中央拨给张作霖的军费私自扣下了几百万。一来给张作霖一个教训，二来用之扩充自己的军队。可张作霖岂是肯吃亏的人，立刻在段祺瑞那里告了徐树铮一状。段祺瑞不能不给“东北王”面子，以免破坏统一战线，于是让徐树铮把训练好的军队分张作霖一部分，以了结此事。徐树铮再度吃下闷亏。两人就此闹翻。徐树铮本就心胸狭隘，不太讲道理，谁敢和他过不去，他就一定要解决对方。现在，徐树铮的机会来了。直系要跟皖系开战，徐世昌邀请张作霖先生来北京充当和事佬，帮助直皖双方清醒清醒，不要动不动就拿枪说事。可是没有人想得到，胆大包天的徐树铮居然以“吃大餐叙旧情”的名义摆下鸿门宴，要杀张作霖。还好张作霖的鼻子跟古龙笔下的陆小凤大侠一样机警，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在关键时刻借尿遁逃走。据史料反映，徐树铮后来又暗杀了张作霖两次，但无一成功。因此，面对直系的邀请，张作霖有拒绝的理由吗？直系、奉系为了对付利益上的共同敌人，走到了一起，成立了反皖联盟。短命的直皖之战曹锟和张作霖要动手，不就是给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以借口吗？段祺瑞苦等这个机会久矣。直皖双方的战前准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时间很快进入了7月，这些日子，中国北方的天空中，战争乌云密布。根据“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做婊子也得立牌坊”推演出来的政治形象美化大法“做人可以无耻，但不能不要脸”，直皖双方决定打出“正义”这个金字招牌。因为一旦让全国人民知道了自己不但行为无耻还不要脸，就会招来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着实不好应付。曹锟、吴佩孚给自己的“讨逆军”安了非常正义的出师口号——段祺瑞、徐树铮卖国媚外，实为汉奸，今日之战，是为救国而战！是为民族而战！是为和平而战！张作霖也非常配合盟友，他通电全国说：我奉军将东出潼关，与讨逆军会合，协力清除段祺瑞、徐树铮此等卖国贼子！段祺瑞不甘示弱，部队起名“定国军”，比“讨逆军”还威风，出师的理由也算正义——吴佩孚勾结南方，背叛中央。因为吴佩孚收了唐继尧和陆荣廷控制的广州政府给出的三十万开拔费用之后才率军北撤。互喷口水的花把式玩过之后，双方都已筹备完毕，接下来唯有真枪实弹大干一场。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开始。河北涿州及高碑店一带是主战场。双方在这块还算宽阔的地带上投入了十几万的兵马捉对儿厮杀。直系三路出击，总兵力近五万人，分别由西路吴佩孚、中路王承斌、东路曹锳统领。皖系的对阵也很工整，西路总指挥段芝贵，中路总指挥陈文运，东路总指挥徐树铮，共领军六万余人。总体来说，皖系兵力占优。可是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兵力不一定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兵员素质、统帅的指挥艺术往往更关键。头两天的进攻是试探性的，双方投入的兵力也不算太多，吴佩孚小胜段芝贵，徐树铮小胜曹锳，陈文运与王承斌各有胜负。战争在7月1

汹涌滔天将两人完全围困了起来。“开挖！”我怒吼一声，洞中的狴犴仰头咆哮，晖儿和S对准指定的煞位举锹就挖，大股凌厉的煞气来势汹汹地涌进天罡弱水印阵，波涛立刻化作锋利的水刀疯狂地交错切割着。一声高亢的鸣叫自水阵中传出，巨大的朱雀驮着韩笑冲天而起，双翅挥舞间骤起的火焰从天而降，一时间狂暴的水火在白雪皑皑的山峰上激战相搏，惊动天地的奇观令人叹为观止。久战不下，朱雀突地怒啸一声，双翅一摆，硕长的火尾暴涨数倍，急剧甩动中有如一个巨大无比的火把直冲地下。弱水印阵的部分土台印符在火尾的狂扫中崩溃散落，滔天的水势立刻消减了下来，朱雀趁势张口喷出大蓬火焰，整个弱水印阵顷刻瓦解在熊熊的烈火之中。“风紧，扯呼～～”林岳怪叫一声，冲进洞中，我和莫炎紧跟其后。朱雀得意地摆动双翅，俯冲而来，眼见就要掠进洞中。轰地一声，洞旁的山壁猛然裂开，一条巨大的长藤猛然冲出，长藤的顶端赫然长着一个宽阔的大口，像是一只变异的老虎。一股胜过方才百倍的煞气直冲而来，朱雀猝不及防被凭空击出数十米，空中翻滚多时后一身的火羽散落殆尽，立刻现出了莫曹的人形。这才是真正的白虎煞，之前莫炎用灵火逼出了狴犴的肃杀之气，加上林岳的怪虎藤种，在弱水印阵消耗了朱雀的精力之后，突袭终于取得了结果。韩笑！他怎么不见了？！……上午十一点十五分，午时前的几分钟。主峰扇子陡，老田正艰难地举起舜帝铜锥，他望着天空中的太阳，口中低低地说着什么。韩笑的身影鬼魅似地出现在他身后。“对不起，您必须死。”韩笑歉意地笑道。……上午十一点二十三分，午时。晴朗的天空中传来一阵隆隆的雷声，浮在空中的莫曹再度化作朱雀，展开双翅飞掠扑来。老田，我们尽力了……朱雀即将接近的瞬间，整座山峰突地陡升起来，朱雀急急返身避开，险些撞在了山峰上。远处的主峰扇子陡猛地下沉，这……这里才是真正的主峰吗？！一声巨兽的低吼响起，巨大无比的龟蛇之相笼罩着整座山峰。……上午十一点二十五分，午时。韩笑呆呆地看着躺在地上的人，先前的伪装掉落在地上，一个年轻的女孩正艰难地喘息着，那双眼睛比常人多了一层白色膜瓣，韩笑知道，那是一种患有先天性眼疾的特征。女孩的嘴唇嚅动着，微弱地重复着两个字，渐渐地欣慰的笑容凝固在了嘴角。韩笑听出那是一个人们常用的称呼。“爸爸”。……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午时。老田颤抖着出现在我们面前，面容暗淡失神。“龙脉已定固在了这里。”他冲着空中的朱雀道，“如果你不死心，我可以陪你同归于尽。”说着他挺直了腰板，眼中猛地神光暴射，隐约间空中传来惊涛骇浪之声。朱雀并没有进攻，只是在空中停留了片刻，便转身挥翅而去。我知道老田一定是利用玄武神兽幻化改变了我们视觉中的主峰和第二峰。但我不知道，为了保证父亲能安全定固龙脉，老田的女儿乔装后死在了韩笑手下。……“看来这次我是难逃风爷的责罚了。”莫曹在山脚下仰望着雪山，心中不又叹道。“田然死了女儿，定固龙脉时又毁了玄武神兽，自己只怕也命不久矣，我们只是损失了南龙气脉，这绝对不亏。”这声音是在莫曹的耳中响起的，那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声音。“风爷说的是。”莫曹恭敬地回道。（第二篇《藏穴》完）第三篇奇门题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通地之事，依地之明，与人之法，顺人之情。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自然之道动，故世间吉凶生。三才定世天地人，浑沌不知是为神。天有九星，曰蓬，任，冲，辅，英，芮，柱，心，禽，地有九宫，曰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中，人有八门，曰休，死，伤，杜，开，惊，生，景，神有八神，曰直符，腾蛇，太阴，六合，勾陈，朱雀，九地，九天。迎三奇，日月星；得六仪，戍已庚辛壬癸；遁六甲，子戌申午辰寅。八卦甲子玄机鬼藏，万事可定唯不变矣，若穷则变，若变则通。——《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一、鲁班厌胜风和日丽的日子很适合出游。当然，出游并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只要你留心，也许在附近就可以找到一处足以让你舒适享受的地方。绿地公园里，我躺在草地上，午后阳光微醺，大脑中的意识弥漫开来。……“我看不透这东西，林岳和莫炎也看不透，如果你也看不透，那就永远藏起它。”老田的话在耳边再次响起。那是一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物件，样子很像旧时人们放在家中的泰山石敢当。不过，这块普通的物件却在我手里发生了一件不普通的事情，虽然我曾经历过，但发生时还是吃了一惊。在浮动中，一连串的文字倏然飘出，那是…………“啪”，一样东西丢在了身上，正巧砸中胃部，我条件反射地跳了起来，脸上不禁有些扭曲。“老凡，身手不错啊，三十多的人了还能鲤鱼打挺。”林岳坏笑着走了过来。“臭小子……你……”我被砸的不轻，一时间说话都有些困难了。“林岳你玩过头了啊。”晖儿满脸不快地说着，走来帮我揉捏着痛处。“从云南回来都三个多月了，老凡这家伙总吊着个脸。”林岳捡起丢在地上的橙汁道。“砸他算轻的，我都想揍他了。”“死小林子。”S冲林岳小腿踢了一脚，“你以为全世界都和你那么没心没肺啊？！”“哭丧脸有用吗？！老田和他女儿能活过来吗？”林岳冲着S反驳道，眼睛却看向我这边。“今天出来散心的，别吵了。”我幽幽道，“没事，我只是在思考那本书和那个人的事。”“书上的内容你慢慢消化吧，至于那个幕后者，莫炎也在调查。”晖儿柔声安慰道，“亦凡，别太逼迫自己了，急于一时未必就能解决问题。”……《闻风拾水录·奇门篇》，来自老田交给我的物件，见到那些文字飘出时，他笑了，笑得很欣慰，那笑容永远的凝结在了他的嘴角。老田死了，死于心力衰竭。在他逼退莫曹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料到那只是回光返照。有人暗中下了毒手，这也是为什么老田的身体会日渐衰弱的原因。在定固龙脉的那一刻，他已拼尽了全力。林岳在施救时发现他背后有七处奇怪的痕迹，星散地分布在老田身上各处，精通医术的他也不禁迷惑不解。莫曹、韩笑、陈子浩……在他们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一股什么样的可怕势力呢？……“我就说过，嫂子那手艺绝不是盖的！”林岳含糊不清地说道，满是菜肴的嘴鼓得像只夏天的蛤蟆。“今天有一半菜是S烧的呢。”晖儿微笑着说道，“嗯，就是你吃得最多的那些。”“浪费啊～～”S瞥了一眼饿死鬼投胎似的林岳，“某些人吃人参果都不会觉得好吃的。”“我又不是猪……咳……咳……”林岳正想反驳，却被还未咽下的食物呛得不住咳嗽，一时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叮咚叮咚”，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响起。“有这么按门铃的吗？跟催命似的！”林岳挣扎着咽下了口中的食物，一肚子怨气全部发在了门外的不速之客身上。“大概有什么急事吧。”晖儿起身向门口走去，一旁原本假寐的狴犴忽地跳了起来，冲着门口发出呜呜的声音。门开了，晖儿一脸茫然地带进三个人，那是三名警察。“我们是市刑警大队的。”为首的警官出示了一下证件，“哪位是王亦凡？”“我就是……”我起身应道，这些警察来我家做什么？“王亦凡，你涉嫌盗挖古墓、走私文物及蓄意谋杀。”那名警察拿出一张文件，“现在正式拘捕你，这是拘捕令。”屋里的空气顿时凝结，这三名警察是如假包换的大活人，应该不会是伪装的，但他们又怎么会了解到我在云南的那些经历？而且如此高标地给我罗列了三项重罪！“我们必须对你的住宅进行搜查。”那名警官继续道，“这是搜查令。”麻利的动作下，我被铐上了手铐，两名警员熟练地四处翻查着，林岳安静地躲在一边，眉毛已拧作了四条。晖儿和S询问着为首的警官，对方一付无可奉告的表情，只是提醒她俩可以跟回警局协助调查。“找到了。”那枚滇王金印被翻了出来，负责搜查的警员有些兴奋，这是文物也是证物，眼前是真正的人赃并获了。……拍照，指模，例行公事……审讯室内，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面前，略带稚气的脸上挂着懒懒的笑容。韩笑？！瞬间我便明白了被捕的原因，有韩笑在，那些事情的资料足以给我编定无数罪名了。“别以为我身上这套警服是假的。”韩笑调皮地笑道，“大案要案我也参与破获过不少呢。”“直入主题吧。”我盯着韩笑的眼睛冷冷道，他的辖区不在本市，不远万里的前来定罪应该是另有阴谋。有时候，计谋远胜于强大的能力，这就是人类的可怕之处。“想请你帮忙找样东西。”韩笑点起一支纸烟，悠然地吐着烟雾道。“你觉得我会答应吗？”我冷笑了一下，手铐从腕间脱落。“嗳，冷静点，这里是警局。”韩笑的脸露出一种别有意味的笑容，“如果你冲出去，外面会有一群勇敢的警察拦截你。”和警察正面冲突，这显然是种不明智的做法，牵涉无辜之外便是让韩笑等人坐收渔利，何况晖儿他们……“咔”，韩笑熟练地再次给我戴上了手铐：“囚徒博弈的上选是‘合作’。”“你们想要我找什么。”知己知彼往往是出奇制胜的先决条件，何况我的处境并不有利。“去趟文成刘基墓，找本书。”韩笑的笑容更加璨烂了，“其余的三爷会告诉你。”盗墓？！这群人在龙脉藏穴上功亏一篑，现在却做起了盗墓的勾当，他们要找的书难道比龙脉还重要？……夜色中的城市显得分外压抑，一辆深蓝色的轿车飞速地开出了市郊。“这回搞大咯，老凡，咱们亡命天涯吧。”林岳后排伸着懒腰道，“不过，先帮忙解决下民生大计。”“就知道吃，撑不死你。”S和怀里的狴犴一同向他呲牙。“亦凡，能拿的现金我全带来了。”晖儿轻声道，“不过，我们该去哪里呢？”“不知道，先离开这里。”我脑中有些混乱。当林岳从拘留所的地下钻出来的时候，我隐隐地意识到即将犯下一个大错，但在他连推带搡之下，却还是选择了逃离。S到市局找熟人帮忙的时候，狴犴发现了韩笑，她匆忙通知了晖儿和林岳，于是便有了这次营救行动。不过，我就此将成为畏罪潜逃的重大通缉犯。……“是的，他们刚离开市区，四个人都在一起。”公路边的树林里，一辆熄火的警车停在黑暗中，车中亮着一个红点，闪动的火光依稀映照出韩笑的脸庞。“漫无目的地瞎开车，很容易被路岗查到。”韩笑调皮地一笑，“看来我得帮你指路了。”……“韩哥，那啥……俺老婆不能白给吧……哦，成！谢谢啊！”……我压低了头上的棒球帽，避开油站工作人员的视线，将车子驶向公路。望着远去的车尾灯，那人咧嘴一笑，迅速脱下工作衣，闪进了黑暗中。……“靠，还米其林呢，这就爆胎了。”林岳牢骚道，扭曲的面容像极了瘪陷的轮胎。“你像个男人吗？就知道抱怨！”S丢过一个背包，“背上，咱们步行。”……“亦凡，前面有车。”“你好，能带我们一段不？”“嗨，上来吧，这会露水重，别站风头里客气。”“我靠，这可坐不起，敞篷的，还是东风牌啊。”“闭嘴吧你，爱坐不坐，你跟着跑也行。”“我上还不行吗？”……“到了。”拖拉机停在了一户农舍前。我们跳下车斗，踏上地面的双脚依旧可以感觉到方才的颠簸震动。拖拉机的主人叫常五根，一个黝黑憨厚的庄户汉子，这里便是他的家。一路上林岳不住叫饿，其实不仅是他，我和其他人也已饥肠辘辘，连夜的奔逃使人特别容易饥饿。附近是大片的农田区，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落脚打尖，常五根便热情地招呼我们去他家，说是给我们煮点饭食。常五根的家属于典型的庄户房子，两上两下的青瓦房简朴洁净，将我们让进中屋后，他便一头钻进东侧的灶间忙碌了起来。晖儿和S因连夜疲惫的关系，倚在桌边渐渐打起瞌睡来。林岳跨坐在长条凳上，眼睛死死盯住灶间。常五根端来稀饭馒头的时候，这小子立刻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屋外的天空遍布朝霞，四处响起忙碌的声音，一派农耕早起炊烟袅的景象。平淡无奇的生活，忙碌辛勤的劳作，突然觉得这一切离我十分的遥远。耳边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我听着一愣，那是一种痛苦的呻吟，依稀还夹杂着某些奇怪的声响。“你们家有病人？”林岳将嘴里的半个馒头咽下肚，四处张望道。“嗯，是我老婆。”常五根满脸愁云道，“不知咋地就病了。”“哈，小林子，你报答人家的时候到了。”S怂恿道，“这个最能吃的是个中医，让他帮你老婆看看。”……“老凡，不对劲，你跟我上去。”约摸半支烟的功夫，林岳从楼上下来，脸上的神色有些异常。楼上是两间大房，敞开的那间显然是常五根和他老婆的卧室，一名女子正躺在木架床上。“怎么这么大味道？”房内弥漫着一股腐烂的恶臭，我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口鼻，跟着林岳走近床边。常五根的老婆看上去比较壮硕，但此刻却被疾病折磨得毫无生气，如果不是她还在呻吟，我很容易会误把她当作一具死尸。那股腐臭来自她口里，随着呼吸呻吟遍布了整间屋子，我惊异地发现，在她的呻吟声中夹杂着一种特别的声音，那是什么东西在啃噬骨头的声音！“脉搏正常，呼吸正常，除了脸色和口臭外，她基本就是个正常人。”林岳低声耳语道。“惹上了恶性虚灵？”我自忖道，“她的体内似乎有东西作祟。”林岳点点头，将常五根支去楼下取水，翻手捻出一根药草揉碎了将草汁滴入常五根老婆的口中。常五根的老婆突然从床上弹起，手脚诡异地扭曲着，不住乱颤，喉间咕噜着怪异的声音。“呃……”奇臭无比的液体从她口中喷了出来，床上立刻污了一大滩，一团白色的物体落在了被面上。那是一条古怪的白色小鱼，头尾都是一个长着满口利齿的鱼头，扁梭形的身体上遍布着粗糙的鳞甲。“幸亏遇到我们，不然她死定了。”林岳摇头道，“不过话说回来，她怎么会把这条清道夫吞下去的？”汩罗鱼，木性虚灵，喜欢藏匿在河底淤泥中，啃噬水下尸体上最难分解的骨骼部分，所以林岳会称它为清道夫。常五根收拾床褥的当口，林岳悄悄地将那条汨罗鱼丢进了窗外的河道中。……“你老婆是怎么发病的？”我向常五根问道。“我也不知道啊，前几天翻修屋子的时候还好好的。”常五根回忆道，“后来和木匠吵了一架，隔天我出门办事回来就变这样了。”“木匠？你们家翻修了哪些地方？”晖儿突然问道。“楼上那两间大屋、房柱还有大梁。”常五根如实道。“S，房柱和大梁的连接部分是不是叫木斗？”晖儿转向S问道。“是啊，确切的说是房柱和横梁间连系的木块。”S奇怪道，“问这个干嘛？”“亦凡，那里可能有古怪。”……房子的大梁贯串了楼上的两间大屋，一头架在西侧的山墙上，另一头则用一根粗大的房柱子支撑。房柱就在灶间的墙边，一旁放着吃水用的水缸。常五根拿来一把木梯，林岳顺着梯子爬上了房梁，在木斗处摸索了两下，翻出一个暗格，从里面掏出一条刻着奇怪文字的木鱼来。木鱼赫然是汨罗鱼的造型，鱼身两面分别刻着“勾陈”和“白虎”两个篆字。“嫂子，你怎么知道木斗里会有这东西的？”林岳掂着手里的木鱼道。“我们公司翻修时曾和装修公司有口角，当时一个同事就提醒说，这些行业里有不少能人的，当心被报复。”晖儿笑了笑，“常大哥说他老婆曾经和木匠吵过架，我突然想到他们正好在翻修大梁，一气之下可能会在上面布鲁班术。”“鲁班厌胜？”我听着一惊，抬头看了看大梁的走向，立刻招呼常五根和林岳拿着梯子上楼。卧室的大梁上翻出了一块木牌，上面同样刻着篆字——“天禽”。“厌胜”又称“魇镇”，意思为“以诅咒厌伏其人”，归属于民间常说的“鲁班术”。鲁班术是一种流传已久的奇术，相传为工匠祖师鲁班所创。据说因为古时的工匠地位低微，于是很多苛刻的无良雇主会对其肆意欺压，克扣工钱，当他们感到深深不忿时便会在施工期间以厌胜术进行报

凯未置可否，他的看法是，既然如此，谭君何不请皇上将必须变法实际情况向皇太后做个详细汇报，并遇事请示，多听皇太后的意见呢？至于礼部六卿，谭君不妨方便时建议皇上让他们官复原职，或另行安排。当此改革关头，一定要稳妥第一，易顺舆情，未可操切，有些事，一时条件不具备，宁愿缓办，也不能操切从事，亟亟如此，致激他变。袁世凯似乎很愿意与谭嗣同谈论改革大势与方略。不料，谭嗣同闻言而道：“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如此血淋淋话语给袁世凯极大心灵震动，他在内心深处实在是无法认同于谭嗣同的想法与做法，他觉得谭嗣同等人“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夜色已晚，遂托辞还要赶着写奏折，恭请谭嗣同离去。想象、误判与抓狂谭嗣同离开法华寺，直接去了东华门附近金顶庙容闳寓所。按照先前约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在那里等消息。康有为等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等来了谭嗣同，谭嗣同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与袁世凯的交涉情形。谭嗣同个人判断肯定不是那么乐观，他认为，袁世凯不可能听从他们的建议举兵北上清君侧，不可能扑杀荣禄，不可能举兵包围颐和园，协助劫持皇太后。他们先前错误估计了袁世凯的觉悟，错估了袁世凯对皇上的忠诚，高看了袁世凯的决断、胆识和判断力。对于谭嗣同的归纳和判断，康有为、容闳和梁启超等人似乎都能认同，问题在于，现在既然已经发动，既然已将秘密告诉了袁世凯，那么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康有为可以按照原先计划，接受朝廷安排前往上海，以钦差大臣身份接管《时务报》，那么北京方面怎么办？皇上怎么办？难道就听任那些守旧势力发动政变囚禁皇上，推翻新政吗？一百年之后，我们可能会嘲弄康有为等人迂腐和疑神疑鬼，但是放在当年我们又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赤胆忠诚、无私无畏。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真实关系，他们不知道1898年政治变革之所以能够启动，就是因为有皇太后撑腰、掌舵，他们错误地以为改革如此艰难是因为皇太后支持一批守旧大臣专门捣乱。总之，康有为等人用想象代替真实，然后再用想象进行推动。在容闳寓所谈话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深深的失望感动了容闳。容闳建议由他出面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进行外交干预，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为所预测的那样将皇帝废黜。然而康有为等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在中国或周边驻有军队，没有军事上的压力，仅仅凭借外交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反而白白浪费时间，于是他们谢绝容闳的好意。容闳的好意无法执行，但这一思路无疑启发了康有为，使康有为觉得既然美国公使手中无兵，干预无力，那么手中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英国、日本或许有办法干预此事。于是康有为在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于9月19日上午9时拜访李提摩太，希望通过李提摩太说服英国公使出面干预。对于康有为所描述的光绪皇帝可能的处境以及中国的黯淡未来，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过是一个传教士，他虽然与英国公使有相当多交往，但毕竟英国公使窦纳乐此时正在北戴河避暑。远水解不了近渴，康有为只好放弃向英国公使的求救，转而寻求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下午三时，康有为来到伊藤博文寓所，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但康有为担心清政府可能会指责他“假权外人”，故而改变谈话策略，不再像与李提摩太的谈话那样请求伊藤博文“救援”皇上，而是转为“请其说太后而已”，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尽最大可能为光绪帝及康有为等人说情，尽量以客观公正的姿态向慈禧太后说明光绪帝和他康有为及那些维新志士并没有其他用心，他们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未来。按照这个策略，康有为确实说服了伊藤博文，伊藤几乎全部答应了康的请求，答应如果能够见到慈禧太后，他一定尽其所能劝说慈禧太后，尽力化解两宫之间的误会。可惜的是，伊藤博文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太后，他的这种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几个小时紧张谈话结束后，暮色已晚，待康有为出城回到南海会馆时，他突然发现南海会馆“屋室墙倾覆”。这不同寻常的变化自然增加了康的疑虑，也更坚定了他离京出走的决心。康有为悄然出走是1898年政治转折的关键，他如果继续坦然待在北京，估计事情不会发生；他如果光明磊落以钦差大臣身份堂堂正正前往上海，历史也必将改写，他在深更半夜悄然离京，仓皇出逃，既说明了自己的心虚，也暴露了问题。文人不足以谋根据康有为的解释，他之所以仓皇出逃，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经过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全盘托出了借助武力打破僵局的计划，是巨大失算。他们先前的密谋，基本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现在多出了一个袁世凯，不但袁世凯不同意，而且袁世凯还是体制内刚刚提拔的高官。他们开始心神不定疑神疑鬼，都因为袁世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所以认定袁世凯一定会告密。其实，康有为等人估计完全错了。正因为袁世凯不是康有为圈子里的人，袁世凯对这个政变计划依然所知有限，他只知道谭嗣同让他捕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这两件事，也只是谭嗣同随口说说，没有文字，没有录音。即便袁世凯要告密，他怎么能空口无凭胡说八道？更何况，袁世凯并不是长舌妇，不是大嘴巴，谭嗣同看得起自己来说说想法，自己就去汇报，就去告密，这在官场如何相处呢？实事求是说，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并没有将这件事当作什么事，他虽然在第二天请训时表达过自己对时局的忧虑，甚至建议皇上不妨请老成持重的大臣如张之洞主持改革。但这些建议并非因谭嗣同来访而想到，这实际上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看法。请训结束，袁世凯直奔火车站。抵达天津，太阳已经落山。袁世凯没有急着赶回小站，他前往直隶总督府找荣禄销假，顺便谈谈英国军舰动向，谈谈北京见闻。袁世凯在汇报中夸奖皇上圣孝，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所以必须设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凯尚未将全部情况讲完，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拖至很迟仍找不到机会继续谈此事，于是只好先行告辞，约明日再说。袁世凯之所以没有打断别人的谈话而继续已经说到的话题，显然是因为他认为谭嗣同夜访及其所谈情况虽然重要，但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毕竟只是一群书生，如果不能获得他袁世凯或其他军方人士的支持，他们在北京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的政治行动，更不要说是杀荣禄、围谋颐和园、劫持皇太后了。所以，袁世凯并不认为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不认为谭嗣同所讲的事情即将发动。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已经知道一些大概但并不清楚详细情况的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袁世凯处详谈一切。出于自己职责方面的责任和作为大清王朝命官的道义感，袁世凯似乎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过程中不时向荣禄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他们只是利用了皇帝对他们的信任，打着皇帝招牌招摇撞骗，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等并不代表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执意要杀荣禄，是因为荣禄参与了废立阴谋。对于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如果说荣禄此前没有丝毫犯上之心的话，但当他听了这么多内幕新闻，尤其是康有为、谭嗣同等把他作为犯上作乱罪魁祸首时，袁世凯相信，也不能不开始怨恨今上。为宽慰荣禄，也为保护皇上，袁世凯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袁某唯有仰药而死。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却也使荣禄、袁世凯费脑筋。他们筹思良久，亦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以及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经发动，控制了局势。这就意味着，尽管袁世凯不赞成谭嗣同的极端举动，尽管袁世凯出于道义上、君臣名分上曾向皇上有所暗示，并毫无保留地向荣禄汇报，但这些暗示与汇报在实际的政治运转中并没有发生作用，那么所谓由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指控就很难成立。至于政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7日）后宫不是这样的置人于死地的谋略，瞬间取人性命的毒药，数不清的陷害，道不明的争斗，这不是某场著名战役的内容，而是如今火热荧屏和网络的宫斗剧和宫斗小说为人们描述的后宫生活。从《金枝欲孽》到《美人天下》，再到现在火热的网络作家流潋紫的《甄嬛传》《后宫如懿传》，一场场后宫争斗似乎永远难以完结。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后宫之中也是如此血雨腥风、充满斗争和算计吗？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清史学家马勇，为大家介绍符合历史真实的后宫生活。皇后——贤惠还是恶毒？小说场景：《甄嬛传》中，看似善良贤惠的皇后，却是皇宫中最恶毒的人，为了排除异己，她设计重重阴谋，陷害和自己对立的妃子，为了地位就连自己的亲姐姐和亲侄子都不放过，都要设计害死。记者提问：皇后向来被称为是要母仪天下的人，历代皇帝在选择皇后的时候，都要选择贤惠淑良的女子，而在很多宫斗小说中，皇后往往才是所有策划的幕后指使者，真实历史中的皇后会这样吗？马勇解疑：这要从中国文明和中国伦理讲起，历朝历代的皇后都是一国的国母，她们的职责就是母仪天下，做天下女子的榜样，比如历史上的朱元璋的马皇后，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等都是不得了的。其实皇宫和现在的家庭是一样的，男的是家庭之主，处理外面的事情，女的在家里处理家庭事务，如果皇后整天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那就是失职。就拿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慈禧来说，我们从很多作品中看到她就是这样一个满是阴谋的人，其实从李鸿章和曾国藩笔下的慈禧太后看慈禧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不管是她会掩饰还是真的，只要在后宫之主这样的位置上，她们就会这样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小说中想象的成分太多。毒计——后宫常用毒计害别人？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后妃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宠爱，受宠的妃子经常会被其他人用毒计陷害，在后宫中不会一些计谋，不会使几条毒计似乎就没办法活下去。记者提问：在后宫中，妃子们真的是争斗不断，整天互相陷害吗？马勇解疑：我刚才谈到了，在后宫中皇后的职责是母仪天下的，而妃子们的作用则是生儿育女。他们会有冲突和矛盾，但这绝对不是生活的常态，虽然历史上有狸猫换太子这样的事件，但是这仅仅是历史上的特例，它之所以被史书记录就是因为太稀奇古怪了，才会被记下来。所以这种用毒计陷害的局面绝对不是后宫的常态。后宫其实和一妻多妾制的家庭是一样的，我就曾经研究过袁世凯的大家庭，他号称一妻九妾，但是在他的家庭中，他的第一位夫人就像个大姐，带着底下的小妾们过日子，虽然她来自乡下没有文化，但是仍然很有威严。皇帝——可以装成太监到处跑？电视剧场景：《宫2》皇帝化装成小太监，满皇宫跑，于是结识了一个善良的小宫女，两人慢慢产生感情，终于皇帝显露身份，小宫女被册封为妃子。记者提问：这个桥段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古代，皇帝可能会这样做吗？马勇解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皇帝是需要24小时被保护的，他的身边时时刻刻都有侍卫大臣保护，就算皇帝睡觉也要有人在视线看得到的地方看着。而且在古代皇帝是有《起居注》的，史官是24小时跟随着皇帝，随时记录其活动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更没可能发生。子嗣——毒害他人子嗣很常见？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中，妃子一旦怀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不断有人下毒使其流产，而且皇后为了保障自己孩子的继承权，会想方设法不让别的妃子生下孩子。记者提问：在后宫毒害怀孕的妃子这种事情可能会轻易并且经常性地发生吗？马勇解疑：这是现代人的想象，皇帝之所以要那么多妃子就是要多生孩子保证继承，而皇权体制下，继承就是对大位的争夺，而在封建社会这是有一个体制的，中国文明就确定了长子继承制，就是皇位首先由长子继承，长子不在了，就由次子，次子不在了就由三子继承，是有一定的继承顺序的。因此，这种顺位继承就让这种毒害别人孩子的事情变得没有意义。而对于皇后来说，不管是哪个妃子生的孩子，都必须要管她叫母亲，其他妃子只是生母，只有皇后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毒害别的妃子不让其生孩子对皇后来说更加没有意义。美貌——皇帝最爱是美女？小说场景：《甄嬛传》，参加选秀的秀女因为出身低微而被其他秀女羞辱，进宫之后也备受歧视。而为了获得宠爱，让自己保持美貌又是妃子们毕生的事业？记者提问：皇帝选妃美貌和出身哪个更重要些？马勇解疑：最看重的是政治出身和政治忠诚，其次要贤惠，要有文化，最后是要年轻漂亮。我们现在看光绪的隆裕，都会觉得隆裕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怎么会成为皇后、太后。其实这就体现了政治忠诚，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小时候就被慈禧接到身边培养，有意识培养各种能力，后来和光绪结婚后，就一直在皇帝和皇太后的身边陪伴着。而要一天到晚陪伴在这些人身边，就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忠诚和敏感。因此在古代选妃，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忠诚，至于美貌要求不会太高，当然也不能看了让人厌恶。毒药——后宫下毒很容易？小说场景：《甄嬛传》，后宫戏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下毒，各种下毒的手段层出不穷。记者提问：在皇宫中毒药真的这么容易弄到，而且这么容易给别人下毒吗？马勇解疑：下毒在后宫哪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在安保严格的后宫，毒药本身就是不能轻易取得的，而且为了保护皇帝的安全，怎么可能很容易让人弄到毒药，还这么随意地就让人下毒害人呢。雍正——他是什么样的人？电视剧场景：《宫》《步步惊心》《甄嬛传》都描写的是雍正的爱情故事，观众们在看完这些宫斗戏后都笑称，雍正太忙了，同一时间和那么多女孩谈恋爱。记者提问：雍正是什么样的人？好色吗？多疑吗？马勇解疑：历史上雍正的形象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哪会有时间整天忙着和姑娘们谈恋爱，那是瞎扯呢。清朝的皇帝只有最后一个宣统皇帝教养比较差，那是因为很快清朝就灭亡了，他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其他皇帝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至少在公众面前形象还是可以的。史学家的担心——害怕小说成为历史记者提问：现在很多人看完这些宫斗剧，觉得这就是历史，对此你怎么看？马勇：这些作品把中国的历史扭曲了，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是观众们看得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慢慢地习以为常，就觉得是真的了，反而有时候史学家说的一些真的情况他们觉得是假的，这让我很担心。（原载于《扬子晚报》2012年4月7日）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

虎，1950年生；四女儿是1953年生的；小女儿属鸡，1957年生的。现在你们这一辈儿呀，还有像我的这些女儿们，生了孩子都觉得哎呀多美呀，有个小宝宝。我那时候生哪个孩子都是：“哎呀，怎么又让我生孩子!”生孩子是负担。没想生，说家里穷也好，没有劳动力也好，不要生孩子，可没办法，也不懂怎么避孕，没那说法，医学上也不许可避孕，你能生就生吧。跟男人一沾边儿就能怀上孩子，身体又好，又没病。比如我生小五的时候，是在宁夏马家滩，是旷野荒郊了，我在外边出差，那时我就不想要她了，可那是回族自治区，必须得党委批准才能不要呢。她为什么叫“多余”呢？就是多余多余。后来她长大一点，也挺好的，长得最漂亮的就是这最小的，我们现在还叫她小余子小余子。那时候根本不能带家眷，所以我怀了孩子。回家来生，生完，满月不到就又接着走。孩子都是奶奶带。或者奶奶家里请了人帮着带。奶奶对我真好，是真善良，真疼我。给我做鞋，把这孩子都带起来了。所以现在我孩子跟我不亲。就说你没带过我，都是奶奶带的。后来奶奶没有了，怎么办呢，北京要是请人的话，我工资又那么低，我就把小女儿带着，一边上班一边带着。我在胜利油田时一个月才挣50多元，奖金补助的什么都没有，我每月往北京给孩子寄40元，那人(指丈夫)什么也不管。我这几个孩子，学习各方面都挺好，都挺要强的，差不多现在都是高工，还有的去法国留学，都还不错。

6.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

臻：我现在学佛，我皈依好多年了，差不多近十八九年了吧。为什么学佛呢？我后来退下来了，没事了，总得找点事情干吧。再说咱们满族人不就是以佛学治国的吗，你看过去家家都有佛堂，从顺治朝起就以《大乘无量寿经》治国，后来不知道哪儿触犯了慈禧，不让读这经了，可是到宣统还是学这个。我们学的是净土宗，这是国家支持的。我一人，经济上也不紧，我有房子，有票子，有老朋友，就差老伴儿，老伴儿大早就走了，我觉得还挺充实。我订了很多报纸，我有经书，我研究这些，《认识佛教》我看过三遍。因为我是学佛的，我就要清净下来，什么都不想。吃饭也很简单。我把以前的一些书，还有技术书、文学方面的，都收起来，存放在那边去了。我这儿摆的都是佛学方面的书。如果你研究什么需要佛学的东西，就到我这儿来找，我还一箱子呢，这是我随时看的，只要我到哪个庙里去，他们就给我一摞书，有时我不要，我嫌往回带沉。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如果你认为佛学是迷信，那就是你迷信。最好你能认识一下。信佛的纲领就是五句话，叫作“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用这来指导工作、生活和处世为人，心里就坦然、舒服，我就用这个原则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现在印名片上贴着相片呢，因为我有作品，他们也喜欢我写的，因为我一贴上爱新觉罗，盖上我的满族那个章，这品位就高了，所以就有人冒充爱新觉罗。你看这幅，这是我用3年时间做的，篆刻心经。心经是六百部大波罗经的精华，学佛的人差不多都会背，我用的是小篆，可是为了让一般人都认识，又用了一些楷书的笔体，这就是我的风格。我签的是满文，爱新觉罗·毓臻。这件作品刊登在《法音》1992年第12期创刊百期号的封面上，很多人见了都喜欢，都来问我要，我都无偿地给他们印，结缘么。1995年毓臻在满族命名360年纪念会上与佟鸿举合影灵光寺注58我比较熟悉，没什么联系，就是把钱给它，让它给我印书就是了。印什么都行，给不给我不要紧。我是这样，我嫌麻烦，比如说您来，我已经婉言谢绝好几次了，倒不是我自己怎么傲慢，这绝不是，我们信佛的人不傲慢，是不是？我也挺苦的。在延安的那些年，艰苦，还有婚姻什么的，挺苦。所以我也不愿意过多地说，说起来引起我伤心，挺痛苦。爱新觉罗·毓臻在《法音》杂志发表的篆刻作品(佟鸿举提供)

三、“府门儿”风雨毓蕴口述时间：1999年10月27日地点：北京南沙滩毓蕴家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毓蕴，也名毓蕴华，出生于1918年，她是恭忠亲王奕訢59的曾孙女，著名画家溥心畬的侄女，本人在画界也颇有名气。辛亥革命后，满洲皇族中以画家、书法家著称者不计其数，仅《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注60一书收录的近支直系宗室后裔中的女书画家，就有十余人，还未算上远支与嫁给爱新觉罗之后冠以夫姓的人。但毓蕴老回顾一生，最看重的不是自己在绘画上的成绩，而是以她那样的家庭背景而脱离家庭参加革命的经历。这与她父亲在恭亲王府中的特殊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我接触过的很多爱新觉罗后裔不同的是，毓蕴老对自己出身的家庭、环境乃至她那位大名鼎鼎的画家伯父溥心畬的为人，都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她对她那因“服中生子”而过继出去的父亲溥佑的行为以及恭王府对她一家人的冷漠等的叙述，与她兄长毓崟在诸篇采访中的讲述，构成有趣的对比。这样客观和直率的态度，随着清宫“辫子戏”的红火和清史学界对此的推波助澜，以及人们越来越讲究“为尊者讳”的今天，已经越来越罕见了。我与她虽然只有一面之交，但她身上那种冷峻峭直的气质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因此对她怀有一种特别的尊重。毓蕴老见多识广，仅仅跟随她的伯父溥心畬学画一段，就有很多心得，但这篇口述所录只是些片断，她最想讲述的解放初期参加革命的经历尚未述及，十分可惜。当时没有把这份口述做完，固然也有忙于出国访学等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我对自己一度丧失信心，我曾几次因为找不到这项工作的意义而打算放弃，待最终决定拾起重做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一切都已无法弥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应该记取的沉痛教训。恭亲王奕后代：长女荣寿固伦公主(1854—1924)，被慈禧认作己女，按固伦公主待遇。长子载澂(1858—1885)，郡王衔多罗果敏贝勒，享年28岁。嗣子溥伟，载滢嗣子。次子载滢(1861—1909)，1868年出继忠郡王奕詥为嗣，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享年49岁。长子溥伟(1880—1936)，过继与长子载澂，袭恭亲王。次子溥儒(1896—1963)，著名书画家，清亡后改名溥心畬，其诗、书、画与张大千齐名，故后人将两人并称为“南张北溥”。三子溥僡(1906—1963)，著名书画家。三子载浚，早殇。四子载潢，早殇。溥佑本应该排在溥儒之下，为载滢第三子，由于是“服中生子”而被过继出去，所以《爱新觉罗宗谱》中没有他的名字，而将溥僡作为第三子。又按：我对毓蕴老的访谈是在北京城北郊南沙滩的某工厂宿舍进行的，那是她女儿的住所，她的女儿也加入了谈话并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特此致谢，并先录她女儿的一段话作为开头。毓蕴之女：上回楚云注61和我们说了您要来的事以后，我和母亲把情况谈了一下，先从思想上捋了捋。说实在的，我妈整个的经历，这几十年也挺不容易的。原来自己手好的时候，老说还想自己写写什么东西，后来呢也不可能了，拿笔也拿不了了。要是有人采访采访，给写一写，也挺好。我母亲是想把重点放在解放初期参加革命以后，因为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毓蕴(以下简称毓)：如果说这个我就滔滔不绝。毓蕴之女：过去是那么一个家庭背景，后来等于是背叛家庭也好，是脱离家庭也好，就参加革命了。而且在解放初期还是地下党的时候，就参加党组织了，后来一直就在党校学习。爱新觉罗家族里面像这样儿的没有几个，就我母亲，还有我舅舅，就他们两个人。启骧也是，启骧他是后来的注62。爱新觉罗家族里边入党的人不多，寥寥无几，而且这些人还都是搞书画的，搞艺术的。我母亲参加革命以后，就等于脱离这个家庭了。过去受家庭的影响也不是特别深刻。您想详细了解我们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情况，过去的生活怎么奢侈腐化呀，怎么没落呀，这方面我们也知道一些，可是了解不是特别多，也没有受到什么腐化。定：您也看过我写的这本书(《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我不是要批判爱新觉罗家族怎么奢侈，也不是对皇室的生活特别感兴趣。我就是想听听你们这些老人的故事，你们自己一生的故事，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你们这些人的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您参加革命的时候多大岁数呀？毓：大概没有30岁吧，解放初期的时候没有30岁，就参加市委办的党员干部学习班，党校第二期。出来以后就等于党员干部，由市委分配在各个工厂。所以说后面一段经历印象非常深刻。定：对这一段我也觉得挺有兴趣，可是我们只能从头聊起，不能从半截说起对吧。您参加革命也得有一个背景是不是？所以我不问您的背景也是不可能的。您从您小的时候说起好吗？毓：说的时间太长了我就腰疼，昨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你得多提醒提醒我。定：您又不是作报告，咱们就闲聊天，关键是您别紧张。

1.我父亲是“服中生子”

毓：我是老北京，1918年出生的，出生在西城，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过西城，几代人了。平时我就不出去，唯一出去就是笔会。定：西城什么地方，您还记得吗？毓：跟我说过，我没注意，哪儿生的怎么回事都没注意。对过去的事，我以前根本不入脑子。反正不是出生在那种大宅院里。我父亲是过继，他不是府里的公子哥儿。他已经受公子哥儿的影响了，但在实质上，他不是什么王爷的后代了。他是过继出来的，是服中生子，服中生子是犯罪，为什么他得过继出去呢？为蒙混这个。注63定：怎么回事我不太明白。毓：这就得从恭亲王开始说，恭亲王有四个儿子，二儿子载滢是我祖父，可我都没瞧见过。这儿都有家谱，你要让我背我背不下来。毓蕴之女：这儿有个表呢，你看啊，这是一代、两代，第三代这是恭亲王，恭亲王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载澂，然后载滢、载浚、载潢，这是他四个儿子。二儿子下边又有这么四个儿子，溥伟、溥儒、溥佑、溥僡。毓：溥儒就是溥心畬注64，溥佑就是我父亲。他这四个儿子都是亲生的儿子，为什么就把我父亲过继出去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是服中生子。正好穿孝的时候生的他，可是穿的是谁的孝，我还弄不清呢，是穿他父亲的孝呀，还是穿祖父的孝呀？注65他祖父就是恭亲王啊，就是六爷，老六，那时候权势相当大的，几个府里头他是挺有势力的，那不得了，这是您都知道的历史。六爷死的时候，那时候穿国孝。可是儿子哪能随便给人家呀，所以找的也是爱新觉罗，宗室，这是不能给外边的。那会儿生孩子都得报宗人府，就要上那《玉牒》，将来好袭缺呀，可我父亲就没户口。后来出过一本书，写什么恭亲王家中的黑户口，说的就是溥佑，就是我父亲。注66定：那您父亲就没上那《玉牒》？毓：没有没有，后来也不兴啦，后来去哪儿上去呀？宗人府也没了，谁还追随那个？我父亲对那个不在乎，爱上不上，有的玩就行了，更自由了，他母亲又管不了他。定：您知道您父亲哪年出生的吗？毓：我不记得，那(家谱)上面有。定：把他过继给谁了呢？毓：那一大串的名字，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找的一个穷人家儿的，就是一个老太太，也不是顶有钱的，明儿好再回来呀！注67他就想完了事以后呢，过一时期再回来。这老太太家等于是来了一个财神爷，小祖宗似的，都惯着，他想怎么就怎么着，不念书就不念书，玩儿就玩儿，成天玩。会玩儿着呢，养狗、养猴儿。那真是公子哥儿。就说养的那猴儿，那猴儿啊淘气，那院子不是有好几重么，不是有那二门么，木板子做成的，上头有油漆彩画什么的，这不是有柱子么，那猴儿啊跑到那个架子上去了，吊着柱子玩呢。正赶上进来一个生人，结果，嗬，跑到人家肩膀上去了，它也怕人啊，哎哟撕人家，拽人家。吓得(家人们)赶紧把那猴给拿住了。这是我小时候他跟我说的。过继后他就逍遥法外没人管他了，没人管他，没人盯着教训，他就随心自然发展。他听人说跟地下刨一坑把人埋到这儿，人就死了，他就想实验实验，把跟他一块儿的小伙伴，就是陪着念书的书童吧，实际他也不念书，他就玩，给穿上衣裳，系上根绳儿，就把人家埋起来了，还有人伺候他，往里铲土，这不就等于活埋人嘛！正赶在这时候我的祖母去了，就是他的亲母亲，看他去了，看见他刨坑埋人，老太太直掉眼泪，说你看我儿子怎么这样呀，你们赶快把我搀出去吧。后来老太太也没有再来，他就那样，想入非非，什么都想体验体验。另外呢，他有好多的嗜好。就是跟社会上那些人学了很多，当时环境不怎么好，给他养成坏习惯，抽烟，养猴，养这个养那个……所以说是当时的环境，是社会上给他造成的。抽大烟，那会儿大烟不像现在这毒品这么厉害，那会儿好像是平常的事，抽香烟似的。家里富裕点儿的抽大烟的很多，基本都抽，教育跟不上，挺随便的，所以那会儿人受毒腐化的很多很多。定：他多大开始学抽大烟的？毓：那我就不知道了，他也是逐步逐步(沾染)上的。他就是那样生活。注68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俩是怎么结的婚呢？是有一个老师，姓白，这边教过我父亲，那边又教过我母亲，好像这个老头给这边也教馆，给那边也教馆。合着都是他的学生。定：就是说也在您父亲家里教，也在您母亲家里教是吧？毓：是把老师请到自己家里头去。老师对我父亲也无可奈何，让你好好学，让你作诗，你也作不下去，你就别闹得了，你就别埋人得了。我母亲比我父亲学得好，比父亲念书念得多，写的大字都挺不错，还留着呢，后来没有了。我母亲真是过去的旧式家庭，学什么规矩，学什么贤妻良母。可是我父亲还有一个女朋友，拿现在来说叫女朋友，那会儿叫外家。我也没看见过，他也不回家，没钱了就找他妈(指亲妈)要钱去。他妈那会儿也没什么办法呀，也没有很多的钱。那府里已经慢慢衰退了，穷了。没有进项就卖点儿字画、卖点儿古玩。老太太就是还有点儿东西。就给他一块石头、一块玉、一个赑屃啦，粉色的，挺好，那么大一块，还有什么坠儿，那也是早就存在手底下的，我父亲就拿着出去当了，卖了，那时候也不值钱。我父亲拿钱就给那女人送过去，跟人家花花，在那儿住。那儿也无所谓家，人家也不承认他，人家还有一家人呢，跑到人家家庭里去那是干吗呢那是！后来跟那儿好几年，人家不要他了，人家也穷，后来老太太就是我的祖母病死了，不能给他大量的钱了，他就回来了。那会儿我哥哥都十几岁了，我也有十岁了。我母亲始终也不去。定：您知道不知道您祖母是什么人？毓：她不是大福晋，她是侧福晋，你知道什么是福晋吗？定：福晋就是夫人啊，王妃啊。侧福晋就是他的侧室。……您见过她吗？毓：就是见过也很渺茫了。

2.恭王府中

定：那您父亲后来回没回恭亲王家呀？毓：在那儿(指恭亲王家)就是我和我哥哥。我们在(与恭王府的)关系上，逐步地感情比过去浓厚了，

王巍：我们发掘了一千多座墓葬，其中有九座大型墓，每个大墓中都有一个龙盘，直径约五六十公分，画着一个盘龙，好像正在吐出舌头信子一样。这个盘上的龙跟后来龙的形状实际上是不同的。陶寺遗址龙盘王鲁湘：它和蛇更接近一点，嘴里还吐出长信子，这个信子变成了很多分叉的样子，肯定已经夸张了。王巍：对。我们注意到，这种盘只在大墓当中出，而且一个墓只出土一件，因此，我们觉得它可能有表明等级身份的意义。王鲁湘：这一定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而且是一个相当高的身份的标志。这个身份好像在几代中间都是相同的吧。王巍：这九个大墓不是同时期的，父辈、儿子辈、孙子辈都沿用这样一个传统。王鲁湘：我大胆猜测一下，这是不是当时他们这个所谓龙族的族徽呢？陶寺遗址陶鼓王巍：有这种可能。出土的物品还有用陶土做的鼓9，很高，最高的有1.8米以上，每个墓里有一件。另外还有石头做的扁平的罄，可以悬挂着敲击。鼓和罄这些东西跟一些仪式有关，而这些东西只出现在大墓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大墓的墓主人不是一般的富人，他应该拥有军事权力。拥有最高的军事指挥权，就意味着墓主的身份非同小可。但墓主究竟是谁，考古人员依旧无法找到有据可循的答案。如果墓主的身份是尊贵的，那么之前发现的扰坑又该如何解释？王巍：这个大墓墓棺的部分被捣毁了，我们发掘的时候尸骨是零乱的，但是随葬品并没有被拿走。按常理来说，盗墓肯定是为了拿东西，可盗墓者并没有拿这个墓葬的随葬品，而是有意识地把这个墓捣毁了。王鲁湘：那是不是发生了一场革命啊？王巍：这种现象在中型墓中也有，这就表明曾经发生过动荡。王鲁湘：让人感到很惊骇的是，陶寺遗址出土了很多好像是被处置的尸骨，其中有一名女性青年，她的样子好像非常痛苦。她的神情让我想到宫刑，那个时期已经有这种刑法了吗？王巍：文献记载，舜的时候制定了一些刑法，但我们还缺乏实际的证据。我们在陶寺遗址的高等居住区附近发现一了个大沟，沟里面有好多层，一层里边有十几个人的人头，有的人头被打穿了，甚至有剥头皮的现象，非常残忍。对于这种现象，现在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住在城内部的一个阶层对另一阶层的惩罚，这些人是被处罚的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生活在陶寺中期大城的人与外来集团进行的战争所导致的，因为这些尸骨和大城废弃基本同时。可以说，陶寺中期大城废弃的时候伴随着一场动荡。王鲁湘：至少是一次大的社会动乱。王巍：这个动荡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现在还不好说，但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社会阶层已经分化到很严重的程度：王要控制整个社会，不会仅仅用和平的方式，他可能也会用暴力的手段。王鲁湘：过去儒家对上古三代做了一个温情脉脉的描写，但是从陶寺考古发掘看，上古社会也有很残忍的一面。王巍：是的。在后来的很多研究中，人们对于温情脉脉的上古传说发出了质疑。考古人员也试图在不断地勘察和研究中找到史前的真相。对于陶寺，有人说是尧的天下，也有人说是舜的城邦，层出不穷的假设在大墓出土之后依旧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何努：把考古材料和文献对应起来，一直是我们的向往，但也以一直是我们的一个难题，因为直接的对应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确切地说，我们很希望陶寺是尧或舜的都城，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我并非完全否定这种可能，但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来佐证这个结果。都城有几个要素：有城墙，有宫殿，有王陵，还应该有礼制建筑。宗教礼制建筑无非是大的祭天、祭地的地方，这个比较好找，其重点部位也有章可循。这样大的一个都邑聚落，其布局和规划都是和它的宇宙观有关系的。我在研究过长江中游屈家岭城址、湖北天门十家河城址后，发现在他们的宇宙观当中，东南部是一个天的位置，西北部相对来说应该是地的位置。因此，祭天的场所有可能在城址的东南郊。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2003年3月底，考古人员对陶寺中期小城进行了复探，果真在城的东南方发现了一个造型奇特的建筑。何努：在我们的观念中，一个建筑的形状应该是很规矩的，或者是长方形，或是正方形，或者是一个完整的圆形。但这个建筑既不方也不圆，似乎在平面上是一个梯形，这是非常奇怪的。还有，我们寻找夯土建筑，是以夯土作为基准来判断，而这个建筑外面虽有一个夯土的条带，中间却是生土，这令我们非常迷惑。2003年4月，为了再探究竟，考古队员对其进行了解剖。何努：比较幸运的是，我们挖到了关键部位，不久就发现了一道弧形的墙，我们立刻明白，以前所谓的梯形恐怕不对，这个建筑至少应该是半圆形。而后我们在弧墙上又发现有几道槽，土质虽然是夯土，但比旁边的夯土要软一些，颜色也不太一样。一开始我们只发现了两三道槽，并没有足够重视，但随后的一场春雨，把比较干的工作面打湿了，雨过天晴我们再刮平面的时候，发现了更多的槽、缝，而且这些缝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正对着遗址东南部的塔儿山。这样的发现，振奋着在场的所有人。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这个奇特的建筑很有可能就是上古时期的天文观象台，为了进一步考证，考古人员对此进行了有步骤地观测。何努：2003年的12月22号是冬至，我们提前一天去看，结果大失所望。我们认为太阳走到最南端，应该进入最南边的一号缝，结果日出的时候离一号缝还差得非常远，根本就进不了一号缝，所以一号缝是不可能进行日出观测的——第一个设想被否定了。12月22号冬至那天，我们寄希望于东二号缝，结果发现日出也进不了这个缝，这下我们心里又彻底凉透了——恐怕天文观测的这种推测要落空了。在悲观情绪的笼罩下，一个月后，即1月21日大寒当天，考古队员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观测。何努：大寒是2004年的除夕，这一天非常冷，滴水成冰，是那一年当中最冷的一天。可是，那一天的观测结果是最令人振奋的，我们竟然在东三号缝看到日出了，这证明我们的推测应该还是正确的。我们的心潮起伏跌宕、时好时坏，一会儿是绝对的绝望了，一会儿又重新燃起希望。对于这一发现，天文学家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尚书·尧典》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被无数次引用，就是“历象日月星辰，竟授人时”。“历”是计算，“象”是观测，也就是说，观测和计算太阳、月亮、星星运转的天象，来制定立法颁布给臣民，让他们安排农业生产、宗教祭祀等一系列活动。《尧典》的这句名言被当作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一个最高水平的代表，但疑问就在于《尧典》到底能早到什么时候。很多学者认为，《尧典》所记载的天文学，只代表了中国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并不能代表四千年前中国的天文学发展水平；而我们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了至少在四千年前，《尧典》所谓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已经存在。王巍：古观象台的发现应该说是令人非常震惊的。英国有一个巨石阵，很多人都认为它与天象观测有关，但天文学界却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观测点。比如说，我看这个天象的时候从这个缝望过去，然后看另一个天象从另一个缝看，这样的话就有比较大的随意性，这是它的一个致命弱点。我们古观象台的观测点是固定的，而且我们也找到了观测的圆心，天文学家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圆心可谓一锤定音。否则，他便说你的观测是要不停地移动的。王鲁湘：这个随意性太强了。王巍：所以说，我们这个遗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可以确证的天文遗迹里面最早的一个。英国的巨石阵也是四千年左右，后来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可惜观测点不固定，而我们的遗址不但有固定的观测点，而且年代也更早一些。五、夏文明的推想王鲁湘：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比较侧重于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于是我们把文明的兴衰更多归结为社会文明内部的一些原因。而西方学界有时候则倾向于认为人类文明更受到大自然的制约，我们的探源工程是不是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多。王巍：是的。从中国的范围内看，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很多地区原来的强势文化衰落了，比如说良渚、红山、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等。接着它再出现的文化人口很少，文化的发达程度显著地减弱，这反映了一种由盛转衰的情况，而且不仅仅在一个区域。王鲁湘：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王巍：所以我就探索变化的原因，结果发现环境因素非常重要。总体来讲，尧、舜、禹这个时期的北方地区总体偏干旱，气候波动很大，而南方是偏涝的，我们称为“南涝北旱”。长江、黄河下游的很多遗址都是在崮堆上，可以证明我们的推测。王鲁湘：良渚文化就是在堆起来的土山上头。王巍：这恐怕就是为了防止水患的，水患对当时的人们有很大的威胁。王鲁湘：也就是说，很多古代文明的急剧衰落，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环境的变化。王巍：我觉得不能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仅仅归结为环境，但环境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比如说大洪水曾导致整个遗址被淹没，然后人们有可能有组织地对洪水进行一些抵御。中原地区对洪水的抵御恐怕是它崛起的原因之一。陶寺遗址早期小城和中期大城时期，始终是以粟和黍作为主要农作物，但也有水稻的栽培，而且还有非常零星的小麦。水稻的出现我们倒没有觉得太意外，让我们意外的是小麦开始在这个时期被引进了。小麦的产量比小米高得多，所以说陶寺时期的农业应当有了相当的发展。有一种观点认为，生产的发展是文明的基础，我们这次的发现印证了这个理论。随着生产的发展，粮食有了剩余，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于是一部分人开始脱离农业生产。王鲁湘：开始有了社会分工。王巍：脱离了农业，从事手工业、管理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起源是文化起源的前提。我们这次在动物考古学方面也有很重要的发现：大约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时候，绵羊开始出现在中原。绵羊的出现引起我们很大的关注，因为它是西来的东西。王鲁湘：麦子、绵羊从西亚来，说明这时候和那边已经有一种文明的通道。王巍：这些同时在中原地区出现，是很值得思考的。我们还发现了砷铜合金的青铜。一般来说，青铜是铅锡合金，但还有一种青铜是砷铜合金，这个砷青铜很早就出现在西亚地区。我们原来认为中国没有砷青铜，但在陶寺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砷青铜，它的冶炼技术应该是从西亚那边传来的，这可以说是中国与西亚文明接触的最早记录了。在对陶寺遗址发掘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对中原文化日渐强大并流传至今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地剖析。王巍：为什么周围地区相继衰落，而中原地区却还在继续崛起，最终导致了夏王朝的诞生呢？我觉得有下面几个原因。第一，虽然环境因素相同，但中原地区在粟和黍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水稻，后来又有了小麦，多种农作物的种植结构，更有利于抵御自然灾害。旱的话可以收获粟和黍，涝的话可以收获水稻。王鲁湘：就是说他们总会有些收成。大禹治水成功地让上古时代的淮河流域水流顺畅，永不闹灾。在众多的史前传说里，对诸神给予的帮助，大禹一直心存感激。他命人在会稽山修筑了九鼎，在九州标注出猛兽、邪神、厉鬼出没的区域，以使中原地区的百姓在出行时与神灵互不干扰，趋吉避凶。有专家分析说，这些互敬互畏的祭祀之风，也是中原文化得以振兴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巍：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其宗教色彩极其浓厚。贵族的随葬品有琮10、璧等宗教器物，而且，贵族还被埋在祭坛的附近。王鲁湘：因此整个社会是一个神权社会。王巍：辽西的红山文化也是如此，随葬了很多玉器，还建有女神庙，宗教色彩也非常浓厚。而尧舜禹这个时期的中原地区，则有了更多的世俗色彩，在宗教方面的真正投入并不多。就处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来讲，中原地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反观长江下游地区，那里的先民遇到自然灾害，只得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去求神，结果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世界上有些古老文明的衰落，包括玛雅、印加，好像都有这种经历。王鲁湘：这是比较理性的一个尺度，即它有一些祭祀，但是没有淫祠。王巍：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国家政权阶段，这种组织不仅在抵御自然灾害的时候是十分有效的，在军事力量方面更有决定性的意义。军事力量的强大有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比如说舜禹时期将很多曾经强势的部族，如三苗等，给流放了，靠的就是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我觉得，环境变化是一个大的背景，而它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处理人和神之间关系的平衡点、高度的组织化导致的军事力量的强大，才是中原文化最终延续发展的主要原因。探源工程开展至今，也只是刚刚开始，用“任重而道远”形容并不为过。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老文明相比，华夏文明自然毫不逊色，这是我们骨子里难以抹杀的骄傲。对过往文明的追溯和拷问，探源工程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人们对远古时代的思索，必定会推动这样的勘查在中华大地上一次又一次上演下去。良渚的神灵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究竟诞生在哪里？1929年12月，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头骨，让我们触摸到了这片土地上远古人类的存在，但是这些原始人从何时、何地开始出现了社会、出现了国家、出现了文明，我们的答案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中去寻找。以浙江省杭州市东北部的良渚镇命名的良渚文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能找到的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古代遗存。它分布于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区域，包括了现在的杭州、苏州、上海、无锡、嘉兴等地区。一、发掘前奏良渚地区最早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36年，一个当时年仅24岁，名叫施昕更的良渚青年，开启了日后一系列发掘的序幕。王鲁湘：牟先生您好，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的，当时施昕更先生是出于什么考虑想到要到良渚这一带来进行考古调查呢？牟永抗11：鸦片战争以后，知识界出现了探索中华民族历史问题的热潮。这时国内历史研究对传统文献产生了一些怀疑，希望能够从另外的渠道来获取新史料，以正确地解读我们国内的历史。在这个基础上，有些学者引进了西方的现代考古学，从而与我们传统的以“证经补史”为主的经史学并立，形成了探索古代的两条道路。当时的探索重点是黄河流域，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了。辛亥革命以后，江南的一些有识之士考虑要把一些先进科学运用到本地来，于是在三十年代创立了西湖博物馆，当时的馆长是学生物的董聿茂12先生。1936年初，杭州市在西湖西北的古荡老和山下（在今浙大玉泉校区内）建造公墓时，曾陆续出土一些石器和陶器，这些发现引起了西湖博物馆的重视，并于5月31日对这一处古遗址进行试掘。施昕更先生当年是西湖博物馆地矿部的一个助理员，他参加了那边的试掘，发现古荡出土的几件古器物在他的家乡附近也发现过。施先生于是回家乡正式做调查，当时就发现了一些陶器跟石器。他知道这一带的农民有挖玉的风气，但是这些玉跟这些陶器和石器是什么关系，他还不很清楚，而且也没有挖到。王鲁湘：实际上这个地方发现古玉的情况是自古有见。牟永抗：是的。我们在刚才提到的杭州古荡地区发掘汉墓时，发现过两组玉器。这说明至少在汉代，就有人开始搞考古收藏。以后我们在湖州

以在国内赢得最高的荣誉，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可笑的家伙，那他可就彻底完了。诬蔑他可以反击，辱骂他可以横眉冷对，但是对于嘲笑他就毫无抵御的办法了。奇怪的是，上帝没有任何幽默感，但是魔鬼却经常使用嘲讽来阻碍一个有着雄心的人去奋力追求完美。马基雅维里很看重和他一样的其他佛罗伦萨公民们对他表示出的敬意，以及共和国首脑们对他发表的意见所赋予的关注。他对自己的判断颇有信心，他也很有野心去谋求更重要的职位。他头脑很明白，看出在追求奥莱莉娅但却没有成功这件事上，他扮演了一个滑稽的角色。这件事要是在佛罗伦萨被传出去，那他就会成为一个大大的笑柄，听任野蛮的取笑和残酷的含沙射影摧残而无能为力。当他想到他的不成功的历险会刺激某些佛罗伦萨人恶毒的智慧，进而创作出一些讽刺性的短诗来嘲弄他时，他打了个让他冷彻脊梁骨的寒战。就是那位经常被他作为嘲笑对象的朋友比亚乔，也会乐意看到有这么一个机会将往年被嘲笑的旧账清算一下。他必须堵住皮埃罗的嘴，否则他就完了。于是他以一种亲热友好的态度将手放在了小伙子的肩上，脸上带着愉悦的笑容。但是他的那副紧紧地盯着对方的眼睛的，明亮犀利的小眼睛，却是冷峻和坚硬的。“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告诉你，亲爱的孩子，命运无常多变。她会赐予你权力，荣誉和财富，也可以置你于被奴役，声名狼藉和贫穷的境地。公爵也是命运手中的一个玩物而已。命运之轮稍稍转动个方向，就会将他抛进毁灭的深渊。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需要你在佛罗伦萨的朋友们的帮助。所以，得罪于那些在你危难之际可以对你施以援手的人，是不明智的。共和国对于那些脱离自己队伍而投弃不为共和国所信任的人的旧部属，向来是保持着警惕的。如果流言蜚语正好进了哪个当权者的耳朵，将会轻易地导致你的财产被充公，而你的母亲则会被扫地出门，在亲戚那里寄人篱下。共和国的手臂可以伸得很长，如果她认为有必要，她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个为了几个杜卡特金币而愿意杀人的加斯孔亡命之徒，将匕首插进你的后背。他们也可以让一封信送到公爵的手上，揭发你是佛罗伦萨的一名间谍，通过刑讯你会承认这一揭发确实是事实，然后你会像一名普通罪犯那些被处以绞刑。这会让你的母亲心碎的。所以为了你自身的缘故，况且你也是爱惜自己身家性命的人，我建议你谨言慎行。说出你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是不明智的。”马基雅维里的目光盯在皮埃罗褐色，水汪汪的大眼睛上，看得出小伙子听明白了。“不用担心，大人。我会守口如瓶的。”马基雅维里轻轻地笑了。“我就知道你不傻。”马基雅维里觉得他当下要慷慨地赠送一件分手礼物给皮埃罗，而且宁可慷慨得过头也不要被看成还不够慷慨。尽管这样做会让他余下的盘缠仅仅够维持到他抵达佛罗伦萨。他掏出了五枚杜卡特金币，交给皮埃罗，作为他的分手赠物。“你这段时间为我服务得周到又忠实。”他说道。“我回去之后，将会十分高兴向比亚乔汇报你是如何充满热忱地为我和为共和国的事业效力的。”他充满感情地亲吻了小伙子的脸颊，手拉手下了楼。皮埃罗牵住了马头，让马基雅维里上了马。他在马基雅维里的坐骑一侧跟着走，直到到了城门。他们才彼此道别。第三十五章马基雅维里用马刺轻轻地碰了一下胯下的坐骑，马儿于是开始慢跑。两个仆人在后面紧紧地跟着。他今天的脾气很糟糕。不可否认，他们彻底地愚弄了他，提莫提欧神甫，奥莱莉娅，她的母亲，还有皮埃罗。他不知道他究竟应该对谁感到最为恼火。更糟糕的是，他不知道他今后怎样才能和这些人扯平，他们把他当作笑料大大地开心了一番，但是他却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当然奥莱莉娅是个傻瓜，像所有的女人那样狡猾，但终归还是个傻瓜，否则她不可能会舍弃一个正当年，有阅历，又受到他自己的政府重托进行重大谈判的人，去低就一个有着漂亮脸蛋的男孩子。没有一个聪明的人会否认世人的同情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令人反感的。玛丽埃塔就一直告诉他说，她喜欢他的头发长在他脑袋上的样子，她说那就像一层黑色的天鹅绒。真的要感谢上帝赐予了他玛丽埃塔，总算有个女人你可以信任，你可以离开她半年之久却又能放心她绝对不会左顾和右盼。确实玛丽埃塔近来让他有些烦心，时不时通过比亚乔向他抱怨为什么他还不回来，为什么不写信回家，为什么走的时候什么钱都没有留下。不过，在她那种处境中，女人们变得暴躁易怒是可以理解的。他离开家有三个半月了，她的肚子应该变得很大了，他在想她什么时候会生孩子，他们已经打定主意以他那已经去世的父亲伯纳多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孩子，如果是个男孩子的话。而且，如果她抱怨他长时间不在家，也是因为她爱他，这个可怜的娘儿们。能回家和她团聚也不错，这就是娶个老婆的好处，当你要她的时候她总是会在那儿等你。当然她不是那种像奥莱莉娅一般的美人，但是她有品德，这点比卡特琳娜的女儿强多了。他后悔没能早点想到给她带上一件礼物，因为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他身上已经没有钱了。他希望自己没有在奥莱莉娅身上花费了那么多钱。有围巾，手套，有玫瑰油，还有那条给卡特琳娜的金项链，哎，不是，不是金的，是纯银镀金的项链。如果她有那么一丁点的体面的话，她至少可以把这条项链还给他。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正好可以拿来送给玛丽埃塔，这会让她很高兴的。但是女人什么时候会还给你从你那里收到的礼物呢？她就是一个老鸨，而且还不诚实。她很清楚那条项链是马基雅维里付给她的货款，目的是让她为他安排与奥莱莉娅幽会的事。当她无法兑现答应好的物品时，她至少可以退还用来购买这件物品的货款。她是个被人抛弃了的老淫妇，他第一眼看到她时就想到了这一点，而且乐于为别人牵线搭桥，行那些她自己已经无法再做的苟且之事。他敢用一个杜卡特金币打赌，是这个老女人把皮埃罗和奥莱莉娅带到了床上。当他们吃着他让皮埃罗送去的阉鸡和糕点，喝着马基雅维里的葡萄酒，却让葡萄酒的主人在凄冷的夜雨中在门前干等时，他们一定笑得很开心。如果巴托罗缪不是那么蠢的话，他绝对不会将自己老婆的贞操托付给这么一个女人。有那么一会儿时间马基雅维里的思想转到了那个肥胖和愚蠢的人身上。这些事之所以发生，都是他的过错。“如果他对她进行了妥善的看管。”马基雅维里对自己说道，“我就会明白没有什么值得去做的事，而且我也不会去尝试了。”巴托罗缪是造成那样一个结局的罪魁祸首。但是当马基雅维里为了表示不能准时赴约的歉意，而向奥莱莉娅送去那条昂贵的围巾时，他真是太傻了。而且他还一大清早就派人送去，明明可以派其他人去，却又偏偏派了皮埃罗去，当时他虚弱无力，嗓音嘶哑，却又急着将围巾送去，为着是赶在巴托罗缪回来之前将礼物送到。这些人肯定在背后偷偷地笑死了！并且，皮埃罗会不会又趁着这个机会去……他们在一起倒也般配，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是对这两个人耿耿于怀，过不去心里那道坎。而且，最让人气愤的是，他不仅在她身上挥霍了那么多费钱的礼物，他还讲了他最好听的故事来逗她开心，唱了他最拿手的美妙歌曲来施展魅力吸引她，他还奉承她，总而言之，他做了一个男人为了讨好一个女人所能够做的一切事情。但是，到头来，一个穷小子，就因为他只有十八岁，长得好看，就不费吹灰之力把马基雅维里花了一个多月，耗费了超出其财力范围的金钱去追求的东西拿到了手。他想知道皮埃罗是怎么将这件事办成的。也许是卡特琳娜，出于对巴托罗缪收养他外甥的恐惧，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他想像着卡特琳娜可能会讲出的话语。“我说，我们该怎么办才好？我们不能整个夜晚就这样等他。看上去要浪费这次机会了，真有点可惜。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奥莱莉娅，我不会犹豫。看那小伙子的红扑扑的脸蛋和漂亮的鬈发，他就像市政厅里挂着的那幅画像中的阿多尼斯。在我看来，如果要我在他和那个长着一幅灰黄色皮肤，长鼻子和小眼睛的尼科洛大人中间挑一个的话，我说，这简直没法比，我亲爱的。我敢说，你想要做的事，这个小伙子会比那个瘦骨嶙峋的书记官大人做得更好。”一个坏女人。一个邪恶的女人。为什么她会愿意让一个男孩，而不是一个见过世面的有智慧的人来做她外孙的父亲，这一点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但是也许根本就不需要卡特琳娜发表她的意见。确实，那个男孩看上去很纯朴，看上去有一点害羞，但是人的外表是有欺骗性的。他很有一些伪装的能力，因为他从来没有流露出他和奥莱莉娅有暗通款曲的迹象；而且他是一个冷静的，厚颜无耻的说谎的家伙。唯一一次他有些尴尬是当马基雅维里注意到了他的那件衬衣，然而他又是多么迅速地恢复了镇定，又是用怎样的一种厚颜去迎接主人无言的指责！他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可以很坦然地亲吻奥莱莉娅的嘴，当他发现她没有不愿意的意思时，就将手从她的背心两个乳房之间的开口处伸了进去，接下去谁都可以想象发生了什么事。马基雅维里的想像力从巴托罗缪的卧室延伸到了巴托罗缪的床上。“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子。”马基雅维里恨恨地低声嘟哝着。他纯粹是出于善良的性情让皮埃罗这次和他一起旅行的。他为这孩子做了所有能够做的事。他介绍他认识了那些值得认识的人，他尽力去塑造他，告诉他应该如何待人接物，简单地说就是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不遗余力，毫无保留地教会他在这个世界上与人打交道的方法和门道，如何交友，又如何去影响别人。然而这就是他得到的回报，让他心目中中意的女人在他的鼻子底下被人抢走。“不过我至少让他明白了要畏惧上帝。”马基雅维里明白，当你对你的恩人施展了一个肮脏的把戏，坑了你的恩人，这种事是不能向朋友们去炫耀的，因为这个原因，这事带来的乐趣也就减少了一大半。想到这里他觉得一丝安慰。但是他对于奥莱莉娅，皮埃罗，卡特琳娜和巴托罗缪所有人的恼怒，与他对于提莫提欧神甫的痛恨相比较，就算不了什么了。就是那个两面三刀的恶棍破坏了他精心布置的计划。“现在他去佛罗伦萨为四旬斋的布道会做证道的机会可是大大地增加了。”他恨恨地切齿低语。他从来就没有打算推荐这个僧侣去担当那项任务。但是想到，假设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现如今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个打算，他又不禁觉得一阵满足。这个人是个流氓。怪不得基督教正在渐渐失去人心，当宗教界的人士再也没有诚实，再也没有是非观念的时候，芸芸众生就变得邪恶，放荡和腐败了。被愚弄了，被愚弄了，他被所有的人愚弄了，但是最恶毒的愚弄还是来自于这个流氓恶棍一样的僧侣。他们在路边的一家客栈停下来吃饭。食物很糟糕，但是酒还不算太坏，马基雅维里于是喝了个够。在酒精的作用下，当他再次跨上马鞍继续他的旅程时，他眼中的世界变得稍微明亮了些，不再是漆黑一团了。他们沿途路过了牵着牛的农民和骑着满载负荷的毛驴的农夫。他们也遇到了不少旅行中的人，有些徒步前进，有些则是骑着马匹。有那么一会儿时间马基雅维里的思绪又回到了公爵身上，他心里琢磨着在他追求奥莱莉娅不果的这件令人失望的事情中，公爵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这是公爵对他开的一个玩笑，公爵就像隐藏他的所有的计划那样对所有其他人隐瞒了这个玩笑；如果这是一个拉他入伙的阴谋，公爵到现在这个时候也明白这个计划是失败了。接着他的思绪又转到奥莱莉娅身上。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是没有用的。四个月前他还没有见过这个人呢。为了一个只见过五六次，交谈也不过只有五六句话的女人如此耿耿于怀，实在是有些荒唐。被一个女人引上了钩，到最后的关键时刻却又让这个女人耍了，这样的男人多了去了，他绝不是第一个。对于这种事情，一个有智慧的人会辩证地去看待。幸运的是，知道整个事件真相的有限的几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此事守口如瓶。受到如此的愚弄自然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但是如果这是一件只有当事人本身知道丢了脸的事，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忍下这口气。关键是将这件事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待，于是马基雅维里就刻意去这么做了。突然之间，他发出一声惊呼，手中的缰绳也一下子勒紧了，他胯下的马匹，觉得主人好像是要停下来，一下子停了下来，结果马基雅维里由于惯性身子朝前冲了一下。他的仆人们追了上来。“有什么事情吗，大人？”“没有，没有什么事。”他继续骑马向前。马基雅维里的惊呼和本能的身体动作是由于他脑海中刚刚闪过了一个念头。一开始他以为自己要呕吐，接着他意识到他获得了一个灵感：他突然之间意识到，在这个故事中，有着一出戏。通过用写剧本的方式他可以向那些嘲弄和掠夺他的人们实施一下报复。他可以狠狠地置他们于被嘲笑和被唾弃的境地。他胸中的不快消失了，当他再次踏上归途的时候，他的想像力活跃起来，他的面孔由于恶毒的快乐而发出光来。他要把剧本的背景放在佛罗伦萨，他觉得以故乡那些的熟悉的街道作为背景，他会在创作上更加自在一些。人物都是现成的，他只要将他们的某些性格特征强调一下就可以满足舞台的需要了。譬如说，巴托罗缪应该比真人要更加愚笨和轻信一些，奥莱莉娅则需要更加天真和驯良一些。他已经决定将皮埃罗塑造成一个拉皮条的人，会负责设计出一套男主人公将要使用的欺骗手法，而且他会是一个相貌不坏的小混混。剧本大体的轮廓已经在他心中成形。他自己将是剧本中的主人公，他要给自己取的名字也迅速地想好了——卡利马科。在剧本中，他是一个佛罗伦萨人，英俊，年轻和富有，在巴黎待过好些个年头，这样马基雅维里就可以对那些他既不喜欢也不尊敬的法国人发表一些尖刻的评论，另外，这个主人公从巴黎回到佛罗伦萨之后见到并强烈地爱上了奥莱莉娅。应该给她取个什么名字呢？卢克莱齐娅。他决定用一个以贤德而著名的罗马的贵妇来命名女主人公，这个历史上的卢克莱齐娅在被泰昆尼亚斯强奸后用短剑自杀了，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不禁窃笑了。当然，剧本将以一个皆大欢喜的方式结局，卡利马科将会与他心爱的女人最后欢度了一个春宵。阳光从蔚蓝的天空照耀下来，田野上还有一些残雪，马蹄之下的道路却冻得颇为坚实。马基雅维里穿得很厚实，正为自己脑海中的构思和创作愉快地兴奋不已。他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意气风发的感觉。眼下他脑海中只有一个主题而已，现有的材料要达到戏剧的效果也还太过平淡了些，他也清楚，他必须要想出一个喜剧化的策略来设计一个连贯一气的情节，将他心目中的那些场景串起来。他想寻找的是一个精彩的主意。让观众们能够大笑，并且，一方面自然而然地导向他最终将心上人勾引到手的大结局，另一方面又让他能够显示出奥莱莉娅的单纯，巴托罗缪的愚蠢，皮埃罗的恶棍性格，卡特琳娜的放荡和提莫提欧神甫的流氓行径。在剧中这个神甫将是一个重点人物。当想到他将最终可以揭露这个神甫的本来面目，他的贪婪，他的厚颜无耻，他的狡诈和虚伪时，沉浸在想象中的马基雅维里激动地搓起了手掌。他会给所有的人起个假名字，但对提莫提欧神甫他会用真名，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是一个多么伪善和狡诈的人。但是他还是想不出用一个什么样的主意来构造整个剧本，使戏中的人物动起来。这个主意必须是出人意料甚至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因为他打算写的是一部喜剧，情节必须是如此逗乐，以至于人们要惊讶地倒抽一口凉气，然后又开怀大笑。他很熟悉古罗马的剧作家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作品，于是他

命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源休为中书侍郎兼首席宰相，彭偃为中书舍人。没有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李唐皇室成员，纷纷表示抗议，却遭到了大肆诛杀。据史料记载，在几天之内被朱泚杀掉的李唐皇室的王子、王孙多达一百七十七人之多。初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朱泚在源休的建议下，开始向奉天进攻。此时身在奉天的李适身边仅有不到万余人保护，当得知朱泚叛变准备进攻奉天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到河北向攻打田悦的唐军告急。结果马燧率领人马回救奉天，由此开始了奉天保卫战。十月十日，朱泚留下李忠臣守卫长安后，亲自率领大军向奉天进军。邠宁镇留守韩游环和庆州刺史论惟明得知奉天危急，急忙各自带领三千人马援救奉天，走到礼泉（今陕西礼泉）时，正好与朱泚的大军不期而遇。论惟明本想和叛军交战，但却被韩游环阻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韩游环迅速带领人马绕过朱泚的大军，急速进入奉天城，但即使是这样，由于目标太过明显，在韩游环和论惟明刚刚进入奉天后，朱泚率大军已经到了奉天城下。叛军将奉天城围得水泄不通，韩游环见固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率军主动出击，在东门城外与叛军展开激战。但朱泚的人马声势浩大，韩游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有招架之功，无奈之下被迫退回城中。朱泚趁机向东城门发起冲击，唐军在城墙之上抵挡着叛军的攻城，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虽然唐军接连打退叛军的几次攻城，但叛军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守城将领浑瑊见死守不是办法，于是利用城内几辆装有干草的大车，命令士兵们推车塞住城门，然后点燃干草，顿时城门之下烈火熊熊，趁着这个机会浑瑊带领士兵趁着火势直冲朱泚的中军大营，叛军万没想到唐军会直冲过来，顿时阵脚大乱，被迫后撤30里安营扎寨。唐军虽然勉强打退了叛军的进攻，但并没有解除叛军对奉天的包围之势。而且守卫奉天的唐军兵力远不及朱泚人多势众，如果就这样守下去，奉天城沦陷是早晚的事情。迫于奉天城形势危急，李适急令距离奉天较近的灵武镇留后杜希全带领人马入援。杜希全即将到达时，李适召集朝臣商议杜希全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才能避过朱泚的大军进入奉天城内。当时浑瑊认为奉天城西北的漠谷道险谷峡，叛军容易在那里埋伏，不如从乾陵北面绕过，行军到奉天城东北扎营，这样可以与城内遥相呼应。但卢杞却认为，从乾陵边上通过，会惊扰陵寝，现在奉天危急，杜希全究竟是个什么想法，谁也拿不准，所以一定要谨慎。生性本就多疑的李适最终还是采纳了卢杞的建议，让杜希全从漠谷行军。但事实证明，朱泚早已经在通往奉天的各个要道埋下伏兵，其中就包括漠谷。十一月三日，杜希全带领1万人马经过漠谷时，遭到了朱泚人马的伏击。叛军用弓弩巨石在山上向峡谷内的杜希全的人马进攻，杜希全损失惨重，不得已退到榷州（今陕西彬县）驻扎，第一波援救奉天的人马就这样在李适和卢杞君臣二人的猜忌之下，被朱泚轻而易举地打败。奉天城从十月初被围到十一月初为止，一个月的时间城中粮食已经基本耗尽，李适派人出城打探敌军的情况，得到的消息是朱泚完全没有退却的意思，这期间叛军也曾几次攻城，但均被唐军打退，后来朱泚干脆来个围而不打，目的就是想困死李适。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十一月八日李怀光领兵5万从河北启程赶赴奉天援救，渡过黄河后在朱泚身后的蒲津城驻扎。与此同时，身在河北助战的神策军将领李晟也带领人马赶来援救。由于叛军将奉天通往关东的道路封死，所以李晟只能翻越太行山的飞狐关（在今山西涞源县），昼夜兼程经代州（今山西代县）雁门关南下，从河中府西渡黄河进入关中，进驻长安以北的东渭桥，在朱泚的西侧形成威胁。两天后神策军兵马使尚可孤领兵三千从武关（今陕西商南县）成功偷袭朱泚在要道埋伏的守军后，进占长安东南的蓝田（今陕西蓝田）。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趁着朱泚围攻奉天之际，领兵从潼关收复长安东侧的华州（今陕西华阴县），成功扼制住了朱泚大军东去的要道，朱泚多次派兵攻打骆元光，却因为分兵太少的缘故未能得手。从战略角度来看，潼关和华州的成功坚守，对于阻断朱泚与身在河北、河南战场的田悦、王武俊等人的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由于各路援军的援救，唐军在战略上渐渐对朱泚形成合围之势。朱泚十分清楚奉天城对于每一路人马的关键意义，如果奉天陷落李适被俘，则意味着唐军无论有多少路援救人马也是白搭。所以他不顾留守长安的李忠臣的一再求援，决定集中全力攻陷奉天，为了攻陷奉天朱泚将可以利用上的攻城利器全部用上，但由于李适曾经对奉天城加固，使得朱泚一连五次的进攻均被打退。十一月十四日，朱泚改变策略，由先前的集中攻打一门，改为分兵攻打各门，其中着重攻打南门。韩游环知道朱泚是想分掉奉天城的兵力，于是率领人马在城东北部严密布防。转天叛军利用云梯开始向城墙逼近，朱泚为了防止出现首次攻城时遭遇的火攻，提前让士兵用浸湿的毯子覆盖在云梯上，并悬挂水囊防止城上投下火种，叛军人多势众，爬上云梯开始登城，守城将士拼命向下射箭和投掷火炬，但因为朱泚事先做了准备，所以对云梯基本没有损伤，与此同时叛军在奉天城各门均采用此种方法攻城，本就兵力极少的守城唐军不得已与登上城头的叛军展开肉搏战。身在行宫之内的李适隐约可以听见厮杀声，这位缺少历练的皇帝担心城将陷落，不禁痛哭起来。虽然守城的士兵一次次大量砍杀已经登上城头的叛军，但由于连日作战伤亡极大，看起来奉天城似乎危在旦夕。就在这危急存亡关头，李适得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进驻蒲津的李怀光正在向奉天急速赶来，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李怀光的到来让李适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他发布诏书鼓舞奉天军民坚守城池，告诉他们李怀光带领人马即将前来援救，在这样的一种鼓舞下，奉天城始终在坚守，终于在五天后迎来了李怀光的人马。李怀光率军从蒲津关直指长安北面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沿着关中平原北面向西突进，十一月二十日，进抵奉天以东的醴泉（今陕西礼泉），由于其行军速度极快，完全超出了朱泚的预料，所以其在要道埋伏的人马被李怀光成功偷袭，进而形成李怀光与奉天城对叛军的夹击之势。直到现在为止，叛军围攻奉天城一连四十余天也已经呈现出疲态，所以在得知李怀光前来援救后，朱泚担心受到前后夹击，所以不得已下令撤回长安。值得一提的是，朱泚撤走的时候，奉天城内已经是弹尽粮绝，如果李怀光再晚到两天，奉天城定会陷落。李适被困奉天是他平生最危险的关头，由于他在对待河北、河南藩镇的决策上浮躁冒进，从而犯下了一个又一个战略错误，使自己几乎陷于绝境，更让大唐帝国自安史之乱以来第二次险遭覆没。奉天城解围后，很多朝臣纷纷上表向李适祝贺，但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却上疏李适，提出了不同意见：“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泚败亡，忧患还在前头。”事实证明，贾隐林的眼光十分独到，他所说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变为现实。第十二章动乱余波避难山南李怀光从河北迅速率兵入援解救了奉天之围，使得李适转危为安，这让李适十分高兴。但李怀光生性鲁莽，在从河北向关中进军的途中，经常对手下人说，宰相卢杞、户部侍郎赵赞、神策军使白志贞都是奸佞之徒，现在天下大乱都是这帮人造成的，等到解了奉天之围面见天子时，一定请求诛杀他们。这些话很快传到了宰相卢杞等人的耳朵里，由于李怀光手握重兵，所以以卢杞为首的朝臣们很惧怕李怀光。奉天解围之后李怀光认为自己立下大功，皇帝李适一定会用最高礼仪接见自己。而李适的本意也是如此，但卢杞等人却担心李怀光见到李适后，会真的请求皇帝陛下诛杀自己，所以卢杞、赵赞一起面见李适，开始为李怀光挖坑。“李怀光解了奉天之围，确实立下了大功，现在朱泚士气低落，如果能让李怀光一鼓作气收复长安，则可以一举平定叛乱。但现在要是让李怀光觐见陛下，他在奉天停留时间过长，等到朱泚做好了防守长安的准备，再想收复恐怕就不容易了啊！”李适刚刚摆脱奉天之围的尴尬处境，生性急躁的他无时无刻不惦记长安的情况，听到卢杞等人的建议后，李适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没有过多思考，就下诏告诉李怀光不必觐见，迅速领兵进驻长安西面的西渭桥，和神策军将领李晟共同收复长安。李怀光收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彻底愤怒了！作为郭子仪的老部下，李怀光在李适即位后逐渐冷落郭子仪的情况下，心中始终存有心结。虽然李适并没有用“站队”的概念来看待李怀光，依然重用他，但性格直率的李怀光依然为老领导郭子仪打抱不平，认为郭子仪受到冷落是因为卢杞、赵赞等人向皇帝进谗言的结果，他始终想为郭子仪报仇，所以才说出请求皇帝诛杀卢杞等人的话语。现在皇帝陛下居然都不和自己见上一面，这让李怀光十分恼怒，而且感到前途黯淡，于是在简单整顿兵马后，李怀光离开了奉天，在长安西郊咸阳屯兵不动。进驻长安西郊后，李怀光迟迟没有收复长安的意思，他向李适上疏陈述卢杞等人的卑劣行径，希望李适能够警醒。诸多朝臣也纷纷上疏，认为现在国家动荡卢杞等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李怀光和诸多朝臣的努力下，十二月二十九日，李适不得已下诏贬卢杞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司马，白志贞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赵赞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按说李适已经做出了姿态，但李怀光在咸阳足足屯兵两个月，丝毫没有向长安进军的迹象。这两个月的时间使得朱泚在长安重新稳定住阵脚，将国号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看到朱泚逐渐强大，让逼迫皇帝的李怀光内心十分不安，在他看来，目前皇帝还需要自己平叛，所以自己有充分的利用价值。如果朱泚一旦败亡，自己定会遭到秋后算账，于是他开始有了叛唐之心，秘密地与朱泚开始联系。李适见李怀光迟迟不肯动兵，多次派使者前去督促，但李怀光总是找理由推三阻四，让李适十分不满。为了防止出现变故，李适让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人马进驻咸阳，名义上归李怀光统辖。但李晟察觉出李怀光有异心，上疏请求李适让自己移军长安西渭桥驻扎，却并没有得到李适的批准。不过李适这次吸取了一些先前的经验教训，并没有立即动怒，而是让翰林学士陆贽去咸阳宣慰李怀光。名为宣慰，实为窥探。应该说陆贽很好地完成了李适交给的任务，回来后为李适提出了一个对后来战局发展影响深远的建议。陆贽在宣慰李怀光的同时，他看到了李怀光虽然按兵不动，但其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每次部下提出迅速进兵长安的建议时，都会遭到李怀光的痛斥，而且对于李晟的到来，李怀光显得十分轻视。陆贽认为现在皇帝李适已经对李怀光十分容忍，但李怀光的所作所为对李适实乃大不敬，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节制他，一味姑息求安，恐怕最后变故难测。现在李晟请求移兵，李适应该赶快同意，否则李晟的人马定会被李怀光兼并。陆贽的建议得到了李适的批准，于是李晟得以从咸阳撤出，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李晟的人马挽救了再一次深陷困境的李适。李适对于李怀光的态度可谓是十分矛盾，他意图前往咸阳督军各镇收复长安，却被李怀光认为是效仿汉高祖游云梦。所谓汉高祖游云梦是指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上报韩信谋反，结果刘邦采用陈平的计策，巡游云梦泽大会诸侯，等到韩信前来拜见的时候，一举擒获韩信。李怀光认为李适前来咸阳恐怕也怀有当年刘邦的想法，所以加紧了叛唐的准备，在给李适的各种奏疏中言辞颇为不逊。李怀光的态度让身在奉天的李适大为惶恐，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决定前往咸阳的想法让李怀光忧虑。在李适看来，李怀光越来越不敬的态度，恐怕是他怀疑有人在自己面前进谗言，为了打消李怀光这种顾虑，李适在兴元元年（784年）二月二十三日，特地下诏升迁李怀光为太尉，并赐他免死铁券。李适本以为外贬卢杞等人和升迁李怀光的官职，会让安抚住李怀光，但事实却是当使者到李怀光那里宣读诏书和赐给铁券时，李怀光愤怒地将铁券扔在地上，然后说了句彻底与朝廷决裂的话：“皇上难道怀疑我吗？人臣造反赐给铁券，怀光没有造反，今天却赐铁券给我，这是要我造反啊！”使者连夜回到奉天将李怀光的态度告诉李适，李适听后大为惊讶，他本来指望自己一连串的忍耐，会换来李怀光的悔过，但却事与愿违。现在的局势是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的可能，但李怀光如果回师反攻奉天，那将是天大的麻烦。所以，李适产生了离开奉天的想法。当时韩游环在奉天掌兵，韩游环是李怀光的老部下，所以李怀光派使者和韩游环联络，想让他在奉天叛变，充当自己的内应。一直对唐廷忠心耿耿的韩游环上报李适，并建议李适名义上继续提升李怀光的官职，但罢去其兵权，让各军将领不再受他的调度，这样即使李怀光发动叛乱，危害也会减轻，但对这个建议，李适始终摇摆不定。李怀光动员韩游环造反，可是迟迟等不到这个老部下的行动。于是在二月二十六日他又准备派遣部将赵升鸾潜入奉天，让他在奉天城中充当内应。可是赵升鸾也将李怀光的计划报告给了奉天城中的浑瑊，鉴于李怀光距离奉天实在太近，浑瑊建议李适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梁州即是今天的汉中地区，位于秦岭南坡和大巴山之间，当时与关中地区的交通以栈道相连，可谓是险阻异常，而且距离长安更为遥远。李适其实是不想去梁州的，但在朱泚和李怀光的双重压力下，似乎也只有这一条较好的退路，所以他只能委曲求全地前往梁州避难。离开奉天城的那一天，当走到渭水河准备南渡的时候，李适遥望京城长安的方向，不住的对身边的大臣哽咽地说道：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势，言罢李适的眼泪夺眶而出。当时谁都明白李适是在比喻自己未来可能会像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偏安一隅，其实朝臣们心中对今后何去何从，以及平定叛乱重回长安同样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个问题犹如沉重的石头压在李适及其诸多朝臣的心上。李适在前往梁州的路上一度想效仿先辈李隆基避难成都。如果不是神策军将领李晟极力劝阻，恐怕当时大唐帝国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收复长安李适在李怀光的威胁下前往山南避难的消息传到长安后，留在长安的诸多唐朝官员顿感唐室复兴无望，纷纷出来投靠朱泚，可以说朱泚在长安已经将自己的“国家”经营得有模有样。反观李怀光这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威逼皇帝李适避难山南之后，他的许多部下认为李怀光实属大逆不道，所以纷纷背叛了他，其势力日益弱小。先前朱泚看到李怀光实力强劲还颇为忌惮，等到李怀光犹如秋天的蚂蚱时，朱泚于是用皇帝的身份给李怀光下诏，将他当作自己的臣子。面对朱泚的欺辱，李怀光十分愤怒，但苦于实力无法与之相抗，于是烧掉军营向东进发，抢掠关中东部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等十二个县，最后撤到黄河东岸的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驻扎。李怀光和朱泚反目，对李适是个好消息，但当时很多军队不是按兵不动坐观其变，就是跟随李适一同前往山南，能留在关中坚持抗敌的只有神策军将领李晟。李适在前往山南的路上时，让李晟的部将向其传达口头诏命，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希望李晟能够跟随自己前往山南护驾。但李晟接到口谕后，却哭拜在地说道：“长安是京城，是大唐的根基所在，如果都跟随陛下去避难，那谁来收复长安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晟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收复长安迎回皇帝。我们不能否认李晟的决心，也不能否认李晟的兵马之强壮，但其四周皆

方正面接触之前，中国文明遇到过来自周边文明的挑战，甚至包括来自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都成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开创新局。佛教文明的引入，导致中国文明华丽转型，成功构建中国文明新形态，所谓宋明理学，其实已不是中国文明原初形态，不是孔子那时老模样。但宋明理学确实让中国文明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是中国文明的逻辑结果。印度佛教文明能被中国文明比较没有障碍地接受，当然与佛家文明的农业社会基础密切相关。中印两大文明说到底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所以印度佛教的进入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结构，没有导致中国社会转型。但随后而来的西方文明就不一样了。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化、商业化色彩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原本并不存在冲突，中国接纳西方文明，不过就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因子而已。然而中国并没有很快用加法完成这个转变，中国的忧虑是工业文明会用减法替换掉农业文明。几百年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忧虑太过了，所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大度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进入，并不会替换掉中国的农业文明，但一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定会对中国的官僚阶层提出不一样的要求。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官僚队伍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牧羊。所谓州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通俗的话说，放羊就要让羊吃饱、吃好。牧民，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安心、满意，不造反。所以，传统中国职业官僚阶层，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孔子、孟子的说法都不错，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皓首穷经期待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就是金榜题名，这就是仕途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官范没有别的，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放羊。所以那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释什么是民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民就是眠，就是睡着不醒。老百姓不需要参政权、建言权，老百姓只需要吃饱吃好，需要风调雨顺。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就不一样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基本上依靠纳税人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老百姓成为纳税人，官僚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要治于人，受到纳税人的监督和监控。今天中国官僚队伍依然热衷于治人，而不适应、不乐意治于人，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时代转型，没有弄清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范。君子之德风所谓大变革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时期，因而在这个时代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有旧。在传统社会，官僚士大夫阶层是社会中心，是社会中坚，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引领者。那个时代的政治，按照孔子的设想非常简单，就是凭借这些社会中坚道德垂范。通读《论语?为政》二十四章，孔子以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率先垂范，为政以德。所谓“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谓“思无邪”；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其实都在说中国古典背景下的从政要诀，这个要诀非常简单，就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孔子的真诚告诫，也是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官僚阶层时刻谨记的圣贤教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说，官僚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中坚，既是牧羊人，也是道德示范、道德楷模，老百姓以官僚士大夫阶层言行为标的，为诉求。这是传统社会牧羊人的基本要求。传统社会要求君子政治，要求官僚士大夫阶层谨言慎行，率先垂范，这不仅因为那时传播手段落后，没有独立的、专业的狗仔队，而且还因为那时只是一个又一个家天下，官僚士大夫都在给皇上打工，吃皇粮，他们公共生活之外的私生活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必要曝光。回望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圣君，就是贤相，好像两千年历史就被圣君贤相包办似的。两千年被揭露出来的不堪人物，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这显然是不真实的。现代社会，官僚阶层貌似不再为皇上打工了，改为替纳税人尽责了，貌似这些被称为干部的新阶层可以“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显然是对现代社会的错解。现代社会确实释放了民众对政治干预的权力，公权力也确实已经或正在被关进笼子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政治家，即便不是政治家的公众人物，都有一个如何示范社会、引领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不会继续要求干部、公众人物无私奉献，但任何干部、公众人物，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于权势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实业家，都必须走正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财富一定要经得起媒体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大变革时代的官德还是传统社会的那些原则，率先垂范，成为引领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楷模。人生意义我们这些年官场秩序失范，许多被揭露出来的官僚，用丑态百出、丑态毕露，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的丑陋，他们一再测试人类的底线，触及人类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腾飞的中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呢？为什么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会如此藏污纳垢呢？这当然与抽象意义上的政党无关，因为任何个人只要违背了政党的宗旨，他就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政党。党内出现如此污浊的事情，是历史的不幸，是没有向这些党政领导者说清楚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没有讲明白，或者这些党政领导者没有弄明白人生的意义。古典中国人生智慧讲究知足常乐，讲究适可而止。古典中国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讲究立德、立言、立功，讲究三不朽。在传统的中国，物质是匮乏的，享受大致是适度的，那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历史，以历史为宗教，对历史具有一种敬畏心。相信现实世界的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过程，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并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就是不朽，就是进入历史。而进入历史，能够不朽，肯定不是在现实世界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阴德，留下多少善念。由于我们这些年近乎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宣讲，我们几乎将人生完全还原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过程，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多少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子孙后代不会感谢他们这些祖先牺牲“小我”，保全贪腐，保全财富，而是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耻，为不屑。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圣君贤相的子孙后代固然有值得炫耀的题目，即便那些从来没有得到过物质好处，仅仅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立德、立言、立功空名的士大夫，也永远被他们的后人感念、追怀，而那些以贪腐，以为子孙后代留财富为诉求的人们今安在？他们的后人为什么不敢、不愿追怀他们呢，为什么不敢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呢？这都很值得当今中国的干部们思考。有时候，我会为当今中国因贪腐而潜逃海外的那些人悲哀，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重建道德规范，一定要弄清人生的意义。否则，再过若干年，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先人都是被自己的国家通缉而未能归案的贪官。这个特殊的阶级会有什么样特殊的心理呢，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自己的先人呢？任何人的自然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永生只在历史中。历史中的永生，才是真永生，现世的繁华、奢侈，不过是一片浮云。大变革时代需要新的官箴，新官箴并不必完全弃旧图新，“三不朽”才是真不朽，告诉我们的党政领导者向此努力，用自己的细微努力建造一个理想社会。李鸿章马关讲和的一些细节李鸿章遇刺后，中日之间的谈判并没有中断，反而因李鸿章受伤而加快。双方就日本原案和李鸿章的修正案进行多次书面争议，李鸿章也向朝廷多次请示，商量对策。朝廷在这些天对日本议和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吵得一塌糊涂，皇太后坚持辽东半岛和台湾皆不可弃，即便谈判决裂再战，也在所不惜。根据这个精神，朝廷于4月8日电报指示李鸿章，强调奉天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辙弃资敌？至于赔款，万万以上，中国肯定付不出来，日本如果不肯多减，中国也没有办法。至于通商一条，朝廷已与赫德密商，寻求解决办法。增加通商口岸七处，重庆、沙市、梧州可以答应，京师、湘潭不太方便，苏州、杭州均系内河，亦多不便。稍后，朝廷又指示，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不到万不得已，都应竭尽全力驳斥对方。万一实在顶不住，那么谈判底线就是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这就是朝廷的底牌。此前，由于李鸿章意外负伤，中方亦担心因此而耽搁正常会谈，经秘密协商，由中国政府补充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商议和约，并于4月6日照会日本政府。于是，比较正规的谈判，也就没有因李鸿章无法赴会而中断。4月8日，伊藤博文派人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的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呢？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十一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伊藤要求中方明天即9日为期，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的指示要他们顶住，要他们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本方面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也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否承担得起的事情，而是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来做主。当天（4月8日），李鸿章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这些谈判要点和细节，以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他建议朝廷适度让步，可以考虑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等地等到将来再说，这样较之日本所划经纬线界已减少大半。至于澎湖列岛，既然已被日军占领，只能暂时同意允让，因为即便我们不同意，日军也不会退出。关于赔款，李鸿章答应按照朝廷先前指示，以一万万这个标准进行谈判。他只是请示，假如日方实在不答应，始终坚持，那么他李鸿章是否能够答应适度增加点呢？李鸿章最后还不忘提醒朝廷，谈判前景不容乐观，还是及早命令前敌各将帅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吧。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那么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告诉朝廷的那两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日本方面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日本方面认为，他们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基础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修改余地。但中国的修正案内容与日方的要求相距太大。鉴于如此分歧，日方蛮横地以为中国没有讲和的诚意，遂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的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的要求，并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和约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也就不必啰嗦了。日方的这个和约修正案的提出在4月10日下午，地点就是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因而立即赴会。下午四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稍事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伊藤表示，现在已经停战多日，留给我们谈判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日方现在准备了一个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耗时光。日本此次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十一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三个方面。关于割地，日本方面在这个新的和约草案中坚持台湾及澎湖列岛仍依原案；关于奉天南部之地，减为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起，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邑，皆包括在界线内。此外，凡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的岛屿亦在割让之列。关于赔款，减为二万万两。关于通商条约修改，日本不容变更其原案，但是，其一，新开商港可减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其二，日本国轮船的航线可修正为：（1）由长江上游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2）由上海入吴淞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在提交这个和约草案的时候，伊藤博文强调：这个方案实为日方最后让步，希望中国使臣对此只要给予接受或不接受的答复，其他的就不必啰嗦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李鸿章将日方要求向朝廷作了汇报。4月15日一大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最后指示：先前指示，原本希望能够挣得一分是一分，不料日本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不通人情不给面子，那么就这样吧，你李鸿章可以参照先前的指示与日本人定约吧。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下午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这个时间较伊藤的约定早了一个半小时。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做了最后奋斗与努力。他表示：李某现在确实拿到了朝廷的御旨，有权酌量办理。只是这个事情实在棘手，我也不知道怎样酌量，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伊藤对李鸿章的请求不为所动，他强调：李大人的处境不妙，我伊藤的处境也与中堂相似，各为其主，大家都很难。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以动摇；而本国议院权重，我伊藤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李鸿章说：我去年在国内被满朝言官弹劾，大家都说我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好。想想也是，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今天我有幸与伊藤首相议和立约，这不就是交好的明证吗？李鸿章想尽办法希望伊藤再作让步。伊藤说：你就任他们骂吧。这么大的事情，相信他们也没有人担当得起，堂堂中国，大约也只有中堂一人能够担此重任。说便宜话的人到处都有，我伊藤在日本的处境与中堂相似。李鸿章至此回归主题，坦言：我并不是怕舆论批评，只是皇上让我来议和，授权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也算是我酌改了，请贵大臣替我想想，何处可以酌让？比如赔款、割地两端，总要少许让些，让我有个面子，即可定议。对于李鸿章的请求，伊藤博文毫不退让，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日方如有可让之处，早就让了，何必等到现在？对于伊藤的坚持，李鸿章也不为所动。他说：前此会议结束时，我曾请你再让我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同意的意思。现在，如果贵大臣兑现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二人立马定约。伊藤说：如能少让，我肯定让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李鸿章再说：五千万不能，那就让两千万吧。现有贵国一份报纸说日本此次战争的总兵费只用了八千万。这个说法或许不足为凭，然非无因。李鸿章说着将这份报纸递给了伊藤博文。伊藤细看报纸之后表示，这种报纸全是道听途说，专与政府作对，万不可信。李鸿章说

指秦国的军队。死人不会说话，卜偃说这句话，背后必定有人指使。这个人有可能是狐偃，也有可能是先轸，总之是晋国的鹰派。这句话也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有准确的情报作为依据。两年前，秦国与郑国签订秘密盟约后，秦将杞子等人就一直留守在郑国，成为了秦国的驻外部队。听到晋文公去世的消息，他给秦穆公写了一封密信，信上说：“郑国人对我们很信任，要我们担任新郑北门的守卫任务。如果派大军潜行而来，里应外合，消灭郑国易于反掌。”这无疑是个馊点子。当年烛之武游说秦穆公不要打郑国的主意，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秦国离郑国太远，中间还隔着晋国，就算消灭了郑国，好处也只能让晋国得到，对秦国没有任何意义。秦国的大夫蹇叔则进一步指出：“劳师袭远，是兵家大忌。部队从秦国出发到郑国，有千里之遥，怎么可能‘潜行’？不但郑国人会知道这个计划，晋国人也会知道。”坚决反对杞子的提议。用现代管理的语言来说，杞子的计划，不但目标的设定有问题，操作起来也不具备现实性。但秦穆公显然将晋文公的去世当做秦国称霸的一个契机，听不进蹇叔的劝阻，决定派百里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人带部队前往郑国。孟明视是大夫百里奚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则是蹇叔的儿子。关于百里奚这个人物，《左传》与《史记》的记载有较大的出入：第一，公元前655年，晋献公灭虞国，俘虏了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人作为陪嫁的奴仆，一并送到了秦国。在《左传》的记载中，这两个人自此没有下文。而根据《史记》的记载，晋献公俘虏了“虞君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则井伯即为百里奚无疑。《史记》又记载，百里奚在前往秦国途中，趁人不注意，偷偷地跑出了送亲队伍，而且流亡到楚国，被楚国人当做三无人员给抓了起来。秦穆公听公孙枝说百里奚有德有能，想花重金从楚国人手里将他赎回，但又怕动作太大，引起楚国人的警觉，于是派下人出面到楚国交涉，说：“我国有一个逃亡的奴仆百里奚现在贵国，请允许我们用五张羊皮将他赎回，以惩戒逃亡之人。”五张羊皮，在当时应该就是一个奴仆的价格。楚国人听了，也没怀疑什么，就把百里奚交给了秦国人。到了秦国，秦穆公亲自来迎接百里奚，一问年龄，已经七十了，老是老了点，然而满腹经纶，秦穆公和他谈了三天，如同当年周文王得到姜太公一般高兴，拜为大夫，令他主持国政。当时国人都戏称他为“五羊皮大夫”。百里奚又向秦穆公推荐了自己的朋友蹇叔，秦穆公于是将蹇叔也找来，拜为上大夫。虽然《史记》言之凿凿，但百里奚与井伯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在《左传》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第二，公元前628年，秦国打算派兵袭击郑国。根据《左传》的记载，当时只有蹇叔站出来表示反对，则百里奚无疑已不在人世。秦穆公坚持要派兵，蹇叔牵着孟明视的手，说：“大侄子，我恐怕只能看见你出师，不能看见你回来了哟。”秦穆公知道了，派人警告蹇叔说：“你这老头子胡说八道个啥，如果不是活得长，你坟墓上的树都可以双手合抱了！”言下之意，我听你歪歪叽叽几十年，早听厌了。秦国大军从东门出发，蹇叔前往送行，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雄纠纠、气昂昂地站在战车上，忍不住哭泣，嘱咐他们说：“此去郑国，一定要小心晋国人在殽（xiáo）地偷袭我军。殽地有一处山谷，地势险要，南边山麓是夏朝后皋的陵墓，北边山麓是周文王当年躲避风雨的地方。你们倘若死在那里，就由我这个老头子来替你们收拾尸骨吧。”但是根据《史记》的记载，当时反对出兵的不止蹇叔，还有百里奚。而且在秦军出发的时候，两个人都参与了“哭师”。仔细推敲起来，《史记》的记载有点不靠谱：公元前655年，百里奚已经七十岁，到公元前628年，百里奚如果还活着，则已有九十七岁。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活到九十七岁恐怕不太容易。因此，我们还是采用《左传》的观点，即：百里奚与井伯是两个人，孟明视出征的时候，百里奚已经去世。言归正传。公元前627年春天，偷袭郑国的秦军部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离郑国很近的王城雒邑。经过雒邑北门的时候，为了表示对天子的尊重，孟明视令战车上的弓手和持戟之士脱掉甲胄，下车步行。然而刚一过城门，秦军将士就纷纷跳上战车，动作十分彪悍。当时王孙满尚幼，站在城楼上看到这一幕，说：“秦军轻佻无礼，必定失败。轻佻则少谋，无礼则防备不周。身处险境又没有防备，且无谋略，哪能不败？”秦军公然经过雒邑，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郑国如果有常驻雒邑的间谍或是外交人员，只要轻车快马走小路给新郑送去一封密报，秦军偷袭新郑的计划就得泡汤。然而，直到这个时候，郑国官方似乎仍然对近在眼前的危险毫不知情。新郑城内，一切有如往日般平静，秦将杞子等人带领的小支秦军部队仍然负责北门的警备，一丝不苟地检查着可疑人员的行李和证件。如果不是那个名叫弦高的郑国商人的出现，秦军这次千里奔袭郑国至少在战术上是成功的。弦高是来往于新郑与雒邑之间的商人。他的生意很简单，在郑国收购牛，贩到雒邑去卖，从中赚取差价。春秋时期，商人的政治地位相当低下，在“士、农、工、商”四大职业中属于垫底。但是，郑国的商人地位特殊，某些商人自郑桓公年代就与公室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甚至“世有盟誓”，休戚与共。据《国语》记载，郑桓公在王室担任司徒，听了史伯的建议，向东经营自己的势力，用大量的金钱贿赂雒东诸国，收买人心，背后想必就有商贾巨富为其撑腰。再加上郑国地处中原心脏，是南来北往的交道要冲，商业远比其他诸侯国发达，郑国商人地位因此比别国商人高也不足为奇。弦高是否与郑国公室有交往，《左传》没有明说。但是当他途经滑国，听到秦军入侵的消息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派人赶回新郑去，向郑穆公报告敌情。弦高自己则装作郑国的使者，带了四张牛皮和十二头肥牛前往秦军大营。见到秦军主将孟明视，他神态自若地说：“寡君听说您将带兵经过蔽国，特命在下来犒劳大军。”古人献礼，讲究先轻后重，弦高先以四张牛皮献给孟明视等人，然后再以十二头肥牛犒劳秦军将士，搞得像模像样。秦国人对他的身份没有产生任何怀疑。既然派使者前来劳军，说明郑国已经有准备，偷袭显然是不可能了。孟明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考虑再三，对西乞术和白乙丙说：“郑国有了防备，我们如果硬攻，很难攻克；如果围城，又没有后援，只能回去。”孟明视不想白跑一趟，顺手将滑国灭了，掳获大批财物，一路迤逦西行。而在新郑，郑穆公收到弦高的情报之后，派人到杞子等人居住的宾馆打探，发现秦军正在厉兵秣马，作战斗准备。他派人前去拜访杞子，说：“各位在敝国久居，将敝国存粮吃得也所剩无几了。现在听说你们将要远行，也没什么相送，郑国有块原圃，和秦国的具圃一样，是打猎的胜地，各位可以到那里自行方便，打几头麋鹿作为粮食，也好让敝国轻闲一下，如何？”话说得很客气，杞子等人听了却是满头大汗。没过多久，密探又送来孟明视大军撤离的消息。杞子知道机密泄露，大势已去，逃亡去了齐国，逢孙和杨孙则逃往宋国，驻守新郑北门的秦军部队也一哄而散。秦军劳师袭远，已经是一错；袭远不成，顺手灭掉滑国，又是一错。这两错的理由相同：郑国和滑国离秦国千里，就算灭了这两个国家，也无法管理，只能让他国得利。至于获得些许战利品，更不似大国所为，反倒像鸡鸣狗盗之徒。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孟明视自滑国起程的时候，晋国也正在酝酿袭击秦军的计划。刚刚继承君位的晋襄公主持了军事会议。先轸非常兴奋，说：“秦伯不听蹇叔的劝告，因一己之贪而劳累全国，是上天给我们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咱们必须讨伐秦军。”“我们尚未报答秦国人的恩惠，反而攻击秦国的部队，难道先君才死，你们就忘了他的立场了吗？”栾枝反驳道。“秦国不对我国先君的去世表示哀悼，还讨伐我同姓诸侯，是秦国人无礼，还谈什么报答？我听说一日放纵敌人，后患将波及几代人。祸及子孙，难道是先君的立场吗？”辩论的结果，先轸占了上风。晋襄公身穿黑色孝服发兵，并且策动姜戎部落派兵相助，前往殽山拦截秦军。秦军从雍城出发的时候，蹇叔一再叮嘱他的两个儿子要提防晋军在殽山打埋伏。但西乞术和白乙丙都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孟明视也放松了警惕，加上秦军在滑国掠夺了不少辎重，经过殽山山谷的时候，部队拖拖沓沓地，竟然拉了近十里长。从殽山的地形来看，恐怕只能说，秦国人完全是为了让敌人伏击才摆出这种长蛇般的行军队列。晋国人等秦军完全进入山谷后发动进攻，将秦军截成几段，分割包围。这一仗，秦军几乎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也成为了晋军的俘虏，从滑国抢回来的战利品，不消说，也成为了晋国人的战利品。获得“殽之战”的胜利后，晋国上下才为晋文公披麻戴孝。自晋献公年代，秦国与晋国就互相通婚，不是晋国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就是秦国将公主嫁到晋国来，双方借此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友好关系。后人将婚姻称为“秦晋之好”，就是出自这一段典故。然而，再好的婚姻也不过是政治的附属物，一旦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两国就不免拔刀相向，将几十年的交情全部抛到了爪哇国。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与婚姻关系之中，女人虽然是弱者，却时常以其柔弱的力量影响着历史。公元前645年的韩原之战，晋惠公成为秦国的俘虏，正是因为他姐姐在秦穆公面前以死相挟，他才得以免受耻辱，并最终被释放回国。十八年之后的殽之战，秦军三帅成为晋国的俘虏，晋文公的遗孀文嬴希望能为秦国做一点事，便向儿子晋襄公请求释放这三个人，她说：“就是这三个人离间秦、晋两国君主，导致两国交兵。秦君如果得到这三个人，恨不得扒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哪里用得着你动手？不如让他们回秦国去受死，以满足秦君的愿望。”文嬴是秦穆公的女儿，按照《左传》的记载，应当就是当年被立为夫人的怀嬴。晋文公死后方获得“文”的谥号，因此现在将怀嬴改称为文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晋襄公听了文嬴的话，就把孟明视等人释放了。第二天上朝，先轸问起秦国战俘的事，晋襄公如实回答说：“母后为他们求情，我已经放他们走了。”先轸一听，暴跳如雷：“战士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战场上捉到他们，妇人用一两句话就将他们放跑了，这是损己利人的事，晋国离灭亡不远啦！”说完竟然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就吐了一口痰。晋襄公也醒悟过来了，命大夫阳处父去追孟明视。阳处父一直追到黄河边上，孟明视等人已经在秦国派来接应的船中。阳处父急中生智，解开战车左边的马，对孟明视说：“主公派我来送您一匹好马，请回来将马载走。”傻瓜才会回来。孟明视站在船头作了一个长辑，说：“感谢贵国国君的恩惠，没有将我们杀掉祭战鼓，使我们得以回秦国去接受惩罚。如果我回国被处以死刑，那是死而不朽；如果万幸得不死，三年之后必定回来拜谢（三年将拜君赐）！”秦穆公得到孟明视等人回国的消息，穿着白色的衣服亲自到雍城郊外迎接，见到他们就大哭说：“都怪我没听蹇叔的话，使得你们遭受耻辱，罪责全在我一人。”当场宣布孟明视仍然官复原职，并且说：“是我的过错，大夫何罪之有？我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埋没一个人的优点和能力。”【父子相残的人伦悲剧】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你攻我伐，争夺“天下”这个有限的市场。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兴起的近百年间，中原诸国虽有大小，然而实力相差并不十分悬殊，用现代市场理论来说，是完全竞争时期。待到齐桓公兴起，凭借雄厚的国力，通过军事与外交手段，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胁迫或诱使其他国家听命于他的领导，霸主政治也随之产生，春秋的历史进入垄断竞争时期，少数几个寡头先后崛起，各领风骚数十年，产生了所谓的“春秋五霸”，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当然，后人对“春秋五霸”这一说法，历来有很多不同意见。比如说，齐桓公被称为霸主，自然当之无愧。可是，与齐桓公同时崛起的楚成王，无论在实力上还是成就上，都不输于齐桓公，在某些方面似乎还略胜一筹。若论春秋之霸，楚成王不应被排在门外。比如说，宋襄公志大才疏，失仁失义，丧师辱国。若论斤两，充其量是一个鼻子上贴白药膏的丑角，可是仅仅因为曾经召集过一两次并不成功的会盟，便也将他列入五霸，有滥竽充数之嫌。又比如说，郑庄公挟天子以令诸侯，联合齐、鲁二国，纵横河雒之间，所向披靡，虽无会盟诸侯之举，已有号令诸侯之实，是否应该考虑将其也算作春秋一霸，而且是首霸？就算是齐桓公、晋文公两位最不受争议的入选者，后人也还是有诸多争议，焦点是：谁更胜一筹？站在不同的角度看，焦点问题也有诸多解读。比如说，在应对楚国的扩张这一问题上，齐桓公始终没有勇气与楚国放手一搏，在战略上处于守势；晋文公主动求战，而且大获全胜，有效地遏制了南风北渐。以此观之，晋文公胜。然而，齐桓公之所以不与楚国正面交锋，自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召陵之盟貌似不如城濮之战辉煌，但在其有限的条件下，也许是可能获得的最好成果，单以战争的成败论英雄，不能令人信服。若论及扶危救难，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齐桓公似乎又胜晋文公一筹。如是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恐永无定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我的意见是：齐桓晋文，俱为豪杰，单以个人成就论，难以区分伯仲。但齐桓之霸，仅为个人之霸，由于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在他死后，齐国陷入混乱的局面，国势每况愈下，齐国的霸业也被雨打风吹去，成为明日黄花。而晋文之霸，乃是晋国之霸，虽然其霸业甫成即撒手西去，晋国的霸业在一大批能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之下，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日益强盛。殽之战是在晋文公的葬礼尚未举行的情况下进行的。殽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晋国霸业方兴未艾的标志性事件。站在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晋文公完胜齐桓公。完胜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坚持了以人为本，注重人才的使用和国民素质的培养。晋文公的人力资源战略其实很简单：大胆起用非公族的士大夫，让他们掌握实权。晋文公死后，正是狐偃、赵衰、先轸等非公族贵族作为晋国的主要支柱，继续辅佐晋襄公，维护了晋国的稳定和发展。晋文公用人唯贤，到了不拘一格的地步。《左传》记载，某年晋国的大臣胥臣臼季奉命出使他国，在冀（晋地名）的郊外住了一宿，看见一个叫郤缺的农夫在田里劳动，其妻为其送饭，态度十分恭敬，夫妻相敬如宾。臼季觉得很奇怪，于是向人打听，才知道这位郤缺原来是罪臣郤芮的儿子。（公元前636年，吕甥、郤芮密谋放火焚烧公宫而谋害晋文公，事败被杀。）臼季将郤缺带回绛都，向晋文公汇报了出使的情况之后，介绍郤缺说：“我找到一个有德之人，特此向你推荐。”晋文公一挑眉问：“你怎么知道他是有德之人？”臼季描述了一番他在冀郊田野里看到的现象，说：“敬重，是有德行的表现；夫妻相敬如宾，其人必有大德，可以帮您治理民众，恳请您一试！”见晋文公仍在犹豫，又说：“出门如见大宾，办事如同祭祀一般慎重，这样的人心地仁厚，可用！”晋文公沉吟了半晌，不无疑虑地问道：“他父亲犯有重罪，这样的人也可以用吗？”“此人是国之栋梁，不应该计较其先人的罪恶。当年鲧治水不力，

人不会都活下来的，留下两三个人给我们吃了吧！”彭遵泗《蜀碧》记载，一个人看到一个茅屋炊烟四起，便进去看锅，一看，里面都是人的手掌腿足。四川人烟几乎灭绝，于是到处都是老虎，《蜀警录》记载“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前。”大屠杀、大瘟疫、大饥荒、大老虎后，四川几乎没人了，清廷对于四川也作为化外之地，压根儿不管了，直到张献忠之乱结束三十八年后，《清史稿·列传六一·王骘传》记载，四川松威道王骘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给康熙的奏折中说四川（含重庆）“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康熙于是下令湖广填四川，把湖北湖南人向四川移民，康熙下令来四川的人，最初五年不用交税。到如今四川（含重庆）人口已经达到一亿一千万人了，短短三百多年时间，人口涨了六千倍。当然，王骘的数字肯定不准，四川蜀道之难，许多地方的人口是没法统计的，但人口的大规模繁衍也确是事实。康熙也很好奇四川究竟为何人口如此之少，《陶庐杂录》记载康熙曾说：“张献忠在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有写这些事的书吗？”大学士张鹏镉说：“没有。”康熙：“李自成张献忠在河南邓州分兵后张献忠进军至四川，你爸今年八十七岁了，张献忠入川的时候应该十七八岁，肯定有见闻，你问明后写下来上奏，朕要看。”在张献忠屠川期间，整个四川只有秦良玉的辖区石柱和黎州免于涂炭，秦良玉是咱们前面写己巳之变时提到过的美女军事家，她一直与张献忠做坚决抗争。张献忠覆灭后，她继续抗清，被南明朝廷封为太子太保、忠贞侯，她刚要起身率军去福建抗清，奈何郑芝龙叛变，未成行。1648年秦良玉被南明永历帝封为太子太傅，四川招讨使，秦良玉说道：“老妇我朽骨余生，实先皇（崇祯）恩赐，定当负弩前驱，以报皇恩！”然而，她还没来得及出发，就去世了，她是后人心目中的女英雄。四川要是能多一些秦良玉，何至于有如此兵祸？！西欧从公元8世纪起，才有关于农民起义的记载，到公元16世纪为止，这八百年间，西欧总共发生了七次农民起义。并且，西欧的几十个国家和王朝没有一个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再看中国，明朝农民起义最少的朱元璋、朱棣时期，五十六年间就爆发了一百零三次起义（据《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统计），中西反差如此之大！在中国，每隔一二百年，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人口激增，人口激增导致人多地少，人多地少导致一部分农民无法生存，而如果在这个时候爆发水灾旱灾，而官府却一味压榨农民的话，农民中的一部分人会因活不下去，最终铤而走险，这就有了农民起义。中国老百姓是世界最温顺、最好统治的百姓，不到生路全无，绝不会铤而走险。一旦铤而走险，他们就会把长期以来压抑的天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如此，他们的破坏力便不可估量了。统治阶级兼并土地的贪欲，惨无人道的剥削，骄奢淫逸的享乐，将人民逼上绝路。而人民一旦铤而走险，就会出现大量杀戮，而他们杀戮时外族往往会乘虚而入，最终导致王朝覆灭。最后，就像《红楼梦》说的那样，“白茫茫大地一片干净。”历史在杀戮中后退，在杀戮中前行。历史和人在某种理性造成的非理性的杀戮中寻找着理性。在视人如蝼蚁的杀戮中，中国没有人。有的，只是凄惨而悲凉的历史的回声。其实，张献忠这样的没文化的底层人物才是最容易成为杀人魔王的，而真正的上层人士，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少有做出如此为人类不齿的事的。每个人的灵魂最隐私处总是存在善与恶的碰撞，善大于恶，那么就是个正常人（不一定是好人，好人需要善远大于恶）。善只要小于恶，犯浑基因必定像癌细胞那样蔓延，一个人恶看不出什么来，如果这个人成了声震一方的“起义领袖”，那么在他影响下手下上万人就都“恶”了，在张献忠这样低智商、没家教、少理性的人的操控下，必然导致一场不可收拾的人间悲剧。真正的造反者——贼只在专制制度中，专制制度有贼性才使贼欲与专制制度共存。在民主国家，没有造反，只有罢工。专制国家则不然，皇帝老贼不死，那么局势永远无法改变，这就有了造反。既然你朱元璋通过暴力革命能夺取政权，那我张献忠为什么不能造反？你能革元顺帝的命，我为什么不能革崇祯的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于是为了民而换君，便有了无数次改朝换代，才有今天的走向共和。历史发展到今天，生产力高度发达，粮食产量早已能“解放”全人类，可仍然有十亿以上的人在挨饿，这就是西方学者说的“制度性贫困”。不是财富不够，而是分配不公，有的富人们宁可将粮食倒进海里或喂狗（当然肯定是名犬）也不给穷人，这是为什么？因为人的优越感只有在贫富对比差距很大时才能体现，没有穷哪有富，没有吃不上饭的怎么体现我这吃澳洲鲍鱼的高贵，这就有了现在的局面，于是乎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则是我们今后要深思的。附录明朝vs日本、明朝vs荷兰、明朝vs英国、明朝vs西班牙明亡清兴大变局中明朝不仅跟后金、李自成、张献忠三线作战，而且还和日本、荷兰、英国打过仗，并且几乎都打赢了，这也算得上明末那段凄惨的历史中少有的亮点，对于明朝与西方殖民者交锋的这段历史，其他史书少有涉及，本卷最后，让我们从明朝在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与日本在台湾的冲突开始，重温这几段中华民族早期反侵略的辉煌篇章。（1）最不出名的民族英雄从1588年参与讨伐叶赫部后，沈有容就再也没露面，估计许多读者已经忘记他了。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沈有容与备倭总经略宋应昌一起出兵朝鲜，但因为与宋应昌不合，于是主动辞职回家。1597年丰臣秀吉第二次出兵朝鲜，这次丰臣秀吉打算南北两线作战，从浙江福建登陆夹击大明，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行。此时的大明与日后甲午战争时的清廷不可同日而语，大明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丰臣秀吉的计划，于是万历皇帝下令在浙江与福建沿海集结大量水师，严阵以待。福建巡抚金学曾上疏建议，不如动用这些兵力去直接攻击日本本土，来个围魏救赵，以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他的建议被万历皇帝采纳，万历皇帝成为中原王朝第一个曾计划攻击日本本土的皇帝。金学曾把攻击日本本土的任务交给了此时赋闲在家的沈有容。谋定而后动，沈有容先派人侦查日本的情况，就在侦查期间，丰臣秀吉就死了，日本计划从朝鲜撤军，于是大明不必再冒风涛之险而东征日本了，自然，沈有容此次的使命又告吹了。在此期间，金学曾派给沈有容一个叫刘思的助手，并从府库中拿出一千两白银作为赴日本侦查的经费。这笔钱沈有容分毫未动，而刘思则在日本大多用于泡日本娘们了，事后刘思被抄家，而沈有容则因为清廉而越发被看重，金学曾上奏保举沈有容任福建都司。丰臣秀吉虽然死了，大规模的日本侵略战争不会发生了，然而小规模的倭寇侵略依然不断，沈有容在福建沿海数次与倭寇作战，他“枭捷善战，每临敌先登，意气闲暇；两舟相隔丈许，提刀飞身过之，立斩数人，一舟披靡，而后众将士从之。又加以沉毅多谋，料敌出奇无穷”。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七艘日本战舰来到闽浙侵略，被明军打败，窜到台湾，在此安营扎寨。为捣毁倭寇巢穴，沈有容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春节前夕杀牛犒赏士卒，随后宣布了自己打算率军直捣台湾的计划，因为当时正值腊月，不是出海的季节，诸将及水手都面露难色，沈有容以民族大义说服了大家，于是亲率二十一艘战船冒巨大风浪前进，在澎湖登陆时因赶上风暴仅剩十四艘。登陆后，沈有容“与倭斗，格杀数回，纵火烧沉敌船，斩首十五级”，明军勇猛，以一当百，殊死战斗，打得倭寇无还手之力。倭寇为争取逃跑时间，就把新抢来的财物扔进海边，诱使明军捡财物来延缓对自己的进攻。明军有的人看着地上的财宝动心了，此时沈有容大喝一声，打完日本人再捡！于是明军“无一人取其秋毫”，继续前进，越战越勇，全歼倭寇，日本人的鲜血染红了海水，我军烧毁六艘敌船。真是神兵飞出鬼不觉，谈笑成功人始知。这是中国军队首次从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的行动，也是明军第一次主动从海上出击打倭寇。此后十年日本人没有在东南沿海挑事儿，但荷兰人来了。17世纪初，荷兰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后也加入殖民者的行列。荷兰这个低于海平面，不得不年年筑大堤以防海水的灭顶之灾的小国却焕发出征服世界的勃勃雄心，号称海上马车夫的他们赶着能蹈海穿浪的“马车”走向了世界。1604年8月荷兰人派两艘战舰驶向澎湖，当时正值明末北方抗清前线吃紧，明朝海军从澎湖撤退，于是荷兰人以通商为名顺利占领澎湖。抗倭英雄沈有容率二十艘战船来收复澎湖，荷兰人说：“中国兵船到此，是不是要和我们干一仗，如果是的话，我们奉陪。”沈有容说：“中国惯于杀贼，你们既说通商就优容你们，你们还蹬鼻子上脸。要想打仗吗？你们难道没听说过我大破倭寇，使海水尽赤吗？我不想让你们步日本人的后尘。”荷兰人韦麻郎无奈，他说等风暴平息就撤走，实际是赖着不走。沈有容严肃地说：“我们福建巡抚说要调大军剿灭你们，我说你们是来通商的，不必动武，只要我交涉，你们就撤走，大军这才没来。谁知你们不听劝告，赖在这里，干不可告人的烂事，我打算回去禀报，让巡抚发兵。”韦麻郎吓得胆战心惊，表示一定退兵，可他贼心不死，私下里送三万两银子给沈有容，让他别赶他们走，被拒绝。韦麻郎这才死心，在十月二十五日离去。荷兰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澎湖，沈有容不费一枪一弹收复澎湖！韦麻郎临走时将铜炮、炮弹和荷兰特产赠给沈有容，沈有容只留下炮弹和铜炮，其余一概奉还，真是不杀而威，不令而行呀！人们在澎湖立石碑永久纪念此事，上书：“沈有容谕退红毛韦麻郎等”。这块碑在今天仍然存在，作为中华民族的光荣载入史册。荷兰的战舰“舟长二十余丈、高数丈，双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鋈金锢之。四桅，桅三接，左右两樯列铳，铳大十数围，皆铜铸；中具铁弹丸，重数十斤，船遇之立粉”，作战能力十分强。而这时福建水师的战船却多是商船与渔船改造的，虽有五十艘之多，但未必稳操胜券。所以沈有容能够兵不血刃逼荷兰人退兵也是难能可贵的，或者说也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荷兰人走了，日本人又来了，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通过琉球致书明朝，要求恢复贸易，否则他将“令日本西海道九国数万之军进寇于大明，大明数十州邻于日本者，必有近忧矣”。但由于琉球并未将此等无礼的文件传达，所以明廷不知此事。德川家康一看，你不理我，那老子我就自己来了，他给村山等安颁发了“高砂国渡航船朱印状”（当时日本称台湾为高砂国），并派给他三千士兵，委任他侵略台湾。村山等安派遣自己的儿子村山秋安率领着十一艘战船从长崎出发，但舰队在途中遭遇风暴，船队漂散，一部分骚扰闽浙沿海；一部分去了越南贸易；明石道友所率的三艘船虽然到达了台湾北部，其中一艘小船上的日本兵仓促登陆，被台湾土著民围攻，打打不过，突围突不出去，最后这些日本兵集体高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剖腹自杀。明石道友手下三艘船变成了两艘，他率领两艘船流窜至福建海面，烧杀抢掠，于五月来到浙江东沙岛（不是南海上的东沙岛）。福建巡抚黄承玄派董伯起前去侦察，董伯起虽然化装成渔人，但被明石道友看出来了，于是明石道友拿刀逼他，问：“说！你是干什么来的？”董伯起骗他说：“我军门知道你来犯，已经造好五百艘战舰等着你呢，我们的舰队马上就要到了！”明石道友还真实在，他信了，于是率船队撤回日本，但没放走董伯起，以便将他作为与福建政府谈判的筹码。此后五年时间，不知道村山等安去忙什么了，反正是杳无音信，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明石道友奉村山等安之命，以送回董伯起为名，携带礼物及上明朝表章来到福建王崎澳，要求恢复通商。福建巡抚黄承玄命沈有容跟日本人交涉，当时明石道友在交涉时没佩刀，沈有容问：“你为何不佩刀？”明石道友答道：“不敢。”沈有容亲自取来一把太刀给他配上，明石道友感激涕零，因为佩刀毕竟是武士的象征。明石道友此前听说过沈有容在台湾大破日本海军的事，加之被沈有容镇住了，没敢提别的，放了董伯起后就回船上了。明石道友还未离开，日本人桃烟门又率领三艘战船、倭寇百余人进犯浙江，击沉了浙江的一艘明军兵船。他们在驶进东沙白犬澳时，触礁搁浅，于是日本人就在岸边盖房子，打算长期盘踞。福建巡抚黄承玄得到消息后，将此事交给沈有容负责。沈有容率兵三路围困，用大炮猛轰，焚毁了倭寇的房舍与积聚，但倭寇依然拼死顽抗。把总何承亮要进攻，沈有容说：“倭寇困兽犹斗，很难让其投降，这一带多礁石，我军如硬攻，很容易损失战舰。不如诱敌出战，将敌人擒获。”随后他派精通日语的王居华前往劝说日本人，王居华用日语说：“你们日本人的命就在须臾之间，如果你们没有冒犯我大明的罪过，把事情讲清楚，或许还能有一线生路，不然的话，你们必死无疑！要知道，明石道友都已经受招抚了。”桃烟门听后，有些犹豫。次日，有倭寇率三艘船前来救援，三艘船都被沈有容击沉。桃烟门见突围无望，就说：“只要有明石道友的书信来让我投降，我就听他的。”沈有容于是让明石道友写信，明石道友也听话，他写了书信交给了沈有容，桃烟门等人见了明石道友的书信，便投降了。时人董应举听闻沈有容这次击败倭寇的消息后，叹息道：“东沙之役，某生六十一矣，未见有此不伤一卒、不折半矢、不糜斗粮、不旷时日，去如振叶、归若系豚，捷速而完，功难而易；就使俞（俞大猷）、戚（戚继光）再生，亦当首肯矣。”1620年，由于努尔哈赤的强大，东北形势吃紧，沈有容被调任山东副总兵，以防努尔哈赤从辽东半岛跨海侵略山东。辽东民众有乘船从努尔哈赤占区逃亡山东的，沈有容都派人接应，共三万四千人得到接应。沈有容在登州结识了戚继光的长子戚柞国，当时戚柞国正在编辑《戚少保年谱耆编》，但年谱完成后，戚柞国等无力将其刊行，幸而得到了沈有容的资助，使得此书出版，今天我们所知的戚继光的赫赫功业赖此书得以保存。1624年沈有容因病而辞官回乡，三年后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岁。（2）西班牙、荷兰亮剑台湾台湾是个风景迷人之地，海岸上悬崖壁立，树木蓊郁葱茏，在葱兰叠翠的狮球岭后面，是基隆城。夜晚遥见岗峦起伏之处闪着点点渔火，一轮圆月当空照，夜色幽蓝，海水潮起潮落，让人心醉。也正是台湾迷人的景色，富饶的物产引来了西方殖民者的贪欲。1604年，第一次侵略澎湖失败后，荷兰人没有就此罢休，澎湖列岛与台湾始终被列入其计划占领的名单中。1621年荷兰人获取重要情报——西班牙人要占领台湾，于是荷兰人打算先下手为强。荷兰巴达维亚总督决定先攻击澳门的葡萄牙人，如不能攻陷，则在澎湖寻找适当的港口，先于西班牙人占领台湾。1622年，荷兰将领雷尔生率一千零二十四人乘八艘战舰进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1623年7月23日，荷兰海军司令高文律率一艘大型战舰、四艘小型战舰占领澎湖。10月，高文律来到厦门想和明朝谈判，用和平方式使对澎湖的占领合法性，但由于中国海军提前得到了

领导的革命党在黄花岗孤注一掷，革命基本上到了尾声，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已经可以远远看到胜利的曙光，一个古老的中国即将实现华丽转身，在那个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人怀疑。难点：怎样剥离既得利益者在过去几年，近代史学界谈论最多的是改良最终没有跑赢革命，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到了最关键时候，还是不期然验证了孙中山、革命党的预言：清廷主导的改革缺乏真诚，改革只是在糊弄人民。改革只是推迟了革命的爆发，但最终还是被革命超越。改革成了历史，革命则在等待中迎来了机会。研究者对于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不无惋惜，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场充满希望的改革归于失败？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宪政进入落实阶段的第一个举措，清廷发布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让社会各界，特别是让立宪党人跌破了眼镜，失去了信心。宪政本来就是在宪法框架下的权力分享，皇族、贵族在这个体制下如果还有功能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模范的国民、合格的守法者、道德的示范者，此外，还可以是时尚引领者，唯独不能做的，就是从事政治的优先权、违法的豁免权。这是宪政国家皇族、贵族必须遵守的规则。然而，或许是因为中国立宪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或许因为新政治家的养成还有一段时间。总而言之，一个充满希望的1911年春天，竟然因皇族内阁名单弄得灰蒙蒙。十三个内阁成员竟有九个来自皇族或贵族，这是无论如何无法解释的失误。知错改错善莫大焉，假如朝廷在各地意见纷呈之际大胆纠正，像严复后来所说的那样，将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提前几个月，那么，皇族内阁引发的政治风波不过就是一段故事。然而，遗憾的是，自5月至10月，即便到了湖北新军，连同六个省的新军揭竿而起进行抗议，清廷主政者依然不为所动，不愿废黜皇族内阁，改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直到中央军——北洋六镇——滦州发难，清廷方然醒悟，下诏罪己，宣布罢黜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筹组新内阁。迟来的机会还是机会，这一个回合虽说让朝廷在信誉上损失巨大，但总算在关键时刻侥幸过关。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袁世凯内阁建立，中国的宪政改革起死回生，机会重现。宪政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怎样将不完全选举的资政院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国会。按照预备立宪规划，资政院两百名议员有一半来自各省咨议局，他们是经过严格选举进入的。另有一半为钦定议员，他们由朝廷指定，分别来自实业、学界、皇族、贵族，以及中央各部院行政长官。实业、学界及各部院行政长官共五十二名交给各地重新选举问题不大，出问题的还是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四十多人。这些人当然都属于大清江山的所有者，他们的祖上追随爱新觉罗家族打天下，在过去两百多年属于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打天下坐天下，在家天下时代天经地义无可怀疑，但到了宪政时代，哪怕这个宪政是君主立宪，皇族和贵族都不便继续享有家天下时代的老办法。南北议和从10月到12月，所争问题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皇族、贵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何以自处，他们究竟应该对政治承担怎样的角色？在立宪党人看来，所谓立宪政治，就是将包括皇帝在内的权力放到笼子里。在立宪框架里，根本就不再有皇权之外的特权。然而在皇族、贵族看来，他们之所以斤斤于权力，并不在于权力，他们是要通过对权力的垄断保证大清王朝不变色。我们无法断定皇族、贵族的真诚或虚伪，但我们知道，皇族、贵族的坚持，终于使君主立宪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不得已，立宪党人、革命党人、新军将领达成妥协，终结帝制，转向共和，以国体的变更消解君宪的压力，既得利益者最终还是向隅而泣，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却由此前进了一大步。近代中国走过的路，为未来中国留下丰厚的思想遗产，随着实践演变，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解读一定越来越接近真相，一定越来越精彩。大变革时代——缘起、动力及方向1860年，中国在经历了两百年闭目塞听、二十年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痛定思痛，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仅仅用了三十年时间，中国就大致重建辉煌，恢复了中华帝国惯有威风。所谓“同光中兴”，绝不是浪得虚名，而有实实在在业绩作支撑：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军事力量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这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瞎吹，而是外国人实实在在的研究。然而，让中国人无论如何没有预料到的是，一个偶然的局部冲突，竟然将三十年增长真相大起底，中国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进入一个“大变革时代”。本末与体用中国三十年增长不敌同时期的东邻小国日本，这让长时期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很没有面子。中国人在此之前最为自信的是道路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奉为那个时代不可更易的圭臬。现在，日本人用事实证明“中体西用”可爱不可用，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加分析将甲午战败责任归结为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中体西用”。于是乎，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至1915年短短二十年，中国走完日本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清中国1895年转身向东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是采纳“线性进化论”去看待历史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在1895年放弃“中体西用”发展路径非常可惜，因为回望过去三十年，中国并不是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并没有完全拒绝外来好东西，更没有坚守传统坏东西，中国在政治架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学习西方不少，短短三十年，中国在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假如中国不因甲午战争中断发展路径，中国沿着“中体西用”既定方针继续往前走，再过二十年，到1915年，中国也应该能够一步一个台阶走上类似日本的路，在政治上有改进有所进步，而且可以减少甲午、戊戌、庚子那样的大动荡。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局部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不再认同三十年举国共识了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上说，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说明洋务新政“中体西用”道路选择的历史依据和所要达成的目标。三十年洋务新政确实是闷头发财“追求富强”，就是要缩短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这是对的。近代中国全部问题，其实就是农业文明的中国怎样添加一个工业文明。这是传统中国不曾有的，无论怎样快速增长都不过分。问题在于，就像严复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不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都有本有末，有体有用，不存在只要其末其用，而不要其体其本的情形。中国在末与用增长的同时应该清楚，本与体是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在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后，一定能够发生全方位的渐变，一定能够建设一个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的新国家。假如中国在1895年前弄清这些道理，中国理所当然可以自信已有的道路选择。维新与变法中国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民族。甲午战败让中国人迅速觉醒，先前争论十多年的问题因战败而不再争论，清政府迅即释放社会，新式报刊杂志、社会组织仿佛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官绅主导的地方自治试验，也在1895年之后迅速展开，做得比较好的如湖南，短短几年时间就取得了相当成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根据《马关条约》约束，“日本臣民”有权到中国自由办厂，享有进出口优惠。根据列强与中国政府多年前达成的条约体制，中日之间双边约定转化为多边受益，各国资本参照日本臣民的例子，大规模投资中国。中国真正向外国资本打开了大门，迎来了经济建设一轮新高潮。外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当然有利润考量，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资本输出。不过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积极意义不应低估，先前无法修建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产资源，都在1895年后很短时间内启动，这里面主要的就是外国资本的驱动。对于外国资本，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对于外国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中国政府也积极给予解决。但是，由于旧的行政体制、观念约束，中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也有难处。比如，各国对华投资贸易急剧扩大，他们急需在中国沿海建立自己的基地。但是，中国碍于各方面原因，有心无力，理性觉得可以接受这样的要求，但实际上又不敢将土地以租借方式划给外国资本使用。正像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具有疯狂的本能，只要有值得它疯狂的冲动。马克思的母国德国政府自恃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有恩于中国，因而希望中国政府为德国资本找到一个“煤栈”，以方便德国远洋货轮。但是，德国人性子太急了，无法容忍中国的行政官僚主义。1897年底，德国人借着巨野教案一举武力占领胶州湾，引爆了中国社会内部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胶州湾外交危机阻断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渐进维新，使中国人觉得中国如果不变法，不进行系统的政治体制变革，中国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就不可能获得尊严。于是转过年，尤其是稳健政治家恭亲王奕不幸去世，中国的政治变革迅即展开。这就是1898年“百日维新”。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一直以为百日维新太激进了，是失败的根源。其实，按照现在的研究，百日维新与稍后相比一点都不激进，百日维新失败另有原因在，那就是康有为等人凭借超人想象以为朝廷中有个冥顽不化的守旧派。为了改革，他们不惜以暴力去化解非暴力政治的变革阻力。不幸，消息走漏，出师未捷身先死，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仓皇出逃。以后来的观点回望1898年政治变革，我们相信那时各派都期望中国更好，而不是更坏。康有为怀疑朝廷有个守旧派，其实，在很多时候，适度守旧并非一件坏事。新政、宪政与君宪从维新到变法，改革的动力就是为了中国更好，只是机缘巧合，中国不是做得更好，而是更糟。1898年秋天政治逆转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先前几年对外部世界的坦然被种种忧虑所替代。而且，1895年之后外国资本大规模、无限度进入也确实衍生许多问题，大开发，大开挖，确实让相当一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战争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不会发生了，政府也就大胆遣散了军队。这些离开土地的军人虽说本质上就是农民，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回到土地，他们在城乡之间流浪、游走。到了1900年春天，终于在华北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导致八国联军进中国。义和团战争、八国联军进中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政府在列强要求下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在观念上与世界一致，所以《辛丑条约》签订前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政治变革，以地方自治、司法独立、新教育发展为主要内容。应该说，1901年开始的新政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其在中国政治上的积极意义不应低估。1901年新政触及到了政治改革，但是这场改革依然局限于政治的末节，并非制度根本，因此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中国官绅眼见着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打败欧亚大陆两个庞大帝国，真的是不寒而栗，惊慌失措。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面前。1905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来，清政府已毫无希望，中国人应该像俄国人那样觉醒，那样革命，推翻清廷，重建中国。日本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俄国紧接着发生的变革，深深影响了革命党人。流亡在全世界的中国革命党人在那一年汇聚东京，朝圣般地学习日本，发誓改变中国，不惜代价。革命高潮，日本的胜利，俄国的变革，也在影响清政府。在家天下体制下，也不能说清廷统治者对未来前途不考虑。形势比人强。清廷派出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秋，以宪政为主导的政治变革迅速推进。应该承认，中国人自从甲午战后开始探索，直至终于承认君主立宪是适合中国的政治选择。君主立宪就是宪政，就是将君主的权力用宪法去约束。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了这些原则，按照规划，经过九年时间逐年筹备，一个与东西洋各立宪国大致一致的政治架构就会从蓝图变成现实。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当年，强势领导人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之中相继去世，接替他们的是摄政王和隆裕太后。如果仅从年龄上说，摄政王、隆裕太后组合比慈禧太后当年与恭亲王搭档的叔嫂组合还年长，但在任何人看来，摄政王、隆裕太后这个组合都是一个弱势班底。弱势班底没有办法掌控政治变革的大局，很快摄政王被迫同意立宪党人缩短立宪年限的要求。这不仅破坏了“计划政治”的约定与规则，为后来的变数开了一个先例，而且使复杂的政治变革变成了儿戏，既然九年立宪的约定可以缩短，那么为什么不能立即立宪呢？弱势的摄政王叔嫂组合没有办法回应立宪党人的要求，也没有办法掌控皇族和满洲贵族。1911年，当政治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原本值得庆贺的第一届责任内阁，竟然被弄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问题在于，摄政王并不认为皇族内阁以及稍后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错了，所以全国混乱僵持了大半年，直至四川总督府门前流血，直至湖北新军发难，方才有机会打破僵持。按理说，南北和谈仍给清廷留有机会，但是僵持到最后，满洲贵族依然在权力分享上不愿继续妥协。国体变更，走向共和，成为1911年底中国唯一的政治选择，清帝退位，创建民国，两千年的帝制竟然如此轻松成为过去。然而，两千年的帝制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结束，一个全新的共和制度也不是那样容易确立。但在经历了共和之后重回帝制，更是死路一条。所以等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短短一百天，就将自己送上了绝路。袁世凯帝制复辟引起了中国知识人沉痛反省。1915年，陈独秀等人发现，如果不能建构一个新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于是，陈独秀等人创办《新青年》，一个全新时代就此开始。1895—1915年这二十年，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三峡”的一段。二十年大变革浓缩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细细思索，认真总结。章太炎与新史学中国士大夫向来有立言传世的传统，但千百年来却没有几部精心建构体系的精致之作，更没有制造思想体系学术范式的野心和尝试，即便学术成就如郑玄，如韩愈，如二程，如朱熹，他们留给后世的大都是感想是随笔，稍有建构体系野心的如刘勰、如刘知几、如章学诚，也不过比郑玄、韩愈等略强些，留有《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现构建体系营造范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响深远的《訄书》。章炳麟生于1869年，卒于1936年，浙江余杭人，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为人，改名绛，号太炎。章氏家族有着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家业，所以章炳麟的童年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初有他的外祖父引领他阅读传统典籍，后因其患有癫痫而与科举考试绝缘，得以自由阅读，较之同时代同龄人整天忙于科举考试无疑学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意义巨大。稍后，学有所成的章炳麟遵从乃父遗命拜大学问家俞樾为师，入诂经精舍，在那里他又潜心攻读了七八年之久，等到1897年离开诂经精舍步入社会，章炳麟28岁，已经实打实地下过二十多年苦功夫，而且不带任何功利目的，这是同时代甚至易代学者都很难具备的条件和机遇。由于在诂经精舍的日子里就与东南半壁学术界多有交往，结识一批学术界大佬或新秀，章炳麟的学问和识见也在业内早有传闻，所以他步入江湖的第一站就是到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做

入位的仪式，那上面锈蚀的字母被打磨得锃亮，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本人也协助过清除积了六十二年的煤烟和油泥，让那些字句和一八九○年崭新时一样闪闪发光。大炉灶受损——把他们祖辈安装好的东西拆散——与他们承受的，以及如若他们不开始更新而可能变成的相比，简直不值一谈。作为新一代的父亲，他们与这个世界奋战，不能也不会比以智取胜的老一辈差。老一辈并没有让危险或自然灾害阻碍黑文崛起，他们深知要把胜利封存在他们的优先权之中。一台大炉灶，像头颅那么圆，像欲望那么深。住在他们车辆的里边或附近，在露天里做饭、割草皮、砍木豆树来盖房，老一辈先做了那件事：把他们大部分的力气花在建造硕大的、无瑕的、设想好的炉灶上，那既可以养育他们，又可以彪炳他们的成就。大炉灶完工之时——每一块淡色的砖都已就位；烟囱粗而高大；所有的栓钉和烤架都装牢；把草图从嵌眼中扯掉，把火门调成垂直——小五金商就着手他的工作了。用桶板和裂轴、锅壶和弯钉，他做出了一块五英尺长、两英尺宽的铁板，把它装在灶口的底部。那些字句来自何处依旧不清楚：是他听说还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是他在货车车斗里搂着工具屈身睡觉时有人对他耳语的。他叫摩根，谁晓得他铸出的那五六个字眼是他自编的还是剽窃来的呢。那些字眼起初像是祝福，后来像是诅咒，最终则是宣布他们已经沦落。那人看了一眼厨房的下水道。他走到长餐桌跟前，拿起了大奶罐。他先嗅了嗅，然后把枪拿在右手，用左手把奶罐举到嘴边，一口气喝下了半罐奶，这时他嗅到了鹿蹄草油的味道。在上面的一层楼，两个人在过道里走着，检查四间卧室。每扇房门上都用胶条粘着一张名片。第一个名字是用唇膏写的，叫西尼卡。第二个是用黑墨水写的大写字母，叫迪万。他们发现，每个女人都不像常人那样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吊床上，便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卧室中除去吊床之外，也就只有一张窄桌或角桌，再无其他家具了。壁橱里当然没有衣服，因为这些女人穿的都是不合身的脏衣裙，脚上是称不上鞋子的东西。但是墙壁上都钉着或粘着，或在角落里立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一张一九六八年的挂历，上面用大×标出几个日子（四月四日，七月十九日）；一封用血红色笔写下的信，脏兮兮的根本辨不出其邪恶的信息；一张占星图；一顶斜挂在塑料女性人体模型脖子上的浅顶软呢帽，而在一度装有基督教—也许是天主教，管他呢—饰物的一处地方，并没有随处可见的耶稣十字架。但是最让这两个人惊诧不已的是，他们最后进的那间卧室里，一张童床上一根吊着的绳子上用缎带系着一串童靴，当中还挂着一个婴儿长牙时用的又破又硬的咬环。其中一人用目光示意同伴去查看过道对面的另外四间卧室，他本人则走近那串童靴。找什么呢？更多的证据吗？他自己也不清楚。血吗？也许是留在一只白色牛皮鞋里的一个小脚趾？他拉了一下枪上的保险栓，就加入过道对面卧室的搜寻行动中去了。那里的房间都很正常。一团乱——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放着盛有食物的盘子、脏杯子，床上堆着一大摞衣服，把床遮得都看不见了；另一个房间里摆着两把摇椅，上面满是玩具娃娃；第三个房间里净是破烂，还有一股浓重的醉鬼气味——不过至少算是正常。他满嘴苦涩，虽说他知道这地方有病害，但仍为胸中悸动着的怜悯而吃惊。他不明白什么东西可以让女人这么做。她们普通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这样的事情：令人作呕的性，欺诈，偷偷摸摸地折磨孩子？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在一座大宅邸里——没人会招惹或侮辱她们——她们总算使他对认识的每个妇女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他父亲经过两季收获偷偷省下的买冬装大衣的钱，他母亲抚摩着那件大衣的海豹皮领子时眼中的光彩；他们兄弟几个为一个姐妹的十六岁生日合伙操办的令人意外的聚会——可是在这儿，离一个恬静有序的居民区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却住着不同于他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妇女。在所有的地方中这是唯一的。他的镇子独特又闭塞，无可非议地自得其乐，那里既没有也不需要监狱。他的镇子就没出过罪犯。偶尔有一两个人行为不轨，有辱于他们的家庭或者威胁到镇上的观念，都得到了良好的关照。那里当然绝没有懒散邋遢的女人，他认为原因是一清二楚的。从一开始，镇上的人们就是自由自在和受到保护的。一个难以成眠的女人总可以从床上起来，在肩上围上披肩，坐在月光下的台阶上。如果她愿意，还可以走出院子，在街上溜达。没有路灯，但也没有恐惧。从街边传来的嘶嘶啪啪的响声绝不会吓着她，因为不管那响声是怎么弄出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要扑到她身上的东西。在方圆九十英里之内，没有什么东西会把她当成猎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慢慢溜达，想着做饭、战争、家务，或者抬眼看天上的星星，什么也不想。她可以在没有灯光也没有恐惧的环境中自顾自走她的路。如果从一座远处的房子里逸出亮光，让她注意到一个肚子疼的婴儿的啼哭，她可能会走到那座房子跟前，轻声招呼屋里哄着孩子的女人。她们两个会轮番轻揉孩子的肚子，摇着孩子，设法喂一点苏打水。孩子安静下来以后，她们还会一起坐上一会儿，聊几句闲话，低声笑着，以免惊醒别人。随后，那女人便可以回自己的家，吃些点心，准备上床，或者也可以按原路继续向前走，经过别家的房子，经过那三座教堂，经过待宰家畜的围栏。她可以一直走到镇子之外，因为在镇郊没有什么把她当作猎物。过道两端各有一个卫生间。他们两人分别进去察看。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两人都相信自己已经作好了准备。在那个大些的卫生间里，几个肮脏而俗气的水龙头对宽大的水池来说都太小了。浴缸架在四条美人鱼的背上——它们的尾巴宽宽地叉开，保证浴缸的安定；它们的胸部弓起，保证浴缸的平稳。脚下的地砖是暗绿色的。马桶上有一个摩黛丝牌卫生棉盒子，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没有手纸。没有涂上白灰的只有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也被那人忽略了。他不想看到自己搜索女人或者她们的体液的样子。他放心地走出卫生间，关上了门。他松了口气，把手枪指向地面。楼下的两个人是父子，他们面无笑容，尽管他们一进到祈祷室就感到很喜欢那地方，因为那倒真是个教堂，雕刻的神像受到崇拜。身穿白衣、披着蓝金两色斗篷的男女小人儿站在壁龛里的小架子上。他们或者怀抱婴儿或者摆着其他姿势，木然的面孔装出无辜的模样。他们的脚下显然点过蜡烛，而恰如普立安牧师所说，也适时地供奉过食物，因为在门洞的两侧都摆着小碗。等完事之后，他们会告诉普立安牧师他是多么正确，还要当面嘲笑米斯纳牧师。镇上的教众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不过在行动的必要性上，全体教众却坚定一致：做你该做的事。无论是女修道院还是院中的女人都不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怜啊。这座女修道院一度倒是地地道道的：远离邻居，被玉米地、野牛草、三叶草围绕，只有一条从大路过来的依稀可辨的土路直抵门前。这座由大宅改成的女修道院早在镇子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十五户人家抵达之时，最后一批寄宿的阿拉巴霍姑娘就已经离开了。那是二十五年以前，当时所有的梦想都超越了梦想者本身。一条笔直的大道从镇子中心穿过，路的一侧还铺了人行道。那些人家中有七户拥有五百多英亩的土地，有三户则有接近上千英亩。后来，大道成了一条有了名字的街道，一个叫奥西的人组织了一次赛马来庆祝。人们从军用帐篷、盖了一半的住房和刚刚清理好的土地出发，带上他们所有的东西骑马聚到这里。那些东西有的是早已存下的，有的是刚弄到的：吉他和晚熟的甜瓜，榛果，大黄馅饼和一把口琴，一块洗衣板，烤羊肉，胡椒饭，李尔·格林，《在黑暗中》，路易斯·乔丹和他的定音鼓五人乐队，家酿啤酒和油煎浇汁土拨鼠肉。妇女头上扎着鲜亮的头巾，儿童用野罂粟和河草给自己编了帽子。奥西的两匹马分别是两岁口和四岁口，既跑得快，又像新娘一样漂亮。其余的马匹都不过是凑热闹的：爱斯的花斑马，埃斯特小姐的体轻老马，内森的四匹拉犁马，外加他的母马和一匹在河岸吃草没人认领的病歪歪的马驹。骑手们为加鞍还是光背争论不休，给婴儿喂奶的母亲们告诉他们要么上马，要么就换换角色。男人们议论着给好马不利条件而给劣马有利条件的得胜机会均等的办法，并且放肆地用二十五美分来打赌。枪响之时，只有三匹马向前跃出。其余的却走到侧路上或者抄近路跨过没盖好的住房附近的木堆。比赛终于上了正路之后，妇女们在草地上呼喊，她们的孩子则在齐肩高的草丛中边叫边跳。那匹马驹第一个跑完，但由于在四分之一英里处丢了它的骑手，胜利归了内森的紫褐色母马。头上戴的花最多的小女孩被选中献上有奥西的“紫心”勋章的冠军缎带。冠军骑手当年只有七岁，他的脸上笑开了花，仿佛他赢的是肯塔基德比大赛。此时他正在一座女修道院地下室里的什么地方，提防着一些可怕的女人。她们是一个接一个到来的，显然不是修女，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装的，据说只是别的信仰派别的成员。没人晓得。不过知晓与否也无关紧要，因为她们所有的人，都像女修道院老院长和以前的女佣一样，还在出售产品，如烤肉汁、好面包和世上最辣的胡椒。花上一笔大价钱，你能够买到一串黑紫色的胡椒或者用胡椒做的调料，不管哪一种都会让蛋糕成为纯粹的热量源。只要保管得当，这种调料可以多年不坏。尽管许多顾客都试图种这种胡椒，但出了女修道院的菜圃，在哪里都不长。大多数乡亲都觉得她们是奇怪的邻居，但没什么害处。不仅无害，甚至偶尔还有助益。她们接待外人进院——迷路的人或者需要休息的人。最初的传言说的是她们的好心善意和美味佳肴。但现在人人都知道，那全是谎话，是门面，是对里面真情实况精心策划的伪装。遇有显而易见的紧急情况，来自三座教堂的代表就在大炉灶处会面，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同意由某一座教堂主持一次会议，决定目前对那些无视一切警告的妇女该做什么。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但谣言不胫而走已有一年多了。一路积累下来的暴行已经留下了证据。一位母亲被她冷漠的女儿推下了楼梯。一个家庭生下了四个受伤害的孩子。女儿们拒绝下床。新娘子们在度蜜月时消失了。兄弟俩在元旦那天互相开了枪。到丹比买VD的路上打枪成了常事。而近日来在大炉灶处进行的事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当九个人决定在那里会面时，就必须用滑膛枪把所有的人从那地方赶出去，然后才能坐在他们的手电筒光中掌控局面。自春天那一可怕的发现以来他们搜集的证据是抵赖不掉的：与这一切大灾难相关联的东西就在女修道院中，而在这女修道院中的就是那些女人。那位父亲在通道中边走边检查左右两边的长凳。他用他的百得牌电筒射出的一束光线照着每个座位底下。蒲团全都掀了起来。走到祭坛前，他站住了。一扇淡黄色的窗子在昏暗中飘浮在他头顶。东西看样子都不干净。他迈步走到嵌在墙上放了小玻璃杯的托盘处，看看还有什么素祭剩下。除了灰尘和蛛网，那些红色玻璃杯都是空的。也许这些杯子不是盛食物而是装钱的。要么就是盛垃圾的？在一个最脏的杯子里有口香糖纸。是绿箭。他摇了摇头，回到祭坛处和儿子会合。儿子指了指。父亲的目光集中到黄色窗子下的墙壁上，只见那里投下了一柱阳光。一座巨型十字架进入眼帘，上面一处干净得像是新涂过漆的地方原是一尊耶稣像。弟兄俩走近地下室时一度又难分彼此了。他们虽是双胞胎，可还不如他们的妻子看着更像。他们俩一个性情平和，身子敏捷，吸特·阿莫牌香烟；另一个要粗俗些，在祈祷时要掩着脸。不过两个人都长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而且都忠诚不贰。此刻他们俩站在一道关闭着的门前，就像他们一九四二年应征入伍时一样。当时他们在找寻一个出路——要从自己欠债累累、一无所有的生活中谋求一种突破。现在他们想要进去。在四十年代的彼时，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而如今一切都需要他们的保护。从镇子开始建立他们就知道，与世隔绝并不能保证安全。在一座沉睡的镇子里，有三座彼此相隔不足一英里的教堂，而为游人服务的项目却全不具备：没有饮食业，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没有公用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医院。当迷路和漫无目的游逛的陌生人不想只是在此穿行而过而对这死气沉沉的地方不屑一顾时，就需要男人的力量和意志了。有时候，如果那些过路的陌生客年轻而带醉意或者年老而清醒，他们可能会瞥见在路边闲逛的三三两两的黑人姑娘。她们走上几步，需要谈话时就停下来；再向前蹦蹦跳跳一段路，站住脚放声大笑，或逗弄着拍拍另一个人的手臂。陌生的人们或许对她们感兴趣。三辆汽车，比如说，一辆是一九五三年的雪佛兰BelAir，外表是绿色的，里面是乳白色的，车牌号是085B，六缸，双模式后护板，双速自动挡；一辆是一九四九年的道奇旅行者，黑色，后风挡破裂，边缘式护板，液压制动，棋盘式格栅；还有一辆是配用阿肯色钢板的一九五三年的奥兹莫比尔汽车。驾车人放慢了车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呼叫。他们恶作剧地眯起眼睛，驾车围着姑娘转，掉头和倒车，在住房前面搅起草籽，把爱斯杂货店门前的猫赶得四散奔逃。背靠背围成圆圈的姑娘们的目光凝滞了。随后，镇上的男人们一个个地从家里、从后院、从银行的脚手架、从食品店纷纷走了过来。一个过路人把裤子前面敞开，吊在车窗外边吓唬姑娘们。她们小小的心脏悬了起来，来不及马上闭上眼睛，只是把头扭向一边。可是镇上的男人们都正眼看着，明白了这个最好斗的姿势中的意愿，便都笑了。他们笑得并不自在，也并非发自内心，因为他们清楚，即使不计以往，从此以后直到这个人最终病倒，他定会对有色人种尽其所能作出严重的损害。男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他们的枪没有对准什么，只是懈怠地贴在大腿边。二十个男人，后来是二十五个。围住了几辆兜圈子的汽车。这里离最近的电话接线员有九十英里，离最近的警察也有九十英里。如果天气干燥，车胎扬起的灰尘会把大家弄得一身灰白，不过事实上，只是一些小石子溅起来落在车辙上。双胞胎兄弟有着极强的记忆力。他们俩虽不对人讲，却对发生过的每一件事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无论是亲眼目睹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那几辆汽车围着姑娘们转时的确切气温，以及当地每个农场的产量。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忘记任何故事的具体情节或教训意义，尤其是他们祖父告诉他们的那些令人着迷的故事——他们祖父就是那个把那些词句投入大炉灶黑洞洞的嘴里的人。有一个故事解释了黑文的创建者及其后代除去他们自己对别人都能容忍的原因。在从密西西比州和两个路易斯安那州的教区到俄克拉荷马的路上，一百五十八名自由人在亚祖河至史密斯堡之间的每一粒土壤上都没受到欢迎。他们被富有的乔克托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大部分住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和穷白人打发走，被院子里的狗追逐，被帐篷中的妓女和她们的孩子嘲弄，然而他们却对已经建起的镇子中黑人的寻衅式拒绝毫无准备。《先驱报》一篇特稿的标题“有备而来还是毫无准备”指的不可能是他们吧？他们精明强干，渴望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自认为准备很充分——而且注定如此。他们听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金钱达到“自立”的黑人的底线时，受到了刺痛，弄得糊涂了。简而言之，他们太穷了，以那副潦倒的样子不能进入，更不消说住在人们分到土地而定居的黑人区内。被那些走运的人如此倨傲地拒绝，有两次改变了他们血液的温度。第一次，他们被写成是国产高颜值年轻女闺蜜磨豆腐视频

去之后被人谋害。为了确保国民对他没有二心，卫成公派大夫宁俞为代表，与卫国国民的代表在宛濮举行会议。说起这位宁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位“其愚不可及”的宁武子就是宁俞，因其死后谥为“武”，故得名。在孔夫子看来，宁俞是个聪明人，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睿智；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他就装疯卖傻，明哲保身。他的睿智别人或许学得到，他那装傻的本领却是无出其右，连孔夫子本人都自叹不如。但是，从宁俞在宛濮之会上的表现来看，倒不是那种“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的政治滑头，而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讲家，比之那些巧舌如簧的古希腊、古罗马政客也毫不逊色。且让我们来听听他对卫国国民的演讲：“上天降罪于卫国，致使君臣不和，在投靠晋国还是投靠楚国的大问题上产生分歧，所以才有今天的忧患。现在上天开启了我们心中的良知，让我们抛弃政治纷争，重新团结在一起。试问，如果没有留守在国内的人，谁来保卫社稷；如果没有在外奔波的人，谁来看护牛马？让我们同心同德，请求上天坚定我们的信心，不再降祸于卫国。自今而后，在外奔波的人不要居功自傲，在内居守的人也不要担心秋后算账。如果违背誓言，互相攻击，请神明和祖宗明察秋毫，降罪于他！”据《左传》记载，宛濮之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民对卫成公的心理隔阂，真心实意地等着卫成公回来。但是卫成公的心病还是没有解决，这块心病就是叔武。某一天早上，叔武正在宫中洗头，门外突然有人大声喊道：“卫侯回国啦！”咦，不是说好三天后才回来的吗？叔武虽然有点惊奇，但是急于见到兄长的心情使得他来不及细想，提着湿淋淋的头发就跑出公宫：“在哪里，在哪里？来人啊，快准备迎接国君。”远远地，一乘马车疾驰而来，马车上确实是卫成公的旗号，车上的人却不是卫成公，而是他的贴身护卫公子颛犬和华仲。看到叔武跪在宫门口，公子颛犬也不搭话，弓弦响处，一支利箭准确地钉在了叔武的咽喉上。“哥哥，你……”叔武嘴里咕噜了一句，鲜血涌出，颓然倒地。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奉命看护国家，又主动邀请卫成公回国，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没有人看得明白。但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没过多久，卫成公赶到了，一看到叔武的尸体，他就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连问：“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有人指了指公子颛犬。一群卫士蜂拥而上，不容分说，将公子颛犬当场斩首示众。我只能说，卫成公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表演帝”。元咺听到这个消息，既不哭也不闹，收拾两件衣服，逃到了晋国。见到晋文公，元咺将一捆厚厚的竹简递上。这捆竹简，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状纸或者起诉书。他跑到晋国来，就是要打一场官司，告卫侯谋杀叔武。大夫跑到别的国家去告自己的国君，有史以来估计也是头一遭。晋文公收到这捆起诉书后，批了几个字：“择日开庭。”于是一个月后，这场官司在晋国绛都开庭审理了。根据《左传》记载，这次庭审还搞得挺像那么回事。到场的有原告元咺、被告卫成公，还有被告的助手宁俞、被告的替身鍼（zhēn）庄子（原告与被告身份不对等，因此要用替身）和辩护律师士荣（卫国的刑法官）。审判员由晋国的法官担任。庭审的过程没有任何记载，只记录了结果是卫成公败诉。法庭当场宣判：一、士荣死刑；二、鍼庄子刖刑；三、宁俞忠义可嘉，免于起诉；四、卫成公囚禁之刑，服刑地点在王城雒邑，宁俞负责给他送饭洗衣服；五、元咺即日回卫国，奉卫成公的弟弟公子适为君。卫成公在雒邑囚禁了一年多，晋文公想斩草除根，命令医生给卫成公看病开药，并在药里面下毒。宁俞觉察到不对劲，以重金买通医生，减少了药里的毒量，卫成公才得以保住性命。公元前630年，鲁僖公出面为卫成公求情，分别赠送给天子和晋文公白玉十双。天子受了这笔厚礼，也向晋文公求情。于是，这一年秋天，卫成公被释放回国。经历了诸多磨难的卫成公不改其狡诈的本性。回国之前，他派人秘密会见了卫国的大夫周颛和冶廑，许诺说：“如果你们帮助我复位，我将提拔你们为卿。”周颛和冶廑如约杀了元咺、公子适和公子适的同母弟弟公子仪，迎立卫成公再度为君。然而，就在两人穿上卿的衣服，来到大庙里准备接受任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周颛走在前面，刚跨进大庙的门槛，就萎然倒地，无疾而终。冶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把衣服脱下来，表示不要求当卿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元咺的鬼魂在报复周颛。《左传》对于元咺，没有过多评价，然而叙述周颛和冶廑杀公子适的事情，用的是这样一句：“周、冶杀元咺及子适、子仪。”请注意，用的是“杀”子适，而非“弑”子适，这说明左丘明对于公子适政权的合法性，是持保留态度的。元咺跑到晋国去告状，将自己的国君告倒，而且在晋国的帮助下扶持公子适为君，在左丘明看来，绝对不是为臣之道，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将国内矛盾交到国际上去解决，也未必值得肯定。【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是在一系列光彩夺目的事件中度过的。继城濮之战、践土之盟后，这年冬天他又在温地发动诸侯会盟，讨论如何处理对践土之盟心存不服的国家。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齐、秦、鲁、宋、蔡、郑、陈、莒、邾等国的元首或授权代表。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在晋文公的热情邀请下，周襄王也亲自从雒邑跑到温地来一试身手，使本次大会增辉不少。虽然孔老二对此颇有微词，说什么“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但从天子当时的境况来看，晋文公这么看得起他，他是断无理由将自己吊起来卖的。作为温地会盟的成果，这一年冬天，晋文公率领诸侯发动了对许国的进攻，讨伐其不服之罪。至于许国到底怎么“不服”了，《春秋》《左传》皆无记载，很有可能是许国没有派人前来参加践土之盟吧。伐许途中，晋文公生了一场重病。曹共公的侍臣侯儒花钱买通了晋国的大臣筮（shì）史，要他对晋文公说：“请放曹国一马。当年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帮助邢、卫这样的异姓诸侯复国；今天您召集诸侯会盟，却要消灭同姓的诸侯。曹国的先祖叔振铎，是周文王之子，我晋国的先祖唐叔，是周武王的后代，本是同根同种，应该多加照顾。“您号令诸侯而灭兄弟之国，非礼也；您曾私下答应曹伯与卫侯复国，现在恢复了卫国而忘记了曹国，是言而无信；卫、曹两国同罪，而处罚不一，是赏罚不公。非礼、无信、不公，这三顶大帽子盖在您头上，您好受吗？”晋文公是个讲道理的人，生病的时候尤其通情达理，他命人把曹共公给释放了，并且让曹共公将功赎罪，跟随诸侯们一起讨伐许国。从许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扩编军队，在三军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三军。这样一来，晋国的武装力量达到了六军，已经是王室军队的编制。为了避免别的诸侯说闲话，晋文公对外宣称，扩充军队是为了对付狄人部落。而且，新建的三军也不称之为军，而称为“三行”，以荀林父为中行主将，屠击为右行主将，先蔑为左行主将。公元前631年夏天，王室卿士王子虎、鲁国国君鲁僖公、晋国上军元帅狐偃、宋国司马公固、齐国大夫归父、陈国大夫辕涛涂、秦穆公的儿子公子慭（yìn）等人在翟泉会晤，重温践土之盟，顺便商量讨伐郑国的事。城濮之战后，郑文公及时倒向了晋文公，并且主持了践土的献俘仪式。时隔一年，晋国又发动诸侯讨伐郑国，理由是晋文公当年流亡列国之时，在郑国受到了“非礼”的对待，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加上这次郑国不派人参加翟泉之会，正好又给了晋文公一个口实，因而临时动议讨伐郑国。谁说秋后不算账？老账新账一起算。翟泉之会受到了左丘明的猛烈抨击，主要是与会人员的级别不对等。各诸侯国来的都是卿大夫这个层次的代表，鲁国却由国君亲自到场，实在是用力过猛。公元前630年春天，晋国对郑国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据《左传》记载，这次进攻的目的是为了“观其可攻与否”。以晋国的军事实力，进攻郑国当然是小菜一碟。所谓“观其可攻与否”，估计还是旁敲侧击，想看看楚国的反应。在确信楚成王不会横加干涉后，同年九月，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起兵讨伐郑国，对外公开宣称的理由有二：一、郑伯曾经无礼于晋侯；二、郑国至今仍与楚国眉来眼去，藕断丝连。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函陵，秦国的军队驻扎在汜（sì）南，对郑国形成夹击之势。晋文公这次伐郑，不仅有军事上的准备，还有政治上的准备。据《史记》记载，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有一位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受到晋文公的优待。晋、秦两国大军进入郑国之后，晋文公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边界待命，打算等军事行动一结束，就派公子兰进入郑国接管政权。郑文公派了一个叫烛之武的老头，趁着夜色跑到秦军大营，对秦穆公说：“秦、晋两国大军包围郑国，郑国是难免要灭亡啦。如果郑国的灭亡能够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您就尽管放手干吧！但我想劝您一句，就算您消灭了郑国，对秦国也没任何好处，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还隔着一个晋国，好处都让晋国给得了。晋国因此增加了土地，对秦国而言，意味着相对减少了土地，不划算。如果您放郑国一马，郑国愿意成为秦国来往中原的东道主，为秦国提供方便，这样对秦国也没有任何坏处。再说，当年您有大恩于晋惠公，他许诺给您河外五城，结果这家伙早上渡河回国，晚上就令人加固城墙防御您，晋国人的贪得无厌，您也是有亲身体会的。他们今天往东向郑国索取土地，明天就会往西扩张，到那时，他们不打秦国的主意，还能打谁的主意呢？请您三思而后行。”在现代语言中，“东道主”是主人家的意思。但这个词最初的意义，“东”是指具体的方位。郑国在秦国的东边，因此自称东道主。而诸如“北道主”、“南道主”之类的称谓，在后世的史书中都曾出现。烛之武的话打动了秦穆公。他认真回想了一下这些年秦国与晋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觉得烛之武所言不虚。秦国一直在努力帮助晋国，晋国对秦国的帮助也总是欣然笑纳，却从来不想如何报答秦国，甚至恩将仇报。眼下这位晋文公，从上台到称霸，都受到了秦国的大力支持，至今也未曾有任何回报的表示，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于是，秦、郑两国签订了一个秘密盟约。三天之后，晋国人惊奇地发现，秦国人已经撤军了。不仅如此，秦穆公还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员将领，带着一支部队驻扎在新郑的北门，宣布为郑国戍守城门。这就意味着，晋国如果继续攻打郑国，就要与秦国人为敌了。晋军众将对秦国人的公然背叛感到愤怒。狐偃等人建议晋文公无视秦国人的存在，按原定计划进入新郑，如果秦国人要阻挠，就连秦国人一起打。还好，晋文公不像晋惠公那样没心没肺，他暗自衡量了一下利弊，对大伙说：“没有秦国的帮助，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得到人家的鼎力相助却拔刀相向，是为不仁；因为小事而失去一个强大的盟国，是为不智；两国本来和平相处，却又发生战乱，不是用武之道。罢了罢了，既然老天不想灭亡郑国，我们也不必强求，回去吧。”话虽这么说，晋文公却不甘心空手而归，他派人与郑文公谈判，要求将公子兰送回郑国当大子。郑国大夫石甲父对郑文公说：“现在诸位夫人之子都已经死了，其余的公子中，数公子兰最为贤能，您不如答应晋国的要求，好让他们快点退兵。”郑文公听从了建议，派石甲父、侯宣多到晋国迎接公子兰回国。晋国与郑国遂签订了和平协议。从郑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改革军队编制，撤销新建的三行，改为上、下新军，任命赵衰为新上军统帅，胥婴为新下军统帅。按《左传》的说法，这样做还是为了防御狄人的进攻。狄人真的有这么麻烦吗？回答是肯定的。公元前630年春天，就在晋文公试探性进攻郑国的时候，狄人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在齐桓公年代，狄人还只敢欺负一下卫国、邢国这样的二三流国家。齐桓公一死，连齐国都成为狄人侵略的对象。纵观中原，还真只有晋国令狄人有所忌惮了。公元前629年，狄人又一次大举入侵卫国，迫使卫成公将国都迁到帝丘。为此，卫国还举行了卜筮活动，得到的结果是，卫国还有三百年的国运。但从《史记》的记载看，卫国自此仍经历了十九代君主，历时四百二十年，直到秦始皇年代才彻底灭国。因此，这次卜筮的结果极为不准。帝丘原来是夏朝第一任君主启的孙子相的居所。卫成公搬到帝丘，梦到先祖卫康叔对他说：“你给我的祭祀很丰厚，可是都被相夺走了。”卫成公于是命令祭祀相，好让他不抢自己祖先的祭祀。宁俞认为不可：“不是我们的祖先，就算祭祀，他们也享受不了。连杞、鄫（zēng）这些夏朝的后裔都不祭祀相了，我们更没有义务承担对相的祭祀。”孔夫子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也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先，却去祭祀他，是谄媚之举。也许是风水轮流转，不久之后，狄人部落发生内乱，卫国趁机发动反攻，双方于公元前628年握手言和。这一年春天，楚国大夫斗章与晋国大夫阳处父举行了会谈，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夏天，在新郑城头摇摆了四十五年之久的墙头草郑文公去世了，晋国扶持的公子兰顺利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穆公，晋、郑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到了冬天，晋文公也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回顾晋文公的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是他那段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他自四十三岁那年出奔国外，直到六十二岁才回国，十九年间，先后居住或经过翟国、卫国、齐国、曹国、郑国、楚国、秦国，或被奉为上宾，或遭冷眼歧视，可谓尝尽人间冷暖，也练就了他宠辱不惊的沉稳性格。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的日子虽然艰辛，他却过得很潇洒，不乏佳人相伴，先是在翟国娶了季隗，接着在齐国娶了齐姜，跑到秦国又娶了怀嬴等五个老婆，这些女人，或以其温柔贤淑抚慰其心灵，或以其特殊地位成为他的政治后援，为他的流亡生涯平添许多春色。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手下那几十号兄弟，不但对他忠心耿耿，不离不弃，而且在他最困难、最软弱的时候及时帮助他走出困境，告别平庸，目标坚定地杀回晋国，成就大事，可谓良师益友。而晋文公上台之后，除了报答大伙的恩情，更大胆重用这批非公族的贤能之士，一改国政由公族把持的传统，将军国大事交给异姓管理。正是依靠这些异姓贤人，晋国得以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崛起，并且打败天下第一强的楚国，成为天下的霸主。唯一的遗憾是，晋文公大器太晚成了，称霸才短短数年，便寿终正寝。但晋国的霸业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迅速消失，从后世的历史来看，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他的儿子晋襄公，在晋成公、晋灵公年代一度衰落，到晋景公、晋厉公、晋平公年代又重新雄起。自城濮之战后的近百年，晋国一直是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当然，这是后话，晋国的兴衰在以后的故事中还将讲到。晋文公死后，其灵柩被送往曲沃，将在曲沃举行葬礼。然而，就在灵柩被运出绛都城门的时候，里面突然发出一阵牛响。据《左传》的记载，是“有声如牛”，至于是如牛吼还是牛蹄声，无从考证。卜偃连忙命令队伍停下来，大伙一起拜倒，折腾了半晌，卜偃说：“主公有令，将有西方军队经过我国，如果攻击他们，必定获胜！”所谓西方军队，当然是

丽特·安绝对没有忧郁症，不无精打采，不动不动就要晕倒，我不允许提及现实中这类可怜女人常有的这些身心失调的症状。因为她不让自己变得无聊，无聊是一个人会背痛或者偏头痛，因此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年的原因。（我在考虑要不要写一本论著，叫《无聊感对于艺术的贡献》。就拿海达·加布勒[8]做例子，她奇怪的行为举止源于她令人发疯的无聊。）不，玛格丽特·安没有这些毛病，唯一困扰她的是自己对于一位年轻医生的暗恋，她常在这些穷人家碰上这位医生，他也爱她。但是他有一个麻烦的、长期患病的妻子。这两个高尚的灵魂自然根本不会想到要逾规。他们在垂危病人的卧榻、病榻边相见，齐心协力减轻病人的痛苦，他们的目光偶尔会相遇，无言的歌，甚至有时眼里莹莹有泪，不过这种情况少之又少。真是一堆陈词滥调！和《楼上，楼下》挺像，而我特爱这类东西，我们大家都一样。但是我为此查找的资料（大量资料），让我对这些默默无闻的女英雄们，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慈善家们，生出由衷的敬佩和尊重。当时她们十有八九（说真的，我们又怎么知道？）受丈夫的管制，如今又遭人鄙视。真是可惜，她们对于自己做的事一般保持沉默，人们经常写她们的事迹，但她们从来不自己站出来说话。她们一定是一群生性坚强的人，杰克·伦敦、狄更斯和梅休[9]知道贫穷的滋味，他们短暂地涉足贫困，攒足了素材就抽身，而这样的贫困，她们却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辛努力而得以知晓。当我想到她们那时去那些人家的情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一切多可怕，十足的可怕，破败、寒冷、压抑、肮脏，筋疲力尽的妇女，患佝偻病的孩童，遭受粗暴对待的男人——不，不，我不说下去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很清楚，那就是和这些人比起来，莫迪、安妮，还有伊莉莎，简直是富足、幸福。看着来帮忙的社工们进进出出，安妮会说：“我在想我可怜的老妈妈，这些她都没享受过。”“那她怎么办，谁来照顾她？”“她照顾她自己。”“她身体好吗？”“她手抖，经常失手打了杯子、碟子。她跌了一跤，摔坏了股骨，她就推着一把椅子走路，好撑住自己。我们有时给她带点食物啊烈性啤酒什么的。”“那她是一个人住吗？”“她一个人住——好多年。她活了七十岁。我比她厉害，是吧？多了十多年呢！”我很清楚，关于伊莉莎的生活，我从伊莉莎那儿听来的那些不全是事实，也许和事实一点边都沾不上；我赞扬她，就像我会赞扬一个好故事的作者一样。那些炎热的漫漫夏日，从来没有一丝阴云！和丈夫的那些出游！那些公园里的野餐！那些圣诞节！那帮友爱的好朋友们，总是聚会，从来没翻过脸！偶尔，帐幔会掀起，哦，只是片刻。可怜的伊莉莎，她喜欢批评人，满脑子道德规范，无法理解这个女人怎么能做那种事，或者那个怎么能做这种事。报纸上登了一则新闻，说一个年纪不小的妇女为了一个青年男子而抛弃了自己的丈夫，这则新闻让她生了好几天气。真龌龊，她说，龌龊。然后，她换了口吻，轻快、匆忙、做梦似的声音：要是现在我也可以离开，我可以离开他，甩了……我基本确定，这里又是一例，她想甩了的是性生活……伊莉莎没有生过孩子。她想要孩子。她有没有去找医生问过？“哦，去过，我去过，他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应该叫我的丈夫来看看。”“我猜，他不肯？”“哦，你不能叫他做这种事，他根本不会同意。”她提高声音，“不，不，要知道，贝茨先生知道自己的权利……”楼下，伊莉莎，我们大家的榜样……楼上，可悲的安妮·里夫斯。薇拉·罗杰斯和我共进午餐，匆忙得很，就挤出了半个小时。我对薇拉说：“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安妮是什么时候做的决定，要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都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做了决定。”“哦，不，根本不是这样的。伊莉莎一直就是这样的，安妮一直就是这样的！”“真是个悲观主义者。那我们根本不会变咯？”“对！看看莫迪·福勒！要我说，她以前就一直是这样。最近我遇到了一个二十年没见的表亲——什么都没变，说话方式没变，习惯也一点没变。”“好家伙，薇拉，你弄得人真想跳崖！”“我可一点都看不出来。不，人一辈子都是一个样。”“那你为什么在安妮身上费这么大劲儿？”“你算问住我了。我觉得她不会变。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她已经决定放弃了。不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再努力一阵子吧，到时我们就会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力了。”我们“拯救”安妮的计划可谓深思熟虑，富于人情味。这是个被人抛弃了的老太太，没有朋友，虽有家人，但是他们觉得她这个样子只是个负担，是桩丑事，不理会她的恳求。她的记性越来越糟，五分钟前说的话都记不住，不过久远的往事倒还记得清楚；她一生的习惯、一直用来支持自己的东西都日渐凋萎，她一脚踩下去，以为还是坚实的陆地，结果却摇晃不稳……而她，坐在椅子里，突然周围环绕着笑脸和好心肠，这些人知道如何让一切都恢复正常。看看伊莉莎·贝茨吧——大家都这样喊。看她有那么多朋友，去旅游过那么多次，总是在外面玩……但是安妮不肯好好走路，不肯出门，不肯重新开始真正的生活。“等夏天来了再说吧。”她说。因为伊莉莎·贝茨，我意识到有多少出游活动、短程旅行、义卖会、聚会、集会等莫迪应该享受，却没有享受。我仔细考虑了这事。我给薇拉打了电话，一明白我想请她干什么，她的口气立即变得职业和圆滑起来。“你在说什么？”我终于问，“你的意思是，让莫迪·福勒尝试新生活没什么意义，因为她现在这样的良好状态维持不了多久？”“呃，现在这的确算是个奇迹了，不是吗？她那个病一定是已经拖了好几年了，她现在还挺着，但是……”一个星期六，我去莫迪家，给她带了些我从阿姆斯特丹带回来的樱桃甜酒，我去那里参加了春季服装展。和伊莉莎一样，莫迪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也喜欢最好的。我们对坐着喝酒，屋里一股樱桃香。窗上的帘子放下来了，外面下着细细的春雨，雨水从破旧的排水沟往下滴，弄出不少动静。她不让希腊人请来的工人修那排水沟。“莫迪，我想问你个问题，又不想你生我的气。”“那看来这不是件好事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从不参加市政府组织的那些去乡间的旅行？你有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假日计划？还有午餐中心？他们有好多这种活动……”她坐在那儿，一只手遮着脸，手上沾满了煤灰。早上她打扫了烟囱。失火：她告诉我她会做关于失火的噩梦。“我完全可能会死在这床上，”她说，“不知不觉地就被烟闷死了。”她回答：“我一向不与人来往，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忍不住会想到那些你本可以度过的美好时光。”“我有没有和你说过一次圣诞聚会？那是我认识你之前的事了。警察局办了一个聚会。我爬上台，跳了舞。我把衬裙露出来了，他们大概不太高兴。”我想象着，莫迪掀起厚厚的黑裙子，露出脏兮兮的衬裤，喝得有点醉了，玩得开心。“我觉得不是那个。”我说。“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再请我去？哦，别费劲了，反正我现在也不高兴去了。”“还有这些教堂组织的活动呢。你以前上教堂的，不是吗？”“我去过的。我去参加过一次茶会，后来又去了一次，因为教区牧师说我对他们不公平。我坐在角落里，喝我的茶，他们那些人，连句欢迎都不说，自己聊自己的天，当我不存在呢。”“你认识伊莉莎·贝茨吗？”“贝茨太太？嗯，我认识她。”“然后呢？”“我认识她，可我就一定要喜欢她吗？你的意思是，我们年龄差不多，所以就该坐在一起嚼舌头。她年轻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喜欢她，这点我确定。她结了婚以后我也不喜欢她，她可让她那可怜的男人够受的，他都没法管那家叫自己家。那以后她的事我知道的，我都不喜欢，她一直是独自就没法过，身边总是有十来个女人，叽叽喳喳，叽里咕噜。所以，我为什么现在要喜欢她，喜欢到和她一起吃饭、一同喝茶的地步？我从来都只喜欢和一个朋友待在一起，不喜欢一群人因为无处可去而聚作一堆。”“我只是觉得那样你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点。”“伊莉莎·贝茨嫌我不够档次。过去二十年来都没够过。哦，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偶尔出去一趟，有的时候教堂组织杂货义卖，我也会去，我找找有没有围巾或是好靴子，但是教堂那些女人根本不搭理我，就跟我不在场似的。”“不如你再和我去公园？或者我带你去河上坐一次船？为什么不呢？马上就是夏天啦。”“有你来和我坐坐，我现在这样就很高兴了。我回想在玫瑰园过的那个下午，这就足够了。”“你真固执，莫迪。”“我还是要我行我素，拜托啦！”乔伊丝离开几周后，早上五点，她打来一个电话。“你生病了？”我脱口而出；好像我已经从心里的什么地方把她给勾销了似的。“没有，我该生病吗？”“一大早打电话来。”“我刚要上床呢。哦，是了，时差。”“没事，反正我刚好起来准备工作。”“好简娜，老伙计，”乔伊丝说，这是种含糊的新口吻，并且是嘲讽的。“啊，乔伊丝，你喝醉了吗？”“你绝对是没醉！”“你打电话来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你的近况？公寓？丈夫？孩子？工作？”“才不是呢。我心里想，简娜怎么样了，我的老伙计简娜怎么样了？所以说，你怎么样？还有那个老太怎么样了？”我说：“据我所知，他们怀疑她得了癌症。”“祝贺你。”乔伊丝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癌症。到处是癌症。唉，我可不觉得它比别的病更糟。你觉得呢？我的意思是，肺结核、脑膜炎、多发性硬化……”于是乔伊丝接着报了一大串疾病名称，我坐在那儿想，她不可能醉成那样。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在装醉。没过多久，她就谈起疾病如何逐渐被淘汰了。她古怪的措辞。“你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他们大批大批地死于一些我们如今根本没有的疾病。比方说白喉。比方说猩红热。这么说来，还有肺结核。”我们就这样又聊了半个多小时。最终我说：“乔伊丝，这通电话可要破你一笔财呢。”“的确是。好简娜，老伙计。所有的东西都要钱？”“嗯，是的，我的经验是这样。”“那是因为你把它当作了你的经验。”然后她就挂了电话。没过几天她又打电话来了。早上五点。“我喜欢想象你在那边一直不停地工作，我的老伙计，而我在这里的聚会上瞎混……”“我写了一本浪漫小说，”我告诉她，“你是我第一个告知这消息的人。他们喜欢这本书。”“浪漫……很好。比方说我，就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浪漫。我回头看看，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一直工作得太辛苦，一点乐趣都没有。你回头看也是这样的，简娜。很显然。”“我现在很开心。”久久，久久的沉默。“别和我说这个，因为我不会相信的。”“写这种浪漫小说于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已经开始写另一本了。《仁慈的女士》，你喜欢这名字吗？”“仁慈。这个词我现在懂了。关于美国女性性格，我抓到了一条重要线索。仁慈心。这是从《白雪公主》来的。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姑娘看《白雪公主》，学她的样……仁慈大方地对待这个人，那个人，一个又一个人……”“我也很喜欢写严肃文章。”“你肯定是工作得太辛苦了，不会给自己找乐趣了。”“胡说。正是因为我这么努力工作，我才觉得是享受。而且我还享受和那些老太太在一起的时间。我享受那个世界，那个世界里发生的事，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有那么一个世界存在。”“真有你的。”又是乔伊丝。“又开派对了？”我问。她回答：“在这里，人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我总是问她穿的是什么，好想象她的样子，而她总是回答，和其他人穿的一样。她说美国人是地球上最行动一致的人，就算他们叛逆，也是成群结队地叛逆，衣服也穿得和其他叛逆们一样。她的风格已经被批评过了好几次。她以为是因为她真的年龄大了，不适合那个风格了。但不是这样的，美国人严厉地质问她为什么英国人“总是看上去像吉卜赛似的”。这是我们浪漫狂野的本性，她回答，但还是舍弃了自己的风格，剪了头发，现在有一衣橱剪裁合身的长裤、衬衫、套衫以及式样各异的短礼服。她说，当你走进一个屋子，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要把你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确保你没有出格。她现在过得快活，因为人就该这样。她的丈夫也过得快活：他又交了个新女友，那人还正巧是乔伊丝的同事。我的老天啊！乔伊丝对我大呼。她那里是凌晨一点、两点、三点，她正要上床，而我这边则正在一杯一杯地喝清晨的咖啡。乔伊丝感叹，想想我离开前经历的痛苦，真是荒唐！这里，一旦夫妇中有一个觉得在这段婚姻里不快活了，那说断就断，一秒钟都不拖。孩子们也过得快活，觉得自己的故乡落后而蛮荒，因为我们穷，没有塞得那么满的冰箱。杂志社发展出了新事物：政治。我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当真。我想，大概……是真的吧。社里有一种新的气氛，我不喜欢，当然，我年纪大了，不喜欢变化，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开始很宽容。屈尊俯就？可是我觉得他们才是屈尊俯就。革命不对我的胃口，但我生命中也不是没有过革命，而在我看来，我不值得像现在这样受到容忍。像以前那样受到容忍。因为我镇压过了。突然间，我出入办公室时，遇到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的人们，他们似乎立即沉默下来，好像他们刚才的交谈太深奥，这个局外人没法领会。可他们说的内容我们都听了上千次。到处都是陈腐的政治套话，我实在没法把它们当真。尤其没法让我严肃对待的，是那些年轻人，自己就属于中产阶级，却没完没了地议论中产阶级价值观，说它要被摧毁，被取而代之，它腐朽透顶，理应受到揭露。这里头的确有一个真正出身劳工阶级的年轻人，是一个摄影师，他的父亲是个印刷工人：对于这说法，我可以展开一大段分析，讨论一下在我们这块如此中产阶级的土地上到底什么是、什么不是劳工阶级。不过我不准备跟着这帮繁琐哲学家去纠缠这种细枝末节。他们身上唯一真实的，不是他们五花八门的宗教观点，或是教条，而是他们注入自己论点里的狂热。员工中间现在蔓延着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情绪，一种互相撕咬、彼此忌恨的卑鄙气氛，大家情不自禁地要批判、打压任何立场和自己不一模一样的人；同样地，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批判、谴责任何一个虽和自己处在同一阵营却暂时或总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叫我受不了的是，这种情况，我们从书里、电视里、广播里，通过很多很多渠道见识过，可这些小年轻们却弄得好像他们做的这些事前人从未做过，好像所有那些陈词滥调都是他们发明的一样。这一切让我越来越不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理解了薇拉和我说的一段话。我和薇拉四处奔波时，很享受我们的午餐，烘豆子或者一块煎蛋卷，再来一杯咖啡。我们享受我们做的事，或者准确点说，我们享受自己能做，并且能做好的事。“老天啊，”薇拉说着，一屁股坐下来，伸手去拿香烟，把一摞两英尺高的文件碰落在地上，“老天啊，简娜，我告诉你，要是当初我递申请的时候知道会这样就好了，不用，你坐着，我就是有气要发泄发泄，你肯定无法相信……”“要不是我们杂志社也有这种事的话，”我说，“我的确不会相信。”她口中我不会相信的事，是现在才周四，而这周已经开了七个她原该参加的会。“这些会全是瞎折腾，瞎折腾，简娜。请相信我，不管他们要讨论的是什么，任何有脑子的人三言两语五分钟就能搞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会，是因为他们热爱开会，开会就是他们的社交生活，真的，简娜，这就是事实。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但是一旦明白了……他们到底什么毛病？一开始，我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我自问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你知道

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蒋记王朝第六章国民党分家

汪精卫又回来了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失控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

迁都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

己能力有限，无法达到朝廷要求的标准。但是皇帝李儇也明白无论是谁来干，也不能够马上收拾烂摊子，所以对杨岩的辞职申请不予批准。后世的胡三省在读《资治通鉴》关于上述的相关记载后，发出了十足的感叹，认为追求高官厚禄是人的本能，但是唐朝末年居然出现有不愿意做官者，从中可以看出大唐帝国已经是濒临衰亡。当朝廷内部一片焦头烂额之时，除了黄巢在全国大范围的流动作战外，江南地区尚有王仙芝战败身死前就已经分离出来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一支由王重隐率领，于当年二月攻下饶州（今江西鄱阳），四月攻下洪州（今江西南昌），迫使江西观察使高湘出逃。另一支由曹师雄率领，四月间活跃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一带。皇帝李儇只得又改令让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援救宣、润二州，黄巢得到消息后，一方面看到东都洛阳的唐军守卫森严，不愿意采取强攻进而耗损实力；另一方面也想与江南义军互相配合作战，于是黄巢作出决定，引兵从和州、宣州之间渡江南下，进入宣州境内继续对抗官军。曾元裕为了援救宣州，派部将王涓带领先锋军日行百里率先赶至南陵（今安徽南陵），可是在那里突遇黄巢大军，王涓猝不及防战败身死。次日曾元裕领兵赶到，只得收拾王涓的残兵四五千人进入宣州守卫。黄巢渡江后，相继攻克虔州（今江西上饶）、信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和饶州，不过当时黄巢、王重隐、曹师雄三支人马始终没有直接联系和配合作战，依旧是各自为战。不久，王重隐陷入官军包围战败身死，曹师雄在进攻湖州（今浙江吴兴）时被镇海军节度使裴璩击败身死，两支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使得朝廷可以集中力量对付黄巢大军。王重隐和曹师雄的失败，使得黄巢本来转战江南的战略意图瞬间落空。但此时江北的官军防务做得十分严密，黄巢渡江北上实属不易，于是他决定继续向东南方向推进，将进攻中心转向朝廷赋税的供给之地浙东地区。乾符五年（878年）八月，黄巢进逼杭州，并转攻越州。早在六月间，朝廷就看到两浙地区因为黄巢大兵压境而导致局势万分紧张，为了加强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朝廷将高骈调任镇海节度使。高骈到任后派部将张麟、梁绩在越州附近击败黄巢的部分起义军，成功收编其部将秦彦、毕师铎等数十人。为了避开高骈大军的锋芒，黄巢带领大军从越州向南撤退，准备由浙东地区取海路进入福建，但一时间找不到足够的船只，便开山七百里，由陆路进入了福建地区。进入福建后，黄巢兵分两路，他亲率主力人马由今浦城、崇安、建瓯、南平进军福州，另一路人马由今浦城东向政和、福安、霞浦攻取福州。十二月，两路大军在福州城下会和，时任福州观察使的韦岫见黄巢军势大，慌忙弃城而逃。黄巢成功进占福州，稍事休整后，继续采取流动作战方针，于乾符六年（879年）春向岭南进军，五月间包围岭南重镇广州。不过，由于常年流动作战，导致大军疲惫不堪，黄巢的军队需要休养，所以他没有立即发动对广州的进攻，而是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为大军腾出休养的时间。为此，他送信给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让李迢代他向朝廷请降，并求广州节度使的官衔，作为请降的条件。皇帝李儇接到李迢的奏报后，召集朝臣们进行商议，朝廷上下再次展开一场辩论。以宰相郑畋为代表的官员，主张可以暂时同意黄巢的条件，以收到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黄巢起义的效果。而且郑畋认为黄巢起义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而且国家久不用兵，将士对战争的概念十分模糊，进而导致各路人马不能协同作战，所以不如同意黄巢的请降，这样可以免去用兵的诸多麻烦。只要遇到丰收之年，那些起义军的中的农民一定会思念故土，一旦其部众离散，黄巢就只能束手就擒，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恐怕很难平息这场祸乱。郑畋的意见当时得到众多朝臣的认可，但是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则明确表示反对，相比于郑畋，卢携的反对则是出于私利。高骈移镇浙西地区就是卢携的主张，在黄巢攻占福建之后，卢携又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想让高骈立下奇功，自己能在朝廷实现大权独揽。所以卢携反对招抚，主张继续进剿黄巢，他认为，高骈将略无双，他辖下的淮军战斗力很强，剿灭黄巢不算个事儿，目前情况下不应该让黄巢看出朝廷有胆怯之心，这样会涣散军心。为了彻底激怒黄巢，卢携在朝堂之上玩了个花招，他建议授予黄巢“率府帅”的官职。这种官职是明显的闲散官职，他试图通过这种做法，为自己主张继续镇压黄巢找到借口。而且时任左仆射的于倧也认为，广州地区有海上贸易的厚利，一旦被黄巢占据，可能会严重减少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也不同意授予黄巢广州节度使之职。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反叛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之所以召集朝臣商议如何应对黄巢请降一事，是因为黄巢实在势大。当他听到卢携如此信心满满后，他便采纳卢携的意见，诏令高骈继续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皇帝李儇倾向于卢携，让郑畋十分不满，而且对于卢携保举高骈，郑畋也是一直郁闷不已。因此在和卢携草拟诏书时，郑畋实在忍无可忍，禁不住对卢携破口大骂：“高骈贻误战机，想以战养战，根本无意剿灭黄巢，你想依靠他用兵，后果将是不堪想象。”郑畋一上来就为卢携来了个下马威，直接挑明了卢携的用意所在，而卢携似乎早有准备，也丝毫不示弱地反击道：“这是陛下做出的决定，你郑畋凭什么对我喊？”卢携说完拂袖而起，袖子甚至沾上了砚台的墨迹，气得他一把将砚台摔到地上。眼见双方剑拔弩张，在场的其他朝官立即将两个人拉开。皇帝李儇得知后，认为身为朝廷宰相，郑、卢二人犹如市井之人争吵，实在有失体面，于是一怒之下将两个人贬往东都洛阳。不过，对于这件事儿，史书还有一种记载，说卢携与郑畋争吵对骂时，卢携将砚台扔向郑畋，时人笑传为“宰相斗击”。经过一番争论，朝廷最终决定继续对黄巢用兵。而这段时间里，黄巢也得到了休养的机会，所以当朝廷决定继续进剿时，黄巢也已经完成休养准备继续作战。在接到李迢送来的皇帝李儇的诏书后，黄巢冷笑了一番，然后将诏书撕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里不是目的地！”乾符六年（879年）六月，黄巢大军急攻广州，活捉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随后又占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当时黄巢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文告，痛斥朝廷的腐败，指责诸多朝臣与宦官贿赂勾结，以及科举考试主考官徇私舞弊，导致人才埋没的弊政，就连当时朝廷的史官也不得不承认黄巢所言“皆当时极弊”。在岭南一番征战之后，正像黄巢自己所说的那样，岭南绝非其目的地所在，在黄巢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立下的誓言，那就是“冲天香阵透长安”。进兵河洛黄巢在岭南不断攻城略地，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朝廷可谓是忧喜交加。忧的是岭南本是朝廷兵力薄弱之处，黄巢大军兵锋在那里所向无敌；喜的是黄巢大军毕竟远离了富庶的江淮地区，对京城长安的威胁更加遥远。因此朝廷决定将黄巢防堵在岭南，不让其继续北上，并为此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乾符六年（879年）四月，宰相王铎毛遂自荐，主动向皇帝李儇申请统率诸军出江陵地区平定黄巢。于是，李儇任命他为荆南节度副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当时荆南（治所湖北江陵）号称重镇，当年颜真卿评价该地区是“荆南巨镇，汉江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所以王铎出镇江陵是企图利用长江天险阻止黄巢大军沿荆、襄北上。与此同时，王铎奏请任命泰宁节度使李系为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率领精兵五万及当地军队屯驻潭州（今湖南长沙），以扼守秦岭以北之路阻止黄巢北上。八月，高骈向朝廷提出一份出兵攻打黄巢的建议，高骈的计划是让部将张麟领兵五千屯驻株洲（今湖南株洲），扼守住西路；兵马留后王重任领兵八千于循州（今广东惠州）、潮州（今广东潮县）拦阻，自己则领兵自大庚岭进攻广州。除此之外，高骈海建议朝廷让王铎带领本部兵马三万人于梧州（今广西梧州）、桂州、昭州（今广西平乐）、永州（今湖南零陵）拒险以守；邕管军五千屯驻端州（今广东肇庆），防止黄巢从广州逃遁。然而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认为，高骈的计划虽然犹如一张大网牢牢将黄巢罩住，但由于朝廷财力匮乏，支持战线拉得过长，难度颇大，所以没有批准高骈的计划。当时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目的是想首先将黄巢困在岭南地区，然后再将其一点点地消灭，但这只是朝廷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黄巢在乾符六年（879年）已经发布文告宣布要打进长安，这表明黄巢不甘于仅在岭南一带活动，而且其内部多是北方人，不服岭南地区的水土，当时黄巢大军因为水土不服者已经开始出现士兵死亡事件。因此乾符六年（879年）十月，黄巢决定冲破岭南地区，开始发动直捣长安的战争。黄巢一开始行动，朝廷布置的防线就漏洞百出。先是李系在潭州一带遇到黄巢大军一触即溃，当时身为平叛副都统的李系带领精兵五万，加上当地的军队号称有十万之众，而黄巢从桂州编造数十只大竹筏，乘水涨流急沿湘江而下，经过永州、衡州（今湖南衡阳），于当年十月二十七日抵达潭州城下。李系是名将李晟的曾孙，可是虽然出自将门，才能却和他曾祖李晟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史书评价他是“无将略，微有口才，军政不理”，是个赵括类型的纸上谈兵式的人物。或许王铎正是看中李系的口才，所以将精兵交由其指挥，但战场上的事不是靠一张嘴就能解决问题的。眼见黄巢大军前来进攻，李系龟缩城中不敢出战。黄巢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攻陷潭州，官军伤亡惨重，尸体沿着江面顺流漂走。李系早在城破之前，便带着亲信逃往朗州（今湖南常德）。攻下潭州后，黄巢让部将尚让领兵，号称五十万大军向江陵进军。王铎虽然主动向皇帝李儇自告奋勇请战，但事实上打仗不是其擅长，而且王铎赴任时带了大量的姬妾前往，更像是游山玩水，而不是拼死疆场。对于这一点，《太平广记》曾经记载过一则笑话，说王铎带着姬妾赴任，其正妻十分嫉妒，忽然一天有人奏报王铎说夫人离京也即将来到江陵。王铎十分震惊，对手下人说：黄巢自南而来，夫人自北而来，这叫我怎么生存啊？手下人调侃他说，不如投降黄巢，王铎听完后也是大笑不已。这则记载虽然可以当作笑话去看，但至少可以看出当时官军是个什么状况，不仅军纪不严，就连主将也是心不在焉。当时从各地调往江陵的人马尚未到齐，江陵守军不满万人，王铎听到李系兵败，黄巢大军乘胜进兵江陵，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让部将刘汉宏留守江陵，自己借口要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会师，率众逃往四百多里外的襄阳。不过刘宏汉也不肯当替死鬼，王铎刚一出城，他便纵兵大肆劫掠江陵，然后领兵率众北归。而江陵城中百姓被迫四处逃亡，当时正值天降大雪，百姓的凄惨景象让人惨不忍睹。当时对于官军在潭州和江陵的失败，诗人韦庄在其诗作《又闻湖南荆渚相次陷没》一诗中描写道：几时闻唱凯旋歌，处处屯兵未倒戈。天子只凭红旆壮，将军空恃紫髯多。尸填汉水连荆阜，血染湘云接楚波。莫问流离南越事，战余空有旧山河。王铎和刘宏汉相继逃离后，黄巢半个月后才抵达江陵，他们完全有时间加强对江陵的防务。江陵是岭南通往关中地区的要道，其失守意味着黄巢打通了进兵关中的通道，而后黄巢由江陵北进，准备攻取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驻襄阳南边二百七十多里的荆门（今湖北荆门）准备拦截。十一月二十二日，刘巨容带领精兵埋伏于丛林之中，曹全晸带领轻骑兵向黄巢挑战。当时黄巢接连取胜，产生轻敌之心，于是带领人马追击曹全晸，见义军出战后，曹全晸佯败退走，将义军引到刘巨容埋伏的丛林中内，而后刘巨容领兵杀出，一举打败黄巢，并一路追击到江陵，黄巢这一战损失十七万人马，被迫收拾余众渡江东逃。当时有人建议刘巨容乘胜渡江对黄巢穷追猛打，但刘巨容和先前的宋威想法一样，认为如果剿灭了黄巢，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是自己，所以放弃了追击黄巢。刘巨容和宋威都生出这种想法，可谓是“心有灵犀”，这再次表明由于朝廷政治昏暗腐败，内部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对待黄巢农民起义的态度上各怀心志，步调难以统一。曹全晸领兵渡江追击一阵，听到朝廷以泰宁军都将段彦谟取代他为江西招讨使后，也闷闷不乐地退兵回来。刘、曹二人的举动无疑有利于黄巢从战败的挫折中恢复过来，《资治通鉴》评价说：“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可以说，江陵之战其实是朝廷剿灭黄巢的绝好机会，可惜因为朝廷内部的矛盾，最终导致黄巢再次崛起。而皇帝李儇和朝臣们一定想不到，黄巢的这次重新崛起，居然会使他们犹如丧家之犬，逃离长安。由于朝廷未能有效地阻挡黄巢北上，乾符六年（879年）十二月，皇帝李儇鉴于王铎临战逃遁，致使江陵地区不战自乱，贬其为太子宾客出守东都洛阳。同时经过与朝臣们的商议后，他认为高骈多次击败过黄巢，而高骈移镇江南是宰相卢携举荐，所以重新起用卢携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重新将其召回宰相班子。卢携执政后立即将王铎、郑畋任命的关东节度使撤换掉，并于广明元年（880年）三月推举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使他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军事统帅。对于曾经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高骈，现在又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统帅。他深知这一次责任更加重大，所以他一上任立即传檄征调各道之兵，另外在当地广为招募，很快就在淮南聚集了七万人马，在经过周密的部署后，他立即派部将张璘渡江进攻黄巢，一时间高骈司户成为摇摇欲坠的朝廷的支柱（“朝廷深倚之”）。张璘渡江后一度颇为顺手，先是收降了黄巢的义军将领李罕之、王重霸等人，然后成功收复饶州，又收降义军将领常宏及其数万之众，进而又在大云仓击败黄巢，迫使黄巢移军信州。刚刚移军信州，黄巢人马便遭到了瘟疫的侵袭，加上张琳在江边咄咄逼人的态势，形势对黄巢十分不利。于是为了赢得休整的机会，黄巢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先是以重金贿赂张璘，缓解其攻势，然后写信给高骈表示愿意归降。而高骈则和他的前几任统帅一样，认为黄巢在其强力镇压之下，已经陷入绝境，于是答应黄巢的请降。当时昭义、武宁、义武等镇的人马已经抵达淮南，高骈内心不想让其他镇人马夺了平定黄巢起义的功劳，于是上疏皇帝李儇，请求让诸道人马回归本镇。由于朝廷对高骈的绝对信任，以及很长时间以来官军纷纷虚报战果，卢携带领百官不断向皇帝李儇进贺，导致皇帝李儇误认为平定黄巢指日可待，于是同意了高骈的建议，让诸道人马撤回本镇。黄巢得知诸道兵马已经返回本镇，于是立即重新发动攻势，突袭张璘，成功将其杀死。而后黄巢乘胜分兵攻克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和宣州，进抵长江南岸。七月，黄巢又率军从采石（今安徽当涂）飞渡长江天险，直抵淮南，并包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锋甚锐，号称十五万之众。黄巢一路所向披靡，让高骈十分震惊，他终于明白黄巢是个比庞勋更加厉害和诡道的角色。此时高骈虽然坐镇扬州，麾下尚有精兵十余万，但他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避过黄巢大军的锋芒，不与其展开大规模作战。一来部将张璘战死对高骈是个沉重的打击，使高骈一时间产生畏战情绪；二来他怨恨朝廷中如郑畋等人对自己曾经有非议，怀着幸灾乐祸之心，想让起义军纵横河洛地区，让朝廷感受到

这就好比当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书记，他们是中国人，在中国领导革命，但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不只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是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工作。张仪本来就是魏国人，派到魏国去工作再合适不过。问题是，魏惠王愿意接受这样一位空降的“书记”吗？那个年代，人才流动频仍，甲国人跑到乙国去做官是常有的事。公孙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先在魏国为将，接着到秦国当了大良造，后来又回到魏国为将。但是，像张仪这样被秦惠王派到魏国来，而且是要当相国的，还确实没有先例。事实上，这一安排也并非出自秦惠王的本意，而是张仪自己主动提出来的。“魏国总是摇摆不定，不肯死心塌地臣服于我大秦，主要是因为惠施从中作梗，就让下臣去魏国取代惠施吧！”张仪这样做，完全出自一种嗜好。作为鬼谷子的首席门徒（他自认为是），他深谙黑白之道，更沉溺于博弈的乐趣。若以此时天下的棋局而论，乃是合纵与连横的对弈。合纵一方，惠施、苏秦、公孙衍等人执黑先行；连横一方，则由他张仪独树一帜，直取天元。这天元就是魏国。在张仪看来，只要抢到了魏国，韩国自然臣服，赵国也不在话下，中原的局势便焕然一新，秦国则可以走出西方的山坳，与齐、楚两大强国放手一搏。然而魏国的态度总是暧昧，时而与秦国亲近，时而与秦国疏远。亲近的时候，不忘向齐、楚等国乱抛媚眼；疏远的时候，又偶尔扑到秦国怀里撒娇发嗲。为此，张仪才不惜把自己当作一颗棋子，下到最关键的部位。当然，首先要说服魏惠王。他对魏惠王说：“魏国的领土，方圆不到千里，士兵不到三十万，地势平坦，四通八达，没有名山大川险阻（其实原来有，只不过被割让给秦国了）。南方有楚国，西方有韩国，北方有赵国，东方有齐国，光戍边的部队就要十万以上。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你来我往的战场。如果和楚国交好而冷落了齐国，齐国就会从东面进攻；和齐国亲近而忽略了赵国，赵国就会从北面发难；跟韩国闹点小别扭吧，韩国也不是好惹的；得罪了楚国就更不得了，楚王可不是什么好打交道的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四分五裂的状况啊！“站在魏国的角度，我理解您为什么热衷于合纵。诸侯之所以合纵，无非是想获得国家的安全和国君的尊严。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表面上看起来空前团结，可实际上呢？即便是同胞兄弟也有利益之争，何况是国与国之间！大伙都想着凭借虚伪的誓词来维系苏秦那套过时的方略，失败难道不是可以预见的吗？“合纵是冲着谁来的？合纵就是冲着秦国来的。可是魏国和秦国对着干有什么好处呢？秦王一生气，大军就会进攻河外，胁迫卫国，阻隔赵国南下的道路。赵国不能南下，魏国就得不到北方的援助。秦国再挟持韩国进攻大梁，韩国害怕秦国远甚于害怕魏国，必然听从秦王的召唤。从新郑到大梁不过二百里地，无论是战车还是步兵都可以轻松到达，魏国无险可守，那是多么危险的事啊！”只消三言两语，魏惠王便被轰得晕头转向，连忙问道：“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很简单，依附秦国。”魏惠王脸上露出犹疑的神色。张仪上前一步，眼睛死死盯住魏惠王道：“依附秦国，楚国和韩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没有了楚国和韩国的祸患，您就可以高枕而卧，国家无忧了。“您想想看，秦国最大的敌人是谁？不是魏国，而是楚国。魏国何必作为楚国的屏障，去抵御秦国的进攻呢？不如顺从秦国，帮助秦军攻打楚国。这样的话，转嫁了灾祸，安定了国家，您又何乐而不为呢？“我知道，您身边有些人极力主张合纵，他们话说得激昂，但是很少有靠得住的。他们只要动动嘴皮子，被封侯拜相，完全不用负责任，所以每天都慷慨陈词、花言巧语来迷惑您。俗话说得好，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谎话说得多了，您也就信了。请您从现在起，认真考虑魏国何去何从的问题，想想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魏惠王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半晌才回答说：“先生言之有理，容寡人与众卿商量之后，再予答复。”张仪没有再说什么，行礼之后退下。对于他来说，有魏惠王这句话就足够了。第二天，魏惠王果然召集会议，商讨张仪的建议。“张仪认为，魏国和韩国应当与秦国联合。寡人考虑再三，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请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吧！”魏惠王语音刚落，惠施便站出来：“此事万万不可。秦国乃魏国的心腹大患，不可亲近。依下臣之见，魏国应该联合齐、楚两国对抗秦国才对。”魏惠王看都没看他一眼，冷冷地说：“相国一再提联合齐、楚，难道就忘了当年五国相王，齐国和楚国可是一个冷眼旁观，一个刀兵相向？”一句话堵得惠施无言以对。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公孙衍，公孙衍正在闭目养神，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会议表决的结果，大伙都同意张仪的意见。惠施心灰意懒，对魏惠王说：“即便是一件小事，同意的人和不同意的人都会各占一半，何况是这么大的事？魏国投靠秦国，联合韩国，去对抗齐国和楚国，这么大的事，群臣都一边倒地认为可以，这究竟是事情真的那么显而易见，还是群臣的智谋如此一致？总之这事太蹊跷了，请您一定要三思。”魏惠王没有理睬他。几天之后，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经与秦王协商并征得其同意，张仪将担任魏国的相国，主持魏国的内政外交。至于原来的相国惠施，先免去官职，听候发落。惠施得到内部消息，没等使者上门，赶紧脱掉官服，乔装改扮，连夜逃出大梁。魏国和秦国的关系突然进入了蜜月期。魏惠王在大梁为秦惠王修建了行宫，还决定每年分春秋两季向秦国进贡，这就等于承认魏国是秦国的属国了。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魏惠王仍然保持了矜持。秦国几次提出要与魏国联合出兵讨伐齐国，都遭到了委婉的拒绝。再委婉的拒绝也是拒绝。在魏惠王的心中，依附秦国，是为了换取魏国的平安，因此修行宫也罢，一年两次进贡也罢，这些都不是问题，相当于花钱消灾。如果依附了秦国却不能避免战争，还要与齐国开战，那他如此低三下四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已经是耄耋之年，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为什么秦王就这样不体贴他呢？咸阳每隔三五天就派使者来催促他出兵，他置若罔闻。张仪多次进宫劝谏，他避而不见。后来秦惠王让步了，提出不用魏国出兵，只要魏国借道给秦国，让秦军通过魏国去进攻齐国，这样总可以吧？魏惠王仍然是摇头。秦惠王怒了，巨手一挥，数万秦军东出函谷关，占领了魏国的曲沃和平周。这一来，不需做更多思想工作，魏惠王就屈服了。于是，公元前320年，秦军通过韩、魏两国领地后，向齐国发动了进攻。回想起来，当年苏秦游说齐威王，曾经说过“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的话。仅仅过了九年，秦军的铁蹄便踏上了齐国的国土。可见苏秦对形势的预计不足，尤其是对张仪这位同窗的能力预计不足。齐威王当然不是吃素的，马上起用匡章为将迎战秦军。有必要说明一下，匡章就是当年徐州相王时，曾经质问过惠施的那一位齐军将领。据《战国策》记载，匡章是小妾所生，他的母亲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丈夫，被杀死之后埋在马厩下面。对于中国人来说，死无葬身之地，无疑是十分悲惨的。齐威王为了激励匡章，对他说：“你如果打了胜仗回来，寡人一定为你的母亲迁葬，好让她老人家安息。”匡章说：“我并不是不能安葬我的母亲。她得罪我父亲而被杀的时候，我还很小。后来我长大了，还没来得及请求我父亲安葬她，我父亲又去世了。如果没有得到父亲的指示就迁葬母亲，不是对死去的父亲的欺骗吗？”匡章率领齐军与秦军对峙，双方扎下营寨，挖好壁垒，都不敢轻易发动进攻。为了打破僵局，匡章精选了一批战士，换上秦军的服装，偷偷混入秦军之中。齐国的候者（侦察人员，同时也负责监察本国将领的动向）对此不理解，向齐威王说：“匡章让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对此不予理睬。过了一段时间，候者又来报告说：“又有一批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还是无动于衷。就这样，一连报了三次。有人对齐威王说：“匡章投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您为什么就不重视呢？”齐威王说：“我不相信。”不久之后，前线传来捷报：“齐军大胜，秦军大败！”左右大臣又惊又喜，都对齐威王说：“您怎么知道匡章不会叛变投敌呢？”齐威王说：“这个人身为儿子不敢欺骗死去的父亲，作为臣子又怎么会欺骗活着的国君呢？”请记住匡章这个人，这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显示身手。在此后的历史中，他作为齐军的主要将领，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战打得秦军铩羽而归，使得张仪“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的战略受挫，也使得秦惠王急于号令天下的野心遭到沉重打击。不久之后，一封措词谦卑的国书从咸阳送到临淄，秦惠王自称“西藩之臣”，向齐威王表达了悔恨与歉意。齐威王看完国书，扔到了一边。他对秦惠王的致歉毫无兴趣，却命人给魏惠王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信上说，秦国之所以能够越过千山万水进攻齐国，完全是因为张仪控制了魏国。如果魏国还想与齐国保持睦邻友好的关系，必须将张仪赶走。楚怀王也从这次战事中读到了危险的信号。秦军可以通过魏、韩进攻齐国，自然也能够通过魏、韩进攻楚国。于是他也给魏惠王发了一封信，大意是，张仪不忠不信，虽然当了魏国的相国，却总想着替秦国办事，这样的臣子不赶走，天理难容！魏惠王东顾西盼，左右为难，完全失去了主见。就在这个时候，自张仪相魏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公孙衍突然出来活动了。据《战国策》记载，公孙衍派了一个人去游说韩国的相国韩公叔：“张仪相魏，将秦、魏两国结成联盟，实际上对韩国大大不利。他曾经多次对魏王说，如果魏国进攻南阳，秦国进攻三川（韩国郡名，因有黄河、洛水、伊水而得名），韩国就必定灭亡。您何不干脆把南阳割给魏国，作为公孙衍的功劳。魏王贪图的就是土地，取了南阳，他就会抛弃张仪，重用公孙衍。这样一来，秦、魏联盟就解散了，韩国的危险也就解除了。”韩公叔听从了建议，主动割让南阳给魏国。公孙衍动动嘴皮子，就获得一座大城，令魏惠王不禁刮目相看。不久之后，魏惠王终于下定决心，将张仪这尊大神送回秦国，委托公孙衍主持国政，同时派人宣召惠施回国。寓言大师庄子惠施在哪？惠施在宋国。公元前322年，惠施从大梁仓皇出逃，先是逃到了楚国。楚怀王早就听过惠施的大名，对他热情招待，还打算给他一官半职。但是有人对楚怀王说：“惠施是受张仪的排挤才来到楚国的，咱们没有必要掺和这些游说之士的矛盾，不如用厚礼把他送回宋国老家去。这样的话，张仪必然感激您，惠施也因为您的帮助而感谢您，何乐而不为？”楚怀王觉得有道理，于是将惠施送到了宋国。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久了，便难免产生落叶归根的念头。惠施回到宋国，却是带着满腹的牢骚和不甘。他时常坐在大树下高谈阔论，尽管听众不过是几个山野村夫，他依然能够一讲就是两个时辰。讲累了，他就喝两口酒，抚琴而歌，唱的都是些人家听不懂的词儿，什么“今日适越而昔来”（今天的昨天，就是昨天的今天；今天的今天，就是明天的昨天），什么“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什么“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喝醉了，唱累了，就伏在琴上睡着了。几个农夫给他披好衣服，合力将他抬回家去，一个不知道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的日子就这样过完了。惠施应该是在这个时期认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也是战国时期最有趣的人，也许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人。这个人姓庄名周，后人一般叫他庄子。说庄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战国时期的道家。所谓道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难定义的一家，因为“道”这个词，连道家自己也说得含糊。如：“道可道，非常道。”单这六个字，就让后人琢磨了两千多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比较统一的认识倒是，“道”这玩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传就失去真谛了。说这六个字的，据说是道家的始祖老子。但即便是老子，也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春秋时期的人物，与孔丘同时代；也有人说他是战国时期的人物，后于孔丘一个多世纪。司马迁作《史记》，也只是把当时不同的说法都记载下来，不敢下十分肯定的判断。后世的道教还将老子尊为创始人，又称为太上老君，也就是《西游记》中曾经把孙悟空关在丹炉里炼了九九八十一天的那一位大神。但这又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道家和道教虽然都有一个“道”字，它们的教义却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简单地说，道家宣称道法自然，认为生死都是自然的过程，因而教导人们要看淡生死。而道教主要是教导人们如何通过服食丹药、闭关修炼等手段求得长生不死，显然是反自然的。不管老子究竟是谁，进入战国时代后，道家的学说已经逐渐风行了。前面说过，吴起在楚国为官，曾经遭到道家门徒屈宜臼的诘难。在道家看来，战国时期的痛苦与不幸，多半是由儒家、法家、兵家这些好事之徒造成的，他们以仁爱、法治、济世为名欺骗世人，放纵贪婪的欲望，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腥风血雨。因此，老子宣称：“圣人出，有大伪！”这句话振聋发聩，一直到今天仍然发人深省。圣人是什么？圣人就是最大的欺骗者。伟人是什么？伟人就是对一个民族内心不自由的惩罚！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的道家人物，都是消极避世，极力远离尘世喧嚣的。大约就在魏惠王年代，大梁城中有位道家的代表人物，名叫杨朱。关于他的一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道家的避世思想。曾经有位禽子问了杨朱一个愚蠢的问题：“如果拔您一根毫毛，可以有利于天下，你会答应吗？”杨朱很干脆地说：“那是不可能的，我的一根毫毛对天下来说有什么用处？”“我是说假如，假如。”杨朱便闭上眼睛，不再回答。禽子出来后，便对杨朱的学生孟孙阳说：“老先生也太自私了，拔一毫而利天下的事都不干。”孟孙阳说：“你还没有理解老师的思想。我来为你解释一下吧，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伤害你的肌肤而有利于天下，你会干吗？”“会的。”“如果要断你一只手或一条腿呢？”禽子沉默了半天，不敢回答。“那就是了。”孟孙阳说，“毫毛不如肌肤重要，肌肤不如手足重要。然而肌肤就是毫毛积聚而成，手足就是肌肤积聚而成，毫毛也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为什么轻视毫毛呢？”这个故事，乍一看是诡辩，其实落脚点却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在杨朱看来，什么无私，什么奉献，统统都是政客用来蒙蔽百姓的花言巧语，实际上就是要百姓心甘情愿地为统治者服务，甚至去送命。如果人人都能不上政客的当，不去做什么“利天下”的事，那就天下太平了。据郭沫若先生推测，惠施乃是这位杨朱的“嫡派”，大约也就是关门弟子。这种推测并无根据，但不容否认的是，惠施的学说与道家有着很深的渊源。事实上，惠施本人没有著作流传于世，他的学术思想主要保存在《庄子》中，借庄周之口而被转述出来。庄周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秋天发大水时，百川汇入黄河，河水汹涌澎湃，河伯欣然自喜，顺流而东行，欣赏沿途风光。到达北海之后，他才突然发现，河水虽然浩荡，但是与大海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他带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与北海之神聊天，可是北海之神对他说，其实北海也不算什么，与天地相比，只不过是谷仓中的一粒米罢了。河伯于是说：“我明白了，天地最大，毫毛最小，对吗？”北海之神说：“不对。人所能懂得的知识，远远不如他不懂的。人在生的时间，远远不如他不在生的时间。用极其有限的知识去探索无限未知的领域，岂能不内心迷乱而一无所获！因此，毫毛未必最小，天地未必最大。最小的东西

这一项。这种问题只要清朝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令英国人哑口无言，偏偏清朝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这种愚昧无知正是英国人要利用的。法国人一看，英国人要修我也要修，于是也要修改中法《黄埔条约》。英、法的要求让咸丰觉得自尊很受伤，所以他送给英、法两个字：不行！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咸丰之所以会这么拽，就是因为愚昧给了他和他的大臣们以力量。宅在紫禁城里的他们还以为大清国世界第一，根本不知道科技这个玩意儿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以为英国最多只是在大清屁股后面多追了几步而已。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那只是一次巧合，胜败乃兵家常事也。咸丰的态度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气急败坏，太平天国这种农民起义你们都没有摆平，居然还不肯给我们一个痛快话，那我们就只有自己动手了！谈崩之后，英、法两国很快做好了开战的心理准备。但他们还缺少两样东西。一是士兵，英法联军此刻正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猛揍俄国人，抽不开身。二是开战的借口。很快，士兵和借口都有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联军大败俄国人。同年，大清帝国也发生了两件事情——与英国人有关的“亚罗号事件”、与法国人有关的“西林教案”（天主教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被杀）。至于事件真相如何，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两件事给英法找到了师出有名的直接借口。本来英法还想拉上美国一起出兵的，可美国人说自己国内经济低迷，政局不稳，南北内战山雨欲来，出兵一事实是有心无力。不过他们可以给予口头支持，从外交上威胁大清国，还让英法记得打赢之后别忘了叫上他们一起修约。美国人的话也不全是托词，由生产过剩引起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马上就要在美国爆发，更要命的是，一场以“解放奴隶”为主题的南北战争也在酝酿之中。好在破而后立，美国于南北内战结束后就此踏上快速发展之路。当然了，这是后话。虽说美国人不够意思，但箭在弦上的英、法两国是不可能放弃出兵的。1856年年底，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窝囊废”咸丰战争的进程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如出一辙，清政府因愚蠢自大而被列强欺上门来——被揍——签不平等条约——皇帝好面子不肯执行——再被揍——签更加不平等的条约。战争开打后，清朝虽有死节之臣，也有忠勇之兵，可打死一名联军士兵平均下来要牺牲五百名清军，这仗还怎么打。联军从广州出发，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于1858年仲夏，轻松秒杀清军火力最强的天津大沽炮台，兵锋直指北京。按照正常规律，在敌人即将打进北京的时候，清朝皇帝都会认怂签约。咸丰也不例外，咸丰跟列强签的是《天津条约》。条约签订后，咸丰却后悔了。他不是因为巨额的赔款和失去的一系列主权后悔，而是另有原因。根据《天津条约》，接下来外国大使要进京换约（修约）及建立使馆。但英法为避免当年的“跪拜礼”问题重现，特在《天津条约》中注明：外使可行西礼。也就是说，洋人见咸丰不会三跪九叩。这让当自己是“天下共主”的咸丰相当不爽。怎么咸丰还纠结于天朝上国的那一套虚妄礼节？他爸爸道光不就因为此事挨过揍吗，他怎么如此不长记性？一来清朝皇帝向来如此自大，二来咸丰也有点被惯坏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十年里，几个小属国依旧来北京朝贡，像朝鲜几乎年年来，越南和泰国隔三岔五来一次。这些小国对大清帝国的敬畏感给了咸丰信心，所以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自己“万国来朝的皇者尊严”受损。于是咸丰派人告诉联军：换约没问题，但你们必须得按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战败者哪有发言权，联军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咸丰的无理要求：我们不会接受任何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保证这一点，我们要派军队随行保护。咸丰心想，既然好说不行，那就来阴的吧。遂指示前线将领僧格林沁：洋人不是想带兵进京吗，你给我趁机教训一下他们。记得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英法联军根本不在乎咸丰的小动作，他们压根就没把清军放在眼里，因为他们当蒙古郡王僧格林沁调教出来的蒙古骑兵还是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但这一次，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此人还是有几分真本事的，他是清军那边唯一拿得出手的将领。僧格林沁牢记咸丰的最高指示，很好地利用了英法联军的轻敌之心、地利和人数优势，真在天津大沽口一带把英国人和法国人给揍了一顿。英法联军因此退出天津待援。据比较靠谱的史料记载，此战清军毙敌近百，是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所打的唯一一场胜仗。胜利的消息传回帝都，北京顿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咸丰也趁此机会宣布《天津条约》作废。英法大败，丢了这么大的人，哪能甘心。况且由美国引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此刻也绵延到了英国和法国，两国国内经济形势持续走低，就冲打赢清军之后的战争赔款和商业利益可以找补国内不景气的经济，英法也得增兵再战。所以还没等咸丰重新摆起天朝上国的谱，英法联军就已卷土重来。英法联军这一次没给僧格林沁机会，一路打到北京远郊通州附近。帝都面临陷落危机，发现事态不妙的咸丰再一次展现了他的“机敏”。他决定收回说过的话：别打了！我们投降，《天津条约》有效。但英法怎会如此便宜地放过咸丰：停战可以，但《天津条约》不够赔付我们的损失，一切条件都要重新谈！英法一强硬，咸丰就彻底没了脾气。接下来，双方派出代表在通州谈判。可谈来谈去，双方在进京的礼节问题上还是没有谈妥。洋人坚持要带兵进京，至于下跪行礼的事情让咸丰想都别想！得知谈判结果不理想的咸丰，当即被气得七窍冒烟，愤怒之下的他又想到一个“妙计”：绑架。僧格林沁，你把对方的谈判使团给我抓起来，咱们以这些人质为砝码，好与英法谈判。僧格林沁是个擅长贯彻领导意图的好下属，执行力非常强，当即出兵虏获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使团一行三十九人，全给投进了大狱，有没有上老虎凳和灌辣椒水不好说，反正后来活着回国的人不多。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英法联军立刻展开报复，咸丰以人质要挟英法的计划彻底破产。1860年9月，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直逼紫禁城下！都能感觉到屁股下的龙椅被炮火震得颤动的咸丰，再也顾不上“天下共主”的尊严，再也顾不上欣赏圆明园里的精彩娱乐节目，下定决心跑路，毕竟再不跑就该没机会了。跑路之前，咸丰匆匆叫来弟弟恭亲王奕訢：我要北上热河打猎（北狩），国事就暂且托付给你了！把难题抛给奕訢的咸丰，便专心思考“北狩”时应该带哪几位爱妃同行、该把哪些重要东西一起带走之类的“高深”问题去也。咸丰的目的地热河，是如今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地带，其省会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地方——承德，一个夏天避暑的好地方。9月底，在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咸丰带着爱人懿贵妃和皇帝的印玺，借口打猎，一路惶惶逃到热河。一个月后，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城。在北京，联军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圆明园里的宝贝几乎被洗劫一空。至于不小心“洗”剩下的那一小部分宝贝，只好便宜了闻讯而至的当地大清子民。国都失陷，度假村圆明园被烧，终于迫使咸丰放下了那点可怜的坚持，接受现实，低头认输。咸丰派人通知奕訢：告诉英国人和法国人，让他们别打了。我们投降，让他们快些来换约。奕訢不负咸丰厚望，在跟英国人、法国人又签了几个不平等的卖国条约之后，英法终于不打了。英法终于消停了，但无耻的俄国人登场了。虽说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得连内裤都输掉了，甚至他们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也在战争期间一命呜呼，但是俄国人心理素质“极好”，居然趁英法入侵之机在中国东北闹事，索要领土。现在眼看老对手英法即将从中国撤军，再也无人敢干预自己，心黑、手狠、脸皮极厚的俄国人遂遣使通知咸丰：赶紧满足我们的领土要求，要不然请你尝尝沙皇陛下的炮火！咸丰的那点可怜的自信心早被英法给打没了，况且还要留着点家底去镇压太平天国，他哪敢节外生枝。于是派出头号“谈判专家”奕訢和俄国人谈。国势如此，奕訢能有什么办法。俄国人狮子大开口，一下子就把西北以及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据为己有。俄国这个没有face的国家因此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赢家。由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仍以清朝战败而结束。战争的结局似乎不大好看，有些无奈和屈辱，但换个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机遇？因为失败未必意味着结束，对一个有种的民族来说，失败就是新的起点！失败了，才会从老子天下第一的幻影里清醒过来！失败了，才会看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失败了，才会自我救赎，才会有后来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立宪改革和辛亥革命，并最终走向共和！迷雾缭绕的“辛酉政变”受了惊吓的咸丰不愿回京，这场战争既让他觉得害怕也让他饱受羞辱，他不想再回到伤心之地，于是就这么留在了热河。就这样，不到一年，终日靠女人、鸦片麻痹身心、昏昏度日的咸丰终于撑不住了，在热河翘了辫子，时年31岁。生得不伟大，死得也很窝囊，但终归是解脱了。咸丰为清朝的传承留下了三样“遗产”：唯一的儿子——6岁的同治皇帝，26岁的妙龄老婆——刚刚从懿贵妃升格的西太后，还有八个飞扬跋扈的辅政大臣。接下来，围绕这对母子、八个辅政大臣，发生了一个蹊跷、有趣、神秘的故事，这就是“辛酉政变”。简单描述一下“辛酉政变”的经过——在农历辛酉年，也就是1861年，风姿绰约的西太后，在她26岁、刚刚死了老公的情况下，身临险地而不乱，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找到了解开迷局的关键。最终联合可以信赖的同盟军——恭亲王奕訢，利用手握重兵的王牌机动化部队（蒙古骑兵）司令僧格林沁和北京城防司令（步兵统领）文祥等人对自己被排除在八大辅臣之外的不满，果断地发动政变，快刀斩乱麻地将八个辅政大臣一举拿下，从此确立“垂帘听政”的政治格局。说到这里，大家也就知道了，这个靠政变上位的妙龄女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一百多年以来，围绕着“辛酉政变”，一直有两个谜题。谜题一，政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慈禧争权还是飞扬跋扈的八大辅臣乱政？有人把“辛酉政变”的原因归结为慈禧争权，说这是因为慈禧意欲垂帘听政，而八大辅臣不允许慈禧胡来。这种想法太可笑了，显然不合逻辑。人家八大辅臣，上有先皇遗诏确立了他们合法的地位，下有文武百官中众多的亲信支持，几乎每个人都身居军政要职，而慈禧只是一个势单力孤的26岁少妇，怎么可能为了权力去以卵击石呢？除非脑袋进水了。排除一切不靠谱的说法之后，只剩下一个合理的解释——咸丰翘辫子之后，八大辅臣原形毕露，想趁慈禧和小皇帝孤儿寡母之机，独霸皇权。但令八大辅臣郁闷的是：他们发出的政令，要经过同治皇帝盖章才能生效。而皇帝的这枚章（“同道堂”印玺）是由母亲慈禧代管的。显而易见，慈禧就是八大辅臣揽权的拦路石，必须将她除掉！因此，为了活命，处于弱势的慈禧必须奋起反击。这应该就是慈禧铤而走险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另外，从爱护儿子的角度考虑，慈禧发动政变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历史经验告诉慈禧：辅臣太过恋权，势必会导致皇权旁落。因而发自内心的母爱使得这位26岁的母亲决心与八大辅臣殊死一搏。很明显，成功则皇权在握，儿子坐稳江山；失败也不过是自己一死而已，儿子做傀儡皇帝没问题，毕竟同治是咸丰唯一的皇子。可能有人会问，慈禧如果真是为儿子好的话，后来又怎么会一直不放权，由自己垂帘听政，而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做个傀儡？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换位思考一下。假设你是家里的独苗，且你老爸老妈创立了一家公司。在你小时候，公司是由父母在打理吧？长大了之后，父母也要扶上马送一程吧？有哪个家长愿意早早地把压力和责任施加到孩子身上呢？总之，全面接班只是时间问题，你早晚都会继承这份家业。既然如此，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怀疑慈禧发动政变不是为她儿子好？谜题二，奕訢为什么要帮慈禧？有人认为他和嫂子慈禧之间有私情，两个人淫乱后宫，才会甘冒风险，竭力帮助她们孤儿寡母。只能说持这种看法的人，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当时慈禧并无实权，而其联合的恭亲王也被排除在顾命八大臣之外，也无太大的实权，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联手对付独揽军政大权的八个政界老油条，实在是没有几分胜算，可奕訢为何还是选择以卵击石呢？前面说过咸丰的皇位得来不易，因为皇位得来不易，所以咸丰一直对奕訢诸多提防，诸如把奕訢留在北京当炮灰此类种种。咸丰快死之前，就做得更绝了，不仅罢免了奕訢军机大臣的职务，还将这个最亲的弟弟排除在了顾命大臣之外。而咸丰的这种安排，势必引起奕訢的彻底反叛之心。因此，奕訢选择和慈禧联手除掉八大臣，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做法，完全合乎逻辑。果然，经此一役，奕訢达到了最初的目的，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议政王兼领班军机大臣。慈禧是幸运的，她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她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眼光、心计和手腕，令人钦佩。这个慈禧，全名叶赫那拉·杏贞（“杏贞”采取那根正说法，存争议），又称“西太后”或“老佛爷”，此后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八年。补充一句，这个传奇女子1835年出生，属羊。其实，慈禧上位的时机并不好，老公咸丰留下的江山千疮百孔，内外交困，十分糟糕。好在慈禧作为顶级的权谋型政治家，不但看到了存在的问题，还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她的办法就是用人，知人善用，用最合适的人去做最适合的事。在这些最合适的人选之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属羊的人，她将和他们联手去挽救大清帝国的江山，联手去创造一段传奇！第二章太平天国不太平

落榜

在继续讲慈禧和她的团队之前，让我们暂且回到咸丰时代，因为有一些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的事件是必须交代的。“辛酉政变”的十年前，即咸丰继位一年后，也就是1851年，发生了一件毁灭清朝根基的大事。在大事件的男主角洪秀全出场之前，请大家先欣赏一下此人出品的三首诗。先来一首旨在表明吸毒有害健康并劝告人们远离鸦片的公益诗：烟枪即炮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再来一首咏志诗：鸟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鸟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还有首写给他众老婆的：尔对夫主心常真，金砖金屋住尔身。尔对夫主心常假，难上高天难脱打。他积极参与编撰的太平天国《幼学诗》，有一句叫做“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意思是说不管你包皮割没割，反正都是上帝他妈生的。比起同为造反派的黄巢写的诗《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洪秀全同学连写山歌的水平都不一定够得上。提前让大家了解到洪秀全的真实文学水准，是为了让大家看见下面这份洪秀全同学的求学史和落榜史的时候不至于太吃惊——1814年，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一个客家自耕农家庭，小名火秀，大名洪仁坤。1820年，洪秀全7岁，入村私塾读书。1828年，第一次参加院试。县、府试通过，院试落榜，这一年，他15岁，称童生。1829年，辍学。为了解决饿肚子问题，靠做山村老师（塾师）获取微薄的报酬糊口。1836年，第二次参加院试，第二次落榜，这一年，他23岁，称为童生。1837年，第三次参加院试，第三次落榜。这一年，他24岁，仍称童生。1843年，第四次参加院试，

说是最惨的，当然他活着的时候势力也是最大的，他依靠神策军发家，同样最终也是毁在因为掌握神策军这一点上，鱼朝恩的结局告诉我们，手中握有的资源可以成为通往成功的资本，但同样也可能会成为杀伤自己的利器。其关键因素在于心灵是否能够不被欲望过度侵占。第九章平乱之后李豫自从继位伊始，始终处于一种焦头烂额的状态。史朝义刚刚被平定，吐蕃大军打上门来，他一边忙于对付吐蕃人，一边又忙于对付朝廷内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个嚣张跋扈的宦官，一直到他继位的第七个年头，他才从焦头烂额的状态中逐渐恢复过来，仔细回想继位以来的种种经历，他颇为感慨。同时他也想到了一个始终困扰他的问题，那就是在平定种种动乱之后，接下来他该如何治理这个国家。但事实证明，先前种种政治因素所带来的辐射力量，使得李豫必须要继续努力开始新一轮斗争。纵观从清除鱼朝恩之后，一直到大历十四年（779年）他去世为止，虽然李豫曾努力想治理好这个国家，但因为种种原因，他始终没能腾出手来像他的先辈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等人那样，认真地治理这个国家，使这个帝国再现盛世图景。铲除元载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大宦官先后倒台，让李豫一朝彻底摆脱了受宦官钳制的局面，但李豫一定想不到，危害朝廷的宦官虽然被铲除，但因宦官而事件而带来的余波却并未消除。事实上就在李豫庆幸平定宦乱的同时，一个人也在暗自庆幸自己终于等来了机会，从本质上讲，这个人具有和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一样的野心，唯一不同的是，他是个身体健全的人，而且从官职上来看，他也具备这样的机会。这个人就是时任首席宰相的元载。作为首席宰相，元载清楚知道自己具备三大宦官永远无法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宰相本身就应该具备除了皇帝之外的最高行政权力。所以，在他看来，如果运作得当，实现专权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前边我们说过，元载是依靠李辅国而受到李豫的重用的，但李辅国被除掉的时候，元载在暗中也帮助李豫出了不少主意，而且李辅国死后，元载立即转向投靠内侍宦官董秀，时刻掌握李豫的所思所想，其言行尽量与李豫旨趣相合，所以逐渐开始成为宠臣，可见这个人在政治上也是个投机分子。事实上，在鱼朝恩兴风作浪之时，元载就已经露出了自己那凶顽的面目了，如大历元年（766年）二月，元载因为苛刻对待朝廷官员，担心官员们联合上疏弹劾他，所以他秘密上疏李豫提出：如果各部的官员有事情需要上疏皇帝，需要先向自己部门的最高领导报告，然后各部领导再上报宰相，由宰相最终向皇帝陛下汇报。由于李豫当时的注意力全在鱼朝恩的身上，所以对元载的建议他没有认真地思考便同意了，但政令一经发布，便遭到了时任刑部尚书颜真卿的反对。颜真卿果断上疏争辩，请求皇帝陛下收回成命，于是遭到了元载的嫉恨，他诬告颜真卿上疏诽谤朝廷，结果颜真卿被贬为峡州（今湖北宜昌）别驾。当时因为鱼朝恩的存在，所以元载的擅权不是那么显眼，可是鱼朝恩死后，元载的所作所为一下子显得十分扎眼。最关键的是，鱼朝恩死后，元载并没有收敛的迹象，他不仅恃宠专权，而且打击忠良偏用奸佞。吏部侍郎杨绾为官清廉，主持典选人才甚为公允，但却因为不依附元载而被元载改任为国子监祭酒，他先前的官职由奸险小人岭南节度使徐浩接替。成都司录李少良秘密入京准备上疏李豫，意图揭发元载，却因为友人对话不慎将秘密泄露出去，被元载得知后，来个恶人先告状说李少良意图离间君臣关系，结果李少良被杖杀。不仅如此，大历六年（771年）七月，元载为了掩盖自己无端打压朝臣的行为，上疏李豫建议以后凡是六品以下文武官员的升迁，吏部、兵部不得检查勘验。元载提出这个建议，显然是怕有司监察部门上疏揭发自己，目的是为了集权力于一身。可是他没有想到，李豫虽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从这一刻起，他越来越被皇帝所厌恶，元载仿佛和先前的三大宦官一样，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有过先前铲除三大宦官经历，李豫显然提高了警惕，为了限制元载的权力，李豫有意识地提拔朝臣中不依附元载的人，如任命浙西观察使李栖筠为御史大夫，而且事先故意不和宰相班子进行商议。李豫释放出的强硬信号，让元载感受到了一丝压力。事实上，他既没有李辅国、程元振那样的拥立之功，也没有鱼朝恩那样在皇帝危难时刻始终护驾之功，他之所以能够在宰相位置上干上十几年，完全是因为皇帝看得起他，所以面对皇帝陛下的暗示警告，元载不得不稍稍收敛。但此时元载已经形成了继鱼朝恩之后又一专权乱政的局面，如果他仅仅是像李林甫那样专权，但还能做些实事，或许李豫也不会对他心生杀机，正是因为他不仅专权而且乱政，致使怨声载道，所以他的结局只能像杨国忠一样。大历八年（773年）九月，决定元载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当时晋州（今山西临汾）平民郇谟以麻束发，手持竹筐苇席，在长安东市大街痛哭不止，他的这个举动引起了京兆府官员的注意，便询问他为什么要在大街上痛哭，郇谟回答说希望面见皇帝陛下，并愿意贡献三十个字，一个字便是一件事情，如果所说的没有可取之处，就请京兆府的官员用苇席包裹自己的尸体，丢掉野外去。由于郇谟说得信誓旦旦，而且料想一个平民百姓也不敢如此忽悠皇帝，所以京兆府的官员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李豫，李豫听到汇报后，对这个平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于是下令单独召见郇谟，想当面听听这个人究竟要反映什么问题。为了消除郇谟第一次面见皇帝的紧张情绪，李豫见到他后，首先特意赏赐了他一身新衣服，然后让他说出了那三十个字。在李豫看来，郇谟所说的三十个字中，最重要的当属“团”和“监”两个字，因为这涉及大唐帝国地方军队的管辖问题，事实上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让李豫撤销各州的团练使和各道的监军使。李豫之所以重视郇谟所说的这两个字，是因为当时各州的团练使和各道的监军使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各州和各道的掣肘之碍，因为他们的存在，让各州和各道的百姓产生极大的负担，但团练使和监军使的最终任免权却在宰相手中。换句话说，郇谟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事实上他是将矛头指向元载。作为帝国的最高决策者，李豫岂能听不出郇谟的弦外之音，所以郇谟说完后，他并没有进行反驳，而是赏赐了他诸多钱财后，打发他离开了长安。郇谟虽然走了，但李豫并没有停止思考，直到这时他才明白元载究竟有多大危害，李豫明白百姓中绝不会只有郇谟产生这样的想法，郇谟只是其中的代表而已。在我看来，元载其实不是倒在他专权上，而是倒在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民愤。如果某个人的行为引起了民愤，那这个人必须被清除！这是李豫不可触碰的原则，也是他最终的底线！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豫有了清除元载的想法，只是清除三大宦官的经历已经让李豫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的游刃有余状态。对李豫的心中所想，傲慢的元载并没有察觉，他依然将权力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甚至在权力面前，元载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他和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的王缙最为要好，两个人不理政事，宰相班子所有的事情全都委托给秘书去做，而且士人准备入仕，如果没有攀上元载这棵大树，势比登天还难。对于这些，李豫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仁慈的他像从前忍受三大宦官一样，对元载也是尽量地予以包容。可是元载和王缙并不领这份情，利令智昏的他们认为皇帝陛下是一个很好欺瞒的人。事实证明，元载和王缙一旦过分运用自己的智商去衡量李豫的智商，那他们的结果只有一个——被清除。于是，在郇谟面见李豫的三年后，在李豫极度包容元载和王缙，但他们依然将皇帝不放在眼里的情况下，李豫决定不再包容，他下定决心在清除三大宦官之后，继续施以重拳严惩元载和王缙。坦白地讲，清除鱼朝恩的时候，李豫可以依靠元载，但现在他放眼望去，似乎绝大部分朝臣都和元载走得很近，李豫唯恐清除元载和王缙的消息泄露出去，进而打草惊蛇，所以他不能和朝臣进行商议，选来选去他认为能够依靠的只有他的舅父、时任金吾卫大将军的吴凑。一来吴凑是李豫的至亲，二来金吾卫大将军本身的职责就是护卫皇帝，且手中掌握有一部分禁军，要知道，李豫要干的事情手中没有刀把子是搞不定的。至于采取什么方式，李豫丝毫没有犹豫，因为三年多前在清除鱼朝恩的时候，元载已经为他找到了很好的方式。用元载的方式对付元载，恐怕元载先生至死也不会想到。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二十八日，元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清晨，李豫早朝之后，忽然在政事堂召见元载和王缙。皇帝的紧急召见对于元载和王缙而言，也不算新鲜事，所以两个人和往常一样，前往延英殿面见李豫，但当他们进到延英殿后，忽然发现这里的气氛有些反常。元载和王缙看到殿内除了端坐在宝座上的李豫之外，两旁还有众多的金吾卫士兵，尤其是站在殿堂之下的金吾卫大将军吴凑脸上似乎透露出一股杀气。相比较王缙而言，元载是个更加敏感的人，两个人行礼过后，元载率先开口说道：“陛下今日威仪甚盛啊！”元载的话既是一种试探，同样也是变相表达一种不满，因为他压根就没想到李豫今天会对自己不利，所以他说出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准备看看皇帝陛下的反应。可是当他说完后，发现李豫忽然从宝座上站起来，然后铁青着脸眼睛直勾勾瞪着自己时，他立即意识到今天的问题显然比他预计的要严重很多，所以他开始后悔自己刚才所说的话。就在元载刚想缓和气氛时，李豫终于说话了，虽然他的语气很轻，但句句却犹如刀刃一样，扎进元载和王缙的心脏。“你们两个人祸乱朝纲，惹得民怨沸腾，今天朕不会再让你们从这里走出去，金吾卫将这两个人拿下，暂且囚禁在政事堂。”随着李豫一声令下，吴凑带领十几名金吾卫士兵一拥而上将元载和王缙绑了起来。“陛下！臣等所犯何罪啊？陛下，陛下！”霎时间王缙瘫倒在地，但元载还没有失去理智，他没有进行反抗，嘴里却依然为自己辩解。没有人去理会元载，李豫看到金吾卫士兵捆绑住元载后，又坐回宝座之上，但眼睛一直没离开朝堂之下，而且脸上的铁青之色一直没有消褪，直到元载和王缙被金吾卫士兵连拖带拉地押进了政事堂，李豫的脸上才恢复了先前正常的表情。元载和王缙就这样在一种他们认为很莫名其妙的状态下，被李豫顺利清除掉了。李豫让时任吏部尚书的刘晏和御史大夫李涵共同审讯这两个人，当然所谓的审讯只是个过场，其中讯问的要点全都出于李豫的指示，所以元载和王缙的结局就是必须认罪伏法。有了犯人的签字画押，接下来的事情就会顺理成章，在两个人认罪的当天，李豫立即赐元载自尽。接到皇帝陛下的命令后，元载彻底绝望了，他请求监督行刑的官员，希望能让自己尽快死去，不要受太多痛苦，但监刑官不仅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反而进一步羞辱这个平时嚣张跋扈的宰相，脱下脏袜子塞进元载的嘴里，然后强行将元载的脑袋塞进脖套中，将他缢死。不仅如此，李豫下令查封元载的家产，其妻王氏以及儿子元伯和、元仲武、元季能全部斩首示众。元载直到临断气的那一刻，也不明白自己一生显赫，怎会落得个如此屈辱下场，而且元氏一门基本上断子绝孙，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站得越高，摔得越狠！和元载比起来，王缙还是比较幸运的，虽然他先前也和元载一样被勒令自尽，但因为刘晏上疏李豫认为应该依法量刑，要有首从轻重的区别，所以王缙捡回了一条命，被改判贬为栝州（今浙江丽水）刺史。四月一日，针对宰相班子人员空缺的情况，李豫任命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加封二人为同平章事，一同充实进宰相班子。直到这时，李豫似乎方才感觉从重压之中突围出来，在此之前从李辅国一直到元载，李豫一直处于一种忍耐状态，现在他终于可以将注意力真正转移到国事上来。在他看来，新充实进宰相班子的杨绾和常衮有能力协助自己，使这个已经历经诸多劫难的帝国重新返回正途。革除时弊李豫在位时始终没能真正腾出手来认真治理国家，事实上仁慈的李豫内心深处无时不刻不在思考如何让大唐帝国重现昔日的辉煌，在成功清除权臣元载之后，李豫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了一些事情的，本节我们就来仔细说一说李豫革除时弊的一些做法。李豫将杨绾和常衮充实进宰相班子，就是想发挥两个人的才能，将这个国家治理好，而在李豫看来，杨绾和常衮无论从人品还是才学上都具备这样的能力。杨绾出身官宦世家，为官清廉，其祖父在武则天时任国子监祭酒，其父在开元年间任醴泉（今陕西礼泉西北）县令。杨绾早孤家贫，年长后好学不倦，博通经史，尤工文辞，但不喜言谈，淡泊名利。李亨在灵武即位后，杨绾从叛军控制的地区冒险奔赴灵武，使得李亨大为感动，被任为起居舍人、知制诰，历任官司勋员外郎、职方郎中、中书舍人、兼修国史。在担任中书舍人之后，杨绾建议恢复古代察举制的孝廉、力田等科，为天下所称颂，后又升迁为吏部侍郎，主持选举，精心完成考察官员工作，其公平、公正、公开的作风受到所有人的称赞。相对于杨绾性格的沉静而言，常衮是个清直孤洁的人，不轻易结交朋友，同时也是个炮筒子。天宝末年举为进士，宝应二年（763年），任为翰林学士、考功员外郎、知制诰。永泰元年（765年），升迁为中书舍人。在鱼朝恩专权的时候，常衮是为数不多的敢于同他叫板的人，曾直接上疏李豫指出宦官不宜担任过多的官职，而且李豫诞辰之时，面对各地方官进献来奇珍异宝，常衮直面指斥这些东西是聚敛于民以求媚上，请求李豫原封退还给进献的人。不仅如此，常衮还主张对于那些借皇帝诞辰，于寺观中写经造像、焚币埋玉，无节止地赏赐和尚、道士，借着为天子祈福的机会大肆敛财的行为，应该明令禁止，得到了李豫的赞同，并升迁为礼部侍郎。正是凭借着这种敢于揭露弊端、勇于上疏言辩的作风，常衮与另一名中书舍人杨炎，共为朝官们所推崇，时称“常杨”。事实证明，李豫将杨绾和常衮充实进宰相班子，算是选对了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个人共同协助李豫，着实做了一些实事，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李豫一朝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革除了一些时弊的，使朝廷风气焕然一新。大历十二年（777年）五月，杨绾在刚刚进入宰相班子一个月后，就向李豫上疏请求罢除诸州刺史所带的团练使、捉生将官职。杨绾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针对此前不久郇谟面见李豫时的控诉，而当时由元载和王缙的个人喜好随意任命，各州团练使、捉生将无论是权力还是收入都无法监控，往往徇私舞弊，以至于刺史的工资每月可以达到几万钱，这就是郇谟所说的团练使、捉生将的存在造成百姓苦不堪言的症结所在。可以说杨绾适时地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元载集团覆灭后，需要对他当政时诸多弊端的一种革除，当时李豫诏令准其所奏，杨绾又趁热打铁提出减除诸道观察判官的人数，也得到了李豫的批准。在杨绾建议的基础上，李豫进一步发挥，下诏规定各团练使除非军事紧急要务，不得擅自召见刺史，也不得任意撤免判决的职务另外派人兼任。又规定各州士兵都限制在一定的人数，招募来的民兵，由官府供给其家人粮食和衣物，这种做法称为“官健”。除此之外，凡各地的壮丁被差遣点召（春夏归乡耕地，秋冬召集服役）的，由官府发给口粮，这种做法称为“团结”。可以说杨绾一上来就出手不凡，协助李豫首先完善了各地方官的俸禄制度。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各地方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

”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共产党的要求哪里能被批准。

“五月指示”

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是没有自主权的，处于对共产国际“盲从”的时期，如加入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这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还不成熟，既没有根据地，也没有经济来源，经费基本靠共产国际提供。也就是说，其经济命脉被苏联紧紧地捏在了手中。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化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引起了一场政治斗争。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最后时刻，所以两人在中国问题上互不相让。斯大林是现实派，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托洛茨基是激进派，要求共产党抛开国民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于是，共产国际在这两位大佬的压力下，一点都不考虑中共的地位与处境，也不考虑汪精卫的处境，更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在1927年5月31日签发了这样一道自相矛盾的神奇命令给共产党。它一方面提出“必须同过火行为做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等纠偏的主张，另一方面却要求：“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的重要内容。可问题是，对于刚刚经历过“四·一二”屠杀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夸张的是，苏联一方竟然将“五月指示”通报给了汪精卫，希望汪精卫能够协助共产党人完成这个任务。共产国际全然没有考虑到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此刻，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十分不妙。一来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地区因为激进的工农运动导致经济衰退，武汉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已是岌岌可危。二来蒋介石在一旁烧火捣乱。此事一会再说。三来据可靠消息，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冯玉祥似乎再度改变了立场。此事比较复杂，之后细说。总之，汪精卫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因此，他一见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便气炸了，他立刻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将满腔的怨愤宣泄向对方：当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条就说了，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适用于中国。现在你们共产党不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还想从内部瓦解我们国民党！鲍罗廷，你们背信弃义！国民政府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国了！鲍罗廷自然知道这个指示，身在中国的他远比总部那帮官老爷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是坚决反对这个极左做法的。不只鲍罗廷一个人这么想，陈独秀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十分不靠谱。所以此二人一致认为应该取得武汉国民政府的谅解，暂不实行“五月指示”，扶汪精卫一把，别把他逼成另一个蒋介石。令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意见遭到了以张国焘为首的大多数党员的反对，认为他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妥协投降路线，并中止了他在党内的职权。以至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干脆撤销了陈独秀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陈独秀从此淡出中国政坛。会议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话题回到“五月指示”上。7月13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临时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意欲叛变革命的种种反动罪行，同时宣布中共退出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发出重要指示——我们不搞蒋介石那样的“武力清党”，我们保护共产党人的人身自由，我们搞“和平分共”。会上还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即日内脱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此事俗称“七·一五事变”。很明显，汪精卫的做法要比蒋介石温和得多。可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竟然使向来温和的汪精卫放出了他的经典名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步蒋介石后尘走上了血腥的武力清党之路。不过要想说清楚此事，还得从蒋介石给武汉政府烧的那把火讲起。

张发奎的“终身成就奖”

之前提过，汪精卫本打算出兵收拾蒋介石，却被张作霖的大举南下搅黄了。汪精卫当时的想法是先解决和张作霖的外部矛盾，再解决和蒋介石的内部矛盾。如此看来，汪精卫是个“厚道”人，毕竟给了蒋介石足够的喘息时间。蒋介石就要阴险一些，虽然他忙于北伐工作，几乎没有闲暇，但他还是拨冗思考了一个社交问题：如何给汪精卫增加一些工作量，让对方手忙脚乱，没空找自己的麻烦。仔细思考过后，这位仁兄在私底下搞了不少小动作。如利用在“护国战争”等事件中厮混出来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人的反共心理，让他们率兵出川进攻汪精卫，以及策反唐生智的部下夏斗寅反攻武汉等。蒋介石四处点火，汪精卫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才在“七·一五事变”前后把所有的火给扑灭了。可老实人也有脾气，一旦爆发你还不一定能招架得住！喘过气来的汪精卫决心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把蒋介石和共产党一并解决了。准备工作很快就绪，开始动手。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命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为先锋，率军东征，“反共倒蒋”，力争国民政府法统。唐总指挥和张大先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顺江而下，迅速抵达江西九江前线。随后，汪精卫带着他的工作团队抵达旅游胜地——江西庐山。汪精卫来庐山出差可不是为了搞“差旅歪风”和“培训腐败”，他真是来干工作的。有两件要事需要他迅速做出决定，一是拟定具体作战计划，二是商讨如何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分共。汪精卫摆出如此大的阵仗，局势如此严峻，蒋介石必须撤回精锐主力，以防御武汉之东征军。这就是之前蒋介石不得不暂停北伐的原因。蒋介石本想搬起石头砸汪精卫，却砸到了自己的脚，看来做人一定要厚道！可是，打死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不到，他们的内讧居然会引发两起超级大事件。对这两位仁兄来说，1927年8月，实可谓“黑色八月”。第一件大事跟共产党有关。“七·一五事变”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共产党人决定采取武装暴动。这个任务交由党内的少壮派领袖、与军界相熟的周恩来全权负责，而周恩来首先想到的就是策动驻军南昌的张发奎率部南下，回到广州建立政权，与南京、武汉分立。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联合张发奎？凭借在北伐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在“宁汉分裂”事件中拥护汪精卫的坚定立场，张发奎很快就被汪精卫升了官——第二方面军司令，辖“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军、十一军和贺龙独立十五师扩编而来的第二十军。就军事实力而言，张发奎绝对算是国民革命军中的超级巨头，官位比他还高的唐生智也就能给他提提鞋。张发奎不但手握精锐之师，更重要的是，张发奎手下的共产党员最多，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最多，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其中军衔最高的要数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以及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叶挺之前介绍过，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建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叶挺独立团。这里重点交代一下贺龙。他是湖南人，贫苦出身，属于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受过军校教育，18岁时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揭竿而起，曾参与军阀混战，并见机行事，壮大自己，后率军在中途加入北伐，靠着出生入死拼到了现在的军长职位。虽然他对共产主义相当认可，但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刚刚发生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贺龙竟然还敢站在共产党一边，实在是忠肝义胆，很够意思。其实，贺龙此时的上级领导张发奎也勉强算得上够意思，“四·一二”后，他没有“清共”，“七·一五”后，他也没有“分共”。他这么做一是因为比较同情共产党，二是因为不愿自废武功，毕竟共产党最优秀的人才挺起了第二方面军的脊梁。但现在不分不行了，汪精卫来庐山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分共”，不愿分也得分。在庐山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张发奎遭遇一通围攻后，被迫同意了“分共”方案：把叶挺和贺龙骗来庐山扣押，然后以优势兵力将两人的部队包围缴械。如果此事让汪精卫办成的话，恐怕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改写了。但是，这个极为重要的秘密消息泄露了。泄露此消息的人，是当时在庐山与会的叶剑英。“四·一二”后，本是蒋介石嫡系的叶剑英在江西通电反蒋，随即投奔武汉汪精卫，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看上去叶剑英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叶剑英在几天之前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江西九江，庐山附近的甘棠湖——三国周郎演练水师之处、白居易《琵琶行》之“浸月亭”所在，碧波荡漾，匡庐倒影。一条小木船随波逐流，悠闲惬意，可船上的叶剑英、叶挺和贺龙三人却轻松不起来。叶剑英带来了确切消息，汪精卫即将动手，张发奎也靠不住了。叶挺和贺龙一看局势如此紧迫，当即决定去南昌与周恩来汇合，率部起义，南下广州，开辟一片新天地。谁也想不到，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在这条小船上诞生了。8月1日凌晨两点，由名气最大、军衔最高的周恩来、贺龙、叶挺领导的武装起义爆发，两万余起义士兵历经四小时激战，顺利拿下南昌城。起义过程虽然波澜不惊，起义参与者们的光芒却足够璀璨这个历史之夜。这些人九死一生，历经风雨，终于熬到了1955年授衔。周恩来、贺龙、叶挺、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朱德、林彪，这都是后来获封元帅或够资格封帅的超级大牛人。被授大将衔的牛人之中，张云逸当时的职位是师参谋长，陈赓是营长，许光达是实习排长，粟裕是班长，罗瑞卿是副班长，谭政是特务营文书。其实，当时起义军中军阶比上述牛人高的还有很多，只可惜大多数人都在后来的革命中牺牲了，没能熬到1955年授衔。比如，周逸群、王尔琢、李硕勋（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后来成为了共和国总理）等。如果这些人不死，以他们的资历，不是元帅也是大将。起义军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刚出南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便驱逐了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起义军。你可能据此认为这个蔡廷锴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其实，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结论便不同。后来日军侵华，发动“一·二八事变”，蔡廷锴率部血战上海滩，谱下了人生最为光辉的一页。起义军在持续减员的时候，却有三个人反其道而行之，打算加入这支没有人看好的革命队伍。一个是张发奎手下的教导团特务连文书陈毅，陈毅运气不错，中途追上了队伍。一个是张发奎的司令部上尉参谋徐向前，可徐向前追丢了队伍，但他因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之旅。还有一个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他率军从武昌南下南昌，但没能赶上南昌起义，后来随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起义军最终被打垮打散了。关键时刻，朱德和陈毅二人挺身而出，率领着一支八百来人的部队连战连捷，一路转战到湘南，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这些从南昌起义出发，即将走向广阔战场的将帅多出自黄埔军校。由此可见，黄埔不光是“国军”的摇篮，也是“共军”的摇篮。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要做两件事情。首先，给因为流失大量英才而心情郁闷的张发奎颁发一个“终身成就奖”，原因有二。第一，后来共和国军衔最高的十大元帅中的八人和十员大将中的七人（含未参加南昌起义的排长徐海东）都在他帐下。第二，他这支“铁军”的分支个个都非常强悍。分支之一：林彪的中国工农红军之红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分支之二：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分支之三：叶挺、项英、陈毅、粟裕、张云逸率领的新四军，“铁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专门要了新四军番号，意在恢复当年“铁军”之勇。分支之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此番号一直保留。最后，大概交代一下那支在北伐中所向无敌的粤军——“铁四军”的现状。北伐毫无疑问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已改变，广东军人似乎集体迷失了方向。副军长陈可钰退隐，几个名气很大的高层领导则因为理想和利益分作了几个集团——张发奎和黄琪翔是一个集团，大部分时间都跟着汪精卫混；李济深自己是一个集团，往往和新桂系穿一条裤子；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算是一个集团，主要依附于蒋介石；因留守广东而未参加北伐的陈济棠是一个集团，由于没有出省作战，其部战斗力较弱。蒋记王朝第八章逝去的北洋时代

宁汉合流

汪精卫这边出了如此大事，蒋介石却也没法幸灾乐祸，因为他此时正忙着吃败仗。这事还得从蒋介石调回北伐军主力防御汪精卫说起。北伐军主力前脚刚离开徐州，后脚孙传芳就到了。据他观察，留守徐州的北伐军属于杂牌军，战斗力不强，不可能扛得住自己的大举反攻，如果错过这个可以轻松拿下徐州的机会，那必须把脑袋送入精神病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果然，面对有备而来的孙传芳所发起的突然反击，北伐军很快就丢掉了徐州。在这个即将跟汪精卫一决高低的关键时刻，徐州得而复失，不仅丢了蒋介石的面子，也输掉了南京方面的气势，为挽回影响，蒋介石决定亲自率兵夺回徐州。但问题是，第七军和第一军的主力必须留下防备汪精卫，蒋介石能带上战场对抗孙传芳的部队，大都是在北伐中收编过来的杂牌军，战斗力很菜。而他的对手孙传芳，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家伙。可以说，结局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不出所料，狡猾狡猾的孙传芳轻松发现了北伐军的弱点，也是杂牌军都有的毛病——意志薄弱，配合生疏，战斗力不强。于是，他抱着“蒋介石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良好心态，采取诱敌深入打伏击的战术，把蒋总司令率领的这支杂牌北伐军打成了全线溃败。蒋总司令铩羽而归。蒋总司令败回南京之际，汪精卫也在忙着指挥张发奎镇压“南昌起义”后南下广州的共产党部队，焦头烂额，哪还有精力东征蒋介石。既然这对难兄难弟没了打架的心思，那么宁汉双方就有了坐下和谈的可能。虽说宁汉分裂本质上缘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与“联共”还是“分共”的路线之争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可随着“七·一五”和南昌起义的爆发，苏联顾问被他们轰回了老家，横亘在宁汉之间的关于“联共”还是“分共”的分歧也消除了。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意识到：“分共”、“清共”已不够用，非“剿共”不可。既然分歧已逝，那么合作就在预料之中。冯玉祥成了牵线搭桥之人。之前说过苏联很看好冯玉祥，盛情相邀冯玉祥前去访问。几个月后，在冯玉祥访问完毕回国的随从队伍中，多了几个共产党人，譬如邓小平，他们是苏联派来协助冯玉祥工作的干部。可是冯玉祥的作为始终不离“千面将军”本色，很有些对不起苏联的期望。宁汉分裂后，冯玉祥一方面宣布支持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参加北伐；另一方面却着手清共，向蒋介石伸橄榄枝。为了清除身边的苏联眼线，邓小平等人就在这个时候被冯玉祥扫地出门。之前我们提到过，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周恩来等人回国后，他依然留在法国勤工俭学。小平同志的勤工俭学生活十分艰辛，说是勤工俭学五年多，其实只有约五个月在俭学，其他时间基本都花在了就业、失业、待业、再就业的勤工生活上。不过小平同志也因此走向社会，走向苦难的人间，并由此喊出了“贫

这样做是出于对大唐王朝的赤胆忠心，反而对我更加亲密友善，我想通过此事陛下应该看出建宁王的为人了吧！”李泌说这番话的时候，李亨始终注视着他，从最初的不解到逐渐羞愧难当。最终，在李泌说完后，李亨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显然通过李泌所说的话，他意识到杀掉建宁王李倓是个严重的错误，或许他明白这个错误永远也无法弥补，所以他哭着对李泌说道：“先生所说的话都非常正确，我现在已经后悔不已，但是既往不咎，我不想再听这件让朕悔恨不已、负疚终生的事了，好吗？”说到最后，李亨的陈述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哀求。但李泌似乎并不想结束这个话题，他已经下定决心离开这里，李倓已经被错杀，所以他今天必须利用自己在这里的最后这点时间，去尽量保护已经成为太子的李俶。“臣今天之所以说出这件事，并不是想咎陛下的过错，而是希望陛下能引以为戒，谨慎处理好将来的政事，以免悲剧重演。陛下应该时刻牢记天后（武则天）在时，对太子李弘和次子李贤的所作所为，尤其李贤还写过一首《黄台瓜辞》，在臣看来，现在陛下已经一摘瓜了，希望未来不要再摘了。”李泌说这番话的时候，虽然语气不如先前重，但话语的分量却很重。“朕怎么可能那样做呢？朕会将那首《黄台瓜辞》写在条幅之上，作为警醒自己的座右铭，先生说这样可以吗？”“陛下只要时刻铭记在心就可以了，不必形之于外！”李泌最终说道。……通过君臣二人这夜的对话可以看出，李泌除了表达自己离开朝廷的决心之外，还利用这最后的机会，让李亨明白杀掉建宁王李倓是个严重错误，最重要的是为太子李俶加了一道保险阀。他十分明白建宁王李倓已经冤死，李俶虽然暂时没有受到威胁，但张良悌和宦官李辅国依然对他虎视眈眈。李泌坚信通过自己今夜引用李弘和李贤的例子，应该能让李亨受到触动，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目的达到了。李泌虽然达到了目的，但今夜君臣二人的对话，也使他们之间第一次产生了距离感，李泌明白虽然李亨嘴上始终肯定李泌所说的话，但实际上皇帝陛下的威严已经受损，所以李泌必须尽快离开。至德二年（757年），从蜀中传回消息，太上皇李隆基看到群臣所上的奏表后甚为欣慰，决定返回长安。当李亨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禁喜出望外，一方面他终于证明了自己，另一方面也让当时出现的两个朝廷重新合二为一，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泌的功劳。兴奋之余李亨决定召见李泌，当众赞扬了他一番，李亨这种及时肯定李泌的做法，不可否认有挽留李泌的意图，但李泌在对皇帝陛下表示感谢后，再次提出了归隐山林的请求。“两京已经收复，上皇也已归来，我已经报答完陛下的知遇之恩，臣再次恳请陛下准许臣归隐山林。”李泌面无表情地说道。而且这一次是长跪不起！事实上，通过那天夜晚君臣二人的对话，李亨已经明白李泌是挽留不住的。所以这次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李亨上前搀扶起李泌，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先生一路珍重，朝廷的大门永远为先生敞开！”至德二年（757年）十月十八日，李亨亲自到城外送别李泌，当李泌跪别李亨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李亨终于抑制不住，泪水流满了脸庞，那一刻他对李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李泌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对李泌并非言听计从，在我看来这也是李泌离别时，李亨心中萌生无尽遗憾的根本原因。或许人只有在失去时，才能真正懂得珍惜曾经的拥有！现在，李亨只有寄希望于李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能够重新回到自己身边，他会倍加珍惜这位才学之士。然而遗憾的是，一直到五年后李亨去世时，君臣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李俶即位后，再次请李泌出山，李泌才重返朝廷。对于李泌而言，正应了徐志摩的那句诗：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激浊扬清至德二年（757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李泌离开长安五天后，太上皇李隆基告别了滞留十五个月的蜀中，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以及六百名禁军士兵的护卫下启程东归。李亨知道消息后，派心腹宦官李辅国带领三千精锐骑兵前往凤翔迎接。李隆基明白自己虽然是太上皇，但今天能够重新回到长安，全是李亨的功劳，而且李亨现在是皇帝，自己无论如何是不能越位的。为了避嫌，在到达凤翔之前，他让禁军士兵全部卸去甲胄。十二月三日，李隆基等人抵达咸阳的望贤宫。李亨早已经在那里等候迎接，在李隆基出现的那一瞬间，李亨快步上前伏身跪拜于地，直到这一刻，李亨才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如释重负。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儿子，李隆基不禁老泪纵横，虽然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和李亨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中，但今天自己能够回来，还是仰仗李亨的功劳，而且现在看起来李亨似乎并未把先前的事情放在心上，这让李隆基很是释然，于是他搀起李亨情真意切地说道：“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养余齿，汝之孝也！”很长时间以来，李亨虽然坐上了皇位，但坦白地讲他心里并不踏实，一方面源于叛乱依然未平，另一方面也源于他这个皇帝是趁乱上位的，现在李隆基的这句话一出口，才真正地让李亨长抒一口气，直到此时他才认为自己的皇位刚刚合法化。李隆基一边说着一边将身上的黄袍脱下，亲自为李亨穿上，李亨推辞不过只好穿上，当时被拦在仪仗之外围观的百姓们见到此情此景不禁喜出望外，高呼万岁。李亨见到百姓们群情激昂遂下令开放仪仗，让千余名百姓参拜太上皇李隆基。对于李隆基而言，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被这种热烈气氛所包围的感觉了，今天应该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天，既是他逃亡岁月的终结，同时也是他安享晚年的起始。第二天，李隆基和李亨一起启程返回长安，刚进入长安城，便看到从长安城西北的开远门到大明宫的丹凤门那旗帜如林、夹道欢迎的卫队，长安城的百姓全体出动，载歌载舞，欢呼万岁，争相目睹大唐两位最高统治者的威严。李隆基和李亨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进入了大明宫，登上了含元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君臣在此种氛围下相见，无不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朝拜仪式结束后，李隆基和李亨便前往在长乐殿临时设置的太庙，向列祖列宗谒拜请罪，继而李隆基便离开了大明宫，搬到了兴庆宫居住，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去过大明宫。李隆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明宫自建立伊始，就是皇帝与百官商议朝政的地方，那里是权力的象征。现在李隆基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参与政事，所以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以免给别人造成国有二主的错觉。十二月二十一日，李隆基在宣政殿将传国宝玺正式传给了李亨，一个月后又授玉册给李亨，并为李亨上尊号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至此，大唐才真正完成了第七代皇帝与第八代皇帝之间的权力交接，同时也代表李亨历经二十年之久的磨难与坎坷之后，终于圆了名副其实、不再有任何瑕疵的皇帝梦。虽然先前经历过磨难，经历过太上皇李隆基的猜忌和打压，但李亨依然采取隐忍的方式来应对，并寻找有利时机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策划了马嵬驿兵变。即使在登上皇帝宝座后，也没有野心膨胀，而是想着如何去证明自己才是这个帝国最正确的接班人，并最终给外界“忠厚仁孝”的印象，化解了与太上皇李隆基的矛盾，事实上这对于身处高位的李亨来讲并不容易。因为人到了一定地位后，依然能够保持心如止水的状态着实不易，但李亨做到了，虽然太上皇李隆基给予他应有的名分晚了一些，但晚来的名分也是名分。终于结束了流亡生活，重新回到长安的李隆基和李亨父子二人恍如隔世，当然他们明白能够重新回来，君臣上下、朝野内外很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的人已经喋血疆场，有的人依然在奋力拼杀，他们用赤胆忠心与热血之躯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永垂青史的壮丽诗篇。所以在李隆基和李亨完成最高权力交接之后，为了继续激励前方平叛将士奋勇杀敌，以及告慰先前那些为国家英勇现身的英灵，李隆基和李亨父子二人决定对平叛有功之臣大行封赏。十二月十五日，李亨登上丹凤楼，先是宣布大赦天下，然后对在平叛和收复两京的战争中那些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战功卓著的将帅厚加封赏：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李俶进封为楚王，实封二千户。青银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武部（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子仪加封司徒、进封代国公，实封二千户。银青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河东节度副大使李光弼升任司空兼兵部尚书，进封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太子太师、豳国公韦见素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内侍监、齐国公高力士实封三百户。开府仪同三司、右龙武大将军、颖川郡公陈玄礼进封蔡国公，实封三百户。其他将领如仆固怀恩、李嗣业、王思礼等骁勇善战、平叛有功的将领全都得到了封赏。当然李隆基和李亨父子没有忘记在平叛过程中那些曾经浴血奋战、已经为国捐躯的人，例如颜杲卿、许远、张巡、袁履谦、李澄等人，对于这些人当时朝廷除了追赠他们适合的官职，还对其遗孤和家属进行了优恤。对忠于李唐王朝的臣子，李亨毫不犹豫地进行奖赏，同样对那些自安史之乱以来，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日子里贪生怕死、叛变投敌、同流合污之徒，李亨在收复两京后，也对其展开了清算运动。不过与奖赏那些有功之士能够形成统一意见相比，对于如何清算或者说清算到什么程度，朝廷内部当时的意见并不统一。御史大夫崔器和兵部侍郎吕諲认为，按照国家法律，凡是投敌叛国者，应该一律处死。而礼部尚书李峤则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不加区分地一并处以死罪。因为当时唐军虽然已经收复两京，但叛乱并未平定，安庆绪和史思明在河北依然具有很强的实力，如果能够区别对待，无疑会为那些误入歧途但有意回归的人打开一条自新之路。针对这个问题，两种意见各有支持者，争论了数日之后，李亨还是采纳了礼部尚书李峤的意见。李亨之所以是这种态度，一是出于对平叛大局的考虑，二是因为对张均、张垍兄弟的处理。张均、张垍是开元时期宰相张说之子，李隆基从长安城逃出来时，本以为兄弟二人会跟着自己一同前往蜀中，但直到出城很长时间后，也没看到兄弟二人，当时房琯告诉李隆基说兄弟二人前往城南取马，看两个人的表情，不像要出城的样子，后来李隆基到达蜀中后才听说张氏兄弟二人已经投降了叛军，接受了安禄山任命的伪官。李亨之所以想对张氏兄弟网开一面，是因为他始终记得当年张说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前边我们曾经说过，李亨当年还在娘胎的时候，由于太平公主专权，李亨险些被扼杀在母腹中，最终还是张说的几句话，才让李隆基下定决心留住这个孩子。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李亨对于张均、张垍兄弟始终存有感激之情。即使是在兄弟二人投靠叛军的情况下，李亨也没有产生怨恨之心。对于如何处置先前投靠叛军的这些人，李亨本心是想分出三六九等的，这样他才能解救张均、张垍兄弟。现在李峤提出的建议正中李亨下怀，所以在如走过场般的争论几日之后，李亨决定采纳李峤的建议。为此，李亨首先下旨将陈希烈、达奚珣等十八人赐死，但却免除了张均、张垍兄弟的死刑，谁都明白李亨内心是个什么想法，所以对于皇帝陛下的做法，群臣没有反对意见。但就在他刚刚要下旨宣布时，太上皇李隆基亲自找到他，说张垍可以免除死刑，但张均绝对不能赦免。李隆基给出的理由是：张均投靠叛军后，曾经带着叛军大肆捕杀李唐皇室成员，其中更有李隆基的妹妹霍国长公主，以及李亨的诸多亲属。李隆基在向李亨陈说理由时，说得慷概激昂，声泪俱下，这让李亨十分为难，最终他同意了太上皇李隆基的建议，将张垍流放岭南，张均赐死。在如何处理张氏兄弟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李隆基和李亨之间的分歧。事实上在马嵬驿兵变后，李亨率众北上灵武之际，父子之间的矛盾就已经不可能再调和，这一点从李隆基下达“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就可以看出。而很长时间以来双方依然能够保持相安无事的局面，是因为彼此都有共同的政治利益的诉求，李隆基需要李亨去平叛，李亨需要在平叛过程中得到太上皇李隆基的认可，而李隆基的认可则代表整个朝廷对自己的认可，李亨心里十分清楚，自己这个皇帝之所以能够发号施令，全是因为李隆基在蜀中坐镇的缘故。所以这次处理张氏兄弟的问题，事实上是太上皇李隆基有意在李亨面前证明自己依然有威信的表现，这恰恰印证了一句话：外敌退却之时，也就是内斗的开始。不过好在安史叛军并没有让刚刚回到长安的李隆基和李亨内斗起来，就在李亨按部就班的实施奖惩时，他们忽然卷土重来，致使帝国山河再次陷入战乱之中。第五章烽烟再起卷土重来唐军重新夺回洛阳后，安庆绪率领残部退守邺郡（今河南安阳），同时改邺郡为安成府，改年号为天成。当时追随安庆绪逃到邺郡的骑兵不过三百人，步兵不过一千人。其后不久，先前战败的蔡希德、田承嗣各率本部兵马从四面八方赶赴邺郡和安庆绪会合。安庆绪虽然丢掉了洛阳，但撤退到邺郡后，由于河北地区的唐军力量相对薄弱，所以安庆绪向东急速扩充自己的势力，不断拉壮丁扩充人马，人数曾经达到六万人，控制着除邺郡之外的平原、清河、博平等六十多座城池，军队的声势一时复振。但或许因为丢掉洛阳，让安庆绪内心产生了极度的失落之情，在短暂的恢复势力后，安庆绪犹如急速坠落的流星，开始倦怠政事，热衷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亭台供自己享乐，自此开始，安庆绪深居宫中很少过问政事。安庆绪的这种做法，让当时叛军中不少野心家找到了实现野心的机会，例如大臣高尚和张通儒当时就十分专权，而大将蔡希德因为性格刚正、直言不讳，不满高尚和张通儒的专权，所以被高、张两个人联手向安庆绪进谗言置于死地，其部众数千人全部离军而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安史之乱的“安”时代已经渐渐没落，取而代之是“史”的时代开始到来。在安禄山死后，史思明以妫川王的身份镇守安禄山的老巢范阳。安庆绪兵败洛阳后，其大将李归仁率领曳落河、同罗、六州胡等精兵数万人准备逃回范阳，史思明闻讯后，立即布置重兵进行防备，生怕李归仁抢了范阳这块地盘，并采取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策略招降了李归仁的曳落河、六州胡部落精兵，只有同罗拒不纳降，史思明大怒之下发兵攻打同罗，同罗抵挡不住逃回了本国，自此史思明将河北北部的十三郡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其实力完全超过了安庆绪。面对史思明势力的急剧膨胀，安庆绪产生了极度的恐慌之感，在他看来，此时安史叛军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形成了他和史思明两大阵营对抗的局面，而且史思明目前的实力已经超过了自己。为了剪除史思明这个伏在自己身边的老虎，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安庆绪派遣大将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率领五千精兵，以征调史思明的部队为名前往范阳，伺机偷袭史思明，以根除心腹大患。不过老奸巨猾的史思明早已经看透安庆绪的真实意图，于是将计就计在迎接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时，趁机连哄带骗地解除了其部众的武装，然后在欢迎宴会上将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逮捕投进了大狱之中。史思明的这种做法表明了他已经和安庆绪正式决裂，仔细分析当时的形势，客观地讲对史思明并不有利。他不仅要面对来自安庆绪的威胁，更要面对来自唐军的压力，虽然从地理角度而言，安庆绪比史思明更容易遭到两面夹击，但以一敌二终究是不利的。时任范阳节度使判官的耿仁智就为史思明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认为史思明之所以起兵叛唐，无非是看到了当时安禄山有成功的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禄山已死，安庆绪也丢

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清太宗实录》卷五）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明史·袁崇焕传》）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满文老档》）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崇祯长编》卷二九）有二内官被掳，囚营中逃归，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言满桂战不力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炮，及放炮，皆无钱粮者。（《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文皇（皇太极）乃擒明杨太监监于帐中，密扎鲍承先在帐外作私语曰：“今日上退兵乃袁巡抚意，不日伊即输诚矣。”复阴纵杨监归。明庄烈帝信其间，乃立磔崇焕。举朝无以为枉者，殊不知中帝之间也。（《啸亭杂录》）总之，虽然各种记载多有所出入，但此事在乾隆年间的《清太宗实录》和《明史》里是有记载，在清朝原始资料《满文老档》也有记载，明朝这边《崇祯长编》《石匮书后集》等也都有记载，清朝时大学者、治学严谨的昭梿《啸亭杂录》有记载，所以反间计的问题是靠谱的，可以采信。以崇祯之精明，单凭这两个太监的话，他是不会相信的，但结合这些天来的情况，再加上这个证据，使得崇祯最终认定袁崇焕是暗通后金。十二月初一，崇祯决定利用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议军饷的机会拿下袁崇焕。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北京此时城门紧闭。因为崇祯怕袁崇焕带兵冲入。城上用绳子吊一个筐下来，袁崇焕和祖大寿坐在筐里被提到城上。袁崇焕到了平台以后，崇祯严肃地坐在那里，没有议军饷，而是提了三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袁崇焕沉默，这个事很复杂，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兵临城下？”袁崇焕沉默，这个事更复杂，没有地图的话我解释不清。“你为什么要打伤满桂？”满桂不是袁崇焕打伤的，是被德胜门上的守军用火炮误伤的，怎么也怪我？这三个问题袁崇焕一个也没答，崇祯以为袁崇焕是默认了，于是一声令下：“来人！脱去袁崇焕官服，押入大牢！”袁崇焕入狱后，他带来保卫北京的关宁铁骑备受歧视，城上的明军用石头打，甚至用箭射广渠门外的关宁铁骑，致使不少人死伤。本来城外是三支勤王部队：袁崇焕、满桂、侯世禄，侯世禄所部溃败，袁崇焕被押入大牢，于是崇祯命满桂来统率这三支部队，满桂跟祖大寿过去在辽东时曾经有矛盾。他的军队因为没有粮食就在京郊地区抢掠，却谎称是袁崇焕的军队，使得京师百姓多误认为是袁崇焕军来抢他们的粮食。本来百姓就认为是袁崇焕把后金军队带来的，于是对这支关宁铁骑更是人人喊打。处境不妙，遭人误会，长官被捕，祖大寿决定率部出走。十二月初四日清晨，祖大寿带着关宁铁骑离开京师，向山海关进发。敌人兵临城下，你去山海关干什么？一句话，祖大寿反了！其实，就在袁崇焕下狱的第二天，十二月初二日，当时也在平台受召的兵部职方司官员余大成就提醒兵部尚书梁廷栋（明朝同时担任一个部门尚书的有时不只一人）：“现在敌寇如此嚣张，关宁铁骑的主将被关押，再打下去不是战败也是溃退了，现在应该释放袁崇焕以安军心，让袁崇焕戴罪立功。”梁廷栋：“关宁铁骑有祖大寿在，祖大寿很能打，怎么可能溃败？”余大成：“覆巢之下无完卵，袁崇焕一开始入狱时，祖大寿可能以为是误会，没几天袁崇焕就会被释放，几天下来他就会知道上意不可挽回。袁崇焕与祖大寿功罪都分不开，袁崇焕已经被关押了，祖大寿能放心吗？他不造反还等什么？”（余大成《剖肝录》）果然，事情被余大成说中了。崇祯得知消息后，深为震动，余大成提议说祖大寿就是怕袁崇焕的事牵连到自己，此时只要有袁崇焕的手书，就能让祖大寿回来，崇祯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命余大成请袁崇焕写亲笔信。袁崇焕已经被押入大牢了，自然是一肚子怨气，所以不愿意写，余大成说：“袁公您孤忠请俎，只手擎辽，生死靠的都是命，您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天下之人，莫不佩服袁公您的忠义，体谅袁公您的爱国之心。苟利于国，不惜发肤，死于敌人之手与死于国法之下，哪个更好？现在圣上并没对您的情况定性，请您好好考虑吧！”袁崇焕最终还是写了这封信，劝祖大寿回来，祖大寿看了老长官的信，最终回心转意。崇祯得知后更不高兴，袁崇焕的部下只听袁崇焕的不听我的，这更坚定了他除掉袁崇焕的决心。就在袁崇焕被押入大牢的这些天，皇太极在干什么呢？皇太极制造了反间计后的第二天，就从北京城下撤走了，他派阿敏率兵攻陷了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其中攻永平时守将明朝户部郎中陈此心投降，他以父母年老为借口请求回故土。皇太极居然恩准。陈此心说：“感皇上不杀之恩，自当竭力图报，臣决心彻底跟随您。”然而不久陈此心要逃走，他被抓住后，群臣都主张杀他，皇太极却平静地说：“朕不杀你，随你去吧。”与其父努尔哈赤相比，皇太极显然是个宽容而不好杀的人，在此赞一个。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四城失守后，崇祯派孙承宗带兵收复，孙承宗毕竟原来是袁崇焕的领导，指挥祖大寿当然更好使，接受孙承宗指挥收复永平四城的部队除了祖大寿的关宁铁骑外还有一支由一个川妹子所带领的部队——白杆兵。白杆兵是因为手持白杆枪而得名，白杆枪是用结实的白蜡树（天津的市树）做成长杆，上配带刃的钩，下配坚硬的铁环，作战时，钩可砍可拉，环则可作锤击武器。白杆兵的统帅是重庆女人秦良玉，秦良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不在列女传出现的（她出现在《明史》将相类列传）称得上女军事家的人。关于一个女人从川妹子到军事家的涅槃的详情，我们后面再说，此处先说她与后金的作战。此番已不是她第一次跟后金作战，前文沈辽之战中，秦良玉派其兄秦邦屏、秦邦翰与其弟秦民屏率数千精兵从重庆出发，参与保卫东北的战役，沈辽之战，秦氏兄弟率白杆兵血战八旗兵，大战中杀八旗兵数千人，由于众寡悬殊，秦邦屏、秦邦翰力战死于阵中，秦民屏浴血突围而出，两千多白杆兵战死。此番己巳之变，崇祯召天下各路兵马进京勤王，秦良玉从重庆星夜兼程赶往京师，并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作为军饷。在收复永平、遵化、滦州、迁安的战役中，孙承宗用红夷大炮炮轰城池，几十炮下来，城墙就被炸塌了，然后祖大寿率关宁铁骑，秦良玉率白杆兵冲锋。秦良玉手舞白杆长矛，好似瑞雪飞舞、梨花纷飘，锋刃所过之处，后金骑兵纷纷身首异处，一战即胜，就这样把这四座城池全部收复。阿敏在城池即将被明军收复前把城内投降后金的汉人全部杀死，然后带兵逃跑。皇太极一看，据守城池是没戏了，孙承宗和祖大寿太厉害，干脆咱们趁着孙承宗和祖大寿一时半会儿无法回师北京城下（红夷大炮太重，不方便运输），咱们再杀回去，于是皇太极便亲统大军回师北京城西南的卢沟桥，十二月十七日发起永定门之战，此时孙承宗和祖大寿都没能赶回来，崇祯慌了。还好此前袁崇焕还在广渠门作战时，翰林院官员推荐一个叫申福的游僧，说这个人会制造战车，崇祯就让他来造战车，此时战车造得差不多了，崇祯便让他出战。申福带着许多和尚、流氓、乞丐组成战车队出城，战车队武器包括独轮火车、兽车、木制西式枪炮等等，突然间皇太极一声令下，八旗铁骑冲向战车队。申福催促战车前进，可是推车的这帮人见铁骑冲来，赶紧撒腿就跑。八旗铁骑从马上挥舞大刀和战斧将战车纷纷砍倒，把申福手下这帮人就像削瓜切菜一般纷纷砍杀，申福也战死。这些人太不靠谱，崇祯急忙派满桂、黑云龙率军四万出战，杀得昏天黑地，一直打到天黑。皇太极看一时难以取胜，便让部下穿上明军军装，趁着黑夜混进明军军阵。满桂不曾防备，误以为来的是城内援军，结果满桂被杀，黑云龙被俘，但后金军最终也没能攻破北京城。永平、遵化、滦州、迁安被明军收复，皇太极有被断后路的危险，而眼前北京城显然不可能攻下，于是皇太极下令撤退，此次北京保卫战结束。在城下，皇太极临撤兵前说：“城中痴儿，朕取之易如反掌，但其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如我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啸亭杂录》卷一）皇太极班师沈阳后，以阿敏在临撤退前将永平四城投降汉人全部屠杀为由将他终身圈禁，后阿敏死于狱中，至此四大贝勒还剩皇太极、代善、莽古尔泰三人。这次北京保卫战，后金十万人孤军深入，其实是犯了兵家大忌，长城沿线各关隘依然在明朝手里。若明朝能在京城外与敌人长期相持，再集中数倍于敌的大军封锁长城关隘（这对明朝不是难事），将其合围，后金十万大军必将陷入死地，即使皇太极能侥幸突围，后金也必定元气大伤。假如崇祯更有胆气一些，一面调集内地兵马援救京城，一面让祖大寿戴罪立功，告诉他只要率辽东兵北攻下后金老窝，就释放袁崇焕。祖大寿带兵北伐，引后金军回援，再于半路截杀，也就是围魏救赵之法，那更是一刀捅进后金心窝，后金势必一战即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格勒之战，朱可夫就是指挥苏联红军先守住斯大林格勒，然后派兵抄德军后路，最终把斯大林格勒城一带的德军困死，歼灭德军三十三万人。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崇祯绝非朱可夫。皇太极走了，该论功行赏、论过斩杀了。崇祯亲自接见秦良玉，封她为一品夫人，并赋诗赠给她。诗云：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露宿风餐誓不辞，饮将鲜血代胭脂。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凭将箕帚作蝥弧。一派欢声动地呼。“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孙承宗、秦良玉等功臣受封赏后，该收拾袁崇焕了，袁崇焕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于是在监狱中写了几首诗。其一是《狱中对月》：天上月分明，看来感旧情。当年驰万马，半夜出长城。锋镝曾求死，囹圄敢望生。心中无限事，宵柝击来惊。囹圄中，袁崇焕更忆亲人，故作有思念老母的《忆母诗》：梦绕高堂最可哀，牵衣曾嘱早归来。母年已老家何有，国法难容子不才。负米当时原可乐，读书今日反为灾。思亲想及黄泉见，泪血纷纷洒不开。读书多年终成进士，机缘巧合效命辽东，最终却也因辽事而丧命，他也知道由于杀了毛文龙，自己“国法难容”，此时母亲已经不可能与自己见面了，思前想后，自己与母亲只能黄泉再见了，昔日郑庄公黄泉认母只是模拟一个叫黄泉的地方与母亲再见，而自己却真的只能跟母亲黄泉再见了。想到此，袁崇焕作了一首绝命诗：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从崇祯将袁崇焕逮捕，到最终处死袁崇焕，其中隔了九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九个月崇祯在干什么呢？本来崇祯还在犹豫如何处置袁崇焕，此时，想加盟内阁的温体仁和周延儒为了扫清障碍——内阁大学士钱龙锡，于是就拿袁崇焕下手了。钱龙锡跟袁崇焕关系不错，此前咱们交代过，袁崇焕就是跟钱龙锡最先说自己要杀毛文龙的，而袁崇焕此时在狱中，只要往死里整袁崇焕，钱龙锡必然受牵连，然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就能成功加盟内阁，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于是他们组织御史言官集体弹劾袁崇焕、钱龙锡，说钱龙锡与袁崇焕相互勾结，袁崇焕贿赂钱龙锡几万两银子，等等。其实在明朝，大臣收受贿赂，除了朱元璋时期必死外，剩下的时候就那么回事儿，大家都睁一眼闭一眼，毕竟谁的屁股都不干净。可是，袁崇焕是边境大将，钱龙锡是朝廷重臣，边境大将和朝廷重臣走得太近意味着什么？可能要谋反啊，要里应外合啊！最终崇祯下定决心杀袁崇焕。之所以崇祯从逮捕袁崇焕到杀他用了九个月，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皇太极此番虽然撤兵，但他留了一部分余部在关内，直到袁崇焕被逮捕七个月后，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才全部退出，在此期间崇祯还要用祖大寿的关宁铁骑来抗击敌军，所以一时不能动袁崇焕，直到后金军完全退出长城，祖大寿领兵回到辽西，崇祯才对袁崇焕定罪、动刀。崇祯以如下罪状给袁崇焕定罪：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七）那么袁崇焕这些罪名都是真的吗？咱们逐一分析。一，付托不效。这是指崇祯皇帝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指望他五年复辽，而他辜负了皇帝的嘱托，致使后金军队长驱直入，攻打京师，给明朝带来极大的震动和损失。（按：这个事嘛，崇祯的确苛责了袁崇焕，因为后金军是绕过了袁崇焕的直接防区杀向北京的，而袁崇焕在得知了皇太极大军杀到之后，就立即阻截，先后在遵化、蓟州、通州拦截后金军，可惜的是都没碰上，或曰都失败了。因此这一条不算数。）二，专恃欺隐。是指责袁崇焕依恃崇祯的信任而行欺骗和隐瞒。（按：袁崇焕在杀毛文龙一事上是“专恃欺隐”，在己巳之变时，袁崇焕上奏说：“凡要害地方，俱已拨兵防守，其蓟州守则不忧矣，西建昌、迁安、永平守则不忧矣，东抚宁、山海、丰润、玉田守则不忧矣。”结果皇太极却成功突破了这些地方，袁崇焕的“拨兵防守”形同虚设，这条可坐实。）三，市米资盗。这件事指的是，崇祯二年（1629年），漠南蒙古东部闹饥荒，袁崇焕提出要救济蒙古人，说如果不救济蒙古人，那么蒙古人就会倒向后金，但崇祯不让。因为崇祯认为把粮食给蒙古人相当于“资盗”。那么此事究竟是谁正确呢？袁崇焕认为如果不救济蒙古人，那么蒙古人就会倒向后金，而事实上蒙古人此时已经倒向后金，看看蒙古喀喇沁部跟满人的盟书吧：满洲、喀喇沁我们两国为结盟和好，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置一碗酒，一碗肉，一碗血，一碗枯骨，许下诺言，对天地起誓。如不履行此誓言，喀喇沁与满洲不友好，与明国除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外如有私下密约，或堕入察哈尔之奸计背叛，喀喇沁遭天谴责，执政之拉式奇布、布颜、莽苏尔、苏布地、庚格勒为首几个大小塔布爱等遭殃，不得长寿，如同这碗血，流血而死，被按埋于地下。如同这碗枯骨，其骨散败。如果履行其对天盟誓之言，天地保佑，获得长寿，子孙万代永字太平之福。（《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可见此时蒙古已经完全倒向后金，因此袁崇焕给蒙古人粮食就是资敌。而且袁崇焕的观点也并不对，他认为如果给蒙古人粮食，他们就会不倒向后金，事实上，谁强他们就听谁的，按袁崇焕的逻辑，实际上连努尔哈赤起兵这件事情都不会发生。明中央政府对东北女真人的救济帮助几乎贯穿于整个明朝，从永乐一直到万历，甚至一直到

机上有个定时器，到了那个时刻录音带便自动开始转动，至于为什么有时候没有转，我们不得而知，那是外面世界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相当严重，其结果是打乱了日历，打乱了对时日的记数，于是一些有怪癖的盲人，或者热衷于让一切井然有序的人，这是怪癖的一种温和的形式，他们便小心地在一根绳子上打结，就像人写日记一样，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现在，扩音器在不该响的时候响起来，大概有机件损坏，继电器失灵，焊点开焊，但愿那录音带不要周而复始地永远转下去，我们这里有盲人，疯子，就差这样的扩音器了。那威严的声音在各个走廊各个宿舍响起来，像是最后一次发布无用的通知，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因为眼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已经患病的人住在一起，与患病者有过接触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虽然分开来住，但相距很近，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出的。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你们要认识到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动。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听以下规定。第一，电灯会一直开着，任何按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开关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第三，每个宿舍都有一部电话，只用于向外面要求补充卫生和清洁用品，第四，住宿者手洗各自的衣物，第五，建议每个宿舍选举其负责人，这一项只是建议，不是命令，住宿者可以按其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只要遵守以上规定和我们以后陆续公布的规定，第六，每天三次我们会把饭盒送到门口，放在门的左右两边，分别给患者和受传染者，第七，所有剩余物品应通通焚烧，除了剩饭之外，这里所说的剩余物品还包括饭盒盘子和刀叉勺等餐具，这些都是用可燃材料制造的，第八，焚烧应在该大楼的天井或者围栅旁边进行，第九，焚烧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住宿者自行承担，第十，如若发生火灾，不论是偶然起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十一，如若内部出现疾病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外界有任何介入，十二，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为何，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十三，患者们所住房子与受传染者们所住房子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大楼中间地带进行，就是你们进去时走过的地方，十四，受传染者一旦失明，必须立即转移到失明者所住的房子里去，十五，本通告在每天同一时间播送一遍，以便让新来的人知道。政府，这时候，电灯灭了，扩音器也哑了。一个盲人若无其事地在手中的绳子上打了个结，后来又想数一数，就是数一数打了多少结，过了多少天，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结打在了结上，成了人们常说的死结或者瞎结。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电灯灭了；一些灯泡烧坏了，也难怪，这么多天一直亮着；所有的灯都灭了，是外边出了问题；现在你也失明了；我只好等太阳升起了。她走出宿舍，穿过天井，朝外边望望。城市的这一部分一片漆黑，军队的探照灯也熄灭了，大概与总电网相连，看样子电力供应中断了。第二天，盲人们醒来，有的人早一些，有的人晚一些，因为对盲人们来说太阳并不同时升起，这往往取决于每个人听觉的敏锐程度，各宿舍的男男女女开始聚集在大楼外面的台阶上，歹徒们宿舍的人除外，这时候他们大概正在吃早饭。盲人们等着大门打开时发出的响动，没有上润滑油的合页尖厉的吱呀声，报告送来食物的声音，然后是中士的喊声，不要出来，任何人不得靠近，还有士兵们拖拖沓沓的脚步声，饭盒放到地上的沉闷响声，急忙撤退的声音，大门的吱呀声再次响起来，最后是下达命令的声音，你们可以过来了。从早晨等到中午，等到下午。谁也不想问食物的事，连医生的妻子也不想问。只要不问就听不到可怕的回答，没有，只要没有说出没有这两个字，他们就仍有希望听到这样的话，来了，来了，不要着急，再稍稍忍耐一会儿饥饿。有的人虽然非常想忍耐下去，但已经支撑不住，仿佛突然睡着了，就地昏迷过去。医生的妻子总在救助他们，看来似乎难以令人相信，但这个女人确实不同寻常，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能注意到，好像被赋予了某种第六感，某种不用眼睛的视力，因此那些可怜的人们才没有被留在那里受太阳暴晒，其他人立即把他们抬到里边，靠时间，水和在脸上的轻轻拍打，他们最后都脱离了昏迷状态。但不能再指望这些人参加战斗，他们甚至不能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这是个非常古老的说法，人们忘记了如何解释，出于什么特别的原因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比揪住一只公猫的更容易。最后，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食物没有来，也不会来了，我们去拿食物吧。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怎样站了起来，又如何聚集到离歹徒们的营垒最远的宿舍里。再也不能像头一天那样粗心大意了。他们从那里派出哨兵前去侦察，自然是另一侧宿舍的盲人，他们更熟悉那里的地形，发现任何可疑行动立即回来报告。医生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去了，带回的是不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们把四张床摞起来堵住门口；你怎么知道是四张床呢，有人问；这不难，我用手摸了摸；他们没有发现你吗；我想没有；我们该怎么办呢；到那里去，戴黑眼罩的老人又说，既然决定了就要干，要么这么做，要么我们注定慢慢死去；要是我们去的话，有些人死得更快，第一个失明者说；即将死去的人已经死了，只是他不知道；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知道一定要死；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不要说废话了，戴墨镜的姑娘说，我独自一个人不能去，不过，如果我们现在就不能说到做到，我还不如躺到床上去等死；只有那些数着日子过活的人才会死，别人不会，医生说，接着他又提高声音问，谁决心去，请把手举到空中，这种话只有张嘴之前没有三思的人才说得出来，既然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数数有多少只手，至少大家都这样认为，让他们举手有什么用呢，但随后他说，一共十三个人；这一定会开始一场新的争论，为了避免这个不祥的数字，从逻辑上看这样做也更正确，是用加法还是减法，是再有一个人报名当志愿者呢，还是通过抽签从现有的人当中除去一个。有几个人在举手的时候就信心不足，动作犹犹豫豫，表明他们心怀疑虑，或者因为意识到面临的危险，或者发现下达的命令荒唐。医生笑了，请他们把手举到空中，简直是胡言乱语，现在我们采取另一种做法，不能去或者不想去的人退出，留下的人一起商定行动方案。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低语声和叹息声，身体虚弱和胆小怕事的人渐渐离去，医生的主意极好，也很宽容大量，不过，知道哪些人留下了哪些人不在了不大容易。医生的妻子数了数留下的人，共十七个，包括她和她丈夫在内。右侧第一个宿舍留下的有戴黑眼罩的老人，药店伙计，戴墨镜的姑娘，其他宿舍的志愿者都是男人，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她也留了下来。他们在两排床中间的过道里排好队，医生数了数，十七个，我们一共十七个人；人太少，药店伙计说，这样我们不会成功；突击队嘛，如果可以用更接近军事术语的词汇，突击队人数必须少，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进攻的目标只有一扇门的宽度，我认为人多了反而更麻烦；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有人表示同意。似乎所有人都因最后组成了一支精干的队伍感到高兴。他们的武器我们已经知道，从床上卸下来的铁棍，既可作撬杆又可当长矛，根据战斗最初的角色而定，是充当工兵还是冲锋队。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年轻时曾接受过一些战术训练，他提醒说最好一直保持密集队形，面向同一个方向，这是避免相互误伤的唯一方法，还说前进中应保持绝对沉默，使进攻产生突袭的效果；我们都把鞋脱下来，他说；以后每个人找到自己的鞋可就难了，有人说；另一个人评论了一句，剩下的鞋子就真的成了死者的鞋子了，不同的是至少还有人可以穿；这死者的鞋子是怎么回事；是个谚语，等着穿死者的鞋子，意思是说空等一场；为什么；因为死者被埋葬的时候穿的鞋子是用硬纸板做成的，这样的鞋子肯定也就够了，谁都知道，灵魂没有脚；还有一点，戴黑眼罩的老人打断他们的话，我们当中选出六个人，六个精神头最好的，到了那里以后立即全力推床，把床往里推，为我们所有人进去打开道路；这样我们必须把铁棍放下；我看没有必要，铁棍甚至还能帮忙，只要把它们竖起来。他停顿了一下，随后又说，声音显得有点低沉，要特别注意，我们不能分开，分开了我们就会被打死；女人们呢，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你也去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你最好别去；为什么，可以问一声吗；你太年轻；这里不论年龄，不论性别，所以请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不会，我不会忘，戴黑眼罩的老人说这些话的声音好像来自另一次交谈，接下来的话已经各就其位，恰恰相反，但愿你们当中有一个女人能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领着我们，不走错路，指引着我们用棍尖刺向歹徒们的咽喉，像那个女人刺得一样准；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一次成功并不能说明什么，还有，谁能告诉我们她是不是死在那里了呢，至少后来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医生的妻子说；女人们能复活，一些人在另一些人身上复活，妓女们在正经女人们身上复活，正经女人们在妓女们身上复活，戴墨镜的姑娘说。随后是长时间的沉寂，女人们觉得话说完了，男人们总该说些什么，但他们事先已经知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排着队出发了，根据事先约定，六个身体较为强壮的走在前面，他们当中有医生和药店伙计，其他人跟在后面，每个人都手持自己床上的铁棍，一队衣衫褴褛肮脏不堪的长矛手，穿过天井时，其中一个人的铁棍从手中滑落掉在石板地上，发出像机关枪散射一样的轰鸣。要是歹徒们听见响声，发现我们来了，那我们就完了。医生的妻子没有告诉任何人，连丈夫也没有告诉，就跑到前边，沿走廊张望，然后贴着墙慢慢靠近那个宿舍，停下来侧耳细听，里边传出的说话声似乎没有显出惊慌。她很快带回情报，队伍重新开始前进。虽然走得很慢，并且悄然无声，但歹徒们营垒前面两个宿舍的人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都挤到门口，想更清楚地听到一触即发的这场战斗的喊杀声，其中一些最易激动的人受到即将燃起的火药气味的鼓舞，在最后一刻决定随队伍一起行动，也有少数人回去寻找武器，现在队伍已不止十七个人，至少翻了一番，临时援军的出现肯定不会让戴黑眼罩的老人高兴，但他无从知道他率领的不是一个兵团，而是两个。从朝里院开的几扇窗户漾进的最后一缕似有若无的灰色亮光，正迅速滑进夜晚那黑咕隆咚的深井。当然，盲人们仍然因为莫名其妙的失明无可救药地感到悲伤，但他们至少有一点可聊以自慰，那就是摆脱了这种因类似的天象变化造成的凄凉，事实证明，天象变化早在人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的遥远年代就曾导致无数绝望的行动。他们到了恶人们的宿舍门口，天已经太黑了，医生的妻子也看不见他们用作障碍物的床不是四张，而成了八张，虽然攻击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但仍然立即遭到了惨败，这一点马上就能知道。戴黑眼罩的老人大喊一声，现在开始，这是进攻的命令，他没有想到古往今来都是说，冲啊，也许他想到了，但认为对区区几张床构成的障碍物使用传统军事术语显得荒唐可笑，况且这些床臭不可闻，早已成了臭虫和跳蚤的繁衍地，床垫被汗水和尿沤烂，灰色的毯子像拖把一样集一切令人作呕的颜色之大成，这一点医生的妻子早就知道，但现在她看不见，正像她没能发现营垒加固了一样。盲人们像由自己的白光环绕着的大天使一样向前冲去，按照事先的指令把铁棍竖起来撞击，但八张床几乎纹丝不动，不错，这些强壮的人比后边虚弱的人力气大一些，后者几乎拿不动手中的长矛，倒像背负着十字架，站都站不起来。寂静消失了，外边的人高声呼喊，里边的人也开始吼叫，可能至今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盲人们喊叫起来是无与伦比的阴森可怖，仿佛他们拼命呼喊，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想劝他们安静，不料也像他们一样喊起来，只差也成了盲人，但我们失明的日子迟早会到来。现在，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进攻，另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防守，外面的人因为推不开床而气急败坏，把铁棍随手扔到地上，所有人一齐使劲，至少那些已经进入门洞和尚未挤进门洞的人一齐在使劲推前边的人的后背，推呀推，床挪动了一点，好像胜利在望了，就在这个时候，在没有事先发出警告和威胁的情况下，突然听到三声枪响，原来是盲人会计朝低处射击了。两名进攻者负伤倒下，其他人急忙跌跌撞撞地后退，绊在铁棍上，跌倒在地，走廊的墙壁像疯子似的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响，其他宿舍的人们也在大声呼喊。天几乎完全黑了，不可能知道谁中了枪弹，当然也不该在离得很远的地方问，都是谁中弹了呀，这样做似乎不合适，对伤员必须尊重，应当亲切地到他们身边，把手放在他们的前额，除非他们前额被击中，那就太不幸了，应当悄声问问他们感觉怎么样，告诉他们不会有什么事，抬担架的人马上就到，最后喂他们水喝，当然前提是腹部没有受伤，这一点在紧急救护手册上说得明明白白。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医生的妻子问，那里有两个人倒在地上。谁也没有问她如何知道是两个人，因为打了三枪，且不说枪弹弹射回来也会伤人呢。我们必须去把他们接回来，医生说。非常危险，戴黑眼罩的老人知道他的袭击战遭到惨败，沮丧地说，如果他们发现有人还会射击，他稍稍停顿一下，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不过我们应当去，我本人愿意去；我也去，医生的妻子说，如果我们爬过去危险会小一些，但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在里边的人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之前找回他们；我也去，那个曾说过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说；我去；在场的这些人谁也没有想到说，查清伤者其实易如反掌，请注意，伤者或是死者，因为一时间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负伤还是死亡，只要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说，我去，我不去，那么没有说话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了。四个志愿者开始爬行前进，两个女人在中间，两边各一个男人，这纯属偶然，并非出于男性的礼貌或者绅士保护女士的本能，实际上，如果盲人会计再次开枪，一切都取决于射击的角度。也许最后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出发之前戴黑眼罩的老人出了个主意，这一次或许比上一次的主意好一些，让这里的伙伴们大声说话，甚至扯着嗓子喊叫，他们不乏这样做的理由，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以及中途如果出了什么事，难免发出响动，而伙伴们的喊叫声会压过它们，至于会出什么事，只有上帝知道。救护人员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就爬到了目的地，在还没摸到负伤者的身体以前他们就知道已经到了，爬行前进时身子下的血像信使一样告诉他们，我就是生命，我后面只有虚无。我的上帝，医生的妻子想，这么多血呀。确实，像一片水洼，手和衣服粘在地上，好像地板和石板地上涂了一层黏胶。医生的妻子用胳膊肘支撑着上身继续往前爬，另外几个人也这样做。他们伸出胳膊，终于摸到了伤者或者死者的身体。他们后面，伙伴们仍然竭力发出各种嘈杂声，现在听去更像哭丧妇在痛苦地号叫。医生的妻子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紧紧抓

荆轲，最后和盘托出刺杀秦王的计划。太子丹要求荆轲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劫持秦王嬴政，让他完全归还侵占的各诸侯国的土地（劫秦王，使尽反诸侯地）。如果劫持不成功，或者秦王不答应，就刺杀他（则不可，因而刺杀之）。从而造成秦国内乱，然后各诸侯国趁机合纵，破秦。荆轲听了太子丹的计划，沉思很久，最后回答太子丹说：这可是国家的大事，我没这个本事，恐怕不足以胜任（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荆轲在田光死后已经知道太子丹让他干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无论成败与否，生还希望都非常渺茫。听到荆轲的拒绝，太子丹不断叩头，并再三请求（顿首，固请毋让）。荆轲见此，便同意了（然后许诺）。荆轲听完太子丹的计划之后，完全可以全身而退，或者当面拒绝，或者佯装答应而暗中抽身。但是，荆轲最终郑重答应了太子丹。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让他住在最豪华的宾馆里，为他提供美味佳肴、豪华车辆、缤纷美女，供其享乐。只要荆轲想要的，太子丹无不答应（恣荆轲所欲，以顺其意）。但是，荆轲享尽了人间富贵，还是没有动身之意。因为荆轲在思索接近秦王的方式。公元前228年，秦军攻克赵国都城邯郸，俘虏赵王迁，秦军兵临燕国。此时的太子丹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催促荆轲动身（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荆轲说：我去秦国，如果没有可以打动秦王的东西，就不能见到秦王（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也就无法完成使命。现在能够打动秦王的东西只有两样，一是樊於期的人头，二是督亢地图。樊於期是秦王嬴政最恨的叛将，这颗人头能使荆坷获得秦王的信任，领取一张走进秦廷面见嬴政的门票；督亢是战国时期燕国最富庶的地区，包括今河北琢州、定兴、新城、固安一带，它能激发起秦王嬴政的贪欲。有了这两样东西，秦王嬴政一定会接见荆轲（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就在太子丹犹豫未决之时，荆轲私自会见了樊於期。荆轲对樊於期说：秦王与你可以说是结下了深仇大恨。你的父母妻子全部被秦王杀掉，现在秦王又以赏金千斤、封邑万户悬赏你的人头，你打算怎么报仇呢（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荆轲这番话刚好说到樊於期的痛处，樊於期顿时泪如雨下：我现在就是想木出复仇之计。荆轲说：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解燕国之危，报将军之仇（今有一言，可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樊於期赶紧问荆轲是何计，荆轲说：我如果带着你的人头去面见秦王，秦王一定会接见我。那时，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右手直刺他的胸膛，这样，将军的大仇可报，燕国所受的凌辱可以雪耻，不知将军是否同意？樊於期说：我日日夜夜想的就是如何报仇，今天我才找到了报仇的方法，说完，立即刎颈自杀。荆轲获得了进入秦廷的一张通行证。太子丹为了确保行动成功，还准备了一把著名的匕首（赵人徐夫人匕首），并把烧红的匕首放在毒药中浸泡。这种经过毒药浸泡的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其毒性就会见血封喉，置人于死地。太子丹又为荆轲准备了一位副手，此人叫秦舞阳，是燕国名将秦开的儿子，十三岁就曾经杀过人，胆量过人，燕国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太子丹准备好这一切之后，就等荆轲出发了。但是，荆轲始终没有行动。太子丹怀疑荆轲临阵怯懦（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便对荆轲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您是否有动身的打算，要不我让秦舞阳先动身？太子丹这句话惹恼了荆轲，荆轲十分恼怒地说：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是在等我的一个朋友。他住得远，来得迟；既然太子怀疑我，那就不等了，立即出发。荆轲要等的这个朋友是谁？《史记·刺客列传》没有交代，但是，据推测可知，此人应当是荆轲十分信任而且武功高强的一位杀手。临行那一天，太子与知道这件事的全体人员，全都穿上白衣；戴上白帽，在易水边上为荆轲送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亲自击筑，荆轲动情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别的场面极其悲壮。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头也不回地走了。荆轲登车而去，奔赴秦廷，他自己要等的朋友没有如期到来，随同他去的却是他并不了解的秦舞阳。荆轲在秦廷刺杀嬴政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舞阳临阵怯懦。总之，荆轲刺秦的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荆轲刺秦一事彻底激怒了秦王嬴政，他命令王翦攻燕。秦王政二十年（前226），秦军击败燕军主力，二十一年，攻占燕国都城蓟（今北京），燕王喜逃往辽东地区。二十五年，秦兵攻占辽东，俘虏燕王喜，最终灭掉燕国。可悲的是，燕王喜逃到辽东之后，为了讨好秦王，竟然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丹，却终究难逃亡国的命数。荆轲行刺惹恼了秦王嬴政，但是，如果荆轲不刺秦，秦国就不会灭燕了吗？其实，即使没有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秦王嬴政也要灭燕，这是既定方针。对于燕国来说，它的灭亡也不是太子丹造成的，荆轲刺秦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索。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之后，轲政不是照样要灭掉燕国吗？那么，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燕王哙禅让乱国齐滑王趁火打劫燕国虽然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燕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比较弱小，所以在很长的时期里默默无闻，没有参与逐鹿中原的争斗，对别国也没有大的威胁。因此有人认为，导致燕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荆轲刺秦，这给了秦国一个进攻燕国的借口。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三个因素：一是禅让乱国；二是灭齐自削；三是疲赵自弱。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传位赵惠文王，导致自己饿死沙丘。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在位君王放弃强权的特例。燕国也出现了一例国君放弃强权的案例，而且，比赵武灵王更为荒唐。这位燕国国君叫哙。燕王哙继位以后，子之做燕国的国相。子之是一个非常有政治野心的人，他想让燕王哙重用他，于是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利用齐宣王的重臣苏代。苏代使燕，燕王哙问，齐王这个人怎么样？苏代回答，齐王肯定不能称霸。燕王问为什么呢？苏代说齐王不信任他的重要大臣。燕王哙听了苏代的话，对子之更加信任。子之因此赠给苏代一百镒黄金。二是利用亲信游说燕王。子之有一位亲信叫鹿毛寿，鹿毛寿受子之嘱托，对燕王说，您不如干脆把国家禅让给国相子之。尧被称为贤圣，就是因为他要把天下让给许由，才有了让天下的美名，但是，尧并没有失去天下。如果现在您把燕国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而您会得到和尧一样的美誉。燕王哙三年（前318），燕王哙听了苏代、鹿毛寿的花言巧语，把国家禅让给相国子之。子之掌握了燕国实权之后，又有人对燕王说，如今大王说是把国家托付给了子之，但官员都是太子的亲信，名义上您把国家托付给子之，实际上还是由太子掌握实权。燕王哙听后，干脆把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交给子之。子之面南而坐，行使燕王的权力；燕王哙因年迈不再处理国政，反而成了臣子，国家大政全都由子之裁决。子之执政三年，燕国大乱，百官恐惧。燕王哙的所作所为，受害最大的是太子平。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密谋攻打子之。齐国大臣对齐滑王说，燕国现在发生内乱，我们趁机出兵燕国，肯定能把燕国打垮。齐湣王于是派人对燕太子平说，我们齐国支持你。太子平本来就想夺回权力，听了齐国使者的话，率领将军市被包围王宫，攻打子之，但没能攻下来，将军市被和百官又反过来攻打太子平。结果，将军市被战死，燕国国内出现了几个月的内乱，死了好几万人（太子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民心恐惧，百官离心。齐湣王借机派出齐军讨伐燕国。燕国的士兵既不迎战，也不关城门，齐军攻入燕都，杀死燕王啥和子之（齐人取子之醢之，遂杀燕王哙），只用了“五旬”时间就占领整个燕国。燕国被齐国占领达两年之久。燕国百姓原以为齐国可以给燕国百姓带来和平、幸福。但是，齐国作为占领军，在燕国随意杀人，毁坏燕国宗庙，大肆掠夺燕国的国宝（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最终，齐军的作为使燕国百姓极其反感，不久，爆发了大规模的燕人叛乱。于是，公元前312年，齐军不得不撤出占领两年的燕国。燕国人共立太子平为王，他就是燕昭王。燕昭王招贤秦始皇东进燕王哙由于听信他人蛊惑，贪图让贤的虚名，稀里糊涂地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把燕国搞得大乱。燕昭王就是在这种国家残破、民心离散的形势下登上君位的。为了使燕国振兴，燕昭王四处寻找治国的良才，那么燕昭王究竟有何妙招来延揽人才呢？当燕国由于招揽人才逐步走向强盛，连强大的齐国也臣服于燕的时候，实际上，燕国的力量也在逐步削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燕昭王是在齐国占领军撤走之后继位的。昭王即位之后，痛感被齐灭国的耻辱，痛下决心招纳夭下贤才，复国报仇。他对大臣郭隗说，齐国趁我们燕国内乱，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小、力量弱，不足以报仇。可是，我希望能得到天下贤士和我一起来治国，雪洗先王的耻辱，这是我莫大的愿望！请问我要怎样做才能找到贤士？郭隗回答，只要天下听说大王求贤如渴，天下的贤臣就会到燕国来了。燕昭王大惑不解地看着郭隗说，我要怎么做呢？郭隗说，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喜欢千里马的国君，找了三年也没有得到一匹千里马。他身边一位清洁工（涓人）花了五百金，给他买了一个死千里马的马头，这位国君很不高兴，涓人说，天下的人知道您肯花重金买一马头，那千里马很快就会不请自来的。果然，不到一年，送来的千里马就有好几匹。假若大王一定要招纳天下的贤士，那就先从我郭隗做起吧。我这样的人都能被您重用，那些比我更有才能的人，还会不从千里之外赶到燕国来吗？于是，燕昭王给郭魄建了宫室金台，堂号为“尊贤堂”，并把他当作老师来尊重。燕昭王招贤一事迅速传遍天下，有一个人获悉此事，风尘仆仆地从魏国来到了燕国。他就是乐毅！乐毅酷爱军事，听说燕昭王礼贤下士，礼尊郭隗，就想到燕国来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乐毅到了燕国，燕昭王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乐毅先礼让，后来向燕昭王表示愿意辅佐他，燕昭王立即任命他为亚卿。尽管燕昭王得到了乐毅这样的优秀人才，但是，以燕国一国之力要想打败齐国非常不易。怎么办呢？燕昭王一心想复仇。于是，他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等，二是做。“等”是等待机会，“做”是创造机会。这时，燕昭王苦苦等待的攻打齐国的时机终于来了。齐国当时国力强大，一心想吞并宋国。公元前287年，韩、赵、魏、齐、楚五国攻秦。就在五国攻秦的同时，齐国出兵灭掉了宋国，扩地千里。因为齐国知道当时各国都忙于战争而无暇顾及其他，所以，齐国选择这个时候伐宋。但是，齐国一国独吞宋国，引发了韩、赵、魏、楚、秦各国的不安和不满。各国频繁出访，寻机攻齐。秦国丞相魏冉想通过伐齐，得到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陶邑为封地，力主伐齐，遂使秦昭襄王决定参加伐齐之战。公元前285年，秦将蒙骜带兵攻齐，攻下九城。此后，各国之间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心是伐齐。燕昭王积极参与了伐齐的外交活动。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燕昭王动员全国兵力，派乐毅担任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国大印交给乐毅。乐毅统一指挥着五国联军攻打齐国。济水一仗，五国联军大败齐军。各诸侯国军队都停止了攻击，撤回本国；燕国军队却在乐毅的指挥下单独追击败逃的齐军，一直追到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乐毅集中力量攻击临淄，一举拿下齐都，并把齐国的珍宝财物以及宗庙祭祀的器物全部运回燕国。燕昭王大喜，亲自赶到济水岸边慰劳军队，用酒肉稿劳军队，封乐毅为昌国君（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燕昭王带着战利品回到燕国，让乐毅继续进攻余下的齐国城邑。乐毅在齐国坚持战斗了五年，攻占齐国七十多座城邑，全部设为燕国的郡县，只有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未被燕兵攻占（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齐国就这样被燕国攻打了五年，但是，五年之后齐军又把燕军悉数逐出齐国，收复了全部失地。齐国确实是燕国的仇国，但是，一向对燕国示好的秦国也是燕国的仇国。燕国只看到了仇国齐国，却忘记了秦国更是亡燕之心不减。灭齐实现了燕昭王复仇的愿望，齐经此五年亡国，一蹶不振，从一流强国滑落到谷底。齐国的衰落使其对燕国的威胁大大减小。谁是齐国衰落的受益者呢？燕国是受益国，另一个重大受益者是秦国。灭齐是一把双刃剑，燕国雪耻的同时，齐国的实力也一落千丈。齐国本是战国七雄之中能和秦国一决雌雄的国家。齐国的强大严重制约了秦国对三晋的蚕食，秦国在对付三晋之时必须要考虑齐国的态度。如果三晋有齐国的支持，秦对付三晋就非常困难，至少不敢放开手脚。如果齐国衰落了，秦国兵锋便可直指三晋，肆无忌惮地攻打三晋。三晋的衰败又洞开了攻打燕国的大门。燕国最后的亡国就是在韩、赵、魏相继灭亡之后发生的。此时，秦国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对燕国用兵了。到秦国攻燕之时，燕国已是不堪一击。所以，灭齐对燕国来说是一种自我削弱。燕国其实处在两难的困境之中，齐国是燕国的世仇，当然必须努力打击齐国。这是从燕国自身利益出发的明智之举。但是，打击齐国又必须掌握分寸。分寸不够，齐国对燕国是威胁；分寸过了，齐国衰落又导致秦国对燕国的威胁加大。燕国的国君完全不具备这种战略眼光，因此，也不知如何把握这个分寸。燕王喜攻赵赵王迁亡国燕国灭亡的第三个原因是“疲赵自弱”。所谓“疲赵”，就是不让赵国在与秦军大战后进行休整。燕国不仅利用五国攻齐之机占领齐国长达五年，而且，在邯郸之战秦军失败后，又打起了赵国的主意。我们在“赵国之亡”中已经讲过，公元前251年，燕王喜趁赵国长平之战损兵四十五万的机会，派出大军攻赵，企图在赵国再大捞一把，结果被赵国大将廉颇、乐乘打得大败。主战的相国被杀，赵军一直追杀到燕都。接下来赵军又在公元前250年、公元前249年两次围攻燕国都城，打得燕国喘不过气来。但是，赵国在长平之战后最需要的是休整，而不是疲于奔命地应对燕国的入侵。燕国的趁火打劫使赵国疲惫不堪。赵国是三晋之中唯一能够和秦国过招的国家。由于秦国施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再加上五国攻齐的教训，齐国奉行明哲保身的策略，不再过问秦与三晋之间的争斗。因此，战国后期中原战场上只有赵国一国在努力阻挡秦国东进。赵国以一国之力保护了“远交近攻”的受益国燕国、齐国，给燕国、齐国以和平；但是，对于赵国的战略性作用，燕国没有一点点认识。燕国君臣是否有这样的战略眼光？一点也没有。燕国当时完全不具备纵览天下兴亡的战略眼光，所以，丝毫不懂“疲赵”也是一种自我削弱。赵国疲劳，军队得不到休整，便会被秦国打败。如果赵国战败，燕国还能享受赵国用鲜血和战火换来的和平吗？所以，燕国灭亡的原因“灭齐”、“疲赵”，都说明燕国毫无战略眼光。当齐国衰落之时，当赵国疲惫之日，也就是燕国的亡国之日了。燕王喜根本看不到这一点，甚至于在丢失国都逃往辽东之后，还幻想用亲生儿子太子丹的性命来换取燕国的维系，结果杀了儿子，燕国还是被秦国所灭。就这样，秦王嬴政易如反掌地就吞灭了燕国。灭燕之后，东方六国只剩下齐国和楚国在苟延残喘了，

从蒋总司令指挥，否则视作反革命组织，严加取缔；其五，共产党暂停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接下来，汪精卫找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并告诫他：你一定要控制住你们党的活动，千万别给蒋介石挑事的机会。陈独秀此时也是进退维谷。就在前些天，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在上海等地发动工人运动收回租界，打击帝国主义，给蒋介石来些强硬的表示，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斯大林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他们对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保持目前国共合作的局面，不要把蒋介石逼向其他帝国主义一边（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陈独秀正为此事发愁之时，汪精卫就自己送上门来了。于是，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联合发表“汪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无产阶级是不会搞独裁那一套的，工农武装坚决服从政府管理，国民党也不要怀疑联共政策，关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说法都是谣言，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事业携手奋斗到底，绝不受任何不良用心者挑拨离间。这篇联合宣言实际上是汪、陈二人企图缓和局势之举。可二人高估了自己在党内同志们面前的威信，结果事情没办好反把自己搭了进去。首先是陈独秀。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越过他这个总书记直接给共产党发号施令，他手中根本没有实权。而在党内同志对蒋介石的排共政策生出诸多不满的时候，他却发表如此退让的声明，令其党内威信大为降低。至于汪精卫，其处境也好不了太多。国民党右派本来是既反对联共又反对蒋介石，结果看到汪精卫宣言中坚定的联共立场后，气急败坏，居然转而支持蒋介石。毕竟在右派眼里，他们和蒋介石毕竟只是党内矛盾，但和共产党却有着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此大为失望：汪精卫完全没有兑现承诺，不但没有暂停共产党活动的表示，居然还自作主张，保证国民政府没有制裁共产党的意图！看到事情偏离了预计的轨道，蒋介石下定了最后的决心。4月12日，蒋介石发布“武力清党”命令。这是血腥的一天，上海街头枪声大作。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数千人失踪，工人领袖、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牺牲，周恩来侥幸逃生。鲜血染红了上海街头，染红了黄浦江。4月15日，广东李济深起兵响应蒋介石，讨伐共产党。这次有更多的著名共产党人倒在枪口之下，熊雄、萧楚女等牺牲，黄埔军校数百名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同学被枪杀，省港罢工委员会被查封，工人纠察队被强行解散。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开始武力清党，白色恐怖骤起，无数人头落地。陈独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纷纷避往武汉。严格地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依靠的并不是他的基本部队——黄埔军。由于黄埔的政治教育已经根深蒂固，面对此种局面，连何应钦、刘峙这种蒋介石的铁杆心腹都有些不知所措，担心发生兵变，一度想辞职走人。而有的黄埔下级军官心灰意冷，干脆直接走人了。蒋介石当时依靠的还是答应跟他一起干的地方军阀，如李宗仁、李济深等，甚至连当年混江湖时的关系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麾下的上海青帮都用上了。“四·一二政变”中，虽然国民党左派也被杀了不少，但是毫无疑问，共产党方面流血最多，也最冤枉——我共产党人拥护“三大政策”，帮你国民党成就北伐大业，劳苦功高，现在你却过河拆桥，捕我的人，杀我的人，这笔账一定要算清楚！实际上这场纷争源于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以及国民党和苏联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真正的主角是国民党右派、左派和苏联顾问，是蒋介石、孙科、邓演达和鲍罗廷这些人。蒋介石利用了军队内部对工农运动的不满，成功地利用反共清党把军队团结在他的周围，目的其实是想打垮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消除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四·一二”的枪声击碎了国共携手前进的所有幻想和期待，从此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反动派”，蒋介石则叫共产党为“共匪”。远在武汉的汪精卫急坏了：咱们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吗，你蒋介石怎么背信弃义？于是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蒋介石的“武力清党”只是一种借口，是反革命，是丧心病狂，是自绝于党，是自绝于民众，罪该万死。汪精卫随即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所有职务，悬赏二十五万元捉拿蒋介石，杀之者亦奖赏十万元。武汉对蒋介石的攻击达到了炽热的程度，这使得身在武汉的蒋介石支持者无不噤若寒蝉，纷纷秘密出走。蒋介石看汪精卫已经撕破脸，也就干脆一路黑到底，在南京建了一个国民政府，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人选，他已经找好了，此人就是唯一资历能与汪精卫匹敌、因为“刺廖案”赋闲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由此，国民党一分为二，史称“宁（南京）汉（武汉）分裂”。北伐本来是要统一中国，结果打到半截，竟然出现了奉系北京民国政府、汪记武汉国民政府、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政府。蒋介石原以为“分共”后就可实现国民党内的团结，排除干扰，完成北伐。可他没想到，分共是实现了，可国民党也分裂了。政治上，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各有主张；军事上，蒋介石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攻伐不已，几乎无日不战。国家陷入了更深层的混乱。蒋记王朝第七章决裂

中东铁路

就在国民党内部一团糟的时候，远在北京的张大帅也干了一件“大事”。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将躲在里面的李大钊等人逮捕，旋即将李大钊处死，先于蒋介石跟苏联撕破了脸。他这么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向蒋介石释放一种“善意”的信号：咱们有共同的敌人苏联，不必互相为敌，从而缓解一下北伐军带给他的压力。至于蒋介石会不会领他这个情，后面再说。当然了，张作霖之所以决定跟苏联翻脸，主要是因为他本就讨厌俄国及其后来者苏联。张作霖年轻的时候，俄国人在东北杀了很多人，占了很多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他对俄国的态度不问可知。除开个人感情，他的事业发展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这事还得从一条铁路讲起。以前讲李鸿章的时候提过，沙俄为控制东北，修筑了一条几乎贯通东北的铁路，即中国东清铁路，简称中东铁路。从此，俄国人借由这条铁路对东北进行经济和军事扩张。后来，众多爱国人士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收回中东铁路。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倾听群众的心声意愿是必须的。在群众舆论的推动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利用苏联政府急于解决外交困境的心理，成功与对方达成协议：中国收回铁路的主权，铁路经营权则由中苏共管。应该说北洋政府表现得还不错。可问题是，以俄国、苏俄、苏联一脉相承下来的霸道，苏联人岂会真心交出这条铁路？实际上，这条铁路长春以南的路段，由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控制，一般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由苏联工人和苏联铁路驻军组成的“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控制着——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命令“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李嘉谷《十月革命后中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交涉》）。一直以来，苏联和日本没少围绕着这条铁路给张作霖父子下绊子，如拒绝张作霖使用中东铁路运兵攻打冯玉祥等，让老张和小张十分郁闷。鉴于自己和苏联的实力差距太大，只要苏联不触碰他的底线——推翻老张家在东北的家天下，张作霖对待苏联的态度一向是能忍则忍。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以往。因为苏联近期的动作越来越大，首都革命、反奉战争、北伐战争的背后都有苏联人的身影，简直就是不推翻他誓不罢休，所以张作霖决定挥手告别当“孙子”的生涯，给苏联人一些“颜色”看看。张作霖虽然不敢向苏联发起战争，但杀个把人警告一下对方还是敢的，而他计划要杀的这个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而且还是苏联、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国民党的中间代理人。对张作霖来说，李大钊就是反奉的枢纽，杀他完全可以达到警告苏联的目的。这就是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参与苏联的谍报工作，和苏联勾结出卖中国”的理由处死李大钊的根本原因。

分道北伐

张作霖跟苏联翻脸之际，南方国民政府的内讧也到达了顶峰。这是干掉国民党的最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见此良机，张作霖果断地决定先发制人。可当张大帅环顾左右时，惊奇地发现，可用的大将实在是捉襟见肘。郭松龄被自己杀了，姜登选被郭松龄杀了，墙头草李景林被自己解聘了，“五虎将”如今只剩下张宗昌和韩麟春。虽然缺将，好在士兵很富余。一番调配之后，1927年5月，他兵分两路，全力南下消灭闹内讧的国民政府。孙传芳和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进军安徽、江苏一带，对付南京方向的北伐军。张学良和韩麟春率奉军主力南下河南，配合吴佩孚反攻武汉。其实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是趁机进入河南，把吴佩孚的地盘给“和谐”了。可吴佩孚也不是傻子，他坚定地拒绝了张作霖的“好意”，但同时也表示，若张作霖愿意为他提供充足的武器弹药和资金，他是很看好双方的友谊源远流长和稳固发展的。这下轮到张作霖不干了，因为吴佩孚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一旦有足够的武器弹药和资金，就有可能东山再起，这是张作霖所不愿看到的。于是，张作霖决定霸王硬上弓，强制“扶贫”。由此，张学良率十万奉军进入河南，占领许昌、郑州，吴佩孚退往南阳。革命的对象张作霖都动手了，国民革命军岂能示弱。可问题是“宁汉分裂”后，武汉、南京都自称正统，互不相让。尤其是汪精卫，素来以正统自居，很是看不上蒋介石这个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他此时正打算出兵讨伐蒋介石呢，没想到被张作霖横插一杠，只好暂时放过对方。宁汉双方架是打不成了，但合作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两边都选择了单干——单独北伐。先说南京方面的北伐。蒋介石并没有理会张作霖之前的示好，毕竟大家都是玩政治的，这几招谁不会。他命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以第一、第七军为主力，分三路讨伐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三人干得漂亮，一路北上，在徐州击败孙传芳和张宗昌，取得“徐州大捷”，之后进军山东。但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情，迫使蒋介石暂停北伐，撤回主力以保卫南京。至于具体是什么事，一会再说。再看武汉方面的北伐。武汉方面的阵容很强大，一共四路大军。第一路，唐生智，主力为其嫡系部队。第二路，张发奎，主力为“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十一军，以及一支在北伐中表现还不错的湘军部队——独立十五师，师长是一名叫做贺龙的中华革命党党员。第三路，投降过来的军阀部队。第四路，冯玉祥，主力为其麾下的西北军（国民军）。前三路归唐生智统一指挥，他和冯玉祥刚好一南一北，南北夹击河南的吴佩孚和张学良的奉军。前期战事波澜不惊，北伐军势如破竹，齐齐奔向奉军的前敌总指挥韩麟春早就预订好的决战地点：临颍一带（今河南漯河附近区域），他已经在这里做好了万全准备。这里地势平坦，特别适合奉军的王牌——坦克部队（拥有近二十辆从法国进口的雷诺FT-17坦克）和炮兵部队作战。这里有强大的兵力，奉军七万主力全部在这里。这里已经建好了强大的防御工事。生死成败就在此一战！韩麟春有了战死的思想准备，但北伐军的指挥官唐生智却不想死，面对兵力强大、装备占优的强敌，他唯恐自己的身家遭受损失，于是改令张发奎率军顶上，把自己的部队撤了下来。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唐生智这么干是为了让“铁四军”里的共产党人去送死，是反共的表现。但实际上，这很可能只是他的习惯而已——便宜由他占，送死别人去。可以预料，这绝对是一场恶战。但谁也不会料到，开战的第二天，在攻打临颍城的战斗中，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陨落了。他就是时任第十一军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的“黄埔三杰”之首蒋先云。当时他身先士卒，策马冲锋，连续三次身受重创仍不下战场，三仆三起，坚持指挥攻城，不幸被敌人的流弹击中，壮志未酬！“黄埔第一人”居然以如此仓促的方式悲壮地离去，以他的大才，本来应该有更宽阔的舞台等他去泼墨挥洒！东南百战斗犹艰，剑气升腾武胜关。千古悲风临颍路，中原忍见将星残。不亦悲乎！同志们，踏着蒋先云的足迹前进！历经三天血战，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付出了高达数千人的伤亡，攻克临颍，击毙奉军万余，奉军主力被击溃。6月初，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胜利会师。吴佩孚成了潜逃的光杆司令，从此开始打酱油。张学良率残部逃向黄河以北。随后，集势利眼与墙头草的精华于一身的阎老西儿，眼见吴佩孚和张作霖相继完蛋，也就挂上了青天白日旗，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开始落井下石，痛揍落水狗张作霖。就在这时，武汉政府后院起火了，而且还是两把大火，唐生智被迫收兵回师。

“马日事变”

先来看第一把大火。这把火是在湖南长沙烧起来的，点火的人是唐生智的手下何键。何键本是唐生智第八军里的师长，后来成为扩编三十五军军长，属于武汉方面北伐军的高级军官。蒋介石清党后不久，原本在上海、南京等地工作的一些共产党人转而聚集在武汉国民政府周围，大力声讨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同时继续开展工农运动。汪精卫本人是坚定的三大政策的拥护者，自然也是赞成工农运动的，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前面讲过，农会运动比较过激，打倒“土豪劣绅”是主要的活动。而此时的国民革命军中的军官，包括来自黄埔军校的军官，大都是学历不错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来自“土豪劣绅”家庭——毕竟一般工农家庭很难有支撑孩子读书求学的经济实力，更别提贫农家庭。也就是说，来自农村的国民革命军军官多出身于富农和地主。当这些军人得知父母亲戚在家乡被揪斗乃至于处决时，自然义愤填膺：我舍生忘死为革命，你们却在背后革我的命，这算什么事？！何军长的老爸也是属于被打倒的“土豪劣绅”一族。何军长的父亲先被抄家，后又被绑游街。1927年5月21日，何键指使手下许克祥于在长沙发动兵变，捣毁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杀死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此事史称“马日事变”。由此，共产党人在长沙的活动变得尤为艰难。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也在1930年被何键所杀。但奇怪的是，长沙属于武汉国民政府治下，受汪精卫管辖，而汪精卫当前并未和共产党反目，何键和许克祥的大老板唐生智的立场也十分明显：拥汪反蒋，那么何键和许克祥为何要擅自行动？难道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行为属于造反吗？公正地讲，何键和许克祥的智商并不低，算是正常人。但以何键老爹受欺负的程度，似乎不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做出让全家人掉脑袋的事情吧？答案很简单，有人在背后推动。站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是他们的新老板蒋介石。证据相当明显，兵变当日，许克祥宣布拥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在原大老板唐生智的攻击到来之前，率兵投奔南京。至于何键，此后一直颇受蒋介石的重用，是其麾下“反共”的急先锋。“马日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向武汉国民政府申诉，要求惩办“不法军官”。但是，“利益才是硬道理”。工农运动的过激行为已经损害到了多数国民党人士的利益，导致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对联共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抵触之心，导致国民党内“反共

国产高颜值年轻女闺蜜磨豆腐视频。于是不断向高骈进谗言，并将高骈的心腹和较能干的部将拉拢到自己身边，从而逐渐掌控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开始与高骈分庭抗礼。可是高骈却始终蒙在鼓里，史料记载高骈当时是“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行滥赏”。事实上，当中原地区的藩镇互相攻伐不断时，江淮地区也并不平静，高骈虽然是江淮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藩镇，但并不是没有对手。光启三年（887年）三月，高骈迎来了一个强劲的对手——秦宗权。当高骈听说秦宗权要出兵攻打自己时，派部将毕师铎率军屯于高邮防御。毕师铎本是黄巢旧将，看到吕用之专权后，常有不寒而栗之感，加以因女色之事与吕用之产生私怨，于是联合其他部将张神剑、郑汉章等人，自称行营使进诛吕用之为名，回师反攻扬州。四月间，毕师铎领兵突然杀至扬州城下。吕用之亲自督战，对士兵许诺“斩首一级，赏金一饼”的重赏，让士兵们力战到底。结果在士兵们的死战下，阻挡住了毕师铎的攻势，得以断桥塞门闭城防守。对于毕师铎而言，开弓没有回头箭，回师反攻扬州没有成功，迫使他引兵退守城北的山光寺，并立即向宣州刺史秦彦求援。事实上，毕师铎的这个做法等于是将一只老虎引进了扬州。秦彦眼见高骈昏聩，早有攻打扬州的想法，得到毕师铎的求援后，立即派兵三千奔赴扬州。四月二十一日，毕师铎与秦彦合力攻破扬州，吕用之被迫出逃，毕、秦两军在扬州城内大肆劫掠。我们都知道扬州是朝廷转运江南财物的枢纽，高骈担任江淮盐铁转运使多年，在城内截留的物资堆积如山，最终这些财物被乱兵们洗劫一空。而高骈由于没来得及逃跑，先是被毕师铎软禁，半年后被秦彦下令处死。昏聩的高骈虽然已死，但对于江淮地区的军政权力争夺却并没有结束，并由此开始了庐州刺史杨行密、宣州刺史秦彦等人为争夺江淮地区的血腥征战。杨行密曾经参加过农民起义，后来被庐州刺史招募为兵。当秦宗权进犯江淮时，杨行密因为战功而升任队长。中和三年（883年）三月，当毕师铎、秦彦联手围攻高骈于扬州时，吕用之以高骈的名义封杨行密为行军司马，让他出兵援救。杨行密看到此时正是夺取扬州的绝好机会，便即刻带着本州兵马以及向和州借来的兵马数千人应召而往。不过还没到达扬州时，扬州已被攻破，杨行密只得收集高骈的不少部众暂时驻扎，静观其变。此时，毕师铎促请秦彦入主江淮。五月二十一日，秦彦带领三万大军乘竹筏沿江而下，于两天后进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眼见秦彦要大权独揽，便于二十五日率兵赶到扬州，分兵八寨屯于扬州城西。秦彦派毕师铎、秦稠领兵八千出城与杨行密交战，结果秦稠战败身死，秦彦见杨行密兵锋甚锐，只得闭城自守。双方就这样在扬州一直僵持了三个月，不过，对于秦彦来讲这种局面十分不利。眼见城中粮食不足，八月二十六日，秦彦让毕师铎率领所剩的一万两千人马倾巢而出，在城西列阵好几里，摆出与杨行密决一雌雄的架势。杨行密在一个营寨中堆积大量的金帛和小麦，用一些老弱残兵看守，而将精兵埋伏在营寨四周，然后他亲自带领数千人马冲击秦彦的营寨，一交战即佯装败走，引得秦彦来追。已经很长时间饥肠辘辘的秦彦士兵一入空寨，立即争抢金帛麦米，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杨行密见状，一声令下，伏兵四起，将秦彦人马打得大败，毕师铎单骑逃回。此后秦彦无力再与杨行密交战，只得继续困守扬州孤城。秦彦退回扬州城内后，整日眉头紧锁，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解除扬州之围。不过杨行密也因为久攻不下而打算撤围扬州，就在杨行密刚想撤退的时候，十月二十八日夜晚，扬州城内吕用之的旧将张审威率领麾下三百名士兵趁着天降大雨之际，潜伏于壕沟内，等到天色微明，乘守城者交替之际，突然登上城楼开启城门，迎接杨行密进城，秦彦、毕师铎闻讯落荒而逃，将扬州城拱手相让。杨行密占领扬州后，自称淮南留后，然后上疏朝廷请求册封。由于杨行密行事高调，引起秦宗权的眼热，当得知杨行密想要独揽江淮地区军政大权时，秦宗权立即派其弟秦宗衡与部将孙儒、马殷带领一万人马渡过淮河与杨行密争夺扬州。十一月十二日，秦宗衡之军抵达扬州城西，在杨行密曾经布置的故垒中安营扎寨，同时召回秦彦、毕师铎及其残兵。不久秦宗权因为受到朱全忠的威胁，又召回秦宗衡、孙儒二人对抗朱全忠。此时孙儒看出秦宗权已经呈现衰弱之势，于是干脆在一次酒宴上袭杀秦宗权，将其首级送予朱全忠，进而稳住了朱全忠。当时孙儒为了增加兵力，先后分兵攻打附近州县，使部众很快增至数万。而后为了掠夺粮食，领兵攻打高邮，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弃城逃往扬州，结果被杨行密杀死。扬州虽然已归杨行密所有，但其镇守这座孤城，面对诸多强藩不免有些胆怯。当时海陵（今江苏秦州）镇遏使高霸是高骈的旧将，杨行密的谋士袁袭建议杨行密立即召高霸进城，防止被其他藩镇策反。结果杨行密以“违命者族之”相威胁，强迫高霸举县迁入扬州。并最终将高霸袭杀，为了加强扬州城的防守，杨行密又派遣部将廷陵端及其部众两千人还守老巢和州，又派部将蔡俦领兵千余分守庐州，以作狡兔三窟之计。就在杨行密与秦宗权、孙儒为争夺扬州而大动干戈时，朝廷于十二月任命朱全忠为淮南节度使、东面行营招讨使。朱全忠一面派亲信向杨行密通报朝廷的任命，并称愿意以杨行密为准淮南节度副使，一面派手下的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并以一千兵马护送其上任。杨行密看出朱全忠实际上是想让亲信控制淮南，自然不敢拱手相让。朱全忠本来打算亲自率领大军前来争夺淮南，后来得知杨行密兵力尚强，一时间难以攻取，就于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奏请让杨行密担任淮南留后。随后杨行密又相继斩杀吕用之、张神剑等高骈旧将，成为淮南地区的一方霸主，后来五代十国之一的吴国，就是在杨行密割据淮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吴国立国之后尊奉杨行密为武皇帝，庙号太祖。黄巢起义之后，各地藩镇不断地互相攻伐，尤其是淮南地区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扬州从一个本来富庶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动乱不已。还在毕师铎起兵之前，扬州事实上已经是连年灾荒。到了光启元年（885年）的冬春之交，当地粮价飙升，比平时高出十余倍，加上当地寒雨连绵，百姓饥寒交迫，大批饥民冬饿而死，每天用车运往城外的尸体就有好几千具。据《资治通鉴》记载，秦彦带兵进入扬州城后，开始吃人充饥。到了光启三年（887年）十月间杨行密围困扬州时，城中因为严重缺粮，一斗米可以卖到五十万钱，草根树皮全部吃光，百姓饥饿而亡。残暴的秦彦之军竟公然抓人到市集上杀死出售。后来杨行密进城后，城中只剩下几十户人家，《旧唐书?秦彦传》记载：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扫地矣。事实上，不仅是扬州，当时全国各地在藩镇们互相攻伐下，山河破碎，流民失所，与扬州同样富庶天下的巴蜀地区也是战乱不已。不过在这期间，一个不起眼的人物悄悄崛起，最终在巴蜀地区建立自己的王国，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过的王建。王建崛起皇帝李儇能够在黄巢兵进长安时，还能从容前往蜀中避难，全是陈敬瑄受田令孜之命经营蜀中多年的结果，所以很长时间以来，陈敬瑄深得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赏识。表面上看，剑南西川道似乎是皇帝李儇的一个稳固大后方，但事实上，因为陈敬瑄多年的专权，蜀中地区早已经是矛盾重重。早在中和二年（882年）的时候，蜀中就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与当时占据长安的黄巢遥相呼应。陈敬瑄出镇西川后，十分注重个人享乐。有记载称他是“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钱三十千”。不过虽然陈敬瑄整日挥霍无度，但对手下官吏尤其是蜀中百姓的控制却是十分严密。为了加强对官吏以及将领们的控制，陈敬瑄经常派爪牙到各地巡视，称为“寻事人”。这些寻事人仰仗陈敬瑄的权势在各地作威作福，所到之处常向当地官吏索贿。中和二年（882年）三月，两名寻事人经过资阳镇（今四川资阳）时，没有向当地的镇将谢弘让索贿。已经习惯被寻事人索贿的谢弘让备感蹊跷，于是就邀请两名寻事人赴宴，可是也遭到拒绝。这种反常行为更加引起谢弘让的不安，他认为自己或许有什么把柄被寻事人掌控，由于担心被治罪，他连夜逃出资阳，进入深山当起了土匪。次日，两名寻事人离开了资阳，当地的捕盗使杨迁引诱谢弘让出来自首，却谎称是被他抓获，将其押送成都。结果陈敬瑄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谢弘让杖脊二十，并示众四十天，再煎油泼烫其身，待烫伤的伤口结疤时，又用胶麻将伤疤一一撕下，极尽残酷之刑，惨不忍睹。此时，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为了躲避杖罚而亡命山泽之间，杨迁也引诱其出来自首。就在阡能正想出来自首时，得知谢弘让蒙冤的消息，于是决定招募士兵起兵反抗。在阡能的招募下，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名不堪赋税压榨的当地“耕夫”聚集在他的旗帜下。阡能很快就带领这支人马攻陷了邛州和雅州，《资治通鉴》记载：“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这说明阡能起义得到了蜀中农民的广泛响应，而且到了六月间，又有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等各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起义。陈敬瑄得知阡能起义的消息后，急忙派牙将杨行迁等领兵五千前往镇压。杨行迁与义军数次交战不力，又向陈敬瑄请求增兵，当时陈敬瑄府中无兵，只得连守卫仓库、官府门庭的士卒都派去增援。六月间双方在双流（今四川双流县）境内的乾溪展开大战，结果官军惨败，杨行迁担心被治罪，竟然抓了很多当地村民当作俘虏以充战功。不过，他的这种做法只能瞒得了一时，到了十一月份，陈敬瑄见杨行迁镇压不力，而阡能的势力却已经发展到蜀州（今四川崇庆）境内，而且拥有部众数万人时，他决定派出更为得力的骁将高仁厚代替杨行迁前往镇压。高仁厚鉴于数月来单纯的武力镇压收效甚微，于是改用离间义军首从关系为目的的攻心之计。在他出征的前一天，有人向他汇报说一个卖面人从早到晚多次出入军营之间，被巡逻士卒疑为义军的间谍抓了起来，经审讯，果然是义军间谍。于是高仁厚对这个人加以诱降，并派他回去暗中散布消息，说只要义军部众愿意归降，高仁厚就叫人在他的衣背上写上“归顺”二字，保证让他安心回家务农，所要杀的只是阡能、罗浑擎等少数义军首领，以此离间义军首领与部众间的关系。事实证明，高仁厚的策略十分奏效。当他率领官军在双流之西包围罗浑擎所率领的五寨义军后，他派人重申了招降条件，这样就使得大量的义军士兵不战而降，而罗浑擎也因为被孤立而兵败被擒。随后，高仁厚如法炮制，以投降的义军部众先行，进而瓦解义军军心，在短短的六天之内就轻而易举地剿灭了阡能的义军，阡能等义军首领被押送成都后斩首示众。阡能起义虽然很快以失败告终，但涪州刺史韩秀升却趁阡能起义之时，于中和二年（882年）八月率众起兵反唐，并遮断峡江之路，严重威胁身在成都的朝廷与东南地区的往来。当时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先是派部将庄梦蝶、胡弘略领兵三千前往镇压，但不想刚一交战便被打败，被迫退守忠州。江淮诸路的贡赋是沿着峡江而进入成都，如今被韩秀升所阻，等于断绝了身在成都百官的俸禄。陈敬瑄情急之下，一面奏请皇帝李儇委任高仁厚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派他领兵三千前往平叛，一面许诺高仁厚，只要平叛成功，就让他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高仁厚奉命前往峡江平叛，探听到韩秀升的精兵全都集中在江舟之中，以防官军渡江而攻，而粮草则全部屯放在岸边的营寨中，让一些老弱残兵守护。他看出了韩秀升是一种“重战轻防”的兵力布局，针对这种布局，高仁厚故意在江边布阵，摆出要渡江进攻的态势，使得韩秀升之兵在舟中昼夜防备不敢懈怠，而暗中则派数千名士兵背着甘草于夜间潜入敌营放火焚烧粮草。韩秀升的舟中之军分兵上岸援救不及，结果粮草焚烧殆尽，使得军心大为动摇。高仁厚同时又招募水性极好的勇士潜水凿破韩秀升的船只，使之相继沉没。韩秀升之军两头奔波相救不暇，高仁厚趁机派兵在要道拦击和招降韩秀升之军。韩秀升为了制止部众溃逃，挥剑不断地胡乱砍杀，反而激起众怒，结果被士兵们一拥而上擒住送到高仁厚那里，最终被斩身死。值得一提的是，韩秀升临死前，高仁厚问他为什么要造反，韩秀升的回答是：“自从文宗皇帝驾崩后，天下已经没有公道可言，现在的造反者难道只有韩秀升一个人吗？”可见，当时所有人都明白，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已经失去权威，而且已经处于矛盾重重与分崩离析之态。陈敬瑄依靠高仁厚先后平定蜀中的两次动乱，而接下来则该是他对高仁厚兑现诺言的时候，不过这就引发了他与时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杨师立本来就对田令孜、陈敬瑄兄弟专权的行为心怀不满，当他听说陈敬瑄许诺高仁厚让其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之职时，顿时勃然大怒。当田令孜得知杨师立愤怒的消息后，为了铲除杨师立这个异己，便于中和四年（884年）二月施展明升暗降之计，让皇帝李儇派遣使者选调杨师立到成都担任右仆射，想要将其置于自己的眼皮之下加以监视。杨师立当然不肯奉诏，于是干脆杀掉使者以及东川监军，以讨伐陈敬瑄为名举兵起义。他于三月间发布檄文给成都的朝廷百官以及诸道藩镇，历数陈敬瑄的罪过，并宣称自己调集本道十五万大军，将长驱直入成都对陈敬瑄兴师问罪。皇帝李儇得到檄文后，当然不能容忍杨师立的反叛行为。于是，他下诏削除杨师立的官职，以陈敬瑄为西川、东川、山地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并以高仁厚为东川留后，让他与行军副使杨茂言领兵五千征讨杨师立。五月十三日，高仁厚进驻德阳（今四川德阳），杨师立派部将郑君雄、张士安扼守雄踞德阳东北鹿头山上的鹿头关进行抵御。郑、张二将采取闭关坚守不出的策略，试图拖垮高仁厚。而高仁厚认为采取强攻之策恐怕会出现重大伤亡，因此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布列十二寨将鹿头关团团包围。高仁厚围而不打的策略，对蜗居鹿头关的郑、张二将来讲十分不利，于是，三天后郑君雄领兵出关突袭位于关城北面的杨茂言军寨。由于杨茂言仓促应战，结果抵挡不住率众弃寨而走，他旁边几个营寨眼见行军副使逃走，也纷纷弃营而逃。郑君雄见官军一战即溃，立即向南转攻高仁厚的中军营寨。高仁厚得知情况后，下令大开寨门，命令士兵点燃火炬，将整个营寨照得通红，然后埋伏士卒于营寨两边。郑君雄见寨门洞开，担心中了埋伏，便引兵退走，高仁厚趁势带领伏兵展开追击，将郑君雄之军赶回了鹿头城关。高仁厚考虑到弃寨而逃的将士甚多，如果等到天亮全部按照军法处置，一定会有很多人被处死，这样会削弱战斗力。于是便暗中召来一个名叫张诏的官吏，让他带着十几个人在军中散布自己昨夜没在营寨，不知道士兵逃跑事件，只要他们回到营寨，就不会再有事情。对高仁厚的这种做法，逃跑的将士都深信不疑，纷纷回到营寨之中，这其中也包括行军副使杨茂言。不过高仁厚十分明白如果逃跑事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自己的权威会损失殆尽。于是在次日清晨召集众将，宣布杨茂言逃跑的罪行，将其斩杀示众，诸将见此莫不胆战心惊，进而深以为戒。在高仁厚的精心治理下，军纪大为改观。五月二十二日，高仁厚带领士气高涨的将

我甚喜悦，此地让我兵精粮足，我对南至旅顺，北至开原，东至镇江，西至广宁的子民，皆抚养之。然而其中有人不识抬举，杀我命官及各差人，又有奸细来往，逃亡不已，是其自取诛戮，我诛杀他们乃正义之举。这些奸民逃到你那边后，你不分好歹，皆将其并入行伍，然后逼他们进攻我，最终被我军杀死，因此他们之死是将军杀之过也。我原以诚开国，故自东海各处人民，皆心悦归服。又南关（叶赫）、北兀喇（乌拉）、辉发三部与我敌对，作战中箭射刀砍，而我大军战胜后尤不杀他们，只是擒而抚养之也。前日我率军征讨蒙古，蒙古人自来归顺的倒比被我大军打败后投降者多，其归顺者至今不断，是亦知我对子民之抚养之德而慕义归来。若是我真滥杀无辜，蒙古人为何来归我？素谓毛将军明智通达，何其昏然不知天时耶？南朝（明朝）国运将终，只是气数未尽，苟延残喘而已，何处不滥杀无辜，云南的安邦彦、奢寅（指奢安之乱，详见后文），安南、贵州、云南、广西邹县藤县等处的民变，南朝镇压时杀死人岂少？此南朝丧之时也。天使丧亡，将军岂能救乎？昔周朝国运将终，以孔孟之圣，尚不能救，最终改朝换代，这些将军都知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韩信、陈平弃楚归汉，刘整、吕文焕弃宋而归元，此皆默识天时，择主而事，名垂没世者，人何尝说他不忠。自古英明之君不念旧仇，只论新功。管仲，桓公之仇也，不杀而以之为相国，遂成霸业；敬德（尉迟敬德），唐太宗之仇也，不杀而以之为将，以有天下。今将军纵然竭力为南朝办事，然而君臣昏迷，将军反受祸患，哪有好处？南朝气数尽矣，各处起兵，又丙辰年（1616）大风，破坊拔树，各殿楼台脊兽都被吹飞了，戊午御河雨流血水（1618年北京故宫御河里水成红色），此乃天示将亡之兆耶！天运循环，前代良将贤才弃暗投明之故事，将军岂不知么？时势如此，机会错过，悔之不及。佟驸马（佟养性）、刘将军（刘兴祚）单身来投，李驸马（李永芳）与边东广宁诸将，皆临阵倒戈，今皆为显官，将军若来，又非他将之比也。利害昭然，将军量之。天命丙寅年（1626年）五月二十日。毛文龙看完信后大怒，说：“这奴酋敢如此胡说！我文龙自出广宁来，但知有死，不知有降，但知灭胡，恢复辽东，别的一概不知！”招降毛文龙失败，让努尔哈赤隐隐感到，自己有生之年怕是无法解决毛文龙的问题了。在努尔哈赤招降毛文龙的同月，蒙古科尔沁部台吉来见，努尔哈赤出城十里迎接，并且说：“今我无恙，得相会足矣。”能出城十里迎接，可见伤得不重。一些人说清朝要极力掩盖努尔哈赤被袁崇焕打死的事实，所以清方史料不可信。然而，明朝方面的史料也有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重伤”后活动的记载。比如明人陈建所编写的《皇明通纪辑要》记载：天启六年五月，“奴酋（努尔哈赤）掩袭炒花，杀其名王，掠其牛马”，即是讲努尔哈赤在正月受伤后远征蒙古之事。而明兵部尚书王在晋所著《三朝辽事实录》记载，天启六年四月间，“奴酋攻杀昂奴”、“奴酋将炒花台吉杀死”等记载，这也是努尔哈赤“重伤”后征战蒙古的明方记录。所以综上，明清双方的史料都记载了努尔哈赤在第一次宁远之战“受重伤”后北征蒙古的各种活动。因此，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没有身受“重伤”，更没因受重伤而死，那么，努尔哈赤到底是因何致死的呢？我觉得有如下原因：一，一个四十三年每战必胜的人，已经六十八岁了，突然一下子遭遇失败，心理承受不了。这就像一个北大学生，从小到大一直被保送，最后大四时因为毕业论文而跳楼是一个道理。一个人只有经过多次失败，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才能够扛得住打击。而一直胜利的人一下子经历一次失败，往往会导致心理失调，尤其是到了迟暮之年的人，更容易出问题。努尔哈赤少年不幸，但自从起兵以来每战必胜，一个四十三年没经历过失败的人，一下子被初出茅庐的人打得大败，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心情郁愤。《清太祖实录》记载三月初三日，沉默寡言的努尔哈赤变得唠叨起来，他不厌其烦地问身边的大臣：“难道是我对国势的安危、民情的甘苦不省察吗？难道是我心生怠惰吗？难道是我对那些立过功勋、为人正直的人没有重用吗？”不然何以会打败仗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时问自己：“我的儿子中真有像我这样尽心为国的吗？我的大臣们都是勤于政事的吗？我的对手明朝是怎样的情形呢？”《清史稿》则记载努尔哈赤说：“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这是努尔哈赤死亡的心理原因。二，努尔哈赤因为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这年七月，努尔哈赤身患毒疽，这是努尔哈赤死亡的身体原因。1626年9月30日（农历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病死，时年六十八岁，谥号“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盖棺定论，我们该对努尔哈赤作总结了。清朝官方写的《清实录》这样评价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诚以居心，公以御物，惜才勇，虽仇必用，考功罪，虽亲必惩。逆者临之以兵，诛除不施无罪，顺着绥之以德，凶顽罔不倾向。创国书，立兵制，设官属，严法令，平狱讼，尚义理，进忠直，退邪佞，崇节俭，厚风俗，睦宗族，重农桑，赈穷乏，真是天生圣人，超越古今而登峰造极。这些评价有的是中肯的，但总体上极度美化了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与努尔哈赤同时代的李民奂《建州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为人猜忌、严厉、残暴，即便是他的妻子和一贯不错的下属，稍微惹努尔哈赤不高兴，就遭杀害。”该书还记载：满洲人最高兴的事是出兵抢劫。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一听说有仗可打，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全城的满洲人都兴高采烈地穿上自家准备的原始的盔甲，相互传告说：“抢西边儿（明朝在后金地盘以西）去！”与努尔哈赤打过交道的朝鲜人的《光海君日记》记载：“努尔哈赤本性凶恶，如果想要别人的财物就用兵来威胁，人人欲食其肉，怨恨他的人满街都是。”对女真人而言，努尔哈赤的确堪称民族英雄，但对辽东的汉民百姓而言，努尔哈赤则是死敌。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他的复仇之心我可以理解，真正造成悲剧的是明朝政府，他如果报仇雪恨也应该去拿罪恶的政府开刀，百姓何辜？在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前，为了确保他自己的安全，努尔哈赤对辽东进行了大屠杀，大屠杀前他发了一份布告，这份布告记载在《满文老档》里，本人不懂满文，但《满文老档》由于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成汉文了，所以可以看，可以用。布告节选如下：我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舍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养之。如此恩养，竟成不是。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人而叛。马前寨之人，杀我使者而叛。镇江之人，执我委任之佟游击送明而叛。长山岛之人执我所遣之人送广宁。双山之人，暗通敌兵，杀我之人。岫岩之人叛逃，为费书生首告之。复州之人反叛，带领明船前来。平顶山隘口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不思我养育之恩，仍向明朝，故杀此有罪地方之人。无罪之人居住日久，难免不乱，故迁至北方，给以房舍田地食粮豢养之。虽如此养育，然窝藏奸细，接受扎付，叛逃而去者仍然不绝。本年船城之人，耀州之人，欲带户口投明，遣人勾兵前来领取之。彰义站之人，为明兵来时，棒击诸申而备置棍棒。鞍山、海州、金川、首山等周围之堡人，皆曾窝藏奸细，勾兵前来带领而去。我等驻扎时，尔等尚如此杀我诸申而去，以及备置棍棒。我等往猎或出兵之后，尔等岂能安然处之？窝藏明遣之奸细、接受扎付、备置棍棒等种种恶行，皆在外书生、官员亲戚及前大臣尔等之所为也。至于在沈阳之官员及筑城、及充役之人知之何妨？无非为尔等之恶牵连而被杀耳。尔等既不思养育之恩，心仍向明，故杀尔等外乡之头人者，即为是也。布告完毕，“八旗大臣分路前往，下于各屯堡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养者，以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此次屠杀，使贤良书生，亦被杀绝。”努尔哈赤怕穷人造反，于是把辽东所有穷人杀光，又怕富人聚众叛乱，便把所有富人屠杀了，最后辽东只剩下鞋匠、木匠、裁缝和戏子，因为这帮人活着对他们的生活有用。比利时人南怀仁在康熙年间来到辽东，他在《鞑靼旅行记》中这样记载：“辽东地区村镇全已荒芜，到处是残垣断壁，瓦砾成堆，一片狼藉，战前的许多村镇都已消失，目力所及都是老虎和熊以及其他猛兽，很少看见人家。”《鞑靼旅行记》是南怀仁1682年写的，距离努尔哈赤的大屠杀已经过去五十七年，五十七年下来，辽东依然如此，足见努尔哈赤对辽东破坏的严重程度。据《平寇志》记载，努尔哈赤部下兴安总兵抢了一百个美女，制作长押床，把她们全裸后放在床上，“次第奸淫”，然后在地上插木桩，把女人们绑在木桩上，之后用刀剜下阴部，“以线贯之为玩弄”，随后杀尽妇女，把她们的遗体抛尸江中。事后努尔哈赤并不追究此人责任。努尔哈赤如此暴虐无道，其罪行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如此暴君，我不想多言，就以当年明月对努尔哈赤的评价来结尾吧：遍览他的一生，我没有看到进步、发展、只看到了抢掠、杀戮和破坏。我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成为奴隶。我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我只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力。第十一章棋逢对手，攻防大战努尔哈赤死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他死后，究竟由谁来继位呢？努尔哈赤总共有十六个儿子，其中封为贝勒的有八人，当然是从这八人中来选。八人包括四大贝勒：代善（次子）、阿敏（努尔哈赤的侄子）、莽古尔泰（五子）、皇太极（八子）；四小贝勒：阿济格（十二子）、多尔衮（十四子）、济尔哈朗（努尔哈赤的侄子）、多铎（十五子）。咱们一个个看。代善：本来努尔哈赤定代善为自己的接班人，代善性格宽厚，深得人心，且军功多，努尔哈赤曾说：“我百年后幼子和大妃就交给代善抚养。”皇太极玩了个阴招，他得知努尔哈赤的大妃两次派人送佳肴给代善，代善都收下了，大妃经常派人去代善家，还在深夜外出。于是皇太极让一直对大妃得宠吃醋的努尔哈赤的小福晋，把这些情况告诉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派人调查属实，于是代善被努尔哈赤从接班人的名册里拿掉，但代善始终不知道此番自己倒霉的幕后黑手是皇太极。代善手中有兵权，统领正红旗，在权力争夺中不可小视。阿敏：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没戏。但他统领镶蓝旗。莽古尔泰：他是那位跟代善眉来眼去的大妃富察氏的儿子，政治资本大打折扣，但是他统领正蓝旗。皇太极：1592年11月28日出生，他面色赤红，眉清目秀，行动稳健，举止端庄，聪明伶俐，耳目所经，一听不忘，一见即识。他很爱看书学习，在努尔哈赤的儿子中唯有他既能说汉语也能写汉字，看得懂汉文书，其他人大多会说汉语而不会写汉字。满族及先世女真人素以尚武著称，皇太极从小就喜欢打猎，当皇帝以后，皇太极还对小时候这种生活记忆犹新，曾说：“太祖时，朕听说第二天要外出打猎，提前先踢足球做好准备活动，如到时不让去，哭着也要请求前往。那时仆从很少，人人各自牧马披鞍，劈柴做饭，即使这样艰苦，也乐于跟着为主效力，国家之有今日兴隆正是这种努力奋斗的结果。”皇太极弓马娴熟，能百步穿杨，《清太宗实录》记载，有一次他一箭射穿了奔跑中的三只黄羊。努尔哈赤的儿子中，他实力最强，无任何“劣迹”，统领正白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都是努尔哈赤晚年最宠爱的大妃阿巴亥所生，大妃相当于皇后，所以此三人对皇位竞争不可小视，但他们三人都没有军队。济尔哈朗：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没戏。总而言之，对于最高权力的角逐有希望的是代善、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代善知道自己的实力和能力远不如皇太极，且自己本身就有丑闻，皇太极在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征服叶赫部之战、征讨科尔沁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有杰出的军事才能，所以代善支持皇太极。现在关键问题就是阿巴亥的三个孩子了，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四岁、多铎十二岁，就阿济格成熟。为了消除隐患，代善和皇太极假传努尔哈赤遗志，说努尔哈赤临终遗命赐死阿巴亥，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都没有兵权，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母亲被逼殉葬。阿巴亥一死，没有兵权的阿济格三兄弟只得退出权力争夺，皇太极继位，定年号天聪。他发布诏书曰：若谓我国褊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亦曾禁其称帝耶？且尔朱太祖，昔曾为僧，赖天佑之，俾成帝业。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起而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为也！（《清太宗实录》卷五）至此，皇太极已经公开暴露了彻底掀翻大明的野心。皇太极继位后，即对后金体制做了一系列改革，努尔哈赤时，汉满矛盾十分尖锐，汉人有的向饮水、食盐里投毒，有的把猪毒死后卖给满人，有的拦路砍杀单独出行的满人，皇太极有鉴于此，对汉人要比努尔哈赤时代好很多，他下令对汉人壮丁分屯别居，对汉族投降的人编为民户。与努尔哈赤屠杀儒生不同，皇太极开设科举。努尔哈赤把辽东的汉人知识分子杀得就剩三百个了，全都给八旗当奴隶，皇太极把他们恢复为平民，开科取士，考上的有二百人，这些人一下子由奴隶变为官吏，自然乐于为皇太极卖命。在这批汉奸的帮助下，后金政权不断发展，走向汉化。这些汉奸中最著名的就是范文程了，每次议论国事时，皇太极总会问：“范章京（清朝对武官的称呼）知道这件事吗？”如果国事议论不决，皇太极就说：“为什么咱们不去跟范章京商量一下呢？”一次范文程跟皇太极一起吃饭，范文程看着一桌子珍馐美味，若有所思，便停下筷子不吃。皇太极猜到范文程是在思念老父亲，于是立即派人把这桌子菜打包送到范文程家里给他父亲吃。在范文程辅佐下，皇太极还仿效明朝，设立六部（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刑部、工部）、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都察院，后来由于皇太极征服了蒙古人，所以他设立蒙古衙门（崇德三年改称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务，随着日后清朝统治地区增多，最终理藩院管辖包括内外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事务，俄罗斯事务也归理藩院管辖。正是在皇太极统治时期，清国的政治体制确立。皇太极初年的改革史称“天聪新政”，在他刚即位时，明朝这边就立刻做出反应，袁崇焕得到明熹宗的批准后，派遣使者前往祝贺，以刺探虚实。这是明朝与后金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活动，十年你死我活的战争之后，明朝不得不正视后金的存在，可见要想让敌人承认你，除非你自己足够强大。皇太极自然明白袁崇焕使者的来意，于是将计就计，对明朝使者盛情款待。双方就议和事项展开谈判，皇太极深刻明白一个道理，“南朝（明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后金的汉族官员对皇太极说：“（和议）成不成亦何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酒瘾扩大到了一周好几天，他的自暴自弃很快就到了终点。威斯顿·普尔有了最难对付的事。七十名家族成员认为他要对中伤他们祖先的名誉负责任（他们对他兄弟布鲁德和阿波罗也一样看待），日日谴责他，让他不得安宁，直到他面对圣救世主的全体教众跪下哭求。经过一番发誓声明和悔过自新，他才开始尝试着同布鲁德和阿波罗谈话。阿涅特和K.D.正在斯图亚特的土地上盖一栋新居。她又怀孕了，夫妻俩希望获得一种地位，让普尔、杜波列斯、桑兹和比彻姆几家人，尤其是那个时时伺机侮辱K.D.的卢瑟，不能痛快过日子。最有趣的变化发生在摩根兄弟身上。他们鹤立鸡群的地位在销蚀：烟草的选择（他们不再吸雪茄，同时改为嚼烟），鞋子、衣服、发式。帕特觉得他们可能比出生时更像了。但内在的差别之深，是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出来的。斯图亚特目空一切，从不认错，把K.D.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集中精力使这个外甥和只有十六个月大的外孙富有（所以才有了新居），把K.D.安排进银行，同时等待多薇回来。表面上她倒是这么做了，因为在她和索恩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冷漠。姐妹俩对女修道院发生的事，看法不一致。多薇看到康瑟蕾塔倒了下去，但坚持说没看见谁放的枪。索恩知道，而且需要知道一件事：反正不是她丈夫。她当时看见他的手向斯图亚特移去，做出的姿势是谨慎的，以示制止的。她这么眼见的，也是这样对任何想听的人一遍遍地讲述的。变化最大的是迪肯·摩根。他仿佛在他兄弟的脸上看到了自己，而且不再喜欢自己了。令大家都奇怪的是，他和斯图亚特以外的人交上了朋友（怎么说呢，有那么一种关系吧），其原因、理由和基础则是个谜。理查德·米斯纳没说什么，因此，大家知道并确定无疑的，便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光脚走路。当时已经是九月，但仍很热，这时迪肯·摩根向中央大街走去。从他那栋堂皇的白色住宅延伸出来一条砖砌小路，右边是菊花，左边也是菊花。他戴着帽子，穿着生意人的三件套西装和洁净的白衬衫。没有穿鞋。也没有穿袜子。他进了圣约翰街，二十年前他曾在那条街上每隔五十英尺种一棵树，当时他就是这么乐观。他向右转，走上中央大街。他的鞋底，更不消说他的光脚，至少有十年没踏上那条水泥大道了。刚刚走过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就在圣路加街的拐角处，一对青年对他说：“早上好，迪克。”他举起一只手致意，眼睛仍直视前方。莉莉·加里从圣马可路口附近她家的前廊向他打招呼，但他头也没回。“车子坏了？”她问，两眼盯着他的两只脚。在位于中央大街和圣马太路口的哈珀·朱里的药房门口，他感到而不是看到了那些凝视的目光掠过他的全身。在走近圣彼得路时，他既没有回头去看，也没有透过窗户看摩根银行的里边。在圣彼得路口，他穿过马路，向理查德·米斯纳的住所走去。上一次他去那里，还是六年前，当时他很生气，虽然怀疑但仍确信他和他兄弟会成功。而现在他却对作为双胞胎之一的身份感到陌生——一种不完整感，一种压抑的孤独感，让他食无味、寝无眠、听无声。自从七月以来，别人在他眼里都在窃窃自语，或在远处高喊。索恩老盯着他，所幸她没有引发危险的谈话。仿佛她懂得，若是她这么做了，他对她说的话就会抽走他们生活的生机。他可能告诉她：鲜绿的春日时光已被消磨殆尽；在那损失之外，她棒极了，比他相信的还美；她那张平滑的脸庞周围不驯服的头发根根分明，他真想去触摸；她说话之后的笑容使太阳相形见绌。他可能告诉妻子，他起初以为她在对他讲话——“你回来了”——但现在知道了不是那么回事。他当时渴望知道她看到了什么，但什么也没看到或看到了一切的斯图亚特制止了他们两个，以免他们知道另一个领域。那个九月的清晨，他洗澡之后，仔细地穿戴整齐，却无法让自己往脚上穿东西。他把深色的短袜和锃亮的黑皮鞋摆弄了好长时间，随后便把鞋袜扔在一边。他敲了门，那个比他年轻的人应声之后，他就摘下了帽子。“我得和你谈谈，牧师。”“进来吧。”迪肯·摩根从没和任何男人商量过或交谈过他的心事。他全部的私密话，都是和他兄弟之间的无言对话或对他朋友们的炫耀。他和妻子交流用的是他认为合适的晦涩方式。以上这些都不需要他把素材译成语言，现在他却要向米斯纳牧师亲口说出来了。他说出的话如同由铁匠徒弟从火中取出的铁块一般——火红、无形，只在其亮光中初现雏形。他说起意大利拉文纳的一堵墙，在黄昏的日照下白花花的，边上则印上酒色的阴影。说起一处海滩上的两个孩子给了他一个S形的贝壳——他们的面孔有多开朗，铃声又是多么响亮。说起在一艘军舰上咸水刺疼他的脸。说起一些身穿便裤的有色人种姑娘在一家罐头厂的门口招手。随后他告诉他，他的祖父光脚走了两百英里路，那可不是跳舞。理查德专注地听着，只打断过他一次，给他倒了杯凉水。虽然他不理解迪肯说的都是些什么，但能够看出这男人的生活是空泛的。迪肯开始说起他曾有过的一个女人；他如何对她嗤之以鼻，因为她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许可他轻视和抛弃她。在他陷于私情的那个短暂时期（很短），他时时懊悔自己成了老一辈诅咒的那种人：抬高自己，去评判、打击甚至毁灭贫穷者、弱者和异见者。“这个女人是谁？”理查德问他。迪肯没有回答。他的手指在衬衫领子内侧捋着，然后又讲起了另一个故事。他的祖父撒迦利亚，似乎容易受到他人奚落，受到描述他在办公室胡作非为的报刊文章的攻讦。对黑人来说，他是种尴尬，对白人而言，则既是威胁又是玩笑。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或者愿意帮他另找工作。他甚至被迫放弃了在一个穷县的小学中的教职。处于可以帮助的境地的黑人很少（一八七三年的萧条是严重的），而且他们还将撒迦利亚的自尊自重视为冷漠，把他深思熟虑的讲话看作傲慢、嘲弄或二者兼而有之。他失去了美好的家宅，全家九口人挤住在一个姐妹家中。他妻子明迪找了个可以在家中做缝纫活的工作，孩子们则干些零活。很少人知道，而记得的人更少，撒迦利亚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在他改名之前，他们俩分别叫科菲和提。科菲得到政府职务之时，提好像和别人一样高高兴兴。而在他兄弟被逐出办公室后，他也同样受到了羞辱。几年之后的一天，当他们兄弟俩走过一家酒馆时，一些白人看到一模一样的两张面孔很开心，便怂恿哥俩跳舞。由于这种怂恿是用枪逼着的，提相当理智地迁就了白人，尽管他是个成年人，比那些白人还大。科菲却在脚上挨了一枪。从那时起他们就不再是兄弟了。科菲开始到别处谋求新的生活。他联系别的人，别的同样不幸的原立法机构成员——贾弗纳尔·杜波列斯和德拉姆·布莱克霍斯。他们三个形成了老一辈的核心。不消说，科菲没有要提参与他们迁往俄克拉荷马的行程。“我始终认为科菲——老爷爷——是错的，”迪肯·摩根说，“在他对他兄弟的做法上错了。提毕竟是他的双胞胎兄弟嘛。如今我不那么肯定了。我在想，科菲是对的，因为他看到了提身上的一些东西，那不仅仅是和喝醉的白小子凑热闹的问题。他看到了一些让他感到耻辱的东西，就是他兄弟看待事情的方式，以及遇事时他作出的选择。科菲接受不了。倒不光是因为他为他的双胞胎兄弟感到耻辱，而是因为那种耻辱就在他自己身上，把他吓住了。因此他就走开了，而且再不和他兄弟说话了。一个字都不说。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该是很难受的。”理查德说。“我说的是，他再不和他讲一个字，而且不准别人叫他的名字。”“没有言语，”理查德说，“没有原谅。没有爱。失去一个兄弟是件难事。有意地失去一个兄弟，唉，那比原先的耻辱还要糟，你说是不是？”迪肯垂下头长时间地看着他的脚。理查德不吭声地陪着他。最后，他抬起头来说：“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牧师。”“你会做到的，”理查德·米斯纳说，“毫无疑问。”理查德和安娜对那些遭难的人这么轻易地集体消失感到可疑，他们一回来，马上就亲自去寻找。除去一间门上贴着“迪万”字样的卧室中一张亮闪闪的小白床和粮食之外，这地方没有最近有人住过的迹象。鸡都四处乱跑，或者被四脚的食肉动物吃掉了。胡椒丛盛开着花朵，可园中其余的东西都荒芜了。萨金特的玉米地是唯一有人照看的地方。理查德只是草草看了看地下室的地板，而安娜却就她的油灯光亮所及尽量察看了那里。她看到了K.D.所说的一片狼藉，不过倒不像他眼见的那般色情，也算不上撒旦的随意涂抹。她看见的是女性压制想捕获她们的恶魔时留下的混乱，她们并没有受到蹂躏。他们走出了宅子，站在院子里。“听着，”安娜告诉他，“她们当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并没死。实际上谁也没看到——他们只是猜测。随后，在人们离开和罗杰到来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她们就逃走了，还带走了被杀死的人。就这么简单，对吧？”“对。”米斯纳说，但语气中流露着些许不信。“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并没人来这里询问。她们准是还没有上报，我们又何必那样做呢？”“谁的婴儿在那里边呢？那张小床挺新的。”“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阿涅特的。”他又说了一遍“对”，但疑虑仍然未解，随后又说：“我不喜欢神秘的事。”“你是个牧师。你终生的信仰就是神秘。”“信仰是神秘的；忠于信仰是神秘的。不过上帝并不神秘。我们倒是。”“噢，理查德。”她说，仿佛嫌他说得太多了。他曾经向她求过婚。“你愿意嫁给我吗，安娜？”“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的热情太吝啬。”“值得的时候就不了。”她没想到会这么幸福。回到鲁比之后，他们并没有郑重宣布什么，而是理清看似一个城镇的彻底坍塌。“我们要不要把那些鸡带走？反正它们终归是要统统被吃掉的。”“只要你愿意。”他说。“我不愿意。我只想看看那儿有没有鸡蛋。”安娜进了鸡舍，皱起鼻子，走过有半英寸厚的鸡屎。她轰开两只鸡，拿到五颗蛋，她觉得应该是新鲜的。她走出鸡舍，两只手都占满了，便喊道：“理查德？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盛这些蛋吗？”在园子的边上，倒着一把褪色的红椅子。再往远处就是鲜花和枯草了。衰败的西红柿与黄花绿叶的繁茂野生植物长在一起；粉红色的蜀葵长得高大之极，顶部一直歪到一串黄亮的南瓜花上；胡萝卜樱子成了褐色，毫无生气地依傍着洋葱挺拔的绿穗。西瓜熟得开裂了，露出了红色多汁的瓤。安娜对着无人照看之下顽强的生长景象叹息一声。五个棕色的鸡蛋在她手中温乎乎的。理查德向她走来。“这个够大吗？”他抖开了他的手帕。“可能够吧。来，拿着鸡蛋，我去看看那边是不是还有胡椒。”“别了，还是我去吧。”他说着把手帕放到鸡蛋上。他回来后，两人站在那把椅子旁边，她双手捧着白布手帕和棕色鸡蛋，他拢着手指，攥着长长的胡椒枝——绿的、红的和紫黑的，他们看到了，或者确切地说，是感觉到了，因为那儿什么也看不到。她后来说，有一道门。“不，是一扇窗，”他笑着说，“这就是我们两人的区别。你看见的是门，我看见的是窗。”安娜也笑了。他们就这个话题扩展开：一道门是什么意思？一扇窗呢？他们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那迹象上而不是事件本身；就好比令人激动的是邀请而不是聚会。他们知道它就在那儿，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在那里待了好长时间后才退出来，跑到车上。鸡蛋和胡椒放在车后座上，冷气吹起了她的衣领。他们在开车时笑了又笑，互相取笑着谁是悲观主义者，谁是乐观主义者。谁看见了一道关着的门，谁看见了一扇掀起的窗，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避免再次战栗，或者说出他们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是穿过一道需要开启的门呢，还是一扇已经掀起的具诱惑力的窗户？如果进去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一侧会是什么呢？那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米斯纳牧师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又说了几句话。他的目光集中在那七个该受谴责的人身上，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始本能他们都聚在一起，似乎远离其他的送葬人。萨金特、哈珀、米努斯、阿诺德、杰夫、K.D.、斯图亚特。威斯顿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而迪肯干脆不在。理查德不能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些人。不管他们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代表的是最老的还是最新的黑人家庭、最好的还是最可悲的传统，他们都以彻底背叛而告终。他们自以为比白人更狡猾，可事实上他们在模仿白人。他们自以为在保护妻儿，实际却在伤害他们。而且当被伤害的孩子请求帮助时，他们却到别处去找原因。他们诞生于一种古老的仇恨之中，那种仇恨最初产生时，一种黑人鄙视另一种黑人，而后者将仇恨提到新的水平；他们的自私因一时的傲慢、失误和僵化了的头脑的无情，毁弃了两百年的苦难和胜利。在他看来，鲁比不受《圣经》的约束，被其自身历史的吼声震聋，成了一个不必要的失败。人们在希求长久的幸福时是多么优雅，而那些设想在人们尽力实现时又变得多么单薄。鲁比很快就会像别的乡镇一样了；年轻人想去别处，而老年人则充满懊悔。布道虽然具有说服力，但注意聆听或者将其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人却会越来越少。他想不通，在这个将未得到拯救的、无价值的和陌生的人统统拒之门外的来之不易的天堂里，人们如何能够凝聚在一起？谁会保护他们不受领导人独断的支配？理查德·米斯纳突然明白了他要留下来。不仅仅因为安娜想留下来，或者因为迪克·摩根挑中他作了一次忏悔式的谈话，而是既然没有更好的战斗可参加，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住，倒不如待在这些美丽非凡、缺点明显和骄傲自豪的人中间。何况，死亡对他们可能是新鲜的，而出生却不是。未来在门口喘息。罗杰·贝斯特将得到他的加油站，连接的道路亦将铺建。外来人将来来往往，有些人会想吃个三明治、喝罐啤酒。所以嘛，谁又说得准呢，也许会来一顿正餐。K.D.和斯图亚特就要商讨电视的问题。在葬礼上是不宜笑容满面的，于是米斯纳想象着那个小姑娘，他曾经被许可握着她那双被毁的手。这一下帮他恢复了思路。对出席葬礼的人提的问题他终究需要回答。“但愿我可以提出那些并不重要的问题。或者可以说，那是些令人苦恼而不智慧的问题。上帝却是智慧的、慷慨的，给予了我们头脑去领会他的睿智。领会他的优雅。他的纯净。领会‘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那句话。”风刮起来了，但尚不足以使谁不舒服。米斯纳正在失去他们。他们站在敞开的墓穴前，除去他们自己的沉思，对一切都是封闭的。葬礼上的思绪夹杂着对感恩节的计划，对邻居的评价和对日常生活的嘀嘀咕咕。米斯纳叹了一口气，然后以祈祷结束了讲话。但当他低下头凝视着棺盖时，他看到了那个园子中的窗户，觉得它在朝另一处地方召唤——既不是生也不是死——但是就在那里，在远处，他不知道他先前已形成了一些想法。“等等，等一等。”他在高喊，“你们是不是认为这个短暂又可怜的生命因为不能和你们自己的生命相提并论就缺乏价值？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她得到的爱是广泛和深刻的，给予她的关怀是柔和的、无尽的。这样的爱和关怀如此完整地包裹着她，她有过的梦幻，她所走的路程，使她的生命和我们任何人的生命一样美好，一样丰富，一样有价值，或许还会更有福气。如果在我们漫长的生命中，我们不懂得她在短短的生命中每天都懂得的事情，那便是我们的不幸：尽管生命中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生命之后的生命却是永恒的。在生命中，在生命之后，尤其在其间，他等在那儿让我们去认识其光辉，他永远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住了口，对自己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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