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刚刚开了个头的访谈——金启孮口述

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2—54、56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13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2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74—75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11—14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年以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2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18—19页。16世纪20年代，士大夫祝允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441—442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136页。?1369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74—75页。?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52—53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12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页；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330页；兰德彰：《前言》，第14—15、17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1367年11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卷，第10—11页。?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位，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又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守御千户所设于冲要之地，每所1128人。应当指出的是，卫所制度使明朝能在战争频仍的14世纪将庞大的军队分散于全国。罗梅因·戴乐：《明王朝的社会来源》，第1—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罗伯特·B·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5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0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4—66页。?这种体制是1363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287—28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38—39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6—37页。?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52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9页。?14世纪末，共有都司17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至15世纪，内外卫增至547个，千户所增至2593个。1467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310多个卫所。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7—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6—47页；查尔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34—35页。?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39—43、56—57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7—68、290页。?“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9—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53—57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1569年卫所军士只剩下1/4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0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6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1472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15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页。?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11—13页。?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135页。?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97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274—275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

间是宋朝士兵们最虚弱的时候，只要领兵杀过来，肯定能赢。梁哆唛不信，说宋军没粮，西夏也没粮，就算杀过去，也真赢了，军队吃什么？难道要带往返粮票行军吗？李讹哆笑了，梁将军不必怀疑，党项人来了有粮食，俺已经给你们攒了二十年了，全藏在地窖里。于是大喜，西夏大兵们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简直是太幸福了，杀饿得发软的敌人，抢白花花的银子，还有人管食宿，当这种兵打这种仗，真是极品生活。可是跑到定边寨后，全体都晾在了刺骨的春风里。迎接他们的不是善良的李讹哆老爹和满地窖的粮食，而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无论是地表上面，还是地窖里边，都啥也没有。当地的宋军早就盯着他们了，知道有什么勾当之后，没在大冷天里伏击他们，而是抢先一步把粮食都挖走……梁哆唛和他的大兵简直欲哭无泪，不带这么玩人的，为了跑快点根本没带返程的粮，现在要再回去，你们不饿啊！最后，他们回去了，连冻带饿，非战斗减员死了很多。回顾全过程，典型的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在西夏来说，已经很吃亏了，没想到宋朝大怒，赵佶亲自下令：西军全线出击，让党项人知道好歹！这次出兵的兵力总和达到了二十万。其中由熙河路经略使刘法率领熙河军团步骑十五万人出湟州，秦凤路经略使刘仲武率五万精兵出会州，从西、南两方面夹击西夏。童贯驻军兰州，两方策应。童贯梦寐以求的时刻到来了，在这次因为一点小摩擦引起的大战役中，他得到了最想要的东西。赵佶下令，以他总领永兴、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等西北诸路，节制所有经略安抚司。从这时起，西北军是童贯一个人的了。从当时来看，童贯志得意满，毫无疑问必将竭尽全力打赢这场仗，由此树立他大宋战神的光辉形象。但是在后面发生的事情里，结果却与之恰恰相反。坐拥二十万百战精兵，节制整个西北辖区，童贯却让战局打得如温吞水。这一仗打了两年，宋、夏双方各有胜负，纵观全局，没有纵深穿插，没有兵团决战，争斗点都只在一些边远的小城，如西夏的臧底河城、仁多泉城，宋朝的靖夏城，两方面都挺狠，把这三座城都屠了，满城鸡犬不留。但对宋、夏双方来说，几十万人打群架，就这么点代价吗？真要死磕的话，为什么不在天都山、横山、青白盐池这些紧要地段动手？保准立即水深火热，你死我活。这就是奥妙所在了，随便抓出一个西军大兵都知道的事，为什么最高当局不去做？童贯如果真的想建功立业，为什么雷声大雨点稀呢？很简单，看历史进程表。前面发生了什么，后面发生了什么，前后对照，一目了然。真正的原因是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的卢沟桥之夜，与公元1115年的三月东北边关收到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宋朝的皇帝赵佶的。写信人是一个叫马植的辽籍华人。马植出身于辽国燕云地区的名门大族，时任辽国的光禄卿，算是一个国家级的中上层干部。他在信里列举了一些刚刚发生在辽国东北部的事情。由于地理限制，那些地方是宋朝接触不到的，哪怕事情发生已经有六七年之久，宋朝人也两眼一抹黑。看到这封信后，赵佶迅速下令，边关要尽一切努力，悄悄地、快速地把马植召进开封，他要面对面地和这个人谈话。而童贯立即给出了马植，这人居然早就在开封城内了。有证据显示，从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的十月起，马植就一直隐藏在童贯的周围。卢沟桥之夜，那个与童贯秘密接触的人，就是他。第十一章完颜时隔四年，他当初说的事情已经被证实了。在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的卢沟桥之夜，他对童贯说辽国必亡，会非常快速地崩溃。当时童贯的第一反应是乐傻了，第二反应是气怔了。辽国，东亚第一强国，你说亡就亡了？看我是太监就好骗吧，这是不是辽国玩人的新把戏？！所以他快乐着，也隐约地期盼着，却同时把马植带回了宋朝。看着是马植表忠心跟着他走，其实是童贯软禁了他。这样重大的事，容不得半点的欺诈，连随口一说都不行，谁知道你有什么用心，必须随时带在身边，等待消息被证实，才能给这个人定性。四年的时间，让一些事情跨越大陆，从辽国的东北边传到西南边，被宋朝知道了。总体上来说，一切从辽国的皇帝耶律延禧的享乐生活开始。耶律延禧，也就是鼎鼎大名的天祚帝。这位老兄和赵佶的缘分很足，两人的人生轨迹几乎每时每刻都重叠在一起。从登基到高峰，从滑落到邻居。耶律延禧比赵佶早一年当上的皇帝，称帝之初光芒四射，比赵佶的勤政吓人得多，他在整个辽国上层来了个大清洗，凡是参与过、被怀疑参与过害死他父母的大臣们，活着的全家族杀掉，死了的全体挖坟。血腥过后，他开始了享乐。得承认，在这点上他远远不如赵佶了，限于北方物产、人文的条件，他只知道跑马打猎、拜佛建塔，貌似没有创意。但是，他有特色。北方物种是比南方少些，同一种物种的成熟期也比南方的慢，可是相应的，物种成熟之后的品质就非常高，非南方快速生长的动植物能比。辽国，纵横北疆两百余年的庞大帝国，穷尽北方奇珍，自然有一两样是南方锦绣河山所没有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北珠。珠，顾名思义是珍珠。说来惭愧，我国号称地大物博出产丰富，可是在珠宝品种方面太单一了，全境内没有红宝石、蓝宝石、猫眼石、钻石……啥也没有，只有南方海域出产珍珠，西北方面有和田玉。这两样也没法保证，因为更南的南方出产更好的珍珠，比如新加坡那边；和田……在古代一会儿是中国的，一会儿是独立的，出产量根本没法保证。北珠，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显得珍贵。多珍贵呢，到后来清朝官员的顶戴上要用北珠来装饰，犯人们采到北珠可以减刑。珍贵，一来是因为它的美；二来是因为采摘的困难。北珠只能在每年十月以后，冰冷刺骨的海水里成熟。这时，无论怎样精壮的男子，也没法潜入深水把它采摘上来。怎么办呢？利之所趋，不可抗拒。潜藏在冰海深底的北珠，处于封建时期的人类也有办法弄上来。经过仔细观察，海边的人发现每年这时都有一种天鹅出现，它们深深地潜进冰海里，以北珠的母蚌为食，吃不掉的北珠，就含在它们的嗉囊里。天鹅高高地在天上飞，最好的射手在强劲的海风环境里也别想射中。再怎么办呢？人们又发现，天鹅有一种天敌，是一种小而极其凶悍的猛禽，名叫“海东青”。海东青是传说中的鸟，在现代的飞禽百科里找不到千分之一百对应的种族，可是它在公元1113年之前是确切存在的，没有它，以后的事就都不存在了。海东青以天鹅为食，只要能得到海东青，那么就一定能捉到活天鹅，剖鹅取珠。于是，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海东青的身上。怎样得到这种鸟？怎样驯化它？这时高贵强大的契丹人撇嘴了，这是有风险的、低劣的活儿，只配那些低劣的民族去做，他们只需要坐等北珠就好了。低劣的民族，比如女真。女真族的历史很悠久，能追溯到先秦时期，那时他们叫“肃慎”。女真或者女直，是后来的音译。虽然很悠久，但混得不咋地，直到辽国建立时，他们仍旧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即将进入奴隶社会，绝大部分散布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流域，靠打猎捕鱼生活。接近辽国疆域的，叫熟女真，已经是辽国的属民；居住在松花江之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以东的，叫生女真，处于自由状态。抓海东青的活儿就派给熟女真了，他们是辽国最北边的部属，他们不干谁干？可要命的是，海东青住得比他们还远，一直北到了生女真的地盘。大家可以想一下，哪怕是一个姓的同族兄弟，甲家大院里有种好东西，乙家说开门我来拿走，这可能吗？真想拿，只能是提着菜刀上门硬抢。每年接了任务的熟女真，就是这样提着刀枪去同族兄弟家里生抢海东青的。每年的冰天雪地里，年复一年，都要扔下大片的尸体，抢到些鹰雏鹰蛋，白白地送给辽国人。而辽国人来取鹰时，是让女真人更屈辱的事。每年辽国派出去的“银牌天使”，所过之处敲诈勒索，这也没什么，世界各地都通用的行政规矩，可是他们每晚都要年轻美貌的女真女孩儿“荐枕”。这就忍无可忍了吧，直娘贼，忒煞是欺负人！忍无可忍……但还是要忍，汉族人可以某天神圣感爆发，喊出天下“道理最大”这句口号，可是走出汉域，这四个字就是个超级好玩的笑话。契丹人、党项人、交趾人乃至于后来周边更多的异族人会笑嘻嘻地向这句口号招手，过来，哥让你知道什么最大。拳头大，才是最大！所以，女真人只有忍，不忍就等着亡国灭种吧。何况荐枕什么的只是屈辱之一，更屈辱的还有很多种，相比之下，鹰路上的各种欺侮还是好的，毕竟人家是跑了很远的路，主动到女真人家门口来欺负，更多的时候他们得主动去接近辽国皇帝，得唱着笑着跳着闹着，装狗熊装野鹿去逗辽国人高兴。真是送上门的屈辱啊。比如每年的“头鱼宴”。这是种很别致的宴会，在非常冷的寒冬里，大多是农历二月新年前后举行，地点通常都在混同江（今松花江）。那时大雪封江，玉带千里。在这种环境里扎下辽国皇帐，各部落首领来觐见。卫士们砸开冰层，捕到第一批鱼，用这批鱼向契丹皇帝致敬。这即为头鱼宴。听着很风雅，看上去挺有趣，可这实在是这些边远部落的首领们的一大难关，每到这时，他们都失去了自由和尊严，变成了辽国人的玩具。皇帝想打猎了，他们去呼鹿；想看远距离猎杀，他们得去射虎；想看真人版近距离搏斗了，他们得去搏熊……等皇帝渴了饿了想吃头鱼宴了，他们得跳舞唱歌助兴。每年如此，辽天庆二年时也一样，当时耶律延禧喝得很高兴，下令各酋长入场，给朕跳起来。下边问，是群舞还是独舞？挨个来。于是，各个民族各部落的酋长们酝酿情绪活动身体，依次下场开跳。一个接一个，快乐复快乐，耶律延禧的兴致达到了高潮，却突然被打断。舞台冷场了，前边跳完，后边该跳的却端坐不动。全场的目光看过去，发现那是个彪形大汉。这人身高体壮，相貌雄伟，冷冰冰地坐着，一动不动。旁边人喝问：“为什么不跳？”“我不会。”回答得硬朗不说，目光还直勾勾地盯着辽国皇帝。耶律延禧暴跳了起来，这是挑衅，是赤裸裸的、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当面挑衅！绝对不能容忍，杀了他。这是一个历史时刻，他拔出刀来，要亲手砍了这个敢扫他兴的小跳蚤。这一刻就像宋哲宗躺在病床上，命运将主动权一次又一次地送到他手上，只要抓住一次，历史就会改写。耶律延禧也是这样，只要他砍下去，万事皆无，一了百了。可惜的是，他被人拦住了。他宠信的大臣萧嗣先笑着说，为了一个野蛮人生气实在不值得，何况您杀了他，会吓坏周围这些玩具的，以后谁来陪您玩呢？是……吗？耶律延禧慢慢地把刀放下了，他从小在仇恨里长大，尤其对耶律乙辛式的奸臣非常敏感，他审视的目光在萧嗣先、扫兴人之间游移，努力地想，也想不出辽国京城里的高官，和这个穷山恶水里的刁民能有什么瓜葛。无瓜葛，无阴谋，他慢慢地坐了下去，也是啊，为一个小跳蚤不值得扫兴……来，跳起来，接着乐。就这样，当天吃饱跳够，各方散场，没人死亡或者流血，也没有人再注意那个声称不会跳舞的愣头青是何方神圣。该愣头青名叫完颜阿骨打，是一个生女真。居住在安出虎水（今阿什河）附近。按说他没有所谓荐枕的屈辱，更不必受银牌天使的欺压，为啥对辽国皇帝这么敌视呢？鬼都知道，他肯定会跳舞，但就是不给你跳！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前面说了，熟女真是苦的，要每年砍人抢鹰，死伤一大片。可生女真呢？没招谁没惹谁，居然每年都被砍，究其原因，都是因为这个耶律延禧，因为大辽国。完颜阿骨打是自由生成的北方豪杰，他不像熟女真那样被豢养出了奴性，不爽就不配合，有火就要发出来。当然，像他刚才的行为，没死并且以后有了奇迹般的发展，人们可以歌颂他的傲骨；如果死了呢，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过匹夫之勇……重要的是他没死，并且在风雪兼程赶回到老家后，又有一份奇遇在等着他。这一次，完颜阿骨打是代替他的哥哥乌束雅去参加头鱼宴的。乌束雅是这一代完颜部女真的族长，阿骨打是他二弟。几百年前的世界是一样的，无论东方西方，无论封建社会还是奴隶社会，一切都是长子优先。比如乌束雅和阿骨打。哪怕乌束雅敦厚软弱，阿骨打强悍精明，也没法改变他们的继承权顺序。阿骨打只能听命于大哥，哪怕要他去参加屈辱的头鱼宴，也只能听话。可是，等他窝了一肚子火回到老家后，突然发现他哥病死了，从他进门时开始，他已经是完颜部女真的最高首领。这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因为在他的家族里，论资排辈轮到他当家，真是太不容易了。翻开完颜部女真的历史，一直处于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半原始半奴隶制时代，在汉民族进化几千年到达宋朝时，他们仍然没什么事迹值得记载下来。因此他们的史书一片空白，直到阿骨打的爷爷乌古乃。乌古乃当时是一大片散乱的女真部落中的一个，实力稍微强些，但没有优势。每天干的事，除了上山打猎，就是到别的部落里杀人抢东西。千篇一律，大家都一样。在这个过程里，他办了件不一样的事。完颜部旁边有一个部落叫五国蒲聂，它背叛了辽国。很自然的，辽国派重兵讨伐。这和乌古乃有什么关系吗？貌似有点，辽国人打仗是不发军饷的，士兵们边打边抢劫，往往造成起兵时灭一个部落的命令，收兵时灭了七八个。乌古乃为自身安全着想，得提防一下。通常的办法是全部落搬家，躲出去，等风头过了再回来，运气好的话，还能把五国蒲聂部的残余势力吞下去，发笔小财。这是惯例，是严寒地带部落生存千百年总结出来的经验，早就证明了是最正确的。可乌古乃没这么办，他派人去和辽军接触，说这里的地形太恶劣了，重兵没法展开，如果强攻，五国蒲聂部至少能挺一年，那样辽军损失会很大，将军们会没法交差。乌古乃提议，把这事儿交给他办吧。辽军同意之后，乌古乃出发了。他没带刀枪，而是带着老婆儿子，外加大批礼物去见五国蒲聂部的首领。对方一见，立即把他当兄弟了。带着礼物来，或许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可连老婆儿子都带来了，还用怀疑吗？何况乌古乃还玩了个绝招，他自己回家了，却把老婆儿子都留在对方地盘上。怎样，亲爱的兄弟，我是真心想和你交朋友的！五国蒲聂部被彻底感动了，接着就被乌古乃派兵偷袭，杀了个措手不及。事情发展到这步，一般来说是大功告成了。但乌古乃的举动更加让人看不懂。他把俘虏和战利品全送给了辽国人，自己一点儿没留。女真人气坏了，那是整整一个部落的好东西，自己流血去抢，却白白送给别人。也不想想，人家辽国人要的是罪犯，俺们要的是金钱，这么搞……世上还有比这更傻的事吗？答案是有，再过一百多年，有一个站在全人类军功之巅的人，也干过这种事。历史证明，做出这种事的人都有着巨大的图谋、深远的眼光，不是平常人能理解的。不久之后，辽国皇帝召见乌古乃，封他为生女真部节度使。从这时起，完颜部女真一步登天，成为生女真的官方领导。乌古乃四处砍人，每一刀下去，都带着辽国皇帝的许可证。这就是阿骨打家族的起源发家史。从这些可以看出，这个姓氏、这个种族的特点。勇猛善战不必说了，是他们生存的基础，在这之上，完颜氏聪明、狡诈、凶残、敢冒险，为了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不在乎，哪怕是妻子儿女的生命都不在话下。我仔细计算过，历数东亚地区从古到今称霸过的少数民族，比他们成就高的有，比他们能打的也有，可比他们凶狠残忍的，却没有。注意，特指建立国家，至少占领一半中国领土的少数民族。乌古乃是完颜部女真的奠基人，他作出的贡献有三条。以重要性而论，得到了辽国的官职只能排到第二，另外两点才真正决定了完颜部的命运。第

一心想在那片开阔的土地上开创一种与路易斯安那全然不同的传统。不管怎么说吧，在他们修建临时住所—单坡顶的小屋、地洞，并用印第安人借给他们的一辆车和两匹马拉木料时，撒迦利亚便召集了一些男人建造一个做饭的炉灶。他们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的妇女没有一个在白人的厨房做过饭，也没有给白人孩子当过奶妈。虽说地里的活更重，而且让你摆不出什么身份，但他们相信，在白人厨房里干活的妇女遭强奸即使不算确定无疑也是可能性极大——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能去想象这些。因此他们把那种危险换成虽然繁重却相对安全的活计。正是出于这一想法，建造一个公共“厨房”的主意得到了普遍赞同。他们是非同一般的人。自从一七五五年以来，他们在路易斯安那（当时密西西比也属其管辖）就曾经当过兵，开过矿，耕过地，还做过生意。后来两州分立，从一八六八到一八七五年间，他们也曾参与过两州的行政管理，在那之后才沦为田间劳力。他们在两百多年间生儿育女，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不向任何人低头，只对他们的造物主跪拜。此时此刻，斯图亚特回忆起他们的生活和劳作，心情稳定了下来，决心也坚固了。他自忖，设想一下老爷爷或德拉姆·布莱克霍斯或贾弗纳尔·杜波列斯会如何看待那些想更改炉灶上铭文的小子们吧。离太阳升起还有一些时候，斯图亚特没法再骑多久了，便催马掉头回家，心中想着另一件他要说或者要做的事，以便阻止多薇在镇上过夜。对他来说，睡觉时身边没有她头发的香味是不成的。就在这晨曦初露之前的同一时刻，索恩正站在鲁比最大的住宅的厨房里，对着窗外的黑暗喃喃自语。“当心，鹌鹑。迪克正在持枪追杀你们。等他回来，就会把你们装满口袋扔在我干净的地板上，并且会说什么‘这可够晚上吃一顿了’。得意啊。就像他给了我一件礼物。就像你们已经被剖开切碎、洗净、做熟了。”由于厨房被新装的日光灯照得通明，索恩在等着水开的时候，看不清窗外的黑暗。她想趁她丈夫回来之前把补药浸泡得恰到好处。给康妮备好的一件东西摆在手边：一个小布袋叠在一个蜡纸包里。那代表了康妮第二次救她。第一次是个可怕的错误。不，岂止是错误，是罪孽。她觉得迪克溜下床、穿上猎装是在半夜。可是她穿着短袜下楼时，看了一眼钟闪亮的指针：三点半。她想，还有两个小时可睡，可是后来她起床时已经六点了，只好抓紧时间了。备好早饭，摆上他上班的衣服。不过，在此之前，她要吃补药——由于空气又变得稀薄了，现在药是必需的。空气早已开始变得稀薄，仿佛原先穿得太多了。并非在斯考特战死的时候，而是在那之后的两个星期——甚至在斯考特的遗体被海运回来之前——当时他们接到通知，说伊斯塔也死了。还是孩子呢。一个十九岁，另一个二十一岁。他们应征入伍时她是多么骄傲和幸福啊；她实际上是鼓励他们那么做的。他们的父亲在四十年代就曾服过役。叔父们也是。杰夫·弗利特伍德从越南回来时毫发无损。米努斯·朱里虽然看着确实有些惊恐，却活着回来了。她傻乎乎地相信，她的儿子们也会平安无事。比鲁比之外俄克拉荷马的任何地方都安全。比伊斯塔想去的芝加哥安全。比伯明翰，比蒙哥马利、西尔玛，比瓦茨安全。比一九五五年密西西比的曼内、一九六三年密西西比的杰克逊都安全。（上述时间地点都曾发生过迫害黑人的事件。）比纽瓦克、底特律、华盛顿安全。她原以为出国打仗要比在美国的任何城市都安全。现在她手头还有四封没拆开的信，是一九六八年寄出的，递送到丹比邮局时已是她埋葬最后一个儿子的四天之后。她一直没能拆开那些信。一九六八年感恩节时他们兄弟俩都在家中休假。七个月之前，马丁·路德·金刚刚被暗杀，索恩看到两个儿子都活着，像个得到上帝救赎的人似的抽泣着。她的两个宝贝黑儿子没有被枪射死，没有被私刑处死，没有受到骚扰，没有给关进监狱。他们俩走下汽车时，她呼叫着：“祈祷管用啊！”那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他们两个完完整整的。康妮卖给了她带壳的山核桃，足够做两次感恩节馅饼。那天，一个姑娘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汽车停在那儿，尽管索恩开车带她去买下了她驶向目的地所需的汽油，但那姑娘却没走。不过，她一定在母亲去世之前就已经去了什么地方，不然的话，康妮也不必在地里点起火堆。要不是有那一缕黑烟，还不会有人知道呢。安娜·弗拉德看到浓烟，开车出去并得知了噩耗。索恩当时也不得不匆匆忙忙。和罗杰谈话，到银行去给远在北方的陌生人打电话，从邻家妇女那里敛集食物，并自己动手做了些吃的。她和多薇以及安娜把食物拿到外边，其实她们深知，除去她们自己没人会吃那些东西。抓紧，抓紧，还是抓紧，因为遗体要尽快运到北方。还要在周围放上冰。康妮看起来有点怪，有些心灰意冷，而索恩仍把她加到关心自己生活的人的名单上。比如说，其中就有K.D.。还有阿涅特。还有斯维蒂。这时大炉灶边的场景进入了她的头脑。人们说，有几个年轻男人要在那儿聚会喝啤酒，喜欢在那儿玩耍的小孩已经被打发回家了。反正他们的母亲们是这么说的。随后有几个姑娘（索恩认为她们该挨耳光）找了理由也到那儿去了。阿涅特和比莉·狄利亚先前也是这么做的。人们都说，这些小伙子需要做些事情。不过，索恩明知道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却不相信这种说法。有些事情正在进行之中。是除了涂在大炉灶后墙上那只带红指甲的黑拳头之外的事情。没人宣称对此事负责——但比集体否认更令人震惊的是拒绝把它擦掉。在那儿闲逛的人说不，他们没有把拳头画在那儿；又说不，他们不会把它擦掉。尽管凯特·戈莱特利和安娜·弗拉德用布瑞罗牌稀释液和一桶热肥皂水终于把它擦掉了，在那五天里，镇上的领袖人物一直气势汹汹地不准别人动手，而要那些闲逛的人擦掉。染着红指甲的握紧的手指斜向一边而不是向上，造成的伤害超过了拳头的一击且持续得更久。它导致的那种又烦又恨的痛苦，是凯特和安娜刷洗不掉的。索恩对此无法理解。周围并没有白人（善意或恶意的）挑动或激怒他们，让他们丑化大炉灶和蔑视长辈。事实上，当地居民正在发家致富，已经有十多年过着优渥的日子：有的是钱买牛排、买面粉，通过出售天然气开采权、石油交易和投机买卖赚了不少钱。然而在战争中，在鲁比繁荣的同时，愤怒却像天花一样在别的地方传播着。普立安牧师在新锡安山的布道坛上说这是邪恶的时代。圣救世主教堂的加里牧师说这是世界末日。当时在卡尔瓦里山倒是什么话也没传出来，因为那里的教众还在等候新的传道者，而当他于一九七○年姗姗到来时，带来了好消息：“我要在汝等眼前将汝敌消灭。”上帝说，上帝，上帝。那是三年之前。如今是一九七三年了。索恩若不是到女修道院去帮忙，因为罪孽总是需要这种帮忙，她的小女儿——是吧？——现在该有十九岁了。索恩站在晾衣绳边，在大风中竭力把床单夹住，不久，她抬头看见一位女士在院子里莞尔微笑。那女人穿着一件棕色的羊毛长裙，头戴一顶老式的白色亚麻女帽，手中提着一个大篮子。她挥手致意，索恩满嘴还叼着晾衣夹子，尽其所能地还了那陌生人一礼——她希望那样点头没有失礼。那位女士转身继续向前走。索恩注意到了两件事：那篮子明明是空的，但那女士却用双手提着，仿佛里面装满了东西，现在她明白了那是将要到来的事情的预示——一种空荡会把她压倒，一种冷清沉重得让她无法承受。而且她也知道了是谁派那女士来这样告诉她。开水的咝咝声打断了索恩惆怅的思绪，她把热水倒在杯子中一个细布小袋子上，把一个托盘扣到杯子上，让药浸泡。或许他们应该回到她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人们行事的方式上去。当人人都忙于建房、放牧、收获时，是顾不上吵嘴或想坏主意的。那是卡尔瓦里山完成之前的方式。那时候，洗礼是在甜蜜的水中进行的。美好的洗礼。让人心碎，充满大和弦音调与泪水，最终让人获得安全而感到激动的洗礼。当牧师怀抱着女婴，把她们一个个放进刚刚变得神圣的水中，是绝不会松手的。众人都屏息旁观。在屏息凝神之中，女婴一个接一个从水中出来了。她们又湿又白的袍服在映着阳光的水中翻动。她们的头发和脸蛋上滴着水，向天仰望，然后在“现在，去吧”的命令声中低下头。随后是那句保证：“女儿，你们获救了。”那最轻柔的声音在触到神圣的水面时，加大了，战栗了，这时从别的喉咙里发出的别的嗓音传了过来，与第一个声音相伴着传开。树上的鸟唧唧喳喳地想学舌。之后，手递手地被缓缓传送，头靠在支撑的肩头上，得到祝福和拯救的小生命蹬到了岸上，一路去到大炉灶。她们身上干了，大家彼此拥抱相庆。如今卡尔瓦里山有了一个教堂内的水塘，新锡安山和圣救世主两座教堂也都有了专用的器皿把少量的水滴到伸直的头上。除去洗礼，大炉灶并没有真正的价值。当年黑文初创时所需要的东西在鲁比再不是必需的了。他们乘的卡车还带来了炊具。他们吃的肉来自院中咯咯叫的家禽，或者是在锤击下倒地、喉头中了一刀而尖叫的猎物。与黑文初创时不同的是，鲁比在兴建时，打猎属娱乐。男人们把大炉灶拆开、打包、运送和重新安装时，妇女们在一旁点头赞许。可是私下里她们却抱怨卡车上的地方全让大炉灶给占了——还不如多搬几袋种子、几只猪崽，哪怕是一张童床呢。她们还抱怨重新安装大炉灶所花费的时间——本来可以用来把家里的门更快地装好呢。要是这讨厌的东西当真这么重要——从她亲眼目睹的那部分会议来判断，估计是重要的——他们干吗不把它整个儿搬走，还让已经待在那儿有五十年的砖头留下呢？噢，男人们是多么喜欢把大炉灶安装起来啊，这事情让他们多骄傲、多投入啊。她想，到此为止还是件好事，可是做得过度了。一个实用的东西变成了一座圣坛（告诫人们不要触犯主的话不仅存在于吓人的《旧约·申命记》中，也存在于爱人的《新约·哥林多后书》中），而且像任何冒犯他的东西一样，必定会毁掉它自己。没人比那些不管不顾的年轻人更清楚了，他们把大炉灶变成了另外一种炉子。在那儿升温的躯体正是人类本身。当罗约尔和另外两个人——迪斯特里和派阿斯·杜波列斯家的一个女儿，提议开会的时候，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镇里有好几年没召开会议了。包括索恩和多薇在内的所有人都以为年轻人会首先为他们的行为道歉，然后再保证清理并保护那块场地。其实，他们是带着自己的计划来的。那是一项把从那拳头开始的行动完成到底的计划。罗约尔，就是小名叫罗伊的，作了即兴发言，除去不够明了之外，堪称完美无缺。没人明白他在说些什么，而听得懂的那部分又愚蠢透顶。他说他们的方式已经过时了；除去鲁比，到处都在变。他想给大炉灶起个名字，在那儿召集会议谈论他们多么英俊，却给自己起了丑陋的名字。不要美国式的名字。要非洲式的。索恩对非洲的全部认知就是她给慈善机构捐的七十五美分钱，她对非洲人的兴趣和非洲人对她的兴趣处于同一水平：全无。可是罗伊谈起他们就像是邻居，或者更莫名其妙地像是一家人。而他谈到白人时，就好像他刚刚发现他们，仿佛那是新闻。不过在他的演讲里也还有些别的内容。倒不是有很多能够或不能同意的观点，而是一种高屋建瓴的谴责。不错，他谴责了白人，但也谴责他们——在座的镇上居民，他们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土生土长的鲁比人。似乎有一种新颖的更具阳刚气概的方式对付白人。不是布莱克霍斯或摩根的方式，而是某种非洲的东西，充满新词语、新肤色和新发型。他暗示，对付白人以智取胜是怯懦的。要面对他们讲道理，驳斥他们。因为旧有的方式是缓慢的，局限于少数人，而且软弱无力。最后这一谴责让迪克憋屈得脖子鼓胀，他在一个工作日崩掉了那些鹌鹑的脑袋，才得以使自己的脑袋免于憋炸。他现在随时都可能拿着一袋子鹌鹑回来，随后索恩就会端出烹饪得焦嫩的一大盘，都是半只半只的。因此她考虑着将大米或甜薯泡在杯中。她喝完最后一口时，后门打开了。“那是什么？”她喜欢他的气味，带着潮风和青草的气息。“没什么。”迪克把他的口袋撂到地上。“那就给我做一些吧。”“来吧，迪克。要多少？”“十二只。给萨金特六只。”迪克坐下来，先解开靴带，然后脱下上衣，“足够两顿晚饭吃的了。”“K.D.和你一起去的吗？”“没有。怎么了？”他哼唧着脱下了靴子。索恩拿起那双靴子，放到后廊上。“这些日子难得找到他。我敢说，准是忙什么呢。”“你煮咖啡了吗？他会忙什么？”索恩嗅了嗅黑糊糊的空气，感觉一下它的分量，然后关上门。“说不准，真的。不过他可有太多的理由到处跑了。”“我猜是在追求女孩。记得前些日子在镇上拖着腿闲晃，后来住进女修道院的那丫头吗？”索恩转向他，把咖啡罐揽在胸前拧开盖子。“你为什么说‘拖着腿’？你为什么非要那么说不可呢？你看见她了？”“没有，可是别人看见了。”“还有呢？”迪克打了个哈欠。“没有了。咖啡，宝贝儿。咖啡，咖啡。”“那就别说‘拖着腿’了。”“好的，好的。她没拖着腿。”迪克哈哈大笑，把外衣都掉在地上了，“她飘着来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吗，迪克？”索恩看着防水裤、红黑两色的上衣和法兰绒衬衫，“那有什么言外之意吗？”“听说她的鞋跟有六英寸高。”“你撒谎。”“还撒欢呢。”“好吧。如果她还在女修道院，就应该没事。”迪克揉着脚趾。“你对那地方的女人就是偏袒。我要是你，就要加倍小心。现在有几个人了？四个？”“三个。老女士死了，记得吧？”迪克瞪着她，然后把目光移开了。“什么老女士？”“老修女嬷嬷。你以为呢？”“噢，对了。是啦。”迪克继续挤着脚上的血，随后又笑着说，“罗杰第一次开他新买的大型客货两用车。”“救护车。”索恩说着，收拾起他的衣服。“第二天带来了三张付款单。但愿他能按时交余下的款子。这一带没有那么多医院或殡仪馆的生意好做，赚的钱还不够他花大价钱买下那个大家伙。”咖啡的香味飘了出来，迪克搓着手掌。“他吃不消了吗？”索恩问。“还没有。可是，既然他们依靠病人和死人获取收入，我估摸用不了多久他就要破产了。”“迪克！”“对我的孩子们我一点都帮不上手。像小动物似的装进了袋子。”“他们的棺材挺漂亮的！挺漂亮的！”“是啊，可是里边……”“别说了，迪克。你干吗不闭嘴呢？”索恩碰了碰自己的脖子。“我估摸他还能成功。要是我走在他前面的话。咳，无论如何，你知道该怎么办的。我一点都不想乘那辆车，可我想要一个上等的盒子，这样他就会把事情办得好好的。弗利特可是有麻烦。”他站到水池边，往手上打肥皂。“你总是说这些。怎么回事？”“邮购。”“什么？”索恩往她丈夫心爱的蓝色大杯子里倒咖啡。“你们都去丹比，是吧？你想买一个烤箱或电熨斗的时候，就从一份目录中订货，再一路跑到那儿去提货。他又在哪儿能派得上用场呢？”“弗利特手头从来没有多少东西，而确实有的东西又在他那儿存得太长了。那把靠椅摆在橱窗里已经变了三次颜色了。”“道理就在这儿，”迪克说，“既然他推不出去老存货，也就买不成新的。”“他原先的生意还挺好的。”迪克在茶碟里倒了一点咖啡。“十年以前。要不就是五年。”咖啡被他吹出一圈圈的波纹，“小伙子们从越南回来，结了婚，安了家。打仗的钱。农场经营得不错，所有的人干得都不错。”他在茶碟边上吸了一口，舒坦地叹了口气，“现在嘛，唉……”“我不懂，迪克。”“我懂。”他抬头笑眯眯地看着她，“你不需要懂。”其实她

的。但人生何必如此悲哀，大不了一切从头再来！于是他给盟友冯国璋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出山代行总统职权，随后直奔天津开启新人生，在那里投资房地产和金融，有空时也常常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活得比做总统开心得多。像天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赞助人黎元洪亲临学校祝贺，并与学子们合影留念，他的大女儿也在那群学子中间。与大女儿同班的一位叫周恩来的少年虽然长相英气，却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不过后来周恩来回忆南开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的往事时，清楚地记得黎元洪当年说过“有饭大家吃”的话。话题回到主线上。话说冯国璋收到黎元洪的电报后，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自己熬到59岁，终于从地方诸侯一跃成为执掌中枢的总统，此生无憾矣！害怕给人生留下遗憾的冯国璋迅速安排好了后院，之后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以前舍不得离开的地盘，火速赶往北京就任大总统。冯国璋接任中华民国总统，段总理心里就没有什么疙瘩吗？没有。非但没有，段总理还对冯总统的到来举双手双脚赞成。不用奇怪。因为冯国璋入京对段祺瑞来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冯国璋拥兵自重，独霸长江流域，如此一直在外，段祺瑞根本拿他没办法，可冯国璋一旦入京，那就容易对付了。于是，段总理权衡利弊以后，毅然决定让冯国璋出任大总统，自己继续当国务总理。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正式就任代总统。这二位北洋袍泽就此搭起了新一届政府的领导班子。段总理和冯国璋是多年的老哥们儿，关系自然比黎元洪亲近。而且段总理也不敢以对待黎元洪的骄横态度对待冯国璋，毕竟黎元洪被他们的老大袁大头整成了光杆司令，而冯国璋的直系可是有兵有地盘，实力强劲。因此，刚开始二人之间还是很甜蜜的。两人更是合力干了一件大事。准确地说，应该是没干事。不过到了他们这种境界，没干就是干。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本着无为而治的精神，段总理和冯国璋在关键的几个地方依然保持了张勋大破坏之后的状态，如解散的国会、废弃的《临时约法》，这二位根本就没打算恢复它们。可没有国会和宪法的共和国，共的是啥？和的是啥？军人出身的段祺瑞，虽然号称“三造共和”，但他更喜欢用拳头说话。第四章大家一起来护法

孙中山再立门户

解散国会、废除约法，冯总统与段总理是满意了，可他俩忘了这天下还不是他们完全说了算。至少孙中山就立马表示了不同看法，还有云南滇系掌门唐继尧、广西桂系首领陆荣廷也是持趁火打劫的态度。当初“府院之争”时，孙中山也支持黎元洪，反对对德宣战。孙中山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他支持宪法的权威性。宪法规定总统在对外媾和、宣战这种事情上拥有决策权。而段总理恨不能所有的事情都由自己说了算，这让崇尚法治的孙先生很不满意，于是他勇敢地站到了黎总统这一边。只是孙中山没有想到，这次站队居然还有好处费可拿。德国政府在发现他反对对德宣战后，为了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力达到破坏中国对德宣战的目的，密赠其一大笔活动经费，请他出手帮忙。关于活动经费的具体数目，有说两百万马克的，也有说一百五十万马克的，但不管怎样，按照当时的汇率和购买力（马克大概稍低于美元）来看，这都是很大一笔钱。总之，这时候孙中山手头有些钱，有钱总是件好事。张勋一复辟，孙中山就忙着组织讨逆军，拿出一笔钱给海军司令（海军总长）程璧光做军费，请其率海军第一舰队加入反复辟大军，相当于请了一支雇佣军。什么时候冒出了一个海军第一舰队？前面说过载沣将南、北洋水师改造成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的事情，不再赘述。袁世凯上台后，又把这两支海军合并，分成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主要力量都在第一舰队，第二舰队仅仅是一些巡防长江的小型炮舰，练习舰队就不用说了。也就是说，只要搞定了第一舰队，就相当于搞定了整支海军。1917年7月17日，孙先生带着从法国赶回来的汪精卫、财政总管廖仲恺等人乘坐雇佣军的“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抵达广州。不是应该北上吗，怎么还南下？这是因为早在反袁护国时，孙中山就与南边的那些军阀势力取得了联系。张勋复辟时，孙中山依然希望借助南方军阀的势力打倒张勋。可孙中山还没到广州，张勋就完蛋了。真是白折腾！德国人让做的事还没做，一切就已结束，那德国人给的活动经费是不是也会要回去？孙中山当时认定这笔钱就此打了水漂。没想到峰回路转，段祺瑞、冯国璋又送上门来，居然废弃了《临时约法》和国会，这与张勋何异？孙中山和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义愤填膺。该如何是好？孙中山对此有些头疼。还是武装拥护约法吧。反正也不是头一次革命，闹了这么多年，同志们也算看清了，北洋政府就没什么好指望的，还不如自己单干，另立政府，来个开天辟地！这个想法很简约，却也很有吸引力。这不，孙中山刚告诉陆荣廷、唐继尧，这二位就迅速拍板同意。可这二位不是为了护法，而是他们想闹分裂搞独立。毕竟在自己的地盘上作威作福，比听北京政府的颐指气使强得多。可让他们直接对抗北京政府，对抗北洋军，又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正好这时候孙先生来了，他的号召力巨大，他是民主革命领袖，还是前任大总统，现在他不是号召护法吗？好啊，咱们也拥护护法，名正言顺地继续独立。孙中山得到陆荣廷、唐继尧和海军司令程璧光的支持后，底气自然就足了，于是向那些被前任总统袁世凯炒了鱿鱼而无事可做的国会议员发出邀请：请你们南下护法以振国纪，食住行的费用你们不用担心，我有钱，只要你们肯来，食宿行我来安排。到8月时，来到广州的国会议员已经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还有些老熟人，比如伍廷芳、唐绍仪等。虽然还不够法定人数，但非常岁月行非常之事，一切从简。孙中山决定先把会开了，咱这个国会就叫“非常国会”，咱这个政府就叫“非常政府”。人虽然不够，但会开得挺成功，宪法制作得挺正式，比北京政府的那一套专业得多。随后又进行了选举，“海陆军非常大元帅”的位置自然非孙中山莫属，而孙中山也没忘记给追随自己多年的汪精卫留一个位置——大元帅府秘书长。当然，孙中山也得给这次支持自己护法的军阀们以回报，人家好歹也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对抗强大的中央政府。不过孙中山回报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想把唐继尧、陆荣廷的两支部队纳入“非常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所以唐继尧和陆荣廷也被选为元帅，只是比孙中山少了一个“大”字。手下无兵难办事1917年9月10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身着大元帅的戎装发表就职宣言，就任军政府大元帅，正式跟段祺瑞的北京国民政府遥相对峙，分庭抗礼。美中不足的是，三个元帅只有孙中山一个就任，两个真正手握兵权的元帅都没来。看来人家借你的名义行事可以，受你管辖不干。既然如此，这个名义上的广州军政府，几乎就是无兵可用。也就程璧光的那支海军雇佣军还算靠谱，收了钱总不能不办事。想来想去，孙中山发现还有一支力量可以拉过来。那就是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手下的警卫军，而且警卫军的司令还是熟人“残仔明”。其实，这个“残仔明”既不体残更不脑残，而且他的身体健康程度和智力发育水平远超普通人，只是他的广东老乡都这么叫他。怪哉，真是怪哉！“残仔明”大名陈炯明，是前清秀才，还是同盟会会员，当年跟着黄兴参加过黄花岗起义，也算是孙中山曾经的下属。孙中山之所以有信心把朱庆澜和陈炯明拉到自己这边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朱庆澜希望借孙中山之手对抗陆荣廷，老陆这个人经常欺负他。其次，孙中山和陈炯明私下长谈过一番，“残仔明”没有忘记自己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和肩负的革命使命，愿意跟随孙中山东山再起。在费了一番口舌之后，孙中山总算是把这支警卫军给拉了过来，他麾下终于有了一些力量。当然，这支警卫军的战斗力比较差，毕竟他们只是警卫队，工作业务以执法为主，至多算是正规军的后备役，要上战场的话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实践，这也就意味着孙中山短期之内只有程璧光的海军可以用，凭这种实力恐怕对付不了北京政府吧？不必太悲观。当年的护国战争，蔡锷只有几千兵马照样敢反，照样获得成功。连蒋介石先生也觉得此事大有可为，于是他开动脑筋，细细推算，连续熬夜，终于完成了成名作——《对北军作战计划》，他在文中告诉孙中山：我方占据局部人数优势和地利，北洋军是纸老虎，不可怕，证据有二。其一，虽然北方政府的军队数量在三十万以上，但是大部分人马都要驻防各地，实际能够参战的最多不过六万，因此双方差距不大，甚至我方兵力还占优，因为北洋内部利益纠结不断，在这六万人之中，愿意为段祺瑞冒死南犯的人又有多少？其二，硬实力方面，北洋军的优势在于武器装备，而我军的优势在于北洋军对南方的地理和气候不太习惯。所以我们只要坚持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打胜仗的希望是很大的。由于感到此计划有所不足，蒋介石后来特地补了一份《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大意是说虽然我们的口号是北伐，但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要真的出兵北上中原，我们也可以伺机分兵夺取福建一带，扩大大本营的地盘，招兵买马。做好这一切之后，再根据情况伺机北伐。总之，我们应该先练好内功再走下一步。这两份计划，覆盖面广，考虑详备，环环相扣，正是蒋介石数年之后北伐作战计划的翻版。作为一个并未接受过系统性军事战略教育的人，居然拥有如此高明的眼光，足以证明蒋介石不凡的军事天分。孙中山看到这两份十分高明的作战计划书以后，大喜过望，深为陈其美有这样的义弟而高兴。他向来不吝惜给有才能的人以表现机会，于是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作战处参谋），接受李烈钧的领导。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对年仅30岁的蒋介石来说，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从此，汪精卫、蒋介石在这个并不稳定的军政府中开始了他们的共事生涯。北伐军政府一成立，孙元帅就电告天下，否认冯国璋为总统，宣布段祺瑞为叛逆。北京的那二位收到消息之后，生气是一样一样的，可是对策截然不同。段总理执意“武力统一”，就你们南方那点兵那点将，竟然胆敢藐视中央政府，向我强大的北洋军叫板，我直接平了你！段总理潜藏在内心的真正想法是：孙中山，谢谢啊，谢谢你在我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之后，给我武力统一中国的机会。而冯总统主张“和平统一”，咱们安抚一下南方各派，求同存异，不要动不动就拿刀动枪说事。其实冯总统的内心真实写照是：如果你段祺瑞三下五除二把南方给平了，你的势力得多大？说不好借机把我的地盘也抢走，让我何处容身？争论了几天之后，段总理的武力统一占了上风。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毕竟段祺瑞对北京周边地区和中央政府的掌控力更强，而冯总统的势力主要在长江流域。虽然意见暂时统一了，但事情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内部矛盾依然存在，这将是北京政府的一个大问题。在北京政府统一意见的过程中，孙大元帅也在辛勤工作，努力说服各地出兵北伐。虽说根本没人听他的，但孙大元帅还是认真地起草着命令，发向四方。发给革命党人的命令还是起了些作用，如在本书中打酱油的蓝天蔚同志就在东北筹划起义，可惜起义很快失败，自己也被张作霖四处通缉。而发给那些督军的命令虽然辗转各个渠道，却殊途同归，都进了废纸篓。因此，尽管孙大元帅的工作表现堪称劳动模范，但效果很不理想，没人拿他当回事。就在孙先生为这种局面头疼的时候，陆荣廷和唐继尧这两个臭军阀居然有了动作。陆荣廷成立了“护国联军”，唐继尧组织了“靖国联军”。不管这两人为何突然同意出兵，此时的孙中山是幸福的，他终于从众军阀的冷落中走了出来，得到了实现梦想的机会。鉴于短期目标一致：进攻北洋政府，尽管南边的众人各有打算，但还是商量出了一个松散的军事计划。一、军力北伐军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陆军以及海军第一舰队，共计十五万人。实际上也就是陆荣廷、唐继尧两人的私家军再加上孙中山的雇佣军——海军。二、出击路线第一路，陆荣廷派得力干将——小舅子谭浩明，率广东、广西陆军组成的护国联军，出两广，进逼湖南，拿下湖南之后，再夺湖北。这一路兵力相对强悍。第二路，唐继尧自任总司令，率靖国联军，出云南，攻四川。第三路，陈炯明率领由警卫队及海军组成的“海军陆战队”出广东，进攻福建，攻下福建之后再攻浙江。可是这支海军陆战队尚须整编训练才有战斗力，无法在战争初期投入战斗。三、战略目标会师武汉，进军北京。计划看起来如此美好，不知执行起来如何？从很大程度上讲，执行的效果取决于正在湖南搞破坏的段祺瑞先生的表现。湖南之战湖南是个好地方。说的不仅仅是它的风景如画，更重要的是它的地理位置。湖南北部接壤湖北，东部接壤江西，这是北洋势力范围。西南部接壤贵州、广西，东南部接壤广东，这是陆荣廷、唐继尧的地盘。因此湖南是北洋政府与西南势力的战略缓冲地带，无论谁冲过这片土地，便可攻入对方的腹心地带。谁拿下湖南，谁就能抢得先机！别看孙中山这边干得热火朝天，实际上先动手的是段祺瑞。他在赶跑张勋之后，就已经未雨绸缪，开始布局他的“武力统一中国”计划，只不过孙中山的北伐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而已。辛亥革命以后，湖南的局势极其不稳定，城头变幻大王旗，最高领导（都督或督军）都换了四次，从焦达峰、谭延闿、汤芗铭又到谭延闿。不过谭延闿马上就得下岗失业，因为段祺瑞决定拿下湖南用作他踏平西南的跳板。他派来接任谭延闿的人是他的亲信傅良佐。1917年9月9日，就在广州政府成立的前一天，傅良佐带着北洋军王汝贤第八师（进入民国后，北洋军扩军并改镇为师）和范国璋二十师近三万人的精锐部队来到了湖南。傅良佐一来，湖南的邻居们都十分惊慌。尤其是西南的陆荣廷和唐继尧先生，他们知道湖南一失，西南就失去了屏障，他们的地盘就直接暴露在了北洋军的强大火力之下。而他们就像脱光了衣服的少女，段祺瑞想什么时候下手就什么时候下手。陆荣廷和唐继尧都失眠了。失眠的结果就是：原本不打算支持孙中山北伐的二人迫于形势组织军队出兵北伐。没办法，别人要抽你，你就一定要抽他。不只陆荣廷、唐继尧失眠，冯总统也夜不能寐，因为湖北和江西是冯总统的地盘，冯总统十分担心他的地盘被段总理借机吞掉。就在这各打算盘、相互算计，却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战争打响了。虽说段总理在湖南布置了近三万精兵，却不意味着他能在湖南呼风唤雨，因为还有两个湖南人不答应。一个是谭延闿，一个是程潜。这个谭延闿比较特别。首先是身份比较特别，他既是根正苗红的官二代——老爸谭钟麟曾任两广总督，又是湖南立宪派的领袖。然后是此人颇有才艺，不仅一手毛笔字写得相当漂亮，与资深革命人士于右任并列“天下双绝”，还是一名卓越的美食家。老谭极会享受，尤其以好吃闻名，号称“民国第一吃货”。他投资开了一家“曲园”湘菜馆，专卖以自己的字祖庵命名的“祖庵菜”。他不仅广邀名流给自己的菜打广告，还亲自下厨对厨师进行理论指导。在谭延闿之前，湘菜压根上不了台面，正是老谭的好吃和创新，才使得湘菜声名大振，这是湘菜日后成为八大菜系之一的关键。老谭也因此成了公认的“湘菜鼻祖”。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他曾两任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有听命于自己的部队，兵力主要由不大老实的小弟赵恒惕掌握。而程潜则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除了没

家都差不多忘了他有这张牌的时候，才悠然自得地甩到桌面上。瓦屋之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14年，寤生借口宋殇公不朝觐周天子，以周王左卿士的身份，发动诸侯讨伐宋国。这一次主客易位，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寤生的手里。齐、鲁两国积极响应号召，于公元前713年春天组织了三国联军，入侵宋国。六月上旬，齐、鲁、郑三国君主在宋国的老桃会师，联军浩浩荡荡向宋国的首都商丘进发，并于数日之后在菅地大败宋军。六月中旬，郑军攻取了郜城。六月下旬，郑军又攻取了防城。寤生再一次表现出非凡的气度，轻描淡抹地将这两座城池都拱手让给了鲁国。现在，不只是鲁隐公对寤生抱有好感，鲁国上下对于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奸雄都充满着感激之情，连后世鲁国的史官们也毫不吝惜他们的赞美之情。《左传》上原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郑庄公行事光明磊落，他奉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又不贪恋人家的国土，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真乃识大体之人！〗单从这句评价来看，充分说明了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道理。且来看看：“奉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这是在告诉人们，寤生讨伐宋国，是奉了天子的命令，不是自作主张，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替天行道，惩罚不朝觐天子的诸侯。事实果真如此吗？且不问寤生是真的奉了王命，还是假借王命，单说这个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就很有点意思。朝觐天子自然是诸侯的义务，可是终春秋一世，又有几位诸侯正儿八经地履行过自己的义务呢？寤生本人也是在公元前717年才“始朝桓王”，完全没把天子放在眼里，要说“不来朝觐”，寤生第一个“不来朝觐”，怎么好意思指责人家呢？就算是以秉承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鲁隐公在位期间，天子派使者到鲁国访问不绝，而鲁隐公未尝有过一次朝觐天子的记录。“不贪恋人家的国土”——没错，寤生确实将郜、防两城都白白送给了鲁国，但那不过是继续拉拢鲁隐公的手段。而且，如果翻开地图，人们不难发现寤生如此大方的另一个原因：郜、防两城均在今山东地界，离郑国甚远，寤生即使将它们据为己有，也非长久之计，不如送个顺水人情，让鲁隐公高兴高兴。“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这是最好笑的。鲁国得了这两座城，明明是占了人家便宜，偏又不好意思承认，硬说寤生此举是优先慰劳爵位更高的鲁隐公。言下之意，寤生固然正直，鲁国得这两城却也是理所当然的。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这里有个问题，鲁隐公和郑庄公都是“公”，为什么说鲁隐公的爵位比郑庄公高呢？原来，在周朝的封建制度中，诸侯是有等级的，从高到低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世袭辋替。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的几个国家，宋是公爵，宋国的国君也就被称为宋公；齐、鲁、卫、陈、蔡都是侯爵，这几个国家的国君也就相应地被称为某侯；郑是伯爵，郑国的国君则称为郑伯。同为诸侯，从爵位上讲，鲁隐公（侯爵）高于寤生（伯爵），因此《左传》有上述一说。另外，诸侯在生的时候有五等之分，死了之后一般统称为“某某公”，这个“公”可以视作当时诸侯的通称，并不代表具体的爵位。三国联军入侵宋国之后，宋国也相应采取了牵制战略，联合卫国派兵趁虚而入，进攻郑国，包围新郑。寤生得到消息，不得不从宋国撤军回防。七月上旬，郑军主力抵达新郑城郊，宋卫联军自忖不是郑军对手，连夜从新郑城外撤走。但是，宋殇公和卫宣公也许都觉得就这样空手而回，不好向父老乡亲交待，于是在回国途中，又联合蔡国人将郑国边境上的一个小国戴国给包围了。事实证明，爱贪小便宜的人总是吃大亏。正当宋、卫、蔡三国军队围攻戴国欲罢不能的时候，郑国大军悄然尾随而至，在戴国城下将三国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这一仗打得酣畅淋漓，打出了郑国军队的威风。事后蔡桓公埋怨说，宋公和卫侯骗了他，明明说好只打戴国的，偏偏又要绕到新郑城下去转一圈，去惹那个什么姬寤生，这下鸡飞蛋打了吧！寤生救戴有功，为了犒劳自己，顺手牵羊将戴国给吞并了。公元前713年因讨伐宋国而建立起来的齐、鲁、郑三国同盟，是春秋前期出现过的最牢固，也是最强大的国际联盟。齐、鲁雄踞山东，郑国威震河南，三个国家如同铁三角一般，牢牢控制了中原的局势。公元前713年冬天，讨伐宋国的征尘未洗，齐、郑二国又联合发动了讨伐郕国的战争。郕国是山东姬姓小国，其先祖成叔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讨伐郕国的理由，是因为郑伯奉王命讨伐宋国，号召各诸侯国参加，郕国却公然违抗王命，坐视不理。说实话，这个理由非常牵强。但是，强权即公理，那些年间，郑庄公、齐僖公和鲁隐公这三人认为谁有罪，谁就必定有罪了，简直是毫不含糊。面对如狼似虎的齐郑联军，郕国人没有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马上派人表示认错，请求原谅。战争使人上瘾，征服了郕国之后，寤生又将目光放到了许国身上。许国和齐国同是姜姓国家，其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省许昌市附近，离郑国很近。讨伐许国的理由，与讨伐郕国的理由是一样的。讨伐郕国，齐国是主谋；讨伐许国，则由郑国领衔主演，齐僖公和鲁隐公友情客串，各自带兵参加了这一场流血的盛宴。这确实是一场盛宴，因为交战双方的力量实在太不对等。然而，寤生却为这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争失去了一员猛将。出兵许国之前，寤生依照惯例，在郑国的大宫举行了授兵仪式。前面说过，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郑国的大宫里面供奉着自周厉王以来的列祖列宗。每逢有战事，国君都要亲自开启大宫的武库，将库藏的兵器取出来，象征性地授予部队的将领。待到战事结束，这些兵器还得缴回大宫收藏。正是在这次授兵仪式上，大夫公孙阏（字子都）与颖考叔因为一辆战车发生了争执。据《左传》记载，寤生的军旗名叫“蟊弧”，约有一丈二尺见方，旗竿长达三丈三尺，平时需要几个人一起抬动，才能将其立于戎车（国君或大将乘坐的战车）之上，以铁圈固定。为了激励斗志，寤生宣布，如果有哪位将领能够舞动“蟊弧”，便授予先锋职务，并将自己乘坐的戎车赐与他。第一个出场的是大夫瑕叔盈，他拔起大旗，紧紧握定，上前三步，后退三步，又放回车中，面不改色。第二个出场的是大夫颖考叔，他不但拔起大旗，而且左旋右转，将它舞得像车轮一般，观者无不骇然。颖考叔确实是虎将，然而做事未免不太厚道。因为第三个出场的公孙阏还没来得及表演，颖考叔便推着作为奖品的戎车跑了。用力大如牛来形容颖考叔或许还有点欠缺。因为他推着本来由四匹战马牵引的戎车，仍然健步如飞，公孙阏拔起一支长戟去追他，一直追到新郑的城门口都没追上。如此推算，颖考叔的功率至少是四马力以上，委实非常人所能及。公孙阏十分生气。虽然寤生最后以和稀泥的方式，给他和瑕叔盈各奖励了一辆战车，仍然不能平息他心中的怒火。在这本关于春秋的书中，我们将看到很多“公子某”或“公孙某”，仿佛公子和公孙是春秋年间最大的两个姓，有如今天的王姓或李姓，其实这是一种大大的误解。有必要对春秋时期的姓氏制度作一个粗略的说明。第一，春秋时期的中国，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一样，姓是贵族阶层独有的标志，而平民大众是没有姓的。春秋时期的“百姓”，和我们现在的“百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春秋时期的“百姓”指的是百官，是有姓的贵族的统称。第二，姓和氏是两个概念。贵族不止有姓，而且有氏，氏是姓的分支。也就是说，同一个姓，有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氏族分支。比如说，鲁、卫、郑、晋的国君都是姬姓，但他们分属不同的氏，而且就是以国名为氏，即鲁国国君为鲁氏，卫国国君为卫氏，以此类推。第三，周天子家被称为王室，周天子的儿子也就被称为“王子某”，他的孙子则被称为“王孙某”。各诸侯家被称为公室，诸侯的儿子也就被称为“公子某”，诸侯的孙子则被称为“公孙某”。可见，公子和公孙既非姓，也非氏，更主要是一种身份的代称。按照规定，公孙之子就不可再称为公孙，而应该以其祖父之字为氏。如《左传》所记载，鲁隐公年间，有一位叫无骇的贵族，其祖父是公子展，所以无骇死后，这个家族被鲁隐公赐以“展”氏，这在当时叫做“赐族”。公孙阏既然被称为“公孙”，必定是郑国的公室成员。而颖考叔呢？原本只是颖谷地方的小领主，连这个“颖”氏也不过是从地名得来的，因为给国君出过一个掘地见母的主意，便成为了国君身边的红人，这让根正苗红的公孙阏感到很不爽，这种不爽郁积在他心中已经有很多年。而这一次，颖考叔不但在授兵仪式上出尽了风头，而且将奖品据为己有，连表演的机会都没留给公孙阏，更加让公孙阏觉得忿忿不平。他将这种忿忿不平带到了战场上。公元前712年七月，三国同盟的大军将许城包围得水泄不通。颖考叔手持蟊弧大旗，第一个登上城墙，但是还没站稳，就被一支冷箭射中背心，坠城而亡。坠城的一刹那，他似乎看到了公孙阏阴险的笑容。没等众人回过神来，瑕叔盈又扛起蟊弧大旗，再一次登上了城墙，绕城大呼道：“郑伯登城啦！”联军士气大振，勇气倍增，纷纷登上城墙，一举攻破了城池。许军放弃了抵抗，许庄公换上平民的衣服，趁乱逃往卫国。三巨头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了许国。相比寤生的大方，齐僖公也不遑多让，当他们聚到一起商量瓜分许国的大事的时候，齐僖公主动提出，应当由鲁国来兼并许国。一向当仁不让的鲁隐公这回却谦虚起来了，对齐僖公说：“您说许国不听天子之命，因而要攻打它，寡人就责无旁贷地来了。现在许国已经罪有应得，即便有违您的好意，寡人也不敢将其据为己有。”于是将这份厚礼转让给郑庄公。读史至此，人便不觉精神恍惚，以为读的不是《春秋》，而是《镜花缘》——《镜花缘》中有个君子国，人人隐忍谦让，好处全让给别人，其中有个老太太怀孕八十余年仍未生育，不得已剖腹产，发现里面有两个白胡子老公公，为了谦让对方，仍在一个劲地说“您先请”。但是，仔细分析一下，齐僖公和鲁隐公的君子行为，其实是有原因的：借此巩固相互之间的同盟关系自然是一层考虑，更重要的是因为鞭长莫及。许国是一个小国，地处今天的河南省中南部，与郑国接壤，离山东的齐、鲁两国甚远，而且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国家。对于齐国和鲁国来说，即便得到许国，也是一块飞地，还不如送给郑国做人情。这与当年寤生将郜、防两城送给鲁国是同一个道理。问题是，两位国君这么一推让，本来对许国垂涎三尺的寤生倒是真的不好意思起来了。但是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他。几天之后，他派人找到了许庄公的弟弟新臣和许国大夫百里，将他们带到齐僖公和鲁隐公面前，说：“这次的事情，是因为上天降祸于许国，连鬼神都对许君不满意，所以借寡人之手来惩罚他。寡人只不过是在替天行道，你们能够体谅吗？”百里想，人也是你，鬼也是你，谁敢不“体谅”啊？当下点点头说：“体谅。”“寡人其实是个苦命人啊！”寤生话锋一转，“想想看，寡人连自己的父老兄弟尚不能相安，又怎敢因这件事沾沾自喜，自以为有功？寡人有个同胞弟弟，却不能跟他友爱相处，他的后人至今流落四方，寄人篱下，让寡人既伤心又无奈。”齐僖公和鲁隐公心里犯了一个嘀咕，这是在提哪茬呢？但是新臣和百里听了，却不寒而栗。这分明是在说，我可是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别提你们这些许国的亡国奴了！“必须声明的是，寡人丝毫没有长期占领许国的意愿。百里你是许国的老臣了，就有劳你辅佐新臣，安抚许国的民众吧！”寤生接着说。此言一出，在场的几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且慢，还有下文：“许国现在这个样子，单凭你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寡人已经决定了，派大夫公孙获帮助你们镇守许国。这是寡人的一片好意，请你们千万不要拒绝。”瞧您说的，这还有拒绝的余地吗？“当然，好事也不能无休止地做。寡人百年之后，如果上天原谅了许国，公孙获的使命也就结束了，自当还政于许君。但是寡人还有个不情之请，果真到了那一天，但凡我郑国有所请求，烦请你们纡尊降贵，将我们当作一家人，听从我们的安排。除此之外，不要让别的国家插手，与我郑国争夺这片土地，好吗？”话说得很客气，但意思一点也不含糊，公孙获驻军许国，一直要到寤生死了之后才能撤走。而且，撤军不代表放任自流，许国还是得听从郑国的安排，服从郑国的领导，不能有三心二意。“如果这点小小的请求你们都不答应，那我的子孙后代就有危险了，他们一旦自顾不暇，就更管不了许国的先祖。寡人让你们居住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许国，也是为了巩固郑国的边疆啊！”这是威胁，如果不答应郑国提出的条件，许国的先祖就无人祭祀，那就意味着许国彻底亡国了。百里赶紧拉着新臣朝寤生下拜，表示接受。寤生令百里和新臣居住在许城东部，而令公孙获驻守许城西部，并且嘱咐公孙获：“不要在许城搞任何形式的基础建设，我死之后就赶紧撤离，不要留恋。”公孙获表示不解。他不无伤感地解释道：“我的祖先桓公从王畿东迁到这片土地上，在这里兴建城池，开创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周朝毕竟已经衰落，我们这些周朝的子孙正在一天一天失去自己的地位。而许国，是四岳的后裔，上天既然已经厌弃了周人，我又凭借什么和许国相争呢？”说罢，还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眼睛。林语堂曾经说，中国的哲人是这样一种人：“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看穿了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和他自己努力的徒然，可是还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的道路。他很少幻灭，因为他没有虚幻的憧憬，很少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希望。他的精神就是这样解放了的。”这也许是寤生的精神世界的贴切写照。《左传》对于郑庄公的行为，也给予了正面评价，然而都是陈词滥调：“在对待许国这件事上，郑伯是符合礼法的。所谓礼法，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维护秩序的，是有利于后代的。许国不遵守礼法，郑国就讨伐它，低头认错了就放它一马。郑伯这真是以德服人，量力而行啊！”我只能说，寤生那两座城没白给鲁国。颖考叔的死让寤生感到非常伤心。他让部队杀鸡杀狗，诅咒射死颖考叔的人。《左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掩耳盗铃式的举动毫无意义，于政治和法治均无益处。寤生难道不知道颖考叔死于公孙阏之手吗？当然知道。但是，再怎么说公孙阏都是公室成员，一旦较真处理起来，恐怕给整个公室都抹黑，这是寤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一桩冤案就在鸡鸣犬吠的诅咒声中不了了之了。颖考叔的悲剧说明了两个道理：一是做人不能锋芒毕露，尤其是原本地位不高的人，即使有幸获居高位，也要坚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一颗平常心；二是千万不要得罪老板的亲戚，尤其是老板的小舅子之类的人物。【最高级别的以下犯上：弑君】公元前712年秋天的伐许之役，是三巨头最后一次会面。同年十月，寤生不顾鞍马劳顿，再一次利用王室卿士的身份，联合虢国讨伐宋国，并且取得重大胜利。就在他结束了对宋国的战争，喜滋滋地返回新郑的路上，他听到了从鲁国传来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鲁隐公被人暗杀了！对于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光用一个“震惊”来形容寤生的感受，恐怕是不够的。首先，从个人感情上讲，鲁隐公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他为人憨厚，文质彬彬，平易近人，而且总是知恩图报，为朋友的利益着想。在共同的东征西讨、恃强凌弱的过程中，寤生与鲁隐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在那个礼崩乐坏

成了最大的问题。当时有人建议前往河西、陇右，有人主张北上朔方直奔灵武，有的则认为应该直接奔赴太原和郭子仪、李光弼会合，甚至有的请求返回京城长安。总之一句话，马嵬驿兵变虽然没有引起更大的政治波动，但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室对于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一时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李隆基也没了主张。因为虽然经历了马嵬驿兵变，但李隆基内心依然没有改变前往蜀中的决定，但此时的他知道自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牢牢地将局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周围的声音逼迫他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倾听，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不断打嘴架的过程中，李隆基发现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发言，这个人就是时刻跟在自己身边的高力士。“力士啊！说说你的想法吧！”李隆基对高力士开口说道。高力士在众人纷纷发表意见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他也没有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相反高力士始终在揣测李隆基的心理，凭借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李隆基的了解，以及皇帝陛下急于寻找到安宁之地的心理，高力士拿准李隆基八成是想继续前往蜀中，所以当李隆基开口问他的时候，他说出了早已经设计好的话语：“陛下！老奴认为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但太原虽固，可是那个地方距离叛军实在太近，很是危险；朔方之地靠近边境，那里有很多胡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很难驾驭他们；而西凉距离咱们这里实在太遥远了，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是到达不了那的；蜀中虽然地方狭小，但却是块富庶之地，表里山河，内外险固，所以老奴认为还是应该前往蜀中。”当高力士缓缓说着上边这段话时，虽然李隆基没有给予任何的肯定，但从他那逐渐露出笑容的脸上看，他还是十分认可高力士所说的一切，只是当时众怒难犯，所以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依然保持沉默，不言所向。“高力士说得不错，可是蜀中虽然是理想的避难之地，但您能保证昨天参加兵变的将士们到达蜀中后能够绝对安全吗？高力士能保证杨国忠的旧部不清算这些人吗？”说话的人是韦谔。“更何况……高力士是您亲手帮助杨贵妃自缢的啊，无论如何您是跑不了的！”韦谔的话虽然难听，但却是实情，这一点恐怕连高力士也未必能够想到，前往蜀中有可能将他自己的性命也卷进去。所以韦谔说完后，高力士没有反驳，而是低下头默默不语。“依臣看来，如果真想回长安，必须要有御敌之策，我们这样慌张地出来，现在重新回去不是好办法，不如立即前往扶风，然后再做打算。”扶风（今陕西宝鸡东）地处关中与蜀中交界，西行可进蜀中，东行可退关中。韦谔事实上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来统一众人的意见，因为如果在马嵬驿耽误过多的时间，叛军有可能就会从背后追过来。韦谔的话一出口，便得到了李隆基和众多大臣的同意，在他们看来，眼下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就在李隆基决定起驾就道时，忽然被一群当地的百姓拦住去路。于是，一场“遮道请留”的大戏就此上演。“草民听到陛下要前往蜀中，这可万万不能啊！长安的宫阙那都是陛下的家居，陵墓都是陛下祖先的陵墓，如今陛下舍弃了这些东西，前往蜀中要做什么啊？”那些老百姓跪在李隆基面前，不断叩头着说道。不过在李隆基听起来，百姓们说的话有些讽刺的味道，让他顿时感觉惭愧至极。面对百姓们挽留外加讽刺式的话语，李隆基沉默良久，那一刻他觉得无论说什么，其言语都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所以他决定选择逃避，让太子李亨等人留下来安抚百姓，而他自己则带领禁军飞驰而去。让李隆基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成全了太子李亨的皇帝之梦，也让处在危机之中的大唐帝国开始重现生机。李隆基的离去让百姓们很是失望，现在太子留下了，他们当然不能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于是众人趁势围住太子李亨继续哀求道：“既然至尊不愿意留下，恳请殿下留下吧，我们愿率子弟跟从殿下杀回长安，如果殿下和至尊全都前往蜀中，谁做中原百姓之主？”坦白地讲，这场“遮道请留”的大戏是否也是李亨安排的，我们不能完全从史书中找到答案，但《旧唐书?李辅国传》记载：至马嵬驿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也就是说，东宫太子党当时已经有了抛却李隆基的意志，可以说李辅国的建议也是符合李亨心意的，毕竟蜀中是杨国忠的发迹之地，到了那里之后前途未卜，而且十八年始终在委曲求全中生存的李亨也肯定想摆脱桎梏。“遮道请留”事件并不一定像马嵬驿兵变那样，是一场精心谋划的事件。它很可能是一件偶然出现的事件，但这恰恰给了东宫太子党机会，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而李隆基不失时机地留下太子李亨安抚百姓，很可能他已经看出了东宫太子党的心思，要知道李隆基此时虽然已经老迈，但还不至于糊涂得一无所知。当李隆基留下太子亨后，百姓们的劝说虽然正中李亨的下怀，但十八年来那充满危机与险恶的生存环境，早已经使李亨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他是不可能过早暴露自己意图的。所以，当他听完百姓们真挚的话语后，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欣喜与激动的神情，反而以一种诚惶诚恐的姿态对百姓们说道：“至尊冒险远行，我这个太子怎么能够离开他呢？况且我也没有向至尊当面请辞啊！我还是将大家所说的话禀告至尊，我也尽量挽留他。”言罢，李亨准备策马前行。没想到李亨刚刚说完，三子建宁王李倓和宦官李辅国死死地抓住缰绳不放，同声相劝道：“安禄山谋反以来，四海分崩离析，今天殿下如果和至尊一同前往蜀中，叛军一旦烧毁栈道，中原地区从此就是叛军的天下了，现在殿下应该立即想着该如何平叛，使江山社稷重归于安，这才是最大的孝道啊！不必在意儿女情长那点区区的温情。”显然，当李亨回绝百姓们的劝说时，李倓和李辅国已经明白李亨的意图所在，作为东宫太子党的骨干成员，此时他们必须要做好配角儿。“建宁王说得很有道理，儿臣还是希望殿下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违背良策，不要辜负百姓们的期望啊！”忽然间，一个响亮的声音从人群中响起，这个人说完后立即跪倒在李亨的马前，说话的人是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顺便说一句，李俶就是后来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李俶跪在马前的举动，让百姓们更加坚定了挽留李亨的决心，于是众人纷纷效仿李俶也都跪倒在马前拦住李亨的去路。“既然大家执意让我留下，我必须要先禀明至尊，俶儿你去办这件事吧！”李亨见时机已经成熟，他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在众人挽留太子李亨的时候，李隆基虽然一直在前行，但他让众人放慢了脚步，等待李亨等人一同赶上来。可是他最终等来的却是长孙李俶，当他听完李俶的禀告后，这个垂垂老者不禁仰天长叹，感叹天意如此，自己只能顺势而为。“太子仁孝，希望你们能够好好辅佐他，不要挂念我，西北很多胡族部落，我待他们不薄，必要时可以引为外援。”随后，李隆基将禁军两千人及飞龙厩良马五百匹拨给了李俶并叮嘱道。至此，李隆基和李亨两个人分道扬镳。从马嵬驿兵变到“遮道请留”事件，就李亨的初衷来看，时刻是为了满足对最高权力的渴望，但他决定与李隆基分道扬镳在当时从客观结果上对处在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大唐帝国来讲却是一件幸事，从此以后李亨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担负起平定叛乱、重整河山的重任。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五日，在建宁王李倓的建议下，李亨带领众人前往自己曾经担任过朔方节度使的朔方镇。七月十日，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充满危机和艰辛的长途跋涉后，李亨终于抵达了朔方重镇灵武。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城南称帝，改元至德，成为大唐帝国的第八代皇帝。直到现在为止，李亨才真正有一种挣脱枷锁的快感，如愿圆了十八年的皇帝梦，从而结束了那惶惶不可终日的不堪回首的日子。是日，李亨下制书以告天下，在那篇长长的制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这既体现了李亨的一种决心，更像是一个预言，因为在此之后，李亨正是按照这句话的标准，努力使这个帝国重新回归正途。第三章重整河山故人出山从李隆基率领一行人长安仓皇出逃到李亨灵武称帝，大唐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在转瞬之间完成了角色转换，李亨顺应人心走向前台，而李隆基则避居蜀中退居二线。马嵬驿兵变虽然酿成了一场杀戮，但客观上也实现了大唐帝国新老交替任务。当然这要得益于安禄山在攻陷潼关后，并没有立即攻打长安，从而给了大唐帝国高层以喘息的机会。然而就在李隆基走出长安的十几天后，安禄山的大军最终还是打进了长安。所以，接下来留给李亨的将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当了皇帝固然让李亨十分兴奋，但接下来他必须要动用全国的力量迅速平定叛乱收复失地，重振昔日大唐帝国的雄风。作为曾经征战过沙场的李亨在完成皇位继承大典后，并没有过多地沉浸在喜悦中，而是立即以皇帝的名义首先将郭子仪和李光弼召至自己的麾下，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北都（今山西太原）留守；任命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三军，身肩平定叛乱、收复两京的重任。而正是李亨的这个任命，也让后来的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不断创建军功。在李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筹划部署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不仅仅只是一位统领兵马的将军，除了做好军事部署之外，作为皇帝的他还必须要统筹好全局，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他从马嵬驿带来的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李亨想到了一位故交，他坚信只要这个人来到自己的身边，自己将万事无忧。李亨想到的这个人名字叫李泌。李泌，字长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李泌七岁那年曾当面批评名相张九龄不该喜欢“软美者”（带有娘娘腔的文人学士），让张九龄佩服得连呼他为“小友”。天宝初年，李泌曾在嵩山上书论施政方略，深得李隆基的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官，就此与太子李亨结下深交，后来为杨国忠所忌，被迫归隐颖阳。李亨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李泌了，但年轻时代结下的友谊还是让李亨对这位才子颇为挂念，所以他决定派人前往颖阳请李泌出山辅佐自己。当李泌接到李亨的邀请后，他感受到了李亨的诚意，而且现在是李亨的天下，他不用再担心受到排挤，所以他义不容辞，欣然应征就道。至德元年（756年）八月，李泌晓行夜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李亨身边，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仕途之旅。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他居然会像姚崇、宋璟等那样，成为大唐帝国的中兴宰相。李泌的到来，让李亨感到无比欣慰。事实上在李泌到来后，当时的局势迫使他没有立即投身于平定叛乱中，而是积极协助李亨协调平衡李唐皇室成员的关系。当时摆在李亨面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平叛，但以李亨为核心的李唐皇室如果不能形成合力，平定叛乱无异于痴人说梦，李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李亨即位后很想立张良娣为后，便让李泌制书准备册封事宜。而李泌坚持要让李亨亲自下诏册封。张良娣的祖母是李隆基生母昭成皇后的亲妹妹，当年昭成皇后被武则天所杀，七岁的李隆基失去母爱，张良娣的祖母勇敢承担起了抚养李隆基的义务，关怀备至视同己出。李泌认为如果李亨亲自下诏，无疑是一次缓和长期以来李隆基和李亨之间因为权力斗争所产生矛盾的机会，这对于接下来的平叛大有益处。李隆基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太上皇的特殊身份还是决定了他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人。不可否认，李泌的初衷是好的，但张良娣的性格决定了她是个唯我独尊的人，她的所作所为也为刚刚到来的李泌出了不少难题，但作为政治家、战略家的李泌却很好地化解了所有难题。张良娣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被立为皇后意味着什么，她在刚刚到达灵武后便为李亨产下一子，取名为“佋”，在得知自己即将被立为皇后的消息后，她恃宠生骄竟然想要把刚出生的儿子立为将来的储君。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同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在未来最高统治权力归属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广平王李俶性格温和，对于深处动乱之中以及刚刚经历马嵬驿兵变的李唐皇室来讲，李俶明白此时此刻退让是理想的选择，然而性格耿直的建宁王李倓却选择了硬碰硬的对抗。对于张良娣而言，这场斗争本来并不占优势，是一场一对二的对抗。但无数的事实证明，在每一次政治斗争中，都会有政治投机分子夹杂其中，当时宦官李辅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看到张良娣受到皇帝的宠爱，所以选择和张良娣联手对抗李倓，而李俶因为选择了退让，所以这场斗争形势变成了只有李倓一个人在战斗。李倓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是孤军奋战，在他看来，只要自己坚持的，就一定要达到目的。为此他亲自找到李泌密谋清除张良娣和李辅国，但被李泌所制止，李泌告诉李倓目前这种局势下，尽量不要再为自己的父皇添乱，暂且隐忍，不要率先出手。不久后张良娣和李辅国知道了李倓有清除他们的想法，便率先出手，他们的策略是离间李倓和李俶的关系，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但由于招数过于低级，被李泌识破，李泌在李亨面前仔细分析利害关系，才让两位皇子成功渡过危机。李泌本以为一场危机在自己的周旋之下已经过去，但李倓显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知道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后，他勃然大怒，将李泌的忠告与叮嘱抛诸脑后，贸然晋见李亨揭露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事实证明，纵使你握有万般真理，但不合时宜的真理就是谬论。张良娣是李亨最宠爱的人，李辅国有拥立之功，两个人在李亨那里红得发紫，怎么可能指望李亨相信李倓一个毛头小子的话。所以李倓说完后，立刻受到了李亨的怒斥，他受到的评价是任意妄为，祸乱人心。这样一来就给了张良娣和李辅国机会，这两个人知道李亨的态度后，立即联手出招在李亨面前陷害李倓，说他之所以如此任意妄为是因为皇帝陛下没有让他做天下兵马大元帅，而且意欲谋害广平王李俶。于是大唐帝国的又一位皇子在皇帝的猜忌之下被无故地冤杀了。李倓被杀当时最受触动的当属广平王李俶，很长时间以来，他和弟弟李倓的关系十分和睦，现在弟弟无端死在张良娣和李辅国的手中，这让李俶很是愤怒，出于为弟弟报仇以及自保等多种原因的考虑，李俶决定不再选择退让，主动出击除掉张、李二人。当李泌得知李俶的愤怒及其计划时，他急匆匆地赶来制止李俶，由此两个人开始了一番充满玄机的对话：“广平王不可莽撞，难道不见建宁王之祸吗？我和陛下有约定，等到收复京师后，就重新回到深山隐居，成为平民远离祸患。”“先生如果离开了，那我就更加危险了啊！”“广平王不必忧虑，只要尽心尽孝就可以了，张良娣一个妇人只要顺从她，让她开心，她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但愿能像先生说的那样，我尽力而为吧。”通过李俶和李泌的对话来看，李泌固然有保护李俶的意思，但也有不愿意惹祸上身的味道。可以说李倓被杀让李俶陷入了孤立，事实上李泌告诉李俶的方法并不是就此妥协，而是一种变相的积蓄力量，人要跳得更高时，必先下蹲然后再跳起。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段对话也蕴含了李俶有意拉拢李泌的意味，因为李倓死后，李俶明白自己有可能会成为太子，而李倓被杀事件，对于李俶来讲有利有弊。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是利大于弊，首先因为他的隐忍，张良娣和李辅国逐渐忽视了李俶这个对手，而且通过和李泌的对话，他隐约觉

被强制的情况，他们也很少被束缚于土地上，或很少完全附属于主人。”同上；又见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度的个案研究》，第237—239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0页。这种协议的一个例证，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5页。?在17世纪初期，主人常常随心所欲的奸淫奴仆家庭的女性成员。有时他们非法地杀害或烧死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4页。?宣德时期（1426—1435）农奴的出现伴随着流民数量的增多。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5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6页。?西村数余区别出至少五种不同的奴仆或奴隶：家奴、逃避国家徭役的人、田间劳动者、田庄工头，还有那些投靠富人以事敲诈他人者。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29页；又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8页。?泽恩道弗尔《徽州的奴隶状况》随处可见。明代徽州佃奴往往是宋代佃奴的直系后代。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公元800—1600年中国绅士社会的发展》，第208—212页。?在徽州许多从事耕作的奴仆被派去开垦不易耕作的山地，搬石造田，大多数农民不愿意承担这样繁重的劳作。在营造梯田的过程中，奴仆们也砍伐树木，为他们的主人种植茶叶。这就生产了市场商品，促进了安徽商业的发展。叶显恩：《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第5—9页。?章有义：《从吴葆和堂庄仆条规看清代徽州庄仆制度》，第45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19页。?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1—692页。奴仆也为他们的主人经营商业。实际上，一些乡绅家庭往往以选择有经商经验者做代理人的方式投资于商业。这个代理人——他往往自己也拥有财富——作为回报同意“投靠”。虽然这个代理人自愿成为奴仆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抵押或是间接的保证，但是这种委任也给了代理人以逃避徭役的机会和有势力的主家的保护。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种情况可能会妨碍精明的事业家的出现，因为它鼓励了投资者坐吃利润的想法，而且也把管理权交给了相对乡绅的崇高社会地位而言还处于奴隶状态的中间人。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2—24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48页；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6—67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1—269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50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9—20页。有人认为，“纪纲仆”奴仆头目由于他们的实际权力和低下的社会地位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他们通过剥削他人和背叛主人来表达这种愤怒。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16—18世纪地主与农民的关系》，第17页。也有人认为，奴仆代理人是一些比自由人更粗暴的管家和更凶残的监工。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3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70—275页；又可参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691页。奴仆制实际上是重叠累积的。有大量事例说明，许多仍然依附于最初的主家的农奴，自己随后也占有了农奴。法律规定，奴仆不允许获得或购买乡绅的身份，但是据知太湖地区的奴仆代理人往往以这种方式获得乡绅身份。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一章中随处可见。?宁化地方志。引自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50页。?《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4页。根据正德年间（1506—1512）文人们的记载，松江地区的一般情况是大户人家以家长式资格通过契约把土地租给佃户。人们把这理解为相互的扶持。就理想的情况来看，在歉收的年景地主应该救济他们的佃户。这些地主常常住在乡下，亲自征收地租，享受佃户的酒食款待，同时也回赠礼物。到了16世纪后半期许多人记载说，这种传统的合作性保护——依附关系出现了衰退。这些材料记叙了外在地主和佃户之间在日益地互相猜忌和敌对，佃户们合伙拒缴地租。居密：《主人和奴仆》，第12—15页；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第272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28页。比如，一份1583年的材料表明，直到弘治和正德年间（1488—1521），乡绅们还是非常俭仆的，老百姓也较为富裕，而在嘉靖和隆庆（1522—1572）以后，乡绅们越来越富，而老百姓却日益穷困。1599年一份来自山西北部的大同的报告表明，在晚期的上等阶层日益奸诈蛮横，衙门里的胥吏全都在为所欲为，敲诈勒索百姓；父母与儿女之间也越来越缺少孝顺和尊敬。1609年山西太原地区的地方志说，自嘉靖和隆庆（1522—1572）以来，平民百姓变得不安分守己了，不再尊重老人；而且崇尚“左道”的人们大大地增多了。17世纪初期福建的地方志记载说，地主在遥远的地方坐吃地租，关系更为疏远，因此佃户们越来越容易拒交地租了。1619年沾化（在天津南169公里）地方志说，自从16世纪70年代以后，那个地区世风日下，权贵人家欺压贫弱，土地集中现象极为普遍。根据渭水南岸、西安东面的渭南地区的地方志记载，从16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那里也是世风日下。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43—150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7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许多材料说，“无赖”们聚集在城镇集市上，晚上又常常和大姓的世仆及衙门胥吏聚众赌博。在17世纪初，在集市进行赌博的情况明显增多。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43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3页；又可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很显然，生活在附近的少量自由农民的存在使得穷苦的奴仆们感到一切都被剥夺了。居密：《主人和奴仆》，第17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67—369页；又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94—95页；森正夫：《16—18世纪的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4—436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1页；肖尔：《中国明代的最后朝廷》，第54页；“铲平王”也有其他写法，傅路德和房兆楹编著的《明代人名辞典》，第1275页。?永新地区地方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6页；又见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5—246页；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永新在江西西部的井岗山区。?傅衣凌：《明清农民社会经济》，第130页；森正夫：《16—18世纪的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75页。?同上书，第128页。它与欧洲的粮食骚乱与纳税人抗议活动显然是很相似的。可对比英格兰这类运动的著名研究，见汤普森：《18世纪英国的道德经济思想》。?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30、137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5页。?同上书，第137—141页。?同上书，第124页。?同上书，第136页；又见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187—188页。?同上书，第176—178页；佐藤文俊：《明末袁时中之乱》，第223页。?滨岛敦俊：《乡村社会》，第12—13页。一个外住都浙江嘉善会的地主陈龙正在1630年致信另一个乡绅，详细述说了他出借稻米给贫苦农民的方法，并且建议采取相同的慈善做法，以为这个县的公益效力。他还创立了“同善会”，在城市穷苦人中行好事；同时，他要求乡绅服徭役，不要借免役占便宜。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50—51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236—238页。?家族族长也要给穷苦亲属一些好处，因为他们担心失去田庄的劳动力来源。如果能使同族的贫民留居乡里而不致流入城市，那么这些管理地主就随时都有劳动力的供应了。这可能会阻碍节省劳力的技术的采纳。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42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八卷，第3页。范文正就是范仲淹，著名的宋代学者和博爱主义者，他认为对公众的施舍救济是儒家绅士的责任，特威切特：《范氏家族》，见于各章。?同上书，第1页。?同上书第一六一卷，第16页。?参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九卷，第9页；又见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75、87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3—24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六一卷，第16页。当一个地区的豪家试图进入邻近地区时，这一地区的联系就会得到加强。比如，在冒襄的家乡，从长江到江阴间的如皋地区，那里贫苦的渔家住在泥沙沉积而成的岛屿上。当地方上的“豪家”想占有这些冲积地时，如皋当地的乡绅、知县和岛上居民都捐出收成的一部分，用于建造船只和购买武器，进行抵制。同上书第一一五卷，第41页。?这样，在明朝统治的最后30年里，尽管安徽桐城的乡绅免除了一些农民的债务，而且尽力采取救济措施，但是这个富庶地区的乡绅仍然在滥用特权。“以前对地方公益的关心似乎已经消失在狭隘的一己和家族的利益之中了。加之他们对普通百姓日益傲慢的态度，这就足以导致各乡绅家庭及亲属间的相互疏离，并在他们和社会其他人之间形成危险的对抗”。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7—68页。?丁伯格：《贤人与社会》，第132—134页；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8—181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181页。沈定平（音译）相信，晚明时期的阶级冲突在像海瑞和张居正这样的国家官僚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社会危机感；他也断言，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了在租佃关系方面的逐渐变迁，使得地租按照更加有利于种田人的方式得到调整（即变成定额租）。根据沈的看法，如果这种社会危机由于17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规模起义而得到了加强的话，这种进步是不可改变的。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66页。?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5—176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237—239、1632—163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43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8页。?1638年1000枚纯铜钱值9两银子；1640年它们只值银5两；1646年兑换率上升到17两银子换1000铜钱。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0页。?原棉的正常价格是每担棉值银3两到4两。在这个时期原棉价格降到每担只卖0.5到0.6两银子。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19页。?洪武时期（1368—1399）稻米的平均价格是一担值银0.46唡。永历时期，价格开始下降，在1460年到1490年之间降到每担0.44两。在15世纪的最后10年的对朝战争期间，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在17世纪20年代，米价稳步上升，达到每担白银0.927两。到30年代，米价已经翻了一番还要多，平均每担米为1.159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9—165页。据统计，从湖广到江南船运稻米的价格是它原价的两倍。帕金斯：《政府对工业化的阻碍》，第482页。?转引自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3页；又见埃尔文：《均衡技巧》，第169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1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90—191页，及其《嘉定忠君》，第202—203页。?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1页。顾大任在广东任按察使，后来退休回到苏州。他的传记描写了当时这个城市的情形：“十四年，苏州大疫，饥馑载道，顾倾囊赈济，赖活甚多，家竟中落，仅存一屋，青苔满壁。”1644年顾大任曾经两次想自杀，每次都被其仆人劝阻了。两年后他得了中风，开始吐血，死前大呼：“皇帝，臣来也。”气绝而亡。钱咏：《履园丛话》，第121—122页。上海被叫做“小苏州”，因为它是过往商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地，而且也因为它的庞大人口。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6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那个春天白米卖到了每担5两银子。一些官员建议当地的乡绅开设粥铺，但是许多人在来此之前就死在了路边。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14页；科尔森生动地描述了其他社会类似的情况，在那些地方，农民或是由于缺乏工具与知识，或是种惯了能换钱的作物，已经不能再从事基本农作物的种植了。科尔森：《丰年与荒年》，第11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13—114页。?埃尔文：《近代以前中国纺织工业技术的经济面面观》，第41页。?《罗马基督教社区档案》，日本，第122号（对开本第204—242页），第213—214页（材料由小韦尔斯提供）。在此之前，由一名佛教徒为首的一个地方教派在乡村地区招收了大量信徒，而这个地方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也是上海附近地区最多的。当地官员对基督教徒和当地教派同时加以查讯，释放了前者，对后者却加以鞭笞。见上书，第212—213页。据报告说，在1650年，上海的基督教人口总数已达1.8—2万人。邓恩：《一代伟人》，第308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6页。可能因为17世纪50年代在湖北和河南也发生了“奴变”，使得农奴和奴婢赎回自由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到18世纪初，特别是1685年以后，大多数农奴契约由没有公证的“白契”变成了有公证的“红契”或“印契”。前者被认为是暂时的契约，而后者则规定了长期的义务。清初期和中期的法律条文规定，穷困潦倒的百姓可以签订“白契”，如果他们后来攒够了钱，他们就可以用从良妓女的那种方式“赎身”。到雍正时期，“红契”不再使用。不过雍正时期所谓的废奴被历史学家们过分地强调了。许多史料不仅表明，在18世纪40年代江苏等地，仍然存在着变卖儿童给富户人家、平民因与农奴结婚（这被叫做“招配”）或是因为“投靠”而变成农奴的情况，而且还表明，各地司法机关支持地主惩罚农奴，并禁止奴婢反抗主人。在18世纪还有许多奴仆在争吵中杀死主人的事例。韦庆远、吴其雁、鲁肃：《清代奴婢制度》，第7、23—27、34、45、52—53页；又见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0页；沃特森：《人口买卖》，第223页。?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0页。?宋乞任命了12个武装起来的奴仆伙伴

史人物丛谈》，第116—119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5—26页；《南明》，第73—75、86—88、116—119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孙可望囚禁永历皇帝，是原由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成了南明主要抵抗力量的证据，尤其是在南明末期。顾诚指出：孙可望首先要求与南明联合抗清，而他封王的请求只是前述动机的一个附带事件，因此他提出，大西军并不是一支复明军，而是仍旧忠于张献忠事业的军队。孙可望及其部下仍以帝号称张献忠：太祖高皇帝。在与永历政权联合时期，大西军仍为大西政权修史，并编写“太祖本纪”。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3—154页。?贺王盛与眭本的供词，见两江总督马国柱奏章。据马国柱所奏，贺王盛为明朝进士，其父为明市政使。《南明史料》，第375—377页。?饶经供词，见马国柱奏章，《南明史料》，第377页。?《南明史料》，第380页。?饶经供词，见《南明史料》，第377页。应注意这毕竟是对清朝政府的一份供词，故饶经可能企图使审讯者相信，他只是由于疏忽而被卷入的，平一统骗他参与了密谋。?董焕奎的供词，见马国柱奏章，《南明史料》，第379—380页。如果密谋者得知了南明军队在1652年下半年的进展，最初可能会大受鼓舞。当时李定国重新攻占湖南南部，再次夺取贵州，在广西击败了清朝大军。与此同时，刘文秀挡住了吴三桂的南进之路，除川北之外，几乎占领了整个四川。1653至1654年间，为控制广东、广西和湖南，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哪一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6页；《南明》，第117页。?《大清一统志》第七十六卷；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张名振曾三次攻入长江口：1653年5月，1654年4月及5月。其部曾切断了大运河漕运，并在金沙岛誓师复明。斯特鲁弗：《南明》，第14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四卷，第15页。?同上。?褚华：《沪城备考》第六卷。?饶经供词，见前引《南明史料》，第379页。?《南明史料》，第375—376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380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顺治皇帝企图使郑成功投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郑成功（他曾是钱谦益的学生）拒绝了其父郑芝龙要他向清廷投降（像他自己一样）的请求，不过清政府与这位海盗之间的信使交往，已形成一项协议，同意由郑成功完全控制福建的漳、泉和广东的潮、惠四州。但顺治皇帝坚持郑成功必须剃发蓄辫，为郑成功所拒绝。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38—439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40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8—141页；《心理与历史上的郑成功》，第7页。据荷兰人说，郑成功的不少兵卒，因不堪忍受他严格的纪律而投降了清朝。见巴达维亚议会1653年5月26日给总督弗伯格的急件，录于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59—460页。?《南明史料》，第273—274页。这些关于江南受到威胁的奏报，恰巧与来自遥远南方广东的求援急报同时到达。1654年初春，李定国进攻广州与雷州；5、6月份，其部又攻罗定、阳春。稍后，此年10月，李定国包围了广州城，在广州城外建立了他的省政府，同时切断了城内驻防的尚可喜军队的所有给养供应。李定国明确地希望郑成功能够前来参战，但未能如愿。相反，从南京开来了一支由朱玛喇统率的清朝援军，李定国4万士卒被击溃。1655年3月，他被逐出广西的高州。斯特鲁弗：《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南明大事概要》，第26—27页。?谈迁：《北游录》，第39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3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0—551页。不过吕元驄《翰林院》第99—100页对此事解释有误。?当时的人已经注意到下一代江南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意愿（他们中有许多是复明分子的子弟）。陈确（1604—1677）的子弟也参加了科举，他记道：“甲申之后，吾辈出身求试者盖寡，然子裔皆渐就试焉”。戴名世（1653—1713）亦云：“自明室颠亡，东南旧作宦者多以节气，不愿出仕矣。然其家室子弟仍以学为业，求科举功名如旧，多不以为耻。”均见何冠彪：《论明遗民子弟的出仕》，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19页。彭之凤（1658年湖南进士）是另一个出身南方的“新人”，他在这几年参加清政府，仕途显赫。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征》第五十卷，第33页。?吴伟业于是仍任祭酒，纂修《圣训》，并校订《孝经》。直至1657年，因母丧返回江南。实际上他可能是受到了这一年的科场案的牵连。吴伟业：《吴诗集览》辛卷，第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2—883页。关于科闱案，见福格尔译：《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第20页。?谈迁：《北游录》，第372页。丁思孔之父丁文盛于1622年降清。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744—3745页。范承谟是范文程的次子。在清廷准许旗人参加科举之前，他任御前侍卫。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15—1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一二一卷，第3页。御前侍卫总共由570名满、蒙、汉军官组成，守卫紫禁城城门及大内的宫殿。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9页。清初，半数的翰林院庶吉士被选来学习满文，以便为皇帝翻译文件。中选者一般年轻英俊，嗓音悦耳。所有这些特长有助于他们迅速学会满文，易于与皇帝及其他大臣相处。这班学生如此的仪表堂堂，也就意味着他们一旦完成学业，常常会被选来在礼仪庆典中担任司仪。吕元驄：《翰林院》，第66—67页。?1655年秋，总共有18位官员被调出内院，升官一级。查慎行：《人海记》第一卷，第46页。在这一时期，洪承畴之子洪士钦也于1655年中进士二甲，进入官场。因洪士钦已为旗人数年，谙熟满洲法规，顺治下令直接授以知县或主事。洪士钦后来便授官主事。《明清史料》第一册，第55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8页。?冈本跻：《过渡时期南方中国官员的政治和道德危机》，第5页。顺治特别倚重浙江籍的“新人”来主持科举。1657年，诸省25员提督学政官中，有10员是浙江人，都是于1649、1652及1655年中进士及第的。法式善：《清秘述闻》。1644至1795年间所任命的189名翰林院高级官员中，有148名（78％）是浙江或江南人氏。相比于中国其他地区，这两地书院林立，熟师众多，最具备培训学生科举考试本领的条件。吕元驄：《翰林院》，第15页。?这也不是说顺治皇帝不再倚重其满族的支持者了。与鳌拜摄政时的说法相反，当时顺治十分关心满人的地位。例如在1654至1655年间，许多人抱怨对窝藏逃人者的刑罚过重。1655年4月，皇帝为这些法律条文做辩护，认为必须维持这些条文，否则满人就会失去奴仆。“若然，谁将为我等之奴？我等将何以处？满人之艰辛谁人问之？”凯斯勒：《康熙与清统治的巩固》，第16—17页；参见杨学琛：《关于清初的“逃人法”》，第46—4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二五一卷，第6页。刘正宗之弟名叫刘正学，尽管曾经服事于郑成功，但由于刘正宗之故，他仍被委派在清军中供职。另一兄弟刘芳名，官至总兵。与陈名夏一样，因伪造顺治遗诏一事而特别受到谴责的刘正宗，反映了某些明朝后期宫廷的任人挟私的陋习。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55页；《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8—269页；《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朋党》，第18页。顺治去世的18个月前，都御史魏裔介上章弹劾刘正宗和张缙彦。1660年7月7日，魏裔介提醒皇帝注意张缙彦为刘正宗一部诗集所作序言中的一个辞语。其词曰“将明之才”，也可理解为“辅佐明朝之才”，故刘正宗被夺去大学士之职，籍没了一半家产，张缙彦终身流放宁古塔。汤姆·费席尔：《忠明态度与文字狱》，第6—7页；《贰臣传》第八卷。?1655年，闽浙总督以周亮工贪酷，对之加以弹劾。周亮工被遣送回福建受审。当郑成功进攻时，他正在福州狱中。值此危急之际，他被暂时释放出来，负责城防。然而此后又被召回北京，继续受审。1661年康熙登基大赦时，他仍在狱中。后继任江南江安粮道。1669年，他再次被劾贪贿，次年大赦时被释放。两年后他死了。《贰臣传》第二十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3—174页。与钱谦益一样，周亮工以其保护了前明遗民，特别是保护了成为清初南京诸大师的那几位艺术家，为自己的降清做辩护。由明朝遗民、诗人、画家龚贤于1669年所撰的一篇碑文暗示说，遗民们对周亮工保护了他以前在复社的朋友们十分赞赏。龚贤是周亮工的邻居。杰罗姆·西尔伯格德：《龚贤的绘画和诗歌》，第564页。?魏裔介一直是他认为承明而来的颓废之风最积极的批评者之一。1654年10月25日，他上奏道：“今自明季以来，风俗颓靡，僭越无度，浮屠盛行，礼乐崩坏。臣数年来在都门见隶卒倡优之徒，服色艳丽；负贩市侩之伍，舆马赫奕；庶人之妻，珠玉炫耀。虽经禁约，全不遵行。丧事之家，尽耗资财，以供焚毁。”《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25页。魏裔介为天主教徒，这当然是秘密的。他攻击佛寺的腐朽现象，力主恢复创立明朝的洪武皇帝的严法，禁止僧人外出，不许庶民舍子入寺，等等。他抨击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社会已变得四分五裂了，未能齐心一致。人们醉心于追求私利，传统的制度衰落了。例如乡约制：“乡约六谕之教为虚文，千百中无一人奉行者，欲民之不困于财而兴于礼让也得乎？”因此需要进行一次正规化的大改革，恢复这些礼仪，约束人们对私利的追求，重新组织社会，复归务农之本，以最终达到安邦治民的目的。“凡一以道同风，使民务于孝悌力田，而国家收富强之用。”同上书第一卷，第26页。?王士祯（1656年河南进士）是另一位“新人”，他既是康熙朝的一个主要大臣，又是当时最著名的诗人之一。1659年，他任扬州巡检期间，结识了江苏许多重要的诗人，包括钱谦益与冒襄。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31—832页。?1656年4月18日诏敕，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0页引。关于御史对陈之遴的弹章，见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01页。从“京债”一事，便可在某种程度上窥见降清的南方汉人地位之脆弱。稍后，思想家朱之瑜对“京债”做过描述。1657—1658年间，在复明分子将从海上发起一场进攻之前，朱之瑜曾到江南沿海去搜集情报。根据他的报告说，当一位降清者需要寻求政治上的保护时，他就竭力寻找一个重要的旗人大臣，付给他一笔钱财。而且，这并不是一次性的付款，而是每年都得支付一次，甚至那降清者离京去地方任职后，也是这样。朱之瑜指出：这意味着就像渔人用鸬鹚捕鱼一样，旗人大臣可以利用汉官来“渔民”。也就是说，高级满官通过这种方式，以降清官员为代理人，间接地从百姓头上征敛了一种附加税。朱之瑜：《朱舜水文选》，第57页。关于朱之瑜的南方之行，见欧内斯特·W·克莱门特：《17世纪日本水户的中国难民》。如果皇帝了解“京债”的话，他就又有了一个理由撇开降清的汉人，而任用“新人”了。?1648—1649年间，郑成功占领了大陆上毗邻澳门、金门的那片土地，1650年，占领潮州地区。1652年，他围攻漳州数月，并袭击了清军在福建的基地。他在表面上尽忠于永历政权，却又让鲁王居住于厦门、金门，从1652年直至1662年鲁王去世。1653年，鲁王封他为漳国公。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7—28页；庄延龄：《满洲的海战》，第276—278页。?据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7页。他卒于1656年1月24日。?《南明史料》，第453—458页。?褚华：《沪城备考》，第1—6页。然而再往南一点，清朝水军的运气就不那么好了。郑成功与清廷之间的谈判破裂后，满清于1655年命宗室济度率领一支远征军讨伐郑成功。是年10月，济度抵达福建。七个月后，即1656年5月9日，他率兵船袭击金门。一场风暴阻止了这场战斗，清军的舰船几乎全军覆没。斯特鲁弗：《南明》，第144—145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04页。?中央官员的子弟可以在北京参加会试（举人），而不必回到家乡去。1657年，8名京官子弟的贡生贿赂了14名京城的主考官。其中有1名贡生是大学士王永吉的侄子。这一丑闻被揭发出来后，礼部与吏部的官员进而对在南京举行的江南会试也产生了怀疑。调查结果表明，南京的会试并没有大的违法行为。但应试者一知道考试的结果要被仔细核查，就纷纷匆忙地离开了南京。就众人看来，这似乎正证明了他们做贼心虚。因此当他们的船只沿着大运河航行时，苏州、常熟的士人尾随着他们，叫喊辱骂。这样，在南京考得蛮不错的贡生们，就不得不再考了一次。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6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191—192页；孟森：《心史丛刊》，第33—35页。?杨雍建就是在1660年力主严禁党社的那位御史，故小野和子认为，这场朝议与早些时候的科场丑闻有直接联系。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2—343页。?同时，杨雍建坚持认为官员的德行比才干重要。他建议任命孝行卓著者为知县或县丞。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99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01—102页；《清初的御史、摄政和皇帝》，第94—9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793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6页。在对南方文人小团体及官员们对它们的庇护行为进行打击的同时，清朝政府又竭力阻止士人与天主教传道士接触，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坚持正统观念的人，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清教徒，将天主教和佛教二者与缙绅阶级的堕落联系了起来。张履祥（1611—1674）在其《劝学》中写道：“近来士大夫多以僧侣为师。江南士人至今妻妾称徒于僧侣之门。自灾乱以来，钱粮甚乏，人虽不能堪，然僧侣聚以布道之处，日见寺观之建。”张履祥把佛教信仰描述成一种彻头彻尾的狂热，它已使江南人士中邪入迷了。对天主教的虔诚也是一样，它在杭州广为传播，外国传教士（他们起初是以数学家的身份出现的）已使人们抛弃了对祖先的祭典与儒家的礼仪。对张履祥来说，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文化上的叛逆行为。官员们既背叛了君主，也背叛了他们的道德职责。他们“为夷人所化”。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二十七卷，第12页。清廷在阻止儒生与基督教传教士的接触方面，做得很成功。他们把天主教徒从缙绅们的学友变成了皇帝的顾问。正如杰内所指出的那样：“在满族人统治下，基督教神父们就不再像利玛窦一样，有机会参加

进西苑后，李隆基因为内心十分抑郁而身染重病，皇帝李亨也因为怏怏不乐而卧病在床时，当时身为太子的李豫的地位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但李豫并没有顾忌很多，在自己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李豫不顾李辅国的嚣张跋扈，不分白天黑夜地往来于两宫之内，悉心侍奉太上皇和父皇。对于李隆基而言，李豫算是尽了孝道，平稳将太上皇送到了人生终点，这个李隆基最为宠爱的嫡皇孙终于没有辜负于他。但对于父皇李亨来讲，李豫直到他临去世的那天，内心依然充满无限的遗憾，只因为自己的父皇在李辅国发动的兵变中惊恐过世，而自己却因为李辅国的强行软禁，不能在父皇身边陪他最后一程。值得一提的是，在李豫派杀手除掉李辅国后，他将杀手带回来的李辅国的一只手臂送至埋葬父皇李亨的泰陵进行祭奠，这既是一种发泄，也是一种告慰。坦白地讲，李豫的一生有诸多遗憾，他贵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却没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皇李亨看到安史叛乱的彻底平定。生母吴太后英年早逝，让李豫过早失去了母爱，虽然他一直生活在李隆基设置的百孙院中，生活似乎并不孤单，但谁都明白无论是谁也代替不了母亲。所以成年之后的李豫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仁慈，如极度忍受三大宦官和权臣元载的嚣张跋扈，以及姑息河朔三镇的做法，表面看起来实在与他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颇为不符，但在我看来除了某些客观因素之外，不能不与他过早失去母爱，进而形成了一种柔弱的性格有关。从这一点来看，李豫很像他的先祖唐高宗李治。除了对待父母留有诸多遗憾之外，事实上李豫的情感之路走得也是颇为不顺。对情感道路上的遗憾，李豫除了埋藏在内心之外，他还付诸实际行动想要去弥补，他的做法和李唐诸多先帝相比，颇有些感性色彩，甚至可以说不能用理智去控制。在唐朝所有的皇帝中，没有哪个会把自己的皇后遗失，李豫是唯一的一个，当然这不能怪他。皇后沈氏出身江南太湖流域名门，祖辈世代为官，父亲沈易直曾官至秘书监。沈氏温婉贤良，在开元二十二年被选入东宫，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李亨赐给了广平王府，就这样沈氏来到了李豫身边，不久后成为了广平王妃。李豫和沈氏十分恩爱，一起走过了十六年的岁月，这十六年里两个人相濡以沫，在人生道路上互相搀扶、互相支持，两个人本以为他们的生活就这样平静地过下去，但安史之乱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平静。李隆基带领众人仓皇逃离长安时，除自己的嫔妃、皇子、皇孙及公主之外，其余人全都因来不及召集而丢弃在长安，这其中也包括沈氏。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沈氏被迫做了俘虏，送进东都洛阳掖庭宫为奴，后来李豫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后收复洛阳后，重新找到沈氏，当再见面时想起沈氏经历的种种苦难，李豫不禁伤感万分，从那一刻起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让沈氏受委屈。李豫将沈氏安置在洛阳宫中，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他此刻还不能和沈氏尽叙相思之情，他必须要时刻以平叛为己任，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只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奋力拼杀疆场之际，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虽然李豫很快重新收复洛阳，但沈氏却不知去向。当时李豫派人四处寻找，但每次传回来的消息都是没有结果。随着一批批人的空手而还，李豫开始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虽然他努力地不想让脑海中涌现出那股不祥的想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沈氏可能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每当想起沈氏在乱军之中，渴求回到自己丈夫身边的场景时，李豫总会伤心绝望地大哭起来，对于大唐帝国而言，李豫尽到了责任，但对于妻子而言，李豫显然觉得有愧于她。只是，这种愧疚是一辈子再也无法弥补的！虽然遍寻沈氏无着，但既然没有找到尸体，李豫的心中总还抱有一线希望，当了皇帝后李豫派人继续到全国各地寻找沈氏，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李豫也从没放弃努力，只希望上天能够给他带来奇迹，让沈氏重新回到他的身边。永泰元年（765年）七月，外出寻找沈氏的特使为李豫带回一个消息，说寿州崇善寺有一个尼姑叫广澄，自己登门前来说是太子李适的生母沈氏，李豫听到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即让人将这个自称沈氏的尼姑广澄召进宫来。李豫本以为自己的努力真的换来上天的回报，而且当他见到“沈氏”后，也确实发现这个尼姑广澄和沈氏容貌相似，只是因为很多年过去了，显得过于苍老。兴奋之下的李豫本以为真的找到了沈氏，就在他准备迎回“沈氏”时，这个尼姑广澄终于露馅，在面对太子李适时，她居然不认识。经过审查核实，这个自称为沈氏的尼姑广澄原来是太子李适年幼时住在大明宫少阳院中的一个乳母，这么多年太子早已经长大成人，她是不可能认出李适的。气急败坏的李豫一怒之下，下令将这个冒牌货鞭杀于午门之外。直到唐德宗李适即位后，他依然对生母沈氏存活在世上抱有一线希望，他执意派人继续在全国范围寻找，等来的却是和当年父皇李豫一样的结果——冒牌货不断。最逼真的一次，李适居然已经完成了认母仪式，结果高力士的养子高承悦从外地赶到京城上奏说这个“沈太后”的真实身份是高力士的养女。李适得到消息后，派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前去查验，结果证实确实“沈太后”的真实身份确实是高力士的养女，只是年龄相仿，相貌十分相似，而且手指和沈氏一样都有刀伤。不过李适的处理方法和李豫不同，他下令免罪放还这个冒牌货，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朕宁受百欺，欲以后求得一真！”自此之后，世上再无关于沈氏的消息，李适只好追谥沈氏为睿真皇太后，奉祭服葬于埋葬李豫的元陵。……久寻沈氏未果，李豫最终被迫接受了现实，大历三年（768年）二月册封后宫的独孤氏为贵妃。值得一提的是，后宫之中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这说明李豫虽然钟爱独孤氏，但在内心深处谁也不能取代沈氏的位置，甚至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也没有册立皇后。或许是因为他恪守太子之母应为皇后的惯例，从而想把皇后的位子留给沈氏。但在我看来，一个男人只有对深深扎根于自己加心中的女人，他才会做出如此举动，何况李豫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可以有诸多选择，但最终没能迈出那一步，这足以说明沈氏已经深深烙印在李豫的灵魂深处，即使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也会自难忘。独孤氏的出现让李豫的生活逐渐恢复了生机，而且独孤氏和沈氏一样，都是温婉贤良的女子，其家族为三朝外戚，独孤氏以姿色绝美而被选入宫中，受到李豫的宠爱。独孤氏为李豫生下了韩王李洄和华阳公主，尤其是华阳公主因为聪明过人，善于随着李豫的喜憎而应对，受到李豫的特别钟爱，但大历九年（775年）十月，华阳公主因病夭亡，李豫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但李豫怎么也不会想到，华阳公主的病逝为独孤氏带来的是致命的打击。独孤氏仅仅在为李豫带来七年的美好时光后既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大历十年（775年）十月，独孤氏因为思念华阳公主过度而身染重病，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来不及和她的夫君说上一句话便撒手西去。刚刚走出沈氏阴影没几年光景的李豫，几乎承受不了这连续发生的不幸而遭到沉重的打击，在一阵近乎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中，李豫下令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以便天天探视。自此之后，李豫几乎每天都到内殿看望独孤氏，每次当他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静静地躺在那里，犹如熟睡一般，李豫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唤醒她，但很快现实告诉他，这个自己心爱的女人早已经和他人鬼殊途。李豫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中长达三年的时间，一直不忍下葬，直到大历十三年（778年）十月，才在朝臣的一致请求下，安葬独孤氏于庄陵（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下葬的那天空中飘起了小雨，似乎是被李豫的痴情而感动得落泪，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李豫目送爱妻的棺椁逐渐埋入黄土之中，虽已经过去三年的时间，但那一刻李豫还是犹如被撕裂了心肺一样而失声痛哭。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纳兰性德《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在我看来，李豫虽然不知道千百年后纳兰性德会写出如此凄美的爱情挽词，但这首词确实最能反映李豫当时那种肝肠寸断的感觉。李豫一生情路波折，沈氏的不知所终，独孤氏的突然离世和华阳公主的夭亡，都让他悲痛至极，甚至完全超出了他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在安葬独孤氏的一年后，李豫陷入了漫长的忧郁之中而一病不起。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李豫在精神极度虚弱之中病逝于紫宸殿，走完了他五十四年的人生之路。因为情路波折，李豫始终在精神重压之下生活，同时也形成了他复杂的心态。千百年来很多人诟病他的政治策略，但是当你明白他的政治策略是反复平衡他那复杂心态后而作出的决定时，你就会理解这个仁慈的皇帝原来有许多不被人理解的苦衷。复杂的心态李豫所处的时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而言，都是剧烈动荡变化的时代。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李豫是帝国百孙院中的佼佼者，接受了优越良好的文化教养，是唐玄宗李隆基最钟爱的嫡皇孙。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筹部署安排平叛工作，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进而在李辅国发动的政变中被拥戴为帝。当上皇帝后他在动乱之后努力寻求大治，改革漕运和税制是他治国中的亮点，而再造李唐一统河山、稳坐皇位是他不懈的追求。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的作为，很长时间以来他都给人一种性格谦和、心胸开阔、宽而善断、喜怒不形于色的感觉。但李豫一生中让人诟病最多的，却是他对河朔三镇的姑息，因为从整个唐朝的宏观历史来看，大唐帝国的逐渐衰落和分崩离析，河朔三镇的危害是源头之一。尽管李豫姑息河朔三镇有其各种复杂的原因，但李豫作为一国之主，他本心是不可能更不愿意对危害李唐皇权的个人或势力进行姑息的。李豫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本身源于一种复杂的局势，当然还有他那复杂的心态。可以说，对河朔三镇的纵容中既有形势所迫，也有其性格使然。从形势上来看，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大唐帝国已经元气大伤，失去内重外轻的军事态势，兵力布局被打乱，西北边防空虚，如需要彻底根治安史旧部的残余势力，仅仅依靠帝国自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借助回纥等西北胡族的兵力，但在平叛的过程中，回纥部族虽然作战勇猛，但他们同样表现出了野蛮的习性，不仅在长安大肆烧杀抢掠，而且损毁宫殿，胡作非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帝国的利益，这一点李豫深有感触，所以从李豫内心来讲，随着叛乱的渐趋平定，是不想再继续引狼入室的。不借助回纥等部族的兵力，就无法采用武力手段彻底剿灭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要知道人家虽然名曰残余势力，但手中的兵马和武器并不残缺，所以摆在李豫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招降收编。但李豫清楚地知道，他准备招降收编的这些人可不是那些市井无赖，随便发个告示，把对方哄进京城，然后给个官做就万事大吉的。招降这些人的前提首先必须是不能损害对方原有的利益，在那些安史旧部看来，他们最担心被损害的利益，就是失去已经占领的地盘和军队，如果李豫处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再起战乱，所以李豫只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已经形成的格局不变。而且当时摆在李豫面前的还有吐蕃这只老虎，在安史叛乱刚刚平定时，吐蕃人便挥师前来，最终迫使李豫放弃长安逃往陕郡。当时连战略眼光独到的郭子仪也上疏李豫，认为吐蕃、党项部落虽然属于蛮夷，但因为地理位置特殊，且民风彪悍拥兵甚重，对于他们的入寇，绝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而要想长期做好防御准备，首先内部必须要安定，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可以说李豫之所以姑息安史叛军，顾忌吐蕃这个外敌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针对上述这些现实处境，李豫为当时深处动荡的大唐帝国制订了一个战略计划，那就是在根除安史叛军残余势力尚感力量不足之时，暂时姑息安史旧部，并对仆固怀恩和河朔的骄兵强将暂时实行两个方面的妥协以求平稳。在李豫看来，只要保持住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对外专心防御吐蕃、回纥、党项等部族，进而稳住帝国的整个局面，然后再励精图治，待到帝国恢复元气后，再一点点地根除安史旧部的隐患。其实，当时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供李豫选择，一边是一触即发的战乱，一边是使用隐忍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未来却有更大的空间去清除隐患，我想无论是谁都会选择第二条路径。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河朔三镇会形成，为什么仆固怀恩会叛乱那么久而不倒，为什么吐蕃人在撤出长安后，李豫没有继续组织反击，其实这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相信在面对这种局面时，李豫的内心一定是苦闷的，因为这与他内心的期望实在相去甚远，但面对依然深陷困境的国家，李豫又能怎样呢？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隐忍，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妥协，但李豫始终没有丢掉恢复太平盛世的理想，只是历史在他完成使命后，并没有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河朔三镇居然成为了大唐帝国后期祸患的一个源头，我想李豫如果在天有灵，定不会瞑目。或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局限性！从性格角度而言，李豫虽然具备仁慈之心，但很多时候也表现出左右摇摆的态度，如从重儒遵道到独崇佛教，最后又重新归于儒家实行仁政，就可以看出李豫在某些时候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坚定。在李豫之前，李唐皇族崇信道教，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虽然也有少数人（如武则天）信仰佛教，但基本上都是佛道二教并重，并没有偏向哪一方面。但到了李豫这里，情况出现了另一种变化。在大历二年（767年）之前，李豫和他的先辈们一样，特别喜好儒道，专习《礼》《易》，崇尚仁孝。可是从大历二年开始，随着元载、王缙等人逐渐被重用，李豫的行为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元载进入宰相班子后，李豫忽然间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元载和王缙都是佛教的狂热信奉者，在鱼朝恩被清除之前，元载一直都是李豫的宠臣，所以李豫对佛教产生兴趣不能不说与元载的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但由于性格偏软的原因，从元载被重用的那一天起，李豫就对佛教陷入了一种非正常对待的状态，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进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由于佞佛过度，朝臣争相效仿，以至于政事懈怠，朝纲开始出现些许紊乱。然而事实上，元载的影响力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关键还是出现在李豫本人这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元载的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原因会让李豫的宗教信仰产生如此重大的转变呢？纵观李豫先前的经历以及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李豫的转变有其必然性。安史之乱平定后，李豫长时间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下来，随即对有功者加官进爵，归降者姑息宽容，入援平叛的少数民族部族进行赏赐，李豫本以为可以就此尽享太平盛世。但朝廷内部却出现了问题，三大宦官相继为祸，仆固怀恩那样的强将武夫又割据犯上，边疆强敌吐蕃又不断进犯，甚至连京城长安也差点送给人家，这一切都让刚刚放松神经的李豫瞬间又紧张起来。这种巨大的形势反差，让李豫产生了极度困惑，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战乱刚刚平息，转瞬之间又刀兵四起。当时恰好元载、王缙逐渐得宠，而他们皆信奉佛教，所言因果报应之说和敬佛消灾，让当时焦头烂额的李豫似乎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久而久之元载和王缙在李豫的面前的言行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李豫看来信奉佛教可以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并且可以弥补儒、道二家的不足，所以他在几次诏令一再

的女儿，获得了秦穆公的敬重，于是，秦穆公对重耳报以重礼，坚决支持他回国继位。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二月，在晋国大臣的支持下，重耳被秦穆公武装护送回国，继位为君，史称晋文公。之后，晋文公重耳派人杀死了自己的侄子晋怀公圉。秦穆公围郑烛之武退师晋文公是一位英主。他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强大的楚国，迅速成为一代霸主。面对晋文公治理下迅速强大的晋国，秦穆公首先采取了全面合作的态度。一是协助晋文公解决周襄王时的内乱（秦穆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二是秦穆公三十年（前630）帮助晋文公围郑。但是，这一次围郑，对秦穆公触动很大。晋文公这一次攻打郑国主要是出于私怨。当年晋文公重耳流亡到郑国时，郑国国君对他很不友好（过郑，郑文公弗礼），重耳耿耿于怀，因此，重耳当上了晋国国君后，便要讨伐郑国，以雪此仇。面对秦、晋两个大国的围困，郑国决定派出使者烛之武游说秦穆公。夜间，郑军把烛之武用绳子从被围困的城墙上放下来，让他面见秦穆公说：秦、晋两国攻郑，郑国已经知道自己要灭亡了；但是，灭了郑国，对秦国并不利。因为从地理上看，郑国与秦国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灭了郑国，只能扩大晋国的领土，对晋国有利，而不是对秦国有利。邻国的土地增多了，只能使秦国的领土势力相对变小（邻之厚，君之薄也）。而且晋国贪得无厌，向东灭了郑国，必然向西扩张，如果不侵占秦国的土地，它还会向哪里扩张（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烛之武这番话深深触动了秦穆公（秦伯说），秦穆公马上与郑国订立盟约，而且派了三位将领帮助郑国防守（使祀子、逢孙、扬孙戍之），自己才撤兵。秦穆公突然撤兵，晋文公无奈，亦撤兵而回。这次围郑，不了了之。两年后（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晋文公去世。赛叔哭师穆公伐晋恰在此时，两年前秦穆公派驻郑国的秦将杞子捎信给秦穆公，说郑国人已经非常信任我们，让我们掌管了郑国北门的钥匙（北门之管），如果派兵悄悄进军，郑国的国都就可以轻松地拿下来（国可得也）。秦穆公听说后，立即征询两位重臣百里奚、蹇叔的意见。这两位重臣都坚决反对远程袭郑。因为，秦国的势力在今陕西，郑国的都城在今河南新郑，中间隔着一个强大的晋国。所以，百里奚、蹇叔认为：“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我们没听说过千里奔袭能成功的。因为，如果长途跋涉去偷袭一个国家，最终很有可能会拖垮自己的军队；对方也一定会有所准备，恐怕劳而无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但是，这一次，秦穆公是铁了心，决心奔袭郑国，连百里奚和蹇叔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在与晋国周旋的三十余年中，秦穆公一直非常谨慎，一直不急于东扩。为什么这一次秦穆公要坚决东扩了呢？第一是因为晋文公去世；第二，秦穆公自我感觉良好。秦穆公自继承王位以来，和晋国四位国君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接触频仍，只有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他还没有来得及打交道。这四位晋国国君中，秦穆公最器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的去世让他感到晋国有作为的国君已经没有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东扩了。秦穆公自继位以来，在东扩的道路上一直非常谨慎，从不敢迈大步。秦穆公三救晋难，打的都是政治牌，但是，此时秦穆公已经在位三十二年，人生的旅途已经走完大半，秦穆公的耐心也到了极限。所以，这一次，秦穆公重新部署，开始打军事牌了。于是，他任命了三位将军，其中，就有百里奚的儿子百里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出征的那一天，百里奚和蹇叔两个人放声大哭。赛叔一边哭，一边说：“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秦穆公派人冲着蹇叔大吼：“你懂什么？如果你活到中年，你墓地上的树都有两手合围那么粗了。”（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他还怒气冲冲地对百里奚、蹇叔说：“孤发兵而子沮吾军，何也？”两位老臣回答：我们不敢影响军队士气，只是我们俩的儿子都要从军。俺俩年龄大了，恐怕他们这一去我们就见不到儿子了。然后，两个老臣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肯定要打败仗，而且一定是在殽山。那就是秦军的葬身之地，我们只能等着在那里给你们收尸了。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秦兵东进，到了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带着十二头牛到周地去卖，刚好碰见秦军，他害怕被秦军杀掉或俘虏，就献上他的牛，并且假托郑国国君的命令说：听说贵国要丢讨伐郑国，郑君已认真做了防守和抵御的准备，还派我带了十二头牛来慰劳贵国士兵（闻大国将诛郑，郑君谨修守御备，使臣以牛十二劳军士）。秦国的三位将军一听这话，立即商量说：我们要去袭击郑国，郑国现在已经知道了，去也袭击不成了。于是灭掉滑国。滑国当时是晋国的附属国。此时，晋文公还没有安葬。太子襄公愤怒地说：秦国欺侮我刚刚丧父，趁我办丧事的时候攻破我国的滑国（秦侮我丧，因丧破我滑）。于是发兵在殽山阻截秦军，把秦军打得落花流水，不仅全军覆灭，还俘获了秦国的三位将军。晋文公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儿，她替秦国三位被俘的将军求情说：我父亲对这三个人恨之人骨，您放他们回国，好让我父亲亲手杀了他们。晋襄公便放了这三位将军归国。百里孟明视等三位将军回国的时候，秦穆公穿着自色丧服亲自到郊外迎接他们，向他们三个哭着说：寡人因为没有听从百里奚、蹇叔的话，让你们三位受了屈辱（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二三子），你们三位有什么罪呢？你们要准备全力洗雪这个耻辱。秦穆公不但恢复了三个人原来的官职棒禄，还厚待他们。秦穆公三十六年（前624），穆公派孟明视等人率兵进攻晋国。秦军渡过黄河就把渡河的船全部烧掉，以示不凯旋不回国之心。我们都知道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但一般不知道沉舟这一战法的专利应当属于秦穆公。秦军众志成城，沉舟而战，晋军震恐。结果，这一仗秦军大败晋军，夺取了王官（今山西闻喜南）和鄗（jiāo，郊）地，为殽山战役报了仇。秦穆公渡过黄河，亲自为殽山战役牺牲曝骨三年的将士筑坟、发丧、痛哭三天，并向秦军发誓说：古人办事都要虚心听取老年人的意见，所以不会有什么过错。我自己没有采纳百里奚、蹇叔的劝告造成重大过失，我要让后代永远铭记这次过失（令后世以记余过）。秦穆公毕生致力于东扩，终于打败晋国，报了殽山战败之仇。但是，秦军虽然取得了这次胜利，晋国的军事实力仍然没有受到重创，晋国仍然是秦国东扩的最大障碍。遗憾的是，秦穆公并未完成这项历史使命就撒手人寰。秦穆公是一代英主，他在位三十九年，东平晋乱，西伐诸戎；招贤纳士，用由余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用百里奚、蹇叔，与东方强大的晋国周旋，见机行事，逐步蚕食其土，并在诸侯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然而，穆公去世之后，秦国历经十五代国君，近二百六十年，都忙于争权，无所作为。直到秦孝公，才重新续写了秦国的崛起之路。那么，秦孝公是如何重整旗鼓、开疆拓土的呢？第6章孝公变法公元前338年的一夭傍晚，一位匆匆忙忙从秦国商地（今陕西商县）逃往魏国的人，想在边关的客店里住上一夜，第二天再继续向东行进。但是，客店的主人告诉他：商君立法，没有证件的人住店，店主人若留宿，也要连带判罪。你没有证件，我不能留你。这个人长叹一声说：商君变法怎么弄到这种程度！这位客人万般无奈只好离开了这个客店。其实，这位要住店的客人就是立法的商鞅。他在秦国成、功地实施了变法，使秦国走向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吞并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是，这位对秦国作出如此巨大责献的变法者，现在却如丧家之犬，惶惶逃命，最终他也未能逃脱五马分尸的悲惨结局。那么，商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逃离秦国呢？为什么他制定并实施的能使秦国富强的变法给他带来的是惨死的结局？公叔痤举荐卫鞅魏惠王佯应实违商鞅原本是卫国国君的妾所生的儿子（庶孽公子），原名公孙鞅，因为生在卫国，也叫卫鞅。商鞅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他初人政坛是在魏相公叔座（cuó，搓，阳平）手下做官。公叔座深知商鞅的才能，他想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是，这个机会还没到来，公叔痤自己就病危了。魏惠王听说公叔痤病危，便马不停蹄地赶到公叔痤家中探视，并向他询问：万一您有什么不测，有谁能像你一样辅佐我治理国家？公叔座回答：我手下有一个叫公孙鞅的人，很年轻，但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家交给他治理（愿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听了之后，默然无语。魏惠王临走的时候，公叔座斥退左右之人，悄悄对魏惠王说：如果大王不用公孙鞅，一定要杀了他，千万不要让他到其他国家去（王即不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魏惠王表面上答应了奄奄一息的公叔痤的请求。公叔痤请求魏惠王若不用商鞅必杀之，本意是想说服他起用商鞅，公叔痤看出魏惠王不想重用商鞅，所以魏惠王一走，他马上把公孙鞅叫来说：刚才魏惠王问我谁可以代我为相，我推荐了你，但我看他没有重用你的意思。因为我做事一直本着先国家后个人的原则，所以，刚才告诉魏惠王，如果不能用你，一定要杀了你，千万不能让你到其他国家去。你赶紧逃命去吧，晚了就来不及了。公孙鞅听后，很平静地对公叔痤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事实也的确如此，魏惠王从公叔座家里出来，就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座这个老头真是病昏了头，竟然想让我把国家交给毛头小子公孙鞅去治理，简直荒唐之极！因此，公孙鞅并没有离开魏国，魏惠王也没有杀害他。公叔痤贵为魏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对商鞅推崇备至，极力推举，首先是因为商鞅确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同时更显示出公叔座不一般的胸怀和勇敢。古今中外，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如公叔痤）赞扬一个比他更有能力的人（如商鞅），不仅仅需要慧眼识才，更需要勇敢无畏。可惜的是，公叔痤对商鞅的赞扬为时已晚。赞扬本身是一门大学问：赞扬与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是胸怀宽广；赞扬不值得赞扬的人，是借力打力；赞扬比自己更强大的人，是勇敢无畏。公叔座了解商鞅，却不了解魏惠王。商鞅断定魏惠王不会杀害自己，证明了商鞅的聪慧。商鞅一再有才，到此为止也只不过是已故魏国国相手下的一位小官（中庶子），他又怎么会跑到秦国施行变法呢？秦孝公广招贤才公孙鞅火速人秦商鞅人生的改变都是秦孝公惹的祸。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去世，年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继位。秦孝公继位之时，当时秦国东边的六个强国韩、赵、魏、齐、楚、燕都已经成了气候。周天子的力量更加衰落，诸侯之间不断厮杀，互相吞并。秦国远处雍州（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能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被山东六国当作夷翟（dí，敌）看待，并且时刻有被他国侵吞的可能。这种政治局面使颇有雄心壮志的秦孝公忧心忡忡，他迫切希望能够恢复秦穆公时代那种“东平晋乱”、“西霸戎翟”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所以，秦孝公痛下决心，公开提出：谁能够出谋划策让秦国强大起来，我愿意给他高官厚禄，而且将土地分给他（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与之分土”这句话出自一位国君之口极其不易，分量极重。说它不易，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许下分地与人的国君；说它分量极重，因为这句话对天下贤才的杀伤力极强！谁不愿意在有生之年能够分到赏地？除非他一无所求！秦孝公之所以要变法图强，主要出于两大原因：一是对秦穆公业绩的仰慕，秦穆公当年“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孝公对穆公取得的丰功伟业与荣耀钦羡不已。二是对当时秦国地位低下的痛心，穆公时夺来的河西之地，又被夺走，东方诸侯看不起秦国，鄙视其为戎翟，不把秦国当成正式成员看待，这使秦孝公感到了强烈的耻辱（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知耻而后勇，秦孝公痛感秦国必须变法图强，奋起直追。而要强大富强，超越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人才。所以，秦孝公决心求贤。秦孝公求贤不仅决心极大，而且撒开大网，范围极广。以他自己的话来说，选拔人才的范围是“宾客”和“群臣”。不仅限于秦国的“群臣”，六国来的“宾客”也不拒绝。这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全世界招募人才。秦孝公大张旗鼓地以土地与官爵为饵、网罗天卞人才的政令，就像电波一样，越过边界。有一个人匆匆忙忙从魏国赶来，参加秦国的人才招聘大会，他就是在魏国一直郁郁不得志的商鞅。满怀着求取富贵的目的，商鞅来到秦国，找到秦孝公最宠幸的景太监、（景监），请他安排自己和秦孝公见面。太监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后世不少人也曾经因为商鞅最初通过景监求见秦孝公一事批评商鞅，但是，商鞅当时急于见到秦孝公，推行自己的一套富国强兵之术，而他在秦国又一无亲朋，二无好友，不找秦孝公宠幸的景监能找谁？商鞅见到秦孝公后，秦孝公对商鞅先后进行了四场面试。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大讲“帝道”（五帝之道——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事后大骂景监：你那位客人是个只会说大话的人（妄人）。第二次见秦孝公，商鞅大讲“王道”（三王之道——夏禹、商汤、周文王），秦孝公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见秦孝公，大讲“霸道”（春秋五霸），秦孝公听得有点兴奋了，但还是没有特别感兴趣。第四次见秦孝公，商鞍大讲“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傻了，一个劲儿往商鞍跟前凑，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富国强兵的人才。从此，商鞅大得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在秦国实施变法。商欺没有辜负秦孝公的赏识与信任，他的变法政策使秦国从此走上了国富兵强的道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寻觅人才时的承诺，给商鞅加官晋爵、赐予封地。那么，求富得富、求贵得贵、要官有官、要地有地的商鞅怎么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呢？怎么会可能发生本篇开头叙述的像丧家之犬匆匆逃离秦国的事呢？富贵，缘于变法；逃奔，亦缘于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军功建县制要了解商鞅为何匆忙逃命，必须从他变法的具体内容谈起。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对秦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第一，改革政治制度。商鞅变法是一场政治制度的深刻变改，这种制度变革在商鞅变法中表现在四个方面：1.中央集权制的雏形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合并乡邑为县，每县设立县令、县丞，在全国设立了三十一个县，每个县又都安排了县令、县丞（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商君列传》，《秦本纪》是四十一县），县令、县丞必须由国君直接任命。这项制度看起来并不起眼，只是合并了一些行政区划，但是，它的内容绝非那么简单。把国家的基层政权设置为县，由国君直接任命县令、县丞，这一套基层政权的建制刚好是秦始皇统一帝国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郡县制的雏形。此项措施具有两个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一是基层政权的长官由国君亲自任命，而国君直接任命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是中国两千多年中央封建集权制的肇端。二是它初步打破了世卿世禄的世袭制，直接催生了官僚制。2.官僚制的雏形西周、东周时期，从天子、诸侯到卿大夫、士，他们的爵位、封邑、官职都是父子相承的，这项制度被称为世袭制，它的基础是血缘宗法关系。其中，爵位和官职的世袭叫世卿，封邑的世袭叫世禄。世卿是政治地位，世禄是经济地位。世卿世禄制和分封制、宗法制是三

万进攻邕州。由于康承训麻痹大意，平日不派前哨侦看敌情，在闻听南诏大军已经逼近边境，才仓促派出六镇之兵一万人马迎敌。由于应战仓促，在交战过程中六镇兵马有五镇兵马八千人被打垮，只有天平镇之军因晚到一天而幸免。康承训得知唐军战败的消息后，一时间不知所措，节度副使李行素建议立即指挥士卒堑壕树栅，防止南诏大军突袭邕州城，结果刚刚修筑好城防工事，南诏大军就将邕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南诏大军在城下做了四天的攻城准备，康承训眼看敌军攻城器械准备就绪，攻城在即，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诸将建议康承训以攻代守，乘夜分兵偷袭敌营。康承训最初不同意，经过天平镇一名小校的力争，才勉强同意。是夜，这名小校带领三百名勇士，摸黑出城突袭南诏军营，火烧军营后又斩首五百，南诏大军慌乱之下，次日解围而去。康承训派兵追击，不过效果一般，仅仅斩杀俘获南诏三千人，而且主要是南诏胁从的当地土著人。但是康承训在呈现朝廷的奏疏中，却夸大战果，奏称大破南诏大军。皇帝李漼信以为真，加封康承训为检校右仆射。而且康承训上报的立功受赏者，都是自己平日的嫡系，由此军中怨声载道，当时诗人于濆在其诗作《戍卒伤春》描写了军中的这种哀怨情绪。连年戍边塞，过却芳菲节。东风气力尽，不减阴山雪。萧条柳一株，南枝叶微发。为带故乡情，依依籍攀折。晚风吹碛沙，夜泪啼乡月。凌烟阁上人，未必皆忠烈。南诏虽然在邕州城下受挫，但他们却转道不断侵扰巂州。咸通六年（865年）四月，南诏再次发动对巂州的进攻，皇帝李漼下诏派右神策军五千及诸道人马赶赴救援。因巂州刺史喻士珍平日为政残暴贪婪，掠卖当地少数民族百姓，导致巂州土著打开城门迎接南诏大军，巂州城陷。当时邕州虽然能够暂时坚守，但时任岭南东道节度使的韦宙在邕州有自己的亲信，这些亲信向韦宙报告了康承训贪冒战功一事。于是韦宙暗中上奏朝廷，揭发康承训夸大战果一事。尽管当时的专权宰相杜悰对此事不置可否，但康城训却做贼心虚，多次托病请求辞职，结果皇帝李漼不仅对其未加任何追究，反而加封其为右武卫大将军，调他回京任职，另派容管经略使张茵担任岭南西道节度使。可是当时因为交趾城失陷，张茵虽然手握镇兵两万五千人，但因为胆小怕事，一直到咸通五年（864年）七月仍然不敢出兵收复安南。于是经过朝廷另一名宰相夏侯孜的推荐，皇帝李漼改派骁卫将军高骈出任安南都护，接管了张茵的指挥权。高骈，字千里，幽州人，祖父高崇文在宪宗时期因统领禁军平定西川叛乱被封为南平郡王。父亲高承明任神策军虞候，所以史称高骈“家世仕禁军”。高骈自幼习武，史书记载了他曾经一箭射中二雕的逸事，人称“落雕侍御”，而且高骈从小喜欢诗文，常与文人交游，流传下来不少诗歌，例如《言怀诗》便是其较有代表的一篇作品。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台。手持金钺冷，身挂铁衣寒。主圣扶持易，恩深报效难。三边犹未静，何敢便修官。可以说，高骈在晚唐时期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由于受到统领神策军宦官的交口称赞，高骈累官担任右神策军都虞候。宣宗李忱在位时期，西北边境的党项族发生叛乱，高骈受命率领禁军万人戍守长武城，并伺机出击平定党项叛乱。后来吐蕃侵扰边境，高骈又被调任秦州（今甘肃天水）刺史，到任后成功收降吐蕃两个部落的两万余人。从这些经历来看，高骈又是一个熟悉边境作战的战将。高骈就这样带着曾经的这些光环赴任安南，在到达暂时的治所海门后，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着进军安南的准备。在高骈看来，安南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所以他不想贸然出兵。但当时的监军李维周忌妒高骈立下战功，便打算借刀杀人，一再催促高骈立即出兵，高骈不得已于咸通六年（865年）带上五千人渡海先行，约定让李维周随后发兵增援，临行前高骈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此次出征必胜的信念。万里驱兵过海门，此生今日报君恩。回期直待烽烟静，不遣征衣有泪痕。可是高骈虽然率兵渡海而去，李维周却拥兵于海门不发一兵一卒，即使这样，九月间，高骈在安南南定（今越南顺城陇城乡）初战告捷。此时恰逢监陈敕使韦仲宰带领七千人马到达峰州（今越南河西省山西），高骈遂与之合兵进击南诏，屡屡派人回到海门向李维周告捷，但都被李维周藏匿不报。咸通七年（866年）六月，皇帝李漼见高骈赴任以来杳无音讯，内心感觉十分奇怪，便下诏向李维周询问。于是李维周趁机诬奏高骈“驻军峰州，玩寇不进”。李漼当即大怒，下令以右武卫将军王晏权代高骈镇守安南，召高骈回京准备加以治罪。事实上，就在李漼下达诏令的同时，远在安南的高骈已经屡次打败南诏大军，并包围交趾城。十月，高骈围攻交趾城十几天，眼看破城在即，却突然受到王晏权接替自己的碟文。王晏权说自己是奉皇帝诏令与李维周率领大军从海门出发前来接任，让高骈立即返回。高骈无奈之下，只得暂时将军务转交给韦仲宰，带上麾下百余人北归。在此之前，李维周一直没有回音，韦仲宰派部下王惠赞，高骈派小校曾兖，让两个人带着捷报渡海回去报捷。二人行舟海上时，忽然发现远处盛张旌旗的大船队经过，两个人经过询问，得知是监军和新任的安南经略使，王、曾顿时明白是李维周和王晏权的船队，一旦让他们发现自己，一定会扣留两个人，然后夺走捷报。于是两个人决定转舵藏在岩石之间，等船队过去后，他们再直接赶回长安报捷。皇帝李漼得到高骈的捷报后，顿时喜出望外，立即撤销治罪的诏令，下令加封高骈为检校工部尚书，继续镇守安南，高骈回到海门后，接到皇帝陛下的诏令又马不停蹄地漂洋过海，赶回安南。在高骈赶回海门期间，李维周和王晏权来到交趾城下，继续高骈没有完成的任务。可是王晏权生性怯懦，凡事都听李维周的指使，不过因为李维周在军中缺乏威信，诸将全都不出力，因此攻城不力，以致南诏守军趁机逃走大半。等到高骈回来后，重新激励和督促将士们攻城，很快便攻克交趾城，南诏军被迫退出安南。收复交趾城后，高骈在当地恩威并施，逐渐安定安南的土著居民，《旧唐书?懿宗纪》记载：“自李琢失政，交趾湮没十年，蛮军北寇邕容界，人不聊生，至是方复故地。”高骈主政安南期间，重新修筑交趾城以加强防务，又疏浚广州到交州的漕运水路，以保障军粮的供应，可以说在帝国的西南边境筑起了一道屏障。安南的问题在高骈的努力下，终于重新恢复平静。但南诏并没有就此消停，在看到安南地区不易攻取后，他们接下来转战大唐帝国的西川边境，开始在那里生出事端。西川战乱咸通七年（866年）十一月，皇帝李漼在《大赦文》中一方面要求安南、邕州、西川等诸道军队各守疆界，不要去招惹南诏；另一方面又为南诏传递信息，告诉他们如能与大唐重修和好，朝廷会和以前一样善待南诏，一切既往不咎。应该说，这是当时朝廷上下想恢复与南诏友好关系的一种努力，从安定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决策。但是南诏方面却欲壑难填，加上唐朝边将压迫边境土著居民甚重，所以南诏从安南撤退后，并没有就此罢兵，而是转战西川一带继续侵扰唐境。对于南诏的动向以及如何加强对西川的防御，时任凤翔少尹的李师望上奏，认为巂州是对抗南诏的要冲之地，而成都距离巂州遥远，难以节制，请求建定边军，屯重兵于巂州，并以邛州（今四川邛崃）为治所。事实上，邛州距离成都不过一百六十里，而距巂州则有千里之遥，在那里设置定边军与在成都节制巂州并没有什么差别。李师望是为了谋求出任专制一方的统帅，才提出上述建议。但皇帝李漼对当地的地理情况根本不熟悉，在没经过调查的情况下，盲目下诏委任李师望为巂州刺史、充定边军节度，并兼任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观察使，将一大片边境地区划归其管理。李师望大权在握，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后，为了邀功请赏，开始有意挑起与南诏的冲突。早在咸通七年（866年）三月的时候，南诏王便派遣重臣董成等十九人为使者前往成都。按照惯例，由于南诏对唐朝称臣，其使者面见西川节度使时要行跪拜礼，因此当时西川节度使李福要求董成等人按照惯例行礼。但董成却认为，如今南诏国主已经称王，双方是平等关系，不应该再行跪拜礼。双方各执一词，传话者往来奔波，从早晨争论到中午也没有结果，李福大怒之下，下令鞭打董成等人，并将其十九人全部下到狱中。不久，朝廷改派河东节度使刘潼为西川节度使，刘潼到任后，立即释放董成等人，皇帝李漼下诏召董成等人进京，给予丰厚赏赐，慰劳一番后遣还南诏。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南诏王派使者杨酋庆前往成都为释放董成一事道谢，但此时已经大权在握的李师望却一心要激怒南诏而求功，便将杨酋庆杀死。当时西川很多将领怨恨李师望分割了自己巡管的邛、巂等州而另立定边军，这些人出于争权夺利的私欲，利用李师望擅杀杨酋庆一事，暗中勾结南诏，让其寻机入侵边境。不久后，李师望因为政残暴，聚私货以百万计，最终导致西川将士怨怒，被朝廷召回，改任窦滂为西川节度使。但窦滂是个比李师望更加贪婪的人，此时南诏虽然还未大举入侵西川，但西川边境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通十年（869年）十一月，南诏王酋龙终于做出了大举入侵唐境的决定。当月，他亲率数万大军进攻巂州，定边军将领安再荣见南诏军声势浩大，不得已退守大渡河北岸，与南诏大军隔岸相持近十天。在这期间，南诏大军在酋龙的指挥下，分兵突至嘉州界内的沐源川，窦滂派五百人前去抵抗，结果全军覆没。南诏士兵顺势穿上唐军的衣服，装扮成唐军败兵到青衣江招呼渡船过江。南诏军队用这种方法攻下犍为县（今四川犍为县），并一路纵兵焚掠陵州（今四川仁寿）、荣州（今四川荣县）二州之境，不久后，南诏大军在嘉州南山上的凌云道集结，与嘉州城只有一水之隔。嘉州刺史杨忞与定边军监军张允琼带兵据水抵抗，酋龙出奇兵从东边的渡口潜渡过江，夹击唐军，唐军大败，嘉州失陷。当时在大渡河畔，窦滂亲率人马增援守军，酋龙假装派人求和，乘窦滂与使者谈话时，指挥大军乘船强渡过河，唐军急忙列阵抵抗，暂时遏制住南诏的进攻。窦滂无勇无谋，见势不妙，首先假装自杀，被部将劝解后，又趁部将准备出战时，弃军只身逃跑。幸好其手下三员部将稳住阵脚，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于当夜突袭南诏大营，趁乱带兵撤出大渡河。此后，南诏大军乘胜攻陷黎州（今四川汉源）、雅州（今四川雅安），而唐军溃退之下沿途焚掠，以至于邛州的军用物资都散落于乱兵之手，百姓尽皆四散逃亡，当南诏大军到达邛州时，那里已经基本上成了一座空城。西川百姓听到南诏入侵的消息后，争先恐后地逃往成都，不过，酋龙这次入侵西川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劫掠财物，所以没有长驱直入。他们一路上忙于劫取财物而处处停留，很多士兵因为抢得大量金银财宝而不愿意继续行军，从而影响了南诏大军的行军速度，因此，西川百姓绝大部分可以扶老携幼地进入成都。当时成都只有子城没有护城壕，大量的难民蜂拥而至，只能席地而坐。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卢耽面对如此窘境，急招彭州刺史吴行鲁和前泸州刺史杨庆复作为助手，成立应急小组共同筹备成都防务。除了必要的加强城防之外，针对西川军队战斗力不强的现状，卢耽张榜从军中招募一批骁勇之士，承诺给予优厚的物资供应以及相应的军职，用这种方法从中选出三千人，称为“突将”。在卢耽筹备防务期间，南诏大军进逼定边军北部边境新津，距离成都所在的蜀州只有七十里的距离。卢耽几次派人与南诏讲和，又遣使向朝廷告急，请求朝廷也派人来讲和，以作缓兵之际。酋龙看到卢耽态度恭谦，认为是个可以招抚的人，于是命令大军稍作停留，卢耽因此赢得了加强成都防务的宝贵时间。正月十日，南诏大军兵临成都城下，酋龙自信稳操胜券，派人挑着彩幕到城南炫耀，扬言装饰城中隋朝时建立的蜀王厅，准备入驻其中。在此之前，朝廷任命左神武将军颜庆复率诸道人马数万人进入西川救援，卢耽派人前往汉州等候和催促援军及时赶到。此时已有一万人陆续到达汉州，窦滂也整合残兵败将四千人来到汉州，这些人马仓促整合在一起与南诏大军交战，结果遭到失利，不得不拒守汉州，等待大批援军的到来。但是，窦滂因为想减轻自己弃守定边军的罪责，巴不得西川各州相继陷落，所以每当援军到达一批，窦滂都会煽风点火地告诉他们，南诏大军多于援军数倍，援军远道而来，不宜立即与南诏大军交战。结果导致这些援军们放缓步伐，耽误了援救成都的时间。虽然援军未至，但在卢耽等人的指挥下，成都将士依旧竭尽全力坚守城池。二月一日，南诏军队动用云梁、鹅车从四面攻城，唐军在城上用钩环将云梯、冲车拉近后，泼油点火焚烧，然后又派“突将”出城袭击南诏军营，杀敌两千人，南诏大军暂时撤退十里。在此后的十几天里，南诏军队多次攻城，卢耽带领守城军队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一次又一次挫败南诏军队的攻城行动。直到二月十二日，朝廷才传来贬黜窦滂的诏令，同时命令颜庆复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全权指挥援蜀诸军。当时颜庆复率军在成都北面四十五里处的新都与南诏军队交战，经过惨烈搏杀，颜庆复终于带领援军杀开一条血路，进兵至距离成都三十里处。正在包围成都的南诏军队得知唐军大批援军到来后，为了避免腹背受敌，酋龙下令解除对成都的包围，于夜间撤回南诏境内。朝廷在任命颜庆复为剑南东川节度使的同时，命令右武卫上将军宋威屯驻绵州（今四川绵阳）、汉州以为后继。宋威乘胜首先攻至成都城下，而且想要继续带领部下追击已经撤军的南诏军队，可是颜庆复担心宋威的功劳超过自己，于是命令宋威撤回汉州待命。事实证明，当南诏大军走到新津（今四川新津县）时，因为河水暴涨，一时间造桥不及，整个大军滞留新津达到三日之久，如果唐军能够追击，一定会大有所获。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蜀地的百姓知道整个消息后，十分怨恨颜庆复（“蜀人恨之”）。不过公正地讲，颜庆复虽然嫉贤妒能，但对成都的防务还是丝毫不敢懈怠，他让当地守军增强防备力量，在城门之外修筑垣墙作为遮护城门的一道屏障，并深挖三丈的护城壕，在城外斩木为排杈鹿角，同时修建驻军营房，在城上建立警戒室。后来，南诏得知成都守备森严，不敢再轻易进犯成都，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颜庆复还是有一定功绩的。为了收复安南和防守西南边境，朝廷付出了巨大代价，最明显的就是财政危机继续加重。本来晚唐的中央财政已经处于入不敷出的困境，宣宗李忱在位末年，天下的税费收入每年是九百二十二万缗，但用于正常开支的“常费”就达到三百余万，战争费用不包括在其中，有司只能抽取下一年度的税费来接济本年度的开支。可以说，当时的财政已处于卯吃寅粮的境地。更为严重的是，南诏的入侵加剧了晚唐的社会动荡，战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而且对于心理的伤害极为严重，就连皇帝李漼也不得不承认与南诏交战是“劳我士卒，兴我甲兵，骚动黎元，凋残转甚……”因此，在南诏不断侵扰西南边境的同时，由戍边士卒哗变发展而成的两淮农民起义就不是偶然事件。第三章两淮起义积重难返两淮起义的原因十分复杂，戍边士卒哗变是一个导火索。如果将这次起义放在晚唐历史的大背景下去探讨，其深层原因在于，当时对百姓的赋税已经到了苛重无度的境地。皇帝李漼在位时期，两税法已经在帝国境内实行了五十多年，不仅弊病丛生，而且积重难返，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赋税

年我的导师王钟翰教授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沈阳实习，曾特地带我们去拜见金先生，那是我第一次与金先生见面，那时候金先生似乎被聘请到刚刚创立的辽宁民族所就任不久，由于居所尚未安排停当，全家还住在宾馆的一间套房里。我是后来才知道，早在1957年，王钟翰先生就曾介绍金先生赴中央民族学院讲授辽金史，却因“反右”风波遽起，此事遂寝，注6可知二老当时已是故交了。金先生退休回到北京之后，我曾几次到他在梅园的家中拜望，却从未与他提起那本《三家子屯调查》给予我的影响。而与他真正深入的交谈，则是从这个口述才开始的。我和与我同往的乌兰教授夫妇，曾有过一个很长的访谈计划，打算每周到金先生家里去谈一次，金先生也同意了，还不仅仅是同意，据他的女儿金适说，他还为我的访谈准备了提纲——可是，这一切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只做了第一次，一切竟然就结束了。那次访谈之后，我去日本大阪大学访学仅短短半月，回京后正打算与他预约下次访谈的时间，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而算起来，从我为他做这个口述的3月10日开始，到他逝世的4月10日，其间相隔仅仅一个月，我想，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了。这当然不是一篇完整的访谈，我也从未想过要将它发表，但11年倏忽而过，老一辈学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开始模糊。将这篇口述记录拿出来重新检阅，发现它虽然简短，却不仅提到一些其他著作包括金家三代学者自己的著作中迄今未公开提到的往事，而且一读此文，金先生的音容笑貌便宛然重现，我决定还是将它发表出来。至于金先生家从荣亲王世代相传的文献史料和记载，以及金先生父子父女三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乃至金先生的三世祖奕绘和夫人、女词人西林太清诸事，由于都有专书介绍，这里就不复赘言了。在这篇口述中，金先生谆谆嘱咐我：“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我钦佩金先生的眼光，感激他的指点。府门儿这卷，本是以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即“溥毓恒启”排序注7的，金先生在辈分上并不靠前，但我仍将他的口述作为本卷开篇，以示对他的纪念。又及，金先生的女儿金适教授认真审阅了这篇整理稿并做了仔细的订正，在这里，我对她给予的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金启孮简历：启孮，字菉曾，一字麓漴。1918年6月生于北京，出生时清帝业已逊位，故以金为氏。曾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1940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从和田清、山本达郎、三上次男、榎一雄诸师研习金代女真史和清代满族史。1944年回国，在北京育英、贝满等中学执教。1949年1月北京解放后，辍教入华北大学史二班学习。1949年10月华大毕业后，重返育英中学任教，兼北京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院讲师。1958年调入刚建校的内蒙古大学，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研究蒙古史的同时，继续研究女真学、满学，历时25年之久。1982年赴沈阳，主持筹建以满学研究为中心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长；创办《满族研究》及《满族研究参考资料》两种刊物，并任主编，以研究满学为中心任务。八十岁时的金启孮先生注81989年离休，定居于北京市。2004年4月10日卒于北京。金家自述的荣亲王府世系：荣纯亲王永琪：字筠亭，号藤琴居士。清高宗弘历第五子，封荣亲王。生于乾隆六年(1741年)，卒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享年25岁，谥曰纯。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对天文算法亦有深入研究，所著《八线法》手卷，至为精密。又擅长书法，与成亲王永瑆齐名于世，并长于绘画、琴艺。著有诗文集《蕉桐賸稿》。荣恪郡王绵亿：字镜轩，号南韵斋，荣纯亲王第五子，封荣郡王。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享年52岁，谥曰恪。精于画仙佛，尤擅书法。著有《恪王诗稿》一卷。多罗贝勒奕绘：字子章，号太素道人，荣恪郡王世子，封贝勒；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享年40岁。绘贝勒著述极丰，从诗人创作到学术考证，包罗甚广。传世作品有《南韵斋宝翰录》(三卷，内载恪王书画题跋写真)、《读易心解》，等等。绘贝勒福晋西林觉罗·太清：讳春，字梅仙，号太清，镶蓝旗满洲人。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光绪三年(1877年)，享年79岁。当代中国文学界一般认为，西林太清不仅是满洲第一女词人，而且是清代第一女词人。代表作为《东海渔歌》。晚年著有章回体小说《红楼梦影》(24回)，笔名云槎外史。固山贝子载钧：奕绘第一子。道光十八年(1838年)袭贝子。咸丰七年(1857年)卒。奉恩镇国公溥芸：载钊第三子。同治五年(1866年)袭镇国公。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卒。奉恩镇国公毓敏：溥芸第二子。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袭镇国公。宣统三年(1911年)卒。奉恩镇国公恒煦：字纪鹏，晚年始字光平。1912年袭镇国公。毕业于朝阳大学法律系。早年受满文于舅氏松贤(即满文辞典《祖国渊源录》作者)。中年以后又攻语言学，喜以语言证史，颇多创见。除治清史、满族史外，专攻金史，并治女真文。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荟萃了煦公一生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工作，1960年退休。煦公曾任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大代表，这也成为他不幸于“文革”殒命的主要原因。注9乌兰：风太大了，沙尘暴又起来了。金启孮(以下简称金)：见到您几位我还是很高兴的，现在老没有这么常说话了。定宜庄(以下简称定)：我们想听您讲讲这样几个方面，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跟我们聊，就是您这一生做满族史，还有女真语、满语，您在这些方面的主要成就，您都是怎么走过来的，给我们讲讲这些经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如果您愿意讲……金：我得记上啊。定：没关系。一会儿我给您写。我想听听您小的时候北京的故事。第三方面呢，我想听听您自己家庭的情况，您个人生活的一些情况，包括您父亲的家庭，还有您母亲啊，祖母啊，外祖母啊，婚姻的情况啊什么的。咱们满族特有的风俗啊，规矩啊。金：我的外祖母家不是满族。……可以是可以，但是第一方面呢，我谈不到什么成就，我有什么成就？定：任何一个好的学者都会说：我没有什么成就！金：(笑)……定：可是至少您有好多体会。咱们慢慢聊，反正也不着急。

1.从始祖荣亲王到祖父毓敏

金：我始祖永琪，清朝时候的荣亲王永琪，主要是在学问上用的功夫比较多，没怎么参与过政治，他25岁就死了，没有出宫，病逝在宫里了。定：没分封注10是吧？金：他住在圆明园的兆祥所注11。他死的头一年乾隆看他去了，看他去了之后，在病中封他一个荣亲王，没出来。他擅长书法，他很喜欢弹琴，他的文集叫《蕉桐賸稿》。他很喜欢音乐、文学，同时他最擅长算法，西洋算法，这些东西，算法的东西家都没有了，在溥心畬注12手里呢，溥心畬拿了让我瞧过，是长条的一个手卷，三角那时叫八线法么，三角学，除了ABCD用甲乙丙丁表现之外，图的精细呀，我感觉非常惊讶，他就预备把这给我，他一定要在(手卷)题字，我说您不要题字，他非要题字，结果呢，后来他不是上南方开那个伪国大去了么注13，很匆忙就走了，结果这个(手卷)没到我手里边，这个事我非常地遗憾，经过“文化革命”就不好说了。注14定：他是不是给带到台湾去了？金：没有没有！全没带走，他们东西全没拿走，他没打算在那儿，他要回来的，哎……这第二代就是绵亿。定：这是道光那辈的？金：他父亲死时他还很小，后来分府才出来，就住在太平湖么，由他那时候分府才分到太平湖。注15他也是继承了父亲这几样，几乎全继承了。第三代就是绘贝勒，他两位夫人，正夫人叫妙华。定：是奕绘的夫人？金：哎。他们二位合着做了一本诗集呀，是俩人合体的，《妙莲集》。定：《妙莲集》是不是就是您点校的那个？金：《妙华集》到现在还没下落呢。《妙莲集》是我在沈阳时在辽宁省图书馆发现的，我就跟他们说这个事，赶紧把它搁到善本里头。让古籍办复印了一点，复印得也不多，那时候也没有一个单位联合起来说把它多印一点。奕绘的侧夫人是顾太清，就是西林太清，这个您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说了。到第三辈时还是，这几样都行。到了第四代，固山贝子叫载钧。这时候书法呀，文学呀就都没有什么突出的了，就只听说是非常擅长语言学跟掌故。语言学是什么呢？上边几代也是，这个满、蒙文哪，都精通。到了载钧这一辈，不但满、蒙文精通，而且还精通藏文，三种文字，基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基础。从前三代留下的这个语言学跟文学、历史学，因为载钧他非常熟悉清代的掌故，所以语言学、文学跟历史学基本上是这么样从上头传下来的。定：金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您说他还非常懂得音乐、乐器是吧？金：乐器是除了自己会弹琴之外，我这二世祖，就是荣恪郡王绵亿的时候，他号叫南韵斋。因为他很喜欢南方的十三乐。他制的墨，据说在古董界很有名，这个我没有(笑)……他的墨，跟古董商提南韵斋的墨都知道。大体上这样。距离我父亲只差两代了是不是？我父亲的祖父溥字辈，到我的祖父毓字辈，这两代呢，主要就是一般地继承前边的了。那时候毓敏，就是我祖父，正赶上洋务运动的时候，所以通英文，而且擅长医学。定：中医还是西医？金：西医。定：西医？他是留洋的么？金：他的外国朋友非常多，许多外国朋友啊，甚至有史学家，有一个叫柯凡氏的，据说德文叫awaci，是德国的一个史学家。我们家这个二十四史还是柯凡氏送的呢，(是他用来)研究的(笑)，版本不好。定：您们家那时候还住在太平湖吗？金：不不不，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就搬到大佛寺北岔儿一个小府去了。大佛寺在宽街那儿。大佛寺那儿房子才一百多间，太平湖那个房子呀，就给了醇亲王了。定：就是后来的醇亲王府吧？金：醇亲王府又不是，光绪那儿生的，所以就由那儿又搬到北府去了。那不是一生皇帝那儿就不能住人了么，就成了醇亲王的祠堂，注16大体上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定：您们家后来一直就在大佛寺那个小府住？金：(笑)，住到民国七年(1918年)。因为清代的规矩，府跟旗地是国家的，跟明朝不一样，不是说就可以算你的了。到辛亥革命清朝不是让了位么，因为现在历史一般不谈这个，推翻了就。让位的时候定的优待条件哪，是隆裕太后就把府跟旗都赏归私有，就是谁住哪儿就归谁了。旗地是原来哪个府的就给谁了。所以那个府是民国七年卖的。民国七年以后就不在那里头了。定：给卖啦？金：卖啦。因为这些人家一般来说民国以后经济状况就不如从前了。

2.父亲与父亲的家学

金：我祖父培养我父亲，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希望他学法律，因为那时候是法律最时髦，法律是什么呢，最时髦的，朝阳大学注17的法律系。所以我父亲是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乌兰：朝阳大学在什么地方？金：朝阳门么。乌兰：什么人办的？金：好像是民国成立之后办的，当时是很有名的，因为我父亲小时候正是民国初年的时候。爱新觉罗·恒煦(金光平)先生遗像注18但是我父亲对法律是非常地讨厌，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念书的人……他是一个性情很和平，愿意与人为善的人，他不愿意捣乱。这法律老打官司老吵架，跟他性情非常不相合，所以他主要是继承了家里这个史学、文学、语言学，所以他就把家里这三样继承下来了。他尤其好搞语言学，因为我祖父不是会音韵么，家里原来又有满、蒙文的底子，还有藏文。但我祖父他藏文底子不行，主要是满、蒙文的底子。我父亲的蒙文也不是太好，反正就能大体知道，主要是满文，他看用英文解释满文的书，比中国讲满文的书要清楚，这是语言学。历史学是他平生的一个爱好。他特别想研究本民族，想研究研究自己这个民族的历史，从肃慎起，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之后想一直到满洲，这您都知道，我就不细说了。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他甚至把二十四史这些个传，都标点了。《金史·本纪》他都标点了，那时候请那么些个专家标点二十四史，我也没言语，其实他都标点过了(笑)。注19他下过功夫标点，下的功夫很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于过去(从事)研究的一些专家呀，他总是非常的尊敬，总是肯定这些个人，这些先生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就教导我们说，不要自己还没学会呢就先批判，那时候还不叫批判呢，就说不要先评人家，没有学好的时候你没有资格评人家，所以最好是看人家怎么学的先跟着人家学。他长期是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对于我们的培养，他主要是采取这种办法，除去我上学让我把功课学好了以外，在晚饭后闲聊天的时候不谈别的，就谈这个。晚上不是得用功，白天不是得有事情吗，在晚饭后闲聊天主要聊什么呢？就聊这个语言文学跟历史，把我们作为谈话对象，跟我们谈这个。问我们的志愿将来干什么，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成长啊，实际上是我父亲这么培养起来的。我父亲那个成长呢，主要是上辈积累的这些东西。同时在语言学这方面，根本的，满文他有，蒙古文他有一半，藏文他只能瞧着那经啊他能认识，同时他英文能成，日文凑合，主要是我祖父鼓励他用新的方法来考虑这些问题。他受的这些影响，但他考虑的不是法律，他考虑的是这些东西。定：旧学，但是用新的方法。金：他考虑的是旧学，就这点哪，他和我祖父的指示不太一样。定：那他的女真文是自学的还是家传的？金：(笑)我父亲呢，我这是跟你们三位说，他为人很好，处事也很好，但是他背着一个什么锅呢，他背着镇国公的一个锅，清朝的镇国公。注20那时候，特别是民国十七年注21以后，做事就很困难了。民国十七年以前他在蒙藏院工作，民国十七年以后也可以说在解放以前，他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但是他也没闲着，他的消遣是什么呢？他的消遣就是治学(笑)。因为家里那时候书还有，除了家里有书之外，天天上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在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注22么，几乎没事的时候就在图书馆里边，他把从明代的《女真译语》，不管是柏林本的，东洋文库本的，他几乎全都抄录下来了，还有罗福成、罗福颐他们整理过的汇编，所以他整个把时间全搁到那儿了。注23上午在那儿，回家吃完午饭之后他还上那儿去。在那儿，那时候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孙贻弓先生是他一个老朋友，所以去善本部也还方便，他整个

清史》，第378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9页。满达海、博洛和尼堪都在同一年死去了。尼堪恐怕是战死的，另两人死因不明。?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0页。1651年以后只有一旗（除直属皇帝的各旗外）在某一家族的单独控制下，这就是由当时已故的代善的家族统帅的正红旗。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4页。?萧一山认为，因为当时与复明分子斗争已不是紧迫的大事了，所以清廷才有可能着手整肃行政法规。浙江和福建已经平定，郑成功部队和永历拥立者手下的兵卒是剩下仅有的主要反清武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顺便一提，1651年4月9日，孔有德克梧州，这标志着对广东永历武装的一次重大胜利。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官吏靠常俸无法度日。一个一品官年俸白银180两，外加禄米，而一个七品县官年俸则只有白银45两。但平均起来，每位品官光雇佣书手佣人，每年就得花上好几百两银子。京城官吏不像各地行省官，有机会从下属攫取“暮夜之金”，就只有要么依靠不时由各省送来的“常礼”，要么依靠受贿。因为常礼主要是送给大臣们的，所以最会贪污的常常是那些低级官员。吏部（它用抽签来注授官职的制度是可由人随意操纵的）、户部（它可以在量衡器具上弄虚作伪，更改税入的计量）、刑部（它可以改变司法程序，以使有利于某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和兵部（它可以提前给将领们晋级），受贿的机会最多。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5、27—28、33、38—39页。在雍正皇帝下诏给官吏养廉金之后，18世纪县官平均的年俸达白银1000两左右。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3—4页。因为起初清政府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是有区别的（品官犯贪污罪通常会被放逐或处死，而胥吏则仅监禁数月），所以当一起贪污案子东窗事发后，常由属吏承揽罪责，被监禁一段时间，出狱后再化名重新跟随旧主为吏。顺治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在1655年下诏规定，对贪污罪的惩罚须依罪行的轻重而定，而不应依罪犯身份量刑。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5页。?同上书，第4页。党崇雅则反过来从刑部调到户部，另外还有几个部曹的尚书互相对调，包括金之俊从工部调至兵部，刘余祐从兵部调至刑部。最初，顺治皇帝对于贪官污吏特别严厉，1651年，规定贪污为不赦之罪。顺治在位时间很短，但他处理的贪污案比康熙时期还要多。康熙在位的时间比顺治长五倍。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3、6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同上书，第3786页。?造成这些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江南地区长年拖欠赋税。1648年，巡抚土国宝上奏说，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运输苏州、松江和常熟的税粮；1649年他又奏请增加江南田赋。这两道奏章，多尔衮均未同意。这样，想要按既定税额征集钱粮或增加税额的地方官员，得不到朝廷的任何支持。多尔衮显然不愿意与江南缙绅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交锋。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3页。关于清初私派的例子，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0—10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632—63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同上书，第48页。吴伟业的女婿陈之遴，是著名的海宁陈氏的子孙。海宁位于杭州与江浙边境的中间。从1500至1900年，陈氏家族出进士31人，举人103人，贡生74人以及秀才千人。陈氏子孙在科场出人头地，是以其雄富的家产为基础的。在16世纪，陈氏靠榷盐制度积攒了大量财产。当时这个家族最著名的成员是陈与郊，他仕途亨通，官至提督四夷馆，但接着在1605年，就因他的儿子参与私盐贩子与巡搏斗哄事件而入狱并被罢黜，以致陈氏财运中衰。不过，陈与郊的兄弟陈与相又努力重建了家业。然而，真正使陈氏子孙屡屡出任清廷要员的，则是陈与相的孙子陈之遴。陈之遴投降满洲时年仅40，他可以盼望自己有个光明的未来，与新朝共享好运。他的家族中有13人官至三品以上，而大学士就有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到18世纪末叶，民间普遍传说乾隆皇帝本人实际上就是陈氏子孙，这部分原因在于乾隆特别喜爱陈宅著名的花园一隅园。陈之遴本人在清廷官运亨通，1645年降清后，即授秘书院侍读学士。1648年，除礼部侍郎。次年，加右都御史。他的夫人徐灿是著名的女诗人。《贰臣传》第九卷，第10—1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6—9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80—190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9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有些改革虽然在经济上产生过极重要的影响，但其建议者则不易考详。譬如，清代中前期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匠役制度的改革所促成的。另一方面，北方手纺织业的发展，则是既受到清初河北与山东棉花种植业扩展的刺激，同时又受到关外纺织品市场开放刺激的缘故。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的农业经营》；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410页。明朝后期，政府设置有19个官营机坊，雇用世袭匠人织造，或由匠人出银招人代役。清廷削减了官营机坊数额，在南京、苏州和杭州（1645到1651年间，杭州织造处的布机进行了整修）设立了三个织造中心，改用“买丝招匠”之制，即按市价购买生丝，以计件制支付匠人佣金。关于对江南纺织业的合理化改革，见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缫的研究》，第91—96页。虽然在1697年之前，清廷仍在向手工匠人征敛特殊的赋税班匠银，到了1726年，赋税中这一特殊项目则已摊入地亩，世袭人户的劳役制已经废除。见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6页。景德镇官窑的经营大致也发生了相同的演变。明朝官窑主要由宦官监管，在清朝，世袭工匠制被逐渐废除，匠人按工种付酬。据认为，由于匠役的废除进一步刺激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由于保证了匠人几乎所有剩余的纺织品及瓷器等投入市场，清政府促进了社会生产。尤其到了18世纪，经济得到发展。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1—6、11页。?17世纪水利系统所遭受的破坏面远不如元明时期那样大。在元末明初，河流的外堤和主要的堤坝都毁坏了。而且，在14世纪，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简直杳无人烟。而在17世纪40—50年代，水利系统的总体结构完整无损，动乱时期的幸存者得以从早先较为安全的避难地返回原居。斐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13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44—51页。?顺治年间，工部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汉人尚书是张凤翔（山东人氏），他仕途多舛。天启年间，曾任兵部侍郎、保定巡抚。魏忠贤专权期间，他因与东林党有牵连而被夺职。接着，在崇祯年间官复原职以后不久，又因由他监制的一些兵器质量极差而被捕入狱，后复任兵部侍郎。李自成攻陷北京时他在城内，遭到拷掠追赃。后回老家堂邑，接着又南下参加了福建的南明唐王政权。唐王任命他为浙江及南直隶总督。当清军攻陷福建时，他就投降了满人，任户部侍郎，后迁工部尚书。这主要是一个荣誉性职位。《贰臣传》第九卷，第1—2页。工部实际由侍郎叶初春（1628年江南进士）掌管，他是由州府衙吏出身，而后应荐入流的那种极少数官员之一。在北京陷落时，叶初春为工部侍郎，他的命运与陈名夏相同，被南京的南明政权入从贼案，不得不到北方逃命。但他很快复任工部原职，颇著政绩，直到1652年调任兵部侍郎。《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7—38页。关于17世纪40—50年代清朝水利系统的重建，参见裴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276页。?这一时期任户部左侍郎的是范文程的长子范达礼。谈迁：《北游录》，第376页。?河道总督衙门系储才之地，它能够将原先作为通才培养的文人学士训练成理财专家。例如，陈名夏中进士时的同年，也是江南同乡吴国龙曾为总督蔡士英属官，后来在鳌拜摄政期间，吴国龙在精简工部管理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2页。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5—846页；胡昌度：《清代的黄河治理》，第505—507页。王永吉的儿子王明德还是一名法律专家，在1674年他印行了一部讨论刑法的名著《读律佩觿》。?米勒：《派系斗争》，第142—143页。17世纪50年代初以及1670年中国北方两次出现洪水泛滥，灾情严重。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第444页。?清初主持水利工程最得力的人员之一是朱之锡（1646年浙江进士），他最初是应大学士刚林和范文程之荐出仕的，初授弘文院学士，1657年，除河道总督。在这第二年就发生一场灾难，黄河在山阳（江苏）决口，洪水从开封向南泛滥，经徐州，至宿迁与大运河合流，顺流至清江浦，再度决堤泛滥，直至朝东北方向入海。这是中国历史上黄河的第五次改道，在1855年前黄河河道一直维持这个状态，于是修整新河床就成为朱之锡的职责。他不仅致力于扫除弊政，以保证对建筑新河堤的人丁物资供应，而且还认识到淮河淤泥对洪泽湖东堤造成的威胁，因而建议修造了两条渠道，将多余的湖水向东南排到其他湖里，由此，减轻了运河本身的压力。朱之锡一直担任河道总督之职，1666年，卒于官任。沿何州郡均立祠祀之。运河流域的百姓称他为“朱大王”。清廷后来封赠给他一个谥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8—17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00页。?这些庞大的建设工程，绝大多数是由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勒辅主持的，靳辅系奉天人氏、隶汉军镶黄旗。他在出任河道总督以前，曾供职于翰林院，当过安徽巡抚、兵部尚书。靳辅招徕了一批出色的幕僚，其中包括著名的治水专家陈潢。靳辅任河道总督的时间为1677年到1692年。《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8页。参见米勒：《派系斗争》，第144—145页。黄、淮流域水情的演变，最终落入了与明朝相同的循环模式：初期是重建河堤水坝，继而向这一地区移民，各种水利事业得到了发展。但对易受水灾地区的控制不够，私坝日多，以致人口与水利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到18世纪末，水情的危机达到顶峰。接着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由于太平军入侵对地方造成的破坏，促发了近乎于全面的崩溃。不过，清朝的这个循环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它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以及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一套运转得特别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威尔：《中国水利》，第278页。?胡昌度：《清朝的黄河治理》，第508页。不过到了19世纪，将黄河与大运河交由同一个官衙负责的体制，可能已经妨碍了清政府取得最佳效益。到了那时候，黄河水利已从属于保持大运河畅通的工作。这样，清廷就尽全力治理黄河淤塞，防止河水泛滥，生怕那条被视为帝国命脉的大运河因此不能保持贡粮运输的畅通。所以，黄河沿岸的灌溉工程便遭到了轻视，结果损害了农业生产。而且，清初河道总督的强有力的管理制度渐渐松驰起来，地方政府对漕运的财政负担加重了。士兵漕卒船工人数激增，漕粮的散失和被窃日益严重。到19世纪中叶，对大运河的管理几乎如同对盐课的管理一样不可收拾，漕粮的浪费严重到每一石实际运到京城的大米的成本四五倍于市价。然而，清廷既然在建立黄河与大运河的联合管理上投入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以致干脆就不接受改用海运的意见。顺治、康熙年间最初的那些成就的重大影响，加之他们不愿更改“祖宗家法”，都使得嘉庆和道光等皇帝对放弃已经变得代价极高的内河航道犹豫不决。这条航道已耗尽了江南的财源。詹姆斯·蒙特尔·波拉切克：《19世纪初中国文人政治中的文人团体》。?1578年，中国在册人口16692856口，耕地总数7130976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1647年，山西巡抚上奏说有荒地75525顷。同年，湖南巡抚报告说当地田宅荒废，城镇空寂；在四川，野兽漫游街市，夜入村落。1647年一年，某县有42人丧生虎口。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2页。里甲制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里长每年应由不同的户主担任。里长职在“敦促”其他户主由里长经手向政府交纳赋税，不过里长常常成为政府向这一组人户征取赋税的人质。到明朝末年，里甲制度逐渐被地丁合一的赋税所取代，后者直接分摊于地亩，而不是向介于个体纳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里”这类中介体征收。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1—53页。关于1644年重编赋役簿的最早建议，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赋役全书》估计是1646年汇编成书的。它包括各省田赋役钱额、耕地总数、服役丁数，以及上供钱物数。它的副本依令发往各州县供地方官参考，同时还在各地的孔庙存放一本，以便儒生查阅。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意味着除加派外，各地仍应用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实际上，有时户部命行省按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外，仍加派“辽饷”。这就是说，天启、崇祯年间的加派虽未开征，而万历年间的加派却已开征了。根据1649年江西巡抚王志佐的一份奏章说，江西民户因赋敛过重，遗弃田地。他声称江西省的荒废土地已达半数以上。多尔衮因此下令罢辽饷之征，其时在1649年8月22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153页。参见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84—8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8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由于中国乡村地方结构极为复杂，可以预见，这两种理想的制度到1670年已互相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却又互相区别的地方组织：北方的“里社”及旗地的“庄”，南方的“图长”或“牌头”。到18世纪初叶，至迟在1709年，这种新的统一的制度干脆就被称为保甲制。它同时兼有治安和财政两种职能，将控制地方（每户公开悬挂印牌）与征敛赋税结合在一起。咸丰以后，保甲制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财政组织而不是治安组织，地方警察机构地保局则在替政府维护法制、维护地方秩序方面取代了保甲，地位日重。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8页；《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356—36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6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50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9页，1649年6月3日诏。根据以前的法令，无主荒地应免费分给农民垦种（山东、湖南除外，那儿名义上仍收地价银）。例如四川

妨自史籍中细心找寻资料，为此作证，大可写成一册数十百万言的巨著来，将为世人讨论人类文化问题者一新耳目。当然上面所说，只是一番极粗略的叙述。即如古代中国之北方，后来也被称为中原了。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展扩，同时即是文化展扩，此中大有值得研究处，我只借此处指出，供诸位作参考。五现在也有人说，西方文化发生在都市，中国文化植根在农村，此语亦有理。但中国也有都市，西方也有农村。只是西方都市其形势常是对外的，它们都市中之工商业，必求向外伸张，以求维持此都市之存在与繁荣。因此都市与都市间，也成为各自独立而又互相敌对之情形。中国都市则由四围农村向心凝结而成，都市与农村相互依存。农村既是大片地存在，都市与都市也相互联络融和合一。因此西方帝国主义，同样是向外伸张。而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扩，则亦同样只是一种向心凝结。帝国主义之向外伸张，外面殖民地可以叛离而去。中国文化之地理推扩，则在其文化内部，自有一向心凝结之潜力存在。但由上面再引申，近似玄论。我们试再归会到本题上。文化推扩到新地区，可以获得新生命与新进展，已在上面说过。但若一地文化衰落，是否可以再兴复活呢？此层值得再论。上面又说，西方文化主要在城市，中国文化主要在农村。城市繁荣，此起彼落。农村虽有兴衰，但比较稳定。因此，作为农村凝结中心的城市，亦自与相互争存的城市不同，而联带有其稳定性。让我把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有较长历史性的两个地区，来比较作证。一为今之山东省，一为今之河南省。为何我们不举长江流域之江浙或珠江南部的闽广诸省呢？因这些地区加入中国文化传统比较迟。而此两省，直上直下，几千年来都在中国文化大统中占有人文成就上的重要地位。这两省时经战乱，时遭饥荒，变动极大。但屡起屡仆，屡仆屡起，并无所谓文化一衰即无再兴之理。我们近日若有人来写一部“山东、河南两省文化兴衰之综合研究”，我想一题将是饶有意义的。当然不限此两省，即拈别地区作例，亦同样有意义。上述中国北方，是中国文化的老家。就今天讲来，一般情形北不如南则有之，但诸位莫说中国北方已老了衰了，中国文化已转移到南方来，此实一大错误。但我们希望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北方中原，能重来一大振兴，则是应该的，而且也是重要的。六今天所讲，也可说是讲的文化地理。地理与文化有关，如气候、水土、山川形势，物产风景种种要素，皆与人类历史文化有大关系。如一辈子生长在香港的人，将不能真了解中国之北方。中国北方水土深厚，其人物也比较稳健踏实。香港人非亲到北方，便不易了解。但中国北方人若不亲来香港，也一样了解不到香港。诸位试想，中国地理有如此般的复杂性，此地人不到那地，便不易了解到那地，但不害其同样成为中国人，同受中国文化陶冶，这又是何等伟大的一件奇事呀！我讲至此，就想到讲历史不能单靠书本知识，还要多游历。例如信耶稣的须到耶路撒冷去，佛教徒须到印度，崇拜孔、孟便想去曲阜、洙泗一游。因游历可得更深更亲切的知识，决非徒求之于文字书本者可得。尤其是中国各地，无论通都大邑，穷乡僻壤，都有历史上的名胜古迹，人物遗风。即就香港言，原本是中国极南一小岛，在中国历史上似无地位可言。但诸位在此，便知香港亦多历史故迹。远的如南朝时代之青山寺，重大的如宋、元之际之宋王台等。我的故乡是江苏无锡，小地名叫梅里，远从吴太伯起，下迄东汉梁鸿，直到明、清近代，有一书名《梅里志》，此书现在美国各大图书馆中亦均可见到。此书叙述梅里一小区域中，所有之历史故迹名人遗踪。我幼时常好翻阅，真是可谓接触了中国历史之一角。我想在座诸位，各自回忆自己之故乡，亦必各可清楚记得自己故乡所有之历史故迹名人遗踪。即如广东人讲到曹溪六祖，岂不是唐以后中国文化史上一了不起的人物吗？故中国地理，已能和其历史交融密合紧配在一起了，没有一地无历史关系，无文化消息。若我们能到国内各地游历一趟，真可能是应接不暇，流连无尽。诸位到一处，才可明白此一处之历史，此一处之人物，与此一处之文化。以游历来作印证，以游历来求发明，这实是有意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一重要的步骤。我常听有人说，中国民族同化力大，故历史上不断有外族入侵，都给我们同化了。这话也非不是。但更要的是，中国人如何能先自同化自己，成其为同一中国人。这一问题，显然比前一问题更基本、更深入。又有人说，中国地理易于统一，不如欧洲地理之易于分裂，这却未见其诚然。我不知法、比、荷、德的地形如何定须分离，我又不知同一条多瑙河顺流而下，如何定须隔断。但在中国春秋时，晋国人见称为四塞之国，难于被侵的。后来的四川，人道是：“天下治，四川后治。天下乱，四川先乱。”试问如江、淮、河、汉诸大流，如太行、秦岭、五岭诸山脉，比较起欧洲地形来，何以必见为易于统一，不易分割呀？这里面决不是自然地理的关系，而是人文历史的关系。否则如我家乡太湖流域江、浙两省，若要模仿欧洲，至少亦该分江南、江北、浙东、浙西四国吧。只因我们习惯了在字面上在口头上，老说中国和中国人，却不仔细讨究其成为中国和中国人之一切历史文化来源，所以我今天特地提出研究历史地理一题目，也如研究欧洲史般，不妨起一番心，分着地区来研究。每一地区，从其历史演变中，自上到下，溯源竟流去探讨，去追求。即如我的家乡苏州人，在春秋、战国是这样的，到明、清两代又是那样的。又如广东在两汉时代是那样的，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又是那样的，在近代中国又是那样的。我们才知中国几千年来，能在这广大多异的地面上，自己抟成一民族，创立一文化到今天，其间确有不平凡的意义存在。若我们忽忘了此地理的一面，只像一条线般，由上而下来讲中国史，则将失去其中许多的精彩和真实。第八讲如何研究文化史一今天是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最后一讲，今天的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以上七讲有关研究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各方面，均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如果专从文化史来讲，则其范围应仍比上述各方面为大。可以说，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进一层说，历史是人事记载，但有很多人事不载入史籍中。并非不重要，只为向来史体所限，故不一一载入。适才所说的历史整全体，则是兼指载入史籍与未载入史籍的而言。换言之，文化即是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各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包括人生之各方面、各部门，无论物质的、精神的均在内，此始为大群人生的总全体。又当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即是此整全体之大群人生之兼涵历史演进之总全程，包括一切方面，而来研究其汇通合一支意义与价值者，乃是所谓文化。“文化”一词，亦从西方翻译而来。中国从前人研读历史，只要懂得人物贤奸，政俗隆污。凭此一套知识，可认修己治人，则研习史学之能事已毕。现在则世界棣通，各地区，各民族，各有一套不同演进的历史传统存在着。如何从其间研核异同，比较得失，知己知彼，共图改进，于是在历史学之上，乃有一套文化学之兴起。此在西方不过百年上下之事，但中国古人实早有此观念。《易经》上有“人文化成”一语，文即指人生多彩多姿各种花样言。人群大全体生活有各部门，各方面，如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文学、工业等，各相配合，融凝为一，即是文化。此多样之人文，相互有配合，先后有递变。其所化成者，正与近代人文化一观念相吻合。故此一翻译，实甚恰当。自此处言，可见文化即是历史，惟范围当更扩大，内容当更深厚。若我们有意研究文化，自须根据历史。因文化乃是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但从另一方面看，研究文化须有哲学智慧。文化本身固是一部历史，但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全部历史只是平铺放着，我们须能运用哲学的眼光来加以汇通和合，而阐述出其全部历史中之内涵意义，与其统一精神来。此种研究，始成为文化史。但文化并非即是一套哲学，哲学亦仅只是文化中之一部门。若认为文化是一套哲学，此实大误。近人如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彼似乎只根据哲学观点来讨论文化，亦嫌不足。我们当知讨论文化，此讨论之本身即是一种哲学了，但所讨论者则并非哲学，而是历史。哲学可以凌空讨论，而历史与文化之讨论，则必有凭有据，步步踏实。此一分辨，先当注意。二我下面所讲，并不想讲中国文化内容如何，乃是讲研究中国文化必具有某几项该注意的观点。除了开宗明义的第一点，即研究文化史要具有哲学头脑，并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外，尚有下列诸点，兹逐一分疏，加以说明：其一：讨论文化史要注意辨异同。有人说，人类本体既相同，则世界各地区所有文化应亦无大差异。此说诚亦不错。但我们试举一位音乐家与一位运动家作例，一人善钢琴，一人善网球，此两人除此一项相异外，其他方面或可说百分之九十九相同。但我们所要注意者，正是此两人间一善钢琴与一善网球之差别所在。若忽略了此异处，便成为无可说。人同是圆颅方趾，同是五官四肢，但人心不同如其面，虽同是如此圆颅五官，却不该把他们异处抹去。西方学者似乎到今天才始感到有文化学研究之必要。因他们已知世界各地区各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除却西方自己一套以外，尚有其他文化存在。即就西方欧洲言，如英、法、德、意诸国，他们也感到相互间各有不尽相同的文化传统。因其由此觉悟，才始知有文化研究之可能与必要。我们纵不说文化是多元的，但至少是歧出的。若专从同处着眼，如何能尽文化研究之能事？在二三十年前，常有人说，西方文化只比中国文化走前了一步，中国文化仅相等于西方的中古时期。若中国能再前一步，便将与现代西方文化无二致。此可谓是一种文化抹杀论者。世上各民族文化传统尽自有其相同处，然而仍必有其相异处，因此乃有各种文化体系可说。当知每一文化体系，则必有其特殊点所在。有其特殊点，乃能自成为一文化体系而存在。不能谓天下老鸦一般黑，一切文化则必以同于西欧为终极。其二：讨论文化须从大处着眼，不可单看其细小处。如西方人初来中国，看见女人裹小脚，男人拖长辫，便认为此是中国文化。此亦是中西一相异处，亦是一特点，但太琐屑细碎了。研究文化若专从此等处着眼，则将永不识文化为何物。若我们指认街上一人，说其面有黑痣，此并不错。但若要我们介绍自己一亲戚或朋友，我们若只说其人面有黑痣，此外更无可说，那岂不成大笑话。此等说法，我则名之曰“文化的枝节论”。但见有枝节小处，不建有根本大处。此刻的中国人，男的都不拖辫，女的都不裹脚，但中国文化依然有其独特处，此即枝节与根本大小之辨。其三：讨论文化要自其汇通处看，不当专自其分别处寻。我刚才说过，政治、经济、思想、学术、艺术、宗教、工业、商务种种项目，都属文化之一面。但在其背后，则有一会通合一支总体。我们若各别分讲上述诸项，虽均属文化范围之内，但所讲只是宗教、艺术、政治、文学等等，并不即是在讲文化。例如一个人，他的日常生活总可分多方面来说。如在学校，在家庭，或在其他的社会场合中。须把此多方面汇通综合起来，才说得是明白了解此人。如只能分析，不能综合，此如佛经所说盲人摸大象，有的摸到象鼻，有的摸到象脚，凡此盲者所接触到的，固然均属象之一部分，但部分不即是全体。一只象不能即是象鼻或象脚。凡此盲人所接触者，则并非是一象。若研究文化问题，不能从其汇通处看，不能从其总体上求，则最多仍不免是一种文化之偏见。其四：讨论文化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寻。要知文化有其纵深面，有长时期的历史演变在内，不可仅从一个平切面去认识。如我今天所讲，有的是当前事，有的有一二十年历史在背后，有的乃就两三千年之历史传统言。又如诸位看香港社会形形式式，岂不同样有当前事，有一二十年前事，乃至更远的存在？诸位当知，专就存在于香港社会的事事物物言，亦尽有可追溯到一二千年以上者。诸位当知，文化进展莫不有其长远的途程。在其途程中有波澜曲折，有迂回反复，不断有新的加进，但亦永远有旧的保留。若横切一平面看，便不看见此进展大势。固然以前进展也尽多保留在此平面上，但必须知此平面亦必仍然在进展中。记得我在小学时代，一天，有一位先生知道我正看《三国演义》，对我说，此书不足看，开头便错了。他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云云，那只是中国人老话。如今世界进步了，像现代西方英、法等国，他们是治了不再乱，合了不再分的了。哪里像《三国演义》上所说。”此系六十年前事。但以六十年后今天情形来说，那位先生的话，准说错了。我想此种说法，只能称之为文化的短视论。文化演进，总是如波浪式的，有起有落。正如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也会有病时。一个身体孱弱的，也会有康强时。所以衡量一人之体况，该看其前后进程。可文化亦然。近几十年来，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看法，似乎都犯了一个短视病。都只从一横切面来说。若我说中国文化有价值，便会有人问，既有价值，如何会成今天般光景？但我也要问，西方文化进程中，难道从没有过衰乱与黑暗的日子吗？以前历史有变，难道以后历史便再不会有变，老该停在今天当前的这般情形之下吗？我刚才所举六十年前我的那一位先生所告诉我的一番话，那时的英国、法国，岂不正是如日中天？我的那位先生正为只从他那时的平切面看，认为英、法诸国再不会走下坡路。但在今天，由我回头叙述，真使人有白头宫女说玄宗之感慨了。这不过是前后六十年间事而已。故知我们对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之评价，不能单就眼前所见作评判的定律。我们应懂得会通历史全部过程，回头从远处看，向前亦往远处看，才能有所见。其五：讨论文化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此因任何一文化系统，必有其优点与长处，当然也必有其劣点与短处。就以往及当前言，世界任何民族所创出的任何文化体系，尚无一十全十美的。将来是否能有一个十全十美更无毛病的文化体系产生，很难说。恐怕人类文化，将永远不会有十全十美的。这是上帝造人如此，也无可奈何。我们接待人、领导人、教诲人或希望督责人，也只有从其长处引进。若专心一意来指摘人短处，则人非圣人，均难自免。如有人长于音乐，我们正可从音乐方面来鼓励培植他，却不宜笑骂他别的什么都不会。专从人短缺处吹毛求疵，则一切人将见为一无是处。对人如此，对己亦然。不能说专对自己寻瑕求玷便是好。这可说是一种文化自谴病。今天的中国人，看自己文化传统，正抱此病。有人说中国文化更无别的，只是有太监、姨太太、打麻雀牌、拖辫子、裹小脚、抽大烟，此外更无别的？我们是否应该软下心，回过头来也说它一些长处？专一吹毛求疵，剔垢索瘢，似乎不是一种好态度。如上所举，太监、姨太太、麻雀牌、辫子、小脚、鸦片烟等，在我们此五千年来之悠长历史中究竟占了何等地位？我们也该一翻二十四史十通等许多历史书籍，此诸形态究从何时开始？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究否是中国文化之大本大源与大纲大领所在？当然我并不说讨论文化不该批评其短处，乃是说亦应该认识其长处。而且我认为一种文化之真短处，则正该从其长处方面求。譬如男人看片资源无码免费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酒瘾扩大到了一周好几天，他的自暴自弃很快就到了终点。威斯顿·普尔有了最难对付的事。七十名家族成员认为他要对中伤他们祖先的名誉负责任（他们对他兄弟布鲁德和阿波罗也一样看待），日日谴责他，让他不得安宁，直到他面对圣救世主的全体教众跪下哭求。经过一番发誓声明和悔过自新，他才开始尝试着同布鲁德和阿波罗谈话。阿涅特和K.D.正在斯图亚特的土地上盖一栋新居。她又怀孕了，夫妻俩希望获得一种地位，让普尔、杜波列斯、桑兹和比彻姆几家人，尤其是那个时时伺机侮辱K.D.的卢瑟，不能痛快过日子。最有趣的变化发生在摩根兄弟身上。他们鹤立鸡群的地位在销蚀：烟草的选择（他们不再吸雪茄，同时改为嚼烟），鞋子、衣服、发式。帕特觉得他们可能比出生时更像了。但内在的差别之深，是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出来的。斯图亚特目空一切，从不认错，把K.D.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集中精力使这个外甥和只有十六个月大的外孙富有（所以才有了新居），把K.D.安排进银行，同时等待多薇回来。表面上她倒是这么做了，因为在她和索恩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冷漠。姐妹俩对女修道院发生的事，看法不一致。多薇看到康瑟蕾塔倒了下去，但坚持说没看见谁放的枪。索恩知道，而且需要知道一件事：反正不是她丈夫。她当时看见他的手向斯图亚特移去，做出的姿势是谨慎的，以示制止的。她这么眼见的，也是这样对任何想听的人一遍遍地讲述的。变化最大的是迪肯·摩根。他仿佛在他兄弟的脸上看到了自己，而且不再喜欢自己了。令大家都奇怪的是，他和斯图亚特以外的人交上了朋友（怎么说呢，有那么一种关系吧），其原因、理由和基础则是个谜。理查德·米斯纳没说什么，因此，大家知道并确定无疑的，便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光脚走路。当时已经是九月，但仍很热，这时迪肯·摩根向中央大街走去。从他那栋堂皇的白色住宅延伸出来一条砖砌小路，右边是菊花，左边也是菊花。他戴着帽子，穿着生意人的三件套西装和洁净的白衬衫。没有穿鞋。也没有穿袜子。他进了圣约翰街，二十年前他曾在那条街上每隔五十英尺种一棵树，当时他就是这么乐观。他向右转，走上中央大街。他的鞋底，更不消说他的光脚，至少有十年没踏上那条水泥大道了。刚刚走过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就在圣路加街的拐角处，一对青年对他说：“早上好，迪克。”他举起一只手致意，眼睛仍直视前方。莉莉·加里从圣马可路口附近她家的前廊向他打招呼，但他头也没回。“车子坏了？”她问，两眼盯着他的两只脚。在位于中央大街和圣马太路口的哈珀·朱里的药房门口，他感到而不是看到了那些凝视的目光掠过他的全身。在走近圣彼得路时，他既没有回头去看，也没有透过窗户看摩根银行的里边。在圣彼得路口，他穿过马路，向理查德·米斯纳的住所走去。上一次他去那里，还是六年前，当时他很生气，虽然怀疑但仍确信他和他兄弟会成功。而现在他却对作为双胞胎之一的身份感到陌生——一种不完整感，一种压抑的孤独感，让他食无味、寝无眠、听无声。自从七月以来，别人在他眼里都在窃窃自语，或在远处高喊。索恩老盯着他，所幸她没有引发危险的谈话。仿佛她懂得，若是她这么做了，他对她说的话就会抽走他们生活的生机。他可能告诉她：鲜绿的春日时光已被消磨殆尽；在那损失之外，她棒极了，比他相信的还美；她那张平滑的脸庞周围不驯服的头发根根分明，他真想去触摸；她说话之后的笑容使太阳相形见绌。他可能告诉妻子，他起初以为她在对他讲话——“你回来了”——但现在知道了不是那么回事。他当时渴望知道她看到了什么，但什么也没看到或看到了一切的斯图亚特制止了他们两个，以免他们知道另一个领域。那个九月的清晨，他洗澡之后，仔细地穿戴整齐，却无法让自己往脚上穿东西。他把深色的短袜和锃亮的黑皮鞋摆弄了好长时间，随后便把鞋袜扔在一边。他敲了门，那个比他年轻的人应声之后，他就摘下了帽子。“我得和你谈谈，牧师。”“进来吧。”迪肯·摩根从没和任何男人商量过或交谈过他的心事。他全部的私密话，都是和他兄弟之间的无言对话或对他朋友们的炫耀。他和妻子交流用的是他认为合适的晦涩方式。以上这些都不需要他把素材译成语言，现在他却要向米斯纳牧师亲口说出来了。他说出的话如同由铁匠徒弟从火中取出的铁块一般——火红、无形，只在其亮光中初现雏形。他说起意大利拉文纳的一堵墙，在黄昏的日照下白花花的，边上则印上酒色的阴影。说起一处海滩上的两个孩子给了他一个S形的贝壳——他们的面孔有多开朗，铃声又是多么响亮。说起在一艘军舰上咸水刺疼他的脸。说起一些身穿便裤的有色人种姑娘在一家罐头厂的门口招手。随后他告诉他，他的祖父光脚走了两百英里路，那可不是跳舞。理查德专注地听着，只打断过他一次，给他倒了杯凉水。虽然他不理解迪肯说的都是些什么，但能够看出这男人的生活是空泛的。迪肯开始说起他曾有过的一个女人；他如何对她嗤之以鼻，因为她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许可他轻视和抛弃她。在他陷于私情的那个短暂时期（很短），他时时懊悔自己成了老一辈诅咒的那种人：抬高自己，去评判、打击甚至毁灭贫穷者、弱者和异见者。“这个女人是谁？”理查德问他。迪肯没有回答。他的手指在衬衫领子内侧捋着，然后又讲起了另一个故事。他的祖父撒迦利亚，似乎容易受到他人奚落，受到描述他在办公室胡作非为的报刊文章的攻讦。对黑人来说，他是种尴尬，对白人而言，则既是威胁又是玩笑。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或者愿意帮他另找工作。他甚至被迫放弃了在一个穷县的小学中的教职。处于可以帮助的境地的黑人很少（一八七三年的萧条是严重的），而且他们还将撒迦利亚的自尊自重视为冷漠，把他深思熟虑的讲话看作傲慢、嘲弄或二者兼而有之。他失去了美好的家宅，全家九口人挤住在一个姐妹家中。他妻子明迪找了个可以在家中做缝纫活的工作，孩子们则干些零活。很少人知道，而记得的人更少，撒迦利亚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在他改名之前，他们俩分别叫科菲和提。科菲得到政府职务之时，提好像和别人一样高高兴兴。而在他兄弟被逐出办公室后，他也同样受到了羞辱。几年之后的一天，当他们兄弟俩走过一家酒馆时，一些白人看到一模一样的两张面孔很开心，便怂恿哥俩跳舞。由于这种怂恿是用枪逼着的，提相当理智地迁就了白人，尽管他是个成年人，比那些白人还大。科菲却在脚上挨了一枪。从那时起他们就不再是兄弟了。科菲开始到别处谋求新的生活。他联系别的人，别的同样不幸的原立法机构成员——贾弗纳尔·杜波列斯和德拉姆·布莱克霍斯。他们三个形成了老一辈的核心。不消说，科菲没有要提参与他们迁往俄克拉荷马的行程。“我始终认为科菲——老爷爷——是错的，”迪肯·摩根说，“在他对他兄弟的做法上错了。提毕竟是他的双胞胎兄弟嘛。如今我不那么肯定了。我在想，科菲是对的，因为他看到了提身上的一些东西，那不仅仅是和喝醉的白小子凑热闹的问题。他看到了一些让他感到耻辱的东西，就是他兄弟看待事情的方式，以及遇事时他作出的选择。科菲接受不了。倒不光是因为他为他的双胞胎兄弟感到耻辱，而是因为那种耻辱就在他自己身上，把他吓住了。因此他就走开了，而且再不和他兄弟说话了。一个字都不说。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该是很难受的。”理查德说。“我说的是，他再不和他讲一个字，而且不准别人叫他的名字。”“没有言语，”理查德说，“没有原谅。没有爱。失去一个兄弟是件难事。有意地失去一个兄弟，唉，那比原先的耻辱还要糟，你说是不是？”迪肯垂下头长时间地看着他的脚。理查德不吭声地陪着他。最后，他抬起头来说：“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牧师。”“你会做到的，”理查德·米斯纳说，“毫无疑问。”理查德和安娜对那些遭难的人这么轻易地集体消失感到可疑，他们一回来，马上就亲自去寻找。除去一间门上贴着“迪万”字样的卧室中一张亮闪闪的小白床和粮食之外，这地方没有最近有人住过的迹象。鸡都四处乱跑，或者被四脚的食肉动物吃掉了。胡椒丛盛开着花朵，可园中其余的东西都荒芜了。萨金特的玉米地是唯一有人照看的地方。理查德只是草草看了看地下室的地板，而安娜却就她的油灯光亮所及尽量察看了那里。她看到了K.D.所说的一片狼藉，不过倒不像他眼见的那般色情，也算不上撒旦的随意涂抹。她看见的是女性压制想捕获她们的恶魔时留下的混乱，她们并没有受到蹂躏。他们走出了宅子，站在院子里。“听着，”安娜告诉他，“她们当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并没死。实际上谁也没看到——他们只是猜测。随后，在人们离开和罗杰到来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她们就逃走了，还带走了被杀死的人。就这么简单，对吧？”“对。”米斯纳说，但语气中流露着些许不信。“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并没人来这里询问。她们准是还没有上报，我们又何必那样做呢？”“谁的婴儿在那里边呢？那张小床挺新的。”“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阿涅特的。”他又说了一遍“对”，但疑虑仍然未解，随后又说：“我不喜欢神秘的事。”“你是个牧师。你终生的信仰就是神秘。”“信仰是神秘的；忠于信仰是神秘的。不过上帝并不神秘。我们倒是。”“噢，理查德。”她说，仿佛嫌他说得太多了。他曾经向她求过婚。“你愿意嫁给我吗，安娜？”“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的热情太吝啬。”“值得的时候就不了。”她没想到会这么幸福。回到鲁比之后，他们并没有郑重宣布什么，而是理清看似一个城镇的彻底坍塌。“我们要不要把那些鸡带走？反正它们终归是要统统被吃掉的。”“只要你愿意。”他说。“我不愿意。我只想看看那儿有没有鸡蛋。”安娜进了鸡舍，皱起鼻子，走过有半英寸厚的鸡屎。她轰开两只鸡，拿到五颗蛋，她觉得应该是新鲜的。她走出鸡舍，两只手都占满了，便喊道：“理查德？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盛这些蛋吗？”在园子的边上，倒着一把褪色的红椅子。再往远处就是鲜花和枯草了。衰败的西红柿与黄花绿叶的繁茂野生植物长在一起；粉红色的蜀葵长得高大之极，顶部一直歪到一串黄亮的南瓜花上；胡萝卜樱子成了褐色，毫无生气地依傍着洋葱挺拔的绿穗。西瓜熟得开裂了，露出了红色多汁的瓤。安娜对着无人照看之下顽强的生长景象叹息一声。五个棕色的鸡蛋在她手中温乎乎的。理查德向她走来。“这个够大吗？”他抖开了他的手帕。“可能够吧。来，拿着鸡蛋，我去看看那边是不是还有胡椒。”“别了，还是我去吧。”他说着把手帕放到鸡蛋上。他回来后，两人站在那把椅子旁边，她双手捧着白布手帕和棕色鸡蛋，他拢着手指，攥着长长的胡椒枝——绿的、红的和紫黑的，他们看到了，或者确切地说，是感觉到了，因为那儿什么也看不到。她后来说，有一道门。“不，是一扇窗，”他笑着说，“这就是我们两人的区别。你看见的是门，我看见的是窗。”安娜也笑了。他们就这个话题扩展开：一道门是什么意思？一扇窗呢？他们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那迹象上而不是事件本身；就好比令人激动的是邀请而不是聚会。他们知道它就在那儿，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在那里待了好长时间后才退出来，跑到车上。鸡蛋和胡椒放在车后座上，冷气吹起了她的衣领。他们在开车时笑了又笑，互相取笑着谁是悲观主义者，谁是乐观主义者。谁看见了一道关着的门，谁看见了一扇掀起的窗，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避免再次战栗，或者说出他们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是穿过一道需要开启的门呢，还是一扇已经掀起的具诱惑力的窗户？如果进去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一侧会是什么呢？那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米斯纳牧师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又说了几句话。他的目光集中在那七个该受谴责的人身上，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始本能他们都聚在一起，似乎远离其他的送葬人。萨金特、哈珀、米努斯、阿诺德、杰夫、K.D.、斯图亚特。威斯顿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而迪肯干脆不在。理查德不能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些人。不管他们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代表的是最老的还是最新的黑人家庭、最好的还是最可悲的传统，他们都以彻底背叛而告终。他们自以为比白人更狡猾，可事实上他们在模仿白人。他们自以为在保护妻儿，实际却在伤害他们。而且当被伤害的孩子请求帮助时，他们却到别处去找原因。他们诞生于一种古老的仇恨之中，那种仇恨最初产生时，一种黑人鄙视另一种黑人，而后者将仇恨提到新的水平；他们的自私因一时的傲慢、失误和僵化了的头脑的无情，毁弃了两百年的苦难和胜利。在他看来，鲁比不受《圣经》的约束，被其自身历史的吼声震聋，成了一个不必要的失败。人们在希求长久的幸福时是多么优雅，而那些设想在人们尽力实现时又变得多么单薄。鲁比很快就会像别的乡镇一样了；年轻人想去别处，而老年人则充满懊悔。布道虽然具有说服力，但注意聆听或者将其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人却会越来越少。他想不通，在这个将未得到拯救的、无价值的和陌生的人统统拒之门外的来之不易的天堂里，人们如何能够凝聚在一起？谁会保护他们不受领导人独断的支配？理查德·米斯纳突然明白了他要留下来。不仅仅因为安娜想留下来，或者因为迪克·摩根挑中他作了一次忏悔式的谈话，而是既然没有更好的战斗可参加，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住，倒不如待在这些美丽非凡、缺点明显和骄傲自豪的人中间。何况，死亡对他们可能是新鲜的，而出生却不是。未来在门口喘息。罗杰·贝斯特将得到他的加油站，连接的道路亦将铺建。外来人将来来往往，有些人会想吃个三明治、喝罐啤酒。所以嘛，谁又说得准呢，也许会来一顿正餐。K.D.和斯图亚特就要商讨电视的问题。在葬礼上是不宜笑容满面的，于是米斯纳想象着那个小姑娘，他曾经被许可握着她那双被毁的手。这一下帮他恢复了思路。对出席葬礼的人提的问题他终究需要回答。“但愿我可以提出那些并不重要的问题。或者可以说，那是些令人苦恼而不智慧的问题。上帝却是智慧的、慷慨的，给予了我们头脑去领会他的睿智。领会他的优雅。他的纯净。领会‘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那句话。”风刮起来了，但尚不足以使谁不舒服。米斯纳正在失去他们。他们站在敞开的墓穴前，除去他们自己的沉思，对一切都是封闭的。葬礼上的思绪夹杂着对感恩节的计划，对邻居的评价和对日常生活的嘀嘀咕咕。米斯纳叹了一口气，然后以祈祷结束了讲话。但当他低下头凝视着棺盖时，他看到了那个园子中的窗户，觉得它在朝另一处地方召唤——既不是生也不是死——但是就在那里，在远处，他不知道他先前已形成了一些想法。“等等，等一等。”他在高喊，“你们是不是认为这个短暂又可怜的生命因为不能和你们自己的生命相提并论就缺乏价值？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她得到的爱是广泛和深刻的，给予她的关怀是柔和的、无尽的。这样的爱和关怀如此完整地包裹着她，她有过的梦幻，她所走的路程，使她的生命和我们任何人的生命一样美好，一样丰富，一样有价值，或许还会更有福气。如果在我们漫长的生命中，我们不懂得她在短短的生命中每天都懂得的事情，那便是我们的不幸：尽管生命中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生命之后的生命却是永恒的。在生命中，在生命之后，尤其在其间，他等在那儿让我们去认识其光辉，他永远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住了口，对自己刚才

依赖于稻米的输入。如万历时期的一份地方志所言：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倘令金鼓一震，矢石交加，城门十日不启，饥人号呼，得不自乱乎？由于苏州陷入了当时的经济危机，许多私人房屋或是空了出来，或是被卖掉；上海地区——它常常被称为小苏州——也出现了可怕的饥荒景象。1641年一个上海的学者写道，这个地区的百姓易子而食，或是挖尸蒸吃。自从棉布商人绝迹以后，松江的百姓只能坐以待毙。

农奴暴动

在1643年到1644年之间的秋冬时分，由于在湖广和江西的张献忠部队切断了向长江下游的稻米航运，局势变得更为严重了。接踵而来的春季和夏季又遭到干旱的蹂躏，松江地区的所有水井都干涸了。当崇祯皇帝遇难和北京被李自成攻陷的消息传到长江下游地区时，米价几乎上涨了四倍。神父安东尼奥·古维（AntonioGouvea）在他给大主教的年信中讲述了随后在上海附近地区发生的事情：这个城市的农民全是或几乎全是那些致仕官僚和社会地位很高的文人们的农奴，他们耕种其土地以获得一份粮食。在城里和乡下有千万这样的人。现在他们知道，皇帝没有了。由于南京当时还没有人称帝，他们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因为中央政府已经陷落，他们也解放了。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没有任何士兵来弹压他们，因为城市里的长官已经结束了他的使命，而新的官员还没有到来。在农村举行起义后，他们又派人对那些官吏和文人们说，他们应该立即给他们废奴为良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会在7月18日那一天破城而入，毫不留情地杀尽一切。尽管在城里有几千人和最有权势的致仕官僚，但是没有人挺身出来进行防守，他们只是简单地等待进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到了预定的那一天，起义者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市，捣毁大户的房屋，砸烂大门，蜂涌而入，鞭打脚踢，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些斥责或劝说他们的人也受到鞭打和侮辱，在他们中间有我们保罗·克劳（即徐光启）的记忆力非凡的二儿子。上海的农奴起义，是长江下游地区众多暴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长江下游，富户的家仆和佃农们联合起来，进攻他们主人的房院，要求归还他们的奴契佃约，并且抢夺粮食。明王朝的陷落，似乎预示着社会秩序的变动——或者至少是生活的暂时更新，一个新的开始，因而也是一个清扫社会的时机。就像1645年在黟县（安徽）的农奴起义中宋乞的追随者们说的那样：“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从进攻富人宅院索回“卖身文约”开始，农奴的起义联合了“佃兵”一道用暴力打击乡绅权贵。当乡绅逃进了城镇时，农村的贫苦百姓就去焚烧富人的园舍，打开了他们的仓库。在这个时期，许多佃农逃离了土地，加入了那些活跃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啸聚而成的军队。因为江南东部的起义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当地的乡绅转向南明政权请求帮助，镇压暴动。因为新的政府很快在南京建立起来，因此那些忠君的官僚们眼下就可以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在一起。苏松地区的军事将领在一个叫做南翔的地方镇压了20股或者更多的起义军。兵备道祁彪佳要求村长们严格执行“保甲”制度，同时撤换了那些软弱无能的当地官员，加强当地的保卫措施，在1644年到1645年间的冬季，难得的安宁又降临到这个地区，佃农和农奴停止了骚动。但是就在上海北面的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为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然而，乡绅们的“看门狗”又反过来咬他们的主人。太仓地区一个姓名不详的乡绅描述了沿海城镇沙溪流氓“乡兵”的情况：吾镇即有乡兵，即“无赖子”之“乌龙会”也，自崇祯帝晏驾北都信确，里有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遇孱弱，即啮之，必见骨。这些“乡兵”确实有点正规军的样子。但是大多数真正的士兵属于乡村劳动力中最贫穷的阶层，再加上城镇的茶叶店员们。乌龙会并没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但这个无法无天的军事团伙的几个头目是乡绅最害怕的那种人。其头目之一俞伯祥，是一个世代依附于王氏家族的农奴。另一个首领陈孟调是徐氏家族的一个家仆，他与几个家人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起因则是与另一个家族的婚姻纠纷。对于江南安分守己的百姓来说，这是些很难令人放心的组织。当南明军队崩溃的消息传来时，太仓的农奴再次造反，乌龙会的领导人俞伯祥宣布说，他将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农奴应该只让自愿投靠的人去做。随着抢劫和暴力行为的蔓延，随着太仓东部乡民聚众千人掠杀主人，这种混乱甚至也波及到了一些城市。大兵渡江，锋焰遂起。五月十二日（6月7日）闻信，十四日即数百人执兵，其魁装束如天神，鸣锣呐喊，铳声四起，游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翌日，即要诸大姓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先舣舟自匿其妻子，借此煽人。十七夜三鼓，民方寝息，忽号于市曰：“东有数百人至矣！各执兵，欲焚市矣！”于是人人各从梦中惊起，抱儿女，携囊袱，啼哭四奔。这次进攻原来是一场虚惊。但是两天以后，数百强徒真的进攻了沙溪，杀死不少富裕人家，这使此地乡绅和亚麻富商相信，任何秩序都要强于这种社会混乱。当清朝官员来到这里索取州县人口和赋税籍簿时，这些账簿便被交了出来，而且新的地方长官受到了欢迎。在由于与李自成合作而被南明政府定为逆罪的前都御史时敏的帮助下，沙溪的富户人家得以平定乌龙会，逮捕并绞死了它的几个领导人。

合作恢复秩序

在无锡和苏州地区，“与人为善”的城市头面人物与清政府之间的类似合作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无锡，东林党的一位创始人的侄子顾杲，曾因为阮大铖的命令而被逮捕，刚刚从南京监禁中跑了回来，尽管他想招募乡兵抵抗清人，但是城市的长老和乡绅们已经先走了一步，收集了所有的赋税和人口账簿，交给在常州新掌权的清朝当局。当顾杲沿途招募合作者时，他们告诉周围那些不知真情的乡军头目说，他是一个强盗。农民当即杀死了这位著名的文人。尽管他们很快就知道他们杀死的是怎样一个英烈之士，并为此而后悔，但是，这时这座城市已经处于清政府的严厉统治之下了。在苏州，一个叫做张悌的下层地主确实组织了一支复明的“叛党”，但是当有传闻说太湖的匪寇要攻城时，富有的城镇乡绅领袖和乡兵头目叶茂华便把这座城市交给了新王朝的代表，并且因为“倡言百姓归顺”而受到了官方的褒奖。受理叶茂华投降事务的清朝官吏是钱谦益的朋友黄家鼒，当他入城时，受到了所有“大姓”的烧香欢迎。就像清朝的其他招抚大员一样，黄家鼒的任务是解决当地乡绅投降问题，并且作为交换，允许他们对这个地区维持控制，并允诺对此地提供新朝满汉军队的保护而不是进攻。这是1645年7月2日在嘉兴以南的地区发生的事情。当时恰好是多铎的军队通过嘉兴直奔杭州之时。尽管军队将领自杀了，但是地方官却交出了他的账簿，城中长者们领着居民在城门和城墙上写上“顺民”两个巨大的汉字。在都会周围的大多数地区都效法了这一做法。尽管和平受降的政策是由多铎在南京批准的，但是在他被任命为“平南大将军”之后，这个政策就留给了他的侄子勒克德浑（1652年封为顺承王）来执行。努尔哈赤的曾孙勒克德浑在1645年的夏季受命去南京。他的主要幕僚不是别人，正是前明的“英雄”洪承畴——他拥有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等荣衔。自从崇祯皇帝因为洪承畴对北京政权的贡献而为他举行葬礼以后，洪承畴就被认为已经光荣战死在北方前线了。他在南京的再次出现，引起了公众百姓的巨大震动。人们对洪承畴的态度，常常使洪承畴怀着最为羞愧耻辱的心情，回忆起他没有为他的君主殉节，一点也不配得到那些公开表示忠于明君的高尚文人们的尊敬。摆脱他的耻辱而又能够有效地用“招抚”手法完成他平定江南使命的一个办法，就是广泛吸收前明官吏加入清政府。洪承畴到南京以后，不断推荐那些前明官僚担任清政府的官员，并向朝廷解释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就不能够平定这个地区。任使为惧，窃思各省事繁，职才短力弱，欲以一人之身，每日历办大小诸务，恐致迟缓错误。职受命之时，内院臣冯铨、刚林等常催职将中国军官旗鼓官堪随用者，俱题请备用……职即先行，沿途及南中有人，皆可举用。像钱谦益一样，洪承畴相信，由前明官僚担任中央和本地政府官员将有助于加强对这个地区的行政控制，防止军事事变的发生。不过，尽管洪承畴和钱谦益做了极大努力，士大夫们并没有全都响应这种呼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合作立场取决于士绅们的社会利益。可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却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响应这种对法律和秩序的冠冕堂皇的呼吁——即使是用钱谦益的话来说，投降新王朝并巩固它的统治，对平民百姓更有好处。在士大夫当中，有一些人感到对更高的道德要求负有义务，这些人常来自被视为最高层的绅士阶层——也就是那种造就了都市官僚的士绅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在士大夫阶层中属于精华部分，具有负责维护古代崇高道德与文化准则的贵族意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国家的“领土”。他们的父亲和叔父们可能参加过早期东林党运动，而自己可能是某个与复社有联系的文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是国家的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甚至达到过威胁政治稳定的程度。当个人名节与政治妥协相矛盾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极端分子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随后，清政府以一种避免冲突的巧妙方式，向那些站在公共秩序和政府法纪一边的乡绅中的社会保守势力发出了呼吁。这些乡绅受到了逢迎，但也不是露骨的诱惑。如果这种逢迎过于粗俗的话，这些社会上层名流就会被迫拒绝合作，以避免公众的指责。逐渐地，江南的士绅家族找到了一些办法，既可以与清政府官员合作，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又可以满足清政府控制那个地区丰富的经济资源的要求。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康熙皇帝在位而这种妥协已成为可能之前，双方还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时候，也就是1645年，新的统治者是过于粗暴了。比如，在嘉定，清政府的地方官张维熙粗鲁地命令当地的乡绅来与之相商，他们就拒绝了。而在松江，那些已经同意合作的人被要求向新的地方长官推荐一些“人物”，但是这位地方长官生硬地命令被推荐的那些“领士”到当地衙门参拜，否则即被视为叛党。著名作家、松江的几社成员之一夏允彝在此后简短地写道：“譬有贞妇，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夏允彝本人实际上选择了道德上的清白，而不是政治上的同流合污。因此，从清人占领江南的最初几天开始，就有一些优秀的年轻士大夫强烈地反对与清人合作。他们所以要挺身而出，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时常可以上溯到为东林英雄进行的辩护。然而，就像我们在苏州和太仓看到的情况一样，当地的城市领袖们往往很快地同意归顺，把他们的赋税簿册交给了钱谦益的部下，或是投降了清朝的军队将领。而且一旦当地富有斗争激情的人想采取行动反对合作时，他们——像张岱——便受到了抵制，或是被他们的城市领袖杀死。然而，清廷政策的一个戏剧性变化，使情势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

剃发令

最初，在占领南京时，清统治者采取了在北方已经确定了的政策，即命令只有军人才必须遵从满人的风俗，剃去他们的头发。这份在1645年6月19日豫王多铎发布的法令写道：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是，对于那些以主动剃发为耻的南方儒士来说，这个让步很快就取消了，因为就在这个时期，有两个“无耻”官僚建议清廷改变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由于北京的那些想借满族排外主义扩大一己私利的汉人归顺者提出的这个诌媚的建议，多尔衮在1645年7月决定改变他停止剃发的命令。于是在清人统治之处，所有汉人都接到命令：士兵和市民们必须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把他们的头发按照满人的辫式编扎起来。根据满人的看法，“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不仅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外表相同，而且也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忠诚考验。从此，就像我们在前线战斗中看到的一样，归顺者们的合作，就要用部落的辫子发式来做为标志了。“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这样，当清中央政府在1645年7月21日正式宣布普遍赦免江南前明军队的政策时，它所说的是，只要这些官兵悔过自新，并且用剃发来表明他们的归顺，才能够得到“宽恕”。亦差官赍诏招徕抚慰，若遵制剃发，幡然来归，许与新顺将帅一体优叙。不过，在汉人官员看来，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明朝人让头发长得很长，精心梳理，并且戴冠帽。长发和对长发的小心保护成为文人官僚形象与风度的一部分。剃发确实被看成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一种对文明的亵渎。而且对一个文人来说，剃发是儒者尊严的堕落。这部分是因为它有悖于孟子关于受之父母的发肤不可毁伤的主张。剃发近乎于阉割——几乎是一个名节扫地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顾杲的朋友、著名儒师杨廷枢，在阮大铖清洗政府时，从南京逃到了洞庭，当他因为怀疑涉嫌1647年松江起义而遭逮捕时，审判官讲得很清楚，如果他剃发的话，他就可以不因政治罪行而受到指控，并且会享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杨廷枢断然拒绝了。他说：“杀头事小，剃发事大”。当然，杨廷枢因此就义了。剃发命令不仅冒犯了儒士——或者说是那些有历史意识的人，他们记得女真金朝也曾把同样的暴虐行为强加在汉人头上——而且也激怒了一般老百姓，他们视失去头发如同遭到阉割。当这个新的政策宣布时，一些煽动宣传告诉那些农民说，如果他们剃发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老婆，这样就激怒了那些农民百姓。几个世纪以后，农民已经将梳辫子和剪去额发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装束。但是在1645年当这个政策推广到全中国时，它代表一种对汉族英雄气概的背叛，而且尤其是对长江下游的农民百姓的一种侮辱。就是说，剃发令对于“领士”之下的百姓，类似于以参拜地方长官衙门来公开表明归顺的要求对待文人。远离都市的农民容易接受新的统治者。但是，在这些“夷狄”命令之下改变汉人习俗，却是一种耻辱，因此他们许多人发誓拒绝接受。这样，统治者使满汉融为一体的努力，首先就使中国中部和南部的社会上下层阶级在反对外来者上融为一体。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这一次文化贵族和下层江南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反对清廷，甚至反对那些愿意接受清廷和平合作要求的耆老、商人和致仕官僚们。在几天或几星期前，一些乡村和城市本已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现在它们的百姓再次起来反对新的政府。

地方抵抗运动

在许多城市里，当地与清朝合作的人接管了政权，并且在清朝官员的帮助下进行着统治，但是这些城市的领导人发现，在他们服从

有二十几个儿子，他又凭什么独独挑中了穷困潦倒的异人呢？异人是否就此改变人生走向，点石成金了呢？这与吕不韦的经商策略有关，他之所以发家，完全是依靠“贱买贵卖”，依靠囤积居奇，在吕不韦锐利的商人眼中，是人是一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所以，他称异人是“奇货可居”。所谓：“奇货可居”，就是说异人是一种稀缺资源、应当预先收购，等待升值。那么，异人是否真如他的名字一样，有什么奇异之处吗？吕不韦打定了弃商从政的主意后，立刻去拜见异人。异人此时在赵国生括得正非常郁闷，连乘车都很困难，经济拮据（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听说有一个大商人要来拜访自己，异人立刻接见了吕不韦。看来，异人虽潦倒但并不颓废，能在逆境中寻求突破。吕不韦见到异人之后，劈头第一句话就对异人说：我能够光大你的门庭（吾能大子之门）。异人听了吕不韦第一句话，淡淡地说：你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然后再光大我的门庭（且有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异人尽管潦倒，却不卑怯。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很低。你吕不韦不过有几个臭钱，怎么就敢吹破牛皮？本公子门庭再落魄也是王室子弟，是你能光大的吗？吕不韦听了异人的话，不急不恼、不紧不慢地说了第二句话：你不知道，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会光大（吾门待子门而大）。这个吕不韦也不得了，竟敢把自己的生死和王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个是虽然落魄却并不颓废的公子，一个是雄心勃勃又非常现实的豪商。这样两个男人一相遇，怎么能不做出一些改天换地、气吞山河的大事业呢？异人闻此一言，立即发现吕不韦非同寻常。一句“您认为该怎么办呢”（为之奈何），放下架子，向智者问计。这公子果然虚怀若谷，有王者气派。于是，吕不韦向异人精辟地分析了秦国国君与王储的现状。一是安国君继位在即。秦昭襄王已经年迈了，安国君作为太子，很快就会即位。二是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无子。华阳夫人虽然无子，但是，她却拥有确立太子的能力！三是异人比不过自己的兄弟。异人有二十多个兄弟，他不是长子，又长期在外做质子，如果秦昭襄王仙逝，安国君继位为秦王，异人肯定比不过天天在安国君面前的那些兄弟。四是异人本人无经济实力包装自己。异人客游他乡，毫无经济能力，因此，异人无法结交达官贵人，更无从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推崇。也就是说，在上流社会，没有经济实力进行自我包装，就拉不到足够的政治选票。吕不韦一席话；让异人彻底折服了。而当吕不韦分析完秦国国内的形势后，竟然声称；要包装他为嫡嗣（正妻之长子，此指当作正妻之养子）。这时，异人发现吕不韦是一个出色的营销策划人、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于是他坚定地对吕不韦说：“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分秦国与君共之”就是“共享天卞”。能够说出“共享天下”这种话的人，在整个秦汉史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异人，一个是后来的刘邦。刘邦在彭城之战大败于项羽之后，曾经问张良：我想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出去给别人，以共同来对付项羽，你看看可以给谁？张良说：如果汉王能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给韩信、彭越、黥布三人，一定能打败项羽（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刘邦立即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最终打败项羽，当了皇帝。可见，敢于说出这种话的人，本身就很了不得，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对于普天之下的英雄才俊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世间敢为君王者，无外乎贵族、无产者。前者有本钱赔，后者无所谓输。恰恰是大多数的有产者，梦想只停止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共享天下”，多么动听的承诺啊！尽管只是一纸空头支票，依然引无数飞蛾竞扑火。析危机洞吓阳泉君保地位游说华阳姊异人情商极高，值得长线投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举一反三，知道变通。异人是他的本名，但是，经过吕不韦的指导，异人明白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立即改换楚地服装，因为华阳夫人是楚人，喜欢楚服。当华阳夫人看到异人穿着楚服拜见自己时，非常高兴，亲自为异人更名为子楚（异人楚服而见华阳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当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异人楚服拜见华阳夫人一事，《史记》没有记载，仅载于《资治通鉴》。此事是吕不韦所教，还是异人自己所为？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是，无论如何，异人第一次拜见华阳夫人之时，连这点细节都考虑到了，只能说明异人确属“可造之材”。华阳夫人尽管一介女流，也是经过宫廷角逐、百里挑一的宠妃啊！她能轻轻松松地就接受这个明显居心叵测的儿子吗？异人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母亲，兴冲冲地认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后妈，那生母夏姬怎么办？所以，每个故事后面都有很多未知的情节，因大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记载都只是文明的碎片，文献没有记载的部分我们只能依靠猜测与推断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异人真行！他能够结识吕不韦，是一种寄缘；能够重用吕不韦，还有能耐搞定两个老妈，是他的本领。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谁呢？是吕不韦。吕不韦说异人“行”，对异人来说非常关键，足以改变异人一生的命运。因为，吕不韦既有独到。的政治眼光，又有从政的经济实力。吕不韦拿出家产的一半——五百金供异人消费，进行自我包装，广交赵国政要及各国质子使节，形成了他在赵国及秦国都举足轻重的形象，又广纳门客，使自己的贤名传到秦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吕不韦又拿出五百金西行求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一游说他俩，立异人为嫡嗣（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嫡嗣），这是对异人进行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大包装。在异人能否被立为“嫡嗣”的问题上，谁起的作用最关键？是华阳夫人。因为她最得安国君的宠爱，她的话对安国君最有影响力，所以，吕不韦首先选中从此进行突破。华阳夫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无子。吕不韦选择的突破点就在这里。吕不韦先送重礼给华阳夫人，并对华阳夫人说：异人非常有才，广交天下诸侯，而且，他把夫人看得像天一样重要，常常思念夫人和太子。华阳夫人听吕不韦这么一讲，非常高兴（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然后，吕不韦找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弟弟，进行攻关。《战国策》记载了吕不韦对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的攻关。吕不韦对阳泉君说：因为你姐姐华阳夫人，你现在是既富且贵，家中珠宝，厩中骏马，房中美女多得数不胜数（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现在连太子的财富都不如你。但是，秦王年迈，一旦有不测，太子即位，你想想后果如何，可以说你现在的形势如同累卵，危机四伏。阳泉君一听，立即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吕不韦讲的恰恰点中了阳泉君的死穴。吕不韦点出阳泉君的死穴之后，又给阳泉君开了一剂良药：公子异人，是一贤才，被弃在赵国做人质。如果主后华阳夫人现在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岂不是双赢？阳泉君经吕不韦一番点拨，马上找到姐姐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对阳泉君的话立即照单全收。吕不韦在搞定了华阳夫人的弟弟之后，又开始摆平华阳夫人的姐姐。他对华阳夫人的姐姐说：“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如果现在不趁自己宠爱未消之时推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嫡嗣，等到色衰爱弛之时，想立一个忠于自己的嫡嗣还有可能吗？异人在兄弟中排行居中，没有可能立为嫡嗣，他的母亲又得不到安国君的宠爱；如果此时夫人能够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他能不感激你吗？你岂不是也有了自己的嫡嗣？安国君百年之后，你有自己的养子为王，所以终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说一句话而可得万世之利”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说的是功名利禄、生存危机；游说华阳夫人的姐姐，说的是天长地久、稳定地位。同样是游说，对男人、对女人，吕不韦从不同角度去讲，直取要害，效果都极为明显！这说明什么？说明吕不韦“他人之心，余忖度之”，完全具备从政的能力！结果，华阳夫人的弟弟、姐姐都被吕不韦的精确分析所击倒，都认同了吕不韦的见解。吕不韦以动之温情、财货、恫吓等不同方式，一一拿下了华阳夫人、阳泉君、华阳夫人的姐姐，完成了第二步。华阳夫人权衡再三，确信吕不韦之言非常有道理。于是，她选准一个时机，趁太子空闲时，不慌不忙却又很郑重地对安国君说：“子楚在赵国，非常贤能，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交口称誉。”而且，华阳夫人还使出了杀手锏——“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哭泣，边哭边说：我非常荣幸地得到太子宠幸，但是，我也非常不幸地始终未能生育。我希望立子楚为嫡嗣，让我晚年有个依靠（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官，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面对这般哭诉，安国君自然要想法设法满足“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华阳夫人的要求。他不但答应了华阳夫人的请求，而且，“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嫡嗣”。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立约为据，郑重确立了异人的嫡嗣地位！接着安国君与华阳夫人给异人送去了丰厚的财物，因为此时的华阳夫人已经把异人看做自己的一道护身符了。华阳夫人并始积极自救，想方设法在安国君面前力挺异人。吕不韦深深懂得，光：自己说异人“行”是不行的，必须说异人“行”的人说异人“行”才行！在安国君面说异人“行”的人只有华阳夫人。只要华阳夫人说异人“行”，异人就一定能：“行”！吕不韦和华阳夫人联手推出了异人，才使异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样，异人登上历史舞台之时，也是吕不韦登上了历史舞台之时！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因为吕不韦举荐有功，不但重赏了异人，而且聘请吕不韦做异人的老师（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吕不韦“吾门待子门而大”的预言得以实现。吕不韦的投资开始了良性循环。安国继主位子楚立太子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军大举进攻赵国，赵国想杀子楚以报复秦国。子楚（异人）的人生面临严重危机。子楚与吕不韦商议，拿出金六百斤（这是极大的数字）送给守门的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顺利向国，来到安国君身旁。赵国又想杀异人的妻子儿女，其中就有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因为异人的妻子儿女躲了起来，才最终逃过了一劫。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秦昭襄主故去，太子安国君被立为秦国国君，他就是孝文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子楚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个时候，赵国也将异人的夫人和儿子嬴政送回秦国。但是，安国君做太子的时间太长了，继位时年事已高，秦昭襄王一故去，他马上继位，此年仍然称为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安国君在守丧。第二年（前250），孝文王（安国君）正式改年为孝文王元年，但是，仅仅过了三天，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太子、新国君就一命呜呼！子楚终于继位为新国君，史称庄襄王。在异人的一生之中，父亲安国君意外地被立为太子，是第一次奇缘；结识吕不韦是第二次奇缘；结识并获得华阳夫人的支持，是第三次奇缘。这三次奇缘，把子楚推上了国君的宝座。继位之后，庄襄王子楚尊华阳后为华阳太后，华阳夫人当年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庄襄王子楚又尊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夏太后。你看，无论他是公子异人，还是改名太子子楚，甚至继位的庄襄王，都能处理好两个老妈的问题，就证明了自己是“可居”的“奇货”，是吕不韦正确的一笔投资项目。庄襄王元年（前249），按照原先的约定，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终于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成为炙手可热的秦国丞相。但是，仅仅过了三年（前247），庄襄王竟然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所以，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要想让人生有些光彩，必须要具备四个“行”：第一，自己要“行”。异人身处逆境，寻求突破；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果断决定成功后与吕不韦共享天下，极大地调动了吕不韦的积极性。他还高度重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积极配合吕不韦，取得了华阳夫人的喜爱，获得最重要的一票。这一切说明，异人自己真“行”。第二、要有人说你“行”。吕不韦第一个发现了异人，他认为异人具备当国君的基本条件。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吕不韦。吕不韦上岸经商，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为确立异人的嫡嗣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大获成功。第三，说你“行”的人得“行”。在确立安国君嫡嗣的问题上，华阳夫人和异人的父亲安国君都认同了异人，而这两个人，一个是太子；一个是太子的宠妃，他们是确立太子嫡嗣最重要的两个决策人。这么关键的两个人都说异人“行”，异人当然就成了安国君的嫡嗣了。第四，你的身体得“行”。异人唯独没有取得这“人生四行”中的最后一“行”。即位仅三年，便撒手人寰。即使如此，异人占了“人生四行”中的三个“行”，终于当上了秦国国君，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发出了耀眼之光，只是这光芒太短暂了。即便这样，比起比他先立为太子的哥哥还要强些，因为他哥哥根本就没有等到那一天。可见，“人生四行”，缺一不可！尤其是最后一个“行”，更是“人生四行”中最为关键的一“行”！因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生命不存在了，其他“三行”岂不完全落空了吗？庄襄王子楚怀着满腹的遗憾走了，但是，他的“儿子”嬴政还在，成为新一代的秦国国君。然而，有关嬴政的身世争议极大，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争议是：嬴政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史记·秦始皇本纪》没有记载秦始皇的父亲问题，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再至隋唐宋元，史学家们都认可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但是，从明清开始，不断有学者怀疑这一问题，近现代更是争论不休，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第10章生父之谜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合力运作下，异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秦庄。襄王。然而三年以后，这位庄襄王便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少年嬴政登上秦国政治舞台时，关于他的质疑也接踵而至，这个异人在赵国邯郸做质子时出生的孩子，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这不仅成为秦国史上的难解之谜，也成为史学界的一桩公案，更成为两千多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如何破解这个谜团？在中国历史上，显贵者的身世大都记载得非常清晰，尤其是帝王的身世从来都是史家不曾忽略的重点，然而对于秦始皇，却是一个例外。《史记》对秦始皇的生父记载前后不一，颇有矛盾之处。由此，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成为聚讼不已的焦点。但是，总括起来，不外乎两种看法。不韦钓奇献爱妾赵姬有身嫁异人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嗣之后，与身为师傅的吕不韦关系日渐密切。有一天，在吕不韦的家中举行一场盛大的家宴。虽然，这只是吕不韦与异人两个人的盛宴，但是，大富商的家宴仍然十分有排场。酒酣耳热之后，家宴中

落得浑身是伤，还征讨过吐谷浑，虽然肋间受了重伤，但我用线缝合伤口继续作战。”面对田令孜的责问，郭琪毫无惧色。郭琪的回答让田令孜十分尴尬，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田令孜另取了个杯子，然后另斟了一杯酒赏赐给了郭琪。郭琪十分清楚那是一杯毒酒，但不得已一饮而尽，据传他回家后杀死一名奴婢，吮其血解毒，吐出黑汁数升方才幸免一死。郭琪明白自己不死，田令孜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带领部众发动兵变，突袭皇帝李儇的行宫。郭琪发动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李儇的行宫内，李儇、田令孜以及陈敬瑄等人来不及组织人马抵抗，被迫进入成都东城，闭门登楼进行躲避，但却没有通知宰相王铎等人入城，以致朝臣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虽然郭琪的兵变在当天就被平定，但皇帝李儇既不召见宰相，也不宣慰被惊扰的官员，依旧是与宦官们在一起游戏，而疏远朝臣。当时身为谏官的左拾遗孟昭图实在看不下去，上了一份义正词严的奏疏，想要劝谏皇帝李儇能够知道现在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不过和先前的侯昌蒙一样，孟昭图的奏疏根本还没到皇帝李儇那里，便被田令孜截收。田令孜矫诏将孟昭图贬为嘉州（今四川乐山）司户，并派人在途中将其杀害。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一再擅杀谏官，已经说明李儇一朝宦官专权的严重程度，而且通过上面列举田令孜对待将士赏罚不公的例子，可以看出帝国赖以支撑的军队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后世的胡三省对李儇一朝宦官的所作所为，有着很深的感叹：“天子杀其谏臣者，必亡其国。以阉官而专杀谏臣，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唐帝国已经开始出现亡国之兆。当时不仅朝廷内乌烟瘴气，放眼整个国家，百姓的处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民不聊生皇帝李儇即位后，朝廷整体不作为，再加上全国各地灾患不断，导致各地出现大量的饥民和贫民。例如乾符元年（874年）正月，时任翰林学士的卢携在一份奏疏中，详细说明了关东地区农民的灾后凄惨状况。卢携说他亲眼看到关东地区去年遭受旱灾，自虢州（今江南灵宝）到东海之滨，庄稼严重歉收，冬天的物资储备急缺，贫困者只能磨蓬实、拾槐叶充饥，那些老弱病残更加难以活命。以往一个地区遭遇灾年，百姓们还可以逃到邻境度荒，但现在全国遍地都是饥荒，百姓们无所依靠，而官府却依然向饥民们征收赋税，这实在是官逼民反的节奏。卢携进一步具体指出，贫农们要想完成缴税任务，就算是拆卖房屋，甚至是卖妻鬻子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而且所有钱只不过被催税的胥吏当作酒食费用，根本无法抵税，再加上赋税之外还有诸多徭役，百姓实在没有活路可言。为此，卢携建议目前情况下应该停止征税，等到秋天庄稼收成后，立即送往义仓，以作赈灾之用。据说皇帝李漼当时采纳了卢携的建议，可是仅仅是下了一道敕文，到了地方后便变成了一纸空文，地方官府拒不执行，征收赋税如故。卢携指出关中灾民的现状，在当时全国屡见不鲜，而且随着灾民的不断增多，以及官府的强征赋税，又导致摊逃、徭役负担不均、额外差科加重和提前征税加重负担现象严重加剧。《全唐文》中收录了乾符二年（875年）正月十七日，皇帝李儇祭祀南郊之后发布的一份敕文，在文章中提及了上述四种现象。例如“甸内逃亡入户，尚征税物”。所谓的“甸内”即是京兆府，近在天子脚下，尚且摊逃不止，其他地方就更加严重。敕文中不得不承认“朝廷大弊，在于令不行。只如经水旱州，三降敕命，不许将逃亡规摊见在人户；遭水旱处，有于见在户两倍征或至三倍”。至于徭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敕文中列举了两种可能。一是中央财政部门的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下属监院“影占富豪”，意思是按照规定，替政府经营盐、酒、茶等专卖品的商人，可以免户内差役。因此州县大户都设法通过贿赂官府，以规避徭役。另一种是冒充“衣冠户”逃避户内差役。衣冠户是唐朝后期出现的一种拥有轻税和免役特权的社会阶层，是家中有人进士及第的人户，可以享受免税特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不是通过进士及第出身的官员以及曾经担任军职的官员，都冒充衣冠户以逃避徭役负担。这种情况在皇帝李漼即位后更加严重，而那些冒充衣冠户逃避的徭役，官府就强加给了普通百姓，以致造成徭役负担不均。而额外差科加重现象，其加重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各地既有类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例如自懿宗李漼即位以来，因用兵而加重赋税征收已经是普遍现象，皇帝李儇的敕文中对此说得很是明白：近年百姓流散，税钱已多。如闻自朝廷用兵，有于百姓正税外，每贯纽四五十文，已是半年，至今不矜放……其天下缘用军奏加纽贯之外，更有敢征一文，其长吏及判官、录事参军并准入已赃。敕文中的“纽”即是加征之意，这说明由于用兵而经朝廷批准加征的税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在用兵的州县和军队调动经过的州县，地方官吏又以供军为借口进行双重加敛，这种现象在岭南地区颇为突出，以至于达到“关要之外，声教至遥，每念疲人，尤多横役”的境地。第四种现象是因提前征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赋税一年分两限征收，其中夏税以六月为限，秋税以十一月为限，这个规定是与农副产品的收获时间大体一致。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官吏的腐败，先期征税的现象依然是相当普遍。李儇的敕文中重申了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两税征收限期，这反而恰恰说明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各地官吏执行。敕文还提到先期征税的一种具体表现：近年以来，节度、观察使或初到任，或欲移除，是正、二月百姓饥饿之时，但公然下令先抽现钱，每一千文令纳三四百。皇帝李儇的南郊祭祀敕文虽然指出了当时的种种弊政，但这种文章不过是官样文章，所提到的弊政也是轻描淡写，甚至这种文章都未必经过皇帝李儇之手。所以对于种种弊政而言，也仅仅是在文章中提到而已，根本不能指望朝廷去真正解决种种问题。对于百姓们的疾苦，当时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在其诗作中对上述因苛重赋税加剧百姓负担有着形象的描述。例如，咸通十二年进士聂夷中在其诗作《咏田家》中就描写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不过虽然种种弊政已经积重难返，但朝廷对于国家局势还可以掌控。真正导致大唐帝国陷入无限战乱，最终造成亡国的导火索，是没解决好当时出现的私贩食盐的问题。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采取第五琦的建议，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可见从一开始，唐朝的食盐专卖之利就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者（时称盐户或亭户）压价收购；二是对以农民为主的消费者加倍盘剥。在中晚唐时期，政府控制的食盐销售价格一直呈上涨之势。从现有的明确记载的资料来看，到了穆宗李恒时期，不管是江淮的海盐，还是内陆的盐池，每斗售价都高达三百文。与此同时，农民的生存却日益贫困化，很多人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无力购买，只好少食盐甚至是被迫淡食。在唐朝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强制实行食盐专卖的同时，食盐走私活动也开始逐渐兴起，走私的盐贩为了与朝廷争夺盐利，一方面加价向食盐生产者收购食盐；另一方面降低价格向消费者出售，从而获得农民的欢迎。对于这种侵害帝国利益的行为，朝廷自然要加强对盐贩走私活动的打击。事实上,早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就已经出现盐户走私的活动，甚至已经是遍布州县，各地更是大肆缉捕，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对走私盐贩的惩治越来越严酷。例如德宗时期规定,走私海盐一石以上，杖脊二十。文宗时期加重为二石以上者，所犯人处死，并且罪及替走私盐贩提供落脚点、运输工具和搬运等服务的人员，对河东两池（解池和安邑池）的盐禁又比禁止海盐更加严酷。可是,朝廷对于食盐走私活动仅仅是限于打击和镇压，没有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走私盐贩便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武装贩运的形式，因为贫苦百姓从官府手中得不到食盐，所以武装走私食盐便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其中不乏军事经验的人，进而逐渐形成威胁朝廷统治的一股势力，例如武宗李炎在位时，曾经在一份敕令中提到：如闻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杖劫盗，及贩卖私盐，因缘便为大劫。懿宗李漼在位时期，由于朝廷不断衰弱，武装走私食盐活动已经成为官府无力禁止的活动，各地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越来越猖狂。乾符元年（874年），也就是皇帝李儇即位的当年，濮州（今河南范县）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盐贩对抗官府事件。在这起事件中，一个叫王仙芝的人聚集数千农民起事，将武装对抗演变为农民起义。当时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得到了周围州县贫苦农民的不断响应。王仙芝率众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地，不久后冤句（今山东曹县）也发生了走私盐贩对抗官府的事件。在冤句的这起事件中，一个盐贩得知王仙芝在濮州发动农民起义并做得顺风顺水时，他决心聚众响应王仙芝，将冤句变成另一个农民起义之地，进而将起义风暴席卷全国。值得一提的是，与很多出身卑贱、文化甚少的走私盐贩不同的是，这个人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科举考试，不过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算是个落地秀才。这个人的名字叫黄巢。第五章黄巢起义草军奋起《资治通鉴》说黄巢是“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当年黄巢屡次没有中举，心中已经埋下了对唐王朝仇恨的种子，当他走出长安，回身仰望高大的城墙时，他发誓终究有一天他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这里，为此，他专门赋诗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又如《菊花》诗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旧唐书?黄巢传》记载，在黄巢发动起义响应王仙芝之前，曹州已经流传着“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其实这是有人为鼓动当地农民大规模地揭竿而起所造的舆论。当时这种情况不止曹州一地，乾符二年（874年）正月的那篇《南郊敕文》已经提到：“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身在濮州的王仙芝率先拉开农民起义的大幕，不过直到乾符二年（875年），朝廷才得知王仙芝起义的消息。因为在此前王仙芝发布过一道檄文，内容抨击官吏贪污受贿，赋税苛重，赏罚不公，而宰相们在得知消息后，感到十分羞耻，不敢向皇帝李儇汇报，所以起义的消息过了很久才让李儇得知。不过，对于这种农民起义，朝廷已经是见怪不怪，当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惯性思维地下诏，让当地军队前往镇压。也就是说在乾符二年（875年）十一月之前，对王仙芝起义军的镇压主要还是由地方军队去进行。前边我们说过，即使没有什么战事，当时唐朝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已经是相当低下，连小股的农民军都难以应付，因此当遇到王仙芝领导的数以千计的有组织的“草军”时，就更加难以招架。一直到六月，王仙芝带领义军先后攻占了蒲州和曹州，部众发展到了将近十万人，而且曹州的黄巢也起兵响应，一时间起义军“攻剽州县，横行山东”，很多被繁重的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贫困农民，争先恐后地加入义军。而与此同时，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浙西的通州（今江苏南通）也爆发了由兵变发展而成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与王仙芝的义军形成南北响应之势。通州有座狼山，五山相连矗立于长江之滨，俯瞰东海，朝廷在此设有狼山镇，是一个军事要地。乾符二年（875年）四月，狼山镇军将王郢等六十九人立有战功，但节度使赵隐赏赐不当，王郢等人一怒之下劫掠库中的兵器，带领部下发动兵变。正如庞勋起义时一样，兵变爆发后，很快便有大量的农民加入其中，最终演变为近万人的农民起义。他们接连攻陷苏州和常州，并乘舟入海，转战浙南和福建地区，当时朝廷称之为“海贼”。河南、山东、浙西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鼓舞了各地农民的斗志，起义接连不断，多则千人，少则数百人的起义队伍在全国争相兴起。在这种形势下，到了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个军镇的节度使合并围剿王仙芝。如果五路大军同时出兵的话，将从南、北、西三面对农民军进行夹击，可是当时五路大军互相观望，停止不前，王仙芝趁机于十二月挥兵东进围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显然是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而采取的避实就虚的战术。眼看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平卢节度使宋威上疏朝廷，请求带领本镇人马出击，并要求另外拨给步骑五千，专门设置一个使职，以统辖镇压农民军事宜。宰相卢携也积极推荐宋威，皇帝李儇批准了宋威的建议，授予他“诸道招讨草贼使”的官衔，并加拨三千禁军、甲骑五百，让他出兵镇压王仙芝。宋威出兵伊始，果然不孚众望，在沂州城下打败王仙芝。王仙芝见势不妙，领兵暂时撤退隐蔽，宋威以为大功告成，便上奏朝廷宣称王仙芝已死，将诸道人马撤回本镇，自己也回归本镇。可是三天后，州县却奏报说王仙芝不仅还活着，而且在继续进攻沂州。皇帝李儇得到消息后紧急征调诸道人马返回，此时已经踏上归途的士兵们因为回家心切，不满朝廷再次征调的诏令，而且有的军队甚至差点发生兵变。例如乾符三年（876年）正月，天平军派去救援沂州的将士张晏等人在返回本镇的途中，走到郓州，监军因为接到王仙芝再次兴兵要求军队重新集结返回的诏令，便下令让他们重新返回。张晏等人对此十分不满，喧闹着要求进入郓州城，最终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佑二人出城不断慰劳张晏等人，才消除了一场爆发在即的兵变。吸取庞勋起义的教训，皇帝李儇连忙下诏对天平军进行宣慰，并规定对其回归本镇不得有任何阻拦。当时面对王仙芝的起义，朝廷内部不仅平叛决心不够，军队甚至是各自为战，这就导致了接下来王仙芝更大规模的动作。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朝廷得到奏报，王仙芝进逼汝州，东都洛阳危在旦夕。东都震惊王仙芝虽然在沂州之战中遭受小挫，但宋威的疏忽大意以及官军的厌战，使得王仙芝找到机会再次兴兵，并于乾符三年（876年）八月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并在十日之内，连克周边八个州县，然后进逼汝州，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的安全。面对王仙芝势力的不断扩大，朝廷急忙调兵遣将，命令昭义节度使曹翔带领步骑五千以及义成军进入洛阳护卫东都宫殿；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驻守东都洛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精选步骑两千守卫汝州、邓州的战略要地；以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带领步兵一千、骑兵五百驻守陕州和潼关。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攻城略地，攻势越来越猛烈，朝廷不敢再掉以轻心，诏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严格训练士卒；号召各地州县直至乡村各置兵器准备抵御起义军；同时又为宣武节度使、感化节度使、泗州防御使下达密诏，让他们各选精兵数百人在辖境内汴河边上巡逻，进而保护运载钱粮前往洛阳的漕船的安全，并规定每五日上报一份“上供钱粮平安状”。乾符三年（876年）九月，王仙芝率众数万合围汝州，一举从南门攻破城池，活捉刺史王镣，并擒杀正好在城内的刑部侍郎刘承雍。汝州距离

射箭靶，改射皮甲。当时叫人在树下面悬挂了叠在一起的十层皮甲，两个人站在百步之外开弓。潘党力大，一箭射过去，竟然穿透了七层皮甲。养由基则讨了一个巧，手起箭发，将潘党那支箭又送出去了。楚军将士无不拍手叫好。两个人都感到很得意，拿着皮甲去向楚共王炫耀，说：“您有我二人这样的臣子，还担心什么战争啊？”楚共王大骂道：“两个大傻瓜，明天打仗的时候，你们还这样卖弄本事，就死在自己的本事上了！”第二天在战场上，楚共王被魏锜射瞎了一只眼睛，早就把昨天自己说的话给忘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养由基。养由基拿到那两支箭，追了一阵，将其中一支衔在嘴里，另一支搭在弦上，暗叫一声“着”，那箭如流星一般飞出，正中魏锜的脖子。魏锜甚至来不及惊叫，趴在自己的弓套上气绝身亡。楚共王的意外负伤大大影响了楚军士气，晋军迅速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郤至带领自己的部队在战场上来往冲杀，奋勇作战，有三次冲入楚共王的王卒中。每次远远地看见楚共王的旗帜，郤至就摘下头盔，跳下战车，向前快步行走，以示恭敬。楚共王觉得很奇怪，派工尹（官名）襄前去问侯郤至，送给郤至一张弓。“战事正激烈，有一位身穿火红色战袍的武将，是君子啊！他看到寡人就快步行走，敢问是哪里受伤了吗？”工尹襄向郤至转达了楚共王的致意。“感谢君王的问候。”郤至脱下头盔，回答道，“在下郤至，跟随寡君出征，能够与君王对阵，深感荣幸。眼下两国交兵，不敢接受您的礼物，而且不能当面致谢，只能向使者拜谢啦！”向工尹襄行礼三次，然后上车继续战斗。尊重归尊重，杀起人来却毫不手软。郤至所到之处，如一团烈火左冲右突，所向披靡。楚军被晋军压制住，郑国的部队也陷入苦战。韩厥带着下军的精锐部队追击郑成公，他的车夫杜溷（hùn）罗问：“我们要加快速度吗？郑伯的车夫总是回头看我们，注意力没放在马身上，肯定可以追上。”韩厥想起十多年前的鞍之战中，他曾经追逐齐顷公的旧事，说：“算了，我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辱及国君。”于是命令部队停止追击。郑成公侥幸逃脱韩厥的追击，不巧又被郤至遇上。郤至的戎右护卫茀翰胡建议：“请派轻车从小路拦截他，我们从后面跟上去，我就可以跳上郑伯的战车，将他活捉了！”郤至摇摇头：“伤害国君，自己也会受到惩罚。”也停止了攻击。经历了两场虚惊之后，郑成公的戎车驾驶员石首对郑成公说：“当年卫懿公不肯拔去戎车上的旌旗，所以被狄人杀害。”于是拔下旌旗，收在弓袋之中。戎右护卫唐苟见形势越来越紧急，对石首说：“请您在国君身边，全力保护他脱离险境。我本事不如你大，就让我来抵挡敌军一阵。”不待石首回答，已经跳下车去，迎向追兵，最终战死。开战不到一个时辰，胜败实际上已经见分晓了。楚军开始收缩战线，重点保护楚共王离开战场，养由基和叔山冉一左一右，紧紧跟随着他。晋军各部跟在后面穷追不舍。“养由基！”眼看晋军越追越近，叔山冉大声嚷道，“虽然大王叫您不要卖弄本事，现在为了国家，请您尽力而为吧！”养由基以实际行动作为回答，“刷刷”射出两箭，射死了两名晋军的小头目。叔山冉大呼痛快，眼见一辆晋军战车追上，猿臂轻舒，将车上的一名士兵抓起来，向身后的晋军兵车扔去，正好砸中那辆兵车，将车前的横木砸断。晋军见两人如此武勇，不敢再逼得太近，楚共王因此得以逃脱险境。胜券在握的晋国人刻意表现他们的君子风度。栾鍼远远地看见公子婴齐的战旗，对晋厉公说：“那是楚国令尹的战旗啊，旗下肯定是他本人。当年我出使楚国，他曾经问我，晋国人的武勇表现在哪里？我回答说，晋国人喜欢井然有序（好以众整）。他追问我还有什么，我说喜欢从容不迫（好以暇）。现在两国交战，如果不派人前去问候，不能说是井然有序；在战场上遇到了而自食其言，不能说是从容不迫。请您派人代我给他敬酒。”后人将“好整以暇”作为一句成语，应该源自此处。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对于优雅的追求，简直到了天真浪漫的地步。当时晋厉公听了栾鍼的话，也点头表示赞许，于是派了一名使者，端着满满的一尊酒，跑到公子婴齐的车前，说：“寡君命栾鍼持矛，担任护卫，不能来犒劳您，所以派我代为敬酒。”公子婴齐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恍然大悟，笑道：“我记起来，他曾经在楚国对我说过，好整以暇是晋国人的作风，所以才派你来的吧？他的记忆力可真不错啊！”将酒一饮而尽，命令部下将使者安全送出，继续擂鼓指挥作战。这一仗自清晨开始，直到黄昏尚有局部战斗在继续，堪称一场恶战。值得称道的是，楚军虽然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但是在公子婴齐等人的指挥下，保持了顽强的斗志，败而不溃。楚军的另一位主要将领公子侧也充分体现了名将的风范。他命令部下查看伤员的伤势，将二线人员补充到步兵和车兵中间，抓紧时间修缮盔甲武器，时时注意保持严整的阵形。士兵们对他唯命是从，战斗虽然失利，人心却没有散。到了晚上，战斗终于结束。栾书等人对楚军的战斗力感到震撼，决定见好就收，但又害怕楚军看出端倪，发动反攻，于是派苗贲皇在营中大声发布命令：“聚集战车，补充步兵，喂饱战马，磨利兵器，整顿阵形，巩固队列，填饱肚子，明日再战！”又故意放走了几名楚军俘虏。楚共王听到俘虏报告的消息，顾不得眼睛伤痛，连忙命人叫公子侧前来商议对策。没想到，公子侧酣战了一整天，回营之后，家臣谷阳竖心疼主子，献上一坛好酒，公子侧喝了几大杯，便醉得不省人事了。楚共王等了半天，公子侧还没有来，哀叹道：“这是老天要楚国失败啊！我还是放弃吧。”命令楚军连夜拔营撤退。鄢陵之战以晋军的全胜而告终。战斗结束的第二天，晋国的同盟军——国佐、高无咎带领的齐国部队才赶到战场；卫献公带领的卫国部队刚刚越过国境；鲁成公带领的鲁国部队则还在曲阜（fù）附近的坏隤（tuí，地名）盘桓。回顾晋国的历史，自晋文公称霸以来，至此已经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的战争：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打败楚国；公元前627年的殽之战，打败秦国；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败于楚国；公元前589年的鞍之战，打败齐国；这一次鄢陵之战，再度打败楚国和郑国联军。四胜一败的战绩，牢固确立了春秋时期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鄢陵之战后，晋军进入楚军营地，将楚军丢下的粮食大吃大喝了整整三天。大家都尽情地庆祝胜利，只有士燮保持了一贯的忧郁，他站在晋厉公的戎车之前，说：“国君年幼，群臣不才，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呢？请您还是要保持警惕。《周上说，‘天命无常’，只有有德之人才能保持上天的眷顾啊！”这话显然很不中听，尤其在当时那种情形之下，晋厉公就更听不进去了。楚军一路南下，经过随国的瑕地的时候，楚共王派了一名使者去找公子侧，对他说：“当年城濮之战，成得臣丧师辱国，先君成王不在军中，所以应由成得臣来承担责任。今天我们在鄢陵打了败仗，您不要认为是自己的过失，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楚共王一番好意，怕公子侧走了成得臣的老路。但是在公子侧听来，这句安慰的话比谴责还难受，他对使者说：“君要臣死，死而不朽。我的士兵在战场上确实是逃跑了，而且我又在关键时刻喝醉，误了国君的大事，那就是我的罪责。”战前郤至分析楚军的硬伤，说公子侧和公子婴齐互不团结，素有仇隙，现在体现出来了。楚共王的使者走了不久，公子婴齐也派了一个人到公子侧帐中，对他说：“当年丧师辱国的人是什么下场，您也听说过了吧？何不向他学习？”公子侧很镇定地回答：“即便没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只要是您要我死，我又岂敢陷自己于不义？我对这次失败负责，岂敢不死？”言下之意，你也不用派人来催了，我是个有廉耻之心的人，怎么会不负责任，贪生怕死？这话被家臣谷阳竖听到了，想劝又不敢劝，连忙跑去向楚共王报信。楚共王一听，立刻又派了一名使者：“快，传寡人的命令，不许他自杀，一定要给寡人好好活着！”使者飞奔而去，直接闯入公子侧帐中。仍然晚了一步，公子侧已经自刎而死了。【众怒难犯，郤氏的覆灭】很难简单地给“三郤”下一个“好”或者“坏”的结论，甚至也很难给他们一个大致正面或反面的盖棺定论。如前所述，这三个人权大气粗，作风霸道，抢过人家老婆，杀过人家老公，和天子争过土地，跟领导抢过风头，在国内国外得罪了不少人，说是天怒人怨也不过分。然而，除此之外，“三郤”也自有过人之处，尤其是郤至，无论在外交场合还是战场上，都有可圈可点的表现。鄢陵之战的胜利，郤家子弟功不可没，这也是大伙都看在眼里的。鄢陵之战后，晋厉公派郤至到雒邑向周天子报喜。这是一次出风头的好机会，也可以看作是晋厉公对郤至在鄢陵之战中的表现的嘉许。作为胜利者的代表，郤至在雒邑受到了殷勤接待，各位王室重臣都争先恐后地巴结他，请他到府上做客。当郤至绘声绘色地讲起战场上的故事，白发苍苍的主人便放下筷子，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会心一笑，时而目瞪口呆，仿佛战场上的点点滴滴就发生在眼前；而女眷们则躲在帷幕背后偷听，也有年轻的女士不惜冒着失礼的风险，大胆地伸出头来，想看看这位披着火红铠甲上战场的晋国勇士究竟是一副什么样的尊容。很可惜，郤至既不英俊，也不潇洒，稍微有点发福，脸上还落着一道浅浅的伤疤。他讲完鄢陵之战的故事，总是不忘补充一句：“假如没有我，晋国就不会打赢这一仗了！楚军有六个致命的弱点，晋军却不知道利用，是我极力主张，他们才勉强同楚军作战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话倒也没说错。但是，战争的胜利是成千上万士兵用鲜血换来的，也是诸位将领指挥有方才得到的，怎么能够将这些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呢？事实上，坐镇指挥鄢陵之战的是晋厉公本人，其次是栾书和士燮，就算郤至的功劳再大，也不应该抹杀主帅的作用，更不应该将主帅说得如此无能啊！更要命的是，郤至丝毫不隐瞒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在雒邑访问期间，他多次公然宣称：“像我这样勇敢、知礼、仁德的人执掌晋国的政权，楚国和它的盟国必定归附晋国！”王室卿士邵桓公是个不解风情的人，他就事论事对郤至说：“您当然是非常有能力的。可是，晋国提拔正卿，历来都是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我担心政权不一定会落到您头上啊。”言下之意，晋国的八卿之中，你郤至仅仅是最后一位，就算受到重用，怕也很难一蹴而就，成为首席执政官吧。“哪有什么秩序？”郤至快人快语，“当年赵盾没有任何军功，就从中军副帅升到了中军元帅，荀林父更是从下军副帅直接升到中军元帅，现任的栾书也是从下军元帅升到中军元帅，这三个人都是越级任用，我又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差，为什么不可以当第四个？”王室卿士单襄公听到郤至这些话，禁不住摇头叹息道：“刀架到了脖子上还不知道死，说的就是郤至这种人吧！”但是郤至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不只是他，整个郤氏家族的成员都没有对自己的命运产生过怀疑。鄢陵之战后，郤氏家族的权势进一步提升，郤犨以新军元帅的身份，被晋厉公委派主持东方诸侯的事务。如果说郤至的问题仅仅在于狂妄的话，郤犨则以蛮横无礼和贪得无厌引来国内国际的非议。前面说到，鄢陵之战结束的时候，原本应该前来参加会战的鲁国部队还在曲阜附近的坏隤盘桓，错过了参加会战的时机。鲁成公之所以贻误战机，主要是因为家里出了点问题。事情说起来难以启齿，鲁国的“国母”——鲁成公的母亲穆姜耐不住多年守寡的寂寞，与“三桓”之一的叔孙侨如发生了男女私情。这段地下恋情究竟是因为肉体的需要还是感情的空虚，抑或两者兼有，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穆姜的确对叔孙侨如动了真感情，而叔孙侨如很可能只是想利用穆姜的特殊身份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向穆姜提出了一个要求：帮助他除掉季孙行父和仲孙蔑，将“三桓”变成“一桓”，让他独掌鲁国的大权。这个要求非同小可，穆姜却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换而言之，如果叔孙侨如想要星星，她不会摘给他月亮——古往今来，热恋中的女人也许都有那么一点疯狂吧。鲁成公将要出发前往鄢陵的时候，穆姜前去送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鲁成公感激之余，预感到将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果然，穆姜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将季孙行父和仲孙蔑驱逐出鲁国，把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全部转封给叔孙侨如。穆姜说这些话的时候神色平静，如同拉家常那般轻松。鲁成公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跟叔孙侨如上床，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你竟然为了他来提这种要求？什么“将季孙行父和仲孙蔑驱逐出鲁国”，你以为是送两只老母鸡给叔孙侨如补身子那么简单啊？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事可以办到，将这两人赶出鲁国对公室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要知道，“三桓”专鲁，毕竟互相还能制衡；如果只剩下“一桓”，公室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但是鲁成公不敢明确反对穆姜，只能以军情紧急为由，对穆姜说：“此事非同小可，请等我回来再说吧。”穆姜听了，当场就脸一黑。刚好鲁成公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偃、公子鉏也在送行的人群中，穆姜就用手指着他们，威胁鲁成公说：“你如果不答应我，那两个人随时可以取你而代之！”鲁成公吓了一跳，真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说出来的话。他带兵走到坏隤，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停下来，派仲孙蔑回曲阜去加强宫中的戒备，在各地设置守卫，以防叔孙侨如和穆姜趁自己不在突然发难。将这一切安排妥当，他才继续前进，结果没赶上鄢陵会战。同年秋天，晋厉公在宋国的沙随（地名）再次召集诸侯会盟，共商讨伐郑国的大事。鲁成公不敢怠慢，接到会议通知之后，便从曲阜动身，直奔沙随而去。据《春秋》记载，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厉公、齐灵公（齐顷公已经于七年前去世）、鲁成公、卫献公、宋国的右师华元和邾国的大夫（未记名），但是到了正式开会那一天，鲁成公却被拒之门外，在会场外坐了一天冷板凳。问题出在晋国负责东方诸侯事务的大臣郤犨身上。《左传》记载，沙随会盟之前，叔孙侨如派了一名使者到晋国，对郤犨说：“您知道鲁国部队为什么没能赶上鄢陵会盟吗？那是因为鲁侯心存疑虑，故意留在坏隤观望，看谁获胜就投入谁的怀抱。”“是嘛？”郤犨不动声色，摊开手掌，做了一个两手空空的手势，“口说无凭啊！”使者心领神会，从袖中掏出一份礼品清单，说：“这是我家主人献给您的微薄礼物，虽然不成敬意，但还是请您笑纳。”郤犨笑笑，将清单放在桌面，不再说什么。第二天一早，他就进宫向晋厉公汇报了有关情况，添油加醋地告了鲁成公一状。晋厉公本来对鲁军没能参加鄢陵之战就很有意见，心中充满了猜测和狐疑，听了郤犨的汇报之后，越发觉得是那么回事，所以在沙随会盟上故意让鲁成公坐了冷板凳。同年七月，诸侯联军向郑国发动进攻。鲁成公再度披挂上阵，希望以实际行动取得晋国的谅解。部队出发的时候，穆姜又来送行，将上次对鲁成公提的要求又原原本本地提了一次，并且摆出一副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姿态。鲁成公还是采取“拖”的办法，对穆姜的要求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含糊其词地应付了两句，便登车而行了。和上次一样，鲁成公只带了季孙行父出征，同时命仲孙蔑留在曲阜，镇守公宫，以防不测。当时，晋军驻扎在郑国西部，鲁军驻扎在郑国东部的督杨（地名）。鲁成公一来没有太多战争经验，二来担心后院起火，不敢贸然穿过郑国的领土去与晋军会合。

后，我去上班：乔伊丝不在，又没有留言。菲丽丝和我对付着。大家都对付着。一种哀伤的气氛，悼念逝去的美好时光。她一手打造了《莉莉丝》，但如果她不来上班，连续几天不来，大水便会淹没她。大家几乎不提她。但肯定会想她，至少我想她。我想，我想！我伤心得发狂。我不安，羞愧，心想弗雷迪死了，我妈妈死了，我几乎一滴泪都没流，只有一种冷漠的空虚感，但是乔伊丝溜出了我的生活，我却这样伤心欲绝。一开始我想，看看我，一个多么缺德的女人，但后来我知道，既然我允许自己为乔伊丝痛心，就是接纳——接纳了哀痛，接纳了悲伤。这几天早上，我都是泪流满面地醒来。为弗雷迪流泪，为我母亲流泪，为天晓得其他什么人流泪。但是我没有那个时间。我玩命地工作。与此同时我伤心得发狂。我觉得这不见得是朝成熟又迈进了一步。有一颗冰冷的心还是有许多好处的。再去看莫迪时，她在生气，冷冰冰的。因为我？不是，原来是楼上的“爱尔兰女人”又开冰箱、关冰箱地“侮辱”她了。因为我刚从一个有事情就处理、不作兴嘟嘟哝哝地吹毛求疵的环境中来，就说：“我上楼去和她谈。”然后我上了楼，莫迪在我背后大吼：“你来插一脚干什么？”我敲了楼上的门，一楼。一个满脸雀斑的瘦长男孩子开了门让我进去，房里那个高大漂亮、长着疲倦的蓝眼睛的爱尔兰女子，以及另外三个满脸雀斑、一头金发的瘦小孩正在看电视。他们的冰箱硕大，兴许是街那头的二手店里买的，我在那儿的时候它正好响起来，发出一阵隆隆又吱吱的噪音，震得整间屋都在抖。我没法说，拜托把这冰箱卖了吧。你看得出来这就是贫穷。我是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这种贫穷。现在我认识了莫迪，还有一套新的标准呢。什么都用廉价货，但是孩子们喂得饱饱的，有干净衣服穿。我说，福勒太太好像病了，他们看到她了吗？在那姑娘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我现在似乎到处都能见到的表情，一种坚决的无动于衷、一种逃避：“怎么说呢，她不是那种可以求助或是施助的人，于是我放弃了。”她一直在侧耳听什么——实际上，那家的丈夫回来了，一个黝黑、瘦削、暴躁的爱尔兰男人，醉得厉害。孩子们瞪大了眼睛互相望着，然后闪进了内屋。他们很害怕，她也是。我看到她的小臂上有瘀伤。我谢了他们，离开了，没来得及关上门就听到了里面怒气冲冲的声音。下了楼以后，我坐在那愤怒的小老太太对面，她一张苍白的瘦脸板着，我说：“我看到那冰箱了。你从来没有过冰箱吗？那个冰箱太旧，噪音太大。”“但是她为什么要早上一点钟来接通它，甚至三四点，偏挑我要休息的时候？”好吧，我坐在那儿解释。通情达理。我一直在想莫迪的事。我喜欢她。我尊重她。所以我不准备把她当婴儿般对待，那是辱没了她……我是这么决定的。但是那晚面对着她，看着她坐在那儿，一脸惨白，不住地哆嗦着，我发现自己最终还是把事情往简单里讲，想哄她开心。“那好，如果是像你讲的那样，她为什么非把那东西放在我睡觉的地方上头？”“也许它受电源插座的限制呢。”“那我的睡眠就该见鬼去了，是吧？”我们坐在那儿的时候，那东西又响起来了，就在我们头顶。墙壁在颤，天花板在颤，但那真不是什么让人难以忍受的噪音。至少吵不醒我。她坐在那儿，看着我，一半是得意，你看，你现在也听到了吧，我可没夸张！一半是好奇——她对我好奇，看不透我。我本来下定决心要告诉她杂志社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这很难。“你在那里肯定是个女大王啊什么的吧。”她说。我回答：“我是副主编。”她倒不是没有听懂我的话，但是她非要批驳一下——批驳我——批驳一下当下的情况。她脸侧向一边坐在那儿，然后抬起手来，挡住脸不让我看。“啊，那么，你以后是不会愿意再来我这儿了，是吧？”她终于说道。我回答：“就是这周特别困难一点。不过明天下午我来，如果你欢迎的话。”她有点倔强、有点忧伤地耸了一下肩膀。我走之前，看了一眼厨房，吃的不多了。我说：“明天我带东西来，带你要的那些。”久久的沉默，我以为她不会开口了呢，但是她终于说：“天气不好，不然我就自己去了。还是和平常一样——给猫吃的东西，我还想要一点鱼……”她没有把单子报完，这意味着她的确接受了我，的确信任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她瞪大了眼睛盯着我，眼神中透着惊恐和焦虑，好像我背叛了她。第二天，办公室里还是没乔伊丝的影儿，于是我给她家打电话。她儿子接的电话。字斟句酌。小心谨慎。不行，她在厨房，我想她在忙。乔伊丝以前从来没“忙”过。我很生气。我坐在那儿想，我可以走进莫迪·福勒的家，去帮助她，却不能去帮乔伊丝，我的朋友。与此同时，菲丽丝正在回复信件。没有用乔伊丝的桌子，而是坐在秘书用桌边的一把椅子上。乖觉圆滑这一项，满分。“这实在荒唐。我这就去找乔伊丝。你管好这儿。”然后我拔腿走人。我去过乔伊丝家上百次，不过总是在得到邀请、受人期待的情况下去的。开门的是她儿子菲利普。他一看到我，就结巴起来：“她在——她在——她在……”“厨房里。”我替他回答。他似乎是躲到自个儿眼睛里头去了：人不在焉。又是这种眼神！但是不是我以前没注意到？表面上准备妥当，做了这样那样的预备工作；防御工事守护得很好。我去了厨房。她儿子跟在我后面，像个狱卒，或者说我觉得是（这感觉没错）。这个厨房作为家庭用恰到好处，家具都是松木的，到处摆的是瓷器。她女儿坐在桌旁，正边喝咖啡边做作业。乔伊丝站在水池边。她那样子不再像是贵气的吉卜赛，倒像个穷困潦倒的。她的头发没梳，邋邋遢遢地纠结在一起，马马虎虎地化了下妆，指甲开裂。她转过脸看着我，眼神空洞，表情呆滞，我说：“乔伊丝，这可不行。”她一个激灵回过神来。她的眼中涌出泪水，喘着粗气，迅速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浑身发抖，就像莫迪。我坐在桌边，对两个孩子说：“拜托，我想和乔伊丝谈谈。”他们交换了个眼神。那眼神你可以说是粗鲁无礼的，也可以说是惊慌恐惧的。我知道，其实我很容易就可以同情他们：起码，他们得离开现在的学校，去美国，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但是我很生气，生气。“给我杯咖啡。”我说。她端了一杯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我们看着彼此，直愣愣地、长时间地、严肃认真地。“我受不了你这做法，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就在这里也什么都不说。”“他们在门外偷听吗？”“你看不出来吗，妈妈被抓回来了。从办公室抓回来的。”“你的意思是，对你的成功啦什么的，他们心怀怨恨？”“不是，他们为我骄傲。”“但是。”“他们周围的一切都乱了套，几个月来他们不知道将来给他们当妈的会是费莉西蒂还是我。现在他们知道是我，放心了，但他们吓坏了。你一定看出来了吧？”她的口气听上去就和我亲爱的姐姐乔姬一模一样，是在和一个行为不良的人——我——说话，我不打算吃这一套。“是的，没错。”我说，“但是我们谈的是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年轻女子，他们不是小孩了。”“多萝西十七岁，菲利普十五岁。”她恶狠狠地瞪着我，我愤怒地瞪着她。我说：“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了，如此之心软，如此之傻，如此之孩子气？怎么搞的？”“哦，天哪，”她说，“哦，天哪，天哪！天哪——简娜！”(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哦，天哪，乔伊丝，”我对她说，“我可没开玩笑。你不要摆出这副你比我高明的样子来。难道我对谁说的话里都没有一句有用的吗？”“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啊？”此刻我们都怒火熊熊，也因此而互相多了点好感。我们都提高了声音，我们都想象着“孩子们”在听。“我讲的是我们生出来的这些见了鬼的、没骨气的、被宠坏了的混账东西。”“你根本没生过。”“啊，谢谢啦——好，这事就这么算完，我就这么算完！我没生过，还真是谢天谢地了。我一看到——”“听着，简娜……”她慢慢地讲清楚，好像在对一个白痴说话，“难道他们就没有什么该得到的，没有被亏欠什么吗？他们的父亲，这些年来算是有第二个家庭，他们有的就是这样一个父亲。前些日子他们不得不接受父母要离婚这件事。如今一家人能在一起……”“那我们，你的工作，还有我该得到的呢？”她坐在那儿，随着她的颤抖，勺子在咖啡杯里，叮叮地撞在杯壁上。“家里出现危机，要做出一个选择，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什么时候真得独自生活，和其他几百万妇女一样——你在工作中做出了什么，全没了意义，被打得粉碎。”此时我们都在颤抖，非常羞愧。我们能看见自己的模样，在一栋安静的房子里，两个女人对着彼此大喊大叫。“等等，简娜，”她说，“等等。”然后她无事找事地站起来，在炉子上放上一壶水，又磨磨蹭蹭地坐下来。然后，她说：“你以为，想到你，想到我们的友谊，我心里就不难过吗？我痛苦极了。”她又吼上了，“你懂吗？我痛苦。我这辈子也没有过这种感觉。我被劈成了两半，撕扯开来。我想要号啕想要尖叫想要满地打滚……于是我就给全家人做饭，辅导孩子做家庭作业。够奇怪的。”“而我，够奇怪的，也痛苦极了。”于是突然地，我们大笑起来，以前的那种大笑；我们弯下腰，趴在厨房桌上，放声大笑。“孩子们”听到动静，走进厨房来：脸上挂着惊恐的微笑。我，简娜·萨默斯，“杂志社来的人”，的确是像他们所想，是个不折不扣的威胁。看着这两张惊恐的脸，我知道要是自己不小心的话，就要缴枪投降了：但是我的心灵在说，我是对的，我是对的，我是对的……也许说到底，我是不对的……我说：“我得回去上班了。”她说：“我知道没有我，你和菲丽丝也干得很好。”“是很好。”“那好啊。”我以最快速度冲回办公室。冲回我真正的家。把乔伊丝留在她真正的家里。后来我把东西送去莫迪那儿，和她坐了一会儿。我很疲惫，她也看出来了。她怯怯地说，声音苍老：“如果你累的话，不要觉得自己非来这里不可。”“为什么不呢？”我说，“你需要帮助，你知道的。”然后我加上，“我喜欢你。我喜欢认识你，莫迪。”她拘谨、克制地点点头，脸上有一丝满足的笑。“我不会说我不是占便宜的那一个，我的确是占了便宜的。”我又出门到对面的店里去了一趟，我忘了买茶。外面雨夹雪。我从废料车里弄了一点木柴。在这几条街道，上上下下的房子都在“装修”。莫迪家门前那条短短的小街上就有四栋。四辆废料车里装满了“垃圾”。包括毫无破损的椅子、床垫、桌子，还有大量完好无损的木料。人们偷偷溜出来拿木头。这些房子里大概还有不少壁炉。但很快就会被淘汰了，等这些房子“装修”完毕以后就没有壁炉了。我从店里出来，人行道上站着两个老太太，裹得严严实实的，像包裹似的。我认出一张脸来：对面窗户里出现过。我冻僵了。想回家。但是我已经明白，当前状况是要耗上一阵子了。对话：“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莫迪·福勒可好？”“她看上去挺好。”“你是她女儿吗，亲爱的？你把她照顾得真好。”“不是。我不是她女儿。”“你是个‘好邻居’？”“不，也不是。”我笑道，老太太们礼貌地朝我微微笑了笑。我说“老太太们”，其实该受批评呢，我没管她们的个性，只说了“老太太们”。但她们样子很相像，都是胖乎乎的小老太太，裹着厚围巾、厚大衣，戴着厚帽子，勉强露出一张脸来。“莫迪·福勒一向深入简出，所以我们有些好奇。”“哦，”我说，“她都九十多岁了，不是吗？”一阵沉默，透着不悦。“我九十二岁了，亲爱的，这位贝茨太太九十一岁。”“啊，我该说莫迪觉得自己上了年纪。”这太直截了当了，我也知道，但是既然这么开始了，就没法转弯了。哦，是的，我很清楚，事到如今，这样的对话得继续下去。“你认识罗杰斯太太，对吧，亲爱的？”“罗杰斯太太？”“她是社会福利局的。”“我不认识她。”说话这会儿，雨夹雪迎面扑来，我们的脸都发青了。“她想见见你，她是这么说的。”“见我干什么？”“她觉得既然你是‘好邻居’，她想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个人需要照顾。”“哦，我不是。”我说。“那就再见啦，亲爱的。天这么冷，我们可不能耽搁你。”于是她们一起蹒跚地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臂挽着臂，慢吞吞地走。第二天乔伊丝回来了，在她的桌前坐下，做了许多开始工作的动作，也的确工作了，但她根本就不在那儿。如今她根本就不和我们在一起了。她的样子糟透了，衣着难看，甚至有些灰尘，头发根部花白，黑色的毛衣边缘也有些发灰。看着她这样儿，我立即预约了美发师。决定花一个晚上来自我保养。就是那个晚上。我真正地泡了一个澡，好几个小时。我剪了手指甲、脚指甲，纹了眉毛，保养了耳朵、肚脐，处理了脚上的硬皮。这么多年来，让我能够仪表整洁完美，大家看到就会想“她是怎么做到的？”，全靠我每周日的晚间时光。我从不让任何事情干扰这个安排。弗雷迪以前会拿这事开玩笑，但是我说，随便你开玩笑，我不在乎，我一定得这么做。多年以来，每周日晚上，晚饭过后，我都挑好下一周每一天要穿的衣服，确保这些衣服上没有一点皱痕、折痕，弄好扣子和褶边，擦干净鞋子，倒空、擦亮手袋，给帽子掸灰，任何有一点点脏的东西都挑出来以便送去干洗店和洗衣房。每周日晚，数小时。上班时，在那一双双专业、有见识的眼睛打量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根头发没修饰到位。修整仪容。是啊，如果我不坚持的话，我的风格就该进字纸篓，就像乔伊丝现在一样。原本的上流吉卜赛，变得衣冠不整，还算得上不落俗套；若是我的风格疏于打理，那剩下的就只是一个邋遢婆娘了。所以现在我要敦促自己做好这件事：扣子、鞋子、领子，熨烫，熨烫，再熨烫，哪怕是衬裙上也不能有一段松散的蕾丝边。三个多月后是好好泡澡还是记日记，一向需要做出选择。我需要一样东西能让自己紧抓不放。乔伊丝回来工作了，不过她是一个游魂，行尸走肉。费莉西蒂宣布自己怀孕了。丈夫杰克要求乔伊丝“大方”些，乔伊丝说她希望他能做个决断。他说，你报复心太重，她说，我要是想要你那真是疯了。两个可怜的孩子都发了疯，在惩罚乔伊丝——她说。倒不是她不像以往那样完成工作，只是她的心不在工作中。至于我过去那么依赖的良好融洽的气氛，默契合作就像一个人——没了，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菲丽丝和我——支持她，时时刻刻，小心，谨慎，策略。哦，我们编辑室上下，全该得满分，我看着这一切，很着迷，想知道这怎么做到的。这个女人，一手打造了这本杂志，的确是她一手打造的，是她给的推动力，如今她却在逐渐淡出。我在电视上看到一部片子，一群大象用鼻子支撑着濒死的伙伴。它给了我联想。因为乔伊丝是在淡出。事情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同样“不宣”的，是我将是新的主编。与此同时，乔伊丝说她会带孩子们留在伦敦，她会离婚。前所未有地，那两个孩子开始打电话来办公室，问东问西。荒唐，比方说，果酱在哪里，你把我的毛衣放哪儿了？乔伊丝耐心，苦恼。为他们。很好，但是一个人能同情多少人是有限额的。我正在弄明白自己的限额：很小。我就只能应付莫迪·福勒。天气一直潮湿、寒冷、阴沉。几乎每晚下班后我都去莫迪那儿。让她“迁居”我已经连想都不再想了。我只提了一次，她一连三天把我当敌人看，当“他们”的一员看。我有房子住，她说，咳，咳，咳，因为顶风冒雨去屋后上冰冷的厕所，因为站在没有暖气的

物资。跟苏美两强都通气之后，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在演说中，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承认中国是弱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同时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最后关头一至，唯有牺牲到底”！蒋介石知道，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战争又滋生在残弱的中华大地上，吃亏的无论如何都是华夏大地和炎黄子孙，但那又如何，虽然我们可能打不过你小日本，但我们要和你死磕，我们要和你拼命！中共也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一方积极准备的时候，日军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开进。短时间内，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就增加到了二十万人。原本指望着手下张自忠与日军和平谈判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宋哲元，也不得不放下幻想，准备迎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开始对北京发起总攻。南苑大血战开始！那时候还不流行“让领导先走”，二十九军的领导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亲自上阵搏杀，尤其是号称二十九军第一猛将的赵登禹，在白刃格斗中杀死杀伤了够本的鬼子。参战的还有一千多人的学兵团。他们都是北京各大、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批学生兵从未上过战场，日军扑向他们阵地时，这帮学生刚刚完成新兵训练。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青春和理想，只是奉献和牺牲。佟麟阁将学生军安排在了西南方向，因为他认为日军不可能从那个方向发起进攻。诡异的是，偏偏日军就从这里发起进攻。学生军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血拼！鲜活的生命，顷刻逝去！滚烫的鲜血，泉涌而出！这是血与火的交融！这是灵与肉的碰撞！这是萎靡太久的激情！这是沉睡多年的血性！学生兵用英勇无畏的牺牲将日军拖住了难得的数小时，可阵地还是被人数、武器及单兵素质都远远领先的日军突破了。学生兵的阵地被突破后，二十九军的防御阵地被日军迅速切割包围，宋哲元遂命令二十九军突围。但是，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麟阁和赵登禹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日军在二十九军后撤的必经之地大红门，设下了陷阱。二十九军的撤退部队就此踏上了死亡之路。大红门，这是一个让二十九军永远难忘的地方。南苑后撤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赵登禹将军牺牲于日军的机枪扫射，临终遗言：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不必悲伤。战至激烈处，佟麟阁将军也英勇阵亡……但是，对于真正的中国人，岁月绝不会泯灭他们的牺牲！后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葬，并将北京城里的两条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七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市中心的两条大街的名字依然长存：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每每走到这里，总会让人想起那血火连天的闪亮日子！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张学良十几万大军从关外跑到关内的日本兵，在南苑的这片阵地上，没能再现这种“辉煌”。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的胜利也没有被复制，在两位指挥官相继壮烈殉国后，南苑即告失守。二十九军的英勇表现和牺牲精神，感动并激励了全国人民。其中，上海有一个叫麦新的卖保险的小职员，年仅23岁，在得知二十九军的英勇事迹之后，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一气呵成写就了一首豪迈激昂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即《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这样一首热血沸腾的战歌，在那个艰苦困顿的年代里，不知振奋了多少人的胸怀。

贱人潘毓桂

7月29日，北京沦陷。同日，国民政府下令宋哲元撤退。从7月7日算起，付出巨大牺牲与敌周旋二十二天的二十九军撤出北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奉命留守北京，代理北京市市长，与日军交涉战后事宜。几天后，北京的大街小巷贴遍了署名张自忠的安民布告，劝告民众不要惊惶自扰，各安其业。令张自忠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因此成为民众和媒体口中的“华北特号汉奸”、“张逆自忠”。跟你地位相当的佟麟阁、赵登禹英勇抗敌直至舍生取义，你张自忠倒好，竟公然和日本人合作，还发安民布告，你不是汉奸谁是汉奸！眼睛所见未必是真相。民众和媒体还真搞错了，张自忠是忍辱负重，他不是汉奸。由此，张自忠决定用马革裹尸的壮烈来洗刷那些不明真相的国人赋予他的耻辱之名。因为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实际上，真正的汉奸另有其人。二十九军之所以这么快就惨败，日军之所以选择从学生军阵地发起攻击，二十九军之所以中伏，都是因为出现了叛徒。一个是宋哲元的参谋周思静，一个是宋哲元的政务处处长潘毓桂。与周思静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国贼相比，潘毓桂则属于做狗汉奸的特级材料。此人书画皆佳，号称文化名人，极会享受生活，那个唱《夜来香》的李香兰（川口淑子），就是他的日本籍干女儿。据说宋哲元对他非常不错，很够朋友。只可惜在潘毓桂的字典里，是这样解释“朋友”两个字的——朋友，可以用来一起吃饭喝酒，但主要用来出卖获取利益。所以潘毓桂把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全给出卖了。因此，无论二十九军从哪里撤退，都会中伏，无论佟麟阁把学生兵安排在哪个位置，日军都会从学生兵的阵地发起进攻。战斗结束后，没有人会记得那些学生的名字——因为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潘毓桂却靠着中华民族的鲜血染红了自家顶戴——出任北京警察局局长、天津市市长。潘毓桂于抗战胜利后被军统诱捕，这小子后来在军事法庭上泰然自若，侃侃而谈。他说：国民政府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而日本文明开化，所以华北与日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之所以出卖二十九军，就是为了帮助人民更快地迎来和平，为了让祖国更好地和平发展，加快民族复兴的步伐，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所以他非但不是卖国，反而是爱国！对于这种下贱程度超越了人类极限的狗汉奸，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共和国也只好请他把牢饭一直吃到下地狱为止。杀出个黎明第四章持久战，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持久作战VS“三月亡华”

看到这里，有心人一定会奇怪：蒋委员长让宋哲元抗战，却一兵一卒都没增派，任由孤军奋战的二十九军最终败北。蒋委员长想干什么？难道他想借日本人之手干掉非嫡系的二十九军？当然不是，蒋委员长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给日本人下套挖坑。二十九军奋起抗击倭寇的时候，蒋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并于8月初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兵。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上海市内只许驻扎中国警察部队。而蒋介石突然派精锐之师进入上海，显然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屈辱的协定。这是一件很出人意料却相当振奋人心的举动，因为中国军队在过去几十年中，面对日军时几乎没有主动出击过。为什么蒋委员长不挥兵华北抗击日本，却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第二战场？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而选择跟敌人硬拼？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蒋纬国后来解释说：当时我国东北华北已落入敌手，但是这对于以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上的影响的。可以暂时忍耐，用这段时间扩军备战。但是如果让日军由北向南一路打下来，国军就被逼到了东南沿海，就会三面被敌军围歼，且背对大海没有退路，仗也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构想就是要让日军的主战线从由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用空间换取时间，粉碎日军三月灭华的野心。所以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另辟了一个战场。蒋纬国所说基本都是实情，但有一点没有深入提。这套“以空间换时间，持久作战”的对日战略构想，其实属于国人的共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爸爸所起到的作用，是坚决地将这一纸上谈兵且十分冒险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在这里，必须得为大家介绍一个对这一战略构想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之前讲袁世凯的时候，提过此人，他就是曾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话说袁世凯后来搞七搞八，放着很有前途的总统不做，偏要做君主立宪制下的皇帝，蒋百里也就辞职不干了。这之后，蒋百里便不时地在自己的学生如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手下担任顾问之类的工作。当他的这些学生都被他的另一名学生蒋介石打败后，他也成了和其同宗且同乡的蒋同学的新顾问。蒋百里一生从未亲自带兵征伐，但他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构想却有很大的合理性。一般我们把这种具有卓越想象力、创造力的人叫作天才。在《蒋百里全集》中，收录了蒋天才对中国如何才能战胜小日本的诸多建议，诸如“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势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准确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出于对“持久作战”的高度认可，蒋委员长决定利用小日本的死穴“国土狭小、物产不丰、兵源不足，无力支持对我进行持久攻击”，跟对方耗下去。怎么耗呢？具体办法如下：一、持久抗战，将战争时间拖下去，耗死小日本。二、全面抗战，将烽烟燃遍全国，变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增强战争实力，用空间换时间。三、纵深防御作战，调动敌人从东向西打，西部资源丰富，幅员辽阔，地势复杂，足以消耗掉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单兵素质优势。三管齐下，不愁耗不死小日本！简单说来，只要不让小日本速战速决，我们就别怕一时、一地的失败，坚决打下去！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败、再败、继续败都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局部的失败，将时间拖过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直到将日本的战争资源耗尽，换得战略的成功！后来，白崇禧（一说为陈诚）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十二字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可惜蒋百里没能亲眼看见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1938年，50岁的蒋百里病逝。他生前留下了一句话——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日本讲和！在中国实践“持久作战”构想的时候，日本国内发出了完全相反的声音——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准确地说，这句话是日本陆军的头头——陆军参谋总长载仁（日本皇族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其中一人说的。顺便一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裕仁一共提拔了二十三位皇族亲王担任“皇军”高级将领，如元帅、大将和参谋长等，彻底掌控了军事决策权。但令人奇怪的是，直至今天，居然还有人认为“二战”中的裕仁只是日本军人的傀儡而已，难道这仅仅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利用裕仁稳定日本局势的目的，从而未起诉这个无耻之徒的战争罪行所造成的吗？言归正传。日军所谓“三个月解决中国”的对华作战，无非是两条进攻方向——自华北起由北向南，自长江始由东向西。鉴于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撑日军同时在两个方向与中国军队全力作战，因此日本最经济可靠的办法是吸引国军主力北上华北与其决战，依靠驻扎于东北、华北的陆军精锐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利用华北平原开阔平坦的地理环境，发挥其机械化程度高、运动能力突出的优势，一战消灭国军有生力量，然后一路南下，在海军的配合之下，对中国实施大包围从而赢得战争。也就是说，日本更倾向于从北向南打。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其陷入被动。因此，蒋介石选择将日寇的重兵吸引到上海，然后再向内陆转移，把日军从北向南的进攻路线变成由东向西，拉开战略纵深空间。而且，从后勤补给来看，将战场放在上海，对中国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国军的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上海一带是鱼米之乡，粮食供应不成问题，以长江为运输动脉的水网航道密布，运输难度远小于在华北作战。当然，蒋介石选择上海作为战场，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地区充实着各国的利益，在这里开战，可以充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有利于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

“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因为“虹桥机场事件”展开交锋，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向世人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请注意，不是对日宣战。其实蒋介石选择战而不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宣战，则其他国家为了表明不偏袒就得保持中立，那样中国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就将无处购买。战场上的日本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同。中日之前有数的几次交手，中国军队几乎都是防守反击，但这次不同，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展开了狂攻，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决不后退！这是因为，国民政府投入了一切能够投入的精锐部队，力争趁鬼子立足未稳予敌以重创。陆军有张治中麾下的黄埔系中央军——刚刚整训完毕的四个德械师、教导总队，陈诚的土木系中央军——十八军，刚从陕北撤下来的胡宗南黄埔系第一军，以及税警总团等。看看这一大串将星的名字（排名不分先后）：张治中、陈诚、宋希濂、夏楚中、罗卓英、黄维、胡琏、薛岳、王耀武、孙立人、俞济时、王敬久、孙元良、胡宗南、杜聿明、张灵甫……刚组建的中国空军也冒险出动，不光轰炸日军地面目标，世界一流的王牌飞行员高志航、刘粹刚还多次与强势的日本空军进行空中格斗，取得了难得的胜绩，掩护了地面部队。这些胜绩和一个叫陈纳德的人有关，他的故事后面再讲。甚至连在日本航母舰队面前实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海军也全部出动。反正国家就这么一点家底，全用上了。在决心与勇气占优、人数也占优的国军的进攻之下，自视甚高、武器装备全面占优的日军，在开战一个月后依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国军也无法彻底攻破日军防线。这倒不是国军表现不够好，而是对手太强大。一来日军的防御工事修得很不错，全为钢筋混凝土筑造，以国军缺乏重武器的火力配置，着实难以破开日军的乌龟壳。要知道，即便国军装备最好的德械师，按照欧洲和日军的标准也只能勉强算作轻装师，离日军师团平均配备近百门重炮的标准相差太远。二来国军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差日军太多。海陆空三军从未合练过，基本上就是各打各的，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动，战斗力自然发挥不出来。三来日军的单兵素质非常高。别看倭寇矮小，“二战”时的日本兵平均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但倭寇的营养跟得上，身体壮实，受过严苛正规的射击、拼刺训练，所以日军有一流的战斗技巧——枪法精准、擅长刺刀格斗。倭寇的文化素质也不错，当时日本小学教育的普及率近百分之百，所以日军有很高的战术素养——完美执行命令的能力。一起来看看日军的对手对其的直接评价吧。英国人给日军的评价：装备B级，战术水平A级，单兵射击技术A级。李宗仁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稍后还会奉上林彪的评价。与营养良好，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日军相比，国军不仅营养不良（吃不饱），体力和耐力差，而且九成以上士兵是文盲，曾亲历战争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用“状似白痴”来形容其文盲程度，所以不论是对技术装备的掌握和运用还是对战术的理解和配合，中日两国的士兵均不可能在一

书钱谦益为首，阉党以马士英、阮大铖为主。这里要说说马士英，许多史书以及戏曲里，马士英都被划作“奸臣”，因他举荐魏忠贤的党羽阮大铖复出，东林党也说他是“阉党”，但他在崇祯时期就历任封疆，建树颇多。早年做过宣府巡抚，崇祯十五年时，又总督过泸州、凤阳军务，在农民军烈火燎原的局面下，数次在当地击退农民军，江南未打击农民军袭扰，也有他的功劳。南明建国初期，比起诸多无实际政务能力的书生，他当属一员干才。南明的内耗，从立储就开始了。最后朱由菘之登基，是因为此时总督凤阳军务的马士英率军5万军队携朱由菘入南京，制造了“既定事实”。然后东林党人失势，当年的阉党阮大铖经马士英举荐重新出山。东林党人遭排挤后有样学样，高宏图密信勾结此时手握重兵的宁南侯左良玉，请他出面“清君侧”，即帮助东林党夺权。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三月，左良玉正式出兵，兵逼九江。为防左良玉，马士英急命此时督师扬州的史可法抵抗，江北防线尽撤。此时，清军由阿济格、多铎统兵大举南下，趁南明政权内耗之际，兵不血刃渡过长江。左良玉在“清君侧”路上病逝，全军降清，史可法部署在扬州北面的“江北四镇”也尽数沦陷，弘光政权大局已不可挽救。五月十三日，清军攻陷扬州，史可法不屈遇害。五月十四日，清军占领南京，南明上下文武百官多成俘虏，阮大铖、钱谦益之流投降。马士英逃跑后携太后退守浙江，后被清军擒杀。南明弘光政权仅存在了一年即告灭亡。观整个灭亡过程，实祸在党争。一直被认定“正义”的东林党，先勾结左良玉起兵在先，钱谦益之流主动投降在后，可以说是清军南下的“推手”。现代人说起弘光政权的灭亡，总把那时期遭排挤的东林党说成“正义”，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说成“邪恶”。但双方均无“正义”可言，说起抗清的“实事”，反而是“奸臣”马士英出力多些。南朝如果没有党争内耗，清朝想迅速平定江南，几无可能。二弘光政权灭亡后，南中国曾出现了多个南明小朝廷，但都各自为战，昙花一现。而且小朝廷之间的相互残杀，比抗清的战斗更多。之后的十几年间，清军一路南下，攻城略地，并颁布剃发令，强令百姓剃发易服，引起反抗无数。真正给清王朝制造巨大麻烦的南明朝廷，是最后一个南明王朝永历王朝。永历政权，建立于公元1646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永历帝朱由榔，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直系孙子。南明隆武政权灭亡后，他在广西巡抚瞿式耜的拥立下在广东肇庆即位。同其他南明诸帝相比，永历帝是一个苦命人，登基只有7天，清军就迅速扑来，赣州失守。永历朝廷只得迁往广西，定都于桂林。艰难困苦下，永历帝当机立断，决定联合散落在各地的原农民军余部，共同抗清，这个决定为南明政权迎来了曙光。永历政权先后接纳了大顺军郝摇旗部、李过部，与湖广总督何腾蛟一起联合破敌。同年四月，南明军取得“湖南大捷”，何腾蛟在湖南九战九捷，几乎收复湖南全境。与此同时，清军中李成栋、金声恒等汉将也纷纷起事，叛清降明，永历政权的控制区域，到公元1649年时，已扩展到云南、广西、四川、湖南、江西、贵州、广东七省，几乎坐拥南中国。“党争”这个明王朝的魔咒再次接踵而来，和弘光政权一样，永历政权也是鱼龙混杂，既有大顺军余部，也有东林清流，还有阉党成员，各方势力相互牵制，局面危急下或能同心，一旦局面转好，内部问题就浮出水面。永历政权内部的党争，主角是“吴党”和“楚党”，起义军中，“正规军”和投降的农民军矛盾不断，正规军普遍歧视农民军，时常激起兵变。公元1649年，清军进攻湖南，驻守当地的总督何腾蛟指挥失误，遭清军孔有德部偷袭，被俘遇害。同年四月，“起义”不久的永历大将李成栋，在江西信丰全军覆没，永历王朝局势急转直下。公元1650年底，永历帝的辅国大臣瞿式耜兵败全州，杀身成仁。这几次失败，表面看是军事原因，其实是内部矛盾。比如湖南之战，清军大兵压境时，发生了南明正规军与农民军之间的兵变内战。李成栋战败，也是因永历宠臣马吉祥作梗，断绝了李部的军粮供应，孤军奋战终全军覆没。公元1651年，农民军将领李来亨宣布脱离永历政权独立抗清。大好的形势，至此已完全葬送。虽然永历帝又联合大西军，一度由李定国发动北伐，击败清军，但此时已无法力挽狂澜。公元1662年，逃亡缅甸的永历帝被缅甸方面遣返后，遭清朝平西王吴三桂绞死于昆明，一度轰轰烈烈的南明抗清大业，就此彻底失败。第二十五章草原枭雄葛尔丹说到清朝康熙帝在位时期的几次大战争，除了八年平定三藩外，打得最漫长最反复的战争，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征葛尔丹”之战。作为准噶尔蒙古的杰出领袖，葛尔丹雄踞西北，与清王朝分庭抗礼，他和他的部族与清王朝的战争，几乎贯穿整个“康乾盛世”，令“满万不可战”的清朝八旗军屡遭惨败。说他是在位60年的康熙皇帝“大半生的对手”，毫不过分。这位草原枭雄，除了与康熙皇帝的几次大战外，内地史料里对他的记录甚少。而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人物，也同样是一个影响了今天中亚版图的世界性人物。在我们的邻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一百多年来，对于葛尔丹以及准噶尔蒙古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在清朝君臣的观念里，他是一个叛乱分子、乱臣贼子，然而纵观他一生的功业，却不是这样简单。一说葛尔丹，需得从他的部族——准噶尔蒙古说起。在许多影视剧甚至历史书中，葛尔丹都被说成是蒙古准噶尔部的创始人，但事实上，他是一个继承人，一个继承了准噶尔蒙古，并一度让准噶尔蒙古走向强大的人。准噶尔蒙古，是蒙古瓦剌部落的一支。明朝后期，蒙古部落逐渐分成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三大势力。其中的漠西蒙古，前身就是瓦剌。努尔哈赤崛起后，一面与明朝战争，一面也开始对草原蒙古部落的吞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经多次战斗，从东蒙古追杀到青海，终于彻底消灭了蒙古“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代可汗——林丹汗。与此同时，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三大可汗——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车臣可汗，也相继归顺了后金。之所以如此，要拜明朝崇祯皇帝所赐，漠北蒙古在明朝中后期，一度是明朝的“铁杆”。崇祯即位后，因国库空虚，索性停掉了所有对蒙古部落的赏赐，如此一来，给了后金机会。皇太极在明朝灭亡前，能够数次轻易的绕道蒙古南下，原因也在于此。明朝灭亡以前，清朝用通婚、册封等各种手段，已经完全控制了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尤其是“盟旗”制度，通过封号的赏赐和游牧区域的划分，将蒙古部落分割成势力分散的数百小区域，再无力整合成一个对抗国家政权的力量。唯一的例外，就是漠西蒙古。漠西蒙古的前身，是明朝时赫赫有名的瓦剌部。土木堡之变后，瓦剌势力日益衰落，部分瓦剌部族西迁中亚一带，也有部分迁入青海地区。到明末的时候，瓦剌分裂成杜尔伯特、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其中尤以准噶尔实力最强。公元1640年，在新疆塔尔巴哈，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召集漠西蒙古各部，颁布了《卫拉特法典》，这部法典划分了漠西蒙古各部落的游牧范围以及各项法律。从此以后，准噶尔汗国俨然以漠西蒙古领袖的身份壮大起来，和硕特部被排挤到青海地区，土尔扈特西迁到中亚，杜尔伯特臣服于准噶尔。巴图尔统治时期准噶尔的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巴拉喀什湖东段、吐鲁番地区，首府为今天新疆北部的博赛列地区。与其他游牧民族政权不同的是，准噶尔部不仅游牧业发达，南部还出现了农业与城市。此时，俄罗斯帝国的势力也渗透入中国西北地区，在公元1640年十月，巴图尔就曾与俄罗斯打过交道。当时俄罗斯的探险队进入准噶尔地区，屠杀准噶尔部居民，巴图尔坚决反击，不但击退了俄罗斯探险队，还派使节警告俄罗斯。从公元1640年到1647年，准噶尔部与俄罗斯在边境上发生了13次摩擦，其强硬的态度令俄罗斯使臣感慨说“这将是帝国东进最大的一块石头”。如果没有准噶尔的存在，沙皇俄国侵略中国新疆，恐怕会容易得多。公元1653年巴图尔去世后，其子僧格即位。公元1670年，僧格被异母兄弟暗杀，准噶尔部陷入内乱。巴图尔一个在西藏出家的儿子，返回准噶尔夺取了政权，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葛尔丹。葛尔丹生于公元1644年，他出生的时候，阿尔泰山上空出现了五彩祥云，令巴图尔大为欣喜，随后葛尔丹被送到拉萨出家，与五世达赖成了好友，还和藏王第巴桑结嘉错是同学。政变发生后，葛尔丹本无意争夺可汗位，只愿在西藏研究佛学，其母去西藏劝说，让葛尔丹动心。葛尔丹离开西藏前，五世达赖授予葛尔丹“博硕克图”的称号，这也成为后来葛尔丹拉拢蒙古部落的一个招牌。公元1671年，葛尔丹击败反对派，成功登上准噶尔可汗的宝座。这以后，就是准噶尔汗国的一段征服史：他先利用自己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劝说卫拉特其他部落归顺自己。同时还四处征伐，打击的目标首先对准了东迁青海的和硕特部。公元1677年，葛尔丹发动进攻，击败和硕特部，获得胜利后，又采取怀柔政策，招降了和硕特部的车臣可汗。夺取和硕部是准噶尔汗国的重要一步：和硕部一直是瓦剌四部中的“盟主”，此时的瓦剌四部，除了土尔扈特西迁外，其他3部已尽被准噶尔吞并。公元1680年，葛尔丹颁布法令，取消了原本松散的瓦剌联盟，解除了明清两个王朝曾册封各部落的所有封号，建立了他自己的独立王国——准噶尔汗国。公元1680年，葛尔丹发动西征，灭亡了天山南路的叶尔羌汗国。至此，葛尔丹已经完全建立了他在西北一统天下的地位。二说到葛尔丹的发迹，不得不提沙皇俄国。巴图尔可汗在位时，对沙皇俄国一直采取抵制措施，双方冲突不断。葛尔丹即位后，对俄罗斯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一面他允许俄罗斯与准噶尔进行贸易，大力引进俄罗斯火器装备部队，同时又积极向俄罗斯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沿伊犁河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尤其是引进了俄罗斯的制绒技术和冶炼技术，沿伊犁河建冶炼高炉，发展手工业，可称是一位“洋务运动先驱”。这时候的清帝国正忙于平定三藩之乱，无暇西顾。对清帝国，葛尔丹一开始也采取了恭顺态度，定期入贡朝见。清王朝也乐得西北无事，默许了他在西北的半独立状态，但这样的和平注定是暂时的。清朝建国后，推行盟旗制度，蒙古各部落实力日益分散衰落，只有准噶尔部日益强大。这样的情况下，与准噶尔毗邻的蒙古部落，自然成了他眼里的肥肉。公元1688年，葛尔丹开始试探清政府的底线。他先越过燕然山，攻打土谢图可汗，逼迫土谢图部整族南迁。对此事清政府只是派使者调解，并未干涉。公元1690年六月，葛尔丹又发兵攻打喀尔喀部落，再次获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次战争之所以速胜，重要原因是葛尔丹在战争中大量使用火器技术，原本以冷兵器为主的蒙古部落自难抵挡。如果清政府继续坐视，一统蒙古部落的葛尔丹，势必会成为清王朝的巨大威胁。葛尔丹在主政准噶尔后屡屡扩张，除了俄罗斯支持外，另一个人也极其重要：藏王第巴桑结嘉错。早在葛尔丹寄居西藏时，第巴桑结嘉错就与他结交。僧格遇刺时，也是第巴桑结嘉错的力劝，才坚定了葛尔丹的夺位之心。彼时游牧在青海的，是瓦剌蒙古的和硕特部，与藏族部落冲突不断，因此支持准噶尔部驱逐和硕特部，就成了第巴桑结嘉错的选择。而第巴桑结嘉错的支持，也有助于葛尔丹借助黄教势力向各部发号施令，两人互相利用。葛尔丹攻打和硕特部时，第巴桑结嘉错意识到，若葛尔丹一意进兵，势必引起清政府动怒，因此极力劝阻，也正因如此，葛尔丹在初战告捷后，对和硕特部改为招抚政策。即使如此，战事爆发时，康熙即严令甘肃总兵张勇严密监视葛尔丹动向。此时的葛尔丹，一面结好沙皇俄国，一面与西藏遥相呼应，一旦吞并漠北、漠南蒙古得手，这些对于清王朝来说，势必将成包围之势。苏联历史学家潘诺夫曾形容葛尔丹是“一只凶悍的老鼠”，在俄罗斯的有关史料记录中，葛尔丹最擅长的，就是“猫捉老鼠”游戏。在他实力弱小时，常故作低调，但只要有机会，就会向对手发出迅猛一击。早年葛尔丹夺位时，他先声称此行是来“祭奠”，麻痹对手之后发动突袭，一举夺位成功。袭击和硕特部前，和硕特部的车臣可汗，早年一直是葛尔丹父亲巴图尔的好友，登位初期的葛尔丹对这位“世伯”也极其友好。后来葛尔丹欲袭取和硕特的传言不断飞来，车臣可汗闻讯后先下手为强，抢先向准噶尔进兵，收服了归附葛尔丹的杜尔伯特部。当时的葛尔丹并未做出反应，其忍让的态度让车臣可汗大意。可就在一年后，葛尔丹“秋后算账”，集中重兵攻打和硕特，将损失连本带利收了回来，完成了他对瓦剌四大部落的吞并。在相继击败诸多对手后，葛尔丹的目光，对准了清王朝这只“大猫”。对葛尔丹，清政府其实非常重视。只是康熙登基后，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平定三藩以及收复台湾上，不过从未放松警惕，康熙帝曾经多次派人考察蒙古，绘制地图，研究葛尔丹入侵的要道。大学士李光地曾以明朝瓦剌为例子，要求康熙正视葛尔丹的威胁。在雅克萨之战中遭受挫败的沙皇俄国也没闲着。公元1687年，参加《尼布楚条约》谈判的沙俄特使戈洛文，就曾与葛尔丹秘密接触，承诺沙皇俄国愿提供一切帮助，帮助葛尔丹统一蒙古。公元1690年六月，在做好充分准备后，清军由康熙皇帝“御驾亲征”，率大军北上蒙古迎击葛尔丹。横扫蒙古无敌的准噶尔骑兵，与赫赫有名的清朝八旗，迎来了第一次碰撞。三公元1690年6月，清朝康熙皇帝兵分两路，从喜峰口和古北口两路出击，御驾亲征葛尔丹。在这场亲征开始前，京城已是人心惶惶，北京城店铺大多关门，米价竟上涨到3两白银一石，坊间四处传言葛尔丹即将攻陷北京。为削除葛尔丹外援，康熙帝先派使节出使俄罗斯，向俄罗斯提出严正警告，在权衡利弊后，俄罗斯对这场战争选择了观望态度，并扣下了葛尔丹先前购买的3000支火枪。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蒙古北部集结部队，观测战事动向，一旦清军作战不利，就企图浑水摸鱼。这次远征，清王朝动用了其在盛京、吉林、北京三地的所有精锐兵马，可谓志在必得。行军路上，葛尔丹和康熙两人都在互相麻痹对方，葛尔丹派使者给康熙送信，声称这场战争并非为对抗清廷，只为向喀尔喀蒙古报私仇。康熙也顺水推舟，向葛尔丹送去牛羊一百头，绸缎千匹，声称此行并非为了讨伐，而是为了订立合约。双方“互相忽悠”中，清军右路军常宁部进抵西林格勒，遭葛尔丹部前锋挫败。旗开得胜下，葛尔丹自信心大涨，索性命全军南进。八月三十日，葛尔丹进抵乌兰布通，清军左右两路军也在此地会师。九月四日，乌兰布通战役正式打响。葛尔丹依山扎阵，摆出“骆驼城”，用上万只骆驼捆绑好排列作防御工事，葛尔丹军以此为掩体释放火器，阻遏清军冲锋。清军先以重炮轰击，葛尔丹军顽强抵抗，双方进行了大规模炮战，始终相持不下。大将军福全以骑兵从两翼突击，被葛尔丹击退，清朝一品侍卫内大臣佟国纲也被击毙。战事不利下，清军不少八旗军官“怂了”，正白旗副都统色格印竟临阵脱逃，谎称自己“中了暑”。但佟国纲的牺牲是整个战局的转折点。在这次冲锋中，清军摸清了葛尔丹“骆驼城”的主要构造，接着集中火力轰炸骆驼城的薄弱处，坚固的骆驼城终于被打开了缺口。与此同时，佟国纲的弟弟佟国维绕道骆驼城后方，抄了葛

发！注意，是爆发不是开始。因为每个国家都以本国投入战斗的日期作为“二战”开始时间。比如，中国认为“二战”开始于1937年“七七事变”，而美国显然太夸张了，说日军1941年年底突然袭击珍珠港才算“二战”开始……这是一笔糊涂账，根本算不清。就目前来说，欧洲战场还未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暂搁下不谈。对于中国来讲，固然有国军将士英勇奋战，但截至1939年年底，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仅以二十余万伤亡的代价，便让中国几乎陷入了绝境。天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这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全部被日军占领。自此，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尽落敌手，所有主要铁路线均被敌人掌握。中国海军全军覆没。自此，北起山海关、南到汕头的出海通道均被截断，这意味着“香港路线”完全中断。不幸的是，“西北路线”也中断了。1938年和1939年的秋夏之交，苏联和日本在中苏两国的边境地带打了两架，史称“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第一架日军小胜，第二架苏军惨胜。鉴于大家的实力半斤八两，日本和苏联决定讲和，讲出来的结果就是《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自此，中国与苏联的陆路交通基本断绝，苏联也停止了对中国本就不多的援助。于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包括从国外购买的或者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只能是通过暂时没有沦陷的西南部进出。而从中国西南部通往东南亚的路也就两条。一条是桂越公路。桂越公路是广西与越南之间的一条国际交通线。当时，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也就是说要走桂越公路还得看法国人的脸色，而且广西随时面临日军的攻击，很不安全。另一条则是滇缅公路——云南与缅甸之间的一条国际陆路交通线。需要强调一下，这条公路是抗战爆发后才修的，为什么要修这么一条公路呢？主要的理由前面说过了：桂越公路不安全。滇缅公路则相对比较安全，毕竟日军需要跨过广西或者打到缅甸才能威胁到这条公路。所以二十万老百姓不怕苦、不怕死，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便修筑了一条跨越中国岩层最坚硬（喀斯特地貌太多）的山区、最湍急的河流（怒江），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1938年8月，滇缅公路通车。公路进入缅甸后，就跟缅甸国内的铁路连接了起来，可直达仰光。仰光是一座海港城市，抗战期间，中国几乎所有从国外购买的以及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都从这里输入。可问题是，从哪里弄来的钱买战略物资呢？美国。1938年年底，国民政府退入重庆后，美国人终于弄明白了形势，不再固执于《中立法》。有鉴于此，在驻美大使胡适和银行家陈光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靠以货易款——逐步卖桐油给美国以偿还贷款的方式，换来了美国人的第一笔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这就是“桐油借款”。毫无疑问，依靠这几千万美元，国民政府是可以暂时轻松一段日子了，但此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此之前，美国的援助方式是买中国的白银，以钱换钱，这次是直接借钱给中国，开了贷款援助的首例，突破了中立法的限制，就此打开了美国援华的大门。接下来的两年内，中国继续用滇锡、钨砂等战略物资以货易款，又找美国借了一亿多美元。截至抗战胜利，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高达八亿美元，绝大部分属于免费赠予。在美国的影响之下，英国出于希望中国照拂一下缅甸（缅甸为其殖民地），多跟日本扛几天的目的，也给中国提供了五百多万英镑的贷款。所以，从通车时起，滇缅公路就成了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是埋葬日本灭亡中国梦想的大道！必须保护好，不容有失。这就是后来中国组织远征军进入缅甸的真正原因。形势如此恶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日本也不轻松。日本本是希望速战速决的，所以一开始便孤注一掷。要说这种选择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日军做到了五个月就占领中国首都，一年多就攻陷了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从古至今，没有几个国家输到这个份上还不投降的！窝囊如法国，不仅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军直接绕过，成了摆设，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而且面对德国的进攻（1940年5月10日开打），只用了六个星期（6月25日）就放下武器成为德国的附庸。当然，这可能是由法国唯有靠外国人领导才能打胜仗的传统决定的。譬如，在科西嘉人拿破仑的带领下，法国才能称雄欧洲。可令日本意外，令全世界意外：除去精神就几乎一无所有的中国人，竟然还在坚持，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在用行动履行着“抗战到底”的誓言！反观日军，在经历了最初的顺风顺水之后，现在已经陷入苦战，极不情愿地被拖入了持久战的深渊。日本人被迫一面巩固占领区，试图以战养战；一面加强如进攻长沙、南宁之类的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同它谈判，屈服停战。其实，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就是以打促和，争取喘息之机。蒋介石曾在1938年4月9日的日记里写下：此时可战可和，应注意和局与准备。因此中日双方都希望坐下来谈谈，但日本人竟然向蒋介石提出：一、在华北、华中、外蒙古等地建立亲日政权。实际上就是建立“国中之国”。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这根本不是谈判，这是刀架脖子上赤裸裸地抢劫！国民政府吐了日本一脸口水，强硬拒绝了这些可笑要求。蒋介石不答应，却有人答应。杀出个黎明第七章汪精卫终究没能成神鸟

汪精卫晚节不保

抗战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毛泽东，这些蒋介石曾经的敌人，此时大都坚定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在强敌压境的危急关头，在懦夫们悲观的聒噪声中，仍然无悔地走在“抗战到底”的路上。但不到两年的时间，半壁江山沦于敌手，百万将士血洒疆场，自然有人对蒋介石等人的强硬立场表示反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要数后世臭名昭著的“五人团队”——梅思平、高宗武、周佛海、陈公博及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梅思平，之前提过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此人当过教授，干过江苏省督察专员、保安司令等职务，是很有前途的高级干部。高宗武，29岁时成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正厅级干部），是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外交大员。周佛海的官方职务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副主任，位高权重。周佛海还曾是中共“一大”代表，“联俄联共”那会儿，他和许多中共领导人一起加入了国民党，只不过后来别人退出了，他一直留了下来。和周佛海一同留下来的，还有他的好哥们儿、后来做了汪精卫副手的陈公博。陈公博原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他和周佛海的关系特别铁，铁到几乎可以穿同一条裤子，一三五你穿，二四六他穿，星期天就让裤子歇一天吧，他俩都裸奔。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两人一起同流合污，全心全意干了不少坏事，什么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玩弄女性统统包括在内。汪精卫就不多说了，全身上下都是光环，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这些人的官位都不低，都是党国大员，任谁都要给几分面子，不愁吃不愁穿，也不用上战场。可为什么要跟主战派唱反调？原因不难理解，相信大家看一看“五人团队”带头大哥汪精卫的语录就知道为什么了。汪精卫语录一：“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汪精卫语录二：“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汪精卫的言下之意是说，如果明摆着打不赢还要打，无非是失去更多的国家主权，牺牲更多的国民。这样下去将使中国亡国灭种，所以应该“和平救国”。“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期待日本放弃他们几百年以来一直坚定不移的侵华政策，将结束中华民族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日本的施舍，就如羊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狼的大发善心！愚蠢的想法，实在是愚不可及！如此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汪精卫的大局观和政治智慧不但没有进步，似乎还退步了不少。汪精卫不明白，即使没有他的所谓“和平救国”、“曲线救国”，战争也自然会进入战略僵持阶段。因为日本人真的打不动了。日本常驻中国的兵力高达一百三十余万（驻扎关外的“关东军”和驻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含华北、华中、华南方面军以及海军舰队），人吃马喂，伤员救治、死者抚恤，还有其他战争开销，耗资巨大，令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日本不堪重负。日本急需在其控制区恢复秩序，实现正常生产，以实现以战养战。于是，日本在中国扶植了一些傀儡汉奸政府，帮助他们恢复社会生产秩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就是众汉奸政府之一，但这里面的汉奸大多是北洋时期的小角色，如王揖唐、殷汝耕，号召力很差。而有号召力的北洋大哥们，如曹锟、段祺瑞、吴佩孚，则宁死也不当汉奸。当年北伐要打倒的北洋军阀，居然没有一个人当汉奸，还真是出乎世人意料。日本人正打算做北洋元老唐绍仪的工作时，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就出手了，将冤枉至极的一代名流唐绍仪刺杀于家中。如此一来，日本人的汉奸政府可就缺少了一个有影响力、有破坏力的人物。就在日本人饥渴难耐的时候，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出现了。汪精卫在无法说服主战派走“和平救国”道路的情况下，委托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本秘密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日本支持汪精卫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另立“中央”，汪精卫则以优厚的讲和条件与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对于自己即将迈出的这一步，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我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火坑我跳了。汪精卫本是要做神鸟精卫，可一步走错，做了精卫鸟人。三十年英名扫地不说，还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938年12月中旬，汪精卫乘飞机从重庆至昆明，随后抵达越南河内，走上叛国之路。12月底，汪精卫发表声明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建设东亚新秩序”计划（即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1939年1月初，国民政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其后，蒋介石下令狙杀汪精卫。由于日本老板对新晋重点员工汪精卫的安保工作做得十分到位，使得戴笠的军统连续失手，只有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运道不佳，还没来得及享受新公司的“福利”，就被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陈恭澍干掉了。1940年3月，汪精卫对外宣称“还都”南京，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正式接管沦陷区，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汪精卫的伪政权完全克隆了国民政府——三民主义还是指导思想，青天白日满地红还是国旗，孙中山还是革命先驱，双十还是国庆节。弄得比真的还像真的。至此，中华大地上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权。一、长春的伪满洲国。领导人是溥仪，此人在任期内无任何作为，是一个真正纯粹的、天然绿色的傀儡。二、南京的伪国民政府。领导人是汪精卫，“五人团队”所有成员都身居高位。汪精卫在任期内为摆脱傀儡地位，做出过一定程度的努力。三、重庆的国民政府。领导人是蒋介石，这个政府领导了全国正面战场上的八年全面抗战。四、保持独立自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在延安，领导人是毛泽东。中共建立和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汪伪政权成立之前，虽然抗战意志动摇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不管以何种理由投降日本人，都不光彩，所以这些人都选择骑墙观望。可当汪伪政权成立后，形势顿时逆转过来，这些首鼠两端的人纷纷投日。这是因为，汪精卫的投敌不仅减小了汉奸们的心理压力，鼓舞了汉奸们的斗志，而且还为汉奸降日提供了理论依据。大小汉奸们奔走相告：汪主席说了，降日不叫投降，叫投身“和平运动”。我们都是“曲线救国”，我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都是秉承国民政府的意志！随后，轰轰烈烈的“清乡运动”开始了。“清乡运动”大致可以理解为，武力清除沦陷区一切敌对日本的力量，为日军建立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这个“武力”的名号有好多，诸如，东亚皇协军、兴亚同盟军、东亚同盟救国军、自治军、护国救民军、清乡军……看得头都晕了，还好后来有人给汪精卫的这群手下想了一个统一的称号——伪军。

铁血张自忠

1940年5月，日军为了配合优柔寡断、懦弱自卑的汪精卫卖国投敌，也为了报复国军的“冬季攻势”，决心打开从湖北通往重庆的通道，干掉主战的重庆蒋介石政府，于是发动了“枣宜会战”。稍提一句，在这之前，日本人还发动过一次“随枣会战”，但冈村宁次败给了李宗仁的防守反击。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一次，日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沿长江西进，直捣陪都重庆！重庆岂能不守？于是蒋介石让李宗仁挂帅，调动三十余万人马，在湖北的枣阳和宜昌之间摆下战场，与日军血拼。在战斗中，敌我双方你来我往，中国军队也曾经获得了胜绩，但李宗仁没能重现台儿庄奇迹，也没能继续“随枣会战”的辉煌，重要关隘一个个失守了。就在蒋介石忧心如焚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更难受的消息——张自忠殉国了。张自忠，这个曾经被很多人误认为可杀可辱的“大汉奸”，以自己在对日作战中的优异表现，从抗战初期的师长累升至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他的上将兼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使他成为“二战”期间盟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从长城到卢沟桥，从台儿庄到宜城十里长山，张自忠不止一次让大和哭泣。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仍在奋勇杀敌。让我们一起追忆张自忠在生命的最后十天里的英风豪情，敬祭将军忠魂。5月7日，留遗书与好兄弟冯治安，率部东渡襄河，主动出击，给日军以极大威胁。随后，日军调集主力，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15日，被困于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16日，奋勇督战，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力战不退。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若定，身中七弹，仍呼喊“杀敌报仇”，为国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虽然将军已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张自忠在魂归天国的那一刻，一定是极为安详的。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摘掉了戴在头上三年之久的汉奸帽子，捍卫了自己视为无价之宝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在“枣宜会战”接下来的战斗中，国军踏着他的血迹与强敌死拼。战至激烈处，一座城池能数易其手。1940年6月中旬，国军终以数倍于对手的伤亡为代价，将日军堵在湖北不得西进，成功拱卫重庆，屏障西南大后方。在本节的最后，让我们以张自忠生前的誓言为结束语，向为中华民族重生之最后一段艰苦行程而杀身成仁、见危授命的英雄们致敬！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敌后抗战

自从汪精卫把伪政府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之后，就一直不怎么走运

老凡，你干嘛？！”林岳紧追上来，当他觉察到我脸上的喜悦时，不由一脸的狐疑，“难不成你看到盒子里有金翅天龙了？！”“嗯，嗯。”一时间被喜悦占据了整个大脑，已经完全丧失了组织语言的能力。“靠，忙活了半天，让你捡了个便宜，轻轻松松的当了回有缘人。”林岳撇了撇嘴，沮丧地钻进了车里。兴奋之余，我向林岳和盘托出了整件事情的缘由，这家伙跟听新闻似的问长问短八卦了半天，并自告奋勇地要求晚上一起去S家除去那只应蚺。不过，在去之前必须送他回宿舍去补觉，于是只好绕了个圈把他送回了宿舍，顺手把S家的地址抄了给他。回到家里，简要地向晖儿描述了一遍经过，晖儿高兴地在我脸上印下了无数个唇印。但当给晖儿看盒子中的金翅天龙时，她却象林岳一样失望不已。“也许真的是有缘人才能看到。”晖儿叹道，“就象你那天看到S身上的奇怪现象一样，不是我没注意，而是根本看不到。”“呵呵，这东西也够邪门的，在我眼里就是活生生的，但你和林岳却看不到。”我感叹道，这两天的发生的事情几乎颠覆了三十年来所有的知识观念，“不过，不管怎样，S有救了！”……一阵充足的补充性睡眠后，精神恢复得异常迅速。熟睡酣眠的时候，晖儿已经和S通过电话联系确定了去她家的时间。出发前半小时，我再次用电话赶走了林岳的美梦。半个小时后，一行三人已站在了S的公寓前。“乖乖，在这城市里呆了快十年了，倒还真没注意这片还有这么个建筑。”林岳看着公寓的外表，满身寒颤的说道，“跟个鬼屋似的，挑在这里住的也不会是什么好鸟。”“古人有云：‘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所好亦异’。”晖儿在淡淡地说道，“好鸟同志，您先请进吧。”林岳被说的一顿语塞，白眼乱翻，冲我一个劲的摇头：“你这个老婆被你调教的可算是牙尖嘴利，连之乎者也都能用来损人，佩服佩服。”“呵呵，要不要我老婆给你也介绍个？”我幸灾乐祸的笑道，“看看你能调教个什么样的出来。”“得了吧，寡人我是身在群芳中而不为一花折腰。”“臭美吧你，真成了孤家寡人你就该哭死了。”说笑间，我们已来到了S家的门前，使劲揿了半天门铃才等到她开门。那无精打采的神情和苍白的脸色令得晖儿不断的向我摇头。“这是林岳，我的高中同学，市中医院的神医，上次我发病就是他妙手回春的。”在客厅坐定后，我向S介绍道，“下午他正好来我家做客，就自作主张请他一起过来了，一则大家认识认识，二则顺便帮你看看头晕的毛病。”“哦，麻烦你了，林医生。”此刻的S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神采，连声音都变得有气无力了，但奇怪的是她身上那如影随形的怪物却有如蒸发一般完全消失了。“呵呵，叫我林岳好了。”林岳一脸善良的笑道，我几乎能看到他头上那闪耀的光环了，“大家都算是朋友，称呼上就不必那么客套了。”在一阵寒暄过后，林岳借口给S把脉，将S诓进了隔壁房间，晖儿则机灵地站到了房间的门口，一边装作探视的样子一边把风。我迅速从背包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盒子，溜进了S的卧室，将盒子放在了松软宽大的枕头下面。随后溜出卧室，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凑到门边隐蔽地向晖儿和林岳做了个“OK”的手势。晖儿顺势靠在了我的身上，身体微微的颤抖着，我伸手扶住她的双肩，慢慢地使她平静下来。林岳则诡异的冲我笑了笑，继续甩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在那里滔滔不绝。时间在不经意间就这么过去了，S的气色愈发萎靡，在客厅里的挂钟敲过十一下后，晖儿将S扶上了床。“S，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哦。”晖儿轻轻地带上了卧室的房门。我向林岳使了个眼色，揿灭灯，三人重重地走近大门，将门用力打开又用力地关上。三人偷偷地走回卧室的门前，自微开的门缝间向屋内观察。客厅里夜光挂钟的数字在黑暗中闪烁，时间已慢慢地指向十一点二十分。子时，这个古代的计时以现代换算的话就是北京时间的23：20到1：20，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应蚺现身的时候了。“咝～～”耳中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仔细往屋内望去，只见S安静地躺在床上，但身上的被子却不住的翻动，渐渐地，自被中游出一条身泛青光的小蛇，若不是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几乎很难查觉它的出现。竭力遏制住狂跳不已的心脏，轻轻地碰了碰身边的晖儿和林岳，示意他们注意那蛇，可两人似乎完全没有看到，只是茫然地眨了眨眼。难道是眼花了？我又仔细地看去，那条青蛇见风暴涨，只一会的功夫便有如水桶般粗细，身上那指甲盖大小的青色鳞片在床头夜灯的照耀下闪动着着妖异的绿光，丑陋的蛇头不断地扭曲变形起来，象雪块似慢慢地融成了椭圆形，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人类头颅的模样，随着头颅的成型，一张满口利齿，双眼没有眼白的苍白的女人面孔猛然浮现在眼前！身边的晖儿猛地抬手掩住了自己的嘴巴，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从胳膊上传来的力度和痛感，能感受到晖儿此刻心中的恐惧，她应该也已看到了应蚺。林岳的身体因呼吸的加剧微微地颤抖着，不知怎地却有种兴奋多于恐惧的感觉。一阵拍动翅膀的“扑扑”声自屋内传来，声音虽然微弱，但却十分地清晰，看来金翅天龙要出动了。应蚺仿佛也发现了屋内的异动，原本已伸向S的头警觉地缩了回去，扭动着肥硕的身躯，似乎在找寻着声音的来源。然而“扑扑”声倏然消失了，金翅天龙并没有如所想的一般出现。怎么回事？我努力地向S的枕下望去。糟了，心中一凉，在安放盒子的时候，没有注意到S的枕头是特大号的，盒子完全被封在了宽大的枕头和床垫之间，盒子上的孔洞被遮住，金翅天龙根本感觉不到应蚺的存在！应蚺在一阵搜寻无果后，松懈了下来，安心满意地又将脑袋伸向了熟睡中的S。一个冒险的方法在脑中闪现，我拿起靠在门边的金属画架，一把塞给林岳，一抬脚，大力地踹开了卧室门，大吼一声：“林岳，掩护我！！”应蚺在吼叫声中嘎然停止，猛地扭转过来，恶狠狠地盯住我，肥硕的身躯迅速甩动起来。我不顾一切地向床头冲去，就在手即将触到枕头的时候，脚下一紧，被应蚺的尾部缠住，整个身体顿时被抛向空中，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坚硬的天花板上。“老凡！！”林岳这小子总算清醒了过来，抄起手中的金属画架，猛扑上前，玩儿命地抽打着应蚺的躯体。应蚺受到攻击，不退反进，肥硕的身躯猛然变细，顿时长了数米，只一卷，便将林岳捆了个严严实实。刚才的一撞着实不轻，浑身的骨头痛得跟散了架一般，硬撑着从地上爬起来，试图再次扑向枕头，但又被应蚺的尾巴卷住。这次应蚺没有把我抛向天花板，而是慢慢地将头部伸到了面前，那张狰狞无比的面孔几乎贴在了我的脸上。一条乌黑色的蛇芯嘲弄地舔舐着脸颊，一股难以名状的腥臭味令人几近窒息。“王～～亦～～凡～～”自应蚺口中传来幽幽的呼唤声，那声音如此的亲切柔和，仿佛亲人般的呼唤，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去应答。我心中一寒，知道此刻绝不能应答，但此起彼伏的呼唤声不断的在耳边回响着，竟似有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魔力。就在意志近乎崩溃的时候，应蚺的身躯突然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尾部一甩，将我抛在了地上，“咝～～”头部高昂着发出一阵令人发怵的声音。“亦凡！！快！！”晖儿的叫声令我猛然清醒，此时她正被应蚺卷起，双手握着一把厨刀，刀身全数扎入了应蚺的身体！我不敢怠慢，用尽全身力气扑向床头，一把掀开了盖在盒子上的枕头。“扑扑扑”几声轻响，自盒子的孔洞中飞出几道金色的光芒，箭也似的射向应蚺的头颅。“咝～～”应蚺发狂般地再次嘶叫了起来，身体抽搐般地甩动着，晖儿和林岳纷纷被抛在了地上。随着应蚺身体疯狂的摆动，床周围的一切都被扫落散开，只见它猛然一摆脑袋，金色光芒竟被甩脱开来，随着一声腐木开裂似的轻响，应蚺的头部融进了一旁厚实的大橱之中。金色光芒在大橱外围绕着飞翔，仿佛一下失去了目标，难道金翅天龙只是对应蚺的脑袋有感应？就在那一愣间，应蚺露在橱外的身躯啪地一甩，不可思议地又长了数米，卷动间有如长眼一般将我们四人全数缠绕了起来。该死！几度挣扎无用下，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暴烈的愤怒，眼见金翅天龙就要得手，却功败垂成，如果自己有能力手刃这条应蚺又何必将赌注全数压在那无头苍蝇一般的金翅天龙身上？刀！挣扎间手中攥到了一把刀。金克木，晖儿方才用厨刀可以刺伤应蚺！我不及细想，手起刀落直斩应蚺，在恶心的血肉爆裂声中，蛇身断成了两截，伴随着抽搐的抖动，四人身上的束缚尽数解开。呼，应蚺的上半截身体自橱柜中浮现，凶恶无比地直扑上前，下意识地双手抬刀格挡，刀身被死死地咬在了它的齿间。一股大力传来，手中的刀几乎脱手飞出，我转双手握住刀柄，意图抽出，却无力对抗。几道金光突然自眼前略过，应蚺再度被袭，但下半身断去却令得它身形迟缓了许多，不一时便被金光尽数钻入头部渐渐软了下来，最后整个身躯有如一滩烂泥般地堆叠在了床上。过了良久，几道金色光芒自应蚺的头部飞出，一眨眼便消失在一旁的盒子里。与此同时，应蚺的身躯象冰雪融化般地慢慢开始融解，只短短的十数秒，便在我们眼前消失殆尽。四、朱印“夸张……”这两个字已经是第N遍出自S的嘴里了，应蚺消失后不久，S便大梦初醒般地坐了起来，看到狼狈不堪的我们自然是问题多多。在林岳口若悬河地大肆描述了一番之后，她瞪大了眼睛坐在床上，几乎将十个手指完全塞进了自己的嘴巴。“先别急着听书了，打扫下战场……唉唷……”我刚想坐起身，一阵刺痛自肋下传来，身子一歪整个人竟倒在了地上。“亦凡……”晖儿满脸紧张地过来想扶起我，不想更加剧了我肋下的疼痛。“暂时别动他了。”林岳一脸严肃的说道，顺手在我肋下轻抚了几下，我不由得又是一阵呲牙咧嘴，“肋骨骨折，至少三根以上，但没有伤及内脏，具体情况去医院检查一下才能确诊。”骨折？！从小到大我连一次骨裂都没碰到过，没想到三十岁的老骨头居然碰了次骨折，还是一次三根以上！我暗暗咬牙，这该死的应蚺，如果不是已经消失的话，我现在就会用尽剩余的力气去鞭尸一番。“别担心，小小的骨折对咱们老凡是没什么妨碍的。”林岳像变脸似的瞬时换上了一付无关痛痒的表情，“打个120，送我们医院去看看，骨科方面那里是全市一流的。”救护车呼啸着把我带离了S家，晖儿一路小心地守在我的身边，轻轻地抚着我满是汗水的面颊。如果没有对面坐着的那两个窃窃私语的家伙，那情景一定可以温馨到胜过任何一部感情剧。在林岳和S一路的小声议论中，我被送进了市中医院。林岳看了我的X光片后，兴奋地跑进病房，宣布他的神机妙算绝对灵验，我的确是有四根肋骨轻度骨折，随后一溜烟地又不知所终了。我和晖儿一脸的哭笑不得，也许这个家伙只有在行使医生天职的时候才会变得像个正常人，除此之外实在是不能保证。……早晨的阳光自窗外照射进来，带来了一种暖意。如果不是因为周围那过于洁白的布置和满屋的消毒水味，我的心情一定会格外的舒畅。合上手中的书稿，懒懒地靠在枕头上享受着铺满床头的温暖。今天是入院的第四个星期，林岳也许并没有夸大医院的实力，肋骨的伤势在精心的治疗下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若非晖儿和林岳的一再坚持，我恐怕早就申请出院了。不过也好，这次伤病带来了一个难得的假期，可以脱离开一向执著的工作，安心地修养生息。当然，休息时也并不是完全像猪一般地吃睡，养病期间，我把那本《闻风拾水录》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遍。也许是因为捕捉金翅天龙时在林岳面前的出丑，抑或是应蚺事件对我的某种刺激，这本有些晦涩难懂的书稿竟成了我废寝忘食的研究对象。“日上三竿，拥被酣睡者，猪也。”我几乎不用抬起眼皮就能“看”到林岳那满脸的坏笑，“老凡啊，你还真能睡，嫂子和小潇来看你了。”“大叔，省省吧！小潇？”S满脸杀气地从门外蹿了进来，“老气横秋酸不溜丢的，S！我叫S！贫嘴大叔先生！”“身体感觉好些吗？”晖儿笑盈盈地走到我的床边，放下手中的东西，关切地抚了下我的额头。我笑着点了点头，在她手上吻了一下，对身边的那两个乌眼鸡视作无物。“最近公司里很忙？”晖儿稍显消瘦了，脸颊已不如往常般丰润。“嗯，最近有些业务比较麻烦，这几天晚上在家开夜车。”晖儿淡淡地语气让我听着不禁有些心疼。“温存时刻完毕，现在是会议时间。”S的脑袋毫无预兆地在我俩之间出现，看着她神气活现的样子，似乎应蚺并没有在她身上造成什么不良的后遗症。林岳关上了病房的门，一脸神秘的对茫然的我挤眼道：“这个会议将直接影响到你的生命安危和你的美好将来。”晖儿嗔怪地白了林岳一眼，轻声说道：“是这样的，这次发生在S家的事情总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应蚺和金翅天龙都是传说中的东西，为什么现在都会出现……”“夸张的是你能看到我们却看不到。”S在一旁急切地抢回过话头，一边从包中拿出她随身的小型笔记本电脑，“看在你救了我的份儿上，我和小林子查了几周的资料，终于找到一点能帮到你的线索。”小林子？怎么听起来像古代宫廷里某种职业人员的姓名？我忍着笑转脸向林岳望去，这小子面不改色地凑了过来，看来这两人在我住院期间似乎有了一层不太一般的关系。电脑屏幕上显示的资料文件数目并不多。原来S和林岳在这段时间里搜遍了全互联网的相关资料，并且走访了市里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些为数不多的资料便是他们这几周来的劳动成果。有关应蚺和金翅天龙的古代记载并不多，唯一与之相近的是出自清代丁治堂的《仕隐斋涉笔》的一段记载，但记载中提到的是一种叫作“应声蛇”的怪蛇，并没有人首蛇身的描述。除此之外，其余的资料都是一些中医药学上对蜈蚣和蛇的类似记载，看得我全无兴趣。之后是十来张图片资料，其中夹杂着的两张地图一时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民国时期的地图吧？”我指着其中一张图片问道，“红色圆圈标记的应该就是S现在住的位置，看起来格局变化不大嘛。”“眼力不错，这个地图是我从城市规划院的朋友那里要来的。”S转动了一下鼠标的滚轮，出现了一张扫描下来的残页图片，“这张是档案馆里保存的一张民间小报，上面有一篇类似鬼故事的文章，说的就是应蚺害人的事情。”“而地点正好就是你家附近？”我脱口而出，报纸木版插图上所绘的建筑与S的公寓十分神似。“是的，我和S走访了她家附近的住户，询问了一些老人家。”晖儿在一旁说道，“不过据说只是有人看到应蚺，却没有被害，其余的估计是小报上的骇人听闻。”“那这张又是什么图？”随着鼠标的滑动，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张结构草图，确切的说，是一张类似工程基建的图纸，只不过它比一般的图纸范围要广泛的多，似乎是某个地域的地下基建格局。“这个是我一时好奇让S从城市规划院弄来的基础建筑图，是市政公司动迁办前不久勘测绘制的。”半晌没吭声的林岳憋不住了，弯腰在图的中央用手指点了点，“这里是S的公寓位置，这上面标注的全部都是地基和地下管道的位置。”“切，他说可能是地底下埋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所以才会招来那只应蚺的。”S不屑地撇撇嘴，“害我费了半天功夫弄来这张图纸，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其实我倒没什么，就连这次查那么多资料也是为了还你个人情。”“我可不要你还我什么人情。”我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再说了，这些资料和我又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林岳笑嘻嘻地凑了上来：“你不觉得就你一个人做了‘有缘之人’有些奇怪吗？我们三个对过口供的，应蚺是你发现的，现身的时候也是你在我们之前就看到

青浦江面上，俞大猷部浴血奋战，杀退徐海。恩威并施下，徐海终于服软，卧底的王傲又故意给徐海放风，说徐海的同伙陈东、麻叶二人也准备投降。几番权衡下，徐海降心渐定，主动从浙江沿海撤退，并放还先前抓获的200多明朝俘虏。就在徐海松懈间，胡宗宪突然发动进攻，派俞大猷奇袭徐海的老窝乍浦岛，一举端了徐海老巢，徐海多年打劫积累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众多部下的亲眷也落入了明军之手。如此一来，先前被胡宗宪“求着投降”的徐海，如今却不得不投降了。胡宗宪的几招彻底制服了徐海，随后徐海俯首帖耳，表示愿意诚心归降。胡宗宪趁热打铁，让徐海率兵消灭自己的老搭档陈东、麻叶，作为归降的“投名状”。人在屋檐下，徐海只好低头，随后徐海再次发挥“水战天才”，连续消灭陈东、麻叶两个同伙，将两人绑了送给胡宗宪。如此一来，横行东南一世的徐海，终在海盗里众叛亲离。得此结果胡宗宪立刻传话徐海，允许他归顺。徐海立刻带上万部下来到杭州，杭州城外，徐海旌旗招展，军威浩大，明朝官员无不心惊。胡宗宪不惧，摆出总督派头镇住了徐海。接着解除徐海部下的武装，安置在杭州城边的沈庄，此时徐海正在憧憬着“太平日子”的美梦，面见胡宗宪的时候就表示：“此次归顺，不求大富贵，但愿得一闲职，全家太平度日足矣。”他不知道，一场灾难马上要降临了。是夜，胡宗宪调集了最精锐的俞大猷部，对徐海的降兵发起突袭。明军忽然杀到，毫无防备的徐海部登时大溃败，经一夜杀戮，徐海部上万人被歼灭，全军覆没的徐海，走投无路下愤然投水自尽。这支仅次于王直的东南第二大“海寇”势力，在胡宗宪一步一步的算计中，就此覆灭。主动做倭寇的王直，和“被倭寇”的徐海，至今依然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比起这两位有理想的海商，此时的明朝东南，还有第三股海商势力，这个没理想的人虽然今天知名度不高，却也是彼时明王朝头疼的角色——吴平。王直是半路出家做海盗的，徐海是“被海盗”的，相比之下，吴平的资格却老得多，他家世代都是做海盗的。吴平，福建邵安梅岭人，从明朝正统年间开始，这里就是走私的重灾区，吴平的祖父、父亲，皆上过明朝当地政府的通缉令，到吴平这一代更闯出了名堂。横屿岛之战时，他只是一个跟着李光头冲锋的小头目，一场横屿岛之战，闽浙地区有影响力的海盗头目，大部分都被明军捕杀了，小头目的吴平从此脱颖而出。他先是做了大海盗林国显的侄女婿，在林国显的帮助下有了一支自己的团伙。而后就随帮附伙窜犯东南，王直嚣张的时候，他跟着，徐海嚣张的时候，他也跟过，等着王直和徐海相继伏诛后，吴平收罗了两人的不少部下，实力一下子膨胀，一跃成为了东南沿海势力最强大的华商，并接下了王直死后与日本方面的“合作关系”。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开始，吴平大肆窜犯福建一带，相继攻克兴化、走马溪、吾屿等沿海重镇，杀掠平民无数。明朝倭患的重灾区，也从浙江转到了福建广东。要说吴平的发家全靠捡了王直、徐海的“洋捞”，却也不尽然，和徐海一样，吴平也是个擅打海战的高手，连船坚炮利的葡萄牙舰队都被他打劫过，人送绰号“闹海长鲸”。比敢赌的王直，他胆子更大，不但和倭寇合作，打劫上也很有“国际主义精神”，不止劫掠福建广东，也时常窜犯朝鲜、越南、爪哇等周边国家，他的部下也是华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越南人都有，堪称“国际海盗团伙”。他的据点，是今天广东福建交界的南澳岛，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打劫方便，明军曾数次强攻，皆无功而返。此时嘉靖帝急欲解决倭寇问题，连下诏书申斥当地地方官。为求政绩，明王朝又拿出了“招安把戏”（这次是真心想招安），吴平狡猾，先答应了招安，却死守着南澳不挪窝，中间不断向明朝狮子大开口要军饷，且抽个冷子就出去打劫。到了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吴平“降而复叛”，大肆掠夺福建、广东地区，一度兵逼福州，被耍得团团转的明王朝才知道上当了，而彼时吴平，已拥兵数万，且有巨型战舰百艘。无论当年的王直还是徐海，论实力都难与他同日而语。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五月，经过精心准备，明王朝发重兵围剿吴平，这支大军由名将汪道昆为总督，麾下包括俞大猷的俞家军，戚继光的戚家军，还有四川刘显的川军。三支明朝最精锐的王牌军皆拿出来对付吴平，可谓动了血本。五月中旬战斗打响，吴平收缩防御，将战船集中在梅岭，阻遏明朝水师突进，另在南澳山头上挖掘战壕，储备了3年的口粮，意图长期坚守。孰料戚继光出奇兵，亲率千人敢死队，从山路小路杀入，一下子抄了吴平的后路。明军随即发动总攻，俞大猷的水师奋力突击，在梅岭全歼吴平水师。全军覆没的吴平不愧“闹海长鲸”，硬是在明朝水师炮火下驾船冲开缺口逃生。可叹的是，因此事，在此战中立下头功的俞大猷遭总督汪道昆弹劾，竟遭撤职查办。次年，始终耿耿于怀的明王朝决定“跨国追捕”，由汤克宽与戚继光联合率军，进入越南继续追杀吴平。明军从越南金兰湾登岸，分路搜捕吴平下落，终于在万桥山包围吴平，经一场激战，全歼吴平部390人，吴平死于明军炮火下。这场小规模的战斗，在明王朝历史上有重要意义：他是最后一伙被明军歼灭的倭寇，此战之后，中国东南沿海，再无大规模倭寇侵扰。三持续数世纪的倭寇之乱落幕了，但海禁问题，并没有结束。其实一个多世纪以来，明朝质疑海禁的声音始终未停息过，嘉靖皇帝登基初期的名臣欧阳德就曾进言：以海禁防海匪，如抱薪救火也。嘉靖皇帝登基后，在海禁“松”还是“严”的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朱纨的愤然自尽，王直的壮志未酬，悲剧根源皆于此。随着明王朝政局的变动，越来越多的“阳明心学”学派的大臣执掌国家大政，这些“新思想”洗礼下的官员，不少都有商人背景，对海外贸易持开明态度。嘉靖晚年，徐阶为内阁首辅，曾奏请开放海禁，遭到诸多“清流”们的反对，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海禁之开，已为时不远。嘉靖皇帝去世后，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开放海禁再次提上日程，彼时隆庆皇帝，接过的是嘉靖皇帝留给他的“烂摊子”，国库的存粮，只能支持一个月。财用匮乏下，开放海禁自然成了必然的选择。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二月，朱载垕正式下诏，解除自朱元璋时代起已实行近200年的海禁，允许沿海商民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一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关”。此后至明朝灭亡的70多年里，据西方经济学家统计，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白银都输入了中国，中国东南沿海经济从此蓬勃发展。原本是“非法武装”的海商，终于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在大航海时代已然进行了近100年后，古老的明王朝，终于敞开大门，迎接世界。第十七章不败神话戚家军俗话说：世界上哪有不败的将军。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山东蓬莱一所简陋的房舍里，一个戎马一生，此时已到弥留之际的老将军，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豪言：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他说，他是不败的将军。然而悠悠青史下，历代后人，无一人说他口出狂言，无一人质疑他吹牛皮，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是不折不扣的事实。这个将军是戚继光，那支他统帅下未尝一败的虎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戚家军。一在戚家军出现之前，自土木堡之变开始，至明朝中期，从北到南，不管是对付北方游牧骑兵，还是东南沿海的海盗倭寇，明军都败了很多次，败了很久。明朝军队，在开国的时候，曾是一支横扫天下的雄师。徐达、常遇春、蓝玉，一次次追亡逐北，打得蒙古部落仓皇北逃。到明成祖朱棣时代更是极盛，朱棣5次北伐漠北，除了前两次蒙古部落尚敢接战外，余下3次，皆避明军锋芒，仓皇逃窜。明朝历史上最耻辱的败仗，当属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亲自统帅的50万大军被瓦剌全歼，明英宗被俘。但这场惨败是拜瞎指挥所赐，外加此时明军精锐正在南方平定邓茂七。等到紧接着的北京保卫战，明军硬碰硬的在北京、大同等地和瓦剌军厮杀，一举击败对手，迫使瓦剌放还明英宗。可见此时明军尚能打硬仗，明朝军队战斗力真正大幅度退化，应该是从明宪宗朱见深开始。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期，蒙古鞑靼部已经占领了河套，明王朝曾多次发动“搜套”战役，企图驱逐河套的蒙古人，但事与愿违，几次北征，诸路军队皆畏敌如虎，不敢硬打，明军的怯懦，畏战，从此暴露无遗。此后虽有明孝宗18年“中兴”，但随后的荒唐皇帝朱厚照怠政，他虽自号武宗，时常统兵北巡，还和蒙古鞑靼可汗达延汗硬碰硬地打了一仗，但正是这时期，明朝完全丢失了河套草原，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战略要地。到了嘉靖帝朱厚熜在位的时候，明朝简直是“惨败大连环”，先是继达延可汗后成为蒙古草原最强力量的鞑靼阿勒坦可汗，持续肆虐明朝边陲，年年破关南下，抢掠人口财物无数，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搞起了大突袭，绕过明朝边防城关直冲到北京城下，差点逼得嘉靖帝签城下之盟。北京城外十几万明军竟无人敢出战，只敢跟在后面“礼送”蒙古军出境。北部边防败绩连连，东南沿海也好不到哪去，明朝水师虽然数次挫败葡萄牙殖民者，却屡屡被倭寇海匪打得灰头土脸。特别是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40个倭寇登陆江南抢掠，一路杀到南京，沿路杀害军民数千人，明朝当地部队竟然无力阻止。军队战斗力如此不堪，明朝只能在北方加固长城，凭城抵御蒙古人，在东南剿倭中，胡宗宪也不得不拉下脸皮，机关权谋算尽，诱降战斗力强悍的王直、徐海部。王直伏法后，余部一千多人盘踞岑港，明朝调动数万精兵，打了8个月方才全歼，怎一个灰头土脸了得。当年横扫天下的大明雄师，怎会如此不堪？说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明朝自中期开始的重文轻武，文官带兵，少不得有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又比如明朝军制分散，都督府有统兵权却无调兵权，兵部有调兵权却无统兵权，相互牵制造成事权不一，还比如明王朝政治腐败，军官贪墨，吃空额扣军饷，造成战斗力低下，都是原因，但核心的问题，却是士兵。明王朝的政府军，从开国时就实行军屯卫所制，这个制度借鉴了唐朝时候的府兵制，明朝洪武、永乐两朝军力强大的根基，即来自于此。军屯卫所制的前提只有一个——土地保障。明朝士兵，基本都是国家划拨土地，战时打仗平时耕种，士兵世代服役，土地所有制完善的情况下，这个政策自然能激发士兵的作战积极性，且节约国家钱粮。明朝初期有军队180万，朱元璋曾自夸说“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分钱粮”。从明宣宗朱瞻基在位开始，明朝土地兼并日重，土地兼并的黑手，自然伸向了军屯。明朝宣德、正统、成化年间皆曾多次清丈军屯，但治标不治本。到了明孝宗“弘治中兴”时期，为保障军队战斗力，明孝宗一面清丈军屯，重新给军队划拨土地，一面颁布了《民壮法》，即各省州府，皆有义务挑选精壮农民，由国家给予补贴，战时打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度。此举一度奏效，但好景不长，明孝宗过世后，即位的朱厚照“行政不作为”，军队的土地兼并日重，大公公刘瑾就曾企图借清丈军屯来树立政绩，却激起反对，酿成安化王叛乱。此时明朝，军队土地侵占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了，至嘉靖朝开始，越演越烈。军队土地流失的最大危害，就是大量士兵流离失所，或者沦为军官家里的佃农。有的无地士兵为了活路，不得不给权贵家当杂役、奴仆，到了嘉靖朝中期，甚至达官贵人家修楼盖庙，也就直接调部队当苦力，保卫大明江山的百万雄兵，就这样沦为了苦役、杂役、佃农。这样的军队要战斗力，显然不可能。结果，就有了明军战场上屡战屡败的情景。中国封建王朝的军事历史，总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剧本，早期国家军队强大的时候战无不胜，后期国家军队战斗力衰退腐化，就不得不依赖大量带有私家军性质的军队，来继续保家卫国的使命。东汉末年的各路诸侯，唐朝末年的各路藩镇，宋朝的岳家军等等，都属于这类性质。从明朝中期开始，随着政府军战斗力的退化，大批有卓越指挥才能的将领开始自己募兵，编练有浓厚私人烙印的军队，以期建功沙场。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就是其中之一。二其实建立私人烙印浓厚的募兵军队，并非戚家军所首创，早在土木堡之变时，大同总兵郭登就曾“招募健儿五千”，用以补充兵力不足，但那时明军战斗力犹存，募兵只是补充。到了明朝中后期，边防形势日益严峻，大批募兵军队悉数粉墨登场。在戚家军扬名立万之前，嘉靖年间，北方有宣府总兵马芳在宣化编练的“马家军”，南方有谭纶曾在南京、台州等地“招募壮士，教以战阵”，四川有大将刘显的“刘家军”，还有早期在苏州抗击倭寇，由任环招募苏州乡民组成的“任家军”，和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俞大猷，也有一支精锐水师“俞家军”。然而众多的“X家军”中，大多都是昙花一现，时至今日，名声最响亮的，还是戚继光亲手打造的那支英雄部队——戚家军。戚家军之所以名声响亮，自然因为战斗力强悍，战绩辉煌。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封建王朝中后期，私家军性质的部队，往往比政府军更有战斗欲望。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统帅的个人威望，士兵对敌人的苦大仇深，打起来不用动员，严明的纪律，同宗的地域性。戚家军，不但兼而有之，且有独创。和其他的X家军相比，戚家军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戚家军的士兵几乎都来自于浙江义乌，对倭寇苦大仇深，戚继光个人，也建立了在军队里的绝对威信，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在封建社会上，怕是只有岳家军可以比肩。但与其他X家军不同的是，其他的募兵军队，多数只能依赖于其原统帅的调度，一旦统帅换人，不是战斗力溃散，就是士气懈怠。戚家军不同，后来的历史证明，即使在戚继光晚年遭罢斥后，他留下的戚家军依然保持了强悍的战斗力，在后来的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建立功勋，并在辽东与后金的会战中用一场壮烈的战斗走完了最后的路程。在各类“X家军”中，戚家军更像一支国家军队，一支无论由谁统帅，都能保持坚决的纪律，绝对的服从，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的军队。这一切，都来自于戚继光个人的独创——制度建军。戚家军与其他军队最大的区别，就是严格到极致的军事制度。这是一支从选拔士兵，军事训练，乃至思想动员上都有严格纪律条令的军队。戚家军的选拔条例是最严格的：城市中人不要，相貌油滑的不要，在衙门里做过事的不要，性格暴躁的不要，优先挑选的，是憨厚朴实的农民。戚家军的练兵条例也是严格的，根据现存戚继光家乡蓬莱的有关记录，戚家军的训练科目，是明军中最多的，包括阵法、号令、练心、胆气、力量、武艺六方面。戚家军的待遇也好，虽说工资不高（士兵一年十两白银，折合人民币六千元，只相当于自耕农一年收入），但奖金丰厚，比如每杀死一个敌人，就奖赏30两，缴获的战利品，士兵平分。没仗打的时候，就拿训练来发奖金，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二，是戚家军训练考核的日子，考核成绩好的，就发奖金，成绩差的，就扣工资。另外比如作战有功，勇敢冲锋，再小的功劳，都找由头奖励，再小的错误，也找由头扣钱。除了严格外，戚家军也有人性的一面，规定除“军机”“谋反”“杀人”“奸盗”“赌博”等“原则问题”外，其他错误只要初犯，都可免于处罚，但一旦受罚，就要集合同队士兵，将军律高悬供桌上，当场处罚。戚家军的“思想工作”

，都不是魏国和赵国的意愿。可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两国可着劲儿互相攻击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想过后果吗？”对于魏国来说，后果还不仅仅是这些。前面说过，魏国和中山之间隔着赵国，当年魏文侯进攻中山还得从赵国借道。魏、赵交恶后，赵国断绝了中山与魏国本土的交通，魏国便失去了对中山的控制。中山的原住民狄人趁机起事，赶走魏国官吏，史称“中山复国”。魏、赵两国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韩国保持了中立的态度，抓紧时间扩张自己的地盘。公元前385年，韩国攻郑，取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又攻宋至彭城，俘虏了宋君。公元前375年，魏国伐楚，双方交战于榆关。韩国乘机入侵郑国，将郑国灭掉，并迁都于新郑。赵国继续向东北扩张。公元前377年，赵攻中山，战于房子（今河北省高邑）。公元前376年，赵又攻中山，战于中人，获得了中山的大片土地。公元前372年，赵国再度入侵卫国，攻取七十三个乡镇。魏武侯伐赵救卫，在蔺地（今山西省离石）大败赵军。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了。魏武侯即位的时候，接手的是一个当世第一强国。但是他用人失察，逼走吴起在先，外交失误，得罪赵国在后，以至于楚国有机可乘，差点陷魏国于危亡。魏武侯死的时候，尚未指定继承人，他的两个儿子魏罃（yīng）和魏缓争夺君位，又陷魏国于分裂。当时赵国的国君是赵成侯（赵敬侯之子），韩国的国君是韩懿侯（韩文侯之孙）。有人对韩懿侯说：“魏国的两位公子争夺君位，您难道没听说吗？现在魏罃得王错之助，占据上党，拥有了半个魏国，与魏缓打得不亦乐乎。您如果现在出兵，就能将魏国置于您的控制之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韩懿侯听了很高兴，于是联络赵成侯，两国联合出兵，在浊泽打败魏军，将魏罃包围。在下一步如何处置魏国的问题上，赵成侯和韩懿侯发生了分歧。赵成侯的意思是杀掉魏罃，以割地为条件，立魏缓为君。韩懿侯则想让魏罃和魏缓分治魏国，“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两人各持己见，都不能说服对方。韩懿侯一怒之下，引兵退去。魏罃趁机反攻，将赵军赶出了魏国，并且杀死了魏缓，自立为国君，即历史上的魏惠王（为什么不是魏惠侯而是魏惠王，以后会讲到）。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不禁替魏国捏了一把汗：“魏惠王之所以幸免于难，魏国没有被分裂，完全是因为赵、韩两家意见不统一。如果采用任何一家的策略，魏国必分。所以说，国君至死不指定嗣君，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经历了这件事之后，三晋同盟就彻底解散了。公元前362年，魏相公叔痤讨伐赵、韩，在浍北大败两国联军，生擒赵将乐祚，取得赵国的皮牢（今山西省翼城）、列人、肥（均在今河北省肥乡），报了当年浊泽之仇。魏惠王十分高兴，亲自到城外迎接公叔痤，要赏他良田百万亩。公叔痤拜谢了魏惠王的好意，却坚持不要赏赐，说：“这一战的胜利，完全是因为士卒用命，勇往直前，视死如归。下臣只是趁着敌人有所疏忽，猛击战鼓，不敢懈怠而已。”魏惠王说：“士卒们表现好，是因为您平时训练得好，那也是您的功劳。”公叔痤起身离座，正色道：“能够把士卒训练成这个样子，非下臣所能为，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功劳。”“谁？”“吴起。”公叔痤接着说：“如果不是吴起当年打好基础，制订了一整套治军方略，魏国怎么可能有今天的胜利呢？下臣不过是站在吴起的肩膀上，稍微尽了一点力而已。您要赏，就赏给吴起吧！”魏惠王点头称善。这时候，离吴起在楚国被杀都已经有十九年了。魏惠王命人遍访魏国，找到吴起的后人，硬是赏了二十万亩土地给他们。如果吴起泉下有知，多少会觉得是个安慰吧。第四章商鞅变法公元前362年，公叔痤在浍北大败赵、韩联军，回到安邑，未及休息，又被魏惠王派到少梁去迎战秦国人。原来，秦国自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以来，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宣布“止从死”，废除了实行三百多年的殉葬制度。公元前375年，改革户籍制度，将农民按五家为一伍的编制，编入国家户籍。同时推行县制，先后建立了栎阳、蓝田、蒲等县，以加强中央集权。秦国逐渐强大后，又忍不住打起了魏国的主意。公元前366年，魏惠王命人在武都（今陕西省华县）筑城，被秦国派兵破坏。接着秦国又在洛阴（今陕西省大荔）大败魏军，这也是自吴起镇守河西以来，秦国人首次在河西获得胜利。公元前364年，秦国更是攻入河东，在石门（今山西省运城）大败魏军，斩首六万。公元前362年，魏国和赵、韩战于浍北，秦国便乘机讨伐魏国的少梁。这种局面，在魏文侯时期是不可想象的。魏惠王寄希望于公叔痤挟浍北大捷之威，将秦国人赶回西方去。然而事与愿违，少梁一战，魏军大败，连公叔痤都被秦军俘虏（战后被放回）。秦军乘胜追击，攻占了庞城。这样一来，魏国的河东地区被秦、赵、韩三国包围，只有上党一线可与河内连通。一旦赵、韩联合攻魏，切断上党交通，再加上秦国的进攻，河东就危险了。魏国的首都安邑，正在河东。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将首都从安邑迁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从此，魏国又被世人称为梁国，魏惠王也常被称为梁惠王。“要么重用卫鞅，要么杀了他”就在这一年，魏国的相国公叔痤去世了。公叔痤去世前，魏惠王亲自到相府去探望。对于这位两朝老臣，魏惠王是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的。所谓探望，既是为了告别，也是为了听他的政治遗言。或者更直接一点说，就是想知道谁可以接他的班，成为魏国的下一任相国。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荐了一个人：“下臣的中庶子卫鞅（即商鞅）可当大任。”所谓中庶子，即相国的侍从秘书。魏惠王见公叔痤提出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禁有些失望，说：“卫鞅吗？寡人怎么从未听过这个名字？”言下之意，如果是个人才，多少会有些名气，怎么可能一直埋没在相府，连他这个国君都没听说过呢？公叔痤抓住魏惠王的手：“此人博古通今，勤奋务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又熟读先相国李悝的著作，了解魏国的各项规章制度，名为相府中庶子，实则是下臣的主心骨。国家的大事，有很多都是他替下臣出主意。下臣多次想将他推荐给您，但始终因为一己私念，最终还是将他留在了身边，所以他才没什么名气。他的才能，下臣是最清楚的，您如果重用他，必成霸业！”魏惠王沉默不语。公叔痤长叹一声，示意屋子里其他人都退下，压低了嗓门对魏惠王说：“您如果实在不想用他，就杀了他吧！”“啊！为什么？”魏惠王大吃一惊。“下臣一生之憾事，就在于当年让吴起活着离开魏国，以至于让楚军横断河东，饮马黄河，几陷魏国于危亡。卫鞅的本事不在吴起之下。对于这样的人，您要不就予以重用，要不就一刀杀掉，以免为他国所用，后患无穷！”公叔痤说着，本来已经失神的眼中突然露出一道凶光。魏惠王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心想这老头子病得不轻，开始说胡话了。区区一个卫鞅，翻得起那么大的风浪？再说了，无缘无故杀掉一个中庶子，国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不会说他滥杀无辜吗？他安慰了公叔痤几句，便离开了。魏惠王走后，公叔痤马上命人将卫鞅找来。卫鞅和吴起一样，是卫国人，而且是卫国公室的后代，所以在某些史书上又被称为公孙鞅。公元前361年，卫鞅不过二十九岁，是个消瘦的年轻人，却已经担任公叔痤的中庶子多年。由于长期与位高权重者打交道，他养成了一种谨言慎行的习惯，脸上鲜有喜怒哀乐，让人很难捉摸得到他在想什么。公叔痤见到卫鞅便说：“刚刚国君来过，问我有谁能够继任相国，我向他推荐了你。”卫鞅面无喜色，只是向公叔痤拱了拱手，表示感谢。公叔痤说：“想必你也猜得到，国君没有同意我的意见。”卫鞅说：“是。”“所以，我又向他建议，如果不能重用你，便把你杀掉。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吗？因为你太有才了，我怕你日后为他国所用，对我魏国不利。”卫鞅没说什么，只是眼神闪烁了一下，很快便恢复正常。公叔痤接着说：“你为我服务那么多年，到我临死的时候，却不能给你一个前途，反而要陷你于险境，真是很对不住。但我必须那样说，因为我深受魏国的恩惠，又是两朝相国，必须站在魏国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卫鞅说：“既然是那样，您为何又要告诉我？”公叔痤说：“于公，我建议国君杀死你；于私，我却不能看着你这样白白死掉。赶紧收拾东西离开魏国吧，越快越好！”卫鞅摇摇头，说：“我不走。”“为什么？你难道要在这里等死吗？”“国君不会杀我的。”卫鞅平静地说，“他既然不听您的建议重用我，就是不相信我的才能，自然也用不着杀死我。”这次谈话之后没几天，公叔痤便去世了。果然如卫鞅所料，魏惠王根本忘记了有这么一个人物存在。公叔痤死后，他必须亲自打理国家事务，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作为迁都大梁的后续战略，他极力图谋在中原开拓领土，为此频频出访和发动战争。公元前361年，魏、赵两国达成协议，魏国将榆次和阳邑（今山西省太谷）交给赵国，同时取得赵国的泫氏（今山西省高平）。不久赵国又将旧都中牟交给魏国，以此获得魏国的繁阳（今河南省内黄）、浮水。公元前357年，魏军包围韩国的宅阳，迫使韩昭侯（韩懿侯之子）与魏惠王结盟，韩国将平丘、户牖、首垣等地割让给魏国。魏国还从韩国获得了轵道（今河南省济源）和郑鹿（今河南省浚县），从此打通太行山的交通。这样一来，魏国在中原的土地就连成了一大片，形成了十分有利的局面。在国内，魏惠王继续深化改革，励精图治。一是兴修水利，开发良田。在他的统治时期，魏国开始开凿著名的鸿沟，即从黄河开凿运河通向圃田泽（当时中牟附近的大湖），又从大梁城外开凿渠道从圃田泽引水灌溉农田，大大改良了河内的生产条件。二是加强军备，强化武卒制度。三是派将军龙贾在大梁以西修筑长城，用于防备秦国的入侵。通过这一系列举措，魏国逐渐走出低谷，再度立于强国之林。公元前356年，魏惠王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高潮。这一年春天，鲁、宋、卫、韩四国国君联袂来到大梁朝觐了魏惠王，承认他是中原的霸主。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魏惠王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名叫卫鞅的前任相府中庶子，已于三年前悄悄离开了魏国。最大的难题：变法还是不变卫鞅是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才携带着李悝的《法经》从大梁动身前往秦国的首都栎阳（今陕西省西安）的。公元前362年，秦军攻占魏国的庞城之后，秦献公便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年仅二十一岁的太子渠梁，也就是秦孝公。秦国在春秋时期，有过一段短暂的辉煌，那就是秦穆公称霸的年代。然而自秦穆公死后两百余年，由于晋国持续强大，秦国基本上被晋国隔断了与中原的联系，只能偏安西陲，久而久之，竟然被中原各国视为狄夷。进入战国后，晋国解体，秦国趁机向东扩张，侵夺魏国的领地，又遭到吴起的迎头痛击，反而丢失了富庶的河西地区，可谓得不偿失。秦献公上台后，秦国经过一系列改革，国力有所增强，几次对魏战争都取得胜利，并迫使魏国迁都大梁。然而，和东方列强相比，秦国仍然十分闭塞落后，几次局部战争的胜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秦、魏之间力量的对比。魏国仍然控制着河西地区，而且在魏惠王的领导下，又在中原获得了广阔的战略空间，对秦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秦孝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布了《求贤令》：“当年我秦国的先君穆公自岐山、雍城兴起，施行德政，振奋士气，向东平定晋国之乱，饮马黄河；向西称霸于戎狄，辟地千里。天子赐予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来朝贺，为后世开创了基业，何等光大辉煌！然而到了厉公、躁公、简公年代，接连几世不得安宁，国家内忧外患，被三晋夺去了河西的土地，诸侯也都看不起秦国，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献公即位后，安定边境，迁都栎阳，就是为了东伐三晋，收复失地，恢复我大秦的光荣。寡人每念及此，便深感痛心。如果有谁能够献出富国强兵之策，我必封官加爵，列茅分土！”一时间，天下英雄纷纷涌入秦国，身形消瘦的卫鞅混迹于其中，并不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秦孝公。第一次见面，谈了不到十分钟，秦孝公便哈欠连天，将卫鞅打发走了，而且责怪景监：“你推荐的人狂妄无知，胡说八道，有个屁用！”景监很郁闷，回来之后便问卫鞅：“你都跟主上说什么了？”“帝道。”卫鞅说，“不过看来他根本听不明白，没说几句就打哈欠了。”景监说：“什么天道地道，我一概不懂。但我要告诉你，别在主上面前故弄玄虚，要说就说点实在的，他最不喜欢别人夸大其辞、信口开河了。”卫鞅想笑又不敢笑，说：“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给他说点实在的。”景监倒也耐烦，过了五天，又安排卫鞅和秦孝公见了一面。没想到，两人聊了没几句，卫鞅又被赶出来了。不消说，景监又挨了秦孝公一通批，回来问卫鞅：“这次你又说什么了？怎么又被赶出来了？”卫鞅说：“这次我说的是王道，还是不对他的胃口。”景监说：“那咋整？”卫鞅说：“请您再给我争取一次机会，相信我，一定会让主上满意的。”过了些日子，景监果然又安排卫鞅见到了秦孝公。会见结束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这位客人，原来倒也有些学问，今天聊得挺开心，你让他过几天再来找我。”景监松了一口气，回来告诉卫鞅。卫鞅不觉莞尔一笑，说：“我已经摸到主上的脉搏了。”景监问：“你都说啥了？”卫鞅说：“霸道。您有所不知，帝道王道，都是长治久安之策，然而须假以时日，不可急于求成。霸道则有如猛药，药力强，见效快，然而急功近利，恐留后患。主上是个性急的人，这次我给他下了点猛药，下次再加码，直接给他说强国之道，必成大事。”几天之后，卫鞅和秦孝公进行了一次长谈。据《史记》记载，这一次，秦孝公完全被卫鞅吸引住了，听得出了神，习惯性地想用手肘撑住席前的小方几，却撑了个空，摔倒在卫鞅面前。卫鞅给秦孝公开的药，其实就是魏国李悝变法加楚国吴起变法的升级版，大而言之，有四项内容：一、重视农耕，发展经济；二、奖励军功，提升军队战斗力；三、剥夺贵族特权，强化中央集权；四、废除人治，推行法治。但是，光说服秦孝公还不行。长久以来，秦国的政治把持在贵族元老手中，国家大事，甚至包括国君的废立，都是由他们说了算。例如秦怀公本来是流亡的公子，就是被贵族们从晋国迎回来当国君的，后来又被他们抛弃，遭到围困而自杀。秦简公也是从晋国迎入的。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原来也是流亡在魏国，长达二十多年，目睹了魏国的变法与强大。后来被秦国的贵族迎立为君，才将魏国的政治理念引入秦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可想而知，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准备任用卫鞅变法，必须先过国内的贵族元老这一关，而他们，对于一个从魏国来的卫国人主持大局，并且一上来就叫嚷着要剥夺他们的特权，无疑是强烈反对的。交锋在朝堂上直接展开。秦孝公说了一段开场白，大概意思是，国君的责任是守护社稷，臣子的责任是维护国君。今天我找你们来，是想告诉你们，如果秦国要强大，必须要变法，但是变法是大事，我怕天下人议论，所以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卫鞅马上说，怕这怕那，什么事都干不了，主上既然决心要变法，就不要管天下人怎么议论。而且高人行事，本来就容易遭到世俗非议；有真知灼见者，一定会受人嘲笑。蠢人等到事情发生后都弄不明白是什么道理，智者却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不可以和

头，送老头呢，我们不是旗人么，讲究吃喝，他们送老头来了，我妈就赶紧给他们烙饼，再弄点别的，什么上街上买点炒花生，家里摊个鸡蛋，打上4两酒，那么一喝，得了，齐了。这些人哪，接长不短地送老头，吃饭，在那时候，相当不错了。所以那会儿我无形之中，他们来的那些学生，他们到这儿来学习，我那会儿小，我坐在旁边，我就把乐部的东西啊，我听会了一点儿。起码有些东西，乐部有些曲谱，工尺，那字不能念chǐ，念chě，上、尺、工、凡、六、五、乙，就是(简谱的)1234567。那天我问黄家小叔，我说乐部的东西你会吗，他说一点儿也不会，我们家的东西没传下来。(唱……)定：这都是听您祖父唱的？何：因为音乐家协会那些人都上家里学习来，我没特意学过。过去大清朝那会儿还有一个，说这人阵亡了，哀乐奏什么呢？等我想想啊，这个……《庆神欢》注190，人死了，不是成了神了么。词呢(哼调，词忘记了)？定：没事，您慢慢想。

2.宫廷逸事

何：我给你讲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是我祖父听谁说的呢？听乐部的老人儿说的，这件事外人可绝对不知道。这是咸丰年间，具体咸丰多少年不知道啊，正好赶上那天是大年初一，群臣朝贺，这边有赞礼郎，相当于现在的司仪，喊什么接神哪送神哪，这一套礼仪，很麻烦很烦琐。咱们这位咸丰爷呢，他身体不好，拉稀，正好是憋到这裤子里头，这好多礼仪还没开始呢，(赞礼郎)就喊“送神——”满汉两口喊完了，都喊出去了，文武百官大惊失色，咸丰爷一看哎哟，这可合了适了，赶紧到后头。要不这皇上当时要拉了一裤兜子稀，再让太监传出去，国耻！咸丰皇帝心说，这赞礼郎，他可是救了我了！这么着，把他调到乐部，去做中堂。事后你猜怎么着，好多人都为他捏了把汗，哎哟他也呆了，说我怎么喊完接神底下就喊送神啦？心说底下是斩首还是什么不知道呢，好，圣旨到，调他到乐部去当中堂大人。这事谁揪住不放呢，御史吴可读，注191一调查，叫歪打正着。于是写了一篇奏章要参奏这件事，题目就叫“一声驴吼坐中堂”。咸丰爷呢，反正自己也合了适了，也没出丑，你爱怎么奏怎么奏去吧。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这事也就过去了。还有一件事，是惇五爷的事，惇五爷不是在乐部么，这件事好像是发生在同治年间，太监安德海不是得宠么，也是赶上一年的春节，文武群臣都点卯，朝贺天子朝贺太后。西太后问安子，人都到齐了没有，到齐了咱们可就行大礼了。安德海回话：“老佛爷，都到了，乐部没到呢”，乐部都看着堂官哪，堂官没去，我们也不去。惇五爷就在老佛爷这旁边，这附近就待着：“德海，过来。”“爷您有什么事？”嘿好，这大嘴巴子一下子就……，五爷是练武出身，骑马拉弓射箭哪，“啪”的一下，这听说啊，谁也没见着，把安德海打掉了两个牙，这血“哗”一下就出来了：“我是谁？乐部没到？我来了，我是谁？”这西太后一看不好，这五爷打了人啦，赶紧得岔过去，得了，咱们该进行还是进行。事后小安子到西太后那儿哭诉去了：“老佛爷你看……”“打了就打了吧，他连我也不认啊。”五爷的脾气确实是横，正因为他脾气特别不好，西太后特别恨他又怕他。五爷这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接近群众，我祖父那会儿跟好些个宗室子弟啊，觉罗子弟啊，在天坛大殿练功。天不是热吗，大伙儿累了，就在地板上睡觉，五爷是乐部的堂官哪，就下来看看，看见这帮乐舞生都在那儿睡觉呢，这老头就往毯子那儿一坐，拿水烟袋啪哒啪哒抽着烟。有小孩机灵的，一瞅五爷来了：“爷，我给您磕头”，“别，歇着，歇着”。其他有些事，我随便给您点一事儿，这是我从书上看的，您就别写了，据说五爷坐那轿子，轿杆折了，就把五爷蹾着了，一看：“哟怎么回事儿？”轿夫说您不是惇亲王么，给您蹾了(按惇与蹾同音)。五爷也没说什么。这是书上说的啊。这您别写，其他都是我祖父说的。定：那您祖父跟您讲不少故事。何：我突然想起我祖父说，皇上是怎么召见呢？甭管文武大臣递折子，都是事先约好了，从午门进朝房，进了午门之后，东西不是有平房么，您进去之后喝水等候，基本就等着召见了，折子已经递上去了，要批，您去接折子，这怎么办？这老公(指太监)啊，出了午门就吼啊，就吼这口啊，那绝对好嗓子，那不用扩大器啊。喊什么呢？我给您学学啊，因为我祖父他后来搞音乐的，他就学太监，从这儿到端门，恨不能到天安门，几乎都能听见。定：在哪儿喊？何：一出午门就喊，听着啊：“呸儿来——”就是皇上要召见，让跟着走。当时我那会儿啊，我不知道您今天采访我，是上养心殿还是上南书房我可没问。咱们当故事听吧。进去之后呢，迈3层台阶去接这批了的折子去，您把折子拿回去，您下这3层台阶，您就可以一二一了，您就可以走了。后来我问安双成注192，我得弄明白了，我说“呸儿来”，这满语里边有这么句话吗？安双成也琢磨半天，他说满语里把批的动词说是pilembi，是吧。定：pilembi，“批”pi是词根，是汉文，加上满文后缀变成动词了。何：安老师说你这发音哪，是北京味的满洲话，满洲话到清朝末年的时候都念走形了，京味的满洲话再加上口语，到宫里头发音哪，可能也不是标准的满语啦。反正这么喊吧，甭管汉人、满人还是蒙古人，还都懂。五几年来了个李爷爷，李爷爷说了个故事，现在我跟您说，敢说，那会儿可不敢。我说什么呀？神秘。我呢，小孩么，坐小桌上吃饭。他说呀，他说我舅舅在宫里当差，他们内务府的么，内务府上三旗的，内务府包衣，干粗活。他们爷俩搞一个工作叫什么呢，这是哪俩字呢，我琢磨着啊，是“晋降”(音)，每年就4次。您回去的话，您无论如何您得查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打扫那大殿，太和殿、养心殿，这大殿得整理卫生，包括皇帝手下的龙书案、龙椅，擦得倍儿干净，不是天天擦，一年就归置4回，都是内务府(的人干)，别的您八旗想干这差事，没有。它这晋降啊，是(李爷爷)的舅舅和表哥，他们俩亲父子您知道么？他舅舅带着他舅舅的孩子，这爷儿俩一块儿去打扫。他的儿子，就是李爷爷的表哥不本分，他说阿玛，皇上这宝座我坐一回行不行啊？他阿玛说：“孩子，杀头之罪，你可别胡来啊！”你想想，皇上来不是得喊酬么，这喊酬您听说过没有？“酬——”，可能就是酬谢的酬，为什么喊这个字不知道。得喊三遍酬，皇上要到哪个殿了，底下人先喊，哎哟那嗓子好，底下人就知道皇上来了，间隔多长时间不知道啊，二遍酬又喊了，到第三遍酬的时候皇上就进来了。所以为什么他有那么大胆子呢？他知道皇上要来的话先得喊酬，又不是什么大典的日子，他估计皇上不会来，所以他不容分说，不听爸爸的话，他就坐上龙椅了。坐上龙椅后，据他表哥自个儿说，就从龙椅上摔下来了。他说周围不是有好些龙的雕刻么，雕刻的那些龙都冲他扑过来了，拿爪子要抓他。用咱们现在的观点分析，很可能就是他心里害怕，那真是杀头之罪啊，坐龙椅，也有恐惧的心理吧。一下子就摔下来了，连帽子都掉下来了。这孩子还不接受教训，胡噜胡噜脑袋。这在大清朝都不敢说，这都是解放后了，能拿这当故事说了。还一档子事呢，他表哥在内务府除了打扫尘土以外，他还管皇上的仓库，有些珠宝玉器啊，打扫啊，擦一擦啊，归置这个。那会儿没几个人，一人就一人，俩人就俩人，他那天就一人儿，突然就出了坏心了。他看见那金壶，也不大，挺精致，他看没人看见，就揣到怀里了。没人发现，还挺好，挺好走吧，走？周围都是墙，找不着门了，哎哟走到这儿，“砰”，撞一墙，走到那儿，“砰”撞一墙，“哎我天天在这儿当差，我知道啊”，想出出不去，“轰”一下想起来了，听老人说啊，老年间库里有库神，赶快把那个金壶拿出来吧，拿出来搁到地上，哎，大门就在那边上哪！后来李爷爷说，那会儿要是有人报告皇上，这可了不得呀。还坐龙椅，要不怎么说是二百五呢。定：后来呢？何：后来老头说完就走啦。

3.关于满族

何：我祖父有一些老朋友，不知都是哪个部门的。有一天就来了一个，来了就吃饭，因为什么呢？我们家一直是管(朋友)饭，我们家饭局，也没有太好的招待，五几年哪，一来人好抓挠，磕几个鸡子儿，切点葱花儿摊鸡蛋，我妈喜欢烙饼，然后街上买大包的花生米，老头一喝酒，喝完了一拿烙饼摊鸡蛋，得了，这是一顿。招待人就这个。后来粮食一统购统销，我们家哪儿还有饭局啊。定：你们家每天就开流水席？就成天讲故事？何：不是，有时候也是因为有事引起。有一首歌不知道您听过没听过，跟清宫没什么关系，但也是清朝末年的事儿，有首歌叫《探清水河》。定：不就是蓝靛厂那边的么？何：哎对呀，我祖父有一老朋友姓罗，罗爷爷，旗人，他是蓝靛厂火器营的人，他在解放以前是巡官。上我们家来，也是老挨我们那儿吃饭，吃饭无形之中哎，说那个宋大莲死了，小六怎么着了，您知道这个故事么？实际说起来这件事太不应该了，太堵心了。蓝靛厂火器营住着个宋老三，他闺女叫宋大莲。跟一个小六，就是六哥，他们俩就自由恋爱，发生关系了，宋大莲跳河自杀了，为了殉情呢，这六哥哥后来一辈子没结婚。这也是罗巡官在我们家喝酒就聊起来了，我就问(六哥哥怎么了)，他说六哥哥身体棒着呢，八十多了，还在农业社干活呢。这么一件事，弄得全中国都给人家唱，要搁到现在的话您唱得过来吗，啊？好家伙医院天天不做这个人流啊，就那么个事，跳河自杀了。这个有夹花的有不夹花的，咱们知道就完了啊。(唱《探清水河》)过去的仁风厚俗啊。还有这么个事，您去查查啊，《大清律》有没有这条我不知道，我听我祖父说的。说奸夫淫妇你得拿到证据，让仵作去验是不是真事，如果两人真的有不正当的关系，把他们俩都杀死，提着人头去报官，确实是这么回事，(杀人的人)是纠正淫风，不但无罪释放，还赏纹银2两。定：这个规定在《清律》没有，在《事例》中有没有就不知道了。这倒好查。何：您得筛选去。还有一事，也跟刑法有关系的。过去有生了双胞胎的，说谁谁家养了双棒儿注193。我爷爷就说，哼，生俩没关系，要是生仨的话，就得砍死一个。说那会儿如果一胎养了仨小子，你得报官，在北京的话你得报顺天府，在外省的话报府州县。这3个小子你家里甭养活，要送到北京来养活，是送到大理寺还是交给刑部，就不知道了，咱没刨根，就是听着玩儿。把这3个孩子好吃好喝养到18岁，然后赶到有一天，是冬至还是他们出生的日子，是哪天就不知道了，夜里头由宫里人拿一套黄马褂，去摸去，他们哥儿仨指不定摸着谁，就一个，就给这一个套上黄马褂，押赴刑场，把他给杀了。说这哥仨当中有一个是反叛，过去不叫反革命，叫反叛。杀了那一个以后，这剩下的哥儿俩呢，由官府出具证明，给路费，您该回山东回山东，该回山西回山西，就没你们哥儿俩的事了。如果生的是仨姑娘没事，就是小子。只有3个小子。定：我可没听说过这事儿。《清律》里也没见有这规定。何：您去查去。我是因为有街坊生了两个小孩，想起这事来了。我是戏说，没关系，您去掌舵去！我说太太你们懂吗？太太就是奶奶。有一件事情，我心里老不平，就是咱们满族的好些称呼，让别人都给弄错了。比如说管奶奶叫太太就很多人不知道。管自个儿的亲生母亲叫奶奶，管二妈叫额(è)娘，咱们的电视剧啊，叫额(é)娘，皇额娘，哎呀……听着别扭。还有叫贝(bèi)勒贝(bèi)子，听着别扭，应该是贝(bēi)勒贝(bēi)子。太乱了。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是我祖父告诉我的，就是八旗这满蒙汉，它怎么区分，说是从旗上您就能看出来谁是满洲的，谁是蒙古的，谁是汉军的。咱们满洲的旗杆顶上，挂一鼠皮，就是小说里金兀术挂的那个滴里嘟噜的，灰鼠的皮似的。蒙古，挂的是一荷包，烟袋荷包。汉军是秃杆顶，就一旗子。定：按《大清会典》讲的，旗子就不一样。何：我一看电视剧里头，(八旗兵)出来了，正黄旗、镶黄旗，我一看全是汉军旗。黄带子头里走，后头全是汉军旗。这分不出来。还有一个，俄罗色蒙古旗，这您研究过吗？定：我没听说过，您说。何：这是回民入旗。回民官到三品以后，皇上赏吃御宴，皇上赏吃的御宴难免有什么乳猪啊什么，怎么办？你就不能算是伊斯兰了，这叫反教了，反教怎么办呢？算你入旗。你算哪旗啊？也不能把你搁到满洲里头，也不能搁到汉军里头，就给他单列一个旗，叫俄罗色蒙古旗。我们家什么东西都丢了，就还有一本《满汉辞典》，是道光年间的手抄本，上边还写着俄罗色蒙古旗，我一看：“哟。”一般人恐怕……这是回民入旗。你就入旗吧。这是大清的国法！你官到三品了，这是规矩。(我祖父)就说庆老头(庆亲王奕劻)啊，胡子全是黄的，还一边说话一边闻鼻烟，后来我问金恒绩，说你们家老祖闻鼻烟闻得胡子都黄了，你知道吗？他说这事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家鼻烟壶倒是挺多的。所以呢，这咱们都是听说。我跟金恒绩他母亲张莉珊注194提过这事。定：对，张莉珊，就是金莉珊。何：我管她叫老太君，抬高身价么。她属羊，她今年是88周岁。德胜门晓市啊，我跟我妈还去过呢。那阵儿我妈拉着我，这都是解放以后，我们家那儿供碟儿，就跟拴螃蟹似的这么一摞：“走，你跟我去。”去了，铺一张布，把碟往上一摆，您爱买几个买几个，剩下的我们就拿回家去……也卖出点去吧。都这么大供碟，拿小线拴着，得，经济萧条，就是卖东西。我还跟着去过呢。那东西一直摆到哪儿啊？一直摆到现在的西藏驻京办事处，就是关帝庙，武庙，注195我跟我妈一直摆到关帝庙后身。这我都赶上过。您甭说摆小摊，穿的不能破衣拉撒的，您得干干净净的，练摊去，要不谁上你那儿买东西？定：是不是那会儿摆小摊的差不多净是旗人呢？何：差不多都是。坐吃山空，没底儿啊，就是有字画卖字画，后来就卖碟子卖碗，就是黑饸饹末锅了，这是一个老北京的歇后语，饸饹面您知道吗？末锅呢，这锅底老煮呢都给煮煳了，叫黑饸饹末锅，最末一锅。那会儿我母亲小学毕业，可是高小啊，别人高小毕业能找一份好工作，那是响当当的。(我母亲)拿着高小毕业的(证书)，一看，名字是秀珍，也没有姓，满族，不要。我舅舅呢，也是，他高小毕业了，他叫秀绪，后来怎么办呢？改名吧。可是头里那姓咱不能胡姓啊，找一个什么根据吧，后来他们一个老曾祖母的娘家是汉军旗人，姓王，说干脆，咱们跟着老太太的娘家，咱们姓王得了。这么着，我母亲填一个王秀珍，汉族。去了，就有工作了。不单这样啊，我小学上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叫什么琴的，报了少数民族。报一满族，老师就给发3块钱。我说我要是也报一满族，她也给我3块钱，解放的时候给3块钱可不少了。但是咱不要那个，咱也不缺那个，怕什么呀？怕有政策，等把(少数民族)统计好了，你是满族，再给你尅回东北去！有一次统计户口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知道将来又有什么政策啊，回头再给你整一家伙，害怕。定：您就一直没报满族？何：到后来呀，孩子不是要上学了么，这才给更正回来。1989年，这叫恢复满族。

4.白莲教、义和团和一贯道

何：我再给您讲白莲教。白莲教我祖父跟我说过，但是这件事咱们得批判着看。清朝末年哪，就是我祖父出生的时候，以前是不是这么干的咱们不知道，像同

布于1645年10月11日。此前不久，多尔衮也宣布在山西没收贩卖的私茶。此令颁布于1645年9月12日。同上书第十九卷，第232—233页；又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三十二卷，第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0页。此令颁布于1645年11月27日。?同上书第三十二卷，第384页。此令颁布于1647年7月18日。?同上书第四十二卷，第491页。此令颁布于1649年2月19日。?《世祖实录》第三十八卷，第448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03页。?米切尔：《满族统治的起源》，第94页。?关于此令的撤销，见马：《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2页。?同上书，第349页。?从辽东向北京的移民浪潮接连不断。根据朝鲜的目击者记载：“沈阳农民，皆令移居北京，自关内至广宁十余日程，男女扶携，车毂相击。”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56页；又见郑克晟：《多尔衮在满族封建化中的贡献》，第1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二卷，第493页。此令颁布于1649年3月2日。?那些在旗下服役的汉人同样将他们的土地献给满族主人，以逃避赋税。1644年政府令地方官制止这种事情。?京城周围八府的大多数土地都属于明朝皇帝或皇亲。1502年，帝国全部私有土地的1/7都落入了皇帝之手。皇庄由宦官头目管理。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41—142页。在山西，也有许多明王庄和官庄。仅大同周围即有皇戚4000人之多，然而，当大顺军经过此境时被驱走或杀死不少。参见1644年9月6日姜璜的奏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41—150页。多尔衮在北京取得政权之后，他命令，属于明朝勋贵的田地，不能让新朝的权贵或官员占用。给户部的这一命令引起震动；而明贵族却因此一度对满人表示了很大的支持。这些明朝贵族开始申报自己在京城周围的田产。一年或更多的时间以后，大量的这种庄田被没收为旗地了；至1649年，像湖广这种地区的明朝国戚也被当作平民一样对待，甚至被迫服劳役。巴哈那于1649年7月9日奏书，《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100页；另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8页。?这些土地不具有“封建”的性质，也就是说，旗人不是通过提供兵役而换取土地所有权的。田主死后，田地并不转授他人，参见阿萨尔·阿里：《奥兰赞布统治下的莫卧儿贵族》，第64—67页，莫卧儿的授田制度可以作为比较。?1638年，满族旗人除了壮丁大约还有56825人，1735年有89735人。至18世纪晚期，满八旗有约6万名士兵，蒙古八旗兵1.7万人，汉八旗兵2.4万人。八旗士兵及其家属总共约10万人。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61页。?1645年6月8日，多尔衮接到了大量“土寇”的奏报。他让其大臣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农民变成了不法之徒。10天后，他收到了给事中李士焜的奏书。李在其中谈到：都城周围300里内，大多数土地已为旗人所占夺，而旧日居民被迫为盗。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8—49页。关于政府的救济措施也见同上书，第54—55页。有些被夺去产业的人最后落居于辽东。1653年的安置流民法规定：凡有能力招徕一定数量流民，在盛京安居乐业者，习文者授县丞、主簿，习武者授把总。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23—124页。?这里关于圈地的叙述，根据的是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35—340页；黄汉良：《中国的地税》，第65—71页；马伯乐：《明朝的灭亡》，第189—191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背景和意义》，第46页；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第四卷，第10页。大面积受此影响的府有：顺天、天津、保定、河间、仓州、永平、宣化、真定和德州。此后几年中，这些地区都成了盗贼活动的主要地区。从理论上说，土地或是皇族或旗人的庄田，或是以六垧为额授给旗人以代替原来每月的钱粮供应。1647年，这种授田数量在法律上永久化了。但军官可以另外得到60垧。1649年，从辽东新迁至的民人法定每人授田五垧。而在1650年，这种五垧的授田扩大到了原来的旗人。实际上，直到1669年夏，当康熙皇帝亲令停止圈占和授田时，圈地活动才告结束。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8、157页。?最初，土地被满人圈占的汉民或许可以得到其他地方的土地作为补偿，并免税一至两年。他们也可以在清明与重阳两个节日里回到被圈田地上扫墓。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6页。?满族进京几年以后，老百姓的牲畜十分缺乏。一头水牛值银20两；一头大水牛值银可达30两。因此，湖南便以人代牛，六或七名男人牵犁耕田，每日可犁三至四亩。劳动强度很大，田却犁得很浅。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5页。?1647年5月2日，多尔衮听从户部建议，禁止“带地投充”，同时也不许畜奴。《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7—368页；又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卷，第1页。然后，这种现象仍在继续，直至顺治帝亲掌政权时才被最后制止。周藤吉之：《清初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2—33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8、84—89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第46页。?多尔衮把直隶最东北部的最好田地给了他自己所在的正白旗，虽然这些田地原来应留给镶黄旗与正黄旗。多尔衮将永平府作为他嫡系的居住区，其目的在于借此控制经山海关进出东北的要道。两个黄旗分别居住在北京的北部；西部为两个红旗；南部为两个蓝旗。在鳌拜的怂恿下，在1666年正白旗与镶黄旗交换了土地。他是想把东北较好的土地给他自己所在的镶黄旗。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55—5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170—175页；凯斯勒：《康熙》，第46—4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31页。?彭鹏：《中藏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0页。?例如，1653年永平和保定遭受洪水袭击时，许多满人轻易地抛弃了田地，宁愿靠政府赈济的米谷过活，也不愿亲自耕种。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2页；也见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97页。?村松祐次的《中国北方的满族旗地》中有详述。西人甚至贷款给旗人，要他们以旗地为抵押。1751年1月7日，户部奏报，有些西人暗中成了旗地的受押人。傅乐淑：《1644—1820年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188—189页。?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始终对那些逼人为奴者及窝主处以放逐、充边的惩罚。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28—329页。?甚至在满人离开辽东以前，他们就与旗内的“包衣”发生了冲突。这些汉人秘密地结成帮伙。1642年，有这样一群人逃离了清朝控制地区，随后转至山西。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页。据报在1644年，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逃亡包衣。逃民如此之多，以致政府不得不在兵部特设一个机构负责追捕之事。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93页。?例如，1649年5月6日的诏令，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3—34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6页。勒索的机会是相当多的。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0页。?孙襄的生平见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169页（第一九○卷，第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5页。此令颁布于1648年10月5日。尽管这激起了一时的怨恨，但清朝的这种种族分隔，制度在较长时间看也许减少了种族间的冲突。“内城”中的原有财产被没收或出卖了；尽管这些被征用的人户享有免税三年的特权，但仍会造成很大的生活困难。然而，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太监们（他们控制着租给商人的官建的商业街道）和锦衣卫的权贵（据16世纪初的调查，他们拥有京城大多数货栈店铺）。他们从皇城中搬迁一空，可能倒为汉人提供了一些新的投资机会——过去在宦官权贵的权势下，他们被剥夺了这种机会。关于晚明的北京，威克兰《万历朝的北京》一文随处可见。至于内城旗营的居住区，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一卷，第483页；第四十六卷，第535页。汉旗仍留在内城，每旗负责看守一门（如，正黄旗守正阳门，镶黄旗守东直门与西直门，等等）。谈迁：《北游录》，第347页；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1页；又见林语堂：《京华烟云》，第2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5页。京都那些负责守卫库房、巡护官衙的胥吏和随从，被允许住在官署之中。准许汉民白天来访此区，但不准过夜。后来，由于需要有人提供副食日用品，商人与店主便被允许在“鞑子城”居住了。又见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7页。?这里主要是对事实上的联姻的承认。1648年10月6日，多尔衮告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6页。八天后，摄政王对于种族通婚作了规定：凡希望嫁给汉人的满族官员之女需呈明户部，登记户口；希望嫁给满人的汉族官员之女也需报部登记；非官员家妇女许配满人听其自便，无须报部。并告诫满人务必合法结婚，除了正式的妻子，不许另占汉族妇女。同上书第四十卷，第467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21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最初建立驻防旗兵的有：北直隶的顺德，山东的济南、德州、临清，江北地区的徐州，山西地区的路安、平阳和蒲州。?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124页（第一八六卷，第4—5页）。?张申道：《有城墙的都市的形态》，第92页。?郑天挺：《探集》，第175—176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22、149页。?鲁很快升为总兵，在帮助收复陕西延安后，在家乡负责清军北直隶真定的防务《贰臣传》第十卷，第7—8页。山西、江南、陕西、甘肃的绿营兵组建于1645年；福建、两广、贵州与云南的绿营兵也分别在1650、1651、1658、1659年组建。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第36—42页；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82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12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10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38—3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2页。清朝在北京统治的第一年里，任命的巡抚中满人稍多于汉人；但是，在1645年与1651年之间平均63％的巡抚是汉人。1652年后，满人巡抚的比例又有上升，至1658年升至70％。至1669年，80％的巡抚是满人；1674年，90％的巡抚是满人。1690年，满人巡抚的比例又逐渐下降；至18世纪后期，达到了满汉各半。参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化》。?然而，在征服中国南部的过程中，这种控制招抚官员的方式被迫放弃。需要把他们派到离都城更远的地方去，给他们更大的机动性，所以，控制也因之松弛了。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为“三藩”埋下了祸根。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39—40页。?当大顺军队过固关，向北京进发时，曾有意或无意地堵塞了居民水井。所以，在他们向西撤退时，落入农民手中的散兵游勇便被砍断了左手，作为报复。边大绥：《虎口余生记》。?陈永福即是常被认为是射瞎李自成一只眼睛的人，尽管实际上这是他的儿子陈德在1641年3月21日李自成围攻开封时射中的。当1642年10月开封府被洪水淹没时，陈设法乘船逃脱了；尔后，当1643年明朝官军与李自成农民军进行争夺潼关最后大决战时，他继续在孙传庭麾下指挥一翼。而在李自成击败孙、进入陕西后，陈率领几千最亲信的部队逃往山中。由于白广恩的苦劝，陈最后还是投降了起义军，尽管他认为他伤了李自成一目，会被其杀死。在他首次拜见李自成时，李宽恕了他，因为那天的战斗双方都在拼死相斗。陈的这一行动对许多同时降于李自成的明朝官员震动很大。张守常：《陈永福》，第64—69页。?曾国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7页；谢国祯：《南明史略》，第40—41页；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161—163页。?仅在大同就有918个这种“堡”和约100关卡。那里的守卫仔细检查行人的口音，以确保危险人物处于控制之中。作为1449年土木之变的后果之一，为了防御蒙古再次南下劫掠，明廷做了极大的努力去加强宣府与大同的军事堡垒。“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该省北部紧倚长城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军事社会；大量的力量用于防御，并生活在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0—271页。这些城堡与烽火台一直存留至今，或依倚山岭，或俯瞰平川。?《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38页。?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第9—10页。?吴惟华是原朱元璋麾下的一位著名的、后来封为伯爵的蒙古将领的后裔，在北京投降了多尔衮，并在进攻山西时被任为汉军首领。最后，吴升为一名总兵，并被封为侯爵，加太子太保。《贰臣传》第九卷，第7—9页。至于给叶臣和巴哈那的命令，参见《世祖实录》，1644年7月17日和8月4日，第五卷第58页和第六卷第65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2页。?同上书第七卷，第81、83页。?同上书第七卷，第79、82页。然而，尽管几乎所有重要的明朝军队都承认了清政权，但是，吴惟华仍没有足够的兵力（他自己只有1200名骑兵，加上200名官员和扈从），使他敢于进攻守卫在太原城的陈永福和大顺军。《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7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8页。马国柱是较早的降臣之一。1632年，他就向皇太极提出了征服中国的计划。《清史稿·马国柱传》；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页；曾国荃：《山西通志》，第27页。?他建议，为了表示对学问应有的尊崇，政府应在已经平定的地区举行科举。同时，应该接纳更多的贡生以扩大考试名额，对于擅长地方军政事务的官员的推荐应有明文规定。这样，吏才与学问就会被人们看成是立国之本了。过去教师通常是生活中失意的老者才去作的，而今天，应该从年富力强的人当中选拔，当给予官禄。忠孝清白、德行卓异者应受到褒扬，清寒之士应该给予俸禄，应试者应发给盘缠并在京城提供专门的旅舍。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5—8页。这份奏书只注有顺治元年，没有月、日。1644年9月2日，曹还奏请在辽东

男人看片资源无码免费明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本已退守老家的陈炯明迅速招兵买马，纠集了近六万人马，用行动明白无误地告诉大本营：他陈炯明又要打回来了。与此同时，旧桂系的沈鸿英也招揽了近三万人，打算跟新桂系“三驾马车”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广西决战，一战定广西归属。两广局势混乱，全面开战。这里要补充一下，在李济深的努力工作下，孙中山的革命统一战线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这三位有志中年已于1924年年底加入了前程远大的国民党。孙中山分别任命他们为广西绥靖公署督办（大概就是广西革命军总指挥）、会办（副总指挥）、参谋长。这三位老兄麾下的广西革命军，算是听从广东大本营命令的一支军队，虽然仅有一万余人，但战斗力比旧军阀要强得多。面对陈炯明的挑衅，大本营被迫应战，成立东征军向陈炯明宣战，同时命李宗仁率广西革命军迎战沈鸿英，并派遣粤军陈济棠率部进入广西增援李宗仁。1925年2月初，第一次东征开始。东征军分三路，其中许崇智粤军为右翼，杨希闵滇军为左翼，刘震寰桂军为中军。蒋介石以校长兼东征军右翼参谋长的身份，率领以黄埔军校教官和一期生为基层军官组成的教导一团、二团共三千多人的学生军，从长洲岛出发，参加右翼粤军。周恩来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随军东征。实际上，左、中两路的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坏老小子已经被陈炯明暗中收买。他俩按兵不动，三路大军无法形成有效配合。因此，只有许崇智、蒋介石率领的右路军积极主动作战。右路军总兵力一万余人，尤其是蒋介石统领的教导团，是东征军的骨干力量。说他们是骨干力量可不是吹牛，告诉你这两个团都有谁。总司令是蒋介石。两个团的团长分别是何应钦和王柏龄，请注意“王柏龄”这个名字，这是一个神奇的人物。营长由黄埔一期的教官担任，比如后来的共和国元帅叶剑英。学员里面也是藏龙卧虎，看看这些名字吧。国民党方面的杜聿明、关麟征、王耀武、郑洞国、宋希濂、余程万、俞济时、陈诚、胡宗南、孙元良，共产党方面的蒋先云、陈赓、徐向前、左权、王尔琢、许继慎、周士第，这其中的任何一人日后都是集团军以上的领导（早期牺牲的除外），此时却只是教导团里的连长、排长、党代表甚至普通士兵。整支队伍战斗力之强悍是毋庸置疑的。

英勇善战的黄埔学生军

黄埔学生军虽然在行军、后勤乃至于战场上因为经验不足捅出过一些篓子，但是他们的整体素质极高，只差历练积累经验、自我完善而已。因此，当这样一群将兵遇上合适的锻炼机会，足以成长为一个极为优秀的团队。果然，在一场场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学生军，英勇善战，势不可当。他们与粤军完美协作，连下东莞、平湖、深圳等地。不到两个星期，东征军的前锋就已抵达陈炯明的重要据点——淡水城下。虽然淡水城城坚兵重，易守难攻，但在勇气和牺牲精神面前，重兵和天险也是可以被征服的。在粤军的配合下，学生军以十名军官和一百名士兵组成“奋勇队”（敢死队），利用敌人的轻视，出其不意地于拂晓发起攻击，舍生忘死，艰难杀进城内。大部队随之拿下预定战略目标淡水。在这场颇具难度的战斗中，大部分教官和学生都奋勇争先，表现优异。可惜凡事都有例外，如此优秀的团体竟然也出现了逃兵。首先是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兼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这位仁兄以“求援”的名义跑路了。尽管二团的将士们在战斗中用英勇的表现狠狠地抽了自己长官的脸，但王先生不太要脸，打脸对他无效。王柏龄跟蒋介石私交不错——两人是保定军校同学、结拜兄弟，也曾为革命立过一些功劳，所以只是丢了官，但保住了小命。而二团七连连长孙良就倒霉了，这位临阵率部退却的仁兄，当即被蒋介石军法从事——处死。孙良也算是拿自己的脑袋为革命立了些许功劳——杀鸡儆猴。残酷的军纪让全军为即将到来的生死决战做好了纪律准备——此后再无敢退者。接下来，许崇智和蒋介石决定，留一小部分人马阻击惠州之敌，率主力绕过陈炯明重兵防守的惠州，继续挥师东进，压缩陈炯明的生存空间，消灭陈炯明的有生力量——叶举和洪兆麟。基于一个共同的美好愿望：帮助陈炯明快些完蛋，许崇智和蒋介石进行了明确的分工。许崇智率粤军进攻海陆丰。蒋介石则率学生军截断敌人的财税来源——潮汕——潮州、汕头，让陈炯明的军队既没饭吃也没钱花，这着实是一个高效、稳定的涣散敌方军心的好办法。蒋校长带领学生军长驱数百里，于3月初占领潮汕。粤军的表现也不落下风，成功拿下海陆丰。叶举和洪兆麟被打得哭爹叫娘，逃到海上才保住了小命。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万粤军和学生军组成的右翼部队战胜了数倍于己、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是在党的绝对控制下，而且所到之处，各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大本营的威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李宗仁率领的广西革命军也已击溃兵力两倍于己的沈鸿英主力，两广大有连成一片的趋势。革命形势从未如此明朗，前途从未如此光明。不过，大好形势下却有大忧。此时，孙中山病危的消息传出！孙中山凭借几十年跌宕起伏的革命经历，深孚众望，是黄埔师生心中公认的革命领袖，是革命军的旗帜。旗帜若倒，孙中山却无令各方信服的接班人，那些原本就不安心团结在革命军身边的势力，岂能不另起炉灶？当然要另起炉灶。唐继尧在得知孙中山病危的消息后，就没能按捺住自己骚动的心：机会来也！环顾四方，试问天下英雄，谁比我唐继尧更有资格接过孙中山的大旗！于是，唐继尧接过日本人送过来的大批军火援助，宣布就任早就过期作废的广东大本营副元帅之职，并电告大本营，他要带兵十万前来广州接收大元帅政府。唐先生可不是闹着玩的。为了占到先机，这位兄台还使出了暗度陈仓之计，在电告大本营之前，他已让手下大军秘密出发，当他电告大本营之时，先锋龙云已经开到广西首府南宁，后军卢汉也已进入广西，打了李宗仁一个措手不及。一直对孙中山阳奉阴违的杨希闵、刘震寰眼见陈炯明这张饭票已经没法依靠，也转而与唐继尧眉来眼去，蠢蠢欲动。军情十分紧急。李宗仁只能暂时放过已经快被蹂躏至死的沈鸿英，急率广西革命军回师阻挡唐继尧南下。既然李宗仁他们承担了阻击的任务，那东征军也必须尽快击败陈炯明余部，增援李宗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否则先前取得的胜利将化为乌有。

决战棉湖

就在局势进入最危险阶段之时，陈炯明开始落井下石。他狗急跳墙，调兵遣将，要与东征军拼死一搏。很快，蒋介石就收到了农民协会带来的坏消息：陈炯明的手下林虎凑了两万余人，兵分两路，一路出棉湖，一路走鲤湖，企图截断黄埔学生军归路！蒋介石估算了一下形势：前有未拿下的惠州坚城当道，后有林虎追兵堵截，而粤军又短时间内赶不过来。学生军面临被前后夹击的危险，实可谓进退维谷！不过好在惠州距此有两百多公里，以自己对惠州守将杨坤如的了解，此人守城的本事还可以，但目光短浅，在短时间内一定不敢出城攻击自己。只要杨坤如不出兵，自己就只需要单挑林虎，胜机大增。在危急时刻判断出敌情，并能够抓住时机及时应对，这是为将者最重要的素质之一。蒋介石判断：杨坤如暂不会出城，而林虎也未对自己完成包围，此时正适合执行正面突破结合迂回袭击的战术。蒋介石不再犹豫，当即下令：教导一团向棉湖前进，正面突破林虎的攻击！教导二团向鲤湖前进，执行迂回袭击！谁也想不到，在这个小小的棉湖、寂寂无闻的棉湖，即将爆发一场决定中国近代史走向的决战！如果蒋介石输掉这场决战，黄埔学生军一定全军覆没，孙中山多年的奋斗将化为泡影，而他不仅会成为革命的罪人，还有可能会失去一切——再来一次的机会，生命，甚至来之不易的名节。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战争。这场战争，蒋介石输不起，革命也输不起。所以蒋介石、国民党乃至于共产党都只有唯一的选择：拼死一战，只在此时！出发！迎击林虎！1925年3月13日，学生军教导一团在棉湖附近与一万五千余人的林虎主力遭遇，而教导二团的对手则是四千余人的林虎偏师。这是学生军成军以来情势最危急的一次，不仅被林虎占据了有利地形，且教导一团面临的是十倍于己的敌人，连蒋介石、周恩来的指挥部都被林虎主力以优势兵力包围。就在如此逆境之下，学生军爆发了强大的战斗力，与敌军展开激战。在编制完全的时候，他们依靠出众的团队战斗力对抗敌人。在编制被敌人打乱之后，他们依靠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的单兵素质杀伤敌人，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锋刃卷了就肉搏。一般来说，军官的职责是利用自己的智慧谋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士兵的战斗力，然而当战斗到了不胜就死的决胜时刻，所有的军事智慧都无法再发挥作用时，军官们就只剩下最后的绝招：抄起家伙亲自上阵。蒋先云、曹渊、关麟征、俞济时、余程万、杜聿明等下级军官都上阵搏杀！人手依然不够用，蒋介石也不得不亲自参加战斗。顾问加伦跳进战壕，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廖仲恺、周恩来率领贺衷寒、邓文仪等政治部人员也加入战斗。勤务兵、伙夫全都上阵迎敌。关键时刻，陈诚立下大功。他麾下的炮兵连预留了一些炮弹，每当有大群的敌军亡命冲过来时，陈诚就赏给他们一炮。敌军自然是怕死的，只好又缩回去。陈诚的这一招减轻了学生军不少压力。按理来说，即便教导一团再英勇无畏，他们也很难在十倍于己的敌人面前撑过一天。但事实是他们不仅撑了下来，还以自身伤亡过半的代价杀伤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学生军成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对手林虎出了昏招。林虎其实是一个老资历的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中表现不错，也曾带过不少猛人——李宗仁及其麾下的近半个新桂系的骨干将领们，算是久经沙场，所以他根本不把初出茅庐的黄埔学生军放在眼里，以为随便打打就能把黄埔军杀得片甲不留。这也是他选择攻击学生军而不是粤军的原因——拣软柿子下手，只是他万万想不到自己挑到了一只刺猬。轻敌的心态让他在以多打少的情况下，没有让手下的军队一步到位，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全力出击，一次性吃掉对手，反而玩起添油战术——逐批增兵，大大减轻了学生军的压力。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更何况是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即便自身实力再雄厚，也应该以超过对手数倍的强度配置资源，极大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时间上与空间上形成瞬时优势，对对手实施重点打击。这一原则普遍适用于对付强大的竞争对手。可打到这个地步，林虎想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教导二团的刘尧宸、宋希濂、郑洞国等猛人在新任团长钱大钧（王柏龄此时已被免职）的带领下，已经在鲤湖击溃了林虎的另一支军队。教导一团终于等来了教导二团的增援！教导二团直接向林虎的指挥部发起攻击，围魏救赵。敌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士兵如潮水般后退。林虎眼见消灭对方无望，手下伤亡越来越大，士气越来越低沉，只能下定决心跑路。若不赶紧跑路，老命都可能会留在这里。林虎不仅打输了仗，还站在了历史大势的对立面，就此渐渐退居二线。学生军以三千余人大败林虎两万人，这场战役史称“棉湖战役”。这一仗让国民党在国人心中的形象顿时刚硬起来，国民党终于不再是一个只能依靠会党、依靠雇佣军“吃软饭”的组织！棉湖大战后，学生军才被通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全军化悲痛为力量，与粤军会师后，在没有经过休整的情况下，追着陈炯明的残部往死里打，陈家军大部分被消灭，小部分逃入江西、福建境内。就在东征军开向惠州城之际，困守惠州孤城的杨坤如见援兵无望，出城投降。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是广东革命政府的胜利，也是粤军的胜利，更是黄埔学生军的胜利。“以一当百”通常被我们用作夸张修辞，但用这个词来形容东征中的学生军是名副其实。打到后来，军阀部队如果听到谁喊一嗓子“学生军来了”，竟会把枪一扔，转身就跑，已经到了闻风丧胆的地步。此外，以保定系为代表的黄埔教官何应钦、刘峙、陈诚、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卫立煌等人，仅靠在这场血战中树立起来的威望就蹿升至国民党军队的领导层。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搞军事、玩政治的水平只有二流，这是此后国共军事决胜时导致国民党失利的因素之一。打完胜仗的蒋介石，心情相当美妙。不仅仅是因为获得的空前的美誉——“东征英雄”，更是因为刚刚收到的好消息——胡汉民以代大元帅的资格任命他为潮梅八属善后督办。如果你觉得这个官职不怎么样，那你就错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实权的职位。这一任命对蒋介石相当重要，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拥有地盘，而且还是富裕的潮汕八县。也就是说，他掌握了八个县的税收，终于有钱支撑黄埔军的发展了。不过蒋介石的得势让另外一个人有些不满，此人就是他的结拜兄弟——粤军司令许崇智，他一直盯着潮汕八县的税收，而蒋介石也很缺钱，自然无心相让，两兄弟之间就此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平叛

东征胜利，接下来理应解决唐继尧这个大患。大本营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自然是击退唐继尧进犯广西的军队，第二步则是平定唐继尧在广东革命军的内应——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粤军大佬李济深出于对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广西老乡李宗仁哥仨的担心，走了不少后门，尤其是动用了他跟胡汉民的师生关系，使得大本营增派了几支实力相对不错的部队进入广西援助李宗仁他们，共击唐继尧。1925年3月至7月，历经昆仑关、柳州、沙埔、南宁诸役，广东、广西联军终于将唐继尧击溃，滇军残部全部退回云南。由名将蔡锷一手训练、曾经于国有功的滇军自此一蹶不振。两年后，唐继尧被手下龙云等人造反赶下台，同年踏上去往西天之路，死因一说病死，一说被处死。在解决了唐继尧这个后顾之忧后，联军又穷追猛打漏网之鱼沈鸿英。趁你病，要你命。逼得沈鸿英带着剩下的六名卫士逃亡香港。陆荣廷的旧桂系时代彻底结束，广西从此进入新桂系时代。在新桂系与滇系鏖战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广东整军，以备一触即发的广东内战。学生军的超强战斗力让所有人兴奋：终于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强军之路。1925年4月，大本营通过了“建立党军”案，决心以两个教导团的黄埔学生军为基础，建立国民党党军，廖仲恺为党军党代表，蒋介石为党军司令官。这支部队之所以称为“党军”，是因为在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凡军队一举一动，都受党代表的指导与监督，各级军事长官的报告和命令，必须经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换句话说，军队受党控制。但实际上，党军建立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由蒋介石精心设计和负责执行的，甚至部分党代表都是他指定的，所以党军的最终建立完全可以看成是蒋介石个人意志的初步实现。尽管党军如此厉害，在东征中风卷残云，但杨希闵和刘震寰还是站出来叫板了。他们这么做并不是一时冲动，因为他们手头有点资本，脑袋里一直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此外，这两位仁兄还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利益驱动。唐继尧未败之前，曾经给他们开过两张空头支票，以过期的副元帅名义任命杨希闵为广东省省长兼军区司令，刘震寰为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这两人从此就惦记上了这两张空头支票。即使唐继尧节节败退，两人也没打算放弃这两张支票。两人的这种表现倒也不是不能理解。所谓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有利益的事情就会有人干。当然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杨希闵、刘震寰二

有真正付给李鸿章——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平心而论，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搞历史研究，一切猜想都需要证据——如果将来历史学界挖掘出来璞科第私吞50万两白银的证据，也许本文所讲的论点会被推翻——但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租界洋楼好几幢以及金银一大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钱难道都是合法工资所得么？当然，假如李鸿章能起死回生，他也许会这样为自己辩护：“当年中国受到日本和德国的觊觎，我引俄国海军到旅顺、大连来，是为了抗衡日本和德国，是为了请俄军来保护我们大清——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收了人家俄国人50万两白银，可是就《旅大租地条约》这份条约而言，它不但有利于俄国，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我们大清国！”李鸿章倘若要这样为自己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也许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因此，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条约是否有利于大清国，但身为大清国重臣，办理外交事务，收受外国巨额贿赂，都是不对的——这一点，恐怕是李鸿章所无法否认的。换句话来讲：李鸿章也许是个忠臣，但是，他同时应该也是一个贪官。他收钱的时候，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俄国人——而且不止一个俄国人，在他们内部的电报中，将这件事，用白纸黑字给记录了下来。天网恢恢——该暴露的，迟早还是会暴露——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行文到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和俄国人当年所签署的这份“佣金”为一个亿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旅大租地条约》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为此，大清国大皇帝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大俄国大皇帝派驻华署理全权大臣内廷郎巴夫洛夫为全权大臣。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之据视为妥协，商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第二款因以上缘由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以及此约各项详细，俟此约画押后，在圣彼得堡会同许大臣即刻商订，另立专条。此界线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第三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第四款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迫。若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约第八款办理。第五款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唯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七款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而旅顺大连湾两口岸为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总设所需各法，借以着实御侮；并认以己资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应由许大臣与东方铁路公司议商一切。唯此项让造支路之事，永远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第九款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换之日起举行。此约御笔批准之本，自画押后，即刻在圣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中、俄二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为凭。两国文字校对无讹，唯辩解之时，以俄文为本。此约在北京缮就二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近代史上的事情，黑幕重重，“张勋复辟”这件事，也不例外。张勋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坏人”的角色，可是从第一手史料中，我们却能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张勋，原来，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张勋是被利用了，而且还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黑锅……1917年，民国六年，也是清廷倒台的第六年。这一年的7月1日，北京城中，突然几乎家家户户都挂出了消失了六年之久的大清国国旗——龙旗。清朝，在灭亡整整六年之后，在“忠臣”张勋的武装扶持之下，复辟了！可能有一些读者受此前历史读物的影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北京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可是，事实的真相却是令人大跌眼镜。北京人民不但不郁闷，而且许多人似乎还挺高兴的，有的人甚至是逢人便报喜：皇上回来啦！皇上归位啦！年仅11岁的废帝溥仪，在张勋的扶持之下，又坐上了龙椅，并在一群前清遗臣的辅助之下，像模像样地发号施令了。一时间，许官，封爵，张罗朝政，闹得不亦乐乎。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勋复辟”事件。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就从天津发兵讨伐张勋。张勋力抗不支。这一场复辟，在仅仅持续了12天之后，闹剧般地画上了句号。对于这段历史，不少的史书说：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复辟清朝的军事政变。可是，在我看来，本案其实大有内幕，恐怕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鲜为人知的是：事实上，张勋在这一年搞复辟，是有一定的人脉支持的，当年中国大部分的重量级军阀，似乎至少从表面上都支持张勋搞复辟。也就是说，所谓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并不那么符合历史事实。我们来看看当年的亲历者、见证人，对于这件事，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当年曾经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对张勋复辟一事，是怎么说的。叶恭绰的说法，原文如下：“……1917年5月下旬，黎元洪下令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安徽省长通电独立，继而冀、鲁、豫、陕、奉、浙、闽七省相继响应独立。相当多的政客聚集到徐州，当时有相当多的军政人物支持张勋之主张：复辟清朝。张勋以为功业有成的机会到了，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显然是出人意料，叶恭绰这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的证言表明：张勋复辟，竟然是经过相当多的北洋军阀巨头首肯的。依据叶恭绰的证词，当时全国重量级的军政人物，持支持复辟立场的似乎并不在少数。当然，这些军阀是真心拥护，还是虚假附和，人心隔肚皮，那就不知道了。值得注意的是叶恭绰上述证词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八个字，它道出了张勋复辟一案深层次的内幕：张勋其实是被捧杀的。张勋是个人，不是神，他没有一眼看穿别人真心的本事，也就是说这么多的人都同意他，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是真的同意。这样吧，让我们通过更多的史料重新审视本案的来龙去脉。事件爆发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翻，此事史称“府院之争”。闹翻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两个人，分别都想争取重量级军头张勋的支持。张勋的部下苏锡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这册史料里面，对张勋复辟一案的简要来龙去脉，有这样的证言和回顾：“……段祺瑞通过冯国璋劝说张勋派兵入京驱赶黎元洪。各省督军来了许多人，包括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曹锟的代表、张作霖的代表等，会上一致推举张勋出兵推翻黎元洪，拥戴冯国璋当大总统，并恢复段祺瑞总理之职。会上，张勋的秘书长万绳栻提出条件：保皇上（溥仪）复位。大家没有答应。后来，徐树铮、胡嗣瑗等人密谋：先佯装答应张勋提出的拥戴溥仪复位的条件，利用张勋入京，推翻了黎元洪之后，再想别的办法善后（被张文生偷听到）。结果大家在一张黄缎子上签名同意了，张勋上当了。到了天津的时候，张勋和段祺瑞见面，段祺瑞对张勋说：‘要推翻黎元洪，但是清帝复辟一事，就算北方同意，南方也不会同意，因此我建议缓办。’张勋只是默默点头，没有明说答应。到了北京，我（苏锡麟）建议张勋：他们签名同意，是骗局，复辟一事，不能干。张勋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算他们是骗我，我也坚决要干的，这事儿干成，我死了也甘心。’不久，惊闻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张勋说：‘他们推我出来复辟，原来真的是在耍我，我们不能孬了，拼了命也要跟他们干到底，怕什么？到时候我们就把内情抖搂出来，难道是我张勋一个人要搞复辟的吗？’情势越来越紧张，张勋叫万绳栻马上把当时大家签了名的那张黄缎子拿出来公之于世。万绳栻说：‘缎子留在天津，我现在就去取。’不料，万绳栻一去不回。原来，签名的黄缎子早就被冯国璋的心腹胡嗣瑗用二十万元的价格买走了。在紧急关头，王士珍派人找了我（苏锡麟），要求停火，希望牺牲张勋，避免内战。我（苏锡麟）说：‘搞复辟，是各省督军一致签名同意的，现在他们反悔，玩弄张勋，是他们不讲信用，现在张勋很危险，张勋是我的长官，我不能见死不救！你回去告诉王士珍，只要（段祺瑞）讨逆军不开枪，我也决不开枪。而如果张勋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我就更不会开枪！’不料，最终还是开打了。很快，荷兰使馆派了轿车来接张勋，张勋不肯走，荷兰人强架着他上车走，张勋还咬了那荷兰人一口。后来，（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陪同我（苏锡麟）去荷兰大使馆看望张勋，张勋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问：‘皇上怎么样了？’吴炳湘说：‘这跟皇上有什么关系？’我则问张勋：‘部队怎么办？’张勋说：‘你看着办吧。’于是，我安排部队的官兵们剪辫子、换服装，发放遣散费，遣返回乡罢了……”张勋的部下苏锡麟的上述这些回忆，透露了以下三点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1.在“徐州会议”上，有相当多的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拥护张勋搞复辟。2.张勋见大家都签名拥护，有恃无恐，果断发动复辟。与此同时，那张签了名的“黄缎子”，则被段祺瑞、冯国璋势力收买并销毁。3.张勋在发动复辟之前，去天津见了段祺瑞，段祺瑞对张勋说：“请不要复辟，否则后果自负。”张勋则所恃各大军头在“黄缎子”上的签名“支持”，因而根本不把段祺瑞放在眼内。换而言之，张勋是被耍了。被谁耍了？被当年的北洋军头们集体耍了。那么，事前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佯装拥护张勋复辟，这事儿，有没有更多的证人证言呢？当然有。关于“黄缎子签名”的这个历史细节，当时的北洋军阀王占元的幕僚杨文恺，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面，留下了证言。作为历史旁观者，杨文恺在他的证言中，是这样说的：“……（徐州）开会时，张勋对大家说：‘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共和，我们想请宣统皇帝复位，北京内外的各同人都已经同意了，各国也都乐于支持，现在我与各位商量，同意的请签名……’事后听说，王占元他们是在一张黄缎子上签的名……”杨文恺的证言说得很明白：的确存在“黄缎子签名”这么一回事。同样关于军政要人签名同意张勋复辟一事，北洋历史见证人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张勋在徐州开会，各省督军应邀列席，段祺瑞派了徐树铮参加，不料，张勋讨论的却是复辟问题，到会督军首领和代表竟然也签字画押，宣誓赞成，徐树铮则没有签字……”可见，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里，虽然没有特别提到“黄缎子”这个载体，但是，“签字画押、宣誓赞成”，也是比较清晰的，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在同一点上，当年的前清遗少派、北洋旁观者张达骧，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这册资料里，也是这样回顾的：“是以徐树铮为首的北洋军头们耍了张勋。先是唆使你去干，你干了之后，我们再反对你。”张达骧的证词，关键文字是这样的：“……徐树铮急于驱黎（元洪），恐夜长梦多，就不择手段策划行动起来，他知道张勋对复辟蓄意已久，而张的秘书万绳栻素为张所推重，遂极力唆使万在张左右鼓动复辟，这是徐树铮怂恿人上梯子之后再抽梯之计，张并未悟及……”这不是“耍”，是什么？还有一个证人：曾毓隽。在段祺瑞、徐树铮利用张勋复辟这一点上，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段祺瑞曾经说过：‘张勋带兵入京打倒黎元洪，是上了我们的当。’徐树铮也说：‘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先让他复辟，我们才有机会（倒黎执政）……’”以上诸多的证人证言，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大家伙签名假装拥护张勋复辟，事后又出兵反对他——张勋，这个憨哥哥，显然是被玩弄了。于是，在各方表面上的“大力支持”之下，张勋果断带领数千名辫子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7月1日，北京城全城商民的户门口，挂上了龙旗。清朝复辟了。就在此时，果然，段祺瑞在天津起兵讨伐张勋。7月8日，段祺瑞向张勋开出了以下的和谈条件：1.取消帝制。2.解除辫子军武装。3.保全张勋性命。4.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对于段祺瑞开出的这个和谈条件，张勋是如何反应的呢？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收录了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的一份回顾：“……张勋则提出：必须允许其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徐州老巢。于是，谈判破裂，双方继续开打。7月12日拂晓，讨逆军兵分三路会攻，天坛辫子军率先投降，其余的也陆续缴械了。当时，一些军阀采取了骑墙观望的态度。例如，山东张怀芝，迟迟不发讨张电，等到得知辫子军在北京节节败退，各省纷纷发出讨张电的时候，张怀芝才仓促决定发布讨张电。7月14日，段祺瑞返京再任总理，并亲自去日本领事馆请黎元洪复职总统。黎元洪觉得自己引张勋入京造成此变，愧对国人，遂自己决定下野。于是，段祺瑞电促冯国璋入京，就职总统……”为什么张勋仅仅带了几千名辫子兵，就胆敢入京搞复辟？事件亲历者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里面，是这样认为的：“……张勋以为：在徐州军事会议上，各省军事巨头都赞成复辟了，所以只带了三千（原文如此，准确数字待考）辫子兵入京搞复辟，因为张勋深深相信各方会响应，所以不需要带太多的兵，不料，各省军事巨头临时变卦，背信弃义，食言毁约，他也没有料到段祺瑞出师竟然如此迅速……”可见，张勋是真的相信诸多将领对自己的“拥护”，才有恃无恐，仅仅带了几千号兵进了北京城，当时的张勋，还满怀信心天真地认为大家伙都会从四面八方带兵来拥护他呢。而冯玉祥，则在其《我的生活》里，摘录了张勋在失败之后，写给段祺瑞的一封信，张勋在信中，是这样对段祺瑞说的：“……勋（张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

为新学制，却也只是由初中生变成高中生而已。然而这次却是女孩们就在眼前，自己要跟她们一起上课了。山中老师告别时曾说“可别做出发情小狗样的事儿来哦”，可眼下根本没有那个闲情逸致，只能目瞪口呆地隔空远望女子军团。没过多久，班主任老师走进教室，刚才叽叽喳喳的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新班主任是姓伊藤的英语老师。伸夫以前就上过伊藤老师的课，所以早就熟悉，而女生和来自其他高中的男生当然是初次见面。伊藤老师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从今天起大家在同一个班级学习，要和睦相处，共创优秀班集体。接下来就要安排座位了。原以为排座位要按照姓氏拼音的顺序，可伊藤老师却把男女生按身高排序，然后让个头较矮的同学坐在前边。由于课桌是排成纵向八列的单人桌，所以就从靠走廊这边开始男女交叉排列。自己的邻座是谁？男生和女生都心情紧张地望着对方的行列。那边既有远远望去依然引人注目的可爱女孩，也有令人敬而远之的女生，还有瘦得撑不起制服的女生和体格高大能当相扑力士的女生。大家从前排向后一个个地列坐，伸夫排在靠走廊这一列的倒数第三个，接着坐在邻桌的是来自市立女子学校名叫中井洋子的女孩。她稍微有些凸脑门，长相不算漂亮，但身材苗条，水手服也很得体。偷眼打量，她脑门凸显可能是因为头发编起拢在脑后的缘故。伸夫窥探对方时，发现对方也在朝这边看，伸夫慌忙避开视线，对方也避开了视线。全班同学座位排定之后，伸夫再次环顾周围，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他的座位靠着走廊，只有一侧坐着女生，而其他人却都是两侧都有女生。虽然他感到这样有失公平，但回头看看后边，由于女生较少，后边的男生旁边连一个女生都没有。“倒是比他们强点儿……”伸夫一边安慰自己一边朝前边看去，只见北田君旁边就坐着刚才那位可爱女孩。“那小子，运气不错嘛！”他这回又感到自己有些吃亏，便把视线转向邻座的女孩。心神不定的不只是伸夫，男生都在羞涩而担心地环顾周围。与此相比，女生们却面不改色，也不知是装腔作势还是满不在乎。全班同学坐好之后，伊藤老师开始按名单依次点名，并让大家做自我介绍。“我叫阿部雄一，来自一高，请多关照。”因为开头较为简单，于是大家都照样只介绍自己的姓名。但是，从半截开始，那个可爱女孩站起来主动介绍了自己的爱好和绰号，教室里响起掌声，气氛就轻松多了。车到山前必有路，看样子以后会比预料的进行顺利。不过，这个过程未必单纯。由于学生半数为女孩，所以教室里的气氛当然会发生变化，而且男生的服装和态度也很快发生了变化。以前强装硬汉、故意穿破旧斗篷和秃齿木屐的人，忽然换上大衣和新鞋来学校了。其中还有人身穿时髦的短大衣，脖子上围着可能是跟姐姐借来的红围巾。原先以赤足过冬、以皴裂为荣的男生，这回却脚蹬白袜和运动鞋上学了。显而易见，他们这样做都是因为特别在意新同学中的女生的目光。不过，虽然大半男生都装扮得衣冠楚楚，却仍然有人倒行逆施。主要是隶属于运动部和拉拉队的人，他们的服装破旧不堪，腰间夸耀地吊着像是浸了菜汤的汗巾，走起路来也故意迈着外八字踱方步，硬充好汉似的对女生不屑一顾。这种两极化倾向还体现在对女生的接触方式上，既有轻松攀谈、多方照顾的类型，还有几乎不跟女生说话、貌似对女人毫无兴趣的类型。特别是后者，总是做出一本正经的表情，每当女人们发出爽朗的谈笑声就貌似不快地皱起眉头。其实，他们并非真的对女生毫不关心，莫如说他们也许在根本上比软派更加关心。但由于与生俱来的羞怯心理和此前的惯性，他们不能坦率地表示好意，只是闷在心里而坚持寡言少语。伸夫当然不是硬派，但虽说如此倒也不是软派。因为他只是不愿做出被人嘲笑的姿态，所以或许应该称作“心情软派”。但是，在男女同校施行后不久的一天，伸夫藏在课桌下的鞋子不知为何跑到前边女生的位置，并且被那个女生交给了班主任。“这双鞋是谁的？”鞋子被班主任高高举起，女生中响起了笑声。那是一双已经变成红褐色的军靴，虽然在当时并非稀奇之物，但因为老旧走形，看上去穿这鞋的肯定是一双傻大脚。伸夫一眼认出那是自己的鞋，可他没有说出来，而是扭头望着侧面。“是谁呀？没有鞋可就回不了家啦！”听到再次询问，伸夫慢慢地举起了手。女生们一齐回过头来。“是高村的吗？鞋袋呢？”“我忘带了。”“不装袋会弄脏教室，你就放在报纸上吧！”“是！”伸夫点头答应，心里觉得班主任特别可恨。把这种鞋拿到大家面前展示，有这个必要吗？没有鞋确实回不了家，可是放在讲台旁边过后自己去取不就行了吗？虽说如此，那个急着把鞋交给老师的女人究竟是何居心？简直无法理解。如果学校里只有男生的话，肯定不会管这种闲事，只会把鞋放在教室的角落。“所以女人特别可恶……”伸夫心里嘀咕道。不可否认，就因为穿了不合脚的鞋，女人们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此后数日之间，伸夫心神不定、情绪低落。他对自己说，大可不必只因鞋不合脚被笑话而介怀，自己完全可以挺起胸膛表示自己的脚就能穿这么大的鞋。不过，他毕竟没有这种气度。不仅仅是伸夫，所有的男生似乎都在煞费苦心地引起女生注意。虽然有人精心打扮，有人对女生温情脉脉，有人强装硬汉，可目的却完全相同。然而，女孩们的理解方式却是多种多样。尽管有人精心打扮、温情脉脉却遭到反感——那个人好恶心呀！而有人少言寡语、不吭不哈却得到好评——那个人好酷哦！有的男生总是端着架子，见面只说一声“早”，却有女生说他“好可爱”。不过，其中对女生极具感召力的无疑是学习成绩优秀的男生。虽然对于打扮优雅和强装硬汉的评价见仁见智，但头脑聪明的男生总是所有女生憧憬的目标。班级里学习成绩最好的桥本君虽然个头较矮，却以端正的相貌和秀才所特具的姿态拥有压倒性的人气。在上物理和数学等选修课时，很多女生都想坐在他的旁边。有些男生冷眼以对那些靠装扮和温情博得女生青睐的人，而对成绩优秀的男生却不得不刮目相看。而且，如果那个男生并不特别喜欢女性的话，那就简直无可挑剔了。说老实话，伸夫在学习方面不得不甘拜下风。在以前的考试中，虽然偶尔会高高在上，但整体上却仍然靠后。不过，从整个班级来讲，伸夫倒也不算太差。虽然考试成绩好歹都能合格，但这样却不足以胜过桥本君。而且，仅仅是学习成绩优秀还会造成态度生硬的印象，女孩也难以接近。实际上对桥本君心怀好感的女生并不在少数，却几乎无人与他亲切交谈。“那种类型太没劲了！”伸夫虽然对桥本有几分同情，但还是要考虑其他更为理想的类型。“既学习好又有亲和力，还能逗女生发笑，这才是最高境界啊！”然而，实际上伸夫根本不可能扮演那种角色。学习方面暂且不说，对女生展示亲和力已是相当不易，还得说话风趣幽默，这可是难上加难。伸夫本来就连向女人搭话都很难为情，言谈举止也不能轻松自如。他甚至对街坊家的女孩弓子都没说过话，所以即使现在突然想说也不是张口就能来的。伸夫观察整个班级发现，在一般平民区长大、特别是商家的孩子更能自然地接近女人。他们擅于随机搭话，并很快与对方融洽地一起大呼小叫。与之相比，像伸夫这样住在富人区的工薪族子弟则总是慢半拍。在这方面女孩也是一样，商家的女儿就能比较开朗地攀谈。伸夫邻座的中井洋子家在市内最繁华的街道开料理店，因此她在哪儿都不会露怯。第一个向伸夫问“你家是在圆山吗”的人也是中井洋子。从那以后相互就开始熟悉了，可伸夫还是有些不自然。他总是思前想后：自己跟男孩什么话都能说，可对女孩也那样说会不会被笑话？如果太接近女孩的话别人会不会有看法？“我应该再放松一些。”伸夫虽然心里这样想，可是跟女生单独在一起时却依然拘谨。其他男生虽然嘴上不说，但似乎也有同样的苦恼。因为他们常常指责那些跟女孩接近的男生，所以从这一点也能推测出来。“那小子是个软派嘛！”他们虽然嘴上这样指责，但心里却非常羡慕。正像软派和硬汉对待女生态度截然不同，在学习方面也会分为两派。一派当然是为了让女孩看到自己学习成绩好而突然开始刻苦用功的群体，虽然其中也有想以用功学习引人注目的，但大半都是稍作准备，只求不在课堂上出丑。在课堂上老师会点名提问，如果此时无言以答、进退两难可就太丢面子了。就算在课间休息时能跟女生逗乐聚集人气，但如果在课堂上成为笑料却只会带来相反的效果。不过，在原本就不擅于学习的同学中，还有从最初就已放弃学业的人。当老师指名提问时他就回答说“不会”，即使老师斥其“真没用”他也还是一声不吭，老师说“站着吧”，他就老老实实地站在讲台旁边。虽然放弃努力确实不应该，但那种坦诚的态度却相当豪爽。不过，与其说是坦诚豪爽莫如说是破罐破摔。而女生中既有说“像个硬汉”的赞赏者，也有说“好可怜哦”的同情者。这一点说起来也与针对软派的硬汉相同，这毫无疑问就是不擅于学习者倒打一耙的自我表现。另外还有以显示自己体育好来代替学习好的同学。这种类型虽然在课堂上畏畏缩缩，可一到体操课和放学后就突然变得生龙活虎起来。如果当了运动部的明星选手，在女孩中的人气就会急剧上升，并转化为一种动力激励选手们更加发奋。尽管每个人情况不同，但男生都很在意女生的目光，所以刻苦用功、努力表现。二男女同校之后转眼就过了三个月。虽然男生女生最初只是因为感到新鲜而隔空相望，但只过一个月就轻松交谈，异性意识也淡薄了。当女生中出现了“阿富”的绰号时，男生也跟着一起叫。当男生中有人被叫作“大叔”时，女生也使用这个绰号。称呼者和被称呼者感觉都极为自然，并没有特别的异性意识。这或许应该称作年轻的适应能力。在三个月之后，伸夫发现了一个新的事实——女生中也有学习很差的孩子。不知什么原因，在男女同校的初期，伸夫深信女生全都学习成绩优秀。她们总是使用崭新的笔记本和削得很整齐的铅笔，老师一开始讲课，她们就一字不落似的记笔记，几乎无人交头接耳、左顾右盼。表面看去她们似乎相当认真，学习能力很强。可是，一旦进行测试，成绩靠前的却大都是男生，而女生只有极少一部分。有的女孩也会在老师点名提问时无言以答，有的还会尴尬得要哭出来。“怎么？没想到女的也有学习不好的呀！”伸夫颇感扫兴，同时心情也轻松了许多。不过，这也是男生们的共同感觉。特别是在学习方面，男生往往会对女生过高评价。“女的为什么那么拼命记笔记却学不好呢？”“不会是因为记笔记把精力耗尽了吧？”“其实她们只是死记硬背而已嘛！”“可也不该那么差呀！”男生们议论纷纷，对自己占据了优势而感到自豪。不过，说到学习之外的事情，优越感也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例如，女生在课外活动时指出，有很多男生在做值日清扫时偷懒。“既然如此，最好让男生女生分开值日。”有的女生还如此明确点名批评。此外，还有人向在午饭时间之前吃盒饭的“早饭族”发出抱怨。“在课间吃盒饭，教室里到处都是怪味儿，所以应该禁止！”还有人把男生悄悄塞进女生书包里的情书交给老师并发出呼吁。“请不要再搞这种恶作剧了！”这些事情在男生看来没什么大不了，可女生却似乎难以接受。而且，她们提出的诉求从表面上看都无可非议，所以男生们毫无反驳的余地。“女人这东西相当厉害呀！”这种感叹也是男人们的真情实感。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之后，男女生之间重新形成了较为亲近的团团伙伙。座位相距较近是形成小团伙最简单的理由，尽管程度有所区别却都大同小异。当然，其中有的特别亲近，在上课时也会交头接耳或互相借用铅笔和橡皮，看到的人不禁想皱眉咋舌。虽说如此，因为这都是很自然的接近方式，所以别人也没理由挑毛病。另一种极为自然的实例就是通过加入兴趣活动小组相互接近，像排球部和乒乓球部等女生较多，拉近关系的机会似乎更多。特别是在放学后还要训练到很晚，在活动结束时相互慰劳一声“辛苦啦”，这是十分可喜的情景。与此相比，稍显可怜的就是棒球部和足球部，连一个女生都没有。但尽管如此，在对外比赛中听到“高志君，加油”的尖叫声，伸夫就羡慕地想“要是我也那么棒该多好”。其他的像合唱部、报刊部、理科研究班等文化相关小组虽然也有相互接近的机会，但由于比较低调所以不像运动部那么显眼。除了这些因座位靠近和通过课外活动相互接近的情况之外，还有因性情相近而亲密的同学。在这种类型中还有秘密活动的实例。例如在课间休息时去不惹人注意的校园角落里晒太阳聊天的二人组。虽然因为都是同班同学又是在屋外而没什么不自然，但两人坐在草丛中的背影却有种“私会勿扰”的氛围。另外，有的男女生会在放学时脱离群体双双离校。伸夫虽然心里觉得那两人关系不错，却无意做进一步的猜测。实际上即使进一步猜测，两人也并非是在做坏事。而且，那坏事到底是什么也无从得知。与这些秘密发展的二人组相反，还有大大方方主动告白的同学。当然，这几乎都只是男生的表现。不过，一旦明确宣告“我喜欢那女生”，其他人也就没了冷嘲热讽的兴致。采取这种方式的同学大都学习不太用功，表面看似坦率大方，其实也是一种破罐破摔的态度。如果干脆明确告白，就可以避免各种臆测，对同一位女生怀有好感的男生也会因此而放弃。虽然看似漫不经心，但其实男生也相当工于心计。另一方面，也会有女生说出自己所喜欢的男生。不过因为是女生，所以不会像男生那样直白。当选修课堂上出现座位变动的机会时，女生就会占据自己心仪男生旁边的座位，然后开始搭话。稍有不懂之处立刻去找该男生询问，不管听懂听不懂都会做出满意的表情点头。而且会为他削铅笔，看到他袖口有褶皱就帮着抚平，照顾得相当周到。在这个过程中，男生也会有所觉察开始难为情，可女生却毫无害羞的样子。可能是因为女生一旦明确表示喜欢对方就会坦然自若，反倒更加大胆。除此之外，有的同学会悄悄递送情书，相反有的同学则会故意恶作剧。后者表面看去像是厌恶对方，但其实有时是为引起对方关注而故作姿态。其典型实例就是安岛君试探女生左右田亮子的恶作剧。那是在某日下午英语课开始之前，安岛君把一条酷似实物的玩具蛇放进亮子同学的桌斗里。亮子同学完全不知，在伸手取书时大声喊叫起来。“啊——”亮子同学惨叫一声当场倒下。当然，她很快清醒过来，可接着就放声大哭根本无法上课。班主任伊藤老师高高举起玩具蛇扫视教室问“这是谁搞的恶作剧”，过了片刻安岛君站起身来。“是你干的吗？混蛋东西！”老师挥起手中的名册在安岛君头上拍了一下追问。“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可是，安岛君根本无法回答这种问题。有些同学了解安岛君的心思，所以知道他是因为喜欢亮子同学才这样做的。“你这样做伤着人怎么办？快道歉！”安岛君面朝正在低头哭泣的亮子同学默默鞠躬致歉。虽然安岛君未必居心叵测，可女孩只是看见玩具蛇就被吓晕实在令人意外。这种反应未免有些夸张，不过或许也能说明从纯男生生活中过来的感觉差异很大。可是，事到如今再说这些也于事无补了。“去讲台前面站着！”老师又拍了一下安岛君的脑袋，随即手指前方发出指令。安岛君大模大样痛快地走到讲台旁面向同学们站下。“怎么会干出这种傻事？”老师又申斥了一句，然后转向还在抽泣的亮子同学。“好啦，别害怕！只是个玩具而已。”老师再次恨恨地盯了一眼玩具蛇，随即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