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革命党在黄花岗孤注一掷，革命基本上到了尾声，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已经可以远远看到胜利的曙光，一个古老的中国即将实现华丽转身，在那个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人怀疑。难点：怎样剥离既得利益者在过去几年，近代史学界谈论最多的是改良最终没有跑赢革命，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到了最关键时候，还是不期然验证了孙中山、革命党的预言：清廷主导的改革缺乏真诚，改革只是在糊弄人民。改革只是推迟了革命的爆发，但最终还是被革命超越。改革成了历史，革命则在等待中迎来了机会。研究者对于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不无惋惜，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场充满希望的改革归于失败？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宪政进入落实阶段的第一个举措，清廷发布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让社会各界，特别是让立宪党人跌破了眼镜，失去了信心。宪政本来就是在宪法框架下的权力分享，皇族、贵族在这个体制下如果还有功能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模范的国民、合格的守法者、道德的示范者，此外，还可以是时尚引领者，唯独不能做的，就是从事政治的优先权、违法的豁免权。这是宪政国家皇族、贵族必须遵守的规则。然而，或许是因为中国立宪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或许因为新政治家的养成还有一段时间。总而言之，一个充满希望的1911年春天，竟然因皇族内阁名单弄得灰蒙蒙。十三个内阁成员竟有九个来自皇族或贵族，这是无论如何无法解释的失误。知错改错善莫大焉，假如朝廷在各地意见纷呈之际大胆纠正，像严复后来所说的那样，将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提前几个月，那么，皇族内阁引发的政治风波不过就是一段故事。然而，遗憾的是，自5月至10月，即便到了湖北新军，连同六个省的新军揭竿而起进行抗议，清廷主政者依然不为所动，不愿废黜皇族内阁，改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直到中央军——北洋六镇——滦州发难，清廷方然醒悟，下诏罪己，宣布罢黜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筹组新内阁。迟来的机会还是机会，这一个回合虽说让朝廷在信誉上损失巨大，但总算在关键时刻侥幸过关。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袁世凯内阁建立，中国的宪政改革起死回生，机会重现。宪政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怎样将不完全选举的资政院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国会。按照预备立宪规划，资政院两百名议员有一半来自各省咨议局，他们是经过严格选举进入的。另有一半为钦定议员，他们由朝廷指定，分别来自实业、学界、皇族、贵族，以及中央各部院行政长官。实业、学界及各部院行政长官共五十二名交给各地重新选举问题不大，出问题的还是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四十多人。这些人当然都属于大清江山的所有者，他们的祖上追随爱新觉罗家族打天下，在过去两百多年属于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打天下坐天下，在家天下时代天经地义无可怀疑，但到了宪政时代，哪怕这个宪政是君主立宪，皇族和贵族都不便继续享有家天下时代的老办法。南北议和从10月到12月，所争问题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皇族、贵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何以自处，他们究竟应该对政治承担怎样的角色？在立宪党人看来，所谓立宪政治，就是将包括皇帝在内的权力放到笼子里。在立宪框架里，根本就不再有皇权之外的特权。然而在皇族、贵族看来，他们之所以斤斤于权力，并不在于权力，他们是要通过对权力的垄断保证大清王朝不变色。我们无法断定皇族、贵族的真诚或虚伪，但我们知道，皇族、贵族的坚持，终于使君主立宪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不得已，立宪党人、革命党人、新军将领达成妥协，终结帝制，转向共和，以国体的变更消解君宪的压力，既得利益者最终还是向隅而泣，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却由此前进了一大步。近代中国走过的路，为未来中国留下丰厚的思想遗产，随着实践演变，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解读一定越来越接近真相，一定越来越精彩。大变革时代——缘起、动力及方向1860年，中国在经历了两百年闭目塞听、二十年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痛定思痛，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仅仅用了三十年时间，中国就大致重建辉煌，恢复了中华帝国惯有威风。所谓“同光中兴”，绝不是浪得虚名，而有实实在在业绩作支撑：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军事力量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这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瞎吹，而是外国人实实在在的研究。然而，让中国人无论如何没有预料到的是，一个偶然的局部冲突，竟然将三十年增长真相大起底，中国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进入一个“大变革时代”。本末与体用中国三十年增长不敌同时期的东邻小国日本，这让长时期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很没有面子。中国人在此之前最为自信的是道路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奉为那个时代不可更易的圭臬。现在，日本人用事实证明“中体西用”可爱不可用，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加分析将甲午战败责任归结为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中体西用”。于是乎，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至1915年短短二十年，中国走完日本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清中国1895年转身向东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是采纳“线性进化论”去看待历史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在1895年放弃“中体西用”发展路径非常可惜，因为回望过去三十年，中国并不是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并没有完全拒绝外来好东西，更没有坚守传统坏东西，中国在政治架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学习西方不少，短短三十年，中国在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假如中国不因甲午战争中断发展路径，中国沿着“中体西用”既定方针继续往前走，再过二十年，到1915年，中国也应该能够一步一个台阶走上类似日本的路，在政治上有改进有所进步，而且可以减少甲午、戊戌、庚子那样的大动荡。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局部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不再认同三十年举国共识了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上说，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说明洋务新政“中体西用”道路选择的历史依据和所要达成的目标。三十年洋务新政确实是闷头发财“追求富强”，就是要缩短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这是对的。近代中国全部问题，其实就是农业文明的中国怎样添加一个工业文明。这是传统中国不曾有的，无论怎样快速增长都不过分。问题在于，就像严复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不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都有本有末，有体有用，不存在只要其末其用，而不要其体其本的情形。中国在末与用增长的同时应该清楚，本与体是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在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后，一定能够发生全方位的渐变，一定能够建设一个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的新国家。假如中国在1895年前弄清这些道理，中国理所当然可以自信已有的道路选择。维新与变法中国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民族。甲午战败让中国人迅速觉醒，先前争论十多年的问题因战败而不再争论，清政府迅即释放社会，新式报刊杂志、社会组织仿佛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官绅主导的地方自治试验，也在1895年之后迅速展开，做得比较好的如湖南，短短几年时间就取得了相当成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根据《马关条约》约束，“日本臣民”有权到中国自由办厂，享有进出口优惠。根据列强与中国政府多年前达成的条约体制，中日之间双边约定转化为多边受益，各国资本参照日本臣民的例子，大规模投资中国。中国真正向外国资本打开了大门，迎来了经济建设一轮新高潮。外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当然有利润考量，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资本输出。不过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积极意义不应低估，先前无法修建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产资源，都在1895年后很短时间内启动，这里面主要的就是外国资本的驱动。对于外国资本，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对于外国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中国政府也积极给予解决。但是，由于旧的行政体制、观念约束，中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也有难处。比如，各国对华投资贸易急剧扩大，他们急需在中国沿海建立自己的基地。但是，中国碍于各方面原因，有心无力，理性觉得可以接受这样的要求，但实际上又不敢将土地以租借方式划给外国资本使用。正像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具有疯狂的本能，只要有值得它疯狂的冲动。马克思的母国德国政府自恃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有恩于中国，因而希望中国政府为德国资本找到一个“煤栈”，以方便德国远洋货轮。但是，德国人性子太急了，无法容忍中国的行政官僚主义。1897年底，德国人借着巨野教案一举武力占领胶州湾，引爆了中国社会内部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胶州湾外交危机阻断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渐进维新，使中国人觉得中国如果不变法，不进行系统的政治体制变革，中国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就不可能获得尊严。于是转过年，尤其是稳健政治家恭亲王奕不幸去世，中国的政治变革迅即展开。这就是1898年“百日维新”。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一直以为百日维新太激进了，是失败的根源。其实，按照现在的研究，百日维新与稍后相比一点都不激进，百日维新失败另有原因在，那就是康有为等人凭借超人想象以为朝廷中有个冥顽不化的守旧派。为了改革，他们不惜以暴力去化解非暴力政治的变革阻力。不幸，消息走漏，出师未捷身先死，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仓皇出逃。以后来的观点回望1898年政治变革，我们相信那时各派都期望中国更好，而不是更坏。康有为怀疑朝廷有个守旧派，其实，在很多时候，适度守旧并非一件坏事。新政、宪政与君宪从维新到变法，改革的动力就是为了中国更好，只是机缘巧合，中国不是做得更好，而是更糟。1898年秋天政治逆转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先前几年对外部世界的坦然被种种忧虑所替代。而且，1895年之后外国资本大规模、无限度进入也确实衍生许多问题，大开发，大开挖，确实让相当一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战争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不会发生了，政府也就大胆遣散了军队。这些离开土地的军人虽说本质上就是农民，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回到土地，他们在城乡之间流浪、游走。到了1900年春天，终于在华北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导致八国联军进中国。义和团战争、八国联军进中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政府在列强要求下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在观念上与世界一致，所以《辛丑条约》签订前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政治变革，以地方自治、司法独立、新教育发展为主要内容。应该说，1901年开始的新政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其在中国政治上的积极意义不应低估。1901年新政触及到了政治改革，但是这场改革依然局限于政治的末节，并非制度根本，因此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中国官绅眼见着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打败欧亚大陆两个庞大帝国，真的是不寒而栗，惊慌失措。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面前。1905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来，清政府已毫无希望，中国人应该像俄国人那样觉醒，那样革命，推翻清廷，重建中国。日本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俄国紧接着发生的变革，深深影响了革命党人。流亡在全世界的中国革命党人在那一年汇聚东京，朝圣般地学习日本，发誓改变中国，不惜代价。革命高潮，日本的胜利，俄国的变革，也在影响清政府。在家天下体制下，也不能说清廷统治者对未来前途不考虑。形势比人强。清廷派出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秋，以宪政为主导的政治变革迅速推进。应该承认，中国人自从甲午战后开始探索，直至终于承认君主立宪是适合中国的政治选择。君主立宪就是宪政，就是将君主的权力用宪法去约束。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了这些原则，按照规划，经过九年时间逐年筹备，一个与东西洋各立宪国大致一致的政治架构就会从蓝图变成现实。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当年，强势领导人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之中相继去世，接替他们的是摄政王和隆裕太后。如果仅从年龄上说，摄政王、隆裕太后组合比慈禧太后当年与恭亲王搭档的叔嫂组合还年长，但在任何人看来，摄政王、隆裕太后这个组合都是一个弱势班底。弱势班底没有办法掌控政治变革的大局，很快摄政王被迫同意立宪党人缩短立宪年限的要求。这不仅破坏了“计划政治”的约定与规则，为后来的变数开了一个先例，而且使复杂的政治变革变成了儿戏，既然九年立宪的约定可以缩短，那么为什么不能立即立宪呢？弱势的摄政王叔嫂组合没有办法回应立宪党人的要求，也没有办法掌控皇族和满洲贵族。1911年，当政治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原本值得庆贺的第一届责任内阁，竟然被弄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问题在于，摄政王并不认为皇族内阁以及稍后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错了，所以全国混乱僵持了大半年，直至四川总督府门前流血，直至湖北新军发难，方才有机会打破僵持。按理说，南北和谈仍给清廷留有机会，但是僵持到最后，满洲贵族依然在权力分享上不愿继续妥协。国体变更，走向共和，成为1911年底中国唯一的政治选择，清帝退位，创建民国，两千年的帝制竟然如此轻松成为过去。然而，两千年的帝制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结束，一个全新的共和制度也不是那样容易确立。但在经历了共和之后重回帝制，更是死路一条。所以等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短短一百天，就将自己送上了绝路。袁世凯帝制复辟引起了中国知识人沉痛反省。1915年，陈独秀等人发现，如果不能建构一个新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于是，陈独秀等人创办《新青年》，一个全新时代就此开始。1895—1915年这二十年，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三峡”的一段。二十年大变革浓缩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细细思索，认真总结。章太炎与新史学中国士大夫向来有立言传世的传统，但千百年来却没有几部精心建构体系的精致之作，更没有制造思想体系学术范式的野心和尝试，即便学术成就如郑玄，如韩愈，如二程，如朱熹，他们留给后世的大都是感想是随笔，稍有建构体系野心的如刘勰、如刘知几、如章学诚，也不过比郑玄、韩愈等略强些，留有《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现构建体系营造范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响深远的《訄书》。章炳麟生于1869年，卒于1936年，浙江余杭人，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为人，改名绛，号太炎。章氏家族有着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家业，所以章炳麟的童年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初有他的外祖父引领他阅读传统典籍，后因其患有癫痫而与科举考试绝缘，得以自由阅读，较之同时代同龄人整天忙于科举考试无疑学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意义巨大。稍后，学有所成的章炳麟遵从乃父遗命拜大学问家俞樾为师，入诂经精舍，在那里他又潜心攻读了七八年之久，等到1897年离开诂经精舍步入社会，章炳麟28岁，已经实打实地下过二十多年苦功夫，而且不带任何功利目的，这是同时代甚至易代学者都很难具备的条件和机遇。由于在诂经精舍的日子里就与东南半壁学术界多有交往，结识一批学术界大佬或新秀，章炳麟的学问和识见也在业内早有传闻，所以他步入江湖的第一站就是到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做

地一闪，灭去了两支。盘坐的老头脸上掠过一丝惊讶，双目紧闭中单手弹出两道灵火再次点亮了香烛，只是他不曾看到，那香烛的颜色却是变成了淡紫。……“好样的，再撑一会儿。”耿婆在竹签卦阵前低声自语道，“老小子这次是败定了！”……虽然眼前这个莫念非只是梦中的幻像，但起手间惊人的实力却丝毫不比莫曹逊色，即便是当日莫炎与莫曹交手时也不曾有如此大的劣势，莫炎心中一定对父亲崇敬之极，也因此早就出了一个如此厉害的对手。“就这么多了？”莫炎自地下爬起，冷冷地看着眼前的“父亲”，身上的衣服残破不堪，冰冷的脸颊上遍布着燎伤的痕迹。莫念非似乎有些讶异，方才莫炎所中的每一招都足以重创肢体，但他却依旧站在了那里，摇摆的身体完全靠着意志在支撑。“那么……”莫炎缓缓地举起左手，上面的灵火淡得近乎透明，“你可以死了。”话音中，满是灵火的左手轻描淡写地按在了自己的左胸，莫炎脸上一阵抽动，豆大的汗珠自额角滑落。莫念非全身一震，眼中的讶异化作了绝望，挺直的身躯竟如烟般飘动起来。“灵火断情！”随着飘忽的声音，莫念非的身影飘逝而去。“丫头小子们，这是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耿婆的声音在周围响起，“跟着东面出现的光亮走，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一道柔和的光亮自空中亮起，脚下蜿蜒地出现了一条小路，我扶起莫炎带着众人沿路而去。就在这时，四周的景物再度变幻了起来…………地窖中火光亮成了一片，白发老头身周的香烛已不再明亮。但就在这香烛圈的外围却诡异地出现了一圈腐烂的人头，头盖骨上一团团跃动的灵火不住跳动着，火光映在老头那阴沉的脸上，显得分外凶狠。“喝！”老头一声低叱，人头上的火光高起一尺，空气中弥漫起一阵灰黑的雾气。……啪地一声，阴阳鱼中那颗白色的石球突地裂开一道大缝，随着阵中一道黑气的突起，飘动的白色雾气渐渐淡了下来。“糟糕，是度尸解灵！”耿婆双手一合，竭力控制住逐渐开裂的白色石球，“这老乌龟真的玩命了！”……随着逐渐的接近，柔和的光亮变得有些刺眼起来，我抬起手在眼前遮挡了一下，隐隐看到光亮中有着一层旋动的白雾，那里应该是这个恶梦的出口。只是不知为何，白雾外围有着一道缥缈的黑气，那黑气不断涌动着，似乎正在吞噬着出口。突然，脚下一空，通向出口的道路莫名崩溃，众人猝不及防地纷纷落下，四周的景物变得漆黑一片。坠落中眼前出现了一片暗红的湖泊，翻滚的波涛中传来一阵阵灼热。“是岩浆！”晖儿大声喊道。忽地一声狂吼，狴犴的身躯化作一层厚厚的黄云，堪堪承载了落下的众人。可那岩浆却似涨潮般地涌起，飞快地接近了黄云。……一个淡淡的人影无声地飘入了地窖，看着地上那些燃烧的香烛人头，嘴角露出一丝调皮的笑容…………承载众人的黄云奋力地向上浮动着，但速度却无法超过那无情的岩浆。无比的灼热中，头发和衣衫渐渐开始冒起了青烟，林岳缘木造出的绿叶更是被烤得焦黄起火。噗，岩浆终于赶上了黄云，刹那间一切都被吞没。……“啪！”竹签卦阵中的白色石球突地爆裂了开来。……岩浆中，一团柔光渐渐黯淡了下去……二十三、凶楼困生“嗬～～”林岳打了第十个哈欠，揉了揉眼角，满脸倦意地转头想和S搭腔，目光却正迎上一张满是利齿的大嘴，大嘴的主人吧嗒了两下，一双睡眼毫无兴趣地瞥了林岳一眼，慢慢爬下椅背，跃上S的膝头舒服地打起呼噜来。“这年头，连大猫都欺负我……”林岳看了看熟睡的S，悄声怨道。“这年头，连大猫都计较。”莫炎有趣地看着他道，“你从小就这样？”“呃～～”林岳立马被呛了个饱，冲莫炎翻了翻白眼，转头靠去一边假寐。“陈子浩也挺倒霉，眼看都要得手了。”我扳动方向盘拐上一条大路，“偏偏那些香烛倒在了地上，最后一搏的人头灯就这么给烧了。”“倒霉是倒霉，也许是天意，也许是人为。”耿婆闭着眼睛悠然道。“您老的意思是……”我惊讶地望了望后视镜，“有人暗中帮忙？”……许昌市襄城县，姜店西，高阳山下。姜太公墓背依高阳峻峰，左首山，右湛浦，墓冢高大，占地数亩，墓门雕刻古朴。据史料记载，太公墓前原有太公祠，正殿内有太公塑像一尊，四周墙壁绘有以姜太公生平为主题的壁画，祠内有数株两抱粗的巨松，只可惜现在祠，碑已毁。历史上并无姜太公葬地的记载，许昌原为姜氏后裔封地，此墓应该只是为了纪念祖先姜太公而修建的。显然这座古墓中根本不会留有西周时期的古物，更不可能存放着太公生前传下的什么文稿资料。但在那份地图上，姜太公墓却是整条路线的最后一站。“可这里为什么会定在最后一站呢？”S奇怪道，“一般最后一站往往总是最重要的。”“那你得去问老耗子了。”林岳看着地图摇头道，“不过，除非做恶梦，否则没什么机会碰到他。”“猜是猜不出什么的，你们分头出去逛逛。”耿婆看着窗外道，“看看有什么扎眼的事情发生。”……“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这句俗语似乎是人所周知的，这位研究出奇门遁甲七十二局的姜太公不但辅佐周武王登上了王位，更是被世人神话到了极点。换作平时我很少会对这类俗语有什么想法，世事原本就不会因某个人的存在与否而改变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更何况“姜太公”并不“在此”。不过，这里的“禁忌”也太多了点…………林岳心不甘情不愿地和莫炎搭在了一组，但听到S也在同组，便也没有多说什么。我和晖儿自然作为另一组出行，而耿婆则留在落脚的旅店中摆弄着一些玄妙的卦盘。走在繁华的街道上，突然想起已许久没有这样和晖儿一起漫步街头了，那次梦境中晖儿的话语始终徘徊在我的脑中，自从突如其来的事件接踵而至后，求生和解谜渐渐地替代了生活中原有的悠闲和宁静，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环境。但如果不是这样，我是否会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平凡生活的可贵呢？“亦凡，这里的公寓小区建的很不错啊。”晖儿看着路边的几座仿欧式建筑道。“的确不错，内地城市环境和格局都比沿海好。”我点头道，“单就城市建筑发展来看，应该不会逊色……”但就在这一瞥间，这些建筑的环境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从公寓小区的构成来看，它们都属于多层加高层的小区，亭台楼阁、假山流水配合着大片的绿化环境，不但显得人文意味浓重，更是符合现代人的健康家居需求。可这些却只是表面…………“天知道这里是不是撞邪了。”林岳嘬着牙花道，“反正我一路看着一路寒。”“夸张～～真的很夸张。”S一边翻开笔记本，一边神秘道，“连莫炎都惊讶了，现在还在那里勘察呢。”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几张清晰的图片，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基本囊括了画面中那些并不高大的建筑环境，尤其是那张高处的全景。看着图片，我沉默了半晌，转手拿过晖儿的笔记本，打开了我们拍摄的图片。“现在大家都有什么想法？”我沉声道，不禁林岳和S已目瞪口呆，连耿婆的眼中也闪出了惊愕的目光。“你们全张着嘴干什么？”耿婆突然一笑，“来，都和老婆子说说，有啥稀奇事。”若只是从风水堪舆的表面层次来看，我和晖儿所到的公寓小区并没有什么特别。抬眼一扫，气脉、明堂、水口一应俱吉，风水的三纲五常摆得清清楚楚。可就是这些太过规律的事情才让人感到奇怪，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和晖儿谈笑着步入其中一个小区，四周闲逛了一下，终于发现了让我心中隐隐不安的地方。小区的格局布置中散落着多彩石块砌成的空地和道路，一些装饰性雕塑被做成了古朴的狮子造型，格局主线上的路灯更是出现了波浪状的夸张灯罩，这结合着古典与前卫的设计风格似乎在遵循着一种中西合璧的不对称创意。自古民间建筑中，阳宅风水的好坏并不像阴宅茔地那样被重视，有许多的建筑在建造后期才会发现在风水上所存在的不足。于是，堪舆者们便整理出了一套足以调整改变阳宅风水格局的方法，然而可惜的是，再好的初衷都会被金钱利益扭曲变形。眼前的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一个转煞治气的格局。风水宝地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它的罕见，可每个相信风水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居于其中。明明是一块普通之极的地皮，只要你出得起钱，又够大胆，那么一些无良的“大师”们便会附耳授秘，让你一夜之间拥有一块风水宝地。这种方法并不复杂，在指定的风水煞位埋藏或建造一些足以制造出大量凶险煞气的东西，而后在其周围布下相应的格局，那些煞气的力量便会神奇地被转换为有助人们的格局气息，从而让你飞黄腾达、佳运亨通。只不过，“大师”们往往收了钱便“四处云游”去了，过个三年五载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一落千丈，连纯净水都能卡在牙缝里，更有趣的是，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别想再离开这块“风水宝地”。“以五色石排形，化煞转气，避其锋芒而入，辅以五行之气遁之。”这小区里那些色彩斑斓的空地和道路正是转煞治气局的第一步，依据色彩和五行属性的呼应，布设成形，以形煞反煞的原理将煞气分解引导，化整为零以便下一步的进行。“狻猊者，其性为金，气势刚猛，存于西方镇宅安神，于煞者善降也。”雕塑从外观来看很像现代的狮子，但却有些许不同，细究之下它们正是古时人们常用的狻猊镇兽。这种镇兽通常是用以镇压比较凶狠的煞气，取道以暴制暴的方针策略。五色石分解的煞气四散而去，经开、杜、生、死门四位的金属和石制狻猊镇压后，气息顿时变得规规矩矩，循着事先布设的方位被这些狻猊赶着来到格局主线上。“水平而生波浪，形曲，其性灵动，融之善变，导气之根本，入局之要穴。”小区格局主线上的水波状路灯并不是什么超前风格的设计，那只是风水堪舆中的峦头法诀，波形为曲可化去煞气中剩余的暴戾成分，彻彻底底地将这股煞气转换为无害的能量。当然，在格局主线上还有一样东西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没有它，那么这股能量也就无法被正确的使用。那是格局正中一个碑亭中的石龟。“龟者，灵兽也，其态端庄，其性祥和，温润缓滞，以柔克刚。”这只看似平平无奇的石龟却在造型上做足了文章，面南的大口与面前的两道波形灯壳介于一条直线，喇叭形的孔道自身底通向口内，加上整个小区的形状本就按照一个“灵龟纳气”的形状来排设的，这只石龟便将那些转化了的煞气直直引入了地下，成为整个小区所谓的“吉格之气”。“亦凡，按你说的应该没什么不对啊。”当时晖儿曾不解地如是说。是，从表面看根本就没什么不对，否则那些人怎么会大费周章地去摆设这些格局，还将大笔的金钱塞入“大师”们的口袋呢？要是他们明白那些五色石在一段时日后与这里的地脉相融，自然产生五行生克，失去化煞作用；如果他们知道狻猊本属乾卦，应居西方，以金为上属，单只摆放只会累积凶煞；如果他们了解“波形为曲，遇灯火则相悖”，路灯夜间等于是在腾升煞气；如果他们弄懂了“灵龟纳气，入煞反凶”，灵龟身下的地层里埋藏的正是那股煞气……如果真有那么多如果，这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虽然这里还没有凶险到入不出生的地步，但只要稍稍假以时日，这些小区的居民只怕是难逃厄运。“据小区的那些老人们说，前不久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晖儿接着我的话头道，“小两口吵架上吊的，失业导致无法还贷跳楼的，类似的虽然不多但也已经有些可观了。”“嗯，最让我担心的是，发生事情的住户并没有离开那里。”我沉声道，“虽然是动了心思要搬出，但却总是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搁浅。”“对了，那附近的小区应该都是同一家开发商承建的。”晖儿回忆道，“好像那家公司的老总是个风水迷。”“风水迷？”耿婆脸上露出一丝怅然，“不怕精，不怕笨，就怕半吊子耍枪棍。”“不管这事的根底在哪里，眼下最好能尽快把煞源找出来。”我接着道，“七个小区，上万户人家，数万条人命……”“恐怕不止。”莫炎悄无声息地开门进来，手上提着个旅行包，“再算上三个小区。”啪，包丢在了地上，里面传出一阵叽里咕噜的响声，包袋蠕动着似乎装着什么活物。狴犴正巧站在一边，看到包袋脸上突地严肃了许多，眼睛眯缝了半天冲着包袋呜呜了两声。说来也怪，那包袋中的东西不再发出声响，甚至连动都不动了。拉开拉链，包中黑黑白白的现出几团东西来，毛茸茸的样子倒挺可爱，那是黑白相间的两只猫咪和一只小狗。“戴孝狗，奔丧猫……”林岳一脸头晕道，“你带这么几个晦气东西回来干嘛？”“怕啥？这三只是幼仔，没多大阴气。”耿婆瞪了林岳一眼，转而对莫炎道，“你约摸着那边还有多少只？”“三十多只狗。”莫炎看了眼边上的小猫，微微叹了口气，“猫两百多。”“什么？！”三人齐声惊道，耿婆、林岳和我不可思议地盯着莫炎，他冷静地点了点头，做了个摊手的动作。戴孝狗和奔丧猫其实只是俗称，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一只黑狗如果在近后脑的位置上长有白色毛发，便有如丧礼上一个身着黑袍头戴白麻的戴孝者，加上人们常认为黑狗不吉利，所以便给了个“戴孝狗”的绰号。那么黑猫的四爪全白，腹部及腰处长有大量白毛，便有如一个脚穿白鞋，腰系白麻的奔丧妇女，同为与黑狗一样，黑猫也被认为是不吉之物，它的诨名便是“奔丧猫”。很多地区的老百姓都认为这种猫狗是极凶险的征兆，一旦发现不是打死就是丢弃。可莫炎拿回来的却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事实上它们貌似外形上根本和传说中的不一样。黑狗的眼下有两个显著的黑点，而黑猫的眼下则是两个白点，看上去就像是哭泣的泪痕，这才是真正的“戴孝狗”和“奔丧猫”。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与乌鸦有着类似的地方，人们之所以憎恨乌鸦，主要是因为它出现的地方常常会发生灾祸，而事实上乌鸦这种聪明的鸟类是预感到了某些事情的变化，用它那并不动听的声音来警示人们的。但世间却没有多少人善待这位“报忧使者”，除了传说中那位封乌鸦为神鸟的真武大帝。这种猫狗同样也有着预感能力，至于为何它们比同类更为敏感，这其间的原因却不得而知，但《闻风拾水录》风水格局篇关于堪舆家畜的文字中曾特意提到“狗阳猫阴，玄色为灵”。从风水五行气脉的角度去看，它们“性喜阴，纳气入脉，复化阴阳，伴人左右，化煞解灾”。因此经常出现在阴霾煞气较重的地方，引去这些对人们不利的气息，一来为自己所用，二来也保护人们。毕竟自古猫狗便是人类的朋友，对饲养自己的主人好些，难道有错吗？不过，数量的叠加往往会成为恐怖的根源，正如一只小猫可称作可爱，一千只小猫便是恐怖了。从莫炎的描述来看，那些小区间游走的猫狗数量已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范围，家养数少，流浪数多，这正是它们从各处聚集而来的证明。那里的阴霾煞气可以和千年恶冢相提并论了。“从照片上看也只是阳宅阴局的布设，应该是病痛阴气较重。”我有些不解道，“怎么会弄出这么严重的后果来？”“那里的楼房可能不对。”莫炎看了看S道。“我倒没有太注意，不过井字型的楼宇建筑的确少见。”S看着图片道，“要拍那个造型难度比较大，所以这里没有显示出来。”“看来是下了不少的功夫。”耿婆翻了下桌上的一叠纸张，那是她一天关在房里的杰作，“估计咱们是找到门道了。”……大厦中，一间雅致的屋内。“他们应该到了。”莫曹沏满茶，悠然地品了一口，“李守信炒地皮设风水，很容易会成为目标。”“他们是昨天晚间到的，今天一早便分成两组四处活动。”站在沙发旁的韩笑恭敬道，“王亦凡和他妻子去了李守信的物业，林岳、公孙潇和师叔去了井字楼，老太太留守。”“呵呵，不错，越来越敏锐了。”莫曹满意地一笑，又沏了杯茶抬手递给韩笑，“你觉得他

绍曾、蒋方震（蒋百里）、蔡锷、陈仪、孙传芳、徐树铮……当然，以上这个名单，远远是不完整的。当年，蒋介石念完了“振武学校”之后，在日本陆军部队实习，实习期间的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蒋介石偷偷回国参加革命，从此，终生不再回日本求学。因此，蒋介石事实上，从未踏进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游客身份除外），也从来没有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念过一天的书。也就是说，蒋介石根本就不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更不是它的毕业生。蒋介石在日本的同学也是其终身密友、国府高官张群，在《张群先生话往事》这本资料里面，说得很明白：蒋介石在双脚尚未踏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之前，就已经当逃兵，辍学回国了。张群的这份证言，原文照录如下：“……（我）宣统年间在日本振武学校肄业，和蒋先生同学，卒业后，升入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为士官候补生，又和蒋先生同一连队。辛亥武昌起义后，我们都回国参加革命……”另外，日本史料《高田市史》，也收录了日本报纸《高田新闻》明治四十三年(公元1910年)12月6日版的新闻报道《清国学生入队》。这篇报道，也旁证了张群的证言。其中的时间、地点、事件……各种信息，都是吻合的。我们梳理蒋介石在日本的留学岁月，可知道以下的事实：1.蒋介石在日本的求学岁月里，入读的并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是日本“振武学校”。2.蒋介石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期间，被分配到日本陆军实习，实习之后，理论上有机会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但是，在实习期间，蒋介石偷偷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去日本深造了。换言之，蒋介石终其一生，从未就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事院校。关于蒋介石未曾入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名单。在这份长长的名单里面，根本就没有“蒋介石”、“蒋中正”、“蒋志清”、”蒋瑞元”这些名字其中的任何一个。关于这个留学生名单，读者可以参考学者雷博宁所整理的《中国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名单及学生简历》一文。后来，蒋介石飞黄腾达，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督校期间，黄埔军校有不少的学生，误以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对此，证人有黄埔一期生蒋超雄。依据蒋超雄在《我在黄埔军校的回忆》一文里面的说法，蒋超雄直到年老之时，仍然误认为校长蒋介石，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我们不妨摘录蒋超雄回忆文的一段看看：“……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北方军阀相互攻伐，全国一片混乱，革命形势很好。十分迫切地需要外立革命武装部队。可是黄埔军校的成立较预定期推迟了半年，原因是中山先生在选定校长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当时蒋介石从俄国考察回来，对红军的组织、训练，已有初步认识。同时，蒋是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的正式军人。另外，蒋对孙较为忠实，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中山先生避难永丰舰，原来在孙左右的人，大都逃往上海；而本来在上海的蒋介石却南来广州，助孙策划一切。故孙先生后来亲书‘患难与共’四字赠蒋。最后中山先生以拖延时日有误革命时机，认为非计，毅然告众说，非蒋介石任校长，宁可军校不办。校长一职，遂成定局……”很显然，我们从文中可以看到“蒋是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的正式军人”这一句。疑问是，是蒋介石刻意对他的学生说谎，还是学生们自己造谣传谣？这一点，也许有待于进一步的考据。在蒋介石的学历问题上，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这册资料里面，也记录了这么一个事情：蒋介石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的总负责人刘宗纪送过五万元，并婉转地要求刘宗纪承认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籍。李宗仁在这一点上的证言，是这样的：“……蒋介石飞黄腾达之后，曾经派人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总负责人刘宗纪送去五万元，潜台词是要求刘宗纪配合自己的学历谎言。一些真正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友如蒋作宾等，对刘宗纪发表异议：‘学长!我们什么时候多出了蒋介石这么一个重量级的校友？我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念书的时候，怎么就没听说过蒋介石这么一个人呢？’刘宗纪当时对蒋作宾这样说：‘我们有钱收，还不好吗？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当然，李宗仁的说法，也许可以算作孤证。但是，至今比较明确的是：蒋介石从来没有念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个，应该是比较清晰的。那么，为什么蒋介石要在自己的身份证上填写了“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历？为什么黄埔军校的学生会误认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蒋介石，为什么又要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送钱讨好？我想，以上这些问题，似乎都指向以下的同一个事实：我们有些国人对学历的崇拜以及因此所萌发的虚荣心，使得某些成功人士伪造学历的作为，屡见不鲜。问题是，这种事情瞒得了一时，却瞒不了永世。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蒋介石的“梅毒脱发”之说

司法制度，直接管理到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人；假如中国政府不能满足此项要求，希望中国政府切实改革“十三行”制度，消除弊端，增加透明度。第三，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互派外交使节，驻扎彼此首都。当然，马戛尔尼使团也为中国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礼物。经过九个月的海上旅行，1793年6月20日清晨六点，马戛尔尼使团四艘轮船浩浩荡荡抵达澳门外海停泊，随行副使斯当东勋爵迅即奉命登岸与东印度公司专员接洽。两天后，斯当东回到船上，向马戛尔尼报告在澳门所获情报，知道中国政府得知马戛尔尼使团将来消息后，文武官员均表满意，乾隆帝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英吉利者，使臣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乾隆帝通令各海口留心探听，凡有英使船只经过处，给予必要方便、帮助和礼遇。斯当东打探来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清政府确实早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派员前来中国，但他们对英国政府的用意几乎作了顽强相反的猜测。这也是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政府确实在几个月之前就通过洋商知道英使将来，但中国人没有弄明白英使来华使命。根据过往经验，中国人以为英使来华，就像诸番邦朝贡一样，因而乾隆帝指示沿海各口给予必要协助，“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乾隆帝关怀所在还是朝贡及贡物，这注定马戛尔尼使命无法达成。另一方面，清政府对想象中“新附”番邦心怀戒惧。乾隆帝历次指示不断提醒沿海各省督抚加强戒备，当英使贡船进口时，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必旗帜鲜明，甲杖精粹，同时要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这显然是“天朝上国”心态的自然流露，无形中为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任务设置了障碍。中国的期待与马戛尔尼的使命相差太远，但是这个时候，中英双方并不真切知道对方底牌，尤其是中方根本不知道英国人此行主要任务在通商，在建交。这两件大事，对于中方，对乾隆大帝来说，闻所未闻。马戛尔尼使团在澳门逗留了几天之后起程驰往浙江舟山，稍事休整继续北上，7月25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抛锚停泊。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长芦盐政徴瑞迅即派遣天津道乔人杰等前往迎接，并送去大量牛羊、米面、果蔬、茶酒，传旨颁赏。乾隆帝根据徴瑞的报告，再次指示在接待中要做到“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怀柔”。至此，清廷上下依然将英国使团视为一支专程前往北京朝贡的队伍，毫无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交往想法。因此，中国方面关怀所在不是询问、了解英国人为何而来，而是见面伊始查看“表文”，以及贡品礼单。使团提交的礼品清单有天体仪、地球仪、座钟、气象仪、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及军舰模型等。这些礼品，为英国最近百年创造，尤其是作为欧洲第一海军强国，礼品中的枪炮、军舰，以及天文地理仪器等，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然而，作为“天朝上国”，乾隆帝看到清单似乎有点失望，他在随后的指示中强调，英国人的礼品清单俱不免张大其词，由此可知英国人境界不高，“自为独得之秘，以夸耀其制造至精奇”，其实不过尔尔，“天朝原亦有之”。乾隆皇帝未见其人而先失望，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使命的机会越来越小。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缘起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君主个人独裁的政治模式虽然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但以君主为权力象征和“主权体现者”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则至迟从西汉中叶之后一直得以实行。这种模式将地方上的各种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由中央统一决策和推行，各级地方政权实际上沦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它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只能是垂直的隶属关系。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具有许多弊病，既扼杀了地方积极性，也造成了中央政权极其沉重而又不易消解的财政乃至政治负担。但是历史主义的观察，这种权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影响，它一方面维护了中国多族群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比较容易地造成一种稳定的、宁静的社会政治环境。不过，到了明清之际，由于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生产力因素萌生、发展，中国传统社会模式无可回避地产生许多裂痕。中国的权力模式如果依然固守旧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则势必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于是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便很自然地考虑如何重建中国权力模式问题。黄宗羲说：“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乎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明夷待访录?原臣》）很显然，黄宗羲不仅反对权力集中在君主个人之手，主张实行分权，而且意味着反对中央权力过分膨胀，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模式。只是这种模式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黄宗羲似乎尚没有更为清晰的方案。和黄宗羲不清晰的感觉明显不同，顾炎武不仅清楚地看到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之间的弊端，而且明白提出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他在《日知录?乡亭之职》指出，“《周礼?地官》自州长一下，有党正、族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酂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之制，亦不越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不由此！”因此，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明确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省辟属之法”。要求任职县令“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经过若干年试用后，称职者“任之终身”，并且要求“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使其个人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从而加强地方权力，完全由中央派出机构而变为相对独立的政权实体，以防“不虞之变”，以各地的共同发展来维系全国的统一和稳定。顾炎武反对官员异地任职，主张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利益一定要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关切相一致，必用千里之内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人。显而易见，顾炎武权力模式类型设计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是企图以古代理想的政治理念去纠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一点既有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意义，它实际上和欧洲近代观念的萌生走着同样的道路，都是“以复古求革新”。如果中国的政治不再发生剧烈性变动，伴随着中国新的生产力因素不断壮大与成长，顾炎武的权力模式类型迟早将变为现实，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必将从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中分解出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伴随着明清易代政权交替，中国政治变革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生机勃勃的满洲贵族在清朝早中期实际上却以自身的力量阻止了明中叶之后开始的政治体制变革进程，而完成了更姓易代、重建权力系统的工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在旧有模式中又继续运转了二百余年，而且在清朝早中期似乎还有所加强。只是到了晚清，一方面因为晚清政府实际上又陷入更姓易代的前夜，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新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因中国社会逐步“殖民地化”而变得更加强大，故而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再一次被提上中国政治日程，顾炎武的政治理念终于在近代中国寻觅到了知音。顾炎武政治理念的最早知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有感于中国危在旦夕的残酷现实，最早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有进行权力模式改革的必要性。早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年，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差不多都集中在湖南，试图在开明官僚陈宝箴庇护下，以局部改革为试点，完成中国政治体制模型的重新建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湖南新政”。湖南新政的中坚人物为黄遵宪。黄遵宪在这次新政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的理论明显地受到顾炎武的影响，只是黄遵宪毕竟生长在近代中国，毕竟有周游列国的亲身经历和更为丰富的世界观念，故而他的地方自治论思想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顾炎武，但顾的政治理念并不是黄遵宪政治主张的唯一智慧资源。据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自述：“吾自随使东西，略窥各国政学之要，以为国之文野，必以民之智愚为程度。苟欲张国力，伸民权，非民族之强，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何以自立？苟欲保民生，厚民气，非地方自治，则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沫不相关，民何由而强？早夜以思府县会议，其先务之亟矣。既而又思今之地方官受之于大吏，大吏又受之于政府，其心思耳目，惟高爵权要者之言是听。即开府县会，即会员皆贤，昌言正论，至于舌敌唇焦，而彼辈充耳如不闻又如何？则又爽然自失，以为府县会亦空言无益。既而念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诚使官民合力，听民之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中国哲学》第八辑）由此可见，黄遵宪地方自治思想资源更多地来源于西方近代观念，其根本目的也与顾炎武明显不同，而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将中国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他的具体方案是：“政体当法英美，而其着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取学校武备交通（自注：谓电信铁道邮递之类）之权，归之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议政。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议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自注：初仿日本，后仿英国），而将二十一行省分划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尔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梁启超年谱长编》，290页）显然，这已远不是顾炎武地方分权方案的简单摹本，而是一套全新的近代意识。然而，随着湖南新政，尤其是全国范围维新运动的失败，黄遵宪的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而仅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不过由此却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地方自治信念的先河。1899年，章太炎提出加强地方权力的“藩镇论”和“分镇论”，期望以地方自治为手段完成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章太炎在《藩镇论》写道：“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且今之斥拟藩镇以为跋扈者，其志果在宪政乎？抑他有所为乎？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私之至者，不行媚白人，使脍碟中国以至于尽不已。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在章太炎看来，在目前条件下，“与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封建方镇为一，置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注错无所变，其余置五道：……道各以督抚才者制之，冠各以地，无以虚辞美称，行政置吏，惟其所令；岁入贡于泉府者数十万，毋有缺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问。一受其爵，非丧土缺贡，终其身无所易，死则代以其属吏，荐于故帅而锡令于朝。其布于邻国，则曰斯吾封建之国也。交会约言在是，天室弗与知。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分镇》）章太炎认为，这虽然是等而下之的对策，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未尝不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变通方案。地方自治的理想或许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在中国被迫踏入现代化门槛时却又不得不成为一种趋势和一种选择。诚如欧渠甲在1902年所写的《新广东》中所说的那样：“且夫自立者，天地之大义，生人之本分，不可不担当不力行者也。我人之呻吟于专制政体之下，不得平等自由，登进文明之路，宜早树独立旗，击自由钟，以奋我国民之精神，以复我天赋之权力，虽满清政府未到如斯之地位，尚需早图自立，以除阻我文明之进步矣，何况其衰颓至于今日者乎？”如果说“东南互保”还带有以地方实力解决政治危机暂时性、临时性考量的话，那么，宋教仁等人在辛亥后关于中国权力模型设计，特别是中央与地方间关系重构则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的逻辑发展和理性审视。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说：“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谓宜折中，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这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作了理性概括和总结。中国如果照此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另一方面决不会出现地方势力坐大和分裂局面。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当过分的中央集权体制弊病日益明显时，人们的关注点当然是如何克服这一政治体制的弊病，重建新的权力模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既是对前此思想探讨的理性总结和折中，也是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和规划。宋教仁的理想一方面是想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调动和利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是依然期望在“统一中国”框架内解决问题，期望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富有理性的中央政府，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据此我们不难看到，宋教仁分权模式的核心，不是要导致中国分裂、地方主义坐大，而是重建中央与地方新关系。这种新关系不同于旧的中央与地方垂直式行政统制模式，也不同于欧美盛行的地方自治权甚大的联邦制，而是中央与地方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中，中央行政宜为统括的，“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应该说，这种设想大抵符合中国国情，是一种未尝不可一试的选择。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情况，宋教仁在提出这些设想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就惨遭杀害，他的理想便被束之高阁，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新模式只能另辟他途。不过，由于这一问题委实重要、迫切，即使不照宋教仁的方案加以解决，也必须采用其他方案加以回应。事实上，在宋教仁提出这些方案的当时或前后，国内思想界并未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一系列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影响最巨的当数“联邦制”。从现有资料看，联邦制在近代中国的最早明确提出，要推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梁启超。他在1901年所著的《卢梭学案》中写道：“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轹。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烁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而“我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

现在，她不曾再遗失时间，不过她真的非常疲倦。我想知道她的人格融合是否完全成功，于是，我们约好几天后见面。另外我也叮咛她，如果有需要，她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再见面时，卡伦抬头挺胸，但步伐缓慢，眼神满是疲惫与宽慰。她拉长了脸，一屁股坐在老位子上。“今天我觉得好多了，”她虚弱地微笑。“我不懂自己以前为什么介意他们的存在。我不断想起有趣、好玩的往事，而非他们给我惹的麻烦。”卡伦眼眶红了，“我觉得自己好像站在孤岛上，一切又重新开始。下一步该往哪儿去？我觉得我好像昏迷了大半辈子。”“你会为他们哀悼吗？”“我不知道如何表示哀悼，”她淘气一笑。“也许我应该穿得一身黑，上墓园去，见见亲朋好友？”我们都笑了。“这好像迈尔斯说的话，”她说。“我也想念迈尔斯，”我说。“是啊。昨晚我买完东西回到家，我丈夫问我为何去这么久；我说，我在第21排货架跟人搞上了——我想都没想就蹦出这句话。”我再次与她一同大笑。接着，她略带哀伤地望着我。“我得用别种方式来了解他们，”她说。“我想多了解他们一点。除了融合前的短暂时光，我从来不曾真正见过他们，然后他们就这样消失了。”“很难想象他们曾经是‘你’，”我说，“但我知道他们还在。”“嗯，我知道。现在我喝巧克力牛奶，虽然它不是我的最爱，但我知道某部分的我很喜欢。我拥有许多新的记忆，但我还没全部想起来。”“我们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将过去所有的经历跟完整的个体彻底融合。”“希望能有好结果。”卡伦摇摇头，“自从霍尔顿融入后，我想起更多属于每一个人格——特别是男性人格——的个人经历。你知道这些男性人格从来没去过洗手间吗？他们没有阴茎。所以想上厕所的时候就得换女生出来。迈尔斯最想变成男生。曾有好几年，他和另外几个男性人格把我的胸部缠起来，尽可能把胸部弄平。还有几个人格是过敏体质。这些我完全不知道！但霍尔顿一清二楚。”她从皮包里掏出一叠纸，“我不知道我写了什么，我只是一直写，不停地写，无奈就是写得不够快。”我接过她的笔记，请她过几天给我打电话。卡伦才刚离开，我迫不及待读了起来。1998年4月29日与霍尔顿融合（最后一位）亲爱的贝尔医生：现在是晚上10：45，好精彩的一天。借着你的协助，我终于是完整的“一个人”了。我无法想象未来，只求我能乐观以对。我好害怕跨出下一步——不管该往哪去——我害怕极了。幸好往后一路上还有你陪着我，我真心诚意感激你。现在，我想写一下今天的生活。记忆已开始涌入，我可不想忘了与霍尔顿融合的感觉。今天早上醒来的不是我——是霍尔顿。我发现我已办好汉普顿旅馆的住宿手续了。再度遗失时间，我多少有些不高兴，但我知道把今天安排妥当对霍尔顿有多重要。我想霍尔顿一定非常非常关心我。驾车前往你的办公室的路上，我试着要自己别去想今天有多重要。但就在车上，我猝然感受到这念头的冲击，吓得要命，我甚至不确定我有没有办法撑过这一关。我在你的办公室外坐了半个钟头，设法鼓起勇气走进去。我怕自己没有多重人格就活不下去，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走进你的办公室，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出事。没有人逼我融合，这是我的选择，而且也该是时候了。今日不做更待何时！霍尔顿准备好了。我的最后一个分身。与霍尔顿融合后，我驱车前往旅馆；在路上，我做了白日梦——这是前所未有的经历。我从来不曾在开车时分神，不自觉地抵达目的地。以前万一我在开车时不够专注，我会直接转换、遗失时间。晚上8点左右，记忆开始浮现；接收30分钟后，我沉沉睡去，睡了20分钟又再度醒来，接收更多记忆。这个过程反复持续了一整晚。与你通过电话后，我骤然想起这次融合的始末。我一度希望霍尔顿跳出来说：“咱们再等一天吧。”虽然我知道这次肯定不好受，但我还是接受霍尔顿融入我的事实；于是记忆如洪水般淹没我，我一整天都处于这种状态。我想起每一个人格的姓名、年龄，以及他们存在的目的。我得知霍尔顿对你，对治疗，对痊愈的所有感想，也拥有他对未来的梦想与希望。我忆起你和霍尔顿的多次谈话，感受到他的失落（因为他即将失去你们的友情）；这让我好悲伤、好难过。我能感觉霍尔顿的冷静与耐心，也和他一样爱上驾车兜风——特别是夜间兜风；在夜里，世界是如此宁静、如此美丽。许多新记忆填补了旧记忆的缺口。我开始想起哪个人格负责承受哪些虐待。他们瞬间转换的能力令我惊讶。借着这种能力，他们只需各自承担一小部分的痛苦。他们确确实实是在掩护我。我不懂自己为何如此难受。我不仅失去他们，似乎也无法理解他们“一天24小时都与我同在”这种说法；若真如此，为什么我无法与他们联系？我好希望他们能再次出现在我面前，让我一一致谢。现在我不再遗失时间，而且说真的，我对自己的感觉也越来越好。今天去店里买东西，我竟然认识每一个向我打招呼的人；我再也不需要假装，硬撑，等待另一个分身跳出来救我。你觉得我曾好好表示过我的感谢吗？希望他们知道，我真的在乎。我想我确实不太清楚该如何传达我的感受。我该怎么向自己的内在致谢？有这个可能吗？现在，我是完整的了。我能感觉到我的完整。我就是我。※※※※到了5月13日，卡伦睡得比较好，记忆自发涌现的速度也日益趋缓，反倒是生活中的零星事件偶尔会勾起她的回忆。比方说，她母亲打电话来，问她记不记得那天是父亲的生日，请她载她去墓园。霍尔顿早已料到这一点。他知道如果有人提起与某段记忆相关的人和事物，卡伦一定会想起来。现在的她似乎正在经历这个时期。此外，她偶尔也会以“阅读报导”的方式获取某些记忆。好比说，她会突然理解州际公路的标志如何编码；这些记忆与情绪无关，完全是霍尔顿个人获得的知识而已。卡伦也想起她对孩子的教育方式，还有霍尔顿在每晚聚会时与众人的谈话内容。许多记忆皆未附带情绪，所以她不知道该如何摸索，感受这些事件。莫非这些感觉被消除了？我告诉卡伦，或许这就是霍尔顿：极度实事求是，较少诉诸情绪和感情。过去卡伦不曾问过是谁帮她打扫房子、谁帮她准备孩子的午餐、谁帮她出门采购；现在她想起当时是如何办到的了。她觉得还有好多事想不起来，记忆仍有许多空白。治疗即将结束。卡伦突然默不作声，表情有些困窘；我问她哪儿不对劲，她说她觉得怪怪的，却又无法确切形容这种感觉。没多久，她笑了出来，说她知道问题在哪儿了：她不习惯“独自”跟我聊完这一整段时间。我想了想，猛然理解过去这几个月来，她在每次治疗时最多只跟我聊10到15分钟。如此说来，今天确实聊了很久。※※※※1998年5月底，卡伦再次拜访；看得出来，卡伦变了。我很难明确指出究竟哪里不一样，但她似乎更像个人了。她的身体语言变得更丰富，语调的转折也变多了。改变虽不明显，却令人震撼。“现在我每天都能感受到新的记忆，”她说。连她的笑容也变得复杂难解了。“有好多东西我都必须重新学习，真不可思议。我知道答案都在我心里，正等着我重新发现。”卡伦热切地对我微笑，“我错过好一大段人生，但我觉得自己好像重生了。”“卡伦，你才刚走过一段非常重要且震撼的人生经历，但接下来还有好些工作要做。你得经过一切完整融合，才能真正成为你。”卡伦神情哀伤。“我还记得，好久以前有个分身曾经说过：‘我的人生38岁才开始。’再过几天，我就要39了，我为自己定下一个新目标：等我40岁，我要感觉到完整的自己。所以我还有一年的时间好好体验这种‘完整’的感觉。”她停下来，凝视窗外。“但这真的好难，”她又继续，“无法分离，没有分身，我必须自己一个人解决生活中的大小琐事。我永远都不想忘记他们。他们让我成为现在的我，还有未来的我。”她不说话，闭上双眼，然后慢慢转过来看着我，“我好想仔细描述我的感觉，可是我太累了。”“没关系，我们下次再继续，”我说。我看着她，突然感到敬畏：她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她对我微笑，“那就下次吧！我还有好多话想告诉你呢！”尾声1998年8月中旬，卡伦和我出门兜风。薄暮时分，夕阳逐渐西沉，夏日暑气渐渐散去。卡伦的老家离我办公室很近，只需穿过交通繁杂的市区，我们足足开了30分钟才抵达目的地。她带我去看她成长的环境，还有童年受虐的地点；我们聊起我对这些地方的看法。我必须亲自走一趟，亲眼看看这里。离开高速公路，我们向南驶去。现在，这里是西班牙裔美国人聚居地，但是在1937年，卡伦的祖父刚搬来的时候，这儿以德国裔、波兰裔和爱尔兰裔人居多。转个弯，我们向东走，直直开往她家。这是栋3层楼的砖造房屋，外观毫无特别之处；虽然天底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间屋子，但整条街的房子都是这个味道。这一带是20世纪上半期建造的平价住宅区，居民主要是附近工厂或牧场畜舍的工人。卡伦一家子住在公寓底部，祖父母住一楼，二楼是阁楼。我们在门口并排停车，卡伦靠着窗户，往里头窥看；米白色的油漆层层脱落，露出底下红色的砖头。“窗子和门边的油漆都剥落了，”卡伦看着屋子说，“看起来好像受伤的脸。脸上有血，混着泪水。”卡伦为我指出对街的冰淇淋店，还有街尾转角的殡仪馆。我们继续往前开，然后左转。卡伦家旁边的街角就是新教教堂。以前她想逃离家时，常躲在通往教堂地下室的楼梯间。她父亲的咆哮总是清楚地传进神父耳里——尤其是在没开冷气的夏天，因为家家户户的门窗都是敞开的。神父会打开上锁的栅门，走进小巷子，心里明白他待会儿就会在楼梯底下看见小卡伦。他偶尔会跟她聊聊天，带点牛奶和饼干给她。再过3条街就是天主教学校和教堂。学校是一栋3层楼红色砖造建筑，建于20世纪初。穿过学校，教区神父的寓所就挤在学校与教堂之间。“我从学校走到神父寓所大门，在那儿，”卡伦指给我看，“然后可以从寓所走廊进入教堂地下室，”卡伦指指围绕在寓所外，通往教堂的走廊，“进入教堂后，里头有楼梯通往地下室。”我感觉得出来，这么做对卡伦而言并不容易。她说她已经有好些年没回来，这儿的一切似乎变小也变脏了。然而，旧地重游给卡伦带来相当大的刺激；当我们逐一拜访过去的事发现场，我仿佛看见往事也重新在卡伦心里轮番上演。转过弯，我们沿着公园前行。她带我去看湿地和她常坐的几张长凳；小时候，如果她弟弟吉姆逃出家去，她总会在这儿找到他。如果卡伦有办法躲开暴怒的父亲，她会躲在保护雕像的矮墙底下。雕像在公园另一角，离她家有段距离，但至少还是在公园的范围内。我们继续在她家附近开车绕行，迂回向北走。每个街角都有酒吧，每隔两条街就看得到一家殡仪馆，另外还有小杂货店、面包店和五金行。过去生意兴隆的各式小生意现在倒的倒、关的关。距卡伦家两条街外有家贩售色情照片和黄色电影的照相馆，照片和电影主角全是卡伦与附近的孩子；现在，那里变成一家美发沙龙。我们掉头回卡伦家，转进她家后面的小巷子。来到车库，她指给我看那间灰灰的、沿主屋搭建出来、以铁板和木材混合盖成的小屋——啤酒窖。她曾在那儿受过数不清的伤害。我们再次经过殡仪馆与车库入口，来到尸体防腐室。她父亲及父亲的朋友曾在这儿把虐待她当成娱乐。开车绕回她家正前方，住在这条街的几名年轻人不怀好意地瞪着我们。这些人不认识我们，但我们却在调查他们的住家环境；我突然觉得有些毛骨悚然，于是便建议卡伦打道回府。我想她也看够了。上高速公路前，我们经过通往化学工厂的旧入口。这路钻过一条宽而低矮的陆桥底下，陆桥上是载客与载货铁道。桥下通道很暗，仅有出入口的灯光提供微弱照明；卡伦说，她小时候这里连灯也没有，总是很黑很黑，非常恐怖。我想象此处应该立个牌子：“入此门者，莫存幸念。”[1]我们开车钻过桥下，从通道另一端出来；工厂不见了，眼前只剩一大片被围起来的水泥地。卡伦望着空空如也的厂房旧址，告诉我停车场的位置，还有通往工厂后门的小径。那天晚上，卡伦做了噩梦。她的老家突然有了生命——窗子是眼睛，门是嘴，她被吸进房子里。她拼命挣扎，但那股力量越来越强，最后她只好屈服。我去找她，但她已嵌入墙壁，成为这房子的一部分，我听不见她，也看不到她。后来，她在我的协助之下终于挣脱那栋房子。醒来后，卡伦觉得恶心又肮脏，立刻跑去冲澡，冲了许久才停下来。※※※※数个月转眼过去，卡伦努力抵抗，想摆脱母亲的钳制，粉碎她无止境的金钱与劳务需求。在卡伦经常遗失时间的岁月中，她时而妥协，时而拒绝母亲的要求；现在她是个完整的人了，但她对待母亲的方式完全没变。唯一的差别是，她在妥协时已不会转换人格了。卡伦身上仍有迈尔斯与桑迪的影子。偶尔，她会拿出迈尔斯的力量，抵挡母亲的要求；偶尔——尤其是她没自信的时候——她会扮演桑迪的角色，无法对母亲说不。这方面，卡伦已有长足的进步，但她仍得花上好几年时间摆脱不成熟的亲子模式：付钱买回母亲的爱。除了与母亲发生冲突，卡伦还得应付另一个难题：与暴力相向的丈夫分手。卡伦深知，如果她想彻底告别各种形式的虐待，她必须切断与施虐者的关系。这趟漫长的独立之旅包括挂急诊、向警方报案、丈夫遭到逮捕并在库克郡监狱蹲了3天等大小事件。我请大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他是律师——出面协助卡伦，而我的好友仅象征性索取一点费用。2001年万圣节，判决最终裁定，卡伦离婚了。离婚后，她丈夫仍持续骚扰她，找她要钱，请她帮忙；卡伦偶尔还是会心软，但她仍坚持与他保持距离，切断与他有关的一切人际关系。法院判她丈夫必须支付孩子的教养费，他也很少支付。卡伦原本在某非营利机构兼职担任接待员，现在已是正式员工。她不但能体会拜访者的心情，并且不可思议地了解他们的问题，这让许多人不得不提早到访，只为了跟她说话，上一堂“咨询前的咨询”。尽管卡伦工作能力强，值得信赖，经常主动多做事，她依然害怕犯错，也怕别人大声吼她。她仍隔三差五找我帮忙，我试着引导她把工作当成例行公事看待，而非每日的宗教审判。有趣的是，同时应付多项业务可是她在职场的拿手本领呢！然而，融合仍无法抹去虐待对身心造成的影响。虽然卡伦已于1998年4月完成人格融合，她和我仍继续并肩奋斗，度过另外8年时光。当卡伦遭遇日常生活的挑战与挫折，她依然容易丧失信心，感到绝望，因此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强化她面对挫折的复原能力。我很幸运，能守护这位女性自我成长，逐渐成为慈悲、有爱心、亲切又善良的人，并且看着她摆脱过去阴影，在这个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迎向幸福未来。2006年4月底，我们约好在6月30日那天，为多年治疗划下休止符。日子一天天越来越近，我们细数这些年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她内心的所有回忆。卡伦有点担心，但她也知道自己不再需要治疗了。我说的每一句话她早已心知肚明，她只是喜欢听我说而已。最后的诊疗日终于到来，卡伦提早两个小时抵达我的办公室。赴约之前，她先开车在旧市区（我住在这儿）绕一绕，结果迷路了。她发现自己停在赛奇威克街的小公园旁边——“没有荡秋千，没有小孩，没有干扰，”她是这样说的——然后在那儿待了两个小时，仔细思考“终止精神治疗”对她的意义。来到我的办公室，卡伦在老位子坐下来；尽管这个动作她已做过无数次，但今天的感受完全不同。我们早已成为彼此人生的一部分

弟纷纷逃亡，公子御说逃到了亳城。南宫长万匆匆立宋闵公的弟弟公子游为君，并派自己的儿子南宫牛和部将猛获带兵进攻亳城，想杀死公子御说。到了冬天，在萧叔（萧地领主）的组织下，公族子弟联合起来，并从曹国搬来救兵，开始反攻南宫长万。公子御说也率领亳（bó）城之兵，里应外合，斩杀南宫牛于亳城。立足未稳的公子游政权很快垮台，他本人也被处死。公子御说众望所归，成为宋国的新一任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桓公。混乱之中，猛获逃往卫国寻求政治避难，而南宫长万则逃往陈国。南宫长万是个孝子，逃跑的时候，妻子儿女均顾不上，唯独将家中的老母亲带上，用独轮车推着她一起逃亡。据《左传》记载，自宋国到陈国的路程约有二百六十里，南宫长万以人力推车，早晨出发，晚上便到。如若记载无误，南宫长万堪称春秋时期第一好汉。宋国一定下来，就向卫国提出引渡猛获，向陈国索要南宫长万。猛获也是一员虎将，卫惠公本来想留为己用，大夫石祁子跳出来晓之以理，说：“万万不可，此人犯下逆反之罪，人神共愤，我们不应该保护他。您得到猛获，只不过得到一匹夫，却因此得罪了宋国。袒护罪人而失去盟国，这笔生意恐怕不划算吧。”卫惠公权衡再三，最终还是将猛获交给了宋国。那边，陈国人收受了宋国人的贿赂，遂答应引渡南宫长万。但是南宫长万不好对付，蛮干肯定是不行的。于是陈国人找来一群美女陪南宫长万喝酒，把他灌得烂醉之后，用犀牛皮将他包裹起来绑紧。即便是这样的措施仍然不保险，当他们把南宫长万押送到宋国的时候，南宫长万居然已经挣破了犀牛皮，手脚都露出来了。这两个人的下场都很惨，被剁成了肉酱，至于有没有被用来包饺子后人就不得而知了。齐桓公自即位以来，两次对鲁作战都没有取得成功，使他意识到战争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转而听从管仲的劝告，专修内政，致力于提升国力，富国强兵。公元前683年冬天，齐桓公亲自造访鲁国，到鲁国迎娶了周天子的女儿共姬。这里说明一下，周天子嫁女，鲁侯为主婚，是周朝初年就形成的传统。当年齐襄公迎娶王姬，也是由鲁桓公从中牵线搭桥的。通过操办齐桓公的婚事，鲁庄公与齐桓公之间有了面对面的接触，两国之间也冰释前嫌了。公元前681年春天，齐国向各国发出邀请，以“平宋乱”为名，在北杏举行首届诸侯大会。但是，这次大会其实举办得不怎么成功，至少没有齐桓公希望的那么成功。一是应邀来参加会议的国家很少，只有区区宋、陈、蔡、邾四个，更多国家持观望态度；二是有些国家的与会代表并非诸侯本人，而是上卿甚至是大夫这个级别的人物；三是会议没有形成纲领性的文件，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北杏之会是春秋史上第一次由诸侯主导的国际性会盟，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早在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就在沈鹿召开过汉水流域的诸侯大会，比齐桓公整整早了二十三年！可想而知，齐桓公对北杏之会的成果很不满意，他迅速调整策略，打出了两张牌。第一张牌，以不赴会为罪名，派兵消灭了遂国。第二张牌，主动与鲁国修好，并于当年冬天与鲁庄公在柯地举行了会盟。据《史记》记载，这次柯地会盟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就在两国君主准备歃血为盟的时候，鲁庄公的随从武将曹沫突然跳上台来，手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在战争中侵夺的鲁国之地。齐桓公被逼无奈，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曹沫这才扔掉匕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从容容坐下，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齐桓公对此非常恼火，打算对逼迫下的承诺置之不理，被管仲劝阻了：“诺言就是诺言，因为蝇头小利而失信于诸侯实在不划算，还就还吧。”于是齐国将曹沫参与过的三次战争中所侵占的鲁国土地悉数归还。此事被记载于《史记》的“刺客列传”中。然而，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据《左传》记载，自乾时之战后，齐、鲁之间的数次战争，都是鲁国获胜，不存在齐国侵占鲁国土地的可能性。柯地会盟之前，齐桓公曾经到鲁国来迎娶共姬，以王室为纽带，两国关系已经有了改善。柯地会盟可以视为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标志性事件，以鲁庄公的慎重，不太可能冒着撕破脸皮的风险，采用曹沫这种手段来对付齐桓公。因此，曹沫的事迹很有可能是司马迁杜撰出来的。不管怎么样，齐、鲁两个东方大国终于实现了和平共处，这对于饱尝战乱之苦的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前面说过，北杏之会是以“平宋乱”的名义召开的。但是过了不到一年，宋国人就背弃了北杏之会签署的盟约，不承认齐国的领导地位。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公元前680年春天，齐桓公纠集陈国和曹国，发兵讨伐宋国。根据管仲的建议，出兵之前，齐国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雒邑，恳请周天子派部队前来助威。此时的周天子，是周桓王的孙子周僖王，即位才两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王室的列位大臣收到齐国请求之后的惊愕表情。自平王东迁以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诸侯国之间你攻我伐，东征西讨，完全没有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诚然，有那么一段时间，周天子的战旗也曾多次飘扬在战场上，但那并不是出于王室本身的意愿，而是郑庄公那位乱世奸雄在假借天子旗号讨伐异己，牟取私利。公元前707年，周桓王鼓起勇气，自作主张搞了一次“征伐”，却在濡葛被郑庄公打得铩羽而归，周桓王本人也被射中肩膀，差点把命丢在了战场上。自那以后，王室对于“征伐”二字就不再作任何指望。公元前688年齐襄公讨伐卫国的黔牟政权，护送卫惠国回国，王室壮着胆子派了一小支部队前往声援黔牟，也是很明智地把自己定位为联合国观察员或国际红十字会的角色，为黔牟等人提供了政治庇护之后就悄然撤军了。现在，齐国要讨伐宋国，居然前来请求天子恩准，王室受宠若惊之余，又难免思前想后，顾虑重重。然而，齐国派来的使臣态度实在是很谦卑，齐桓公亲自写的请愿书又是那么殷勤有礼，使得王室上下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一些老臣说，恍惚间还以为是回到了西周年代呢！感觉固然重要，实惠更让人心动。王室的经济一直很拮据，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97年，天子特意派了一位大臣到鲁国来，要求鲁国给王室提供一些车辆，被当时的国君鲁桓公拒绝了，理由是“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求私财”，毫不客气地给了天子一个难堪。天子连辆像样的车都没有，王室经济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经过深思熟虑，周僖王决定派大夫单伯代表天子，率领少量军队前往齐国助战。虽然只是象征性的部队，但是对于齐桓公来说，已经足够。只要天子的战旗与自己的战旗一起飘扬在战场上，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宋桓公审时度势，选择了和谈。而且，这次和谈之后，齐国与宋国建立了长久的良好关系。在齐桓公称霸天下的道路上，宋桓公一直在鞍前马后效力，直到他去世。之后齐桓公急于稳固外交成果，于是请单伯牵头，召集宋、卫、郑等诸侯在卫国鄄（juān）地会晤，讨论天下大事。也许是不久前楚国入侵蔡国的举动吓坏了大家，加上有王室的代表与会，各国均派出国家元首参加了会议。在各国元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度为君的郑厉公姬突。【二次夺国，郑厉公的回马枪】公元前680年，郑国的首都新郑再一次震动。十七年前被迫流亡国外的前任国君郑厉公率领军队自栎城启程，如急风骤雨般朝新郑进发了。栎是郑国的一座大城，自郑武公年代，它就被当做郑国的别都。公元前707年，郑厉公派雍纠谋杀祭仲失败，虽然被迫离开了新郑，却没有离开郑国，而是于当年九月在栎城百姓的帮助下，杀死了栎城守将檀伯，从此将栎城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在距离新郑仅仅九十里的地方，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郑厉公进驻栎城的十七年间，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般轮换，郑昭公、公子亹、公子仪几兄弟相继登台，他们对于栎这块割据势力不是无暇顾及，就是因为畏惧郑厉公的威名而不敢动手。公子仪曾经打主意对栎用兵，被祭仲制止了。“那个人深得兵法之妙，军中将士都把他视为战神，如果您要讨伐他，只怕部队还没到栎城就哗变了。我看啊，只要那个人不主动出兵来攻打新郑，咱们就偷着乐了。”祭仲说。对于曾经侍奉过的君主郑厉公，他总是用“那个人”来替代，不直呼其名。祭仲这话很伤公子仪的自尊，但那毕竟是事实。不只是军中将士对郑厉公存有崇拜之情，郑国的普通百姓其实也对他心存好感，在他们看来，作风硬朗的郑厉公比眼前这位庸庸无为的公子仪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如果在郑国搞一次全民公决，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会选择让郑厉公担任君主。期望郑厉公复辟的民意逐年高涨。公元前686年，郑国朝野甚至传出了所谓两蛇相斗的故事，有人宣称在新郑的南门看见两条蛇互相厮咬，一条自门外而入，另一条则坚守门内，结果外蛇咬死了内蛇。这个故事的含义简直不言而喻，而且流传得很广，连远在山东的鲁庄公都听到了。公元前680年，当他听到郑厉公率军前往新郑的时候，禁不住抚住胸口，问大臣申濡：“世界上果真有妖孽么？”申濡的回答很有点禅意：“人心里有鬼，则妖孽自作；人心里无鬼，则无所谓妖孽；人如果抛弃伦常，则妖风大盛。如此说来，当然有妖孽。”郑厉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他的复辟之旅的。部队在大陵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郑国守军，俘获了守将傅瑕。傅瑕向郑厉公请求：“饶了我吧，我还能为您出点力，让您兵不血刃地进入新郑。”郑厉公很爽快地答应了傅瑕，并与他签订了盟约，放他回新郑。《左传》记载：傅瑕杀死了郑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以此来迎接郑厉公复位。郑子就是公子仪，因为死后没有谥号，所以只能称为郑子。郑厉公的复辟没有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郑厉公进入新郑之后，反倒是先处死了复辟有功之臣傅瑕，同时审判当年参与了雍纠一案的几个人。审判的结果：主犯祭仲已经去世，免于处罚；从犯公子阏，死刑；从犯强鉏（chī），刖（yuè）刑（砍腿）；从犯公父定叔驱逐出境，流亡卫国。值得一提的是，定叔乃共叔段之孙。三年之后，郑厉公又派人把他从卫国接回来，恢复原有的待遇。对于这一安排，郑厉公说了一句让大伙都很唏嘘的话：“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父亲郑庄公兄弟相争，你死我活；父亲死后，同辈兄弟又陷入争权夺利的怪圈，已经有三个人死在这国君的宝座上；而郑厉公本人也经历了长期的流亡，两度为君。他说这样的话，也许是因为心里对兄弟相争的因果循环感到疲惫，希望历史不再重演，才有感而发吧。如果说，郑厉公第一次登上君位的时候，群臣对他并不看好的话，当他第二次登上君位，朝中大臣可以说是一边倒地支持他。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郑国太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来结束动乱，重振郑庄公当年纵横河雒的雄风了。然而也有个别人拒不接受郑厉公，那就是在郑庄公时代与颖考叔、高渠弥等猛将齐名的老臣原繁。自郑厉公回到新郑，他就闭门谢客，称病不朝。郑厉公派人去原繁府上，对他说：“傅瑕虽然杀公子仪有功，但仍然对我有二心，根据周朝的刑罚，我将他杀了。群臣当中，真正想要我回来而没有其他想法的，我都许诺其担任上大夫。我是真心实意想与伯父您共商兴国大计。但是我在外十多年，您也没给我写过一封信，通报过一点情况，现在我回来了，您又闭门不见，实在令人遗憾。”从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郑厉公这十七年的流亡生涯不是白过的，说起狠话来有礼有节，颇具乃父遗风。原繁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我们家自先君桓公年代开始，就为郑国服务，不是只为某一朝、某一君服务。如果国家已经有主，而总是想着外面的人，难道不更是不忠的表现吗？一日为君，则国内所有人无不为其臣。为臣无二心，乃自古以来的规矩，何况公子仪在位十四年，那些阴谋迎立您回国的人，难道不是不忠吗？先君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人在世，如果个个都拿官爵来行贿，收买朝中大臣，帮助自己登上国君的宝座，您又打算怎么办呢？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郑厉公的问话狠，原繁的回答更狠。但是原繁没有给郑厉公找更多麻烦，等使者一走，就找了根绳子，自缢而亡了。郑厉公复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9年春天，齐桓公在卫国的鄄地大会诸侯，并且请了周天子的代表单伯参加会议，因此鄄地会盟也被视为齐桓公称霸的起点。郑厉公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与会的各路诸侯当中，他也许是最没有将齐桓公放在眼里的。在他看来，齐桓公匆匆组建起来这个国际合作组织，既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共同的目标，除了借用周天子的旗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样一个组织，大概和我们今天某些“X加Y”的国际组织差不多吧。因此，当齐桓公发动大家讨伐一个叫郳（ní）的小国家，而宋国充当了急先锋的时候，颇有侠义精神的郑厉公忍不住站出来表示反对，他派兵入侵了宋国。齐桓公对同盟国里的这位小弟弟窝里反的行为很不满意，于公元前678年夏天联合宋、卫两国，发兵攻打郑国。郑厉公当然不甘示弱，也尽起郑国之兵抵抗入侵。经历了管仲改革整顿的齐国军队战斗力不同凡响，但是郑厉公通过巧妙的用兵，抵消了联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的优势，一连好几个月，双方都处于胶着状态。然而，到了这一年秋天，国际形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股突如其来的外力打破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平衡，其结果是迫使双方都走到谈判桌前来握手言和，一致考虑如何抵抗这股外力的入侵。这股外力来自于南方的楚国。楚武王去世后，他的儿子熊赀（zī）即位，也就是楚文王。楚文王将都城迁到了更加靠近中原的郢（yǐng），在他的率领下，那些断发文身的野蛮人终于走出了江汉平原，朝着中原文明的腹地进军，而且目标直指天子脚下的郑国。楚文王派使者给郑厉公送了一封信，大意是指责其从栎城入新郑，竟然没有知会楚国，完全没有把楚王放在眼里。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郑厉公当然是嗤之以鼻。楚文王一挥手，楚国人便浩浩荡荡地杀向了郑国，趁着郑军主力在与齐军周旋，直逼郑厉公的老巢栎城。消息传到齐桓公耳朵里，他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施恩于郑的有利时机，更是他号令诸侯的绝佳题材。他主动派人到郑军大营，表达了和谈的意愿。正苦于两线受敌的郑厉公马上表示答应，接受了齐桓公提出来的并不怎么苛刻的和谈条件。同年十二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滑、滕九国诸侯在宋国的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村外的野蛮人近了，我们该怎么办？因这次会议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合作组织被称为“幽盟”。这次会议取得空前的成功，与会各国订立同盟，认同了齐桓公作为诸侯长的领导地位，决心在齐国的领导下尊重王室，共同对抗楚蛮子的进攻，为建立良好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奋斗。楚文王得到这个消息，悄然而退，自此之后十余年，楚国不敢复窥中原。齐桓公现在称心如意了。四方的诸侯都对他顶礼膜拜，将他比拟为古代的“方伯（bà）”，赞美之辞不绝于耳。我不能否认他的“称霸”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中原地区的稳定，对于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的安全感都有好处，但是从主观上讲，他更看重的是称霸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而非其衍生的种种结果。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有管仲这位高参，他和哥哥齐襄公在很多方面其实也差不多。对于郑厉公来说，幽盟的意义远远大于去年的鄄盟，他是真心实意地拥护这个组织的纲领，承认这个组织的作用的。然而，幽盟的领导人齐桓公的日韩av电影在线

派图赖率其令人胆寒的精锐骑兵沿黄河南岸横扫河南北部。这一地区是大小寨主及黄士欣、张有声等大顺军残余，浙江冒险家陈潜夫等南明将领竞相争夺之地。在迅速挺进的清军面前，大顺军和大量寨兵的阵地完全崩溃了。图赖的人马刚一出现，黄士欣和张有声便望风而逃。15个大寨及全部士卒百姓都向图赖投降了。黄河沿岸100公里内的地区全归了清朝。然而，到12月，将战线拉得过长的两路清军都遭到了阻挡。在西线，河南怀庆附近的大顺军残部发起了反击，打败了清将金玉和，并攻打了黄河北岸的许多地区。为防止大顺军突破清军防线，多尔衮及清朝不得不下令多铎主力撤回黄河一线。同时，向东挺进的图赖部也开始遭到南明军队的顽强抵抗。其中有刘洪起的寨兵；现由张缙彦率领的攻夺开封的陈潜夫部明军；在张缙彦军背后还有驻守睢州的许定国部四五千人马；以及由当地豪强李际遇率领的兵力与许定国相当的玉寨军。多铎主力部队只有1万人，无法与这些军队抗衡。只要南明军队守住睢阳，至关重要的两淮及长江下游防区就可保无虑。只有两种状况可能改变这一局势：一是大顺军被彻底赶出陕西，清军得以从西北调出增援；二是睢州一线守军反叛，使南明某个主要将领丧失信心和畏缩动摇。这两种情况终于在1645年初的几个月中出现了。其直接原因是：清政府与北直隶，及山东抗清势力极为成功地达成了和议，并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领了山西和陕西。

文秉等史家特别重视这一点，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3页，引文秉：《甲乙事案》。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认为，文秉的记叙十分精彩，但有武断之处，不完全可靠。?南京既是保卫江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又是作为北方城市之粮食基地的南直隶的首府。南京虽设有与北京中央政府大致相同的官僚机构，但缺少像北京那样强有力的京城防御体系。南京政府最重要的官员是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及五军都督。斯特鲁弗：《南明》，第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72页。?陈子龙上任后，欲重返浙江，继续组织修建防御工事和贮备弹药。但他尚未启程，北京与南京的联系便中断了。他不知道北京已于1644年4月25日落入李自成之手，故回到松江，看望生病的祖母，并与朋友商定保护太子顺利南下的方案。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12—114、125—127页。陈子龙提出组建一支万人水师，北上天津，迎接太子，然后护送太子由水路南下，以避免陆路旅行的艰难和危险。褚华：《沪城备考》第四卷，第11页；王云五等：《大清一统志》，第958页（第八十四卷，第1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37—240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56—261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认为，祁彪佳已得知这些计划，但他当时既无能力，也无权力将其付诸实施。甚至在出任苏州巡抚后，他也未能将志愿勤王部队与正规军结合起来。?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消息继续南传，6月25日传到福州，“乡村老幼男女莫不流涕。”海外散人：《榕城纪闻》，第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3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这些官员是：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工部尚书程注、右都御史张慎言、兵部侍郎吕大器、翰林院学士姜曰广、太常卿何应端、应天府尹刘士祯、鸿胪卿朱之臣、太仆丞姚思孝、吏科给事中李沾、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御史郭维经、御史陈良弼、米寿图、周元泰和明王室成员朱国昌。这一众所周知的名单是由几种资料汇集而成的，见于《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3页。?明朝末年，南京最重要的官员是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大将军）、五军都督和户部尚书。斯特鲁弗：《南明》，第4页。?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是举人，曾任地方官。父亲史从质是秀才。一位祖叔伯、一位叔伯及两位堂兄弟都在锦衣卫任职。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法生于1601年（据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或1602年（此说较可信，见《史可法传》，第99—106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1—7页对此问题作了很好的研究，尽管有时过分强调史可法与左光斗的关系。据一些资料记载，史可法曾在左光斗殉难前秘密探望过这位著名的东林党人，并受到要继承东林党事业的教诲。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67—68页。?《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076页。扬州史可法祠中的史可法塑像，其面孔颇似猿猴；大耳厚唇、面颊上有深深的皱纹。虽不英俊，却沉郁威严。朱文长《史可法传》卷首插图。?此处及后文有关史可法的资料主要引自《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07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51—652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8—7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40页。?八_零_电_子_书_w_w_w_.t_x_t_8_0._c_o_m关于史可法的安庆防区，见邓尔麟：《嘉定忠臣》，第18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32页。?12月，史可法通过弹劾闲散官员和制定新的编制，对南京的军队进行了整顿。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同上书，第43页。?同上书，第56—57页。史可法出任南京兵部尚书后，还向朝廷推荐了几位官员任军队将领。其中著名的有吴甡和张浩然。他认为，除了已经战死的洪承畴，吴甡也是天下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3页。?㈧_○_電_芓_書_Ｗ_w_ω_.Τ_Χ_t_捌_０.c_Ο_Μ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28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8页。后来，地方义勇的首领被告知，非正规军不在动员之列（此项知识得自私人通信，见《明季南略》第四卷，第48页［“台湾文献丛考”本第一册，第115—118页］）。?“司马”一词出自《周礼·夏官》“大司马”条。司马掌兵事，并掌行事之禁。他们通晓九伐之法，尤其是九伐最后一条，“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四方”一词在《诗经》中指“华夏之民”。?彭孙贻：《平寇志》第三册第十卷，第8页。?关于1643年明军在淮河地区明军劫掠之事，金声在书信中作了生动描述。见金声：《金忠节公文集》，第12—14页。?姚广孝等编：《明实录》第十七卷，第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1页；《淮城纪事》，第133页；应廷吉：《青磷屑》，第3页；夏允彝：《续幸存录》，第68页。刘泽清为诸生参加乡试时，曾因口角将一名官府侍从殴毙。?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91页（第二十一卷，第1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7—8页。黄得功大胆鲁莽，故有“黄闯”绰号。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3页。?《贰臣传》第七卷，第26—27页；《明史》，第3022、3066页。刘良佐被认为是很有能力的将领。因作战时常骑一匹花斑马，人称“花马刘”，其实是个无知而又贪婪的人。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3页。?《明实录·崇祯实录》第十七卷，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10—411页；《淮城纪事》，第133页。?应廷吉：《青磷屑》，第3页。当地居民也惧怕大顺官员，因为后者威胁他们说，若不服从其统治，便率闯王军队撤离（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明朝末年，徐州多次受到农民军的攻击。1637年秋，一支来自苏州的10万人的农民军驻扎在徐州以南70公里处，曾袭击过此城。1640年，该城一度被占领，很多士绅被杀。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6、7页，“万补”第2—3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41页。徐州虽被黄希宪放弃，但淮河附近的房村驻军拒不投降。该军通判、著名作家和诗人凌濛初进行了英勇抵抗，后兵败被擒，不屈而死。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930—933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一卷，第25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41—42页。?《明史》，第3103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淮城纪事》，第133—135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许兆椿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第44页。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尤其在20世纪，整个江北地区到处都有地主的庄园堡垒和三五十人的私人武装。太平洋关系学院：《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第11—1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78—8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在坚决惩治大顺官员方面，能与路振飞相比的是淮安巡按王燮。5月6日，王燮毫不迟疑地处死了北京派来接管淮安的“伪官”。此后，“士民恃以屹然”，完全相信王燮和路振飞将会保护他们免遭农民军之扰。此后不久，一位更为重要的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淮安。此人就是在河南投奔李自成，并成为大顺政府中重要人物之一的吕弼周（1628年进士）。他带来一份布告，令当地官员承认他的权威。但王燮将其逮捕并加以审讯，将他斥为“乱臣贼子”。吕弼周拒绝回答王燮提出的有关李自成的问题，王燮——他曾是吕弼周的学生——便将他转交路振飞处置。5月20日，路振飞令一队弓箭手将吕弼周射死——射中一箭赏银一锭——而后又下令碎尸。这种公开执行死刑的作法在淮安十分常见，从而加强了路振飞对该城的控制。文秉：《甲乙事案》，第34—35页。?这里的人们也惧怕马士英部的逃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谈迁：《国榷》，第6088页；《明实录·崇祯》第十七卷，第1页。文秉的记载略有不同：金声桓所记相同，但周仕凤仅被称为士，仕尔敬则记为周原敬。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北略》，第66—71、79—8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7页；谈迁：《国榷》，第6074页。这场斗争被后代史学家们夸大了。当时支持潞王的官员比后来的评论者所说的要少得多（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斯特鲁弗：《南明》，第2页。?对皇室贵族和勋贵应加以区别，前者是皇室男性成员，后者是勋臣和外戚。这些人只受虚封而无实土。王毓铨：《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第91页；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31页。?顾诚：《明代的宗室》，第5页。克劳福德统计的数字则更高，据说1594年皇室宗亲多达16万人。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35页。?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7—28页。?1591年，山西临汾县全年税收的最大开支是支付亲王和皇室宗亲的俸禄（占田税谷物的48.5％和地税银的39.2％），其次是军饷（占税粮的37.1％和税银的36.2％）。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78页。?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6—27页。?阿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40—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37页。到崇祯时，很多皇室宗亲甚至穷得无钱娶亲。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049页（第一七九卷，第5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页。?“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之国也就是就藩。他们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宏大的王府和丰厚的赡养，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他的所在地。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页；又见于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59页；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31页。?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108页。?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40—41页。?高腊福：《这就是中国：16世纪末耶稣会士发现的中国》，第146页。?根据一项研究，实际上只有两名皇室成员中举并出任文职。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397—398页。官僚们担心皇室成员会迅速垄断朝廷要职，因此，他们强烈反对允许皇室宗亲担任文职的政策。皇室宗亲虽获准参加科举，却未能成功，很可能是这些官僚对他们的恐惧意识造成的（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明朝建立了50个王府，其中28个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李龙潜：《明代庄田的发展和特点》，第9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7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15、37页；盖拉德：《南京今昔历史与地理之一瞥》，第204—205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37页。明朝初年，蒙古人被驱逐后，北京周围的土地或被授予已在从事耕作的农户，或被当作永不纳税的私田赐给农民。15世纪，这些土地被寺院、贵族和军队将领所侵占，而他们仍享有免税的特权。此外，15世纪40年代，宦官也开始接受赐田，北京西山一带也常重建享有免税特权的寺院。1489年，一位上疏者称，京畿周围的纳税土地已有1/6被划为庄田。皇庄之制亦建于明初，但其极度膨胀是在正德年间（1506—1521）。当时，为满足正德皇帝穷奢极欲的生活，仅在京畿之内，其皇庄就占地37595顷。嘉靖时，皇帝被说服将26693顷土地退还给私人或官府。但万历年间，兼并又重新开始。万历帝将土地大量赐给宠臣，而掌管税收和皇庄土地的太监又加倍扩大了皇庄的土地。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6—7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3—54、94—96、101、195—197页。关于明代后期开封周王之府第的描述，见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8—29页。?阿尔伯特·S·J·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50—154页；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页；又见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36页。据万历时的资料记载，属于皇室诸王或贵族田庄的土地共7268691亩。李龙潜：《明代庄田的发展和特点》，第67页。耕种皇族和勋贵田庄的农民是：（1）皇上赏赐的佃户——即原来在赐给贵族或诸王的土地上耕作的农夫。（2）其耕地被侵夺，并且非正式地沦为新田主永久佃户的农夫。（3）投身贵族寻求保护的依附农民。（4）受雇为贵族耕作的佃户。（5）以契约形式依附于贵族并常充当武装部曲的农夫。王毓铨：《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第91—96页。?为了防止外戚的发展，皇帝的后嗣皆从平民中选妃。但这样的外戚家族因缺乏“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意识而尤易腐化。为国为民的思想，可以说完全被私欲所取代。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第238页。?⑧`○`電`耔`書ωωw.Τ``Ｘ``Τ`捌`零`.C`O`M吴乃荪：《董其昌：对仕途的淡漠，对艺术的追求》，第28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罗文：《

趋繁荣的中国东南海外贸易，几乎禁绝30年。“海禁”口子的松动，是在明朝“靖难之役”结束，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后第二年开始的。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永乐皇帝朱棣在明州、泉州、广州三地重开市舶司，尤其是广州市舶司，不久之后由宦官监管。朱棣有此举，一面是为即将开始的“郑和下西洋”做准备，另一面也是为加强对官方“朝贡贸易”的管理。明朝海禁与清朝最大的不同，就是明朝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将海外贸易权牢牢抓在政府手中，由政府进行官方贸易。但这种官方贸易基本是“花钱买面子”，往往都是花买人参的钱换外国人的萝卜，以体现大明朝的“富庶”。海禁的两个缝隙，也在此时产生——私货与互市。所谓“私货”，就是外国来朝贡的使团，除了携带进行朝贡贸易的货物外，往往还夹带许多私人货物，用以进行私下贸易。而贸易的方式，就是在市舶司的监管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互市”。这种情况在永乐元年就曾发生，渤泥国使者在南京与当地商民“互市”，市舶司请示朱棣是否征税，朱棣大方地表示免税。这以后很长时间，对“互市”少征税甚至不征税，就成了惯例。如此一来，大批外国使团“朝贡”时，都争相夹带私货，私下的“互市”比官方的朝贡贸易还要热闹。历经朱元璋时代打压的中国海商，就这样缓慢地复苏起来。到了明朝中期的宣德、正统年间，情况继续起变化，彼时明王朝承平日久，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迅速，打破明王朝官方垄断的商业走私活动日益猖獗。明王朝曾多番打击走私，比如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八月就曾严令各省查禁走私。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又在福建搞整顿，严禁沿海边民私下与海外商人贸易。但新海商势力还是发展起来，比如在福建，就出现了专门交易走私货物的“乡集”，形成了一套地下网络，并在正统年间演变成轰轰烈烈的邓茂七大起义。起义虽然被明王朝镇压，但彼时明王朝刚刚经受“土木堡之变”，国家元气大伤，因而对参与叛乱的众多走私势力“胁从不问”。顾炎武的《日知录》上说此后“私通番者益多也”。明王朝不知道的是，朱棣重开市舶司后至15世纪末的这近一百年，中亚国家战乱，陆上丝绸之路今不如昔，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在欧洲国家价格暴涨，而转运东方货物的“马六甲航线”，这一时期正控制在西亚和东南亚国家手中，他们通过“朝贡贸易”得到的中国货物，向西方国家高价售出牟取暴利。“仁宣之治”后的明王朝，已不堪“朝贡贸易”的负担。一面是市舶司管理松弛，外国朝贡使团往往违反规定，带来超过限额的货物进行交易，为了“面子”，明王朝基本都是照单全收。“朝贡”的越多，明王朝赔本也就越多。同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自明英宗朱祁镇在位开始，国家田赋收入连年锐减，朝贡贸易也就越发力不从心。到了明朝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明王朝不得不再次做出调整，规定凡外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但凡“私货“，皆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抽税。从此开始，原本负责监管私货贸易的市舶司，职责更多转向了税收。原本由市舶司监管的“私货互市”，改由市舶司在当地组织“牙行”来完成。所谓“牙行”，就是市舶司出面，委派当地人组织市场，管理“私货互市”，受委派的人要求是当地“有抵业人户”，其实就是与市舶司关系密切的当地商人。此时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时期，先是刘瑾乱政，继而刘六刘七起义，随后明武宗又北伐蒙古，游猎四方，上上下下花钱的地方很多。经此改革，市舶司果然收入大增，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广东市舶司送交中央的白银就达30万两，给明王朝解了燃眉之急。可从此时起，市舶司的职权一步步下降，沿海的海商势力借助“牙行”掩护，走私活动日益猖獗。观明朝立国之后的海禁政策，至16世纪初叶，可谓演变甚多，海禁的严厉程度，可以说是时紧时松，但总的趋势，却是越来越松。此时明朝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初兴，东南沿海海商势力日益增多，且借“牙行”等改革，许多交易日益合法化，市舶司的权限，也在一步步缩小，原先的包办一切，变成越来越多的放权。但与此同时，从永乐至正德年间，明朝市舶司的关税收入却在直线上升，早年的“花钱买面子”，变成此时税额日益增加。海商权限的扩大，海禁政策的名存实亡，已是大势所趋。此时，一个外来因素的加入，给这个大趋势加了催化剂——葡萄牙人。这时正是16世纪初叶，西方“新航路开辟时期”，葡萄牙船队一路拓展，先击败垄断印度洋贸易的印度舰队，又占据马六甲，下一个目标就到了中国。葡萄牙人第一次造访中国，是明朝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葡萄牙船队抵达珠江口，他们要求与明朝政府贸易，因为拿不出明朝朝贡贸易的“勘合”（贸易许可证），遭到明朝政府拒绝。不过，葡萄牙人发现了另一群人——广东当地的走私商人们，他们主动与葡萄牙进行交易，且给葡萄牙人做向导。通过在广东“牙行”供职的商人牵线，葡萄牙成功向广东镇守太监行贿，获得了入京觐见朱厚照的机会。孰料好景不长，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朱厚照病逝，嘉靖皇帝即位，对葡萄牙采取了强硬态度，不但驱逐了广东沿海的葡萄牙商船，更调动水师，在广东屯门、西草湾两次痛击葡萄牙舰队。眼见得和明朝政府通商没戏，葡萄牙开始和沿海的海商们勾搭连环。这些常年在东南沿海搞走私贸易的海商，在当地熟门熟路，且饱受明朝政府打压，自然乐意与葡萄牙合作发横财。从此，葡萄牙人、倭寇、东南海商联合作乱，反复骚扰东南沿海，这就是嘉靖皇帝在位时期开始的“倭患”。今人说到抗倭，波澜壮阔的战斗说了很多，不过一些提及很少的事情，却会让后人惊讶：与葡萄牙人以及倭寇勾结的沿海海商，固然都是当地臭名昭著的“走私犯”，但沿海的百姓也纷纷参与其中。比如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著名的“横屿岛之战”，是葡萄牙人、倭寇，以及海商李光头等人联合占据浙江横屿岛，将当地建成了一个“国际贸易港口”。日本历史学家藤田丰八曾赞此地为“十六世纪的上海”。岛上贸易繁荣，商旅云集，不但各国商人纷至沓来，就连当地周边的商户也纷纷参与。岛上不但有集市，更有李光头的“衙门”，葡萄牙人的教堂和医院，俨然一个国中之国。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明朝闽浙总督朱纨调集大军，发动强攻，一举攻破双屿岛。上岛后他惊奇地发现，岛上40里长的主干道竟然寸草不生。朱纨不禁感叹道：“商旅往来之多，由此可见。”双屿岛之战后，大批的“海贼”们逃至福建地带。朱纨趁热打铁，火速追击，相继在福建吴语和走马溪重创“海贼”，且严厉打击走私，将有“通番”行为的90多名罪犯当众正法，重手打击下，福建“倭患”稍息。但让人扼腕的事情发生了，立下战功的朱纨，旋即遭到弹劾，众多御史纷纷指责朱纨“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众议汹汹下，嘉靖帝也不得不罢掉朱纨官职。朱纨受不了这个气，愤然感叹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慨然服毒自尽。朱纨之冤，后人大多归结为“奸臣陷害”，“奸商诬陷”，但一个实际情况是，不止福建当地与“海贼”有勾结的势豪大户们，就连普通的小民百姓，也有人状告朱纨。当地沿海百姓，多年以来都参与走私贸易，许多人以此为生。朱纨秉承嘉靖帝圣旨，到任后厉行海禁，打击走私，自认为“为民做主”，却无意断了大多数人的活路。彼时福建，走私猖獗已经多年，当地士绅权贵乃至普通百姓皆有参与其中，就连京城的福建籍官员，也多有人从中渔利。海商猖獗，作乱沿海，其实是明王朝一百多年来海禁自酿的苦果。在明朝海禁开放前，称雄东南沿海的海商们，耳熟能详的是三个人：王直、徐海、吴平。二许多历史书里，这三位“海贼”，毫无例外地都被称为“汉奸”，因为他们与此时肆虐中国沿海的倭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个人在海商中身份不同，人生目标不同，下场却殊途同归——被明王朝镇压。说三个海商有什么区别，或许可以这么说：一个很有理想的，一个有点理想的，一个根本没理想混吃等死的。很有理想的，是王直。他是徽州结林县人，本就是商人家庭出身，成年后先是在老家搞走私，遭明王朝连番打击损失惨重，几次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决定赌一把，伙同徐唯学、叶宗满等同伙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流窜到广东，倾囊所有打造了一艘大船后偷偷下海，躲过了明朝战舰的巡逻，此后就“放开金锁走蛟龙”。他们先加入了海商许栋的走私团伙，许栋被明军在双屿岛击毙后，部下差点鸟兽散，关键时刻王直挺身而出，率领残部冲出明军重围。此后几年，王直盘踞于东南沿海的海岛上，和明王朝打起了游击战，对外贸易也做得有声有色，凭着海上打劫以及往日本走私，迅速聚敛了巨额财富，原先大大小小的海商势力，也被他一一平灭。不但能打，王直还很能送，明朝沿海的官军头目，有多人曾收过他的好处，与他相互勾结。经数年苦心经营，王直成了东南沿海中国海商的“魁首”，沿海的海商船只，必须要挂王直的“五峰”令旗，才能在海上安全通行。当了老大的王直，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老船主。今人说起王直的发迹史，无不说他勾结倭寇，作乱东南。事实上，王直虽然一直往来于中日之间，但一直到他当海盗的第五年（公元1544年），才真正带了3个倭寇一起打劫，之前的“买卖”，基本都是他的团队单干。当了“老大”后，王直不再打游击，反而大大方方地在日本长崎建立了自己的地盘，起名号叫“宋国”，在当地自立为王，招兵买马，成为各路“海贼”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今人多以王直麾下有诸多日本倭寇为由，称其为“汉奸”，其实所谓倭寇，都是“王老船主”打仗的炮灰。顺便说一句，盘踞长崎的王直，将与自己一直有贸易往来的葡萄牙人介绍给长崎当地诸侯源义长，葡萄牙人从此获得了在日本通商以及传教的权力，西方的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开始大量传入日本。后来的织田信长，正是积极向葡萄牙学习火枪技术，最终统一日本。说此举改变了日本历史，毫不过分。但王直的理想不是改变日本历史，而是改变中国历史。在安徽搞走私的时候，他的理想是出海；出了海后，他的理想是当老大；当了老大后，他的理想是做“老船主”。一步一步，靠他敢赌的性格，他都实现了，而在他心里，却还有一个终极的理想：废除海禁，让海外贸易合法化。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胡宗宪就任浙直总督，让王直看到了赌一把的曙光。胡宗宪到任不久，王直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他从四月起，先打下太仓，又打下苏州，接着攻克青浦、嘉定、闸北，在明王朝最富庶的江南地区，轻轻松松来了场自驾游，所过之处杀戮无数，财物洗劫一空，明王朝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兵威之下，胡宗宪很识趣，开始谋求“和平解决”，他先派使者蒋州出使日本，与长崎诸侯源义朝达成协议，以给予朝贡贸易特权为条件，令这路日本诸侯放弃侵扰，这等于给了王直一个和平信号。王直随即向胡宗宪表示，希望双方进行和谈。双方往来使者数次以后，王直提出了解除海禁，开放互市等要求，表示若如此，他不但会停止侵扰，更会帮助明朝剿灭其他肇事的海盗势力。解除海禁的事情，非胡宗宪能做主，但开放互市却可以商量。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王直率大队人马开至浙江，在得到胡宗宪有关人身安全的保证后，王直放心上岸，至杭州与胡宗宪面谈，并再次托胡宗宪转奏明王朝，请求开放互市。然而事情在这时候起了变化，开放互市的事，嘉靖帝朱厚熜的起先态度暧昧，但闻听王直已经登岸至胡宗宪营中，朝中的“反对派”们登时底气足了。先是明朝兵部明确拒绝了“互市”的要求，接着御史王本固竟在杭州设计诱捕了王直。胡宗宪原本想招安王直，用以对付倭寇，没想到事与愿违，可还没等他发火，王本固理直气壮的弹劾就来了，言之凿凿地怀疑胡宗宪“通倭”。朝廷里的“愤青”们也口诛笔伐，连番斥责，重压之下，为保全自己，胡宗宪只能缄口，不再为王直辩白。即使是在狱中，王直依然不放弃自己的初衷，连番向朝廷上奏折，先是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戴罪立功，抵御倭寇，更坦言如果开放互市，明王朝可以通过外贸获得重利。奈何痴心一片，明王朝始终充耳不闻。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8年）十二月十五日，王直在杭州被处斩，临终有遗言：“死我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此话不幸被他言中，王直遭诛后，其部下在养子毛海峰的带领下盘踞浙江岑港，与明军对抗，明王朝调集了戚继光、俞大猷两位抗倭名将，苦战8个月方攻克。更让明王朝意想不到的是，沿海的“倭患”因王直之死而加剧，群龙无首的海盗们，对明朝东南沿海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犯。王直在世时，海盗入寇，不过几千人，王直死后，几乎每次入寇，都是上万人的大规模入侵，惨烈程度，远超先前。比起有理想的王直来，同样被看做“汉奸”的徐海，是一个有点理想的人。比起王直主动赌一把，倾家荡产做海盗。同是枭雄的徐海干这行，完全是被他叔叔拉上贼船的。他本是杭州寺庙的一个和尚，法号叫普静，每日吃斋念佛，日子也算无忧无虑。有一天，他的叔叔找上门来，哄骗他一起出海做生意发财，徐海上了船才明白，原来是做海盗。巧合的是，徐海的叔叔正是当年一起随王直跑船的老弟兄徐乾学，徐海就这样，成了王直手下的一个马仔。徐乾学想摆脱王直自立，踢开王直单独和日本倭寇合作，在一次战斗中意外被打死了。痛失亲人的徐海，就这样加入到了倭寇的队伍里。上了船的徐海，经过无数次战斗才发现，吃斋念佛半辈子的他，最大的本事竟然是打海战。徐海擅长打海战，几乎是无师自通，不但独创了海战阵法，还精指挥。彼时明朝水师的主力战舰是“大福船”，吨位和火炮都优于倭寇海盗船，所以一旦在海上遇到明朝舰队，倭寇大多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开几炮立刻开溜。徐海却不溜，他独创了“近战法”，利用倭船速度快灵活的优点，发挥铁炮小炮的优势轰击明军，多次成功“以小搏大”，凭节节胜利，徐海在倭寇中地位攀升，很快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他的角色类似于抗战电影里那些领着鬼子扫荡的汉奸们，即给日本海盗做向导，在中国沿海侵扰，事后坐地分账。因他的部队战斗力强悍，明军多不敢战，许多没种的明朝水师见了“徐”字战旗竟然立刻逃命。彼时明朝水师中，能与徐海对战的水军将领，仅俞大猷一人。如果说对王直，胡宗宪尚存招安之心的话，那么对徐海，胡宗宪从一开始就下定了决心：除恶务尽。可徐海太恶，明军的实力根本“除”不了他。所以就在与王直接洽的同时，胡宗宪假意拉拢徐海，连番派使者接洽，并向徐海出示王直与胡宗宪往来的书信。得悉王直也欲归降后，徐海降心大起，他本身就是“被倭寇”，外带他十分宠爱的美妾王翠巧早不愿过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天天给徐海吹枕边风。徐海也深知，窜犯海上，并非是长久之计，总要给以后谋个出路，因此也与胡宗宪频繁使者来往。但徐海不知道，自己的亲信王傲在几次出使后，被胡宗宪策反，成了明朝的内应。灭顶之灾，逐渐降临。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正月，动心的徐海为试探明朝态度，发动了对浙江沿海的试探性进攻，徐海军连掠瓜州、慈溪，明朝溃不成军。胡宗宪果断判断出徐海的意图，一面调集重兵与徐海对峙，一面派使者夏正斥责徐海。徐海试探着提出，要胡宗宪给他的部下“犒赏”，胡宗宪大手一挥送来5万两白银，外带好酒好肉。徐海又一次试探性进攻，在

子已经熄了灯。他猛然想到，也许应该看一下房子的背面是否还亮着灯。在毫无结果地再敲了一遍门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房子，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从那里他可以观察到巴托罗缪房子的院子和对着他这一边的窗户。什么也没有。他看到夜色深沉。也许皮埃罗是进去休息一下，喝一杯酒暖暖身子了，如果是这样，他这会儿也应该已经回来了。马基雅维里再一次走入那残酷的黑夜。他敲了门，等待着，不应之下又敲门，又等待，然后又敲门，又等待。他的手脚冰凉，牙齿在打着寒战。“我这下该染上那该死的风寒了。”他嘟囔着。猛然间一阵怒火涌上他的心头，他几乎都要用双拳猛砸那扇门了。然后理智占了上风。他明白，如果惊动了邻居，他也不能够拿到更多的斩获。最后，他得出结论，她们一定是等得不耐烦，最终放弃了他，上床睡觉了。他掉头回家，十分沮丧地进了自己的房子。他又冷，又饿，又极度失望。“如果明天我染不上风寒，也肯定会患上肠绞痛。”他进了厨房，企图找些吃的。但是塞拉菲娜一般是早上去买食物，如果食物有剩余下来，她会将之锁起来，所以他一无所获。火盆已经从起居室里拿了出去，起居室里冷得要命。但是马基雅维里连上床休息的慰藉都还不能够立刻拥有，他必须坐下来，将他与公爵的对话写成一篇报告。报告的撰写花了他不少时间，因为他要用密码来写最重要的部分。然后他还得用工整的字体将条约抄一份像样的抄本，以便可以随信寄出。他一直干到凌晨。这件公函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不能等一个用一两个金弗罗林就可以雇用的普通信使来递送这件公函。于是他爬上阁楼，叫醒了在那里睡觉的两个仆人，让其中一个较为可靠的，给马上了鞍，做好准备一旦城门打开，就出城送信去。他一直等到那个仆人穿戴完毕，让他出了大门，然后才回去上床睡觉。“但是今晚本来应该是一个属于爱情的夜晚。”他一边将他的睡帽拽下来盖住耳朵，一边恶狠狠地低声咕哝道。[1]即达·芬奇。第二十三章他睡得很不安稳。他在早晨很晚的时候才醒过来，然后发现他最恐惧的事情发生了。他患上了感冒，当他走到门口去叫皮埃罗进来的时候，他的声音听上去像一只乌鸦，皮埃罗出现了。“我病了，”他呻吟道。“我发烧了。我想我快死了。给我拿一些热的酒和吃的东西来。如果我不死于发烧，我肯定会死于饥饿。给我拿个火盆来。我冷的要命，昨晚你他妈的死到哪里去了？”皮埃罗正要回答，但是马基雅维里制止了他。“先不要解释了。回头再说。回头再说。给我拿些酒来。”吃过喝过之后他觉得好了一些。当皮埃罗向他解释昨晚发生的事情时，他阴沉着脸听着。皮埃罗说他按照马基雅维里的指示在院子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尽管他被雨水淋成了个落汤鸡，他还是在那里坚持着。他一直等到卡特琳娜女士央求他进屋。“你告诉她们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说了你想让我告诉她们的话，先生。”“她们怎么说？”“她们说这真是令人遗憾。”“她们说这令人遗憾？”马基雅维里用嘶哑的声音愤怒地低声说道。“我的上帝！想一想，上帝创造了女人，是为了让她们成为男人的帮手，她们竟然说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对于像赫克托的死和特洛伊的沦陷，她们又将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最后她们逼着我进去躲雨。我的牙齿在打着寒战。她们说我们可以从厨房听到你的敲门声。她们脱下了我的湿外衣，让我围着火炉把自己烤干。”“那么鱼和阉鸡后来怎么样？”“我们把它们热在炉子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卡特琳娜女士说如果我们再不吃就坏了。我们当时也确实饿了。”“我当时饿得要命。”“我们为你留了一些。一部分鱼和半只鸡。”“你们还算体贴周到。”“我们听到钟敲了一下，然后又敲了一下，然后奥莱莉娅女士就去休息了。”“她去做了什么？”马基雅维里气急败坏地问道。“我们当时想让她再等上一些时间。我们说你再过一会儿就会来了。她说为一个男人等上两个小时已经够多了。她说如果对于你来说，你的事业比男女情爱更为重要，那么就算与你有了关系，从这种关系中也指望不了多少男欢女爱。”“这说不通。”马基雅维里用拉丁文说了一句。“她说你如果确实像你所显示地那样爱她的话，你完全可以找个理由，中止你和公爵的谈话。我们为此和她辩论了一番。”“好像和女人还能说得清道理似的！”“但是她不肯听，于是卡特琳娜女士告诉我说不要再等了。她又给了我一杯酒，然后把我打发走了。”马基雅维里突然想起皮埃罗并没有钥匙可以进门。“你在哪里过的夜？”小伙子给了他一个狡黠的，满意的笑容。“和尼娜在一起。”“这一晚你过得比我强太多了。”马基雅维里阴沉着脸说道。“可是据我所知，她回了她父母的家。”“这是她告诉卡特琳娜的话。我们一早就安排好了。她从巴伯里娜太太那里租了一个房间，我一旦有空，就可以和她会合。”巴伯里娜太太是个老鸨。她在伊莫拉有着一份收入不错，又受尊敬的生意。有几分钟马基雅维里默不作声。他不是那种接受失败的人。“听着，皮埃罗。”当他想好了之后，就开口对皮埃罗说道。“那个老蠢货巴托罗缪晚上就会回来。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让我们不要忘记，天神宙斯为了追求美丽的达娜厄，他化为金雨水钻进了她的房间，赶快去那个叫卢卡·卡佩利的商人的铺子，就是那个我为奥莱莉娅买手套的那间铺子，向他买一条镶银边的蓝色丝围巾，就是前些天他给我看过的那条。就告诉他我一旦收到从佛罗伦萨寄来的钱就会把钱还上。然后拿上围巾，去见卡特琳娜女士。让卡特琳娜女士把围巾转交给奥莱莉娅，告诉他我被爱情之火烧得死去活来，昨晚为了等她还染上了风寒。但是等我好了以后，我们应该找个机会再商量一下，重新订个计划，以满足我和奥莱莉娅的愿望。”皮埃罗走了之后，马基雅维里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回来向他汇报他执行任务及受到接待的情况。“她很喜欢围巾。”皮埃罗说道。“她说那条围巾很漂亮，并且问这围巾花了多少钱。当我告诉她价钱的时候她就更喜欢了。”“很好，很自然，还有什么？”“我告诉她你当时无法从宫里脱身。她说这没有关系，且告诉我说不用再想这件事了。”“什么！”马基雅维里愤怒地吼道。“看来女人是世界上最没有责任感的动物，难道她没有看见，她的所有的前程均在此一举吗？你有没有告诉她我在雨中站了整整一个小时？”“我说了，她说这样做非常不够谨慎。”“谁会指望一个恋爱中的人会谨慎？你可以专门问大海，当天上刮狂风的时候，海面上会不会不起浪？”“卡特琳娜女士希望你多保重身体。”第二十四章马基雅维里卧床休息了几天。通过灌肠和放血他恢复了健康。身体复元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提莫提欧神甫找了过来。他告诉后者那个不幸的故事。神甫十分同情。“现在要做的是，”马基雅维里说道，“让我们一起动动脑筋，想出个办法来让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朋友再走开一次。”“我已经尽力了，大人。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神甫大人，当英明神武的公爵进攻福力城的时候，他被挡了回来。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选择围城，他而是开动脑筋，想出了每一个办法，最后让城里的人乖乖投降。”“我已经见过了巴托罗缪大人，他不折不扣地照我告诉他的话去做了，他现在确信，圣·维塔里的介入是灵验的。他确信无疑，奥莱莉娅女士在他从拉维纳出发返回的那个晚上就怀上了孕。”“这哥们是个蠢货。”“虽然我是个信教的人，但是我还不至于愚昧到不了解这么一个道理，也就是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他究竟是对还是错的。”马基雅维里感到有些恼火。这个神甫不如他所期待的那么有帮助。“别这样，别这样。神甫大人。别把我也当个傻瓜来对待。不管圣人的骸骨具备多么大的魔力，使一个无法生育的男人具备生育能力肯定不会是这些魔力中的一种。那个故事是我编出来的，你我都知道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提莫提欧神甫微笑着，声音中带着一种虚情假意回答说：“上帝的作为是莫测高深的。谁又能说他了解上帝会如何行事？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匈牙利的圣伊丽莎白的故事吗？她那残酷的丈夫禁止她救济那些有需要的人，有一天她在大街上被自己的丈夫撞见，当时她正挎着一个装满面包的篮子，正要去救济穷人。她丈夫怀疑她没有遵守他的命令，他于是问她菜篮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惊恐之下她回答说是玫瑰花，他从她手里一把夺过篮子，然后当他揭开罩布时猛然发现她说的是真话，一篮子面包突然间神奇地变成了一篮子芬芳的玫瑰花。”“这个故事是开启人们心智的好故事，”马基雅维里冷冷地回答道，“但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难道说，圣·维塔里在天堂听到了虔诚的巴托罗缪为了求子而发出的祈祷，受到了感动，就高抬贵手使一件奇迹出现，正如你许诺巴托罗缪的那样，这就完全没有可能？《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信念的话，大山都可以被移开？”如果马基雅维里没有过人的自制力的话，他已经要大发雷霆了。他很清楚这个僧侣为什么会拒绝提供进一步的帮助。为了二十五个金杜卡特，他已经做了他应该要做的事，如果计划流产，那也不是他的过错。他想要更多的钱，但是马基雅维里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给他了。前些时间他送给卡特琳娜的项链，他送给奥莱莉娅的手套和玫瑰油已经把他的零钱全花光了。他当下欠了巴托罗缪的钱，他也欠了几个商贩的钱。他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钱只够维持他的日常开支。他现在除了许诺之外，别无其他可以给这个僧侣的了。他有预感，空头许诺对提莫提欧神甫来说意义不大。“你的雄辩和你的虔诚，证实了我听到的有关于你的好评。如果我写给执政团的推荐信起到了我们双方均希望起到的作用，我相信那一定会大大增加佛罗伦萨民众的精神福祉。”那个僧侣神态庄重地鞠了一躬，但是马基雅维里看出，他并没有动心，于是他继续说了下去。“一个明智的人不会把他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如果一个计划流产了，他会再尝试另外一个计划。请不要忘记，如果巴托罗缪不能遂其所愿的话，他会收养他的外甥，这将伤害到他的太太和岳母，并使你失去这所教堂。”“那将是一个不幸的结局。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作为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会让受到影响的各方顺应变局。”“我们被告知，上帝帮助那些会帮助自身的人们。你了解我在过去并不悭吝，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也会看到我不会出手不大方。让巴托罗缪如愿以偿，有个继承人，对你，对另外两位女士来说，都有现实的利益。”一丝浅浅的笑意在一瞬间照亮了提莫提欧神甫那张罗马人的脸孔。“你知道对于像你这样杰出的人物我会尽力效劳的，但是一旦巴托罗缪不能如愿以偿的话，你认为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帮助自己来获得上帝的帮助呢？”马基雅维里忽然有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使他十分高兴。以至于他几乎要放声大笑了。“神甫大人，和其他人一样，你肯定也时不时需要洗一下肠。假如说你晚上服用一剂芦荟，第二天一早，你肯定会发现，如果你在当天早上又服用一剂盐的话，洗肠的效果会更加令人满意。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巴托罗缪对圣·维塔里的朝拜的功效会大大增加，譬如说如果他再去一趟里米尼？这样的话他又可以离开这个城市二十四小时了。”“你真是一位多情多欲的人，大人，你真是让我钦佩不已，但这一招有些太迟了。巴托罗缪大人也许是个笨蛋，但是如果我要指望他比一般的笨蛋还要笨一些，而事实他却又不是的话，我自己就是一个愚不可及的笨蛋了。”“你对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不能失去这种影响力。”“这是不是说我没法指望你的帮助了？”“我没这么说。先等上一个月，然后我们再谈论这件事。”“对于一个热恋中的人来说，一个月就像一百年那样长。”“让我们不要忘记，当年雅各为了娶到拉结，还为拉班服事了七年呢。”马基雅维里清楚地看到，这个僧侣是在刁难他。他决心不见兔子不撒鹰。马基雅维里心里气得要命，但是他很清楚如果他大发脾气的话，事情就不可收拾了。他控制住了自己，告别了僧侣。临走前他幽了僧侣一默，他掏出一个弗罗林，恳求僧侣收下。他要求教堂用这个弗罗林买支蜡烛，在奇妙的圣母像前点着供上，并祈祷巴托罗缪的愿望得以实现。如果心甘情愿地承认失败，就不会有什么怨气了。第二十五章在目前的情形下，要搭上奥莱莉娅，他仅存的希望就是得到卡特琳娜的帮助了。很明显，对于他们精心策划的方案遭受挫折一事，她的关切程度要远远超过马基雅维里。这是因为，对马基雅维里来说，这只不过是追求一个漂亮的女人来满足一下自己的欲望而已。而对于她来说，则是涉及她个人地位的安危。他现在已经指望不上那个僧侣了。但是卡特琳娜则不一样，她在这件事上有着她自身的利益，所以是一个靠得住的同盟军，他对于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足智多谋有着坚定的信心。伪装和欺骗对于女人来说就如同吃喝一样重要，让他们的计划成功对于她来说有着显而易见的巨大利益，马基雅维里决定和她再见上一面。要会见两个离群索居的女人中的其中一个有些困难，但是好在他有皮埃罗从中穿针引线。想到自己一早就让皮埃罗去追求尼娜，马基雅维里不禁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自鸣得意。第二天他在市场上买了一条肥美的鱼，然后选了一个他确信那个胖子正好在城里办事的时间，让皮埃罗将鱼给卡特琳娜送去。如果皮埃罗不能单独见到卡特琳娜，为马基雅维里安排一个与后者会面的机会，那就太遗憾了。如往常一样，皮埃罗很称职地完成了任务，回来告诉马基雅维里说，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卡特琳娜同意在三天之后的某个时间，在圣·多米尼克教堂见面，她选择的见面地点显示出她是足够机警的。很明显，凭着她女性的直觉，她意识到提莫提欧神甫不再值得信任了，所以他就不应该看到他们在一起。马基雅维里来到圣·多米尼克教堂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什么概念要怎么做。但是他也不是太担心，因为他确信卡特琳娜一定会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议。他只是担心下面这个计划会花上太多的钱。不过，好就好在，即使情况再坏，他可以向巴托罗缪再借上一笔钱，归根结底，巴托罗缪也不过是向马基雅维里付上一笔酬劳而已，为了这笔酬劳马基雅维里已经准备好提供相应的服务。教堂里一个人也没有。马基雅维里告诉卡特琳娜那天晚上他是为什么没有能够准时赴约，他又是如何站在雨中敲门，并且又是如何受了风寒。“我知道，我知道，”卡特琳娜说道。“皮埃罗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们，我们听了都非常沮丧。奥莱莉娅都不停在说，可怜的人，如果他因此病故，我会良心上十分不安的。”“我没有意愿要死。”马基雅维里说道，“即使我已经到了天堂的门口，只要一想到奥莱莉娅，这个念头就会把我拉回来。”“这一切都十分令人遗憾。”“让我们不要再想过去了。我已经恢复了健康。我现在浑身都是劲。让我们考虑一下未来。我们的计划流产了，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制订一个计划。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我很难相信，你竟然不能想出合适的办法满足你所有的愿望。”“尼科洛大人，我今天并不想来，我只是因为皮埃罗的恳求才来见你。”“他确实提到你很犹豫。我对此十分不解。”“没有人愿意成为带来坏消息的人。”“你这是什么意思？”马基雅维里失声喊道，“巴托罗缪是不可能产生任何怀疑的。”“不是，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奥莱莉娅。我同她争论了许久，我甚至都跪下来求她了。我还是说服不了她。唉，我可怜的朋友，现在的女孩和我们从前那会儿不一样了，我们那会儿要让我

，“三郤”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聚到一起开会研究形势。“情况非常不妙，我估计国君很快会对我们动手。常言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应该采取主动，马上派兵进攻公宫，把国君杀掉，另立新君。”族长郤锜说。“没错。”郤犨附和郤锜的意见，“就算是死，也要拼个鱼死网破，不可束手就擒。”“三郤”之中，郤至的辈份最低，说话的分量却最重。他沉思了片刻，问了郤犨和郤锜一个问题：“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世上安身立命，是因为什么？”郤犨和郤锜都摇摇头，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有信义、智慧和勇气。有信义的人，不会背叛君主；有智慧的人，不肯祸害人民；有勇气的人，不敢作乱。如果失去这三种美德，谁会继续拥护我们呢？如果难逃一死，还要增加新的怨恨，那又有什么意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假如我们有罪，现在才死，已经是多活了几年了；假如我们无罪，国君却杀死我们，那是他的责任，他也不会有好下场。我们享受了国君给予的政治待遇，所以能够团结一批人，却又反过来利用这批人造反，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现代人也许很难理解春秋时期的中国人，他们的思维像雾一样飘忽，行动像风一样迅速，缺德的时候不顾一切后果，到了关键时刻却又表现得像圣人一样纯洁和迂腐。不管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在他们所有不确定的精神气质中，最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对命运所持有的一种超然态度——人固有一死，避之何益？公元前57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晨，“三郤”像往常一样，坐到了讲武堂的正堂之上，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闹，两个壮汉不顾卫兵的阻挠，互相撕扯着闯进来。仔细一看，原来是长鱼矫和晋厉公的亲信卫士清沸魋（tuí），他们手持长戈，衣服纠缠在一起，面红耳赤地争吵着，要找“三郤”来主持公道。“有事好好说，不许在讲武堂上动粗。”郤锜和郤犨上前劝架。眼见他们走近了，长鱼矫突然松开清沸魋，挥起长戈，横扫过来。事发突然，郤锜和郤犨避之不及，被当场杀死。郤至见势不妙，跳上停在门口的一辆马车想要逃走。长鱼矫动作敏捷，快步追上去，又将郤至杀死在车上。与此同时，胥童带着八百名甲士，劫持了栾书和荀偃，并将他们囚禁在宫中。看到朝堂上并排躺着的“三郤”的尸体，栾书突然产生了一丝悔意：如果不是自己处心积虑害死郤至，外嬖又怎么会找到机会对众卿下手，自己又怎么会落到如此田地呢？很显然，“三郤”仅仅是外嬖的一个突破口，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将晋国八卿一网打尽，好让他们掌权当道。恍惚之间，听见长鱼矫在对晋厉公说：“如果不杀这两个人，您必定后患无穷。”顿时感觉一股寒意升起。晋厉公皱着眉头，沉默了良久，终于说出一句让栾书松了一口气的话：“一天之中，就将三位卿士陈尸于朝堂，我不忍再多两个啊！”长鱼矫跺脚道：“您不忍心杀他们，他们却会忍心对付您。您就等着看吧！”说完转身就走。当天晚上，长鱼矫不辞而别，逃到了狄人居住的地方。晋厉公最终还是放过了栾书和荀偃。“三郤目空一切，天怒人怨，寡人将他们都杀了，连累你们也受到囚禁之辱。现在请回各自的岗位上去工作，好好为晋国服务吧！”栾书和荀偃感激涕零，长久地拜伏在朝堂之上：“您讨伐有罪之人，而免我们一死，那是因为您宽宏大量啊。我俩就算死了，也不会忘记您的恩德。”然而，就在这事发生之后没几天，晋国的形势再度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的晋厉公带着一群后宫佳丽和外嬖，前往翼城的大夫匠丽氏家中游园，栾书和荀偃趁机发动宫廷政变，带兵跑到翼城，将晋厉公和胥童等人抓了起来。栾书派人给士匄送了一封信，要他到翼城来商议国家大事，被士匄谢绝了。又派人邀请韩厥，韩厥说：“当年我深受赵家的恩惠，大伙对赵家群起而攻之的时候，我就没有参加。古人说，耕田的牛老了，没用了，也不忍心杀它，何况是国君啊！你们几位既然不能侍奉君主，还将我韩厥拉下水做什么？”晋厉公在翼城被囚禁了整整三个月。公元前573年春天，栾书等人杀死了胥童，然后又派部将程滑杀死了晋厉公。作为曾经带领晋军在鄢陵打败楚军的风云人物，晋厉公的后事单薄得令人唏嘘：他被草草埋葬于翼城东门之外的乱葬岗中，送葬的车辆也仅有一乘，远远没有达到“诸侯葬车七乘”的标准。不过，这一切对于晋厉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死了，晋国的太阳还是照常升起，人们很快将目光聚焦在了空缺的君位上面。栾书和荀偃该如何处理才能保证权力的平稳过渡，并且在不引起贵族和国人反感的前提下巩固自身的势力呢？当然，麻烦还不只这么点，面对晋国忽然的政变，一直虎视眈眈的楚共王会不会趁虚而入再次挑起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整个国际形势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一切，都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一个奸雄的诞生】我们的故事从一个噩梦开始。(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话说公元前八世纪的某一天晚上，郑国首都新郑的宫殿中，诞生了一位贵人。古往今来，举凡贵人诞生，必有奇异的预兆。然而这位我们要说的贵人，他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既没有梦到熊，也没有梦到蟒蛇，更没有梦到麒麟，反倒是分娩的那天晚上，做了一夜不可名状的噩梦，汗津津睁开眼睛来，发现卧榻上已经多了血肉模糊的一团。关于这件不同寻常的事，《左传》是这样记载：“庄公寤生。”——该书的作者左丘明，是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鲁国的史官，以简约、生动的叙事风格闻名于世。然而，正是由于左氏过于简约的文风，令后人对这件事有了不同的理解。一种意见认为，寤乃是寐寤之意，所谓寤生，顾名思义，也就是梦中出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寤乃是“牾”的假借字，寤生即是牾生，意思是生育的时候，婴儿的足先出，即世人俗称的逆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管如何理解，总之，这孩子的出生与众不同，以至于他的母亲大受惊吓，因而对他产生了厌恶，却是众所周知，没有任何意见分歧的。有必要介绍一下贵人的家庭。贵人的父亲姓姬，名掘突，是周平王的卿士、郑国的第二任君主，因为死后的谥号为“武”，历史上称之为郑武公。郑国的领土面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大致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中部，北靠黄河，西接王畿（周王室的直领地），南边是陈、蔡等诸侯国，东边则与宋国接壤。这一带，是中原文明的滥觞之地，开化甚早，在当时堪称最富庶的地区。仅仅在数十年前，郑国还不是一个国家。郑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掘突的父亲，名叫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同胞弟弟、周幽王的亲叔叔。周宣王即位的第二十二年，友被封为郑伯，因其为人正直，施行仁政，受到百姓们的爱戴。周幽王即位之后，又任命友担任了王室的司徒，负责打理王室事务，管理王畿的百姓。但那个时候，友的领地还极其有限，仅仅是王畿内的一座小城和周边的一些农村。《史记》当中提到了友的发家史：友担任司徒一年，周幽王因为宠爱褒姒（sì），王室政治腐败，有些诸侯不服从王室的领导。于是友问史伯：“王室多难，我应该怎么样才能躲避灾难？”史伯心里明白，友问他的，是一旦周王室这棵大树倒下，他和他的族人该如何在这即将到来的乱世之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仔细考虑后，史伯很郑重地回答道：“恐怕只有雒邑（周朝的都城）以东、黄河与济水以南的地区符合您的要求吧。”接下来友和史伯的一番对话，堪称春秋版的“隆中对”。史伯分析说，雒邑以东、济水以南的那片地区靠近虢（guó）国、郐（kuài）国，这两个国家的国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很贪婪，喜欢占小便宜，百姓不亲附他们。“如今您身为王室司徒，位高权重，百姓又拥戴您，您如果要求居住在那里，虢、郐两国国君见您在朝中当权，也会同意将土地分给您。那样的话，不用过多久，虢、郐两国的百姓就变成了您的百姓了。”友听从了史伯的建议。他向周幽王请求，将自己领地上的百姓东迁至雒东。畏于他的权势，虢、郐两国果然献给他十座城池，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郑国。不久之后，友的担心变成现实，犬戎大举入侵王畿，一举攻破周朝的都城镐京，杀死了周幽王和他的儿子伯服，俘虏了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值得一提的是，友虽然早就准备好了逃生之路，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出无比的忠义，为了保护周幽王，战死在乱军之中。犬戎之乱后，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即位，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雒邑，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春秋时期。掘突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一方面参与了护送周平王迁都的行动，另一方面趁着王室衰微，吞并了东虢和郐，并将郐作为郑国的都城，更名为新郑。据说掘突在平定犬戎之乱中表现突出，令申侯（申国国君）青眼相加，所以将女儿许配给他。这个女人，后来在史书上被称为“武姜”，那是因为她的娘家姓姜，又嫁给了郑武公姬掘突，按照当时的习惯，便以丈夫的谥号“武”加上娘家的姓“姜”来称呼她了。在那个年代，这种政治联姻比比皆是，诸侯的女儿生来即被当做交易的筹码，为了国家的利益，嫁给糟老头做小妾也是常有的事。而武姜嫁给掘突的时候，掘突才二十三岁，身强力壮，事业有成。说实话，谁家女儿要是嫁给这么个郎君，夜里不偷着笑才怪。郎才女貌，又生了个大胖儿子，是喜上加喜的事。然而在武姜心中，那天晚上噩梦的阴影似乎一直挥之不去，等到夫妻俩和朝中几位重臣商量着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她半是自言自语，半是说给掘突听：“就叫寤生吧。”春秋时期的人们，取名字不像后世那般讲究，既不看生辰八字，也不求富贵吉利，有的人为了纪念自己的战功，甚至以被自己斩首的敌将的名字给儿子命名。听到武姜这么说，掘突仅仅是略为考虑了一下，便表示同意。于是，寤生这个名字便被一本正经地写入家谱，告知列祖列宗，成为郑国的世子（国君的继承人，又被称为大子或太子）的名字了。数年之后，寤生的同胞弟弟段诞生。生孩子是件技术活，一回生二回熟，这一次，武姜的生产很顺利。段出生后不久，掘突就将共（地名）封给段作为封地。因此，段又被人们叫做共叔段。寤生没有封地。作为世子，他将继承整个郑国，所以没有必要分封领地。宫里的人很容易看出，武姜对两个儿子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大儿子寤生，她始终带有一种固执的厌恶；而对于小儿子段，她则体现出一种超出寻常的母爱，说是溺爱也毫不过分。自古以来，母亲宠爱小儿子，乃是人之常情。平头老百姓家如此，公卿士大夫家也是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因为大儿子有权继承家业，而小儿子相对只能分得最少的一份，做母亲的因此想用更多的爱心来平衡一下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吧。虽然是人之常情，但是像武姜这样厚此薄彼，还真少见。宫里的人只能推测，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天晚上那个噩梦引起的。寤生出生那天晚上，武姜究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史料上却没有任何记载。长久以来，梦都被赋予某种隐喻。据传很多年前，周宣王曾做过一个怪梦，梦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大笑三声，大哭三声，然后将大庙（祭祀祖宗的祠堂）里的神位捆做一束，飘然东去。直到犬戎之乱后，人们才弄明白，周宣王梦中的年轻美貌女子就是周幽王的妃子褒姒，大笑三声是烽火戏诸侯，大哭三声是周幽王死于犬戎之乱，神位东去则预示着周平王东迁。弗洛伊德或许对此不屑一顾，但武姜不能。也许，那个梦太可怕了，以至于武姜从来不愿意对任何人提起。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她无时无刻不记起那个梦，只要一见到寤生那张平淡无奇的脸，她就禁不住从心底打一个寒战。对大儿子强烈的厌恶感，不但使她将全部爱心倾注在小儿子段的身上，她甚至开始考虑置换两个儿子的身份。凭心而论，段确实长得比寤生讨人喜欢，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对比也越来越强烈。寤生敦敦实实，一副木头木脑的样子，在父母面前总是唯唯诺诺，生怕说错一句话；而段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妙语连珠，时常发表一些惊人的见解，连掘突都不得不点头赞赏。除了相貌英俊，才思敏捷，段的武勇在当时也是尽人皆知的。流传下来的《诗经·郑风》中，有一首名为《大叔于田》的诗歌，记录了当年共叔段狩猎的飒爽英姿，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cān）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襢（tán）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niǔ），戒其伤女。〗田就是狩猎，是自古以来统治阶级习武备战的常用手段。这首诗歌生动地描述了共叔段狩猎的盛大场景。从诗中可以看出，段是个武艺高强的人，长于弓箭，力能搏虎，曾经将打死的老虎亲自献给父亲。然而，即便段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即便武姜多次以母亲的身份提出废长立幼的请求，掘突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的理由很简单，嫡长子（嫡妻所生的长子）继承家业是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即便段再优秀，只要寤生没犯什么错误，就不能被废除继承权。因为掘突的坚持，寤生的政治地位得以保留，并且在掘突死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庄公。寤生即位没多久，武姜就来找他，抱怨说段的封地太小，要求寤生把制（地名）封给段。制在当时是一座大城，原来是东虢国的领地。掘突吞并东虢国之后，在制设立关卡，驻扎军队，把它建设成一座举足轻重的军事重镇。制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别名，叫做“虎牢”，也就是《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发生的地点。“制啊……”寤生支吾了半天道，“您也知道，制曾经是虢叔（东虢国君）的领地，虢叔仗着它易守难攻，不修德政，胡作非为，所以先君把他给灭了。我担心，把这样一座城封给段，很不吉利。要不您考虑一下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我都没意见。”寤生话里有话，他在提醒武姜，如果把制封给段，怕他也学着虢叔的样子，有恃无恐，胡作非为。“那好，就把京城封给段吧。”武姜很干脆地说。郑国的重臣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跑过来找寤生，大家议论纷纷，一致反对将京城作为段的封地。大夫祭（zhài）仲说得很直接：“京城的城墙长度超过了一百雉（三百丈），按照祖先定下来的规矩，城墙超过一百雉的城池不能分封给任何人。现在您为了顺老姜之意，把京城封给段，不合规矩，好比一个国家有了两个主人，后患无穷。”寤生无可奈何地说：“老姜要这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呢？”眼下这些人都是郑国的权臣、元老，关起门来说话，从来没把武姜当一回事，总是“老姜老姜”挂在嘴上。久而久之，寤生也习惯了。祭仲说：“老姜贪得无厌，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依我之见，您应当趁早妥善安排这件事，不能依着她的性子来。否则的话，事态一旦失控，将直接威胁我郑国的安全，对您极为不利。”祭仲的话明显带有煽动性，把一屋子人的情绪都给点燃了，有的人甚至拔出剑来，叫嚷着不如先下手为强，现在就把段给杀了。顺便说一句，那个年代的君臣关系不像后世那么疏远，大臣带着武器来见国君并不违反规定，诸侯与大夫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吃饭也是常有的事。堂下群情激奋，堂上的寤生却始终不动声色。他心平气和地看着大伙吵完、闹完，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话，平息了大伙的情绪。这句话是如此经典，以至于后世的人曾经无数次引用，而且一直被延用至今。我时常认为，中国人的可敬和可怕之处，其实都包含在这句话里边了。他说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段带着自己的随

山麓的堡垒，转到高山中更为牢固的寨堡里去。在正常情况下，不法寨民并不进攻地方府会，除非他们得到更强大的、装备更为精良的反清力量的支持。1648年4月，在兴安西南的仁河流域出现了这样一支力量，它就是武大定的复明武装。武大定是明朝军官，早先曾驻防固原。他受到刘芳名的追剿，到紫阳地区山中避难。此时他和他的部队联合了其他复明队伍，攻打并洗劫了邻近的汉阴县城。就在汉水对岸的清朝兴安驻军是由总兵任珍掌管的。任珍将部队全部集结起来。他认为对义军向汉阴的进犯，必须给予强有力的反击。为避免惊动叛军耳目，任珍率部于夜间出动，然后在4月21日迅速领兵北进镇安山麓，以期剿平反清分子。次日，在一个很恰当地被称为“魔王坪”的地方，任珍的兵马撞见了第一个歹徒大营，便兴兵围攻。大吃一惊的义军在一片混乱中逃出要塞。他们很难抵抗住精锐的满汉士兵。数百人被杀，另外一些人被捕，包括一名称作“虎”的首领。因为清军傍晚方至，所以夜幕在战斗停止之前就降落下来，许多叛军在昏黑混乱之中逃跑。翌日，清军骑兵在清点了缴获的战利品——武器、牲畜、妇女和其他财物之后，呈扇形穿过树林搜捕残存分子。被捕的义军被带到总兵任珍的面前。任珍明确宣布他有意赦免他们，以便他们能为自己带路，找到其他隐藏的义军营地。正如任珍向巡抚黄尔性解释的那样：本职体我大清宽仁，网开一面，准其投安，嘉言抚谕，令其引杀贼孽立功。渠等邀释，咸愿死报，随令各降丁乡导，分投搜杀。接着，4月28日，任珍兵马由“魔王坪”营寨的幸存者领路，进攻一个个“穴窟”，“砍杀无数”。只有一些事先得到警报的人，得以弃寨逃入山中他们极为熟悉的最险峻最难接近的地带。5月12日任珍收兵回营后，向北京报告说，纵使他不能担保将来不会发生新的起义和袭击，但目前镇安山确已安定下来，地方长官可以平安地治理那一地区了。可是，镇安的义军原来就不对清朝在兴安的驻军构成主要威胁；他们对于攻打汉阴甚至也没责任。照巡抚黄尔性的说法，倒是因为组织完善的“长发”横行于整个仁河河谷。他们原本是由孙守法组织起来的，目前正在一个以“隆武”为号的复明政权领导下活动。武大定在紫阳地区的存在，已为寨民大起义及寨民团伙袭击山谷居民区提供了可能性；因为虽然清军很早就从孙守法手中夺取了紫阳城，武大定还是一直能够获得紫阳城外的许多当地山寨的支持，事实上可以随时发起进攻。所以，在兵营仅仅休息了两天，总兵任珍就在5月14日率军渡过仁河扫荡，带回了274颗首级，将之悬挂在兴安城大门外。接着，休兵十余天后，任珍率众抵达紫阳城，并于6月22日出城，穿行于沟渠险道间，向武大定的基地进军。满汉军队遭到了武大定及其当地同伙的伏击，反抗者矢石齐下，险些截断了清兵的行列，但是任珍的兵马——包括一些他自己的家丁——稳住了阵脚。任珍后来声称，正是他们在战斗中的顽强表现，使土寇们动摇了对武大定抵挡朝廷大军能力的信心。到任珍6月29日脱离战斗，返回紫阳城时，已有12个“堡寨头”向他投降，依命剃发，并率其亲戚及部属承认了大清帝国的仁慈的统治。陕西低地与山地的暂时平定，也有助于清政府稳定其对邻近的山西省的统治。早在1645年8月，大顺残部在高九英领导下拒绝接受大赦，在岢岗举旗反抗。李鉴捕获了反叛者，并将其斩首，杀了他的所有人马。当孟乔芳和他的部将在西部不断地消灭义军时，巡抚马国柱正在着手加强清朝对山西的控制。国柱抚山西年余，捕诛（李）自成余孽伏民间者，安集抚循，民渐复业。北京中央政府以文臣申朝纪替换了武将马国柱，开始正式任命该省官吏，充实长期空缺的位置，重新遵照在正常政府统治占优势的和平地区的程序，实行官吏的升迁。

山东的清剿

至于平定首都东边的山东，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不管官府的措施多么严厉（1646年12月，一支满洲军队仅在一个州就杀了1.6万多人），那里的起义还是接连不断。在兖州府，道路经常被寇贼截断，整个地区屡遭兵强马壮的反抗武装的袭扰。这些地区的明朝官吏，尤其是九山周围地区的官吏们，打心眼儿里欢迎清军的到来，为他们正在进行的对土寇的围剿找到了新盟友而感到宽慰。许多官员详尽报告了贼党的规模、地点和首领，决心与清廷协力消灭他们。省府官员不久就收到了他们的报告，并将之呈送朝廷。报告中清楚地反映了该省，特别是在兖州的混乱程度。例如，兖州邹县知县吴俦飞列举了其县境内的52个贼党，每伙计有四五百人。据山东巡抚吴达1647年2月的看法，这种形势需要最强有力的反击措施。吴达用最强烈的措辞向多尔衮描述了山东的骚乱，指出这个省为畿辅咽喉，如果允许这种混乱继续下去，“使人疑大兵虽发，无如贼何，以讹传讹，反侧子复安所忌惮？”因此，吴达争辩说，多尔衮派八旗兵到南方去攻打明朝残部恐怕是一个大错误。清兵一旦离开北方南下，他们的后方就会有人造反。山东地区的骚乱，意味着清军自身的供给线会被切断。吴达继续指出，他所认为的这一战略错误，基本上是因该省的奏报不实而造成的。地方官吏虚报剿贼战绩，自欺欺人。俗话说：“擒贼必擒王，射人先射马”，而在实际中这简直一点都没做到。举例来说，山东贼党有一个出色的情报系统。衙门胥吏中有他们的耳目和同情者，一当清兵出剿，衙役就通风报信，使贼徒得以“易装”为农。另一方面，如果驻守各大州府的劲旅坐待各县被义军攻击的报告，那么朝廷援军是决不能及时到达以捕获贼徒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攻打贼徒的根据地近乎不可能，因为他们占据着山顶或洞穴。在这样的地形里，既不能使用骑兵，通常也无法把大炮拖到山上来轰击他们的据点。吴达认为，唯一可能的是全面围剿策略，圈住土寇的大本营，毫不宽容。因为对付贼党的策略之缓延无效，摇摆于“抚”与“剿”之间，为时已经太久。所以，吴达说服多尔衮亟遣大军，进驻济南、东昌，以免山东百姓因观望而造反，发动全面反清起义。虽然吴达要求大军增援的惊呼没有得到响应，他关于即将爆发一场全省规模起义的可怕预言，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事实。1647年的3月和4月，在省府东北邹平县周围爆发了一场大起义，总共有14个州县遭到一个又一个“大王”的攻击。继吴达任山东巡抚的丁文盛在4月份声称已彻底消灭了这些反叛分子，但是，由于袭击继续发生，他被指责为稽误战机，被刑部奏劾免官了。当时对该省部分地区来说，自然是到了危急关头。然而，相继上任的巡抚们几乎都无能为力，只有寄希望于各地州府动员力量，抵抗来自山区的叛军。正如吴达所指出的，地方官关于遭受进攻的报告，一般要在事变发生后很久才能送到，而且总是照例报告说，地方官、练总、捕官和乡绅们如何率衙役壮丁抵御贼众火攻，从而对贼党短暂的围攻进行了一次胜利的防御。许多更为严重的情况却并无报告，这就可能意味着某城已向义军屈服了。或稍为好一点儿，府会落入贼党手中，地方官被迫逃离，那样总算还能带来一个口头报告。不过，在有些时候，地方官或乡绅还是设法在事先得到了关于这类进攻的情报，于是就及时准备防御以避免被围。大运河上重要的商业中心张秋镇的情况就是如此。甚至在明朝衰亡之前这一地带就有盗匪活动，为首的是一个名叫丁维岳的歹徒，他多年来在兖州府东部陷城劫库。1647年11月10日，负责守卫张秋的通判吴通隆接到报告说，丁维岳集结了几千人马准备攻打该城。吴通隆是前明朝儒学训导，他与山东省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地方官一样，情愿为清朝效劳。通判吴通隆和以张经济为首的当地乡绅，一方面向兖州知府求援，一方面将兵丁和街民组成一支防御武装，在整整一昼夜中奋力抵挡住了丁维岳兵马的攻城，并逮捕了准备在城中做内应的五名反徒。1648年1月8日，张秋镇的吴通判通过探马，还发现了大约有1000人马的丁维岳主力在梁山泊的行踪，那儿就是著名小说《水浒》中的宋江建过大本营的地方。吴通隆差人赴东昌驰报求援，并遣部属做向导，率八旗兵进入梁山泊。1月10日黄昏时分，清军意外地与丁维岳的小股人马遭遇，于是发生了一场激战。瑚尔哈统帅沙尔虎达极为得意：官军大获全胜，杀死了包括丁维岳本人在内的“强贼无数”。山东“咽喉”之地暂时又被牢牢掌握在满人手中了。战事在北部中原的边缘地带不断发生，与此同时，新政权在与现已被控制的主要城镇相近的比较安定的地区，也采取了几项措施，以加强对民众的统治。这些措施主要有四项：任用廉正的官员，清除弊政；登记户籍，实行连保；控制火器和家畜；以及用有选择的大赦来分化贼首与贼徒。

地方官与胥吏

清政府从占领北京时起，就清楚地认识到了任命可靠的地方官的重要性。1644年6月，吏部注意到必须仔细选用地方文武官员，以确保他们能够平盗安民。这些官员大多数既非满州人也非汉军旗人，而是十足的汉人——且通常是前明地方官中的归顺者。满洲旗人在政府高级部门占据了重要位置，但他们的人数远远不足以充实各州县的大量员阙。事实上，在顺治年间，每十二三个地方官中只有一个是旗人，清廷几乎完全依靠汉人归顺者来出任全国的县官，是势所必然的（见附录C）。对新朝来说，幸运的是，有很多前明官僚十分乐意效劳。就清廷看来，他们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冗员与县主簿。1646年6月8日吏部接到了一道上谕，内容如下：朝廷设官治民，而冗员反致病民。各府设推官一员，其挂衔别驻推官，尽行裁革；大县设知县、县丞、典史各一员，小县设知县、典史各一员，一切主簿尽行裁革。原管职事，大县归并县丞，小县归并典史。其裁过推官、主簿赴部改选。清廷在如此果断地裁减冗员——他们绝大多数是低级官吏——的同时，还要求提高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并加强监察措施和防止贪污腐化。这样，尽管地方长吏的僚属人数大为减少，但在更大压力下，长吏的行政效率却要比以前更高。这意味着地方长吏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他的私人助手，这些人实际上在替他管理着地方政府。明朝末年，朝廷命官（他们几乎都是科举及第者）与衙门胥吏之间的差别十分鲜明。地方官是外来者，是主持大要者，他们不得不依赖于胥吏；而后者则是局内人，是谙熟具体政务的专家。一个专管税收与司法的胥吏队伍的产生，确实使明朝的行政管理趋向合理化，使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地方长吏得以致力于礼治，而由胥吏来执行法律典章；但是，中央政府拒绝正式承认胥吏阶层，更不要说向他们支付俸薪了，这一事实，意味着地方行政管理的职业化“与朝廷无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明朝政府缩减开支所造成的。由于朝廷为地方长吏所配备的僚属人数很少，就迫使不断发展的胥吏阶层去寻找法外收入。政府容许这种情况发生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地方吏职在历史上就与为衙门服务的定期差役相混淆。换言之，在理论上，一个地方的居民应该承担种种赋税征集和本地治安的事务，而到17世纪这些事务实际上主要由政府的税务机关和衙门兵丁来执行了。当然，估算这些行政花费，并向当地民户征收这笔开销，对政府来说总是做得到的。但是，这将会增加乡绅的赋税负担，尤其是在害怕失去乡绅支持的明朝末年，所以朝廷否定了这种课税办法，而赞同于法外的养活胥吏手段：例如由胥吏自己征收诉讼费，长吏自己掏钱支付胥吏薪俸，等等。新建的清朝政府也希望减少赋税，因而宁愿遵循明朝政府的既定办法。这是一个错误的节约措施。通过废罢主簿一职，由县丞或典史接任其公务，从而缩减地方行政开支，就等于增加了实际上负责着全县文书工作的胥吏的负担。然而，随着工作负担的加重以及胥吏阶层重要性的增加，胥吏本身却被严格地排斥在更高一级的官僚阶层之外。自然，对于这种微薄的正式报酬，他们私下里替自己所做的补偿，就是贪污受贿。所以，仅仅强调任命可靠的人选充任地方官的重要性，并不足以保证地方政府的廉正。清政府不久就发现，衙门的胥吏和听差是整套官僚机构中最难驾御的成分之一。当然，将州县政府的几乎每一个失误都归咎于胥吏，是很容易的，并且胥吏也成了政府行政机构的不完善性的替罪羊。例如中央政府既想增强地方政府作为朝廷在司法和财政上的代理人的效能，又拒绝提供所需的财政经费来供给更多的人员以达到这一目标，两者之间不相协调，就表现了这种不完善性。不过，虽然对胥吏肆无忌惮、徇私舞弊的特点总有言过其实的倾向，胥吏和听差确实在各县衙门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身份低贱的群体；他们常常倚权仗势，欺压百姓，也是不能否定的。于是，清政府便致力于监察和惩罚“衙蠹”的不法活动。在有关这一时期著名地方官员的记载中，也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力图抑制“吏胥贪黩之风”的事迹。因而，最后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更加看重必不可少的地方官的作用，他们自身的廉正对于控制其下属至关重要，颇似整个统治体系中皇帝的地位。清政府几乎不相信那些劝告性的呼吁，继续加强对命官的监察。毫无疑问，清朝统治初期法制与赋税制度得以加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建立了一套正规的、有效的考课制度，它以新的标准来评估地方官的政绩。地方官个人承受的压力也许发展到了近乎难以忍受的地步，但是，其政务却由于严格的规章而变得效率极高。这些规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近代以前的官僚政治中十分突出，它试图限定官吏举止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鳌拜摄政（1661—1669）期间以及此后，清朝官员的考绩，几乎就是在评价一个地方官捕获与处罚重罪犯以及及时按定额征足赋税的能力。从短期看来，这种依靠地方官个人的做法，把政府工作融为整体，强化了其地方控制体系。

保甲制

清政府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将人户编成保甲。最初，满洲人采用的是明朝地方统治制度的一种变体。从1644年到1646年，行总甲制，十户为一甲，立一甲长，百户立一总甲长。1644年，颁布了“邻保检察法”，这一新制意在控制并捕获盗贼、逃人和奸人。这样，该制度的目的就与驻防军队相近了，相应地总甲长也就得以直接向兵部提送报告。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9月8日的一道敕令中所言：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故，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府州县卫核实，申解兵部。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不贷。这样，清初控制地方之制度的最初目的就是查治反抗者和牢牢控制新获得的人口。清廷力图将民众束缚在一地，利用总甲来阻止人们流徙，尤其是在山东这样的混乱地区。1646年，政府甚至命令按前明朝世袭的户种来编造户籍（军籍、匠籍，等等），他们警告人民如若假冒别的户籍种类，将受惩罚，并重申了前朝的“役”与“赋”之别。从1646年开始，由于总甲长得直接向兵部报告，保甲制与对军用物资的控制联系了起来，这包括马匹与火器。这一政策出于英俄尔岱的主意，此人为八旗兵组织过后勤，并在1636—1637年前后满人入侵朝鲜国时筹备过军需物资。1644年，英俄尔岱任户部尚书，1646年11月他开始力主颁布一项严格的法令，来制止有人将军用物资出售给贼党。1646年12月1日，政府宣布：禁民间私自买卖马、骡

号，会同邾国一起讨伐宋国。郑、邾联军势如破竹，很快打到宋国都城商丘的外城。宋国派使者向鲁国告急。鲁隐公其实一直关注这场战争，早就知道战局的发展，但他故意问了使者一句话：“郑国人打到哪里了？”使者回答说：“还没打到外城。”这一问一答成为了历史上的公案：首先是鲁隐公为什么要明知故问，其次是使者为什么不据实回答。对于后一个问题，有人分析说，那是因为使者恨其明知故问，所以说了一句气话；也有人认为，让敌人长驱直入打到首都的外城，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因此使者故意隐瞒了战况。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使者这个回答让鲁隐公很生气，他觉得宋国人不够诚意，一方面想人家派兵支援，一方面还在打埋伏，不肯说实话。于是，鲁隐公背着手，对使者说：“宋公命寡人同赴社稷之难，说明战事已经十分危急。现在问您战况，您却说‘还没打到外城’，既然这样，我们也就不必派兵救援贵国了。您请回吧！”那么，鲁隐公为什么又明知故问呢？有人认为这只是一句很随便的问话，有如“你吃了吗”那么随便，并没有什么深意，但是使者反应过激，以至于得罪鲁隐公。这种分析未尝没有道理，但是，军国大事非同儿戏，鲁隐公因为一句气话就弃盟国于不顾，这种行为本身也很令人怀疑：他或许根本不想与郑国为敌，只不过是缺少一个牵强的借口罢了？要知道，去年五国联军围攻郑国，鲁隐公本来是不想参与的，只不过是因为公子翚自作主张出兵，才将鲁国拉下了水。因此，鲁隐公的明知故问，正是没事找事，意在激怒宋国使者，给他不派兵救援宋国提供一个借口。寤生准确地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掌握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卫国是去年进攻郑国的主谋之国，宋国则与郑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寤生对这两个国家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一定要打得他们满地找牙；而对于陈国、鲁国等“帮闲”国家，他主要采取外交攻势，争取化敌为友。公元前717年，寤生派了一位使者前往陈国，希望与陈国改变敌对关系，睦邻友好。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他的一番好意遭到陈桓公的断然拒绝。陈桓公的弟弟公子佗搓着手说：“远亲不如近邻。郑国是我们的邻居，又没什么深仇大恨，和郑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对于国家来说是好事，您应该答应郑伯才对。”陈桓公瞪大了眼睛，咬着牙说：“郑伯阴险狡诈，为什么不去和宋、卫讲和，却来找我们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挑拨离间。如果我们和郑国讲和，宋、卫两国必定不满。为了郑国得罪宋国，难道是好事吗？”“愚蠢。”公子佗听了心想，你哪里是怕得罪宋国，恐怕还是怕得罪雒邑城中那位徒有其名的周天子吧！寤生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得知陈桓公拒绝了和谈，立刻命令部队入侵陈国。战争的结果，郑国再一次大获全胜，从陈国掳获大批钱财物资，陈国朝野上下震动。没有经过太多的思想斗争，陈桓公便改弦易辙，主动接受了寤生的好意，双方握手言和。陈国派公子佗前往郑国缔结盟约，郑国也派大夫良佐前往陈国访问，与陈国人举行了结盟仪式。对于寤生来说，陈桓公的转变是在意料之中的事。但是，陈桓公的转变速度之快，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意料。同年冬天，陈桓公主动要求将女儿嫁给郑国的世子忽，在得到寤生的同意后，马上举办了订婚仪式。第二年夏天，世子忽到陈国迎娶了妻子妫氏。也许是陈国人的急性子传染了这位郑国的继承人，将新娘接回郑国之后，尚未告祭祖先，他就迫不及待地与她同房了。此举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相当于欺骗了列祖列宗。但是寤生并不以为意，在他看来，婚姻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能够通过这桩婚姻为郑国捞到多少实际利益，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软硬兼施拉拢陈国的同时，郑庄公还从鲁隐公停止派兵支援宋国这件事上嗅出了宋、鲁两国之间暗藏的矛盾，开始向鲁国示好。鲁国和陈国不可相提并论：第一，鲁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非陈国能比，也远超过郑国；第二，鲁国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地位的国家。前面说过，鲁国是周朝初年周公旦的封地。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为了表彰周公旦的丰功伟绩，周王室给予了鲁国有别于其他诸侯国的特殊政治待遇，那就是“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鲁国虽然只是一个诸侯国，但是能够享有天子的礼乐。比如说，诸侯的祖庙叫做大宫，天子的祖庙叫做大庙，而鲁国的祖庙也叫做大庙，等同于天子；举行祭祀的时候，天子使用八佾（yì）（六十四的舞乐，诸侯使用六佾（三十六的舞乐，而鲁侯用八佾，也是等同于天子。特殊的政治地位养成了鲁国人特殊的自豪感。尤其是在进入春秋时期之后，随着王室地位的下降，周朝的礼乐制度也逐渐崩溃，中原大地上普遍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唯独鲁国一直较好地坚持了正统的周礼，保存了完备的周朝文化典籍，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化大国。当时各国想要了解周朝的礼乐文化，不是跑到雒邑去请教王室官员，而是跑到曲阜去问鲁国的典礼官、史官。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对鲁国文化的由衷赞叹，这也为鲁国在各诸侯国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寤生心里明白，对付陈国这样的国家，用胡萝卜加大棒就能迫使其屈服；而对付鲁国，不但不宜使用武力，就算是拉拢，也要讲究策略。为了和鲁国搞好关系，寤生花费了一番心思，而且下了很大血本。自古以来，中国的帝王都有祭祀泰山的传统，周天子也不例外。郑国的首任君主郑桓公在周宣王年间，因为陪同天子祭祀泰山，在泰山附近获得了一块名叫“祊”的封地，作为其汤沐之邑——所谓汤沐之邑，就是洗澡的地方。按照商周时期的制度，诸侯必须定期到王城来朝觐天子，为了解决这些人洗澡的大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天子对诸侯的体恤，天子往往会在王畿内划出一小块封地给诸侯，称之为“汤沐邑”。天子去泰山祭祀，诸侯如果跟随助祭，也有可能在泰山附近获封“汤沐邑”，作为住宿和斋戒沐浴的场所。到了郑庄公寤生的年代，祊仍然是郑国的领地，只是管理起来有点困难。要知道，郑国地处现在的河南，而祊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靠近鲁国边境。对于郑国而言，祊其实是一块“飞地”。可巧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鲁国也有一块“飞地”，而且靠近郑国的边境，叫做许田。早在周成王年代，为了加强对原商朝贵族的控制，王室就开始经营雒邑，并且有意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雒邑。于是，周成王将雒邑附近的许田赏赐给了周公旦，作为他朝见天子的汤沐邑。因此，许田历来是鲁国的领地，在许田还有周公庙，供人们祭祀周公。公元前717年，寤生派人到鲁国访问，对鲁隐公提出了一个建议：以郑国的祊交换鲁国的许田，郑国放弃对泰山的祭祀，转而在许田祭祀鲁国的先祖周公。祊和许田面积相仿，又都是飞地，这笔交易看似很公平，实际上却对鲁国更有利。首先，祭祀泰山是天子的专利，陪同天子祭祀泰山，乃是诸侯的荣幸，可以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政治待遇。现在郑国将助祭泰山的特权转让给了鲁国，是土地交易之外，又给鲁国人送了一份政治厚礼。其次，孔夫子曾经说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鬼即是祖先，一个人如果祭祀别人的祖先，就是谄媚。现在寤生主动要求在许田祭祀周公，无非是为了讨好鲁国人，满足他们以周公为荣的民族自尊心。鲁隐公自然能够体会郑庄公的用心良苦，爽快地答应了郑国的建议，同意交易土地。但是，他没有想到，寤生的大手笔还在后头。据史料记载，公元前715年三月，郑国大夫宛前往鲁国，向鲁国交割了祊的地图、户籍等资料，并于数天之后正式将祊移交给鲁国管理。办完这些手续，宛就回郑国了。他似乎忘记了这是一笔交易，没有向鲁国人提起要求接收许田的只字片言。换而言之，祊已经变成了鲁国的领地，许田仍然是鲁国的领地。送礼有很多种送法，最高明的送法是让人收了礼，又不觉得是接受了贿赂。鲁隐公不露声色地将这份厚礼纳入囊中，打心底对寤生产生了好感。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和外交手段，寤生打击了卫国、宋国，拉拢了陈国，获得了鲁国的好感，当年针对郑国建立起来的国际同盟，基本上就宣告瓦解了。但是，寤生还有一块心病未除，那就是居住在雒邑城中的周桓王。公元前717年，周王左卿士、郑伯寤生来到雒邑朝觐天子周桓王。这时距祭足领军取温之麦、成周之禾，已经整整三年了。《左传》记载：“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也就是说，这是自周桓王即位以来，寤生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到雒邑朝觐周桓王。寤生朝觐天子，当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想进一步扩大外交战线的成果，通过改善与王室的关系，为郑国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直接地说，他不希望王室在国际事务中站到自己的对立面，暗中支持一些小国与郑国为敌，他更希望将王室操纵在自己手中，让“周王卿士”这张金字招牌更有说服力，使他得以在“大义名分”上压倒竞争对手。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你宋国打我郑国，是侵略，将受到天下人的谴责；我郑国打你宋国，是“奉天讨罪”，将受到天下人的支持。寤生迟不来，早不来，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候来朝觐周桓王？《左传》在此事之前，有一段记载：“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左传》是鲁国的《左传》，这里的“公”就是鲁隐公。这段看似不相干的记录告诉我们，那一年王畿的收成很不好，闹了饥荒。但是周天子出于面子考虑，不好意思亲自向各国开口要求买粮，所以“京师来告饥”（天子本人没有发话，而是暗示臣下以私人名义向各国求援）。鲁隐公体谅天子的难处，发动各诸侯国紧急援助王室。鲁国的史官当然没有忘记表扬他，所以说了一句：“礼也”。寤生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消除他和王室之间宿怨的最佳机会，他马上起启程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开展粮食外交。按照他的想法，天子虽然和他积怨颇深，但是目前正处于缺粮的窘境之下，腰杆子必定不硬，只要他多说几句好话，陪个不是，再主动提出将郑国的粮食平价卖到王畿，天子也应该消气了。没想到，老谋深算的郑庄公这回又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左传》记载，这次朝觐很不愉快，主要原因是“王不礼焉”。周桓王怎么不礼了？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有记载：天子：你家去年的收成怎么样啊？寤生：托您的福，去年风调雨顺，粮食满仓。天子：那太好了，温的麦、成周的禾，今年我可以留着自己吃了。会见到此不欢而散。周桓王不但没有接受寤生送来的粮食，反而在临别的时候，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送了他十车黍米，说：“聊以备郑国饥荒之用。”周桓王的意思是，下次郑国再闹饥荒，求求你也别派人来割麦夺禾，我这已经提前给你备好了。辅政大臣周公黑肩对此很忧虑，他对周桓王说：“王室东迁的时候，郑国是出过力的。虽然郑伯做过一些对不起您的事，但那都是小事，这次他既然来朝觐，您就应该好好招待他，别的诸侯看了，觉得您气量不凡，会随之而来。现在事情闹成这样，郑伯不会再来啦！”周桓王不屑道：“不来就不来，不稀罕。”寤生碰了一鼻子灰。周桓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旧事重提，于公元前715年任命虢公忌父担任了王室的右卿士。回想起来，这已经是忌父第三次获得卿士提名了。第一次提名，是周平王在世的时候，寤生得知消息，气势汹汹地跑到雒邑来问罪，结果导致周郑交质。第二次提名，是周桓王刚即位的时候，寤生派人割了王室的麦禾，结果导致周郑交恶。这一次任命忌父为卿士，是在寤生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对于寤生来说，可谓双重打击。王室上下都战战兢兢，不知道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来。又是一个没想到。寤生不但安之若素，还于同年八月，以王室卿士的身份，引导齐僖公到雒邑朝觐了天子。【拉拢盟友，坐稳第一把交椅】齐国地处今天的山东。齐僖公从山东跑到河南来朝觐周桓王，免不了要经过郑国的领土，其中还要经过郑国军队控制的战略要地虎牢关。寤生作为地主，对齐僖公的来访进行了热情的接待，又以王室卿士的身份，亲自引路带着齐僖公前往雒邑，自然是合乎礼义的事。但是，从齐僖公此行的意图来看，朝觐天子也许只是一个幌子，拜访郑伯寤生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或者换一种说法，齐僖公不远千里跑到河南来，其实就是为了找寤生——古时候交通不发达，他来一趟颇不容易，既然到了天子脚下，就顺便和寤生相约一起去看望下天子。在周朝初年分封的异姓诸侯国中，齐国面积最大，地位最高。齐国的第一任君主姜尚，也就是《封神演义》里的姜子牙。他不只是在推翻商朝统治的过程中建立了赫赫战功，周朝建立之后，他对稳定天下的局势，打牢周朝统治的根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说，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曾经给姜尚颁发过一道谕令：“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天下诸侯，您都可以征伐他们！”实际上赋予了齐国一定的征伐特权，足见周朝统治者对姜尚的信任。齐僖公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齐国的第一任君主，在同时代的人当中，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齐僖公不满足于偏安一隅的闲适生活，眼见中原大地烽烟四起，他觉得齐国作为一个曾经拥有征伐特权的大国，理应在日益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不辞辛苦跑到河南来拜访寤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斡旋，调解郑、宋、卫三国之间的矛盾。对于正处于不被周天子待见的尴尬之中的寤生来说，齐僖公来的正是时候。通过引导齐僖公朝觐天子，他实际上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方面是向王室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虽然王室对他不义，他仍然不计前嫌，承担应尽的义务。这一姿态是相当高的，连《左传》也表扬说“礼也”。另一方面则是向王室强调，虽然虢公被任命为卿士，他郑伯同样仍然担任着卿士，有权力引导远方诸侯前来朝觐天子。除此之外，寤生还意识到，这位送上门来的大国元首，是一个必须争取到自己这一边的重量级人物。因此，他不但热情地接待了齐僖公，而且以实际行动报答了齐僖公的好意：你不是来斡旋的吗？那好，我都听你的，不用你做任何思想工作，立刻答应与宋、卫两国冰释前嫌，签署和平协议。有了寤生的这一表态，公元前715年秋天，齐僖公、宋殇公、卫宣公在周王室的领地瓦屋举行会晤。在寤生缺席的情况下，齐僖公代表郑国与宋、卫两国签订了和平备忘录，当年宋、卫两国发起联军围攻郑国的恩恩怨怨，总算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齐僖公对于这一外交成果深感得意，于同年冬天特别派使者前往鲁国，向鲁隐公通报了有关情况。鲁隐公派众仲应对使者说：“君侯化干戈为玉帛，平息了三国之间的怨恨，使他们的国民得以安居乐业，实在是君侯的恩惠啊！寡君心悦诚服，岂敢不承受君侯的明德？”齐僖公向鲁国通报情况，一方面自然是矜夸自己平息战乱的功劳，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外交斡旋——鲁国作为宋国的盟国，也参与了当年围攻郑国的行动，现在既然宋、卫、郑三个主要矛盾国家都已经握手言和，鲁国也就没有必要再与郑国为敌了。有意思！鲁隐公早就和郑庄公眉来眼去，私下打得火热，只不过碍于宋国的面子，不好公然调情。现在有了齐僖公的斡旋，鲁隐公对宋国的最后一丝道德负疚感也彻底消失了，他立刻表示听从齐国的安排，与郑国建立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但是，矛盾果真解决了吗？当然没有，至少在寤生这里没有。在任何牌桌上，他都是一个高明的玩家，他能忍让，能后退，但最终还是会进攻。如果有必要，他会把一张好牌扣住，等到人

派图赖率其令人胆寒的精锐骑兵沿黄河南岸横扫河南北部。这一地区是大小寨主及黄士欣、张有声等大顺军残余，浙江冒险家陈潜夫等南明将领竞相争夺之地。在迅速挺进的清军面前，大顺军和大量寨兵的阵地完全崩溃了。图赖的人马刚一出现，黄士欣和张有声便望风而逃。15个大寨及全部士卒百姓都向图赖投降了。黄河沿岸100公里内的地区全归了清朝。然而，到12月，将战线拉得过长的两路清军都遭到了阻挡。在西线，河南怀庆附近的大顺军残部发起了反击，打败了清将金玉和，并攻打了黄河北岸的许多地区。为防止大顺军突破清军防线，多尔衮及清朝不得不下令多铎主力撤回黄河一线。同时，向东挺进的图赖部也开始遭到南明军队的顽强抵抗。其中有刘洪起的寨兵；现由张缙彦率领的攻夺开封的陈潜夫部明军；在张缙彦军背后还有驻守睢州的许定国部四五千人马；以及由当地豪强李际遇率领的兵力与许定国相当的玉寨军。多铎主力部队只有1万人，无法与这些军队抗衡。只要南明军队守住睢阳，至关重要的两淮及长江下游防区就可保无虑。只有两种状况可能改变这一局势：一是大顺军被彻底赶出陕西，清军得以从西北调出增援；二是睢州一线守军反叛，使南明某个主要将领丧失信心和畏缩动摇。这两种情况终于在1645年初的几个月中出现了。其直接原因是：清政府与北直隶，及山东抗清势力极为成功地达成了和议，并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领了山西和陕西。

文秉等史家特别重视这一点，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3页，引文秉：《甲乙事案》。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认为，文秉的记叙十分精彩，但有武断之处，不完全可靠。?南京既是保卫江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又是作为北方城市之粮食基地的南直隶的首府。南京虽设有与北京中央政府大致相同的官僚机构，但缺少像北京那样强有力的京城防御体系。南京政府最重要的官员是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及五军都督。斯特鲁弗：《南明》，第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72页。?陈子龙上任后，欲重返浙江，继续组织修建防御工事和贮备弹药。但他尚未启程，北京与南京的联系便中断了。他不知道北京已于1644年4月25日落入李自成之手，故回到松江，看望生病的祖母，并与朋友商定保护太子顺利南下的方案。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12—114、125—127页。陈子龙提出组建一支万人水师，北上天津，迎接太子，然后护送太子由水路南下，以避免陆路旅行的艰难和危险。褚华：《沪城备考》第四卷，第11页；王云五等：《大清一统志》，第958页（第八十四卷，第11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37—240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56—261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认为，祁彪佳已得知这些计划，但他当时既无能力，也无权力将其付诸实施。甚至在出任苏州巡抚后，他也未能将志愿勤王部队与正规军结合起来。?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消息继续南传，6月25日传到福州，“乡村老幼男女莫不流涕。”海外散人：《榕城纪闻》，第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3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这些官员是：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工部尚书程注、右都御史张慎言、兵部侍郎吕大器、翰林院学士姜曰广、太常卿何应端、应天府尹刘士祯、鸿胪卿朱之臣、太仆丞姚思孝、吏科给事中李沾、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御史郭维经、御史陈良弼、米寿图、周元泰和明王室成员朱国昌。这一众所周知的名单是由几种资料汇集而成的，见于《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3页。?明朝末年，南京最重要的官员是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大将军）、五军都督和户部尚书。斯特鲁弗：《南明》，第4页。?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是举人，曾任地方官。父亲史从质是秀才。一位祖叔伯、一位叔伯及两位堂兄弟都在锦衣卫任职。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法生于1601年（据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或1602年（此说较可信，见《史可法传》，第99—106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1—7页对此问题作了很好的研究，尽管有时过分强调史可法与左光斗的关系。据一些资料记载，史可法曾在左光斗殉难前秘密探望过这位著名的东林党人，并受到要继承东林党事业的教诲。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67—68页。?《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076页。扬州史可法祠中的史可法塑像，其面孔颇似猿猴；大耳厚唇、面颊上有深深的皱纹。虽不英俊，却沉郁威严。朱文长《史可法传》卷首插图。?此处及后文有关史可法的资料主要引自《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07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51—652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8—7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40页。?八_零_电_子_书_w_w_w_.t_x_t_8_0._c_o_m关于史可法的安庆防区，见邓尔麟：《嘉定忠臣》，第18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32页。?12月，史可法通过弹劾闲散官员和制定新的编制，对南京的军队进行了整顿。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同上书，第43页。?同上书，第56—57页。史可法出任南京兵部尚书后，还向朝廷推荐了几位官员任军队将领。其中著名的有吴甡和张浩然。他认为，除了已经战死的洪承畴，吴甡也是天下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3页。?㈧_○_電_芓_書_Ｗ_w_ω_.Τ_Χ_t_捌_０.c_Ο_Μ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28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8页。后来，地方义勇的首领被告知，非正规军不在动员之列（此项知识得自私人通信，见《明季南略》第四卷，第48页［“台湾文献丛考”本第一册，第115—118页］）。?“司马”一词出自《周礼·夏官》“大司马”条。司马掌兵事，并掌行事之禁。他们通晓九伐之法，尤其是九伐最后一条，“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四方”一词在《诗经》中指“华夏之民”。?彭孙贻：《平寇志》第三册第十卷，第8页。?关于1643年明军在淮河地区明军劫掠之事，金声在书信中作了生动描述。见金声：《金忠节公文集》，第12—14页。?姚广孝等编：《明实录》第十七卷，第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1页；《淮城纪事》，第133页；应廷吉：《青磷屑》，第3页；夏允彝：《续幸存录》，第68页。刘泽清为诸生参加乡试时，曾因口角将一名官府侍从殴毙。?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91页（第二十一卷，第1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7—8页。黄得功大胆鲁莽，故有“黄闯”绰号。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3页。?《贰臣传》第七卷，第26—27页；《明史》，第3022、3066页。刘良佐被认为是很有能力的将领。因作战时常骑一匹花斑马，人称“花马刘”，其实是个无知而又贪婪的人。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3页。?《明实录·崇祯实录》第十七卷，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10—411页；《淮城纪事》，第133页。?应廷吉：《青磷屑》，第3页。当地居民也惧怕大顺官员，因为后者威胁他们说，若不服从其统治，便率闯王军队撤离（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明朝末年，徐州多次受到农民军的攻击。1637年秋，一支来自苏州的10万人的农民军驻扎在徐州以南70公里处，曾袭击过此城。1640年，该城一度被占领，很多士绅被杀。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6、7页，“万补”第2—3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41页。徐州虽被黄希宪放弃，但淮河附近的房村驻军拒不投降。该军通判、著名作家和诗人凌濛初进行了英勇抵抗，后兵败被擒，不屈而死。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930—933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一卷，第25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41—42页。?《明史》，第3103页。?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淮城纪事》，第133—135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许兆椿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第44页。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尤其在20世纪，整个江北地区到处都有地主的庄园堡垒和三五十人的私人武装。太平洋关系学院：《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第11—1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78—8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在坚决惩治大顺官员方面，能与路振飞相比的是淮安巡按王燮。5月6日，王燮毫不迟疑地处死了北京派来接管淮安的“伪官”。此后，“士民恃以屹然”，完全相信王燮和路振飞将会保护他们免遭农民军之扰。此后不久，一位更为重要的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淮安。此人就是在河南投奔李自成，并成为大顺政府中重要人物之一的吕弼周（1628年进士）。他带来一份布告，令当地官员承认他的权威。但王燮将其逮捕并加以审讯，将他斥为“乱臣贼子”。吕弼周拒绝回答王燮提出的有关李自成的问题，王燮——他曾是吕弼周的学生——便将他转交路振飞处置。5月20日，路振飞令一队弓箭手将吕弼周射死——射中一箭赏银一锭——而后又下令碎尸。这种公开执行死刑的作法在淮安十分常见，从而加强了路振飞对该城的控制。文秉：《甲乙事案》，第34—35页。?这里的人们也惧怕马士英部的逃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谈迁：《国榷》，第6088页；《明实录·崇祯》第十七卷，第1页。文秉的记载略有不同：金声桓所记相同，但周仕凤仅被称为士，仕尔敬则记为周原敬。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北略》，第66—71、79—81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7页；谈迁：《国榷》，第6074页。这场斗争被后代史学家们夸大了。当时支持潞王的官员比后来的评论者所说的要少得多（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斯特鲁弗：《南明》，第2页。?对皇室贵族和勋贵应加以区别，前者是皇室男性成员，后者是勋臣和外戚。这些人只受虚封而无实土。王毓铨：《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第91页；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31页。?顾诚：《明代的宗室》，第5页。克劳福德统计的数字则更高，据说1594年皇室宗亲多达16万人。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35页。?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7—28页。?1591年，山西临汾县全年税收的最大开支是支付亲王和皇室宗亲的俸禄（占田税谷物的48.5％和地税银的39.2％），其次是军饷（占税粮的37.1％和税银的36.2％）。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78页。?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6—27页。?阿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40—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37页。到崇祯时，很多皇室宗亲甚至穷得无钱娶亲。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049页（第一七九卷，第5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页。?“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之国也就是就藩。他们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宏大的王府和丰厚的赡养，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他的所在地。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页；又见于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59页；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31页。?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108页。?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40—41页。?高腊福：《这就是中国：16世纪末耶稣会士发现的中国》，第146页。?根据一项研究，实际上只有两名皇室成员中举并出任文职。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397—398页。官僚们担心皇室成员会迅速垄断朝廷要职，因此，他们强烈反对允许皇室宗亲担任文职的政策。皇室宗亲虽获准参加科举，却未能成功，很可能是这些官僚对他们的恐惧意识造成的（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明朝建立了50个王府，其中28个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李龙潜：《明代庄田的发展和特点》，第9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7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15、37页；盖拉德：《南京今昔历史与地理之一瞥》，第204—205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37页。明朝初年，蒙古人被驱逐后，北京周围的土地或被授予已在从事耕作的农户，或被当作永不纳税的私田赐给农民。15世纪，这些土地被寺院、贵族和军队将领所侵占，而他们仍享有免税的特权。此外，15世纪40年代，宦官也开始接受赐田，北京西山一带也常重建享有免税特权的寺院。1489年，一位上疏者称，京畿周围的纳税土地已有1/6被划为庄田。皇庄之制亦建于明初，但其极度膨胀是在正德年间（1506—1521）。当时，为满足正德皇帝穷奢极欲的生活，仅在京畿之内，其皇庄就占地37595顷。嘉靖时，皇帝被说服将26693顷土地退还给私人或官府。但万历年间，兼并又重新开始。万历帝将土地大量赐给宠臣，而掌管税收和皇庄土地的太监又加倍扩大了皇庄的土地。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6—7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3—54、94—96、101、195—197页。关于明代后期开封周王之府第的描述，见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8—29页。?阿尔伯特·S·J·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50—154页；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页；又见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36页。据万历时的资料记载，属于皇室诸王或贵族田庄的土地共7268691亩。李龙潜：《明代庄田的发展和特点》，第67页。耕种皇族和勋贵田庄的农民是：（1）皇上赏赐的佃户——即原来在赐给贵族或诸王的土地上耕作的农夫。（2）其耕地被侵夺，并且非正式地沦为新田主永久佃户的农夫。（3）投身贵族寻求保护的依附农民。（4）受雇为贵族耕作的佃户。（5）以契约形式依附于贵族并常充当武装部曲的农夫。王毓铨：《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第91—96页。?为了防止外戚的发展，皇帝的后嗣皆从平民中选妃。但这样的外戚家族因缺乏“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意识而尤易腐化。为国为民的思想，可以说完全被私欲所取代。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第238页。?⑧`○`電`耔`書ωωw.Τ``Ｘ``Τ`捌`零`.C`O`M吴乃荪：《董其昌：对仕途的淡漠，对艺术的追求》，第28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罗文：《

，公主刚安葬，立即把王诜撤职。可这不耽误王诜和赵佶之间的私人友谊。两人是宋朝宗室里的绘画高手，每天恨不能二十五个小时腻在一起。某一天，王诜派高俅给赵佶送去一个梳头用的篦刀，当时赵佶正在踢球。高俅的机遇到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看得未来的皇帝主动问他看什么，会踢吗？高俅不仅会踢，还敢下场，那天他超水平发挥，一下子把赵佶踢成了票友，每天都离不开他。从此，他成了赵佶的亲信，等到哲宗去世，赵佶登基，他跟着鸡犬升天，做到了殿前司长官。这是军职，从此之后，北宋的军队变味了。具体地说，高俅把国家的军队当成了自己的工程队，给他盖房子、修花园；当成了手工作坊，军人加工器皿，运到外地去卖；当成了跟班的，每天不去训练，陪着他东走西逛；还被他没收了军饷，没有生活来源，逼着军人们从事各种额外工作，去养家糊口。在这个过程中，北宋京师重地的禁军完蛋了，军事素质一落千丈，等到大难临头时，尽管人数众多，可毫无战斗力可言。另一方面，他显得很有人情味。他饮水思源，始终记着苏轼的推荐之恩。苏轼死后，每当苏家子弟进京，高俅都会多方照应。于是军界之外，总会说高太尉厚道，高太尉仗义，高太尉不忘本。不管怎样说，高俅不招人恨。哪怕是在军界内部，也没人对他龇牙，因为所谓的腐化禁军，烂掉战斗力之类的事，不是他开的先河。北宋一代，除了开国皇帝赵匡胤时期，京师禁军百战百胜威慑内外，到了赵光义时就全完蛋了。燕云之役、雍熙北伐、君子馆惨败，这三战之后，禁军老骨头都没了，剩下的都是少爷兵。每月领军粮，都雇人往家里背，废物懒惰到这地步，还有什么指望。至于让官兵干私活儿，更不是高俅的专利，真宗、仁宗时期留下了很多的传说，比如哪位兵哥哥的手艺独到，做出了什么新玩意儿，哪位兵哥哥好运气，给哪位长官跑长途，赚了多少钱。这事儿太多了，严格地说，高俅对北宋禁军的伤害顶多是雪上加霜，要是把军队烂掉的帽子扣到他头上，实在是不知所谓。以上就是高俅的生平，也是他为什么是恶人榜副班长的原因。剩下的几个人就不同了，个个都是万人恨，为害的程度，最差的也是祸害几个省的角色。高俅的上一位是杨戬。之所以这样排，说实话是委屈了点，但没办法，谁让他死得早，并且徒弟太神勇呢。杨戬，北宋太监，主管御花院。通过前面说过的艮岳等超级宫殿名园的建设，我们知道，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政府工作。尽管童贯、梁师成等人都插了手，但专职负责这类事儿的，更是红得发紫，手眼通天。杨戬只凭着盖房子修园子，在官位上就能和隐相梁师成平起平坐，到达节度使的高度。按说有了这样的名分、职权，杨戬蛮可以大打出手，和梁师成争夺一下太监里的战斗机，尝尝后宫第一的滋味了。可是他不，他很聪明，很知道进退，没去惹握着国家符印的梁隐相的麻烦。他另有爱好。自古以来，太监最爱的是钱。作为无妻无儿无女，甚至伤残身体，把祖宗也抛弃的太监，这个世界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呢？于是，杨戬成了当时最能圈钱，也最敢圈钱的人。对于一个有权的人，什么是最来钱的东西呢？答案——土地。自古以来，土地是政府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资产。杨戬搞上了土地买卖，他成立了一个叫“西城所”的部门，专门派人下乡，到各个州县里去召集民众，核查田契。各地的百姓很配合，政府要查证，还不小跑着回家取？结果取来后，西城所的人开始问，这块地是从哪儿来的？答，父亲留下来的。好，你父亲是从哪儿搞来的？答，爷爷留下来的……以此类推，直到问及祖祖太爷以上。年代太久远，嗯，好，拿出证据来，证明是你祖祖太爷给你祖太爷的！人民崩溃。上面是祖传型崩溃，有聪明的另想了别的法子，面对质问，他会说，这是我买的。好，你从谁买的？答，东村头甲。好，找东村头甲来，问甲从哪儿买的，如此类推，可以推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后边去，到那一步，就算是007邦德穿越过去，也别想找出最早的那个买主。西城所能一直追问到五代十国去。于是，人民再次崩溃。崩溃的结果是加租加税，只要定下来，以后哪怕天灾人祸颗粒无收，也别想逃债。这种方法从汝州开始推广，覆盖到京东、京西、淮西、淮北等各大富饶区。怎样，挺狠吧，不，这只是杨戬用土地圈钱的各种办法中的一个。严格说来，还是很复杂，很笨的一个。后来他想明白了，与其这样折腾，不如无中生有。西城所在全国范围内勘查哪儿有废堤、弃堰、荒山、退滩、淤流滩地等无主地段，强迫就近的农民去耕种。只要种上了，立即成了他的终身制佃户，无休无止祖祖辈辈给他交租子。到后来，他贪到了连水面上的营生也不放过，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就被他圈了进去，每条渔船都成了他的产业。估计当地姓阮的三兄弟就是被他刺激着了，去打家劫舍的。杨戬辉煌的圈钱生涯结束于公元1021年，他得病死了。但他的精神长存，又一个杰出的钱痨型太监出现，做得比他更给力。李彦出场。这是北宋太监三剑客中的最后一员，也是其中最凶残的一个。他全盘接手了杨戬的圈钱生意，操作的方式却比杨戬先进太多了，以至于连西城所都失去了意义。根本就不用去查地契的嘛，费那个劲干什么，李彦派人直接站到看好的土地上，然后大声宣布，这是无主荒地！就这么简单，谁不同意谁去死。做得最狠的一次，他派人把鲁山（今属河南）县的田地契都集中起来，当着契主的面，一把火全烧了，全县的土地都变成了“公田”。全变成了公田，公田是不交税的耶，那么原来的税怎么办？这是个问题，涉及皇帝陛下的腰包的。李彦想了想，这样吧，鲁山县已经是我的了，不能再为难他们。把原来的税，都摊派到邻近州县去。在这种乾坤大挪移的转换下，既保证了皇帝的腰包不缩水，还确保了他本人的腰包变丰满，这是多么完美和谐的办法！史称，被李彦看中的“荒地”居民们生活变成了这样：“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以上就是李二代的行为了，做法毫无遮掩性，连一点点的自愧心理、畏罪心理都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富二代、权二代们的行为，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根本就不认为有什么狗屁的法律存在！到这里，相信大家对李彦已经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了吧，别，先别忙，在北宋恶人榜上他只是倒数第三而已，就算在他擅长的业务范围内，也有人比他更强。他主管的地盘在西北，宋朝时的西北算是老牌的政治经济中心，但是在实际指标上，长江以南已经迅猛崛起，政治上连续出现宰执人员，如王安石、曾布、章惇、蔡京、蔡卞等人，抛开西北代表司马光先生，几乎垄断了神宗之后的宋朝权力。经济上更是一枝独秀，可以说开封城的繁华，自从宋太祖开始，就是由江南支撑的。排名在李彦之上的，就是把江南搞成人间地狱的那个人。朱冲之子朱勔。朱冲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是很有分寸的。他在刚刚有点钱之后，就乐善好施，号称灾年施粥寒天舍衣，在东南一带很有善名。直到他遇到了蔡京，成为开封御花园的官倒，为艮岳等名园项目服务，气焰才有所抬头。可就算是这样，他也很低调，一直乖乖地隐藏在蔡京等人的身后，很踏实地赚取黑心钱。朱二代不是这样，他的一切都是张扬猖狂的。彻底分析一下他的生活，才会明白当时天下最牛的富二代到了什么程度。朱勔的生活圈子分成两个，一个在江南老根据地，一个在开封京城。先说京城吧，毕竟要从低往高说，倒啖甘蔗才有味道。在京城，朱勔是快乐的代名词，注意，不是说他很快乐，是说他是整个开封官场的快乐。他走到哪里金钱就淹没到哪里，每年他孝敬给官员队伍的钱，绝对要超过赵佶开出去的工资。另外，他还是个渠道，通过他，哪怕是皇宫深处的隐秘，都能第一时间了解。因为他能随时出入宫禁，在皇宫的每一个角落闲逛，甚至不需要避开嫔妃。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花石纲的代表，他有义务有责任巡视皇帝的家，看看哪里还需要什么装潢点缀。这项工作朱二代干的是很认真的，经常得到奖励。比如某天他突然在袍子的肩膀部位绣了一只金色的手，别人问这是啥。朱勔很虔诚地说，刚刚这里被陛下的御手抚摸过……又一次他的胳膊上突然缠了一块黄罗绢，这条胳膊表现僵直，一动不动，哪怕是与人打招呼行礼，也举不起来。大家问，朱二代，你中年麻痹了？答，哪里哪里，刚刚这条胳膊的这个部位被陛下再次抚摸了一下。这是他在开封城里，表现得很舍财很快乐，并且有些小可爱。他回到江南之后，就是另一张脸了。其表现是，他在京城里所有的谦卑、可爱都成百倍地找回了平衡。先是钱，一般人认为朱家的钱是从国军库里掏出来的，他们每往京城里运送一批花石纲，就能漫天要价，把石头换成金子搬回家。这没错，但不全面。财富到了朱家，金子银子什么的都是垃圾，他们要的是皇帝级别的东西——土地。玩到最后，玩的都是土地。朱家的田产跨郡连邑，用州、县这样的尺度单位已经没法测量了，每年收上来的租子达到十余万石。接下来是地产。朱家是皇家园林供应商，自己住的地方会差吗？先是大，“甲第名园，几半吴郡”，这个吴郡可不是单指一个地界，这是说自古传下来的吴越之地里的吴，是个代名词，是江南的象征。朱家的花园，达到半个江南！至于怎么来的，有一个例子。苏州园林甲天下，孙老桥一带在北宋时更是名园，被朱勔看中了，他伪造圣旨，说是皇帝征用，强行逼迫数百户人家搬走。动迁当天，哭声一片，是北宋强拆迁的代表作了。再接下来的是权。朱勔本人的官衔很一般，在公元1120年之前，他是随州观察使、庆远军承宣使。这是虚衔，如果不挂上些职能部门的差使，在开封城里吃白食都能让店家打出来。两年之后，北方燕云战线出了结果，赵佶一时高兴普天大庆，宋朝官集体升职，朱勔才升到了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这还是虚衔，节度使早就没人要了，读书人顶这个衔都觉得丢人；醴泉观……一听就是个道观，多领一份工资罢了。这就是朱勔在开封城里的官方地位，如果他在赵佶的面前红度下降，那么身价立即一落千丈，没人会再答理他。可回到长江之南，他是另一个人了。在那一片广大的，比长江之北失去燕云地区的北中国还要大一些的江南之地，他的权力远比赵佶要直接。不是比赵佶大，而是更直接。整个江南的官府都是他的幕僚，像郡守一级的官，很多都是他的亲信。他所到之处，连退了休的宰执人员都得亲自出迎。他的兄弟子侄娶的都是皇家宗室之女，他的大小老婆都有官方封诰，他家里有一百五十多个人有八、九、十品武官的职称，而这些人只是给他挑水、种地、打扫院子的奴仆！而他本人每个月里总有两次必须要做的小事，烦啊，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这两天，江南地区的省市级高官都要到朱家集合，接受他的点名……每当此时，朱勔还是相当郁闷的，因为他不得不把赵佶的画像挂起来，算是替皇帝检阅。可谁给他的权力，让他把皇帝的画像挂在他家里的？挂了，又能把他咋地？如此一来，长江以南，宋朝官方的命令几乎没有威慑力，真正掌权的是朱家，这一点连开封城里也知道。时间长了，大家为了表示认可，给朱家送了个外号——“东南小朝廷”。稳占南中国，割据半边天，如此威势，朱勔也只是二当家，他在北宋恶人榜要排在另一个人之后，那就是宋朝当红的宰执王黼。王黼，字将明，开封人。原名王甫，之所以改了名，是因为赵佶喜欢他。嗯，说来王黼也是历史名人，在东汉时举国闻名，乃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太监。宋朝的王黼是一个帅到妖孽都没法复制的大帅哥，他长得金发碧眼，面如敷粉，长身玉立，就像漂洋过海从西半球穿越到宋朝的白种人一样。这样的人让赵佶怎么能忽视呢，比他养在艮岳的各种珍禽异兽长得还特殊！细查王黼的发迹史，可以集中到两个字——捧、拆。他第一次在官场里捧的人是同学何志的老爸。何老爹名叫何执中，是赵佶刚登基时的次相，当时王黼很上进，是真材实料考上来的进士，何执中看在是儿子的同学，并且被捧得很开心的分儿上，推荐他当上了校书郎、左司谏。这是一份天大的恩情，一个小小的进士，连三甲都没入，就直接当上了馆阁人员，并且在知谏院兼职，这是多么高的起点，想想几十年前王安石、苏轼想进馆阁还得经过考试，范仲淹想进知谏院还得先到外地当好多年的地方官。何执中对后辈的提携，连他自己都觉得太高了，所以经常性地挂在嘴边，有事没事地向同事亲友讲讲，来标榜自己是多么的宽仁厚德。某一天，他在和亲爱的同事蔡京闲聊时也说了一遍。这一次，他没能等来认可的眼光、推崇的称赞，而是蔡京递过来的一份奏章。打开一看，何执中差点没气死，那居然是王黼弹劾他的“二十恶事”。这是王黼在官场里的第一拆，至于理由嘛，是因为他抱住了另一条大腿，正在帮这条大腿踢绊脚石。王黼每捧一个人，都会得到百倍的收益，每拆一个人，更会得到千百万倍的回报。这一点在北宋历史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失败的百分之二，其中的一例是非常完整的失败，另一例他只是分别在两个人的身上搞砸了百分之零点五。即，他敢去捧，也捧出了效果，却没法拆。那两个人捧的功夫比他深，拆的办法更是他望尘莫及的，每每他刚刚想拆，立即就被吓得浑身冷汗魂不附体。他确信，只要他真的敢动手脚，那两个人一定会让他死得非常难看。这两个人是——蔡京、童贯。蔡京为什么要让何执中知道王黼在过河拆桥呢，很简单，王黼抱上的就是蔡京的大腿，他要把何执中拆倒，好让蔡京在相位上唯我独尊。这是他的见面礼，希望这样能进入蔡氏集团，加入到瓜分宋朝天下的行列里。蔡京很高兴有人来投靠他，可绝不想让人把他当傻瓜。这个惯于过河拆桥的小子，他一眼就看穿了。这种人可以用，却一定要能震得住。恶仆得有个恶主人。所以蔡京在刚开始时就来了个下马威。王黼懂了，也怕了，从这之后他再也不敢惹蔡京，甚至蔡氏集团的其他人。于是他得到了好处，蔡京把他提到了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的位置。御史中丞，这是御史台长官，是宋朝言官的首领。可以说王黼一步登天，从原来的副司级升到了正部级。这是个多么大的跨度，有些人终生都别想越过，他却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这在北宋升官史上空前绝后，只此一例。快速升官后王黼没心思享受，他害怕。他的身家性命、官场安全都维系在蔡京的一念之间，这样做官有什么意思？他想了想，做人得勤奋，他还得继续捧、继续拆，才能过上有保障的生活。他捧的第三个人是梁师成。方向正确，从概率上讲，能与宰相蔡京抗衡的只有隐相梁师成、媪相童贯两人。童贯的势力在军界，与他没关系，当此时此势，只有梁师成是他的援手。另外，捧梁师成还有些别的妙处。在官场中，王黼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再升上去他就是宰执官，要威胁蔡京的地位了。到那时，无论他怎样表忠心认主子，蔡京都会把他当成威胁。那么出路在何方，真的要一辈子当蔡京的马仔吗？不，坏人永远都只忠于自己，王黼的理想远大着呢。梁师成意味着一片崭新的天空，能让他肆意展翅无所顾忌。因为他和梁师成都知道，他不可能挥剑自宫变成太监，去抢隐相大人的饭碗。于是，王黼展开了他有史以来最卖力的捧人行动，他豁出去了，啥也不在乎了，为了能在精神、物质上双重打动梁师成，他以父礼尊崇梁太监，公开声称是他的“恩府先生”。历史证明他正中梁师成的要害，做太监做到梁师成的地位，人世间有什么东西还能打动他？是万两黄金还是绝世美人……呸，送太监美女，小

，天亮时分禁军寡不敌众，崔胤死于乱军之中。攻下崔宅后，朱友谅趁胜领兵攻打京兆府，又杀死郑元规及陈班等数十名朝官。此时，皇帝李晔几次重新组建的禁军再次被打散，其雄心壮志也随之化为泡影。崔胤死后，继任者裴枢、独孤损都是朱全忠的党羽，朱全忠担心李茂贞再次再度劫持皇帝李晔，便想将李晔迁往洛阳，于是让东都留守张全义开始修缮宫室。天佑元年（904年）正月十三日，朱全忠吞并淄青地区后，移兵屯驻河东。二十一日派牙将寇彦卿奉表入京，声称邠、岐兵马已经进逼京城长安，为了保护皇帝陛下的安全，请李晔急速迁往洛阳避难。次日，在朱全忠的授意下，汴州士兵强迫京城百姓迁到洛阳，而长安百姓则不愿意远离故土，一路上哭号不止，全都破口大骂崔胤勾结朱全忠倾覆国家，老幼妇孺相扶东行，一个多月里路上行人不断。正月二十六日，皇帝李晔在汴州士兵的催促下自长安启程。朱全忠让部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拆毁长安宫室、百官衙署以及民居，将拆下的木料浮在渭河上顺流东下运到洛阳修建新的宫殿。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长安宫城被拆毁，长安成为一座废墟，而中国文化的重心也从此开始东移。二月二日，皇帝李晔一行人来到华州，百姓们夹道欢迎，山呼万岁。李晔见此情景不禁潸然泪下，可是自己受制于人让他感觉形同傀儡。“不要再喊万岁了，我已经不再是你们的天子了！”此刻李晔终于说出了其内心最想说的话，这既是他很长时间以来的感受，更是一种抗议。当晚李晔住在华州兴德宫，再想到国破山河碎，自己犹如木偶一般被人牵线而行，即情吟出了一首《思帝乡》：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况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在华州停留八天后，李晔一行人于二月十日继续东进，因洛阳宫室尚未完工，李晔只得暂时滞留陕州。朱全忠亲自到陕州朝见李晔，在朱全忠的要挟下，李晔被迫将禁军兵权全部交给了朱全忠，任命他兼任左、右神策军及六军诸卫事。朱全忠为了尽早将皇帝李晔迁到东都洛阳，决定重回洛阳督促修缮宫室事宜。临行前李晔大宴群臣，酒席散后他将朱全忠和韩建留下来继续饮酒，当时何皇后出来亲自手捧玉盅向朱全忠敬酒。此时晋国夫人可澄在皇帝李晔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恰被韩建看到，韩建当即暗中踩了朱全忠一脚，朱全忠心领神会，以为酒中有毒，不敢继续饮宴，于是佯装喝醉辞别。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朱全忠对皇帝李晔动了杀机。四月十六日，洛阳宫室修缮完毕，朱全忠奏请皇帝李晔尽快从陕州启程，而皇帝李晔则不愿意动身，打算拖延时间，向王建、李克用、杨行密等藩镇求救，只盼望勤王之师早日到来。不过朱全忠催促李晔启程的表章一封接着一封送到李晔面前，此时司天监出面为皇帝李晔解围，奏称夜观天象，发现星象出现明显变化，现在不利于皇帝陛下出行。朱全忠根本不理会司天监的话，继续催促李晔赶快启程。李晔又派宫女告诉朱全忠说皇后刚刚生完孩子，不能经历颠沛流离，等到十月份之后再前往洛阳。李晔的再三推脱，让朱全忠十分愤怒，他明白李晔这是在等待勤王之师的到来，于是召来牙将寇彦卿，命令他带领五千士卒赶快到陕州，即日催促皇帝李晔动身。李晔见朱全忠开始以武力相逼，只得起身迁往洛阳，而朱全忠则亲自到新安迎接，为了让皇帝李晔在进入洛阳之前失去全部的羽翼，朱全忠让御医许昭远诬告医官使阎佑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澄等人联手谋害朱全忠本人，借机将这些人全部处死。等到李晔行至谷水时，朱全忠又将跟随皇帝李晔同行的击球供奉、内园小儿共计二百余人全部缢杀，又亲自挑选了二百多个与之相仿者随行护卫。皇帝李晔最初还没感觉到身边已经换了内园侍儿，等到几个月后才发现，自此之后李晔的随侍人员也全部是朱全忠的人了。李晔到达洛阳后，朱全忠开始更换禁苑的人员，让其心腹蒋玄晖担任宣徽南院使兼枢密使，王殷担任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张廷范为金吾将军、充街使，韦震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朱友恭为左龙武将军，氏叔琮为右龙武统军。五月二日，皇帝李晔在崇勋殿宴请朱全忠及文武百官，酒宴过后李晔让朱全忠到自己的内殿继续饮宴，朱全忠担心李晔有诈，于是找个理由离开洛阳返回了大梁。皇帝李晔见朱全忠离开了自己，于是加急向李克用等人求救。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徽发布檄文联合讨伐朱全忠，朱全忠利用强大的兵力优势，派镇国节度使朱友裕为行营都统，领兵将勤王之师击溃。此时李茂贞、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等人书信往来，皆以兴复大唐为目标。朱全忠得知消息后想要领兵西征，又担心素有英气的李晔在洛阳发动变乱，于是准备立一幼主，开始图谋弑杀皇帝李晔。为此朱全忠命令部将李振到洛阳与蒋玄晖、朱友恭、氏叔琮等人合办此事。八月十一日夜晚，皇帝李晔正在何皇后居住的椒殿休息，蒋玄晖带着龙武牙将史太等一百多人急扣宫门，说军前有急事要奏明皇帝陛下，想要进宫面圣。夫人裴贞一前去开门，见门外士兵人头晃动，忙问为什么带这么多士兵来，没等裴贞一说完，史太挥刀将其首级砍下，直闯宫中而去。当时皇帝李晔因为连日来心绪不佳天天饮酒，此时因为喝醉正在龙床上休息，听说有汴州士兵闯进宫殿，急忙穿衣起身躲避。可是偌大的宫殿竟没有藏身之地，只得绕着柱子躲避史太等人，最终史太将其追上，一刀将李晔杀害在椒殿之内。李晔，一个聪明而又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充分了解阻碍恢复唐朝力量和权威的形势，并发誓自己要复兴王朝。但是唐朝已经积弱难返，他回天无力，最终死于朱全忠之手，让人为之叹息。李晔出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家庭，干了一份不该干的工作（做皇帝），如果是太平年月，李晔或许会是个很好的守成之主，但在唐末动乱的局势下，他纵然有李世民的文韬武略恐怕也是无济于事。李晔虽然已死，但大唐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不过距离其灭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第十二章走向灭亡傀儡皇帝随着军事实力的日益强大，朱全忠的政治野心也与日俱增。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却深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因此不惜兴师动众，出兵凤翔将皇帝李晔从李茂贞手中夺过来。然而无赖出身的朱全忠并不满足仅仅是“垂帘听政”，在看到唐廷衰微之后，他的目标是要面南而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上接受文武君臣的膜拜。朱全忠知道皇帝李晔经历一系列挫折后，虽然意志消沉，无所作为，但也绝不会就此将皇位拱手相让，因此将其杀害，在皇子中找一个过渡性的人物。经过慎重的挑选，终于在诸皇子中选定了一个傀儡皇帝的候选人。事实上，皇帝李晔自凤翔返回京城长安后，为了讨好朱全忠，任命他为诸道兵马副元帅，而按照惯例兵马元帅之职一般都由太子担当，因此任命兵马元帅实际上就是指定皇位继承人。皇帝李晔一共有十七个儿子，大多年幼无知，只有德王李裕有所作为。前边我们说过乾宁四年（897年）李裕被立为皇太子，因为刘季述反叛，将其立为皇帝，李晔成功复位后，将太子李裕贬为濮王，但依旧对其十分宠爱，便想让他出任兵马元帅之职。可是朱全忠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选中了年纪幼小的辉王李祚，而自己又不愿意出面过分干涉，于是便让崔胤承办此事。崔胤在皇帝李晔面前极力反对由濮王李裕担任兵马元帅，皇帝李晔知道这是朱全忠的意思，因为惧怕朱全忠，于是在天复三年（903年）二月，下诏任命辉王李祚为诸道兵马元帅。李祚是皇帝李晔的第九子，与濮王李裕同为何皇后所生，被任命为兵马元帅时只有十一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少年，在担任兵马元帅的两年后，皇帝李晔被朱全忠杀害。朱全忠让蒋玄晖矫宣遗诏，指定李祚为皇太子，并改名李柷。虽然当时皇位继承人已定，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朱全忠的安排，所以心中依旧感到无所依托，恐惧和忧伤时刻笼罩在皇宫内外。悲伤的人们摄于朱全忠的权势，不敢过分地表现痛苦之色，只能是暗自叹息。就在蒋玄晖宣布遗诏的当天下午，朱全忠又以皇太后的名义，让太子李柷于皇帝李晔的灵柩前即位，于是李柷这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就这样在痛失生父后，被仇人扶上了皇帝宝座。朱全忠一手策划了杀害皇帝李晔的全过程，事后作为对劳苦功高的史太的奖赏，将其任命为棣州刺史。为了掩人耳目，蒋玄晖在士兵退出皇宫后，到处宣扬夜里皇帝李晔与昭仪李渐荣玩赌博游戏，是李昭仪将皇帝灌醉趁机将其杀害，企图将弑杀皇帝的罪名推到宫人身上，进而掩盖他们的罪行。不过虽然弥天大谎已经撒下，但参加弑杀皇帝李晔行动的有将近百十人，要守住这个秘密又谈何容易。而且参加弑杀皇帝李晔的一些龙武军官兵被裴贞一等人对皇帝李晔的忠心，以及她们遇事不慌张、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动，更加憎恨朱全忠的为人。这些人拿着朱全忠的赏钱，到酒楼里去宣泄个人心中的愤恨，并将他们所见到的一切添枝加叶的广为传播。一时间洛阳城内沸沸扬扬，都知道皇帝李晔并非死于宫人之手，而是死于朱全忠之手，而且随着风言风语日渐增多，人们的议论也传进了朱全忠的耳朵里。他对秘密泄露得如此之快感到十分惊讶，进而愤恨朱友恭等人办事不力，对部下掌控不严。由于秘密泄露，朱全忠一时间也被搞得六神无主，但是他毕竟老奸巨猾，在逐渐稳定情绪后，他采取了弃车保帅之法，将所有的罪过全都推到朱友恭、氏叔琮等人的身上，谎称自己不知道弑杀皇帝李晔之事，而且假装痛苦着怒斥朱、氏二人背着自己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然后立刻从河赶到东都洛阳，伏在皇帝李晔的梓宫上痛哭流涕。朱全忠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为自己开脱罪责，在皇帝李晔的梓宫前表演完毕后，他又跑到皇宫面见小皇帝李柷，声称先帝之死与自己无关，并假惺惺地请求查找真正的凶手。事实上朱全忠也明白，自己虽然卖力表演，但任何人都不是白痴，他这样做并不能减少朝廷上下对他的怨恨。所以为了缓解人们对他的怨恨，朱全忠无奈之下只得忍痛决定除掉朱友恭和氏叔琮。不过朱、氏二人毕竟为自己立下大功一件，如果以弑杀先帝的罪名除掉二人，今后恐怕不会再有人为其卖命，恰巧此时有人告发护驾军士在大街上抢米，这让朱全忠立即找到了借口。当时朱全忠利用抢米这件事大做文章，立即向小皇帝李柷上疏，说朱友恭、氏叔琮治军无方，不能安抚民众，以致出现侵扰市肆现象，请求将朱友恭贬为崖州司户，恢复其李彦威的本名；贬氏叔琮为白州司户。对于李柷而言，朱全忠的话就是圣旨，于是他立即批准了朱全忠请求，当即下诏外贬朱友恭和氏叔琮二人，而且李柷似乎还颇能洞悉朱全忠的内心，在诏书的最后没有忘记加上“仍令所在赐自尽”一句话，算是说出了朱全忠想说而又无法说出口的话。事实上朱全忠之所以如此在意人们对于弑杀先帝李晔的评价，进而被迫除掉朱友恭和氏叔琮，是由于他感到称帝的时机尚未成熟。他清醒地认识到阻碍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是朝中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以及诸王宗室；二是地方的藩镇势力。因此朱全忠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在朝廷中清除异己；另一方面对与自己为敌的藩镇诉诸武力镇压。天佑二年（905年）二月，朱全忠首先对宗室诸王大开杀戒，他命令蒋玄晖邀请先帝李晔之子濮王李裕、棣王李祤、虔王李禊、沂州李禋、遂王李祎、祁王李祺、雅王李禛、琼王李祥、景王李祕在洛苑的九曲池旁摆下筵席，将诸王灌醉后用绳子勒死，并将尸体扔到九曲池里，在杀掉李晔的九个儿子后，他便将毒手伸向了朝中大臣。朱全忠要杀朝臣，除了因为他们忠于皇帝不能为己所用，是自己篡位的绊脚石之外，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朱全忠是行伍出身。虽然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藩镇，但是自中唐以来，社会时尚重文轻武，文士从不把武将放在眼中，朱全忠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因此对文人也是恨之入骨。据说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朱全忠和幕僚们及游客在柳树下乘凉闲谈，几个游客正在高谈阔论，朱全忠当时觉得无聊，忽然站起身来指着柳树说道：“这种树木适合做车毂。”人们忽然闻听此言，全都哑口无言地愣在原地，不知道朱全忠为何说出如此不着边际的话语。此时有几个游客为了讨好朱全忠，也跟着站起身来，随声附和说适合做车毂，没想到朱全忠顿时勃然大怒，厉声斥责说：“书生就是喜欢阿谀奉承，顺口搭音，车毂需用夹榆才行，柳木怎么能够做车毂呢？”随即命令左右侍卫将随声附和的几个游客杀掉，从中可见他对文士的蔑视和憎恨。为了扭转当时重文轻武的风气，四月五日，朱全忠让小皇帝李柷发布赦文。朱全忠在赦文中通过论述文武皆重要的道理，想发泄一些对文臣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想以此使文臣们尊敬自己。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此事却事与愿违，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一件让他更为不快的事情，而这件事也直接导致了朱全忠下定决心对朝臣大开杀戒。白马驿之祸和王的师傅张廷范是艺人出身，精通音律，后来趋炎附势投靠了朱全忠，为其进行歌舞演奏，深得朱全忠的宠爱。当时张廷范想担任太常卿，便请求朱全忠推荐自己，朱全忠认为自己办这件事情易如反掌，便让幕僚带着张廷范入朝请求皇帝的任命，没想到却遭到了宰相裴枢的反对。裴枢给出的理由是张廷范是有功之臣，已经得宠于藩镇，何必再仰仗朝廷乐官的职位以示荣耀，张廷范想当太常卿恐怕不是朱全忠的意思。当时朱全忠的幕僚费尽口舌，可是裴枢就是不答应，张廷范只好悻悻而归。朱全忠见宰相都不给自己面子，顿时心起杀机，他对手下人说自己本来认为裴枢志向高远，不入朝廷俗气沾染，现在看起来不过是装成一副清高态势，因此他决心除掉这些顽固不化的大臣，而此时朝廷内出现的宰相不和的局面，恰好为朱全忠提供了机会。当时朝中共有四位宰相，除了裴枢之外，还有崔远、独孤损和柳璨。柳璨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隐居山林之间。光化年间一举中第，因为对汉史尤为精通，被时人称之为“柳箧子”。皇帝李晔因为爱才如命，想找一个有文才的人，于是有人就将柳璨推荐给了皇帝李晔，李晔立即召见柳璨，经过面试，李晔对其十分满意，很快便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崔胤死后，皇帝李晔想让柳璨出任宰相，便征求诸位学士的意见。承旨张文蔚认为选贤任能不必拘于等级限制，不过按照惯例不宜立即提拔柳璨当宰相。于是皇帝李晔就首先提升柳璨为谏议大夫同平章事，但即使是这样也已经是高规格的越级提拔了。出身寒微的柳璨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因此出身高贵的裴枢、独孤损和崔远，对于一下子和自己平起平坐的柳璨十分排斥，言谈中经常流露出对柳璨的鄙夷之情，而柳璨也对他们也是怀恨在心。皇帝李晔到达洛阳后，因为内官都是朱全忠的心腹，因此柳璨就极力和他们交好，想攀上朱全忠这棵大树，进而达到对抗裴枢等人的目的。当时柳璨已经察觉出朱全忠可能要做出不利于朝官的事情，便趁机在朱全忠面前说了裴枢等人的很多坏话，因此天佑二年（905年）三月，裴枢、独孤损和崔远被同时罢相。五月七日天空中又有彗星出现，占卜者向朱全忠进言，认为君臣即将大祸临头，必须杀一批人才能消解此难，柳璨趁机写出裴枢等三十多个与己不和者的名字，请求朱全忠立即诛杀。对于一下子诛杀如此多的朝臣，朱全忠一时间也是难以下定决心。不过，部将李振趁机向朱全忠进言，认为朝廷纲纪之所以败坏，全都是因为这些文官表里不一，而且朱全忠是想要成就大事的人，这些文官未来肯定会充当绊脚石，不如趁现在一举除掉。朱全忠最终采纳了李振的建议，首先于五月十五日利用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贬独

朝义进入范阳城。面对李抱忠的阻拦，史朝义当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向在城门外向站在城头上的李抱忠解释自己为什么回来的原因，并用君臣大义责备李抱忠，但李抱忠的一句话，让史朝义顿时从头上凉到脚下。“上天不佑大燕，大唐又要中兴了，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归顺了大唐，怎么可以再助纣为虐呢？希望您尽早找到谋求自全的办法，而且田承嗣肯定已经背叛了您，不然的话唐军也不可能追您到这里。赶快走吧！不留了！”言罢，李抱忠转身走下城楼。“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史朝义在城下已经完全不能顾忌自己的身份，竟然一边说着一边失声痛哭起来。“将军难道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我从早上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吃饭，将军即使不让我们进城，难道不能招待我们一顿饭吗？”说到最后，史朝义已经没有“皇帝”的威严，完全像是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即将走下城楼的李抱忠听到史朝义的喊声后，他发出了一丝怜悯之心，派人把食物装进框里，然后用绳索从城头上送到外边。这一刻，是史朝义一生中最为屈辱的时刻，当那些食物从城头上系下来的时候，史朝义一把抢过食物使劲地往嘴里塞，连日来的逃命生活，已经让史朝义顾不上食物的味道，只要能填饱肚子，对于他来讲就是最大的幸福。当时跟随史朝义一起逃命的范阳人不在少数，他们看到史朝义的这副狼狈相后，知道大势已去，所以全都利用这个机会四散而逃，而史朝义也没有过多地阻拦，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之所以在此前一直跟着自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有希望，可是现在自己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所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们去吧。就这样，在很多人接连离开之后，史朝义的身边只剩下几百名胡兵，在饱餐李抱忠“赏赐”的食物后，他和这些胡兵们继续向北逃窜。在路过广阳（今北京密云）的时候，史朝义看到城门紧闭，他没有再请求进城，而是下定决心跑出国门，北入奚和契丹部落。但是在到达一个叫温泉栅（今河北唐山北部）的地方时，史朝义因为过于疲劳，他暂时停下了脚步，而让他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停竟是永久。事实上，在史朝义刚刚逃离范阳地界后，唐军恰好追击史朝义进入范阳地界。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没有想到史朝义会这么快就逃离自己的地盘，为此他深刻追究了李抱忠拦截不利的责任，而且派兵向北急速追击史朝义。在李怀仙看来，如果能拿到史朝义这条大鱼，自己将是再造大唐中兴的功臣。最终，经过五昼夜的追击，终于在温泉栅追上了史朝义。当李怀仙的人马追上史朝义的时候，这个“逃亡皇帝”正在一片树林外休息，在看到一片旌旗招展时，他立即意识到追赶自己的人已经距离自己不远了，慌乱之中史朝义向着丛林中跑去，当他到了密林深处，他忽然发现一件倒霉的事——李怀仙的人马已经将这片树林彻底包围。李怀仙的人马并没有追着史朝义进入树林，因为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这是一片面积不算太大的树林，只要把守住几条出口，史朝义就算是插上翅膀也难逃出。终于，连日的惊恐和疲劳让史朝义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此时距离他在范阳城下的那顿饱餐，已经整整过去了五天，这五天他已经是食不果腹，看着依然跟在身边的那几百名胡兵，史朝义不禁号啕大哭起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史朝义用拳头猛力的槌打头部，然后他痛苦地跪在地上。“圣上！不如出去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或许还会有条生路。”一名胡兵提醒着说道。“我死不足惜，可是今天竟然让你们陪着我死，唉！”在场的的人全都默不作声，史朝义从地上站起来，用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环顾在场的这几百名胡兵，片刻之后，他解下了腰带，然后径直走到一颗树下，将腰带挂在上面，并打了个死结。“圣上！万万不可啊！”“走开！不要管我，如果你们还认我这个圣上，就走远点！”史朝义歇斯底里地喊道。那一刻，所有人都知道史朝义已经彻底绝望，或许终结生命对于他而言，反而是一种很好的解脱。所以，没有人再去阻拦他。“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史朝义嘴里始终重复这句话，直到他将脖子伸进他亲手打的那个死结套中。……广德元年（763年）正月二十六日，史朝义在温泉栅的密林中自缢身亡，这也意味着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被彻底平定。在史朝义身亡之后，那几百名胡兵走出林外向唐军投降，李怀仙命人割下史朝义的首级送往京城长安。正月三十日，史朝义的首级终于摆在了李豫面前，那一刻李豫流下了兴奋的泪水。八年来，山河动荡，流民失所！八年来，很多人献出了生命，更有很多人没有亲眼看到叛乱的平定，而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但今天，胜利真的到来时，所有人都心潮澎湃，很多人载歌载舞、鼓掌相庆。这其中，也包括远在长安城千里之外的一个人。当这个人听到史朝义自缢身亡，安史之乱被彻底平定时，他赤着双脚从屋子里兴奋地跑到院子里，然后跪在地上，眼含热泪地双手托天大声高喊“苍天开眼”。然后，他又径直跑回屋内，提起笔来记录下那一刻他兴奋的心情，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人就是我们前边多次提到的，千百年来被人们冠以“诗圣”头衔的杜甫。千古诗圣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人，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有一千四百余首诗被保留到今天，其精湛的诗艺，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影响深远，备受推崇，其诗被称为“诗史”，他被世人尊为“诗圣”，与另一位盛唐大诗人李白合称“李杜”。杜甫出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唐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中度过的，沐浴在盛世荣光中的杜甫和李白具有同样的想法，那就是当上宰相，然后“致君尧舜”。事实上，杜甫和李白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浪迹天涯、经历坎坷、不受重用等，但唯一不同的是，李白生前名声已经响遍大江南北，而杜甫生前则是默默无闻，甚至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时间内，杜甫依然不为世人所重视。不可否认，杜甫是个伟大的诗人，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尤其是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写了很多揭露安史叛军暴行以及同情无辜百姓的诗歌，但杜甫同样具有致命的弱点，而在我看来，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在杜甫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旧唐书?杜甫传》记载：杜甫性格褊狭浮躁，没什么气量，凭着恩情放纵不羁（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新唐书?杜甫传》记载：杜甫旷达不拘礼俗，又不自我约束检点，喜欢谈论天下大事，调子虽高却不切实际（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从上述两条记载来看，杜甫实际上并不像他在很多诗歌中所写的那样，具有非凡的政治才华，可以协助皇帝再造淳朴的民风，说得通俗点，杜甫不具备“宰相肚子能撑船”的气量，他的可控世界只是宣纸上的妙笔生花。透过他一生的经历来看，在很多关键时刻，杜甫的性格是制约他发挥政治才能的最关键因素，以致一生落寞不得志，只有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三十六岁之前，杜甫基本是在漫游生活中度过，只在二十四岁那年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那一次他并没有将考试放在眼里，算是小试牛刀，所以没能考上。虽然他的志向是登科致仕，但在年轻的杜甫看来，以他的才能只要稍加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肯定会一举中第，所以此后的很多年里，他并不急于参加考试，他要走遍名山大川，扩宽视野，为自己的人生增添厚度。那时他的足迹踏遍了江南锦绣之地和燕赵雄浑的山川，甚至为未能飘洋过海到日本而遗憾。在漫游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杜甫裘马轻肥，呼鹰逐兽，快意非常，进取心十足，并自信满满，坚信自己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在政治上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一点，从他的那首《望岳》便可以看出：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杜甫借着登上泰山最高顶的雅兴，表达了自己敢于攀登人生顶峰的伟大抱负和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与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和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由于性格的原因和年轻时漫游生活的经历，使得四十岁之前的杜甫对这个世界永远抱有一种希望之情，尤其是天宝三年（744年），他在漫游的途中结识了李白和高适，三位诗人由于性格相近、情趣相投，一同登高怀远、郊游狩猎、访道寻幽，让杜甫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以至于很多年后当他深陷困境时，时常回想起那段惬意非常的时光，不禁怅然慨叹世间境遇多变。那一年的秋天，杜甫和李白、高适三个人由于各自的目标不同，终于分道扬镳，李白前往任城探亲，高适则南游楚地，而杜甫则前往兖州（今山东兖州）看望父亲。天宝四年（745年），杜甫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漫游生活，转年他带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准备参加当年朝廷的科举考试。那一年，杜甫三十八岁。当时已近不惑之年的杜甫参加科举考试，其心态已经和二十四岁那年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年龄的原因，杜甫对这次考试很是看重，为此他经过了认真的准备，应该说在考试之前，杜甫对自己的才能还是很有信心的，但考试结束后，朝廷却只发布了一道榜文，上边写着：无一人及第。毫无疑问，这道榜文意味着拥有绝对自信的杜甫再次落选。这件事情让杜甫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当时在京城长安也引起了极大的非议，因为即使杜甫落选，总应该还有其他人中举，但朝廷这道“无一人及第”的榜文实在让人不明白朝廷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然而朝廷的这道榜文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它的发布是一个朝廷顶级大佬操控的结果。这个人的名字叫李林甫。当时独揽相权的李林甫知道李隆基爱惜人才，所以为了取悦李隆基，让李隆基的虚荣心能够得到充分满足，他制造了“无一人及第”的假象，也就是所有人全都不录取，让皇帝陛下知道天下所有的人才全都已经被朝廷录用，天下没有一个人才被埋没。李林甫的这种做法不仅满足了李隆基的虚荣心，更让他得到了更加丰厚的政治利益。但对于杜甫而言，这却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他将此次考试看成自己唯一成功的机会，可是最终却惨败而归，这让杜甫顿时对这个世界产生了绝望之情。更何况前边我们说过，杜甫不是那种气量宏大的人，一次失败不要紧，只要坚定信念，还可以重头再来，而杜甫恰恰缺少这种韧劲儿，经过这次失败后，他犹如斗败的公鸡一样，再也没能缓过神来，而自此之后他再也没能鼓起勇气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这次失败不仅让杜甫的心灵承受了巨大的打击，更让他的生活陷入到了拮据之中。此后的五年时间里，他寄居长安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生活，甚至屈辱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心”。生活的拮据让杜甫第一次感受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不经意间杜甫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悄然发生变化，也就是在长安的这五年辛酸生活，也让他的诗风开始转变，由锐意奋进和过分自信，逐渐变成叹息忧虑和无限悲凉。在长安的五年的时间里，杜甫虽然生活艰辛，但他依然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得到皇帝陛下的重用，虽然他知道实现的可能微乎其微，然而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命运在杜甫穷困潦倒之际，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天宝十年（751年）正月，李隆基带领文武大臣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的大典，并对外发布诏书，希望天下人能够广进赞颂本次祭祀的名篇佳句，确实优秀者可以入仕做官。诏书一经发布，便引起了杜甫的极大兴趣。在杜甫看来，这的确是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写诗是自己的拿手绝活，如果被皇帝看中，可以省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麻烦，直接得到皇帝陛下的重用。于是杜甫挥毫泼墨，情真意切地写了三篇《大礼赋》，投进了延恩匦。延恩匦是武则天时代建立的一种制度，天下人不分等级都可以通过撰写赋颂和治国方略，然后投进延恩匦的方式以求仕进，朝廷会定期搜集延恩匦内的文章，让皇帝陛下过目，只要被皇帝看中的，那这个人从此可能就会飞黄腾达。当时杜甫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去投延恩匦的，但这次投匦居然得到了李隆基的重视。在看完杜甫的三篇礼赋后，李隆基当即决定召杜甫进宫，让他在集贤院待制，然后让宰相班子成员对杜甫进行命题考试。如果杜甫能够通过这次考试，那他真的有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实现他那掩藏胸中已久的宰相梦想，但遗憾的是这次考试结束后，杜甫就进入了遥遥无期的等待之中，最终也没有等来朝廷的相关任命。史书上没有记载杜甫这次考试的详细过程，我们也并不知道究竟考的什么题目，但录取朝廷公务人员的考试，一般情况下都会考些治国方略以及国家某个领域实际问题的应对问题，有些类似于现在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科目，可以肯定的是，杜甫的答卷，朝廷一定是不满意的，联系《新唐书?杜甫传》的“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的记载，可以断定杜甫同志的申论考试不及格。而这次考试不再是李林甫一人的幕后操控，而是宰相班子所有人都打了不及格的成绩，这也只能说明杜甫同志实在不具备做公务员的能力，至少其思想和观点与时局不符。杜甫再次入仕的愿望就这样落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变得更加颓废，曾经还能够上街卖药自食其力，还有过向富人推荐自己的主动性，但现在他完全失去了自我，只能靠朋友的接济去度过每一天。这样颓废的生活，杜甫一共过了将近四年，虽然生活拮据，虽然内心苦闷，但在长安总还有自己的栖身之地。天宝十四年（755年）十月，在友人的极力推荐下，杜甫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官职，然而仅仅一个月后，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杜甫终于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生涯。潼关失守后，李隆基带着诸多皇亲国戚仓皇逃往蜀中，长安城中的老百姓因为担心叛军攻陷长安后会大肆屠杀，所以很多人也开始向外流亡，在这庞大的流亡人群中也包括杜甫，他带着家人出长安后由奉先赶往白水，又由白水向陕北逃亡到达鄜州（今陕西延安）。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称帝，杜甫得知这个消息，将家人安置好后，准备穿过叛军的封锁线，前往灵武投奔李亨，但不幸半路被叛军俘获，被押解至长安。由此开始了他在叛军铁蹄下九个月的屈辱生活。这九个月中，杜甫亲眼目睹了叛军在长安城内的种种暴行，以及百姓们在国破后的种种惨象，这不禁让他生出悲天悯人之心，并用自己的笔进行了忠实的记录，例如《悲陈陶》《哀江头》《悲青坂》等名篇就是这一时期的创作的。不过，千百年来，这一时期最能打动人心的，最能表现诗人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的，当属那首沉郁悲壮、恸慨千古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当时长安被安史叛军焚掠一空，满目凄凉。杜甫眼见山河依旧而国破家亡，春回大地却满城荒凉，在此身历逆境、思家情切之际，不禁触景伤情，发出深重的忧伤和无限的感慨。也就是在写完这首诗后，杜甫再次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摆脱叛军的魔爪，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再次穿越叛军的封锁线，前往灵武投奔李亨。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支撑下，至德二年（757年）四月，杜甫冒险从长安终于逃至凤翔李亨的行在。据史料记载，当杜甫到达凤翔时，说他是丐帮的

置于死地。他还挺自得其乐的。说他们抓我，我没有烟抽，让我扫地，我就拣人家烟头儿，一个女生说：“你拣什么情报呢？”我爸说没有情报，“那你刚才扫地你拣什么了？”我爸说：“跟你没关系”，“拿来看看！”我爸说：“跟你没关系。”“把手打开！”我爸一打开，一个烟头。我爸说：“你有用吗？你有用吗？”把那女学生气得！呵呵呵，我爸还乐。其实我爸说这些受罪的事，别人听起来都挺伤心的，我爸就当笑话讲。他在楼上和几个教授关在一块儿，那几个老教授摇头晃脑地：“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我爸就在一边比画，人说你干吗呢？他说我练坐飞机啊，下次他们撅我我能那什么，练。后来又说想逃跑，把单子都扯了，系上扣，弄挺长的，拴上。我爸不是挺瘦的么，单子也能经得住他，拴上往下看，说不行，夏天嘛，说学生都在那儿开着窗户打牌呢，开着特亮的灯，他说不能跑，我要下去正好掉到他们中间儿，一伸手把我抓了不就跑不了么，后来没跑成。定：他想跑到哪儿去？方：逃跑嘛。反正也是苦中作乐，自己找乐。去干校的时候家里的房子都缴了，全缴了，其实之前红卫兵已经洗劫了一大拨了，我爸说红卫兵来抄我的家，拿走的不是衣服就是鞋，因为太多了。书和材料人家都不怎么关注，走的时候等于没有人管了么，噼里啪啦地，就都送图书馆了。把他们弄江西(干校)去，注364他跟我们讲，我记得特清楚，说到那儿让我干活儿，我说让你干什么活儿啊？他说先让去搬砖，刚一搬就把手砸了，人说不行，你搬砖搬不了，就让我抓虫子，到菜地里头。我说你怎么抓啊，他说我拿小棍夹，他害怕虫子。从干校回来，他说我第一件事，就是骑上自行车，哪儿饭馆多，那条街，能吃的我都吃遍了，第二天我再去吃去。他从干校回来，把包平、包安都找去聊天儿，也都讲了“文革”的经历啊，一些想法啊，他都跟开玩笑似的，可是人家都觉得心里挺难过的。家里头荣华富贵没有啦，过去当教授当高级知识分子的地位没有啦，在干校给人干活儿，还挺艰难的。反正从公主府往下走往下走，加上日本，又加上他们参加革命，一步一步地，就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笑)。实际我爸也有体验，我爸是这种想法，你也出来参加工作了，你跟过去是一刀两断吧，或者说决裂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过去的东西你可能是一个回忆，不可能重新去那什么了，反正过去就过去了，他不去想，就那样。定：就是先是家里的荣华富贵没有了，接着就是当教授的那点儿地位尊严也没有了，一个劲儿地往下出溜。方：所以为什么好多东西他不愿意提呢，和敬那会儿他更不愿意提了，一下斯文扫地啥都没有了，能享受点儿就享受点儿得了，过去的辉煌对他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连想都不想，他不爱讲这样的事。落差太大了。定：落差是够大的。方：我爸那时候说过，从干校回来的时候，七几年有一段时间不是稍微松动一些么，就有人请我爸出去讲课。有一次记者跟他从张自忠路前头过，不就是和敬公主府那儿么，他们记者都知道我爸的背景是什么，就说：“和敬公主府您听说过吗？是什么情况？”我爸说：“哎哟，真不知道。”哎哟(笑)，特逗。我爸特得意：“哼，让我说和敬公主府是什么情况，我才不说呢，毛主席说了，哦……这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下回想整我？没门儿！”定：你爸后来跟蒙古人那边交往得不多是吧？方：我爸反正没有特意地跟蒙古人交往。你想在人大，就是人大的环境。定：所以我当时找到包平他们时，觉得挺遗憾的是你爸他走了，但又一想，找到他他也未必跟我说。方：那倒是。

4.叔叔和姑姑

方：我爸是最受他爷爷的宠，从他爷爷奶奶就宠他，所以就一直宠下来。我奶奶比较宠三叔，包义。爷爷疼姑姑，蒙(古)族疼女孩，我爷爷脾气好。包安是没人宠。我三叔、姑姑和我爸他们是那种，就是从来不自己动手做什么。家里就是对这些有特色的东西(指蒙古的奶制品)，赶上什么就吃什么，就是喜欢。都是人侍候惯了的那样。定：他们不承认这一点(笑)。方：不承认哈？我那个姑夫，四十多岁心梗去世的，我妈就说：“哎呀，老郭可把包平宠坏了，包平什么都不用动手。”姑姑好像家务活儿不怎么做。三叔也是。就四叔因为参军嘛，自己靠自己，还动点儿手。我听我三叔的儿子跟我说，(解放前)有一段时间我家生活来源一下子断了，等于他妈，就是三婶，三婶他们家给包家支撑了一阵儿，不能断了这经济来源哪，我爸跟三叔关系不是很近，我爸嫌三叔忒落后。姑姑听我爸说得多，因为我爸爱跟她说话，我爸爸带我上姑姑家去，都说这些事。对包义就不太瞧得上，觉得老四是小孩儿，不懂什么事。定：后来你爷爷多尔吉还常回北京来吗？方：他没退的时候回来得比较少。定：你跟他接触不多是吧？方：因为蒙(古)族都比较喜欢女孩儿，见到我，还有我姑姑，包洁什么的，都特高兴。对男孩子，三叔那儿子小元跟我说，爷爷连根冰棍儿都没给我买过。小元的儿子说，我爷爷，就是包义，也没给我买过冰棍儿。特别明显的。爷爷解放前是国大代表，解放后是政协委员。爷爷后来还回北京来看看他们，他跟三叔比较对路。喜欢三叔，因为三叔是那种呵呵呵，呵呵呵，玩自己的，什么都不计较，也是吃喝玩乐的主。跟我爸爸也不亲。包安是小时候在家比较受气，受欺负，我这是听我妈说，我妈结婚的时候包安才九岁嘛，特小，瘦瘦小小的，胳膊腿都特细，冬天手和脚都是冻的。反正不是那么受宠，在那种家庭他已经是受下等人的对待了。所以后来跑出去参军了嘛。定：对。方：我四叔吧，一辈子好多地方不是很顺利。可他从来不表现出来，情绪上语言上啊，从来不说。我爸也是这样的人。包安刚去(内蒙古)参军的时候，差点被一个连长打死，为什么？连长是我们家的奴隶，一看包安来参军，那简直太不像话了，就想把他打死。当时就让别人给摁住了，连枪都上来了，那样。这个事儿后来我姑姑呀我爸呀就都知道。现在当然又不一样了，就当时那会儿，特别强调阶级呀阶级斗争。包安后来就特使劲地努力工作，后来在那儿提得也算比较高吧。定：他说后来他有一段……方：把他当“内人党”抓起来了。定：为什么抓他？方：“内人党”不是打击了一大片嘛，抓的人太多啦。有他事没他事就给他抓起来了，军队里头比较严，最后说没事，放了，抓了就白抓了，他不就转业了么，因为他祖籍是北京的，就转业回北京了，回北京之后各方面身份也没恢复，是属于最低潮的时候。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想着我妈能帮他，就给我妈写信，我去内蒙接的我那四婶儿么，她的两个孩子，他“内人党”他也没工资，我妈帮他养着老婆养着孩子，请了两个人看孩子。定：也真帮了大忙了。方：那可不，包安出来之后到我们家，把老婆孩子全接走，挺长时间呢。包安后来在标准件厂当工人，离我们家挺近的。后来碰上郝真，把他调到市里，包安说她可帮了我了，可真是我的恩人。说她一个是帮我，一个是认为我还是有能力。包安就是特别能写。原来在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嘛。他后来的单位是北京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郝真在那儿当会长。定：他也像你爸那样吃喝玩乐吗？方：不，包安是特别严谨的一个人，你看上他们家去，他们家屋子收拾得简直就是，一看就跟宾馆饭店差不多，弄得特整齐干净，没有一点乱七八糟的。我爸，一掀床单子，底下一片，全是鞋。踢出来，今天哪件衣服配哪鞋，穿上了。我奶奶死得早，我奶奶50多岁死的。爷爷是90多岁吧，后来在包安那儿住着。定：爷爷从阿拉善回来就住在包安那儿？方：住在包安那儿。包安呢，其实心里也有点委屈，为什么呢？他跟我妈无话不说。他跟我妈说，其实当时我在家里是最受冷落的，最受虐待的，可是到老了都得我侍候，他们怎么都不管呢，肯定老大不管。我爸不管，我爸恨不能跟他划清界限呢。

5.我自己

吕：你后来插队了吗？方：插队了，山西啊，山阴县，在大同南边一点儿。我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本来不应该下去的，可是工宣队好像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吧，就非得让我去，说不去，就派一师傅天天上我家坐着去，说你一天不走，我就天天来。哎哟我特烦，说别来别来我走行不行。我妈说你不应该走啊，我说他老来，我可不愿意他老上咱家坐着来，我自己把户口转了就走了，我是1968年12月底走的。我走了5年，后来有一个26号文件，说独生子女可以转回北京，就回来了。回来后分配工作，问我想干什么，说有中学老师，全民的，我说我们家全是老师，下回“文化大革命”又挨整，我可受不了。最后说还有街道医院，但是是集体所有制，我说街道医院倒行，集体所有就集体所有，完了就去了。去了待了4年多不到5年，1977年大学招生嘛，知道时就只剩20多天就考试了，我赶紧报个名。那会儿单位不许我考，不给假，上班也不许看书，我就一直憋着下班回家，一进家门就坐着，一直坐到第二天早上三四点钟，每天就睡两个钟头，二十多天拼死拼活。因为我插队的时候不是表现不错嘛，被推荐过两次(上大学)，全让人抢啦！人说你是独生子女，你能转回北京，你不应该在这儿跟我们抢这个机会，我说我不是抢什么机会，我就是想上学，那也不行，村里头因为我表现好，把那个表给我，知青之间就……所以我特恨工农兵学员(笑)。最后上不成，我就转回来了。这次我说就靠我自己了，我能考过凭我自己本事，考不过那我也认了，那能怎么办呢！后来考上北医(北京医学院)。那是1977年，念了5年。吕：学的什么？方：医疗啊。临床好几十门课呢。当时岁数已经挺大了，我们班岁数最大的和最小的差一轮呢。医学院吧，90%的课程全靠背，你要不背下来你考试过不了啊，我就拼命背，小孩就背一遍过了，哎哟我背三遍五遍，一会儿又忘了考试还是不行，还得再背，就那样子。定：后来就在安贞医院当医生哈？方：对，毕业以后就分到这儿了。一开始在临床，在内科，后来我们医院那会儿扩大，进人必须通过懂业务的人，搞人事的不懂业务啊，就一定让我过去，我在人事又待了两年，从我手里进了得六七百人哪，后来临床不缺人了，我就上研究室了。最后退的时候是从保健科退的，为什么呢？我结婚以后洪大夫注365忙，孩子也那什么，我想算了，我也甭再研究什么了，上保健科，时间比较自由，上学岁数一晚，好多事就耽误了。我孩子才二十多，不到三十。插队时我想，插队不能结婚，我还得回北京。回到北京在街道医院工作，哎呀这不是落脚的地方啊，不行，每天就是玩儿，一说结婚，别跟我说这事儿。就这么耗着，耗到上大学了，可是北医那会儿功课特别忙，不敢结婚，结婚我什么时间背书啊，又耗了5年。耗了5年分到安贞，哎呀好不容易开始工作了，一上来就结婚就拴住了，我还得玩儿呢。就这么一耗，耗到快四十了嘛。我们家的人，老包家的人都是结婚也晚生孩子也晚。我姑姑他们这一辈儿的几个孩子，女孩子，都是三十多岁没结婚呢。定：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对你的民族，就是蒙古族，有没有意识？是不是觉得和别人不一样啊，不单是王爷的问题？方：从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因为我爸的关系嘛，户口都是蒙(古)族。有时候人家帮着填表，写汉，我说我不是汉，我是蒙。自己没觉得奇怪，也没觉得别扭啊，接受不了啊，挺自然的一个事。我插队的时候才逗呢，本来皮肤特别白，一晒呢，也不变黑，就变红，拿盐碱地的水一洗吧，头发变黄。老乡就说，哎，你是不是苏联人呢？你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我说我不是苏联人，我是蒙古人，人家说怎么是蒙古人呢，人家觉得特奇怪。定：你第一次来和敬公主府是什么时候？方：有两三年？洪大夫来这儿开会。因为和敬公主府我是早听说，我爸不爱说，我姑姑他们经常说，后来洪大夫在和敬宾馆开会，我说我还没进去过呢，我去接你吧，顺便看看，绕一圈儿，我就开车进来了。我进去就说：“我爸当年出生在这儿。”哎，他们就盯上我了，说你姓什么？我说姓方，他们就给领导打电话，领导就说，是不是姓方？说就是姓方，“那就对了”，他们头儿就过来了，说我们一直在找你们。他们就是找我爸爸，知道你爸改姓方以后，才知道你爸去世了。因为他们找姓包的嘛，找不着。我这是跑这儿送上门来了，这事就联系上了嘛。和敬公主府那院儿吧，因为我爸轻描淡写地说惯了，我一去特震惊，啊？这个院子也忒大了，一进去特遥远的，人家说这还只是一部分，我说这这这，就跟一个大单位似的一个院子，人家说据他们了解，这只是一部分，都削了很多了，乾隆时候给公主赐的是60亩地，从东边的段祺瑞府一直到西边宽街那条街，都是我们家的。后来七占八占的经过历代的什么吧……定：后来人民大学不就在这儿嘛。今日和敬公主府寝殿(吕志初摄于2016年)方：对，他们就说哎呀，你爸转来转去，还在自己的府里头。住到那里头(铁一号人大旧址)不是跟住回家一样么！他们这儿也有变迁，后来是他们想弄一个展览室，因为这不可能对外开放，办一个展览室，把这段历史给续上呗。定：你女儿现在报蒙族还是汉族？方：蒙族。我女儿特喜欢我爸，她在我爸那儿住了几年，饮食上也是爱吃牛羊肉，这个挺明显的。定：她知道家里的这段历史吗？方：知道。她对这个民族也比较认同，她也来过这儿。定：你应该让她把这个故事慢慢延续下去。小小公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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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李景唐《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注366[访谈者按]此文便是包平口述中提到的那篇文章，包家兄妹认为该文严重失实。此次特将该文找出附于下，目的是使读者知其原委，也能明了包家兄妹所要纠正的史实所在。蒙古诸部在归附满清之后，在其贵族阶层中，除受封为扎萨克王公者外，其余受封王公品级的贵族们都通称为闲散王公。他们在本旗内有领地和奴隶，有的被扎萨克任命为协理、章京等职务。有的也可以在扎萨克无承袭人的情况下，由清廷授命继任扎萨克。本文记述的是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旗)闲散王公——贝子爵达赉及其儿子多尔吉(清赐三品顶戴)的历史和生活片段情况。

(一)

达赉贝子是达尔罕亲王的同宗，是第五代达尔罕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的七世孙。色布腾巴勒珠尔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尚固伦和硕公主，授为固伦额驸，五年后，袭任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平定准噶尔之达瓦齐叛乱有功加双俸。后因误用辉特部之阿睦尔撒纳驻守伊犁，致其乘机叛乱并杀死议政大臣奥云古，获罪被革除爵位，由其兄色旺诺尔布承继了达尔罕亲王爵位与扎萨克。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色布腾巴勒珠尔又被封为辅国公，任为兵部大臣，三十八年(1773年)，因军功复固伦额驸称号，同年，因作战身负重伤仍勇猛杀敌而重被封为和硕亲王。乾隆四十年(1775年)病死军中。死后谥曰毅，所以后人称之为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逝世后，因无世袭罔替之封，其子孙不能承袭亲王爵。但按清廷袭封例制，可以降级承袭，由其子鄂勒哲特穆尔额尔克巴拜降袭多罗郡王爵。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诏世袭罔替。可是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又被革除了郡王爵，同年

军的组织和训练，为后来一切军阀所效仿。1854年二月，湘军练成，曾国藩亲率湘军征讨太平军。在出发的时候，他发布《讨粤匪檄》的公告说：“太平天国运动的行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卫道士的嘴脸。太平军对付这个凶恶的敌人，不敢掉以轻心，向湘军发动全面进攻，将驻有湘军主力的长沙围困，曾国藩冲出包围。1854年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部进入白沙州，即命水师进攻靖港，结果遭到惨败，曾国藩又急命陆军全线出击，不想陆军见水师失利，军心大乱，溃不成军，曾国藩羞愤、沮丧得无地自容，几次当着属下的面投水自杀，被左右护卫拉住。回到省城长沙后，在一片嘲讽和攻击声中，曾国藩又气又愤，声言将在某晚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甚至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去购置棺材。后来由于太平军将进攻目标转向了武昌，才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重整军队，取得了在湖南的优势。曾国藩力量的逐渐壮大，不仅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戒心，就连地方督抚也产生了妒忌，一些人处处给他出难题。自恃有功而未得实权的曾国藩对清廷也不满起来。1857年三月，曾国藩借反表之名，奏请终身守制，意在以退为进。不想咸丰帝一笔朱文，准其请求。后来迫于太平军的势力，清廷终于给了曾国藩实权，召其出山。1860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并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重新开始镇压太平军。十二月，太平军李秀成进逼祁门湘军老营，在此坐镇的曾国藩知自己兵力单薄，难堪一击，又写好遗书准备自尽，而李秀成却绕路他行，使曾国藩又一次生还。1861年九月，湘军攻陷安庆，军事上出现转折。十一月，慈禧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取得了反太平天国战争的军政全权，同时，也使湘系势力不仅驻占长江中下游，而且延伸到西南内地。从此，曾国藩的湘系集团，一跃成为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中最大的实力派。1862年，曾国藩兵分十路，向太平天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曾国藩所指挥的各路湘军，在疯狂镇压太平军的同时，对所占领之地，大肆屠杀、奸淫、掳掠，苏、浙两省成为凄惨的人间地狱。据统计，苏、浙两省死于屠刀之下者达二百八十七万多人。苏杭天下足的富甲之地，在湘军的铁蹄践踏下，已是白骨遍地，荒无人烟。1864年七月，湘军攻破天京后，更是惨绝人寰，洗劫一空。曾国藩本人称“三月之间，毙贼共十万余人，秦淮长河，尸首如林”。而天京失陷时，太平军全部人数不过一万多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冲出重围。可见，惨遭杀戮的多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为了私吞财富，掩耳盗铃，下令放火灭迹，天京大火直烧了七天七夜，繁华的都城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废墟，但曾国藩在报告中诬称，大火为太平军所为，把宫殿府宅都烧掉了，“三日火光不熄”，天京城内未发现太平军财库。为了防止事情泄露，曾国藩不让被捕的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押送到京，就地便杀害了。攻陷天京后，曾国藩被封一等侯爵，赏太子太保衔，他的权力、地位和功名达到了顶峰。曾国藩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历史遗训，知道自己此时权柄过重，朝廷上下很多人对他都不放心。为了减少清廷的疑忌，以免招致杀身灭门之祸，于是，在湘军军心涣散的时候，主动向清廷提出，将湘军逐步遣散，并命其弟曾国荃称病辞职回湘，以缓和矛盾，向世人展示自己清廉，没有野心。这时，太平军余部与在淮河两岸活动的另一支反清武装捻军会合在一起，重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1864年十一月，清廷命曾国藩率部前往安徽、湖北交界地区剿杀捻军，曾国藩百般托词，终未去。后来捻军在山东全歼僧格林沁部队，引起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僧格林沁是清朝有名的将军，他的部队大部分是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清廷意识到，捻军已成为太平天国之后新的大敌，于是又于1865年五月命令曾国藩赴山东作战，将两江总督职交由李鸿章暂行署理。此时，湘军已大部分被裁撤掉，曾国藩只能依靠李鸿章的淮军去作战，而淮军又不受曾国藩的领导，即使交由曾国藩指挥的部分淮军，亦暗中受李鸿章掣肘。曾国藩屡屡失败，在责难声中，请求离任，清廷又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回任后，1868年五月，曾国藩由南京出发检查粮饷、武器的准备情况，开始注重军事工业，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早期人物。早在1861年九月，曾国藩还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这是清末最大的一项军事工业。曾国藩等人还设立学校学习外国语言，学习机械制造技术，翻译了大量外国工程技术书籍。曾国藩在办洋务中认到人才的重要，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派选学生出国留学深造。这些举措，都是值得肯定的。1870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天津教案。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引起群众公愤。此时，天津一带又哄传幼童被迷拐事件，也与天主教堂有关。于是，天津民众于六月二十日聚集在育婴堂前，要求入内检查。正当民众代表在征得该育婴堂负责修女同意后，准备入内检查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报，亲自赶到育婴堂，不问情由，就把民众代表轰出堂外。次日，丰大业持枪前往会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勒令派兵镇压，谈判未果，即行开枪恫吓。出衙门后，丰大业在路上公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刘的随从高升，这激起了民众极大的义愤，当场将丰大业打死，随后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育婴堂，捣毁法、美、英等国教堂及领事署，并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及官员多名。事后，法国立即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并联合美、英、俄、德、比、西诸国，一起向清廷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集结于天津海口示威，强令清政府镇压爰国群众，惩办地方官员，并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天津化为焦土。”于是清政府一面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另一面又命令曾国藩火速去天津查办。曾国藩生怕得罪洋人，一味避战求和，定下的查办方针是“但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即只求尽快达成妥协，保住“和局”，顾不了什么是非曲直。结果，天津知府和知县被革职、充军，并逮捕了很多天津爱国群众，其中，二十人被判死刑，二十五人被流放，同时，还向侵略者赔偿四十九万七千两白银。曾国藩的软弱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的一致声讨，就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南会馆的功名匾额摘下来打碎，烧成灰烬。同年九月，在国人的一片“卖国贼”的唾骂声中，曾国藩又调任两江总督。1872年三月，曾国藩在南京死去，时年六十一岁，曾国藩死后，被清廷赠“太傅”，谥“文正”，所著重要文章集为《曾文正公全集》。此外，有《手书日记》、《曾国藩家书家训》、《曾文正公集外集》等。曾国藩信奉经世之学，他曾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及至后来，他位处显要，仍抱定“拼命报国，侧身修行”的宗旨。他在见慈禧太后时，发现了慈禧贪权而实无多大本事的真相后，十分难过，在给政治盟友胡林翼的信中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曾国藩律己甚严，每日躬身自省过失缺点，以求日有所进，这种严格的自省精神，也流露在他给父母、兄弟、子女的书信里。他在训诫晚辈时，总是教导他们要节俭、勤奋、廉洁。他致力于复兴理学，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有时他把自己一生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坚忍”两个字。曾国藩在民间，就兼有“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曾国贼”的称号。章太炎曾经说，对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这可作为我们今天认识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个参照。二、洋务大师李鸿章李鸿章，生于1823年，本名章铜，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修。1853年，李鸿章回籍办团练，以对抗捻军和太平军。1858年到江西入曾国藩幕，成为曾国藩的门生，襄办营务。1861年奉命编练淮平，很受曾国藩赏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因表现突出，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出任巡抚的时候，他把从安徽招募的淮军也带到了上海，买了一批洋枪洋炮，又雇用了一批英、美、法的军官和士兵当教官，让他们教淮军练习洋操和使用外国武器，打算把淮军训练成一支新式军队。但是淮军人数很多，枪炮弹药全靠从外国购买，没有那么多钱，李鸿章想，如果能把制造枪炮弹药的机器买过来，雇用外国工匠，用本国的原料，自己制造军火，不就省钱了吗？这时，有一个名叫马格里的英国军医找到李鸿章说：“我学过制造军火，还会训练军队，听说你想自办军火，我愿意效劳。”李鸿章正求之不得，连忙说：“那太好了，从今以后，你在我这里当军官，负责教练枪队，我再给你一笔钱，筹办开设一个兵工厂。”不久，一个专门制造弹药的工厂在松江的一座庙里开办起来了。李鸿章还设立了上海制炮局，从香港买回制炮机器，又招募了一些英、法两国的工匠，开始制造“幵花炮弹”和一种叫“自来火”的引火器。淮军将领韩殿甲还带领一批中国工匠进局学习各种技术。后来，淮军打败太平军，占领苏州，李鸿章又把马格里办的兵工厂迁到苏州，进一步扩大规模，成了苏州制炮局。马格里通过关系，购买了一套外国舰队解散后遗留下来的制造和修理各种武器的机器设备。这样，子弹、榴弹、信管、雷管、迫击炮和步枪都陆续造了出来。1865年，李鸿章被提升为两江总督，移驻南京，他又把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附近，改名为“金陵制造局”，又叫“江宁机器局”，继续制造武器。同时，他又用四万两白银买下了上海虹口的一座美国人办的铁工厂，把几家制炮局、制造局与铁厂合并起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久，曾国藩派人从美国买回一部分机器也拨给了江南机器制造局，使它成为一座规模巨大的兵工厂，既能制造各种枪炮弹药，又能模仿外国的式样和结构，造出轮船。这时候，左宗棠也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丁宝桢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都是生产洋枪洋炮等的兵工厂。清廷看到这种情况，害怕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权都操纵在汉人手里，对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不利，于是，恭亲王奕授意通商大臣崇厚等办天津机器局，请英国人密妥士当总管，打算制造火药，可成效不大。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办了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整顿扩充，才开始制造枪炮弹药和军用器具。李鸿章为发展淮军势力，巩固北洋地盘，又筹建海军和设置海防，加紧建设大沽炮台。他嫌前任崇厚在时所设置的旧式土炮过于落后，就和马格里商量，把在苏州储存的大炮和金陵机器局制造的洋炮运到天津，配置在大沽炮台。1875年，大沽炮台的官兵们试放该局制造的两门六十八磅的大炮时，发生了爆炸，当场炸死七名士兵，把炮身都炸毁了。李鸿章听后暴跳如雷，他立即把马格里叫来天津。马格里借故推托，拖延了两个月才到天津，李鸿章让他亲自试放，结果，又一次发生爆炸。李鸿章责问为何炮弹质量如此低劣，马格里却态度骄横，断然拒绝。原来，当初马格里帮李鸿章制造的大炮，是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所以个个有效。而这一次，大炮是安装在大沽炮台用于对付外国人的入侵，英国人马格里就从中捣鬼。洋务派办洋务，从管理人员到技术设备，都依靠外国，那些到中国工厂里做事的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打算，赚钱是一，控制中国军事发展是二。所以，一般地制造一些枪炮子弹，他们愿意干，可一旦关系到对外国人不利的事，他们就不干了。李鸿章为了挽回面子，一气之下把马格里撤了职。清政府非常重视北洋海军，这也是李鸿章经营最久、花血本最大的一项事业。因为这支海军的兴衰不仅直接关系着淮系集团的势力，同时也是洋务派同保守派抗衡的筹码。李鸿章不遗余力地创建水师。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主持向英国购买的军舰有“龙骧”、“虎威”、“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炮艇。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军火和造船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李鸿章又转向德国订购战舰，他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船和“济远”号巡洋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并拥有二十多艘军舰，李鸿章在旅顺口、威海卫设了两个主要海军基地。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远不止这些，他还主张筹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等。他还创立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考察学习。1871年，他和曾国藩奏请清廷，挑选聪明的儿童去美国学习，被清政府批准。经过选拔，第一批幼童三十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当这些幼童到达美国后，马上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了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这些赴美的儿童中，就有后来成才的詹天佑、刘冠雄等。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表现积极，其办洋务的规模最大，成为洋务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李鸿章在外交上却像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是一个十足的软弱派。而曾国藩又师承穆彰阿，于是在晚清的大臣中形成了一个软弱派的阵营，并且在朝中具有极大的势力，超过了以林则徐、左宗棠为代表的强硬派。而主政的太后和皇帝又摇摆在软硬之间，总体趋向是偏软弱。这就注定了晚清外交的悲剧性结局。李鸿章在国人心中形成了一个“大卖国贼”的形象。李鸿章在外交上的软弱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凉山、镇南关等地重创法军，这场战争最后以法国失败而告终。中法战争还使法国内阁倒台。但奇怪的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战争胜利后，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法国谈判，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却与法国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法越条约“均听处理”；准许法国等国人自越边界进入中国；法商入境，商税按税额减；允许法国帮助修筑滇、桂境内铁路。也就是说，中国要在这里修铁路，也必须同法国人商办等等。法国战败，竟享受了战胜国的利益；中国战胜，却甘受战败国的损失。就在李鸿章苦心经营他的北洋水师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事情原因是这样的：1894年四月，朝鲜爆发东学道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就在清政府迟疑不决时，日本劝诱清朝出兵，“代韩戡乱”，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政府听信日本“保证”，于1894年六月五日，派太原总兵夏士威、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2000名精兵赴朝鲜援助。六日，按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清政府知照日本，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派重兵占据了仁川至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不久起义平息。清政府建议中日同时撤军，日方拒绝，并继续增兵。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借口“改革朝鲜内政”，闯入朝鲜王宫，俘虏国王，扶植傀儡政权。清政府被迫派兵增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广乙”等战舰护送兵船到牙山，支援叶志超、夏

自愿承担了这一重任。这也是本书所采纳的观点。谈迁：《国榷》，第6100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74页。史可法也许还考虑到应当离开刚刚度过皇位继承危机的朝廷，因为他担心自己与马士英的矛盾会引起党争。当他动身去扬州时，曾上疏弘光帝，疏中赞扬了马士英，并特别提到在弘光帝登基的过程中，马士英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6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7页；《明史》，第305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据一条史料记载，史可法为摆脱高杰的软禁，不得不扮成一名道士。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3页。?黄得功还打算护送其族人黄蜚，此人已从淮安抵达江边，担心高杰会在途中打劫其船队。顾苓：《金陵野钞》，第7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文秉：《甲乙事案》，第4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史可法在竭力恢复扬州地区的秩序时，得到祁彪佳（1602—1646）的大力帮助。祁彪佳是绍兴著名藏书家的后代，曾任苏州和淞江巡抚。南京失陷后，他投河自尽。1776年被追赠官爵谥号。他的儿子也有两人是南明忠臣。?用文秉的话说：“刘孔昭无所畏。”文秉：《甲乙事案》，第45页。?南京是明朝的陪都。见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06页。?为取得云集南京士大夫的支持，弘光帝下令，凡被放逐或被迫致仕的官员皆恢复其原来的品秩，其中三品以下者可酌情授官。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张慎言最初曾举荐赵南星为官并弹劾冯铨，1625年，张慎言又遭到冯铨的弹劾，并一度被放逐。1628年崇祯帝即位时，他官复原职，又先后出任工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明史》，第3089—3090页。高弘图也曾因攻击魏忠贤而被迫辞官，并和张慎言一样，在崇祯时得以官复原职。高弘图不是真正的东林党人——过去有人这样攻击他——但仍被视为对东林党抱有同情的人。同上书，第3080页。姜曰广也曾因交结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革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3页。?《明史》，第3090页。刘宗周颇具盛名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是著名的思想家。1621年，这位浙江绍兴人刚刚就任礼部仪制主事时，就上疏弹劾魏忠贤和臭名昭著的客氏。这又使他在东林党人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的声望极高，所以尽管他是宦官势力的劲敌，却未遭到诋毁惩罚，1623年仍被拜为太仆少卿。此后不久，他因病致仕，回到绍兴附近的蕺山讲学。他的学生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名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宗羲。1629年，刘宗周重返仕途，被任命为顺天府尹。不久，又回到绍兴，在山阴县的石匮书院讲学。1636年出任崇祯朝的工部左侍郎。1642年，正是复社鼎盛之时，刘宗周升任左都御史。同年，因反对任命传教士汤若望为官而被革职。1644年，李自成攻打北京时，他回到浙江。杭州巡抚对其“兴兵勤王”的强烈要求置之不理，所以，年已67岁高龄的刘宗周便召集杭州士绅领袖，相约自募义兵。此后不久，崇祯殉国的消息传到南方。救援北京虽为时已晚，组建义兵以保卫南方仍是必要的。于是，刘宗周返回杭州，继续致力于战备之事。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8—31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55—15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2—533页。?6月14日，福王作为监国，起用刘宗周，官复原职。刘宗周在杭州接到任命的时间大概是6月22日。刘宗周拒绝了任命并于6月24日返回绍兴。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9—320页。?此疏在他的朋友中传看，疏中指出导致明王朝衰亡的四条弊政：专任刑罚，破坏了统治艺术；朋党相争，使人才流散，得不到重用；过分奢侈，挫伤了将士之心；官员腐败，毁了百姓的希望。?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20—321页。?侯方域在北京时被誉为少年名士。1633年其父任户部尚书时，侯方域已被视为文章高手，常有人赞扬他重振韩愈文风。侯方域是倪元璐的门生，因在试卷中用字犯讳，没有步入常规仕途。但他结识了许多青年士子，1640年在其家乡商邱创建了“雪苑社”，被认为是复社的分社。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6页。该社又称“雪园社”。?侯恂曾是东林党成员。魏忠贤专权期间辞官还乡。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卷，第1页；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4—65页。?侯恂战败后，先率众向南撤至河南南部，后又北上，进入山东曹州，寻求刘泽清的保护。但其部下与惨遭战乱之害的当地百姓发生冲突，侯恂遂于1643年被劾入狱。李自成进京后，将其释放，并以刑罚相逼，迫其同意出任大顺政府尚书之职。谈迁：《国榷》，第6060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明清之际的河南》，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91—292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序》，第2页。?“方明季启、祯之间，逆阉魏忠贤徒党与正人君子各立门户，而一时才俊雄杰之士身不在位。奋然为天下持大义者，有四公于。”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二章，第1页（此段引文出自《壮悔堂文集·侯朝宗公子传》中，胡介祉撰文——译者）。侯方城于1639年乡试中举后，又前往北京参加1640年的会试，当时其父侯恂国任湖广总督作战失利而被劾入狱。方以智则通过了这次会试，进士及第（他表面上说无心功名，却暗中应试），随后，他回到南方。南明政权建立后，方以智也想参加，但发现自己因与复社有染而颇受猜忌。事实证明，阮大铖一旦复出，对复社成员将十分不利。彼得森：《苦果：方以智与思想变迁的动力》，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3页。陈贞慧也试图加入南京政权，由于他与周镳过往甚密，又曾参预起草反对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所以于1644年10月14日被投入监狱。后被释放。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3页。冒襄于1644年5月下旬在家乡如皋得知北京陷落，虽然当地士绅纷纷离开了如皋（位于长江北岸，离江岸约35公里处，与江阴相对），但冒襄及其家属，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却留下未走，直到听说当地驻军即将哗变时他们才离开。在南下长江的旅途中，他们几乎落入当地土匪手中，后来在一位朋友家中避难又险遭袭击。他们丢失或花费了大部分家资，好歹还是活着返回了如皋。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66—74页。?孔尚任：《桃花扇》，第51页。《桃花扇》之所以能抓住南明倾覆悲剧中的浪漫（“销魂”）的题材，是因为孔尚任在17世纪80年代后期曾奉命前往淮扬一带治水，其间他得以同与侯方域同时代的人冒襄、龚贤、费密以及其他人交谈。《桃花扇》完成于1699年，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09页。?侯恂曾为左良王被劾贪污军饷一事辩护，于是被视为能驾驭这位粗鲁将领的为数不多的文官之一。刘得昌等：《商邱县志》第八卷，第30—31页。?左良玉是山东人，行武出身，没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初于辽东从军，17世纪30年代，率军镇压河南、安徽农民军主力时，声名大振。1644年，他与张献忠多次交锋，并屡屡获胜。这位明将后被封为“宁南伯”。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1页。?谢国桢指出左良玉手下有80万大军，但这一数字很难令人相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5页。比较可靠的估计见斯特鲁弗：《南明》，第8页。左良玉手下最著名的农民军降将是马进忠，有关他的最早记载是1637年他在河南中部之南阳的活动。他曾一度与张献忠联合，攻打中原北部，1639年降明，1643年归左良玉部。《明史》，第2950、2955、2957、3064—3065、3145页。?弘光帝确曾指派官员去攻打四川境内的张献忠。张献忠入川时，一直闲居于四川老家的原礼部右侍郎王应熊被任命为督师。王应熊又将被劾之后也一直家居的原宁夏榆林右参政樊一蘅召来相助。但实际上他们两人对保卫四川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相反，一位名叫马乾的知州召集起乡绅，自称摄巡抚。王应熊和樊一蘅一面指责马乾，一面却被迫逃到遵义，继而又躲进深山，最后败死其间。南京政府便承认了马乾的巡抚身份。清军杀死张献忠后不久，马乾收复了成都和重庆。他自己后来也为抗击清军而战死在重庆。《明史》，第2865、3132—3133、3319页。?袁继咸，江西人，是一位出色的文官。1636年，因魏忠贤同党诬其受贿而下狱。后经太学生群起请愿而获释。1640年任湖广参议时，因未能阻挡张献忠对襄阳的进攻而被流放。其后经吴甡推荐，朝廷又将他召回，授江西、湖北、应天、安庆右佥都御史，驻九江。就在那时，他与左良玉结下了友情。袁继咸：《浔阳记事》，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48—949页。?尽管皇上亲自相请，左良玉仍拒绝加入弘光政权。所以袁继咸致书左良玉，提出了上述要求。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解学龙，扬州人。1625年作为东林党人被弹劾。崇祯即位后将他召回，但不久，又因他支持黄道周而将其投入监狱。弘光帝登基后，他同许多政治犯一道应邀参政。后来，他被马士英革职除名，回乡后，死于扬州大屠杀。《明史》，第3090—3092页。?叶廷秀（1625年进士）在北京时官至户部主事，曾经上疏，为卷入早期党争的黄道周鸣冤，并因此被贬放福建，直到北京陷落前夕才被重新召回。后来，任唐王政府中的兵部左佥都御史。南明政权灭亡后，他出家为僧。《明史》，第2892—2893页（《明史》中记其在弘光政权中任佥都御史——译者）。?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6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皇上及在场的大臣都大为震惊，遂取消了当日的其他议程。文秉：《甲乙事案》，第4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8页。?张慎言的辞呈于7月13日获准。由于家乡山西已被农民军占领，他无法返回，只能客居安徽，后来病死在那里。谈迁：《国榷》，第6113—6114页；《明史》，第309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5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7页。张慎言曾反对马士英竟召阮大铖身着官服入朝。?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209—21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0、54页。斯特鲁弗指出“正人君子”集团出于党争的目的，利用选官制度中的缺陷，排挤政敌（斯特鲁弗：私人通信）。?黎杰：《明史》，第199页；顾苓：《金陵野钞》，第10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页。马士英因阮大铖曾向周延儒说情，让自己出任凤阳总督，故极力荐举阮大铖入朝。?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1—712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1—52页。马士英也持同样观点。7月12日他上疏称：“魏忠贤之道非闯贼可比。”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页。?《南明野史》，引自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5页。马士英举荐阮大铖的日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7月9日、10日、12日、13日等等。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3页。阮大铖实际上于7月11日入朝。谈迁：《国榷》，第611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86—88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6页；谈迁：《国榷》，第6116—6117页。其中，最为直言不讳的是罗万象、尹民兴和左光先。左光先是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之弟，后来被阮大铖逮捕并短期监禁。《明史》，第2777页。当时一份较典型的奏章评论说（御史詹兆恒语）：“忽召见大铖，还以冠带，岂不上伤在天之灵，下短忠义之气。”引自黎杰：《明史》，第200页。类似例子见《明史》，第960、3087、3318—3319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1—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6—1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7页。吕大器（此时被公开指责为不赞成拥立福王的人）于7月30日辞职。后被唐王请出，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但他尚未到任，唐王政权就垮台了。于是，吕大器又前往广东，拥立永历为监国。后来病死于广东。《明史》，第313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姜曰广于10月9日辞职。谈迁：《国榷》，第6146页；又见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姜曰广后在金声桓手下任职，1649年因抗清失败而自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44页。高弘图要求去监管漕运，但却命他回内阁供职。1644年11月4日他终于辞职，由于无法返回山东老家，只好留居南京一带。南京降清后，他在一座破庙中悬梁自尽。谈迁：《国榷》，第6110—611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4页，《明史》，第308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2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1—42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人们指责钱谦益，为了换取马士英让其继续任礼部尚书而支持对阮大铖的任命。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51页。?刘宗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见《明史》，第288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主张收复失地的人们常将自己比作南宋的爱国之士。他们把史可法比作李纲，把马士英比作完全自愿地放弃北方失地的卖国贼秦桧。因此，他们反对“两立”之说。所谓“两立”，即指两个军事实力和政治声望大体相当，又都声称有权统治全国，因而产生的二者并存的局面。正人君子们拒绝考虑北方的清朝与南明像从前的金朝与南宋那样共存的可能性，关于“两立”，见罗伯特·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7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1页。?赵光远于1635年被洪承畴调到汉中。他在阳平一带抵御张献忠，被南明政权任命为川陕总督。《明史》第2724、2981、3511、3513页。其他各城守将也都被赐予封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张缙彦曾参预迎接李自成入京，并为大顺政权效过力。大顺政权垮台后，他逃回河南。尽管张缙彦有此污点，弘光帝还是任命他为河北、山东、河南总督，承认了他在惨遭战火蹂躏的河南的权力。这一任命曾引起争议。后来，张缙彦被列入北都从贼诸臣的名单。但马士英（他可能接受了贿赂）拒绝正式弹劾他。于是，这位总督得以逍遥法外，后经洪承畴举荐归降清朝。张缙彦为一己私利而降，1660年因在浙江任职时被指控写了一首自吹为英雄的词而被流放。后死于流放地宁古塔。顾苓：《金陵野钞》，第31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4—35页；《明史》，第3494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1页。?关于19世纪豫北“寨”的情况，文献中有一些精彩的描述。这些寨的墙皆用土筑成。方圆3～5里。寨内通常有一座高大的瓦房，和一座石砌的用来扼

的状态下回到家。对精神科医生而言，处理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判断谁该住院，谁能以电话访问配合频繁约诊进行控制——是最困难的工作。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遇到过病人自杀身亡的情况，这种事并非百分之百可预防的。我曾有三名病人自杀，每一次都令我沮丧到几乎一蹶不振。在我内心深处，我期望能用我的能力让每个人永远平安，但现实偶尔会插手搅局，导致我在超出我能控制的状况下失去某些病人。我没有合伙人，因此除非度假（但我一定会找同行代班），否则我一向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随时待命，响应病人需求。一旦电话铃或呼叫器响起，我总会不自觉地担心是不是谁出了什么事。假如病人只是打来联络事情或寻求支持，我会很开心，至少他们还活着。1990年最初几个月，我经常接到卡伦的求救电话（有时一星期两到三次），都是寻求帮助，不让自己做出傻事。我担心她随时会自杀。※※※※1990年2月，卡伦告诉我额头那道疤是怎么来的。19个月大时，她接受前额的动脉瘤或血管瘤（一种良性瘤，构造多为纠结的血管）切除手术。她说，这道疤使她在小朋友之间变得很醒目，其他人常因此取笑她，喊她科学怪人。她父亲无力处理她的健康问题，又怪她花了这么大笔医药费；他曾对她大吼：要不是你和你的医院账单，我们哪会落到这步田地！我想，她是他失败破产的最佳代罪羔羊。卡伦住院进行手术期间，她父亲从院里偷了些绷带出来（后来他用这些绷带将她绑在家里的床上）。如果她哭，他会把她绑起来，揍她，让她有哭的理由！卡伦说她偶尔会完全不说话，意即她拒绝说话。10岁时，她差点让大家以为她聋了。为此她又住院好几个礼拜；后来她说，她只是“不听”了。在成长过程中，她天天希望父母亲赶快死掉。但她说她爸也希望她死掉。有一回，她感染了肺炎，病得很重，但她父亲拒绝带她就医，所以最后是她母亲和她叔叔带她去的。她说，到医院时她已没了呼吸；假如再拖久一点，她早就死了。卡伦透露得越多，她所承受的痛苦也就越令我难以置信——但我确实怀疑她说话的真实性。除了肉体上的痛苦，残酷的精神虐待也令我极为震惊。我很难得知这些儿时记忆究竟有多准确，但她确实以极具说服力、清晰又痛苦的真实情感唤起这些记忆。她说，这样的疗程令她精疲力竭。※※※※在往后的几次治疗中，我感觉自己仿佛坐了趟云霄飞车。卡伦拋出一大堆令我头昏眼花的生理症状和恐怖回忆，但她却不像过去那么沮丧，甚至稍微开朗了些。“有一次——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我帮我的洋娃娃做衣服，”她不带特殊情绪地描述，“我问我爸可不可以拿他的一条红色旧领带，帮娃娃做裙子。他说好，但我得先用正确的方式打领带。打在我自己身上。等我打好，转身面向他，他立刻抓住领带把我拎起来，害我差点窒息。他一直大笑，说我不该相信任何人。”卡伦平铺直叙地诉说这段故事，但却愁眉苦脸的，仿佛这些回忆是极大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最后她补上一句，“不知怎么着，我跟每个男人的关系最后几乎都以受伤收场。”这回我心中一震。治疗师必须不时倾听，从病人与自己的关系去揣想病人的弦外之音。尽管乍看之下似乎较以医生为中心，不过在医患关系中，病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其潜在意义——此乃铁一般的真理。最近，卡伦透露少部分不堪回首的过去，这是她在精神治疗中首次出现实质进步。然而，她刚才说了她跟每个男人的关系，似乎也在暗示我也会像她生命中的其他男人一样，虐待她，伤害她。一方面，她认为我能让她敞开心胸，吐露受虐的往事；但另一方面，她却深信我会像其他男人一样，重重甩她一巴掌，背叛她。这是治疗工作的转折点。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么继续往更深处挖掘，要么就会谈崩。我即将首次有机会切入正题，对卡伦说几句重话，让她明白她对人的不信任感有多深；即使面对像我这样可能值得信赖的人，她也很难跨越这道障碍。虽然我常跟卡伦说话，但大多是为了探究、支持或诱导她说话，没有一句足以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当个更好的倾听者，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卡伦最需要的就是听众。“卡伦，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我觉得你在害怕，害怕你一旦跟我越来越接近，我就会像你认识的所有男人那样伤害你。你想要更亲近，但你害怕亲近。”卡伦看着我，缓缓点头；她眼眶红了，脸庞发热。她听见我说的话了，但她需要时间消化思考，相信我也许跟别人不一样。假如我说中她的心事，她会比较有安全感，觉得被理解，进而朝下一个阶段迈进。当天稍晚，她写信给我。亲爱的贝尔医生：今天离开你的办公室以后，我不断回想我们的对话。我要你知道，我真的很开心我正在接受治疗。我有好多话想告诉你，需要告诉你，但每次一走进你的办公室，我就开始犹豫，困惑。你一直对我很有耐心，我很高兴，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好像在浪费你的时间。如果我能真正打开心扉，把心事统统告诉你，我会发生什么事？我有办法处理吗？万一不行怎么办？我觉得我仿佛坐在一列停不下来的云霄飞车上。但我知道你可以帮助我助我自己一臂之力。卡伦她似乎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她正坐在云霄飞车上，笔直坠入万丈深渊；虽然我也在同一列车上，但我察觉自己仅能轻轻划过问题表面，无法触及她心中最深的秘密。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心里很担忧。她这个星期心情好，下星期又跌落谷底；她想好好处理自己的问题，但云霄飞车一会儿急升，一会儿俯冲，我们俩有能力应付吗？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必须付出非常多的时间，其目的只是为了等待，目睹真相自动呈现。在卡伦的云霄飞车上，我感觉自己被蒙住双眼，看不见前方的景象。我发现，如果你放手让病人主导，他们对自己的故事都有一套无意识但精准的叙述方式，一次揭开一层纱。实习期间，我得到最棒的忠告是：治疗师的职责只是尽可能倾听、了解病人，如此而已。不是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不是逼他们改变，更非与他们分享自己。了解病人才是我的工作。一旦我对病人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就能与病人分享他们的心得。这种洞察力可以让治疗师保持耐心，免除不少麻烦。我想多了解卡伦潜意识的感受，以及她目前还没有勇气吐露的秘密。因此我告诉她，把梦境记录下来或许能有帮助。经过谨慎解析，梦境多半能精确指出病人目前存于潜意识的矛盾，与现阶段某些症状的源头。卡伦照我的指示做了。于是下一次见面时，她带着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走进我的办公室。我从一栋高楼疾速坠落。停不下来，无法控制。我越来越接近地面。我看见底下的车子和人群，我不想以这种方式死去。是谁把我推出窗外？还是我自己跳下来的？我似乎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掉下来的。我想我应该在闹市区，从某办公大楼掉下来。我试图控制自己，但我做不到。就在我即将撞上地面的那一刻，我吓醒了。我的心跳得飞快，汗流浃背。我很慌乱。我得抓着床稳住自己，因为我还在坠落。在治疗过程中所做的“梦”，一般认为由过去的片段、现在的片段（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和医疗片段（医患关系）这三个元素组成。医患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这让治疗师有机会植入改变的契机；而过去与现在的片段则与医疗片段相互辉映。对于卡伦，目前我打算把重心放在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梦反映了你对疗程频率增加以及跟我越来越熟识的恐慌与焦虑，”我说，“你从办公大楼掉下来，感觉像我这栋楼，这是因为你对我越来越敞开心胸，觉得自己渐渐失控了。”这是云霄飞车的另一种象征。下一则梦境显示她的恐惧又加深了。我在手术室，即将接受手术。好几个医生联手把我绑在手术台上，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每个医生都戴着面具，我看不见他们的脸。他们在笑。医生先在我的肚子上划下一刀，痛得像在受烙刑。他们还在笑，笑里带着羞辱。然后医生看看我的脚，说：“她用不着这东西。”然后就把脚剁了，往肩头后一扔。接着他剜下我的心脏，“你没有心，没有感觉。”他继续大笑。我快死了，每个人都想拿走一部分的我。我试着逃跑，但我无法挣脱束缚。没有人帮我。我吓醒，余悸犹存。每次听到病人的梦里出现“医生”，我总会不自觉地竖耳倾听。就某种程度而言，病人梦里的医生通常代表我。这也是一种了解病人对我的真正感受的方法。“我想，这次的梦透露更多你对我的惧怕，”我说，“你担心万一接受治疗，让我‘划开’你的心房，你只会更受伤，更无助。”卡伦剖腹产的手术过程与这则梦境相似，随之而来的只有痛苦和沮丧。等我再见到卡伦，她又交给我一些琐碎的记忆片段。她说，她不明白自己为何到现在还记得这些。开始治疗前，我先读了几页。我躺在黑暗的房间里。躺在台子上。我怕黑。有好多手在摸我，全身上下到处乱摸。我在哭。求求你不要碰我！那些手还是继续摸。我听见笑声，男人的笑声。求你放过我！我爸逼我坐下来，跟他一起看色情片。他要我学会取悦男人的正确方法。他说他在教我。我在祖父家的前廊上。我玩芭比娃娃。我8岁，或者再小一点。祖父叫我进房间去。他摸我。我没有反应。他威胁我，要扔掉我的芭比娃娃。我听不见他说话。我不在那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抚弄我，然后开始______。我注意到最后一则末端的空白。我不知道空白代表什么意义，但我决定让她暂时留白。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全是真的吗？我很谨慎，不曾要求卡伦告诉我这些事，或者暗示她是否有过此类遭遇；然而，这段回忆竟以如此写实且事无巨细的方式呈现出来，反倒令我信服。我认为其可信度极高。然而，就治疗的实际层面来看，真正发生过什么事——这些记忆究竟有几分真实？——其实并不重要。这些都是存在于卡伦内心的影像。对卡伦来说，这些影像，还有影像带来的感受都是真的。儿时记忆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扭曲、重组、替代和修改。尽管我没有理由怀疑卡伦，也知道儿童性侵害案件时有耳闻，但是跟一个曾经历这种磨难的人面对面坐在一起，仍令我难以置信。我不需要断定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我只需要了解卡伦的想法和感受就行了。至少就目前而言，这样就够了。[1]美国实习医生一般住院实习期满后的高级实习期。——译者[2]一种模制的胶合板或塑料椅子，系美国人查尔斯·埃姆斯设计。——译者第一部苟且偷生第3章遗失时间1990年7月，卡伦首次深入描述自己“遗失时间”的经验。她说，上次过年时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她发现自己出现在赌场内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那儿去的。有时手上的钱变多，有时变少；最后她丈夫和朋友终于找到她，而她的皮包里竟然有2500美金——刚开始她身上只有25美金！所以她必须找借口解释她去了哪里，还有她为什么没躺在床上——因为稍早她曾表示自己头痛，想在房间里休息。卡伦曾告诉我她很健忘，或者她常想不起来发生过的事；以前她也曾提到自己会无法交代某段时间的记忆，我注意到了，但当时我认为她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个问题。那天她首次提到她有“遗失时间”的毛病：仿佛她“不在现场”，时间断断续续的。接下来几个星期，卡伦告诉我越来越多这些片段的细节：“有一天，我出门去杂货店买东西，后来却在购物中心‘醒来’。”她对自己的疯狂行径既困惑又愧疚，“我完全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决定不去杂货店，跑去卡森城购物中心帮我儿子买帽子。我不太记得买东西的经过，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到那儿去的。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好几次。”她稍作停顿。“又有一天，医院的抑郁症患者互助会结束之后，我去吃晚餐，但我完全不记得晚餐的任何细节，只记得回过神已是隔天早上。我在自己床上醒来，头痛得要命。”显然，卡伦有分离症——意即她的意识在某段时间是分离的。部分的她处于现实，部分的她脱离现实。其实我已怀疑好一阵子了，但我还不知道她究竟属于哪一种分离症。她曾告诉我，她害怕专注、局限于单一问题，因此我决定让她主导，由她决定何时告诉我这些片段。我不想操之过急，唯恐自己无法分辨她是否只是为了讨好我而捏造她的故事。再次见面时，她说她和丈夫起了争执。她把女儿留在外婆家过夜，但她丈夫为此大发雷霆。她一拳挥向丈夫的脸，但她却没有动手的感觉。他回敬她好几拳，导致她最后被送进医院；但她也不记得进医院的事。她丈夫全身都是淤青。她说她遗失时间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有一天，她接到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表示他俩是上周五晚上认识的，但她不记得见过此人。她去看电影，却记不起部分情节。她说，其实她也不太记得6岁到10岁之间的事。天主教学校的修女曾说她中邪了，还在她头上洒圣水。卡伦描述的分离状态似乎跟着她大半辈子了，状况时好时坏。她问我她何以遗失时间，我说这可能是她应付痛苦的一种方式。当然，我有我自己的怀疑，但现在我真的无法给她更好的答案。1990年8月，卡伦开始经常性地遗失时间，或者现在她比较愿意告诉我了。星期四晚上，她在枕头底下发现一把小刀。她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周五晚上，她大约遗失4到5个小时的时间。以下是她写给我的字条：现在是凌晨2点，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到这儿来的。我不知道我在哪一座城市。这里没有房子，看起来很荒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找人帮忙？还是继续往前开，直到看见熟悉的景物？我不能打电话给我先生。他不会明白的。我独自一个人，我好怕。现在我在加油站，那里有位小姐。待会儿我去问她。那位小姐很帮忙。她告诉我这里是蒂莱公园，现在我知道我人在哪儿了。我们会平安到家的。她用“我们”，这个词颇值得玩味。她明明独自一人，却说“我们会平安到家”。她说她突然“醒来”，才意识到自己迷路了。她是在食品店采购时发作的。她在晚上8点半离家，清晨2点“醒来”；车上没有买来的东西，皮包却少了15美金。当她发现自己其实离家不远，她觉得欣慰又庆幸。现在，卡伦告诉我的事例已足供我判断，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我想知道她是否真的是多重人格障碍患者（MPD），个人认为“多重人格”比较能贴切描述这种状况。大部分的精神科医生一辈子没见过一个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尽管有不少“一头热”的治疗师暗示某些人可能有多重人格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意图表示自己曾治疗过这类病例），但我想真正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应该极为罕见。知道卡伦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倒还简单，难的是我该如何告诉她？我的脑袋一片混乱。我还没准备好面对她，告诉她真相，她的反应让我害怕。她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我不想给她另一个寻死的理由，逼她走上绝路。我想等她更进入治疗状况，再告诉她这种可能性。此时此刻，我要把重心放在加强彼此信任关系和处理她的经常性危机这两件事情上。※※※※卡伦常告诉我，她会因为自己很“坏”而迫切想惩罚自己。她表示，她最近一次伤害自己约莫是在3个月前。她无法忍受亲生父亲曾经侵犯她、伤害她的事实。她甚至认为这辈子再也不想被男人碰了。她说，她曾经想切掉自己的阴部。我观察她叙述时的神情，我认为她太冷静了。一个人认真时多半会异常的冷静，因此，切掉部分身体的这个念头着实令我害怕。我必须弱化她自残的念头。我说：“最近你开始告诉我过去曾遭受的虐待，所以熟悉的痛苦渐渐离你而去，这导致你迫切地想找东西代替它。”我试着告诉她，她之所以自残说不定真有道理可寻。两天后，1

日韩av电影在线船也争相靠近敌船，然后以“五梅花”战术，五艘战船围攻敌一艘战船，澎湖海面炮火矢石如雨，烟火蔽天。战至下午，南风大作，清军处于上风，各船扬帆疾进，分割围歼敌船，锐不可当。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清军大胜，共击毁郑军大小战船一百九十艘，歼敌一万七千余人，而清军仅亡三百二十九人，伤一千八百余人。刘国轩见大势已去，率残部逃回台湾，自此郑军主力全部覆没。郑克塽见澎湖失守，精锐丧尽，无力抵御清军，只得遣使赴澎湖请降，八月十一日，施琅率军到台湾受降。康熙统一台湾后，又开府设县，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3.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清军入关后，黑龙江一带屡遭沙皇俄国的侵扰。当时清政府忙于攻取江南、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无暇顾及东北黑龙江一带，给沙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致使沙俄先后占据雅克萨、尼布楚等地。他们在这些地方修建碉堡，建立殖民地，强征当地居民的赋税，甚至向清朝发布外交文书，要清朝皇帝向他们称臣，无理要求中国每年向沙俄进贡白银四万两和丝绸等物品，这一切都遭到了康熙帝的严词拒绝。沙俄于是又增兵雅克萨，修筑更多的堡垒据点，并扩大侵略范围。三藩平定后，国内政局基本安定。康熙帝认为应适时出兵黑龙江，给沙俄侵略者以应有的回击，以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回盛京沈阳拜谒太祖、太宗陵寝之机，亲自到边境调查情况。他乘船沿松花江北行，询问由黑龙江逃回来的百姓，打听那里的情况，听到百姓对沙俄的愤怒与咒骂，康熙知道民心思归，不为沙俄所用，这是击败沙俄、保卫边境的有力保证。经过实地了解，康熙帝对出兵黑龙江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回京后，为了更好地掌握沙俄的实际情况，康熙帝又派都统郎坦率领几百名健卒，化装成猎人，深入雅克萨一带侦察敌情，勘察地形交通。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郎坦取得了可靠的材料，绘制了地形图回到北京。为了永保边境的长治久安，康熙认为必须在边境建城驻兵，屯田开荒，修筑水路、公路，以加强同内地的联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派兵驻守瑷珲等地，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派户部尚书伊桑阿到吉林督造船只，修通水路，扩建陆路，使边境与北京的联系几天就可以通达。康熙帝还谆谆告诫萨布素，要关心和保护好边民，加强军民团结。经过两年的准备，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帝派彭春为都统，率领陆军水军一万五千人，浩浩荡荡开到雅克萨城下，把雅克萨围了起来，沙俄军队经过几年的准备，把城堡修得十分牢固，彭春观察了地形之后，在城南筑起土山，让兵士站到土山上往城里射箭，城里的俄军以为清兵要在城南进攻，就把兵力拉到城南。哪知清军却在城北隐蔽地方放了火炮，趁城北敌人防守空虚，突然轰起炮来，炮弹在城头呼啸着飞向城里，敌人的城楼被炮弹击中，燃起了大火。第二天清晨，清军又在城下堆起柴草，准备放火烧城，俄军头目吓得慌了神在城头扯起了白旗投降。攻下雅克萨后，康熙帝告诫萨布素要警惕沙俄军队卷土重来。果然，沙俄军不久探听到清军拆了雅克萨城堡后，便出城回到瑷珲城的消息，马上又回到雅克萨，把城堡修筑得更加坚固。于是康熙命令萨布素率军第二次进攻雅克萨，这次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战争持续了三个月，最后沙俄头子托尔布被击毙，士兵死亡百分之九十，清军重新夺回了雅克萨。随后，康熙致书沙皇，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沙皇因两次受挫，看到想用武力霸占黑龙江流域毫无希望，只好答应谈判，谈判中，沙皇代表果洛文使出浑身解数，耍尽了无赖手法，清朝代表索额图义正词严不卑不亢。最后，果洛文害怕再赖下去，将失去在黑龙江一带的所有地方，只好接受了中国代表的方案。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二十四日，中俄双方在尼布楚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两国边界，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这是中国历史上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表明了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4.三征噶尔丹，善治蒙古《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沙俄政府又唆使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当时，除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漠北和漠西蒙古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部族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本在伊犁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以后，又野心勃勃地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接着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一阵失败了，几十万名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政府给予保护，康熙帝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叫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以为有沙俄在背后撑腰，十分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攻漠南，气焰十分嚣张。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和睦，康熙帝决定亲征噶尔丹。1690年，康熙帝兵分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帝自己带兵坐镇指挥。右路清军先接触到噶尔丹军，经过激烈交战，打了败仗。康熙帝又命令左路军福全进行全力反击。噶尔丹把几万名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那里地形复杂，后面有树木掩护，前方有河流阻挡，他又把上万头骆驼绑住四脚，使它们躺在地上，再在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躲在箱子后面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但清军用炮火很快就把驼城打开了一个缺口，然后步兵、骑兵一齐冲杀过去，福全又带兵绕到山后对其进行前后夹击，直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噶尔丹一看形势不利，就赶快派个喇嘛到清营求和，自己带领残兵到漠北去了。回到漠北以后，噶尔丹表面向清政府表示屈服归顺，暗地里却又重新招兵买马，准备伺机反扑。1694年，康熙帝让噶尔丹前来会见，准备订立盟约。出乎意料的是，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四处扬言自己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攻清朝，推翻其统治。内蒙古各部亲王纷纷向康熙帝揭露告发。1696年，康熙帝忍无可忍，决定第二次御驾亲征。清军兵分三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飞扬古率陕西、甘肃的兵，从西路出兵，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军约定同时夹攻。康熙帝的中路军率先到达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噶尔丹在山头上看见清军黄旗飘扬，军容整齐，吓得连夜拔营撤退。康熙帝一面派兵在后面紧紧追击，一面通知西路军飞扬古在半路上截击叛军。噶尔丹带兵逃到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昭莫多原是一片大树林，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重要战场。飞扬古在小山的树林茂密处设下埋伏，派四百人诱战，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事先埋伏的地方。随着一声号角，清军从山上向叛军发起进攻，飞扬古又派一支人马在山下袭击叛军辎重，进行前后夹击。叛军被打得惨败。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逃出。隔了一年，康熙又带兵渡过黄河第三次亲征。这时，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侄儿策旺阿拉布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都纷纷投降，并表示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见此时自己已是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杀。至此，历时十三年的噶尔丹之乱被彻底平定，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并编喀尔喀蒙古为四十九旗，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同时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实行有效管理。从秦、汉的匈奴到明朝的蒙古民族难题，终于为康熙所解决。对此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这句话，很值得国人回味。5.康熙定藏西藏自唐朝时就与中原关系密切，作为附属国的西藏与内地年年来往，互通婚姻，到元明时已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清初时，漠西蒙古的和硕特部顾实汗迁往青海并与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建立友好关系。他们对统治西藏的藏巴汗不满，由顾实汗出兵，杀死藏巴汗与达赖、班禅共管西藏。不久，顾实汗病逝，达赖五世也圆寂，大权落入第巴桑结手中，他想立自己心中的达赖六世，对达赖五世的圆寂密而不报，但他想立的这位达赖却是一个风流倜傥、不守佛规的青年。这引起了对第巴桑结不满的拉藏汗的气愤，拉藏汗把此事上报了清廷，第巴桑结非常恐慌，结果事发，竟被拉藏汗所杀。拉藏汗掌权后，首先把第巴桑结所立的达赖六世押往北京，请清廷处置，结果在北去的途中达赖六世病死了。拉藏汗想立一个自己心中的达赖七世，但青海方面也立了一个达赖七世，双方互不相让，纷纷指责对方是假的。康熙帝为慎重起见，特派侍郎赫寿去协助拉藏汗处理此事。过了几年，双方又上奏康熙帝，都要求自己的达赖坐床。为免出意外，康熙帝让青海的达赖到北京，但青海不答应，不顾拉藏汗的反对，擅自让自己选的达赖坐床。由于达赖真假之争，双方矛盾越来越大，这就给准噶尔部的策旺阿拉布造成了可乘之机。康熙五十五年（1716）冬，策旺阿拉布出兵西藏，两军相战两个月之久，拉藏汗兵败被杀，策旺阿拉布占领布达拉宫，大肆抢劫，连寺庙也没能幸免。康熙帝得知策旺阿拉布进兵西藏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西藏社会秩序，消灭策旺阿拉布，康熙帝排除主和派的意见，下诏封青海达赖为七世达赖，废除拉藏汗所立的七世达赖，并命第十四皇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藏。清军将领延信带大队人马迎头痛击策旺阿拉布的军队，前有强大清军的围剿，后有藏民及喇嘛兵的袭击，首尾不能相顾，策旺阿拉布的军队很快被清军击败，逃回伊犁，后又归顺清朝。清军击败策旺阿拉布后，进人西藏，安定社会秩序，延信将达赖七世从青海接到西藏，重新举行了隆重的坐床仪式，成千上万的喇嘛藏民拥到布达拉宫，朝拜七世达赖，延信当众宣读皇帝诏书，诏书中规定，西藏从此政教合一，由达赖和班禅统一管理，达赖负责前藏，班禅负责后藏。从此，中国西南出现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6.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顺治帝曾下令禁止，但禁而不止。康熙帝下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康熙帝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取得很大成绩。7.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先后修建了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而后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兴建了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后改为颐和园）和圆明园，将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了高峰，特别是康熙修建的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将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以及保持王公大臣们勇猛、强悍人生风范的教育机制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更是古今中外园林建设的稀世奇葩。康熙经常骑着马，在中国北方的山林草泽间徘徊，这是他祖辈崛起的所在，他在寻找着自己生命和事业的依托点，他每次都要经过长城，长城多年失修，已经破败不堪。看着这片受到中国历代帝王十分关心的城墙，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辈是破长城进来的，没有吴三桂也绝对进得了，那么长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偌大的一个国家，难道就靠这些砖块去保卫？但是，如果没有长城，中原的防线又在哪里呢？康熙帝经过谨慎思考，得出了以下结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明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现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康熙希望能筑一条无形的长城。为此，他来了个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官兵一万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这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边境起一个威胁作用。软的一手是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建立一种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他们的首领不必长途进京就有与清廷进行各种交谊的机会和场所，而且还为他们准备了各自的宗教场所，这就是热河行宫和它周边的寺庙群，也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总之，软硬两手最后都汇集到了这一片园林、这一个山庄里来了。说是避暑，说是休息，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就是康熙大帝超越秦汉唐宋帝王的高超政治智慧。避暑山庄是康熙的“长城”，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相比，哪个更高明些呢？8.兴文重教，编修典籍康熙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特别有学问、也特别重视学问的一位，这一点把当时一大群冷眼旁观不与清朝合作的汉族知识分子震动了，也感动了。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代帝王竟然比明朝历代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工夫，他不仅主持修《明史》，还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对朱熹哲学钻研很深，常与一批著名的理学家进行水平不低的学术探讨，并命他们编纂了《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著作。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典》、《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满文字书），文化气魄铺天盖地。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这些极其重要的工具书。他派人通过对全国土地的实际测量，编成了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他倡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第一流大师的人文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几乎很少有朝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以上还只是“国学”，更让现代读者惊异的是他的“西学”因为即使到了现代，在我们印象中，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沟通，但在同一个人身上深谙两边的毕竟不多，尤其对一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就达到了这一点。康熙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命耶稣传教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康熙又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原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政事时遇到困难。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于是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功法的大争论。当时，康熙命各位大臣在午门前观测日影，但在九卿中没有一个懂天文历法的，康熙自己也不懂。于是他想：自己不懂，怎么能判断是非呢？因此发愤学习。康熙二十七年（1688）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晋、孔诚等六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帝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三十件科技仪器和书籍作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帝十分高兴，当即决定召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2003年曾举办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宫珍藏的康熙年间西洋科学仪器，至今仍运转自如，光彩照人。这些展品主要有：（1）手摇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是法国科学家巴斯比于1642年制造的，通过里面的齿轮进位进行计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十台手摇计算机，都是康熙年间制造的，能进行加减乘除运算。（2）铜镀金比例规。这原是伽利略发明的计算工具，可以进行乘、除、开、平

舜治其死罪，却又起用鲧的儿子禹，并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近代齐国的管仲，差点杀死齐桓公，齐桓公却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相，齐国因此而强大。请您大胆用其才能，不必考虑其他因素。”晋文公听从了臼季的建议，任命郤缺为下军大夫。晋文公死后，北方狄人部落再次大举入侵中原，先是侵犯东方的齐国，既而将矛头指向西方的霸主晋国。晋襄公亲自率领大军迎击，在箕地附近与狄军相遇，并大败狄军。郤缺感念晋文公的知遇之恩，奋勇杀敌，亲手俘获了狄人部落的首领白狄子。箕之战是年轻的晋襄公自殽之战后获得的又一次重大军事胜利。需要指出的是，为这一次战役立下首功的不是俘获敌酋的下军大夫郤缺，而是中军元帅先轸。先轸在晋文公年代原为下军副帅。城濮之战前，中军元帅郤谷因病身故，晋文公看重先轸的品德，直接提拔他为中军元帅。箕之战中，先轸以主帅之尊，突然脱掉盔甲，手持中军大旗，不避箭矢，独自驾车冲入狄人阵营。这一自杀性的疯狂举动引起了狄人的极大混乱，而晋军为先轸的勇气所鼓舞，抓住战机，发动全面突击，将狄军一举击破。先轸用自己的生命为晋国赢得一场胜利。战后，狄人向晋国人归还了先轸的首级，据说仍面不变色，栩栩如生。他留给晋襄公的遗书只有短短一句话：“臣在国君面前逞匹夫之志，您虽然不责备我，我岂敢不自责？”所谓逞匹夫之志，当然是指殽之战后，晋襄公放走了秦国的战俘孟明视等三人，先轸情绪激动，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吐了一口痰的事。箕之战后，晋襄公论功行赏，一是任命先轸的儿子先且居为中军元帅，二是将故大夫先茅的封地赏赐胥臣臼季（先茅绝后，所以取其封地），表彰说：“举荐郤缺，是你的功劳。”三是任命郤缺为卿，并且将原来没收的郤芮的封地冀重新赏赐给郤缺。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次对外战争，首先是夏天的殽之战，接着是秋天的箕之战，到了冬天，晋国再动刀兵，联合陈、郑两个国家讨伐许国，理由是许国仍然暗中与楚国保持勾结，不服从晋国的领导。虽然在城濮之战中败于晋国，楚国的实力并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楚成王迅速作出反应，派令尹斗勃带兵北上入侵陈国和蔡国，在迫使这两个国家屈服后，斗勃按原定计划挥师逼近郑国。郑国，中原的心脏，天子脚下的国度，是楚成王多年以来虎视眈眈的主要目标。他曾经一度将郑文公这棵墙头草牢牢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以此获得了进出中原的最有利位置。然而，随着晋文公的崛起和郑文公的去世，加上城濮之战的失利，郑国很明显地脱楚入晋，成为了晋国的附庸。楚成王向他昔日的对手晋文公学了一手，这次讨伐郑国，不仅仅有军事上的准备，同时也有政治上的准备——他命斗勃带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公子瑕。前面说过，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并且在晋文公的帮助下回到郑国，继承了郑文公的君位，成为历史上的郑穆公。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公子瑕，逃到了楚国。楚成王想做的事情，就是将晋文公当年做的事情重复一次：帮助公子瑕登上郑国的君位，达到控制郑国的目的。楚国大军长驱直入，很快打到新郑远郊的桔柣（dié）之门，郑国岌岌可危。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子瑕的马车发生交通事故，连人带车翻到了“周氏之汪”，也就是周家的池塘里。公子瑕本人被一个叫髡（kūn）屯的奴仆擒获，送到郑穆公那里，被斩了首。七十年前，郑厉公与雍纠密谋除掉祭仲，被祭仲事先得知，先下手杀了雍纠，也是将其抛尸“周氏之汪”。这样看来，周家池塘应当在新郑城内，至少不应在新郑远郊。可是，楚军尚在攻打桔柣之门，而公子瑕在新郑城内遭遇车祸，这事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合理的解释是，公子瑕提前潜入新郑，打算纠集党羽，里应外合，放楚国人入城，不料发生车祸，随行的奴仆髡屯将他献给了郑穆公，楚成王扶持傀儡政权的打算自此泡汤。当年晋文公扶持公子兰，在攻打郑国的时候，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的边界待命，不让其以身涉险，显然比楚成王考虑得更周全。看来，在沙场上厮混了数十年的楚成王，真应该好好看看《细节决定成败》这本书。楚成王这边派斗勃攻打郑国，晋襄公那边也派阳处父入侵蔡国，以牵制楚军。果然，斗勃不能坐视不救，加上公子瑕已死，进攻郑国已无更大意义，于是楚军放弃进攻郑国，转而救援蔡国，与晋军在泜（zhì）水隔江相望。距城濮之战五年，晋、楚两雄再一次狭路相逢。斗勃显然吸取了城濮之战的教训，将军队驻扎在泜水岸边，严阵以待。双方都构筑了牢固的防御阵地，密切注视着对方的动向，按兵不动，战线处于胶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谁先渡过河主动出击，谁恐怕就会吃亏。双方的主将，斗勃和阳处父都深谙此理，采取了同样的静坐战略，等着对方犯错误。因为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斗勃慎之又慎，对晋军的挑逗始终无动于衷。时间一长，阳处父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派人给斗勃送去一封信，信上这么说：“我听说，文不犯顺，武不避敌。现在咱们隔江相望已有些日子了，成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了无乐趣，也有违武士之道。您若有心与我一战，我可以将军队后退几十里，放您过江来列阵，咱们痛痛快快厮杀一场。如果您不愿意那样做，也没关系，那就请您后退，让我军渡江列阵。要不然，咱们在这里浪费时间，耗费财力，对双方都没任何好处。”并且摆出一副准备拔营起寨的架势。斗勃心想，这样耗下去确实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就按阳处父说的，渡过河去大战一场。成得臣的儿子成大心此时担任斗勃的部将，他阻止道：“晋国人言而无信，不要上晋国人的当，他们必定趁我军半渡而击，到时后悔莫及。实在要打的话，不如我军后退，放晋军过河，这样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们手里，有利无害。”斗勃听从了成大心的建议，命令部队向后撤退，让出地盘来给晋国人渡河。成大心的考虑是正确的。阳处父不是宋襄公，楚军如果主动渡河，阳处父肯定会半渡而击。但成大心没有想到，楚军主动后退，晋军却没有如约渡河，而是对外大放厥词宣称：“楚军逃跑啦！”便大摇大摆地班师回朝了。阳处父狠狠地忽悠了一把楚国人。但是，他获得的战果却不仅仅是忽悠了一把楚国人。斗勃等了几天，得知晋军已经回国，追之不及，只好自认晦气，也撤军回国了。数年前，楚成王想立儿子商臣为大子，询问斗勃的意见。斗勃说：“您还正当壮年啊，没有必要现在就考虑立大子的事。您的儿子众多，受宠者不在少数，现在急急忙忙立了商臣，到时又因后悔而想废掉他的话，恐怕就生内乱了。虽说商臣年长，但咱们楚国的传统，往往是弃长而立幼，与中原诸国不同。”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再说，商臣这个人，面相不正，行事残忍，最好不要考虑他。”斗勃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但他不明白，楚成王这样问他，并非真的是询问他的意见，而是早已打定主意，只希望斗勃的意见与他自己相切合而已。当时楚成王听了斗勃的话，不以为然，还是立商臣做了大子。但因为这件事，商臣对于斗勃恨之入骨。等到斗勃被阳处父忽悠后回国的时候，他便在楚成王面前说斗勃的坏话：“令尹一箭未发就退兵回国，必定是受了晋国的贿赂，是楚国的耻辱，罪莫大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楚成王听了商臣的谗言，派人杀了斗勃。公元前627年，是鲁僖公即位的第三十三年。为了报十一年前升陉之役的仇，鲁国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zī）娄。到了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再一次带兵讨伐邾国，获得胜利。冬天，鲁僖公前往齐国朝觐齐昭公，以示睦邻友好，同时对齐国遭受狄人入侵表示慰问。回国之后，鲁僖公便寿终正寝了。说寿终正寝也许不准确，《左传》的记载是“薨于小寝”。后人解释说，小寝就是夫人之寝，薨于小寝毕竟不如薨于路寝合适。鲁僖公的“僖”字，意思是小心畏忌。他即位的时候，齐桓公已经称霸；他在位的三十多年间，时局风云变化，经历了齐国的衰落和晋国的崛起，目睹了晋楚争霸的盛大场面。鲁国作为第二世界国家，在南北强国的斗争之间生存，确实是战战兢兢，小心畏忌，容不得丝毫马虎。鲁僖公死后，他的儿子兴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文公。鲁僖公死的第二年，曾经叱咤风云、先后与齐桓公、晋文公分庭抗礼的楚成王也去世了。楚成王的死，与他的儿子商臣有关。杀死斗勃之后不久，楚成王便后悔自己没有听从斗勃的建议，草草立了商臣为大子。他对商臣的异母弟弟王子职更寄予厚望，开始考虑废商臣而立王子职为大子。这一消息不慎传到商臣的耳朵里。一开始情报并不确切，商臣也是将信将疑，于是去请教他的师傅潘崇：“如何才能弄明白老头子的真实意图？”潘崇捏着他那稀稀几根山羊胡子沉吟了半晌，说：“不妨通过江羋（mǐ）来打听。”江羋是个女人。关于江羋的身份，后世有不同的推断。一种意见，江羋是楚成王的妹妹，被嫁到江国，所以称之为江羋；另一种意见，江羋就是楚成王的小妾。我倾向于前一种意见，因为羋乃楚王的姓，根据“同姓不婚”的传统，楚成王不太可能娶一个羋姓女子为妾。商臣请姑妈江羋到自己宫中来吃饭，江羋欣然赴约。席间，商臣故意怠慢江羋，只顾与自己手下的小厮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置江羋于不顾。江羋数次与商臣说话，商臣都装作没听到。江羋拍案而起，大怒道：“你这个贱人，难怪大王想杀你而立职！”商臣装作很惶恐的样子给江羋陪罪。酒宴之后，商臣便找到潘崇说：“师傅好计谋，老头子果然有废我之意。”潘崇面无表情地问道：“既然如此，你能够屈身侍奉王子职吗？”“不能！”“那你能逃亡到国外，以避祸害吗？”“不能！”潘崇沉默了一阵：“那，你有胆识做件大事吗？”商臣盯着师傅的眼睛。据《史记》记载，商臣“蜂目而豺声”，面相和发音都甚为怪异。商臣这样盯着潘崇，潘崇心里面难免打了一个寒战。但他仍然不动声色，用一种深不见底的眼神与商臣对视着。“能！”商臣简短而又坚定地回答。公元前62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商臣突然发动政变，派自己的亲兵包围了楚成王的宫殿。宫殿的守卫很快被击溃，商臣提着一柄带血的长剑，在一群死士的簇拥之下来到楚成王的居所。对于楚成王来说，宫庭里的血腥场面并不陌生。当他年少的时候，也是通过暗杀除掉自己的亲哥哥堵敖，登上楚王的宝座；后来他又授意申公斗班通过刺杀，除掉了盘踞在文夫人宫中的叔叔子元，从而获得楚国的真正统治权。现在，在他人生的残暮之年，他的儿子学习了他的手段，并将这一手段实施在他身上。这一切，在冥冥之中仿佛存在某种报应。他自我解嘲般地笑了笑，对商臣说：“你来了。”“是。”商臣闷声答道。“想杀我？”“是。”“楚王的位置迟早是你的，你又何必急这一时？”“我如果不急，这位置恐怕就不是我的了。”商臣斜视了楚成王一眼，半眯着眼睛说，“拿到手的东西才是我的，不是吗？”楚成王长叹一声：“你确实长大了，明白很多道理了。”“那是因为您的教导。”商臣谦逊道。“时间过得真快。”楚成王很有感触地说，“你知道吗，我现在看着你，看到的仿佛是刚出生的你，那么小的孩子，浑身皱巴巴，像一只睁不开眼的小老鼠……”“父亲！”商臣打断他的话说，“现在不是回忆往事的时候。”“是啊，是啊，现在是父子刀兵相见的时候。”楚成王苦笑一番，下定决心似的说，“来吧，儿子！”商臣环视了一下左右，示意他们上前。“慢着！”“父亲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个……我刚刚叫人炖了一只熊掌，很快就熟了。如果能让我吃完那只熊掌，我就死而无憾了。”商臣看着他，脸上露出一丝近似天真的笑容，既而哈哈大笑起来。楚成王先是愕然，后来也随着他笑起来，一直笑到老泪纵横。“熊掌很难熟，您就别指望了，就算等一个月，也不会有人来救您的。”这是商臣留给楚成王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他扔给楚成王一根长绳，转身走出了大门。门外，大雪纷飞。在南方，这样的大雪十年难得一见。据《左传》记载，楚成王死于自缢，然而死不瞑目。开始人们考虑给他一个“灵”的谥号，也就是楚灵王，他仍然怒目圆睁。后来人们决定给他一个“成”的谥号，他才阖上眼睛，表示满意。商臣继承了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楚穆王。为了感谢潘崇，他将自己原来居住的房子赐给潘崇，任命其为大师，并掌管王宫卫队。楚成王一生，在位四十余年，未尝有大过。在他的领导下，楚国国势蒸蒸日上，虽齐桓、晋文之强，也不能使之屈服，以楚成王的业绩，足以列入当世霸主之列。对待流亡中的重耳，他不因其无礼而杀之，体现了宽厚的气度；城濮之战前，他命令成得臣放弃进攻宋国，息事宁人，体现了正确的战略眼光，颇有明君风范。然而，就是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过于草率，废立不定，终生大乱。宫廷之变，虽似是天数，难道又不是人祸？【秦国人的复仇】晋襄公即位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场战事。夏天的殽之战，晋军主动出击，大败秦军；秋天的箕之战，晋军保家卫国，打败了狄人的入侵；冬天的泜水之役，虽然没有发生战斗，但是阳处父用小聪明耍了楚国人一把，间接导致楚国令尹斗勃被杀，可以说是不战而胜。一年三战皆捷，使得晋国朝野信心倍增，晋国的霸主之气相较晋文公年代，有过而无不及。公元前626年，年轻的晋襄公再一次发动对外战争，这次的目标是东面的卫国，理由是卫成公不来晋国朝见。晋国大军来到南阳，先且居建议晋襄公说：“卫侯不前来朝觐您，所以我们要讨伐他。现天子在温地居住，您如果不去朝觐天子，等于向卫侯学习。自己都做不好，又怎么批评别人呢？请您前往温地朝觐天子，打仗的事就交给下臣去办。”晋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改道前往温地问候周襄王。由先且居、胥臣臼季等人带领部队继续讨伐卫国，占领了戚地，并且俘获了卫国大夫孙昭子。由于战事危急，卫成公派人到陈国请求帮助。这个做法很古怪，一来陈国弱小，无力与晋国抗衡；二来陈国与卫国相去甚远，中间还隔着郑、宋等国，即便能救，远水也解不了近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像古巴受到美国入侵，却派人向越南求救一样，不靠谱。但是仔细推敲一下，卫国人这样做，其实是有深意的：陈国是楚国的小兄弟（当然也是晋国的小兄弟），如果陈国被卷入晋卫战争，楚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只要楚国一出手，晋国便不得不将精力放到南方来，卫国也就得救了。陈共公接到卫成公的求救信，和几位大臣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天，答复使者：“我们研究了一下，远水解不了近渴，就不派兵到贵国去帮助你们打仗了，但是我们可以给贵国出一个好点子，比派兵还要管用，至于听不听，那是你们的事。”“听好了，”接下来，陈共公说，“请贵国反过来讨伐晋国，寡人再从中斡旋。”使者一听傻眼了，这是啥点子啊？这就好比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不宜剧烈运动的重症，但你要能一口气跑个800米，这病就不治而愈了。病急乱投医。卫成公收到陈共公开出的这剂猛药，倒是没有考虑太多，咬咬牙，闭上眼睛就喝了下去——他派大夫孔达带领军队讨伐晋国。结果可想而知，卫国人被打得满地找牙。如果不是秦国恰在此时发动了对晋国的进攻，将晋军主力调到了西方，卫国人就不是满地找牙，而是要被晋国人大卸八块了。殽之战后，孟明视等三人被释放回国。秦国的军法极严，战败的

0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他才辞去职务，移居上海。甲午战争前，严复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知识分子，像其他人一样热衷于功名，愿得一官半职。他曾几次参加科举考试，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中举。甲午战争后，日军的侵入，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严峻的形势使他警醒起来，他放弃了走科举做官的道路，转而成为提倡变法维新、救亡图强的鼓动者。1895年，严复在《直报》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1897年他又参与创办了《国闻报》，报道国内外大事，抨击当时腐朽的政治和旧文化，继续倡导维新变法。从1894年起，他着手译述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本书成为轰动一时的传世名作。《赫胥黎文集》第七卷前两部分专述进化论，题为《进化与伦理》，严复将它译为《天演论》。他每译完一篇，都加了按语，共二十九条，与译文的篇幅不相上下。1895年初，严复在他主办的《国闻报》的增刊《国文汇编》第二、四、五、六期陆续发表，1898年四月，又以《天演论》书名出版。《天演论》强调生物是进化而来的，不是万古不变的。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物竞”是生存竞争，“天择”是自然淘汰，一竞一择，促使自然界生物进化。赫胥黎认为这种生物进化，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严复在译《天演论》时，每每结合时势，加按语，写译注，使国人洞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理，激发人们“自强保种”，救亡图存。《天演论》上半部阐述的是达尔文主义，用生物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宣扬西方弱肉强食的理念。下半部阐述“人治日新”、“终将胜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复兴的信心，成为爱国志士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对当时和“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先进的中国人起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天演论》由于赫胥黎新奇的思想和严复流畅的笔力，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奠定了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地位。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这几年，是严复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但他不太赞成康、梁掀起的政治改革运动，而是看重教育，强调搞教育、办报纸、“开民智”，并把这看作是救国之本。“百日维新”后，严复在政治上的立场更加趋于保守了。严复一直没有停笔，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他又翻译出版了许多重要著作，其中主要有亚当·斯察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和穆勒的《穆勒名学》（上部）。这三部译著，加上先前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全称“严译四大名著”。此外，严复还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君学肆言》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点评】严复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从西方引进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开阔了封闭多年的旧中国人的眼界，为中国近现代文明的演变播下了种子。第二十章义和团运动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对外国列强侵略的一忍再忍，一退再退，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列强的炮舰威逼下不断地签出，大量的割地赔款使中国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外民族矛盾越发尖锐起来，终于爆发了灭洋兴国的义和团运动。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义和团组织最早是在白莲教的基础上产生的。嘉庆时期的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几十年间，白莲教的各个支派继续暗暗流传。在京津、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有八卦教、经阳教、荣华教的秘密结社，都属于白莲教系统，其中以八卦教传播最广。清朝官方规定，凡传习八卦教的，不但要查拿禁止，而且为首的要处以极刑。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八卦教徒便用传习拳术来隐秘自己。中日甲午战争时，山东有些地区已有义和拳组织的活动。战后几年在鲁南活动的大刀会，也同义和拳组织有联系。这种组织有过“拳会”、“红拳会”、“义和拳会”等名义。参加义和拳的，以农民、手工业者最多，他们平时在家里从事各自的生产劳动，在劳动之余，在一起练习武术。加入义和拳组织，需要履行一种仪式：练拳时要先跪在地上给师傅磕头，面朝南发誓，还要口中叨咕咒语。师傅告诉徒弟，只要按照这种方法练下去，就会练成“神拳”，能躲避枪炮的射击，刀枪不入，所向无敌。这种因对西方火炮的野蛮而产生的幻想迷信对当时无知的民众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人们纷纷加入义和拳的行列。在山东，由于德国军队入侵胶州湾，德国教会变本加厉地盘剥，教会势力不断扩张，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终于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1898年十月，山东冠县义和拳首举义旗，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冠县城的梨园屯与京津威县交界，这里的天主教民在法国传教士的指使下，与村民长期争用玉皇庙基，并于1897年春在旧庙基上重建教堂，结果“村民大哗，群起抗拒”。村民阎书勤、高元祥等，绰号“十八魁”，率众驱逐教民，拆毁教堂，重建玉皇庙。他们还邀请威县著名梅花掌首领赵三多前来护庙，赵三多率领拳众在梨园屯亮拳设厂。传教士要挟清政府镇压拳民，山东巡抚张汝梅一面派兵镇压，一面建议清政府“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于是，1898年十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率众起义，竖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并改称义和团，率众直攻红桃园教堂，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多次搏斗，队伍发展到千余人。随后，起义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阎书勤率领，活动在了鲁交界地区，继续打击教会势力；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势力扩展到京津南部和中部。当犁园屯义和团起义之际，鲁西北的长清、高唐、禹城等州县义和拳，也在朱红灯等人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洋教斗争。1899年秋，平原县木工子李庄村民李金榜欺压拳民首领李长水，勾结平原县令蒋楷，以“闹教”得罪洋人的罪名逮捕拳民六人，朱红灯由荏平率队前来救援。十月，朱红灯带领拳民击退蒋楷的进攻，接着又在平原县的森罗殿大败前来镇压的清军，声威大震。山东义和团运动迅速高涨起来。义和团以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他们多次宣布义和团为“邪教”，严加禁止。以袁世凯等人为代表的“主剿派”，多次派兵镇压、围剿。在这种环境下，朱红灯等著名将领带领义和团东挡西杀，毫无畏惧，一方面抵抗清军的不断剿杀，另一方面痛击西方教会势力，去除百姓的重压。他们在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等地拆毁车站及铁路，使西方各国使馆大为惊慌。由于义和团在起义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加之指挥有方，秩序井然，从不骚扰当地居民，贫困的百姓非常支持、拥护义和团的斗争。运动发展得异常神速，短短几个月，各地便形成了数以万计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同时义和团“助清灭洋”的口号，又得到了一些爱国官绅、士大夫和清军爱国将士的支持，使这次运动空前高涨。慈禧等人也害怕一味“剿办”会“激成变端”，于是便采取“抚”的办法默认了这个组织的存在，企图利用和收编这支武装力量。义和团在斗争中无形地争得了合法地位，不久迅速在北京、天津附近发展起来。随着北京附近各县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发展，外州县团众三五十人一队队陆续涌入京城。清政府的各个大小衙门、王公住宅多有义和团把守监视，并在各重要路口、内外城门口布岗设哨，满汉各营的士兵，如神机营、武卫后军等军士几乎全部参加了义和团。京城里到处都是义和团的揭帖：“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此时，总理衙门的权势一落千丈，北京政权虽没有被义和团直接控制，但义和团却在北京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二、八国联军的进攻义和团运动使西方列强十分恐慌，列强开始率领侵略军进攻北京，英海军提督西摩尔首先率领侵略军一千八百余人由天津乘车向北京进攻，但遭沿途义和团英勇截击，狼狈逃回天津。此时的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武装入侵及义和团运动的日益髙涨深感进退维谷。几个月以来严厉查禁义和团的结果都是“卒未有获”，而被起义军在北京的运动吓得恐惧万分的外国侵略者，企图用屠杀来阻止运动的发展。使馆卫兵屠杀无辜团众数百人的罪行，激起了北京群众的极大愤怒，也遭到了义和团的英勇回击。西什库教堂在外国军队及教堂武装的保护下，被义和团围困了六十三天之久。同时，他们还进攻各国使馆，给西方列强以狠狠的教训，日本使馆书记杉木彬、德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面对义和团如此浩大的声势，慈禧一面调兵二营专保颐和园，一面任命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正式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慈禧发布对外宣战的命令，派清军配合义和团去进攻使馆，并不断把北京的义和团调赴通州、天津等地去抵抗外国的侵略。1900年六月十日，八国联军两万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分批由天津乘五列火车向北京进犯。义和团以破坏铁路相阻截，侵略军只得边修路边推进，津京全线火车原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结果侵略军用了八十多个小时才到达离北京尚有一半距离的廊坊车站。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八月初，各国侵略军统帅举行会议，商量进攻北京，当时京津铁路已被破坏，侵略者决定沿运河取道通州西进。八月四日，侵略军约二万人从天津出发，美、英、日三国侵略军沿运河西岸，俄、德、法、奥、意五国侵略军沿东岸向北京进犯。当时，京津之间的清军尚有数万人，但慈禧不想抵抗，开始向侵略者乞降。她一面电催李鸿章北上与列强议和，一面命人通知各国统帅，乞求停战。随着侵略军的推进，清军望风而逃，仅少数部队抵抗，京津沿线的义和团战士则顽强地战斗。侵略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义和团的阻击。八月五日，八国联军到达离天津仅十公里的北仓。驻北仓的是从天津撤出的马玉昆率领的清武卫右军，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余部把守着运河西岸的韩家墅。侵略军到北仓后，即与马玉昆部遭遇。义和团大队人马数千人立即从附近各地赶来，和清军会合，阻击侵略者。五日凌晨，侵略军向北仓发起攻击，义和团战士和武卫右军在运河两岸挖战壕，顽强抗击，与敌人展开血战。义和团战士还掘开运河，放水阻遏敌人。双方激战时，八国联军见打不下北仓，就转向进攻韩家墅，守卫在那里的清军人数少，韩家墅被日、美、英军队占领，于是敌人渡过运河，从侧翼进攻北仓阵地，义和团和清军遭到敌人夹击，马玉昆的军队在混战中撤退，大批义和团战士壮烈牺牲，北仓失守。北仓阻击战，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途中遭遇到的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官兵英勇作战，歼灭侵略军一千三百余人。随后，八国联军便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马玉昆等统帅的清兵抵挡不住洋兵的进攻，撤人城内。洋兵驻扎城外，向城内开炮，流弹纷飞，许多房屋被毁，平民死伤无数。1900年八月十四日凌晨，慈禧携带光绪等数百人逃出了北京，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随后清军又开始剿杀义和团士兵，在八国联军和清兵的联合剿杀下，义和团运动不久被镇压下去了。最后，清政府同八国联军签订了又一个卖国条约——《辛丑条约》。【点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反对西方列强的斗争，它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屈辱的斗争精神。它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基本上是几十至几千人的各自为战的战斗，这无疑影响了它的发展和成功。对于它的失败，用当时俄国陆军中将苏罗捷科夫致陆军大臣的电报中的一段话来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他说：“中国现在已经表明，它能够为种族斗争提供多么巨大的兵力、金钱和精力，所缺乏的只是组织和组织者。”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第二十一章清末谴责小说清朝末年，官场上的腐败、黑暗，简直达到了见不得人的地步。于是不少具有正义感的文人拿起了自己的笔，用当时流行的章回体小说，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形象鲜明的贪官污吏形象。其中最著名的是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其笔力之锋利，揭露之深刻，达到了讽刺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吴趼人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字茧人，后改为趼人。他生于广东南海，因住在佛山，自称“佛山人”。吴趼人性格刚毅，虽一生坎坷，却从不低眉俯首，奴颜媚骨。在二十多岁时，他到了上海，以给日报撰写小品文为生。后来到山东住过一段时间，接着又去日本旅游，但都不如意，最后又回到上海，担任《月月小说》主笔。吴趼人一生主要从事于办报，并写过三十多部小说，在当时也属于多产作家，主要著作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近十年之怪现状》、《新石头记》等，他的作品风格清幽明快。吴趼人的力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书共一百零八回，主要描写了一位自称“九死一生”的主人公，在1884年中法战争后的二十多年里所见所闻的种种奇闻怪状，书中涉猎的范围比较广泛，重点暴露了官场的黑暗和商场、洋场及封建家庭的丑恶。小说突出了一个“怪”字，用漫画的手法，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可笑可鄙的人物形象。他们当中有把国土拱手让给洋人的外交大臣，有愚昧荒唐、胆小怕死的海军管带，也有为了升官发财做贼的知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杀人、出卖国家、巴结奉承、出卖良心。吴趼人用传神之笔勾勒出一幅幅沽名钓誉、附庸风雅的官吏及没落文人的丑态。主人公能从这个光怪陆离、乌烟瘴气的世界里冲杀出来，真可谓“九死一生”了。无疑，小说中展现的这个污浊的世界，正象征着腐朽黑暗的清王朝，预示着清朝即将崩溃的命运。二、李伯元与《官场现形记》李伯元（1867—1906），原名李宝嘉，别号南亭长，出生于他父亲做官的山东。李伯元的父亲在他很小时就经常督促他学习经史之作，所以李伯元少年时就擅长于诗赋和制艺，也喜好篆刻。上学时，他成绩优秀，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但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他却次次榜上无名，这使他开始厌恶官场的营私舞弊。同时，科举的失意，激化了他对社会的不满，他不再谋求为官，而要用笔去揭露官场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后来，他到上海开始办报。最先办的《指南报》，不长时间就停刊了。之后，他又办了《游戏报》、《世界繁华报》。在办报期间他写出了《文明小史》，以及《庚子国变弹词》、《中国现状记》、《活地狱》等，他的作品透彻清新，讽刺力强，深受人们喜爱。每次，他刚一完稿，大家便争着想先睹为快。《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也是谴责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这部书共六十冋，由许多短篇故事连成，重点抨击清末官场的腐朽黑暗，暴露了晚清崩溃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昏庸腐朽的状况。李伯元痛恨那个罪恶的世界，他把自己的憎恶化为笔下一个个丑恶不堪的形象，从身居高位的大官僚到芝麻大的县令杂役，都没有逃出他的斥骂。其中第十三回，制台见洋人那段最为精彩。这位制台平日里专横跋扈，对属下轻则破口大骂，重则拳脚相加，可是一遇到洋人，立即就换了一副面孔，卑躬屈膝，就差下跪磕头了。制台有个习惯，吃饭时客人来访不准通报，一天，他吃饭时属下通报有客人来，制台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对其大骂，可一听说来的是洋人，顿时气焰就矮了半截，但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他又打了属下一个耳光，责备他为什么知道是洋人还不早点回禀，让人等了那么长一段时间。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正是清朝腐败官僚的缩影。虽然是用轻松可笑的故事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