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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成熟丰满熟妇av无码区 发布时间：2024-01-06 14:09:33
欧美黄色电影免费杞并不想错过这个继续报复杨炎的机会。想来想去他只有从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上做文章。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曲江，曾经是李隆基和杨玉环经常游玩的地方，当年宰相萧嵩的家庙就靠近曲江，结果李隆基说曲江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萧嵩迁移家庙，现在杨炎又想在那个地方修建家庙，这在卢杞看来是个很好的利用机会。在卢杞看来，决定杨炎命运的时刻或许就在此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杨炎将被扣上谋反的帽子。“陛下！杨炎在曲江准备修建家庙这件事，依臣看来是他是有意为之。当年玄宗皇帝说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宰相萧嵩迁移家庙，这件当年轰动整个朝廷的事情杨炎一定是知道的，可是现在他还要在曲江修建家庙，这说明杨炎怀有异志啊！希望陛下明鉴！”事实证明：卢杞深具演说天分绝非浪得虚名，他的这番言语让李适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很长时间以来，李适可以说都在对杨炎进行忍耐，这对于本就急躁的他来讲已经完全超出了限度。如果不是杨炎的两税法对国家经济恢复发展有重大的促进，说不定杨炎早已经成为李适的刀下之鬼。坦白地讲，杨炎谗杀刘晏后，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李适已经反思杀掉刘晏是个巨大的错误。虽然这是杨炎的主意，但最后杀死刘晏的命令是李适下达的，所以李适在巨大的压力下，依然没有去拨乱反正，这既是为了保护杨炎，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即使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杨炎率先顶不住将李适一脚踹向前台，李适也仅仅是心里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但并没有发作。后来杨炎谏阻任用李希烈，李适依旧继续忍耐，即使听从卢杞的建议罢去杨炎的宰相之位。虽然卢杞说的暂时罢免是假话，但李适的内心却真的是只想暂时罢免杨炎。可是现在杨炎在有王气的地方修建家庙，这的确是怀有异志，这个做法已经触碰了李适的底线，这是李适所不能容忍的，虽然杨炎具有大功，但任何触碰底线的事情，绝不能姑息。即使没有杨炎，两税法已经形成体系，依旧可以运转实行，而且目前国家的形势，已经沿着正轨迈进，这一切都让李适充满了自信。所以，杨炎不再是李适的必需品！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李适最终下定决心杀掉杨炎的内心最深处想法。事实上，当他这种想法深深扎根于心中时，李适至少已经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他对国家的现状过于乐观，二是他始终没给杨炎一个自我表白的机会。杨炎的悲剧结局就在卢杞那具有感染力的话语中被悄然决定！尾声建中二年（781年）十月十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左仆射的职位，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崖城镇）司马。在那封长长的诏书中，李适对杨炎用尽了谩骂之词：不思竭诚，敢为奸蠹，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杨炎接到罢免诏书后，虽然字字犹如针扎穿心一般，但他并没有表现得过于激动。因为在此之前他通过皇帝陛下的很多举动，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不再是朝廷内不可或缺的人物。坦白地讲，杨炎当时的心态还是很平静的，当年因为元载的缘故，自己被排挤出朝廷，甚至差一点做了刀下之鬼。如果后来没有崔佑甫的举荐，自己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重回朝廷后杨炎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帝国之内实行两税法，打下了帝国中兴的基础，成为朝廷内炙手可热的第一红人。现在一切不过又重新回到起点，从道州到崖州，这中间犹如过山车般的历程，在杨炎看来恍如隔世，一切是那么虚幻，又是那么真实。听完传旨太监的宣读后，杨炎口头谢恩后起身站起，脸上依旧是一副淡定的表情。两天后，杨炎起身离开京城，在出长安城的一瞬间，他回望那高大城门，心中不禁感慨万千。那里曾经带给他无上荣耀，也带给他诋毁谩骂，更带给他心灰意冷，而今这一切在他看来已经全部结束，前方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孤寂与清冷。他已经做好准备，即使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也不愿再回到这炎凉世态的官场中。想到这些杨炎显得更加释然，然后他转身向着崖州方向走去。然而此时的杨炎一定想不到，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居然会成为他的一种奢望，即使他已经远离这个浑浊的官场，他的命运也早已经不在他自己的掌控之中，在他身后的高大城墙之内，一个致他于死地的计划已经形成，死神已经开始向杨炎渐渐逼近。此时浑然不觉的杨炎依旧向着他心中的桃花源崖州前进。但当他一个月后路经一个地方时，杨炎的心中忽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因为他经过的这个地方名叫鬼门关。杨炎很清楚关于鬼门关的传说，那是阴阳相隔的地方，跨过这道鬼门关每个人就不可能再回到阳间。现在皇命不可违，杨炎必须要前行，难道眼前这道鬼门关对于杨炎而言会是一个命运的预兆吗？在鬼门关前，杨炎的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他刹那间想到了刘晏，他始终在问自己，在这道鬼门关的后边刘晏会不会在等着自己，为此他由衷发出了一声感叹，写下了在我看来是他后悔谗杀刘晏的诗句：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就这样带着对前途未卜的忐忑，杨炎硬着头皮越过了鬼门关，继续向崖州走去。事实证明，杨炎的预感最终成为了现实，崖州注定成为他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就在他即将到达崖州还有一百多里时，李适派出的杀手已经追上了他，然后和先前杀死刘晏一样，杨炎最终也被缢杀。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个世界似乎总是有规律的。杨炎，一个才学俱佳的人，死于自己的偏执、皇帝的猜忌、小人的陷害，让世人为之叹息。……建中二年（781年）十一月，杨炎的首级被传回京城长安。李适看到杨炎的首级后，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他看来这既是对杨炎的惩罚，同时也是自己立威的手段。但就在他觉得权威日盛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也充分暴露了自己性格中容易被人左右和猜忌、冲动的缺点，只是他的这种缺点在当时正被朝廷内的一致赞颂声所掩盖。然而，李适的这个缺点对他在位时期的政局影响颇深，这既是他误杀刘晏、杨炎的根源，同时也使他在未来的道路上逐渐陷入灾难的深渊。第十一章走向灾难李适顺利扳倒了杨炎，这让他瞬间感受到了立威的快感。从即位那天起，李适的狂妄与自大就已经为他走向灾难埋下了伏笔。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李适对付他们还是绰绰有余，毕竟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朝臣，他们的命运时刻掌握在李适的手中。但缺少历练的李适对于那些彪悍的割据藩镇，居然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让刚刚恢复平稳的大唐帝国瞬间再次陷入动乱之中。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李宝臣的死，居然会成为李适一朝大灾难的前奏。一个职位引发的动乱李宝臣本名张忠志，是范阳城内的一个奚族人，自幼被范阳守将张锁高收养，长大后由于善于骑射，勇猛有力，所以被安禄山看中选为射生官。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带领八千骑兵攻打太原劫掠太原尹杨光刿，由于立有战功，被安庆绪任命为恒州刺史。安庆绪败亡后，张忠志一度降唐，但因为史思明迅速崛起，所以不久后他又重归史思明麾下，被授以恒州节度使的伪职。史思明死后，张忠志看到史朝义率领下的安史叛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于是他再次降唐，被任命为检校礼部尚书、恒州刺史、成德节度使的职务，并被赐名李宝臣。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当时作为河朔三镇之一，是河北藩镇的强悍者。李宝臣不仅拥兵自重，而且辖地的财政状况丝毫不逊于朝廷，所以根本不拿唐廷当回事儿，其意图是将土地传于子孙，建立唐廷之外的独立王国。代宗李豫在位时，对藩镇割据采取了姑息策略，而且李宝臣活着时，也不涉及传位于子的问题，但是随着李宝臣的去世，成德节度使的继承人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李宝臣刚刚去世，其子李惟岳就上书李适请求袭任成德节度使的职务。性格强势的李适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在没有和朝臣商议的情况下，擅自拒绝了李惟岳的请求。李适的态度让李惟岳十分不满，当时身为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悦因为其父亲去世时，李宝臣曾经极力劝说代宗李豫同意田悦承袭父位，并得到了李豫的同意。所以这一次轮到李惟岳面临这个问题时，田悦也是上奏李适极力劝说李适同意。但李适显然不如他父亲李豫那样具备宽阔的眼界，一味的自大使他认定必须要革除父皇在位时对藩镇一味姑息的前弊。即使有很多朝臣在得知李适的强硬态度后，纷纷建议李适要慎重考虑的情况下，李适全然不理。“以前对藩镇传子，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去任命，但叛乱却从未减少，可见对藩镇的姑息不足以平乱，反而会生出更大的祸乱，朕坚信如果这一次同意了李惟岳的请求，他早晚也会生出祸乱，任命与否其结果都是一样。”李适看似信心十足，但显然他过高估计了当下帝国的实力，最重要的是，缺少历练的他在即将到来的动乱面前缺少足够的智慧。李适坚持削平藩镇，让全国的藩镇大为震惊，尤其是河北、山东的藩镇尤为惊惧。因为他们知道在全国所有的藩镇中，自己实力最为强大，必定会成为李适首先下手的对象。为了保证藩镇的独立性以及传子制度，以李惟岳为首的成德镇联手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准备以武力对抗唐廷。汴州城因为城墙狭隘，正准备扩建，有许多人纷纷传言说皇帝李适准备东巡泰山。李惟岳、李正己、田悦三人得知消息后，为了防备朝廷军队入侵，纷纷调兵遣将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但他们的动作却让李适产生了误解。三个节度使大肆调动军队备战，让李适感到无比愤怒。事实上当时李适还没有对藩镇立刻宣战的决心，但三个节度使的行为让李适误以为他们要对朝廷宣战。为了及早做准备，李适在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下诏征召京西防秋兵一万两千人戍守关东地区，意图进讨关东地区的藩镇。所谓防秋兵是指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为了防备吐蕃的入侵，于每年秋季抽调各道士兵组成的到关中西部驻守的军队。当时吐蕃刚刚与大唐和解，西线暂时没有战事，所以李适征调部分防秋兵对付藩镇，可以看出李适对这次进讨藩镇的重视。同时李适下诏在朝廷直接控制的河南地区设立永平军节度使、郑汝陕河阳三城节度使、宋亳颍三城节度使，全都以朝廷大臣担任，作为对付藩镇的战略基地。李适的一连串部署，让三镇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在看到此战不可避免后，三镇决定率先出手，进而掌握战略主动权。当时唐廷直接管辖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和磁州（今河北磁县），由于地处太行山东端，直接楔入成德和魏博镇中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田悦决定首先攻打邢、磁二州，他派遣手下兵马使康愔带领八千人马围困邢州，又让别将杨朝光带领五千人马屯于邢州西北由河东通往河北的要道上，阻断唐廷昭义镇的援军，田悦自己则亲率数万人马全力围攻邢州首府临洺城，邢州刺史李共和及临洺守将张伾据城坚守。田悦刚刚围困住临洺的第三天，远在长安的李适就得到了消息。他知道邢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虽然此前他有征讨藩镇的全盘计划，但现在随着田悦的率先出手，李适不得不打乱先前的计划，首先营救邢州。于是李适下令让距离邢州不远的昭义镇节度使李抱真与河东节度使马燧一起出兵援救邢州，为了以防不测，李适还加派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两万禁军出潼关协助作战。由于杨朝光已经阻断了昭义镇援军的线路，而李晟从长安出发路途遥远，算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身在河东的马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最为有利的援军。马燧面临的问题是要东越太行山脉，只要越过了太行山，前方就是一马平川。为了争取援救邢州的时间，马燧并没有强势出兵，而是向田悦派出使者商议停战事宜，进而迷惑叛军。而田悦则误认为朝廷惧怕他，所以同意了马燧的议和，进而不再设防。利用这样的机会，七月三日，马燧联合李抱真的人马共计八万，成功翻越太行山与山东之间的险隘关口壶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邯郸城下，将在那里的杨朝光围了个水泄不通。田悦正在全力围攻临洺城，当听到马燧犹如从天而降时，顿时意识到自己被马燧忽悠，他立即通知距离邯郸不远的李惟岳全力援救杨朝光。马燧得到消息后，也派出心腹大将李自良半路阻击李惟岳。马燧明白这是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帝国第一次对藩镇用兵，而自己这一战又是首战中的首战，为了打好这第一战，他给李自良下了死命令：“如果阻挡不住李惟岳，你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死阵前，二是让手下人提着你的人头来见我。”事实证明，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手下。得到主帅的死命令后，李自良果然不负众望，成功阻击李惟岳的援军，使得其不能前进半步。马燧利用这个机会，全力进攻杨朝光，只用了三天时间，全歼杨朝光的五千人马，打通了昭义镇通往邢州的道路，同时也使自己在援救邢州的同时，避免了腹背受敌。五天后，马燧进至距离临洺城50里地方。田悦知道消息后，留下部分人马继续围攻临洺城，自己率精兵前来阻击马燧。可是田悦并没意识到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自己已经陷入马燧和临洺城守军的夹击之中。当田悦带领人马拉开阵势与马燧对峙时，他一定想不到留下继续围攻临洺城的那部分人马已经开始逐渐陷入被动。田悦走后，临洺城的守将张伾开始转被动防守为主动进攻，经过几次交战大败敌军，解了临洺城之围，并出兵尾随田悦大军，与马燧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当田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战场的局势已经不允许他再做出任何补救措施。田悦只能在唐军的前后夹击中率兵力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未能打破唐军的包围圈，最终全军溃败，只带领少数几十名亲兵突出重围，连夜撤回漳水以东驻守。马燧首战告捷，接下来他并没有给田悦任何喘息之机。虽然田悦退到漳水以东后，李正己之子李纳和李惟岳派兵一万急速增援，但马燧还是决定强渡漳水主动进攻。当时淄青军在左翼，成德军在右翼，共同对漳水河上的长桥形成合围之势。从表面形势看，马燧只要渡河就会遭到合围之势，但马燧却采用了避实就虚的策略，成功渡过漳水。马燧夜间让士兵用铁链将几百辆大车连接起来，车里塞满黄土，在长桥下阻止河水流过，趁着水流变浅的时候，马燧带领人马成功涉水过河。田悦、李惟岳等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马燧会用这样的方法渡过漳水，当他们反应过来时，马燧的人马已经迅速向他们发起冲击。在黎明的曙光中，漳水岸边杀声震天，唐军在马燧的率领下越战越勇，此役斩杀叛军两万余人，俘虏三千余人，叛军遗尸狼藉，前后绵延将近三十里，其中李纳率领的淄青人马几乎被全歼，而田悦和李惟岳带领残部各自逃回本镇。唐军出兵河北首战告捷！河北战场告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适那里，让李适很是兴奋。此时自大的毛病继续在这位年纪已经不再年轻的皇帝身上体现出来，极度自信的李适立即下诏征发各道军队讨伐三镇。当时西自关中，西南到蜀中，南到江、淮、闽、越，北至太原，都派出军队参战，在李适的号召下，可以说战争的规模开始扩大。事实上当时李适的做法极为不明智，因为刚刚止戈的大唐帝国犹如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是无法再经受折腾的，他并不明白一旦战争发展到一定规模，无论是谁都无法再驾驭与控制。尤其当朔方军将领唐朝臣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去世，进而击败其子李纳，打通了徐州通往江淮的要道，保障了大唐帝国的物资供应线后，更加增添了皇帝李适削平藩镇的信心。于是他下令让河朔三镇之一的幽州平卢节度使朱滔从北方南下进攻成德镇。朱滔是个心机深沉的人，接到皇帝陛下的诏命后，从明面上他是不能拒绝的，但朱滔本能地想到了皇帝让自己出兵，有借着平叛的名义进而削弱自己的目的，所以朱滔并没有立即发兵，而是
的歌舞表演开始了。第一位出场的即是吕不韦的爱妾赵姬。赵姬是邯郸著名的舞女，长得极其美貌，她是那种能让男人看一眼就过目不忘的女人；而且，赵姬还有一身好才艺——善舞，其舞功之美可称独步邯郸。有才艺的美女更容易得到男人的宠幸，赵姬就是这样一位才艺出众的大美女。异人一见赵姬，立时眼前一亮，不由暗中称绝。吕不韦家中美女如云，但异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艳的女人！赵姬的一身绝世舞艺更让异人看得目瞪口呆，热血沸腾。异人此时也顾不得身为嫡嗣的身份，迫不及待地向吕不韦敬了一杯酒；紧盯着吕不韦说：请将这位美人赏给我吧！从异人异样的眼光中，吕不韦早已看出异人的兴奋，但是，他没料到一位秦国太子的嫡嗣竟然如此大胆地向他夺爱。要知道，赵姬可是吕不韦的爱妾，而且，赵姬此时已经怀上了他吕不韦的孩子。所以，一听异人提出这种不情之请，吕不韦心中顿时大怒。但是，吕不韦到底久经人生历练，他想到自己已经为异人破了家产，为了达到“立主定国”的目的，吕不韦怀着满腔怨气笑呵呵地说：可以，可以。于是，吕不韦拱手把自己如花似玉的爱姬献给了异人（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一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异人一听，大喜若狂，立即拥着赵姬回到家中。赵姬对异人隐瞒了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跟着异人回到家中，备受异人宠爱。到了十二个月时，赵姬生下一个男孩。因为这个男孩是正月出生，于是取名叫“政”（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又由于异人与赵姬此时都生活在赵国，这个男孩被人称作“赵政”，他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始皇。这段记载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透露的信息量非常之大。第一，赵姬的身份。《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赵姬是“邯郸绝好善舞者”，这就告诉我们赵姬是邯郸一位极其美丽而善舞的女子，同时也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二，异人夺爱。异人是在吕不韦的家宴上第一次见到赵姬的，而且一见钟情，硬是从吕不韦手中夺走了赵姬。但是，异人和赵姬的相见也是一大谜团。这次家宴相见，是吕不韦有意安排，还是吕不韦无意为之？《史记》的记载是“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因文献有“吕不韦怒”四字，可见，吕不韦并非心甘情愿献出赵姬。吕不韦对异人的投资是智力与金钱，目的是“立主定国”，并非要让自己的儿子当国君。吕不韦有野心，但是，如果认为在异人还未当上太子之时，吕不韦的野心已经到了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国君的程度，显然有些过了。也许有读者会说吕不韦是假怒，但是，即使吕不韦是假怒，是设局，是下套，这里也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焉知性别。即使吕不韦有此野心，但是，怀孕的赵姬一定会生儿子吗？吕不韦生活的战国末年，那时还没有B超技术能够检测赵姬怀的是男是女。赵姬当时还能翩翩起舞，异人也未能看出赵姬有孕在身，可证明赵姬与异人的相遇是在赵姬刚刚怀孕之时。医学发达的今天，刚刚怀孕的女子，B超也难以检测出胎儿的性别；两千年前，又怎能知道赵姬腹中是男是女？所以，我认为，这次家宴显然不可能是吕不韦有意安排的。这场名扬千古的邯郸献姬纯属一种巧合，不应当看做吕不韦的精心设计，是异人夺爱而非吕不韦有意设局。二是风险太大。“立主定国”已经计吕不韦获利丰厚了，如果吕不韦还想把怀上自己孩子的赵姬献给异人，一旦败露，恐怕吕不韦就要彻底完蛋了，还侈谈什么“立主定国”？邯郸献姬的最大收益在于赵姬生了个男孩，因为这个男孩将来有权继位为秦王；如果生的是个女孩、吕不韦岂不是前功尽弃？吕不韦投资异人已经是冒险行为了，如果说吕不韦还想让自己的儿子做秦王，肯定是脑子进水了。因此，赵姬再嫁异人，定非吕不韦之谋。传世的历史文献不可能将历史的真实不偏不倚地记载下来。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对“秦始皇的生父是谁”这一事实，却完完整整地记载下来了。除了《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明确记载外，还有两种重要的文献记载。第一，《汉书》、《资治通鉴》都取《史记·吕不韦列传》之说。第二，汉代文献的记载可以旁证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如《汉书·王商传》载：“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帝。”再如班固在东汉明帝十七年的《上明帝表》也说：“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最为翔实，其他传世的文献均无记载，因此，判断秦始皇生父的文献只能以《史记》为基础。“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一说的最大优势是有文献依据。人们可以质疑甚至否定司马迁之说，但是，我们唯独拿不出文献资料来推翻司马迁之说。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的生父应当为吕不韦。异人娶赵姬大期生赵政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秦始皇是异人之子。这方面的文献首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非常简约，值得重视的有三点：第一，异人娶吕不韦姬为妻；第二，吕不韦姬生始皇；第三，始皇名为赵政。最为关键的赵姬怀孕嫁异人一事完全没有记载。司马迁《史记》的这两个文献都明确记载了异人娶的是吕不韦的爱妾赵姬，赵姬生了始皇。至于赵姬被异人娶回家中之时是否怀孕，《秦始皇本纪》无载，而《吕不韦列传》则明确记载。《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有矛盾吗？二者确有明显矛盾。第一，《秦始皇本纪》完全末提赵姬怀孕一事；第二，《秦始皇本纪》称始皇为“赵政”而非“吕政”。据此推测，司马迁可能看到的是两种史料，一种称“赵政”，另一种称“吕政”。还可以举出《史记》中的一个佐证，证明司马迁看到的是两种史料。《史记·楚世家》记有：“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十六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如果司马迁看到的仅仅是赵姬怀孕嫁异人这一种史料，那么，《史记》中所有的记载都应当和《吕不韦列传》相同，就不应当有《秦始皇本纪》“名为政，姓赵氏”和《楚世家》中“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的记载。司马迁如此记载，只能证明司马迁同时看到了两种相左的史料，而且无法断其真伪，所以，《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两说并行的史实。如果认为《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所记相矛盾，那么，我们相信哪个？一，根据《史记》惯例，本纪线条粗，本传更翔实。所以，在本纪与本传相矛盾的情况下，应当相信本传。二，迄今为止，没有一条文献史料能驳倒《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还有一条早已为人们关注的记载：赵姬是“至大期时生子政”。“大期”作何解？“期”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因此，“大期”有两解，一是十个月（满十月怀胎），二是十二个月（满一年）。但是，不管如何，赵政并非不足月出生。依照现代医学知识，我们要讲清楚赵姬怀的是谁的孩子，必须讲清楚三个问题。第一，怀孕时间。女性怀孕是女性卵子和男性精子的结合，因此，女性怀孕必须在排卵期。现代医学证明，女性排卵和下一个月经期的到来相关，即下次来月经前十四天为女性排卵期。第二，生育时间。女性的妊娠期是两百六十六天，从末次月经的第一天算起是两百八十天。预产期的月份是末次月经所在月份加九个月，预产期的日期是末次月经的第一天加七天。如果末次月经的第一天是一月十日，那么预产期就是十月十七日。一般女性的正常生育都是在预产期的前三周到后两周内。第三，过期妊娠。什么叫过期妊娠？妊娠期超过预产期两周，即妊娠期达到或超过四十二周还没有临产生育就叫做过期妊娠。四十二周是两百九十四天，因此，正常生育时间的期限是两百九十三天，超过这一期限就是过期妊娠。过期妊娠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过期妊娠非常危险！一是胎盘。胎盘是母体和胎儿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器官，它具有气体交换、营养物质供应、排除胎儿代谢物等多项功能。一旦怀孕超过两百九十三天，胎盘的功能就会减退，所以，过期妊娠必然导致胎儿缺少氧气和营养。胎儿的生存几率就会大大降低，过期妊娠的胎儿的得病率、致死率都很高，最常见的是胎儿缺氧死亡。所以，过期妊娠的胎儿，往往智力发育不好。二是羊水。羊水是胎膜内环绕胎儿的一种液体。羊水可以保护胎儿，因为胎儿在羊水中可以自由活动，不受挤压；羊水还可以保护母体，它可以减少胎动造成的不适感，帮助分娩。妊娠三十八周之后，羊水量逐渐减少，随着妊娠的推迟，羊水量越来越少。这时，由于胎儿缺氧，还可能造成胎儿排出的胎粪混入羊水中，严重污染胎儿的生存环境。所以，在秦始皇出生的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胎儿的生命很可能保不住。即使出现奇迹保住了生命，出生的婴儿也一定不健康，这是因为古代的医疗条件和今天相比差得太远。今天如果出现过期妊娠，可以采取终止妊娠等多种方法抢救胎儿。但是，在战国末期赵姬生子之时，肯定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医疗条件。如果赵姬是过期妊娠，生下来的婴儿能健全吗？秦始皇智力过人，精力过人，绝对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生下的婴儿。所以，按照现代医学常识，如果赵姬是怀孕之后嫁给异人，那么，她一定是在两百八十天左右生下儿子，也就是嫁给异人之后不足十个月一定要生子。可是，《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赵姬是“至大期时生子政”，不是不足月生子。仅此一条，即可破赵政是吕不韦之子说，可以破千古之惑。此问题古人奇之，今人不可再奇，亦无可再奇。赵姬始属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归异人绝不可信。以古人的知识发现怀孕有两种途径：一是月经停止，二是早孕反应。但是，早孕反应因人而异，所以，古人发现怀孕更多是依靠发现月经停止。而发现月经停止须费时一个月左右，准此而计，赵姬归异人后，只需要八个多月必须产下嬴政。赵姬是至“大期”而生嬴政，所以，吕不韦与赢氏皇族有性关系而无血缘关系。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十二个月生子的事呢？假如某人是二月十日来的月经，到三月十日未来月经，她就怀疑自己是怀孕了。由于她记住了上次来月经是二月十日，上推半个月，她使把一月二十五号认定为怀孕日。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她并没有怀孕，而是月经推迟了。如果月经实际上推迟了两个月，这位女子实际的怀孕日应是三月二十五日。但是，这种情况她自己完全不知道。她既然是三月二十五日怀了孕，那么，四月十号该来的月经当然就不会再有了。然而因为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一月二十五日怀的孕，所以，到了十月生子之时，和她记住的怀孕日就错后了两个月。这样，一个正常分娩的婴儿就被说成是十二个月出生的婴儿。这就是十二个月生子的来源。既然如此，为什么史书还会有十四个月生子的记录呢？史书记载，汉昭帝刘弗陵是其母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而生的，与传说中帝尧十四个月所生相吻合，所以，汉武帝称钩弋夫人之门为“尧母门”（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大有宠。元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但是，史书记录的超过十个月生子者大都是君王，比如帝尧，比如汉昭帝。这种记载，大都含有神化君王之意，不可作为证明古人有十四个月生子的依据。吕政赵政真伪何从赵姬与吕不韦怀孕生子之说有《史记·吕不韦列传》记一载与汉代文献记载，赵姬与异人怀孕生子之说有没有文献依据呢？有！第一，《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载。第二，汉代文献中有秦始皇叫赵政的记载。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人间训》记有：“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刘安是刘邦的孙子，他对西汉政权取代秦赢的合法性肯定是完全承认的，即使如此，刘安并没有说秦始皇是“吕政”，仍然称秦始皇是“赵政”。刘安和司马迁是同时代人，他看到的史料显然承认嬴政是异人之子，所以才称秦始皇为“赵政”。《淮南子·泰族训》又说：“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覆稽趍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汉人王符《潜夫论》卷九《志氏姓》篇讲述秦国兴亡史时说：“其后，列于诸侯，五世而称王，六世而始皇生于邯郸，故曰赵政。”可见，汉人并不全信“吕政”之说，西汉的刘安、东汉的王符都称始皇为“赵政”，这是汉人主张秦始皇是异人之子的佐证。第三，《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史料来源至今并不清楚。《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史源至今不明，先秦另一重要史学典籍《战国策》完全没有记载赵姬有身孕嫁人之事。第四，赵姬怀孕说逻辑道理不通。从逻辑上讲，《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文献记载也有明显疏漏。明人王世贞《读书后》认为：自古至今以术取富贵、秉权势者，无如吕不韦之秽且卑，然亦无有如不韦之巧者也。凡不韦之所筹。策，皆凿空至难期，而其应若响。彼固自天幸，亦其术有以摄之。至于御倡而知其孕，必取三月进之子楚，又大期而始生政，于理为难信，毋亦不韦故为之说而泄之秦皇，使知其为真父而长保富贵邪？抑亦其客之感恩者故为是以詈秦皇？而六国之亡人侈张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谓秦先六国而亡也。不然，不韦不敢言，太后复不敢言，而大期之子，人鸟从而知其非赢出也。嬴政不是异人的儿子纯属个人隐私，司马迁所据史料能记载此事，肯定有人知道了这件隐私。那么，是谁向外界透露了这一隐私呢？牵扯到这一隐私案的只有吕不韦、赵姬、异人、嬴政四个人，异人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但是，他是最不可能知道这一段隐私的人，因此，他也最不可能向外界泄露这一隐私。嬴政很难知道这个隐私，即使他知道了也绝对不敢泄露，否则，他就没有赢氏王族的血统，王位也就保不住。对于嬴政的迷离身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他的母亲太后赵姬。但是，在政治利益面前，赵姬不能说出真相。赵姬尽管不懂得政治，完全是在无意中被卷进了政治漩涡，但是，在秦王嬴政到底是谁的儿子这一重大问题上，她的头脑仍然是清醒的。至少在这一点上她知道自己话语权的分量。因为，赵姬是最有资格说出真相的人，但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赵姬也是最不敢说出真相的人。由于赵姬的缄默，这段历史至今真相不明。有人推测，赵姬除非是为了害吕不韦，否则，她绝对不敢泄露这一隐私。事实证明，当吕不韦蒙难之时，赵姬仍然缄默不言。只有吕不韦，他是这一隐私的制造者，也是公开这一隐私的受益人，因此，只有吕不韦有可能向外泄露。但是，正因为他是这一隐私的受益者，他的泄露也最不可信。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这段史源的可靠性也就打了折扣。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即赵姬在由吕不韦爱妾转手为异人夫人之时，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怀上的是谁的孩子。所以，破解这一千古之谜，不能单靠文献依据，更要依靠现代医学知识！我们还应当考虑到一个因素，即后人对秦亡六国和六国亡秦非常关注，因此，对秦始皇是“吕政”还是“赵政”的争论恰恰是这种关注的一种具体表现。称“吕政”，实际上是说秦亡六国之前秦国自己就已经灭亡了；称“赵政”，则承认是秦灭六国而非六国灭秦。元人陈栋《历代通略
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耗时六年新历史作家冬雪心境真诚奉献中国工人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所辖兵马连同奚、契丹、室韦等大唐北部少数民族部落人马十五万人，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当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居然会改变大唐帝国的命运，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场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李唐皇室的轻歌曼舞，也冲破了千家万户的祥和之景，国泰民安瞬间破碎，帝国山河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安禄山在范阳城门前慷慨激昂地检阅兵马时，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内杨贵妃带给他的温柔乡里，七天后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华清宫时，李隆基居然不相信。准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对国事的厌倦与慵懒，使他不情愿直面这场命运的挑战。第一章天下惊变应对“这一定是厌恶安禄山的人造谣生事！”当李隆基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这是他抛给所有人的第一句话。这种心存侥幸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站在一旁的高力士否定。“陛下！安禄山有野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一点陛下并非不知道，依老奴看来，安禄山叛乱是迟早的事儿，现在传来他叛乱的消息，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早日定夺！”当时朝堂之上没有人比高力士更能说动李隆基，当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的脸上开始显出忧虑之色，虽然他知道安禄山野心十足，但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李隆基的幻想，高力士的话语让他极不情愿地正视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现实，于是他面对朝臣开始发问：“众爱卿可有良策？”事实上早在朝臣听到安禄山挥师南下的消息后，很多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所以李隆基的问话基本等于是白问，这些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很多人已经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在官场整天打打嘴仗、搬弄是非绰绰有余，但对于突生的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所有人全都面如死灰地低着头不说话，但此时有一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先前不断逼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此时杨国忠非但没有惊慌，脸上反现扬扬得意之色，因为他不厌其烦向李隆基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了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就在朝臣们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然的才能，故意装出一副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开始站出来为皇帝陛下解忧：“陛下不必忧虑，我估计现在只有安禄山想反叛，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他，请陛下放心，凭借着陛下的天威，过不了几天，必定会有人献上安禄山的首级。”在我看来，杨国忠所说的话虽然很能振奋人心，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废话。不过李隆基似乎很认同杨国忠所说的话，对于杨国忠这种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的胡言乱语，李隆基居然不住地点头，这真成了“君臣默契，一体同心”。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深入思考，就立即指派特进（退休官员）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二人各自在当地招募士兵，共同抵御安禄山的大军。从李隆基的这个安排来看，他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试图用临时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天宝年间大唐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隐忧，如此安排，也算是此时关中地区无兵可调的无奈之举。李隆基内心没有真正重视安禄山这个可怕的对手，但在毕思琛和程千里走后，他的内心又很忐忑，因为在此之前，从河北地区又传来了最新消息，安禄山此次前来一共带了将近二十万人。这下，李隆基真的坐不住了。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巧入朝奏事，李隆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见到封常清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讨贼方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看重封常清，是因为他不仅是和安禄山官职一样的节度使，更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天宝元年曾跟随夫蒙灵詧远征至碎叶城（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平定达奚诸部的叛乱，天宝六年又跟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可谓是战功赫赫。按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并深受皇帝陛下信任的战将，在皇帝陛下询问讨贼方略时，其回答应该是严谨负责任的，然而封常清却犯了兵家大忌，那就是在对战局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或许是他多年来在战场上少有败绩，使得他逐渐自大起来，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发问时，他居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陛下不必忧虑，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都害怕安禄山大军前来。但在臣看来，事情逆顺，形势总会有变化，臣愿意前往东渡洛阳，打开府库取出金帛武器，招募骁勇善战的勇士，然后渡过黄河去征讨安禄山，臣保证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安禄山的首级送来长安城。”封常清说得信誓旦旦，李隆基听得心潮澎湃。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封常清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下场。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数托付于封常清。不可否认，封常清对于皇帝陛下的重托，还是十分努力的，他当日就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洛阳，在那里他很快就征兵六万，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封常清虽然是久经沙场，但李隆基在听叛军不断攻城掠地的消息后，还是对时局流露出了担忧之情，所以在封常清走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华清宫，而是立即星夜兼程返回长安重新进行部署。在回到长安后，李隆基召见的第一个人是郭子仪。郭子仪，祖籍山西，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时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九原太守。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世史家称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从他后来指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和保卫大唐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可以看出，史家的评论绝非虚言。不过更让郭子仪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隆基这次召见他，居然会拉开他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人生序幕。“朕决定任命爱卿为朔方节度使，为朕去前方讨贼，万望爱卿勿负朕之重托。”事实上李隆基在此之前，早已经看出了郭子仪是个难得的帅才，担任一方节度使绰绰有余，只是由于安禄山始终兼任朔方节度使，所以郭子仪始终没有机会上位。现在好了，安禄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敌人，所以李隆基这次决定重用郭子仪，让他到战场上去实现他真正的价值。“臣当竭尽所能，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保住大唐的基业。”当郭子仪听到李隆基的任命后，他立刻跪在地上叩头在地。“爱卿的心意朕明白，不过此次安禄山叛乱，朕觉得其人马众多，恐怕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能平定，仅是爱卿一人担当恐怕力不能及啊！”“臣愿听陛下调遣，让臣去哪里，臣就去哪里。”“爱卿暂且整顿兵马，在京城待命，容朕再仔细思量。”……就在李隆基和郭子仪对话的转天，即他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叛军攻克博陵（今河北定县）的消息，至此李隆基终于下定决心，动用全国的力量来平定这场叛乱。针对安禄山的行军路线，李隆基决定在长安与河北之间划分三个战区，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放在北路，同时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在中路形成屏障，防御太原扼守井陉，伺机出击河北。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统管诸郡前线防御使。为了使这三路大军形成合力，李隆基特意任命六皇子荣王李琬遥领三军统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十二月初在高仙芝的带领下，大军离开长安，进驻陕郡（今河南陕县）。当时安禄山率领叛军已经攻克河北大部分州县，即将进入河南地界直逼东都洛阳。从李隆基的部署来看，唐军主要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陈留（张介然负责，兵力一万人），第二道防线在东都洛阳（封常清负责，兵力六万人），第三道防线在陕郡（高仙芝负责，兵力五万人）。通过李隆基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围绕长安大致确定了一个总的防御体系，那就是京东以高仙芝、封常清为主力，京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主力。应该说，从战略角度而言，李隆基的部署还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实际上，李隆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府军，又是临时招募“赶鸭子上架”的军队，居然被他分散得不成样子，这势必影响士气。洛阳失陷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自范阳起兵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安禄山发动叛乱很突然，加上大唐本土已近百年没经过战争，以至于各地武备废弛，战斗器械严重老化，叛军每到一处，守城官兵不是开城投降，就是望风而逃，叛军一路南下所过河北诸州县，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二日，叛军在攻克河北博陵后，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黄河的水位正好下降至一年之中的最低点，安禄山下令让士兵用长绳将老化的船只系在一起，然后和草木等横在黄河之上。经过一夜的冰冻，黄河之上呈现出了一座“人工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黄河的对岸就是灵昌郡，当时灵昌郡守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安禄山的叛军要渡过黄河至少要在转年三月河水开化以后方可成行，所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守城的准备，结果安禄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渡过了黄河，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叛军的突然袭击下，灵昌宣告失陷。至此，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进入了河南道的地界。准确地说，叛军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十二月五日，安禄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陈留（今河南开封）。此时距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上任刚刚三天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张介然在闻听叛军已至的消息后，匆忙率兵登上城楼，坚守要害之处抵御叛军，但由于时间实在有限，当时根本容不得张介然认真准备和仔细部署，加上他本身就没有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而且守城的士兵全是临时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听到叛军那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后，吓得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张介然本来是李隆基十分宠信的内侍，本没有上阵杀敌的经验，此时看到叛军声势浩大，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陈留还能有多少抵抗力，所以叛军一攻城，守城的兵士立刻做鸟兽散，顷刻间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知道难以与之抗衡，遂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张介然以及上万名士兵被俘。安禄山进入陈留后，本不想为难张介然，但此时他得到了远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杨国忠诛杀的消息，安禄山禁不住捶胸顿足、恸哭不已。“杨国忠！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打进长安将你碎尸万段，我安禄山誓不为人！”此刻安禄山借着丧子之痛发下毒誓，为了发泄自己的对杨国忠的忿恨，在陈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他下令将被俘的张介然和上万名士兵全部杀害。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满足了安禄山那嗜血的征服欲，不过在他看来，张介然等人的鲜血，依然不能平复他的丧子之痛，现在唯一能平复他丧子之痛的就是将杨国忠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能在陈留过多地停留，必须要快速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经过两天的休整后，安禄山留下部将李庭望镇守陈留，自己则挥兵继续向西。前方所到之处是东都洛阳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距离洛阳只有二百七十里，所有人都知道荥阳对于东都洛阳的战略意义，荥阳失守，东都洛阳则门户洞开。当时荥阳太守崔无波为了以防万一，除了荥阳守军之外，又自行招募了两万人御敌，但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荥阳的守军和陈留的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绝大部分士兵是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荥阳最后的结局也和陈留几近相同，安禄山指挥叛军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是中看不中用，唯一和陈留不同的是，陈留的守军望风而逃，而荥阳的守军则是吓得如雨点般的坠落城下（自坠如雨）。十二月九日，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自杀殉国，自从起兵以来，叛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这也让安禄山十分兴奋。所以攻下荥阳后，安禄山以部将武令峋镇守荥阳，自己在荥阳没有片刻休整，带领大军继续向西，迅速向洛阳挺进。事实上在安禄山围攻荥阳的时候，身在洛阳的封常清，就已经预感到荥阳是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虽然他和张介然一样，到任的时间并不长，但封常清的临敌经验显然要比张介然丰富很多，除了他下令切断河阳桥之外，他亲自带领三万人主动在洛阳城东二百里的虎牢关，凭借地势的险要进行防御。虎牢关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强攻虎牢关从而打败窦建德的，现在安禄山虽然势头不小，但在封常清看来，凭借着自己的御敌经验，加上手上的三万人马，安禄山想要跨过虎牢关势比登天。不可否认，封常清是很有信心的，但打仗不是打架，有的时候确实是“将熊熊一窝”，但有的时候兵熊能把将领也熬熊了。封常清手中的部队正是由这样一群怂人组成的。这支仓促之间组建起来的新军，悉数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由下层民众组成，或为市井之徒，或为无业游民，平常在街上挽起袖子打打群架或许还是一把好手，但要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这些人还是趁早洗洗睡吧。所以，封常清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训练成一支可以战斗的部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月十一日，当叛军和封常清的这支新军在虎牢关交手时，在安禄山铁骑的冲击下，这只新军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辛苦组建起来的军队，就这样一哄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自己从长安带来的少部分亲兵，撤出虎牢关，占据葵园（今洛阳城郊）以图再战。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封常清喘息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又强攻葵园，封常清再败，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退入洛阳城内，然后关闭城门誓死守卫洛阳。坦白地讲，直到现在为止，封常清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作为多年来败绩极少的名将，封常清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但现在手中这些人马实在不争气，这让他很是头疼。事实证明：某支男子足球队即使请来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也难有回天之力。封常清现在就如同那位主教练。十二月十三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作为守卫洛阳的主将，封常清虽然还可以继续向西撤退。但那样实在对不起多年得来的名将头衔，而且在此之前封常清已经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将安禄山的首级送到长安。不过现在洛阳的局势，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封常清都不能再退，他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守住洛阳。当叛军从四面八方攻城的时候，封常清始终身在城头指挥作战。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军队不是逃跑，就是被叛军轻而易举地射杀，到最后他只能跑下城头，在洛阳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当沦落到和敌人进行巷战的时候，他的作用往往不及那些在市井上打群架的混混儿们。“将军！赶快撤吧！这样打下去恐怕咱们都得交待在这里，到陕郡和副元帅高仙芝一起联手抵抗叛军吧！”在激烈的巷战过程中，一个部将为提醒封常清如是说道。此时的封常清已经浑身沾满血
的女儿，获得了秦穆公的敬重，于是，秦穆公对重耳报以重礼，坚决支持他回国继位。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二月，在晋国大臣的支持下，重耳被秦穆公武装护送回国，继位为君，史称晋文公。之后，晋文公重耳派人杀死了自己的侄子晋怀公圉。秦穆公围郑烛之武退师晋文公是一位英主。他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强大的楚国，迅速成为一代霸主。面对晋文公治理下迅速强大的晋国，秦穆公首先采取了全面合作的态度。一是协助晋文公解决周襄王时的内乱（秦穆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二是秦穆公三十年（前630）帮助晋文公围郑。但是，这一次围郑，对秦穆公触动很大。晋文公这一次攻打郑国主要是出于私怨。当年晋文公重耳流亡到郑国时，郑国国君对他很不友好（过郑，郑文公弗礼），重耳耿耿于怀，因此，重耳当上了晋国国君后，便要讨伐郑国，以雪此仇。面对秦、晋两个大国的围困，郑国决定派出使者烛之武游说秦穆公。夜间，郑军把烛之武用绳子从被围困的城墙上放下来，让他面见秦穆公说：秦、晋两国攻郑，郑国已经知道自己要灭亡了；但是，灭了郑国，对秦国并不利。因为从地理上看，郑国与秦国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灭了郑国，只能扩大晋国的领土，对晋国有利，而不是对秦国有利。邻国的土地增多了，只能使秦国的领土势力相对变小（邻之厚，君之薄也）。而且晋国贪得无厌，向东灭了郑国，必然向西扩张，如果不侵占秦国的土地，它还会向哪里扩张（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烛之武这番话深深触动了秦穆公（秦伯说），秦穆公马上与郑国订立盟约，而且派了三位将领帮助郑国防守（使祀子、逢孙、扬孙戍之），自己才撤兵。秦穆公突然撤兵，晋文公无奈，亦撤兵而回。这次围郑，不了了之。两年后（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晋文公去世。赛叔哭师穆公伐晋恰在此时，两年前秦穆公派驻郑国的秦将杞子捎信给秦穆公，说郑国人已经非常信任我们，让我们掌管了郑国北门的钥匙（北门之管），如果派兵悄悄进军，郑国的国都就可以轻松地拿下来（国可得也）。秦穆公听说后，立即征询两位重臣百里奚、蹇叔的意见。这两位重臣都坚决反对远程袭郑。因为，秦国的势力在今陕西，郑国的都城在今河南新郑，中间隔着一个强大的晋国。所以，百里奚、蹇叔认为：“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我们没听说过千里奔袭能成功的。因为，如果长途跋涉去偷袭一个国家，最终很有可能会拖垮自己的军队；对方也一定会有所准备，恐怕劳而无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但是，这一次，秦穆公是铁了心，决心奔袭郑国，连百里奚和蹇叔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在与晋国周旋的三十余年中，秦穆公一直非常谨慎，一直不急于东扩。为什么这一次秦穆公要坚决东扩了呢？第一是因为晋文公去世；第二，秦穆公自我感觉良好。秦穆公自继承王位以来，和晋国四位国君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接触频仍，只有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他还没有来得及打交道。这四位晋国国君中，秦穆公最器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的去世让他感到晋国有作为的国君已经没有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东扩了。秦穆公自继位以来，在东扩的道路上一直非常谨慎，从不敢迈大步。秦穆公三救晋难，打的都是政治牌，但是，此时秦穆公已经在位三十二年，人生的旅途已经走完大半，秦穆公的耐心也到了极限。所以，这一次，秦穆公重新部署，开始打军事牌了。于是，他任命了三位将军，其中，就有百里奚的儿子百里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出征的那一天，百里奚和蹇叔两个人放声大哭。赛叔一边哭，一边说：“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秦穆公派人冲着蹇叔大吼：“你懂什么？如果你活到中年，你墓地上的树都有两手合围那么粗了。”（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他还怒气冲冲地对百里奚、蹇叔说：“孤发兵而子沮吾军，何也？”两位老臣回答：我们不敢影响军队士气，只是我们俩的儿子都要从军。俺俩年龄大了，恐怕他们这一去我们就见不到儿子了。然后，两个老臣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肯定要打败仗，而且一定是在殽山。那就是秦军的葬身之地，我们只能等着在那里给你们收尸了。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秦兵东进，到了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带着十二头牛到周地去卖，刚好碰见秦军，他害怕被秦军杀掉或俘虏，就献上他的牛，并且假托郑国国君的命令说：听说贵国要丢讨伐郑国，郑君已认真做了防守和抵御的准备，还派我带了十二头牛来慰劳贵国士兵（闻大国将诛郑，郑君谨修守御备，使臣以牛十二劳军士）。秦国的三位将军一听这话，立即商量说：我们要去袭击郑国，郑国现在已经知道了，去也袭击不成了。于是灭掉滑国。滑国当时是晋国的附属国。此时，晋文公还没有安葬。太子襄公愤怒地说：秦国欺侮我刚刚丧父，趁我办丧事的时候攻破我国的滑国（秦侮我丧，因丧破我滑）。于是发兵在殽山阻截秦军，把秦军打得落花流水，不仅全军覆灭，还俘获了秦国的三位将军。晋文公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儿，她替秦国三位被俘的将军求情说：我父亲对这三个人恨之人骨，您放他们回国，好让我父亲亲手杀了他们。晋襄公便放了这三位将军归国。百里孟明视等三位将军回国的时候，秦穆公穿着自色丧服亲自到郊外迎接他们，向他们三个哭着说：寡人因为没有听从百里奚、蹇叔的话，让你们三位受了屈辱（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二三子），你们三位有什么罪呢？你们要准备全力洗雪这个耻辱。秦穆公不但恢复了三个人原来的官职棒禄，还厚待他们。秦穆公三十六年（前624），穆公派孟明视等人率兵进攻晋国。秦军渡过黄河就把渡河的船全部烧掉，以示不凯旋不回国之心。我们都知道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但一般不知道沉舟这一战法的专利应当属于秦穆公。秦军众志成城，沉舟而战，晋军震恐。结果，这一仗秦军大败晋军，夺取了王官（今山西闻喜南）和鄗（jiāo，郊）地，为殽山战役报了仇。秦穆公渡过黄河，亲自为殽山战役牺牲曝骨三年的将士筑坟、发丧、痛哭三天，并向秦军发誓说：古人办事都要虚心听取老年人的意见，所以不会有什么过错。我自己没有采纳百里奚、蹇叔的劝告造成重大过失，我要让后代永远铭记这次过失（令后世以记余过）。秦穆公毕生致力于东扩，终于打败晋国，报了殽山战败之仇。但是，秦军虽然取得了这次胜利，晋国的军事实力仍然没有受到重创，晋国仍然是秦国东扩的最大障碍。遗憾的是，秦穆公并未完成这项历史使命就撒手人寰。秦穆公是一代英主，他在位三十九年，东平晋乱，西伐诸戎；招贤纳士，用由余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用百里奚、蹇叔，与东方强大的晋国周旋，见机行事，逐步蚕食其土，并在诸侯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然而，穆公去世之后，秦国历经十五代国君，近二百六十年，都忙于争权，无所作为。直到秦孝公，才重新续写了秦国的崛起之路。那么，秦孝公是如何重整旗鼓、开疆拓土的呢？第6章孝公变法公元前338年的一夭傍晚，一位匆匆忙忙从秦国商地（今陕西商县）逃往魏国的人，想在边关的客店里住上一夜，第二天再继续向东行进。但是，客店的主人告诉他：商君立法，没有证件的人住店，店主人若留宿，也要连带判罪。你没有证件，我不能留你。这个人长叹一声说：商君变法怎么弄到这种程度！这位客人万般无奈只好离开了这个客店。其实，这位要住店的客人就是立法的商鞅。他在秦国成、功地实施了变法，使秦国走向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吞并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是，这位对秦国作出如此巨大责献的变法者，现在却如丧家之犬，惶惶逃命，最终他也未能逃脱五马分尸的悲惨结局。那么，商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逃离秦国呢？为什么他制定并实施的能使秦国富强的变法给他带来的是惨死的结局？公叔痤举荐卫鞅魏惠王佯应实违商鞅原本是卫国国君的妾所生的儿子（庶孽公子），原名公孙鞅，因为生在卫国，也叫卫鞅。商鞅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他初人政坛是在魏相公叔座（cuó，搓，阳平）手下做官。公叔座深知商鞅的才能，他想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是，这个机会还没到来，公叔痤自己就病危了。魏惠王听说公叔痤病危，便马不停蹄地赶到公叔痤家中探视，并向他询问：万一您有什么不测，有谁能像你一样辅佐我治理国家？公叔座回答：我手下有一个叫公孙鞅的人，很年轻，但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家交给他治理（愿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听了之后，默然无语。魏惠王临走的时候，公叔座斥退左右之人，悄悄对魏惠王说：如果大王不用公孙鞅，一定要杀了他，千万不要让他到其他国家去（王即不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魏惠王表面上答应了奄奄一息的公叔痤的请求。公叔痤请求魏惠王若不用商鞅必杀之，本意是想说服他起用商鞅，公叔痤看出魏惠王不想重用商鞅，所以魏惠王一走，他马上把公孙鞅叫来说：刚才魏惠王问我谁可以代我为相，我推荐了你，但我看他没有重用你的意思。因为我做事一直本着先国家后个人的原则，所以，刚才告诉魏惠王，如果不能用你，一定要杀了你，千万不能让你到其他国家去。你赶紧逃命去吧，晚了就来不及了。公孙鞅听后，很平静地对公叔痤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事实也的确如此，魏惠王从公叔座家里出来，就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座这个老头真是病昏了头，竟然想让我把国家交给毛头小子公孙鞅去治理，简直荒唐之极！因此，公孙鞅并没有离开魏国，魏惠王也没有杀害他。公叔痤贵为魏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对商鞅推崇备至，极力推举，首先是因为商鞅确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同时更显示出公叔座不一般的胸怀和勇敢。古今中外，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如公叔痤）赞扬一个比他更有能力的人（如商鞅），不仅仅需要慧眼识才，更需要勇敢无畏。可惜的是，公叔痤对商鞅的赞扬为时已晚。赞扬本身是一门大学问：赞扬与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是胸怀宽广；赞扬不值得赞扬的人，是借力打力；赞扬比自己更强大的人，是勇敢无畏。公叔座了解商鞅，却不了解魏惠王。商鞅断定魏惠王不会杀害自己，证明了商鞅的聪慧。商鞅一再有才，到此为止也只不过是已故魏国国相手下的一位小官（中庶子），他又怎么会跑到秦国施行变法呢？秦孝公广招贤才公孙鞅火速人秦商鞅人生的改变都是秦孝公惹的祸。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去世，年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继位。秦孝公继位之时，当时秦国东边的六个强国韩、赵、魏、齐、楚、燕都已经成了气候。周天子的力量更加衰落，诸侯之间不断厮杀，互相吞并。秦国远处雍州（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能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被山东六国当作夷翟（dí，敌）看待，并且时刻有被他国侵吞的可能。这种政治局面使颇有雄心壮志的秦孝公忧心忡忡，他迫切希望能够恢复秦穆公时代那种“东平晋乱”、“西霸戎翟”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所以，秦孝公痛下决心，公开提出：谁能够出谋划策让秦国强大起来，我愿意给他高官厚禄，而且将土地分给他（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与之分土”这句话出自一位国君之口极其不易，分量极重。说它不易，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许下分地与人的国君；说它分量极重，因为这句话对天下贤才的杀伤力极强！谁不愿意在有生之年能够分到赏地？除非他一无所求！秦孝公之所以要变法图强，主要出于两大原因：一是对秦穆公业绩的仰慕，秦穆公当年“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孝公对穆公取得的丰功伟业与荣耀钦羡不已。二是对当时秦国地位低下的痛心，穆公时夺来的河西之地，又被夺走，东方诸侯看不起秦国，鄙视其为戎翟，不把秦国当成正式成员看待，这使秦孝公感到了强烈的耻辱（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知耻而后勇，秦孝公痛感秦国必须变法图强，奋起直追。而要强大富强，超越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人才。所以，秦孝公决心求贤。秦孝公求贤不仅决心极大，而且撒开大网，范围极广。以他自己的话来说，选拔人才的范围是“宾客”和“群臣”。不仅限于秦国的“群臣”，六国来的“宾客”也不拒绝。这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全世界招募人才。秦孝公大张旗鼓地以土地与官爵为饵、网罗天卞人才的政令，就像电波一样，越过边界。有一个人匆匆忙忙从魏国赶来，参加秦国的人才招聘大会，他就是在魏国一直郁郁不得志的商鞅。满怀着求取富贵的目的，商鞅来到秦国，找到秦孝公最宠幸的景太监、（景监），请他安排自己和秦孝公见面。太监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后世不少人也曾经因为商鞅最初通过景监求见秦孝公一事批评商鞅，但是，商鞅当时急于见到秦孝公，推行自己的一套富国强兵之术，而他在秦国又一无亲朋，二无好友，不找秦孝公宠幸的景监能找谁？商鞅见到秦孝公后，秦孝公对商鞅先后进行了四场面试。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大讲“帝道”（五帝之道——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事后大骂景监：你那位客人是个只会说大话的人（妄人）。第二次见秦孝公，商鞅大讲“王道”（三王之道——夏禹、商汤、周文王），秦孝公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见秦孝公，大讲“霸道”（春秋五霸），秦孝公听得有点兴奋了，但还是没有特别感兴趣。第四次见秦孝公，商鞍大讲“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傻了，一个劲儿往商鞍跟前凑，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富国强兵的人才。从此，商鞅大得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在秦国实施变法。商欺没有辜负秦孝公的赏识与信任，他的变法政策使秦国从此走上了国富兵强的道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寻觅人才时的承诺，给商鞅加官晋爵、赐予封地。那么，求富得富、求贵得贵、要官有官、要地有地的商鞅怎么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呢？怎么会可能发生本篇开头叙述的像丧家之犬匆匆逃离秦国的事呢？富贵，缘于变法；逃奔，亦缘于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军功建县制要了解商鞅为何匆忙逃命，必须从他变法的具体内容谈起。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对秦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第一，改革政治制度。商鞅变法是一场政治制度的深刻变改，这种制度变革在商鞅变法中表现在四个方面：1.中央集权制的雏形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合并乡邑为县，每县设立县令、县丞，在全国设立了三十一个县，每个县又都安排了县令、县丞（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商君列传》，《秦本纪》是四十一县），县令、县丞必须由国君直接任命。这项制度看起来并不起眼，只是合并了一些行政区划，但是，它的内容绝非那么简单。把国家的基层政权设置为县，由国君直接任命县令、县丞，这一套基层政权的建制刚好是秦始皇统一帝国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郡县制的雏形。此项措施具有两个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一是基层政权的长官由国君亲自任命，而国君直接任命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是中国两千多年中央封建集权制的肇端。二是它初步打破了世卿世禄的世袭制，直接催生了官僚制。2.官僚制的雏形西周、东周时期，从天子、诸侯到卿大夫、士，他们的爵位、封邑、官职都是父子相承的，这项制度被称为世袭制，它的基础是血缘宗法关系。其中，爵位和官职的世袭叫世卿，封邑的世袭叫世禄。世卿是政治地位，世禄是经济地位。世卿世禄制和分封制、宗法制是三
到的主要是那桐一支的婚姻关系，对于其他几支基本未谈。后来她曾专门与我详细讲述过那晋一支的婚姻关系，但因这部书稿已经完成，未及收录。注238豆腐池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宝钞胡同，西至旧鼓楼大街。由于胡同中有杨昌济故居，所以一般提到这个胡同，都以为豆腐池杨家的杨，是指的杨昌济。而事实上这两个“杨”并非一回事。注239张寿椿这里说的“二姐夫”就是察奎垣，详见本卷的奎垣口述。注240这里说的没错，奕劻确是清高宗弘历第十七子永璘的嫡孙，光绪十年(1884年)命其管理总理衙门。封庆郡王。1894年封庆亲王。注241五姑，即那桐的孙女张寿蓉，详见上文张寿蓉口述。注242方家胡同西起安定门内大街，与分司厅胡同相邻，东至雍和宫大街，为东西向。公益巷南端接方家胡同，北端接国子监，中间有个90°拐弯，是一个较有特色的小胡同。大经厂位于鼓楼东大街，骑河楼位于北河沿大街，与方家胡同几处都相隔甚近。注243这里说的中堂，系指张寿椿之母蒋坤图的祖上蒋攸铦，蒋攸铦是清嘉道时期的名臣，历任两广、四川、两江与直隶总督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故曰“中堂”。史称其“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其子蒋霨远官至贵州巡抚(《清史稿》卷366“蒋攸铦传”)。关于蒋攸铦的籍贯和旗分，蒋家后人、北京社会科学院袁熹教授有所考证，认为《清史稿》记载有些舛误，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注244关于阎家，详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尤见访谈者按中的注释。阎隆飞(1921—)，生物化学家。北京市人，满族。194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注245大头瘟即流行性腮腺炎，也称痄腮。注246西安战干团，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产物，由蒋介石任团长，副团长为胡宗南，教育长为葛武柒。按团中规定，凡从沦陷区来团青年，大学毕业者经考试合格可编入学员队，中学毕业者编入学生队，年幼儿童编入儿童队。一说这是国民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设立的收容机构，是国民党为与共产党争夺青年而办的，因此一度被定性为“反动组织”。注247分司厅小学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始建于1914年，始称为“京兆模范小学”，1929年改为河北省立第三模范小学。1935年后因校址位于分司厅胡同，定名为分司厅小学。注248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1951年北洋大学正式更名为天津大学。注249按：张寿椿女士的丈夫是汉族。注250此表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根据张寿蓉、张寿崇姐弟的叙述做成，特此致谢。注251参见王钟翰：《内务府世家考》：“明善，字元甫，本姓索氏。内府正黄旗满洲。监生。道光末，外任苏州织造、粤海关监督。咸丰间，内授内务府大臣、崇文门副监督。同治末卒。子文锡，字澍田。继为内务府大臣。孙增崇，字寿臣。亦继为内务府大臣。家住秦老胡同，屋宇多至数百间，世称‘明索’。三世为内务府大臣者，道咸以后只此一家。”(注：《清史列传》卷47，38—39页。按《清史稿》44册，13533页“忠义传”之明善，富察氏；《国朝耆献类征》卷355，13页又有一明善，爱新觉罗氏。是知三人同名，为罕见之事)载《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500页。注252《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五辑“北京满族调查报告”(未刊稿)，79—82页。注253《那桐日记(1890年—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注254秦老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与井儿胡同相接。增崇家位于该胡同西头。注255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0页。注256按有关索家花园的描述在现今通行的讲述老北京往事的文章中经常可见，兹摘录部分如下：“秦老胡同35号四合院原为清晚期内务府总管大臣索家宅子的花园部分。索氏后代是曾崇，因曾崇的儿媳妇为清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之姨，故民间流传这所房子是‘皇后的姥姥家’。该院原本是索宅的花园，名曰‘绮园’，至今院内假山上仍有‘绮园’二字的刻石。原院内除假山、水池、桥、亭等建筑以外，还有一仿江南园林建筑——船形敞轩，这敞轩底部似一大船，造型独特，使花园不同流俗……现为北京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确如察先生所说为以讹传讹，且增崇也不是“曾崇”。注257关于卖给包家一事，详见本书下面包义、包平的口述。注258奎垣先生的这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的乐元可等，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之一，经常在一起谈艺论画，说古道今。按，关于京城这“八大少”，在本书出版前夕，又得橘玄雅先生来信相告，可作补充：“八大少里两位是柯家的，四位是乐家的，另外两位是旗人。一位是索家的‘索六爷’，另一位网上资料上说是内务府出身的唐子炎，其实就是唐海炘。唐海炘是户部侍郎长叙独子都统志锜的二公子，也就是瑾妃和珍妃的本家侄子，所以并非是内务府出身。据说唐海炘这人极为‘会玩’，京戏等等也十分精通，与当时个别宗室王公的阿哥们、蒙古那王之子、王齐贤、王世襄、朱家溍等世家子弟皆为‘玩伴’。”在此谨向橘玄雅先生致谢。又按，华比银行(BelgianBank)成立于1902年，总行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年12月在上海设分行，后陆续在天津、北京、汉口、重庆等地设立分行。该行首重在中国投资铁路，专营承揽铁路借款。1956年申请停业清理，1976年正式停业。注259十一叔是奎垣的叔叔。注260这里说的喜塔腊氏，即上篇张寿蓉口述中提到的裕禄家，后姓奚。注261这句话出自当年老北京的一首童谣：“钟楼高，鼓楼矮，假充万岁袁世凯，铜子儿改老钱，铁棍打老袁。”铁棍即指铁良。铁良自1906年任陆军部尚书起，就与袁世凯争夺北洋新军的统帅权，后又与善耆等皇族成员一起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清朝亡后又进行过一系列复辟活动，故民间有这样的童谣。注262这里指的是清朝内务府大臣绍英家。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绍英于宣统间任度支部侍郎，辛亥革命后，为溥仪宫中的内务府大臣。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把绍英称为“恭顺”“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是伴随清廷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遗老”之一。马佳氏枝繁叶茂，人口众多，祖上出过辅佐大清有功的大将军图海、礼部尚书升寅。绍英的爷爷升寅进京赶考后，一直定居在朝阳门内南小街新鲜胡同。绍英有两个儿子，长子世杰，次子世良，由于其兄绍彝没有孩子，所以世良被过继给绍彝。这里说的奎垣的十一叔所娶的，就是马世杰的女儿。注263蒋中堂系指清代光绪年间大学士崇礼。崇礼字受之，汉军正白旗人，姓姜氏，误传其姓蒋，而称蒋四爷。其住宅在东四六条西口内，门牌63号、65号。注264亮果厂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起美术馆后街，西至北河沿大街。注265见《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初二日：“大女许字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崇地山尚书之次孙、衡阶生观察之次子，名希贤，号少阶，行三，现年廿岁。家有母在，胞兄弟四人……下有一弟也……诚玉如内兄大媒也。”(256页)所说希贤之弟，即奎垣先生所说的立贤，也与增崇家结亲。注266乾隆帝长子永璜死后被追封为定亲王，由他的次子绵恩袭爵。绵恩之子奕绍、孙载铨均为亲王，曾孙溥煦降袭郡王，溥煦之子毓朗降袭贝勒，这就是奎垣的外祖父。毓朗曾任军机大臣，在清末是比较开明的人物。润麒即郭布罗·润麒(1912—2007)，既是溥仪皇后婉容的弟弟，其夫人又是溥仪的亲妹妹韫颖。注267关于刘家与刘贡南，详见本书附录《“当铺刘”今昔——刘汝舟口述》。注268这里奎垣先生引用的，是传奇小说《迷楼记》中所叙的一个故事。写隋炀帝晚年沉湎女色，修筑迷楼，选后宫和良家女数千，居住宫中，宫女无数，后宫不得进御者亦极众。后宫女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经于栋下。臂悬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进帝，乃诗也。其中《自伤》一首云：“初入承明殿，深深报未央。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春寒入骨清，独卧愁空房，飒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平日新爱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引颈又自惜，有若丝牵肠。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帝见其诗，反复伤感，酷好其文，乃令乐府歌之。(《迷楼记》收入《说郛》《古今逸史》《古今说海》等。见《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注269察家这套四合院“献”给石油部之后又一次变得十分有名，据称：“自余秋里搬到这儿后，这个胡同的名字在石油战线几乎无人不晓，因为他和战友们创造的‘秦老胡同’工作方式，影响了共和国整个石油工业的发展方向。不夸张地讲，石油部后来的所有重要决策都是在这‘秦老胡同’的‘侃大山’中形成和完善的。”注270继指继禄，奎指奎俊，均为清朝时的内务府总管。参见本文附录察存耆：《关于光绪之死》中的记载。注271刘槐庭和刘贡南不是父子，是爷孙。刘槐庭的儿子名刘禹臣，参见后面对刘汝舟的访谈。注272刘汝舟所说他的祖父、父亲的名、号都与奎垣这里所述不同，可能是奎垣这里的记忆有误。注273马大人胡同现名育群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四北大街。注274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伊犁将军，部署了一支以驻防满、蒙八旗为主体，辅之以绿营兵，以及厄鲁特、索伦、锡伯等兵丁组成的军队。其中锡伯、索伦兵均由东北移驻，但当时并未编入八旗。同治朝新疆爆发“回乱”，时间持续十六年之久(1862—1877)，伊犁两座满城相继失陷，伊犁亦被俄人侵占。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率兵征西，将伊犁收复。翌年恢复伊犁满营建制，将惠远、惠宁两城满营并为一营，称旧满营，后又从锡伯营中挑选千人，和部分索伦兵一起，组成新满营。奎垣先生这里虽然只有简短几句，但内容大致不差，说明他对新疆这段历史相当熟悉，估计是从婉容的弟弟润麒那里听说的。又按，清代索伦，包括今达斡尔族和部分鄂温克族人。注275这样的记录在《那桐日记》每年正月的最初几天都有，以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例，新正月初一日，午刻饭毕出门拜客四十余家，酉刻归。初二日拜客二十余家归。初三日午刻出门拜客六十余家，酉刻归。初四日午刻出门拜客四十家，酉刻归。到初十日方止，等等。(43—44页)再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七日记：“午后拜西北城客五十八家。计八日之间，已拜过五百数十家矣。”(264页)注276《那桐日记》民国二年(1913年)十一月八日记：“晚吃张治菜两桌。”(759页)注277张治确有其人，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从前宴会，皆由大饭庄承办。至光绪间，庖人之精烹调者，各立门户，自出应堂会，各种菜品多新颖出色，有黄厨、贾厨、谦益堂刘厨及张治四家最盛。张氏专应各伶人私寓酒席；刘氏专应京官公讌；黄、贾二氏内外城宅第多用之。后皆自开设饭庄，则生意反不振矣。”(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59页)注278如《那桐日记》光绪十九年(1893年)八月初五日记：“晚瑞裕如、成芝田送福全馆果席一桌。”(121页)注279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据传光绪朝著名京剧老生、戏界均称“大老板”的程长庚，就是在秦老胡同文索宅(察家)演堂会时，因与孙菊仙争气，一昼夜连演四本《取南郡》，劳累得病，未数月遂卒的。另有民国初年潘镜芙、陈墨香撰《梨园外史》，记咸同以来数十年优伶故事，其中多有提到秦老胡同明善、文索之处，文中记“明善家一个月里头，至少要唱二十来天的戏”(第七回)，虽为小说，但也相当真实地反映出秦老胡同明善家在当时北京的知名程度和盛况。我问他家是否有戏台，原因也出自于此。又按，世怡先生也几次向我提到《梨园外史》一书和书中讲述的明索家故事，限于篇幅和本书主题，有关这本书的谈话此处不赘。注280这里说的十三个有名的唱戏的，当是指“同光十三绝”画中的十三位著名昆曲与京剧演员。按“同光十三绝”，据一般说法，是在清代光绪年间，由画师沈蓉圃以彩色绘制的这十三名演员的剧装画像。所绘十三位演员之面目毕肖，神情逼真，服装、化装写实传真，为研究京剧史的珍贵资料。画中从左至右分别为：郝兰田饰《行路训子》之康氏；张胜奎饰《一捧雪》之莫成；梅巧玲饰《雁门关》之萧太后；刘赶三饰《探亲家》之乡下妈妈；余紫云饰《彩楼配》之王宝钏；程长庚饰《群英会》之鲁肃；徐小香饰《群英会》之周瑜；时小福饰《桑园会》之罗敷；杨鸣玉饰《思志诚》之闵天亮；卢胜奎饰《战北原》之诸葛亮；朱莲芬饰《玉簪记》之陈妙常；谭鑫培饰《恶虎村》之黄天霸；杨月楼饰《四郎探母》之杨延辉。我为刘曾复先生所做访谈时，他说目前流传的许多说法并不准确，这并不是沈蓉圃的原图。我为刘先生所作口述详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下册)，但他对“同光十三绝”一画的意见并未收入该访谈中。注281贯大元(1897—1969)，著名京剧老生。注282八角鼓是八旗旗人的特色乐器，是北方曲艺音乐单弦牌子曲的主要伴奏乐器。注283按，我这里提的问题来自《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据该书记：“同光之际，广东商家采办翡翠来京者，有著名二石，一名三万三，盖以价格而言，一名一口锅，盖以形式而言，皆纯绿无瑕之品。凡宫内所需饰品，多出于三万三，故其名震于时。其实一口锅所出材料尤胜，如继二爷(祥)之扳指及文索(锡)家之第一品翠镯(秦老胡同增氏之上辈，其家有五对著名者)，皆一口锅中材料。”文索即奎垣先生的曾祖、增崇之父文锡。注284《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147—151页。注285“知会”：通知。注286“发抄”：正式抄录药方及脉案，通报各处。注287《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原文均未注出处，下同。注288《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89《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0《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1《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2沙井胡同位于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西。注293马大人胡同位于东四北大街西侧，今为育群胡同。注294“锅子料”：初冬烤猪肉与大肉丸子，合装火锅食用，称为“锅子料”。注295“票了”：比喻无所得。注296此次访谈，得益于乐曙青先生及其夫人金玲女士的协助，他们为我介绍了刘汝舟先生并陪同我进行了这次访谈。乐曙青先生是同仁堂乐家大房乐益卿的儿子，对他的访谈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他也是此次刘汝
己已经没有能力再抵抗了，容他今天和手下人准备一下，明天开城投降。当时叛军闻听消息后大喜，遂鸣金收兵等待受降，而李抱玉却乘机修补城池，然后派小队人马从城墙之上用绳子系到城外，悄悄绕到叛军身后，准备做奇兵偷袭叛军。做完一切准备工作后，李抱玉立即向叛军下战书，决定誓死不降，挑衅叛军：有种的就继续攻城。叛军万万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李抱玉的一封挑战书，大怒之下再次攻城。但由于情绪过于激动，他们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怎样攻城上，却忽略了身后还有李抱玉的一支奇兵，最终在前后夹击之下，攻打南城的叛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南城之围暂时缓解。在南城激烈鏖战的时候，身在中城的李光弼事实上面临着比李抱玉更大的压力，因为中城一旦失守，也就意味着整个河阳城失陷。为了有效地抵御叛军，他在叛军还没到达之前，指挥将士在城外设置了木栅，栅外又挖了深、宽各两丈的壕沟，在刚刚挖好的转天，叛军在大将周挚率领下，到达中城之外十里处安营扎寨。李光弼明白如果仅仅是打一场城池保卫战，那么尽管等叛军前来攻城，自己在城墙之上指挥士兵打退敌人的进攻就可以了。但此时叛军势盛，而且自己又缺少守城的器械，所以思虑再三，他决定开城迎战，地点就选在中城外围的低垣之内，李光弼的意图是尽量在城外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不使其靠近中城。当时李光弼派部将荔非元礼率领精兵在中城外的低垣内准备好，伺机向叛军发起冲锋，而他自己则在城东北角树起一面小红旗，进而观察整个战局的发展变化。周挚凭借兵多将广，带领叛军一直推进到城下，并同时用战车载着攻城的器具相随，不时督促士兵填埋壕沟，在城的三面各填了八条道路准备通过。叛军行进得十分顺利，这让中城内的李光弼大为恼火，他派哨兵去质问荔非元礼为什么对行进前来的叛军熟视无睹，没想到哨兵带回来的消息却是荔非元礼的反问，他的问题是李将军究竟是想主动出击，还是想据城坚守？“废话！当然是想主动出击了！”听完哨兵带回来荔非元礼的回话后，他更加急躁起来，但当他再派哨兵前去下达进攻命令的时候，城下荔非元礼的排兵布阵，却令李光弼心生钦佩之意。当叛军填好壕沟准备通过时，荔非元礼立即率领体力充沛、精神饱满的唐军从低垣内冲出，迅速向叛军发起了冲击。由于叛军所有的注意力全在脚下的壕沟之上，所以对唐军的冲锋准备不足，一时间阵形大乱，纷纷向后撤退，李抱玉带领唐军一鼓作气打退叛军，使其攻势土崩瓦解。唐军在城外获胜让李光弼大为欣喜，但也让叛军主将周挚有些心里发虚，先前攻占南城未果已经使叛军锐气受挫，现在进攻中城又遇阻，这不仅让他产生了畏难情绪，而这种情绪让周挚做出的决定就是由进攻中城改为进攻北城。于是在周挚的率领下，叛军开始向北城方向移动。叛军的动向被中城之内的李光弼全都看在眼里，于是他根据叛军的动向也同时移兵到北城，在那里继续抵御叛军的进攻。和先前进攻南城和中城相比，周挚由于信心不足，这次进攻北城组织得并不是很给力，几次进攻由于阵容不整，号令不一，所以被唐军接连打退，但李光弼对这种消耗战显然并不满意。坦白地讲，叛军由于在南城和北城消耗了不少兵力，所以现在进攻北城已经是强弩之末，在我看来这也是周挚为什么信心不足的原因所在，可是史思明已经下了死命令，捉不到李光弼绝不能撤兵，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进攻。而这一切事实上李光弼全都心中有数。几次进攻被唐军打退后，周挚开始偃旗息鼓，他需要让连日劳累的士兵休整。就是这样一个短暂的机会，被李光弼捕捉到战机，从而一举奠定河阳之战的胜利基础。在叛军停止进攻的时候，李光弼通过观察发现叛军在城外的列阵营地，有几处十分坚固，分别是大营的西北角与东南角，只要能以最快的速度端掉这两个角，那么叛军立刻就会土崩瓦解。于是，李光弼下令让部将郝廷玉率领精兵三百人突袭叛军阵营西北角，部将论惟贞率领精兵二百人突袭叛军阵营东南角。“你们必须要看我的令旗作战，如果我的令旗挥动缓慢，就任凭你们选择有利时机出战，如果我突然急速往上挥动三下，你们就要奋力向前，必须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有后退者，必斩！”在两位部将即将出战时，李光弼部向他们部署方略，然后他整装向西面向京城长安的方向跪倒，真挚地说道：“臣身为国家的三公，绝不能死于叛军之手，能否打退叛军全在此一举，万一战事不利，臣自刎于此！”言罢，他伏地叩拜三次，然后站起身来命令打开城门，让郝廷玉和论惟贞带着人马杀出城去。至此，河阳之战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在郝廷玉和论惟贞率领精兵从中城冲出去的一瞬间，李光弼在城头上将令旗高高地举起，只见他急速向上挥动了三下，城下的两位部将立即率领精兵向叛军的营地发起冲击。唐军虽然人数不多，但人人奋勇争先，不避矢石地冲锋陷阵，尤其是郝廷玉和论惟贞两位主将更是身先士卒地杀入敌营，士兵看到主将一马当先闯入敌营，更是士气大振，备受鼓舞，无不前仆后继，以一当十。周挚万万不会想到李光弼会冒险出城进攻，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唐军已经逼近本方大营不过五百米，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再从容组织抵抗，所以他临时带上守卫自己帐幕的几十名亲兵，即刻上马出营应战。由于周挚匆忙应战，致使他刚刚出营就遇到了让他棘手的一幕，唐军在冲到本方阵营后，立即兵分两路，分别向大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而去，这让周挚一时间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在他愣神儿的工夫，郝廷玉和论惟贞已经分别对叛军阵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这两处最坚固的地方，发起了闪电般的突袭。霎时间，呐喊声和兵刃相撞声震天动地，周挚由于没能及时做出决策，致使本方阵营两处最坚固的地方，被唐军一通冲击，叛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不要乱跑，听我的号令，违令者斩！”周挚在乱军之中，想努力控制局势，但无奈人心已乱，任凭他怎样高声呼喊，也无济于事。仓皇之中周挚只得带领少数亲兵，脱离本方大营，前往南城外与准备攻打南城的史思明会和。当史思明得知周挚在中城的惨败后，遂无心恋战引兵退去。至此，河阳之战宣告结束，此役唐军斩首叛军千余人，俘虏五百人，生擒叛军大将徐横玉、李秦授，并缴获战马两千匹，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大胜。李光弼在河阳中城之上看到叛军退去，不禁长抒一口气。但他知道这一切远远没有结束，史思明虽然引兵退去，但依然对洛阳是个巨大的威胁。为了扩大河阳之战的战果，李光弼于上元年（761年）二月，率军主动进攻河阳北部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思明闻讯后遂匆忙领兵前去援救，但半路中了李光弼的埋伏，被打得惨败，只得领兵撤回洛阳。从整个战局来看，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胜利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唐军与叛军的力量对比。史思明也只是解除了对河阳的包围，唐军却依然没有光复洛阳。换句话说，双方只是暂时处于一种蛰伏的状态。事实上，河阳之战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李光弼坚守住河阳城一年半后，史思明再一次卷土重来，进而由河阳之战引发的邙山之战即将开打。邙山失利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的胜利而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使整个中原战局有明显的改观，唐军主帅李光弼仍以固守河阳、相机行事为主要战略方针。而史思明在河阳吃了败仗后，则退守洛阳，休整人马，同时又准备以洛阳为根据地，进一步威逼长安，所以史思明没有就此撤出河南辖境，决定继续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对峙下去。不过当时谁也不曾想到双方的这种对峙局面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六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曾经有人上疏李亨，说现在天下未定，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应该让军事才能极佳的郭子仪赋闲在家。李亨看完奏疏后采纳了相关意见，遂下诏起用郭子仪为河西诸镇元帅，统领禁军与诸道藩汉人马共计七万人，准备从朔方出兵直捣范阳，然后再南下进兵河北，意图在河南与李光弼前后夹击史思明。如果这个计划成行，那无疑会加速平叛的进程，让人遗憾的是就在李亨刚刚起草完诏书后，宦官鱼朝恩前来阻挠，李亨只得作罢。所以，对于李光弼而言，还要平叛重担一人担。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史思明看到李光弼坚守河阳长达一年多不出战，知道这样耗下去于己不利，遂想引诱李光弼出城决战。但无论史思明怎样挑衅，李光弼就是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史思明见没有效果后，于是心生一计，他派人前往长安散布流言，说自己的人马都是北方幽燕一带的人，现在长期背井离乡在外作战，全都厌战思归，所以目前人心不一，貌合神离。史思明释放的这种烟雾弹，是想激起唐廷高层那些目光短浅、只热衷官场斗争的人的猜忌之心，因为李光弼坚守河阳一年多之久，而叛军目前不利的状况，李光弼为什么不出战呢？那一定是想以战养战！事实证明，史思明的策略十分有效，他的流言恰恰在宦官那里找到了市场。当鱼朝恩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上报李亨说自己已经掌握叛军的内部状况，认为李光弼是故意不出战，为了尽早结束战事，皇帝陛下应该立即下诏催促李光弼尽快出战。李亨虽然对李光弼十分信任，但一年多来河南战局依然是对峙局面，也让他内心稍有不悦，所以借助鱼朝恩的这种舆论攻势，李亨趁机下诏催促李光弼全力进攻洛阳。最初李光弼在接到诏书后，给出的答复是：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皇帝陛下一连下了六道催促出战的诏书，尤其是第六封诏书上赫然写着“贻误战机必问罪”的字样，无奈之下，李光弼只得让郑陈节度使李抱玉留守河阳，自己硬着头皮领兵出城向洛阳进发。二月二十三日，李光弼在洛阳城北的邙山摆开阵势，准备与史思明叛军进行决战。一百多年前李世民曾经在这里和王世充展开过一场大战，结果唐军取得胜利。今天当李光弼站在邙山脚下遥望洛阳城时，他的心中不禁有些犹疑，前方旌旗招展，他只能默默地祈祷自己能有太宗皇帝当年的好运气。李光弼首先命令人马占据险要地势，依山扎营布阵。但部将仆固怀恩却执意要在平原地带布阵，李光弼闻讯后立即派人阻止他，并讲明如果在平原地带布阵，等于彻底将自己的劣势暴露给了叛军，以史思明的精明绝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的。很长时间以来仆固怀恩对于李光弼心中并不是那么服气，原因之一在于他的官职是朔方节度使，而起初朔方最高的军政长官是郭子仪，应该说他算是郭子仪的嫡系，可是现在李光弼取代了郭子仪，这让仆固怀恩心中很不爽。最关键的是，仆固怀恩虽然是一员武将，但他和朝廷内的宦官始终保持亲密的关系，鱼朝恩在向李亨进李光弼的谗言时，仆固怀恩为了报复李光弼，极力附和鱼朝恩。这也是李亨下定决心让李光弼必须出战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仆固怀恩准备列阵平原的做法，李光弼坚决持反对意见，甚至说出了“如果不想置我们于死地，那就请赶快改变你的做法”这样的狠话。李光弼素以治军严厉著称，这一点他和郭子仪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仆固怀恩却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主儿，所以结果就是四个字——拒不执行！由于当时诸镇节度使已经是拥兵自重，李光弼这个统帅也只是拥有名义上的指挥权，一旦有不听指挥的，李光弼还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仆固怀恩的固执让李光弼很不能接受，为此他派人多次找仆固怀恩进行交涉，却依然未果，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半日，没有丝毫进展。但就是这半日的工夫，却让精明的史思明捕捉到了战机。李光弼初到邙山之时，史思明便已经派人严密监视唐军的动向，当他得知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因为列阵的问题产生争执，从而导致唐军阵形准备不足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唐军发动了突袭。而尚未做好准备的唐军由于仓促应战，顿时阵脚大乱，溃不成军。这本来应该是李光弼熟悉的战法，但因为内讧的原因，却让史思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李光弼这次本来就是硬着头皮从河阳出来，现在又遇到突袭溃不成军，所以他并没有像先前在河阳时那么信心坚定，立刻带领人马渡过黄河退保闻喜（今山西闻喜县）。李抱玉在河阳自知孤城难守，也主动放弃河阳，奔至闻喜和李光弼会合。仅仅两天的时间，唐军接连遭遇邙山失利和被迫放弃河阳，甚至被迫放弃河南战场，这让史思明的叛军再一次恢复了先前的嚣张气焰，而且京城长安的门户潼关已经暴露在叛军眼前。肃宗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思明在取得邙山之战胜利后，即想乘胜西入潼关再占长安，他计划让儿子史朝义作为先锋军从北道进攻陕郡，自己则继续率领大军向西进军，两路人马在潼关之外会和，然后合力攻打潼关。然而就在潼关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刻，史思明的叛军内部再次发生内讧，而这一次史思明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重蹈安禄山的覆辙，最终也落得个被儿子弑杀的结局。从本性来讲，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是个生性残忍好杀的人，部下稍不如意会遭到他毒打，甚至被诛杀全族也是常事。这让他的部下人人惶恐不安。但其子史朝义却和他父亲完全相反，为人谦恭、爱惜将士，跟随其父南征北战多年，也颇有战功，所以颇得将士们的爱戴，将士多归心于他。按说史朝义这么优秀，应该是很受史思明宠爱的，但史思明却偏爱小儿子史朝清，从范阳出征之前，史思明也是怕这个心爱的儿子有所闪失，所以让其镇守范阳，而带着史朝义上路。问题的关键是，史思明不仅偏爱史朝清，而且想立史朝清为太子。但史朝义因为是长子的缘故，始终是个绊脚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很是困扰他，残忍嗜杀的史思明有时候甚至想用杀掉史朝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战事吃紧，而且找不到相关借口，所以并没有轻举妄动。但就在邙山之战后，史朝义作为先锋军向西进兵的时候，史思明终于找到了借口。三月九日，史朝义率兵进至礓子岭（今陕西陕州东），遭到唐将卫伯玉的阻击而吃了败仗，在损兵折将后史朝义被迫退守永宁（今河南洛宁）。史思明得到消息后大骂史朝义懦弱无能，难成大事，扬言要按军法处置史朝义。当然史思明这么做是有不可告人目的的，在他看来打了败仗不是件大事，关键是这件事让他找到了可以顺势除掉史朝义的机会。但史思明并不想自己的心迹被外人探查到，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故意而为之，所以他便打了个幌子下令让史朝义修筑粮库，限期一天完工。谁都看得出来这明显是在刁难史朝义，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史朝义真的是一天完工，不过只差外部抹泥。“攻克陕州，终斩此贼！”当史思明检查完粮库工程后，依然鸡蛋挑骨头般地奚落史朝义，并在离开时悄悄对身边的随从说出上边那八个字。史思明没有想到，这是他覆灭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行将就木”。史思明说这八个字的时候，虽然史朝义没有听到，但却很快传到了史朝义的部将骆悦、蔡文景的耳朵里，在他们看来，如果史朝义丢了性命，那么自己也将难逃一死。所以，两个人决定劝说史朝义，在如此危急时刻发起绝地反击，化被动为主动。当然，两位部将明白疏不间亲的道理，所以在见到史朝义的时候，他们并没采取单刀直入的方法，而是试探着看看史朝义是个什么态度。“怀王（史朝义）您现在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吗？”“哦？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今早圣上（史思明）和侍卫说等到攻克陕州，就会做不利于怀王的事情，您难道不知道吗？”“不知道啊！我犯了什么错误吗？”史朝义惊恐地问道。骆悦和蔡文景并没有直接回答史朝义，而是跪在地上痛哭流涕道：“看来我们和您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自古以来从没中断过废立之事，末将建议怀王召曹将军前来商议。”曹将军是史思明的贴身护卫，无论史思明走到哪里
；我俩似乎都有些不敢相信，这一天真的来临了。“我的感觉好复杂，”卡伦说，“感觉很好，但也很糟。我知道我真的不再需要接受治疗……可是，你已经像我的家人一样了。”“感觉像失去一个朋友吗？”我问。“不对，不是朋友，真的。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单向的，为此我总觉得很遗憾。”“我知道。为了让治疗能持续下去，治疗关系必须有所限制。我知道这很令人失望，可是这样的关系却能带领我们来到这一刻；有幸见到你成为今天的模样，我觉得很开心。”“谢谢你，”卡伦微微脸红。“我不曾越过我们之间的界线。我一直都能理解你的想法，也能感觉到你容许我依赖你的程度。然而，在我心里，我真的很惊讶我们能撑过来。见到你，贝尔医生，是我生命中唯一的慰藉。”卡伦眼眶微润，“每次你说我可以打电话给你，我都把这句话当作安全毯——它让我安心，支持我继续走下去，撑过每个礼拜、每一年。有好几次，你的话都把我从自杀边缘拉回来。”“我也很高兴能这样照顾你，关心你。”我觉得好像应该再多说点什么，但我有太多感觉是言语无法形容的。“我能写电子邮件给你吗？假如我有事想告诉你。”“当然可以。如果有需要，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不管什么时候都行。我觉得我们俩都很难轻易放手。”“贝尔医生，你是我真正的父亲。我不曾有过父亲，直到我遇见你。”“我觉得我好像帮着抚养你长大。对迈尔斯、克莱尔、西德尼还有其他人来说，我确实像个爸爸。”我们静静坐了一会儿。我想起前晚做了一场梦，梦见卡伦。我该告诉她吗？我想告诉她，况且眼前已没有时间衡量应该或不应该，于是我决定直接说了。“昨晚我梦到你。”卡伦从沉思中醒来，抬头对我微笑。“我梦见今天早上我有别的约会，时间正巧是我跟你约好的诊疗时间；于是我立刻取消我自己的约会，好遵守这个更重要的约定，跟你的约定。我想我一直都是这样——把自己放在一边，尽力照顾你。我没办法不这么做。”“我常纳闷你是如何办到的——你从来不让我失望。我不曾有过这么美好、这么棒的人际关系。”“你会好好的吧？等你离开这儿以后。”“我的朋友，简，已经准备好咖啡、比萨和面纸等着我了。我的朋友完全不觉得我不正常，他们都很支持我。认识你之后，我知道要怎么选朋友了。”我们并肩走向门口。我猜卡伦是否会在离别时拥抱我；我帮她开门，站在门口。卡伦转身朝向门，回过头迅速瞥了我一眼，然后从我面前走过，越过门槛。“怎么，不抱一下啊？”我说。她转过身，神情惊讶。“现在可以啦？”她近乎斥责地说。“嗯。”卡伦走向我，我们伸手拥住彼此。我可以感觉她紧紧地、牢牢地抱住我——我也一样。很久之后，我放开她；她抬头看着我，眼里尽是深深的爱与感谢。[1]原文Abandonhopeallyewhoenterhere，中文为余光中先生译文。——译者卡伦的话每当我想起这些年来接受贝尔医生治疗，和他一起努力治疗我的时光，总不禁热泪盈眶。我一再重读这本书，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令我感动得无以复加。最重要的是：经过这趟旅程，我终于得以重生。没有他，我绝不可能走到这一步。《17个分身》精确描述了我的经历和我曾受过的折磨；而贝尔医生对“分身”的描写，完完全全就是我记忆中他们的样子。我的分身们比我还早开始信任他。我常常发现自己孤单、焦虑地坐在贝尔医生的候诊室，想不透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只能接受我已经到了的事实。然而，当贝尔医生开门的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在我一生中，这是第一次有人愿意不厌其烦、不带批评地听我说话。这18年来，我从他身上学到信任、尊重、尊严、正直、重承诺、信心、同情，还有爱。事实上，《17个分身》也是一则爱的故事。我这一生受了这么多、这么严重的伤害，我不知道如何爱自己，也没有爱人的能力。身为女人和母亲，这一点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无论真实也好，幻想也罢，贝尔医生耐心、宽容、无条件的关怀让我有了被接受的感觉，还有，被爱的感觉。借由这本书，我想告诉读者：请你们睁大眼睛，仔细看着你们的孩子，还有你们每天接触到的人。请注意孩子是否有些疏离，感觉心不在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鼓起勇气问个清楚，要求他们回答。当孩子们受到伤害——就像过去的我一样——他们再也不会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孩子会转向他们所知唯一安全的地方——自己的内心世界。身为经常遭受恐惧胁迫的孩子，我常常顺应他们的需求，不知不觉保护了虐待我的人。为了生存，我只好表现顺从。希望我的遭遇——知道自己受虐却求助无门——再也不会发生在别的孩子身上。我祈祷所有的孩子都不会像我一样，受恐惧威胁而隐瞒真相。卡伦·奥弗希尔作者的话治疗卡伦初期——在我逐渐意识到她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时——我猜我可能即将目睹一出了不起的人性剧集。当收到克莱尔的信，也确定困扰卡伦的问题的本质之后，我开始逐次整理详细的诊疗记录。虽然不确定该怎么使用，或用不用得上这些笔记，我至少该尽力为卡伦留下详尽确实的诊疗记录。在诊断与思索如何让她再度完整的过程中，我翻阅超过20本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的专业书籍，数百篇文章及参考摘要。自始至终，我尽可能支持她，不去影响她可能透露的信息。前后18年的治疗期间，我总计写了622页病程记录，收集44份画作、49件手工艺品（来自17个人格的礼物或与他们相关的对象）、12盒录音带和两盒录像带。另外，我还收到卡伦的275封电子邮件、60张贺卡，还有5000页左右的日记与信件。本书是上述资料的精华版，而其中各篇章皆是根据卡伦的治疗记录写成的。对我来说，撰写本书最困难的部分在于决定舍弃哪些材料，不把它们放进书里。卡伦完成多重人格障碍的治疗后，我认为她应该有能力做知情同意的决定，因此我征询她的意愿，问她是否愿意将她的故事公之于世。卡伦立刻响应我的想法。她希望借由分享她的个人遭遇，让世人更了解受虐儿童的痛苦，以及注意儿童受虐的情况。若有任何受虐儿童能因本书得救，脱离痛苦童年，卡伦认为她的分享就值得了。撰写《17个分身》的6年岁月中，卡伦是我最重要、最珍贵的助手。她事无巨细逐一检查我描述事件的精确度，并且提供超过80页的勘误、批注或详细资料，尽可能真实还原她曾与我分享的故事。为了保护卡伦及书中所有人物的隐私，我全部使用假名，相关人物的特征性格及部分地名也一并改写。至于少数几个卡伦并未涉及或出现的场景，则是根据卡伦经年累月的印象写成的。举例来说，卡伦父亲在工厂威胁哈里就范的场景经常反复出现在卡伦的记忆中，显然是他想强调自己拥有驾驭他人、胁迫他人顺应其意的能力。为了控制篇幅，卡伦的手稿已酌量删节，多年诊疗过程亦浓缩摘要，但无论是卡伦的个人经历或精神治疗记录皆无加油添醋或窜改之情节。由于各方的协助与指导，我们才能将这几年来的艰苦历程化为您手中的这本书。我的出版经纪人卡罗勒·比德尼克独具慧眼，她一看就知道卡伦的故事绝非泛泛之作，这是她的天赋；她更进一步发挥专业能力，安排本书出版与销售。詹尼·迈耶与惠特尼·李则是卡罗勒团队的重要成员，他们携手将《17个分身》成功介绍给更多读者大众。里克·霍根是一流的专业编辑，他细心整理我的文稿，引领众人走过如迷宫般繁复的出版程序。而通过朱利安·帕维亚的协助，我知道如何在不影响主题完整的前提下，将故事叙述得更加动人心弦。此外，李民律师及出版社公关彭尼·西蒙也对本书的出版贡献良多。我要谢谢洛里·安德鲁，他让我明白何谓作家的自觉。我也要向马克·罗辛及卡洛琳·平卡斯致意，感谢他们在我写作初期给予我编辑方面的协助。我在西北大学参加非虚构小说进修硕士课程期间，感谢布里安·布尔德瑞与苏珊·哈里斯给予我最杰出的专业协助，并持续鼓励我。最后，我一定要谢谢卡伦。没有她的勇气与协助，我绝不可能完成这本书。我们的旅程仍在进行中，过去因治疗建立的关系已转为更亲密、互敬互重的友谊。卡伦和我共度的时光已彻底改变我俩的人生。这份荣耀——治疗的成果和本书的诞生——是我俩共同的成就。理查德·贝尔医生
；我俩似乎都有些不敢相信，这一天真的来临了。“我的感觉好复杂，”卡伦说，“感觉很好，但也很糟。我知道我真的不再需要接受治疗……可是，你已经像我的家人一样了。”“感觉像失去一个朋友吗？”我问。“不对，不是朋友，真的。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单向的，为此我总觉得很遗憾。”“我知道。为了让治疗能持续下去，治疗关系必须有所限制。我知道这很令人失望，可是这样的关系却能带领我们来到这一刻；有幸见到你成为今天的模样，我觉得很开心。”“谢谢你，”卡伦微微脸红。“我不曾越过我们之间的界线。我一直都能理解你的想法，也能感觉到你容许我依赖你的程度。然而，在我心里，我真的很惊讶我们能撑过来。见到你，贝尔医生，是我生命中唯一的慰藉。”卡伦眼眶微润，“每次你说我可以打电话给你，我都把这句话当作安全毯——它让我安心，支持我继续走下去，撑过每个礼拜、每一年。有好几次，你的话都把我从自杀边缘拉回来。”“我也很高兴能这样照顾你，关心你。”我觉得好像应该再多说点什么，但我有太多感觉是言语无法形容的。“我能写电子邮件给你吗？假如我有事想告诉你。”“当然可以。如果有需要，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不管什么时候都行。我觉得我们俩都很难轻易放手。”“贝尔医生，你是我真正的父亲。我不曾有过父亲，直到我遇见你。”“我觉得我好像帮着抚养你长大。对迈尔斯、克莱尔、西德尼还有其他人来说，我确实像个爸爸。”我们静静坐了一会儿。我想起前晚做了一场梦，梦见卡伦。我该告诉她吗？我想告诉她，况且眼前已没有时间衡量应该或不应该，于是我决定直接说了。“昨晚我梦到你。”卡伦从沉思中醒来，抬头对我微笑。“我梦见今天早上我有别的约会，时间正巧是我跟你约好的诊疗时间；于是我立刻取消我自己的约会，好遵守这个更重要的约定，跟你的约定。我想我一直都是这样——把自己放在一边，尽力照顾你。我没办法不这么做。”“我常纳闷你是如何办到的——你从来不让我失望。我不曾有过这么美好、这么棒的人际关系。”“你会好好的吧？等你离开这儿以后。”“我的朋友，简，已经准备好咖啡、比萨和面纸等着我了。我的朋友完全不觉得我不正常，他们都很支持我。认识你之后，我知道要怎么选朋友了。”我们并肩走向门口。我猜卡伦是否会在离别时拥抱我；我帮她开门，站在门口。卡伦转身朝向门，回过头迅速瞥了我一眼，然后从我面前走过，越过门槛。“怎么，不抱一下啊？”我说。她转过身，神情惊讶。“现在可以啦？”她近乎斥责地说。“嗯。”卡伦走向我，我们伸手拥住彼此。我可以感觉她紧紧地、牢牢地抱住我——我也一样。很久之后，我放开她；她抬头看着我，眼里尽是深深的爱与感谢。[1]原文Abandonhopeallyewhoenterhere，中文为余光中先生译文。——译者卡伦的话每当我想起这些年来接受贝尔医生治疗，和他一起努力治疗我的时光，总不禁热泪盈眶。我一再重读这本书，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令我感动得无以复加。最重要的是：经过这趟旅程，我终于得以重生。没有他，我绝不可能走到这一步。《17个分身》精确描述了我的经历和我曾受过的折磨；而贝尔医生对“分身”的描写，完完全全就是我记忆中他们的样子。我的分身们比我还早开始信任他。我常常发现自己孤单、焦虑地坐在贝尔医生的候诊室，想不透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只能接受我已经到了的事实。然而，当贝尔医生开门的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在我一生中，这是第一次有人愿意不厌其烦、不带批评地听我说话。这18年来，我从他身上学到信任、尊重、尊严、正直、重承诺、信心、同情，还有爱。事实上，《17个分身》也是一则爱的故事。我这一生受了这么多、这么严重的伤害，我不知道如何爱自己，也没有爱人的能力。身为女人和母亲，这一点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无论真实也好，幻想也罢，贝尔医生耐心、宽容、无条件的关怀让我有了被接受的感觉，还有，被爱的感觉。借由这本书，我想告诉读者：请你们睁大眼睛，仔细看着你们的孩子，还有你们每天接触到的人。请注意孩子是否有些疏离，感觉心不在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鼓起勇气问个清楚，要求他们回答。当孩子们受到伤害——就像过去的我一样——他们再也不会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孩子会转向他们所知唯一安全的地方——自己的内心世界。身为经常遭受恐惧胁迫的孩子，我常常顺应他们的需求，不知不觉保护了虐待我的人。为了生存，我只好表现顺从。希望我的遭遇——知道自己受虐却求助无门——再也不会发生在别的孩子身上。我祈祷所有的孩子都不会像我一样，受恐惧威胁而隐瞒真相。卡伦·奥弗希尔作者的话治疗卡伦初期——在我逐渐意识到她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时——我猜我可能即将目睹一出了不起的人性剧集。当收到克莱尔的信，也确定困扰卡伦的问题的本质之后，我开始逐次整理详细的诊疗记录。虽然不确定该怎么使用，或用不用得上这些笔记，我至少该尽力为卡伦留下详尽确实的诊疗记录。在诊断与思索如何让她再度完整的过程中，我翻阅超过20本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的专业书籍，数百篇文章及参考摘要。自始至终，我尽可能支持她，不去影响她可能透露的信息。前后18年的治疗期间，我总计写了622页病程记录，收集44份画作、49件手工艺品（来自17个人格的礼物或与他们相关的对象）、12盒录音带和两盒录像带。另外，我还收到卡伦的275封电子邮件、60张贺卡，还有5000页左右的日记与信件。本书是上述资料的精华版，而其中各篇章皆是根据卡伦的治疗记录写成的。对我来说，撰写本书最困难的部分在于决定舍弃哪些材料，不把它们放进书里。卡伦完成多重人格障碍的治疗后，我认为她应该有能力做知情同意的决定，因此我征询她的意愿，问她是否愿意将她的故事公之于世。卡伦立刻响应我的想法。她希望借由分享她的个人遭遇，让世人更了解受虐儿童的痛苦，以及注意儿童受虐的情况。若有任何受虐儿童能因本书得救，脱离痛苦童年，卡伦认为她的分享就值得了。撰写《17个分身》的6年岁月中，卡伦是我最重要、最珍贵的助手。她事无巨细逐一检查我描述事件的精确度，并且提供超过80页的勘误、批注或详细资料，尽可能真实还原她曾与我分享的故事。为了保护卡伦及书中所有人物的隐私，我全部使用假名，相关人物的特征性格及部分地名也一并改写。至于少数几个卡伦并未涉及或出现的场景，则是根据卡伦经年累月的印象写成的。举例来说，卡伦父亲在工厂威胁哈里就范的场景经常反复出现在卡伦的记忆中，显然是他想强调自己拥有驾驭他人、胁迫他人顺应其意的能力。为了控制篇幅，卡伦的手稿已酌量删节，多年诊疗过程亦浓缩摘要，但无论是卡伦的个人经历或精神治疗记录皆无加油添醋或窜改之情节。由于各方的协助与指导，我们才能将这几年来的艰苦历程化为您手中的这本书。我的出版经纪人卡罗勒·比德尼克独具慧眼，她一看就知道卡伦的故事绝非泛泛之作，这是她的天赋；她更进一步发挥专业能力，安排本书出版与销售。詹尼·迈耶与惠特尼·李则是卡罗勒团队的重要成员，他们携手将《17个分身》成功介绍给更多读者大众。里克·霍根是一流的专业编辑，他细心整理我的文稿，引领众人走过如迷宫般繁复的出版程序。而通过朱利安·帕维亚的协助，我知道如何在不影响主题完整的前提下，将故事叙述得更加动人心弦。此外，李民律师及出版社公关彭尼·西蒙也对本书的出版贡献良多。我要谢谢洛里·安德鲁，他让我明白何谓作家的自觉。我也要向马克·罗辛及卡洛琳·平卡斯致意，感谢他们在我写作初期给予我编辑方面的协助。我在西北大学参加非虚构小说进修硕士课程期间，感谢布里安·布尔德瑞与苏珊·哈里斯给予我最杰出的专业协助，并持续鼓励我。最后，我一定要谢谢卡伦。没有她的勇气与协助，我绝不可能完成这本书。我们的旅程仍在进行中，过去因治疗建立的关系已转为更亲密、互敬互重的友谊。卡伦和我共度的时光已彻底改变我俩的人生。这份荣耀——治疗的成果和本书的诞生——是我俩共同的成就。理查德·贝尔医生
欧美黄色电影免费，关于生命，关于她所经历一切的本质，她做了如此这般的表述；莫迪如此强势地走过人生，我才不信她会消融飘逝，像随温度上升而蒸发的水雾。莫迪的当前占据着我的注意力，将来留存下来的会是什么，这对于我来说根本不是个问题，比方说她会变成什么样，看上去年轻还是苍老，“她男人”能不能认得出她来，或者她的儿子是个婴儿的样子还是中年男子的模样，这一切都丝毫不相干。“扶我起来，扶我起来。”莫迪说。我抱起这一小把骨头，把它放直，把她细细的头发撩到后面，捋顺，然后说：“莫迪，消停一会会吧，我得坐一坐了。”尽管她根本没什么重量，同一个动作重复得多了，我的背还是开始抱怨了。简而言之，我的背相当不客气，我发现自己经常向它呼吁：坚持住，再等一会儿，你要挺住，还不能放弃啊。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觉得上班太累人了，我实在太累了，最多不过能摆摆样子，菲丽丝给我打掩护，吉尔也在尽她所能给我帮忙。我和吉尔一起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让她开车，我像个僵尸一样爬上楼梯，倒进我的大扶手椅里，坐在那里，绝对累垮了，几乎一动不动，慢慢积攒力量，好开车去医院。吉尔说：“别去，简娜，别去，你会垮掉的。”“我肯定得去啊。”十点钟，或者更迟一点，我回到家里，倒在浴缸里，泡上一个小时左右，或者脑袋下面枕个靠垫，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躺着。吉尔给我端茶送汤。我像伊莉莎·贝茨一样，不止一次根本就没高兴起身上床，一晚上坐在那里，沉思默想莫迪这出大戏，好像它在我的舞台上，在我身体内部的什么地方上演着，而现实生活则被关掉了声音，在别处继续着。吉尔进来过，凌晨两三点吧，我说：“不要紧，不用管我。”但如果不是她来的话，我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切有什么不正常的。当然了，用吉尔的话说，我可能是“心绪不安”，过一阵就会好的。真正不安的是吉尔，我不上床睡觉，或者躺在地板上睡着了，遇到这种情况她就很害怕。但是她表现得很可爱，善解人意，得她妈妈的真传呢。这也没能挡住她不止一次地说：“简娜，和你住一起，我是真要成某人的翻版啦。”她指的是成我的翻版。说这话时，她显得凶巴巴的，又有些顽皮好笑，那表情在说，唉，说这话，那是因为我得自己照顾自己！“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个师傅太苛刻了？”“倒也不是这么说，但是我得多少就要付出多少，不是吗？”“我没想到我这么糟糕。”“我真的不介意。我和妈妈说这对我有好处。可以振奋精神。”“就像冲冷水澡。”彭妮太太也是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恨她？”吉尔相当惊讶，这样问我。于是我就得自问我为什么恨她。“她其实人挺好的，也挺有趣，她有好多关于印度的故事，而且她那么寂寞，她实在是个可怜的老太太。”“我一直对彭妮太太不好，确实大损我的人品，我这么做，是因为她得寸进尺。”“你会去看望其他的老太太，你能容忍她们。福勒太太死了以后，你还会去看另外两人吗？”“我总不能就这么把她们撂下吧？”“你真是够固执的，简娜，你得明白这一点。”我得明白，实际上已经明白过来的，是我允许吉尔进入我的生活，于是我的大门洞开，城防失守，领土沦陷，我不再有一块能称作为“我自己的”地方，既然都这样了，彭妮太太也就无所谓了。我回来看到吉尔和彭妮太太在厨房里开心地喝茶攀谈，于是我朝她们点点头，特意摆出一副心不在焉的严肃模样，像一个心里记挂着重要事务的大忙人。然后我退回我的卧室，紧紧地关上门。很快，我就又要离开卧室，去看莫迪。在家里，照吉尔的建议“休息”的时候，我也在想她，那还不如就去她身边呢，反正我的思想每时每刻都在她那里。医生护士都习惯我了，我去病房不分时候，他们不介意。我还见识了大病房里的生活。莫迪吃了中午的药，睡着了，我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等她醒来。护士长走进来，站在莫迪的床脚，开始聊天，说话含糊笼统，医院里好多信息，还有指示，就是这样传达的。她说有些她的病人从来没有访客。“他们的亲戚根本就当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我去了大病房，看谁愿意和我聊天，同时还注意着莫迪，以保证她完全醒过来的时候我在她身边。以前我是那么害怕年老，害怕死亡，我甚至不让自己看街上的老人——对于我来说，他们不存在。现在，我在那病房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凝望，惊叹，好奇，钦佩。那些护士们……多么耐心，多么明理，脾气多么好！她们怎么做到的？这里有十八个左右的老人，个个都有这样那样难对付的问题，大小便失禁，或者瘸腿，或者痴呆，或者有病痛，或者——像莫迪那样——病危。她们来到这里，这些老家伙们在这里如此亲密地住在一起，住在这间沿两边墙摆满病床的病房里，她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的需求，她们的虚弱，而且也就只有这些，因为来这儿之前她们并不是朋友。离莫迪房间最远的那床是一个九十六岁的老太太，是个成天笑嘻嘻的丑角儿，耳朵完全聋了，相当迷糊，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护士把她安置在椅子上，她在那儿坐着，也许能坐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然后跳起来，在一排排床之间散个步。但是刚迈出步子，她就迷了路，大家都在看她，有的面带微笑，有的烦躁恼怒，因为她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她会随意地停在一张床前，然后试图爬上去，毫不在乎床上已经躺了一个人。“玛吉，”床上的人喊，“你看不见我在这儿吗？”“你在我床上做什么？”老玛吉叫道，然后大家就开始喊了：“护士，护士，玛吉又闹了！”于是护士们跑过来，一般是一路哈哈笑着，说：“玛吉，你在做什么呢？”然后趁机带她去上厕所，反正她已经爬起来了……玛吉隔壁床是个“固执的”。唉，你真固执，护士们叹气，因为她又在自我表现了。她是个壮硕女人，有一张强势的脸，她时刻提防着，不让别人威胁到她认为属于她的一切。她的腿不好，只能架起来搁在面前。她抱臂坐着，监视着。或者读书，一般是浪漫小说，偶尔是航海故事，她很喜欢航海故事——《残酷之海》《霍恩布洛尔船长》。她已经住院三个月了。有些人已经在这儿待了好多年。她进来的时候，说道，我的名字是梅德韦太太。不许叫我弗洛拉。不许把我当小孩。哪个新护士来病房，叫她亲爱的，弗洛拉，那就会挨一顿教训：“不要把我当小孩哄，我的年纪都够做你的曾祖母了。”可怜的护士，她接受过训练，就是看其他的护士哄不肯吃饭的人，她们就像哄孩子一样，说：“乖，就吃一勺。”或者，“亲爱的，乖乖把布丁吃完好不好。”“啊，”她回答，“啊，梅德韦太太，我听你的，不过叫我多萝西吧，我不介意。”“我介意。”威严的那位说，她旁听护士们讨论各自的任务，玛吉需要这个那个，弗洛拉需要……“梅德韦太太。”她纠正她们，镇静，大声。“哦，梅德韦太太，亲爱的，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亲爱的？”“我不是什么亲爱的。”“的确，有的时候你不是……我们现在能带你去理疗室吗？好吧？”“不。”“为什么不？”“我不喜欢。”“但是那对你有好处啊。”“我不要人家给的好处。”“哦，梅德韦太太，你不想腿好起来吗？”“别傻了，护士，你知道就靠踢两下，腿再弯一弯根本好不了。”“是不会好起来，但是能让它们不会变得更糟啊。”“嗨，我在这里也没让腿歇着啊。”这话不假。每半个小时的样子，她就会脱掉脚上的轻塑料靴，我想大概是要松一松，免得总箍紧了会痛。她晃晃腿脚，用手按摩。然后是单调平淡的大嗓门：“护士，帮我把靴子穿上。扶我走到门口再走回来。”她对床是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护士长告诉我她是个“夫人”。这帮护士都很令人钦佩，而这位护士长是核心，是我以前和乔伊丝说的“那个人”的化身。病房的气氛正是她决定的。她人到中年，一脸倦色，两条似乎有病痛的粗腿，还有一张叫人愉快、通情达理的宽脸，能让人产生信心。她时刻注意着，看她的护士们是否有一丁点的不和气、不耐烦。她们草率马虎，随便，而且——看上去如此——有时没效率，丢三落四，记不得这记不得那，于是就笑笑，道个歉来挽回局面，这些她都不在乎。相反，据我看来，她鼓励这种气氛。但是我看到，其中一个态度稍差、急性子的护士，对老玛吉说话时，语气有些尖刻，这时怀特护士长就把她喊来，对她说：“这个地方是她家。她只有这个家了。如果她愿意，就有权利发傻。不要催她和强迫她。我不允许这样，护士！”怀特护士长告诉我，那位夫人原来住在埃塞克斯乡下。她以前养着几条狗，还骑马纵犬打猎。她曾有一个大花园。为什么她会来到这儿，来到伦敦的一家医院里？护士长不知道，艾伦在这儿七年了，不喜欢谈论自己的过去。艾伦的耳朵完全聋了，腿也不好，所以她去一趟厕所，走过去要花十多分钟，回来也要那么长时间。她得要人搭把手才坐得下来。她的脸瘦削、可爱、精明，眼睛里闪烁着勃勃生机。她坐在那里，关注着病房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什么都不会错过，看见美好或是滑稽事的时候，会暗自微笑，看见不好的情形，会叹气……我进门的时候，她会朝我笑，指指手里，示意她在读我给她带的杂志：《乡村生活》《女士》《马与猎犬》。她耳朵聋得厉害，所以没法和人聊天。有的时候我和梅德韦太太聊天。不久前，她还在韦尔斯登经营着一家卖报刊和糖果的小店，她的丈夫去年才去世。她有一个住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女儿，偶尔会来看望她。很少有人来探望梅德韦太太。根本没有人来探望艾伦，她已经被人遗忘了。当然了，还是有各家教堂的牧师，以及做义工的年轻人会来探视，年轻人的来访让她们很是开心。坦尼森病房人人都怕的梅德韦太太会拿过去的故事款待这些访客，讲自己年轻时，像他们那么大时候的事，都是一战那会儿的旧事了。他们离开时，摇着脑袋，哈哈笑着，互相用眼神交流，因为那无限遥远的世界是那么近——离她那么近，这时她会看看我，于是我们也哈哈笑着，因为时间，因为时间玩的把戏。“啊，”她也许会一边盛气凌人地朝护士挥挥手，指示她把自己的眼镜拿过来（她只要往前伸四英寸就能够到了，可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一边感叹，“啊，我跟你说。当初我要是和那帮年轻人跳舞，随便哪一个我都能一直跳到他趴下为止，随便哪个晚上！要我说，跟我们当初比，这帮年轻人真不行。”然后她拿起她的小说，那小说或许叫《暮色里的激情》。我坐在那病房里，看着；坐在莫迪床边，看着。我在琢磨的，是也许可以再写一本小说，不过这次不写浪漫故事。我想写这些在病房里工作的姑娘，那个西班牙或是葡萄牙或是牙买加或是越南姑娘，一天要工作那么长时间，薪水却少得可怜，还得照顾家庭，抚养孩子，寄钱回去，给身处东南亚或是阿尔加维小村子或是西班牙腹地的亲戚。大家都不把这些女人放在眼里。相比之下，杂务工的工资还高些，他们满医院跑，带着一种自信，要我说，那自信源于工作不累。而我只知道一件事，这些护士很累。她们疲惫不堪，非常希望能准许她们上床睡觉，并且一觉睡上几个星期。她们都有着同样的表情，我看得出来，是忧心忡忡的表情，这种心情源于她们只勉强能够应付生活，时刻担心发生什么事——生个什么病，摔断一根骨头——让她们就此掉落下去。我怎么会看得出这种表情的？我记不得以前见过啊。我在哪儿读到过？不，我觉得这是因为莫迪：也许，当莫迪讲过去的事时，从自己过去的经历里挖出什么我现在记不得了的故事时，她脸上就是这样的表情，因为她心中有那种忧虑。这些女人们很害怕。贫困根本不给她们留下余地，而且她们还需要养活别人。在病房里，正是这些人会从别人的手袋里偷偷摸出钱包，这里拿上一镑，那里摸走几便士，偷拿一点饰物，往自己口袋里塞一个别人的橘子。没什么躲得过这些缺吃少穿之人的手指。而正是因为她们，伦敦这些伟大的医院，这些堪称世界医院之楷模、其名声鼓舞着从印度北部到非洲南部贫穷国度医生和护士的医院，也没法保护受其照料之人不遭贼手，一切可偷之物都可能被偷。我看过这些女人们工作，她们反手稍稍支一下腰，舒一口气，半是叹气半是呻吟；忙里偷闲，站在半掩的门后休息一下，脱下鞋子，放松放松脚；口袋里装着一支抽到一半掐掉了的烟，有空才能摸出来抽两口。她们待人也很好，会给我这样的人端茶，或者在哪个疯傻的老人手里放上一朵鲜红的花，好让她坐在那里盯着看，认为这大概是她这辈子从未做过的事，又或者是往没有人来探望的老人嘴里塞一块巧克力，巧克力是从有人探视的病人那里顺手摸来的。她们把一切看在眼里，发生了什么她们都知道，哪里都有她们的身影——而且，据我所知，没人注意她们。没谁把她们当回事。那么，闹维权运动的那些“勇士同志”们，或者工会那些爱管闲事的人，为什么不出手做点什么，解决解决她们的问题？好，这就是我想写的东西，但是写一本这样的小说，同写那些时髦女帽工人或者多愁善感的贵夫人，完全是两码事。今天，大牌医生与其手下新人。我正陪莫迪坐着，听到没铺地毯的水泥台阶上传来一阵好似羊群出动的声音，叽叽喳喳，咔嗒咔嗒。嗡嗡的说话声，听得最清楚的，是他浑厚的大嗓门。莫迪的门敞开着。羊群在门口站定。大牌医生是老年病专家，还是个世界级的专家，这是人家告诉我的。他开始滔滔不绝。这是胃癌，他们读过记录了，他们看过幻灯片了。典型症状是……下面几句话我听不懂。好，女士们先生们，请……于是一大群人冒了出来，一起挤进门来。莫迪坐着，稍稍勾着点腰，垂着头，是醒着的，瞪着床单。她看起来不舒服。跟着医生们一起来的护士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来莫迪不对劲，走上前来说：“福勒太太，亲爱的，靠着坐，嗯，靠着……”但是她知道莫迪是怎么一遍一遍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的，知道我是怎么一遍又一遍地扶她起来的，也知道莫迪平日就像现在这样坐着，一次好几分钟，好几个小时。我们把戏做足：让莫迪靠着枕头，她一言不发，一大帮医生围观。莫迪紧闭着眼睛。大牌医生犹豫着，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给她做检查，好让学生学到点东西，但是他最终决定还是不做了：但愿是人性让他做了这个决定的吧。他们后退几步，站到门外。大牌医生解释说，莫迪现在处于昏迷状态，会在睡梦中悄悄走掉。这让我大为震惊。护士也吃了一惊，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恼怒地叹了口气。因为莫迪多数时间是清醒的，努力克制着疼痛。她吃药后会沉沉地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又挣扎着醒过来。四周静悄悄的，一片肃然，大牌医生正在说，福勒太太是一个极其独立、富有自尊的人，她从来不想用药，而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必须小心监控——如此如此，等等等等——但是很幸运，她现在陷入昏迷，不会再醒过来了。护士很恼火。她训练有素，不允许自己与我有眼神交流，但是我们彼此都充分理解。因为，当然了，做监控的是护士们，关注着病人们的需求、情绪的变化，医生不过偶尔露个面，吩咐吩咐。我坐在这儿观察、倾听时，发现给人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护士和医生之间那条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知道实际情况的是护士们，对医嘱护士们会调整、改善，常常还干脆无视。发号施令的人根本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如此之神奇的系统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医生们离开去了主病房，喧哗声渐渐远去。莫迪低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护士抱歉地朝我笑笑。我起身，扶她起来，让她以原来的姿势坐着，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姿势倒让她更舒服。“我去关门，就关一分钟。”护士悄悄地说，意思是，医生就不会知
基摩人，希腊人亦迥异于蒙古人。地不同，人不同，因此历史演变亦不同。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释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稣亦不能出生在中国，此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制。中国古时，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讲，这是有一番极大的现实真理在内的。故研究历史，同时要懂得地理。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经由个别的地，而后再能回复到共通的天，此为人类历史演变一共同的大进程。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只有中国历史深明此义，并亦一贯保持此趋向。欧洲历史则不然。他们的个别性胜过了共通性。换言之，他们的地域限制，显示出其在历史上之特别重要性。如希腊、罗马史，都显示出有一种地域区分。现代英、法、德、意诸国，亦现实其乃由地域区分而演出。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而为一。自始到今，只是一个中国。若我们另用历史区域这一名词，则整个中国总在此区域之内。所包容之地理分别，纵是依然存在，可是因其上面有一历史区域之共同性，超越了此地理区域之各别性，而包盖涵容了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区别之重要性遂不易见。中国历史是包容着广大地域，不分裂的。讲到历史时期，西洋史是断续的。如希腊史断了，接上的是罗马史。中国历史则不然，我们决不能说春秋史断了，接上来有战国史。战国史断了，接上来有秦汉史。中国历史只是涵气内转，一贯直下。故中国历史区域大，时间长，因而其一切变动都隐藏在历史内部，看不出，分别不易。中国的历史地理，好如一大舞台，一批批演员此进彼出，所演的是一本本的戏。但老的此舞台上，外表看似单纯，而实际则甚复杂。西方历史则一反于是。时时改变舞台，不仅演员变，甚至舞台亦变。故西洋史之复杂性显在外，即在其地理上，千头万绪，一见便知其不单纯。其实中国的历史区域所包容的地理区域之复杂性，决不单纯于西方，而且更远为复杂。一部中国史，几等于全部欧洲史。读西方史，其各地区之相互斗争与彼此起落，颇易见。读中国史，其各地区之相互融和与彼此配合，其事却不易见。故如不明了中国地理之复杂性，便不可能深切了解此一中国历史区域之单纯性之表现之伟大意义与价值之所在。故学习中国历史，更应先熟谙中国地理。姑从最浅显处说，如治春秋史，若我们不知道晋国在哪里，楚国在哪里，齐国、鲁国在哪里，秦国、吴国又各在哪里，试问我们如何能了解得春秋史。又如读自秦以下的历史，东汉和西汉不同，宋和唐不同，明又和宋不同，这里面有很大的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国防形势不同，经济命脉不同，种种有关地理状况之不同之极大差异在内。因此我们若不明白各时代的地理情况，便不易明白到各时代的历史事实。再进一步就东西双方历史大趋势言，西洋历史是转动的，自小地面转向大地面，自低地转向到高地，自温暖地区转向到寒冷地区。一部欧洲史从希腊开始，转向到罗马意大利半岛，又转向到西班牙、葡萄牙，再转向到荷、比、英、法诸国，再转向到德意志，直至今又转向到苏俄，其在地理区域上之论转动态，大致如此。中国历史趋势，不好说是转动的，只好说是展拓的。中国史是最先从某一狭小地区，展扩到广大地区去。由是而再从广大地区推拓到较狭小的地区，从高燥地带推拓到低湿地带，从寒冷地区推拓到温暖地区的。此一不断推拓的过程，即自北方黄河流域推拓到南方长江流域，再推拓到更南方的珠江流域，其大势是如此。此为在中西双方历史区域中，所包涵之地理背景之一个绝大区别。更主要的，乃在其动的形态上。我们若能自此着眼来研究中西历史，似乎更可对中西双方历史所表现的不同趋势与不同精神，了如指掌。若我们把握到此一大概念，再向里深入，便可有许多更深邃更重大的发现。而主要则在研究历史同时能注意到它的地理背景。讲到一个历史区域在地理上的不断推拓，只有美国与中国有相似处。美国自十三州开始，由北向南，自东向西，地面继续开辟，而仍只在此同一历史区域之内。这与古罗马以及近代英、法诸帝国主义之向外征服绝不同。一是凭其国力富强，仅是一种地理区域之扩展。一则表现其文化精神以及历史区域之放大。若使美国没有近百年来之西部发展，美国文化当不能有今天的情形。也正如中国古代北方若没有向南方长江流域扩展，也不能有秦、汉以后之成就一般。若论往日之大英帝国，曾有一时期，见称国旗所插处永不见日落。但疆土推拓，即与文化进展无关。英国人仍只是此英国人，就其文化精神言，则仍限在英伦三岛。正如东方往昔之蒙古帝国，铁骑所至，蹂躏欧、亚，但与蒙古民族之原先文化殊无补益。中国之伟大，正在其五千年了之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扩，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美国之西部推拓，只不过百余年历史，自然也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伟大，乃在不断推扩之下，而仍保留着各地区的分别性。长江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甚至广东不同于广西，福建又不同于广东。中国民族乃是在众多复杂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历史大传统。上天生人，本是相同的，但人的历史却为地理区域所划分了。只有中国，能由分别性汇归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着分别性。天、地、人三位一体，能在文化历史上表现出此项奇迹来的，则只有中国了。二以前学者研究历史地理，多先注意看两部书，一是《禹贡》，一是《汉书·地理志》。两书相比，后者似更重要。不论《禹贡》是战国人伪撰，在《禹贡》书中，亦只注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汉书·地理志》则开始注意到各地区的文化背景。因于各地区气候、生产、交通种种条件不同，而影响到人生文化方面者，其事极深微。要之，各地居民，相互间性格有不同，风俗习尚有不同，心理状态与精神活动都可有不同。《汉书·地理志》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来叙述推论当时各地区之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此一体统与特点之提示，大值我们注意。惟春秋时代十五国风所咏，大部还是在中国北部黄河流域。我们若细分之，也可说，诗中《雅》《颂》部分，是代表着古代中国之西方。十五国风，则代表着当时之东方。但后来中国疆域不断扩大，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而中国乃有南北之分。如战国时，庄子、老子都是淮河流域人，楚辞产生在汉水流域，然在古人已都目为是南方了。当时人，对南北地域人物思想不同，生活态度与精神动向不同，已早有注意。我们也可说，道家思想与楚辞文学，已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随后加进的新产物了。但后来中国疆土开拓，愈推愈南，到三国时代，北方有魏，南方有蜀与吴。此后经五胡之乱，大批人从北方迁移到长江流域，而有南北朝之对立。到此时，中国又正式扩大了南方一片新的历史疆域。在中国文化中，又加进了很多新的成分，引起了很多新的变动与新的配合。到唐代，南北又融合为一。下经安史之乱，南部重要性日益提高，自五代十国迄宋代，南方的重要性竟已超过了北方。我们也可说，唐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则转移到南方了。南宋以下，中国历史疆域愈往南推拓，极南部的珠江流域亦变成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部分。此时长江流域已成为中国的中部，淮南已成为北方，所谓南方便让给珠江流域了。在古代，五岭以南，虽已早属于中国之版图，但也可说尚未加入中国文化的大统。唐代广东人在政府中任高职的，只张九龄一人，他是曲江人，还是在广东的较北部。至于闽人考进士的，要到韩昌黎时代才有。但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竟可说他在中国创立了新宗教，其对后来影响之大，甚少人能比。慧能亦是粤人，惟大致说来，唐以前广东著名人物究不多见。孔子在中国历史人物中是最伟大的，后来惟南宋朱子，其影响之大差堪相随，而朱子实为一闽人。故在唐以后，中国南方出了两大伟人，即慧能与朱子。南方地区对中国文化上之贡献，可谓已超越了北、中两部。直至近代，南方影响更大了。如太平天国起于粤，平定洪、杨者多属湘人。民国开创，孙中山、黄克强以至蔡松坡，都生在湘粤。近十年来，大陆的毛泽东，也是湘人。撇开其成败是非功罪于不论，可谓南方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实自现代开始。大致来说，古代中国是北方人的，长江以南地区正式露头角占地位要自唐宋始，珠江流域出生历史人物则为更后之事。三上面当然是一种极粗略的叙述。古代北方，后来已被称为中原了。所以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拓，应列为研究中国历史主要一项目。若我们亦如研究西洋史般来研究中国历史，把此历代区域中之地理背景，一一加以分别，逐地逐区，隔开来看。其人物性格，其社会风尚，其经济荣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面均可发现出无限复杂，无限变动，并可有无穷妙义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但更重要乃在中国如何能将此不同地域之不同的人文背景，不同社会，不同性格、嗜好、心理倾向与精神向往等多方面之人群，汇通和合，冶之一炉，使其同成为中国人，熔铸成一个中国文化，展演出一部中国历史来。此事以往在中国，似乎不成一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着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但中国何以能至于大一统，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习之人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共同来创造此一历史传统？中国之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因此，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中国历史看似单纯而实复杂，其单纯在外面的形式，而内里精神则实是复杂。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我要问诸位，未来世界人类前途究该永远分裂抑宜融和相通？如果答案肯定在下一面，则未来的大同世界，应非采用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正因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尤其是中国儒家能力持此一理想，并亦有以往历史可为作证。如西方各自分开，各求发展，总会有毛病。如中国，统诸异，求一同，愈统会便愈复杂，愈融和便愈变化。若非细参中国历史，诸位或许不易接受此说法。今天的西方人，讲历史人类文化前途，似乎均带有一种悲观气氛。其实西方人自有历史哲学以来，便是带有悲观气氛的。此话如何说起？如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他认为人类最后命运当掌握在日耳曼民族手中。此一观念，便已是悲观的。难道上帝特为日耳曼人来创造此世界的吗？讨论人类文化前途，自应高瞻远瞩，不应专着眼在日耳曼一地域与日耳曼一民族。此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亦属悲观论调。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兴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必然有一天会联合起来打倒目前的资本主义。至少此项观念对西方来说是悲观的。只因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本人对西欧文化本无切身痛痒，故由他说来，好像不觉是悲观。犹如黑格尔是日耳曼人，他为自己民族自豪自吹，他看世界人类文化命定地要转落在日耳曼人手里，在他意想中亦不觉是悲观。但由对方看来，则实际是一种悲观。今天的苏维埃，把自己置身于西欧之外，他们崇奉马克思，认为人类前途则必然在他们手里，他们觉得是一种兴奋，不感到是悲观，也正如黑格尔给予日耳曼民族以一种兴奋，而不觉其悲观一样。从前人不察此理，认为西方悲观历史哲学，自德人斯宾格勒始。其实当推溯到黑格尔。故我说西方人讲历史哲学，是彻头彻尾有悲观倾向的。若问其何以如此，则因其不能摆脱地域偏见，民族偏见，乃至阶级偏见故。当前英国文化史学者汤恩比的文化观，亦是悲观的。他以生物学上的刺激与反应说，来阐释人类文化的发展。其实就近代西方文化言，他们的富强力，早足以征服世界，宰割世界。在他们外面，并不能有何力量来刺激他们。他们之病象，乃由他们内部生出，而非外界所给予。汤恩比并未能深切看出人类文化以前与以后之真问题、真症结之所在，故他列举世界人类文化，乃至分成七八十种之多。可知汤恩比讲人类文化，依然限于地域分隔，不能调和融通来看。若尽依此地域与民族之分割看法，则只在英伦三岛，也可有爱尔兰起来自闹独立。宜乎世界各地文化，永远不能超出生、老、病、死之轮回悲剧了。更可笑的，是汤恩比将人类文化分成西方与东方两部，而将今天的苏俄硬派到东方来。其实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原籍在德国，其血统则出犹太。逃亡伦敦，从事著作，他个人纯系在西方环境中培养而成。他的历史哲学，也全根据西方历史作证。无论如何，共产主义不能算是东方文化中的出品。四上帝创世，先造地，后造人。复杂多异的人，生于复杂多异之地面上。耶稣曾说过：“上帝的事归上帝管，恺撒的事归恺撒管。”但不幸恺撒是一罗马人，先是地域性把他限了，他又如何能管理全部地面上的人呢？西方观念之悲剧性，正在不脱离此狭隘地域性的束缚之一个原因上。有的中国人也信了斯宾格勒之说，有的认为中国文化到战国以后就停止了，或竟是熄灭了。有的认为唐以后中国文化是停止了，熄灭了。但我并不如此想。即论西方文化，也并没有死去。自希腊、罗马以迄今日，直到苏维埃，均是欧洲文化在演变。若限于地域观念，则感到希腊、罗马文化都死了。中国文化之到今仍能存在，只用历史上的地理分析，也可用来作说明。中国历史上每经一次大乱，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迁徙到新的区域去。一个文化在某一地区的一个社会上一长久，便会因种种关系而呆滞停顿下来，不再能前进。但正如植物一样，如果施行接枝移植，便又会重生新枝，再见发荣。一粒种子，播到新的疆土，遇到新的养料，便会产生新的生命。西汉末年，长安已残破。东汉末，洛阳又成一片荒墟。五胡之乱，一部分中国人迁往辽东，一部分迁往西凉。待到北朝兴起，此两支人再汇合起来，茁长了新生命。其大部分迁往长江以南的，则成立东晋与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经汇合，即有唐代新盛运兴起。此种文化新生，乃因新地域得来。譬如佛教传来中国，也得到了它的新生命。佛教在南方，遇到一不识字的慧能，即创立了禅宗，成为佛教后起一大生命。又如儒家，本在中原北方，到宋代新儒家便大部是南方人。中国文化永远在大地面上，因于不断的播迁，反而生发了文化新生。如能照此路线深入作研究，亦可阐述出中国文化所以能绵亘四五千年而长见其不衰不老之一个理由来。讲到此处，我不禁想到今天海外各地遍布中国流亡人士的足迹。我认为经过这一次新的播迁，可能又酝酿出中国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将来此大批流亡人士，必然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在中国历史上必然会有一番新配合与新开展，这是根据以往历史而可推想其可能的。斯宾格勒的历史悲观论，只因为他们限于一地域，限于一民族，把来各自独立分开算，岂能说齐国亡了，鲁国亡了，吴国亡了，越国亡了，他们各国间的文化也就中断不见了？若西欧人也能如中国般，早就融凝成一个大国家，早就陶铸为一个大民族，他们的文化，岂不也会和中国般长生不老吗？故就中国以往历史事实言，中国的文化新生，与其一番新力量，大体均系在新地面新疆土上产生。故我谓中国文化之发展，乃系随于新地域之转进而扩大。诸位不
只鞋，原来刺客看到的是另外一只，而且就是原先以为被野猪叼去的那只！我不能只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来评价古人的所作所为，比如徒人费的所作所为。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价值观，脱离历史背景来对他们评头论足等于是放马后炮，很有失公允，于历史研究也很容易产生傲慢的情绪。但我忍不住要说，徒人费，如果有来生，还是继续做奴才吧。齐襄公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口碑不太好，主要原因：一是作风不检点，长期与自己的妹妹文姜乱伦通奸，还公开高调得丝毫不避人耳目；二是生性残暴，连别国的国君臣子也照杀无误，先后杀死了鲁桓公、公子亹和高渠弥等人；三是嫁祸于人，公子彭生杀鲁桓公，明明是他的主意，但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又将公子彭生杀掉；四是好坏不分，卫惠公明明是个阴险小人，在卫国很不得人心，他硬要帮助卫惠公复国，连周王室都看不下去，要出面干涉；五是言而无信，派连称和管至父守卫葵丘，到了约定的时间又不让人回来，结果引发叛乱。齐襄公在位的时候，行事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定。他的弟弟公子小白深惧伴君如伴虎，在师傅鲍叔牙的陪同下，早早避往莒（jǔ）国。公孙无知弑君之后，齐国大乱，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则在师傅管夷吾、召忽的陪同下逃往鲁国寻求政治避难。公子小白和公子纠的故事，很快就要讲到。这里有必要先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文姜的命运作一番交代。齐襄公死后，文姜回到了鲁国，在鲁国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她曾经有一次回齐国省亲的记录。按照当时的规矩，女人出嫁之后，如父母在，可以归宁；父母不在，则只能派卿大夫回国代为问候娘家人。因此，文姜的这一次省亲，又被鲁国的史官视为“非礼”的行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文姜的这次省亲，倒很有可能是正儿八经地前往齐国开展夫人外交，以齐桓公姐姐的身份，为齐、鲁两国建立战略同盟牵线搭桥。而公元前675和公元前674年，她又有两次前往莒国的记录，目的不明。后世有人大胆推测，说她很可能与莒国的某人有奸情，因此连连前往莒国与之相会。这种推测站不住脚，按照时间推算，那时文姜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早已经年老色衰，哪里还能招蜂引蝶？比较靠谱的推测是，齐桓公上台得到莒国人的鼎力相助，因而齐桓公对莒国人总是礼遇有加，文姜前往莒国，乃是致力于搞好鲁国与莒国的关系，曲线外交，为鲁庄公间接讨好齐桓公。公元前673年，乱世佳人文姜寿终正寝，结束了她风流多情、奔波牵挂、蔑视礼法、充满争议的一生。后世的中国人习惯于对她口诛笔伐，将她与妲己、褒姒等人同列为“政治荡妇”，但是很少有人客观地问一句：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女人何为？【龟兔赛跑，公子小白的险胜】公元前686年冬天，连称杀死齐襄公之后，公孙无知如愿以偿，当上了齐国的国君。连称和管至父也官升三级，被封为上卿。但是，这个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缺乏群众基础，齐国大多数卿大夫和传统的权贵家族都持观望态度，对其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到第二年春天，大夫雍廪发动政变，杀死了公孙无知和连、管二人。对于这件事，《春秋》的记载是：“齐人杀无知。”《左传》的记载是：“雍廪杀无知。”用的都是杀人的“杀”，而非弑君的“弑”。这就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并没有承认公孙无知政权的合法性。《春秋》微言大义，对于遣词造句非常讲究。同样是死，有的人叫做“崩”，有的人叫做“薨”，有的人叫做“卒”；有的人本来应该“薨”，却因为丧礼没有办到位，变成了“卒”；有的人本来应该“崩”，却因为死得太早，变成了“薨”。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古人的繁文缛节，然而只要检视一下现代教育，不难发现，其实我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着古人的陈词滥调。我记得很清楚，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我写死去的爷爷，用了“逝世”二字。语文老师教育我说，“逝世”只能用在大人物身上，比如马克思逝世、毛主席逝世、周总理逝世、至于我爷爷，湖南乡下的一个漆匠，用“去世”就可以啦。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公孙无知的死给齐国造成了权力真空。公室的子弟都跃跃欲试，准备争夺国君的宝座。在这些人当中，夺标呼声最高的当属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不妨对这两个人进行一下对比：首先是比出身。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是齐僖公的庶子，也就是齐襄公同父异母的弟弟。论年龄，公子纠长于公子小白。公子纠的母亲原本是鲁国公主，而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公主，地位上难分高下。其次是比人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在齐国都有支持者。公子纠的支持者，在史料上没有具名。而公子小白的支持者，按《史记》记载，是齐国的传统贵族——国氏家族和高氏家族。说起国、高二氏，在齐国乃是名门中的名门、望族中的望族。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一般的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国、高二氏就是当时周天子任命的上卿，在齐国执掌政权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政局，非同小可。从人脉上看，公子小白胜过公子纠。第三是比外援。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公主，因此齐襄公死后，他逃到了鲁国避难，实际上也就是希望借助鲁国的力量来争夺君位。公子小白则逃到了莒国。鲁国是大国，莒国是小国，双方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公子纠胜过公子小白。最后是比智囊。智囊就是两个人背后的竞选团队。公子纠的智囊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叫管仲，一个叫召忽；公子小白的智囊就是鲍叔牙。召忽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少记录，我们只能将管仲和鲍叔牙来作个对比。但是这个对比没有太多的悬念，因为大家都知道，管仲比鲍叔牙厉害，甚至鲍叔牙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据《国语》记载，鲍叔牙曾亲口说过：“治理国家不是我所长，能够治理国家的人是管夷吾（管仲字夷吾）。”他还信誓旦旦分别举了几点来说明：“我有五点不如管夷吾，一是安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二是治理国家，不失其根本；三是忠诚信义，获得百姓的信任；四是制定规章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五是击鼓呐喊，鼓舞国民的斗志。”正确评价一个人的才能，前提是对这个人有充分了解。鲍叔牙了解管仲吗？答案是肯定的，有管仲本人的话为证：“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句话很有名，它所表达的信息，不仅仅是鲍叔牙很了解管仲，更多是管仲对鲍叔牙的感激之情。据管仲后来自述，他与鲍叔牙自幼相交，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开始，就成为了死党。管仲家里穷，鲍叔牙是个富家子弟，很关照管仲。两个人曾经合伙做生意，赚到了一些钱，每次分红的时候，管仲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份，而鲍叔牙知道他穷，更需要钱，所以从来不计较。鲍叔牙托管仲办事，管仲给办砸了，鲍叔牙也没什么抱怨，反而安慰管仲说，那是时运不济，不要有心理负担。齐襄公年代，管仲三次出来当公务员，三次被单位开除，也是鲍叔牙安慰他，告诉他是金子总会发光，总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更让管仲感动的是，他们一伙人出去找人打架，打三次他竟然跑三次，兄弟们都很看不起他，鲍叔牙还替他开脱：“管仲家里还有老母亲要服侍呢，如果被打死了，谁来照顾老人家啊！”其实，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都有老有小。鲍叔牙这样对待管仲，让管仲十分感动，所以才会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通过以上对比，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竞争态势就比较明朗了：公子纠的优势在于外援和智囊，公子小白的优势在于人脉。客观地说，公子纠的综合实力略高于公子小白，但是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究竟鹿死谁手，要看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到对手的漏洞并给予狠狠的打击——当然，也许还要看看谁的运气更好，命更硬。齐国的动乱使得一向韬光养晦的鲁庄公突然活跃起来。公元前685年春天，就在公孙无知死后不到一个月，鲁庄公与“齐大夫”在既地举行会晤，双方签订协议，就立公子纠为齐君的有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这里的“齐大夫”不知姓甚名谁，总之是齐国国内“挺纠派”的代表。同年夏天，鲁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曲阜出发，护送公子纠回国。几乎与此同时，齐国的名门望族国、高二氏也在暗中联络公子小白，准备迎立小白为君。得到“挺纠派”与鲁庄公会盟的情报，公子小白同他的追随者觉得情况紧急，在莒国派出的小股部队的护送下，急急忙忙启程赶往齐国。这是一场政治赛跑，谁先抵达齐国的首都临淄，谁就可以振臂一呼，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公子小白在距离和速度上具有优势：莒国离临淄很近，只有短短数日车程，而且他轻车简从，速度远远快过公子纠。管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向鲁庄公建议说，公子小白急于回国，难免防备不周，如果借给他三十乘兵车，抄小路去截击公子小白，必定可以一击而中，解决公子纠的后顾之忧。鲁庄公答应了管仲的请求。事实证明管仲的判断是准确的。那天清晨，当他带着突袭部队出现在公子小白的队伍面前，公子小白甚至没来得及表示惊讶，就被管仲射出的一支箭击中。战车飞驰，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管仲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眼前这位年轻人在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更为密切的联系。他只记得自己冷静地拔箭、扣弦、张弓、发射，一气呵成。随后他看到小白口吐鲜血，面目扭曲地倒在了车上。接着他听到莒军士兵的惊呼，中间夹杂着鲍叔牙野兽般的长啸，他很难相信，这竟然是平素温文尔雅的好友发出的声音。他不敢回头，只是催促驾车的士兵快马加鞭，迅速离开了案发现场。“原谅我，叔牙！”他心里暗自说，丝毫感觉不到成功的喜悦。应该说，在这次政治赛跑中，管仲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实施了准确的行动，而且也射出了准确的一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那一箭看似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腰，实际上正好射中了腰带上的带钩（带钩是古人用来挂玉器等饰物的装置，一般由金属制作而成）。公子小白命真够硬的。马车夫见到拦截者惊得张口结舌，一个急刹车急转弯，小白往后栽倒时不小心磕破了嘴唇。说时迟那时快，还没来得及站稳，利箭已经射到了跟前，腰间一受力，公子小白又重重地撞倒在车板上，刚好又咬到了舌头，口吐鲜血，晕厥过去。小白演得实在是太逼真了，不但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鲍叔牙等一干随从。等到管仲走远，小白苏醒过来，即刻招呼队伍，整理队形，马不停蹄地赶往临淄。在国、高二氏的主持下，临淄的居民开城迎接了这位流亡的公子，并且奉他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桓公。管仲的这一失误，直接导致了公子纠的败亡。十天之后，当鲁庄公和公子纠以为万无一失，慢悠悠率领大军来到齐国边境，却被齐国人拒之门外。齐国人告诉他们，公子小白于数天之前抵达首都，已经在各位大臣的拥戴下，就任国君了。公子纠和管仲面面相觑，管仲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事已至此，只能接受现实。然而鲁庄公对此很不服气：因为齐国人和他有盟约啊，说好要公子纠即位的，怎么一下子就变卦呢？对此，齐国人的解释很是直白：盟约嘛，确实是有那么回事，但那是敝国的大夫某某私下和您签的，并没有得到国君的授权，再说那个时候敝国正处于动乱时期，根本就没有国君，怎么可能授权呢？齐国人的说法很合理，你要是和一个公司签合同，得找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找法人代表，如果一个公司群龙无首，根本就没有法定代表人，即便是签订了合同，法律效力又从何谈起呢？鲁庄公却想不通，觉得自己被人当猴耍了，很不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不该派那么多军队前往齐国护送公子纠。数万大军前往齐国，看起来很威风，但是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行动迟缓，被公子小白抢了先机；二是明显带有威压的性质，很容易引起齐国上下的反感。要知道，任何事情只要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一个人感到很不爽的时候，往往容易犯更大的错误。鲁庄公脑子一热，心想，反正部队已经带来了，不能只当摆设，打吧！齐桓公针锋相对，派大将王子成父等人率军抵抗入侵，双方在一个叫乾时的地方相遇。这场史称“乾时大战”的战役以鲁军的惨败而告终。据《左传》记载，鲁庄公在战场上被齐军追得东奔西跑，走投无路，连戎车都不敢坐了，换了一乘轻车逃离战场。而他的戎车驾驶员秦子和贴身护卫梁子二人继续驾着他的戎车引诱齐军，结果连车带人被齐军俘获。成者王也败者寇。公子纠离国君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终被小白捷足先登。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同胞兄弟尚且相煎，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更不在话下。齐桓公乘胜追击，派鲍叔牙率军直逼鲁国边境，给鲁庄公开出了谈判的条件：第一，公子纠乃是齐侯的兄弟，虽然有罪，齐侯实在不忍亲自动手，有请鲁侯代劳。当然，人头还是要送到齐国来验货的。第二，管夷吾和召忽多年来与齐侯为敌，大逆不道，必须送到齐国来，由齐侯亲自监斩，以快齐侯之意。事到如今，鲁庄公也只能以鲁国的大局为重，派人把公子纠给杀了。召忽不愿意回齐国受死，自杀殉主。而管仲则被装在一辆囚车里，押送往齐国。鲁国有一位大夫叫做施伯，很了解齐国的情况，他很看不惯管仲这种苟且偷生的行为，因而一把拦下囚车，对鲁庄公说：“管仲这个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如果为齐国所用，对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齐国要回管仲，表面上看是为了报一箭之仇，实际上肯定是想重用他。”鲁庄公斜眼瞅了瞅囚车里相貌平平矮墩墩的管仲，捏着胡须问道：“那该如何是好？”施伯做了个刎颈的动作，“不如杀了他，把尸首交给齐国使者带回去。”这消息不知为何让齐国使者知道了，他马上闯入宫中找到鲁庄公，再一次强调，齐侯必须亲自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如果只给一具尸首，那就请鲁侯整顿好军备再打一仗！鲁庄公刚刚打了败仗，元气尚未恢复，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节外生枝，于是将管仲交给了齐国人。以管仲的聪明机智，怎么会不知道这全是鲍叔牙的安排？据说，囚车自曲阜出发，前往齐国的路上，管仲生怕鲁庄公反悔派人来追杀他，于是编了一首《天鹅之歌》，教给押送的士兵唱。大意是：“天鹅啊天鹅，可怜羽毛被剪，双足被系，不能飞也不能鸣，只能在笼子里呆着。天虽然高，地虽然厚，又有什么用？天鹅啊天鹅，天生羽翼就是为了飞翔，天生双足就是为了奔跑，身陷囹圄谁来救你？总有一日你会冲破樊篱，飞上青天，远离地面，让那些手执弓箭的人空自叹息！”士兵们一边唱一边走，忘记了行路的艰苦，很快来到了齐国边境。囚车一入齐境，鲍叔牙就把管仲放出来，给他换上好衣服，好酒好菜招待。什么叫管鲍之交，这就叫管鲍之交，管袍又管饱。齐桓公见到管仲，第一句话就是：“拉出去斩了。”鲍叔牙大吃一惊，一把挡在管仲身前，说：“大老远把管仲给弄回来，不是给您砍的。”齐桓公用手指戳戳自己的腰：“这里，嗯？差一点被这家伙射死，这样的人不杀，我还配当国君吗？”鲍叔牙跺脚道：“他当初射您，那是各为其主，无可厚非。现在您若用他，您就是他的主人，他照样会为了您去射别人……咳，咳……您如果只用管仲去射人，也未免太大材小用了，他可以为您射天下！”“得了吧，我有师傅您当帮手就够了。”齐桓公挥了挥手，转过身去，腮帮子鼓鼓的，上回磕伤的牙至今还疼着呢。鲍叔牙拉着管仲的手，继续道：“瞧您说的啥话？我是个很平庸的人，您让我吃饱穿暖，我也就满足了。说到治国平天下，还非得靠管仲不可。”齐
国大事，进行多种语言文字交流。和珅对乾隆来说，是一个没有人可以代替的陪伴和助手。四、贪得无厌，打击异己仗着乾隆的宠信，和珅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比如侵吞、纳贿、索要、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盐商等等。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和珅这一关，他从中截取，以致他所藏的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要大、还要多。据说，在和珅被查办的前一天，乾隆的七阿哥派人来求和珅想个办法救救他。原来，这个王子不慎打碎了皇宫中一个直径尺许的玲珑剔透、光彩夺目的碧玉盘。这是皇帝平素最心爱的珍宝器皿，七阿哥怕嘉庆龙颜大怒，怪罪下来，所以赶紧派人来求和珅，和珅随手取出一块精美玉盘，对来人笑笑说：“这有何难，看看这个玉盘可否代替？”来人一见，顿时就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线，手捧这块不知比皇宫那块强多少倍的玉盘，一路小跑带回去给了七阿哥。当时的官员们想得到一个肥缺，或想保住高官禄位，或想飞黄腾达，或欲免除牢狱之灾、杀身之祸，无不走和珅的门路，并付以重金行贿。另外，他还明里暗里敲诈勒索各地官员。有一次，闽总督伍拉纳等，为报效给和珅的财宝，竟然公开吊打州县官员，聚敛钱财。这样上行下效，各州县官员严刑拷打公差、衙役，公差、衙役又去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和搜刮，这种一层压一层的腐败，最后引起了大规模的起义。他们以“官逼民反”为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和珅。和珅谙熟官场之道，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始终不露痕迹，总有一些人来弹劾他，为此，和珅千方百计地堵塞或拦截通向皇帝的信息渠道，对异己力量打击报复，如御史曹锡宝想参劾和珅家人刘全，以打开缺口参劾和珅，但他不慎走漏了消息，被人连夜向和珅告密。和珅知道后，在乾隆跟前预先作了铺垫，曹锡宝因此反被革职留用。嘉庆帝对和珅专权贪污早有耳闻，心中极为不满，但碍于乾隆的情面，投鼠忌器，敢想而不敢言。乾隆去世后，嘉庆主持朝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查办、处死了和珅，抄没了家产。有张流传的抄家清单这样记载着和珅的财产：田地八千顷，当铺七十五家，银号四十二家，古玩铺十三家，带花园的楼台一百零六座，还有大量金银、珠宝、器皿等；仅各种各样的衣服就有：貂皮的一千五百零二件，杂皮的一千二百四十三件，其他衣服五千三百一十六件。他的整个家产，折合白银竟然达九亿多两，这么大的数字远远超过了清廷十余年的总收入（每年七千万两），其贪污款项之多，数额之大，真是前所未有。自古以来，无论是王恺、石崇都不及和珅的十分之一，就是中外的皇帝，也没有这么大的家私。【点评】和珅依靠乾隆的宠信，贪得无厌，在他通向财富的巅峰时，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大贪官和珅的事情表明，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清廷内部已腐败到了何种地步！第十一章“浓墨宰相”刘墉宰相刘墉，民间广为流传，野史上记载颇多的是他与乾隆、和珅斗智斗勇的逸闻趣事，说来令人捧腹，几至绝倒。历史上也确有这个人。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青原、香岩、石砚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系乾隆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其父刘统勋也是大学士，刘墉的仕途还算顺利，这里面多少有些他父亲的功劳。据说刘墉持躬清介、行为放诞、不修边幅，穿着破衣烂衫，虽然露肘踵也一点儿都不在乎。一天上殿，有个虱子沿着他的衣领而上，慢慢地将要爬到丫胡须，乾隆看见不禁偷偷地发笑。刘墉见了心里纳闷，不知道乾隆笑什么。回到家后，外人看见了提醒他，要给他捉虱子，刘墉才明白乾隆暗笑的原因，于是对外人说：“不要杀了这个虱子，此虱几次爬上胡须，曾经为皇上御览，福分大佳，你们也没有它那么好的福气！”其怪诞如此，刘墉居官数十年，家资清薄，门可罗雀；而与他同时的满相和珅却专权恣肆，富可敌国，就连他家的看门人，也有银子百多万两。刘墉常常悄悄地把自己的朝服拿到和珅开的当铺里去典当换钱，而和珅的门人一点儿也不知道。有一次正逢元旦朝贺，同僚皆狐裘貂套，只有刘墉穿着破衣服，状极瑟缩，乾隆见了很不高兴，认为刘墉是装的，便责问说：“刘墉你为什么有衣服不穿，装成这副穷样子？”刘墉叩头回答说：“我的全部衣服，都在和珅的当铺里。”乾隆把和珅召来问，和珅茫然不知，于是刘墉出示当票说：“我有票据在，怎么能说没有呢？”和珅大窘，哑口无言，乾隆于是说：“刘墉的衣服，你还了他吧，你看他冻得怪可怜的。”从朝堂出来后，和珅老大不高兴，刘墉掩嘴偷笑说：“皇上问得凶，我一时找不出话说，只好把老兄抬出来，莫怪莫怪。”和珅哭笑不得，对刘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刘墉就是这么幽默滑稽，谁的玩笑都敢开，谁却又奈何他不得，人们都称他为“小诸城”。刘墉不仅怪诞幽默，而且书法诗文很好，甚至超过了他的政绩，被称为“浓墨宰相”。尤其是他的书法，在乾隆、嘉庆年间，与翁文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清四家”。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月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泗州扬文敬公士骧所藏文清真迹甚多，盖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台阁，则绚烂归于平淡，而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世之谈书法者，辄谓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这段话，恰当地评价了刘墉的书法，正和他的为人一样，怪诞幽默，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刘墉的字好，而且自成一家，别人极难模仿成功。他当尚书的时候，每写完判词，就画一个“十”字，有下属模仿，刘墉一眼便能认出，说：“我的字是不可模仿的。”然而刘墉对自己的评价却是：“吾平生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那么，刘墉的诗如何呢？法式善《梧门诗话》中说：“刘石庵先生小诗最有远致。”阮亨《瀛舟笔谈》说：“石庵刘相国书法冠冕海内，而诗不多见，所传诵者大率从卷轴传抄而得，字字遒劲，非深于少陵者不能读也。”看了别人的评论，我们再来看其两首小诗，风味你自己去评说吧。康熙、乾隆曾数次派人去寻找黄河之源，终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探定，探源者鄂弥达自绘寻源小像以志其事。对此，刘墉有一首应和之作，名为《题寻源小像》，其诗如下：三万与图驿使通，远探星宿被恩隆。一源迢递求天上，九曲分明到眼中。密勿陈情归圣鉴，飞腾绝域嗣家风。斯人宛在无今昔，鲸背游仙向海东。再看其一首《题寺门》的小诗：强将佛法困英雄，禅榻蒲团一扫空。今日清凉山下路，杏花深处酒旗风。书画如其人，诗亦如其人。中国文论有句名言：“文如其人。”凡是一个人的自成风格的作品，无不是其人格的反映。看来此言不虚。【点评】刘墉做官方正，为人圆通，锋芒藏于愚中，骨力隐于拙内，这与他的书法、诗文声气相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但这种趣，似乎透出一种历史的悲凉，为盛世危机中一种无可奈何的昭示。第十二章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和珅的腐败导致清王朝上下官员贪污成风，几个清廉的官吏都寄情于诗文书画，明哲保身，百姓怨声载道，一些反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组织在民间兴起。在湖北和河南一带，兴起了白莲教。最初是一个叫刘松的安徽人，到河南传教，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被官府发现抓获并将他流放到了甘肃。刘松的徒弟刘之协和宋之清逃到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向人们宣传说：清朝快要灭亡了，将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听了这个宣传，纷纷参加了白莲教。参加白莲的人越来越多，震惊了乾隆帝。乾隆帝命令官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地查问，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便被抓到监狱里严刑拷打，甚至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竟然罗织罪名，加害百姓几千人。为此，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在襄阳召集教徒开会商量应对之策。大家纷纷说：“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我们不如索性起来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群众起义，并且派出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1796年，也就是嘉庆帝继位那年，白莲教徒在湖北宜都、枝江等地举行起义。襄阳地方有个白莲教首领齐林，原定在元宵节起义，不料走漏了消息，遭到官府的袭击，齐林和一百多个同伴被杀害。齐林年轻的妻子王聪儿，是个江湖卖艺的女子，从小练得一身武艺，她十六岁与齐林成亲，丈夫死后，她决心给丈夫和起义的同伴们报仇，于是她和齐林的徒弟姚之富一起，重新整顿起义队伍，不到一个月，组织了一支四五万人的起义军，他们到处打击官府，惩办贪官污吏。当王聪儿在湖北起义的时候，四川、陕西的白莲教也起兵响应。起义的怒火在三省广大地区蔓延开来。嘉庆帝见此，连忙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镇压起义军。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破了清军的围剿。1798年，起义队伍到了四川，与当地的起义军会师。清军有个将领明亮向嘉庆帝献了一条“坚壁清野”的计策，要各地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得不到粮草供应与人员支持。嘉庆采纳了他的计策，下令各地全都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处境果然越来越困难。嘉庆三年（1798）初，清军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清军围攻，带领两万人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打了败仗，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率领官军紧紧追击。起义军后有官军，前有武装民团的拦截，在勋西（今湖北省内）的三岔河地方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王聪儿指挥起义军退到茅山的森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又被官军密密麻麻地围住山头，大举进攻。最后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而归于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等跳崖身亡。此后，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抗官府的斗争。清王朝共花了九年工夫，才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白莲教起义虽然失败，却唤醒了更多的人起来反抗，仅十多年的时间，又爆发了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李文成出生于河南滑县谢家庄一贫苦农民家里，早年他家就与官府结下了深仇大恨。其大哥李文山给官衙修建花园，完工后，衙役监工不但不给工钱，反而诬陷他偷东西，他大哥因此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奄奄一息时被放出狱，不久后死去。二哥李文林，因带头拒缴官税，被活活打死于狱中。李文成十多岁时，曾念过几天私塾，因为反对宣传孔孟之道，以对孔孟不尊之罪名，被赶出了学校。为了谋生，他年纪轻轻便做起了木工、泥瓦匠。有一次，他被县署招去修建寺庙，工钱皆被衙役毛天庆私自侵吞，他站出来替几位穷苦工人说话，据理力争讨要工钱，毛天庆反诬他惑众闹事，煽动罢工，于是县官判了他企图谋反罪，关进了大牢，后为乡亲们多方营救而获释。后来河南、河北、山东各省连年灾荒，饿殍遍野，想造反的人很多。于是李文成抓住时机，串联组织了天理教。其教义是：平民百姓要想不受官府欺压，除非改朝换代。李文成以为人看病、算卦为掩护，在百姓中间传播天理教。他先与勇于造反的牛亮臣结为盟兄弟，接着又与天理教首领黄兴宰兄弟商议谋划如何发动民众起义。李文成、牛亮臣和直隶天理教首领林清、山东天理教首领冯克善商定，林清在河北、冯克善在山东、李文成在河南，三处在同一时间举行起义，起义成功后，并建立政权统归李文成领导。嘉庆十七年（1812）正月，李文成、林清在滑县道口镇召集众人召开天理教大会，制定起义军纲领和各项纪律。起义军的纲领是：“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平分土地。”纪律是：“违反纲领者杀，泄露机密者杀，打骂百姓者杀，调戏妇女者杀，掠夺民财者杀。”老百姓见此，说李文成是“李自成”转世，纷纷要求参加天理教。同年十月，各路起义军首领商定，在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三省同时起义。不料，距起义还有一个月的时候，起义机密被泄，李文成、牛亮臣被捕。于是天理教首领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在九月初七提前起义，到了这天，起义军大队人马攻破滑县县城，救出了李文成、牛亮臣等人，并杀死了县令强克捷和巡检刘斌。随后，李文成同众首领议定建立农民政权，任命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义军严惩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开仓济贫，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民众纷纷投奔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但林清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因不知山东、河南提前起义的消息，仍按原定时间起义攻打紫禁城，由于没有援军协助而失败。后来，李文成所率领的起义军又陷入清军和地主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最后寡不敌众，也很快失败了。【点评】嘉庆帝在平定了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后，虽然意识到了“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表现出了儒家仁君爱民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但是，他把这一系列危机事件仅仅作为个案看待，认为天下的问题都是由于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寻找滋生百官腐败的根源，并加以解决。他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上没有大手笔，因此他虽然一件一件地解决了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机，却又一步一步地陷入更深的危机，到他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时，清王朝已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第十三章鸦片战争始末清朝后期，中国的专制皇权制度已经陷入没落时期，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历史前进的脚步。而这时西方世界由于出现了新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迅速地壮大了起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他们开始寻求对外扩张，并很快地把目光投向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一、罪恶的鸦片贸易起初，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使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很难倾销，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而中国的茶、丝等土特产在国外却备受青睐，出口量逐年递增。在中英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口大于进口的有利地位，白银内流，这种发展趋势，使西方列强很恼火。当一般商品在中国打不开市场时，英商很快就又找到了新的商品，那就是鸦片。鸦片，俗称大麻，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一种麻醉剂，是吸食的毒品。鸦片不仅具有高出成本很多倍的高额利润，而且长期吸食，还有成瘾的后果，能够让人数众多的中国依赖鸦片，那无疑是为自己开拓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利润就会长期滚滚而来。于是英商就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美、俄等西方列强见了，也纷纷加入到这种一本万利的“贸易”中。鸦片走私到中国，给中国社会、清政府和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患，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鸦片一到中国首先被很多清朝文武官员接受，由于吸食成瘾，这些官员再无心思处理政务、军务，结果使吏治更加黑暗腐朽，军队战斗力一度削弱。为了满足吸食鸦片的耗费，官员们又拼命在百姓中间索取钱财，百姓的生活更加贫困。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国内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鸦片流入，由来已久，雍正时每年走私进口鸦片二百箱，乾隆时增至一千箱，嘉庆时增至四千箱，到道光时，鸦片走私更是嚣张得突破三万箱，流失白银三千万两，这使清政府本来就很紧张的财政更加拮据。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国
资料，这条气势磅礴的中轴线，应该是全世界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唯一的一条。晋宏逵：7.5公里长的一条中轴线，整个紫禁城又坐落在中轴线上的黄金段落，在这个黄金段落中突出的也是这条中轴线。在一个城市当中，有这么高度的统一，同时又把都城的建设和自己的统治核心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王鲁湘：圈中套圈，再套圈，循环往复。晋宏逵：紫禁城外面有一圈皇城，皇城里边全都是为紫禁城服务的衙属机构，以及太监们办公生活的区域，外人是进不来的。王鲁湘：我们现在说的皇城根，就是当时皇城的城墙。晋宏逵：南侧集中安排的是六部衙门，五军都督府，还有一些总管，相当于外交部门。皇城的左右两侧，左祖右社，这样皇帝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非常方便，而且联系非常紧密。里边的这些坛庙，都是统一的布局，南边是天，北边是地，东边是日，西边是月。所以我想故宫的第一个价值，应该是和北京布局的统一。王鲁湘：北京市的整个平面布局，就是当时中国人宇宙观的平面化表现。
方正面接触之前，中国文明遇到过来自周边文明的挑战，甚至包括来自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都成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开创新局。佛教文明的引入，导致中国文明华丽转型，成功构建中国文明新形态，所谓宋明理学，其实已不是中国文明原初形态，不是孔子那时老模样。但宋明理学确实让中国文明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是中国文明的逻辑结果。印度佛教文明能被中国文明比较没有障碍地接受，当然与佛家文明的农业社会基础密切相关。中印两大文明说到底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所以印度佛教的进入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结构，没有导致中国社会转型。但随后而来的西方文明就不一样了。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化、商业化色彩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原本并不存在冲突，中国接纳西方文明，不过就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因子而已。然而中国并没有很快用加法完成这个转变，中国的忧虑是工业文明会用减法替换掉农业文明。几百年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忧虑太过了，所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大度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进入，并不会替换掉中国的农业文明，但一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定会对中国的官僚阶层提出不一样的要求。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官僚队伍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牧羊。所谓州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通俗的话说，放羊就要让羊吃饱、吃好。牧民，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安心、满意，不造反。所以，传统中国职业官僚阶层，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孔子、孟子的说法都不错，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皓首穷经期待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就是金榜题名，这就是仕途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官范没有别的，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放羊。所以那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释什么是民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民就是眠，就是睡着不醒。老百姓不需要参政权、建言权，老百姓只需要吃饱吃好，需要风调雨顺。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就不一样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基本上依靠纳税人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老百姓成为纳税人，官僚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要治于人，受到纳税人的监督和监控。今天中国官僚队伍依然热衷于治人，而不适应、不乐意治于人，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时代转型，没有弄清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范。君子之德风所谓大变革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时期，因而在这个时代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有旧。在传统社会，官僚士大夫阶层是社会中心，是社会中坚，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引领者。那个时代的政治，按照孔子的设想非常简单，就是凭借这些社会中坚道德垂范。通读《论语?为政》二十四章，孔子以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率先垂范，为政以德。所谓“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谓“思无邪”；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其实都在说中国古典背景下的从政要诀，这个要诀非常简单，就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孔子的真诚告诫，也是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官僚阶层时刻谨记的圣贤教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说，官僚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中坚，既是牧羊人，也是道德示范、道德楷模，老百姓以官僚士大夫阶层言行为标的，为诉求。这是传统社会牧羊人的基本要求。传统社会要求君子政治，要求官僚士大夫阶层谨言慎行，率先垂范，这不仅因为那时传播手段落后，没有独立的、专业的狗仔队，而且还因为那时只是一个又一个家天下，官僚士大夫都在给皇上打工，吃皇粮，他们公共生活之外的私生活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必要曝光。回望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圣君，就是贤相，好像两千年历史就被圣君贤相包办似的。两千年被揭露出来的不堪人物，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这显然是不真实的。现代社会，官僚阶层貌似不再为皇上打工了，改为替纳税人尽责了，貌似这些被称为干部的新阶层可以“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显然是对现代社会的错解。现代社会确实释放了民众对政治干预的权力，公权力也确实已经或正在被关进笼子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政治家，即便不是政治家的公众人物，都有一个如何示范社会、引领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不会继续要求干部、公众人物无私奉献，但任何干部、公众人物，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于权势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实业家，都必须走正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财富一定要经得起媒体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大变革时代的官德还是传统社会的那些原则，率先垂范，成为引领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楷模。人生意义我们这些年官场秩序失范，许多被揭露出来的官僚，用丑态百出、丑态毕露，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的丑陋，他们一再测试人类的底线，触及人类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腾飞的中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呢？为什么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会如此藏污纳垢呢？这当然与抽象意义上的政党无关，因为任何个人只要违背了政党的宗旨，他就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政党。党内出现如此污浊的事情，是历史的不幸，是没有向这些党政领导者说清楚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没有讲明白，或者这些党政领导者没有弄明白人生的意义。古典中国人生智慧讲究知足常乐，讲究适可而止。古典中国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讲究立德、立言、立功，讲究三不朽。在传统的中国，物质是匮乏的，享受大致是适度的，那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历史，以历史为宗教，对历史具有一种敬畏心。相信现实世界的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过程，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并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就是不朽，就是进入历史。而进入历史，能够不朽，肯定不是在现实世界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阴德，留下多少善念。由于我们这些年近乎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宣讲，我们几乎将人生完全还原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过程，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多少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子孙后代不会感谢他们这些祖先牺牲“小我”，保全贪腐，保全财富，而是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耻，为不屑。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圣君贤相的子孙后代固然有值得炫耀的题目，即便那些从来没有得到过物质好处，仅仅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立德、立言、立功空名的士大夫，也永远被他们的后人感念、追怀，而那些以贪腐，以为子孙后代留财富为诉求的人们今安在？他们的后人为什么不敢、不愿追怀他们呢，为什么不敢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呢？这都很值得当今中国的干部们思考。有时候，我会为当今中国因贪腐而潜逃海外的那些人悲哀，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重建道德规范，一定要弄清人生的意义。否则，再过若干年，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先人都是被自己的国家通缉而未能归案的贪官。这个特殊的阶级会有什么样特殊的心理呢，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自己的先人呢？任何人的自然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永生只在历史中。历史中的永生，才是真永生，现世的繁华、奢侈，不过是一片浮云。大变革时代需要新的官箴，新官箴并不必完全弃旧图新，“三不朽”才是真不朽，告诉我们的党政领导者向此努力，用自己的细微努力建造一个理想社会。李鸿章马关讲和的一些细节李鸿章遇刺后，中日之间的谈判并没有中断，反而因李鸿章受伤而加快。双方就日本原案和李鸿章的修正案进行多次书面争议，李鸿章也向朝廷多次请示，商量对策。朝廷在这些天对日本议和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吵得一塌糊涂，皇太后坚持辽东半岛和台湾皆不可弃，即便谈判决裂再战，也在所不惜。根据这个精神，朝廷于4月8日电报指示李鸿章，强调奉天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辙弃资敌？至于赔款，万万以上，中国肯定付不出来，日本如果不肯多减，中国也没有办法。至于通商一条，朝廷已与赫德密商，寻求解决办法。增加通商口岸七处，重庆、沙市、梧州可以答应，京师、湘潭不太方便，苏州、杭州均系内河，亦多不便。稍后，朝廷又指示，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不到万不得已，都应竭尽全力驳斥对方。万一实在顶不住，那么谈判底线就是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这就是朝廷的底牌。此前，由于李鸿章意外负伤，中方亦担心因此而耽搁正常会谈，经秘密协商，由中国政府补充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商议和约，并于4月6日照会日本政府。于是，比较正规的谈判，也就没有因李鸿章无法赴会而中断。4月8日，伊藤博文派人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的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呢？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十一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伊藤要求中方明天即9日为期，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的指示要他们顶住，要他们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本方面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也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否承担得起的事情，而是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来做主。当天（4月8日），李鸿章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这些谈判要点和细节，以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他建议朝廷适度让步，可以考虑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等地等到将来再说，这样较之日本所划经纬线界已减少大半。至于澎湖列岛，既然已被日军占领，只能暂时同意允让，因为即便我们不同意，日军也不会退出。关于赔款，李鸿章答应按照朝廷先前指示，以一万万这个标准进行谈判。他只是请示，假如日方实在不答应，始终坚持，那么他李鸿章是否能够答应适度增加点呢？李鸿章最后还不忘提醒朝廷，谈判前景不容乐观，还是及早命令前敌各将帅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吧。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那么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告诉朝廷的那两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日本方面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日本方面认为，他们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基础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修改余地。但中国的修正案内容与日方的要求相距太大。鉴于如此分歧，日方蛮横地以为中国没有讲和的诚意，遂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的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的要求，并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和约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也就不必啰嗦了。日方的这个和约修正案的提出在4月10日下午，地点就是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因而立即赴会。下午四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稍事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伊藤表示，现在已经停战多日，留给我们谈判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日方现在准备了一个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耗时光。日本此次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十一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三个方面。关于割地，日本方面在这个新的和约草案中坚持台湾及澎湖列岛仍依原案；关于奉天南部之地，减为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起，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邑，皆包括在界线内。此外，凡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的岛屿亦在割让之列。关于赔款，减为二万万两。关于通商条约修改，日本不容变更其原案，但是，其一，新开商港可减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其二，日本国轮船的航线可修正为：（1）由长江上游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2）由上海入吴淞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在提交这个和约草案的时候，伊藤博文强调：这个方案实为日方最后让步，希望中国使臣对此只要给予接受或不接受的答复，其他的就不必啰嗦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李鸿章将日方要求向朝廷作了汇报。4月15日一大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最后指示：先前指示，原本希望能够挣得一分是一分，不料日本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不通人情不给面子，那么就这样吧，你李鸿章可以参照先前的指示与日本人定约吧。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下午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这个时间较伊藤的约定早了一个半小时。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做了最后奋斗与努力。他表示：李某现在确实拿到了朝廷的御旨，有权酌量办理。只是这个事情实在棘手，我也不知道怎样酌量，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伊藤对李鸿章的请求不为所动，他强调：李大人的处境不妙，我伊藤的处境也与中堂相似，各为其主，大家都很难。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以动摇；而本国议院权重，我伊藤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李鸿章说：我去年在国内被满朝言官弹劾，大家都说我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好。想想也是，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今天我有幸与伊藤首相议和立约，这不就是交好的明证吗？李鸿章想尽办法希望伊藤再作让步。伊藤说：你就任他们骂吧。这么大的事情，相信他们也没有人担当得起，堂堂中国，大约也只有中堂一人能够担此重任。说便宜话的人到处都有，我伊藤在日本的处境与中堂相似。李鸿章至此回归主题，坦言：我并不是怕舆论批评，只是皇上让我来议和，授权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也算是我酌改了，请贵大臣替我想想，何处可以酌让？比如赔款、割地两端，总要少许让些，让我有个面子，即可定议。对于李鸿章的请求，伊藤博文毫不退让，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日方如有可让之处，早就让了，何必等到现在？对于伊藤的坚持，李鸿章也不为所动。他说：前此会议结束时，我曾请你再让我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同意的意思。现在，如果贵大臣兑现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二人立马定约。伊藤说：如能少让，我肯定让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李鸿章再说：五千万不能，那就让两千万吧。现有贵国一份报纸说日本此次战争的总兵费只用了八千万。这个说法或许不足为凭，然非无因。李鸿章说着将这份报纸递给了伊藤博文。伊藤细看报纸之后表示，这种报纸全是道听途说，专与政府作对，万不可信。李鸿章说
的祖母，当然，只是名份上的，并非亲祖母。事实上，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宋襄公夫人是不是一位老太太，还值得商榷。因为据《礼记》记载，“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瓮。”说他给夫人办葬礼，用了一百缸醋。由此可见，宋襄公的原配夫人早已经先宋襄公而去，宋昭公得罪的这位奶奶，应该是宋襄公的继室。宋襄公夫人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当朝天子周襄王的亲姐姐。众所周知，这个身份在春秋时期虽然显赫，但并不代表任何实际的权力。然而，如果有人要利用这个身份来达成某种目的的时候，它又变得很有价值了。“六卿和公室”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19年冬天，华氏、乐氏、皇氏等“戴之族”（宋戴公的子孙）打着宋襄公夫人的旗号发动叛乱，杀死了宋昭公的拥护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去年才上任的大司马公子卬。作为宋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公子卬死于内乱，显然死得不是地方，然而死得很壮烈，至死都紧紧握住象征大司马权力的符节，表示不敢放弃使命。而新任司城荡意诸（前任司城公子荡之孙）逃亡到鲁国。连年动荡的宋国，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当然，如果晋国有所作为，形势或许会有所改观，但是晋国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司寇华御事向宋昭公提议说：“楚国大军压境，目的是要我国屈服。那我们主动屈服就是了，他们又何必动刀动枪呢？”宋昭公还在犹豫，华御事又自我检讨说，“宋国羸弱，受到楚国的欺负，是因为我们这些人领导无方，为什么连累人民跟着受罪呢？”宋昭公掰着指头一算计，晋国显然是靠不住的了，单凭宋国之力与楚国抗衡，实在是太勉强。于是听从华御事的建议，亲自跑到厥貉去觐见楚穆王，毕恭毕敬地听命于帐下。为了把郑穆公、陈共公、蔡庄公都比下去，宋昭公还殷勤地邀请楚穆王到宋国的孟诸湖举行狩猎活动。孟诸湖是宋国的大湖，水草丰美，湖畔山林茂盛，是春秋时期有名的猎场。前面讲过，城濮之战的前夜，楚军统帅成得臣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河神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麋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意思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楚国人得到宋国。可惜成得臣舍不得自己的马饰，在城濮被晋军打得大败，孟诸湖也就成为楚国人心里头永远的痛了。事隔十五年，楚穆王不折一兵一卒，反而以宗主国元首的身份来到孟诸湖，难免让人感慨，真是风水轮流转啊。根据自古以来的传统，君主举行狩猎，既是娱乐，又是军事演习。楚穆王自然担任了中军主帅，宋昭公以东道主的身份担任左翼指挥，郑穆公担任右翼指挥，楚国期思县（地名）的县公复遂担任右司马，息县的县公公子朱和申县的县公文之无畏担任左司马。狩猎要用到烟熏之术，中军主帅楚穆王命令，各车都要带上取火之物，以备使用。狩猎之中，楚穆王自中军追逐一群狐狸驰入右阵，狐狸逃入洞穴，于是命紧随其后的宋昭公点火烧熏。没想到，宋昭公耸耸肩，意思是没带引火之物。楚穆王的脸当场就黑了。他还没发话，左司马文之无畏已经命令手下将宋昭公的驾驶员给揪下车来。“宋公违令不从，应以军法处罚。然而国君不可以受刑，请您下令惩罚其仆从。”文之无畏向楚穆王请示。楚穆王瞄了宋昭公一眼。这家伙大概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老老实实立在车上，浑身发抖，直冒冷汗。楚穆王不禁莞尔一笑，对文之无畏说：“你是左司马，此事听由你处置。”说罢扬长而去，将皮球踢给了文之无畏。行军打仗，司马就是司法官，对于违反军令的行为，自然有权处置。当时陈、蔡两国国君在场，想做个和事佬，劝文之无畏说：“一国之君不可辱，请您务必手下留情。”楚穆王如果只是想吓吓宋昭公，目的已经达到了。再加上有陈、蔡两国诸侯求情，按理说，文之无畏完全可以顺水推舟，放宋昭公一马。毕竟宋昭公是一国之君，文之无畏以楚国一县之长的身份，没有必要在宋昭公面前太过强硬。但是文之无畏显然是个认理不认礼的人。他瞪着眼睛，板着脸，毫不客气地说：“楚王既然命我为司马，我就要忠于职守，行使职权，并非我强硬。古人有诗云，‘硬的不吐出来，软的不吞进去’，又说，‘不要放纵狡诈之人，以检点放荡的行为’，都是教育人们不要怕认真啊。我就算是死，也不敢放弃职守。”于是下令对宋昭公的戎车驾驶员执行鞭笞之刑。文之无畏是楚文王的后裔，因此以“文”为氏，无畏则是他的名字。他在孟诸狩猎中的行为，倒是解释了他为什么叫做无畏——无知者无畏。当然，文之无畏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不过那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事了，在此不提。孟诸狩猎的鼓噪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国的不安。自公元前618年楚国人重入中原，短短两年之间，已经有郑、陈、蔡、宋等国先后弃晋入楚，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有甚于城濮大战之前。公元前616年夏天，晋国郤缺和鲁国大夫叔仲惠伯在承筐会晤，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并就如何分化争取宋、郑、陈、蔡等国达成一致意见。两年前的夏天，楚穆王派斗越椒访问鲁国，鲁国给予了斗越椒合乎外交礼仪的接待。作为晋国的盟国，鲁国与楚国的这种非亲密接触体现了鲁国人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准则，同时也是对晋国不尊重同盟国家的态度的一种心理反弹。然而，当楚国的动作越来越大，并且将宋国纳入势力范围的时候，鲁国立刻与晋国亲密起来。可以这样说，在西方的晋国与南方的楚国之间，鲁国不是摇摆不定，而是理性地保持了一种势力均衡的政策。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受命访问宋国，向宋昭公提出建议，让三年前因内乱而流亡鲁国的司城荡意诸回国，同时别有用心地向宋国表示祝贺：“去年楚国大军压境，没有给贵国造成任何伤害，实在可喜可贺。”宋昭公听了，脸上红白交错，又不好生气，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有些伤害是表面的，有些伤害深深地藏在心里。对于宋昭公而言，孟诸狩猎中所受的侮辱，已经成为他心底永远的痛。还好，这种痛并没有延续太长的时间，仅仅是五年之后，他再一次来到孟诸湖边，结束了动荡不安的一生。当然这也是后话。鲁文公派公子遂访问宋国，自然是郤缺与叔仲惠伯承筐之会的直接后果。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鲁国将楚国当做潜在的威胁，则宋国是鲁国的屏障。一旦宋国完全沦为楚国的附庸，鲁国也就暴露在楚国的刀剑之下了。所以说，晋国想拉拢宋国，是出于其霸业考虑；而鲁国拉拢宋国，则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就在公子遂访问宋国期间，鲁国北部边疆也受到了威胁。鄋（sōu）瞒部落（狄人的一支，别称长狄）在其首领侨如的带领下，入侵齐国，顺势袭扰鲁国。鲁文公命叔孙得臣为大将，率军追击鄋瞒人。叔孙得臣以侯叔夏为战车驾驶员，绵房甥为护卫，富父终甥为别乘后卫（一车四人，有别于当时一车三人的战车编制），在咸地大败鄋瞒军，俘虏并杀死了侨如。为了纪念这场胜利，鲁国人将侨如的首级埋于首都的子驹之门（城门名），叔孙得臣更是得意洋洋地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以表彰自己的功绩。关于鄋瞒部落和侨如这个人，还有些类似于神话的传说。据《国语》记载，很多年后吴国讨伐越国，在会稽得到一根异常巨大的骨头，仅骨节就载满一车，无人能识，于是派人把骨头带到鲁国，向孔子请教。孔子博古通今，立刻认出这是防风氏的骨头。防风氏何许人也？大禹治水的时候，命群神齐聚会稽山，防风氏迟到，被大禹处死，骨头被埋在会稽。而防风氏的后人，就是商朝的汪芒氏，到了周朝则被称为长狄，也就是说，鄋瞒部落其实就是上古神话中巨人防风氏的后裔。《国语》的记载已经怪诞不可信，《谷梁传》则进一步发挥想象说，侨如兄弟三人为害中国，毛深皮厚，刀枪不入。神箭手叔孙得臣射中了侨如的眼睛，才将他打倒，身体横躺在地上，占地九亩，头颅装在车上，高过了车轼——这哪里是写春秋，分明是《荷马史诗》嘛！从《左传》的记载来看，鄋瞒侵犯中原诸国，前后有很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早期，就有鄋瞒侵略宋国的记录。当时宋武公派司徒皇父带兵迎击，在长丘打败鄋瞒人，杀死了其首领缘斯，而皇父的两个儿子也战死沙场。侨如死后数年，鄋瞒侵略齐国，被齐国人打败，侨如的弟弟荣如被杀，齐国人将他的头颅埋在周首（齐国地名）的北门之下。侨如的另一个弟弟简如则被卫国人杀死，鄋瞒部落宣告灭亡。鲁国人打败侨如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秋天，秦康公派西乞术出访鲁国。如果说公元前618年秦国人的来访是投石问路的话，这次西乞术来访的目的就明确了，他向鲁文公通报了秦国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讨伐晋国。晋国在山西，鲁国在山东，两国相距甚远。秦国人当然没指望说服鲁国人东西合围，夹攻晋国。秦国人的目的是，鲁国作为晋国的主要盟国，在秦晋之争中至少保持中立的态度，不要帮助晋国来对付秦国。不难看出，晋国的两大强敌——秦国和楚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战略，而且“远交”的目标一致锁定鲁国。鲁文公对秦国人此来既喜又忧。喜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忧的是，朋友来得不是时候。对于鲁国来说，现在首要的方略不是联合秦国来制约晋国，而是联合晋国来应对楚国的蚕食。秦国在这个时候出兵攻打晋国，等于在晋国背后插一刀，无疑将大大削弱晋国对抗楚国的力量，这是鲁文公不愿看到的。《左传》记录了当时西乞术访问鲁国时的情景：西乞术身穿朝服，手捧秦康公送给鲁文公的礼物——圭玉，来到鲁国朝堂的中庭，向鲁文公奉上礼物和国书。公子遂入内庭报告鲁文公后，再走出中庭，代表鲁文公答谢秦国的好意，并推辞不接受圭玉，说：“贵国国君没有忘记两国的传统友谊，派您光临鲁国，安抚鲁国的土地和人民，又赠送如此厚礼。敝国愧不敢当，情谊心领了，圭玉不敢接受。”西乞术对答道：“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不值得贵国辞谢。”公子遂辞谢三次，西乞术说：“敝国国君仰慕上国已久，想与贵国分享先祖周公、鲁公的鸿福，所以准备了这些微薄的礼物，交由下臣带来，作为吉祥的象征和两国交好的信物。这些礼物承载了国君的使命，期望能够加深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故此才敢致送。”按照当时的外交礼仪，使者奉玉，是代表尊重；主人辞玉，是表示重情轻财。但是，西乞术此来不是单纯的礼节性访问，而是希望鲁国成为秦国在东方的盟友；而鲁国对于秦国的拉拢，保持了理性的态度，既不想得罪秦国，又不想得罪晋国，所以双方拉拉扯扯，纠缠再三。最后公子遂给秦国人戴了一顶高帽子，说：“如果没有仁君贤臣，难道能够治理国家？贵国之礼，一点也不微薄。”并以厚礼还赠西乞术。同族相争造成宋国的动荡不安。实际上，鲁国也因公族内部事务差一点发生内乱。事情与一个叫做莒（jǔ）己的女人有关。大夫公孙敖从莒国娶了一个老婆，历史上称为戴己。戴己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谷，字文伯。戴己的妹妹声己陪嫁到鲁国，也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难，字惠叔。公元前620年，戴己不幸早逝，公孙敖又向莒国提出求婚，要求莒国再嫁一位公主给他做正室夫人。莒国人不同意，认为戴己虽然死了，按照传统习俗，她的妹妹声己应当继承姐姐的地位，成为公孙敖家的女主人。莒国人说得在理，公孙敖不便强求，但又觉得白跑一趟很没面子，转而要求将公主嫁给公子遂。前面说过，公子遂就是东门襄仲，是鲁庄公的儿子。而公孙敖是庆父的儿子。庆父是鲁庄公的异母弟弟。因此，公孙敖与公子遂是堂兄弟关系。同年冬天，莒国遭到徐国入侵，派人到鲁国请求救援。鲁文公派公孙敖到莒国会盟，顺便替公子遂迎娶莒国公主回国。在这种情况下，莒国对于鲁国的要求当然不能拒绝，于是安排公孙敖在鄢陵（莒国地名）迎接公主莒己。没想到，莒己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公孙敖一见之下，犯了一个男人很容易犯的错误——将莒己据为己有。在这场政治婚姻交易中，公孙敖好比一个不讲信用的代理商，翻云覆雨，视诚信如无物。莒国人急于与鲁国结盟，对公孙敖的荒唐行为也感到无可奈何，只好让他把莒己娶了回去。可想而知，当等着当新郎官的公子遂知道自己的老婆被公孙敖夺走，心情是何等郁闷。所谓“杀父仇，夺妻恨，不共戴天”，公子遂立刻向鲁文公提出，要动用自己的私人武装攻打公孙敖。我们在生活中也许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两个人在街上吵架，一直吵到脸红脖子粗，仿佛要大打一场。有经验的看官都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打不起来，要打早打了，何必浪费那么多口水？公元前620年冬天，当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想发动内战，而是希望借此引起鲁文公的注意，出来主持公道，替他出一口恶气。没想到，鲁文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政治是什么？政治在很多时候就是踢皮球。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就是向鲁文公踢出了一个皮球。而鲁文公不愧为资深政客，轻描淡抹地一脚，又将皮球踢回给了公子遂：你不是要攻打庆父吗？那就打吧，我不干涉。鲁文公真的那么潇洒吗？非也。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位和事佬登台，否则事情将变得无法收拾。这位和事佬就是大夫叔仲惠伯，当时正在公堂之上。据《左传》记载，叔仲惠伯对鲁文公说了如下一番话：“臣听闻，动刀兵于国内叫做‘乱’，于国外叫做‘寇’。寇祸及他人，乱则只能殃及自身，死伤都是自己人。现在臣子要作乱，您身为国君不但不制止，反而推波助澜，结果必将是亲痛仇快，外敌也会趁乱而入，到时该怎么收拾呢？”鲁文公听了这番话，又看看公子遂，意思是：怎么样，你还想攻打公孙敖吗？公子遂沉默了。叔仲惠伯好事做到底，在公子遂和公孙敖之间奔走调解，要求两兄弟消除怨恨，握手言和。在他的安排下，事情以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得到解决：将莒己遣返回国，大家都不要。然而，莒己虽然遣返，公孙敖对她的爱慕却没有结束。第二年秋天，在位三十四年之久的周襄王去世，鲁文公派公孙敖前往雒邑吊丧。年近六旬的公孙敖再一次老夫聊发少年狂，居然带着吊丧的财物中途逃到莒国，放弃名誉与地位，投奔心爱的莒己去了。公孙敖叛逃后，鲁文公让他的大儿子文伯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过了几年神仙日子，又与莒己生了两个儿子，估计是因为家庭支出日益增加，而贪污的公款也用得差不多了，于是厚着脸皮给鲁文公写信，提出回国的请求。文伯也替父亲求情。鲁文公听从公子遂的意见，折中处理这件事：准许公孙敖回国居住，但是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利，不让他到朝中参与政事。但是，公孙敖在鲁国深居简出过了三年，忍不住对莒己的思念，又席卷了家中的金银财物，再次出逃到莒国去了。文伯历来体弱多病，而父亲公孙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又使得他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终于于公元前613年去世了。临死前，他向鲁文公请求由弟弟惠叔来继承家业，获得批准。公孙敖在莒国得到消息，又写信给惠叔，要求惠叔以重金贿赂朝中大臣，好让他再次回鲁国。惠叔照做了，鲁文公也同意了。但是这一次，一代情圣公孙敖没有踏上鲁国的土地，途经齐国的时候，死在了路上。他的家人赴鲁国告丧，请求以卿的礼节回鲁国安葬，被鲁文公断然拒绝。公孙敖的灵柩在齐国一停就是数月。第二年夏天，齐国有人给他家里人出主意，将灵柩抬到齐鲁交界的堂阜（齐国地名）停放。鲁国边境的军政长官将这事报告给了鲁文公。惠叔则仍然穿着孝服，带着悲伤的神情，向鲁文公请求取回公孙敖灵柩，回国安葬。鲁文公开始不答应，惠叔就立在朝堂上守候，直
的状态下回到家。对精神科医生而言，处理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判断谁该住院，谁能以电话访问配合频繁约诊进行控制——是最困难的工作。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遇到过病人自杀身亡的情况，这种事并非百分之百可预防的。我曾有三名病人自杀，每一次都令我沮丧到几乎一蹶不振。在我内心深处，我期望能用我的能力让每个人永远平安，但现实偶尔会插手搅局，导致我在超出我能控制的状况下失去某些病人。我没有合伙人，因此除非度假（但我一定会找同行代班），否则我一向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随时待命，响应病人需求。一旦电话铃或呼叫器响起，我总会不自觉地担心是不是谁出了什么事。假如病人只是打来联络事情或寻求支持，我会很开心，至少他们还活着。1990年最初几个月，我经常接到卡伦的求救电话（有时一星期两到三次），都是寻求帮助，不让自己做出傻事。我担心她随时会自杀。※※※※1990年2月，卡伦告诉我额头那道疤是怎么来的。19个月大时，她接受前额的动脉瘤或血管瘤（一种良性瘤，构造多为纠结的血管）切除手术。她说，这道疤使她在小朋友之间变得很醒目，其他人常因此取笑她，喊她科学怪人。她父亲无力处理她的健康问题，又怪她花了这么大笔医药费；他曾对她大吼：要不是你和你的医院账单，我们哪会落到这步田地！我想，她是他失败破产的最佳代罪羔羊。卡伦住院进行手术期间，她父亲从院里偷了些绷带出来（后来他用这些绷带将她绑在家里的床上）。如果她哭，他会把她绑起来，揍她，让她有哭的理由！卡伦说她偶尔会完全不说话，意即她拒绝说话。10岁时，她差点让大家以为她聋了。为此她又住院好几个礼拜；后来她说，她只是“不听”了。在成长过程中，她天天希望父母亲赶快死掉。但她说她爸也希望她死掉。有一回，她感染了肺炎，病得很重，但她父亲拒绝带她就医，所以最后是她母亲和她叔叔带她去的。她说，到医院时她已没了呼吸；假如再拖久一点，她早就死了。卡伦透露得越多，她所承受的痛苦也就越令我难以置信——但我确实怀疑她说话的真实性。除了肉体上的痛苦，残酷的精神虐待也令我极为震惊。我很难得知这些儿时记忆究竟有多准确，但她确实以极具说服力、清晰又痛苦的真实情感唤起这些记忆。她说，这样的疗程令她精疲力竭。※※※※在往后的几次治疗中，我感觉自己仿佛坐了趟云霄飞车。卡伦拋出一大堆令我头昏眼花的生理症状和恐怖回忆，但她却不像过去那么沮丧，甚至稍微开朗了些。“有一次——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我帮我的洋娃娃做衣服，”她不带特殊情绪地描述，“我问我爸可不可以拿他的一条红色旧领带，帮娃娃做裙子。他说好，但我得先用正确的方式打领带。打在我自己身上。等我打好，转身面向他，他立刻抓住领带把我拎起来，害我差点窒息。他一直大笑，说我不该相信任何人。”卡伦平铺直叙地诉说这段故事，但却愁眉苦脸的，仿佛这些回忆是极大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最后她补上一句，“不知怎么着，我跟每个男人的关系最后几乎都以受伤收场。”这回我心中一震。治疗师必须不时倾听，从病人与自己的关系去揣想病人的弦外之音。尽管乍看之下似乎较以医生为中心，不过在医患关系中，病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其潜在意义——此乃铁一般的真理。最近，卡伦透露少部分不堪回首的过去，这是她在精神治疗中首次出现实质进步。然而，她刚才说了她跟每个男人的关系，似乎也在暗示我也会像她生命中的其他男人一样，虐待她，伤害她。一方面，她认为我能让她敞开心胸，吐露受虐的往事；但另一方面，她却深信我会像其他男人一样，重重甩她一巴掌，背叛她。这是治疗工作的转折点。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么继续往更深处挖掘，要么就会谈崩。我即将首次有机会切入正题，对卡伦说几句重话，让她明白她对人的不信任感有多深；即使面对像我这样可能值得信赖的人，她也很难跨越这道障碍。虽然我常跟卡伦说话，但大多是为了探究、支持或诱导她说话，没有一句足以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当个更好的倾听者，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卡伦最需要的就是听众。“卡伦，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我觉得你在害怕，害怕你一旦跟我越来越接近，我就会像你认识的所有男人那样伤害你。你想要更亲近，但你害怕亲近。”卡伦看着我，缓缓点头；她眼眶红了，脸庞发热。她听见我说的话了，但她需要时间消化思考，相信我也许跟别人不一样。假如我说中她的心事，她会比较有安全感，觉得被理解，进而朝下一个阶段迈进。当天稍晚，她写信给我。亲爱的贝尔医生：今天离开你的办公室以后，我不断回想我们的对话。我要你知道，我真的很开心我正在接受治疗。我有好多话想告诉你，需要告诉你，但每次一走进你的办公室，我就开始犹豫，困惑。你一直对我很有耐心，我很高兴，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好像在浪费你的时间。如果我能真正打开心扉，把心事统统告诉你，我会发生什么事？我有办法处理吗？万一不行怎么办？我觉得我仿佛坐在一列停不下来的云霄飞车上。但我知道你可以帮助我助我自己一臂之力。卡伦她似乎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她正坐在云霄飞车上，笔直坠入万丈深渊；虽然我也在同一列车上，但我察觉自己仅能轻轻划过问题表面，无法触及她心中最深的秘密。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心里很担忧。她这个星期心情好，下星期又跌落谷底；她想好好处理自己的问题，但云霄飞车一会儿急升，一会儿俯冲，我们俩有能力应付吗？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必须付出非常多的时间，其目的只是为了等待，目睹真相自动呈现。在卡伦的云霄飞车上，我感觉自己被蒙住双眼，看不见前方的景象。我发现，如果你放手让病人主导，他们对自己的故事都有一套无意识但精准的叙述方式，一次揭开一层纱。实习期间，我得到最棒的忠告是：治疗师的职责只是尽可能倾听、了解病人，如此而已。不是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不是逼他们改变，更非与他们分享自己。了解病人才是我的工作。一旦我对病人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就能与病人分享他们的心得。这种洞察力可以让治疗师保持耐心，免除不少麻烦。我想多了解卡伦潜意识的感受，以及她目前还没有勇气吐露的秘密。因此我告诉她，把梦境记录下来或许能有帮助。经过谨慎解析，梦境多半能精确指出病人目前存于潜意识的矛盾，与现阶段某些症状的源头。卡伦照我的指示做了。于是下一次见面时，她带着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走进我的办公室。我从一栋高楼疾速坠落。停不下来，无法控制。我越来越接近地面。我看见底下的车子和人群，我不想以这种方式死去。是谁把我推出窗外？还是我自己跳下来的？我似乎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掉下来的。我想我应该在闹市区，从某办公大楼掉下来。我试图控制自己，但我做不到。就在我即将撞上地面的那一刻，我吓醒了。我的心跳得飞快，汗流浃背。我很慌乱。我得抓着床稳住自己，因为我还在坠落。在治疗过程中所做的“梦”，一般认为由过去的片段、现在的片段（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和医疗片段（医患关系）这三个元素组成。医患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这让治疗师有机会植入改变的契机；而过去与现在的片段则与医疗片段相互辉映。对于卡伦，目前我打算把重心放在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梦反映了你对疗程频率增加以及跟我越来越熟识的恐慌与焦虑，”我说，“你从办公大楼掉下来，感觉像我这栋楼，这是因为你对我越来越敞开心胸，觉得自己渐渐失控了。”这是云霄飞车的另一种象征。下一则梦境显示她的恐惧又加深了。我在手术室，即将接受手术。好几个医生联手把我绑在手术台上，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每个医生都戴着面具，我看不见他们的脸。他们在笑。医生先在我的肚子上划下一刀，痛得像在受烙刑。他们还在笑，笑里带着羞辱。然后医生看看我的脚，说：“她用不着这东西。”然后就把脚剁了，往肩头后一扔。接着他剜下我的心脏，“你没有心，没有感觉。”他继续大笑。我快死了，每个人都想拿走一部分的我。我试着逃跑，但我无法挣脱束缚。没有人帮我。我吓醒，余悸犹存。每次听到病人的梦里出现“医生”，我总会不自觉地竖耳倾听。就某种程度而言，病人梦里的医生通常代表我。这也是一种了解病人对我的真正感受的方法。“我想，这次的梦透露更多你对我的惧怕，”我说，“你担心万一接受治疗，让我‘划开’你的心房，你只会更受伤，更无助。”卡伦剖腹产的手术过程与这则梦境相似，随之而来的只有痛苦和沮丧。等我再见到卡伦，她又交给我一些琐碎的记忆片段。她说，她不明白自己为何到现在还记得这些。开始治疗前，我先读了几页。我躺在黑暗的房间里。躺在台子上。我怕黑。有好多手在摸我，全身上下到处乱摸。我在哭。求求你不要碰我！那些手还是继续摸。我听见笑声，男人的笑声。求你放过我！我爸逼我坐下来，跟他一起看色情片。他要我学会取悦男人的正确方法。他说他在教我。我在祖父家的前廊上。我玩芭比娃娃。我8岁，或者再小一点。祖父叫我进房间去。他摸我。我没有反应。他威胁我，要扔掉我的芭比娃娃。我听不见他说话。我不在那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抚弄我，然后开始______。我注意到最后一则末端的空白。我不知道空白代表什么意义，但我决定让她暂时留白。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全是真的吗？我很谨慎，不曾要求卡伦告诉我这些事，或者暗示她是否有过此类遭遇；然而，这段回忆竟以如此写实且事无巨细的方式呈现出来，反倒令我信服。我认为其可信度极高。然而，就治疗的实际层面来看，真正发生过什么事——这些记忆究竟有几分真实？——其实并不重要。这些都是存在于卡伦内心的影像。对卡伦来说，这些影像，还有影像带来的感受都是真的。儿时记忆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扭曲、重组、替代和修改。尽管我没有理由怀疑卡伦，也知道儿童性侵害案件时有耳闻，但是跟一个曾经历这种磨难的人面对面坐在一起，仍令我难以置信。我不需要断定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我只需要了解卡伦的想法和感受就行了。至少就目前而言，这样就够了。[1]美国实习医生一般住院实习期满后的高级实习期。——译者[2]一种模制的胶合板或塑料椅子，系美国人查尔斯·埃姆斯设计。——译者第一部苟且偷生第3章遗失时间1990年7月，卡伦首次深入描述自己“遗失时间”的经验。她说，上次过年时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她发现自己出现在赌场内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那儿去的。有时手上的钱变多，有时变少；最后她丈夫和朋友终于找到她，而她的皮包里竟然有2500美金——刚开始她身上只有25美金！所以她必须找借口解释她去了哪里，还有她为什么没躺在床上——因为稍早她曾表示自己头痛，想在房间里休息。卡伦曾告诉我她很健忘，或者她常想不起来发生过的事；以前她也曾提到自己会无法交代某段时间的记忆，我注意到了，但当时我认为她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个问题。那天她首次提到她有“遗失时间”的毛病：仿佛她“不在现场”，时间断断续续的。接下来几个星期，卡伦告诉我越来越多这些片段的细节：“有一天，我出门去杂货店买东西，后来却在购物中心‘醒来’。”她对自己的疯狂行径既困惑又愧疚，“我完全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决定不去杂货店，跑去卡森城购物中心帮我儿子买帽子。我不太记得买东西的经过，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到那儿去的。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好几次。”她稍作停顿。“又有一天，医院的抑郁症患者互助会结束之后，我去吃晚餐，但我完全不记得晚餐的任何细节，只记得回过神已是隔天早上。我在自己床上醒来，头痛得要命。”显然，卡伦有分离症——意即她的意识在某段时间是分离的。部分的她处于现实，部分的她脱离现实。其实我已怀疑好一阵子了，但我还不知道她究竟属于哪一种分离症。她曾告诉我，她害怕专注、局限于单一问题，因此我决定让她主导，由她决定何时告诉我这些片段。我不想操之过急，唯恐自己无法分辨她是否只是为了讨好我而捏造她的故事。再次见面时，她说她和丈夫起了争执。她把女儿留在外婆家过夜，但她丈夫为此大发雷霆。她一拳挥向丈夫的脸，但她却没有动手的感觉。他回敬她好几拳，导致她最后被送进医院；但她也不记得进医院的事。她丈夫全身都是淤青。她说她遗失时间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有一天，她接到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表示他俩是上周五晚上认识的，但她不记得见过此人。她去看电影，却记不起部分情节。她说，其实她也不太记得6岁到10岁之间的事。天主教学校的修女曾说她中邪了，还在她头上洒圣水。卡伦描述的分离状态似乎跟着她大半辈子了，状况时好时坏。她问我她何以遗失时间，我说这可能是她应付痛苦的一种方式。当然，我有我自己的怀疑，但现在我真的无法给她更好的答案。1990年8月，卡伦开始经常性地遗失时间，或者现在她比较愿意告诉我了。星期四晚上，她在枕头底下发现一把小刀。她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周五晚上，她大约遗失4到5个小时的时间。以下是她写给我的字条：现在是凌晨2点，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到这儿来的。我不知道我在哪一座城市。这里没有房子，看起来很荒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找人帮忙？还是继续往前开，直到看见熟悉的景物？我不能打电话给我先生。他不会明白的。我独自一个人，我好怕。现在我在加油站，那里有位小姐。待会儿我去问她。那位小姐很帮忙。她告诉我这里是蒂莱公园，现在我知道我人在哪儿了。我们会平安到家的。她用“我们”，这个词颇值得玩味。她明明独自一人，却说“我们会平安到家”。她说她突然“醒来”，才意识到自己迷路了。她是在食品店采购时发作的。她在晚上8点半离家，清晨2点“醒来”；车上没有买来的东西，皮包却少了15美金。当她发现自己其实离家不远，她觉得欣慰又庆幸。现在，卡伦告诉我的事例已足供我判断，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我想知道她是否真的是多重人格障碍患者（MPD），个人认为“多重人格”比较能贴切描述这种状况。大部分的精神科医生一辈子没见过一个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尽管有不少“一头热”的治疗师暗示某些人可能有多重人格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意图表示自己曾治疗过这类病例），但我想真正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应该极为罕见。知道卡伦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倒还简单，难的是我该如何告诉她？我的脑袋一片混乱。我还没准备好面对她，告诉她真相，她的反应让我害怕。她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我不想给她另一个寻死的理由，逼她走上绝路。我想等她更进入治疗状况，再告诉她这种可能性。此时此刻，我要把重心放在加强彼此信任关系和处理她的经常性危机这两件事情上。※※※※卡伦常告诉我，她会因为自己很“坏”而迫切想惩罚自己。她表示，她最近一次伤害自己约莫是在3个月前。她无法忍受亲生父亲曾经侵犯她、伤害她的事实。她甚至认为这辈子再也不想被男人碰了。她说，她曾经想切掉自己的阴部。我观察她叙述时的神情，我认为她太冷静了。一个人认真时多半会异常的冷静，因此，切掉部分身体的这个念头着实令我害怕。我必须弱化她自残的念头。我说：“最近你开始告诉我过去曾遭受的虐待，所以熟悉的痛苦渐渐离你而去，这导致你迫切地想找东西代替它。”我试着告诉她，她之所以自残说不定真有道理可寻。两天后，1
接着讲下去，我都能看到那场景，小小的、蜡黄的莫迪靠着雪白的枕头，一大群年轻的男生女生，还有——不是站在他们中间，而是站在他们对面——那个大牌医生……“他宣讲完了以后，对我说，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福勒太太？然后他就又开始对那些孩子宣讲了，讲我的事。他觉得我是白痴吗？”（这句话是喘着气叫出来的，她太愤怒、太难过了。）“他对我说，福勒太太，请把你的衣服撩起来。我才不呢，我干什么要照办？于是护士上前一步，殷勤地帮忙，我的睡衣就这么给掀了起来，当着那一帮人的面，无遮无掩。然后他就这儿戳戳那儿捅捅，我就像是案板上的一团面，而他对他们说，看到那里那个肿块吧？摸摸看，感觉一下。好家伙，一句话都不对我说。他们挨个摸我的肚子。谢谢你，福勒太太，他说，但是他之前根本没有征得我的许可，不是吗？看那肿块，摸摸看，感觉一下——好像我看不见，感觉不到一样！我不是傻瓜，我不蠢，我不是白痴——”莫迪气得不能自已，无助到情绪失控。“他看都不看我一眼，一次都没看。我根本就是根棍子，是块石头。他看他们，对他来说他们更重要。我在这儿就是为了方便他们的。”他们准备告诉莫迪要把她转到另外那家医院去了。而她的确不蠢，所以——我十分忐忑。他们告诉她了。我今晚去病房的时候，她转过身来，不搭理我，不搭理一切。半个小时里，一句话都没说，然后她开始叨叨念念：“我不去，我不去济贫院。”“什么济贫院？你在说什么啊，莫迪？”她继续：“我不要到头来落到得进济贫院！”我打听到了，她要去的那家医院，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曾是一家济贫院。我给薇拉·罗杰斯打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疲惫、恍惚。“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想知道，莫迪一直没完没了地说他们要把她扔到济贫院去了，这是什么意思？”一声叹息。“唉，老天啊，”薇拉说，“又来了。这些亲爱的老家伙们都这么说，我们不要去济贫院，他们说。济贫院这东西早废除了——唉，我也不知道废除了多少年了。但是是这样的，他们小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济贫院。那会儿是这么个观念，不管你年龄多大，如果进了济贫院，就得干活。他们擦地板，洗被单，烧饭。让我告诉你，别说这是我说的哦，我可看不出这有什么糟糕的——要是现在会怎么样呢？我们把他们打发去哪家敬老院，在那里他们什么事都不许做，最后只好无聊至死，或者无聊到发疯。要让我说，就该让他们从早到晚地干活，他们就顾不上自怨自艾了。哦，简娜，不要理我，我这是在发泄呢。”我应该偶尔去看看安妮·里夫斯和伊莉莎·贝茨，但是看望莫迪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精力。今天我陪莫迪去“济贫院”。一个叫罗斯玛丽的姑娘和我们一起，她挺和气，不过对莫迪不甚上心。她说她起到的作用是保证莫迪能看到一张熟悉的脸，不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可莫迪问她：“你是谁？”罗斯玛丽回答：“啊，福勒太太，你认识我的。我去看过你的。”“我不认得你。”莫迪说。“可我几乎天天都去你病房的啊，福勒太太。”“简娜？”莫迪问，声音小小的，带着哭腔，“简娜，你在吗？”“在的，我在。”我们三个人坐在救护车里，罗斯玛丽拿着莫迪的东西，一个购物袋，里面是梳子、浴巾、肥皂，还有她的手袋。她的手袋里是她的结婚证，还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男人”，照片里的男主人公四十岁左右，挺帅，沉着脸，穿着时髦；另外一张照片上是一个小男孩，衣着整齐，对着摄影师摆出笑脸，并不开心。在医院门口，态度友善、让人安心的救护员们把轮椅抬上台阶，莫迪死死地握住椅子把手，直到进入楼内，才意识到这就到了，那可怕的济贫院。“就是这儿吗？就是这儿吗？”她悄悄问我。我们沿着走廊向前，两边是被收容的人、医护人员，还有患者们的艺术展览。然后，楼梯平台上，一张比尔兹利的《莎乐美举着施洗者约翰的头颅》的大幅招贴画，是哪个爱开玩笑的人贴的（我猜）。但莫迪看到这一切震惊不已，上到二楼以后也没平静下来。“就是这儿吗？”她一直在问，紧紧地握住轮椅，虽然护理员们很小心，她还是坐不稳，七倒八歪的，她太轻了，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这就是老医院。”罗斯玛丽兴高采烈。“那么，他们把它改造过了。”莫迪说。“是吗？”罗斯玛丽说，“我知道最近重新粉刷过。”莫迪是一战前后来这里的，来看望某个小姨，而现在她的记忆和她眼前所见的对不上号。我们走过时看到病房是传统的医院病房，里面有二十来张床，一排大窗户。但是当我们到了莫迪的房间，发现她住的是一个单人间。莫迪坐在那里，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完全沐浴在透过窗户照进来的明亮光线中，蜡黄的人和背后垫着的一大堆雪白枕头适成鲜明的对比。窗外是教堂的尖顶，灰色的天空，几棵树的树冠。莫迪沉默着，恨恨地环视房间四周——对我而言，这不过是间医院病房，仅此而已——然后目光投向窗外。“那么这就是老医院了。”她确认了，瞪着我，瞪着照顾她住下的那位护士，瞪着罗斯玛丽。罗斯玛丽正要离开，抱着一大摞文件。“是的，亲爱的，这是老医院。”莫迪朝我们龇牙，嘶嘶地喘着气，说：“那就这样了，是吧？我到这儿了，是吧？这就结局了，是吧？”“哦，福勒太太，”罗斯玛丽和善地说，“别这样。哎，我得走了，下次来看你时再见。”于是罗斯玛丽走了，回新医院去了。整个下午我都陪着莫迪。我想找出工作人员里，该和哪个说话，和哪个建立关系。这家医院和那一家气氛不大一样，让人感觉轻松，友好，还有些松懈散漫。当然了，那家医院是世界知名的大医院，那里的护士都是顶级的，医生也是。这里的老先生、老太太们多半不会离开了，一直要待到死。它说不上是一家医院，也不是敬老院——介于其间。另外那家医院的那个大牌医生率领随从们来教老年药学课。那家医院有些有抱负的护士也来这里待几周，好学到只能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学到的知识，这里都是老先生、老太太，再也出不去了，各人情况不同，有各种长期不愈的慢性病。我觉得，莫迪能自己有一个房间，真是太幸运了；但是我知道（而且我现在知道我猜得没错），莫迪认为这意味着给她判了死刑。而且这个地方实在是该死的喧闹。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早被身边各种大小噪音整得没了感觉，直到看见莫迪饱受噪音的折磨，我才张开了以前闭塞的耳朵，听到了门吱吱地摇晃，嘭地被关上，还有莫迪房间正对面小厨房里餐盘乒乒乓乓，餐车小轮吱吱呀呀。噪音！我对莫迪说：“我们关上门吧。”但是她说：“别，别，别，”上气不接下气，猛摇着脑袋。她害怕被关在里面。她来的时候，他们没有给她药，现在她疼得厉害。我去找护士长，问能不能给莫迪点什么。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看上去就像是个老住户，这个地方大概也是她的家，就和她自己家一样。她犀利、专业地打量我，他们都这样对人进行评估：通情达理的，傻里傻气的，可以依赖的，可以说真话的，得瞒着的……她说：“你知道的吧，我们尽量少给药，这样到非得下猛药的时候，才好歹能起点作用？”“是的，我知道，”我说，“但是她颠簸了这一路，而且她很害怕，因为她现在在老医院里了——再说她痛得厉害。”“唉，”护士长叹了口气，“你知道，她也许能再活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而问题在于最后会有多疼，你可明白？”“嗯，我明白。”不过他们给了莫迪一点能让她“挺过去”的东西，不足以完全麻痹她，但是可以减轻痛感。我离开的时候她清醒，警觉，竖着耳朵捕捉各种声音，冷冰冰的，一言不发。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接受现实”阶段了？哦，老天，但愿它就是。不要恭顺地步入那一良宵[16]！确实。真是多愁善感，真是感情充沛，真是自怨自艾，真是放屁！太自我放纵了！果然是像我们，被宠坏了的混账东西，要这要那，嚷嚷着“这不公平”，满脑子都是我得到的还不够。吉尔和我今天回家都早。我从医院回来，累得要死，都不知道把自己摆哪里好。吉尔看出我的状况，就给我泡了茶，做了一个三明治。她在我对面坐下来，等着我恢复。她好脾气，希望讨好我，有新的自信——就像我以前一样，她每天都在发现自己多能干，发现自己聪明灵活——但那表象之下隐藏着愠怒和批评。我知道她要说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简娜？”这句话背后，满是年轻人暴躁的抗议：不，不，我不要，我不能，让这一切离我远点儿。最重要的是：你，和我这么亲近的人，如果你准备接纳这种骇人的丑恶，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那又有什么可以不让它也进入我的生活？“我猜同事们讨论这事了吧，谈论它的是是非非。”我说。她看上去很尴尬，因为简娜的外甥女，住在简娜家里，也忍不住不参与讨论：简娜这么说，简娜这么做，简娜是这样的——诸如此类。“呃，大概是吧。”“典型的上层社会行为，”我说，“探望穷人的传统，毫无用处的善行，而革命会把这种胡闹革掉的。”她满脸通红，十分生气。吉尔也成了拥护革新派。我拿这个打趣她的时候，她生气地说：“那么，你以为会怎么样？你从来不请人来做客，根本没有社交生活，你以为会怎么样？”“我以为，”我说，“就和其他革新派一样，你给自己创造社交生活——然后另外给它一个名字。”她以前像这样谈一会儿，的确会哈哈大笑起来。但是今天她的危机感太强烈，笑不出来。“不要紧，”我说，“她活不久了。很快就都结束了。”“我觉得这太荒唐了，荒唐。”她说，火冒三丈，咄咄逼人，“一天不落，动辄几个小时。她是什么人，莫迪是什么人？——我的意思是，当然了，她不过是外婆的替代，你以前对外婆不好，所以就在莫迪·福勒身上弥补。”“真是犀利，真是真知灼见，真是一语中的！”“哎，简娜，这很明显，不是吗？”“就算是，那又怎么样？”“呃，你这样很古怪，你得知道。”“听着，我亲爱的，你来我这儿住的时候，我可没答应要按着别人的药方调整我的生活——不管这药方是我姐姐的，你的，还是谁的。”沉默。不打折扣地赌气，噘着嘴——青少年才这样，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垂着头不看人。不过这是她头一次这样，我还是要给她打满分，因为这事在她妈妈家里简直是礼仪所需。而且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吵架。“如果你真要，”我说，“等莫迪去世以后，我们可以弄些不错的小型晚餐聚会。这个我可拿手了。你可以请你的同志们来，我们来讨论阶级斗争。”她差点就笑了。莫迪在老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了。她和以前一样愤怒，不过她现在更加沉默。不屈。她还挺着。她现在疼得比以前厉害，因此没什么力气。护士长给我看昨晚给她的药，一言不发，做了个手势，意思是，看到了吧？我看到了。那是疼痛特别剧烈的时候他们才用的药剂，那药简直能要人命，吗啡混合着酒精。莫迪直挺挺地坐着，瞪着眼，下唇垂着，唾液在那里聚集起来，再滴下来，聚起，滴下。她满眼阴郁。我一来，她就开始了：“把我扶起来，把我扶起来。”我站在她边上，把她抱起来，让她坐起来一些。但是我刚弄好，才坐下，她就又低声说：“把我扶起来，扶我。”我扶起她，坐下。扶起她，坐下。后来我站在她身旁，把她托起，让她身子前倾，这也无法让她不再提那个要求。“莫迪，你已经坐得笔直了！”我抗议。但是，“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照办，因为至少这样，她可以觉得自己能够对自己现在的这个世界施加一点影响，这个把一切强加于她，她却没法反抗的世界。这么做还因为我可以抱住她，触碰她。虽然她从来不说抱抱我，我想要有人抱抱，她会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过去两天我站在她身边，扶她起来，让她坐好；扶她起来，抱住她，一次一个小时。我说了：“莫迪，我累了，我得歇一下。”她脑袋微微一转，表示听到我的话了，但是没过一会儿又开始了：“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想，也许这是一种使自己保持清醒的方法，因为现在她吃的药作用实在太强。大部分时间，她都昏昏欲睡。他们说晚上她几乎也都是睡着的。但她其实有意识，知道周围的动静，忍受着、十分痛苦地忍受着噪音的折磨：乒乒乓乓，哐哐当当，没有铺地毯的走道里橐橐作响的脚步声，餐车轮子吱吱呀呀的响声。每过几分钟，嘭地传来摔门声。我发现自己坐在那儿，神经高度紧张，等着那嘭的一声。但是尽管这样，病房门还是得敞开着，因为莫迪害怕沉默和冷漠，像是她将被囚入其中的坟墓里一样。莫迪还没准备好去死。我现在在她身边没有大段的时间坐着思考，因为我忙着扶她起来，给她放枕头，安抚她，疼爱她。但是此刻在家里，躺在浴缸里，我思考。那些支持安乐死的协会怎么了？我不认为妈妈，或者弗雷迪，会没到最后就想走；他们认命，他们是成年人，但如果他们真希望我们谁能塞给他们一剂致命药剂的话，我确定我能知道。（话说回来，我真能知道吗？我下次见到乔姬姐姐的时候一定要问问。如果我还见她的话。）死亡为什么就这么难？而对此不解，思考这个，这正当合理吗？有用吗？哦，死亡实在是太难太难太难了，身体不想放弃。那儿进行着一场搏斗，那是战场。但假设莫迪的意志和思想希望她走，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身体就不会如此激烈地反抗？如果在反抗的的确是她的身体。莫迪坐在那里，不愿意死去。我实在是没法理解，就这么回事！在将自己和莫迪相比较时我知道换位思考有时候根本不可能。尽管我知道我这是在拿自己，一个从健康角度说离死亡还远的五十岁女人目前的心态，与一个行将就木、年逾九旬的老妇的心态作比较。随着死亡逼近，一个人的心态也会变？我目前的想法，与“我会死”这个认知之间，自然是横着一道绝对的屏障，或者说是墙。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将死去，但那个认识不是一个清晰强烈的现实。也许这是预先设计好的，让我们像动物一样不知有死，因为若是知道了，我们就无法活下去。不管大自然还关心什么别的，她最在乎的是要我们活下去，繁衍，遍布整个地球，生生不息——任何与此无关的，大自然不可能在乎。因此我，简娜，或者说简·萨默斯，坐在一个垂死的女人身边，努力转换我的思想，剥去一层外膜或者说变得自然开放，好真正地明白我是要死的，但是大自然不让。我刻意想象各种惊惧，各种恐慌：我让自己假设我，简娜，背后垫着高枕头，非常老迈，正被从内里摧毁。我一点一点剥掉自己的外层，先是剥掉了我的服饰外壳，我用以展现自己的那些东西；然后再暴露我健康的身体，它不会——暂时不会——突然就大小便失禁，仍然标致鲜活；接着再往里，直到自我，即我对自己的认知，然后想象自我其实是存于一个躯壳之中，乱糟糟的一堆肉和骨，仅此而已。但是这没用。我不怕死亡。我不怕。而且，看着莫迪死去，我更不怕它了，这真是矛盾。那些专业人士，与死亡有关的，对死亡睿智以待，那正是我希望自己能有的态度。他们甚至很诚实，因为我知道，就算他们还没有告知莫迪“事实”——好像她不是已经知道了似的——若是她问，护士也会告诉她的。哪怕他们不直接说，莫迪·福勒，你要死了，他们也会允许她知道事实。但因为她目前这个态度，他们还没这样做：不，他们明白她“还没做好知道的准备”——护士长是这么对我说的。所以她的病房里依旧保持着友好、随意，甚至是不冷不热的气氛，好像她只不过是着了凉或者摔断了条腿。至于死后永生：实际上，我根本没法让自己相信这股狂暴的名为“莫迪”的能量会完全消失。这一点我实在没法让自己相信。老天啊，不管是健康还是生病，莫迪都对别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关于她自己
九月降封为辅国公。他死后，其嗣子鄂勒哲图承袭辅国公，后晋贝子爵。其后几代的爵位，都在贝子和辅国公之间变动，始终未得到王品级位。达赉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承袭辅国公。民国建元后，袁世凯为笼络蒙旗王公，在原有王公品级上各晋一级。因此，达赉晋为贝子，人们称之为“达贝子”。
(二)
贝子达赉的历代先祖，从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起直到他本人一直住在京师，因此与清廷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又有御赐“国恩家庆”之匾，慈禧太后的御书“福寿”之联，借以显赫炫耀门庭。贝子达赉的府第，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府内修有假山草地，水阁凉亭和戏台；正房设有大厅、客厅、书房和家堂；在花园里还有鸽子房。此外，有管事处、回事处、账房、护卫室、厨房、汽车库和警察房等设置，真是应有尽有。在达赉贝子府内的管事人多半是北京人和会讲汉话的蒙古族拔户人来充任工作。因为纯蒙古族人不会汉语，所以不用。民国初年达赉贝子府的管家有王二、晋三，他们都是北京人，可是蒙民都得称他们王二老爷和晋三老爷。从1919年到1925年之间，管事人换有京东汉人蔡珍和通辽县四家子村拔户人敖达和李景阳等，到了1931年又换了北京人张庆隆和骆俊。在达赉贝子府当差的管事人分为三个等级：一等护卫是三品顶戴，二等护卫是四品顶戴，三等护卫是五品顶戴。民国初年，清室虽然被推翻，但蒙古封建王公统治制度依然存在。王公们在本旗出入，仍然是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满清顶戴，穿马靴，挎腰刀，耀武扬威。王公有时乘马，有时乘坐小车子(轿型的马拉车)，所到之处，蒙民遇见时需立即双膝跪拜，口呼王爷恩典。达赉贝子久住京师，不仅以哲盟十旗王公驻京代表自居，而且被袁世凯聘为高等顾问。达赉贝子熟读汉文，畅晓蒙情，深为袁世凯所器重。达赉贝子所乘的汽车可以直达总统府。他是蒙藏院的议员，每年付给达赉贝子车马费千元。达赉贝子每天吸大烟时，是由北京人晋杰臣跪着给他烧烟泡，烧好后送到达赉贝子的嘴边。达赉贝子每天早点和晚点，除了奶茶、奶酪、奶皮子外，还有各种上好的糕点。而在早午晚三餐中摆不同的三种酒席。开饭时，达赉贝子和他老婆(人称福晋太太)两个人一桌，他的长子多尔吉(汉名多振甫，是北京汇文中学的毕业生，人称“多公爷”)和他的老婆马淑俊(奉天省马道台的女儿，人称“大奶奶”)另开一桌，多尔吉的姐姐(人称“大格格”)单独放一桌；多尔吉的儿子包儒、包义(人称“阿哥爷”)为一桌，全家人一次吃饭要分成四处。管事人王二、晋三和温玉堂专管达赉贝子夫妇用饭，骆俊、倭什浑、李明山管多公爷开饭。女仆多是北京人，有关妈、张姐和绿叶等专管达赉贝子的独生女儿大格格一人开饭。关信、李明福、丹森等专管阿哥爷开饭。开饭时，男女仆人、丫鬟站立在主人两旁，用双手往上端饭菜，主人有呼必应，有问必答，一直侍候主人吃完饭离开饭厅，奴仆们将所有的餐具撤去后，才能吃饭。奴仆们的处境，非常困苦。他们都是王公的奴隶，没有任何报酬。进入府内，一不准仰面向上看，二不准左顾右盼，违犯这些府规，就要受到鞭棍的抽打。每逢贝子和福晋的寿辰，或是小孩弥月(满月)，都要演戏。当时北京的四大名旦，都在召请之列。达赉贝子出府时，首先大开仪门，后开大门，仆役人等要规规矩矩地站立两旁侍候。达赉贝子除坐汽车外，凡是坐小车或是骑马，在上车下车或上马下马时，先命某个奴仆跪伏在地上，用脚踏着奴隶的膝盖、肩膀或脊背上上下下。达赉贝子在北京街上闲游，向来不与老百姓说话；到商号去买东西(要买他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其余都是管家去买)时，端然正坐，旁若无人，经过管家把东西拿给达赉贝子看，他中意了，再由管家说明价格。他一高兴不但不讲价还要多给，这样商号多卖了钱，当差的也从中大捞一把。(三)
达赉贝子虽然久住北京，但他的一切生活费用，都是由属下的管家，每年到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北府(在达王府东北五里处)和从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注367收取租赋来供应。每逢遭到荒年时，在穷苦蒙民中流传着“达尔罕王大甸子，穷的穷死没人管，富的富死有人看，王爷无福民遭难，蒙古老爷是混蛋”的民谣。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的财产，按1910年的统计，有牛1000多头，马3400匹，羊上千只，另外在怀德县公主岭有一处中公益地局，在榆树县有一个中成地局。这两个地局，每年所收的地税达20多万元。达赉贝子虽有这些财产和收入仍然是入不敷出。1913年(民国二年)4月24日，达赉贝子因久居京师，耗费过大，外债累累，无法偿还，因此，以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锡伯人等的人口日增，生计艰难为由，又经本旗扎萨克的允准，复经蒙藏事务局转呈袁世凯批准，将所领有的牧荒两段出放。该荒段坐落在通辽东面，第一段西从摄力吐、包力营子、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约计为15里。第二段，西起乃木格勒、那拉噶庙、玛立营子，东至套勒干吐，胡力海庙止，东西长约50里，南至辽河、北至沙坨，宽为15里许，将此荒段按从来蒙地出放之章程，以供核实丈放。不论蒙汉旗民，照定章，备价承领，发给执照。地价为两等：上等地每垧价银六两，中等地每垧价银五两。首先将原有所属之台吉、壮丁4000余户以及锡伯人等，按数拨给牧荒，以资养赡，此外已开垦之熟地，仍由原垦户照章承领，并对熟地限当年进行清丈升科。未垦之生荒，限三年秋升科，将所得之荒价作为十成，以五成归国家，五成归自己收入开销。袁世凯批复时曾考虑该贝子达赉出放此荒，是为了偿还累债，因而按照卓哩克图亲王放荒还债之例，特予减免，以二成报效国家，八成归达赉开销，允许出放。可是达赉贝子所指出放的第一荒段，乃是本旗闲散多罗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的领地，当该贝勒得知贝子达赉要把自己的领地予以出放时，就向奉天都督提起公诉。在诉讼中提到：“而今达赉贝子开始出放之两段荒之内，辽河南岸之西从摄力吐、包立营子屯、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潘家店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15里许地方，原为本贝勒之领地。此间既已村屯相连，居住此地从事农耕者，均为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随公主下嫁时前来之陵丁数千户，而与辽河北岸专以游牧为生者不同，相互之府第，河南河北亦各有处。卓哩克图亲王之蒙员曾频频侵入我之领地，极欲开发耕种之际，而达赉贝子亦猥称拟出放我之领地，言甚忤断，孰不可忍，请查实裁决”。奉天都督为此曾向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咨行询问是否属实，而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在复文中提出：“不向本扎萨克说明，决不准任意垦放，若达赉贝子放荒之事属实，绝不允许。”于是，达赉贝子遂将辽河南之荒段搁置起来，只请示出放第二段荒地，而奉天都督认为，如对此决定允准出放，必然要引起是非，乃进一步向旗扎萨克进行咨询，因此拖延到1914年(民国三年)春，才得到该旗扎萨克的承诺。然而，达赉贝子对该荒地的出放，企图委托蒙古实业公司来开垦。这样，奉天都督在丈放中坐收渔利的如意打算则成为梦想，因而对达赉贝子起了反感，事情虽然由大总统袁世凯批复，但拖延不发，使丈放事务无期实现。不久，张作霖接任了奉天省督军之职。当时达赉贝子也与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达成协议，既得到了该旗扎萨克的允许，又得到奉天督军的批准，于1916年(民国五年)将辽河南1400方，辽河北2000方两段荒地，合计约3400方地开始丈放。一等地每垧价银12两，二等地每垧价银9两，三等地每垧价银6两。同时征收一五经费。这次放荒，与以往两次放荒不同。过去放荒时，只设立“官荒局”，经办事务；这次放荒，是由哲里木盟副盟长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和硕卓哩克图亲王、翊卫使色旺端鲁布、科尔沁郡王衔多罗贝勒杨桑巴拉、科尔沁多罗贝子正红旗蒙古副都统翊卫使达赉、科尔沁贝子衔辅国公镶白旗蒙古副都统翊卫副使阳仓扎布等，联衔向张作霖提出了咨呈，要求设立“蒙荒局”，并请求专为设“蒙荒局”刊发钤记。为的是遇有蒙汉纠纷的事情，就可以由官、蒙两局的总办，经过会商解决。后来得到批准，旗扎萨克遂派了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为“蒙荒局”的总办，协理呼尔齐默尔根、布胡鄂鲁什虎二人为帮办。又经各王公贝子等共同议定，由呈准出放的3400方地中，辽河南北各留700方，计1400方，以便分别拨给各个王公领内的台吉、壮丁、喇嘛、陵丁等作为留界产业，借以维持生计。其分配办法是：扎萨克达尔罕亲王、温都尔亲王、卓哩克图亲王、贝勒杨桑巴拉、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贝子达赉、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等9份，各份拨留150方，其余50方由扎萨克印务处的办事人员分劈，共合为1400方。所余下的辽河南北计2000方地，由“官荒局”和“蒙荒局”总办和帮办，妥为接洽，商酌办理，并令蒙汉人民准备地价各半分领。到了1916年(民国五年)10月18日，丈量辽河南地段共有1100多方，与原来呈报的1400方数字相差太大。到民国六年，经官、蒙两荒局已经丈明辽河南、北两荒地共有3100多方，地数不足于原定的数目，又因此界外没有荒地可以丈放。台吉户地，按所定章程台吉一户要拨给两方地，壮丁每户拨给一方地，全是在放荒段内指拨，留作蒙古人的生计。将已经丈过的3100方地中，以1100方，拨留作为户地(留界地)，其余2000方由蒙汉人民准备地价永领。向奉天省省长进行了呈请，可是在省长的批复中，指令要在新河另段来安排户地。接到这个批示后，达尔罕亲王认为事关全旗，没敢擅自决定，因此派人去北京，同该旗各家王公举行会议，同时令“蒙荒局”在户地没有得到解决以前，暂时不准拨放土地。到1918年(民国七年)2月21日，蒙荒局总办色拉哈旺珠尔，因为已到春耕季节，再不能拖延下去，必须求得早日解决，以免重蹈巴林爱里新荒的前辙。因此，以亲家的关系，特派他府里的巡边局局长于振藩致函给张作霖：“……历办蒙荒，向予台壮各户留界，此次拟于段外拨给，安土重迁，不无可悯！设或户地久不解决，一经拨放，必酿风潮，因商以和平之法，使台壮户地就段内安排，缩小拨给，以资生计。查河南直得者台吉271户，壮丁417户，不应得地者拔户人等1553户。试以河南而论，台吉两户拨一方，壮丁四户拨一方，占地无多，变通办理，不惟体恤民情，对荒务之进行，诸多裨益，致使荒务早日完成……”1919年(民国八年)又经北大荒界内22个村汉户、壮丁和陵丁的代表李俊、马永林等四名，前往奉天省达尔罕王府恳请拨给生计地，遂将分给台壮所剩下的地亩，酌情拨出60方，分给了这村2000多口拔户人，作为他们的生计地。一直到民国八年12月1日，经梅伦喇喜巴拉丹，会同了通辽县的明监督，商务会的李总办，同时旗扎萨克又派去印务扎兰乌勒吉，把应当得生计地的台吉、壮丁召集到通辽公合地局，将470多方地进行了抽签拨给，又把余下的50多方地分给了原在辽河北荒段里的500户台壮和拔户人，使他们也能各安生业，这才平息了事端。在荒价的分劈上，除搬效国家外，将余下的荒价作为十成，达赉贝子得四成，达尔罕亲王应得辽河南北荒价的六成，又从辽河北台壮应得的分内再提出三成，共九成，将此作为十成，分给帮办盟务亲王一成五、卓哩克图亲王一成五、公费三成。当差的台吉们二成五，已经故去贝子衔镇国公多尔济的过继子乌勒济毕里克图五分，旗内各寺庙一成。直到1920年(民国九年)，丈放辽河南北荒务工作才全部完毕。达赉贝子虽在出放辽河南北荒段中得到了荒价，但仍然感到经济拮据。1927年，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内招汉人垦荒种地，约有30000亩。他是按犁杖收租，每副犁杖征收租十至十五石，这样每年可收粮上千石。达赉贝子除上述的财产收入外，还有属下的壮丁几百户为他服役。姓温的有百户，姓德的有五六十户，姓李的有七八十户，姓王的、姓刘的各几十户，还有席姓户，世代为厨役。在壮丁中的拔户人里的上层人物，如安垦局局长李景阳、中公益地局局长德本、地局帮办温玉堂等都因经理收租而大发横财。达赉贝子府的奴仆在北京的有60多人，在北府(科左中旗)的有50多人，各地局的职员有40多人。(四)
达赉贝子的儿子多尔吉，人称“阔大爷”。从这个绰号可知他是一个讲吃喝摆阔气的王公子弟，家务大权完全操持在其妻马淑俊的手中。马淑俊年轻时在北京读书，结识了多尔吉，因马淑俊生得貌美聪明，两人一见钟情，誓结终身佳偶。可是达赉贝子认为马淑俊虽是旧道台之女，家业却早已衰落，因而对多尔吉的婚事横加干涉。但多尔吉与马淑俊却陈仓暗度，木已成舟，终于使达赉贝子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婚后，达赉贝子的门庭，每况愈下，收入减少，消耗过大，债台高筑，难以解决，无可奈何只得将祖遗府第，原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住宅，以15万现洋的房价，卖给了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1923年，多尔吉随达赉贝子从铁狮子胡同迁移到北京东四十条汪家胡同十一号一座宽大的宅院里，这是每月以1000元租金租的宅院。迁到新居以后；因多尔吉恼恨达赉贝子宠爱继母陈氏，钱财尽由陈氏掌管，于1926年，偕妻马淑俊和儿子包义，偕同亲信奴仆骆俊、李明山、老妈子关姐、丫鬟绿叶等十几人，冒着寒风大雪从北京坐火车跑到沈阳，与其父争夺经济来源(因为达赉贝子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每年征收20多万元租金)。经多尔吉的岳母马老太太疏通张作霖的五姨太太的母亲王松岩(人称王老太太)，依仗张督军的权势，派他的义子邓子禛，用武力驱出原中公益地局局长蔡珍，令邓充任该地局的局长。王老太太为了拉拢多公爷(多尔吉为辅国公)，还把奉天南关德源酒店胡同的宅子，让给了多尔吉夫妇居住。随后多尔吉下手谕委派温廷为中公益地局副局长，借以监督邓子禛。但是，邓子禛凡事不让温廷插手，仅在两年之间，就成为暴发户。达赉贝子闻讯赶赴沈阳达王府。王老太太见事机不妙，同达王福晋朱博儒和达赉贝子一起去见少帅张学良。经过磋商，将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租赋仍然由达赉贝子委派局长收取，令多尔吉回北府居住。在父子争夺中公益地局和中成地局的主权时，父子齐下手谕，叫奴仆们为自己效力，使奴仆们进退维谷。当时中成局局长张德增，在给北京达赉贝子的辞呈上曾这样写道：“……抗违老爷为不忠，不尊少爷为不义，既不忠不义，奴才何所取为？！……”1928年，多尔吉与夫人马淑俊去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时，途经通辽车站，迎接他们的奴仆，见到火车开动，电灯明亮，便跪在地下叩头，齐声惊呼：“宝拉罕！”认为这是神力所为。多尔吉夫妇见状啼笑皆非。他看到蒙民如此愚昧，深为慨叹。因此，决心办学，以使蒙民子弟读书认字，增长知识。多尔吉夫妇回到北府后，对达赉贝子的来信谕文，多半积压，不予执行。多尔吉主张兴学，在温玉堂辅佐下，将北府外院改修，作为“固山贝子府蒙汉小学校”的校址，多尔吉任校长，并派温玉堂、杜喜二人为劝学员。温大明和另一名蒙古人为教，公主刚安葬，立即把王诜撤职。可这不耽误王诜和赵佶之间的私人友谊。两人是宋朝宗室里的绘画高手，每天恨不能二十五个小时腻在一起。某一天，王诜派高俅给赵佶送去一个梳头用的篦刀，当时赵佶正在踢球。高俅的机遇到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看得未来的皇帝主动问他看什么，会踢吗？高俅不仅会踢，还敢下场，那天他超水平发挥，一下子把赵佶踢成了票友，每天都离不开他。从此，他成了赵佶的亲信，等到哲宗去世，赵佶登基，他跟着鸡犬升天，做到了殿前司长官。这是军职，从此之后，北宋的军队变味了。具体地说，高俅把国家的军队当成了自己的工程队，给他盖房子、修花园；当成了手工作坊，军人加工器皿，运到外地去卖；当成了跟班的，每天不去训练，陪着他东走西逛；还被他没收了军饷，没有生活来源，逼着军人们从事各种额外工作，去养家糊口。在这个过程中，北宋京师重地的禁军完蛋了，军事素质一落千丈，等到大难临头时，尽管人数众多，可毫无战斗力可言。另一方面，他显得很有人情味。他饮水思源，始终记着苏轼的推荐之恩。苏轼死后，每当苏家子弟进京，高俅都会多方照应。于是军界之外，总会说高太尉厚道，高太尉仗义，高太尉不忘本。不管怎样说，高俅不招人恨。哪怕是在军界内部，也没人对他龇牙，因为所谓的腐化禁军，烂掉战斗力之类的事，不是他开的先河。北宋一代，除了开国皇帝赵匡胤时期，京师禁军百战百胜威慑内外，到了赵光义时就全完蛋了。燕云之役、雍熙北伐、君子馆惨败，这三战之后，禁军老骨头都没了，剩下的都是少爷兵。每月领军粮，都雇人往家里背，废物懒惰到这地步，还有什么指望。至于让官兵干私活儿，更不是高俅的专利，真宗、仁宗时期留下了很多的传说，比如哪位兵哥哥的手艺独到，做出了什么新玩意儿，哪位兵哥哥好运气，给哪位长官跑长途，赚了多少钱。这事儿太多了，严格地说，高俅对北宋禁军的伤害顶多是雪上加霜，要是把军队烂掉的帽子扣到他头上，实在是不知所谓。以上就是高俅的生平，也是他为什么是恶人榜副班长的原因。剩下的几个人就不同了，个个都是万人恨，为害的程度，最差的也是祸害几个省的角色。高俅的上一位是杨戬。之所以这样排，说实话是委屈了点，但没办法，谁让他死得早，并且徒弟太神勇呢。杨戬，北宋太监，主管御花院。通过前面说过的艮岳等超级宫殿名园的建设，我们知道，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政府工作。尽管童贯、梁师成等人都插了手，但专职负责这类事儿的，更是红得发紫，手眼通天。杨戬只凭着盖房子修园子，在官位上就能和隐相梁师成平起平坐，到达节度使的高度。按说有了这样的名分、职权，杨戬蛮可以大打出手，和梁师成争夺一下太监里的战斗机，尝尝后宫第一的滋味了。可是他不，他很聪明，很知道进退，没去惹握着国家符印的梁隐相的麻烦。他另有爱好。自古以来，太监最爱的是钱。作为无妻无儿无女，甚至伤残身体，把祖宗也抛弃的太监，这个世界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呢？于是，杨戬成了当时最能圈钱，也最敢圈钱的人。对于一个有权的人，什么是最来钱的东西呢？答案——土地。自古以来，土地是政府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资产。杨戬搞上了土地买卖，他成立了一个叫“西城所”的部门，专门派人下乡，到各个州县里去召集民众，核查田契。各地的百姓很配合，政府要查证，还不小跑着回家取？结果取来后，西城所的人开始问，这块地是从哪儿来的？答，父亲留下来的。好，你父亲是从哪儿搞来的？答，爷爷留下来的……以此类推，直到问及祖祖太爷以上。年代太久远，嗯，好，拿出证据来，证明是你祖祖太爷给你祖太爷的！人民崩溃。上面是祖传型崩溃，有聪明的另想了别的法子，面对质问，他会说，这是我买的。好，你从谁买的？答，东村头甲。好，找东村头甲来，问甲从哪儿买的，如此类推，可以推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后边去，到那一步，就算是007邦德穿越过去，也别想找出最早的那个买主。西城所能一直追问到五代十国去。于是，人民再次崩溃。崩溃的结果是加租加税，只要定下来，以后哪怕天灾人祸颗粒无收，也别想逃债。这种方法从汝州开始推广，覆盖到京东、京西、淮西、淮北等各大富饶区。怎样，挺狠吧，不，这只是杨戬用土地圈钱的各种办法中的一个。严格说来，还是很复杂，很笨的一个。后来他想明白了，与其这样折腾，不如无中生有。西城所在全国范围内勘查哪儿有废堤、弃堰、荒山、退滩、淤流滩地等无主地段，强迫就近的农民去耕种。只要种上了，立即成了他的终身制佃户，无休无止祖祖辈辈给他交租子。到后来，他贪到了连水面上的营生也不放过，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就被他圈了进去，每条渔船都成了他的产业。估计当地姓阮的三兄弟就是被他刺激着了，去打家劫舍的。杨戬辉煌的圈钱生涯结束于公元1021年，他得病死了。但他的精神长存，又一个杰出的钱痨型太监出现，做得比他更给力。李彦出场。这是北宋太监三剑客中的最后一员，也是其中最凶残的一个。他全盘接手了杨戬的圈钱生意，操作的方式却比杨戬先进太多了，以至于连西城所都失去了意义。根本就不用去查地契的嘛，费那个劲干什么，李彦派人直接站到看好的土地上，然后大声宣布，这是无主荒地！就这么简单，谁不同意谁去死。做得最狠的一次，他派人把鲁山（今属河南）县的田地契都集中起来，当着契主的面，一把火全烧了，全县的土地都变成了“公田”。全变成了公田，公田是不交税的耶，那么原来的税怎么办？这是个问题，涉及皇帝陛下的腰包的。李彦想了想，这样吧，鲁山县已经是我的了，不能再为难他们。把原来的税，都摊派到邻近州县去。在这种乾坤大挪移的转换下，既保证了皇帝的腰包不缩水，还确保了他本人的腰包变丰满，这是多么完美和谐的办法！史称，被李彦看中的“荒地”居民们生活变成了这样：“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以上就是李二代的行为了，做法毫无遮掩性，连一点点的自愧心理、畏罪心理都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富二代、权二代们的行为，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根本就不认为有什么狗屁的法律存在！到这里，相信大家对李彦已经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了吧，别，先别忙，在北宋恶人榜上他只是倒数第三而已，就算在他擅长的业务范围内，也有人比他更强。他主管的地盘在西北，宋朝时的西北算是老牌的政治经济中心，但是在实际指标上，长江以南已经迅猛崛起，政治上连续出现宰执人员，如王安石、曾布、章惇、蔡京、蔡卞等人，抛开西北代表司马光先生，几乎垄断了神宗之后的宋朝权力。经济上更是一枝独秀，可以说开封城的繁华，自从宋太祖开始，就是由江南支撑的。排名在李彦之上的，就是把江南搞成人间地狱的那个人。朱冲之子朱勔。朱冲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是很有分寸的。他在刚刚有点钱之后，就乐善好施，号称灾年施粥寒天舍衣，在东南一带很有善名。直到他遇到了蔡京，成为开封御花园的官倒，为艮岳等名园项目服务，气焰才有所抬头。可就算是这样，他也很低调，一直乖乖地隐藏在蔡京等人的身后，很踏实地赚取黑心钱。朱二代不是这样，他的一切都是张扬猖狂的。彻底分析一下他的生活，才会明白当时天下最牛的富二代到了什么程度。朱勔的生活圈子分成两个，一个在江南老根据地，一个在开封京城。先说京城吧，毕竟要从低往高说，倒啖甘蔗才有味道。在京城，朱勔是快乐的代名词，注意，不是说他很快乐，是说他是整个开封官场的快乐。他走到哪里金钱就淹没到哪里，每年他孝敬给官员队伍的钱，绝对要超过赵佶开出去的工资。另外，他还是个渠道，通过他，哪怕是皇宫深处的隐秘，都能第一时间了解。因为他能随时出入宫禁，在皇宫的每一个角落闲逛，甚至不需要避开嫔妃。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花石纲的代表，他有义务有责任巡视皇帝的家，看看哪里还需要什么装潢点缀。这项工作朱二代干的是很认真的，经常得到奖励。比如某天他突然在袍子的肩膀部位绣了一只金色的手，别人问这是啥。朱勔很虔诚地说，刚刚这里被陛下的御手抚摸过……又一次他的胳膊上突然缠了一块黄罗绢，这条胳膊表现僵直，一动不动，哪怕是与人打招呼行礼，也举不起来。大家问，朱二代，你中年麻痹了？答，哪里哪里，刚刚这条胳膊的这个部位被陛下再次抚摸了一下。这是他在开封城里，表现得很舍财很快乐，并且有些小可爱。他回到江南之后，就是另一张脸了。其表现是，他在京城里所有的谦卑、可爱都成百倍地找回了平衡。先是钱，一般人认为朱家的钱是从国军库里掏出来的，他们每往京城里运送一批花石纲，就能漫天要价，把石头换成金子搬回家。这没错，但不全面。财富到了朱家，金子银子什么的都是垃圾，他们要的是皇帝级别的东西——土地。玩到最后，玩的都是土地。朱家的田产跨郡连邑，用州、县这样的尺度单位已经没法测量了，每年收上来的租子达到十余万石。接下来是地产。朱家是皇家园林供应商，自己住的地方会差吗？先是大，“甲第名园，几半吴郡”，这个吴郡可不是单指一个地界，这是说自古传下来的吴越之地里的吴，是个代名词，是江南的象征。朱家的花园，达到半个江南！至于怎么来的，有一个例子。苏州园林甲天下，孙老桥一带在北宋时更是名园，被朱勔看中了，他伪造圣旨，说是皇帝征用，强行逼迫数百户人家搬走。动迁当天，哭声一片，是北宋强拆迁的代表作了。再接下来的是权。朱勔本人的官衔很一般，在公元1120年之前，他是随州观察使、庆远军承宣使。这是虚衔，如果不挂上些职能部门的差使，在开封城里吃白食都能让店家打出来。两年之后，北方燕云战线出了结果，赵佶一时高兴普天大庆，宋朝官集体升职，朱勔才升到了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这还是虚衔，节度使早就没人要了，读书人顶这个衔都觉得丢人；醴泉观……一听就是个道观，多领一份工资罢了。这就是朱勔在开封城里的官方地位，如果他在赵佶的面前红度下降，那么身价立即一落千丈，没人会再答理他。可回到长江之南，他是另一个人了。在那一片广大的，比长江之北失去燕云地区的北中国还要大一些的江南之地，他的权力远比赵佶要直接。不是比赵佶大，而是更直接。整个江南的官府都是他的幕僚，像郡守一级的官，很多都是他的亲信。他所到之处，连退了休的宰执人员都得亲自出迎。他的兄弟子侄娶的都是皇家宗室之女，他的大小老婆都有官方封诰，他家里有一百五十多个人有八、九、十品武官的职称，而这些人只是给他挑水、种地、打扫院子的奴仆！而他本人每个月里总有两次必须要做的小事，烦啊，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这两天，江南地区的省市级高官都要到朱家集合，接受他的点名……每当此时，朱勔还是相当郁闷的，因为他不得不把赵佶的画像挂起来，算是替皇帝检阅。可谁给他的权力，让他把皇帝的画像挂在他家里的？挂了，又能把他咋地？如此一来，长江以南，宋朝官方的命令几乎没有威慑力，真正掌权的是朱家，这一点连开封城里也知道。时间长了，大家为了表示认可，给朱家送了个外号——“东南小朝廷”。稳占南中国，割据半边天，如此威势，朱勔也只是二当家，他在北宋恶人榜要排在另一个人之后，那就是宋朝当红的宰执王黼。王黼，字将明，开封人。原名王甫，之所以改了名，是因为赵佶喜欢他。嗯，说来王黼也是历史名人，在东汉时举国闻名，乃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太监。宋朝的王黼是一个帅到妖孽都没法复制的大帅哥，他长得金发碧眼，面如敷粉，长身玉立，就像漂洋过海从西半球穿越到宋朝的白种人一样。这样的人让赵佶怎么能忽视呢，比他养在艮岳的各种珍禽异兽长得还特殊！细查王黼的发迹史，可以集中到两个字——捧、拆。他第一次在官场里捧的人是同学何志的老爸。何老爹名叫何执中，是赵佶刚登基时的次相，当时王黼很上进，是真材实料考上来的进士，何执中看在是儿子的同学，并且被捧得很开心的分儿上，推荐他当上了校书郎、左司谏。这是一份天大的恩情，一个小小的进士，连三甲都没入，就直接当上了馆阁人员，并且在知谏院兼职，这是多么高的起点，想想几十年前王安石、苏轼想进馆阁还得经过考试，范仲淹想进知谏院还得先到外地当好多年的地方官。何执中对后辈的提携，连他自己都觉得太高了，所以经常性地挂在嘴边，有事没事地向同事亲友讲讲，来标榜自己是多么的宽仁厚德。某一天，他在和亲爱的同事蔡京闲聊时也说了一遍。这一次，他没能等来认可的眼光、推崇的称赞，而是蔡京递过来的一份奏章。打开一看，何执中差点没气死，那居然是王黼弹劾他的“二十恶事”。这是王黼在官场里的第一拆，至于理由嘛，是因为他抱住了另一条大腿，正在帮这条大腿踢绊脚石。王黼每捧一个人，都会得到百倍的收益，每拆一个人，更会得到千百万倍的回报。这一点在北宋历史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失败的百分之二，其中的一例是非常完整的失败，另一例他只是分别在两个人的身上搞砸了百分之零点五。即，他敢去捧，也捧出了效果，却没法拆。那两个人捧的功夫比他深，拆的办法更是他望尘莫及的，每每他刚刚想拆，立即就被吓得浑身冷汗魂不附体。他确信，只要他真的敢动手脚，那两个人一定会让他死得非常难看。这两个人是——蔡京、童贯。蔡京为什么要让何执中知道王黼在过河拆桥呢，很简单，王黼抱上的就是蔡京的大腿，他要把何执中拆倒，好让蔡京在相位上唯我独尊。这是他的见面礼，希望这样能进入蔡氏集团，加入到瓜分宋朝天下的行列里。蔡京很高兴有人来投靠他，可绝不想让人把他当傻瓜。这个惯于过河拆桥的小子，他一眼就看穿了。这种人可以用，却一定要能震得住。恶仆得有个恶主人。所以蔡京在刚开始时就来了个下马威。王黼懂了，也怕了，从这之后他再也不敢惹蔡京，甚至蔡氏集团的其他人。于是他得到了好处，蔡京把他提到了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的位置。御史中丞，这是御史台长官，是宋朝言官的首领。可以说王黼一步登天，从原来的副司级升到了正部级。这是个多么大的跨度，有些人终生都别想越过，他却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这在北宋升官史上空前绝后，只此一例。快速升官后王黼没心思享受，他害怕。他的身家性命、官场安全都维系在蔡京的一念之间，这样做官有什么意思？他想了想，做人得勤奋，他还得继续捧、继续拆，才能过上有保障的生活。他捧的第三个人是梁师成。方向正确，从概率上讲，能与宰相蔡京抗衡的只有隐相梁师成、媪相童贯两人。童贯的势力在军界，与他没关系，当此时此势，只有梁师成是他的援手。另外，捧梁师成还有些别的妙处。在官场中，王黼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再升上去他就是宰执官，要威胁蔡京的地位了。到那时，无论他怎样表忠心认主子，蔡京都会把他当成威胁。那么出路在何方，真的要一辈子当蔡京的马仔吗？不，坏人永远都只忠于自己，王黼的理想远大着呢。梁师成意味着一片崭新的天空，能让他肆意展翅无所顾忌。因为他和梁师成都知道，他不可能挥剑自宫变成太监，去抢隐相大人的饭碗。于是，王黼展开了他有史以来最卖力的捧人行动，他豁出去了，啥也不在乎了，为了能在精神、物质上双重打动梁师成，他以父礼尊崇梁太监，公开声称是他的“恩府先生”。历史证明他正中梁师成的要害，做太监做到梁师成的地位，人世间有什么东西还能打动他？是万两黄金还是绝世美人……呸，送太监美女，小
欧美黄色电影免费得有人去；我不知道是被一枪打死好呢，还是慢慢饿死好；我去；我也去；不用大家都去；士兵们可能不喜欢；他们也许会吓一跳，以为我们想逃跑，说不定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才把那个伤了腿的人打死的；我们必须作出决定；多么小心也不过分，想想昨天出的事吧，无缘无故杀死了九个人，士兵们怕我们；我怕他们；我倒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也会失明；他们，指谁呀；士兵们；依我看，他们应当先瞎；大家都同意，但谁也没有问为什么，这里缺少一个说得出最好的理由的人，那样的话士兵们就不会开枪了。时间慢慢地过去，扩音器一直没有出声。你们掩埋了你们的死人吗，第一个宿舍的一个盲人没话找话，问道；还没有；开始发臭了，会把一切都感染的；好啊，让他们感染去吧，就我来说，在吃饭以前我连根稻草都不想动，不是有人说过吗，先吃饭，后刷锅；这个谚语用错了，不是这样的，通常人们埋葬死者之后才吃喝；到了我这里正好相反。几分钟以后，其中一个盲人说，我在思考一件事；什么事；怎样分食物，和原来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一共多少人，数一数食物有多少份，每个人分一部分，这是最简单最公平的办法；结果不是这样，有人什么也没有吃到；也有人吃了双份；分得不好；只要不遵守规矩就永远分不好；要是我们这里有个看得见的人就好了，哪怕只看得见一点；那他马上就会耍个花招，把大部分留给自己；不是有人说过吗，在瞎子的世界，谁有一只眼睛谁就是国王；别说什么谚语了；这里情况不正是这样吗；这里没有什么能自救的独眼人；依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按宿舍把食物等分成两份，每个宿舍负责分配自己的那一份；刚才说话的是谁；是我；我，我是谁；我；您是哪个宿舍的；第二个；看到了吧，太狡猾了，你们人少，当然有利，吃得比我们多，我们宿舍可是住满了人；我只是说这样最方便；还有人说过，谁不拿大份，谁就是傻子，要么就是太笨，他妈的，给我住嘴，不要再说什么有人说过了，听见这些谚语我就心烦；本应当把所有食物都拿到食堂里去，每个宿舍选出三个人去分，有六个人清点，就不会有弄错或者耍诡计的危险；要是他们说，我们宿舍有多少多少人，我们怎样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实话呢；我们在和诚实的人打交道；这话也有人说过；不，是我说的；喂，绅士，实际上我们都是饥饿的人。仿佛人们等待的是暗号提示或者芝麻开门之类的咒语，扩音器里的声音终于响了起来，注意，注意，现在允许你们来取食物，但是必须小心，如果有人太靠近大门，会听到第一次口头警告，假如不立即回去，第二次警告就是一颗子弹。盲人们开始慢慢往前走，一些自信心强的径直朝他们认为的门口方向走去，另一些辨别方向的能力较差，没有把握，宁愿摸着墙往前，这样不可能出错，到了尽头只要拐个弯就到门口了。扩音器开始重复刚才的命令，声音威严急躁，即使没有任何疑心的人也注意到了其间口气的变化，盲人们都大吃一惊，其中一个盲人宣布，我不去了，他们想把我们引到外边，然后通通杀死；我也不出去了，另一个人说；我也一样，第三个人也说。他们停下来，犹豫不定，几个人想去，但恐惧渐渐控制了所有人的身心。扩音器里的声音又响起来，如果三分钟内没有人来取，我们就把食物收回。威胁没有战胜恐惧，只是把恐惧推进了头脑中最深的洞穴，它像被追赶的动物一样等待进攻的时机。盲人们战战兢兢，每个人都往别人身后躲，最后才慢慢来到门外的平台上。他们看不见饭盒没有放在绳子扶手旁边，他们本指望能在那里找到，不知道士兵们是不是因为害怕被传染，不肯靠近所有盲人都抓过的绳子。现在饭盒摞在一起，位置大概在医生的妻子取铁锹的地方。往前走，往前走，中士命令道。盲人们在混乱中想排成一行，依次前行，但中士又冲着他们喊起来，饭盒没有在那里，松开手，不要抓着绳子，往右边走，你们的右边，你们的右边，一群蠢蛋，没有眼睛也该知道你们的右手在哪边。这个提醒来得及时，因为几个头脑严谨的盲人按字面含义理解这个命令，以为右边自然就是指说话人的右边，所以就想从绳子下面钻过去，再去寻找只有上帝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食物。若是在其他场合，这笨拙的表演准能让最严肃的看客也放声大笑，几个盲人爬着前行，脸像猪一样贴着地面，一只胳膊伸到面前在空中摆动，另一些盲人也许因为没有屋子的保护而害怕被白色的空间吞噬，拼命抓住绳子，紧张地侧耳倾听，等着头一个找到饭盒的人发出喊叫声。士兵们的愿望是用手中的武器瞄准，毫不留情地把眼前那些低能儿通通击毙，他们就像瘸腿的螃蟹一样，一边爬还一边舞动笨拙的螯足寻找失去的腿。他们知道，今天上午团长在军营说过，盲人的问题只能靠把他们全都从肉体上消灭来解决，包括已经失明和必将失明的人，无须假惺惺地考虑什么人道主义，团长的话与切除坏死的肢体以拯救生命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解释说，狗死了，它的狂犬病自然就治好了。一些士兵不够聪明，听不懂这漂亮的比喻，难以理解疯狗与这些盲人有什么相干，但是，一位团长的话，即使是用的比喻，也必定字字千斤，他所想所说和所做的一切必定有理，否则在军旅中就升不到如此高的职位。一个盲人终于碰到了饭盒，搂住饭盒大声喊叫，在这里，在这里；如果这个人有一天恢复了视力，可以肯定，他在有机会宣布这个特大喜讯的时候不会比现在更兴奋。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其他盲人也扑到饭盒上，手脚并用地往自己身边拽，个个争先恐后，我拿走，我拿走。留在那边抓着绳子的盲人们顿时紧张起来，现在他们害怕的是由于懒惰或者胆小受到惩罚，被排斥在食物分配之外，啊，谁让你们当初不愿意撅着屁股在地上爬，不愿意冒挨枪弹的危险，好，那就不要吃饭了，想想人们常说的吧，不冒险者不得食。在这种有决定意义的思想推动下，一个盲人丢开绳子，把双臂举到空中朝嘈杂声那边走去，他们不能丢开我。但是，叫喊声突然停止，只留下在地上爬行的声音，沉闷的惊叹声和来自四面八方又不知具体何处的纷杂混乱的响动。他停下来，不知如何是好，想返回绳子那边，抓住绳子就能安下心来，但又辨不清方向，白色的天空没有星星闪耀，现在只听到中士下达指示的声音，但中士是在指挥那些带着饭盒的人们回到台阶上，他的指示只对那些人有意义，要想到达目的地取决于所在的位置。之前抓着绳子的盲人，只需沿原路返回，现在他们正站在平台上等着其他人到来。丢开绳子的盲人不敢从所在的地方挪动一步，焦急之下他大喊一声，请你们帮帮我，他不知道，士兵们已经用步枪瞄准了他，单等他踩到那条无形的生死线上。喂，瞎子，你怎么待在那儿不动，中士问，口气里带着一点儿紧张，确实，他不同意团长的意见，谁知道灾难明天是不是来敲我的门呢。至于士兵，人们清楚，命令他们杀人他们就杀人，命令他们去送死他们就去送死。没有我发话不准开枪，中士喊道。这句话让盲人明白了自己的危险处境。他跪到地上，哀求道，请帮帮我，告诉我该往哪里走。瞎子，走过来，走过来，那边一个士兵假装用友好的口气说道。盲人站起来，走了三步又停下来，觉得对方用的动词可疑，走过来不同于走回去，走过来是指朝这边走，朝这个方向走，是让你到喊你的地方去，在那里子弹可以把你的失明症变成另一种失明。这是一个人品恶劣的士兵干的，可以称为罪恶行为，中士立即大吼两声加以制止，站住，向后转，接着他又严厉地训斥不守纪律的士兵，看来他属于人们不应当把枪交到其手中的那类人。听到中士善意的干预，已经到了平台的盲人们欢欣鼓舞，发出惊天动地的喊声，这喊声成了迷失方向的盲人的指南针。他塌下心来，径直朝前走去，继续喊吧，继续喊吧，他说，而那些盲人热情地为他鼓掌欢呼，活像在观看一个竭尽全力的运动员进行漫长而激动人心的冲刺。之后盲人们纷纷拥抱他，这举动确实并不过分，只有在逆境中，不论是在已证实的还是可能出现的逆境中，人们才能结识朋友。亲密无间的关系没有持续多久。几个盲人利用别人激情澎湃的机会带上几个饭盒偷偷溜走了，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即使是为了防备分配不公，显然这也是不讲信义的做法。不管怎么说，总还有诚实的人在，现在他们愤怒地表示，这样下去无法生活；如果我们不能相互信任，结局会怎么样呢，一些人富于辞令地问道，话说得却很有道理；另一些则威胁说，那些浑蛋是请求我们赏他们一顿老拳，实际上那些人并没有提出请求，不过人人都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再者，这种稍加修饰的粗野说法只有在无比贴切的情境下才能得到原谅。回到天井以后，盲人们一致同意，解决这一微妙形势中已出现的问题最实用的办法，是两个宿舍平分剩下的饭盒，幸好饭盒是双数，另外，两个宿舍出同等数目的人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以收回失去的饭盒，也就是说被偷走的饭盒。他们还用了一些时间讨论先后的问题，好像这已经成为习惯，即应当先吃饭后调查，还是先调查后吃饭。占上风的意见是，鉴于大家一连许多小时没有吃东西，最好是先把胃安抚一下，然后再进行调查；不要忘记，你们还要掩埋你们的人，第一个宿舍有人说；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杀死呢，你就想让我们埋吗，第二个宿舍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回答说，他兴致勃勃地玩了个文字游戏，大家都笑了。但是，他们不一会儿就得知，那些无赖没有在宿舍里。两个宿舍门口一直都有在等着吃东西的盲人，他们说确实听见有人从走廊里走过，并且走得很急，不过没有任何人走进宿舍，更不要说拿着饭盒的人了，关于这一点他们可以发誓。有人提出，找出那些家伙最可靠的方法是所有人都回到各自的床上去，空着的就是那些贼的床了，这样，等他们舔着嘴唇从藏身的地方回来时大家一齐扑上去，让他们学会遵守集体财产的神圣原则。然而，按照这个及时而又具有深刻的公平意识的建议行事有严重的不妥之处，就是必须先把人们盼望已久而现在已经凉了的早饭搁在一边，并且还不能预见要推迟到什么时候才用餐。我们先吃饭吧，一个盲人说，大部分人认为应当这样，最好还是先吃饭。可惜，遭到无耻之徒们的偷窃之后，剩下的饭很少。这时候，那些窃贼正躲在这座破旧不堪的大楼里某个地方大吃大嚼，每个人吃两份或者三份，突然间伙食大大改善，有牛奶和咖啡，当然是凉的，还有饼干面包加人造黄油，而正经人却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满足于吃原来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甚至更少，并且食物品种还不齐全。就在人们闷闷不乐地嚼着无糖饼干的时候，外面响起扩音器的声音，第一个宿舍的一些人也听到了，是叫受传染者去取他们那部分食物。一个盲人显然受到了刚刚发生的违规行为造成的恶劣气氛的影响，突发奇想，如果我们去天井等着那些人，他们看见我们一定会吓一跳，说不定会丢下一两个饭盒。但医生说他认为这样不好，惩罚没有过错的人是不公正的。大家都吃完饭，医生的妻子和戴墨镜的姑娘把硬纸板饭盒，盛牛奶和咖啡的容器，纸杯和一切不能吃的东西送到花园里，我们必须把垃圾烧掉，医生的妻子回来以后说，消灭可恶的苍蝇。盲人们坐在各自的床上，等着逃离羊群的母羊回来。他们是公羊，一个粗里粗气的声音说，这里所说的公羊寓指王八，即其妻子与别的男子私通的男人，不过他不会想到，在牧人们的语汇中，公羊就是公羊，并无其他寓意，这算不上什么过错。但是，那几个混账东西一直没有出现，大概担心会有什么不测，他们当中肯定也有能想出赏他们一顿老拳的主意那样有远见的人。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一两个盲人已经躺在床上，有的甚至睡着了。亲爱的先生们，吃了睡，睡了吃，这算怎么回事呀。仔细分析一下，也不全是坏事，只要不缺食物，因为没有食物就活不下去，这倒像是住在旅馆里一样。相反，外面的盲人不知受了多少苦难呀，在城里，确实如此。跌跌撞撞地在街上走，所有人都躲避他，家里人提心吊胆，不敢接近他们，什么母子亲情，说说而已，也和这里一样，把人关进一个房间，把食物放在门口，那就算是大恩大德了。如果不带偏见，不让怒气模糊你的理智，冷眼看看现在的情况，就不得不承认当局决定把盲人集中在一起颇具眼光，物以类聚是择邻的金科玉律，就像麻风病人一样，毫无疑问，最里边那位医生在谈到我们应该组织起来的时候说得对，确实，问题在于要组织起来，首要的是食物，其次便是组织起来，两者在生活中都必不可少，挑选一些遵守纪律并且能够约束别人的人领导这一切，为共同生活建立起所有人都认同的规矩，都是些简单事情，清扫，整理，洗涤，对此我们不能抱怨，他们甚至给我们送来了肥皂和洗涤剂，要保持床铺整洁，重要的是我们不要丧失自尊自爱，避免与军人发生冲突，他们看管我们是在履行义务，至于死者，我们已经死得够多了，问一问这里谁愿意在晚上讲讲故事，故事，寓言，笑话，都行，请想一想，要是有人熟背《圣经》我们就算有运气了，让我们重温一切，从《创世记》开始，重要的是既自己讲又听别人讲，可惜没有一台收音机，音乐永远是很大的消遣，我们还可以听新闻，例如是不是发现了治愈我们这种病的方法，若是果真能发现，我们该多高兴呢。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街上传来枪声。他们来杀我们了，有人喊。不要慌，医生说，我们应当合理推断，如果是来杀我们的，会到里边来开枪，而不在外面。医生说得对，是中士下令朝空中开枪的，并非某个指头扣着扳机的士兵突然失明；完全可以理解，从几辆公共汽车上磕磕绊绊下来许多盲人，不这样就不能管住他们，让他们遵守秩序；卫生部通知陆军部说，我们要运去四车盲人；一共多少；二百人左右；把这些人塞到哪里呢，盲人们的宿舍是右侧的三间，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全部装满也只能容下一百二十人，除去我们被迫打死的那些，现在住着的有六七十人；有办法，把所有宿舍都用上；这样的话受传染者就和盲人直接接触了；更可能的是，那些人迟早要失明，就当前的形势来看，我估计我们都被传染了，显然没有一个人不曾看见过盲人；我倒要问一问，既然盲人看不见，他怎能通过目光传播失明症呢；我的将军，这是世界上最符合逻辑的疾病，失明的眼睛把失明症传给能看的眼睛，还有比这更简单的问题吗；我们这里有一位上校，他认为解决办法应当是盲人一出现就立即把他们杀死；以死人代替盲人不会使情况有很大改善；失明不等于死亡；对，但死人都是盲人；好吧，就来二百来人；好；怎样处理公共汽车司机呢；也把他们关到里面。同一天傍晚，陆军部长致电卫生部长，您想知道件新鲜事吗，我对您提到的那位上校失明了；现在要看看他对自己原来出的主意怎么想了；他已经想过了，朝头上开了一枪；好，先生，态度前后一致；陆军随时准备做出榜样。大门完全敞开了。根据兵营的习惯，中士命令盲人们排成五人一行的纵队，但盲人弄不准数目，排出的队伍有时候多于五个人，有时候又少了，结果所有人都挤在大门口，他们毕竟是平民，缺乏秩序感，甚至没有想到让女人和儿童到前边去，像在海难中那样。这里必须说一下，免得大家忘记，枪并非都是朝空中开的，一个公共汽车司机拒绝和盲人们一起进去，抗议说他看得清清楚楚，结果呢，三秒钟后就证明卫生部长说得对，死人都是盲人。中士下达我们已经知道的命令，朝前走，上面有个六级的台阶，六级，到了那里以后要慢慢行走，如果有人在那里绊了跤，我可不愿意去想会发生什么情况，他唯一没有告诫的是沿着绳子走，这可以理解，如果让盲人
壮士，能轻而易举地把大盖扔到城门之上，你要惩罚他，最好杀掉，不要打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再回过头去把荦抓起来杀掉，显然不太合适。久而久之，这件事也就被淡忘了。后来鲁庄公又娶了齐桓公的妹妹哀姜做老婆。这是一段政治联姻，出于对齐国的尊重，鲁庄公对哀姜礼遇有加，其尊重程度，甚至到了“非礼”的地步。史料没有记载鲁庄公如何妥善处理两位夫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很可能为了国家利益，孟任不得不屈就哀姜，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了她。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哀姜嫁到鲁国来的时候，孟任已经撒手西去，所以不存在第一夫人之争。虽有这些变故，公子般的嫡长子地位却没有被改变。因为哀姜一直未曾生育。诸侯去世后，嫡长子继承君位，这一点是无须置疑的。唯一的问题是，鲁庄公弥留之际，公子般还只是一个小孩，与庆父、叔牙、季友三位叔叔比起来，他实在是太弱不禁风了。鲁庄公很担心，如果自己的几位兄弟对公子般怀有异心，在他死后，公子般就会像汪洋中的一叶扁舟，被政变与夺权的浪潮席卷而去。在那个年代，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反而是很有必要。他将叔牙和季友找过来，问他们谁能继承君位，实际上是在试探这两个弟弟的心迹。可想而知，季友的回答令鲁庄公很满意，而叔牙的回答让鲁庄公很不放心。顺便说一下，季友这个人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注定是鲁国的栋梁之材。据《左传》记载，季友即将出生的时候，父亲鲁桓公找人来给他算命，算命先生告诉鲁桓公：即将出生的是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友，将成为国君的左膀右臂，协助国君处理朝政，成为公室的辅政大臣。“季友亡，则鲁不昌。”算命先生甚至这样说。鲁桓公又命人给他算卦，得到“大有卦变成乾卦”。对此，算命先生解释道：这孩子将来可以享受父亲的尊荣，人们崇敬他如同崇敬国君。说来也是神奇，等到小孩出生，打开手心一看，赫然写着个“友”字，自然给他取名为友了。有了季友这句话，再联想到上面那个传说，鲁庄公心里那块石头也就落了地。“如此，我就将般托付给你了。”他郑重其事地说。季友长久地拜伏在地上，接受了嘱托。“我也问了叔牙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庆父有才。”鲁庄公若无其事地提起。“哦？”“我早听说庆父怀有二心，只是一直未能确证。今天叔牙的回答，更让我不放心了。”兄弟俩对视了一阵。季友点点头，说：“我明白了，请交给我去办理吧。”季友出来之后，立刻派人把叔牙带到鍼（zhēn）巫氏家里。鍼巫氏以巫为氏，想必世世代代均为巫医，既为公室贵族驱邪治病，也善于调配各类毒药，也就是武侠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国师”之类的人物罢。“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季友问。时近日暮，阳光从西边的窗子透射进来，照在他那张年轻而成熟的脸上。“知道。”叔牙说。“你说的这些话，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庆父。”“此事与庆父无关，是我一时糊涂，他并不知情。”叔牙连忙说。“庆父知不知情，我自然会弄明白。”季友将放在膝前的一个木碗推到叔牙跟前，“喝了这杯酒，你的后代还可以幸福地生活在鲁国。否则的话，你同样要死，而且……以后不会有人祭祀你。”叔牙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季友拍拍他的肩膀：“生于公室之家，就应当有随时赴死的思想准备。你死之后，我会告诉你的家人，就说你是得急病而死。他们将受到最好的照顾，请放心去吧。至于庆父，你也可以放心，只要他不胡思乱想，自惹麻烦，就不会有事。”按季友的想法，庆父与叔牙自然串通一气，但看在兄弟的情分上，只杀掉叔牙一人，让庆父好好反省一下，也就可以了。后来的事情证明，他这样想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叔牙喝了那杯酒，回来走到逵泉就死了。季友没有食言，让他的后代继续享有叔牙的俸禄，而且被立为叔孙氏。数十年之后，叔孙氏在鲁国的势力逐渐强大，与庆父的后代孟氏、季友的后代季氏一道把持朝政，被人称为“三桓”（庆父、叔牙、季友均为鲁桓公的儿子，因此为名）。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春秋》记载，公元前662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路寝就是正寝，这段记载直译成白话就是：鲁庄公死于寿终正寝。为什么要特别说明他是寿终正寝呢？我们可以翻回去看看前两任国君鲁隐公和鲁桓公的死亡记录。鲁隐公：“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鲁桓公：“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众所周知，鲁隐公死于公子翚之手（政变），而鲁桓公死于齐国的公子彭生之手（情杀），都属于非正常死亡。《春秋》对此有所忌讳，仅简单以一个“薨”字一笔带过。现在鲁庄公好不容易正常死亡了，开创了《春秋》史上鲁国国君寿终正寝之先河，所以必须强调一下，告诉大家，他可是死在自己床上的。看不出，这群鲁国的史官还有点黑色幽默。鲁庄公死后，季友扶立公子般即位。周礼规定，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也就是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这五个月里，嗣君只能居住在宫外，称为“五月居庐”。因此，公子般就近住在外公党氏家，为父亲守丧。同年十月，鲁庄公尸骨未寒，庆父唆使养马的荦潜入党氏家中，刺杀了公子般。季友得到消息，连夜逃往陈国避难。他的这一举动，在历史上颇受非议。很多人认为，季友受先君之命，辅佐新君，不到两个月就被庆父钻了空子，把新君给刺杀了，这说明季友政治敏感性不强、防备不周、保护不力，是大大的失职。而公子般死后，他没有积极开展对庆父的斗争，反而独善其身，弃国家于不顾，一个人跑到外国去避难，更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批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另一个人物的介入，也许人们会觉得季友这样做，其实也是情有可原。这个人物就是哀姜。《左传》记载，当年哀姜嫁到鲁国来，同样是买一送一，把自己的妹妹叔姜也给带来了。哀姜没有生育，但是叔姜给鲁庄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启方。鲁庄公去世的时候，启方时年八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童。哀姜虽然不会生孩子，但是与姐姐文姜一样淫乱，到鲁国不久，就送给了老公一顶绿帽子。奸夫就是庆父。庆父并非有勇无谋之辈，他想成为鲁国的国君，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事。几个月前叔牙的非正常死亡，更加坚定了他谋逆的决心。他认为，如果不先下手为强，季友迟早有一天会对他动手。他尝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情妇哀姜，哀姜二话没说，给了他一个深情的拥抱。她的身体告诉他，她会支持他的任何一个决定。刺杀公子般的计划正是在得到哀姜的支持后，才得以实施的。哀姜有什么能量使得她成为庆父的后台呢？第一，她是鲁庄公的夫人，鲁国的国母。第二，她是齐桓公的妹妹。庆父正是基于对哀姜的这两点认识，加上他和哀姜的亲密关系，才有恃无恐；而季友基于同样的认识，认为自己不能和庆父硬拼，才逃到陈国去避难。打不过就跑，也是人之常情，实在没什么好指责的。公子般死后，哀姜很想庆父接任国君，但是被庆父拒绝了。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自立为君，等于昭告天下，公子般是他杀的，在舆论上将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另外，他如果想得到齐桓公的支持，就更不能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而应该先取得齐桓公的信任。在作出这一正确的政治判断之后，他继续正确地扶立叔姜的儿子、八岁的启方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闵公。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启方年纪小，便于控制；而且启方是齐桓公的外甥，齐桓公没有理由不支持。为了启方的事，庆父专程去了一趟齐国，向齐桓公汇报工作。“先君与贵国公主的儿子、公子启方被众臣推立，成为敝国国君。”庆父毕恭毕敬地说。“如此甚好。”齐桓公仅仅是象征性地表扬了他一句，心里却在想：这家伙居然拿个八岁小孩来讨好我，八岁小孩能治理什么国家啊，还不是你庆父说了算？忽悠，继续忽悠。话虽如此，齐桓公还是对鲁闵公这个外甥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公元前661年，他正式邀请刚刚即位的鲁闵公到齐国的落姑会晤，史称“落姑会盟”。仔细推敲起来，齐桓公这一举动实在有点可疑。诚如他所想，八岁小孩根本不可能治理什么国家。同样的道理，八岁小孩也不可能参加什么外交活动。试问一下：一个老头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外交成果？您别说，这次会晤还真达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成果。《左传》记载，鲁闵公在会上向齐桓公提出了“请复季友”的要求，而齐桓公欣然应允。“请复季友”，就是请求齐桓公让季友回到鲁国来。这个要求也很奇怪：季友又不是齐国的臣子，他回鲁国，为什么要征得齐桓公同意呢？然而更奇怪的是，齐桓公对这一要求不但表示同意，更正儿八经地派人到陈国找到季友，召他回国。消息传到庆父的耳朵里，他的心都凉了一截：第一，鲁闵公肯定不会自己向齐桓公提出“请复季友”的要求，而是背后有人操纵。而这个人，八成就是季友本人。第二，季友之所以出逃陈国，是因为他害怕哀姜，其实也就是害怕齐桓公对他不利。现在借鲁闵公之口，他知道齐桓公对他并无恶意，便可以放心地回鲁国来了。第三，齐桓公当然也知道，季友如果回国，势必对庆父构成致命威胁。他答应季友回国，其实也就表明了自己对庆父的态度，他并非将庆父视为自己在鲁国的代理人。从这三点看，庆父企图控制鲁闵公和讨好齐桓公的初衷，全部都落空了。鲁闵公在落姑告别了舅舅齐桓公之后，并没有马上回朝，而是带了一批人跑到郎地，眼巴巴地等着迎接季友回国。那光景，就像是独自在家的儿童举着雨伞在巷口等待父亲下班回家。不管庆父乐不乐意，季友就这么风风光光地回来了。同年冬天，齐国大夫仲孙湫前往鲁国“省难”，对鲁庄公和公子般的相继去世表示慰问。说是省难，实际上也是替齐桓公打探鲁国的政治情报。回到齐国之后，他向齐桓公汇报了鲁国的情况，总结起来八个字“不去庆父，鲁难未已”。这句成语无须解释。齐桓公问：“怎么才能去掉庆父？”仲孙湫一躬身，回答说：“不用谁动手，他总有一天会自己害了自己。”嗓子里透着一股轻松。这话类似于“多行不义必自毙”，齐桓公一听就明白了，继而话锋一转，问道：“那么以目前这种形势，鲁国可攻取吗？”这才是这段时间以来，他认认真真考虑的问题。在他看来，现在鲁国由孤儿寡母执政，又有庆父这根捣屎棍作乱，必定人心涣散，趁此机会吞而并之，或者扶持一个完全听命于齐国的傀儡政权，岂不快哉？午后书社？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没有接受庆父的讨好，而且积极安排季友回国。鲁国越乱，他越有机可乘。仲孙湫愣了一下，不动声色地说：“此事万万不可。鲁国是一直坚持周礼的国家，周礼也就是鲁国的建国之本。我听说，一个国家将要灭亡，它的根基必先动摇。鲁国现在虽然有内乱，但是没有抛弃周礼，所以还不到亡国的时候。以我之见，与其对鲁动武，还不如帮助鲁国平息内乱，这样的话，鲁国人感恩戴德，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问题是，”齐桓公这才抬起头来，冷冷地说，“我为什么要加强与鲁国的友好关系？”“亲近有礼有德的国家，依靠稳重强大的国家，离间有矛盾的国家，消灭政治昏乱的国家，是真正的霸主之路。鲁国坚持周礼，就是我们亲近它的理由。”齐桓公怏怏地说：“知道了，不用你教训我，这一套理论管仲早说过了。”鲁闵公在位两年多，再一次陷入鲁国国君非正常死亡的宿命，被人暗杀在宫门之内。而操刀者，不用说，仍然是“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庆父。据《左传》记载，鲁闵公的师傅看中了大夫卜齮（yǐ）的属地，仗着有国君撑腰，强行将那片土地抢夺过来，而鲁闵公也没有禁止。卜齮因此深恨鲁闵公，在庆父的安排下，半夜潜入宫中，将鲁闵公刺杀了。鲁闵公的“闵”字，意思是在国内遭难。季友再一次选择逃亡。不过这次他不是一个人逃，而是带上了鲁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公子申的母亲成风是鲁庄公的小妾，她也听过季友出生时的那个传说，并且深信不疑，因而将儿子委托给季友照顾。当然，季友这个时候带上公子申出逃，还有一个考虑，他怕庆父继续乱来。鲁庄公的儿子虽多，但是按照这个速度死下去，恐怕很快要绝后，他想替哥哥保留一点香火。如果说季友第一次逃亡情有可原的话，第二次逃亡则让人很难以接受了。这完全是不敢承担任何责任的表现嘛！其实不然。只要想想，隔壁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齐桓公，咱们不难明白季友为什么再一次选择逃避：一旦鲁国发生内乱，齐桓公肯定毫不犹豫地派兵进行干涉，趁机吞并鲁国，或者扶持傀儡政权。为了国家，他必须忍耐和等待，等待庆父“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那一天。而那一天，很快就到来了。庆父两次弑君的行为引起了鲁国国内的公愤，而且他与哀姜之间的奸情也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鲁闵公死后，哀姜作为国母，一点也不悲伤，反而积极活动，到处给庆父拉选票，企图立庆父为君。在她看来，如果庆父当了国君，将她这位嫂嫂堂而皇之地立为夫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当年卫国的宣公连自己老爸的小老婆都敢娶，叔叔娶嫂嫂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卫国是卫国，鲁国是鲁国，国情有很大的差别。鲁国人历来以“周礼尽在鲁矣”为傲，加上因为文姜的事，本来就对齐国的女人深有成见，现在哀姜又明目张胆地与庆父淫乱，实在是太伤害鲁国人民的感情了。朝野均有传言说，鲁闵公的死，其实是庆父与哀姜合谋为之。奸夫、淫妇、乱伦、弑君种种罪行加在一起，使得庆父与哀姜在舆论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社会上群情激愤，公室大臣也纷纷密谋，打算将他们绳之以法。庆父见势头不对，顾不上哀姜，仓皇逃亡到了莒国。哀姜得知消息，骂了一句“没良心的”，收拾东西，也连夜逃亡到邾国。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况是一对野鸳鸯？庆父走后，季友带着公子申众望所归地回到了鲁国。公子申被立为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僖公。一场本来要流血的斗争，变成了和平的拨乱反正。季友的智慧与远见，确实对得起“季氏亡则鲁不昌”这句话。鲁僖公即位不久，派使者前往莒国，要求引渡庆父。莒国人要求了一笔贿赂，将庆父送回鲁国。走到一个叫密的地方，庆父派公子鱼先行一步，去找季友说情，希望季友看在兄弟的份上，免他一死。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季友又如何能够赦免他？公子鱼哭着回到了密地。庆父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哭声，哀叹道：“这是奚斯（公子鱼字奚斯）的声音啊。”上吊自杀了。哀姜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齐桓公急于向各诸侯国表白他的正义感，不但不为哀姜提供保护，还派人到邾国把她捉拿归案，并且处以死刑。齐国既然表现出这么高的姿态，鲁国也不能落后于人。鲁僖公派使者前往齐国，请求将哀姜的尸体归还鲁国，并予以厚葬，以示对齐国的尊重。对齐桓公这一大义灭亲的举动，《左传》冷冰冰地评论：齐国人杀哀姜实在是太过分。女人既然嫁出去了，就是夫家的人，如果犯了罪，也应该由夫家来处罚，轮不到娘家人越俎代庖。左丘明不领情应该是有原因的，虽然他不明说，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斗胆猜测一下：鲁国内乱，齐桓公既有趁火打劫之心，则很有可能与哀姜密谋，里应外合，以夺取鲁国的政权。但是没想到形势发展得那么快，庆父与哀姜先后逃亡，齐桓公怕事情败露，坏了名声，所以急急忙忙杀人灭口啊。这样猜测，算不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第三章第一个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九合诸侯：齐桓公的统战工作】一直以来，中原的居民都将自己视为黄帝部落的后裔，自称为“华夏族”，中原诸国也因此自称为“诸夏”或者“中
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满汉之间的战争。从那以后，后金的许多作战计划和准备工作都是由汉人指导的，所以将此后的战争描述为东北边地武人集团同明朝的斗争，或许更为确切。大凌河降官几乎都是世代为明朝效力的辽阳土著边民。他们是职业军人，严格遵守维护个人荣誉的生活准则。自从他们决定归顺后金之后，便成了金汗麾下极为忠诚和自豪的追随者。两年后，又有另一伙东北武人加入了皇太极的伟大事业，但其背景与前者却大不相同。他们是原籍山东的辽东海盗，是一群投机取巧、变易无常的军事冒险家。憨厚朴实的辽阳边民，将这群海盗视为赌徒和酒鬼，轻蔑地称其三位首领——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为“山东三矿徒”。这些冒险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曾是皮岛军阀毛文龙（他已于1629年被袁崇焕当众斩首）的部下，最先学会了操作欧式大炮（他们受过登莱巡抚孙元化的训练），有丰富的海战经验（他们经常驾船往返于山东半岛和辽东、朝鲜各岛屿之间），并有吸引忠实追随者的能力（他们组成了完全由他们个人控制的依附性很强的半封建军队）。其中有几位后来受封而成为著名的“三蕃”，并在17世纪70年代起兵叛清，几乎摧毁了这个新建的王朝。他们的来历虽然复杂，但这不仅表明了他们的社会特征，还说明了明朝对北方沿海地区的控制早已瓦解。1629年夏，辽东经略袁崇焕杀毛文龙时，以为自己能够制服毛文龙的健校悍卒。有些人还比较顺从。例如，陈继就同意编入明朝正规部队。尚可喜也属此类，并随总兵黄龙对在皮岛发动叛乱的毛文龙旧部进行过镇压。其他人则不那么容易驯服。曾在1621年的鸭绿江战役中随毛文龙立下大功的孔有德和耿仲明，拒绝服从黄龙的指挥，遂叛离皮岛，渡海至登州，投奔了登莱巡抚孙元化。孙元化能将这些逃亡兵将收在自己麾下，正是当时军权分散的一种表现。例如，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该要塞正是孙元化在特谢拉·科雷亚所率葡萄牙士兵的帮助下铸成欧式大炮的地方。其实，孙元化和祖大寿在东北的艰难经历也有密切关系。1630年他督师抗金，祖大寿就是在那时收复了永平。后来他又下令修缮大凌河城，祖大寿就是在前往巡察修缮情况时，突然被困在城中的。孙元化得知大凌河被围后，令孔有德率800骑兵同锦州驻军一道前往救援。北上途中并不轻松。北方已经下了第一场冬雪，而这支部队虽是奉命北上，沿途却得不到官府的给养。尽管孔有德有令在先，部队纪律仍日益松懈，劫掠之事时有发生。孔有德同手下一名部将商议后，决定折返山东半岛，并将士兵的随意劫掠，变为对该地城镇的有组织的袭击。1632年2月22日，在耿仲明的协助下，孔有德率众占领了登州。特谢拉·科雷亚及其葡萄牙炮手除三人幸存外，全部战死。巡抚孙元化被叛军放还，后以玩忽职守罪被劾，下狱弃市。孔有德很快将这座登州城变成了他的“都元军”和其他来投奔入伙的辽东海盗的基地。他们由此出发，去抢劫周围乡村，并攻打当地另一明朝要塞莱州。虽然莱州足以坚守六个月之久，但朝廷仍然担心这支割据势力会迅速控制整个山东东部地区。兵部立即从保定和天津调集大军，令祖大寿的姻兄弟总兵吴襄率领，前往讨伐。吴襄之子武举人吴三桂也随其父参加了这次战役。孔有德在同这支仍然忠于明朝的辽东人军队的交战中损失了几员部将，遂决定放弃登州，渡海逃往辽东。途中他与黄龙的巡海舰队及朝鲜水师发生了多次激烈的海战，又损失了许多人马。然而当他最后抵达辽东沿海的运河岸时，他和耿仲明仍然拥有近1.4万人，其中包括军中家属。登陆时，他们得到了奉皇太极之命驻扎于海岸等待他们到来的后金使臣的接应。金军帮助他们击退追兵后，又赐以黄金和酒食，并答应他们，若归顺后金便可在辽阳附近定居。1633年5月24日，孔、耿二人向皇太极宣誓效忠；皇太极在沈阳亲自欢迎他们，他们又向皇太极献上了大炮，然后他们获准率其“天佑兵”驻扎辽阳以北的新建城市东京。总兵黄龙在同这群辽东海盗的交战中战死。继任其位的沈世魁，对盘据广鹿岛的原毛文龙部将尚可喜极不信任。因担心发生兵变，沈世魁决定先发制人。尚可喜得知可能会遭到袭击后，打算逃往皮岛；但连日风暴使他无法率众出海。于是他随机应变，于1633年12月，派人携重金到朝中进行活动，迫使沈世魁放弃了袭击计划。同时，他又遣人与后金通款，为其攻占石城岛等几座当地明军要塞献计。作为回报，后金邀他归附。1634年2月，尚可喜遂率所属数千户，携辎重乘船登陆，前往沈阳。到沈阳后，他也受到皇太极的盛情迎接。此后，他的2000将士改称“天助兵”，驻守辽阳以南的海州。和孔有德、耿仲明一样，尚可喜也仍旧控制着自己的军队。这群辽东海盗与其他汉族军队仍然不同。他们名义上隶属于正规部队，但实际上只对他们曾向其宣誓效忠的他们自己的将领负责。而大凌河降军则被编入了自大凌河战役之后便以大炮闻名的旧汉兵。1632年，佟养性死后，该军由马光远统领，并在此后10年间发展为汉八旗军。1637年，随着其规模的不断扩大，旧汉兵被分为两翼，由马光远、石廷柱分领；两年后，两翼又分为四旗。1642年，四旗又分为八旗。至此，大凌河降人，旧汉兵及其未成年男丁和所属民户，便完全按照满洲制度编入了八旗组织。其将领为管旗大臣，实际相当于地方长官，负责本旗的民政、财政、社会教育和司法事务。与满洲八旗不同的是，汉军八旗无护军，而只有配备火器的骑兵（不像满蒙骑兵只用弓箭）和使用弓箭的步兵。1631—1633年间归顺皇太极的这些汉族军队，极大地增强了后金军队的作战能力，但同时也加重了后金的经济负担。“今我国军兵数万，实力大增”，《满文老档》1632年载，“然今年粮草不足，仓储空虚”。因此，有必要向辽西以外进行掠夺。或西入内蒙，那里有肥美的牧场和马市；或南下入关，劫掠中原。1632年，皇太极遣军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并于张家口开立边市。1634年，这支金军又侵入山西，在孔有德部配合下进攻大同和代州。同年，皇太极又派出另一支约1.1万人的军队进入内蒙，击败了林丹汗所率察哈尔部，并征服了蒙古南部的其他部落。这些内蒙部落不仅成了后金的重要军事盟友，还成了向后金提供战马的基地。15世纪初，明军从内蒙得到了170万匹马，而如今连骑兵所需要的10万匹马也难以保证了。通过占领察哈尔部的牧场，以及用优良种马发展自己的马群，和用谷物、丝绸向其他蒙古部落换取马匹，后金既能配备足够的战马以同明年作战，又切断了明军的蒙古马来源。
皇太极称帝
1634—1635年间，后金征讨察哈尔部的胜利，还有一项始料未及的收获，即夺取了元朝的传国玉玺。这意味着皇太极可以自称为成吉思汗及元朝皇帝的继承者了。这一新的名号不仅提高了他在中亚的地位，使他进一步获得了当地共主的身份，包括蒙古族信奉的西藏喇嘛教教主的身份；同时，这还为他登上中国皇帝宝座，确立了比作为金朝后裔更充分的权利。皇太极对将来统治天下怀有矛盾心理。他想当皇帝，但未必渴望北京的龙床。他的主要汉族谋士宁完我（1635年因醉心于赌博而失宠）、范文程和马国柱，经常劝他出兵明朝，占领中原。但皇太极坚持说，他并非“好杀掠而兴兵”。相反，他与明朝交兵是因为对方拒绝响应他的和平建议。围攻大凌河时，皇太极曾致书祖大寿，表示诚恳希望与明朝议和，而明朝大臣却将议和错误地比作南宋的绥靖政策。“然尔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不久，其大臣又劝他设法夺取北京，他被认为多少有些自负地说，明朝不以后金为友，讨之甚易，但他知道推翻中国皇帝是多么难以容忍的举动。皇太极还意识到高度的中央集权与中原王朝的历史关联。就像1140年以后直接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金朝大汗通过称帝，以部落贵族的利益为代价，大大强化了自己的权力。但问题是，汉化在提高皇帝权威的同时，也腐蚀了女真将士的战斗力。这一历史很容易在满洲人身上重演。皇太极则深恐其人民会由勇敢的猎手与斗士变为“游手自娱”之徒。因此，皇太极在其统治前期，曾大力提倡对满汉官员子弟进行儒学教育，并公然偏爱汉族合作者；而自17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他却更为关心保持满洲人的价值观和部落制的优势了。这时，恰恰由于成“大事”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大了，皇太极对汉化的忧虑也更为强烈。由于大多数蒙古部落已被统一在他的旗帜之下，朝鲜也在名义上成了后金的附庸，皇太极感到，需要一个与金朝君主或喇嘛教教主的历史传统大不相同的中国式的皇帝称号，以维护自己的专制权力。他将女真改称“满洲”之后，又于1636年5月14日改国号为“清”。按儒教礼制，这象征着新纪元的开创；而在其臣民眼中，他的皇帝称号更为明确醒目；此后，他主要是以汉式庙号“太宗”，而不是以满、蒙式名号“汗”、“皇太极”，著称于世。然而，就在太宗自称获得了在汉语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天命”，抛弃了仅具特殊意义的源于女真族系的统治合法性，而创建了新王朝的同时，这位刚刚登基的大清皇帝仍然在回顾金朝的历史，以寻求有益的指导。因为他希望在依照汉族模式制定政策的同时，避免满族社会的汉化；而了解了金朝的历史，就可以对目前提供有益的借鉴。1636年12月9日，太宗召见所有亲王、贝勒、固山额真、文馆大臣及其他高级官员，要求他们阅读《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本纪》。他说，世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可与上古贤君尧舜媲美，被称为“小尧舜”。其原因在于，征服中原的金初二帝（太祖，1115—1122年在位；太宗，1123—1134年在位）之盛世结束后，金朝曾一度衰落。熙宗（1135—1148年在位）“效汉人之陋习”，耽于酒色。而世宗即位后，女真旧俗又迅速恢复起来。他禁止子孙仿效汉人习俗，从而使金朝的武功得以长盛不衰。太宗说，满洲人应以此为鉴，若仿效汉人服饰制度，宽衣大袖，左侧挟弓，废骑射之术，则社稷将倾，国家将亡。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太宗之意十分清楚：他将效法金世宗，维护部落旧俗，以使其民族之武功长盛不衰。这就是满族为了使其寻求扩张与成功的努力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为自己确定的方针。此后几年间，太宗继续扩大满族对亚洲东北地区的统治。1638年12月，他洗劫了中原的保定之后，又派遣满、蒙、汉八旗军，及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都已受封为王）部，出兵朝鲜，不到两个月便征服了朝鲜国王。随后，清军便将目标转向了由尚可喜的宿敌军阀沈世魁驻守的明朝海上要塞皮岛。清军（包括尚可喜部）对皮岛发动了猛攻。沈世魁战死，其侄沈志祥率皮岛4000军民逃至明朝另一海上要塞石城。但不久，沈志祥与明廷发生了争吵，遂率众降清。到1639年，太宗已征服了朝鲜和内蒙，并完全控制了辽东沿海及直隶海湾北部地区。侧翼威胁既除，他又遣军北上至黑龙江流域征服当地部落，同时派人南下刺探明军长城一线的防务。祖大寿答应为他打开锦州城门，到现在毕竟已有六年了，这位大清皇帝显然认定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多铎、尚可喜和孔有德率军攻打锦州。但尽管马光远的炮兵对城墙进行了轰击，攻城部队还是被祖大寿军及蒙古援军击退了。1640年，第二次进攻也失败了。于是，1641年，皇太极决定亲自率军全力攻打锦州和离锦州仅18里、由3000明军驻守的另一重镇松山。攻克松山
当时，明朝的蓟辽总督是洪承畴。此人来自福建，1616年中进士。他虽是文官，但一生主要成就却在军事方面，并很有组织后勤保障的才干。17世纪20年代末，在陕西镇压西北叛乱时，他负责为明军筹集和运送粮草，由此初露头角。1629年，他在义州粉碎了王左挂的进攻，从此名声大振。1631年，他出任陕北总督，主张直接以武力镇压当地起义，而不愿像其前任杨鹤那样，以赦罪和封官对义军进行招安。1634年，负责镇压这次起义的明军最高将领陈奇瑜，恰恰因为赦免了李自成和张献忠，致使他们返而复叛，被削职听勘。洪承畴遂接替他担任总督五省（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军务之职。1638年，洪承畴在潼关一举击溃了李自成起义军，迫使李自成逃入商雒山中藏匿了一年多。也许是因为他作为总督在当地的声望增长太快，引起了朝廷的恐惧，洪承畴受到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弹劾；但他被贬后，又被崇祯皇帝召回，委以军职，1639年授任蓟辽总督，负责主持直隶东北及辽东一线抵御清军之防务。现在，洪承畴从报告中获悉清军正集其精锐攻打锦州和松山，立即遣兵1万支援松山，又尽其所能，从关内的宣府、大同等处调集军队。援军与祖大寿的外甥新任总兵吴三桂所统领的宁远守军会合后，总兵力达到13万人，战马4万匹。然而，兵部尚书陈新甲不许洪承畴集中大军同时北进。他不顾洪承畴极力反对，坚持将部队一分为四。各路明军在大雾弥漫、海岸环绕的山地集结后，与其说是一支军队，不如说是一群乌合之众，几乎没有统一指挥的意识。他们匆忙扎下了七座各不相连的营寨，又未制定协调作战的计划。9月23日，明军惊悉清朝皇帝已亲率大军抵达锦州、松山之间，绵亘驻营20里。恐慌气氛笼罩了明军营地。次夜初更，清军发动了进攻，明军大败。总兵白广恩、李辅明、唐通率其残众乘船入海；吴三桂率部败回宁远，洪承畴则逃入松山，试图率众据城固守。9月25日清晨，清军打扫战场，只见从松山到乳峰山沿海一线，明军尸首“多如雁鹜”，共有53783具。松山惨败的消息使明朝内部对清策略之争骤然又起。相当一部分大臣主张息兵停战。但给事中张缙彦等人提出的占优势的意见认为，停战不仅意味着抛弃洪承畴及其军队，还等于放弃松、锦前沿阵地，从而使山海关暴露在敌人面前。于是，崇祯皇帝命令吴三桂、白广恩、李辅明率部重新集结于松山之南，命令刘应国率所属8000水师从海上登陆，又令松山守军做好准备，待援军到达后一同出击。援军迟迟不出。这主要是因为兵力不足。据明朝兵部报告，这支援军实际只有2万名士兵和8000匹战马，而敌军则布满了锦州、松山之间的整个辽西海岸。此外，清军对松山、锦州的包围似铁桶一般，城中守军已粮草俱尽，被迫杀马而食了。最后，明朝政府勉强放弃了从海上登陆的计划，只派出3000人出山海关由陆路北上，企图冲破清军的包围，救出被困在前线城中的士气低落的明军将士。洪承畴确实曾经试图突围，但他派去冲开突围道路的部队，被清朝两白旗汉军彻底击溃了，残兵又退回城中。1642年1月，洪承畴又派6000步骑出城，希望与来自山海关的3000援军会合。但这一行动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援军胆战心惊，拒绝越过宁远去冒险。洪承畴的部队深夜突围，冲进了驻守恒山的多尔衮部正红、正黄两旗阵中。结果，突围的明军或死或逃，全军覆没。洪承畴的人马所剩无几，要冲出重围打通逃往宁远的道路，已毫无希望了。太宗知道洪承畴已陷入困境，决定采644年夏，陈子龙及其周围的人曾确信，大胆的北伐将会扭转历史潮流。弘光帝若能像后汉光武帝或唐肃宗那样，放弃宫中的享乐，亲自率师北征，必将无往而不胜。陈子龙坚持认为，历史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公众的激情。在这决定性的紧要关头，百姓的情绪正处在混乱之中：可能转向这边，也可能转向那边。今者人情泄沓，不异升平，从无有哭神州之陆沉，念中原之榛莽者。臣瞻拜诸陵，依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尚能无恙否。而先帝、先后之梓宫何在？陈子龙主张必须抓住这一时机。山东、河北“义旗云集，咸拭目以望王师。”机不可失，“臣恐天下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归敌，则豪杰皆有自王之心矣。”陈子龙对江南百姓是否有能力组织起强大的地方自卫系统，心中颇有疑虑。以一种地缘政治决定论（此种理论被后来的王夫之充分发挥）为依据，陈子龙认为，由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商业化，当地百姓主要聚居在集镇，难以同近邻发展互相关系。此外，由于南方的农活十分繁重，百姓无暇习武，事实上也没有马匹、兵器或骑马操练的余力。他承认局势的发展会迫使江南缙绅组建乡兵，但又担心这些乡兵会像以往那样退化为治安组织。陈子龙的结论是：“故曰，欲为江南兴乡兵者，妄也。”但北方的情况完全不同，地理环境使人们息息相通，有较强的村社传统。人们聚居在不同于血亲组织的村庄中，从而形成了很强的互助和村防习惯。此外，他们习惯骑马，极容易组织起自卫的乡兵。陈子龙希望，一旦弘光帝答应出师北伐，拥有乡兵的北方豪杰便会受到鼓舞，起而支持南京政权。这也是其他主张北伐者的希望。敢于直言的湖南籍官员，刘宗周的弟子章正宸也曾就此问题上疏弘光帝。他认为，一旦皇帝离京北征，很多“营寨相连”的豪杰便会群起响应，协助收复中原。可见，陈子龙等人对发动各类地方领袖支持和积极参预收复失地寄予极大的希望，而这些地方领袖正是在明朝末年、朝廷日趋衰落之时乘机扩大了自己的实力的。早在1643年就曾上疏崇祯帝建议在全国组建乡兵的举人何刚认为，唤起地方领袖可使南明政府充分利用早已遍布全国的乡兵组织。如今正渴望加入弘光政权的何刚，呼吁勤俭治国，以便使政府有财力酬劳地方豪杰，并为其部属提供军饷和赏金，以此赢得这些亡命之徒对北伐的支持。惟日求天下奇才，俾智谋者决策，廉明者理财，勇猛者御敌。庙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实绩课人，则真才皆为国用，而议论亦省矣。分遣使者罗草泽英豪，得才多者受上赏，则豪杰皆授命疆场，而盗魁亦鲜矣。如果皇上愿意承认这些地主豪杰并给予相应的奖赏，他们做恶的能力便会被引导转向在政治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将被改造成义士而不再作盗魁。或许通过战场上的伤亡还可减少这些盗贼的数量。这样，南明政权就可利用混乱的局势使地方豪强为自己而不是为敌人所用。何刚关于动员乡兵的建议，集中反映了陈子龙及其他几社成员治国主张中的自利原则。史可法提出的将江北建成北伐前线的战略，也带有合理自利的特征。他认为，江北荒地应以军屯形式加以开发，屯田军民以百夫屯、千夫屯为单位，选豪杰为百夫长和千夫长，负责具体实施。为了保卫自己开垦的土地，这些屯民将组成抗击入侵者的坚固防线，并有助于收复失地。然而，这种将决心保卫自己家园的地方缙绅当作南明政府的最可靠的同盟的主张，遭到刘宗周等更急于求成者的摒弃。这些人抱有更激进的幻想，他们认为，只要皇上御驾亲征，百姓就会自发地响应。刘宗周还将皇帝亲征所蕴含的恢宏气度与高杰、刘泽清等人的投机与自私作了区别。从策略上看，此时作这种区别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做既损害了朝中有志收复失地者的事业，又几乎使刘宗周本人丧命。刘泽清被这位思想家的自以为是所激怒，遂上疏参劾刘宗周。他见皇上没有立刻作出反映，便再次上表警告说：若不正式革除刘宗周的左都御史之职，他便辞去南明政府的官职。当高杰和刘良佐起来响应后，马士英也对刘宗周提出弹劾，说这位思想家要求御驾亲征，是想危害皇上的性命。随后，勋臣镇将们又把攻击目标扩大到所有支持姜曰广的“阁臣”，他们指责姜曰广“谋逆社稷”。10月9日，姜曰广辞职还乡。次日，即10月10日，刘宗周也离开了南京政府，这一次并非完全出自其本意。与刘宗周离职以及接踵而来的对阮大铖的任命同时，还有一系列辞职与参劾事件。陈子龙辞去了兵部之职，返回松江老家。湖广巡按御史黄澍上疏参劾马士英，列举了马士英所犯10条当斩之罪。对立的双方，又重新开始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斗争。倾向刘宗周的士大夫此时公开宣称自己是崇祯朝“正人君子”的继承者，并断言他们之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与东林党或复社的关系密切，东林书院的创建人顾宪成之侄顾杲的被捕，就证明了这一点。与之对立的马士英与阮大铖一党则将这场冲突描述为弘光帝的忠臣与追求私利的投机者之间的斗争。他们声称，忠于皇上的人正在保护弘光帝的利益，使其免遭狂热的东林党人的损害。因为弘光帝的父亲曾在政治上反对过东林党人，所以东林党人的继承者正在伺机报复。追求私利的投机者则只是在口头上大讲忠君，实际并非如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北京陷落后曾投降李自成。阮大铖上任不久便对一些曾反对他复出的人说：“彼攻逆案，吾作顺案相对耳。”
顺案
自6月下旬以来，顺案就一直在策划之中。6月22日，从北方逃来的官员被禁止进入南京。这一禁令是针对那些曾投降过大顺又想南下避难的人而发的。7月4日，马士英又力荐其好友李玉田任兵部尚书，以酬劳他在北方杀死过许多“伪官”。史可法当时正在扬州试图抚慰高杰。他在扬州城外的大营中得知这些变故后十分震惊，立即致疏朝廷，表示不赞成拒绝北方官员南下的作法。他建议：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注名录用，否则绝其南归之心。⑧○電孑書wＷＷ.ＴＸt8○.ＣοＭ史可法并不想对曾归降大顺的人实行大赦。实际上，他还要求对自己的堂弟、翰林庶吉士史可程实行惩治，因为史可程曾加入过李自成的政权，并写信劝史可法也归顺大顺。但史可法也主张区别对待曾与大顺合作的官员。他以略带讥讽的口吻指出，那些现在叫嚷着要求惩处“从贼官”的人们，倘若在北京陷落时也在北方，可能会做出与之完全相同的举动。总之，史可法认为这是一段颇具讽刺意味的往事，许多在南方任职的官员原是被朝廷贬到这里来的，而现在却恰好因之而免受监禁之苦。史可法指出，高杰和刘泽清都没有坚守北方的岗位，而自己与马士英也未能营救北京的崇祯帝。他暗示南方的官员都未能挽救北方朝廷，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官员的幸存正是由于北方官员没有严守臣节，因为如果北方官员都像忠臣义士一样杀身成仁，那么像他这样深受先帝厚恩的南方官员也都应效法。北都之变，凡属臣子皆有罪，若在北者始应从死，岂在南者独非人臣。但就在史可法上疏建议只惩处罪大恶极的降贼官员时，江南士民却群情激愤，坚决反对宽恕那些叛臣。吴地缙绅上疏谴责陈名夏、项煜等降过贼而今又仓皇逃到南方的官员。随着公众对从贼官员的义愤日益增长，对公然背叛明朝者也深感气愤的阮大铖发现，将众人的义愤引向那些反对过他的“正人君子”是很容易的。当南京政府颁布了杨汝成、项煜、陈名夏、徐汧等“北都从贼诸臣罪状”之后，杨汝成等人的住宅便受到以生员为主的暴徒们的袭击。这种状况迫使那些孤立无援的从贼官员又纷纷逃回北方，加入了清政府。在“顺案”爆发期间，周钟极大地损害了复社在明朝忠臣心目中的形象。周钟是1643年科举榜眼，复社领袖。他曾担任过李自成的顾问，并答应帮助李自成征服江南。周钟和其从兄周镳都为阮大铖所仇视。阮大铖因他们在《南都防乱公揭》上签名而怀恨在心。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正是周镳——他嫉妒并疏远周钟——公布了其从弟周钟在北方叛明降顺的内情。周镳的一个门徒透露了周钟所写的那道不光彩的“劝进表”的内容，其中还将李自成比作尧舜。周镳本人还私下印了两种记述北京陷落时状况的书（《国寿录》和《燕中纪事》）。其中详细描述了他那位从弟卑躬屈节的丑行，包括他对大顺大学士牛金星的奴颜媚态。我们简直无法描述南直隶的士大夫在得知周钟变节行为时是多么震惊，他们“远近切齿”。周钟的密友嘉定籍哲学家黄淳耀听到此事后立刻病倒了：天哪！难道周钟竟能如此丧尽天良？他如何能做出此等事情？我们已有二十年的交情了，但我永远不会原谅他这种大逆不道之举。我希望我交友不慎的教训能使其他人在交友时引以为戒，周钟作为大臣的行为将会使未来的大臣们引以为训。人们愤怒的原因在于完全没有料到一个曾在科举中荣登榜眼的人竟会背叛恩重如山的皇上。在传统的观念中，获得最高级科举出身的人，理所当然应为其皇上献身。宋朝的伟大爱国者文天祥不就是状元吗？周钟失节不仅被看作是对明朝的背叛，而且还被许多士大夫视为对儒家信仰的背叛。因此，周钟的背叛，为那些嫉恨自视清高的东林党和复社成员的人提供了绝妙的例证，他们以此来揭露所谓“正人君子”在政治上的虚伪。此外，由于周钟的两位伯父被指斥为宦官魏忠贤的党徒，周钟本人的变节行为便为马士英和阮大铖提供了良机，使他们可以巧妙地将“逆案”与“顺案”联系在一起。1644年7月13日，马士英上疏要求处死周钟。他对弘光帝说：庶吉士周钟者，劝进未已，又劝贼早定江南。闻其尝驰马于先帝梓宫前，臣闻不胜发指。其伯父应秋、维持皆魏忠贤鹰犬，今钟复为闯贼忠臣，枭獍萃于一门。逆党钟于两世，宜加赤族诛。其胞兄铨尚厕衣冠之班，从兄镳俨然寅清之署，均宜从坐，用清逆党。此后不久，周钟和周镳相继被捕入狱，并很快地被处决。随着“从贼官”被一一认定，对周钟的逮捕揭开了一场大清洗的序幕。1644年10月14日，大理寺颁布了对从贼官的惩罚条例。规定罪重者磔、斩，罪轻者绞、流。随着搜捕的进展，宦官控制秘密警察的权力又得以恢复，令人畏惧的东厂打手又来到南京，重操旧业。正直的士大夫本能地作出了反应。至少从表面上看，崇祯时期的激烈党争如今又全面爆发了。顾锡畴（高弘图辞职后他继任礼部尚书）等“爱国之士”又重新使用起17世纪30年代的政治术语，称马士英、阮大铖一伙为“阉党”，借翻旧账以自卫。例如，这位曾亲身遭到魏忠贤迫害的大臣，坚持要求弘光帝以渎职罪取消对温体仁的封谥。这个问题虽一度转移了朝廷对“顺案”的注意力，但似乎也证明了马士英和阮大铖的论断，即“正人君子”正在重新挑起危害甚大的党争。阮大铖甚至感到完全有必要针对“正人君子”集团编制一套新的黑名单。政治迫害
阮大铖开始编制黑名单时，对其政敌的迫害也进入了新阶段。由于马士英和阮大铖对东林党抱有明显的偏见，因此，他们开始招纳过去与魏忠贤有牵连的人作为支持者。而这些人被鼓动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担心一旦正人君子们重新上台，他们自己会因过去与魏忠贤的交往而遭到贬斥。比如郭如阇、周昌晋，特别是杨维垣，在公众眼中都与从前的“逆党”有关，而如今都在马士英手下任职。这无疑将使冲突更加残酷。杨维垣在1624年吏部之争时便是阮大铖的密友，现在他又力劝阮大铖不择手段地打击政敌。1645年初，一位自称大悲的疯和尚为阮大铖一伙提供了这样的机会。1654年1月12日，南京西城兵马司得报说，西华门外有一个和尚自称是亲王。一名官员奉命前去调查，将此和尚逮捕，带入南京，由京师提督戎政忻诚伯赵之龙率手下官员审讯。在审讯者看来，这个和尚无疑是个疯子，他自称法号大悲。是定王，并说，1642年先帝为防不测而派他南下。审讯中，大悲和尚几次改变自己的封号，还肆无忌惮地说自己与潞王有联系。最后，他向审讯者提到两位南京政府官员的姓名，其中之一是钱谦益。虽然在大多数人看来，大悲不过是个发狂的和尚，他自称亲王的行径是可怜的，可以不加追究。但阮大铖和杨维垣却抓住大悲提到钱谦益（他被视为与东林党和复社有牵连的人）这一情节，试图编造一起阴谋支持潞王谋反篡权的案件。于是，他们令一名亲信参加了审讯，夸大了大悲的口供。使之牵连到143人，其中有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以及其他一些具有同等声望和地位的人。但阮大铖还没来得及下令逮捕这些人，钱谦益便上疏抨击了这一针对他的而又不堪一击的指控。这样一来，此事便公开化了。这就迫使阮大铖寻求马士英对此案的支持。马士英浏览了供词，意识到这项指控根本不能使公众信服。相反，只能使其同党显得滑稽可笑。他看出这个可怜的和尚不能用来作为发动清洗的借口。遂于3月27日下令将大悲处决，并拒绝支持对那143人的指控。尽管如此，阮大铖仍继续对复社成员进行报复，特别是对那些曾在《南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人或公开反对他复出的人。《桃花扇》对此有如下描写：凶凶的缧绁在手，忙忙的捉人飞走；小复社没个东林救，新马阮接着崔田后，堪忧！昏君乱相，为别人公报私仇。有些人遭受打击，不得不更名换姓躲藏起来，其余的则全部逃出南京，或到左良玉军中避难，或到扬州作史可法的幕僚。侯方域显然是阮大铖寻求报复的主要目标，一位与之关系密切的将领（经常与他一起饮酒）警告他说，阮大铖打算逮捕他。作为阮大铖发泄私愤之对象的其他官员，干脆在被革职之前就离开了朝廷。即使被授予官职，他们也断然拒绝。有才干的人中，有些拒绝任职，有些则因与马士英和阮大铖不和而得不到任用。例如：前广西巡抚方震孺在行政和军事方面都是行家，尤其擅长发动乡绅和乡兵。也许是因为曾受到史可法的举荐，也许是因为曾遭受过魏忠贤的迫害，并几乎被拷打致死，方震孺受到猜忌。尽管他愿意出力“勤王”，却遭到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排斥。因此，方震孺所具有的地方管理才干无法得到发挥。但如果说1645年1月以后，南京政权中所有的官员都是马士英或阮大铖的亲戚朋友，也不符合事实。还有一部分相当出色的官员留在朝中，在马士英弃职逃走后的最后日子里，就是他们主持朝政。其中三位主要大臣是赵之龙、王铎和钱谦益。赵之龙并不是马士英的亲信，由于他处事公正，得到朝中许多官员的敬重。这些官员担心朝政走向某一极端，因而希望有一位温和甚至妥协的大臣。王铎是著名的书法家（1622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1640年升为南京礼部尚书，后丁忧告假还乡。期满后，原定到北京任礼部尚书，因李自成攻陷京师而未成行。1644年6月，出任南京政权的礼部尚书，继而兼任大学士。王铎转任吏部尚书后，钱谦益接任礼部尚书。钱谦益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故有必要指出，尽管马士英与阮大铖打击正人君子，但仍有不少与东林党有关系的官员留在南京朝中。与此同时，还有不少有才干的中立者在朝中担任要职，其中包括杨鹗、丁启睿、高倬、朱大典和练国事。南京政府的困境
然而，尽管这些官员可能很能干，南京政府持续不断的财政困难却限制了他们才能的发挥。朝廷自然要尽力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1644年冬季，名义上属于南明的军队超过100万人，是其兵力最盛之时：| 将领或驻地 | 兵力 |
| 高杰 | 4万
住了其中一个被打倒的人的脚踝，医生和另外那个女人抓住了第二个人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现在正往后拉，尽快离开火线。这并非易事，必须把上身直起一点，半跪着往后拖，这是有效地使用仅有的一点力气唯一的方法。又一声枪响，但这一次没有击中任何人。突如其来的惊恐并没有让他们逃跑，恰恰相反，却给他们增加了一份急需的力量。不一会儿，他们已经脱离危险，尽量贴近宿舍这一边的墙壁，只有斜向开枪才有可能打中他们，但盲人会计是否是射击弹道学专家，哪怕是最基础的射击弹道学，非常值得怀疑。他们曾试图把两个人抬起来，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至多能将他们拖着走，尸体拖出一条半干的，像是滚筒滚出来的血痕，而其余的新鲜血液，还在继续从伤口里渗出。他们是谁呀，在门口等着的人们问；我们看不见，怎能知道是谁呢，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有人说，如果他们决定发动进攻，我们就不止有两个负伤的了；或者说两个死者，医生说，至少我已经感觉不到他们的脉搏了。他们像一支撤退的军队一样带着两个人的尸体沿走廊前进，到天井停了下来，看样子要在那里安营扎寨，但其实不然，他们已经耗尽了一切力量。我留在这里，实在走不动了。这时候人们发现一个事实，着实令人吃惊，盲人歹徒们当初那样专横跋扈，气势汹汹，动辄发火，以施暴为乐，现在却只顾防守，筑起街垒，龟缩在里面，胡乱开上几枪，仿佛不敢进入战场，面对面眼对眼地展开较量。像生活中的所有事一样，这件事也不难解释，第一个头目被杀死的悲剧发生之后，那个宿舍的纪律性已经涣散，盲人会计的最大错误在于，以为只要拿到手枪就大权在握，结果恰恰相反，每次开火伤害的都是他自己，换句话说，每射出一颗子弹他就失去一些权威，子弹打完以后将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穿袈裟的不一定是和尚，执权杖的不一定是国王，最好不要忘记这条真理。不错，盲人会计现在举着国王的权杖，但应当说，国王虽然死了，虽然埋在本宿舍里，虽然草草埋了三拃深，但人们仍然时时想着他，起码从气味上能感到他的强大存在。这时候，月亮升起来了。从天井开向外边围栅的门里漾进昏暗的亮光，越来越亮，地上的人们，两个死去的，还活着的其他人，慢慢显出了轮廓形象和面容，众人都笼罩在沉重的无名恐惧之中。这时医生的妻子明白了，如果说过去装成盲人曾有什么意义，现在继续装下去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事情明摆着，这里谁也不能获救，失明症也同样，他们都生活在一个一切希望早已消失殆尽的世界。因此她可以告诉人们哪两个人死了，一个是药店伙计，一个是那个说过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的人，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都说得对。你们无须问我怎么会知道他们是谁，答案很简单，我看得见。这里的人当中有几个已经知道，只是没有说而已，另一些人很久以来一直心怀疑惑，现在他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令人不解的是剩下的人们对此也无动于衷，但仔细想想，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在别的情况下把此事挑明会引起巨大骚动，情绪会失控，你运气多好呀，是怎样逃过了这场世界劫难的呢，往眼里点的眼药水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为你看病的医生在什么地方，帮助我走出这座监狱吧。而此时这一切都可有可无了，反正死后人人同样失明。重要的是不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没有任何防卫手段，床上的铁棍也丢在那里了，拳头毫无用处。在医生的妻子带领下，他们把两具尸体拖到外面的平台上，放在月光下，月亮乳白色的光亮照着他们，尸体表面雪白，里面却一团漆黑。我们回各自的宿舍去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以后我们再考虑能怎样组织起来干。他这样说了，但谁也没有把这些疯话放在心里。他们没有按照各宿舍分成几组，而是各自找到各自的道路陆续回去了，一些人朝左侧走，一些人朝右侧走，医生的妻子至此为止都和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在一起，现在后者却改了主意，这主意与原来的恰恰相反，只是她不想对此加以讨论，誓言并不都能兑现，有时候是由于懦弱，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曾料到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个小时过去了，月亮升高了，饥饿和恐惧驱走了困倦，各个宿舍里谁也睡不着。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战斗刚刚结束，激情尚在，虽然是以惨败告终，也可能是因为有什么无以名状的东西在空中游荡，盲人们一个个都惴惴不安。谁也不敢到走廊里去，而每个宿舍内部活像一个只有雄蜂的蜂房，人们知道，这些嗡嗡叫的昆虫不大遵守什么秩序，也不顾什么条理，从来不曾为生活做过什么，也从来不曾对未来操心，哪怕只是操一点点心，即便如此，在盲人们的问题上，不幸的人们，指责他们不劳而获，吃别人的面包渣，喝别人的水，也显然是不公正的，把两者相比较应当十分小心，不要轻率行事。但是，任何规律都有例外，此处亦然，这是个女人，刚刚回到右侧第二个宿舍，她就开始在自己那堆破烂东西中摸索，最后找到了一个小物件，紧紧攥在手心里，好像唯恐别人看见，积习难改，即使在我们以为习惯早已完全丢失时也是如此。这里本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我们可以看到强壮的人残酷地从瘦弱的人嘴里抢走面包，现在这个女人想起来手提包里还有一个打火机，经过这场劫难竟然没有丢掉，她焦急地找到它，又爱怜地把它握住，仿佛这是她本人能活下去的条件，她并没有想到屋中某个难友也许还有最后一支香烟，只因为没有这个必不可少的小火苗就不能吸。但现在就是想借打火机也来不及了。女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出去了，连声再见也没有说，她沿着荒凉的走廊，紧贴着第一个宿舍的门走过去，里边谁也没有发现她。她穿过天井，渐渐西沉的月亮在石板地上画上了一个牛奶水塘，现在女人又来到走廊的另一侧，目标是最里边，一直往前走，绝不会走错。另外，她发现一些声音在召唤她，这只是个形象的说法，传到她耳边的是最后一个宿舍里歹徒们的喧闹，他们在大吃大喝，庆祝战斗胜利，故意闹得红红火火，我们不应当忘记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有什么就简简单单地吃什么，喝什么，古老的训诫万岁，其他人多想也下嘴咬上一口，不过这办不到，他们和房间里的盘子之间有一道八张床筑成的街垒，还有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女人跪在宿舍门口，直至靠近那些床边，慢慢拉出毯子，然后又站起来，把上一层床上的毯子也拉出来，又把第三层床的毯子拉出来，第四层她够不到了，这没有关系，导火索已经有了，现在只等点火。她还想起应当把打火机的火苗调到最旺，现在她手中已经有一把小小的火匕首，像一把剪刀的刀刃一样摇晃。先从上面的床开始，火舌不知疲倦地舔着织物上的油污，终于点着了，现在点燃中间的床，之后是下面的床，女人闻到自己的头发被熏焦的气味，应当小心，她是在点燃焚尸炉，自己不应当死在里面，她听到了里边歹徒们的喊叫声，这时候她才想到，要是他们有水，把火扑灭了呢，她急了，钻到第一层床下面，用打火机沿着床垫一路点下去，这里点着了，那里点着了，火势突然猛增，成了一个完整的火帘，一股水泼到火上，落到女人身上，但已经无济于事，她自己的身体已成燃料，成了助燃剂。那里面的情况如何，谁也不肯冒险钻进去，但想象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大火迅速地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张床上，想同时燃着所有的床，它做到了，歹徒们把仅有的一些水胡乱地用光了，但无济于事，现在他们试图从窗户往外跳，爬到尚未着火的床头上，难以保持平衡，火又忽然蹿上了床头，他们滑下来，跌倒了，火越烧越旺，窗户在烈火烘烤下开始爆裂，新鲜空气呼啸着冲进屋里，更加剧了火势，啊，对了，不要忘记，还有愤怒和恐惧的喊声，痛苦和垂死挣扎的号叫，应当提到这一点，不过声音越来越弱，像最初拿着打火机的那个女人一样，她早就寂无声息了。这时候，其他盲人都在张皇失措地往走廊里逃，那里已经烟雾弥漫，着火了，着火了，他们大声喊着。在那里，人们能亲眼看到，收容所医院和精神病院这些众人聚居之地的设计和布局多么糟糕，请看一看吧，以带尖的铁棍为支架的床本身就能成为致人于死地的陷阱，看一看吧，容纳四十个人的宿舍却只有一扇门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后果，况且还有人睡在地板上，如果火首先到达门口，堵住了出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万幸的是，正如人类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坏事带来好事的情况并不鲜见，而人们很少说好事带来坏事，世界就是这样，充满矛盾，对一些事的重视超过了另一些，在这个具体情况中，好事正是各宿舍只有一扇门，因此大火在歹徒们那里停留了很久，若不是场面越来越混乱，或许我们无须为另一些人丧生而叹息。显然，这些盲人当中许多人被踩踏，被推搡，被踢打，这是惊慌失措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可以说是动物的本性使然，若不是所有的根都扎到地下，植物也会有同样的动作，看到丛林里的树木纷纷逃离火场，那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围栅里边那块地方成了避难所，一些盲人打开走廊里开向那边的窗户。他们从窗口往下跳，绊倒了，摔在地上，有人哭，有人喊，不过眼下他们安全了，但愿大火在烧塌屋顶，把火舌和燃烧的木料抛到空中抛到风中的时候，不要想到点燃树冠。另一侧的盲人们同样害怕，其中一个闻到烟味马上认为火就在旁边，其实不然，走廊里很快挤得水泄不通。如果没有人来管一管，非发生一场悲剧不可，有个人想起医生的妻子那双眼睛看得见，她在哪里呢，人们问，让她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她在哪里呢。我在这里，我刚从宿舍里走出来，都怪斜眼小男孩，谁也不知道他钻到哪里去了，现在找到了，他在这里，我牢牢地攥着他的手，除非你们把我的胳膊拽下来，才能让我放开他，我用另一只手拉住我丈夫，后面跟着戴墨镜的姑娘，然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两个人形影不离，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再接着是他的妻子，所有的人挤在一起像一座松塔，但愿这大火也不能让我们分开。但是，这里的一些盲人学着另一侧盲人们的样子跳到围栅那边，他们看不见建筑物另一边大部分成了一片火海，但能感觉到那边来的热浪烘烤着他们的脸和手，眼下屋顶还没有坍塌，树上的叶子渐渐卷起来。这时有人喊道，我们待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出去呢，攒动的人头中有人回答了一声，只用了五个字，那里有士兵；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这好像是人生经验的声音，也许是拿打火机的女人通过老人的嘴说出来的，她不幸没有被盲人会计的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让我过去，去和士兵们说说，他们不能让我们这样死去，士兵们也有感情。多亏了对士兵确实也有感情所抱的希望，拥挤的人群让开了一条窄窄的通道，医生的妻子带着她的人艰难地走过去。浓烟迷了她的眼睛，过不了多久她会和其他盲人一样失明。到了天井就难以挤出去了。通往围栅的门早已快被挤破了，逃到那里的人很快发现此处并不安全，想出去，用力往外推，但另一些人拼命顶住，此时他们更怕的是暴露在士兵的目光之下，但是，当他们再没有力气，当大火越来越近，就应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那句话，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医生的妻子没有等多久就走了出去，来到平台上，她几乎半裸着身体，因为她双手拉着男孩和丈夫，顾不上防备那些想加入这一小群人的盲人的乱抓，或者说，他们想抓住行进中的列车。如果士兵们看见面前出现了一个半裸着两个乳房的女人，一定会瞪大眼睛。现在，照亮从平台到大门口这块空旷而巨大的空间的不是月光，而是燃烧着的熊熊烈火。医生的妻子大声喊，为了你们的幸福，请让我们出去吧，不要开枪。那边没有人回答。探照灯仍然不亮，没有一个人影活动。医生的妻子余悸未消，下了两层台阶。怎么回事，丈夫问，但她没有回答，还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她来到台阶最下面，带着斜眼小男孩，丈夫和伙伴们朝大门走去，已经毫无疑问，士兵们走了，要不就是也失明了，被送走了，终于所有人都失明了。这时候，简单地说，一切都同时发生了。医生的妻子高声喊道，我们自由啦，左侧的屋顶在可怕的轰隆声中塌下去，火焰四处飞散，盲人们高声喊叫着冲向围栅，留在里边的一些被倒塌的墙壁压死，另一些则被踩成血肉模糊的肉泥，大火立时四处蔓延，所到之处一切都化为灰烬。大门一扇扇敞开了，疯子们跑出精神病院。13对一个盲人说，你自由了，把将他与世界隔离的门打开，走吧，你自由了，又对他说了一遍，但他还是不走，站在马路中间，他和其他盲人，他们都战战兢兢，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在人们称为精神病院的理性迷宫里生活和在既没有人领着又没有拴狗的链子拉着的疯狂城市中冒险完全是两回事，在城市里，记忆毫无用处，人们记住的只是各个地方的形象而非通往那些地方的道路。盲人们站在变成一片火海的大楼前，感到大火的热浪烘烤着自己的脸，觉得这大火有点像护身符，如同原来的墙壁一样，既是监狱同时又是保障。他们紧紧挤成一团，像一群羊，谁也不想走散，他们知道，没有牧人去寻找丢失的羊。火势渐渐弱了，月亮又亮起来，盲人们开始惶惶不安，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永远待在这里不行，其中一个说。有人问现在是夜晚还是白天，人们马上就知道，这不合时宜的好奇心有其道理。说不定他们还会送食物来呢，可能因为出了什么差错，迟到了，这种事过去也有过；可是，士兵们不在这里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可能因为不再需要他们，他们走了；我看不是这么回事；比如说，已经没有传染的危险了；也许是发明了医治我们这种病的药品；那就太好了，真的；我们怎么办昵；我就留在这里，等白天再走；你怎么能知道到了白天呢；根据太阳，根据温暖的阳光；只有晴天才行；那要等多少个小时才能到白天呢。盲人们筋疲力尽，其中一些坐到地上，另一些身体衰弱，干脆躺下了，有几个昏厥过去，夜晚的凉意很可能会让他们苏醒过来，但我们可以肯定，拔营起寨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当中会有几个再也站不起来，他们只能支撑到现在，就像那个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在离目标不到三米的地方倒下了，其实，有一点很明显，所有人的生命都比预料的结束得早。不论是坐着还是躺着，一些盲人还在指望士兵们或者代替他们的人，例如红十字会，会送来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他们与其他人唯一的区别是醒悟得更晚。即便这里有谁相信治疗失明症的药品已被发明出来，也不会让他们更加高兴。出于别的理由，医生的妻子认为最好等过了夜晚再说，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的伙伴们，现在最紧迫的是找到食物，而在黑暗中难以找到；你大概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吗，丈夫问；大概知道；离家远吗；相当远；其他人说出了各自的住处，问离他们的家有多远；医生的妻子尽其所能给他们解释，当然是大致的距离，只有斜眼小男孩想不起来，这也难怪，他已经很久没有叫着找妈妈了。如果他们一家一家地走去，从最近的到最远的，那么首先是戴墨镜的姑娘家，其次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家，然后是医生的妻子家，最后是第一个失明者家。当然应当按这个路线走，因为戴墨镜的姑娘已经说过，如果可能请把她送回家。我不知道父母现在怎么样，她说。这种真诚的关心表明，某些人的偏见其实毫无根据，他们否认那种行为不端，特别是有伤风化的人，不幸的是，这种人会有强烈的感情，包括与父母的亲情，并且屡见不鲜。当然夜晚渐渐凉下来，大火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烧，炭火散发出的热量不足以温暖离大门较远的盲人们，比如医生的妻子和她那一 ，成为他们始终不变的选择。”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十月，陈诚一行人返归南京，向朱棣献上记录他出使心得以及中亚各地风貌的著作《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这是两本详细记录中亚国家风俗民情的专著，不但在中国史料里有重要地位，更被西方学者所重视，近现代还有不少西方历史学家专程来到中国，重金求购此书。这次归国随行的还有中亚乃至西亚各国派来朝见的使团，最远的甚至有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使节，人数多达300人，可谓“万国来朝”。大明与中亚、西亚国家的“朝贡关系”，自此巩固下来。二赴西域后，陈诚向朱棣建言，力主朱棣接受各国请求，开放与西方各国的双边贸易，坚称此举不但能够“消减边关之患”，更能“岁增巨赋，收百年之利”。朱棣采纳了陈诚的建议，在新疆哈密、甘肃凉州等地设立“互市”，允许西域各国商队来此贸易。这一政策的“连锁反应”是帖木儿帝国也重修了原本因战火而废弛的伊朗西部古驿道，连贯至土耳其乃至埃及地区。至此从元末开始荒废的“丝绸之路”，重现商旅繁荣的盛景，中国的丝绸远销西亚和东非地区，中东甚至欧洲的商品与文化典籍，也渐次输入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宋元数学的著名成就“高次方程求解法”，自元末失传后，在这一时期由阿拉伯数学家重新传回中土。此后明朝虽国策变动，但这条商路始终未断，直至明朝末年的崇祯时期，陕西西安和甘肃凉州等地，依然是西方商旅云集的“国际化都市”。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四月，陈诚率使团三赴西域，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同西方各国议定每年互派商队的数量，达成贸易协定。陈诚准备充分，并请朱棣“择派户部精于商务者”随行。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在“土木之变”后，凭口才折服瓦剌，迫使其放还明英宗的能臣杨善也在其中，这些人在随后陈诚与西方各国的商贸谈判里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年八月，陈诚再抵帖木儿帝国，与帖木儿帝国愉快达成商贸协议的同时，更赠予沙哈鲁一件他精心准备的礼物——由明朝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画有沙哈鲁进献给永乐皇帝宝马的《奔马图》。沙哈鲁感动不已，不但热情招待了陈诚一行，更亲手写了一封致朱棣的书信，朱棣也回复了一封同样热情洋溢的信件，坦言两国“相隔虽远，而亲爱愈密，心心相印，如镜对照”，并希望从此后“两国臣民，共享太平安乐之福也”。两位当时东西方最强大帝国君主的通信，诚为“世界和平”的千古美谈。而这“千古美谈”的牵线者陈诚，则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第四次被派往西域出使。这次出使前，陈诚母亲罗氏病逝，按照习俗陈诚需在家“丁忧”3年，但朱棣认为“非子鲁不可担此任”，命他“夺情视事”。是年十月初二陈诚一行抵达帖木儿国首都赫拉特，这次出使，他给帖木儿国带来了朱棣特命翻译的中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两部典籍。陈诚主动与帖木儿国主管农业的官员接洽，详解书中的疑难之处，甚至在陈诚的建议下，沙哈鲁还在其王宫里开辟了“试验田”，中国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从此在中亚地区广为传播。陈诚归国时，沙哈鲁竟“相送百余里，不舍之情溢于言表”。这感人的场景，也在许多中亚和西方的史料中有记载，而送别的双方谁也未曾想到，此时一幕，竟为永别。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一月，陈诚携中亚各国回访使团500人返归北京，朝见正筹谋北征蒙古的朱棣，朱棣特意派6000精锐骑兵从肃州开始一路护送，此时北京周边重兵云集，旌旗招展。朱棣允准帖木儿使臣在当地“自由参观”，各路部队不可“妄加阻拦”，他还在明军“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中挑选精兵，为使臣们表演马术骑射、步兵突击、火器操练等“军事科目”。史载帖木儿使臣初来时，以“吾国无此风俗”为由，拒向朱棣行叩拜礼，仅行鞠躬礼，但在历时半年的“参观”后，临归国前再次觐见，却齐行跪拜礼，“叩首触地”。帖木儿使团首领阿尔都沙更对朱棣坦诚相告：此次帖木儿国进献的“名马”，乃是沙哈鲁父亲帖木儿南征北战时的“御用坐骑”，素来是帖木儿国的“国宝”，这次进献给朱棣，正是“欲表示最敬之意也”。一番话令朱棣龙颜大悦，下令厚赐。帖木儿使臣归国后，对此次出使的详情记录颇细，近现代西方史学家对明朝军事实力的研究，大多以此为依据。这次出使无疑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陈诚也因功升为从三品广东布政使右参政。此时正是安南叛乱之时，大批“越南难民”乘海路涌向广东，广东都指挥使陈震建议严禁难民入广东，违者格杀。陈诚全力阻止，一面严捕难民中劫掠百姓的“盗贼”，一面在广东屯门、虎门、东莞设立帐篷，将难民集中安置居住，发放食物及生活用品，又一次“善抚夷事”。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正月，在广东政绩卓著的陈诚再次被调往北京，筹划他人生里第5次的西域之行。使团于四月四日出发，五月到达甘肃时，忽传来朱棣病逝的消息，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下诏停止这次出使，陈诚在安抚了哈密、柴达木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后，于十一月返回北京。此时的明仁宗“不务远略”，大规模的出使行动遂中止，属于陈诚的舞台也就此结束了。次年陈诚辞官回乡，念其“通夷事”的才干，明宣宗下诏令他“回籍听用，年赐双俸”。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帖木儿国再派使节出使大明，并热情邀请大明派使节回访，其中坦言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对陈诚挂念不已，希望大明再派陈诚出使，但被明宣宗婉拒。此时归乡后的陈诚在临川修“奈园”，与诸多好友成日吟诗作对，过着田园式的闲居生活。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他开始撰写人生中最后一本外交著作《历官事迹》，除了记录自己5次出使西域的全过程外，更详细阐述了有关双边谈判，招抚异族，尊重少数民族习俗，通商贸易等方面的种种学问。后来明朝的几代名臣李东阳、杨廷和、王崇古等人都对此书推崇备至，近代洋务运动先驱者李鸿章等人也从中受益匪浅。另一本专门记录中越之间边界划分的著作《与安南辩明丘温地界书》，确认了中越之间几百年来的传统边界线，直到20世纪，还是中越边境谈判的重要参考资料。33年后，陈诚再次出山，被明英宗朱祁镇任命为正二品光禄寺右通政，天顺二年（公元1457年）病逝于官邸，享年93岁。这位五出西域，通好外邦，宣示大明国威的著名外交家，尽管一生品级低微，但确为中世纪中国外交史的重要人物。在中亚乃至西方，陈诚也声明远播，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都保留了不少陈诚使团当年出使的遗迹。苏联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他的评价甚为公允：“这个杰出的中国外交家用诚恳的态度和不放弃的精神，化解两大世界最强帝国之间的矛盾，为帕米尔高原周边各民族带来安宁与和平，是15世纪最杰出的和平使者。”第八章为朱棣『融资』的夏元吉一说起通过“靖难之役”篡逆而起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为后世颇多指摘，登基之后倒行逆施，大肆屠杀建文旧臣的行为招致抨击外，历学家对其在位22年的评价还是挺高的。纵观朱棣执政的22年，可谓丰功赫赫：重开大运河，编修《永乐大典》，经营边疆，西部建哈密卫，东北设努尔干都司，册封蒙古三部，西南改土归流，册封西藏活佛，往吐鲁番、伊犁、哈密派驻署理宗教事务的“僧纲司”，巩固发展大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外遣陈诚通西域，派郑和七下西洋，通好外邦，向大明称臣的属国多达80余个，最远抵中非地区。派军平安南，不战而威服日本，五次北征蒙古，平鞑靼，克瓦剌，大展天朝军威……文治武功，伟业赫赫。因而《明史》在承认其“倒行逆施，惭德亦可掩哉”的同时，也赞道他“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而这“卓乎盛矣”的时代，自然英杰辈出，文有编修《永乐大典》的大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缙，操持国事，有开大明内阁先河，创“阁体诗”的“三杨内阁”，武有平安南的名将张辅，以及五次亲征漠北的朱棣本人，还有“威服四夷”的杰出外交家郑和、陈诚。然而诸多光辉夺目的人物，却掩映不住一个人的光辉——永乐朝户部尚书，被海内外诸多明史学家赞为“永乐盛世大账房”的名臣——夏元吉。这全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个集列朝所有“鸿业”于一身的时代，列列伟绩，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为这最简单的道理，且让我们看看他默默无闻，却值得尊重的一生吧。二夏元吉，字维喆，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生人，生于江西德兴，后随做教谕的父亲迁居湖南湘阴。据说其母生他时，梦见屈原来到房中，故称他是三闾大夫（屈原）转世。他看似出身“高贵”，却自幼家境贫寒。13岁时父亲过世，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小夏元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但刻苦读书，更在附近教蒙学以贴补家用。他学苏东坡之法，将每月的工钱分30份悬挂在墙上，每日取用一份，微薄的收入，竟能被他支配得井井有条。其师知道后惊叹道：小小年纪，尤善理财，来日必理大明天下之财。数年之后，身担大明朝户部尚书重任的夏元吉，果然实现了老师的这一预言。洪武年间，夏元吉考取举人，为节省学费，他进入了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其刻苦态度颇得执掌翰林院的宋濂赏识，经宋濂推荐被选入翰林院负责抄写文稿，别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上班时间”嬉笑打闹，唯独夏元吉正襟危坐，安心抄录，每次都既快又好地完成任务。其兢兢业业的态度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随即破格提升他为六品户部四川司主事。从此，在这个掌控大明朝财政大权的部门里，夏元吉开始了终其一生的辛劳。夏元吉为人低调沉默，但一语既出，必切中要害，与喜好旁征博引，口才卓越的杨思义全然不同。但两人都是“通才”，不拘泥于四书五经，对算学和工程制造都多有研究，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有过“贰臣”经历。建文皇帝朱允炆即位后，升他为户部右侍郎，“靖难之役”3年间，他操持国家财政，供应前线军粮，费心费力，后建文帝事败，朱棣大兵入城的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六月十三日，不知城中变故的夏元吉正在值房“上夜班”，连夜点算城防所需用度，最先卖身投靠朱棣的兵部尚书茹常率兵闯入，绑了夏元吉交到朱棣面前，声言夏元吉在靖难之役中“助纣为虐甚多”，激得朱棣颇为恼火，问夏元吉有何辩解。夏元吉不慌不忙答道：“君上殉难，臣子理当死节，只是请殿下容臣三天。”朱棣一愣：“为什么？”夏元吉答：“户部尚有账目未点算完毕，此事关乎黎民生计，请容臣三天内做完，再随先君赴死。”这个临危不惧且至死还“牵挂工作”的能臣，终于打动了朱棣，当即下令将夏元吉释放，官复原职留任，两个月后又提拔为户部左侍郎，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人。在升官为左侍郎数月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四月，夏元吉得到了他任上的第一个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时江南，是大明朝物产最为丰富之地，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来，连年暴雨成灾，导致粮食减产，国家赋税大损，朱棣颇为重视此事，早在入主南京初期，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兵部侍郎方宾于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两次下江南治理。可这两位跟从朱棣北来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劳而无功。因而夏元吉此行，朱棣甚为重视，行前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元吉，两个月后，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夏元吉到后，先反复考察水情，然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水方法，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此举动用民工10万人，夏元吉以身作则，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亲自督工，旁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独享安逸。众人闻之感动，工程大进，次年，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将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至永乐二年九月全线竣工，从此“苏淞农田大利”。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要等到200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时。其江南治水功绩，连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也为此称赞夏元吉道：古之遗爱也。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朱棣荣宠，归南京后愈加器重，不久后升为户部尚书，正式担当“大账房”。他借此劝谏朱棣废除“文字狱”，并为朱元璋时代因文招祸的文人们“平反昭雪”。一番开导，终令朱棣下达了“大明朝不因文杀人”的训诫，一批之前蒙冤几十年的文人，诸多被封杀的诗文著作，从此重见天日，明朝文化繁荣，百家争鸣，更从此开始。三夏元吉在永乐时代的最重要作用，是和永乐时代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造宝船下西洋，编修《永乐大典》，南征安南动兵30万，5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50万，经济花费都是天文数字，对比前朝后世，号称“丰庶”的隋朝炀帝时代，后人赞为“富宋”的北宋徽宗时代，累积“十大武功”的清乾隆时代，上述的“大动作”仅进行了一两样，便招致国库空虚，苛捐杂税丛生，百姓负担激增，以至变乱四起。但永乐时代，虽说难免劳苦百姓，却终能将这些“大动作”一一完成，个中的奥妙，正在于夏元吉的“理财之能”。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将之与西汉经济学家桑弘羊相比，评价可谓甚高。夏元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在于他高人一等的经济眼光。朱棣的历次“大动作”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每次夏元吉都坚决反对，他的诀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庶民，且便商贾。”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难办，其内容涉及到“机构精简”，减少皇室开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费等问题。夏元吉知难而上，永乐四年，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请旨裁减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给诸皇子的赏赐，也经其谏劝，每年俭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军，经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残兵，建成兵少战力精的“三大营”，这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其贿赂以图“方便”，夏元吉将众人的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接着流言四起，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好在朱棣对其信任有加，多次告诫群臣：“构陷夏元吉者，处重罪。”其他几条政策同时施行，“平赋役”，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并允许乡民出钱代劳役。“清仓场”，即清理各地仓库，严查贪污，每遇贪墨要案，他亲自核算，屡屡揭穿贪官伎俩。“广屯种”，招募内地无地乡民去边塞耕种落户。这不是朱元璋时代的“强制迁移”，而是国家出台“优惠”政策，用免税和经济补助吸引农民前去落户，结果九边各地22年来“户口增倍”，最早从内地“闯关东”的人，也恰出现在这一时期。而各个政策里，最关键也最难办的是两样——“严盐法”“钱钞之禁”。“严盐法”，是对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开中法”的再调整。“开中法”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对巩固国防，加强边地防务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乐时期却情形大变。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开始主动出击，先后5次大规模对蒙古用兵，虽捷报频传，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加上“下西洋”“开运河”“通西域”等大动作同时进行，财用自然捉襟见肘，无奈之下的夏元吉“跳跃性思维”，变“开中法”为“严盐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边输粮换取盐引，变为商 位一体、相辅相成的。这种世袭的次数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除非改朝换代或者拥有这个爵位、官职的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是，世卿世禄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世卿世禄制度严重阻碍了优秀人才进入高官阶层。在世卿世禄的制度之下，贵族享有世代任职高官的特权，不少优秀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一直沉沦下僚。一个没有社会精英不断补充进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新鲜血液的政权，必然不可能是高效的政权。数代世袭的领导者遂大多泯为平庸无能之辈，而一旦精明强干的卿士出现，则国君的权威有可能被消解。世卿世禄的结果是，产生了一批尾大不掉的卿士，他们把持朝政，瓜分国君的权力，成为不少诸侯国分裂的根源，比如晋国的六卿，相互吞并为韩、赵、魏三卿，最终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三个小国。强大而统一的晋国挡住了秦国的东扩之路，而代之而起的三晋，由于相互之间的争夺，相互之间的消耗，谁都没有能力阻挡秦国的东扩之路。如果秦国不施行商鞅变法，也可能出现尾大不掉的世袭卿士，最终将秦国瓜分为若干个小国，那么，秦国的东扩只能是一种梦想。幸运的是，商鞅变法催生了中央集权制，从中央大员一直到各级地方官员，都不可能成为拥有权力瓜分秦国的卿士。3.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官僚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失的世袭贵族会竭力反抗，二是究竟是否有一套合理的可以代替世卿世禄的配套制度，这也正是商鞅改革的关键所在。商鞅采用了当时最能调动全国人才积极性的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共十八级（也有学者称二十级），从最低的功士到第十八级的大庶长（第十九级是关内侯、第二十级为彻侯）。“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个“率”怎么计算呢？就是以敌人的首级为标准，获取了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得到上一级的爵位。军功爵制具有双重效力。一方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所谓“论不得为属籍”，就是贵族若没有军功就不能成为宗室成员；另一方面，平民有了功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这样，既限制了宗室贵戚的势力，又为社会下层的人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可行通道。由于军功爵制向所有的人敞开了一条晋升大道，人人都可以通过获得军功爵而进入官僚阶层，所以，它得到了大多数非贵族阶层人群的坚决拥护。由于有了军功爵制，在政治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别贵贱（明尊卑爵秩等级）；在经济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配财富（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使是贵族，也只能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有了一个崭新的标准。对于出身下层社会的人来说，军功。爵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通向权力与富贵的道路；但对于旧贵族来说，军功爵制限制了他们仅凭血统就可以享受特权的待遇。因此，商鞅施行的军功爵制受到秦国旧贵族激烈的、不遗余力的反抗。但是，从总体上说，军功爵制激发了整个秦国社会潜在的巨大活力。4.连坐制商鞅变法是一场波及面相当广泛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削弱了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同时也大大强化了对全国百姓的监管。具体措施是连坐法，即全体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告发奸人，告奸者和杀敌者赏爵相等。如果不告奸人，则以腰斩处死（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反之，掩护奸人的人和战场上投敌的人受到一样的处罚（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种连坐制是以什伍株连的恐怖手段恫吓全国百姓，将全国百姓都编织在同一个政治密网之中，便于施行中央集权。商鞍变法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这是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出现的整个社会井然有序的面貌。第二，经济制度。商鞅变法首先是从富国开始的，也就是从经济制度的变革切入的。商较怎么样让秦国富起来呢？封建社会的经济在于农业，所以商鞅首先从土地改革入手。唐人杜佑《通典》（卷一）对商鞅变法的土地制度有一段经典的评述：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商鞅认为，韩、赵、魏三国（三晋）人多地少；秦国和他们相反，是人少地多，所以，秦国的土地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以利诱之。商鞅认为，用利益引导韩、赵、魏三国的人到秦国来，给他们土地、住宅，而且免去他们三代人服兵役的劳役，使他们专心务农。原来秦国的农民，让他们当兵。当兵可以杀敌获得军功，比起种田来说利益大得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打破井田制，使国家富强起来。井田制是商周时代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一是土地为国家公有，二是把方圆九百亩的土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区，中间一区（百亩）为公田，其余八区（八百亩）为私田，分授给八家农户。公田首先由八家农户集体种植收获全归国家，每家农户再种植自己的百亩土地。西周时期实行这种制度，是因为生产力低，生产工具不发达，农户也没有更多的力量来耕种更多的土地。到了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井田制限制了每户农民的土地数量，他们不能多种地多打粮食，因此，也就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这种土地制度是和领主制度相配合的。商鞅变法，首先是改一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大扩大了每户农民的受田面积。秦国“为田开鞅陌封疆，而赋税平”。“阡陌”是井田的界线，“开阡陌封疆”，就是彻底改变原来的井田制；“赋税平”，就是减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地种得好，帛产得多，还可以受奖赏（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努力务农、精耕勤织而获得粮食、布帛丰产的，可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赋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强制分家。商鞅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男子的必须分家，如果不分家，强行增加一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样，父子、兄弟就必须分家。同时，国家按户征收军赋。分了家，必然增加纳税的户数；纳税的户数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必然大量增加。这样一来，国家有了更多的土地，农民减少了赋税，耕种成绩斐然者还可以得到奖赏，同时，纳税的户数大大增加。所以，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其次，商鞅规定，主民、客民分业，重奖杀敌，用以强兵。国家富了，怎么强兵呢？一是主民、客民分业，走军队专业化道路。秦国的农民是主民，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是客民。客民种地，反正秦国地广人稀；主民从军，从军杀敌，只要带回来一颗首级，就可以得到更高一级的爵位。有了爵位，就可以享受各种特权。这比起客民种地，显然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让主民当兵为秦国作战，也比客民当兵更为可靠。二是重奖杀敌。据唐人《史记集解》引《汉书》日：“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军功爵制。这种制度非常有刺激性，对作战的士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激励。走专业化道路，又有配套激励机制的秦国军队，很快便被六国之人视为“虎狼之师”。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军人在战场上看见敌人如同饿虎捕食，务求杀敌斩首，晋升爵位。人性的另一面被商鞅变法的政策充分调动起来了，一秦军的战斗力空前高涨。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怎么能不和虎狼一样凶狠？所以，秦军迅速成为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徙木树信严惩贵戚国富兵强路不拾遗商鞅变法的内容，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还包括军事制度。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变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总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对派不遗余力的攻击与力所能及的阻挠。事实上，商鞅变法策略在具体实施之前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立志图强的秦孝公也有些犹豫，按照秦国的惯例，国君一时决断不了的事情，允许在朝廷上争论。商鞅与坚决反对变法的两个代表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这也是商鞍为变法扫清障碍的一次理论斗争。商鞍高举两面大旗，一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二是“治世不一道，变法不法古”。商鞍的意见得到了急切希望变法图强的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他被任命为左庶长（第十级军功爵）；开始推行变法。在变法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商鞍紧紧把握了四条原则，从而使变法得以顺利进行。一是徙木树信。商鞅变法是要以法治国。虽然从本质上讲，商鞅所处的战国后期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以法治国”，但是，商鞅要变法就必须令行禁止，否则，“令而无信”比“言而无信”更为可怕。为了树立新法的威信，商鞅创造了一个“立木为信”的神话。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变法令拟定之后，特意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大木头，下令说：谁要是能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金。赏金这么重，做起来又易如反掌，因此，谁都不信，所以没有一个人去搬。商鞅一看，立即加码：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五十金。这下子，整个市场沸腾了，谁信啊？最后，有一个人，愣是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诺言，赏了此人五十金。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立即传遍全国。通过这件事，商鞅为新法的执行树立了最基层的广泛的信誉，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是惩贵戚。下层百姓不敢轻犯王法，只有贵戚敢于冒犯王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就碰到了这样的大难题：太子犯法了。这位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后即位的秦惠文君。太子犯了法，应该怎么办？商鞅着实犯了难。但是，商鞅要变法，就不能不管太子犯法这档事儿。太子是“嗣君”，“不可施刑”，商鞅用变通的方法处理了这一大难题：“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两个人处罚了一通。受到处罚的公子虔四年以后，“复犯约，劓（yì，义，是一种割掉鼻子的刑法）之”。公子虔第二次犯法，连鼻子都没有保住。身为太子之傅，连鼻子都被切了，公子虔能不恨商鞅吗？更难堪的是太子。自己犯法也得受罚，虽然处罚没有落在自己身上，但是，别人代为受过，太子的难受甭提了。那叫罚在公子虔的身上，疼在太子的心上，最终导致“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公室贵戚多怨望者”。商较的强硬态度遭到以太子为首的一大批贵族的强烈反对。秦孝公一死，多年杜门不出的太子傅公子虔立即诬告商较谋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讲的商鞅得知这一消息后匆匆逃离秦国的一幕。但是，商鞅逃离秦国后，奔往魏国，因为商鞅曾经打败过魏国名将公子卬，魏国记恨商鞅，不准他入境，还将商鞅武装押解回秦。所以，无处可逃的商鞅最后惨遭了车裂的酷刑。商鞅变法的第三条是先经济后政治。从经济变革入手，然后再进行政治变革。经济是基础，经济变革成功了，就为牵涉众多人事的政治改革准备了基础、树立了典范。第四是法典化。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是变革措施法典化，商鞅变法的措施大多制度化、法制化，或者成为政令。这样做最重要的结果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不大可能因秦孝公、商鞅的去世而被废止，出现“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秦孝公去世以后，原先坚决抵制变法的太子继位，并没有废除商鞅变法的措施。商鞅变法抓住了以上四个重要方面，取得了让人惊讶的效果。变法使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秦国很快就称霸诸侯。商鞅率领秦军，夺取了魏国的重镇安邑；周天子承认秦国的霸主地位（天子致伯），天下“诸侯毕贺”。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秦军大败魏国军队，俘虏魏国主将公子印，因此，“封之于商十五邑，号商君”。所以，自此之后，当时人们都习惯称商鞅为商君。魏国安邑被攻占之后，被迫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国君从此与大梁结缘，魏惠王懊悔地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确实是此期最卓越的政治家，他的变法适应了战国后期的现实诉求，使秦国迅速摆脱困境，走上了崛起的大道。但是，重用商鞅的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也是秦孝公，没有秦孝公何来商鞅变法，真正使秦国迅速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秦孝公是继秦襄公、秦穆公之后，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又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国君。可惜的是秦孝公生命不永，四十四岁英年早逝。他的儿子秦惠文君继位之后，立即车裂了商鞅。商鞅虽死，但他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创立的富国强兵的制度并没有被废除。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这个现实是有目共睹的；商鞅的改革制度化程度很高，也不容易改变。所以，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富强的秦国，但是，秦国的富强已经引起了其他六国的高度警惕，秦惠文君能在秦国崛起的大道上继续作出贡献吗？第7章合纵连横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迅速崛起的秦国，同时也是一个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秦国。此时天下形势出现了战国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秦国一国独大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六国之中任何一国都没有能力一再与秦国单独抗衡。面对这种新的局面，六国只有采取能够适应新形势的生存策略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也只有调整应对策略才能持续保持崛起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的一生都与六国的生存策略、秦国的应对策略息息相关，正是这两个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左右着当时的天下大局。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锥刺股苏秦发愤说六国合纵抗秦这两个人中，第一个叫苏秦，东周洛阳人。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曾经外出游历多年，却一事无成，狼狈不堪的他回到家中时，家人都嘲笑他：人家都知道干活挣钱，你把挣钱的技艺全都抛弃了，到处游荡，还学什么演讲（事口舌），靠舌头能挣钱吗？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真是活该！苏秦听了之后，非常惭愧。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出自己的藏书，自言自语地说：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却不能用所学谋取荣华富贵，读了还有什么用？但他并未气馁，挑选了一本名为《阴符》的书，认真研读了一年。一年后，悟出了许多揣摩人心理的诀窍。他兴奋地想，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可以用这一套去说服当今的那些国君了！《战国策·秦策》的记载比《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更具传奇色彩：苏秦当年游说秦惠文王失败后，钱也花完了，人也憔悴了，“形容枯稿，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纤，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此时的苏秦回家，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不做饭，父母不搭理他，狼狈不堪。整个家庭成员对苏秦的集体无语与一致的冷落和漠视，强烈地刺激了苏秦。苏秦决心发愤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中国古代“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中“锥刺股”的典故就是从苏秦这儿流传下来的。这段记载与《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描述也更生动形象，但两种文献都记载了苏秦在不得志的时候，连至亲都看不起他，这些磨难与刺激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促使他更加执著地为仕途而奋斗。《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成功游说了燕王、赵王，带着高车驷马和众多随从前往楚国去的时候，途经自己的家乡，父母听说苏秦回来了，马上清理房子，打扫道路（清宫除道），而且出城三十里迎接（郊迎三十里）。苏秦的妻子不敢正眼看今日成功的丈夫，认真倾听，生 “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诸路“反元豪杰”，几年征战下来，相互之间的征伐次数，远甚于和元政府军的作战次数。如此“九恶”泛滥，又何谈“一统天下”。所幸彼时元朝气数已尽，虽有王保保等名臣辅佐，但朝政腐败，皇帝昏庸，宗室王公之间相互倾轧，内战不休，比南方的“义军”好不到哪里去。于是有了朱元璋逐鹿天下时的情形，元朝灭不得南方诸“豪杰”，可诸“豪杰”也成不了大事。长江为界，南北分裂割据，互相对峙，最终问鼎天下的会是谁？在这场天下纷争中，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一个“九恶”中“犯”得最少的人，若能把“九恶”变成“九不恶”，这个人，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王者。于是，朱元璋脱颖而出了。三朱元璋怎样开始做“九不恶”？他又怎样做到？朗声一笑容易，条条付诸实施可就难了。在这之前，他本是草头百姓，家中闹饥荒，父兄横死，无奈之下出来闯世界。先做僧人，后来僧人做不下去，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得到赏识成为爱将，却屡次卷入当地红巾军的权力斗争中，终于下定决心提兵另闯天地。之后步步为营建立“根据地”，及至打下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等来了元末第一谋士刘基。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历代争天下，最终得势的多是世家豪族，所谓农民起义，虽喧嚣一时，却免不了给别人做嫁衣裳，逃不了覆灭的厄运。从大泽乡起义至元末，一代代有人揭竿而起，一代代重复相同的失败，根由恰是“九恶”难改。之所以难改，应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句话：“农民起义之所以重复相同的失败，只因为他们是农民起义。”既是“农民起义”，招兵买马，自然脱不了古代各类怪力乱神，所谓“明教”“白莲教”甚嚣尘上，自然为“读书人”所不齿，也自然多瞧不起“读书人”，于是“亵渎圣人之道”也就正常。起义者多是官逼民反的贫民，既敢起义，心中自然有恨，有恨则仇富，仇富则免不了滥杀滥抢。起义领导者也多为“草寇”，有长远眼光的不多，于是更“杀伐无度”。庄稼汉出身的农民，从将领到士兵，皆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除却少数无师自通的军事天才，大多数是乌合之众。起义多是自发，没有明确的纲领与目标，一旦遇挫，自然内部涣散，分崩离析，各支起义队伍所属不同，既无眼光，自然计较眼前利益，自相残杀也就不奇怪……所谓“九恶”，换位思考，发生在农民起义身上，却是正常。但“正常”的后果很严重，滥杀的结果是民心丧失，失民心，如何得天下，“亵渎圣人之道”看似快意，但封建社会，朝廷是上层建筑，“读书人”和“中小地主”是基石，基石坍塌，又怎能成大业？所以封建社会历代“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覆灭；二，决裂“反封建”的身份，成为“封建主”。两个选择间命运拐点的信号灯，就是这来自农民起义自身的弱点，无法避免的“九恶”。刘基之所以选择了朱元璋，就是因为“九恶”，朱元璋之前已经避免了一些。比如“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起初的朱元璋也曾轻视文人，但是自招纳了李善长后，开始着力笼络知识分子。其军队每攻下一城，必设“礼贤馆”，用以招纳知识分子。对当地的名士才俊，更是软硬兼施，试图收为己用，刘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朱元璋身边的。“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这条也极力避免，从白手起家至占据南京，可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且采用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耐心壮大自己的实力。“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这条，朱元璋也是另类，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晋升为吴国公开始，他就在所辖的淮西地区推行屯田之策，占领南京后，又将此政策推广至南京地区。其部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更为不世出的名将，所谓“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虽有存在，却不严重。在当时的“众豪杰”里，论“九不恶”，朱元璋无疑是做得最好的。但是，要得天下，这些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战胜“九恶”，化“九恶”为“九不恶”，是需要有与其出身，乃至劣行，勇敢决裂的勇气，战胜自己的勇气。四“九恶”中有几条是朱元璋注定无法避免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事实是：一统天下的最大障碍，并非苟延残喘的北方元王朝，而是身边同为“义军”的陈友谅、张士诚两大强敌，两强中陈友谅兵最强，张士诚财最富，“互相攻伐”，是免不了的。不可避免，就要继续讲策略，绝不可“攻伐无度”，先打陈友谅，这之间拼命结好张士诚以及北方元王朝。即使张士诚在陈朱交兵时，屡屡发动侵扰，也极力隐忍，按兵不动。直到鄱阳湖一战歼灭陈友谅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张士诚下手，却不急于一口吃个胖子，先夺张士诚江北领土，继而迂回湖州、杭州，吞并张士诚南方领土，对坐镇苏州的张士诚形成包围之势，最终发起总攻。从公元1365年十月举兵，至公元1366年十二月平灭张士诚，拿下北伐中原一统天下的最大本钱，可谓步步为营。之后的北伐灭元之战，方略更是稳妥。先取山东河南，最后汇攻元大都，水陆并进稳打稳扎，兵不血刃收复中原，再集中力量，彻底摧毁西北王保保的有生力量，终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在战火中屹立而起。在这之间，朱元璋除了做到的事关争天下的“九不恶”，还做了另外几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还是回到“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设礼贤馆，招纳贤才，远远不够。他还要在辖区内遍开学馆，修缮宗庙，尊孔敬儒。所谓“贤才”，不是“招”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其于南京设“国学馆”，以大文士宋濂为“经师”，这就是大明开国后“国子监”的前身。各州府亦遍设学馆，此为明建国后地方“府学”“县学”的前身。当然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自开馆以来，连下严令，敢有骚扰学馆者，无论何人，严惩不贷。次年，发生了傅友德部乱兵勒索亳州学馆，殴打教习的事，朱元璋惩一儆百，参与滋扰的乱兵各领军棍五十，主将傅友德扣俸半年，重典频施，才算让众将领教了“圣人之道”的分量。对“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这几条则是从根子上根治。还是至正二十一年，设大都督府，统辖各兵将，设军政奖惩制度，定各级军官俸禄，立军规83条，严肃军纪。恰如海外学者黄仁宇所指出：“朱元璋之胜利，在于其军队相比于诸路‘义军’，最具国家军队的形态。”可这更难办，严令初下时，不少军将置若罔闻，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于南京玄武湖畔设刑台，公斩32名违纪军将，其中大部是跟随他从凤阳出来打天下的“老班底”。事后，朱元璋着孝服，亲往吊祭，声泪俱下一番，恩威并施煞费苦心，从此“纲纪一新”。有了军队，当然要有国家政府。文官的建制也与大都督府同时建起，邀各地士绅出仕为官，安抚地方。李善长为“大都事”，也就是未来的大明帝国“宰相”。“粮饷自足”“养于民”两条，有了“政府”自然做得好，自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起，凡军队征战过处，即在当地计丁给田，招募流民垦荒，进而编订户籍，保甲连环。赋税方面则轻徭薄赋，在至正二十四年决战陈友谅，至正二十五年平灭张士诚的两次关键时刻，连续两次下令减免税赋，招募垦荒，元朝派往朱元璋处的使节杨思义，是当时出名的“农业专家”，朱元璋闻知后将其硬留下来，成为后来大明王朝的第一任户部尚书。建“政府”，定“兵制”，肃“军纪”，兴“儒学”，敬“大户”，点点滴滴微不足道的事，让一个脱胎于农民起义的朱元璋的“吴”政权，破茧化蝶，渐具“封建国家”雏形。刘伯温的断言，实则该补充一句：九恶者，若尽数做成“九不恶”，所谓义军，实则“封建国家”。恰如海外明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所说：“元末各类割据政权，多徒有‘国家’之表，却无‘国家’之实，唯朱元璋，先立其形，再行其实，逐鹿天下之根基，由此而定。”既是“国家”当然就要与“红巾军”决裂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十二月十二日，平灭陈友谅的朱元璋命部将廖永忠将依附于他的红巾军“名义领袖”小明王从滁州接至南京，途经江苏六合时，凿船将其溺死。这场谋杀不仅意味着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彻底终结，更意味着，一个叫朱元璋的“农民起义领袖”，从今天起成功“洗底”。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平灭南方群雄的朱元璋在百官拥戴下称帝，建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同年八月，明北伐大军兵不血刃攻入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北逃大漠，元朝灭亡。做到“九不恶”的朱元璋，至此将这个草根英雄得天下的神话，演绎完成。从农民起义领袖到封建国家的开国帝王，评价他的成功，或许《亚洲史》主编、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话最为客观恰当：“一个平民出身的起义者，用战胜自己的方式，战胜天下，开创了足可比肩成吉思汗的奇迹。成吉思汗的奇迹，是一个关于勇敢者探险的奇迹，朱元璋的奇迹，却是一个更接近于普通人奋斗脉络的奇迹。”第二章谁缔造了『洪武盛世』一说起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洪武朝时期（公元1368年—1399年），今人的印象多是屠戮功臣，北征蒙古，金戈铁马，权谋厚黑。但有一件不容回避的史实，却在历史长河里被忽略了。这个史实，是一组数字——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天下田8577623顷，户10652804家，人口60545812人。国家岁入米麦合计32789800石，官仓储粮71800000石，不计民间百姓储量，亦可供全国官民支用3年。全国棉花总产量11803000余斤，果木种植总量10亿株。全国各府县共开塘堰4000987处，疏通河道4162处，修筑堤岸5048处。《明史?食货志》如此评价这一时期：宇内富庶，赋入盈羡，府县仓储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把眼光转向中国封建社会前朝后世，纵向对比：300年后的清朝“康雍乾盛世”，耕地总数最高未超过600万顷。前代被称为“富宋”的北宋王朝，最高人口数字不过4500万。大诗人杜甫无比追忆的“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唐时代，国家粮税总收入不过此时的三分之一……再横向对比同时代的世界：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录，14世纪欧洲人口的最高水平，仅为此时中国的四分之一，西欧列国的政府农业税总和，为此时中国的三十二分之一……这样的数字，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国富民强。可以用这个词形容的时代，是盛世——洪武盛世。说洪武盛世，论权谋，解厚黑，总不计国计民生来得近，不妨细解下，如此骄人的“GDP”成就，究竟是如何缔造。二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曾在一部剧作中如此形容盛世：“盛世是一座瑰丽的宫殿，伟大的君王在顶端指引我们，沉默的柱石，托起他的高高在上。”说起洪武盛世这座“瑰丽的宫殿”，自然首推朱元璋。众所周知的是他开国后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官田税五升三合，民田税三升三合，为中国历代田赋之最低；（江南地区除外）奖励垦荒，无主荒地一经耕种即为田主所有，新垦田地免徭役3年；厉行节俭，禁铺张奢华……还有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宏观调控”：一是大规模移民屯垦，数次迁移南方无地农民及世家豪门往山东、山西、辽东等省垦荒定居，既解决北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又打击“江南豪强”。出台政策鼓励“多种经营”，规定有地5亩至10亩的农民，必须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否则增收税赋。10亩以上加倍，每百户农户必须种枣树200株，违者充军，政府选派大量“技术员”下乡，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商业方面也不放松，全国厉行海禁，“片板不得入海”，禁止私贩盐，食盐、外贸等高收入行业一律“国营”。当然也没忘了适当照顾，工商业减免税收，仅为三十税一，不到元朝的一半，全国官民登记入籍，分民户、军户、匠户三类，严禁人口随意流动，制《黄册》《鱼鳞图册》，登记全国土地户口……廉政工作也不放松，以“农绩”为考核官员的第一标准，严查贪官污吏，甚至屡次以“惩贪”为名兴起大狱，地方官要带头种田，名为“责任田”……处心积虑，费尽心机，一个延续整个大明王朝的经济体系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高度集中，权责分明，律令严苛，法网严密，层次分明，壁垒森严的封建农业国经济体系。以后世的眼光看，或许死板僵化，却在当时元末明初百业凋敝的大背景下，迸发出无比的生命力。骄人的经济成就，便是结晶。在这骄人的成就下，功勋卓著的人物——洪武时代的能臣们，他们以默默无闻的行动，缜密无漏的心思，呕心沥血的劳苦，似沉默的柱石，托起“洪武盛世”的金碧辉煌。其中最重要的，是3个人。说这3个人是“无名英雄”，是因为在群英荟萃的洪武朝，他们的身份、职业、受关注程度，较之诸多功臣名宿，实在只能算是籍籍无名的“小角色”，他们担负起治理天下的大责任，不够“高光”，却足够“举足轻重”。三第一个人，便是我们上一章中曾略带提及的，大明朝首任户部尚书——杨思义。在二十四史中堪称编修最为完整齐全的《明史》中，对杨思义的介绍只有数百字的简短几笔，且就在这寥寥几笔中，生卒年不祥，籍贯不详，字号不详，实在是惜墨如金，但惜墨如金的背后，是他金子一般的贡献。如果说洪武朝时代大明王朝建立的经济体系，来自朱元璋的铁腕手段，那么身为大明朝开国首任户部尚书的杨思义，就是这个经济体系的设计者。杨思义是个“贰臣”，原为元朝中书省平章行走，虽“贤名”在外，在元朝廷却常年得不到重用。直到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51年），奉命出使朱元璋处，急需人才的朱元璋从刘基口中得知杨思义乃“元廷大贤”，欣喜非常，杨思义一到即热情招待，继而“策反”成功。从此，行将覆灭的元王朝少了一个跑腿的“小秘书”，孕育而生的大明朝，多了一个14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刘基的眼光没有错，归附朱元璋的杨思义果然“大贤”。身为儒生，却博学多才，天文地理无所不精，先是辅助徐达常遇春等人革新装备，改良“火龙枪”，使之成为明军初期骑兵的主战火器，后协助刘伯温修订《大统历》，使之成为大明开国后的通用历法，闲暇之余顺便研究数学问题，改良朱元璋军中计算账目用的算盘，更创“珠算新决”，很快推广使用，计算效率加倍。在朱元璋草创时代的各位栋梁里，这位身负“大贤”之名的“贰臣”，是块放到哪都闪光的“好钢”。“好钢”自然要用在刀刃上，不久杨思义被任命为司农卿，主管明军征战天下的后勤工作。屯田、生产、税收、收支计算和分配，样样做得有条不紊，大明开国后，更摇身一变，成为“户部尚书”。这一任户部尚书，堪称历任大明尚书里，最“难做”的一位。难做，是因为从洪武元年至洪武五年，明军正南北出击，向北攻克元大都，进而乘胜追击，追剿漠南以及大西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向南则南进湖南、广东、四川、广西一带，扫荡南方割据势力，力图南北一统，这都是必须打的仗。可但凡战争都免不了开支巨大，彼时的明王朝，国家百废待兴，百姓疲敝，正是休养生息，人心思治之时，绝不能摊派加税，用来满足前线的钱粮用度，身为户部尚书，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杨思义有办法：不加税，就推广屯田，与民休息，大力鼓励垦荒，尽量在不增加赋税的情 ！这是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多事的1875年，蜕变的慈禧1875年，对于大清王朝来讲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的7月，在本书中属于打酱油的同治皇帝死了，时年19岁。由于他生活作风不太好，过于追求与窑姐儿一晌贪欢的刺激，得了性病，英年早逝。至于史书记载死因是天花，那是官方说法。他无痛苦，梅毒破坏了他的神经系统。他无皇陵，谁也没有想到春秋鼎盛的皇帝会如此快地需要坟墓。他无遗诏，他不关心大清江山托付给谁，因为他的母亲慈禧已代他行使了所有的权力。他无子女，从祖宗努尔哈赤开始的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在他这里画上了终点。他无遗憾，人生能达到的顶级富贵、权力对他而言都是与生俱来的。然而他真的没有遗憾吗？没人能知道。但后人都知道他老妈慈禧有遗憾，她26岁守寡，在以权力与阴谋为主色调的后宫中，儿子同治是她唯一的守望，她甚至甘冒风险，为儿子的前途发动了“辛酉政变”，可是这一番拼搏换来的却是命运的嘲笑！同治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就算了，可惜连命都活不长久，真是情何以堪！40岁丧子的慈禧变得一无所有。未来的岁月里，没有儿子可以依靠，唯有权力能够同行，所以她要牢牢地抓住权力，这意味着必须消除所有的感情和同情心，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慈禧身上曾经的慈母角色消失了，她开始变得冷酷无情。在她的心中，从现在起，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当她高高在上的时候，无人再敢藐视她！4岁的光绪意外地成了清朝的倒数第二位皇帝，他只是同治的堂弟而已，可同治的短命和无嗣，阴差阳错地使这个还在尿床的孩子成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1871年出生，全名爱新觉罗·载湉，属羊。其实光绪能成为皇帝也不是全然的意外。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的弟弟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出了大力，亲自带兵捉拿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光绪的老妈来头也很大，是慈禧的亲妹妹。不过，将来光绪也许会为继承这个皇位而感到后悔。因为他在继承了皇帝名号的同时，还继承了帘子后面的那位太后，那位权力欲极强、控制力也极强的慈禧太后。从登基的那天起，他就注定了傀儡身份，这个身份将一直伴随他从顽童时代走到生命的尽头。第六章袁世凯的第一桶金 转机就在慈禧携权力前行的时候，袁小四的机会也来了。袁小四正在淮阳自家大院里磨刀霍霍的时候，有佳音自山东来！1881年，清朝的三大水师都开始步入正轨。袁小四的嗣父袁保庆的好兄弟、广东水师提督（海军司令员）吴长庆来到山东登州训练海军。因为念着老兄弟袁保庆的唯一后代还没有工作，于是吴长庆写信给小四，让他到军中来学习办差，职位大概就是今天的作战处参谋。接到老吴大叔的信后，22岁的袁小四欣喜若狂，他暗下决心：扬名疆场就从这里出发。进入部队后，小四很努力、很上进，他的表现让吴大叔老怀甚慰。小四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之后，也就是1882年，清朝的附属国朝鲜发生了一件大事。朝鲜那些破事儿朝鲜是一个很抢手的地方，因为很多国家都对它有不良想法。日本的想法最粗暴：引诱朝鲜脱离清国自立，由自己独吞朝鲜。日本实是粗鄙！好在俄国比日本内敛一点：把朝鲜当做南下的一个基地也就差不多了。英、美之类的其他列强，心思就更婉约：慢慢蚕食朝鲜，扩大自己在远东的利益。朝鲜人民很悲哀，朝鲜是这样的一个四战之地不说，还出了一个没本事的国王。此时当政的朝鲜国王李熙是个窝囊废，年纪小的时候被他爸爸摄政王大院君操纵，结婚后被他老婆王妃闵氏（明成皇后）架空，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傀儡。闵氏虽然弄权尤其在行，擅长挥霍无度，但也还有一个优点：偶尔会想一想摆脱清朝自立的事情。1880年，在闵氏的主持下，朝鲜作为大清帝国的藩属国，与日本缔结了《日朝江华条约》，对日本示好，开辟口岸与日本通商。闵氏本想借日本制衡中国，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是日本正愁没什么光明正大的机会吃掉朝鲜，朝鲜这块肥肉居然自己送货上门。二是公公大院君一直以保守著称，自认朝鲜民族工业保护者。现在好了，和日本通商以后，日本廉价商品迅速抢占了朝鲜市场，这一下把本已经退居二线的大院君刺激得不行。公公大院君和儿媳妇闵氏的关系本就极其不和谐，现在公公对儿媳妇自然是更加不满，极其渴望重出江湖。闵氏是个有心计的女人，为了防止公公不甘寂寞重出江湖，大肆提拔外戚掌管财政部门和军队，虽然这些人品行都很差，喜欢贪污——他们主要的贪污方式是克扣士兵的工资和粮食，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像狗一样听话，让咬谁就咬谁，对闵氏而言，这就足够了。对大院君来说，这些人也很足够了。1882年，朝鲜大旱。闵氏的亲信们贪污依旧，用救灾的口粮和兵饷中饱私囊，根本就没想过老百姓的死活，也没有想过手下士兵们的死活：军队已经连续十三个月没领到工资，吃的也是掺了沙子的米。军人们也想明白了：既然你们不顾我们的死活，那我们也就不用管你们的死活，反了吧！造反的士兵杀死了那些贪污成性的外戚。造反的士兵冲进了王宫，疯狂地寻找他们最大的仇人——闵氏。造反的士兵冲入了日本使馆，诛杀日本驻朝官员，诛杀勾结日本的大臣和外交官。没道理啊，日本人跟这些军人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啊，那他们为什么要杀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与日本有关的官员？是的，日本人是没有得罪这些军人，但他们得罪了一个人：大院君，是大院君要他们的命。军队哗变，是大院君在背后借势煽动的。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杀掉专权的闵氏，他就可以重新上台；杀掉日本人，可以保护本国民族工业。感谢那些贪婪的外戚，感谢这一年的天灾，大院君终于等到了重出江湖的机会。但是，两条漏网之鱼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一个是闵氏，这个女人化装成宫女出逃到外地，躲过一劫。闵氏在逃亡途中对自己变成丧家之犬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反思，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错抱日本人的大腿造成的，并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改抱一个大腿，向大清帝国求救！另一个是日本驻朝大使花房义质，这小子死里逃生，回到日本搬救兵去也！这一场发生在朝鲜汉城的兵变，史称“壬午兵变”。抗日援朝一向做事拖拖拉拉的清朝政府，这一次倒是很爽快，因为没办法不爽快：朝鲜紧靠清朝兴起的满洲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别的藩属国都可以放弃，但朝鲜决不能舍弃。吴长庆是幸运的，因为慈禧把这个抗日援朝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令其率所部六营勇兵入朝平叛。军情紧急，时间仓促，吴长庆当即成立前敌营务处，“处长”是袁小四。限令六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袁小四三天就办得稳妥齐全。他带领前敌营务处的同事们率先登陆朝鲜，选定大军登陆地点，勘探进抵汉城的行军路线……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等方面均办得有条不紊，在他的精心筹划安排之下，吴长庆率部乘坐北洋水师麾下三艘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军舰，安然抵达朝鲜南洋港，六营兵力两小时内完成登陆，袁小四的才华一时显露无遗。吴长庆上岸后，故意考问袁小四：你说应该怎么解决目前的局面？小四回答：捉贼先捉王。吴长庆很满意：那就交给你去办吧，好好干，干不好小心军法从事！小四也知道，这是吴叔叔看在死鬼老爸的面子上给自己立功的机会，这么好的机会绝不能错过！小四思来想去，觉得“鸿门宴”是目前最完美的解决方案，毕竟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才能显出自己有水平。“鸿门宴”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很复杂，你得先把人诳过来，还不能让人逃掉。“鸿门宴”的祖宗项羽就是个失败典型。袁小四冥思苦想了一夜，终于想出了抓捕大院君的方法。第二天，袁小四备上厚礼，轻装简从，亲自上门拜访大院君。一番没有营养的招呼过后，袁小四说出了自己的来意：此次大清出兵，是为治倭寇而来，以后还得仰仗大院君多多支持工作！原来大清是担心日本啊，不是来对付自己的，那就好，那就好！大院君十分满意，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大石。接下来，双方越聊越开心，一开心自然就要喝酒吃饭。袁小四在酒桌上胡吃海喝，无拘无束。宾主尽欢，大家都很高兴。酒宴结束后，袁小四殷勤地邀请大院君第二天回访，说吴长庆请客。如此友好的信号，大院君哪好意思说不。第二天，大院君率卫兵到清军驻地答拜。既然来了，就不用走了。一到大营，袁小四就把他捆了起来，大院君饭没有吃成，倒是自己成了粽子。大院君被逮捕后，立即被押回中国，幽闭于保定。“斩首”行动成功后，剩下的叛兵群龙无首，袁小四率清军于大同江畔全歼叛军，彻底平定此次叛乱。朝鲜政权回到王妃闵氏手中。搞定朝鲜人容易，搞定日本人就难了。好在日本人只认得拳头，懂得拳头硬的是大爷。清军那几艘亮瞎人眼的军舰，令花房义质从日本国内搬来的救兵很是相形见绌，令当时的日本深感自卑，不敢跳出来挑战清朝的宗主国地位。不过，日本借口为自己死去的侨民和官员讨还公道，逼朝鲜王室签订了一个条约：支付日本五十五万日元赔偿，允许日本驻兵保护侨民。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条约，清朝方面表示日本驻兵对大清帝国很不利，分明是想挑战自己的老大地位；朝鲜方面则表示五十五万日元的巨额赔款极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和人民负担！对清朝政府来说，由于日本横插一脚，导致此次出兵的成果减色不少，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对袁小四来说，此次出兵算是个优差，但也不是全然的公费出国旅游，他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因此，本就有心提拔袁小四的吴长庆在发给朝廷的功臣名单上，将袁小四的事迹浓墨重彩地夸奖了一番，将其列为功臣之首。这也是袁小四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清王朝核心统治层的视野。几天后，23岁的袁小四就被朝廷封为正五品的同知，相当于副市长，成为一名年轻的高官。从此刻起，袁小四才算是真正地扬眉吐气，走上了政途。袁小四这个小气的名字再也不适合叫了，现在我们应该称呼其大名——袁世凯是也。清军在朝鲜平乱后，吴长庆即奉命留驻朝鲜，成立驻守朝鲜的清军司令部。在这个司令部里，吴长庆是最高统帅。他有文武两大帮手：武的就是袁世凯，吴长庆所有的军事事务莫不由袁世凯做主，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文的事务则由未来的实业牛人张謇做主，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参谋长和秘书长的政治理念很相似，都属于鹰派，主张对外强硬。对袁世凯来说，朝鲜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点。他知道除了本职业务，语言能力也会决定他在朝鲜的发展前途，因此他一到朝鲜就学习朝鲜语，不久就达到了借助手势可以与朝鲜人民直接沟通的水平。转眼之间已是冬天，朝鲜半岛上渐渐冷了。吴长庆给新掌握了一门外语的袁世凯安排了一个新任务：负责对外事务，也就是让袁世凯负责交际应酬。由于这份新工作的关系，袁世凯常常要出席朝鲜王室宴会之类的娱乐活动。按照惯例，吃饭当然要喝酒，袁世凯自然也概莫能外，酒喝完了之后，吹牛皮就是主要的娱乐项目。有一次，袁世凯酒后跟朝鲜国王吹牛，说他可以为国王陛下训练出一支像清军一样厉害的军队。其实他哪会练兵，纯粹是醉话。谁知道朝鲜国王还当了真，真的把自己的五百侍卫交给他训练。袁世凯被逼上梁山，只好照猫画虎，比照着清军的训练模式，还真鼓捣出来了一支像模像样的军队，找到感觉的袁世凯再接再厉，又给朝鲜王室训练了一支四千人的常规军。兵不是白练的，袁世凯至少捞到了两个好处：一是借此跟朝鲜王室搭好了关系，增强了他自己影响朝鲜王室决策的能力；二是训练出来的这些兵不说唯袁世凯马首是瞻，至少不好意思冲袁世凯开枪。这就是袁世凯练兵的开端，他终于在朝鲜站住脚了。新一代的东方不败袁世凯很幸福，但大清帝国比较悲剧。就在大清被迫在朝鲜抵抗日本的同时，它的另一个藩属国越南正被法国人进攻。朝鲜和越南都是大清的藩属，可是日薄西山的清帝国已经无力维护它的宗主权。当时，关于大清应该如何应对法国侵略越南一事，清政府内部主要有两派意见：第一派主要有陈士杰、张佩纶、张之洞、左宗棠，主张援助越南，对法国宣战。陈士杰是山东巡抚，他是这一派的代表。陈大官人上奏说，法国有三个强项：船坚、炮利、军令严格，但也有四个短处：一是法国在1871年输掉了德法战争，割地赔款，成了大穷国，所以用兵越南会捉襟见肘（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二是大臣不和，有内部矛盾（难道是以己度人，影射大清朝廷？）；三是法国人劳师远征，敌国将乘隙而入（敌国从何而来？难道是指德国？）；四是法国人占领越南后，施行暴政，只要派人进行号召，越南人民就会起而响应，陷法军于四面受敌中（陈大官人真是想当然）。因此，只要我们出兵与法军相持数月，他们就会跟我们求和。可笑至极，一派书生之言！其他如张佩纶等人的奏折也经不起推敲。第二派主要有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他们主张用外交解决问题，不卷入法越矛盾，甚至干脆放弃越南。既然越南在未经请示大清的情况下已私自与法国媾和，对大清离心离德，倒不如扔了它。两种方案都摆在了大清帝国一把手慈禧的面前，慈禧该如何抉择？几天之后，慈禧似乎作出了最终决定：她虽不同意公开同法国宣战，却支持主战派出兵越南北部，援助越南，相机行事。慈禧难道是想报鸦片战争的一箭之仇？其中奥妙不久便会揭晓。到了1884年春夏之交时，中法军队已在越南战场兵戎相见了一年多，清军溃不成军，步步败退。此时，在离战场万里之遥的京城，慈禧发动了她一生之中的第二次政变，史称“甲申易枢”。慈禧突然发布懿旨，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随即，她把奕訢的两部分权力分别交给了她的亲信——军机处领班大臣交给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职务交给庆亲王奕劻。她这么做的理由是：奕訢在中法作战中的工作表现太差，导致清军溃败。如此牵强的理由让大家看明白了吧？慈禧之所以支持主战的第一派，不过是利用这一事件巩固自己的权位。慈禧是一个何等聪明的人，英法联军给她的印象又是何等的深刻，她当然清楚很难战胜号称“世界第二”的法国，只不过她需要一场败仗作为理由，将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的奕訢赶下台去。奕訢在这一番突如其来的打击下逐渐消沉，在剩下的岁月中逐渐消磨掉了他本就不够坚强的意志，于1898年在落寞中死去。威望巨高、实力巨强的奕訢一去，慈禧就开始了独霸江湖的岁月，再也无人能够撼动其武林盟主的地位！慈禧拿下奕訢后，终于端正了工作态度，开始加强战争的准备工作，尤其是重中之重的人事安排。在慈禧一条接一条的命令之下——主战派张佩纶成为钦差大臣，督战福州，那里有马尾造船厂，是大清重要的海军基地。主战派张之洞（此人暂时还是一个成长中的愤青，后面再详细介绍）奔赴第一线，出任两广总督，加强防务，接济越南境内的抗法武装力量——刘永福以及其麾下的黑旗军。主战派左宗棠这些年南征北战，身体已经超负荷运行，但还是被慈禧安排到了东南沿海前线督办防务。至于主和派李鸿章，慈禧也给他安排了两个特别任务，一是让他时刻注意和局准备，二是让他把麾下的淮军精锐派往前线作战。看慈禧的这个布局，她似乎要大干一场。下面一起来看一看中法之战。中法之战中法之战的主要战场有两处，一处是东南沿海的海战，一处是广西、越南边境的陆战。先来看看东南沿海的海战。在关键战役——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接下来，没有清军舰队制衡的法国战场，但如此窝囊地逃跑，让他们觉得颜面尽失。事实上，连日来士兵们的不满情绪，有一个人始终看在眼里，而正是这个人最终利用了士兵们不满的情绪，在幕后导演了马嵬驿兵变。在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之前，我们先来看事情的走向。当士兵们不断发着牢骚，甚至即将出现哗变的时候，并没有人主动出来安抚。相反有一个人却此时站出来，进一步煽动禁军士兵那狂躁的情绪。这个人就是曾经率领禁军跟随李隆基出生入死，发动唐隆政变和诛灭太平公主集团的陈玄礼。自从葛福顺因为王毛仲事件倒台后，陈玄礼便成为禁军中唯一具有崇高声望的人。和葛福顺不同的是，陈玄礼是个十分低调的人，生活纯朴节俭，为人笃厚诚实，深得禁军将士的拥戴，而且颇受李隆基的信任。陈玄礼的性格以及为人注定让他不可能和杨国忠沆瀣一气。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杨国忠的专横跋扈、擅弄威权深恶痛绝，尤其当安禄山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发动叛乱时，陈玄礼的心中甚至本能地产生出一丝复仇的快感。在他看来，大唐帝国陷入今天这种混乱的局面，完全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今日天下分崩离析，国家动荡，都是奸臣杨国忠祸乱朝纲造成的，他的所作所为朝野震怒，大家说如果不杀杨国忠以谢天下，能够平息四海之内的怨恨吗？”禁军将士在群情激奋而欲有所作为时，陈玄礼站出来对众人高声说出了上述话语。“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人群中有人跟着高声喊道。“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我们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如果成功了，我们死也甘心！”此时，禁军将士终于找到了可以发泄怨恨的对象，跟随着那洪亮的声音，所有人全都跟着高声喊道。“既然将士们决心已下，现在就跟我冲出去诛杀杨国忠。”陈玄礼不失时机地说道。当陈玄礼煽动禁军将士情绪的时候，杨国忠正在李隆基下榻的驿站之外接待吐蕃的使者。由于山高路远加上此时李唐皇族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食品来招待吐蕃使者，很多人正在围着杨国忠七嘴八舌诉苦。就在杨国忠和吐蕃使者耐心解释的时候，陈玄礼带着禁军士兵从驿站中忽然冲出。对于忽然而至的禁军士兵，杨国忠很是诧异，但还没等他开口，陈玄礼敏锐地意识到，杨国忠和吐蕃使者在一起，这是一个可以发挥的题目。“杨国忠和胡虏意图谋反，赶快杀死他！”陈玄礼一边用手点指杨国忠，一边命令跟在身旁的禁军士兵。“嗖……”就在陈玄礼刚刚说完后，一直冷箭从人群中射出，直冲杨国忠而去，只是准头稍差，射中了杨国忠坐骑的马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杨国忠的头脑还是很好使的，他瞬间明白了禁军发生了哗变，所以他二话没说立刻跨上坐骑准备向马嵬驿的西门逃去。但就在杨国忠刚刚跨上坐骑，意图鞭打坐骑的时候，禁军士兵已经蜂拥而至，没等杨国忠反应过来，数十把长刀同时砍向他的身体。在一片怒骂声中，杨国忠从坐骑上跌落下来，陈尸血泊之中。等到陈玄礼将众人分开时，杨国忠已经全身血肉模糊，人们早已看不清他的本来模样。陈玄礼虽然分开了围在杨国忠尸体旁的禁军士兵，但此刻士兵们并没有因为杨国忠被杀而平息愤怒的情绪，他们又迅速包围李隆基所在的馆驿，将杨国忠之子、时任户部侍郎的杨宣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一并杀死。这些士兵们认为，凡是杨国忠的亲戚，都是祸国殃民的角色，必须将他们置于死地。直到现在为止，和杨国忠有亲属关系的只剩下了杨玉环。而由于杨玉环时刻在李隆基身边，所以士兵们一时间大有冲进皇帝陛下所在的房间，解决掉杨玉环的架势。然而陈玄礼的头脑是颇为清醒的，他明白士兵们一旦惊扰了圣驾，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拦下了众人。“杨国忠虽然该死，但大家绝不能惊了圣驾。现在陛下还不知道生出了变故，大家暂且等候在在这里，容我进去和陛下详细说明。”陈玄礼凭借着在禁军的崇高威望，暂时遏制住了事态的继续升级。看到禁军士兵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他快步走向李隆基所在的房间，然后请求面见。禁军士兵突生哗变杀死杨国忠，李隆基虽然并不知道事情的整个过程，但外边喊声震天，人声鼎沸，他还是意识到了外边可能出现了变故，所以陈玄礼面见他的时候，没等陈玄礼开口，便主动问道：“外边是不是有人作乱啊？”“陛下！杨国忠不断辱骂禁军将士，大家实在忍无可忍，一时冲动将杨国忠杀死。臣等知道时，已经来不及解救了。”陈玄礼在奏报的时候，显然将责任推给了杨国忠。出乎陈玄礼意料的是，李隆基听到杨国忠被杀死的消息后，并没有显得过于激动，他长叹一声，然后自言自语说道：“杨国忠有今天的下场，看来是老天爷为他安排好的啊！唉……”当陈玄礼听到皇帝陛下说这句话时，他已经清楚地知道皇帝陛下是不会追究这件事了。“陛下圣明！”“很多天来大家跟着我风尘仆仆，长途跋涉，现在朕要出去亲自慰劳他们。”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的搀扶下，李隆基拄着拐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房间，看到手持刀枪的禁军士兵立在他的面前。和往常相反的是，士兵们见到皇帝陛下，并没有立即下跪。目前这种特殊局势下，李隆基知道不能过多在意这些礼数，所以他没有责备士兵们无礼，反而开口好言抚慰这些人。“众位禁军将士们辛苦了，连日来跟随朕受了不少苦，朕甚感愧疚。今日之事朕已经知道是杨国忠咎由自取，所以诸位不必将此事挂在心上，就此退下歇息吧。”李隆基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笑意。虽然笑得有些勉强，但身为九五之尊，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已实属不易。然而士兵们似乎并不买账。此时没有一个人就此退去，他们全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在用无声的语言向李隆基施压。李隆基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他本能地将目光转向了站在身旁的陈玄礼。现场的聚焦点也就随之转到了陈玄礼那里。“陛下！杨国忠谋反，以目前士兵们的情绪来看，杨家的人似乎不宜再留，尤其是……杨贵妃，希望陛下能够割恩正法！”陈玄礼终于还是说出了这些话，他知道今天如果不杀杨玉环，事情将无法收场。李隆基惊呆了！自从杨玉环来到自己的身边后，十七年来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虽然两个人最初结合时，动机都不是那么单纯，但这么多年来早已经磨合成两心相知的亲情关系，尤其对于李隆基来讲，杨玉环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现在士兵们居然要夺走他心爱女人的生命，李隆基当然是不答应的。“杀！杀！杀！”李隆基出神儿的一刹那，他的耳中便灌进了士兵们那如雷般的怒吼。“陛下！赶快做决定吧，如果迟疑不决恐再生祸端啊！”陈玄礼催促道。李隆基！你此刻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帝王，落魄失意的你丢掉了半壁河山，如丧家之犬疲于奔命，虽名为皇帝，但如此危局之下生杀大权丧失殆尽，所以你只有认命。面对眼前这群杀气腾腾、凶相毕露的禁军士兵，李隆基平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爱莫能助，他更明白了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努力保持着镇定，但他的心已经在滴血。片刻后，他忽然怒目圆睁，然后拄着拐杖，用尽平生的所有力气高声喊道：“朕当自处之！”说完这句话后，他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舍，回身之时已是泪流满面。忽然，一个尖亮的声音从李隆基的房舍里传出来，然后李隆基便看到了一个满脸泪水的女人向他冲过来。“不！陛下！臣妾不愿意死，臣妾还要侍奉陛下，还望陛下保护臣妾啊！”是她，杨玉环！此前她听到了外面的所有对话，当李隆基向禁军士兵妥协的时候，这个百媚丛生的女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她发疯似的跑出房舍，扑通跪在李隆基的面前，用一种歇斯底里的哭腔向李隆基哀求。“陛下！今日众怒难犯，安危只在片刻，望陛下速决！”说话的人是时任京兆司录参军的韦谔。他担心李隆基下不了决心，故而立即上前跪倒进言。“贵妃长居深宫，她怎么会知道杨国忠谋反呢？”李隆基依旧不甘心地说道。显然，透过李隆基的话语来看，他今天想力保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时间，韦谔被问得无话可说，只是跪在地上不起来，试图用肢体语言向李隆基施压，局面貌似陷入了僵持状态。站在一旁的高力士看出了李隆基似乎有些执迷不悟，于是他果断地站出来，继续劝说李隆基。“陛下！贵妃娘娘虽然无罪，但众将士已经杀了杨国忠，而贵妃娘娘在陛下左右，众将士岂能觉得安稳。希望陛下能够认真考虑，陛下现在应该明白只有将士们觉得安稳了，陛下也就安稳的道理。”其实，促使李隆基最终下定决心赐死杨玉环的，正是这高力士的最后一句话。李隆基早已是泪流满面，他此刻知道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如果说今天的局面是杨国忠造成的，毋宁说罪魁祸首是他。“爱妃啊！朕不能再保护你了，你走好吧！”李隆基一边抚摸着杨玉环的脸蛋，一边哽咽地对他这个心爱的女人说道。这时的杨玉环也终于知道了如此危局之下，高高在上的皇帝亦不能保护自己。于是她缓缓地站起身来，擦干脸上的泪痕，平静地说道：“臣妾有负国恩，死而无恨，只希望能够在临死之前礼佛一次。”值得一提的是，杨玉环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努力地勉强挤出笑容。李隆基痛苦地点点头，然后他转身吩咐高力士：“力士啊！这件事情交给你办吧！朕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不要用刀剑。”“请陛下放心，无论如何老奴也不能用刀剑损坏娘娘玉体。”“嗯，嗯……”李隆基努力不让自己脸上的泪水再流淌下来，最后他挥挥手转身走进了自己了房舍。“陛下！臣妾走了，愿陛下洪福齐天！”走进房舍的李隆基，耳边依稀听到杨玉环的声音。……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四日，杨玉环被高力士用帛带缢杀于马嵬驿佛堂前，年仅三十八岁。千百年来，人们对杨国忠的死有余辜拍手称快，但对杨玉环的死却充满了怜惜之情。而原因正是在于，杨玉环虽然是李隆基最宠爱的女人，但她并没有祸乱朝纲，说她是红颜祸水似乎有些偏颇。女人美丽不是错，错的是这种美丽在主观意识上被当成一种通向成功的资本。当杨玉环开启和老公公李隆基这段不伦之恋时，她的命运也就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了。恐怕连杨玉环自己也不会意识到，无论是什么投资，从来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坦白地讲，杨玉环虽然智算警颖，但她却是个没有政治城府的人。她没有武则天那样的政治谋略，甚至没有太平公主那样的政治欲望，她只是一个爱好唱歌跳舞、爱好享乐、虚荣心极强的女子，试图通过荣登后位来达到世间女人最高的生活享受。如果能够始终和李瑁生活在一起，她本来可以过一种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始终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从最初暴露欲望到最后横死马嵬驿，杨玉环的一生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她本来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却因为自己的欲望和贪婪，最后被裹挟在政治的漩涡中，让暗流吞没。幕后之人马嵬驿兵变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桩偶然事件，禁军将士因为连日的饥饿疲劳导致怨声载道，陈玄礼利用这种不满的情绪，因势利导地继续煽动情绪，最终导致禁军兵变，杨国忠被杀，杨玉环被赐死。但整个事件又显得过于突然，甚至陈玄礼的身份让人感到他是否有能力，有魄力在没有任何人的支持下，贸然煽动禁军士兵的不满情绪，进而导致兵变的发生。要知道陈玄礼虽然在禁军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而且对杨国忠极为不满，但假设无人支持他的话，他应该清楚发动兵变，可能会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最关键的是，马嵬驿兵变整个过程自始至终我们都没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出现。这个人就是太子李亨。马嵬驿整个地方并不大，当时李亨应该是在李隆基身边的，兵变的整个规模堪称壮观，要说李亨不知道这件事儿那是不可能的，但为什么身为太子的李亨从始至终都未曾出现呢？即使是兵变结束后，他也没有立即前来为自己的父亲压惊，还是李隆基派专人前去请他来的，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能不让人生疑。通过很多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兵变和李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治通鉴》记载：丙申，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官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旧唐书?韦见素传》记载：翌日，次马嵬驿，军士不得食，流行不逊，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后改名李辅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上述的三条记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太子李亨都是知道即将要发生兵变的。前边我们曾详细介绍过李林甫和杨国忠是如何排挤打击太子李亨的，可以说从李亨被立为太子的那一天起，一直到马嵬驿兵变之前，十八年来他一直都在如履薄冰中度过，生怕哪一天会被杨国忠栽赃陷害，然后被糊涂的老爸无情地废掉，最重要的是这么多年他一直未得咸鱼翻身的机会。走到马嵬驿时禁军将士爆发不满的情绪，对于李亨来讲是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与契机，而对于陈玄礼来讲更是一次难得的政治投机的机会，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杨国忠。当时老迈的李隆基早已经雄风不在，这一点所有人心知肚明，显然未来这个帝国是太子李亨的。对于陈玄礼来讲，如果得到了太子的支持，发动兵变的结果肯定会为自己带来政治利益，那就是未来他将成为太子党，因为他让李亨真正实现了咸鱼翻身，而李亨也可以就此摆脱十八年来委曲求全的日子。就此看来，马嵬驿兵变虽然不一定是李亨幕后一手导演的，但他一定是支持陈玄礼的，因为李亨清楚地知道对觊觎东宫者一味地采取被动的守势绝非长久之计，唯一的出路在于寻找有利时机，付诸武力解决。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禄山兴兵反唐的最初阶段，李隆基曾经有意让太子李亨监国，这一方面反映出李隆基当时已经是身心俱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李亨能力的认可。但李隆基的这个想法很快被杨国忠所否定，杨国忠甚至让杨玉环口含土块向李隆基施压，最终迫使李隆基放弃让李亨监国的想法。这件事其实是李亨与杨国忠矛盾的焦点所在，杨氏作梗，粉碎了李亨监国的幻想，也就是从那时起，李亨对以杨国忠为首的杨家，心中已经动了杀机。李亨不是冒险主义者，如果草率行事，未必能够得到朝臣的支持，而且身在戒备森严的皇城内贸然发难，也很难稳操胜券。所以当时的李亨只能等待，直到这次来到马嵬驿，李亨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当然不能错过，但他的身份又决定了他必须要学会规避责任，以借刀杀人的方式实现心中那不可告人的目的。说这次兵变是一场正义之举也好，或是一次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事件也罢，无论如何，对于太子李亨和陈玄礼等人来讲，他们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政敌的清除意味着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事实上或许就连李亨当时也没有想到马嵬驿兵变的成功，不仅仅是让他顺利清除了杨国忠，摆脱了十八年来胆战心惊的生活，这场兵变更是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利益，因为此后不久，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位。分道扬镳六月十五日，即马嵬驿兵变的第二天，惊魂未定的李隆基勉强压抑住心中的悲痛与愤怒，决定率众继续西行。但就在他刚刚下令启程的时候，禁军将士再一次公开发难。当时禁军将士在听到继续前往蜀中的消息后，绝大多数人又重新聚集在驿站门口，齐声呼喊：“国忠谋反被诛，他的根基都在蜀中，无论如何不能去蜀中。”我们有理由相信，禁军士兵的这种态度依然有太子李亨背后的支持。不过从发动兵变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说得确实有道理，只要进了蜀中，这些人基本上将是有去无回。既然大多数人不同意前往蜀中，那接下来何去何从就 公孙婴齐派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去请晋军前来会合，自己不吃不喝，在郑国的边境等了四天，直到看到晋军的旌旗才吃饭。诸侯的军队汇合之后，移师到新郑东北的制田（郑国地名），等侯战机。荀罃率领晋国下军的一部分，联合部分诸侯的军队入侵陈国，又顺势入侵蔡国。荀罃的部队还没回来，联军主力又转移到颖上（郑国地名）。郑国名将公子喜主动出击，夜袭联军大营，将宋、齐、卫三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鲁成公和季孙行父在前线打仗，穆姜和叔孙侨如在国内也没闲着。叔孙侨如精心准备了一套说词，再次派人到晋国找到郤犨，说：“鲁国的季孙行父和仲孙蔑，有如晋国的栾书和士燮，政令都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现在这两个人合谋，说什么‘晋国政出多门，不知道听谁的好，宁可服从齐国或楚国的领导，哪怕是亡国，也不再跟从晋国了’。如果您想对鲁国有所作为，可以趁着季孙行父在军中，将他抓起来杀掉；而我在鲁国杀死仲孙蔑。只要我掌握了鲁国的政权，将确保鲁国对晋国没有二心。鲁国没有二心，其他小国家自然会服从晋国的领导。否则的话，背叛是迟早的事。”郤犨是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人。晋厉公既然要他主持东方诸侯事务，他就下决心将这个工作的权力发挥到极限，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年九月，郤犨带人来到鲁国军中，当着鲁成公的面，将季孙行父抓起来带走了。对于屡次被晋国人欺负的鲁成公来说，这点侮辱算不了什么。联军解散之后，他没立即回国，而是将部队驻扎在郓城，心平气和地派公孙婴齐去和郤犨交涉。对于郤犨来说，“利益”二字绝非一份清单中罗列的礼物那么简单。和大多数阴谋家一样，他皮厚，心黑，胆大，想象力极其丰富。公孙婴齐见到郤犨，说不到两句话，郤犨打断他的发言，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你回国杀掉仲孙蔑，我扣留季孙行父，由你来做鲁国的首席执政官，我可以保证晋国会支持你，胜过支持鲁侯。”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叔孙侨如的阴谋的拷贝，只不过郤犨自作主张，将主角由叔孙侨如改成了公孙婴齐。理由很简单：第一，他信不过叔孙侨如；第二，他认为公孙婴齐是自己人，便于控制。公孙婴齐什么时候和郤犨拉上了关系，成为他的“自己人”了呢？别忘了，公孙婴齐的同母异父妹妹，原来的施夫人，此时正被郤犨霸占着呢。因为这层关系，郤犨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也许应该叫公孙婴齐一声大舅子吧。叔孙侨如的阴谋，公孙婴齐是想象得到的。但是他没有想到，郤犨这个晋国的新军元帅、在晋国八卿中排名第七的人物，竟然也打起了鲁国的主意，想在鲁国培养自己的势力，而且将自己当作了培养对象。他不禁暗自哀叹，鲁国真是多灾多难啊！见到公孙婴齐沉默不语，郤犨以为他在权衡利弊，又给他透露出一个绝密的情报：“因为叔孙侨如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鲁侯的母亲姜氏已经对鲁侯产生了不满，正在谋划用公子偃来取代鲁侯。如果你当了鲁国的首席执政官，鲁侯又和你对着干，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帮助你发动政变，扶持公子偃为君。到那时候，内有姜氏支持你，外有晋国替你撑腰，还有什么做不成的？”公孙婴齐听得冷汗都出来了。在这种时候，如果一言不慎，他就变成了郤犨的同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清了清嗓子，对郤犨说：“叔孙侨如的阴谋，您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他和姜氏有男女私情，又想除掉季孙行父和仲孙蔑，独自掌握鲁国的政权。如果您真的除掉那两个人，那就真是彻底抛弃鲁国，而且降罪于寡君了。托周公之福，如果您不是真正想这么做，而是让寡君仍然有幸为晋君服务，那就请您为鲁国保留那两个人，因为他们都是鲁国的社稷之臣，早晨杀了他们，晚上鲁国就会灭亡。鲁国灭亡，晋国就少了一个忠诚的盟友，多了一个敌人，只怕您追悔莫及啊！”这番话明摆着告诉郤犨：不要妄想我会跟你合作，去做对不起鲁国的事，你还是将季孙行父交出来，否则的话，鲁国肯定会因为这件事和晋国翻脸，后果自负。“既然如此，”郤犨仍然贼心不死，“我向鲁侯提个要求，要他多封一些土地给你如何？”这还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信公孙婴齐经得起财富的诱惑。公孙婴齐笑起来：“哎呀，您真是太关心我了。我婴齐不过是一介小臣，怎么敢倚仗大国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取福利？今天奉命来替季孙行父求情，您如果答应我，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大大的恩赐了，难道还有其他的请求？”郤犨不耐烦道：“季孙行父对晋国不敬，你说的这事我可做不了主。”起身拂袖而去，将公孙婴齐一个人晾在那里。士燮听到这个消息，私下对栾书说：“季孙行父在鲁国已经是两朝元老，据说此人生活节俭，不敢给小妾穿丝绸做的衣服，不敢给马喂粮食。这样的人，当世很少见了。如果我们听信小人之言而残害忠良，诸侯难免产生非议。”栾书点头道：“您言之有理。现在来的那位公孙婴齐，忠于自己的使命，不为利益所动，一心为国家的安危着想。如果让他空手而归，那咱们就是离弃善人了。这样吧，明天的朝会上，您提议释放季孙行父，我表示附和，咱们就算为晋国做件好事。”公元前575年冬天，在栾书和士燮的干涉下，被晋国囚禁了几个月的季孙行父终于从新田回到了曲阜。叔孙侨如叛国的阴谋被公之于众。这一次，就算穆姜再哭再闹也保不住他了。鲁成公采取果断措施，将叔孙侨如全家驱逐到了齐国，同时派人刺杀了公子偃，以警告穆姜不要打主意另立新君。作为一个失败的阴谋家，叔孙侨如的命运不算悲惨。为了体现自己的宽厚，同时也是为了保持“三桓”之间的互相牵制，鲁成公又派人将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从齐国召回来，继承了叔孙氏的家业。叔孙侨如在齐国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差，既不缺乏关怀，也不缺乏女人。据《左传》记载，齐灵公的母亲声孟子正是虎狼之年，她一见到叔孙侨如，立马芳心大乱，将他宣进宫去，一来二往就搞上了床。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男女关系其实是比较开放的。叔孙侨如在鲁国和穆姜通奸，在齐国和声孟子通奸，睡过两个“国母”，在当时都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丑闻。肥水不流外人田，叔孙侨如既然睡了齐灵公的母亲，为了平衡关系，便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了齐灵公。这个女人和齐灵公生了一群儿女，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还继承了齐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景公。可以肯定叔孙侨如在服务寡妇方面很有一套。不久之后，声孟子对叔孙侨如的依恋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女人总是希望自己喜爱的男人更有出息，声孟子在这点上毫不输于穆姜，她向齐灵公提出了一个堪称荒唐的要求：封叔孙侨如为上卿，与国、高二氏平起平坐。齐灵公大吃一惊，国、高二氏本是天子封给齐国的世袭上卿，当年连管仲这样的功臣都不敢企图与他们并驾齐驱，现在叔孙侨如这个外国人，因为把声孟子这个老女人弄舒服了，就妄想加入齐国最高贵家族的行列吗？事实证明，这件事并非叔孙侨如本人的主意，而是声孟子想送给叔孙侨如的一个惊喜。因为叔孙侨如听到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就带着家人出逃到卫国。留给声孟子的书简上，写着“我不可以两次犯同样的错误”之类的文字。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顺便说一句，阴谋家叔孙侨如在卫国似乎也过得不错，卫国人也让他担任了卿一级的职务，至于是因为才华出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得他在异国他乡混得如鱼得水，人们就不得而知了。公元前574年春天，为报复去年诸侯联军的入侵，郑国人逆势而动，发动了一次反攻。在公子騑的带领下，郑军入侵晋国的虚、滑两地，获得大量战利品。同年五月，郑国和楚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郑成公派大子髡顽和大夫侯孺前往楚国为质，楚共王则派大夫公子成和公子寅带兵前往郑国，驻扎在新郑附近，帮助郑国人守卫国都。同年六月，晋厉公再一次打着天子的旗号召集诸侯会盟，组织了晋、齐、鲁、宋、卫、曹、邾七国联军讨伐郑国，从戏童（地名）一直打到曲洧（wěi，地名）。楚共王忠实地履行了盟友的责任，亲自带兵救援，将联军赶出了郑国。这次战争后不久，晋国军中第二号人物，中军副帅士燮去世了。关于士燮的死，历史上有很多人认为他是自杀。鄢陵之战后，士燮对晋国的局势越来越担忧。据说，他曾经命家族的祝宗（主持家族祭祀的神官）祈祷自己快死，对祝宗说：“国君骄奢淫逸，偏偏又在鄢陵打了胜仗，看来是老天要增加他的罪恶，大难就要降临晋国了。你如果为我好，就想办法让我快点死，不要等到大难降临，这便是家族的福气啦！”由此可见，士燮很可能是想通过死来唤醒晋厉公，存在自杀的可能性。鄢陵之战的胜利，是否真如士燮预料的那样，虽胜犹败，反而使得晋国的国内矛盾激化，政局更加动荡呢？答案是肯定的。据《左传》记载，晋厉公作风奢侈，而且“多外嬖”。所谓外嬖，司马迁的理解是“宫外的女人”，也就是情妇，或者是没有名分的小妾。但更多人认为，外嬖就是男宠。因为晋厉公有同性恋倾向，大夫胥童、夷羊五、长鱼矫等人便投其所好，主动投怀送抱，受到晋厉公的宠幸，成为了他的外嬖。鄢陵之战前，士燮曾经预言，战争一旦胜利，晋厉公必定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提高亲近的宠臣的待遇，给喜欢的女人增加田地。事实证明士燮是有先见之明的。鄢陵之战后，晋厉公认为自己立下了不世功勋，即便与前面的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相比，也毫不逊色，便开始打压众卿的势力，提升外嬖的政治待遇。八卿之中占据了三个名额的郤氏家族成为了打击的主要目标。原因很简单，郤氏家族得罪的人太多了。其一，胥童是胥克的儿子。胥家在晋国本来也是名门望族，公元前601年，郤克接替赵盾担任中军元帅，为了扶持赵朔，撤掉了时任下军副帅的胥克的职务，改任赵朔为下军副帅。胥氏家族转向衰落，郤、胥两家因此而结仇。其二，夷羊五曾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郤氏家族连天子都不相让，何况小小的大夫？夷羊五就算把屁股献给了晋厉公，也争不过郤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郤锜将地抢走。其三，长鱼矫也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郤锜不但抢了他的土地，还将他和他的父母妻儿一起绑到车辕上示众。长鱼矫视之为奇耻大辱。其四，除了晋厉公的外嬖，朝中大臣对于郤氏家族也有诸多不满。中军元帅栾书尤其恼恨郤至。栾书恼恨郤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士燮的明智。鄢陵之战中，栾书主张固守，士燮的儿子士匄却提出塞堵水井、夷平军灶、在军营中布阵等主动出击的策略，被士燮臭骂一顿，拿着长戈赶了出去。士燮这番举动，其实是做给栾书看的，用意很明显：小孩子不懂事，你千万别和他计较。当时郤至在一旁看了，却没有领会士燮的世故，接着又向晋厉公提出，楚军有六处硬伤，此仗一定要打，而且要主动出击。战争最终取得胜利，栾书本来就很没面子，郤至又在雒邑大肆宣传自己的功劳，把栾书说成一个畏缩不前的懦夫，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是他郤至，鄢陵之战的胜败还很难预料——不，不是胜败难料，而是必败无疑。因为这些事情，栾书对郤至，可以说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鄢陵之战中，楚国大夫公子伐被晋军俘虏。公元574年冬天，栾书派人暗地里与公子伐接触，唆使公子伐到晋厉公面前陷害郤至：“你去对晋侯说，‘鄢陵之战实际上是郤至鼓动楚王发动的，他趁着齐、卫、鲁三国援军还没到来，就通知楚军发动了进攻，并且说，如果晋侯战死，他就立孙周为君，保证晋国臣服于楚国的领导。在战争进行的时候，如果不是他故意放过楚王，楚王说不定就成为晋军的俘虏了！’你如果这样说了，我就放你回楚国去。”孙周是何许人物？孙周父亲叫做公孙谈，祖父叫做公子捷，公子捷是晋襄公的小儿子。因此，孙周是晋襄公的曾孙，他与晋厉公是同辈的族兄弟。前面说过，晋国自晋献公以来，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除大子之外，那些公子公孙们，纷纷被打发到其他国家谋生。公孙谈在晋灵公年代来到王城雒邑，成为王室大臣单襄公的家臣，孙周就是在雒邑诞生的，所以被命名为“周”。在同族人当中，孙周以成熟稳重而著称，单襄公认为孙周具备了敬、忠、信、义、教、孝、惠、让八种品德，很有可能成为大国的君主，甚至命自己的儿子放下少主的架子，反过来侍奉孙周。由此可见，孙周对于晋厉公来说，是个潜在的危险人物。公子伐按照栾书的要求，到晋厉公面前告发了郤至。晋厉公将信将疑，将栾书找来核实。“这件事情嘛……”栾书捏着胡子思忖了片刻，“下臣以为，绝非空穴来风，十有八九是真的。”“此话怎讲？”“您想想看，那天在战场上，楚王不是派了一个使者跟郤至接触，并且送给他一张弓吗？”“是有这么回事，可是，他好像没有接受吧？”“这个……接不接受并不重要，楚王为什么不送给别人，偏偏要送给他呢？我听说，他至少有三次冲到楚国的王卒之中，三次都退出来，有意避开楚王。这是在打仗啊！我们死伤那么多战士，不就是为了打败楚王吗？他要是没问题，怎么会这样做？”晋厉公看了栾书一眼，似乎有点相信了。“而且我还听说，他把郑伯也放跑了。”栾书趁热打铁，又抖出一个包袱。晋厉公还在深思。“这样吧，您如果怕冤枉了他，不妨派他出使王室，看看他会不会去见孙周，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栾书终于使出撒手锏。“好。”晋厉公道。数天之后，郤至果然奉命到雒邑访问。他不知道，晋厉公偷偷地派了亲信跟踪他，更不知道栾书已经先派了一个人去看望孙周。“晋国派来的使者文武全才，您不妨与他交谈，可以了解晋国的情况。”那个人装作闲聊，有意无意地对孙周说。孙周也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他早就听说过郤至的大名，心想见见也无妨。于是，等郤至一到雒邑，他便主动去拜访了郤至。这一切，自然被晋厉公的亲信看在眼里。回去一汇报，晋厉公便相信了公子伐的话，认定郤至确实是与孙周有联系，想扶持孙周为君了。这件事之后，郤氏家族实际上已经坐到了火药桶上。细数起来，这些年来，他们先后得罪了鲁国的施氏家族、得罪了天子、得罪了季孙行父、得罪了栾书、得罪了晋厉公的一班外嬖，现在又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得罪了晋厉公。奇怪的是，“三郤”浸淫官场多年，竟还没有感觉到危险的临近，行为依然风骚，作风依然剽悍。公元前574年秋天，晋厉公组织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按照周礼的规定，国君与大臣狩猎，后宫人士不应参与。但是晋厉公不但把一群妻妾都带上，而且命令她们跟自己一起放箭，然后才让列位卿大夫自由射杀猎物，在当时传为笑谈。郤至打到了一头野猪，兴冲冲地载着猎物，想奉献给晋厉公，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晋厉公宠幸的宦官孟张突然冲出来，抱起那头野猪就跑。“阉驴！”郤至大骂道，已经把箭搭在弓弦上，“快把野猪还给我，否则有你好看！”对于孟张来说，这样做也许就是为了好玩，也许是为了在晋厉公面前表现自己对郤氏家族的同仇敌忾，哪里肯停下来？眼看就要跑到晋厉公的车前，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一支长箭稳稳地钉在他背上。晋厉公的女人们吓得花容失色，惊叫不已。晋厉公缓缓地从车上站起来，脸色铁青，看着郤至，咬牙切齿地说了四个字：“欺人太甚！”开弓没有回头箭。郤至射出那一箭的瞬间，郤氏家族的命运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被推落悬崖，再也无法挽救了。当天晚上，晋厉公就将胥童找过来，要他谋划对郤氏家族动手的事。胥童说：“那就先从三郤入手。郤氏家族树大招风，招惹的是非又多。除掉郤氏家族，公室可以松一口气，社会舆论也会站在您一边。”与此同时 间是宋朝士兵们最虚弱的时候，只要领兵杀过来，肯定能赢。梁哆唛不信，说宋军没粮，西夏也没粮，就算杀过去，也真赢了，军队吃什么？难道要带往返粮票行军吗？李讹哆笑了，梁将军不必怀疑，党项人来了有粮食，俺已经给你们攒了二十年了，全藏在地窖里。于是大喜，西夏大兵们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简直是太幸福了，杀饿得发软的敌人，抢白花花的银子，还有人管食宿，当这种兵打这种仗，真是极品生活。可是跑到定边寨后，全体都晾在了刺骨的春风里。迎接他们的不是善良的李讹哆老爹和满地窖的粮食，而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无论是地表上面，还是地窖里边，都啥也没有。当地的宋军早就盯着他们了，知道有什么勾当之后，没在大冷天里伏击他们，而是抢先一步把粮食都挖走……梁哆唛和他的大兵简直欲哭无泪，不带这么玩人的，为了跑快点根本没带返程的粮，现在要再回去，你们不饿啊！最后，他们回去了，连冻带饿，非战斗减员死了很多。回顾全过程，典型的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在西夏来说，已经很吃亏了，没想到宋朝大怒，赵佶亲自下令：西军全线出击，让党项人知道好歹！这次出兵的兵力总和达到了二十万。其中由熙河路经略使刘法率领熙河军团步骑十五万人出湟州，秦凤路经略使刘仲武率五万精兵出会州，从西、南两方面夹击西夏。童贯驻军兰州，两方策应。童贯梦寐以求的时刻到来了，在这次因为一点小摩擦引起的大战役中，他得到了最想要的东西。赵佶下令，以他总领永兴、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等西北诸路，节制所有经略安抚司。从这时起，西北军是童贯一个人的了。从当时来看，童贯志得意满，毫无疑问必将竭尽全力打赢这场仗，由此树立他大宋战神的光辉形象。但是在后面发生的事情里，结果却与之恰恰相反。坐拥二十万百战精兵，节制整个西北辖区，童贯却让战局打得如温吞水。这一仗打了两年，宋、夏双方各有胜负，纵观全局，没有纵深穿插，没有兵团决战，争斗点都只在一些边远的小城，如西夏的臧底河城、仁多泉城，宋朝的靖夏城，两方面都挺狠，把这三座城都屠了，满城鸡犬不留。但对宋、夏双方来说，几十万人打群架，就这么点代价吗？真要死磕的话，为什么不在天都山、横山、青白盐池这些紧要地段动手？保准立即水深火热，你死我活。这就是奥妙所在了，随便抓出一个西军大兵都知道的事，为什么最高当局不去做？童贯如果真的想建功立业，为什么雷声大雨点稀呢？很简单，看历史进程表。前面发生了什么，后面发生了什么，前后对照，一目了然。真正的原因是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的卢沟桥之夜，与公元1115年的三月东北边关收到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宋朝的皇帝赵佶的。写信人是一个叫马植的辽籍华人。马植出身于辽国燕云地区的名门大族，时任辽国的光禄卿，算是一个国家级的中上层干部。他在信里列举了一些刚刚发生在辽国东北部的事情。由于地理限制，那些地方是宋朝接触不到的，哪怕事情发生已经有六七年之久，宋朝人也两眼一抹黑。看到这封信后，赵佶迅速下令，边关要尽一切努力，悄悄地、快速地把马植召进开封，他要面对面地和这个人谈话。而童贯立即给出了马植，这人居然早就在开封城内了。有证据显示，从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的十月起，马植就一直隐藏在童贯的周围。卢沟桥之夜，那个与童贯秘密接触的人，就是他。第十一章完颜时隔四年，他当初说的事情已经被证实了。在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的卢沟桥之夜，他对童贯说辽国必亡，会非常快速地崩溃。当时童贯的第一反应是乐傻了，第二反应是气怔了。辽国，东亚第一强国，你说亡就亡了？看我是太监就好骗吧，这是不是辽国玩人的新把戏？！所以他快乐着，也隐约地期盼着，却同时把马植带回了宋朝。看着是马植表忠心跟着他走，其实是童贯软禁了他。这样重大的事，容不得半点的欺诈，连随口一说都不行，谁知道你有什么用心，必须随时带在身边，等待消息被证实，才能给这个人定性。四年的时间，让一些事情跨越大陆，从辽国的东北边传到西南边，被宋朝知道了。总体上来说，一切从辽国的皇帝耶律延禧的享乐生活开始。耶律延禧，也就是鼎鼎大名的天祚帝。这位老兄和赵佶的缘分很足，两人的人生轨迹几乎每时每刻都重叠在一起。从登基到高峰，从滑落到邻居。耶律延禧比赵佶早一年当上的皇帝，称帝之初光芒四射，比赵佶的勤政吓人得多，他在整个辽国上层来了个大清洗，凡是参与过、被怀疑参与过害死他父母的大臣们，活着的全家族杀掉，死了的全体挖坟。血腥过后，他开始了享乐。得承认，在这点上他远远不如赵佶了，限于北方物产、人文的条件，他只知道跑马打猎、拜佛建塔，貌似没有创意。但是，他有特色。北方物种是比南方少些，同一种物种的成熟期也比南方的慢，可是相应的，物种成熟之后的品质就非常高，非南方快速生长的动植物能比。辽国，纵横北疆两百余年的庞大帝国，穷尽北方奇珍，自然有一两样是南方锦绣河山所没有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北珠。珠，顾名思义是珍珠。说来惭愧，我国号称地大物博出产丰富，可是在珠宝品种方面太单一了，全境内没有红宝石、蓝宝石、猫眼石、钻石……啥也没有，只有南方海域出产珍珠，西北方面有和田玉。这两样也没法保证，因为更南的南方出产更好的珍珠，比如新加坡那边；和田……在古代一会儿是中国的，一会儿是独立的，出产量根本没法保证。北珠，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显得珍贵。多珍贵呢，到后来清朝官员的顶戴上要用北珠来装饰，犯人们采到北珠可以减刑。珍贵，一来是因为它的美；二来是因为采摘的困难。北珠只能在每年十月以后，冰冷刺骨的海水里成熟。这时，无论怎样精壮的男子，也没法潜入深水把它采摘上来。怎么办呢？利之所趋，不可抗拒。潜藏在冰海深底的北珠，处于封建时期的人类也有办法弄上来。经过仔细观察，海边的人发现每年这时都有一种天鹅出现，它们深深地潜进冰海里，以北珠的母蚌为食，吃不掉的北珠，就含在它们的嗉囊里。天鹅高高地在天上飞，最好的射手在强劲的海风环境里也别想射中。再怎么办呢？人们又发现，天鹅有一种天敌，是一种小而极其凶悍的猛禽，名叫“海东青”。海东青是传说中的鸟，在现代的飞禽百科里找不到千分之一百对应的种族，可是它在公元1113年之前是确切存在的，没有它，以后的事就都不存在了。海东青以天鹅为食，只要能得到海东青，那么就一定能捉到活天鹅，剖鹅取珠。于是，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海东青的身上。怎样得到这种鸟？怎样驯化它？这时高贵强大的契丹人撇嘴了，这是有风险的、低劣的活儿，只配那些低劣的民族去做，他们只需要坐等北珠就好了。低劣的民族，比如女真。女真族的历史很悠久，能追溯到先秦时期，那时他们叫“肃慎”。女真或者女直，是后来的音译。虽然很悠久，但混得不咋地，直到辽国建立时，他们仍旧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即将进入奴隶社会，绝大部分散布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流域，靠打猎捕鱼生活。接近辽国疆域的，叫熟女真，已经是辽国的属民；居住在松花江之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以东的，叫生女真，处于自由状态。抓海东青的活儿就派给熟女真了，他们是辽国最北边的部属，他们不干谁干？可要命的是，海东青住得比他们还远，一直北到了生女真的地盘。大家可以想一下，哪怕是一个姓的同族兄弟，甲家大院里有种好东西，乙家说开门我来拿走，这可能吗？真想拿，只能是提着菜刀上门硬抢。每年接了任务的熟女真，就是这样提着刀枪去同族兄弟家里生抢海东青的。每年的冰天雪地里，年复一年，都要扔下大片的尸体，抢到些鹰雏鹰蛋，白白地送给辽国人。而辽国人来取鹰时，是让女真人更屈辱的事。每年辽国派出去的“银牌天使”，所过之处敲诈勒索，这也没什么，世界各地都通用的行政规矩，可是他们每晚都要年轻美貌的女真女孩儿“荐枕”。这就忍无可忍了吧，直娘贼，忒煞是欺负人！忍无可忍……但还是要忍，汉族人可以某天神圣感爆发，喊出天下“道理最大”这句口号，可是走出汉域，这四个字就是个超级好玩的笑话。契丹人、党项人、交趾人乃至于后来周边更多的异族人会笑嘻嘻地向这句口号招手，过来，哥让你知道什么最大。拳头大，才是最大！所以，女真人只有忍，不忍就等着亡国灭种吧。何况荐枕什么的只是屈辱之一，更屈辱的还有很多种，相比之下，鹰路上的各种欺侮还是好的，毕竟人家是跑了很远的路，主动到女真人家门口来欺负，更多的时候他们得主动去接近辽国皇帝，得唱着笑着跳着闹着，装狗熊装野鹿去逗辽国人高兴。真是送上门的屈辱啊。比如每年的“头鱼宴”。这是种很别致的宴会，在非常冷的寒冬里，大多是农历二月新年前后举行，地点通常都在混同江（今松花江）。那时大雪封江，玉带千里。在这种环境里扎下辽国皇帐，各部落首领来觐见。卫士们砸开冰层，捕到第一批鱼，用这批鱼向契丹皇帝致敬。这即为头鱼宴。听着很风雅，看上去挺有趣，可这实在是这些边远部落的首领们的一大难关，每到这时，他们都失去了自由和尊严，变成了辽国人的玩具。皇帝想打猎了，他们去呼鹿；想看远距离猎杀，他们得去射虎；想看真人版近距离搏斗了，他们得去搏熊……等皇帝渴了饿了想吃头鱼宴了，他们得跳舞唱歌助兴。每年如此，辽天庆二年时也一样，当时耶律延禧喝得很高兴，下令各酋长入场，给朕跳起来。下边问，是群舞还是独舞？挨个来。于是，各个民族各部落的酋长们酝酿情绪活动身体，依次下场开跳。一个接一个，快乐复快乐，耶律延禧的兴致达到了高潮，却突然被打断。舞台冷场了，前边跳完，后边该跳的却端坐不动。全场的目光看过去，发现那是个彪形大汉。这人身高体壮，相貌雄伟，冷冰冰地坐着，一动不动。旁边人喝问：“为什么不跳？”“我不会。”回答得硬朗不说，目光还直勾勾地盯着辽国皇帝。耶律延禧暴跳了起来，这是挑衅，是赤裸裸的、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当面挑衅！绝对不能容忍，杀了他。这是一个历史时刻，他拔出刀来，要亲手砍了这个敢扫他兴的小跳蚤。这一刻就像宋哲宗躺在病床上，命运将主动权一次又一次地送到他手上，只要抓住一次，历史就会改写。耶律延禧也是这样，只要他砍下去，万事皆无，一了百了。可惜的是，他被人拦住了。他宠信的大臣萧嗣先笑着说，为了一个野蛮人生气实在不值得，何况您杀了他，会吓坏周围这些玩具的，以后谁来陪您玩呢？是……吗？耶律延禧慢慢地把刀放下了，他从小在仇恨里长大，尤其对耶律乙辛式的奸臣非常敏感，他审视的目光在萧嗣先、扫兴人之间游移，努力地想，也想不出辽国京城里的高官，和这个穷山恶水里的刁民能有什么瓜葛。无瓜葛，无阴谋，他慢慢地坐了下去，也是啊，为一个小跳蚤不值得扫兴……来，跳起来，接着乐。就这样，当天吃饱跳够，各方散场，没人死亡或者流血，也没有人再注意那个声称不会跳舞的愣头青是何方神圣。该愣头青名叫完颜阿骨打，是一个生女真。居住在安出虎水（今阿什河）附近。按说他没有所谓荐枕的屈辱，更不必受银牌天使的欺压，为啥对辽国皇帝这么敌视呢？鬼都知道，他肯定会跳舞，但就是不给你跳！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前面说了，熟女真是苦的，要每年砍人抢鹰，死伤一大片。可生女真呢？没招谁没惹谁，居然每年都被砍，究其原因，都是因为这个耶律延禧，因为大辽国。完颜阿骨打是自由生成的北方豪杰，他不像熟女真那样被豢养出了奴性，不爽就不配合，有火就要发出来。当然，像他刚才的行为，没死并且以后有了奇迹般的发展，人们可以歌颂他的傲骨；如果死了呢，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过匹夫之勇……重要的是他没死，并且在风雪兼程赶回到老家后，又有一份奇遇在等着他。这一次，完颜阿骨打是代替他的哥哥乌束雅去参加头鱼宴的。乌束雅是这一代完颜部女真的族长，阿骨打是他二弟。几百年前的世界是一样的，无论东方西方，无论封建社会还是奴隶社会，一切都是长子优先。比如乌束雅和阿骨打。哪怕乌束雅敦厚软弱，阿骨打强悍精明，也没法改变他们的继承权顺序。阿骨打只能听命于大哥，哪怕要他去参加屈辱的头鱼宴，也只能听话。可是，等他窝了一肚子火回到老家后，突然发现他哥病死了，从他进门时开始，他已经是完颜部女真的最高首领。这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因为在他的家族里，论资排辈轮到他当家，真是太不容易了。翻开完颜部女真的历史，一直处于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半原始半奴隶制时代，在汉民族进化几千年到达宋朝时，他们仍然没什么事迹值得记载下来。因此他们的史书一片空白，直到阿骨打的爷爷乌古乃。乌古乃当时是一大片散乱的女真部落中的一个，实力稍微强些，但没有优势。每天干的事，除了上山打猎，就是到别的部落里杀人抢东西。千篇一律，大家都一样。在这个过程里，他办了件不一样的事。完颜部旁边有一个部落叫五国蒲聂，它背叛了辽国。很自然的，辽国派重兵讨伐。这和乌古乃有什么关系吗？貌似有点，辽国人打仗是不发军饷的，士兵们边打边抢劫，往往造成起兵时灭一个部落的命令，收兵时灭了七八个。乌古乃为自身安全着想，得提防一下。通常的办法是全部落搬家，躲出去，等风头过了再回来，运气好的话，还能把五国蒲聂部的残余势力吞下去，发笔小财。这是惯例，是严寒地带部落生存千百年总结出来的经验，早就证明了是最正确的。可乌古乃没这么办，他派人去和辽军接触，说这里的地形太恶劣了，重兵没法展开，如果强攻，五国蒲聂部至少能挺一年，那样辽军损失会很大，将军们会没法交差。乌古乃提议，把这事儿交给他办吧。辽军同意之后，乌古乃出发了。他没带刀枪，而是带着老婆儿子，外加大批礼物去见五国蒲聂部的首领。对方一见，立即把他当兄弟了。带着礼物来，或许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可连老婆儿子都带来了，还用怀疑吗？何况乌古乃还玩了个绝招，他自己回家了，却把老婆儿子都留在对方地盘上。怎样，亲爱的兄弟，我是真心想和你交朋友的！五国蒲聂部被彻底感动了，接着就被乌古乃派兵偷袭，杀了个措手不及。事情发展到这步，一般来说是大功告成了。但乌古乃的举动更加让人看不懂。他把俘虏和战利品全送给了辽国人，自己一点儿没留。女真人气坏了，那是整整一个部落的好东西，自己流血去抢，却白白送给别人。也不想想，人家辽国人要的是罪犯，俺们要的是金钱，这么搞……世上还有比这更傻的事吗？答案是有，再过一百多年，有一个站在全人类军功之巅的人，也干过这种事。历史证明，做出这种事的人都有着巨大的图谋、深远的眼光，不是平常人能理解的。不久之后，辽国皇帝召见乌古乃，封他为生女真部节度使。从这时起，完颜部女真一步登天，成为生女真的官方领导。乌古乃四处砍人，每一刀下去，都带着辽国皇帝的许可证。这就是阿骨打家族的起源发家史。从这些可以看出，这个姓氏、这个种族的特点。勇猛善战不必说了，是他们生存的基础，在这之上，完颜氏聪明、狡诈、凶残、敢冒险，为了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不在乎，哪怕是妻子儿女的生命都不在话下。我仔细计算过，历数东亚地区从古到今称霸过的少数民族，比他们成就高的有，比他们能打的也有，可比他们凶狠残忍的，却没有。注意，特指建立国家，至少占领一半中国领土的少数民族。乌古乃是完颜部女真的奠基人，他作出的贡献有三条。以重要性而论，得到了辽国的官职只能排到第二，另外两点才真正决定了完颜部的命运。第 况下增加财源；前线用度庞大，就发挥“数学特长”，精打细算。尤其是对北方战事，不顾前线将领反对，几乎缩减各类开支达一半，更不辞劳苦，将各类开支的用法详细开列清单，交前线诸将执行。财政实在吃紧的情况下，就减少宫室修建开支，“拆东墙补西墙”缓解燃眉之急。苦心终于没有白费，至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徐达、李文忠的北路军北逐蒙古，在定西和上都会战里接连消灭元朝的有生力量，虽有岭北之败，却暂时解除了元朝残余势力对大明边境的威胁。南征军也捷报频传，攻克福建、广东诸省，平灭四川明玉珍的割据政权，堪称奇迹的是，这几年间，明朝国内生产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百姓未增加负担，国家财政收入年年增长，既不过分劳苦百姓，又保证前线供应，完成一统江山的伟业。奇迹的背后，是杨思义呕心沥血的劳动。战争结束了，而属于杨思义的却刚刚拉开帷幕。自担任户部尚书以来，始终兢兢业业，事事以安民为先，其建议的多项政策，都切中了大明朝经济建设的脉搏。各省水旱灾频繁，杨思义建议国家设“预备仓”，以备水旱灾害赈济之用，此举沿用整个明清两朝，惠泽无数苍生。屯垦大兴，杨思义建议国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农民种植桑麻，不几年国家桑麻产业大兴，更带动丝绸纺织等手工业的发展。朱元璋为防备元朝残余势力入侵，在北方设“九边”军事重镇，但九边初设，边关钱粮匮乏，国家用度也捉襟见肘，杨思义提议设“开中法”，即在国家经营食盐贸易的前提下，允许商人以向“九边”送粮的方式换取盐引，获得贩卖食盐的特权。此法一出，全国商人纷纷响应，争相在“九边”购地屯垦，招募流民耕种。结果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九边”从此钱粮充足，边防大振，商人们换取盐引，获利颇丰，山东、陕西、山西、河北、辽东等饱受战火荼毒的边关地区，因商人竞相屯垦，重现阡陌纵横，经济繁荣之相。在“开中法”中获利颇丰的商人们，渐形成了两个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商人集团——晋商集团和徽商集团。身负大才的杨思义，却从不恃才傲物，刘基的《诚意伯文集》里称他“宽宏容达”，特别是与朱元璋的相处中，杨思义性格宽厚，说话讲究分寸，即使是与朱元璋相左的意见，也能以合理的说话方式获得朱元璋认同。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对这位“大贤”始终器重有加，这不仅仅因为他会“做人”，更因为出身农民的朱元璋知道，这位思维缜密、眼光卓越的户部尚书，从来都是位“急农民之所急”的干才。《明史》上的评价虽简略，却客观：“虽本帝意，而经画详密，时称其能。”北方屯垦迅速发展后，因陕西一带劳动力匮乏，杨思义主动请缨去陕西，落实朱元璋移民实边的国策。不久后担任陕西参知政事（陕西省省长），在任期间呕心沥血，安抚移民，发展生产，令陕西在短期内经济勃兴，移民们安居乐业。做完这一切后，这位洪武朝时期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积劳成疾，溘然长逝。这位思维缜密、谋划周详、眼光卓越的能臣，以其宽厚的人品，精细入微的行政方式，撑起了洪武朝经济恢复的大局，论“无名英雄”，他可称翘楚。四以杨思义为户部尚书的大明王朝，经济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但仅有善于谋划的杨思义显然不够。古人云“治国之道，柔猛相和”，“宽宏容达”的杨思义显然属于“柔”的一面。再精细的谋划，也需要严格的律令“保驾护航”，因此，有了第二位“无名英雄”，监察御史韩宜可。汇聚明朝宦海英杰的《明史》里，诸多“直臣”皆被大书特书，流芳百世，其中着墨最少的韩宜可，堪称他们中间的“祖师爷”。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与杨思义类似的是，他险些成为“贰臣”，元朝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焦头烂额的元王朝张榜求贤，壮志满怀的韩宜可欣然前往，应征监察御史一职，却因身份低微无门路而失败。之后闲住于家，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在刘基的推荐下，先任山阴教谕，兢兢业业数年，终引起朱元璋的注意，等来了那个迟到多年的任命——监察御史。朱元璋时代的监察御史一职，和元朝大不相同，朱元璋改革言官机构，全国设十三道，共110名监察御史，官职为正七品，任务是“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以纠劾官吏不法行为为要务，官职低却权位重。而履任的韩宜可也用行动证明，他仿佛天生就是为监察御史一职而生的。在洪武年间，韩宜可是个人见人怕的人物，特别是有不法劣迹的权贵，几乎对其又恨又怕。他为人钢直，不畏权贵，甚至敢撸朱元璋的“虎须”。洪武初期李善长退休，胡惟庸继任中书省左丞相，堪称万人之上，刘基也被其排挤害死，旁人敢怒不敢言，唯独韩宜可不惧。某日胡惟庸伙同朋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方觐见朱元璋，正亲热谈笑间，韩宜可突然闯入，当面弹劾胡惟庸等人“大奸似忠“，恳请朱元璋“杀胡惟庸以谢天下”，说话“不分场合”，又对准皇帝的宠臣，自然惹得朱元璋龙颜大怒，当场骂道：“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即刻命锦衣卫捉拿入狱，然而受尽酷刑的韩宜可毫不屈服，始终大骂胡惟庸不止，消息传到朱元璋处，冷静下来的朱元璋终为之动容，下令将其释放。后来胡惟庸果然事败，株连无数大臣，韩宜可却得到朱元璋的重用。韩宜可再接再厉，成日纠劾重臣，被其弹劾的名单上，是一连串大明朝开国的功勋人物：傅友德、王弼、陆忠亨、廖永忠、蓝玉……却不是如朱元璋所说的“排陷大臣”，每次弹劾都条理分明，掌握真凭实据。也曾有权贵嫉恨，比如蓝玉就曾放言说要让韩宜可“好看”，韩宜可闻言大笑，每夜睡觉下令全家打开大门，酣然入眠，消息传到蓝玉处，这位一生杀人无数的跋扈将军也不得不敬而远之。以恶对恶的韩宜可也有让“权贵”们难以想象的一面——宽容。但凡大案，他总力主反复核查，避免株连无辜。任陕西按察司期间，曾上书朱元璋，对因罪发配凤阳的官员们进行重新核查，解救不少无辜者。震撼明朝官场的“胡蓝案”“空印案”，韩宜可周旋其间，竭力解救无辜官民，却将自己牵连进去。后来朱元璋亲自核查，将其开释。曾有人告发韩宜可贪污，朱元璋也怀疑，特意微服私访至韩宜可家，只见韩家破屋烂瓦，一家老小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朱元璋还是怀疑：莫不是钱都偷偷藏起来了。韩宜可坦荡，当着朱元璋的面将家中钱箱倒空，自嘲说“我从无攒钱，也无钱可攒”。在朱元璋眼里，韩宜有时候很不识时务。比如有一次，朱元璋欲将犯罪大臣的家属赐给臣僚，别人都叩谢“皇恩浩荡”，唯独韩宜可坚决反对，并力陈查案不该“祸及妻女”，此种做法更“有悖天理人伦”。朱元璋接受了韩宜可的意见，作为褒奖，将韩宜可提升为山西布政使（相当于山西省长）。韩宜可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朱元璋儿子——晋王的不法行为，这次又“撸了虎须”，被朱元璋贬官到云南清棉做知县，到任后安抚地方，体恤当地少数民族，兴修水利。好人，到哪里都是好人。朱元璋过世后，洪武三十一年，即位的建文帝下诏，提升韩宜可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这是韩宜可一生里得到的最高职务。赴任途中，因长年劳顿，行至杭州时病逝。《明史》载，是夜，流星陨落，跑马嘶鸣，时人闻之皆说“宜可当之”。尽管史料的说法有神话色彩，却不容否认一点，这位一生让朱元璋又爱又厌，用之嫌烦，弃之又不忍的直臣，是整个洪武一朝，政绩最为惊天动地的“铁面御史”。洪武一朝吏治之清明，为整个明王朝之最，以韩宜可为代表的直臣们居功甚多，他的价值，恰如朱元璋对他的一句评语：清廉股肱之臣。五“猛”的韩宜可，“柔”的杨思义，是大明王朝定国安邦的两位重要人物，但说到底，两人都为中央人物，国家政策若要顺利实施，更少不得地方官的落实，这其中的杰出人物，就是第三个人——费震。与上两位相比，他是个“猛柔相和”的人物。与杨思义相同，费震在《明史》中的记录同样简略，字号不可考，生卒年不可考，唯独籍贯列了出来——江西鄱阳人。与杨思义相比，这位同样儒生出身的能臣在前元时代却籍籍无名，既未考取过任何功名，更未担任过任何要职，直到洪武元年，才在旁人的荐举下入朝为官，得到的第一个职务，是江西吉水知州。看似“起点”要高于韩宜可，却是一个比御史难当的“苦差事”。此时的吉水几经战乱，乡民大量逃亡，在册的人口，仅为元朝时期的四分之一，在册的土地，荒芜更达四分之三。恢复民力，发展生产，谈何容易。费震迎难而上了，土地荒芜，就出告示，广招流民耕种。人丁逃亡，就下乡走访，挨家挨户劝说，更派衙差四处寻访，招纳外逃乡民回乡。春耕钱粮捉襟见肘，便把上面拨付的修缮衙门的钱尽数拿出，发给乡民做安家之用。他颁布严令，严查玩忽职守的官吏，到任仅3个月，就参劾罢免渎职官吏7名，还规定辖区各地府衙衙差要定期轮班，下乡给孤寡乡民们做义工。历经3年，吉水地区终于经济恢复，生产发展，到其任期满时，吉水当地土地不但全部复耕，产量更远超前元时的水平。卓越的政绩传到中央，恰好陕西汉中发生变乱，在李善长的推荐下，朱元璋大笔一挥，升费震为汉中参政。可到任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更苦的差事。汉中当地，多年来一直是明元战争的主战场，屡遭兵祸下，民生遭重创，赤地千里，白骨累累，这些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盗匪”横行，且画地为牢，时常打家劫舍骚扰地方，甚至劫掠官仓，抢夺官粮，直闹得怨声载道。明王朝曾派几任酷吏署理此地，更屡派大军围剿，却终是劳而无功。这次的担子，落在了费震身上。没有“悍将”的骁勇，没有“酷吏”的狠辣，费震迎难而上了。到任后安葬战乱中死难的百姓，拨专银抚恤死者家属，走家串户访问，请旨朝廷减免赋税，暂时安定了民心。可“盗匪”问题仍是大患，不久后盗匪果然大起，肆虐州府不说，更大肆劫掠官粮，费震不慌，一不调兵镇压二不撒网搜捕，相反贴出安民告示，允许民众从官仓借粮，秋收后按数归还，不加官息。消息传出后，让同僚们惊讶的事情发生了，昔日气焰嚣张的“盗匪”们，而今成群结队主动缴械投降，费震则既往不咎，拨划土地妥善安置。不几年，杀气腾腾的盗匪尽成务农守法的“良民”，肆虐汉中多年的“盗匪之患”，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地解决了。同僚问原因，费震解释：当地盗匪只劫粮不劫财，可见尽是衣食无着的穷苦百姓，只能宽柔安抚，方得安民之效。“宽柔”的费震，对待贪官污吏的“猛”却不亚于韩宜可。治理汉中时，治下一官吏违法，其靠山恰是对费震有保举之恩的李善长，费震不徇私情，令其遭到严惩。铁面无私的结果当然就是“恩公”李善长的报复。不久后，中书省右丞杨宪犯罪被诛，本与杨宪无瓜葛的费震莫名其妙地成为“杨宪一党”，幸好朱元璋以其之前的善政，允许他出钱赎罪。而后，他继续自己洪武朝“最佳地方官”的生涯，山东闹水灾，湖广闹旱灾，广西闹民乱，都是他“受命于危难之际”，结果也都将这些大明朝最穷最苦的“不毛之地”，治理成欣欣向荣的乐土。洪武十一年，久历地方的费震终于被调回京城，出任户部尚书，主持了洪武朝定制官吏的俸禄工作，而后胡惟庸案大发，株连官员无数，其中包括某位曾得李善长授意诬陷他的“仇敌”。费震则不计前嫌，倾力营救，终使这位“仇敌”从宽发落。之后湖广水灾，他受命出任参知政事，在完成了安抚地方，恢复生产后，因年老请求退休，最后善终于鄱阳老家。朱元璋时代屡兴大狱，株连官员无数，沉浮其间的费震却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纵观他一生的执政履历，可得出四个字——以德服人。做知州，以德服百姓；做参政，以德服盗匪；做尚书，以德服仇敌。宦海一生，几乎善良地对待了身边每一个人。在大案频生，杀戮频频的朱元璋时代，甚至在整个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黑白交织的官场上，这样的人物，诚为异类。第三章倭寇是怎样炼成的说到曾经席卷中国东南沿海和朝鲜半岛，杀掠中、朝两国平民百姓无数的日本“倭寇之乱”，今人第一印象无不是明朝中后期嘉靖时代东南沿海的倭寇大起，以及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明朝军民可歌可泣的抗倭事迹。但实际上，倭寇对中国沿海百姓的祸害，远比此时要早得多。早在元末明初之时，这场历时200余年的抗倭战争就已开始。中国有史记载的最早“倭寇入侵”事件，是元朝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倭寇连船数百，掳掠宁波。今人说倭寇，总说是日本破落武士以及沿海“奸民”自发组织的海盗团伙，似与日本政府无关。但根据有关日本史料记载，这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倭寇入侵，确为日本的“政府行为”。彼时日本正是镰仓幕府倒数第二任统治者久明亲王（日本后深草天皇之子）统治时期，他在位时确立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并开始组织船队劫掠朝鲜和中国的沿海地区，曾有大臣后草建司劝他不要激怒中国，他答道：“唐（中国）已不复从前，不足惧。”元朝忽必烈时期的征日失败，让日本对中国从仰视变为平视。虽如此，彼时“倭寇”的主要掠夺对象，仍然是距离其最近的朝鲜。元末至正年间天下大乱时期，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一度达到极盛。此时日本镰仓幕府业已灭亡，进入了京都、奈良两个天皇并立的“南北朝”时期（公元1336—1392年），双方旗下的诸侯相互征战数年，乱民四起，大量战败的武士浪人摇身一变成为海盗，这些海盗多来自日本的长州、萨摩、鹿八岛等地。日本南北朝下属的“大名”，也有人资助海盗集团，劫掠后坐地分赃。入侵的路线，大体是每年四五月间，从高丽至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再至江浙地区。偏巧此时东南沿海变乱四起，东南“义军”领袖方国珍和张士诚麾下也有不少“海贼”，因此臭味相投，合兵劫掠东南沿海。尤其可恶的是，他们经常在沿海捕获乡民，掳至日本后令剃日式发型穿日服学日语，将其“日本化”，再挟持至中国劫掠，遇官军围剿时，就令这些人为炮灰。曾给元军抗倭做幕僚的元末文人林伯景在其笔记里就曾记录：元兵捕获的倭寇“俘虏”，相貌与倭人无二，过堂的时候却齐用中国话喊冤，仔细审讯才知是多年前被掳走的当地“乡间良人”。所谓倭寇，十有八九都是这些被胁迫的“华侨”。为防倭寇，元朝严令“片板不得下海”，所谓海禁即从此开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天下一统，而“倭患”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摆在了百废待兴的大明王朝面前。一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初登皇位，倭寇就给朱元璋来了个“下马威”。同年四月，倭寇与江南张士诚、方国珍残部勾结，“大掠五府，饱掠而去”。同年五月，倭寇又侵山东，毁蓬莱，登州卫所，“劫掠官库，军士死伤逾千”。嚣张至极，朱元璋考虑到国家初建，争取和平解决。同年六月，朱元璋以杨载和赵秩为使者，出使日本“南朝”，面见主掌“南朝”国事的怀良亲王，措辞严厉申斥其罪行。孰料怀良亲王狂妄，竟当场斩杀赵秩，并拘押杨载。第二年，日本足利氏掌权的“北朝”向“南朝”发动军事进攻，怀良不支，偏巧此时朱元璋再派使节前来交涉，怀良唯恐朱元璋趁机攻伐，立刻态度转弯，不但当场道歉，还将被扣押的杨载等中国使节尽数释放。第三年，怀良派使节至南京，送还被掳百姓70多人。朱元璋大喜，从此与日本南朝建立了外交关系，允许其派使节到中国“朝贡”。然而就在同年五月，又发生了倭寇大掠温州之事，第四年，倭寇又大掠福建、广东、海南三省，一月内“沿海乡民死者逾万，焚屋千栋”。朱元璋遣使怒责怀良，怀良喊冤，声称这些倭寇都是从“北 了，我藏有一块金章宗时的土地交易合同铭文砖，全用汉字，而且表达方式、称谓、官职也都是汉文化。就是在金哪，金亡了之后也不是一下子没了。定：也和白狄一样，也跑了。旗：还是跑，往北跑。你算算从金和蒙古，到我们满族的再次兴起，实际上隔的时间并不长。中间就元朝一百多年，明朝刚建国的时候已经跟我们开始打交道了。定：这个观点我特别感兴趣。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你这个观点是从哪儿来的，主要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你父老那里来的，还是主要从书里看来的？旗：从我爷爷那儿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满族有很多提到回老家的问题。我爷爷就跟我讲过圈地的事，他说为什么在河北这地方圈地，他说我们入关之前老根儿就在这儿，要圈地就圈这一块，各王府、上三旗都要在这儿圈一块。但他没讲过白狄，从他的话我只能上推到女真。我从来没有在史料里见过这种说法，就是听我爷爷说的。否则我不会那么系统地思索这一问题，导致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根弦。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强的历史感、时间感，一到傍晚就心里难受，怕美好的东西失去，就知道、体验过什么是死。我六七岁的时候，您知道那时候吧，在学校挖防空洞，一下挖出清朝的墓来，人穿的那个绸缎衣服，戴着朝珠的朝服，也没有烂，死人。我那时候就有恐惧感，然后就有提问：我是谁，我是哪儿的人？然后就是我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这个。我爷爷再给我讲完之后我老是这么考虑，我们这个民族这么精细，这么厉害，这么有修养，它不可能就从一个荒蛮的部落一下子爆发出来，两次跨入中国历史，成为正朔的王朝。再说我研究过历史呀，我是专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五胡乱华，进了中原以后一塌糊涂、宫闱秽乱，除了北魏孝文帝受母亲影响推动鲜卑族汉化以外，其他贵族几乎一点文化没有。但是满族为什么一进入汉文化就井井有条，就好像是把自己家的东西重新拿回来一样。Elliott：对。历来的解释都是有汉人在辅助。旗：匈奴也是，契丹也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中国，我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时也讲过，在台湾做短期客座时在大学讲课也讲过。就叫中原舞台论。中原这地方不过是个舞台而已，哪个民族兴盛了都在这儿演一出戏，败了以后就退到边陲，就有一个核心和边陲之间的关系。退到边陲之后呢，蛰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来了，这叫光复，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重光复啊。日本人也有这个观念啊，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一个所谓的重要理论根据，包括日本军阀，日本军部当时的教科书我都看过，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的历史学上讲，说他们过去就是在中国。日本是秦汉以后各代流亡的中原、沿海移民们迁过来形成的，所以他们回来寻根来了。说出一个什么理论？一个日本学者当面跟我讲，当年的军国主义汉学家们认为，蒙古人可以在中国统治，满人可以在中国统治，为什么大和民族就不可以在中国统治？这是多么荒谬的理论！Elliott：这个理论在当时日本的很多书里都可以看到。旗：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什么原因呀？就是因为世界进入到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了。Elliott：对。旗：这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原因，像是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国界以前，你来了以后你叫逐鹿中原，如果有了这个原因，你来了以后你叫侵略。就这么简单。因为过去人的传统边境以及传统国际法则和1900年以后现代国际法规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推出去再远的话，日本文化确实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Elliott：为什么当时日本学者对蒙古史、满洲史这么感兴趣，这句话太对了。因为作为异民族统治，非同类，他们写书的时候还写异民族统治下的中国，或者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旗：您说得对。我研究近代思想史，特别是明清思想史，明亡了之后，清这个期间，我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线索，证明日本侵略中国较早的理论基础。明亡了以后，明朝有个亲王的后裔叫朱舜水，注95他是著名的理学家，对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也颇有造诣。他有两千弟子，这里边当然也有南明小朝廷的残官余吏、散兵游勇，但大部分是学者，跑到日本去了，大部分在幕府里，给德川家康当私人老师，德川拿出天皇给他一年俸禄当中的一半，给他养他的两千弟子。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朱舜水给德川讲了一个道理。说我们三万万的汉族，被一个区区40多万的小民族就是我们满族啊给打败了，你们大和民族要吸取我们汉人的教训。另外你们也要励精图治，将来你们也可以打到中原去，就给他说这个。而且把理学的“理”“气”的观念和“心学”的“心”“诚”的观念给了德川，德川以后就以朱舜水为精神领袖培养出一个水户学派，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诚”，忠诚的“诚”，和“勇”放在一起，加上中国唐以后传入日本的禅宗中“禅”“静”等观念，变成为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主要就是尊王攘夷，就把幕府的地位压下来，抬高天皇的地位。这是为了什么？统一日本，统一日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准备力量，经朝鲜半岛过对马海峡进入朝鲜，再入东北，再到中原。所以以后的丰臣秀吉、德川家族给天皇写的信都是，我们的战略就是先过对马海峡拿下朝鲜，通过朝鲜到达东北，从东北逐鹿中原，天皇的首都应该在北京。史料都有。前年我到日本访问，我参观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游泳的游，就义的就，这个馆举办了一个“明治维新130周年纪念展”，从中可见日本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和右翼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展览中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史料都有。但是日本人始终没有能完整地提出这个观点。我在日本有一次讲学，我提出这个观点，人家非常赞同，说你的观点戳到军国主义理论的根子上了，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理论。但是我说我是很理性的学者，我理性地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看游就馆，包括靖国神社的建社，每一个馆的名字都有出处，“游就馆”是荀子《劝学篇》里头的一句话，叫“君子游必就义”。我们后来有句成语叫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就义就是这个意思，君子要以义为榜样，宁可死，也要跟好人在一起。日本文化继承了很多我们中国的那些很纯正的东西。边疆民族史，特别东北亚民族史没人敢碰，因为涉及朝鲜、日本、蒙古、满族几个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后来想得特别系统。比如我爷爷给我讲，过去我们家里有个甲胄，我记得特清楚，我们是镶黄旗，都是镶边的黄色盔甲。它外边是布的，绫罗绸缎，然后里边是一层甲片，很小的，黑铁，用金属编在一起的，最里边是一层鹿皮。老头就跟我讲，说为什么用鹿皮，铁东西跟身体一磨身上就出血，有鹿皮作为内衬，就跟我们穿西装要穿衬衣一样。鹿皮是哪儿来的？都是日本和台湾。当时我就不明白，他跟我讲这个，我就觉得好玩儿。后来到台湾访问讲学，我也出去采访，我突然发现了，台湾有个鹿港，日本有个鹿儿岛，我就看了一下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海外贸易史，我发现很有意思，明朝和清朝打仗，大量的鹿皮来自台湾和日本，两宗大的贸易当中重大的货物。日本的鹿皮也很好，日本鹿皮的贸易是通过东北，通过朝鲜，台湾的鹿皮贸易是通过郑氏家族的海盗集团过来的。一下子就把当时我爷爷讲的那些小片段都串起来了。非常非常有意思。Elliott：东北的鹿皮也不少，为什么……旗：也许是鹿种不一样。那时候鹿皮是大宗。我小时候见过那个东西，里头是带铁片的，然后一层是鹿皮内衬。后来我不知道我爷爷把它给谁了，现在家里还有一套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阅兵大甲胄，里衬也是用的鹿皮。类似这种，好多民俗有些片断实际是保留了历史整段的信息。定：这句话有道理。有时候很容易就会把一些片段给放过了。旗：因为我们历史大量是靠信史，所谓信史一个是流传典籍，当然都是正史了，大部分都是那些个胜利者写的，后朝修史往往是否定前朝的多，刻意回避的多。其二是靠挖掘，但是挖掘出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历史研究往往都是靠那些基础的很小的一部分材料和胜利者的正史传下来的，往往有大量没有进入历史主流的东西，曾经是过去的历史主流被埋没了。所以大姐，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我们被打败过，跑到边疆以后，蛰伏，然后回来一趟，不行了，又回去了，到了清朝又回来了。我潜意识当中就感到我们这个满族不是突然一下子爆发的，肯定有相当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附录一淑绀：《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访谈者按]淑绀是毓旗之女，历史学硕士。参加工作后一直发奋用功，治史亦颇有心得。数年之前，她在参加我与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刘小萌教授合办的海峡两岸满学研习营的时候，就曾针对其父这篇口述做过多方考证，引起研习营诸多参与者的好评。此次本书出版，我遂邀她将所作考证中的一部分写成文章，她欣然同意，撰成这篇短文交付于我，文章虽然不长，文字也略显稚嫩，但搜求爬梳，广征博引，用力甚勤，特将其文附录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 1.弥勒州所在地我父亲说太爷爷告诉他巴尔堪征讨吴三桂一会儿死在了广西弥勒县，一会儿又说是在云南弥勒县，弄得我一头雾水。查当代县志，了解到弥勒县清朝为弥勒州，属云南广西府，今为云南省弥勒县注96。《大清一统志》记载：“弥勒县在州城西九十里，明属广西府，本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为县。”注97这样弄清楚了原来阵亡地点是云南广西府的弥勒州。2.巴尔堪阵亡的地点和时间《清史稿》仅记巴尔堪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九月广东韶州莲花山中流矢，十九年(1680年)八月创发，之后于行军途中死于广西：“(康熙)十九年八月，喇布(济度第二子，简亲王)师次广西，上命以巴尔堪从。病作，语固山额真额赫纳等曰：‘吾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也。’遂卒于军。”注98《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喇布传》载：八月，移驻南宁。十月，诏选所部付大将军赉塔进攻云南。注99《清史稿》中《喇布传》亦有相同记载注100。进军云南的时间是从八月到十月，因此巴尔堪应该是在十九年九月至十月左右死在了由南宁到云南昆明的半路上，位于广西和云南交界的弥勒州。又，《功绩表传·巴尔堪传》中记载：“十六年(1677年)九月，剿贼韶州莲花山陷阵，中创，裹创力战，大破贼。十九年八月，简亲王统师广西，上诏王进征，时宜以巴尔堪总统营务，俾立功自效。十月创发，自度不能痊，语都统阿赫纳、副都统干都海曰‘吾为宗室，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卒年四十有四，丧还，上命大臣宗室辉塞往奠。”注101但是《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的横格宗谱上记载的巴尔堪阵亡时间却与传记略有出入：“巴尔堪，显祖宣皇帝曾孙，和硕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十九年八月卒于军，复原封。”注102那么《巴尔堪传》与同一书《横格宗谱》记录的死亡时间哪一个更准确呢？翻检《爱新觉罗宗谱》丁册：“(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崇德二年(1637年)丁丑闰四月二十五日丑时生……康熙十九年庚申十月十一日寅时卒于军，年四十四岁。”注103原来巴尔堪死于康熙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总之，太爷说的时间地点应该是确实无误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就已经死了，此时喇布和巴尔堪军队应该与吴三桂孙吴世璠的军队作战注104。巴尔堪的儿子巴赛也是战死的，父亲说他在雍正年间打噶尔丹死在新疆腾格里海。《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巴赛传》记为与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淖尔(和通呼尔哈诺尔、和通泊)交战时死在哈尔哈纳河附近注105(《查弼纳传》作哈尔噶纳河注106)。对此我有些疑惑。《蒙古族通史》中考证出确切地点在和通淖尔。注107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注108，在今新疆阿勒泰北与蒙古边界地区。和通淖尔其实是一个小湖，和通是蒙语中的链之意，淖尔就是蒙语中的湖，合起来就是链状的湖。而腾格里海即蒙语天湖之意应该是指大湖的，太爷可能将淖尔与海弄错了。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巴赛战死的地点在和通淖尔附近。巴尔堪和巴赛本未被封为亲王，只是后代辈出了亲王后被追封的。注109附录二淑绀提供的家族谱系图 五、守坟的“四品宗室” ——金秀珍、金竹青、金恒德口述[访谈者按]清朝皇族在清中叶以后就已明显分化，清朝覆亡之后，王公地位一落千丈，有钱的跑到天津，更多的则沦于贫困。北京的西北角，也就是靠近西直门城根儿的地方，由于房价远较城内便宜，很多贫穷宗室与八旗子弟便迁居到城墙根儿下，这里人烟稀少、房屋简陋、环境肮脏，日久成为贫困旗人的聚居地，遂有“穷西北套”之称。北城之谓“贫”，这是因素之一。这些没有爵位的爱新觉罗子弟，在清朝被称之为闲散宗室，到乾隆朝时为他们的面子起见，又赐给他们每人一个“四品顶戴”的空衔(犯罪者除外)，于是又被称为四品宗室，但实际上的待遇，却比一般的八旗马甲高不了多少，如遇婚丧嫁娶、意外变故，或者食指浩繁，也会如普通旗兵一样陷入贫困境地。注110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的生活更是陷入绝境。这组口述与前面几组不同的是，几名被访者都是一家人，分别是四品宗室毓珍的妻子、妹妹和女儿，她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这个康熙皇帝的直系后裔、“一出生就是四品宗室”的一家两代人几十年来艰辛惨淡的生活。在本书中，这可能是一组最接近于“女性视角”的访谈了，不仅因为三位被访者都是女性，还因为在她们的讲述中，相当细腻地再现了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她们生活中琐琐碎碎的平庸、磕磕绊绊的烦恼，以及当生计濒临绝境时的挣扎，还有更重要的，是旗人男子所不及的坚忍。毓珍的家计，主要就是靠他长年离家在外当保姆的母亲和做挑活的妻子支撑的，他妹妹老大出嫁，之后也挑起了一家的生计。在旗人家庭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我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提到过这点。《爱新觉罗宗谱》中毓珍家族支脉一览：(一)金秀珍口述时间：2000年1月15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佟鸿举注113、金恒德(金秀珍之女)[访谈者按]金秀珍原名董秀敏，嫁到爱新觉罗家之后即改夫姓为金，名秀珍。与爱新觉罗家族结婚的女性大都如此。1999年秋，《北京晨报》刊登一条消息，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拆房时，在校园里发现了一通乾隆朝的石碑，当时碑身和驮碑的赑屃已经分离，但碑身文字保存完好，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注114这通碑以及住在石碑附近的弘晌后人也由此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一时间探访此碑者络绎不绝。这并不是新发现，因为此碑的拓片早在数十年前就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注115而我在转过年的年初专程踏访此碑，是因为在后来有关此碑的陆欧美黄色电影免费学系学生也多来旁听，挤满了一讲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历史的，已颇多知道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也日见增加，与我当时在北大开课时情形，显然有甚大的不同了。四此刻要来讲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兹事体大，殊非一小时之讲演所能叙述。不得已，我想约略扼要举出几点来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国政府组织中极特殊的，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地划开。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诸葛武侯《出师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自秦迄清，大体说来，政府均设有宰相。最低限度说，在明以前是显然有宰相的。明代废宰相，但仍有内廷与外朝之分别。其间细节虽有变动，但大体制则沿袭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职官”，或称官职。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我们此刻称“君权”“相权”云云，实由西方观念来。实际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中国史有职官制，君亦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乌得有西方人之所谓君权专制。在中国，权在职之内，非有权始有职。此层分辨极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畅为发挥。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来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中国传统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论食货，即指经济制度言。次章论选举，但实际则由汉代察举下逮唐代之科举考试。可见考试由察举来。察举之目的在甄拔贤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职，处理政事。但察举非由民选，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试。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选举旧名，则因选举制度原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制度虽变，用意则一。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因政府用意，总在公开察举考试，选拔贤才进入仕途。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影响及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实系模仿我国而来。后来又影响到美国。但他们实只学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政党选举制度。凡属政府上层主要职位，如总统内阁首相国务院及各部首领，皆由政党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则酌采考试选拔。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等各机关，因有外国力量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却转把旧传统中的考试制度遗忘蔑弃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张仍用考试制度，设立考试院为五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国旧传统切实推行，实已名存实亡。此一制度，可说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袭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级官吏，均须公开察选以及考试，循序登进。此项制度，显然可成为现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部分。但中国人则自加忽视，今天虽有考试院之存在，而反不为我们自己所看重，这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五在中国传统政制中，上述宰相制与考试制属于政府方面。现在再略举几项制度之有关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关社会问题的，如户口调查。在我幼年时，曾听大家众口交誉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国则无。其实中国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户口调查一项。中国古书常连用“版图”两字，版字即指户籍，即从户口调查而来。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户口均有记录，其调查户口登记户籍之手续与方法，若有人肯根据史籍作为专题写一论文，虽不能系统详尽，但至少可写成十万字以上的专书。此书至少可使人知道现代世界性的户口调查，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几百年之演变。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口号，亦自中国传统政制来。今天，“自由中国”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赖此使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声誉。其实此一制度，亦是中国旧传统政制中所有。中国向来土地制度之因革演变，虽历代各有不同，而大体可谓是朝此一目标而努力。此亦是中国旧政制在现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视之一项。其次说到军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听人说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好，尤其是他们能推行全国皆兵制，而中国独否。但西方推行全国皆兵，实自普鲁士开始，为时不到两百年。而在中国则古已有之。汉代早是全国皆兵，此下历代兵制虽递有改变，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皆由兵农合一制演变而来，并可说较全民皆兵制更进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制，何尝不是日就废替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又有人说，中国从前的军阀和督军为国大害，而盛赞西方政制限定军人不干政之精美。其实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汉唐盛时莫不如此。军人统兵归来，仅有爵位勋级，地位尽高，待遇尽厚，但在政府并无实职，不能预闻操纵政事，正与近代西方政制如出一辙。此下再讲到有关经济制度方面，如汉武时代所创始的盐铁政策，即就近代观念言，亦系一种颇为进步的经济政策。西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经济制度，实肇始自德国俾斯麦。但中国在汉代远已有之，由政府来统制盐铁官卖。直到清代，中国社会从未能有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即是此项政制之绩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有节制资本一口号，其实亦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有渊源。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自由工商业即甚趋繁荣，但永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即由此故。故在中国历史上此项有关节制资本的一切制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实仍有值得注意探讨研究的价值。又如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再次讲到中国从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制度，直到现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来，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英、法等国都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们乃自罗马传统而来。但在中国，自秦以下，版图虽大，统一政府所辖范围虽广，其政制则是郡县的，不得以西方传统的帝国相比拟。但今天的中国人，事事喜欢模仿西方，因此随口常称“汉帝国”“唐帝国”云云。难道汉唐时代的中国人，除却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县便均以殖民地视之，均以帝国征服方式来统治的吗？试看汉代选举，唐代考试，对全国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对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参加政府。一应赋税法律等，亦是全国平等。此等规模，岂能与现代西方帝国之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即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呀！又如中国社会上之宗教信仰，向来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则有一套制度，对此民众信仰，有颇为开明的管制与调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仔细来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与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由开放之中，有其节制调整之用心的种种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以上只就中国传统政制，分从各方面随便举出几项，用来说明在此刻来研究中国以往传统政制，实未见与现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说过，中国传统政制，乃是贯通于中国全部历史进程中，而占有极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说来，可见研究中国史，自未见即与现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离存在了。六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七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 果没错的话，溶洞的顶部应该是最薄弱的位置。”晖儿手中的白纸上满是数字和线条。莫炎和我抬头望了下洞顶，两人都有些疑惑。行进到这里一直是平行路线，那块巨石的上升高度加上溶洞的自身高度也不过只有三十多米的样子，但从山腰到山顶至少还有几百米，这与她俩的计算相差实在太大了。S收起电脑，左右看了看我和莫炎的样子，得意道：“打打杀杀算你们强，算算画画可就不在行了吧？前面的通道是缓坡加曲线回旋结构的，走的时候不觉得，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往高处走。”晖儿笑着接道：“照哀牢山的资料，这个溶洞是在卫峰峰尖上，综合土司府的海拔、通道的长度坡度、巨石高度和溶洞高度，对比卫峰海拔高度，洞顶的厚度就很清楚了。”莫炎一脸头晕的摆了摆手：“复杂，说重点。”S眨了眨眼，指了下巨骨的位置：“那块大骨头的位置是洞里最高的，按晖儿的计算，那里的洞壁只有五米左右。”“不可能！”我和莫炎差点跳起来，承受十多米巨骨悬挂重量，五米的洞壁早就该坍塌了！S满是不以为然：“古代人缺钙咯，骨头缺钙密度小。”一句话让我有些突发奇想，随手拾起一块石头掷在了巨骨上，发出梆地一声脆响。莫炎眼中一亮，身子直蹿了过去，抬手将一团灵火没入巨骨，又奇迹般地从另一边冒了出来。我一阵暗喜，冲莫炎点了下头，两片圆盘轮锯突地飞向巨骨下端。金属声骤起，粉尘飞舞下巨骨被生生切开，不多时接近地面的部分已被轮锯截断。莫炎低头向内望了望，身子一晃，消失在了巨骨之中。一会，空洞的声响从巨骨内传出：“里面是空的，可以通上去。”余下三人挨个钻入巨骨，在手电的照射下，一根银色长索垂在其中，向上望去，莫炎的身影早已消失，这家伙的身手果然不是一般的敏捷。手拉长索，脚蹬边壁，攀爬许久，头顶终于露出了一点光亮。我急急将晖儿与S托了上去，在莫炎的拉动下一翻身跃上出口，还没立定，便觉得脚下一空，身子斜斜地倒向一边。一根银色绳索飞来，卷在腰间，莫炎一把将我拉回站稳，这才发现，我们竟是站在一棵巨大的树木上！……热水澡和咖啡的确是消除疲劳的最佳组合，如果不是莫炎那双冷眼盯着我，真想闭眼好好享受一下。门铃响起，晖儿和S一头冲进房间。或许是因为疲劳的缘故两人的脸色有些苍白，S一言不发地接上电脑，点开窗口，一副诡异的照片出现在面前，淡墨画似的青黑鬼脸勾勒在一片黄白的底色上。“山鬼巫！”莫炎斜倚的身体立即绷直，“在哪拍到的？！”晖儿看了看S，脸色愈加苍白：“就在刚才，印在S的后背上……”她俩的表情和莫炎的异状，似乎都在预示着这张鬼脸的不祥，可我在S身上却丝毫看不出任何的不妥，也没有类似虚灵的东西攀附着。莫炎沉着脸走到S面前，摊开右手，掌心弹出一撮淡色的火苗，三只碧色螳螂渐渐出现。只见他左手食指在右掌上虚画一圈，凌空一点，那三只碧色螳螂摆动刀臂互抱成一团，一混一散，立刻凝成了一只巨大的紫色螳螂。“坐着别动。”莫炎的声音充满了寒意，右手一招，紫色螳螂直扑S，倏然消失在了她的头部。S的脸上并没有什么异常，但我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根紫色的虚气飘袅地自头顶慢慢延伸，没入她的颈下。“噗！”毫无任何征兆，左胸的衣服凭空染上了一滩拳大的紫色痕迹，继而迅速淡化消失。一直安静坐在那里的S此刻才发出了一声猛咳，一股灰黑色的雾气从口里喷出，消失在空气之中。“你俩到底碰到了什么？”见莫炎回身坐下，我这才问道。S喘了几下，平静片刻，慢慢地将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们……在溶洞中，S发现匣子里的那段白骨上刻满了不规则的凹槽。凭着设计师特有的空间感，她意识到这些凹槽的分布隐藏着某些秘密，在电脑上粗略勾画了一下，便暗自有了想法。因为她和晖儿的分析计算让我们得以安全离开溶洞，这使得好胜的S并没有立即道破就里，而是私下和晖儿商议着要让我们大吃一惊。回到玉溪市的宾馆里，S从服务台要来一瓶墨水，调和了淡墨之后，均匀地涂满了那段白骨，接着在纸张上滚压，很快便印出了几个字符。晖儿则在绢画上找到了一些线索，过于平直的山脉，异于常规的落日，弯折古怪的河流加上一截斜插突兀的山梁，似乎组成了了某个汉字。在她大致解说之后，S直接手绘出了一个草图，将山脉、落日、河流、山梁按笔画拼接成了一个奇怪的汉字。上面一横，下面右边是一个“日”，左边是一个“匕”，这么古怪的汉字两人从来没有见过。几番思索之后，窗口映入的晚霞提醒了她们，落日又叫作夕阳，把“日”换作“夕”便拼成了汉字……“死”？！血红的晚霞映照下，两人对这古怪的白骨和绢画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收拾起东西准备拿到我们房间里商议。可就在S拿起白骨的时候，骨头的一端射出一团黑色的东西，虽然毫无感觉，但却直直地击中了S的左胸。在一阵惊恐之后，晖儿查看了一下S的身上，在她后心的位置发现了刚才那个青黑色的鬼脸。这下两人全傻眼了，晖儿冷静了一会之后便用相机拍下了鬼脸，和S一起忙不迭地冲到了我和莫炎的房间。莫炎叹了一声，返身从包里取出个木质小盒，从盒内拿出一瓶药粉递给S：“用筷子挑一点，和着中指的一滴血吞服。”“哦，这是驱鬼的药？”S茫然道，山鬼巫这个古怪的名字实在令人有些费解。“你中的是哈尼族的山鬼巫，如果鬼脸长出手脚就会死。”莫炎摆摆手，“紫竹螳破蛊在行，但对巫却只能靠爆体保住你。”虽然大家对莫炎的话半通不懂，但也大致明白情况：山鬼巫虽然暂时被控制住了，可S的性命依旧有危险。晖儿突然想起了什么，迅速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上面的文字图案正是S用墨汁拓印出的，可那些古怪文字是我从未见过的。“山鬼引路，活命靠树。”莫炎端详着纸上的文字道，“是古滇文。”“怎么又和古滇国扯上关系了？”脑袋开始发胀，我多少有些火，“你说的小事现在牵出来一堆怪事，这样下去还不知道会怎样呢！”莫炎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可没让她们跟来。”不近人情的一句话冲得我火冒三丈，但又没法发作，当初出发时莫炎的确不想带她们来，却拗不过我们的再三要求才勉强同意的。“快死的是我，你俩废话什么？！”S忽地站了起来，冲着莫炎道，“别管跟什么有关，先告诉我接下来该干嘛！”“山鬼巫会引路，找到活命树就有救。”“活命树？那是什么树？”“只有山鬼知道。”“山鬼怎么带路？”S一脸死不瞑目地追问道。莫炎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它会告诉你。”S跌回座椅，听鬼说话的感觉闻所未闻，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定不好受。一阵幽幽的响声传入耳中，但却不能分辨清楚，我发现S的脸色刷地白了，眼睛不断地在众人间闪动，嘴唇蠕动着想要说些什么。猛地，她抓过一旁的纸笔，快速地记录着什么，但一会又丢开，径直坐在那里发起呆来。屋内一片死寂，刚才我听到的声音一定是山鬼巫造成的，而这种区别于虚灵的东西已超出了我听风能力的范围，只有S才知道山鬼究竟说了些什么。“古滇国，金印，四牛，吊人……”晖儿捡起S丢在地上的纸张，轻声读出上面的内容。“山鬼要我去找滇王金印、四牛贮贝和吊人长矛，再按照它们的指示去做。”S幽幽的声音仿佛来自地下。“这些东西应该都在博物馆。”晖儿探询地望向我，“上次去香港旅游的时候，不是正好碰上博物馆巡展这些文物吗？”“那是假货。”莫炎不以为然地说道。“你好像对云南的一切都很了解，连国内最大的考古发现都能断言真伪？”文物巡展我和晖儿都亲眼见过，我对莫炎的武断十分怀疑。“瞎猜可没意思。”莫炎甩了一个白眼，“我本来就在云南长大的。”虽然多少有些惊讶，但对莫炎的身世我并不怎么关心，至少就目前看来他并非刻意将我们引上死路。“山鬼之前说过一个地名，这三样东西都在那里。”S好像恢复了一些，话语平静了许多，“晋宁石寨，我记得地图上标注是在玉溪附近。”“晋宁县石寨山？”我和晖儿不可思议地异口同声道。这两人的话实在匪夷所思，被莫炎说成假货的那些古物正是在石寨山的古墓里发掘出来的，记得展览当日还曾看到过那时的照片。“阳穴阴墓。”这该死的莫炎不失时机地丢了个炸弹出来，我脑袋嗡了一下。他所说的阳穴阴墓起源于战国早期，到了西汉晚期便不再被应用。这是一种镜像式墓葬风水局，先选定一处毗邻水流的山脉葬地开挖墓室，构建完工后以墓室主线为准，在水流之下挖建一个格局完全相同的墓室。墓主死亡时，选一个生辰八字与他一样的人，用葬土闷死，葬在山脉墓室，而墓主则葬在水下的墓室。山脉墓室的陪葬品是完全仿造水下墓室内的，并依照相同礼仪规格下葬。挖建墓室的工匠也在下葬时一并被杀死，尸体被溶作尸水分别浇注在两个墓穴的封口处。山脉墓室称为阳穴，水下墓室称为阴墓。墓葬风水中死者为阴，葬地为阳，这种做法是让阳穴葬者滤去葬地生气中过盛的阳气。由于两个墓室做成了镜像一般，所以阴墓葬者能够完全吸纳阳穴阴墓两个葬地的生气。这在墓葬风水中是极为苛刻阴损的做法，不但选人选地要符合条件，而且工程浩大杀人无数，因此很快就被后来的风水堪舆者所封禁了。莫炎所说的正意味着之前发掘的石寨山古墓是阳穴，里面的陪葬品自然就是复制品，真正的金印等物则应该还保留在阴墓之中。“石寨山附近就只有一个滇池。”我望了莫炎一眼，“你意思是我们做回盗墓贼，去挖阴墓。”“照别人的说法应该是这样。”莫炎的回答总是那么莫名其妙。嘀嗒的音乐声响起，S看了看手机，犹豫了下，跑到一边接听起来。莫炎的脸上始终不露声色，也不知他现在有何打算。无论我和他说什么，得到的总是肯定或否定语句，不管之前他是听谁说的墓葬局，现在我们唯一的选择便是去冒险挖掘滇池阴墓。我突然发现和莫炎来云南是个极其错误的决定。“死小林子，我忙着呢，没空多废话。”S声音高了八度，啪地挂断了手机。林岳那小子的电话打得真不是时候，之前对付穷奇的时候这家伙伤了元气，莫炎关照必须静养，所以这次云南之行他也就没跟来，现在看来倒是造化一件。“我出去准备些东西。”莫炎看了看时间，丢下一句话便自顾走出了门外。“亦凡，刚才莫炎说的阳穴阴墓是什么意思？”晖儿扶着兀自伤神的S向我问道。我大概地将其中因果缘故说了一遍，两人都被这种诡异的墓葬格局震惊不少。“山鬼要我找的东西也就是那阴墓里的陪葬品？”S问道。“应该是的，目前我也只能估计个大概。”我如实地回答道。“亦凡，那个阳穴阴墓的确很诡异，但看你刚才的脸色吃惊的应该不止是这个吧？”晖儿敏感地觉察到了我内心的担忧。“嗯……”脑中混乱的思绪略微平息了一下，我迟疑地道明了顾虑：“阳穴代表的是阳间，阴墓代表的是阴间，而且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阴间。”四、滇池阴墓“老凡，你可别糊弄我，真没啥事儿？”“有事我还不告诉你啊，别隔着几千里地在那里胡猜。”“靠，她那会的声音听着就不对劲。”“没电了，不多啰唆，我肯定把她活蹦乱跳的带回就是。”挂断通话，顺手关了手机，我冲身旁的晖儿苦笑了一下，前座的S刻意地将头偏向窗外，装作在欣赏路旁的景色。刚才的电话里，林岳操着半仙算命的口气刨根问底，搞得我只能匆忙搪塞最终关机了事，真不知道这小子伤了哪份子元气，脑子比什么时候都清楚似的。莫炎一言不发地开着车，完全不关心车里的气氛变化。他也的确神通广大，不知从哪里弄来辆越野吉普，车厢里横着两把立式双管短柄猎枪和两排子弹带。“嘎”，车子停在了市郊的一处树林里，莫炎打开车门示意大家下车，随手拎过猎枪竟丢给了S和晖儿。“是准备打几只野味作干粮吗？”我从晖儿手里拿过猎枪，入手的感觉似乎比想像的要轻。“学开枪。”莫炎一把拿过我手中的猎枪。“是教我俩怎么用枪防身？”S看了看手中的猎枪，大概明白了莫炎的用意。“这枪改装过，后座力小。”莫炎端起猎枪作了个极为标准的瞄准动作，砰地发了一枪，面前树上立刻应声掉下一只山鸡。在莫炎的指导下，晖儿和S也试着瞄准开枪，两人十枪之内也打下了两三只山鸡。虽然准头不怎么好，但至少熟悉了猎枪的基本使用。莫炎点了点头，拣起地上的山鸡，返身上车招呼大家出发。“再练两次我们的枪法肯定会更好。”刚才的射击训练似乎激发了S的情绪，她的表情也开朗了许多。“嗯，呵呵，感觉还不错。”一向文静的晖儿似乎也很激动。莫炎发动了车子：“这枪近距离不用准头的。”这话听来有些奥妙，我连忙发问，却被车子的轰鸣盖住了语声。莫炎从后视镜望我一眼，嘴角歪了歪：“猎枪可以自保。”……驶进滇池的云南民族村，莫炎熟门熟路地找到一座边缘的小屋，将车子停靠在了一边，提起枪袋领着我们走进屋内。“这会人多，晚上开工。”莫炎站在窗口望着夕阳道，“先计算一下阴墓的位置。”S打开电脑，选出滇池和石寨山的地图，晖儿则在一旁的电脑上罗列起数字来，不多会滇池地图上便标注出了一个精确的地点——那便是阴墓的封口。“阳穴离地七丈七，阴墓隔水五丈六。”我回忆着书稿的记载道，“滇池最深处是八米左右，那阴墓离地面至少有二十多米。”“进墓道的事情有我。”莫炎明白了我的意思，摆手道，“这个不必担心。”……深夜，一行四人轻装出发，自小屋潜行到了滇池边。天空中的繁星映在水面之上微微晃动着，发出一种奇异的光芒。今晚的北极星十分的耀眼，闪亮的光芒将周遭照得通亮，甚至连平日里从未见过的暗淡星辰也出现在了它的边上。按图索骥地找到了之前计算好的位置，这是滇池岸边一处凸起处，池水半壁环抱着堤岸，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蓬然生长着。夜色中，我看到莫炎的眉头似乎皱了皱，但很快便恢复了冷漠，双手轻缓地挥舞了几下，面前出现了一只庞大如象的巨兽。那巨兽像是只放大版的鬣狗，但看来却十分的温顺，莫炎呼喝声中，巨兽张开大口飞速地将我们逐一吞进了肚内。“原来是遁鬣，亏你想得出这种办法来进墓道。”我摇头对莫炎道，四人此刻正处在遁鬣的腹内，却并不觉得拥挤，透过几乎透明的躯体外界的一切尽收眼底。遁鬣，是虚灵中极为少见的一种，可以借助五行进行隐遁，速度极快，古书中曾有记载仙人乘犬日行万里指的便是它。土壤、根茎、石块、碎物不断地在眼前掠过，遁鬣的速度比车子行进还要迅速，我忽然发现，在黑暗的地下我们竟然可以完全看清周围，一旁的S和晖儿也在指点着小声评论地下景观。“遁鬣可以在黑暗中看到一切。”莫炎提醒道，“到了地方静观其变，不要乱动。”大家各自顺从地点了点头，这只神奇的虚兽就是我们潜入地下的坐乘，冒然出去并非什么明智之举。随着眼前景物的变换，莫炎发出了一阵低低的吼声，遁鬣的速度一缓，开始小心地慢行起来。耳边传过一丝难以识别的声响，我极力分辨着声响的来源，却发现S的表情开始僵直。“到地方了。”S声调怪异地说道，“山鬼要我们死着进去，活着出来。”山鬼的说法有些离谱了，死着怎么进去？我脑中迅速搜寻着可能的答案，却没有发现莫炎在一旁忙碌了起来。“啊～～”晖儿和S的叫声让我回过神来，两人身上不知怎么竟遍布着鲜血，莫炎血迹斑斑地站在一边。还没来得及反应，一堆腥味十足的东西便搂头盖脸地丢了我一身。“鸡血可以掩去生气。”莫炎手下不停地抛过几只山鸡的尸体，那些被射落的山鸡此刻已被开膛破肚，残留的鸡血在抛动中溅了众人一头一脸。我点了点头，默认了莫炎的说法，S和晖儿顺从地将身上的鸡血片片抹开，抹到脸部时两人不由都有些作 是要搞肯听他话的“国会”和“宪法”。这个“国会”就是他想出来的花样——“政治会议”，“宪法”则是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在将国会解散后，袁总统意犹未尽，下令将地方议会也一并解散。对于这条命令，各省的都督，尤其是那些军人出身的都督，都高高兴兴、漂漂亮亮地把活给干完了，毕竟谁也不想受到议会的限制。袁大总统在炒掉国会议员们的同时，也有人炒他的鱿鱼。“名流内阁”的总理熊希龄和司法总长梁启超二位同志辞职了。这两个来自进步党的人虽然协助袁大总统干掉了国民党，但他们也有底线——维护共和体制。两人眼见无力阻挡老袁与共和渐行渐远的脚步，同时也出于害怕被老袁拖下独裁专制的浑水一起完蛋的担心，于是先后向袁世凯提出辞职。“熊凤凰”熊希龄先提出辞职，态度十分坚决。袁大总统再三热切挽留，最后见自己使起来很爽的这把枪去意已决，也只好放“凤”归山。湖南才子“熊凤凰”拜相还不到半年，除了给老袁当枪使，基本上什么事都没干成。受此挫折后，熊希龄也就绝意仕途，转而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去也。这倒是他擅长的领域，他最终成为民国著名教育家和慈善家。熊希龄刚辞职，梁启超也向袁总统提出辞职：“我身体状况不佳，实在是干不动了，请允许我告老归田。”袁大总统照例热切挽留，他对梁启超说：“你也是老同志了，还是应该为建设新民国实现现代化出一份力啊。这样吧，考虑到你的身体，你就在‘全国币制局’挂个总裁的职务吧，帮忙出出主意。”梁启超不好意思拒绝，只好答应。打发了熊希龄和梁启超之后，袁大总统把内阁改为政事堂，并请来老兄弟徐世昌坐镇。其职务是几位著名的美国政界女性——奥尔布赖特、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干过的。对，就是国务卿。这个政事堂设于总统府，是总统府的下属办事机构。至于国务卿徐世昌先生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准确领会和贯彻落实领导——袁大总统的意图，搞好上传下达，兼顾起草重要文件，提出具体建议，为领导做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本是用来制衡大总统的内阁，居然成了总统府的一个下属机构，袁大总统可真是啥都敢想啥都敢干。在袁大总统的大刀阔斧之下，民国初年的共和民主气象几乎一扫而空。不过在袁大总统砍下的这几刀几斧中，最拉风、最帅气的应该是那个为他自己量身定做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帅在何处呢？其一，大总统的任期一任十年，长得过分且不说，还可连任，而且连任几次也无规定，几乎可以理解为终身制。其二，现任大总统有权推荐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只需把候选人的名字用嘉禾金简封着，密储于大总统府的金匮石室中，等大总统死了，再去开启。袁世凯搞的这套东西，其实就是雍正皇帝搞过的秘密建储。只是如此一来，袁大总统的总统之位是传妻还是传子，谁知道？难道袁大总统想搞世袭制？至此，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袁世凯都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终身制元首。削兵权通过一系列被后人疯狂诟病的行动，袁大总统终于成功地解决了个人的前途问题，实权大为增长。搞定了政治架构，袁大总统总算有空腾出手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收军权。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猛人们大都逃不过这个结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只不过有的人心黑，不把人命当回事，像朱元璋，把一起创业的兄弟们杀了了事。而有的人仁厚，像赵匡胤，用谈判解决问题，杯酒释兵权，在饭桌上软硬兼施，温柔地削掉创业元老们的兵权。结果这些人还能回家做富翁，安享晚年。好在袁大总统打算向赵匡胤学习，因此袁大总统的两位金牌打手——段祺瑞、冯国璋同志不必太紧张。袁总统第一个要收拾的目标是段祺瑞。因为他发现段祺瑞近年来实力猛长，隐隐有些不受控制。这几年，虽然内阁的新陈代谢很快，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位置始终不动如山。权欲就此在段祺瑞心中猛烈地膨胀。拉帮结派不说，军官的提升或降黜也往往由他擅自决定，所提拔的人又多是他的门生和部属，如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等，再也不征求老大哥袁世凯的意见。虽然袁大总统感受到了来自段祺瑞的强力威胁，但一时半会儿也琢磨不出什么好办法。如果粗暴地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一职撸下来，那会对不住老兄弟。如果更加粗暴地对段祺瑞的军队直接下手，那更对不起老兄弟。此时，一个日本顾问站了出来。解释一句，晚清民国时期流行“以日本为师，向日本学习”，因此有许多稍有本事的日本人都来中国淘金了。此人叫坂西利八郎，他给袁大总统出了一个主意：“大总统，你可以成立一个叫‘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机构，功能类似军机处，地位同政事堂，一文一武，比翼双飞。如此一来，大总统可以光明正大地一统陆军、海军、参谋三部军权。这样的话，陆军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到时就可以把段祺瑞安排到办事处当办事员，从武将变成文官，间接地削去所有军权。”袁世凯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当即付诸行动，并给了出主意的坂西利八郎先生相当的权力参与其中。这个日本人就此粉墨登场。袁世凯这次可看走眼了。坂西利八郎先生的真正身份是日本间谍，而且是日本驻中国的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本人可能没有什么名气，但他徒弟土肥原贤二的名字可是大名鼎鼎。这师徒二人策划了不少惊天大案，后面会细讲。反日斗士袁世凯同志不仅没能识破其真实面目，还以汉武帝时去西域扶贫的班超为原型，给这个家伙起了一个高尚的中国名——“班志超”。虽说袁世凯被日本人耍了一回，但好在陆海军统帅办事处顺利地在1914年6月成立了。接下来，袁总统把段祺瑞从湖北召回来，给他另找了一个位置：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办事员。办事员听起来是寒酸了些，其实政治地位还是挺高的，大概相当于清朝的军机大臣。为了不让段祺瑞太过失落，袁总统把一度“退隐”的王士珍也召回来做了常务办事员，相当于领班军机大臣。袁老大的难处和良苦用心，段祺瑞可没心情去领悟。他极其不爽老大的削权行为，他要用非暴力不合作来表达愤怒——不去办事处上班，就宅在家里，情绪不好的时候骂袁老大发牢骚，情绪好的时候就下围棋。据说就是这段时间，段办事员的围棋水准噌噌地猛涨。由此看来，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把威胁最大的段祺瑞拿下后，袁世凯开始想办法解决各省都督。军民分治袁大总统和他的顾问团队经过深刻思考，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不错的解决方案。袁世凯先是下令各省另设一个民政长（省长），后又把都督改为督军（省军区司令）。督军只能分管军事，不能兼任地方政府职务，也不能介入地方事务，彻底失去了行政权。所谓行政权，无非是管人、管钱、管物，谁控制了这三项以及军队，谁就有了造反的实力。但是，照袁大总统现在的搞法，有心造反的人可得好好盘算一下成功率了。总之，那些都督们的实权大为缩水。袁世凯的这个做法，说白了就是军民分治，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估计这是由于袁世凯自己玩多了军人干政，在见识到了军人干政的巨大破坏力之后，特别害怕手下的都督们也有样学样，对付他袁大总统，所以不得不提前把这种可能性消灭在萌芽之中。但袁大总统的这一做法引起了新的麻烦，因为他的北洋军核心将领大都在这支权力大幅缩水的大军之中，如老兄弟冯国璋就从江苏都督变成了江苏督军。虽然从长远来看，军民分治的决定于国于民都有利，是一件大好事，但前提是那些手握枪杆子的军官们必须为此做出一些牺牲——让出手中的权力，舍弃眼前的利益。放弃眼前的利益换取将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抉择往往是极为痛苦的。因为大部分人都宁可抱着手上的那点家当等死，也不肯为前方的那张大饼去奋斗。毕竟眼前利益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甚至摸得着的，而长远的利益却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因此，那些时刻盯着自己的利益得失，舍生取义、心怀天下只是偶尔想想的北洋军军官，尤其是以冯国璋为代表的众督军，心中开始对袁老大生出怨愤。当这些怨愤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关键时刻爆发。不过袁世凯顾不了这么多，能削掉军权就行。接下来，袁世凯从“模范团”之中挑选了一些“团员”充实到地方各省，做各督军的副官或掌实权的高级军官，制衡称霸地方的督军。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些“团员”的角色定位有点像后来国共两党的党代表或政委。简单解释一下模范团的由来。模范团本质上就是一个军官培训班，核心培训内容是思想教育，是太子爷袁克定同志的杰作，本意是帮助老爹巩固军权。走完这两步，事情还没有完，因为袁大总统还有一个方式简单粗暴但效果良好的狠招要使。袁总统设置了一个“慈善”机构“养老院”——将军府，用来安置“二次革命”结束后从全国各地被撤职的那些令他不放心的都督。从割据一方的土霸王变成“将军府”里毫无实权的顾问，没有人不觉得失落。名气很大的云南都督蔡锷也不例外，只能靠遛弯散散心中的郁闷。只是没想到这一遛就遛到了八大胡同，在那里遇到了红颜知己小凤仙，留下一段传奇……这一番连削带打后，袁总统才算罢手。第十三章“诈尸”前的宁静 “二十一条”民国三年结束的时候，袁世凯终于把权力都集中在了自己手中，好在他没有继续征服地球的欲望，就此罢手。这对黎民百姓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已过去的民国三年以及接下来的民国四年，虽局部未靖，但大局已定。所以稳定压倒一切，和谐成为主流，老百姓终于过上了有点小幸福的日子。袁大总统也很幸福。一来因为政府有钱了——政局平稳、中央集权，主要地区经济得以恢复，中央财政收支近乎平衡。袁世凯遂趁机统一币制，全国统一使用印制了他那个大脑袋头像的银元作为法定货币，这就是传说中的“袁大头”。二来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袁世凯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在他红枣加大棒的恩威并施下，俄国策动面积高达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大蒙古国”（外蒙古）独立的阴谋破产了。但袁大总统没能幸福太久，因为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国内相对太平下来之际，国际上又出事了。1914年下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盟国与协约国互殴。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属同盟国，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属协约国。袁世凯本来想趁德国和奥匈帝国在欧洲被群殴的良机，主动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混个战胜国，凭此收回德国从清政府手中租借过去的山东胶州湾，并终止两国相应的《辛丑条约》赔款。但这个想法被无良的日本人破坏了。一来日本早就看中了德国人霸占的胶州湾，不可能让中国顺利收回。二来一旦中国成为战胜国，跟其他协约国打成一片，就会影响日本对中国的控制力。因此，日本人不惜以动武为威胁，迫使袁世凯宣布中立。日本不允许中国加入协约国，自己倒是迫不及待地加入了协约国，还给袁世凯送去一句话：“别不服，我和英国在十多年前签过‘日英同盟条约’，有很好的借口参战。你把山东省黄河以南地区划出来当战区，我要和德国打架！”话音一落，日本也不等袁世凯回话，直接就在山东龙口登陆，和德国打了起来。之前说过胶州湾是德国的租借地。按照清政府和德国之前签下的条约，这一地区属于德国管理，北洋势力无法触及。所以袁大总统此时只好忍气吞声地宣布：“山东半岛潍县以东地区为日德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区，以南必须由中国管理。”实力决定一切。日本根本不正眼看中华民国政府：战场瞬息万变，哪顾得上你袁世凯划下的框框道道，必须全部由我管理。此时，英国人也出手了，英海军在山东崂山湾登陆，英日联合起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痛揍德国人。接下来，袁大总统派出中国驻日大使陆宗舆向日本抗议，要求日军撤退。日本本就是冲着山东来的，哪能理会陆宗舆的抗议，一句话就把陆宗舆顶了回去：“我和德国打架，抢的是德国的地盘，接收的是德国的资产，和你中国有什么关系？”随后，日本人直接武力西犯，占领胶济铁路，占领济南火车站。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也不含糊：抗议！我们抗议！我们强烈抗议！没等抗议结束，德国人已经被搞定，日本人随即找上门来。1915年1月18日，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接见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一通没营养的寒暄过后，日置益递给袁世凯一份文件：“我们拟了个‘二十一条’，你看看，先不要告诉别人，这是咱们两家的事。”一眼扫过后，袁世凯腾的一下站起，脸色涨红，双眼死死地盯着日本人：“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日置益不慌不忙地说：“大总统，切勿动气，此事你可先考虑几天，不过还请保守秘密！”随后施施然而退。趁袁世凯生气的间隙，让我们看一眼这份后来让袁世凯被骂得体无完肤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共五项二十一款，归纳起来其核心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一、把山东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二、在东北一部和内蒙古东部共计约九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日本具有优先于其他列强的地位——如优先向中国人购地、租地，并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三、中日平分汉冶萍公司主权。四、中国所有沿海港湾、岛屿都不能租借或让给他国。五、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顾问，中日合办警察，许多涉及外交、内政、军事的事情都要跟日本人商量了算。一句话，让中国降格成为日本的附属国。要搞清楚日本人为何突然提出如此变态的“二十一条”，还得从孙中山和同盟会过去的好朋友黑龙会讲起。黑龙会，军国主义组织，极度右倾分子的大本营，这一时期的会首是孙中山的朋友内田良平。至于黑龙会的计划，简单说来就是，在所谓的“亚洲最优秀的种族”大和民族的带领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对抗白种人，争夺世界霸权。而吃掉中国黑龙江流域，进而吃掉整个中国，正是内田良平计划中的关键一环。而现在，正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最好时机。在1909年开始之后的十年间，美国一直玩中立，而英、德、法、俄都在一个叫做“巴尔干半岛”的神奇地方较劲。此岛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汇合处，既控制着地中海和黑海的门户，也控制着通往印度洋的航路。不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然资源也极为丰富，而且岛上的国家和民族还有喜欢内斗的传统。因此，这么一处便于鱼肉的利益之所，实乃列强的必争之地，十足就是一个火药桶。果不其然，一个巴尔干半岛对面的摩洛哥问题就差点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半岛上的萨拉热窝那一枪终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火药桶烧得欧洲人完全顾不上中国。尤其是俄国，不仅面临德国的全力进攻，还要镇压让沙皇头疼的列宁领导的革命。如此看来，只要挤开美国，日本就有机会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唯一强国。所以内田良平一年前就开始筹划此事，他写了一份叫做“黑龙会备忘录”的计划，并递交到了内阁总理大隈重信手中。大隈重信很欣赏这份计划，于是便拿过来做了润色，结果就成了袁世凯看到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十分生气：“混蛋加三级！简直似以朝鲜视我！”他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不好，居然摊上了如此变态的日本人，如此变态的不平等条约。必输结局日置益一走，袁世凯就开始想办法。袁世凯深知中日实力差距，作为一名务实的政客而不是意气用事的赌徒，他决定开会解决问题，他想看看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能否拿出什么好办法。1915年1月18日夜，中南海内的大总统府灯火通明，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以及一众外交部的核心领导正在开会讨论如何解决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会议上，众人首先以“国力不足”的理由否定了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后商讨了整整一夜，才研究出了一个万般无奈的办法：谈判。但是，谈判桌己已经没有能力再抵抗了，容他今天和手下人准备一下，明天开城投降。当时叛军闻听消息后大喜，遂鸣金收兵等待受降，而李抱玉却乘机修补城池，然后派小队人马从城墙之上用绳子系到城外，悄悄绕到叛军身后，准备做奇兵偷袭叛军。做完一切准备工作后，李抱玉立即向叛军下战书，决定誓死不降，挑衅叛军：有种的就继续攻城。叛军万万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李抱玉的一封挑战书，大怒之下再次攻城。但由于情绪过于激动，他们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怎样攻城上，却忽略了身后还有李抱玉的一支奇兵，最终在前后夹击之下，攻打南城的叛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南城之围暂时缓解。在南城激烈鏖战的时候，身在中城的李光弼事实上面临着比李抱玉更大的压力，因为中城一旦失守，也就意味着整个河阳城失陷。为了有效地抵御叛军，他在叛军还没到达之前，指挥将士在城外设置了木栅，栅外又挖了深、宽各两丈的壕沟，在刚刚挖好的转天，叛军在大将周挚率领下，到达中城之外十里处安营扎寨。李光弼明白如果仅仅是打一场城池保卫战，那么尽管等叛军前来攻城，自己在城墙之上指挥士兵打退敌人的进攻就可以了。但此时叛军势盛，而且自己又缺少守城的器械，所以思虑再三，他决定开城迎战，地点就选在中城外围的低垣之内，李光弼的意图是尽量在城外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不使其靠近中城。当时李光弼派部将荔非元礼率领精兵在中城外的低垣内准备好，伺机向叛军发起冲锋，而他自己则在城东北角树起一面小红旗，进而观察整个战局的发展变化。周挚凭借兵多将广，带领叛军一直推进到城下，并同时用战车载着攻城的器具相随，不时督促士兵填埋壕沟，在城的三面各填了八条道路准备通过。叛军行进得十分顺利，这让中城内的李光弼大为恼火，他派哨兵去质问荔非元礼为什么对行进前来的叛军熟视无睹，没想到哨兵带回来的消息却是荔非元礼的反问，他的问题是李将军究竟是想主动出击，还是想据城坚守？“废话！当然是想主动出击了！”听完哨兵带回来荔非元礼的回话后，他更加急躁起来，但当他再派哨兵前去下达进攻命令的时候，城下荔非元礼的排兵布阵，却令李光弼心生钦佩之意。当叛军填好壕沟准备通过时，荔非元礼立即率领体力充沛、精神饱满的唐军从低垣内冲出，迅速向叛军发起了冲击。由于叛军所有的注意力全在脚下的壕沟之上，所以对唐军的冲锋准备不足，一时间阵形大乱，纷纷向后撤退，李抱玉带领唐军一鼓作气打退叛军，使其攻势土崩瓦解。唐军在城外获胜让李光弼大为欣喜，但也让叛军主将周挚有些心里发虚，先前攻占南城未果已经使叛军锐气受挫，现在进攻中城又遇阻，这不仅让他产生了畏难情绪，而这种情绪让周挚做出的决定就是由进攻中城改为进攻北城。于是在周挚的率领下，叛军开始向北城方向移动。叛军的动向被中城之内的李光弼全都看在眼里，于是他根据叛军的动向也同时移兵到北城，在那里继续抵御叛军的进攻。和先前进攻南城和中城相比，周挚由于信心不足，这次进攻北城组织得并不是很给力，几次进攻由于阵容不整，号令不一，所以被唐军接连打退，但李光弼对这种消耗战显然并不满意。坦白地讲，叛军由于在南城和北城消耗了不少兵力，所以现在进攻北城已经是强弩之末，在我看来这也是周挚为什么信心不足的原因所在，可是史思明已经下了死命令，捉不到李光弼绝不能撤兵，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进攻。而这一切事实上李光弼全都心中有数。几次进攻被唐军打退后，周挚开始偃旗息鼓，他需要让连日劳累的士兵休整。就是这样一个短暂的机会，被李光弼捕捉到战机，从而一举奠定河阳之战的胜利基础。在叛军停止进攻的时候，李光弼通过观察发现叛军在城外的列阵营地，有几处十分坚固，分别是大营的西北角与东南角，只要能以最快的速度端掉这两个角，那么叛军立刻就会土崩瓦解。于是，李光弼下令让部将郝廷玉率领精兵三百人突袭叛军阵营西北角，部将论惟贞率领精兵二百人突袭叛军阵营东南角。“你们必须要看我的令旗作战，如果我的令旗挥动缓慢，就任凭你们选择有利时机出战，如果我突然急速往上挥动三下，你们就要奋力向前，必须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有后退者，必斩！”在两位部将即将出战时，李光弼部向他们部署方略，然后他整装向西面向京城长安的方向跪倒，真挚地说道：“臣身为国家的三公，绝不能死于叛军之手，能否打退叛军全在此一举，万一战事不利，臣自刎于此！”言罢，他伏地叩拜三次，然后站起身来命令打开城门，让郝廷玉和论惟贞带着人马杀出城去。至此，河阳之战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在郝廷玉和论惟贞率领精兵从中城冲出去的一瞬间，李光弼在城头上将令旗高高地举起，只见他急速向上挥动了三下，城下的两位部将立即率领精兵向叛军的营地发起冲击。唐军虽然人数不多，但人人奋勇争先，不避矢石地冲锋陷阵，尤其是郝廷玉和论惟贞两位主将更是身先士卒地杀入敌营，士兵看到主将一马当先闯入敌营，更是士气大振，备受鼓舞，无不前仆后继，以一当十。周挚万万不会想到李光弼会冒险出城进攻，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唐军已经逼近本方大营不过五百米，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再从容组织抵抗，所以他临时带上守卫自己帐幕的几十名亲兵，即刻上马出营应战。由于周挚匆忙应战，致使他刚刚出营就遇到了让他棘手的一幕，唐军在冲到本方阵营后，立即兵分两路，分别向大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而去，这让周挚一时间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在他愣神儿的工夫，郝廷玉和论惟贞已经分别对叛军阵营的西北角和东南角这两处最坚固的地方，发起了闪电般的突袭。霎时间，呐喊声和兵刃相撞声震天动地，周挚由于没能及时做出决策，致使本方阵营两处最坚固的地方，被唐军一通冲击，叛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不要乱跑，听我的号令，违令者斩！”周挚在乱军之中，想努力控制局势，但无奈人心已乱，任凭他怎样高声呼喊，也无济于事。仓皇之中周挚只得带领少数亲兵，脱离本方大营，前往南城外与准备攻打南城的史思明会和。当史思明得知周挚在中城的惨败后，遂无心恋战引兵退去。至此，河阳之战宣告结束，此役唐军斩首叛军千余人，俘虏五百人，生擒叛军大将徐横玉、李秦授，并缴获战马两千匹，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大胜。李光弼在河阳中城之上看到叛军退去，不禁长抒一口气。但他知道这一切远远没有结束，史思明虽然引兵退去，但依然对洛阳是个巨大的威胁。为了扩大河阳之战的战果，李光弼于上元年（761年）二月，率军主动进攻河阳北部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思明闻讯后遂匆忙领兵前去援救，但半路中了李光弼的埋伏，被打得惨败，只得领兵撤回洛阳。从整个战局来看，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胜利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唐军与叛军的力量对比。史思明也只是解除了对河阳的包围，唐军却依然没有光复洛阳。换句话说，双方只是暂时处于一种蛰伏的状态。事实上，河阳之战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李光弼坚守住河阳城一年半后，史思明再一次卷土重来，进而由河阳之战引发的邙山之战即将开打。邙山失利河阳之战虽然以唐军的胜利而告终，但并未从根本上使整个中原战局有明显的改观，唐军主帅李光弼仍以固守河阳、相机行事为主要战略方针。而史思明在河阳吃了败仗后，则退守洛阳，休整人马，同时又准备以洛阳为根据地，进一步威逼长安，所以史思明没有就此撤出河南辖境，决定继续与身在河阳的李光弼对峙下去。不过当时谁也不曾想到双方的这种对峙局面一直持续了将近十六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曾经有人上疏李亨，说现在天下未定，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应该让军事才能极佳的郭子仪赋闲在家。李亨看完奏疏后采纳了相关意见，遂下诏起用郭子仪为河西诸镇元帅，统领禁军与诸道藩汉人马共计七万人，准备从朔方出兵直捣范阳，然后再南下进兵河北，意图在河南与李光弼前后夹击史思明。如果这个计划成行，那无疑会加速平叛的进程，让人遗憾的是就在李亨刚刚起草完诏书后，宦官鱼朝恩前来阻挠，李亨只得作罢。所以，对于李光弼而言，还要平叛重担一人担。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史思明看到李光弼坚守河阳长达一年多不出战，知道这样耗下去于己不利，遂想引诱李光弼出城决战。但无论史思明怎样挑衅，李光弼就是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史思明见没有效果后，于是心生一计，他派人前往长安散布流言，说自己的人马都是北方幽燕一带的人，现在长期背井离乡在外作战，全都厌战思归，所以目前人心不一，貌合神离。史思明释放的这种烟雾弹，是想激起唐廷高层那些目光短浅、只热衷官场斗争的人的猜忌之心，因为李光弼坚守河阳一年多之久，而叛军目前不利的状况，李光弼为什么不出战呢？那一定是想以战养战！事实证明，史思明的策略十分有效，他的流言恰恰在宦官那里找到了市场。当鱼朝恩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上报李亨说自己已经掌握叛军的内部状况，认为李光弼是故意不出战，为了尽早结束战事，皇帝陛下应该立即下诏催促李光弼尽快出战。李亨虽然对李光弼十分信任，但一年多来河南战局依然是对峙局面，也让他内心稍有不悦，所以借助鱼朝恩的这种舆论攻势，李亨趁机下诏催促李光弼全力进攻洛阳。最初李光弼在接到诏书后，给出的答复是：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皇帝陛下一连下了六道催促出战的诏书，尤其是第六封诏书上赫然写着“贻误战机必问罪”的字样，无奈之下，李光弼只得让郑陈节度使李抱玉留守河阳，自己硬着头皮领兵出城向洛阳进发。二月二十三日，李光弼在洛阳城北的邙山摆开阵势，准备与史思明叛军进行决战。一百多年前李世民曾经在这里和王世充展开过一场大战，结果唐军取得胜利。今天当李光弼站在邙山脚下遥望洛阳城时，他的心中不禁有些犹疑，前方旌旗招展，他只能默默地祈祷自己能有太宗皇帝当年的好运气。李光弼首先命令人马占据险要地势，依山扎营布阵。但部将仆固怀恩却执意要在平原地带布阵，李光弼闻讯后立即派人阻止他，并讲明如果在平原地带布阵，等于彻底将自己的劣势暴露给了叛军，以史思明的精明绝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的。很长时间以来仆固怀恩对于李光弼心中并不是那么服气，原因之一在于他的官职是朔方节度使，而起初朔方最高的军政长官是郭子仪，应该说他算是郭子仪的嫡系，可是现在李光弼取代了郭子仪，这让仆固怀恩心中很不爽。最关键的是，仆固怀恩虽然是一员武将，但他和朝廷内的宦官始终保持亲密的关系，鱼朝恩在向李亨进李光弼的谗言时，仆固怀恩为了报复李光弼，极力附和鱼朝恩。这也是李亨下定决心让李光弼必须出战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仆固怀恩准备列阵平原的做法，李光弼坚决持反对意见，甚至说出了“如果不想置我们于死地，那就请赶快改变你的做法”这样的狠话。李光弼素以治军严厉著称，这一点他和郭子仪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仆固怀恩却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主儿，所以结果就是四个字——拒不执行！由于当时诸镇节度使已经是拥兵自重，李光弼这个统帅也只是拥有名义上的指挥权，一旦有不听指挥的，李光弼还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仆固怀恩的固执让李光弼很不能接受，为此他派人多次找仆固怀恩进行交涉，却依然未果，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半日，没有丝毫进展。但就是这半日的工夫，却让精明的史思明捕捉到了战机。李光弼初到邙山之时，史思明便已经派人严密监视唐军的动向，当他得知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因为列阵的问题产生争执，从而导致唐军阵形准备不足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唐军发动了突袭。而尚未做好准备的唐军由于仓促应战，顿时阵脚大乱，溃不成军。这本来应该是李光弼熟悉的战法，但因为内讧的原因，却让史思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李光弼这次本来就是硬着头皮从河阳出来，现在又遇到突袭溃不成军，所以他并没有像先前在河阳时那么信心坚定，立刻带领人马渡过黄河退保闻喜（今山西闻喜县）。李抱玉在河阳自知孤城难守，也主动放弃河阳，奔至闻喜和李光弼会合。仅仅两天的时间，唐军接连遭遇邙山失利和被迫放弃河阳，甚至被迫放弃河南战场，这让史思明的叛军再一次恢复了先前的嚣张气焰，而且京城长安的门户潼关已经暴露在叛军眼前。肃宗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思明在取得邙山之战胜利后，即想乘胜西入潼关再占长安，他计划让儿子史朝义作为先锋军从北道进攻陕郡，自己则继续率领大军向西进军，两路人马在潼关之外会和，然后合力攻打潼关。然而就在潼关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刻，史思明的叛军内部再次发生内讧，而这一次史思明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重蹈安禄山的覆辙，最终也落得个被儿子弑杀的结局。从本性来讲，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是个生性残忍好杀的人，部下稍不如意会遭到他毒打，甚至被诛杀全族也是常事。这让他的部下人人惶恐不安。但其子史朝义却和他父亲完全相反，为人谦恭、爱惜将士，跟随其父南征北战多年，也颇有战功，所以颇得将士们的爱戴，将士多归心于他。按说史朝义这么优秀，应该是很受史思明宠爱的，但史思明却偏爱小儿子史朝清，从范阳出征之前，史思明也是怕这个心爱的儿子有所闪失，所以让其镇守范阳，而带着史朝义上路。问题的关键是，史思明不仅偏爱史朝清，而且想立史朝清为太子。但史朝义因为是长子的缘故，始终是个绊脚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很是困扰他，残忍嗜杀的史思明有时候甚至想用杀掉史朝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战事吃紧，而且找不到相关借口，所以并没有轻举妄动。但就在邙山之战后，史朝义作为先锋军向西进兵的时候，史思明终于找到了借口。三月九日，史朝义率兵进至礓子岭（今陕西陕州东），遭到唐将卫伯玉的阻击而吃了败仗，在损兵折将后史朝义被迫退守永宁（今河南洛宁）。史思明得到消息后大骂史朝义懦弱无能，难成大事，扬言要按军法处置史朝义。当然史思明这么做是有不可告人目的的，在他看来打了败仗不是件大事，关键是这件事让他找到了可以顺势除掉史朝义的机会。但史思明并不想自己的心迹被外人探查到，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故意而为之，所以他便打了个幌子下令让史朝义修筑粮库，限期一天完工。谁都看得出来这明显是在刁难史朝义，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史朝义真的是一天完工，不过只差外部抹泥。“攻克陕州，终斩此贼！”当史思明检查完粮库工程后，依然鸡蛋挑骨头般地奚落史朝义，并在离开时悄悄对身边的随从说出上边那八个字。史思明没有想到，这是他覆灭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安史之乱“行将就木”。史思明说这八个字的时候，虽然史朝义没有听到，但却很快传到了史朝义的部将骆悦、蔡文景的耳朵里，在他们看来，如果史朝义丢了性命，那么自己也将难逃一死。所以，两个人决定劝说史朝义，在如此危急时刻发起绝地反击，化被动为主动。当然，两位部将明白疏不间亲的道理，所以在见到史朝义的时候，他们并没采取单刀直入的方法，而是试探着看看史朝义是个什么态度。“怀王（史朝义）您现在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吗？”“哦？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今早圣上（史思明）和侍卫说等到攻克陕州，就会做不利于怀王的事情，您难道不知道吗？”“不知道啊！我犯了什么错误吗？”史朝义惊恐地问道。骆悦和蔡文景并没有直接回答史朝义，而是跪在地上痛哭流涕道：“看来我们和您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自古以来从没中断过废立之事，末将建议怀王召曹将军前来商议。”曹将军是史思明的贴身护卫，无论史思明走到哪里 员，德玉白为学监，凡是达赉贝子属下蒙民年满14岁至16岁的男子一律入学，所有服装、膳宿、书籍等费用，概由多尔吉负担。当时在《奉天公报》上发表过以学生名义称赞多公爷办学的事：“达旗公爷多尔吉，痛蒙民知识愚陋，文化不兴，曾在本旗王府，创设蒙汉学校，规模宏大，设备周全。所有服装、宿膳等费，概归公爷负担，生等未出分文而受新民教育，扪心自问，感激莫名。草述梗概，略表谢忱。”实际上多尔吉夫妇并非真心捐资兴学，其中隐藏着个人的打算。多尔吉鉴于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已伸入蒙古地区，叫嚣要取消蒙古王公封建制度。多尔吉怕世袭爵位化为乌有，土地一律交公，便采取了收买蒙古青年之计，以兴学为名，把自家拓垦之地及地局，每年能收1000多石粮的产权转为校产。对外扬言：以自家私产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样既可保全私产又可落得开通办学名声。可总算给属下蒙民子弟带来了学习的机会。但是劝学员温玉堂借办学从中坐收渔利；杜喜借劝学之机，到处欺骗蒙民，说什么：“公爷立学堂让蒙民子弟上学，要剃去辫子学洋人，将来得拉去当兵。”蒙民害怕子弟入学，拿钱托情求杜给留下；子弟已经入学的，听到这个消息，竟把家中仅有的一头牛，牵到学校要求换回子弟，杜喜也发了一笔横财。结果办学资金被吞掉，弄得学校不到半年就彻底垮台了。多尔吉、马淑俊带领奴仆离开北府回到北平。达赉贝子经济收入日益减少，生活消费逐渐扩大，不得已再次迁居。于1929年，从汪家胡同迁到北海后门外帽儿胡同6号——原冯国璋大总统的旧住宅。迁到新居后，达赉贝子的手谕屡下北府，可是北府的官员多不执行。当时科尔沁左翼中旗灾荒严重，人民连饭都吃不上，征收租税很难完成，穷苦蒙民，为了生活揭竿而起，反对迫租，使北府官员无法为其主子效力。达赉贝子在忧病交加的情况下，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五月初六，在北平死去。 (五)达赉贝子逝世后，关于其子多尔吉袭爵问题，首先由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备文呈请哲里木盟转请承袭，由盟转咨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政务委员会以张学良的名义，向蒙藏委员会呈文，请予袭爵。蒙藏委员会以依照前此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密呈办法”中“职官与爵号分别去留，遇有扎萨克等职官出缺，慎选该旗相当人员补授之。至前任所遗，例由后任兼袭之爵号，则无形搁置，不予承袭，其他闲散王公出缺请袭等事一概不予照准”的规定，提请行政院公决。最后亦无明文批复袭爵，人们只称多尔吉为多公爷。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东北的政治、经济、交通等命脉，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民不聊生。多尔吉在东北的经济来源也被掐断，生活日益困窘。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不为日寇效力而迁往北平。因此，由其家族温都尔王阳仓扎布出任伪满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任旗长：当时，多尔吉见阳仓扎布当了旗长，就恳求他向日本统治者乞讨，才从原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的收入中得了几万元。尽管经济来源几濒断绝，可是多尔吉依然奢侈无度，府第里仍设管事处，有管事、随从侍奉人员20多名。在生活上仍是沿用旧制，早起放鸽子为乐，吃喝极为讲究，早饭在大厅开，中午饭在偏厅开，晚饭在内宅开。各个住房里都摆设着珍贵家具，陈列着珠宝玉器。多尔吉还请来一位河南人蔡润生为两个儿子教读，月薪现大洋一百元。骆俊投其所好，极尽吹嘘，取得了多尔吉的信任，遂被任命为怀德县中公益地局局长，而大发横财。另一个侍卫李明山，从小就给多尔吉当书童，成年后，善于阿谀奉承，颇受多尔吉夫妇的信宠。骆俊见已失势，遂将蒙古丫鬟秋菊拐走，跑到伪蒙疆政府投靠补英达赖去了。李明山随后也拐走了丫鬟绿叶，奔往伪满洲国当上了警察署长。多尔吉当年的另一个书童韩秀岩也相继离去。一向被多尔吉重用的侍卫温玉堂，偷着卖掉他的很多粮食，将钱带走，不辞而别了。而北府的官员排申达、哈番、扎兰、包义达等将所剩的牛马和财物一分而散，与多尔吉断绝往来。到1940年，多尔吉的生活全靠典当来维持，在最困难时曾把他父亲达赉贝子殉葬的宝珠取出来卖掉，而且不得不从帽儿胡同迁到奉先胡同18号，不久又从这里迁到北海后门织染局9号。这里只是一座四合院，使用的仆人也只有四个人了，多尔吉为生活所迫，万般无奈，曾只身去新京(今长春)，找傀儡皇帝溥仪。溥仪念他先祖是乾隆皇帝的额驸，系属皇亲，当场封他为三等侍从官。当“诏书”颁下，他谢恩后，穿上了礼服陪班护驾时，却被日本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所发现，随即批驳了“圣旨”。说他“建国”无功，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职位，当场扒下官服，撵出宫外，多尔吉羞愤而归。他回到北平后，曾说：“溥仪皇帝是幌子，甘作东洋木偶人，中外人民笑话死，亡国封君不如狗。”从此多尔吉认清了日寇侵略者的本质，在日寇统治北平的岁月里，决不为日寇效劳。全国解放后，多尔吉先生曾为巴盟政协委员，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照耀下，他和他的儿子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道路。附录二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公世袭表注368 五、吾家曾在瀚海西策美迪口述时间：2004年5月25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策美迪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阿拉腾奥其尔在场者：策美迪之夫[访谈者按]寻找北京的清代蒙古人后裔并不容易，因为1949年以后，他们中的上层人士及子女大多数都已迁居海外，留在京城的人数本来就少，加上多年来政治上的忌讳，家庭中对旧事几乎不提一字，很多人对自己的祖先一无所知。与帕王后代有关的线索，还是毕奥南先生提供给我的。毕先生多年来热心寻访元代以来京城蒙古人的行迹，本书所作几篇蒙古人的口述，颇得益于他的帮助。帕王即帕勒塔，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乌纳恩素珠克图东路盟巴木巴尔六世孙。光绪三十四年(1898年)袭爵为亲王。他于1903年被清廷赏赐来京，任乾清门行走。注369从这篇口述可以看到，他的妻、子乃至后代从此便定居北京直至如今，这是与包家兄妹不同的又一个蒙古王公家庭的类型。帕王的故事和清末民初那段时期的蒙古族历史，丰富得足以写一部甚至多部专著，对此冯其利先生以及与我同去的阿拉腾奥其尔、毕奥南先生都是专家，但策美迪女士和她丈夫的讲述却绝不因此而重复。从他们讲述中凸显出的，是奶奶这样一个人物，只要想象一下在北京最繁华地带那曲曲折折的胡同中，居住着这样一个终生不讲汉语的、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女人，我就止不住对于北京胡同发出“深深深几许”的感慨。奶奶显然是这篇口述的主角，而策女士的丈夫将他的旗人姥姥与这位蒙古族奶奶所做的对比，虽然着墨不多，也颇给我以启发，因为还没有人这样对比过。毕奥南(以下简称毕)：我们在读书、研究的时候经常读到帕王的故事。帕王太有名了，清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满洲王爷、太后只知道哭，只有帕王、贡王几个蒙古王，叫着要和南方干一场。这段故事在正史里头写着呢，注370所以一听到有您这样一个线索，我们就特别想过来坐坐。策美迪(以下简称策)：有一个人叫冯其利，他找过我，他写过一本书，写的是在北京的十个蒙古王爷，但是这书我没见着。他找我的时候我父亲刚刚去世，我还没退休呢，我对他是绝对没提供什么，有关我爷爷的这一段还是从他那儿听来的。我觉得别人知道的都比我多。 1.爷爷和奶奶来北京策：我们家好像是光绪那会儿就到北京来了。我听我奶奶说，那会儿我爷爷是在清政府里头当什么陆军长官。他们挺早就通过俄国，俄罗斯，西伯利亚来的中国，来的北京。我不太清楚……我父亲、我大爷绝对都是在北京生的。我父亲可能也没回去过，因为他从来没提过他回过老家。定：那您父亲如果在世的话，他今年应该是多少岁？策：今年九十。现在不在了。定：那就是说他出生已经是辛亥革命之后了。策：1914年。定：你们家光绪朝的时候到北京来，那时候不是住在这儿吧？策：关于王府这一块儿的事情，我是听冯其利先生跟我说的，他说他们来的时候在太平仓，注371就是林彪住过的毛家湾，说那儿是他的王府。那里头还有一个小白楼，据说是我爷爷曾经在那儿待过。那个胡同已经不叫太平仓了。那儿现在是解放军的总后(勤部)还是总政(治部)占着呢，他当时已经跟人家谈好了，要带着我去看，但是那时候我正上着班呢，没工夫，后来他自己去了。原来我们家还有一个图，就是太平仓那房子的图，我给冯先生找了半天，没找着。定：那就是说打你记事起你们家就没在那个小白楼住过？策：毛家湾那儿我都没去过，您想我1945年出生，我不可能去过。那房子可能早就没有了。毕：我看到两个资料，一个是讲菊儿胡同有帕王府……策：菊儿胡同？那我不知道。毕：另外一个，大甜水井胡同也有帕王府，就是王府井那儿。策：我都不知道这俩……我只知道太平仓有，那可能是帕王活着的时候。要是菊儿胡同和大甜水井……我爷爷可能都不在了，你想，他去日本就没回来嘛，死在日本了。毕：学术界感到最迷惑不解的，是帕王在光绪年间，瞒着清政府悄悄去日本，上的士官学校，但是这段历史谁都不清楚……策：这个我也不知道。毕：去日本的这段，我看的是国民党编的档案，档案里头提到他在横滨还是在大阪看病，那个领事每天去看他，为啥看他呢？不放心他，那时候正好是……是不是1919年呀，外蒙正在闹泛蒙运动，布里雅特人正在搞一个大蒙古国，据说要帕王出任首脑，这只是据说，但北京政府是绝不放心，天天派领事去看他，他确实是在治病。注372策：他是肝有病，这我知道，最后说是肝腹水，我估计就是肝硬化这样的病。其实我奶奶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就告诉我是肝病。毕：看病的时候您奶奶在跟前吗？策：在，我奶奶跟着他去的日本。毕：有一个说法说您奶奶是日本人。策：不是不是。我奶奶是阿勒泰人。定：是阿勒泰的蒙古人吗？策：对。我奶奶不是帕王的原配，她算一个福晋吧。定：您奶奶是什么时候从阿勒泰过来的？策：他们是一起来的吧。毕：帕王是光绪年间来的，您奶奶不一定是那次来的。帕王后来得到过袁世凯重用，因为阿勒泰那里的好多事情需要帕王去摆平。他做过办事大臣。策：那叫什么，阿勒泰办事长官。策美迪之夫(以下简称夫)：奶奶说她的丈夫是袁世凯的尉官，我以为是上尉的尉，可是不对，抄家后送回来的大肩章，大伙儿大概都不知道吧，那起码是新疆军区司令。毕：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招抚几个高级的蒙古王公，专门设置了翊卫处吧，封了几个翊卫使，这个是制服啊。定：您奶奶嫁给您爷爷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策：没回去过，肯定没回去过。毕：应该回去过一次。1914年还是1915年帕王出任阿勒泰办事长官，是回去的。策：也没准儿是回老家那次才带来的。定：不过既然您父亲是在北京出生的，那您奶奶肯定在那之前就来了。您父亲不是1914年生的吗？毕：我想是1912年或1913年来的，阿勒泰那儿有个科布多停火线，帕王去主持的。注373策：从她平时说的话当中，我估计我奶奶的家不是太好，不是太上层的家，反正不是王爷什么的。那时我也小，没问过。阿拉腾奥其尔(以下简称奥其尔)：是当地的总管呀？策：反正不可能是穷人吧，但是不是太上层的。她是阿勒泰的，“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不是要把地主婆送回老家去？还真来了一拨学生，是哪儿的我不知道。可是从地图上一看，阿勒泰已经到边境线了，(有一部分)归苏联了，所以咱说不能回去(笑)。定：您奶奶应该比您爷爷年轻不少吧？策：应该比他小好多，据说有个敏王，也算我的一个大爷，他好像跟我奶奶大小差不多。2.姑姑和姑姑买的房子定：您奶奶跟您爷爷生了几个孩子？就您父亲一个吗？策：还有3个女儿呢。两个死了，一个是得肺结核，18岁的时候死的，还有一个就没怎么提，估计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最后就剩一个大姑妈，就是我(爷爷的)大女儿吧，她二婚嫁了一个法国领事。我对姑妈有印象。定：她二婚嫁给法国领事，那第一次呢？策：第一次我不知道。她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已经不在了。她的大儿子不是她那个法国丈夫的孩子。那会儿的法国领事馆，就是那老外交部，在东交民巷里头，现在那地方还有呢。我小时候还在法国领事馆住过，从北京解放一打炮，我们好像就上那儿住去了，住到1951年还是1952年？夫：你6岁的时候她走的嘛，1950年走的。策：反正就是那些外国领事馆全让撤的那年走的，去法国了。肯定是1949年以后。她八几年去世的。毕：您父亲去德国留学时您奶奶是跟您姑姑一起生活是吧？策：那时候我姑姑在呢。那是1945年以前的事了，所以应该是跟着我姑姑的。我觉得他们娘儿俩的生活习惯还是比较西方，也许跟着我姑妈那段生活的时间长吧。定：您小的时候，不，您父亲小的时候，在北京的生活挺好的吧？策：我觉得应该还行，“文化大革命”以前困难的时候，是我姑妈的孩子给我们寄钱寄吃的。这个房(现在住的房)就是我姑妈买给我奶奶的，这叫作王宫。当时一个德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学建筑，他设计了这么一个，里面完全是西式的，地板、天花板、木围墙。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您要是以前来过……奥其尔：从那个窗户外面看墙还是洋式的。定：房顶像是庙的形状，像宫殿。策：那种走兽、龙，房顶上有那些个玩意儿。但是我姑妈是怎么买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我1945年就是在这间屋里出生的。这间房以前没有这个隔断，这儿是连着的。奥其尔：这(房)是后来买的吧？夫：档案上写的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策：我们这房是1956年公私合营时交的。那时候我们家就三口人，三口人住这么多房子。公私合营以前是一个苏联人租的，是卖三合板的。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都码的三合板，我就知道他是卖三合板的。夫：1954年变成印度参赞住的。1956年时国家没房子，征用房子，这是我从她家里知道的。策：后来一直就是外交部征用，再后来又给了服务局，就跟城里那些大使馆似的，那些大使馆不是都归了外交人员服务局了嘛。后来我听老太太(策的奶奶)说，老太太不愿走。那时给房钱，一直给到“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以前每个月给我们36块钱还是38块钱，叫领房租，一直给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30多块钱也够我们家吃饭的了，那年月5毛钱一斤肉，应该够了。反正我记得1962年我上班时最低生活费是8块，那时发困难补助(的标准)是按人均收入不足8块。奥其尔：我听你父亲讲过，你们家是住在洋房里，这排房(现在住的)是仆人住的。策：那会儿人比较多，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觉得房子挺好的，想要回来，是以他们单位的名义去查的，要是私人去查人家还不给查呢。定：要回来了吗？策：要不回来。不是“文革产”，要是“文们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速战速决，定下来三件事。第一件，决定起义时间为1911年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为何选在八月十五？从元末以来，中国一直有句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他们选中这一天就是为了利用传言的威力，讨一个彩头。第二件，主要领导分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孙武担任副手，主抓装备和后勤业务，副手也不好当，劳心劳力还不一定讨好。第三件，安排好了作战计划。比如，战斗目标、行军路线、如何协同配合等。开完会以后，大家各归其位，联络相关人等，静待10月6日的到来。时机选得很好，责任也明确到人，对地形又再熟悉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似乎一切都向着完美的方向前进。第一个意外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发生了一宗意外，首次打破了起义前表面上的平静。几名士兵和自己的长官因为个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称“南湖炮队事件”。当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着吃饭的家伙上。但这里说的可不是锅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枪械。这几名士兵本想灭了长官泄愤，可惜长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来了数目可观的帮手，寡不敌众之下，只能逃命去也。“南湖炮队事件”惊动了瑞澄和张彪。虽说二人对此事的处理很简单，只是将那几个闹事的士兵开除军籍，并没有问责闹事士兵的相关领导，但事件的后遗症很明显——打草惊蛇，湖北新军的领导班子成员瑞澄和张彪决定为自己疏于监督管理新军的行为亡羊补牢。瑞澄和张彪先是对南湖炮队实行戒严，加强出入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开生日party等名义搞团队建设。之后瑞澄和张彪又搜缴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军的武器弹药，并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这两位仁兄的本意是给新军来个抽薪止沸，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即将把他们送上穷途末路，帮了革命党的大忙。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闹事，或许是某些嘴巴不严的革命士兵不经意间泄露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瑞澄和张彪突然下令新军换防，打了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换防，即军队换一个地方驻防。很多起义军官正好赶上换防，连总指挥蒋翊武也在换防名单中，这一下子完全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湖北这边进展不顺，共进会的湖南领导人焦达峰也在此时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原本计划配合武昌发动起义，但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十天。”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总指挥蒋翊武只好宣布将起义日期推迟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又一个意外本来以为无事了，结果又生意外。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据点，懂点化学的孙武自告奋勇，打算制造几颗超级炸弹给瑞澄尝尝。就在孙武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的爆炸事件。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主流观点。其一，肇事者是共进会核心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这小子是一个比较“二”的革命青年，事发当日，这位仁兄一边欣赏孙武制造炸弹的过程，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旁抽烟，结果不小心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其二，肇事者是孙武自己。这位兄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自己是“炸弹大王”喻培伦，结果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格导致操作不当引发爆炸。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是肯定的，确实发生了爆炸。不得不说那时的革命者确实有些无组织无纪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产。乌龙事件就这么发生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炸成了重伤。之后，军警闻声而至，好在孙武被同志们迅速转移逃过一劫。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在这个据点碰头的不少革命党包括肇事嫌疑人刘同都落网下狱。对革命党来说，同志们的被捕所造成的损失显然十分巨大。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军警从该据点查获了革命党名单！接下来，瑞澄拿着查获的名单，充分发挥了草包的本色。这位仁兄一边严禁不同营队的士兵之间互相串门、同营队士兵聚在一起说悄悄话等有造反嫌疑的行为，一边放出狠话：要按照缴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逮捕所有的革命党人，真是大手笔！事实证明，瑞澄同志只是在演戏，他抓捕完几个革命党头头之后就收手了，毕竟法不责众，抓光了革命党，他手下的新军也得散架。但令瑞澄没有想到的是，他导演的这场戏又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做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比如，一般都要搞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领导先发言，揭露敌人的罪恶，概述造反的伟大意义，并介绍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的问题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然后由士兵、群众代表补充发言，大家鼓掌表示理解。再然后宣誓出征，开打。但这还不是最好的动员，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点谣言的原因所在。瑞澄放出围剿的狠话，的确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气氛。只可惜这种自危没能让新军士气高涨，反而使众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彻底地投入革命党的怀抱。而此时，拥有了人心优势的革命党，只差一根导火索即可起义。还是意外在这关键时刻，被换防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蒋翊武及时赶回武昌，并立刻找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骨干商量对策。会议上，蒋翊武镇定地告诉众人：“大家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今晚十二点就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同志同时起义。还有，那个谁？邓玉麟同志，就是你，麻烦你跑一趟，给南湖炮队送起义命令吧。”等蒋翊武安排好一切，众人终于踏实下来，养精蓄锐，只等造反。可是，到了午夜十二点，大家期待的起义炮并未响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南湖炮队戒严，出入管制很严，等邓玉麟想尽一切办法将命令送到革命党同志手中时，时间已过十二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起义。起义计划居然流产！革命党人正在郁闷的时候，前面因爆炸案被逮捕的刘同已经叛变，毕竟打死也不说的革命同志还是少数。这小子熬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就此，蒋翊武他们所在的据点暴露了！于是，起义的炮声没等来，倒等来了搜捕的军警。身手矫健的蒋翊武侥幸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抓，凌晨便被枪决。1911年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澄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遂得意地电告朝廷请功，说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出色，智勇双全，指挥若定，成功将革命党的叛乱扑灭于萌芽状态。不过瑞澄高兴得太早了。一切都是意外1911年10月10日晚上七点多，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武昌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原来，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在得知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待那该死的起义命令，而是以枪声为号，带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义，不再拖延。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基层的革命士兵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这就是人心和信念的魔力。在绝境之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宁可战斗至最后一息，也绝不言放弃。10月10日当晚七点，轮到工程营一名叫陶启胜的排长查寝。陶排长向来责任心很强，做事一贯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他发现一个叫金兆龙的班长手持步枪而卧时，立刻怀疑金兆龙图有造反的罪恶企图，于是要缴金兆龙的枪，两人当即动起手来。就在陶排长企图扑灭革命之时，跟金兆龙住在一个寝室的同班革命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开枪结果了陶排长。陶排长挂了，估计他死也不能瞑目，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即将葬送于他这个小小排长的认真工作态度。士兵程正瀛的这一枪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至于教科书上把第一枪的功劳归于熊秉坤，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后来写国庆社论的时候，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这么说，大家自然跟风。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组织士兵发动起义的角度看，熊秉坤荣膺“第一枪”当之无愧。程正瀛的这一枪，正式宣告大清王朝即将落幕！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子弹的火花灿烂了夜空，如流星般划过沉沉长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其他等待起义枪声的革命士兵们，一听到枪声响起，就纷纷抄起家伙冲出营房，有弹药的开枪，没弹药的放火，凡敢于阻挡的人一律往死里整。前面说过，因为瑞澄扬言要大肆搜捕革命党，结果是闹得新军人人自危，现在有人带头造反，那就跟着反吧，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知不觉间，革命者的队伍之中又增加了不少人。除了人心可用，起义军还应该感谢一下楚望台。之前讲过楚望台是武器弹药库所在地，因为害怕新军起义，瑞澄和张彪将搜缴到的武器弹药存放在这里。起义军极其缺乏弹药，因此起义的第一步就是拿下楚望台以补充武器弹药。正是楚望台的存在，使得来自城内城外、四面八方，且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而避免了起义军各自为战以致被分别击破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瑞澄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革命党的好朋友。新军士兵的起义不同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行动起来，威力非同小可。果然，革命士兵很快便拿下了楚望台。拿下楚望台之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人手齐整——汇集了三千多人，还选出了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而且弹药充足。如此一来，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攻打总督府！攻占总督府，这是一场血战，因为有张彪率兵作困兽之斗。好在关键时刻，清政府湖北省最高长官瑞澄再立殊功，这位仁兄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脚底抹油率先跑路。在瑞澄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随后张彪也躲了起来改搞地下工作。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武昌落到革命军手中，武昌官府灭亡。“带头大哥”没想到一场组织如此混乱的起义，居然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个进程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一次次足够灭顶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起义误打误撞地走到胜利终点。这只能用“偶然的背后也有其必然——清朝已经无药可救”来作解释。战斗终于结束，但新麻烦来了，谁来领导大家走接下来的路？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几乎没一个在起义现场，蒋翊武在逃，孙武伤，刘复基死……至于另一名领导刘公，若是用之搞点革命经费还说得过去，若用之领导群雄，他的号召力太不够分量。驾驶“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面的“带头大哥”，船随时可能倾覆，那样的话，大家一块儿玩完。因此，找个“带头大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就在众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叫做蔡济民的下级军官站了出来，他在简单分析完当前形势之后说：“现在起义初步告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做领导，号召天下，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他省份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起义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群龙无首的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有如此的政治远见，实在是一个人才！这下简单了，能符合“名气可号召天下”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无论是名气还是立场，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很合适的人选，但问题是，他们有两个致命的短板：第一，缓不济急。孙中山远在国外逃亡，黄兴因为黄花岗起义伤了指头在香港疗伤。距离太远，时间上赶不回来。第二，受地域主义限制。有不少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我们湖北人打下来的江山，为何要让没有参与起义的外地人当头？既然如此，从湖北本地的实力派中选拔“带头大哥”，便成了当前唯一的选择。湖北省数得上号的实力派人物，首推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那就让士兵去请汤化龙过来吧。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进京在盛宣怀面前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家里生闷气——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士兵很快就找到了汤化龙。汤化龙的态度很明确：“瑞澄逃走后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受。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汤化龙的表态自然是考虑到了都督这个岗位风险太高的缘故。但他说得也有道理，秀才领兵确实不行。好在革命党还有一个备胎——黎元洪。这个黎元洪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入得了革命党的法眼？第二章水陆两栖的“带头大哥”黎元洪 苦命孩子黎元洪关于黎元洪这个人，从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上所能获得的信息大概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小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过运气好得不得了。可真相是这样的吗？黎元洪，字宋卿，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淮军下级军官家庭。别看他是军官家属，却没有大多数人活得幸福。20岁之前的他已然经历了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体验的苦难生活：自小勉强温饱，曾经沿街乞讨；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双亲无钱厚葬，还要靠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姐弟们的生活希望。幸好，苦难的经历教会了他生活，亲人的离去教给了他坚强。这是他日后能两任中华民国总统、三任副总统的关键原因。生活的压力和苦难的煎熬使得黎元洪人虽穷志却不短。日子过得是苦了些，但他凭借坚强的性格，通过勤工俭学，在25岁那年拿到了很不错的文凭——顺利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学校里，黎元洪学习成绩不错，尤其在高精尖技术课程——引擎构造学上成绩斐然，这使他得到了老师严复，以及当时也在该校任教的、北洋水师未来的头头萨镇冰的赏识。由于严复和萨镇冰在水师之中人脉很广，所以黎元洪一毕业就进入了水师，担任管轮，属于技术型的基层军官，起步不错。后来，黎元洪作为北洋水师“广甲号”战舰的一名军官，参加了甲午海战。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前提过，管带（舰长）吴敬荣的战斗意志很成问题，居然临阵脱逃。结果“广甲号”虽没有毁于日军的炮弹，却触礁自沉。黎元洪侥幸生还。作为能从黄海沉船逃得性命的人物，黎元洪的竞技天赋一定不错，若生在今天，说不定能去全运会拿个游泳奖牌。甲午战败，大部分海军军官都被革职，黎元洪也没能幸免。或许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命运终于眷顾了他一次。在事业最低谷的时候，他碰到了自己的贵人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正在编练新军“自强军”，急缺人手，于是黎元洪跟着张之洞来到了湖北。这一来，他永远告别了海军生涯。黎元洪本人科班出身，学习能力强，因此迅速得到了张之洞的欣赏，被保送去日本深造。黎元洪由此成为精通海战、陆战的水陆两栖型将领。回国后，黎元洪成为“自强军”混成协的统领，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上校旅长，是湖北新军中张彪之下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过去的不幸遭遇，黎元洪特别能够体谅底层百姓的疾苦。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待人宽厚，十分俭朴。别的军官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黎元洪从来不干这种缺德事儿，所以他在军中的人缘不错。黎元洪不仅爱护士兵，对下属够意思，也能带兵、会打仗，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战将，在军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从1905年开始，大清帝国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清军分为南、北两军展开对抗。在规模最大的第二次是对比莉·狄利亚而言，真正的战争不是关于婴儿的生命或新娘的名誉，而是关于不服从，当然，那指的是公马们在为谁能控制那些母马和马驹而厮咬。普立安牧师一方有《圣经》和历史，米斯纳一方则有《圣经》和未来。她揣摩，现在他正让这世界等着，直到理解他的角色。比莉·狄利亚把凝视的目光从米斯纳带着搜索神情的眼睛垂到新娘头上沉重的花饰，再到新郎的后颈上，当即想到她曾经喜爱过的一匹马。虽说新郎以他的名义保存着对一次赛马传奇的记忆，但是比莉的生活却因那次赛马受到伤害。鲁比初建时，K.D.所骑的那匹取胜的马“硬货”，属内森·杜波列斯所有。那次赛马过后几年，她会走路之前，内森先生曾把她举到“硬货”的光背上，她骑在马上的那副兴高采烈的模样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从那次起，差不多每隔一个月，每逢他有差事进镇，他都要卸下马鞍，用手掌扶着她的腰，让她骑在马上绕着她家旁边的校园转圈。“扶这些孩子们骑马，”他总是这样说，“这片土地需要更多的女骑手。大家都叫着要汽车，最好还是早早扶他们的孩子骑马吧！‘硬货’从来不会坑人的！”就这样骑着，直到比莉·狄利亚长到了三岁——当然还是太小，用不着穿日常的内衣，而且没人注意或在意她的皮肤碰触有节奏地运动着的动物的大片毛皮时感觉有多好。在她拼着力气用脚踝夹着“硬货”，强忍着它脊背的摩擦时，大人们都乐呵呵的，因她的快活而高兴，还把内森先生叫作倒退的黑人，说他需要学会怎么开车换挡，以便按时赶达目的地。后来有一天，是个礼拜日，内森先生骑着“硬货”大步在街上慢跑。比莉·狄利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或骑到马了，她跑到马跟前，要求把她举上去。内森先生答应她办完公事就停下来一会儿。她还穿着礼拜服，就在她家院子里等着。当看到他绕开从教堂出来的人群骑马过来时，她从院子里跑到中央大街上，在举起双手等着被抱到“硬货”的背上之前，先把礼拜日的紧身短衬裤拽了下去。之后的事情就糟透了。她被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一顿，那剂羞耻药她过了多年才明白过来。笑柄就此留了下来，而让她更没面子的，是教训她的人就是她母亲。突然之间，在那些盯着她看时感到很舒服的男孩们的眼睛里出现一股阴暗的光彩。突然之间，在女人们的眼睛里出现一种好奇的兴奋，男人们把目光转向别处。她母亲则是持久地监视。内森·杜波列斯再没有主动要她上马。“硬货”从此与她永世无缘，人们对那匹马的公开记忆都是K.D.骑着它赢得了比赛，而私下里它却是一个小女孩耻辱的容器。只有多薇·摩根太太和她姐姐索恩好心善待她——在街上拦住她，给她拉正辫子上的蝴蝶结，夸奖她在她们的菜圃中干活出色。有一次，多薇·摩根太太拦住比莉·狄利亚，想抹掉她原以为小姑娘玫瑰色嘴唇上涂着的化妆品时，满脸笑容，而且没说出一通可恨的教训话，甚至在发现她的手帕抹过之后仍然干干净净时，还道了歉。若不是有她们俩，还有安娜·弗拉德回来了，她的少女时代简直过不下去。倒不是安娜或者摩根家的两位太太让她感到了身为独生女的奇特落寞感——她们孩子不多或没有孩子，而大多数家庭自豪于有九个、十一个，甚至十五个孩子。因为阿涅特没有姐妹，只有一个哥哥，她们俩成为密友也就顺乎自然了。她知道人们把她看成疯丫头，一个从小对光屁股骑马不仅毫无疑虑而且还满心欢喜的丫头，她会在礼拜日当众扒下衬裤，为的就是寻求那份刺激。虽然是阿涅特在十四岁时就（和这个新郎）有了性关系，倒是比莉·狄利亚背上了包袱。她很快就注意到姑娘们眼睛里的警觉神色，因为她们的母亲告诫过她们不要和比莉·狄利亚沾边。实际上，她守身如玉。直到现在。由于她情不自禁地爱着一对兄弟，她的童贞没人相信还存在，也就像米斯纳牧师举着的十字架一样保持缄默了。这时牧师闭上了眼睛，下巴上的肌肉抖动了很长时间。他举着十字架，仿佛举着一把锤子，要竭力把牢，唯恐掉下来会砸到人。比莉·狄利亚巴望他能重新睁开眼睛，看好新郎，把十字架砸到他的头上。还是别啦。那会让新娘尴尬的，她好不容易赢得了这个损害过她少女名誉的丈夫。这个丈夫原先在和阿涅特有那事的前后，都曾向比莉·狄利亚提出过同样的要求。这个丈夫在阿涅特外出求学时把她忘得一干二净，追求随便哪个不足五十岁的穿裙子的人。这个丈夫让他未来的新娘怀了孕却撇下她，他明知道未婚母亲（而不是要做父亲的人）得求她的教会原宥。比莉·狄利亚曾经听说过这种事，但在鲁比，怀孕的姑娘是能够结婚的，不用理会那男孩热切与否，因为他住得离她家很近。他还会在教堂或者他所去的任何地方遇到她。但这个新郎不是如此。这个新郎让新娘吃了四年苦，之所以同意和她成婚，只是因为被另一个女人踹下了床。那一脚踹得太重了，他都不能很快地来到祭坛跟前了。比莉还清楚地记得那踢人的女人到来的那天，穿的鞋早已设计好要踢这新郎的屁股了。比莉·狄利亚对那个怪模怪样的姑娘的痛恨是本能的，而如果不是在那个寒冷的十月天和她母亲吵得不可开交之后不得不到女修道院借宿，那种痛恨也会是永久的。那天，她母亲像个男人似的打她。她先跑到安娜·弗拉德那儿。安娜正和一个送货人谈交易，要她在楼上等。比莉·狄利亚独自哭着，觉得过了足有好几个小时。她舔着开裂的嘴唇，揉着眼睛下面的青肿。在她窥见阿波罗的卡车时，就从后楼梯溜下去，趁他买苏打汽水的当儿钻进了车里。他们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阿波罗提出把她带到他家，但又无颜对他父母解释她的情况，也受不了他那十二个兄弟姐妹中任何一个的白眼。她要他带自己到女修道院外面。那是一九七三年的秋天。她在女修道院那儿看到和学到的，改变了她的一生。同意给阿涅特做伴娘是她在鲁比肯做的最后一件动感情的事了。她在丹比找到了一份工作，买下了一辆车，也许会开车到圣路易去呢，只是拿她的双重爱恋无可奈何。不管嘴里嚼没嚼烟草，斯图亚特都不是个有耐性的人。因此，连他自己都奇怪怎么会看着米斯纳的举动而心平气和。他周围的教众早已嘀嘀咕咕，还交换着眼色，可斯图亚特自信不像他们那样沉不住气。尽管没有起镇定作用的烟草嚼在嘴里，他仍然目不旁视，沉默不语。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听老爹讲过他赶了六十五英里路把需要的物资运回黑文的经历。那是一九二○年。禁酒令如今已经从州范围内扩展到全国实行了。一种叫作支原体肺炎的疾病在黑文为祸，而老爹是为数不多还能走动的人中的一个。他独自去了。骑马去的。他在洛根县买到了需要的东西，把药品捆在外衣里面，把别的供应品绑在马上。他迷了路，日落之后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他看不见，但是嗅到似乎在左边相当近的地方有一处篝火。随后，突然之间，他听到右边有呼喊声、音乐声和枪声。但他在那个方向没看见亮光。他身陷黑夜之中，两边又有看不见的陌生人，他必须决定到底是向有肉香的冒烟处骑去，还是奔音乐和枪声而去。或者哪儿也不去。篝火那边可能是取暖的强盗，而音乐可能意味着以施私刑取乐的人。他的马作出了决定，它嗅到了同类的气息，小跑着向篝火而去。老爹在那儿看到了三个索克和福克斯印第安人，他们坐在藏于一个坑洞里的篝火旁边。他下了马，把帽子拿在手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说了声“晚上好”。男人们对他表示欢迎后，听到他要去的目的地，便警告他千万别进城。他们说，妇女们在那儿用拳头打架，孩子们都喝醉了，男人们不争不吵只用火器说话，禁酒的法律根本没用。他们来是为了拯救一个家里人，在那儿已经喝了十二天了。他们已有一个人进去找他了。老爹问，那城叫什么名字？他们答说，普拉·桑格尔。城北边界处有个牌子：黑人免进。城南立着一个十字架。老爹和他们待了好几个小时，天亮之前谢过他们就离开了——往回走找到了回家的路。斯图亚特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时，想到当时他父亲独自一人走在黑夜里，右面有枪，左面是陌生人，吓得嘴都闭不上了。可是大人放声大笑，想的是别的事。“‘黑人免进’在一头，十字架在另一头，中间是不受约束的魔鬼。”斯图亚特没有弄明白。魔鬼怎么可能待在十字架附近呢？这两个标志有什么关联呢？然而，从那时起，他曾经看到过十字架吊在妓女的乳沟中，军人的十字架绵延几英里，黑人院落中火上燃烧着十字架，（这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施私刑的一种仪式。）职业杀手的上臂文着十字架。他还看见过一辆小汽车的后视镜上吊着一个十字架，满满一车的白人侮辱着鲁比的小姑娘。不管米斯纳牧师想的是什么，他是错的。一个十字架比一个支架强不到哪儿去。此时，斯图亚特用手指捋着胡子，注意到他的双胞胎兄弟正在倒换着双脚，随时准备抓住他前面的椅背，对米斯纳的行为加以制止。索恩坐在迪克身边，听到了他粗重的喘气声，明白了她的错误有多严重。她刚要触碰丈夫的手臂，告诫他别站起来，这时米斯纳终于垂下了十字架，说出婚礼的开场白。迪克向后靠坐，清了清嗓子，但伤害已经造成了。他们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那时候杰弗逊·弗利特伍德掏出一支枪对准了K.D.；那时候米努斯不得不插进去阻止斯图亚特和阿诺德之间的推推搡搡；那时候梅布尔没有给教会烘烤食品义卖会送糕点。由婚讯的宣布召来的祥和及好意如今全没了。她家的招待会将是引发问题的又一个由头，而最麻烦的是，索恩没有告诉别人，她已经铸下了邀请康妮和女修道院里的姑娘们来参加招待会的大错。由于误解了事先的警告，她就要主持鲁比前所未见的一次最大的混乱场面。她两个死去的儿子都靠在开尔文冷藏箱上，剥着西班牙花生的壳。“水池里是什么东西？”伊斯塔问她。她瞅了一眼，看见了羽毛——色彩鲜亮，但小得像鸡毛——在池子里堆成一堆。她觉得莫名其妙：她并没有宰杀任何禽类并拔毛，而且也不可能把羽毛扔在那儿啊。“我不知道。”她答道。“你得把它们收起来，妈妈。”斯考特告诉她，“那搁的不是地方，你知道。”他们俩都笑起来，吱嘎吱嘎嚼着花生仁。她回过神来，想不出什么样的鸟是那样的颜色。当成双成对的兀鹰飞过镇子上空时，她想那是梦境的含义：无论如何，这段婚姻不会改善什么。现在她相信她的两个儿子想告诉她的是别的意思：她净想颜色了，其实要点在水池。“那搁的不是地方，你知道。”她邀请的那些奇特的“羽族”不属于她家这栋宅子。当凯特·戈莱特利终于按下风琴的琴键，一对新人转过身来面对教众时，索恩哭了。部分原因是看到新娘和新郎强颜欢笑，部分原因是害怕怨恨，如今它已经漫步在去她家的路上了。人们早已注意到，摩根兄弟俩很少互相交换目光或说些什么。有人相信，这是因为他们彼此嫉妒；他们只是看起来观点一致，内心深处其实相互怨恨，这在小事情上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在对汽车的看法上：一个极力推崇雪佛兰，另一个则顽固捍卫奥兹莫比尔。其实，兄弟俩几乎在每件事上都看法一致，而且不用交谈，永远都有默契。一方就像熟悉另一方的面孔似的熟悉他的想法，只是偶尔才需要用眼神加以肯定。此时，他们站在迪克家中的不同房间里，想的却是同一件事。所幸，米斯纳迟到了，米努斯很清醒，普立安得意扬扬，而杰夫则让斯维蒂占住了。梅布尔出席婚礼之后，让她的儿媳去参加招待会。新婚夫妇中规中矩——适当地露出灿烂的笑容，不失礼仪。加里牧师——稳重又快活——是让一切顺利进行的最佳保证。他和他太太莉莉的二重唱是一绝，如果他们能让音乐开始……斯图亚特打开钢琴盖，而迪克则在客人中穿行。他走过普立安牧师身边时，对斯维蒂和杰夫点头微笑，还在普立安肩头拍了一下让他放心。在餐厅，餐桌引来啧啧赞叹，但除去儿童还没人就餐。礼品台边的喁喁私语似乎有些紧张和过度。斯图亚特等在钢琴旁，他的铁灰色头发和天真的眼睛非常协调。他周围的孩子像玛瑙般灿烂；妇女们穿着依旧很新颖的复活节服装，亮丽而恬静；男人脚上吱吱作响的新鞋像瓜子一样闪光。大家都很拘谨，过分彬彬有礼。他想，迪克大概在说服加里夫妇时遇到了麻烦。斯图亚特去取烟草，不出声地催促他的双胞胎兄弟去试试别人——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尽快开始演出，不要等到普立安借机祈祷他们回到战场上去，或者，老天保佑，杰夫开始念诵他对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愤懑不平。这么一来，普立安的下一个目标就该是K.D.了，K.D.是从来没服过兵役的。斯图亚特纳闷索恩跑哪里去了。他看见多薇正从新娘的头发上摘下面纱，他那双天真的眼睛又一次欣赏着妻子的身材。不管她穿什么——礼拜日的盛装，白色的教堂制服，甚或他的浴袍——她的娇躯都能使他满意地微笑。但这时迪克在示意他注意节目，于是斯图亚特就把欣赏多薇的目光移开，当即看到了他兄弟努力的成果。凯特走到钢琴跟前，坐了下来。她弯起手指，开始弹奏。先是一阵前奏的颤音，伴随着友好的咳嗽和预料中的低语。这时西蒙和莉莉·加里来了，哼呀哼的，考虑怎么开始。他们从三分之一处进入了《亲爱的主，牵我手》，一张张笑脸转向音乐的方向，这时他们听到了一辆老式凯迪拉克汽车的喇叭声。康妮没有来，但她的房客来了。玛维斯开着凯迪拉克，吉姬和西尼卡坐在后面，前排乘客座上是个新来的人。她们谁也没穿参加婚礼的衣裙。她们走出汽车，样子像是歌舞团的姑娘：粉红色的短裤，很暴露的上衣，半透明的裙子；涂了眼影的眼睛，没有抹唇膏；显而易见地没穿内衣，没穿长袜。耶洗别（《旧约·列王纪》中以色列王亚哈的王妃，以邪恶淫荡著称，后指荡妇或浓妆艳抹的女人。）库房里的东西全给洗劫来装扮胳膊、耳垂、脖颈、脚踝，甚至鼻翼了。玛维斯和索恩在草地上互相致意，心里都不舒服。另外两个女人漫步走进餐厅，打量着餐桌。她们说着“嗨”，还高声嚷着不知道除了柠檬水和潘趣酒外还有没有别的喝的。没有，于是她们就做些几个年轻人已经做过的事：溜出摩根家的院子，走过安娜·弗拉德的店铺来到大炉灶跟前。几个本地姑娘已经在那里聚过又撤走了，把那块领地留给了普尔家的男孩：阿波罗、布鲁德和赫斯顿。留给了西赖特家的人：小蒂莫西和斯派达。留给了迪斯特里、维因和罗约尔。米努斯也加入了他们一伙，但一直和他说话的杰夫却没来。目不暇接的新郎也没来。音乐响起时，多薇正从羊肉片上刮去肥肉。乐声中她切了自己的手指，于是嘬着伤口的血，这时奥蒂斯·雷丁尖叫着“噢唔——小姑娘……”盖过了赞美诗平和的祈求。屋里、屋外，一直到马路上，节拍和热烈的气氛都是忘乎所以的。“噢，他们正开心着呢。”普立安牧师身后一个声音悄悄说。他转过身来看，却没有找出说这句话的人，于是便继续瞅着窗外。他了解这样的女人。像孩子似的，总是想着要开心，很投入，可也总需要一点间歇。随便一抬手，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有些人谅解或宠爱她们。有些人在被她们搅得不得安宁时只是垂下眼睛一语不发。他和他妻子交换了一下目光，她便点点头，离开了窗户。她和他同样清楚，沉湎于玩乐的成年人是已然开始腐朽的明显预兆。不用多久，整个国家就会在玩具的浪潮中被冲走，因喧闹的音乐和空洞的笑声而辨不出调子。但是不会在这里。不会在鲁比。不会在普立安牧师还健在的时候。从女修道院来的姑娘们在跳舞，胳膊举过头顶甩着，千姿百态地舞动着。她们又笑又叫，只是谁也不看，只看她们自己摇摆的身躯。本地的姑娘们回头看着，不屑地哼上两声。布鲁德、阿波罗和斯派达 山东毗邻，北至津唐交界处，地跨津、冀、鲁3省市的25个区、市、县。勘探开发建设始于1964年1月，勘探开发总面积18716平方千米。注57华北油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的简称，1975年投入勘探开发，1976年华北油田会战指挥部成立，后更名为华北石油管理局。注58灵光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翠微山东部西山八大处，是八大处的第二处寺院，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公元766至779年)，因供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而闻名于世，成为中外佛教徒朝拜的中心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现由中国佛教协会派僧人管理。注59奕(1833—1898)是道光帝旻宁第六子、咸丰帝奕 撰写。呜呼！卿虽死矣，死而不朽。死事重于泰山，豪气化为长虹；享俎豆（祭祀时的两种器皿）于百世，传今名于万年。魂其归来，尚飨！”在为洪承畴举行国葬进行到一半时，崇祯突然得到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于是异常尴尬，中断了葬礼。所以不可能有派洪承畴的家仆去找尸骨的事发生。综上所述，还是《清史稿·洪承畴传》的记载最为靠谱。烈士与汉奸只有一步之遥。一生有万念，而定平生善恶者，数念而已；一生读万卷，而使平生明道者，数卷而已；一生历万事，而证平生功过者，数事而已；一生遇万人，而称平生知己者，寥寥数人而已。其中最能为一个人的人生定性的就是这寥寥数念，洪承畴的一念之差最终使自己由烈士蜕变为汉奸，文武双全的洪大帅一朝叛变，无论如何，都令人唏嘘不已。至此，松山失守，锦州失守，辽东只剩宁远孤悬于外，洪承畴降清，祖大寿降清，卢象升战死，孙承宗殉国，除了孙传庭和吴三桂，已经再没有能打的将领了，崇祯坐不住了。巨大的恐惧感笼罩着他，从未有过的心虚的感觉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他的心上蒙着一层乌云，崇祯老是感觉自己像躺在一口棺材里一样。他眉头拧在一起，脸色像铅一样阴沉。崇祯经常悲从中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的君主，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局势面前，他无能为力，只能坐看江山废弛，神州陆沉，中原板荡。此时的崇祯意识到，必须与皇太极议和了，先把东北局势稳住，收拾了中原贼寇，再收复辽东不迟，不然，两线作战继续下去只会输得更惨。于是崇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也表露出自己想议和的态度，他说：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现在那些力挺清廷的历史学家说努尔哈赤、皇太极准备一统中原的雄才大略，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占着东北三省就足可以了，昔日金国何其强大，还不是被灭了，皇太极知道这个道理，物极必反，月满则盈，水满则溢，适可而止就行了，因此同意与明朝议和。对于明朝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都同意，而上蹿下跳反对的是汉人降官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议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先削弱，再在适当时机灭亡明朝。还好，皇太极比这帮汉奸强多了，他提出，让明朝承认自己这个大清国，自己可以当明朝属国，只要明朝每年给一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国界嘛，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皇太极很有诚意，他在写给崇祯皇帝的信中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从这些条件和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虽不富裕，出这些钱绰绰有余。眼看议和就要成功，明朝就可转危为安，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国内的各路起义军，但是，出事儿了！议和的时候，明朝使臣马绍愉把与清廷议和的详情写下来，秘报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接到密报后，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陈新甲家僮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在中国文人眼里，只要跟敌国议和，那就是卖国，就是汉奸，于是群情激奋，陈新甲就成了“大汉奸”。崇祯帝得知后，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他就下诏斥责陈新甲。如果陈新甲了解崇祯的心理，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摘出，说都是自己议和，肯定保命没问题，但是，陈新甲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于是上奏说自己议和有功，想让崇祯给自己说句话。结果，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帝大怒，将陈新甲斩首。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第五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皇太极得知这次议和告吹后，大怒，率军第五次南侵，进军路线跟第四次南侵一样，一直杀到山东，在山东馆陶，清军遇到很大抵抗，守军在每个垛口都准备了钩丁两把，砍刀三把，当清兵攻城时，守军就用钩丁把爬到垛口的清兵钩住，然后用砍刀将其砍死，清军死伤惨重，没有拿下馆陶。在打山东潍县的时候，清军也遇到了很大抵抗，清军打地道战攻城，在城角挖开一个洞，城墙塌了一段，守将张尔忠当时正在生病，仍亲自抗战，城内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搬砖石堵缺口，没出嫁的女人也来助战，保家卫国之志于此可以体现，守军不断开炮击杀清军，炮弹用光后，城内百姓把自家铁锅砸了，用作炮弹之用，潍县坚守七天，清军死伤惨重，潍县没被攻陷。当然，清军在山东其他地方那就是势如破竹了，清军共俘虏三十六万汉人，还好，没搞屠杀，但清军将这些人带回了辽东，作为奴隶。此次负责组织抵抗清军的总指挥是内阁首辅周延儒，然而周延儒“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有人作诗讽刺周延儒说：“虏畏炎镐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崇祯得知真相后大怒，将周延儒赐自尽。太监在向周延儒宣读圣旨时，故意在念到“姑念一品首辅大臣”时停顿，一听到“姑念”，周延儒以为崇祯能放了自己，于是叩首谢恩，此时太监接着念，“于寓处勒令自裁”，周延儒顿时失魂落魄。两名士兵逼周延儒上吊，周延儒平日养生有道，死后尸体仍如生人，怕有不测，于是士兵将铁钉钉入周延儒的脑袋，血流满面，然后才回宫复旨。此次南侵，清军共攻陷八十八座城池，杀鲁王、乐陵王等明宗室六人，虏获牲畜三十二万头，抢走金二百二十万两，珠宝无数。有鉴于此，皇太极得意地说：“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在皇太极眼里，取北京已是探囊取物，然而历史没有给他最终入主中原的机会，而皇太极不断在华北横扫之时，中原局势也彻底糜烂。第十九章大溃败1638年李自成被打得只剩十八人，张献忠也投降于熊文灿，李自成带十八骑前往谷城来找张献忠，张献忠设宴招待，他对李自成说：“李兄何不随我归降朝廷，还风尘仆仆的奔走干吗？”李自成仰天大笑，“不可！不可！”（谈迁《国榷》卷九七）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是诈降，张献忠也知道李自成不可能屈居己下。他给了李自成一部兵马，以便日后李自成能与自己遥相呼应。由于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都被调到北方去与清军作战，张献忠再不造反就不是张献忠了，在彻底准备好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发动反叛。在投降熊文灿一年的时间里，熊文灿手下的各级官吏不断敲诈勒索张献忠，张献忠反叛后张榜公布向自己敲诈的所有官员的姓名和索贿金额、日期，他还如实指出，不勒索自己的官员只有襄阳道王瑞旃一人。张献忠的宣传攻势非常奏效，令熊文灿手下大小官员无地自容，他们再也没有理直气壮的讨贼的资格了。崇祯得知张献忠反叛的消息后大怒，将熊文灿革职（最终将他处死），以杨嗣昌取代熊文灿督师。杨嗣昌任用左良玉围剿张献忠，崇祯钦赐左良玉“平贼将军”印，左良玉得到鼓舞，异常勇悍，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数万人被打得只剩两千多。张献忠的部下扫地王、走山虎、过江龙、飞山虎、过天蟒、扒山虎、上得天、下得海等人被斩杀，各部被歼灭，关索、十反王投降。一个月后，张献忠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两千多人投降。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杨嗣昌于是令左良玉彻底歼灭张献忠，左良玉虽连战连胜，但数月的激战也使得军士疲惫，而深山老林里搜人这种费力的活自然他不愿意做，于是只是把山围起来，没有继续追剿。杨嗣昌奸佞之徒，此前卢象升在抵御皇太极第四次南侵时就是他始终在作梗，此番他上奏将左良玉免去平贼将军的官职，以贺人龙取而代之。崇祯下诏准奏。但崇祯准奏后杨嗣昌又觉得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于是又上奏崇祯建议收回成命，如此杨嗣昌把左良玉和贺人龙都得罪了。左良玉恨他夺印，贺人龙恨他说话如同放屁一样。如此，张献忠就在明军内斗中从深山老林里杀出，与罗汝才汇合。两相商议，觉得左良玉在湖北太厉害，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四川没有剿贼的经验，张献忠在四川如入无人之境，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又杀回湖北，数年征战，使得张献忠发明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战术，此战术打仗时选一人在前，叫“领头子”，部下鱼贯而进，领头子就五六个人，有进无退，退者必斩，一个领头子战死，后面补上一个，如果有三个领头子战死就鸣金收兵。除正面冲锋外还有左右翼策应，他的部下穿特制绵甲，箭镞射不穿，这是他进攻时的战法，他防御时在阵前摆三万军马，称之为三堵墙，如果前面的马要跑则杀死，后面的补上，一旦抵挡不住明军进攻，张献忠就撤退，明军便追击，此时张献忠令精兵用长枪刺明军马腿，然后再合围，结果总能战胜明军，他的实力越来越强。张献忠率军杀到襄阳城下，他选二十人穿明军服装，持从明军处缴获的兵符印信进入襄阳。二十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放火，张献忠率大部队趁势杀进来，襄阳遂为张献忠攻陷，七十多岁的襄阳王朱翊铭被押到张献忠面前，连声喊道：“求千岁爷爷饶命！”张献忠：“明明你是千岁，反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人头一用！”朱翊铭哀求道：“宫中金银财宝随便千岁爷爷拿走。”张献忠狞笑着说：“说这些有屁用！事到如今你有何办法不让我把这些宝贝搬走？只要把你杀了，杨嗣昌就会以陷藩（导致藩王被害）之罪被杀。”说罢杀了朱翊铭。（吴伟业《绥寇纪略》、张岱《石匮书后集》均记载了此段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攻陷襄阳后张献忠做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件好事，下令开仓放粮，将府库的十五万两白银分给灾民。杨嗣昌得知襄阳王的死讯，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便服毒自杀，结束了可耻的一生。杨嗣昌葬于武陵，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鞭尸，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焚尸。在张献忠于四川、湖北攻城略地之时，李自成也没闲着，一开始听说张献忠进入四川，人马很少的李自成便打算去四川投奔张献忠，结果在四川梓潼被洪承畴打得大败，逃到鱼复山（重庆奉节），史称“鱼复山受困”。李自成觉得天要灭亡自己，便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能成就帝业，你去占卜一下，如果不是吉卦，就拿我的人头向官军投降把。”刘宗敏连占三卦，居然都是吉卦，于是他决定死心塌地跟随李自成，他向李自成表决心，杀死自己的两个妻子，更恐怖的是李自成的其他部下也学刘宗敏，都杀自己的妻子来表决心。在此期间，张献忠从四川杀回湖北，李自成则趁着官军在湖北围剿张献忠、罗汝才之际进入河南。李自成入河南时只有一千人，然而河南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穷人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李自成进入河南后数以万计的农民投奔了李自成，李自成重整声威。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率军攻克洛阳，俘虏明朝宗室福王朱常洵，朱常洵之子朱由菘侥幸逃出，他就是日后中国史上最奇葩的皇帝——弘光帝，他的问题我们下册书再谈。在洛阳福王府邸，珍贵红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具被当作柴火烧，烘烤着柴火上的一口“千人锅”，沸腾的开水中除了七八只梅花鹿外，李自成下令把福王也扔进去，福王挣扎着扑腾，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在大锅周围几个围观的士兵立刻用长矛戳他的胳膊，使福王不得不惨叫着松开手，重新在沸腾的开水中“游泳”。一个小时后福王和梅花鹿被煮熟了。然后农民军一起分吃这些肉。最后李自成还单独将福王的血放出，拿鹿血和着吃，还称其为“福禄（鹿）酒”。（吴伟业《鹿樵纪闻》）攻克洛阳后，李自成进围开封，他万箭齐发，城上明军用一种特质短箭回射，这种短箭射程三百步，李自成伤亡很大。他于是下令用云梯攻城，农民军像猴子一样攀缘而上，守军用炮轰远处要杀来的农民军，用火铳打死攻城的农民军，再近了用砖头猛拍，农民军纷纷坠落而亡。李自成于是打起了地道战，他让每人手拿铁锹，在城下凿几下就退出，然后再上第二批、第三批，谁如果凿下一块砖，赏一两银子，如此一块一块竟凿开一个洞，人可在洞里藏身躲避砖头。城上守军用铁杵对准洞穴位置向下捅透，捅到洞穴后，顺着洞口往下倒滚烫的沸水，或者投下“万人敌”。“万人敌”是什么东西呢？是明军的秘密武器，重四十公斤，是大型爆炸燃烧武器，皮为泥质，在明末发明出来。此外明军还用大木头制造一种悬楼，如同碉堡，明军可从悬楼发射炮弹，使农民军无法靠近城墙根。李自成攻城两月不克，他令手下在城下挖大坑，然后灌满火药，点燃导火索，准备攻城，只听一声巨响，火星四射，浓烟漫天。但火药却倒轰过来把农民军自己轰死许多。李自成大为惊恐，又令手下用红夷大炮轰城，把城门轰塌了半边，李自成下令攻城。开封巡抚高名珩让士兵放下城门的千斤闸，许多农民军被压死在闸下，有的头破血流，有的五脏迸裂，李自成下令撤退，他用鞭子指着开封城说：“我一旦攻克开封，一定要把你们杀得鸡犬不留！”就在此时，开封守将陈永福拈弓搭箭，飕的一声正中李自成左眼，李自成从马上栽了下来，于是撤军。李自成一打开封后，陕西巡抚汪乔年下令让米脂知县边大绶刨李自成祖坟，刨他爷爷奶奶的坟墓时，发现尸体上有一条鳞甲森然的似龙非龙的东西，头长双角，遍体金光，边大绶用烧红的铁钳子向此物刺去，只听一声响，随即直冒青烟，那东西飞跃起来，有十丈高，全身黑气四射，边大绶手下的人闻到气味，立刻死了七个人，众人刀剑齐上，才把这东西打死在地。边大绶在刨第二三四个棺材时里面全是清水，水里有无数条金色鲫鱼游动，边大绶把棺材弄破，水都流出，鲫鱼都干死了。在刨其他的李氏祖坟时，还刨出癞蛤蟆和孑孓，最邪乎的是一个棺材里刨出一对白色鸟儿，口吐白雾，从棺材里飞走。汪乔年急令用乱石击打，追了一百步，白鸟被飞石击中，翅膀折断后死了。汪乔年在一个棺材里发现小兔，大如野獾，刚出土时还能蹦蹦跳跳，转眼间自己撞死了。刨到最后一个棺材是李自成的曾祖父，棺材墓门一打开无数只白蚁纷纷飞出，再刨发现有木菌两朵，木菌上大火熊熊，如燃烧的一盏铁灯。汪乔年费了好大劲才把棺材刨出，只见棺材上趴着一条飞蛇，蛇突然腾空而起，汪乔年一箭射出，正中蛇的左眼，蛇长啸一声后转眼间不知去向。汪乔年下令打开棺材，见尸首完好，脑袋上有小洞，洞上有白翳（眼角膜病变后留下的疤痕），在空气吹拂中闪耀不定。汪乔年手执铁锥把白翳刺破，只听轰的一声响，汪 分列着被称为三雍的大型皇家礼制建筑。“三雍”包括明堂、辟雍和灵台，其中明堂是宗祀帝王的“天子之庙”，辟雍是皇帝“行礼乐、宣德化”的场所，即所谓的“天子之学”，而灵台则是占星云、卜吉凶的地方，也是古代的天文观测台。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都曾被安放在这个灵台之中。王鲁湘：现在看来，灵台是貌不惊人的土堆子，可是它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徐金星：完全正确。王鲁湘：据说张衡当年在这里主持工作？徐金星：对。他曾经亲自组织、主持、参与灵台的工作，观测天象、日月星辰，进行天文研究。这个台子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原来它有两层平台，第一层平台跟地面差不多平，再上面还有第二层平台，它是四方形的，四个方面都有平台。西方面的平台有五间建筑，五间建筑后面，就是依托着灵台的夯土台，它向里面挖了一个密室。据记载，密室里面装的就是浑天仪。灵台顶上，是观测天象用的，“上平无屋”，上面是平的，没有房子，人们在上面观测。在密室里边，人就看着浑天仪。王鲁湘：浑天仪有天上的黄道。徐金星：平台上的人看天体运行，“昴星始现，昴星正中，星移斗转……”密室里就看浑天仪，刚好完全吻合。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几个人观测太阳，几个人观测月亮，几个人望天象，几个人观测星星，当然，有一个管理这一切的人，叫台丞。王鲁湘：就是气象台长。徐金星：对。这个灵台机构规模巨大，分工明确，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代表世界天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了。东汉在洛阳城定都，总共经历了196年。与早年的辉煌相比，东汉后期皇室衰微，朝纲败坏，民怨四起。并州牧董卓此时趁机作乱，挟持汉献帝，自为相国，权倾朝野。他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还胡作非为，放纵西凉士兵冲入民宅，强掠财物，奸淫妇女。洛阳城中民不聊生。公元190年，各路军阀纷纷起兵，联合讨董。董卓于虎牢关大败，决定逃往长安。临行前，他下令将洛阳的宫殿、宗庙、官府、民宅尽皆焚毁，又让大将吕布掘开帝侯公卿的陵冢，盗取墓中珍宝。可怜昔日赫赫东汉帝都，顷刻间化为一片焦土。然而，汉魏洛阳城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一个董卓而结束，相反，一座更大更恢宏的洛阳城即将在这片废墟上巍然立起，继续书写它惊世的沧桑。三、魏晋风骨 切想帮助这里的孩子们。唯一的问题是，朱莉安不太懂得打理自己…………迈尔斯渐渐习惯跟你相处了。卡尔10岁，只跟卡伦1说话。爱丽丝8岁，相当害羞。迈尔斯对你暴露她的存在令她十分紧张。她不想别人打扰。霍尔顿的信如下：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大家都参加上次的治疗了——包括安，她已有19年不曾出现。那次谈话多少让大家有了希望。我担心你仍不太了解我们的系统，我很乐意把最新状况告诉你。克莱尔需要立即的关注，因为她开始想起受虐待的往事了。她对自己必须把痛苦丢给迈尔斯感到内疚。迈尔斯喜欢痛苦…………以下是目前仍在这个系统内活动的人的姓名与年龄：克莱尔（7岁），卡伦2（21岁），迈尔斯（8岁），卡尔（10岁），爱丽丝（8岁），西德尼（5岁），朱莉安（15岁），卡伦博（2岁），卡伦1（10岁），凯瑟琳（34岁），卡伦3（30岁），霍尔顿（我，34岁），安（16岁）。我会继续确保卡伦定期去你的办公室。虽然帮助她复原并不容易，但大家都很高兴有你帮助我们。霍尔顿全部的人格都出现了吗？看完信，我仔细数了一下，截至目前，连同卡伦在内共有13个独立人格。我翻阅卡伦几个月前给我的信，当时只有11个——包括叫“坏脾气”的那个，还有朱莉跟桑迪，但霍尔顿完全没提到他们。如果把他们3个算进去，那就是16个了。卡伦体内是否还会组成或重组新人格？或者只是单纯显现出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有两项任务：照顾接受治疗的那个卡伦（无论是哪一个），并且从这些人格身上进一步了解卡伦的内在世界。这些信确实颇有助益。卡伦的分身们似乎急切地想让我快点认识他们。1994年8月17日，我们再次进行催眠治疗。待卡伦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我立刻询问有没有人想出来跟我说话。卡伦的肩膀突然往上拱，两腿蜷向一侧，用眼角余光瞟我；这是个颇为幼小、女孩子气的姿势。她说她叫克莱尔，然后开始告诉我她以前在殡仪馆（邻居家）的遭遇。她被带过去之后，有人把她绑在不锈钢工作台上。她吓坏了。那里有3个人，每个人手上都拿着金属棍。然后克莱尔就昏过去了……她要我帮她挡住那些坏人，不要让他们接近她。两天后，我收到迈尔斯的来信，信里继续描述克莱尔的遭遇。亲爱的贝尔医生：又是我，但你大概不想听我说话吧。我想告诉你克莱尔没办法说完的事。克莱尔被绑在工作台以后，那3个男人拿电棒凌辱她，她叫他们住手可是他们把她电昏了。我很生气，于是就跑出来尖叫，结果他们用灰色胶布封住我的嘴。他们一直说我喜欢这样。假如我摇头表示我不喜欢，他们就电我，假如我点头表示感觉很好，他们会放过我——但也只给我一分钟。那3个人把我们电昏以后，卡尔出来了。这些人把卡尔放进棺材，盖上盖子。我不知道我们在里头待了多久。过了一阵子，我们听见外面有人在说话，我出来听他们在说什么。原来是有人在找我们。我用力敲打棺材盖，卡伦她妈妈打开盖子，我让卡伦出来。她妈妈惊讶地说：“你还活着！你重生了！真高兴看到你。可是你为什么躲在棺材里？你不是在帮爷爷漆客厅吗？”你会因为这件事讨厌我们吗？迈尔斯某次治疗结束后，卡伦递给我3封信，其中一封来自迈尔斯。卡伦离去后，我打开他的信，他向我描述一场名为“午夜圣体”的仪式。亲爱的贝尔医生：昨天晚上我们去参加“午夜圣体”仪式。在仪式上，女孩子必须切掉一样东西，像乳头或一片耳朵之类的。霍尔顿不相信，他说这些人已经不在了。我不相信霍尔顿，因为他们还在那个工厂里。他们在叫我们，我听见他们的声音。这里的其他人都听不见。我该怎么阻止他们？他们会来抓我、杀掉我们。我会抵抗，但其他人怎么办？你觉得他们会来抓我吗？我很害怕，可是我没告诉其他人，因为他们认为我天不怕地不怕。假如他们知道我会害怕，以后就没有人会喜欢我了。迈尔斯我该拿这封信怎么办？迈尔斯告诉我这么恐怖的事，我该如何看待它？这是真的吗？或者只是一场噩梦？迈尔斯相信真有其事，所以我不能不处理。我决定等待，不主动询问，看看往后是否有人会主动提出来。再见到卡伦时，我提到那几封信，并建议她接受催眠治疗，看看其他人是否有话要告诉我。第一个现身的是西德尼。卡伦闭上眼睛，有好一阵子，她脸上完全没有表情。然后她睁开眼，靠上椅背坐好，微微扬起头，形成一特殊角度，斜着眼睛，怀疑地看着我。她迅速观察四周，仿佛初次到访。“我喜欢我们在药店的工作，”她说。卡伦——或者说西德尼——说话速度很快，视线在屋内游走。“我拿了好几样以前没拿过的东西，玩具啊什么的，不过凯瑟琳都会把它们放回去。我偷了一串超级球，放进卡伦皮包里。詹姆斯和莎拉真的很喜欢超级球。我知道我不该偷东西，但是卡伦的爸爸逼我偷。因为偷窃，我必须接受处罚，所以我偶尔也偷拿一些可以割伤自己的东西，比方说指甲锉刀。药店真是个好地方。”西德尼侃侃而谈，但在我听来，他是个毫无自制力、凡事任性而为的小男孩。我不想多作批评，故只说了“小偷必须割伤自己作为惩罚？”他再次确认，但我却在他心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我的提问不带轻蔑，意在告诉他我不认为他的行为有其必要或有何特别之处。这会让他开始思考。我向西德尼道谢，感谢他出来跟我说话，然后请他退回去，看看是否有别人想发言。卡伦闭上眼睛，西德尼的表情消失了。这令我大感惊讶：在不同身份转换之间，卡伦的改变清楚分明——她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下一个出现的是迈尔斯。卡伦稍稍坐直，两眼依旧紧闭，她皱起眉头，声音粗哑。“我也喜欢工作，”迈尔斯说，“工作时我可以当老大。”“全都由你负责吗？”我再次确认。“是啊，我喜欢聊天。如果客人不排队，我也会警告他们。”显然迈尔斯喜欢找机会感觉自己的重要性，我必须好好运用这个特质。我想跟卡伦的所有内在人格建立合作关系，而迈尔斯无疑相当重要：因为他似乎是伤害卡伦的主要几个人格之一（还有西德尼，但西德尼占的比例少一点）。假如他们能视我为值得信任、有分量的人物，或许我能对他们自我毁灭的行为产生正面影响。闲谈几分钟后，我谢过迈尔斯，请他退回，再次询问有没有人想跟我说话。卡伦微微放松，闭上眼睛，表情转为空白。过了一会儿，她的身体突然软下来，变小，缩成小孩儿样。克莱尔对我微笑，两眼闪闪发亮。她说她喜欢看贺卡、香水和珠宝首饰。克莱尔有女性的一面！这是好事。卡伦几乎不容许自己拥有女性的习惯与喜好：她的衣着单调无趣，经常披头散发，也不化妆。我一度担心卡伦的成长过程完全受限，无法表现女性特质，幸好克莱尔仍保有这些特质。这表示，假以时日，卡伦也会重新找回这部分的自我。最后现身的是朱莉安。卡伦阖上眼，表情空白，然后突然挺直腰杆，双臂夹紧于身体两侧，好像在防备什么似的。她两眼大睁，表示有相当恐怖的事要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不该说，但是，既然卡伦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或许她说出来不会有危险，我也会帮忙保护她。她似乎颇为安心。朱莉安描述“午夜圣体”仪式给我听，大概讲了10分钟。这仪式听来像某种巫术。他们将她绑起来，切下她身上的一小块肉。参与这项仪式的人数众多。卡伦首次参加时，年约4岁。他们割她的手臂、她的脸或耳朵，切下一点皮肤或取几滴血，有时则是头发、睫毛、眉毛。等卡伦（与众分身）年纪稍长，他们会割她的胸部……这时卡伦身上的“男孩”会出现——因为受创的是“女孩”，故男性人格感觉不到疼痛。事后，卡伦的双亲会责骂她，表示这全都是她自己在睡梦中干的好事。结束催眠治疗前，我告诉卡伦，她将不会记得催眠过程中的任何谈话——为了保护卡伦，她体内的其他人格多年来始终不让她知道这些故事。我不确定卡伦能不能消化如此不堪的过去，不确定她会不会因而伤害自己。既然前途未卜、状况不明，我决定继续等待。一星期后，我仍反复思量该如何跟卡伦讨论“午夜圣体”仪式。这时卡伦突然造访。她看起来既羞怯又难为情。“我又自残了，”说完，她扭过头去，感觉十分屈辱。显然她又开始伤害自己了。但是用什么方式？受伤至何种程度？“你是怎么弄伤自己的？”我问，“我必须知道你可能是怎么受伤的，”我等她回答。卡伦拱起眉毛，开始哭泣。“我不太记得了——那时候身体不是我的。但我想我可能把衣架拆开，把尖端刺进身体里。”她看起来好像快吐了。“你流血了吗？”“嗯。”“现在还在流吗？”“没有了。”“当时你感觉得到痛吗？”我继续追问。“嗯。”“现在呢？还痛吗？”“一点点，没有之前那么痛了。”“假如你用力按肚子，会痛吗？”我问。“不会，不怎么痛。”我试图借着这一串问题确认她是否弄伤阴道，如果阴道受伤——无论刺穿阴道壁或腹膜——极可能引发腹腔感染。我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听起来似乎伤得不重——至少就生理层面而言。现在我必须找出心理层面的问题。卡伦对事发经过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催眠是唯一的办法。进入催眠状态后，卡伦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双眼紧闭。“我想切掉女生的部分！”“他”说，脸庞因恐惧而显得冷酷无情。他是迈尔斯，我想，这次伤害应该是他造成的。“卡伦的妈妈一直讲卡伦爸爸的事，我很怕他会回来伤害我们。我打算把卡伦的女生部分通通切掉，这样她就不会再受到伤害了。要不是霍尔顿阻止我，我早就成功了。”迈尔斯倒回椅背，依旧紧闭双眼，紧咬牙关。“现在我只要我们全部死掉。”迈尔斯认识我，我们聊过几次，同时他也能意识到其他人格对我的尊重，这让我拥有某种我希望能派上用场的权威与影响力。“迈尔斯，”我和善但坚定地说，“卡伦的爸爸已经死了。他再也不会伤害你，你也不再需要害怕。你不需要想办法躲避他的威胁。”迈尔斯没搭腔，认真思索。他很挣扎，双眼仍闭得紧紧的。“你确定吗？”他问道。“我百分之百确定，迈尔斯。”“那，好吧，”他说。他还在努力消化信息，我看见他脸上挣扎的表情。然后他开始放松，宽慰弥漫整个身体。“他再也不会伤害我们了？”“不会了。”我停顿几秒，观察迈尔斯是否完完全全接受这个事实。他让步了。“所以，你不再需要切割卡伦的身体了。你了解吗？迈尔斯？”“我了解了。”第二部分身第11章圣诞礼物卡伦一只手包着绷带，用吊带吊着，走进我的办公室。她面带愁容，眼神充满畏惧。她迅速瞥了我一眼，态度消沉而疏离。“怎么了？”我警觉地问道，“是你先生打伤的吗？”“不是，”她一边流泪一边颤抖，“药店被抢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店里。”“但是你怎么会受伤？”卡伦盯着地板，摇摇头，“我不记得了。”“其他人出来了？”我问。“大概吧。我告诉警察，是劫匪把我打伤的，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发现有个妇人想偷药，她手上有刀，接下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催眠找出答案。”现在卡伦已相当适应催眠程序。她窝进椅子，调整姿势，闭上眼睛。我念起熟悉的台词，帮助她放松并深深进入内在，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直到她进入那个安全小窝里。待她准备好，我请她走出小窝，看看外头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她究竟是怎么受伤的。没多久，卡伦挺直背脊，两眼紧闭，绷着一张脸，声音也比平常更为低沉、强硬。“是我做的，”她说。“迈尔斯吗？”“对。”“你做了什么？”“我打她。”“你打那名劫匪？”“对。她亮出小刀，想捅我们。卡伦很害怕，所以我就出来了。我才不怕呢。我不怕受伤。”“所以你做了什么？”“我一拳打在她脸上。她摇摇晃晃往后退了几步，然后拿刀扑向我。我举起手臂挡开，所以才被割伤。然后我又揍她，骂她，诅咒她，她就逃走了。我好好教训了她一顿。”迈尔斯坐回去，脸上挂着微笑。这一切令我吃惊。“好精彩呀，”我说，“你真勇敢。”“噢，我只是不喜欢有人在我当班的时候偷东西。”“还好，你的伤势不严重。”“这没什么。”“可是，万一她杀了你，那该怎么办？”“这样我们就会死掉啊，跟我希望的一样。”“是这样啊。”道别迈尔斯后，我引导卡伦回到小房间，再回到我的办公室，结束催眠。她四顾张望，光线令她眯起眼睛。“看样子是你的分身挺身对抗歹徒，”我说。“我想也是，”卡伦响应。“考虑到你的安全，我实在不确定你适不适合继续在药店工作，”我说，“昨晚的事件有可能再度发生，情况说不定更糟糕，而你根本无从防备。”卡伦想了想，缓缓点头。离去前，她似乎突然想起什么，连忙拿出3封信交给我。这信分别来自迈尔斯、凯瑟琳和克莱尔。一听见她关门的声音，我立刻展信阅读。克莱尔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可以跟你住吗？我会很乖的。每个人都好伤心。我想一直睡下去，永远都不要起来。西德尼也是。我们好累好累。凯瑟琳一直叫我们要有信心。你有信心吗？可以分给我一点吗？卡伦博老是哭个不停。她怕迈尔斯会伤害我们。你可不可以叫迈尔斯不要这么坏？迈尔斯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请你告诉卡伦她妈，叫她走开，她惹得我好烦，害我好想杀死大家。她不知道她让我们有多痛苦。有时候我真的好生气，好想把我们的事告诉她，但凯瑟琳和霍尔顿不让我说。我再也受不了她了。她一直假装我们有完美的童年，假装卡伦很快乐。这不是真的。我们变得支离破碎，我好害怕你会扔下我们不管。假如我出现在你的办公室，你会不会生气？我有好多话想说，可是我不能说。虽然卡伦渐渐能了解我的想法，但她还是没办法用我的话说出来。迈尔斯凯瑟琳则写道：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好痛苦。我们需要你的帮忙。你明白我们的状况吗？我们越来越无力，大部分的人都起了自杀念头。我们的沟通一直受到伤害，干扰太多了。我们尽力维持现状，但如果卡伦失去求生意志，我们根本一筹莫展。她有好多烦恼，需要把烦恼说出来，但也只有她觉得无助，又不愿说出来。我觉得她不能再抗拒，她必须让我们出来跟你说话。另外，卡伦也没有听从你的嘱咐按时服药。我们很担心，也都希望这种无力感只是暂时的。你诚挚的凯瑟琳这几封信明显透露卡伦体内的人格各有各的痛苦和烦恼，状况有些混乱，但其中几个人似乎想找我帮忙，也想告诉我更多内情。1994年11月底，严冬的脚步逐渐逼近。卡伦走进诊所，她微拱着背，感觉像个不情愿上门认错的孩子。两天前，她打电话告诉我，她肚子发胀，一阵痛，一阵不痛，但她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这会儿她看起来似乎还在闹肚子疼。她痛苦地坐下来，扭过头去不看我，一脸屈辱的表情。“你看起来很苦恼，”我说，“愿意告诉我吗？”我靠向椅背，暗示卡伦我愿意等。卡伦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她看也不看我便径自缓缓掀开上衣。随着衣摆越拉越高，肚子上的数十道割痕逐渐呈现在我眼前。卡伦紧咬下唇，哭了起来。“我明白了，”我轻声说，“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卡伦无助地耸耸肩膀。显然她压根儿不晓得这些伤口是怎么来的。她放下衣摆。“这是你肚子痛的原因吗？”她再度耸肩却同时摇头，仍然不愿看我。照这样看来，我想找的答案可能不在眼前这位卡伦身上。“眼前似乎有好几个重要问题同时发生，”我说，“我想，你内在的其他人格也许知道些什么，可能帮得上忙。我们可以试着问问看吗？”卡伦点头，闭上眼睛。我们立刻展开催眠。“嗨。”“嗨。你是谁？”我问。“是我。”“迈尔斯？”“唉。”“你可以告诉我卡伦碰上什么麻烦了吗？”“不是我做的。”“你没做什么？ 由充足的那些内容。他大胆应对说，关键的问题是冯铨曾党附魏忠贤。然而就这一点讲，龚鼎孳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位安徽诗人不仅生活不检，而且还曾称臣于李自成。冯铨当然是在场的，他立即反唇相讥，指责龚鼎孳曾降于大顺流贼，接受了李自成的北城御史之职。摄政王问龚鼎孳这是否属实，龚鼎孳承认说是，但又补充说：“岂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太宗。”多尔衮干脆就把唐朝那位著名的政治家撇在一边，他告诉龚鼎孳说：“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鼎孳自行不正，何得侈口论人？”于是就断然地驳回了对冯铨的指责，冯铨任职如故。 满汉两头政治冯铨一直坚持严格按照资历来排定各大学士的班位，试图以儒家官僚政治的规范来消除满汉之别。早在1646年，他就上奏朝廷，说多尔衮宠命赐他与满洲为婚，使他万分荣幸，得以附籍于满洲编民之末，受“敬客”之尊。现在，他还有一个恳求：辗转悚惧，特恳改列范文程、刚林后。如以新旧为次，并当列祁充格、宁完我之后。这年在排定会考官名次时，多尔衮下令范文程位于满洲大学士刚林之下，宁完我之上。满洲大学士祁充格则按资历位于宁完我之下。多尔衮宣称：“天下一统，满汉自无分别。”当然，尽管多尔衮这样宣称，满汉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例如，在京城各官衙，满官的地位总是比汉官为高：满洲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前，而汉族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后。满官还可以随时从文职改为武职，或从武职改为文职，而汉官却不能这样，除非是汉军旗人。满官如有过失可免官，但本秩不变，汉官则没有这种特权。当满汉官员同时除授某职时，例如某部设尚书两员时，官印总是由满官掌管。并且，遣祀郊庙，亦俱用满官。简单地用官僚阶层的次序和等级，并不能完全取消征服者的特权。不过汉官在都察院六科那些旧机构中正越来越占优势。在明朝，六科掌官吏考评之事。汉官如果不是在争取更多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在想方设法赢得更多的平等。1646年，尽管遭到许多满官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名夏仍尽力恢复了三年一度的官吏考绩制度。陈名夏还力图取得多尔衮的支持，反对满官在上朝时贵族式的傲慢。例如，上早朝时，当满、汉官员的马车在宫门口碰到时，满人马夫总是随便将汉人推到一边，让他们的主人先进门。如果汉族仆人坚持自己的主人按朝礼应该先进门的话，满人马夫就常常会挥鞭劈头打去，吓退对方。当陈名夏提醒多尔衮注意这种现象时，摄政王遂命满人和汉人都必须礼让，明确禁止满官用这种方式来滥用他们作为征服者的特权。这样，满洲摄政王与他的汉族顾问都从朝廷人际关系的礼仪化中获益匪浅，它开始以儒教的排场来取代较为平等的军营伴侣关系，以及部落贵族对文职官员的随意蔑视。多尔衮并不仅仅与汉人归附者一起控制这个新型的满汉政府。尤其是在新政府建立的最初几年里，这样做虽然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是不明智的。1647年，他的兄弟多铎取代济尔哈朗辅政，成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多尔衮对努尔哈赤的三个孙子博洛、尼堪和满达海也颇为倚重，而他们又是多尔衮本人的拥护者。1644年，这三人被晋封为亲王，成为多尔衮监视其他满洲将领的代理人。事实上，1644年以后，几乎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多尔衮都派其中一人随行监军。多尔衮的另一名重要军事支持者是武拜，他对满洲贵族的军事阴谋也是一个牵制。武拜统帅四旗前卫，从1637年到1645年参加了所有重大的战役。1646年以后，除范文程外，多尔衮在北京的主要私人顾问好像是谭泰，他是努尔哈赤手下残忍的将领杨古利的堂兄弟。还有两个精通满汉文学的满洲贵族刚林和祁充格，也是多尔衮的亲密助手。刚林是瓜尔佳部落人氏，世居苏完，隶满洲正黄旗。他起初掌翻译汉文，直文馆，1636年，授国史院大学士。那年就是刚林呈上了一篇重要奏疏，主张建立一个正规等级的官僚政治体制。清人占领北京后，他于1644年接待左懋第来使，多次主持会试，并受命编纂努尔哈赤及明朝后期实录。祁充格是满人娴习文史的又一个例证，所以，他在某种程序上悉心于用汉族的组织形式来加强文官政治。祁充格出身乌苏氏，最初被努尔哈赤选令掌书记。他1631年第一个上疏，请立六部。新政府建立后，他任礼部尚书。他不仅出任文职，1634年后，还被授牛录额真，率旗兵从多尔衮伐明。不过，清政府在北京一建立，他就成了内三院的要员。1645年，除宏文馆大学士，主持会试，并与刚林一道编纂努尔哈赤实录。因此，多尔衮把那些不能托付汉官的事务，都委派给了他们。显然，多尔衮认识到利用汉族归附者十分重要，但这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如此而已。这一认识在他日常会见内三院臣僚的记载中经常反映出来。多尔衮在一则论及汉官报告的准确性的口谕中说：“这用的满洲人，予一一皆知。若是汉人，其贤不肖，予皆不晓”。不管怎么说，多尔衮的眼光总是充满着一种权术意识。大批被推荐授官的降清汉人的结局，都是像冯铨那样被劾罢，受指责为腐化或滥用职权。然而，即使多尔衮在对其大学士们谈到这一点时，总是很快补充说：“应选之官，未必皆好，譬如矮子里选将军，就不好的也少不的要去”。结果是，一旦一名官员应选除授过内院之职，多尔衮就感到已经了解这个人了，就宁愿选任他，而不是其他的外人。“（杨方兴）此官做得如何？”1645年7月22日，在一次这样的廷议中，谈到一名上奏的官员，他问大学士们。“极好”，大学士们答道。多尔衮赞许这一回答，说：“他是从内院出去的，予也知道他。”当然，多尔衮可以有充分理由怀疑某些汉族归附者在政治上是否可靠。在身居高位的汉族归附者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太多了：他们要么像刘泽清一样既降复叛，要么像洪承畴那样被怀疑为与南方的复明分子勾勾搭搭。1648年反清力量中兴期间情形尤其如此，当时连钱谦益都受到怀疑，被控告暗中帮助一个名叫黄毓琪的反清分子，钱谦益因此最终被捕，在南京受审。钱谦益那时已66岁，他在审判官前竭力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且深受朝廷大恩。与此同时，江南总督马国柱为他向皇上求情，说：谦益以内院大臣，归老山林，子侄三人新列科目，荣幸已极，必不丧心负恩。朝廷最后做出了有利于钱谦益的决定，宣称没什么证据表明他曾与黄毓琪有过接触。1648年钱谦益出狱，回家来到爱妾柳氏身边。柳氏后来帮助他编辑了一本明朝女诗人的诗选，并且陪伴他读经念佛，深究佛理。在此后的16年里，钱谦益作为评论家、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声望极高，著书22种，其内容从佛教的形而上学直到唐朝的景教，五花八门。然而，他却一直没法完全摆脱晚节不忠之嫌，在复明分子眼中他是卑躬屈膝的降清者，而在清人看来他又是一名变节分子。1664年，钱谦益终于撒手西去，时年82岁。他的遗孀柳氏一年前就已许愿削发为尼，钱谦益死后不久，她就发现镇上的人都试图利用他在政治上的不清白，来霸占他的家业。柳氏不胜羞愤，自杀身亡。据说她的阴魂不散，在钱宅出没100多年，直到18世纪一个县官将这所房屋改为庙宇为止。纵然多尔衮猜疑像钱谦益这样的归附者，特别是如果他们与江南士绅有密切交往的话；但他也充分地认识到，不应让这种猜疑来妨碍自己尽可能地利用这些人，以增强他自己的势力和权威。如果其他满洲亲王对汉族归附者表示极端的不信任，那么在大多数时间内，多尔衮总是以这些人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反过来，他也利用这些人，以及辽东旧臣和他的满洲臣僚，越来越摆出一个真正君王的排场，而不仅仅是一个摄政王。因而，像济尔哈朗或豪格等其他最重要的满洲亲王，一直对他们的被冷落心怀不满，强烈反对多尔衮在北京扶植自己势力的所作所为。1648年春，随着先是济尔哈朗，继而是豪格的受劾，局势的这种不安宁完全公开化了。指控亲王1648年3月27日，济尔哈朗因被指控犯有种种罪行，上堂受审。对他的指控有府第逾制，以及随顺治帝从盛京移驾北京时违弃旧例等等。其中最严重的是说他在顺治移驾时阴谋拥立豪格。济尔哈朗因此被降为郡王。3月29日，豪格本人也受到弹劾。至少在多尔衮看来，事情很清楚，一个试图拥立豪格为帝的重大阴谋已经形成了，事实上有一个立誓支持豪格的贵族联盟，其中包括苏尼等人，甚至还有多尔衮的谋臣谭泰。上述指控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得到了证实：豪格鼓励对自己的拥立，并曾公开反对过多尔衮。于是豪格议罪当死，多尔衮开恩，改为监禁，令他在狱中自尽。不过谭泰却未受处罚。1648年他受命指挥江西的清军，与何洛会一起征服江西金声桓领导的起义。1649年，因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1650年，任吏部尚书。多尔衮在逼死豪格、贬谪济尔哈朗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与当时10岁的顺治皇帝福临平起平坐。早在1648年，多尔衮在朝见时就不再向顺治跪拜了。第二年冬天，他又将自己的头衔改为“皇父摄政王”。他以父辈及摄政王的地位凌驾于皇帝，是以其超过其他所有满洲贵族的军权作为后盾的。他除了统帅自己的正白旗外，还接管了原属皇太极的正蓝旗。1649年4月，多尔衮的兄弟多铎逝世。多尔衮乘机夺得了多铎镶白旗的指挥权，从而控制了满洲八旗中的三旗，而福临本人亲自统率的则只有正黄、镶黄两旗。多铎的去世也给多尔衮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采取措施制止他哥哥阿济格的野心膨胀。阿济格当时43岁。他曾统率多尔衮和多铎的正白旗、镶白旗中几个牛录。1644年，他进位英亲王，为靖远大将军，出师陕北，攻李自成军。当多铎被派往南京去平定江南时，阿济格则另率大军，到湖北追击大顺军残部。他在湖北接受了左梦庚的投降，并因骁勇善战而颇受赞誉。后因过早误报李自成死讯，被召回北京。不过，到1648年，他再度受命率大军出征，到大同讨伐喀尔喀部。如上所述，他的出师激起了姜瓖的叛乱。姜瓖叛乱虽立即被阿济格所遏制，但实际镇压叛军还要等待多尔衮本人的到来，多尔衮亲自指挥了大同的围攻战。正当此时，传来了多铎在北京染上天花一命呜呼的消息，阿济格决定向多尔衮要求升官。他派武拜到多尔衮营帐去，为自己提出晋封事宜。阿济格的申辩首先是关于误报李自成死讯一事，为自己洗刷名声。他并不直接摆出这个问题，而是向多尔衮指出，作为一个将领，多铎也并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例如，他在潼关打败李自成而未能全歼其众。他在1646年追赶蒙古苏尼特部到茂海、图拉河时，也没能完全击溃他们。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误，多铎还是在1647年受命辅政。现在既然多铎死了，难道他阿济格不应当成为辅政吗？他毕竟是太祖之子、当今皇上之叔。为什么多尔衮不能命他为“叔王”，以族其功呢？多尔衮让武拜带去的回信，表明了他对此颇感震惊。回信说：多铎薨逝未久，阿济格却竟然已经在诽谤他的战绩，好像多铎实际所做的一切——破流寇，克西安，平定江南、浙江，追腾机思，败喀尔喀部，都无足轻重。阿济格显属妄为越分，多尔衮不会用这种人。他简短地说：“自请为叔王，大不合理。”阿济格不为多尔衮的拒绝所惧，又提出请求，说对姜瓖的攻剿既已胜券在握，请允许他在北京修建一座府第。当时，多尔衮正因允许满洲诸王广起府第而遭到反对，因为这既提高了诸王的身份来与多尔衮自己平分秋色，又不免使人联想起朱明王朝公侯们的炫耀排场。明朝灭亡之前，公卿王侯一直是民众的沉重负担。所以多尔衮决定不仅要作为一个兄弟戒责阿济格，而且要乘这个时机惩罚他。他决心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当众严惩阿济格。自进京以来，多尔衮就蓄意试图使议政王大臣会议转变成一个议事而不决断的咨询机构。正如太宗通过使固山额真成为当然的成员，来削弱八贝勒作为集体会议的作用，多尔衮也用增加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等人的办法，来促进这一转变。议政王大臣会议不是起着遏制多尔衮个人权力膨胀的作用（这一膨胀的权力来自受其摄政地位摆布的皇帝），反过来它倒成了一个法庭，多尔衮可以在此安排传讯，痛责其他敢于与他一争高低的权势显赫的贵族。这一次，倒霉的是他自己的兄弟。于是，多尔衮现在对阿济格请求的回答，就是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列数阿济格以往的罪状：他是如何在大同擅自将所有文武官员升官一级，并在别处随心所欲地贬谪官员；他是如何不从军令，攻打了浑源（大同东南约60公里处的一座城市）；他是如何与瓦克达密谋结党，并屡屡向其赠送财物。这末一条是最为严重的，因为它有力地暗示了阿济格在力图取得瓦克达及其兄弟满达海（他们是代善之子，与阿济格一起在攻剿姜瓖）的支持，阴谋反对多尔衮。于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当废阿济格王位，将其幕僚全部革职，并籍没瓦克达家产。不过多尔衮只要能做到宽恕阿济格，同时禁其参预部务及交接汉官就心满意足了。禁止阿济格交接汉官，是为了防止他在满洲核心集团之外与汉官结党营私。文人关系网的重建多尔衮在凌驾于其他亲王之时，对他的汉族谋臣大加提携。例如，陈名夏的地位就更加显赫，其影响也更大了。1646年陈名夏父亲去世，依制当回乡守丧，而多尔衮却认为陈名夏留任北京极为重要，命其“夺情”任事。两年后，1648年，多尔衮初设六部汉人尚书，即授陈名夏吏部尚书，与满洲尚书谭泰平级。随着多尔衮本人对“亡明陋习”态度趋于缓和，随着汉官出任大臣的现象日趋普遍，旧的关系网和联盟开始调整。乡试主考官之职日益由南方文人充任。1646年，18名考官中除一人外都是北方人；1648年，20名考官中已有六人来自南方。几年后这一变化更为显著。1651年，考官中有近一半是南方人，1654年，2/3的乡试考官出身南方（见下表）。南方人的复出在会试中表现得更明显。1646年，殿试一甲三人来自山东、直隶（河北）和顺天府；1647年的一甲三人则已均出身江南（见下表）。而1649年殿试揭榜时，中了状元的刘子壮原来是复社成员，另有24名及第者也是复社的人。乡试主考官表7年六月十二日，是徽宗赵佶的第九个儿子。靖康元年时他十九周岁。他是一个异类，和赵佶其他的三十个儿子相比，从出身到性情，从能力到胆略，都独一无二。怎么说呢，这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由他的妈妈决定的。他的妈妈姓韦，宋朝官方史书里说她是开封人，这不对，她本是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她的一生都在改动之中，为了宋朝的荣誉，官方史书里不仅修改了她的祖籍地，更改动了她的出生时间，让她的一生都笼罩在一层光线诡谲的薄雾里。韦氏的家很穷，她和她的姐姐给人当婢女，主人很有名，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水运仪象台的发明者之一苏颂。苏颂在政治上也很出色，曾经是宋哲宗时代的宰相。这位苏大人家大业大婢女众多，于是关起门来，就像一个微缩版的宋徽宗一样。在宋朝，主人拥有婢女的一切，苏颂把韦氏姐妹都揽入房中，这是很正常的，不是罪恶。只是轮到韦妹妹时，他遇到了困难。史书里特别指出了那个夜晚发生的事，“初携登颂榻，通夕遗溺不已。”没办法，韦妹妹一整晚都在上厕所，让苏颂无可奈何。苏颂深感失败，他感叹了一句，说此女必贵。之后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再召唤韦妹妹，直到韦姐姐年岁大了，到开封城的一座道观里出家。韦妹妹跟着姐姐一起，来到了皇帝居住的开封京都。在这里，命运找到了她。宋神宗死得早，没来得及给儿子娶妻。宋哲宗身为长兄，关爱着所有弟弟。他决定在开封京城附近选二十个处女，分赐给诸王兄弟，韦妹妹就在这二十个名单里，选中她的人是当时的端王赵佶。在寂寞的深宫里，韦妹妹在一万多个竞争者里脱颖而出，被赵佶注意到。又一个夜晚降临了，多么的奇妙啊，上一个夜晚她整夜上厕所，这个夜晚居然一次就怀上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九皇子赵构。赵构有父亲文采方面的优秀基因，翎毛丹青结字作画都堪称上乘；他的母亲早年忧患，辛苦劳作，身体很结实，这让赵构的身体素质也非同凡响。他擅骑烈马，能开硬弓，达到一石五斗的程度。这是宋朝军制中皇帝近卫班直的标准。他两臂平伸，各悬挂一斛米，能行走数百步之远，人皆骇服。宋代一斛米，约合现在一百一十斤，这是何等的力量！靖康元年，国难当头时，赵构主动申请做人质，为父兄分忧。在临行时，他还对钦宗说：“要是国家可以渡过难关，不要计较我的安危（朝廷若有便宜时，无以一亲王为念）。”使团在这两种极端的情绪里组成，张邦昌的郁闷、赵构的光荣交织在一起走出宫门，迎头遇上了李纲。李纲在这儿等他们很久了。没别的，你们想走可以，把割让三镇的诏书、地图留下。太原、中山、河间是北方屏障，说什么也不给金国。张邦昌这时失魂落魄，快难受死了，他才不去管这些破事。留下就留下，他的任务是把自己送到位，他留在金营里就成，其余的不管。就这样，李纲给所谓的和谈下了个小绊子。一来可以保证三镇的主权，哪怕是暂时的；二来和谈进展不顺，也是为勤王的部队争取时间。人质送过去了，下一步是交钱。金、银、绢各一千万、马、驴、骡各一万头，这个数字是梦幻的，就算把开封城打包卖了也达不到。怎么办呢，宋朝的宰执大臣们全体出动，在开封城里上蹿下跳，寻找各种值钱的东西。国难当头，那么先动国家。宰执们很牛很强大，先把天子的衣服、车马、宗庙祭具、六宫官府器皿等都拍卖了，卖出来三十万两黄金、八百万两白银。下一步，轮到在京全体官吏军民。钦宗下令，命令这些人等把钱交到有司衙门里，过期不交的斩首，隐瞒数字的允许奴婢、家属揭露。……什么叫厚黑无耻呢，先是拍卖皇帝的家产，买的人都是城里的军民百姓。这时再叫他们把钱都吐出来，等于一份财产卖两次钱！相信赵桓很爽很痛快，敢买朕的东西，你们真的很有胆量啊。可这样仍然不够，李邦彦带头，在金殿上给皇帝下跪。真是太惭愧了，官方搜钱都没到位，臣惭愧臣有罪臣渎职啊。在一片跪倒的大臣中，只有一个人挺身而立傲然不拜——李纲。他快郁闷死了，这都是些什么人，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还是文明、富饶、尊贵、崇尚气节的宋朝吗？他的怒火什么也改变不了，皇帝和宰执们就在他的身边绞尽脑汁想办法，怎样搞到更多的银子，好去消灾。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又想出了新办法。他们命人把蔡京、童贯、何执中、郑伸、梁师成、高俅等人及其亲属的家抄了，家产全部充公；把京城里各大名妓如赵元奴、李师师、王仲端的家也都抄了，家产全部充公；把内侍们曾经得到过的赏赐都收回，尤其是金带获得者，都收回来。如此这般，又搜出来二十多万两黄金、四百多万两白银。加上之前的，合计是近六十万两黄金、一千三百万白银，这些由梁师成、李棁在正月十二日这一天负责押运到金营。就是在这次押运途中，隐相的末日到了。宋朝官方公布他的罪行，把他贬为彰化军节度使，立即由专人押赴贬所。十七天之后，梁师成在八角镇（今河南开封西南）被缢死。钱送进了金营，银子到位了，黄金绢帛马匹等物还得筹集，金军一边等一边游骑四出到处打劫，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三天之后，正月十五日到了，这一天宋朝的勤王部队终于抵达了开封城。这一批来的人很少，快速进城，没和金军接触。正月十八日，西京洛阳统制官马忠率军杀到。他们在郑州南门外与金军游骑相遇，立即展开厮杀，金军措手不及，从开封城下狼狈逃走。这引起了完颜宗望的严重关注，他紧闭营门集结兵力，不再派部队四下抢掠，想看清宋朝的动静。两天之后，正月二十日，完颜宗望震惊了，他发现一支宋朝部队从西北方向开来，不进城门，直抵京城西面的汴水南岸，就在他的营门前安营扎寨，向他正面挑战！看来军的旗号，是宋朝静难军节度使种师道。西军，宋朝最强的军队里资格最老威名最盛的将军到了。这个震动是巨大的，来的不仅仅是种师道的部队，更有西军百战之余的威名，完颜宗望派人向远方哨探，发现种师道的后面还有陆续行军的部队，并且民间传言，西军大举入援，有百万之众。完颜宗望后撤，从开封城边退回到牟驼冈，增垒自卫。完颜宗望被骗了，他不必害怕的，因为种师道实在没几个人，全部加一起，才接近一万多西军。可他为什么上当了呢，是因为金国人没上过军事教育课，根本不懂兵法。不说是你能打，打赢了就是战神。很多道理，很多诡计，很多的变化是岁月的积累，是一个民族打了几千年的仗，赢过无数场，输了无数次，才能积累得起来的。比如这时，种师道大张旗鼓，主动挑战，其实正是因为没有实力。他在上一次的幽燕之战代人受过，成了童贯等人的替罪羊，被削去官职，勒食退役，心灰意冷之余，他回到了祖先隐居的终南山豹谷林，准备耕田自娱，老死在乡里。但是国难突然临头，徽宗号召天下军马勤王，此时种师道义无反顾出山，以七十多岁的高龄率军赶赴开封京城。可是兵太少了，还是在仓促间凑起来的，说实话，这根本代表不了西军的真正实力。西军之强，就算在两次幽燕大败之后，再经历靖康勤王的折磨，也在两年之后和金军正面对决，才进入它的黄昏。而就算那样，在它的灰烬里仍然升腾出了北宋一代最强的一批将星！在赶往京城的路上，大多数幕僚都胆怯了，建议种师道悄悄前进，悄悄地进入京城，只参与防守就可以了。要是以现有实力和金军正面决战，胜少败多不说，一旦失败了，会给开封守城军队的士气以挫折打击，那样大势危矣。种师道摇头，说：“你们不懂兵法，‘兵危使诈，事急用奇。’现在我军兵少，如果迟疑不进，会被金军知道了底细。我们只管大张旗鼓前进，反其道而行之，金军客境作战，必定会患得患失。开封坐守危城，援军只要有一骑抵达，军心士气也会大振，那才是当务之急。”一切都被他料中了，完颜宗望第一时间撤退。说到底，这才是女真人在军事上的底蕴，总结他们的崛起之路，在反抗之前，深山老林里的争斗有什么兵法智慧？会打个埋伏都是传奇。建国期间的各大战役，与其说是完颜阿骨打如何神奇，不如说耶律延禧、萧嗣先更神奇！有那种敌人，想不胜利都有难度。种师道进城，是李纲的福星，也同时是李纲的灾星。说福星，援军到达，李纲守城的底气立即足了，这是硬道理，比他在金殿上说什么都有用，更何况种师道在金殿上还替他出了一口恶气。种师道上殿的时候，宋朝的全体宰执们心里都有点发憷。不为别的，军队方面的人，尤其是西军，有时都是一头头野驴，只要性子上来，谁的面子也不给，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别说是他们，就连鼎盛时期的天下兵马大元帅、武装太监童贯也一样吃瘪。那是崇宁年间，童贯去视察边防，走到秦州的时候遇上了知州钱昂。那天钱昂起了个大早，一直等到快中午了，童贯才施施然飘过。钱昂火了，问他搞什么，这么晚才到。按说他问这话很失礼，上级的时间安排要你这小干部多嘴？老实站着才是本分。但是童贯很给面子，爱护自己的西军嫡系，破例解释了一下，说骑的骡子太小了，走得慢。不料钱昂接着问：“大尉，你骑的是公骡还是母骡呢？”答：“公骡。”钱昂：“公骡不好骑，阉了这东西！”这时种师道上殿，钦宗先是慰问了一下，紧接着问以军事角度来看，是应该战呢，还是应该和？种师道回答：“臣以为不应该和。京城方圆达八十里，金军只有六万，这怎么能围得住？况且城里有可支用数年的粮草，百万居民，金军怎能攻破？只要拒守以待勤王之师，至多半个月以后，敌兵自然困窘，那时是战是和都出自我心。哪怕是和，也绝不到割地的地步。”赵桓听了犹豫，李邦彦李大首相却愤怒了，他搜刮全城，把皇帝的家当都卖了，才凑足了钱去搞和谈，现在钱都交过去了，种老头又出幺蛾子，实在是孰不可忍。他跳出来说：“和谈已定，敢言战者斩！”好威风，事后证明纯粹是主动找抽。种师道问他：“我在西北不知道京城如此高厚，守备有余，你咋随便就求和了呢？”李邦彦：“国家无兵，迫不得已。”种师道：“京城有百万居民，不能野战，守城总可以吧。”李邦彦：“……我不懂军事。”不懂还出来混，种师道笑了，说：“你不懂军事，总认得字吧，古代战守之事你一点都不知道吗？”李邦彦郁闷，没话。种师道继续挑刺，“听说城外的居民都被抢了，为啥不坚壁清野呢？这等于是变相的资敌。”李邦彦：“……仓促之间，没来得及。”种师道笑，“好慌，好慌。”旁边的大臣，殿外的侍卫都跟着笑。到这步，李邦彦终于清醒了点，选择靠边站，给好人让地方。上面的这一幕让李纲很兴奋，老种相公威武，让李邦彦这个唱杂曲的泼皮丢丢脸，实在是太好了，让投降派败败火，对国家民族都有好处。但是副作用出现了，也许是老种相公的表现太好，让赵桓感觉惊艳，他临时作了个决定，给予种师道独立军权，与李纲分庭抗礼，二人平起平坐。这是东京保卫战的最大转折点。一事而二统，是最要不得的事，不久之后就会证明，失败倒霉全从这个事儿上来。那么为什么出这个乱子呢，是上天厌宋，突然间让赵桓的脑子秀逗了吗？也不是，深究根底，这是赵桓的本性在作怪。宋钦宗一生的走向、结局，都从他的这一点本性上来。——耍小聪明。他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时刻都有危机感，总是在寻找安全感。比如这时，军权都交给李纲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说得难听些，他之所以选择抵抗，都是被李纲硬生生地拦在城里，等于逼上梁山。这让他怎么能放心呢？在他心里，外有金兵，内有权臣，真是如坐针毡。关键时刻，天上掉下个种哥哥，天赐良机啊，正好把李纲的危机解除了。分李纲兵权。更何况种师道是专业、资深的军事人才，从哪点上说，都比李纲更适合对敌。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让李纲下台，把军权都交给种师道呢？那样，赵桓仍然会没安全感！一天之后，赵桓的安全感再一次增加了，又有援军到位，这次来的也是声名显赫的西军，是和种家军齐名的姚家军，由姚平仲率领。姚家到了，连种家也不能一家独大。军方三权鼎立，无论是赵桓还是李邦彦，这帮人都松了口气，决定抓紧时间办正经事。尽一切可能把开封城里的好东西送给金军。这几天里，开封城有个奇异的景象，宋朝的勤王部队源源开到，从一万两万到十多万，还在不断地增加。城里住不下，城外列寨的都很多。与此同时，开封城的大门总是大开着，源源不断的人流进进出出，带着数不尽的金银绢帛走向了金营。这些好东西不说拿给勤王的将士，反而送给敌人。除了钱之外，还有吃的。名果、珍膳，甚至御膳也在行列之中，每天道路上冠盖络绎相望，尽是搬运美味珍肴的人。有吃的还得有玩的，宋朝迅速调出御府珠玉、古玩、宝带、鞍勒等东西送去，没想到不对金军的胃口，他们提出要妓乐、珍禽、驯象之类的活物。给。要什么给什么，宋朝派了专人在自己的都城里继续搜括民财，这位专人的敬业程度非常高，搜括勒索得很有成绩，于是在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大名——中书侍郎王孝迪。王中书文采很高，办任何缺德的事都不忘自己的老本行，文章告示写得有创意。他说，乡亲们，把钱都交出来吧，要不然金军杀进城里来，“男子杀尽，妇女虏尽，宫室焚尽，金银取尽”。“四尽”，比七百多年以后的“三光”还彻底。为此，开封城里的百姓把他和前面的六如给事并列，加封为“四尽中书”。这样的迎奉，换来的是金军更加恶劣卑鄙的丑行。这帮长白山里的野人突然暴富，不知所以，居然在开封城边把宋朝皇室的后妃、皇子、公主的坟掘开，以此取乐。这在中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哪怕日后土匪杀人都不祸及祖先，金国以一国之尊居然做出这样的恶行！他们是习惯了，这七八年里，金国在灭亡辽国的战争里节节胜利，夺得土地民众之余，他们把手伸向了辽国历代先人的坟墓。辽墓以陪葬丰厚著称，每一座辽墓都是一座金矿，金军散开大队人马，尽一切手段去挖坟掘墓。哪怕辽墓都埋在深山老林里，也没能逃出毒手。其细致程度，让二十世纪时的考古专家都破口大骂，辽墓都被金人毁了，打开一座空一座，想写篇论文都没办法。宋钦宗赵桓也怒了，祸及祖先，忍无可忍！他派人把李纲、种师道都找来，商量着怎么痛打金国人一顿。正中李纲下怀，这些天他仔细观察，缜密思考，一整套的方案已经成熟。这时赵桓愤怒，正是实施的好机会。李纲说，金人一贯大张声势，其实外强中干。城下的敌兵不过六万人，里边过半都是契丹、渤海等族的杂兵，本是金人的死敌，真正女真族精兵最多只有三万。我方勤王部队已经集结到了二十多万，数倍于敌，足以力战。但是不打。我们要把兵力散开，抄敌后路，截断黄河一线，掐掉金军的粮道。继而加强开封周边城邑的力量，对牟驼冈形成包围，坚壁清野，作持久计。等待他们兵疲师老，粮秣匮乏，那时……仍然不打。而是派出使团，逼迫金人承认北方三镇是宋朝的固有领土，绝不割让，同意了才放他们回国。金人只有同意，我方则遵守诺言，撤了包围，让他们走。等他们离开牟驼冈要塞，接近黄河渡口，将要渡河或者渡河中，才是我方动手的最佳时机。到时只要众军听令，完颜宗望这支部队必将全部埋葬在宋朝境内。而我方实力不会大损。这套方案说出来，不仅让赵桓连连点头，连种师道都觉得非常可行，这一步步堪称一个个陷阱，让金人不得不跳，不得不从，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宋军军力、物资上的优势，不和金军展开兵团决战，而是一步步地蚕食掉金军的活力，达到最后一鼓聚歼的效果。平心而论，按这套方案去做，哪怕金军会有别的招数应对，哪怕最后的结局不像李纲预料的必胜、大胜，至少在战略战术上，宋朝已经算无遗策，做了自己该做的。那么实施呢？实施起来有难度 政治家，失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正治派别，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底气何来杨度是洪宪帝制的策划师，更是筹安会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然而当洪宪帝制遭到国内外反对，袁世凯宣布废止帝制、重回民国时，杨度于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了一个“词意坚决”的谈话。大意如下：政治上的帝制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我杨某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兄弟我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的一个人，一个字不能增，一个字不能减。大约十年前在日本，孙中山、黄兴主张共和，兄弟就发表文章表示反对，以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中国的未来，除了君主立宪外，别无解纷医乱之方。说到这次洪宪帝制，杨度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表示：国体问题这两年闹得纷纷攘攘，我杨某确实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有报纸说我杨某已经畏罪逃亡，你们亲眼看到我跑了吗？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必将前往法庭躬受审判。当然，退一步说，政见不同，亦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根据记者的观察，杨度在接受访谈时，态度安闲，并没有当时报界纷传畏罪出逃的迹象。侃侃而谈中，杨度并不对引起巨大政治动荡的帝制复辟事件有丝毫悔意，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战争，他应该负有多大责任。又过了一个月，袁世凯病逝，杨度在挽联中对洪宪帝制及其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说得更明白：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如果仔细体会这幅挽联，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杨度一点不认为自己有错，他甚至在强硬回应各界指责——他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没有错，如果一定要说有错的话，就是这个主张没有得到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那么，杨度的底气是从哪儿来的呢？君宪救国的理由从历史上说，杨度在武昌起义之前很长时间就是一个坚定的君宪主义者，在晚清预备立宪的整个过程中，杨度始终站在君宪主义立场上呼吁、推动并身体力行，有传言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报告有几份便是出自杨度的手笔。这件事的真实性虽说有待考究，但杨度是君宪主义者这个事实没有一点问题。杨度那一代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确实相信君宪主义是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革命只有在朝廷不愿改革的时候方才有倒逼的功能，只要朝廷愿意改革，就应该支持其重构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阻止革命发生。我们没有办法评估革命与改良谁对谁错，但事实确实如此——当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革命立即陷入低谷，大批革命党人在朝廷感召下纷纷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参与君宪主义的政治变革。武昌起义、滦州兵谏迫使清廷改“皇族内阁”为真正意义上的内阁，但在怎样重构国会问题上，清廷中的强硬派和南方独立各省争论不休。就在这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杨度与汪精卫共组“国事共济会”，以第三者立场调停南北，力主将君宪还是共和的问题提交给“临时国民会议”去讨论。杨度此时似乎并不排斥共和作为一个政治选项，只是这个选项因为南北僵持，正式国会无法成立，一直没找到出路。国事共济会很快结束了，中华民国很快建立起来。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下，杨度最初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然而到了1915年，一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且出兵中国山东，攫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以此逼着中国政府签字画押给予认可。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的要求远远超出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其范围扩大到了满洲和蒙古。这就是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确实是中华民国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面对这样的外交困境，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就事论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内政”，也不可期待通过改变内部政治架构去应对外交危局。然而，杨度就在这个微妙的历史时刻这样想了，且这样做了。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并交换。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杨度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政论文章《君宪救国论》，上篇详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分析中华民国总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经过一番复杂逻辑论证和事实陈述，杨度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就此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中国终归于亡国而后已。在杨度看来，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方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度在这里呼唤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大约与后来的新权威主义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学理离事实有多远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言，杨度的这些分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民主共和毕竟在中国只有三四年时间，而且这三四年里确实因为民主共和无法真正落实而带来很多困扰——二次革命、外交危机、周边分离主义危机，都在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这个时候，不仅杨度有这种想法，其实按照许多人的分析，即便后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最有力量的梁启超，也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共和，只是他认为杨度和袁世凯选择的时机不对。甚至在先前极端激进的革命阵营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认为袁世凯不可以称帝，也不认为共和就是中国的唯一选项。章太炎在1913年面见袁世凯时就说过这样的意思：袁公称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够振作精神发奋为雄，出兵踏平蒙古，让蒙古回归，那么不是袁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当皇帝。很显然，民主共和即便在法国那样的国家都经过无数次反复，那么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出现一次或者几次反复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形。所以当时不仅中国人有这样浓厚的帝制情结，即便来自民主共和国家的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也在他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最适宜中国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构，还是君主立宪体制。古德诺认为，民国建立以来之所以始终无法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法对总统权力约束太大，使大总统徒有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导致政局不稳。而政局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几乎成了唯一诉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然后才有可能去实施各项政策。古德诺在1915年接受中国政府委托，就中国未来政治架构进行宪法学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现在正在实行的共和体制并不合乎中国国情，立宪体制下的君主制其实比共和制更为优良。古德诺的这个结论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旁证。此外，日本宪法学者有贺长雄也有类似论文，都在证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国建立之后遇到了一次真正的体制威胁。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杨度以及古德诺、有贺长雄的研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阶段袁世凯也不愿冒妨碍学术自由的风险加以干涉。然而，杨度等人不知适可而止，他很快将这种尚在讨论中的不成熟方案转化为政治实践。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筹安会”，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呼吁就君主还是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此时的杨度和筹安会已不再只是研究学理了，而是深度介入了现实政治，并对袁世凯产生了严重误导。袁世凯看了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以为很有深度，说到了点子上。及至古德诺、有贺长雄两文出，袁世凯更觉得共和病弊的根本解决只能是废除共和，重建一个君主立宪体制，让国家政治重回正轨。袁世凯的理解或许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理解被利用了。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可能太想当皇太子了，他的那些贴身幕僚、随从们太怀念几年前大清帝国的威风了。于是，紧接着的帝制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梁士诒组织了各省国民请愿团，参政院也在这场逆流中随风而动，擅自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去决定国体，结果全国一窝蜂进行国体投票，全国“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立君宪，全体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无比庄重的国体构建，就这样儿戏一样的完成了，而一辈子沉稳内敛的袁世凯竟然鬼迷心窍般地相信了这样的拥戴。闹剧即将结束时，梁启超登高一呼，震惊了全国志士仁人；蔡锷云南首举义旗，宣布了洪宪王朝的死亡。袁世凯急火攻心，一命呜呼。杨度逍遥复逍遥，以为自己的理论探讨没有错，错就错在袁世凯的实践方案不对路。杨度的坚持遭到各方面的抨击，以为无耻。只是一百年后重新检讨这个事情，又不能不承认杨度的方案与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杨度自信他的学理研究没有错，这不是因为有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和日本有贺长雄等人背书，也不是因为举国狂欢认同了这个方案，而是他的方案是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艰难探索，是一项共识，所以杨度并不认为他的这个学理研讨有什么错。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也是袁公和他身边的那些幕僚们太没有用，将一件好事给做砸了。从历史层面看，杨度的辩解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杨度忘记了，尽管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与你杨度的最初方案有差异，但如果没有你的最初方案，没有你那如簧之舌肆意鼓吹，中国政治会向这个方向转轨吗？一个学者的力量当然不会扭转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但是一个学者的思考如果从“私”的层面激活了领导人内心的焦虑，那么这种思考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实践。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政治家总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面，放弃或者无视那些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所以，杨度后来不忏悔，古德诺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只有袁世凯还算诚实，表示责任终归在自己，毕竟自己拥有最终选择权。洪宪帝制和筹安会已成往事，但杨度和筹安会给中国知识人的教训是深刻的，知识人的学理探讨即便与现实政治有关联，然而毕竟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知识人适度矜持永远都是必要的。张謇：别了，皇上1898年的政治变革揭开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序幕，光绪帝虽然没有明确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动已经表明中国要向日本学习，走明治维新的道路，以构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耽搁，直至20世纪初新政再启，君主立宪重回中国人的视野，也由此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变动尤其是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南通张謇就是影响最大者。体制内抗争张謇曾经对日本的君主立宪长期保持关注。日俄战争开打后，他敏锐意识到日本将战胜俄国，胜败的关键不在国土、人口、兵力，而在体制。日本的立宪体制使其致力于实业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国、俄国抗衡。不久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确证实了张謇的预见。与此同时，体制内的驻外使节如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及一些督抚朝臣纷纷转变立场，认为只有立宪可以防止中国重蹈俄国覆辙。有以他们为代表的立宪派与朝野上下寻求变革的力量推动，更因为在家天下时代，对于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会欣然接受，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后，清廷于1906年秋天郑重宣布预备立宪，争取用九年时间将中国带上日本那样的立宪国家道路。所谓九年准备其实正表明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态度。清廷希望在确定方向之后脚踏实地、稳步进行，推行“有计划政治”：先推动官制改革，再参照东西洋各国重定法律，接着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划，经过这些稳扎稳打的筹备后，立宪大业自然会水到渠成。对于清廷的稳重方案，焦急的立宪党人当然有点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急切期待用立宪摆脱危机，富国强兵。在清廷预备立宪御旨颁布不久，张謇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立宪党人积极活动起来，力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经过反复计议，他们联络江浙闽粤等地近300名立宪党人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出版报刊，宣传宪政；编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健康发展；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立宪人才。经过这些筹备，预备立宪公会又联络其他政治团体，尝试举行请愿运动，以早日将中国带上立宪轨道。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的领导人确实具有相当能量，他们很快联络全国各地十多个相关团体一起向朝廷施压。面对如此压力，清廷也做出一些善意回应，一再重申立宪方向不变，并同意在中央创设资政院，在各省创设咨议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为立宪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平台，张謇等人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几年，立宪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各省督抚在咨议局的咨询、问责下，渐渐觉得不太舒服，甚至有点“官不聊生”的感觉。从立宪党人的立场说，咨议局并不是一个完全议会，只是一个议政机构，并不具有立法资格。各省议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也感到这种准议会性质不利于宪政推行，因此他们格外期待朝廷能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这就是国会请愿运动的来历。张謇等人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一种体制内抗争，在认同体制的前提下建议加速改革。这些建议虽有违于朝廷“有计划政治”，但其心可嘉，经过几番争取奋争后，朝廷还是在第三次请愿发生时作出提前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承诺，决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国会，在此之前先将官制厘定，并预行组织内阁。最后的善意忠告此次清廷对九年预备立宪的调整是真诚的，只是在人们接受了这一调整方案，静候按部就班厘定官制，特别是预行组织内阁时，却出了大问题。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13位阁员中竟有9人为皇室或皇族，这无异于军机处的亲贵内阁。皇族内阁一出台，立刻引起立宪党人普遍反对，张謇也在第一时间敏感意识到清廷的这一举措不仅违反祖制，而且处理得不好，势必导致人心皆失，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将不可避免。君主立宪是张謇那一代中国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人认为最合乎中国的道路，君主专制既然已成历史，民主立宪又不想要，只有君主立宪这条路。现在君主立宪弄成这个样子，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变得疯狂而肆无忌惮，这不能不使以张謇为代表的老立宪党人异常愤怒。愤怒归愤怒，出于大局考虑，张謇并未就此与清廷翻脸。而且，传统的君臣观念也影响着他，他只能忍气吞声，有话悄悄向皇上说。张謇为此联系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信摄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劝告摄政王仿照“咸同年间”成例，重用汉大臣中有学问有阅历者，无论如何不能以国家为赌注，放任皇族和“高干子弟”胡作非为，因为如此垄断权力，必将丧失人心。危急时刻，张謇还协同友人前往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再至彰德，拜访20多年未见面的袁世凯，详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紧接着，张謇一行入京，与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唐绍仪等政要频繁接触，并获摄政王接见。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张謇向摄政王提出了“最后的忠告”，以为当时的外交有三大危险，内政有三大要事。外交上的三大危险一是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英日同盟条约期满；三是美巴拿马运河告成，必有变故。至于内政三事，一是外省灾患叠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及咨议局事；二是商业困难，朝廷须设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联合。张謇面见摄政王时，出于稳妥，虽然对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问题，选择了在随后与王室成员的交谈中再明白阐释自己的看法。对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张謇表示同情，建议载泽尽快与盛宣怀商量，调整方略，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些集资修路的川民从这个政策 欧美黄色电影免费”他们俩因为斯考特活了过来而松了口气，不过，他们说，别，女士，杜波列斯小姐，我们得回家。“咱们看看车子是否还能用。”伊斯塔说。他们把卡车扶好，发现还能开。娄恩和他们走了，剩下康瑟蕾塔对她刚才的作为既兴奋又惭愧。这就是练习了。几个星期之后，娄恩又来了，让她对那男孩死而复生的事放宽心。“你有天赋。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康瑟蕾塔撇了撇嘴，在胸前画着十字，喃喃默诵着“圣母玛利亚，发发慈悲吧”。那种兴奋劲儿不见了，那件事似乎让她恶心。像是魔法。像是巫术。她有一种受辱的感觉要向玛丽·玛格纳、耶稣或圣母玛利亚诉说。她不知道她当时在做些什么，她是受到咒语的驱使。娄恩用了咒语，要她那么做。“别犯傻了。上帝不会犯错误的。现在要是鄙弃他的馈赠，那就是错误了。你难道说是他犯傻吗？”“你的话我一点都不懂。”康瑟蕾塔对她说。“你懂。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运用上帝赋予你的脑子。”“我想他要我别理你。”“傻瓜。”娄恩说。她提起她的袋子，沿车道走去，在太阳地里等着搭车。这时，索恩来了，说道：“娄恩·杜波列斯告诉了我你做的事。我来对你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康瑟蕾塔的眼里，她的样子没变，只是一九五四年时由于悲痛而黏在一起的长发如今剪短了。她把提着的篮子放到桌上。“我会永远为你祈福的。”康瑟蕾塔掀起餐巾，圆圆的白糖小糕饼在蜡纸隔层中码放着。“母亲会喜欢在喝茶的时候吃这个的。”她说，随后抬头看着索恩，“和咖啡一起吃也挺好的。”“我想喝杯咖啡。太想喝了。”康瑟蕾塔把白糖小糕饼放在一个大盘子里。“娄恩以为——”“我不管那个。你把他还给我了。”一只雄鹅在院子里高叫，把鹅群从眼前赶散了。“我本来不知道他是你儿子。”“这我知道。”“我当时不由自主地做了。我的意思是，不是由我控制的。可以这么说。”“这我也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觉得他自己救了自己。”“他大概是对的。”“也许吧。”“你怎么看呢？”“有我们俩是他的福分。”康瑟蕾塔从篮子里抖掉碎渣，把餐巾叠得整整齐齐的，放进里面。后来连续许多年，那只篮子都来来回回地带着东西。“迈步进去”除了对玛丽·玛格纳，别无用处。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康瑟蕾塔本来是忍受不了光线接近自己的眼睛的，但是当母亲病倒时，她为了她而强忍着。起初，她因悉心照料却收效甚微而惊慌失措，便试了一下——反正看来没办法缓解她的病痛了——后来于无奈之中愤愤然地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态度。迈步进去找到那针眼般的光线。操纵它，扩大它，加强它。让她一点点地康复，甚至能够起身。那种“迈步进去”十分强烈，玛丽·玛格纳的生命像灯似的闪烁着，直到在康瑟蕾塔的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如此说来，她是实践过了。尽管是为了她爱戴的女人，她深知这是要遭谴的。玛丽·玛格纳若是知晓她的生命是靠邪法来延长的，一定会厌恶又气愤地回避这种治疗。最终进入天堂的祝福也会被应该更清楚这件事的人有意地推迟。因此康瑟蕾塔始终没告诉她。然而，无论多么矛盾，这种天赋并没有消失。她虽然感到困扰，把骄傲的罪孽与巫术联系起来，但还是渐渐地在某种意义上认可了，当然她还要劝告自己不要亵渎他或将自己的灵魂置于危险境地。这是个语言的问题。娄恩管它叫“迈步进去”，康瑟蕾塔则称之为“进去看”。因此这种天赋就叫作“内视”。这是上帝赋予想开拓这种本领的人的自由。这事有点离经叛道，但解决了她本人和娄恩间的争论，使她有可能接受娄恩包治百病的疗法，并在这种“内视”的功力发挥之时在别人身上实验。看得见的世界越昏暗，她的“内视”功力就变得越炫目。玛丽·玛格纳去世时，五十四岁的康瑟蕾塔在某种意义上沦入孤儿的境地了，虽然不再是街上的弃婴，也不再当女仆。教堂精心反对过度的人性之爱是有其道理的。玛丽·玛格纳离开她以后，康瑟蕾塔便接受了她的两个朋友的同情，接受了玛维斯的帮助和婆婆妈妈，接受了格蕾丝逼她开心的努力，但连接她和世界的绳索从她指间滑脱了。她没有身份证，没有保险，没有家庭，没有工作。她面对着消亡，等待着被逐，生怕得罪上帝。她觉得自己像是一卷纸——上面什么都没写——被扔在一个空橱柜的角落里。她们曾经许诺总会照顾她，但并没有告诉她“总会”并非在各方面，也并非永远。窖藏的酒起初还能帮她，后来就没用了，她也发现自己内心充满酒鬼式怨恨，恨不得自己有力气把那些在房子里白住的女人打得灵魂出窍。“上帝不会犯错误的。”娄恩曾经对她高叫。但是他有时也过于大度了，竟然将魔力赋予一个醉酒不醒、无知又没钱的女人，一个生活在黑暗之中、不能从床上起来做些有用的事的女人，或者不如干脆死在床上、让世间摆脱她的恶臭的女人。她头发灰白，眼睛已经失去了功能，她想象着自己在人前是副什么模样。她那毫无光彩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倒是能洞察别人心中所想。这情形与那个盲目的季节恰恰相反，当年她与那个活生生的男人寻欢作乐时，第一次看到了她那么努力去看的东西。但是人家对她半是诅咒，半是祝福。他把绿色烧光了，并用纯粹的视力取而代之，她要是利用了那种视力可真该遭天谴了。先是脚步声，然后是敲门声打断了她那伤心又没出路的思绪。那姑娘开了门。“康妮？”“是谁？”“是我，帕拉斯。我又给我父亲打电话了。这，你是知道的。他准备在塔尔萨和我见面。我来是和你告别的。”“我知道了。”“这太棒了。我得去。唉，自从我上次见到他，时间好像过去了不止一辈子。”“这么久了？”“你不相信吗？”“难以置信。你在夸张。”“是啊。我知道。”“你打算怎么办？”“一如既往。节食。”“我指的不是那个。我说的是胎儿。你怀孕了。”“我没有。”“没有？”“没有！”“怎么没有？”“我才十六岁！”“噢。”康瑟蕾塔说，看着月亮般的头在一根脊椎骨上飘动，看着四个小小的附肢——爪或手或蹄或足。在这个阶段还难以分辨。帕拉斯怀着的可能是羊羔、婴儿、美洲虎。“可怜。”在帕拉斯跑出房间时，她说。当她想象着孩子将来与这个愚蠢的年轻母亲可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时，她又说了声“可怜”。她想起了另一个女孩，年龄相仿，是几年前来的——来时是很糟糕的季节。接连十七天，康瑟蕾塔一直独自待在宅子里，守着玛丽·玛格纳进气出气，幽蓝色的光跳动着，直到玛丽·玛格纳请求让她走，虽然她连最后那庄严的誓言都说不出来了。第二个姑娘格蕾丝来得及时，中止了在尸体移走后降临的那种可怕的孤寂，让康瑟蕾塔得以入睡。玛维斯刚带着药水和非法的镇痛剂回来。康瑟蕾塔欢迎这两个做伴的人，让她不致一味地陷入有关被逐、饥饿和无悔的死亡的自怜念头。削减文书或赞助人于她成了不敢去想的事情，犹如她九岁那年紧拉着玛丽·玛格纳的手走在阿田纳斯号的栏杆处一样。无论娄恩·杜波列斯或索恩可能提供什么，也不会包括住处。在那座镇子上是不可能的。后来，鲁比的姑娘来了。她眼睛里藏着两汪泪水，而且还有别的。她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忧心忡忡，而是因子宫的动荡变得反叛。那种变化之剧，竟使身心分离，把孕育血肉之躯的肉体看成了外在的、反叛的、非自然的、有病的。康瑟蕾塔揣摩不出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相容，但它确实存在，而现在又一次出现在另一个人的“没有”的叫声中：一种无法调和的恐惧。康瑟蕾塔照着她所知道的玛丽·玛格纳会采取的办法安置了第一个人：让那姑娘安静下来，并劝她等着那一刻的到来。告诉她，如果她愿意，欢迎她在这里临产。玛维斯兴高采烈。格蕾丝也十分欣喜。她们拿上土地租金开车去商店为新生婴儿购物，买回来的毛线鞋、尿布和玩具，足够开一个幼儿园了。那姑娘坚决拒绝由接生人员来照顾她，安静而阴郁地等了一星期左右。也可能是康瑟蕾塔这么感觉的。而开始忙活之前她一直不知道的是，那个年轻的母亲始终在无情地打自己的肚子。若是康瑟蕾塔的视力好一些，而那姑娘的肤色不是黑得如海上之夜，她本来早就可以看到那一道道淤伤。可惜，她只看得见宽宽的肿处，那里的皮肤透出的是紫色而不是银色。但是真正的伤害是墩布把硬捅进下身造成的——毫不留情、反复不停。以一个狂暴男性强奸时的那种兴致和意图，她使劲把那个生命从自己的生命中鼓捣出去。她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了，胜利了。那个五六个月的婴儿反抗了。小家伙不甘寂寞、不肯忍耐、拼命挣扎，竭力要逃过阵阵炮轰和中了炮弹的乘船。对柔弱的小脑瓜和屁股蛋的打击只收到部分功效。脊椎骨也只是受到了振动。否则就没指望了。若是小家伙不曾努力挽救自己，就会破成碎块或者淹没在母亲吃下去的食物中。于是他就降生了，怎么说呢，可能是由于逃跑而出生得太早太弱了。总算还喘着气。玛维斯抱了过去。格蕾丝在床边问候。康瑟蕾塔和玛维斯给他擦净眼睛，把手指伸进他喉咙里清理一下，让他透气，并且试着喂他。这些努力管用了几天，随后他就同莫尔和珀尔做伴去了。这时候，那个年轻母亲已经离去，竟然没摸他一下，没看他一眼，没询问他的情况或给他起个名字。格蕾丝管他叫切，而康瑟蕾塔至今都不知道把他埋在了哪里。她只是俯身在那个三磅重的勇士，那个被击败的生命上面，念颂着“上帝的羔羊，你洗却世上的罪：怜悯我们吧”，后来玛维斯就笑眯眯地咕哝着，把孩子抱走了。康瑟蕾塔心想，这样倒也好。切跟着那样的母亲，生活会像地狱一样。如今这里又有一个人尖叫着“没有”！仿佛非这样不可似的。可怜。康瑟蕾塔去够一个瓶子，发现是空的。她叹息一声，向后靠到椅子上。她知道，没有酒，她的思绪将会令人无法忍受：自暴自弃、自我怜悯、无声的愤怒、厌恶和羞惭会像燃尽的火堆中的余烬一般闪亮。在她起身想斟满自己的堕落之杯时，一阵极度的困乏袭来，强使她坐回椅子上，把下巴垂到胸前。她进入了冷静的睡眠。由于急欲上厕所，她醒来了，觉得头痛口干。在二楼，她能听见一道门后的抽咽声和另一道门后的歌声。回到楼梯上，她决定透透气，便拖着脚走进厨房，再到门外。太阳已经西下，余下了一道更友好的光亮。康瑟蕾塔察看着寒冬荒废的菜园，西红柿的茎蔓无力地垂在落地后在土里发黑腐烂的果实上。芥末由于无人照看而发霉，变成了黄白色。一整片甜瓜在土褐色的菊花头边挤作一团。几根鸡毛粘在保护菜园不受外来侵扰的低矮铁丝栅栏上。缺乏打理的园子里，金花鼠的洞穴、白蚁的城堡、野兔劫掠和乌鸦骚扰的痕迹随处可见。在满目荒凉之外，是收割一净的土地中孑遗的玉米。胡椒丛由胡椒干瘪的细枝支撑着，在凛冽的空气中挺立着。康瑟蕾塔不顾土粒被风吹着打她的双腿，坐到了褪色的红椅里。“我当不起你到我舍下来。”她悄声说，“不过请告诉我，你许诺的剩余的岁月、百里香的畦陌、婆婆纳的芳香都在哪里？你说我已赢得的牛奶和蜂蜜又在哪里？随着做好的杂活、恬静的职责而赐予我们的幸福，因出色的工作而获得的福祉在哪里？我出于爱你而做的一切难道就如此可怕吗？”玛丽·玛格纳无言以对。康瑟蕾塔聆听着拒不作答的寂静，此时的天空披上了彩衣，苍绿中泛着金色，如同对爱的回报在地平线上高视阔步，这景色搅扰着她，但得不到玛丽·玛格纳的回答更让她费解。她害怕孤凄地死去，在不圣洁的土地上没有墓地，但她也深知，摆在她前面的恰恰是这种结局。她是多么巴望好好死去啊。“我会思念你的，”她告诉他，“我当真会的。”天空中光芒波动着。一个男人走近了。他中等身材，迈着轻快的步伐，沿车道径直前来。他头戴牛仔帽，帽子遮住了脸孔，不过康瑟蕾塔反正看不清。他坐到厨房的台阶上，恰好镶在门框中，一个三角形的阴影模糊了他的面孔，但他的衣服都在阴影之外：白衬衫外罩着绿背心，红色的吊裤带低垂到棕黄色裤子的两侧，脚上是一双锃亮的黑色工作鞋。“是谁？”她问。“得了，丫头，你认识我。”他俯身向前，她看到他戴着墨镜——那种反光的镜面墨镜。“不，”她说，“我不确定我认识你。”“嘿，那不重要。我路过这里。”他们之间有十码的距离，但他的话直冲到她的面颊上。“你从镇上来吗？”“嗯，嗯。我从远处的乡村来。有什么可喝的吗？”“你自己进屋去找吧。”康瑟蕾塔开始随着他的语言习惯讲话，就像蜂蜜从蜂房中涌出来。“噢，算了吧。”他说，仿佛就这么说定了，他宁肯渴着。“只要喊一声嘛，”康瑟蕾塔说，“姑娘们就能给你弄点喝的来。”她觉得轻松，没了重量，好像只要她愿意，就可以不必站起身也能够移动。“难道你对我的了解不比这多吗？”那人问道，“我不想见你的姑娘们。我想见的是你。”康瑟蕾塔哈哈笑了。“你戴着墨镜比我看你清楚得多。”突然，他没有移动就已经凑到她身边——满脸笑容，像是他正在享受（或者期待）这样美好的时光。康瑟蕾塔又笑了。他一下子就从台阶飞到她身边，还这样看着她——充满秘密欢愉的调情—看起来这么可笑，真像是喜剧。他离她的脸不足六英寸的距离，摘下了他的高帽子。清爽的茶色头发披落下去，瀑布般地散在他的肩头和后背。他随后摘下了墨镜，挤了挤眼，一边的眼皮挑逗地慢慢眨了眨。她看到他的眼睛像新苹果似的又圆又绿。一月份寒冷的夜晚，康瑟蕾塔在烛光下一遍遍清洗着两只刚宰的母鸡。两只鸡都不大，层层幼羽虽然稀疏，却很难摘净。心、脖、胗、肝在开水里慢慢变着颜色。她掀起鸡皮，伸手到里边，尽量往深处抠摸，在胸脯底下寻找嗉囊。随后，她左手握着鸡胸，右手手指沿着背部的皮，轻轻向里探着脊椎。在鸡皮和保护肉的膜被分开的地方，她伸进手去撕下鸡油。厚厚的。白白的。滑滑的。帕拉斯用手掌根部擦着眼睛，随后又擤擤鼻子。现在又能怎样？刚刚这次电话，就是她跟康妮提到的，和最初的那次没什么太大的不同。只是更短些。但造成的沮丧却和去年夏天跟她父亲的那场谈话完全一样。耶稣基督，你到底在哪里？我们觉得你死了。谢天谢地。他们找到了那辆汽车，一侧被撞得一塌糊涂，而且还被人拆卸过了。你没事吧？噢，宝贝。爸爸。他在哪儿——天哪，他滚过去了？告诉我出了什么事。你那见鬼的母亲像以往一样没头没脑。他伤害你了吗？爸爸，没有。唉，什么？他是一个人吗？我们正在起诉学校，宝贝。抓住他们的把柄了。不是他。有些男孩子追我。什么？在他们的卡车里。他们撞了我的车，还把我逼出公路。我跑了，后来——他们强奸了你？爸爸！别挂，宝贝。乔·安妮帮我找了那个侦探。告诉他我找到帕拉斯了。不，她没事，一定要找到他，行吗？接着说，宝贝。我在说。你在哪儿？你能过来接我吗，爸爸？我当然要去。马上。你需要钱吗？你能到机场，到火车站吗？你只要告诉我你要到哪儿就行了。等等。也许你该叫警察。我指的是当地的警察。他们可以把你送到机场。让他们给我打电话。不。你从车站给我打电话。你在哪儿？帕拉斯？你在哪儿打电话？帕拉斯，你还在吗？明尼苏达。明尼苏达？天哪。我原以为你在新墨西哥城呢。那儿到底怎么样？布鲁明顿？不，圣保罗。你是在圣保罗附近吗，宝贝？我不在任何地方附近，爸爸。这儿像是农村。叫警察，帕拉斯。让他们过来接你，你听见了吗？好吧，爸爸。到时候从车站给我打电话。好吧。你听明白了吧？你没受伤或什么的吗？没有，爸爸。好的。现在，好啦。我会在这里，万一我出去了，乔·安妮会在的。天哪，你好让我受了一场惊。不过现在一切总算没事了。等你回来，我们再谈那个浑蛋 居民-社区-遗产”间身份认同感，使文化遗产进一步融入居民生活，成为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推动力。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羽扬发表题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之‘北京经验’”的主旨演讲。她对近五年来北京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方法、路径作了介绍，通过数据呈现的方式对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良好发展态势进行了论证。“北京已形成了具有‘多元主体、多元价值、多元资金’的特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她提出了对遗产价值阐释、区域自然与文化生态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进行持续研究的建议，指出应以此为基础，在遗产制度和保护机制角度，针对“可信性”“有效性”“能力建设”“交流”和“社区”进行综合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项目干事JuliaKim-Davies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保护奖中国获奖项目进行了回顾。她指出，伴随着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和方法的更新，中国遗产保护项目呈现多样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尤其是在遗产地背景下的创新设计，其既论证了基础设施保护对于遗产本体可持续性的重要作用，也展现了传统智慧在应对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挑战的特定价值。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黄茅白苇，一望皆是，虽是材料不同，而实使人不免有陈陈相因之感。此书乃汇集八次讲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学术机构，邀我去作讲演。历史研究法之大总题，乃由此机构所决定。我则在此讲题下，先决定一研究历史之意义，然后再从此一意义来讲研究方法。故我此书，实可另赋一名曰中国历史文化大义。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本此主要意义而分本讲演为八题。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每一分题，在其共通对象文化大体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应着重之材料与其研究方法亦随而不同。读者勿忘我此八番讲演之主要意义所在，自将可见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此一讲演集，先由我一学生叶龙君记录讲辞，再由我整理润饰。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后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台之第一版，内容一如初版，只在不关紧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动。因初版并未有序，此版特为增入，以稔读者。一九六九年四月钱穆自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附识：此书多年绝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润。并附录早年两文：《略论治史方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于后。一九八七年双十节钱穆自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一本书总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史。这是第一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但讲这一题目，容易流于空泛肤浅。请诸位原谅。让我首先问为何要研究中国史？简单回答：“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这是一项极普通极基本的道理，我们应当承认。昨天报载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发表谈话，主张美国青年应多知道些美国史。同样，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各自的自己。譬如我们认识一位朋友，总不能单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认识，当然该知道一些他以往的历史，如他的姓名、籍贯、学历、性情、才干等，我们才算是知道认识了此朋友。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不仅要认识我们的以往，并要认识我们的将来。若非研究历史，即无从得此认识。二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们以往的传统，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各国国别史之分。其次，历史必然有其变异性。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成为历史。我们读小说，常见说：“有事话长，无事话短。”所谓有事即是有变。无变就不见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与其必具特殊性。我们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现在再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三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历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若我们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则中国的上古史当断在战国末年。秦以下，郡县政治大一统局面开始，便该是中国的中古史了。但这与西方的中古时期不同。大体说来，西方中古时期是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汉唐时代，政治社会各方面甚多进步。不仅不比我们的上古史逊色，又且有许多处驾而上之。我们也可将秦代起至清末止，两千年来一气相承，称之为中国历史之中古期，不当在中间再加划分。若定要划分，亦可分做两期。五代以前为一期，我们不妨称五代以前为中国的中古史，这一段历史，因离我们比较远，由我们现代人读来，有许多事情也比较地难了解难明白。宋以下的历史，和我们时代相接近，读来较易了解易明白。我们也可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如此说来，可以说中国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代已是中国的近代时期了。如此便发生了一问题，即中国史为何似比西方历史先进，这是否可称为中国历史之早熟？但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其原因又何在呢？历史本不是齐轨并进的，把一部中国史比起西方史来，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后？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飞猛进，近代中国何以如此滞迟不前？这里面便见出有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与解答。四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五现在我们再重述前面所讲的意义。如何研究历史，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从外到内，期有深入的了解。我们研究历史，其入手处也可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着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点，然后由此以达彼。此起点，即是从入之途。我们研究历史要先有一知识据点，然后再由此据点推寻到其他另一点。例如这讲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时即知道旁的东西非茶杯。我虽未知此许多东西是何物，但起码已知道了它决不是一茶杯。如我们读《左传》，先明白了春秋时代是怎么一回事，待我们读到战国史时，便见战国与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谓从异明变。普通自该从古到今，从先而后地顺次读下。但现代人似乎觉得这样学历史太麻烦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也有人以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远，和我们现时代太隔别了，似乎不太相干。再来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实际。此说若或有理。让我试讲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现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握住现代史上任何一点一方面，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学术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实一问题，都可据我们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寻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这一事变之所以然来。另外又有一种研究途径，便是纯看自己的兴趣，或是依随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例如听人谈到宋史，说起王荆公新法如何，司马温公反对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兴趣，便不妨从此一处起，来作宋史之钻研。只求在一处能深入有体悟，自然会欲罢不能，便推及到其他处去。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后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寻，愈推愈远，这就是一种历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师友的影响，或偶然读得一本新书，而得了某一项启示，因而引起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和动机，也尽从此入手。总之，要学历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为据点，来开始前进作研究。例如汉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我们不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个是红面，一个是黑面就算。要能从容不迫，沉潜深入，自然渐渐能穷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里的研究来。但如上述第三种，根据某一问题来研究历史，实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问题：“中国何以会有共产党？”若循此作研究，经过一番推溯，在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前，中国并无共产党，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无马克思其人。那么此一问题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断了。你将认为上面历史和此无关，如是的心习，会使你走上许多狭窄肤浅短视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们要根据当前问题来推究，也得首先将此问题暂放一边，平心静气，仍从历史本身的通体来作研究，如此才能对你原有问题得出一正当的结论。我们当知，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这等于说，明体可以达用，而求用心切，却不一定能明体。故此，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一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可大，才能真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我们更当明白，在同一时代中，此一事件与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处，及其互相影响处。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们若能熟悉于某一时代之横剖面，自见在此时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状、学术大端、人物风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综合起来互相会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时代。切莫一一各自分开，只作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项来看。我们又当知各事项之相互影响，又有主从之别。如三国时代，政治变了，社会变了，学术也变了。我们当研究此种种变，主要究自何处发动开始，究竟是由何一项来影响了其他别一项。又如自清代咸同中兴以迄今天，一部中国现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变动，每一变动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望，以为中国有希 个命令，令他快速率军去救援赵州，在那里配合西军里的老上级王渊一起防守金军。这是他走上命运之轨前夕最重要的一次战斗。金军当时击破了宋朝仅次于北方三镇的重镇真定府，赵州是真定以南的另一处要塞，军方的命令是要他尽一切可能坚守，能守多久是多久。韩世忠明白，这是用他和他部下的生命，去换宋朝上层的喘息之机。这在当时逃跑成风的现状下，根本不必理会。韩世忠按命令干了，他先是率部守城，一直守到了粮尽援绝的地步。这时有人劝他趁早突围，趁着战力未失，或许能冲出去。韩世忠摇头，这样就逃，他不干。当天晚上下起了大雪，到了午夜时分，他悄悄打开了城门，率领三百名死士冲进了金营。黑暗之中，他上满了发条一样在金营里乱窜，鬼知道那天晚上他在哪些位置砍死了哪些人，反正金营里乱成一团，等他带着人摸出营逃出去好远了，身后边还是一大片的喝杀声。事后知道，那天晚上黑灯瞎火的，赵州城外最大的一个金军头领不知被谁砍死了，宋朝官方分析很可能不是韩世忠他们干的，而是金军内部的误伤。不管怎样，韩世忠逃出来了，他没守住城没能杀退金军，但是很勇敢。因为这种积极的工作状态，他升官成了嘉州的防御使。韩世忠的事告一段落，命运在前方等着他，要等到赵宋一脉仅剩下一根独苗逃出魔爪时，他的机遇才会到来。吴氏兄弟在这段时间里过得比较单调，用一句话可以概括：“靖康初，夏人攻怀德军，玠以百余骑追击，斩首百四十级，擢第二副将。”打了一架，砍了西夏人一百四十个脑袋，小升了一级官。终于轮到了岳飞，真的很想拨开层层的迷雾，把他这些年发生的事一件件都清晰明白地记录下来。可是我做不到。因为他的资料是缺失的，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人，最爱国最英勇战绩最强的军人，他的生平被自己的民族亲手毁了。他的敌人不仅杀死了他的生命，更毁灭了他的印迹，我能记录的只能是各种资料混杂在一起的一些分析结果。岳飞在公元1121年离开韩家走上社会，去相州的一个市镇里当上了游徼，也就是弓手。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城管，负责社会治安。这是宋朝职役里的最下一级，由第四等户承当。由此可以知道，岳飞之所以能当上弓手，很可能是出于韩家的介绍。他是贫农，按出身他一辈子都是受管制阶级。尽管如此，岳飞仍然很快就主动辞职了，至于原因，从他以后表现出的品性来看，是他厌烦了。城管是什么东西，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再次失业，岳飞一身轻松，也可以说是彻底的一无所有。前面韩家介绍他当弓手，已经还清了他当年击退马贼的情分，当此时，他只能依靠自己。而他已经想清了。他要投军。当时，燕云战役已经打响，童贯率领重兵进击十六州，导致后方实力空虚，河北真定宣抚刘韐决定向民间征兵。岳飞就在这次招募中走进了军营，他所在的部队有个番号叫“敢战士”，也可以被翻译成“敢死队”。截止到这里，资料没有发生歧义，没有谁对岳飞的这一段生活表示怀疑，但下面的就不一样了。按《宋史·岳飞列传》里记载，岳飞从军之后因为战绩出色当上了敢战士的小队长，很快他接到了一个任务，回相州剿匪。这批匪徒有实力，有胃口，有根据地，平时躲在山上不下来，下来抢一票就走，搞得正规军抓不着、厢军攻不上去，怎么看都让人头痛。说句实话，按正常思路，像岳飞这样的新兵蛋子，根本拿人家没办法。可他是岳飞，是中兴四大将里最全面最聪明的一个，纵观他的一生，只能用“天才”来形容。何谓天才，无师自通、一通百通、无所不能，没有人教他怎么做，而他什么都能做到！岳飞只带了百十来个人就出发了，严格地说，跟他走在一起的不足几十个，更多的人先一步进入了相州，他们乔装改扮，变成了一个个小商贩。这样一堆商贩走在一起，对匪徒来说纯粹是肥猪拱圈，送上门来的肥肉。他们很正常地冲下山来，这些商贩很正常地投降，连人带东西被抢运上山。货物成了匪资，人成了新的匪徒。岳飞把剩下的人再次分成两批，一批埋伏在山脚下，一批人跟着他“剿匪”。那天山脚下是这样一个场景，顶多二三十个大兵站在山下挑衅，要土匪们投降……山上的匪徒们忍无可忍，哪怕是为了以后能过得清静点，都得狠狠地胖揍这些不知死活的大兵。于是，匪徒冲了下来，大兵们打不过逃跑，匪徒追，有伏兵，匪徒没服，再打，突然间一切消停，山上投降了，匪首成了俘虏，被山上的商贩们押了下来。完活儿。军队基本上没有伤亡，土匪全体抓到，匪资没有损失，全部充公。考虑到以上是用微小的兵力来完成的，这个战绩堪称完美。这些就是岳飞在这段时间里的官方记录。下面说一下反对意见，提到反对意见，就要说起一位史学前辈，他就是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主席、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学术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的邓广铭先生。邓先生认为官方的记录是假的，岳飞的真实经历应该是参加了燕云战役，并且是跟着郭药师冲进幽州城，被辽军从城里狼狈赶出，一路徒步逃窜回营地的宋军一兵。理由是，由岳飞的孙子岳珂编写的《金佗续编》里收集了岳家军中几个幕僚的随军杂记，其中一段记载说，岳飞曾自述到过辽国的燕京（他误称为黄龙府）城下，看到的城墙像小山一样高。于是邓先生推断，岳飞一生能到燕京城下的唯一机会，只有在他充任敢战士小队长时。因为之后，岳飞一生都没能越过卢沟桥。这个推断对吗？似乎有他的道理。但是有一点，《宋史·岳飞列传》里的事迹本身也来源于岳珂为其先祖所整理的各种资料，比如上面的剿匪事迹，就出自《鄂王行实编年》。那么请问邓先生，您不信岳珂说的，却信岳珂另一本书里提到的幕僚笔记里的岳飞某次聊天，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事儿说不清，别说是几百年前的宋朝，哪怕是现实世界里前一分钟发生的事，当事人对公众说，他做了哪些哪种，也会被质疑。——你用什么证明？无图无真相、有图也会PS、没P……你做那些事一定别有目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哪怕是岳飞死而复生，并且证明了他就是岳飞，由他来说上面两种可能哪个对，仍然要被质疑。这种事儿也发生在我身边，比如这本书的开篇，我白纸黑字地再三强调，当年那个站在窗台上嘘嘘，一头栽下去砸倒铁炉子的东北男孩儿就是我，不还是被人怀疑吗？那真的是我！我、铁炉，它倒了。这种事说到底就在于心态，一个怎样对待英雄、传颂英雄的民族心态。举两个例子，第一，西方世界里九杰之一的亚瑟王，他与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查理曼大帝、第一次十字军领袖耶路撒冷王哥弗雷、约书亚、大卫王、麦克比阿斯等人齐名。很牛吧，可用什么来证明他的存在呢？第二，英国故都温彻斯特的王宫大厅里，悬挂了六百多年的一张大圆桌面，传说那是著名的圆桌骑士们用过的。经现代科技精密测试，它是十六世纪初期的作品，最早不超过十四世纪，而亚瑟王和他的武士们应该存在于公元五世纪或六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信史才从六世纪开始。这说明什么呢，英国人、整个西方都在造假嘛。可圆桌面仍然挂在皇宫的墙上，亚瑟王仍然顶着“过去和未来之王”的名义照耀着基督教世界。人家相信。看东方，就不用人类发源地韩国了，以日本为例，他们有一位支撑他们民族精神的武士道始祖——源义经。这人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武圣关羽。几千年以来（见鬼，日本人的历史硬生生地拔到了几千年），源义经被不断地传颂，他从一个狠毒的不择手段的脸色苍白相貌丑陋矮小到一米五左右的人，变成了电视机里身高超过一米八英俊到万人迷有情有义终生追求理想连死的时候都有白光在夜空下飞升的神灵。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是睁眼说瞎话的人可耻吗？如果是的话，在圣像面前放肆的小丑也好不到哪儿去。最起码一个是歌颂英雄，另一个是丑化英雄，追究到心灵深处，后一种更加的不堪。因为忌妒，因为不知所谓的嘲弄。如果这就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态度，那么可以肯定，这个民族的集体灵魂一定是出问题了。为什么就容不下一个神灵般的存在？没有这种存在，你们就显得和神灵一样的高大了吗？何况哪怕再挑剔，把他所有有可能歧义的功绩都去掉，他仍然那么的了不起。好了，关于岳飞的种种，让后面具体的事例来说话。现在最后一位未来大人物登场，张浚。作为未来帝国军方一把手，张浚的现状很耐人寻味。他中了进士，当上了官，是京城里的太常簿。这只是负责国家礼乐制度的太常寺里的一个小官，算是行政单位，但没实权，是典型的文官熬资格的地方。查《宋史·张浚列传》，他在这段时间里啥也没干，查《续资治通鉴长编》会发现，他是很活跃的，就在东京保卫战打到最危急的时刻里，他都在上蹿下跳。当时，姚平仲偷营失败，全城人心惶惶，张浚觉得自己必须说话了，他看到了问题的最关键点！他说，责任都在李纲身上，他太专权了，应该引咎辞职。专权……这两个字是赵构、岳飞、韩世忠、吴氏兄弟等等所有南宋上层人物在以后十几年里和张浚共事后，得出的共同心声。这时是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的八月，历史的时针终于指到了这一刻，这是终点，也是起点，是屈辱的极致，也是新生的开始。那么多的人，都浮沉在时代的旋涡里……清朝是中华历史上世变之急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它上承几千年来的专制帝制，下溃于民主共和的洪流。经历了改朝换代的血腥征讨，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雄才大略的帝王臣工。空前绝后的开疆拓土，冷酷隔膜的世态人心，戮心为上的盛世太平，思想文化的钳制镇压，贪官污吏的丑态毕露，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开明士夫的自救自强，异域文明的东渐挑战，维新改良的失败尝试，最后走向共和的国制革命前言清朝是中华历史上世变之急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它上承几千年来的专制帝制，下溃于民主共和的洪流。经历了改朝换代的血腥征讨，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雄才大略的帝王臣工，空前绝后的开疆拓土，冷酷隔膜的世态人心，戮心为上的“盛世太平”，思想文化的钳制镇压，贪官污吏的丑态毕露，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开明士夫的自救自强，异域文明的东渐挑战，维新改良的失败尝试，最后走向共和的国制革命。一幕幕在混乱中转型，在转型中更加混乱的历史活剧，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人类历史兴衰的最丰富、最生动的材料。于是我萌发了编写这本《清朝那些新鲜事儿》的想法。它力图通过对清朝三百年间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回顾反思，探寻一下中华民族兴与衰的因由与契机。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也是艺术。它可以借鉴，更可以欣赏。为此，在这本书的写作方法上，我不做学究式的严密论证，而是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把历史当故事说，把学问当评书讲，使您在轻松愉快中获得知识，增长智慧。愿快乐的学习与您同在。第一章努尔哈赤奠基大清一位西方学者说：“西方最关注的中国古代杰出人物是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在中国灿如星汉的历史人物中，不乏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杰出帝王，西方人为什么更钟情于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主要原因多半是成吉思汗与努尔哈赤是少数民族。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以汉族为主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国家，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同成吉思汗相比，努尔哈赤的传奇色彩似乎更浓。在中国自秦朝以下的二千多年的皇朝历史中，建立过二百多年以上的大统一的王朝只有两汉、唐、明、清。大清帝国占据中国历史舞台达二百九十六年，占秦以来整个中国王朝历史的八分之一。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都是汉族，只有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少数民族。努尔哈赤在中华文明史上开创了一个时代，由他奠基的大清帝国，到康乾盛世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大帝国。作为大清帝国的奠基人，努尔哈赤对清代历史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遗传了“光宣哀世”的基因。这就是努尔哈赤在今天为人们所关注研究的关键所在。一、不幸的少年努尔哈赤出身于明朝建州女真的贵族家庭，生于明代嘉靖三十八年（1559）。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的官员。努尔哈赤从小就练习射箭，有一身好武艺。十岁那年，母亲去世，继母拉氏刻薄寡恩，待他非常不好。父亲塔克世受继母挑唆，给努尔哈赤的东西极少，不能维持生活。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到莽莽林海里去打猎、挖人参、采蘑菇、捡榛子、摘木耳、拾松子，然后将这些东西运到抚顺马市去卖，以此来维持生计。在他二十五岁那年，更大的不幸降临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同时死于明军攻城的炮火，这一事件，对努尔哈赤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关于这件事的起因，需从王杲之死谈起。在当时的建州女真中，以王杲势力最强。王杲曾带兵进犯辽阳，杀死指挥王国栋，后王杲被俘，被押送到北京问斩。王杲死后，他的儿子阿台为报父仇，袭杀明军。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明将李成梁提兵直捣阿台的住地古勒寨。阿台妻子的祖父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觉昌安为了使孙女免于战难，也为着城内居民减少伤亡，便同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一同进城，打算劝说阿台投降。建州女真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里通明朝，引导攻城，向城上守军喊话说：“李太师有令，谁杀死阿台，谁就做古勒城的城主。”于是，城里出现内奸，城被攻破，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也不幸死于战火。努尔哈赤得到祖父和父亲遇难的噩耗，悲痛欲绝。他找到明朝官员，质问道：“我祖父为何被害？你们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明朝官员谢过说：“这不是有意的，是误杀罢了！”明军送还了觉昌安和塔克世的遗体，明朝廷又赏给努尔哈赤三十匹马，并封努尔哈赤为指挥使。但努尔哈赤怒气未消，又不敢直接同明朝冲撞，便迁怒于尼堪外兰。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以报祖父、父亲之仇为名，率领百余人的队伍，向尼堪外兰的驻地一图伦城进攻，拉开了女真统一战争的历史帷幕。二、十大历史功绩有一本美国历任总统的合传书，书中记载了美国各届总统值得历史学家肯定的历史功绩，有的一两件，多者三四件，有的一件也没有。努尔哈赤活了六十八岁，从二十五岁起兵到生命结束，政治军事生涯四十四年。有历史学家盘点其历史贡献，有十大件。1.统一女真各部金国被元朝灭亡之后，女真族各部纷争不已，以强凌弱，以众欺寡，元、明三百年来，未能实现统一。努尔哈赤兴起，采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经过三十多年的征抚，实现了女真各部的大统一。当今世界不少民族争斗厮杀，其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一位杰出的民族领袖，能将本民族各种利益集团协调统一起来。因此，努尔哈赤促成女真各部的大统一，应该是件了不起的大事。2.统一中国东北明朝中期以后势力衰落，已不能对东北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管辖，努尔哈赤及其儿子皇太极经过艰苦努力，统一了东北。东起鄂霍次克海，西北到贝加尔湖，西到青海，南濒日本海，北跨兴安岭的广大地区，面积约五百万平方公里，已和明朝的实际控制面积大致相等。东北地区的重新统一，不仅结束了相互杀戮、黎民涂炭的悲惨局面，而且为以后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努尔哈赤对东北的统一，后来沙俄东侵，日本南进，列强争逐，东北疆域被谁人占有，实在难卜。3.制定满族文字金灭亡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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