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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成熟丰满熟妇av无码区 发布时间:2024-01-06 14: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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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禁止露裸体奶头网站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

                      刘泽清案件

                      甚至在东明和曹县陷落之前,就有新的证据暴露出刘泽清与起义的牵连。1648年11月4日,当游击佟文焕的骑兵在清剿东明与曹县之间的道路时,一个名叫陈桂的年轻女仆在翻越刘泽清在北京的府第后墙时被巡卒抓住。在刑部审讯下,她说她看到过一封刘泽清给他在曹县的母亲的信,预先通知她即将爆发起义。而且,她在家里听到传闻说刘泽清还给榆园军送去过一封信,约定10月1日在京城领导起义。根据这一新证据,加之已抓住大多数起义领袖,清廷感到围捕刘家成员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3日,多尔衮颁布敕令,指责刘泽清谋反,下令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接着,刑部尚书吴达海遣官审问李洪基和李化鲸,他们很快就垮了下来,招供了清廷想要知道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招供,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曾扮作僧人秘密去过南方。在他返回时,带来了两个人,即郑隆芳及姚文昌,这两人以前是刘泽清手下的参将,现在南明政权中做将领。这两人受命在曹县策划一次复明起义。如果李化鲸和李洪基有意参加——对此刘之干已经应诺——他们就会分别被任命为都统,晋封亲王。这一在曹县发动起义的计划,时间安排在与刘泽清领导的北京起义同时。所以,在告诉了他们这一密谋之后,刘之干动身去京城与他叔叔协调计划。八天之后,即1648年7月17日,刘之干从北京返回,与李洪基联系,命他于8月24日进攻曹县。结果,李洪基实际直到9月5日才发起进攻,不过他们进攻曹县,则显然是由上述密谋引起的。仅仅根据李化鲸和李洪基的供词,此案并不直接牵连刘泽清。因为,这两个反叛者只是听到刘之干说他叔叔参与了密谋,他们本人并不能直接向审讯官证实刘泽清是他们的同谋。但刑部官员很快就提出了确实涉及刘泽清的新证据。经审问,刘泽清的继子刘继先供认,当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没有被清政府选为显赫的皇帝侍卫时,刘泽清便被激怒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家人给在曹县的刘氏宗亲带去了如下几句话:“我见虾子们烧肉役使,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这个家人还给刘之干带去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刘继光和别人都不许看的。刑部审讯官记起了女仆说过的那封刘泽清自己决定10月1日在京城起义的信,便再次提审刘之干,问他那时是否收到过他叔叔来的一封信。刘之干回答:“有一书信,装在合包内,失落了。书上言语,忘记了。”刘家其他人也证实刘之干收到过一封信,问题最后归到刘泽清本人身上。刘泽清的回答是:“原发家书二封,一封单与刘之干看。”审讯者追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一封记得”,刘泽清坚持说。最后,审讯官向刘泽清出示了他被软禁时一名卫兵的口供。这位卫兵的口供说,他看到将军在一天深夜烧了一捆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是某种犯罪证据又是什么呢?在反复审问下,刘泽清终于供认,他所焚烧的文件包括他担任明四镇之一的东平侯诰命。这样,刑部审讯官颇有把握地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刘泽清确曾违敕派一名家人去曹县;第二,他送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保密的;第三,刘之干关于密信丢失以及忘记了信中内容的说法,审讯官认为难以相信。又所烧书文,泽清供为明朝诰命,[然]我朝受命今已五载,早宜缴上,乃收匿至今,竟何意也?第四是起因问题。其侄刘之干确实没有被选为侍卫,而从这两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情况看,此事似乎就是导致密谋的关键;第五是来自榆园军本身的证据,即刘之干曾扮作僧人与复明分子接触;最后,从某些方面看来,所有定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刘泽清傲慢而讽刺地评论清人为“虾子烧肉”,清廷审讯官严厉地以刘泽清自身的污点来抨击他的忘恩负义:出猎之日,鼓勇争胜,获兽则燔炙共食,泽清随猎,此言是实。此言实,而刘继先所供之言皆真矣。不过,不管多尔衮对刘泽清的谋反多么恼火,他还是充分意识到让刘泽清这样的汉族归顺者成为好像是满人无端猜忌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摄政王坚持由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侍郎以上官员来共议此案。刘泽清被正式宣判为曹县起义主谋。12月19日,他、他的侄子刘之干、李洪基和李化鲸,都被处决了。刘家剩余成员被逐出山东流放。

                      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士),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迥然不同的。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外交与军务,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王大臣会

                      极大的压力,然后自己再派兵镇压,以获得更大的声誉。当时高骈的部将们看出了高骈有按兵不动的想法,于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例如以毕师铎为代表的部将们认为,现在黄巢用兵十余万如入无人之境,如果不加紧拒险阻击,等到黄巢渡过淮河,就将无法阻止,那样就会成为京城长安的大患,应该立即进兵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可是以吕用之为代表的另外一些部将,则迎合高骈的想法,认为高骈在朝廷内有功高盖主的嫌疑,如果立即平定了黄巢,会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不如现在坐山观虎斗以求得自保。吕用之的建议当然能得到高骈的首肯,于是他禁止诸将出战,只要守护好辖境即可。不过,高骈为了向朝廷推卸自己不与黄巢交战,故意放黄巢大军渡江北上的责任,上表向朝廷告急,称黄巢拥兵六十万之众,言下之意是自己不是不与黄巢交战,而是力不从心,寡不敌众。当皇帝李儇向朝臣们遍示高骈的奏表后,朝臣们犹如一盆冷水浇在心头,史书上记载当时是“上下失望,人情大骇”。皇帝李儇下诏指责高骈主张遣散诸道兵马,致使黄巢大军从容渡过长江,但是高骈也不甘示弱,上表为自己辩解,说是遣散诸道兵马的决定最终是朝廷定下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主意,又将责任推还给皇帝李儇。为了进一步推脱责任,高骈谎称已经与黄巢交战,并取得了一些胜绩,只要自己不落入黄巢部下的圈套,将有机会剿灭黄巢,并建议皇帝李儇,应该紧急诏令淮南东道兵马做好防御准备。事实上,高骈的建议还是暗示朝廷,自己只肩负守卫淮南的责任,此后高骈便称病不再出战。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高骈的态度让朝廷明白他事实上是不听指挥的,可是黄巢已经屯军淮南,对河洛地区形成威胁,虽然皇帝李儇远在西北的京城长安,但依旧感到不寒而栗。宰相豆卢瑑建议再行招降之计,授予黄巢天平军节度使之职,以阻止其向西进兵。可是卢携却不同意这样做,他为了挽回举荐高骈失误的面子,主张立即调兵布防。此时皇帝李儇鉴于以往招降工作做得不力,导致时刻让黄巢牵着鼻子走的教训,决定采取卢携的意见,下诏征调河南诸道人马发兵溵水(今河南商水),任命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汝州、郑州把截制置使,屯兵汝州一带防守淮北地区;同时又以淄州刺史曹全晸为太平军节度使兼东南行营副都统,扼守淮河南岸。意在以淮河为依托,在两岸建立南北两道防线,以阻止黄巢北上。朝廷的军事部署不可谓不周密,但其意图很快落空。曹全晸带领的六千人马犹如以卵击石,刚一出兵就被黄巢打败,只得退守泗州,本来指望高骈派兵增援,可是高骈见死不救,不久曹全晸的人马被黄巢彻底打垮。淮南防线如此不堪一击,而淮北防线又因发生兵变而不战自溃。导火索依旧来自徐州军,当朝廷在淮水一线进行军事部署的时候,徐州方面派出三千人奔赴溵水增援,途经许昌时,以款待不周为由发动兵变,忠武节度使薛能经过一番辛苦慰劳方才平息。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就此告一段落,但驻守许昌的周岌本来奉命领兵奔赴溵水,闻知城内发生兵变,便星夜赶回许昌,在没和薛能商议的情况下,将发动兵变的徐州军三千人全部袭杀。薛能是进士出身,虽然是一介书生,却相当自负,当年他在剑南西川时,曾经写过两句诗:“焚却《蜀书》不宜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连诸葛亮的功业他都不放在眼里。事实证明,当他这种书生碰到周岌这样的悍将后,最终只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针对周岌袭杀徐州三千士卒事件,薛能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周岌一不做二不休,挟平定徐州军之乱的余威,将薛能也一并杀死,然后自称忠武军留后。当时屯守汝州的齐克让唯恐被周岌突袭,引兵退回兖州,屯驻溵水德官军眼见两路大军不战自溃,也都引兵回归本镇。朝廷辛苦布置的淮河防线就这样一哄而散,而带来的结果就是河洛地区门户大开。广明元年(880年)九月,黄巢带领人马从容渡过淮河,他自称天补大将军,并严肃军纪,得到沿途百姓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他不断招募兵员,队伍急速扩充,并开始对各路藩镇展开分化攻势。黄巢在给各个藩镇节度使的文告中,警告他们,只要各自坚守辖境,不主动与自己交战,自己是不会进攻他们的,自己即将进攻洛阳,希望各个节度使不要多管闲事,等到打进长安,只追究皇帝李儇的罪过,不会涉及其他人。节度使们本来就各自心怀鬼胎,再加上看到黄巢的文告,所以全都决定坚守不出。因此黄巢大军在河洛地区一路所向披靡,当时申州、光州、颍州、宋州、徐州、兖州等地的官吏和守军望风而逃,十一月十日,黄巢成功进占汝州。而汝州的前方不远处即东都洛阳。黄王进京黄巢大军进占汝州的两天后,消息传到了京城长安。此时朝廷内部一片惊恐,宰相卢携见势不妙,称病在家不敢上朝议事。当时已经十八岁的皇帝李儇只得召见其他宰相以及他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商议对策。豆卢瑑、崔沆主张紧急征调关内诸镇人马和左、右神策军守卫潼关,田令孜也主张挑选出左、右神策军的弓弩手前往潼关据守,并称自己愿意出任据守潼关的“都指挥制置把截使”官职。如此危急时刻田令孜还确实很有担当,这也没有辜负皇帝李儇平时对他的绝对信任。不过李儇却忧虑关内士兵以及左、右神策军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过实战,恐怕不能作为倚靠,于是田令孜便提出了退居蜀中避难的建议:“当年安禄山作乱,玄宗皇帝巡幸蜀中以避难,现在陛下完全可以效仿玄宗皇帝,等剿灭黄巢再回来也不失是一种方法。”不过,让田令孜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说完崔沆便提出反对意见:“当年安禄山才有十五万兵马,比起现在的黄巢,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当年哥舒翰以十几万兵马尚且不能守住潼关,现在黄巢拥兵几十万人马,而潼关又无哥舒翰那样的名将和强兵。”豆卢瑑附和着说道。豆、崔二人所说的话,显然是不赞成皇帝李儇退往蜀中,而且明显不信任田令孜能够守住潼关。此时的皇帝李儇心情已经跌入谷底,当听到田令孜提出退避蜀中的想法后,他不禁流下了眼泪,因为他十分明白如果那样做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依旧想做最后一搏。“无论如何你先发兵潼关!”李儇向田令孜做出了最后的指示。田令孜得到了诏令,急忙部署出兵的相关事宜。而李儇也明白此刻应该做些鼓舞军心的事情,于是,两天后他亲自到左神策军营检阅将士,召见了田令孜举荐的张承范、王师会、赵珂三员军将,分别加以任命。最后李儇正式任命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以另一名宦官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带领人马先行奔赴潼关守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皇帝李儇起用的杨复恭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角色,可是让李儇想不到的是,他所起用的这个人未来居然是个欺压皇帝的角色。就在朝廷安排完潼关的守卫三天后,泰宁节度使齐克让送来加急奏报,说黄巢大军已经进入东都洛阳境内,为了避免消耗有生力量,自己已经收拾人马退守潼关,而且潼关一带的百姓已经四散逃去,百里之内不见一人,根本找不到粮食,希望朝廷能够急速输送军粮。皇帝李儇得到奏报后,立即让兵部安排输送军粮事宜。可是就在这安排的过程中,十一月十七日,黄巢大军抵达洛阳城下,东都留守刘允章不敢抵抗,举城投降,黄巢在洛阳城只是补充军资,稍作停留后,继续向长安挺进,并于二十二日攻占了关外战略要地虢州(今陕西灵宝县西北)。虢州距离潼关只有一百五十多里的路程,皇帝李儇当时已经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可是举目望去,可以信任的人似乎只有田令孜,于是他继续加封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等八州都统,并募兵长安百姓两千人以补充左、右神策军的人数增援田令孜,又挑选神策军弓弩手两千八百人,让兵马先锋使张承范、制置关塞粮料使王师会带领前去增援潼关。可是前边我们说过,晚唐由宦官控制的神策军,实际上是长安一带富家弟子的庇护所。这些纨绔子弟贿赂宦官、挂名神策军是为逃避徭役负担,而且安史之乱以来,朝廷的护卫工作主要依靠神策军,对其赏赐比一般士兵要强很多,所以神策军士兵经常仗势欺人,事实上不过是纸老虎,真正的战斗力极其低下。很多人听到真的要上战场,全都抱头痛哭,甚至有的人连兵器都无法拿动。所以潼关的守卫工作,神策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出征之前的践行中,皇帝李儇虽然对张承范等人赏赐丰厚,并对他们寄予厚望,但张承范似乎并未受鼓舞,反而向皇帝李儇进言道:“听说黄巢拥众数十万向西进军。齐克让率领一群忍饥挨饿的士兵依托关外,现在让臣以区区两千人马驻守潼关,而且没听说陛下馈饷之计,就这样让臣去拒贼,臣很是寒心。”皇帝李儇听到这话后,顿时脸上愁云密布,他隐约感觉到,指望这帮人守住潼关恐怕希望不大,但是李儇还是耐着性子强颜欢笑地告诉张承范,只管发兵前往潼关,自己随后就增派援兵以及军饷。事实上,张承范也明白此去既无粮草又无援兵,肯定是凶多吉少,皇帝的话姑且当作耳边风不听也罢。但迫于皇帝诏令,仍勉强带领兵马赶赴潼关,当到达华州(今陕西华县)时,刚好碰到辖境的刺史调任离去,城中百姓得知本地即将开战,都拖家带口地逃进华山,只留下一座空城,所以根本没人接应张承范的到来。张承范无奈之下只得带人进城在州库中寻找粮食,不过看见的却是尘埃一片,最终张承范只找到一千斛大米,短暂停留后便带着士兵忍气吞声地继续上路。十二月一日,张承范到达潼关,首先摆在其面前的不是如何面对黄巢的大军,而是粮食奇缺的问题。当时张承范从山中搜寻出一百多个百姓,强行向他们征用了些粮食,做了一点防御准备,可是加上齐克让的万余人,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很快这些人便粮草断绝,士兵们士气极为低落。就在张承范到达潼关的同一天,黄巢也带领大军到达潼关之下,官军眼见黄巢大军“白旌满野,不见其际”,全都不寒而栗。不久后黄巢亲自来到潼关下,义军全军欢呼,军威之盛惊天动地,很快便开始攻打潼关外城。齐克让虽然从中午一直战斗到傍晚,但无奈手下士兵忍饥挨饿已经很长时间,根本无力抵抗,只得被迫烧毁营帐进入潼关之内。在潼关的左侧有一条山谷,平日是禁止行人通过的,以确保关税的正常征收,称为“禁阬”,由于黄巢大军急速攻至,潼关的守军居然忘记加以防守,导致齐克让的溃败之军一下子从禁阬涌入关内。这条道路本来就已经是荆棘交织,灌木丛生,一下子就被涌进的士兵踏为了平地。张承范看到齐克让打了败仗,急忙派人向皇帝李儇告急求援,而且这一次张承范说的话更加严厉:“臣离京六日,甲士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两千余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阬。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张承范这一次明显是指桑骂槐,但告文送出去的第二天,没等朝廷回信儿,黄巢大军便大举攻打潼关。张承范全力据守,从清晨一直战斗到晚间,其间城上弓矢用尽,就用石头砸向攻城的义军,到了晚上义军纵火焚烧关楼,他命令王师会分兵八百人防守禁阬,但此时已经有部分义军从禁阬入关,义军内外夹攻潼关,守关唐军溃败,王师会战败自杀。张承范眼见形势不妙,换上便服带领残兵向西逃窜,途中遇到当地藩镇派来的援军两千人,这些援军也跟着张承范一路向西逃去,一直到了渭桥边上方才停歇。张承范一路西逃,犹如惊弓之鸟,可是到了渭桥后,他看见田令孜招募的神策军居然个个穿得五颜六色,心中生出一股无名之火,于是下令将这些神策军士兵洗劫一空,然后闯进长安城大肆劫掠。潼关仅用了一天时间便宣告失守,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然而,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黄巢在攻下潼关后,只留下部将成令瓌防守潼关,他立即带领大军继续向长安挺进,只过了一天便又攻占了华州,迫使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请降。潼关失守意味着京城长安门户大开,田令孜担心会受到皇帝李儇的责怪,便将全部责任推卸给宰相卢携,认为是卢携举荐高骈失误,才致使黄巢大军一路向西所向披靡。四日清晨早朝之时,皇帝李儇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卢携再次罢相贬官,同时将王徵、裴澈招进宰相班子。此时京城长安已经危在旦夕,皇帝李儇即使有回天之力,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防守住京城长安。虽然十八岁的李儇贪玩好动,但他不是白痴,他知道长安已经是防守不住,现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尽量拖住黄巢前进的步伐,好为自己逃离长安赢得时间。为此,他诏令任命黄巢为天平军节度使,希望黄巢能够接受自己的册封,暂时停止进兵长安。不过,等到早朝过后,皇帝李儇趁着天色微明之际,带着福王、穆王、泽王、寿王等人,以及四个儿子、嫔妃数人,由田令孜带领五百名神策军护卫,经长安城西的金光门逃离。李儇等人逃出长安之后,百官们才知道消息。而那个时候黄巢带领大军已经打到了长安西市附近,当时长安城内一片混乱,所以百官们也都一哄而散。不过,在官员们四散逃亡的同时,有一个人是个例外,这个人就是被贬官在家的卢携。他之所以没有逃跑,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跑,而是因为他已经病入膏肓,根本跑不了。卢携二次担任宰相以来,对内钳制田令孜,对外依靠高骈,受到皇帝李儇的绝对信任。但事实上,他与田令孜是一丘之貉,当黄巢大军由江陵北上时,他已患病,行走困难,也已指望不上高骈,而且又被田令孜当作替罪羊。最重要的是,卢携知道因为自己主张剿灭黄巢,所以黄巢到来后,自己绝没有好果子吃,因此在义军进入长安西市的那一天夜晚,卢携自知逃生无望,在自家后院自缢而死。十二月五日,义军先锋部队将领柴存领兵进入长安城,留在京城的尚书左仆射兼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代表朝廷向黄巢投降,并亲自迎接黄巢进入长安。据《资治通鉴》记载:黄巢进入长安的时候,乘坐金装肩舆,在身穿锦绣、腰束红缯、手执兵器的士兵护卫下,带领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长安。沿途“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长安百姓并没有表现出惊慌,也没有东躲西藏,而是夹道围观,大将尚让沿途告诉民众,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会像李唐皇室那样不爱护百姓,百姓只管安居无妨。十二月十二日,黄巢入居皇宫,次日在隆隆的战鼓声中,黄巢在大明宫含元殿登上皇帝位,建立国号大齐,改年号金统,开始置属百官。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以另一名义军将领赵璋兼侍中,同时任用了一大批唐朝降官,但真正的权力主要掌握在跟随他一同起兵的义军将领手中。多年前,黄巢曾经发誓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长安,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此刻俯视唐朝的那些降官,黄巢的眼中透露出一丝轻蔑之色。“天下谁与我争锋?”雄心壮志的黄巢禁不住心潮澎湃,不过黄巢明白攻进长安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结束长安城内混乱的状态。黄巢采取的措施是,只要见到穷人就加以赈济,对于长期为非作歹以及顽固不化的官吏则施以重刑镇压。由于皇帝李儇偷偷出逃,没有通知大部分朝官,包括宰相卢瑑、崔沆、王徽以及京兆尹李汤在内的一大群朝官都因为来不及逃离长安,而成了瓮中之鳖,只得藏在先前向黄巢投降的张直方家中。对于如何处置这些朝官,黄巢采取分化的策略,先是宣布朝官三品以上停止任用,四品以下官复原职,然后发布通告命令在逃的朝官自动到部将赵璋的府邸自报姓名与官衔,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可以自动官复原职。当然黄巢也十分明白,有奖就必须有罚,除了宽赦大部分朝官之外,也必须找出反面典型

                      动中日继续作战,没想到事情办砸了。这小子也太不了解大清帝国国情了:即使李二死了,慈禧也不会打仗的。慈禧这些年身居高位,小富即安,奉行稳定压倒一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享乐主义,过个安乐的晚年是第一要务,子孙后代的幸福她没考虑过。李鸿章被刺,一时间国际舆论汹涌,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让日本人焦头烂额。伊藤博文怕夜长梦多,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主动跟李鸿章讨价还价起来,把赔款指标下调了三分之一。李鸿章还是不肯签:二万万两为数甚巨,必请再减五千万;营口(属辽东半岛)还请退出;台湾不能相让。此时,慈禧很担心继续打仗,发了一封电报给李鸿章:你别慎着了,赶紧签吧!可李鸿章还磨磨叽叽地不肯签,他跟伊藤博文说:减五千万两?减三千万两?减两千万两?就当是给老夫回国的路费。但李鸿章得到的回答,始终是“不行”。李鸿章对伊藤说:我没想到你们日本人这么刻薄。伊藤很尴尬,笑着说:这是国家大事,我也是不得已。最终李鸿章签署了这样的《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两,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屈辱的时光。当他在半个多月后带着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李鸿章发誓不再踏上日本国土,以此来表达他的抗议。一年后,李鸿章从欧洲考察回国,必须在日本换轮船时,他坚决不上岸,以75岁高龄硬是冒着落水的危险踏着两船之间的跳板跳了过去!他这样做看起来很伟大,实际上也很懦弱。因为真正的复仇方式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将来找机会打回去!如果做不到打回去,至少也要做到将来不再挨打!但是,李鸿章可以是懦夫、可以是坏人、可以是贪官——据梁启超考证,其家产价值超过一千万两白银,俨然有灰色收入,但就不可以是卖国贼。原因后面专门解释。条约签订后不久,伊藤博文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李鸿章回国后,迎接他的自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来自民间和朝堂的骂声:杀李鸿章以谢天下!李鸿章应该是郁闷的,但李鸿章知道:自己不能只顾着郁闷,应该利用剩下不多的时间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李鸿章找俄国人谈,谈什么呢?谈辽东半岛。李鸿章知道俄国人和日本人有矛盾:日本和俄国为争夺远东的霸权,本来矛盾就很深,只差完全撕破脸了干架而已。而现在,矛盾就更大了。俄国人对日本独霸辽东半岛一事极其不爽,毕竟辽东半岛就在俄国家门口,谁能容忍自己家门口对面蹲着一只鬣狗,没事的时候就冲自己汪汪大叫,甚至冷不丁地冲过来咬自己一口?俄国人说,我国可与清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防日本,也可以帮清国要回辽东半岛,但有一个条件,你得让我们在东北修一条铁路。俄国人的言下之意李鸿章当然明白:俄国想用软刀子捅人,想通过这条铁路进入东北,不过与收回辽东半岛相比,还个代价尚可接受。后来俄国人和李鸿章把这事儿写进了《中俄密约》,这条铁路就是著名的大清东省铁路,简称清东铁路。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后来因为这条铁路郁闷得够戗。俄国要完好处后,倒也不再拖延时间,立即拉上想在辽东半岛附近(因为这一带海港较多)发展贸易事业的德国和法国,没事的时候就把战舰开到日本附近的海面兜兜风,顺便告诉日本:小子,别过分啊,赶紧把辽东半岛还给人家吧,要不然我们群殴你!别看日本赢了清朝,其实日本多年的国力储备也被这一战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十分虚弱,根本打不起第二场战争。因此,日本人只能同意。但它有条件——你得拿三千万两银子来换。清朝能有什么选择?只能拿钱赎回辽东半岛。辽东半岛是要回来了,可怜的台湾没让朝廷当回事!既靠天,也靠地,更要靠自己!能决定命运的只有自己!台湾军民自发抵抗,苦战五月,终究胳膊没能拧过大腿,还是做了半个世纪的殖民地,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甲午之战输成这样,此时的紫禁城里,慈禧依然风雨不改地过起了她的六十大寿,官僚们依然山呼万岁,歌舞升平。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庆典的主要组织者翁同龢很满意(济济焉,盛典哉——《翁同龢日记》)。清朝不亡,天理何在!失败并不是结束甲午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日本得到了朝鲜和台湾,它还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细算一下,马关条约中的两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再加上清朝分年偿付所付的利息三百五十万两,这个钱折合成日元是近四亿元日元,去除它的战争成本约两亿日元,日本的战争纯利是近两亿日元。日本拿到这笔赔款后,都干了些什么?一、用于军事现代化。日本陆军由七万人扩充至三十七点五万人,其中二十二点五万人是预备役。海军总吨位由六万吨增至二十六万吨,战舰八十艘,一跃进入世界前三。二、完成了从银本位到金本位的币制改革,与欧洲强国接轨。日本迅速地迈入了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总体来说,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渐微。原来的亚洲双雄俄国、中国,现在变成俄国、日本鼎立。日本在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中国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可随时进攻中国大陆……日本,从这时开始变成了一个令国人难以忘怀的名字。他们很像鬣狗,虽然体形很小,速度一般,力量也不行,但是极富团队精神,面对强敌时没有人会临阵退缩。团结在一起的鬣狗甚至可以打跑狮熊虎豹。他们阴狠狡诈,每一次出击不重创敌手绝不收兵。他们的自信是在一场场硬仗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的骄横是在对手的恐惧中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如果你刚看到这里就已经咬牙切齿、气愤难平,那你只能消消火气,因为这仅仅是个开始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日本人真的赢了吗?甲午之战后,鬣狗空前自我膨胀。十年后,日本继续挑战远比它庞大的俄国,结果它居然赢了。连败中国、俄国,最终日本挑战美国,彻底挂了。而中国呢?正是在外辱不断,尤其是日本与俄国的刺激,才让中国这头东方睡狮醒来。1943年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中国作为名义上与苏联、美国、英国平起平坐的四大国之一,正式跻身世界列强,中国正式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东亚病夫的日子。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迎来了民族独立,此后逐步走向共和,相信民族复兴是早晚的事,只不过这需要我辈继续努力!第八章孙中山,康谎谎,袁大兵

                      初露头角的孙中山

                      甲午战争惨败,慈禧老佛爷的生日照过不误,不过紫禁城内山呼万岁的呼声也没能掩盖住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举国激愤。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凉时刻,三个知识分子各自做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42岁的张謇,那个当年与袁世凯在朝鲜共事的张謇选择了实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甲午战争前夕,一名年轻人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上李傅相书》,洋洋洒洒近八千言,开头一段四平八稳,奉承完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李鸿章博学多才、日理万机,又说在李鸿章的带领下,亲爱的祖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广大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等。套话完毕,进入正题。后面应该说写得不错,以拳拳爱国之心、流畅的文笔,说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前面介绍过的看完了《盛世危言》的孙中山。这个孙中山可不是一般人,现如今,他的故乡被命名为中山市,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中山路,且都是该市最中心、最繁华的大道之一。不过需稍作提醒的是,孙中山终其一生从未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中山”是后来逃亡日本所用化名“中山樵”中的两个字。不过鉴于世人早已熟悉了孙中山这个名字,因此在本书中就姑且采用“孙中山”这三个字吧。至于孙先生的故事,还是从一份档案讲起。姓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又称孙中山籍贯:广东自我评价:洪秀全第二代表作:三民主义、同盟会、中国国民党成功秘诀:虽然偶尔被失望绊倒,但一直在希望的田野上奔跑另类成就:超级旅行家。为了革命,不辞辛苦,一生四次横渡太平洋、四次横渡印度洋、六次横渡大西洋、四次到美国、四次到英法、六次到越南、九次到新加坡、四次到马来西亚、两次到泰国、十五次到日本……总计行程达二十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五圈。大凡成大事者往往出身贫寒,小小年纪就要下水捕鱼捉虾、上山砍柴放牛,家里还有几个生病的亲属,每日以泪洗面。这差不多也成定律了。恰好与孙中山先生的情况基本符合。孙中山1866年出生于广东翠亨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佃户家庭,家境艰难,至少祖上近三代都是贫农。幼时跟着父亲以捉鱼捕虾、打柴放牛为生。等停下来不干活的时候,孙中山就去村口听当年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老人吹牛皮,讲自己当年是怎么英勇地抗清,自己是怎么跟着带头大哥洪秀全为穷苦人争公平……听着听着,孙中山就把洪秀全当成了自己心中的偶像。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如果孙中山没有一个叫孙眉的亲哥哥,也许他以后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已。孙眉,一个听起来有些女孩子气的名字,其实是一个很坚强的男人,他年少时就远涉重洋打工,去异乡追寻新的希望,不想后来居然成功了,真的成了一名富豪。在孙中山12岁那年,孙眉资助他去美国檀香山读书,这次经历改变了孙中山的一生。自命“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被美国的强大深深震撼了,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他也渐渐地萌生了一些想法。他觉得美国的民主宪政很好,终有一天,他也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另外,他对美国的铁路之发达也是念念不忘,他坚信,只要在中国修上一定数量的铁路,中国的经济也会腾飞。带着这些拯救神州的想法,他在留美五年之后回到了广州,随后又去香港求学,进入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读书学医。在香港期间,孙中山终于加入了倾心已久的基督教,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教徒。光阴荏苒,孙中山在香港一待就是十年。漂泊在外的这些年固然孤单了点,可是孙中山也结交到了像陆皓东、郑仕良、陈少白这样的好友。几名对现实不满的愤怒青年时常一起煮酒论英雄,纵论天下时事。渐渐地,孙中山的思路和想法也变得越来越成熟,当然这几个好友也成了孙中山最早的政治上的“同志”。不过孙中山也不是一开始就想搞暴力革命的,如果能用和平的手段达到目的,谁又愿意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呢?1894年上半年,孙中山拜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发现书中的道理远比自己在美国的所得深刻,于是就写了那份前面讲过的《上李傅相书》,可惜那份本科毕业论文没有引起李中堂的注意。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李大人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或者看到了,懒得作秀,便没有回信。总之,这篇寄托了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大作发出之后,就石沉大海。可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二先生的傲慢,他想:既然清朝不给我等汉人机会,不理会我等的善意良言,我等就反了它,创立一个属于我等的理想国度。于是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创建了一个叫“兴中会”的组织,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兴中会最早的会员当然是陆皓东、陈少白、郑仕良等人。眼看组织势单力孤,作为广州三合会龙头的郑仕良自然是义无反顾,将帮会中一些有心造反的好汉们也拉来入会,形成了兴中会最初的班底。也就是说,兴中会实质上就是几个知识分子领着一帮绿林好汉闹革命。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谁让这些绿林好汉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呢,总不能空手闹革命吧。几个月之后的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兼并了杨衢云的“辅仁文社”,在香港正式成立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言。这个誓言的前两句,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反清复明。肯定有人奇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难道狭隘到要“驱除鞑虏”,实行大汉族主义吗?这里要澄清一下,这个口号绝不狭隘。本书前面也讲过满汉矛盾很深,清朝统治者与汉人从来都没有认为彼此是一家人。所以基于当时的背景,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很有见地的。以反抗异族统治者为由,不仅可以得到广大汉族群众的共鸣,也更容易化解汉人知识阶层、汉人官僚阶层的敌意,应该说这是一个和大汉族主义无关的政治正确、效果显著的政治口号。话题回到孙中山先生身上。从这之后,他就开始游历各国,宣讲自己的思想,筹集活动经费,策划武装起义,可惜成绩惨淡,一次都没有成功,在朋友们心里落得了一个“只会说大话”的印象,朋友们称其为“孙大炮”。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孙中山先生都在思索救国之道,所以暂且搁下他,先讲一讲别的故事。根本不存在的康氏“公车上书”尽管孙中山上书的结果很不理想,但是这表明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已然觉醒,维新思潮已有星火之象,大势已不可逆转。人心可用,四海鼎沸,以读书人为主体的群众政治运动就要爆发了!还好大家都是读书人,比较本分,知道采用合理、合法的方式——上书进言,来释放政治激情!与孙中山稍有区别的是,大部分人都选择直接进言皇帝。但政府不会允许什么人都能直接把建议或意见递交给皇帝,要不然皇帝得忙死,估计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不会有。因此得有一个机构替皇帝处理此事,将意见、建议归纳整理后才递给日理万机的皇帝,这就是都察院。都察院制度始于明代,清朝觉得还不错,也拿来接着用,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可能类似于现在的中纪委,但是权力应该比纪委要大。都察院养了一种人,这种人叫御史,相当于中央纪检监察干部。其中的佼佼者有张佩纶、张之洞、翁同龢等人。虽说明清两朝的御史都是以找茬为职业,不过到了清朝,御史们已经远远不如前辈在明朝混得那么风生水起了。这主要是清朝的君权比明朝更集中造成的,尤其是雍正设立军机处之后。打个比方吧,明朝皇帝是运动员,经常和御史互掐,但是清朝皇帝是裁判员,指挥下面的御史掐别人。介绍完都察院,现在回过头看看1895年都察院正面对的大事。这一年的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遭到了朝野人士的强烈反对。其实,在条约签订之前,大批得到内幕消息的现职官员已经发难了。这些人主要是京官,他们从4月14日起,接连上奏,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反对自然是无效的!条约签订后,待在北京考试的大批公车们才知道消息(简单解释一下,公车这个词,是为了纪念国家以公家的车马接送应试举人赴京的传统,因此公车也可以肤浅地理解为举人、士子)。公车们义愤填膺,开始联名上书,截至5月8日,共计上书三十一份,联名者一千五百五十五人次,其中梁启超领衔广东公车八十人上书。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公车上书”始末。不对吧?大家熟知的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去哪里了?答案是没有!翻遍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可以肯定那天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其实,现在流传的“公车上书”故事大都是采纳自康有为自己出品的《公车上书记》。换句话说,康有为是在说谎。那他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要把自己包装成改革旗手?其实这都是康有为后来流亡海外时,为了吸引海外侨胞给自己投资而刻意量身打造的光辉形象。不过这也不是他唯一一次这么做,他还伪造过一份证据,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话又说回来,那些现职官员、公车们的进言,朝廷采纳了吗?这批人的进言总体可以分为四大内

                      法,他把这一万多朝鲜士兵发放到各旗为奴隶,最终只有不到三千人逃回朝鲜,其余都被后金杀掉或者虐待至死,也算是恶有恶报。最后该南路了,也就是清河路。指挥官李如柏,他的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他是名将李成梁的儿子,但水平最低,你要说他不会打仗,比较冤枉,你要说他会打,比较扯淡。他是个纵情声色,饮酒无度,怯懦愚蠢的家伙。他领兵出虎栏关时听见螺声,山谷响应,木叶震动,仿佛有千军万马杀来。李如柏忙下令撤军,士兵也以为后金军杀来,各自逃生,互相践踏,死了一千多人。其实山上没有敌军,只有后金侦察兵二十人,他们见明军出关,就通过螺声告诉努尔哈赤,偏偏这个没用的李如柏上了他的当。至此四路明军一个不剩。随着后金军的完胜,他们的强大表现足以向当时的整个世界证明,他们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骑兵,最强大的陆军。萨尔浒之战中几乎每一场战斗明军都是以鸟铳、火炮对着后金军狂轰。但那时的火器威力还不够,后金军总能冒死往前冲,快速杀至明军阵前,一直想着用大炮把后金军炸死的明军压根儿对于能冲到眼前的后金铁骑没有心理准备,心理防线一被突破,被干掉就是在所难免了。随着八旗的世袭罔替,到了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满族骑兵就已经丧失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的勇气,而属于大清的蒙古骑兵依旧有这股血性,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八里桥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就是这样,三万蒙古骑兵冲向六千英法联军,英法联军用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将三万蒙古骑兵打得死了一万五千人,而英法联军只死了四个人。假如萨尔浒之战时明军的火炮和火枪能有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的一半火力,后金早已成为历史名词,努尔哈赤则跟突厥、柔然等犯边的部落酋长历史地位相同,至于什么康乾盛世则压根儿不会发生。萨尔浒之战明军之所以惨败,与盔甲也有关,明军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现在他们阅兵时的导弹也是用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八旗军几乎人人都披精铁制成的铠甲,他们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这也是为什么八旗军在战争中很难被明军杀死的原因。人难以超越时代,既然武器和盔甲都不够强大,那么就应该在战法上改进。萨尔浒之战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明朝滥用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是不能随便用的,得把以下七点考虑周全,才能使用:(一)地形因素制约部队机动能力,在“分进”时要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如果各“分进”队伍消息不畅通,就会出现萨尔浒之战的后果。与此同时,作为统帅,应尽量让部队在地形平坦交通便利之地上“分进”。(二)不单纯用人数衡量分进合击的胜利概率,而应根据自己“分进”的每一队在没“合击”前遇到一股敌人后的胜算来判断胜利概率,决定是否用分进合击。(三)从理论上讲,分兵会造成一路或几路弱势,只有当各军会合时弱势才会小,所以要让部队提高机动性,快速进军,缩短“分进”时间,为此最佳办法就是加大骑兵比例。(四)分兵不是均分,如此战明军均分四路兵力,结果在任何一路都处于绝对弱势。(五)分进合击,重在合击,要精确计算各部队行进所需时间,然后精确安排各路人马出击时间。(六)明确各部任务。统帅要做的不是在地图上画个圈,然后说你去打吧,而应明确在多长时间行军多远距离,占领什么地方,需要注意什么,遇到敌人应追击还是就地防御。(七)必须考虑行军时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这样的话在友邻部队遭攻击时就可去进攻敌人的纵深,来他个围魏救赵,友邻部队脱离险境,自己也能立战功。这些明军一个都不考虑,不败才怪!此战明军损失惨重,军官310人殉国,士兵45870人殉国。大明的国威也受到极大挑战,这是明清历史的转折点。此战后明与后金攻守易势,明由进攻转为防守,后金由防守转为进攻。努尔哈赤在战后放声大笑,他说:“大明皇帝以二十万军队,号称四十万,兵分四路来战,蒙古、朝鲜各国听到此战我军的胜利,如果他们以为是我们兵分四路来灭明军,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多将广。如果以为我们就是以一支部队分四次揍明朝,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强马壮。总而言之,胜报闻于四方,没有不说我们强大的!”乾隆说此战使“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嘉庆在来到自己祖先鏖战的萨尔浒后赋诗一首:“开基创业自兴京,廿万明师一鼓平。心膂股肱克大敌,父兄子弟肇皇清。据崖设伏选精骑,列阵飞驰尽劲兵。瞬间崖头方破队,斐劳山畔复摧营。八旗赫濯雷霆迅,四路奔逃风鹤惊。”由于此番叶赫部出兵帮助明朝打自己,明朝大军撤退后,努尔哈赤率大军,集中力量进攻叶赫。努尔哈赤立下誓言:“不克叶赫,誓不回师!”叶赫部两大贝勒金台石、布扬古分别固守东、西二城。努尔哈赤命后金军掘地为穴,挖空底下后叶赫部两座城池的城墙倒塌,后金军攻入城中。金台石自焚而死。布扬古见东城已破,孤城无援,在得到努尔哈赤降后不杀的保证后,便出降。努尔哈赤为防止叶赫东山再起,就杀了布扬古,叶赫部遂告灭亡。至此努尔哈赤彻底统一女真,统一东北,吉林、辽宁东北部、黑龙江、俄罗斯远东地区尽数成为努尔哈赤的地盘。叶赫部首领布扬古临死前曾对天发誓:“我叶赫那拉就算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建州女真。”二百四十年后,叶赫部的女子叶赫那拉·杏贞垂帘听政,主宰清国四十八年,死后谥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这是中国古代最长的皇后谥号,简称“慈禧太后”。慈禧死后三年,清朝灭亡,主流说法认为慈禧执政无能最终导致近代中国丧权辱国,清国灭亡,真是因为慈禧吗?这将是本书最后一卷要交代的。第四章熊廷弼守辽德国陆军元帅冯·施利芬说:“如果不把部队分隔开就不能防御这个地区的话,最好坚决放弃这个地区。”萨尔浒之战三个月后,努尔哈赤对开原发动了进攻。而此时开原的防守却十分松懈,主官韩原善不在开原,推官郑之范看名字是个政治犯,但其实这厮是个贪污犯,他“赃私巨万,天日为昏”,将领马林是戴罪之身,他在萨尔浒之战逃跑,朝廷正在追查此事,他根本没心思守城。底下的官兵几个月领不到军饷,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钱粮,一个月都领不到,各军士兵于是把衣服卖了换钱买吃的。马没有草料,士兵没有饭吃就杀马充饥。士兵武器奇缺,有的拿着一根木头棍子,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努尔哈赤直抵开原城下,马林慌忙登城守卫。后金八旗军一面在西南北三面攻城,布战车,树云梯,鱼贯而上,杀得城上守军溃散,一面在东门布重兵,进行血战。由于后金内应在城内开门,后金军冲入城内,郑之范仓皇逃窜,后因战败被捕,死于狱中。马林在激战中阵亡。城破后努尔哈赤在开原杀七万人。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开原城中最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努尔哈赤拿下开原后,与开原互为犄角的铁岭就成了下一个目标。那么努尔哈赤的对手,铁岭守将李如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一次在北京,他喝多了后放枪放炮玩闹,声音惊动大内,因为他是李成梁的儿子,所以一个处分就过去了。这种人守铁岭能有什么好结果?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李如桢此时压根儿就不在铁岭,他躲在沈阳,此时的铁岭根本没有守将。努尔哈赤的胜利已成定局,他率后金军猛攻铁岭,明军用火炮和矢石给了后金很大杀伤,此时被后金策反成功的参将丁碧打开城门,后金军蜂拥而入,铁岭失守,明军殉国四千人。开铁之战战败后,万历皇帝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文武双全,能在骑马时拈弓搭箭左右开弓,他来到辽阳后,辽阳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绅都已离去,道员和将领也备下快马欲逃,人心惶惶。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以将自己家眷送走、动摇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二,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震慑欲逃者。三,公开祭奠开原、铁岭战斗中的殉难者,激励士气,从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但辽东形势并不令人乐观,熊廷弼在给万历的奏折中说:“现在辽东有四种兵,一种是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在部队里空耗饷银,装死扮活,就是不肯出战。第二种叫额兵,开原这一道兵全额已经亡了。第三种叫募兵,都是临时招募的无赖之徒,这帮人打仗还能靠得住?刚听到警报就能跑一半。第四种叫援兵,也就是别的地方来援助的,谁肯把好的兵来援助,因此来的都是次品。现在的一万多匹马,大多是瘦弱的马匹,这是因为许多士兵故意少给马草料,设法把马弄死,这样他们就可以当步兵了,以免出战。现在士兵所拿的弓都是断了弦的,箭镞嘛,更应该叫箭,因为已经没有镞了,刀都缺一块或很钝,枪的枪头都秃了……各部队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各营逃跑的每天都有上百人。”(《熊襄愍公集》)更可怕的是,由于长期欠饷,许多士兵居然靠卖弹药库里的火药来谋生,“自辽阳至镇江,其间许多镇堡,官上火药暗里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余斤……数年以来,辽阳一带火药,尽皆见失。镇堡之官,亦不时点检,徒闭虚库”。此时真可谓形势危急,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认为,从当前形势出发,漫谈收复失地、剿灭后金显然过于草率,不如以固守为稳着,挡住后金的进攻势头,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以守为攻。万历皇帝批复熊廷弼说:“卿审度贼势,分布战守方略,颇合机宜。防守既固,徐图恢复进剿,尤是万全之策。”熊廷弼适当收缩兵力,并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于辽阳,犒劳军士,准备干粮、行具,佯示进兵。努尔哈赤果然疑虑,没有立即进攻辽阳。熊廷弼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敌前进。在此基础之上,熊廷弼进一步采取措施。他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着冰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大张旗鼓,坐在马上,挥舞着马鞭指点地形,他说:“这可以扎营,那可以设伏,那可以打仗。”故意让后金间谍知道,然后取道而回。努尔哈赤以为熊廷弼要袭击他,随后砍树堵山口,运石整修关隘、山城。熊廷弼趁着努尔哈赤瞎忙活的时候,大修辽阳城,辽阳防卫空前加强。随后,熊廷弼进一步加大防御纵深。熊廷弼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每路三万人,各路相互策应,敌人小股来犯,就自己解决,大军压境,就互相支持。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主攻。到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熊廷弼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熊廷弼的守辽部署是非常正确的,而英明的万历皇帝更是对熊廷弼坚决支持,熊廷弼此人性情刚直,看见不好的官员就喜欢骂街,因此在朝廷的文官中人缘相当不好,言官们几乎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攻击诋毁诽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次逼熊廷弼辞职。万历则毫不犹豫地支持熊廷弼,不理那些罪恶的家伙,他说:“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专制社会帝王很少能说对自己的大臣“深切依赖”的,但万历就能说对熊廷弼“深切依赖”,一方面可见万历皇帝对熊廷弼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可见万历是个真性情的皇帝。此时万历与熊廷弼的关系,已经不只是君臣关系,而是有一定朋友关系了。第五章万历,内心孤独的皇帝时间很快就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病重,临终前,他依然对熊廷弼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然而遗憾的是,就在辽东局势被熊廷弼搞得眼看就要扭转,就要让后金混不下去了的时候,万历皇帝在1620年去世了。对于万历皇帝,传统说法都说他二十年不上朝,酒色财气,样样俱全,“明之亡,非亡于崇祯之失德,实亡于万历之怠政”。而事实上,正是万历皇帝凭明朝一国之力打赢了抗倭援朝战争,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打败日本的最高统帅只有唐高宗、万历皇帝和蒋介石,唐高宗是在663年派兵东征百济时,日本派海军援助百济,两军于白江口(朝鲜西南锦江口)遭遇,唐朝海军烧毁日本四百艘战舰,大获全胜,而这其实只是一场遭遇战。蒋介石抗日战争中败多胜少,抗日战争共二十八场大会战,蒋介石打赢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随枣会战、上高会战、鄂西会战、粤北战役、雪峰山战役、缅甸会战、豫西鄂北会战、广西反攻作战这十一场会战,徐州会战和常德会战可算作平手,此外,南口战役、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这十五场会战都以失败告终,要不是有美国人帮忙,莫说八年抗战,十八年都赢不了。万历皇帝的抗倭援朝战争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单凭自己的实力彻底战胜日本的大型战争。一个能打败日本的皇帝,为什么会二十年不上朝?难道是因为他才导致明朝灭亡的吗?别急,让我们从头说起。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亲政,那么他的政绩如何呢?万历三大征中,平定哱拜叛乱,万历皇帝安定了宁夏,平定杨应龙叛乱,安定了西南边陲,抗倭援朝战争,更是打出了中华国威,把朝鲜从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臣洪大容依然动情地说:“万历年间,日本倭寇大举侵犯朝鲜,朝政糜烂,大臣毫无办法,明神宗聚全天下的兵力,耗费全国的财力,用了七年之久的时间平定倭寇,到今天已经有二百年了,民生的安乐富足,都是明神宗的功劳啊!”1。有的专家学者说万历纵情酒色财气,并举出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的奏疏,该奏疏批评万历纵情于酒色财气:臣闻嗜酒则腐肠。陛下八珍在御、解酌是耽,卜夜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变色则伐性。陛下溺爱郑贵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变色也;贪财丧志。陛下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献则谴怒,此其病在贪财也;尚气则戕性。陛下今日榜宫女,明日赀中宫,此其病在尚气也。关于万历醉酒的问题嘛,按说明朝的正史记载是相当丰富,但是写万历醉酒只有万历八年万历酒醉后让太监唱歌那一次,其他并无任何记载说万历酒后误事,男人嘛,多喝几杯酒没什么,只要不误事,根本就不能算罪行。再说色,这个倒还不是没有任何根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记载,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的时候,万历“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身体虚弱”,按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无非是四肢乏力,脑袋发晕而已,可是,有个叫卢洪春的礼部祠祭司主事却借机大做文章,他说:“医家曰气虚血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

                      无止境的关爱。虽然马丁的母亲朱迪思总是尽可能在他父亲看不到的时候发挥母爱,但朱迪思是个软弱、教育程度不高的女人,对丈夫言听计从,所以她很难成功安抚马丁的感受。马丁小时候顽皮又固执,喜欢吵闹,隔三差五就得下最后通牒才管得住他。进了高中,这些特质使他变成撒谎不眨眼(也没有罪恶感),油腔滑调,胡说八道的人。他曾试图诱哄不少女孩跟他约会。然而,若他要求上床却被对方拒绝,他会暴怒相向、虐待对方,然后甩掉她。卡伦的姑姑告诉她,若马丁的约会对象想分手,他会用力抓扯对方的手臂直到淤青,但事后又是道歉又是保证(当然是信口开河),恳求她再给他一次机会,试图和好。他会设法装出很在乎、很伤心的模样,直到下一次沮丧来临,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朝鲜战争期间,马丁受召入伍,被派往匈牙利。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卡特里娜和她的姊妹。当时她16岁。虽然她不会说英语,而他也不会说匈牙利话,他仍找机会约她,希望得到她家人的认同。他请求卡特里娜的父亲把她嫁给他,一等他退伍便立刻接她到美国。卡特里娜初抵芝加哥时是个未经人事的17岁少女,不懂英语。直到她能嫁给马丁之前,她一直与老马丁、朱迪思同住。老马丁意欲染指卡特里娜,多次强迫她屈从。马丁父子经常为此爆发严重争吵。老马丁扬言,要是他们不如他的意,他就要把两人赶到街上去。卡伦不知她祖父最后是否成功得手。卡伦的母亲告诉她,有天晚上,家人差她上楼叫马丁吃饭。马丁把她摔在床上,强暴她。她哭着说想回匈牙利,但马丁不让她走。他哀求她原谅,送她礼物,如此循环往复。卡伦说,她祖父曾教父亲如何指使、控制妻子,而马丁照单全收,言听计从——强暴、殴打,样样都来。卡特里娜和马丁结婚后,马丁持续强占她的身体,因此卡特里娜没多久就怀了卡伦。祖母曾告诉卡伦,马丁在卡特里娜怀孕期间仍继续强暴她,甚至她才刚生下孩子,从医院返家,马丁也不放过她。因此10个月之后,卡伦的弟弟(跟着父亲叫马丁)也出世了。童年期间,卡伦和两个弟弟不时听见父亲凌辱母亲。马丁总是不顾自己的身份,跟各式各样的女人打情骂俏,搞了一堆婚外情。他曾因性骚扰遭公司开除。在他眼里,女人全是发泄性欲的对象。※※※※卡伦拿了一盒录有她父母对话的录音带给我。这是她母亲在等候审判期间偷偷录的,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卡特里娜在可听见两人对话的地方架好录音设备,录下这盒带子。我和卡伦推测,她这么做是为了证明自己与丈夫猥亵孙女无关——甚至想把卡伦受虐的事也推得一干二净。卡伦听过一部分,但已令她恶心想吐。她说,她一辈子都在听这种话。她再也不想听见半个字了。当天晚上,我结束工作,准备回家前,我放了录音带来听。录音一开始即是进行中的对话:父:过来躺着。母:不要。我不要躺下来。父:就躺几分钟嘛,好不好?我又没叫你干我,而且干我也没错啊。但我也没叫你干我啊。母:闭嘴!不要跟我讲这么下流的话。我一辈子都在听你说下流话。父:你也许是累了,可是你有哪次不依?怎么这会儿叫你这样突然变成了天大的罪恶……母:噢!闭嘴啦!父:你还亲它咧。母:没有!我哪有每次都做!你这下流胚……父:这么做又没有错!母:问题在你说话的方式!太粗俗了!父:可是,你他妈的老公我——快、死、了,而且我要去坐牢了!母:如果你要死,也该是时候了!我刚好可以找回我自己!父:你应该说,“我老公要死了,所以我绝不能丢下他的那个不管。”而且你该好好疼它,因为我就快死了。你难道不能多关心我一点吗?母:不能!因为我要走了!父:好吧,可是你又不是现在马上要走。你可以躺在我旁边,陪我说话呀。我不想对着你的背说话。不要这么冷嘛!而且,假如我叫你干我,舔我亲我那个,哟,这也没什么不对啊。好嘛,来亲亲它嘛,几分钟就好……难道你连几秒都不愿意?为什么?它长得又不丑。母:你想说的就是这些?父:哎,不是啦,可是小娜……母:怎么会有人受得了!父:(语气温柔)你说话好过分哦。母:(大吼)你才过分!父:小娜,嘘,你可以好好跟我说吗?母:好好说话?你还虐待我呀!父:哪有!不不不,老天,你胡说八道!你他妈的胡说八道!母:我他妈的胡说八道?父:你不要脸,他妈的胡说八道。你讲话很不客气,你不尊重我,就因为我没钱,因为我是穷光蛋!母:(大吼)因为我再也受不了你了!你满嘴……父:才不是,不是这样。母:满脑子……父:小娜……母:……就只有性!父:你他妈的搞你自己吧!你去啊,继续当个蠢婊子啊!不过小娜,你会很痛苦。伤害我,你也不会好过,因为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你尽管去啊,好好玩啊,反正你连碰都不碰我,我甚至不期待你还会干我什么的。母:噢,你这条下三烂的狗!父:我到底哪里肮脏、哪里有问题了!我在跟我太太说话!我又不是跟陌生人说话!快过来,过来陪我。听马丁如何诱哄卡特里娜尽“他认为理所当然的”妻子义务,若她拒绝就骂她蠢婊子,我感觉既恶心却又强烈地被他们的对话吸引。马丁威胁利诱,卡特里娜脾气暴躁;她越是抗拒,他纠缠得越紧。父:(再次轻声细语)想做爱并不肮脏嘛,没关系啦。做一下又没关系。让我碰碰你的腿中间……你没反应,小娜,你怎么都没反应啊。别这样嘛!当个好老婆,让我碰碰你、亲亲你的身体嘛……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丑陋、这么肮脏、这么下流……来嘛!把衣服脱掉,舒服一点。穿这么多衣服哪会舒服呀……不要因为我要你碰我就觉得自己很贱。不要因为我要你跟我做爱就觉得自己很廉价。不要这样想。你要打从心里为自己做。母:我根本不想跟你做!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这两个人的对话令我惊骇莫名地僵坐在椅子上——如此锲而不舍专注于性需求的父亲和假装愤怒的(我认为她是装的)母亲。她知道正在录音,丈夫被判刑后,她亡羊补牢地想证明丈夫的性沉迷,以及自己是受害者。这些不堪入耳的对话,卡伦不仅听了一辈子,她同时也是受这些言语骚扰的对象。第一部苟且偷生第7章坚定承诺2月底见面时,卡伦的态度比往常更勉强,更被动。我等她开口,但她局促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最后好不容易才说,“我有几个问题……有几件事……想问你。”“什么事?”我问。卡伦把手伸进皮包,拿出一张纸。“我把它写下来了,”她边说边把纸条递给我。我看着它,大声念出来:1.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2.你的父母亲是什么样子?3.你有兄弟姊妹吗?4.你是哪里人?5.你被虐待过吗?6.你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7.你有过自杀的念头吗?8.你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9.你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10.学校教你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11.被爱是什么感觉?12.你能接受安乐死吗?这些问题很有趣。我能了解卡伦为何想知道这些:每一位病人都会对医生的私生活感到好奇。我的双亲跟卡伦的父母差不多岁数,他们于40年代晚期结婚,1950年生下我姊姊,我在1952年报到,我弟弟则生于1957年。我父亲的屋顶工程公司破产后,他在橱柜公司担任推销员,经常出差。由于他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身边也不乏女伴,因此我父母在我8岁那年离婚了。接下来3年,我母亲非常辛苦,抚养3个小孩的压力远超过她的能力范围(我父亲每周需支付50美金的赡养费,但支票总是很晚才寄到,并且经常是空头支票,总被拒付退回)。我15岁(念6年级)时,我母亲白天在一家小型工厂当秘书,晚上在大型百货公司的外套部门工作。在我家,断电是家常便饭,我还记得自己常翻遍她的皮包和大衣口袋找零钱,看看能不能凑到足够的数儿买面包,做三明治带去上学。离婚后的3年间,我母亲渐渐有高血压、胃溃疡、甲状腺功能异常等问题,全都是压力造成的。我小时候很活泼,精力旺盛,参加考试进了专收有天资的儿童的课后辅导班;班上有12个像我一样的孩子,来自同学区但不同学校。对比于白天冗长乏味的课程,下午的课后辅导有如快乐的缓刑时光。辅导班的特殊课程多是独立作业,我们各自寻找有兴趣的题目,然后在上课时提出报告。我的表现令母亲十分骄傲——除了我以外,她的人生几乎毫无成就可言;也因为如此,我全心全意忠于我的母亲。升上7年级的夏天,母亲再婚。尽管我们3个小孩与继父的关系并不亲密,但我们搬家,生活逐渐步上轨道,家里的经济危机也解除了。三四年之后,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开始出问题,但我的课业表现依旧十分亮眼,也一直让母亲感到骄傲。自中学、高中、大学甚至医学院期间,我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想象出了我心目中的男人形象,也成为自己日后仿效的对象。我离家上大学时,我的弟弟正在高中学习的压力下挣扎。他对我父亲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我们每年会去宾夕法尼亚州探望父亲一两次,但他渴望更稳固的父子关系——我也曾尝试着付出,但父亲终究是无可替代的。升大二那年,他搬去与父亲同住,适应得很好,也很快乐。但某天晚上,考上驾照才6个月的他开车撞上电线杆,当场死亡。我母亲不曾从这场悲剧中恢复过来,因为她一开始就反对我弟弟搬去跟父亲住。之后几年,我甜美、可爱却脆弱的母亲逐渐沉迷于杯中物,一整队的看护也救不了她。当然,我什么都没告诉卡伦。若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提出这些疑问,我多半会技巧性地转移话题。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显示卡伦已将注意力转向我,并且非常投入治疗,但也象征她试图主导我们的关系,将其转变为能让她直接获得满足、类似友谊的关系。然而,直接满足病人需要基本上都会破坏治疗效果。诚如真实的人际相处,若你满足她,她会停止沟通与探索,转而将注意力放在获得满足上。精神科医生处理这种状况的技巧是:满足病人“问”的动机,同时避免泄露过多个人信息。“卡伦,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些问题,”我开口,“不过,在回答之前,我想先稍微聊聊你提问的理由。这些问题你已思考了好一阵子吗?”“嗯,有一段时间了,”卡伦说。看得出来,她对自己莽撞提问的举动有些不好意思。她看看我,但我回望她,静静等待。“我一直在想这些事,”她继续说,“我想知道你离开办公室之后的生活。我想知道你家的状况,你为什么当医生……”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假如这些问题已经在你心里思考好一阵子了,你为什么觉得‘现在’问很重要?”守株待兔的时候到了:无论卡伦回答什么——即使看似不相关——都是我要的答案。此刻我最重要的任务是闭嘴。若病人沉默不语,医生最糟糕的反应就是提供选项或换问题,协助病人脱困。至于刚刚那个问题何以如此重要?理由是我认为卡伦心里真正的答案应该是:因为我开始非常认真想投入治疗,我必须确定你是最适合陪伴我经历这场恐怖之旅的人选。我相当好奇卡伦会如何发掘自己的答案。“我刚好想到,”她试探性地问,“万一这要花很多时间呢?”她望着我,寻求保证。“你是指,我会不会一直陪着你?”我问。“对,你会……即使……”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即使……?”“唔,我不知道,即使……”她很挣扎,但我不能介入,拉她一把。“即使你不喜欢我说的话,”她终于说出来了。“你怕你说的话可能会伤害我,导致我拋下你不管?”“对,”她轻轻地说。这声“对”显示她可能想告诉我某个可怕的秘密。有了这句坦白,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帮她一点忙。“你在这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的工作就是谈话。在这里,我们不做事,只说话。我们讨论。讨论很安全,所以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伤到我;但行动就可能造成伤害。你可以跟我聊‘想死’的念头,没关系。但是万一你做任何跟‘想死’有关的事,那就不好了。”卡伦听进我的话,缓缓点头。“你的问题很有趣,”我说,仔细浏览一遍。“有些问题很普通,像是生日、兄弟姊妹一类的,但这个——‘我被虐待过吗?’我猜,你可能好奇我是否有过类似经验,所以我才能倾听、了解你告诉我的发生在你身上的遭遇。”我想,这些提问可能跟卡伦的恐惧有关。她担心她说的话会逼走我。“无论你渴望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你曾经如何受到伤害,”我继续说,“我都有兴趣,也愿意听你说。”卡伦看着我,再次缓缓点头。我继续下一个问题,“‘我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有。我曾连续9年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我的医生是个很棒的人,教我许多东西,他在我受训的精神分析研究所担任教授。”卡伦双眼大睁。我之所以告诉她这项信息,原因有二:第一,让她了解“接受治疗”也是我受训的项目之一;第二,让她明白我很习惯长期、密集的治疗——她或许凭直觉知道自己有此需要。“咱们再往下看吧,”我说,“‘我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没有,就我所知没有。”这是另一个和“我是否会拋下她不管”有关的问题,她的意思其实是“我会活得够久吗?”我再度低头研究那张纸条。“‘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因为精神病学是我在成为医生的过程中觉得最有趣的一门科目。能够了解另一个人的情绪,进而帮助他,没有任何事比这个更令我感兴趣了。”这是真的,是我的肺腑之言。但我这么说也是在暗示卡伦,让她知道我何以如此专注治疗她的心理问题。“‘学校教我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我看看卡伦,我知道这个问题对她非常重要。对她而言,知道我是否有兴趣了解她还不够,她想知道我能不能关心她。我该怎么回答?“不是,‘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并不是真的,”我说,“不产生感情是不可能的。”卡伦稍微放松了些。“但我所受的训练教导我必须尝试了解这些感情,避免它们过度妨碍、干扰我为病人所做的最好的选择。”我看看剩下的问题,“其他这几个问题也很重要,但我想我们必须了解一件最重要的事:这些问题象征你已经越来越投入我们一起进行的工作,关系也越来越深。你投注的精力、感情越多,你越需要知道我会一直陪着你,想要帮助你。”卡伦眼看别处,咬住下唇。“我还有一个问题,”她说。“嗯?”她戏剧性地停顿几秒。“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她注视我好一会儿,然后靠回椅背。她被观察够了,我想,现在她要好整以暇等待我的响应。我考虑了一秒钟,衡量该如何回答她。我不想吓着她。“在我看来,你显然深受沮丧困扰,”我开始铺陈,“导火线应该是你生莎拉时的疼痛,但主因还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伤害你、让你感到痛苦的亲属关系。”这部分还算容易,毕竟我们几乎天天公开讨论、诊断抑郁症。“另外,你也受‘人格障碍’所苦,”我继续解释,“也就是说,你的整体人格结构受到损害——比方说,承受压力时就会遗失时间。这可能肇因于早期和父母的痛苦关系,若再向前延伸,或许也和你祖父有关。”这样解释很模糊,我自己也知道,但我决定用“这就是我目前所知”的口吻告诉她。究竟受到哪种伤害,我略去不谈,因为我并不全然清楚她到底受到何种伤害,至少我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她似乎接受了我的说法。为何我不直截了当告诉卡伦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呢?因为我是胆小鬼。我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但我害怕她的反应会很糟:也许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逼她走上绝路。我很确信,等她自己准备好,她会敏感地察觉到事实真相。下次会面时,最值得注意的是卡伦特地把头发扎起来了——3年多来,这还是我头一次见她如此打扮;这也许是件小事,意义却很重大。她变活泼了,还说她在她家附近的药店担任夜间收银员。她希望多少争取一

                      市摆摊去。德胜门那儿的,注128头里都是摆摊卖破烂的。注129

                      3.一解放就看坟来了

                      金:这儿是坟地。1949年不是解放么,怕这坟地丢了,就搬到这儿来了,看坟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全来了。我也不懂。我来的时候33岁了。这地方呀,那时没有村,就是东一家西一家的。我们人生地不熟的,10来亩地,不会种,这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叫不上名来。那会儿旗人不吃香,净受人欺负,都说那,人家骑马我骑人,这本地人就欺负人。一到挣分的时候,人家净拿我们打哈哈。也就是解放,要不解放我在这儿住不住。金恒德:真抬不起头来。定:您后来干农活吗?金:不干也得成啊,不干吃什么呀,挣工分哪,分粮食啊。老头子不会,什么都不会,我也没干过,不会学么,慢慢学。就我一人干。金恒德:那会儿不是有自留地么,我父亲都没管过,不会拿锄,用两手那么样拿着。都是我和我妈弄。金:他就没干过。清理阶级队伍,四清注130什么的,非得让出去干去,逼得没法子了,干了几天。有一阵子是喂猪,喂了几天猪。再有几天在豁口外头那个什么河,在那儿值夜班。真受气。定:按说这是你们家坟地,都有看坟的人啊。金:就有一个看坟的。我们满族在这儿不吃香,可是到今儿也没改,户口本上还是满族。我弟弟一家子孩子大人都是满族,也没改。想改也改不成啊,都是他们家的坟,大石碑这儿立着呢,说不是你的成吗?定:你们跟其他宗室联系多吗?金:也有来往,比如跟溥四爷注131,溥杰那儿去过两趟。溥仪放出以后也去了一趟,他还挑眼了哪,我们老头子给他行大礼,他说不应该,现在解放了,他都改邪归正了,不能行大礼了。太舟坞注132那儿有溥任的坟地,起坟的时候没人管,我老头子好管这闲事,后来任四爷过意不去,就买了绒衣,当时条案上摆了一筒茶叶,就说拿去喝吧。我们家是农业户口,归东升公社管。差点划成地主,算漏划地主。后来划成城市小贩,我的简历都是城市小贩。

                      (二)金竹青口述

                      时间:2003年2月23日地点:北京天通苑东二区某居民楼金竹青家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金恒德[访谈者按]我对金秀珍的访谈,颇得益于她的女儿金恒德的热心协助。金女士逝世后恒德又主动提出,她还可以帮我去找她的姑姑金竹青女士。因为金竹青女士所住原“西北套”一带房屋正值拆迁,此事耽搁了两年之久,到2003年冬,金女士已经迁居到天通苑并在那里安定下来,恒德遂专程陪我去为金女士做了访谈。金竹青是毓珍的胞妹,与金秀珍互为姑嫂。对于她娘家的事,她与金秀珍的讲述因各自不同的处境而互有详略参差,而二人各自的婚姻与生活,却也有他们那个特定的生活圈子中的某种共性。两篇口述既可以互补,也可以互证。

                      1.打安上这碑就败家

                      金竹青(以下简称金):我们家那石碑啊,立碑那地方是一个祖坟,老坟,那时候本家也多,老坟不是一家的坟,一块地就10亩哪,大着呢。老坟地有围墙,有门,后边3个门,就在石碑那儿,死人进去灵(指灵柩),开正门进门。黄杨、柏树多了,我小的时候那树还有呢,一进去害怕着呢。这坟是怎么个来历呢,北京有个沈万三注133您知道吗?那是他的花园儿,是他送给我们太王爷的。我们那太王爷就留下话儿了,说将来给你们姨妈、姨太太她们做茔地。所以坟里埋的都是姨太太,没有男的。男人还专有坟地。定:可是坟地的碑不是弘晌的吗?金:你听着啊,后来乾隆打围,路过我们那坟地那儿,由那儿过,就问,这是谁家的坟地,他会看风水啊,他一看这茔地了不得啊,将来得出皇上,回去就赏了这碑。我们打安上这碑就败家了,安的这地方正是把那青龙压住了,由这儿就完了,以前辈辈儿是世袭罔替啊,辈辈儿出一个奉国将军,就打安上这碑,就出不来了,出不来做官的了,乾隆那就是破根儿来了。竖立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石碑(定宜庄摄于2000年)定:您这是听谁说的?您哥哥?金:我父亲他们都知道啊。

                      2.我小时候净搬家了

                      金:我1916年生的,87岁了,属大龙的。我们家是爱新觉罗,黄带子。我父亲是溥字辈,我是毓字辈。原来我叫毓竹青,后来冠老姓就姓金了,我的名字就叫金竹青。我哥哥就改成金宝忱了嘛,号似的。那会儿不是有府么,我们的总府就是十王爷府,康熙不是24个儿子么,他是康熙第10个儿子。大高个儿,过去我们家有齐眉棍,那是我们太王爷的,两米多高。那人多高,那棍多高,府里头都供着,还有祠堂,“文化大革命”才把牌位砸了的。我们家那老宅子,最近没几年才拆的。反正那会儿够威武的,我老祖死的时候,门口那轿子都摆满了,都是王爷。小时候我看过那账,过去办事呀,办完了都写账,红白喜事,红事红本儿,白事是蓝本儿,都有,什么买了多少两,多少两银子。过去够威武的。(笑)我出生的时候住在前牛角,北草厂里头,西直门里头不远儿就是北草厂,前门叫前牛角,后门叫后牛角。那房也不算太大,头喽四合院,后头有一间后倒房。那就是哥儿几个,上头老祖,我大爷爷大太太,三太太,都挨那儿死的。后来我老祖也没有啦,大爷爷大太太都没了,大爷爷什么都没有(指孩子)。就剩我爷爷、太太、三爷爷、爹、婶,我们就分家了。我们家就搬到小后仓,也在西直门里头,那时候就租房了,买不起房了。定:你们家搬出来了,那留在府里的是谁啊?金:还有本家呢,哎哟我们本家多了去了。我们是长房,那些本家辈儿都小,就我们家辈儿大。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那本家哥哥都60多岁了,来了给我父亲请跪安哪,街坊瞅着都新鲜。反正过年就来,三十晚上就来,辞岁来。我族里的嫂子,我们叫姐姐,来了还那么大规矩呢,我父亲说坐下坐下,她们都不敢,坐椅子都坐一点边儿。我还有个四嫂是个女儿寡,没结婚我那四哥就死了,死了以后人家娘家就说女儿愿意,就过去守寡。把死人在那边停着就办喜事,守了一辈子,那叫女儿寡。皇上给她的贞节牌位还挂那儿呢。那会儿不是爹妈做主吗,女的就不能反抗啊。我那姑婆呢,才21岁,就守着,就不走。走了让人笑话。我父亲那会儿讲这事。我跟听笑话似的,自己没赶上过啊。我们家里头,我爷爷老哥仨嘛,大爷爷死得早,70多岁就死了,我没赶上。我听他们说,我大爷爷就是做饭的。我三爷爷80多岁死的。我爷爷那年死的时候也不小了,70多岁了吧,我爷爷死的时候我才7岁。我还一个叔伯爷爷,他们仨人都没做工作,什么工作都没做过。定:那干吗呀?金:什么都干不了哇,什么都不会呀,什么都不会,老碍着面子,老倒不了这架子,高的做不了,低的不爱做,怕人看不起。我这三爷爷那会儿净跑二黄票,就好戏,就到外头走票去。定:他就好唱戏?金:啊,由8岁,就在这戏界里头,在富连成那里头,唱戏的都圈在这里头,就学,唱小花脸的,他喜欢这个么。跟过去那老唱戏的,刘复生啊,谭鑫培啦,都一班的,都在一块,一辈子都在那里头。登台唱啊也不要钱。走这票走一辈子,一分钱不挣。定:是挣不着还是不要?金:不要,过去也是,有点钱就造呗。后来就在那里头教戏,他在戏界里头有名啊,打听载过庭,那老唱戏的没有不认得的,都知道,挺有名的。定:您三爷爷唱二黄票,那他有三太太吗?金:三太太也死了,死得挺早的,我也没赶上。他们先有一个儿子,我们叫爹呀,后来死了,儿媳妇也死了,最后就剩下老头一个人了,后来那年就八十几了,抽冷子(突然间)有病了,接回来,死到我们这儿了。定:您爷爷也唱戏吗?金:我爷爷不唱。定:那他在家干什么?金:他就在家。我爷爷那会儿在外头有个姨太太,就算外家吧,我爷爷跟那儿过,不回家,最后都病得快不行了,才把他送这儿来,就是小后仓这儿,倒死在家里了。家里就是我太太跟着我们,我太太也是北京的满族人,她家就老俩儿,和她这一姑娘。(老俩儿)那会儿就说,我这闺女呀,非得是门口摆狮子的,我才给呢。结果真是,真给了这么一家,我太太那一辈子才叫享福呢,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干,就做点家里活儿,也有用人吧。她84岁才死。定:那你们家过去还是挺有钱的?金:钱是不趁,就指着俸禄,每月关钱粮、关米,没别的进项,你看都不工作。到我就连钱粮都没赶上,我5岁还是几岁呀,跟我父亲去关了一趟,上什么仓,说老没给了,抽冷子给一回。那就是最末一回了。定:那您父亲那时候做什么呢?金:我父亲一辈子没做过工作,什么工作也没做过。吃国家的俸,都没做过事儿。像我父亲、我母亲、我太太、我哥哥、我,就我们5口人,人不多,租房都租了7间房,前后院,头院4间,后院3间,分家分的东西多啊,都了不得。后来没有俸禄了,就不行了,(分家)出来就卖着过,卖东西过,刚开始有点首饰这那,就卖小件,最后我小时候那会儿,就越卖东西越少,就住不起那么多房子了,后来就由7间改成3间,搬到后院3间,后来搬家就没数了。我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净搬家了,来回地搬,大后仓,那住的地方多了。我父亲一直没工作,什么都不会啊,不会,就待着,没有进项啊,我哥哥上到四年级就上不了了,16岁就工作了。

                      3.一家人都靠着我母亲

                      金:我小时候就没姥爷了,姥姥死的时候我9岁,我母亲什么样,我姥姥就什么样,大高个儿,不会骂人。我母亲15岁结婚,我父亲16岁。我母亲家里头,那会儿也是没什么,条件不好,搭着跟这边有点儿亲戚,这么给的,过来之后一点儿福没享。家里爷爷公、太婆、公公婆婆、大爷公、大爷婆,您看这一大堆人,还有一个大姑子,下边又是小姑子,又是兄弟媳妇。她才15岁,那会儿规矩多大啊,4点钟就起来梳头,梳两把头,梳完了这头天还不亮呢,也不敢躺下了,躺不了了,就等着听奶奶婆屋里一有动静了,就得进去侍候奶奶婆去。端尿盆呀,归置屋子呀,点烟呀,喝茶呀,都得侍候。她倒不受气,就是规矩大,那规矩受不了。定:您母亲也够不容易的。金:要不说呢,15岁结婚,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两岁。我哥哥是第二胎。我哥哥底下的哥儿仨,挨着排儿死了俩,都是得病死的,嗓子,一会儿就死了,一个8岁,一个9岁,挨着。我哥哥小时候倒不怎么闹病。我跟他差10岁呢,我是第7胎,我母亲生我的时候三十多了。定:除了死的那俩还有哪?金:还有,都没活。过去那医学也不行,就在家里生,出来好好的,抽风就死了。我底下还有三个,还有小月(指流产)的一个呢,这就十个吧。最后就落我们俩。定:您母亲多受罪呀。金:可不是嘛。我母亲受一辈子苦。我由小儿,几岁就跟着母亲给人做活,给人家外边做呀,做卖活儿,绣枕头,做洋袜子,过去穿那洋袜子都用手工做,口儿啊,尖儿啊,不像现在这样一气儿织下来,都使手工缝。那时候有撒这活儿的,到宫门口那地方领活儿去,做得了再给送去。我母亲揽这活儿,我帮着做,有时候她缭贴边,我就钉纽襻儿,盘那个算盘疙瘩,一小儿(指从小)我就会弄那个。我母亲做活快着呢,手底下麻利着呢。定:做一件得多少天?金:钉纽襻儿,两天就做3件。做那么一件30多吊钱,那会儿30多吊钱就够一天的生活。过去东西都便宜,也不吃好的,窝头啊,烙饼啊,那会儿什么面都有呗,凑合着吧。维持生活吧。我母亲没出去的时候就干那个,就指那生活。后来实在没办法,那年我们在西直门里头顺城街住,南顺城街,有个本家就跟我母亲说,您老这么待着也不像话,别拉不下脸来啦,别嫌寒碜啦,我母亲就出去看孩子去了。我那时13岁。她就管看孩子,是在一个学校,一直就跟那儿住,单有做饭的,有听差的,她看4个孩子呢。然后她把钱拿回来。我母亲一直在外头,后来有了我们这侄女了(指金恒德),才给我母亲叫回来看孩子。定:你们当家的、本家的,像您母亲这样出去做保姆的多吗?金:不多,也是挤对得没办法了,也不能老做卖活,当保姆比做卖活强点。定:您母亲真行,你们一家人其实都靠着她。金:嗯,就靠着她生活呀。定:男人都不工作,全是女人工作?金:那怎么办哪。男的什么都不会,女的好赖能做做卖活什么的。像那会儿卖个菜,挑两担菜,先卖后给钱,他都干不了,挑挑儿挑不动,吆喝也不会吆喝,卖也不会卖,不会,不会干,也拉不下脸来,老嫌寒碜,老怕人瞧不起,大爷的架子老不倒。女的没办法了,你能瞪着眼睛瞅着吃不上饭?可不就能干什么干什么。我父亲一办事还先喝酒,喝完酒脑子就糊涂了,就什么事也办不了了。定:您母亲娘家还有什么人?金:我有一个大舅,一个二舅。住哪儿我就说不清了。我大舅后来在阜成门外一个报社,给人家看报社。我舅妈没孩子,抱了一个,20多岁得臌症死了,就剩了老俩,后来都是我哥哥给发送的。我二舅被国民党抓兵的给抓走了,好几年呢,都没信儿,最后队伍回来了,扎营扎在德胜门那儿一个庙里边,他也找我们,我们这儿也找他,我记得我还去见过呢。后来有病了,他家里也什么人都没有了,就回到我们这儿,还算不错,死到我们这儿了,死到家里了。

                      4.我的婚事

                      金:那是我父亲死了以后的事了,我母亲不是一直不在家么,我的婚事是我哥哥做的主,我周岁28了才结婚,这不给那不给,怕受气,有公公婆婆不给,妯娌多的不给,做这工作的不给,那工作的不给。我哥哥那脑筋旧得厉害。定:您后来结婚嫁的是……金:后来嫁的这家也是旗人,他们家是蓝靛厂镶蓝旗的。他就一个人,他妈死得早,他十几岁他妈就没了,20多岁他爸也没了,他就跟着他姑姑。她姑姑姓李,也是蓝靛厂的。这个姑姑还更新鲜了,她19岁结婚,21岁守寡,先还有一个孩子,没活几个月就死了,她就在娘家待着,一直守到70多岁死,没再嫁。后来人家给她找的事,在肃王府里给福晋梳头。就管早上福晋起来给梳梳头,别的事都不管,底下还有人侍候她,就干这个。后来福晋有一个姑娘出嫁,她又给这姑娘当陪房,跟着过人家那家去了。那王府的规矩,大着呢,早晨起来得请安,吃饭得请安,一天这安就受不了。他为什么耽误着呢,就因为有这姑姑,人家都不给,都嫌这姑姑规矩大,谁也不敢嫁给他。要不我嫂子的娘家姨儿做媒,我家也不给呢。(这媒)说了没有一年,姑姑死啦,就剩他一人啦,又说,就是岁数大点,大就大点吧,就一个人儿,又不是续弦。他比我大一轮,我周岁二十八,他四十了,挑来挑去给我挑了这么一个人。定:就那么怕受气?金:对。倒没受过气。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正式工作,那老太太死的时候留下一处房,那房买的时候不是老太太的,写的是他父亲,就是我公公的名字。老太太死以后他就卖了房,拿这房子的钱,发送了老太太,剩了几万块钱,又买了13间房。老太太给人梳头的时候也挣下不少钱。定:你们过的日子也还不差?金:对,就那13间房子,租点房子,也没工作。后来也不能就那么耗着啊。我哥哥那会儿在沙滩的理学院,就是杂差吧,那理学院的院长啊,就是我母亲待的这家的男的,我哥哥的工作就是他给找的。他(指丈夫)就也在那学校干了几年。后来不是日本投降了么,我哥哥不干

                      队人马赶回时明军才扭转被动局面,击退清军,明军也损失惨重。明军本打算奇袭清军军营,为什么自己的老窝却险些被人端了呢?原来皇太极见洪承畴还没打就退兵十里,料定其中有诈,于是就做了布置,发生了前文的一幕。皇太极估计明军遭此惨败,势必撤退,于是派兵在杏山、塔山埋伏,自己亲率大军严阵以待。天一黑,探马来报,明军撤退,皇太极当即率军进攻撤退的明军,洪承畴、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率军迎战。那王朴、唐通、白广恩、马科、杨国柱、吴三桂哪去了呢?原来他们因粮绝,奉命退回宁远,他们在途中来到杏山,与清军遭遇。明军因刚吃了败仗,心里有阴影,都吓得腿打哆嗦,勉强与清军交战,王朴在激战中率军翻过山头逃入杏山城。剩下士兵见清军刀削剑剁,凶悍异常,不由得心惊胆战,争先逃走,当即旗子也倒了,队伍也乱了,不复成列。此时忽听山腰里鼓声如雷,杀出一支人马,打着明军大旗,将领们还以为是宁远救兵,谁知到了面前,这支人马不杀清军,只杀明军,弄得明军脑子更乱了,霎时间七零八落,大部被歼,残部逃入杏山城。清军也不追赶,随即退走。八月二十四日,逃入杏山的吴三桂、王朴率残部向宁远进发,遭到清军伏击,败退至高桥,皇太极早已设伏于高桥,吴三桂、王朴所部一到,多铎就率军杀出,吴三桂英勇血战,方和王朴一起杀出重围,两人仅以身免,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事后,吴三桂因英勇而没被追究责任,王朴则因为之前的畏葸不前而被崇祯斩杀。在洪承畴各部被击溃的同时,逃到塔山附近的明军,前有大海,后有追兵,他们视死如归,张开臂膀,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密如飞蝗的清军箭矢,只要还没倒下,就这样凛然矗立,仿佛一组铁铸浸血的雕像,最终全军覆没……(“赴海死者,以数万计,浮尸水面,如乘潮雁鹜,与波上下”。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上)明军损失惨重,仅松山激战就战死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损失马匹七千四百四十四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此时洪承畴的局面也更加不妙,他与清军混战许久,清军越聚越多,他于是率军向西退走,但西面清军甚多,无法杀出,于是他退入松山城,清军随即包围松山城。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二十九日起,洪承畴开始困守松山,松山地形中凹,恰如盆地,松山城就在盆底,此时的洪承畴在皇太极眼里也正如这地形一样,已成瓮中之鳖。一天后,从塔山回来的清军报捷,说明军全被赶进海里淹死,皇太极大喜,说:“洪承畴插翅难逃,现在咱们劝降吧。”范文程说:“招降洪承畴还没那么容易,咱们应先给他的部下写劝降书,射入城内,扰乱他的军心。”皇太极按他的计策行事,因射入的信被洪承畴的亲信看见,因此无人敢降。此后洪承畴仍然苦苦支撑,九月洪承畴、曹变蛟率军突围,但突围失败。十二月,洪承畴亲率六千军队于夜晚冲击清军大营,被皇太极斩杀四百人,突围又失败。再往后洪承畴“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欲遁又未敢成队而出”(《东华录》卷三),最终城内粮尽,杀马为食,马吃光了,城内的骑兵都成了步兵,人相食。直到1642年二月的一天,皇太极觉得时候差不多了,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李永芳说:“城内副将夏承德是我的老朋友,我给他写封信,射入城中,劝他投降,但此事需秘密进行。”皇太极说:“这可怎么办呢?”范文程说:“臣料松山已粮尽,想突围,现在咱们放开包围圈一面,他必然突围,我派伏兵堵截,他定然回城,趁此机会,派我军间谍混入城内,便可把信交给夏承德,秘密行事。”被皇太极采纳。当夜松山西面的清军撤去,果然曹变蛟开城突围,被清军打回,清军间谍趁机混入城,见到了夏承德,他同意做内应。第二天黄昏,夏承德与清军里应外合,清军攻城,王廷臣、曹变蛟战死,邱民仰自刎而死。洪承畴也拔剑要自刎,突然又想我还是留全尸,上吊吧,刚要上吊,就被人抱住,捆起来,抱住他的人是夏承德,捆他的人是李永芳。这一天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清军破城后将近两万明军士卒全部被杀死,但城内小男孩和所有女人共三千一百一十三人免死,清军缴获甲胄一万五千二百六十七件,各种火器三千二百七十三件。松山沦陷后,皇太极将松山城夷为平地,以防止明军再收复后拒城坚守,而后集中力量打锦州城,锦州城已经被围两年,城内人相食,且祖大寿得知援军已经全军覆没,困守无益,最终于崇祯十五年三月八日投降,皇太极接纳了祖大寿的投降,而后把锦州城男女老少杀得一个不留。祖大寿投降后,他麾下的汉族士兵都投降了,只有几千蒙古族士兵誓死不投降,清军于是设宴招待这些人,并让他们在进入宴会前把弓箭和刀剑放在外面。蒙古人实在,不知有诈,就进去了,进去后被“驱出平野,以铁骑蹂之”,蒙古人骁勇善战,赤手空拳跟满清八旗兵对打,还从八旗兵手中夺取刀剑来反击,虽然全军覆没,但是也给满人带来很大杀伤,“如此忠勇,华人所罕。”“老祖(祖大寿)之受困锦州也,虽未歼贼,足可以溃围一战,安坐观望,任其事去?顾以四世元戎,忝厥祖,负皇恩,甘心降虏,终至隳节,纵归黄泉,其不愧于蒙兵乎?”(朝鲜李渲《松溪集》卷六《燕途纪行》)得知祖大寿投降的消息后,皇太极命人立刻将祖大寿送到盛京。当祖大寿跪倒在崇政殿时,皇太极亲自将他扶起,“你上次背叛朕是为了你的主子,为了你的妻子儿女和宗族。朕曾经对大臣们说过,祖大寿一定不能死,如果以后再次投降,朕也决不会杀他。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只要以后能够尽心尽力地辅佐朕就可以了。”祖大寿被授予汉军正黄旗总兵的职位,1665年祖大寿病死。朝鲜人对祖大寿的评价可谓最为精当:(祖大寿)以孤军抗大敌,累次大捷。清兵每出,万不千还。其战壮矣。内官用事,天子不知士马饥困,仍遂被围。今观外围之形势,坑堑三重,周回百里,飞鸟也难越,然犹数年支撑,粮尽遂屈。其守亦坚矣。既能战又能守,而何独不能死耶?尔非明朝老将乎?(《燕行录全集》卷十八)皇太极攻陷锦州后,派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对塔山发起进攻,朝鲜谢恩行副使、右参赞申濡的《燕行录》中《塔山堡歌》的序言记载了大明塔山保卫战,连日苦战,七千塔山守军被打得还剩一千多人,守将佟汉邦召集城内军民说:“我军士卒死伤殆尽,粮食匮乏,大家都知道我们撑不了一两天了,我必须自刎方才能尽忠,你们可以拿我的首级来投降,我不忍心看你们这一千多人像鱼肉一样城破后被清军宰割。”大明塔山最后的忠勇将士听闻此言,一起放声大哭,没有一个愿意投降的。最后大家商议使诈术来坑清军,跟清军鱼死网破。塔山守军与清军约定,清军入城受降,而城内则到处埋好地雷。第二天开城门,清军进入,“人马阗入盈城,而炮火迅发,呼吸之顷,焱举烬灭,一城荡然,蔑遗纤芥云”。清军入城受降的所有人都被炸死了,守军最终与清军同归于尽。顺治八年,朝鲜麟坪大君李渲出使北京,途经塔山时面对战后废墟赋诗《塔山所怀古》:“万古惊心此地事,满城屠戮一无余。男儿一死何须恨,凛凛英名竹帛书。”七千英烈殉国的塔山保卫战就说到这,塔山沦陷后,辽西走廊宁远以北仅剩杏山还在明军手中,皇太极对杏山发起进攻,四月二十一日,杏山明军投降,至此,历时将近两年的松锦大战结束。松锦大战,可谓继萨尔浒之战后又一个明亡清兴转折点,谈迁《国榷》说:“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乾隆说:“我太宗大破明师十三万,擒洪承畴,式廓皇图,永定帝业。”嘉庆皇帝《望松杏即事》:“兵集十三万,亲征统八旗。粮空营谩守,胆怯力难支。退遁奔无暇,追到扫克期。书勋阐谟烈,嗣服仰丰碑。”“忆昔王师压锦城,十三万众集明兵。文皇二白风云疾,胜国千年草木惊。承德承畴皆背主,山松山杏尽连营。追惟创业诚非易,仰见神谟速且精。”松锦大战就说到这,咱们说说洪承畴。松锦之战战败后,洪承畴被俘,随后押上囚车被送往沈阳,在囚车上他赋诗道:“万里愁云压槛车,封疆处处付长嘘。王师已丧孤臣在,国土难全血泪余。浊雾苍茫就死地,慈颜凄惨倚村闾。千年若化辽东鹤,飞越燕山恋帝居。”可见此时洪承畴是决心殉国的,并无投降之意。四天后他被押到沈阳,开始软禁,他于是绝食。《蕉窗雨话》(清佚名著)绘声绘色地写了洪承畴投降的一幕。绝食三天后,皇太极得知洪承畴好色,每日派十多个美女陪伴,也没效果。当夜,皇太极的庄妃(未来的孝庄)得知洪承畴好色后,对皇太极说:“臣妾愿以身去招降洪承畴。”皇太极:“朕贵为国君,怎能戴绿帽子?”庄妃:“主上息怒,臣妾全是为了国家。”皇太极:“好吧,你好自为之,别让后人耻笑。”庄妃来到洪承畴被囚之地,问:“这是洪经略吗?”她的声音清脆,好似九转黄莺,呼出的空气如兰花般清香,洪承畴不觉睁开了眼睛。庄妃问:“先生要殉节吗?”洪承畴很惊诧,“你是何人?怎么知道我?有何事?”庄妃:“我不是吃人的,别害怕,先生矢志殉国,最可怕的不过一死,害怕什么?”说罢她嫣然一笑,媚态撩人。洪承畴:“我不怕死,你能陪我待会吗?”(上钩了)庄妃:“妾是带着菩萨心肠来拯救先生脱离苦海的。”洪承畴:“你要劝降吗?我心如磐石,不可逆转,请不必多言。”庄妃:“先生别轻视我,我虽是女子,但颇知大义,先生如果殉国,则忠贯日月,义薄云天,凡血性之人无不敬爱先生,我岂忍夺先生之志?”洪承畴:“即使这样,你来也一定是要干些什么。”庄妃:“先生绝食不是决意求死吗?然而绝食没有七八天死不了,在将死未死之时饿火中烧,心绪潮涌,头晕目眩,其痛苦百倍于死。妾心慈善,怎能忍心看先生受这种苦?所以妾煎了一壶毒药汤给先生,先生所求是死,绝食而死与服毒而死一样。先生如果怕死就算了,如果不怕死,请喝完这壶毒药。”洪承畴拿来壶喝了几口,庄妃说:“先生就是这样也死不了,先生的禄寿未尽。”洪承畴急忙问:“你说什么?我意已决,不死不休!”随后将壶中毒药一饮而尽。庄妃笑着说:“壮哉先生,竟能视死如归,我不胜钦佩。然而妾还有一言,离家万里,身丧异国,逝者已矣。您此时与深闺少妇在一起,秋月春风,此情此景,情何以堪?如先生这般多情的人难道不能做点什么吗?”洪承畴泪如泉涌,说:“事到临头,怎能重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庄妃:“殉国在先生自己看来是忠贞不贰,无愧臣节,由我观之,都不值识者一笑。”洪承畴:“你的话什么意思?难道降将反而被称为识时务的俊杰吗?”庄妃:“先生是明朝柱石,国家栋梁,栋梁都断了,国家托付给谁?为先生打算,应该忍辱一时,逐渐图谋恢复,才不辜负明朝重托。不这样做,白白学匹夫匹妇那样在河边上吊,对国家有何益?尽管道理如此,但人各有志,先生既已服毒,还是少安毋躁吧。”随后庄妃又说:“先生对家人有遗言吗?你我二人既然相遇,青鸟之职是后死者的责任,有什么对家人说的话就告诉我吧。”洪承畴哭得更伤心了,庄妃用手帕给洪承畴擦眼泪,还说:“先生别悲伤。”庄妃身上的脂粉香气袭人,洪承畴心动了,他摸着庄妃的胳膊,觉得皮肤滑如凝脂,柔若无骨,此时洪承畴几乎忘了自己是阶下囚。到第二天早晨洪承畴也没死,因为其实毒药是人参汤,第二天,洪承畴和庄妃一起去见皇太极,洪承畴投降了。这就是民间所说孝庄劝降洪承畴的故事,但如此绘声绘色的描写,一看就是小说家之言,且孝庄是蒙古人,会蒙古语,也会满语,但根本不懂汉语,无法与洪承畴交谈,难道他们二人见面还要带翻译不成?再者,皇太极之阴狠,绝不会牺牲自己的女人来招降一个汉官,因此,此说纯属虚构。那么洪承畴究竟是如何降清的呢?《清史稿·洪承畴传》记载,皇太极命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范文程至,洪承畴大骂他,范文程强压怒火,不提招降之事,与他谈古论今,同时悄悄地察言观色。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尘土,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把灰尘擦掉了。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皇太极:“承畴不死矣。洪承畴对自己的衣服都如此爱惜,何况他的生命呢?”皇太极接受了范文程的意见,对洪承畴倍加关照,恩遇礼厚。这天皇太极亲自来见洪承畴,皇太极问寒问暖,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当即脱下自己身上貂裘,披在洪承畴的身上,问:“先生冷吗?”洪承畴看了看皇太极,说:“真是命世之主呀!”当即叩头请降,随即剃发易服,归顺清国。皇太极大喜,对洪承畴厚加赏赐,众将不悦,纷纷说:“陛下为何对洪承畴这么好?”皇太极:“我们栉风沐雨几十年,最后为的是什么?”众将异口同声:“进取中原!”皇太极笑着说:“我们这些人入中原就像瞎子走路一样,我今获一向导,安得不乐!”这是洪承畴降清的说法之二。《啸亭杂录》的记载与此相同。《甲申朝事小纪》记载,洪承畴不愿投降,皇太极为显示大度,将洪承畴释放,洪承畴在马上要进入山海关的时候,遇到了自己家仆,看见家仆白衣素服,于是忙问谁死了,他的家仆看见洪承畴,便以为自己是活见鬼了。于是两人一聊才知道,在北京的崇祯以为洪承畴战死了,在京城祭奠洪承畴,派洪承畴的家仆出来寻觅洪承畴的遗骸。家仆说:“现在如果您回去的话,您统率的军队全军覆没,镇守的城池也都沦陷,纵然是君恩宽大,满朝文武,岂能容纳您?只要回去就有不测之祸!”洪承畴于是调转马头,彻底投降了清朝。这是洪承畴降清的说法之三。《甲申朝事小纪》的记载显然不对,历史真相是:崇祯得到的消息是洪承畴已经殉国,于是便为他写了祭文,亲自为他举行葬礼。“在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贼寇肆虐的时候,是洪爱卿扫荡秦蜀,万里驱驰,天下皆知洪上将军之辛劳,三载奋力剿贼,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三秦大地重见尧天舜日之时。北面虏骑入犯,烽火遍燃于幽燕。畿辅重地被胡虏铁蹄践踏,京师戒严。朕不得已诏卿勤王,爱卿星夜兼程北来。平台召见,咨以方略。任命爱卿为蓟辽督师,倚为干城。海内板荡,君臣共休戚之感;关外糜烂,朝野乏战守之策。卿受命援锦,亲临战阵,未能告捷,壮烈殉国,遂成国殇。呜呼痛哉!”“自卿在松山被围,半年以来,孤城远悬,忠眸难望一兵之援;空腹坚守,赤心惟争千秋之节。慷慨誓师,将士闻之而气壮;擂鼓督战,夷狄对之而胆寒。大臣如此勇决,自古罕有。爱卿可以与唐朝安史之乱时守睢阳的张巡相比肩。无奈城内弹尽粮绝,士兵只得掘地三尺挖出老鼠来充饥,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最终叛将献城,终至一朝瓦解。然爱卿犹督兵巷战,狂呼杀敌,身骑弱马中箭后,步战杀敌;手刃数虏,血满袍袖;两度负伤,仆而再起;正欲自刎,群虏涌至,遂致被执。当此时也,战鼓齐唁,星月无光,长空云暗,旷野风悲,盖忠贞格于上苍,天地为之愁惨而陨泣!”“闻卿被俘之后,矢志不屈,蓬头垢面,骂不绝口。被囚车押解北去途中,时时回首南望,放声痛哭。一至沈阳,便即绝食。虏酋百般招诱,无动卿心。佳肴罗列于几上,卿置若罔闻,毫不动心而静坐;艳姬侍立于榻前,卿大义凛然,背对艳女而怒斥。古人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与从容,卿兼而有之矣。又闻卿绝食数日,气息奄奄之时,奋身坐起,南向而跪,连呼‘陛下!陛下!’气噎泪流,欲语无声,终倒地而死,死不瞑目。君子成仁,有如是耶?呜呼痛哉!”“年余以来,迭陷名城,连丧元臣,上天降罚,罪在朕躬。卿之志节功业,已付史馆

                      青浦江面上,俞大猷部浴血奋战,杀退徐海。恩威并施下,徐海终于服软,卧底的王傲又故意给徐海放风,说徐海的同伙陈东、麻叶二人也准备投降。几番权衡下,徐海降心渐定,主动从浙江沿海撤退,并放还先前抓获的200多明朝俘虏。就在徐海松懈间,胡宗宪突然发动进攻,派俞大猷奇袭徐海的老窝乍浦岛,一举端了徐海老巢,徐海多年打劫积累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众多部下的亲眷也落入了明军之手。如此一来,先前被胡宗宪“求着投降”的徐海,如今却不得不投降了。胡宗宪的几招彻底制服了徐海,随后徐海俯首帖耳,表示愿意诚心归降。胡宗宪趁热打铁,让徐海率兵消灭自己的老搭档陈东、麻叶,作为归降的“投名状”。人在屋檐下,徐海只好低头,随后徐海再次发挥“水战天才”,连续消灭陈东、麻叶两个同伙,将两人绑了送给胡宗宪。如此一来,横行东南一世的徐海,终在海盗里众叛亲离。得此结果胡宗宪立刻传话徐海,允许他归顺。徐海立刻带上万部下来到杭州,杭州城外,徐海旌旗招展,军威浩大,明朝官员无不心惊。胡宗宪不惧,摆出总督派头镇住了徐海。接着解除徐海部下的武装,安置在杭州城边的沈庄,此时徐海正在憧憬着“太平日子”的美梦,面见胡宗宪的时候就表示:“此次归顺,不求大富贵,但愿得一闲职,全家太平度日足矣。”他不知道,一场灾难马上要降临了。是夜,胡宗宪调集了最精锐的俞大猷部,对徐海的降兵发起突袭。明军忽然杀到,毫无防备的徐海部登时大溃败,经一夜杀戮,徐海部上万人被歼灭,全军覆没的徐海,走投无路下愤然投水自尽。这支仅次于王直的东南第二大“海寇”势力,在胡宗宪一步一步的算计中,就此覆灭。主动做倭寇的王直,和“被倭寇”的徐海,至今依然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比起这两位有理想的海商,此时的明朝东南,还有第三股海商势力,这个没理想的人虽然今天知名度不高,却也是彼时明王朝头疼的角色——吴平。王直是半路出家做海盗的,徐海是“被海盗”的,相比之下,吴平的资格却老得多,他家世代都是做海盗的。吴平,福建邵安梅岭人,从明朝正统年间开始,这里就是走私的重灾区,吴平的祖父、父亲,皆上过明朝当地政府的通缉令,到吴平这一代更闯出了名堂。横屿岛之战时,他只是一个跟着李光头冲锋的小头目,一场横屿岛之战,闽浙地区有影响力的海盗头目,大部分都被明军捕杀了,小头目的吴平从此脱颖而出。他先是做了大海盗林国显的侄女婿,在林国显的帮助下有了一支自己的团伙。而后就随帮附伙窜犯东南,王直嚣张的时候,他跟着,徐海嚣张的时候,他也跟过,等着王直和徐海相继伏诛后,吴平收罗了两人的不少部下,实力一下子膨胀,一跃成为了东南沿海势力最强大的华商,并接下了王直死后与日本方面的“合作关系”。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开始,吴平大肆窜犯福建一带,相继攻克兴化、走马溪、吾屿等沿海重镇,杀掠平民无数。明朝倭患的重灾区,也从浙江转到了福建广东。要说吴平的发家全靠捡了王直、徐海的“洋捞”,却也不尽然,和徐海一样,吴平也是个擅打海战的高手,连船坚炮利的葡萄牙舰队都被他打劫过,人送绰号“闹海长鲸”。比敢赌的王直,他胆子更大,不但和倭寇合作,打劫上也很有“国际主义精神”,不止劫掠福建广东,也时常窜犯朝鲜、越南、爪哇等周边国家,他的部下也是华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越南人都有,堪称“国际海盗团伙”。他的据点,是今天广东福建交界的南澳岛,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打劫方便,明军曾数次强攻,皆无功而返。此时嘉靖帝急欲解决倭寇问题,连下诏书申斥当地地方官。为求政绩,明王朝又拿出了“招安把戏”(这次是真心想招安),吴平狡猾,先答应了招安,却死守着南澳不挪窝,中间不断向明朝狮子大开口要军饷,且抽个冷子就出去打劫。到了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吴平“降而复叛”,大肆掠夺福建、广东地区,一度兵逼福州,被耍得团团转的明王朝才知道上当了,而彼时吴平,已拥兵数万,且有巨型战舰百艘。无论当年的王直还是徐海,论实力都难与他同日而语。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五月,经过精心准备,明王朝发重兵围剿吴平,这支大军由名将汪道昆为总督,麾下包括俞大猷的俞家军,戚继光的戚家军,还有四川刘显的川军。三支明朝最精锐的王牌军皆拿出来对付吴平,可谓动了血本。五月中旬战斗打响,吴平收缩防御,将战船集中在梅岭,阻遏明朝水师突进,另在南澳山头上挖掘战壕,储备了3年的口粮,意图长期坚守。孰料戚继光出奇兵,亲率千人敢死队,从山路小路杀入,一下子抄了吴平的后路。明军随即发动总攻,俞大猷的水师奋力突击,在梅岭全歼吴平水师。全军覆没的吴平不愧“闹海长鲸”,硬是在明朝水师炮火下驾船冲开缺口逃生。可叹的是,因此事,在此战中立下头功的俞大猷遭总督汪道昆弹劾,竟遭撤职查办。次年,始终耿耿于怀的明王朝决定“跨国追捕”,由汤克宽与戚继光联合率军,进入越南继续追杀吴平。明军从越南金兰湾登岸,分路搜捕吴平下落,终于在万桥山包围吴平,经一场激战,全歼吴平部390人,吴平死于明军炮火下。这场小规模的战斗,在明王朝历史上有重要意义:他是最后一伙被明军歼灭的倭寇,此战之后,中国东南沿海,再无大规模倭寇侵扰。三持续数世纪的倭寇之乱落幕了,但海禁问题,并没有结束。其实一个多世纪以来,明朝质疑海禁的声音始终未停息过,嘉靖皇帝登基初期的名臣欧阳德就曾进言:以海禁防海匪,如抱薪救火也。嘉靖皇帝登基后,在海禁“松”还是“严”的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朱纨的愤然自尽,王直的壮志未酬,悲剧根源皆于此。随着明王朝政局的变动,越来越多的“阳明心学”学派的大臣执掌国家大政,这些“新思想”洗礼下的官员,不少都有商人背景,对海外贸易持开明态度。嘉靖晚年,徐阶为内阁首辅,曾奏请开放海禁,遭到诸多“清流”们的反对,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海禁之开,已为时不远。嘉靖皇帝去世后,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开放海禁再次提上日程,彼时隆庆皇帝,接过的是嘉靖皇帝留给他的“烂摊子”,国库的存粮,只能支持一个月。财用匮乏下,开放海禁自然成了必然的选择。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二月,朱载垕正式下诏,解除自朱元璋时代起已实行近200年的海禁,允许沿海商民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一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关”。此后至明朝灭亡的70多年里,据西方经济学家统计,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白银都输入了中国,中国东南沿海经济从此蓬勃发展。原本是“非法武装”的海商,终于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在大航海时代已然进行了近100年后,古老的明王朝,终于敞开大门,迎接世界。第十七章不败神话戚家军俗话说:世界上哪有不败的将军。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山东蓬莱一所简陋的房舍里,一个戎马一生,此时已到弥留之际的老将军,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豪言: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他说,他是不败的将军。然而悠悠青史下,历代后人,无一人说他口出狂言,无一人质疑他吹牛皮,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是不折不扣的事实。这个将军是戚继光,那支他统帅下未尝一败的虎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戚家军。一在戚家军出现之前,自土木堡之变开始,至明朝中期,从北到南,不管是对付北方游牧骑兵,还是东南沿海的海盗倭寇,明军都败了很多次,败了很久。明朝军队,在开国的时候,曾是一支横扫天下的雄师。徐达、常遇春、蓝玉,一次次追亡逐北,打得蒙古部落仓皇北逃。到明成祖朱棣时代更是极盛,朱棣5次北伐漠北,除了前两次蒙古部落尚敢接战外,余下3次,皆避明军锋芒,仓皇逃窜。明朝历史上最耻辱的败仗,当属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亲自统帅的50万大军被瓦剌全歼,明英宗被俘。但这场惨败是拜瞎指挥所赐,外加此时明军精锐正在南方平定邓茂七。等到紧接着的北京保卫战,明军硬碰硬的在北京、大同等地和瓦剌军厮杀,一举击败对手,迫使瓦剌放还明英宗。可见此时明军尚能打硬仗,明朝军队战斗力真正大幅度退化,应该是从明宪宗朱见深开始。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期,蒙古鞑靼部已经占领了河套,明王朝曾多次发动“搜套”战役,企图驱逐河套的蒙古人,但事与愿违,几次北征,诸路军队皆畏敌如虎,不敢硬打,明军的怯懦,畏战,从此暴露无遗。此后虽有明孝宗18年“中兴”,但随后的荒唐皇帝朱厚照怠政,他虽自号武宗,时常统兵北巡,还和蒙古鞑靼可汗达延汗硬碰硬地打了一仗,但正是这时期,明朝完全丢失了河套草原,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战略要地。到了嘉靖帝朱厚熜在位的时候,明朝简直是“惨败大连环”,先是继达延可汗后成为蒙古草原最强力量的鞑靼阿勒坦可汗,持续肆虐明朝边陲,年年破关南下,抢掠人口财物无数,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搞起了大突袭,绕过明朝边防城关直冲到北京城下,差点逼得嘉靖帝签城下之盟。北京城外十几万明军竟无人敢出战,只敢跟在后面“礼送”蒙古军出境。北部边防败绩连连,东南沿海也好不到哪去,明朝水师虽然数次挫败葡萄牙殖民者,却屡屡被倭寇海匪打得灰头土脸。特别是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40个倭寇登陆江南抢掠,一路杀到南京,沿路杀害军民数千人,明朝当地部队竟然无力阻止。军队战斗力如此不堪,明朝只能在北方加固长城,凭城抵御蒙古人,在东南剿倭中,胡宗宪也不得不拉下脸皮,机关权谋算尽,诱降战斗力强悍的王直、徐海部。王直伏法后,余部一千多人盘踞岑港,明朝调动数万精兵,打了8个月方才全歼,怎一个灰头土脸了得。当年横扫天下的大明雄师,怎会如此不堪?说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明朝自中期开始的重文轻武,文官带兵,少不得有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又比如明朝军制分散,都督府有统兵权却无调兵权,兵部有调兵权却无统兵权,相互牵制造成事权不一,还比如明王朝政治腐败,军官贪墨,吃空额扣军饷,造成战斗力低下,都是原因,但核心的问题,却是士兵。明王朝的政府军,从开国时就实行军屯卫所制,这个制度借鉴了唐朝时候的府兵制,明朝洪武、永乐两朝军力强大的根基,即来自于此。军屯卫所制的前提只有一个——土地保障。明朝士兵,基本都是国家划拨土地,战时打仗平时耕种,士兵世代服役,土地所有制完善的情况下,这个政策自然能激发士兵的作战积极性,且节约国家钱粮。明朝初期有军队180万,朱元璋曾自夸说“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分钱粮”。从明宣宗朱瞻基在位开始,明朝土地兼并日重,土地兼并的黑手,自然伸向了军屯。明朝宣德、正统、成化年间皆曾多次清丈军屯,但治标不治本。到了明孝宗“弘治中兴”时期,为保障军队战斗力,明孝宗一面清丈军屯,重新给军队划拨土地,一面颁布了《民壮法》,即各省州府,皆有义务挑选精壮农民,由国家给予补贴,战时打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度。此举一度奏效,但好景不长,明孝宗过世后,即位的朱厚照“行政不作为”,军队的土地兼并日重,大公公刘瑾就曾企图借清丈军屯来树立政绩,却激起反对,酿成安化王叛乱。此时明朝,军队土地侵占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了,至嘉靖朝开始,越演越烈。军队土地流失的最大危害,就是大量士兵流离失所,或者沦为军官家里的佃农。有的无地士兵为了活路,不得不给权贵家当杂役、奴仆,到了嘉靖朝中期,甚至达官贵人家修楼盖庙,也就直接调部队当苦力,保卫大明江山的百万雄兵,就这样沦为了苦役、杂役、佃农。这样的军队要战斗力,显然不可能。结果,就有了明军战场上屡战屡败的情景。中国封建王朝的军事历史,总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剧本,早期国家军队强大的时候战无不胜,后期国家军队战斗力衰退腐化,就不得不依赖大量带有私家军性质的军队,来继续保家卫国的使命。东汉末年的各路诸侯,唐朝末年的各路藩镇,宋朝的岳家军等等,都属于这类性质。从明朝中期开始,随着政府军战斗力的退化,大批有卓越指挥才能的将领开始自己募兵,编练有浓厚私人烙印的军队,以期建功沙场。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就是其中之一。二其实建立私人烙印浓厚的募兵军队,并非戚家军所首创,早在土木堡之变时,大同总兵郭登就曾“招募健儿五千”,用以补充兵力不足,但那时明军战斗力犹存,募兵只是补充。到了明朝中后期,边防形势日益严峻,大批募兵军队悉数粉墨登场。在戚家军扬名立万之前,嘉靖年间,北方有宣府总兵马芳在宣化编练的“马家军”,南方有谭纶曾在南京、台州等地“招募壮士,教以战阵”,四川有大将刘显的“刘家军”,还有早期在苏州抗击倭寇,由任环招募苏州乡民组成的“任家军”,和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俞大猷,也有一支精锐水师“俞家军”。然而众多的“X家军”中,大多都是昙花一现,时至今日,名声最响亮的,还是戚继光亲手打造的那支英雄部队——戚家军。戚家军之所以名声响亮,自然因为战斗力强悍,战绩辉煌。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封建王朝中后期,私家军性质的部队,往往比政府军更有战斗欲望。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统帅的个人威望,士兵对敌人的苦大仇深,打起来不用动员,严明的纪律,同宗的地域性。戚家军,不但兼而有之,且有独创。和其他的X家军相比,戚家军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戚家军的士兵几乎都来自于浙江义乌,对倭寇苦大仇深,戚继光个人,也建立了在军队里的绝对威信,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在封建社会上,怕是只有岳家军可以比肩。但与其他X家军不同的是,其他的募兵军队,多数只能依赖于其原统帅的调度,一旦统帅换人,不是战斗力溃散,就是士气懈怠。戚家军不同,后来的历史证明,即使在戚继光晚年遭罢斥后,他留下的戚家军依然保持了强悍的战斗力,在后来的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建立功勋,并在辽东与后金的会战中用一场壮烈的战斗走完了最后的路程。在各类“X家军”中,戚家军更像一支国家军队,一支无论由谁统帅,都能保持坚决的纪律,绝对的服从,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的军队。这一切,都来自于戚继光个人的独创——制度建军。戚家军与其他军队最大的区别,就是严格到极致的军事制度。这是一支从选拔士兵,军事训练,乃至思想动员上都有严格纪律条令的军队。戚家军的选拔条例是最严格的:城市中人不要,相貌油滑的不要,在衙门里做过事的不要,性格暴躁的不要,优先挑选的,是憨厚朴实的农民。戚家军的练兵条例也是严格的,根据现存戚继光家乡蓬莱的有关记录,戚家军的训练科目,是明军中最多的,包括阵法、号令、练心、胆气、力量、武艺六方面。戚家军的待遇也好,虽说工资不高(士兵一年十两白银,折合人民币六千元,只相当于自耕农一年收入),但奖金丰厚,比如每杀死一个敌人,就奖赏30两,缴获的战利品,士兵平分。没仗打的时候,就拿训练来发奖金,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二,是戚家军训练考核的日子,考核成绩好的,就发奖金,成绩差的,就扣工资。另外比如作战有功,勇敢冲锋,再小的功劳,都找由头奖励,再小的错误,也找由头扣钱。除了严格外,戚家军也有人性的一面,规定除“军机”“谋反”“杀人”“奸盗”“赌博”等“原则问题”外,其他错误只要初犯,都可免于处罚,但一旦受罚,就要集合同队士兵,将军律高悬供桌上,当场处罚。戚家军的“思想工作”

                      18禁止露裸体奶头网站那天屋里是一股煮糊了的鱼的味道。我们站在一条昏暗的长走道里。我们沿着走道走进“厨房”。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房间,除了在我们的“贫困档案”上,诸如拆迁的房子之类。这房间是走廊的延伸,摆着一个陈旧的煤炉,油腻腻、黑乎乎的。还有一个陈旧的白瓷水池,裂痕纵横,被油渍糊成了黄色。一个陈旧的水龙头,上面裹着破破烂烂的布,滴滴答答地一直在漏水。一张好看的旧木桌,上面摆着陶器,都“洗过”,但是还是脏兮兮的。墙上污渍斑斑、潮湿。整间屋气味很重,难闻极了……她把面包、饼干、猫粮一一放好,自始至终没看我一眼。商品包装和罐头上干净鲜亮的色彩,放在那么可怕的地方。她很难为情,不过不准备表达歉意。她口气随便却又透着些恳求地说:“你到我房里去,自己找个地方坐下来。”我进的那个房间里有一个陈旧的铁炉,燃着火。两把古老得难以置信的结实的扶手椅。有一张好看的旧木桌子,上面铺着报纸。一张堆满衣服和包袱的长沙发。地上有一只黄色的猫。到处都肮脏、昏暗、阴森、可怕。我想起来,每当我们写到装潢风格、家具和色彩,都会说品位在变化,说我们会把旧东西扔掉,说我们对一切都感到腻烦。可世上还有这么一个厨房,如果我们把它的照片刊登出来,读者会寄钱来捐助的。福勒太太端来一只棕色的旧茶壶,两只挺漂亮的瓷杯和茶托。用那脏兮兮的杯子喝茶,这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我们没怎么说话,因为我不想问些直截了当的问题,而她正哆嗦着显示自尊、自傲。她一直在抚摸那只猫——“我的小可爱,真漂亮”,生硬又讨好——然后她头也不抬地说:“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有自己的店,后来我们在圣约翰森林[4]有一栋房子,我知道好日子应该是怎么回事。”我告辞的时候,她说:“那你是不会再来了吧?”说话时还是不看我。而我回答:“如果你请我的话,我就来。”她没有看我,但是脸上微露笑意。于是我说:“我周六下午来喝茶,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哦,合适,真的,我觉得合适。”那一刻,我俩很亲近:就是这个词。但她依然骄傲,不想开口邀请,转过身背对着我,开始抚摸猫咪:哦,我的小东西,漂亮的小东西。当晚回到家,我满心恐慌。我做了承诺,把自己卖了。我满心厌恶。我的衣服和头发里满是那酸臭肮脏的味道。我洗了澡,洗了头,打扮一新,拨了电话给乔伊丝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我们在阿尔弗里多餐馆吃了一顿不错的晚餐,聊了天。我当然没提福勒太太,但我一直在想她:我坐在那儿,打量餐馆里周围的人,大家都衣冠楚楚、干净整洁。我想,要是她走进这家餐馆……不,她进不来,她连清洁工或洗碗工都当不上。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玫瑰和康乃馨,还有一个抹了真正奶油的蛋糕。我自我感觉很好,这也传染了她——她挺高兴,但是我其实做过头了。她那儿没有可以装花的花瓶。我把花放在一个白搪瓷缸里。她把蛋糕放到一个裂口的大盘子上。她故意摆出一副冷淡的姿态。我们各自坐在铁炉的一边,炉子上放着只棕色的茶壶,在加温,火苗太热了。她穿着一件丝质衬衫,白底黑点。真丝。她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漂亮的、带花纹的伍斯特茶壶,但是有裂痕。她的裙子是质量很好的厚毛料,但是污渍点点,皱巴巴的。她不想让我看她的“卧室”,但是她在“厨房”里时,我偷偷看了一眼。有一些家具很不错:书架,五斗橱,然后是一个廉价的梳妆台,还有一个衣柜,像只刷了漆的货箱。床上有一条老式的被子,鼓鼓的,是印花布质地的。我看出来,她不在这张床上睡觉,而是睡在隔壁,在我们坐着的这个房间里的长沙发上。房里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垃圾,看上去应该是破布、成捆的报纸,你能想到什么那儿就有什么:她不想让我看见的就是这些啦。我们吃蛋糕时,她说:“噢,这是真奶油。”然后她告诉我,以前每到夏天的时候,她和姐妹们就会被送到埃塞克斯郡的一个老妇人那里去。“夏天时,我们整天待在屋外。热辣辣的、可爱的夏天,不像现如今的夏天。我们个个晒成咖啡色,跟太妃糖似的。那老太太有一间小木屋,但是没有厨房。她在院子里搭了个尖茅草棚子,下面支一个三脚架。她还有一口用链子拴着的大铁锅,我们的饭就全用那口锅做。她先放一块牛肉,然后在周围铺上胡萝卜和土豆。她把布丁包在一块撒了面粉的布里,放进去一起热。我以前总是很纳闷,为什么布丁尝起来是果酱和水果的味道,却没有肉的味道,当然啦,这全是因为那块布上的面粉。她会给我们每人一只大汤盘,让我们坐在台阶上,我们先吃肉和蔬菜。然后她把布丁上的布剥下来,里头的布丁结了硬壳,厚实甜香。她给我们一人一块,就放在刚才吃肉的盘子里——不过我们已经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和洗过的一样。然后她说,走吧走吧——然后她用那口锅烧水洗盘子,之后再清洗自己。我们则跑到田野里去采花。哎呀,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那些事。”“你那会儿多大?”“小孩子。我们都还是些孩子。我们每个夏天都去——好几个夏天。这都是我可怜的母亲去世前的事了,嗯。”整整一个下午,她就在和我说那位老妇人,慈祥和蔼的老妇人,还有那小木屋,没有自来水,厕所在屋外的一个小砖棚里,还有那些个炎热的夏日。她说,我听。直到七点我才离开。回到家里,我生起火来,心里想着该打扫下卫生了。我一个人坐着,想起福勒太太,独自一人,敞口的壁炉前火光闪闪。我开了一个菜汤罐头,看电视。接下来的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一小盆非洲堇,又带了一个蛋糕。一切都还是原样:炉火、黄猫、她脏兮兮的白底黑点丝质衬衫。她不想说话,我以为这是因为上周六她一连说了三个小时,几乎没停歇。但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一直到我起身要走的时候,那原因才冒了出来。“你是个好邻居吧?”她说。“我希望自己或许能成为一个。”我笑着说。“啊,那他们是不是在试用你?”我不懂,她也看出来我没懂。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市政府会雇佣一些妇女,一般是上了年纪的,让她们到街上随便找个老人,然后去和他们喝杯茶,或者去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她们不用做太多,只需时不时照料他们一下。这些人叫“好邻居”,她们所得的报酬很少,因此根本不是因为钱才做这事。我特意让办公室查过才知道了这些。第三个星期六,我给她带了些水果,但是发现这东西带错了。她又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才提起她牙不好,没法吃水果。“你能吃葡萄吗?香蕉呢?”她幽默地回答,退休金不包括葡萄。然后她就打开了话匣子,说退休金的事,说煤要多少钱,食物要多少钱,还有“市政府那个说话不通过大脑的女人”。又一次,我做了听众。我还没把事情都拼到一起。我意识到,一时半会儿,我是无法看清她的全貌的,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得越过我的无知,我的经验缺乏,以及她的沉默,她的愤怒——现在我看清了,她目光灼灼,一开始你会以为一定是因为欢乐,甚至是一丝戏谑,其实是她胸中燃着的怒火——阻碍我的还有她感受如何,她的秉性,以及我感受如何,我的粗鄙。“市政府的那个女人”,一个叫罗杰斯太太的,让她,福勒太太,找个家务女工。但是那个家务女工是个骗子,什么活都不干,不肯给她洗地板。那个家务女工和现在的年轻姑娘是一个德性,懒骨头,太了不起,不屑于干活。她,福勒太太可没太了不起,得自己干活。她自己把煤从走廊的这头扛到那头,她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一直扫到她那些刷子够不到的地方,因为她怕会失火。她就这么絮絮叨叨地讲着,讲那些社工,家务女工,还有——一个“好邻居”,那人大发慈悲来过一次,然后说我该找家养老院住着了,我对她说,好走不送。“但是,福勒太太,我俩是在药店里碰上的。我怎么会是个‘好邻居’——我是说,那种公务员呢?”“她们还有啥事不干?”她说,口气很凶,也有点不安,她怕我觉得受了冒犯,再也不来了。我离开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外,手里做着件事,这样的事我见人在舞台上演过、小说里写过。她当时系着一条破旧的条纹围裙,是煮茶的时候围上的。她站在那里,用双手给它打褶子,然后松手让它自己展开,接着再打褶。“要不要我平常日子也来?”我问。“要是你有时间的话,”她说,然后忍不住加了一句,“而且你也能多赚点。”但是她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几乎倒抽了口气,因为她并不想这么说,她想要相信我不是公务员,不是拿钱办事,而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她的人。周三下班后我去看她,给她带了一份我们的杂志。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它是那么的光滑平整,那么的精明——这就是它的形象定位。但是她从我手上接过杂志,脸上有着小姑娘般狡黠的笑容,脑袋稍稍一扬——当初是姑娘甩发,如今只剩这个姿势——说道,“哦,我可喜欢这些了,我喜欢看他们想出来的那些东西。”因为那会儿已经七点了,我有点不知所措,怕打乱了她的日常生活习惯。她什么时候吃晚饭?或者上床睡觉?桌上有报纸,上面摆着一瓶甜黑啤,还有一只玻璃杯。“那瓶我已经喝过了,不然我就请你喝了。”她说。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发现拉上窗帘,点上电灯后,这房间看上去挺温馨,不再那么脏兮兮、阴森森的了。可是我为什么总是揪着污垢不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评判人?她不觉得污渍、灰尘,甚至馊味贬损了自己。我下决心不去注意,但是我忍不住,也忍不住地要评判她,我一直在评判她,拿脏兮兮的房子评判她。我看见电源开关是破损的,找了个理由去了下“厨房”:老旧的电线铺在墙上,整个房间只有一个开关,在电灯上面,她很难够到。她读着那本杂志,满脸愉悦满足的微笑。“我在那家杂志社工作。”我说。她一松手,杂志啪地合上。她坐在那儿瞪着我,又是那种眼神,好像是在理清头绪,弄明事理。“是吗?那你为什么……”但是她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我没法开口说自己是副主编。我说:“我负责打字,还有各种其他事情。”这话也不假。“这是很要紧的啦,”她说,“就是训练。你和一无所成之间隔着的就是它了。它,还有一栋自己的房子。”那晚她讲的是自己费了多大劲才住进这房子。一开始她住在顶楼的背阴角,是一个房间,但是她看中的是地下室这一套,一心想要,便耐心等待,精心谋划,最后终于把它拿到了手。他们赶不走我,想都甭想。她说起这事时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但其实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会儿的事了。她讲到那会儿她没钱付房租,如何一便士一便士地攒,却被人偷走,两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啊,偷钱的是住在一楼的那个坏女人。于是她再攒钱,终于有一天,她去见房东,说,你让我住到下面去吧,我现在有钱交租了。他对我说,可是以后的房租呢?你不过是个女帽店打工的,不是吗?我说,那事你让我自己来操心。什么时候我交不出租金,你就赶我出去。“我从来没有拖欠过房租,一次都没有过。但是我饿过肚子。我老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只要你有自己的房子,你就拥有一切。没有,那你就是条狗,什么都不是。你有自己的房子不?”——我回答说有,她狠狠地点头,愤愤地,说道,“这就对了,好好守住它,这样啥都奈何不了你了。”福勒太太的“套房”要交租,每周二十二先令。按新币制的话大概是一镑,当然了,她脑子里是没有新币制的概念的,她算不过来。她说这房子是“那个希腊人”战后买的——后来那场大战,你知道的,不是之前那场——花了四百镑。现在它值六万镑。“他想撵我搬出去,这所房子的肮脏钱就到手了。但是我也是有一两招的。这地方一直是我的,一直是。如果他不来,我就去电话亭,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说,你怎么不来收房租?”我太无知了,我对她说:“但是福勒太太,二十二先令根本不值得他跑一趟来收啊。”她眼里唰地燃起怒火,脸色惨白,看起来可怕极了。她说道:“你这么看吗,是这样吧?是不是他派你来的?但租金就是这么回事,法律就这么规定的,我会付的。啥都不值,是吧?它就值我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上面三层的住户都是爱尔兰人,小孩子,进进出出的人,纷杂的脚步声:福勒太太说,“她”晚上故意把冰箱门弄得砰砰响,让她睡不着觉,因为“她”想要这间房子……福勒太太生活在噩梦之中,时时想象着自己在遭难受苦。她和我说了她那场十年保卫战,就在一战之后,不是新的这场大战,“那个诺丁汉来的婊子”想抢她的房子,而她……她好像什么方法都用上了,没有什么没做过,故事听上去就像真的一样。但是现在住在楼上的是一对爱尔兰夫妇,有四个孩子,我在楼梯上见过那位主妇。“老太太怎么样?”她问,她那对蓝蓝的爱尔兰眼睛看上去疲惫而孤寂,因为她的丈夫要抛弃她,显然是因为另一个女人。“我总想下去拜访,但是我去了她却一点都不高兴,所以我就不去了。”我给福勒太太看有“女性形象”的那期《莉莉丝》。她礼貌地接过来,把它摊在膝上。杂志准备交付印刷的时候,我才想起那些“形象”里少一个老妇人。我和乔伊丝说了看到她后的一系列反应:首先,惊讶。然后是震惊,脑袋和眼睛的一系列动作说明,她在提醒自己,有危险。然后,她好像,这么说吧,关了自己的电源,神情茫然,眼睛不看我。她叹了口气:“哦,但是为什么呢?那不是我们读者年龄段的人。”我在她身上看着我自己,说道,“她们都有母亲或者祖母啊。”我们有多害怕年老:我们都不敢正眼瞅瞅!“不。”她说,还是有些茫然,有一丝出神,好像她是要恰如其分地处理一个她琢磨过很久很久的极其复杂的难题。“不,总的来说,不要吧。不过或许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个关于老年亲戚的专栏。我来把它记下来。”然后她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多复杂啊:愧疚,松了口气,还有——还在那儿呢——惊讶。她脑子里有一处一定在想,简娜这是怎么了?那笑容里还有一丝恳求:不要威胁我,不要!然后,她本来是要坐下来,和我讨论再下期的杂志,顺便喝杯茶的,但是她说,我得赶紧走了。然后她就赶紧走了。我刚刚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我们两人中,乔伊丝是创新者,是打破旧习的人,她会把我们才编排好的一期杂志扔进字纸篓,从头开始,熬个通宵,要搞成那个样儿;乔伊丝表现的像是——她就是——一个冲动、锐气逼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简娜,传统而谨慎,保守而小心——这是我的形象,我也是这么看自己的。但我们之间却经常碰上这样的情况,一直有这样的情况。乔伊丝说:“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读者不会喜欢的。”我呢,我一直相信我们的读者——其实也包括所有其他的读者——所能接受的要比给他们的多得多。我会说:“乔伊丝,要不我们试试吧?”但往往,不管我要建议的是什么,最后都进了我标着“太难”的档案夹,我会把它留在我桌上,希望乔伊丝能看到,然后能——我是这么希望的,但一般都落了空——让她再考虑考虑。那些“形象”。(a)十二三岁的女孩。在她身上我们花费的功夫最多。我们否决了上百张照片,最后让迈克尔去拍了乔伊丝的侄女,她实际上十五岁了,但是看上去挺孩子气。我们要的是一种健康、率真的性感,绝无性感少女洛丽塔那样的挑逗意味,我们特意避开了那种。这是希望小姐。(b)十七岁左右的姑娘,强调的是独立和自信。你仍然依附父母,但是已经做好了离巢的准备。(c)有你自己的生活。二十五六岁。按我们自己的经验,那些独立生活、与人合租公寓、努力保住工作的女人们总感觉如履薄冰,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漂亮又脆弱的形象。需要一个真命天子,但是没有的话自己也能过。(d

                      道你把她扶起来了。她关了门。莫迪:“把门打开,打开,打开。”“就一分钟,莫迪,等他们走了。”没一会儿,他们又踢嗒踢嗒、叽叽喳喳地经过病房,下楼去了。我把门又打开,餐车朝这边过来,哐,嘭。“福勒太太,来点汤?三明治?冰激凌?”我替她回答:“请给点汤,再要一点果冻。”尽管她如今根本什么都不吃。我把汤递到她嘴边,她摇摇头。我舀了一勺果冻。“不要,不要,”她悄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照办,一次又一次,整晚都这样。然后,九点了,已经换了夜班了。我等着,好去和夜班护士们说话,亲自告诉她们她今天过得怎样——和昨天以及前天一样——夜班护士们微笑着,弯下腰对莫迪说:“你好,亲爱的,你好,你怎么样?”夜班护士里,有三个棕色皮肤的,一个白皮肤的,莫迪觉得自己被异类包围了。“我走了,莫迪,明天再来。”“你这就走啊,是吧?那好,晚安。”《马里波恩的女帽工》今天问世了。他们在出版之前重印了两次。莫迪的事让我忙得团团转,没能好好享受这一时刻。它会卖得很火的。当时我放弃了可爱的、待遇丰厚的工作,也偶尔暗自觉得自己真是疯了,看来都是瞎担心。今天一大早我把书读了一遍。阴暗的冬日早晨,死气沉沉,冷得很,但是《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封皮色彩鲜艳,很漂亮。我把莫迪艰难的生活改写得轻松愉快,充满了意外的惊喜,我多么享受这个过程。在我的版本里,莫迪的孩子被人从她身边偷走,但是她知道他在哪儿,悄悄地去看望他,两人互相支持,以对抗她那坏心眼的情人,她爱这个情人,唉!但是后来她与一个年长的男人建立了持久关系,两人互相尊重,他是个富有的酒店老板,珍视她,帮她夺回了儿子。她是制帽间里备受器重的首席助理,在这位无私人士的帮助下,她自己创业,生意越做越大,贵族常常光顾,就连几位不那么显要的皇室成员也会光临。我给她创造的这个人生,莫迪一定会喜欢。莫迪在老医院已经住了三个星期。除了她一天比一天焦躁不安外,我看不出她有什么变化。她要我把她放平躺下,一旦放平了以后,又要我把她扶起来。她没完没了地请求,把我扶起来,但是她控制不住,会向前倒,于是又凶巴巴地要求,让我躺回去。护士们进进出出,关注着,“监控”着。莫迪现在用的药非常厉害,莫迪根本算不上神志清醒,但有一点:莫迪绝对没有陷入昏迷。莫迪没有放弃,没有接受现实,离放弃和接受现实还远着呢。莫迪还在对我说,准确地说是嘟囔着:“带我回你家——嗯,你回家的时候带上我。”莫迪既明白也不明白自己得了胃癌,就要死了。更确切地说,有一个明白的莫迪,还有一个不明白的莫迪。我觉得,莫迪真的死了以后,那个不明白的莫迪还会留在这儿。哦,老天啊,要是莫迪肯死就好了,要是她肯就好了。当然了,我知道这不对。我现在在想的是,的确有可能,控制死亡进程的不是身体,不是她胃里那块随着每一次呼吸不断长大的肿瘤,控制它的是不肯死的那个莫迪的需求,她需要调整适应——适应什么?谁又能知道,莫迪低垂着脑袋,眼神木然,在这后面,有些什么重大过程在进行着?我觉得当这些过程完成以后,她就会死去。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不会提倡安乐死,或者说,没有成千上万条安全法规保障,我是不会提倡的。那些看护者、继承人、至亲至爱者,他们希望垂死的人能早日死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一负担的压力实在是太可怕了。而垂死的人承受的痛苦远不如看护的人那么大,有没有这个可能?莫迪疼得厉害——间歇的,两餐猛药之间——但是疼痛是这世界上最糟的东西吗?反正对于我来说它绝不是。莫迪神志清楚的时候,也绝不这么认为。一旦垂死之人过了某个阶段,正常的、人类的标准就不再适用,或者说不轻易适用,为什么会这样?莫迪这一辈子都不曾用肉体是否疼痛作为标准来衡量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臆断她如今变了?她依旧害怕死亡,我知道,因为她需要一直敞着门,那道可怕的门,放进来那些噪音(放进来生命)——沉重的脚步,说话声,车轮声,杯盘碰撞的声音。但是她真正在想的事情或许根本与疼痛无关。疼痛是她要对付的,它就在那儿,她能感觉到它来了又去,缓和一阵又剧烈一阵,她得改换姿势——扶我起来,扶我起来!——但我们压根不知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昨晚莫迪死了。最后几天里,病房里来的是一个漂亮的小黑皮护士,我是说,她是个白人,长着一头深色的头发,一双深色的眼睛,不是说她是个黑人护士。她有点迷糊,好脾气,马虎。她在莫迪的病房进进出出,走路像在飘。她帮我抱莫迪起来,帮我服侍她躺下,端茶来给我喝。我知道他们认为莫迪的情况越发恶化了,因为昨天她们给我送了好几次茶。但是我自己看不出有什么区别,除了她的确焦躁不安至极。在医院那张平整的特制高床上,莫迪那股能量,把我折腾得筋疲力尽,也让小黑皮护士累得够呛,她说:“好家伙,萨默斯太太,看来你真够强壮的。”昨天晚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护士拿来莫迪的药,几乎是满满一杯,那么多。因为还不到吃药的时候,她就把它摆在桌上,然后出去了。她匆匆地又赶回来做什么事。“哦,我忘记了,福勒太太的药。”她说着伸手去端,却碰翻了它。那些可怕的液体泼洒得到处都是。她倒吸一口凉气,恐慌地瞪大了眼睛,双手猛地捂住嘴,然后站在那里紧张地咬着指甲,盯着洒了的药剂。然后那双眼睛转向我,那是最低声下气的哀求:我会不会把她供出去?她在问。准确地说,那老套路的夸张动作倒是出于真心。我很震惊,我没法想象那位可爱、讲话含含糊糊的护士长会是个暴君,不过我无言地让那个姑娘放心,我不会那么做的。她拿来布和海绵,把地板弄干净,莫迪一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垂着头,她急需吃药。昨晚我恰好需要提前离开,比平时早半个小时,我一般都是九点或者九点以后才走。我答应了要回家接一个罗马打来的电话,关于下周展览会的。于是我对护士说:“你会负责让福勒太太服上药的吧?”不过我现在很清楚,她当时那个状态,很有可能不会汇报自己犯的错。不过反正如果莫迪晚上疼得厉害的话,会再给她加一次药的,护士长告诉过我。但是我现在想,那个护士是不是没把洒掉的那剂药补上,是不是莫迪晚上想要药,但是没得到——简而言之,她是不是疼死的?我不知道,也不会知道了。我接了电话,看了一会儿带回家的文件,泡了澡,很迟才上床,大概四点钟的时候被电话铃唤醒:福勒太太刚刚过世,你要来吗?我十分钟之内就赶到了医院。那个时间,那地方有嗡嗡的人声,模模糊糊的,低低的,有一种轻柔的活力,让人舒服。我几步跨上冰冷的石头阶梯,冲进病房。我一眼瞥见两个娇小的棕色姑娘,大概是越南人吧,正费劲地扶一个大块头老太太下床。她们看到了我。我看到了她们厌烦的表情:唉,天哪,又多一件事要应付了。但是她们走到我跟前的时候,脸上厌烦的神情已经抹得精光,得体地微笑着,告诉我,她们认为福勒太太是大约一小时前去世的;当天夜里有个生病的老太太一直在折腾她们,等她们去查房的时候,莫迪已经走了。她们前一次离开时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等一等,等一等。”可她们得离开,还有那么多人要照顾呢。“等一等。”她嘟囔着,或者咒骂着,或者叫喊着,想要叫住步履匆匆,离她而去的生命,但是生命没有搭理她,一直往前走,把她留在了后面。要是莫迪是——是因愤怒而死的,我也一点都不惊讶。简娜不在,但是她从来都不在!——还有那些黑人护士,看看她们,进进出出的,根本没时间理我……也许,莫迪就是这样死的。但我不相信她内心深处翻腾的会是这些。一个姑娘给我端来一杯茶。这是固定仪式。我坐在死去的莫迪身边,她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摸上去还是温热的,摸上去很舒服。我握着她没有了生命的手,另一只手里端着一杯茶。礼仪规范一定要保持。一个病人去世以后,要给至亲好友一杯茶。的确该这样。护士长走进来,另一个,夜班护士长,也许她是总护士长。不管是什么吧,她站在那里,说着话,让气氛恢复正常。有一些套话必须由我来说,于是我就说了:比方说莫迪是个了不起的人,她一生艰苦,但是她直面困难,机智勇敢。总护士长站在那里,深表同情,微笑着,倾听着。然后就没有什么我能做的事了。问题是,我根本感觉不到莫迪已经死了,尽管这是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到她不折腾;我甚至有些担心她没有死,没有真正地死掉。但是我松开她的手时,它渐渐僵硬,发冷。我刚站起来整理东西,刚才两个棕色小护士中的一个就跑了过来,把莫迪的双手放到她胸前,然后用床单罩住了她的脸。她那表情就像个家庭主妇:这件事做完了!下面要做什么?啊,对,我得……我开车回家,经过医院正门的时候,看到了昨晚那个漂亮护士。她看上去像一颗熟透了的软树莓,穿着淡红色连衣裤,一条巨大的粉红围巾盖住了颈子和肩膀。她笑着,满脸通红,懒洋洋的,一身轻松:她身上的每一个原子,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大声宣布,她享受了一整晚的鱼水之欢,几分钟前她才不情不愿地起了床,而在她的想象中,她还在那张温暖的床上。她的护士服在手中提的包里,她把包晃前晃后、晃左晃右,她笑容满面……她到早了,计划溜进医院,找一间浴室,洗个澡,希望总护士长或者护士长不要注意到她。不过不难想象,年长的那位,本来准备好好说她一顿,结果出口的却是:“唉,算啦,不过下次别这样了。”然后,她一边心里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鲁莽、太过偏颇,一边细细地打量那张睡意蒙眬、欢乐满足的脸,意识到自己的屈服。于是她想,嗨,反正她在这儿也待不长了……洗完澡,这个幸运儿会在各间病房里转转,病房里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要赶在早班之前把事情做完,不过她终归能找到一个朋友,朋友说:“当然可以啦,用我们的壶吧。外面什么天气?挺暖和,是吧?”正式值班以后,这姑娘会打个哈欠,心想,啊,反正这一天很快就过完了,然后……啊,福勒太太去世了,是吧?有没有收拾过了?收拾过了,哦,好极啦!她自然是讨厌收殓这件事啦,能躲掉就要躲掉。她走进莫迪的病房,看到雪白整洁的床几乎是平整的,只隆起窄窄的一条,那是莫迪。她想起来了,双手又一次猛地捂住嘴,摆出那古老的姿势,哦,我做了什么?——然后想,唉,就算她早死了一两天,又怎么样?她想着,要去查查记录表,看看晚上她们有没有再给莫迪药,她想要确定,老太太不是被疼死的。但是她很快就把这事忘了。我一等薇拉的上班时间到了,就给她打了电话。她听到消息就哭了出来,这让我也让她自己吃了一惊。“哦,老天啊,”她说,“对不起,这一打击太沉重,我受不了——真是犯傻,她本来就活不长了,但是……你还好吗?但愿你还好。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跟别人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薇拉滔滔不绝地讲,这是一种神经质的反应。她又哭起来。她再次说:“真是犯傻……别理我。你说你见过那些亲戚?你觉得他们会负担葬礼的费用吗?”“他们肯定是付得起的。”“我来给他们打电话……哦,天啊,我感觉太难过了。不,不光是因为莫迪,我手头有一堆麻烦。不,我希望你别问了。我拿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对自己说,工作是工作,家庭是家庭,我不会把它们混起来的。迄今为止,我都做到了。我找这份工作,是因为不做的话,我会发疯的。当然了,你可以说,这是才离龙潭又入虎穴,我在家里做的事和在工作单位做的一样——这事就说到这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她后来又打电话来说,莫迪的姐姐说莫迪多年一直在缴丧葬基金,好让自己体体面面地下葬,而她可没有钱,没法再添什么了。“天哪,”薇拉说,“听到这话你不觉得恶心吗。奇怪了,我打电话前就有预感她会这么说。好吧,那就得由市政来办了。现在我得拜托你一件事——那只猫,你能去安排吗?这些可怜的老家伙去世以后,还得带他们的猫去执行安乐死,这件事我实在没法做。”办公室里,菲丽丝冲进冲出,弄出好大的动静,她要去罗马参加春季展示会——我说了我不去。我说我有“事”,那事就是莫迪之死。真是疯了,我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讲得通的。迟来的一场雪,机场有麻烦——唉,这些最终都解决了,她出发了,而我去了莫迪家。哦,那地方的味道,那阴暗的样子,那脏兮兮的样子!没有了那熊熊的炉火,那里就没了生气。我花了半个小时,把所有剩下的食物扫进购物袋里,扔进垃圾箱,包括根本没开过的听装和瓶装罐头。我强烈地希望尽快完事,这种感觉攫住了我。薇拉说这就是为什么老人去世以后,二手商人要大发横财。大家都是我这种感觉,就连市政派来清理、评估的人也是这样的:哦,我们加把劲,早弄完早好。我想,莫迪的书架到古董店大概能卖个好价钱;她还有几块挺好的雕版;房里还有一个不错的五斗橱。但是,如果我嘱咐薇拉说,这是些好东西,不管谁来处理它们,请他务必不要贱卖了,但那最后得益的又是谁呢?莫迪的那个姐姐,就是她……猫。我去了后院,发现那可怜的动物蹲在门外等着,我想大概是在等莫迪回家吧。大约十五年前,这只猫来到莫迪后门的台阶上,喵喵叫着求助。猫当时怀着小猫。莫迪收留了她,帮小猫们找到了愿意收留它们的人家,送大猫去做了绝育手术。从那时起,她就有人疼爱,有人亲吻,但是现在,突然间,她又成了一只趴在后门台阶上,无家可归的动物。我去了那个一直在喂她的女人那儿,希望能走运。但是她很生气,说:“我哪知道要管这么长时间!我以为就几个星期的事呢……我自己还有一只猫……”然后,她口气软了下来,“要是我养得起她的话我会养的,但是……”我把猫放进莫迪的猫篮,把那喵喵叫着的动物装上车,开车去了皇家动物防虐协会,在那儿关门之前赶到了。今天是莫迪的葬礼。莫迪有好几年每周缴丧葬基金。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挨着饿交钱。全部交齐了,一共有十五镑。那会儿,足够让她体面地下葬了。她想要躺在母亲附近,在帕丁顿,但是那些坟墓早就被清空,做了建筑用地了。她不知道那墓园已经没了,也不知道她那十五镑如今都不够租一把铲子。市政给这些付不起自己丧葬费用的人准备的葬礼还说得过去。要是拿这样的标准葬我,我也不会介意,不过我本来就不大在乎这些。我今天才意识到,参加妈妈和弗雷迪的葬礼的时候,我其实关掉了感官和思维:我大概算是在场吧,仅此而已。莫迪的葬礼,我绝对是在的……春日美丽的一天,浅蓝的天空,匆匆飘过的白云,墓碑间的草地上有一些雪花莲和番红花。一片古老的墓地,满园鸟语。那一大家子来了,不过没带来莫迪渴望结识的曾孙辈。再说了,死亡和葬礼这样基本而没有深度的事情,自然不应该要求如今的孩子们忍受。一共三十三个人,家境不错,穿着体面,洋洋得意。整场仪式,我一直满腔怒火。那个女族长,果然是按照老套路,痛哭流涕,两个上了年纪的儿子搀着她,一边一个。葬礼结束以后,一个外甥的儿子走过来,开始谈起莫迪来。我可以看到我俩站在那里,站在那堆新堆起来的、散发出浓重泥土气息的黄土边,我打扮得无比得体,无可挑剔,正是参加葬礼该有的样子,深灰色的套装,黑手套,我那黑色的帽子(莫迪特别喜欢的那顶帽子,她说它简直是个奇迹!),鞋跟大概有一英尺高的黑皮鞋,黑色的丝袜。我是不遗余力,精心收拾打扮的,要让这帮人看得出来,我是把莫迪放在心上的。而他呢,灰头土脸,形容猥琐,消瘦的男人。

                      英雄形象……1894年9月17日,甲午战争中的中日“黄海海战”爆发,在战斗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英勇杀敌,无奈“致远舰”中弹爆炸,邓世昌落水殉国。在不少的历史读物中,关于邓世昌在1894年“甲午黄海海战”中殉国的一幕,是这样描述的:“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被日本海军发炮击中,正在下沉,邓世昌愤而跳入海水,当邓世昌浮在海面上的时候,他的‘太阳犬’游了过来衔住他,不让他下沉,邓世昌把他的狗按了下去,双双一同沉入水中,壮烈殉国。”也就是说落水之后,邓世昌的爱犬游了过来,要救他,可是邓世昌决心殉国,于是他按住了自己的爱犬,双双沉入水中溺亡……可是,邓世昌这个“按狗共沉”之说,是否真实?我想,还是让我们重新审视史料吧。首先,我们看看,书上所说的“按狗共沉”之说,出处是哪里?有一个出处是邓世昌殉国之后出版的《点石斋画报》,读者注意,这是一本画报,不是一本严肃的史学著作。这本《点石斋画报》,报道了邓世昌落水之后拒绝战友抛来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并按住自己的狗一同沉入海水中,壮烈殉国。这份画报还配上了一幅想象的插图。《点石斋画报》所描述的这一幕,有一点似乎是违反物理定律的:邓世昌落水后,如果没有救生物,如果他执意求死,则必然是迅速沉入水中,似乎并不可能凭空漂浮于水面良久,并完成了以下一系列的动作——摆手拒绝战友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按住自己的狗。那么,《点石斋画报》的报道,又是来源于什么资料呢?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点石斋画报》只是一份画报,并非严肃的史料,不足以成为信史,更不能成为写史的依据。于是,我们再来看看,李鸿章当年给朝廷的关于邓世昌殉国的报告:《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李鸿章的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其力战阵亡之管带、大副等,自应先行奏请抚恤,以慰忠魂,致远管带提督衔记名总兵借补中军中营副将噶尔萨巴图鲁邓世昌……争先猛进,死事最烈,拟请旨将邓世昌……交部从优议恤,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忠勇性成,一时称叹……”李鸿章在奏折里对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描述,翻译成现代汉语总结后是如下的意思:“邓世昌落水之后,被战友救了上来,但是,邓世昌说:‘整只舰艇都沉没了,我没有独自求生的道理。’说完,邓世昌重新跳入海中自沉身亡。”读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李鸿章不是现场见证人,他的奏折所述,要么出自部下的报告,要么出自自己的猜想。2.李鸿章这份奏折是要建议光绪皇帝从优抚恤邓世昌,为了这个目的,当然是将邓世昌之死,写得越壮烈越好。3.邓世昌是李鸿章的部下,邓世昌殉国越壮烈,李鸿章的脸面越有光,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已经没有脸面对朝廷,唯有奋力描述自己部下将士的忠勇,以向皇帝表明:我已经尽力了,我的部下们也已经尽力了,这次打败仗,实在不是我的责任。从这样的动机和背景看来,李鸿章奏折里面所描述的邓世昌殉国过程,是不能完全置信的,至少不能独自成为信史,而必须有待佐证。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当年北洋舰队老兵的说法。知名历史学者戚其章,在其所著《北洋舰队》中,收录了两份描述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水手证言,其中一份是“来远舰”老水手谷玉霖,他是这样说的:“邓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行将沉没,不肯独生,愤然投入海中,他平时所养的爱犬鸣叫,急跳入海中救主人,转瞬间衔住邓管带的发辫将他拖出水面,这时,搭救落水官兵的鱼雷艇也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管带用手示意,不肯苟生,跟狗一起没入水中。”可见,依据这位老水手谷玉霖的说法——是狗将邓世昌“托出水面”的。可是,一只狗可以用它自己的力量游泳救出一个大男人,这只狗需要有多大?它需要有多大的力量?如果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它又何至于被邓世昌抱住沉入水中而挣脱不了邓世昌?这二者恐怕是矛盾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谷玉霖是“来远舰”上的水手,而邓世昌是“致远舰”上的管带,换言之,谷玉霖并不在“致远舰”的事发现场,可见,这篇证言所讲的,只是谷玉霖听来的,而不是自己亲眼看到的。我们再来看看北洋水师“来远舰”的另一位老水手——陈学海的证言:“邓船主(邓世昌)是自己投海的,他养的一条狗叫太阳犬,想救主人,跳进水里咬住了邓船主的发辫,邓船主看船都沉了,就按住太阳犬一起沉到水里了。”可是,陈学海也是“来远舰”上的水手,也不是“致远舰”沉没现场的见证人,他的说法和谷玉霖一样,应该也是听来的。我们再看《清史稿》。《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七·邓世昌》对邓世昌的殉国过程,描述如下:“……锅船裂沉。世昌身环气圈不没,汝昌及他将见之,令驰救。拒弗上,缩臂出圈,死之……”《清史稿》这篇邓世昌殉国记,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致远舰的锅炉爆炸,舰艇下沉,邓世昌抱着一个救生圈,没有沉没,丁汝昌命令其他战友去救他,邓世昌拒绝上船,将身体缩出救生圈,沉海殉国……”可见,《清史稿》的这篇记录,则大不一样:这里的邓世昌,首先是抱着救生圈,暂时还没想着要死,见到战友来救自己,才突然想起自己要殉国,于是,邓世昌猛然挣开救生圈自沉殉国。而至于他的那爱犬——太阳犬,在《清史稿》里面并没有出现。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份证言:当年在“镇远舰”上当大副的美籍清军水兵马吉芬(PhiloNortonMcGiffin)事后写了一篇回忆录,名为《TheBattleoftheYalu》,中文可译为:《鸭绿江边的海战》。马吉芬在其文中,是这样讲述邓世昌的殉国过程的:“CaptainTanghadalargedogofamostvicioustemper,unrulyattimesevenwithhismaster.AftertheshipsankCaptainTang,whocouldnotswim,managedtogettoanoarorsomesmallpieceofwood-enoughtohavesupportedhimhadnothisdogswumtohim,and,climbinguponhim,forcedhimtoreleasehisgraspandthusmiserablydrown,thebrutesharinghisfate-perhapstheonlycaseonrecordofamandrownedbyhisdog.”马吉芬的这段描述文字,我将它翻译成中文如下:“……邓(世昌)管带养了一条最凶的那种狗,有时就算是邓在场,它也很凶。邓不熟水性,舰艇沉没之后,他抓住了一根不知是橹还是一根什么别的木头,刚好能使他漂浮在水面,后来,正是他养的这条狗,向他游过去并扑到了他的身上(狗也想求生),使他抓不住木头了,因此悲催地沉了下去,那狗也是同样的命运(沉没),这也许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狗害死主人的记录了吧……”可见,如果依照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则根本就不想死,他当时紧紧抱住了一块木头——这本身就是不想死的典型表现。不料在此时,邓世昌的狗游了过来,扑到他身上,木头不堪负重,人和狗才一同沉入水中,不幸溺亡。当然,马吉芬是“镇远舰”上的人,而邓世昌人在“致远舰”上,可见,马吉芬也不是事发现场的目击证人,马吉芬的证言,一样也是听来的,甚至是他自己想象的,总之,马吉芬的这篇文字,也不能独立成为信史。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邓世昌殉国一幕的“罗生门”如下:1.《点石斋画报》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拒绝救生圈,按狗共沉。2.李鸿章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被战友救上来,再度跳水自杀殉国,没有狗。3.谷玉霖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不知有否按狗)和狗一起沉入水中。4.陈学海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按下自己的狗,一起沉入水中。5.《清史稿》的说法:邓世昌本来抱着救生圈,见到战友来救他,突然挣脱救生圈,沉入水中殉国(全程没有狗)。6.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被动落水,抓住了木头求生,狗爬过来,木头不堪负荷,人和狗一起沉入水中。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邓世昌殉国的具体过程上,《点石斋画报》、李鸿章、谷玉霖、陈学海、《清史稿》、马吉芬六方的说法,都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那么写到这里,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不是。邓世昌殉国的故事,其实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教训,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点石斋画报》、李鸿章、《清史稿》等这些记录历史的责任人,没有认真对待历史,他们记录历史,不是从查实的证据入手,而是从道听途说、第二手资料,甚至第三手资料入手,所以出现了“三人成虎”的现象。致远舰当年被救的水手不少,只要政府、史学家、学者当时对历史认真负责,则邓世昌殉国的真实过程,不难理清,而当时显然没有人认真去做这个事,结果到了现在,出现了至少六方证言不一致的现状,恐怕回头再要理清邓世昌殉国的真相,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这就是邓世昌“按狗共沉”罗生门历史叙述给我们的教训,我想我们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在治史的过程中,一定要从原始资料、可靠证据出发,不道听途说,不造谣,不传谣,一定要实事求是,只有当我们做到这样,我们才能留给子孙们一部准确的、真实的历史,而不会再发生邓世昌这样的罗生门。邓世昌“抱狗共沉说”未必真实,但时过境迁,史料不足,而且史料不可靠,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治史要认真”的教训,那么,前事至少可以成为后事之师。

                      鲁迅和他的日本医生

                      整个民国时期是西医在中国开始流行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里,由于中国西医医生的高度稀缺,也由于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驾护航,导致了大量的日本医生在中国行医……也客观地导致了一些医疗事故的发生。由于这些医疗事故的主治医生是日本人,所以,日本医生,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病死,当时,鲁迅的家属并未对鲁迅的死因提出异议和疑问。但是,多年之后,鲁迅的亲生儿子——周海婴却开始怀疑鲁迅是被日本医生以“故意拖延治疗”的方式暗杀的。我们听听,周海婴是怎样指控的:“……自(1936年)6月以后,父亲(鲁迅)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六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10月19日清晨……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你爸爸没了……’我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1949年7月,叔叔周建人写信给我的母亲,说:‘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是(日本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须藤)的治疗经过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点之一,今您既然在上海,是否可以探查一下,须藤医生是否仍在上海?’……1949年10月,叔叔周建人在《人民日报》登报公开质疑须藤医生的治疗……叔叔周建人告诉我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医生邓肯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鲁迅)的胸膜里有积水,要马上抽掉……至少可以活十年,否则活不过半年……’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美国医生的诊断,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开始抽积水……叔叔(周建人)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和冯雪峰谈过,但是他(鲁迅)仍然赞成须藤医生继续看下去,而搁置了美国医生的建议,结果半年之后,(鲁迅)就去世了……鲁迅死后,须藤医生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了何种药物等,你母亲(许广平)说这份报告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当时叔叔对冯雪峰讲,现在中日关系紧张,最好不要找须藤医生看病了吧,冯雪峰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须藤)看,大概不要紧吧……’我怀疑须藤是故意拖延父亲的治疗……”(周海婴的指控,出自于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4~64页。)很显然,周海婴指控是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治死了鲁迅。读者要注意一点:鲁迅逝世时,周海婴年仅七岁。他当时并不懂事,一切都是事后听来的。这份并非是唯一的指控书,周海婴在多年之后,又写了一篇名叫《鲁迅之死疑案》的文章,广泛发表在中国各媒体。在该文中,周海婴说:“……1936年春,宋庆龄、史沫特莱便介绍美国的肺病专家邓肯医生给鲁迅看病。经过听诊、叩诊之后,邓肯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晚期,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之后,父亲又去另外一个有拍片条件的医院拍了一张X光胸片,证实邓肯医生的诊断极其准确。然而须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确定为系‘消耗性热型’,做‘穿刺实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咳痰为结核菌阴性,也就是还没有认为或怀疑肺结核晚期。三个月之后,6月23日查出‘咳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在X光片、结核菌阳性脓球确凿无疑的情况下,须藤医生才最后不得不确诊为肺病晚期……日本须藤医生和鲁迅的医患关系,是自1934年11月开始,亲手接触治疗近乎两年,达到百多次……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给鲁迅治病的这个日本医生“须藤”,其全名叫“须藤五百三”。总结上述的两份指控文,周海婴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1.鲁迅病重(肺结核)。2.周海婴当年七岁,不懂事,对诊疗过程不清楚。3.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事后多年才开始怀疑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4.须藤五百三是鲁迅聘用了长达两年的家庭医生。5.鲁迅相信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的疗法,而怀疑美国医生邓肯的疗法。6.鲁迅被须藤五百三治疗了几个月之后,不治身亡。那么,鲁迅原本是怎样得的肺结核呢?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的妻子许广平是怎么说的:“……我第一次到他(鲁迅)北京寓所访问之后,深刻的印象是他(鲁迅)抽烟时刻不停,一支完了又一支……满地狼藉着烟灰、烟尾巴……鲁迅的节俭有时让人看不过去,例如抽烟,直至烧手或者甚至烧口,真正没法拿了,才丢掉……我实在太简单……尽买些廉价的香烟供给他……日积月累地做慢性杀害他的事……他生病时,须藤医生忠告他:如果吸烟,吃药是没用的……后来病总算好点,我却又亲自给他用劣等香烟毒害他,这真是我无可饶恕的罪行……”(许广平的这段证言,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7页。)从许广平的回忆里,我们看得出来:1.鲁迅长期大量抽烟,是个“重量级”烟民。2.而且,鲁迅所抽的是价廉、质劣的香烟。3.鲁迅抽烟由于舍不得浪费,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有过吸烟经验的读者,读到这里,应该能明白,这种抽烟法,不但抽烟量大,而且抽的还是劣等烟,还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长此以往,不得肺病才怪。我们再来听听许广平女士对鲁迅生命中最后一天的回忆:“……须藤(五百三)医生来了,给他(鲁迅)注射,那时他双脚冰冷,医生命我们给他敷热水袋,包裹起来……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看见他已头稍微朝

                      们排成密集的阵形,向联军发动了攻击,心里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只有最训练有素的部队,才能以如此密集的阵形发动战车冲锋。任何敢于阻挡它们的人,都会被碾成碎末吧!何况还有五万名步兵紧随其后,只等战车撕破敌方防线,便跟上去扩大战果。突然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齐军战车离联军还有五六百步远,一阵箭雨迎面扑来,将冲在最前面的几排战车射得人仰马翻,车轱辘乱飞。田布不知道,韩氏训练了一支特殊的弩弓部队,人人“被紧甲,蹠(zhí)强弩,带利剑”,可以“一人当百”。他们使用的弩弓,是当时极为罕见的脚蹬弩,平射射程可达六百步之外,能够穿透马铠和铁甲。齐军战车排得那么密集,正好成为韩军的活靶子。田布久经战阵,虽然大感意外,却也临危不乱,一面举起盾牌遮挡身体,一面猛击战鼓,命令后面的战车不要管前面的伤亡,加快速度冲向敌阵。弩弓的威力虽然强劲,但是每两次发射之间,都需要时间重新填装弩箭,脚蹬弩尤其难伺候,填装时间是普通弩的三倍。如果齐军战车能够在这个空当间冲到联军阵中,仍有很大胜算。就在这时候,第二批箭雨飞到,又将齐军的战车放倒了几百乘。这是魏军最引以为豪的武卒用十二石的强弩射出的箭,射程虽然不及韩军远,准度却大大提高,几乎是箭无虚发。田布的肩膀上也中了一箭,鲜血直流。他强忍住伤痛,干脆扔掉盾牌,声嘶力竭地大喊:“不要停,停下来只有死路一条,继续向前冲,把晋国人统统杀光!”话音未落,身后却骚动起来。他回头一看,不禁傻了眼,原来是赵将孔青趁着齐军阵形散乱,率领数千名骑兵从两胁包抄,突入了车阵。赵氏自从吞并代地,就大力发展骑兵。当时各国虽然也使用骑兵,但是规模都不大,而且一般与战车混编,作为战车的补充力量出现。唯独赵氏得代地的良马之利,建立了一支独立于各军种之外的骑兵。骑兵的冲击力不如战车,灵活性却大大增加,突入车阵后更显优势。只见他们怪啸着左冲右撞,逢人便刺,逢马便砍,所到之处,血肉横飞。眼看齐军车阵陷入混乱,正面的魏、韩两军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冲锋。魏氏的武卒跑在最前面,这些人都是半日负重行百里的铁人,全副武装奔跑三五百步,快如闪电,杀起人来也是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现在已经不是战斗而是屠杀了。齐军战车全线崩溃,接着引发了步兵的混乱,联军在战场上肆意追杀齐军,直到天黑才罢手。战斗的结果,齐将田布战死,两千战车全部成为联军战利品。除此之外,齐军还留下三万具尸首。赵军将这些尸首堆积起来,建了两座炫耀战功的“京观”。有人向孔青建议:与其炫耀武功,不如将这些尸首归还给齐国,看他们要不要。如果要的话,可使齐人胆寒;不要的话,齐国百姓将产生怨恨,“上无以使下”,齐国将彻底丧失抵抗力——这就是所谓的“内攻之法”。孔青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齐国收到这批尸首,就像拿到三万颗烫手的山芋,不知道如何处理。正在彷徨之间,联军乘胜长驱直入,攻陷齐国西部边境的要塞平阴(今山东省平阴),进而攻入齐国长城。这样一来,临淄无险可守,便岌岌可危了。如果联军再发动一场攻势,谁都不认为齐国还能抵挡得住一个月。但就在这时,魏斯却突然命令联军停止进攻,而且主动向齐国伸出了橄榄枝。赵国、魏国和韩国的诞生胜利者当然是要提条件的。一般来说,不外乎:一、割地;二、赔款;三、签订不平等条约。齐国上下都做好了心理准备,等着魏斯狮子大张嘴。但是,当魏斯提出的停战条件被送到田和面前的时候,倒是田和张大了嘴,半天合不上来。魏斯写的是:只要齐侯(齐康公)陪同三晋前往雒邑朝觐周天子(周威烈王),三晋就撤军,归还所有占领的齐国领土,包括禀丘。就这么简单!田和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家臣田括子看出了魏斯的真实意图,对田和说:“三晋越过宋、卫两国大举入侵,图的不是齐国的土地,而是想借齐国之名,获得周天子的承认。”“哦?”田括子说:“您想想看,三晋瓜分晋国,都快五十年了,还没有被正名,他能不急嘛!”田和吃了一惊:“你的意思是,他们想当诸侯?”田括子意味深长地看了田和一眼,反问道:“您难道不想?”田和愣了一下,说:“可是,朝觐天子,难道就能当上诸侯吗?”田括子说:“三晋现在的身份,还只是晋国的卿,没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朝觐天子,必须要有诸侯引见。别的诸侯带他们去不行,咱们的国君出面,一定行。您别忘了,当年周朝初立,周成王曾经召命齐国的先祖姜太公,‘五侯九伯,汝实征之’,相当于封齐侯为诸侯之长。天子可以不给别人面子,但不能不给齐侯面子。”田和恍然大悟,心里算了一笔账。委屈齐康公去雒邑走一遭,被占领的土地就回来了,何乐而不为?至于三晋能不能得到周天子的承认,跟他有什么关系?不承认,齐国已经尽力,魏斯无话可说。承认更好,有了三晋的先例,下一步田氏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天子封为诸侯。只是对不住齐康公这位傀儡了,让人卖了还要帮着数钱……想到这一层,田和脸上露出了一丝阴险的笑容。于是,公元前404年,齐康公带领魏斯、赵籍和韩虔到雒邑朝觐了周天子(周威烈王)。关于这件事,《吕氏春秋》是这样记载:魏斯“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说得明白,齐康公是被三晋俘虏了去的。周威烈王看到这幅场景,不觉悲从中来。齐康公被三晋挟持,周王室长久以来又何尝不是被诸侯挟持呢?以三晋的实力,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后果恐怕不堪设想。要知道,韩氏的领地基本上将王畿包围,只留有东边的郑国一个缺口(不久之后,这个缺口也消失了),如果三晋要对王室动手,那可是不费吹灰之力,谁都挽救不了。他没有作太多思想斗争,于第二年(公元前403年)春天老老实实地下达了“命韩、赵、魏为诸侯”的召令。春秋时期最强大、掌握霸权最长久的国家——晋国,正式分裂成三个新兴国家了。《史记》对此记载:“九鼎震,命韩、赵、魏为诸侯。”九鼎原本是代表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现在天子被迫将卿大夫升为诸侯,确实是史无前例的震动。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以“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为首章,将这一年作为战国的开始。他还愤慨地写道:“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他也许忘记了,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不也是夺了柴氏的天下,才当上皇帝的吗?第三章吴起变法魏斯——也许我们现在应该改称他魏文侯,却没有太多闲暇来品味当上诸侯的喜悦。公元前400年,三晋联军再度出动,南下讨伐楚国。进入战国后,楚国不断派兵蚕食郑国,前锋直抵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榆关(今河南省新郑附近)。几乎与此同时,韩氏也在抓紧攻略郑国——公元前423年,韩氏伐郑,杀死郑幽公。公元前408年,又攻取郑国的雍丘(今河南省杞县)。楚、韩在争夺郑国的问题上早已水火不容。魏斯率领联军讨伐楚国,主要是为了帮韩国出头,同时也是为抑制楚国的过度扩张。楚军虽然强悍,却抵挡不住气势如虹的三晋联军,被打得节节败退。联军乘胜前进,一直打到方城附近的乘丘才返回。迫于三晋的压力,刚即位不久的楚悼王不得不将榆关归还郑国。公元前399年,韩景侯(韩虔)去世,韩文侯即位。郑国利用韩国办丧事的机会,派兵包围了阳翟(今河南省禹州)。但是不久之后,郑国内部也发生动乱,先是郑繻公杀死相国子阳,两年之后,子阳的余党反扑,又刺杀了郑繻公。本来就被楚、韩两国压榨得只剩半壁江山的郑国从此“国分为三”,政治上陷入分裂。楚国抓住这个机会,再度兴兵北伐,又从郑国挖去了一大片领土。这一次,三晋没能给楚国迎头痛击。因为就在这一年(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了。魏文侯即位的时候,正是春秋战国之交,天下纷纷乱乱,魏氏虽然三分晋国有其一,却因领土分散、强敌环伺而危机四伏。他以卜商为师,以田子方、段干木为友,大胆起用李悝变法图强,发展经济。又借助吴起的军事才能开拓疆土,向西夺得秦国河西之地,向北将中山纳入囊中,向东讨伐齐国至长城,向南将楚国逼退到方城。他还纯熟地运用政治外交手腕,将三晋紧紧团结在一起,结成了战国前期最强大的军事同盟,迫使周天子承认三晋的诸侯地位。他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开创了魏国百年强盛的基业。中国式政治:功高盖主魏文侯死后,太子魏击即位,即魏武侯。新的领导人上任,第一件事当然是到自己的领地上走一圈,接见当地的官员,听听人家表忠,笼络一下感情,顺便发表一番讲话,好让大家组织学习。魏武侯首先来到河西郡,受到郡守吴起的热烈欢迎。吴起还陪同他乘船沿河而下,沿途观赏河西的风光。这些年来,河西在吴起的治理下,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不只当地人民安居乐业,就连洛西的秦国居民也时有偷渡过来谋生的。在中国的古文化中,“远人来服”是大好事,如果连敌国人民都来投奔,更是好上加好。吴起因此声名远扬,原来人们只知道他会打仗,现在知道他是文武全才,由此亦可见魏文侯用人之明。船到中流,魏武侯有感而发:“山河如此险峻,寡人可以高枕无忧了!”陪同人员中有个名叫王错的大夫,马上附和道:“当年晋国就是凭借着这山河之险成为天下的霸主,只要您好好经营,必定也能成就霸业。”王错这个马屁拍得有水平。三家分晋,赵在北,韩在南,魏国分到的地区,包括了原来晋国的都城,所以魏人常以晋人自居。魏武侯也常以恢复晋国的荣耀为己任,听到王错此言,不觉莞尔一笑,问吴起道:“太守以为如何?”吴起回答:“主上说的话,已经很危险了;王大夫又随声附和,那就更加危险!”此言一出,满座皆惊。魏武侯皱了皱眉头说:“太守何出此言?”吴起说:“国家稳定,不在山河之险,而在君侯之德,王图霸业更是如此。当年三苗氏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不修德义,结果被大禹所灭。夏桀居住的地方,左有天门,右有函谷,北有高山,南有伊洛,然而为政不善,结果被商汤所灭。商纣王的领地,前有黄河,后有太行山,不可谓不险阻,结果被周武王打败自杀。所以说,国家的安全和王图霸业,在德不在险。如果主上不修德行,那就真是孤家寡人,这船里的人,全都有可能是您的敌人!”魏武侯连连点头称善,说:“今天总算听到圣人之言啦!西河的事情交给您办,寡人很放心!”放心归放心,考虑相国人选的时候,魏武侯却把“你办事我放心”的吴起撂到一边,选择了政绩平平的田文。吴起很想不通,找上门去对田文说:“我想跟您论论功劳,可以吗?”田文早有思想准备,说:“可以。”吴起说:“率领三军之众,将士莫不用命,敌国不敢入侵,您比我如何?”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领导百官,亲近万民,充实府库,您比我如何?”田文说:“我不如您。”吴起又问:“镇守西河,秦军不敢东向,韩、赵俯首称臣,您比我如何?”田文说:“那我更加不如您,我哪有那本事啊!”吴起说:“我就奇怪了,您什么都不如我,官位却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呢?”田文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闹了半天,您是想问这个啊?”吴起说:“正是。”田文说:“您既然问了,我也不妨直说。您想,主上刚刚即位,在朝中尚未确立威信,百姓对他也不是很了解。这种时候,您觉得他会将国事交给您还是交给我呢?”说白了,你吴起上马能打天下,下马能治天下,功高盖主,国君对你很不放心,只愁找不到机会限制你的权力,怎么可能让你当相国?别做梦了。吴起一下子醒悟过来,朝田文作了一揖,说:“相国之位,确实非您莫属。”这就是中国式的政治,一句功高盖主,憋死多少英雄汉!战争仍在继续。公元前391年,三晋联军再度讨伐楚国,在大梁、榆关再度大败楚军,魏国从此将大梁据为己有。公元前390年,齐国讨伐魏国,取襄陵(今河南省睢县)。公元前389年,秦国出兵讨伐魏国。吴起率步兵五万、战车五百、骑兵三千,在阴晋(今陕西省华阴)大败秦军。公元前387年,吴起率魏军讨伐齐国,势如破竹,一直攻至灵丘(今山东省滕县),报了三年前的襄陵之仇。就在这一年,田文去世了。公叔痤的阴谋田文的去世让吴起心里又燃起了希望——这一次,无论如何该轮到他了吧!吴起觊觎相国这个职位,一方面自是贪恋权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一偿夙愿。别忘了,当年他离开卫国,可是发过重誓,不当上卿相,就再也不回来了。这么多年来,他离梦寐以求的卿相都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就是这一步之遥,似乎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叫他如何不郁闷?事实证明,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魏武侯很快任命公叔痤为新的相国。如果说,前番任命田文还算情有可原的话,这次任命公叔痤,就不只是吴起一个人有意见,朝野之间也有颇多微词了。大伙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公叔痤之所以能当上相国,只有一个理由——他是魏武侯的女婿。有很多人为吴起鸣不平。这些话渐渐传到了公叔痤的耳朵里,由此引起的反应是嫉恨。公叔痤嫉恨吴起的才能。吴起有才,举世皆知。然而田文不嫉恨,是因为田文无才,压根没想过要跟吴起比。公叔痤就不同了,从后面的历史看,公叔痤也算是个有才能的人——当然,如果跟吴起比起来,还是差那么一两个级别的。半缸水嫉恨一缸水,世之常理。公叔痤想害吴起,但是苦于找不到机会。他的心思连仆人都看出来了。有一天,一个仆人对他说:“要赶走吴起,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公叔痤说:“哦?”仆人说:“吴起这个人,很爱惜自己的名声。您可以跟主上说,吴起太有才能了,魏国又不大,而且与秦国搭界,恐怕他不会想长久留在魏国。”公叔痤白了他一眼,心想魏国确实不算大,但是魏国很富强啊!再说用这种办法,能赶走吴起吗?仆人看出了公叔痤的疑问,附在他耳边又说了几句话。公叔痤的眉头由皱到舒,连连点头。不久之后,魏武侯和公叔痤一起吃饭,公叔痤便将仆人教给他的话对魏武侯说了一遍。魏武侯说:“寡人也时常在想这个问题,而且听说吴起因为没当上相国,对寡人很有点意见,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不干了,跑到别的国家,那可怎么办?”公叔痤说:“是啊,如果此人为别国所用,对咱们魏国来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魏武侯说:“那你有什么好建议?”公叔痤说:“依下臣之见,主上不如通过婚姻来稳住吴起,将公主嫁给他。他如果接受,说明他没有异心,他也会更加感念主上的恩德;如果不接受,那咱们就要好好考虑一下该怎么办了。”魏武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膝下已经成年的公主没有十个也有八个,嫁一个给吴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嫁谁不是嫁?于是同意了公叔痤的提议,马上派人宣召吴起回安邑,准备亲自向吴起提亲。吴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风尘仆仆赶回来,一进城就遇到公叔痤。公叔痤很热情地说:“听说主上宣召太守,想必将有要事托付,下官特在此迎候,想请您到寒舍一叙,只拉家常,不谈工作,权当为您接风。”吴起见公叔痤说得如此谦卑,便跟公叔痤坐同一辆车,一起来到了相府。不消说,晚宴办得十分丰盛,宾主尽欢。正喝到兴头上,门外的仆人突然报道:“夫人到!”夫人自然就是相府女主人,也就是魏武侯的公主。公叔痤本来笑意盈盈,闻听此言,立马变了脸色,赶紧整顿衣冠,坐得笔直。乐师们唱得走了音,舞女忙不迭地退下,侍酒的仆人也战战兢兢,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席间的空气仿佛由春天一下子进入

                      了一次交道,向这位八旗旧臣建议,为使天下太平,清廷应复明朝衣冠,包括留发阔袖。宁完我马上向皇帝揭露了陈名夏的计划。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专在剃头不剃头。崇祯年间并未剃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使官吏有廉耻,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要紧事。陈名夏的建议至多也只能说是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估计。自顺治亲政以来,恢复明朝政治体制的趋势愈见明显,但如果陈名夏是想以此促进这一趋势,那么它的直接效果恰好相反。宁完我是较早提议改制的主要汉人臣僚,1631年,他提出依仿明制,使行政制度化。但甚至连他此刻也已经确信,清廷可能已经过于汉化了,这正在消蚀着它的武力。所以陈名夏所谈似乎意在进一步破坏国朝武力。他提议人们重新穿戴的明朝衣冠只适宜于衙门官吏,而不适宜于军事征服者。正如宁完我向皇帝解释的:“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1/10,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宁完我除了声称陈名夏蓄意削弱国朝武力外,还指责他“结党怀奸”:臣思陈名夏屡蒙皇上赦宥擢用,眷顾优隆,即宜洗心易行,效忠于我朝。孰意性生奸回,习成矫诈,痛恨我朝剃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宁完我的弹章还列举了这位大学士及其亲属所犯的八大罪状,这些详细的指控集中起来,构成了对17世纪中国政治腐败的生动写照。首先,宁完我将陈名夏父子描写成残忍邪恶之人,受到家乡溧阳士民怨恨,不得不全家避居江宁,占据了江宁国公花园。国公花园系无主产业,依例应属官产。由于陈名夏官高势大,地方官谁也不敢报告花园被占之事。第二,陈名夏家中窝藏了一名逃犯。故明吏部尚书吴昌时之女被江宁各司执讯,陈家下令由他们保释她,地方官不敢拒绝。第三,陈名夏的儿子陈掖臣是一方恶霸。他坐大轿,列棍扇,横行江宁城中,掣肘各官,干涉总督衙门,敲诈人民钱财。当地人民张贴无名怨揭斥责他,上写“名夏不忠不孝,纵子肆虐”。然而,虽然他的行径如此受公众谴责,成克巩也有所论说,皇上却一无所知。“何无一疏入告?”宁完我问道,接着又补充说:“其党众可想见矣!”第四,陈名夏本人升擢官吏不公,例如特别明显的就是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的时候,很快地提拔了他的契交赵延先。此事曾受到御史郭一鹗弹劾,刘正宗也同意郭一鹗的意见。但这两人的弹劾并没有对陈名夏造成什么影响,而陈名夏在选任翰林官员中继续专权如故。第五,陈名夏一直庇护他的姻亲史儒纲。史儒纲乃溧阳世家子弟,富有房产。他在浙江任道台时,利用职权占夺他人家产。当浙江巡抚萧起无闻知此事审讯史儒纲时,陈名夏多方活动,庇护儒纲,使此案多年迁延不结,并任意批准要求重审的上诉,甚至攻击巡抚萧起元无能。第六,御史魏象枢为陈名夏姻亲,在陈名夏任吏部尚书时,魏象枢主持都察院吏科。自然,魏象枢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建议恢复大计考课制度的官员。这种考课制度把很大的独立权力交给了吏部尚书和吏科给事中,而陈名夏与魏象枢正分别处于这两个职位上。这样,就等于由这两位姻亲掌握了中高级官员晋升手续的全过程。但是,宁完我进一步说,陈名夏受劾的罪名并不在此,而在于魏象枢因误参他人而被降级调用后,陈名夏辄自票拟吏部奏本说魏象枢事属“疏忽”,于是仅仅对他罚俸六个月,免去了降级调用的处罚。第七,陈名夏常常利用职权图谋私利,无非是无耻地营建自己的巢穴:探花张天植告假回南,名夏助路费银百两,天植于伊妻子处还本利五百两,名夏不知,以为骗己,故言天植得罪于我,所以外转。及还银信到,见天植又曰:还汝翰林可也。天植系臣门生,知之颇悉。昨见冯铨等荐举十二人疏内,列有天植姓名。宁完我补充道,这样,“名夏之营私巧计莫可端倪矣”。最后,陈名夏在好几个不同场合作弊私抹票拟公簿,甚至更改书稿。例如,为减轻魏象枢的责罚,他甚至在受到成克巩和冯铨反对之后还是抹掉了票拟书稿中的某些文句,更改了皇帝的旨意。还有一次,他在内院票拟公簿上抹去了总共114个字,这些文件是内院臣僚在票拟底草书写完毕后签名用的。不知陈名夏为何作弊,但他肯定是把自己牵连到某些丑闻中的一些资料——照宁完我后来暗示的,也许甚至是牵连到李三案的资料抹去了。1654年3月22日,顺治皇帝命大学士草拟一份有关朋党的谕旨,陈名夏拿到了宁完我所拟的已被通过的稿文,在发下的票红中擅自抹去了有关明朝衰亡与言官们隐讳不言有关等字句。皇帝旨谕于是被陈名夏歪曲篡改,这真是大逆之举。正如成克巩评论陈名夏删去这些字句一事时所说:“好条画龙,被人挖去眼睛矣。”宁完我在其弹劾的概括部份,强调了陈名夏结党营私,对国朝有无穷之危害。奸党一成,必弃理道。因为官员们将不得不纳贿而引人。奸党一旦得势,就莫可破矣。因此在宁完我看来,奸人结党,将危害国朝凭天命而得到的一切。他身忝满官之列,虽衰老无用,却不忍看到这一结局。在十分令人感动的结论中,宁完我对顺治皇帝说:臣又窃自思念,壮年孟浪,疏慵贪博,辜负先帝,一废十年。皇上定鼎燕京,始得随入禁地,仰睹天颜,矩趋公署,株守臣职者,又复十年于此。十年间忍性缄口,不复作狂吠之犬,然而愚直性生,每遇事而勃发。李应试、潘文学向非臣言复擒,早已免脱矣。臣虽不敢行埋轮补牍之事,若夫附党营私,以图目前富贵,臣宁死不为也。业已自怜孤踪,赉志俟没,不意皇上不以臣为衰老无用,录入满官之列,已出望外。又圣寿之日,更余之时,同内大臣召入深宫,亲赐御酒,臣接杯承恩之际,不禁哽咽欲泪。今又命随大臣议政,臣非土木,敢不尽心力以图报效。但臣不熟满语,老病孤孑,望皇上俯赐矜怜,则余生之年,皆捐糜之日也。臣痛思人臣贪酷犯科,国家癣疥之疾,不足忧也,惟怀奸结党,阴谋潜移,祸关宗社,患莫大焉。陈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人鉴张煊而莫敢声言,臣舍残躯以报答圣主。伏乞皇上将臣本发大臣确审具奏,法断施行,则奸党除而国家治安矣。宁完我以他特有的天生辩才,警告皇帝在政治上结党营私的危险。他颇有历史预见地声称,现在是本朝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皇帝再次宽宥陈名夏,或者将他对陈名夏的弹劾误解为一种私人妒忌的表示,那么国朝将重蹈明末历史的覆辙。内廷将支配外廷;个人偏袒将取代公正的政治判断;即使纯粹为了明哲保身,其他臣僚们也将不得不去步长于结党营私的陈名夏的后尘。

                      对陈名夏的最后审判

                      次日中午,当皇帝读完了宁完我的论疏后,亲自讯问了陈名夏。陈名夏以其惯有的态度,拒不承认有任何过错。陈名夏的辩白清楚有力,以致他确信皇帝已经满意了,宁完我对他的论劾会像以前别人提出的那些弹章一样落空。这次讯问后,顺治召各大臣集于内院,而没有告诉陈名夏为何遍召诸臣。诸臣一到,顺治就亲临内院,令侍臣朗读宁完我章疏。陈名夏不等顺治说明此案和他对它的看法,就立即再次对宁完我的弹劾逐条反驳。他不待裁决就企图先发制人之举,激怒了皇帝。皇帝立即扣留陈名夏,然后命九卿集于左阙门。诸臣环坐,陈名夏被迫下跪相对。随即,宁完我向部院大臣宣读弹劾奏疏,并带来陈名夏的班役二人、苍头二人作证。这次廷讯结束时,陈名夏被正式拘禁,关在宫内。第二天,即4月19日,又有两名官员被捕。一是张天植,他曾馈送陈名夏白银500两,得以荐为翰林院编修;一是王崇简,他与陈名夏为同年进士,由陈名夏举任高官。这两人都被押在宫里,次日与陈名夏一起被带到午门听讯。皇帝登午门楼,设榻高坐相临。在一开始时,审讯并未按皇帝所计划的那样进行。刑科右给事中刘余谟认为陈名夏的申辩在理,皇帝便命令他说明理由,并多少是为了威胁他住嘴,把他召到了楼上。但刘余谟喋喋不休,以致顺治皇帝为之龙颜大怒,下令将其革职,审讯才得以继续进行。在4月20日的审讯中,有几位受此案牵连的官员被宣布无罪。陈泰证实魏象枢与陈名夏没有任何像宁完我所说的那种关系,对他的论劾被驳回了。王崇简也被宣布无罪,不久又授为内院学士。很凑巧,他的儿子王熙也正在内院供职。王熙后来出任了大学士。张天植承认曾贷银于陈名夏,证实了宁完我对陈名夏的指劾,也在当天被释放。但陈名夏仍在继续接受宁完我和刘正宗对他的详细指劾。虽然他坦白地承认曾提倡恢复明朝发式衣冠,但拒不承认有罪,力图反驳每一条对他的指劾。尽管如此,那天审讯后他仍被吏部正式拘留,暂时监禁在吏部藤花厅。翌日,4月21日,他的父亲和儿子也被正式起诉。在其后的10天中,吏部进行了仔细调查,与诸部衙门合议,商讨对陈名夏的指劾。吏部认为陈名夏有罪,对他的指劾基本属实,因此建议将其斩首,籍没家产,把他的妻子没为奴婢,流放盛京。1654年4月27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宫内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会议批准吏部谳议,建议立即将陈名夏斩首。顺治赞成所议陈名夏之罪,甚至处死他,但是,想到他的大学士会像李三一样在北京百姓面前身首异处,皇帝感到不安:陈名夏所犯之罪实大,理应处斩。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于市,著处绞,妻子家产免分散为奴,余依议。于是立即派使者去藤花厅带陈名夏。当使者来到藤花厅,陈名夏问他们是否要带铁索,他们回答说不要,陈名夏知道不妙,当走出吏部时,他向一位朋友大声喊道:“我色竟不动也。”在去宫中的路上,他与另一官员的班役简短谈了几句,好像他认为一切都很好似的。他面露自信的微笑,被押进宣武门。这是宫外的人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陈名夏。据说一进宫墙内他就被直接带到午门内的灵官寺。在那儿向他宣读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判决和皇帝的恩典。他一言没发。刽子手立即用一根打了结的弓弦套住他的脖颈,陈名夏被绞死了,终年54岁。谈迁当时住在北京城,他是一周之后才听到陈名夏的死讯的。前几天晚上,他正好在读陈名夏的诗集《石云居集》,这是陈名夏出仕多尔衮政权的第二年付梓刊行的。谈迁在那天的日记中简洁地写到:癸卯,《石云居集》阅竟。是日,闻陈百史末命。存则人,亡则书,岂是之谓耶。后来有一天,谈迁散步到宣武门,好奇地想看一眼幽禁陈名夏的那个厅室,但他迷了路,没能找到它。陈名夏并没有受到所有的人的哀悼。谈迁本人在他死后说他“性锐”,然“肮脏”,好为名高。也许,对陈名夏最友好的公开评价还是出自顺治之口,顺治好像从未能消除对陈名夏矛盾的心情。那年冬天,在游览南海子时,冯铨向皇帝评论起这位死者,颇有贬意。皇帝沉默片刻,然后十分低沉地说:“陈名夏终好。”此后冯铨再也不提陈名夏了。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何腾蛟于1649年3月3日在湘潭被捕。同上书,第39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阿济格于1651年11月28日自尽。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多尔衮死后,吏部、刑部和工部各增设一个满洲尚书员额。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济尔哈朗指定了一批八旗高级将领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70—71页。?1652年朝鲜使节告诉顺治皇帝说,要不是两黄旗将领的反对,多尔衮本来要取代他而自立为帝的。郑天挺:《探微集》,第11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关于济尔哈朗争取八旗将领效忠的努力,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7—48页。?后来南怀仁将顺治惊人的独立与固执同年轻的康熙皇帝的依赖与犹豫做过鲜明的对比,他在1670年从北京写信给他的朋友库伯莱说:“当今天子(即康熙)在年龄和性格上仍十分幼稚,随从在他耳边嘀咕的意见很容易影响他。他通常并不独自对政事作出决断,而是要由六部的长贰去批准。这与他父亲顺治的情形十分不同,顺治从小就凭自己的权力决定许多事情,全然不为大臣的意见所左右。”H.博斯曼:《南怀仁》,第380—381页。尽管有这种评价以及其他的例证,许多历史学家还是错误地非难顺治自主的君权。见黄培:《专制制度》,第84页。?《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2页。大概,当摄政王在世时,顺治在朝议中通过观察多尔衮而学到了许多施政的本领。?张其昀编:《清史》,第47页。内阁在紫禁城里,但在内宫的外面。马米兹:《魏忠贤》,第62—63页。?福临的母后孝庄,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王妃,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1644年福临迁都北京时,她从庄妃而被尊立为皇太后,她的姑母孝端皇后位高于她,不过1649年孝端死后,孝庄便是宫中地位最高的女人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00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八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798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在阿济格受审时,皇帝才开始意识到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已因汉人投充而被镶白旗和正白旗占有。他于是下诏两白旗将汉人投充的土地转交给宗人府,从而增加了宗人府的资产,并抑制了两白旗的经济独立性。1651年3月18日下诏,1651年3月27日抄件,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67—69页。参见周藤吉之:《清朝初期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5—36页。整个1653年,户部和都察院的官员都在试图把非法投充各牛录的土地交还给原主。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72—11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卷,第18—20页。也有记载说何洛会作证陷害豪格,正是为了取悦于多尔衮;而他也正是因此才被判处磔刑的。希福的侄子索尼或许是受到宦官吴良辅的怂恿而作证反对多尔衮的。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3页。?同上书,第23页。罗什系萨哈璘氏贝勒,常与希福和祁充格一起被人提及。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的贰臣传》。?《世祖实录》第五十三卷,第624页。1652年4月29日,顺治皇帝斥责拜尹图和其他四名宗室“背朕迎合睿王,以乱国政。”同上书第六十三卷,第15页。参见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拜尹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巴雅喇之子。恒幕义:《清人名人传略》,第598页。1655年,有两位官员请求减轻对多尔衮的贬责,但被济尔哈朗操纵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驳回,两名上请者被流放。直到1773年,清廷才下诏赦免多尔衮之罪;1788年,还睿亲王封号,由多尔博的曾孙淳颖袭爵,为八大家“铁帽子王”之一。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21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49页。?同上书,第48、378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592页。范文程被夺官论赎,但第二年就复官了,并重新进入议政王大臣会议,直到1654年致仕。宁完我在此后不久得以调任内国史院大学士,是所有汉人中唯一位秩从满洲大学士之例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张其昀编:《

                        —美国第十航空队二十三大队,你的军衔嘛,我给你升成准将吧。至抗战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敌机两千余架,击沉或重创二百余万吨敌商船、四十余艘大型敌舰,自身只付出了约五百架飞机的代价。战果相当辉煌!本可在抗战结束后就完美谢幕的陈纳德,却在后来参加了内战,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最后八卦一下。陈纳德不仅在中国战场上功成名就,还成就了一段传奇的婚姻——和原配和平结束,娶了一位小他32岁的中国姑娘。这个名叫陈香梅的姑娘,家世可不简单,她的外叔祖父就是“刺廖案”中死去的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这个陈香梅也非常了不起,她个人的经历就是一段关于勇气和自信的传奇。陈姑娘后来跟老公去往美国,凭借祖先赋予她的优秀政治基因以及后天的努力,成为在尼克松、里根、老布什三任美国总统执政时期辅佐政要的实权人物。陈香梅甚至是美国人自己选出来的“全美七十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一个亚裔女性能在美国政坛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

                        驼峰航线

                        说完了旁门左道的草根陈纳德,再来看一看另一个美国人——出身名门正派的高富帅史迪威在干什么。史迪威在缅甸被日军打得大败,落荒而逃,到了印度才有空喘气。史迪威引以为奇耻大辱,输得十分不服气。于是,他对着撤退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官兵发下狠誓:请你们相信我,美国援助很快就会到来,我一定会带着你们从原路打通滇缅公路,打回中国!史迪威不是放嘴炮,他还真跟罗斯福要钱要枪。搁在以往,罗斯福还真没有心情搭理史迪威。好在日本拿下滇缅公路死死掐住中国的咽喉之际,罗斯福听到了从太平洋战场传来的好消息。1942年6月,处于劣势的、重建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顶住了倾巢而出的日本海军,取得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由覆灭中国北洋水师而迅速崛起、因偷袭珍珠港成功而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基本完蛋。此后,日军的海上补给线也被美军切断,美军逐渐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对太平洋的控制权。被逼到绝路的日军使出了最后的大招——狗急跳墙。他们开始酝酿一个大的计划:“一号作战计划”。打算掐死中国以求生!中国危在旦夕。就在这时,为了让中国维持住对日本的压力,也算是卖史迪威一个面子,同时也是为了堵住蒋介石常常向自己抱怨美国援助不力的嘴巴。罗斯福出面牵线搭桥,出钱出力,一条空中生命线被迅速建立起来。这条空中生命线的起点在印度的阿萨姆邦,美国援华物资经海运到这里后,再由运输机运往中国。为了避开缅甸日军的地面防空炮火,这条空中运输线不得不选择一条不是路的路——飞越喜马拉雅山,飞越世界屋脊,开辟人类历史上最为艰险的航线!在接下来长达三年的艰苦飞行中,在飞虎队尽力反击日军飞机侵扰的前提下,美军仍牺牲优秀飞行员近一千五百人,折损飞机近六百架,就连中国航空公司仅有的一百架运输机也损失过半。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当时的运输机受技术所限,其飞行高度根本不足以飞越世界屋脊,所以只能选择穿过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形似骆驼背脊凹处的山口,这条航线也由此被命名为“驼峰航线”。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更何况还有日机时常过来骚扰袭击。好在付出的这些代价是值得的!之后三年中,平均下来每个月约有两万吨物资通过“驼峰航线”支援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罗斯福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抗战,他决定不把这些援华物资直接交给蒋介石,而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进行分配。罗斯福的本意是借此拿住蒋介石的命脉,自己指东蒋介石不敢向西。想法挺好,但是他选择的这个中间人选,准确地说,是马歇尔推荐的人选——史迪威出了点问题。不是史迪威的身体出了问题,而是他的分配方案有些问题。这位老兄将大部分物资留给自己做反攻日军之用,剩下的物资则在无尽的争吵和钩心斗角中被他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给了他的美国同事陈纳德。史迪威本不打算拨给陈纳德,因为陈纳德老跟他唱反调。陈纳德主张以他麾下的美国空军为主力反攻日本,认为史迪威应该把大部分物资划拨给空军。史迪威则主张通过自己麾下的缅甸陆军向日本反攻,自己留下大部分物资的做法没错。表面上看是工作方案之争,实际上这涉及了功劳的大小和事业的前途,实属权力和利益之争,所以二人展开了激烈的内讧。史迪威很强势,陈纳德也不好惹,不仅把状告到了罗斯福面前,还联合蒋介石对付史迪威。史迪威最终只得服软,让出一部分物资。至于剩下的一小部分物资,史迪威拨给蒋介石用于国内的抗日战场。可就连名义上留给蒋介石自由安排的那部分,这位兄台还想拨给敌后战场的中共抗日武装一部分。尽管史迪威的出发点不错,他想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但他扶持共产党的行为却是蒋介石所不允许的。在蒋介石的全力反对下,史迪威援助中共抗日武装的事最终没有办成。两人之间本就因为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而变得极不和谐的关系,更加势同水火。蒋介石多次要求罗斯福把史迪威给弄回去。弄回去的意思就是让史迪威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史迪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通过老大——马歇尔,在罗斯福面前打了“花生米”若干次小报告,大概内容是“花生米”既不能治国也不能领军,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家前途也毫不关心,一切都只是为了搞个人集权,基本上就是个没有价值的废物……发展到后来,史迪威甚至还表示自己非但不会接受“花生米”的领导,还要代替“花生米”统率全部的中国军队!好在罗斯福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两人的私人矛盾是不能凌驾于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之上的。于是让史迪威和蒋介石多注意自我检讨、自我批评。罗斯福和完稀泥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暂时被压制下来。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史迪威终于把钱和物资弄到了手,现在就差把这些东西花出去。于是史迪威找蒋介石要人:只要你能给我把人弄到印度来,我就给你训练出一支足以和日军对抗的精锐之师。但有一个要求,你给我送来的人不能是文盲,好歹得有些知识,最好还会说几句英语。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演讲,号召大后方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舍家为国。虽说后半句“十万青年十万兵”不一定是委员长的原创,但这并不影响蒋委员长在抗战豪言壮语排行榜上独占鳌头的地位,也不影响蒋委员长的演讲的强大感染力。广大爱国学生响应蒋委员长号召,纷纷弃学从军。短短一段时间里,就有近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未来的大历史学家黄仁宇也在其中。这些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唱着既文采飞扬又豪气干云的《知识青年从军歌》,走向了纷飞的战火,也走向了他们人生的一段辉煌: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这批知识青年来到了陌生的印度,陌生的蓝姆伽。这里的条件甩国内好几条街——吃得饱,睡得好,全套的美式军装,连内裤都是进口的。全副的美式装备,一水儿的美国教官。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业务一定要跟专长相结合。史迪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史迪威在缅甸当参谋长时,把军队指挥得一塌糊涂。若让他搞政治,成绩也未必会及格。但是,他绝对是一个一流的练兵专家。史迪威亲自上阵和年轻的中国军人一起摸爬滚打。他说:你们中国人拥有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品质,能够忍受饥饿、长时间劳作、伤病和无聊,再加上先进的装备,我有信心把你们训练成第一流的军人,同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抗衡!新兵们虽然没有打过仗,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没摸过枪,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很强。加之报国心切,平日的口号就是“打回老家去”,因此训练异常刻苦。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以及这支青年军被整编为新一军。在长城、台儿庄和昆仑关等战场表现不错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任新一军军长。战场抗命的孙立人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任命为副军长兼新三十八师师长,廖耀湘仍为新二十二师师长。这支中国驻印远征军的总指挥自然是史迪威。史迪威现在粮草齐备,装备精良,手握自己亲自训练的十万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虎狼之师,于是再也按捺不住。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反攻缅甸。孙立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反攻先锋。孙立人在美国留学多年,受过美国正统军事教育,英语讲得也流利,和史迪威沟通起来全无障碍,史迪威对这个精干的中国军人非常信任。

                        缅甸大反攻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史迪威从缅甸发起反攻,蒋介石抽调国军精锐并辅以报国心切的知识青年在云南建立起了第二批远征军——滇西远征军。卫立煌接替生病的陈诚出任司令,下辖六个军,争分夺秒地加紧训练。1943年3月,美国政府将陈纳德和他的麾下扩编为美国陆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司令,但人们仍然习惯地称陈纳德手下的这支队伍为“飞虎队”。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发起反攻,是为第二次入缅战役。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极端恶劣的情势下与日军抗衡周旋,所赖者无非是用血肉铸就长城的决心、为自由和尊严牺牲生命的勇气。现在决心依旧、勇气依旧,而以前总是抱怨的问题也大都得到了解决——此时的中国驻印远征军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打不尽的弹药,可靠的空中支援——变强的“飞虎队”,充足的后勤补给,一流的训练水准,已经是一支全新的中国军队。简单说来就是,中国驻印军的单兵素质已经超出日军精锐。后来,一个叫服部卓四郎的日本愤青(曾任陆军参谋部作战科科长),在其所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也承认了这一点。1944年7月7日,即抗日战争爆发七周年纪念日,郑洞国下令成功穿过野人山入缅的中国驻印军,对密支那日本守军发动总攻击。经过一个月的苦战,中国驻印远征军收复了密支那,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十八师团全军覆没,师团长水上源藏少将拔枪自杀。到了这时候,中国军队消灭日军一整个精锐师团已经不再令人觉得惊奇,中国军队用自己的实力获得了世界的尊重!到了这时候,空中运输终于可以告别凶险的“驼峰航线”,直接飞过缅北上空。紧接着,新一军被扩编成新一和新六两个军,孙立人和廖耀湘分别升任军长,郑洞国则升任驻印远征军副总指挥。1944年5月,卫立煌下令战将宋希濂等人率滇西远征军分左右翼冲过怒江,十战松山,鏖战腾冲,三战龙陵,凭借这三场无比惨烈的攻坚战,几乎全歼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另外一支部队——第五十六师团,收复滇西全部失土!第五军的精锐二〇〇师也随卫立煌参加了滇西反攻,算是告慰了戴安澜的在天之灵。继收复滇缅公路后,由中美工兵合作,为打破日军封锁,输送战略物资而修建的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通车,中国西南一带陆上生命线全部恢复。至此,第二次入缅战役结束!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驻印远征军伤亡一万八千余人,歼灭日军四万八千余人。滇西远征军伤亡六万七千余人,歼灭日军两万一千余人。中国军队总共付出八万五千余人伤亡的代价,歼敌近七万人,伤敌七万五千人。日军缅甸战场最精锐的两个师团一全军覆没(十八师团),一名存实亡(五十六师团)。中国军队收复云南全部领土,控制缅甸北部所有的军事要地。滇西、缅北从此不见敌踪。杀出个黎明第十章我们赢了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中日两国在缅甸战场鏖战时,中国国内的情况相对平和。毕竟日本国力有限,不可能在两个战场同时开打。因此,从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战事。疲于奔命的国民政府终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1942年年底,宋美龄趁机跑了一趟美国,此行最大的收获有二:其一,说服罗斯福增加对华援助。到1944年上半年的时候,美国对华援助物资上升到了每月近五万吨。其二,直接促成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原本罗斯福和丘吉尔是不想带蒋介石玩的,但宋美龄的外交运作起了效果,此二人觉得“有必要”跟蒋介石直接面对面地交流,这才有了后来开罗会议的“三巨头”——中、美、英。中国咸鱼翻身,确立了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美、苏、英、中。法国被踢出了局,这在意料之中,毕竟一个开战不久就投降德国的国家哪有什么资格和价值。当然,开罗会议是1943年年底的事情了。1943年,就在蒋介石为能参加开罗会议而兴奋得睡不着觉时,国内国际战场都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在冬天即将过去的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苏联红军艰苦卓绝的人海战术获胜而告终。入夏的5月,即驻印远征军蓄势待发反攻缅甸前夕,日军似乎是闻到了什么危险气息,遂抢先下手,向驻扎于湖北西部的国军发起进攻,意图攻入重庆灭亡国民政府,史称“鄂西会战”。而湖北宜昌境内的石牌要塞,这个从鄂西通往重庆的咽喉所在,正是日军攻击的重点。一千七百年前,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夷陵之战”就是在这里爆发。吴国的后起之秀陆逊,以少胜多,一举大败老前辈刘备。蜀国从此一蹶不振。一千七百年后,石牌的守将换成了同是后起之秀的胡琏。胡琏是陕西人,黄埔四期生,用兵“狡如狐,勇如虎”,是陈诚非常倚重的属下。此役,胡琏成功复制了陆逊当年创造的奇迹。他率手下第十一师以少胜多,守住了入川咽喉,逼得日军功亏一篑。此谓“石牌保卫战”。盛夏的7月,德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受阻。与此同时,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欧洲战场形势逆转。金秋的9月,意大利眼见形势不妙,遂见风使舵,把自己的领袖墨索里尼给抓了,率先无条件投降。入冬的11月,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反攻缅甸,“围魏救赵”的“常德会战”也打响了。从最开始的外围战,到后来的城郊作战,再到最终的常德守城战,中国军队寸土必争,视死如归,战事极为悲壮惨烈。11月15日,黄埔军校四期生、七十三军第五师中将师长彭士量,战死!11月20日,川军第一五〇师中将师长许国璋,战死!11月22日,黄埔一期生、常德城守将、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八千将士,开始了拖住三万日军十六昼夜,不到百人生还,余者皆战死的英勇历程!1943年12月1日。这一天,黄埔六期生、第十预备师中将师长孙明瑾壮烈殉国。这一天,守卫常德城的八千将士已所剩无几。这一天,后来击退日军收复常德的悍将张灵甫和方先觉(请注意此人)还在救援常德的路上左突右杀。还是这一天,中美英三国正式发表《开罗宣言》。煽情的话不用再多说。这一战役的具体过程可参见两部文艺作品,一是张恨水的小说《虎贲万岁》,一是电影《喋血孤城》。……总之,日本人的境况变得前所未有的恶劣。在欧洲战场,德国的战败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在太平洋战场,中途岛之战后,美军太平洋舰队死死地封锁住了海上通道,缺乏舰船的日寇只能望洋兴叹。在东南亚战场,日军面对中国远征军的陆上攻击和美国的海上封锁,已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日寇本想向中国突围,却又在怒江受阻。至于中国大陆战场,面对坚守不出、大摆铁桶乌龟阵、铁了心要耗时间的中国军队,日军干着急却无处下手。德国再也伤不起,意大利又不给力,日本也等不起了。一旦德国战败,盟军就要围攻日本,日本就

                        声木:《苌楚斋随笔》第五卷,第1页;参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9—851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28页。?当安庆陷落时,余阙自杀,他的妻儿也都投井自尽。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955页。?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他指责这个暴君的暴行。纣王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今欲一观”,然后让人在王座前将比干剖腹观心,并把他的遗骸腌制起来。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626页;劳伦斯·A·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37—38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5—8页。?《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93页。1653年7月11日,赐地供祭。皇帝还令金之俊为崇祯创作了一首哀乐。《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5—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冈本跻:《转折时期南方中国官员的政治道德危机》,第10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1655年3月6日,皇帝下诏命礼部会同院部等详定褒恤明末殉难官员之事。魏裔介时为兵科都给事中,应诏上书,其主旨与他以前的言论完全一致,把忠孝与天地赖之以存在那种力量联系了起来:“有忠臣孝子,则有人伦;有人伦,则天地赖以不坏。”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27页。魏裔介还讨论了纪念殉难之臣的有关细节,包括如何找到他们的遗体,发现他们死节的地点,以及造立石碑和选定现有的祠庙来纪念他们等等。同上书,第28页。在这些年里,顺治越来越强烈地把自己等同于崇祯皇帝。1657年他向工部颁令说:“朕念明崇祯皇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上加谥数字,以扬盛美。”李清:《三垣笔记》卷中“补遗”第1页。后来,顺治曾亲自祭扫崇祯陵墓,失声哭泣,呼道:“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同上书,第2页。在这种情况下,顺治也必定关心起明陵被冷落的状况。就在永乐皇帝陵墓正门的一个亭子里现有一块石碑,碑上刻有1659年12月30日的一个敕令。皇帝在敕令中说,由于看到明陵颓败的状况,他决定命令工部修复明陵,此后他还将每年一二次派遣臣僚进行检查,以确保明陵完好无损。?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12页。早在这年秋天,即1652年9月,就有几位朝廷大员因受贿过多,超过了可以接受的限度而遭弹劾。吴惟华被劾受贿逾万贯;江南按察使卢慎言被劾受贿逾2万贯;工部的顾大申被人告发受贿逾40万贯。当时朝廷定制,臣僚受贿逾10贯,论笞。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42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1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页。?同上。?《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4页。?同上书第七十卷,第24—25页。?谈迁:《北游录》,第374页。?其他八人是高思敬、高三、王国祯、顾麟、槐启樟、李之栋、李东明和刘文登。李运长待李三如叔伯,待李三的侄子李天凤如叔伯兄弟,收李天凤的儿子李纂为义子,充官监。《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5—26页;参见谈迁:《北游录》,第37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66页。萧一山认为李三可能在与汉人臣僚共谋起义,所以他是南方起义遗民的代表。但鉴于李三与满洲贵族的联系,这一说法看来难以令人相信。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390页。?同上书,第27—2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一卷,第26—2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2页。这后一诏令颁于1653年2月28日。参见墨子刻:《清代官僚政体内部组织》,第434页;刘云春:《清初中国的腐败》,第45页。?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40页。?宁完我1654年对陈名夏的弹奏揭露了魏象枢与陈名夏的关系。见《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一卷,第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同上书,第7页。大计制度一直得到推行。到1661年8月13日,摄政王鳌拜颁下上谕,其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等官,俱著自行陈奏;其他各官,下至七至九品的满洲臣僚,令各衙门堂官实行详加考核,著其称职与否,并送各所属部院,再严加考核。此制原定每年举行一次,但1665年就被废止而让位于京察、大计制度了。米勒:《派系斗争》,第25—26页;吕元驄:《清科举》,第333—335页;杰里·诺尔曼:《简明满英词典》,第31页。?李呈祥可能打算任用未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的第二、三等进士。当时的制度是派遣这些新科进士去六部、通政使司、都察院及大理寺“观政”三个月,然后委以官职。顺治后期废罢此制,鳌拜摄政后复旧,但新科进士在指定的部门只观政几天就可回家探亲了。吕元驄:《清初官员的实务训练》,第82—83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854页;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3—36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3页。八年后,李呈祥在沈阳得到赦免。他返回自己的家乡、山东北部的沾化,1687年在沾化去世。?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2页;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参加殿试的“贡士”应撰策论一篇,由皇帝亲定前十名的名次,名次的确定既考虑策论的内容,也考虑书法的优劣。吕元驄:《翰林院》,第23页。?查慎行:《人海记》卷上,第2页。50人在专门的满人科举中及第,另外56人则列名汉人榜。这些及第者有许多先是在各旗学校或义学中受过初等教育,后来进入“八旗官学”就学。八旗官学建于1644年,专事培养学生学习汉字经籍和满语。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旗人入仕并不像汉族文人那样主要凭科举功名的高低。从1644至1795年,考中进士的旗人只有449名,所以顺治朝旗人考中进士数额虽多,但在整个清代并不典型。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75—76页;吕元驄:《翰林院》,第25—26、143页;《统治民族——满族的教育》,第130、133页;参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87页。北京博物馆(从前的孔庙)现存1652年和1655年石碑两通,分别刻有当年考中进士的旗人名单。?这当然不是新问题了。限额制度本身是明太祖在1397年科举考试后确定的,那一年所取51个进士中没有一个北方人。查尔斯·O·贺凯:《明朝》,第49—50页。?因为进士必须由高级文官推荐才可参加殿试,以期入选翰林院,所以雄心勃勃的年轻进士经常随身携带着自己的习作,去拜访那些朝廷大员。而官员们也很喜欢推荐那些已小有名气的士子。不过,由于他们要对自己所推荐的人的未来表现承担责任,所以荐举人也关心应荐人的政治品质。吕元驄:《翰林院》,第25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至于谈迁记载的可靠性,见吴晗:《谈迁和〈国榷〉》。?这是清朝举行的首次“御试”。顺治想要考考所有三品以上的翰林院官员。他要求每人都注释《论语》,并写一篇关于建立常平仓的奏章。吕元驄:《翰林院》,第8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同上。?张其昀编:《清史》,第3726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据法律:“奴仆有犯(偷盗、奸淫)应报官,家长不得擅自惩罚。奴仆无罪而家长惩罚之至死,答一百。家长杀奴仆非死罪之人者,不分旗人、官员,俱发黑龙江,若系平民,配发为奴。”马里纳斯·J·梅杰:《清代末年的奴仆制》,第333页。?《清史列传》,第3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62页。根据《实录》载,任珍因妻妾与他人“通奸”,遂私自将她们杀死了。然后他派人到京城行贿兵、刑二部,以掩饰罪状。兵部侍郎李元鼎与刑部尚书一样受到牵连。不过李元鼎虽然被判死刑,皇帝却下令免死。除任珍以外,共有九名官员被降级,他们绝大部分是满人。《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13—14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清史列传》,第39页。?冯铨也主张判处任珍死刑,但显然是出于前一种理由,因为他没有像那班大臣们一样后来受到皇帝的处罚。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同上书,第7页。?同上。?同上。?同上书,第74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8页。?1653年5月20日成克巩接替陈名夏任吏部尚书。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2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3897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9页。?同上。在这里汉军旗人是被归入满洲臣僚、而非汉人臣僚一边的。?同上。?满洲君主皇权的这一形式,正如此后清代历朝天子所推行的,旨在“中和官僚势力,使之‘更为均衡’,从而减轻对皇帝的威胁。”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第7—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七卷,第7页,1653年9月9日条。6月27日,顺治坚持亲自复查有关官员渎职罪的所有案件。同上书第七十六卷,第3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13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13—17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同上书,第391页。皇帝经常与陈名夏谈论王朝兴之衰,讨论唐、宋治世之英主。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74页。当某部尚书呈上章奏时,皇帝会颁下口谕,臣僚遂将口谕大致记录下来,带回衙门,正式抄送内院,由内院用朱笔写成上谕,转送到都察院六科。吴良秀:《中国的交通》,第14—15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6页。?此时,御史朱鼎元力劝顺治任用更多的汉官为侍从。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12页。?谈迁:《北游录》,第371页。此时皇帝还恢复了明朝的票拟制度,这最初是冯铨在九年前提出来的。票拟制度的恢复,就意味着应把六部奏章复本送一份到内院。?吴良秀:《中国的交通》,第16—17页。?谈迁:《北游录》,第378页。虽然这在满洲贵族看来似乎是内廷蚕食外朝权力的又一实例,也是顺治与其亲信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的一个征兆,但此举的起因却是汉人大学士们在别处找不到住宅。在汉官搬出紫禁城迁到南城之后,一时间宅院紧缺,房租飞涨。旗人在北京的生活是相当惬意的,因为紫禁城内空宅很多。汉人大学士们由于自己简直找不到一所像样的宅院以供居住,所以非常妒忌旗人的特权。因此正是由于他们对此抱怨太深,顺治才让他们移家东华门内。这是1654年4月14日的事。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7页。?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1—92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2页;参见张其昀编:《清史》,第54页。《盂子·公孙丑上》对“结交”是赞扬的。1653年7月23日,皇帝还强调有必要防止宦官与朝廷官员结党。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2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5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陈名夏的另一个动机也许是出于贪财。无论谁统帅这样一支军队作战,都必定会有许多中饱私囊的机会,仅军赏一项即已足够了。例如,根据《广阳杂记》记载,洪承畴后来就因在东南地区的战绩得到赏钱5万贯。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1页。?最初,李定国承认孙可望在“四王”中居于首位。“四王”继承了张献忠的军队。后在1648年孙可望因李定国不顺从而叫人当众打了他,两人于是失和,互相争夺对南明永历皇帝的控制权。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蹙居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一隅。1652年暮春,李定国利用他在西南得到的战象和土著军队,对清军发起一系列进攻,大获全胜。1652年8月7日,李定国夺取桂林,一月之内,广西请将大多向南明反正。斯特鲁弗:《南明》,第116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9、436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9—291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同上。如前所述,翰林院在这些年里被并入内三院。1658年,顺治循名责实,给了翰林院以较为正规的地位。翰林院作为一个机构,兼备内三院各院的职能:编《实录》,修玉牒,并掌管进士殿试之事。近半数的翰林院庶吉士为满人,入选翰林院的汉人则令其学习满文。翰林院位处皇宫东南,就在后来英国使馆的北面,斜穿过长安街就是北京饭店。吕元驄:《翰林院》,第4页;奥克斯南:《鳌拜摄政的政策和制度》,第269页;《清初的翰林院》。?吕元驄:《翰林院》,第44页。?宫崎市定:《中国的考试地狱》,第80—82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98页。郑成功于3月10日和12日攻打崇明岛和金山的消息大约就在此时传到了北京。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明朝正式的皇冠实际上是一顶边缘缀有成串珍珠的黑色方顶帽。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8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这时的朝服兼有汉、金、元三代的特色。同上书,第351页。在不同的臣民面前穿着不同的服装,对顺治皇帝来说肯定已经很习惯了。为了有利于对蒙古人的统治,他十分乐意别人把他当作一尊菩萨。1653年他接受了达赖喇嘛送他的一块金牌,上面称他为“天神”。但这完全是为皇帝君临蒙古人和藏人专用的。顺治并不向汉人提及他被尊为佛的事情。大卫·M·法夸尔:《大清帝国统治中作为菩萨的皇帝》,第8、21—25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2页,1654年4月17日奏章。参见《东华录》顺治十一第五卷,第4—6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2页。虽说宁完我作出这种严正的指责,是为了使满洲贵族支持他个人对陈名夏进行报复,但他也并不怎么掩饰他们个人之间的不和:“名夏礼臣虽恭,而恶臣甚深。此同官所共见闻者也”。同上。?《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2页。?同上书第八十二卷,第3页。园产价值10万金,江宁各上司公捐银3000两,代为纳价。?同上。?同上。宁完我建议逮捕陈掖臣及其家人长班,严加拷讯。据说陈掖臣被捕时,有田900顷,银700两。谈迁:《北游录》,第391页。?张其昀编:《清

                        有真正付给李鸿章——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平心而论,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搞历史研究,一切猜想都需要证据——如果将来历史学界挖掘出来璞科第私吞50万两白银的证据,也许本文所讲的论点会被推翻——但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租界洋楼好几幢以及金银一大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钱难道都是合法工资所得么?当然,假如李鸿章能起死回生,他也许会这样为自己辩护:“当年中国受到日本和德国的觊觎,我引俄国海军到旅顺、大连来,是为了抗衡日本和德国,是为了请俄军来保护我们大清——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收了人家俄国人50万两白银,可是就《旅大租地条约》这份条约而言,它不但有利于俄国,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我们大清国!”李鸿章倘若要这样为自己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也许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因此,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条约是否有利于大清国,但身为大清国重臣,办理外交事务,收受外国巨额贿赂,都是不对的——这一点,恐怕是李鸿章所无法否认的。换句话来讲:李鸿章也许是个忠臣,但是,他同时应该也是一个贪官。他收钱的时候,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俄国人——而且不止一个俄国人,在他们内部的电报中,将这件事,用白纸黑字给记录了下来。天网恢恢——该暴露的,迟早还是会暴露——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行文到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和俄国人当年所签署的这份“佣金”为一个亿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旅大租地条约》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为此,大清国大皇帝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大俄国大皇帝派驻华署理全权大臣内廷郎巴夫洛夫为全权大臣。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之据视为妥协,商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第二款因以上缘由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以及此约各项详细,俟此约画押后,在圣彼得堡会同许大臣即刻商订,另立专条。此界线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第三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第四款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迫。若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约第八款办理。第五款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唯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七款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而旅顺大连湾两口岸为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总设所需各法,借以着实御侮;并认以己资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应由许大臣与东方铁路公司议商一切。唯此项让造支路之事,永远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第九款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换之日起举行。此约御笔批准之本,自画押后,即刻在圣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中、俄二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为凭。两国文字校对无讹,唯辩解之时,以俄文为本。此约在北京缮就二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近代史上的事情,黑幕重重,“张勋复辟”这件事,也不例外。张勋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坏人”的角色,可是从第一手史料中,我们却能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张勋,原来,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张勋是被利用了,而且还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黑锅……1917年,民国六年,也是清廷倒台的第六年。这一年的7月1日,北京城中,突然几乎家家户户都挂出了消失了六年之久的大清国国旗——龙旗。清朝,在灭亡整整六年之后,在“忠臣”张勋的武装扶持之下,复辟了!可能有一些读者受此前历史读物的影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北京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可是,事实的真相却是令人大跌眼镜。北京人民不但不郁闷,而且许多人似乎还挺高兴的,有的人甚至是逢人便报喜:皇上回来啦!皇上归位啦!年仅11岁的废帝溥仪,在张勋的扶持之下,又坐上了龙椅,并在一群前清遗臣的辅助之下,像模像样地发号施令了。一时间,许官,封爵,张罗朝政,闹得不亦乐乎。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勋复辟”事件。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就从天津发兵讨伐张勋。张勋力抗不支。这一场复辟,在仅仅持续了12天之后,闹剧般地画上了句号。对于这段历史,不少的史书说: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复辟清朝的军事政变。可是,在我看来,本案其实大有内幕,恐怕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鲜为人知的是:事实上,张勋在这一年搞复辟,是有一定的人脉支持的,当年中国大部分的重量级军阀,似乎至少从表面上都支持张勋搞复辟。也就是说,所谓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并不那么符合历史事实。我们来看看当年的亲历者、见证人,对于这件事,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当年曾经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对张勋复辟一事,是怎么说的。叶恭绰的说法,原文如下:“……1917年5月下旬,黎元洪下令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安徽省长通电独立,继而冀、鲁、豫、陕、奉、浙、闽七省相继响应独立。相当多的政客聚集到徐州,当时有相当多的军政人物支持张勋之主张:复辟清朝。张勋以为功业有成的机会到了,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显然是出人意料,叶恭绰这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的证言表明:张勋复辟,竟然是经过相当多的北洋军阀巨头首肯的。依据叶恭绰的证词,当时全国重量级的军政人物,持支持复辟立场的似乎并不在少数。当然,这些军阀是真心拥护,还是虚假附和,人心隔肚皮,那就不知道了。值得注意的是叶恭绰上述证词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八个字,它道出了张勋复辟一案深层次的内幕:张勋其实是被捧杀的。张勋是个人,不是神,他没有一眼看穿别人真心的本事,也就是说这么多的人都同意他,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是真的同意。这样吧,让我们通过更多的史料重新审视本案的来龙去脉。事件爆发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翻,此事史称“府院之争”。闹翻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两个人,分别都想争取重量级军头张勋的支持。张勋的部下苏锡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这册史料里面,对张勋复辟一案的简要来龙去脉,有这样的证言和回顾:“……段祺瑞通过冯国璋劝说张勋派兵入京驱赶黎元洪。各省督军来了许多人,包括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曹锟的代表、张作霖的代表等,会上一致推举张勋出兵推翻黎元洪,拥戴冯国璋当大总统,并恢复段祺瑞总理之职。会上,张勋的秘书长万绳栻提出条件:保皇上(溥仪)复位。大家没有答应。后来,徐树铮、胡嗣瑗等人密谋:先佯装答应张勋提出的拥戴溥仪复位的条件,利用张勋入京,推翻了黎元洪之后,再想别的办法善后(被张文生偷听到)。结果大家在一张黄缎子上签名同意了,张勋上当了。到了天津的时候,张勋和段祺瑞见面,段祺瑞对张勋说:‘要推翻黎元洪,但是清帝复辟一事,就算北方同意,南方也不会同意,因此我建议缓办。’张勋只是默默点头,没有明说答应。到了北京,我(苏锡麟)建议张勋:他们签名同意,是骗局,复辟一事,不能干。张勋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算他们是骗我,我也坚决要干的,这事儿干成,我死了也甘心。’不久,惊闻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张勋说:‘他们推我出来复辟,原来真的是在耍我,我们不能孬了,拼了命也要跟他们干到底,怕什么?到时候我们就把内情抖搂出来,难道是我张勋一个人要搞复辟的吗?’情势越来越紧张,张勋叫万绳栻马上把当时大家签了名的那张黄缎子拿出来公之于世。万绳栻说:‘缎子留在天津,我现在就去取。’不料,万绳栻一去不回。原来,签名的黄缎子早就被冯国璋的心腹胡嗣瑗用二十万元的价格买走了。在紧急关头,王士珍派人找了我(苏锡麟),要求停火,希望牺牲张勋,避免内战。我(苏锡麟)说:‘搞复辟,是各省督军一致签名同意的,现在他们反悔,玩弄张勋,是他们不讲信用,现在张勋很危险,张勋是我的长官,我不能见死不救!你回去告诉王士珍,只要(段祺瑞)讨逆军不开枪,我也决不开枪。而如果张勋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我就更不会开枪!’不料,最终还是开打了。很快,荷兰使馆派了轿车来接张勋,张勋不肯走,荷兰人强架着他上车走,张勋还咬了那荷兰人一口。后来,(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陪同我(苏锡麟)去荷兰大使馆看望张勋,张勋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问:‘皇上怎么样了?’吴炳湘说:‘这跟皇上有什么关系?’我则问张勋:‘部队怎么办?’张勋说:‘你看着办吧。’于是,我安排部队的官兵们剪辫子、换服装,发放遣散费,遣返回乡罢了……”张勋的部下苏锡麟的上述这些回忆,透露了以下三点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1.在“徐州会议”上,有相当多的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拥护张勋搞复辟。2.张勋见大家都签名拥护,有恃无恐,果断发动复辟。与此同时,那张签了名的“黄缎子”,则被段祺瑞、冯国璋势力收买并销毁。3.张勋在发动复辟之前,去天津见了段祺瑞,段祺瑞对张勋说:“请不要复辟,否则后果自负。”张勋则所恃各大军头在“黄缎子”上的签名“支持”,因而根本不把段祺瑞放在眼内。换而言之,张勋是被耍了。被谁耍了?被当年的北洋军头们集体耍了。那么,事前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佯装拥护张勋复辟,这事儿,有没有更多的证人证言呢?当然有。关于“黄缎子签名”的这个历史细节,当时的北洋军阀王占元的幕僚杨文恺,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面,留下了证言。作为历史旁观者,杨文恺在他的证言中,是这样说的:“……(徐州)开会时,张勋对大家说:‘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共和,我们想请宣统皇帝复位,北京内外的各同人都已经同意了,各国也都乐于支持,现在我与各位商量,同意的请签名……’事后听说,王占元他们是在一张黄缎子上签的名……”杨文恺的证言说得很明白:的确存在“黄缎子签名”这么一回事。同样关于军政要人签名同意张勋复辟一事,北洋历史见证人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张勋在徐州开会,各省督军应邀列席,段祺瑞派了徐树铮参加,不料,张勋讨论的却是复辟问题,到会督军首领和代表竟然也签字画押,宣誓赞成,徐树铮则没有签字……”可见,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里,虽然没有特别提到“黄缎子”这个载体,但是,“签字画押、宣誓赞成”,也是比较清晰的,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在同一点上,当年的前清遗少派、北洋旁观者张达骧,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这册资料里,也是这样回顾的:“是以徐树铮为首的北洋军头们耍了张勋。先是唆使你去干,你干了之后,我们再反对你。”张达骧的证词,关键文字是这样的:“……徐树铮急于驱黎(元洪),恐夜长梦多,就不择手段策划行动起来,他知道张勋对复辟蓄意已久,而张的秘书万绳栻素为张所推重,遂极力唆使万在张左右鼓动复辟,这是徐树铮怂恿人上梯子之后再抽梯之计,张并未悟及……”这不是“耍”,是什么?还有一个证人:曾毓隽。在段祺瑞、徐树铮利用张勋复辟这一点上,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段祺瑞曾经说过:‘张勋带兵入京打倒黎元洪,是上了我们的当。’徐树铮也说:‘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先让他复辟,我们才有机会(倒黎执政)……’”以上诸多的证人证言,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大家伙签名假装拥护张勋复辟,事后又出兵反对他——张勋,这个憨哥哥,显然是被玩弄了。于是,在各方表面上的“大力支持”之下,张勋果断带领数千名辫子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7月1日,北京城全城商民的户门口,挂上了龙旗。清朝复辟了。就在此时,果然,段祺瑞在天津起兵讨伐张勋。7月8日,段祺瑞向张勋开出了以下的和谈条件:1.取消帝制。2.解除辫子军武装。3.保全张勋性命。4.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对于段祺瑞开出的这个和谈条件,张勋是如何反应的呢?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收录了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的一份回顾:“……张勋则提出:必须允许其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徐州老巢。于是,谈判破裂,双方继续开打。7月12日拂晓,讨逆军兵分三路会攻,天坛辫子军率先投降,其余的也陆续缴械了。当时,一些军阀采取了骑墙观望的态度。例如,山东张怀芝,迟迟不发讨张电,等到得知辫子军在北京节节败退,各省纷纷发出讨张电的时候,张怀芝才仓促决定发布讨张电。7月14日,段祺瑞返京再任总理,并亲自去日本领事馆请黎元洪复职总统。黎元洪觉得自己引张勋入京造成此变,愧对国人,遂自己决定下野。于是,段祺瑞电促冯国璋入京,就职总统……”为什么张勋仅仅带了几千名辫子兵,就胆敢入京搞复辟?事件亲历者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里面,是这样认为的:“……张勋以为:在徐州军事会议上,各省军事巨头都赞成复辟了,所以只带了三千(原文如此,准确数字待考)辫子兵入京搞复辟,因为张勋深深相信各方会响应,所以不需要带太多的兵,不料,各省军事巨头临时变卦,背信弃义,食言毁约,他也没有料到段祺瑞出师竟然如此迅速……”可见,张勋是真的相信诸多将领对自己的“拥护”,才有恃无恐,仅仅带了几千号兵进了北京城,当时的张勋,还满怀信心天真地认为大家伙都会从四面八方带兵来拥护他呢。而冯玉祥,则在其《我的生活》里,摘录了张勋在失败之后,写给段祺瑞的一封信,张勋在信中,是这样对段祺瑞说的:“……勋(张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

                        合演奏和演唱,比塞拉菲娜的那个又冷又小的客厅强太多了——房里有一个壁炉,他们可以就着那熊熊的炭火取暖,如果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能赏光前来和他一起用晚餐的话,那他的快乐就十全十美了。马基雅维里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简直就像砍倒一棵树那样容易,”他心里想着。马基雅维里给自己修了一下脸面,把头发修剪了一番,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一件黑色无袖的大马士革长袍,和一件裁剪制作得十分贴身的外套,外套的天鹅绒袖子能够像波浪般地起伏。皮埃罗也为了这次活动穿得整整齐齐,但是他的淡蓝色的长袍到大腿中部就为止了,腰间扎了一条紫色的腰带。他那两条英俊的腿罩上了深蓝色的紧身裤,他的外套袖子没有马基雅维里的那般肥大,颜色也是深蓝色的。他那卷曲的头发上很时髦地戴了一顶紫色的帽子。马基雅维里满意地看着他。“你应该会给那个年轻的女仆留下个好印象了,皮埃罗,”他笑着说,“她叫什么来着?尼娜?”“你为什么希望我跟她上床?”皮埃罗笑着问道。“我想让你能够不虚此行。另外,这对于我来说也许也有用处。”“何以见得?”“因为我想和她的女主人上床。”“你?”在皮埃罗的音调中包含了如此之多的惊讶,马基雅维里不由得生气地涨红了脸。“你倒是说说看,我为什么就不行?”皮埃罗看到主人不高兴了,犹豫了一下。“你已经结婚了,并且,就和我的舅舅一样老。”“你这话说得就跟个笨蛋似的。一个明智的女人会永远倾向于选择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而不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男孩子。”“我从来没有想过她对你有这么重大的意义。你爱她吗?”“爱?我爱我的母亲,我尊重我的妻子,我也会爱我自己的孩子,但是我想和奥莱莉娅上床。还有不少东西够你学的,我可怜的孩子。拿着鲁特琴,让我们出发。”虽说马基雅维里脾气稍微急躁了一些,但他不会生气很长时间。他拍了拍皮埃罗光滑的面颊。“一个人是很难将秘密保守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不让女仆知道的。”他笑着说。“你如果能用热吻将她的嘴封起来,你就帮了我一个大忙了。”他们只是横跨过那条窄窄的巷子就到了巴托罗缪的家。敲门之后就被仆人请了进去。卡特琳娜女士穿了一件黑色的长袍,显得雍容华贵。奥莱莉娅则是穿了一件色彩浓艳的,用威尼斯织锦缎做成的衣服。衣服华丽的色泽更加衬托出她洁白的胸部和她金黄色的头发。马基雅维里看到奥莱莉娅比他想像的还要美丽动人,他不禁大感欣慰,暗中舒了一口气。她非常非常地诱人,让她嫁给那个肥胖的,自鸣得意的,年过半百的老男人,真是太荒唐了。一阵平常的寒暄赞美之后,他们坐了下来,等待晚餐开始。当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走进来的时候,女人们正在忙活着。“你看,她们已经用上你为我在佛罗伦萨买的布料,开始忙着做衣服了。”巴托罗缪说道。“您还满意吧,奥莱莉娅女士?”马基雅维里问道。“在伊莫拉可搞不到这么好的布料。”她说道。她说话的时候看着马基雅维里,她的黑色的眼睛在他身上停留了一会儿,使得马基雅维里一阵心跳。“我要是能得到这个女人,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他对自己说道。不过他并不是真的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他的意思是,他从来都没有过这么一个如此急切地要与之上床的尤物。“尼娜和我打下手,”卡特琳娜女士说道。“我们量体,裁剪和缝纫,我的女儿进行刺绣。要说做刺绣这活,我的手就太笨拙了,尼娜也不比我好多少。”“奥莱莉娅做的刺绣从来不会重样,”巴托罗缪自豪地说着。“给尼科洛大人欣赏一下你正在绣的衬衫的式样。”“哦,这会叫我露丑的。”她妩媚地回答道。“瞎说。我来给他看。”他随手拿来一张纸。“你看到了吧,她这么样绣我的名字的缩写,是不是十分巧妙?”“这是一件集优雅和天才于一身的杰作,”马基雅维里显出一副极其热情的样子,他之所以要装出这副样子是因为他实际对这一类的东西从来就不感兴趣。“我真希望我的玛丽埃塔也有这样一种令人喜爱的天赋,并且能够吃苦耐劳,从而使这种天赋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我的女人可是又勤劳又贤惠。”巴托罗缪满心欢喜地说道。马基雅维里不禁自忖,他可是对奥莱莉娅的勤勉和贤惠一点也不感兴趣。他继续想到,那些做丈夫的男人在总结他们妻子的品德方面经常是错误的。晚餐端了上来。马基雅维里竭力使自己处在一个最佳状态。他知道自己讲起故事来是一把好手,他在法国逗留的那段时间也为他提供了一些国王宫廷里的绅士美女之间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当他的叙述中那些不那么体面的成分变得十分明显的时候,奥莱莉娅就显示出一副淡淡的困惑的样子,巴托罗缪则是大笑不止,卡特琳娜也是乐不可支,一个劲地催促马基雅维里讲下去。他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心想自己已经成功地向人们显示,他是一位令人愉快的客人。大家尽情地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酒足饭饱之后,他将巴托罗缪拉到一旁,聊了一通他自己,他自己的轶事和财产,言谈之中颇有些得意之色。一顿胡吹神侃之后,马基雅维里建议他们试试他们的嗓子。他调了一下他的鲁特琴,试着弹奏了一段欢快的乐曲作为序曲。然后他们唱了一支他们都熟悉的曲子。组合歌唱在当时是一种普通的技巧,巴托罗缪的低音,马基雅维里的轻度的男中音和皮埃罗的令人愉快的男高音三者之间,确实相得益彰。然后马基雅维里唱了一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歌,其他二人也加入了合唱。他一边唱着,一边朝奥莱莉娅望去,希望她能够猜到他是在为她一个人歌唱。当他们目光相接时,她低下头去,看出她至少还是明白他的用意的,他不禁一阵得意。这只不过是个开始而已。夜晚很快就过去了。两位妇女平常的生活十分单调,这次聚会确实是一次难得的愉快时光。奥莱莉娅的兴奋一望而知地呈现在她光芒四射的美丽的大眼睛中。马基雅维里越是端详她的那双眼睛,他越是确信,这是一个尚未被唤醒的女人,一旦唤醒,是可以有激情的。他准备唤醒她。在晚会散场之前,他还有一些话要说。这些话他一直在等待着最佳的时机去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喜欢虚荣的人,但是他还是禁不住认为自己的主意十分的高明。所以当机会来临之时,他说道:“你曾经说过,你可以帮我解决一些困难,我一直铭记在心,十分感谢。巴托罗缪大人,现在我要向你开口了。”“为共和国的使节,本人可以做很多事。”巴托罗缪答道。他今晚喝了不少酒,即使没有醉,也至少是处于微醺状态。“但是为我的好朋友尼科洛,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好的,事情是这样的:执政团正在寻找一位可以在明年的封斋期在大教堂做布道的神甫,他们让我在伊莫拉寻找一下,是否有什么人可以承担此一重任。”“提莫提欧神甫,”卡特琳娜女士冲口而出。“请安静,岳母大人,”巴托罗缪说道,“这是一件应该由男人经过仔细调研才能决定的事情。这要么可以为我们的城市带来光荣,要么就是取笑,所以必须认真对待,只推荐一位和这份荣誉相称的人。”但是卡特琳娜并不是一位轻易就不说话的人。“就在今年他还在我们自己的教堂里做了封斋期的证道。全城的人都来听他的证道。当他描述耶稣基督受难的情形时,最刚强的男人也热泪盈眶,女人们都晕了过去,还有一个可怜的东西,快要临盆了,突然一阵临产的阵痛袭来,结果嚎叫着被人抬出了教堂。”“我并不否认这些。我也算是个心肠硬的生意人了,我也是哭得跟个孩子似的。确实如此。提莫提欧神甫口才很好,对语言造诣很深。”“谁是这位提莫提欧神甫?”马基雅维里问道。“你方才说的很有些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佛罗伦萨人非常喜欢在一个适当的季节被人叫去忏悔,这样的话他们在一年之中剩下的时间里欺骗他们的邻居时就不至于太受良心的遣责了。”“提莫提欧神甫是我们的忏悔神甫,”巴托罗缪说道。其实马基雅维里早就了解了这一事实。“就我本人而言,我凡事都征求他的建议。他不仅仅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而且是一个睿智的人。还有,几个月以前,我准备要去近东买一批调味料,他告诉我他看到了圣保罗对他显灵,告诉他货船会在克里特岛附近触礁,所以我就没有购买。”“后来船果然沉了吗?”马基雅维里问道。“没有。但是有三艘快帆船满载着香料抵达了里斯本,结果香料价格掉穿了底,我要是买了那笔货,一定是大亏。所以这就跟船沉了没有什么两样。”“你越这样描述这位神甫,我就越想见到这个人。”“一般你会在上午的时候在教堂中找到他。如果你找不到他的话,你可以让看护圣器的弟兄去叫他。”“我可以告诉他我是受了你的推荐而来的吗?”马基雅维里礼貌地问道。“来自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使节并不需要一个小城市里贫寒商人的推荐。再说,我们这个小地方实在是无法与佛罗伦萨这样灿烂的城市相提并论的。”“你是如何看提莫提欧神甫的?”马基雅维里面向奥莱莉娅,继续问道。“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不仅仅要听取一位像巴托罗缪这样有身份、有头脑的绅士的意思,以及一位如卡特琳娜女士那样富有人生经验而成熟老到的女士的见解,我也必须听取一位具备热情、纯洁和青年人所特有的敏锐感觉的人的意见,这个人对于外面的世界和它的种种坏处还不十分了解。因为我所要推荐的这位神甫不仅要能够召唤罪人们来忏悔,同时也要高度肯定那些有品德的人的嘉言懿行。”这段话说得非常漂亮。“提莫提欧神甫在我眼里是不会犯任何错误的。我一直是准备着由他来带领我做每一件事。”“在我看来,”巴托罗缪补充道,“我想说你也必须准备好由他来带领。他向你建议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你最好的利益。”这一切进展顺利,也正如马基雅维里所希望的那样。他上床休息时,对自己颇为满意![1]在第九章中,这名会计叫贾科莫。第十七章第二天是个赶集的日子,一大早马基雅维里就带着皮埃罗去了市场。他买了一对丰满的松鸡,在另一个摊贩处买了一篮子甜美的无花果,这种无花果是瑞米尼地方的特产,十分出名,畅销于整个意大利。他让皮埃罗将这些食物给巴托罗缪送去,顺便捎上他的问候。这些天伊莫拉住满了外来的客人,食品稀缺,价格昂贵,所以他知道他所赠送的食品将很受主人欢迎。然后他就拔腿向方济各会教堂出发。方济各会教堂和提莫提欧神甫修行所在的修道院连在一起,距离巴托罗缪的房子不远。教堂确实挺大,但是一点没有建筑美学方面的价值。教堂里面空荡荡的。里面只有两三个正在祈祷的妇女,一个并未出家的弟兄,很明显他就是教堂中看护圣器的执事,他正在拖地板。另外还有一位神甫正在祭坛上慢腾腾地忙活着,马基雅维里用他锐利的眼睛扫了这个神甫一眼,看出他只不过是装出一副忙碌的样子,心里猜想这一定就是那位提莫提欧神甫。估计卡特琳娜已经跟神甫打过招呼,马基雅维里会来拜访他。“对不起,神甫大人,”他开口说道,同时礼貌地欠了一下身子,“我听说您的教堂里有一尊有着神奇能力的圣母马利亚的像,我很想在她的面前点上一支蜡烛,盼望她能够保佑我正怀孕的太太,在生产时会少些痛苦。”“她在那儿呢,大人。”神甫说道。“我正要给她换面纱呢。我们教会里的那些弟兄总是不能够把她收拾得干净利落,然而当他们看到那些信仰虔诚的人们忘记给她上供的时候,他们又惊讶地不高兴了。我记得过去人们为了还愿,在同一时间会有几打的还愿奉献,今天却不足二十。这真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我那些弟兄完全没有头脑。”马基雅维里挑选了一支尺寸硕大的蜡烛,慷慨地付了一个弗罗林,然后他就看着神甫将它插在一根细铁签上,并点燃蜡烛。当这一切都做完之后,马基雅维里开口说道:“我要求您帮我一件事,神甫大人。我要同提莫提欧神甫私下会面,如果您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他,我将十分感激。”“我就是提莫提欧神甫。”僧侣开口说。“真是不可思议!这一切看上去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我来到这里,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要找的人,简直就是个奇迹。”“上帝的安排深不可测,”提莫提欧神甫说道。神甫中等身材,有些富态但是并不令人讨厌。马基雅维里冷静的头脑立刻就揣测,此人大概斋戒也不过只是做到他职责所要求的程度,而并非因为他相信贪吃是一种严重的恶习。他的面容长得不错,看上去像一位罗马皇帝,五官精致,尚未被奢侈和毫无节制的权力所糟蹋,然而却透露着一种残忍和贪欲,足以导致他日后被人暗杀。马基雅维里对这种人并不陌生。从他那红色的厚嘴唇上,突出的鹰钩鼻子和他那精致的黑眼睛中,马基雅维里看出了野心、狡诈和贪婪。但是这些本质都被表面的好脾气和简单的虔诚所掩盖。马基雅维里能够理解这个人是如何获得巴托罗缪一家人的信任的。他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人可以打交道。他一向痛恨僧侣。他认为这些人不是蠢货就是恶棍。眼前这个人或许就是个恶棍,他必须小心从事。“我必须告诉您,神甫大人,我从我的朋友巴托罗缪·马泰利那里听说了许多关于您的赞誉。他对于您的人品和能力均有着极高评价。”“巴托罗缪大人是教会忠实的儿子。我们的修道院十分贫寒,我们一向仰仗他的慷慨大度。但是,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我在此有幸与之交谈的,是哪位大人?”马基雅维里心里明白神甫是故作姿态,但还是庄重地回答说:“我应该一早就介绍自己,我是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公民,第二厅国务秘书。”神甫深深地鞠了一躬。“能和佛罗伦萨这样一个辉煌的城邦派来的使节说话,我实在是三生有幸。”“神甫大人,您太过奖了。我不过是凡夫俗子一个,有着人类所有的诸多缺点。不过,我们在哪里可以进行一次私密和充分的交谈呢?”“为什么不在这里?大人?那边那个帮忙的执事弟兄就像一根柱子一样耳聋,像一头驴子一样蠢,那些三三两两的老妇人正在忙着她们的祈祷,根本顾不上我们在说些什么,再说,即使他们听到了,也不会明白我们讲了些什么。”他们于是在教堂中两张祈祷用的板凳上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告诉提莫提欧神甫,他受执政团的委托,要寻找一个能够在封斋期在大教堂中布道的神职人员。神甫那副罗马人的面孔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是觉得这个人迅速地提高了关注程度,这证实了马基雅维里的判断,面前这个人已经完全了解马基雅维里和巴托罗缪一家人在前一天晚上的谈话内容。马基雅维里向他介绍了执政团方面的要求。“他们自然对此事颇有些担心,”他说道。“他们不想重新犯一次他们在吉洛拉莫·萨沃那洛拉[1]神甫身上所犯的错误。敦促和劝导人们忏悔并没有错,但是佛罗伦萨的繁荣却是依靠贸易,执政团方面不想让忏悔这件事破坏了和谐,干扰了商业。在美德方面做得过了头,就跟过分地沉溺于恶习一样对国家有害了。”“这句话,我好像记得,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啊,我能看出来,您和一般的神甫不同,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这真是再好不过了。佛罗伦萨的民众思想敏锐,有深刻的判断力,如果一个布道人不具备扎实的学问,任凭他多么口若悬河,人们都不会有耐心听下去。”“您说得不错,我的弟兄中不少人无知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提莫提欧神甫带着些许自得的神情回答道。“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您的意思的话,您是想了解一下在伊莫拉是否有人可以,照您的意见,配得上这份荣耀。这是一件需要进一步考虑的事情。我必须认真考虑此事。我也会作一番谨慎的探询。”“您这样就帮了我大忙了。我从巴托罗缪大人和他的女眷那里了解到,您智慧敏锐,品德高尚。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一个公正的意见。”“巴托罗缪大人的女眷们都是圣徒。这

                        极拥护他的阎锡山、陈宧等人更加积极地落井下石,就连他曾经可以信赖的北洋军,眼见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都打起了小算盘,没有人站出来支持他。众叛亲离的压力、长期的政治斗争和繁重的公务压垮了袁世凯本就有病的孱弱身板。袁世凯倒下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纵马驰骋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23岁朝鲜对抗日本,金戈铁马,势不可挡。36岁天津练兵强军,谨小慎微,青云直上。42岁直隶改革开放,奋发图强,四海仰望。52岁出山终结清朝,群雄束手,威盖四方。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的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数十年艰难险阻、往事故人的影子如浮云般从他心底流过。他建立过不朽功勋,也犯下过严重错误。为了这一切,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理想、家人、朋友、属下、自由和爱情,而现在一切都走到了终点。残阳如血,苍穹低垂,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他决定用下面这句话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点: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带着无尽骂名去世,时年57岁,他也没能打破袁家牛人活不过58岁的纪录。新的开始袁世凯的故事就此结束了,下一个故事却即将开始。袁世凯去世后,王士珍等人打开金匮石室,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当太子、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很早就进入政界的他随着父亲的倒下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袁克定贪恋权位、误国误民,连带害了老父,算是一无是处。但在抗战时期,身处北京的他宁可潦倒度日,也不接受日本人的邀请,拒绝为日本人效劳,可说大节无亏。雄心勃勃的北洋兄弟们终于逼死了老帮主袁世凯。但袁世凯死后的民国,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继续共和。共和在当时绝对是先进的社会制度,虽然在实施过程中有诸多不足,甚至乱象频生,但从国人对袁世凯复辟的态度来看,足以证明民主是民心所向,共和是民心所向。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次失败后就放弃,中国人民还将继续为争取自由、民主、平等而不懈努力!第一章孙中山召开战败总结大会

                        失败总结大会

                        这边“反对‘二十一条’”、“护国战争”等事件跌宕起伏,各种力量忙于角逐纷争,那边孙中山先生也没闲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去了日本,而留在国内的同志们又回到了以前那种驾轻就熟的个体户单干的模式,遇事就炸,上去就打,打不过就跑。来到日本的孙中山,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二次革命”总结会议。总结大会的主题不是官场中常见的“坏事变好事”:工作中一旦出了纰漏,重中之重就是组织同志们积极总结,表示大家在这次失误中吸取到了很多教训,有利于日后工作的开展,甚至借机树典型,表示在这次失误中,某某同志头脑清醒、身先士卒,避免了更大损失。对于此类出事之后不深挖根本原因、不问责相关人员的形式主义,孙中山先生是不屑为之的。在会议上,孙中山对共事多年的黄兴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克强,都赖你,你反对在‘刺宋案’发生后立即开战,以致贻误战机。战争打响后,你又说我不懂军事,阻挠我率军到南京,结果遗祸匪浅。后来你又不坚守南京,自己一走,三军无主,最终失败!”黄兴愧疚地说:“南京失败,弟应该负责任,万恶所归,也甘愿接受,对于我去南京代替先生指挥之事,我是怕先生在战争中受伤以致影响革命前途,才那样做的”。孙中山也觉得自己话说得有点重,于是又好生安慰黄兴,总算是把黄兴安抚好了。接着孙中山又说:“国民党党员思想混乱,党员各自为政、党内不团结,不听我的话,使我的主张得不到贯彻,是‘二次革命’失败的主因。”这话很多人不爱听,黄兴当即站出来替大家说话:“‘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根本不是你说的党员不听号令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继续维护国民党,加以整治,力求扩充。”黄兴一席诚恳直言,孙先生并没有听进去。孙中山是个相当有主见的人,你国民党不是不听我的吗?没关系,反正国民党也散了摊子,我就另建一个组织,谁想加入我这组织,谁就得按指纹,宣誓效忠我孙中山。按指纹,还服从个人,这怎么有些像小混混入帮会啊,是不是弄错了?没弄错!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这个党叫“中华革命党”,名字很大气。黄兴看在眼中,难受在心里。他也不愿意让步与屈就,于是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远走美国。算是避免了本就不够强大的组织继续分裂,应该说非常顾全大局。很多人看到这里,难免心中不安:国父一代圣贤,怎能行事如此霸道?其实,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再者,人无完人,孔子也说“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不管怎么样,孙先生的革命斗志并没有因为一次次的失败而有所减弱,重新来过就重新来过!孙先生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就是信仰坚定、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远大目标动用非常手段亦在所不惜。陈其美死创业艰难啊!哪怕是孙先生这么大牌的斗士,愿意跟他按手印入党的人也不多,还好有那么几个铁杆心腹支撑场面。陈其美力排众议,第一个按手印加入。黄兴走,宋教仁死,汪精卫淡出,行事果断、心狠手辣的陈其美终于熬成了二号人物。可是他并没有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里就顺带提提陈其美的结局吧。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杀于上海法租界。这起刺杀案的行动总指挥是张宗昌。此人本为一介草根,却凭借以耻为荣、无知无畏的浑人性格,先后在陈其美、冯国璋、张作霖和日本人手下折腾,成为近代史上最有名的粗鄙军阀。这起刺杀案的背后主使是袁世凯先生。他派张宗昌干掉其前任老板陈其美的动机只有一个:报复。一来袁世凯、陈其美两人已经因为“刺宋案”结仇;二来陈其美暗杀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派来的上海军政大权一把手郑汝成。陈其美遇刺后,由于很多人都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张宗昌干的,都怕被戴上乱党的罪名,竟然一时无人敢去认尸,唯独一个瘦削俊朗的小伙子赶了过去,抚尸大哭,并将尸体运回自己家中入殓。除了第一个按指印的陈其美,接下来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有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许崇智。这个比较陌生的廖仲恺需要提点几句。此人乃广东客家人,在美国生活过多年,曾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专业,是一名搞经济的好手,算是孙先生的财政总管。此外,其政治嗅觉不错,是一名不错的政治家,他将在今后的革命进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后三人是孙中山麾下少数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将领,不过朱执信几年后牺牲,紧跟着邓铿也被刺杀,而许崇智先生虽然资格很老,带兵的能力不错,智略中上,但在女色方面情难自禁,尤其是对鸦片没有抵抗力,这让孙先生非常无奈。虽然后来孙中山又找了一个当时著名的“革命圣人”张静江帮忙,也未能彻底改善缺乏人手的窘境。不过,这种局面倒是为一个人的上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下面就隆重请出这个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当时的小人物、以后的大人物。他在刺杀陶成章一案中有过重要表现,而那个为陈其美收尸的瘦削俊朗小伙儿也正是他。他后来统治中国二十余年,领导中国度过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短暂的富三代生活蒋家与之前讲过的袁家不同,做了几百年的农民,却没有出过一个当官从政的人(胜清三百年间未有一人求通仕籍者)。估计要么是没钱读书,要么是有钱了却读不出来。好在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还可以选择经商。浙江经商之风始自战国,清末尤盛,浙商特别是宁波帮也由此兴起。位于浙江宁波奉化县的蒋家正是宁波帮的一员。兴盛蒋家的英雄叫蒋斯千。蒋斯千同志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农民,他果断地弃农经商,靠做小生意攒出了第一桶金,并辅以如下两条致富之道,最终发家。致富之道一,看准市场。他开了一家官盐专卖店——玉泰盐铺,这是他的主打生意。历朝历代,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属于管制产品,其开发权和经营权全部归中央政府。也就是说,盐这种产品归国有垄断,其境况有些像石油之于中石油和中石化。蒋斯千同志花了很多心思,走了很多关系,才搞到政府的特许经营权。之后他就以盐作为市场发力点,打开了当地的市场。致富之道二,产品迎合了消费者需求。除了盐,他还兼营大米、面、油、石灰、烧酒等热门产品,其产品种类之全堪比今天的小型百货超市。这种贴近生活、产品与本地特点相结合的经营理念,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加上他一贯坚持诚信经营,因此生意在当地十分兴隆,蒋家也就此成为乡里的土豪大户。后来,蒋斯千让二儿子蒋肇聪接班,自己享受夕阳红去也。蒋肇聪子继父业,但他只继承了老爹的精明,却没能继承做人的诚信。他能说会道、热衷乡里公共事务,年纪轻轻就在当地闯下了“埠头黄鳝”(形容人无比的油滑、精明)的大名,是当地著名的“兼职律师”。据说蒋肇聪同志代理案子很有一套,通常暗地里说动原告和被告参与“竞价排名”,逐步提高代理费用,而他就从代理费用中抽出一部分打通官府,自己和官老爷通过吃完原告吃被告,成为官司中的赢家。蒋肇聪先生也算是小有本事,作为一名没有垮掉的富二代,他先后娶了好几个老婆,不过此处我们只关注他的第三任妻子王采玉。王采玉精通女工,也读过一些诗书,知道一些圣贤道理,但运气着实不好,年纪轻轻就子夭夫亡,年轻守寡。在街坊邻居的非议之下,没办法之下躲到一个寺庙带发修行。后来她二婚嫁给蒋肇聪。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1887年10月31日,一个男孩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比他多年后的强劲对手毛泽东大6岁。蒋斯千先生亲自为孙子取名蒋周泰,小名瑞元。蒋斯千不仅是个好生意人,好老板,还是一个好爷爷。从瑞元生下取名、饮食起居到入塾求学,无不给予入微关怀,给了瑞元一个极其幸福的童年。蒋肇聪晚来得子,但他肯定没料到,这个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单亲家庭的问题少年蒋周泰7岁之前的童年生活,是极其幸福的,是无忧无虑的。但这种生活在他7岁那年戛然而止。7岁那年,祖父病逝。第二年,父亲逝世。随后,蒋周泰同父异母的兄弟蒋介卿强行要求分家。王采玉不愿与其争执产业,就把玉泰盐铺的全部资产都给了蒋介卿,自己只要了几间老屋和一些耕地。这一系列变故令蒋家走向衰落,王采玉不得不凭一己之力带着蒋周泰和她的另外三个孩子过日子,生活十分艰辛。因此,望子成龙的王采玉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蒋周泰身上。她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钱和关系培养他读书求学,指望他争气成才,光宗耀祖。可蒋周泰同学的表现却让老母很不省心。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性格弱点让老母操心,他孤僻、逆反、暴躁、任性、多疑,不轻易相信他人,着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熊孩子。当然,这也不能全赖他,这应该与基因缺陷以及家庭教育的缺失(单亲抚养长大)有关。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令老母头疼的蒋周泰非但没有在乱世中碌碌而终,反而干出了一番伟业青史留名。这倒也不稀奇,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些了不起的特质。出身商人之家,在社会底层长大,令蒋周泰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冒险、好勇斗狠讲义气的野性和脸皮超厚的韧性。野性和韧性兼备,实在彪悍。4岁那年的除夕之夜,蒋周泰便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他为了验证脑海中突然迸发出的一个与生命科学有关的念头:从喉咙到胃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便果断地把一根筷子从喉咙插入体内。实验数据是出来了,可惜把自己搞得脸色苍白直至昏迷,也把家人吓个半死。除了拥有成功所必需的野性和韧性,他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几样重要的东西:争强好胜、不服输,这是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动力。除此以外,蒋周泰其他的天赋都很一般。与同时期的那些猛人如蔡锷、阎锡山相比,他的学习能力显得十分普通。虽然4岁就入学,14岁就娶了媳妇儿毛福梅,但到16岁也没有考上秀才。所幸他就此绝了继续考科举的念头。刚好那会儿袁世凯等人掀起了办新学的高潮,蒋周泰同学也加入了读新学的大军。在校期间,蒋同学因为不满学校偏重旧学的课程安排和保守的教学方式,多次作为学生代表跟校方叫板。也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他在求学过程中不得不辗转了多所学校,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头。上路不断变化的环境锻炼了蒋周泰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知恩图报、喜好结交的他在此过程中结识了多位影响其事业进程的同学和好友,这些人才是他后来取得成功的秘诀。虽然上的是新学,学的是英语和算数,但蒋周泰在吸纳新学的同时,却并不排斥旧学,具有相当的国学国文基础。用咱们中学政治课本上的话讲,算是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他常读《传习录》和《曾文正公家书》此类的书,对明朝“一哥”王阳明、清朝“一哥”曾国藩的处世哲学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把从二位前辈先贤处学到的“忠孝节义”立为自己的人生信条。蒋周泰尤其崇拜曾国藩。他的床头一直摆着一部书——《曾文正公家书》,这是他的最爱。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深爱曾国藩,他说:“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别的姑且不论,仅此一点就能做我们的老师!”曾国藩是一个严格修身、自省的人,他有个写日记的习惯,这本日记叫《过隙影》,每天记录自己的错误。于是蒋周泰也模仿偶像,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里反思自己。例如,蒋周泰比较好色,时常因为女孩子动心,他受不了这样的自己。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孩子,又动心了,当晚便在日记里写道:“见色心动,记大过一次。”由于受偶像曾国藩的影响太深,16岁的蒋周泰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叫蒋志清,可能想表达像曾国藩那样匡扶大清的志向吧。学新学自然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谈论一些时政,像孙先生伦敦被抓、日俄战争、晚清立宪之类的话题。要不说人在青少年时期思维最为活跃呢,蒋志清念着念着新学,听着听着时政,就动了去日本学习军事的念头。1906年4月,蒋志清满怀希望地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凭着一腔热血留洋的蒋志清到日本后,四处碰壁,他要求上军校,但没有一所军校愿意收留他。因为蒋志清不知道来日本读军校也是要有资格的。那会儿不像今天有互联网,很容易利用搜索引擎查阅自己需要的资料。那时候没有人告诉他: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有协议,只有清政府陆军部的保送生,才有资格进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这很好理解,那时的日本俨然就是反清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清政府要对留日学生严格把关,过滤掉那些对朝廷来说思想不过硬、政治不合格的人才,避免他们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反清大军。若是让孙中山领着一众跻身于世界一流军事院校的专业人士反清,想想都不寒而栗。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的愣头青蒋志清,一筹莫展,不知道何去何从,只好流离于东京的街头小巷,漫无目的地浪费着一天又一天。折腾了一段时间之后,蒋志清只好放弃军校而选择一所语言学校学日语。在此过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认识了大他近十岁的陈其美。陈其美那时已经在日本折腾了一段时间,不止如此,他还拥有自家兄弟成功留学日本的经验,实属货真价实的前辈。于是他出于一时好心指点蒋志清:你还是先回国读保定军校吧,这样被保送日本的概率最大。陈其美那时肯定想不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兄弟,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照拂

                        九月降封为辅国公。他死后,其嗣子鄂勒哲图承袭辅国公,后晋贝子爵。其后几代的爵位,都在贝子和辅国公之间变动,始终未得到王品级位。达赉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承袭辅国公。民国建元后,袁世凯为笼络蒙旗王公,在原有王公品级上各晋一级。因此,达赉晋为贝子,人们称之为“达贝子”。

                        (二)

                        贝子达赉的历代先祖,从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起直到他本人一直住在京师,因此与清廷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又有御赐“国恩家庆”之匾,慈禧太后的御书“福寿”之联,借以显赫炫耀门庭。贝子达赉的府第,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府内修有假山草地,水阁凉亭和戏台;正房设有大厅、客厅、书房和家堂;在花园里还有鸽子房。此外,有管事处、回事处、账房、护卫室、厨房、汽车库和警察房等设置,真是应有尽有。在达赉贝子府内的管事人多半是北京人和会讲汉话的蒙古族拔户人来充任工作。因为纯蒙古族人不会汉语,所以不用。民国初年达赉贝子府的管家有王二、晋三,他们都是北京人,可是蒙民都得称他们王二老爷和晋三老爷。从1919年到1925年之间,管事人换有京东汉人蔡珍和通辽县四家子村拔户人敖达和李景阳等,到了1931年又换了北京人张庆隆和骆俊。在达赉贝子府当差的管事人分为三个等级:一等护卫是三品顶戴,二等护卫是四品顶戴,三等护卫是五品顶戴。民国初年,清室虽然被推翻,但蒙古封建王公统治制度依然存在。王公们在本旗出入,仍然是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满清顶戴,穿马靴,挎腰刀,耀武扬威。王公有时乘马,有时乘坐小车子(轿型的马拉车),所到之处,蒙民遇见时需立即双膝跪拜,口呼王爷恩典。达赉贝子久住京师,不仅以哲盟十旗王公驻京代表自居,而且被袁世凯聘为高等顾问。达赉贝子熟读汉文,畅晓蒙情,深为袁世凯所器重。达赉贝子所乘的汽车可以直达总统府。他是蒙藏院的议员,每年付给达赉贝子车马费千元。达赉贝子每天吸大烟时,是由北京人晋杰臣跪着给他烧烟泡,烧好后送到达赉贝子的嘴边。达赉贝子每天早点和晚点,除了奶茶、奶酪、奶皮子外,还有各种上好的糕点。而在早午晚三餐中摆不同的三种酒席。开饭时,达赉贝子和他老婆(人称福晋太太)两个人一桌,他的长子多尔吉(汉名多振甫,是北京汇文中学的毕业生,人称“多公爷”)和他的老婆马淑俊(奉天省马道台的女儿,人称“大奶奶”)另开一桌,多尔吉的姐姐(人称“大格格”)单独放一桌;多尔吉的儿子包儒、包义(人称“阿哥爷”)为一桌,全家人一次吃饭要分成四处。管事人王二、晋三和温玉堂专管达赉贝子夫妇用饭,骆俊、倭什浑、李明山管多公爷开饭。女仆多是北京人,有关妈、张姐和绿叶等专管达赉贝子的独生女儿大格格一人开饭。关信、李明福、丹森等专管阿哥爷开饭。开饭时,男女仆人、丫鬟站立在主人两旁,用双手往上端饭菜,主人有呼必应,有问必答,一直侍候主人吃完饭离开饭厅,奴仆们将所有的餐具撤去后,才能吃饭。奴仆们的处境,非常困苦。他们都是王公的奴隶,没有任何报酬。进入府内,一不准仰面向上看,二不准左顾右盼,违犯这些府规,就要受到鞭棍的抽打。每逢贝子和福晋的寿辰,或是小孩弥月(满月),都要演戏。当时北京的四大名旦,都在召请之列。达赉贝子出府时,首先大开仪门,后开大门,仆役人等要规规矩矩地站立两旁侍候。达赉贝子除坐汽车外,凡是坐小车或是骑马,在上车下车或上马下马时,先命某个奴仆跪伏在地上,用脚踏着奴隶的膝盖、肩膀或脊背上上下下。达赉贝子在北京街上闲游,向来不与老百姓说话;到商号去买东西(要买他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其余都是管家去买)时,端然正坐,旁若无人,经过管家把东西拿给达赉贝子看,他中意了,再由管家说明价格。他一高兴不但不讲价还要多给,这样商号多卖了钱,当差的也从中大捞一把。

                        (三)

                        达赉贝子虽然久住北京,但他的一切生活费用,都是由属下的管家,每年到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北府(在达王府东北五里处)和从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注367收取租赋来供应。每逢遭到荒年时,在穷苦蒙民中流传着“达尔罕王大甸子,穷的穷死没人管,富的富死有人看,王爷无福民遭难,蒙古老爷是混蛋”的民谣。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的财产,按1910年的统计,有牛1000多头,马3400匹,羊上千只,另外在怀德县公主岭有一处中公益地局,在榆树县有一个中成地局。这两个地局,每年所收的地税达20多万元。达赉贝子虽有这些财产和收入仍然是入不敷出。1913年(民国二年)4月24日,达赉贝子因久居京师,耗费过大,外债累累,无法偿还,因此,以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锡伯人等的人口日增,生计艰难为由,又经本旗扎萨克的允准,复经蒙藏事务局转呈袁世凯批准,将所领有的牧荒两段出放。该荒段坐落在通辽东面,第一段西从摄力吐、包力营子、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约计为15里。第二段,西起乃木格勒、那拉噶庙、玛立营子,东至套勒干吐,胡力海庙止,东西长约50里,南至辽河、北至沙坨,宽为15里许,将此荒段按从来蒙地出放之章程,以供核实丈放。不论蒙汉旗民,照定章,备价承领,发给执照。地价为两等:上等地每垧价银六两,中等地每垧价银五两。首先将原有所属之台吉、壮丁4000余户以及锡伯人等,按数拨给牧荒,以资养赡,此外已开垦之熟地,仍由原垦户照章承领,并对熟地限当年进行清丈升科。未垦之生荒,限三年秋升科,将所得之荒价作为十成,以五成归国家,五成归自己收入开销。袁世凯批复时曾考虑该贝子达赉出放此荒,是为了偿还累债,因而按照卓哩克图亲王放荒还债之例,特予减免,以二成报效国家,八成归达赉开销,允许出放。可是达赉贝子所指出放的第一荒段,乃是本旗闲散多罗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的领地,当该贝勒得知贝子达赉要把自己的领地予以出放时,就向奉天都督提起公诉。在诉讼中提到:“而今达赉贝子开始出放之两段荒之内,辽河南岸之西从摄力吐、包立营子屯、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潘家店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15里许地方,原为本贝勒之领地。此间既已村屯相连,居住此地从事农耕者,均为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随公主下嫁时前来之陵丁数千户,而与辽河北岸专以游牧为生者不同,相互之府第,河南河北亦各有处。卓哩克图亲王之蒙员曾频频侵入我之领地,极欲开发耕种之际,而达赉贝子亦猥称拟出放我之领地,言甚忤断,孰不可忍,请查实裁决”。奉天都督为此曾向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咨行询问是否属实,而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在复文中提出:“不向本扎萨克说明,决不准任意垦放,若达赉贝子放荒之事属实,绝不允许。”于是,达赉贝子遂将辽河南之荒段搁置起来,只请示出放第二段荒地,而奉天都督认为,如对此决定允准出放,必然要引起是非,乃进一步向旗扎萨克进行咨询,因此拖延到1914年(民国三年)春,才得到该旗扎萨克的承诺。然而,达赉贝子对该荒地的出放,企图委托蒙古实业公司来开垦。这样,奉天都督在丈放中坐收渔利的如意打算则成为梦想,因而对达赉贝子起了反感,事情虽然由大总统袁世凯批复,但拖延不发,使丈放事务无期实现。不久,张作霖接任了奉天省督军之职。当时达赉贝子也与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达成协议,既得到了该旗扎萨克的允许,又得到奉天督军的批准,于1916年(民国五年)将辽河南1400方,辽河北2000方两段荒地,合计约3400方地开始丈放。一等地每垧价银12两,二等地每垧价银9两,三等地每垧价银6两。同时征收一五经费。这次放荒,与以往两次放荒不同。过去放荒时,只设立“官荒局”,经办事务;这次放荒,是由哲里木盟副盟长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和硕卓哩克图亲王、翊卫使色旺端鲁布、科尔沁郡王衔多罗贝勒杨桑巴拉、科尔沁多罗贝子正红旗蒙古副都统翊卫使达赉、科尔沁贝子衔辅国公镶白旗蒙古副都统翊卫副使阳仓扎布等,联衔向张作霖提出了咨呈,要求设立“蒙荒局”,并请求专为设“蒙荒局”刊发钤记。为的是遇有蒙汉纠纷的事情,就可以由官、蒙两局的总办,经过会商解决。后来得到批准,旗扎萨克遂派了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为“蒙荒局”的总办,协理呼尔齐默尔根、布胡鄂鲁什虎二人为帮办。又经各王公贝子等共同议定,由呈准出放的3400方地中,辽河南北各留700方,计1400方,以便分别拨给各个王公领内的台吉、壮丁、喇嘛、陵丁等作为留界产业,借以维持生计。其分配办法是:扎萨克达尔罕亲王、温都尔亲王、卓哩克图亲王、贝勒杨桑巴拉、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贝子达赉、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等9份,各份拨留150方,其余50方由扎萨克印务处的办事人员分劈,共合为1400方。所余下的辽河南北计2000方地,由“官荒局”和“蒙荒局”总办和帮办,妥为接洽,商酌办理,并令蒙汉人民准备地价各半分领。到了1916年(民国五年)10月18日,丈量辽河南地段共有1100多方,与原来呈报的1400方数字相差太大。到民国六年,经官、蒙两荒局已经丈明辽河南、北两荒地共有3100多方,地数不足于原定的数目,又因此界外没有荒地可以丈放。台吉户地,按所定章程台吉一户要拨给两方地,壮丁每户拨给一方地,全是在放荒段内指拨,留作蒙古人的生计。将已经丈过的3100方地中,以1100方,拨留作为户地(留界地),其余2000方由蒙汉人民准备地价永领。向奉天省省长进行了呈请,可是在省长的批复中,指令要在新河另段来安排户地。接到这个批示后,达尔罕亲王认为事关全旗,没敢擅自决定,因此派人去北京,同该旗各家王公举行会议,同时令“蒙荒局”在户地没有得到解决以前,暂时不准拨放土地。到1918年(民国七年)2月21日,蒙荒局总办色拉哈旺珠尔,因为已到春耕季节,再不能拖延下去,必须求得早日解决,以免重蹈巴林爱里新荒的前辙。因此,以亲家的关系,特派他府里的巡边局局长于振藩致函给张作霖:“……历办蒙荒,向予台壮各户留界,此次拟于段外拨给,安土重迁,不无可悯!设或户地久不解决,一经拨放,必酿风潮,因商以和平之法,使台壮户地就段内安排,缩小拨给,以资生计。查河南直得者台吉271户,壮丁417户,不应得地者拔户人等1553户。试以河南而论,台吉两户拨一方,壮丁四户拨一方,占地无多,变通办理,不惟体恤民情,对荒务之进行,诸多裨益,致使荒务早日完成……”1919年(民国八年)又经北大荒界内22个村汉户、壮丁和陵丁的代表李俊、马永林等四名,前往奉天省达尔罕王府恳请拨给生计地,遂将分给台壮所剩下的地亩,酌情拨出60方,分给了这村2000多口拔户人,作为他们的生计地。一直到民国八年12月1日,经梅伦喇喜巴拉丹,会同了通辽县的明监督,商务会的李总办,同时旗扎萨克又派去印务扎兰乌勒吉,把应当得生计地的台吉、壮丁召集到通辽公合地局,将470多方地进行了抽签拨给,又把余下的50多方地分给了原在辽河北荒段里的500户台壮和拔户人,使他们也能各安生业,这才平息了事端。在荒价的分劈上,除搬效国家外,将余下的荒价作为十成,达赉贝子得四成,达尔罕亲王应得辽河南北荒价的六成,又从辽河北台壮应得的分内再提出三成,共九成,将此作为十成,分给帮办盟务亲王一成五、卓哩克图亲王一成五、公费三成。当差的台吉们二成五,已经故去贝子衔镇国公多尔济的过继子乌勒济毕里克图五分,旗内各寺庙一成。直到1920年(民国九年),丈放辽河南北荒务工作才全部完毕。达赉贝子虽在出放辽河南北荒段中得到了荒价,但仍然感到经济拮据。1927年,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内招汉人垦荒种地,约有30000亩。他是按犁杖收租,每副犁杖征收租十至十五石,这样每年可收粮上千石。达赉贝子除上述的财产收入外,还有属下的壮丁几百户为他服役。姓温的有百户,姓德的有五六十户,姓李的有七八十户,姓王的、姓刘的各几十户,还有席姓户,世代为厨役。在壮丁中的拔户人里的上层人物,如安垦局局长李景阳、中公益地局局长德本、地局帮办温玉堂等都因经理收租而大发横财。达赉贝子府的奴仆在北京的有60多人,在北府(科左中旗)的有50多人,各地局的职员有40多人。

                        (四)

                        达赉贝子的儿子多尔吉,人称“阔大爷”。从这个绰号可知他是一个讲吃喝摆阔气的王公子弟,家务大权完全操持在其妻马淑俊的手中。马淑俊年轻时在北京读书,结识了多尔吉,因马淑俊生得貌美聪明,两人一见钟情,誓结终身佳偶。可是达赉贝子认为马淑俊虽是旧道台之女,家业却早已衰落,因而对多尔吉的婚事横加干涉。但多尔吉与马淑俊却陈仓暗度,木已成舟,终于使达赉贝子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婚后,达赉贝子的门庭,每况愈下,收入减少,消耗过大,债台高筑,难以解决,无可奈何只得将祖遗府第,原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住宅,以15万现洋的房价,卖给了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1923年,多尔吉随达赉贝子从铁狮子胡同迁移到北京东四十条汪家胡同十一号一座宽大的宅院里,这是每月以1000元租金租的宅院。迁到新居以后;因多尔吉恼恨达赉贝子宠爱继母陈氏,钱财尽由陈氏掌管,于1926年,偕妻马淑俊和儿子包义,偕同亲信奴仆骆俊、李明山、老妈子关姐、丫鬟绿叶等十几人,冒着寒风大雪从北京坐火车跑到沈阳,与其父争夺经济来源(因为达赉贝子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每年征收20多万元租金)。经多尔吉的岳母马老太太疏通张作霖的五姨太太的母亲王松岩(人称王老太太),依仗张督军的权势,派他的义子邓子禛,用武力驱出原中公益地局局长蔡珍,令邓充任该地局的局长。王老太太为了拉拢多公爷(多尔吉为辅国公),还把奉天南关德源酒店胡同的宅子,让给了多尔吉夫妇居住。随后多尔吉下手谕委派温廷为中公益地局副局长,借以监督邓子禛。但是,邓子禛凡事不让温廷插手,仅在两年之间,就成为暴发户。达赉贝子闻讯赶赴沈阳达王府。王老太太见事机不妙,同达王福晋朱博儒和达赉贝子一起去见少帅张学良。经过磋商,将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租赋仍然由达赉贝子委派局长收取,令多尔吉回北府居住。在父子争夺中公益地局和中成地局的主权时,父子齐下手谕,叫奴仆们为自己效力,使奴仆们进退维谷。当时中成局局长张德增,在给北京达赉贝子的辞呈上曾这样写道:“……抗违老爷为不忠,不尊少爷为不义,既不忠不义,奴才何所取为?!……”1928年,多尔吉与夫人马淑俊去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时,途经通辽车站,迎接他们的奴仆,见到火车开动,电灯明亮,便跪在地下叩头,齐声惊呼:“宝拉罕!”认为这是神力所为。多尔吉夫妇见状啼笑皆非。他看到蒙民如此愚昧,深为慨叹。因此,决心办学,以使蒙民子弟读书认字,增长知识。多尔吉夫妇回到北府后,对达赉贝子的来信谕文,多半积压,不予执行。多尔吉主张兴学,在温玉堂辅佐下,将北府外院改修,作为“固山贝子府蒙汉小学校”的校址,多尔吉任校长,并派温玉堂、杜喜二人为劝学员。温大明和另一名蒙古人为教

                        18禁止露裸体奶头网站第四次落榜。这一年,他30岁,还称童生。然而洪秀全二十三年寒窗、十五年不辞辛苦地与最低级别的院试进行战斗的过程还是挺痛苦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洪秀全的痛苦,也为了给后面发生的故事做一个铺垫,特在此简单介绍一下科举制度。隋朝以前,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无论其品行、才能是优是劣,这些官N代、富N代都可以做官。后来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他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研发出来一个选拔人才的好办法——读书取士,也就是后来流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从此,想做官的人纷纷以读书为业,即使挤破了头也没有人在意。虽然科举制度自隋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清朝基本与明朝保持一致。有清一代,考试共分四级。第一级,院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院试的,要想参加院试,必须参加前期的选拔考试获得考试资格。选拔考试的范围是县(县试)和市(府试),通过县试和府试的人统称为童生。虽然称做童生,但童生可不都是小孩儿,三四十岁的大叔、七八十岁的老大爷也是有的。在院试中考试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秀才。当上秀才后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还有些特权,比如国家免征除秀才自己之外一到两个家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用下跪、骂大街不会被打屁股等。但秀才并不是官,若想当官,那还得继续奋斗!第二级,乡试。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在省城举行的省一级的统考,一般三年一次,只有秀才或者拥有同等学历者如监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通过,晋级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如大名人唐伯虎。举人学历已经很不错了,是有资格做官的,但国家不保证你一定能当官,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第三级,会试。在京城举行,考上举人的各省精英才有资格参加。第一名,称会元。通过会试的精英们将面对最后一道考验,或者说是将迎来科举的最高荣誉——殿试。第四级,殿试。殿试,即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始于武则天,完备于赵匡胤,算是此二人的联合发明。具体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最后根据表现给考生排名。殿试共设三等奖:一等奖:即一甲,获奖人数为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等奖:即二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进士出身。三等奖:即三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同进士出身。恭喜,熬过这一关的考试精英们,当官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一本神奇的书落榜的洪秀全不认为考试失利是由于自己实力不够,而是把考试失败的原因全部归结到清朝政府身上:譬如考试题目太难,招生比例太小等。所以洪秀全很愤怒,他恨清朝政府,恨它给了自己凭借读书出人头地的希望,却又将希望在自己面前掐破。面对屡次不第的现实,洪秀全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愤怒而已。因为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除非你有实力改变规则乃至制定规则。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要是没有什么转机的话,洪秀全的命运应该也就是继续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乡村老师或者下地当农民。命运是神奇的,因为洪秀全的命运转机很快就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洪秀全在家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拾起了一本布满了灰尘的小册子。这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多年前他去广州应试时一个叫梁发的基督教徒免费发给他的。现在看来,由于作者梁发的水平问题,这本“梁发学习《圣经》读后感”谬误很多,最多算得上一本山寨版的《圣经》。洪秀全当时对这本小册子也不感兴趣,但还是抱着不拿白不拿的态度顺手带回了家。失望无助的洪秀全开始仔细研读《劝世良言》,越看越觉得相见恨晚。因为洪秀全注意到,他的名字洪火秀(洪秀全小名)多次在书中出现,如淹没世界的“洪”水、燃烧的“火”焰、上帝的名讳“耶火华”(现译作耶和华)等。事实上,任何人随便拿起一本出版物,都能发现自己名讳中的某些字出现于其中,根本不值得惊讶。但洪秀全不这么认为,他认定自己肩负着上帝的使命,他要用上帝的教义来改造这个社会──当然,顺带做个教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1843年7月,某天。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拜上帝教成立了。这一天,洪秀全自己进行了洗礼,成为拜上帝教的第一人。为避耶火华之讳,为预兆自己成为人中之王(秀全二字可以拆为我乃人王),博个好彩头,他正式将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几天后,洪教主后来最忠诚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乡村教师冯云山加入拜上帝教。接下来,洪教主为了打响拜上帝教的名气,同时出于科举屡次不第而对儒教经典产生的愤恨,他决定拿孔子开刀——砸碎了他所任教私塾里的孔子牌位!从这一砸的效果来看,这绝对是一个昏招。首先,这令他和冯云山丢掉了饭碗,成了下岗待业人员。这样的老师,哪个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他?其次,挑战孔子地位的举动固然轰动,但这并不明智,孔圣人可是所有读书人的祖师爷,你砸读书人的祖师爷那不就是砸所有读书人的脸吗?因此,从那一刻起,洪教主就站在了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对立面,这为将来太平天国的覆亡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祸根。创教伊始的第一枪就打歪了,接下来拉人入伙的工作也进展得不大顺利,这让洪教主意识到自己不是搞组织工作的材料。因此洪秀全对自己说: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些理论工作吧,做一个理论家和精神领袖就足矣!之后的数年间,洪秀全便集中精力为拜上帝教提供理论支撑或者说让拜上帝教更好地为自己服务而进行理论创作。不过由于底子一穷二白,洪教主弄出了不少纰漏,因为他连基督教最基本的“三位一体”概念都没有弄明白。所谓“三位一体”,指的是圣父(上帝耶和华)、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一体,是一个神,并非是分开的三个神。而洪教主则是这么解释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是他爸爸,救世主耶稣是他哥哥,而他自己则是上帝的二儿子。还好洪教主出生在中国,要是生在西方的话,他这种敢让上帝超生的行为早被当做异教徒烧死了。好在洪教主也知道自己水平比较菜,所以特地跑到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去学习真正的《圣经》以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或许是因为罗牧师觉得洪教主野心太大,又或许是洪教主不小心得罪了罗牧师的助手,总之罗牧师拒绝了为洪教主施行洗礼的要求,这让洪教主到死也没能做成真正的基督徒。带头大哥冯云山洪教主从罗牧师那里打道回府的途中,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好兄弟冯云山已经给他挖到了第一桶金。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宗教的传播,除了需要一个教主以其精深的教义和精神影响力召唤追随者之外,还需要一个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把教众的力量组织起来。虽然洪教主的教义算不上正宗,很是有些山寨,但把他放到拜上帝教这个山寨版、愚昧版的基督教中,做一个精神领袖还是马马虎虎的。而那个在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则非冯云山莫属。冯云山这个乡村教师很有政治头脑,眼光长远,做事干练,尤其是组织才干举世无双,这让他成为拜上帝教事实上的带头大哥(谋立创国者南王(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李秀成自述》)。当年砸孔子牌位砸失败之后,冯云山就知道拜上帝教在花县没有市场,因为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离广州城太近,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洪秀全那粗浅的宗教理论根本没有吸引力,所以冯云山决定换一个合适的地方继续战斗。最终,冯云山挑中了广西。因为广西符合冯云山心目中理想之地的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越穷越好。越穷的地方朝廷的统治基础越薄弱,官方很少会干涉自己;越穷的地方信息越闭塞,信息不通则民众比较好忽悠。当然,广西穷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人祸,失业情况太严重了。事情是这样的:为贸易而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作为赢家的英美法商人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中国倾销洋货。洋货疯狂涌入造成的后果就是通商口岸的商品经济兴起。商品经济异军突起,那通商口岸的传统家庭手工业自然就玩不转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广州正是重灾区。既然广州经济形势不好,那么众多来自广西的、依靠对外贸易服务为生的打工仔自然就会纷纷失业。这样问题就来了:外出打工的他们是自己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没有了他们的收入,家里人只有坐等饿死。然后是天灾,老天爷太不给力,广西连年灾荒,饥民遍地。天灾人祸都让广西赶上了,想不穷都不行!财富虽可召号天下,但灾难更能聚拢人心。天灾人祸是广西人民的痛苦,却是冯云山的福音。冯云山的第二个标准是要有矛盾可供利用,这样才能通过团结一派打击另一派,借力壮大队伍。广西恰好符合要求,因为广西有著名的“土客之乱”。当时广西的居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地人(土著);一类是外来人口客家人——这类人主要是为了逃避战乱,从中原地区南迁而来,他们非常讲求宗族的团结抱团。因为客家人占去了不少土地资源,而且客家人语言、生活习惯、信仰也与本地人不同,导致客家人和本地人的冲突非常严重,再加上政府偏帮本地人,所以本地人和客家人常常生死相搏,矛盾十分尖锐。冯云山很好地利用了广西的这两个条件,在三年的时间里,冯云山不仅在广西招募到了三千多忠实信徒,更为重要的是,他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领导团队,按地位高低排列如下:杨秀清,客家人,纯度很高的文盲,职业是一名优秀的烧炭工,此人除了烧得一手好炭,还很讲义气,极富组织才能和野心,后封东王。萧朝贵,农民,武力值较高,善战,后封西王。冯云山自己,后封南王。韦昌辉,客家人,受过一点教育的农民,后封北王。石达开,客家人,家境小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是天生的将才。搁在当时肯定算“高富帅”,“高富帅”加入团队时不过十六七岁,少年得志,创业干劲十足,后封翼王。弄错了吧?以冯云山的功劳和才能,怎能屈居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后?没弄错,事出有因。由于冯云山的拉人入伙事业越来越出色,因此被一个很有危机感的本地地主以聚众谋反之罪给抓了,随后被打入官府大牢。当时洪秀全在广东,拜上帝教的广西根据地一时群龙无首,大有崩盘之势。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男主角杨秀清携男配角萧朝贵勇敢地站了出来,浑身发抖,口吐白沫。杨秀清说自己是天父(上帝),带着天兄(耶稣)萧朝贵下凡人间是为了点化众人:你们不要慌,冯云山肯定没事,这只是一个考验而已,考验大家是否能够同心协力渡过难关……广西这地方本就迷信,而且杨秀清和萧朝贵扮演的上帝和耶稣与洪教主发明的“三位一体”理论相符,再加上杨秀清演技精湛,情节逼真,生动自然,教众都让杨秀清给忽悠了。军心稳住后,事情就好办了。本来事情也不好办,毕竟冯云山的罪名不小,好在清朝贪官多,用钱可以征服他们,杨秀清带着众人卖炭攒了一笔钱,把冯云山给赎了回来。李开复先生曾经用他的成功经历鼓舞世人,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但刚刚立下大功的杨秀清先生是不敢说这句话的,因为他绝不希望有人复制他的成功,用六个字可以概括杨秀清其人:有才、志大、骄狂,这样的人是不甘久居人下的。从他选择上帝附身开始,他就踏上了追逐更高权力的征途。因为杨秀清救出冯云山挽救拜上帝教于危难的背后,隐藏着他更深的意图。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杨秀清能成功地以上帝的名义下凡,那么假借上帝儿子下凡的洪秀全今后就得听他的。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家都玩附身游戏,你洪秀全敢拆穿他杨秀清吗?所以,在这个领导班子里,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这三位高贵的天外来客位居前三,尽管冯云山功劳如山,也只能屈居第四。好在冯云山并不在乎,他有团结至上的胸襟,为了顾全大局,个人得失算什么!六人领导班子的权力分配是这个模式:政教分离。洪秀全在地位上是老大,其权力相当于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杨秀清地位上是老二,由他节制其他四个人,权力相当于政府首相和内阁总理。也就是说,实权掌握在杨秀清手中,另外四人分权制衡杨秀清。横扫南国六大核心归位,三千铁杆会众在手,看起来洪秀全马上就要造反了,很多书里也都是这么写的,在那些书里面,洪秀全被塑造成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天生英雄的洪秀全看到了鸦片战争后两广地区民不聊生的现状,感受到了清朝的腐朽和麻木,于是创建拜上帝教,高举反清大旗,表现了他彻底的革命性等。这绝不是真实的洪秀全。洪秀全绝不是什么天生的英雄,真实的洪秀全只是个普通凡人,正常人有的弱点他都有。而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选择时,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事情的真相是洪秀全是被顺水推舟地一步一步逼上了梁山。当时,拜上帝教的会众会定期搞团队建设(团营),在今天看来,这仅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但问题是:一大群贫苦人民一起搞一个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之后,再加上平时受够了官府和本地人的欺压,于是难免情绪激动,情绪一激动就会做出一些铲富济贫、吃大户的激烈行为。虽说广西的官府统治力量不够,但官府也不可能放任他们聚众滋事不管,所以有时就会调兵弹压,冲突就这么产生了。1850年12月,拜上帝教团营史上最大的一次冲突产生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金田村团营时,刚好碰到一些不开眼的官兵试图向一些身为拜上帝会会众的烧炭工人强索非法捐税,冲突爆发了,官军被打死、打伤数百人。这一下不反都不行了。事情紧急,不过好在洪教主的37岁生日就要到来了,干脆就借这一天的彩头正式造反吧!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教在广西金田村举事,以“太平”为号,洪秀全自封“天王”,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称之“万寿起义”,也就是教科书上说的“金田起义”。补充一句,有学者认为举事的具体时间还值得商榷,这里姑且采用主流观点。敢亮出旗号造反,那就得有应对政府大军围剿的办法。太平军的办法就是且战且走,以战养战,在战斗中锤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最有战斗力?不是拥有优良武器的军队,也不是人数众多的军队,而是有信仰的军队。如果将士们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只是为了吃饭挣钱而打仗,那么肯定没有战斗力,失败是必然的,这与人数和武器装备无关。这时的太平军将士大都是拜上帝教的忠实信徒,他们深切地相信自己敬爱的洪教主是由上帝派来凡界消灭不公平的,如果自己为了这个事业献身的话,自己将升入天堂永远与上帝同在。因此,有着共同信仰的他们凝聚力极强,能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爆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人数不多、武器装备也很粗劣的他们却将人员武器装备都远远胜过他们的清军斩落马下,屡战屡胜。当然,胜利来得这么快跟另外两个原因也有些关系。首先,他们的对手综合素质太差。一来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李星沅虽然写道德文章的水平不错,但打仗是个外行,最要命的是喜欢瞎指挥是他最大的乐趣;二来清军将士大多是没理想、没道德、没文化、没纪律的“四没废才”。其次,太平军的口号“均田以赈贫穷”很有吸引力,能引起广大没有土地的农民朋友们的共鸣。所以为了有地种,混口饭吃,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中途加入太平军的队伍。太平军虽然节节胜利,但对洪秀全来说,胜利的代价太昂贵了。1852年6月,洪秀全的挚友和最忠诚的战友南王冯云山战死,壮志未酬。冯云山的死对洪秀全的影响无法估量。同年12月,西王萧朝贵战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的死换来了太平军的继续前进。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入南京。江南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便于筹粮筹款,亦能割断清政府的财税来源,所以洪天王把南京

                        公之后,继者有孔子。孔子所理想,即是复兴周公之道。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可见他对周公之衷心向往。孔子在政治上虽不得意,但在学术上则有更伟大之成就,更深远之影响。中国此后之全部学术史,即以孔子及其所创始之儒家思想为主要骨干。我们又可以说,以学术来创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为第一人,而孔子继之。如韩昌黎所说:“周公在上,故其事行。孔子在下,故其说长。”两人之不同者在此。此后先秦诸子,他们中的多数,亦如周公、孔子般,同有一番他们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抱负。他们亦都想把他们所各自开创信守的一套学术思想,来创建一新制度,推行一新政治。此等态度,可说与儒家基本精神相差不远。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惟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而先秦各家思想,大体亦无以逾此。故能汇归合一,而特以儒家为其中心之主流而已。故中国学术之主要出发点,乃是一种人本位主义,亦可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对人群社会中一切人事问题之各项实际措施。如上述政治、社会、经济诸端,皆属此对象下之一方面、一部分,皆可以实际人事一语包括之。故中国学术精神之另一表现,厥为不尚空言,一切都会纳在实际措施上。所谓坐而言,起而行。若徒言不行,著书立说,只是纸上加纸,无补实际,向为中国人所轻视。因此如西方所有纯思辨的哲学,由言辨逻辑可以无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之大系统大理论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绝无仅有。故在中国学术史上,亦可谓并无纯粹之思想家或哲学家。“思想”二字,实近代中国接触西方以后所兴起之一新名词,中国旧传统只言“学术”,或言“学问”,不言“思想”。因中国人思想之对象即在实际人事问题上,必须将此思想从实际措施中求证验。所谓“言顾行,行顾言”,而无宁尤贵行在言前。故中国哲人之一切言辞,似乎只是一种人生经验,与其绩效之概括的叙述与记录而已。其立言大本,即在人生实际,不在一套凭空的思想体系上。如《论语》开首即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人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不能谓是孔子之一套思想或理论,仅可谓是孔子对于全部人生提纲挈领的一项叙述而已。此乃由孔子观察日常人生,及其切实践履所获得之亲身经验之一种记录。因此我们对孔子此番话,亦不能随意运用自己一套思想或语言逻辑规律来加以批评。因此乃孔子所亲身体会之一种实际人生,不是一纯思想,或纯理论。若欲领悟此中滋味,亦必得投身于此实际生活中,亲身有此一番实际体验,才能印证其说。因此中国人讲学问,恒以“知行”两字并重。无论说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知行合一云云,均将知与行两项连在一起说。即如上面所举《论语》首章,你必真做到“学而时习之”的功夫,才能体验出此心喜悦之情,这是第一步。继此以往,然后“有朋自远方来”,便觉无比快乐,此为第二步。更进而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此为第三步。我们当知,如无第一步实践,便无从有第二步。如无第二步到达,亦无从说到第三步。此属一种人生境界,非关思想体系。因此中国人教人做学问,必须知行配合来做。即如学问二字,也都是属于行的方面者。学与问,皆须从实习下手。此种精神,却可谓与西方人之现代科学精神相近似。科学研究必重实验,实验到这一步,再推想到另一步。如此逐步推进,却不走远步,逃离实验,凭空一口气推想出一番大道理来。但中国学术传统,究与西方近代科学有其迥异处。这因西方近代科学所研究之对象,乃指向于自然界之一切实物与现象,而中国传统学术所着意者,乃在人文界之一应实事上。自然物变动少,研究自然可有一恒常不变之共同对象。因此前一人研究所得,后一人可以凭此继续深进。探求了这一面,再继续探求那一面。进入了这一层,再继续进入另一层。研究科学可以按部就班地拾级而登,后人所发明或发现,常可超越前人,有日新月异之概。近代有了爱因斯坦,便可超越了昔时牛顿所发明之几项定律,而更有新发明。后人有新发明,前人所发明者即续被修正。但此种情势不能转用到人文界。人是活的,人常在变动中,人事亦常在变动中,真所谓“不居故常,一日二日万几”。所以处理人事,只有因地制宜之一法。骤然看来,似乎中国人讲学术,并无进步可言。但诸位当知,这只因对象不同之故。即如西方人讲宗教,永远是一不变的上帝,岂不较之中国人讲人文学,更为固步自封,顽固不前吗?当知中国传统学术所面对者,乃属一种瞬息万变把握不定的人事。如舜为孝子,周公亦孝子,闵子骞亦复是孝子,彼等均在不同环境不同对象中,各自实践孝道。但不能因舜行孝道在前,便谓周公可以凭于舜之孝道在前而孝得更进步些。闵子骞又因舜与周公之孝道在前而又可以孝得更进步些。当知从中国学术传统言,应亦无所谓进步。不能只望其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这是易明的事理。其次,再说到人事牵涉,固属复杂多端,但既属人事,则必是可以相通合一的。因此中国以往学者,很少对政治、社会、经济等项,分途作各别钻研的。因人事只是一整全体,不能支离破散来各别对治。如硬要将此等各别划开,只从某一角度为出发点去作研究,固亦可以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配合到实际人事上来,则往往会出岔。如西方人讲经济学,亚当·斯密斯之“自由经济”的理论,岂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推行过当了,便会出毛病。至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则更不必说。但单就其理论看,又何尝不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他一套思想体系?只是凭空一口气说得太过远了,太过周到了,再放到人事实际问题上来,反而不适切。中国的学术传统,则较喜欢讲会通,不甚奖励成专家。一言一行,总须顾全大局。因此用西方人眼光来看中国学术,自然没有像西方般那种分道扬镳,百花齐放的情形。两相比照,若觉中国的不免失之单调和笼统。其实此亦中国学术传统之一特殊处。譬如有人说孔子是一政治家,这并不错。或说他是一哲学家,或教育家,或史学家,也并没有错。甚至说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也未尝不可。但孔子之伟大,并不在他的某一项专门学问上。当时人就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此后学术传统如此,中国学术史上伟大人物,常只是一普通人,而不能像西方之所谓专家,这也是事实。中国学术史上亦并无专家,如天文、历法、算数、音乐、法律、医药、水利、机械、营造之类,都须有专家。但中国本于其传统的人文精神,一向学术所重,则在通不在专,在彼不在此,此为治中国学术史者所不可不知。二上面讲到中国学术传统侧重在人文界,必求落实于人生实际事务上,我姑举《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来说。讲到人生实际问题,实跳不出《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范围之外。欲达到上述目标,首先必须做到正心和诚意。我们且试问,为何我们不在此大群体内,各自谋求个人小我之出路与打算,与夫个人私生活之享受,而必要贡献我自己,来担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任呢?我们的人生大道,为何必要只尽义务不问权利?当知此处,实见中国传统学术中,寓有一番宗教精神在内。故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再有宗教。宗教在中国社会之所以不发达不长成,因儒家思想内本已含有一番宗教精神,可以来代替宗教功能了。此又为中国文化之一特殊点。而此项宗教精神之获得,则基于各人之心性修养功夫。所以就儒家学术言,正心诚意是“体”,修、齐、治、平是“用”。但单有此心,如无具体知识,则此体仍不全,亦发不出用来,因此要致知。若对外在事物,家国天下,漫乎茫然,一无所知,又如何得有修、齐、治、平之用?只要你不能修、齐、治、平,则仍即见你心不正,意不诚。空有此一番心情,表现不出真实功用来,如何能说是心正意诚。心正了,意诚了,自会逼得你去求取知识。此和西方哲学所谓“爱智”一辞又有些不同。西方哲学所求是一套纯知识,纯理论。他们认为此知识与理论可以超事物而先在。他们只是为知识而知识,认为要获得那套纯知识纯理论,则应先超乎种种实际事务之外之上来运用思想,然后其所得乃纯乃真,然后再把此一套纯知识纯理论安放进实际人生中,此是西方哲学精神。因此西方哲学只是一种纯真理纯知识之爱好与追求。中国学术精神则比较谨慎,爱切实,不迈远步。凡属所知,必求与实事接触,身体力行,逐步做去,始能逐步有知。在这社会大群体中,在国家有君臣,在社会有朋友,在家庭有父子、夫妇、兄弟诸伦。因说致知在格物。此物字并非专指的自然界之物,更要乃是指的人群间一切实事。格是接触义,若不和人群社会中事事物物相接触,即得不到知识,即不能应付此一切的事事物物,也就不能修、齐、治、平,亦即不能说是心正意诚了。三由上说再推申,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中国所讲心性之学,又与近代西方的心理学不同。近代西方的心理学,可用一只狗或一只老鼠来做试验,主要乃从物理、生理方面来讲心理,把心归入到自然界物的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心性之学,则是反应在人生实际问题上,人类所共同并可能的一种交往感应的心理。把实行的分数都加进了。治平之学,亦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具备了某项心理修养,便得投入人群中求实践。亦贵能投入人群中去实践,来作心性修养功夫。此两大纲,交相为用,可分而不可分。在先秦诸子中,学术路向各有不同。如道家中之庄老,对人类心性方面极有研究,所缺的是不很看重历史经验。如墨家墨子,特别重视人群治平实践,他常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人,又好称引《诗》《书》,是其颇重历史经验之证。但不甚通达人之心性,则是其所缺。只有儒家孔、孟,乃于心性治平两途并重,兼道、墨之长,而无其缺,故能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之大传统。我们如能循此条理来治中国学术史,便易于把握。如汉、唐学术偏重在实践方面,宋明时代则偏重在心性方面。亦非说汉唐人只重实践,不讲内心修养。亦非说宋明人只讲心性,而无人事实践。不过在畸轻畸重之间,各有不同而已。四故欲研究中国学术史,首须注重其心性修养与人群实践。换言之,须从学者本身之实际人生来了解其学术。若漫失了学者其人,即无法深入了悟到其人之学术。故研究中国学术史,必特别注意各学者之人格,即学者其人之本身。此又与研究西方学术不同。在西方,一思想家,如卢骚、叔本华、尼采等,其人其学,可以分而为二,我们只注重其思想其哲学体系即可,其人不占重要。但如研究中国学术史,而忽略于此学者之本身,只注重其思想,不兼求其人格,即无法把握到其学术之主要精神所在。尤其是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学为人。学为人,尽人事。中国人讲人事又有三大目标,即春秋时晋叔孙豹所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又非如西方人所谓之灵魂不朽,乃是在社会人群中,对人生德业、言行贡献上之不朽。此种不朽,从某一方面说,只大伟人始有。但从另一方面说,亦是人人皆能。最高的是心性修养为立德,其次治平实践为立功,又次为立言。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可说对人群有贡献。如做一孝子顺孙,贤妻良母,已是对其家庭有贡献。孔子所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此意。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即有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此言,只是报道其一己修养所得而已。故立功与立言,仍皆以立德为本源。中国文学界,通常认为李太白诗不如杜子美,柳河东文不如韩昌黎。李、柳之所以稍逊于韩、杜者,主要差别不在其诗文上,乃在自其诗文所反映出其作者所内蕴之德性上。此三不朽,各时代人对之亦各有所偏。如汉、唐人重立功胜过于立言,宋、明人重立言胜过于立功。要之,则皆须自德性出发,此乃中国学术传统最精微之特点,我们必须认取。五我在上面已说过,中国学术分两纲,一位心性修养之学,另一则为治平实践之学,亦即可谓是史学。我们如欲了解,如董仲舒、魏征等在政治上之贡献,或朱熹、王守仁等在学术上之贡献,无论如何,均须通史学。同时又须通心学。此“心学”一名词,乃系我个人所新创,与宋、明儒所谓心学,广狭用意略有不同。当我们研究董仲舒、魏征、朱熹、王守仁诸人时,不可撇开其事功实践与人格修养,而单从其著作思想方面去研究。因中国人认为著书立说或建功立业,无论在社会任何方面作任何表现,同时必先有其一番心性修养,与其所表现之背后一种人格德性作根柢。此种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究已达到何等境界,此事十分重要。中国传统学术每喜欢评论人物,把人类分等第,如圣人、贤人、君子、小人等,此种皆自其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所到达之境界来分。即如三国时代曹操与诸葛亮,我们对此两人之评价,亦多不专注重在其事业上,亦不专注重在其文章学问上,主要乃自此两人之内心境界与德性学养作评判。此等评判标准,即是中国学术大传统之主要精神所在。诸葛亮六出祁山,在功业上并无大成就,然其对领袖之忠贞,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仁心诚意,则备受后人崇拜。当其高卧陇中时,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然又只愿“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待刘先主三顾草庐,始许出膺艰巨。此等出处大节,更受后人仰敬。至于曹操,他曾对人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别人评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尽管他能横槊赋诗,不愧为一代文豪,又其政治、军事各方面所表现,固能睥睨一世,高出辈流,但他还是备受后世之讥嘲与轻视。此等处,莫看作无关学术。有志研究中国学术者,必当先从此等处着眼。中国学术是崇尚实际的,一切应自其人格境界与其历史影响两方面来作推究。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一语,意即要知道某一人,必须从其人之一生之真实过程中作探讨作衡评。孟子所谓论世,似并不全如近人想法,只系专指其人之时代背景而言。从这一点上,再回到《大学》所提出的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之三纲领来说,明明德是德性之学,亲民是治平之学,止于至善则是其最高境界。中国人所理想,人在群体社会中,所应向往所该表现的最高鹄的即是“善”。我们亦可说,中国整部历史,正是蕲向于此善。中国整个民族,也是蕲向于此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了这“善”字,一切便无意义价值可言。六我乘此再提出几点研究中国学术而常为近代所误解的历史事实来一谈。第一点,近代一般人常说,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从此学术定于一尊。此说若经细论,殊属非是。东汉以后,庄、老道家思想复盛。又自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宋、明各代,佛学传入,蔚成为中国学术传统中重要之一支。如何能说中国学术自汉以后即定于一尊呢?第二点,常有人以为,中国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其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

                        且加以关照,而对于那些长得低于审美标准太多的歪瓜裂枣则坚决不要。这也许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黄埔军人大都英姿飒爽的原因所在吧。经过这么严格的考试,黄埔第一期只录取了三百五十人,加上被并过来的军政部讲武堂学生一百二十人,黄埔一期不过五百人。程潜和于右任的面子讲武堂派送过来的一百二十名学生,凭什么不考试直接就过来了?理由很简单:人情面子,程潜的人情面子。护法战争中,程潜在湖南之战中立了功,在湖南有一定的能量,而且他本身是国民党员,自然也是孙中山重视的对象。在黄埔军校还没开学之前,程潜就弄了一批湖南子弟到广州,也就是那一百二十人,在他自己设立的讲武堂里头受训。但这个讲武堂不仅作风比较老派,而且还不正规,连宿舍也没有,把学生都丢在关帝庙里。等到黄埔军校成立后,学生都吵着要去黄埔。这些学生脾气都很倔,闹得很厉害,连程潜都顶不住。其实也难怪程潜顶不住,看看这些名字:陈赓、陈明仁、李默庵、宋希濂、左权、袁朴、邓文仪……于是,程潜请求蒋介石卖他一个面子,替他收了这一帮子弟兵。蒋校长是讲义气的人,当然会帮这个忙。于是讲武堂关门大吉,与黄埔军校合并了事。归功于讲武堂的集体入股,湖南成为黄埔第一期学生中人数最多的省份。其实讲武堂也不是唯一走后门的,还有一批来自陕西的同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介绍的。有人说于右任靠面子大开后门,他推荐的学生蒋校长考也不考就录取了,太不公平。可还别说,于老先生还真有伯乐之才,他介绍的以关麟征和杜聿明为首的几十个西北小伙子里,二十多年后升到中将的就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麟征和杜聿明的麾下有一员绝世猛将——黄埔三期的安徽籍天才将领戴安澜,此人将在抗战的故事中占据极为光辉的一页。几个特别的人接下来重点介绍几个猛人。话说西北军中有个身高一米九的长腿“男神”,这小伙子长得太帅了,现在那些涂脂抹粉的大明星和他比起来,非但英武之气远逊,就连俊秀也难望其项背,也就身具武功的电影明星吴彦祖以及那位翻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的歌星费翔勉强能有他几分神韵。此人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国民党第二悍将张灵甫(没办法,既生张灵甫,何生戴安澜),此时他还叫张钟麟。张钟麟是个才子,写得一手好字,逢年过节经常帮人写个对子什么的,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张才子的名声后来传到了写得一手好字的近代“草圣”于右任的耳中。于右任是那种见猎心喜的人,非得让张钟麟写几个字给他瞧瞧,于是便找到了张钟麟所在的军营。张钟麟在听说于大书法家的来意之后,当场挥毫泼墨,连写数张条幅,很给面子。于右任一看张钟麟的字,直叹人才难得,随后话锋一转:我听说你不是考上北大历史系了吗,怎么又当起兵来?张钟麟回答:生逢乱世,当投笔从戎。于右任一听:投笔从戎也不是你这么个从法,在这杂牌军里混,能有什么出息!既然你投的是“北大”的笔,那你就该从“黄埔”的戎。来,我给你写封推荐信,你去广州吧。于是黄埔四期里多了一个拥有北大学历的猛男。与此同时,湖北黄冈林家大湾有个瘦弱的小个子刚毕业于武昌共进中学,本来父母希望他留在当地做老师,便于照顾家庭,但他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去考黄埔军校。他叫林育蓉,一个很女人的名字,正好配合他腼腆内向的性格。在求学共进中学前,林育蓉已在家乡的私塾完成了启蒙教育,他的启蒙老师叫李卓侯。李老爷子在山沟里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不为外人所知,可老爷子却非常的满足,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出息的儿子,就是后来为中国地质事业奠基的那位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此外,李卓侯还教了三个很棒的学生:林育英、林育南和林育蓉。三人是堂兄弟关系,林育英和林育南都比林育蓉大,都是中共早期革命家。当林育蓉来到黄埔军校的时候,正好赶上黄埔四期扩招,一些不重要的标准有所下降,所以瘦弱且不够英俊的林育蓉得以成功考进黄埔。当然,林育蓉的其他能力足以使他进入这个人才济济的集体中。他后来的表现也向世人证明了考官的慧眼识人。填写报名表时,他没有用那个女人气十足的本名,而是给自己起了一个很男人的名字——林彪。还是在这段时期,一个叫毛人凤的家伙也来报考黄埔军校。此人虽然轮廓分明,但是眼神有些阴郁,不太讨人喜欢,但是这个在上海复旦大学读过书的浙江小伙子综合条件不错,最终还是被录取了。不过老天可能想折磨折磨他。入学后不久,毛人凤的身体出了点问题,实在是坚持不下来,只好休学。回乡途中,这位仁兄在入住的招待所居然遇上了小学同学春风。据史料记载,这个招待所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常出现的顶级连锁快捷酒店——“悦来”客栈。春风同学相貌没有太大的变化,长方脸,眉毛很浓。据春风同学自己说,他这些年混得很惨。早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因为思想过于进步超前,在同学间“宣传革命的道理”,没上几天学就被开除了。这里得插一句,据史料记载,春风同学被开除的原因是调皮捣蛋、不守校规。被开除后,他在上海滩做了一阵盲流(打流),跟“斧头帮”帮主王亚樵、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之类的狠人打过交道,混过江湖。在东游西荡的浪荡日子里,他在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结识了两个将来改变了他命运的厉害人物——蒋介石和戴季陶。当然,这是目前还是小混混的他所不能预见的。做了一段时间的小混混之后,听得多了,见得多了,他感觉当兵才是王道,所以跑到一个军阀那里混了一段时间……混得怎一个惨字形容!毛人凤眼见春风同学混得这么惨,于是给他出了一个走出目前困顿局面的主意:你成天这么混也不是个事,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你要是肯努力的话,一定有一份远大的前途。春风一听,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于是很有兴趣地向毛人凤打听:你说的是哪里?毛人凤告诉他:你去广州黄埔军校吧,黄埔军校的头头蒋介石你也认识。后来,春风还真就去了。只是由于混社会太久,早把知识都还给了老师,第一次并没有考上。据说在戴季陶的关照下,年近三十的他才在第二次考试中勉强考取黄埔六期。这位春风同学后来成为情报天才。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叫他的小名春风,都叫他魔鬼。至于春风的大名“戴笠”,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毛人凤也因为这个价值连城的建议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最终成了戴笠的助手和情报事业的继承者。党指挥枪再好的璞玉,如果雕得不好,也成不了大器。一个学制不长、一期基本只有四十天到八个月的速成班,为何就能培养出那么多领军打仗的将军乃至元帅?这跟黄埔军校的教学内容有关。相比于各地的讲武堂,黄埔军校完全是一所新式军校,新在两个方面——思想和实践。先来看一看思想教育。思想和信仰,是人心中所依赖的最根本的东西,有思想有信仰的军队才能长久。因为有思想有信仰的军队才能练就一种神秘无形但确实存在的恐怖力量——超越了世俗和利益的凝聚力。有了这种凝聚力的军队,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团队,才能在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之前,不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自己的特殊利益,才能在烽火战场和血雨腥风的生死考验中,胜不骄败不馁,不计较得失地玩命。这样的凝聚力是之前提过的湘军、淮军甚至北洋军所不具备的。黄埔军校一向狠抓思想教育,其本质是向学生灌输“主义”,要求学生接受党的领导。在黄埔开学典礼上,孙中山亲临会场,纵情演讲,鼓舞士气,其中有一句振聋发聩的历史名言——为什么革命仍然没有成功?就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引进苏联以党建军的经验,配备党代表、建立政治部,有意识地向学生灌输“党国”、“党军”的概念,使学生认可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认可党的“主义”,并为正确的“主义”而战。同时,也要求同学们具备鼓动能力、宣传能力,为以后招兵、练兵打下基础。也就是说,黄埔军校从根本上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一支能把“为自己而战”与“为使命而战”结合起来的军队,其凝聚力之强是难以想象的。说到搞思想教育工作,就不得不提黄埔军校史上最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有八卦人士给周恩来排家谱,说他是周瑜与小乔的后人。还别说,从其“民国美男”的外貌上看,真有些靠谱,而他后来表现出来的治国安民之才还在三国周郎之上。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下,黄埔军校从第一期开始,就奠定了极盛的“议政”之风。黄埔军校内部政治气氛浓郁,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允许在校内公开传布。由此,国共两派的学生自行组织政治团体,宣讲自己的主张,发展自己的队伍。其中最著名的国共政治团体,要数“孙文主义学会”、“白花剧社”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血花剧社”,两派辩论起来异常激烈,其激烈程度和现在的台湾议会有一拼。“黄埔三杰”说起这两派,就不得不提两派的领头人物,“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血花剧社”干将蒋先云,“孙文主义学会”会长、“白花剧社”社长贺衷寒。蒋先云和贺衷寒就是近代史上大大有名的“黄埔三杰”中的两个湖南人,另一杰则是又一个湖南人“常胜将军”陈赓。从曾国藩、左宗棠、魏源到黄兴、蔡锷、宋教仁,从毛泽东到蒋先云、贺衷寒和陈赓。近代的湖南,真英雄之邦也!蒋先云,字湘耘,别名巫生,1902年出生。必须承认,有些人天生就是人中龙凤。位列“黄埔三杰”之首的蒋先云就是这样的人物。据当年的同学(后来都是超级大牛人)回忆称:蒋先云有如恒星般,无论身在何处都不减其光辉,是天然的领袖。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入校,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不仅如此,他还创造了黄埔一项奇迹般的纪录——从入学到毕业,他囊括了所有科目考试的冠军。天才,蒋先云绝对是一个天才,而且是那种超越了嫉妒的范畴,只能以拜服二字形容的天才!蒋先云不仅才华横溢、天资超群,而且长得很帅、勇气过人,如此优秀的学生当然是蒋校长的最爱。然而,蒋校长最钟爱的这名学生,第一个老师却是蒋介石日后最大的对手毛泽东。蒋先云是毛泽东亲自发展的党员,不满20岁就成为“工人俱乐部”主任,跟老师毛泽东一起领导了安源大罢工。蒋先云进黄埔后,本身资历高,才能出色,又极具人格魅力,因此被推为黄埔共产党支部书记。他很快就如恒星吸引行星般聚集起一个集团,光黄埔一期,蒋先云就发展了八十多名党员,包括后来成为共产党将帅的徐向前、王尔琢、左权、周士第等人。贺衷寒的资质虽然比蒋先云差一些,但差得不远,要不然也不会并列“三杰”。贺衷寒,字君山,1900年出生。他20岁时成为中国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1年秋,贺衷寒作为武汉学生代表赴苏俄出席一个名字很长的大会,会议名字不重要,也就不说了。就在赴苏俄开会的这段时间里,性格刚烈的贺衷寒对自诩老子天下第一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两人常常激烈交锋,偏偏贺衷寒口才了得,张国焘往往输得一败涂地。张国焘可不是心胸宽广之人,此人后来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开除了贺衷寒的团籍。如果按各自最初的轨道运行,“黄埔三杰”会全部成为共产党人。只是贺衷寒恨张国焘,还恨屋及乌,连带恨上了共产党。这种仇恨改变了贺衷寒一生的政治选择,他最终加入了国民党。贺衷寒回国后,办杂志,批评军阀,宣传革命,还因此坐了牢。有了案底的人一般都比较受人崇拜。因此,在入黄埔之前,他也是很有声望的人。进入黄埔军校后,贺衷寒在同学中迅速脱颖而出,居“黄埔三杰”第二位。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对方更为优秀,这位仁兄最爱和蒋先云对着干。由此,黄埔中蒋、贺两派斗得不亦乐乎。“黄埔三杰”的事迹在下文中将继续展开,暂且不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一支拥有了超强凝聚力的军队无疑是极为优秀的,但它还不能无敌于天下,因为它还缺少一样东西——战斗力。下面就来说一说黄埔军校培养学生战斗力的实践教育。黄埔军校在教学上针对学制短、同学们文化程度不同以及智商有差异的实际情况,特将课程设置简单化、实用化。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学习就是为了打仗。学校把学习与打仗直接联系起来,不学最高深的,只学最有用的。仗怎么打,课就怎么设,兵就怎么练,一切为了把仗打赢。为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学校还聘请了大量苏联教官。此时苏联刚刚打完内战,这些人不光有极好的军校教育背景,更有丰富的带兵打仗经验,而且苏联红军的作战指挥、火力运用、协调管理能力在当时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苏联教官教给同学们的是最先进、最实用的东西,出去后可以直接用于作战。由于当时战局混乱,黄埔的同学们不可能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在安静的校园里专注地学习。他们只能一边学习,一边战斗,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将学习与实际结合起来。如此就能解释为什么黄埔军校在撤离大陆前一直是“短训班”性质且学期不定了,因为学生还未毕业就要上战场。这虽然有些残忍和急功近利,但不可否认,“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一条成功捷径。当然,黄埔军校也不是各期都是速成班,只要时间允许,就一定会改进。经过前三期的磨合与探索,黄埔的教学越发正规和有针对性,在第四期增加了一个阶段,类似于现在的新兵训练营,所有学生先进行各种摸爬滚打的单兵训练和摸底考试,之后再进行甄别和分班。黄埔第四期就采用了摸底考试分班制,摸底考试考完之后才正式开学。学生们被分成了两个团:军官生团和预备军官生团,后来也称一团和二团。顾名思义,这两个团有点重点班和普通班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团的摸底考试成绩好点,二团的就差点。可是分班后的名单让人有些纳闷,国共两党在第四期里头后来最出名的两名学生,居然都屈居二团。小个子林彪被分在了二团三连,大个子张灵甫被分在了二团二连。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分班结果?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性一:摸底考试成绩不行或者单兵作战素质不强。就林彪那塑料体格,能把新兵营的训练坚持下来已经阿弥陀佛了。可能性二:政治上表现得不够积极。黄埔最注重政治表现,而这两个人都是闷葫芦,性格木讷,遇事爱自己琢磨,不爱表现。可你不表现,谁能知道你进步了?两人虽然都是普通班,但大帅哥张灵甫很快凭借其出色的书法在黄埔军校里出了名,林彪则始终默默无闻,若不是因为一次枪械走火事故,他几乎没有在黄埔留下任何痕迹。在新兵训练阶段,林彪不仅没按规定上交枪械,还在晚上睡觉时自己摆弄枪械,不想鬼使神差地走了火,一枪打穿了上铺的床板,幸亏上铺的室友林伟俦出去喝水,否则两个抗日将军就一下都交待了。林伟俦后来作为国民党的陆军中将军长,被林彪这个睡在下铺的室友在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中打得落花流水,最终兵败被俘。蒋校长说完了黄埔军校的学生,现在来看一看他们的校长——蒋介石。1924年5月2日,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此,蒋介石成为众所周知的“蒋校长”。这是他第一个带官衔的称谓。即使他后来成为总裁、总统,他的老部下依然喜欢称他“校长”,表明当年曾是他的学生,显得关系更为亲昵。众所周知,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发家的。可是,目前看起来黄埔军校并非他的天下,那他是怎么发家的?答案很简单,因为黄埔军校马上就会成为他的天下。一来机遇不错,命运之神照顾他,足以制约他的孙中山和廖仲恺一年后就将离世。二来他的权

                        哩。来,来,来,来,让我搀着你。事情已经干了就算了。睡去,睡去,睡去。(下。)医生她现在要上床去吗?侍女就要上床去了。医生外边很多骇人听闻的流言。反常的行为引起了反常的纷扰;良心负疚的人往往会向无言的衾枕泄漏他们的秘密;她需要教士的训诲甚于医生的诊视。上帝,上帝饶恕我们一切世人!留心照料她;凡是可以伤害她自己的东西全都要从她手边拿开;随时看顾着她。好,晚安!她扰乱了我的心,迷惑了我的眼睛。我心里所想到的,却不敢把它吐出嘴唇。侍女晚安,好大夫。(各下。)第二场邓西嫩附近乡野旗鼓前导,孟提斯、凯士纳斯、安格斯、列诺克斯及兵士等上。孟提斯英格兰军队已经迫近,领军的是马尔康、他的叔父西华德和麦克德夫三人,他们的胸头燃起复仇的怒火;即使心如死灰的人,为了这种痛入骨髓的仇恨也会激起流血的决心。安格斯在勃南森林附近,我们将要碰上他们;他们正在从那条路上过来。凯士纳斯谁知道道纳本是不是跟他的哥哥在一起?列诺克斯我可以确实告诉你,将军,他们不在一起。我有一张他们军队里高级将领的名单,里面有西华德的儿子,还有许多初上战场、乳臭未干的少年。孟提斯那暴君有什么举动?凯士纳斯他把邓西嫩防御得非常坚固。有人说他疯了;对他比较没有什么恶感的人,却说那是一个猛士的愤怒;可是他不能自己约束住他的惶乱的心情,却是一件无疑的事实。安格斯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暗杀的罪恶紧粘在他的手上;每分钟都有一次叛变,谴责他的不忠不义;受他命令的人,都不过奉命行事,并不是出于对他的忠诚;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尊号罩在他的身上,就像一个矮小的偷儿穿了一件巨人的衣服一样束手绊脚。孟提斯他自己的灵魂都在谴责它本身的存在,谁还能怪他的昏乱的知觉怔忡不安呢。凯士纳斯好,我们整队前进吧;我们必须认清谁是我们应该服从的人。为了拔除祖国的沉痼,让我们准备和他共同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列诺克斯否则我们也愿意喷洒我们的热血,灌溉这一朵国家主权的娇花,淹没那凭陵它的野草。向勃南进军!(众列队行进下。)第三场邓西嫩。城堡中一室麦克白、医生及侍从等上。麦克白不要再告诉我什么消息;让他们一个个逃走吧;除非勃南的森林会向邓西嫩移动,我是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值得害怕的。马尔康那小子算得什么?他不是妇人所生的吗?预知人类死生的精灵曾经这样向我宣告:“不要害怕,麦克白,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加害于你。”那么逃走吧,不忠的爵士们,去跟那些饕餮的英国人在一起吧。我的头脑,永远不会被疑虑所困扰,我的心灵永远不会被恐惧所震荡。一仆人上。麦克白魔鬼罚你变成炭团一样黑,你这脸色惨白的狗头!你从哪儿得来这么一副呆鹅的蠢相?仆人有一万——麦克白一万只鹅吗,狗才?仆人一万个兵,陛下。麦克白去刺破你自己的脸,把你那吓得毫无血色的两颊染一染红吧,你这鼠胆的小子。什么兵,蠢才?该死的东西!瞧你吓得脸像白布一般。什么兵,不中用的奴才?仆人启禀陛下,是英格兰兵。麦克白不要让我看见你的脸。(仆人下)西登!——我心里很不舒服,当我看见——喂,西登!——这一次的战争也许可以使我从此高枕无忧,也许可以立刻把我倾覆。我已经活得够长久了;我的生命已经日就枯萎,像一片雕谢的黄叶;凡是老年人所应该享有的尊荣、敬爱、服从和一大群的朋友,我是没有希望再得到的了;代替这一切的,只有低声而深刻的咒诅,口头上的恭维和一些违心的假话。西登!西登上。西登陛下有什么吩咐?麦克白还有什么消息没有?西登陛下,刚才所报告的消息,全都证实了。麦克白我要战到我的全身不剩一块好肉。给我拿战铠来。西登现在还用不着哩。麦克白我要把它穿起来。加派骑兵,到全国各处巡回视察,要是有谁嘴里提起了一句害怕的话,就把他吊死。给我拿战铠来。大夫,你的病人今天怎样?医生回陛下,她并没有什么病,只是因为思虑太过,继续不断的幻想扰乱了她的神经,使她不得安息。麦克白替她医好这一种病。你难道不能诊治那种病态的心理,从记忆中拔去一桩根深蒂固的忧郁,拭掉那写在脑筋上的烦恼,用一种使人忘却一切的甘美的药剂,把那堆满在胸间、重压在心头的积毒扫除干净吗?医生那还是要仗病人自己设法的。麦克白那么把医药丢给狗子吧;我不要仰仗它。来,替我穿上战铠;给我拿指挥杖来。西登,把骑兵派出去——大夫,那些爵士们都背了我逃走了——来,快——大夫,要是你能够替我的国家验一验小便,查明它的病根,使它回复原来的健康,我一定要使太空之中充满着我对你的赞美的回声——喂,把它脱下了——什么大黄肉桂,什么清泻的药剂,可以把这些英格兰人排泄掉?你听见过这类药草吗?医生是的,陛下;我听说陛下准备亲自带兵迎战呢。麦克白给我把铠甲带着。除非勃南森林会向邓西嫩移动,我对死亡和毒害都没有半分惊恐。医生(旁白)要是我能够远远离开邓西嫩,高官厚禄再也诱不动我回来。(同下。)第四场勃南森林附近的乡野旗鼓前导,马尔康、西华德父子、麦克德夫、孟提斯、凯士纳斯、安格斯、列诺克斯、洛斯及兵士等列队行进上。马尔康诸位贤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安枕而寝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孟提斯那是我们一点也不疑惑的。西华德前面这一座是什么树林?孟提斯勃南森林。马尔康每一个兵士都砍下一根树枝来,把它举起在各人的面前;这样我们可以隐匿我们全军的人数,让敌人无从知道我们的实力。众兵士得令。西华德我们所得到的情报,都说那自信的暴君仍旧在邓西嫩深居不出,等候我们兵临城下。马尔康这是他的唯一的希望;因为在他手下的人,不论地位高低,一找到机会都要叛弃他,他们接受他的号令,都只是出于被迫,并不是自己心愿。麦克德夫等我们看清了真情实况再下准确的判断吧,眼前让我们发扬战士的坚毅的精神。西华德我们这一次的胜败得失,不久就可以分晓。口头的推测不过是一些悬空的希望,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大家奋勇前进吧!(众列队行进下。)第五场邓西嫩。城堡内旗鼓前导,麦克白、西登及兵士等上。麦克白把我们的旗帜挂在城墙外面;到处仍旧是一片“他们来了”的呼声;我们这座城堡防御得这样坚强,还怕他们围攻吗?让他们到这儿来,等饥饿和瘟疫来把他们收拾去吧。倘不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也倒了戈跟他们联合在一起,我们尽可以挺身出战,把他们赶回老家去。(内妇女哭声)那是什么声音?西登是妇女们的哭声,陛下。(下。)麦克白我简直已经忘记了恐惧的滋味。从前一声晚间的哀叫,可以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听着一段可怕的故事,我的头发会像有了生命似的竖起来。现在我已经饱尝无数的恐怖;我的习惯于杀戮的思想,再也没有什么悲惨的事情可以使它惊悚了。西登重上。麦克白那哭声是为了什么事?西登陛下,王后死了。麦克白她反正要死的,迟早总会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天。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一使者上。麦克白你要来播弄你的唇舌;有什么话快说。使者陛下,我应该向您报告我以为我所看见的事,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说起。麦克白好,你说吧。使者当我站在山头守望的时候,我向勃南一眼望去,好像那边的树木都在开始行动了。麦克白说谎的奴才!使者要是没有那么一回事,我愿意悉听陛下的惩处;在这三哩路以内,您可以看见它向这边过来;一座活动的树林。麦克白要是你说了谎话,我要把你活活吊在最近的一株树上,让你饿死;要是你的话是真的,我也希望你把我吊死了吧。我的决心已经有些动摇,我开始怀疑起那魔鬼所说的似是而非的暧昧的谎话了;“不要害怕,除非勃南森林会到邓西嫩来;”现在一座树林真的到邓西嫩来了。披上武装,出去!他所说的这种事情要是果然出现,那么逃走固然逃走不了,留在这儿也不过坐以待毙。我现在开始厌倦白昼的阳光,但愿这世界早一点崩溃。敲起警钟来!吹吧,狂风!来吧,灭亡!就是死我们也要捐躯沙场。(同下。)第六场同前。城堡前平原旗鼓前导,马尔康、老西华德、麦克德夫等率军队各持树枝上。马尔康现在已经相去不远;把你们树叶的幕障抛下,现出你们威武的军容来。尊贵的叔父,请您带领我的兄弟——您的英勇的儿子,先去和敌人交战;其余的一切统归尊贵的麦克德夫跟我两人负责部署。西华德再会。今天晚上我们只要找得到那暴君的军队,一定要跟他们拚个你死我活。麦克德夫把我们所有的喇叭一齐吹起来;鼓足了你们的衷气,把流血和死亡的消息吹进敌人的耳里。(同下。)第七场同前。平原上的另一部分号角声。麦克白上。麦克白他们已经缚住我的手脚;我不能逃走,可是我必须像熊一样挣扎到底。哪一个人不是妇人生下的?除了这样一个人以外,我还怕什么人。小西华德上。小西华德你叫什么名字?麦克白我的名字说出来会吓坏你。小西华德即使你给自己取了一个比地狱里的魔鬼更炽热的名字,也吓不倒我。麦克白我就叫麦克白。小西华德魔鬼自己也不能向我的耳中说出一个更可憎恨的名字。麦克白他也不能说出一个更可怕的名字。小西华德胡说,你这可恶的暴君;我要用我的剑证明你是说谎。(二人交战,小西华德被杀。)麦克白你是妇人所生的;我瞧不起一切妇人之子手里的刀剑。(下。)号角声。麦克德夫上。麦克德夫那喧声是在那边。暴君,露出你的脸来;要是你已经被人杀死,等不及我来取你的性命,那么我的妻子儿女的阴魂一定不会放过我。我不能杀害那些被你雇佣的倒霉的士卒;我的剑倘不能刺中你,麦克白,我宁愿让它闲置不用,保全它的锋刃,把它重新插回鞘里。你应该在那边;这一阵高声的呐喊,好像是宣布什么重要的人物上阵似的。命运,让我找到他吧!我没有此外的奢求了。(下。号角声。)马尔康及老西华德上。西华德这儿来,殿下;那城堡已经拱手纳降。暴君的人民有的帮这一面,有的帮那一面;英勇的爵士们一个个出力奋战;您已经胜算在握,大势就可以决定了。马尔康我们也碰见了敌人,他们只是虚晃几枪罢了。西华德殿下,请进堡里去吧。(同下。号角声。)麦克白重上。麦克白我为什么要学那些罗马人的傻样子,死在我自己的剑上呢?我的剑是应该为杀敌而用的。麦克德夫重上。麦克德夫转过来,地狱里的恶狗,转过来!麦克白我在一切人中间,最不愿意看见你。可是你回去吧,我的灵魂里沾着你一家人的血,已经太多了。麦克德夫我没有话说;我的话都在我的剑上,你这没有一个名字可以形容你的狠毒的恶贼!(二人交战。)麦克白你不过白费了气力;你要使我流血,正像用你锐利的剑锋在空气上划一道痕迹一样困难。让你的刀刃降落在别人的头上吧;我的生命是有魔法保护的,没有一个妇人所生的人可以把它伤害。麦克德夫不要再信任你的魔法了吧;让你所信奉的神告诉你,麦克德夫是没有足月就从他母亲的腹中剖出来的。麦克白愿那告诉我这样的话的舌头永受咒诅,因为它使我失去了男子汉的勇气!愿这些欺人的魔鬼再也不要被人相信,他们用模棱两可的话愚弄我们,听来好像大有希望,结果却完全和我们原来的期望相反。我不愿跟你交战。麦克德夫那么投降吧,懦夫,我们可以饶你活命,可是要叫你在众人的面前出丑:我们要把你的像画在篷帐外面,底下写着,“请来看暴君的原形。”麦克白我不愿投降,我不愿低头吻那马尔康小子足下的泥土,被那些下贱的民众任意唾骂。虽然勃南森林已经到了邓西嫩,虽然今天和你狭路相逢,你偏偏不是妇人所生下的,可是我还要擎起我的雄壮的盾牌,尽我最后的力量。来,麦克德夫,谁先喊“住手,够了”的,让他永远在地狱里沉沦。(二人且战且下。)吹退军号。喇叭奏花腔。旗鼓前导,马尔康、老西华德、洛斯、众爵士及兵士等重上。马尔康我希望我们不见的朋友都能够安然到来。西华德总有人免不了牺牲;可是照我看见的眼前这些人说起来,我们这次重大的胜利所付的代价是很小的。马尔康麦克德夫跟您的英勇的儿子都失踪了。洛斯老将军,令郎已经尽了一个军人的责任;他刚刚活到成人的年龄,就用他的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证明了他的勇力,像一个男子汉似的死了。西华德那么他已经死了吗?洛斯是的,他的尸体已经从战场上搬走。他的死是一桩无价的损失,您必须勉抑哀思才好。西华德他的伤口是在前面吗?洛斯是的,在他的额部。西华德那么愿他成为上帝的兵士!要是我有像头发一样多的儿子,我也不希望他们得到一个更光荣的结局;这就作为他的丧钟吧。马尔康他是值得我们更深的悲悼的,我将向他致献我的哀思。西华德他已经得到他最大的酬报;他们说,他死得很英勇,他的责任已尽;愿上帝与他同在!又有好消息来了。麦克德夫携麦克白首级重上。麦克德夫祝福,吾王陛下!你就是国王了。瞧,篡贼的万恶的头颅已经取来;无道的虐政从此推翻了。我看见全国的英俊拥绕在你的周围,他们心里都在发出跟我同样的敬礼;现在我要请他们陪着我高呼:祝福,苏格兰的国王!众人祝福,苏格兰的国王!(喇叭奏花腔。)马尔康多承各位拥戴,论功行赏,在此一朝。各位爵士国戚,从现在起,你们都得到了伯爵的封号,在苏格兰你们是最初享有这样封号的人。在这去旧布新的时候,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那些因为逃避暴君的罗网而出亡国外的朋友们,我们必须召唤他们回来;这个屠夫虽然已经死了,他的魔鬼一样的王后,据说也已经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帮助他们杀人行凶的党羽,我们必须一一搜捕,处以极刑;此外一切必要的工作,我们都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分别先后,逐步处理。现在我要感谢各位的相助,还要请你们陪我到斯贡去,参与加冕大典。(喇叭奏花腔。众下。)注释三女巫各有一精怪听其驱使;侍候女巫甲的是狸猫精,侍候女巫乙的是癞蛤蟆,侍候女巫丙的当是怪鸟。西纳尔是麦克白的父亲。指睡前所喝的牛乳酒。当时法国裤很紧窄,在这种裤子上偷材料的裁缝,必是老手。阿契隆(Acheron),本为希腊神话中的一条冥河,这里借指地狱第三部《重生》以国共合作北伐为开端,描述了近代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由统一再度分裂,最终走向统一的错综复杂的历史。重点突出了1931到1945年十四年间英勇抗战、抵御外辱的历史风云人物,以激越悲壮的语调讲述了以黄埔军人、地方热血军阀为主体的铁血军人们的英雄豪情,以幽默深沉的笔法还原了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张学良等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犹如一部恢宏的画卷,再现了中华民族儿女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奋起自救的精彩往事。蒋记王朝第一章风起两广

                        挑衅,迎战!

                        孙中山北上之后,谭延闿和樊钟秀继续率军北伐。这两人交出的成绩单大不相同。谭延闿亲率的湘军在北伐战场屡战屡败,被迫退回广东。而稍早出发的河南籍武林高手樊钟秀,则创造了奇迹。他率领麾下的数千河南子弟兵横行五省,转战数千里,于千军万马之中杀出一条血路,打到了河南南部,也算是回家了。孙中山北上未归,樊钟秀回不来,谭延闿新败,广东大本营内部有军阀搞武装割据,对于永不安分的陈炯

                        ,遣使向李克用请降,可是李克用根本不理会,带领大军包围邠州。当时王行瑜登上城楼,向李克用哭诉说之所以会迫使皇帝流亡在外,并不是自己的过错,而都是李茂贞和李继鹏所为,请李克用讨伐凤翔,自己愿意到皇帝陛下那里负荆请罪。王行瑜哭得痛哭流涕,但李克用根本不为所动,反而讽刺王行瑜不用那么谦恭,说自己受诏讨贼,不是只有王行瑜一个人,还会有其他人做伴,王尚父(王行瑜)不会感到寂寞。李克用这种不阴不阳的态度,让王行瑜彻底绝望,在感觉招架不住李克用的进攻后,王行瑜携带家眷弃城逃跑。李克用率领大军进入邠州,王行瑜逃到庆州时,最终被部将所杀,并传首京城。李克用讨伐靖难大获全胜,在处理完邠州的各项事务后,便率领大军返回渭北。十二月十三日,皇帝李晔为了表彰李克用的救援之功,加封李克用为晋王,并为李罕之加上侍中的头衔,任命李克用的大将盖寓为容管观察使,李克用的其他将佐和子孙全都加官晋爵。面对皇帝陛下的恩赐,李克用派书记官李袭吉入朝谢恩,并趁机劝皇帝李晔诏令自己讨伐李茂贞,以绝朝廷后患。此时皇帝李晔的心情很是矛盾,他当然痛恨李茂贞、韩建的嚣张跋扈,恨不能立即将他们清除掉,然而他更担心一旦李克用灭掉李茂贞和韩建,其实力将会更加强大,接下来就会将目标对准自己。可是他又不愿放弃这次除掉李茂贞和韩建的机会,李晔左思右想,始终拿不定主意,便召集大臣商议此事。大臣们对于出兵讨伐李茂贞和韩建这件事,态度也是不一,有人认为不能让李克用一家独大,那样朝廷会岌岌可危,而也有的人认为李克用忠心可嘉,不会为难朝廷,断然不可放弃这次的机会。大臣们的意见再一次让皇帝李晔犹豫不决,不过,考虑到李克用毕竟是朝廷无法节制的藩镇,为了避免日后的祸端,李晔下诏表彰李克用的救难之功,却不同意他出兵讨伐李茂贞的请求。李晔给出的理由是这次藩镇作乱,以王行瑜的表现最为显著,而李茂贞和韩建已经认识到错误,而且对朝廷的贡赋没有中断,所以朝廷应该罢兵休战以利民生。在接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李克用立即明白皇帝陛下是在戒备自己,但李克用实在找不出反驳的理由,只得取消了攻打李茂贞和韩建德计划,但心中对此却是愤愤不平。按照惯例,立有大功的河东军将们应该入朝觐见皇帝陛下,但皇帝李晔当时对沙陀军心存疑惧,竟然下诏让李克用可以不用入朝觐见。因此河东军的将领们心中颇为不满,很多人都劝李克用强行入宫,李克用对此犹豫不决,不过他的心腹大将盖寓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盖寓认为,先前王行瑜等人侵扰京城长安,以致皇帝陛下流亡在外,如今皇帝陛下虽然已经回京,但人心尚未安稳,如果现在强行入宫朝见皇帝,以李克用的实力来看,恐怕又会引起混乱。盖寓最后为李克用送上了两句话:“人臣想要尽忠,看他是否能够勤于王事,不在于是否入朝觐见,请三思而后行。”盖寓在很早的时候就追随李克用,由于机敏聪慧,善于揣摩人的心理,所以很受李克用的器重,并逐渐成为其心腹,在河东镇内盖寓的权力几乎和李克用相当,就连朝廷和邻近藩镇的使者对其也是恭敬有加。朱全忠曾经多次离间李克用和盖寓的关系,但盖寓始终深受李克用的信任。现在盖寓劝李克用不要入宫,让李克用顿时豁然开朗,于是他上疏朝廷,说自己因为统率大军,所以不敢入朝觐见,而且担心部下士卒会侵扰百姓,就此领军北归。不过,李克用刚刚回到河东镇,李茂贞就恢复了往日的骄横之态,并立即兴兵扩张地盘,河西很多州县如凉州、瓜州、沙州、肃州等地先后被其攻占,可谓一时间搞得波浪滔天。李茂贞再次兴兵作乱,让皇帝李晔颇为惊惧,同时他也认识到只是依靠藩镇的力量来对抗藩镇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再次开始组织禁军,希望拥有一支时刻忠于自己的军队。流亡华州皇帝李晔饱受流亡之苦,尤其是漂泊莎城之后,深刻地认识到朝廷禁军腐败虚弱的现实,使他渐渐丢掉了先前削藩的幻想,但是为了保持朝廷应有的尊严和地位,他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增强禁军的战斗力。因此,自石门镇回京后,李晔决定在左、右神策军之外,重新建立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于是便招募了数万人,设置了安圣、振宸、保宁、宣化等军,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朝廷军队的战斗力。不过,皇帝李晔的这个举动,使得李茂贞深感不安,在李克用没有撤兵之前,李茂贞对朝廷表现得极为恭顺,但是李克用一撤兵,他便恢复了骄横跋扈的本来面貌,在李茂贞看来,皇帝李晔招募军队,是为了讨伐自己,因此他对朝廷的怨恨不断增加,日夜操练兵马,并扬言要带兵进京申冤。李茂贞要进京的消息传到长安后,饱经战乱之害的长安军民惶恐不安,很多人选择逃进山中避难,京城一时间为之一空。针对如此现状,皇帝李晔急令通王李滋、覃王李嗣周分别领兵驻守京城周围,又令延王李戒丕屯守三桥以阻挡凤翔军。针对朝廷的军事部署,李茂贞趁机上疏,诬陷延王李戒丕无缘无故兴兵攻打自己,所以只能领兵入朝请罪。李茂贞强硬的态度让皇帝李晔很是害怕,于是他一方面命令三王做好迎战准备;另一面火速遣使向李克用求援。乾宁三年(896年)六月,李茂贞领兵向京畿地区发起进攻,覃王李嗣周领兵迎战,双方在兴平的娄馆相遇。由于朝廷禁军刚刚重新组建,还没来得及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刚一交锋禁军便全线溃败,凤翔军乘胜追击进逼长安。李茂贞大兵压境,皇帝李晔唯一的希望就是盼望李克用尽快赶来救援,然而当时李克用正在和朱全忠打得难解难分,自顾不暇,无力出兵相救,形势危急之下,眼见禁军招架不住李茂贞的进攻,皇帝李晔决定再次出逃。当时蜀中地区已经成为王建的独立王国,关中地区的藩镇没有一个可以依靠,对于李晔来讲往哪里逃是个头痛的问题。延王李戒丕建议到太原避难,而且为了避开华州的韩建和同州的李继塘,他又建议从鄜州渡河前往太原。李晔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认为也只能逃往太原,于是命令延王李戒丕先到太原告知李克用,然后启程前往太原。七月十二日,李晔君臣仓皇逃离京城长安,一路向鄜州奔去,于次日到达渭北。韩建闻讯后,派其子韩从允前去迎接皇帝陛下,想将皇帝李晔请到华州。不过,李晔因为韩建当初对朝廷贡赋不足,而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因此婉拒了他的请求。李晔虽然不愿意到华州受韩建德钳制,可是又不敢公开得罪韩建,于是任命韩建为京畿都指挥、安抚置及开通四面道路、催促诸道纲运等使。韩建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接二连三地遣使奉表请求李晔临幸华州,而且言辞极为恳切。面对韩建的再三请求,皇帝李晔有些动心,韩建虽然曾经藐视过朝廷,但李晔内心还是不希望远离京城长安,所以当他到达富平后,就派宣徽使元公讯前往华州召韩建到自己的行宫,当面商议去留问题。韩建得旨后,第二天便赶到富平,见到皇帝李晔立即匍匐在地,哭着对李晔说,现在藩镇个个嚣张跋扈,又岂止李茂贞一人,如果皇帝陛下远离长安的宗庙园陵,到偏远地区避难,一旦渡过黄河,今后就再无回到长安的可能。如今华州虽然兵力微弱,但凭借地形优势,完全能够自守,自己在华州已经经营了十五年,可谓是兵强粮足,而且距离长安不远,希望皇帝陛下能够暂时留在华州,以作重新回京的打算。韩建诚恳的态度让皇帝李晔十分感动,于是他同意了韩建的请求,下令大队人马调转方向前往华州。七月十七日,皇帝李晔到达华州,韩建将自己的镇国军府让给皇帝陛下作为行宫,自己则搬到龙兴寺处理政务。皇帝李晔留在华州暂时算是安定下来,接下来他开始着手建立流亡政府。虽然明知道朝廷虚弱,已经无力削藩,但他依然对帝国的前途抱有一丝希望,渴望得到一个贤明之臣辅佐自己渡过眼前的难关。李晔在即位之初所建立的宰相班子,其成员已经所剩无几。曾经备受器重的张浚和孔纬,在征讨河东失败后,迫于李克用的压力,已经被逐出朝廷。而杜让能、韦昭度虽然称得上是良相,但因为各种原因相继被害身亡,剩下的刘崇望已经年老体衰,不堪重任。大顺二年(891年)以后提拔起来的崔绍玮、徐彦若、李溪、崔胤等人,其中不是平庸之辈就是奸佞小人,唯有李溪还能得到李晔的信任,却又被李茂贞、王行瑜杀害。值得一提的是,首席宰相崔绍玮在朝廷内结党营私,勾结藩镇残害大臣,乾宁二年的时候已被皇帝李晔处斩;崔胤则善于耍弄阴谋,趋炎附势,是崔绍玮的死党。有鉴于此,皇帝李晔决定对中枢机构进行调整,清除奸佞小人,提拔忠实可靠者主持朝廷政务。七月二十六日,皇帝李晔下诏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为武安节度使,就此将其逐出朝廷,次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陆扆为宰相。陆扆,字祥文,浙江吴郡人。光启二年(886年)考中进士,曾经随僖宗李儇流亡兴元,李晔即位后,担任过蓝田尉、左拾遗、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职。文思敏捷,词句优美,对时政的见解也很是中肯,深受皇帝李晔的器重,景福二年(893年),李晔一怒之下想要兴兵讨伐李茂贞,陆扆就劝阻说,现在时局动荡,不应该再和靠近京城长安较近的藩镇结怨,如果出兵讨伐凤翔,就会使其他藩镇产生觊觎朝廷之心。这次皇帝李晔提拔陆扆为宰相,显然是看中了其政治才能,而且他坚信有了陆扆的辅佐,朝廷的局势会一点点地好起来。然而让李晔想不到的是,虽然他依然信心很足,但在当时朝廷受制于藩镇的情况下,皇帝尚且受制于人,无论谁出任宰相都于事无补。事实证明,在不久的将来,李晔还会像从前一样,在藩镇的逼迫下,将宰相逐出朝廷。李晔初到华州的时候,韩建表面上还算客气,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不把皇帝陛下放在眼里,而且宰相们因畏惧其权势而不敢处理政务,这其中也包括陆扆。李晔无奈之下,只得下诏让韩建主持朝政。不过,韩建因自己是一介武夫,文化较低,担心在朝堂上闹出笑话,于是上表推辞不受,李晔最终只得收回诏令。事实上在韩建看来,自己是否把持朝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帝在自己手中,自己可以利用这个皇帝号令全天下。当时韩建利用皇帝李晔的名义,向各地方发布文告,命令各地将贡赋运往华州。李克用接到文告后,十分气愤地将文告掷于地上,并怒骂韩建,正所谓枪打出头鸟,早晚有一天会被李茂贞等人灭掉。李克用当然也只是发发脾气,毕竟皇帝陛下在人家手中,李克用是不能乱来的,但作为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朱全忠则表现的和李克用完全不同,虽然接到文告的时候,他正在和朱瑄、朱瑾兄弟作战,无法分身插手其中,但他却利用当时朝廷人事的变动,为自己在朝廷内安插一个自己的代理人。前边我们说过,乾宁三年(896年)七月,宰相崔胤因为曾经依附崔绍玮,在韩建的建议下,被逐出朝廷。崔胤不愿意到地方任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向朱全忠求助,劝他在洛阳营建宫殿,将皇帝陛下迎至东都洛阳。朱全忠认为,虽然目前情况下夺取帝位不太现实,但他可以在朝廷内找个自己的代理人,一点点地将朝政掌控在自己手中,所以他选中了崔胤。他和河南尹张全义一同上表,请求皇帝李晔迁都洛阳,并声称要用一万人马前去迎接。在表文的最后,朱全忠大肆夸奖崔胤,说崔胤是个大忠臣,皇帝陛下不应该听信谗言将其逐出朝廷。朱全忠的表文虽然是献给皇帝李晔的,但韩建明白这也是在给自己一个下马威。面对强大的朱全忠,韩建自叹不如,于是只得采取折中的办法,上奏请求重新起用崔胤为宰相,同时让皇帝李晔派使臣前往汴州,劝朱全忠不要带兵迎驾。韩建心生恐惧,朱全忠见目的已经达到,便上奏皇帝李晔,表示同意韩建奏请继续留下崔胤的请求,继续为崔胤增加印象分。崔胤就这样得以继续在朝廷任职,九月十七日,皇帝李晔再次任命崔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对朱全忠感恩戴德,自此之后两个人结交更深。崔胤复相后,十分痛恨陆扆先前取代自己,于是便在皇帝李晔面前诬陷陆扆是李茂贞的同党,同时让朱全忠也上奏请求罢免陆扆。就这样担任宰相仅仅两个月之久的陆扆,在朱全忠和崔胤的压力之下被罢相,由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被贬为硖州刺史。李晔刚刚任用一个贤明之臣,就在藩镇和佞臣的运作下,被迫远离自己而去,这让流亡华州的李晔心情十分苦闷。他盼望自己能够早日回到京城长安,能够在那里按照自己意志重新整顿朝纲,但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回去,恐怕连他自己也无法给出确切的时间。当时李晔为了排泄内心的烦恼,经常撰写诗歌来抒发郁闷依旧的心绪,其中有两首词最能反映他当时向往回到京城长安以及矛盾的心理状态:(一)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二)飘飘且在三峰下,秋风往往堪沾洒。肠断忆仙宫,朦胧烟雾中。思梦时时睡,不语长如醉,早晚是归期,苍穹知不知。从两首词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皇帝李晔对京城长安的无限向往,以及对自己身置窘境的无奈与辛酸。可是他一定想不到,流亡华州不仅仅让他犹如傀儡一般,更让他的诸王兄弟惨遭屠戮,其原因在于皇帝李晔制定的亲王典兵制度。诸王之死本来大唐帝国的宗室诸王自李隆基天宝年间起,就不再插手军务,基本上算是退出了政治舞台,只有代宗李豫在位时,宗室亲王曾经执掌过军队。由于李茂贞日益嚣张跋扈,皇帝李晔即位后时常想要兴兵讨伐,但因为朝廷中没有可用的武将,而且藩镇的武将很难节制,因此李晔便效仿先祖代宗李豫以宗室亲王典兵。不过,皇帝李晔实行亲王典兵的制度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景福二年(893年)五月,李晔以覃王李嗣周执掌禁军,负责征讨李茂贞,但最终征讨失利,李茂贞带领大军威逼京城长安,亲王典兵就此宣告终结。乾宁二年(895年)随着时局的动荡以及帝国经济的严重破坏,京城长安的治安情况越来越糟糕,盗匪猖獗至极点,就连宫中的物品都是接连被盗,甚至还有盗墓贼偷掘皇室陵寝。针对这一严峻的形势,皇帝李晔再次想起起用宗室亲王执掌军队,一方面负责宫廷守卫;另一方面使其出使四方安抚藩镇。不过李晔的这个想法,遭到了宰相和宦官们的一致反对,他们的理由是给予亲王们兵权会不利于皇帝李晔。由于反对的人众多,李晔只得打消这个念头。乾宁三年(896年),李晔重新组建禁军,设置了安圣、保宁、捧宸、宣化四军。宦官和藩镇都想拥有四军的指挥权,而李晔创建四军就是为了抑制藩镇和削弱宦官,当然不会将军权交给他们,虽然宰相是李晔可以依托的对象,但唐代又有文臣不典兵的惯例,在李晔无人可用的情况下,只得再次建立亲王典兵制度。乾宁三年(896年)二月一日,李晔以通王李滋味开府仪同三司,统管诸道军事,覃王李嗣周、延王李戒丕等亲王分别统率禁军。亲王典兵制度的建立,不可否认在当时条件下起到了一定作用,至少皇帝可以掌握一支自己能指挥的军队。不过,皇帝李晔的这种做法,让藩镇们感到十分不安,尤其是李晔前往华州时,四军随之同行,让韩建尤为惊恐。从李晔到达华州的第一天起,韩建便处心积虑地想要解散李晔组建的四军,进而除掉掌兵的诸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韩建分步骤地采取措施,分化瓦解四军。乾宁四年(897年)正月,他命人上疏皇帝李晔,说城防将张思行等人联名告发睦王、济王、韶王、通王、彭王、韩王、仪王、陈王密谋杀害自己,并要将皇帝李晔劫持到河中。当时皇帝李晔和诸王的关系非常好,李晔明白这封奏疏背后的指使人就是韩建。虽然他当时没有想到韩建最终的目的是想破坏

                        ,武汉的唐生智不算对手吗?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太把唐生智当根菜了,这位兄台与真正的乱世枭雄孙传芳相比,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所谓“东南一战无余敌,党国千年重此辞”,不虚言也。

                        蒋介石复出

                        龙潭战役结束后,汪精卫和李宗仁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新桂系通过龙潭一战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威望,李宗仁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势,汪精卫自是不会让步,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关键时刻,右派先锋孙科出现了,他倡议:咱们选举一个十四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先行过渡,实现国民政府的统一再说。估计汪精卫当时只记得孙科是老领导的儿子,忘记了他另外的身份——右派骨干,居然点头同意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但是,当汪精卫看见新鲜出炉的十四人大名单时,发现除了名单之首是自己之外,接下来的人名全都是南京方面或西山会议派的人。汪精卫当即明白了:你们摆明了架空我,你们爱让谁干谁干,我不干了!1927年9月13日,汪精卫通电下野表示抗议。汪精卫的下野给了李宗仁口实。李宗仁说:你汪精卫不配合我,不给我面子,那我就西征,武力统一全党。西征征谁?汪精卫那边的头面人物唐生智。李宗仁这么做,就是要削弱汪精卫,趁蒋介石下野的机会捞取政治资本,积累资格,取而代之。不知道是因为唐生智太弱,还是因为新桂系太猛,反正唐生智是没打出什么像样的仗,连吃败仗,很快就缴械投降,流亡日本去也。由此,新桂系不仅兵力涨至二十万人,还通过“中央特别委员会”控制了南京政府。新桂系的势力攀升至巅峰,似乎无人可以撼动其地位。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还是有人能够动一动他们的,因为新桂系得罪的人太多,群众基础太差。不仅先后被整下台的两个苦大仇深的对手——蒋介石和汪精卫甘愿抛弃恩怨,联手找新桂系复仇,而且粤军的主力之一张发奎也对新桂系十分不满,这主要是因为粤军名义上的老大、新桂系的盟友——李济深的户口有问题。李济深吃着广东人民的饭,却因为自己是广西人就唱着新桂系的调,老站在新桂系一边。作为广东人民的一份子,张发奎很反感这个长期控制广东的广西人,所以张发奎打算收拾掉对方,由他自己来管理广东。换句话说,国民党中的老人——汪精卫、蒋介石和粤军张发奎,要联合起来对付半道参加国民党的新人——新桂系。一场内斗的好戏就要上演了。1927年10月下旬,因率部镇压南昌起义部队而回到广州的张发奎,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欣然前往,随即在广东另立中央。11月中旬,本应全力筹备婚事的蒋介石,于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宣布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并隔空点名邀请新桂系的三位先生、广东的李济深和汪精卫参加。11月17日,李济深和汪精卫离开广东刚一天,张发奎就和老部下黄琪翔发起“倒桂”行动,将新桂系在广东的部队能缴械的缴械,不能缴械的就直接赶回广西,史称“广州张黄事变”。宁汉刚合流,宁粤又分裂。1927年整整一年,分裂完全成了主流。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上,吃了亏的新桂系要收拾汪精卫,而汪精卫因为有张发奎撑腰,则坚决表示是新桂系有错在先。双方争执不下,事情走到了十字路口。就在这时,汪精卫提议让在会议上非明显偏帮自己的蒋介石复职。毕竟蒋介石属于国民党在广东起家时的老人,在军中威望最高,反共最旗帜鲜明,将政府的主导权交给对方,令汪精卫比较放心。新桂系的三位也表示能接受这个提议,一来曾和蒋介石有过愉快合作的经历,二来双方也未完全撕破脸,还存在继续合作的感情基础。自此,蒋介石得以借“广州张黄事变”复出。就在这几位兄台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广州出现了。当初南昌起义后被打散的叶挺、叶剑英等人潜回广州,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发动张发奎手下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自称“红军”。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将自己的军队称作红军。张发奎立即调集军队镇压。由于力量悬殊,广州起义只坚持了两天即告失败,叶挺、叶剑英冲出重围。虽然还差三年才到汪精卫的本命年(48岁),汪精卫却提前走了霉运。没在广州干多久,就赶上了广州起义。这下国民党内反对汪精卫的那些人就更有理了,责怪他纵容共产党,骂声劈头盖脸。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些骂声的背后,是李宗仁和蒋介石在暗中操纵。从动机上分析,这二位确实有理由这么做,李宗仁和汪精卫刚刚撕破了脸,而蒋介石也是因为汪精卫拆台才被迫下台。但不管如何,出了这么大的事,汪精卫只能老老实实地承担领导责任。于是,汪精卫再一次声明隐退政界,带着陈璧君远走法国浪漫去也。汪精卫走后,张发奎孤掌难鸣,新桂系趁机报仇,武力逼迫张发奎走人,李济深重回广东。1928年1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解散,众望所归的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复职后的蒋介石,随后亲自主持了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所有会议均胜利召开,所有会议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果一,取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国民党内部纷争暂告一段落。成果二,调整政府领导班子,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谭延闿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至于胡汉民,也有新岗位,出任即将成立的立法院院长。这个立法院可不简单,属于蒋介石即将施行的新举措——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关键部分。五院制来源于孙中山生前的潜心研究成果——五权分立,即政权、治权分立,政权归属国民,治权归属政府。治权又细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五权并立,其对应机构即为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合作。三层权力架构则是基于五院制的政体权力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主席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采取“集体领导制”的国务会议拥有决策权,五院握有具体实权,而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都是国务会议的常委,大家平起平坐,互相制衡。成果三,通过了蒋介石关于“搞相互监督,搞民主政治”的提议。于是,国民政府在广州、武汉、开封和太原分别设立政治分会,分会主席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中华民国时期的蒋、桂、冯、阎四大军阀正式浮出水面。

                        “济南惨案”

                        蒋介石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后,收拾张作霖便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要打仗,首先就得筹措经费。毕竟在天上没有馅饼掉的情况下,军费、粮食、抚恤金等还得靠自己想办法。自从苏联在“四·一二”之后切断了对蒋介石的国际援助,蒋介石就只能在国内市场上打主意。简单来说,他主要通过老大哥张静江的面子,找江浙财团借款养活军队和维持北伐。可是老找人借钱,借了也不准时还,再借就难了。在这种无钱可用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得请大舅子宋子文出山。宋子文本来支持汪精卫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右派做法,可问题是,现在武汉政府都没了,他还能支持谁?还能去哪里实现自己的抱负?再者,新晋妹夫的面子也是要给的。于是,宋子文顺势出山。宋子文虽然理财能力不错,但他也只有用钱生钱的本事,没有凭空生钱的本领。光靠南京政府控制的地盘上缴的税收,不足以供应北伐。没办法之下,宋子文也只能采取利诱和高压摊派双管齐下的策略,想尽办法让江浙财团筹款和认购公债,最终筹得两千多万银元军费,勉强维持北伐战事的需要。1928年4月,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在蒋、桂、冯、阎四大集团军的配合作战之下,张作霖的奉系节节败退。5月1日,北伐军击败奉军张宗昌部,攻入济南城。但他们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第六师团。其实这支日军不是突然出现的,远在南京国民政府单独北伐那会儿就已经开进济南了,只不过南京政府后来暂停北伐,没与这支日军照面。鉴于中日全面对抗即将开始,为方便理解,特在这里就中日两国陆军的编制稍作解释,下文不再赘述。中国陆军:集团军——军——师——旅——团——营——连——排——班日本陆军:方面军——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或称作班)大家可以粗略地认为:从右至左逐一比较,日军的每一级编制都要高出中国军队一个级别,像日军的师团就相当于中国的军。日军的主要作战单位是师团,这里大概介绍一下它。日军师团分四个等级:甲、乙、丙、丁。一等甲类师团,即日军的常设师团,番号依次为近卫、一至二十师团。除近卫师团,其他都是侵略中国的主力,平均人数近三万,人数与中国的甲种军相当。其中不少师团经历过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考验,战斗力很强,尤以第五师团和第六师团为最,这些精锐师团将是国军在正面战场的主要对手。其他番号的师团,大都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扩编而来的乙、丙、丁等师团。乙等师团约两万人,丙、丁师团都是一万出头,战斗力按照乙、丙、丁依次递减。其中,丁等师团主要用于扫荡敌后根据地。一般来说,番号靠前的师团战斗力更强,但也有例外。抗战后期,日军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困局,往往会通过“老鹰带小鸡”的方式,即抽调精锐师团中的精锐官兵去扩充其他师团,所以某些番号靠后的师团战斗力也很强。言归正传。之前提过,日本为占领山东不惜跟德国打了一架,虽然后来被迫在华盛顿会议上认怂,承诺放弃山东,但那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日本从未放弃将山东发展为“第二满洲”的想法,因此日军打着“保护侨民”的幌子阻挠北伐军接收济南。北伐军进入济南后,日军立刻封锁济南商业区,开枪击杀北伐士兵。蒋介石先后派出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结拜兄弟黄郛、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去交涉。结果可想而知,毫无成效。没有血性的黄郛在被强迫签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国军队在某处打死一个日本士兵”的证明之后顺利离开。有血性的蔡公时则被日军削成了“人棍”,然后被杀死,十八名随从也全部被害。看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用勇气分出区别的!同一天,日军以优势兵力收缴了数千北伐军的枪械,屠杀中国军民一千余人,残暴而嚣张。蒋总司令的日记里有这些关于“济南惨案”的字样:“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废,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对日军采取不抵抗决议”,“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无间断,以至国耻洗尽为止”。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三件事情。其一,蒋介石把北伐统一中国当作最高目标,其他一切都可以让步;其二,“对日本不抵抗主义”确实是由蒋介石首先提出;其三,“济南惨案”对蒋介石刺激很深,他在后来的日记里还写有一些“金点子”,说明怎样才能雪耻,也算煞费苦心。但从他后来的实际行动看,日记内容被完全兑现的并不多。因此,蒋总司令“日记强国”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日记已经说明了蒋介石处理此事的态度——暂不抵抗。不出所料,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伐。北伐军大部队撤离后,日军占领全城。之后的几天,这群疯狗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军民死伤一万余人,史书把这些灭绝了人性的杂种系兽类集团在这十几天中犯下的罪行,统称“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北伐军屈辱地绕道北伐后,只好把气撒在奉系身上。哀兵必胜,兵力占优,更何况北伐军的战斗力本就强于奉系军队,张作霖兵败如山倒。6月初,北伐军攻陷北京,统治中华民国十六年的北洋系统寿终正寝。7月6日,晨曦初露,西山碧云寺显得格外静谧。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拾阶而上,来到了孙中山灵位前,追思当年与中山先生一起战斗过的岁月,蒋介石热泪盈眶:总理,北伐成功了,你生前一统中国的愿望实现了!我要把你的陵墓搬到南京,就叫中山陵……随后,北京政府被取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这地方也连带不能叫京了,改叫北平。不过为使本书风格统一,下文仍称北京。

                        “东北易帜”

                        随着北伐军拿下北京,洗洗回家睡成为张作霖的最优选择,但他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一直以来,张作霖依靠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办法,跟日本人进行打了折扣的合作——在拿到日本人的好处的同时,也返给对方一点“红利”,但没有变成日本人理想中的傀儡。对日本人来说,张作霖固然滑头,却也没胆造反,不会伤害日本的“满洲权益“,算是一个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张作霖已经挡不住北伐军继续前进的步伐。可怕的是,一旦那支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北伐军冲进东北,日本人所谓的“满洲权益”恐怕就保不住了。所以日本政府很着急,不仅制造“济南惨案”阻碍北伐,还要求张作霖从关内调兵跟北伐军在关外决战。张作霖没干,他不是傻子,他知道一旦倾巢而出与北伐军决战,不但自己可能没命回东北,恐怕东北的黑土地也要便宜了渔翁得利的日本人。张作霖不听话,日本人还真不好收拾他,毕竟日本还没有做好出兵东北跟中国开战的准备。就在这种日本政府干着急的情况下,日本军中流行的“下克上”Style起了作用。在没有得到上级(军部)允许的情况下,两个日本鬼子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两个日本二杆子是关东军(日本于1919年在辽宁的旅顺和大连一带建立的军队)的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参谋河本大作。他们想到的办法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吓吓北伐军,另一方面,看看有没有可能再找一个更适合的代理人。退一步讲,即便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那也可以通过干掉张作霖把东北的水搅浑,一旦水浑了,喜爱浑水摸鱼的日本人不就有机会了吗?日本人下定决心动手的时候,接连惨败的张作霖也决定乘坐火车由北京逃回奉天。1928年6月3日,那趟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死亡专列启动了。4日凌晨五点半,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的三孔桥时,突遭日本人预先埋好的炸弹袭击,这位末代北洋枭雄身受重伤。专列被炸四小时后,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一命归西。一代枭雄自此谢幕,享年53岁。张作霖这一生,坏事肯定比好事干得多,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勉强算是一个硬骨头,在东北被日、苏两国的势力渗透时,他为保卫中国的利益出过一些力,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在保卫他的“家天下”。由于张作霖死得突然,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遗嘱,所以围绕着他屁股下的那张椅子的归属,东北军政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对东三省老大的宝座有兴趣的人自然很多,但真正有实力参与角逐的候选人只有两个:奉系的二号人物杨宇霆,张作霖的大少爷张学良。按理说,张学良本应轻松接班,毕竟奉系也算是家族企业。既然如此,为何他还要同杨宇霆竞争呢?杨宇霆极具野心是一方面,张学良的领导资质不过硬也是一方面。张学良的生活作风很有问题,难以服众。他近年来沉迷于毒品和女人,不仅失去了当年带兵冲杀的武勇,还严重影响到了思考能力和工作效率,这给杨宇霆拿他当阿斗欺负找到了合适的借口。据一些史料反应,张学良之所以吸毒,跟郭松龄的背叛以及过于优渥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生活有关。但无论张学良有多少问题,结果还是他赢了。因为张学良争取到了多数派的支持。奉系现在大致可分为三派。张作霖起家时的老部下——以张作相为首的旧派军官,即元老派;张作霖整军经武后的两派新式军官,即支持杨宇霆的士官派和支持张学良的陆大派。在杨宇

                        的年代,这种友谊委实为稀罕之物。其次,从国家利益上来看,寤生已经在鲁隐公身上进行了巨额的感情投资,不仅奉献了泰山脚下的一座祊城,还将郑国将士用鲜血换来的郜、防两城也做了人情,赢得了鲁隐公乃至整个鲁国的尊重,使鲁国成为了郑国的坚强盟友。现在,随着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这些感情投资会不会付诸东流,鲁国下一步将何去何从,是继续与郑国友好合作,还是反目成仇,转而成为宋国的盟友?都是让寤生感到揪心的问题。第三,暗杀事件本身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躁动与不安。自从周平王东迁以来,不但王室的影响力呈直线下降趋势,诸侯的权威也屡屡遭到卿大夫阶层的挑战,前几年卫国的弑君悲剧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现在鲁隐公又死于非命,怎能不令同为诸侯的寤生感到兔死狐悲?鲁隐公的死,还得从鲁国的上一任君主鲁惠公说起。鲁惠公的元妃(嫡妻)孟子是宋国的公主。孟子没有生育,而且很早去世,鲁惠公便又续弦娶了宋国的另一位公主声子,声子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息姑,也就是后来的鲁隐公。虽然是续弦,声子本人的地位却不高,没有被立为嫡妻,反倒是鲁惠公后来又娶了另一位宋国公主仲子,成为了正牌的国君夫人。根据《左传》的记载,这位仲子公主,可以说生来就是注定要嫁到鲁国去当夫人的,因为她出生的时候,手掌心清清楚楚地写着“为鲁夫人”四个字。既然是天意,仲子长大成人之后,便义无反顾地嫁给了鲁惠公这个老头子,并且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轨,也就是公子轨。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轨被立为大子。但是,公子轨还没有成年,鲁惠公就去世了。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垂帘听政的说法,仲子也不好抱着个娃娃南面称君。鲁国的群臣们商议了一下,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决定先立息姑为君,替公子轨代理国事,并且约好,等到公子轨长大之后,再将君位奉还给他。息姑的身份,有点类似于后世的“摄政王”。隐公是他死后的谥号,“隐”代表的含义是:摄其政而不尸其位。三国同盟讨伐许国的时候,鲁隐公在位已经十一年,公子轨也已经十四岁。按照当年的约定,还政于公子轨的事情,按理说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但是,鲁隐公愿意按照约定奉还大政,退居二线吗?在一般人看来,肯定是不愿意的。艺人到了年老色衰的时候,尚且频频出镜,不愿退出舞台,何况是万人之上的国君?大夫公子翚,也就是当年不听鲁隐公号令擅自率军参与围攻郑国的那位仁兄,觉得这是一个讨好国君的大好时机,于是偷偷地跑去找鲁隐公,向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请让我杀掉公子轨,您就不用考虑退位的事了!”当然,公子翚这么做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事成之后,鲁隐公任命他为鲁国的大宰。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互不相同,大宰一职在别的国家也许并不重要,但在鲁国就是首席执政官,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鲁隐公听了公子翚的建议,先是一愣,继而大笑。他对公子翚说:“这些年来,因为轨还年幼,寡人才勉为其难,代为摄政。现在他已经成年,我正打算尽快将君位奉还给他,因此早就派人在菟裘(鲁国城市)营造宫室,准备退位之后就去那里养老了。你说,到那个时候,我再想去哪里看鱼,应该不会再有人指指点点了吧?”公子翚讪讪而退。从鲁隐公宫中出来,他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害怕:如果鲁隐公将这件事告诉公子轨,等公子轨即位,还不把他整死?公子翚辗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来到公子轨的府上,对公子轨说:“昨夜国君将我召入宫中,交给我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公子轨冷冷地看着他。这位十四岁的少年与他那位憨厚的哥哥完全不同,眼神中总是带着一种旁人难以揣测的冷漠。“他……他要我将您杀死,并许诺我当太宰。”“那你为什么还来告诉我?”公子轨眼中掠过一丝惊慌,但很快掩饰过去。“您是先君的世子,鲁国的君位本来就应该是您的,我不效忠于您,难道效忠于他?”公子翚一本正经地说。这句话他说得如此义正辞严,以至于自己都深受感动,差点流出了眼泪。听他这么一说,公子轨连忙正襟危坐,双手作揖恳求道:“请大夫救我。”“他既然不仁,您也不必有义。为今之计,只好先下手为强,我愿为您刺杀息姑……只不过,事成之后,您当上了国君,请别忘了我的功劳,封我为大宰。”公子翚说。“唔。”对于公子翚的要求,公子轨没有正面回答,反而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宫中禁卫森严,大夫打算在哪里下手?”“宫禁当然森严。”公子翚迟疑了片刻,“您想必也知道,每年秋天,他都要出宫祭祀钟巫,在别人家里过夜吧?”公子轨长长一揖到地,说:“那就托付给大夫了。”原来,鲁隐公还在当公子时候,鲁国与郑国发生过战争。鲁惠公派他带兵入侵郑国的狐壤,结果打了败仗,被郑国人俘虏,囚禁在大夫尹氏家中。鲁隐公以重金为许诺,买通了尹氏,并且在尹氏家族供奉的神祗钟巫面前发誓,只要能够平安回到鲁国,一定在鲁国树立钟巫的神位,年年祭祀。钟巫是位什么样的神,史料没有任何记载。大约当年的名门望族,都有古时流传下来的家族之神,钟巫便是尹氏的家族之神罢。鲁隐公在尹氏的帮助下逃回鲁国,将钟巫的神位也带回了鲁国,当了国君之后仍然信守承诺,每年都为钟巫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公元前712年十一月,鲁隐公再度祭祀钟巫,并在大夫寪(wěi)氏家中住宿,接受了寪氏的招待。当天晚上,公子翚派刺客潜入寪氏家,将鲁隐公刺死。当然,这笔账被算到了寪氏头上,寪氏全家都遭到杀戮。鲁隐公死后,公子轨在公子翚的扶持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鲁桓公。对于哥哥鲁隐公的死,鲁桓公没有任何愧疚之意,甚至没有按国君的礼节为鲁隐公举办一场像样的葬礼。但是,对于鲁隐公的盟友郑伯寤生,鲁桓公倒是毕恭毕敬,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新郑通报情况,要求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鲁桓公为什么急于讨好寤生?因为他的上台并不光彩,鲁国朝野对于鲁隐公的真正死因都心存怀疑,大家虽然敢怒而不敢言,心里面却不约而同地认为鲁桓公就是幕后真凶。在这种情况下,他急于得到王室和国际社会的承认,而郑伯寤生的承认显得尤其重要。另外,郑国和鲁国是盟友关系,如果他上台之后不及时向郑国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寤生必定会对两国的关系产生猜疑,很有可能利用其王室卿士的身份,打着为鲁隐公报仇的旗号,联合齐僖公对鲁国进行武力干涉,这是鲁桓公最怕看到的事情。鲁桓公的巴结正中寤生下怀。寤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坐地起价的好机会,于是派使者前往曲阜,一方面承认了鲁桓公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向鲁国人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当年我国承诺在许田祭祀周公,一直未能实现,现在再次提出这一要求,请贵国务必答应。”前面说过,郑、鲁两国交易祊与许田,祊已入鲁,许田却一直赖着未交给郑国。鲁隐公在位的时候,寤生对这件事绝口不提,等到鲁桓公一上台,他便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提醒鲁国人,现在该将许田移交给郑国啦。有求于人的鲁桓公没法拒绝这一要求。公元前711年三月,两国国君在卫国的垂地举行了会晤。鲁国正式将许田割让给郑国,而寤生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不但没有要求鲁国支付利息,反而加送了一双玉璧,作为与鲁桓公初次会晤的见面礼。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书是这样记载的:“郑伯以璧假许田。”假,就是交易。按照这种说法,许田不是郑国人主动要去的,而是郑伯用一双玉璧交换的。鲁国人爱面子,可以说是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鲁国人爱面子,郑国人就给面子,两国元首在垂地的会晤极其愉快,有甚于鲁隐公的年代。一个月之后,两国元首又在越地签定了和平友好条约,双方举行了隆重的盟誓,誓言是:“渝盟,无享国!”意思是,谁违背了盟约,就不能享有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大名之间签订盟约,仍基本采用这一誓言,可见中国文化对其影响之深。同年冬天,寤生对鲁国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受到鲁桓公的热情款待。此时距鲁隐公之死刚好一年。一年的功夫,昔日的朋友已成旧鬼,而蓄谋杀死朋友的人,又成为了觥筹交错的新朋友——这真是应了邱吉尔先生那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就在这个堪称“鲁郑蜜月”的冬天,在郑国的宿敌宋国,发生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件事,如果刊登在《壹周刊》之类的八卦杂志上,或许很合适。但它竟然煞有介事地记载在《左传》这样严肃的史书中,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华父督,既不姓华也不姓华父,华父是他的字,督是他的名,古人名字连读,所以称为华父督。他是宋戴公的孙子,宋戴公是宋殇公的曾祖父,所以华父督是宋国的公室成员,论辈分则是宋殇公的叔伯辈。孔父嘉,就是前面说过的大司马孔父嘉。和华父督一样,孔父嘉也是名字连读,字孔父,名嘉。这个人在历史上因为两件事而出名,第一,他的老婆很漂亮;第二,他有一位后人,名丘字仲尼,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孔夫子。华父督看见孔夫人(姑且这样称呼她,虽然并不准确),可谓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后人无从得知当时孔夫人是否与他眉来眼去,但华父督已是三魂不见了七魄,以至于回家之后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但是他只能想,只能独自辗转反侧,不敢去找孔夫人,因为孔夫人的老公不好惹,是宋国的国防部长,手握重兵的实权派人物,深受国君信任的红人。但是啊但是,孔夫人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她的娇好面容和曼妙身姿在华父督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有如醇酒一般被珍藏,而且偷偷发酵。一个月之后,公元前710年的正月,饱受相思之苦的华父督断然作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他派人袭击了大司马府,杀死了孔父嘉,将梦寐以求的孔夫人抢到了手。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不只是一个八卦新闻,而是一桩政治丑闻了。宋殇公得到消息,勃然大怒。色胆包天的华父督这才想起害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带人杀入宫中,将宋殇公也杀掉了。如果说,鲁隐公之死曾经给寤生带来过一丝不安的话,宋殇公之死带给他的则全都是重大利好。这件事发生过之后没多久,华父督就向郑国派出了使者,请求郑国将公子冯送回宋国,继承君位。使者同时也向寤生表达了结束两国之间的争端、睦邻友好的愿望。公子冯被送到郑国,是公元前720年的事,至今已经有十年之久。因为有寤生这样一位强有力的保护者,十年的流亡生涯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困苦,他吃得饱,睡得好,不用担心被人追杀,也不怕仇人动用数个国家的部队来取他的性命。但是,当宋国来的使者跪在他面前,举着群臣联署的文书,请求他回国当国君的时候,他反倒是吃了一惊,仿佛不相信命运会发生如此重大的逆转。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保护人,而寤生正一脸慈祥,如同老父亲一般看着他。他没有理会使者,反倒是跪倒在寤生面前,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没有您,我又怎么能够苟延残喘至今?这次有幸回国,得以延续祭祀祖先,宋国世世代代臣服于郑国,不敢有二心。”寤生微微一笑,将公子冯扶起来。他相信公子冯此时说的是真话,但他也明白,真话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别看公子冯现在感恩戴德,等到回国南面为君,能够在他寤生有生之年臣服于郑国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谈什么世世代代?公子冯回国之后,在华父督等人的拥戴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庄公。同年三月,齐、鲁、郑、陈、宋等国元首在宋国的稷地举行了高级会晤。会晤的主题,一是“以成宋乱”,也就是对宋国发生的弑君事件表示谅解,各国承诺不干涉宋国内政,尊重宋国人民的选择;二是承认宋庄公继承君位的合法性,认可他为宋国的最高领袖;三是确立华父督在宋国的首席执政官地位。“宋乱”之所以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宋殇公自即位以来,十年之间,发生了十一场战争。从战争的起因上看,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利,斩除公子冯;从战争的结果上看,丧师、辱国、失地、丢人。连年的战争使得宋国的人民疲惫不堪,早就无法忍受了。而孔父嘉作为大司马,对这些战争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样难辞其咎。这两个人的死,在宋国朝野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大伙心里反倒是松了一口气,庆幸这连年征战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第二,公子冯原来就是宋穆公的大子,继承君位也在情理之中,再加上他在外流亡了十年,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第三,在华父督的操纵之下,宋国花了大本钱,对齐、鲁、郑、陈等国进行贿赂,用金钱收买国际承认。以鲁国为例,宋国送给鲁桓公的礼物中就包括“郜大鼎”这样贵重的礼器。郜国是姬姓小国,很早就被宋国吞并,因此郜国的大鼎也成为了宋国的器物。公元前713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讨伐宋国,郜被攻占,又成为了鲁国的领地。自古以来,鼎就是权力的象征,宋庄公将郜大鼎送给鲁国,等于是承认了鲁国对郜的主权。鲁桓公对此喜不自禁,郜大鼎运到曲阜后,派人将它安放在大庙之中。这一举动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大夫臧哀伯(臧僖伯的儿子)劝谏说:“将作为贿赂的大鼎放在大庙,以此向官员和民众炫耀,百官必定以此为榜样。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员的邪恶;官员的邪恶,是由于索贿受贿成风。郜鼎放在大庙里,还有比这更明显的贿赂吗?昔日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将九鼎迁到自己的首都,尤且受人诟病,现在您竟然将代表弑君叛乱的器物放在大庙,究竟是想干什么呢?”这番话很有道理。可是,臧哀伯还没来得及想明白,鲁桓公不也正是通过弑君才上台的吗?用这番道理来教育鲁桓公,岂不是变相地掌他的嘴?【挑战权威的尺度:有礼、有据、有节】现在,从地图上看,郑国周边的几个国家,东边的齐、鲁是铁杆盟国,宋国已经化敌为友,成为友好邻邦,南边的陈国是姻亲,许国是附庸,西边的周王室则风雨飘摇,不足为患。北方的少数民族北戎曾经于公元前714年,也就是齐、鲁、郑三国同盟谋划进攻宋国的那一年,趁着中原动荡,从今天的山西省平陆县一带出兵,南侵郑国。寤生起兵抵抗入侵。半个世纪之前犬戎大军血洗镐京的记忆仍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对于北戎军的战斗力,寤生不敢等闲视之。他私下对公子突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戎人以步兵为主力,而我军以战车为主力,我很担心戎兵穿插于我战车之前后,扰乱我军阵势。”战车是当时中原各国的主要的军事装备,一辆战车加上一定数量的步兵,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战车具备冲锋的力量,而步兵起到掩护的作用,攻防兼备,类似于现代的坦克加步兵组合。但是,在实际作战中,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战车冲锋的速度过快,将步兵远远扔在后面,前后脱节,不能相互照应。另外,战车不是骑兵,不能灵活转身,必须跑到开阔地才能掉头,一次冲锋过后,战车找不到自己的步兵,反而被敌人的步兵围攻,在当时也是屡见不鲜。寤生久经沙场,对于战车的弱点当然了如指掌。他担心,戎军步兵的战斗力强于中原的步兵,如果郑军战车的一次冲锋不能有效击溃戎军,则很有可能被戎军分割蚕食,导致全军失败。对此,公子突回答道:“戎人轻率而无秩序,贪婪而不团结。如果打了胜仗,就在战场上为了争夺战利品互不相让;如果打了败仗,只顾各自逃命互不相救。我军可以派出一支部队作为诱饵,与戎军接触之后,扔下少量装备,佯作逃跑,戎军见有利可获,必定追击。我军事先埋伏下三路伏兵

                        市摆摊去。德胜门那儿的,注128头里都是摆摊卖破烂的。注129

                        3.一解放就看坟来了

                        金:这儿是坟地。1949年不是解放么,怕这坟地丢了,就搬到这儿来了,看坟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全来了。我也不懂。我来的时候33岁了。这地方呀,那时没有村,就是东一家西一家的。我们人生地不熟的,10来亩地,不会种,这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叫不上名来。那会儿旗人不吃香,净受人欺负,都说那,人家骑马我骑人,这本地人就欺负人。一到挣分的时候,人家净拿我们打哈哈。也就是解放,要不解放我在这儿住不住。金恒德:真抬不起头来。定:您后来干农活吗?金:不干也得成啊,不干吃什么呀,挣工分哪,分粮食啊。老头子不会,什么都不会,我也没干过,不会学么,慢慢学。就我一人干。金恒德:那会儿不是有自留地么,我父亲都没管过,不会拿锄,用两手那么样拿着。都是我和我妈弄。金:他就没干过。清理阶级队伍,四清注130什么的,非得让出去干去,逼得没法子了,干了几天。有一阵子是喂猪,喂了几天猪。再有几天在豁口外头那个什么河,在那儿值夜班。真受气。定:按说这是你们家坟地,都有看坟的人啊。金:就有一个看坟的。我们满族在这儿不吃香,可是到今儿也没改,户口本上还是满族。我弟弟一家子孩子大人都是满族,也没改。想改也改不成啊,都是他们家的坟,大石碑这儿立着呢,说不是你的成吗?定:你们跟其他宗室联系多吗?金:也有来往,比如跟溥四爷注131,溥杰那儿去过两趟。溥仪放出以后也去了一趟,他还挑眼了哪,我们老头子给他行大礼,他说不应该,现在解放了,他都改邪归正了,不能行大礼了。太舟坞注132那儿有溥任的坟地,起坟的时候没人管,我老头子好管这闲事,后来任四爷过意不去,就买了绒衣,当时条案上摆了一筒茶叶,就说拿去喝吧。我们家是农业户口,归东升公社管。差点划成地主,算漏划地主。后来划成城市小贩,我的简历都是城市小贩。

                        (二)金竹青口述

                        时间:2003年2月23日地点:北京天通苑东二区某居民楼金竹青家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金恒德[访谈者按]我对金秀珍的访谈,颇得益于她的女儿金恒德的热心协助。金女士逝世后恒德又主动提出,她还可以帮我去找她的姑姑金竹青女士。因为金竹青女士所住原“西北套”一带房屋正值拆迁,此事耽搁了两年之久,到2003年冬,金女士已经迁居到天通苑并在那里安定下来,恒德遂专程陪我去为金女士做了访谈。金竹青是毓珍的胞妹,与金秀珍互为姑嫂。对于她娘家的事,她与金秀珍的讲述因各自不同的处境而互有详略参差,而二人各自的婚姻与生活,却也有他们那个特定的生活圈子中的某种共性。两篇口述既可以互补,也可以互证。

                        1.打安上这碑就败家

                        金竹青(以下简称金):我们家那石碑啊,立碑那地方是一个祖坟,老坟,那时候本家也多,老坟不是一家的坟,一块地就10亩哪,大着呢。老坟地有围墙,有门,后边3个门,就在石碑那儿,死人进去灵(指灵柩),开正门进门。黄杨、柏树多了,我小的时候那树还有呢,一进去害怕着呢。这坟是怎么个来历呢,北京有个沈万三注133您知道吗?那是他的花园儿,是他送给我们太王爷的。我们那太王爷就留下话儿了,说将来给你们姨妈、姨太太她们做茔地。所以坟里埋的都是姨太太,没有男的。男人还专有坟地。定:可是坟地的碑不是弘晌的吗?金:你听着啊,后来乾隆打围,路过我们那坟地那儿,由那儿过,就问,这是谁家的坟地,他会看风水啊,他一看这茔地了不得啊,将来得出皇上,回去就赏了这碑。我们打安上这碑就败家了,安的这地方正是把那青龙压住了,由这儿就完了,以前辈辈儿是世袭罔替啊,辈辈儿出一个奉国将军,就打安上这碑,就出不来了,出不来做官的了,乾隆那就是破根儿来了。竖立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石碑(定宜庄摄于2000年)定:您这是听谁说的?您哥哥?金:我父亲他们都知道啊。

                        2.我小时候净搬家了

                        金:我1916年生的,87岁了,属大龙的。我们家是爱新觉罗,黄带子。我父亲是溥字辈,我是毓字辈。原来我叫毓竹青,后来冠老姓就姓金了,我的名字就叫金竹青。我哥哥就改成金宝忱了嘛,号似的。那会儿不是有府么,我们的总府就是十王爷府,康熙不是24个儿子么,他是康熙第10个儿子。大高个儿,过去我们家有齐眉棍,那是我们太王爷的,两米多高。那人多高,那棍多高,府里头都供着,还有祠堂,“文化大革命”才把牌位砸了的。我们家那老宅子,最近没几年才拆的。反正那会儿够威武的,我老祖死的时候,门口那轿子都摆满了,都是王爷。小时候我看过那账,过去办事呀,办完了都写账,红白喜事,红事红本儿,白事是蓝本儿,都有,什么买了多少两,多少两银子。过去够威武的。(笑)我出生的时候住在前牛角,北草厂里头,西直门里头不远儿就是北草厂,前门叫前牛角,后门叫后牛角。那房也不算太大,头喽四合院,后头有一间后倒房。那就是哥儿几个,上头老祖,我大爷爷大太太,三太太,都挨那儿死的。后来我老祖也没有啦,大爷爷大太太都没了,大爷爷什么都没有(指孩子)。就剩我爷爷、太太、三爷爷、爹、婶,我们就分家了。我们家就搬到小后仓,也在西直门里头,那时候就租房了,买不起房了。定:你们家搬出来了,那留在府里的是谁啊?金:还有本家呢,哎哟我们本家多了去了。我们是长房,那些本家辈儿都小,就我们家辈儿大。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那本家哥哥都60多岁了,来了给我父亲请跪安哪,街坊瞅着都新鲜。反正过年就来,三十晚上就来,辞岁来。我族里的嫂子,我们叫姐姐,来了还那么大规矩呢,我父亲说坐下坐下,她们都不敢,坐椅子都坐一点边儿。我还有个四嫂是个女儿寡,没结婚我那四哥就死了,死了以后人家娘家就说女儿愿意,就过去守寡。把死人在那边停着就办喜事,守了一辈子,那叫女儿寡。皇上给她的贞节牌位还挂那儿呢。那会儿不是爹妈做主吗,女的就不能反抗啊。我那姑婆呢,才21岁,就守着,就不走。走了让人笑话。我父亲那会儿讲这事。我跟听笑话似的,自己没赶上过啊。我们家里头,我爷爷老哥仨嘛,大爷爷死得早,70多岁就死了,我没赶上。我听他们说,我大爷爷就是做饭的。我三爷爷80多岁死的。我爷爷那年死的时候也不小了,70多岁了吧,我爷爷死的时候我才7岁。我还一个叔伯爷爷,他们仨人都没做工作,什么工作都没做过。定:那干吗呀?金:什么都干不了哇,什么都不会呀,什么都不会,老碍着面子,老倒不了这架子,高的做不了,低的不爱做,怕人看不起。我这三爷爷那会儿净跑二黄票,就好戏,就到外头走票去。定:他就好唱戏?金:啊,由8岁,就在这戏界里头,在富连成那里头,唱戏的都圈在这里头,就学,唱小花脸的,他喜欢这个么。跟过去那老唱戏的,刘复生啊,谭鑫培啦,都一班的,都在一块,一辈子都在那里头。登台唱啊也不要钱。走这票走一辈子,一分钱不挣。定:是挣不着还是不要?金:不要,过去也是,有点钱就造呗。后来就在那里头教戏,他在戏界里头有名啊,打听载过庭,那老唱戏的没有不认得的,都知道,挺有名的。定:您三爷爷唱二黄票,那他有三太太吗?金:三太太也死了,死得挺早的,我也没赶上。他们先有一个儿子,我们叫爹呀,后来死了,儿媳妇也死了,最后就剩下老头一个人了,后来那年就八十几了,抽冷子(突然间)有病了,接回来,死到我们这儿了。定:您爷爷也唱戏吗?金:我爷爷不唱。定:那他在家干什么?金:他就在家。我爷爷那会儿在外头有个姨太太,就算外家吧,我爷爷跟那儿过,不回家,最后都病得快不行了,才把他送这儿来,就是小后仓这儿,倒死在家里了。家里就是我太太跟着我们,我太太也是北京的满族人,她家就老俩儿,和她这一姑娘。(老俩儿)那会儿就说,我这闺女呀,非得是门口摆狮子的,我才给呢。结果真是,真给了这么一家,我太太那一辈子才叫享福呢,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干,就做点家里活儿,也有用人吧。她84岁才死。定:那你们家过去还是挺有钱的?金:钱是不趁,就指着俸禄,每月关钱粮、关米,没别的进项,你看都不工作。到我就连钱粮都没赶上,我5岁还是几岁呀,跟我父亲去关了一趟,上什么仓,说老没给了,抽冷子给一回。那就是最末一回了。定:那您父亲那时候做什么呢?金:我父亲一辈子没做过工作,什么工作也没做过。吃国家的俸,都没做过事儿。像我父亲、我母亲、我太太、我哥哥、我,就我们5口人,人不多,租房都租了7间房,前后院,头院4间,后院3间,分家分的东西多啊,都了不得。后来没有俸禄了,就不行了,(分家)出来就卖着过,卖东西过,刚开始有点首饰这那,就卖小件,最后我小时候那会儿,就越卖东西越少,就住不起那么多房子了,后来就由7间改成3间,搬到后院3间,后来搬家就没数了。我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净搬家了,来回地搬,大后仓,那住的地方多了。我父亲一直没工作,什么都不会啊,不会,就待着,没有进项啊,我哥哥上到四年级就上不了了,16岁就工作了。

                        3.一家人都靠着我母亲

                        金:我小时候就没姥爷了,姥姥死的时候我9岁,我母亲什么样,我姥姥就什么样,大高个儿,不会骂人。我母亲15岁结婚,我父亲16岁。我母亲家里头,那会儿也是没什么,条件不好,搭着跟这边有点儿亲戚,这么给的,过来之后一点儿福没享。家里爷爷公、太婆、公公婆婆、大爷公、大爷婆,您看这一大堆人,还有一个大姑子,下边又是小姑子,又是兄弟媳妇。她才15岁,那会儿规矩多大啊,4点钟就起来梳头,梳两把头,梳完了这头天还不亮呢,也不敢躺下了,躺不了了,就等着听奶奶婆屋里一有动静了,就得进去侍候奶奶婆去。端尿盆呀,归置屋子呀,点烟呀,喝茶呀,都得侍候。她倒不受气,就是规矩大,那规矩受不了。定:您母亲也够不容易的。金:要不说呢,15岁结婚,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两岁。我哥哥是第二胎。我哥哥底下的哥儿仨,挨着排儿死了俩,都是得病死的,嗓子,一会儿就死了,一个8岁,一个9岁,挨着。我哥哥小时候倒不怎么闹病。我跟他差10岁呢,我是第7胎,我母亲生我的时候三十多了。定:除了死的那俩还有哪?金:还有,都没活。过去那医学也不行,就在家里生,出来好好的,抽风就死了。我底下还有三个,还有小月(指流产)的一个呢,这就十个吧。最后就落我们俩。定:您母亲多受罪呀。金:可不是嘛。我母亲受一辈子苦。我由小儿,几岁就跟着母亲给人做活,给人家外边做呀,做卖活儿,绣枕头,做洋袜子,过去穿那洋袜子都用手工做,口儿啊,尖儿啊,不像现在这样一气儿织下来,都使手工缝。那时候有撒这活儿的,到宫门口那地方领活儿去,做得了再给送去。我母亲揽这活儿,我帮着做,有时候她缭贴边,我就钉纽襻儿,盘那个算盘疙瘩,一小儿(指从小)我就会弄那个。我母亲做活快着呢,手底下麻利着呢。定:做一件得多少天?金:钉纽襻儿,两天就做3件。做那么一件30多吊钱,那会儿30多吊钱就够一天的生活。过去东西都便宜,也不吃好的,窝头啊,烙饼啊,那会儿什么面都有呗,凑合着吧。维持生活吧。我母亲没出去的时候就干那个,就指那生活。后来实在没办法,那年我们在西直门里头顺城街住,南顺城街,有个本家就跟我母亲说,您老这么待着也不像话,别拉不下脸来啦,别嫌寒碜啦,我母亲就出去看孩子去了。我那时13岁。她就管看孩子,是在一个学校,一直就跟那儿住,单有做饭的,有听差的,她看4个孩子呢。然后她把钱拿回来。我母亲一直在外头,后来有了我们这侄女了(指金恒德),才给我母亲叫回来看孩子。定:你们当家的、本家的,像您母亲这样出去做保姆的多吗?金:不多,也是挤对得没办法了,也不能老做卖活,当保姆比做卖活强点。定:您母亲真行,你们一家人其实都靠着她。金:嗯,就靠着她生活呀。定:男人都不工作,全是女人工作?金:那怎么办哪。男的什么都不会,女的好赖能做做卖活什么的。像那会儿卖个菜,挑两担菜,先卖后给钱,他都干不了,挑挑儿挑不动,吆喝也不会吆喝,卖也不会卖,不会,不会干,也拉不下脸来,老嫌寒碜,老怕人瞧不起,大爷的架子老不倒。女的没办法了,你能瞪着眼睛瞅着吃不上饭?可不就能干什么干什么。我父亲一办事还先喝酒,喝完酒脑子就糊涂了,就什么事也办不了了。定:您母亲娘家还有什么人?金:我有一个大舅,一个二舅。住哪儿我就说不清了。我大舅后来在阜成门外一个报社,给人家看报社。我舅妈没孩子,抱了一个,20多岁得臌症死了,就剩了老俩,后来都是我哥哥给发送的。我二舅被国民党抓兵的给抓走了,好几年呢,都没信儿,最后队伍回来了,扎营扎在德胜门那儿一个庙里边,他也找我们,我们这儿也找他,我记得我还去见过呢。后来有病了,他家里也什么人都没有了,就回到我们这儿,还算不错,死到我们这儿了,死到家里了。

                        4.我的婚事

                        金:那是我父亲死了以后的事了,我母亲不是一直不在家么,我的婚事是我哥哥做的主,我周岁28了才结婚,这不给那不给,怕受气,有公公婆婆不给,妯娌多的不给,做这工作的不给,那工作的不给。我哥哥那脑筋旧得厉害。定:您后来结婚嫁的是……金:后来嫁的这家也是旗人,他们家是蓝靛厂镶蓝旗的。他就一个人,他妈死得早,他十几岁他妈就没了,20多岁他爸也没了,他就跟着他姑姑。她姑姑姓李,也是蓝靛厂的。这个姑姑还更新鲜了,她19岁结婚,21岁守寡,先还有一个孩子,没活几个月就死了,她就在娘家待着,一直守到70多岁死,没再嫁。后来人家给她找的事,在肃王府里给福晋梳头。就管早上福晋起来给梳梳头,别的事都不管,底下还有人侍候她,就干这个。后来福晋有一个姑娘出嫁,她又给这姑娘当陪房,跟着过人家那家去了。那王府的规矩,大着呢,早晨起来得请安,吃饭得请安,一天这安就受不了。他为什么耽误着呢,就因为有这姑姑,人家都不给,都嫌这姑姑规矩大,谁也不敢嫁给他。要不我嫂子的娘家姨儿做媒,我家也不给呢。(这媒)说了没有一年,姑姑死啦,就剩他一人啦,又说,就是岁数大点,大就大点吧,就一个人儿,又不是续弦。他比我大一轮,我周岁二十八,他四十了,挑来挑去给我挑了这么一个人。定:就那么怕受气?金:对。倒没受过气。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正式工作,那老太太死的时候留下一处房,那房买的时候不是老太太的,写的是他父亲,就是我公公的名字。老太太死以后他就卖了房,拿这房子的钱,发送了老太太,剩了几万块钱,又买了13间房。老太太给人梳头的时候也挣下不少钱。定:你们过的日子也还不差?金:对,就那13间房子,租点房子,也没工作。后来也不能就那么耗着啊。我哥哥那会儿在沙滩的理学院,就是杂差吧,那理学院的院长啊,就是我母亲待的这家的男的,我哥哥的工作就是他给找的。他(指丈夫)就也在那学校干了几年。后来不是日本投降了么,我哥哥不干

                        那儿——我是你儿子约翰尼,他说——我们成了朋友,因为我们彼此有好感。然后就打仗了。战争期间他干得不错,他是个工程师,娶了个意大利姑娘,不过那段婚姻没有好结果,她跟另一个男人跑了。你知道我那天晚上梦到了什么吗?啊,那真是个哀伤的梦,让人很心烦,情绪低落。我梦到有一棵美丽的樱桃树,就像这里后院本来有的那棵樱桃树,不过那棵树后来被风暴吹断了。硕大、黝黑的樱桃,可爱、肉肉的、亮晶晶的。我站在树的一边,可怜的约翰尼站在另一边,我们靠在树上,拼命去够树上的樱桃,我们试了又试,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把树枝往下拽,它又会弹回去,樱桃就是够不到……于是我们站在那儿,我和约翰尼,我们都哭了。”约翰尼成年后去了美国,从此杳无音信。很久以后,距劳里偷走她的孩子、离开她已经四十年了,莫迪给她丈夫写了封信,提出要见面。他们在摄政公园的一条长椅上会面。“呃,你想要什么?”他说。“我在想,也许我们可以给约翰尼建一个家。”她对他说。她解释说他们可以找一栋房子——她知道他从不缺钱,他会投机倒把——把它装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在美国的报纸上登启事。“因为约翰尼从来没有过温馨的家。”她向丈夫解释。“他说什么了?”“他给我买了炸鱼和薯条。接下来五年我都没再见过他。”湛蓝炎热美好的一天我对菲丽丝说:“你守老营。”然后我冲出办公室,叫工作见鬼去吧。我去找莫迪,她慢吞吞、慢吞吞地过来开门,还没好气,我对她说:“我要带你去公园里好好乐一乐。”她瞪着我,怒火万丈。“哦,别这样,”我对她说,“哦,亲爱的莫迪,别这样,拜托了,别让自己发火啊,来吧。”“但是我怎么去?”她说,“看看我!”然后她盯着我脑袋后面的蓝天。天是那么蓝、那么可爱,她说:“但是……但是……但是……”突然,她露出了笑容。她穿上了她那件蟑螂黑的厚外套,戴上夏天用的黑草帽,我们出门去玫瑰园饭店。我给她找了一张偏僻的桌子,身边有玫瑰丛。我装了满满一盘奶油蛋糕,然后我们在那儿坐了一下午。她吃了又吃,慢吞吞地吃得精光,那吃法的意思是,既然有,我就要把它们都塞肚里去!——然后她坐在那儿,她只是坐在那儿,看着,看着。她脸上有微笑,很开心。哦,小可爱,小可爱,她一直喃喃自语,对着麻雀、玫瑰花,还有附近婴儿车里的一个宝宝。看得出来,她胸中有一种强烈,甚至是狂暴的喜悦,让她不能自已,这个炎热、鲜艳、明媚的世界就像是一份华丽的礼物。因为她久已忘却了这一切,成天圈在她那阴森可怕的地下室里,在那沉闷街道那边。我担心她穿着那个黑色的厚壳子,受不住这一切,天很热,周围也很吵。但是她不想走,一直在那儿坐到打烊。我送她回家的时候,她出神地自个儿唱着歌。我把她带到门口,她说:“不用了,你走吧,走吧,我想在这儿坐着,回想这一切。哦,有多么美好的东西可以回想。”我看到她坐在灿烂的阳光下时,最强烈的感觉是:她的肤色多么黄。明亮的蓝眼睛镶在一张看上去像涂了黄颜料的脸上。三天之后又是一个灿烂的下午。我去了莫迪家,说:“和我去公园吧。”她没好气地说:“不了,不了,你去吧,我不行。”“哎呀,来嘛,”我说,“你知道你到了那儿会喜欢的。”她站在那儿,握着门把手不放,苦恼、愤怒、衣冠不整。然后她说:“不,哦,恐怖,恐怖,恐怖。”然后她甩上门,把我撂在外面。我火冒三丈。我开车来她这儿的时候,一直在回想她坐在玫瑰园里,欣喜地喃喃自语的样子。我回到办公室,怒气冲冲。一直工作到很晚。没有去莫迪家。当我在热水中翻滚,使自己焕然一新时,又感到愧疚:不断看到她站在那里,支撑住自己,听到她的低语,恐怖,恐怖……一周过去了,天气又阴冷起来。夏天结束了?莫迪看上去可能真的病了?……我对老人知道得太少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很正常吧!我总留出时间来想她的事,但我实在是太忙了,太忙了,太忙了。我的探望不再有固定时间,我冲到她家,对她说,对不起,莫迪,我要做的活儿太多了。昨天晚上我去得迟,坐在她的椅子上就睡着了。今天早上我给杂志社打电话说我身体不舒服。工作这么多年来,我记得我只生过两次病,从来没有请过假。菲丽丝说:“没事儿。我来守老营。”莫迪的一天醒来时,她被压在黑乎乎一团沉重、令人窒息的重物之下,无法呼吸,动弹不得。他们把我活埋了,她想着,挣扎着。那重物挪了位置。啊,是猫,是我漂亮的小可爱,她想,使劲推了推。重物又挪了一下,她听到一身闷响,是猫掉到了地板上。小家伙?她问道,她不确定,房间里这么暗,她的四肢这么僵硬。她听到猫在房里四处走动,知道自己还活着。而且温暖……窝在被子里……哦,哦,她说出声来,我得去上厕所,不然又要尿在床上了。惊慌!我是不是已经尿在床上了?她伸手在床上四处摸着。她喃喃道,糟糕,糟糕,糟糕,糟糕,心里想着几天前她才尿了一次床,折腾了多大一通才把床上的东西弄干,费了多大劲。但是她的手好像消失了,她根本感觉不到手的存在。她不断把左手握成拳头,又展开,好确认她是有手的,然后等着右手出现刺痛感。这花了很长时间,然后她把半僵的右手从被子下拖出来,用左手按摩唤醒它。她还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尿床。她几乎要重新倒进黑乎乎的床里,重新陷入黑乎乎的沉睡,但是她的肠子在蠕动,她闻到一股难闻的味道。哦,不,不,不,她呜咽着,坐在黑暗之中。不,糟糕,她觉得自己大概是拉在床上了。终于,做了好大努力,费了好大的劲,她爬下床,站在床边,在床上摸来摸去,想看看到底有什么。她不确定。她小心地转过身,试图找到电灯开关。她床边是有一个手电筒的,但是电池不够了,她是想叫简娜买新电池的,但是忘了。她想,简娜自己当然该记得看看的啊,她知道那手电对我有多重要!她找到了开关,房里有了亮光……她紧张地检查床,是干的。但是她得去厕所。她最多只在便桶里撒尿。她一定得去外头的厕所去。但是她的肠子里有什么热乎乎、湿漉漉的东西在推着挤着,她连忙坐上便桶,正是时候。她坐在那儿,摇晃着身子,哀号着。糟糕,糟糕,她现在得去倒痰盂了,她感觉无比沮丧,心情坏透了。她在那儿坐了很久,没有力气站起来。她甚至还打了个盹儿。她的屁股麻了。她费力地站起来,找纸。没有手纸,因为她平常不在这里用手纸的。她找不到任何可以用的……终于,她踉跄地走到壁橱前,她的屁股湿透了,恶心得很,她找到一件旧衬裙,扯下来一小块,用它擦,然后拿盖子盖住那臭气——更糟的是,尽管她允许自己胆战心惊地朝里面瞥了一眼,她的大脑却拒绝承认自己的大便不对劲。糟糕,她嘟囔,这指的是如今她肠子里排出来的东西。然后她打开窗帘。外面天已经亮了。但如今是夏天,现在搞不好还是半夜呢。想到要是重新上床,到时候再爬起来要费的那个劲,她就受不了。她的小钟背对着她,她不想穿过房间到它正面去。她裹上一条旧披肩,蜷成一团坐在炉边的椅子上,炉中只有死灰。鸟儿还没出动,她想着:黎明的合唱是已经过去了呢,还是我该等着它开始?她回想孩提时代,夏天的时候,和姐妹们躺在那位老妇人的木屋里,被鸟儿嘹亮而嘈杂的黎明合唱吵醒,然后又睡了过去,心中想着接下来火热美好的一天,无穷无尽的一天,整天都是玩耍、欢乐,以及丰富的美食。于是莫迪又慢慢沉入梦乡,醒过来,又睡过去,再醒过来几个小时,每次醒过来的时候都记着动一动手,免得它们又变得过分僵硬。终于,猫绕着她的腿蹭着、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时,她彻底醒了过来。她的腿也僵硬,她试了试双手。右手又不见了。她用左手抚摸猫,漂亮、漂亮、漂亮的小家伙。她不断弯曲、伸开右手的手指,直到自己又完整了为止。早晨……哦,早晨的各种麻烦,要面对接下来的一天……每一项任务都那么沉重……她坐在那里,想,我得喂猫,我得……我得……终于,她拖着身子起来,焦虑不安,因为她的肠子又威胁着要闹事了。她一路扶着门把手、椅子背,挪到了厨房里。厨房里有半罐猫粮。她试图把它倒进盘子里,但是倒不出来。这意味着她得拿勺子。远处,水池里,是她的勺子和叉子,她好几天没洗碗了。她用食指把猫粮抠出来,皱着脸——是不是馊了?盘子离地面还有一小段距离的时候,她就撒了手,因为弯腰让她感到眩晕。猫闻了闻就走开了,轻轻地喵了一声。莫迪看到桌子底下有好几个盘子,都是空的、干的。猫儿需要牛奶,她需要水。莫迪慢吞吞地,慢吞吞地挪到水池边,从里面拽出一个脏盘子,没有力气洗,放水冲了冲。她找到半瓶牛奶。坏了没?她闻了闻。没有。她想方设法把盘子放到了地板上,扶着桌子,差点跌倒。猫把牛奶舔了个精光,莫迪知道她饿了。桌底下不仅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盘子,还有一堆猫屎。这提醒了莫迪,她得放猫出去。她挣扎着到了门边,开门放猫,然后背对着门站着,思考。莫迪和自己的虚弱以及可怕的疲惫感做斗争,以智取胜,将军制订作战计划也用不着这等聪明才智。她已经在后门了:离厕所只有五步之遥;如果她现在去的话,就省了以后的一趟……莫迪挪进厕所,解了手,在那里想起房里还有一个又脏又臭的便桶,想方设法沿着走道回到房间,想方设法把那罐儿从圆外壳里取出来,好歹端着便桶挪回厕所。倒的时候泼出来了一点,看着,闻着,她的理智必须承认是有什么很不对劲。但是她想,只要她(指的是简娜)看不到我拉的是什么,就没人知道了。他们别想把我弄走……等这些事处理完,她感觉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不过她知道现在时间还早,因为楼上的混蛋爱尔兰人还没开始闹腾。她十分需要喝杯茶,她所有的力气都耗在猫身上了。她站在厨房桌边,手扶着桌子,心里琢磨着如何把恢复精力用的热茶端到隔壁房间去。但是热茶会让你拉肚子,不了,还是喝冷牛奶吧。她把冷牛奶倒进玻璃杯里。牛奶这就用完了。她需要:牛奶、手纸、猫粮、火柴、茶叶,大概还有不少其他东西,如果她能想起来的话。也许简娜马上就要来了,然后……她板着脸盯着猫屎,在她看来那儿真低,离她真远,脑子里斟酌着需不需要弯腰,心里想,简娜会……她端着牛奶挪到隔壁房间。坐下来。但是她现在发冷,是夏天也不管用。她坐在自己那把旧椅子上,坐在冷冰冰的炉边,觉得身上的热气在一点点地外泄。她得生起火来。她要不要把电暖炉插上?但是那东西太耗电了。她的养老金不过刚好够应付生活必需而已。最后,她还是挣扎着爬起来,插上插头。开了电暖炉,房里染上一抹温暖的红色,她的腿好像慢慢松弛下来,恢复了正常。她坐在那儿,啜着牛奶,念叨着,糟糕,糟糕,糟糕。然后她又慢慢沉入那个梦中,简娜把她带回自己家照顾。她对这个梦有强烈的占有欲,对它骄纵宠爱,只要一个人坐着,就会把它拿出来,往里面再添些什么,不过她知道这梦是不会实现的。不可能实现。但是为什么不可能?简娜就这样飞进了她的生活,这原本也是不可能的,谁会想得到呢?她在她家进进出出,带来笑话、鲜花、蛋糕还有别的东西,她还讲自己办公室里的故事,但说不定是她编的,毕竟,如果简娜想要添油加醋,自己这个可怜的老太太哪能分辨得出来?所以说,为什么另一件不可能的事就一定不会发生:她被带去一套漂亮温暖的公寓里,在那里受人照抚,事事有人料理……或者简娜会来这里住。隔壁还有一间房呢……这是莫迪真正想要的。她不想离开这里。找到自己的地方,抓住不松手:每次莫迪动心——就像现在——憧憬离开这儿去和简娜住的时候,她就向自己不断重复这话。不,不,她嘟哝,得她到这里来。于是她坐在那儿,有时睡意蒙眬,想着简娜住在这儿照顾自己的情形,她半夜醒来,孤身一人,害怕自己已经被埋在坟里的时候,她可以大喊,听到简娜的回应。但是没多久,她的肚子又让她不得不起身。尽管她倒了痰盂,但是没涮它,现在那东西对她来说恶心得很。于是她出门去厕所,顺便放猫进来,猫就等在门口,进门就向盛着馊猫粮的盘子走去,还是嫌弃它,然后耐心地陪莫迪回到房间。莫迪既然已经起身了,就打算把火生起来。这事情花了她一个多小时,她费劲地移动着,慢吞吞地沿着走廊去取煤,再慢吞吞地挪回来,把炉里的灰扒出来,点火。她朝炉火吹气,小口小口的,气很浅,因为她会发晕,把炉子生上花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又坐下来,很渴望能喝上一杯茶,但是自己拒绝了自己,因为比起别的,她最怕的是她的膀胱、肚子闹事。她想,送餐的就快来了……可其实才十一点。也许他们今天会早点来?她肚子饿了,饿得很,她都无法分辨她是饿得肚子疼,还是可能又得上厕所了。在那个活泼的送餐姑娘乒乒乓乓地开门关门(她有钥匙)进来,喊着,你好,福勒太太,你还好吗之前——在此之前,她一定得再出去上一次厕所。时间还早。才十二点半。莫迪一把抓过桌上的两个小锡纸盒子,看都不看一眼里面有什么,就把它们都吃了。她感觉好多了。她想,哦,如果简娜现在就到,如果她说,和我去公园吧,我不会对她叫唤,埋怨她,我很乐意去。但是她看看窗外,正在下雨。好一个夏天,她嘟囔。猫在桌上,嗅着空盒子。莫迪为自己的贪婪而难过,她知道猫饿了,她应该分一点给她的。她出门去了冰冷发臭的厨房,四处翻找——好极了,真开心,有一个没开盖的罐头。莫迪太高兴了,甚至当场小小地手舞足蹈了一番,握紧罐头紧紧贴在胸前。哦,小家伙,小家伙,她喊,我有东西喂你了。罐头终于打开了,不过莫迪的食指被开罐器划破了。猫把东西吃了个精光。莫迪想,她现在应该出去了,省得我等会儿还得再放她出去……但是猫不肯出去,她钻回生了火的房间,爬上莫迪的床睡觉去了。莫迪的被子还没叠。莫迪应该叠被子——她想,这事让简娜做可不好。但她没动,依旧坐在火边的椅子上,身子向前欠了欠,给炉里加上煤,然后沉沉地睡去,睡了三个小时。不过她醒来的时候不知道时间,她的钟停了,是下午五点。猫还在打盹,火已经熄了……她又把它生起来。她想吃点和喝点什么。她必须喝杯茶。她煮了一整壶,拿了饼干,在桌上摆了个小小的盛宴。喝了茶,感觉真好,她都可以忽视之后她得再去一次、两次、三次厕所这个事实。她的肚子像是个愤怒的敌人,绞着、闹着。你到底怎么了啊?她喊道,一边用手一遍一遍地揉自己那鼓鼓的小腹。你就不能让我消停会儿?她应该洗个澡……她应该……她应该……但是简娜马上要来了,简娜会……莫迪坐在那儿,等待着,但是简娜没来,于是莫迪起身,把急着要出去的猫放走,莫迪去取煤,莫迪把火弄旺,然后莫迪四处找看有没有一点白兰地,因为她突然感觉不好,她有点发抖,她可能会瘫倒在地上,躺在那里爬不起来,她饥肠辘辘、疲惫不堪……没有白兰地,什么都没有。她可以去酒品外卖店?不行,不行,她绝对没法爬上台阶。简娜还没有来,夜幕降临。这说明一定快十点了。简娜不来了……家里没有牛奶,没有茶,没有给可怜的小家伙吃的东西,什么都没有。莫迪坐在怒烧的炉火边,恨恨地想着简娜,简娜不在乎,无情、残酷的坏简娜……正想着,传来敲门声,莫迪松了口气,快慰化作粗哑的一声大吼:哦,好吧,好吧,我来了。她跌跌撞撞地走过走道,和螃蟹似的横着走,去开门,生怕自己还没到门口简娜就跑了。糟糕,糟糕,她嘟囔着。开门时,她的表情恶狠狠的,满脸的指责。“哦,我的老天,莫迪,”简娜嚷着,“让我进去,我要死了。这一天真够

                        公之后,继者有孔子。孔子所理想,即是复兴周公之道。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可见他对周公之衷心向往。孔子在政治上虽不得意,但在学术上则有更伟大之成就,更深远之影响。中国此后之全部学术史,即以孔子及其所创始之儒家思想为主要骨干。我们又可以说,以学术来创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为第一人,而孔子继之。如韩昌黎所说:“周公在上,故其事行。孔子在下,故其说长。”两人之不同者在此。此后先秦诸子,他们中的多数,亦如周公、孔子般,同有一番他们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抱负。他们亦都想把他们所各自开创信守的一套学术思想,来创建一新制度,推行一新政治。此等态度,可说与儒家基本精神相差不远。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惟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而先秦各家思想,大体亦无以逾此。故能汇归合一,而特以儒家为其中心之主流而已。故中国学术之主要出发点,乃是一种人本位主义,亦可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对人群社会中一切人事问题之各项实际措施。如上述政治、社会、经济诸端,皆属此对象下之一方面、一部分,皆可以实际人事一语包括之。故中国学术精神之另一表现,厥为不尚空言,一切都会纳在实际措施上。所谓坐而言,起而行。若徒言不行,著书立说,只是纸上加纸,无补实际,向为中国人所轻视。因此如西方所有纯思辨的哲学,由言辨逻辑可以无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之大系统大理论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绝无仅有。故在中国学术史上,亦可谓并无纯粹之思想家或哲学家。“思想”二字,实近代中国接触西方以后所兴起之一新名词,中国旧传统只言“学术”,或言“学问”,不言“思想”。因中国人思想之对象即在实际人事问题上,必须将此思想从实际措施中求证验。所谓“言顾行,行顾言”,而无宁尤贵行在言前。故中国哲人之一切言辞,似乎只是一种人生经验,与其绩效之概括的叙述与记录而已。其立言大本,即在人生实际,不在一套凭空的思想体系上。如《论语》开首即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人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不能谓是孔子之一套思想或理论,仅可谓是孔子对于全部人生提纲挈领的一项叙述而已。此乃由孔子观察日常人生,及其切实践履所获得之亲身经验之一种记录。因此我们对孔子此番话,亦不能随意运用自己一套思想或语言逻辑规律来加以批评。因此乃孔子所亲身体会之一种实际人生,不是一纯思想,或纯理论。若欲领悟此中滋味,亦必得投身于此实际生活中,亲身有此一番实际体验,才能印证其说。因此中国人讲学问,恒以“知行”两字并重。无论说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知行合一云云,均将知与行两项连在一起说。即如上面所举《论语》首章,你必真做到“学而时习之”的功夫,才能体验出此心喜悦之情,这是第一步。继此以往,然后“有朋自远方来”,便觉无比快乐,此为第二步。更进而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此为第三步。我们当知,如无第一步实践,便无从有第二步。如无第二步到达,亦无从说到第三步。此属一种人生境界,非关思想体系。因此中国人教人做学问,必须知行配合来做。即如学问二字,也都是属于行的方面者。学与问,皆须从实习下手。此种精神,却可谓与西方人之现代科学精神相近似。科学研究必重实验,实验到这一步,再推想到另一步。如此逐步推进,却不走远步,逃离实验,凭空一口气推想出一番大道理来。但中国学术传统,究与西方近代科学有其迥异处。这因西方近代科学所研究之对象,乃指向于自然界之一切实物与现象,而中国传统学术所着意者,乃在人文界之一应实事上。自然物变动少,研究自然可有一恒常不变之共同对象。因此前一人研究所得,后一人可以凭此继续深进。探求了这一面,再继续探求那一面。进入了这一层,再继续进入另一层。研究科学可以按部就班地拾级而登,后人所发明或发现,常可超越前人,有日新月异之概。近代有了爱因斯坦,便可超越了昔时牛顿所发明之几项定律,而更有新发明。后人有新发明,前人所发明者即续被修正。但此种情势不能转用到人文界。人是活的,人常在变动中,人事亦常在变动中,真所谓“不居故常,一日二日万几”。所以处理人事,只有因地制宜之一法。骤然看来,似乎中国人讲学术,并无进步可言。但诸位当知,这只因对象不同之故。即如西方人讲宗教,永远是一不变的上帝,岂不较之中国人讲人文学,更为固步自封,顽固不前吗?当知中国传统学术所面对者,乃属一种瞬息万变把握不定的人事。如舜为孝子,周公亦孝子,闵子骞亦复是孝子,彼等均在不同环境不同对象中,各自实践孝道。但不能因舜行孝道在前,便谓周公可以凭于舜之孝道在前而孝得更进步些。闵子骞又因舜与周公之孝道在前而又可以孝得更进步些。当知从中国学术传统言,应亦无所谓进步。不能只望其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这是易明的事理。其次,再说到人事牵涉,固属复杂多端,但既属人事,则必是可以相通合一的。因此中国以往学者,很少对政治、社会、经济等项,分途作各别钻研的。因人事只是一整全体,不能支离破散来各别对治。如硬要将此等各别划开,只从某一角度为出发点去作研究,固亦可以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配合到实际人事上来,则往往会出岔。如西方人讲经济学,亚当·斯密斯之“自由经济”的理论,岂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推行过当了,便会出毛病。至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则更不必说。但单就其理论看,又何尝不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他一套思想体系?只是凭空一口气说得太过远了,太过周到了,再放到人事实际问题上来,反而不适切。中国的学术传统,则较喜欢讲会通,不甚奖励成专家。一言一行,总须顾全大局。因此用西方人眼光来看中国学术,自然没有像西方般那种分道扬镳,百花齐放的情形。两相比照,若觉中国的不免失之单调和笼统。其实此亦中国学术传统之一特殊处。譬如有人说孔子是一政治家,这并不错。或说他是一哲学家,或教育家,或史学家,也并没有错。甚至说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也未尝不可。但孔子之伟大,并不在他的某一项专门学问上。当时人就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此后学术传统如此,中国学术史上伟大人物,常只是一普通人,而不能像西方之所谓专家,这也是事实。中国学术史上亦并无专家,如天文、历法、算数、音乐、法律、医药、水利、机械、营造之类,都须有专家。但中国本于其传统的人文精神,一向学术所重,则在通不在专,在彼不在此,此为治中国学术史者所不可不知。二上面讲到中国学术传统侧重在人文界,必求落实于人生实际事务上,我姑举《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来说。讲到人生实际问题,实跳不出《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范围之外。欲达到上述目标,首先必须做到正心和诚意。我们且试问,为何我们不在此大群体内,各自谋求个人小我之出路与打算,与夫个人私生活之享受,而必要贡献我自己,来担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任呢?我们的人生大道,为何必要只尽义务不问权利?当知此处,实见中国传统学术中,寓有一番宗教精神在内。故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再有宗教。宗教在中国社会之所以不发达不长成,因儒家思想内本已含有一番宗教精神,可以来代替宗教功能了。此又为中国文化之一特殊点。而此项宗教精神之获得,则基于各人之心性修养功夫。所以就儒家学术言,正心诚意是“体”,修、齐、治、平是“用”。但单有此心,如无具体知识,则此体仍不全,亦发不出用来,因此要致知。若对外在事物,家国天下,漫乎茫然,一无所知,又如何得有修、齐、治、平之用?只要你不能修、齐、治、平,则仍即见你心不正,意不诚。空有此一番心情,表现不出真实功用来,如何能说是心正意诚。心正了,意诚了,自会逼得你去求取知识。此和西方哲学所谓“爱智”一辞又有些不同。西方哲学所求是一套纯知识,纯理论。他们认为此知识与理论可以超事物而先在。他们只是为知识而知识,认为要获得那套纯知识纯理论,则应先超乎种种实际事务之外之上来运用思想,然后其所得乃纯乃真,然后再把此一套纯知识纯理论安放进实际人生中,此是西方哲学精神。因此西方哲学只是一种纯真理纯知识之爱好与追求。中国学术精神则比较谨慎,爱切实,不迈远步。凡属所知,必求与实事接触,身体力行,逐步做去,始能逐步有知。在这社会大群体中,在国家有君臣,在社会有朋友,在家庭有父子、夫妇、兄弟诸伦。因说致知在格物。此物字并非专指的自然界之物,更要乃是指的人群间一切实事。格是接触义,若不和人群社会中事事物物相接触,即得不到知识,即不能应付此一切的事事物物,也就不能修、齐、治、平,亦即不能说是心正意诚了。三由上说再推申,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中国所讲心性之学,又与近代西方的心理学不同。近代西方的心理学,可用一只狗或一只老鼠来做试验,主要乃从物理、生理方面来讲心理,把心归入到自然界物的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心性之学,则是反应在人生实际问题上,人类所共同并可能的一种交往感应的心理。把实行的分数都加进了。治平之学,亦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具备了某项心理修养,便得投入人群中求实践。亦贵能投入人群中去实践,来作心性修养功夫。此两大纲,交相为用,可分而不可分。在先秦诸子中,学术路向各有不同。如道家中之庄老,对人类心性方面极有研究,所缺的是不很看重历史经验。如墨家墨子,特别重视人群治平实践,他常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人,又好称引《诗》《书》,是其颇重历史经验之证。但不甚通达人之心性,则是其所缺。只有儒家孔、孟,乃于心性治平两途并重,兼道、墨之长,而无其缺,故能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之大传统。我们如能循此条理来治中国学术史,便易于把握。如汉、唐学术偏重在实践方面,宋明时代则偏重在心性方面。亦非说汉唐人只重实践,不讲内心修养。亦非说宋明人只讲心性,而无人事实践。不过在畸轻畸重之间,各有不同而已。四故欲研究中国学术史,首须注重其心性修养与人群实践。换言之,须从学者本身之实际人生来了解其学术。若漫失了学者其人,即无法深入了悟到其人之学术。故研究中国学术史,必特别注意各学者之人格,即学者其人之本身。此又与研究西方学术不同。在西方,一思想家,如卢骚、叔本华、尼采等,其人其学,可以分而为二,我们只注重其思想其哲学体系即可,其人不占重要。但如研究中国学术史,而忽略于此学者之本身,只注重其思想,不兼求其人格,即无法把握到其学术之主要精神所在。尤其是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学为人。学为人,尽人事。中国人讲人事又有三大目标,即春秋时晋叔孙豹所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又非如西方人所谓之灵魂不朽,乃是在社会人群中,对人生德业、言行贡献上之不朽。此种不朽,从某一方面说,只大伟人始有。但从另一方面说,亦是人人皆能。最高的是心性修养为立德,其次治平实践为立功,又次为立言。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可说对人群有贡献。如做一孝子顺孙,贤妻良母,已是对其家庭有贡献。孔子所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此意。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即有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此言,只是报道其一己修养所得而已。故立功与立言,仍皆以立德为本源。中国文学界,通常认为李太白诗不如杜子美,柳河东文不如韩昌黎。李、柳之所以稍逊于韩、杜者,主要差别不在其诗文上,乃在自其诗文所反映出其作者所内蕴之德性上。此三不朽,各时代人对之亦各有所偏。如汉、唐人重立功胜过于立言,宋、明人重立言胜过于立功。要之,则皆须自德性出发,此乃中国学术传统最精微之特点,我们必须认取。五我在上面已说过,中国学术分两纲,一位心性修养之学,另一则为治平实践之学,亦即可谓是史学。我们如欲了解,如董仲舒、魏征等在政治上之贡献,或朱熹、王守仁等在学术上之贡献,无论如何,均须通史学。同时又须通心学。此“心学”一名词,乃系我个人所新创,与宋、明儒所谓心学,广狭用意略有不同。当我们研究董仲舒、魏征、朱熹、王守仁诸人时,不可撇开其事功实践与人格修养,而单从其著作思想方面去研究。因中国人认为著书立说或建功立业,无论在社会任何方面作任何表现,同时必先有其一番心性修养,与其所表现之背后一种人格德性作根柢。此种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究已达到何等境界,此事十分重要。中国传统学术每喜欢评论人物,把人类分等第,如圣人、贤人、君子、小人等,此种皆自其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所到达之境界来分。即如三国时代曹操与诸葛亮,我们对此两人之评价,亦多不专注重在其事业上,亦不专注重在其文章学问上,主要乃自此两人之内心境界与德性学养作评判。此等评判标准,即是中国学术大传统之主要精神所在。诸葛亮六出祁山,在功业上并无大成就,然其对领袖之忠贞,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仁心诚意,则备受后人崇拜。当其高卧陇中时,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然又只愿“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待刘先主三顾草庐,始许出膺艰巨。此等出处大节,更受后人仰敬。至于曹操,他曾对人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别人评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尽管他能横槊赋诗,不愧为一代文豪,又其政治、军事各方面所表现,固能睥睨一世,高出辈流,但他还是备受后世之讥嘲与轻视。此等处,莫看作无关学术。有志研究中国学术者,必当先从此等处着眼。中国学术是崇尚实际的,一切应自其人格境界与其历史影响两方面来作推究。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一语,意即要知道某一人,必须从其人之一生之真实过程中作探讨作衡评。孟子所谓论世,似并不全如近人想法,只系专指其人之时代背景而言。从这一点上,再回到《大学》所提出的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之三纲领来说,明明德是德性之学,亲民是治平之学,止于至善则是其最高境界。中国人所理想,人在群体社会中,所应向往所该表现的最高鹄的即是“善”。我们亦可说,中国整部历史,正是蕲向于此善。中国整个民族,也是蕲向于此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了这“善”字,一切便无意义价值可言。六我乘此再提出几点研究中国学术而常为近代所误解的历史事实来一谈。第一点,近代一般人常说,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从此学术定于一尊。此说若经细论,殊属非是。东汉以后,庄、老道家思想复盛。又自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宋、明各代,佛学传入,蔚成为中国学术传统中重要之一支。如何能说中国学术自汉以后即定于一尊呢?第二点,常有人以为,中国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其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

                        情报,所以他一登陆就被中国海军逮捕后杀死,此时船上的荷军还不知道他们的司令的下场。于是明军派人和荷兰人说你们的司令正在我们摆的宴席上吃饭,你们也一块来吧。荷兰人一看,中国人挺好,咱们占他们的地盘,他们还给咱们吃的。于是荷兰人除留少数人守船外其余就都上岸去参加宴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荷兰人都感觉自己腹中一阵阵疼痛,“不好,有毒!”一个荷兰人大叫,随后他们一个个痛苦倒地。这批荷军就这样被毒死了,明军守备王梦熊趁夜以几十艘小船假扮渔船靠近荷军战舰实施火攻,荷军大型战舰被烧毁,四艘小船被烧毁一艘,荷兰海军狼狈逃回。1624年崇祯在北方努尔哈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还是下了收复澎湖的决心,于是派南居益率二百艘战舰载一万人攻打澎湖。荷兰人还算聪明,知道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形势于己不利,故而还没打就退出澎湖,并与明军总兵俞咨臬(俞大猷之子)交涉,俞咨臬说只要荷兰人退出澎湖既可。在明军强大的压力下,荷兰人于8月24日竖起白旗投降,随后退至台湾安平,在台湾建立热兰遮和赤崁城两个军事基地。当时穷于应付动荡时局的明朝没有彻底歼灭荷兰人,对其占领台湾采取默认态度,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在荷兰人占领台湾安平后,西班牙人也来了,他们攻陷台湾基隆。此后的事情正如两百年后的日俄战争一样,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展开争夺战,而中国人则袖手旁观,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种悲哀。当时,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向崇祯汇报荷军情形时这样说:“红毛一番远去中国四万里,晨昏昼夜皆相反……其人深目长鼻,赤须朱发,其性贼虐,尚仇杀,诸夷畏之。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板,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长技有如此者。”崇祯已经被李自成、张献忠、皇太极搞得焦头烂额了,自然没工夫理会荷兰人了。一开始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势均力敌,两边兵力都很少,直到1641年由于荷兰人援兵到来,均势被打破,1641年8月24日,荷兰上尉特佳率三艘战舰载三百人至基隆,将基隆外围村落烧毁,并要求占据基隆的西班牙人投降,被拒绝。其实西班牙是死要面子,他们在台湾的兵力很弱,只有西班牙军五十人,菲律宾兵三十人,中国汉奸的伪军一百三十人,还有从非洲买来的二百名奴隶。在向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求援后也只得到两门火炮和不到二十人。1642年8月17日,荷军在又得四百人增援后开赴基隆,向城内射击,十天后西班牙人投降,从此西班牙被迫退出在台湾的角逐,台湾由荷兰一家独占,史称“荷据时期”。直到1662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才将荷兰人赶走,不过这将是下册书我们会讲述的内容。(3)英荷葡日澳门混战荷兰人除了发动过对澎湖的侵略外,还先后五次侵略澳门。1601年荷兰第一次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二十名荷兰人被俘,其中十七人被绞死,三人被送到马六甲关押。1604年荷兰海军上将率军攻澳门,因刮大风而使船漂到澎湖,在澎湖荷兰人知道了台湾的富饶,为前文第二次中荷澎湖之役埋下了祸根。1607年不甘心失败的荷兰人第三次攻澳门,结果被葡萄牙六艘军舰赶跑了。1622年荷兰人决心不再单干,而是把英国拉过来,他们组成了一只庞大的舰队,共有荷舰十二艘,士兵一千零二十四人,英舰四艘,他们在6月22日抵达澳门。23、24日英荷联军猛攻澳门,他们攻上了海滩,向东望洋炮台推进,葡军顶不住这凌厉的攻势,处境十分被动,荷军很快冲上了东望洋炮台,澳门城敲响了警钟,澳门军民纷纷拿起武器共同抗击联军。正在荷军眼看就要拿下澳门时荷军的弹药库被击中后着火,荷军失去了供应,攻势缓和了。于是荷军调整部署,就在荷军调整部署时其中一名日本士兵临阵开溜,逃向葡军,报告了荷军缺少弹药的情况。葡军随即开始反攻,没有了弹药的荷军阵脚大乱,全线溃退,死尸狼藉。荷军有五百人被打死,在往船上撤退的途中又有士兵还没来得及回船,船就开走了,他们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只好一步步走向海洋,成了鱼的盘中餐。荷军有四名军官和舰队司令被击毙,一名军官被俘。联军共阵亡一百三十六人,受伤一百二十六人,被俘四十人。此为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总之,此事可以总结为荷兰人与英国人在进攻被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领土时因为一个日本人的告密而失败了。荷兰人不撞南墙不回头,1627年荷兰人第五次进攻澳门,仍然以失败告终,从此在荷兰再也没有人敢提澳门了。(4)中国大海盗PK海上马车夫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修长城,认定自己的敌人来自草原,而事实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海上。”不过我认为他的话不全面,至少在明末中国人还是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的。1633年郑芝龙指挥的对荷兰的战役就是证明,《清史稿》对此战只字未提,大概是因为指挥此战的郑芝龙降清后被杀的不光彩结局吧。事实上,此战是东西方海上力量的大碰撞,几乎动用自己在远东地区的血本的荷兰人面对日落西山的明王朝仍不能战而胜之。从澎湖之役到料罗湾再到郑成功收复台湾,中国海军用连续重创海上马车夫的战绩打完了他们在走向衰落前的最后绝唱。此战起因很简单,在欧洲纵横驰骋的荷兰人企图垄断与明朝的贸易特权,他们提出让中国立即停止与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只能和荷兰贸易,否则开战。当然,明朝很快拒绝了荷兰人的无理要求,崇祯下令严惩荷兰人。荷兰动用了十一艘重型战舰、四十八艘小型战舰炮击厦门,首战告捷,荷兰人得意了,认为此战很快就见分晓。此时料罗湾海战的主角郑芝龙闪亮登场,郑芝龙是郑成功他爸,懂葡萄牙语、荷兰语、日语,有个外国名字叫尼古拉斯·加拉巴德。郑芝龙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年少时“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台湾外记》),1621年郑芝龙离开泉州,到澳门投奔了舅舅黄程,学习经商,经常往来于澳门、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在此期间,郑芝龙学会了葡萄牙语、荷兰语,还接受了天主教洗礼。这段时间,他除了学习经商之外,也兼职做翻译,赚钱糊口。不久,舅舅黄程有批货需搭乘大海盗李旦的船,送到日本平户,便派郑芝龙押送,郑芝龙于是与李旦(跟唐睿宗同名)结识。刚到日本时,郑芝龙“为人缝纫以糊口”(《广阳杂记》),也有人说他“卖履为生”(《华夷变态》)。但他很快就加入了李旦的海盗团。由于郑芝龙长得很帅(张遴白《难游录》说他“少年姣好”),他很快成为李旦的同恋情人,“以龙阳事之”(《难游录》)。“龙阳”是战国时魏安僖王的男宠,“龙阳之癖”与“断袖之癖”(汉哀帝跟男同胞董贤睡在一起,一天起床时因为怕吵醒还在梦中却压着自己袖子的董贤,他割断自己的袖子)一样是中国古代同性恋的代名词。在日本,郑芝龙除了跟男人睡外,也睡女人,他认识了一位当地女子田川氏,并结了婚,郑成功就是他们两人的爱情结晶。1625年李旦和颜思齐(李旦海盗集团二号人物)在日本举兵,试图推翻德川幕府,结果战败,李旦战死,颜思齐、郑芝龙死里逃生,并在台湾建立基地。不久,颜思齐在台湾病死,临终前说:“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郑芝龙随后接替颜思齐为海盗首领。1626年趁福建遭遇旱灾,郑芝龙对福建沿海发起进攻,他“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重纂福建通志》)。“所到地方,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与明末大多数海盗一上岸就对所有人烧杀抢掠不同,郑芝龙只杀明朝守军,对于百姓则不杀,对穷人还赈济,郑芝龙当海盗的风格很像张作霖当土匪时的风格。1627年厦门之战中,郑芝龙攻陷厦门,入城后郑芝龙约束手下,秋毫无犯,由此,郑芝龙除台湾的基地外,也多了大陆的一座城市。不久郑芝龙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与荷兰人占领的台南安平同名)建立了大本营。郑芝龙的强大在荷兰方面也有记载,荷兰派驻台湾总督德韦特(DeWitt)在致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报告中说:“中国海贼日益壮大,几乎足以控制整个中国海,将所有海岸的戎克船(Junk,‘船’字的闽南口音jong辗转传到西方而得,船上悬挂妈祖旗)破坏烧毁殆尽,更在陆地大肆掠夺暴行。他们已壮大到拥有四百艘戎克船和六七万之徒众。此头领称作郑芝龙,曾在大员商馆担任公司之通译,后不告而别,前去投靠海盗,转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地步,连中国官方都不知该如何将海盗自海岸加以驱除。”郑芝龙攻陷厦门的消息传到北京,让刚即位的崇祯煞是头痛,崇祯同时要面对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已经很头痛了,但在崇祯眼里,郑芝龙只是癣疥之疾,李自成张献忠是肘腋之变,而皇太极才是心腹之患,所以招降郑芝龙被崇祯摆上了日程。此时郑芝龙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他在台湾与荷兰人已经形成了对峙状态,另一方面,他虽是海盗中最强者,但许多股海盗并不听他的,他的局面并不稳定。福建的旱灾还没结束,郑芝龙毕竟是福建人,对于桑梓之地的人民,他决心救其于水火,他除了赈济灾民外,还大量移民入台湾,人数高达数万。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为了吸引饥民渡海入台,他提出所有移民台湾者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移民,郑芝龙需要政府方面的配合,而饥民移民台湾,也能大大减轻福建的压力,福建是人口大省,但沿海五十里外几乎都是山,很难耕作,因此这对政府也是有利的。就这样,崇祯与郑芝龙一拍即合,郑芝龙被崇祯封为副将,然后他打着官军旗号剿灭其他各股不听招呼的海盗,部队扩展到了三万余人、战船千余艘。郑芝龙以厦门为据点,开始规范内部管理,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建立了五大流通体系,管辖遍布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另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建立五支舰队,航行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他同时颁布“令旗”,实际上就是海上的“保险单”,缴纳了保护费的船上可以挂上他的“令旗”,如果出事,他全额赔偿。这项“保险”收入,达到了每年四百万两黄金。郑芝龙彻底垄断了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贸易,这是荷兰人不可能接受的,于是1633年7月7日,荷兰舰队主力占领了郑芝龙控制的南澳岛,对郑芝龙发起进攻。7月12日,荷兰人偷袭厦门港,击沉郑芝龙大型战船30艘,小型战船20艘。7月14日郑芝龙派出使者与荷兰人交涉。荷兰人向郑芝龙收买路钱,让他每周给荷兰人二十五头猪、二十五头牛、一百只鸡,此外荷兰人还提出一系列条件:在鼓浪屿建立贸易据点,荷兰人在中国沿海无障碍收购商品,不准任何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荷兰人在中国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法律权利。郑芝龙拒绝了荷兰的这些要求,决定让荷兰人吃火炮,并下令每斩杀一个荷兰人赏银五十两,随后他率一百五十艘战舰(其中的五十艘战舰配有英国火炮)从海澄誓师出发,在遭遇战中击沉了荷军侦察船,随后继续前进,于1633年10月22日在料罗湾包围了荷军。郑芝龙以火船为先锋,对荷兰舰队猛烈冲锋,与荷兰九艘战舰作战。此战据福建巡抚《奉剿红夷报捷书》记载,郑芝龙击沉了荷兰五艘战舰,俘获了一艘战舰,而据荷兰人的记载,荷兰有一艘战舰被郑芝龙烧毁,一艘被俘虏,三艘战舰在战役中受伤后撤退的途中遭到台风袭击而沉没,“还有三艘不知去向”。战后荷兰人不得不接收明朝苛刻的条件,赔偿大量军费,彻底放弃垄断中国沿海贸易的企图,以书面方式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在清朝历史上,一贯是中国人给外国人赔款,然而在明朝,即便是明末,依然是西方列强给中国赔款。这一仗,郑芝龙首开东方国家在海战几乎全歼西方殖民者的先例。“崇祯中,(荷夷)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明史》)。郑芝龙被崇祯称为“海疆长城”,并提拔为南澳镇副总兵。料罗湾海战后郑芝龙彻底取得西太平洋制海权,一时“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明季北略》)“各国皆飞黄(郑芝龙)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大洋深处实施了有效管理。而郑芝龙的联合舰队规模也达到二十万人,三千艘战船,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军,台湾海峡则完全成为郑芝龙的内海。占城、越南南部、吕宋、孟买、长崎、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六甲、柬埔寨、暹罗(泰国)等地全都成了郑芝龙舰队的通商港口。郑芝龙通过“令旗”来收买路钱,壮大舰队,崇祯则从郑芝龙的买路钱里获得一部分作为税收,明朝官方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赢得东南沿海的和平与繁荣,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政府与海盗真正的精诚团结,各得其所。这种合作的意义,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海盗德雷克的合作完全一样,有效地整合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对比西方的殖民扩张史,郑芝龙的发迹史恰恰是西方无数海商发迹史在中国的翻版。此战后福建广东海外贸易日益繁荣,如能照此发展,以明朝中后期中国人思想的开放程度和科学技术发展程度而言,古老中国将走向自己独有的近代化历程。遗憾的是,随着清军入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商品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希望随着清国的海禁破灭了,硕大无朋的帝国又回到了那片黄色的土地,回到了农业社会。有明一代也许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写的那样:“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那样的时代,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很快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哎,痛!明朝那么富裕,把海上马车夫都打跑了,为什么此战十一年后明朝就灭亡了呢?看西班牙人冈萨雷斯的《中华大帝国史》的一段话您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和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他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还要比实际疆域大三倍的国土。而且只要是一个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就会对饥荒时易子而食感到司空见惯。”贫富差距悬殊,穷人们自然都跟着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而起,最终到处攻城略地,杀掉富人,将其财富据为己有,最终大明王朝就在李自成农民军的山呼海啸中走到了终点。在明朝走向毁灭的途中,大英帝国的舰队来了,这次明朝能否在毁灭前写下最后浓墨重彩的一笔呢?中国近代史是复杂和精彩的,有时又是颠覆的,这里的讲述,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绝非一般历史书上的忠奸两列、黑白分明。作者让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故事再次拥有震撼人心的温度与力量,激发思考,助力当今,彰显历史巨大的魅力和诱惑力。

                        邓世昌和他的“太阳犬”

                        在甲午海战当中,邓世昌抱着他的爱犬一起沉入大海,这件事情到底是否真实?时过境迁,由于史料不足,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事件原貌。当然,这也丝毫不影响邓世昌的

                        人全部接回国。福建巡抚许孚远将此事奏明万历皇帝,万历下令将华人接回,但有些华人不愿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菲律宾,所以只接回一部分。西班牙人见岛上华人依然比自己多很多,为对付华人,想出条毒计,先扬言要出征他国,高价收购华人的武器,华人不知是计,将武器卖光,然后西班牙人勒令华人登记,每三百人进一个院子,进去后就被杀,华人见势不妙,发动起义,随即西班牙人炮轰华人,华人共两万人遇难,此年为1603年。西班牙人由于杀人太多,诚惶诚恐,派人向明朝请罪,此时的福建巡抚徐学聚说:“西班牙人杀华人一事不必看得太重,中国皇帝宽怀大度,对于此事,绝不兴师问罪,尔等西班牙人一贯聪慧,对于此事别害怕,在菲律宾的华人许多都不是良民,不必姑息。”西班牙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此事就这样结束。三十六年后,1639年,菲律宾的华侨又达到三万三千人,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极为苛刻,规定华人的商品除了跟其他居民一样缴纳3%的商税外,还要每年缴纳六十四里尔(西班牙货币单位)的居留税,五里尔的贡税,十二里尔的国库税,此外华人每年还要到菲律宾的加伦巴做苦力。于是菲律宾的华人忍无可忍,发动起义,与西班牙人血战,最终三万三千名华人中的两万余人被杀害,而此时大明风雨飘摇,崇祯无暇顾及,最终只得作罢,无法为华人复仇。被辛亥革命直接改变了命运的首先是清廷皇族。他们本是天朝贵胄,国家统治集团,但辛亥之后,他们只能退出历史舞台,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或者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溥仪与载沣按皇室优待条例,民国政权同意大清国继续存在,而且就住在北京的宫中,因此进入民国之后的中国,有一道亮丽的风景:民国政治家或在议会中进行和平辩论,或在疆场上继续厮杀,唯在北京那片紫禁城中,大清国依然存在着,宣统帝溥仪依然在那里称孤道寡,继续宣统纪年,仍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等机构,许多遗老也依然以受到皇上的封赏为荣誉。民国政府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对清廷给予礼遇和尊重,无奈溥仪不甘寂寞,1917年他在张勋挟持下宣布复辟,仅12天就被再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给赶下台。以此理由,冯玉祥于1924年11月将废帝溥仪赶出紫禁城,一个皇朝就这样凄惨终结。溥仪后来还主动或被动介入一些政治运动,1931年被日本人扶持就任“伪满洲国”总统。1945年被苏联红军抓获,被定性为战犯,在苏联被监禁了五年。1950年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改造了10年,1959年底被特赦,恢复公民权利,被安置在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工作。1967年因尿毒症病逝。溥仪一生结过四次婚,有五个女人,但由于身体原因,溥仪并没有留下任何“龙种”。大清皇族中最重要的一支就这样无疾而终。宣统小皇帝是因为光绪帝无所出而过继继位的,隆裕皇太后去世后,光绪帝这一支其实也就结束了,剩下血脉最近的皇族当然是光绪帝的弟弟,即宣统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一天之内相继去世,他们在弥留之际将大清国交给了载沣和他的嫂子隆裕皇太后。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为宣统帝,而王朝的实际权力由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的名义代为处理。根据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安排,隆裕皇太后拥有最后否决权,而摄政王监国拥有日常事务处置权。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沣在各方面压力下请辞摄政王监国,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清帝退位后,载沣更为低调,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民国政府遵守皇室优待条例,以保全清皇室的完整与安全。所以他不愿参与张勋复辟,也反对溥仪后来跟着日本人混。与政治上低调不同,载沣在生活上还是比较潮的。他是清朝遗老遗少中最先剪去辫子的人,最先穿西装用电话、电灯,用汽车的人,他为此受到一些守旧者的抱怨或谩骂,但皇族后裔受他的影响,许多人的思想发生了积极改变,从原来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贵族逐渐变成融入社会的人。载沣儿子一系载沣1928年起幽居于天津,后来迁居东北,1951年初病逝。载沣有三个福晋,生有四个儿子七个女儿,长子溥仪、次子溥杰、三子溥倛、四子溥任;长女韫媖、次女韫和、三女韫颖、四女韫娴、五女韫馨、六女韫娱、七女韫欢。溥杰生于1907年,为溥仪的同母弟。或许是因为皇族的原因,溥杰虽然成长于政治动荡年代,但仍多才多艺,精习书法、诗词,为海内外知名书法大家,自成一体。其少年时代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5年回东北,任“伪满洲国”宫内府侍从武官。1945年二战结束,被苏联俘获。1950年被移交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获特赦。20世纪80年代任全国人大常委等,是其一生最风光的时候。按照乃兄溥仪的规划,溥杰应该与一个满洲女子结婚,以保持皇族血统纯正,但这一点并没有实现。1937年,溥杰与日本皇族姻亲、嵯峨家的女儿结婚,生有两个女儿。长女慧生因感情问题于1957年自杀于日本。次女嫮生1941年出生,现居日本,其夫福永健治,他们共育有五个子女。溥倛是载沣第三子,1915年出生,三岁时早逝。载沣第四子溥任,又名金友之。生于1918年,自幼习旧学,1947年在乃父载沣支持下,利用醇亲王府旧宅开办了一所学校,自任校长。1949年后将学校捐给政府,自己以教师身份继续为这所学校服务,直至1988年退职。后从事清史研究,著述甚多。溥任有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金毓庭1971年病逝,育有三子二女,长子金毓嶂,次子金毓峑,三子金毓岚;长女金毓琨,次女金毓珵。1975年,鳏居的溥任与张茂滢结婚。张茂滢出身名门,其祖父为张翼,张翼因开平矿权纠纷而成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金毓嶂算是载沣的长孙,生于1942年,1968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至青海省地矿局第二地质队工作。1985年回京,后因其身份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委等。金毓嶂有一个女儿金鑫,生于1976年,大学毕业后从事电子产品方面的工作。金毓峑也是专业人才出身,为北京工业大学环境科学、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专家。金毓岚为中学语文教师,教书只是他的副业,他的人生兴趣据自述就是收藏,藏有大量字画、瓷器、文房四宝等。金毓琨为北京市二十四中化学老师;金毓珵为北京市第二毛纺厂退休工人。载沣女儿一系载沣的大格格韫媖,生于1908年,成人后嫁给郭布罗?润良为妻,1925年不幸患上急性阑尾炎,因家人不信西医,耽误诊治而不幸病逝。二格格韫和生于1911年,其哥哥溥仪为她挑中的夫君,就是其师傅郑孝胥的孙子郑广元。他们一直跟随溥仪在东北生活,二战结束后,二格格一家狼狈逃回北平。1949年后,郑广元就业于北京邮政局,任建筑师,后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二格格当上幼儿园负责人,1973年退休,2001年去世。三格格韫颖的婚姻由其父母包办,嫁给了婉容的弟弟润麒。韫颖后来当上了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常委,其夫君为全国政协委员。四格格韫娴由溥仪做主嫁给了其同学赵琪。赵琪在1949年前后去了台湾,他们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联系。1982年,赵琪方才有机会回到北京团聚。五格格韫馨由兄妹介绍,与万嘉熙结婚。万嘉熙为清廷故臣万绳之子。万嘉熙1949年之后被安排在北京翻译所工作,1972年病逝。五格格自食其力,在西直门义和饭店当出纳,1973年退休,1998年去世。六格格韫娱生于1920年,自幼爱好绘画,且有机会临摹宋元名画,对清代恽南田的没骨花卉尤为欣赏,后专攻恽派技法,有所创造,自成一系,设色淡雅,富有生意。她于1982年病逝。七格格韫欢生于1921年,她自己走出了另外一条路。七格格先是在竞业学校当办事员,后为教师。她还是皇府中第一个自由恋爱的公主,其夫君乔宏志为中学老师,于1960年心脏病突发病逝。七格格后为崇文区政协常委,2005年去世。庆亲王一系清廷皇族1911年之后,另外比较重要的一支应该算庆亲王一系。庆亲王虽然是皇族中比较远的一支,但在晚清政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恭亲王之后最有权势的王爷,也是最具国际视野的人物,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信任。庚子国变后,庆亲王继续掌管大清国的外交。几年后,当光绪帝即将大行时,这个庆亲王又被指派去视察皇陵修建工程,等庆亲王出差归来,小皇上又继位了,一切都结束了。庆亲王被排除在皇族重大决策之外,然而或许庆亲王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所以清廷对他的使用好像并不歧视。摄政王筹组第一届责任内阁时,还是很坦然地将庆亲王推到前台,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不过,最蹊跷的是,庆亲王对这个信任似乎有所保留,他除了一再请辞,还在后来的御前会议上坦然建议朝廷接受南方要求,主动退位,赞成共和,化被动为主动,为朝廷赢得体面尊严和实在利益。清帝退位,大局已定,庆亲王避居天津租界当寓公,1917年病逝。庆亲王一生共有七个福晋,生了六个儿子。三、四、六,三个儿子早殁。稍有出息的就是长子载振、次子载搏及五子载伦。载振生于1876年,1902年出使英、法、美等国,翌年赴日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归国后奏请设商部,任尚书。商部后更名为农工商部,载振仍任尚书。此时不过三十岁,可谓少年得志。或许因为其风头太健,所以到了1907年,闹出了与女伶杨翠喜的绯闻,被迫辞职。辛亥后居天津为寓公,远离政治,偶尔从事一些金融商业活动,1947年底病逝。载振的大弟弟为载搏,生于1887年,封镇国将军,其与乃兄载振一样,也是一个喜欢拈花惹草的主。五弟载伦,其妻子为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载泽及善耆一系辛亥后清宗室中值得一说的还有载泽。载泽生于1876年,后袭辅国公,进镇国公,加贝子衔。娶慈禧太后二弟桂祥长女静荣为妻,而静荣的妹妹就是光绪帝的皇后,也就是宣统时代的隆裕皇太后。当清廷开始政治改革时,载泽正当盛年,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态度积极,贡献良多,以宗室重臣身份上奏宣布立宪密折,对后来的仿行立宪、预备立宪影响甚大。宣统元年任筹办海军大臣,翌年任纂拟宪法大臣。皇族内阁发布时,任度支大臣。从载泽的政治立场看,他在晚清属于倾向于改革的开明皇族,但在武昌起义发生后,载泽的态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坚决反对向南方革命党让步,力主杀袁世凯以谢天下。所以到了民国,载泽不是一般的政治反对派,而是暗中参与宗社党的活动。待张勋复辟,载泽更是深度介入。晚年穷困潦倒,郁郁而终。与镇国公经历相似结局相似的皇族还有肃亲王善耆,善耆生于1866年,在晚清政治变革中也是比较积极的王爷,参与创建了近代中国的警察制度,赞成立宪,甚至出面赦免了试图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死刑,但他坚决反对清帝逊位,所以当历史进入民国,善耆并不死心,以宗社党重要领袖的身份策动叛乱,鼓吹满蒙独立,甚至期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使清帝复辟。或许基于这种考虑,善耆将自己的女儿金璧辉过继给了日本人川岛浪速,金璧辉的日本名字就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是后来最有名的日本特务,参与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独立等一系列重大活动,1948年被枪毙。川岛芳子只是善耆38个子女中的一个,其他的子女,后来也都被善耆严格管束,不许他们做中国的官,也不许他们为中国的民,所以这些孩子除了三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德、比三国外,其余的都进入日本人的学校,因而也就与日本有关联,“伪满洲国”时,善耆第七子金璧东任“黑龙江省长”等高官,善耆一支也就成为溥仪的基本队伍。晚清皇族中的著名人物还有很多,像载涛、毓朗、载洵、铁良、良弼、溥伦、绍昌、那桐、荫昌、寿耆等人在那时都很活跃,各人思想倾向也不一致,他们在辛亥后所走的路也不太相同,大致上说,有以遗老遗少身份坐吃山空的,有以复辟清朝为职志继续奋斗的,有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不再过问世事的,更多的则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晚清司法改革在晚清司法改革运动中,沈家本、伍廷芳是两位最值得注意的专家型人物,正是他们的智慧、知识、贡献,方才使中国司法体制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转向现代,构建一个全新体制。列强的建议,各位封疆大吏的敦促,使清廷很快意识到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因而在1902年5月13日任命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负责修法,责成他们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制度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沈家本与伍廷芳,一中一西,是当时中国最有名也最有成绩的法学专家。沈家本出生于律学世家,他的父亲长时期任职刑部,是受人尊重的法律权威。沈家本早年孜孜不倦于科举考试,同时也在乃父影响下钻研法律问题,精通中国古典法律,著有《历代刑法考》等专门著作,是中国传统律学向现代法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当然,也就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伍廷芳的出身与沈家本大相径庭,他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后留学英国攻读法学,获大律师资格,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也是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后被李鸿章招揽幕中。伍廷芳对东西各国近代政治制度、司法体制高度认同,对东西各国法律条文乃至其立法背景格外娴熟。自19世纪80年代起,他先后追随李鸿章参与中法谈判、中日谈判,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公使。伍廷芳是当时中国极为罕见的法律人才,以他对东西方法律制度的理解,协助沈家本修订法律,其价值趋向不言而喻。对清廷而言,修订法律或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只是对列强的应付,只是使中国法律怎样更好地与西方接轨,不至于直接冲突,屡屡吃亏。然而当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对大清王朝现行法律条文进行全面清理之后,发现问题相当复杂,深切认识到所谓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在他们看来,这种改革,不可能是一种在原有基础上的小修小补,而必须通过对原有法律的清理,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条文,另起炉灶,重建中国现代法律体制。经过几年精心准备,沈家本等人主持的重要机构“修订法律馆”于1904年5月15日正式开张,这个普普通通的机构在袁世凯等督抚大力支持下,高薪聘请日本法律专家参与中国新法律条文的制定。在日本专家的帮助下,修订法律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对大清帝国现行法律进行了全面清理,对未来可能需要的法律法案进行了系统规划,尽最大可能翻译和研究东西方各国法律,酌定名词,考辨文义,以东西各国法律为参照,大规模、大幅度对中国法律中与东西各国法律相抵触的内容、不适应的内容进行删减、修改,主要参照日本的法律建构重新规范了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国当时之所以愿意参照日本的法律体系重构自己的法律架构,一方面因为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语言文字上比较容易沟通,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是中国此时发自内心佩服日本这个民族先走了一步。日本通过脱亚入欧已经在远东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西方国家,即便在法律制度这个层面上,日本人也已经将许多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条款译成日

                        趋繁荣的中国东南海外贸易,几乎禁绝30年。“海禁”口子的松动,是在明朝“靖难之役”结束,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后第二年开始的。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永乐皇帝朱棣在明州、泉州、广州三地重开市舶司,尤其是广州市舶司,不久之后由宦官监管。朱棣有此举,一面是为即将开始的“郑和下西洋”做准备,另一面也是为加强对官方“朝贡贸易”的管理。明朝海禁与清朝最大的不同,就是明朝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将海外贸易权牢牢抓在政府手中,由政府进行官方贸易。但这种官方贸易基本是“花钱买面子”,往往都是花买人参的钱换外国人的萝卜,以体现大明朝的“富庶”。海禁的两个缝隙,也在此时产生——私货与互市。所谓“私货”,就是外国来朝贡的使团,除了携带进行朝贡贸易的货物外,往往还夹带许多私人货物,用以进行私下贸易。而贸易的方式,就是在市舶司的监管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互市”。这种情况在永乐元年就曾发生,渤泥国使者在南京与当地商民“互市”,市舶司请示朱棣是否征税,朱棣大方地表示免税。这以后很长时间,对“互市”少征税甚至不征税,就成了惯例。如此一来,大批外国使团“朝贡”时,都争相夹带私货,私下的“互市”比官方的朝贡贸易还要热闹。历经朱元璋时代打压的中国海商,就这样缓慢地复苏起来。到了明朝中期的宣德、正统年间,情况继续起变化,彼时明王朝承平日久,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迅速,打破明王朝官方垄断的商业走私活动日益猖獗。明王朝曾多番打击走私,比如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八月就曾严令各省查禁走私。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又在福建搞整顿,严禁沿海边民私下与海外商人贸易。但新海商势力还是发展起来,比如在福建,就出现了专门交易走私货物的“乡集”,形成了一套地下网络,并在正统年间演变成轰轰烈烈的邓茂七大起义。起义虽然被明王朝镇压,但彼时明王朝刚刚经受“土木堡之变”,国家元气大伤,因而对参与叛乱的众多走私势力“胁从不问”。顾炎武的《日知录》上说此后“私通番者益多也”。明王朝不知道的是,朱棣重开市舶司后至15世纪末的这近一百年,中亚国家战乱,陆上丝绸之路今不如昔,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在欧洲国家价格暴涨,而转运东方货物的“马六甲航线”,这一时期正控制在西亚和东南亚国家手中,他们通过“朝贡贸易”得到的中国货物,向西方国家高价售出牟取暴利。“仁宣之治”后的明王朝,已不堪“朝贡贸易”的负担。一面是市舶司管理松弛,外国朝贡使团往往违反规定,带来超过限额的货物进行交易,为了“面子”,明王朝基本都是照单全收。“朝贡”的越多,明王朝赔本也就越多。同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自明英宗朱祁镇在位开始,国家田赋收入连年锐减,朝贡贸易也就越发力不从心。到了明朝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明王朝不得不再次做出调整,规定凡外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但凡“私货“,皆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抽税。从此开始,原本负责监管私货贸易的市舶司,职责更多转向了税收。原本由市舶司监管的“私货互市”,改由市舶司在当地组织“牙行”来完成。所谓“牙行”,就是市舶司出面,委派当地人组织市场,管理“私货互市”,受委派的人要求是当地“有抵业人户”,其实就是与市舶司关系密切的当地商人。此时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时期,先是刘瑾乱政,继而刘六刘七起义,随后明武宗又北伐蒙古,游猎四方,上上下下花钱的地方很多。经此改革,市舶司果然收入大增,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广东市舶司送交中央的白银就达30万两,给明王朝解了燃眉之急。可从此时起,市舶司的职权一步步下降,沿海的海商势力借助“牙行”掩护,走私活动日益猖獗。观明朝立国之后的海禁政策,至16世纪初叶,可谓演变甚多,海禁的严厉程度,可以说是时紧时松,但总的趋势,却是越来越松。此时明朝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初兴,东南沿海海商势力日益增多,且借“牙行”等改革,许多交易日益合法化,市舶司的权限,也在一步步缩小,原先的包办一切,变成越来越多的放权。但与此同时,从永乐至正德年间,明朝市舶司的关税收入却在直线上升,早年的“花钱买面子”,变成此时税额日益增加。海商权限的扩大,海禁政策的名存实亡,已是大势所趋。此时,一个外来因素的加入,给这个大趋势加了催化剂——葡萄牙人。这时正是16世纪初叶,西方“新航路开辟时期”,葡萄牙船队一路拓展,先击败垄断印度洋贸易的印度舰队,又占据马六甲,下一个目标就到了中国。葡萄牙人第一次造访中国,是明朝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葡萄牙船队抵达珠江口,他们要求与明朝政府贸易,因为拿不出明朝朝贡贸易的“勘合”(贸易许可证),遭到明朝政府拒绝。不过,葡萄牙人发现了另一群人——广东当地的走私商人们,他们主动与葡萄牙进行交易,且给葡萄牙人做向导。通过在广东“牙行”供职的商人牵线,葡萄牙成功向广东镇守太监行贿,获得了入京觐见朱厚照的机会。孰料好景不长,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朱厚照病逝,嘉靖皇帝即位,对葡萄牙采取了强硬态度,不但驱逐了广东沿海的葡萄牙商船,更调动水师,在广东屯门、西草湾两次痛击葡萄牙舰队。眼见得和明朝政府通商没戏,葡萄牙开始和沿海的海商们勾搭连环。这些常年在东南沿海搞走私贸易的海商,在当地熟门熟路,且饱受明朝政府打压,自然乐意与葡萄牙合作发横财。从此,葡萄牙人、倭寇、东南海商联合作乱,反复骚扰东南沿海,这就是嘉靖皇帝在位时期开始的“倭患”。今人说到抗倭,波澜壮阔的战斗说了很多,不过一些提及很少的事情,却会让后人惊讶:与葡萄牙人以及倭寇勾结的沿海海商,固然都是当地臭名昭著的“走私犯”,但沿海的百姓也纷纷参与其中。比如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著名的“横屿岛之战”,是葡萄牙人、倭寇,以及海商李光头等人联合占据浙江横屿岛,将当地建成了一个“国际贸易港口”。日本历史学家藤田丰八曾赞此地为“十六世纪的上海”。岛上贸易繁荣,商旅云集,不但各国商人纷至沓来,就连当地周边的商户也纷纷参与。岛上不但有集市,更有李光头的“衙门”,葡萄牙人的教堂和医院,俨然一个国中之国。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明朝闽浙总督朱纨调集大军,发动强攻,一举攻破双屿岛。上岛后他惊奇地发现,岛上40里长的主干道竟然寸草不生。朱纨不禁感叹道:“商旅往来之多,由此可见。”双屿岛之战后,大批的“海贼”们逃至福建地带。朱纨趁热打铁,火速追击,相继在福建吴语和走马溪重创“海贼”,且严厉打击走私,将有“通番”行为的90多名罪犯当众正法,重手打击下,福建“倭患”稍息。但让人扼腕的事情发生了,立下战功的朱纨,旋即遭到弹劾,众多御史纷纷指责朱纨“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众议汹汹下,嘉靖帝也不得不罢掉朱纨官职。朱纨受不了这个气,愤然感叹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慨然服毒自尽。朱纨之冤,后人大多归结为“奸臣陷害”,“奸商诬陷”,但一个实际情况是,不止福建当地与“海贼”有勾结的势豪大户们,就连普通的小民百姓,也有人状告朱纨。当地沿海百姓,多年以来都参与走私贸易,许多人以此为生。朱纨秉承嘉靖帝圣旨,到任后厉行海禁,打击走私,自认为“为民做主”,却无意断了大多数人的活路。彼时福建,走私猖獗已经多年,当地士绅权贵乃至普通百姓皆有参与其中,就连京城的福建籍官员,也多有人从中渔利。海商猖獗,作乱沿海,其实是明王朝一百多年来海禁自酿的苦果。在明朝海禁开放前,称雄东南沿海的海商们,耳熟能详的是三个人:王直、徐海、吴平。二许多历史书里,这三位“海贼”,毫无例外地都被称为“汉奸”,因为他们与此时肆虐中国沿海的倭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个人在海商中身份不同,人生目标不同,下场却殊途同归——被明王朝镇压。说三个海商有什么区别,或许可以这么说:一个很有理想的,一个有点理想的,一个根本没理想混吃等死的。很有理想的,是王直。他是徽州结林县人,本就是商人家庭出身,成年后先是在老家搞走私,遭明王朝连番打击损失惨重,几次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决定赌一把,伙同徐唯学、叶宗满等同伙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流窜到广东,倾囊所有打造了一艘大船后偷偷下海,躲过了明朝战舰的巡逻,此后就“放开金锁走蛟龙”。他们先加入了海商许栋的走私团伙,许栋被明军在双屿岛击毙后,部下差点鸟兽散,关键时刻王直挺身而出,率领残部冲出明军重围。此后几年,王直盘踞于东南沿海的海岛上,和明王朝打起了游击战,对外贸易也做得有声有色,凭着海上打劫以及往日本走私,迅速聚敛了巨额财富,原先大大小小的海商势力,也被他一一平灭。不但能打,王直还很能送,明朝沿海的官军头目,有多人曾收过他的好处,与他相互勾结。经数年苦心经营,王直成了东南沿海中国海商的“魁首”,沿海的海商船只,必须要挂王直的“五峰”令旗,才能在海上安全通行。当了老大的王直,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老船主。今人说起王直的发迹史,无不说他勾结倭寇,作乱东南。事实上,王直虽然一直往来于中日之间,但一直到他当海盗的第五年(公元1544年),才真正带了3个倭寇一起打劫,之前的“买卖”,基本都是他的团队单干。当了“老大”后,王直不再打游击,反而大大方方地在日本长崎建立了自己的地盘,起名号叫“宋国”,在当地自立为王,招兵买马,成为各路“海贼”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今人多以王直麾下有诸多日本倭寇为由,称其为“汉奸”,其实所谓倭寇,都是“王老船主”打仗的炮灰。顺便说一句,盘踞长崎的王直,将与自己一直有贸易往来的葡萄牙人介绍给长崎当地诸侯源义长,葡萄牙人从此获得了在日本通商以及传教的权力,西方的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开始大量传入日本。后来的织田信长,正是积极向葡萄牙学习火枪技术,最终统一日本。说此举改变了日本历史,毫不过分。但王直的理想不是改变日本历史,而是改变中国历史。在安徽搞走私的时候,他的理想是出海;出了海后,他的理想是当老大;当了老大后,他的理想是做“老船主”。一步一步,靠他敢赌的性格,他都实现了,而在他心里,却还有一个终极的理想:废除海禁,让海外贸易合法化。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胡宗宪就任浙直总督,让王直看到了赌一把的曙光。胡宗宪到任不久,王直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他从四月起,先打下太仓,又打下苏州,接着攻克青浦、嘉定、闸北,在明王朝最富庶的江南地区,轻轻松松来了场自驾游,所过之处杀戮无数,财物洗劫一空,明王朝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兵威之下,胡宗宪很识趣,开始谋求“和平解决”,他先派使者蒋州出使日本,与长崎诸侯源义朝达成协议,以给予朝贡贸易特权为条件,令这路日本诸侯放弃侵扰,这等于给了王直一个和平信号。王直随即向胡宗宪表示,希望双方进行和谈。双方往来使者数次以后,王直提出了解除海禁,开放互市等要求,表示若如此,他不但会停止侵扰,更会帮助明朝剿灭其他肇事的海盗势力。解除海禁的事情,非胡宗宪能做主,但开放互市却可以商量。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王直率大队人马开至浙江,在得到胡宗宪有关人身安全的保证后,王直放心上岸,至杭州与胡宗宪面谈,并再次托胡宗宪转奏明王朝,请求开放互市。然而事情在这时候起了变化,开放互市的事,嘉靖帝朱厚熜的起先态度暧昧,但闻听王直已经登岸至胡宗宪营中,朝中的“反对派”们登时底气足了。先是明朝兵部明确拒绝了“互市”的要求,接着御史王本固竟在杭州设计诱捕了王直。胡宗宪原本想招安王直,用以对付倭寇,没想到事与愿违,可还没等他发火,王本固理直气壮的弹劾就来了,言之凿凿地怀疑胡宗宪“通倭”。朝廷里的“愤青”们也口诛笔伐,连番斥责,重压之下,为保全自己,胡宗宪只能缄口,不再为王直辩白。即使是在狱中,王直依然不放弃自己的初衷,连番向朝廷上奏折,先是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戴罪立功,抵御倭寇,更坦言如果开放互市,明王朝可以通过外贸获得重利。奈何痴心一片,明王朝始终充耳不闻。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8年)十二月十五日,王直在杭州被处斩,临终有遗言:“死我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此话不幸被他言中,王直遭诛后,其部下在养子毛海峰的带领下盘踞浙江岑港,与明军对抗,明王朝调集了戚继光、俞大猷两位抗倭名将,苦战8个月方攻克。更让明王朝意想不到的是,沿海的“倭患”因王直之死而加剧,群龙无首的海盗们,对明朝东南沿海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犯。王直在世时,海盗入寇,不过几千人,王直死后,几乎每次入寇,都是上万人的大规模入侵,惨烈程度,远超先前。比起有理想的王直来,同样被看做“汉奸”的徐海,是一个有点理想的人。比起王直主动赌一把,倾家荡产做海盗。同是枭雄的徐海干这行,完全是被他叔叔拉上贼船的。他本是杭州寺庙的一个和尚,法号叫普静,每日吃斋念佛,日子也算无忧无虑。有一天,他的叔叔找上门来,哄骗他一起出海做生意发财,徐海上了船才明白,原来是做海盗。巧合的是,徐海的叔叔正是当年一起随王直跑船的老弟兄徐乾学,徐海就这样,成了王直手下的一个马仔。徐乾学想摆脱王直自立,踢开王直单独和日本倭寇合作,在一次战斗中意外被打死了。痛失亲人的徐海,就这样加入到了倭寇的队伍里。上了船的徐海,经过无数次战斗才发现,吃斋念佛半辈子的他,最大的本事竟然是打海战。徐海擅长打海战,几乎是无师自通,不但独创了海战阵法,还精指挥。彼时明朝水师的主力战舰是“大福船”,吨位和火炮都优于倭寇海盗船,所以一旦在海上遇到明朝舰队,倭寇大多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开几炮立刻开溜。徐海却不溜,他独创了“近战法”,利用倭船速度快灵活的优点,发挥铁炮小炮的优势轰击明军,多次成功“以小搏大”,凭节节胜利,徐海在倭寇中地位攀升,很快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他的角色类似于抗战电影里那些领着鬼子扫荡的汉奸们,即给日本海盗做向导,在中国沿海侵扰,事后坐地分账。因他的部队战斗力强悍,明军多不敢战,许多没种的明朝水师见了“徐”字战旗竟然立刻逃命。彼时明朝水师中,能与徐海对战的水军将领,仅俞大猷一人。如果说对王直,胡宗宪尚存招安之心的话,那么对徐海,胡宗宪从一开始就下定了决心:除恶务尽。可徐海太恶,明军的实力根本“除”不了他。所以就在与王直接洽的同时,胡宗宪假意拉拢徐海,连番派使者接洽,并向徐海出示王直与胡宗宪往来的书信。得悉王直也欲归降后,徐海降心大起,他本身就是“被倭寇”,外带他十分宠爱的美妾王翠巧早不愿过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天天给徐海吹枕边风。徐海也深知,窜犯海上,并非是长久之计,总要给以后谋个出路,因此也与胡宗宪频繁使者来往。但徐海不知道,自己的亲信王傲在几次出使后,被胡宗宪策反,成了明朝的内应。灭顶之灾,逐渐降临。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正月,动心的徐海为试探明朝态度,发动了对浙江沿海的试探性进攻,徐海军连掠瓜州、慈溪,明朝溃不成军。胡宗宪果断判断出徐海的意图,一面调集重兵与徐海对峙,一面派使者夏正斥责徐海。徐海试探着提出,要胡宗宪给他的部下“犒赏”,胡宗宪大手一挥送来5万两白银,外带好酒好肉。徐海又一次试探性进攻,在

                        拉着S进了书房,两人想从网上查询一些有关穷奇的资料,我和林岳相视摇头,高中时期我俩就喜欢翻看《山海经》、《搜神记》之类的古书典籍,历史上有关穷奇的资料实在是寥寥无几,但此刻却也不必打击她俩的积极性。“老凡,你怎么看?”林岳盯着我的眼睛问道,事态的严重使得这个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家伙也一反常态地认真了起来,“或者说你心里有了什么样的初步计划?”“现在还没个头绪,《闻风拾水录》书稿上有提到过穷奇,而且特别注明了是动不得的家伙。”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尽力使大脑充满氧气,“凶兽穷奇,其形异而不入五行,魔神附之,天地不灵。”“没有办法用五行克制它,那你有没有想过风、雷的办法?”林岳继续追问道,“上次你收伏五行特例的彭候不就是这么成功的吗?”“考虑过风雷并施的办法,但看来行不通。”我将身体埋进沙发,将视线模糊成一片,“照书稿的记载,若要对付恶类凶品的虚灵,可以采用和它五行相克的天罡印,并配合长风和落雷印。不过,一定要把风雷发挥到极致才有胜算。”“发挥到极致?怎么说?”林岳一付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架势,“要十二级的风?多少分贝的雷声?”“去你的!古代记载和你这个单位怎么换算啊?”这小子再严肃口气却是从来也改不掉,我不由得被他逗乐了,“‘风可破壁,雷若万钟’,按你的逻辑应该就是风速可以突破普通的墙壁,而雷声近似一万口巨钟的声响。”“嗯,有确实可靠的数据就行,只要书稿上记载的没错,咱们想办法达到这个条件不就是了?”林岳一付大言不惭的样子,眼中竟然炯炯放光起来。“有那么容易倒好了,就算我们能达到这两个条件也未必能取胜。穷奇的特性你忘记了?它不但是恶类凶品,也属于神,天罡七印能对付所有虚灵,但对于神品是无效的!”我有些受不了他的理论了,对付穷奇怎么能一厢情愿,“更何况,少昊氏对伏羲太昊的八卦五行理论相当精通,所以才被称为少昊。”“呃~~”林岳一时语塞,想不出任何语言来驳斥这条苛刻的原则。两人又沉静了起来,客厅的挂钟嘀嗒地走动着,时间已是深夜了。林岳禁不住打起了呵气,在他的传染下我也感到一阵疲倦袭来。紧张的确容易使人疲劳,再加上连日来的奔波和频繁的思考,身体多少有些难以负荷。“我们有发现了!”S拉着晖儿从书房出来,一脸兴奋地扬着手中的白纸。“这些资料可能帮你分析出穷奇的弱点。”晖儿靠着我坐下,S则递过来一叠资料。“少昊氏解密?”这些是史学资料,记载的都是有关少昊氏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其中对少昊氏的那个不孝子也有着很大篇幅的讲解。“我们发现少昊氏是轩辕黄帝的一脉传人,也是太古五帝中的第一位。”晖儿说道,“在舜帝时代,少昊氏被驱逐到了当时的西部地区,那个不才子穷奇则被舜帝用铜锥钉死在土穴里。”“还有种说法,穷奇是共工死后的怨气所化,你们有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看完资料我询问道,“共工是古代的水神,而穷奇也被描写为北方天神。如果说穷奇被钉死在土穴中,那舜帝一定是用了五行的相生相克原理才击杀了穷奇。”“《史记》中有记载‘谓共工氏也。其行穷而好奇。正义谓共工。言毁败信行,恶其忠直,有恶言语,高粉饰之,故谓之穷奇。’”S走进书房,不一会拿出一张纸念道,“刚才觉得不是太有用就没有打印出来。”“五行原理中,土克水,用土穴抑制住水,使其不能动摇滋生。金生水,铜锥是尖锐集中之物,将金生水的力量集中在一点上爆发,那么就会因为承受不住膨胀的力量而自爆。”我近于自语地分析道,“‘相克而锢,相生而亡。’,舜帝对五行与反五行方法的运用不得不让人佩服。看来穷奇和共工确实有关联,这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大概听懂你的意思了,就是把金属锥看作是注射器,将水快速注射到穷奇体内引发自爆。”林岳在一旁插嘴道,“那我们是不是要效法舜帝,用金属器物集中一点攻击穷奇的重要部位?”“这样虽然说进了一步,但是对于穷奇的神品部分五行方法还是无效的。”我的脑中开始不断地循环起各种排列组合,“如果采用各种方法来逐一破解,那排列组合要平衡起来就比较复杂了。”晖儿起身沏了四杯浓茶,深夜疲倦的时刻这正是大家所需的良品,望着晖儿的身影,我突然想到一个提示:“晖儿,我把穷奇的弱点排列出来,再排列出相应的克制方法,你是否可以用程序组合出一个最佳的方案?”“嗯,可以,这属于比较简单的判断分析语句,而且也有现成的数据模型,我这就去修改一下。”我常常会自喜有晖儿这样的贤妻在身边,当然这次也不例外。我在纸上排列着各种方法和描述,林岳和S则负责仔细地对照资料数据,很快便将所需的输入的方案整理得差不多了。可就在整理舜帝击杀穷奇的这段时,一个熟悉的感觉在我脑中晃动了一下——铜锥!在青铜器具出现之前,五帝时期的铜制器具材料采用的都是黄铜,梦中那青年人手中所拿的不正是一根硕长的黄铜锥吗?!莫非是……“少时不畏狂放之,昊苍灭族逐逆子……”那日的歌声恍惚间在耳畔再度响起。取过一张纸,将两句歌词一上一下地写了下来,看着句子首尾两字的组合,我大大地吃了一惊——“少昊之子”!林岳和S奇怪地望着纸上的词句,很快便也发现了四字的组合,两人惊讶地看着我不知该如何发问。“程序改好了……”晖儿走出书房,见到我们三人那奇怪的表情不由愣了一下,“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沉声间我将当日梦境中的经过详细地描述了一遍,可以肯定,那天在梦境中的青年人便是“少昊不才子”——穷奇。“他怎么会找上你呢?而且照说他应该会对付你才是啊。”S疑惑道。“那家伙的原则是亲小人,食君子,老凡一句‘不耻做小人,不屑做君子’正好处在他的原则之外。”林岳摇头感叹道,“天意啊,要是承认自己是君子那就完蛋咯。”“亦凡,你所见到的是穷奇的人形,与之前描述的不同,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有着神、兽、人的三种形态呢?”晖儿恍然地说道,“如果有办法让它保持除了神形态以外的两种形态,是不是就可以对付它了?”“嗯,我也在思考这个可能,书稿中的那句‘其形异而不入五行’之前总是觉得理解不过来,现在想来古代典籍上描述之所以对它有着不同的描述,是因为它的确存在三个形态。”我思量着其中的玄妙慢声道,“神便是共工的形态,五行道法对它无效;兽便是它的怪兽形态,综合了五行属性,那个布阵的前辈一定是在它兽形的时候用天罡七印阵加上四象北斗二十八宿阵才将它困住的。”“老凡,如果说你是在梦中见到穷奇的人形,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的人形是魂魄之类的东西?”林岳推断道。“除了极其有限的几种虚灵之外,一般的兽形虚灵是无法直接与人类大脑进行意识沟通的。”我和林岳有着相同的感觉,“如果从这方面来说的话,它的人形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鬼魂,按书稿上说是精魄。”意外的收获令原本复杂险峻的局面明朗了很多,我重新罗列了穷奇的强弱势和相对应的克制方法后,大家一起走进了书房,晖儿将所有的项目编号排列,一一输入了制做好的程序中。随着硬盘的一阵微响,程序开始了运算,只半支烟的功夫,便提示已算出结果。当所有人期待地望着弹出的处理窗口是,显示在屏幕上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无可用组合?!怎么会?”晖儿不禁讶异,双手飞快地在键盘上操作着,满屏的程序语言令人目不暇接。“老凡,你给的方法和条件有没有缺少什么?”林岳也有些沉不住气了,“照你刚才的分析,应该有点办法的吧?”“稍等一下,程序的条件判定输出上有些问题,我改一下看看。”晖儿将话语拦在了我的前面,没多久程序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运算。终于排列出了一个可行的组合,但面前的这个组合似乎难度系数更高了。“按这样来看的话,灭掉人形,引出兽形,避开神形,用金属物结合风雷法灭除穷奇。”林岳一阵咂舌,“这下可真的要劳师动众咯,关键是时间需要多少,而我们又有多少时间?”“三形中必须避神形,灭人形,引兽形……金属物……风雷法……”这些关键字渐渐地在我脑中形成了一个模糊的方案雏形,但似乎缺少了些什么,刚才突然的提示和资料诱发了大脑中深层的某些东西,“我应该能找出解决的方案了,但需要点时间思考一下。”晖儿望了望我,起身端来浓茶放在电脑前,向林岳和S做了个手势,三人走出书房,留下了静心思考的我。从记载上来看,神形的穷奇几乎很少出现,按传说中穷奇是共工怨气所化的说法推断,出现神形的可能只有一个,它遇到了自己的死敌颛顼或与之相关的事情。目前来看这个可能不大,因为颛顼在现代几乎已被遗忘了,虽然他和少昊氏同为轩辕黄帝一脉,但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早已把这个老祖宗丢在了九霄云外了。对付兽形穷奇,金属器物可以用我驭金的能力铸造成形,时间充裕的情况下也不是大问题。关键的是风雷法的加强,林岳先前的单位换算法未必不可行,如果取样钟声和风速,并进行测试换算,用计算机程序却也可以推算出所需要的条件,倘若实在不行,人力物力上也可找罗志云去打个商量。现在最难的就是如何灭除人形的穷奇,布下那五个天罡七印阵的前辈已经指点了我们,阵法所在的位置正是穷奇兽形本体的五个弱点。虽然阵法在机缘巧合之下相继被破除,但长期的困踬必定使得穷奇元气大伤,要恢复却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做到的。如果推断没错,作为精魄的人形穷奇应该就在城市南面的某个地方,也就是穷奇兽形本体的头部位置,但又该如何它并将它毁灭呢……十七、精魂“遁神聚魂”脑中忽地浮现书稿中的一个格局,这原本是指一种极易招惹所在位置虚灵的格局。人们平日所说“闹鬼”“灵异”相关的建筑或地点,大都是因为符合了这个风水局而导致的。如果在晖儿公司内部布下一个小型的遁神聚魂局,那就等于是排了一个招魂阵!欣喜间一跃而起,正想出去宣布计划时,耳畔却传来一声大响,惊得我心神一乱。走进客厅一看,原来是林岳想打开身后的窗户透下气,因偷懒不想走动,便跪在沙发上去移动窗子,结果失去重心连人带沙发翻倒在地。这小子总那么大大咧咧的,苦笑间窗外的夜风拂面而来,一阵凉意令我浑身不由一颤,加上刚才被声响惊吓,神志竟有些恍惚了起来。对啊!我突然惊醒,是这样!原来应该是这样!“风可破壁,雷若万钟,雷动其魂,风散其魄。”风雷并用而驱散恶类虚灵的真谛原来在于此,用巨雷将虚灵精魄震慑,配合疾风毁灭处于半游离状态的精魄,使之无法聚合,而失去精魄的虚灵便只是一个无用的躯壳,只需根据其五行特性用相对应的方法灭除即可。如此这般,那么剿灭人形穷奇的方法就跃然纸上了。S正打趣着自地上狼狈爬起的林岳,而晖儿则探视着有否惊扰邻居,我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们,详尽地将整理好的想法陈述了一遍。“风雷并用的方法刚才不是被你否定了吗?”林岳一脸的不解,“没有办法界定量值的话,就无从下手,更别说辅助的办法了。”“呵呵,这个就又要麻烦我聪慧能干的老婆大人咯。”难题突解心情顿时舒畅了许多,我向晖儿眨了眨眼打趣地说道。“是需要我做些什么吗?我可不会那些风雷法啊。”晖儿脸颊上略略有些绯红,似乎是受了我言语和表情的影响。“假设我们得到了一口巨钟在敲响时的分贝值,并由此推算出其一万倍的数值,把这个数值保留。”我放慢速度一字一顿地说道,“将已知电压电流的阴极和阳极触碰,测得电流所产生的爆响分贝值。根据先前存下的数据,是否可以推算需要多大的电流电压才能产生这个分贝的巨响呢?”“嗯,可以通过预设的运算模型来计算,你的意思是……”晖儿的问句被打断了,我做了个手势示意她听我说完。“已知砖墙的厚度和砖体可承受的最大压力值,以现有大气压强值为标准。”我继续说道,“在指定受力面积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算出气压摧毁砖墙所需的空气体积?”“可以,不过一定要精确计算承受压力部分的临界值。”晖儿的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老凡,你悟出风雷破穷奇的方法了!”林岳大笑着在我身上擂了一拳。“你小子,下手轻点,很痛啊!”我笑着回敬了他一下,转头向S说道,“建筑材料的强度和材质你最权威,取样测试的事情就要麻烦你多辛苦一下了。”“哈哈,没问题,这下终于找到办法了。”S说着揉了揉肚子,苦着脸道,“现在是不是可以解决一下温饱问题啊?肚子开始提抗议了~~”“我去给你们煮点宵夜。”晖儿笑着走向厨房,客厅里顿时洋溢着一片轻松的气氛。……城西,重工业区,不久前发生的山体塌陷滑坡事件使这里一时人迹罕至,原本冶金仓库里的库存早已在机械和人力的协作下大批挪走了。此刻,却有两个人影隐蔽地在冶金仓库所在的山坡上来回晃动着,最后没入了满山的树林中。那人影便是我和林岳,在经过一番的商议布置后,一切按照既定的计划有序地进行着,城西位置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自风水格局纵观来看,穷奇的致命弱点就是在城西的金位,这里不但富含着大量的金属矿藏,而且也是穷奇躯体的前胸部位。遵循舜帝当年灭除穷奇的做法,测算出冶金仓库天罡阵法的具体方位,我和林岳在山坡上探查了许久,终于确定了阵法的中心位置,这也是灭除兽形穷奇的突破点。“老凡,你说过,舜帝灭除穷奇是将它困在土穴之中,再用铜锥击毙的。”林岳斜靠在身旁的树干上问道,“在这个突破点上打入金属锥装物只是满足了其中的一个条件,那土穴的条件如何满足呢?”“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其实之前布阵的前辈已经揭示了答案。”我在阵法中心位置上来回踱着步,估算着大致的数据,“我们市属于冲积陆地,地下大多是沉积的泥沙,经过长期的陆地变化,再加上后来人类的建筑和整治,城市的地形渐渐变作了中心低洼而四周扬起。整座城市便是一个‘土穴’,这也正是那位前辈此设下如此庞大阵局的原因。”“原来如此,估计这穷奇也是那位前辈故意给引到这里来的。”林岳点头道。笑着默许地点了点头,我示意林岳暂时不要说话。站定在中心位置上,全部意识顿时集中,脚下微微有些震动,大脑中清晰的显示出一个画面:地下深处那渐渐形成的巨大金属锥体在不断地拉伸,慢慢地延展向城市的中心,这便是为击杀兽形穷奇所准备的武器。当年舜帝杀死的是普通兽形的穷奇,但根据格局的判定来看,现在我们要对付的则是巨型化的兽形穷奇。换而言之,我们现在的这座城市便是建造在这只巨大的穷奇身上。大量集中地运用驭金能力使得我很快便产生了疲惫脱力的状态,在聚合了一段锥体后,不得不停下休息片刻。林岳从背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杯,倒了一杯盖水给我,入口苦涩味辛的感觉令我精神为之一振,身体的疲劳似乎缓解了许多。“嘿嘿,这老参精华的效果如何?”林岳得意道,“这可是我家乡带来上品,就那么点根根须须的都能让你龙精虎猛。”“谢了,感觉的确不错,有你这个医生在还真是方便。”我向他谢道。稍事休息,身体和精神恢复如初,在参汁的帮助下竟似比之前的状态还要良好。集中意念间,剩下的锥体部分比预计时间提前了许多完成。又花费了一些时间,在锥体上印出了弱水和锐金两组印阵,我们在此的任务便告一段落了。……“丁巳,癸未,丁未……”车子在路上飞驰,S在车后座拿着一本《周易解析》兀自喃喃着。“喂~~喂~~”林岳转头冲S招呼着,后者则满脸茫然地抬起头,似乎还未脱离出书本的内容,“你在那里嘀咕啥呢?”“看八字的阴阳呢,有点不明白其中的含义。”S的语气有些呆呆的,看来她的大脑此18禁止露裸体奶头网站

                        国民经济根本的主张。著作分二十三卷,卷卷皆讲经济政策,以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为核心思想,全面阐述大明朝农业、税收、军屯、外贸、关税、盐政等改革措施。书中的思想,是对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经济思想的全面颠覆。直到几个世纪后,清朝大儒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依然痛斥丘浚“率意妄做,可谓荒谬”。清末维新领袖梁启超却对其颇为推崇,一日梁启超与某西方富商交谈,对方大谈西方近代重商主义思想,梁先生大笑,手指一本《大学衍义补》道:“汝之说,此书早尽言也。”在丘浚生活的明朝中期,此书一经问世,自然引起轩然大波,时任内阁辅臣的徐浦认为丘浚之说“妖言祸国”,但年轻的朱祐樘却深感兴趣,数夜“挑灯研读,时击掌嗟叹,言大明竟有如此奇才也”。数日后对丘浚表达了“读后感”:“此书既为救时之良策,更为治万世之远谋。”当即下令福建布政使负责刊印,全国发行。正是以这部《大学衍义补》为参考,少年登基的朱祐樘大刀阔斧,开始了对于大明王朝政治经济的全面整合,政治上,依书中“官职不在多,却在效用,良臣不在品德,却在督考”,朱祐樘启用王恕为吏部尚书,设立“京察”“栓选”“评考”制,即后来张居正“考成法”的前身。税收上,如丘浚书中所言“国家财税之锐减,一在土地兼并,黄册萎缩,二在米粮通运,耗费巨大,三在机构重叠,关节横生”,朱祐樘简化了税收体系,裁减税收机关,在全国范围内遏制兼并,并继续开放辽东和湖广的“无人区”,招募农民屯垦,缓解土地矛盾,更推出了“折纳银钱”制,即农民可将半数税粮以白银方式缴纳,这一条,即是后来“一条鞭法”的前身。弘治五年,原内阁首辅刘吉被撤职,丘浚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首开明王朝“尚书阁老”先例。之所以破例,看中的还是他这份“治世之才”。丘浚也未让朱祐樘失望,除高瞻远瞩外,具体改革措施上,丘浚更谋划详尽。弘治三年,朱祐樘着手整治江南税赋,清理历年积欠,丘浚认为“百姓苦于苛政,不宜催逼,需平抑赋税,方可两难自解”,继而详细谋划,重施周忱时代的平米法。在具体税收策略上,丘浚推出了“问责制”,即每年秋收初期,地方官要向朝廷“报计划”,具体税额,以朝廷下发的“凭票”为据,不得肆意加征,小小的改动,就堵住了官员“贪墨”的口子。在税粮运送上,丘浚推出了“兵补制”,每年负责押送运河税粮的“运军”,由兵部统一补贴,减轻运军负担,运军所过之府县,由当地布政使和按察使联合监督税粮押运盘点,实行“集体负责”他还创立“扣分”制,凡税粮有减损,各级负“连带责任”的官员都要被“扣分”,扣分到一定程度,便自动“下岗”。苦心谋划下,成化朝时期连年入不敷出的明王朝终重现生机,数百年后,清末政治家曾国藩也曾感叹:“前明弘治时,民不加赋却国用足,诚为我朝之鉴也。”在成为“阁老”后,丘浚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盐政改革,影响更是深远。改革的对象,正是朱元璋时代杨思义首创的“开中法”。“开中法”的本意,是要在国家垄断盐业贸易的前提下,用授权盐业贸易的方式,鼓励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但在明朝中期,这一政策已很难实行:一者是官员贪墨,利用盐业贸易渔利,二者是部分商人弄虚作假,利用明王朝发放的“盐引”扩大食盐贸易,甚至造假“盐引”渔利。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开中法”原本的方式是商人用粮食换盐,但是在明中期,盐价和粮食价格的比例早发生了变化,单纯的“以粮易盐”早已无利润。因此朱祐樘即位早期,虽屡次清查,查办大批贪墨官员,但诸多盐商对此应者寥寥。这个问题,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也有论述:“开中法之弊,贪墨为其表,无利乃主因。”弘治五年,依新任户部尚书叶淇陈奏,朱祐樘正式改革“开中法”,由原来的“以粮换盐”,变为“以银换盐”,一字之变,即引得商人纷纷响应,国家得到大笔收入充实国库,北方盐业贸易也因此繁荣。此奏议虽由叶淇提出,但身为阁老的丘浚是坚决的支持者,不但在朝堂上极力赞同,更与反对改革的徐浦等人据理力争,他更看到了叶淇看不到的地方:奏请朱祐樘“调太仓之粮输九边,以太仓粮易九边银”,即用政府行为“宏观调控”,防止银多粮少造成物价飞涨。可年轻急于求成的朱祐樘这次并未采纳,事实果如丘浚所料,数年以后,北方边境粮食价格暴涨,差价竟与中原相差3倍。从此时起,原本垄断食盐业的明王朝变成了“批发商”,盐业贸易的繁荣,带动了两淮和山西两大商人集团的崛起。国家不但通过开中法获得了大量收入,更从盐业贸易中抽取了大量盐税,明末史学家谈迁曾赞叹道:“国朝盐业之利,自此数倍于前。弘治中兴之局,富庶由此奠定。”在这“中兴之局”中,呕心沥血的丘浚实现了祖父“以济天下”的厚望,明史称他“一代贤辅”“中兴贤儒”,至为公允。四但相比于“弘治中兴”18年的诸多英杰人物,无论是比起“凝重有度”的内阁首辅徐浦,还是被赞为“弘治三君子”的马文升、刘大夏、王恕三位六部堂官,以及被赞誉为“公谋断内阁”的谢迁、李东阳、刘健三位阁老,甚至比起地位远不如他的杨守随、王琼、姜宛等地方官,身为大明朝“副总理”的丘浚,不但在正史中的记录多被一笔带过,且在清代更遭诸多“大儒”的口诛笔伐,生前身后的评价相去甚远。有关他的记录,很少见于专门的传记,只能从明朝中期的历次“大事件”中摘录整理。声名寂寂如此,原因究竟何在?论学识,丘浚自幼即被称为神童,在弘治朝当时更可称学问第一,是当时官场上难得的博古通今的人才。论政绩,丘浚为官数十年,任礼部堂官时大行“义务教育”,参与编纂《明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宋元纲目》,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他奏请整理天下典籍,抢救珍贵资料无数。著作《大学衍义补》更是眼光超然,领百年风气之先,“入阁为相”后,又苦心筹谋,兴利除弊,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论名声,丘浚为官清廉,身为阁臣,家境却贫寒至极,其所住房屋,还是初入京城为官时购置,40年来无钱修缮,早已破败不堪。他一生酷爱读书,逢好书必买,囊中羞涩时,宁可跑到当铺当家具,至他去世时,已是家徒四壁。然而对于学富五车、呕心沥血、为官清廉的丘浚,其“老上级”,时任内阁首辅的徐浦在其文集《谦斋文录》中却有不同评价:“丘公固有经天纬地之才,然为官一生,素来胸襟狭隘,睚眦必报,因小隙构陷同僚,党同伐异,终令声名受损,也诚为天下为官者谏。”事实正如徐浦所言,丘浚为人胸襟狭隘。成化朝时,仅因政见不和,便趁项忠、杨鼎等人遭陷害时落井下石,引起了“公愤”。朱祐樘即位后,丘浚官升一级,身兼大明朝“经济建设”的重任,虽是“宰相”,但肚子依然“撑不得船”,但凡有不同意见,皆遭他“打击报复”,甚至于同内阁同僚也时常争吵。史载一次在内阁与同僚刘健争吵,面红耳赤时,丘浚竟“掷冠于地”,差点就动手开打,朝堂之上,凡有言官弹劾丘浚,丘浚立刻当场对骂,徐浦说他“污言秽语尽出,全无宰辅之风”。此外,身负奇才的丘浚性格也极为高傲,尤喜奉承之言,凡“赞誉其才者,皆得其喜,指斥其过者,皆惹其怨”。正因如此,在他为官的晚期,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点——弘治六年的“王恕案”。王恕,字宗贯,时任明朝吏部尚书,在当时,他是出名的“直臣”。朱见深时代,他曾在云南抵制明朝太监的“采办”,且救下了因弹劾妖僧继晓被下狱的言官林俊,一时声名大振,民间有言“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朱祐樘登基后,将已退休的王恕召回,任吏部尚书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腐败,建树颇多。同为清官能臣的他,本与丘浚是一类人,但不幸的是,王恕同样性情孤傲,且在弘治朝初年,王恕官至执掌“人事权”的吏部尚书,在六部中号称“天官”,对待其他五部尚书时常趾高气扬,对时任礼部尚书的丘浚更是如此。起初丘浚尚能忍耐,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丘浚入阁后,王恕依然对丘浚指手画脚,不但日常交往中傲慢无礼,且工作中时常抵触。是年八月,王恕向朱祐樘提交一份被裁官员名单,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丘浚准备启用治理经济的“能臣“,二人为此大吵,王恕竟当着朱祐樘的面,数落丘浚成化朝时期陷害言官打击项忠的“烂账”,令丘浚大伤自尊。此后两人“不交一言”,怨仇从此结下,偏巧此时,太医院一个叫刘文泰的医生也因“机关精简”问题同王恕结怨,便借机对丘浚大加奉承,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经二人合力“整黑材料”,丘浚终于抓到了王恕的一条“小辫子”——成化年间王恕罢官归乡后,曾找当地秀才撰写自己与奸臣作斗争的“光荣事迹”,其中对“先帝”朱见深的行为多有嘲讽。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春,丘浚“鸡蛋里挑骨头”,授意刘文泰上奏,指责王恕“诽谤先帝”,一时间朝野震动,大臣们纷纷借此相互攻击。朱祐樘命锦衣卫夜审刘文泰,稍一动刑,软骨头的刘文泰就把同丘浚的密谋和盘托出。真相大白后,同样厌烦王恕“飞扬跋扈”的朱祐樘乘机命王恕“退休回乡”,这位声名显赫的老政治家从此彻底告别了政坛。对于“打击陷害”的丘浚,朱祐樘仅“申斥”之,并无任何加罪,一时间“朝议哗然”。虽被除掉,但王恕威望崇高,在成化朝时曾救下林俊,弘治朝初年的“两京之狱”时,更救下多名得罪权臣刘吉的言官,早就是各位御史给事中眼里的“大恩公”,赶走王恕,丘浚可谓得罪天下言官。此后几年,任丘浚鞠躬尽瘁,各路言官口诛笔伐,弹劾丘浚的奏章络绎不绝,从而彻底把丘浚“搞臭”。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七月,积劳成疾的丘浚与世长辞,享年73岁,朱祐樘大为悲痛,追赠太傅,谥号文庄,并拨大内专银在丘浚家乡修建陵寝,其墓高6米,分16级台阶,上有朱祐樘亲笔提写的“理学名臣”四字,足见悼念隆重。但朝臣们反应冷漠,丧礼的时候吊客寥寥。丘浚生前的“莫逆之交”刘文泰前来吊唁,一进门就被邱家家丁乱棍轰出来,丘浚夫人当场哭骂:“汝损吾夫清誉甚矣!”虽是“损清誉甚矣”,但弥留之际,丘浚依旧“一心扑在工作上”。生命的最后时刻,丘浚双目近盲,难以写作,依然以口述方式向朱祐樘上奏章。一是建议朱祐樘“可招募边地良民为壮勇,以补军户之兵不足”。依此议,丘浚去世数月后,朱祐樘正式颁布了《民壮法》,即从农村乡民中选拔精壮民兵,农闲时训练,战时编入军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二是完成了《大明会典》的修订纲要,依丘浚的“提纲”,两年后朱祐樘正式下诏修改《大明会典》,删去朱元璋时代诸多苛刻刑法条文,可谓善莫大焉。而一直伴在丘浚身边的这位“记录员”,是丘浚弘治元年编纂《明宪宗实录》时的助手,丘浚当时就赞他“宰辅之才,他日成就远胜于我”。这个人,就是彼时翰林院修撰,后来大明正德朝内阁首辅,被明史赞颂为“镇静持重”“补苴匡救”的一代名臣——杨廷和。第十六章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们2005年作家李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5000年来,我们总以为敌人来自于草原,直到吃了亏挨了打才明白,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于海上。从其演讲的内容看,这句话所指的对象,是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中国,但明王朝,恐怕对这句话也会体会至深。从建国开始,明王朝的主要战略防御重点,就是北方的蒙古部落,从朱元璋起就修筑长城,北方设“九边”,囤积雄兵百万,到朱棣时更迁都北京,加强北部防御。来自于海上的威胁,从元末明初开始,先是倭寇的持续骚扰,屡剿屡不绝。不过在明朝中前期,多是小打小闹。从明朝中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开始,倭寇却成为困扰整个明帝国的大患,从山东到浙江再到广东福建,倭寇肆虐中国东南沿海长达20年,这期间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相继来犯,东南沿海百姓惨遭屠戮无数。海上的敌人,渐成中国边防大患。翻检明朝中期有关“海患”的各种史料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了如下的几个新名词。一是“奸民”,多出现在有关葡萄牙殖民者入寇的各类记录中,称葡萄牙殖民者是以沿海“奸民”作向导,继而侵扰中国东南沿海,起先只是少数人,后来却有“人心思乱,百姓纷纷为奸民”的记录。二是“真倭”、“假倭”,真倭容易理解,多是来自日本的海盗倭寇,假倭却鱼龙混杂,有“海匪”、“海寇”、“海贼”,都是沿海当地华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假倭”骚扰的次数和规模,要远远大于“真倭”。如此奇景,确为先前历史所罕见。不管“奸民”还是“假倭”,却都折射出了另一个新名词:明朝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华人海商。一在明王朝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海商”,其实是一个非法的词。战国时期开始,中国东部沿海就有以海外贸易谋生的商人群体,到唐宋元时期,中国沿海的海商已然渐成规模,甚至一度达到极盛之景。比如中国东南沿海边民大规模地移居东南亚,就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到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曾达到顶峰,东部的泉州、宁波、广州等港口,皆为国际化贸易港口。元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中,东南沿海起事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皆与东南沿海业已壮大的海商势力有密切联系。比如张士诚麾下的诸多将领,皆是海商家族出身,方国珍虽是贩盐出身,却是以联合海商,“啸聚海上”的方式起兵反元。《元史》说东南元末农民大起义时,说“东南海寇四起,交相为乱”,诚为实情。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从争天下开始,至最后一统河山,对海商采取的是严厉打击策略。在明王朝鼎定天下后,朱元璋先是严厉打压江南富豪,尤其是有海商背景的富户们,不但课以重税,更逼迫许多家族举家北迁,至北方边境地区屯垦。这里要提一人,即大名鼎鼎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世人皆传说他有“聚宝盆”,事实上他的发家方式很简单,就是坐镇周庄,利用运河便利收购内地货物,再高价转卖外国商人,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皆是他的“贸易伙伴”。《吴县县志》说他的发迹“富甲天下,由通番而得”。明朝建立后,沈万三主动“表忠心”,不但向朱元璋捐献财物,为朱元璋修缮南京城墙,更出资犒赏军队。不过,他的这些行为却惹得朱元璋大怒,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降罪沈万三,将其流放云南,家产充公,7年后沈万三死于云南(又说贵州)。事情还没有完,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沈万三二子沈至、沈庄又获罪入狱,沈家再遭抄家。甚至在朱元璋临作古的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借蓝玉案由头,朱元璋再次将沈万三家人下狱,沈万三曾孙遭凌迟处死。几度整治,终让这个元朝末年富可敌国的家族凋零败落。朱元璋之所以整治沈万三,有说是垂涎于沈家巨大财富,也有说是因为沈万三犒赏军队,犯了朱元璋的忌讳。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明朝一统天下后,先前张士诚、方国珍等部的残余势力皆盘踞沿海诸岛,时常伺机骚扰内地,他们勾结倭寇以及沿海海商,连年作乱。对此朱元璋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一面在东南沿海屯兵50万,设立卫所上千,加强海防,一面大力整治国内与“海匪”有瓜葛嫌疑的海商们。沈万三,就成了朱元璋“杀鸡儆猴”的道具。同时朱元璋厉行闭关锁国,就在沈万三获罪的次年,朱元璋裁撤了自唐朝起开始设立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大明律更规定:凡擅自造船且与外国人交易的,一律处斩,家人流放戍边。“严打”之下,自唐宋起日

                        少家产,但这次大出血还是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所幸成功贿选,要不然只能去跳黄河。可话又说回来,“贿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比“不选”进步得多,毕竟“贿选”在政治透明度上远胜暗箱操作的“不选”。1923年的国庆节,即10月10日,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成功贿选总统成了年度头条新闻,这么火辣的内幕当然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共同抨击。其中,“民国骂神”吴稚晖的表现最出彩。吴稚晖同志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口才十分厉害,世称“疯狗”,威名远扬四方,没人惹得起他。他的厉害之处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逮着谁咬谁,从老一辈的慈禧到小字辈的汪精卫、蒋介石和戴笠,都被他尽情地“咬”过,差点没撕碎了。二是他的口味相当重,火力总是在对方的脐下三寸左右徘徊,爱惜面子的人很难骂回去。像这一次,他就给曹三爷想了一个“省钱”的招——男人的精子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云雨一次,便可以生出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都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黄段子的生命力一向很强,尤其是在市井间,因此吴先生的这个荤段子深得老百姓的钟爱,传着传着,曹锟就得到了一个“精虫总统”的非荣誉称号。曹三爷的个人威信因此严重下降不说,更严重的是,他贿选总统的行为将吴大帅这些年拼死拼活为直系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一扫而光。这对直系的前途而言,是一个十分不妙的信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曹锟贿选总统,令孙中山先生十分不开心,可他也知道,凭自己的力量目前无法撼动直系,好在自己正行走在正确的大路上,早晚都会干掉北洋军阀,只是这需要一些时间。为了更好地借助苏联的力量和经验强大自己,孙大元帅决定向前辈取经。于是,1923年8月,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口中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什么时候孙中山拥有博士学历了?其实孙中山只是香港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而已,其博士头衔十有八九是人们把Dr.(医生)误译成博士所致。尽管未曾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孙中山还是不失为一位晚清名医,他行医的故事不少,其医德更是有口皆碑。孙中山此番派遣蒋介石赴苏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与苏联共产党中央高层以及共产国际高层进行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学习更多的经验,争取更大的同情和更多的援助。其二,在蒋介石出发之前,国民党党中央和总参谋部鉴于北伐屡次失利的不利局面,想出了一个似乎快速有效的北伐方案——尽可能将战场转移到更利于接收苏联物资援助也距离北京路途更近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来就是,孙中山希望苏联帮助国民党在外蒙古的库仑(今乌兰巴托)办一所军官学校,进而帮助国民党训练出一支军队,然后从外蒙古发起进攻,干掉曹锟这厮以及以他为首的北京政府。对于国民党的这个军事计划,苏联军委主席托洛茨基明确拒绝了蒋介石:你们应该将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到宣传工作上,尽量减少军事活动。你们应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外蒙古发起军事行动,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尽管蒋介石努力争辩,但苏联坚决不支持国民党的外蒙古军事计划。这让蒋介石很生气,他当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求人不如求己,一些人宣称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在苏联取了三个月的经,但“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苏联并非极乐世界。他在日记中说:在我没去苏联之前,我相信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是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考察的结果让我感到了苏联对新疆、蒙古和东北的领土野心,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感觉苏联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比西方殖民地主义更危险。了不起!政治阅历并不深的蒋介石,居然能嗅到“霸权主义”的味道。由此,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感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完全是出于领土野心和不良目的。尽管蒋介石同志之前曾认真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曾认为中国革命可以分两步走——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下一阶段,但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出面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以“须请命孙先生”的托词婉拒。蒋介石满怀期望地去苏联取经,却没有修成正果,可他也并非毫无收获,通过仔细观察和沟通交流,他总结出了两条革命经验:经验一,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经验二,“一个主义一个党”,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可以说,正是这次苏联之行,使得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的态度产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为他在四年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埋下了伏笔。尽管蒋介石觉得苏联危险,但蒋介石更知道,这时的国民党根本就离不开苏联的援助。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永远追逐利益的最大化。1923年10月6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在接下来的七个星期中,孙中山、鲍罗廷两人定期就国民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经过艰苦努力,压下党内的不同声音,坚决改组国民党,他要将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团体改造成有人民参加、有人民支持的合格的政党。值得一提的是,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与李大钊的斡旋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与中国国民党的蜜月期。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无自己独立的、鲜明的政治主张,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它也未获得独立运作的授权,没有能力独立行动,所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官方思想就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真诚协助国民党。由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以正式确立。而孙中山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建一支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军队。要有这样的军队,就必须要有培养军官的学校。于是他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者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那么,广为人知的黄埔军校在哪里?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定址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大家就以地名“黄埔”代称它,其真名反而被世人忽略。下面就来聊一聊这个培养了国共两党无数将星的摇篮,说一说这所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军校。第十章黄埔!黄埔

                        黄埔新立

                        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终于迈出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第一步: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并任命37岁的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埔军校的筹备过程中,由于筹备工作繁重,办校经费、武器弹药和训练器械极度缺乏,以及不少老资历的革命干部出于心理不平衡对他处处掣肘,蒋介石多次打算撂挑子不干,最后还是孙中山拿出老领导的架子猛批了他一顿,才让其勉为其难地挑起这副担子。1924年初春的广州,细雨绵绵,春寒料峭。阴霾的天气和淅淅沥沥的小雨交替上演,似乎在告诉人们:冬天并没有走远。如此寒冷的天气里,南堤2号新打出来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招牌似乎也被冻得瑟瑟发抖,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筹委会那一大帮子人的热血豪情。革命形势喜人,时不我待,众人都很心急,也很努力。1月下旬才建立筹委会,5月学校就落成并开始招生,6月16日新生竟然就入学了。这样的进度不免令人浮想联翩。其实按现在的标准,黄埔军校算不得一个正规的军校。说不正规,是不想扫这些历史牛人的面子,要讲难听点,就是学校有点“野鸡”的意思。黄埔军校虽然有点那个,但总算是起步了,一穷二白,多不容易!下面一起来看一看黄埔军校的第一届领导班子,请注意,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叱咤风云。军校总理——孙中山孙先生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总理这一称呼,以至于军校都要设置一个总理。校长——蒋介石虽说他的资历不够老,不过作为唯一既精通军事还懂政治宣传又深得孙中山信任的高级干部,这个校长也就只好由他来做。当然,这跟他擅长搞人际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如他的盟兄弟张静江、戴季陶、许崇智,还有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廖仲恺都愿意为他说话,都支持他做校长。党代表——廖仲恺他从未在部队待过,但追随孙中山多年,久经考验,搞财政的能力也不错。这个党代表制度是学习苏联的,相当于咱们现在军校的政委。政治部主任——戴季陶这位仁兄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跑路了,不辞而别。经过小心求证,发现此事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黄埔军校的权力结构是这样的,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构成看似平衡的三驾马车。平时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党代表辅助并监督之,政治部主任则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当临时的老大。这样问题就来了。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铁哥们,“蒋戴”组合联手,在黄埔有谁能相抗?对于黄埔军校这样一个各方利益纠葛其中的香饽饽,这显然破坏了其中的政治权力平衡。所以国民党内部的眼红人士纷纷跳出来反对:或蒋走,或戴走,两者余一!戴季陶够义气,他把机会留给了蒋介石,自己离开黄埔军校,去筹办一所新的大学——中山大学。可话又说回来,还好他跑掉了,英俊有为的周恩来才能接任。战术总教官——何应钦他在日本振武学校念过书,是蒋介石的校友。一年前还在贵州军阀手下干活,职务是贵州省军区参谋长,可惜那边窝里斗得太厉害,于是转投前途远大的蒋介石同学。后来,何应钦成为在黄埔系中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一直在台湾干到退休。教练部主任——李济深之前说过李济深与胡汉民、邓铿二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就不重复了。他毕业于保定军校,于邓铿死后不久升为粤军第一师师长。他不仅是粤军中的实力派,而且跟新桂系的关系很不错,在两广一带有很强的活动能量。此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教育长、总队长兼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毕业于保定军校,原为粤军第一师参谋,后来搞了一个“第三党”跟蒋介石唱对台戏。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毕业于保定军校,一遇到危险就逃跑,实在是没脸没皮的经典人物。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两年前还只是个下级军官的叶剑英,此时竟跃升为教授部副主任。究其原因,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件中,他火线“救驾”,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与赏识。顾问团团长——来自苏联的加伦将军此人本名布留赫尔,后被封为苏联元帅。他领导的顾问团还包括了炮兵专家鲍罗金,通信专家德拉特文,战略专家切列潘诺夫……他们的到来大大提高了黄埔军校师生的战术水平。校长办公厅主任——陈诚陈诚,字辞修。毕业于保定军校,一生追随蒋介石,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之一。招生委员会委员——陈果夫此人是蒋介石把兄弟陈其美的亲侄子。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陈立夫陈果夫的亲弟弟,陈其美的亲侄子,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毕业生。谁也不会想到,这所在不起眼的小岛上颤颤巍巍起步的黄埔军校,竟然在日后名扬天下。从此时起,直到1976年叶剑英主导粉碎“四人帮”为止,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每起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会看到黄埔军人的影子。生源黄埔军校的优秀教师、优秀毕业生实在太多,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部书或者拍一部电影。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个仓促搭建的草台班子爆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能量?不要着急,先领略一番黄埔美景再说。在广州东约二十公里外,珠江的江心,有一个树木葱郁、山峦起伏的小岛,因其形状狭长,故而得名长洲岛。黄埔军校就坐落在长洲岛上,坐南朝北,总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青砖古屋,石板街巷,雕花木窗,是岭南特色浓郁的南方祠堂式建筑。学校最美的季节要数秋天: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翠醉石屋人。不过黄埔军校的菁华不在它的美景,而是学校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上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看到这里,不知道诸位对黄埔军校的成功密码是否有了一丝了然?黄埔军校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优秀的生源素质。说起生源,我们先看看当时的其他势力都是怎么为自己招兵买马的。连年的战争已经使当时的兵源严重枯竭,所以各地军阀把征兵工作看得非常重要,都派出得力干将四处征兵,不惜回到各自的老家坑蒙拐骗,甚至直接绑架。看这架势,当时对兵源的争夺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民办大学招生,甚至更加残酷。一不小心,招生人员还可能掉脑袋。张作霖手下那位人称“五毒大将军”的奇将张宗昌,他就干过这么一件荒唐烂事儿:张宗昌派自己的四个亲信去山东开展征兵工作,可那四个招生负责人活做得不尽如人意,没招到几个兵,结果四个人全部被张宗昌枪毙。招生难!招到优秀学生更难!不过黄埔牛就牛在这里:不愁生源。说到这一点,那就得感谢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了,当然也要归功于孙中山的求变。孙中山以苏联为师,不但获得了实打实的物质援助,而且在苏联或者说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大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放弃了眼睛只向上看的习惯,放弃了对普通百姓的傲慢态度。国民党开始真心地、热诚地到基层去,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论。因此,国人开始觉得孙中山、广东政府代表的是进步和希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到黄埔军校去”成了最时尚的口号,无数有志青年纷纷行动。他们或者是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者,又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推荐的精英。总之,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广州去,目的只有一个——救中国。1924年的广州,精英云集,正是这些人领衔主演了中国几十年的近现代史大戏。黄埔一期黄埔军校招生不像那些军阀,是人就招,而是要讲条件的。请看黄埔苛刻的入学标准:标准一,政治合格。考生得根正苗红才行。说得简单点,就是考生得是“本党党员”,或者是“认同本党主张”,又或者由“本党党员”推荐。“本党”当然是指国民党了。不对吧?黄埔军校的学生可有不少共产党学员,难不成是国民党代表推荐的?没错,确实如此。那个时候国共是一家人,所以这些共产党员是有双重身份的,他们同时也是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一大”一百九十六名代表中,有国共双重党籍的代表超过了百分之十,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毛泽东等高层领导都是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毛泽东当选了候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更是位列五人主席团。标准二,得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分初试、复试、总试三关,考试内容竟然包括了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几何、代数。没有高中知识是很难考过的,也就是说考生应试之前就已经拥有高中以上同等学力。标准三,面试要能过关。实际上就是对口才和应变能力要求较高,因为这些人毕业之后大小也是个干部,是干部就得搞政治宣传工作,口才不行、应变能力差是干不了政治宣传工作的。面试主要考的是考生对“主义”的理解程度和对“革命”的向往程度。当然,你得用嘴巴表达出来,最好还要表现得慷慨激昂一点。据说面试还有一个特殊内容——考核外貌。蒋校长对那些骨骼清奇、面相端正和目光有神的学生会心生好感,并

                        然想要一臣事二君,就连昨天的敌人他们都能侍奉。要是没有“不能生而受阶下囚之辱”这种规定,根本就别想驱使日本人上战场。因此我们虽然服从协议,但我们的真实想法却跟协议正相反。比起武士道战史,日本战史更像是权谋计策的战史,与其等待历史来证明,不如面对自身的真实想法,这样更能了解历史的机制。就像如今军人政治家禁止文人提笔书写寡妇的爱情一样,古代的武人也需要通过武士道来了解自己和部下们的弱点。小林秀雄把政治家这类人称为一种没有独创能力,只会管理和支配别人的人种,不过这种描述好像并不完全正确。虽然大多数政治家基本都是如此,但少数的天才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管理和支配方法,这些方法成了平庸政治家的典范,以一种历史的形式贯穿了各个时代,各种政治,显示了生者巨大的意志。就政治而言,历史不是由个体串联构造的生物,它生来就是吞没个体的另一种巨大生物,而政治也一直在历史的形态方面进行着巨大的独自创新。发起这场战争的是谁?是东条[2]还是军部?肯定是跟他们脱不了干系,但这场战争肯定还跟贯穿日本的巨大生物——历史的无法动摇的意志。日本人在历史面前只不过是服从命运的孩子。就算政治家独创能力弱,政治在历史的形态中怀着独创能力,怀着意欲,迈着无法停止的步伐像大海波涛般前行。是怎样的人想出了武士道?这也是历史的独创,或是嗅觉?历史总是能嗅出人类。因此,武士道虽然是针对人性和本能的禁止条款,是不人道、违背人性的东西,但它又是一种洞悉了人性和本能后的结果,就这点来说,它又完完全全是人道的东西。我认为天皇制是极为日式的(因此也可以说是独创性的)政治作品。天皇制不是天皇创立的。虽然天皇有时也会自己发动一些阴谋,但他们一般来说什么都干不了,这些阴谋通常都会失败。天皇自己或是遭到流放,或是逃到深山里,最终其存在往往会因政治性原因而得到认可。这些阴谋在社会层面被人遗忘时,就会在政治层面上被抬出来,因此其存在的政治原因就是政治家们的嗅觉。他们洞悉日本人的性情,从日本人的性情之中发现了天皇制。这种制度不是天皇一族专属,如果能够取而代之的话,换成孔子、释迦都没关系,只是当时没能找到替代的而已。至少日本的政治家们——贵族和武士——都嗅到了一点:要想自己永远兴隆——虽说不可能永远,但他们是这么希望的——下去,就得立一个专制君主来保证自己的这份永远。平安时代的藤原氏[3]虽然非常自作主张地拥立天皇,却对自己地位在天皇之下这一事实不抱任何疑问,也没有认为是种困扰。通过天皇的存在来处理御家骚动[4],弟弟驳倒哥哥,哥哥打败爸爸。他们天生就是实际主义者,只要自己这辈子过得高兴就够了,所以才会喜欢并满足于制定盛大的朝廷礼仪、拜贺天皇这类奇妙的形式,因为参拜天皇既显示了他们自身的威严,又是一种能让他们自己感到威严的手段。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其实很蠢。电车每次从靖国神社下面拐过,我们都要被迫低头,这愚蠢的行为虽然让我们很无语,但对于某类人来说,或许只有这么做才能让他们感觉到自我。因此,我们虽然嘲笑向靖国神社低头这种愚蠢的行为,但在别的事情上,我们自己或许也正在干着同样愚蠢的事,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自身的愚蠢而已。宫本武藏在赶往一乘寺下松决斗途中,从八幡神社前路过,本来想参拜[5]却又放弃了。他的教诲——“吾不仰仗神佛”源于他自身的性情,也是针对自身性情而发的一句悔恨之言,也就是说,我们会自发参拜十分愚蠢的事物,只是没有意识到该事物有多么愚蠢而已。道学先生暂且站在讲台前给学生们传道授业,但他们多半也会从这件事中体会到自身的威严和自己本身的存在感。于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在干着大同小异的事。像日本人这种把权谋计策当回事的国民,不管是为了权谋计策,还是为了大义名分,他们都需要一个天皇。就算不是每个政治家都觉得有这个必要,他们也会基于历史的嗅觉觉察到这是必要的,而很少会去怀疑自身所在的现实。秀吉[6]在天皇行幸聚乐[7]时,自己因为盛大的仪式而潸然泪下。这次行幸使他体会到了自身的威严,同时看到了宇宙之神。这里说的是秀吉,不是其他政治家,然而哪怕把权谋计策比作恶魔的手段,那么恶魔像幼儿一样参拜神明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因为什么样的矛盾都可能存在。总之天皇制和武士道是一路货色。因为女人心易变,所以才有“贞女不更二夫”这句话。禁止本身是不人道的,违背人性的,然而在东西真理这方面又是人道的。同样,天皇制本身不是真理,也不是自然形成的,然而如今能走到天皇制这一步,我们也无法轻易否定其历史性发现和洞悉中所包含的深刻含义,光靠表面上的真理和自然法则是说不清楚的。希望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是人之常情。就拿我侄女来说,我或许也希望她没有自杀,努力活下去,然后坠入地狱,在黑暗的旷野中游荡吧。如今我逼自己走了一条文学之路,这条路虽是一条漫步在旷野上的流浪之路,但我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消去我那小小的希望——希望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未完成的美不是美。或许在遍历过应当堕入的地狱后,沦落本身才可能成为一种美,这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将其称为美,然而因为如此,我们就得故意透过眼前二十岁的姑娘去看以后那个六十岁的丑老太婆吗?我不知道,我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虽说死了就太没意思了,可真是这么回事吗?有人认为,日本战败,到头来可怜的是那些战死的英灵们,然而我却不能坦率地承认这一想法。然而一想到年过六十的将军们还贪生怕死被牵上法庭,我就完全不明白什么才是人生的魅力;我自己也不得不想象,如果我是一个六十岁的将军,那么我可能也会贪生怕死被牵上法庭。因此我对“生”这种奇怪的力量只有茫然。我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老将军也喜欢二十岁的美女吗?于是那些战死的英灵之所以可怜,也是从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这层意思来说才可怜的吗?要是尊崇美的信念这样明确的话,我也就能放心了,甚至也就可能怀抱信念,一心追逐二十岁的美女了。然而“生”是比我们想象中还难以捉摸的东西。我非常讨厌看见血,原来汽车在我眼前相撞的时候,我都会迅速扭头拔腿就跑。然而我却喜欢伟大的破坏。我曾一边跟轰炸弹和燃烧弹战斗,一边为狂暴的破坏亢奋不已。尽管如此,我却觉得当时是我最爱人类、最眷恋人类的时候。有几个人好心劝我逃难,还说要给我提供乡下的住处。我却拒绝了他们,执意留在东京。当时我打算把大井广介烧剩下的防空壕作为最后的据点,于是跟大井广介告别时(他要逃往九州),我也就失去了所有在东京的朋友。我想象不久美军登陆,我在那防空壕里屏息藏着,周围是重炮弹的爆炸声,于是我感觉只好接受并等待这种命运。我过去一直在想我可能会死,但毫无疑问,我更确信我能活下来。可是一说到从废墟里幸存下来是有什么抱负不成,除了活下来以外,我又没有任何计划。对无法预料的新世界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再生。这份好奇心是我一生中最新鲜的东西,我只是被下了一种奇怪的咒语,哪怕就当作我为这种奇怪的新鲜程度所付出的代价,我也得赌一赌留在东京。因此我很懦弱,在昭和二十年[8]四月四日这天,我第一次体验到来自四面八方,长达两小时的轰炸,头上的照明弹把夜空照得像白昼般明亮,当时我二哥刚好来东京,在防空壕里问我是不是燃烧弹,我想回答他“不,是照明弹”的时候才发现,如果肚子不用力,就完全发不出声音。此外,我当时是日本电影社的委托员工[9],在银座遭轰炸后,我直接在银座的日本电影社的屋顶上迎接编队来袭,五层楼高的建筑物上还有座塔,上面摆着三台相机。空袭警报一响,众人的身影就从街上、窗户、屋顶、银座统统消失了,就连屋顶上的高射炮阵地都没了人影,人都藏在掩壕里,暴露在天地之间的只有日本电影社屋顶上那一撮人,十个左右。燃烧弹的弹雨首先下到了石川岛,下一波编队正往头顶正上方飞来。我感觉到自己腿都使不上劲。我惊叹摄影师能嘴里叼根烟,拿相机对着编队,沉着得直招人恨。话虽如此,我还是一直喜欢伟大的破坏。人类服从命运的样子有种不可思议之美。麹町所有的大豪宅都消失得那么虚假,飘着余烬。高雅的父亲和女儿坐在壕沟边的绿草上,中间只隔着一个红皮旅行箱,要是一旁没有飘着余烬的茫茫废墟,这情景简直就像是和平年代的一次野餐。道玄坂这里的豪宅也消失了,只剩余烬在茫茫大地上纷飞。坡道中途躺着一具尸体,看似是遭汽车碾轧死的,而非轰炸致死,一张白铁皮盖在上面。旁边站着一个拿刺刀的士兵。走的人,回来的人,灾民们组成的蜿蜒人流简直就像没有感情一样,在尸体旁边你来我往,甚至都没有人注意到路上的鲜血。就算偶尔有人注意到,也只不过像看到了路边的废纸一般。美国人说战争结束后日本人虚脱了,茫然了,然而轰炸过后,灾民的行列中充斥的不是虚脱和茫然那一类感情,而是一种惊人的充实和厚重的无情,他们是老实的命运之子。在笑的基本是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的姑娘们。她们的笑容很清爽。她们在废墟里翻来翻去,把刨出来的瓷器放进烧漏的桶里,或是在路上晒着太阳,看守着那一点点行李。这个年纪的姑娘们难道是因为对未来充满了梦想,才不觉得现实凄苦吗?还是因为虚荣心太强呢?在一片焦土上找寻姑娘们的笑容是我的一种乐趣。在那场伟大的破坏下,有命运,却没有堕落;有无情,却很充实。从烈火中逃脱的人聚集在正在燃烧的房子周围取暖,还有一拨人同样聚在一起,正拼命灭火。两拨人只离了一尺远,却完全身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伟大的破坏和它那惊人的爱,伟大的命运和它那惊人的爱,与之相比,战败的表情只不过是堕落而已。然而,与堕落本身惊人的平凡和平凡的必然性相比,我感觉人们因为服从于那种伟大至极的破坏之爱和命运所体现出来的美,最多也就是梦幻泡影罢了。德川幕府想通过杀掉四十七义士来让他们永远保住义士的地位,然而这么做只能防止这四十七位义士的堕落,而不能防止人类本身由义士堕落成凡夫俗子,再进而堕落到地狱。就算试着制定出“贞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这种规定也没法防止人类的堕落,哪怕捅死处女,成功保住了她的纯洁,当意识到堕落那平凡的脚步声像海浪涌来一般理所当然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发现人为的卑微,通过人为得以保住的这份卑微的贞洁,只不过是如梦幻泡影罢了。特攻队[10]的勇士们只不过是一场幻影。人类的历史不是从变成黑市商人开始的吗?寡妇侍奉神明也不过是一场幻影,人类的历史不是从新的面容住进她们心里开始的吗?或许天皇也只不过是一场幻影,说不定等天皇成了普通人,真正的天皇历史才揭开帷幕。人类本身跟名为历史的巨大生物一样巨大得惊人。“生”其实是唯一的不可思议之事。六七十岁的将军们不选择切腹,而选择并驾齐驱被牵上法庭,这场景是一张因战争结束才方得问世的人世图。虽然日本战败,武士道灭亡了,但人类才刚刚从堕落这个真实的母体中诞生。活着吧,堕落吧。除了这套正当的流程,还有什么真能拯救人类的捷径吗?我不喜欢切腹。原来,有一个叫松永弹正[11]的老奸巨猾的阴谋家,被信长[12]追得走投无路,只得以城为枕自杀,然而他在临死之前,还按照每日惯例扎了延命的针灸,之后再用枪顶住脸,一枪爆头。当时他已经年过七十,却还是个能无所顾忌地在他人面前和女人调情的恶棍。我赞成这个男人的死法,但我不喜欢切腹。我战战兢兢。然而,我又在此同时,恍恍惚惚地迷上了这份战栗之美,我没必要思考。那里都是美丽的事物,因为那里没有人类,事实上,就连小偷都没有。近来东京街道很暗,然而战争中的东京是一片漆黑,因此不管夜有多深,都无须担心会有人拦路抢劫。当时我一直走在黑暗的深夜里,不锁门窗睡觉。战争期间的日本像是个虚构的世外桃源,虚无之美四处盛放。这不是人类真实的美。如果我们能忘记思考,就再没有比这更悠闲、更壮观的盛况了。比方说,即便对炸弹有着绵绵不绝的恐惧,只要不去思考,人就能一直悠闲,只需要恍恍惚惚沉迷其中即可。我是一个笨蛋,我天真至极地跟战争玩了一场。战争结束后,我们获得了全部的自由。当人获得了全部的自由时,就会意识到自身存在着无法理解的限制和束缚。人类永远不可能自由。因为人类生存在这世上,又必须死,所以人类就会思考。政治方面的改革能一日而就,但人类不能如此改变。人性经遥远的希腊所发现才迈出了确立的一步,今天它又显示出了多大的变化呢?人类。无论战争带着多么恐怖的破坏和命运跟人类对峙,也不能把人类本身怎么样。战争结束了。特攻队的勇士已经成了黑市商人,寡妇的心已经为新的面容所填满。人类不会变,只是回到了人类。人类会堕落,义士也会,圣女也会堕落。这是防不胜防的事。防备救不了人。人类会活着,人类就会堕落。除此之外没有捷径能拯救人类。日本人不是因为输了战争才堕落,而是因为他们属于人类所以才堕落,因为活着所以才堕落,仅此而已。然而人类不能永远堕落下去,因为面对苦难,人类的心没办法像钢铁那样坚强。人类脆弱,惹人怜爱,所以才愚蠢。然而要一直堕落下去却不可能,因为人类太弱了。恐怕人类到头来不得不捅死处女,不得不编出武士道,不得不把天皇抬出来。但是人类如果想捅死自己的处女而不是他人的处女,编出自己的武士道和自己的天皇,就需要在堕落之路上正确地堕落到底。因此日本也需要像人一样堕落。日本必须通过在堕落之路上堕落到底来发现自我,拯救自我。凭借政治来救国的想法是只有皮相的愚蠢思想。[1]指赤穗义士事件中的四十七义士。江户时期播磨赤穗藩藩主浅野内匠头砍伤主管仪式典礼的“高家”的吉良上野介,于是被判切腹。四十七义士为主子浅野复仇而杀进吉良府,后被判切腹。——译者注[2]指东条英机,“二战”甲级战犯。生于东京,日本陆军军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注[3]指藤原基经。884年,基经以天皇暴虐为由,废阳成天皇,改立光孝天皇。——译者注[4]日本江户时代的大名家因家督继承、争夺权力等而引起的内部纷争。——译者注[5]宫本武藏向来容易依赖神佛。——译者注[6]指丰臣秀吉。——译者注[7]聚乐第的略称,丰臣秀吉在京都建造的宅邸。天正十五年(1587年)落成。落成后第二年,后阳成天皇曾行幸此处,秀吉的地位得以在众大名面前彰显。——译者注[8]1945年。——译者注[9]临时聘用的员工,非正式员工。——译者注[10]日本在“二战”期间组织的特别攻击部队,又叫敢死队。——译者注[11]本名松永久秀,战国时代的武将。——译者注[12]指织田信长。——译者注续堕落论有人说日本战败后国民道义颓废了,那么,是要恢复战前的“健全”吗?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吗?我极不同意上述看法。我的故乡新潟市盛产石油,因此也盛产石油暴发户。我上小学时,就经常在校长的训话里听到一个叫中野贯一的暴发户,他白手起家,之后也非常节约,因为从停车场坐人力车价钱会有些贵,他就走到一座叫万代桥的桥底下,在那里挑便宜的车坐。然而前些日子老家来人说,这故事的主角如今已经换成了一个新的石油暴发户,名叫新津某,他的故事现在还成了新潟市市民的日常楷模,成了生活的规范。大富豪把五十钱的车费缩减到三十钱算是美德吗?

                        趋繁荣的中国东南海外贸易,几乎禁绝30年。“海禁”口子的松动,是在明朝“靖难之役”结束,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后第二年开始的。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永乐皇帝朱棣在明州、泉州、广州三地重开市舶司,尤其是广州市舶司,不久之后由宦官监管。朱棣有此举,一面是为即将开始的“郑和下西洋”做准备,另一面也是为加强对官方“朝贡贸易”的管理。明朝海禁与清朝最大的不同,就是明朝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将海外贸易权牢牢抓在政府手中,由政府进行官方贸易。但这种官方贸易基本是“花钱买面子”,往往都是花买人参的钱换外国人的萝卜,以体现大明朝的“富庶”。海禁的两个缝隙,也在此时产生——私货与互市。所谓“私货”,就是外国来朝贡的使团,除了携带进行朝贡贸易的货物外,往往还夹带许多私人货物,用以进行私下贸易。而贸易的方式,就是在市舶司的监管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互市”。这种情况在永乐元年就曾发生,渤泥国使者在南京与当地商民“互市”,市舶司请示朱棣是否征税,朱棣大方地表示免税。这以后很长时间,对“互市”少征税甚至不征税,就成了惯例。如此一来,大批外国使团“朝贡”时,都争相夹带私货,私下的“互市”比官方的朝贡贸易还要热闹。历经朱元璋时代打压的中国海商,就这样缓慢地复苏起来。到了明朝中期的宣德、正统年间,情况继续起变化,彼时明王朝承平日久,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迅速,打破明王朝官方垄断的商业走私活动日益猖獗。明王朝曾多番打击走私,比如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八月就曾严令各省查禁走私。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又在福建搞整顿,严禁沿海边民私下与海外商人贸易。但新海商势力还是发展起来,比如在福建,就出现了专门交易走私货物的“乡集”,形成了一套地下网络,并在正统年间演变成轰轰烈烈的邓茂七大起义。起义虽然被明王朝镇压,但彼时明王朝刚刚经受“土木堡之变”,国家元气大伤,因而对参与叛乱的众多走私势力“胁从不问”。顾炎武的《日知录》上说此后“私通番者益多也”。明王朝不知道的是,朱棣重开市舶司后至15世纪末的这近一百年,中亚国家战乱,陆上丝绸之路今不如昔,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在欧洲国家价格暴涨,而转运东方货物的“马六甲航线”,这一时期正控制在西亚和东南亚国家手中,他们通过“朝贡贸易”得到的中国货物,向西方国家高价售出牟取暴利。“仁宣之治”后的明王朝,已不堪“朝贡贸易”的负担。一面是市舶司管理松弛,外国朝贡使团往往违反规定,带来超过限额的货物进行交易,为了“面子”,明王朝基本都是照单全收。“朝贡”的越多,明王朝赔本也就越多。同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自明英宗朱祁镇在位开始,国家田赋收入连年锐减,朝贡贸易也就越发力不从心。到了明朝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明王朝不得不再次做出调整,规定凡外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但凡“私货“,皆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抽税。从此开始,原本负责监管私货贸易的市舶司,职责更多转向了税收。原本由市舶司监管的“私货互市”,改由市舶司在当地组织“牙行”来完成。所谓“牙行”,就是市舶司出面,委派当地人组织市场,管理“私货互市”,受委派的人要求是当地“有抵业人户”,其实就是与市舶司关系密切的当地商人。此时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时期,先是刘瑾乱政,继而刘六刘七起义,随后明武宗又北伐蒙古,游猎四方,上上下下花钱的地方很多。经此改革,市舶司果然收入大增,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广东市舶司送交中央的白银就达30万两,给明王朝解了燃眉之急。可从此时起,市舶司的职权一步步下降,沿海的海商势力借助“牙行”掩护,走私活动日益猖獗。观明朝立国之后的海禁政策,至16世纪初叶,可谓演变甚多,海禁的严厉程度,可以说是时紧时松,但总的趋势,却是越来越松。此时明朝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初兴,东南沿海海商势力日益增多,且借“牙行”等改革,许多交易日益合法化,市舶司的权限,也在一步步缩小,原先的包办一切,变成越来越多的放权。但与此同时,从永乐至正德年间,明朝市舶司的关税收入却在直线上升,早年的“花钱买面子”,变成此时税额日益增加。海商权限的扩大,海禁政策的名存实亡,已是大势所趋。此时,一个外来因素的加入,给这个大趋势加了催化剂——葡萄牙人。这时正是16世纪初叶,西方“新航路开辟时期”,葡萄牙船队一路拓展,先击败垄断印度洋贸易的印度舰队,又占据马六甲,下一个目标就到了中国。葡萄牙人第一次造访中国,是明朝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葡萄牙船队抵达珠江口,他们要求与明朝政府贸易,因为拿不出明朝朝贡贸易的“勘合”(贸易许可证),遭到明朝政府拒绝。不过,葡萄牙人发现了另一群人——广东当地的走私商人们,他们主动与葡萄牙进行交易,且给葡萄牙人做向导。通过在广东“牙行”供职的商人牵线,葡萄牙成功向广东镇守太监行贿,获得了入京觐见朱厚照的机会。孰料好景不长,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朱厚照病逝,嘉靖皇帝即位,对葡萄牙采取了强硬态度,不但驱逐了广东沿海的葡萄牙商船,更调动水师,在广东屯门、西草湾两次痛击葡萄牙舰队。眼见得和明朝政府通商没戏,葡萄牙开始和沿海的海商们勾搭连环。这些常年在东南沿海搞走私贸易的海商,在当地熟门熟路,且饱受明朝政府打压,自然乐意与葡萄牙合作发横财。从此,葡萄牙人、倭寇、东南海商联合作乱,反复骚扰东南沿海,这就是嘉靖皇帝在位时期开始的“倭患”。今人说到抗倭,波澜壮阔的战斗说了很多,不过一些提及很少的事情,却会让后人惊讶:与葡萄牙人以及倭寇勾结的沿海海商,固然都是当地臭名昭著的“走私犯”,但沿海的百姓也纷纷参与其中。比如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著名的“横屿岛之战”,是葡萄牙人、倭寇,以及海商李光头等人联合占据浙江横屿岛,将当地建成了一个“国际贸易港口”。日本历史学家藤田丰八曾赞此地为“十六世纪的上海”。岛上贸易繁荣,商旅云集,不但各国商人纷至沓来,就连当地周边的商户也纷纷参与。岛上不但有集市,更有李光头的“衙门”,葡萄牙人的教堂和医院,俨然一个国中之国。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明朝闽浙总督朱纨调集大军,发动强攻,一举攻破双屿岛。上岛后他惊奇地发现,岛上40里长的主干道竟然寸草不生。朱纨不禁感叹道:“商旅往来之多,由此可见。”双屿岛之战后,大批的“海贼”们逃至福建地带。朱纨趁热打铁,火速追击,相继在福建吴语和走马溪重创“海贼”,且严厉打击走私,将有“通番”行为的90多名罪犯当众正法,重手打击下,福建“倭患”稍息。但让人扼腕的事情发生了,立下战功的朱纨,旋即遭到弹劾,众多御史纷纷指责朱纨“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众议汹汹下,嘉靖帝也不得不罢掉朱纨官职。朱纨受不了这个气,愤然感叹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慨然服毒自尽。朱纨之冤,后人大多归结为“奸臣陷害”,“奸商诬陷”,但一个实际情况是,不止福建当地与“海贼”有勾结的势豪大户们,就连普通的小民百姓,也有人状告朱纨。当地沿海百姓,多年以来都参与走私贸易,许多人以此为生。朱纨秉承嘉靖帝圣旨,到任后厉行海禁,打击走私,自认为“为民做主”,却无意断了大多数人的活路。彼时福建,走私猖獗已经多年,当地士绅权贵乃至普通百姓皆有参与其中,就连京城的福建籍官员,也多有人从中渔利。海商猖獗,作乱沿海,其实是明王朝一百多年来海禁自酿的苦果。在明朝海禁开放前,称雄东南沿海的海商们,耳熟能详的是三个人:王直、徐海、吴平。二许多历史书里,这三位“海贼”,毫无例外地都被称为“汉奸”,因为他们与此时肆虐中国沿海的倭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个人在海商中身份不同,人生目标不同,下场却殊途同归——被明王朝镇压。说三个海商有什么区别,或许可以这么说:一个很有理想的,一个有点理想的,一个根本没理想混吃等死的。很有理想的,是王直。他是徽州结林县人,本就是商人家庭出身,成年后先是在老家搞走私,遭明王朝连番打击损失惨重,几次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决定赌一把,伙同徐唯学、叶宗满等同伙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流窜到广东,倾囊所有打造了一艘大船后偷偷下海,躲过了明朝战舰的巡逻,此后就“放开金锁走蛟龙”。他们先加入了海商许栋的走私团伙,许栋被明军在双屿岛击毙后,部下差点鸟兽散,关键时刻王直挺身而出,率领残部冲出明军重围。此后几年,王直盘踞于东南沿海的海岛上,和明王朝打起了游击战,对外贸易也做得有声有色,凭着海上打劫以及往日本走私,迅速聚敛了巨额财富,原先大大小小的海商势力,也被他一一平灭。不但能打,王直还很能送,明朝沿海的官军头目,有多人曾收过他的好处,与他相互勾结。经数年苦心经营,王直成了东南沿海中国海商的“魁首”,沿海的海商船只,必须要挂王直的“五峰”令旗,才能在海上安全通行。当了老大的王直,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老船主。今人说起王直的发迹史,无不说他勾结倭寇,作乱东南。事实上,王直虽然一直往来于中日之间,但一直到他当海盗的第五年(公元1544年),才真正带了3个倭寇一起打劫,之前的“买卖”,基本都是他的团队单干。当了“老大”后,王直不再打游击,反而大大方方地在日本长崎建立了自己的地盘,起名号叫“宋国”,在当地自立为王,招兵买马,成为各路“海贼”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今人多以王直麾下有诸多日本倭寇为由,称其为“汉奸”,其实所谓倭寇,都是“王老船主”打仗的炮灰。顺便说一句,盘踞长崎的王直,将与自己一直有贸易往来的葡萄牙人介绍给长崎当地诸侯源义长,葡萄牙人从此获得了在日本通商以及传教的权力,西方的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开始大量传入日本。后来的织田信长,正是积极向葡萄牙学习火枪技术,最终统一日本。说此举改变了日本历史,毫不过分。但王直的理想不是改变日本历史,而是改变中国历史。在安徽搞走私的时候,他的理想是出海;出了海后,他的理想是当老大;当了老大后,他的理想是做“老船主”。一步一步,靠他敢赌的性格,他都实现了,而在他心里,却还有一个终极的理想:废除海禁,让海外贸易合法化。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胡宗宪就任浙直总督,让王直看到了赌一把的曙光。胡宗宪到任不久,王直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他从四月起,先打下太仓,又打下苏州,接着攻克青浦、嘉定、闸北,在明王朝最富庶的江南地区,轻轻松松来了场自驾游,所过之处杀戮无数,财物洗劫一空,明王朝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兵威之下,胡宗宪很识趣,开始谋求“和平解决”,他先派使者蒋州出使日本,与长崎诸侯源义朝达成协议,以给予朝贡贸易特权为条件,令这路日本诸侯放弃侵扰,这等于给了王直一个和平信号。王直随即向胡宗宪表示,希望双方进行和谈。双方往来使者数次以后,王直提出了解除海禁,开放互市等要求,表示若如此,他不但会停止侵扰,更会帮助明朝剿灭其他肇事的海盗势力。解除海禁的事情,非胡宗宪能做主,但开放互市却可以商量。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王直率大队人马开至浙江,在得到胡宗宪有关人身安全的保证后,王直放心上岸,至杭州与胡宗宪面谈,并再次托胡宗宪转奏明王朝,请求开放互市。然而事情在这时候起了变化,开放互市的事,嘉靖帝朱厚熜的起先态度暧昧,但闻听王直已经登岸至胡宗宪营中,朝中的“反对派”们登时底气足了。先是明朝兵部明确拒绝了“互市”的要求,接着御史王本固竟在杭州设计诱捕了王直。胡宗宪原本想招安王直,用以对付倭寇,没想到事与愿违,可还没等他发火,王本固理直气壮的弹劾就来了,言之凿凿地怀疑胡宗宪“通倭”。朝廷里的“愤青”们也口诛笔伐,连番斥责,重压之下,为保全自己,胡宗宪只能缄口,不再为王直辩白。即使是在狱中,王直依然不放弃自己的初衷,连番向朝廷上奏折,先是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戴罪立功,抵御倭寇,更坦言如果开放互市,明王朝可以通过外贸获得重利。奈何痴心一片,明王朝始终充耳不闻。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8年)十二月十五日,王直在杭州被处斩,临终有遗言:“死我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此话不幸被他言中,王直遭诛后,其部下在养子毛海峰的带领下盘踞浙江岑港,与明军对抗,明王朝调集了戚继光、俞大猷两位抗倭名将,苦战8个月方攻克。更让明王朝意想不到的是,沿海的“倭患”因王直之死而加剧,群龙无首的海盗们,对明朝东南沿海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犯。王直在世时,海盗入寇,不过几千人,王直死后,几乎每次入寇,都是上万人的大规模入侵,惨烈程度,远超先前。比起有理想的王直来,同样被看做“汉奸”的徐海,是一个有点理想的人。比起王直主动赌一把,倾家荡产做海盗。同是枭雄的徐海干这行,完全是被他叔叔拉上贼船的。他本是杭州寺庙的一个和尚,法号叫普静,每日吃斋念佛,日子也算无忧无虑。有一天,他的叔叔找上门来,哄骗他一起出海做生意发财,徐海上了船才明白,原来是做海盗。巧合的是,徐海的叔叔正是当年一起随王直跑船的老弟兄徐乾学,徐海就这样,成了王直手下的一个马仔。徐乾学想摆脱王直自立,踢开王直单独和日本倭寇合作,在一次战斗中意外被打死了。痛失亲人的徐海,就这样加入到了倭寇的队伍里。上了船的徐海,经过无数次战斗才发现,吃斋念佛半辈子的他,最大的本事竟然是打海战。徐海擅长打海战,几乎是无师自通,不但独创了海战阵法,还精指挥。彼时明朝水师的主力战舰是“大福船”,吨位和火炮都优于倭寇海盗船,所以一旦在海上遇到明朝舰队,倭寇大多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开几炮立刻开溜。徐海却不溜,他独创了“近战法”,利用倭船速度快灵活的优点,发挥铁炮小炮的优势轰击明军,多次成功“以小搏大”,凭节节胜利,徐海在倭寇中地位攀升,很快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他的角色类似于抗战电影里那些领着鬼子扫荡的汉奸们,即给日本海盗做向导,在中国沿海侵扰,事后坐地分账。因他的部队战斗力强悍,明军多不敢战,许多没种的明朝水师见了“徐”字战旗竟然立刻逃命。彼时明朝水师中,能与徐海对战的水军将领,仅俞大猷一人。如果说对王直,胡宗宪尚存招安之心的话,那么对徐海,胡宗宪从一开始就下定了决心:除恶务尽。可徐海太恶,明军的实力根本“除”不了他。所以就在与王直接洽的同时,胡宗宪假意拉拢徐海,连番派使者接洽,并向徐海出示王直与胡宗宪往来的书信。得悉王直也欲归降后,徐海降心大起,他本身就是“被倭寇”,外带他十分宠爱的美妾王翠巧早不愿过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天天给徐海吹枕边风。徐海也深知,窜犯海上,并非是长久之计,总要给以后谋个出路,因此也与胡宗宪频繁使者来往。但徐海不知道,自己的亲信王傲在几次出使后,被胡宗宪策反,成了明朝的内应。灭顶之灾,逐渐降临。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正月,动心的徐海为试探明朝态度,发动了对浙江沿海的试探性进攻,徐海军连掠瓜州、慈溪,明朝溃不成军。胡宗宪果断判断出徐海的意图,一面调集重兵与徐海对峙,一面派使者夏正斥责徐海。徐海试探着提出,要胡宗宪给他的部下“犒赏”,胡宗宪大手一挥送来5万两白银,外带好酒好肉。徐海又一次试探性进攻,在

                        守国都,晋国的重要将领基本都参与了这次行动。赵盾亲自率领中军,先克担任中军副帅,荀林父统率上军,先蔑统率下军,步招担任赵盾的戎车驾驶员,戎津担任戎车护卫。赵盾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直到出发的时候,先蔑还蒙在鼓里,以为此行是为了迎接公子雍。晋军前进到离令狐不远的堇阴(晋地),赵盾突然对全军发表演讲:“战士们,我们的前面是公子雍和秦国人。我们如果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客人;如果不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敌人!根据先君的遗命,我们将立先君的大子夷皋为君,因此,公子雍现在是不受欢迎的人。”说到这里,他看了先蔑一眼,后者面无表情,“秦国人对此必定不满,但是没关系,我们先发制人,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当天晚上,晋军饱餐一顿,趁着夜色向秦军发动突袭。秦军对此毫无准备,被打得溃不成军。晋军追击秦军,一直追到刳(kū)首(晋国地名)才停下来。赵盾一举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和道义上的失败。先蔑、士会二人不能接受赵盾的背信弃义,先后出逃到了秦国。回想起来,当时先蔑奉赵盾之命出使秦国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荀林父曾经制止过他。荀林父拉着他的胳膊,说:“先君夫人、大子都还在世,而向外迎立君主,实在有违常理。我建议您借口生病,辞掉这一差使,如何?否则的话,祸将及身。再说了,这种差使,派一般大夫去做也就够了,何必您亲自出马?我是看在同僚的情面上,才对您说这些心里话,请三思而后行。”荀林父这番话,实际上是在告诫先蔑:夫人和大子俱在,却向外寻求新君,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可疑,其中必有蹊跷。可惜,先蔑没有听明白荀林父话里有话,也就没当一回事。荀林父劝阻不成,还摇头晃脑地吟了一句古诗:“我虽异事,及尔同寮。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这句诗出自于《诗经·大雅·板》的第三章,荀林父意思是说:“我作为同僚劝告您,您应当听从建议。”当然,先蔑仍然没听进去。先蔑出逃到秦国后,荀林父想方设法将先蔑的家属和财产全部送到秦国,并托人带口信给先蔑说:“我这么做,还是看在昔日同僚的情分上啊。”士会在秦国三年,没有和先蔑见过面。士会的手下人觉得很奇怪:“您既然和他一起逃亡到这个国家,而又拒不相见,又是何必呢?”士会端着书简,看着远方,悠悠地说:“我和他是因为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才有同样的命运,并非因为他有高尚的品德才跟他来的,见面做什么?”直到士会回国,都没有再见先蔑。一切似乎又归于平静。在历史上被称为晋灵公的大子夷皋,终于在母亲的怀抱中颤颤巍巍登上了国君的宝座。从理论上讲,这宝座本来就是非他莫属的,但由于某些人的操纵,他的即位之旅变得云谲波诡,险象环生。当然,那时他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对眼前的危险没有任何概念。当他费尽周折终于坐上原本属于他的宝座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有任何艰辛。而且他和他的母亲都没有意识到,屁股下面那个华贵的宝座,实际上是一把可怕的电刑椅。同年八月,赵盾在扈(郑国地名)举行诸侯会盟,正式对外宣布晋国有了新的主人。齐、宋、卫、郑、许、曹六国国君准时参加了会议,只有鲁国的统治者鲁文公姗姗来迟。鲁文公的迟到,当然不是因为塞车,而是有其他原因:第一,赵盾虽然是晋国的中军元帅,位高权重,但是从身份上讲,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卿”,不能与诸侯平起平坐。鲁国素来以秉承周礼而著称,对晋国倨傲无礼的态度相当反感,心里有抵触情绪。第二,自从晋襄公去世以来,晋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权臣争斗,国力被大大削弱,自身的问题都解决不好,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兼顾国际事务,霸主地位受到严重动摇。事实上,早在这一年春天,鲁国就不顾践土之盟的誓言,发动了对近邻邾国的战争,占领了邾国的须句城,并且委派早些年叛逃到鲁国来的邾文公的儿子为须句守将。对于这种残暴干涉邻国内政、鼓励父子相争的做法,《左传》旗帜鲜明地批评道:“非礼也!”但是作为天下霸主的晋国,对鲁国欺凌弱小的行为没有任何表示。晋国人自己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扈地之盟的主要目的,看似为了宣布晋灵公这个小毛孩的上台,实际上是为了向列国展示晋国在经历内乱之后重返国际舞台和重建国际秩序的决心,同时更是为了检查一下同盟各国对晋国的忠诚度有多高。因此,谁积极到会,谁消极对待,晋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扈地会盟后不久,郤缺对赵盾说:“原来卫国不服从我国的领导,所以我们狠狠地教训了卫国,并且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从这次会盟的表现来看,卫国是完全臣服了,可以考虑将当年占领的土地归还给卫国。如果人家背叛晋国,我们却不去讨伐,的确有损晋国的威信。反过来说,如果人家臣服于晋国,我们却不加以笼络,何以显示晋国的恩典呢?没有威信和恩典,如何体现晋国的大国之德?没有大国之德,我们凭借什么号令诸侯?您现在以晋国的执政大臣的身份主持诸侯会盟,而不立德于天下,到底是想干什么呢?《夏上说:‘把开心的事告诉他,用威严约束他,用九歌勉励他,不要让他学坏。’——您知道什么叫九歌吗?”赵盾摇摇头,一脸茫然,但还是很认真地听。“九歌就是关于九种功德的歌。我们把水、火、金、木、土、谷叫做六府,把端正德行、利于使用、注重民生叫做三事。顺应天意,推行六府三事,就是九种功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德与礼。做人如果没有德与礼,就好比人生没有音乐一般不快乐,这也是别人产生背叛之心的原因。您想想看,以您现在这么大的功德,却没有人歌颂您,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何不让那些归顺于晋国的人都歌颂您呢?”郤缺这番话,既是讲道理,又是拍马屁,还有点像是哄小孩。赵盾听了,心情非常愉快,爽快地同意了郤缺的建议。说句题外话,这就叫“被领导”的艺术,自古以来,领导都是要哄的。扈地会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9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解扬为使者,向卫国归还了七年前侵占的匡、戚两地。同时又将原来侵占郑国的一部分土地归还给郑国,以示怀柔。有赏就有罚。公元前619年秋天,晋国派出使臣前往鲁国,向鲁文公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严厉谴责鲁文公在扈地会盟中的迟到行为。作为回应,同年冬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前往晋国与赵盾会晤,就事论事,为鲁文公在扈地会盟时的迟到行为表示了歉意。完成使命后,公子遂顺便拜访了游牧在伊、雒之间的戎族。公子遂是鲁庄公的儿子。在历史上,公子遂又被称为东门襄仲、襄仲、东门遂、仲遂或者东门氏。古人的姓、氏、名、字和称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以东门襄仲为例,“遂”是他的名,“襄”是他死后的谥号,“仲”是他的字,而“东门”则是因为他居住在鲁国的东门。晋国人接受了公子遂的道歉,将此事一笔勾销,晋鲁两国和好如初。晋国人之所以这么好说话,是有原因的:第一,那年夏天,秦国为报令狐之仇,再次发动对晋国的战争,攻取了武城;第二,晋国内部纷争再起。晋国的内部纷争,其根源仍在当年的“夷之蒐”。前面说过,“夷之蒐”中,晋襄公原来考虑由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并且提拔箕郑父和先都两位老臣,但是由于先克的搅局,只好改任狐射姑和赵盾,先克因此得罪上述四人。赵盾掌权之后,先克担任中军副帅,倚仗权势抢夺了大夫蒯得在堇阴的土地,又得罪了蒯得。公元前618年春天,士谷、梁益耳、箕郑父、先都和蒯得联合起来作乱,派刺客暗杀了先克。后来事情败露,士谷为首的五人先后被处以死刑。短短数月之间,晋国的中军副帅(先克)、上军元帅(箕郑父)、下军副帅(先都)先后被杀,再加上逃亡国外的前任中军副帅(狐射姑)和下军元帅(先蔑),一共损失了五名高级将领,晋军元气大伤。在“夏天的太阳”赵盾的领导下,晋国人确实感到了深深的灼伤。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赵盾穷于应付秦国进攻和晋国内乱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再一次吹响了进攻中原的号角。楚国大夫范山对楚穆王说:“晋君年少无知,其心志不在称霸诸侯,我们北伐中原,正当其时!”楚穆王听从建议,亲自率领大军北上,剑指郑国。郑国遣使向晋国求援。赵盾率领晋、鲁、宋、卫、许五国大军前往救援,然而行动迟缓,等联军赶到的时候,楚国人已经俘虏了郑国的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并与郑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安然退回了国内。同年夏天,楚国又出兵入侵陈国,攻取了壶丘,惩罚陈国臣服于晋国的罪过。秋天,楚国的公子朱又率军从东夷地方讨伐陈国,在得不到晋国援助的情况下,陈国人拼死抵抗,居然打败了公子朱的部队,还俘虏了楚将公子伐。但是由于晋国的麻木和赵盾的不作为,陈国人丧失了依靠晋国的信心,主动提出与楚国议和,双方缔结了盟约。军事进攻的同时,楚国人还展开了外交攻势,于同年冬天派大夫斗越椒前往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文公有没有回应楚国人的好意,史料没有记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晋国的霸道,鲁国人对于楚国的拉拢,倒是没有任何反感。就在斗越椒访问鲁国期间,秦国派来的使者也不远千里,来到了鲁国的首都。秦国人此行,名义上是为了向鲁文公的父母(鲁僖公与成风)致吊唁之意,并向死者赠送衣衾,实际上也是为了与鲁国套近乎,分化瓦解晋国的同盟。要知道,此时鲁僖公已经去世十年,成风也去世六年。按照当时的习俗,“赠死宜及尸,吊生宜及哀”,也就是说,向死者赠送衣衾,应当是在死者尚未下葬的时候;而向死者的家属表示慰问,则应当是在家属尚沉浸在悲哀之中的时候。过了这个时候再去问丧,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但是,秦国人迟到的殷勤仍然使得一向古板的鲁国人非常感动,《左传》除了表扬秦国人此举“礼也”,还解释道:诸侯之间互相吊贺,虽然来得不是时候,但是符合礼的精神,所以要记录下来,以示不忘两国之间的旧情。秦国人难道真的不知道,人死之后十年再去问丧是一件不合规矩的事?当然知道。秦国人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一种高明的投石问路策略。它的高明之处,在于体贴。自晋文公去世,秦晋两国就长期处于交战状态。而鲁国等中原国家,在表面上一直是晋国的盟友,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接受晋国的领导。秦国想要拉拢鲁国,晋国自然紧张,很有可能对鲁国施加压力,甚至进行武力威胁,这样的话,鲁国夹在秦晋两个大国之间就很难受了。为了不让鲁国人难做,秦国人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以吊唁鲁僖公夫妇的名义对鲁国进行访问,在晋国人的眼皮底下公然调情,而晋国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眼,当做没看到。毕竟,问死吊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晋国人再霸道,也不好指手画脚。秦、楚两个国家对鲁国的外交拉拢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向天下传递了一个信号:晋国的霸主地位同时受到西方和南方两个大国的挑战,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为了扭转外交颓势,公元前617年春天,晋国发动对秦国的战争,攻取了少梁城。秦国马上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于同年夏天派兵攻占了晋国的北徵城。看到晋国四面受敌,率先投靠楚国的陈、郑两国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巩固与楚国的睦邻友好关系,陈共公和郑穆公同时跑到楚国去朝觐,在息地与楚穆王举行了会晤。自楚文王年代就长期依附于楚国的蔡国也重新投入了楚国的怀抱。晋国昔日的盟国中,秦国成为了晋国的宿敌,鲁国隔岸观火,与秦楚两国眉来眼去,陈、郑、蔡三国干脆投靠了楚国,晋文公通过城濮之战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至此宣告土崩瓦解。公元前617年冬天,楚、郑、陈、蔡四国国君在蔡国的厥貉举行会晤,组成了以楚军为主力的四国联军。厥貉是宋蔡边境上的一个小地方,四国联军在这里举行联合军演,其矛头自然是直指宋国。十五年前晋、楚争夺天下的城濮之战,正是以楚国进攻宋国拉开序幕的。十五年之后,楚国人卷土重来,又一次将战火烧到了宋国的门前。第二章晋国和楚国的角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17年冬天,当楚、郑、陈、蔡四国将战火烧到宋国门前的时候,宋国尚未从内乱的阴影中走出来。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20年,宋成公去世,他的儿子杵臼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宋昭公。在政权结构上,宋国和晋国是两个极端。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政权基本上由异姓贵族把持,公族势力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而宋国则是典型的公室政治,国家政权基本上由公室成员控制。宋昭公即位的时候,宋国的“六卿”分别是:右师公子成——宋庄公之子;左师公孙友——公子目夷之子;司马乐豫——宋戴公之玄孙;司徒鳞矔(guàn)——宋桓公之孙;司城公子荡——宋桓公之子;司寇华御事——华父督之孙,而华父督为宋戴公之孙。说明一下,宋国的“司城”即为司空,是主管工程建设的官员。因为先祖宋武公的名字叫做“司空”,为了避讳,所以将司空改为司城。俗话说,此人之药,彼人之毒。晋襄公因为异姓贵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宋昭公则因为公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他一上台,就打算向晋献公学习,将“群公子”驱逐出境,首要目标是“穆、襄之族”,也就是宋穆公和宋襄公的子孙。说句题外话,“群公子”的问题,是困扰着那个年代所有国家的统治者的大问题。打个比方说,某国的第一代国君A,生了十六个儿子(不算多),分别为公子B1至公子B16。其中公子B1是嫡长子,继承君位,则其余的公子B2至公子B16,就是B1年代的“群公子”,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构成为数日益庞大的“A之族”。时光流转,B1又生了十六个儿子,分别为公子C1至公子C16。和上代的故事一样,公子C1继承君位,公子C2至公子C16成为C1年代的“群公子”,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构成“B之族”。……稍有一点数学知识的人都想得到,当一个国家传到几代甚至几十代,公室的人数必定以几何级数在不断增长。各个年代的“群公子”和“X之族”养尊处优,就像没有天敌的兔子一样滋生繁衍,最终给国家带来两个方面的大麻烦:第一,国家财政难以负担为数庞大的食利阶层;第二,这些“X之族”聚在一起吹牛,发牢骚,很容易构成对当前政权的威胁。宋昭公打算驱逐“穆、襄之族”,主要是因为第二个原因:“穆、襄之族”倚仗其公族身份,不服从国君的领导。但是,司马乐豫强烈反对这样的做法,他劝说宋昭公道:“请您别这么做。公族,就是公室的枝叶,如果剪除掉枝叶,树干和根就没有遮挡阳光的树荫了。就算是葛藤杂枝也能为树干和根提供庇护,所以君子将它们比喻为九族兄弟,何况是国君呢?这就是谚语说的,‘享受树荫,却擅动刀斧’,万万不可,请您三思!如果您心存善意,亲近同族,同族都是您的左膀右臂,谁又会三心而意?更没有必要除之而后快。”宋昭公心意已决,对乐豫的建议置之不理。“穆、襄之族”得到消息,先发制人,煽动国人(首都的居民)暴动,进攻公宫。宋昭公侥幸逃脱,当时在宫中的公孙固和公孙郑不幸被愤怒的国人杀死。事后,宋国六卿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集体出面调停公室与公族的矛盾。为了平息宋昭公的怒气,乐豫主动辞去司马的职务,并推荐宋昭公的弟弟公子卬担任了司马。这就是所谓的“六卿和公室”。六卿和公室只是表面上解决了宋昭公与公族之间的矛盾,公族势力对宋昭公的威胁仍然存在。对宋昭公尤为不利的是,因为他对宋襄公夫人有过无礼行为,使得这位老太太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宋襄公是宋昭公的祖父,他的夫人则应当是宋昭公

                        民臣就把他编入军营,老弱的辽民臣就让他屯垦戍边,没有花国家一分钱,没有用国库一粒粮食,就凭着我这一旅之师对抗强敌。然而现在我的部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赤手空拳在锋镝之下出生入死,由于没粮食,只能吃老鼠,杀马,真是凄楚万状。跟内地坐着拿军饷,看不见一个敌人,不用打一仗的逍遥的将领比起来,臣真是心中感到不公呀!这是臣心中的第一个不公。”“同样在战场效力,宁远的兵一个月军饷一两五钱,还给五斗米,而臣在东江这七年,一分军饷也没拿到(按:这个指的是毛文龙的俸禄,毛文龙在东江七年朝廷没给他发过工资,但给士兵的军饷是有的),在东江的百万军民只能从天津、登州、莱州得到二十万石米,而这些粮食有的因为被海水浸泡而发霉,也有的直接被扣了。臣在东江这七年得到的粮饷,能比得上宁远两三个月得到的粮饷多吗?这是臣心中的第二个不公。……”“臣以孤忠自许,可以对得起君父,也可禁得住鬼神的质问,可是朝廷里却有人说我现在立大功是为了想当安禄山、史思明那样的人,今后反叛。臣想,天下没良心的人的确不少,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应该良心发现了吧,真想不到还有如此丧尽天良之人。以臣忠君报国之心,他们却污蔑臣要谋反,这可是灭门绝户的事呀!这是臣心中的第四个不公。”“丁卯之役,敌人打铁山和云从岛,臣手下有人要投降,臣拔剑在手,厉声说道:‘生死在此一举,富贵在此一时,必须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才能死中求生!’于是人心稳定,尽管饥寒交迫,但我们还是打赢了。可是朝中却有人说臣在敌人打铁山时在云从岛观望,不放一枪一弹。他们知道铁山和云从岛这一带的地理吗?这帮人在那隔靴搔痒,信口雌黄,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臣心中的第五个不公。”“臣还有话要说,自从今年正月到六月,臣无一日不对敌厮杀,弓箭和铠甲都坏了,火药也用完了,而且士兵的衣服都打烂了,现在赤身光脚,这是臣亲眼所见。皇上为了边疆,应该发给我们粮饷、弹药武器,如此,臣血枯力竭,尽鸡肋之力,或许可以转败为功,收拾辽东残局。不然的话,恐怕转眼间东江就会成为绝地,而天下事未可知。臣老了,身体不好,每到阴雨天,身上的箭伤就痛入骨髓,加上看到这满目疮痍的现状,怎能不哽咽悲鸣,与将士相向痛哭呢?”从毛帅的奏折中,我们看到的是一颗爱国者的心呀!毛帅在孤悬海外的东江一直牵制敌人,可是却遭到朝臣嫉恨和污蔑,天道居然如此?真让所有人心寒!毛文龙是平辽总兵官、太子太保,一品大员,但他却不置私产。朱溶《表忠录》记载,毛文龙死的时候“室无赢财”,只有两顷地。这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实属难得。毛文龙在辽东屡立战功,得到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称赞,如钱谦益《寄东江毛总戎文龙》:鸭绿江头建鼓旗,间关百战壮军威。青天自许孤忠在,赤手亲擒叛将归。夜静举烽连鹿岛,月明传箭过鼍矶。纷纷肉食皆臣子,绝域看君卧铁衣。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皇太极因“丁卯之役”不胜,派莽古尔泰、济尔哈朗、副总兵刘兴祚等率两万大军进攻东江,被毛文龙击败,“降者二千人”,刘兴祚率四百骑兵于阵上投诚,刘兴祚成为后金立国以来,归正明朝的最高级别将领,引起后金方面的极大震动。毛文龙接受刘兴祚投降时说:“足下不忘中国,输心来归,敢不推心相待,共成大功!”刘兴祚归正以后,向毛文龙献计:其兄弟亲族等人都在萨尔浒城中,可约为内应,袭而破之。萨尔浒是后金囤积粮草之所。毛文龙派大将耿仲明率军千里奔袭,昼伏夜行,遇到后金士兵就杀,于十月初八日抵达萨尔浒城下,派细作入城,暗通城中刘兴祚之弟刘兴贤、刘兴治等,里应外合,一举攻破城池。耿仲明等入城后,对城中八旗军民,大开杀戒,“斩级三千,擒生六十九人”(朱溶《表忠录》)。昔日明朝四路大军在萨尔浒损伤惨重,今日毛文龙算是旧地重战,为大明报仇雪恨了。皇太极在对毛文龙的作战中屡战屡败,只得遣使往东江议和。毛文龙将计就计,要皇太极派重要官员来谈判,以示对等,皇太极为表示对毛文龙的重视,派遣爱将固山额真(一个旗的一把手)可可及三个牛录额真往东江,毛文龙即将来人绑送京师。皇太极闻讯气急败坏,致书毛文龙大骂:“以虚言诱致差人几名,有何好处?”此后,毛文龙又多次以归顺后金为饵,甚至放出话来,“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这封诱敌信毛文龙同时奏报朝廷,但后来被袁崇焕搞到,由此彻底决定杀毛文龙),挑逗、诱骗皇太极派遣使臣,但皇太极都不再回信。毛文龙的用间手段,使得后金方面寝食难安,手足相残,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首领都曾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展现了非凡的才智与谋略。《表忠录》记载,一次清军夜袭毛文龙,毛文龙在后金间谍众多,自然提前侦知,后金铁骑会从冰上来打毛文龙的皮岛,毛文龙于是把冰都凿漏,天气严寒,他算准冰被凿漏后不久就会被重新冻上,但无论如何都没有原先未被凿开之前冻的结实。等到八旗铁骑杀到冰面中央时,毛文龙令部下擂鼓,鼓声的共振作用使得刚冻上不久的冰面塌陷,敌军死伤惨重。事后后金军都在传这样一句话:“无轻犯毛都督!”此外,据明末在华的西班牙传教士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中记载:毛文龙“习葡文,并从葡人治军事学,亦闻公教忠君爱国之说,抗清诸将中,无如文龙勇毅者”。针对毛文龙的战功,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说:全辽之失封疆几二千里,其间与奴为敌者仅沈奉两战……余俱望风奔溃,未尝以一矢相加遗,以至于今。独将军自庚申(1620年)将二百余人,由三岔下海,遍历各岛,延揽同心,激奋忠勇,收双山,破镇江,孤悬绝岛者几三年,不得国家斗米尺布之济,仅以一片精忠收集辽民,依屯属国。……屡以数百人于宽、镇、凤、叆间,效戚南塘设空营地炮之伏,以擒奴骑,大战小战,以力以智,不可数计。来自敌人的肯定才是真正的肯定,你自己说你自己有多少战功是不算数的,而据女真人当时的《满文老档》记载,毛文龙的确是被《满文老档》提及次数最多的人,要比熊廷弼、孙承宗多,当然,更比袁崇焕多,其中提到毛文龙有近百次,提到袁崇焕只有十二次,如果刨去跟袁崇焕议和的信件,那就只有六次提到袁崇焕了。如此,到底谁在抵抗后金,不言自明了。后金的诸位汉官给毛文龙写信说:我众汉官致毛文龙书曰:“今金国汗欲弃辽东之地移向本土。岂能弃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众官商议,致书老爷乞一生路。老爷若以我等不得已而降之,被强迫而生之,怜悯于我等,则望亲书保问或札付寄来。我等若有可能,即夺一城池居之,若不能则登一千山。”(《满文老档》)可见后金局面都到了什么样子,眼看后金就要被毛文龙搞得崩溃的时候,毛文龙却被袁崇焕杀了,于是一切都结束了。以上出自在朝在野、中国外国无数史料,都记载着:毛文龙是伟大的民族英雄。那么袁崇焕为何杀他呢?该到我们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了。此前无论是熊廷弼、王化贞、孙承宗,都对毛文龙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他打得不错,走私就走私吧,但袁崇焕则不然,他要将东江列入自己“五年复辽”的战略中,决定让毛文龙听自己的指挥,而早在伊始,袁崇焕就对毛文龙动了杀心。崇祯元年七月袁崇焕还在京城时就对大学士钱龙锡说:“(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在袁崇焕眼里,不管你对抗击后金是不是起作用,收复辽东必须听我的,只有一切都按我说的做,我才能五年复辽,如果不能五年复辽,我杀了祖大寿、赵率教等三人后就要去领死,既然如此,现在谁要是不在我的通盘部署中,我就先杀了谁。为了彻底让毛文龙听自己招呼,袁崇焕下令凡是运往东江的钱粮,不再由登州、莱州出海,而是经过袁崇焕控制的山海关,然后再运往东江。此外袁崇焕下令对登州、莱州实行海禁,所有要去往东江的船只必须归袁崇焕节制。事实上登州莱州的东西到了袁崇焕那里后都被袁崇焕扣押,毛文龙得知消息后说:“此乃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一连八个月的东江粮饷都被袁崇焕扣押,毛文龙派人到宁远与袁崇焕交涉,袁崇焕一看,你终于派人来了,他便将十艘船的粮食、猪羊、金银和酒拨给毛文龙。但如果东西总是被袁崇焕扣押,毛文龙再派人来交涉也不是办法,于是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毛文龙亲自来宁远与袁崇焕见面,双方的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两人约定一个月后在毛文龙的地盘相见。此时袁崇焕早已安了杀心,因为据袁崇焕杀毛文龙后的奏折里说:“去年(1628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但袁崇焕知道,如果在宁远杀害毛文龙,那么毛文龙东江镇的那些人要么投敌,要么就会作鸟兽散,只有在毛文龙的地盘上干掉毛文龙,袁崇焕才能善后。在北京的时候袁崇焕还说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为什么此时袁崇焕彻底要干掉毛文龙呢?是袁崇焕嫉恨忠良吗?显然不是,袁崇焕虽然在军事上远远算不上战略家,也曾随大流歌颂魏忠贤,但就本性而言,可以说是个好人,中国历史上,身为知县,在百姓家房子着火时上房救火的只有他一个人。之所以袁崇焕决意要杀毛文龙,是因为袁崇焕中了后金的反间计,得到了毛文龙“勾结”后金的证据,就是毛文龙给皇太极的书信,该书信见于《满文老档》,信中说:“汗凡有旨来,我皆领受,无不遵行。”“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毛文龙“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袁崇焕信以为真。关于这种说法,有《国榷》卷九十的记载为证:建虏以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袁氏便宜从事,天下闻之,诧为奇举,居无何而郊原暴骨者如莽。袁氏身膺不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才非周公,使骄且吝,又中建虏之诱,杀其所忌,能毋败乎?等于说皇太极用计巧妙让袁崇焕得到毛文龙写给后金的书信,袁崇焕信以为真,最终下定杀毛文龙的决心。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二十八日袁崇焕抵达毛文龙的地盘,六月初一与毛文龙会面,袁崇焕说:“如今辽东海外,只本部院与贵镇二人共谋恢复辽东大业,务须同心共济,本部院不避艰险到此,希望与贵镇商量一个进取辽东之计,国家大事,在此一举。”毛文龙说:“我在海外八年,屡立微功,朝中不断有奸佞说我的坏话。我东江镇粮饷缺乏,器械马匹太少,只要钱粮充足,我们一起光复辽东,亦非难事。”两人交谈了一会儿,毛文龙下令摆酒席,边吃边聊,酒席间,毛文龙喝多了,便说:“关宁兵马俱无用,只用东江二三千人藏云隐雾,一把火灭了东夷!”毛文龙的意思是袁崇焕手下的千军万马都没有用,有我这两三千人足矣,一句话把袁崇焕惹怒了,但袁崇焕没有当下翻脸,毕竟,杀毛文龙是既定政策,到时再翻脸不迟。六月初三袁崇焕再次与毛文龙会面,袁崇焕说:“毛帅这些年在边塞很辛苦了,我劝你回杭州老家吧,那里风景好,你养老去吧。”袁崇焕的话已经很直接了,让毛文龙交出兵权。毛文龙显然不愿交出兵权,便说:“我早有此心,只要灭了女真人,我就回老家。”袁崇焕看毛文龙没明白自己的意思,又更进一步点明:“这些你不必操心,会有人来代替你的。”毛文龙自信地说:“东江镇还有谁能代替得了我?”袁崇焕没有接这句话,而是说:“我这次来是劳军的,你手下士兵每个人赏银一两,布一匹,米一石,按人头发放。”袁崇焕话里有话,“按人头发放”意思是让毛文龙告诉自己,你手下士兵到底有多少人。毛文龙显然明白袁崇焕的意思,便故意瞒报说:“我这里有三千五百人,明天就去领赏。”实际上此时毛文龙手下有三万人。袁崇焕知道毛文龙说的不是实话,至此,双方彻底谈崩,只等着刺刀见红的那一刻了。六月初五,袁崇焕与毛文龙第四次见面,告诉他明天自己就回宁远了,今天要在岛上看士兵比赛射箭,优者给赏。袁崇焕让部下传号令,命各营兵四面摆围。毛文龙及其随行官百余员,都被绕在围内,随行兵丁被截在营外。至此,袁崇焕终于要行动了,他最后一次试探毛文龙,“我打算把东江镇一分为二,旅顺以西归我节制,旅顺以东归你节制。”毛文龙:“我还是希望整个东江镇由我来带兵,毕竟我是东江镇总兵,你我同心合力,督师您的五年复辽目标方才能成功。”袁崇焕:“你的意思是如果旅顺以西归我的话,还没在你手里对于恢复辽东作用大?”毛文龙:“文龙不敢坚执己意,只是因为旅顺以西仍旧由我节制更便于指挥而已。”袁崇焕这下急了:“难道我不是为国?你冒功冒饷,说谎欺君,我不处置你焉能对得起当今圣上?”毛文龙:“督师如果说我冒功的话,我一个牛毛寨大捷就砍下女真三百七十一颗人头,而你所谓的宁远大捷号称歼敌一万七千人,可是也不过砍下二百六十九颗女真人头,到底你我谁是冒功?”袁崇焕大怒:“你还敢强词夺理?本部院披肝沥胆与你谈了三天,望你回头是岸,哪晓得你狼子野心,你目中无本部院尚可,方今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能容你?来人,把毛文龙绑了!”说罢几个武士将毛文龙按倒在地,随后袁崇焕列了毛文龙十二当斩,下面咱们就看看毛文龙的这十二大罪行都有哪些。一,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九年以来,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按:朝廷先后数次查核毛文龙的兵马,就在崇祯元年才核查过一次,怎么就成了“军马钱粮不受核”了?)二,文龙自开镇来,一切奏报,有一事一语核实否?捕零夷(后金军),杀降夷,杀难民,全无争战,却报首功。二当斩!(按:毛文龙的战功大多是兵部核准才确认,若毛文龙杀降人难民冒功,那孙承宗在奏折里说:“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是怎么回事?至于说毛文龙屡战屡败嘛,明朝方面没有任何记载说毛文龙屡战屡败,后金《满文老档》中近百次提到毛文龙,前文已详述,后金被毛文龙搞得焦头烂额。但是现在有的清史学者列了许多毛文龙的败绩,这些败绩从何而来呢?其实所谓毛文龙的败绩都是出自《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这部书是乾隆年间编修的,把所有后金方面的败仗都给写成了胜仗,乾隆年间正是篡改历史、篡改各种中华典籍的高峰,关于袁崇焕被美化就是乾隆年间的事,后面我们会讲到。你说关于毛文龙的后金方面记载,我们是该相信原始资料《满文老档》呢?还是该相信一百多年后被篡改出的秽史《清太祖实录》呢?不言自明。关于毛文龙的所有败绩都出自《清太祖实录》。)三,文龙刚愎撒泼,无人臣礼。前后奏疏,俱在御前。近且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语。据登莱道申报,岂堪听闻?大逆不道,三当斩!(按:那些书信是毛文龙写给皇太极耍他们玩的,所有书信都上报朝廷备案了。)四,文龙总兵以来,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又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按:袁崇焕一上任就下令登州莱州海禁,所有运载粮饷的去往东江镇的船只必须先经过山海关,他克扣了东江镇八个月的粮饷,直到毛文龙派人交涉才结束,饿得东江镇“人皆菜色”。那么到底是谁在侵吞东江镇的军饷呢?至于说“每岁饷银数十万”嘛,从1621年到1625年朝廷总共拨给毛文龙五万两白银,而此番袁崇焕赴任,朝廷共给他四百八十万两白银、米一百八十万石,另发内帑一百二十万两白银、铠甲四十万具,红夷大炮十门,其他弓箭军械无数,到底是谁“每岁饷银数十万”则不言自明。)五,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按

                        守国都,晋国的重要将领基本都参与了这次行动。赵盾亲自率领中军,先克担任中军副帅,荀林父统率上军,先蔑统率下军,步招担任赵盾的戎车驾驶员,戎津担任戎车护卫。赵盾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直到出发的时候,先蔑还蒙在鼓里,以为此行是为了迎接公子雍。晋军前进到离令狐不远的堇阴(晋地),赵盾突然对全军发表演讲:“战士们,我们的前面是公子雍和秦国人。我们如果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客人;如果不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敌人!根据先君的遗命,我们将立先君的大子夷皋为君,因此,公子雍现在是不受欢迎的人。”说到这里,他看了先蔑一眼,后者面无表情,“秦国人对此必定不满,但是没关系,我们先发制人,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当天晚上,晋军饱餐一顿,趁着夜色向秦军发动突袭。秦军对此毫无准备,被打得溃不成军。晋军追击秦军,一直追到刳(kū)首(晋国地名)才停下来。赵盾一举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和道义上的失败。先蔑、士会二人不能接受赵盾的背信弃义,先后出逃到了秦国。回想起来,当时先蔑奉赵盾之命出使秦国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荀林父曾经制止过他。荀林父拉着他的胳膊,说:“先君夫人、大子都还在世,而向外迎立君主,实在有违常理。我建议您借口生病,辞掉这一差使,如何?否则的话,祸将及身。再说了,这种差使,派一般大夫去做也就够了,何必您亲自出马?我是看在同僚的情面上,才对您说这些心里话,请三思而后行。”荀林父这番话,实际上是在告诫先蔑:夫人和大子俱在,却向外寻求新君,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可疑,其中必有蹊跷。可惜,先蔑没有听明白荀林父话里有话,也就没当一回事。荀林父劝阻不成,还摇头晃脑地吟了一句古诗:“我虽异事,及尔同寮。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这句诗出自于《诗经·大雅·板》的第三章,荀林父意思是说:“我作为同僚劝告您,您应当听从建议。”当然,先蔑仍然没听进去。先蔑出逃到秦国后,荀林父想方设法将先蔑的家属和财产全部送到秦国,并托人带口信给先蔑说:“我这么做,还是看在昔日同僚的情分上啊。”士会在秦国三年,没有和先蔑见过面。士会的手下人觉得很奇怪:“您既然和他一起逃亡到这个国家,而又拒不相见,又是何必呢?”士会端着书简,看着远方,悠悠地说:“我和他是因为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才有同样的命运,并非因为他有高尚的品德才跟他来的,见面做什么?”直到士会回国,都没有再见先蔑。一切似乎又归于平静。在历史上被称为晋灵公的大子夷皋,终于在母亲的怀抱中颤颤巍巍登上了国君的宝座。从理论上讲,这宝座本来就是非他莫属的,但由于某些人的操纵,他的即位之旅变得云谲波诡,险象环生。当然,那时他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对眼前的危险没有任何概念。当他费尽周折终于坐上原本属于他的宝座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有任何艰辛。而且他和他的母亲都没有意识到,屁股下面那个华贵的宝座,实际上是一把可怕的电刑椅。同年八月,赵盾在扈(郑国地名)举行诸侯会盟,正式对外宣布晋国有了新的主人。齐、宋、卫、郑、许、曹六国国君准时参加了会议,只有鲁国的统治者鲁文公姗姗来迟。鲁文公的迟到,当然不是因为塞车,而是有其他原因:第一,赵盾虽然是晋国的中军元帅,位高权重,但是从身份上讲,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卿”,不能与诸侯平起平坐。鲁国素来以秉承周礼而著称,对晋国倨傲无礼的态度相当反感,心里有抵触情绪。第二,自从晋襄公去世以来,晋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权臣争斗,国力被大大削弱,自身的问题都解决不好,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兼顾国际事务,霸主地位受到严重动摇。事实上,早在这一年春天,鲁国就不顾践土之盟的誓言,发动了对近邻邾国的战争,占领了邾国的须句城,并且委派早些年叛逃到鲁国来的邾文公的儿子为须句守将。对于这种残暴干涉邻国内政、鼓励父子相争的做法,《左传》旗帜鲜明地批评道:“非礼也!”但是作为天下霸主的晋国,对鲁国欺凌弱小的行为没有任何表示。晋国人自己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扈地之盟的主要目的,看似为了宣布晋灵公这个小毛孩的上台,实际上是为了向列国展示晋国在经历内乱之后重返国际舞台和重建国际秩序的决心,同时更是为了检查一下同盟各国对晋国的忠诚度有多高。因此,谁积极到会,谁消极对待,晋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扈地会盟后不久,郤缺对赵盾说:“原来卫国不服从我国的领导,所以我们狠狠地教训了卫国,并且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从这次会盟的表现来看,卫国是完全臣服了,可以考虑将当年占领的土地归还给卫国。如果人家背叛晋国,我们却不去讨伐,的确有损晋国的威信。反过来说,如果人家臣服于晋国,我们却不加以笼络,何以显示晋国的恩典呢?没有威信和恩典,如何体现晋国的大国之德?没有大国之德,我们凭借什么号令诸侯?您现在以晋国的执政大臣的身份主持诸侯会盟,而不立德于天下,到底是想干什么呢?《夏上说:‘把开心的事告诉他,用威严约束他,用九歌勉励他,不要让他学坏。’——您知道什么叫九歌吗?”赵盾摇摇头,一脸茫然,但还是很认真地听。“九歌就是关于九种功德的歌。我们把水、火、金、木、土、谷叫做六府,把端正德行、利于使用、注重民生叫做三事。顺应天意,推行六府三事,就是九种功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德与礼。做人如果没有德与礼,就好比人生没有音乐一般不快乐,这也是别人产生背叛之心的原因。您想想看,以您现在这么大的功德,却没有人歌颂您,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何不让那些归顺于晋国的人都歌颂您呢?”郤缺这番话,既是讲道理,又是拍马屁,还有点像是哄小孩。赵盾听了,心情非常愉快,爽快地同意了郤缺的建议。说句题外话,这就叫“被领导”的艺术,自古以来,领导都是要哄的。扈地会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9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解扬为使者,向卫国归还了七年前侵占的匡、戚两地。同时又将原来侵占郑国的一部分土地归还给郑国,以示怀柔。有赏就有罚。公元前619年秋天,晋国派出使臣前往鲁国,向鲁文公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严厉谴责鲁文公在扈地会盟中的迟到行为。作为回应,同年冬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前往晋国与赵盾会晤,就事论事,为鲁文公在扈地会盟时的迟到行为表示了歉意。完成使命后,公子遂顺便拜访了游牧在伊、雒之间的戎族。公子遂是鲁庄公的儿子。在历史上,公子遂又被称为东门襄仲、襄仲、东门遂、仲遂或者东门氏。古人的姓、氏、名、字和称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以东门襄仲为例,“遂”是他的名,“襄”是他死后的谥号,“仲”是他的字,而“东门”则是因为他居住在鲁国的东门。晋国人接受了公子遂的道歉,将此事一笔勾销,晋鲁两国和好如初。晋国人之所以这么好说话,是有原因的:第一,那年夏天,秦国为报令狐之仇,再次发动对晋国的战争,攻取了武城;第二,晋国内部纷争再起。晋国的内部纷争,其根源仍在当年的“夷之蒐”。前面说过,“夷之蒐”中,晋襄公原来考虑由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并且提拔箕郑父和先都两位老臣,但是由于先克的搅局,只好改任狐射姑和赵盾,先克因此得罪上述四人。赵盾掌权之后,先克担任中军副帅,倚仗权势抢夺了大夫蒯得在堇阴的土地,又得罪了蒯得。公元前618年春天,士谷、梁益耳、箕郑父、先都和蒯得联合起来作乱,派刺客暗杀了先克。后来事情败露,士谷为首的五人先后被处以死刑。短短数月之间,晋国的中军副帅(先克)、上军元帅(箕郑父)、下军副帅(先都)先后被杀,再加上逃亡国外的前任中军副帅(狐射姑)和下军元帅(先蔑),一共损失了五名高级将领,晋军元气大伤。在“夏天的太阳”赵盾的领导下,晋国人确实感到了深深的灼伤。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赵盾穷于应付秦国进攻和晋国内乱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再一次吹响了进攻中原的号角。楚国大夫范山对楚穆王说:“晋君年少无知,其心志不在称霸诸侯,我们北伐中原,正当其时!”楚穆王听从建议,亲自率领大军北上,剑指郑国。郑国遣使向晋国求援。赵盾率领晋、鲁、宋、卫、许五国大军前往救援,然而行动迟缓,等联军赶到的时候,楚国人已经俘虏了郑国的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并与郑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安然退回了国内。同年夏天,楚国又出兵入侵陈国,攻取了壶丘,惩罚陈国臣服于晋国的罪过。秋天,楚国的公子朱又率军从东夷地方讨伐陈国,在得不到晋国援助的情况下,陈国人拼死抵抗,居然打败了公子朱的部队,还俘虏了楚将公子伐。但是由于晋国的麻木和赵盾的不作为,陈国人丧失了依靠晋国的信心,主动提出与楚国议和,双方缔结了盟约。军事进攻的同时,楚国人还展开了外交攻势,于同年冬天派大夫斗越椒前往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文公有没有回应楚国人的好意,史料没有记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晋国的霸道,鲁国人对于楚国的拉拢,倒是没有任何反感。就在斗越椒访问鲁国期间,秦国派来的使者也不远千里,来到了鲁国的首都。秦国人此行,名义上是为了向鲁文公的父母(鲁僖公与成风)致吊唁之意,并向死者赠送衣衾,实际上也是为了与鲁国套近乎,分化瓦解晋国的同盟。要知道,此时鲁僖公已经去世十年,成风也去世六年。按照当时的习俗,“赠死宜及尸,吊生宜及哀”,也就是说,向死者赠送衣衾,应当是在死者尚未下葬的时候;而向死者的家属表示慰问,则应当是在家属尚沉浸在悲哀之中的时候。过了这个时候再去问丧,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但是,秦国人迟到的殷勤仍然使得一向古板的鲁国人非常感动,《左传》除了表扬秦国人此举“礼也”,还解释道:诸侯之间互相吊贺,虽然来得不是时候,但是符合礼的精神,所以要记录下来,以示不忘两国之间的旧情。秦国人难道真的不知道,人死之后十年再去问丧是一件不合规矩的事?当然知道。秦国人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一种高明的投石问路策略。它的高明之处,在于体贴。自晋文公去世,秦晋两国就长期处于交战状态。而鲁国等中原国家,在表面上一直是晋国的盟友,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接受晋国的领导。秦国想要拉拢鲁国,晋国自然紧张,很有可能对鲁国施加压力,甚至进行武力威胁,这样的话,鲁国夹在秦晋两个大国之间就很难受了。为了不让鲁国人难做,秦国人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以吊唁鲁僖公夫妇的名义对鲁国进行访问,在晋国人的眼皮底下公然调情,而晋国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眼,当做没看到。毕竟,问死吊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晋国人再霸道,也不好指手画脚。秦、楚两个国家对鲁国的外交拉拢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向天下传递了一个信号:晋国的霸主地位同时受到西方和南方两个大国的挑战,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为了扭转外交颓势,公元前617年春天,晋国发动对秦国的战争,攻取了少梁城。秦国马上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于同年夏天派兵攻占了晋国的北徵城。看到晋国四面受敌,率先投靠楚国的陈、郑两国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巩固与楚国的睦邻友好关系,陈共公和郑穆公同时跑到楚国去朝觐,在息地与楚穆王举行了会晤。自楚文王年代就长期依附于楚国的蔡国也重新投入了楚国的怀抱。晋国昔日的盟国中,秦国成为了晋国的宿敌,鲁国隔岸观火,与秦楚两国眉来眼去,陈、郑、蔡三国干脆投靠了楚国,晋文公通过城濮之战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至此宣告土崩瓦解。公元前617年冬天,楚、郑、陈、蔡四国国君在蔡国的厥貉举行会晤,组成了以楚军为主力的四国联军。厥貉是宋蔡边境上的一个小地方,四国联军在这里举行联合军演,其矛头自然是直指宋国。十五年前晋、楚争夺天下的城濮之战,正是以楚国进攻宋国拉开序幕的。十五年之后,楚国人卷土重来,又一次将战火烧到了宋国的门前。第二章晋国和楚国的角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17年冬天,当楚、郑、陈、蔡四国将战火烧到宋国门前的时候,宋国尚未从内乱的阴影中走出来。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20年,宋成公去世,他的儿子杵臼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宋昭公。在政权结构上,宋国和晋国是两个极端。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政权基本上由异姓贵族把持,公族势力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而宋国则是典型的公室政治,国家政权基本上由公室成员控制。宋昭公即位的时候,宋国的“六卿”分别是:右师公子成——宋庄公之子;左师公孙友——公子目夷之子;司马乐豫——宋戴公之玄孙;司徒鳞矔(guàn)——宋桓公之孙;司城公子荡——宋桓公之子;司寇华御事——华父督之孙,而华父督为宋戴公之孙。说明一下,宋国的“司城”即为司空,是主管工程建设的官员。因为先祖宋武公的名字叫做“司空”,为了避讳,所以将司空改为司城。俗话说,此人之药,彼人之毒。晋襄公因为异姓贵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宋昭公则因为公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他一上台,就打算向晋献公学习,将“群公子”驱逐出境,首要目标是“穆、襄之族”,也就是宋穆公和宋襄公的子孙。说句题外话,“群公子”的问题,是困扰着那个年代所有国家的统治者的大问题。打个比方说,某国的第一代国君A,生了十六个儿子(不算多),分别为公子B1至公子B16。其中公子B1是嫡长子,继承君位,则其余的公子B2至公子B16,就是B1年代的“群公子”,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构成为数日益庞大的“A之族”。时光流转,B1又生了十六个儿子,分别为公子C1至公子C16。和上代的故事一样,公子C1继承君位,公子C2至公子C16成为C1年代的“群公子”,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构成“B之族”。……稍有一点数学知识的人都想得到,当一个国家传到几代甚至几十代,公室的人数必定以几何级数在不断增长。各个年代的“群公子”和“X之族”养尊处优,就像没有天敌的兔子一样滋生繁衍,最终给国家带来两个方面的大麻烦:第一,国家财政难以负担为数庞大的食利阶层;第二,这些“X之族”聚在一起吹牛,发牢骚,很容易构成对当前政权的威胁。宋昭公打算驱逐“穆、襄之族”,主要是因为第二个原因:“穆、襄之族”倚仗其公族身份,不服从国君的领导。但是,司马乐豫强烈反对这样的做法,他劝说宋昭公道:“请您别这么做。公族,就是公室的枝叶,如果剪除掉枝叶,树干和根就没有遮挡阳光的树荫了。就算是葛藤杂枝也能为树干和根提供庇护,所以君子将它们比喻为九族兄弟,何况是国君呢?这就是谚语说的,‘享受树荫,却擅动刀斧’,万万不可,请您三思!如果您心存善意,亲近同族,同族都是您的左膀右臂,谁又会三心而意?更没有必要除之而后快。”宋昭公心意已决,对乐豫的建议置之不理。“穆、襄之族”得到消息,先发制人,煽动国人(首都的居民)暴动,进攻公宫。宋昭公侥幸逃脱,当时在宫中的公孙固和公孙郑不幸被愤怒的国人杀死。事后,宋国六卿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集体出面调停公室与公族的矛盾。为了平息宋昭公的怒气,乐豫主动辞去司马的职务,并推荐宋昭公的弟弟公子卬担任了司马。这就是所谓的“六卿和公室”。六卿和公室只是表面上解决了宋昭公与公族之间的矛盾,公族势力对宋昭公的威胁仍然存在。对宋昭公尤为不利的是,因为他对宋襄公夫人有过无礼行为,使得这位老太太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宋襄公是宋昭公的祖父,他的夫人则应当是宋昭公

                        义的热情,片面相信民族资本更爱国。其实,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民间资本远没有估计的那样大,各省绅民虽然对介入铁路信心满满,但真的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各省绅民甚至想出了许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民间加捐加税、搜刮财富、筹措资金,弄得民意沸腾,怨声载道。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后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原本大致统一的技术标准在资金来源多样化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统一,这对于全国路网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将来各路建成后无法联通,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1906年,邮传部考虑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倾向于在适当时候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根据这个思路,邮传部稍后出面,将河南、陕西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路各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这个政策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而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化解铁路建设难题的一个出路。清廷将这些进展不顺的路段收归官办,出发点是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特别是清廷在政策上有个非常大的歧视,即官办铁路抵押路权向海内外融资,而商办铁路之所以举办困难,主要是因为政策上不允许他们抵押路权。因而中央和地方为路权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妥协办法。这样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911年。这一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痛下决心,将涉及全国经济布局的重要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尤其是粤汉、川汉等路段连接西南边陲,具有战略意义,断非民间资本有能力予以修筑。而且,从相关各省进展情形看,这几条线路也非收归国有不可,像广东绅商虽然争夺路权非常积极,但并没有在修路上下力气,而是将路权作为一担生意,倒来倒去,设法牟利。至于湖南和湖北,经济原本就落后,指望民间资本去修路无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众负担,让路权变成地方权贵牟利工具外,毫无助益。问题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绅商各树朋党,各怀意见,虽然向民众筹集了大笔资金,但并没有在筑路上卖力气。更危险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绅商将这笔资金挪作他用,许多烂账估计已很难收回。这不是一般的烂账,弄不好会激起民愤,引发骚乱。石长信的理由明白晓畅,解决方案简单易行,很容易赢得朝廷的认同和批准。而朝廷此时正信心满满地准备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于是在发布责任内阁名单第二天(5月9日)爽快批准了这份建议,宣布此前各省分设铁路公司集资兴办的铁路干线由于耽搁已久,即由国家收回,赶紧修筑。这意味着几年前向民间资本开放铁路修筑权的政策废除。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本意或许就是为了加快建设,并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是这个政策如果从民间从绅商立场进行解读,就有国进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间资本看来,这个政策太无耻了,不仅堵塞了民间资本介入铁路投资的通路,而且对已经筹集到的资金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两天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两湖厘金、税捐为抵押,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由四国银行团贷款600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盛宣怀尽管筹措了巨额资金,但他并没有准备用这笔钱去兑换各省路权。6月1日,他和端方联名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川汉铁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发还现款的话,那么就由朝廷另借洋债,而这笔洋债必须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说,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盛宣怀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举行万人大会抗议,紧接着,鄂、粤、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不要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因此引起天下大乱。然而朝廷太自以为是,盛宣怀太自信自己的正确能干,他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没想到独独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川汉铁路公司原本是个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后因绅民呼吁,吸收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成为完全意义的商办公司,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铁路如何修、修哪儿,在公司内部一直吵闹。直至1909年底,宜昌至万县段勉强开工。更为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没有用于开工,却被公司高层挪用300多万到上海各钱庄保值增值,或者购买股票;结果到了铁路国有化时,这300多万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亏损了200多万。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消耗损失了近一半。因此,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对于川汉公司高层,或许求之不得,条件是朝廷支付公司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精明的盛宣怀当然不会满足这些要求。公司高层在失望之余,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遂发动中小股东也就是一般民众起来抗争。很显然,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希望将水搅浑,以民众对朝廷的愤怒掩饰他们挪用资金的贪婪和始终没有修筑铁路的无能。由此而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一个王朝就这样顷刻瓦解了。(原载于《新世纪》2011年第30期)辛亥革命中的三种力量革命党人历史不管怎样具有必然性,推动历史进步的还是人。这个“人”既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也有不知姓甚名谁的平头百姓。辛亥革命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职业化的革命,主要参加者其实都可以算作职业政治家。在这些职业政治家中,首推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甲午战后,确实是孙中山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症结,认为中国步趋西方,甚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清廷的阻挠。所以,中国的未来首要在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紧接着,或者说需要同时进行的就是“创建民国,创建合众政府”。近代中国究竟有多少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我们直至今天的研究都很难说清楚。不过,我们不仅知道革命党的领袖人物黄兴、章炳麟、宋教仁、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邹容等,还有那十几年间流血奋斗牺牲的先烈,像黄花岗烈士等,他们都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怀念的。创建民国走向共和,是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当民主共和成为中国一个重要选项时,革命党人坚守原则不让步,甚至表示出不惜一战为理想。但是革命党人也并非一味好战嗜杀,而是适可而止,知道退让知道妥协。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推翻帝制,实行民权,一旦清廷答应了这个条件,革命党人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福祉为最重要的考量,南北言和,息兵止战,五族共和,优待皇室,原本剧烈冲突的满汉矛盾涣然冰释,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可能。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敬佩他们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南方新军不过首举义旗搅动全局的并不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在那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有着示范意义,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还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主力,不是过去农民起义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经过近代思想训练的新式军人。清政府当年创办这支军队,原本是鉴于甲午战败的教训,整军经武,用东西方各国的新办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应该说,经过几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旧式军队,不要说什么绿营八旗那些旧建制,即便在过去为清皇朝立过大功的湘军、淮军也没有办法比。领导湖北新军起义的,并不是新军高阶层将领,而是中下级军官,比如孙武、邓玉麟、蒋翊武、刘复基、刘公等。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接受过君主立宪、革命、改良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有一种本能的焦虑,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后,他们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成为泡影,这就是他们首举义旗登高一呼的真实原因。这个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举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索饷或哗变,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质。更重要的一点是,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一样,都是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式军队,所以他们在起事时,格外注意不扰民尤其不去影响外国侨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动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将冲突限定在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上,不将人民拖入战争,更不绑架人民成为战争的抵押。湖北新军的文明之举赢得了列强认同,所以才有各国领事继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宣布南方革命党、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将南北战争定位为中国内战,列强不偏袒不介入,这就为革命党、为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湖北新军的领袖,除了先前的张之洞外,此时最重要的领导人当然就是黎元洪。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领导下,在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参与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发展,各省革命党人或新军将领在湖北新军示范下,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朝廷,这就使全国局势迅速演变,对清廷来说无疑是日趋恶化。立宪党人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镇压,然而皇族出身的荫昌或许真的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许其皇族出身也是个障碍,于是清廷很快起用三年前弃用的汉人能臣袁世凯。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获得“非袁莫属”的声誉,那真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他在几乎举国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时候,中流砥柱般地坚守十几年君宪主义立场,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构中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只是到了后来,当君宪主义实在无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时候,袁世凯借力发力顺势而为,承认君宪主义已经属于历史,接受以民主共和为南北和谈的主轴。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是把立宪当做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立宪党人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清皇室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中,唯一受到损害的无疑是清皇朝。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结果是清皇朝咎由自取。历史给清皇朝留下许多机会,都被它白白错过。甚至到了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的滦州兵谏爆发,清廷依然不觉悟,依然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去回应革命党人和新军将领的政治要求,于是清廷只能被历史所抛弃,两百多年的皇朝顷刻沉没。不过,对清皇朝的最后表现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后时刻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极权主义者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焦土抵抗、殊死搏斗,而是知进退。当他们发现抵抗无益时,索性放弃了抵抗,以哀兵的办法为这个皇朝赢得了尊严和保全。于是进入民国之后,人们对清廷最高决策者隆裕皇太后的决断钦佩不已,或以为她是“女中尧舜”,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贡献殊巨。清廷最后决断和结局,还得益于这个皇朝的主要雇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军将领特别是北洋将领,在南北和谈胶着战火有可能重燃的关键时刻,是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联名为朝廷指出一条明白的路:必须接受民主共和,必须在辛亥年结束之前作出肯定答复。北洋将领阵前倒戈使清皇朝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这些将领并没有忘记这个皇朝的过去,并没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所以当南方革命党人提供的退位条件使清廷觉得尴尬觉得无法接受时,又是这批将领大义凛然要求南方革命党人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一个即将消逝的王朝,民族应该和解,仇恨应该忘却。于是南方革命党人在稍后修订的退位条例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场以法国大革命为取向为榜样的大革命,最终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国大革命及稍后的俄国革命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大屠杀。辛亥革命的这层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应该得到充分展示和张扬。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过去的评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的结果好像并不彻底,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就是旗帜换了,人还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还是主子,奴隶还是奴隶,甚至成为奴隶的奴隶。对于鲁迅的抱怨和革命话语的指责,我们过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其实,从现代政治的立场看,一切大的政治变动与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政治变动却可以也必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些变动并不一定要唤醒民众的参与,并不一定要将整个社会整个民众都卷入其中。当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已有数十年发展,民间自治能力已有相当提升,政治变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去骚扰民众绑架民众,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政治选择。(本篇文章来源于网易访谈2011年6月10日)辛亥革命100年系列访谈之一:一个王朝的隐退编者按: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种方式的回溯、反思、纪念,令读者目不暇接,甚至审美疲劳。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撰写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虽不是最为瞩目者,却促人深思。他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重新讲述100年前的历史。这本书的腰封上没有常见的文化名流联袂推荐之类,而是有一行大字:“读懂中国革命,读懂中国民主,读懂中国未来”,下面还有两行小字:“1911年中国大革命体现了中国独有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智慧的民族,总会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觉得有些环节用现有解释怎么也说不通,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检讨近代历史,我觉得现代走了100年,就是一个大轮回。”马勇说,之所以选择辛亥的题目研究,之所以用现在的解读方式,都不是毫无缘由的,“当然是有一份对现实的观照在”。微博上他起名“旁观者马勇”,给了自己一个最佳界定。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便该永远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尽一切可能逼近历史真相。晚清新政,弄假成真《南风窗》:《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完后,感觉清廷还是有立宪诚意的。他们已经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开刀,限制君权,只是每每时机都比民意晚半拍

                        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蒋记王朝第六章国民党分家

                        汪精卫又回来了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失控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

                        迁都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

                        国在蔡国的西北部,也是直接受到楚国军事威胁的国家之一,它一直依赖齐桓公建立的幽盟,才避免被楚国侵略。现在齐桓公已死,幽盟四分五裂,郑文公倡议召开诸侯大会,能够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响应,对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陈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也没有理由表示反对。《左传》对这次会盟的具体内容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这次会盟是“修桓公之好也”。可想而知,被排除在这次会盟之外的宋襄公感到相当失落。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应该回家洗个脸,好好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重新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虚怀若谷地回到国际大家庭中,谋一份自己能够干好的差使。洗个脸,是不够让他清醒的,可惜那时候没人出来教育他,给他几个更清醒的巴掌:第一个巴掌:宋国历来只是一个二流强国,与当时第一阵营的齐、楚、晋、秦等国相比,无论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军事实力上,都有很大差距。以宋国的国力想要号令诸侯,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第二个巴掌: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大庙里供奉着的也是商朝的列祖列宗。自周朝建立之初,宋国就是王室与姬姓诸侯共同防范的对象。宋国周边的诸侯布局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只有一个:防止商朝遗民造反。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宋襄公如果跳出来要做中原诸国的仁义大哥,仍然难免引起周王室和姬姓各国的疑虑。第三个巴掌:抛开国力和政治偏见不谈,单从个人能力上讲,宋襄公也仅仅是中人之资,就算给他一个大国元首当,他也不可能成为诸侯中的第一人。很不幸,这几个巴掌对宋襄公毫无作用。各国诸侯“修桓公之好”的第二年,他开始筹划一次大规模的会盟。用《左传》的话说:“宋襄公欲合诸侯。”齐桓公自诩“九合诸侯”,现在宋襄公也想要“合诸侯”,自然是要做齐桓公曾经做过的事了。很难理解,宋襄公连几个小国都摆不平,居然敢学着齐桓公的样子大会诸侯。因而,鲁国大夫臧文仲评论说:“他要是顺从大家的意愿,还勉勉强强;如果要大家顺从他的意愿,恐怕办不到。”公元前639年春天,宋襄公向齐国和楚国发出邀请,请这两个国家派大臣到宋国的鹿上会盟,商讨结束南北对抗、促进天下和平的大事。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宋襄公欲合诸侯,必须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首肯,因此先在鹿上开一个三国部长级的预备会议,为接下来的诸侯大会作准备。对于宋襄公不自量力的行为,公子目夷只能哀叹:“小小国家,却想当天下的盟主,不自量力,宋国难道就要灭亡了吗?”齐孝公碍于宋襄公的情面,答应派人赴会。楚成王看了宋襄公的信,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冯梦龙杜撰说,鹿上之会,齐、楚、宋三国君主均亲自到会,并联合发布了会议通知,通知各诸侯国于同年秋天到宋国的盂地会盟。但根据《左传》与《史记》的记载,联合发布会议通知可能确有其事,三国君主亲自会晤则是子虚乌有。不管怎么样,那年秋天,盂地会盟如期举行了。参加会盟的有宋、楚、陈、蔡、郑、许、曹七国诸侯。齐国和鲁国两个重要的国家缺席会议,原因是齐孝公对于这次会盟由宋襄公主持,很有些看法,而鲁僖公对于和楚国直接打交道,持审慎态度,所以都不愿意前来参加。再来看看到会的七国诸侯,宋、楚两国自不必说,陈、蔡、郑三国诸侯目前都是楚成王的小弟弟,他们之所以应邀赴会,恐怕也是楚成王安排,至少是经过他同意的。许国曾经臣服于楚国,但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和齐国也走得很近。在楚国和宋国之间,许国属于摇摆力量。而曹国,前两年还因为会盟的事,被宋襄公派兵讨伐。这次赴会,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会议还没开始,似乎就包含着某种阴谋。公子目夷十分担心,他说:“大祸就要在这里降临了!主公称霸的欲望太强烈,有谁受得了啊?”但是宋襄公看不到危险,他满怀热情地接待了各国诸侯,幻想着通过这次大会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到了正式开会那天,宋襄公作为东道主,第一个上台发言。他简单回顾了齐桓公的丰功伟绩,以及当年齐桓公将大子昭托付给他照顾的点点滴滴,然后切入正题,阐明这次会议的主旨是继承齐桓公的遗志,尊王安民,息兵罢战,同享太平。为了掀起会议的小高潮,他问在座的诸侯:“诸君有没有信心和我兹父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痛苦、只有健康和快乐的中国?”他环顾了一下,大伙儿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场面有点尴尬。半晌,楚成王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了一句很实际的话:“喊口号之前,最好先搞清楚,谁是今天的盟主?”宋襄公装作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样子,想了几秒钟,然后说:“那,咱们就按爵位的高低来排,谁的爵位高就谁当盟主吧。”如果按爵位,宋是公爵,在坐的诸侯没有人比他高;而楚是子爵,只能排到最后。这盟主的位置,当然是他宋襄公坐了。没想到,楚成王脸上露出一丝红晕,很不好意思地说:“既然宋公如此抬爱,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宋襄公听了,愣了老半天才说:“咳,咳……这个,按爵位,您是子爵哟……”楚成王打断道:“您搞错了,我明明是王,排在您这个公爵之上,怎么是子爵呢?”“这个……您这个王,恐怕是自封的吧?”楚成王笑了:“既然我这个王是自封的,谁要您把我请来的?”他把头转向其他几位诸侯:“诸君难道也觉得,我这个王是自封的吗?”“什么话?”郑文公站起来说,“明明是公认的嘛!”陈、蔡两位诸侯也纷纷表态说,楚王是真的,如假包换。许国和曹国国君一声不吭,悠然自得地看着这场闹剧表演。宋襄公还想说什么,楚成王“哼”了一声,摇摇扇子,早就埋伏在帐外的楚将成得臣、斗勃带着几十名武士冲进大帐,直奔主席台,老鹰抓小鸡似的将宋襄公拿下。在人家的地盘上捉拿人家的君主,乃是楚国人的拿手好戏。想当年楚文王为了息妫跑到息国去,也是用这招将息侯俘虏,还顺便把息国给灭了。楚成王故伎重演,拿了宋襄公之后,立刻召唤在边境上侯命的楚国大军,连同郑、陈、蔡、许、曹各国部队,挟持着宋襄公,浩浩荡荡杀向宋国的首都商丘。楚成王的如意算盘是,以宋襄公为人质,迫使宋国人开城投降,即使不灭掉宋国,也要将它变成楚国的附庸。然而,留守商丘的公子目夷早有准备,严阵以待。楚国人攻城数次,均无功而返。楚成王恼羞成怒,命人将宋襄公绑到城下,扬言宋国人如不开城投降,便杀了宋襄公。这是一场心理博弈。宋襄公不自量力,在盂地会盟上自取其辱,舆论风向对他是不利的,中原各国都乐得看他出洋相,宋国人自己也觉得没面子,情绪十分低落。但楚成王在诸侯大会上公然绑架宋襄公,这种做法也确实有点过分,又挟持着宋襄公去攻打商丘,就更加引起了中原各国的警惕,也激起了宋国人的同仇敌忾。这个时候,如果再杀掉宋襄公,不但宋国人不会投降,中原各国也很有可能产生强烈的反感,只要出现一个合适的人振臂一呼,很快会形成新的反楚阵线,对楚国大大的不利。宋国人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对楚国的威胁不理不睬。说实话,如果楚成王真的把宋襄公给杀了,对宋国倒是件“天去其疾”的好事。楚成王没办法,只好带着宋襄公回到了楚国。回国之前,他还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派大夫申宜带了几车战利品,前往鲁国“献捷”。鲁僖公收到这几车礼物,哭笑不得。按照周礼,诸侯如果战胜四夷,则献捷于天子,不献捷于诸侯;诸侯战胜诸侯,则连天子都不能献,因为违反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规定,天子如果接受了,也是“非礼也”。俗话说,伸手不打笑面人。鲁僖公对于楚成王主动套近乎的举动,心里还是十分感动的。到了冬天,楚成王又在宋国的亳城召集诸侯大会,讨论释放宋襄公的事。与会诸侯除了盂地之会的原班人马,还多了一位鲁僖公。看来,几车战利品不是白给的。宋襄公灰头土脸地从亳城回到了商丘。这次打击对一个常人来说,确实够大了。但很显然,宋襄公不是常人,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领导中原各国反抗楚国的压迫(虽然现在中原各国纷纷与楚国交好)。公子目夷对此深感绝望,他私下说:“看来宋国的祸患还没有了结,因为咱们主公所受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回想起来,公元前644年,也就是齐桓公去世的前一年,在宋国发生了两件奇事:第一件,有五块陨石从天而降,悉数落到宋国境内;第二件,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首都。陨石降落,当然不是从赛伯坦星球飞来了汽车人,而是一种不常见的天文现象;水鸟倒飞,有可能是狂风将鸟儿吹得倒栽,无力飞起。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两件事非同小可。正好周王室的内史叔兴在宋国访问,宋襄公便抓住他问:“这是什么预兆?是凶还是吉?”叔兴说:“今年鲁国有丧事,明年齐国大乱,而您将号令诸侯……然而不长久。”叔兴从宋襄公那里出来,为自己刚才的言论解释说:“其实宋公问错了。陨石降落,水鸟倒飞,都是因为阴阳不调,不关凶吉之事。凶吉由人,根本没有必要问。我是怕宋公生气,不得以才这么回答的啊!”虽说是不得已的回答,叔兴却说得十分准确。当年三月,鲁国的重臣公子季友逝世。第二年,齐桓公去世,齐国大乱。而宋襄公所谓的号令诸侯,不过是一场让人笑话的闹剧,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鹬蚌相争,南楚得利】公元前639年,也就是宋襄公盂地会盟的这一年夏天,鲁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负责求雨的女巫对此束手无策。鲁僖公在宫门外直跳脚,情急之下,下令焚烧女巫,以追究其罪责。大夫臧文仲及时劝阻了鲁僖公这一荒唐的行为,他认为焚烧女巫绝不是对付旱灾的有效办法,正确的做法是:一,将国库里的粮食分给灾民,发动他们去修筑城墙,既填饱了他们肚子,又加强了国家防御;二,号召大家省吃俭用,杜绝浪费;三,抓好粮食生产,颗粒归仓;四,发动富户行善积德,将存贮的粮食分给大家。鲁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建议。这一年鲁国虽然因为大旱而致饥荒,却没有饿死人。顺便说一句,这位臧文仲大夫,是孔夫子极其推崇的人物,以其积极务实、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开后世儒家风气之先河。同年秋天,宋襄公唯一的忠实拥趸邾文公讨伐鲁国的附庸须句国,须句国君逃到了鲁国请求政治避难。须句和附近的任、宿、颛臾四国均为上古传说中伏羲的后代,以风为姓。鲁僖公的母亲成风就是须句国人,她对鲁僖公说:“尊崇先古圣人,使他们的后人得以祭祀祖先,保护小国寡民,是周礼的指导思想。蛮夷之国扰乱华夏,是周朝之祸。你如果保护须句以尊崇伏羲,使其祭祀得以延续,则可以缓解祸患。”邾国是曹姓,本来是中原之国,但是地处诸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所以成风将其称之为蛮夷之国。鲁僖公听了母亲的话,于公元前638年春天派兵讨伐邾国,将邾国人从须句赶出去,帮助须句国君复了国。这种“存亡国、继绝世”的行为,自然得到了左丘明的表扬:“礼也。”邾文公不甘就此罢休,再一次发动战争。鲁僖公犯了轻敌的错误,认为邾国不过是一个小国,前来挑衅无异于自寻死路,没有经过周密的准备,便发兵迎击邾军。臧文仲提醒他说:“国无大小,均不可轻视;没有准备,虽然人多势众,亦不可倚恃。打仗是国之大事,正如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先王的英明神武,犹且将战争视为艰难和可怕之事,何况我们这样的小国?请主公您不要再说什么邾国小不足虑的话了,蜘蛛虽小,尚且有毒,何况是邾国?”鲁僖公觉得这老头成天吧叽吧叽,动不动就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实在惹人生厌,也懒得理他,带着军队出征了。同年八月,鲁、邾两国军队在升陉发生战斗,鲁军大败。鲁僖公败得很狼狈,连身上穿的甲胄都被敌人夺走(真是丢盔弃甲),挂邾国的鱼门(城市名)上示众。相较于鲁僖公因轻敌而战败,宋襄公的战败就更显得离奇了。公元前639年三月,郑文公再一次前往郢都朝觐楚王。此举使得刚被释放回国不久的宋襄公感到极为不爽,举兵讨伐郑国,并包围了郑国的都城新郑。公子目夷劝谏无效,哀叹道:“这就是祸患之所在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宋国对郑国的侵略立刻引发了楚国的介入。楚成王亲自率军讨伐宋国,以解新郑之围。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军,宋襄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战略,在泓水列阵迎击楚军。大司马公孙固对这次战争感到没有把握,对宋襄公说:“老天抛弃商族已经很久了,而您现在想要重振商族的雄风,实在是逆天而行,难以得胜。不如就此与楚国讲和,化干戈为玉帛,才是上策。”大司马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连他都觉得没有把握,那就确实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仗能够不打就别打了。但是宋襄公的脑子不太好使,一到关键时刻就特别拧巴,别人认为不能干的事,他偏要干,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这也难怪,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面子,同时也给自己找回一点信心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找楚国人去讲和,他这辈子就别想再抬起头来,更别说再做他的霸主之梦了。还别说,战争的天平一开始似乎还真朝着宋国这方倾斜:就在宋军在泓水之滨严阵以待的时候,楚军才刚站稳脚跟,稀稀拉拉地开始找船过河。楚国人犯了兵家之大忌,宋军只要趁着楚军渡河之机发动进攻,楚军就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孙子兵法》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翻译成白话,敌人渡河而来,不要在敌人没有上岸的时候就迎击,而要等到敌人过了一半再发动进攻。孙子这样说,是告诫那些沉不住气的指挥官,如果敌人还在河中间就出击,以当时的条件,很难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反而令敌人很快退缩回去,白白浪费了战机。如果敌人已经过了一半再发动攻击,则已经上岸的敌军尚未立住阵脚,很容易被击溃,而仍在渡河的敌军也因此进退两难,最终导致全军覆灭。但是,宋襄公显然不用孙子来提醒。他很沉得住气,事实上,他是太沉得住气了,使得一向稳重的公子目夷反倒显得心浮气躁起来。楚国人渡到一半的时候,公子目夷拉扯着宋襄公的袖子说:“是时候了,敌众我寡,请赶快发动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宋襄公远望着渡河的楚军,高深莫测地微笑道:“不可。”战机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地消逝,目夷在一旁急得直跺脚。没过多久,楚国人全部渡过了泓水,乱哄哄地在河边准备列阵。“快下令进攻,现在打还来得及!”目夷再一次请求。“不可。”宋襄公仍然保持着傻傻的微笑,看着楚国人在河边整顿部队。在那一瞬间,目夷连杀他的心都有了。目夷猛然回想起当年父亲宋桓公要把君位传给他的情景,那时候,如果自己勇敢地承担起重任,想必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吧?这只是他潜意识里的一闪念。他立刻告诫自己,这种想法绝对不能再出现。兹父虽然脑子不太好使,但他既然已经是君主,就必须用侍奉君主的“道”来对待他。楚国人现在已经列好好完毕,人强马壮,衣甲鲜明,旌旗蔽日,显示出一派朝气磅礴的气势。宋国将士本来就对楚国人有畏惧之心,看到这番景象,胆子小的人腿都已经软了。就在这时候,中军传来了阵阵鼓声,那是宋襄公发出的进攻号令。士兵们强打起精神,跟随着宋襄公朝着楚军冲过去。结果可想而知。宋军几乎全军覆灭,宋襄公的护卫死伤殆尽,他本人也被楚军的利箭射穿大腿,伤势严重。如果不是公孙固和公子目夷拼命组织抵抗,他恐怕要再一次成为楚军的俘虏了。回到首都商丘,大伙儿再也忍不住,纷纷指责宋襄公不懂军事,胡乱指挥,把大好的战机给延误了。没想到,宋襄公对这种指责还很不服气,他反过来教育大伙说:“君子不两次创伤敌人,不俘虏有白发的老人。古代的圣贤带兵打仗,不利用

                        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第49页。?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6页。?同上书,第四十一卷,第276页;第三十四卷,第504—505页。?例如,17世纪50年代著名的叛军首领孙守金(他可能是孙守法的兄弟)在兴安附近的板场山建有自己的“寨”。他的营寨得到近旁其他两个“寨”的保护,其中的一个寨控制着一个高山峡谷,它能轻易地抵御敌人的大兵。板场山的背面还驻扎着另外两个同盟营寨,保护孙守金的后背。这还不算,在下面山坡上,又星罗棋布般地散布着总共九个寨,成犄角声援之势。《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以前,兴安驻兵不足,任珍不愿将部队投入山区作战,因为他担心其他地方会发生起义。现在,早先调给陕西巡抚黄尔性的4000士兵归还给了兴安将领。《清史列传》,第3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任珍将胜利归于“幸仗我皇上洪福,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同上书,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参见《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25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奉天人申朝纪(卒于1648年)显然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为治清静肃然,又致力于恢复秩序。下级官吏要是被指控有专横霸道之态,立刻降职。“劾贪吏数十人”。减站银岁额20万两为15万两,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此外,申朝纪任命了直接向他报告的固定的催税人,以取代轮流由里长征收专门的代役钱的作法。《大清一统志》第一三三卷,第32页;王轩、杨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8页。?这次军事远征是由觉善统帅的。《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8页。奏折在1646年12月24日收到。?1644年9月23日奏折。《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80页。另一份报告罗列了巨寇的姓名与称号,特别指出他们早以“王”号闻名,例如“冲天大王”或“扫地大王”,“不比寻常土贼也”。这位上奏者解释说,寻常土贼不能与之相比的原因,在于某一巨寇一旦拉起一支大队伍,马上就以“王”自号。他们建营立寨,各种武器样样俱全,以攻城掠地为务,而不似土贼不过断路劫财而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上奏者为杨方兴。?《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85页。?同上。?丁文盛获胜的奏报于1647年4月14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3页。至于他被处罚之事,可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3页。?其例见1647年农历十月陵县的奏报。《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页。?后一种情形的典型例子是黟县的陷落。黟县是介于大运河与官道之间的重要城市。1647年11月26日,丁文盛的继任者张儒秀报告说,不久前有马贼400余名,步贼不知其数,于夜间步行进攻黟县,次日击败衙兵,架云梯爬上城墙,进城烧杀抢劫。知县与儒学训导设法逃跑了,其余的县衙官吏皆被盗贼杀害。他们洗劫了该城,然后返回山中营寨。《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6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所注日期为1648年1月初,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88页。张儒秀奏捷的报告于1648年1月15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五卷,第416页。沙尔虎达(1599—1659),苏完部人氏,年轻时投努尔哈赤。在1658年,他扫清阿穆尔(译者按:即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人,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及其人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2页。?关于清朝地方官吏在对付颠覆与叛乱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22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页。吏部还提出地方官俸禄太低,应该增加。可是,在顺治以及康熙初年,知县的固定俸禄(原来每年约为银123两)减少了。因为各种附加津贴被缩减或取消,知县俸禄降到了银45两。约翰·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78—380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政府通过委任外行的满族人,来控制地方政府,这并不正确。见约翰·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2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140—143页。?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5页。?这一权力下移的趋势好像在元代就已开始了,或者至少明太祖是这样认为的。洪武帝认为,由于蒙古人缺乏“王者无私”的精神,他们易于被腐败的胥吏愚弄,而后者正是利用了夷狄对官僚机构控制的“松懈”来巩固自身地位的。约翰·达迪斯;《明太祖论元朝》,第8—9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297—303页。?其例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第2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1839页(第一一二卷,第33页)。?处罚是颇为严厉的。1659年顺治皇帝颁令,任何官员挪用了10贯以上公款就要被送去充军。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1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26—330页。“这些条例与法规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正式成形,近代以前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者。”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4页。?同上书,第330页。?不过,从长期看来,这种对地方长官的过份重视,进一步排斥了衙门吏员跻身中央政府的可能性,这必然也就失去了对低级行政管理的直接控制。这一观点,在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一书中随处可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5、216页。《皇朝通曲》记载说,发展成熟的保甲制度开始于1644年,但是闻钧天指出这一记载有误,是后人编书时插入的。清朝后期,保甲和里甲都归户部管辖。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4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5页。1646年8月18日,有位官员特别向兵部建议,要利用总甲制来处罚那些窝藏逃犯的人。《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5页。将民众与其籍贯连结起来的尝试,也被推广到生员身上。1645年,官府宣布有许多参加会试的举人注籍有误,从此以后,生员必须证明其祖先在本地注籍逾20年,并无迁徙,或者在此地拥有财产,才能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8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5、216页。早在1645年6月12日,新政府就宣布废弃世袭的匠籍,免征京班匠价银。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在太和殿服役的匠人按工给值了。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3—4页。直至19世纪,民、军、商、皂四类户“籍”之残余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雍正以后已经取消了分立的劳役税,因此这种户籍分类已无实际的财政意义。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1—202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7页。?这一时期新式铳枪与大炮的传入,甚至可能“有助于晚明白莲教军武术传统的形成。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他们一直诱人地宣称自己具有有效地抵挡可怕的火器的本领。”韩素瑞:《山东起义》,第192页。?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军火的控制已颇见成效,以致图谋不轨者想要从铁匠那儿得到匕首,都要冒被人告发官府的风险。这在韩素瑞《中国的千年福起义》一书中随处可见:又见《山东叛乱》,第24页;亦可见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页。19世纪后半叶骚乱的年月,部分地是西欧军火的输入与生产,以及英美商人军火走私的结果。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17页。?在明朝统治时期,北京政府有一种被称为“铺社”的地方治安系统。这些为出使官员和卫兵设置的驿站有其附属的警官。但到17世纪,绝大多数铺社或是消失了,或是倒坍失修,实际上不能用了。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3页。?《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8—5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4页。这儿的户保长称作“邻佑十家长”。?《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这道敕令于1649年5月6日颁发。?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4页。?太原当局也被一场牵连到一名明代亲王后嗣的大案所惊醒。其近亲秘密窝藏了这位明室后嗣。山西按察使奏章,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1—94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二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这一时期还有非宗教性的起义。1647年10月19日,祝世昌率汉镶红旗兵800骑,在孟县与李化龙及其兄弟李奇龙500披甲骑兵交战。孟县在省府以东30里处。原明朝的游击将军祝世昌此时官居都统。1638年,他曾因大胆反对满人将女俘没为奴婢的习俗,失宠于太宗。太宗称他为叛徒,指责他与明政权勾结。多尔衮后来让这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官复原职。《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254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44页。?“大成”既形容黄帝使一切事物恢复了秩序,又指孔夫子用各种旋律组成的乐曲。它也指佛教的“大圆满”,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其中有2万尊菩萨,均称“威音王佛”。威廉·爱德华·苏黑勒和路易斯·霍道斯:《中国佛教术语辞典》,第89页。?《东华录·世祖朝》第四卷,第4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据信就是这一安辑民众的法令,使他们的社会品性改变了。正如一位官员在顺治初年所指出的:“流民安居,即变贼为民;流民四散,则变民为贼也。”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4页。?这一敕令与保定巡抚余庆廉的奏报在时间上正相巧合。奏报说大量匪徒突然袭击了河间府,知府、通判受伤,驻军将领自缢身亡。?《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同上书第四十五卷,第527—528页。?

                      第十章“危时计拙”江潭愁鼓迻,沧海忆乘桴。此处同携手,何人可惜躯。乱离忘岁月,飘泊憎妻孥。莫作穷途恸,乾坤定有无。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十四卷,“避地示胜时”虽然,1645—1646年冬天清军已牢牢占领了江南主要的中心城市,却没有几个清朝官员相信这一地带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首先,崇明岛就依旧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水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再者,正如南京提督毛九华向北京朝廷所指出的那样,长江下游地区的复明残余力量可能与上游地区的其他抵抗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的反清分子联合起来,也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安庆一带的各支反叛武装,是湖广腹地著名的“四十八寨”潜在的同盟军。这样,勤王运动就有可能蔓延整个长江流域,阻碍清朝在南京的统治。在这个前明陪都的周围地区,民众与新政权有着明显的对立。因此,不放弃和平招抚政策,不对1645年起义进行报复,避免激怒这么多人民大众,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所以,毛九华认为:得民得心,毋徒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于是,部分是出于力不从心,清政府在1646年继续实行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政策。特别受到优待的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钱谦益,他在三月份应邀来到北京,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钱谦益卖身投靠清廷,此刻已是臭名昭著。在北上就任新职之前,钱谦益到苏州城外的虎丘一游。一天,他身穿一件小领大袖的样式特别的外套,一位江南学者从他前面走来,注意到这件外套,就追根刨底地问他这件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便讽刺地品评说:“大人确为两朝‘领袖’!”这样,虽然多尔衮一时也许还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带这样一个变节者北上京城,却又重新引起了晚明政治中堕落与腐化的问题。甚至在南京陷落、钱谦益投降满人的时候,清廷中对于欢迎多铎的南京政权大臣们暖昧的品节就颇有一些议论。吏部主事熊文举反对起用这些新投靠者,他把这些人称为“市井冒滥”,反而赞赏匿身山林的那些忠义之士。但熊文举本人也不乏投机之嫌:他在明朝和李自成手下都任过职,现在又在多尔衮麾下。其实,他甚至都可以被弘光朝中的钱谦益之流公开嘲笑了。不过,他的反复告诫提醒了多尔衮。多尔衮可以宽恕单纯的官僚投机,而不能容忍理想的政治朋党。熊文举的告诫使他想到,弘光朝臣僚比之北方的投靠者更多地沾有旧日晚明党争的恶习。自钱谦益来到北京之后,多尔衮再次警觉到使用前明官员的危险,他们有可能使天启、崇祯朝的派系活动复活。整个夏天,清廷都因张存仁的报告而喜气洋洋。张存仁是辽东老臣,1631年投靠满人。1645年12月,张存仁出任闽浙总督,与唐王及鲁王的部队作战,均获大胜。他的报告指出,数十名、甚至数百名为这些政权服务的官员向他的部队投降了。到1646年9月,这些南明士大夫有许多来到北京等待新朝的任命。事实上,他们人数太多,以致出现严重的人多阙少的情况。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有人提出所有这些投靠者都必须经过仔细审查,以便确定他们的政治历史是否合格。礼部正试图给这些文人委以新职,礼科给事中袁懋功向朝廷指出了一个问题。他特别谈到阮大铖这个人。阮大铖现在既是南方文人的遗弃者,又是满人的依附者。阮大铖像马士英一样,也是在南京向多铎的清军投降前逃走的。他先到芜湖,在提督黄得功处暂避一阵之后,又去了杭州。后来杭州也向多铎投降了,他又逃到浙江中部的金华避难。但金华城的士绅们拒不接纳他,于是阮大铖不得不转道扬州,在提督方国安处避难。阮大铖显然与当时也在扬州的马士英为争宠于方国安进行了激烈竞争。阮大铖争不过马士英,遂于1646年秋投降了张存仁。马士英被处死后,阮大铖受命在曾捕获马士英的那位贝勒手下供职。正是仗着这一职位,他对金华良民施行报复,带领一支清兵来洗劫了这个曾

                      重臣之间的矛盾。已经被重臣的内部斗争搞得头焦额烂的周定王对士会表示了极大的欢迎,他亲自设宴招待士会,并派王室大夫原襄公担任司仪。这次宴会上,周定王命人给士会上了“殽烝”。按照周朝的礼仪,但凡举行祭祀或者宴会,将牲口置于容器之上,称之为“烝”;如果是整只牲口,并不煮熟,称之为“全烝”;如果是半只牲口,称为“房烝”。“全烝”和“房烝”都是摆设,只能看不能吃。如果将牲口解剖之后,连骨带肉蒸熟了,就称为“殽烝”,是既好看又好吃的美味。士会虽然贵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对于王室的礼仪却是个半桶水,看到桌子上摆的不是全烝,他忍不住偷偷问原襄公:“我听说周朝的礼仪仍然没有褪色,请问今天这个宴会,采用的是什么礼仪呢?”言下之意,我以大国上卿的身份来到雒邑,为什么不能享受最高规格的全烝呢?周定王听说这件事后,专门把士会找来解释了一番,说:“老四(士会在兄弟中排名第四)啊!你难道没听说过?天子祭天,就用全烝;天子与诸侯站立行礼,就用房烝;天子设宴招待同族的亲戚,就用殽烝。你是我叔父(指晋景公)派来的大臣,又是来调和王室的使者,我因此以同族的礼仪来招待你,这就是王室的礼仪啊!”士会听了,对自己的一知半解感到非常惭愧,不敢再说什么,恭恭敬敬地向天子告退。回到晋国之后,便命人四处搜集周朝的典籍,并根据这些典籍来组织修订晋国的法度。第四章卿大夫们的政治舞台【公族夺权:三桓专鲁】公元前592年春天,东海之滨的齐国迎来了一场外交盛事。晋国上军元帅郤克、鲁国权臣季孙行父和卫国大夫孙良夫联袂来到临淄,朝觐了齐顷公。郤克是晋国的名门之后,其父郤缺曾经担任晋国的中军元帅,掌握晋国的军政大权。郤克本人也久经战阵。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元帅,郤克担任上军副帅。后来士会升任中军元帅,郤克便顺理成章地接任了上军元帅之职——这个职务在晋国的地位仅次于中军元帅和中军副帅,可以说是晋国军中的第三号人物。这几年来,晋景公通过一系列外交和战争手段,在国际上重新树立了大国形象,恢复了晋国昔日的霸气。他觉得是召集诸侯结成同盟,与楚国逐鹿中原的时候了,因此计划于公元前592年夏天在断道(晋国地名)举行诸侯大会。出于一种稳重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对齐国的重视,他派郤克先行出使卫国和鲁国,说服这两个国家各自派出使臣一同前往齐国邀请齐顷公参加会盟。但是,郤克的这次出使,却因为齐顷公的荒诞搞得很不愉快,继而引发了严重的外交纠纷。据史料记载,郤克有一点生理上的小毛病——背有点驼。齐顷公的母亲萧老夫人听到这个八卦,好奇心大起,便向齐顷公要求亲眼看看晋国使者。齐国难道就没有驼背?萧老夫人这好奇心本身就有点出奇。荒诞的是,齐顷公对于母亲这个要求也很感兴趣,还特意安排了一个节目让老太太开心。说来也巧,当时在齐国访问的几位使臣都有点生理缺陷:郤克是个驼背,季孙行父是个跛子,孙良夫是个独眼龙。这几个人凑到一起,本来就很有喜剧效果。为了突出这一效果,齐顷公还找了三个有同样生理缺陷的人来担任典礼官。结果,在接见使臣的时候,郤克被一个驼背领着,季孙行父被一个跛子领着,孙良夫被一个独眼龙领着,而萧老夫人躲在帷幕后面,乐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了。士可杀,不可辱,何况还是堂堂的大国使臣?齐顷公为了博母亲一笑,居然敢拿三个国家的使臣开玩笑,这份孝心委实让人难以恭维。郤克等人强忍住愤怒,没有当场发作。从齐顷公宫中出来,郤克便起誓说:“此仇不报,我就不过黄河了!”于是不辞而别,临走的时候将副手栾京庐留在齐国,说:“务必完成使命,邀请齐侯参加今夏会盟,否则你也不用回国复命!”郤克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他本人不再想与齐顷公这种无礼之徒打交道,但是国君的使命不能废,因此要栾京庐务必完成;第二,他希望齐顷公应邀到会,好让他有机会报一箭之仇。按照前一种理解,郤克是个公私分明的人;按照后一种理解,郤克则有点公私不分,有公报私仇之意。不管抱着什么目的,郤克回国之后,向晋景公如实汇报了在齐国发生的事情。使臣受辱等同于国家受辱,可想而知,晋景公非常恼火,晋国的诸位大臣也群情激愤。郤克向晋景公请求,马上发兵讨伐齐国,惩罚齐侯的不敬之罪。站在国家尊严的角度来看,郤克的这一要求也不过分,但是不符合当时晋国的利益。这些年来,楚国已经将宋、郑、陈、蔡、许等几个国家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秦国和楚国遥相呼应,鲁国也主动向楚国频送秋波,可谓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晋国如果想和楚国抗衡,齐国是一张关键的牌。如果连齐国都被楚国拉拢,鲁国必定公开投向楚国的怀抱,卫国也很有可能见风使舵。那样的话,晋国就完全被敌对势力包围,休说称霸,连自身的安全恐怕都难以保障了。出于上述考虑,晋景公安抚了郤克一番,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郤克倒也不纠缠,马上说,那请允许我带领自己的族兵东渡黄河,去找齐侯算账。这个要求当然也被拒绝。仔细分析起来,郤克之所以提这两个要求,很有可能也仅仅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受了侮辱之后,如果连报仇的想法都没有,那是没有“血性”的表现,所以必须喊两嗓子,表明自己的态度。想想看,以郤克手下那几百名族兵,就算跑到了齐国,也不过是去送死,谈什么报仇,郤克有那么傻吗?这样来看,郤克是个明白人,也有大局观念,只不过因为无缘无故受了侮辱,心里很不爽,情绪有点冲动罢了。当时士会在一旁看了郤克的表现,既同情又担忧,回家之后便对儿子士燮说:“儿子啊!我听说喜和怒这两种情绪,合乎礼法的很少,不合乎礼法的倒是很多。诗上面说,‘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这就是说,君子的喜和怒,都是用来阻止祸乱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危险,必定会助长祸乱。郤克现在的愤怒,在齐国身上没有得到发泄,恐怕就要在晋国惹出事端来了。我打算告老还乡,让郤克继承我的位置,满足其心愿,或许还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你千万记住,跟随几位大夫,对他恭敬行事,不可冒犯!”从这番话不难看出,士会对郤克是很器重的,但是他也知道,郤克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男人,如果有不良的情绪郁积于心,不得宣泄,难保他会做出什么傻事来,与其宣泄到晋国,不如宣泄到齐国。出于保护人才的考虑,士会毅然决定让位于郤克,放手让他快意恩仇——这也是出于对郤克的信任,他相信郤克即使快意恩仇,也能把握住一个度,既维护自己的尊严,又有利于国家大计。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领导者,主动照顾下属的情绪;而现在的很多领导,需要下属哄着他开心。齐国那边,自从郤克不辞而别,齐顷公也知道自己捅了娄子,但是对于这个娄子有多大,他还不是很确定。所以当栾京庐一再催着他参加诸侯大会的时候,他耍了个滑头,决定派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四人代表他前往断道。前面说过,高固是齐国传统贵族高氏的掌门人,也就是强娶了鲁国公主的那位强人。齐顷公派他为首席代表参加断道会盟,倒也不算太失礼。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四人使团走到敛盂,高固越想越不对劲,害怕晋国人把气都撒到他身上,居然半路逃回齐国去了!四人使团中,高固的身份是上卿,其余三人均为大夫。高固这一逃跑,等于团长临阵脱逃,使团的级别立马下降了很多。如果这事发生在现在,晏弱应该马上打电话向上级报告,等候进一步的指示。但那是在春秋时期,山长水远,信息阻塞,写报告是不现实的。晏弱等人一合计,决定还是按原计划前进,将齐侯的致意带到断道。据《春秋》记载,公元前592年夏天参加断道会盟的诸侯有晋景公、鲁宣公、卫穆公、曹宣公和邾国的国君邾子(无以考证其称呼)。当晏弱等人来到断道,神色不自然地将国书递交给晋景公的时候,一向性格温和的晋景公终于发飙了——到这里开会的都是诸侯,你齐顷公不来也就罢了,派个上卿来还中途逃跑,只剩下几个大夫来赴会,这也太目中无人了吧!于是将这几个人都赶出去,拒绝齐国参加会盟。对于晏弱等人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还不在于此。从断道出来,齐国使团一路东行,准备回国。走了没几天,晏弱发现他们在晋国已经成为不受欢迎、也不受保护的人,所到之处,遇到的都是仇视的目光和故意的挑衅。这也难怪,齐国人先是侮辱了晋国的使臣,现在又侮辱了晋国的国君,晋国人怎么可能不生气呢?齐国使团走到野王(地名),受到当地官员和居民的围攻,晏弱被囚禁。其余的人虽然侥幸逃脱,但也没跑多远,几天之后,蔡朝和南郭偃分别在原城和温城被抓。晋景公对于这几个人的遭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地方官员和群众的所为;而朝中的诸位大臣中,虽然也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妥,但是考虑到郤克的情绪,也不便发表意见。如果不是一个叫做苗贲(bēn)皇的人及时出现,晏弱等人很可能就成为晋国人的刀下鬼了。前面说过,楚庄王当政之后,斗椒发动叛乱,结果兵败身亡。但是斗椒的儿子贲皇并没有在那次战斗中被杀死,而是逃亡到了晋国,晋国人将苗邑(地名)封给他,因此又被称为苗贲皇。晏弱在野王被抓的时候,苗贲皇正好经过野王,看到了这一幕。回到绛都之后,他便摇着头对晋景公说:“齐国的大夫有什么罪呢?从前诸侯侍奉先君,都急急忙忙怕赶不上趟。后来又都说晋国的群臣不讲信用,所以诸侯才开始三心二意。齐侯怕得不到应有的礼遇,所以派这四个人来,又有人对齐侯说‘您不出国,晋国人一定会迁怒于我们的使者。’高固听到这句话,又逃跑了。剩下晏弱他们三个人,坚持履行使命,互相鼓励说‘如果因为我们而断绝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宁可被处死。’为此他们才甘冒风险前来赴会。我们应该好好招待他们,使来的人都受到感动,但是我们偏偏逮捕了他们,这样就证实齐国人说的是对的。我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让逃跑的人有逃跑的理由,伤害了履行使命的人,使得诸侯都有看法,这又有什么用呢?”晋景公听了这番话,沉默不语,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驳斥。过了一段日子,晋国人故意放松了对齐国使臣的看守,他们趁机逃跑,先后回到齐国去了。值得一提的是,晏弱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叫做晏婴,历史上一般称之为晏子。断道会盟之后,士会正式向晋景公提出了辞呈,郤克接任中军元帅,晋国从此进入郤克主政时期。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元前591年春天,郤克上台不到半年,晋国就联合卫国发动了对齐国的战争。联军在阳谷(齐国地名)打败齐军。面对愤怒的晋国人,齐顷公不敢再调皮,亲自跑到设在缯地(齐国地名,在阳谷附近)的晋军大营,向晋景公求和。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齐顷公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服从晋国的领导,并将公子强送到晋国当人质。阳谷之战规模不大,经历的时间不长,战况不激烈,双方死伤的人员也不多,因此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但是,齐国在阳谷之战的失败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自即位以来一直对齐国人俯首帖耳的鲁宣公突然鼓起了勇气,决定洗刷这些年在齐国人那里所遭受的耻辱,派兵进攻齐国。鲁宣公这样做,有趁人之危的嫌疑,但也有可能是逼不得已。据后人大胆猜测,这个决定并非鲁宣公的本意,而是被“三桓”之一的季孙行父所迫——公元前592年齐国的外交风波,季孙行父也是受侮辱的人之一,回国之后,季孙行父自然要缠着鲁宣公为他报仇,但都被鲁宣公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人家晋国都没大动干戈,咱们鲁国又何必强出头?因为这件事,季孙行父一直不高兴,现在终于等到晋国对齐国动手了,他也找到了理由,再次对鲁宣公施压,强烈要求出兵讨伐齐国。在这种情况下,鲁宣公没办法拒绝他,也不敢拒绝他。要知道,“三桓”发起怒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鲁宣公提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齐国虽然新败,仍然远远强于鲁国,必须得到大国的支持,鲁国才能发动对齐国的战争。所谓大国,也就是晋、楚、秦三个国家。秦国和齐国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压根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不用考虑。晋国刚刚和齐国签订和平条约,再度出兵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也不用考虑。这样就只有楚国可以依靠了,而且楚国应该也很乐意鲁国向它靠拢。公元前591年夏天,鲁宣公派使者前往楚国,请求楚庄王出兵帮助讨伐齐国。楚庄王用脚趾头也能算出这笔买卖所能带来的好处。按照一贯利索的行事风格,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就答应了鲁宣公的请求,而且约定:秋天庄稼收割之后就出兵,请鲁国也作好相应准备。然而,到了那年秋天,鲁宣公没有盼到楚国的部队,反倒是收到了楚国人送来的一份讣告——楚庄王去世了。关于楚庄王的一生,后人基本给予正面评价。清代朱元英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所以称霸天下,是因为有管仲和狐偃,凡事都听他们的就行了;楚庄王手下的文臣武将,能力都不如楚庄王,大事全由楚庄王自己决定,而且他的所为基本符合天道人伦,就算错也错不到哪里去。恢复陈国,饶恕郑国,体现了他的豁达大度;不作京观,体现了他的仁义;同意撤军三十里,与宋军和谈,体现了他的诚信。楚庄王的内政、外交、用人,都是其内心对外释放的表现,往往宁可厚道,而不刻薄;将自己摆在退让的位置,而不跟别人争夺。朱元英还这样比较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美,在于他们善于表演;秦穆公和楚庄王虽然不善于装扮自己,胜在内心强大。单就功业而言,前两者也算是有圣人之功了;但如果说到道德建树,后两者则是君子所不能忘记的。对于鲁宣公来说,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去给楚庄王盖棺定论。他现在火烧眉毛要解决的事情,是如何压制住“三桓”越来越嚣张的气焰。前面已经多次说过“三桓”的来龙去脉,在此不赘述。但是有必要介绍一下鲁宣公在位期间,鲁国各位权臣的世系:公孙归父:公子遂之子,鲁庄公之孙,因公子遂久居曲阜东门,又称为东门氏。仲孙蔑:文伯之子,公孙敖之孙,庆父之曾孙,也就是“三桓”中的孟氏。叔孙侨如:叔孙得臣之子,叔牙之曾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叔孙氏。季孙行父:季友之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季氏。其中公孙归父虽然不在“三桓”之列,但是由于其父公子遂对于鲁宣公上台有大功,受到鲁宣公的特别宠爱,因此也权倾一时,和“三桓”构成了鲁国的四大家族。早在三年前,即公元前594年,在季孙行父的推动下,鲁国进行了一次重大的经济改革,史称“初税亩”,即按田亩之多少来征收赋税。按照周朝的井田制度,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而卿大夫阶层拥有的私田是不收税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卿大夫势力的增强,私田的数量越来越多,公田往往荒废不治。一些先进的国家已经逐步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主要依靠私田来维持国家的赋税。比如晋国,早在晋惠公时期就有了“作爰田”的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鲁国在这时实行初税亩改革,可以说是公室与“三桓”等卿大夫之间的一次相互妥协——公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卿大夫承认缴纳赋税的义务。从客观上讲,这次妥协增加了鲁国的财政实力,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也使得“三桓”在与鲁宣公叫板的时候腰板更硬,嗓门更粗,因此《左传》对初税亩的评价是:“非礼也!”双方的矛盾一步步加深,终于图穷匕现。公元前591年秋天,也就是接到楚庄王的死讯之后不到一个月,鲁宣公派公孙归父访问晋国

                      的,金翅天龙也只有你一个人才看得到,还有莫名的天书和神奇的镜子,这一切你不觉得奇怪吗?”林岳的话让我浑身一震,其实自己一直都在刻意回避着这些疑问,包括在研究《闻风拾水录》的时候也只是在下意识地把它当作某种史志资料,而并未从中探究缘由。“冥虚无物,唯气可见,入耳有闻,神目毕现,宅堂吉凶,了然心念。”林岳摇头晃脑地朗声诵读起来,这段文字听来十分耳熟,难道就是……我神经质地翻开放在一边的《闻风拾水录》,林岳诵读的竟然是开篇题注的语句。“是我抄录给林岳的,但是只抄录的这段~~”晖儿小声的说道,一脸的歉意,“发现应蚺以后,我总觉得你与往常不太一样,所以和他们商量了一下,觉得有可能是你的体质不同,所以就从书上找答案,抄下了这段文字。”我无声地握了握晖儿的手,温和地笑了笑。其实,我丝毫没有责怪晖儿的意思,虽然玄妙但毕竟这书也不是什么家传绝学不可示人的。只是林岳突然间诵读的这段文字,其中必定有所深意,这小子的脾性我了如指掌,他绝不会是在炫耀自己的记忆力。“直说吧,你小子窥出了点什么门道?”那题注只有寥寥数字,我确实没有仔细去研究过。“其实你的古文功底和我差不多,单就字面上你我的理解能力应该是一样的。我只是结合你最近身上发生的事情才推断出这段文字背后的意思。”林岳正色说道,“文字里把类似应蚺、金翅天龙这类生物称之为‘虚’,这种东西在常态下普通人是无法看到的,而你或者说是书的传承者则可以通过耳朵来‘看到’。”“通过耳朵来‘看到’?这什么意思?我的耳朵有那么神奇吗?”我言下疑惑,脑海中飞速回忆着当初看到应蚺和金翅天龙的情景。“这些‘虚’虽然肉眼看不到,但还是会对空气流动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你们的耳朵可以识别空气流动的改变,反映到大脑中形成图像,就变成看到了。”林岳咧嘴一笑,双手张开做飞行状,“某种意义上来说,你老兄和蝙蝠可能是近亲,只不过你不需要从嘴里发射超声波。”“冥虚无物,唯气可见,入耳有闻,神目毕现,宅堂吉凶,了然心念。纳虚于掌,于心一线,水镜通明,是非明辨,海纳百川,如阅万卷。”我完全没有理会林岳的玩笑,口中喃喃地诵读着题注那仅有的两句文字。林岳的推测与我心中的逻辑不谋而合,这两句题注应该就是类似心法口诀之类的文字,《闻风拾水录》应该也就是根据持有者的体质特点而定的,这样推断的话……“我身上的这种能力应该就是这本书名的‘闻风’。”我扬了扬手上的书稿,“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我还有一种能力叫作‘拾水’?”“关于听风能力,我推测上次你发病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影响,改变了你的听力结构。而至于‘拾水’,我想书上那后半句的意思老凡你应该也有点感觉了吧?”林岳不答反问。“你意思是‘拾水’同样也是需要条件才能触发的,‘纳虚于掌’就是触发条件。”我脑中一片明亮。“哪来那么多废话,我今天把金翅天龙也带来了,只要试试看就可以解答这个疑问了。”S从包里拿出了那个盛放金翅天龙的盒子,放在床边的柜子上。“亦凡,小心点。”晖儿握了握我的手,温柔的笑容中隐隐有些担忧。我突然有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搞了半天他们三个私下里早就开了小会了,今天是要我当场实验的。不过,与生俱来的好奇与大胆完全抹却了心中这小小的不快,我小心地拿过盒子,放在身前,慢慢打开盒盖,盒中顿时映出一片闪闪的金色。金翅天龙,四条金色的蜈蚣正在盒内老实地趴着,背上的薄翼微微地颤动着。我轻轻地用双手将它们抓了出来捧在手里,四条金灿灿的小家伙只是懒懒地扭动了下身躯,便安静地趴在了我双手之中。“纳虚于掌,于心一线。”脑海中闪现出刚才的话语,我轻轻地虚合起双手,想着金翅天龙融入我手掌的念头。不一会,掌心传来一阵热辣的刺痛,慢慢地,这种热辣的刺痛感遍布了我的双手、手臂,最后直冲我的大脑。难道是金翅天龙咬了我,我中毒了?我心头一悸,双手正要分开,却只见林岳端来一盆水一把把我的双手按进了水里。清凉的感觉顿时自手掌传遍了全身,连大脑都感受到了无比的畅快,我长呼一口气,身子软软地倒在了床上。晖儿担忧地为我擦拭着额头渗出的汗水,轻声询问着我。S则好奇地看着我的双手,仿佛想看出点什么似的。林岳端着空盆从屋外进来摇头道:“就怕你老兄被咬,所以特地准备了这盆药水,看来还真派上用场了。怎么样,手上没什么热麻痛痒的吧?”“嗯,谢谢你小子的火龙草药。”我有气无力的答道,刚才的那阵刺痛竟似伤了我的元气。“专门准备了蛇虫咬伤的药水,还真够朋友,你中指上被烫的地方好些了吧。”“你(我)怎么知道……”林岳几乎和我同时失声说道,林岳慢慢伸出左手,在中指上有一个不小的燎泡,周围亮晶晶的像是涂着一些药膏,一个场景在我脑海映过,那是林岳熬药时的镜头。“水镜通明,是非明辨,海纳百川,如阅万卷。”我低声念道,林岳也会心的点了点头。是刚才的那盆药水提供了信息,这就是“拾水”吗?这么说来,我们刚才的实验成功了?晖儿明白了什么似的笑了笑,把我的手放进了被子,掖好被角:“你先休息会,刚才的样子一定很伤元气。”“啊,瞧我这医生都没你老婆细心。”其实这个满嘴打哈哈的家伙骨子里是个绝对细心的男人,“那我和S先撤了,改天再来看你。”“不好意思,我现在必须搅下局。”S不知何时又开始捣鼓起她的笔记本电脑了,“刚才王亦凡红肿的手掌给我了一个提示,我用红线连接标记了所有主体地基,结果你们看!”刚才的那张基建图此刻已被纵横有致的红色线条划分的七零八落,我们三人看得一头雾水,S带着神秘莫测的笑容滚动了两下鼠标滚轮,整张图纸顿时缩小了尺寸,一片红线组成的图案几乎让我惊呼了出来。这是一个红色方框,中间嵌着三个篆字,整副图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印章扣在白纸上留下的印记。“神奇吧?”S得意地笑着,“我猜这一定是什么高人留下来的符咒。”“不是符咒,是印。”我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道,“是天罡七印中的锐金印!”我大致地向大家解释了一下天罡七印的来历,《闻风拾水录》中记载的篆印是依照金、木、水、火、土、风、雷七种自然元素订立的封印,并按照北斗七星的星辰变幻方式布局出七种印记的篆体写法,所以每个篆字都与一般的篆字不同,这七种印记彼此呼应并称天罡七印。“一般地基中都有一定的金属物质用以加固,而这些金属物又正好可以用来构成‘金’性的锐金印。”S若有所思地说道,“金克木,应蚺是‘木旺金虚’。也就是说,这个锐金印是专门用来封印‘木’性的应蚺的。最近我们那里拆迁曾挖掉过几个地基,所以锐金印就被破坏了。”“不过总算我们运气好,找到了金翅天龙,这个封印存在与否已经并不重要了。”林岳轻呼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的说道。“事情真有那么简单就好了……”我面色阴沉地靠在枕头上,心中一阵不祥,“照书上的记载,天罡七印布阵一向彼此呼应,这么偌大的一个锐金印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那就是说,我们这里还有其他的六个印?”林岳的脸色也阴了下来。“一个锐金印被破坏了,其他六个印也会受到影响。”我叹了口气,默默地看着手中的书稿,“而且,整个城市正处在重新规划的市政动迁中。”五、彼岸“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大家下去按照各自的工作单安排自己的工作。”我端着咖啡杯走出了会议室。出院后的工作和生活依旧有如往常,虽然心中的那个结隐隐地总在提醒着我一些什么,但平静无奇的时日已使我渐渐淡忘了那突如其来的插曲。现在已是午饭时间,可能是晖儿的营养早餐过于丰盛了,以至于我一点饥饿的感觉都没有。我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随意地打开浏览器,习惯性地在门户网站上看起新闻来。国际恐怖事件、萨达姆被绞杀、美国制裁法案、国内反贪大案……一个个醒目的标题夹杂着“衣衫褴褛”的女性图片充斥着所有的版面,我无奈地耸了耸肩,这个世界的表层尚且如此黑暗,素不知它的内部已经腐化到了哪种程度了呢?百无聊赖间我打开了都市新闻的社会娱乐版块,随意地翻阅着一些八卦奇闻的报道聊以自娱。“呜~~”桌上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是晖儿的来电:“老公,我今天要加班,晚上八点左右你来接我好吗?”“好的,要不要给你带点吃的过来?”晖儿最近公司异常地忙碌,加班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随便带点什么,简单又能填饱肚子的就行。Bye~~”晖儿的声音听来十分的疲倦,我一阵忍不住的心疼。晖儿的公司在城南的一处闹中取静的别墅区,因为我已是这里的常客,这里的保安人员总是会客气地和我打着招呼放行。只不过,今天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一脸歉意地向我敬了个礼:“王先生,很抱歉,园区内因为地下水道塌陷正在抢修,只能劳驾您绕道行驶了。”在几乎绕行了整个园区之后,我终于到了晖儿公司的门前。关上车门,我的目光迅速被一片血红吸引了,好美的花!别墅门前的空地上遍布着大片的彼岸花,朵朵绽放的条状花瓣妖娆地盘卷出一种不可方物的美态,仿佛一队豆蔻娇艳的少女摩挲着红色的纱裙,羞涩地向我招手。“亦凡。”晖儿的声音自上方传来,把我从一片绮思中惊醒,下意识地抬头,发现晖儿正从二楼的窗口向我微笑,身边则站着一脸偷笑的S,我隐隐有些不妙的预感。“又是这些垃圾食品!”痛苦间我手中的食品袋无力地掉落在了地上,面前的办公桌上赫然堆满了“KFC”字样的大小纸袋,满桌狼藉的样子让我想象到她俩风卷残云的场面,“你们就不能不吃这东西?”“不吃这个?”S唬着脸瞪大了一双丹凤眼,“等你过来?然后给我们两个饿殍收尸吗?!”我一阵抓狂,这丫头似乎没事总喜欢和我抬杠,自上次应蚺事件之后虽说有所收敛,但总是隔三差五的故态复萌。也许我的涵养功夫真的是敌不过她随口的三言两语,突然发现相形之下我更在意的是这点。“呵呵,S办事顺道过来看我,听我没吃饭就买了这些过来。”晖儿笑着解了围。“嗯,算了,既然都吃过了,我也只好打包带回家当宵夜了。”我顺着台阶开始转移话题,“你们门口的彼岸花开的不错,我刚进门那会都看得如神了。”“那是老板年前种的,不开花的时候孤零零地两片叶子,如果不是入秋开放的话都不会查觉它的存在。”晖儿懒懒地说道,看来手头的工作带来的副作用真的不小。“你公司最近怎么搞的那么紧张啊?”我满腹牢骚地看了看周遭的环境,偌大的办公室内竟然只有晖儿一人在加班,凌乱的办公桌处处可见。“没办法,人手不足。”晖儿无奈地做了个摊手的动作,“你出院前那段时间公司里有三个职员病倒了,据说是贫血。”“你们老板太抠门了,天天压榨你们的血汗,不贫血才怪。”S一边消灭着剩余的薯条一边摇头道,“我就是看穿了,参透了,所以才跳出三界外不入这五行中。”“呵呵,我们老总还算厚道的,做老板的也是身不由己。”有时觉得晖儿的胸怀比我这个七尺男儿要宽广得多,“不过,公司几个暗地不满的人趁机煽风点火,所以最近有一批同事都辞职离开了。”“彼岸花,花开彼岸。花开时,看不到叶子,有叶子时看不到花,花叶两不相见,生生相错。”S站在窗边看着满地的花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还是喜欢它原来的名字,蔓珠莎华,天上之花,白色轻柔,见此花者,恶自去除。”我笑了笑,懒得去和S讨论这佛教中的罗曼蒂克,帮着晖儿收拾好东西,提着包袋径直下楼发动了停在门口的车。晖儿和S饶有兴致地采了几支花带走,在她俩关上车门的时候,我望了一眼车窗外那绚烂的红色,彼岸花,真的只开在幸福的彼岸吗?……“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毕竟他入院的主治医生不是我。”林岳一脸怨艾无辜的表情让我看到了漫天的六月飘雪,“最重要的是,我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不是FBI啊。”“救死扶伤的医生?”晖儿的脸上闪过一丝怒意,“小萌入院的时候还是活蹦乱跳的,只不过是贫血,怎么会那么快死亡?”小萌是晖儿的助手,北方来的大学生,一个欢快可爱的小女生。晖儿一直把她当作妹妹般疼爱关心着。一周前由于同样的贫血症状送进了林岳他们的医院,但仅仅数天的时间便宣告不治死亡。院方始终不肯说出病患死亡的原因,只是在死亡证明上含糊其辞地写了两个字“猝死”。由于小萌的家乡离本市很远,家庭条件又比较艰苦,因此晖儿主动承担了小萌的一些医疗费用,并时常探望。当小萌的父母从晖儿手中接过骨灰盒时,两位老人悲伤的哭声让我几近泪下。晖儿公司的老总因为几位职员相继病倒,现在又出现了死亡的病例,心惊不已,下令全司带薪休假,部分剩余业务可在家SOHO。我看着晖儿在家闷闷不乐的样子知道她对小萌的事情还在耿耿于怀,于是便趁着休息把林岳抓出来想探听个究竟。“嫂子,我的姑奶奶哎~~”林岳哭丧着脸就差没唱《窦娥冤》了,“你也不能这么诛连九族啊?医院的责任怎么都丢我头上来了?”“算了晖儿,林岳也只是医院中的一份子,他也无权干涉全局的。”我看林岳实在是挂不住,便出声劝解道。“对不起,林岳,我也不是有意迁怒你。”晖儿冷静了下,歉意地说道,“我只是觉得对小萌太不公平了……”“我能理解嫂子你的心情,换作我我也会和你一样。”林岳露出一种难得一见的正色,缓声说道,“不过,这件事情的确有些蹊跷,我们院还收治了几名和小萌同样症状的病患,前后也是相继死亡,但是死亡的具体情况却始终封锁着,据说是警方插手了这件事情。”“警方?!”我隐隐感觉到事情远比之前预计的要复杂了,“他们插手的话一定是有什么案件牵连,难不成怀疑是投毒或生化试验?”“您真内行~~”林岳一脸的不以为然,“论恐怖事件,恐怕要等美国那边被灭了,咱们才会有缘得见一回呢。”“少给我来酸的,说正题。”我差点一烟缸丢过去,“这件事上给我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我担心会和天罡七印封印的怪物有关。”“你意思是他们都被什么缠上了?”林岳手中的烟一抖,似乎打了个冷颤。“难说,你最好能帮忙查探一下病人的资料什么的,或许能有什么线索。”呼出一口烟雾,我若有所思地说道,“天罡七印下面封着的东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麻烦。”“亦凡,我有些不舒服,你们聊,我先回去了。”晖儿的泛白地说道,起身间身躯微微有些摇晃。“今天也没什么多说的了,我这就想法子去了解点情况。老凡你还是赶紧扶嫂子回去休息吧。”林岳见状连忙起身,一付脚底抹油的样子,话音没落就一溜烟地消失在了门口。晖儿似乎是近期积累的疲劳一度并发了,回到家后倒头便睡,这一睡便是一天。次日清晨,我担心地探视后发现她竟微微地有些发烧,便扶起她喂了些退烧的药物。就在我心神不定的时候,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老凡,不对劲,不对劲。”林岳气急败坏的声音让我下意识地将听筒拿开了一段距离。“我看是你小子不对劲吧?一大早的我耳朵都被你吵聋了。”我刚要发作,脑中不由得一闪,“是不是那几个病人和‘虚’有关?!”“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次的东西可能比应蚺要棘手。”林岳那里的声音嘈杂不堪,“我路上,不多说了,我十分钟后到你家。”挂上电话,我回房看了看晖儿,额上热度没有消退的迹象,看来必须送医院了。林岳这小子怎么还不到?!我有些烦躁地在客厅来回走动着,吧台上几支鲜艳的彼岸花在我的带动的空气中妖冶地晃动着花瓣。彼岸花,我停下身形仔细地凝望着那一抹血红,你盛开的地方真的是幸福的彼岸吗?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后,我在门口见到了气喘吁吁

                      抽动起来,裂帛声中黑影被撕成无数的碎片飞散而去。细看间,那草叶的边缘遍布着细小的硬齿,像极了一根根柔韧的锯片。“我的鲁班锯草味道不错吧?”我跳下车子,正听到林岳得意的话语。“是什么东西?”顶着风沙,我翻动了下被狴犴扯碎的黑色东西。碎裂的黑色长袍下裹着残缺的肢体,像是被风干的人类尸身残块,一旁散落着一些木块碎片,似乎是这些东西身上掉落的。“吼~~”威猛的咆哮传来,身躯涨大如巨虎般的狴犴站在山谷的出口处,凶猛彪悍的气势似乎正面对着什么强敌。……山谷尽头,扩张喇叭形谷口向两边侧伸,形成了一个双月环抱的宽阔地域,周围隆起的山势恰好使之成为了一处绝佳的两兵交锋之地,这里应该就是古战场的正地所在。无数黑色长袍乌云般的布满了整个战场,在狂风卷动中发出猎猎的声响,弯刀的寒光有如乌云中的闪电不住闪现,扑面而来的戾气杀意几乎将我们扼杀在了当场。十六、墨者非攻“唐天宝十载,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伐石国,擒胡王斩首阙下,群胡怨忿不已,遂领众番集结大食,共谋反唐。是年春,大食王遣精锐三百,乔装入关,欲结朝中乱党以谋内应,事败,被歼关中。”……狂风扯动的黑色长袍连成一片,黑压压地在面前铺开,完全无法分辨那究竟是人还是别的什么,一股难以名状的压迫感油然而生,手心中渐渐渗出了汗水。“这……是什么东西?!”林岳皱眉道,“好像很眼熟啊。”“这群家伙像是古代大食的打扮。”耿婆的声音自背后传来,晖儿和S不知何时也已站在了我们身后。大食是我国古代对中亚阿拉伯国家的称呼,源于古波斯的悠久民族,古代波斯帝国一度曾称霸欧亚非大陆,其精悍的军队和巧妙的战术至今常为军史界所称道。低沉的号角响起,浑厚悠长的声音在山谷间不断回荡,那些雕像似的黑色身影整齐地移动起来。随着间隙的增大,一群头裹黑色布巾,身着黑色长袍,面遮黑布的身影落入了眼帘。我有些吃惊,方才对我造成极大压迫感的竟然只有百十余人,也许是密集排列后宽大的黑袍给人造成的视觉假象所带来的效果。但即便如此,那种压迫感却依旧没有消失。“双十阵列,老婆子还不算眼花,是大食黑魆兵。”耿婆一拍我和林岳,反手抽出小玉槌,“我们迎上去,要是被困在谷里,只怕就没命了。”大食黑魆兵属于轻步兵,古代大食的轻步兵单兵配备锋利的波斯弯刀和直木弓,行进迅速,冲锋前以排箭攻击敌方,近身时以弯刀斩杀,强而有效的战斗力在中亚一带称霸多年。不过,这些黑魆兵与普通轻步兵不同,隶属精锐禁军编制,以十人队为基础组合,攻防得体,全军配合战术类似于我国易理兵法中的某些精要理论,在唐朝时期曾大败突袭大食的盛唐军队,其战斗实力可见一斑。他们的阵势完全是将我们当作了捕杀目标,可这些数百年前的古董兵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脑中思索但脚下不停,众人随着耿婆快步冲出谷口,狴犴一马当先地冲在头前,威猛的气势直逼黑魆兵的阵脚。号角声连响三下,黑魆兵的阵形突地散了开来,整齐地分作了十队,一阵黑袍抖动间五队黑魆兵快速将我们围住,另外五队则附在外围,两道五边形的包围圈中传来弓弦的响动。“小心排箭!”耿婆高喝一声,玉槌在地下划出四道半弧。飞蝗般的箭矢随声而来,我和林岳还未动手,只见耿婆玉槌一摆,横空带出一片水滴,地下的半弧随即涌出白色寒雾,空中凝结起无数细小冰粒。咯啦声响不断,箭矢撞在冰粒间竟无法穿透,扭曲地卡在了半空,一时间周围完全被箭矢所包围,我们像是待在了一个白色的仙人柱中。号角再起,第一道五边形包围圈立刻变动,每边队伍以中间兵卒推进,左右两侧雁行排开,迅速形成一个五星阵形,雪亮的弯刀齐声出鞘,迎着狂风发出嗡嗡地响声。五队黑魆兵并没有直接攻击,手中弯刀互相磕碰,外围阵形也相继改变,如法炮制地磕碰着弯刀。起初只是发出清越的金属脆响,随着磕碰速度的加剧,响声骤然大起,隐隐挟着风雷之势。“轰!”上百名黑魆兵突地同时将弯刀斩向地面,暴雷声卷动着一股凌厉的杀气直奔冰粒壁垒而来。狴犴大吼一声,长尾猛地一旋,在周围带起一阵疾风,林岳双手猛按,十二棵苍柏瞬间围立。空气凝结了数秒,轻轻爆开,微风拂面的感觉几乎令人产生错觉。圈外的狂风依旧大作着,圈内却已和风习习,强烈的反差中耿婆布下的冰粒壁垒悉数落下,化作水滴渗入了黄土。十二棵苍柏数段断开,轰然倒地,切口平滑整齐,却完全看不出任何的砍斫痕迹。“金风雷杀!”耿婆眉毛一挑,“老婆子轻敌了,没想到是墨家的人到了。”“墨家?墨者非攻,兼爱天下的墨子?”我惊疑道。“墨者机巧,专于五行,奇门异阵,遁甲成兵。”耿婆笑了笑,“大家打起十二分精神来,这回可是一场硬仗!”黑魆兵一击得手外围阵形立即退开,内围五星阵形围着我们迅速跑动起来,整齐的步伐使得队形毫不改变。跑动中左手握刀,尖刃冲外,右手扳住刀身蓄势用力。阵形一顿,破空声骤起,反弹的弯刀上奇异地飞出弯月形飞刃,袭向众人。我集中心念横空拦截飞刃,凶猛而来的攻击在叮当互碰之下全数瓦解。旋身一挥,飞刃自地下再起,从各个角度反攻了回去。那些黑魆兵并不慌张,队形倏然一变,内圈蹲下,抬刀上磕,外圈赶上落刀砍斫,任由我攻击的角度多么刁钻,在黑魆兵整齐有序的攻守下丝毫起不了任何作用。“他们的阵法挺厉害嘛。”林岳嘻嘻一笑,“那试试我的招数。”说着两手在地上一抹,一圈绿色波动开去,黑魆兵的脚下出现了无数湿滑的苔藓。歪扭几下,黑魆兵摔倒一片,我立刻挥起一批圆锯飞斫过去。“还是损招管用吧?”林岳得意道,但很快笑容便凝结在了脸上。倒地的黑魆兵席地而坐,弯刀竖在了胸前,其余黑魆兵则站在了他们的肩上,上下挥刀将圆锯挡开。挡过攻势,坐在地下的黑魆兵翻身躺倒,任由同伴站在自己身上,一片刀光急速飞舞,地下的湿滑苔藓顷刻削平。“阵法变化的奥妙就是配合,你俩奈何不了他们。”耿婆沉声道,“也好,就让墨家的人见识一下奇正六爻。”狴犴列在阵前,我和林岳各居左右,晖儿和S反顾后部两腰,耿婆立在正中。所谓奇正六爻即是以奇门遁甲的三奇循环配合六仪六甲,听来似乎有些晦涩,但在耿婆的诠释指挥下却并不复杂。随着狴犴的一声狂啸,地下蓬然扬起一圈厚重的灰土,瞬时间将我们笼罩了起来。黑魆兵阵形一顿,肃立静观,按兵不动以防我们有诈。借着灰土的掩护,晖儿与S转到了狴犴两侧,我和林岳则换到她俩原有的位置上,耿婆脚下轻划,双手捻诀,再度与晖儿她们配合施展“六仪遁甲”。S丹凤眼圆睁,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两手顺时针划动,在身前形成一道黑色气圈,随即左掌平端,右手握拳,拳掌击打中高喝一声:“灭!”雷声隐隐,气圈中闪出数个颤动的球形闪电,直扑黑魆兵阵形。晖儿双手柔若无骨地在胸前摆动起优美的曲线,双掌翻动中,掌根对抵,十指虚拢如莲花,快速旋动中清叱一声:“化!”四周的狂风陡然一停,继而分作两道互错的风带,呼啸不已地压向黑魆兵。风雷声中,黑魆兵的阵形终于土崩瓦解,狂雷炸得残肢四处飞散,烈风中撕裂的黑影漫天飘舞。然而这一战并未将黑魆兵尽数消灭,听风在脑中形成的景象告诉我,在狂雷烈风袭击的瞬间,黑魆兵的阵形突然化整为零,十来个黑魆兵挺身迎上球形闪电,将其引爆,而剩余的黑魆兵则翻起身上的黑袍互抱成团,围做一个巨大的黑色壁垒,烈风只撕裂了那些黑袍和外围的黑魆兵。灰土散去时,一群怪异的东西出现在面前,那样子有些像干尸,但身上的肌肉却似弹性依旧,如果不是拿着弯刀,我很难将它们与之前的黑魆兵联想到一起。更为诡异的是,在这群干尸的背后都嵌着一个木质的圆形东西,既不像盾牌也不像护甲,八根竹制的细条紧紧扣在了肌肉上。狴犴摆动长尾,吸气张口间一股狂风直奔黑魆兵而去。“风雷已去,五行顿生!”耿婆一声低喝,手中玉槌凌空劈下,这一槌敲在坚硬的黄土地上竟完全没入,数目惊人的细小水珠陡然出现,如枪弹般直射黑魆兵。借助狴犴的狂风,疾速飞射的水珠自四面八方包围攻击,避无可避的黑魆兵被打得满身是孔,朽木似的身体不住断开翻倒。林岳乐不可支地打了两个喷嚏,黑魆兵阵中长出了几棵枝干光滑的大树,那些树木长出后不断地开裂,流出大量气味刺鼻的液体,似乎是某种易燃物质。我微微一笑,十来个长满尖刺的圆球凭空而出,只要它们在黑魆兵阵中碰撞开来,一场熊熊大火便可彻底地结束战斗。“呼……”圆球疯狂地砸出,锐利的尖刺带起一阵撕裂空气的声音,在它们的面前没有人会泰然自若。这一点,连林岳也不例外。“我靠!老凡你丫吃错药啦?!”圆球落在了林岳的脚下,两棵坚实的大树遍体鳞伤地倒在了一边。脑中混乱不已,就在挥出圆球的那一刹那,背部肌肉隐隐有些刺痛,随即拉紧,一股酸麻热胀的感觉自背后传来,整个四肢百骸无比舒畅,似乎体内蕴含了无穷的力量,想要爆发开来。但我的动作却着魔似的改变了,变得让我难以想象……“你的背上……”晖儿惊声提醒,却被我挥手带起的一片刀刃阻断,林岳返身击出一根圆木,立即被无以计数的刀刃钉满。“木甲机关!”耿婆脸上闪过一丝惊异的表情,反手拉开S,四人与我直直面对。这是怎么回事?慌乱急躁的情绪立刻堵满大脑,我想开口问话,但嘴里发出的却是野兽般的低吼。背后咯地一声轻响,我猛一弯腰,双掌狠狠拍在地上,抖动间地面突起无数尖锐的金属利刺,似乎想将眼前众人活活钉穿。林岳反应灵敏地荡出四根藤蔓,脚下木桩托起四人,在藤蔓的帮助下躲过一劫。我心中一松,两手却直直插入了泥土中,双臂奋然发力,遍布尖刺的黄土竟像地毯般地被我掀动起来,疯狂挥动下卷向空中悬吊的众人。“横空惊雷破万山!”耿婆大喝一声,翻手掷下两个黑色石球,手中玉槌直射而出,撞在石球上蓬然爆开。一声震耳欲聋的雷声伴随着无数电蛇闪动,黄土粉碎落下,金属尖刺亦被熔为废铁。咯,背后一紧,刺痛中左侧一根经脉猛地一热。我双手抱拳,狂吼着砸向地面,一片大浪般的泥土平地扑起,毫不留情地将空中的众人牢牢裹住,化作一个巨大的泥球凶狠地拍向地面。泥球表面疯长起无数的藤蔓,迅速包裹着外围,撞击到地面时,泥球已然变成了藤球,起伏弹动了几下后倏然裂开,晖儿等人所幸安然无恙。视野中泛起了微微的粉色,我的双眼此刻已布满血丝,圆睁之下眼角几乎迸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控制着我的身体,难道是想要我手刃妻子和好友吗?!“老凡,对不住了……”林岳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忍,双脚急急连跺数下,泥土内隐隐传来一阵涌动声。“不要用你的缘木能力攻他!”耿婆冲林岳喝了一声,后者半信半疑地停了下来,这一喝一停的数秒内,几乎酿成了弥天大祸。咯,咯,咯,连续三声轻响,莫名的力量充满全身,我直直站立不动,一片银白自脚下无限延伸,阳光从逐渐退去的乌云中落下,整个古战场发出一阵雪亮的光芒。是金属,整个地面被金属完全覆盖了!这……这是我的能力吗?!金克木,也许是那东西改变了我身上能力的自然反应,在林岳的缘木能力诱发下,驭金能力疯狂甦醒,厚重的金属抑制了任何可能长出植物的土壤,林岳此刻如果可以自保,那便是我的福音了。“好小子,能力底蕴这么足……”耿婆惊叹一声,脚下快速走动,轻盈的步伐竟在坚硬的金属表面落下了不浅的脚印,那格局图案赫然是奇门水泽卦局。随着耿婆踏下最后一个脚印,金属表面开始波动扭曲了起来,耿婆略带气喘地翻手划破掌心,满是鲜血的手掌击在了卦局正中。波,波,几声连响,金属被数道水柱击穿,喷出的水柱顷刻在我身周形成了一层厚重的雾气,那雾气似乎带着黏稠,渐渐困住了我四肢和身体的行动。“快杀了我!”我心中默念道,如果任由我这样疯狂下去,只怕所有人都会死在我的手下,现在的能力发展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透过水雾间,我看到晖儿那双满是泪水的眼睛,她没有作声,眼神中充满了悲哀和不舍,我……我该这样死去吗?一连串的咯咯声爆豆般地响了起来,身体中的力量膨胀到了极限,周围的水雾仿佛受到了什么压力,渐渐退让开去,耿婆一声低咳,脸上浮现出奇怪的笑容,嘴角竟已溢出血来。哗啦……地面的金属碎裂成无数的细小碎片,极为壮观地漂浮在整个古战场中,所有人都沉没在了这片金属的海洋中,只要碎片在我的意念下稍稍加速,面前的人们便不会在世间留下任何成形的东西。不知是心中的悲愤还是背后那东西的作用,我仰头狂啸起来,原始野性的呼啸下金属海洋波动起一阵涟漪。晖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要我亲手杀死你和朋友们?!为什么!!!背部猛然一震,咯啦声连连爆响,金属碎片终于动了起来。我完全绝望,无助地闭上了眼睛,这也是此刻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若是无法面对却又无力挽回时,人唯一能做的便是逃避,哪怕只是自欺欺人……大脑旋晕着,浑身已没有任何的力气,伴随着金属碎片的脆响声,我倒在了地上,朦胧中眼前闪过那些亲切的面容,晖儿、林岳、S、耿婆…………山谷边的小路上,一个黑瘦男子悄然潜行着,走出不远,回头望了望,口中低叹了一声,似乎遗憾不已。“很不甘心是吧?”淡淡的语声飘来,“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一定能做得干净漂亮。”那黑瘦男子一凛,身子僵直不动了,他的面前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满面微笑的人,那笑容亲切得像是三月的春风。春风很快便熔化了黑瘦男子,地上留下了一滩淡淡的痕迹,狂风带过的沙土迅速覆盖了上去,仿佛什么都没发生。风继续呼啸着,那人却毫不费力地迎风而去,悠然舒缓的脚步完全是一派赏景野游的意境,甚至连一个衣角都不曾被吹起。“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些人能成长到什么地步。”那人俯瞰着古战场,幽幽叹道,“不过,这个答案只怕连风爷也不知道。”古战场中大片残缺的尸体铺陈在地上,四周遍布着无数的金属碎片,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令人不禁眼花缭乱。如果适应了那眩目的光芒,你应该可以依稀看到隐隐晃动着的人影。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也许只是一个,其余的只是你眼中的光斑在作祟……十七、湘西赶尸小时候常常会梦到这样的情景,自己在柔如白棉的云端间奔跑玩耍,累了便躺在云絮中,仰面看着清澈的蓝天,心情舒畅不已。我记得那云絮特别柔软,贴在肌肤上的感觉有如丝缎,轻飘飘地悬在空中那感觉美妙之极。不,这不是儿时的梦境,刚才我还疯狂地攻击着我的晖儿和朋友们,脑中依旧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情景,漫天的金属碎片闪着寒光,涌动着绞向他们……身子猛地一颤,双眼生涩地睁开,并不刺眼的光芒却令得我眩目不已,几经努力后方才适应。眼前出现一张奇异的面孔,扁圆的脸上布满了黄色的绒毛,睁大的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表情极为严肃。这是什么生物,难道是死亡后见到的东西吗?我死了?还是……那张面孔晃动了一下,发出呜呜的低叫,打了个哈欠,显出一副毫无兴趣的样子。“总算醒了。”一个显得有些年长的声音传入耳中。“亦凡,你感觉怎么样?”这是晖儿的声音,她不是……眼前的面孔倏地消失了,耿婆和晖儿探过脸来,活生生的表情和面容完全打消了我的疑惑,可是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得了,全搞定了,让大猫下来吧。”林岳探过头来,S伸手从我身上抱走了那张毛茸茸的面孔,混乱的脑中这才反应过来,那严肃的表情是狴犴常有的面容啊。“老凡,你丫够狠,等你恢复了我一定好好揍你一顿。”林岳满脸坏笑道,“差点把我们都给灭了

                      18禁止露裸体奶头网站荆轲,最后和盘托出刺杀秦王的计划。太子丹要求荆轲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劫持秦王嬴政,让他完全归还侵占的各诸侯国的土地(劫秦王,使尽反诸侯地)。如果劫持不成功,或者秦王不答应,就刺杀他(则不可,因而刺杀之)。从而造成秦国内乱,然后各诸侯国趁机合纵,破秦。荆轲听了太子丹的计划,沉思很久,最后回答太子丹说:这可是国家的大事,我没这个本事,恐怕不足以胜任(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荆轲在田光死后已经知道太子丹让他干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无论成败与否,生还希望都非常渺茫。听到荆轲的拒绝,太子丹不断叩头,并再三请求(顿首,固请毋让)。荆轲见此,便同意了(然后许诺)。荆轲听完太子丹的计划之后,完全可以全身而退,或者当面拒绝,或者佯装答应而暗中抽身。但是,荆轲最终郑重答应了太子丹。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让他住在最豪华的宾馆里,为他提供美味佳肴、豪华车辆、缤纷美女,供其享乐。只要荆轲想要的,太子丹无不答应(恣荆轲所欲,以顺其意)。但是,荆轲享尽了人间富贵,还是没有动身之意。因为荆轲在思索接近秦王的方式。公元前228年,秦军攻克赵国都城邯郸,俘虏赵王迁,秦军兵临燕国。此时的太子丹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催促荆轲动身(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荆轲说:我去秦国,如果没有可以打动秦王的东西,就不能见到秦王(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也就无法完成使命。现在能够打动秦王的东西只有两样,一是樊於期的人头,二是督亢地图。樊於期是秦王嬴政最恨的叛将,这颗人头能使荆坷获得秦王的信任,领取一张走进秦廷面见嬴政的门票;督亢是战国时期燕国最富庶的地区,包括今河北琢州、定兴、新城、固安一带,它能激发起秦王嬴政的贪欲。有了这两样东西,秦王嬴政一定会接见荆轲(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就在太子丹犹豫未决之时,荆轲私自会见了樊於期。荆轲对樊於期说:秦王与你可以说是结下了深仇大恨。你的父母妻子全部被秦王杀掉,现在秦王又以赏金千斤、封邑万户悬赏你的人头,你打算怎么报仇呢(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荆轲这番话刚好说到樊於期的痛处,樊於期顿时泪如雨下:我现在就是想木出复仇之计。荆轲说: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解燕国之危,报将军之仇(今有一言,可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樊於期赶紧问荆轲是何计,荆轲说:我如果带着你的人头去面见秦王,秦王一定会接见我。那时,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右手直刺他的胸膛,这样,将军的大仇可报,燕国所受的凌辱可以雪耻,不知将军是否同意?樊於期说:我日日夜夜想的就是如何报仇,今天我才找到了报仇的方法,说完,立即刎颈自杀。荆轲获得了进入秦廷的一张通行证。太子丹为了确保行动成功,还准备了一把著名的匕首(赵人徐夫人匕首),并把烧红的匕首放在毒药中浸泡。这种经过毒药浸泡的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其毒性就会见血封喉,置人于死地。太子丹又为荆轲准备了一位副手,此人叫秦舞阳,是燕国名将秦开的儿子,十三岁就曾经杀过人,胆量过人,燕国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太子丹准备好这一切之后,就等荆轲出发了。但是,荆轲始终没有行动。太子丹怀疑荆轲临阵怯懦(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便对荆轲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您是否有动身的打算,要不我让秦舞阳先动身?太子丹这句话惹恼了荆轲,荆轲十分恼怒地说: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是在等我的一个朋友。他住得远,来得迟;既然太子怀疑我,那就不等了,立即出发。荆轲要等的这个朋友是谁?《史记·刺客列传》没有交代,但是,据推测可知,此人应当是荆轲十分信任而且武功高强的一位杀手。临行那一天,太子与知道这件事的全体人员,全都穿上白衣;戴上白帽,在易水边上为荆轲送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亲自击筑,荆轲动情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别的场面极其悲壮。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头也不回地走了。荆轲登车而去,奔赴秦廷,他自己要等的朋友没有如期到来,随同他去的却是他并不了解的秦舞阳。荆轲在秦廷刺杀嬴政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舞阳临阵怯懦。总之,荆轲刺秦的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荆轲刺秦一事彻底激怒了秦王嬴政,他命令王翦攻燕。秦王政二十年(前226),秦军击败燕军主力,二十一年,攻占燕国都城蓟(今北京),燕王喜逃往辽东地区。二十五年,秦兵攻占辽东,俘虏燕王喜,最终灭掉燕国。可悲的是,燕王喜逃到辽东之后,为了讨好秦王,竟然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丹,却终究难逃亡国的命数。荆轲行刺惹恼了秦王嬴政,但是,如果荆轲不刺秦,秦国就不会灭燕了吗?其实,即使没有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秦王嬴政也要灭燕,这是既定方针。对于燕国来说,它的灭亡也不是太子丹造成的,荆轲刺秦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索。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之后,轲政不是照样要灭掉燕国吗?那么,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燕王哙禅让乱国齐滑王趁火打劫燕国虽然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燕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比较弱小,所以在很长的时期里默默无闻,没有参与逐鹿中原的争斗,对别国也没有大的威胁。因此有人认为,导致燕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荆轲刺秦,这给了秦国一个进攻燕国的借口。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三个因素:一是禅让乱国;二是灭齐自削;三是疲赵自弱。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传位赵惠文王,导致自己饿死沙丘。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在位君王放弃强权的特例。燕国也出现了一例国君放弃强权的案例,而且,比赵武灵王更为荒唐。这位燕国国君叫哙。燕王哙继位以后,子之做燕国的国相。子之是一个非常有政治野心的人,他想让燕王哙重用他,于是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利用齐宣王的重臣苏代。苏代使燕,燕王哙问,齐王这个人怎么样?苏代回答,齐王肯定不能称霸。燕王问为什么呢?苏代说齐王不信任他的重要大臣。燕王哙听了苏代的话,对子之更加信任。子之因此赠给苏代一百镒黄金。二是利用亲信游说燕王。子之有一位亲信叫鹿毛寿,鹿毛寿受子之嘱托,对燕王说,您不如干脆把国家禅让给国相子之。尧被称为贤圣,就是因为他要把天下让给许由,才有了让天下的美名,但是,尧并没有失去天下。如果现在您把燕国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而您会得到和尧一样的美誉。燕王哙三年(前318),燕王哙听了苏代、鹿毛寿的花言巧语,把国家禅让给相国子之。子之掌握了燕国实权之后,又有人对燕王说,如今大王说是把国家托付给了子之,但官员都是太子的亲信,名义上您把国家托付给子之,实际上还是由太子掌握实权。燕王哙听后,干脆把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交给子之。子之面南而坐,行使燕王的权力;燕王哙因年迈不再处理国政,反而成了臣子,国家大政全都由子之裁决。子之执政三年,燕国大乱,百官恐惧。燕王哙的所作所为,受害最大的是太子平。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密谋攻打子之。齐国大臣对齐滑王说,燕国现在发生内乱,我们趁机出兵燕国,肯定能把燕国打垮。齐湣王于是派人对燕太子平说,我们齐国支持你。太子平本来就想夺回权力,听了齐国使者的话,率领将军市被包围王宫,攻打子之,但没能攻下来,将军市被和百官又反过来攻打太子平。结果,将军市被战死,燕国国内出现了几个月的内乱,死了好几万人(太子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民心恐惧,百官离心。齐湣王借机派出齐军讨伐燕国。燕国的士兵既不迎战,也不关城门,齐军攻入燕都,杀死燕王啥和子之(齐人取子之醢之,遂杀燕王哙),只用了“五旬”时间就占领整个燕国。燕国被齐国占领达两年之久。燕国百姓原以为齐国可以给燕国百姓带来和平、幸福。但是,齐国作为占领军,在燕国随意杀人,毁坏燕国宗庙,大肆掠夺燕国的国宝(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最终,齐军的作为使燕国百姓极其反感,不久,爆发了大规模的燕人叛乱。于是,公元前312年,齐军不得不撤出占领两年的燕国。燕国人共立太子平为王,他就是燕昭王。燕昭王招贤秦始皇东进燕王哙由于听信他人蛊惑,贪图让贤的虚名,稀里糊涂地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把燕国搞得大乱。燕昭王就是在这种国家残破、民心离散的形势下登上君位的。为了使燕国振兴,燕昭王四处寻找治国的良才,那么燕昭王究竟有何妙招来延揽人才呢?当燕国由于招揽人才逐步走向强盛,连强大的齐国也臣服于燕的时候,实际上,燕国的力量也在逐步削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燕昭王是在齐国占领军撤走之后继位的。昭王即位之后,痛感被齐灭国的耻辱,痛下决心招纳夭下贤才,复国报仇。他对大臣郭隗说,齐国趁我们燕国内乱,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小、力量弱,不足以报仇。可是,我希望能得到天下贤士和我一起来治国,雪洗先王的耻辱,这是我莫大的愿望!请问我要怎样做才能找到贤士?郭隗回答,只要天下听说大王求贤如渴,天下的贤臣就会到燕国来了。燕昭王大惑不解地看着郭隗说,我要怎么做呢?郭隗说,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喜欢千里马的国君,找了三年也没有得到一匹千里马。他身边一位清洁工(涓人)花了五百金,给他买了一个死千里马的马头,这位国君很不高兴,涓人说,天下的人知道您肯花重金买一马头,那千里马很快就会不请自来的。果然,不到一年,送来的千里马就有好几匹。假若大王一定要招纳天下的贤士,那就先从我郭隗做起吧。我这样的人都能被您重用,那些比我更有才能的人,还会不从千里之外赶到燕国来吗?于是,燕昭王给郭魄建了宫室金台,堂号为“尊贤堂”,并把他当作老师来尊重。燕昭王招贤一事迅速传遍天下,有一个人获悉此事,风尘仆仆地从魏国来到了燕国。他就是乐毅!乐毅酷爱军事,听说燕昭王礼贤下士,礼尊郭隗,就想到燕国来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乐毅到了燕国,燕昭王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乐毅先礼让,后来向燕昭王表示愿意辅佐他,燕昭王立即任命他为亚卿。尽管燕昭王得到了乐毅这样的优秀人才,但是,以燕国一国之力要想打败齐国非常不易。怎么办呢?燕昭王一心想复仇。于是,他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等,二是做。“等”是等待机会,“做”是创造机会。这时,燕昭王苦苦等待的攻打齐国的时机终于来了。齐国当时国力强大,一心想吞并宋国。公元前287年,韩、赵、魏、齐、楚五国攻秦。就在五国攻秦的同时,齐国出兵灭掉了宋国,扩地千里。因为齐国知道当时各国都忙于战争而无暇顾及其他,所以,齐国选择这个时候伐宋。但是,齐国一国独吞宋国,引发了韩、赵、魏、楚、秦各国的不安和不满。各国频繁出访,寻机攻齐。秦国丞相魏冉想通过伐齐,得到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陶邑为封地,力主伐齐,遂使秦昭襄王决定参加伐齐之战。公元前285年,秦将蒙骜带兵攻齐,攻下九城。此后,各国之间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心是伐齐。燕昭王积极参与了伐齐的外交活动。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燕昭王动员全国兵力,派乐毅担任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国大印交给乐毅。乐毅统一指挥着五国联军攻打齐国。济水一仗,五国联军大败齐军。各诸侯国军队都停止了攻击,撤回本国;燕国军队却在乐毅的指挥下单独追击败逃的齐军,一直追到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乐毅集中力量攻击临淄,一举拿下齐都,并把齐国的珍宝财物以及宗庙祭祀的器物全部运回燕国。燕昭王大喜,亲自赶到济水岸边慰劳军队,用酒肉稿劳军队,封乐毅为昌国君(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燕昭王带着战利品回到燕国,让乐毅继续进攻余下的齐国城邑。乐毅在齐国坚持战斗了五年,攻占齐国七十多座城邑,全部设为燕国的郡县,只有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未被燕兵攻占(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齐国就这样被燕国攻打了五年,但是,五年之后齐军又把燕军悉数逐出齐国,收复了全部失地。齐国确实是燕国的仇国,但是,一向对燕国示好的秦国也是燕国的仇国。燕国只看到了仇国齐国,却忘记了秦国更是亡燕之心不减。灭齐实现了燕昭王复仇的愿望,齐经此五年亡国,一蹶不振,从一流强国滑落到谷底。齐国的衰落使其对燕国的威胁大大减小。谁是齐国衰落的受益者呢?燕国是受益国,另一个重大受益者是秦国。灭齐是一把双刃剑,燕国雪耻的同时,齐国的实力也一落千丈。齐国本是战国七雄之中能和秦国一决雌雄的国家。齐国的强大严重制约了秦国对三晋的蚕食,秦国在对付三晋之时必须要考虑齐国的态度。如果三晋有齐国的支持,秦对付三晋就非常困难,至少不敢放开手脚。如果齐国衰落了,秦国兵锋便可直指三晋,肆无忌惮地攻打三晋。三晋的衰败又洞开了攻打燕国的大门。燕国最后的亡国就是在韩、赵、魏相继灭亡之后发生的。此时,秦国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对燕国用兵了。到秦国攻燕之时,燕国已是不堪一击。所以,灭齐对燕国来说是一种自我削弱。燕国其实处在两难的困境之中,齐国是燕国的世仇,当然必须努力打击齐国。这是从燕国自身利益出发的明智之举。但是,打击齐国又必须掌握分寸。分寸不够,齐国对燕国是威胁;分寸过了,齐国衰落又导致秦国对燕国的威胁加大。燕国的国君完全不具备这种战略眼光,因此,也不知如何把握这个分寸。燕王喜攻赵赵王迁亡国燕国灭亡的第三个原因是“疲赵自弱”。所谓“疲赵”,就是不让赵国在与秦军大战后进行休整。燕国不仅利用五国攻齐之机占领齐国长达五年,而且,在邯郸之战秦军失败后,又打起了赵国的主意。我们在“赵国之亡”中已经讲过,公元前251年,燕王喜趁赵国长平之战损兵四十五万的机会,派出大军攻赵,企图在赵国再大捞一把,结果被赵国大将廉颇、乐乘打得大败。主战的相国被杀,赵军一直追杀到燕都。接下来赵军又在公元前250年、公元前249年两次围攻燕国都城,打得燕国喘不过气来。但是,赵国在长平之战后最需要的是休整,而不是疲于奔命地应对燕国的入侵。燕国的趁火打劫使赵国疲惫不堪。赵国是三晋之中唯一能够和秦国过招的国家。由于秦国施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再加上五国攻齐的教训,齐国奉行明哲保身的策略,不再过问秦与三晋之间的争斗。因此,战国后期中原战场上只有赵国一国在努力阻挡秦国东进。赵国以一国之力保护了“远交近攻”的受益国燕国、齐国,给燕国、齐国以和平;但是,对于赵国的战略性作用,燕国没有一点点认识。燕国君臣是否有这样的战略眼光?一点也没有。燕国当时完全不具备纵览天下兴亡的战略眼光,所以,丝毫不懂“疲赵”也是一种自我削弱。赵国疲劳,军队得不到休整,便会被秦国打败。如果赵国战败,燕国还能享受赵国用鲜血和战火换来的和平吗?所以,燕国灭亡的原因“灭齐”、“疲赵”,都说明燕国毫无战略眼光。当齐国衰落之时,当赵国疲惫之日,也就是燕国的亡国之日了。燕王喜根本看不到这一点,甚至于在丢失国都逃往辽东之后,还幻想用亲生儿子太子丹的性命来换取燕国的维系,结果杀了儿子,燕国还是被秦国所灭。就这样,秦王嬴政易如反掌地就吞灭了燕国。灭燕之后,东方六国只剩下齐国和楚国在苟延残喘了,

                      袁世凯为内阁头疼的时候,三位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汪精卫先生干什么去了?好久都没有他们的音讯了。还是一个一个地交代吧。孙中山在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心情还不算太糟糕,毕竟南京临时政府没钱没枪的日子也很难过,更重要的是,孙先生并没有认为革命失败了。他对记者们说:“我不做大总统,并不是不做事了,现在民族主义革命已经成功,民权主义姑且交给袁老哥去尝试,而我则要投身于民生事业中去。如此一来,我终生为之奋斗的三民主义也就顺利得以实现了!”不得不说,孙中山实在是一名至诚的爱国理想派。在离职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开始环游各省,一路上考察各地实情并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几个月内,孙中山和得力干将胡汉民等人走遍大江南北,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这一次到全国各地的实地旅行考察,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由于革命的原因,以他们为代表的革命党大多长期浪迹国外,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并不了解,确实有“远距离革命家”的嫌疑。这一次的实地考察,对孙先生的实业救国方略有一个很大的触动:要致富,先修路。在这段时间中,孙中山对交通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产生了兴趣。在武昌的时候,孙中山就在演说中提出,要建造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后来孙中山在上海又提出一份修建全国铁路大干线的计划。以至于走到哪里,他的修路主张就带到了哪里。而黄兴先生就没有孙先生那么轻松,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随后北迁北京。但南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留在南京附近的近三十万革命军(民军)并不能随同北上。这几十万军人良莠不齐,战斗力也极差,大多数人根本谈不上什么革命精神,留在南京就是为了混饭吃,顺道领一份工资。但无论吃饭还是发工资,哪一项不需要钱?南京政府自然是没钱的,所以得找袁大总统要钱。可袁大总统此时哪有富余的钱。现在各省都处于自治阶段,都不给中央政府上交税款。虽说他从隆裕那里搞了些钱,又借“北京兵变”抢了几百万两银子,但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既然政府拿不出来钱养兵,那就只有裁兵。裁兵就是动当兵的饭碗。若是处理不当,激起兵变,主持裁兵的人就得掉脑袋。因此,裁撤军队绝对是一个烫手山芋。袁大总统决定把这个烫手山芋抛给革命党人自己,确切地说是抛给黄兴。黄兴老弟,现在国家危难,你作为南方军界的领袖,由你出任南京留守再合适不过,你千万不能推辞。南京留守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收拾烂摊子。处理南京民军的裁撤问题自然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袁世凯不是很厚道,但黄兴是个爽快人,他很爽气地接受了任命。袁总统放心吧,我一定把这活给干利索了,不负我军界同胞。袁世凯见黄兴如此勇于任事,也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找外国银行贷了一些钱(约价值两百万两白银)给南京政府,主要给黄兴做裁军之用。可这些钱相比裁军的开销就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黄兴就是黄兴。有威信,有人品。他采用“当地军队就地解散,外来军队押回原籍遣散,同时压缩部队编制”的原则,并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们自动离职,不拿或者少拿安家费,共度时艰,硬是办完了裁军这事。军队裁撤近半,只剩下五个军和一个第八师。其中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第一军和那个第八师是同盟会的嫡系力量。南京城外,黄兴看着那些打道回府的兄弟,尤其是那些奔着他的名头来参军却被裁掉的兄弟,愧疚、不安、心酸、无奈,一时百感交集。人累了,心也累了,革命对我来说,已成昨日云烟,是时候离开了。6月,39岁的黄兴留下一封辞职信,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不久之后隐居上海。至于帅哥汪精卫的行动,比上述两位更加彻底。或许是在冷眼旁观了这么久的政治斗争后渐趋消极,又或许是为了履行他“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汪精卫婉拒了袁大总统邀请他出任广东都督的好意之后,终于给了追随他多年的陈璧君一个交代:举办了正式的结婚仪式。接下来,夫妻结伴,返回了他阔别八年的故乡,拜见兄长弟妹。远山含黛,流水涓涓,故乡山水的宁静和谐更是坚定了汪精卫远离政坛的决心。随后,汪精卫携陈璧君翩翩而去,前往法国留学。主动放弃权力,对于多年来奔波世界各地、矢志不渝的三位革命先驱,固然是情非得已,但革命者最终选择一条和平竞争的道路,岂非国家之幸、国民之福?逃不出人情这张网7月,骄阳似火,虽是北京一年之中最炎热的时节,却也是最流光溢彩的时节。但这妖娆的盛夏,却赶不走袁世凯心头的烦闷。他这四个月的大总统,实在是做得焦头烂额,南北党争让他心力交瘁。这时,参谋团队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何不邀请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民国革命元勋到北京共商国家大计,开诚布公,建立互信合作。袁世凯瞬间就意识到了其中的价值所在。孙中山和黄兴分别是革命党的头号和二号领袖,是享有巨大声望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在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的参议员更是唯孙中山和黄兴马首是瞻。要想化解目前的政治危机并打造一个各方认可的内阁,就必须要仰仗孙中山、黄兴二人的支持和配合。想到就做。袁世凯诚意十足,不仅派出了迎接专使,还让“海琛号”巡洋舰到上海护航迎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于袁世凯的盛情相邀,孙中山和黄兴也不能不动心,何况孙中山还想与袁总统谈谈他的铁路计划。于是,孙中山和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稍做准备便起程北上。虽说孙中山和黄兴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但是同盟会内部却有不同意见,同盟会就“孙、黄是否应该应邀北上”分作了两派。稳健派支持二位大哥北上会晤袁世凯。他们说这次会谈是英雄相见、巨头相会,既能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也是民国未来的发展之福。激进派则认为这是袁世凯设下的圈套,是为了禁锢两位革命领袖,在这个敏感时期,革命领袖不应该深入虎狼之地,何况北京还闹过兵变。《民权报》也凑热闹,刊登了一幅非常有意思的漫画,名字叫“行不得也,哥哥!”只见画中的北京城头张开大网,正要捕捉北上的轮船。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仍旧力排众议,他对众人说:无论如何,我也不可失信于袁世凯。别人都说他不可靠,我倒要试试自己的眼光。革命党中有聪明人,眼见孙中山主意已定,便提出一条权宜之计:由孙中山先去北京打头阵,而黄兴则暂时称病不去。如果孙中山发现北京没有问题,那么黄兴的病就好了,也去北京;如果孙中山觉得情况不对劲,那么黄兴就继续病下去。避免袁世凯将两大革命领袖一网打尽。好吧,就这么办。在迎接专使的陪同下,孙中山与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等十余人起程北上,一行人于8月22日下午抵达北京。袁世凯给孙中山的接待礼遇规格很高,虽然不像现在某些央企动辄数亿的招待费那么夸张,但也很可观:高大炫目的彩棚,雄壮的欢迎曲,够分量的迎接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壮观的接站队伍,还有天上地下独一份的超级豪华金漆朱轮大马车,军警如林,人山人海,大家都争相前来一睹这位仰望已久的革命领袖风采。虽说孙中山对于如此高规格的接待颇不自在,但这样隆重的礼遇还是令他非常满意,也非常感动。老袁同志在做人这一方面,那绝对是天下有数的高手。本来按照安排,应该是第二天两人才会谈。可是老袁同志为了表达对孙中山的重视,在孙中山安顿好之后,强烈邀请孙中山当晚赴宴面谈。孙中山被袁世凯这种精诚感动,就真的去了。袁世凯亲自到厅前迎接。这次伟人峰会气氛非常热烈。在晚宴上,袁世凯为孙中山亲自执盏,殷勤备至。在致辞中,袁世凯非常诚恳地说道:“我盼望先生与克强已经很久了,今天克强未与同行,不能共聆伟论,实在令人遗憾。所幸先生惠然肯来,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现在时局动荡,边警迭至,我又见识浅陋,能力有限,世凯谨代表四万万同胞感谢先生,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大力匡助!”袁世凯的谦恭和马屁相当到位,孙中山舒泰到了极点。两人在席间携手揽腕,觥筹交错,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在宴会结束后,两人又继续探讨国家大事,一不小心谈到很晚。于是,袁世凯殷切地留客:“先生你就留在府中吧。”袁世凯不是假客气,他是真心实意地想留孙中山在府中过夜。袁大总统太热情了。孙中山很感动,也就不再推让,当即住了下来。孙中山夜不能寐,他觉得袁世凯不像是那种印象中的军阀,这人好像还很有城府,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识十分高明,与自己很是合拍。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完全被袁世凯的热情所感化。之前的那些怀疑与防备似乎都被他远远地抛在了脑后。接下来,孙中山与袁世凯多次会晤,多次密谈,多次谈至深夜。至于具体谈成了什么,等黄兴同志来了再说。袁世凯的殷勤与诚意,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袁世凯和孙中山此次相见甚欢,其乐融融,这显然是南北已经摒除成见的友好信号。之前因南北党争而背离的人心,逐渐回归。袁世凯眼中的孙中山和黄兴时间很快就来到了8月底,双方的会谈终于到了高潮。袁世凯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并邀请了各部总长、在京的高级将领、各界名流和满蒙王公作陪。在宴会上,袁大总统充分肯定了这次伟大峰会的伟大意义:以前有很多舆论,都觉得我跟南方革命党人是相处不好的,你看现在孙先生来了,以前的种种谣言不攻自破,以后的民国会更加巩固!说到这里,袁世凯向孙中山举酒致敬,并高呼道:“中山先生万岁!”盛情难却下,孙中山也非常激动,赶忙站起来互动:“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前后两位临时大总统互呼“万岁”,使宴会的气氛攀升至高潮。与会的众人看见两位伟人化敌为友,如此精诚团结,顿觉和平可期,发展可期,国家幸甚,人民幸甚。霎时,全场热烈互动,溢美之词血本清仓大甩卖。孙中山非常高兴,所以他在宴会间提出来:“袁老哥你再当十年总统,去练百万精兵;我十年不参选总统,去修二十万里铁路,这样一来何愁国不富民不强啊。”袁世凯说:“好啊,你说得太好了,都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不管孙中山说什么,袁世凯总是说好。袁世凯接着说:“每月拨给你办公费三万元,一切行政用人之权都归你,政府概不干涉,你就干去吧。”后来袁世凯真的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显然,袁世凯是投其所好,免得孙中山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孙中山对此并不介意,反倒干得特别认真,率领大批失业的革命党人,乘专车满世界考察。然而结果不大让人满意,铁道一寸未建,银子却花了好多。以至于后来袁世凯秋后算账时,把孙中山当成“贪污犯”来抓。话题回到宴会上。话说在孙中山展望完未来十年之后,袁世凯便与中山先生谈起了赵秉钧同志的个人前途问题——赵秉钧这个内阁代总理还未得到参议院的正式任命。这次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两人来京,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利用他们二人的威望,对内阁总理人选达成共识,以顺利地解决组阁问题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袁世凯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临时参议院顺利通过了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的提案。由此,组阁危机彻底化解,赵秉钧内阁也成为民国建立后的第三任内阁。在袁世凯接二连三的糖衣炮弹之下,孙中山不管是答记者问,还是给挚友黄兴的信中,都给予袁世凯极高的评价。9月初,孙中山致电黄兴说:“你快来吧,袁世凯人不错,你来了就可以消除外界的各种谣传,促进南北统一,记得赶紧动身。”袁世凯见孙中山表现得如此大气,他当然也不好意思小气。为了制造更加和谐的氛围,他一口气撒了三个陆军上将军衔出去,黄兴是第一个,段祺瑞和黎元洪二人则属于沾光。黄兴是个实诚人,一听老大哥召唤,便带着陈其美来了,迅速抵达北京。老袁同志给黄兴一行人的接待规格跟孙中山差不多。不过,黄兴对这些排场并不感冒,而且他对于袁世凯的“谬赞”,也不像孙中山那样受宠若惊,相反表现得很平静,这令袁世凯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最让袁世凯忌惮的是,黄兴在与他会谈的同时,还在和宋教仁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袁世凯内心有些小愤怒,这家伙真不上道!又相处了一段时间后,眼光独到的袁世凯对孙、黄二人的性格优缺点有了相当的认识,因此他做出了这样的评判。大概意思就是说:孙中山这个人,爱国心还是强烈的,见识也很高超。但就不是个做事的人,实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耳)。而黄兴就不同了,性格耿直,做事果断,但是没有魄力,见识也短,很容易被忽悠(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真是可惜可惜!接下来,知己知彼的袁世凯,基于之前和孙中山多次深入而愉快的探讨,综合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对方的劣势,在与孙中山、黄兴还有副总统黎元洪多次磋商后,终于就如何解决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在“八大政策”中,最关键的当属这一条——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虽然此条款是四人基于当前国情做出的英明判断,但这显然更符合袁世凯同志的政治利益。不管怎么样,袁世凯通过削减革命军、控制内阁、团结政敌,总算是建立了一个稳定有效的政府,让民国走向了平稳。第九章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国会大选不如村长海选

                      感动清国、感动慈禧的宋教仁

                      中华民国政府走向平稳,其他人就无事可做、寄情于山水了吗?非也非也。革命党人还有其他想法,尤其是那些一腔热血的革命中年,比如宋教仁。说起宋教仁,还没有认真介绍过呢,在这里简单提几句吧。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82年生,又是个19世纪的80后。他家庭成分很好,祖上至少两代贫农。之前讲过宋教仁是如何结识黄兴又是如何造反失败逃亡日本成为同盟会元老的,这里就不重复了。这位仁兄与其他人不大一样,在日本期间,他没有把主要精力用来搞政治,而是一直认真学习。有心人士常常在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校园里看见这位仁兄的身影。你若据此以为宋教仁就是个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可不是漫无目的地死读书,而是要精研宪政和法律。而且,精通法律并不是宋教仁唯一的本事。此人身手敏捷、头脑灵活、意志坚定,很有特工天分。慈禧和光绪翘辫子的前一年,即1907年,宋教仁大大露了一次脸。话说在中国长白山东南有一块十万平方公里大小的土地,相当于日本国土的四分之一,日本人称之为“间岛”。日本人说,“间岛”自古以来就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这话没有人信,就跟今天韩国人说孔子是他们的人一样。所谓做贼心虚,有些犯了事的人在街上见到穿制服的人就跑,也不管这人是保安还是公安又或是城管,原因无他,心虚而已。日本人也心虚。因此,日本军方组织“长白山会”打算伪造一份证据,证明“间岛”只不过是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寄存在中国那里的土地而已。也不知道宋教仁从哪里知道了这个内幕消息,孤身化名打入“长白山会”,并成功窃取了日本人伪造的“间岛”归宿地的假证据。当然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话,确实不足以描绘出当时的惊心动魄,具体场景大家可以参考香港电影《无间道》。拿到证据后,宋教仁从“长白山会”逃了出来,日夜赶工,终于在日本抛出假证据之前,出版了一本名叫《间岛问题》的书。书中以严谨的逻辑、令人信服的证据,论证了“间岛”地区自周秦以来就是中国不可

                      而亲率铁骑冲击,瓦剌三部兵马尽数冲杀,双方陷入混战,一时僵持不下。明军都督朱崇以火器轰击瓦剌军右翼太平部(即“土尔扈特”军),打开缺口,丰城侯林彬(即后来客死越南的明“安南都指挥使”)从左翼包抄,在付出惨重伤亡后冲垮孛罗部,朱棣趁机率亲兵冲击马哈木中军,更命火器齐射,殊死冲击加“高科技”,瓦剌终于全线崩溃,明军乘胜追击,在土刺河再破瓦剌军,马哈木、太平、孛罗3人趁天色已黑分头逃窜。朱棣本想继续北进,但随行的皇长孙朱瞻基劝他“不须穷追”,随即撤兵。此役令瓦剌伤亡惨重,实力大损。蒙古高原局势,再次回到“相互牵制”中。瓦剌“顺宁王”马哈木屋漏偏逢连夜雨。永乐十三年,阿鲁台发动奇袭,杀掉马哈木拥立的傀儡可汗答里巴,马哈木转立成吉思汗弟弟的后裔额森虎为可汗,次年进兵斡难河,又被阿鲁台击败,其本人被杀。朱棣闻讯后遣使吊祭,并命其子脱欢继承“顺宁王”爵位。永乐十七年,十九年,阿鲁台两攻瓦剌,大获全胜,春风得意下,他再次拒绝向明朝朝贡,并拉拢兀良哈三卫共同反明。眼看漠北的“平衡”将再次被打破,朱棣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发动第三次亲征,大军于三月三十日出师,在漠北扫荡数月,最远抵达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此时阿鲁台早已远逃。七月,朱棣在回师路上下令对勾结阿鲁台的兀良哈三卫进行攻击,在内蒙古屈裂河大破兀良哈,兀良哈遣使谢罪,朱棣遂班师回朝。阿鲁台虽逃脱,但实力大损,于同年接连被脱欢击败。耿耿于怀的朱棣于第二年七月借口阿鲁台图谋犯边,发动了第四次北征。大军七月出发,在蒙古高原扫荡3个月,终未找到阿鲁台,虽如此,大批鞑靼部落却纷纷归附,尤其是本雅失里之子也先土干来投,令朱棣高兴异常,赐名为“金忠”,随即于十月回师。金忠将阿鲁台的“军事机密”尽数相告,并一再怂恿朱棣继续北征,永乐二十二年三月一日,以金忠为向导,朱棣发动了第五次北征。大军在蒙古高原进行“地毯式搜索”,至六月已行至今俄罗斯境内,却终不见阿鲁台踪影。六月十五日,明军得到情报,阿鲁台就在向西不足百里,名将张辅“自请一月粮,率精骑深入”。朱棣却已厌倦,下令班师。七月十七日,朱棣在回师路上病逝于榆木川,享年65岁。而根据蒙古国史料记录,张辅自告奋勇要求追击的那一天,阿鲁台就躲在距离西边明军主力仅两日行程的哈喇山中,灭顶之灾,就在朱棣的一念间改变。但阿鲁台“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虽未与明军接战,但疲于奔命也导致其实力大损,再加上明朝与瓦剌的两面夹击,阿鲁台日暮途穷。而朱棣至死没想到的是,这个他亲手构筑的蒙古高原“战略平衡”,因他晚年两次草率的北征被彻底打破。继任“顺宁王”的脱欢,虽表面上终其一生对明朝采取友好态度,频繁遣使入贡,但实际上既不“忠顺”更不“安宁”。他一面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立本雅失里的侄孙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太师”,另一面疯狂向阿鲁台发动进攻,趁朱棣晚年频繁打击阿鲁台的机会,迅速东进占据了鞑靼的属地,并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在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击毙阿鲁台,从而控制了鞑靼。对明朝“屏障”兀良哈三卫,他也极力拉拢,多次派使者前往招募,两家逐渐勾连。与此同时,他在内部大肆清除异己,就在朱棣去世后3天,“贤义王”太平遭脱欢杀害,一年后,“太平王”孛罗被脱欢击败后自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将太平的“客列亦锡部”改名为土尔扈特部,即蒙古语中“护卫亲军”的意思,后来缔造“东归奇迹”的部落由此而来。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欢过世,其子也先承袭“顺宁王”爵位,此人因为在后来的“土木堡之变”里创下活捉明朝皇帝的神话,被明廷上下所熟知,但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蒙古高原乃至中亚地区战无不胜。对内他仿照元朝,设“中书省”和“六部”,巩固统治。对明朝他很有“经济头脑”和“政治头脑”,一面频繁通好令明朝君臣放松警惕;一面利用与明朝的“互市贸易”大发横财,更借机勾结明朝官民走私火器,招募明朝边境因军屯兼并而逃亡的士兵工匠“教习火器操练之法”,很快拥有了一支冠绝蒙古高原的火器部队。对兀良哈,他采取联姻、贿赂等手段,将之拉拢到自己一边。向西,他不但于正统六年攻陷了朱棣苦心经营的新疆哈密、赤斤等卫所,且顺势进兵中亚,于正统七年大掠帖木儿帝国等中亚国家,“以战养战”掠夺财宝无数,甚至在正统九年击败彼时正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线军队(即明史和蒙古史料都提到的“吐鲁密国”)。“土木堡之变”前,瓦剌经过两代领袖开疆拓土,已然建立起一个表面忠实于明朝,真正实力强大的蒙古部落联盟,朱棣终生苦心维持的“战略平衡”,不到20年就被轻易打破。说到这个“战略平衡”的被打破,也少不了兀良哈三卫。“靖难之役”后,朱棣将原宁王属地赐给兀良哈,使其实力膨胀。永乐年间,兀良哈虽曾在朱棣第三次北征时遭到痛打,但朱棣去世后,又很快和鞑靼勾连,同明朝摩擦不断。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曾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亲征,于十月出喜峰口,在宽河战役里大破兀良哈三卫联军,慌得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等人连忙入京谢罪。但两年后,明朝却放弃了九边重镇开平卫(今内蒙古多伦)。开平卫是前元朝的“上都”,明朝自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李文忠攻克后,数十年苦心经营,朱棣将其看做战略要地,声言“开平稳固,则辽东、甘肃、宁夏无忧”。朱棣赐宁王故地给兀良哈后,开平卫更成为钳制兀良哈的关键棋子。但明宣宗无远略,于宣德五年将其迁至独石堡(今河北省石堡县),弃地300余里,失去钳制的兀良哈从此有恃无恐,在瓦剌的支持下大肆扩充,并时常攻掠明朝边关,昔日“屏障”,今却成“边患”。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明朝派朱勇、徐亨、马亮、陈怀兵分四路出击兀良哈,明正统皇帝朱祁镇严令“搜捕剿杀”,但朱勇走到河北平泉县就不敢行进,徐亨一路怯懦不敢战,仅在老哈河流域屠戮一番平民即回来冒功。陈怀和马亮则搜捕一番,根本没有找到敌人。只有宣府总兵杨洪趁机奇袭,攻克“三卫”中的福余卫,活捉首领马里奇。但此战并未真正打击兀良哈三卫的实力,心怀怨恨的兀良哈三卫从此更铁了心投靠瓦剌。而明朝与“蒙古部落联盟”一场注定的大战,从此一触即发。第十一章谁为『土木堡惨案』负责一在明英宗统治的正统朝,“土木堡之变”堪称是今人最耳熟能详的大事件。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兵分三路,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全面进攻。明英宗朱祁镇仅经过3天准备,就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北征,遭瓦剌军合围,被围困在土木堡。八月十五日,瓦剌发动总攻,一举击破明朝大军,俘虏明英宗朱祁镇,成为明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历代以来,也多为后人所感慨哀叹。论及罪责,也时常归责为“王振擅权”“草率出征”,但如果细细审视从明朝宣德时代到正统时代20多年的政局变迁,便可见真相并非如此简单。先看“大背景”:第一个要为土木堡之变“买单”的人,就是永乐皇帝朱棣。朱棣在位时,5次北征蒙古,沉重打击鞑靼、瓦剌诸部势力,可谓武功赫赫。但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难之役”后,为酬谢兀良哈三卫的出兵相助,将原属宁王的内蒙古兴宁地区尽数划拨给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卫实力大增,渐成明朝边患,更使明朝北部“九边”顿失屏障。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虽沉重打击了蒙古鞑靼部,却使一直与鞑靼争锋的瓦剌部坐大,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穷追了一辈子的鞑靼“兴宁王”阿鲁台,没死在明军手中,最终被瓦剌击毙,瓦剌也借此成为蒙古高原实力最强的一支,其“发家”历史,实拜朱棣所赐。此外,朱棣将辽东的谷王、韩王、辽王尽数内迁,留当地女真在辽东地区“自治”,结果至明英宗正统初年,辽东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复,成为其南下侵略的辅助力量。而得到兴宁重地的兀良哈三卫,也不甘再听命于明朝,反与瓦剌相互勾连。时人常以宦官王振为土木堡之败的“祸首”,但宦官参政,也是从朱棣时代开始。朱祁镇的父亲朱瞻基,同样对土木堡之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内方面,朱瞻基施行“仁政”,对诸多亲贵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土地兼并行为颇多姑息,不但造成后来牵制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义,更令朱元璋时代确立的“军屯”制大受破坏。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监察御史陈祚就曾奏报说:“辽东边地,军田被侵已达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给事中杨亮又揭发诸多亲贵“擅调边军为奴”的行为。宣德七年,河南巡抚李昌淇也上奏当地军屯土地“多被势家大户侵占,士兵无地却苦于赋役”的惨状。宣德八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发“宣府大同诸边地,将官侵占军屯日甚,以至兵户四散逃亡”。如此种种,明宣宗皆不了了之。“军屯”没有保证,军队战斗力当然被削弱。明宣宗的国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开平卫不说,还对众边将赋诗说“慎守只需师李牧,贪功何用学陈汤”。结果“李牧”没学来,防线却内缩严重。瓦剌也先杀太平、孛罗二首领,其族人多怨愤,数次到明廷哭诉,请求明王朝做主,杨士奇却说“夷狄相攻,乃中国之利”。明王朝最终袖手旁观,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统十四年的南侵之祸,从此时就已注定。至于再说到土木堡之败的“祸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阅奏折大权的“司礼监”,恰是明宣宗在位时所设。“历史遗留问题”讲完了,那么做为“当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祸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该负多大的责任?且让我们从正统朝的朝局开始。二明英宗9岁登基后在位的正统朝,历来评价不高,个别历史学家还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因后人对王振的种种抨击,这14年更被许多人看作王振一手遮天,残害忠良,朝政糜烂的“黑暗时代”。要了解真相,还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县人,原是个不得志的教书先生,宣德年间主动报名入宫,进入“内书堂”,侍奉太子朱祁镇读书,凭“矬子拔将军”(宫里太监多不识字)的一身才学,很快被明宣宗任命为“东宫侍读”,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祁镇的敬重,平日对他的称呼都是“王先生”。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正式成为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统朝初期,他离“一手遮天”差很远。朱祁镇即位时年仅9岁,朱瞻基临终前为他留下了5位大臣,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而真正执掌“决定权”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素称“贤德”,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且为朱祁镇每日安排“经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给朱祁镇讲学,朱祁镇年幼贪玩,自然受不了。此时,王振一面时常组织内宫卫队操练检阅,各种军事表演让朱祁镇大饱眼福;一面又时常当着“三杨”的面劝解朱祁镇不要“玩物丧志”,令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感叹道“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但“贤良”的王振却暗中排斥异己,任命自己的亲信纪广为禁军都督,掌握了禁军军权。张太皇太后闻讯,深感王振包藏祸心,杀心顿起。正统元年二月,张太皇太后当着朱祁镇以及5位“辅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觐见,当场历数王振诱引朱祁镇“不学好”的种种罪过,要“赐死”王振,吓得王振立刻瘫痪。生死时刻,曾称王振“贤良”的杨士奇带头求情,朱祁镇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复哀求下张太皇太后心软了,饶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众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经此一吓,此后几年,王振分外收敛。在这几年里,明王朝也进行了种种“善举”。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开始清查北方九边将士的“缺额”,增加宁夏地区的军力守备,次年又派刑部尚书魏源持“尚方宝剑”,清查宣府、大同两大军镇的军饷拖欠以及军屯侵占案件,斩杀十数名违纪军官,还委任名将杨洪镇守宣府,在通州等地设十三粮仓,储备军粮,停开湖广、河南等地的“银厂”,减轻当地百姓负担,调3万禁军在京城周边屯田。如此种种,皆是对永乐、宣德两代诸多失误的补救,对英宗被俘后的北京保卫战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统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还因灾荒减免了山东、浙江、江西的赋税,正统七年更建立了由户部直接掌握的“太仓银库”,专门用以储备国家行政运作的“专款”,“皇室开支”与“政府开支”就此分开。此举被美国亚洲史专家罗斯墨菲赞叹为“皇室政治改革的创举”。同时还修订了朱元璋时期立下的“栓选法”,规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员推举言官,四品以及侍从言官推举知县,一时间“正人汇进”。明王朝的国势,这段时期尚在蒸蒸日上时。王振的势力也在这段时间“蒸蒸日上”,从张太皇太后面前捡了条命后,王振大为收敛,一度小心做人,张太皇太后对他仍旧颇为警惕,时常派人暗中监视他的不法行为,但得到的信息都是王振很“奉公守法”,从此也渐有好感。真正使张太皇太后转变对王振的印象,是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的“殴死驿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谟因小事打死驿丞,死者是阁臣杨浦的乡里,廖谟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浦坚持“杀人偿命”,杨士奇却坚持死者“罪有应得”。两位辅政大臣在内阁当场反目,吵闹到张太皇太后处,都是股肱大臣,张太皇太后也颇感为难。王振借机建议说:偿命太重,不处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谟降职。此言正中太皇太后下怀,深感王振办事“秉公无私”的张太皇太后从此对王振信任有加。此后,王振开始培养党羽,把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相继安插在东厂、御马监等要害部门,其侄儿王山、王林则成为锦衣卫指挥使,大明两大“特务”组织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专权也引起了“三杨”中最富智谋的杨荣的注意,他与杨士奇合议,相继将曹鼎、马愉等“门生”引入内阁,用以对抗王振势力。对待文臣集团,王振也是软硬兼施。对“三杨”,王振起初礼敬有加,遇事皆恭敬不已,“三杨”渐渐对他放松警惕。趁此机会,王振广泛结交文臣里的“中层干部”,如左都御史王文、兵部侍郎徐希等人,对有“纠劾”大权的言官们更是百般拉拢,利用其搜罗朝廷重臣们的“不法证据”。他还利用文臣内部自身的斗争,在朝中御史以及六部侍郎、郎中里结交亲信,最终从文臣集团中“釜底抽薪”,结成一个自己的关系网。这以后杨荣病逝,杨士奇因儿子的不法事遭到王振亲信言官的弹劾,不得不“引咎辞职”,胡滢也因“贪污”被下狱,剩下的张辅和杨浦年事已高,孤掌难鸣。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华盖、谨身、奉天三大殿建成,朱祁镇设宴庆贺,按规矩王振不得出席,私下里发牢骚,朱祁镇闻知后,连忙命人打开东华门大门,命王振入宫赴宴,王振到时,百官“罗拜朝贺”,至此大权初揽。次年张太皇太后病逝,王振命人私毁朱元璋立下的“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从此一手遮天。这以后,王振权势滔天,曾指斥他专权的大臣于谦、邝焚等人一度被下狱,侍讲刘球被害死,曾弹劾过朱高炽的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用“荷校”(一种重百斤的大枷锁)夹住当街示众,险些横死。此外他卖官鬻爵,在六部里安插亲信,在“朝贡贸易”中收受瓦剌贿赂,并向外国使臣索贿,可谓作恶多端。说了诸多坏事,也要说说王振做过的一些“好事”。首先,他劝朱祁镇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即到地方上征用物品,减免广西、广东、江西等地的“贡品”,这确实“减轻了人民负担”。其次,在排除异己的同时,王振也大搞“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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