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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裸体无遮挡

                      来源:成熟丰满熟妇av无码区 发布时间:2024-01-06 14: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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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裸体无遮挡答自己的问题。我想,卡尔说到重点了。若这些记忆终将成为卡伦的一部分,我们怎么可以任意减轻痛苦的程度?又或者,我们真的有办法减轻痛苦吗?这样才真的是改变她的过去。卡尔描述这些事件时,他仿佛身历其境,重新经历这段过程。但我依然认为卡伦不需要这些过分鲜明的现实与记忆。“我想,或许有两个办法能帮上忙,”我告诉卡尔。“首先,你能不能在融合之后慢慢释放你的记忆——不要在几天之内仓促完成,尽可能延长至两三个星期?”如此或许能帮助卡伦逐步接收卡尔的记忆,避免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我会试试看。”卡尔有些惊慌。“再来就是,在你传递痛苦给卡伦的时候,能不能也将你承受痛苦的力量一并传给她?”卡尔稍微多花了点时间思索我的话,好像他不曾想过“力量”也在融合范围之内。“这我也会努力的。”我请卡尔暂时回避,让我跟霍尔顿说话。霍尔顿早已知道卡伦可能即将面临一段难熬的日子,他保证会保持警觉,随时注意卡伦的状况。他还提醒我,卡伦体内已经有7个可以帮助她的人了;他说,现在的卡伦已经比较强壮,也承受得住卡尔的融合了。不过,霍尔顿希望我未来几天尽可能守在电话旁,好应付任何突发状况。他说,卡尔会等卡伦到家再开始传送记忆。我请卡尔回来,在卡伦的小房间外等候。卡伦打开门,“卡尔进来了,”她说。“你能形容他的模样吗?”我问。“他的表情好痛苦。”卡伦皱眉蹙额。“他有一头黑发,脖子上挂着项链。他跟我握手,向我介绍他自己。他说不会有事的。”希望他说对了,我默默想着。虽然卡伦早已意识到卡尔的角色,我想我仍必须简单介绍他。“卡尔负责承受他人无法承受的痛苦。他守住痛苦的回忆,但他也拥有忍受痛苦的力量。”“他好像很难相处,”卡伦看着心中的他,说道,“他不是那种喜欢接触人的人。他浑身是伤,手臂、手掌上也有,他伤得好重。”卡伦在椅子上扭动,“他要开始了……但还没碰到我。他要谢谢你听他说话……他走向我。他走进来了。他在消失,像幽灵一样慢慢走进来……进来了。”卡伦皱眉。她再次抱怨光线刺眼,环境过于嘈杂;但这次她还抱怨她很冷。“他在里面。可是我还没得到他的任何想法,”她说。“可能要等你回到家,才会开始收到他的想法,”我说。我带卡伦脱离催眠状态,和她聊了一会儿,确定她已平静下来,可以回家了。我们俩都很担心,不知道接下来这几个星期会发生什么事。1997年2月12日与卡尔融合1997年2月11日,礼拜二,我与卡尔融合了。这次融合才发生不到24小时,我就已接收到太多记忆,逼得我不得不提早开始记录。首先,我想从在你办公室的记忆写起。虽然卡尔已连续好几个礼拜,一点一点把他的记忆传送给我了,但与他融合依旧令我极度紧张。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这是迈向完整的另一步,我也知道你一定会陪着我,但我也听其他人格提过,卡尔似乎是我们之中最糟的一个。我想,其实部分的我很钦羡他的力量与勇气。他何以能够一次又一次撑过这些梦魇?希望我能得到他忍受痛苦的力量。我记得我们在小房间里。我打开锁,让卡尔进来。卡尔立刻走向我。他毫不畏惧,但好像很愤怒、也很痛苦。我看见他的手臂、脸上有好多淤青。他向你道别,跨进我的身体。他并未伸出手。我想,他不愿意在融合前跟我有任何接触。我知道他不曾有过善意的接触,我为他难过。直到卡尔跨进来,我才开始有了感觉。孤独,空虚的感觉。我好不容易回到家,很困。一觉醒来,融合的力量一下朝我涌了过来。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冰冷,好像我身在某个湿冷晦暗的地方。我全身都痛,我好痛苦。我的手臂没办法弯,脚伸不直,我不曾感受过这种疼痛,不曾如此痛苦。两天之后,我猛然惊醒。我想动,却发现自己完全动不了。我从头到脚都在痛。我甚至没办法关掉闹钟;因为我的动作太慢,丈夫揍我,骂我懒猪。我努力尝试用尽全身的力量,却依旧动弹不得。我痛了一整天,也想起造成这些疼痛的所有事件。我想我大概没办法撑过去了。我觉得我快冻僵了,全身抖个不停,我想,这可能是我被锁在冰冷的啤酒窖或阁楼所留下的记忆。我的嘴仿佛变形了,讲话口齿不清。我把今天收到的记忆写在后面。虽然记忆本身并不愉快,但我已经能接受它们,继续向前迈进。我祈祷没有其他人也受到这群人相同的虐待。我还记得这些人是如何虐待我的。我能感觉到针尖、鱼钩刺穿我的身体。我听见笑声,此起彼落的嘲笑与奚落。我感觉恶魔就在我眼前。我记得我被绑在桌上。皮带一端扣住我的下巴,然后往头顶方向拉。下巴好痛。我知道我曾断过下巴,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时候弄断的。融合后第3天,我痛得醒来。主要是关节痛。我的下巴不痛了,说话也恢复正常;虽然针尖、鱼钩造成的疼痛已消失,但新的疼痛与记忆又开始涌入。第4天早上醒来,我的关节还在痛,但闷痛不见了。过度敏感的听觉与视觉也恢复正常。躺在丈夫身边,我想起他总是动不动辱骂我、羞辱我。卡尔代我承担他的言语暴力,以及他对我的拒绝。睡着时,我常常不小心碰到他,他会立刻踹我、揍我。我发现,他已有十年不曾小心、温柔地碰我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跟他睡在同一张床上!感谢老天,我们有张特大号的床。那天早上,我看着他,顿时明白他延续了我童年的受虐生活。我想知道被爱究竟是什么感觉。我感觉到卡尔的愤怒,一如我自己的愤怒。我已想起每一次的邪恶仪式,想起所有细节。这些记忆令我恶心想吐。我不想接受,也不想写下来。我感觉到卡尔的恐惧,他怕我们会因为透露秘密而遭遇不测。我听见他的想法:我们是恶魔,我们很邪恶,这些崇拜异教的成员是我们仅有的家人。卡尔只有10岁,我知道这些想法可能扭曲了他的价值观。我很清楚,这群异教崇拜成员只是他们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所有愚蠢的崇拜仪式都是他们自创的,而我的祖父正是他们的领导人。回忆不断闪现,我一次又一次重新经历我的人生。我麻木,受到严重惊吓。我感觉卡尔憎恨节日,尤其是教会举办庆祝活动的日子。我一直看见发生在殡仪馆的恐怖虐待画面。我不断听见、感觉到卡尔为了保护我而承受的痛苦。我只有一个问题:我永远忘不掉这些回忆、这些画面。我相信我们活在人间炼狱。※※※※与卡尔融合一周后,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她步履蹒跚,移动极为缓慢,脸上满是疲惫的纹路。我看着她,慰问地微笑致意。她来到座位坐下来,脸扭曲成一团。“大部分的疼痛都消失了,”她叹了口气,“可是我的关节又酸又僵硬。”“你对这些记忆有什么感觉?”我问。“感觉很糟,糟透了。我觉得别人一看见我就知道我发生过什么事,我觉得他们会瞧不起我。”“你也瞧不起你自己吗?”“对,”她哭了起来。“我看见每一件事的每一个细节了!我没办法写出来!我觉得我应该阻止他们,这都是我的错,甚至某种程度是我自己的选择……”卡伦没再说话,陷入沉思;一会儿之后,哀伤的表情逐渐退去,她继续陈述。“想起这些事使我明白,我的人生有大半辈子都没有我,其他人替我参与了。我到底是谁?等我全部融合了,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悲伤再度回到她脸上,“我好希望这些记忆都只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我觉得那些仪式是那群人自创的,他们根本不是任何宗教或异教的成员。他们大概只有8个人。我不曾读过任何有关异教崇拜的资料,但我想异教崇拜的信徒应该没有这么少。”“你的祖父和父亲负责领导这个团体?”“对。他们大多都是我祖父或父亲的员工。”她想了一会儿,“他们把全部的东西都弄成灰色的,让我无法集中视线,记不住任何东西。我只记得我被锁在小房间里,记得那些针、刺伤、割伤,他们的笑声、辱骂,还有我丈夫拳打脚踢、天天数落我……好多痛苦。”她叹气,稍微放松下来。“现在封闭空间会令我感到极不舒服,所以我开车时一定得把窗户摇下来,现在可是2月呀!”“你受了好多苦,”我说,“但诚如你说的,这是最最糟糕的状况,而你已经撑过一大半了。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继续坚持下去!让我们看看其他人适应得怎么样吧?”进入催眠状态后,霍尔顿现身;他的手伸进卡伦的皮包,拿出一封信给我。拆信前,我问霍尔顿究竟是怎么撑过来的;他说,其实她调适得很不错,其他人甚至不需要出来帮助她。唯一的问题是她不愿意相信这些记忆,所以她必须经历痛苦、感受痛苦,让记忆变得真实。我读霍尔顿的信,与他一起讨论。他说这只是他的想法,我可以选择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做。1997年2月13日贝尔医生: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我认为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相信朱莉安会是下一个应该融合的人选,不过你得尽快跟凯瑟琳谈谈。她的状况不太好,我不曾见过她如此沮丧、意志消沉。请你等卡尔更为融入卡伦的身体之后,再找她聊一聊。几个最麻烦的人物都已完成融合,剩下来的人(除了爱丽丝以外)都参与运作卡伦目前的日常生活。我可以冒昧建议接下来的融合顺序吗?1.朱莉安。她对未来的记录工作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她有好多心事可以写,我想其他人也会提供她更多题材。2.爱丽丝。她能完整补足邪教仪式的所有记忆。她居中穿梭协调,试着维持各人格正常生活。3.詹森。他能提供我们研究自我的崭新观点。4.卡伦2。她能帮助我们享受人生。5.卡伦1。她需要更妥善的商讨、开导,再进行融合。6.卡伦3。融合前,她得试着建立自信。7.凯瑟琳。她需要更多治疗,必须让她找回最初存在的目的。8.我,霍尔顿。我将是最后融合的对象,就当作是结束吧。霍尔顿我竟然能在霍尔顿的协助与引导之下,逐步建构重组卡伦的程序,这一切令我感到相当不可思议。如果没有他,真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蠢事。我很高兴我并非孤军奋战,不用一个人苦恼。我不曾在讨论人格融合治疗法的相关文献中,发现任何由内在人格主导融合的案例。卡伦为自己找到了治疗方法,而且看起来真的行得通。我决定继续采用霍尔顿建议的融合顺序,并且尝试解决各分身面临的问题,协助他们调整自我、迈向融合。引导卡伦脱离催眠状态前,我请凯瑟琳跟我说话。没有了孩子们,她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因此十分沮丧。没有人听她说话,没有人需要她、尊敬她。我试着支持她,告诉她她的力量始终是我们最依赖、最重要的援助;我说,等她融入卡伦后,卡伦一定会再次需要她的。凯瑟琳觉得好多了。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2章爱丽丝与卡伦1由于我出外度假,再见到卡伦已是3周后的事了。她一如往常,稍微提早到了,但走进办公室的感觉却有些不一样——不是外表上的改变,而是步态、姿势不一样了。“最近好吗?”我问候她。“其他部分的我仍持续替我履行约定,维持生活。昨天我醒来时发现我正在做身体检查……我觉得我好像一年没见到你了。”“我知道。好一阵子没联络,真是难为你了。”“我头一次完整感受到其他人对你去度假有什么感觉。克莱尔的感觉……虽然他们已经融入我了,我仍然分得出来是谁的感觉。”她顿了顿,“我发现,原来我知道很多我以为我不知道的事,直到有人问起,我才发现我知道。我儿子问我,里格利球场(芝加哥小熊队主场球场)什么时候开放?芝加哥最高的3栋大楼是哪几座?而我竟然都知道!以前我根本不了解,原来我从融合中得到了这么多。”“你还有哪些地方改变了?”我问。“以前我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品位、兴趣或想法。我只是单纯存在而已。现在我得仔细思索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喜欢什么?我该如何面对、如何处理我充满伤害与虐待的婚姻?”“你真的越来越完整了。以前的你不会问这些问题。”“嗯。比方说,我发现我懂得好多医学常识,尤其是幼儿疾病部分;我也喜欢看教育频道的医学节目,但以前的我根本不在乎这种事。我对人、对事都感兴趣。现在我每次遗失时间都会很生气,因为我觉得我一定错过什么了。我已经不再想死,我只希望我不会死。”我看着卡伦,听她讲述这段经历,我觉得我正注视着一个日渐完整的人。她开始能体会细微的差异,想法也越来越有深度,这些都是以前的她所不曾拥有的。我好吃惊,我们所做的一切似乎慢慢上轨道了。这令我想起我的第一次接生经验。当时我还是医学院学生,而那名妇人相信我能帮她;事实上,她自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她本身就是奇迹,我只是碰巧抓住机会而已。※※※※“贝尔医生,我有话要告诉你,”凯瑟琳说,轻轻抚平裙摆。“他们的头痛是我造成的。”“哦?”“嗯。我越来越常出来了,我想我大概有些贪恋出来的时刻。现在孩子们都不在了,我无事可做。付清账单,家里也打扫干净以后,我觉得好茫然……”凯瑟琳望着我,仿佛我应该能体会她的处境。她的语气平稳、慎重,没有过多的情绪,坐姿拘谨。“听你这么说,你似乎也需要跟其他人融合了,”我说。“霍尔顿说我应该再等一等,”她挺直腰杆,“卡伦2想被融合。”“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嗯,她想做点改变。她想让我们的身材变好一点,她受不了卡伦的体重。”凯瑟琳动动身体,往椅子一侧靠过去,仿佛想让自己看起来更苗条、更轻盈。然后她倾身向前,轻声说道,“让男人感兴趣的也是她。”“你觉得呢?有什么感想?”“我不喜欢这样。我吓坏了。”“你吓坏了?”“我害怕别人靠近我。”我知道她有上千个理由为此担惊受怕,所以这次我不打算追问。“你觉得谁可能已经准备好融合了?你有任何想法吗?”我问。“爱丽丝和卡伦1。”凯瑟琳终于找到能贡献一己之力的目标,渐渐恢复活力。“她俩一样大,都是10岁。爱丽丝负责从受虐模式转换到上学模式,设法维持正常表现。卡伦1的角色是和邻居小孩玩,和他们相处。等她们俩完成融合,接下来就可以轮到我了。”她望着我,寻求支持。我并未立即响应,我不确定该照谁的顺序进行。凯瑟琳看出我的犹豫,她继续解释。“卡伦2不怎么需要我,而我对詹森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爱丽丝已经准备好了。”“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会照你的建议尽量安排;不过,我有一事不解。霍尔顿提到要融合卡伦1、卡伦2和卡伦3,那以后换谁来就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一直都是全体一起来,但卡伦3是最接近你‘看见’与‘认识’的典型。她也是其他人融入的对象。由于她一直在改变,也比以往更能享受生活,所以即使有人需要我,我也很难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现在也没什么地方用得上我了。这让我很嫉妒。”“所以现在还有3个卡伦、霍尔顿、凯瑟琳、爱丽丝、詹森和朱莉安等待融合?”我厘清目前的状况,但主要是为了让我自己更清楚,而非为了她。“对,”她说。虽然我还是搞不懂该怎么让卡伦3融入自身,但我决定暂时不理会这个问题。※※※※“爱丽丝准备好了,”朱莉安说,“她不害怕。我也好了,我随时可以被融合。等我融入卡伦,我会马上再开始写日记。”“谢谢你,”我说。“可以请你回去,让爱丽丝跟我说话吗?”卡伦的表情转为空白,然后她开始在椅子上扭来扭去,把玩手指头。“我们上天主教学校时,”爱丽丝说,“如果做错事,修女会说我们身上有魔鬼。假如我不乖,弗朗西斯修女会拉我们的头发,拿圣水洒我们,可是我不哭,也不会把我的感觉表现出来,这让她很害怕。”爱丽丝继续描述一些学校的回忆,然后突然停下来;她垂下头,拉扯长裤上看不见的线头。“爱丽丝,你为什么会出现呢?”我问她,“你的工作是什么?”我知道她的故事绝不仅限于学校,一定还有别的。“嗯,”她开始,顿了顿,“我负责填补早

                      ,或者越来越累。“你现在想回小房间吗?”我问。卡伦点点头。“你何不挥挥手、说再见,让他们知道你很快会再回来?”我可以从卡伦的表情看出来,她正在执行我的指示。“你可以关上门,把门锁好,回到小房间好好放松。”卡伦松懈下来。我给她一点时间调整。“我从5倒数到1,然后你就会回到这间办公室,跟我在一起。5……4……3……2……1。”卡伦缓缓睁开眼睛,仿佛她已睡了好几个小时。她看起来困扰而烦乱,眯起眼睛适应屋里的灯光。另外,她似乎也有点尴尬。我对她微笑。“怎么了?”她害羞问道。“你记得什么?”我问。“我不确定。我记得我在看一样东西,但不记得那是什么。”“我想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说,“你不但看得见你体内的其他人格,还能描述给我听。大体上,他们似乎都挺友善的。”大家都很自制,霍尔顿也成功控制住“坏脾气”,为此我真的很高兴,也大大松了口气。卡伦虚弱地微笑。整个催眠过程不过才15分钟,但感觉似乎过了很久。“我想我们有个不错的开始,”我说。几分钟后,卡伦起身走向大门,神情仍略显茫然。我重重靠上椅背,跟她一样茫然。[1]英文书名为:DiagnosisandTreatmentofMultiplePersonalityDisorder。纽约吉尔福德出版社1989年出版。——译者[2]亦称追思弥撒,安魂弥撒,因举行仪式时神父穿黑衣,故名黑弥撒。——译者[3]指美国政府于1965年设立的两种医疗保险计划之一,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以及医生账单和其他健康照顾账单的补充保险。——译者第二部分身第10章自我介绍再见面时,我们又试了一次催眠;但这次进行得并不顺利。卡伦一直在椅子上动来动去,无法自在放松。她频频皱眉,连眉心都挤出纹路。她无法深入催眠状态,但或许是我太急躁了。她说克莱尔有话想告诉我,但她却不出来。我想可能是我太紧张,连带感染到她。我一再试图让她安心,告诉她克莱尔什么时候想出来都行,如果她太害怕,往后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出来跟我说话。几分钟后,我决定终止催眠。我必须确定我能给卡伦一个安全、平静、值得信赖的环境,使她顺利体验催眠状态。我发誓下次一定要做得更好。又到了诊疗时间。这次卡伦晚到10分钟,泪汪汪地进门。她快步冲向椅子,一副不太认得这是什么地方的模样,并且告诉我她一度找不到诊所在哪儿。她的情绪相当激动,但她并不明白为什么。我提议,假如我们可以跟她体内的其他人对话,说不定能找出问题所在。她同意,也很高兴能暂时脱离目前的痛苦。我一如往常引导她放松,要她深深进入自己的内在。一旦她彻底沉浸于催眠状态中,脸上的表情即刻开始迅速变换,同时也有好几个不同的声音轮流发言。“好痛!”“他死,我们就得死!”“其他人出生了!”“唯有你死,疼痛才会消失!”“他说这是神的旨意。”“她这辈子都希望他死掉,所以她才必须先杀死自己。”卡伦正在跟自己对话,又或者是她的分身们一起跑出来对我说话。她时而尖叫,时而咕哝,有时像警告,有时又像在预告未来。这一切令我毛骨悚然。我告诉卡伦(她仍处于催眠状态)或任何可能听见我说话的人:她不需要死。我坦白对他们说,她不需要跟随父亲走上死亡之路;就算没有她父亲,她照样可以活下去。她将因此获得自由,不需要害怕。她没有响应,但我看得出来她渐渐放松,当我引导她脱离催眠状态,先前的激动情绪已不再出现。我不知道刚开始到我办公室的是哪一个她。我想继续催眠治疗,但陆续发生的事件打乱我的安排。卡伦的父亲在一周后过世了。也许和父亲过世有关,卡伦开始写信给我。虽然我说是卡伦,但我怀疑这其实是团体合作的成果。第一封信以圆润的草写字体写就,日期是1994年5月14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爸葬礼那天,我很晚才起床,感觉有些迷惘。无论睡着与否,我都在遗失时间。我们之中有些人总是静不下来,焦躁不安。在教堂时,我觉得头晕,没办法专心进行弥撒。之后,我开车前往墓园,但于追思过程中再度遗失时间。这段时间,我们“每个人”轮流忙进忙出,评论、关照各种状况;我冷眼旁观,看着这一切在我眼前发生。追思弥撒持续约15分钟,但这也是我听“他们”说的。卡伦博:“Szeretlek!”(匈牙利语,意为“我爱你”)克莱尔(对霍尔顿说):“你确定他在里面吗?这会不会又是他的伎俩之一?那里面一定很黑。你确定我们不会受伤?我还是很害怕。”霍尔顿:“他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他死了,不会回来了。记得贝尔医生说的吗?‘世界上没有鬼。’”“坏脾气”:“我希望他在地狱里腐烂!我们去把棺材打开来看看,确定他在里面。”西德尼:“我可以拿那个十字架吗?有圣水保护他吗?”卡伦1:“我知道他还是会伤害我。他不曾说过一句抱歉。他怎么能不道歉?也许天主不曾要他做任何事。说不定错的人是我。”桑迪:“好难过。我好难过好难过好难过。我觉得好沮丧。他一直很爱我。没有他,我活不下去。”朱莉:“我还是很痛。我感觉不到我的腿,我无法呼吸。我想死。”卡伦2:“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继续向前走。如果我们愿意尝试,我们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凯瑟琳:“他必须以这种方式死去,很难过。他还没向自己和其他人认错,他完完全全被否定了。我想不到有谁真的爱他,而我也不会想念他。我还有好多琐事要处理。时间紧迫,得走了。我得去登讣文。”卡伦3:“为何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们为什么要哭?他们不觉得解脱了吗?这里只有不到20个人。根本没有人在乎。”这封信似乎概略呈现卡伦——或者说全部的她——对父亲过世的情绪反应。我注意到卡伦身上的人格不仅能独立运作,卡伦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的观点也和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些都相当令我着迷。两天后,卡伦寄了一张谢卡给我,感谢我在她父丧期间的支持。她在谢卡最后写道:“虽然我感觉终于卸下千斤重担,但我同时也觉得好害怕。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请你千万不要放弃我。”※※※※除了那个“到诊所接受咨询”的卡伦,还有其他人格也在向我求救。根据邮戳,她在前面那封信的两天前曾写了另一封信给我。亲爱的贝尔医生:迈尔斯说不可以跟你说话,因为你会伤害我们,他说你会笑我。我想跟你说我的事。我出生在1967年10月29日,卡伦领受圣餐那一天。有人伤害卡伦。卡伦在那天就死了,然后我出生。莎拉也会受到同样的伤害。因为天主说,假如你想上天堂,就要先做这件事。你可以阻止那个男人吗?克莱尔迈尔斯?谁是迈尔斯?显然克莱尔还陷在往日被男人伤害的记忆里,认为他们随时都会跑出来伤害她。※※※※卡伦父丧后,她身上又陆续浮现几个独立人格,同时也开始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症状:疹子发了又退、退了又发,全身无力,腿部肿胀疼痛(显然是朱莉的毛病),但只持续数分钟,还有持续发作的头痛。医生为她安排核磁共振显像检查,想找出原因。桑迪说她“脑袋肿起来了”。卡伦的部分人格——尤其是朱莉和桑迪——与她的父母特别亲近,因此父丧再加上母亲远赴匈牙利度假令她们伤心欲绝,心力交瘁。她们渴望再次经历痛苦与羞辱,借此重建与双亲的联系。因此,卡伦表示她会故意激怒丈夫,逼他吼她打她。她说一直有人告诉她,受苦是应该的,唯有通过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才能维持与父母的亲密关系。现在他们都不在了——父亲亡故,母亲在匈牙利,因此部分的卡伦试图承受更大的痛苦,希望象征性地与父母重聚。6月14日,我又收到一封信。这次是凯瑟琳写的,笔迹跟之前的信都不一样。女性字迹,大写字母第一笔都会出现一个小圈圈(卡伦不曾这么写过),“r”的写法也比较老式。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凯瑟琳,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我负责照料所有孩童,维持卡伦正常运作也是我的职责。我不是没有痛苦,但我尽可能好好应付。我的人生道路上出现许多我并不明白的阻碍,但这些问题并非不公平的意外,这是我的选择。我生于卡伦1岁那年。卡伦17岁时,是我促使卡伦离家、离开父母的。1977年,我接管她的秘书工作。我们这个系统有好几个小孩:7岁的克莱尔,迈尔斯8岁,西德尼5岁,卡伦博2岁,朱莉13岁,还有卡伦1。霍尔顿和我把这些孩子管得好好的。他们每个人都曾受过严重伤害。我想尽我所知向你解释他们存在的理由。克莱尔(7岁)虽然她已7岁,但她的年纪永远不会改变。她诞生于卡伦领受圣餐那一天。那天,她父亲一边祷告,一边拿十字架凌辱她,同时还为她浇圣水,驱除她体内的魔鬼。卡伦无法应付这种痛苦,因此创造出克莱尔。克莱尔需要温暖,需要爱。迈尔斯(8岁)迈尔斯无法相信任何人,但是贝尔医生,他渐渐对你产生好感。迈尔斯乃是为承受愤怒而生。他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的存在。迈尔斯出现在1967年,一出生就是6岁;1969,也就是他8岁那年,当虐待事件开始时,他就停止长大了。迈尔斯是男生,他讨厌生在女性身体里。若被他逮到机会,他可能会伤害你;万一你先伤害他,那他就更有可能伤害你了。西德尼(5岁)西德尼需要别人注意他,因此他以偷窃博得大家开心。为了保护卡伦不受伤害,他撒谎。西德尼也会耍诡计骗人。他喜欢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找乐子。西德尼诞生于1962年,当时卡伦3岁。她父亲吓她,害她拉大便在裤子上,于是她父亲逼她吞下自己的大便。西德尼是为了替卡伦抵挡父亲虐待而出现的,但他总摆出一副不曾为她做过任何事的模样。卡伦博(2岁)生于1960年,出生时已两岁。卡伦博不懂英文,只会匈牙利语。她的头和腿经常痛得厉害。卡伦进行血管瘤切除手术期间,卡伦博听见双亲想放弃她,送给别人领养。从那时候起,她便替卡伦承受痛苦——卡伦假装听不懂英文,卡伦博因而诞生。卡伦的父亲掐她,用胶带捆住她的手脚并封住她的嘴,想置她于死地的时候,都是卡伦博承受了这些痛苦。手术后,卡伦博也被她父亲往墙上甩。卡伦博很丑,脸上有瘤,没有人爱她,而且大家都喜欢取笑她。没有人愿意拥抱她。朱莉(13岁)朱莉一出生就是13岁,当时是1970年,她父亲把她借给朋友玩性游戏。那年卡伦11岁。朱莉很怕男人,怕黑,一看见血就恶心想吐。朱莉有气喘病,没办法好好呼吸;另外,她也不能走路。朱莉为消除卡伦的记忆而存在。她非常非常痛苦。朱莉快要死了。卡伦1(10岁)1969年,卡伦10岁时,卡伦1出现了。卡伦1非常敏感,也很害羞。她希望永远都不要长大,永远都这么瘦小不起眼。她经常剧烈头痛。她很孤单,觉得没有人喜欢她——也包括你,贝尔医生。她用纱布紧紧缠住卡伦的胸部,导致刚发育的胸部痛得不得了。她极度害怕噪音,也常常受到惊吓。她瞧不起父亲和祖父,她祖父常戴小丑面具吓卡伦,虐待卡伦。卡伦1痛恨小丑和圆点花样。我希望这些信息多少能帮助你治疗卡伦。不过,虽然我完全理解,也信任你使用这些信息的方式,但我认为卡伦可能还没准备好。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好好谈一谈。尽管我能听见卡伦听见的一切,但她完全不了解我的想法,也不知道我会采取哪些行动。你诚挚的凯瑟琳这一次,我听从凯瑟琳的建议,并未拿信给卡伦看。卡伦对信上所写的,对他们的保护行动一无所知,我无法确定她何时才有能力承受这一切。这个迈尔斯令我不知所措,他好像有点危险,无法预测。另外几名人格——特别是朱莉和卡伦博——似乎是某种痛苦承受体,若能多了解他们一点,不知会发现什么?我对卡伦的了解又更进一步,但也更吓人。※※※※1994年7月,卡伦表示她可能在一天中经历多次人格分离。也许她一向如此,只是她现在比较能意识到自己的人格转换了。由于卡伦大多时候都处于人格转换的混乱状态,她越来越没办法掌握自己,集中意识。7月底最后一次治疗时,卡伦无法控制地哭个不停,于是我只好结束谈话。她头痛,心里也痛,最近的经历令她沮丧且精疲力竭。凯瑟琳的信寄到两天后,我又收到另一封信。最亲爱的贝尔医生:很抱歉,这么晚才写信给你,但我最近一直很忙,抽不出空来写信。你也知道,咱们这里头有太多问题要处理,我希望这些问题都能在你的帮助下顺利解决。卡伦实在太需要帮助了。感谢天主,有你在外面助我们一臂之力。她已无力胜任药店的工作,我也决定不再出手帮她。现在是迈尔斯和西德尼在顶着,但他们根本做不来。迈尔斯完全不会安排工作,西德尼一天到晚偷东西。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现在我要说发生在里面的事。最近迈尔斯很活跃,他出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想尽办法抹煞你对卡伦的治疗成果。但迈尔斯逐渐明白自己赢不过你,并且第一次好好冷静下来。我相信他开始喜欢你了。请你继续努力。我和霍尔顿会尽可能掌握每个人的活动和任务,但是真的很困难。你诚挚的凯瑟琳有凯瑟琳这样的盟友在卡伦体内跟我配合,真好,而且迈尔斯也喜欢我。以前他挺难弄的,能跟他改善关系,降低卡伦自残的可能性,这点非常重要。我开始收到其他分身的来信。通信对我帮助很大。他们多半会把信直接寄给我,偶尔也请卡伦转交(卡伦不会拆开来看)。如果卡伦在车钥匙旁发现其他分身写的信,她会带来给我。这次克莱尔的信有些心神不宁,却也解释了卡伦前次何以仓皇结束咨询。亲爱的贝尔医生:很抱歉,上次我哭着跑出你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我要付钱才能跟你说话。我好难过。我觉得你不想跟我说话了。现在我好想死。克莱尔两天后,另一封来自卡伦家、以铅笔写就、字迹紧密规矩的信寄到了。我必须承认,我总是不安又兴奋地等待每封信到来。这封信上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迈尔斯,8岁,黑头发、蓝眼睛。我很坏,任何你想得到的最恶劣的话我都说得出来。我很冷酷,个性阴沉。除非我们聊到跟邪教有关的事,否则你不会听见我的声音。大多时候都是其他人代替我发言,主要是霍尔顿和西德尼。霍尔顿说,我说的话一般人很难接受,所以我得闭上嘴巴,别人才会喜欢我。我一直很痛苦。他们说我很坏,把我归类为坏人。他们说,假如我敢告诉别人,他们会回来杀死我和我爱的人。我代替卡伦参加那些邪教仪式,这样卡伦就不会痛苦了。我除了我自己,另外还有两个独立的部分:爱丽丝帮我分隔邪教与非邪教的生活,卡尔则负责应付日常状况。现在我累了。迈尔斯我找出以前卡伦描述她身上11个人格的信来研究。现在又多了迈尔斯、爱丽丝和卡尔,一共是14个。我怀疑卡伦的分裂人格不止这些,但究竟有多少?最近这一阵子,卡伦体内的人格开始逐一浮现,而书信似乎是他们与我沟通的最佳桥梁。照这样看来,大家都想帮我——甚至包括迈尔斯。依照“标准精神治疗技术”(不给病人指示或施与压力,也不触碰病人)进行治疗最主要的好处是,我得以在“大家”观察我如何治疗卡伦的状况下,和每一个独立人格建立良好互动关系。数日后,我收到两封信(装在同一只信封里):一封来自凯瑟琳,一封来自霍尔顿。他们俩继续为我上课,尽力协助我了解卡伦的内在世界——也就是他俩所在的世界。我渐渐分得出两人的字迹了。凯瑟琳在信中写道:最亲爱的贝尔医生:希望你已收到我寄给你的整套资料,也希望这些资料多少能派上用场。如我之前向你承诺过的,我想再详细解释这里面的其他人。朱莉安15岁,她是咱们这个大家庭里最甜美可爱的一个。她精力充沛,迫

                      有真正付给李鸿章——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平心而论,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搞历史研究,一切猜想都需要证据——如果将来历史学界挖掘出来璞科第私吞50万两白银的证据,也许本文所讲的论点会被推翻——但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租界洋楼好几幢以及金银一大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钱难道都是合法工资所得么?当然,假如李鸿章能起死回生,他也许会这样为自己辩护:“当年中国受到日本和德国的觊觎,我引俄国海军到旅顺、大连来,是为了抗衡日本和德国,是为了请俄军来保护我们大清——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收了人家俄国人50万两白银,可是就《旅大租地条约》这份条约而言,它不但有利于俄国,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我们大清国!”李鸿章倘若要这样为自己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也许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因此,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条约是否有利于大清国,但身为大清国重臣,办理外交事务,收受外国巨额贿赂,都是不对的——这一点,恐怕是李鸿章所无法否认的。换句话来讲:李鸿章也许是个忠臣,但是,他同时应该也是一个贪官。他收钱的时候,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俄国人——而且不止一个俄国人,在他们内部的电报中,将这件事,用白纸黑字给记录了下来。天网恢恢——该暴露的,迟早还是会暴露——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行文到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和俄国人当年所签署的这份“佣金”为一个亿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旅大租地条约》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为此,大清国大皇帝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大俄国大皇帝派驻华署理全权大臣内廷郎巴夫洛夫为全权大臣。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之据视为妥协,商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第二款因以上缘由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以及此约各项详细,俟此约画押后,在圣彼得堡会同许大臣即刻商订,另立专条。此界线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第三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第四款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迫。若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约第八款办理。第五款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唯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七款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而旅顺大连湾两口岸为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总设所需各法,借以着实御侮;并认以己资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应由许大臣与东方铁路公司议商一切。唯此项让造支路之事,永远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第九款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换之日起举行。此约御笔批准之本,自画押后,即刻在圣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中、俄二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为凭。两国文字校对无讹,唯辩解之时,以俄文为本。此约在北京缮就二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近代史上的事情,黑幕重重,“张勋复辟”这件事,也不例外。张勋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坏人”的角色,可是从第一手史料中,我们却能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张勋,原来,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张勋是被利用了,而且还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黑锅……1917年,民国六年,也是清廷倒台的第六年。这一年的7月1日,北京城中,突然几乎家家户户都挂出了消失了六年之久的大清国国旗——龙旗。清朝,在灭亡整整六年之后,在“忠臣”张勋的武装扶持之下,复辟了!可能有一些读者受此前历史读物的影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北京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可是,事实的真相却是令人大跌眼镜。北京人民不但不郁闷,而且许多人似乎还挺高兴的,有的人甚至是逢人便报喜:皇上回来啦!皇上归位啦!年仅11岁的废帝溥仪,在张勋的扶持之下,又坐上了龙椅,并在一群前清遗臣的辅助之下,像模像样地发号施令了。一时间,许官,封爵,张罗朝政,闹得不亦乐乎。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勋复辟”事件。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就从天津发兵讨伐张勋。张勋力抗不支。这一场复辟,在仅仅持续了12天之后,闹剧般地画上了句号。对于这段历史,不少的史书说: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复辟清朝的军事政变。可是,在我看来,本案其实大有内幕,恐怕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鲜为人知的是:事实上,张勋在这一年搞复辟,是有一定的人脉支持的,当年中国大部分的重量级军阀,似乎至少从表面上都支持张勋搞复辟。也就是说,所谓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并不那么符合历史事实。我们来看看当年的亲历者、见证人,对于这件事,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当年曾经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对张勋复辟一事,是怎么说的。叶恭绰的说法,原文如下:“……1917年5月下旬,黎元洪下令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安徽省长通电独立,继而冀、鲁、豫、陕、奉、浙、闽七省相继响应独立。相当多的政客聚集到徐州,当时有相当多的军政人物支持张勋之主张:复辟清朝。张勋以为功业有成的机会到了,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显然是出人意料,叶恭绰这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的证言表明:张勋复辟,竟然是经过相当多的北洋军阀巨头首肯的。依据叶恭绰的证词,当时全国重量级的军政人物,持支持复辟立场的似乎并不在少数。当然,这些军阀是真心拥护,还是虚假附和,人心隔肚皮,那就不知道了。值得注意的是叶恭绰上述证词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八个字,它道出了张勋复辟一案深层次的内幕:张勋其实是被捧杀的。张勋是个人,不是神,他没有一眼看穿别人真心的本事,也就是说这么多的人都同意他,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是真的同意。这样吧,让我们通过更多的史料重新审视本案的来龙去脉。事件爆发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翻,此事史称“府院之争”。闹翻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两个人,分别都想争取重量级军头张勋的支持。张勋的部下苏锡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这册史料里面,对张勋复辟一案的简要来龙去脉,有这样的证言和回顾:“……段祺瑞通过冯国璋劝说张勋派兵入京驱赶黎元洪。各省督军来了许多人,包括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曹锟的代表、张作霖的代表等,会上一致推举张勋出兵推翻黎元洪,拥戴冯国璋当大总统,并恢复段祺瑞总理之职。会上,张勋的秘书长万绳栻提出条件:保皇上(溥仪)复位。大家没有答应。后来,徐树铮、胡嗣瑗等人密谋:先佯装答应张勋提出的拥戴溥仪复位的条件,利用张勋入京,推翻了黎元洪之后,再想别的办法善后(被张文生偷听到)。结果大家在一张黄缎子上签名同意了,张勋上当了。到了天津的时候,张勋和段祺瑞见面,段祺瑞对张勋说:‘要推翻黎元洪,但是清帝复辟一事,就算北方同意,南方也不会同意,因此我建议缓办。’张勋只是默默点头,没有明说答应。到了北京,我(苏锡麟)建议张勋:他们签名同意,是骗局,复辟一事,不能干。张勋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算他们是骗我,我也坚决要干的,这事儿干成,我死了也甘心。’不久,惊闻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张勋说:‘他们推我出来复辟,原来真的是在耍我,我们不能孬了,拼了命也要跟他们干到底,怕什么?到时候我们就把内情抖搂出来,难道是我张勋一个人要搞复辟的吗?’情势越来越紧张,张勋叫万绳栻马上把当时大家签了名的那张黄缎子拿出来公之于世。万绳栻说:‘缎子留在天津,我现在就去取。’不料,万绳栻一去不回。原来,签名的黄缎子早就被冯国璋的心腹胡嗣瑗用二十万元的价格买走了。在紧急关头,王士珍派人找了我(苏锡麟),要求停火,希望牺牲张勋,避免内战。我(苏锡麟)说:‘搞复辟,是各省督军一致签名同意的,现在他们反悔,玩弄张勋,是他们不讲信用,现在张勋很危险,张勋是我的长官,我不能见死不救!你回去告诉王士珍,只要(段祺瑞)讨逆军不开枪,我也决不开枪。而如果张勋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我就更不会开枪!’不料,最终还是开打了。很快,荷兰使馆派了轿车来接张勋,张勋不肯走,荷兰人强架着他上车走,张勋还咬了那荷兰人一口。后来,(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陪同我(苏锡麟)去荷兰大使馆看望张勋,张勋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问:‘皇上怎么样了?’吴炳湘说:‘这跟皇上有什么关系?’我则问张勋:‘部队怎么办?’张勋说:‘你看着办吧。’于是,我安排部队的官兵们剪辫子、换服装,发放遣散费,遣返回乡罢了……”张勋的部下苏锡麟的上述这些回忆,透露了以下三点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1.在“徐州会议”上,有相当多的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拥护张勋搞复辟。2.张勋见大家都签名拥护,有恃无恐,果断发动复辟。与此同时,那张签了名的“黄缎子”,则被段祺瑞、冯国璋势力收买并销毁。3.张勋在发动复辟之前,去天津见了段祺瑞,段祺瑞对张勋说:“请不要复辟,否则后果自负。”张勋则所恃各大军头在“黄缎子”上的签名“支持”,因而根本不把段祺瑞放在眼内。换而言之,张勋是被耍了。被谁耍了?被当年的北洋军头们集体耍了。那么,事前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佯装拥护张勋复辟,这事儿,有没有更多的证人证言呢?当然有。关于“黄缎子签名”的这个历史细节,当时的北洋军阀王占元的幕僚杨文恺,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面,留下了证言。作为历史旁观者,杨文恺在他的证言中,是这样说的:“……(徐州)开会时,张勋对大家说:‘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共和,我们想请宣统皇帝复位,北京内外的各同人都已经同意了,各国也都乐于支持,现在我与各位商量,同意的请签名……’事后听说,王占元他们是在一张黄缎子上签的名……”杨文恺的证言说得很明白:的确存在“黄缎子签名”这么一回事。同样关于军政要人签名同意张勋复辟一事,北洋历史见证人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张勋在徐州开会,各省督军应邀列席,段祺瑞派了徐树铮参加,不料,张勋讨论的却是复辟问题,到会督军首领和代表竟然也签字画押,宣誓赞成,徐树铮则没有签字……”可见,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里,虽然没有特别提到“黄缎子”这个载体,但是,“签字画押、宣誓赞成”,也是比较清晰的,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在同一点上,当年的前清遗少派、北洋旁观者张达骧,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这册资料里,也是这样回顾的:“是以徐树铮为首的北洋军头们耍了张勋。先是唆使你去干,你干了之后,我们再反对你。”张达骧的证词,关键文字是这样的:“……徐树铮急于驱黎(元洪),恐夜长梦多,就不择手段策划行动起来,他知道张勋对复辟蓄意已久,而张的秘书万绳栻素为张所推重,遂极力唆使万在张左右鼓动复辟,这是徐树铮怂恿人上梯子之后再抽梯之计,张并未悟及……”这不是“耍”,是什么?还有一个证人:曾毓隽。在段祺瑞、徐树铮利用张勋复辟这一点上,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段祺瑞曾经说过:‘张勋带兵入京打倒黎元洪,是上了我们的当。’徐树铮也说:‘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先让他复辟,我们才有机会(倒黎执政)……’”以上诸多的证人证言,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大家伙签名假装拥护张勋复辟,事后又出兵反对他——张勋,这个憨哥哥,显然是被玩弄了。于是,在各方表面上的“大力支持”之下,张勋果断带领数千名辫子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7月1日,北京城全城商民的户门口,挂上了龙旗。清朝复辟了。就在此时,果然,段祺瑞在天津起兵讨伐张勋。7月8日,段祺瑞向张勋开出了以下的和谈条件:1.取消帝制。2.解除辫子军武装。3.保全张勋性命。4.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对于段祺瑞开出的这个和谈条件,张勋是如何反应的呢?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收录了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的一份回顾:“……张勋则提出:必须允许其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徐州老巢。于是,谈判破裂,双方继续开打。7月12日拂晓,讨逆军兵分三路会攻,天坛辫子军率先投降,其余的也陆续缴械了。当时,一些军阀采取了骑墙观望的态度。例如,山东张怀芝,迟迟不发讨张电,等到得知辫子军在北京节节败退,各省纷纷发出讨张电的时候,张怀芝才仓促决定发布讨张电。7月14日,段祺瑞返京再任总理,并亲自去日本领事馆请黎元洪复职总统。黎元洪觉得自己引张勋入京造成此变,愧对国人,遂自己决定下野。于是,段祺瑞电促冯国璋入京,就职总统……”为什么张勋仅仅带了几千名辫子兵,就胆敢入京搞复辟?事件亲历者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里面,是这样认为的:“……张勋以为:在徐州军事会议上,各省军事巨头都赞成复辟了,所以只带了三千(原文如此,准确数字待考)辫子兵入京搞复辟,因为张勋深深相信各方会响应,所以不需要带太多的兵,不料,各省军事巨头临时变卦,背信弃义,食言毁约,他也没有料到段祺瑞出师竟然如此迅速……”可见,张勋是真的相信诸多将领对自己的“拥护”,才有恃无恐,仅仅带了几千号兵进了北京城,当时的张勋,还满怀信心天真地认为大家伙都会从四面八方带兵来拥护他呢。而冯玉祥,则在其《我的生活》里,摘录了张勋在失败之后,写给段祺瑞的一封信,张勋在信中,是这样对段祺瑞说的:“……勋(张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

                      ?才不是,这是多么感人,多么华丽耀眼的主仆情义啊!主人满足仆人的功名心理,让他一跃龙门成为天子门生;而仆人忠义,一日为仆终身是奴,永远为领导服务。上面只是特例,梁太监的覆盖面是全国性的,怎能只让自己家肥水反复回流呢,他要的是全天下的肥水都流向他。宣和末年,赵佶亲策进士八百人,其中有一百多人是特例的廷试。这些人以献颂上书为名,都是超级富商的子弟,特点是要才没有,要钱随便给。每人给梁师成差不多一万贯,就有机会在廷试上入选。这些人亲眼看到,梁大太监就站在皇帝的身旁,低声向皇帝说着什么,之后谁入取,谁黜落,都有了结果。梁师成不仅暗中操纵国家,还当着皇帝的面左右官场走势!这样的事几乎风传全国,宫里有个梁太监,他比宰执还好使。于是,梁师成有了个头衔——“隐相”。他终于成功了,大宋幕后的第一黑手,于无形中翻云覆雨,颠倒天地。做到了这一步,连蔡京这位正牌首相都低头了,带着长子主动拜访,拉近关系。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左右,梁师成的隐相地位初成,他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的真理,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他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声望地位。于是,他加入了艮岳的修建工程里。艮岳,这座人工山绝不仅仅是皇帝的一座花园那么简单。在当时,是最大的政府工程,参与它是地位的象征,掌控它是皇帝宠眷的体现,是每一个朝中大佬打破头都要争一次的好东西。梁师成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伸手抓了过来,给自己在赵佶心里,在百官心里的地位加上了新的砝码。从此,他为艮岳呕心沥血,竭尽所能,营建出了一个人间所没有的,连世界公认的古代七大奇迹古巴比伦空中花园都比不了的梦幻仙境。他以及他的同伙们成功了,艮岳真的建成了……他不知道的是,艮岳是大宋朝的命运之山。它建立起来的过程,是宋朝崩溃的过程;它竣工之日,就是大宋的崩溃之时!在公元1117年左右,没人能想到这一点。梁师成全身心地扑到了建筑工地上,把艮岳的第二步骤完成。第二步骤,在原有山势走向上,把各处的景点盖好。查原始资料,名目如下:艮岳广袤十余里,峰高九十步。最高点建介亭。以此分山成两片,为东、西二岭。东岭有萼绿华堂、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磴、揽秀轩、龙吟堂;山南寿山嵯峨,双峰并峙,下有雁池、噰噰亭;西有药轩、西庄、巢云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三亭、罗汉岩;再向西有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岭上岭下设有关联,关下有平地,凿为方沼,沼中有两块陆地,东边建芦渚、浮阳二亭;西边建梅渚、雪浪二亭。由此沿磴道复上最高峰介亭,亭左有极目、萧森二亭,亭右有麓云、半山二亭。介亭之北临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间,迸珠溅玉,蜿蜒玉带。从介亭西行不远有一小轩,名为漱玉。漱玉轩再西,道路皆用碎石铺砌,路旁有炼丹亭、凝真观、圌山亭。圌山亭俯视江际,可见高阳酒肆、清虚阁雕、雾阁云窗。景龙江北岸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一字排开,其支流蜿蜒南去,另组成一座山庄,别有洞天。南山之外,又有小山,横亘二里,命名为芙蓉城。景龙江之外另建房舍,格局样式比芙蓉城更为精妙。以上就是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各处景地的原始状态。说它是原始状态,是因为它还有第三个步骤。这最后一步才是艮岳的精华所在,前面的东西好有一比,是买好的清水楼。第三步是给清水楼盘装修。说起装修,是我等凡人个个头疼的问题,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对我哀叹,说装修猛于外遇啊,比什么都费钱。相信大家都有同感,说装修,那是无止无休,一百平方米的房子有价,最贵的也有个标签,装修就没谱了,只要你有钱,真来个白玉为堂金作马又如何?以赵佶的艺术品位,以宋朝的人文精华,以华夏大地的出产丰富,艮岳的装修能到什么程度,是能够想象的吗?至少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是想不到的,他们一来局促于京城,眼界不广;二来京城的权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敌对党派兴起,以往的教训告诉他们,不仅要屠杀旧势力,更要严防新敌人。所以他们必须守在京城里,哪儿也不能去。赵佶也不行,他有的是品味,是鉴赏力,不是原创力。他没有行过万里路,没见过万样物,只能像个吃客一样坐在餐桌旁,等着大厨们把菜做好端上来,才能品得出好坏。这个任务在各位大佬的心目中盘旋,最后还是蔡京想出了主意。之所以是他,是因为这次装修的风格基调决定的。赵佶身为北方人,一直向往着美丽富饶的南方,碍于祖训,他没法像后来明、清两代的皇帝那样游江南,于是他要把艮岳装饰成他的梦里水乡。在京城三巨头中,只有蔡京被贬过长江,在杭州西湖之畔生活过。这一段贬谪岁月当时是多么难熬,但是在这时已经转化成了珍贵的财富。一路之上所见所闻,所接触的人,都成了他的资本。他对赵佶说,陛下,装修分两步,第一步是采买材料。您喜欢江南风物,正好,我在南方接触过一个能人。他姓朱。第七章疯狂的石头这是蔡京在杭州结交的一个朋友,说实话,当初他身为一个朝廷大员,还真就没把一个南方土著放在眼里。可是稍微接触之后,蔡京立即服了。当时他在杭州待得无聊,四处闲逛到了苏州。苏州多园林,让蔡京流连忘返,沉醉中他觉得应该留下点纪念。做什么呢?他认为盖点宗教性建筑最好。宗教场所人的流动性最大,口碑相传最远,尤其是能一直流传下去,不像某个菜市场一样,今天盖明天拆的。他选中了一座大寺庙,想在里边加盖一座精致的僧舍。欲望是好的,但是钱、物从哪儿来?他是个贬职的京官,自身难保的。寺里的和尚给他出主意。本地有位大能人,叫朱冲。他如果出面,这事一准能成。朱冲?在接见前,蔡京稍微了解了一下,知道他只是个富商,做药材生意。据说人品非常好,寒天舍衣、病人施饵,称得上为富很仁的慈善型有钱人。好,就见一下吧。见面后,他发现与朱冲真是投缘啊,朱某很有蔡京当年零拒绝服务的风采,对京城里的高官,哪怕是贬职的,也竭诚相待,百般奉承。对于盖僧舍一事,更是微微一笑,说不必再找别人了,请给个薄面,些许小事,他一个人足够搞定。蔡京将信将疑,他要盖的房子是相当大的,不止十几个和尚的宿舍而已。却不料才过去几天,朱冲就来请他到施工现场去,一到现场,蔡京被震撼了。他从京城来,是见过真正大世面的,可也很少见到这样的效率、这样的能力。几千方大木料整齐地摆放在现场,只等工人到齐,立即就能开工。这个朱冲……不简单,蔡京意识到这一点,决定把人才收在身边。所谓上商揽人,下商揽财。人才永远是最重要的财富。而朱财富再次让蔡京刮目相看,是在他回京前提出把朱冲带进京去时,朱冲一点都没迟疑,把偌大的家业迅速安顿好,跟着他就走了。进京后,蔡京把朱冲安放在童贯手下,成为武装太监军队里的在编人员。之后,朱冲的作用迅速体现。蔡京能用几株小黄杨木让童贯等五位盖起延福宫的大太监自愧不如,都是朱冲的功劳。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官场上、商场上一招鲜的确能吃遍天,可是有时效性。谁能用一种款式、一种招式长时间地让对手吃瘪呢?朱冲能!比如童贯能亲自下江南给赵佶搜罗艺术品,他接触到的南方玩家会少吗?有资料显示,当蔡京把南方的花木带进皇宫之后,很多势力都第一时间有样学样,派人到江南搜索新奇东西进贡给皇帝了,其中就有蔡京那位青出于蓝胜于蓝,对老爹像仇人一样凶残的大公子。蔡大公子的最大愿望就是颠覆老爹取而代之,邀功取宠的机会怎能让老爹专美,他的人带回来各式各样的江南物件,可惜没一样能入赵佶法眼。归根结底,他没有朱冲的采办能力。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完成,相当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打响,谁能在新一轮的装修之战中胜出,才能真正确立宋朝第一采办的地位,更能通过这个,把赵佶的好感牢牢拴在身上。到这时,朱冲没什么好遮掩的了,最好的采办的底蕴是什么?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东西吗?不,绝不是这样,只有深深了解朱冲底细的,才会知道朱冲到底想做什么。这是出身决定的。宋朝发展到一百五十年以后的这时,基本上各行各业都定型了,比如说最为人称道的商业。多少豪门富户与高官、贵族甚至后宫勾结,利益环环相扣,连王安石都拆解不开,形成了无比稳定的圈子。这种稳定让新人绝望,就像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谈起改革开放初期,那批最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是多么幸运啊,随便买点股票,半个月不到一万就变十万了,这是多快的速度。三十年过去,什么位子都没了,什么空子都堵上了,让绝大多数想白手起家的人绝望。三十年就这样,一百五十年又如何?而朱冲,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最初的身份接近于赤贫,得靠给人做佣工,才能勉强活命。朱冲做苦力时非常失败,能力就不说了,据说在苏州人里也不算是身强力壮,偏偏性格还有问题。此人聪明、狡黠、倔犟、不安分。具体的表现就是不听话,简直到了桀骜不驯的地步。这就没搞头了,悲剧的降临只是时间问题,当那天出现时,朱冲不仅丢了工作,还被狠狠地抽了顿鞭子。看上去很凄惨,不过这才是他新生命的开始。不这样,他只会是一个优秀的苦力,那个时代里的路人甲,凭什么当上后来宋朝最大的官办采买人?凄惨的朱冲带着一身的鞭痕逃出了家乡,到邻近市县躲风头。天晓得为什么在芸芸众生中是他得到了好运,一次普通的躲风头,居然让他一步登天。他有奇遇了,一个奇怪的人给了他一些奇怪的药方。药,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是为数不多的迅速让一个赤贫者变成富豪的东西。成功的可能性,有件事可以参考对比。犹太人做生意,一直恪守着珠宝、饭店这两项赚钱祖训,理由是只要男人有钱,就会被女人掏出来买珠宝;是人就得吃饭,哪怕在战争中,饭店都有生意。于是,生意长盛不衰。他们错了,医药才是最赚钱的,因为它最必需。相比之下,不买珠宝的女人很多,吃普通食品的人更多,可药品就不同了,永远少不了,并且铁价不二,一旦身份变为顾客,即便是上位者,也要随行就市。多牛啊,无论是宋朝还是现代,医药都能迅速制造出富豪来。朱冲有钱了,却变得更清醒,他记得富人安全守则里有这样一条,“有钱无权被人欺”。没有坚实的背景,钱只是招祸的东西,带不来半点幸福。那好吧,索性把游戏做大,他攀上了蔡京的肩膀,到艮岳接下装修任务时,终于可以直接为皇帝服务了。装修艮岳是宋朝最顶点的辉煌,是它走向深渊的最后一步,这样重大的任务,朱冲也觉得力不从心了,一位新人走上了舞台——朱冲的儿子。这人很传奇,身为一个小小的官方买办的儿子,居然混到了和蔡京、童贯、梁师成这三位巅峰级别大佬一样层次的帝国蛀虫。蔡蛀虫是帝国首相,拥有官方话语权;童蛀虫是武装太监,掌握着帝国最强兵力西北军;梁蛀虫身为帝国隐相,复制了皇帝过半的实力。这三个人几乎把帝国三分了,朱冲的儿子还能做什么呢,凭什么和人家分庭抗礼?很简单,上述三人分的是党、政、军,唯独没包括财。小朱同志填补了这块空白。这孩子叫朱勔,当他走到前台后,号称最有钱的宋朝人集体倒霉了,远不是多几种税、催得狠这么简单。采买,第一步是领钱。有道是阎王不使唤穷鬼,给皇帝办差更得拿工资,而且是先拿。朱勔先到国库里支银子,多少数额完全随心所欲,在艮岳工程的浩大影响下,哪个衙门敢查他的账?拿到钱后坐船过长江,两浙湖广,整个南方的花鸟鱼虫全在笼罩范围之内。比如太湖石,某块超级巨大,造型神奇,朱勔专门造了一艘巨舰运进了京城。赵佶一见大喜,赏给每一个装卸工一只金碗,并且封这块石头为“盘古侯”。有爵位的石头。某块灵壁石,高、阔均两丈有余,上千人抬不动,运进京城时得把城门拆了才成。赵佶认为这是神物,亲笔写了六个大字:“卿云万态奇峰”。以一条金带悬石挂上。成仙的石头。华亭(现上海市松江县)悟空禅师塔前一株唐朝桧树,枝叶纷披冠盖庞然,连华亭都没法运出。怎么办,拆华亭,造巨舰,从海上走。结果某天海上风浪大作,巨大的树冠和风帆缠在一起,树倒船翻,全船人淹死。以上只是某些知名的特例,采办的种类按特点可以规划到自然界出产范围。这个范围内的好东西搜得差不多了,朱勔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处——人间。话说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可见皇帝的喜好是风向标,全民学习。这时赵佶爱装修园林,江南方面跟风的人风起云涌。比如浙江一个叫卫清叔的人,他的花园里有座假山。这座“假”山连绵二十余亩地,各处风景点盖了四十多座亭子。退休的侍郎俞子清更上层楼,他的“假”山起伏延展,上边有一百多个峰点,高的达到二三丈。都不过分修饰,保存原有山野风韵,其间犀株玉树,森列密布,“俨如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状。”其他中小户人家,积累一百五十余年平安富足之后,这类东西也不少。朱勔怎么会忘记、放过它们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应该搜集起来,献给皇帝。这个过程显示出了朱勔的功夫,首先他能知道谁家有什么好东西,您家有,那么恭喜了,朱勔的手下们会不请自来破门而入,在该东西上盖一块黄帛。这就是御贡品了。谁也不准动,更不能有丝毫的损伤,至于损伤是否存在,伤到了什么程度,与该户主人对朱勔的勒索满意度的贡献直接挂钩。如果贡献值不足,那么说有伤就有伤。没伤,轻轻推倒摔碎了,这回有伤没?验过伤,该御品进入保护待运期。要一直由原主人保存,直到各种选定的御品达到一定数量,一起起运。起运时,是所有原主人的噩梦。不管该御品多大,搬运工从来不走门,都是把墙拆掉,进行立体搬迁。那一天全城轰动,无数的墙被推倒,无数的屋子倒塌,一片混乱之中几乎从无例外,该御品搬走了,屋子里其他值钱的东西也都不见了……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头。装修还有第二关。从原产地把东西置办齐了,还得运到装修工地嘛。这个过程要怎么做?宋朝一百五十余年经营,帝国各地的水系都与京都开封相通,运粮的、运菜的、运各地特产的,早已形成了规律。朱勔作为装修特派员,本是有专用船只运工的,可是他搜集的东西太多,悄悄地说,远远不是专运给艮岳的,他家、蔡京家、童贯家、梁师成等京都大佬们都在中间插了一脚,各家都有大花园的,捎带一些不是很正常吗?于是,朱勔手里的运输工具不够了。不够?简单,放眼望去,河面上都是船,每一艘都是大宋子民的,那么每一艘都可以被征用。从这时起,华夏大地上最恐怖的一个词出现了,叫“花石纲”。纲,指政府指派奉皇帝命令的货运过程。花石,特指赵佶在这段时期在江南大地收集的自然艺术品,自从花石纲出现,全国的交通运输全部瘫痪。不管是水道上,还是陆地上,甚至是海运中,各类运输工具只要在朱勔搞运输时被看见了,立即就被抓到一块,原来的事都放下,统统装上花鸟鱼虫老树怪石,向京城进发。总结一下,上面的搜罗控制在自然界、人间社会两方面,综合来看可以归纳为地球表面之上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朱勔做到了这些还不满意,觉得仍然有对皇帝尽忠的地方。艺术是什么?范围太广了,但是可以归纳为现在进行时的和过去古董式的。朱勔的心思就动在后一种里,作为神州共主,难道只向活人收税吗?为什么死了的埋进坟里的就可以免交?不管你是先秦的还是五代的,只要还在汉族的地盘上,就别想幸免,这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全国上演挖坟大比武,不管是谁的坟墓,只看谁能挖出来惊人的货色。货色都运进京城,搬到皇帝的多宝阁里,这才是气派,才是修养,才有品位!艮岳就在这三种举

                      始猛烈地攻城。太原城虽然城墙高大,但在和攻城的叛军交锋时,城墙难免会出现破损,这个时候那数万个土坯起了关键作用,哪里有损坏的地方,李光弼让人立即用土坯堵上,由于土坯结实耐用并且运送方便,叛军虽然进攻猛烈,但太原城依然稳如磐石,十万叛军围攻太原城足足将近一个月,但就是破不了城。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那“三板斧”的气势开始削弱,双方陷入了拉锯战中。李光弼明白,太原之围虽然暂缓,但叛军已经将太原围了个水泄不通,自己手中这点人马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时间长了太原城早晚会被叛军所攻占。可是目前又无法指望外部增援,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利用目前掌握的资源,使其实现最大化的价值来尽可能地逼退叛军。在所有的资源中,李光弼最为看重的还是“人”,为此他在军中张榜招贤,哪怕只会雕虫小技的也被选中做自己的参谋,然后根据他们的能力予以适当的使用。在这些人中有擅长制造投石机的,每发射一次巨石能击毙二十多个叛军,攻城的叛军被巨石击中而死伤的达到十之二三。不过在这些人中,对李光弼帮助最大的还是三个擅长铸钱的工匠,当然李光弼并不是看重了他们的铸钱本领,而是因为这三个人除了铸钱之外,还擅长挖掘地道。随着这三个工匠的出现,随着李光弼的灵光一现,中国战争史上一种全新的战法出现了,名曰——地道战!史思明看到太原城屡攻不克,而李光弼更是死守不出战,无奈之下他只能派人使出了老的不能再老的方法——骂战,试图激怒李光弼出城与自己决战。面对史思明的挑衅,李光弼让士兵们协助三个擅长挖地道的工匠,将地道一直挖到城外,那些在城下辱骂挑衅的叛军士兵,在没有任何征兆下,忽然被脚下伸出的一双手应硬生生地拖进了地底,叛军中所有人全都傻了眼,很快他们就看到太原城头上那些人被斩首示众。于是,叛军之中开始流传唐军中出现“土行孙”的传闻,许多人走路时全都盯着脚下,唯恐被伸出的双手拽进地底,渐渐地搞得人心惶惶。当史思明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在他二十多年的征战中,从来没见过这种打法,所以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但史思明明白一点,那就是要尽快攻克太原城,否则还会节外生枝。所以,在第一波猛攻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史思明下令掀起第二波攻势,这次他甚至让人制造出了一种叫“飞楼”的攻城器械,然后蒙上木幔,修筑土山,试图居高临下攻城。史思明虽然准备充分,但李光弼似乎并不为所动,就在史思明开始修筑土山的同时,李光弼干脆让三个工匠带领士兵挖一条直通史思明土山工程的地道,结果是史思明的土山工程竣工之日,也是这个工程的崩塌之时。据史料记载,当时死于崩塌者将近万人,最关键的是由于李光弼的地道战法作战隐蔽,史思明完全找不到唐军的影子,这让他十分郁闷。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史思明有些黔驴技穷,只好下令将围城部队后撤几十里,以减轻在军中逐渐蔓延的恐慌心里。从开始的猛烈围攻到现在叛军的后撤,李光弼的地道战发挥了巨大作用。太原城中的老百姓对李光弼的足智多谋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李光弼却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他知道太原之围如果不彻底解除,叛军虽然后撤,但时间长了还是难以长久坚持。李光弼的地道战虽然让叛军恐慌至极,但并没有产生致命的一击。如何能在地道战的基础上给予敌人致命的一击,或者是利用地道战创造出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的机会,这是摆在李光弼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名将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名将,除了作战勇敢、足智多谋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在战局完全被动的情况下,看似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中,寻找出有效的办法,变被动为主动,直至最后的胜利。李光弼就是这样的人。在李光弼看来,地道战已经发挥了作用,接下来是要利用“地道”这个出其不意的通道,来实现主动进攻的机会,为此他想到了诈降。李光弼的计划是:继续将地道向前挖至叛军后撤之后驻扎的营地地底,在上面留下一层薄薄的土层,从表面看上去和普通的地面没有任何区别,然后以木支撑作为陷坑,派几千人出城诈降吸引叛军的注意力,而城中则埋伏准备出击的几千士兵,利用叛军准备受降的机会,让敌人纷纷陷落坑中,然后利用叛军营地大乱的机会,迅速出击一举击垮叛军。当李光弼实施这个计划时,史思明看到李光弼这段时间似乎没有什么动作,他并没有进攻太原,而是在中军大帐仔细思考先前的失败原因,以及未来攻克太原的方法,他距离蔡希德所率的前军还有几里的距离,所以前军准备接受投降的事情,史思明并不清楚。直到史思明得到前军校尉的急报,说前军大部分士兵纷纷陷落坑中,李光弼率领人马已经杀出太原城时,史思明才知道原来李光弼为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而自己却浑然不知。由于李光弼突袭的速度实在过快,等到他想组织反击时,前军和中军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尤其是蔡希德所率的前军基本上已经失去抵抗力量,所以史思明已经没有时间再采取任何应对之策。他目前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撤退。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七日,在前后经历了五十余天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后,李光弼取得了太原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在这期间李光弼只在太原城内东南的一个角落里搭了一个小帐幕稍事休息,如果有紧急情况他马上赶去处理,几次路过自己的家门而不入,一直等到彻底打败叛军后的第三天,将各项公务处理完毕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家中。应该说除了英勇善战和足智多谋之外,李光弼的人格魅力也是太原能够坚守到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原保卫战可以说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李光弼及太原军民的壮举,是中国古代城邑守卫战中“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李光弼以就地组建的劣势兵力守城,采取加固城防、顽强坚守、创造新型战法和不断寻找战机出战相结合的灵活多变的策略,不仅使十万叛军始终无法攻破太原,最终更给予叛军歼灭性的打击,前后共击毙叛军六万人,扼守住了河东通往朔方、河西、陇右的通道,有效掩护了李亨身在的朔方战略基地。由于太原一战实在太过重要,当李亨得知李光弼的胜利后,他亲自下诏褒奖,以示荣宠,进封李光弼为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就在李光弼坚守太原的同时,另一位名将郭子仪利用李光弼牵制十万叛军的机会,从洛交出发,一路攻取了冯翊(今陕西大荔),继之挥师向东,直逼河东。二月二十一日,郭子仪率兵渡河进至河东城下,河东司户韩雯打开城门投降,叛将崔乾佑连夜奔逃到马邑(今山西运城西北)。但马邑守军已经归顺唐廷,崔乾佑没能入城,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一路向北逃窜,河东地区就此收复。如果说李光弼坚守太原是为守住通往朔方的要道,那郭子仪进兵河东则是为了清除攻取两京道路上的障碍,更主要的是截断身在长安的叛军退路。平定河东后郭子仪并没有停止脚步,立即让儿子郭旰及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柞率兵南渡黄河攻取潼关。由于当时叛军疏于防守,唐军破关斩将,重新夺回潼关,但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听到潼关失守后,立即重兵增援潼关,使得郭旰等人大败而回,潼关再次落入叛军之手。不过从整体的战局来看,唐军当时虽然还没完全掌握主动,但因为没有丢掉太原和郭子仪不失时机地收复河东,使得唐军不再像最初那样被动,至少和叛军形成了相持局面,甚至大有反攻之势。就在李亨厉兵秣马,重新集结兵力准备全线反攻,以光复两京时,占据洛阳的安禄山,其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安史之乱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场内讧中,元凶安禄山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第四章光复两京元凶授首自从安禄山占领洛阳之后,在很多人看来他似乎不再是那个最初站在范阳城楼上那个意气风发的人,从自封皇帝到延迟进攻长安,安禄山似乎有些满足现状不求进取,从客观结果上也给唐朝政府以喘息的机会。李亨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才得以在压力不那么大的情况下,积极重整兵力试图反攻。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事实上安禄山并不是没有进取心,迟迟不进兵长安,反而在洛阳做起了“临时皇帝”,是因为他占领洛阳后,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安禄山早年患有眼疾,自从起兵以来,由于日夜操劳加上精神紧张,使得他的眼疾越来越严重,视力亦随之大幅减退,进入洛阳后加上纵情声色过度,使得他在进入至德二年(757年)以后,双目逐渐失明。安禄山本就是个性格暴躁的人,无奈因眼疾失明使他的性情变得越来越古怪,不久他又患上了痈疽,发作起来疼痛难忍,这让他更加凶狠暴躁,左右侍从稍不如意,就立即被他辱骂鞭打,甚至被无故残杀,致使人人自危忧惧不安。由于身体的原因,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逐渐怠于政事,手下的将领很难见其一面,所有的军国大事悉数委托给他最为信任的谋士严庄。严庄本是范阳一介书生,后来安禄山招募有才之士充当自己的谋士,严庄应征前往,由于才学俱佳,得到了安禄山的重用。安禄山起兵之前,严庄是力主安禄山起兵反唐的,而且出了不少好计策。安禄山称帝后加封严庄为宰相,不过严庄虽然深得安禄山的信任,但由于安禄山生病后变得异常暴躁,所以严庄有时也逃不过一顿皮肉之苦,长此以往不仅使严庄与安禄山开始离心离德,而且也让严庄产生怨恨之心,甚至产生杀死安禄山的想法。很快,严庄找到了机会。安禄山有个小妾段氏看到安禄山病魔缠身恐有不测,遂想趁安禄山活着的时候,立亲生儿子安庆恩为太子,以图日后把持朝政。安禄山为了讨段氏的欢心,欣然同意了段氏的请求,可问题的关键是安庆恩此时尚且是个襁褓中的婴儿,这让安禄山的另一个儿子安庆绪大为不满。安庆绪是安禄山的次子,当时已过而立之年,被封为晋王,跟随安禄山起兵反唐一路南下,立有诸多战功,是安禄山所有儿子中最为能干的一个,也是安禄山手下的重要将领和得力助手,他继承了安禄山身上的特质,但却是个比他老爸更加心狠手辣的主儿。安禄山决定立安庆恩为太子,让安庆绪不满之下又生出一种恐惧之情,他不甘心就这样被人取而代之,甚至坐以待毙,而且对手尚且是一个婴儿,安庆绪实在不明白老爸安禄山的脑子里到底少了哪根筋。安禄山的决定让他和安庆绪之间的矛盾陡然尖锐起来,《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当时其内部是“虽腹心雅故,皆为仇敌”,也就是说看似风平浪静之间,实则蕴含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而这一切当然全被精明的严庄看在眼里。所以,严庄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机会,采取借刀杀人的策略泄私愤,怂恿安庆绪莫失良机除掉自己的父亲,自己取而代之。当然严庄之所以有把握这么做,正是看重了安庆绪是个狼子野心的主儿,为了得到权力,他可以将自己的老爸杀掉。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严庄的预判十分精准。虽然最初安庆绪有些犹豫不决,但在严庄那“大义灭亲之举”等慷概激昂言辞的忽悠下,安庆绪最终下定决心干这桩不成功则成仁的买卖。决心已经下定,接下来则是如何实施的问题,当时安庆绪和严庄一致认为由他们亲自动手不是上策,应该找一个安禄山身边的人充当杀手,这样可以掩人耳目,对外宣称安禄山是暴毙而亡。想来想去他们共同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安禄山的贴身宦官,名叫李猪儿。李猪儿应该不是本名,但谁也不知道这位宦官本来的名字,他从十岁起就开始服侍安禄山,颇受宠信。安禄山因为腹大过膝,每次都是李猪儿用头顶住安禄山的大腹,然后帮他系衣带。或许正是因为过于亲近的缘故,在安禄山失明后性情越来越暴躁时,李猪儿是所有人当中被安禄山鞭打次数最多的人,正所谓记仇不记恩,李猪儿也成为最怨恨安禄山的人。李猪儿作为一个下等人,本来是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的,杀死安禄山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直到严庄和安庆绪向李猪儿表明了态度,才燃起了李猪儿心中复仇的怒火。于是一场争权夺利的父子相残、同室操戈的政变由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开始发起。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初五子夜!在万籁俱寂之时,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各执兵器悄悄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寝宫之外。在此之前为病痛与暴躁的情绪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安禄山已经进入梦乡,而且不时发出震耳欲聋的鼾声。把守寝宫的士兵在看到安庆绪等三人到来后,没有提防的心理,放三人进了寝宫,就这样三个人顺利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床边。安庆绪俯身仔细端详安禄山,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十分敬重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安禄山决定起兵反唐的时候,他简直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对神的崇拜。但是今天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不择手段杀掉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的生身之父,虽然此前安庆绪已经下定决心,但当这个时刻真的到来时,他的心不禁猛烈地跳了起来,手心开始出汗。“晋王!别再看了,我们出去放风,让李猪儿赶快动手吧,如果陛下醒来麻烦可就大了!”严庄低声说道。安庆绪依旧出神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似乎并没听见严庄所说的话,直到严庄拽着他往外走,安庆绪方才回过神来。就这样安庆绪和严庄携带兵器站在安禄山的帐外以防不测,李猪儿则留在帐内充当杀手。“啊!”随着帐内的一声惨叫,安庆绪和严庄在帐外清楚地知道李猪儿已经得手,不过正待他们要进去的时候,只见李猪儿满身血污地跑了出来,严庄一把抓住李猪儿低声问道“怎么样?成功没有?”“成,成,成功了!不过……”李猪儿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向帐内,严庄顺势望去,只见安禄山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鲜血和肠子不断从他那肥大的腹中流出,或许是因为李猪儿力道不够,或许是因为安禄山腹部实在过于肥大,以致安禄山在挨了刀后,居然没有立即死亡。“这一定是家贼所为!”安禄山不愧是曾经的一员猛将,在中刀之后疼痛难忍的情况下神志依然清醒,甚至还不断用手左右摸索,试图寻找兵器以自卫。面对此情此景,安庆绪和李猪儿已经吓得不知所措,只有严庄依旧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快步走到安禄山的面前,抽出身上的佩刀,狠狠地向安禄山的脖颈砍去,霎时间鲜血迸出,安禄山犹如一摊软泥一般,顷刻间倒地身亡。脸上被溅满鲜血的严庄丝毫没有慌乱,他将佩刀重新插回腰间,回头对安庆绪和李猪儿说道:“咱们赶紧在他的床下挖个深坑,将他的尸体先埋进去,然后擦干这里的血迹,后边的事情我来办。”在严庄的组织下,安庆绪和李猪儿协助严庄以最快的速度在安禄山的床下挖了个巨大的坑,然后用毡子包裹好安禄山的尸体,连夜掩埋在坑中,严庄尤其叮嘱内宫的人不要走漏风声,否则格杀勿论。转天清晨,朝官们依然像往常那样上朝,而严庄也像往常一样率先出来和官员们见面,不过今天和往常不同的是,严庄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大燕皇帝安禄山病危。“陛下病危,已经下诏书立晋王为皇太子监国。”严庄一边说着,一边拿出那封他昨天夜里伪造的诏书开始高声宣读起来。等他读完后一把拉过安庆绪坐上了那个宝座,然后带头跪下行礼。在严庄的妥当安排下,安庆绪就这样坐上了太子宝座,三天后又在严庄的策划下,宣布安禄山驾崩,安庆绪成为大燕第二代皇帝。面对朝臣们的庆贺,安庆绪终于长抒一口气,而严庄在君臣一片欢呼声中,也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是在叛军集团内部,或许谁也想不到安禄山的死亡会是一个标志,它仿佛隐约预示着叛军终将败亡的命运,正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安史之灭,自灭也,互相杀而四贼夷,唐不能俘馘之也。事实上,当李亨听到安禄山死亡的消息后,这件事的确让他信心倍增,在此不久后,他即开始将自己收复两京的计划付诸实施。再图进取几乎就在安禄山

                      发!注意,是爆发不是开始。因为每个国家都以本国投入战斗的日期作为“二战”开始时间。比如,中国认为“二战”开始于1937年“七七事变”,而美国显然太夸张了,说日军1941年年底突然袭击珍珠港才算“二战”开始……这是一笔糊涂账,根本算不清。就目前来说,欧洲战场还未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暂搁下不谈。对于中国来讲,固然有国军将士英勇奋战,但截至1939年年底,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仅以二十余万伤亡的代价,便让中国几乎陷入了绝境。天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这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全部被日军占领。自此,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尽落敌手,所有主要铁路线均被敌人掌握。中国海军全军覆没。自此,北起山海关、南到汕头的出海通道均被截断,这意味着“香港路线”完全中断。不幸的是,“西北路线”也中断了。1938年和1939年的秋夏之交,苏联和日本在中苏两国的边境地带打了两架,史称“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第一架日军小胜,第二架苏军惨胜。鉴于大家的实力半斤八两,日本和苏联决定讲和,讲出来的结果就是《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自此,中国与苏联的陆路交通基本断绝,苏联也停止了对中国本就不多的援助。于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包括从国外购买的或者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只能是通过暂时没有沦陷的西南部进出。而从中国西南部通往东南亚的路也就两条。一条是桂越公路。桂越公路是广西与越南之间的一条国际交通线。当时,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也就是说要走桂越公路还得看法国人的脸色,而且广西随时面临日军的攻击,很不安全。另一条则是滇缅公路——云南与缅甸之间的一条国际陆路交通线。需要强调一下,这条公路是抗战爆发后才修的,为什么要修这么一条公路呢?主要的理由前面说过了:桂越公路不安全。滇缅公路则相对比较安全,毕竟日军需要跨过广西或者打到缅甸才能威胁到这条公路。所以二十万老百姓不怕苦、不怕死,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便修筑了一条跨越中国岩层最坚硬(喀斯特地貌太多)的山区、最湍急的河流(怒江),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1938年8月,滇缅公路通车。公路进入缅甸后,就跟缅甸国内的铁路连接了起来,可直达仰光。仰光是一座海港城市,抗战期间,中国几乎所有从国外购买的以及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都从这里输入。可问题是,从哪里弄来的钱买战略物资呢?美国。1938年年底,国民政府退入重庆后,美国人终于弄明白了形势,不再固执于《中立法》。有鉴于此,在驻美大使胡适和银行家陈光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靠以货易款——逐步卖桐油给美国以偿还贷款的方式,换来了美国人的第一笔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这就是“桐油借款”。毫无疑问,依靠这几千万美元,国民政府是可以暂时轻松一段日子了,但此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此之前,美国的援助方式是买中国的白银,以钱换钱,这次是直接借钱给中国,开了贷款援助的首例,突破了中立法的限制,就此打开了美国援华的大门。接下来的两年内,中国继续用滇锡、钨砂等战略物资以货易款,又找美国借了一亿多美元。截至抗战胜利,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高达八亿美元,绝大部分属于免费赠予。在美国的影响之下,英国出于希望中国照拂一下缅甸(缅甸为其殖民地),多跟日本扛几天的目的,也给中国提供了五百多万英镑的贷款。所以,从通车时起,滇缅公路就成了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是埋葬日本灭亡中国梦想的大道!必须保护好,不容有失。这就是后来中国组织远征军进入缅甸的真正原因。形势如此恶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日本也不轻松。日本本是希望速战速决的,所以一开始便孤注一掷。要说这种选择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日军做到了五个月就占领中国首都,一年多就攻陷了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从古至今,没有几个国家输到这个份上还不投降的!窝囊如法国,不仅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军直接绕过,成了摆设,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而且面对德国的进攻(1940年5月10日开打),只用了六个星期(6月25日)就放下武器成为德国的附庸。当然,这可能是由法国唯有靠外国人领导才能打胜仗的传统决定的。譬如,在科西嘉人拿破仑的带领下,法国才能称雄欧洲。可令日本意外,令全世界意外:除去精神就几乎一无所有的中国人,竟然还在坚持,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在用行动履行着“抗战到底”的誓言!反观日军,在经历了最初的顺风顺水之后,现在已经陷入苦战,极不情愿地被拖入了持久战的深渊。日本人被迫一面巩固占领区,试图以战养战;一面加强如进攻长沙、南宁之类的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同它谈判,屈服停战。其实,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就是以打促和,争取喘息之机。蒋介石曾在1938年4月9日的日记里写下:此时可战可和,应注意和局与准备。因此中日双方都希望坐下来谈谈,但日本人竟然向蒋介石提出:一、在华北、华中、外蒙古等地建立亲日政权。实际上就是建立“国中之国”。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这根本不是谈判,这是刀架脖子上赤裸裸地抢劫!国民政府吐了日本一脸口水,强硬拒绝了这些可笑要求。蒋介石不答应,却有人答应。杀出个黎明第七章汪精卫终究没能成神鸟

                      汪精卫晚节不保

                      抗战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毛泽东,这些蒋介石曾经的敌人,此时大都坚定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在强敌压境的危急关头,在懦夫们悲观的聒噪声中,仍然无悔地走在“抗战到底”的路上。但不到两年的时间,半壁江山沦于敌手,百万将士血洒疆场,自然有人对蒋介石等人的强硬立场表示反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要数后世臭名昭著的“五人团队”——梅思平、高宗武、周佛海、陈公博及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梅思平,之前提过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此人当过教授,干过江苏省督察专员、保安司令等职务,是很有前途的高级干部。高宗武,29岁时成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正厅级干部),是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外交大员。周佛海的官方职务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副主任,位高权重。周佛海还曾是中共“一大”代表,“联俄联共”那会儿,他和许多中共领导人一起加入了国民党,只不过后来别人退出了,他一直留了下来。和周佛海一同留下来的,还有他的好哥们儿、后来做了汪精卫副手的陈公博。陈公博原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他和周佛海的关系特别铁,铁到几乎可以穿同一条裤子,一三五你穿,二四六他穿,星期天就让裤子歇一天吧,他俩都裸奔。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两人一起同流合污,全心全意干了不少坏事,什么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玩弄女性统统包括在内。汪精卫就不多说了,全身上下都是光环,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这些人的官位都不低,都是党国大员,任谁都要给几分面子,不愁吃不愁穿,也不用上战场。可为什么要跟主战派唱反调?原因不难理解,相信大家看一看“五人团队”带头大哥汪精卫的语录就知道为什么了。汪精卫语录一:“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汪精卫语录二:“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汪精卫的言下之意是说,如果明摆着打不赢还要打,无非是失去更多的国家主权,牺牲更多的国民。这样下去将使中国亡国灭种,所以应该“和平救国”。“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期待日本放弃他们几百年以来一直坚定不移的侵华政策,将结束中华民族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日本的施舍,就如羊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狼的大发善心!愚蠢的想法,实在是愚不可及!如此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汪精卫的大局观和政治智慧不但没有进步,似乎还退步了不少。汪精卫不明白,即使没有他的所谓“和平救国”、“曲线救国”,战争也自然会进入战略僵持阶段。因为日本人真的打不动了。日本常驻中国的兵力高达一百三十余万(驻扎关外的“关东军”和驻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含华北、华中、华南方面军以及海军舰队),人吃马喂,伤员救治、死者抚恤,还有其他战争开销,耗资巨大,令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日本不堪重负。日本急需在其控制区恢复秩序,实现正常生产,以实现以战养战。于是,日本在中国扶植了一些傀儡汉奸政府,帮助他们恢复社会生产秩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就是众汉奸政府之一,但这里面的汉奸大多是北洋时期的小角色,如王揖唐、殷汝耕,号召力很差。而有号召力的北洋大哥们,如曹锟、段祺瑞、吴佩孚,则宁死也不当汉奸。当年北伐要打倒的北洋军阀,居然没有一个人当汉奸,还真是出乎世人意料。日本人正打算做北洋元老唐绍仪的工作时,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就出手了,将冤枉至极的一代名流唐绍仪刺杀于家中。如此一来,日本人的汉奸政府可就缺少了一个有影响力、有破坏力的人物。就在日本人饥渴难耐的时候,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出现了。汪精卫在无法说服主战派走“和平救国”道路的情况下,委托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本秘密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日本支持汪精卫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另立“中央”,汪精卫则以优厚的讲和条件与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对于自己即将迈出的这一步,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我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火坑我跳了。汪精卫本是要做神鸟精卫,可一步走错,做了精卫鸟人。三十年英名扫地不说,还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938年12月中旬,汪精卫乘飞机从重庆至昆明,随后抵达越南河内,走上叛国之路。12月底,汪精卫发表声明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建设东亚新秩序”计划(即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1939年1月初,国民政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其后,蒋介石下令狙杀汪精卫。由于日本老板对新晋重点员工汪精卫的安保工作做得十分到位,使得戴笠的军统连续失手,只有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运道不佳,还没来得及享受新公司的“福利”,就被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陈恭澍干掉了。1940年3月,汪精卫对外宣称“还都”南京,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正式接管沦陷区,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汪精卫的伪政权完全克隆了国民政府——三民主义还是指导思想,青天白日满地红还是国旗,孙中山还是革命先驱,双十还是国庆节。弄得比真的还像真的。至此,中华大地上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权。一、长春的伪满洲国。领导人是溥仪,此人在任期内无任何作为,是一个真正纯粹的、天然绿色的傀儡。二、南京的伪国民政府。领导人是汪精卫,“五人团队”所有成员都身居高位。汪精卫在任期内为摆脱傀儡地位,做出过一定程度的努力。三、重庆的国民政府。领导人是蒋介石,这个政府领导了全国正面战场上的八年全面抗战。四、保持独立自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在延安,领导人是毛泽东。中共建立和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汪伪政权成立之前,虽然抗战意志动摇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不管以何种理由投降日本人,都不光彩,所以这些人都选择骑墙观望。可当汪伪政权成立后,形势顿时逆转过来,这些首鼠两端的人纷纷投日。这是因为,汪精卫的投敌不仅减小了汉奸们的心理压力,鼓舞了汉奸们的斗志,而且还为汉奸降日提供了理论依据。大小汉奸们奔走相告:汪主席说了,降日不叫投降,叫投身“和平运动”。我们都是“曲线救国”,我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都是秉承国民政府的意志!随后,轰轰烈烈的“清乡运动”开始了。“清乡运动”大致可以理解为,武力清除沦陷区一切敌对日本的力量,为日军建立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这个“武力”的名号有好多,诸如,东亚皇协军、兴亚同盟军、东亚同盟救国军、自治军、护国救民军、清乡军……看得头都晕了,还好后来有人给汪精卫的这群手下想了一个统一的称号——伪军。

                      铁血张自忠

                      1940年5月,日军为了配合优柔寡断、懦弱自卑的汪精卫卖国投敌,也为了报复国军的“冬季攻势”,决心打开从湖北通往重庆的通道,干掉主战的重庆蒋介石政府,于是发动了“枣宜会战”。稍提一句,在这之前,日本人还发动过一次“随枣会战”,但冈村宁次败给了李宗仁的防守反击。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一次,日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沿长江西进,直捣陪都重庆!重庆岂能不守?于是蒋介石让李宗仁挂帅,调动三十余万人马,在湖北的枣阳和宜昌之间摆下战场,与日军血拼。在战斗中,敌我双方你来我往,中国军队也曾经获得了胜绩,但李宗仁没能重现台儿庄奇迹,也没能继续“随枣会战”的辉煌,重要关隘一个个失守了。就在蒋介石忧心如焚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更难受的消息——张自忠殉国了。张自忠,这个曾经被很多人误认为可杀可辱的“大汉奸”,以自己在对日作战中的优异表现,从抗战初期的师长累升至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他的上将兼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使他成为“二战”期间盟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从长城到卢沟桥,从台儿庄到宜城十里长山,张自忠不止一次让大和哭泣。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仍在奋勇杀敌。让我们一起追忆张自忠在生命的最后十天里的英风豪情,敬祭将军忠魂。5月7日,留遗书与好兄弟冯治安,率部东渡襄河,主动出击,给日军以极大威胁。随后,日军调集主力,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15日,被困于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16日,奋勇督战,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力战不退。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若定,身中七弹,仍呼喊“杀敌报仇”,为国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虽然将军已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张自忠在魂归天国的那一刻,一定是极为安详的。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摘掉了戴在头上三年之久的汉奸帽子,捍卫了自己视为无价之宝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在“枣宜会战”接下来的战斗中,国军踏着他的血迹与强敌死拼。战至激烈处,一座城池能数易其手。1940年6月中旬,国军终以数倍于对手的伤亡为代价,将日军堵在湖北不得西进,成功拱卫重庆,屏障西南大后方。在本节的最后,让我们以张自忠生前的誓言为结束语,向为中华民族重生之最后一段艰苦行程而杀身成仁、见危授命的英雄们致敬!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敌后抗战

                      自从汪精卫把伪政府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之后,就一直不怎么走运

                      成了最大的问题。当时有人建议前往河西、陇右,有人主张北上朔方直奔灵武,有的则认为应该直接奔赴太原和郭子仪、李光弼会合,甚至有的请求返回京城长安。总之一句话,马嵬驿兵变虽然没有引起更大的政治波动,但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室对于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一时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李隆基也没了主张。因为虽然经历了马嵬驿兵变,但李隆基内心依然没有改变前往蜀中的决定,但此时的他知道自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牢牢地将局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周围的声音逼迫他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倾听,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不断打嘴架的过程中,李隆基发现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发言,这个人就是时刻跟在自己身边的高力士。“力士啊!说说你的想法吧!”李隆基对高力士开口说道。高力士在众人纷纷发表意见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他也没有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相反高力士始终在揣测李隆基的心理,凭借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李隆基的了解,以及皇帝陛下急于寻找到安宁之地的心理,高力士拿准李隆基八成是想继续前往蜀中,所以当李隆基开口问他的时候,他说出了早已经设计好的话语:“陛下!老奴认为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但太原虽固,可是那个地方距离叛军实在太近,很是危险;朔方之地靠近边境,那里有很多胡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很难驾驭他们;而西凉距离咱们这里实在太遥远了,如果没有充足的准备,是到达不了那的;蜀中虽然地方狭小,但却是块富庶之地,表里山河,内外险固,所以老奴认为还是应该前往蜀中。”当高力士缓缓说着上边这段话时,虽然李隆基没有给予任何的肯定,但从他那逐渐露出笑容的脸上看,他还是十分认可高力士所说的一切,只是当时众怒难犯,所以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依然保持沉默,不言所向。“高力士说得不错,可是蜀中虽然是理想的避难之地,但您能保证昨天参加兵变的将士们到达蜀中后能够绝对安全吗?高力士能保证杨国忠的旧部不清算这些人吗?”说话的人是韦谔。“更何况……高力士是您亲手帮助杨贵妃自缢的啊,无论如何您是跑不了的!”韦谔的话虽然难听,但却是实情,这一点恐怕连高力士也未必能够想到,前往蜀中有可能将他自己的性命也卷进去。所以韦谔说完后,高力士没有反驳,而是低下头默默不语。“依臣看来,如果真想回长安,必须要有御敌之策,我们这样慌张地出来,现在重新回去不是好办法,不如立即前往扶风,然后再做打算。”扶风(今陕西宝鸡东)地处关中与蜀中交界,西行可进蜀中,东行可退关中。韦谔事实上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来统一众人的意见,因为如果在马嵬驿耽误过多的时间,叛军有可能就会从背后追过来。韦谔的话一出口,便得到了李隆基和众多大臣的同意,在他们看来,眼下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就在李隆基决定起驾就道时,忽然被一群当地的百姓拦住去路。于是,一场“遮道请留”的大戏就此上演。“草民听到陛下要前往蜀中,这可万万不能啊!长安的宫阙那都是陛下的家居,陵墓都是陛下祖先的陵墓,如今陛下舍弃了这些东西,前往蜀中要做什么啊?”那些老百姓跪在李隆基面前,不断叩头着说道。不过在李隆基听起来,百姓们说的话有些讽刺的味道,让他顿时感觉惭愧至极。面对百姓们挽留外加讽刺式的话语,李隆基沉默良久,那一刻他觉得无论说什么,其言语都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所以他决定选择逃避,让太子李亨等人留下来安抚百姓,而他自己则带领禁军飞驰而去。让李隆基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成全了太子李亨的皇帝之梦,也让处在危机之中的大唐帝国开始重现生机。李隆基的离去让百姓们很是失望,现在太子留下了,他们当然不能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于是众人趁势围住太子李亨继续哀求道:“既然至尊不愿意留下,恳请殿下留下吧,我们愿率子弟跟从殿下杀回长安,如果殿下和至尊全都前往蜀中,谁做中原百姓之主?”坦白地讲,这场“遮道请留”的大戏是否也是李亨安排的,我们不能完全从史书中找到答案,但《旧唐书?李辅国传》记载:至马嵬驿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也就是说,东宫太子党当时已经有了抛却李隆基的意志,可以说李辅国的建议也是符合李亨心意的,毕竟蜀中是杨国忠的发迹之地,到了那里之后前途未卜,而且十八年始终在委曲求全中生存的李亨也肯定想摆脱桎梏。“遮道请留”事件并不一定像马嵬驿兵变那样,是一场精心谋划的事件。它很可能是一件偶然出现的事件,但这恰恰给了东宫太子党机会,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而李隆基不失时机地留下太子李亨安抚百姓,很可能他已经看出了东宫太子党的心思,要知道李隆基此时虽然已经老迈,但还不至于糊涂得一无所知。当李隆基留下太子亨后,百姓们的劝说虽然正中李亨的下怀,但十八年来那充满危机与险恶的生存环境,早已经使李亨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他是不可能过早暴露自己意图的。所以,当他听完百姓们真挚的话语后,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欣喜与激动的神情,反而以一种诚惶诚恐的姿态对百姓们说道:“至尊冒险远行,我这个太子怎么能够离开他呢?况且我也没有向至尊当面请辞啊!我还是将大家所说的话禀告至尊,我也尽量挽留他。”言罢,李亨准备策马前行。没想到李亨刚刚说完,三子建宁王李倓和宦官李辅国死死地抓住缰绳不放,同声相劝道:“安禄山谋反以来,四海分崩离析,今天殿下如果和至尊一同前往蜀中,叛军一旦烧毁栈道,中原地区从此就是叛军的天下了,现在殿下应该立即想着该如何平叛,使江山社稷重归于安,这才是最大的孝道啊!不必在意儿女情长那点区区的温情。”显然,当李亨回绝百姓们的劝说时,李倓和李辅国已经明白李亨的意图所在,作为东宫太子党的骨干成员,此时他们必须要做好配角儿。“建宁王说得很有道理,儿臣还是希望殿下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违背良策,不要辜负百姓们的期望啊!”忽然间,一个响亮的声音从人群中响起,这个人说完后立即跪倒在李亨的马前,说话的人是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顺便说一句,李俶就是后来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李俶跪在马前的举动,让百姓们更加坚定了挽留李亨的决心,于是众人纷纷效仿李俶也都跪倒在马前拦住李亨的去路。“既然大家执意让我留下,我必须要先禀明至尊,俶儿你去办这件事吧!”李亨见时机已经成熟,他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在众人挽留太子李亨的时候,李隆基虽然一直在前行,但他让众人放慢了脚步,等待李亨等人一同赶上来。可是他最终等来的却是长孙李俶,当他听完李俶的禀告后,这个垂垂老者不禁仰天长叹,感叹天意如此,自己只能顺势而为。“太子仁孝,希望你们能够好好辅佐他,不要挂念我,西北很多胡族部落,我待他们不薄,必要时可以引为外援。”随后,李隆基将禁军两千人及飞龙厩良马五百匹拨给了李俶并叮嘱道。至此,李隆基和李亨两个人分道扬镳。从马嵬驿兵变到“遮道请留”事件,就李亨的初衷来看,时刻是为了满足对最高权力的渴望,但他决定与李隆基分道扬镳在当时从客观结果上对处在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大唐帝国来讲却是一件幸事,从此以后李亨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担负起平定叛乱、重整河山的重任。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五日,在建宁王李倓的建议下,李亨带领众人前往自己曾经担任过朔方节度使的朔方镇。七月十日,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充满危机和艰辛的长途跋涉后,李亨终于抵达了朔方重镇灵武。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城南称帝,改元至德,成为大唐帝国的第八代皇帝。直到现在为止,李亨才真正有一种挣脱枷锁的快感,如愿圆了十八年的皇帝梦,从而结束了那惶惶不可终日的不堪回首的日子。是日,李亨下制书以告天下,在那篇长长的制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这既体现了李亨的一种决心,更像是一个预言,因为在此之后,李亨正是按照这句话的标准,努力使这个帝国重新回归正途。第三章重整河山故人出山从李隆基率领一行人长安仓皇出逃到李亨灵武称帝,大唐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在转瞬之间完成了角色转换,李亨顺应人心走向前台,而李隆基则避居蜀中退居二线。马嵬驿兵变虽然酿成了一场杀戮,但客观上也实现了大唐帝国新老交替任务。当然这要得益于安禄山在攻陷潼关后,并没有立即攻打长安,从而给了大唐帝国高层以喘息的机会。然而就在李隆基走出长安的十几天后,安禄山的大军最终还是打进了长安。所以,接下来留给李亨的将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当了皇帝固然让李亨十分兴奋,但接下来他必须要动用全国的力量迅速平定叛乱收复失地,重振昔日大唐帝国的雄风。作为曾经征战过沙场的李亨在完成皇位继承大典后,并没有过多地沉浸在喜悦中,而是立即以皇帝的名义首先将郭子仪和李光弼召至自己的麾下,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北都(今山西太原)留守;任命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三军,身肩平定叛乱、收复两京的重任。而正是李亨的这个任命,也让后来的大唐第九代皇帝唐代宗李豫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不断创建军功。在李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筹划部署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不仅仅只是一位统领兵马的将军,除了做好军事部署之外,作为皇帝的他还必须要统筹好全局,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他从马嵬驿带来的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李亨想到了一位故交,他坚信只要这个人来到自己的身边,自己将万事无忧。李亨想到的这个人名字叫李泌。李泌,字长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李泌七岁那年曾当面批评名相张九龄不该喜欢“软美者”(带有娘娘腔的文人学士),让张九龄佩服得连呼他为“小友”。天宝初年,李泌曾在嵩山上书论施政方略,深得李隆基的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官,就此与太子李亨结下深交,后来为杨国忠所忌,被迫归隐颖阳。李亨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李泌了,但年轻时代结下的友谊还是让李亨对这位才子颇为挂念,所以他决定派人前往颖阳请李泌出山辅佐自己。当李泌接到李亨的邀请后,他感受到了李亨的诚意,而且现在是李亨的天下,他不用再担心受到排挤,所以他义不容辞,欣然应征就道。至德元年(756年)八月,李泌晓行夜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李亨身边,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仕途之旅。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他居然会像姚崇、宋璟等那样,成为大唐帝国的中兴宰相。李泌的到来,让李亨感到无比欣慰。事实上在李泌到来后,当时的局势迫使他没有立即投身于平定叛乱中,而是积极协助李亨协调平衡李唐皇室成员的关系。当时摆在李亨面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平叛,但以李亨为核心的李唐皇室如果不能形成合力,平定叛乱无异于痴人说梦,李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李亨即位后很想立张良娣为后,便让李泌制书准备册封事宜。而李泌坚持要让李亨亲自下诏册封。张良娣的祖母是李隆基生母昭成皇后的亲妹妹,当年昭成皇后被武则天所杀,七岁的李隆基失去母爱,张良娣的祖母勇敢承担起了抚养李隆基的义务,关怀备至视同己出。李泌认为如果李亨亲自下诏,无疑是一次缓和长期以来李隆基和李亨之间因为权力斗争所产生矛盾的机会,这对于接下来的平叛大有益处。李隆基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太上皇的特殊身份还是决定了他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人。不可否认,李泌的初衷是好的,但张良娣的性格决定了她是个唯我独尊的人,她的所作所为也为刚刚到来的李泌出了不少难题,但作为政治家、战略家的李泌却很好地化解了所有难题。张良娣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被立为皇后意味着什么,她在刚刚到达灵武后便为李亨产下一子,取名为“佋”,在得知自己即将被立为皇后的消息后,她恃宠生骄竟然想要把刚出生的儿子立为将来的储君。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同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在未来最高统治权力归属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广平王李俶性格温和,对于深处动乱之中以及刚刚经历马嵬驿兵变的李唐皇室来讲,李俶明白此时此刻退让是理想的选择,然而性格耿直的建宁王李倓却选择了硬碰硬的对抗。对于张良娣而言,这场斗争本来并不占优势,是一场一对二的对抗。但无数的事实证明,在每一次政治斗争中,都会有政治投机分子夹杂其中,当时宦官李辅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看到张良娣受到皇帝的宠爱,所以选择和张良娣联手对抗李倓,而李俶因为选择了退让,所以这场斗争形势变成了只有李倓一个人在战斗。李倓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是孤军奋战,在他看来,只要自己坚持的,就一定要达到目的。为此他亲自找到李泌密谋清除张良娣和李辅国,但被李泌所制止,李泌告诉李倓目前这种局势下,尽量不要再为自己的父皇添乱,暂且隐忍,不要率先出手。不久后张良娣和李辅国知道了李倓有清除他们的想法,便率先出手,他们的策略是离间李倓和李俶的关系,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但由于招数过于低级,被李泌识破,李泌在李亨面前仔细分析利害关系,才让两位皇子成功渡过危机。李泌本以为一场危机在自己的周旋之下已经过去,但李倓显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在知道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后,他勃然大怒,将李泌的忠告与叮嘱抛诸脑后,贸然晋见李亨揭露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阴谋。事实证明,纵使你握有万般真理,但不合时宜的真理就是谬论。张良娣是李亨最宠爱的人,李辅国有拥立之功,两个人在李亨那里红得发紫,怎么可能指望李亨相信李倓一个毛头小子的话。所以李倓说完后,立刻受到了李亨的怒斥,他受到的评价是任意妄为,祸乱人心。这样一来就给了张良娣和李辅国机会,这两个人知道李亨的态度后,立即联手出招在李亨面前陷害李倓,说他之所以如此任意妄为是因为皇帝陛下没有让他做天下兵马大元帅,而且意欲谋害广平王李俶。于是大唐帝国的又一位皇子在皇帝的猜忌之下被无故地冤杀了。李倓被杀当时最受触动的当属广平王李俶,很长时间以来,他和弟弟李倓的关系十分和睦,现在弟弟无端死在张良娣和李辅国的手中,这让李俶很是愤怒,出于为弟弟报仇以及自保等多种原因的考虑,李俶决定不再选择退让,主动出击除掉张、李二人。当李泌得知李俶的愤怒及其计划时,他急匆匆地赶来制止李俶,由此两个人开始了一番充满玄机的对话:“广平王不可莽撞,难道不见建宁王之祸吗?我和陛下有约定,等到收复京师后,就重新回到深山隐居,成为平民远离祸患。”“先生如果离开了,那我就更加危险了啊!”“广平王不必忧虑,只要尽心尽孝就可以了,张良娣一个妇人只要顺从她,让她开心,她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但愿能像先生说的那样,我尽力而为吧。”通过李俶和李泌的对话来看,李泌固然有保护李俶的意思,但也有不愿意惹祸上身的味道。可以说李倓被杀让李俶陷入了孤立,事实上李泌告诉李俶的方法并不是就此妥协,而是一种变相的积蓄力量,人要跳得更高时,必先下蹲然后再跳起。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段对话也蕴含了李俶有意拉拢李泌的意味,因为李倓死后,李俶明白自己有可能会成为太子,而李倓被杀事件,对于李俶来讲有利有弊。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是利大于弊,首先因为他的隐忍,张良娣和李辅国逐渐忽视了李俶这个对手,而且通过和李泌的对话,他隐约觉

                      布于1645年10月11日。此前不久,多尔衮也宣布在山西没收贩卖的私茶。此令颁布于1645年9月12日。同上书第十九卷,第232—233页;又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三十二卷,第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0页。此令颁布于1645年11月27日。?同上书第三十二卷,第384页。此令颁布于1647年7月18日。?同上书第四十二卷,第491页。此令颁布于1649年2月19日。?《世祖实录》第三十八卷,第448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03页。?米切尔:《满族统治的起源》,第94页。?关于此令的撤销,见马:《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2页。?同上书,第349页。?从辽东向北京的移民浪潮接连不断。根据朝鲜的目击者记载:“沈阳农民,皆令移居北京,自关内至广宁十余日程,男女扶携,车毂相击。”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56页;又见郑克晟:《多尔衮在满族封建化中的贡献》,第1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二卷,第493页。此令颁布于1649年3月2日。?那些在旗下服役的汉人同样将他们的土地献给满族主人,以逃避赋税。1644年政府令地方官制止这种事情。?京城周围八府的大多数土地都属于明朝皇帝或皇亲。1502年,帝国全部私有土地的1/7都落入了皇帝之手。皇庄由宦官头目管理。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41—142页。在山西,也有许多明王庄和官庄。仅大同周围即有皇戚4000人之多,然而,当大顺军经过此境时被驱走或杀死不少。参见1644年9月6日姜璜的奏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41—150页。多尔衮在北京取得政权之后,他命令,属于明朝勋贵的田地,不能让新朝的权贵或官员占用。给户部的这一命令引起震动;而明贵族却因此一度对满人表示了很大的支持。这些明朝贵族开始申报自己在京城周围的田产。一年或更多的时间以后,大量的这种庄田被没收为旗地了;至1649年,像湖广这种地区的明朝国戚也被当作平民一样对待,甚至被迫服劳役。巴哈那于1649年7月9日奏书,《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100页;另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8页。?这些土地不具有“封建”的性质,也就是说,旗人不是通过提供兵役而换取土地所有权的。田主死后,田地并不转授他人,参见阿萨尔·阿里:《奥兰赞布统治下的莫卧儿贵族》,第64—67页,莫卧儿的授田制度可以作为比较。?1638年,满族旗人除了壮丁大约还有56825人,1735年有89735人。至18世纪晚期,满八旗有约6万名士兵,蒙古八旗兵1.7万人,汉八旗兵2.4万人。八旗士兵及其家属总共约10万人。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61页。?1645年6月8日,多尔衮接到了大量“土寇”的奏报。他让其大臣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农民变成了不法之徒。10天后,他收到了给事中李士焜的奏书。李在其中谈到:都城周围300里内,大多数土地已为旗人所占夺,而旧日居民被迫为盗。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8—49页。关于政府的救济措施也见同上书,第54—55页。有些被夺去产业的人最后落居于辽东。1653年的安置流民法规定:凡有能力招徕一定数量流民,在盛京安居乐业者,习文者授县丞、主簿,习武者授把总。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23—124页。?这里关于圈地的叙述,根据的是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35—340页;黄汉良:《中国的地税》,第65—71页;马伯乐:《明朝的灭亡》,第189—191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背景和意义》,第46页;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第四卷,第10页。大面积受此影响的府有:顺天、天津、保定、河间、仓州、永平、宣化、真定和德州。此后几年中,这些地区都成了盗贼活动的主要地区。从理论上说,土地或是皇族或旗人的庄田,或是以六垧为额授给旗人以代替原来每月的钱粮供应。1647年,这种授田数量在法律上永久化了。但军官可以另外得到60垧。1649年,从辽东新迁至的民人法定每人授田五垧。而在1650年,这种五垧的授田扩大到了原来的旗人。实际上,直到1669年夏,当康熙皇帝亲令停止圈占和授田时,圈地活动才告结束。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8、157页。?最初,土地被满人圈占的汉民或许可以得到其他地方的土地作为补偿,并免税一至两年。他们也可以在清明与重阳两个节日里回到被圈田地上扫墓。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6页。?满族进京几年以后,老百姓的牲畜十分缺乏。一头水牛值银20两;一头大水牛值银可达30两。因此,湖南便以人代牛,六或七名男人牵犁耕田,每日可犁三至四亩。劳动强度很大,田却犁得很浅。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5页。?1647年5月2日,多尔衮听从户部建议,禁止“带地投充”,同时也不许畜奴。《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7—368页;又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卷,第1页。然后,这种现象仍在继续,直至顺治帝亲掌政权时才被最后制止。周藤吉之:《清初的投充及其起源》,第32—33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8、84—89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第46页。?多尔衮把直隶最东北部的最好田地给了他自己所在的正白旗,虽然这些田地原来应留给镶黄旗与正黄旗。多尔衮将永平府作为他嫡系的居住区,其目的在于借此控制经山海关进出东北的要道。两个黄旗分别居住在北京的北部;西部为两个红旗;南部为两个蓝旗。在鳌拜的怂恿下,在1666年正白旗与镶黄旗交换了土地。他是想把东北较好的土地给他自己所在的镶黄旗。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55—5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170—175页;凯斯勒:《康熙》,第46—4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31页。?彭鹏:《中藏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0页。?例如,1653年永平和保定遭受洪水袭击时,许多满人轻易地抛弃了田地,宁愿靠政府赈济的米谷过活,也不愿亲自耕种。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2页;也见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97页。?村松祐次的《中国北方的满族旗地》中有详述。西人甚至贷款给旗人,要他们以旗地为抵押。1751年1月7日,户部奏报,有些西人暗中成了旗地的受押人。傅乐淑:《1644—1820年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188—189页。?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始终对那些逼人为奴者及窝主处以放逐、充边的惩罚。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28—329页。?甚至在满人离开辽东以前,他们就与旗内的“包衣”发生了冲突。这些汉人秘密地结成帮伙。1642年,有这样一群人逃离了清朝控制地区,随后转至山西。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页。据报在1644年,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逃亡包衣。逃民如此之多,以致政府不得不在兵部特设一个机构负责追捕之事。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93页。?例如,1649年5月6日的诏令,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3—34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6页。勒索的机会是相当多的。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0页。?孙襄的生平见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169页(第一九○卷,第1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5页。此令颁布于1648年10月5日。尽管这激起了一时的怨恨,但清朝的这种种族分隔,制度在较长时间看也许减少了种族间的冲突。“内城”中的原有财产被没收或出卖了;尽管这些被征用的人户享有免税三年的特权,但仍会造成很大的生活困难。然而,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太监们(他们控制着租给商人的官建的商业街道)和锦衣卫的权贵(据16世纪初的调查,他们拥有京城大多数货栈店铺)。他们从皇城中搬迁一空,可能倒为汉人提供了一些新的投资机会——过去在宦官权贵的权势下,他们被剥夺了这种机会。关于晚明的北京,威克兰《万历朝的北京》一文随处可见。至于内城旗营的居住区,见《世祖实录》第四十一卷,第483页;第四十六卷,第535页。汉旗仍留在内城,每旗负责看守一门(如,正黄旗守正阳门,镶黄旗守东直门与西直门,等等)。谈迁:《北游录》,第347页;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1页;又见林语堂:《京华烟云》,第2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5页。京都那些负责守卫库房、巡护官衙的胥吏和随从,被允许住在官署之中。准许汉民白天来访此区,但不准过夜。后来,由于需要有人提供副食日用品,商人与店主便被允许在“鞑子城”居住了。又见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7页。?这里主要是对事实上的联姻的承认。1648年10月6日,多尔衮告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6页。八天后,摄政王对于种族通婚作了规定:凡希望嫁给汉人的满族官员之女需呈明户部,登记户口;希望嫁给满人的汉族官员之女也需报部登记;非官员家妇女许配满人听其自便,无须报部。并告诫满人务必合法结婚,除了正式的妻子,不许另占汉族妇女。同上书第四十卷,第467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21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最初建立驻防旗兵的有:北直隶的顺德,山东的济南、德州、临清,江北地区的徐州,山西地区的路安、平阳和蒲州。?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124页(第一八六卷,第4—5页)。?张申道:《有城墙的都市的形态》,第92页。?郑天挺:《探集》,第175—176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22、149页。?鲁很快升为总兵,在帮助收复陕西延安后,在家乡负责清军北直隶真定的防务《贰臣传》第十卷,第7—8页。山西、江南、陕西、甘肃的绿营兵组建于1645年;福建、两广、贵州与云南的绿营兵也分别在1650、1651、1658、1659年组建。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第36—42页;吴卫平:《八旗制度的兴衰》,第182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12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10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38—3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2页。清朝在北京统治的第一年里,任命的巡抚中满人稍多于汉人;但是,在1645年与1651年之间平均63%的巡抚是汉人。1652年后,满人巡抚的比例又有上升,至1658年升至70%。至1669年,80%的巡抚是满人;1674年,90%的巡抚是满人。1690年,满人巡抚的比例又逐渐下降;至18世纪后期,达到了满汉各半。参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化》。?然而,在征服中国南部的过程中,这种控制招抚官员的方式被迫放弃。需要把他们派到离都城更远的地方去,给他们更大的机动性,所以,控制也因之松弛了。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为“三藩”埋下了祸根。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39—40页。?当大顺军队过固关,向北京进发时,曾有意或无意地堵塞了居民水井。所以,在他们向西撤退时,落入农民手中的散兵游勇便被砍断了左手,作为报复。边大绥:《虎口余生记》。?陈永福即是常被认为是射瞎李自成一只眼睛的人,尽管实际上这是他的儿子陈德在1641年3月21日李自成围攻开封时射中的。当1642年10月开封府被洪水淹没时,陈设法乘船逃脱了;尔后,当1643年明朝官军与李自成农民军进行争夺潼关最后大决战时,他继续在孙传庭麾下指挥一翼。而在李自成击败孙、进入陕西后,陈率领几千最亲信的部队逃往山中。由于白广恩的苦劝,陈最后还是投降了起义军,尽管他认为他伤了李自成一目,会被其杀死。在他首次拜见李自成时,李宽恕了他,因为那天的战斗双方都在拼死相斗。陈的这一行动对许多同时降于李自成的明朝官员震动很大。张守常:《陈永福》,第64—69页。?曾国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7页;谢国祯:《南明史略》,第40—41页;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161—163页。?仅在大同就有918个这种“堡”和约100关卡。那里的守卫仔细检查行人的口音,以确保危险人物处于控制之中。作为1449年土木之变的后果之一,为了防御蒙古再次南下劫掠,明廷做了极大的努力去加强宣府与大同的军事堡垒。“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该省北部紧倚长城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军事社会;大量的力量用于防御,并生活在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0—271页。这些城堡与烽火台一直存留至今,或依倚山岭,或俯瞰平川。?《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38页。?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第9—10页。?吴惟华是原朱元璋麾下的一位著名的、后来封为伯爵的蒙古将领的后裔,在北京投降了多尔衮,并在进攻山西时被任为汉军首领。最后,吴升为一名总兵,并被封为侯爵,加太子太保。《贰臣传》第九卷,第7—9页。至于给叶臣和巴哈那的命令,参见《世祖实录》,1644年7月17日和8月4日,第五卷第58页和第六卷第65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2页。?同上书第七卷,第81、83页。?同上书第七卷,第79、82页。然而,尽管几乎所有重要的明朝军队都承认了清政权,但是,吴惟华仍没有足够的兵力(他自己只有1200名骑兵,加上200名官员和扈从),使他敢于进攻守卫在太原城的陈永福和大顺军。《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7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8页。马国柱是较早的降臣之一。1632年,他就向皇太极提出了征服中国的计划。《清史稿·马国柱传》;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页;曾国荃:《山西通志》,第27页。?他建议,为了表示对学问应有的尊崇,政府应在已经平定的地区举行科举。同时,应该接纳更多的贡生以扩大考试名额,对于擅长地方军政事务的官员的推荐应有明文规定。这样,吏才与学问就会被人们看成是立国之本了。过去教师通常是生活中失意的老者才去作的,而今天,应该从年富力强的人当中选拔,当给予官禄。忠孝清白、德行卓异者应受到褒扬,清寒之士应该给予俸禄,应试者应发给盘缠并在京城提供专门的旅舍。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5—8页。这份奏书只注有顺治元年,没有月、日。1644年9月2日,曹还奏请在辽东

                      美女裸体无遮挡武器的更新,更是作战理论、训练方法、军队组织形式的全面进步。能练出这么一支军队,不能不归功于熟谙军事的将才袁世凯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不过成功人物的背后,总有那么一个默默奉献的人。站在袁世凯背后的人,就是默默奉献的徐世昌。徐世昌当年放弃帝都高级干部的身份,来到天津小站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纯粹是为了帮兄弟袁世凯一把,真是讲义气!在天津小站,徐世昌起草了大量关于军队的章程,各种制度,包括汇报给朝廷的奏折,上传下达,搞人际关系,一言难尽!总之,天津小站练兵的一切成绩都离不开徐世昌的出谋划策、呕心沥血,袁世凯应该为自己十八年前的慧眼识人感到骄傲!当然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位先生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一线技术人员也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后中国人练兵就不用再如此依赖德国人了。这段宝贵的经历将他们锻造成了能练兵、能打仗的将才。此时,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天津小站军事集团的能量。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些跟随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家的军官,爬到省军区司令位置以上的就有三十四人,其中还出了四个民国总统、九位民国总理。“天津小站团队”的这些成就是不可思议的,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第九章晚清冤案之戊戌政变

                      老跟李鸿章唱反调的人

                      就在袁世凯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光绪皇帝也没有闲着。1875年,4岁的光绪继位。十四年后,即1889年,18岁的光绪终于结婚了,这年纪在当年那是绝对的晚婚,要知道清朝皇帝多在14岁就成婚了。光绪晚婚的原因很简单。清朝有规矩:皇帝结婚后,训政(譬如垂帘听政)之人必须将政权归还于皇帝。而慈禧不愿意那么早就退居二线,所以就拖到了光绪18岁。直到大婚的这一年,拖无可拖的慈禧终于答应把政权还给光绪(归政)。可实际上,慈禧在归政后,并没有完全交出权力。按照规矩,慈禧不能像以往那样随时随地地接见大臣、接受大臣的直接上奏,但她给自己开了两个后门。一是她一手提拔的军机处首领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庆亲王奕劻可以随时觐见,这两个人还可以带领普通大臣觐见,也可以转呈普通大臣的奏折。二是光绪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必须向她请示,她同意之后才能施行。总之,慈禧依然没有远离帝国的最高权力。光绪与同治不一样,他不喜欢锦衣玉食、无所事事地终老一生,他是一位有血性、有理想、有抱负的上进青年,他渴望自己有所作为,他渴望摆脱操纵。于是,他向慈禧示好、向慈禧称臣,为的就是终有一天可以摆脱“亲爸爸”(慈禧)的控制,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皇帝。当然,光绪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一个人一直在他身边为他出谋划策,教他示好、忍让,是他绝对的主心骨。他叫翁同龢。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此人乃是珠穆朗玛峰级的考试专家!搁在今天就是一名“学霸”,不信请瞧:15岁中秀才,21岁被保送(拔贡)到国子监上学,23岁中举人,27岁考中状元,入翰林院。翁同龢35岁做同治的老师,45岁教光绪读书。两朝帝师,清朝第一人,实在是了不起!当然,翁同龢除了做老师,还有正经的官位。他曾任刑部侍郎(司法部副部长)、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军机大臣。在他的政途中,有两件事情很有名,一是参与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二是与李鸿章的恩恩怨怨。这里重点说一说第二件事情。翁同龢有一个叫翁同书的哥哥,这位兄台在跟太平天国打仗时不仅弃城逃跑,还包庇立场向来不坚定的苗沛霖,结果被李鸿章一状告到了皇帝那儿(李鸿章《参翁同书片》)。结果自己被流放新疆不说,还连累老爹翁心存被气死。翁同龢与李鸿章两人因此结下了梁子。从此以后,李鸿章支持的,他就反对;李鸿章反对的,他就支持。在他跟李鸿章唱反调的岁月里,有两件事情最有名。其一,在他做户部尚书的岁月里,克扣北洋水师经费。他曾经说:这十几年来,买的枪炮、军舰已经足够多了,因此我们应该暂时停止拨款,把钱用来疏通河道。原话如下:十余年来,各省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翁同龢《筹备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其二,甲午之战前,李鸿章说:咱们搞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翁同龢则以军机大臣的名义回复:俄国人靠不住,也不用他们帮忙,大清单挑没问题!一句话把李鸿章顶了回去。后来打了败仗,翁同龢又说了:这李鸿章,打仗老是搞被动防御,贻误战机,典型的右倾,应当批判!于是,李鸿章丢官去职,暂时当了平头老百姓。后来,翁同龢也为自己在民族大义面前因私废公感到羞愧,他在日记里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只不过这后悔来得太晚了。光绪其实是一位好皇帝话说回来,翁同龢、光绪师徒二人采取了示弱路线之后,慈禧开始放手让光绪处理一些事情。史实上,能体现光绪拥有一定自主地位的第一件大事,当属在甲午战争中主战。只可惜,光绪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却让全国臣民见识了他的“无能”,本来要让国家自强雪耻,没想到却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不过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这场战争在带给光绪教训的同时也打开了他的眼界。他不仅认识到了日本人明治维新的成功之处,而且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还认真读了都察院整理出来的官员奏折和公车上书,这让他内心有了一些想法,他要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刚好翁同龢因为甲午之战失败而翻然醒悟,明白中国确实不是日本的对手,西人治国有法度,西法不能不用。由于师徒两人都意识到了变法的迫切性,于是立刻行动起来:招纳人才,听取建议。翁同龢很快就为光绪招纳了四个维新人才:陈炽、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陈炽,《盛世危言》序的作者,对经济学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当前职务是军机章京,是很有前途的国家高级公务员。文廷式,翁同龢的六大得意门生之一,光绪爱人珍妃的老师。至于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哥哥沈曾植是当时的大儒,是极具社会地位的学者,翁同龢很欣赏他的书法和文章;弟弟沈曾桐虽然没有哥哥出色,但也是个学历非常可观的庶吉士。虽然这四个人的资历很不错,对维新变法的理论研究很有见地,但力量还是有些单薄。刚好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科举结束之后也没有回老家,此时正在公卿大臣之间宣传维新变法,翁同龢听说他们有创立“强学会”的意愿后,也表示了笼络之意,双方一拍即合。1895年11月,大名鼎鼎的维新派大本营强学会成立。说起强学会,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就是领袖。其实这是误解。学历不出色且没有一官半职在身的康有为、梁启超资历太浅,影响力不够,不具备做领袖的条件。强学会真正的领袖是光绪和翁同龢,辅以陈炽等人做中层管理,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则是具体办事跑腿的,不过两人的工作态度倒是十分积极。强学会的成立确实拨动了众多热血知识分子那颗力图强国富民的心,众人自发自觉地支持强学会,出谋划策,捐钱出力。顺应时代潮流的强学会影响越来越大,可惜这帮人太急于求成,恨不能几天就叫日月换新颜,其激烈的变法思想触动了顽固保守派的雷区。顽固先锋三人组——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徐桐、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刚毅、御史杨崇伊轮番上阵,向慈禧告状,说强学会“行事背经叛道,议论时政,诽谤大臣”。估计慈禧也觉得这帮书生太狂、太能搞事了,于是指示光绪关闭了仅两个月大的强学会。顽固的保守派一出手便搞定了光绪的强学会,这都是一些什么人,如此厉害?顽固派有两种——一种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对抗会损害其利益的新政,这一类人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的满洲权贵。另一种则是妄自尊大,盲目排斥一切西方的新生事物,故步自封,拒绝进行任何改革,大部分都是守旧的汉臣,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刚好上面的三人组里面有两个典型案例,可以分析一下。刚毅,镶黄旗人。最有名的话是“汉人强,满人亡;汉人肥,满人瘦”。这位“顽固哥”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种老顽固。徐桐,汉族。他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要亡国灭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家伙。这位老朽就是典型的第二种老顽固。不过顽固派的这次攻击并没有浇灭光绪的变法决心,他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大学士孙家鼐问光绪: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您怎么办?光绪回答:我只为拯救中国,只要能成功,我个人没了权力又算得了什么呢(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境界啊!要知道,两千年来,皇权是专制统治者的命根子。凭上面的这一句话,就足以说明光绪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位具有“民贵君轻”思想的开明统治者,虽然即将到来的变法只历百日即告失败,而光绪也不得不以囚徒的身份走完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但就冲这句话,就值得后人为之掬上一捧热泪。接下来的三年中,以光绪、翁同龢为首的维新派积蓄力量,磨刀霍霍,准备改革。事实上,无论改革成功与否,光绪的行动已经证明:在民族危急和国家危亡的关头他是一名有担当的君主,所作所为无愧于心!仅有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时间的脚步终于来到了1898年。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表示同意。在慈禧看来,这样的变法和维新,是大清帝国不多的机会了,能改变一下,总比坐在这儿等死好。挨了这么多次揍,慈禧总算是清醒了一些。一天后,光绪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两天后,光绪宣布开始变法。六天后,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人事变动——翁同龢下岗,荣禄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巧合的是,前几天“顽固哥”刚毅升任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也就是说,荣禄和刚毅几乎控制了北京周边全部的要害军事部门。如果再联想到这两个人是慈禧太后的死党,那就很好理解这次人事变动了。慈禧同意变法,但她信不过这帮维新派,她要掌控变法全局的步调,以备不测。既然如此,那提拔亲信掌控要害部门,将激进的维新派旗帜人物翁同龢踢出局自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但对于光绪来讲,翁同龢的出局,毫无疑问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慈禧让两朝帝师翁同龢老先生下岗的理由是其“结党私政”、“揽权误国”。当然,翁同龢的屁股确实不干净。当时官场中有一句流行语“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意思是说来自合肥的李鸿章和来自常熟的翁同龢这二位实在是太有钱了。虽然此话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这二位搞灰色收入的能力很牛。七天后,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皇帝。光绪接见康有为长达两个小时,除了说明君臣二人谈了很多话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康有为的广东口音让光绪听不太懂,两人交流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浪费了不少时间。两人交流的结果是:光绪将康有为从中央建设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工部主事)位置上平调至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也就是在总理衙门当个临时的秘书,是一名六品官员,大概相当于处级干部。这让康有为很失望,毕竟三年前他已经是工部主事,也是六品官。不过这还不是最失望的,他最期望的“专折奏事”权(康有为因为官太小,没有权利上奏)皇帝也没有给,以后上奏折还要靠杨深秀那种有资格的朋友帮忙转交。不过皇帝的召见还是给了康有为极大的鼓舞,瘦书生变成了拥有无穷无尽精力的精壮男。他疯狂地写折子。据统计,康有为以各种名义、各种渠道向光绪递交的奏折,加起来足有一人之高。可惜激进策略太多、太急,把年轻没有经验的光绪推进了深水区。……9月21日,变法突然终止。这是迷雾笼罩的一百零三天。在这一百零三天里,大清集团公司法人代表光绪发布了二百四十多道最高指示,范围涉及经济、文化、军事的方方面面,变法的决心之强、规模之大,震惊了整个世界。可是一百零三天后,变法突然终止,光绪皇帝被终身软禁,“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除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被保留,其余新政均被废止。康有为一手造成的戊戌冤案“戊戌政变”长久以来给后人的印象是这样的一种定式——康有为等人是改革的英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旧势力集团是大坏蛋。光绪皇帝是受难者。袁世凯是个贪生怕死的反复小人,背叛光绪,出卖维新变法人士。历史本来就是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在很多带有政治目的、别有用心的笔杆子的宣传下,“戊戌政变”也被涂抹过很多次,留给后人无数疑问。好在近年来许多新的证据相继出现,让我们有了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戊戌变法”疑云最浓烈的最后几天——从袁世凯进京到“戊戌变法”失败的七天时间。这七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还原一下事件的发生过程。变法第九十六天:1898年9月14日。这一天,家住南海会馆的康有为特别焦虑,因为变法的进度实在是不能让他满意,光绪皇帝的几百道旨意下去之后,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招致保守派更强烈的反对。康有为心里开始酝酿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他要兵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太后,用武力杀掉一切阻碍变法的人。看见这个杀气腾腾的计划,是不是仿佛不认识康有为了?那是你不了解康有为这个人,他是有前科的。康有为曾说: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再有一位握有重兵之人的支持,杀掉几个一二品的红顶子大员,我们的改革就成功了!这番话一传出,满朝一二品大臣几乎人人自危,原本支持变法的也变得犹豫起来,毕竟谁也不想做那个被杀鸡儆猴的倒霉鬼。太书生,太天真,太幼稚!政治敏感度太低!康有为这厮不但这么说了,他还真就这么做了。在他心里,这位关键的、手握重兵的理想人选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思想开明,手握七千新建陆军,战斗力了得,而且近在天津,赶到北京只需一到两天。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和袁世凯二人在三年前即1895年,就有了一段短暂而美好的交情。那是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的那几天,也正好是康有为筹备强学会的那一段时间。强学会初建,处处都需要用钱。就在强学会募捐的时候,袁世凯不仅自己捐了五百两银子,还主动加入强学会,发动其他朋友捐款,尽心尽力地为强学会跑前跑后,送了康有为一个大大的人情。不过,李鸿章也要主动捐钱给强学会,却被康有为拒绝了,因为他觉得“卖国贼”的钱不可收。所以说,康有为对袁世凯的印象是很不错的。1898年9月11日,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说:应该召袁世凯进京,把袁世凯招为己用。光绪同意,并立刻召袁世凯进京。这两人很积极也很理想主义,但他们有一个问题没有考虑到:袁世凯确实是维新派,但和康有为这种急于求成的书生相比,袁世凯则是温和的缓进实干派。这种理念上的差别,注定了变法的结果!变法第九十七天:1898年9月15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下榻法华寺,等待觐见光绪皇帝。这时的北京城中已经谣言四起。有传慈禧和荣禄要在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的,也有传康有为、梁启超在搞小动作的。袁世凯对形势自然有他的判断,不过他现在还是相对轻松的,因为他不知道光绪召他来京的目的。但是另一个主角光绪就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这一段时间改革动作太大了,先是几天前一下子任命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四位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的助

                      三座主城在,能起到什么作用?想要挽回这一切,除非立即派援军。赵桓命令从西北防线上调西军参战,他点名要种、姚两姓将官出征。种,自第一代种世衡已降,第二代的种古、种谔、种诊、种谊都故去了,第三代的种朴战死、种师道衰病,只剩下了一个种师中。种师中号称“小种”,与兄长一样自青年起结发从军,历任环庆、秦凤两路的经略安抚使,是一个威名赫赫的老西北。姚,姚麟、姚雄与种谔、种古齐名,尽管出过姚平仲这样的妙人,但是几十年的威名仍然很有号召力。简单地说,种家的人狡猾聪明,无论是独当一面还是做一个将军,都有奇思妙想,在战场上灵动变化,既凶狠又狡诈。姚家的人只有一个特点,能打,是西军里最能打的熙河军里最暴力的世家。这一次姚家出战的人是姚古,他去救太原。剩下的河间、中山由种师中负责。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五月间,种师中出征。关于这次出征,一切都显得对立。从时间上看,正是时候。金军在二月时全面撤退,不只是东路的完颜宗望,西路的完颜宗翰也在退却中。他边退边打,在回军的途中连续攻陷了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市)。这对宋朝来说是噩耗,但也是机遇。这代表了金军主力的动向,他们在向云中老巢撤退,与太原、河间、中山等北方三镇越来越远。此时出兵,正是时候。但与之对立的是宋军的情况,种师中手边没人。这些年西军被大量抽调,为了保持西边防线的完整,迫于无奈只能不断地招募新兵。种师中的军队里新兵占一半还多,连常规训练都没多久,怎么能突然间拉上战场?这不是有没有战斗力的问题,是一个军人的起码素质都没能明确的问题。这有多重要,种师中懂,高高在上的天子宰相们却不懂,他们不管军队怎样,只管时机和需要。赵桓严令种师中必须迅速进兵,不然以“逗挠”论罪。逗挠,比战败更要耻辱,它是胆怯、避战、畏缩不前的同义词!赵桓准确地击中了种师中的要害,以种氏威名,绝不能忍受这样的罪名。种师中立即提兵出征,结果刚刚集结,新兵们就给了他一个惊喜。这帮新兵蛋子把刚刚发到手的军械,像神臂弓、箭枪牌、马甲等等,都拿到黑市上换了酒肉吃喝!“军人的起码素质都没能明确”,这是灾难性的。种师中就带着这样的部队,出井陉,向金军主动出击。一路行军,他们在杀熊岭(今山西榆次县东北)附近遇到了两个意外。第一,遭遇了金军。金军应该在围困三镇,这里距离太原至少还有一百余里,为什么会遭遇?第二,金军的战力。情报说金军的主力由完颜宗翰带出了国境,那么眼前的这支算什么?征战一生,种师中不会连巡哨和主战的都分不清。无所谓,哪怕面对的是完颜宗翰本人,种师中都无所谓。这一战他有进无退,前面哪怕是刀山火海,他都要踏进去。很多年以前,宋朝也有一个人,做过同样的事。陈家谷,杨业……哪怕必败必死,也要去战斗!这一天,种师中面对的敌人是金将完颜活女,此人是金军常胜将军完颜娄室的部下,女真建国期间,他活跃在第一线,以战绩为论,比很多阿骨打的近亲还要强。再强也没用,这时种师中的手里握有一张王牌,这张牌是金人之后十几年里的噩梦,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是宋朝出现了两个现象级的非常规人物,那么这张牌,就是高居汉人战力巅峰的存在。张俊。时光流逝,当年十六岁走进军营当弓箭手的少年,这时已经四十一岁了。宋、金战争爆发,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对张俊来说,却是机遇。他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东明县(今河南兰考北)抗击金军,以战功升至武功大夫。这时跟种师中救援三镇,他是援军里的前锋。那一天,面对数万金骑,张俊冲了出去,开始了他的传奇军事生涯。从这一刻起,直到以后十五年期间,张俊是一面飞扬的旗帜,是宋人的军中之胆,在最后的日子来临之前,他是一位无可争议的军人。杀熊岭,宋、金前锋对决,张俊以少胜多,西军真正的战力让金军震惊,他们想不到会败在宋人的手下,他们死了多少人没有准确记载,他们被缴获的战马就在千匹以上。张俊建议乘胜进击,一鼓作气突破金军的封锁,去救援三镇,顺便背靠坚城抵敌。种师中反对,一来天晚了,士兵们一路行军突然遇敌,没有休整过;二来他要等待姚古。他和姚古曾经约定先会合再赴援,这时如果姚古能如约出现的话,无疑会胜算大增。一夜过去,姚古没有出现,限于古战场的通讯能力,他不知道姚古几乎同时遇敌,在隆州谷(现山西祁县一带)正与金将拔离速激战。天明时分,种师中等来的是金军的全面进攻,数万骑兵冲击过来,这回参与的再不是少数的精锐,而是拼全军的素质。种师中的新兵蛋子们成了战场上最特殊的一群人,想想连军械都没有的要怎样作战呢,玩空手搏击?这个笑话很冷。新兵所在的右军、前军迅速崩溃,把种师中的中军暴露了出来。金军的骑兵蜂拥而至,配合的默契简直像军前哗变一样。这时种师中仍然还有活路,他可以选择后退,收缩兵力边战边退,相信金军会明白太原和援军哪个更重要,不可能一路追击直到赶尽杀绝。可是那样,等待种师中的会是生不如死,他得回去等着赵桓的进一步侮辱。那么死战吧,种师中的中军不动,从几千人拼到几百人,直到他本人都受了四处重创。最后的时刻来到,种师中和他的幕僚、亲军全部战死……他终于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勇敢,种姓家族里没有懦夫。这是有意义的吗?在时光的长河里,人们记住的是种师中的部队被金军全歼,他不仅没能解救围困中的北方三镇,更把宋军有限的机动部队损失了很多,同时,也把宋军的士气进一步磨灭。几乎全是错,全是耻辱。但是,到底是谁阻止了种师中变成真正的种家军的呢?种家的人在战场上从来不是蛮牛,他们是聪明狡诈的狼,知道后退、迂回、挑逗、突进,战况不利军力不足,他们最可能用的办法是拖着金军一路后撤,把敌人远远地调到三镇的远方,那时自然会分解三镇的压力,甚至造成友军前进的空隙。这都是最简单的军事常识。这件事不必再多说了,一切都归功于神奇的赵桓。在他的领导下,种师中败亡,姚古败亡,这让金国更清晰地看清了宋朝的现状。这些还是次要的,对于怎样搞定金军,解除女真人的威胁,赵桓还有更创意的表现……在金军从开封撤退的时候,赵桓悄悄地挽留了一会儿金国的使者萧仲恭,塞过去大笔金银财宝以及一封信。信是写给现任金国高级军官耶律余覩的,赵桓希望耶律余覩回忆从前,你是辽国的皇族,辽亡于金,你难道不想报仇吗?我可以配合你!这封信被萧仲恭上缴给了完颜吴乞买。吴乞买的惊诧远远大于愤怒,这一刻,他深深地看清了宋朝皇帝的本质,那一定是个脑残片吃多了的残障青年。想反间很正常,但最起码要找个靠谱的通信员吧,你不能用金国的官方大使替你送策反信给金国的大将吧!并且严重提醒一下,要精确掌握被策反人的实际情况。耶律余覩是辽国皇族不假,但一来被辽国皇帝逼得家破人亡;二来这时在金国的地位比在辽国时更高,以刚刚过去的第一次伐宋战争为例,金军的左路军主帅是完颜宗翰,元帅右都监就是耶律余覩,是左路军里的第三号人物。宋朝得拿什么条件才能收买,仅仅是所谓的“国恨家仇”?这件事之后,我把宋钦宗赵桓的一生重新审视了一遍,可以公布一个真理了。——赵桓这一生没做过一件正确的事,从他走上神坛当皇帝开始,直到他死,绝对没有一件是正确的。其中包括杀六贼。杀六贼的时机没掌握好,杀得太晚了,比如童贯,绝对不能让他带着正规军去追赶赵佶,险些造成江南小朝廷。而且杀完之后,做得更错。他把六贼的子孙亲族都发贬到了江南,把被六贼历年外贬的官员子弟们赦回京城。京城不久之后会发生什么,大家都知道吧。尽管这不是赵桓主观意愿去做的,但他就是做了。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他是个震古铄金独一无二的衰仔,无论谁只要和他贴边,都会死得超难看。截止到这里,赵桓以及宋朝官方在东京保卫战之后的举措都做完了,他们成功地压制了己方的振作分子,让李纲、种师道等人屈辱地活着,并且完美地激怒了金国,让对方没理由不再次发兵侵略。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的八月份临近了。八月,是一切的终结月。在这之后,神州板荡中原陆沉,汉人史上前所未有的耻辱即将到来。在这之前,我们要稍微回头望一眼,看看曾经的国之少年们,他们都怎么样了。第二十二章烈日骄阳,男儿雄壮种师中全军覆灭的那一天,张俊率领前锋营在乱军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从几万金骑中突出重围,且行且战,一路向南。到达乌河川时,他们又遇上了金军。这时张俊身边只剩下了几百人,人困马乏各带战伤,以常理度之他们死定了,想跑都没了力气。张俊在这种情况下率军出击,向金军主动挑战,以几百人的战力再次冲破重围,在他身后,地上躺着金军五百多具尸体。他回到了国内,在信德附近休养部队。他关注着局势,默默地等待自己的机遇。他是聪明的,更是机敏的,不久之后,他准确无误地找到了自己一生事业的起点。刘光世的日子过得有点苦。幽燕战役之后他老爸被撤职,他本人因为失踪连降三级,这意味着他的衙内生活到头了,并且要到基层去从头干起。他回到了西北。一年多的时间里,刘光世打起精神踏实工作,先是亲自出马剿匪,把在浚州抢劫的河北籍巨匪张迪打散,这让他官复原职,重新当上了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看来衙内的人脉还是很广的,一次剿匪就升了三级的官。之后金军围困开封,西夏也没闲着,乘机发兵西北,想趁火打劫。刘衙内当时驻扎在杏子堡,正好是西夏的进兵要道。话说刘光世在有压力有动力的状态下还是非常可怕的,在杏子堡他把西夏人打得灰头土脸往回跑。刘衙内再次高升,荣任侍卫马军都虞侯。他将在西北等待机遇,不久之后天下大乱,每个人都无所适从,而刘光世却超级敏锐地看准了一条光明之路。这条路在当时只有他敢走,这是刘光世最了不起的地方,他的一生都是这么的准确。他在听话与不听话之间摇摆,要命的是,他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什么时候应该听话,什么时候应该不听话。无论是听,还是不听,都让他加官晋爵,富贵终生!这段时光里,最幸福的人是韩世忠。他在失意郁闷中突然得到命运的青睐,遇到了一生中的挚爱。那是在平定方腊之后的庆功宴上。宴会设在京口,“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王安石的诗可以当账簿可以当地图,一看就知道,是在长江边。宴会的规格很高,席上有禁军、西北军的高官,有抢他功劳的辛兴宗,有即将登上人生之巅的童贯,当然,也有官妓。官妓,是古代官员们的一种福利设施,一般来说只接待官员,不对外开放。她们有的是被抄家的官员女眷,有从小被特殊培养的女孩儿,无论是出于培养还是官宦子弟的素质,她们都有不错的文学水平,可以陪着政府官员们讨论人生做做游戏。不说这些操蛋制度了,继续韩世忠的这次宴会。韩世忠是承节郎,上这种席面很勉强,他也无心去应酬那些高官,一个人躲到角落里喝酒吃肉。那样子,说他落落寡合很孤单也成,说他洒脱自在很自我也成,反正他游离在人群之外,而光怪陆离的欢场里,也没有谁去在乎他这个小人物。生擒方腊又怎样,仍然只是个马仔而已!就在这时,有一个官妓离开那些大人物,向他走来。这个女孩儿敬重他,崇拜他,在他最失意落寞的时候欢娱了他,而他也在这个女孩儿的身上找了很多的共同点。这女孩儿的父亲、兄长都是宋朝的武官,在对抗方腊的战争里失败,这是个罪名,足以让没有根基的官员掉进万丈深渊,这女孩儿的家被抄了,她成了官妓。可这并不能改变她,她生有神力,开硬弓射两百步,弓马娴熟,即使放在禁军里也是头等战士。两个同在困顿中的人相遇了,他们走到了一起,韩世忠替她赎身,娶她为妾,之后戎马倥偬,这个女孩儿陪他走过了前半生。她姓梁,相传名叫红玉。平定方腊之后,韩世忠调防了,从西军调进了禁军,成了京城里的精锐。时间回拨,当完颜宗望的东路军杀奔开封城时,京城里的精锐在干什么呢,相信大家都还记得,一个叫梁方平的死太监,带着他们去了黄河的北岸。据说是要阻敌军于国门之外,让黄河真正变成天险。这次行动简直是个灾难,梁太监在黄河岸边纵酒狂欢,当金军临近时直接逃跑。可惜他慢了点,金军的速度太快,追了上来。当时千军万马乱成一团,绝大多数的宋军只想着逃跑,有一个人却不一样,他挥舞长戈杀出重围,冲过了对岸,没急着跑,而是把桥烧了。烧完之后,他更是与众不同,没有四散开逃跑,而是和金军赛跑,抢先一步跑回了开封城。这在当时没几个人敢做或者能做到,第一和金军骑兵赛跑难度很大;二来谁都知道开封是金军的主攻目标,这时回去不异于自投罗网。韩世忠进开封城时,宋朝的皇权刚好交接完毕,他被新皇帝召见,咨询前方战报。如此这般,他升官了,成了武节大夫,参与了之后的东京保卫战。金军退走之后,整个北方治安大乱,不去说私人性质的强盗武装,连正规军都造反了。当时胜捷军被金军击败,监军执行战场纪律,把将军张师正砍了,下面的军校立即哗变,几万人造反,淄、青两州失去控制。开封城没办法,再没人也得去剿匪。韩世忠就在这次的行动中。照例,他仍然是前锋,带着几百个人渡过淄水河,向叛军靠近。那可是几万人的正规部队!韩世忠想了想,把铁蒺藜拿了出来,扔在了身后的岸边,他命令:“进则胜,退则死,走者命后队剿杀。”完全是破釜沉舟不留后路。第二天,韩世忠带着这几百个人出发,正面挑战几万人。这个比例让人绝望,查一下古今战史,能在这种比例下获胜的人哪怕有,也都是凤毛麟角,并且一生只干过一两次。韩世忠不一样,他把这种事干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地步。他习以为常。韩世忠这辈子就没打过以多欺少的仗,每次都是以少胜多,别管内战外战都一样,换女真人上来也一视同仁。对于这一点,很久以后他的那位战绩比他还强的同事也很郁闷,他的韩二哥把全世界都骗了,哪怕在宋朝内部,也没人敢相信鼎盛时期的韩家军居然只有……那么点兵力,但却控扼长江,阻敌于第一线!回到这次剿匪现场,他把这支叛军惹火了,这帮人没法穿越到几十年后知道他韩世忠是何许人也,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几万人的正规军,哪怕是叛变了,也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几百个人就想来剿我们?冲动中,他们的首领,原校级军官李复摆开阵势决定亲自出马。悲剧开始了,别说是他,就连以后的金国四太子殿下敢把身体暴露在韩世忠的视线里都有生命之忧!这位李校官当场被砍死,他身后的好几万人吓呆了,集体呆滞之后选择逃跑。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少见的场景,几百个人追着几万人跑,不停地追,不停地跑,持续了整整一天,到夜幕降临之后,双方才决定停下来歇会儿吃点饭。黑暗里,一大片的叛军点起了篝火想心事,明天怎么办呢?想想白天那人,他们感觉人生真是没意思透了!正在想着,那个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韩世忠一个人骑马进了叛军的营地。他当然不能一个人砍死好几万,他只是来带个话,说后面的剿匪大部队到了,最晚天亮就会发起攻击,你们是投降呢还是投降呢还是投降吧!好几万人都点头,韩大人真仁慈,这时候还给了俺们一条活路,真是个好人……天亮之后,他们再一次呆滞,根本没什么大部队,仍然还是昨天那几百个人。他们还是投降了,实在是受够了。韩世忠再一次升官,左武大夫、单州团练使,驻防滹沱河。这样,他成了中级军官,别管大小,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单州的生活是短暂的,没多久他接到了一

                      好多家族的事我都是从我祖父那儿听说的,我父亲后来有文化,可是什么都不说。我祖父那会儿就跟我说过那么一句,说你什么都忘了吧,你记住这句话:咱们家是英亲王之后。英亲王第六族,镶红旗。你什么都忘了,这句话你别忘。我祖父那会儿有点钱了,还把本家请了去,修家谱。不是每年,是隔那么两三年,在我们家修家谱。那会儿我小,个儿还挺矮的,我看见过,就在北屋,有一张木八仙桌,20多人在那儿,一修好几天哪。你说说,谁家生孩子,叫什么名字,谁娶媳妇了,就说这个。整方大宣纸。是用毛笔杆儿,削平了,好多红印的油,印个红圈儿,完了写上名字。我父亲记得清楚,这家谱的头一个名字就是阿济格。定:你们家的家谱和官方的《玉牒》还不是一回事儿?金:不是一回事儿。我们家的家谱啊,“文化大革命”都烧了。有家谱,还有坟图。像我祖父还知道,到坟地一看,这坟头是谁,那坟头是谁。到我父亲就不认识了,这坟头是谁的不知道了。定:没有碑吗?金:我去过,没有碑。阿济格是八王注161,八王坟啊,在大北窑那边,八通线怎么叫八?就是八王坟到通县啊,现在全拆了。八王坟是英王的坟,解放以后刨了,刨出一个大瓶来,据说清朝时候武将都是火化。定:清朝最早的时候全都是火葬。一直到乾隆时候八旗兵丁死了还都是骨灰呢。金:反正据我听说是武将,武将死了才是火化。另外那地儿还有几通碑,现在有拓片,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呢。我们的坟在水南庄,在现在高碑店靠北京城这边一点儿,就是说水南庄再往东一点就是高碑店了,现在属朝阳区。前两年中央电视台的白明还有冯其利拽着我到那儿去,结果什么都看不见了,坟全平了。可是一提照应坟的胡德亮,谁都知道。定:是从哪代另立的坟?金:这就不知道了,因为坟图烧了。据我推测,应该是从胡图礼注162,因为敦诚、敦敏的诗集里头,有到水南庄上坟的那个。敦敏的母亲死了,敦敏在水南庄那儿住了3年呢,说明在敦敏之前就在那儿立祖坟了注163。这又牵扯到礼节了。原来每年春节啊,七月十五啊,十月初一啊,就上供烧包袱,解放以后就不烧了。金锞子,银锞子,就叠那锞子。买纸,一沓一沓的纸,镶着金的、银的,四方的,给它卷成一筒,两边一夹,抹上糨糊,一长方的,当间儿空的,不是平行的,是交叉的,这就是一个锞子。另外有烧纸,就是一张白纸,使东西卷成一卷儿,然后把头儿那地方卷紧了。这包袱是纸的,上边印着黑字,有上款,有下款,当间儿写着某某某,父亲是先考,母亲是先妣,讳谁谁谁之位,底下是孝子孝孙谁谁谁。我祖父知道名字,都写谁写谁,我父亲写。后来我上学了,有时候也让我写。那会儿我们家供11个包袱,没有阿济格,都是后几辈了。还在敦诚、敦敏下边,秀字辈的。定:那些关于英王的故事也都是您祖父给您讲的吗?金:不是。我开始啊模模糊糊,就是我祖父给我说了那一点儿,我父亲是什么也不说。我学医的,从前就不注意这事,我一直小学中学大学,后来毕业就当大夫,哪儿有工夫钻研这个啊。后来有一次啊,这回民医院跟民委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会儿张寿崇注164的外甥金恒绩在市民委,金恒绩跟民委主任沙之源——沙之源是回民啊——俩人上回民医院来了。定:您说的这金恒绩是不是庆王家的?金:对,庆王府的。那会儿我还上班呢,我们正院长就说哎,我们这儿有个满族的副院长,你(的名字里)也有个衡(恒),他也有个衡,实际不是一个衡(恒),说你们俩认识不认识呀。后来民委有事就找我,那时候不是有个满族联谊会么,每年都给我一个请柬。后来在八几年吧,我退居二线了,就有了点时间了,又赶上张寿崇办满文班,他那阵儿在东城政协,挑头办的满文班,我就上了那满文班,哎哟好,这下可大聚会了,一提老祖宗啊,人家都知道。从那儿以后啊,我认识了好多人,有不清楚的问问人家,这么着后来越来越清楚了。敦敏的坟在水南庄。敦诚过继出去了,他的坟在大兴,大兴靠南了,西芦垡,祖坟是绰克都的。这还都是冯其利发现的。那儿还有一石碑,让人当台阶那儿踩着呢,是我那大爷爷励庄的父亲,叫啟泰,给立的碑。金励衡20世纪80年代与溥杰(右)的合影(金励衡提供)奉恩将军我还见过,这人叫存耀,注165我管他叫大爷爷。他比我祖父年龄小。奉恩将军那会儿待遇也不错呢,可是什么也不干,后来大清国一没就麻烦了,把祖产什么的卖了不少。原来我见到他那会儿,我记得夏净天儿,一身串绸的衣服。定:什么是串绸?金:就是丝绸的吧,长衫呀大褂儿。坐着洋车,叼着烟卷儿,来看我祖父来了,我祖父是他堂兄嘛。给我的印象就那样的,奉恩将军存耀。那时候我祖父就有点钱了。后来就解放了吧,北京市移民,就把他移到内蒙古去了。在北京他什么都干不了,到内蒙古他能干什么呀。定:解放初期往内蒙古等地移过几次民,都是无业的,在北京城里瞎混注166的。金:对对对,就是无业游民,什么也不干那会儿。定:到那边种地去?金:您想这位奉恩将军他能种地吗?(众笑)既不能打仗,也不能种地。定:后来都跑回来了。金:哦……原来您知道啊?您说对了,真跑回来了(众又笑)。跑回来就投奔到我祖父那儿了,我祖父就给他安排到绦儿胡同一个大车店,就在大车店那儿住,后来就死在那大车店了。(看满文书院最早的照片)满文书院最先是我们搞起来的。这是常瀛生,代善的后人,这是金宝森。

                      3.我自己

                      金:我母亲是汉族,不是旗人。汉族嫁到满族里边来,姓什么就什么佳氏,把汉姓后边搁一佳字儿。她们家是天津人。我那个外祖父在天津是比较有名有钱的,没有儿子,有4个女儿,老头把财产全都给女儿置了嫁妆了。所以我母亲嫁妆不错。定:您是长子?金:对,我10岁我生母就死了。我还有个弟弟。我弟弟是我这个妈生的。我就出生在什刹海旁边有门脸的那个门儿,现在宋庆龄故居,原来叫摄政王府的旁边(看照片:我就生在这个门里头,这就是后海)。定:那你们住的也是王府啊?金:不是,我们是在王府旁边,要是在王府里就麻烦了。我们住的那房子可比王府小多了,可是它也按着王府的格局。那个房子是谁的金励衡于后海北河沿的出生地(金励衡提供)呢?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那个房子是缪素筠注167的。房子很好,一边是府邸,一边是花园。我们就租她花园那部分。现在还一直保留着呢,我前些日子还进去看看,里边也都是大杂院,都盖上小房儿了。那会儿载沣,就是溥仪他父亲还活着呢,他是1951年死的嘛,那会儿夏天热,他有时候就上后海河边凉快去,跟我祖父聊天儿什么的。我们现在的房子是我祖父又在那边买的地,自己盖的房。跟那个不是一个院儿,可是离得不远,就跟从这儿到胡同口那么远。我祖父盖的三合院儿。定:您说的三合院是什么样的?金:就是有北房、东房、西房,没南房。这个房子的头里,现在叫鼓楼西大街,原来叫德胜门果子市,我祖父在果子市做买卖,有两间门脸儿。我们后盖的这房子,就跟我祖父的商店通着,现在的门牌叫孝友胡同。故宫现在不是世界文化遗产了嘛,什刹海这地方算是文化遗产缓冲区,是风景区了,那地价比哪地方都贵。岑大利:您那房子现在还有人住吗?金:“文化大革命”那会儿就别人住了,去年才落实政策。国家出钱把那住房的全给搬走了,房呢就交回来了。我们8个兄弟姊妹分了,我父亲有遗嘱啊,给了我两间北房。岑大利:不错呢,还能给您交回来。金:这国家也花了不少钱啊。落实政策,自个儿花钱修的。我父亲在门头沟教书,“文化大革命”受冲击。他有一段历史问题,当的官儿不大,名儿可太厉害了——“防共委员会”。定:他什么时候跑那地方去了?金:那会儿老找不着工作啊,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差事,还是汪精卫的伪政府啊,地方不错,在中南海里边。在那儿就当雇员,成天就写毛笔字儿,抄抄写写。解放以后坦白了。刚一解放政策还是比较稳的,没事儿,不作为历史问题处理。可“文化大革命”就乱了,不管那套了就,在门头沟那边给揪出来了。我母亲那会儿也下乡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注168。上顺义北坞插队了。后来又办回来了。我学的西医。我1955年北医毕业的。我入学的时候北医还跟北京大学是一回事呢,那会儿叫北京大学医学院,后来独立了,叫北京医学院。现在又合了,叫北京大学医学部了。今年9月份我们班刚开过毕业50年联欢会。我们那会儿是5年制。原来协和8年,北医是6年,到我们那年教学改革,是5年。我毕业以后先分配到北京市第一医院,这医院原来是市级,后来下放到区里了,1970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又下放到甘肃。我老伴是药学系的,1962年毕业。那会儿不是备战么,她们班好多人就分配到部队上去了,就给她分配到空军天津医院。所以我算是军属,军属不下放,就把我分到回民医院来了。“文化大革命”回民医院改叫向阳医院,后来又改回来了。牛街那儿不是回民多么,回民医院原来归民政局,不归卫生局,这是全国最大的回民医院。现在为什么那么重视啊?是因为2008年奥运会,还要投资哪。

                      4.德胜门内

                      金:我上学啊,都是我祖父供的。定:您祖父比较有钱嘛。金:我们家是有点儿,可是我是吃窝头长大的。那会儿好多人都羡慕我们家,因为我们没挨过饿,没吃过混合面。我有个本家的哥哥就说我父亲,说我要有你这么个爸爸呀,我天天儿给他磕头!我看过别人吃混合面,灰色儿,像香炉灰。我没吃过,可是我见过。定:日本人来的时候您记事了吗?金:哟!是七七事变吧,我都记得。29军大刀片儿。那会儿我有个姐姐,我跟我姐姐就在那院里玩,飞机来了,那声儿大,我姐姐吓得就哭,往屋里跑。我们住的后海北河沿那地方,那天就通知了,让搬走,说今儿晚上这儿打仗。我们都看见了,那些大兵穿着灰制服,就听着好像是东北口音,就在河边石头上磨大刀,一边磨一边骂,一边磨一边骂,就骂那日本人。(我们家人)就说收拾收拾东西吧,说搬到果子市,上柜上住去。这个也带走吧,那个也带走吧,什么也舍不得,头天一宿就没睡觉,收拾那东西,第二天就搬走了,到柜上住下了。结果一宿枪也没响,第二天大兵全没啦,可能就都上卢沟桥了。现在宋庆龄故居那地儿,过去是德胜门小市儿,周围全是木厂子,(人们)就用那沙篙,把路口全给截上了,买东西都得隔着墙递一个菜筐。我对日本人的印象特坏。正觉寺注169那儿的两层小楼,住着日本人,日本人喝啤酒,啤酒瓶子就往下扔,砸中国人脑袋。在新街口那儿我眼看着,一个卖笤帚的,也不知道是妨碍交通了也不是怎么着了,让日本宪兵给踢得一溜滚儿一溜滚儿的。我那几年每年都拉痢疾,拉一回痢疾就且拉呢,几天几宿的就这么拉,药也没现在这么发达,就吃中药。那会儿一拉稀就叫虎列拉,注170一说虎列拉(日本人)就给拉出去烧了,所以拉痢疾都不敢说。所以中国人对日本人一直印象不好,因为他们太粗暴了。也说美国兵不好,但没有像对日本人那么恨。美国兵好像表现得就文明点儿。我都赶上了,满街美国兵,吉普车,日本人是牵着大狼狗。定:可是对你们家直接影响不大是吧?金:对我们家直接影响不大。日本投降的时候,(北京人)都恨日本人啊,好多日本人都一家子一家子躲到防空洞去,另外也有一些嫁中国人了,嫁给拉洋车的。可是在个别场合有的还挺横着哪。后来社会就不稳定了……定:这指的是什么时候?金:国民党来了以后啊。日本时代用联合票,是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国民党来了就不用了,用关金,用法币,后来又发了好几种,有一种叫金圆券,这金圆券可把我祖父给治了,他原来还有点钱,一折成金圆券,那点钱就够打一壶醋的了。所以解放对我们家是有帮助的,我上学不用交学费,吃饭也不要钱。我祖父三娶的祖母也是汉族。她就住在西城区,现在叫四环市场,一个超市,原来叫草厂大坑,我这第三个祖母的娘家就在草厂大坑旁边。穷。草厂大坑是抹脖子的地方。那会儿我们串亲戚到那儿去,都说:“早点走吧,晚了待会儿有抹脖子的”,哎。积水潭那地儿,是跳河的上吊的地方,靠荷花市场那地儿,也是上吊的地方。我上小学在新街口那边,上学下学老走积水潭那地儿,这跳河的上吊的我都看过没数了。解放以前。上学去看河里漂着一堆衣裳,甭问,一跳河的。喝满了水啊时间一长就漂上来了,叫河漂子么。等中午晚上下学的时候一看,捞上来了,还盖一张席。几乎天天儿有。就那板桥头条,板桥二条,积水潭医院后边那地儿,那树上,隔不几天就挂一个。定:您都看过?金:看过!定:就是说你们当时住的那环境都是特别穷的?金:都是穷。要不怎么说解放了拥护共产党啊,那真是!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是从德胜门,我还到德胜门门脸儿看去了呢。那会儿还早晨几点钟开城门,晚上几点钟关城门,就怕给关到瓮城里边。我小时候还有放午炮的,中午一点好像是,“当——”。定:出了城那边就是庄稼地了?金:哎哟,解放以前不出城就种庄稼啦。绦儿胡同后边就种庄稼。
                      七、我讲的故事,您在别处听不着

                      ——何秉钧口述

                      (一)何秉钧口述

                      时间:2007年3月22日(第一次)2007年3月24日(第二次)2007年5月23日(第三次)地点:北京肿瘤医院十里河分院病房访谈者:定宜庄、殷芳、邱源媛[访谈者按]我为何秉钧先生做访谈,是在肿瘤医院的病床上。秉钧先生比我想象的要年轻许多,才62岁,精神非常健旺,虽然头一天刚做完第八次化疗,但根本不像个病人。我原先以为访谈的重点会在他学中医的经历,没想到他是从祖父入乐部讲起的,这是又一个孙子讲述的爷爷的故事。秉钧先生人很聪明,记忆力惊人。他会唱不少曲子,访谈基本上是在他的边说边唱中进行下去的,这很有趣。至于他讲的宫廷逸事有多少是真,又有多少是杜撰,与其认真地一一核实,倒不如将其当作爱新觉罗家族中一些人的特定趣味来看,更有意义一些。何况对这些逸事津津乐道的,不仅仅是爱新觉罗后裔,也有寻常百姓,乃至成为当今社会上的普遍风气。《爱新觉罗宗谱》中何秉钧家族支脉一览:和硕礼烈亲王代善注171多罗谦襄郡王瓦克达(第四子)注172松山松锡(第二子)注173何秉钧祖父松锡,光绪十三年(1887年)丁亥四月初十日未时生。何秉钧(以下简称何):我就用启功先生的一句话来开头吧,启功先生说因为我是胡人,所以我就胡说了。这句话你们听过吗?我事先整理了一篇稿子,我想这样,凡是书上有的,我不跟你说。定:好的。何:我现在正做着化疗呢,已经做到第八个疗程了,还有4个疗程就做完了,完了以后呢,就3个月到这儿来查一次。再过一个时期呢,就半年查一次。

                      守自己的承诺啊!”听到这番话,楚国众将不胜唏嘘,楚庄王也默然无语。作为封建君主,他可以残忍地命令文之无畏为他去死,但是不能背弃自己向文之无畏许下的诺言。当时为楚庄王驾车的是大夫申叔时,见此情此景,便向楚庄王建议:“我们在这里盖起房子,开垦农田,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样子,不怕宋国人不屈服。”楚庄王正好找到一个台阶下,马上听从了申叔时的建议。事实证明,申叔时的建议是对的。商丘城被围困九个月,粮食和各类物资都已经消耗殆尽,只不过因为晋景公的一张空头支票,宋国人树立起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信心,才一直顽抗到现在。现在楚国人开始在商丘城下种田盖房,而晋景公的许诺仍然遥不可及,宋国人的信心大受打击,连最坚定的抵抗分子都开始动摇了。宋文公审时度势,决定派右师华元去跟楚国人谈判。这一安排有点“谁惹的事谁负责”的意味,因为去年杀文之无畏,完全是按照华元的意见办的。如果不杀文之无畏,楚国人即使进攻宋国,也不至于如此锲而不舍,去而复还。华元知道,这个时候与楚国人谈判,筹码全部在楚国人手中,他只不过是去签署投降协议罢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投降。《大话西游》中,周星驰连逃跑都那么帅,华元为什么不能将投降这件事也搞得有声有色呢?前面说过,公元前607年的大棘之战,华元曾经被郑国人俘虏,逃回来之后还受到修城的民工的耻笑。也许是那次出逃的经历给了他穿越敌营的经验,这一回他趁着夜色朦胧,只身混入楚营,准确地摸进了楚军大将公子侧的营帐。“喂,醒醒!”他捏着公子侧的鼻子说。公子侧被弄醒了,黑暗中只看到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顶在自己的咽喉处,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在下乃是宋国右师华元。”来人用一种极为平静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你有何事?”公子侧尽量使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问道。“寡君派我来把困难的情况告诉您——商丘城中已经是易子而食,析骨而炊了。即便如此,城下之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就算是亡国也不能接受。”华元说着,声音哽咽。“既然不能接受城下之盟,那就放手一战,接受失败的结局。”公子侧稍停一下,说,“就算你现在杀了我,这个结局也不会改变。”“寡君的意思是,如果贵军后撤三十里,敝国唯命是从。”公子侧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这话的意思:原来宋国人并不打算拼个鱼死网破,但也不愿意受城下之盟的屈辱。换而言之,就算是投降,也要投降得有尊严。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对华元说:“我可以答应你。”“立誓为盟。”华元说。“立誓为盟。”公子侧郑重地说。第二天一早,公子侧来到楚庄王的营帐,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楚庄王作了汇报。楚庄王微微一笑,说:“传令,后退三十里安营。”楚军后退三十里之后,宋文公果然亲自出城,学着郑襄公的模样,光着上身,牵着一头羊,来到楚军大营,向楚庄王表示臣服。单就这一套仪式而言,他应该做得比郑襄公更漂亮,因为这套仪式的发明者微子正是宋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宋文公的祖先——家学渊源,可不是闹着玩的。华元作为宋国的人质,被派往楚国。据《左传》记载,楚宋两国的盟约就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意思是我不欺骗你,你也不用担心我。“尔虞我诈”作为一句成语,最早应该是出于这个典故。说句题外话,在当时那种国际形势下,尔虞我诈是正常的,不尔虞我诈才是不正常。【晋景公的中兴】楚国在中原大肆扩张势力的时候,晋景公听从了大夫伯宗的建议,放弃了与楚国人正面争锋,从中原事务中抽身出来,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后方。公元前594年六月,晋国发动了对赤狄潞氏部落的进攻。潞氏部落是赤狄的一支,游牧在今天的山西潞城一带。长期以来,晋国对潞氏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有时候安抚,有时候打击。晋成公在位的时候,以和亲的方式拉拢潞氏,将女儿(也就是晋景公的姐姐)嫁给了潞氏部落的首领婴儿,双方建立了姻亲关系。公元前594年春天,素有强人之称的酆舒掌握了潞氏部落的大权,他用残酷的手段虐杀了晋景公的姐姐,又射伤了婴儿的眼睛。婴儿逃到晋国找小舅子晋景公求助。晋景公认为这是一个消灭潞氏,稳定晋国后方的最好机会,于是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在这次会上,晋国各位卿大夫意见一边倒地反对进攻潞氏,理由是“酆舒有三俊才”,也就是酆舒有三项过人的本领,不如等他死后再作打算。酆舒有哪三项过人的本领,史料上没有记载。从《左传》的记录来看,酆舒在赤狄部落应该是一个很有威信的人,否则当年赵盾也不会派狐射姑去找酆舒商谈大事。听见大伙都异口同声地反对进攻潞氏,曾经力劝晋景公不要出兵救援宋国的伯宗这次又站了出来,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一定要讨伐!酆舒有五宗罪,第一是不祭祀祖先,第二是好酒贪杯,第三是不听贤人仲章的劝告抢夺黎氏的土地,第四是杀害我国公主,第五是射伤自己的首领。有这五宗罪,酆舒就算手段再高强,又于事何补呢?要知道,一个人光有才而没有德,只能加重其罪孽。”伯宗转身背对着大家,一摊手说:“现在大家都想等着酆舒死后,潞氏后继无人,再对潞氏动手,这其实是坐失时机!因为接替酆舒的人也许没有过人的本领,但有可能是位有德之人,咱们又以什么理由去讨伐有德之人呢?诸位大夫啊,你们不说‘讨伐有罪之人’,却说什么‘等待无才之人’,这不是很荒谬么?”伯宗的话正中晋景公下怀,他力排众议,派荀林父出兵讨伐潞氏。果然,晋军在曲梁地区大败狄军,酆舒匆忙逃往卫国,卫国人将他抓起来送到晋国,被晋景公下令处斩。回想起来,自公元前597年邲之战后,晋景公的一系列表现都可圈可点。首先,他听从士会的建议,赦免了荀林父的死罪,并让他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说明他是个明白人。邲之战的失败,荀林父指挥不力自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心不齐。晋国的三军将领,基本上是名门之后,他们仗着祖上的余荫,根本没有把荀林父这位主帅放在眼里,有的公然抗命,有的阳奉阴违。更有甚者,因为一己私利没有得到满足,就一门心思希望晋军打败仗。队伍带成这样,不是荀林父一个人的责任,而是自赵盾专权以来晋国的历史使然,可谓积重难返。晋景公下决心扭转这种局面。清丘之盟后,狄人入侵晋国,晋景公果断抓住机会,将桀骜不驯的上军副帅先谷判了诛灭九族之罪,这一招杀鸡儆猴,狠狠打击了那些名门之后的嚣张气焰,晋国的风气为之一整。其次,公元前595年楚军围攻宋国,晋景公本来想派兵救援宋国,但是听了伯宗一席话,便放弃了那个打算。而这一次讨伐潞氏,群臣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只有伯宗坚决主张要打,他又听从了伯宗的建议,结果打了一个大胜仗。这说明晋景公对形势有一定的洞察力,而且不固执己见,只要有人点拨一下,便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曲梁之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晋国的宿敌——秦国趁机发动了对晋国的攻势。这时候秦国的君主是秦康公的孙子秦桓公,他亲率大军渡过黄河,抵达了晋国的辅氏(地名)。晋景公得到消息,立即从绛都出发,同时命令刚刚结束曲梁之战的荀林父将大军集结到稷地(晋国地名),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并宣布将狄人的土地全部并入晋国的领土。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些工作之后,晋景公亲自率领大军西进,抵达了雒城(晋国地名,非雒邑),与辅氏的秦军形成对峙之势。秦桓公的手下有一名猛将,名叫杜回,有万夫不当之勇。每次冲锋的时候,杜回都赤着胳膊,提着一把大得不像话的开山刀冲在最前面,逢人杀人,遇马砍马,所到之处,晋军将士无不闻风而逃。晋国军中有一员武将,名叫魏颗,其父魏犨是晋文公年代赫赫有名的勇士,但魏颗似乎没有继承父亲的武勇,武艺平平,在晋国军中属于默默无闻的那种人。辅氏之战中,魏颗的防线被杜回突破,他本人也被杜回赶得东奔西跑,狼狈不堪。“这个杜回太可怕了!”晚上回到营中,魏颗仍然心有余悸。一闭上眼睛,杜回那张面目狰狞的脸和那把沾满鲜血的大刀就出现在眼前,把他吓出一身冷汗。想到明天还要和杜回对阵,魏颗就更睡不着了,躺在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看着帐外的星星一明一灭。恍恍惚惚中,听到有人在耳边说了三个字。魏颗怔了一下,揉揉自己的眼睛,天还没亮,军帐内黑漆漆的,只有挂在床头的盔甲隐隐发出冷冷的光芒,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摆在身边的长剑剑柄。“青——草——坡——”那声音仿佛来自幽远的地底。魏颗闭上眼睛,将那三个字咀嚼了一番。说来也奇怪,这三个字如同咒语一般,反复念过几次后,魏颗就沉沉睡去了。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晋军的阵线就骚动起来。魏颗匆匆忙忙披挂上阵,只见那个凶神恶煞的杜回正带着一支秦军部队冲过来,红色的“杜”字大旗如同用鲜血染成一般,分外夺目。魏颗硬着头皮上前,和杜回交手不到三个回合,便感到气力不支。杜回那把刀足有四五十斤重,魏颗每接他一刀,手臂就一麻,长戟几乎把持不住。那杜回也看出他是软柿子,砍得一刀比一刀狠,七八刀下来,硬生生将魏颗手中那支长戟砍成了两段。魏颗再也坚持不住了,扔掉断戟,拔腿就跑。杜回在他身后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打了个趔趄,摔倒在一片青草地上。魏颗回头一看,杜回正从地上爬起来,刚想迈步,又向前摔倒。这次魏颗看清了,原来有个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根草绳,在杜回面前“使绊子”。奇怪的是,杜回对这老头似乎视而不见,爬起来三次,又被连续绊倒三次。最后一次摔得尤其重,杜回疼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大刀也丢在了一边,抱着头狂叫不已。魏颗回过神来了,拔出随身的短刀,一个箭步冲到杜回身前,用刀顶着杜回的咽喉吼道:“别动,再动就杀了你!”名噪一时的猛将杜回就这样成为了魏颗的俘虏。趁着这个机会,晋军发动全线进攻,将秦军一举击溃。魏颗将杜回交给自己的属下,再细细看杜回摔倒的那个地方,正是一个斜斜的草坡。而那个神秘的老头儿,早已经了无踪影。辅氏之战以晋国的胜利而告终,魏颗成为这一战最大的功臣,受到晋景公的重奖。就在生擒杜回的那天晚上,魏颗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那个神秘的老头儿。老头儿向他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说:“我,就是您所嫁出的那个女人的父亲,您救了我的女儿,所以我特地来报答您。”魏颗想起来,他的父亲魏犨生前有一个宠爱的小妾,一直没有生育。魏犨得了重病,交待魏颗说:“如果我死了,你就让她再嫁。”到了临终的时候,又改口说:“我太喜欢这个女人了,你一定要让她给我殉葬。”魏犨死后,魏颗却让这个女人再嫁了,并且向别人解释说:“人快死的时候,神智就不清醒了,说的话可以不算数,我还是听父亲清醒时候的话。”没想到,魏颗的一念之仁获得如此厚报。后人常用“结草衔环”来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其中的“结草”就出于此。辅氏之战后,晋景公将新吞并的土地连同一千多户狄人奴隶赏赐给荀林父,又将瓜衍(地名)赏赐给士会,说:“晋国能够得到狄人的土地,是你的功劳。如果当初没有你劝阻寡人,寡人就失去荀林父这员大将了。”连续两次战争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晋国的士气。晋景公喜不自禁,派赵同前往王城雒邑,向周定王献上狄人俘虏。按照周朝的礼法,诸侯讨伐“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有功而向天子献俘,是合乎规矩的。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也曾经向天子献上楚国的俘虏,那是故意把楚国当做蛮夷之族来对待。现在晋景公派人向周定王献俘,自然是想重现晋文公当年的辉煌,也是晋国重图霸业的具体表现。晋景公的心意是好的。然而,他派出的使者赵同在雒邑的表现,可以用“不敬”二字来形容,王室大臣刘康公暗地里对人说:“不出十年,这个人必定有大祸临头,因为老天已经夺去了他的魂魄。”公元前593年,晋国乘胜追击,派士会带兵消灭了赤狄的甲氏部落和留吁部落。战后,晋景公再一次派人到雒邑献俘,并且向周定王请求,由天子亲自任命士会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兼任大傅之职。前面介绍过,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控制,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简单地说,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落,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权,这种制度渐渐被人遗忘,连天子本人大概也忘了有这么回事了。所以,当晋景公主动请求天子任命士会为卿的时候(中军元帅为晋国六卿之首),王室上下的想法也许都是一样的:既然你要演戏,那就演吧,别忘了给王室一点好处就行了。但是,对于士会来说,晋景公的这一做法却让他感激涕零。中军元帅在晋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相当于现在的参谋总长兼国务院总理;大傅则是主管礼仪和刑法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兼司法部长。晋景公不但将这些重要的职务一股脑儿任命给士会,而且以周天子的名义来发布命令,可谓是信任至极,礼遇有加。连当年赵衰、狐偃、先轸等人受到晋文公的重视,也不曾享受过这等待遇啊!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士会这个人,确实也是应当被委以重任的。士会的祖父士蒍是晋献公年代的重臣,曾经被任命为大司空,深受晋献公重视;士会本人在城濮之战中初露头角,被晋文公任命为戎右护卫;赵盾专权年代,士会因为看不惯赵盾的背信弃义,曾经出逃到秦国,成为秦康公的得力助手;后来晋国人使用苦肉计,派魏寿馀到秦国联络士会,士会听从了祖国的召唤,又回到晋国,一直担任要职;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主帅,在中、下两军都崩溃的情况下,仍然稳住了自己的防线,确保上军不败。士会为人低调,谨慎,理性,有责任心,晋景公对他委以重任,而且有意提高其身价,说明晋景公在用人方面是很有一套的。晋国朝野对于由士会来主持军政大局也一致看好。据《左传》记载,士会的任命一经宣布,晋国的盗贼立刻感到这是一个灾难,纷纷跑到秦国去谋生。一时之间,晋国的治安有了明显好转。大夫羊舌职感叹说:“我听闻,当年大禹提拔善人为官,不善之人赶快逃跑,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诗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因为善人在上,国家就没有心存侥幸的人民。谚语说,‘民多侥幸,国之不幸’,是因为没有善人当政啊!”在晋景公的领导下,晋国虽然没有与楚国直接争锋,但是通过打击赤狄、抵御秦国、亲近王室、任用贤臣等几个手段,晋国的霸气已经逐渐恢复。要知道,自齐桓公以来,所谓霸主的功业,也就是“尊王攘夷”四个字,晋景公已经上路了。可巧的是,这几年之间,王室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晋景公有机会介入王室内部事务,替周天子排忧解难,从而在“尊王”这件事情上拿到高分。公元前594年,就在晋国讨伐潞氏的时候,王室大臣王孙苏与世袭的卿士召氏、毛氏争夺政权,双方矛盾激化,王孙苏派王子捷杀死了召戴公和毛伯卫,引发了雒邑城内严重骚乱。公元前593年夏天,雒邑的王宫发生大火。《左传》特别解释说,这是人为的大火,因为“人火叫做火,如果是天火,就叫做灾”。至于谁是纵火者,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但后人不难推测,这火就是王孙苏或召氏、毛氏的党徒所放,意在引起更大的骚乱,好趁乱起事。同年秋天,召氏、毛氏的族人发起反攻。王孙苏逃到晋国,请求政治避难。晋景公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在他的帮助之下,王孙苏被送回了雒邑。紧接着,晋国中军元帅、太傅士会来到雒邑,代表晋景公调和王室诸位

                      此满族人需要进一步学习文物之邦的基本义理。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殆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独不思上年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义理之故欤?遂令满、汉官员子弟,8岁以上15岁以下,皆就学读书,声称二三年内,“就学者既众,我等将成礼义之邦。”占领永平的直接后果,是皇太极更加羡慕汉族的统治方式,更加依赖汉族合作者在政治上对他的启迪。在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年里,他经常求教于参将宁完我。这是一个为满洲政权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辽东边民。1633年,在皇太极欲将金朝作为自己治国的楷模之时,正是宁完我向他提出,要理解文治的艺术,就应阅读“四书”;要改进战术,就应研究孙子等军事家的著作;要探究王朝兴衰之理,就应求助于《资治通鉴》。也是这个宁完我,主张依仿明朝六部之制,草拟六部章程,以管理后金政府。六部(建于1631年8月5日)分别由一名贝勒主管,但大部分实权掌握在承政、参政等官员手中,并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总管。汉人在六部中的作用虽相当有限,但行政官员作为一个整体,同皇太极任命的监察官一道,实际已取代了贝勒的作用。几年之后,徒有其名的贝勒分主六部之制便废止了。占领永平的另一后果,是由愿意为满族效力的汉族士兵组成了独立的汉军。其实,自1626年以来,就已经有汉族军队同满族人并肩作战了,那时他们主要是隶属各旗的使用中国火炮的炮兵。在皇太极看来,这些“乌真超哈”(满语,意为重兵)不如他的满族武士凶猛、勇敢,但在攻坚战中他们确实是有效的突击力量。永平守军投降后,后金统治者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将他们编入各旗作“乌真超哈”呢,还是组建一支由忠诚可靠的汉官统领的独立部队?最后他们选定了后一方案,3000名汉族士兵(其中可能有从后金占领的东北地区征募来的汉人)组成了“尼堪超哈”(汉军),由一名虽非境外居民、但已忠心耿耿地为后金效力了14年的明朝降官统领。此人名叫佟养性,和许多辽东籍明军将领关系密切。1616年,他与努尔哈赤暗通书信,密谋叛明降金。后来,明朝查获了这些书信,将佟养性逮捕入狱。但他越狱逃走,投奔了后金。努尔哈赤封他为男爵,并妻以宗女,以示褒奖。从此,佟养性便成了后金的额驸(满语,意为驸马)。1621年,他协助努尔哈赤攻破了辽阳。现在,他奉皇太极之命统领新建的“尼堪超哈”,并准备投入战争。与此同时,佟养性还奉命督率从永平俘虏来的一队汉族铸炮工匠。他们通晓铸造葡萄牙大炮即“红夷”炮和“大将军”炮的新技术。其中包括出身于翻沙匠和铁匠的游击丁启明。1631年2月8日,这些铸炮工匠完成了任务,40门崭新的欧式大炮宣告铸成了。13天后,皇太极下令:自今以后金国所属汉人皆归额驸佟养性总理;他的命令就是法律,所属汉官皆须服从。佟养性训练的这支军队及其大炮,使满族在争夺亚洲东北霸权的斗争中,具备了新的有利条件。这支装备了欧式大炮,并由葡萄牙炮手直接或间接训练的士兵进行操作的汉族突击部队,将使皇太极有可能恢复其父1626年在宁远明军的大炮前所失去的军事优势。为此,皇太极已花了五年时间,并对中原发动了俘获这些炮手和工匠的那次关键性的袭击;而今,由于后金已将突然、凶猛的骑兵战术同持续、猛烈的炮兵技术结合起来,东北战场的力量对比就将发生决定性的转变了。佟养性还没能使这一新的军事技术臻于完善,汉族降人今后还会为后金带来更丰富的军事经验。但目前,作为初次尝试,这种新式武器将用来摧毁大凌河城的明军工事,并成为金军在这次战役中获胜的关键因素;而这次胜利在后金寻求扩张的进程中又将是重要的转折点。因此,对大凌河的长期围攻,是值得详细考察的事件。它既可以证实皇太极对旧的汉族同盟者的深切倚重,也可以说明他在招纳新的汉族同盟者时所使用的高明手段。

                      大凌河之围

                      大凌河城是明朝在东北的军事重镇和贸易中心,有着坚固的综合防御工事。该城四周有厚实的城墙,城外险要之处又设有台堡百余座,在金军的传统战术面前,简直坚不可摧。所谓“台”,都是一个个小城堡,各由一名将领统辖。他们多是明朝的军官,偶尔也有科举出身者。最小的台只有约70人;最大的台,即鱼子嶂台,则有男女老少600余人,及牲畜70头。这些可用大门紧紧封闭起来的城堡,还有充足的物资贮备;一旦遭到围困,可能出现短缺的是火药,而不是粮草和水。但1631年秋,大凌河城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当时,总兵祖大寿(镇锦州)正在巡视大凌河防务,其部下统计城内居民,竟多达3万人。由于人口太多,城中粮草最多只够食用一个月了。总兵祖大寿是城中最高将领,也是著名的沙场老将。三年前,他作为一个辽东武人家族的族长,受命统辖锦州驻军。在所有现任的明军主要将领中,他的功绩最为卓著。只有他能够声称曾经令人难忘地打败过金军:首先,他曾在北京城下击退过皇太极;其次,他曾将阿敏的军队赶出滦州。他所统领的大凌河守军,两年来历经战火,其1.4万将士(半为步兵半为骑兵)全都顽强善战。1631年9月1日凌晨,即后金铸成葡萄牙大炮仅七个月之后、沈阳设置六部仅四个星期之后,皇太极便率领满、蒙、汉大军共2万人,分两路集结于大凌河城下。这时,皇太极尚未意识到自己面前是一座不易攻克的堡垒。但就在当天,金军哨探抓获了一名当地汉人,经讯问,皇太极立刻知道了祖大寿的实力,并得知大凌河城刚刚修缮完毕。显然,直接攻城势必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当晚,皇太极对大凌河的防御情况进行了侦察,次日,便召集贝勒大臣们商议对策。最后决定,由满洲军对大凌河城进行长期严密的包围,由佟养性率汉军携“红夷”大炮扼守大凌河通往泉州的要道。同时沿城四周修建栅栏,并掘出一条宽5尺(1.8公尺)深7尺(2.5公尺)的壕沟,以防城内明军逃走。在此后的几天中,明军派出小股部队出击,后金骑兵则随时阻击。双方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交锋,皇太极则在城南山坡上观战。这几次交手多数是后金军队获胜,但皇太极很快就意识到,要攻下大凌河城,必须首先扫平其周围的台堡。于是,皇太极一面派遣使者致书祖大寿劝其归顺,一面令部下尽力争取大凌河周围台堡的投降。离大凌河城最远的几座台堡,最易为金军中汉人的劝降所动摇。台中明朝军民全都知道一年前发生的永平惨案。因此,一个为后金效力的汉人,比一个可能在阿敏命令之下亲身参加了永平大屠杀的满族人,更能使他们相信投降后不会遭到屠杀。一年前在永平降金的明朝将领马光远,设法使城南一座山台的守军向他打开了大门;1618年抚顺陷落时降金的范文程,也于9月5日说服城西一台的90名军民(包括一名和他一样的生员)停止了抵抗,并归附于他。离城较近的各台不易劝降,但经不住金军新式大炮的攻击。佟养性的炮兵从9月7日开始轰击大凌河城及城东、城北各台。数百间房屋中炮起火,其中一台的守军因无处藏身企图深夜弃台而逃,但遭到金军拦截而未能成功。9月10日,金军已攻下城外四台,突然哨探来报,明朝援军正从松山赶来,于是,对大凌河的进攻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明朝援军的前锋只有2000人马。9月11日,他们被300名满洲士兵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援军的主力则有6000之众。皇太极早有准备,事先已派其弟英亲王阿济格率500名满洲骑兵和500名蒙古兵中途拦击。但明军乘雾而来并扎下营寨,使阿济格大吃一惊。幸亏大雾一度散开,及时将明军暴露出来,既而又弥漫开来,及时将阿济格的部队掩盖起来。金兵虽在数量上处于1∶6的劣势,但他们悄悄溜到明军背后,将其一举击溃。明军仓皇逃向锦州,金兵又尾随其后一路追杀。事后,一员被俘的明军游击被带至大凌河城下,告知城中守军,援军已大败而还,以此来打击他们的士气。但明朝又派出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前来援救祖大寿。大学士孙承宗带着祖大寿的姻亲、总兵吴襄等步骑4万人,自山海关奔赴锦州。10月7日,金军获悉其前锋已至锦州城外,扎营于小凌河对岸。皇太极立即将帐下护军分出一半,令其前去迎击。四天后,他又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包括佟养性的500名旧汉兵,赶往锦州。与先行出发的护军汇合后,皇太极便甩下大军,唯与多铎(豫亲王,努尔哈赤第十五子)率领200名亲随护军快速前进。这支精锐的小分队缘山潜行,赶到小凌河。对岸驻扎着7000明军。皇太极毫不犹豫,披挂上马,令部下准备战斗。随后,他一马当先,全速渡河,冲入明军营寨。明军顿时大乱,其兵力虽相当皇太极所率护军的35倍,却急忙向城中退却,金兵则尾随其后,尽情砍杀。几小时后,皇太极又指挥满汉大军同明军主力进行了一次交锋,并再次获胜。虽然这次交战俘获了一员明军副将,但前一次奇袭的成功才是最辉煌的胜利。当天,皇太极率军返回大凌河,代善等众贝勒出营三里相迎,对皇太极的大胆和果敢倍加赞贺。的确,大凌河及锦州城下的胜利,使皇太极和他的兄弟们拉开了距离。此时,大凌河城内被困的军民渐渐粮绝薪尽。皇太极通过对俘虏的巧妙讯问,了解到了这一情况。10月13日,他刚刚凯旋而归,便决定再次致书祖大寿,告诉他后金已经知道城中的困境,并以保证其财产、荣誉和地位为条件劝其投诚。满洲国皇帝,致书于祖大将军。兵,凶器也;战,危事也。人未有不愿太平,而愿战争者。即战而获胜,岂若安居之乐乎。我屡遣使议和,尔君臣自视如在天上,而卑视我,竟无一言相报,我是以忿而兴师。自古以来,两国构兵,不出战与和二者。今和议既绝,朕故留兵居守,亲率大军深入。幸遇将军于此,似有宿约,深惬我仰慕将军素志。意者天欲我两人相见,以为后图乎。但祖大寿并无回音。几周前,皇太极离开大凌河时,祖大寿曾遣军出城,企图夺回被金兵占领的城外西南各台。那次行动虽未成功,但当时颇令皇太极担忧。为此他还专门召集群臣,商议防止祖大寿主力大举突围的对策。而现在,皇太极在大败孙承宗后,变得信心十足,遂决定引诱祖大寿军再次出城。10月14日,他派遣部分士卒和炮兵悄悄朝锦州方向运动。走出10里后,鸣放数炮,便返回大凌河,并故意扬起灰尘,装作一支大规模援军。同时,皇太极率其护军佯装退却,伏于山内。祖大寿见金军弃营而走,果然中计,遂再次出兵攻打城外西南各台。明军刚刚架起云梯,皇太极的护军便掩杀过来,杀死杀伤明军数百人。在这场战斗中,祖大寿损失不大,但心理上似乎受到了沉重打击。从此,大凌河守军便将自己封闭起来:紧关城门,不敢复出。但城外的明军对突围仍抱有希望。因为皇太极在小凌河的胜利不过是一次小规模战斗。在那次战役中,他显示了自己的胆略,但孙承宗援军的主力并未真正与其护军交锋。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未进行过真正的较量。当然,金军曾以迅速、隐蔽和突然的行动,打败过前来援救大凌河的明军;但如果遇到严阵以待的明军主力,他们怎么办?那时他们的结局又将如何?1631年10月19日,张春率百余名战将和四万步骑,渡过小凌河向大凌河城进逼。这支大军的行进缓慢而谨慎,一过小凌河便掘壕筑寨,排开车盾枪炮。后金的哨探很快发现了这支明军的位置,报告了皇太极。皇太极遂留下一半人马继续围困大凌河,亲自率领另一半人马前往迎击。但他看到明军兵多将广、壁垒严整之后,又改变了主意。为了避免遭受太大伤亡,他下令撤回大凌河。张春停了三天才率军继续前进。10月22日凌晨四更时分,明军起营出发。由于天色昏暗,明军进至离大凌河城15里处,才被金军哨探发觉。皇太极迅速集合人马,率满、蒙、汉军2万人迎战两倍于己之敌。后金军来到明军阵前,见张春已将4万大军摆成防御阵形,大炮鸟枪四面排列。皇太极令骑兵分两翼从正面突阵。右翼直扑张春大营,冒着猛烈炮火冲破了明军阵地。左翼在明军炮火下伤亡惨重,未能破阵,遂拨转马头随右翼之后冲入阵中,并在张春营外重整旗鼓。然而,明军也重新部署了兵力;而且,要不是因为另外两项因素,即佟养性的大炮和明军的一次导致相反后果的行动,明军的武器优势本来会使之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正当后金骑兵在张春营外无能为力地乱转时,皇太极令佟养性率众来到明军阵地东侧,用大炮和火箭发起进攻。明军在佟养性的轰击下伤亡甚多。为了对付金军的大炮,他们乘风点燃了地上的干草。大火迅速逼向金军。但命运之神站在金军一边。当燎原大火刚要烧及佟养性的炮队之时,风力突然加大,向相反方向刮了回来,于是,大火浓烟反扑向了明军。这时,皇太极再次发起正面攻击,满洲、蒙古步骑虽然遭到明军炮火重创,但仍然奋力冲击,有的砍杀明军步卒,有的策马追杀或生擒明军骑兵。被俘的明军将领共34人,包括张春本人。战斗结束后,他们被带至皇太极面前,依次叩拜。但轮到张春时,他坚决不跪。皇太极大怒,从身边的护军手中夺过弓箭,欲当场将其射死。代善挺身谏曰:“我前此阵获之人,何尝不收养?此人既欲以死成名,奈何杀之以遂其志乎?”其他官员也纷纷上前为其说情,众贝勒甚至跪在皇太极面前,请求看在他们的面子上饶恕这位明朝将领。最后,皇太极怒气渐消,放下弓箭,草率打发了张春。当晚,皇太极派达海以珍馔赐张春,但他拒绝说:我死志已决,不食上之所赐。蒙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此语非我所创,乃古之定理也。他还为崇祯皇帝辩护,说他是公正、贤明之君,只是为执政大臣所蒙骗;既而又感叹自己在朝中受大臣冷遇,并重申了为主捐躯之志。此后三天,张春绝食求死。但第三天,皇太极亲来探访,并亲手赐与酒食。张春大为感动,遂接受了“恩养”,饮食如故,以示愿为新主效忠。

                      祖大寿降金与复叛

                      皇太极成功地压抑了心中怒气,并再次施展了他那曾经征服了目前正为他攻打大凌河的孟乔芳等永平降将的个人魅力。现在,由于张春这位明朝援军统帅也已归降,皇太极手中便有了一份用来劝降祖大寿的颇有分量的名单。1631年10月31日,他令23名文武降官,各以己意写招降书,然后派遣其中一人来到大凌河城,将其交给祖大寿及另外两名守城将领何可刚和张存仁。此人到达大凌河后,被拒绝入城,遂跪于城外,向祖大寿说明了这些书信都是何人所写,以及张春全军覆没的经过。祖大寿听罢,赐之饭食,令其返回金营,并说:“尔不必再来,我宁死于此城,不降也。”此人回到金营后,向皇太极报告了祖大寿的决心,并补充说,祖、何、张都不信任满洲人,认为投降后必死无疑,就像七八年前辽东百姓惨遭屠杀那样。于是,皇太极又一次致书城中,以消除祖大寿和其他守城将领的疑虑:夫我国用兵,宜诛者诛之,宜宥者宥之,酌用恩威,岂能悉以告尔?至辽东人被杀,是诚有之,然心亦甚悔。其宽宥者,悉加恩养,想尔等亦已闻之矣。现在恩养之人,逃回尔国者亦少。且辽东、广宁各官,在我国者,感我收养之恩,不待命令,自整汉兵,设立营伍,用火器攻战,谅尔等亦必知之。至于永平攻克之后,不戮一人,父子夫妇,不令离散,家属财物,不令侵夺,加恩抚辑,此彼地人民所共见者。皇太极还在书中举出许多对违反金汗禁令擅杀汉族俘虏的满、蒙贵族施

                      这是条铁律,在女真开国的前十四年里,后金初立的前八年里,没有人能打破。公元1115年三月,北方战报传来,二十七万辽军崩溃,不仅丢失阵地,带着的耕牛等农具都被抢得一干二净,能逃回来的人,都吓得面无人色。他们见识到了女真人的战斗力。面对二十七万大军,只有一万人的女真军根本没什么逗引埋伏之类的虚招子,就是冲上去,以右翼冲击辽军左翼,左翼被击退;中军助战,辽军整体被击退!一万人追着二十七万人打,这是什么样的场景。二十七万人还没跑掉,等到夜幕降临后,形成的局面居然是——辽兵被围……二十七万人被一万人围住了,并且整整一夜没能突围。到第二天凌晨时分,女真人发起攻击,他们趁乱才跑出来了一部分。跑出来的全是骑兵,具体数字不详,只是史书里以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词语说,步兵全灭。那就是说,至少七万兵力死在了这一战里。在国家级的会战里,死这么多的人也许不算什么,很正常,但是二十七比一的人数比,仅仅一天一夜的战斗时间,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代表了什么呢?女真人无法扼制了,辽国错过了他们最脆弱的萌芽期,在出河店之役后,哪怕用上了超级大国欺负新兴小国的正确办法,也变得无济于事。毕竟,战争上实力决定一切。可是怎样检验实力呢,仅仅凭借两场胜利,就想证明金军全面超越辽军,变成东亚最大吗?这个想法太超前,辽国人不承认,连女真人自己都不敢相信。要不然,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了。事情很好玩,二十七万人崩溃之后,耶律又给完颜写了封信,信里的态度比前面一封要差了些,这次没有许诺,连称呼都没有,直接要求阿骨打投降。完颜很郁闷,这是为什么呢,前几天那一架到底是不是我赢了呢?一怒之下,完颜回了封信,内容几乎和耶律的来信一样,改变的只是落款。也就是说,完颜也没提耶律的称呼,并且要求耶律投降。没得商量了,耶律决定玩个最大的。在这一年的八月份,他集结起了全国当时能抽调的全部精兵,共计骑兵五万,步卒四十万,对外宣称七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女真。他的动作没有完颜快,辽军八月集结,由于过分庞大,一个多月之后才起程。这时完颜已经来到松花江畔,隔着滔滔江水凝望黄龙府了。这时女真军是发愁的,由于刚刚组建,并且是第一次进入辽境攻击,他们没有水军,甚至可以说,连能游泳的人都很少。这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大大地限制了女真人的扩张。这时,九月份的松花江就挡住了他们的脚步。怎么过去呢,只见全军发愁,阿骨打来到了江边。他派了一个人骑上一匹赭白马跃入了水中,然后他举起了马鞭,“看我马鞭所指方向前进!”这是一句近乎神迹一样的话,宽阔的松花江面上,他随手指向前方,要他的勇士向那个方向前进。是的,女真人的确勇悍,宁可淹死也不拒绝命令。但问题是,一万双目光的注视下,那匹赭白马越走越远,直抵江心,江水居然一直只淹没到它的腹部!女真兵团沿着这条神迹一样的水道踏上了对岸,更惊人的事发生在最后一名骑兵上岸后。有人再去重走那条水道,却发现江水漫无边际,水深已经不可测量……这是多么惊人的事情,不说它本身有多神奇,光是它带来的副作用就让阿骨打受用无穷。每一个女真战士都坚信,完颜阿骨打是神授的,他的一切都超乎凡尘之上,从出河店的大风,到这时江水变浅,他简直随身带着神仙。黄龙府被一股狂热激情征服,女真战士攻下它时既短暂又快乐,之后休整了好多天,耶律延禧才带着倾国之兵杀到附近。七十万辽军,这个数字重新唤起了女真人刚刚忘记的恐惧,完颜阿骨打仔细观察着周围的变化,他长叹一声,知道要打赢这一仗,甚至想开战的话,又得用上些别的招数了。他召集全军集合,自己带着把刀走上了高台。面对台下的两万人,对,是两万,打下黄龙府之后,他的兵力增加了一倍。他看着台下的两万人,抽出了刀,之后掉转刀锋,划向了自己的脸。鲜血流下时,阿骨打仰天痛哭。这一幕出现后,在场的每一个女真人都相信,完颜阿骨打是真的在伤心,在痛苦,达到痛不欲生的程度了。这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个古老习俗,叫“嫠面”。只有当遇到大忧、大丧、大不如意,沮丧到极点时,才会这样做。痛哭中的阿骨打对台下说:“当初带你们起兵,是因为契丹人太残忍了,女真人活不下去。现在辽国皇帝亲征,兵力达到了七十万,怎么办?除非人人死战,否则不能打败他们。为你们着想,不如杀我一族,去投降辽人,那样还能活命。”这一刻,天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恐慌了、害怕了,反正纵观历史长河,这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多少个艰难无比的任务都是这样完成的,近的比如三国时刘备怎样摔儿子得到赵云的忠心,远的比如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建立。赌城的那位建设提议者只是个中等水平的小人物,向当地大佬说起时,很自然地被鄙视了。这时,他把手伸进了怀里。所有人都警觉,他要拔枪!而他也真拔出来了,下一瞬间却是把枪递给了大佬,“……要不你杀了我吧。”大佬不要,他硬塞。双方在推枪的过程里,同意了在沙漠中挖出这座赌徒的圣地。这类事太多了,问题不是这种事的性质怎样,而是完颜阿骨打怎么会运用。他只是个域外的野人,生存在只认刀枪鲜血的蛮荒种族里,居然敢在两万人的舞台上演这种戏!他成功了,台下的人都跪下来向他发誓,和辽国人死战到底,绝不投降。OK,全军开拔。两万女真人和七十万辽国人在达驼门、达斡邻泺一带相遇。面对空前强敌,女真人不一样了,他们没再像从前那样骑马抡刀去砍人,这回不主攻了,大家蹲下来挖沟垒墙,先想好怎样防守。哪怕在《金史》里,都承认这时的女真人相当的憋屈胆怯,两万人抱成一团躲在深沟高垒里边忍着,想着怎样多挺一段时间,消耗一下辽军的锐气。与此同时,他们派出了些散兵游勇,游弋在主阵地之外,试探对方的粮道,或者捉几条舌头。一个空前巨大的惊喜,就在这时击中了全部女真人。捉回来了一个辽国的运粮官,从他的嘴里,女真人得到了一个消息。这时别说绝大部分才钻出深山处于没脑子阶段的女真人,连完颜阿骨打本人都不敢相信了。据这个舌头说,辽国发生内乱了,副都统章奴带着大批人马临阵脱逃,火速杀回辽国都城玩叛乱了。这消息是可能的吗?阿骨打的脑子急速运转,好事坏事想了个遍。说不可能,哪有这么巧的事;说可能,章奴看准了耶律延禧起倾国之兵来打仗,京城空虚,带兵回去就成功。而两万女真人足以把耶律延禧拴在前线,有之前二十七万人马一天一夜崩溃的败绩,他绝不敢临战抽兵平乱。算来算去,阿骨打不敢乱动,毕竟兵危战凶,万一是陷阱,他这两万人都填进去,也填不满这个坑……怎么办呢,关键时刻,又一个消息传来。耶律延禧亲自带兵回京城平叛,已经走了两天了。完颜阿骨打再不迟疑,他命令进攻,直接攻击辽军的中军,皇帝本来应该在的地方。——耶律延禧在,就擒贼擒王;不在,中军没有主事人,最强点已经是最弱点。接下来的事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前一战的翻版。金军右翼攻击,辽军退却,金军左翼进攻,辽军全体溃败,连之前的一日一夜都没能坚持,七十万或者四十五万大军不说有人能稳住阵脚,连稍微抵挡一下金军,延缓追击都做不到。辽国人一路败退,在长达一百多里的路上,丢下了无数的尸体、车辇、兵械、印符、牛马、宝物,本来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注定了被全歼的,只是有一个聪明的辽国人站了出来,他叫萧特末。此人突发奇想,点燃了一大片战备物资,用大火隔断了不依不饶的追兵。这一战让辽国人欲哭无泪,连同章奴都郁闷得要死。谁能料到耶律延禧会这么搞呢,放着面前的死敌不管,居然带兵杀回来平叛……我们是民族内部斗争好吧,为什么要便宜外族人呢?!这不奇怪,如果不颠三倒四、丢西瓜捡芝麻,他还是耶律延禧吗?辽国还会到这一步吗?这一战过后,辽国的军力甚至是财力都跌下了深渊,不要说再集结兵力进攻,连守卫庞大帝国的各处疆域的正常兵力都捉襟见肘。北疆门户大开,金军随心所欲,想打哪儿就打哪儿,没有半点阻碍。下面是一系列的数字,在了解它们之前,先回顾一下辽国的五大重镇。它们是: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东京——辽西府——今辽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这是辽国的五大直辖市,相当于宋朝的四京,在帝国中占有重要意义。好,数字开始。公元1116年,金军攻破辽东京道诸州。这相当于国土的五分之一没了。对此耶律延禧没有反应,一来是战力空虚,想反应也没辙;二来,他打累了。上次御驾亲征,就算没和女真人死磕,至少也火速回京平叛一次。这也是劳动好吧。于是,他到辽阔的国土的另一端,找野生动物们开运动会去了。继续打猎。公元1117年,金军攻占长春州(今黑龙江肇源西南)、泰州(今黑龙江白城),其战略意图直指上京。这又是一个五分之一被威胁了,对此,耶律延禧终于有动作了。他把从东京,也就是辽西府那边逃过来的难民召集起来,选拔壮丁,组成了一支两万八千人的队伍。在他想来,这些人失去了家园,心里一定充满了怨恨,冤有头债有主,都是金军惹的祸,就让他们两方面去拼命吧。这支军队被命名为“怨军”,首领是渤海人郭药师。怨军立即开赴前线,紧跟着被金军击败,上京区域内的显、乾、懿、豪、徽、成、川、惠等七州全部丢失。截止到这里,辽国的五分之二领土注定要沦陷了。绝望笼罩着辽国人,连同这个时代最大的败家子二世祖耶律延禧先生都萌生出了困兽的感觉——被逼得没有退路了……困兽犹斗,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就在这时,从金国传来了一个让人昏迷的消息。完颜阿骨打派人送来封信,说他想来想去,还是对辽国有特殊的感情,而且打生打死也没法磨灭。所以,请给我个辽国的官职吧。……倒塌。全辽国的人都变得心情复杂。这意味着什么呢,阿骨打是个好同志,他回心转意终于决定不造反了,那么是不是以后就不用上战场,大家又会过上从前的好日子了呢?美妙的幻想里,耶律延禧派出了使者,和女真人谈起了官衔的问题,其他的辽国军民也逐渐恢复了心理健康,不再整天想着拼命。一股消失了百年之久,刚刚有望凝聚的斗志就此减弱消亡了。这就是女真人,每每读史读到这一页时,都让我心灵震撼,事实证明,这个民族绝不是仅仅有着勇猛强悍之类的性格,他们是精明的,甚至是狡诈的。在这种虚幻的和平假象里,耶律延禧又到森林里打猎去了,就连辽国里最精英的一群人也认为这种局面很好,因为这是难得的喘息之机,辽国可以用来恢复元气。但掉链子的是,转过年来的公元1118年,辽国全境发生大饥荒,达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还恢复什么元气啊,和金国的差距越拉越大。并且,他们不知道,更大的危机就发生在这一年,这种危机远远超过了这场大饥荒。公元1118年是属于宋朝的,四月初宋朝派武义大夫马政浮海使金,联合女真人图谋辽国,在辽人的背后插了一把刀。前面说过,童贯在公元1111年出使辽国,在卢沟桥遇到了马植;四年之后,到公元1115年时,马植才与宋朝高层接触,讲出辽国必亡,可以联合女真的话;要再过三年,宋朝才派出了使者,渡海与金国接触。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了,足以说明宋朝的谨慎。说到底,赵佶、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都是聪明绝顶的,如上举国伐谋之事,怎么会草率呢?像一般历史记载给人的印象,仿佛马植在卢沟桥给童贯灌了一碗迷汤,童贯就当真了;马植到开封城给赵佶再灌一碗,宋朝就和辽国开战了,哪有那么简单。宋朝足足观察了近七年,而且还在一个偶然事件里得到了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作出了决定,派出使者。第十三章海上之盟第一手资料来源于一场海上风暴。准确地说,是一场渤海湾里产生的风暴,把一群辽国去高丽国做生意的商人吹到了宋朝的边境海岸线上。这些人有两百多个,领头的是辽籍汉人高药师、曹孝才、郎荣和尚,他们到了宋境之后在登州附近上岸,对当地的官员交代身份时,透露了一个消息。辽国在这三年节节败退,丧师失土,已经失去了自保之力。这条消息是爆炸性的,举世无敌、东亚最大的辽国惨到这步了?宋朝人集体怀疑自己的耳朵,震惊之后,地方官把这批人上缴东京,由皇帝去决断。赵佶召开御前会议,问这事怎么办。在这件事上,朝臣们迅速分裂成两个极端,一方面是蔡京、童贯,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消息,拿辽国开刀,以战功赚取更多的利益,是他们的长久方针,绝不会动摇。他们公开的理由是,联金破辽,收复燕云十六州,这是历代宋主的宿愿,是汉人种族安全系数的保证。打这一仗,看眼前很凶险,为以后是长治久安。只要打赢了,不管是面对辽或者金,还是别的什么异族,汉人都重新拥有了长城防线。另一方面的人成分很复杂,有游离在蔡、童集团之外(早就没有明确敌对者了)的朝臣,有蔡、童集团里本来的骨干,有外国皇帝,还有宋朝的平民百姓。这位百姓很牛,名叫安尧臣。他是个地道的草民,却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居然能穿透蔡京、童贯、梁师成把持了十几年,层层设卡的官府黑幕,把自己写的文字让赵佶看到了。这封奏疏长达数千字,安尧臣把赵佶登基以来的各种失误数了个遍,把蔡京、童贯他们的问题一一列举,最后重点分析了燕云问题。他的看法是,这是蔡京等人的政治手段,不是为国而是私欲,会把国家带到火坑里。对此,蔡京很愤怒,赵佶却不在意,还给了安尧臣一个官职。蔡、童集团里本来的骨干是现枢密院长官邓洵武。前面提过,他是邓绾的儿子,是力保蔡京上位、把蔡京从外地救回京城的有功之臣。他反对的不是联金抗辽的正确性,而是操作的可能性。他分析,国朝初年,以宋太宗之神武,赵普之谋略,彬、美之将才,百战百胜,却在燕云城下惨败,现在会有把握吗?外国皇帝是高丽国王,他是当时东亚最标准的受气包,对于身边每一个新老势力的交替更新都有最权威的解读,谁有多硬谁多软,谁有多凶谁危险,他都门儿清。原因是,无论是谁兴起之后,都会第一时间欺负他。他托正给他看病的宋朝医生给赵佶带了个话,说金国人比辽国人凶太多了,兄弟已经预感到这是最凶狠的一伙人,千万别招惹。持反对意见的朝臣忽略不计,千篇一律的重视盟约,重复起来头疼。综合两种看法,赵佶开始了回忆。他静静地思考自己登基之后的经历,复河湟征西夏,公元1115年还在南方平叛。那次叛乱在整个北宋史上排名第二,仅次于狄青搞定侬智高,名为“卜漏之战”。宋朝调三万西北军南下,扫平两州、八县共三十余座城池,拓地千里。回忆种种,心想事成,天下没有他办不成的事!现在祖宗盼望了百年之久的天赐良机出现,辽国已经衰弱到这种程度,再不趁火打劫还等什么?宋朝派出了第一拨使者,由登州地方官王师中派七名军官,带着高药师等人坐上船,沿着宋朝建国初年,女真人向赵匡胤献马的海路,向金国境内前进。他们的公开理由是去买马。这些人渡过渤海上岸后,发现了很多的女真人巡逻兵。他们的反应是,马上坐船回国。这群野人太可怕了,根本没法接触。回国之后,他们报告说上岸就被金国巡逻兵抓住了,遭到了非人待遇,对方根本就不想结盟,所以只好回来。……赵佶或许是个空前奢侈的公子哥,或许是个标新立异的艺术家,或许是个不知所谓的领导者,但是他非常聪明,聪明到自始至终牢牢地把帝国抓在自己的手里,从没有谁敢骗他、能骗他,连蔡京都做不到。蔡京都被罢免了三次

                      ,章惇有多强,他就有多强。而蔡京呢,一个地道的软柿子,一个天生的附庸,居然敢反抗他!这种反抗本身就是侮辱,决不能忍受。于是他反击,他辩解,他喋喋不休,渐渐声色俱厉……他掉坑里了,蔡京要的就是这个,他越失态效果才越好。就在曾大首相的高音唱得高亢嘹亮时,突然被打断。有人在旁边呵斥他,“曾布,上前安得失礼!”还记得他是怎么搞倒章惇的吗?这一声和他当初在哲宗灵前吼章惇是多么地像,报应!呵斥的人是温益,随着这声呵斥,赵佶拂袖而起,返回内宫。曾布完了,后面的事有御史台、知谏院的人接力,弹劾奏章一篇一篇接一篇,直接把他踢出京城,贬过江南。曾布的故事到此结束,他没有续集。他不会像章惇那样东山再起,在贬谪之后达到更高的巅峰,创造有他印迹的元符岁月;也不会像吕惠卿那样,纵然仇敌满京华,仍然高才可恃,在边疆守土保民。他是这个时代里最叫人厌恶的人,一个真正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没有原则的小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新旧两党二十年间在最高领导层里最垃圾的一个,就算是挑起党争之祸的元祐大臣们都比他强得多。比如刘安世,不管政治见解多糟,不管执政能力多渣,他对自己的信仰无比坚定——我就是认为司马光是对的,我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哪怕再多的折磨,我甘愿。刘安世历经“春、循、梅、新、高、窦、雷、化”等南方最险恶的八州中的七州,百死而不悔其衷,留下了很多让人动容的事迹。篇幅所限,只举其中一个。刘安世贬到英州时,有一个福康县(今福建福清县东南)的林姓书生奉命南下,要置他于死地。消息传来,满城的人都为刘安世发愁,尤其是他寄住的道观里的道士。该道士一边替刘安世熬每晚必喝的鸡肉粥一边流泪,说道观都被官军围住了,只等林书生到,您就难免一死了。刘安世厉声说:“人之生死前定,何用惧?汝出家学道,见识乃尔!”他说完倒头就睡,粥好了起床喝粥,从容写信安排身后事。这是何等的胆魄气度,就算是敌人也要佩服。每当看到这一段,我都会想起一段电影对白。那是一对海盗父子,儿子某天问:“你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做过,你活了下来,一定有什么秘诀吧,生存的秘诀?”父亲回答:“目的不在于永久地活下去,杰克,秘诀是,你要活出自己的人样。”活出自己的人样……刘安世有,曾布没有。蔡京当首相的那天是北宋史上最温馨动人的一刻。与之相比,王安石拜相时争议太多了,司马光是负面情绪太重了,章惇时……下边是一片牙齿打战的声音,实在是太吓人了。蔡京不一样。他是最风雅和善的,最通情达理的,是零拒绝的好同事,是大公无私的好领导。最后这句不是乱讲,以扳倒曾布的理由,他是多么的光明正大啊。杜绝官官相护,杜绝私相授受!真是最正义的手段。综合来看,蔡京的案底和这次的上位,简直是宋朝近二十年以来最雪白干净的大臣。由他来收拾乱到无可再乱的烂摊子,真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这一点不仅官场新皇帝赵佶相信,连新党里的顶级元老张商英也认可,蔡京的拜相制由他执笔完成,史称极其褒美。登场完毕,全天下人擦亮了眼睛盯着,看蔡京有什么高招能把国事、党争梳理好。天知道,这是个多么巨大的、无解的难题!但蔡京都一一解开了。在这个过程里,世界才逐渐地认识到,蔡京是怎样的动物。上任伊始,蔡京非常讲究传统,他对皇帝说,我们要沿着伟大的神宗皇帝、伟大的安石相公的足迹走。这样才会正确。赵佶点头。于是讲议司出现。它在名义上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仿制品,功能上也相近,国家的各项事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等事情,都由它负责。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确很像,当年变法,也是由这种部门来决策怎么变的。但是最后有一条是额外添加的。蔡京说,讲议司做出的决定,宰执、台谏等官员不许干涉,连议论都不许。只此一条,天塌地陷,宋朝瞬间国已不国。国家是什么,无非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这几件事,把这些事归于一个衙门,那么全体官场都成了摆设,都被架空了。再不许宰执、言官过问,连半点的监督机构都没有,这不是国中之国,另立天地了吗?这是国家政事,蔡京一把抓住之后,再向意识形态开刀。二十年间不是互殴不断吗,旧党骂新党是小人,新党骂旧党是奸邪,骂来骂去的没个定论。现在我来给你们终局。终点站到了,蔡京再一次把传统发扬光大。北宋党争的特点是列名单,从最初旧党人设立的元丰榜,到章惇报复时产生的旧党列表,都是大型代表作。真是力度强,影响大,一砍就砍倒一个时代。但是也有局限性。即百分之一百的精确性。元丰榜里全是新党人,旧党列表里全是旧党人。两边泾渭分明,不冤枉一个同志,不放过一个敌人。这都过时了,根本没法满足蔡京的需要。蔡京要的是涵盖天下英杰,所有人都在掌控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瞄准了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一件大事情。赵佶刚登基时向天下求言,承诺说对了有奖,说错了不罚。赵佶兑现了,真的给一部分敢说话的人升了官。一切从这件事开始。蔡京和他的班底把原始资料搬了出来,查奏章。把当时上书的五百八十二人,分成了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共七等。七等中,正下以上只有四十一人,包括邓洵武等;其余“邪”等居然是五百三十四人!里面包括陈师道、邵伯温等,他们从此定性,再没法翻身。这只是开始,毕竟这些人只是一时因为某件事偶然凑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讲,都是些官场的小杂鱼。是油炸也好,是活切也罢,都不能真正确定什么。几天之后才是官场的末日。又一张名单出炉,一共是一百二十人,里面宰执官二十二个,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章惇、曾布;待制官三十五人,包括苏轼、范祖禹;普通官员四十八人,有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外加著名太监八个、武官四人。这些人的名字由赵佶御笔亲书,勒石刻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它,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第四章党争养蛊孰为殃党人碑是终极版的政治迫害,所有能想到的招数,除了限于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大臣这一条之外,都用上了。比如上碑的人里,死了的,司马光、吕公著他们,追回一切追封,打成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没死的,远远贬到南方烟瘴地面,进行极地生存训练。可以预见,他们要是没有苏轼的气魄、范纯仁的操守,基本上是死定了。这只是普及型打击,下面是精确针对型的。碑上的名人们,谁是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号啕痛哭了。他们一生的心血,不只变成了追命符,更面临着在世间毁灭消失的噩运。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中的黄庭坚,他参与过修撰《神宗实录》,内容专门和新党唱对台戏。很好,他的著作手迹全部销毁。苏轼,这位不世出的大天才,宋朝的荣耀,刚刚才赦回北方恢复名誉,这时上碑了,那么《东坡文集》之类的著作也保不住了。不只是他,三苏的文字、苏门四学士的文字,也都在毁禁之列。其余的像宋朝历史系名人,号称唐史最强的范祖禹写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颁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也全毁掉。唯一幸免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本巨著不管出发点是什么,由什么人写成,它本身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是中华民族集体的瑰宝,这一点不能因为厌恶司马光而恨乌及屋。可蔡京不管,毁,真要爱才的话,东汉的蔡邕还会死吗?人都能杀,何况一本书。烧,连印版一起烧掉。危急关头,有一个太学博士站了出来,他叫陈莹中,此人非常聪明,他没明着反对,而是在太学的某次考试里出了道题。题目引用的是《资治通鉴》的序文。安全了,这下子谁也不敢再动这本书。《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给官方写的皇帝教科书,当年写成时由宋神宗亲手写的序文。经过新政老祖宗认可的东西,还不是圣物吗?对《资治通鉴》有心无力,实在是有损蔡太师的威名,他在另一些方面找回了平衡。打击面扩散,辐射到党人的子孙后代身上。这是开一代之先河了,前所未有的事。之前最狠的章惇也不过是夺了司马光等人子孙的恩荫,让这帮富二代们不能出生就当官罢了。如果他们争气,自己能考出文凭来,还是不受限制的。比如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在同文馆之狱案发前,还好好地当着官。这时蔡京宣布,凡上碑党人的子弟们,第一,不得与宋朝宗室结亲,已经定亲没举行仪式的,全部取消;第二,不管有官没官,都不许在京城居住。京城四周各处设立盘审点,严格监控,有私自入京的,监审点人员与党人子弟同罪。这两点,让原先含着金匙出生的高干子弟们比平民百姓的孩子还惨,他们失去了一切特权,不仅不能当驸马爷,连当官都成了白日梦。因为法令的无限延伸性。虽然明文规定中,只是强调了居住地的问题,可是实际操作里,被变成了党人子弟的人生终止符。比如一个叫程端彦的小官,只是鄢陵县的县尉,典型的芝麻豆大的官,萤火虫一样的前程,可是在这场运动中,他被罢免了,变成一介白丁。至于原因,很简单,他的老爸叫程颐。再比如一个叫李阶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大考之年文章盖世,为礼部试第一名。真是一头绝世神牛,如果在往年,他的前程,他的名望,必将传遍神州,冠盖一时。可惜皇帝看了看他的出身,把第一名换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李阶的老爸叫李深,是资深型的党人,并且他舅舅更厉害,是上船给章惇讲课的陈瓘。这样的祸根怎么能留,直接摁到十八层地狱里去。如此这般,完成了一个体系的打击,应该算斩草除根了吧?不,蔡京想了想,根本以往丰富的党争经验,还不到位。还剩下一批人,差点漏网了。前面这些党人,都是元祐时期露头,截止到宋哲宗去世的造反派,在哲宗刚死到赵佶初立这段时间内的呢?那批堪称向太后嫡系的旧党人,他们怎么处理?这类人被整理出二十七个人,以刘奉世为首,被贬官、外放。注意,这次的贬官是一贬到底,连之前担任一些宫观之职,领点补贴金之类的待遇都没有,变成彻底的下岗无业人员,只能自食其力了。到这步仍然没完,不久后,蔡京想出了新点子。根源在当年司马光等人在西京洛阳组成的顶级元老会,那时他们俨然是另一个小朝廷,论起资历、威望,简直比开封城的皇国班底还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实行。这怎么成呢,现在好几百的元老贬了出去,要是再组成元老会谁负责?为了杜绝这一点,蔡京下令,所有贬出的官儿们,不许扎堆生活,个个都分开,散在不同的城市里。严格控制他们的行踪,不允许出城。……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这仍然只是开始。蔡京再规定,这些人不允许议论朝政,不准教授学生,不给一丝一毫的机会传播他们的危险思想、有毒的倾向。……这还让人活吗?这些事情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一条接一条,打得党人们晕头转向。他们痛苦之余很纳闷儿,这个蔡京是怎么了,他吃拧了还是被绝世冤种附体了?怎么变态到这地步,有这么虐待人的吗?直到这时,他们仍然不能反躬自省,制造出蔡京的,正是他们自己。搞清这一点,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要怎样才能结束党争;二,怎样才能在党争中活下去。问题一,党争有二十年了,要结束它,几乎所有人、所有历史书都说要温和、要不偏不倚。具体起来,要像赵佶刚登基时那样,从皇上开始表现出中立、中庸的态度,下面自然平静了。等时间一长,大家习惯了互相温柔,世界自然和谐了。好,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某个皇帝是中立派,不偏向哪一方,更不打压哪一方。请问下面的大臣们会怎么样,就此安静吗?空口无凭,有实例为证。宋仁宗,这个世界里最仁厚最中正的君主,他对臣子们好吧,可偏偏正是党争的源发点。为什么会这样?庆历新政居然等同于庆历党争,堂堂三百年第一人的范仲淹居然是党派之争的发起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动物。还因为宋朝对文臣的超级宽大。这两点把宋朝的大臣们惯得无法无天,平时脑子里想到了就说,说啥也没关系,甚至说得多等于工作努力,那自然是不说白不说。这时要皇帝怎么办,只是温和就行了吗?人家拼着不当官儿了都要说的,一个温和、平衡的态度就能阻止他们?开玩笑。所以,以柔克刚是行不通的,只能以暴制暴。想消除党争,一是长久地、不改变地支持某一方,保持政策不变;二是把两边都打倒,一个不留。只有这样,世界才能安静。蔡京不是皇帝,没法制定方针,作为臣子他只能选择第二条。既然做了,就干票狠的,为了彻底在党争中脱身,他不分敌我,不分新旧,只要是有威胁的,全都打倒。比如章惇、曾布,本来这是两位众所周知的新党元老,甚至是蔡京的老上司,但是为了干净的新天地,蔡京硬塞给他们两张旧党的党票,这就是新标签了,以党争的名义——去死!这样结束党争,蔡京算不上大仁大义,但绝对大智大勇。历史证明,只有这一个办法,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还有,非流云所能逆料也。问题二,关于生存的事。党争到了这一步,新、旧两党分别被对方抡倒两次以上,几乎每个参与者都跌倒、爬起、流放、回京、再爬起过,其间无论过程多么惊险曲折,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倒台死亡。无一例外,谁都一败涂地。强如王安石、司马光也没法幸免。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要怎样活下来呢,这是个大问题啊。蔡京是个有心计的人,是个从开始就非常有危机感,向往平安舒适的生活的人。他的零拒绝服务足以证明这一点。有这样的心胸,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过往的例子,就会得出一个绝望的答案。身在潮流里,浮沉不自由。不管是做党魁,还是当帮兵,都只是片刻的荣誉、永恒的悲剧!要想活,只有把周围的人都踩在脚下,唯我独尊,才能唯我生存。都是你们逼的!这是种顿悟,产生的后果是蔡京突然间的凶狠。一点预兆都没有,他变成了北宋史上最残忍、杀人最多、不问青红皂白斩草除根害人到死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真切地反映了这一点。前面提到的张商英,新党元老,亲手为他写的拜相制,文字极为褒美。可以说对蔡京非常好了,可是元祐党人碑上就有他的大名。为什么,只因为他有威胁,以张商英的资历、脾气,早晚有一天会反蔡京。那好,只要有可能,就先摁到死。蔡京成功了,如果说北宋官场是一只大罐子,新旧两党无数党徒是毒虫,那么蔡京就是互相咬噬中存活下来的唯一的那一只。他,成“蛊”了。以上只是推算出蔡京变身的经过,下面要说的是蔡京变成了什么。作为祸国殃民毁灭国家级的奸臣,人们总喜欢把他和董卓、曹操等著名反派相提并论。这不对,蔡京并没有活在乱世里,他更没有篡位的心,他所有的欲望都非常浅薄,非常实际。他的狠毒只是出于他的危机感,是被动的应战,而不是主动去害人。后面发生的事,每一件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五章国之少年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的春天前后发生了一些事,传说这些事,让几个宋朝大佬在另一个世界里有过几段对话。王安石说:“小京,有点过了啊。”蔡京:“首领,我想活下去。”这是关于元祐党人碑的。司马光说:“小京,有点奢侈啊。”蔡京很郁闷,“我想活得舒服些……谁让我之前受罪呢?谁让我怕来日无多呢?”这是关于赵佶、蔡京等高级领导人生活水平问题的。生活水平……这实在是最小,也最大的事了。说它小,小到了用餐的器具。某一天蔡京上朝,发现年青俊秀的皇帝呆呆出神。主忧臣辱,他当然要问清楚。“陛下,您怎么了?”赵佶羞涩又犹豫,他的面前摆着几只晶莹温润的玉盏、玉盘、玉卮,都是顶级的餐饮用具。他说:“过几天

                      国一直在准备着和秦国较量,赵国才是秦国主要的敌人。如果现在秦国把韩国给灭了,那会让天下人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秦国灭了自己的内臣,而放过了自己的外贼,侍奉秦国最后的结果是被秦国灭掉,那么谁将来还会跟秦国交好呢?天下的人都会选择和赵国结盟。第三点,韩国不容易灭。韩国虽然小,处“四战之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需要应付外敌,但是这么一个小国,处在这么一个不利的地理位置上,一百多年以来,它就是在和邻国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这个国家你不能轻易地灭掉它,你也不可能轻易地灭掉它。假如说你要去灭韩的话,那么韩国就会和魏国结为联盟,魏国肯定会帮助韩国。韩魏结盟,有助于赵国,赵国本来和齐国就是联盟,再加上韩魏的联合,那么你攻打赵国就更困难了。所以,韩非主张,不能够先灭韩,应当首先灭赵。那怎么灭赵呢?韩非提出来一个分四步走的具体计划。第一步,派出使者出使楚国,用重金贿赂楚国的重臣(重币用事之臣),宣扬赵国的劣迹;第二步,给魏国送去人质稳住魏国;第三步,率领韩国攻打赵国,即使赵国和齐国结为同盟,也不足虑;第四步,灭了赵国、齐国之后,发一封文书给韩国就可以摆平韩国(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而定也)。这样,秦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就可以造成赵、齐两国灭亡的态势,楚国、魏国也一定会自动屈从。韩非提出首先消灭赵国的主张,是为了保存韩国。但韩非提出的主张,每一条具体的理由,都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来说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秦国的角度来阐发他的主张。所以,韩非的上书有很大的诱惑力。那么,秦王嬴政面对这样的主张,他的做法是什么呢?秦王嬴政的做法,为什么使韩非更进一步地卷进了秦国的通天大计之中呢?我们前面讲过,韩非这个人口吃,不大会讲话,但是笔头功夫非常好,他的文章特别善于剖析利害,这是韩非的文章最有特色的地方。所以嬴政看了韩非的上书以后,他没有做判断,而是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中的大臣朝议。在朝议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反对韩非的就是李斯,李斯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心病必除。他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是人心里边隐藏的疾病,这个病虽然现在没有发作,但它一定会发作的。假如,秦国有了突发事件,韩国一定靠不住。所以,韩国对秦国来说是个必须要除掉的心病(秦之有韩,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第二点,这个心病是一定会发作的。现在这个病隐藏在你的身体里面,也许一年两年不发作,但是如果我们去对付齐国和赵国的话,需要举秦国之力。当我们举全国之力对付赵、齐的时候,韩国这个心病就会发作,当年秦穆公兵败崤山的惨剧就会再现,所以必须消灭韩国(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眩也)。这样,李斯跟韩非的意见就针锋相对了。李斯主张灭韩,韩非主张灭赵,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秦王嬴政在制定通天大计时的路线之争,它的本质是秦国和韩国两国利益的冲突。门监子摆平四国韩公子痛斥姚贾在当时,秦国是七国中的老大,军事力量最强,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秦国相匹敌。所以秦国很自然要用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军事力量以外,还要不要用其他的手段呢?李斯认为,还要用外交手段。李斯讲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应当多派一些人,带着很多钱,到六国去,收买那些可以收买的重臣,收买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果他很廉洁,不收贿赂,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暗杀了。能买的买下来,买不下来的就杀,然后再派大兵随其后(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这样,李斯就提出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军事力量,另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叫金钱,李斯主张两种手段并用。秦王嬴政曾经遭遇过一次四国联合抗秦的军事行动,当时秦主嬴政召集了六十多位大臣来商议这个事情,大臣们都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姚贾的人站出来,他说,大王给我钱,我去把这四国摆平(贾愿出使四国),必须其谋而案其兵)。嬴政听了很高兴,给了他一大笔活动经费,给了他很多车辆,还给了他黄金千斤,姚贾用了几年的时间,把联合进攻秦国的这四国,全部用钱给摆平了(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姚贾回来以后,秦王嬴政很高兴,赐封午户,并且提拔他做了上卿。韩非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立即给秦王嬴政上书,痛斥姚贾。韩非指责姚贾什么呢?他指出姚贾犯了三条大罪:第一,贪污公款;第二,假公济私;第三,出身卑微。先说第一条,韩非说姚贾拿了秦王赏的这么多钱,活动了三年,四国的外交也没见多大成效(四国之交未必合),而大部分钱进到他自家的腰包里去了,这叫贪污公款。第二,姚贾利用秦王的权力为自己建立关系网,私交诸侯(以王之权,外自交于诸侯),这叫假公济私。第三,姚贾这个人人品不行。他本是魏国人,父亲是个把守城门的(守门监者),他出身卑微,而且在魏国曾经犯过盗窃罪,魏国公安局里面有他犯罪的案底,他是有前科的人。后来到了赵国,又被赵国驱逐。你看这个人,出身这么差,还犯过罪,被列国驱逐,你和这种人商讨国家大事,那不是让我们这些人太掉价了吗?嬴政看到韩非的上书,就把姚贾叫来质问:你是不是拿着公款去私交诸侯了?姚贾不卑不亢地说确有此事。嬴政一听大发雷霆,你既然这样做,怎么还有脸面来见我呢?姚贾说,你一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在历史上,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的事情太多了,你要听信谗言,你手下就不会有忠臣。嬴政说,这条我们且不说。有人举报你,说你是个监门人的儿子;有过盗窃的前科,在赵国被驱逐过,有这件事吗?姚贾说不错,确有其事。但是反过来讲,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帮助周文王的姜太公,他当年在齐国不是被驱逐出去的吗?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是个商人,但是齐桓公重用他,不是最终称霸天下了吗?还有,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但他不是帮助秦穆公使秦国崛起了吗?这些人哪一个是出身高门贵族家庭的?但这些人不都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君成就了一番霸业吗?如果你用人要讲出身,要用高士,我也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有一个高士,商朝人卞随,当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找他商量,卞随觉得找他商量灭掉一个君主是一种耻辱,然后就投水而死,这是个高士,这种人你能用吗?你跟他一商量,他就投水自杀了。还有一个高士,夏朝人务光,商汤灭了夏桀以后,据说商汤想把君位让给务光,务光不干,然后就自沉于蓼水之中。这两个高士,一个找他商量事他就跳河自杀了,另一个让他当国君他就自沉了。这些高士都出身高贵,德行、操守很高尚,但他们愿意为你服务吗(人主岂得用哉)?你现在是用人的时候,用人就是用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衡量他的道德水准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再高贵的人,如果他没有功劳,你也不能赏他(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秦王嬴政一听,有道理,便不再追究,把姚贾给放了。李姚联手诛韩非秦王黙然成大计姚贾下来一打听,谁告了他呢?韩非。如此一来,姚贾和韩非就成仇家了,姚贾也被卷进关于通天大计的争论当中。李斯跟韩非过去有过存韩与亡韩的斗争,现在又卷进来一个姚贾,姚贾为秦国立了功,却受到韩非的指责,加上秦王嬴政的问责,姚贾被韩非定了三条罪,其中任何一条罪状成立,都是死罪,所以姚贾能不恨韩非吗?韩非在很短的时间,给自己找了这么两个难对付的敌手。在劲敌的谮毁下,韩非不久之后被迫自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从上述记载来看,进言杀死韩非的是李斯和姚贾,送毒药让韩非自杀的是李斯。他们说韩非这个人是韩国的公子,他一定不会帮助秦国,这是天性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如果不用这个人的话,一定不要久留他,更不要放了他,一定要把他除掉,否则将会是秦国的祸害。嬴政听了这话,就把韩非投到监狱里。李斯这个时候是廷尉,就让人给韩非送了毒药,韩非想申诉而不得,就在狱中自杀了。韩非之死,实际上是因为他想在强秦的铁蹄之下,保存实力弱小的韩国,从而卷入了秦国统一天下这个通天大计的制定之中。他的死,具体牵涉三个人:嬴政、李斯、姚贾。那么,韩非的死,该由谁负责呢?是秦王嬴政,还是联手告状的李斯和姚贾呢?或者是韩非自不量力,卷入了一个他根本无法阻止的计划之中,导致自己死于非命?其实,韩非之死牵涉的这四个人都有责任。李斯的责任前面我们讲过了,在这里只提一句,李斯坚决主张杀韩非,主要的原因是李斯认为韩非在阻挡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的制定,他是灭六国的障碍,必须要除掉。这是李斯的看法。姚贾呢?姚贾也主张杀韩非,原因有两点。第一,私恨。姚贾痛恨韩非,他为秦国立功回来,却被韩非举报三大罪状,私恨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点,姚贾主张用金钱作为统一六国的武器,而且他做得很漂亮,用金钱也确实摆平了四个国家。因此,姚贾主张杀韩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不同于韩非的统一六国策略,将韩非视为统一六国过程中的障碍。嬴政对韩非之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责任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欣赏韩非的是谁呢?是嬴政。韩非上书,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臣的人是谁呢?是嬴政。批准李斯和姚贾的建议,将韩非逮捕投入狱中的是谁呢?是嬴政。虽然韩非之死并不是嬴政直接下手,是李斯送的毒药,韩非没有办法告状,只好自杀了。但是,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韩非死了以后,嬴政并没有追究韩非之死的责任。嬴政如果要去查,谁把韩非给杀了?我还没下令杀呢。那一追就追到李斯的头上来了。嬴政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不追究责任本身就等于默许,虽然最后他想赦免韩非。照我们讲的这几点来看,嬴政是同意杀韩非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他又要赦免韩非呢?这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其实很好解释。嬴政欣赏韩非的法家思想,欣赏韩非的文笔犀利,欣赏韩非的才华,但是又不同意韩非的政治主张。在灭韩和存韩的问题上,嬴政是站在李斯一边的。在用军事手段和金钱两种手段的时候,嬴政是赞成姚贾的意见的。也就是说,嬴政在通天大计的制定上,是和李斯、姚贾站到一边的。作为个人来说,他欣赏韩非的思想和才华,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来说,他是主张杀韩非的。韩非对自己的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可以想一想,韩非提出来存韩亡赵,那是为了给韩国争取时间,反对李斯灭韩是为了韩国的安危。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给秦王嬴政上书,这些都是为了韩国着想。他反对姚贾用金钱做武器击败六国,是因为他看出金钱在消灭六国的统一之战中威力巨大。我们以后会讲到,秦王嬴政用很多钱收买了六国的一些重臣,像楚国、齐国、赵国,都出现了奸臣受贿然后陷害忠良的事情,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亡国。嬴政用金钱作为灭亡六国的第二手,韩非深深知道这一点的严重危害,因此他不顾个人生死反对姚贾的做法。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为了保存韩国,深深地卷入秦国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之中,显得有点自不量力。但是韩非的自不量力让我们看到了韩非的一种内在精神:为了韩国的存亡,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他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对故国的深情,让后人非常感动。他明明知道不可能阻挡秦国灭韩,但他还要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故国,韩非的作为,跟我们非常熟悉的屈原,为了楚国的存亡不惜自己沉江是一样的。所以,韩非之死,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人格力量的存在。作为个人来说,韩非是失败了,但是韩非用自己的死为故国的存在做了最后的努力。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大计就在嬴政、李斯、姚贾和韩非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最终,达成了三点共识:第一,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第二,第一个目标锁定韩国;第三,军事力量和金钱手段双管齐下。第二篇横扫六合第15章韩氏初兴秦始皇一统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吞并六国是秦国崛起和强大的最终结果,而与秦国的崛起相伴的是其他诸候国的衰落,两者之间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在秦国崛起的进程中,其中一个诸侯国的衰落,对秦国确立优势地位、最终统一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晋国。晋国曾经十分强大,但却因内乱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和秦国山水相连,是阻档秦国进入中原的天然防线。秦穆公一代英主,东扩中原,抱恨而终,就是因为秦国之东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晋国。秦国如果不能冲破晋国这一道大坝,就永远也走不出函谷关。那么,秦国是怎么冲开晋国这道坚固的大坝的呢?在这个过程中,晋国的韩氏卿族又是如何壮大的呢?秦国冲破晋国这道大坝,缘于两大原因,一是晋国一分为三,二是秦国迅速崛起。晋国和秦国不同,晋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正宗,而秦国是因为救援周幽王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的暴发户。韩、赵、魏三家分晋之时,秦国国君是秦简公,此时离秦孝公继位只有四十二年。所以,晋国一分为三和秦孝公登上历史舞台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强大统一的晋国轰然崩塌,一国分三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领土与实力都相对较小的诸侯国。秦孝公实施变法是秦国迅速强大的开始,当秦国突然提速、加快崛起的步伐之时,强大的晋国却突然消失了。对于晋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对于秦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秦国正是在韩、赵、魏三国的衰败中一步步挺进中原,最终统一中国。晋国为什么会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小国?秦国为什么没有分裂成几个小国呢?如果晋国没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秦国能统一天下吗?秦国收拾韩、赵、魏三国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晋国不分裂,秦国能够灭掉晋国吗?所以,剖析秦始皇统一中国,永远避不开一个重要的话题:阻挡秦国进入中原的强大晋国为什么会分裂?曲沃窥伺晋王室献公诛杀诸公子晋国分裂最主要的原因是晋国公族(国君的宗族)的势力在晋献公时大大削弱了。为什么晋献公时晋国公族势力会急遽衰减呢?这是因为晋献公大规模地屠杀了晋国公族。那晋献公为什么要大规模地屠杀晋国公族呢?原来,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穆侯的幼子,晋穆侯的长子是法定的晋国国君继承人。按照周代宗法制的规定,太子是国君的嫡长子一支,称为大宗,国君的其他儿子称为小宗。大宗是家族的当家人。晋穆侯死后,太子继位,史称晋文侯。晋穆侯的小儿子被封到曲沃(今山西曲沃),称为曲沃桓叔。曲沃土地肥沃,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曲沃桓叔又特别注意收买民心(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因此,曲沃桓叔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就有人说:“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整体实力的迅速提升让曲沃桓叔开始窥伺晋国国君的位置。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祖孙三代的夺权,曲沃武公最终杀死了大宗的晋侯缗,夺得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曲沃桓叔这支小宗的夺权之路并不顺利,前后经历了三代近七十年的努力才得以成功。此间,周天子两次插手,派兵干预,不许曲沃桓叔一支篡权。晋国国内的宗法势力也不允许曲沃桓叔一支进入

                      暐曾无比艳羡地评价王越的发迹——天赐富贵。可看看王越的出身和科举路,却是既不“富”,也不“贵”,相反,运气很坏。王越,字世昌,河南人,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出生在河南浚县钜桥镇冈坡村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出身贫农,家穷,条件苦,吃穿住行和他人没得比,真要说“天赐”了什么的话,或许只有一样东西——天赋。相貌的天赋好——《明史》说他“相貌奇伟”,标准的美男子;读书的天赋好,再生涩的文章也过目不忘,业余还爱好读各类兵书;射箭也准,《罪惟录》里说他“多力善射”,至于拳脚兵器,没有记载,但从他后来时常身先士卒阵斩顽敌的表现看,应该不差。后来王越在其文集里回忆:“寒窗苦读之岁,手不释卷,感两宋之亡,胡虏入侵之恨,时常愤懑于胸,故苦读兵书,以期有所为。”金戈铁马的梦想,应该是从那时起生根。带着上天赐予的这一切,王越走上了科举这条独木桥,代宗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中乡试第三名(举人),会试第三十三名,这些《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们闯了一辈子的关口,一次性通过。然后就是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长长独木桥的最后一关——廷试。可坏运气,在这时候来了。这就是黄暐艳羡无比的那件“奇事”: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见的廷试现场,忽然一阵狂风刮过,偏偏把正在奋笔疾书的王越的考卷刮得无影无踪,眼见考试时间所剩无几,十年寒窗即将功亏一篑,却见王越不慌不忙,向考官重要一张空白试卷,竟在剩余的时间里从容答完。一时间,满座皆惊。这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见录于黄暐的文集《蓬轩杂记》,他感叹道:“盖天生富贵,飞腾之兆,已足见于廷试也。”天生富贵吗?说运气,这样的运气,对于考试中的学子来说,可谓要多坏有多坏,可王越却处乱不惊,正是这超越了常人的冷静,为他后来官场生涯里的无数时刻埋下了伏笔。飞腾之兆呢?明朝进士的工作分配,首先是要看考试成绩。状元、榜眼、探花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中选拔精英人才成为庶吉士,这工作是帮助皇帝讲解经史子集,起草诏书,组织上的“重点培养对象”。明朝中期以后,更形成了非翰林庶吉士不能入阁为相的规矩,前途远大着呢。可这远大前途是和王越不沾边的,他是二甲进士,名次各类史料没有讲,应该不靠前,不是庶吉士,也就接近不了帝国权力的心脏部位。当然,官场提拔更要看师承关系,身份背景,家庭出身,轮到王越身上,照样哪条都不沾边。无权无势无后台,不上不下十三不靠,这就是金榜题名的王越,在步入官场后面对的真实情景,这运气,比考场里卷子被风刮跑好不到哪去。十三不靠的王越,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得到了他官场上的第一份工作——陕西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正七品,这个官在当时,只有两个字可以概括——穷、险。说穷,月俸七石五斗米,每年的年薪约45两,对照今天的物价做下换算,每月的收入大概相当于2478元人民币,养家糊口,着实不易。不过权力大:巡视地方官员,检举核查不法,小事独断,大事奏裁,被称“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但凡地方官都要惧怕三分。可责任压力同样大,大事小情繁琐,处处得罪人,错漏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宣德年间御史谢瑶在奏折上写错了一个字,当即被贬官到安南土蛮县做知县,政治前途尽毁。这工作,如履薄冰。风险还有“站队”问题,权力斗争从来都拿御史当枪。跟对一个人升得快,可跟错人,怕就是大祸临头,没一双火眼金睛,谁能看得清楚?何况,此时的陕西并不太平,蒙古骑兵时来骚扰,凶险万分。王越到陕西就任1年,无意外,无政绩也无过,熬着。但就是这看似不起眼的1年岁月,对于王越的未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梦余录》记载,后来王越官至兵部尚书后,同僚余子俊一次请教他这一身韬略从何而来,王越答:从陕西来。然后王越就解释,他在陕西任职期间,凡是到边关巡视,都要详细考察当地的城关、军备,甚至几次亲历了边关蒙古骑兵侵扰的情景,“刀箭肉搏之景,件件刻骨于心”。如果说学堂里的王越,只是隐隐怀着一个梦想的话,陕西的1年,却让这个梦想渐渐清晰起来,他第一次开始认识思考战争。兵法韬略,不再是纸上谈兵,却是铁马金戈入梦来的图景。1年以后,一纸调令改变了王越的命运,让这位当时籍籍无名的小人物,第一次有了知名度——调任浙江监察御史。前任的浙江监察御史张进,被弹劾是王振的余党,罢官归乡了,在陕西恪尽职守的王越接替了这个职务。论各方面条件,浙江远比陕西好得多,对王越来说,这也是一个干出业绩的最好机会,怀着一颗踌躇满志的心,他来到了浙江。来浙江的路上,就碰到了喊冤的,开展工作以后,接到几箩筐的投诉信,告状的内容只有一件事——官员敲诈勒索。涉嫌的官员,有县令,有知府,有布政司,都是监察御史督查的对象,受害的民众,既有普通的乡民,也有当地的士绅,甚至还有当地颇有声望的士人举子,经查实,都很冤!年轻气盛的王越愤怒了,清平世界,怎容如此胡作非为。但是王越没有想到,这不是一般的官员贪暴事件,贪暴的背后有一个大背景——清算。这时明朝正处于明代宗景泰年间,关于景泰皇帝的来历,许多人都不陌生:土木堡之败,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人俘虏,其弟朱祁钰接替皇位,改元景泰。而后经过交涉,蒙古人放回了明英宗,被尊奉为“太上皇”。景泰皇帝的这个皇位并不牢靠,“太上皇”还在,要树立威信,就要纠正哥哥在位时候的“污点”,直接批“太上皇”不行,那就挑当年导致明英宗被俘的罪魁——大太监王振下手。王振在土木堡之败里死在乱军中了,可是余党还在,一条条清算,所以从景泰元年开始,先查余党,从在职的查到退休的,再查逆产,从朝廷查到民间。这一查可不得了,有矛盾的官员借这机会相互攻击揭发,更有的地方官借清查之名,在地方上敲诈勒索,有过分的,还跟着进去添柴点火……王越的前任,原浙江监察御史张进,就是因为被人揭发曾是王振爪牙,一道圣旨罢职丢官。王越此时却不顾这个,他读圣贤书到今天,知道民以食为天,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年少气盛的王越卷袖子“纠偏”:他遍访浙江各府县,严查借“清算”为名的横暴之事,勒令有关官员限期退还非法侵占的土地,并释放无辜遭拷打的百姓,对其中情节严重的官员,更是大胆检举弹劾。这下惹了麻烦,浙江膏腴之地,但凡是个职位,都是“肥差”。当“肥差”的,是和重臣们勾搭连环的亲信们,王越这一闹,全得罪。此时的王越得意得很,对待犯事官员,说情的人,经常当众高声怒斥,出够别人的丑。对百姓也好得很,工作风风火火,办事雷厉风行,还经常巡视县学,和学子们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好一派意气风发。京城里当然有很多人不满意,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御史,竟敢太岁头上动土?立刻就有人指示言官上奏弹劾了,罪名“五花八门”,比如“滥施刑罚,危害地方”,又比如“横暴无忌,中伤陷害”,还有生拉硬扯,把王越和王振扯成本家兄弟的,荒唐不要紧,整你才是真。所以王越很快发现,贪占行动虽然部分叫停,可是他重点弹劾的几位违法官员,却最终不了了之。倒是他高谈阔论的一些话,被人当成“证据”,列进了弹劾他的黑材料里。当地的同僚也开始排挤他,处处“不合作”,表面上对你客客气气的,其实却没人理。折腾半天,给受冤者的许诺,大多数都打了水漂,而京城要好的同年也捎话来了:下次京察小心了……可王越是倔脾气,不让干,偏要干。顶着压力,憋闷的干了一年,虽然有重重反对,他却知难而上,硬顶压力,总算惩处了几个贪官,平反了几个小冤案,有了一点小工作成绩,就在这时,一声晴天霹雳硬生生砸下来——父亲去世了。王越对父亲有深厚的感情,谁知自己刚刚小有所成,父亲却魂归西去。王越悲痛万分,悲痛以后,毅然做了一个决定:扔下工作,归家服丧。在当时,身为朝廷命官,这种事情理当先通报上级,等到上级派来了新官,交接完工作后方可归家,王越的行为在当时,等于“渎职”。这件事,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浙江的事情,干得憋屈。王越这一走,招来了官场生涯里第一次要命的弹劾,弹劾的罪名是“身为御史,擅离职守,目无国法纲常,视朝廷法度如草芥”。罪名还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弹劾他的人——顶头上司,大明朝都察院左都御史——陈循。在明朝的官场上,御史弹劾官员,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御史中的最高领导——左都御史,弹劾自己下属却是罕见。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你的直接领导都看不惯你,哪里还有你的容身之地。陈循在历史上名声不错,是有口碑的清官,开始对王越很赏识,可他是景泰皇帝的亲信,清算一事,本来他是坚决的执行者,派王越去,是让他推波助澜的,谁知他唱反调,现在弹一把,顺便向皇帝表忠心,这才是重要的。景泰三年,王越父亲去世,归家丁忧,27岁的年纪,在官场的第一步,抬腿溅了一脚泥之后,黯然离去。留在浙江的,是一段史书上有口皆碑的称赞:警慑贪污,激浊扬清,意气风发,见事风生,众皆佩服。这是一个曾经壮志满怀的青年,官场青春岁月的见证。三河南浚县的田园风光间,丁忧的王越习武、读书、奉养老母,与同年书信往来,打发时光。当然,做的最多的还是写文,《王襄敏公集》的多部诗篇都写于这3年,“落日青山暮,西风百草新”,壮年之岁,倒有了几分垂垂老人的哀叹。可这百草怎么才能新呢,西风在哪里呢?不到30岁的年纪,却已经暮了?就在王越苦苦思索的这几年,大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发生了一件震撼朝野的大事——夺门之变。被瓦剌放回并遭幽禁的太上皇朱祁镇,趁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之际发动政变重夺皇位,次年改年号为“天顺”,同时大清洗。景泰帝时期的重臣统统遭到排斥甚至治罪,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等人惨遭杀害……这是王越丁忧的第三年,大明王朝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政治地震,这场地震,却为王越的前途震开了一扇门。多年前,王越在浙江得罪的重臣们,这一下统统被清理了,当年弹劾王越的陈循,被发配辽东充军了。王越没有“清算”的前科,当年的“站错队”,现在倒成了“站对队”,前途大着呢。果然,到天顺元年,王越被重新启用了,这次的官职是京城监察御史,遇见了新上司,都察院左都御史寇深。寇深在历史上的口碑并不好,善于打击陷害,于谦被杀,陈循被贬,都是他在罗织罪名。这样一个上司,自然要难相处得多。然后他见到了王越,一个听话的御史,在他面前俯首贴耳极其恭顺的人,他判断,这是一个听话的人。4年丁忧的生活,让王越改变了很多,他是一个不甘心现状的人,4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苦苦思索改变的办法,而思索的结果,就是这个。所以寇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王越,工作踏实认真,从不乱说话,事事都先请示领导,甚至有同僚们说自己坏话的,他也会第一时间向上反映,为人处事方面,虽听人说很桀骜不驯,恃才傲物,但是在他面前,却是很老实。这更加坚定了寇深的判断,从此坚定地把王越看成自己人。所以,王越得到一项看似不起眼,实则非常重要的工作:起掌诸道奏牍,就是审定各地御史送交中央的弹劾奏章,官不大,权不小。因为地方御史的弹劾,都要经由都察院向上报告,而都察院的处理意见,对皇帝批复奏章有着重要影响,王越做得很认真,每道弹章都认真审核,拿出最完整的处理意见,他过目不忘的本事也发挥了作用,办事效率高得很,前任几天才能审完的奏章,他1天就能审完。既有效率又有质量,寇深很满意。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使王越有了官场最重要的东西——人脉。起掌奏牍,肩负审核御史弹章的工作,因此,提前知道谁弹劾你,弹劾的什么内容,这宝贵的“信息资源”,早一分迟一秒,都是决定胜败的关键。所以王越这个芝麻官一下子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大大小小的朝臣们都有来拉拢关系的,徐有贞的人,曹吉祥的人,石亨的人,王翱的人,都是朝廷的权臣,王越保持了一样的客气,一样的距离,交朋友欢迎,走得太近免谈。徐有贞、曹吉祥、石亨这3个拥立明英宗复辟的权臣而今窝里反,各个都有一派势力,可王越敏锐地看到,石亨一介武夫,徐有贞小聪明,曹吉祥宦官急功近利。他看清这几个人,都靠不住。他需要找到一个稳固的,能给自己最大帮助,助自己实现理想的人。那个理想不是做御史,不是取代寇深做监察御史,而是像自己这些年诗篇里所咏叹的那样:横刀立马,笑傲沙场。在各色的面孔里,王越注意到一个人,这人此时只是个礼部侍郎,在3个权臣之间左右逢源,城府深得很。但他心忧国事,权谋只是他的生存方式,现在他的地位是不高,但是前途无量。就是他了——李贤。王越和李贤走得很近,特别是在和徐有贞以及石亨两次博弈的关键时刻,都是王越向李贤透了风,让李贤早早做了应对,从而反败为胜,将两个政敌送上了绝路。对此,李贤很感激。感激了就继续交朋友,谈朝局,聊兵法,李贤惊叹,这个不起眼的御史竟然满腹锦绣,胸藏百万兵!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油然而生的结果就是官位高升,由于尽责的表现和寇深的举荐,天顺四年王越被任命为山东按察史,这是掌管一省司法审判大权的最高官职,正三品。4年,一次性连升3级,戏文里才有的好运气,王越熬到了。四大明天顺七年春(公元1463年),草青马肥之时,一封加急快报送抵山东省按察司,急召山东省按察使王越进京面圣。原来渗入河套草原的蒙古鞑靼部连续对大明边境发动侵扰,北方军事重镇大同,从天顺六年至天顺七年,连续遭侵扰达5次,损失惨重。明英宗朱祁镇急召已是百官之首的李贤商议,谁能承担大同防御重任呢。李贤犹豫、思考,说出了那句改变王越一生的话:越可为之。急召、面见,王越“伟服短袂,进止便利”。满意,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大同。这是掌握大同一地军政大权的要职,封疆大吏。河南农村的贫寒孩子,浙江任上的莽撞御史,京城里老实巴交的小公务员,谨小慎微的山东按察使,权震一方的封疆大吏,13年,39岁。监察御史只是一个过场,按察使也只是一个过场,从此刻开始,金戈铁马不再入梦,而是贯穿他之后所有的生命。怀着久违的梦想,王越来到了目的地——山西大同,映入眼帘的,是面黄肌瘦的士兵,破败失修的城墙,冷清荒凉的城市,骨瘦如柴的战马,惶惶不安的边民,是一个几任守将留下来的烂摊子。是烂摊子就要收拾,武器好办,李贤很照顾,装备全都给新的。边民的情绪要安抚,主要是要恢复生产,把逃难的难民都吸引回来。垦荒,战马稀缺?买马,想办法从蒙古人手里买,拿我们的粮食换。部队士气低落?训话没用,士兵们都是粗人,四书五经听不懂,校场演武,亲执强弓,全军欢呼,都服了……苦心经营3年,新城墙修起来了,新的骑兵部队组建了,新的士气高涨了,新的大同,商旅云集,往来繁荣。接着又一个晴天霹雳,明朝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王越母亲病逝,按规矩,再次“丁忧”。刚刚干出事业,又一次无官一身轻了。但这次不一样,上次是伸腿一脚泥,这次是顶着头上的光环:戍边良臣王越。果然丁忧期满后,成化三年,王越再次被重用,回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赞理抚宁侯朱永军务,征讨盘踞延绥地区的蒙古部落。这是一个相当于三军参谋长的职务,铁马金戈梦半生,而今终于亲临战阵。得到这个机会,还是拜王越的老友李贤所赐。成化皇帝登基后,身为内阁首辅的李贤,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边境作战计划——搜套

                      是正史还是教科书,甚至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背后的主谋是袁世凯。但是,如果仔细考察相关史料,就会发现直接证据明显不足。而这些正史、野史、小说最关键的证据居然是:袁总统是个坏人。似乎袁世凯干一切坏事都天经地义,只要把屎盆子扣到袁世凯头上就不会错。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案子的政治背景十分复杂,案情也很离奇,而且案中有案。以当时缺少司法独立的国情,以当时上海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可能完成破案重任。因此,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再回首这起民国第一疑案。不过,要透过表象寻找历史的真实,就请大家忘掉脑海中固有的定论,只相信动机、合理的逻辑和证据——下文采纳的证据,所用史料众多,来源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突然冒出的古董商王阿发先有请证人“发哥”王阿发出庭。此案的关键人证“发哥”——王阿发先生是个来历不明的黑户,因为他无法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虽然他自称是古董商人,可是据查,这位古董商人几个月前还在武汉卖保险。转业幅度真大,神人一枚。暂且不管他的身份、从哪里来去往何处,单看他在法庭上的反应,就知道这是一个“托儿”。王阿发的表现有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第一,他跟应桂馨的关系。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应桂馨是他的老主顾,可是在法庭上跟应桂馨对质时,又说只见过两次,后来又说只见过一次。第二,证词漏洞百出。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他是去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的。然后法官就问他兜售的是什么字画,他回答说:是仇英石的山水、人物、松竹系列。这下露出了马脚——仇英石只画人物,不画山水,更不会画松竹。法官还不死心,于是继续发问:“你的画是从哪里收购来的?”王阿发回答道:“从东清铁路之觉鲁生处得来。”应桂馨在一旁大声纠正:“东清铁路只有拓鲁生,他在说谎!”王阿发在接下来的答问中,更是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连见过应桂馨几次、什么时候见的都弄混了。这么看来,似乎国民党就是这场破案大戏的编剧,事先已经告诉了关键男配角王阿发台词和接下来的剧情,可惜大牌演员王阿发临场发挥太差,没能按照剧本来演。如果再联想到:短短几天,人证(做假证的“发哥”)、物证(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以及人犯(应桂馨和武士英)在国民党人的帮助下纷纷起获,就可以确认:国民党事先掌握了应桂馨和武士英参与谋杀宋教仁的确凿证据,然后又“制造”了各种线索,主导了破案的进程。至于国民党为何如此清楚刺宋一案始末,后面详解。换句话说,报案线索可能是假,但罪犯绝对是真。也就是说,王阿发虽然是假的,但另外五个嫌疑人——应桂馨、武士英、洪述祖、赵秉钧、袁世凯真是假不了。鉴于赵秉钧、袁世凯咱们已经很熟,就不再介绍,下面有请其他三人出场。流氓,还是流氓应桂馨应桂馨,原名应夔丞。此人是富二代,可这个富二代的爱好是当古惑仔。他在青年时期靠着胆子大、出手狠成为上海青帮头目,后来结识打入青帮内部挖掘革命力量的陈其美,并在其美同志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跟所有的会党一样,应桂馨也在辛亥革命中率领兄弟支持革命,跟清军捉对儿厮杀,甚至还帮助陈其美从李燮和手中抢到了上海都督的职位。事成之后,陈其美投桃报李,应桂馨成为上海都督府的情报主管。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后,陈其美推荐应桂馨做了孙中山的卫队队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孙中山身边,应桂馨仍然养二奶、嫖妓女,赌博、吸毒、贪污、受贿、打架也时有发生,黄赌毒全沾不说,甚至还对孙中山的客人搜刮揩油。孙中山只好请他滚蛋。应桂馨失业的时候,正是组党最时髦的时候。应桂馨也从中发现了机会,一个给兄弟们争取到合法身份的最好机会。应桂馨联合上海三家黑帮,建立了一个叫“中华国民共进会”的政党组织。凭借在青帮中的地位,还有陈其美的关系,这小子轻松当上党魁(会长)。这个“共进会”名义上是政党,本质上只是一种将身份从黑洗白的手段而已,仍是帮会。行凶的路人武士英武士英原名吴福铭。曾在云南当兵,枪法很准,身手敏捷,具备成为杀手的职业素养。辛亥革命后,军队裁员,他正是“被下岗”大军中的一员。失业的武士英辗转来到上海谋生。请注意,武士英和前面出场的王阿发,都是刚到上海不久、社会关系单纯并且穷困潦倒、急于发财的外地人。换句话说,这种人比较好欺负,死活没人在乎,是做替死鬼的上佳人选。刚到上海没多久,武士英就碰到了出面买凶杀人的陈玉生。陈玉生是应桂馨派出来寻觅杀手的负责人。应桂馨势力如此之大,为何不从自己的小弟之中选拔一人,而要去找武士英这样一个陌生人?答案很简单,方便脱罪。应桂馨后来在法庭上死活也不承认是他指使武士英杀人,而武士英也交代不出居中联络人陈玉生的去向,法庭因此没法坐实应桂馨的主谋罪名,令应桂馨身上的罪恶光环失色不少。坏得掉渣的极品爱财奴洪述祖洪述祖,字荫之。洪述祖有个儿子叫洪深,是新中国的大艺术家。他还有个孙子叫洪金宝,洪金宝洪爷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娱乐圈的老大。当然了,洪述祖自己也不差,他也是名门之后,他爷爷洪亮吉是清代著名学者。洪述祖出身名门,本该大有前途,可是他爹唯恐儿子受苦,无论什么事情都依着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从没人责骂他,就更别提打板子了。洪述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天不怕地不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有人管他,这很正常,连他爹都不管,谁敢管?败家子就是这样炼成的。更严重的是,洪述祖还智商过人,十分聪明。可问题是,越是聪明就越会败家。因此,败家子的共性如唯利是图、胆大包天都被他发扬光大到了除了脸什么都要、除了自己谁都不爱的地步,以致他在坏人界混出了“阴人”、“洪杀胚”这等盖世奇名。随便挑两件此人被写入史书的“坏人事迹”,你就会明白他的胆大妄为和厚颜无耻。第一件,在中法战争中,洪述祖作为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参谋,私自将清军的两海轮军火赠送给法军,法国人付出的代价仅仅是贿赂洪述祖的两千两银子。第二件,在张之洞手下混的时候,洪述祖利用工作之便把中国的土地卖给洋人(勾通洋人盗印地契)赚取好处费。洪述祖干了无数件坏事,他老爹也替他擦了无数次屁股,可到了后来,他老爹再也擦不动了,因为再也无人敢为他的坏儿子卖他面子。洪述祖失业了。失业的洪述祖决定去祸害上海,寻找新的发财机会。在上海,这小子继续破罐子破摔,以违法生意为生,成为上海滩很有名气的“洪公子”。就是在这段时期,他结识了一些青帮人物。辛亥革命后,洪述祖通过种种关系找到了一个大靠山——赵秉钧,据说是因为他姐夫赵凤昌跟赵秉钧关系比较好。不过裙带关系也好,人情面子也罢,总之他成了赵秉钧麾下的国家公务员。话说赵秉钧在用人之前,没有考虑过诸如公开选拔结合竞争上岗此类比较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吗,没有调取洪述祖的人才档案进行政治审核吗?这种有才无德、唯利是图的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怎能委以重任?赵秉钧这个领导的用人水平实在是有些丢人,他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也请诸位千万记住:洪述祖是个极品坏蛋,是一个会用故意犯罪危害社会的家伙。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对下面发生的事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仇恨的种子话说洪述祖先生投奔赵秉钧之后,很快就靠坏人本色和厚黑专长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谈判中立下些许功劳,并凭此坐稳了内务部秘书的位子。可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人,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这还要从会党说起。由于会党参加革命的唯一动力就是反清,因此清朝完蛋后,失去前进动力的他们又干起了本职工作:破坏社会秩序。会党中胆小的,主要社会活动是贪小便宜。看电影不买票、坐车逃票、吃喝嫖赌不给钱那是家常便饭,心情好的时候调戏下良家妇女,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人打个架,不过这也就完了。而胆大的就厉害了,主要社会活动是无法无天。他们杀人越货,私设公堂,代官行刑。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者本来就是天生的对头。“破坏远强于建设”的会党,因此迅速从革命者转变为被革命者。革命党与立宪派联手镇压会党,海外洪门自恃有功想回国参政的计划就此完蛋。在湖南,集哥老会老大与共进会革命党于一身的焦达峰被立宪派暗杀,立宪派头头谭延闿做了大都督。在四川,哥老会被革命军取缔,二百多个公口全部被一扫而空。在陕西,哥老会军队大部分被立宪派改编,会党首脑万炳南被杀。在广东,革命军正式取缔三合会,首领许雪秋等人被杀,众弟子被强行改编。对革命贡献较大的三合会从此沦落为香港的犯罪组织。而在上海,对付会党、改组排斥青洪帮的人,正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宋教仁。应桂馨作为青帮高层,自然会奋起反抗宋教仁,只是他的反抗不是抄家伙跟宋教仁拼命,而是设立共进会——自己动手改组青帮,将身份洗白,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和麾下的小弟。尽管应桂馨解决了自己的身份问题,但他并没有放下对国民党尤其是对宋教仁在革命成功后“忘恩负义”的仇恨。仇恨的种子就此萌芽,等到时机成熟,它将破土而出并开花结果。而将其化为果实的那个人,正是洪述祖。罪恶之交袁世凯政府很快也颁布了严禁秘密结社的命令,大力打击会党。而应桂馨正好撞到袁大总统的刀口上。在袁世凯和赵秉钧看来,应桂馨是个拿来开刀的上佳选择:作为势力庞大的黑帮头子,又跟国民党走得很近,还敢组党(共进会),不整你整谁!稍提一句,应桂馨还嫌死得不够快,居然插手黎元洪和张振武二位辛亥革命元勋争权夺利的斗争。黎元洪自然不是善茬,他四处通缉应桂馨,要借政府的力量给乱管闲事的应桂馨一点颜色看看。在这种背景下,赵秉钧派了一个专员来上海专门解决应桂馨问题,此人就是洪述祖。为何派洪述祖来?估计是因为赵秉钧看中了洪述祖的三大“优点”——性格凶狠狡猾,骗死人不偿命,在青帮中有熟人。洪述祖人脉极广,到上海后没多久,便联系上了应桂馨。他对付应桂馨的办法还是官场的老套路。先一起吃个饭,然后洗洗桑拿按按摩套套近乎。待情感交融之后,他便说出了“招安”的来意。应桂馨的人生理想之一,本就是追求高官厚禄。外加洪述祖一番连哄带吓,封官许愿,应桂馨便接受了政府“招安”。洪述祖和应桂馨也因为这一番交情而成了兄弟。当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无人关注的小人物兼大坏蛋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宋教仁的生命似乎已经不可挽回。接下来,洪大哥幸福地倒在了应小弟以金钱——金币和美食——生猛鲜活的上海大闸蟹为代表的糖衣炮弹之下。礼物自然不是白送的,拿了好处的洪述祖不但帮应小弟摆脱了黎元洪的压力,还承诺给对方申请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一职。权钱交易的威力果然是无所不至。阴谋渐起在洪述祖的努力下,几个月后,应桂馨先生赶赴北京办理出任中央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入职手续。这个巡查长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搜集情报,尤其是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武汉方面黎元洪等人的动向,干这种烂事是应桂馨的专长。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信应桂馨并寄去一个“密码电本”。解释一下,“密码电本”并非间谍的专利,在那时是普遍做法,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商务都如此办理。因为几乎没有专线,电报基本都由商办的邮电局处理,为了保密,只能使用密码本。而赵秉钧发给应桂馨“密码电本”自然是办理新人入职手续时的正常公务行为。上面的这封信函,是赵秉钧唯一一次主动联系应桂馨,内容是赵秉钧让应桂馨以后有事直接发电报给国务院。除此之外,赵秉钧从未给应桂馨发过进行犯罪活动的指示。当然,并不能因此排除他通过洪述祖指挥的嫌疑。应桂馨有了上达天听的能力之后,宋教仁就倒了大霉。因为早就有心报复宋教仁的应桂馨,决定借机拿他找金钱欲望超强的拜金男洪述祖先生换些钱花花。不信的话,请欣赏如下信函和电报。1913年2月1日,洪老大寄给应小弟一封信,信中很隐晦地说:只有搞大项目,才有钱可赚。可弄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一天后,深刻领会了老大精神的应桂馨,酝酿了一个金点子——“臭鸡蛋”计划,他打算搞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人在海外的“丑闻”,然后公之于众,尽毁三人的名誉(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抄宋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应桂馨这么主动积极地搞破坏,好处在哪里?应桂馨说:“孙中山已计划派人以三十万的价格“重资买毁”,而我虽然千方百计地阻挠,但奈何腰包里只有三万块钱,要想买到这些“丑闻”,资金上还差得远(孙得信后,要黄遣马姓赴日,重资买毁,索三十万,计定,阳许阴尼,已得三万)。”应桂馨的言外之意很明显,政府该给我多少钱,你们看着办。很快,洪老大写信回复应小弟说:“你的电报赵总理已经看过了,后来赵总理又让我将电报面呈袁大总统,总统看过后非常高兴,夸你有本事,让你尽快操作。兄弟我见缝插针,在袁总统面前提了提钱的事情,总统的意思是让你先把宋教仁的黑材料寄过来,见货再说。”如果洪述祖没有言过其实,那么此电足以证明袁世凯和赵秉钧对搞臭宋教仁还是很有兴趣的,原因不难想到——当时各地都在搞民主选举,搞臭宋教仁可以影响国民党获得选票。不过,洪述祖并不完全相信应桂馨这个青帮流氓。这很正常,两人都是一样的阴险、卑鄙、无耻,谁能相信谁?2月8日,洪老大首次写信催促应小弟:那些黑材料你去哪里搞?到底靠不靠谱?中央对这个有所疑虑!三天后,洪老大再次写信催促应小弟:早弄到黑材料早拿钱。半个月后,洪老大再补一封信说:“以后除了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公事,你不要再给国务院发电报,人多眼杂,保密性不好。上头发话了,以后由我全权负责与你的联络。”洪述祖从此成为中央与应桂馨之间联络的全权负责人,其间上下其手,这是宋教仁的不幸。在这封信的后半部分,他半是安慰半是催促地对应桂馨说:“不是不给你钱,一旦你能拿出黑材料,中央一定放款,但是金额不会超过三十万。”洪述祖数次催促应桂馨,可等到花儿都谢了,也没等来江湖骗子应桂馨的黑材料。杀人的信,杀人的电报洪述祖的日子很难过,他在总统和总理面前夸下海口却交不了差,压力很大,他如坐针毡,心情十分焦虑。于是,3月6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工作指导意见”信。现在将此信的关键之意翻译成白话,奇文共赏:应兄弟:现在政府财政窘迫,你从中弄钱的办法,手续没搞好。比如我们要杀邓家彦(老同盟会会员,激烈反袁,曾被逮捕,但并未处决)的话,就要先收集他的反对文章,再想好如何干掉他的方法,最后把他的死讯登在像《民强报》(此报不久前被这两个家伙携手收买)这样的报纸上,这才是标准的办事流程。你以前说有黑材料,可现在不仅原件没有,连“印件”也没有,你居然还想让中央掏钱,怎么张嘴?我怎么向上面交代?你是个聪明人,必须想个妥善的办法交差。当然,最好还是拿“印件”来。或者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像邓那样的行为,方可下手。插一句,这句“方可下手”语义模糊,但结合邓家彦蹲大牢的经历以及现在难于交差的现实,不排除洪述祖让应桂馨趁目标有“激烈举动”时动用武力交差的意思。应桂馨收到这封信之后,有何感想?四天后,即3月10日,应桂馨给洪老大发了一封电报:请转呈财政部,让政府以六六二折、利息八厘卖我三百五十万

                      为了扩军,而且是为了裁军,而且更重要的是,“善后大借款”的用途,包含了“政府行政费用”以及“整顿盐务”等各种正当用途,其中“行政费”则包含了例如“在外使馆经费”、“附属学堂经费”、“内外警察厅经费”、“清室优待费”、“保护清陵经费”、“监狱经费”等诸多是正当的、合理的用途。尽管这笔“善后大借款”,实际上有一部分用于镇压了“二次革命”,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善后大借款”是早有预谋的、专门用于镇压革命党的借款。我们必须要从1912年初的历史说起,从这笔借款的初衷、原始动机等各方面的资料出发,去对它进行探讨,否则,我们很难写出客观、公正、真实的历史。那么,至于许多革命党人指责袁世凯找帝国主义国家借这笔钱,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因此,它是一笔“非法借款”——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呢?我认为这也恐怕很难符合事实。事实上,这笔借款的“非法”之说,是源自于以下的一个基本事实。袁世凯的财政人员找外国银行团谈妥了这笔借款,年利息5%并征得了国会的批准,可是,正要签约的时候,外国银行团却反悔了,说要求增加利息,增加到年息5.5%。北洋政府不死心,及时将这个变卦通知了国会,同时也缠着外国银行团不放,继续进行谈判,说: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经过复杂的谈判之后,外国银行团最终妥协了,又回到了原先的年息5%。这样,袁世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遂命令财政部马上和外国银行团签约了。不料,此时在国会,却冒出了一片反对的声音。国会说我们之前是批准你签5%的约,可是后来鬼子反悔了,他们抛出一个5.5%的新利率,也就是说,此前的那个议案已经“过期”了。国会还说,不错,你政府和鬼子继续谈,最终又谈回了5%——可是,这个“新谈成”的5%,在法律上来说,是一个新的合同,是一个新的议案,既然是一个新的议案,那么,你袁世凯就必须重新回到我们国会,由我们国会再次投票表决“新议案”,你袁世凯才能和外国签约——否则,你就是违法!这就是当年国会的指责之词。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国会议员,国民党员占了多数。这就是所谓“借款手续不合法”说法的来由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说法,是存在争议的。中方代表和外国银行团重新谈回到5%,这到底算是一个“新议案”,还是原先的那个“旧议案”?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本节最后,我附上当时的各种合同清单。《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丁号附件:裁遣军队》热河六十万圆广东一百零五万两浙江五十六万圆江西六万两《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戊号附件:行政费》民国二年四月至九月预算约数外交部所管共一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一十二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圆第二款在外使馆经费一百二十二万四千七百五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学堂经费十六万九千九百二十四圆内务部所管共二百十九万二千六百二十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七万四千二百圆第二款内外警厅经费一百二十二万三千八百三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医院学堂局所经费八万零十一圆第四款步军统领衙门经费六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三圆财政部所管共一千三百零二万一千八百零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五万圆第二款附属局厂经费十九万六千七百七十圆第三款大总统府经费三十万圆第四款国务院经费包括法制、铨叙、印铸、蒙藏事务、临时稽勋各局及审计处四十七万五千八百十四圆第五款议院经费一百万圆第六款清室优待费二百七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圆第七款税务处及学堂经费十万零三千四百五十六圆第八款各税务衙门经费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圆第九款各旗俸饷俸米折六百六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圆第十款外旗俸饷热河、察哈尔、密云等处六十二万五千圆第十一款保护清陵俸饷四十万零四千五百二十五圆陆军部所管共一千五百八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一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四万余圆第二款直辖各镇局所等饷项八百四十余万圆第三款参谋本部及所辖各校局经费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六百七十五圆第四款禁卫军饷一百二十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六圆第五款拱卫军饷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八百四十四圆第六款武卫左军饷一百二十八万六千三百五十二圆第七款武卫前军饷九十七万四千二百七十四圆第八款京畿军政执法处经费及军饷八万七千九百八十圆海军部所管共一百三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二款各司令处军舰学堂经费一百二十万圆司法部所管共六十二万六千零三十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圆第二款院厅监狱经费二十七万九千三百九十四圆教育部所管共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六百零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三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圆第二款学校局馆经费七十九万九千六百二十圆农林部所管共三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九千二百四十二圆第二款场所经费四万二千一百五十六圆工商部所管共二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万零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二款各所经费六万圆交通部所管共五十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七圆交通部路航邮电各费,应归特别预算,应可相抵。至新添路线不在内。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二千八百零六圆第二款育才费二十三万六千六百九十一圆以上共计三千七百三十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八圆。附:特别用款印刷局工程机器约七十五万圆造纸厂工程机器约一百四十万圆造币厂工程机器约五十万圆大学堂建筑费约五十万圆崇陵工程费约四百六十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七圆议院工程费约一百五十万圆元年积欠各部行政费约三百八十四万五千圆皇室经费元年欠发商号挪垫三百零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三圆八旗米价一百八十万七千七百五十圆共计一千七百九十三万一千六百二十圆。统计五千五百二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八圆。约合五百五十万磅。以上各节,每月之详细预算用度,应交银行所指定之代表人一份。《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己号附件:整顿盐务》整顿盐务用款概算一收盐运盐基本金七百万圆一设机器制盐厂三百万圆一整理场产五百万圆一为按照将来与银行商允之银行办法备垫资本与盐商五百万圆共计二千万圆,约二百万磅。

                      民国侠女施剑翘传奇

                      在民国的历史上,有一位挺身为父报仇的侠女,她的名字叫施剑翘。此人的故事相当具有传奇色彩,值得一写。故事首先得从施剑翘的父亲——北洋军阀张宗昌的部下猛将施从滨讲起。1926年,正值军阀混战的年头,施从滨和孙传芳在安徽省蚌埠地区开战,施军兵败、被孙军追赶。施从滨开着铁甲车狂奔,要夺路过桥,但是,桥上挤满了自己手下的兵,逃命要紧,施从滨把心一横,开着铁甲车,径直从自己的战士身上辗了过去,当场撞死、撞飞许多人。有的士兵被铁甲车压断一条腿,大声哭喊,场面十分凄惨。尽管开着铁甲车狂奔,施从滨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在孙传芳士兵的重重包围之下,施从滨放下武器,投降了。被俘之后,施从滨的态度相当配合。尽管如此,孙传芳还是将俘虏施从滨杀死,并且割下了他的头颅悬挂示众。施从滨有一个女儿,名叫施剑翘。父亲施从滨的死,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悲痛。施剑翘立志:杀死孙传芳,为父亲报仇。施剑翘原想依靠男人为父亲报仇。不久,有个男子跟她说:“我同情你!我为你的父亲报仇!”施剑翘很感动,立即嫁给了他,并生下儿女。然后,施剑翘不断催促丈夫为父亲报仇,可是,这位丈夫却在婚后食言了,再三推搪,就是不去。施剑翘也要求过自己的弟弟(施从滨的儿子)动手为父亲报仇,可是,弟弟也不愿意。无奈之下,施剑翘不得不决定:亲自动手。当时,施剑翘和杀父仇人孙传芳,同时都住在天津。冤家路窄。孙传芳居然有个女儿名叫孙家敏,和施剑翘的大儿子在天津法租界“培才幼儿园”是同班同学!施剑翘准备好手枪之后,找借口和孙家敏小朋友套近乎,初步摸清了孙传芳的部分生活规律。可是,尽管如此,还是很难找到靠近孙传芳的机会。有一次,施剑翘到天津“居士林”,给死去的父亲烧香倾诉,边烧边哭。一位老和尚看她可怜和她谈话。无意中,老和尚透露了惊人的情报:孙传芳下野之后,皈依佛门,竟然是本寺的常客,常来“居士林”烧香念佛!施剑翘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机不可失,施剑翘到“居士林”守候多日,终于在1935年11月13日,等到了孙传芳的出现。施剑翘不动声色,趁孙传芳念佛的时候,朝他的后脑连开三枪。孙传芳当场身亡。枪声响起之际,“居士林”的信众们吓得满堂乱跑。施剑翘不慌不忙,当场散发印制好的传单。施剑翘在传单里坦言:“……小女子我是为父亲报仇……”随后,施剑翘抱着必死的决心,镇定自若地拨打警察局的电话,报案自首。很快,警察来了,将她带走。笔录之后,还见了记者。施剑翘属于自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施剑翘为父亲报仇,开枪打死孙传芳并入狱之后,冯玉祥、李烈钧、张继等国民政府大员都同情她,并为她到南京说情。全国舆论也为施剑翘说情。(注意:孙传芳下野之前,是国民党北伐的主要军事敌人之一,故国民党人一般不同情孙传芳。)南京国民政府在考虑之后,动用了极少动用的特赦权,将施剑翘特赦了。这就是民国侠女施剑翘的真实传奇。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问题,在近代史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确是很多普通读者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笔者收集了一些张作霖身边人的证言,于此整理一下,对于对张作霖有兴趣的读者朋友,也许有一点参考的价值。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张有财以开赌场为生。有一天,张家的狗用嘴巴拉扯着张有财的老婆(张作霖的母亲)往外跑,一直跑到了树林里,找到了张有财的尸体。村子里传说张有财是被一姓王的赌徒给杀的。原因是那赌徒在张有财的赌场里输了钱,张有财说要人家的老婆抵债。人家当真了,急了,就动了杀心。关于张作霖父亲的这段资料,出自于《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中赵兴德(赵兴德是张学良的表兄)的回忆。张作霖小的时候,本来是个读书郎,如果能将书读下去,也许人生的路会不一样,可是,他天生并非读书的料。张作霖12岁时,家里没钱供他念书,经过托人说情,和私塾先生谈成了这个方案:张作霖给私塾先生做饭,作为报酬,张作霖就可免费上学。有一次,私塾先生批评小张作霖,不料老先生因此被张作霖给暴打了一顿。动手打了先生之后,张作霖知道这书再也念不成了,他对别人说:“人,干点儿啥都能混一口饭吃!这书,我不念了!”打了人还不算,次日,张作霖回到私塾,拦住各位同学,不准他们上学,肆意扰乱私塾的教学秩序。小小年纪的张作霖,就霸气外露,这人注定是当枭雄的料。关于张作霖求学、退学的这段史料,也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兴德的《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张作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在辽宁海城一家名叫“杜家店”的旅馆里面打工,干的是伺候住客,帮住客牵饮牲口的工作。如同今天酒店里帮住客搬运行李的服务生,英文职称为“Bellboy”。有一次,张作霖欠下赌债,生了邪念,他偷了一个住客的一头驴,卖掉了,不久,张作霖被人告发,“杜家店”的老板立即找来打手,将张作霖暴打至晕厥,然后将张作霖扔到苇塘当中。张作霖侥幸不死,醒来之后,决定落草、投匪,于是,他投奔了当时的著名胡匪(土匪)杜立山。张作霖投奔土匪杜立山之后,不久就在清政府的一次剿匪行动中,被官府抓到了。那时的张作霖才十七八岁,长得矮小,又没有人来指认他有血案啥的,结果当官的仅仅把张作霖打了一顿板子,就放他走了。张作霖被放走之后,不思悔改,继续拉帮结匪,后来又和张景惠匪帮结合,逐渐壮大。关于张作霖从社会底层青年落草为匪的这段史料,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赵庸声的《张作霖的起家》一文。再后来,1900年,北方闹义和团,沙俄以此为理由,侵占了东北全境,给张作霖提供了真正成气候的机遇。那时,东北全境被俄军侵占之后,清政府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关门打烊了。东北大地出现了无政府的“治安真空”状态。张作霖作为土匪,这时找到了一笔更大的,而且是比较“正当”的业务,那就是:收取各个村子的保护费,保护各个村子免受土匪侵扰。换言之,张作霖瞅准了机遇,从“土匪”摇身一变,成为了地方“保安”,而且还是一家“大型保安公司”的“老总”。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张作霖这股武装力量被清政府招安,他本人就此成为了清军的一个地方将领。关于张作霖从土匪改行当保安,再被清政府招安的这段历史,诸位可参考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出自张学良的口述回忆。再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再赘述。第三章深挖内幕这一章,作者将引领大家,回首过去,从被隐藏的历史细节中、从褪色的画面中、从历史见证者的回忆中、从纷乱交错的事件中,深挖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内幕,还原焦点人物的真实面目,让读者感受一个更加接近事实的观点。

                      府院之争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爱好者都隐隐约约听说过这么一个历史名词:“府院之争”。但是,也许有一些朋友并不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更不知道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指“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斗争”,它说的是这么一个历史事件:1917年春夏之交,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开除了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段祺瑞心怀不服,怂恿军阀张勋带兵入京,武力驱逐了总统黎元洪,段祺瑞得以恢复总理职位并重新执政。这么一件事,在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上,叫作“府院之争”。那么,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黎元洪,为什么要开除国务总理段祺瑞呢?关于这件事情的始末,诸位不妨听笔者一说。事情要从袁世凯之死说起。1916年6月6日,筹办帝制不成被迫宣布“暂缓洪宪”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病床上一命呜呼。袁世凯病死之后,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总理之位,则由众望所归的北洋巨头段祺瑞上台担任。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之后,宣布恢复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简称“恢复约法”。什么叫作“恢复约法”?原来,由革命党人制订并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南方革命党人对此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宣布“恢复约法”,以期安抚革命党人并试图缓解国家南北分裂的态势。黎元洪“恢复约法”的做法,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这一条规定的意思是说在《中华民国宪法》还没有制订之前,《临时约法》就是有效的。朝野各界人士行事,仍然需要接受这部《临时约法》的约束。众所周知,自从1912年民国成立,直至1916年袁世凯病死,中华民国一直没有制定出一部正式的宪法。恢复约法之后,黎元洪和段祺瑞开始合作“当家”,但是不料,这个“黎段班子”刚刚搭伙不久,就闹出了矛盾,缘由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撤换国务秘书徐树铮;第二件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说说第一件事:撤换徐树铮。徐树铮是谁?徐树铮是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他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头号幕僚。徐树铮这人有个毛病:飞扬跋扈。徐树铮日常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拿一堆政府文件闯进总统府,往大总统黎元洪的办公桌上一搁,喊黎元洪签名。为什么政府文件要找大总统黎元

                      美女裸体无遮挡就会来到。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从那个老傻瓜那里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肯定了的。”第三十三章晚餐没有让他们失望。这是马基雅维里一行自从离开伊莫拉之后吃到的第一顿像样的晚饭。巴托罗缪从佛罗伦萨带来的香蒂葡萄酒品质也很不错。酒足饭饱之下,马基雅维里变得热情洋溢起来。他说了不少下流的笑话,讲了一些淫秽的故事,他三分下流,七分粗俗,讲黄段子的兴致高昂。他让巴托罗缪笑得前仰后合,两肋都笑痛了。所有的人都有些微醺之意。在西尼加利亚发生的事在意大利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众多富于想像力的意大利人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叙述着发生了的事。巴托罗缪非常想从目击者那里听到第一手的事实,马基雅维里在心情大好之下,也十分愿意满足巴托罗缪的愿望。就近来发生的事件他已经写了三到四封信报告给执政团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事件的性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因为在他出使期间,至少有一封函件没能送回佛罗伦萨。他对于所发生的各个事件都做了深入的思考,也从接近瓦伦丁诺公爵的人士那里搜集了不少细节,到现在为止,对于那些曾经一度让他困惑的事情,他已经是刨根问底地全搞清楚了。他讲述了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当维泰洛佐离开卡斯泰洛城堡前往西尼加利亚时,他召集家人和朋友以便向他们辞行,好像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他委托朋友们照看他的房子和财产,并关照他的侄子们要牢记他们祖先的各种美德。”“如果他知道此行要冒极大的风险,他为什么要离开他的城堡呢?”巴托罗缪问道。“他又如何才能逃避他的命运呢?我们整天想着让别人屈服于我们的意志,我们计划着让事情的发展顺从我们的意愿,我们努力,我们出力,卖命,流汗,但是到头来不过是命运手中的玩物而已。当那些将领被逮捕时,帕格洛·渥西尼开始抱怨公爵两面三刀,维泰洛佐唯一的责备是:“你看你犯了多大的错误。由于你的错误,我和我的朋友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如此糟糕的困境。”“他是一个流氓,早就该死了,”巴托罗缪说道。“我卖给他一些马匹,但是他从来没有付过钱。当我向他要钱时,他告诉我到卡斯泰洛城堡去取。我当时就决定认栽了。”“你的选择是明智的。”马基雅维里心里在揣度着,那个又老,又疲,又病的冷酷无情的人,在被逮捕之后,被捆绑在椅子上,和奥利维洛托背靠背地坐在一起,最后被米盖洛托用手掐住喉咙而死,在这整个的过程中,这个家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米盖洛托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家伙,他会和你喝上一瓶酒,和你说上一些淫荡的笑话,在吉他上弹奏一些奇怪的西班牙的曲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吟唱那些来自西班牙的野性的,悲哀的歌。很难想像他会是那个你所知道的杀人的野兽。当他用自己的双手去了结别人的性命时,他又得到了怎样一种令人恐惧的满足感?当想到日后公爵把这个人利用完了之后,会毫不在乎地像宰杀他那忠实和被信任的助手拉米洛·德·罗尔卡一样解决此人,马基雅维里不禁微笑了。“一个奇怪的人。”他嘟哝着说道。“也许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你在说谁呢?”巴托罗缪开口问道。“当然是说公爵啦。除了他我还能说谁?他用如此天衣无缝的狡诈手段清除了他的敌人,旁人只有惊叹和钦佩的分儿。那些用颜料和画笔的画家们经常吹嘘他们的画作,但是和那些以活人为颜料,计谋和狡诈作为画笔创造出来的艺术品相比,它们又算得了什么呢?公爵是一个行动派,是个急躁冲动的人物,你根本不会想到他会如此小心翼翼地,耐心地将他完美的战略成功地付诸行动。整整有四个月的时间他让他的对手们揣测他的意向;他利用他们的恐惧,利用他们之间的嫉妒和猜忌,他使用诡计迷惑他们,他用虚假的许诺愚弄他们,用层出不穷的手段离间他们,其结果是博洛尼亚的本蒂沃留和佩鲁贾的巴利昂尼抛弃了他们。你看到了结果对巴利昂尼来说是多么地糟糕,而本蒂沃留的结局还在后头,根据自己的需要,公爵一会儿可以是友好和亲切的,而一转身又可以是严厉和带有威胁性的。但不管怎样,在西尼加利亚发生的一切是伪装欺骗手法的杰作,这一事件将因为它计划之缜密,贯彻之完美而流传后世。”巴托罗缪作为一个喜欢说话的人,正要开口,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没有讲完他要说的话。“他已经为意大利除去了祸害国家和人民的小暴君,接下去他会做什么?在他之前有另外一些人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上帝拣选出来拯救意大利的,但是在各种力量和行动相互作用的历史大潮中都被命运无情地抛弃了。”他突然站起身来。他已经对这个晚宴感到厌烦了,不打算听巴托罗缪那番即将到来的老生常谈。他感谢了他的慷慨招待,在他忠实的皮埃罗的陪同下,回到了客栈。第三十四章第二天,当巴托罗缪处理完了生意上的事之后,他就沿着通向佩鲁贾的路回家去了。稍后马基雅维里带着皮埃罗和另外两个仆人与一班公爵的手下,骑马出城去迎接佛罗伦萨的使节。当这位叫乔科莫·萨尔维亚蒂的大使卸下旅行时的装束,换上一个有身份的佛罗伦萨人所穿的体面的正装之后,马基雅维里带着他到城堡中去向公爵递交国书。马基雅维里归心似箭,但是他在没有向新大使介绍完他所应该认识的人之前还不能随便就走。在公爵的宫廷中没有免费的午餐。马基雅维里要向他的继任人介绍某个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及这个人会期望得到什么样的酬劳。他必须要告诉新任大使某人的可信程度是多少,另外一个又是如何地不可靠。尽管乔科莫阅读过马基雅维里写给执政团的所有报告,但是还是有许多情况马基雅维里没敢在信里面汇报。因为信件在中途被截留检查的危险一直存在着。于是他不得不用很长的时间来亲自介绍那些新大使必须了解的大量情况。结果是他六天以后才可以踏上回乡的路程。旅途很长,路又不好走,也不是十分安全。为了要在天黑以前尽可能地多赶些路,他决定早点动身。于是他黎明就起了床,没花多少时间就穿好了衣服。用人们从楼上拿来了昨夜就已经打包好了的马褡裢,不一会儿客栈的女主人就出来告诉他一切都已就绪,他可以走了。“皮埃罗和马匹在一起吗?”“没有,大人。”“他在哪儿?”“他出去了。”“出去了?哪里?为什么?讨厌的家伙,难道他不知道我讨厌等人吗?快派一个我的仆人去把他找来,要快。”女店主慌忙去执行他的吩咐,走的时候连门都没有关上。当门再次被推开时,皮埃罗走了进来。看到皮埃罗的样子,马基雅维里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没有穿上他那平常的寒碜的旅行装束,而是穿着公爵部队所特有的红黄两色的军装。他嘴唇上露出调皮的微笑,但是又有些显得不是十分自信。“我来向你告别,尼科洛大人。我参加了公爵的部队。”“我也没有以为你穿上这身华丽的军装是闹着玩的。”“别生我的气,大人。在过去的三个半月中我跟着你大大地开了一下眼界。我亲眼目睹了一些重大的事件,也和其中一些相关人士有幸说上了话。我身体好,年轻力壮,我不能回佛罗伦萨,在第二厅里舞文弄墨度过我余下的人生。我不是那块料。我要生活。”马基雅维里沉思着注视着他,一丝怀疑的微笑浮现在他那刀锋一般薄的嘴唇上。“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的想法?”“我猜想你会阻止我去这样做的。”“如果你告诉了我你的想法,我会本着我的职责提醒你一个战士的生活是艰苦的,危险的,并且薪水也是很菲薄。他要冒生命危险,而到头来指挥官获得了荣誉。他要忍饥耐渴,经受一个基层人员所需要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要是被敌人抓住,对方会将他剥得衬衣都不会留下。如果受了伤,他会被抛弃,等待死亡。如果他侥幸活了下来,不能再上战场了,那他就只有在大街上讨饭的份儿。他一辈子在粗野,野蛮和无法无天的人们中间厮混,最后彻底败坏了自己的人品,让灵魂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觉得我有义务告诉你,在共和国的政府里,你可以有一个既受人尊敬又安全的职位,在这个岗位上,只要你勤奋,能够按你上级的意图去办事,你就可以挣上一份足以养家活口的薪水。经过许多年忠实的服务之后,如果你是机灵的,有那么一点闯劲,并且非常幸运的话,你会获得提拔,前提是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内弟或太太一方某个侄子碰巧并不想要那个给了你的职位。但是在尽了我的努力向你指出这些之后,我也不会再做其他什么事来阻止你想要做的事情。”皮埃罗宽慰地笑了。尽管他给马基雅维里当差,又很崇拜他,但是他并不害怕马基雅维里。“这么说,你不生我的气了?”“一点都不,我亲爱的孩子。你为我服务得很好,我认为你诚实,忠诚和精力充沛。命运垂青于公爵,你去追随他我一点也不会责怪你。”“这么说,你会在我母亲和比亚乔舅舅那里为我解释和辩护,免去他们的担心了?”“你母亲会伤心的。她会认为我把你引入了歧途,并且会因此责怪我。但是比亚乔是个头脑清楚的人,他会尽量安慰你母亲的。我亲爱的孩子,我必须动身了。”他将皮埃罗揽到怀里,在他的两颊上各亲了一口。但是在亲吻的同时,他注意到了皮埃罗正穿着的衬衣。他一把揪出了那装饰着华美刺绣的领子。“你从哪里得到这件衬衣的?”皮埃罗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尼娜送给我的。”“尼娜?”“奥莱莉娅夫人的女仆。”马基雅维里认出衬衫的料子就是他从佛罗伦萨带给巴托罗缪的那块。他皱着眉头注视着那精美的针线活。然后他盯住了皮埃罗的眼睛。男孩的额头上渗出了一片汗珠子。“奥莱莉娅夫人在为巴托罗缪大人做完衣服之后还剩下一些多余的面料,于是她就将这些剩余的面料给了尼娜。”“这么说,这些精美的刺绣是尼娜绣上去的?”“是的。”这是一个笨拙的谎言。“她给了你几件衬衣?”“只有两件。想多做也没有更多的料子了。”“这很不错。这样的话,当其中一件在换洗的时候,你还有另外一件可穿。你是一个幸运的年轻人。当我和女人们睡觉时她们从来不给我礼物。她们指望着我给她们礼物。”“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履行你的嘱咐,”皮埃罗说道,脸上带着一副旨在让对方消除疑惑的笑容。“是你鼓励我追求尼娜的。”马基雅维里心里很清楚,奥莱莉娅即使在睡梦中也不会送几码价格昂贵的面料给自己的女仆。他也清楚女仆也绝对没有可能绣出那样精美的图案。卡特琳娜夫人曾亲自告诉他,只有奥莱莉娅才能做出那样精巧的针线活。衬衣肯定是奥莱莉娅送给皮埃罗的。但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他是她丈夫的远房表弟?不可能。事情的真相,那个令人难以面对的真相,正赤裸裸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在那个计划中要幽会的夜晚,当马基雅维里被公爵召去会谈时,和皮埃罗一起欢度春宵的不是那个女仆,而是女仆的女主人。巴托罗缪的妻子要生儿子这件事并不是因为圣·维塔里奇迹般的干预,而是极其自然地借助于这个当下就站在他面前的年轻人。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卡特琳娜为什么会用一些可笑的理由来拒绝再一次安排他与奥莱莉娅幽会,以及为什么奥莱莉娅后来一直避免和他再有联系。马基雅维里一下子心中充满了愤怒,但又不便发作。他们把他彻底给愚弄了,这两个弃妇和他一直友善对待的小伙子!他退后了一步,仔细地打量眼前这个年轻人。马基雅维里从来没有重视过肌肉型的男性美。相对于令人愉快的风度,轻松的交谈和那种让他征服所中意的女人的无所顾忌的手段,这种肌肉型的男性美在他看来并不重要。尽管他认识到皮埃罗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但他从来都没有费心去好好地观察他。他现在用一副恼怒的眼睛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小伙子。他身材颀长,长得很匀称,有着一副宽阔的肩膀,紧致的腰身和美观的腿。一身军装让他看上去更加英武。他长着一头褐色的鬈发,像一顶紧扣在脑袋上的帽子。浓眉之下一双褐色的大眼睛,橄榄色的皮肤像女孩子的一样光滑和无瑕,一只小而直的鼻子,一副红而性感的嘴唇和紧贴着头颅的两只耳朵。他的表情是大胆的,坦率的,单纯的和迷人的。“是的,”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道。“他确实具备吸引一个愚蠢女人的美貌。我过去一直没能注意到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会对此加以提防的。”他诅咒自己一路以来的愚蠢。但是他又怎么会预料到奥莱莉娅竟然会打起皮埃罗的主意?虽然皮埃罗是他丈夫的表弟,但也不过是一个刚刚从学校里出来,为主人跑腿办事的书童呀。马基雅维里用他跑跑龙套,在主人的召唤下鞍前马后地伺候,之所以他对皮埃罗有一点现在让他后悔的溺爱,也是因为他是比亚乔的外甥。皮埃罗不是不聪明,但是他没有那种经历过大场面后学到的优雅。在一群更高明的人物在场时,因为常常无话可说,所以大部分时间皮埃罗也只是默不出声。马基雅维里很清楚自己对女人很有一套,当他要表现出迷人的风采时,他永远能够吸引对方,他同时也认为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在对女人献殷勤这件事的艺术和技巧上胜过他。皮埃罗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想到奥莱莉娅会垂青于这个年轻人,而置一位已经拜倒在她脚下的杰出人物,一位见过世面、谈吐风雅的绅士于不顾呢?这也太反常了吧!皮埃罗从容地经受住了主人长时间的审视。他已经从先前尴尬的状态中摆脱了出来。态度中带了几分审慎的味道,显示出他提高了自己的警觉。“我挺走运。”他平淡地谈道,但是看上去他乐意将好运看成是他应该得到的。“洛德维柯·阿尔维西伯爵的书童在来西尼加利亚的路上病了,不得不被送回罗马。伯爵大人让我填补了这个空缺。”这个洛德维柯伯爵,是瓦伦丁诺公爵的一位亲信,是一位来自罗马的绅士,在公爵手下当一名枪骑兵首领。“你是怎么办成这件事的?”“巴托罗缪大人向公爵的司库谈起了我,司库大人替我安排了这件事。”马基雅维里微微地扬了一下自己的眉毛。这个男孩不光睡了巴托罗缪的老婆,而且还利用他本人为自己谋得了一份炙手可热的差事,服侍的主人又是公爵的亲信之一。如果他本人和这些事没有瓜葛的话,他也许会觉得上述的情形非常好笑。“命运垂青于那些无所畏惧的人和青年。”他说道。“你将来前途无量。但是让我来给你一些忠告。注意要像我那样避免给自己招来具备小聪明的名声,因为一旦你有了那样的名声,没有人会认为你是个理智的人。注意别人的情绪,进而去调整适应他们。当他们开心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大笑,在他们严肃的时候也能够拉长面孔。不要对愚人谈理智,也不要对理智的人说愚蠢的话,否则就是不可理喻的。注意礼貌,它成本极小但收益却极大。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但是如果你还懂得如何显示自己是如何地有用的话,那将会是加倍地有用;如果你不能取悦于别人,那么即使你能取悦于你自己,那也是毫无用处的,并且记住,相对于鼓励别人实践美德,照顾别人人性方面的弱点更加能够取悦于别人。千万不要与某个朋友过分亲热,以免这个人一旦翻脸成仇时可以伤害到你,也不要把事情做绝,导致一个敌人再也不可能成为你的朋友。注意谨言慎行,你永远可以再多说一句话,但将无法收回一句话。真相是一个人可以挥舞的最危险的武器,所以使用这件武器时要格外小心。几年以来我从未说出我确信的话语,也从来没有相信过我说出的话语。如果碰巧有天我说出了事实的真相,我也会将它隐藏在众多的谎言中,让别人难觅踪迹。”当马基雅维里随口说出这一大堆老生常谈时,他的思维却集中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所以他根本就信口说去,完全没在意自己说了些什么。他明白,一个公众人物可以或腐败,或无能,或残酷,或复仇成性,或摇摆不定,或自私自利,或软弱,或愚蠢,但是却仍然可

                      切想帮助这里的孩子们。唯一的问题是,朱莉安不太懂得打理自己…………迈尔斯渐渐习惯跟你相处了。卡尔10岁,只跟卡伦1说话。爱丽丝8岁,相当害羞。迈尔斯对你暴露她的存在令她十分紧张。她不想别人打扰。霍尔顿的信如下: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大家都参加上次的治疗了——包括安,她已有19年不曾出现。那次谈话多少让大家有了希望。我担心你仍不太了解我们的系统,我很乐意把最新状况告诉你。克莱尔需要立即的关注,因为她开始想起受虐待的往事了。她对自己必须把痛苦丢给迈尔斯感到内疚。迈尔斯喜欢痛苦…………以下是目前仍在这个系统内活动的人的姓名与年龄:克莱尔(7岁),卡伦2(21岁),迈尔斯(8岁),卡尔(10岁),爱丽丝(8岁),西德尼(5岁),朱莉安(15岁),卡伦博(2岁),卡伦1(10岁),凯瑟琳(34岁),卡伦3(30岁),霍尔顿(我,34岁),安(16岁)。我会继续确保卡伦定期去你的办公室。虽然帮助她复原并不容易,但大家都很高兴有你帮助我们。霍尔顿全部的人格都出现了吗?看完信,我仔细数了一下,截至目前,连同卡伦在内共有13个独立人格。我翻阅卡伦几个月前给我的信,当时只有11个——包括叫“坏脾气”的那个,还有朱莉跟桑迪,但霍尔顿完全没提到他们。如果把他们3个算进去,那就是16个了。卡伦体内是否还会组成或重组新人格?或者只是单纯显现出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有两项任务:照顾接受治疗的那个卡伦(无论是哪一个),并且从这些人格身上进一步了解卡伦的内在世界。这些信确实颇有助益。卡伦的分身们似乎急切地想让我快点认识他们。1994年8月17日,我们再次进行催眠治疗。待卡伦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我立刻询问有没有人想出来跟我说话。卡伦的肩膀突然往上拱,两腿蜷向一侧,用眼角余光瞟我;这是个颇为幼小、女孩子气的姿势。她说她叫克莱尔,然后开始告诉我她以前在殡仪馆(邻居家)的遭遇。她被带过去之后,有人把她绑在不锈钢工作台上。她吓坏了。那里有3个人,每个人手上都拿着金属棍。然后克莱尔就昏过去了……她要我帮她挡住那些坏人,不要让他们接近她。两天后,我收到迈尔斯的来信,信里继续描述克莱尔的遭遇。亲爱的贝尔医生:又是我,但你大概不想听我说话吧。我想告诉你克莱尔没办法说完的事。克莱尔被绑在工作台以后,那3个男人拿电棒凌辱她,她叫他们住手可是他们把她电昏了。我很生气,于是就跑出来尖叫,结果他们用灰色胶布封住我的嘴。他们一直说我喜欢这样。假如我摇头表示我不喜欢,他们就电我,假如我点头表示感觉很好,他们会放过我——但也只给我一分钟。那3个人把我们电昏以后,卡尔出来了。这些人把卡尔放进棺材,盖上盖子。我不知道我们在里头待了多久。过了一阵子,我们听见外面有人在说话,我出来听他们在说什么。原来是有人在找我们。我用力敲打棺材盖,卡伦她妈妈打开盖子,我让卡伦出来。她妈妈惊讶地说:“你还活着!你重生了!真高兴看到你。可是你为什么躲在棺材里?你不是在帮爷爷漆客厅吗?”你会因为这件事讨厌我们吗?迈尔斯某次治疗结束后,卡伦递给我3封信,其中一封来自迈尔斯。卡伦离去后,我打开他的信,他向我描述一场名为“午夜圣体”的仪式。亲爱的贝尔医生:昨天晚上我们去参加“午夜圣体”仪式。在仪式上,女孩子必须切掉一样东西,像乳头或一片耳朵之类的。霍尔顿不相信,他说这些人已经不在了。我不相信霍尔顿,因为他们还在那个工厂里。他们在叫我们,我听见他们的声音。这里的其他人都听不见。我该怎么阻止他们?他们会来抓我、杀掉我们。我会抵抗,但其他人怎么办?你觉得他们会来抓我吗?我很害怕,可是我没告诉其他人,因为他们认为我天不怕地不怕。假如他们知道我会害怕,以后就没有人会喜欢我了。迈尔斯我该拿这封信怎么办?迈尔斯告诉我这么恐怖的事,我该如何看待它?这是真的吗?或者只是一场噩梦?迈尔斯相信真有其事,所以我不能不处理。我决定等待,不主动询问,看看往后是否有人会主动提出来。再见到卡伦时,我提到那几封信,并建议她接受催眠治疗,看看其他人是否有话要告诉我。第一个现身的是西德尼。卡伦闭上眼睛,有好一阵子,她脸上完全没有表情。然后她睁开眼,靠上椅背坐好,微微扬起头,形成一特殊角度,斜着眼睛,怀疑地看着我。她迅速观察四周,仿佛初次到访。“我喜欢我们在药店的工作,”她说。卡伦——或者说西德尼——说话速度很快,视线在屋内游走。“我拿了好几样以前没拿过的东西,玩具啊什么的,不过凯瑟琳都会把它们放回去。我偷了一串超级球,放进卡伦皮包里。詹姆斯和莎拉真的很喜欢超级球。我知道我不该偷东西,但是卡伦的爸爸逼我偷。因为偷窃,我必须接受处罚,所以我偶尔也偷拿一些可以割伤自己的东西,比方说指甲锉刀。药店真是个好地方。”西德尼侃侃而谈,但在我听来,他是个毫无自制力、凡事任性而为的小男孩。我不想多作批评,故只说了“小偷必须割伤自己作为惩罚?”他再次确认,但我却在他心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我的提问不带轻蔑,意在告诉他我不认为他的行为有其必要或有何特别之处。这会让他开始思考。我向西德尼道谢,感谢他出来跟我说话,然后请他退回去,看看是否有别人想发言。卡伦闭上眼睛,西德尼的表情消失了。这令我大感惊讶:在不同身份转换之间,卡伦的改变清楚分明——她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下一个出现的是迈尔斯。卡伦稍稍坐直,两眼依旧紧闭,她皱起眉头,声音粗哑。“我也喜欢工作,”迈尔斯说,“工作时我可以当老大。”“全都由你负责吗?”我再次确认。“是啊,我喜欢聊天。如果客人不排队,我也会警告他们。”显然迈尔斯喜欢找机会感觉自己的重要性,我必须好好运用这个特质。我想跟卡伦的所有内在人格建立合作关系,而迈尔斯无疑相当重要:因为他似乎是伤害卡伦的主要几个人格之一(还有西德尼,但西德尼占的比例少一点)。假如他们能视我为值得信任、有分量的人物,或许我能对他们自我毁灭的行为产生正面影响。闲谈几分钟后,我谢过迈尔斯,请他退回,再次询问有没有人想跟我说话。卡伦微微放松,闭上眼睛,表情转为空白。过了一会儿,她的身体突然软下来,变小,缩成小孩儿样。克莱尔对我微笑,两眼闪闪发亮。她说她喜欢看贺卡、香水和珠宝首饰。克莱尔有女性的一面!这是好事。卡伦几乎不容许自己拥有女性的习惯与喜好:她的衣着单调无趣,经常披头散发,也不化妆。我一度担心卡伦的成长过程完全受限,无法表现女性特质,幸好克莱尔仍保有这些特质。这表示,假以时日,卡伦也会重新找回这部分的自我。最后现身的是朱莉安。卡伦阖上眼,表情空白,然后突然挺直腰杆,双臂夹紧于身体两侧,好像在防备什么似的。她两眼大睁,表示有相当恐怖的事要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不该说,但是,既然卡伦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或许她说出来不会有危险,我也会帮忙保护她。她似乎颇为安心。朱莉安描述“午夜圣体”仪式给我听,大概讲了10分钟。这仪式听来像某种巫术。他们将她绑起来,切下她身上的一小块肉。参与这项仪式的人数众多。卡伦首次参加时,年约4岁。他们割她的手臂、她的脸或耳朵,切下一点皮肤或取几滴血,有时则是头发、睫毛、眉毛。等卡伦(与众分身)年纪稍长,他们会割她的胸部……这时卡伦身上的“男孩”会出现——因为受创的是“女孩”,故男性人格感觉不到疼痛。事后,卡伦的双亲会责骂她,表示这全都是她自己在睡梦中干的好事。结束催眠治疗前,我告诉卡伦,她将不会记得催眠过程中的任何谈话——为了保护卡伦,她体内的其他人格多年来始终不让她知道这些故事。我不确定卡伦能不能消化如此不堪的过去,不确定她会不会因而伤害自己。既然前途未卜、状况不明,我决定继续等待。一星期后,我仍反复思量该如何跟卡伦讨论“午夜圣体”仪式。这时卡伦突然造访。她看起来既羞怯又难为情。“我又自残了,”说完,她扭过头去,感觉十分屈辱。显然她又开始伤害自己了。但是用什么方式?受伤至何种程度?“你是怎么弄伤自己的?”我问,“我必须知道你可能是怎么受伤的,”我等她回答。卡伦拱起眉毛,开始哭泣。“我不太记得了——那时候身体不是我的。但我想我可能把衣架拆开,把尖端刺进身体里。”她看起来好像快吐了。“你流血了吗?”“嗯。”“现在还在流吗?”“没有了。”“当时你感觉得到痛吗?”我继续追问。“嗯。”“现在呢?还痛吗?”“一点点,没有之前那么痛了。”“假如你用力按肚子,会痛吗?”我问。“不会,不怎么痛。”我试图借着这一串问题确认她是否弄伤阴道,如果阴道受伤——无论刺穿阴道壁或腹膜——极可能引发腹腔感染。我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听起来似乎伤得不重——至少就生理层面而言。现在我必须找出心理层面的问题。卡伦对事发经过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催眠是唯一的办法。进入催眠状态后,卡伦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双眼紧闭。“我想切掉女生的部分!”“他”说,脸庞因恐惧而显得冷酷无情。他是迈尔斯,我想,这次伤害应该是他造成的。“卡伦的妈妈一直讲卡伦爸爸的事,我很怕他会回来伤害我们。我打算把卡伦的女生部分通通切掉,这样她就不会再受到伤害了。要不是霍尔顿阻止我,我早就成功了。”迈尔斯倒回椅背,依旧紧闭双眼,紧咬牙关。“现在我只要我们全部死掉。”迈尔斯认识我,我们聊过几次,同时他也能意识到其他人格对我的尊重,这让我拥有某种我希望能派上用场的权威与影响力。“迈尔斯,”我和善但坚定地说,“卡伦的爸爸已经死了。他再也不会伤害你,你也不再需要害怕。你不需要想办法躲避他的威胁。”迈尔斯没搭腔,认真思索。他很挣扎,双眼仍闭得紧紧的。“你确定吗?”他问道。“我百分之百确定,迈尔斯。”“那,好吧,”他说。他还在努力消化信息,我看见他脸上挣扎的表情。然后他开始放松,宽慰弥漫整个身体。“他再也不会伤害我们了?”“不会了。”我停顿几秒,观察迈尔斯是否完完全全接受这个事实。他让步了。“所以,你不再需要切割卡伦的身体了。你了解吗?迈尔斯?”“我了解了。”第二部分身第11章圣诞礼物卡伦一只手包着绷带,用吊带吊着,走进我的办公室。她面带愁容,眼神充满畏惧。她迅速瞥了我一眼,态度消沉而疏离。“怎么了?”我警觉地问道,“是你先生打伤的吗?”“不是,”她一边流泪一边颤抖,“药店被抢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店里。”“但是你怎么会受伤?”卡伦盯着地板,摇摇头,“我不记得了。”“其他人出来了?”我问。“大概吧。我告诉警察,是劫匪把我打伤的,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发现有个妇人想偷药,她手上有刀,接下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催眠找出答案。”现在卡伦已相当适应催眠程序。她窝进椅子,调整姿势,闭上眼睛。我念起熟悉的台词,帮助她放松并深深进入内在,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直到她进入那个安全小窝里。待她准备好,我请她走出小窝,看看外头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她究竟是怎么受伤的。没多久,卡伦挺直背脊,两眼紧闭,绷着一张脸,声音也比平常更为低沉、强硬。“是我做的,”她说。“迈尔斯吗?”“对。”“你做了什么?”“我打她。”“你打那名劫匪?”“对。她亮出小刀,想捅我们。卡伦很害怕,所以我就出来了。我才不怕呢。我不怕受伤。”“所以你做了什么?”“我一拳打在她脸上。她摇摇晃晃往后退了几步,然后拿刀扑向我。我举起手臂挡开,所以才被割伤。然后我又揍她,骂她,诅咒她,她就逃走了。我好好教训了她一顿。”迈尔斯坐回去,脸上挂着微笑。这一切令我吃惊。“好精彩呀,”我说,“你真勇敢。”“噢,我只是不喜欢有人在我当班的时候偷东西。”“还好,你的伤势不严重。”“这没什么。”“可是,万一她杀了你,那该怎么办?”“这样我们就会死掉啊,跟我希望的一样。”“是这样啊。”道别迈尔斯后,我引导卡伦回到小房间,再回到我的办公室,结束催眠。她四顾张望,光线令她眯起眼睛。“看样子是你的分身挺身对抗歹徒,”我说。“我想也是,”卡伦响应。“考虑到你的安全,我实在不确定你适不适合继续在药店工作,”我说,“昨晚的事件有可能再度发生,情况说不定更糟糕,而你根本无从防备。”卡伦想了想,缓缓点头。离去前,她似乎突然想起什么,连忙拿出3封信交给我。这信分别来自迈尔斯、凯瑟琳和克莱尔。一听见她关门的声音,我立刻展信阅读。克莱尔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可以跟你住吗?我会很乖的。每个人都好伤心。我想一直睡下去,永远都不要起来。西德尼也是。我们好累好累。凯瑟琳一直叫我们要有信心。你有信心吗?可以分给我一点吗?卡伦博老是哭个不停。她怕迈尔斯会伤害我们。你可不可以叫迈尔斯不要这么坏?迈尔斯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请你告诉卡伦她妈,叫她走开,她惹得我好烦,害我好想杀死大家。她不知道她让我们有多痛苦。有时候我真的好生气,好想把我们的事告诉她,但凯瑟琳和霍尔顿不让我说。我再也受不了她了。她一直假装我们有完美的童年,假装卡伦很快乐。这不是真的。我们变得支离破碎,我好害怕你会扔下我们不管。假如我出现在你的办公室,你会不会生气?我有好多话想说,可是我不能说。虽然卡伦渐渐能了解我的想法,但她还是没办法用我的话说出来。迈尔斯凯瑟琳则写道: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好痛苦。我们需要你的帮忙。你明白我们的状况吗?我们越来越无力,大部分的人都起了自杀念头。我们的沟通一直受到伤害,干扰太多了。我们尽力维持现状,但如果卡伦失去求生意志,我们根本一筹莫展。她有好多烦恼,需要把烦恼说出来,但也只有她觉得无助,又不愿说出来。我觉得她不能再抗拒,她必须让我们出来跟你说话。另外,卡伦也没有听从你的嘱咐按时服药。我们很担心,也都希望这种无力感只是暂时的。你诚挚的凯瑟琳这几封信明显透露卡伦体内的人格各有各的痛苦和烦恼,状况有些混乱,但其中几个人似乎想找我帮忙,也想告诉我更多内情。1994年11月底,严冬的脚步逐渐逼近。卡伦走进诊所,她微拱着背,感觉像个不情愿上门认错的孩子。两天前,她打电话告诉我,她肚子发胀,一阵痛,一阵不痛,但她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这会儿她看起来似乎还在闹肚子疼。她痛苦地坐下来,扭过头去不看我,一脸屈辱的表情。“你看起来很苦恼,”我说,“愿意告诉我吗?”我靠向椅背,暗示卡伦我愿意等。卡伦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她看也不看我便径自缓缓掀开上衣。随着衣摆越拉越高,肚子上的数十道割痕逐渐呈现在我眼前。卡伦紧咬下唇,哭了起来。“我明白了,”我轻声说,“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卡伦无助地耸耸肩膀。显然她压根儿不晓得这些伤口是怎么来的。她放下衣摆。“这是你肚子痛的原因吗?”她再度耸肩却同时摇头,仍然不愿看我。照这样看来,我想找的答案可能不在眼前这位卡伦身上。“眼前似乎有好几个重要问题同时发生,”我说,“我想,你内在的其他人格也许知道些什么,可能帮得上忙。我们可以试着问问看吗?”卡伦点头,闭上眼睛。我们立刻展开催眠。“嗨。”“嗨。你是谁?”我问。“是我。”“迈尔斯?”“唉。”“你可以告诉我卡伦碰上什么麻烦了吗?”“不是我做的。”“你没做什么?

                      就是这么回事了。普立安把矛头指向米斯纳。因为普立安肯定不会站在新娘和新郎面前——一名客席牧师应邀在婚礼前对几乎由鲁比所有人构成的教众讲几句(几句!)话,而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属于普立安教派的成员——以死来恐吓他们。因为他肯定不会侮辱新娘的母亲和嫂子,她们像穿外衣似的披戴着照料虚弱婴儿的忧郁,不仅没有由于对她们一切梦想的那致命一击而责备上帝,而且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益发坚定意志。况且,虽然新郎的父母都已过世,普立安肯定不想让他的舅妈们受窘——向虔诚的妇女施压,以此关心(或许太过分了吧?)这个家族中唯一的子嗣。如今索恩的儿子们都死了,多薇又没有生育一男半女,并且她们不准自己为这些损失伤痛,以致过分伤心或封闭了心扉。肯定不会。何况,普立安肯定不想得罪新郎的舅舅迪肯和斯图亚特,那哥俩儿的行为举止,看上去就如同上帝是他们无言的生意合伙人。普立安似乎总是很尊崇他们,多次暗示他们俩属于锡安山而不属于卡尔瓦里山。在卡尔瓦里山,他们不得不听那些浮夸的布道,而那布道人认为,教育就是要教会孩子们说话,仿佛那些孩子有这个世界从未听过和处理过的重要事情要说。还有谁会感觉到“上帝对你没兴趣”带来的刺痛呢?或者,在听到“如果你认为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是瞎子”那句话时感到灼痛而退缩呢?除去理查德·米斯纳还有谁呢?他此刻就要站起身主持婚礼,像人们记忆所及的以往大多数婚礼那样,不过这一次要在“不带着任何俘虏”的普立安牧师汹涌的气势之下进行。当然,除非他是在对她讲:如果你愿意就去依恋另一个人,但如果你不依恋上帝(当然是普立安的上帝),你的婚姻就得不到那授予特权的证书。因为普立安知道她和理查德正在谈婚论嫁,而且也知道她帮他组织那些不听话的年轻人。“是他皱起的眉毛。”野薄荷的气味压倒了祭坛周围花草的味道。一丛丛的花草与福禄考长在教堂的窗下,窗户上午十一点时打开,迎接升起的太阳。四月的天空垂下的阳光是一份礼物。在教堂里面,枫木条椅擦得锃亮,辉煌如同军旅装备,衬托着素净的白墙、低调的布道坛、形似尖桩篱笆的舒适栏杆,使受圣餐的人能够跪在那里再一次迎接圣灵。在祭坛上方,高高的洁净而清新的空间里悬挂着一个三脚的橡木十字架。无声无息。没遮没拦。没有金饰与它的完美抗争,或干扰它的平静。基督的躯体既没有扭曲也没有昏厥,因此其表现出的雷霆之怒也并不夸张。鲁比的妇女不施脂粉,也不抹妓女用的香水。因此,薄荷和福禄考激人情欲的香气扰乱了教众的心,大家都期盼着在索恩·摩根家享受丰盛佳肴的美好时光。那里会有众人演奏的音乐:朱利弹钢琴;男声合唱;凯特·戈莱特利独唱;圣救世主教堂四重奏;一个叫布鲁德的睡眼惺忪的男孩在台阶上吹口琴。那里好衣服挨挨蹭蹭;那里有丝绸衣裙和浆过的衬衫,人们靠在树上、坐在草地上、盛第二次奶油豌豆汤弄洒了汤汁时就忘记了它们。那里会有喜欢吃糖的儿童的叫喊,还会有从地上捡起、折得整整齐齐,似乎比结婚礼物本身还贵重的包装纸闪着亮光。农场主、牧场主和种小麦的农妇们会让自己从椅子上被人猛地拽起来,鼓着掌反复踏起早年留传下来的舞步。十几岁的少年男女会边笑边挤眼睛,尽量隐藏自己的心意。但是比欢乐和儿童吃结婚蛋糕的兴致更重要的,是他们期盼两个家庭的结亲,以及四年来渗透那两个家庭亲友们的敌意的结束。那种集中在新娘尚未承认、宣布和生下的未来婴儿身上的敌意。此刻大家都和安娜·弗拉德一样就座了,都不清楚普立安到底觉得他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现在要投下阴影?为什么要驱逐薄荷和福禄考的气味?为什么要减淡等着他们吃的烤羊羔和柠檬饼的味道?为什么要破坏这次婚礼带来的和谐气氛,让祥和出轨?理查德·米斯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很恼火,不,很气愤。气得没法看着他的教士同事,让他看看那刀口有多深。在普立安讲话的整个过程中,他都面无表情地瞅着坐在条椅上的妇女们的复活节帽子。那天一早,他就想好了五六句启动这次神圣婚姻典礼的开场白,围绕《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第九节精心组织语言,凸显“羔羊婚宴”的形象,以其为核心展示这次婚礼所允诺的和解。他要从《启示录》进而讲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这不仅印证了夫妻二人对彼此的忠诚,而且续写了摩根和弗利特伍德两家所有人的职责。此时他看着耐心地站在祭坛前的这对新人,不知他们是否已经理解了甚至听到了加诸他们的那些话语。当然,他是理解的。他知道他选择的工作所秉持的伤害性极大的观点,对他信仰的一切都是一种审慎的攻击。刹那间,他理解并认可了奥古斯丁对那个“骄傲的教长”的愤懑了,他称其为魔鬼。奥古斯丁曾经进一步阐述说,上帝的谕旨是不会被他的信使亵渎的,“如果光明要穿透败坏的人,光明本身并不是败坏的。”尽管奥古斯丁没有见过普立安牧师,可总应该了解和他一样的教长。可惜他把他们逐到撒旦一伙,并没有认识到,从布道坛上发出的具有破坏性的言辞是能够产生恶果的。对于普立安对着一切喷洒的毒剂,奥古斯丁会说些什么当作止痛药呢?从这些男人头部上方看去,实在难以与他们的本能抗争:他们要控制能控制的,要碾碎不能控制的;妇女们在内心里不知疲倦地想驯服掠夺者;孩子们脸上是还没有从他们所受打击中恢复过来的表情,他们本来毕恭毕敬地学到,大人们在他们成人之前是不会把他们当人来对待的;僵在那里的新娘和新郎脸上,透出的是竭力想靠公开的结合来洗刷私下的羞耻的渴望。米斯纳知道,普立安的一番话是他对米斯纳的行动发起的宣战的扩大。米斯纳劝诱这些青年男女走出围墙,走到镇外,带领他们、强使他们违规,让他们把自己想成是文明的勇士。他也知道,关于一个从未出生的婴儿的公开秘密,犹如巨牙般伸入到争论的根基之中。米斯纳已经想好恰当的言辞,但他不相信自己能在表达时不流露出个人深深的伤痛,便从布道坛走开,来到教堂的后墙边。他在那儿伸直双手,直到能够把挂在那儿的十字架从钉子上摘下。随后他就拿着那十字架,经过空荡的唱诗席,经过凯特坐在那儿要弹奏的风琴和普立安的坐椅,一直来到圣坛上,在身前高擎着十字架让大家都看到—只要他们想看。让人们看着人类制作的第一个标志:竖着一根,横着一根。人们即使在孩提时期,也曾用指头在雪上、沙上或泥里画过十字;他们用棍棒在土里将它摆出;从冻土和热带草原的骨骸中竖起;在河岸边用卵石砌出;从阿拉斯加的诺姆到南非,在洞壁和岩层上画出。阿冈昆人(居住在加拿大渥太华地区的印第安人。)、拉普兰人(挪威、瑞典、芬兰及俄罗斯科拉半岛的居民。)、祖鲁人(南非纳塔尔一带的班图族人。)、德鲁伊特人(古代凯尔特人中的学者,常任祭司、巫师等职。)—都对这一最初的标志有着触摸性的记忆。最初的标志不是圆圈,也不是平行线或三角形。正是这个十字形,成为其他一切的基础。这一标志提供了面部五官的安排。这一标志是个直立的人形,沉静地准备拥抱。像普立安做的那样去掉它,基督教就会和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一样了:广大民众向吝啬的当权者苦苦哀求着苟延残喘;被蹂躏的信徒回避命运或者躲闪着日常的邪恶;弱者在蛮荒野地中艰难地跋涉;看得见光明的人都被投入无可选择的永恒黑暗之中。没有这个标志,信徒的生活仅限于赞美上帝和接受打击。赞美是债权,而打击则是永远不能偿还的债务利息。或者,如普立安所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毕业”。但是,有了这个标志,有了这个在教会中至高无上和最基本的标志,是啊,生活则完全是另一码事。看到了吗?这样一个孤独的黑人被处以死刑,他以拥抱他人的姿态被缚在这两条相交的直线上,紧紧地拴在两根大木棒上,这样的木棒太方便了,太好辨认,既普通又崇高,作为意识嵌入了知觉之中。看到了吗?他那毛茸茸的头在颈项上仰起又垂到胸前,他那夜色般的皮肤的光泽被尘土遮没,因外伤划出伤痕,被屎尿弄得脏臭,在干燥的热风中变成白镴色,最后,随着阳光羞愧地黯淡,随着他的皮肉在午后暗如黑夜的奇特光线中变得昏黑,无常的天气吞没了他和其他死刑重犯,这一最初标志融入虚假的夜空。看到了这桩百里挑一的公开的谋杀如何显示出差异,如何把上帝与人的关系从执行官和恳求者变成一对一?他举着的十字架是抽象的,而缺席的躯体却是真实的,二者相结合,就把人类从后台拉到了聚光灯下,使在舞台侧面嘀嘀咕咕的他们变成了他们生命故事的主角。这一方式使自我尊重和彼此尊重——自由地而不是心怀惧怵地——成为可能。这才是爱的真谛:毫无企图心的尊重。这一切不仅见证了一个乖戾的主,即他自己的爱,而且也见证了一个能使人类去爱的主。并非为他自身的荣耀——绝不。上帝爱人类彼此互爱的方式,爱人类爱自己的方式,爱十字架上的超凡人物,因为他两方面都做到了,而且在明了这一点中死去。但是理查德·米斯纳无法心平气和地说出这些话。因此他站在那里,手举橡木十字架,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催促十字架说出他不能启齿的话:上帝不仅对你感兴趣,他就是你。他们会看到吗?他们会吗?对那些看得见的人来说,新郎的面孔就是个研究对象。他抬头看着米斯纳牧师举着、举着、举着的十字架。默不作声,只是站在那里,在锁定的时间里举着十字架。而在那难以忍受的静谧中不时爆出几声咳嗽和轻轻的带鼓励意味的咕哝声。人们已经对他的婚礼感到紧张了,因为他们看到兀鹰从镇子上空向北飞去。他们心存疑问,不知那征候是祸(它们在镇上兜圈)是福(没有一只落地)。他想,这些傻瓜。就算这个婚姻注定了遭厄运,也与那些鸟没关系。突然之间,敞开的窗户似乎不够了。身穿裁剪合身的黑色西装的新郎开始冒汗。他被怒火攫住,如同中了一颗点三二口径的子弹。大家为什么要利用他的婚礼,把仪式搅得一团乱,以此来扩展他并不在意的一场争吵呢?他想把这事办完,一了百了。这样他的舅舅们就会闭嘴,这样杰夫和弗利特也就不会散布关于他的谎言,这样他就能在鲁比已婚和有产业的男人中间占得一席之地,这样他就可以烧掉阿涅特写给他的全部信件。尤其是,这样他就能够把吉姬那小妖精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抹掉。如同糖会从令人极快乐的东西转变成身体的致命敌人似的,他对她的热望毒害了他,让他患上了“糖尿病”,愚蠢又无助。经过几个月冒险的甜蜜日子,她已经变得冷漠,惹人厌烦,甚至可恼可恨了。在高高的玉米地里,他曾等候过她;在月光下,他曾趴在鸡舍后和她约会;他曾花了不属于自己的钱来讨她欢心;他曾通过撒谎弄来一辆不是卡车的汽车带她兜风;他曾为她种过大麻;他曾在八月的酷热中拿着冰来为她的大腿内侧降温;他曾为她买下她喜欢的用电池供电的收音机和惹她嘲笑的绒线袍子。而最主要的,他曾爱过她好几年,那是一种从渴想转为秘密行动的爱,令人感到痛苦、羞辱、自我厌恶。他接到阿涅特的第一封信后读了,但把后来的信全放在他舅妈家顶楼上的一个鞋盒里了;在别人发现之前,他急匆匆地想毁掉(也许会读一下)那十一封寄自俄克拉荷马州朗斯顿的未开启的信。他猜测那些信全是关于爱和哀伤的,尽管哀伤还要爱。管他呢。可是阿涅特又怎么会知道他经受的这两种感觉呢?她这样做过吗,整夜坐在附近的矮橡树林里只为了偷窥一眼,跟踪一辆破旧的凯迪拉克一路到丹比只为了看上一眼,被女人们从一栋宅子里赶出来,被女人们咒骂,即便如此依旧、依旧不能躲开。那就是说,得等到他的舅舅们让他坐下,强行给他决定并让他接受相应的后果。于是他就来到了这里,站在圣坛跟前,臂肘撑着他新娘的细腕,衣袋里折放着她给他护身用的复活节棕榈叶。他觉察到在他右侧就要成为他内兄的人的沉重呼吸,以及比莉·狄利亚冲着他后脑勺发出的敌意。他深知这一被阻遏的愤懑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米斯纳似乎被他手握的十字架压得呆傻无语了。新娘心怀恐惧盯视着的十字架。而她原本是多么幸福啊。终于如此幸福之极了。摆脱了她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笼罩着她的那种凄凉阴郁:父母家中令人窒息的冷酷无情;照顾伤病侄儿、侄女新产生的厌恶;惊动了母亲、惹恼了嫂子并激怒了父兄的对睡眠的需要;只有对K.D.的牵挂和担心才能打断的完全无所事事的状态。尽管他从来没有回复她最初写的十二封信,但她还是继续写了四十封,只是没有寄出。在她离家的第一年每周都要写一封。她相信她全身心地爱着他,因为他是她对自己所知的一切——就是说,她对自己身体所知的一切都与他相关。除去比莉·狄利亚,再没有别人告诉她可以另有他途去想到她自己。她母亲没有,她嫂子没有。去年,她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回家过复活节,他要求见她,两度来吃饭,带她到内森·杜波列斯的牧场上帮助组织儿童节野餐,随后提议他们结婚。一直到四月份这晴朗的一天,这可真是奇迹。一切都完美之极:她的经期刚刚到了又过去了;礼服全部用索恩·摩根的蕾丝制作,庄重而美好;扎在她哥哥背心下的金带上,嵌着他们俩缠绕在一起的姓名首字母。她心灵的伤口终于愈合了,可现在到了最后一刻,那教士的举动却震惊四座,试图阻止、歪曲甚或毁掉这段婚姻。他站在那里,面孔板得像花岗岩,还举着十字架,就像以前没人见过似的。她的手指紧按搀扶她的手臂,希望米斯纳继续主持下去。说呀,说呀!“挚爱的乡亲们,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聚集在这里。”突然之间,在米斯纳制造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沉寂中,一个小小的裂缝就在她心房原先的伤口处无声无息地打开了。她屏住呼吸,感到裂缝在扩大,就像长筒袜上的跳丝。很快那小缝就会裂成大口,越裂越宽,耗尽她的全部力气,直到它得到所需要的东西,才会自己封住,让那颗心继续跳动。她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原以为嫁给K.D.会使之永远愈合,可是现在,在等着听“我们聚集在这里……”,急切地等着那句“你愿意让这位……”的时候,她心里已经很清楚了。她清楚地知道什么东西失去了,而且总是会失去。说呀,请快点,她催促着。赶快。赶快呀。我还有事情要做呢。比莉·狄利亚把花束从左手换到右手。一道小刺扎透了她的棉布白手套,而小苍兰花不出她所料就要谢了。只有香水月季依然娇嫩,你可以指望它继续开下去。她本来觉得满天星可以配黄色的花蕾,但惊讶地发现,没有一家花园中有。哪儿都没有满天星。她说,那就用欧蓍草,可是新娘不肯把牛吃的这种野草带到她的婚礼上。于是她们两个只好握着嗜水的小苍兰花和胡乱除了刺的香水月季。不同于掌心被扎,米斯纳牧师迫使大家陷入的等待,倒没有让她心烦或吃惊。这不过是构成这愚蠢婚礼的又一件蠢事罢了,可众人还都以为婚礼是一次双方停火的机会呢。不过这场战争并非发生在摩根家、弗利特伍德家以及站在两方的人之间。确实,杰夫曾经采取了携枪的行动;斯图亚特·摩根和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也曾在街上互相叫嚷;人们踱进安娜·弗拉德商店的后室,在米努斯的理发店闲坐,不是为了理发,而是嘀嘀咕咕地议论着女修道院发生了一次暴行的谣传;基于这种流言蜚语,普立安牧师曾经在一次布道时引用了《旧约·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的内容:“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米斯纳牧师引用保罗的话与《哥林多书》针锋相对:“……其中最伟大的是爱。”但

                      目前她有办法分辨的不同自我。她不太确定自己是怎么知道的,但这确实是她写的。卡伦用3张黄色横纹活页纸写下她对这些“他我”的描述,字迹干净整齐,很有条理。克莱尔(7岁,女孩)喜欢玩游戏。不会绑鞋带。喜欢巧克力牛奶。需要拥抱。怕黑。霍尔顿偶尔会安慰她。霍尔顿(34岁,男性)很懂得保护、安慰别人。帮忙藏匿“坏脾气”。负责决策。身材高壮,有男子气概。左撇子。会开车,偶尔打保龄球。凯瑟琳(34岁,女性)个性实际有效率,负责调解纷争。喜欢看书,热爱古典音乐、歌剧。吹竖笛。帮卡伦3安排邀约。卡伦博(21个月大,女婴)爱哭。不会说英文,但能说极有限的匈牙利语。非常痛苦,没精打采,悲伤,不能走路。朱莉(13岁,女孩)总是这里痛那里痛,尤其是腿。畏惧男人,害怕看见血。有人抽烟便无法呼吸。不能走路。坏脾气(年纪不详,男性?)坏脾气讨厌大家。身上总是有割伤、淤伤、刺伤。讨厌窝在女人的身体里。若卡伦3化妆、穿漂亮衣服,坏脾气就会伤害她。经常处罚、欺负别人。若卡伦3说出宗教虐待的事,坏脾气也会处罚她。西德尼(5岁,男孩)喜欢找乐子,偷东西,唬人、骗人。爱哭。常害卡伦2和卡伦3被丈夫找麻烦。受过虐待。桑迪(18岁,女孩)有暴食症的问题。常吃垃圾食物。视力不好,常盯着窗外,似乎受到很大的惊吓。有自杀倾向。爱花钱却无力偿付。常害卡伦3惹上麻烦。安静、忧伤。卡伦1(10岁,女孩)极为敏感,个性害羞。就读圣克里斯托弗天主学校。受虐儿。不想长大。经常剧烈头疼。讨厌父亲和母亲。孤单。害怕噪音。讨厌粗鲁或爱开玩笑的人,讨厌圆点花样,讨厌椰子。总是遮盖自己的胸部。卡伦2(21岁,女性)念过大学,兼职当秘书。嫁给乔希,育有两个小孩:詹姆斯和莎拉。没有痛苦,不会头痛。天生快乐,热爱人群。好妻子。卡伦3(30岁,女性)接受贝尔医生的心理治疗。沮丧,有自杀倾向。经常头痛。莎拉出生后才觉醒。所以来找我的是卡伦3!凭着这几张不起眼的小纸条,许多谜题都解开了。现在,我知道卡伦身上至少有11个可彼此区别的独立人格——有些人称其为“分身”。他们有名字,年纪不同,不仅各自拥有独一无二的人格特质,每个分身的个人经历也不一样。此外,由于克莱尔的信,卡伦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分裂的内在,也越来越熟悉其运作方式,所以现在我可以直接跟她讨论了。过去4年来——更确切地说,是卡伦这一辈子——这套内在系统一直在她不知情的状况下持续运作,因此连我也骗过去了。我知道她有“分离”的症状,也知道某些行为表现很可能起因于多重人格障碍,但我们不像现在掌握了一些情况,当时缺乏细节的补充。现在,她终于开始意识到分裂的内在了。我相当感兴趣,又不能表现得太过火——这很重要,否则卡伦会起戒心,或者她会为了取悦我而继续配合演出。我得保持镇定。无论她如何表现,我都要敞开胸怀接纳她。这真是一趟心灵冒险旅程!1993年12月,卡伦告诉我,她越来越花心思观察其他部分的自我了。她开始转述内在发生的事件给我听。“你的意思是,你看得见他们?”我问。“勉勉强强,”卡伦指着眼前的空间,“我看不见他们,但我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听得见他们说什么。”“你观察到什么?”“嗯,克莱尔已经哭了好几天了,”卡伦说,“一个叫霍尔顿的在照顾她。如果霍尔顿被克莱尔绊住,他就没法儿开车,只好换另一个比较没有能力的控制局面,弄得我们哪儿也去不了。”卡伦想了一会儿,眼睛往左上方看。“礼拜一我们一整天都在转换身份,什么事也做不了。我碰见一位妇人,我不认识她,但她却很自然地跟我说话,显然已经认识我好多年了。我只能假设她应该是我某个分身的朋友。我们来到一家店,西德尼偷了一件圣诞饰品,凯瑟琳帮他付钱。真是累死人了。”我注意到她常用“我们”而非“我”,似乎现在她比较倾向从“集合体”的角度看待自己。“我体内的每一个孩子都渴望爱和关注——渴望有人摸摸他们,不带恶意地拥抱他们。”最后这一句听来像是对我的请求,要我“触碰她,拥抱她”,但我不能被她牵着鼻子走。“你可以从莎拉与詹姆斯身上体验这种接触与拥抱吗?”我问。“我和孩子们拥抱的时候,克莱尔什么也感觉不到,”卡伦说。她不打算轻易放过我,我想。“你跟你丈夫身体接触时,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我丈夫娶的是另一个部分的我。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肢体上的接触了。”我认为现在我们得暂时搁下这个话题。但我想鼓励她继续观察其他分身的活动。“假如你能多了解其他分身的生活,观察他们什么时候出现,我想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说。“我还不太了解他们,”她说,“但我感觉其中几个相当熟悉我身上的所有角色。也许你根本不应该找我谈。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自己生命里的过客。”尽管卡伦认为她身上有其他更适合跟我对谈的角色,我还是把卡伦3视为治疗对象。然而,我也没有任何依据足以判断卡伦3是不是最具主导性、最原始的人格,因为我只认识卡伦3。※※※※1993年最后一次诊疗时(适逢我休假前),卡伦给我一封霍尔顿写的信。这封信字迹圆润工整,但有些颤抖。我想起霍尔顿是左撇子,所以我猜信是卡伦用左手写的。亲爱的贝尔医生:麻烦你帮我应付这些孩子。虽然你可能不太了解来龙去脉,但这些孩子需要你的程度远大于他们需要我的程度。可能的话,是否能告诉他们你休假时打算做什么?里头真是一团乱。克莱尔哭个不停,西德尼老是偷一些小玩意儿,卡伦2一直在开空头支票,朱莉和卡伦1频频闹自杀,“坏脾气”不断企图说服卡伦3把我们通通给杀了。宝宝在睡觉。凯瑟琳和卡伦2尽可能置身事外、保持镇定。家里的圣诞装饰都是卡伦2弄的,她也把卡伦1和卡伦3买给大家的礼物都包好了。我出来只是为了做决定,开车,试着不让大家惹上麻烦。你能帮我吗?霍尔顿我不确定该怎么回复。我该怎么做?该怎么传达我的回答?我能帮上什么忙?目前我还找不到与卡伦内在人格沟通的直接通道,但照情况看来,我可能必须响应霍尔顿的要求。我把之前搜集有关多重人格障碍的书籍拿出来复习,再度确认我应该直接跟卡伦的分裂人格进行接触,以便处理他们的问题。我不确定该如何着手。我了解理论,但理论不等于实际。目前已揭露的事实令我有些无力招架。但坚持下去似乎是继续挖掘真相、找到途径与霍尔顿沟通的唯一选择。※※※※1994年1月初,卡伦形容枯槁、满脸憔悴地出现了。她冷得发抖,快步走向座椅。她的外套单薄,无法拉拢前襟。我期待地望着她。她知道轮到她上场了。“我有好一大段时间完全空白,”她说,“我可以跟其中几个分身同时出现,尤其是凯瑟琳、桑迪和霍尔顿。亲戚来我家过圣诞节的时候,我看凯瑟琳忙着张罗、招待客人。到了晚上,我会做梦,梦中尽是发生在白天、我遗失时间时的事情。”这也许是进展,我想。但我指指她手臂上的伤口。“我不记得这是怎么来的,”卡伦告诉我,“‘坏脾气’下了最后通牒,叫大家除夕晚上都得死。我想也许跟这件事有关。”有一天,卡伦拿她父亲的病例报告给我看。我回想起她父亲虽已认罪(猥亵卡伦的侄女),但因生病而得到缓刑。报告记录她父亲治疗肝癌(不是结肠癌)的过程,不太乐观。医生认为癌症将夺走他的性命,而且就快了。卡伦仍希望她父亲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抱歉。马丁的健康状况使卡特里娜重新联络往日的亲朋好友,其中有些曾参与虐待卡伦的暴行。卡伦开始接到怪电话。她很害怕这些人会找上她,因为她把秘密告诉我了。“昨天晚上有人打电话来,问起我娘家的姓,然后大笑挂断电话。这种电话我接过好几个了。他们吓坏我了。有人威胁我,假如我再继续找你谈,他们就要伤害我。我好害怕。我怕他们会对我的孩子下手。”卡伦不自在地移动身体。我怀疑那些曾虐待卡伦的人是否还活着,我猜他们大多都已过世。“你得去找弗莱厄蒂警官,告诉他有人打电话骚扰你,”我建议道。“好。”卡伦离开办公室,我摇摇头。天底下就是有这么巧的事——这将成为另一个让卡伦害怕来找我的理由。※※※※1994年4月20日,我正式担任医疗保险计划[3]医疗部副主任。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多年来,我一直想进入医学行政领域,想成为医院的精神科主任。在我担任伊利诺伊州精神医学会主席期间,我认识了一名大约长我10岁、职场生涯的一半时间都在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工作的精神科医生,他鼓励我争取这个职务,当他的工作伙伴。对我来说,这就好比再次回到学校一样;尽管工作本身不涉及精神治疗,却涵盖整个医疗领域。当他首次建议我申请时,我拒绝了。我讨厌医疗保险计划。我只知道,这个医疗保险计划不会付给医生足够的报酬。但他继续跟我沟通,感觉颇有触动。我彻夜思考,明白医疗部副主任应该是个比科主任更好的职位,于是我签字同意了。进入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后,我的工作并非处理病人个案,而是管理整个医疗系统。归我管辖的病人从100名变成230万人;我不曾见过这200多万人中的任何一个,但我做的每个决定都会对他们造成影响。我的工作不再是提供医疗照顾,而是制定提供医疗照顾的相关规定。这份工作带领我迈向职场生涯的下个里程碑。担任这个职务后,我每星期仅有一天半的就诊时间,只能留下几名病人——卡伦理所当然是其中之一。转走病人确实令我不好受。有些人已跟我认识好些年,虽然我尽可能提早通知他们,让他们有心理准备,但以这种方式结束我们的关系确实有失公平。大家都很难过。我会想念我的病人。每天总有个一两次,我和病人会在治疗过程中的某一刻,共同感受到一股强烈、深刻的联系与感动。在这一刻,我了解他们内心的挣扎和不适应的感觉,洞悉他们长久以来被教导、被逼迫从事某些行为,进而协助他们理解并原谅自己。相对的,进入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的好处是可以持续不断地学习。我得时时刻刻注意最新医疗技术,决定保险可涵盖或补助至何种程度,同时还得检阅各式各样的病例报告。我希望这份新工作能一直刺激我、砥砺我继续学习。※※※※卡伦仍经常毫无预兆地遗失时间。分身们的表现还算称职,大多能恰如其分地扮演她的角色;但这种断断续续的人生令卡伦倍感困扰,因此我想设法跟隐藏在她体内的其他人格说话。教科书中的标准技术是催眠术:让病人进入催眠状态,尝试与病人的分裂人格沟通。我们很难说清楚催眠究竟是怎么回事。尽管催眠已流传了好几个世纪,相关医学研究也有上百年历史,但催眠仍无法测量,也没有诊断或测试方法可确认被催眠者正处于催眠状态。磁共振显像及正电子断层造影结果也显示,催眠和闭上眼睛运用想象力并无明显差异。但研究显示,被催眠者与未被催眠者在行为表现上确有不同。英文单词“催眠”乃是某法国医生于1820年借希腊文单词“睡眠”创造出来的,但催眠不仅不同于睡眠,甚至跟睡眠完全扯不上关系。研究脑波图可发现,催眠中的人实际上是清醒的,他们处在一种放松的警觉状态。他们的注意力可能完全集中于催眠师的指示上,将其他一切排除在外,但也可能集中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或某个更接近潜意识、平时不易触及的区域。催眠感受性可借心理学测量进行评估,而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对催眠感受性更是出名的敏感;换言之,他们极易进入催眠状态。即便如此,为卡伦施行催眠仍令我焦虑;也许是对未知的恐惧,也许是我害怕自己能力不足,不够专业。对病人而言,催眠是天赋;在治疗师眼里,催眠是艺术。催眠也将我长期维持的治疗方向完全倒转过来。从开始到现在,我总是尽可能让卡伦主导谈话内容,不影响也不干扰她在治疗过程中自然出现的状态或反应。然而,一旦使用催眠,我必须反被动为主动,引领她度过催眠状态,并试图促使她专注于我的说话或暗示。虽然我会尽可能不给予暗示,但与以往的互动模式相比,这种改变仍颇具意义,值得注意。想到这里,我认为是尝试的时候了。我知道卡伦已准备好,我比较担心我自己。我准备好了吗?我提议先练习放松,让卡伦适应放松与回归——更深入内在,与潜意识里的自我接触。引导进入催眠状态较常用的技术是要求被催眠者想象一处安全、自在的环境,再想象自己置身其中。卡伦根据童年记忆选中她的安全基地:位于前廊衣橱后方某块石膏嵌板下的管道间。有一次祖父修水管,从楼梯下打开这块小区域。卡伦说,只要躲在这里,绝不会有人找到她。她也常把宝贝娃娃、珍爱的玩具全塞进去。日后当我为她施行催眠时,此处就是我要她看见自己所在的地方。“你会做得很好的。”1994年4月21日那天,我们开始了。“别担心,咱们可能得试好几次才会成功。”我知道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很容易被催眠,所以我相信我能成功催眠卡伦。但我不确定的是:一旦我真的催眠她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自在一点,找个舒服的姿势,”我说,“然后把眼睛闭上。”卡伦稍稍平静下来,开始放松。我不确定咱们俩谁比较紧张。我猜应该是我。“深呼吸……感觉你的手脚渐渐放松……再是腿和手臂……所有的压力都从你的手指脚趾流出去了……你的肩膀和脖子都放松了,你感觉身体轻飘飘的。”我观察卡伦的肢体语言,确认她正跟随我的指引,也确定我的指示并未超出她放松自己的能力。我缓慢轻柔地重复这些指令,看着她逐渐瘫软在椅子上。“你感觉自己深深坠入内心深处……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你发现你在那个安全的小空间里……屋里的一切都像是真的……你看得见颜色与纹理,一切都让你感到舒适自在。这里很安全,没有人能伤害你。”我停顿了好一会儿。“你在吗?”卡伦缓缓点头。“我在,”她拖长音调含糊响应,好像在说梦话。“你看见什么了?”我问。“我看见我的两个洋娃娃,‘破烂安’和‘破烂安迪’……”“还有别的吗?”我问。“我的毯子和我的书。”我让她在那儿待一会儿。“以前你可能没注意到,”我开始为现在以及往后的催眠设定架构,“可是你的安全基地还有另一扇门。穿过这扇门,我们会见到你体内的其他人格。你看见门了吗?”“看见了,”卡伦缓缓说道。“你可以形容它的样子吗?”我问。“门很小,上了好多道锁,”她说。上了锁?这个有趣。“如果你愿意,你觉得你有办法把锁打开吗?”卡伦停下来,表情看起来不是很确定。“我想可以吧,”她终于说道。“等你觉得够自在了,尽管上前开锁,看看门外。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我一边催眠一边编造情境,但是我得帮卡伦建构一套机制,让她能见到她的其他自我。我坐回椅子,等待卡伦完成这趟必要的任务——但也要她愿意才行。我的心脏越跳越快。我耐心等她把门打开,我的声音必须保持平静、有自信。我仿佛已等待好久好久了。“我往外看了,”卡伦说,然后又停下来。“你看见什么了吗?”“我看到几个人影。”“可以描述给我听吗?”“……不一样……身材不一样……有高有矮……小孩子?”“有几个人?”卡伦不语。她正在数吗?“11个,”她说。“还有呢?”“有几个人告诉我他们叫什么名字。有个男人,他很高,他说他叫霍尔顿。还有小克莱尔跟凯瑟琳。凯瑟琳很瘦,年纪比较大。有个男孩叫‘坏脾气’,他用衣服裹着一个女娃。霍尔顿用手捂住‘坏脾气’的嘴。”我被发生在卡伦身上的事给迷住了。但我也注意到她有些局促不安,微微扭动,好像她越来越不舒服

                      看见了自己的同学,和他一样的充满了志气、尊严、良知的学生们。他号召大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目的是让新皇帝看看自己写的时事分析。在他的笔下,宋朝之所以沦落到如今地步,是因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宣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这篇文字非常有名,宋朝六贼之说,就从这里开始。这次的学生运动在宋史里的意义非常重大,有公论,它改变了宋朝的历史。可惜的是,历史并没有给陈东和他的同学们以应得的荣誉,每一代的宋史研究者,在说到这一幕时,都只是极力赞叹了陈东的胆气。六贼为祸近二十年,天下谁都看在眼里,居然是由一个白衣学生提出来,这是多么的热血,多么的忠诚!是的,陈东和他的同学们的确是非常难得,非常了不起。但这并不是这件事的全部。这篇文字落在不同人的眼里,效果绝对是不同的。老百姓看到,会叫好、解气;六贼及贼党们看到,会害怕、怨恨;中立的良心未泯的大臣们看到,会惭愧、无奈,而落在赵桓、李纲的眼里,这就是个巨大的天赐一样的机遇!多年来,六贼把持宋朝官场,容不得半点不同声音。六贼即宋朝,这是宋史近二十年来的铁律。如今面临生死关头,赵桓、李纲空有救国之心,却一个能用的人都没有。必须迅速打破这块铁幕。陈东来得正是时候,稍晚都会误事。他提出来杀掉六贼,根除全体党羽的建议,在之前史书里只承认了他的热、解恨的作用,却忽视了最重要的功能。迅速完成新旧官场的交替,哪怕底下的办事人不变,除掉六贼之后,新皇帝的命令才能有权威性。这件事情和各项城防事务混合在一起急剧运行,所有人所有的问题都搅在了一起,想在几天之内就改朝换代,想想这是多么疯狂的事。但是李纲、赵桓也不必沮丧,他们有一个坚定的盟友,只要该盟友保持活力,那么开封城里的事就会以疯狂的速度进行。金军。金军的动作越快,宋朝的改革越快!转眼间,三四天过去,新年到了。公元1126年的春节,正月初一的时候,赵桓宣布改元,这一年是“靖康元年”。初二时,北方战报火速传来,金军渡过了黄河。率领着开封禁军精锐的梁方平太监,简直丢尽了北宋一系列武装太监的脸,他到了黄河边上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在初二这一天听说相州(今河南安阳)被攻破了,他立即仓皇逃跑。他没法不逃,看位置他驻守在黎阳津,那是黄河的北岸,任务是阻止金军靠近黄河,不是阻止金军渡过黄河。一字之差,难度太大了!他跑了之后,南岸的宋朝跟着跑。黄河天险,这道开封城唯一的守卫线,就这样轻易丢掉了。金军没受到任何阻碍安然渡河。消息传进开封城,初三的晚上夜漏二鼓时,赵佶带着老婆、皇子、帝姬(原公主,赵佶闲得蛋疼,给女儿们换了个“姬”名字),出通津门坐船南逃。这次的逃跑实在太突然了,连赵佶本人也没有准备,他只带出来了一个亲信,是蔡攸;几个太监,连一个侍卫都没有。刚开始时坐船,但是开封附近水流平缓,实在太慢了,他雇了一乘小轿。小轿还是慢,想想金军是骑马的,这样的速度对比,他能逃出去多远?于是,再乘船,昏夜之中,他们搭乘了一条搬运砖瓦的小船。这时,太上皇和皇后已经饿得不行了,可是御膳房没跟来,啥吃的也没有。一个船工很好心,分给了他们一个炊饼。这是赵佶一生中少有的传奇浪漫之夜。他经历了坐船,改轿,再坐船,吃炊饼之后,在雍丘(今河南杞县)附近再次上岸。这一次,他骑一匹名叫鹁鸽青的御骡,向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飞奔,直到鸡啼时分才看到了一点点的灯火。滨河小市到了。在这里,一位老婆婆招待了饥寒交迫的徽宗一行。出人意料的,徽宗竟然非常的轻松幽默,老婆婆问他是哪里人,他这样回答:“赵姓,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听他这么说,卫士们都笑了。赵佶看了他们一眼,自己也笑了。稍提一句,他逃出开封之后,闻讯追来的亲信们逐渐赶了上来,最先到位是侍卫。黎明时分,他们到达了商丘,这里是宋朝四京里的南京。这一夜,赵佶足足驰骋数百里之遥。在这里,赵佶胃口大开,想在早餐时吃鱼,为此,他亲自到市场上去买,和卖鱼人互相砍价。他觉得很快乐,觉得生活重新变得清新。比他日复一日地当皇帝、住皇宫有趣得多。在泗上附近,大队人马追上了他。有宇文粹中、童贯、高俅等。他们各自带来了庞大的护卫,其中以童贯为最,他有三千多人的胜捷军。从这里开始,赵佶重新拥有了班底,他们一路向南,最初的目标是维扬(今江苏扬州)。回到开封城,赵佶南逃,给赵桓、李纲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尤其是童贯等人的追随。实在是太妙了,不用动手清理,开封城里的官场自己就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在此基础上,新皇帝趁热打铁,对剩下的六贼动手。第一个目标是太监李彦。这个死太监在作恶的时候无所顾忌,公然明抢百姓的土地,这时报应临头,他的下场也最是干脆。杀头,抄家。第二个目标是前首相王黼。以王黼之奸,可以说百死莫赎其罪,但他的身份实在太高了,前首相,这在宋朝是块地道的免死金牌。赵宋有祖训,北宋一代,不杀士大夫大臣。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靖官场!一个非常罕见的,堪称宋朝头一份的小动作计划出炉了。王黼被贬黜了,他被降为崇信国节度使,永州安置。这是官方的命令。这很平常,很合法。他走到雍丘(今河南杞县)南二十里的辅固村时,被突然出现的强盗杀了。这非常遗憾。宋朝官方集体叹息,王首相的命真苦啊,一百七十多年了,宋朝的宰执群落里只有他一个死得这么难看……事过很久之后,开封府的聂昌公开宣称对这件事负责。第三个目标是梁师成。隐相大人没有随徽宗南逃,他知道自己的根基只限于皇宫城墙之内,离开大内,他什么都不是。而留下来,他心里也有底。新皇帝赵桓一直是个苦命的孩子,在皇宫中活得特别的憋屈,隐相大人曾经多次伸出友谊之手,不仅帮了忙,还时常抚慰赵桓寒冷的心灵。说实话,梁师成做事是很有风度的,如果不是个太监,就算真是苏轼的私生子,也不辱没这个老爹。有这一层情分在,他相信,新皇帝会放他一马。事实也是这样,赵桓真的有些下不去手。不管陈东、李纲还有别的大臣们怎么推波助澜,他总是把梁师成的死期往后拖,直到历史的时针再拨过去九天,才是隐相的末日。六贼里,其余的三个这时都不在京城里。蔡京先一步被贬过了长江。朱勔见势不妙,率先逃回了自己的东南小朝廷。童贯追着赵佶,不仅躲在了太上皇的阴影里,更有亲兵卫队保护着。怎么处理他们,实在让新政府挠头。不能杀,无论是下诏论罪杀,还是派人去暗杀,都会造成一个毁灭性的后果。这些人会拥立赵佶在江南半壁河山里成立新政权。到那时,赵桓反而成了儿皇帝,各种混账命令传过来,听是不听?听了,会造成第二个花石纲时代的宋朝,照样烂死。不听,一个不孝顺的儿子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做皇帝?思来想去,蔡京和童贯先放过,等局势稳定些再计较。至于朱二世,他不够瞧了,富二代的钱在关键时刻摆不上台面,他的实职官阶也太低了些,尽管把他一撸到底,不管怎么狠整他,都没有任何后遗症。朱勔被免去一切公职,放归田里,等待处理。处理完六贼,李纲意气风发,他觉得威望已经树立起来了,可以做些事情了。他去见赵桓,不久,新皇帝颁布了诏书。钦宗陛下仿效真宗陛下故事,御驾亲征,迎战金寇!多么振奋人心,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满城百姓惶惶不安,突然间新皇帝如此振作,可以说是点燃了大众的生机之火。甚至可以说,是点燃了汉人生存的信心。当时,李纲站在议事大殿之外,静静地听着。他知道这个结果,但不能评论,更轮不到他去颁布。按照宋朝惯例,他连在这个时刻上殿议事都没资格。能在这时和皇帝在一起的,都是宰执大臣。并且惯例还包括,如果宰执大臣们不下班,那么谁也不能进去。李纲在外面等了很久,宰执们一直没有出来。很显然,里边正发生着什么,直觉告诉他一定要出事。事实果然这样,他通过一些渠道打听出来,大殿里刚刚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皇帝不亲征了,皇帝要立即出城逃跑,到襄(今湖北襄樊)、邓(河南邓州市)去避难。朝令夕改,食言而肥,这还不如没有亲征的诏书。可想而知,外面的军队、百姓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会怎样灰心丧气,很可能立即往城外涌,跑得比皇帝还要快。到那时,什么都晚了。李纲立即上殿,结果被值班的挡住,别乱来,要守规矩。李纲火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标准的滚汤泡老鼠,一窝都要死,还讲什么规矩!他进去了,见着了高高在上的宰执大臣们。这些人号称是传说中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礼仪之上邦的国家的最高首脑。代表人是白时中、李邦彦。这两个人是当时宋朝的百官之首,就是他们劝赵桓逃跑的。白时中,字蒙亨,寿州寿春(今安徽寿县)人,进士出身,官衔履历一大堆,都是次要的,体现不出什么,真正关键的是他能在六贼当朝时步步高升,那只有一个可能——做蔡京的亲信。李邦彦,字士美,怀州人。他是个难得的妙人,他爸爸是著名的银匠,家里巨有钱,小李吃喝玩乐之余非常向往文化生活,每届科考时河北考生路过他家,都热情招待丰厚资助。这样,他积攒下了最大的官场人脉,他就被保举进太学院当上了学生。从此,他进入官场。李邦彦的太学生活比陈东成功过一万倍,他迅速走进了赵佶的生活。赵佶要新奇,他有当时最新的花样;赵佶要市井,他从小就在市井勾栏之间长大。可以说,所有纨绔应该掌握的专业他都精通,他一个人就可以满足赵佶全部的需要。凭这些,他当上了宋朝的首相……立于当时人文之巅的宋朝最高首脑,居然是这种货色!李纲这时所要面对的人,就是这种货色。和他们能讲什么呢,哪怕再浅显的道理,都得翻来覆去地说。查阅资料,看他们当年的对话,简直就是用来杀时间的。杀对宋朝来说一刻千金的时间。李纲先是按捺住性子,对赵桓讲大道理:“陛下,您父皇把社稷交托给您,你一走了之,这合适吗?”为这句话喝彩!李纲一下子让所有人哑口无言,直接站在了道义的最高峰。赵桓真没话可说了,白时中跳了出来。逃跑是他最先挑起来的,眼看成了决议,突然被李纲搅事,他简直冲天大怒。悄悄说一声,历史上、现实中,总会有这种人,他们对外面非常懦弱,对内部却极端血腥强硬,大到各个朝代晚期的当政者,小到某些窝里横的普通人,他们冲天大怒时的嘴脸非常好玩。白时中怒吼道:“李纲,你觉得京城能守得住吗?”李纲反问:“天下城池还有比都城更坚固的吗?宗庙百姓都在这里,舍此而去,到哪里可以安身立足?何况现在金军临近开封,这时出逃,能跑得过金军的骑兵快马吗?”白时中无语,转而挑剔开封城防的漏洞,说哪里有缺口,哪里的壕沟太浅。当然,他也承认,这些缺陷很多都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比如为艮岳等形象工程让路,但是危险存在,开封守不住。李纲陪着一个负责城防的太监去实地考察,回来报告说没问题。赵桓才问到谁可为将。李纲说:“平日里朝廷用高官厚禄养大臣,这时大臣们应该站出来。比如白时中、李邦彦,他们是宰执,应该由他们出战。”白时中一下子爆炸了,他觉得李纲实在是赤裸裸地害他,这是陷害,是不讲道理!于是,他非常愤慨地反问:“李纲,你敢出战吗?”这句话是李纲梦寐以求的,他当然敢出战,顺势要求宰执的身份,身份不到,命令不通。李纲被封为尚书右丞,相当于副宰相,在金军马上临城的紧要关头迈进了宰执行列。这时是公元1126年的正月初三日。注意,是白天。折腾了半天,到午饭时间了。赵桓心神不定,不放宰执们出宫,大家吃完午饭后再聚到一起。这时,李纲发现又有点不对头。这是种直觉,就像他在殿外感觉里边要出事一样。忐忑中,他给钦宗讲了个故事,故事很有针对性,是唐朝的安史之乱。李纲说,当年唐明皇李隆基最大的失误是一听潼关失守,立即放弃长安,躲进四川避难。结果,宗庙社稷陷于叛军之手,要好多年的挣扎才能收复。如果他当时不跑,招集天下兵马勤王的话,唐朝就不会突然间衰落下去。归根结底一句话,当此时,只看君王有没有直面敌人坐守孤城的胆气。如果有,那么天下臣民就会相应地勇气倍增;如果没有,君王大臣都逃跑,小民们为什么要拼命?赵桓默默地听着。没等他回答,突然间有个内侍跑了进来,报告了一个最新消息,“皇后、国公已经起程,出宫很远了。”那是赵桓的老婆、儿子,居然把丈夫、父亲扔在后边,悄悄地逃出都城,跑出去很远了。赵桓立即就跳了起来,他又慌又急,对李纲等人说:“你们不必再挽留了,朕已决意出京到陕西去,到那里招集西军收复都城,绝不能再留在这里。”果然,怕什么来什么,李纲的预感又一次成真了。到此地步,他还能怎么办,难道能像寇准那样紧紧抓住赵光义的袍子,说啥都不放你走吗?寇准是少年天才,是赵光义赏识的臣子,他李纲算什么,一个被整个朝廷厌恶的电梯王,一点威信都没有。他只能跪倒声泪俱下,继续给皇帝分析后果。“如果您逃了,哪怕把都城交给我,谁能听我命令?纵然听令,精兵不是外出,就是跟你逃跑,都城用什么来守卫?如果陷落了,以金军残暴,几天之内就会残破到燕云十六州的地步,那时您再回来收复,还有什么意义?”赵桓犹豫了,李纲说的都是实情。这时,天佑宋朝,李纲来了救星。赵桓的两个叔叔燕王赵俣、越王赵倔来了,他们也劝赵桓不能逃跑。赵桓又一次安静下来,他想了想,提笔写了两个字:“可回。”押上御印,交给内侍,让他们追上皇后,都召回来。皇帝不逃了。这时是公元1026年正月初三的下午。到了晚上,赵桓又变卦了,理由很可能是皇后、国公继续跑,根本不听他的命令。这直接打击了他的信心,让他回想自己是怎么当上的皇帝。是他老爸拿他来挡灾的。现在李纲等人说啥都不放他走,明显也是在拿他挡灾。他就那么衰啊,谁都能欺负他算计他?还有没有天理了?!想到这些,他再也忍耐不住,连夜下旨传令给宰执大臣们,告诉他们自己在明天凌晨时分出发,国家托付给李纲,让他当东京留守,李棁为副,这个都城谁爱守谁守,反正别再来烦我。李纲接到命令时已经是深夜,宫门上锁,别说是他,就算是老牌宰执到富弼、韩琦、王安石的地步,也别想在这个时辰见着皇帝。那好吧,就等到天亮……天亮时李纲上朝,一夜的煎熬让他火气大旺,像个点燃了的炮仗一样往里走。迎头正看见一排排的卫兵、内侍在搬行李,几乎整个皇宫都在大搬家。李纲气晕了,激动中再也管不了什么君臣体面。他想出了个肯定管用的招儿。李纲站在皇宫里鼓动兵变!他大声问:“你们这些禁卫,是想逃啊,还是想守?”这句话问在了点子上,禁卫军都是京城人,家里老小都在城里,这时跟了赵桓逃跑,家里人可不能算在队伍里。抛家弃业的谁愿意?——“愿意死守!”得到这个答复,李纲走进了大殿里,先没去见赵桓,而是走到了宰执大臣们,也就是白时中、李邦彦的面前,说了句话:“陛下之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这时,外面禁卫们的呼喊声还没停息,李纲料准了这帮无耻的废物没胆子敢跟自己叫板。事实也是这样,见到身边的禁卫瞬间反抗,不仅是宰执们,连赵桓都傻了。他由着李纲摆布,先是对禁卫们亲口宣布不逃了,这换来了更加巨大的欢呼。李纲带着赵桓登上了宣德门城楼,命令文武百官士卒将士都聚在楼下,他和吴敏在片刻之间草拟出一份圣旨,上面写的都是对金军开战的宣言。他站在城头

                      由余的这番高论,大为惊讶。会见一结束,穆公便立即召见内史王廖,说:邻国有了圣人,就是我国的灾难。现在这个由余太有才了,将来必然是我们的麻烦。我们怎么办呢(今由余之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王廖回答穆公说:我告你三个字:一送,二扣,三怠。一送,戎王地处偏僻,没有听过中原各国的音乐,送给西戎漂亮的歌女舞伎,让他整天沉迷于歌舞声色之中,丧失斗志。二扣,扣由余,不让他按时回去,延误他回国的日期,并且积极主动地向戎主给由余请功,这样,戎主一定会产生怀疑。一旦他们君臣之间有了隔阂,我们就可以设法得到由余了。三怠,戎王一旦喜欢上歌舞声色,一定也没心思处理国事了(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秦穆公一听,大喜,说:好,就这么办。于是,秦穆公一方面盛情款待由余,另一方面让内史王廖送给戎王十六名漂亮的歌女。戎王非常高兴,整日沉迷在歌舞声色之中。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戎王看不足。过了很长时间,秦国才让由余回国。由余看见戎王整夭泡在歌吧里,便多次向戎王进谏,戎王一概听不进,由余因此非常郁闷。穆公放由余回戎地之后,一直密切关注着由余的动向。当他得知由余郁闷之后,屡次派人秘密至戎地,盛情邀请由余到秦国就业。看着戎王整天泡在女人堆里,无所作为,无可奈何的由余只好痛下决心,离开戎王,投奔秦国。穆公得知由余到来,用最隆重的宾客之礼接待由余,非常恭敬地向他询问应该在什么样的形势下进攻戎族(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秦国用由余的计谋攻打戎王,一下子吞并了十二个西戎之国,开辟了千里疆土,终于在西戎之地称霸(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周天子听到这个消息,亲自派召公带着金鼓前来祝贺。周天子派人祝贺有两个原因:一是报仇,秦穆公替周天子报了当年戎王杀死幽王之仇;二是拉拢,通过嘉奖秦穆公拉拢秦国。因为,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的势力更加衰弱,笼络有实力的诸侯已经成为周夫子生存的一项童要原则。秦襄公当年得到的一纸空文的封赏,终于在秦穆公手里变成了现实。秦国因此有了幅员广阔的根据地。两年后(前621),在秦穆公仙逝之时,他留下了一个疆土更为广阔的秦国。秦穆公继承秦襄公的遗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的基业。但是,西戎之地毕竟偏远,秦国要想成为大国,必须向东发展。而且,秦穆公对西戎兵,是在秦穆公的晚年,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称霸西戎是在秦穆公三十七年,那么,前三十多年秦穆公在干什么?他对进军中原有没有什么作为呢?第5章穆公东扩秦国西临诸戎,东接强晋。秦穆公晚年称霸西陲,大大拓展了秦国的疆域,奠定了秦国长期发展的根据地。但是,秦国要想成为诸侯中的大国,偏安西方一隅肯定不行,东扩是秦国的必然选择。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有三十六年在与东方诸国周旋,想要东扩必须先和东方强大的晋国打交道。秦穆公称霸西戎势如破竹,那么,他在向东扩张上也能所向披靡吗?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秦土东扩用去了其中三十六年的光阴。秦国的东邻是强大的晋国。秦国东扩,必须和晋国一争高下。当时的晋国,地广人众,势力非常强大。秦穆公一方面积极网罗人才,一方面针对晋国不同的国君,区别对待:东扩中心不改变,政治、军事两手抓。三救晋难,大打政治牌,在诸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帮助在外奔亡多年的公子重耳归国继位,杀死晋怀公,与晋文公全面合作;晋文公死后,开始东进,大胜韩原,终于打败强大的晋国。虞国君贪贿亡家国秦穆公礼贤得良才为了秦国东扩,秦穆公继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网罗人才。秦穆公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没有王佐之才,自己不可能完成东扩大业。那么,秦穆公网罗到人才了吗?他是怎么网罗到人才的呢?秦穆公五年(前655),晋国向虞国借路去征伐虢国。当时晋国和虢国之间隔着一个虞国,只有向虞国借路,才能去征讨虢国。当晋国向虞国借路的时候,虞国一位非常有见识的大夫宫之奇认为,虞国与虢国的关系好像嘴唇与牙齿的关系,“唇亡齿寒”,虢国灭亡了,虞国还能存活吗?但是,虞国国君因为曾经接受过晋献公的宝玉、名马,所以,他认为晋国和自己的关系非常铁,就答应了晋国。宫之奇于是率领全族离开了虞国。百里奚(一作百里傒)。当时在虞国任大夫,他深知虞国国君鼠目寸光、昏庸无能,很难听得进意见,便缄默不语。晋国在灭掉虢国后,回师之时就顺手灭了虞国,虞君及百里奚都被俘,这就是著名的虞国国君贪贿亡国事件。后来,晋献公把女儿嫁给秦穆公,百里奚被当作陪嫁的小臣送到秦国。百里奚以此为奇耻大辱,便从秦国逃到宛(今河南南阳),被楚国边境人员抓获扣留。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是一位贤能之人,就想用高价赎回百里奚,但又怕出价太高楚人觉得奇货可居,反而不放,就对楚国人说:“我妻子出嫁时陪嫁的小臣百里奚在你们那儿,我想用五张羊皮把他换回来。”(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国人得知自己扣压的这个老头还能值五张羊皮,便爽快地答应了。百里奚因此被交还秦国。百里奚回到秦国时,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囚车(穆公释其囚),向他咨询国家大事(与语国事)。百里奚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推辞说自己是亡国之臣,不值得询问。秦穆公礼贤下士地说,你是个难得的人才,虞国国君不用你,所以虞国才灭亡(虞君不用子,故亡)。百里奚顿觉知遇之感,便全心事之。于是,秦穆公与百里奚一连好多天在一起谈论国事,越谈越投机。秦穆公十分赏识百里奚的才华,把国家大政交给百里奚处理(穆公大说,授之国政),号称“五羖(gǔ,谷)大夫”。羖,就是黑色公羊。之所以如此称呼百里奚,是因为他是由五张黑色羊皮换来的。百里奚是秦穆公得到的第一位人才。当秦穆公大大称赏百里奚的才干时,百里奚却说:“我不如我的朋友蹇(jiǎn,简)叔(臣不及臣友蹇叔)蹇赛叔才是真正的贤才,但是,没有人了解他(蹇叔贤而世莫知)。”百里奚说,我过去外出游学求官。被困在齐国,沦落到沿街讨饭,蹇叔收留了我。我想当齐国国君之臣,蹇叔阻止了我,我这才躲过了齐国政变那场灾难。后来、我到了周,周王子穨喜爱牛,我想凭着养牛的本领求个官职,穨也想用我,但是,蹇叔又劝阻了我。我离开了穨,才没有和穨一起被杀。我到虞国做官,蹇叔也劝阻过我。我虽然知道虞君不能重用我,但我心里贪恋俸禄和爵位,就暂留下来。我两次听蹇叔的话,两次躲过劫难;一次没听,就遇到这次虞国灭亡被俘之灾。一所以,我深知蹇叔的才干(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难,是以知其贤)。秦穆公闻听此言。立即派人带着重礼迎接蹇叔,任命他为上大夫(于是穆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这样,秦穆公得到了他一生最为重要的两位主佐之才:百里奚与蹇叔。晋惠公出尔反尔秦穆公三救晋难秦穆公一生和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晋襄公五位晋国国君打过交道。秦穆公即位之时,晋献公已经掌权十八年,已进入晚年,所以,秦穆公与晋献公往来并不多。晋襄公即位时,秦穆公已经进入执政后期。因此,秦穆公在位之时,主要是和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三位晋君打交道。秦穆公和晋国三位国君交往是区别对待的,根据晋国当时的实力采取不同的对策。秦穆公和晋惠公打交道的过程堪称经典,核心策略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一切以“东扩”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道义和武力。无道义不足以服众,无武力则没有话语权。秦穆公三救晋难,道义尽显。先前,晋献公生前宠幸一个叫骊姬的女人,骊姬害死了太子申生,申生的两位弟弟重耳、夷吾为保全性命出逃。晋献公去世后,骊姬的儿子奚齐被拥立,而献公的大臣里克又杀了奚齐。另一位大臣荀息在奚齐被杀之后拥立了骊姬妹妹的儿子卓子,大臣里克又把卓子和荀息杀死。晋国朝中一片混乱。晋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动荡不安的政治状况呢?原来,周代宗法制盛行,嫡长子继承制深入人心。骊姬之子不是宗法制度承认的法定继承人,大臣们不从。此时的晋国出现了权力真空。出逃的公子夷吾在国外知道了晋国内乱的消息后,以割让河西之地八座城为代价(割晋之河西八城与君),请求秦穆公协助他夺取君位。秦穆公面对晋国的政治真空,毅然决然地派百里奚率兵护送公子夷吾回国。解决了晋国的君权继承问题。这就是秦穆公“一救晋难”,拥立了晋惠公。但是,夷吾(晋惠公)即位之后,立即背叛了自己“割晋之河西八城与君”的承诺。秦穆公虽然对晋惠公的言而无信很愤怒,但是,他并没有立即举兵伐晋,而是审时度势,静观其变。秦穆公“二救晋难”,娠济晋灾。秦穆公十二年(前648),晋国大旱。国内出现了严重的饥荒。晋国向西邻的秦国紧急求援。秦穆公当时面着临三种选择:一是出兵晋国,二是坐视不救,三是开仓赈灾。当时他可以利用晋国自然灾害之机,出兵攻打,削弱晋国,但是,这对秦国的政治形象不利。坐视不救,实际上与出兵是同一性质,只是手段温柔一点而已。开仓赈灾,帮助晋国渡过难关,政治上可以得分,但是,强晋会成为阻碍秦国东扩的尾大不掉的障碍。秦国大臣在这一问题上分两派意见:主战派主张趁“饥”讨伐,主和派认为不能见死不救。秦穆公最后询问他最信任的百里奚。百里奚说:晋国国君夷吾从前背叛自己的诺言,得罪过你,但是,晋国的老百姓有什么罪呢(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由于百里奚力主赈济晋国,秦穆公采纳了他的意见,大规模向晋国运粮(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一就这样,秦穆公援劲敌称誉天下。秦穆公通过两救晋难,为秦国摸索了一条大国崛起之道:重视道义。春秋之际,已经进入了大国称霸、吞并小国弱国的阶段。但是,真正的大国,绝不单单是个经济强国,而且一定要秉持道义,这样,才能让诸侯宾服。所以,在秦晋关系上,秦穆公高举道义的大旗,在政治上得了重要的分值。说白了,秦穆公打的是政治牌。秦穆公“三救晋难”,遣返晋惠公。两年之后(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请求援助。晋惠公和他手下的大臣们商议,有位大臣对晋惠公说:趁秦国发生灾荒出兵讨伐,一定可以获得大功(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惠公采纳了大臣的意见,于秦穆公十五年(前645),出兵攻秦。晋国饥荒,秦穆公大规模救灾;秦国饥荒,晋惠公却落井下石,兴兵伐秦。二者相比,晋国明显在道义上失了分。但是,秦穆公是道义、军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国君。既然晋国要打,秦穆公当然;要奉陪。于是,秦、晋两国在韩地开战,这就是著名的韩原之战。韩原之战一开始,晋惠公倒是奋不顾身,抛下自己的大部队就往前冲,回来的时候,驾车的战马陷到泥潭里。秦穆公和部下看到此情此景,纵马追赶,想趁机抓住晋惠公。但是,秦穆公不但没能抓到晋君,反而被晋军包围了。晋军围攻秦穆公,穆公受了伤,形势非常危急。正值此危急之时,秦军三百多个士兵不顾个人安危,驱马冲入晋军,晋军的包围圈被打开,不仅穆公得以险处逢生,反而活捉了晋惠公。这三百个勇士是什么人呢?之前,穆公曾经丢失过一匹良马,岐山下的三百多个乡下人抓到这匹良马,把它宰杀吃掉了。政府抓到他们,要严办。穆公说:君子不能因为一头牲畜而伤害人(君子不以畜产害人),我听说吃了良马肉,如果不喝酒,会伤身(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于是,不但不处罚他们,还赐给他们美酒,并将他们全部赦免(乃皆赐酒而赦之)。这三百人心怀感激,听说秦穆公要去攻打晋国,都要求跟着去。作战时,他们发现穆公被敌军包围,于是,个个高举兵器,争先恐后,冲上前来,报答秦穆公的恩德。这就是秦穆公被困时临危解围的三百敢死队;结果,就是这三百勇士帮秦穆公脱离险境,还意外地俘虏了晋惠公。这就叫善有善报。回国后,愤怒的秦穆公发布命令:人人斋戒,独宿,要用晋君祭祀上帝。秦穆公的这个决定可以理解。晋惠公知恩不报也就罢了,反而恩将仇报,趁人之危兴兵伐秦,怎能不让秦穆公恼羞成怒?周天子听说了这件事,想要替晋君求情,他对秦穆公说,晋国国君是我的同姓,可否网开一面(晋,我同姓。为请晋君)?晋惠公的姐姐是秦穆公的夫人,她听到这件事,穿上丧服,光着脚,跑到秦穆公面前说:“我是夷吾的姐姐,但是,我却不能救自己的兄弟(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秦穆公在战场上俘虏了晋惠公,要杀要放,本来全凭秦穆公一句话。现在,周天子求情,夫人也求情,秦穆公该怎么做呢?按理说,秦穆公完全可以我行我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秦穆公却说:我俘虏了晋惠公,自以为办了一件大事,本想用他祭天,以报天下。可是现在天子来说情,夫人也为此事发愁。于是,秦穆公跟晋惠公订立盟约,答应让他回国,并以诸侯之礼相待。秦穆公此举,再次在道义上得了分。晋惠公背信弃义,战败被俘。秦穆公本可以杀了这个忘恩负义之徒,结果,秦穆公以德报怨,再次放他回国。秦穆公在晋国内乱之际首立晋惠公,结束了晋国的内乱,一救晋难;在晋国旱灾之时,送粮贩灾,二救晋难;在晋惠公企图趁秦国灾荒而兴兵攻打秦国之时,俘获了晋惠公,并再次送他回国,三救晋难。从秦穆公三救晋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成熟、大度、负责任的秦穆公。而且,在三救晋难的过程中,秦穆公不仅政治上得了满分,秦国自身也有了重大创获——秦国势力在向东大规模地扩张。秦穆公再次送晋惠公回国后,晋惠公献出晋国河西的土地。同时,晋惠公还派他的太子圉(yǔ,语)到秦国做人质。秦穆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圉。这时候,秦国的地盘向东已经扩展到陕西、山西的黄河一线(是时秦地东至河)。再说武力。秦穆公的武力不用多讲,拥立晋惠公,靠的是军事实力作后盾,秦穆公与晋惠公的韩原之战也显示了秦国的军事力量。靠道义实施的话语权需要依托背后的军事武力作支撑。所以,秦穆公是两手(政治、军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国君。晋怀公逃归继位秦穆公迎立重耳秦穆公二十二年(前638),晋惠公的太子圉逃回了晋国。原因是太子圉听说父亲晋惠公病重,担心自己在秦国当质子会失去继位的机会,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紧急时刻回到晋国。第二年(前637),晋惠公病故,从秦国逃回晋国的太子圉被立为国君,他就是晋怀公。这是秦穆公东扩要面对的第二位晋国国君。秦穆公三救晋难,对晋惠公施行的是怀柔政策。对晋怀公,秦穆公却决定将他拉下马来,另立新君。秦穆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对晋怀公非常不满。秦穆公对晋惠公的食言和背义也很不满,但是,秦穆公对他还是三救其难;对于晋怀公,秦穆公更为不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晋怀公抛弃了自己的女儿秦赢,偷偷跑回晋国继位。既然秦穆公认为晋怀公非常可恶,当然想找人取而代之。此时,晋惠公的兄弟公子重耳在外流亡近二十年到达楚国,长期流亡在外的重耳,即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于是,秦穆公派人到楚国迎来重耳,并且把被圉抛弃的自己的女儿再嫁给重耳,虽然重耳开始不同意迎娶秦穆公这位二婚的女儿,但是,斟酌再三,最终还是把她娶了回来。重耳是晋怀公的叔叔,娶了晋怀公的妻子,就是娶了自己亲侄子的妻子。有人说这是乱伦,其实当时的伦理观念并不在意这些,历史上真正重视婚姻中的辈分是宋代之后的事情。重耳娶了被晋怀公抛弃的秦穆公

                      臣衙门,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丰大业于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见了天津知县刘杰。于是丰大业和刘杰论理,一来二往,性格骄横而且鲁莽的丰大业,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耐心,热血冲上脑盖,他拔出手枪,朝着刘杰“砰、砰、砰”大放一通,刘杰躲得快,但是刘杰的一个幕僚被当场打伤。丰大业开枪伤人了。这下不得了,此时,部分围观的人一哄而上,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书二人,当场活活打死。丰大业开枪逞强,导致他和他的秘书被打死之后,这个事件就失控了,聚集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法国教堂“望海楼”一把火烧了,并且对天津的洋人,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一共杀了多少呢?一共杀了20名外国人,其中含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修女、商人、领事官员等。不但如此,愤怒的群众在当天还杀死了30多名中国籍天主教徒。民众杀红了眼之后,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不分法国、英国、美国,也放火焚烧,造成各处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毁。事发后不久,法国军舰立即开足马力驶到天津,进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个国家的军舰也结集在天津,声援法国——你大清国必须快速处理本案,否则我们就打你。清政府刚刚在十年前被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伤痕犹在,不敢怠慢,于是派了曾国藩到天津调查处理本案。曾国藩在天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终于将本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查清楚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1.大清国认定:本案责任在于大清国一方;2.大清国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国谢罪;3.大清国逮捕并处死16名中国籍的主要凶手;4.大清国向法国及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及抚恤金约合50万两白银。曾国藩对本案的处理,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人们都指责他“软骨头”、“吃里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宣布开除曾国藩的湖南省籍。那么,这起“天津教案”,留给我们后世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及启示呢?魔鬼在于细节当中,我们不妨从本案涉案人员的各种作为来分析,总结一下,这些人都犯了哪些错误:1.教堂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对送来弃婴的好心人给予钱财奖励,这个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却在客观上引诱了坏人去拐卖孩子,这个出人意料的魔鬼细节提醒了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们做这件事,会向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做的一件事,会不会因为手段不恰当而使它最终成为一件坏事?2.部分群众看到修女付钱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残骸出现在郊野、看到教堂里有一罐腌洋葱,将上述三个现象十分不严谨地总结为“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是不是造谣?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在做出任何结论之前,是不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我们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发言应该更为严谨,以免不慎陷入造谣、传谣的陷阱之中?3.法国领事丰大业这个人,在和天津知县论理的过程中,情绪失去自控,竟然拔枪行凶,因而导致自己被活活打死,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任何问题,在“和平救济手段”尚未穷尽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动武——冲动是魔鬼。其实如果单单从本案而言,丰大业也许并非是一个心肠恶毒的人,但是他的死并不太值得同情——他并不是死于心肠恶毒,而是死于脾气暴躁。4.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伤人的这个情节,使部分天津民众的情绪滑向了失控,人们对白色人种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只要你是洋鬼子,无论你与本案有关无关,无论你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无论你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总之只要你是洋鬼子,我们就打死你——愤怒的民众将这件事升级到了这个地步,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该死?“天津教案”留给后人太多的启示。我想,其中造谣、传谣,是一种严重的恶行,我认为这个教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中国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谣、传谣的乐土,谣言在这里很有市场,人们要么信口雌黄,要么偏听偏信,你要冷静,他说你冷血;你要证据,他说你书呆——有时人们往往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相信证据确凿的东西——感情往往胜于理智。当然,我在这里,也只是抛个砖,引个玉。我相信明眼的读者,能从这里吸取更多的营养,悟到更多的东西。

                      鉴湖女侠秋瑾

                      史书上说:当年,清兵赶到革命党人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门前的时候,秋瑾从容就捕,而且拒写供词,只挥毫写下了以下七个冷艳的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07年7月14日,革命组织“光复会”成员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捕,次日,秋瑾在绍兴的闹市区——“古轩亭口”被清政府杀害。秋瑾当然是一个女英雄。可是,英雄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传闻的基础上的。秋瑾为革命而死,仅仅算这个事情本身,秋瑾就已经堪称英雄,而如果再杜撰一些英雄的情节,刻意为她“锦上添花”,在我看来,却等同于画蛇添足,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反而适得其反。这不,秋瑾死后,中国社会上,就流传开了关于秋瑾的以下三则传说: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坦白说,我很愿意相信这些传说。可是很遗憾,事实上,以上这些,全部都不准确。我首先谈秋瑾被捕的过程。依据秋瑾的亲生弟弟秋宗章的回忆文章《大通学堂党案》,当天清兵到“大通学堂”里来逮捕秋瑾的时候,秋瑾并没有像影视作品里面那样英勇抵抗或者从容不迫地指挥学生抵抗。恰恰相反,秋瑾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逃跑。这不是刻意要丑化女英雄。事实上,革命人物在遭到官府逮捕的时候,逃跑不单是十分正常的表现,而且还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试问:如果人人都见死不逃,恐怕革命人物都死光了,那么,谁来干革命事业呢?所以被捕的时候,尽量逃跑,保留自己的力量,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大通学堂”是秋瑾参与经营管理的一所学堂。《大通学堂党案》这篇回忆文章,收录了秋瑾在狱中给清政府的一份《供词》。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当年秋瑾给清政府的这篇供词,都说了些什么:“秋瑾即王秋氏供:山阴县人,年二十九岁。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与丈夫离别出洋,往日本游历,与徐锡麟、赵洪富会遇熟识。后我回国,在上海开设女报馆。上年十二月间,始回绍兴。由蔡姓邀我入大通学堂,充当大通附设体育会教员。与竺绍康、王金发均属要好,时常到堂,已有月余,也系熟识。今日闻有营兵前来拿捕,当即携取手枪、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堂内开枪,兵勇等亦开枪,并将我连枪拿获。又论说稿数纸、日记手摺一个。此稿是我所做,手枪亦是我物。我已认了稿底。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了。皮包是临拿时丢弃在堂。至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现逃何处,不知道是实。(下有指模,注明:‘右手二指’。)”秋瑾的这篇文言文供词,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我叫秋瑾,我的丈夫姓王,我是山阴县(浙江绍兴)人,今年29岁,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丈夫的全名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告别了我的丈夫去日本游学,并与徐锡麟、赵洪富结识和交往,我回国之后,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女性报纸,直到去年12月,我才回的绍兴,一个姓蔡的人邀请我加盟‘大通学堂’,并充当‘大通学堂’附设的‘体育协会’的教师。我和竺绍康、王金发关系都不错,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经常来‘大通学堂’了,彼此很熟,今天我听说政府派兵来抓我,我当时就拿了手枪和皮包,准备逃跑,不料‘大通学堂’里面的学生开枪了,于是清兵也开枪了,然后呢,清兵将我连人带枪给抓了,还搜走了我的一些文稿、日记等文件,这些稿子是我写的,手枪也是我自己的,稿子我都看过了,革命党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问了,我的皮包是在拿的时候丢掉在学堂里面了,而至于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他们逃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于是,我们从秋瑾的这份供词里面,读出来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1.当天,清兵来抓秋瑾时,秋瑾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奋勇抵抗,也不是从容就擒,而是逃跑。2.秋瑾并非如民间传闻中所说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供词,而是写下了以上这份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那么,秋瑾在受审的时候,又有没有“视死如归”的情形呢?史料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秋瑾在受审时,一开始坚决不承认自己“造反”的事实,而且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想方设法地去求生。依据是1907年7月21日版的《时报》,报道了秋瑾受审的细节。在庭审的时候,清政府官员贵福和秋瑾有如下的对话:贵福:“你一个女孩子,为何要造反?”秋瑾说:“你误会了,我是造男权的反,没有要造大清的反。”可见,秋瑾出于求生本能,为自己辩解,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造大清的反”的事实,因此,我们大家说她“视死如归”,似乎的确是言过其实了。可是,这也并非是故意丑化秋瑾。事实上,作为一个弱女子,在明晃晃的大刀跟前,不喊“大老爷”,不喊“饶命”,不喊“我错了”,不喊“冤枉”,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毕竟,秋瑾只是一个女子。读到这里,我们回到分析本文三个传闻的事情上来,我们不妨一一纠正如下,以正视听: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不真实。秋瑾在被捕的时候,既没有英勇抵抗,也没有从容就擒,而是带上枪支、皮包,准备逃跑。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不真实。秋瑾在受审的时候,虽然没有低声下气地求饶,但是,秋瑾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反清,也就是说,秋瑾仍然想侥幸求生。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不真实。秋瑾在狱中,为清政府写下了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读到这里,请问诸位:您觉得,秋瑾的英雄形象,有没有被抹黑呢?有没有被丑化呢?我的答案是——没有。相反,秋瑾显得更真实了。事实上,作为革命党人,在面临被捕的时候,逃跑是正确的,在近代史上,在面临被捕危险的时候,撒腿就跑的英雄人物,不知有多少。此外,人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幻想通过“证据不足”来使自己脱身,以求“留得青山在”,出狱之后继续革命,这种事情,也是相当的普遍,不要说一个小女子秋瑾,就算是我们历史上先后登场的众多英雄好汉,做过这种事情的,简直是数不胜数。再者,是写了七个字的供词也好,是写了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也好,字数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秋瑾在她的供词里面,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屈膝求饶,没有背叛革命理想……仅仅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掩盖这份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来为秋瑾“锦上添花”,否则一不小心,搞成画蛇添足,完全不必。这就是我的看法。

                      吉鸿昌之死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读物,突出地讲述吉鸿昌在胸前挂一个“我是中国人”的胸章访美的故事,努力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英雄……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里,落下了“吉鸿昌死于抗日”的一种模糊印象,可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提起“吉鸿昌”这个人,相信许多的读者心里都会蹦出一个词儿“英雄”。实事求是地讲,吉鸿昌的确是一个英雄人物。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吉鸿昌大义灭亲的一起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记录了吉鸿昌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有一回,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一家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案发当地的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可是,有人报告给了吉鸿昌。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件事,也许就能说明吉鸿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等闲之辈。再讲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吉鸿昌访美。在美国期间,有一回,吉鸿昌到一个小邮局,去寄一个包裹回国内。当他用不标准的英文,对美国邮局女服务员说出‘中国’这个国家名字时,邮局服务员竟然抛出来这么一句:‘中国是哪里?我没有听说过。’吉鸿昌义愤填膺,当即叫人定做了一块写着‘我是中国人’的方形胸章,挂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故事,有些读者从小就读过,不再多费笔墨。出于对吉鸿昌的敬仰之情,长期以来,我们有很多的民间通俗历史读物,想方设法地突出吉鸿昌“我是中国人”的访美故事,刻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为了抗日而死的民族英雄。但是,事实上,吉鸿昌当年被国民政府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是因为吉鸿昌发动了反蒋武装暴动。当然,反蒋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话题,在此不多说。本文所要澄清的是——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反蒋。其实,此事的端倪,并不陌生。吉鸿昌在死前,曾经写下这样一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这首诗里有“恨不抗日死”五个字。很显然,吉鸿昌已经用他自己的话,亲笔告诉各位:他被捕乃至被杀,并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才有他笔下“恨不抗日死”的遗恨自白。那么,吉鸿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丢掉性命的呢?依据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回忆,当年国民党特工潜入天津租界,刺伤并抓捕了吉鸿昌,理由是吉鸿昌组织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暴动。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的回忆,有什么可信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难道军统特务的证言,就一定是谎言吗?其实,关于吉鸿昌被捕、被杀的真实原因,传世的第一手史料,多如牛毛。例如,吉鸿昌生前的战友傅二虞,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里面,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吉鸿昌曾经派代表远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并被蒋介石的人查获。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出于防范,蒋介石于是命令吉鸿昌去“剿共”,可是,吉鸿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冒充红军,倒戈攻击国民党军队。我们来读一读,傅二虞这篇证言的原文:“……第二十二路军驻防潢川一带,蒋介石给该路任务,是对豫鄂皖边区‘剿共’。在1931年4月间,吉鸿昌奉令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他回到潢川时精神沮丧,很气愤地说:‘蒋介石手下这班人,忒骄傲猖狂,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尤其是陈诚,更是气焰逼人,我怎能吃他们这一套!’他还分别给杂牌军队中豫籍将领写信,说刘峙在河南,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反对刘峙主豫。并给刘镇华写信,推他为首领,作倒刘峙运动。据说,刘镇华接到吉鸿昌的信后,就把原信送呈蒋介石了。此时,有人介绍一位姓帅名公字新吾的,来到总部,帅又介绍他一位朋友刘某,代表吉鸿昌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会毕,刘某将会议记录及汪给吉鸿昌的任命状等,装在暖水壶内,由广东北返送吉。刘途经汉口。下火车时,被蒋介石的侦探查觉,人证俱获,解到汉口行营。蒋介石得到这一情况,遂派参议冷欣,携带电台,来到潢川,住在二十二路军总部旁院,名为联络,实系监军,并时常找师长张印湘谈话,企图分化部队。约在5月间,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队向安徽金家寨‘剿共’。吉鸿昌接到命令后说:‘我决不牺牲部队,替蒋卖命。’乃伪造共军大部已出动到潢川西北寨河、竹竿铺附近的假情

                      户。清兵们先是要银子,后来就无所不要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嚎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仆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最要紧的是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逐渐地,一股疯狂席卷了入侵者。任何女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一些市民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卫生。由于这种人的生命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其余的人也极力想加入进去,但是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来,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拦住,乱棒打死。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又过了几天,那场雨——它使大火没有毁灭整个城市——终于停止了,太阳也出来了。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史可法功过评价

                      史可法的尸体没有在死者中找到,这并不令人奇怪。传说他还活着,这甚至还为一些在城市陷落之后起义反满的民军提供了旗号,他们宣称,史可法领导着他们。尽管史可法幸存的亲属向当局保证说,那个军事将领是个冒充者,但是这个疑问一直存在。史可法的旧日幕僚阎尔梅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这些疑问:元戎亲帅五诸侯,不肯西征据上游。今夜庐州灯下见,还疑公未死扬州。阎尔梅耿耿于怀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这表达了他对史可法防守战略的失望。不太令人理解的,是清朝总督洪承畴也不相信史可法的死讯。他在一年以后,曾向昆山的忠君之士顾咸正打听史可法是否还活着。因为参与吴圣兆起义而被捕的顾咸正,面带嘲笑地回答了洪承畴的问题。他暗示说,洪承畴自己也曾被误报死亡:“汝知洪承畴死乎,不死乎?”不过,看来已不必研究关于史可法死刑执行的清官方记载了,特别是在史可法就义时目击者的证明材料后来由他的养子和一个当时在场的卫兵公布出来以后。尽管没有尸首用来祭奠,但是史得威还是尽力为他父亲建造了一座坟墓。第二年,得威把他父亲的衣物收集到一起,象征性地埋在扬州北门外的梅花峰下。甚至在进行这种追孝之举以前,多铎本人已经下令,在已经破落不堪的扬州城内建祠,以纪念史可法的在天之灵。这样,这位已故的前明将领很快就成了日益增多的英雄崇拜者的偶像。人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对多铎本人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这场疯狂的掠杀变成一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从抽象的价值观来看,史可法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满人与汉人的冲突。正因为如此,人们后来把他当作“忠正”的楷模,认为他是仅次于文天祥的忠君榜样,而乾隆皇帝为了清朝本身也利用了史可法这种臣僚的忠诚。随着不断地受到赞美,史可法的历史地位被大大提高了。他的信件——甚至他给密友的私信——也被认真地收集起来,他许多警策的话语也一直为人所传诵。到18世纪末,他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被刻成受人欢迎的雕像在扬州出卖,此时,他已成为超凡的人物。到了20世纪,他的死难使他成了“民族英雄”,一个受到人们“最衷心地”尊敬的“民族英雄”。不过,即使在史可法成为这样一个中国人民的民族英雄以后,关于他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仍然充满着矛盾。对于那些1966年在公开出版物上热烈讨论史可法地位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他在扬州的遇难只不过是一件偶然的光荣事件,但同时他却由于“封建的忠君思想”和“对农民起义军进行16年之久的反革命镇压”而受到了斥责。有人说,“史可法是镇压农民革命的最大刽子手,是历史的罪人”;而同时,一些人坚持认为,他的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已在“客观上”弥补了他名声的疵点,因而可以继续鼓舞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一个较少教条主义的当代中国史学家,曾经大声问到:“为什么这样一位鞠躬尽瘁和自我牺牲的人最终不能免于失败?”因为,如果史可法的牺牲只是为了自新补过,那么它肯定就不能够弥补扬州城的战略失误。正像17世纪在史可法死后一位作者指出的那样:史道邻有才,然无力回天。江淮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史可法不仅因为没有分权而受到批评,而且因为他没有勇敢地抵制像马士英这样的人也受到了清初史学家们更多的指责:史可法忠有余而才不足。其可有重于选君择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可”,然其已从之。士英晨入而可法暮出。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认为,史可法并不精明老成,史可法的功绩不可避免地因在扬州的失败而打了折扣。不过,洞察得更为敏锐的清代史学家认识到,仅仅根据军事上的成功与否对之进行轻率的功过评价,并不公允。在描述扬州的失陷时,李天根写道:“众将甫逃,黄河一线十里空营,故皇清军整队入城,毁扬州而断外援,可法死而国家随之亡。悲夫!我时思之,古之亡国之君者,无若刘禅之昏庸者,其有诸葛武侯之才亦不足以救之。何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不识其将败者乎?然则,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之谓‘任重而道远,人死而道尽’乎?细思之,我等当勿以成败论史阁部也。”因而,就面对困境的坚忍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史可法的殉难和扬州的失陷猛然掀起了一股死节的浪潮,这既包括那些曾经供职南明的人们,也包括这场大崩溃的直接目睹者。对于一些忠君之士而言,满兵对这个城市的征服引起了他们强烈的自责。他们对这场苦难的耳闻目睹考验着他们个人的操守;可以说,他们个人生命的意义也到了最后关头。诸生韩默听说了这场悲剧的详情之后,对他妻子说:“吾读圣人书,当守义死,不可苟活!若自为计。”说完,他自己跳进了水井,随后他妻子和最大的儿子也跳了进去——因为这种义务感,韩默的妻儿在后来的地方志中受到了同等赞誉。对许多人来说,扬州的陷落既粉碎了人们收复中原的希望,却也鼓舞了人们用不断反抗满人统治的方法把人们从绝望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比如说后来,在宋江式的忠君分子头脑中时时浮现的,就是史可法的殉节。

                      弘光帝出逃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清军获胜的消息一传到南京,弘光皇帝立即召集他的高级阁员会商。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反对这个建议,同时也拒绝接受马士英的意见,即把朝廷撤到长江南岸防线,可能有希望沿长江固守这道防线。南明防守低岸的部队由47岁的杨文驄率领。杨文驄(贵州1618年的举人)曾在华亭做过学官,在那儿他曾随董其昌学习绘画。他是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的一个密友,也是马士英的连襟。尽管他在1644年因为贪污被免去了江宁(南京)的地方长官职务,但是他又被任命为南京政权兵部的文官,并且接管了南京的长江防务。这个时候他可能极清楚自己作为阮大铖和侯方域之间的调停人该做些什么。事实上,日后国人也正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调停角色的。到1645年5月29日,多铎的满汉部队渡过瓜洲,抵达长江。第二天,多铎沿着与大运河相交的长江北岸摆开阵势,与对岸保卫浙江的杨文驄的水军和福建水军指挥郑鸿逵(海盗郑芝龙的兄弟)对峙。明军水师忙着杀死那些想渡江逃走的高杰残部,但是6月1日深夜,清军把一些粗粗赶制的木筏送进江中并用火把照亮,于是明朝水师中了圈套,以为是敌人进攻了,浪费了大量的弹药,而同时李率泰带领的清军先头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穿过西部防线,一举包围了明守军。放弃浙江之后,郑鸿逵和他的士兵慌忙逃往长江,然后从海上逃往了福州,在那里他帮助了唐王登基,也就是隆武皇帝。杨文驄跑到了苏州,在那里他帮助领导了江南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参加了唐王政权,任兵部侍郎。这时,因为浙江轻而易举地落入手中,清军主力开始进军南京。清军挺进的消息传到了南明首都。一本日记写道:顺治乙酉五月初十日(1654年6月3日)连日警报叠至……夜分北风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进迫神京,时日将晡,弘光计无所出,召内臣韩赞周问策,韩云:“此番势既汹涌,我兵单力弱,守和无一可者。不若御驾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弃城出逃的主张再次出现,像他的叔父在北京时一样。弘光皇帝得知,他的臣民已经做鸟兽散。不过,和崇祯不同,弘光皇帝发现他要走的小路并没有被封锁。一本匿名的日记记述了弘光皇帝的出逃:时将二鼓(6月3日),从通济门出。携带惟太后、一妃及内相多人,文武绝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云贵,或云往太平,纷传不一。是举,旬日间,啧有人言,未尝不叱其伪。不论是在史书里还是在戏剧里,在历史中还是历史外,这位逃跑中的福王都哀叹着他的失败——实际上正是他放弃了这个首都。在《桃花扇》里他唱道:堪伤,寂寞鱼龙,潜泣江头,乞食村庄。在道白中,他又说到:“寡人逃出南京,昼夜奔走,宫监嫔妃,渐渐失散,只有太监韩赞周,跟俺前来。”根据一些记载,弘光皇帝最初逃到南京东南的太平地区,但是刘孔昭闭门不纳。遭到拒绝以后,他接着去了长江在安徽的港口芜湖。在那里,他可能死在百川桥。一些人说,有一个忠臣,眼看他就要被清军抓住,于是就用手把弘光皇帝按进水里,以防被俘。另外的材料记载了他的自杀,而且还像崇祯一样,在桥上留下了绝望的遗嘱:我家养士300年,现在众官何以如此绝情弃我而去?不过由于这些记载可能反映了一些官吏们的负罪感或者充满了弘光同时代人对传奇的偏爱,因此,它们不是完全真实的。弘光皇帝确实在逃出首都后跑到了太平,而且城门也确实向他关闭了;但是后来在6月5日,他于安徽中部长江南岸铜陵的黄得功营地找到了避难所。当弘光帝被领进指挥部时,黄得功禁不住失声痛哭。起初他想推卸掉现在已落到他身上的历史责任。“陛下死守京师”,黄得功对他说:“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至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弘光帝凄厉地说,黄得功不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将军,黄得功深受刺激,以至终于同意承担起保卫弘光的任务。黄得功说:“愿效死”。6月15日,叛徒刘良佐到达了黄得功在芜湖的营地。他带着多铎的一支旗军,同时还有前瓜洲驻军将领张天禄及其队伍。他们要求南明皇帝投降。黄得功拒绝了。但是在刘良佐身后,张天禄突然施放冷箭,正中黄得功喉部,这位忠君的指挥官一会儿就死了。他的主要助手们没有犹豫,两个支队指挥官马得功和田雄马上就把弘光皇帝交给了刘良佐将军,并且投降了清朝。此时,弘光皇帝出逃的消息传回南京,引起了一场大混乱。十一日(6月4日),昧爽,哄传上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时隐遁,有不去者,将门首封示尽行洗去,男女蜂拥出门,扶老携幼者,不可胜数。间有妩媚少艾,金莲踯躅,跬步难行,见者心恻,既出而复,十有八九,以路多兵也。已而闭门,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终矣。一部分人——在史书中径称“百姓”——更想所做的却不是冲出城去。他们决定任命那个冒名的太子做皇帝。带着做为人质的大学士王铎,他们打进了城里的监狱,要求狱长指太子给他们看。因为害怕,监狱很快就屈服了,尽管他一个劲地发誓说,把这个年轻人投进监狱的不是他而是马士英,但还是差点儿被这些暴民杀死。由于太子的说情,王铎的性命得以幸免。人们把这个假太子扶到马上,穿过新华门,拥入武英殿。暴民们没有时间为这个冒牌者的登基进行准备,但是在发现一个箱子里存有戏剧服装之后,便挑选了一件戏剧中皇帝穿的龙袍给这个年轻人穿上。他穿着这件漂亮的龙袍,坐在弘光皇帝旧日的皇位上,众人便围在阶下高呼万岁。此前连着几天,天气都是阴云笼罩,而那天天空却放晴了。旁观的人们认为,灿烂的阳光是一种好兆头。让假太子在武英殿坐上皇位,是城市百姓的一种自发行为。王之明(如果这确实是他的名字的话)与其说是学士和高官的君主,还不如说是庶民和小吏们的头领。几个小时后,几乎南京各部门的小官吏都来向这个人鞠躬效忠,他们相信他会成为这个政权的皇帝。不过,高级官员中只有几个人来了。实际上,这位假太子的登基,在那些曾经建议福王把这个年轻人关进监狱去的人当中引起了一片恐慌。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张捷在一座庙里悬梁自尽,而杨维垣则投井自杀了。曾最早建议福王登基的官员李沾命令轿夫火速将他送至赵之龙的家,在那儿,他请求赵的帮助,并且得到了赵之龙使他安全出城的令节。反对这位假太子登基最为坚决的自然是马士英。不过,就在王之明身着戏服、被一群暴民加冕之时,马士英正平安地来到了城外,有400名贵州籍精兵保护他前往南方。马士英在6月4日逃离南京的表面原因是为了保护弘光皇帝的母亲邹氏的安全。不过,有些人认为,那天随他离开南京的老妇人其实是他自己的老母,但打扮成了皇太后的模样。可是那人当时的身份是皇太后,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尽管她后来死于事变,但是声称皇太后的人在马士英的车中,就为马士英提供了一个借口——尽管只是一种花言巧语的借口——以推卸他在首都所负的责任。然而,马士英不光彩的名声仍然留在了城里。尽管他不论走到哪里几乎都遭到反对,他仍在不断地努力以再次加入到南明的事业中去,即使是在福建,他还是站在复明分子一边继续奋斗。不过,到他最后被俘并在浙江一个集市上被砍头示众为止,他的名声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就像人们习惯上认为明北京城失守的责任应由奸臣周延儒承担一样,马士英也是一个要为南京政权的败亡承担责任的败类。实际上,在公众眼里,马士英与周延儒是一丘之貉,因为当时一首流行的歌谣说得很清楚: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颈,一同狐狗之毙;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腹藏草,草贯士英皮,遂作犬羊

                      况下增加财源;前线用度庞大,就发挥“数学特长”,精打细算。尤其是对北方战事,不顾前线将领反对,几乎缩减各类开支达一半,更不辞劳苦,将各类开支的用法详细开列清单,交前线诸将执行。财政实在吃紧的情况下,就减少宫室修建开支,“拆东墙补西墙”缓解燃眉之急。苦心终于没有白费,至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徐达、李文忠的北路军北逐蒙古,在定西和上都会战里接连消灭元朝的有生力量,虽有岭北之败,却暂时解除了元朝残余势力对大明边境的威胁。南征军也捷报频传,攻克福建、广东诸省,平灭四川明玉珍的割据政权,堪称奇迹的是,这几年间,明朝国内生产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百姓未增加负担,国家财政收入年年增长,既不过分劳苦百姓,又保证前线供应,完成一统江山的伟业。奇迹的背后,是杨思义呕心沥血的劳动。战争结束了,而属于杨思义的却刚刚拉开帷幕。自担任户部尚书以来,始终兢兢业业,事事以安民为先,其建议的多项政策,都切中了大明朝经济建设的脉搏。各省水旱灾频繁,杨思义建议国家设“预备仓”,以备水旱灾害赈济之用,此举沿用整个明清两朝,惠泽无数苍生。屯垦大兴,杨思义建议国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农民种植桑麻,不几年国家桑麻产业大兴,更带动丝绸纺织等手工业的发展。朱元璋为防备元朝残余势力入侵,在北方设“九边”军事重镇,但九边初设,边关钱粮匮乏,国家用度也捉襟见肘,杨思义提议设“开中法”,即在国家经营食盐贸易的前提下,允许商人以向“九边”送粮的方式换取盐引,获得贩卖食盐的特权。此法一出,全国商人纷纷响应,争相在“九边”购地屯垦,招募流民耕种。结果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九边”从此钱粮充足,边防大振,商人们换取盐引,获利颇丰,山东、陕西、山西、河北、辽东等饱受战火荼毒的边关地区,因商人竞相屯垦,重现阡陌纵横,经济繁荣之相。在“开中法”中获利颇丰的商人们,渐形成了两个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商人集团——晋商集团和徽商集团。身负大才的杨思义,却从不恃才傲物,刘基的《诚意伯文集》里称他“宽宏容达”,特别是与朱元璋的相处中,杨思义性格宽厚,说话讲究分寸,即使是与朱元璋相左的意见,也能以合理的说话方式获得朱元璋认同。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对这位“大贤”始终器重有加,这不仅仅因为他会“做人”,更因为出身农民的朱元璋知道,这位思维缜密、眼光卓越的户部尚书,从来都是位“急农民之所急”的干才。《明史》上的评价虽简略,却客观:“虽本帝意,而经画详密,时称其能。”北方屯垦迅速发展后,因陕西一带劳动力匮乏,杨思义主动请缨去陕西,落实朱元璋移民实边的国策。不久后担任陕西参知政事(陕西省省长),在任期间呕心沥血,安抚移民,发展生产,令陕西在短期内经济勃兴,移民们安居乐业。做完这一切后,这位洪武朝时期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积劳成疾,溘然长逝。这位思维缜密、谋划周详、眼光卓越的能臣,以其宽厚的人品,精细入微的行政方式,撑起了洪武朝经济恢复的大局,论“无名英雄”,他可称翘楚。四以杨思义为户部尚书的大明王朝,经济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但仅有善于谋划的杨思义显然不够。古人云“治国之道,柔猛相和”,“宽宏容达”的杨思义显然属于“柔”的一面。再精细的谋划,也需要严格的律令“保驾护航”,因此,有了第二位“无名英雄”,监察御史韩宜可。汇聚明朝宦海英杰的《明史》里,诸多“直臣”皆被大书特书,流芳百世,其中着墨最少的韩宜可,堪称他们中间的“祖师爷”。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与杨思义类似的是,他险些成为“贰臣”,元朝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焦头烂额的元王朝张榜求贤,壮志满怀的韩宜可欣然前往,应征监察御史一职,却因身份低微无门路而失败。之后闲住于家,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在刘基的推荐下,先任山阴教谕,兢兢业业数年,终引起朱元璋的注意,等来了那个迟到多年的任命——监察御史。朱元璋时代的监察御史一职,和元朝大不相同,朱元璋改革言官机构,全国设十三道,共110名监察御史,官职为正七品,任务是“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以纠劾官吏不法行为为要务,官职低却权位重。而履任的韩宜可也用行动证明,他仿佛天生就是为监察御史一职而生的。在洪武年间,韩宜可是个人见人怕的人物,特别是有不法劣迹的权贵,几乎对其又恨又怕。他为人钢直,不畏权贵,甚至敢撸朱元璋的“虎须”。洪武初期李善长退休,胡惟庸继任中书省左丞相,堪称万人之上,刘基也被其排挤害死,旁人敢怒不敢言,唯独韩宜可不惧。某日胡惟庸伙同朋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方觐见朱元璋,正亲热谈笑间,韩宜可突然闯入,当面弹劾胡惟庸等人“大奸似忠“,恳请朱元璋“杀胡惟庸以谢天下”,说话“不分场合”,又对准皇帝的宠臣,自然惹得朱元璋龙颜大怒,当场骂道:“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即刻命锦衣卫捉拿入狱,然而受尽酷刑的韩宜可毫不屈服,始终大骂胡惟庸不止,消息传到朱元璋处,冷静下来的朱元璋终为之动容,下令将其释放。后来胡惟庸果然事败,株连无数大臣,韩宜可却得到朱元璋的重用。韩宜可再接再厉,成日纠劾重臣,被其弹劾的名单上,是一连串大明朝开国的功勋人物:傅友德、王弼、陆忠亨、廖永忠、蓝玉……却不是如朱元璋所说的“排陷大臣”,每次弹劾都条理分明,掌握真凭实据。也曾有权贵嫉恨,比如蓝玉就曾放言说要让韩宜可“好看”,韩宜可闻言大笑,每夜睡觉下令全家打开大门,酣然入眠,消息传到蓝玉处,这位一生杀人无数的跋扈将军也不得不敬而远之。以恶对恶的韩宜可也有让“权贵”们难以想象的一面——宽容。但凡大案,他总力主反复核查,避免株连无辜。任陕西按察司期间,曾上书朱元璋,对因罪发配凤阳的官员们进行重新核查,解救不少无辜者。震撼明朝官场的“胡蓝案”“空印案”,韩宜可周旋其间,竭力解救无辜官民,却将自己牵连进去。后来朱元璋亲自核查,将其开释。曾有人告发韩宜可贪污,朱元璋也怀疑,特意微服私访至韩宜可家,只见韩家破屋烂瓦,一家老小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朱元璋还是怀疑:莫不是钱都偷偷藏起来了。韩宜可坦荡,当着朱元璋的面将家中钱箱倒空,自嘲说“我从无攒钱,也无钱可攒”。在朱元璋眼里,韩宜有时候很不识时务。比如有一次,朱元璋欲将犯罪大臣的家属赐给臣僚,别人都叩谢“皇恩浩荡”,唯独韩宜可坚决反对,并力陈查案不该“祸及妻女”,此种做法更“有悖天理人伦”。朱元璋接受了韩宜可的意见,作为褒奖,将韩宜可提升为山西布政使(相当于山西省长)。韩宜可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朱元璋儿子——晋王的不法行为,这次又“撸了虎须”,被朱元璋贬官到云南清棉做知县,到任后安抚地方,体恤当地少数民族,兴修水利。好人,到哪里都是好人。朱元璋过世后,洪武三十一年,即位的建文帝下诏,提升韩宜可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这是韩宜可一生里得到的最高职务。赴任途中,因长年劳顿,行至杭州时病逝。《明史》载,是夜,流星陨落,跑马嘶鸣,时人闻之皆说“宜可当之”。尽管史料的说法有神话色彩,却不容否认一点,这位一生让朱元璋又爱又厌,用之嫌烦,弃之又不忍的直臣,是整个洪武一朝,政绩最为惊天动地的“铁面御史”。洪武一朝吏治之清明,为整个明王朝之最,以韩宜可为代表的直臣们居功甚多,他的价值,恰如朱元璋对他的一句评语:清廉股肱之臣。五“猛”的韩宜可,“柔”的杨思义,是大明王朝定国安邦的两位重要人物,但说到底,两人都为中央人物,国家政策若要顺利实施,更少不得地方官的落实,这其中的杰出人物,就是第三个人——费震。与上两位相比,他是个“猛柔相和”的人物。与杨思义相同,费震在《明史》中的记录同样简略,字号不可考,生卒年不可考,唯独籍贯列了出来——江西鄱阳人。与杨思义相比,这位同样儒生出身的能臣在前元时代却籍籍无名,既未考取过任何功名,更未担任过任何要职,直到洪武元年,才在旁人的荐举下入朝为官,得到的第一个职务,是江西吉水知州。看似“起点”要高于韩宜可,却是一个比御史难当的“苦差事”。此时的吉水几经战乱,乡民大量逃亡,在册的人口,仅为元朝时期的四分之一,在册的土地,荒芜更达四分之三。恢复民力,发展生产,谈何容易。费震迎难而上了,土地荒芜,就出告示,广招流民耕种。人丁逃亡,就下乡走访,挨家挨户劝说,更派衙差四处寻访,招纳外逃乡民回乡。春耕钱粮捉襟见肘,便把上面拨付的修缮衙门的钱尽数拿出,发给乡民做安家之用。他颁布严令,严查玩忽职守的官吏,到任仅3个月,就参劾罢免渎职官吏7名,还规定辖区各地府衙衙差要定期轮班,下乡给孤寡乡民们做义工。历经3年,吉水地区终于经济恢复,生产发展,到其任期满时,吉水当地土地不但全部复耕,产量更远超前元时的水平。卓越的政绩传到中央,恰好陕西汉中发生变乱,在李善长的推荐下,朱元璋大笔一挥,升费震为汉中参政。可到任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更苦的差事。汉中当地,多年来一直是明元战争的主战场,屡遭兵祸下,民生遭重创,赤地千里,白骨累累,这些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盗匪”横行,且画地为牢,时常打家劫舍骚扰地方,甚至劫掠官仓,抢夺官粮,直闹得怨声载道。明王朝曾派几任酷吏署理此地,更屡派大军围剿,却终是劳而无功。这次的担子,落在了费震身上。没有“悍将”的骁勇,没有“酷吏”的狠辣,费震迎难而上了。到任后安葬战乱中死难的百姓,拨专银抚恤死者家属,走家串户访问,请旨朝廷减免赋税,暂时安定了民心。可“盗匪”问题仍是大患,不久后盗匪果然大起,肆虐州府不说,更大肆劫掠官粮,费震不慌,一不调兵镇压二不撒网搜捕,相反贴出安民告示,允许民众从官仓借粮,秋收后按数归还,不加官息。消息传出后,让同僚们惊讶的事情发生了,昔日气焰嚣张的“盗匪”们,而今成群结队主动缴械投降,费震则既往不咎,拨划土地妥善安置。不几年,杀气腾腾的盗匪尽成务农守法的“良民”,肆虐汉中多年的“盗匪之患”,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地解决了。同僚问原因,费震解释:当地盗匪只劫粮不劫财,可见尽是衣食无着的穷苦百姓,只能宽柔安抚,方得安民之效。“宽柔”的费震,对待贪官污吏的“猛”却不亚于韩宜可。治理汉中时,治下一官吏违法,其靠山恰是对费震有保举之恩的李善长,费震不徇私情,令其遭到严惩。铁面无私的结果当然就是“恩公”李善长的报复。不久后,中书省右丞杨宪犯罪被诛,本与杨宪无瓜葛的费震莫名其妙地成为“杨宪一党”,幸好朱元璋以其之前的善政,允许他出钱赎罪。而后,他继续自己洪武朝“最佳地方官”的生涯,山东闹水灾,湖广闹旱灾,广西闹民乱,都是他“受命于危难之际”,结果也都将这些大明朝最穷最苦的“不毛之地”,治理成欣欣向荣的乐土。洪武十一年,久历地方的费震终于被调回京城,出任户部尚书,主持了洪武朝定制官吏的俸禄工作,而后胡惟庸案大发,株连官员无数,其中包括某位曾得李善长授意诬陷他的“仇敌”。费震则不计前嫌,倾力营救,终使这位“仇敌”从宽发落。之后湖广水灾,他受命出任参知政事,在完成了安抚地方,恢复生产后,因年老请求退休,最后善终于鄱阳老家。朱元璋时代屡兴大狱,株连官员无数,沉浮其间的费震却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纵观他一生的执政履历,可得出四个字——以德服人。做知州,以德服百姓;做参政,以德服盗匪;做尚书,以德服仇敌。宦海一生,几乎善良地对待了身边每一个人。在大案频生,杀戮频频的朱元璋时代,甚至在整个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黑白交织的官场上,这样的人物,诚为异类。第三章倭寇是怎样炼成的说到曾经席卷中国东南沿海和朝鲜半岛,杀掠中、朝两国平民百姓无数的日本“倭寇之乱”,今人第一印象无不是明朝中后期嘉靖时代东南沿海的倭寇大起,以及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明朝军民可歌可泣的抗倭事迹。但实际上,倭寇对中国沿海百姓的祸害,远比此时要早得多。早在元末明初之时,这场历时200余年的抗倭战争就已开始。中国有史记载的最早“倭寇入侵”事件,是元朝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倭寇连船数百,掳掠宁波。今人说倭寇,总说是日本破落武士以及沿海“奸民”自发组织的海盗团伙,似与日本政府无关。但根据有关日本史料记载,这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倭寇入侵,确为日本的“政府行为”。彼时日本正是镰仓幕府倒数第二任统治者久明亲王(日本后深草天皇之子)统治时期,他在位时确立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并开始组织船队劫掠朝鲜和中国的沿海地区,曾有大臣后草建司劝他不要激怒中国,他答道:“唐(中国)已不复从前,不足惧。”元朝忽必烈时期的征日失败,让日本对中国从仰视变为平视。虽如此,彼时“倭寇”的主要掠夺对象,仍然是距离其最近的朝鲜。元末至正年间天下大乱时期,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一度达到极盛。此时日本镰仓幕府业已灭亡,进入了京都、奈良两个天皇并立的“南北朝”时期(公元1336—1392年),双方旗下的诸侯相互征战数年,乱民四起,大量战败的武士浪人摇身一变成为海盗,这些海盗多来自日本的长州、萨摩、鹿八岛等地。日本南北朝下属的“大名”,也有人资助海盗集团,劫掠后坐地分赃。入侵的路线,大体是每年四五月间,从高丽至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再至江浙地区。偏巧此时东南沿海变乱四起,东南“义军”领袖方国珍和张士诚麾下也有不少“海贼”,因此臭味相投,合兵劫掠东南沿海。尤其可恶的是,他们经常在沿海捕获乡民,掳至日本后令剃日式发型穿日服学日语,将其“日本化”,再挟持至中国劫掠,遇官军围剿时,就令这些人为炮灰。曾给元军抗倭做幕僚的元末文人林伯景在其笔记里就曾记录:元兵捕获的倭寇“俘虏”,相貌与倭人无二,过堂的时候却齐用中国话喊冤,仔细审讯才知是多年前被掳走的当地“乡间良人”。所谓倭寇,十有八九都是这些被胁迫的“华侨”。为防倭寇,元朝严令“片板不得下海”,所谓海禁即从此开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天下一统,而“倭患”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摆在了百废待兴的大明王朝面前。一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初登皇位,倭寇就给朱元璋来了个“下马威”。同年四月,倭寇与江南张士诚、方国珍残部勾结,“大掠五府,饱掠而去”。同年五月,倭寇又侵山东,毁蓬莱,登州卫所,“劫掠官库,军士死伤逾千”。嚣张至极,朱元璋考虑到国家初建,争取和平解决。同年六月,朱元璋以杨载和赵秩为使者,出使日本“南朝”,面见主掌“南朝”国事的怀良亲王,措辞严厉申斥其罪行。孰料怀良亲王狂妄,竟当场斩杀赵秩,并拘押杨载。第二年,日本足利氏掌权的“北朝”向“南朝”发动军事进攻,怀良不支,偏巧此时朱元璋再派使节前来交涉,怀良唯恐朱元璋趁机攻伐,立刻态度转弯,不但当场道歉,还将被扣押的杨载等中国使节尽数释放。第三年,怀良派使节至南京,送还被掳百姓70多人。朱元璋大喜,从此与日本南朝建立了外交关系,允许其派使节到中国“朝贡”。然而就在同年五月,又发生了倭寇大掠温州之事,第四年,倭寇又大掠福建、广东、海南三省,一月内“沿海乡民死者逾万,焚屋千栋”。朱元璋遣使怒责怀良,怀良喊冤,声称这些倭寇都是从“北

                      ,就说老府里的人,就是绵英的将军府,说对你们家人都挺不错。张奶奶对我们家还特别忠心,忠心到什么程度呢,每星期到我们家送菜,冬天送雪里蕻,夏天送豆瓣酱。那时候也没有太多好吃的。我就记得她一见到我就叫小少爷,从小就管我叫小少爷。我到14岁的时候她还活着呢。定:到了60年代还管你叫小少爷?旗:小少爷。在街道上还经常劳动,挖防空洞、打扫卫生、执勤,一见我面儿那简直亲的哟,就跟我讲“男长女相必有贵样”,她说我小时候长得像女孩,见了我面就说,瞅瞅,长得多体面呀,就这种话:“小少爷过来,让奶奶瞅瞅,多体面,多利落!”说话就这个调儿,哎,你老祖宗可怎么样怎么样,就这种话,将来得娶个好媳妇。都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了,就在我爷爷来照顾我之前,她还把我带到评剧团的房子里住过一段儿,她说你父亲当时就在这儿住的。拿出我父亲当时住在那儿的照片,在树荫下,坐着小板凳儿,在院里边,穿着汗衫戴着眼镜,那时很年轻,她就等于一直照顾我们。那个老太太,京剧也唱得好。我就记得有一次五七艺校,1970年我曾经考过五七艺校,经小学推荐,因为我京剧那时候唱得特好,那时候八个样板戏么,我是学校宣传队的,也算是家庭熏陶吧,但是我的嗓子是唱小生的,考官我忘了是谁了,反正也是特有名的人,京剧名角儿,一看说你这个嗓子是唱小生的,小生是资产阶级嗓子,现在不行了,你录取不了,我就出来了。当时的考场在丰盛小学,出来以后外边在丰盛胡同,往这边一走,正好看到挖防空洞,我就见到这个张奶奶了,这个老太太正好他们工余时间休息,唱京剧呢,小老太太唱京剧,我印象特别特别深。这个张奶奶的丈夫跑到台湾去了,给她留了一个儿子,她儿子是个非常有名的京剧名角儿,在上海青年京剧院,曾经演过武松,盖叫天以后演过武松,小生也都可以,“文革”中在《龙江颂》中演过角色。张奶奶死了以后我们两家再没来往,因为她儿子在上海,后来她儿子的太太,也是京剧很有名的演员,在上海演过《穆桂英挂帅》。后来他们全家都移到香港,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爷爷跟这个老仆人一家一直有联系。然后我父亲进北京,在白塔寺这边还住过。我们这一支走了(到保定)之后在北京还有房产,就是原来郑王府的房产,那个房子是我们的老宅,在西四羊肉胡同,羊肉胡同在砖塔胡同隔壁,地质部的对面,那院里的人实际也是郑王府里的人,后来就都姓郑了,我们南屋的人姓郑,爹也是跑台湾了。留下一个寡妇,相当于寡妇,实际上不是寡妇,带着个儿子,是个中学自然课的老师。西屋也姓郑,整个那个屋里全姓郑,他们那边开煤厂,但他们知道房产是我们的老根。我们后来就从评剧团那边的房子搬到羊肉胡同这个院里,住三间北房,直到“文革”当中我们父母受冲击呀,我们才搬走,以后住进了单位分的楼房。端华就埋在五路居这地方。郑王的老坟就在这儿,八里庄这儿。注90端华埋在这儿以后,后来封郑亲王的那支,他们也埋在那儿。我们家人就认为他们那支人跟爱新觉罗直系走得太近,爷爷不太跟他们来往,每年向西北方烧香,磕头就完了。后来我父亲1949年到北京,我爷爷也托他到那儿去过,到五路居看看去。我小时候爷爷跟我讲,大概50年代左右那坟就平了,然后把骨殖就放罐里,叫移厝。我都不知道那个字,记得特清楚那个厝。以后我才明白,我到台湾讲学访问的时候,台湾好多村儿都叫厝,张厝、何厝、李厝,厝就是人死了以后,尸体不入土,暂时停放叫“厝”,台湾历朝历代大陆不都是移民么,所以他不愿意葬在那儿,他总有一天要回大陆。后来我就问他们,我也做了一些访谈,你们怎么“厝”的?他们说叫“移骨”,拿个大罐子,人先埋一年、两年,再挖出来,然后捡骨,捡完放罐子里,然后放在专门一个堂屋里,一个祖屋,就准备将来移到大陆去。我爷爷老说“厝”,捡骨移厝。我小时候怎么也不明白。我现在才明白,实际上50年代的时候是把骨头都挖出来了,装罐里烧成灰。您知道吗,还有一事特有意思。我上小学时候的一个老师,就是郑王府坟户家的女儿,姓安,名字叫安旗,跟我这“旗”一模一样,我印象特深。我上学报到那天安老师就觉得我这个名字特怪,她说你看咱俩的名字一样,老师叫安旗,你叫毓旗。开家长会的时候,她跟我父亲聊天,我父亲听她是老北京口音,就问她说你住哪儿,她说住西八里庄。我爸说,郑王的老坟就在那儿,那时候谁都不知道那里是郑王坟,1953年、1954年就平了,在那边儿组建煤炭公司,开煤厂,建他们的家属区,就把那块儿地彻底平了。然后我父亲就提,说你住的那儿可是老郑王坟的。她说我们就是郑王坟的坟户。特别巧。这个老师呀,我们一直很投缘,她很喜欢我,只是我小学时因搬家转了3次学,后来联系不上了,我参加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当时我上的那个学校,南线阁小学,后来“文革”那时候改名叫井冈山小学。这就是我一年级的老师,安旗。定: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的坟户有多少支?旗:就知道有姓安的,有姓马的,有姓刘的,都是在这儿的坟户。爷爷跟我说嘛,在五路居这儿有坟户,前年我还到这边去看过。定:能找着吗?旗:有几棵松树、柏树,大概地方都找不到了。我没敢去找(坟户),我能到那儿去找这个?这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嘛。您也可以去那边看看,五路居那儿,可以打听一下,那儿不是有个十字路口吗,再往前一个十字路口这边儿。所以我父亲后来分房,人说在西八里庄,他老人家倒吸一口凉气,说怎么越来越靠近祖坟了。父亲后来搬家分房子到了离五路居很近的地方。定:是不是现在要挖的话,地下还有什么。旗:我看是挖不出什么了,移走了。我爷爷说50年代移坟的时候,家里人还请他去呢。我爷爷说不去。

                      5.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关系

                      定:我为什么对你们这个家族特别感兴趣,因为端华这件事出来以后这个家族的兴衰呀,就永远不可能再在正史里见到了,这样的情况应该有很多,因为清代上层的政治斗争那么残酷。旗:残酷是很残酷,但其他各王基本上是削爵以后没有杀掉,就是怡亲王和郑亲王这两支被杀了。一杀,这个家族在正史就彻底不会再有了。宗人府、内务府那帮人就不会再管你了。我就觉得从历史上冥冥注定来讲,为什么非要置铁帽子王郑亲王于死地呀,因为当时我爷爷跟我讲,世袭罔替的8个铁帽子王,注91都有免死牌的,传子传孙还有一条,免死,没有死罪。当时就是端华,我的祖上,我的五世祖,他还做过宗人府的头儿呢,他知道没有死罪。但是等到杀他的时候就谁都说没有这个东西(指免死牌)了。后来我看了一些史料,实际上肃顺和端华在咸丰底下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些改革,免除了一些满人大臣的权力,并将这些权力给了汉人。因为觉得这朝廷再往下就不行了。然后用的谁呀,包括曾国藩他们,曾国藩实际上属于肃顺、端华的人,但是他后来明哲保身,他在宫廷政变当中保持中立,他等待尘埃落定。定:这也是这个家族的一件永久的伤痕是不是?旗:肯定是。肯定是这样……我爷爷1976年就去世了,那时候我才15岁,对于家族历史上出现的种种变故,因为我小,我很难去理解,现在我只能回过头来,想当时他老人家跟我谈话时的表情,一些语气呀,我能够感觉到他对爱新觉罗是非常恨的。我爷爷过去跟我们讲过,我们本来就不是想入关的,他说我们这一支那时一直就忠于皇上。我以为是指清朝的皇上,他说不是,是大明的皇帝。我原来一直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那时候小。到了我上初二、初三的时候,到1975年、1976年,我那时候酷爱中国历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我看了好几遍。我就看到里边有些注释,包括史料,我就去查过,因为我爷爷跟我说过,舒尔哈齐是被他哥哥杀掉,被努尔哈赤杀掉,我一看,杀掉是因为什么原因?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他是建州左卫,努尔哈赤是建州右卫,确实他跟明朝关系不一般。而且他利用明朝的势力,等于兄弟之间争权,争夺当时在东北亚的那块地盘。确实有这个原因。后来的济尔哈朗,就是第一代的郑亲王,是舒尔哈齐的第六个儿子。舒尔哈齐被杀了以后,他等于过继给努尔哈赤了。因为他父亲被杀了,他只有死心塌地跟着大伯才行,但内心也是有……辽阳东京陵的济尔哈朗陵的宝顶,按该陵寝前的说明:“(济尔哈朗)明万历三十九年被囚杀,年四十八岁。初葬赫图阿拉,天命九年(1624年)随祖茔迁葬辽阳东京陵。顺治十年(1653年)追封亲王爵。”(定宜庄摄于2008年)定:那就是说你们家对努尔哈赤的仇恨一代一代地传了好几百年。旗:实际上一直有。后来肃顺和端华跟他们的矛盾这么厉害。奕訢,就是鬼子六这帮人应该非常清楚,他肯定知道家族事。他就认为肃顺他们这些人要是成功了,很有可能就……当时已经恢复了舒尔哈齐的称号,追封为庄亲王。注92他就怕你这支翻过来以后把老仇拿出来,我觉得还应该有这个原因。起码我爷爷过去跟我说过。定:你爷爷还跟你提到?旗:他当然提到了。我爷爷过去跟我说过,说你们到北京,你们长大之后,崇祯皇帝的陵你们是得去的。清明节的时候你们只要有时间你们就得去看看,我还真的按我爷爷的说法,每年清明节左右我到崇祯坟去一趟。就因为我爷爷过去说过这话。今年我们还去烧纸了。这几年刚修好,现在不开放了。残破的时候我都去,我经常去,而且我知道在日本有崇祯的一支,老在那儿给看坟的人留钱,让他们每年到那时候烧香。您知道我们家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去故宫,包括我女儿几乎我们一个月带她去一次,特别愿意去那儿。定:为什么喜欢看那些东西?旗:不知道,从小就特别喜欢,特别愿意去那儿。我爷爷给我从小灌输的就是“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些话,全是《国语》《春秋》里的东西。比如这架屏风,我爷爷都给我讲过。他讲这个屏风呢,就是乾隆年代郑亲王复号时,原来是简亲王嘛,复号时庆祝,宫里边送给他的,他讲为什么复号,说我们郑亲王哪,给的号是济尔哈朗战功卓著给的号,济尔哈朗死后袭爵时没袭这个号,改成简亲王了。为什么改?因为郑这个号很硬气,你的子孙没那么大功,你顶不住这号,所以就没给这个号。济尔哈朗下边这支,也就是我们这支没有得到袭王爵的机会,就依惯例降爵,先给了一个镇国将军,一个辅国公。我爷爷讲济尔哈朗的这两个儿子非常能打仗,一个是死在广东了。济尔哈朗这个儿子的儿子,好像是巴赛,或是巴尔堪,注93是雍正年死在新疆了。就是所谓准噶尔叛乱的时候,他跟着平叛去的,死在那儿。我们两代都死外边了,全都死在军中了。这两人虽然战功卓著,可是一直没有大的封号。以后呢,到了他孙子这辈,后来一直袭简亲王的一支,我爷爷说是喝酒误事。我们家族都很能喝酒,都能喝,血统里就能容酒。我爷爷就说我们老祖宗有一支喝酒把王都丢了。最后是因为袭王爵的那一支犯了错误了,就把简亲王这号又给我们这支了。到了乾隆年复号,恢复郑亲王王号。巴赛和巴尔堪实际上都没有封过王,都是追封。封王以后把他们祖上又追封。注94定:为什么又恢复了?旗:我爷爷没说,大概跟乾隆关系特好。他们私交特别好。家里传下来的东西中许多是乾隆的,上面刻着他的诗和“御制”一类的字、款,还有嘉庆皇帝的象牙“盎杯”和题诗盒。定:那时候没有仇恨了?旗:他有仇恨但一直为朝廷做事哪。那时我们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一直对朝廷很尽力的。我感觉我爷爷说的尽力不是给他一个家族尽力,那是整个满人的天下,那种感觉,我是给公家干。Elliott:你祖父有没有提到过溥仪的事?旗:从来不提,他讲的就是跟他们家没有关系,我们两清,他老说两清。他说辛酉之后,就是1861年“辛酉政变”以后,我们两家就两清了,没有任何关系。Elliott:连他的坏话都不说?旗:从来不提他。包括我们进北京我父亲从来不提他。定:我觉得特奇怪,有些仇恨能延续那么多年。旗:我为什么跟他们家族人也没什么来往。我爷爷一直从来不提他。定:也不觉得跟他们是亲戚?旗:从来没有。……定:我到你这儿来觉得特别有意思,你家很多王府的东西在别处是很难看到的。旗:对。这都是王府的,它跟皇家不同,区别就是带有皇家气息又不敢僭越,一旦规格、形制、花纹和图样超越了,就是僭越,杀头之罪。我爷爷就给我讲过,包括我父亲小时候就给我讲过,凡事讲个“理”儿,凡物讲个“意”儿。喜欢一件物件重在玩“意”儿。比如这个屏风,是“百宝嵌”做工,加个大漆描金绘画,上边都有讲究的,这上边86块玉。所有的玉都是乾隆时期的,代表中国玉器制造的最高工艺,而且上面包括中国能使用的玉石,各个品种这上面都有,如和田玉、南阳玉、岫岩玉、翡翠、砗磲、象牙、玛瑙、红宝石、碧玺、松耳石等等,而且图案多是宋代徽宗《宣和博古图》上的器皿,都有讲究,都能说出名堂来,比如说中间这个叫富贵花开,这个叫吉祥平安,一只鸡拖着一个瓶子,都是谐音。这边有两只羊,这叫吉祥平安。这底下还有一个,这叫福禄平安,中间有一个蝙蝠,这是福,这边有一只小鹿,是禄,这边有一个瓶,是平,底下是一个案,是安,这是福禄平安。还有这个叫一甲登科,然后上面是辈辈封侯,诗书传家。这不是有书么,这个叫麒麟送子,上面的叫福在眼前,也叫福庆有余。这都是我爷爷教给我的,我都记得。还有上边的叫连生贵子,这叫马到成功。您再看那两个柿子,事事如意。聚宝盆。全是吉祥的东西,底下的是萝卜。他有的没给我讲。后边全都是用金粉画的画,山水画。这就是郑亲王复号的时候乾隆送给他做吉庆礼品的,非常好。

                      6.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

                      旗:我在河北也待过,我总觉得河北这地方的民风和满族有天然的联系,而且我读过春秋战国一些书,包括研究白狄(古称为鲜虞人、猃狁人)的一些著作,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是白狄,这白狄在什么地方,在中山国,当时就在保定这一带(都城是中山,现在的定州)。中山国的文化非常发达,这几年出土挖掘的一些文物证明它的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高于中原,齐桓公成就霸业,曾打着中原“内华夏外夷狄”的旗号么,把咱们看得跟兽类差不多,文化不发达,实际上它文化非常发达。我祖上曾收藏了一柄春秋青铜剑,剑琫、剑格、剑首上都用了错金工艺,花纹与风格同古中山国文物属同类型,剑身近格处有五字错金铭文,与70年代出土的中山靖王鼎、壶上的文字相同,我译读为“方原百厝剑”。古中山国灭国的时候,被赵国灭掉的,可我总觉得这个民族被灭掉以后,它的贵族不可能一夜之间全死掉,但是我找不到这种资料,再也找不到。到底白狄到哪儿去了?它哪儿去了?它的贵族肯定是跑了,这些贵族往哪儿跑呢?他不会往南跑,只能是往北跑,往北跑跑哪儿了?辽宁,肯定是往辽宁,河北的北部,越过燕国的属地,跑到辽宁以后就跟当地的人混血了,他们有很高的文化,但是从血缘上来讲又被视为夷狄,所以后来才突然有女真族的金,在金的时候爆发出来,而他们那时候全汉化了。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文化,女真文字,但是他们普遍是双语言,汉族的科举、汉族的典籍很快在他们那儿普及开来

                      情报,所以他一登陆就被中国海军逮捕后杀死,此时船上的荷军还不知道他们的司令的下场。于是明军派人和荷兰人说你们的司令正在我们摆的宴席上吃饭,你们也一块来吧。荷兰人一看,中国人挺好,咱们占他们的地盘,他们还给咱们吃的。于是荷兰人除留少数人守船外其余就都上岸去参加宴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荷兰人都感觉自己腹中一阵阵疼痛,“不好,有毒!”一个荷兰人大叫,随后他们一个个痛苦倒地。这批荷军就这样被毒死了,明军守备王梦熊趁夜以几十艘小船假扮渔船靠近荷军战舰实施火攻,荷军大型战舰被烧毁,四艘小船被烧毁一艘,荷兰海军狼狈逃回。1624年崇祯在北方努尔哈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还是下了收复澎湖的决心,于是派南居益率二百艘战舰载一万人攻打澎湖。荷兰人还算聪明,知道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形势于己不利,故而还没打就退出澎湖,并与明军总兵俞咨臬(俞大猷之子)交涉,俞咨臬说只要荷兰人退出澎湖既可。在明军强大的压力下,荷兰人于8月24日竖起白旗投降,随后退至台湾安平,在台湾建立热兰遮和赤崁城两个军事基地。当时穷于应付动荡时局的明朝没有彻底歼灭荷兰人,对其占领台湾采取默认态度,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在荷兰人占领台湾安平后,西班牙人也来了,他们攻陷台湾基隆。此后的事情正如两百年后的日俄战争一样,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展开争夺战,而中国人则袖手旁观,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种悲哀。当时,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向崇祯汇报荷军情形时这样说:“红毛一番远去中国四万里,晨昏昼夜皆相反……其人深目长鼻,赤须朱发,其性贼虐,尚仇杀,诸夷畏之。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板,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长技有如此者。”崇祯已经被李自成、张献忠、皇太极搞得焦头烂额了,自然没工夫理会荷兰人了。一开始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势均力敌,两边兵力都很少,直到1641年由于荷兰人援兵到来,均势被打破,1641年8月24日,荷兰上尉特佳率三艘战舰载三百人至基隆,将基隆外围村落烧毁,并要求占据基隆的西班牙人投降,被拒绝。其实西班牙是死要面子,他们在台湾的兵力很弱,只有西班牙军五十人,菲律宾兵三十人,中国汉奸的伪军一百三十人,还有从非洲买来的二百名奴隶。在向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求援后也只得到两门火炮和不到二十人。1642年8月17日,荷军在又得四百人增援后开赴基隆,向城内射击,十天后西班牙人投降,从此西班牙被迫退出在台湾的角逐,台湾由荷兰一家独占,史称“荷据时期”。直到1662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才将荷兰人赶走,不过这将是下册书我们会讲述的内容。(3)英荷葡日澳门混战荷兰人除了发动过对澎湖的侵略外,还先后五次侵略澳门。1601年荷兰第一次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二十名荷兰人被俘,其中十七人被绞死,三人被送到马六甲关押。1604年荷兰海军上将率军攻澳门,因刮大风而使船漂到澎湖,在澎湖荷兰人知道了台湾的富饶,为前文第二次中荷澎湖之役埋下了祸根。1607年不甘心失败的荷兰人第三次攻澳门,结果被葡萄牙六艘军舰赶跑了。1622年荷兰人决心不再单干,而是把英国拉过来,他们组成了一只庞大的舰队,共有荷舰十二艘,士兵一千零二十四人,英舰四艘,他们在6月22日抵达澳门。23、24日英荷联军猛攻澳门,他们攻上了海滩,向东望洋炮台推进,葡军顶不住这凌厉的攻势,处境十分被动,荷军很快冲上了东望洋炮台,澳门城敲响了警钟,澳门军民纷纷拿起武器共同抗击联军。正在荷军眼看就要拿下澳门时荷军的弹药库被击中后着火,荷军失去了供应,攻势缓和了。于是荷军调整部署,就在荷军调整部署时其中一名日本士兵临阵开溜,逃向葡军,报告了荷军缺少弹药的情况。葡军随即开始反攻,没有了弹药的荷军阵脚大乱,全线溃退,死尸狼藉。荷军有五百人被打死,在往船上撤退的途中又有士兵还没来得及回船,船就开走了,他们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只好一步步走向海洋,成了鱼的盘中餐。荷军有四名军官和舰队司令被击毙,一名军官被俘。联军共阵亡一百三十六人,受伤一百二十六人,被俘四十人。此为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总之,此事可以总结为荷兰人与英国人在进攻被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领土时因为一个日本人的告密而失败了。荷兰人不撞南墙不回头,1627年荷兰人第五次进攻澳门,仍然以失败告终,从此在荷兰再也没有人敢提澳门了。(4)中国大海盗PK海上马车夫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修长城,认定自己的敌人来自草原,而事实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海上。”不过我认为他的话不全面,至少在明末中国人还是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的。1633年郑芝龙指挥的对荷兰的战役就是证明,《清史稿》对此战只字未提,大概是因为指挥此战的郑芝龙降清后被杀的不光彩结局吧。事实上,此战是东西方海上力量的大碰撞,几乎动用自己在远东地区的血本的荷兰人面对日落西山的明王朝仍不能战而胜之。从澎湖之役到料罗湾再到郑成功收复台湾,中国海军用连续重创海上马车夫的战绩打完了他们在走向衰落前的最后绝唱。此战起因很简单,在欧洲纵横驰骋的荷兰人企图垄断与明朝的贸易特权,他们提出让中国立即停止与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只能和荷兰贸易,否则开战。当然,明朝很快拒绝了荷兰人的无理要求,崇祯下令严惩荷兰人。荷兰动用了十一艘重型战舰、四十八艘小型战舰炮击厦门,首战告捷,荷兰人得意了,认为此战很快就见分晓。此时料罗湾海战的主角郑芝龙闪亮登场,郑芝龙是郑成功他爸,懂葡萄牙语、荷兰语、日语,有个外国名字叫尼古拉斯·加拉巴德。郑芝龙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年少时“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台湾外记》),1621年郑芝龙离开泉州,到澳门投奔了舅舅黄程,学习经商,经常往来于澳门、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在此期间,郑芝龙学会了葡萄牙语、荷兰语,还接受了天主教洗礼。这段时间,他除了学习经商之外,也兼职做翻译,赚钱糊口。不久,舅舅黄程有批货需搭乘大海盗李旦的船,送到日本平户,便派郑芝龙押送,郑芝龙于是与李旦(跟唐睿宗同名)结识。刚到日本时,郑芝龙“为人缝纫以糊口”(《广阳杂记》),也有人说他“卖履为生”(《华夷变态》)。但他很快就加入了李旦的海盗团。由于郑芝龙长得很帅(张遴白《难游录》说他“少年姣好”),他很快成为李旦的同恋情人,“以龙阳事之”(《难游录》)。“龙阳”是战国时魏安僖王的男宠,“龙阳之癖”与“断袖之癖”(汉哀帝跟男同胞董贤睡在一起,一天起床时因为怕吵醒还在梦中却压着自己袖子的董贤,他割断自己的袖子)一样是中国古代同性恋的代名词。在日本,郑芝龙除了跟男人睡外,也睡女人,他认识了一位当地女子田川氏,并结了婚,郑成功就是他们两人的爱情结晶。1625年李旦和颜思齐(李旦海盗集团二号人物)在日本举兵,试图推翻德川幕府,结果战败,李旦战死,颜思齐、郑芝龙死里逃生,并在台湾建立基地。不久,颜思齐在台湾病死,临终前说:“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郑芝龙随后接替颜思齐为海盗首领。1626年趁福建遭遇旱灾,郑芝龙对福建沿海发起进攻,他“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重纂福建通志》)。“所到地方,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与明末大多数海盗一上岸就对所有人烧杀抢掠不同,郑芝龙只杀明朝守军,对于百姓则不杀,对穷人还赈济,郑芝龙当海盗的风格很像张作霖当土匪时的风格。1627年厦门之战中,郑芝龙攻陷厦门,入城后郑芝龙约束手下,秋毫无犯,由此,郑芝龙除台湾的基地外,也多了大陆的一座城市。不久郑芝龙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与荷兰人占领的台南安平同名)建立了大本营。郑芝龙的强大在荷兰方面也有记载,荷兰派驻台湾总督德韦特(DeWitt)在致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报告中说:“中国海贼日益壮大,几乎足以控制整个中国海,将所有海岸的戎克船(Junk,‘船’字的闽南口音jong辗转传到西方而得,船上悬挂妈祖旗)破坏烧毁殆尽,更在陆地大肆掠夺暴行。他们已壮大到拥有四百艘戎克船和六七万之徒众。此头领称作郑芝龙,曾在大员商馆担任公司之通译,后不告而别,前去投靠海盗,转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地步,连中国官方都不知该如何将海盗自海岸加以驱除。”郑芝龙攻陷厦门的消息传到北京,让刚即位的崇祯煞是头痛,崇祯同时要面对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已经很头痛了,但在崇祯眼里,郑芝龙只是癣疥之疾,李自成张献忠是肘腋之变,而皇太极才是心腹之患,所以招降郑芝龙被崇祯摆上了日程。此时郑芝龙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他在台湾与荷兰人已经形成了对峙状态,另一方面,他虽是海盗中最强者,但许多股海盗并不听他的,他的局面并不稳定。福建的旱灾还没结束,郑芝龙毕竟是福建人,对于桑梓之地的人民,他决心救其于水火,他除了赈济灾民外,还大量移民入台湾,人数高达数万。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为了吸引饥民渡海入台,他提出所有移民台湾者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移民,郑芝龙需要政府方面的配合,而饥民移民台湾,也能大大减轻福建的压力,福建是人口大省,但沿海五十里外几乎都是山,很难耕作,因此这对政府也是有利的。就这样,崇祯与郑芝龙一拍即合,郑芝龙被崇祯封为副将,然后他打着官军旗号剿灭其他各股不听招呼的海盗,部队扩展到了三万余人、战船千余艘。郑芝龙以厦门为据点,开始规范内部管理,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建立了五大流通体系,管辖遍布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另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建立五支舰队,航行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他同时颁布“令旗”,实际上就是海上的“保险单”,缴纳了保护费的船上可以挂上他的“令旗”,如果出事,他全额赔偿。这项“保险”收入,达到了每年四百万两黄金。郑芝龙彻底垄断了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贸易,这是荷兰人不可能接受的,于是1633年7月7日,荷兰舰队主力占领了郑芝龙控制的南澳岛,对郑芝龙发起进攻。7月12日,荷兰人偷袭厦门港,击沉郑芝龙大型战船30艘,小型战船20艘。7月14日郑芝龙派出使者与荷兰人交涉。荷兰人向郑芝龙收买路钱,让他每周给荷兰人二十五头猪、二十五头牛、一百只鸡,此外荷兰人还提出一系列条件:在鼓浪屿建立贸易据点,荷兰人在中国沿海无障碍收购商品,不准任何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荷兰人在中国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法律权利。郑芝龙拒绝了荷兰的这些要求,决定让荷兰人吃火炮,并下令每斩杀一个荷兰人赏银五十两,随后他率一百五十艘战舰(其中的五十艘战舰配有英国火炮)从海澄誓师出发,在遭遇战中击沉了荷军侦察船,随后继续前进,于1633年10月22日在料罗湾包围了荷军。郑芝龙以火船为先锋,对荷兰舰队猛烈冲锋,与荷兰九艘战舰作战。此战据福建巡抚《奉剿红夷报捷书》记载,郑芝龙击沉了荷兰五艘战舰,俘获了一艘战舰,而据荷兰人的记载,荷兰有一艘战舰被郑芝龙烧毁,一艘被俘虏,三艘战舰在战役中受伤后撤退的途中遭到台风袭击而沉没,“还有三艘不知去向”。战后荷兰人不得不接收明朝苛刻的条件,赔偿大量军费,彻底放弃垄断中国沿海贸易的企图,以书面方式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在清朝历史上,一贯是中国人给外国人赔款,然而在明朝,即便是明末,依然是西方列强给中国赔款。这一仗,郑芝龙首开东方国家在海战几乎全歼西方殖民者的先例。“崇祯中,(荷夷)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明史》)。郑芝龙被崇祯称为“海疆长城”,并提拔为南澳镇副总兵。料罗湾海战后郑芝龙彻底取得西太平洋制海权,一时“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明季北略》)“各国皆飞黄(郑芝龙)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大洋深处实施了有效管理。而郑芝龙的联合舰队规模也达到二十万人,三千艘战船,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军,台湾海峡则完全成为郑芝龙的内海。占城、越南南部、吕宋、孟买、长崎、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六甲、柬埔寨、暹罗(泰国)等地全都成了郑芝龙舰队的通商港口。郑芝龙通过“令旗”来收买路钱,壮大舰队,崇祯则从郑芝龙的买路钱里获得一部分作为税收,明朝官方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赢得东南沿海的和平与繁荣,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政府与海盗真正的精诚团结,各得其所。这种合作的意义,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海盗德雷克的合作完全一样,有效地整合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对比西方的殖民扩张史,郑芝龙的发迹史恰恰是西方无数海商发迹史在中国的翻版。此战后福建广东海外贸易日益繁荣,如能照此发展,以明朝中后期中国人思想的开放程度和科学技术发展程度而言,古老中国将走向自己独有的近代化历程。遗憾的是,随着清军入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商品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希望随着清国的海禁破灭了,硕大无朋的帝国又回到了那片黄色的土地,回到了农业社会。有明一代也许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写的那样:“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那样的时代,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很快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哎,痛!明朝那么富裕,把海上马车夫都打跑了,为什么此战十一年后明朝就灭亡了呢?看西班牙人冈萨雷斯的《中华大帝国史》的一段话您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和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他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还要比实际疆域大三倍的国土。而且只要是一个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就会对饥荒时易子而食感到司空见惯。”贫富差距悬殊,穷人们自然都跟着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而起,最终到处攻城略地,杀掉富人,将其财富据为己有,最终大明王朝就在李自成农民军的山呼海啸中走到了终点。在明朝走向毁灭的途中,大英帝国的舰队来了,这次明朝能否在毁灭前写下最后浓墨重彩的一笔呢?中国近代史是复杂和精彩的,有时又是颠覆的,这里的讲述,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绝非一般历史书上的忠奸两列、黑白分明。作者让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故事再次拥有震撼人心的温度与力量,激发思考,助力当今,彰显历史巨大的魅力和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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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甲午海战当中,邓世昌抱着他的爱犬一起沉入大海,这件事情到底是否真实?时过境迁,由于史料不足,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事件原貌。当然,这也丝毫不影响邓世昌的

                      圆明园”的滑稽笔误。所幸我国毕竟是有历史学者,力挽狂澜,以正视听,捍卫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历史事实。可是,在笔者看来,即便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这种说法,仍然是有欠精准的……是谁放火烧毁了圆明园?一百多年以来,稍有近代史常识的中国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个说法,在原则上,似乎没有什么大错。只是,如果深入到史料当中并从细节入手,则会发现,这种说法,其实仍然有过于笼统的嫌疑。我从各方史料里面读出来的事实却是——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在那把持续了两天的熊熊烈火当中,侵华法军,似乎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并未扮演什么实质性的角色。首先,我要交代这个故事的背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的时候,联军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事实上咸丰皇帝那时正在热河承德避难)。这是英法联军杀向圆明园的最初动机——想活捉大清国的皇帝。在向圆明园进军的过程中,侵华法军率先抵达了圆明园并开始抢劫园内的财物,而侵华英军的部队则在此期间迷了路并因而晚到了一天。在晚清长期当官的美国人马士认为,是侵华法军带头劫掠了圆明园,而此后,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而侵华法军实际上并未参与放火。马士在其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说法,是这样的:“……最后,(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希望破坏圆明园宫殿的建筑,把它视为有些俘虏曾被虐待的地方,并作为计划损伤(大清国)皇帝个人尊严的一种办法……而(法军方面的)葛历劳士男爵则以为:这不过是对没有抵抗的乡村地点和别墅的一种破坏而已,他宁愿破坏北京城内的皇宫,因为那是最高权威的所在……(法军)孟德邦将军亲眼看到圆明园被他自己的军队所劫掠过,认为破坏圆明园是一种破坏文化的暴行,并不能产生所期望的结果,他拒绝协同去执行这种破坏,(英军)格兰特将军则反对去破坏皇宫,认为那是一种背信行为……因而,他(格兰特)着手去执行(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的命令来破坏这个避暑行宫(指圆明园)。这个命令发布了,在10月18日……二百多所建筑物,被(英军)格兰特将军指挥的军队,付之一炬……法国人劫掠了这个宫殿,而英国人又毁坏了它……”马士的说法,总结起来,是以下的几点意思:1.法军洗劫了圆明园的财物,而英军则提议烧毁圆明园。2.法军不同意烧圆明园,法军说:要烧就烧紫禁城。3.英军坚持要烧毁圆明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4.英军一意孤行,下令自己的部队,独自烧毁了圆明园。我们再来听听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Ringmar)的说法:“……Finally,on18thOctober,theBritishcommander,JamesBruce,theeighthearlofElgin–thesonoftheseventhearl,thenotoriouscollectorofGreekmarbles–orderedtheYuanmingyuantobeburnttotheground.Duringthesubsequenttwodays,groupsofsoldiersweredispatchedaroundthegroundstosetfiretothevariouspalacesandtheotherbuildings……”林瑞谷(ErikRingmar)的这段叙述,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终于,在(1860年)10月18日,英军统帅额尔金(勋号略去)下令烧毁圆明园,在接下来的两天之内,成群结队的士兵们,被分派到园中的各处,放火烧毁了各种各样的宫殿、塔、亭以及其他的建筑物……”这位瑞士学者ErikRingmar的说法,出自他所著《LiberalBarbarismandtheOrientalSublime:TheEuropeanDestructionoftheEmperor'sSummerPalace》,可译作《自由派的野蛮和东方人的庄重:欧洲人捣毁圆明园始末》。可见,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Ringmar)的说法,也是很清楚的:是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其中。此外,我们民国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也认为是侵华英军烧毁了圆明园。蒋廷黻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附录里面,有一篇名叫《评清史稿:邦交志》的章节,该章节当中,有如下的文字:“……《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之被捕、文宗之退避热河、英人之焚圆明园诸事,共占篇幅仅西藏交涉之四分之一……后巴夏礼又力助法翻译官与载垣辩论,且措词失礼。载垣于是阳许之,而阴谋害之。次日晨,英、法译者归营报告,途遇僧格林沁之马队,英人被捕者二十六,法人十三,经二十日之监禁虐待,英人得生归者半,法人仅五名,后英人之焚圆明园者,即以报复也。撰《邦交志》者,何必隐讳其词若此……”蒋廷黻这段文言文,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被捕、咸丰皇帝暂避热河承德、英国人火烧圆明园,这些事情在《清史稿》里面,竟然只占西藏交涉案的四分之一篇幅……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奋力协助法国翻译官和(怡亲王)载垣辩论的时候,出言不逊。载垣于是表面上答应巴夏礼,暗地里却盘算谋害他们。第二天早晨,英、法两国翻译在归营报告的途中,被(清军)僧格林沁的马队抓走,英国谈判代表被抓了二十六人,法国谈判代表则被抓了十三人。这些人被僧格林沁拘禁了二十天,并遭到了虐待。其中,英国谈判代表只有一半的人生还,而法国谈判代表则只有五人生还。后来,英国人放火烧毁圆明园,就是对这件事的报复。写《清史稿?邦交志》的人,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一段呢?……”可见,民国时期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的说法,也是一样的:是英国人(或说英军)烧毁了圆明园,根本没有法国人(或说法军)的事。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大诗人雨果(Victor-MarieHugo)在他《给巴特勒上尉的复信》中的说法:“……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雨果的这封信,转引自贝尔纳·布里泽《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383页。)显然雨果的说法,也是这样的:法军洗劫、英军放火。分得很清楚,毫不含糊。是英军烧毁了圆明园,而法军只是洗劫财物,并没有参与放火。无独有偶,“火烧圆明园”事件的亲历者——法军方面的人员阿尔芒·吕西也认为是侵华英军放火烧的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放火。我们来读一读阿尔芒?吕西证言:“……世界第八奇迹(指圆明园),我们(指法军)刚刚将其洗劫一空,英国人又刚刚将其付之一炬,圆明园,这历经了数朝数代的杰作,是我平生所见最漂亮的东西,今生今世,再也无缘一见了……”(法军方面这个人员“阿尔芒·吕西”的证言,转引自BernardBrizay《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85~286页。)我们再来看看当时法军的随军翻译埃利松在《翻译官手记》中的说法——埃利松也认为是侵华英军不顾法军的反对,独自放火烧毁了圆明园的。“……(英、法两军)各派出三个人组成一个六人委员会,委员会负责根据物品(赃物)本身的价值或艺术价值……以便可以平均分配……海淀的中国(大清国)百姓已经越过围墙进入公园(圆明园)……贪婪突然萌发了他们(海淀村民)身上那颗爱国主义(指怀念明朝)的种子,他们奔走相告说报仇的时刻已经来临,说这是老天爷要让清朝灭亡……周边的农民、海淀的无产者们,偷偷和帮助侵略军的中国(大清国)苦力勾结,进入园林中的宫殿……时不时有人高喊‘救火啊’。他们慌张赶过去,任凭东西散落一地,他们用丝绸……床单……来扑灭已经烧到珍木壁板的火焰……英国人不顾他们盟军(指法军)的克制行为,独自派出了一支纵队,有条不紊地烧毁了圆明园里剩下的一切……宫殿被烧了,寺庙、珍宝馆、藏书阁被烧了……都化为了黑色的灰烬……(法军蒙托邦司令)说:‘这些人(指英军)简直是太狂妄了,简直是虚伪透顶……’”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Brizay)在其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里,也查阅并引用了法军随军翻译埃利松的证言如下:“……附近海淀村的(大清国)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一些(大清国)苦力,已经架上了云梯,攀上墙头进去了,开始自顾自地抢了起来,他们在好几个殿堂放了火,因此开始引起恐慌……就这样,英国人、法国人……大批地冲进了圆明园,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大清国)苦力,还有中国(大清国)的盗贼,都鼓足劲儿大捞意外之财……”可见,侵华法军随军翻译埃利松的说法,要点如下:1.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和法军一起对圆明园开展了洗劫。2.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在圆明园内放火,法军则开展救火。3.法军反对放火烧毁圆明园,英军一意孤行独自放了火。4.法军司令蒙托邦对英军放火烧毁圆明园一事,十分不满。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说法:“……(英军)此次抢劫延续了整整一天……在撤走以前,英国人把他们到过的宫殿和他们四周的花园都放把大火烧了,他们还说,今天傍晚的夜景,一定是非常漂亮的……一到傍晚,果真就像英国人事先讲的那样……一片红光就照亮了鞑靼山的支脉……一片火光不时腾空而起,火花四溅,在空中飞舞,然后又很快消失,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建筑物倒塌的轰隆声清晰传来,直刺我们的耳鼓……”(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此处证言,请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67~368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这个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说法是:真正大规模的火烧圆明园行动,是英军干的,而法军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Brizay)对放火烧园的英军主要部队,作了非常仔细的考证,也收录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这册资料中。他是这样说的:“……10月18日……英军到处张贴布告,宣布:(英军)格兰特将军下令捣毁圆明园,以报复英国俘虏所受的虐待。这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约翰·米契尔将军率领英军第一师的第六十来复枪团和第十五旁遮普团,连同骑兵旅共约三千五百人,向圆明园进发……成群结队的士兵们,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向圆明园各处放火,圆明园内的建筑大多以雪松建成,极易点燃……工兵上尉查尔斯?戈登几天前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洗劫,现在又回来纵火……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漂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法国人拒绝和他们(英国人)一道焚烧圆明园……”可见,放火烧毁圆明园的洋兵,其番号、人数、将帅名字……是十分清晰的——都是侵华英军的人。那么,法军到底是不是一丁点儿火也没放过呢?恐怕也不是。我们来听听英军方面的人员、亲历者斯温霍的证言:“……当法国人对圆明园内部毁坏工作完成后,他们焚烧了皇帝的寝宫,退出庭院,搬到安定门外的一个村子驻扎……”(斯温霍的此处证言,请参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51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斯温霍的证言指证了法军在此前的劫掠当中,放火烧毁了咸丰皇帝的寝宫,但是,这只是一起小规模的放火行为。法军在几天之前小规模的放火行为,在英军方面,还有一个证人,他是英军的吴士礼中校。吴士礼中校在同一册资料中,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盟军(指法军)抢完了,也烧了多处宫殿,却反过来抗议我们……他们认为将圆明园完全捣毁,简直是哥特人的野蛮行径,令人诧异的是,当我们的高卢盟友(指法军)将那里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时……这种评价居然没有闪现在他们向来堪称敏锐的头脑中……”今天的资料,就列举至此,事实上,相关资料还有很多。综合上述的各种史料以及各家的说法,请容我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以下的总结:1.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遂向圆明园进军。2.1860年10月6日,法军率先抵达并占领了位于北京郊外的圆明园。3.此时,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翻墙进入圆明园开始抢劫,法军几乎同时也发起了抢劫。期间,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和法国人,都对圆明园实施了小规模的放火行为。但是,这些小规模的放火得到了控制,对圆明园全园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大毁坏。4.1860年10月7日,英军抵达圆明园,加入了抢劫财物的行列。5.1860年10月8日,英军和谈代表巴夏礼等人获释。英军随后获悉,有部分英国谈判代表于此前被清军杀死。6.英军遂决定报复,提议烧毁圆明园全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放火。7.1860年10月18日,英军一意孤行,私自决定烧毁圆明园全园,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放火行动。8.1860年10月19日,圆明园全园被侵华英军烧毁。也就是说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最终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更能接近当时的历史事实。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人们常说:卖国贼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人对其称帝的支持,与日本人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可是,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十分符合历史的事实……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一直以来流行一种这样的说法:卖国贼袁世凯与日本签署了二十一条。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属实的。而说袁世凯这样做是为了争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那就更是对历史的扭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兵中国山东青岛,打跑了青岛德国租界的德军。之后,日本向袁世凯开出了撤兵的条件,一共有二十一个条件,史称“二十一条”。(这个“二十一条”的全文,见文后附录。)袁世凯接到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之后,派了北洋政府的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游说山县有朋等日本政坛元老。在有贺长雄的游说之下,部分政坛元老,例如松方正义,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质问并施加了压力。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密令北洋政府外交人员顾维钧,秘密地将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政治要求的事情告知了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以英、美为代表的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进行了刁难。在内外政治压力之下,日本自行删除了其中的七款要求,余下的要求,只有十四条。读到这里要注意了:上述这些事情,仅仅发生在洽谈期间,袁世凯至此,仍然尚未签约。后来在实际签约的时候,是分拆开两个条约来签的,它们分别叫作《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山东之条约》,由于是在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签署的,取年号为名,把两个条约统称为《民四条约》。由上述两个条约合并统称的《民四条约》,全文合计实际签署的,只有十三条,而且刨去诸如“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的两条格式条款以及“现行条约一概照旧实行”这条可签可不签的条款之外,实际上只有十条。总而言之,

                      改名为天京,并定都于此。但洪秀全万万想不到,这辈子他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南京。就在洪秀全忙于建都、封赏的相关重要工作时,咸丰皇帝送了他一份大礼,一个由清军做成的笼子。咸丰令以绿营、八旗为主力的清军于江苏建立江南大营、于浙江建立江北大营,在南京周围编织了一个大笼子,咸丰要把太平军囚在笼子里,太平军的破坏能量太大了,绝不能放虎归山。太平军事实上的一把手杨秀清自然也不会束手待毙,在经过周密准备后,杨秀清兵分三路反攻清军。第一路是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的两万偏师——北伐军。李开芳、林凤祥是来自强力“黑社会”组织天地会的悍将,他们的使命是把战火引向华北、引向北京,替南京城里的太平军分担压力,顺便学学朱元璋由南统北,看看有没有去风水更好的北京成就帝业的可能性。孤军向北,深入敌境,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缺乏补给和支援,全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序幕拉开之前,北伐军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这支孤军深入的北伐军虽然杀得清军屁滚尿流,一路打到天津。但北伐军在天津城下遇到了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北方的酷寒。如果是与清军作战,还可以想办法鼓舞士气,但面对这种防无可防、攻无可攻的酷寒,在孤军深入后继无援的条件下,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人心散了,地利也不在北伐军这一边,华北平坦的地势,特别适合清军“战神”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作战,在骑兵的冲击之下,北伐军没有任何机会。1855年,北伐军全军覆没。第二路是以丞相胡以晃、石达开先后为主帅的西征军,他们的使命是占据长江中上游,据长江天险以保东南半壁江山。西征军出兵初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陆续攻下重镇安庆、九江、武昌,将湖北、江西纳入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不过西征军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他们就要对上宿命中的对手——湘军。第三路则是由坐镇大本营的杨秀清指挥的太平军主力,杨秀清亲自对付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感谢众多太平军普通将士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奉献精神。感谢以石达开为首的日夜坚守在第一线的众将领,发挥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革命精神,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感谢北伐军分担了清军火力。历经三年鏖战,1856年,杨秀清指挥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至此,太平天国占据长江以南大部,与清朝划江而治,国势升至巅峰。欲望是把双刃剑翻开人类所有的斗争史,你会发现什么无间道、反间计、借刀杀人等从对方内部下手的办法都有神奇的效果。无独有偶,农民起义大多失败的历史教训也深刻地印证了这个道理: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那些领导起义的农民领袖在起初造反的时候,生活艰苦,生命没有保障,活过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反而能够抛开个人利益,舍身冲锋陷阵,生猛得不得了。但是在造反事业刚刚有点样子的时候,那些农民领袖或是由于贪图享乐玩女人、或是由于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从而开始内斗……这大概与其农民出身没玩过政治有关系,在有机会接触到权力与美女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控制权欲和处理胜利的果实,从而导致失败。南京的洪教主和他的手下们就重蹈了这个比较庸俗的覆辙。太平军自威望很高、能力也很强的冯云山战死之后,军政大权就落到了能力与野心成正比、经常装爹欺负儿子洪秀全的杨秀清手上。其实,小弟们野心勃勃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只要当大哥的自己有本事、驾驭得当,小弟的野心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他自己对老大的敬畏感所埋葬,逐渐适应做小弟这一压力不大却前途不小的职业。可惜洪教主正是这一规律的反例。洪教主不仅个人能力有点问题,而且进取心严重不足,尤其是在进入南京后,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搞搞宗教活动、写写打油诗、玩玩美女(史书记载说洪秀全老婆的数量在八十个以上)等低级趣味十足的腐败生活上。洪秀全沉溺于腐败生活的不作为让杨秀清给自己的图谋不轨做好了思想预备:这些年来,论处理政事、论出兵打仗,他洪秀全起了什么作用,他能比得上我吗!这天下是谁打下来的,是我杨秀清!洪秀全必须退位!杨秀清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呐喊。1856年,杨秀清的时机似乎到了。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杨秀清此生的得意之作,率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了。顺带插一句,列强本来很看好洪教主的这个信奉基督教的政权,有心跟洪教主来个里应外合,合伙灭掉清朝,然后搞搞商务合作什么的。但在派人接触过洪教主之后,这个想法就破灭了。首先是洪教主的基督教义太山寨,让人无法接受,然后是洪教主太不与时俱进,坚持将列强当做藩属国来对待!杨秀清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少见地跟洪教主保持了一致:我太平军的实力足以消灭臭虫(清军),何须与尔等海外番国合作!虽说杨秀清先生瞧不上英法这种藩国的实力,但他对英法联军与清军厮杀替自己分担火力的行为还是持赞赏态度的。清军新败,且要应付英法联军,无力挑起新的战事,洪秀全这个废物只知道把自己关在宫里风流快活,现在岂非是我杨秀清夺权的上佳时机?杨秀清仿佛看见自己登上了太平天国的头把交椅。野心够大,实力够强,还有什么能阻挡杨秀清夺权的脚步?于是乎,杨秀清越来越热衷于上帝下凡表演事业,但是剧情老套不说,连台词都懒得创新,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秀全!你犯了错误,你知道吗?刚才你们说的那事儿应该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对……譬如杨秀清同志的意见就很中肯嘛,怎么,你不愿照做?那好,把屁股准备好吧,挨了打你就知道怎么做了。虽是老套路,毫无新意可言,但效果很好。洪秀全发现,自己的支持者一个一个地消失了,自己发布的命令的有效范围仅限于自己的王宫,天京城里几乎都是杨秀清的人。洪秀全被架空了!获得初步胜利的杨秀清,放松了警惕。在杨秀清眼中,现在的洪秀全不过是一个任他宰割的弱者而已。但杨秀清错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的对手可不仅仅是洪秀全,他得罪的高级同僚太多了,里面有开国元老北王韦昌辉、新贵燕王秦日纲,甚至还包括被杨秀清自己看成心腹的中央大员——丞相陈承瑢。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被杨秀清借机在众将士面前狠狠地鞭打过屁股,他们都被杨秀清的极度专权伤过自尊,他们都受够了天父下凡这种无休止的精神折磨,他们都想让杨秀清去死!而且,洪秀全也不是真傻,他之所以任杨秀清作为,只是因为一个字:忍。他知道自己的机会不多,务必要一击必中,所以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反击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杨秀清轻视于他,暂时不会动手,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一场著名的大悲剧在两位超级大牌导演杨秀清和洪秀全的努力下按照历史规律正式上演了。“天京事变”1856年9月,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秦日纲(有史料说秦日纲并没有收到洪秀全的密令,是被韦昌辉拖下水的)领兵回京救驾。韦昌辉积极响应,率精兵三千急进,与秦日纲在天京城外会合,在陈承瑢的接应下,趁夜色掩护秘密进城,突袭东王府。杨秀清根本没有做好被杀的思想准备,一代枭雄就被诛于睡梦之中!照理说,杨秀清完蛋了,洪秀全本应该很开心,但洪秀全实在是难以高兴起来,因为杨秀清的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专权精神并没有随之而去。韦昌辉同志完美继承了杨秀清的专权和嚣张。韦昌辉杀掉杨秀清之后并没有收手,反而继续高举屠刀,又杀掉了近两万人。当然,他说自己是在从事光荣的平叛事业,他杀掉的都是杨秀清的人,是反贼。只不过,定义谁是反贼的权力,掌握在他韦昌辉手中。总之,他说谁想造反那个人就必须想造反,他想杀谁就杀谁。许多得罪过韦昌辉的同事没有死在清军的刀下,却死在了自己人手中。韦昌辉既没有在杀人之前请示洪秀全,也没有在杀人之后通报洪秀全,这令洪秀全很是担忧。好在石达开是个好同志,洪秀全正担心韦昌辉成为下一个杨秀清,无人可制,石达开就送上门来了。石达开为表诚意,只带了几个随从回京调解,让韦昌辉不要滥杀无辜。韦昌辉在回复石达开之前做了一道算术题,当年的六人领导班子,冯云山、萧朝贵战死,杨秀清被杀,现在只剩下洪秀全、韦昌辉自己和石达开三个人,如果再减去一个石达开,那么他韦昌辉在朝堂上的视野将是何等开阔!那么他韦昌辉的表演舞台将是多么的宽广!被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力冲昏了头脑的韦昌辉给了石达开一个很特别的答复:我要杀掉你,除掉你这颗绊脚石!意外发生了,石达开因其完美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在平时深得人心,于韦昌辉率领大部队包围翼王府之前,在众人的帮助下趁着夜色逃离天京。深沉的夜色完美隐藏了石达开的逃跑路线,却掩盖不住天京城头韦昌辉气急败坏的怒火,暴怒燃尽了韦昌辉本就不多的理智:我韦昌辉杀不了你石达开,就先杀掉你在天京的家人收点利息!韦昌辉这一念之间的冲动就断送了他的生机。道理很简单:一、不杀石达开全家,石达开不一定会挥军反抗;你杀人全家,石达开挥军反抗是一定的。要命的是,石达开不仅手下很多,而且战斗力也很彪悍。二、杀石达开全家会让更多的人站在石达开那一边。三、杀石达开全家不如软禁其全家,要挟石达开,给自己留一条退路。韦昌辉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只能说他已经疯了,疯子做事是不需要理由的。逃得一命的石达开还没来得及享受劫后余生的喜悦就收到了全家被杀的噩耗。韦昌辉,不报此仇,我石达开誓不为人!石达开迅速挥师进逼南京,要求洪秀全诛杀韦昌辉以谢天下。韦昌辉本来想抓住洪秀全来个鱼死网破,但石达开陈兵城外,城里的军民也已经恨透了他这个杀人狂魔,外有雄兵,内有群众基础,韦昌辉岂能成功?不出所料,韦昌辉造反失败。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玩火者必将自身葬送在烈火之中!接下来,洪秀全以叛乱的罪名杀掉了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瑢三人,给杨秀清平反,并在名义上让石达开总理政务,但实际上提拔自己的兄弟们为王,处处挟制掣肘石达开。1857年,深感自己不受领导信任的石达开,不愿因权力斗争引发窝里斗的悲剧重现,遂另起炉灶,带兵“远征”不归。六年后,石达开转战四川,被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疲惫的英雄就此走上末路。前有天险,后有追兵;苦战不胜,兵败被俘。后遭凌迟大刑,结束了他那灿若流星的一生,时年32岁。面对凌迟的痛苦,石达开一直默然无声。他一世风华,惯看秋月春风,再多成败,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空。一声叹息,唯有以酒祭英雄。……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太平天国从此由盛转衰。这就是“天京事变”,又称“杨韦内乱”。有很多人对洪秀全把叛乱的帽子送给韦昌辉却给杨秀清平反的做法感到不解,其实只要你站在洪秀全的立场上,就很容易理解此事。道理很简单,杨秀清有天父下凡的“特权”,信众深信不疑,如果天父下凡的杨秀清被定性为谋反,那么天父之子下凡的洪秀全又算什么?如此一来,太平天国的合法性恐怕就要动摇。更何况杨秀清本非直接死于洪秀全之手,而韦昌辉的形迹又太过猖狂,众人与洪秀全均容纳不得,所以事后的处理必然是顺水推舟地将一切责任推到韦昌辉身上,继续肯定杨秀清并利用其死后的剩余价值。若是按照正常剧情,“天京事变”后的太平天国本应就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直至灭亡,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继石达开之后又一位天才将领横空出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凭一己之力,几乎挽狂澜于既倒。他出身贫寒,从小兵一步步成长为百战将军,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此人就是忠王李秀成!1858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北大营!1860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硝烟未散,李秀成已率大军收复除上海、镇江之外的江苏全境及浙江大部,控制江南财税。此所谓“太平天国中兴”。李秀成能取得这么辉煌的战果,首先要感谢以天生猛将的陈玉成(陈承瑢的侄子)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同事的群策群力,然后得感谢洪教主没有捣太多的乱子拖后腿,最后,还必须得感谢一支友军的大力配合,这支友军在北方为他分担了不少清军的火力。捻军在太平天国横扫南方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北方也起火了:一位安徽人扯旗造反了。扯旗造反的这位仁兄叫张洛行。与同样来自安徽的老前辈朱八八(朱元璋)从撞钟的和尚转业到起义战士的经历相比,张洛行就逊色一些,因为他在起义前就已经是杀人放火的专业户了。要说张洛行其实出身不错,家里是地主。在那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年代,能吃饱穿暖的他完全就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简直羡煞了旁人,不过张洛行并不满足。他是一个有野心并且喜欢冒险的人,绝不满足于小富即安。于是他开始努力赚钱,只不过他赚钱的方式有点特别——贩卖私盐。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食盐的税收都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食盐由国家垄断经营,属于受管制物品,任何贩卖私盐的个人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是要被杀头的。但是张洛行不这么想,海水就在那里搁着,我不晒有人晒、我不卖有人卖,放着这么容易的发财之道不用,那是缺心眼。而且张洛行不怕违法,他有钱,还讲义气,因此他有很多来路不正的江湖朋友。后来,他就以这些朋友为骨干,组织起了一支不小的武装,搞起了武装走私。自然而然,他的私盐生意越做越大,当地的政府也拿他没有办法。1852年,张洛行眼瞅着洪秀全的事业做得如此红火,都快当皇帝了,张洛行意识到,自己要是还不行动到时候连汤都喝不上。于是他也在兄弟们的支持下,团结种不上土地也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扯起了造反的大旗。这支起义军,史称“捻军”。自此,太平天国与捻军南北呼应,搞得天下大乱。得益于在贩私盐的岁月里跟官府的反复交锋,张洛行的嫡系部队成员都特别擅长一种战法——运动战,一种特别适合防守反击的战法。当清军进攻时,他们就大踏步地退却,然后趁清军不备突然来个回马枪,或者在一个地区转圈圈,拖到清军疲倦,忽而攻之。清军,我们要在奔跑中打垮你!一时之间,清军被捻军打得节节败退。就在和清军你进我退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捻军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基本上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来去自如。满汉之别就在太平军、捻军与清军内战时,英法联军来了。咸丰没有“攘外必先安内”,而是做了抵抗,只不过既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又死爱面子,结果只能无奈地割地赔款,然后死掉了。咸丰挂得倒是轻松,却给老婆留下了一个大乱摊子。对慈禧来说,摆平顾命八大臣之后,接下来的工作重心自然是搞定洪秀全和张洛行。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把屁股下面的椅子坐稳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平定太平军和捻军,要平定这些农民起义,就必须用对人,用最能打仗的大臣去替她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慈禧的思路很正确,但她看中的几个大臣都不是满人,而是汉人,这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慈禧又没病,她为何放着满人将领不用,而是去提拔汉人?答案很简单,无将可用,无兵可用。清朝的正规军——满军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以及由投降的明军整编而成的绿营,除了战斗力较强的“僧林格沁牌”蒙古骑兵是被英法联军和捻军打残的以外,其他几支正规军与很多王朝末年的正规部队一样,也彻底腐化了。抛却吸食鸦片不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合格的将兵,他们之所以当兵就是为了吃饭挣钱。换而言之,他们把重要精力放在了搞第二职业之上。良心好的替人帮工、做点小本生意,良心坏一点的就敲诈勒索、收

                      然想要一臣事二君,就连昨天的敌人他们都能侍奉。要是没有“不能生而受阶下囚之辱”这种规定,根本就别想驱使日本人上战场。因此我们虽然服从协议,但我们的真实想法却跟协议正相反。比起武士道战史,日本战史更像是权谋计策的战史,与其等待历史来证明,不如面对自身的真实想法,这样更能了解历史的机制。就像如今军人政治家禁止文人提笔书写寡妇的爱情一样,古代的武人也需要通过武士道来了解自己和部下们的弱点。小林秀雄把政治家这类人称为一种没有独创能力,只会管理和支配别人的人种,不过这种描述好像并不完全正确。虽然大多数政治家基本都是如此,但少数的天才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管理和支配方法,这些方法成了平庸政治家的典范,以一种历史的形式贯穿了各个时代,各种政治,显示了生者巨大的意志。就政治而言,历史不是由个体串联构造的生物,它生来就是吞没个体的另一种巨大生物,而政治也一直在历史的形态方面进行着巨大的独自创新。发起这场战争的是谁?是东条[2]还是军部?肯定是跟他们脱不了干系,但这场战争肯定还跟贯穿日本的巨大生物——历史的无法动摇的意志。日本人在历史面前只不过是服从命运的孩子。就算政治家独创能力弱,政治在历史的形态中怀着独创能力,怀着意欲,迈着无法停止的步伐像大海波涛般前行。是怎样的人想出了武士道?这也是历史的独创,或是嗅觉?历史总是能嗅出人类。因此,武士道虽然是针对人性和本能的禁止条款,是不人道、违背人性的东西,但它又是一种洞悉了人性和本能后的结果,就这点来说,它又完完全全是人道的东西。我认为天皇制是极为日式的(因此也可以说是独创性的)政治作品。天皇制不是天皇创立的。虽然天皇有时也会自己发动一些阴谋,但他们一般来说什么都干不了,这些阴谋通常都会失败。天皇自己或是遭到流放,或是逃到深山里,最终其存在往往会因政治性原因而得到认可。这些阴谋在社会层面被人遗忘时,就会在政治层面上被抬出来,因此其存在的政治原因就是政治家们的嗅觉。他们洞悉日本人的性情,从日本人的性情之中发现了天皇制。这种制度不是天皇一族专属,如果能够取而代之的话,换成孔子、释迦都没关系,只是当时没能找到替代的而已。至少日本的政治家们——贵族和武士——都嗅到了一点:要想自己永远兴隆——虽说不可能永远,但他们是这么希望的——下去,就得立一个专制君主来保证自己的这份永远。平安时代的藤原氏[3]虽然非常自作主张地拥立天皇,却对自己地位在天皇之下这一事实不抱任何疑问,也没有认为是种困扰。通过天皇的存在来处理御家骚动[4],弟弟驳倒哥哥,哥哥打败爸爸。他们天生就是实际主义者,只要自己这辈子过得高兴就够了,所以才会喜欢并满足于制定盛大的朝廷礼仪、拜贺天皇这类奇妙的形式,因为参拜天皇既显示了他们自身的威严,又是一种能让他们自己感到威严的手段。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其实很蠢。电车每次从靖国神社下面拐过,我们都要被迫低头,这愚蠢的行为虽然让我们很无语,但对于某类人来说,或许只有这么做才能让他们感觉到自我。因此,我们虽然嘲笑向靖国神社低头这种愚蠢的行为,但在别的事情上,我们自己或许也正在干着同样愚蠢的事,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自身的愚蠢而已。宫本武藏在赶往一乘寺下松决斗途中,从八幡神社前路过,本来想参拜[5]却又放弃了。他的教诲——“吾不仰仗神佛”源于他自身的性情,也是针对自身性情而发的一句悔恨之言,也就是说,我们会自发参拜十分愚蠢的事物,只是没有意识到该事物有多么愚蠢而已。道学先生暂且站在讲台前给学生们传道授业,但他们多半也会从这件事中体会到自身的威严和自己本身的存在感。于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在干着大同小异的事。像日本人这种把权谋计策当回事的国民,不管是为了权谋计策,还是为了大义名分,他们都需要一个天皇。就算不是每个政治家都觉得有这个必要,他们也会基于历史的嗅觉觉察到这是必要的,而很少会去怀疑自身所在的现实。秀吉[6]在天皇行幸聚乐[7]时,自己因为盛大的仪式而潸然泪下。这次行幸使他体会到了自身的威严,同时看到了宇宙之神。这里说的是秀吉,不是其他政治家,然而哪怕把权谋计策比作恶魔的手段,那么恶魔像幼儿一样参拜神明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因为什么样的矛盾都可能存在。总之天皇制和武士道是一路货色。因为女人心易变,所以才有“贞女不更二夫”这句话。禁止本身是不人道的,违背人性的,然而在东西真理这方面又是人道的。同样,天皇制本身不是真理,也不是自然形成的,然而如今能走到天皇制这一步,我们也无法轻易否定其历史性发现和洞悉中所包含的深刻含义,光靠表面上的真理和自然法则是说不清楚的。希望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是人之常情。就拿我侄女来说,我或许也希望她没有自杀,努力活下去,然后坠入地狱,在黑暗的旷野中游荡吧。如今我逼自己走了一条文学之路,这条路虽是一条漫步在旷野上的流浪之路,但我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消去我那小小的希望——希望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未完成的美不是美。或许在遍历过应当堕入的地狱后,沦落本身才可能成为一种美,这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将其称为美,然而因为如此,我们就得故意透过眼前二十岁的姑娘去看以后那个六十岁的丑老太婆吗?我不知道,我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虽说死了就太没意思了,可真是这么回事吗?有人认为,日本战败,到头来可怜的是那些战死的英灵们,然而我却不能坦率地承认这一想法。然而一想到年过六十的将军们还贪生怕死被牵上法庭,我就完全不明白什么才是人生的魅力;我自己也不得不想象,如果我是一个六十岁的将军,那么我可能也会贪生怕死被牵上法庭。因此我对“生”这种奇怪的力量只有茫然。我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老将军也喜欢二十岁的美女吗?于是那些战死的英灵之所以可怜,也是从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这层意思来说才可怜的吗?要是尊崇美的信念这样明确的话,我也就能放心了,甚至也就可能怀抱信念,一心追逐二十岁的美女了。然而“生”是比我们想象中还难以捉摸的东西。我非常讨厌看见血,原来汽车在我眼前相撞的时候,我都会迅速扭头拔腿就跑。然而我却喜欢伟大的破坏。我曾一边跟轰炸弹和燃烧弹战斗,一边为狂暴的破坏亢奋不已。尽管如此,我却觉得当时是我最爱人类、最眷恋人类的时候。有几个人好心劝我逃难,还说要给我提供乡下的住处。我却拒绝了他们,执意留在东京。当时我打算把大井广介烧剩下的防空壕作为最后的据点,于是跟大井广介告别时(他要逃往九州),我也就失去了所有在东京的朋友。我想象不久美军登陆,我在那防空壕里屏息藏着,周围是重炮弹的爆炸声,于是我感觉只好接受并等待这种命运。我过去一直在想我可能会死,但毫无疑问,我更确信我能活下来。可是一说到从废墟里幸存下来是有什么抱负不成,除了活下来以外,我又没有任何计划。对无法预料的新世界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再生。这份好奇心是我一生中最新鲜的东西,我只是被下了一种奇怪的咒语,哪怕就当作我为这种奇怪的新鲜程度所付出的代价,我也得赌一赌留在东京。因此我很懦弱,在昭和二十年[8]四月四日这天,我第一次体验到来自四面八方,长达两小时的轰炸,头上的照明弹把夜空照得像白昼般明亮,当时我二哥刚好来东京,在防空壕里问我是不是燃烧弹,我想回答他“不,是照明弹”的时候才发现,如果肚子不用力,就完全发不出声音。此外,我当时是日本电影社的委托员工[9],在银座遭轰炸后,我直接在银座的日本电影社的屋顶上迎接编队来袭,五层楼高的建筑物上还有座塔,上面摆着三台相机。空袭警报一响,众人的身影就从街上、窗户、屋顶、银座统统消失了,就连屋顶上的高射炮阵地都没了人影,人都藏在掩壕里,暴露在天地之间的只有日本电影社屋顶上那一撮人,十个左右。燃烧弹的弹雨首先下到了石川岛,下一波编队正往头顶正上方飞来。我感觉到自己腿都使不上劲。我惊叹摄影师能嘴里叼根烟,拿相机对着编队,沉着得直招人恨。话虽如此,我还是一直喜欢伟大的破坏。人类服从命运的样子有种不可思议之美。麹町所有的大豪宅都消失得那么虚假,飘着余烬。高雅的父亲和女儿坐在壕沟边的绿草上,中间只隔着一个红皮旅行箱,要是一旁没有飘着余烬的茫茫废墟,这情景简直就像是和平年代的一次野餐。道玄坂这里的豪宅也消失了,只剩余烬在茫茫大地上纷飞。坡道中途躺着一具尸体,看似是遭汽车碾轧死的,而非轰炸致死,一张白铁皮盖在上面。旁边站着一个拿刺刀的士兵。走的人,回来的人,灾民们组成的蜿蜒人流简直就像没有感情一样,在尸体旁边你来我往,甚至都没有人注意到路上的鲜血。就算偶尔有人注意到,也只不过像看到了路边的废纸一般。美国人说战争结束后日本人虚脱了,茫然了,然而轰炸过后,灾民的行列中充斥的不是虚脱和茫然那一类感情,而是一种惊人的充实和厚重的无情,他们是老实的命运之子。在笑的基本是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的姑娘们。她们的笑容很清爽。她们在废墟里翻来翻去,把刨出来的瓷器放进烧漏的桶里,或是在路上晒着太阳,看守着那一点点行李。这个年纪的姑娘们难道是因为对未来充满了梦想,才不觉得现实凄苦吗?还是因为虚荣心太强呢?在一片焦土上找寻姑娘们的笑容是我的一种乐趣。在那场伟大的破坏下,有命运,却没有堕落;有无情,却很充实。从烈火中逃脱的人聚集在正在燃烧的房子周围取暖,还有一拨人同样聚在一起,正拼命灭火。两拨人只离了一尺远,却完全身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伟大的破坏和它那惊人的爱,伟大的命运和它那惊人的爱,与之相比,战败的表情只不过是堕落而已。然而,与堕落本身惊人的平凡和平凡的必然性相比,我感觉人们因为服从于那种伟大至极的破坏之爱和命运所体现出来的美,最多也就是梦幻泡影罢了。德川幕府想通过杀掉四十七义士来让他们永远保住义士的地位,然而这么做只能防止这四十七位义士的堕落,而不能防止人类本身由义士堕落成凡夫俗子,再进而堕落到地狱。就算试着制定出“贞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这种规定也没法防止人类的堕落,哪怕捅死处女,成功保住了她的纯洁,当意识到堕落那平凡的脚步声像海浪涌来一般理所当然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发现人为的卑微,通过人为得以保住的这份卑微的贞洁,只不过是如梦幻泡影罢了。特攻队[10]的勇士们只不过是一场幻影。人类的历史不是从变成黑市商人开始的吗?寡妇侍奉神明也不过是一场幻影,人类的历史不是从新的面容住进她们心里开始的吗?或许天皇也只不过是一场幻影,说不定等天皇成了普通人,真正的天皇历史才揭开帷幕。人类本身跟名为历史的巨大生物一样巨大得惊人。“生”其实是唯一的不可思议之事。六七十岁的将军们不选择切腹,而选择并驾齐驱被牵上法庭,这场景是一张因战争结束才方得问世的人世图。虽然日本战败,武士道灭亡了,但人类才刚刚从堕落这个真实的母体中诞生。活着吧,堕落吧。除了这套正当的流程,还有什么真能拯救人类的捷径吗?我不喜欢切腹。原来,有一个叫松永弹正[11]的老奸巨猾的阴谋家,被信长[12]追得走投无路,只得以城为枕自杀,然而他在临死之前,还按照每日惯例扎了延命的针灸,之后再用枪顶住脸,一枪爆头。当时他已经年过七十,却还是个能无所顾忌地在他人面前和女人调情的恶棍。我赞成这个男人的死法,但我不喜欢切腹。我战战兢兢。然而,我又在此同时,恍恍惚惚地迷上了这份战栗之美,我没必要思考。那里都是美丽的事物,因为那里没有人类,事实上,就连小偷都没有。近来东京街道很暗,然而战争中的东京是一片漆黑,因此不管夜有多深,都无须担心会有人拦路抢劫。当时我一直走在黑暗的深夜里,不锁门窗睡觉。战争期间的日本像是个虚构的世外桃源,虚无之美四处盛放。这不是人类真实的美。如果我们能忘记思考,就再没有比这更悠闲、更壮观的盛况了。比方说,即便对炸弹有着绵绵不绝的恐惧,只要不去思考,人就能一直悠闲,只需要恍恍惚惚沉迷其中即可。我是一个笨蛋,我天真至极地跟战争玩了一场。战争结束后,我们获得了全部的自由。当人获得了全部的自由时,就会意识到自身存在着无法理解的限制和束缚。人类永远不可能自由。因为人类生存在这世上,又必须死,所以人类就会思考。政治方面的改革能一日而就,但人类不能如此改变。人性经遥远的希腊所发现才迈出了确立的一步,今天它又显示出了多大的变化呢?人类。无论战争带着多么恐怖的破坏和命运跟人类对峙,也不能把人类本身怎么样。战争结束了。特攻队的勇士已经成了黑市商人,寡妇的心已经为新的面容所填满。人类不会变,只是回到了人类。人类会堕落,义士也会,圣女也会堕落。这是防不胜防的事。防备救不了人。人类会活着,人类就会堕落。除此之外没有捷径能拯救人类。日本人不是因为输了战争才堕落,而是因为他们属于人类所以才堕落,因为活着所以才堕落,仅此而已。然而人类不能永远堕落下去,因为面对苦难,人类的心没办法像钢铁那样坚强。人类脆弱,惹人怜爱,所以才愚蠢。然而要一直堕落下去却不可能,因为人类太弱了。恐怕人类到头来不得不捅死处女,不得不编出武士道,不得不把天皇抬出来。但是人类如果想捅死自己的处女而不是他人的处女,编出自己的武士道和自己的天皇,就需要在堕落之路上正确地堕落到底。因此日本也需要像人一样堕落。日本必须通过在堕落之路上堕落到底来发现自我,拯救自我。凭借政治来救国的想法是只有皮相的愚蠢思想。[1]指赤穗义士事件中的四十七义士。江户时期播磨赤穗藩藩主浅野内匠头砍伤主管仪式典礼的“高家”的吉良上野介,于是被判切腹。四十七义士为主子浅野复仇而杀进吉良府,后被判切腹。——译者注[2]指东条英机,“二战”甲级战犯。生于东京,日本陆军军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注[3]指藤原基经。884年,基经以天皇暴虐为由,废阳成天皇,改立光孝天皇。——译者注[4]日本江户时代的大名家因家督继承、争夺权力等而引起的内部纷争。——译者注[5]宫本武藏向来容易依赖神佛。——译者注[6]指丰臣秀吉。——译者注[7]聚乐第的略称,丰臣秀吉在京都建造的宅邸。天正十五年(1587年)落成。落成后第二年,后阳成天皇曾行幸此处,秀吉的地位得以在众大名面前彰显。——译者注[8]1945年。——译者注[9]临时聘用的员工,非正式员工。——译者注[10]日本在“二战”期间组织的特别攻击部队,又叫敢死队。——译者注[11]本名松永久秀,战国时代的武将。——译者注[12]指织田信长。——译者注续堕落论有人说日本战败后国民道义颓废了,那么,是要恢复战前的“健全”吗?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吗?我极不同意上述看法。我的故乡新潟市盛产石油,因此也盛产石油暴发户。我上小学时,就经常在校长的训话里听到一个叫中野贯一的暴发户,他白手起家,之后也非常节约,因为从停车场坐人力车价钱会有些贵,他就走到一座叫万代桥的桥底下,在那里挑便宜的车坐。然而前些日子老家来人说,这故事的主角如今已经换成了一个新的石油暴发户,名叫新津某,他的故事现在还成了新潟市市民的日常楷模,成了生活的规范。大富豪把五十钱的车费缩减到三十钱算是美德吗?美女裸体无遮挡

                      11月12日电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1日,美国新任众议长约翰逊提交了一份临时融资计划,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政府停摆,该法案中并未包含向乌克兰或以色列提供资金的内容。据报道,与在特定时期为联邦机构提供资金的普通持续决议(CR)不同,约翰逊宣布的这项计划分为两步,将为政府的某些部门提供资金直到1月19日,其余部门则延期至2月2日。路透社称,众议院共和党提出的这项计划中不包括对以色列或乌克兰的援助等补充资金。报道称,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表示,该提案“只是一份会带来更多混乱和停摆的处方”,称“众议院共和党人在用一项遭到两党成员抨击的不严肃提议浪费宝贵的时间”。据此前报道,美国前任众议长麦卡锡主导国会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有效期为45天,为联邦政府提供支持其运转至11月17日的资金。这意味着,距离美国政府可能发生的停摆还有不到一周时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称,“国会已经没有犯错的余地了”。NBC援引消息人士称,预计众议院将留给议员72小时阅读法案文本,最早将于14日对该计划投票。大连11月12日电(记者杨毅)针对近日“知名网络博主在大连遭遇‘鬼秤’”一事,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日发布相关案情通报,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在经营中使用的电子计价秤经无锡市计量测试院检测,检定结论为不合格。近日,某知名网络博主先后到大连的多个市场探访,称其在个别商户处遭遇“鬼秤”,并联系相关部门进行处理。该系列视频发出后,引发诸多网友关注和讨论。本月9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4起案情通报,沙河口区福之源生鲜超市等3家店面涉嫌在经营中故意使用破坏准确度的计量器具,目前已立案调查,并将依法严厉查处。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涉嫌在经营中使用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进行检定,已将该秤送至国内权威机构进行检测,将根据检测和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12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再次发布案情通报,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在经营中使用的电子计价秤经无锡市计量测试院检测,检定结论为不合格。通报称,该商户涉嫌在经营中故意使用破坏准确度计量器具的行为,违反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五条第九项的规定,依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大连市市场监管局已立案调查,依法严厉查处。据报道,该飞机是10日晚间在进行训练作业时坠毁的,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军方称“没有发现敌对活动的迹象”,强调这起事故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或以黎边境发生的冲突无关。该司令部也没有透露坠落的飞机型号、是否有人员伤亡以及机组人员状况,“出于对受影响家庭的尊重,我们目前不会透露有关涉事人员的进一步信息。”美联社称,目前尚不清楚这架飞机的具体归属,美国空军近期向该地区增派了多个中队,美国“福特”号航母打击群正在地中海东部执行任务。吴杰是一名“90后”文物修复师,机缘巧合下学习了文物保护专业,从大学毕业至今,在新疆博物馆已经修了10年文物。曾经的他是一个急性子,是一个浇花都能浇枯萎的人。但如今,吴杰可以日复一日坐在操作台前,从事一天仅完成一毫米修复的极细致工作,他却依然乐在其中。在吴杰眼中,修复文物可以与文物对话,与古人一起穿越过去。从锁子甲中可以看到战火的洗礼,感受到战士身披锁子甲英勇战斗的痕迹。吴杰认为,修复文物的原则是修旧如旧,他们要做的不是让文物更精美,而是首先要保护它,用科学的手段延续它的寿命。吴杰希望投入自己的“青春时光”从事修复文物的“千年时光”,让文物无声地证明他的人生意义与价值。洛杉矶11月11日电(记者张朔)由中国嵩山少林寺主办的2023北美洲少林功夫考功大会11日在美国洛杉矶开幕,来自美国40余州和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海外少林弟子、少林功夫传习者与爱好者济济一堂、以武会友。这是继2013年“北美少林文化节”之后,少林寺时隔十年再度在美举办大规模文化交流活动。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王太钰等各界人士出席考功大会开幕式。释永信在致辞时表示,少林功夫是享誉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禅宗祖庭和少林功夫传承圣地,中国嵩山少林寺和六大洲少林联合会共同发起组织2023-2024世界六大洲少林功夫考功大赛。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体现少林功夫健身、明心、和谐的价值,增进全世界少林功夫习练者、爱好者的彼此理解、友谊与合作,共同传承好少林功夫。王太钰在致辞时说,释永信方丈亲率武僧团到北美出席少林功夫考功大会,体现了少林寺对海外弟子的关爱和重视。他表示,希望海外少林功夫传习者积极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各族裔民众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喜爱,为深化中美人民友谊做出贡献。2023北美洲少林功夫考功大会11日至12日在洛杉矶举行,包括首届“北美洲少林考功大赛”、世界和平祈福法会、少林功夫段品制晋段培训认证、少林功夫公演等。当地时间11日上午开幕的“北美洲少林考功大赛”是重头戏。记者在大赛现场采访美国少林寺文化中心释延续时了解到,约500人参加本届大赛,最小的参赛者年仅6岁,还有一些参赛者已年逾花甲。他们按年龄分组,在少林拳术、长兵器械和短兵器械等项目上一争高低。大赛选出的“功夫之星”将同少林寺武僧一道参加“不朽少林”公演。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市的14岁华裔少年张锴,当天身着绣有“少林”字样的中式练功服参赛。“我出生在美国,学习少林功夫快9年了。”他说:“我很喜欢少林功夫,也喜欢中国文化,希望今天能拿到奖牌!”11月12日电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气温偏低;甘肃、新疆北部等地有雨雪天气,关注对交通运输、农牧业等的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关注雾或霾天气对交通出行、人体健康等的影响。江南华南等地有明显降温过程12日至13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淮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及青藏高原中东部等地最低气温或日平均气温累计降温4~8℃,其中,广西南部、青藏高原中东部等地降温8~10℃、局地10~12℃;最低气温出现在13日至14日早晨,最低气温0℃线位于黄淮南部至江淮北部一线,江汉、江淮南部、江南北部、贵州北部和东部等地最低气温将降至2~4℃。12日08时至13日08时,新疆沿天山地区和南疆盆地、青海东部和西部、福建东南部沿海地区、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将有5~6级、阵风7~8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北部湾将有7~8级、阵风9级的大风,其中台湾海峡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级、阵风10级。13日08时至14日08时,新疆南疆盆地、西藏北部和西部、青海西部、福建东南部沿海地区、台湾岛等地将有5~6级、阵风7~8级的大风;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北部湾、琼州海峡将有7~8级、阵风9级的大风,其中台湾海峡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级、阵风10级。中央气象台11月12日06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作为我国居民肉篮子的主要部分,猪肉价格一直备受关注。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11月7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20.49元/公斤,比9月7日的22.35元/公斤下跌8.3%。“猪肉供给充裕,价格持续走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对记者说。自9月份第1周以来,全国生猪价格连续8周下跌,累计下跌1.63元/公斤,跌幅达9.5%;全国猪肉价格连续8周下跌,累计下跌1.66元/公斤,跌幅达6.1%。10月份第4周,全国猪肉平均价格25.60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1.2%,同比下跌38.5%。全国仔猪平均价格自8月份第5周以来连续9周下跌,累计下跌7.51元/公斤,跌幅达22.7%。10月第4周,全国仔猪平均价格25.63元/公斤,同比下跌45.4%,跌幅进一步扩大,已经跌至2021年同期水平。“11月3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是18.25元/公斤,比上月同期19.65元/公斤下降7.12%,比去年同期的32.0元/公斤下跌42.97%,月环比明显下降,年同比大幅下跌。”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通说。猪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朱增勇认为,由于猪肉供给充裕,国庆后猪肉消费需求短期下降。国庆节后,生猪出栏量增加,母猪淘汰力度加大,消费回落。部分地区仔猪价格明显低于生产成本,带动10月份母猪淘汰加大,淘汰母猪价格明显下跌。从供给来看,三季度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分别同比增加4.7%和4.8%。1月至9月,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屠宰量24247万头,同比增长15.0%。其中,9月份屠宰量2775万头,环比增长4.9%,同比增长31.6%。1月至9月,全国累计进口冷鲜冻猪肉127.38万吨,同比增长4.4%,加之国内冻品库存仍然较高,猪肉供给充裕。生猪价格9月初即开始下跌,国庆节后跌幅加大,除了生猪出栏季节性增长外,北方一些地区养殖户避险情绪提升,短时增加生猪出栏量也有影响。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例,上周,日均上市量为1902.14头,比10月初的日均1088.86头大幅增加74.69%,比去年同期日均1361.86头增长39.67%。猪肉价格下跌,那生猪养殖行业如今是什么状况?“猪价持续下跌,生猪养殖由9月份微幅盈利转为微幅亏损。”朱增勇说。近期虽然饲用玉米价格和育肥猪配合饲料价格持续下跌,降低了养殖成本,但生猪价格跌幅更大,自10月中上旬开始,全国生猪养殖已转入微幅亏损。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监测,10月份,猪粮比价为4.46∶1,比上月下降0.13个点,生猪养殖头均亏损约10.42元。好消息是,龙头企业的养殖成本正显著降低。比如,牧原集团8月份优秀区域生猪养殖成本已经控制在14元/公斤以下,今年第三季度全集团平均成本已降低到14.5元/公斤,从饲料、育种、健康管理、养殖、屠宰5个环节进行测算,每头猪都有600元的成本挖潜空间。牧原股份总裁助理袁合宾表示,今年年底成本要控制在14.5元/公斤,明年有望将全年平均成本控制在14元/公斤以内。11月8日,国内生猪期货2401主力合约以15710点报收,如果以此价格计,在全行业亏损的时节,牧原集团生猪养殖利润依然不错。未来猪价走势如何?业内专家表示,由于供给充裕,不太看好明年上半年行情。朱增勇预计元旦前猪价将季节性上涨,但明年上半年猪价存在下跌风险。从供给端看,生猪出栏将逐渐进入高峰期,生猪出栏活重增加,加上冻猪肉库存仍然较高,猪肉供应充裕。从需求端看,冬季腌腊等活动将带动消费需求增长,猪肉消费进入旺季,带动供需关系改善。随着避险情绪逐渐稳定,生猪出栏节奏将会回归常态,元旦前猪价将以季节性上涨为主。由于猪肉供应充裕的特征没有改变,猪价上涨空间不大。9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4240万头,比4100万头正常保有量高出3.4%。同时,母猪生产效率也在提升,一头母猪比上年多提供约0.5头肥猪,下半年仔猪供给量增长,预示明年上半年生猪出栏量仍然较高,猪价仍然可能有下跌风险。但随着下半年产能调减,特别是四季度消费旺季到来,猪价将会逐渐回升,但缺乏大幅上涨的基础。“目前,生猪养殖大势是产能过于充足,猪价反弹难持久。按照目前能繁母猪的存栏量推算,猪价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实质性的反转。压栏硬扛不是办法,顺时出栏才是首选。适度压缩产能应尽快提到养殖场的议事日程上来。”刘通说。本报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郁静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伴随玉米大豆及中稻收获进入尾声、南方晚稻收获加速推进,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达96.2%,基本实现丰收到手。今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克服局部地区洪涝干旱等灾害影响,全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新高。种植面积增加,产能基础不断夯实。今年秋粮面积连续第四年增加,预计达13.1亿亩,比上年增加700多万亩。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预计增加1300多万亩,大豆面积连续2年稳定在1.5亿亩以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达到2000万亩,比去年增加500万亩左右。大面积单产提升落地见效。今年我国重点在200个玉米大县、100个大豆大县整建制推进单产提升,耕种管收、地种药肥全环节综合施策,重点推广玉米大豆增密、精准肥水调控和中后期“一喷多促”关键措施。初步测算,300个重点县单产提升对粮食丰收的贡献率达到了73%。目前,各地秋冬种正有序推进。截至11月10日,全国冬小麦完成意向播种面积过九成。其中,西北地区播种基本结束,黄淮海地区九成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过七成半,西南地区过六成。全国冬油菜完成意向播种面积过九成半,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播种基本结束,西南地区过九成。各地积极推广良种良法,持续提高播种质量。近日,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以下简称“CPSE安博会”)和全球数字城市产业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落幕。在6万平方米的数字城市产业展区中,随处可见AI摄像头和AI综合数据分析图,而行业大模型在展会上也出现得更多了。记者采访了解到,AI大模型如今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安防行业则成为AI的“第一着陆点”,丰富的感知设备和数据维度,让这一领域更加成为AI大模型等前沿技术的试验田。而中国企业在智能安防领域的“领跑式发展”,也为安防产品“出海”奠定基础,在AI技术的加持下,安防行业又迎来了一轮革新,将成为民众更好的“隐形守护者”。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冯秋瑜数字孪生、视觉分析:智慧安防营造安全、舒适社区记者在现场采访发现,大到天地传感,小到社区“最后一公里”,在新技术的助力下,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正在加速向“智慧城市”转变,计算机视觉(CV)作为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的应用领域,在人脸识别、视频监控、门禁卡、防盗报警等智慧安防领域率先实现了商业化。“相比于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智慧社区’更加以人为本,以不断满足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为核心,为居民提供更便捷、安全的社区环境,让孩子茁壮成长,让老人尽享天伦。”英特尔中国区物联网及渠道数据中心事业部总经理郭威告诉记者,之前的摄像头只是“看得见”,而智能视频分析系统可以“看得懂”。据了解,智能视觉分析通过对采集社区中的人、车、公共设施等管理对象的视觉数据进行智慧化的数据洞察,实现“入侵”“攀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违停”“乱丢垃圾”“高空抛物”“水域入侵”“占道堆物”等方面的识别需求,在事件发生后,系统能够在3秒内通过AI应用对图像进行识别并判断该事件是否违规,并在5分钟内处置完成,从而营造更智能、安全、舒适的社区和公共环境。“地面沉陷、暴雨成灾、交通拥堵等是城市发展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利用时空大数据建设好基于数字孪生的智慧城市,可以推动城市升级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向记者介绍了

                      史人物丛谈》,第116—119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5—26页;《南明》,第73—75、86—88、116—119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孙可望囚禁永历皇帝,是原由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成了南明主要抵抗力量的证据,尤其是在南明末期。顾诚指出:孙可望首先要求与南明联合抗清,而他封王的请求只是前述动机的一个附带事件,因此他提出,大西军并不是一支复明军,而是仍旧忠于张献忠事业的军队。孙可望及其部下仍以帝号称张献忠:太祖高皇帝。在与永历政权联合时期,大西军仍为大西政权修史,并编写“太祖本纪”。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3—154页。?贺王盛与眭本的供词,见两江总督马国柱奏章。据马国柱所奏,贺王盛为明朝进士,其父为明市政使。《南明史料》,第375—377页。?饶经供词,见马国柱奏章,《南明史料》,第377页。?《南明史料》,第380页。?饶经供词,见《南明史料》,第377页。应注意这毕竟是对清朝政府的一份供词,故饶经可能企图使审讯者相信,他只是由于疏忽而被卷入的,平一统骗他参与了密谋。?董焕奎的供词,见马国柱奏章,《南明史料》,第379—380页。如果密谋者得知了南明军队在1652年下半年的进展,最初可能会大受鼓舞。当时李定国重新攻占湖南南部,再次夺取贵州,在广西击败了清朝大军。与此同时,刘文秀挡住了吴三桂的南进之路,除川北之外,几乎占领了整个四川。1653至1654年间,为控制广东、广西和湖南,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哪一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6页;《南明》,第117页。?《大清一统志》第七十六卷;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张名振曾三次攻入长江口:1653年5月,1654年4月及5月。其部曾切断了大运河漕运,并在金沙岛誓师复明。斯特鲁弗:《南明》,第14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四卷,第15页。?同上。?褚华:《沪城备考》第六卷。?饶经供词,见前引《南明史料》,第379页。?《南明史料》,第375—376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380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顺治皇帝企图使郑成功投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郑成功(他曾是钱谦益的学生)拒绝了其父郑芝龙要他向清廷投降(像他自己一样)的请求,不过清政府与这位海盗之间的信使交往,已形成一项协议,同意由郑成功完全控制福建的漳、泉和广东的潮、惠四州。但顺治皇帝坚持郑成功必须剃发蓄辫,为郑成功所拒绝。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38—439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40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8—141页;《心理与历史上的郑成功》,第7页。据荷兰人说,郑成功的不少兵卒,因不堪忍受他严格的纪律而投降了清朝。见巴达维亚议会1653年5月26日给总督弗伯格的急件,录于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59—460页。?《南明史料》,第273—274页。这些关于江南受到威胁的奏报,恰巧与来自遥远南方广东的求援急报同时到达。1654年初春,李定国进攻广州与雷州;5、6月份,其部又攻罗定、阳春。稍后,此年10月,李定国包围了广州城,在广州城外建立了他的省政府,同时切断了城内驻防的尚可喜军队的所有给养供应。李定国明确地希望郑成功能够前来参战,但未能如愿。相反,从南京开来了一支由朱玛喇统率的清朝援军,李定国4万士卒被击溃。1655年3月,他被逐出广西的高州。斯特鲁弗:《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南明大事概要》,第26—27页。?谈迁:《北游录》,第39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3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0—551页。不过吕元驄《翰林院》第99—100页对此事解释有误。?当时的人已经注意到下一代江南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意愿(他们中有许多是复明分子的子弟)。陈确(1604—1677)的子弟也参加了科举,他记道:“甲申之后,吾辈出身求试者盖寡,然子裔皆渐就试焉”。戴名世(1653—1713)亦云:“自明室颠亡,东南旧作宦者多以节气,不愿出仕矣。然其家室子弟仍以学为业,求科举功名如旧,多不以为耻。”均见何冠彪:《论明遗民子弟的出仕》,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19页。彭之凤(1658年湖南进士)是另一个出身南方的“新人”,他在这几年参加清政府,仕途显赫。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征》第五十卷,第33页。?吴伟业于是仍任祭酒,纂修《圣训》,并校订《孝经》。直至1657年,因母丧返回江南。实际上他可能是受到了这一年的科场案的牵连。吴伟业:《吴诗集览》辛卷,第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2—883页。关于科闱案,见福格尔译:《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第20页。?谈迁:《北游录》,第372页。丁思孔之父丁文盛于1622年降清。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744—3745页。范承谟是范文程的次子。在清廷准许旗人参加科举之前,他任御前侍卫。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15—1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一二一卷,第3页。御前侍卫总共由570名满、蒙、汉军官组成,守卫紫禁城城门及大内的宫殿。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9页。清初,半数的翰林院庶吉士被选来学习满文,以便为皇帝翻译文件。中选者一般年轻英俊,嗓音悦耳。所有这些特长有助于他们迅速学会满文,易于与皇帝及其他大臣相处。这班学生如此的仪表堂堂,也就意味着他们一旦完成学业,常常会被选来在礼仪庆典中担任司仪。吕元驄:《翰林院》,第66—67页。?1655年秋,总共有18位官员被调出内院,升官一级。查慎行:《人海记》第一卷,第46页。在这一时期,洪承畴之子洪士钦也于1655年中进士二甲,进入官场。因洪士钦已为旗人数年,谙熟满洲法规,顺治下令直接授以知县或主事。洪士钦后来便授官主事。《明清史料》第一册,第55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8页。?冈本跻:《过渡时期南方中国官员的政治和道德危机》,第5页。顺治特别倚重浙江籍的“新人”来主持科举。1657年,诸省25员提督学政官中,有10员是浙江人,都是于1649、1652及1655年中进士及第的。法式善:《清秘述闻》。1644至1795年间所任命的189名翰林院高级官员中,有148名(78%)是浙江或江南人氏。相比于中国其他地区,这两地书院林立,熟师众多,最具备培训学生科举考试本领的条件。吕元驄:《翰林院》,第15页。?这也不是说顺治皇帝不再倚重其满族的支持者了。与鳌拜摄政时的说法相反,当时顺治十分关心满人的地位。例如在1654至1655年间,许多人抱怨对窝藏逃人者的刑罚过重。1655年4月,皇帝为这些法律条文做辩护,认为必须维持这些条文,否则满人就会失去奴仆。“若然,谁将为我等之奴?我等将何以处?满人之艰辛谁人问之?”凯斯勒:《康熙与清统治的巩固》,第16—17页;参见杨学琛:《关于清初的“逃人法”》,第46—4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二五一卷,第6页。刘正宗之弟名叫刘正学,尽管曾经服事于郑成功,但由于刘正宗之故,他仍被委派在清军中供职。另一兄弟刘芳名,官至总兵。与陈名夏一样,因伪造顺治遗诏一事而特别受到谴责的刘正宗,反映了某些明朝后期宫廷的任人挟私的陋习。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55页;《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8—269页;《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朋党》,第18页。顺治去世的18个月前,都御史魏裔介上章弹劾刘正宗和张缙彦。1660年7月7日,魏裔介提醒皇帝注意张缙彦为刘正宗一部诗集所作序言中的一个辞语。其词曰“将明之才”,也可理解为“辅佐明朝之才”,故刘正宗被夺去大学士之职,籍没了一半家产,张缙彦终身流放宁古塔。汤姆·费席尔:《忠明态度与文字狱》,第6—7页;《贰臣传》第八卷。?1655年,闽浙总督以周亮工贪酷,对之加以弹劾。周亮工被遣送回福建受审。当郑成功进攻时,他正在福州狱中。值此危急之际,他被暂时释放出来,负责城防。然而此后又被召回北京,继续受审。1661年康熙登基大赦时,他仍在狱中。后继任江南江安粮道。1669年,他再次被劾贪贿,次年大赦时被释放。两年后他死了。《贰臣传》第二十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3—174页。与钱谦益一样,周亮工以其保护了前明遗民,特别是保护了成为清初南京诸大师的那几位艺术家,为自己的降清做辩护。由明朝遗民、诗人、画家龚贤于1669年所撰的一篇碑文暗示说,遗民们对周亮工保护了他以前在复社的朋友们十分赞赏。龚贤是周亮工的邻居。杰罗姆·西尔伯格德:《龚贤的绘画和诗歌》,第564页。?魏裔介一直是他认为承明而来的颓废之风最积极的批评者之一。1654年10月25日,他上奏道:“今自明季以来,风俗颓靡,僭越无度,浮屠盛行,礼乐崩坏。臣数年来在都门见隶卒倡优之徒,服色艳丽;负贩市侩之伍,舆马赫奕;庶人之妻,珠玉炫耀。虽经禁约,全不遵行。丧事之家,尽耗资财,以供焚毁。”《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25页。魏裔介为天主教徒,这当然是秘密的。他攻击佛寺的腐朽现象,力主恢复创立明朝的洪武皇帝的严法,禁止僧人外出,不许庶民舍子入寺,等等。他抨击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社会已变得四分五裂了,未能齐心一致。人们醉心于追求私利,传统的制度衰落了。例如乡约制:“乡约六谕之教为虚文,千百中无一人奉行者,欲民之不困于财而兴于礼让也得乎?”因此需要进行一次正规化的大改革,恢复这些礼仪,约束人们对私利的追求,重新组织社会,复归务农之本,以最终达到安邦治民的目的。“凡一以道同风,使民务于孝悌力田,而国家收富强之用。”同上书第一卷,第26页。?王士祯(1656年河南进士)是另一位“新人”,他既是康熙朝的一个主要大臣,又是当时最著名的诗人之一。1659年,他任扬州巡检期间,结识了江苏许多重要的诗人,包括钱谦益与冒襄。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31—832页。?1656年4月18日诏敕,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0页引。关于御史对陈之遴的弹章,见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01页。从“京债”一事,便可在某种程度上窥见降清的南方汉人地位之脆弱。稍后,思想家朱之瑜对“京债”做过描述。1657—1658年间,在复明分子将从海上发起一场进攻之前,朱之瑜曾到江南沿海去搜集情报。根据他的报告说,当一位降清者需要寻求政治上的保护时,他就竭力寻找一个重要的旗人大臣,付给他一笔钱财。而且,这并不是一次性的付款,而是每年都得支付一次,甚至那降清者离京去地方任职后,也是这样。朱之瑜指出:这意味着就像渔人用鸬鹚捕鱼一样,旗人大臣可以利用汉官来“渔民”。也就是说,高级满官通过这种方式,以降清官员为代理人,间接地从百姓头上征敛了一种附加税。朱之瑜:《朱舜水文选》,第57页。关于朱之瑜的南方之行,见欧内斯特·W·克莱门特:《17世纪日本水户的中国难民》。如果皇帝了解“京债”的话,他就又有了一个理由撇开降清的汉人,而任用“新人”了。?1648—1649年间,郑成功占领了大陆上毗邻澳门、金门的那片土地,1650年,占领潮州地区。1652年,他围攻漳州数月,并袭击了清军在福建的基地。他在表面上尽忠于永历政权,却又让鲁王居住于厦门、金门,从1652年直至1662年鲁王去世。1653年,鲁王封他为漳国公。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7—28页;庄延龄:《满洲的海战》,第276—278页。?据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7页。他卒于1656年1月24日。?《南明史料》,第453—458页。?褚华:《沪城备考》,第1—6页。然而再往南一点,清朝水军的运气就不那么好了。郑成功与清廷之间的谈判破裂后,满清于1655年命宗室济度率领一支远征军讨伐郑成功。是年10月,济度抵达福建。七个月后,即1656年5月9日,他率兵船袭击金门。一场风暴阻止了这场战斗,清军的舰船几乎全军覆没。斯特鲁弗:《南明》,第144—145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04页。?中央官员的子弟可以在北京参加会试(举人),而不必回到家乡去。1657年,8名京官子弟的贡生贿赂了14名京城的主考官。其中有1名贡生是大学士王永吉的侄子。这一丑闻被揭发出来后,礼部与吏部的官员进而对在南京举行的江南会试也产生了怀疑。调查结果表明,南京的会试并没有大的违法行为。但应试者一知道考试的结果要被仔细核查,就纷纷匆忙地离开了南京。就众人看来,这似乎正证明了他们做贼心虚。因此当他们的船只沿着大运河航行时,苏州、常熟的士人尾随着他们,叫喊辱骂。这样,在南京考得蛮不错的贡生们,就不得不再考了一次。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6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191—192页;孟森:《心史丛刊》,第33—35页。?杨雍建就是在1660年力主严禁党社的那位御史,故小野和子认为,这场朝议与早些时候的科场丑闻有直接联系。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2—343页。?同时,杨雍建坚持认为官员的德行比才干重要。他建议任命孝行卓著者为知县或县丞。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99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01—102页;《清初的御史、摄政和皇帝》,第94—9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793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6页。在对南方文人小团体及官员们对它们的庇护行为进行打击的同时,清朝政府又竭力阻止士人与天主教传道士接触,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坚持正统观念的人,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清教徒,将天主教和佛教二者与缙绅阶级的堕落联系了起来。张履祥(1611—1674)在其《劝学》中写道:“近来士大夫多以僧侣为师。江南士人至今妻妾称徒于僧侣之门。自灾乱以来,钱粮甚乏,人虽不能堪,然僧侣聚以布道之处,日见寺观之建。”张履祥把佛教信仰描述成一种彻头彻尾的狂热,它已使江南人士中邪入迷了。对天主教的虔诚也是一样,它在杭州广为传播,外国传教士(他们起初是以数学家的身份出现的)已使人们抛弃了对祖先的祭典与儒家的礼仪。对张履祥来说,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文化上的叛逆行为。官员们既背叛了君主,也背叛了他们的道德职责。他们“为夷人所化”。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二十七卷,第12页。清廷在阻止儒生与基督教传教士的接触方面,做得很成功。他们把天主教徒从缙绅们的学友变成了皇帝的顾问。正如杰内所指出的那样:“在满族人统治下,基督教神父们就不再像利玛窦一样,有机会参加

                      ,大喜过望,感到自己的统治终于得到了上天的认可。就这样,为敌二十余年的察哈尔举部投降,广阔的漠南蒙古归于清朝。8.向南用兵,五入中原皇太极向明朝用兵,五次大规模入塞,攻打北京,掳掠中州,陷落济南,反映了他的胆识、气魄、谋略的雄奇。其中以用反间计除袁崇焕最为后人称道。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惨败,不久忧郁而死。皇太极亲临战场,目睹了八旗战史上这场最惨痛的失败,发誓要为父汗报仇,于是发动了宁锦之战。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在宁远、锦州又战败。这使他认识到:袁崇焕是他经山海关进入中原的“拦路虎”。不久,皇太极想到一计:绕道山海关,攻打北京,调动袁崇焕“勤王”,实施“反间计”,除掉袁崇焕。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山海关,绕道内蒙古进攻北京城。这时袁崇焕被崇祯帝重新起用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在山海关巡视的时候,得到皇太极进攻京师的军报,急忙点起九千骑兵,日夜兼程,前来救援,保卫北京。袁崇焕驻兵在北京广渠门外,兵无粮,马无草,白天作战,夜间露宿。袁崇焕身先士卒,连获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捷,北京转危为安。这时皇太极便用《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信使曹操中反间计的手法,设计陷害袁崇焕。第二天,皇太极告诫诸军不要进攻,召鲍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之以秘计。明朝有个太监杨某,被后金军俘虏后关在金营里,于是太监杨某听见两个看守他的金兵在外面小声谈话。一个金兵说:“今天撤兵,完全是皇上的主意。”另一个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前一个又接着说:“刚才我看见皇上一个人骑着马向明营的方向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向皇上走来,看见皇上,跟皇上说了很久才离去。袁经略和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太监杨某假装睡在旁边窃听。第二天,后金兵又故意不慎让杨某逃跑了,杨某回到崇祯帝身边,便把这事告诉了崇祯,崇祯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太监杨某的报告,信以为真,十分震怒,马上命令袁崇焕进宫。袁崇焕到了宫里,崇祯帝立刻喝令锦衣卫把袁崇焕捆绑起来,押进了死囚大牢。第二年八月十六日,一代名将袁崇焕在北京西市被凌迟处死。据《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受刑时,人们咬牙切齿,买从袁崇焕身上割下的肉下酒喝,喝一口,骂一声。这个记载,未必可靠,但说明当时北京城上下都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认为袁崇焕“通敌”。事情一直到清朝修《明史》,在满文档案中看到当时的记载才真相大白。事过一百多年后,袁崇焕的冤案才由乾隆帝给予平反。皇太极用反间计使崇祯帝“自毁长城”,《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皇太极心机之深,谋略之高,手段之辣,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样一代英杰,本来应该能够创立更大的功业,但是,皇太极却在五十二岁的盛年(1643)突然辞世,他去世的当天,还在举行政务活动。也许天不假年,使他无缘坐在紫禁城的宝座上,实现其终生为之奋斗的定鼎燕京的梦想。【点评】爱新觉罗·皇太极十二岁丧母,二十岁带兵打仗,三十五岁登基,在位十七年,五十二岁去世,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皇太极的死,标志着大清皇朝一个朝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大清皇朝奠基工程的完结。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整整六十年的奋争,为后来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清军入关统一中原清朝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六十年的努力奋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富强。而南面的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趋于没落。清军入关,统一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一、多尔衮铁踏山海关多尔衮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生于1612年。努尔哈赤死时,多尔衮才十五岁,皇太极即位后,封多尔衮为贝勒,因按年龄序列第九,故称九贝勒或九王。天聪二年(1628),多尔衮随同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部,因作战英勇,被皇太极封为墨尔根岱青,意为聪明王。天聪九年(1635)二月,皇太极封多尔衮为元帅,进攻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子额哲。多尔衮不费一兵一卒,圆满地解决了察哈尔向清朝的归服问题,再立奇功,在满洲贵族中赢得了极高的威信。崇德元年(1636)四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在沈阳论功封兄弟子侄,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成为六大亲王之一,名列代善和济尔哈郎之后,其政治地位节节上升。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在沈阳暴逝,宗室中很多人倾向于支持多尔衮争夺皇位,多尔衮为了谋求清廷内部的统一顾全大局,采取折中方案,立皇太极的第三子、年仅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即位,年号顺治,意为“顺利治国,统一华夏”之意,自己和济尔哈郎共同摄政,负责实际政务。多尔衮在宣誓辅政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首席摄政王”。而年幼的顺治帝根本不能主事,因此,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实际上是在多尔衮的领导下完成的。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以及入关后的统一大业,是与范文程的襄助分不开的,范文程祖籍沈阳,其祖父官至明朝兵部尚书。崇德初年,皇太极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职二等甲喇章京,参与机密。范文程虽系汉人,但头脑清醒,有大略,深得清朝统治者的信任。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当多尔衮即将率师伐明之际,范文程向他提出了以下统一中原的方略:(1)明朝腹背受敌,进军关内的时机不能错过。(2)中原地区应一举平定。(3)农民军将是角逐的对手。(4)进攻内地时,应注意军纪。(5)据守关内据点,稳扎稳打。范文程的这些建议,对当时执政的多尔衮影响极大,事实上多尔衮入关后的行动,均依照范文程的奏书拟议,未作大的修改。一切准备妥当,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九,多尔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由沈阳出发了。二、冲冠一怒为红颜公元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顺,李自成率领一百万起义将士,渡过黄河,兵分两路进攻北京。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了这年三月,就在北京城下胜利会师,驻守城外的三大明军精锐全部投降,北京城一举攻破,崇侦帝缢死煤山。进入北京以后,李自成一面出榜安民,一面严惩明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他派刘宗敏和李过,勒令那些权贵交出平时从百姓身上搜刮的财物,充当起义军的军饷,拒绝交付的统统处以重刑。有个明朝的大官僚吴襄,也被刘宗敏带人抄了家产,并且逮捕起来进行追赃。这时,有人告诉李自成,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岂不可以解除大顺政权的一个极大威胁。李自成觉得有道理,于是叫吴襄给他儿子吴三桂写信,劝说他向起义军投降。吴三桂收到吴襄的劝降信,处在犹豫之中,向起义军投降吧,从心底是不愿意的;不投降吧,起义军勇猛善战,兵力强大,自己不是对手。同时,北京城里还有他的家属和财产,也舍不得丢掉不管。由此,他决定带兵到北京看看情况再议。吴三桂带兵到了滦州,离北京很近了,碰到一些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一问,听说他父亲吴襄已经被起义军抓了起来,家产被抄,心里恨得咬牙切齿,后又听说他最宠爱的爱妾陈圆圆被农民起义军首领刘宗敏所占,怒气冲天,立刻下令军队全部退回山海关,并且要将士们一律换上白盔白甲,说要为君父报仇。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就决定亲自带领二十多万大军进攻山海关。吴三桂听到这个消息,也顾不得什么民族气节了,连忙写了求援信,派人飞马出关,请求清兵入关镇压起义军。清朝辅政的亲王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求援信,真是正中下怀,立即亲自带着十几万清兵向山海关进发。清军来到山海关下,吴三桂迫不及待地带着五百个亲兵出关迎接多尔衮,他见了多尔衮,卑躬屈膝地哀求多尔衮帮他报仇,多尔衮心中另有图谋,自然顺水推舟地答应了。李自成大军从南面开到山海关附近。二十多万起义军,依山靠海,摆开浩浩荡荡的阵势,一眼望不到边。多尔衮从山海关城头望见起义军阵容齐整,料想不容易对付,于是就让吴三桂打先锋,叫清军埋伏起来,自己和几名清将远远地躲在后面的山头观战。战斗开始了,李自成披挂整齐,骑着马登上西山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起义军左右两翼进行合围包抄,把吴三桂的部队团团围住,明兵东窜西逃,总也冲不出重围,起义军个个英勇血战,喊杀声震天动地。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不料海边一阵狂风,把地面上的尘沙刮起,霎时间,天昏地暗,对面看不见人。多尔衮看准这个时机,命令埋伏的几万清兵一齐出动,向起义军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毫无防备,也弄不清是哪儿来了这么多敌人,心里一慌,阵势也就乱了。一时间,万马奔腾,飞箭如雨,农民军战败溃逃,混乱中,马匹自相践踏致死的人不计其数,尸体遍地,血流成河。直到风定下来,李自成才在西山上发现清兵已经入关,想下令军队稳住阵势,指挥抵抗,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传令后撤。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乘势里外夹击,起义军遭到惨重失败。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和清军则在后面紧紧追赶,起义军退回到北京,兵力已大大削弱,而实力强大的清兵,已成锐不可当之势。李自成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便率领起义军离开北京,向西安撤退。多尔衮于是带领清兵顺利地进了北京城,吴三桂因打击农民起义军有功,被封为平西王。1644年十月,多尔衮以皇太极遗言“若得北京,当即迁都,以图进取”和范文程稳扎稳打的战略,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把北京作为了清朝的首都,从此开始在关内建立了它的统治。第二年,清朝分兵两路攻打西安。一路由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一路由多铎和孔有德率领。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在潼关抗击清军,经过激烈战斗,终于抵挡不住,被迫放弃西安,向襄阳转移。过了几个月,农民军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李自成战败牺牲,时年三十九岁。李自成退出北京后,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国号大西,带领队伍继续抗清。到1647年,清军长驱直入,进入四川,张献忠在川北西充凤凰山的一场战斗中中箭身亡。就这样,明末两支主要的农民起义军都先后失败了。三、史可法血战扬州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的消息传到明朝陪都南京,南京的大臣们慌忙立了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政权,史称南明,朱由崧称为弘光帝。弘光帝朱由崧是个迷恋酒色、不思进取的昏庸皇帝。凤阳总督马士英和一批魏忠贤的余党利用弘光帝的无能,操纵了南明政权,这些人根本没有想调集兵力抵抗清兵,只过着荒淫的生活。南明政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本来不赞成让朱由崧做皇帝,但为了避免引起内部冲突,才勉强同意。弘光帝即位以后,史可法主动要求到前方去抗击清兵。在史可法抗清时,长江北岸有四支明军,叫四镇。四镇的将领都是些骄横跋扈的人。他们割据地盘,互相争夺势力,放纵士兵残杀百姓。史可法在南方将士中威信很高,他到了扬州,那些将领不得不听他的指挥,他坐镇扬州指挥,做了督师。大家都称呼他史督师,史可法做了督师之后,以身作则,跟士兵同甘共苦,受到将士们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没多久,清军在豫亲王多铎带领下,大举南下,史可法指挥将士顽强抵抗,打了一些胜仗。然而,此时南明政权内部起了内讧,驻守武昌的明军将领左良玉为了跟马士英争权,起兵南京。马士英于是以弘光帝的名义要史可法带兵去南京保护他。史可法明知清军压境,不能离开,但为了平息内争,不得不带兵回南京。刚过长江,传来左良玉已兵败的消息,史可法又急忙挥师江北,而这时清兵已逼近扬州。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率兵集中到扬州守卫。但过了几天,没有一个将领发兵来救。史可法知道,现在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清军一到扬州城下,多铎先派人到城里向史可法劝降,他一连派了五个人,都被史可法严词拒绝,说:“城在人在,城亡人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多铎恼羞成怒,下令把扬州城紧紧包围了起来,扬州城危急万分,一些胆小的将领害怕了。第二天就有一个总兵和一个监军带着部分人马投降了清军。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就更弱了。史可法把全城官员召集起来,勉励他们同心协力,抵抗清兵,并且分派了守城的任务。他分析了一下形势,认为西门是最重要的防线,于是亲自带兵防守西门。将士们见史可法坚定沉着,还亲自出战,都很感动,纷纷表示要和督师一起,誓死抵抗。多铎命令清军没日没夜地轮番疯狂地攻城。扬州军民在史可法领导下奋勇作战,把清兵猛烈的进攻一次次打退,多铎见一时不能取胜,便命令军队用大炮攻城,他探听到西门防守最严,又是史可法亲自防守,就领炮手专向城墙的西北角轰击。呼啸的炮弹一颗颗在扬州城的西门口落下来,城墙渐渐塌陷,终于被轰开了一个大缺口。军民奋力堵缺口,大批清军蜂拥了进来。史可法见扬州大势已去,便拔出佩刀往脖子上抹。随从将领赶紧抱住史可法,又夺了他手里的刀,部将们连拉带劝地把史可法保护出来,准备从小东门逃走。这时来了一队清兵,看见史可法穿的是明朝官服,就喝问道:“你是谁?”史可法怕连累伤害别人,就高声道:“我就是史督师,你们快杀我吧!”就这样,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捕遇害,年仅四十四岁。史可法遇害后,扬州人民继续坚持巷战,同清兵顽强拼杀,他们受史可法精神的鼓舞,无一人投降,给了清军以沉重打击。多铎因攻城的清军伤亡很大,心里十分恼恨,竟灭绝人性地下令兵士屠杀扬州百姓,连续杀了十天,几十万扬州百姓死于屠刀之下,历史上把这次惨案称作“扬州十日”。大屠杀之后,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进城寻找史可法的遗体。最后只找到史可法穿过的袍子,埋葬在了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这就是现在还保存完好的史可法“衣冠冢”。史可法是南明政府抗清的中心人物,史可法一死,南明弘光政权很快就灭亡了。四、民族英雄郑成功弘光政权被消灭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斗争还在继续。1645年6月,由明朝的遗臣黄道州、郑芝龙另立了朱聿键为皇帝,并在福州即位,历史上称他为隆武帝。黄道州虽然真心抗清,但无奈兵权却掌握在郑芝龙手中。郑芝龙只想保存实力,不肯真正出兵抗清。后来清军进攻福建时,郑芝龙受清朝高官厚禄的引诱就投降了。这样,隆武政权也就灭亡了。郑芝龙虽然没有气节,但他的儿子郑成功却和他相反,几次拒绝清军的引诱,决心抗清,并和他父亲断了交。郑芝龙降清时,郑成功才二十二岁,是个青年将领。郑成功苦苦劝阻他父亲降清无效,便气愤地单独跑到南澳岛,招募了几千人马,举起了抗清大旗。郑成功兵力逐渐发展强大起来,在厦门建立了一支水师。公元1647年,桂王永历政权建立,郑成功改奉永历年号,被封为威远侯。从此,郑成功与西南的抗清将领李定固往来呼应,成为南方抗清斗争的两大支柱。郑成功在抗清斗争中十分注意根据地的建设,他改厦门(明代称为中左所)为思明州,设立六官分理庶政,并将全部军队分为七十一镇。在郑成功起兵抗清的十几年中,曾先后九次南征、三次北伐。其兵锋所指,清军闻风丧胆。1659年,为配合西南的抗清斗争,郑成功再次北战,他跟抗清将领张煌言联合起来,乘海船率领水军十七万人开进长江,分水、陆两路进攻南京,一直打到南京城下,但清军用假投降的手段欺骗了他。郑成功中了清军的计,最后打

                      抵抗运动。当时在松江境内,他们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是著名的画家李待问和曾经促成郑芝龙降明的德高望重的前总督沈犹龙。8月1日,复明分子们一起召集起民众,高举着明太祖的画像。陈子龙依靠他的镇兵发起进攻,杀死当地的清朝官吏,接管了这座县城。松江地区复明分子的军事领导人得到了沈犹龙的任命,他指挥着几千名战士。不过,当时担任沈犹龙监军的陈子龙,对于这些仓猝招募起来的部队的战斗能力并不抱太大希望,认为他们是既无粮饷又少训练的“市井之徒”。他认为,取胜的关键是同时利用他那遍及江南的乡绅关系网,以共同造成一个地域性的起义,同时还可以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那里取得军事援助。因此,他和夏允彝首先就在几社同人周围团结了一批朋友作为骨干,包括像徐孚远和黄家瑞这样的人。而通过这些朋友,又与其他文人朋友建立了联系。比如,黄家瑞既是陈子龙的好友,也是诗人万寿祺在徐州时的同学。万寿祺当时正在苏州前南京江防监军、马士英女婿杨文驄之处。尽管杨文驄本人没有参加松江组织,但是万寿祺确实参加了这次运动,在苏州东北面的陈湖加入了沈自柄和钱邦范的队伍。在明亡之前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存在,除了造成组织庞杂(其结果表明这是不利的)之外,还使得松江抵抗运动具有了社会的自发性(这却是一种优势)。当万寿祺通过社会团体关系应募从军时,陈子龙自己也直接会见了或与夏允彝分别致信而联络其他一些人,邀请他们共同筹划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要进攻徐州,借以切断那里的清军营部与当时在苏州威胁着鲁王政权的满汉军队的联系。陈子龙还想与崇明岛上的明水军取得联系,这支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长期以来,以海盗巢穴而出名的崇明岛现在成了南明水军的避难所。一部分水军由前政府官员荆本彻(1634年的进士)指挥,而大部力量则由吴淞地方总兵吴志葵统领,他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了崇明岛。吴志葵极力想与鲁王朝廷和浙江其他复明分子的活动中心取得联系,因此就宣布了他希望通过占据江南一块根据地而由此光复明朝。这时,为了响应江南形势,他调动其水军靠近上海,在那里他的部队向刚刚任命的清朝县官发动了进攻。太湖地区的起义和陈子龙、夏允彝(他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发动的抵抗运动鼓舞了吴志葵,他调动他的水手和水兵经江南的水道入泖湖,在那里他吸收了苏州水军的忠君分子领导人黄蜚。吴淞总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会总兵黄蜚拥千艘自无锡至。尽管夏允彝实际上去了泖湖,并且担任了吴志葵在松江方面的联络官员,但是陈子龙没有能够使吴志葵和黄蜚听从自己的指挥。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战略上观点不一致。就像陈子龙自己说的那样:黄文禄以二万众至松,欲移营黄浦,予力争以水隘不利旋转,未有舟师单行数十里,首尾不相应而不败者也。不听。同时,清军已经派出了李成栋步骑2万多人的勇悍军队,直扑吴志葵停泊在春申浦(十方庵)的战舰。李成栋不仅使用轻舟,而且也使用了炮船,他的部队的机动性优于吴志葵那些笨重而不灵活的海船;而且,就像陈子龙曾经预言的那样,由于吴志葵的船队拖得太长,以至不能够有效地反击这种进攻。更糟的是,大风猛刮大船,结果复明分子的水军是全军覆没。志葵、蜚既败,执至江阴城下,令说城中人降。志葵说之,蜚不语。城迄不下。后皆被杀。同时清军继续向前推进,平定了松江附近的其他南明军队,使那里的义军失去了进一步的帮助。在吴淞附近,当地军事领袖吴之潘领导的义军被打败了,那里的居民剃发而自称“大清顺民了”。在冒险家潘复杀死了清朝官吏的上海城,老百姓转而反对义军。在吴江的“白头军”也迅速地失去了地盘。趁事变而起的鲁之玙最初要占领吴江、进攻苏州、焚烧巡抚衙署。一些反叛的湖上渔民也把清军骗进了事先准备好的伏击区。但是总督土国宝的部将王佐才重聚旧部,关闭城门把义军挡在外面,并且用骑兵和大炮打败了他们。鲁之玙本人被害;孙兆奎被俘;吴易和赤脚张三逃回沼泽地带,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这一连串的失败,使得松江的乡绅义士只能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当然这就意味着要完全依赖于沈犹龙招募的那支缺乏战斗力的“市井之徒”的军队了。正如陈子龙所言,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战斗经验。确实,如同温睿临后来讥讽地叙述的那样: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率市井无赖子,见敌辄蹶,迄于无成。这段叙述并没有完全否定沈犹龙作为地方总督的经验,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市井白徒”在李成栋凶猛的部队面前,很可能是“金鼓一震即作鸟兽散”了。可能因为松江的百姓对自己的力量并不抱希望,他们一直相信黄蜚的部队会来救援他们。9月22日,这支援军好像是开到了。在城墙下出现一支头缠红巾的部队,他们自称是黄将军派来的。然而当城民打开大门,这支队伍鱼贯而入之后,他们便扯去了头巾,露出剃了发的光头。接着,他们就为藏在外面的其他清军大开城门,这座城市就落入他们手中了。在随后的肉搏中,沈犹龙和李待问全部被害。在城外的泖湖,黄家瑞被杀死了,他最好的朋友、诗人万寿祺被俘并被投进了监狱。还有许多乡绅忠君之士想方设法死里逃生,躲避敌人搜捕,比如陈子龙,就在李成栋部队进攻时逃了出去。陈子龙自己回忆道:三日,城陷。予于西郊遇兵,几不免。携家走昆山。四日与夏考功别。自此,遂永诀矣。大母以病留昆山,予走金泽,未几,走陶庄。其他乡绅复明分子想方设法逃到南方,在福建唐王朝廷中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然而,夏允彝感到,他的末日已经来临。今往辅新主,图再举,策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遁以求生,何以示万世哉!不如死也。在黄道周带着鲁王邀请他参加福州复明政府的信件来到这里的前三天,夏允彝投河自尽了。在松江复明义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江南地区仍然有一些分散的抵抗力量。江阴城仍然处于重围之中,参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仍然在金山领导着英勇的斗争,一部分忠君复明的水军在崇明岛重新聚集起来。但是,社会上下层之间反对满人剃发令的民族反抗的联盟已经瓦解,江南的绅士们在社会关系上与下层百姓过于隔绝,因而他们不能单独坚持更长的时间。不久,江阴陷落了,于是就给李成栋腾出了足够的兵力集中进攻金山。荆本彻的复明水军在六合取得了对清军的一次重大胜利,但这时他的部下因为战利品问题与海盗同盟者发生了争执,其后不久他们就驶向远离海岸的定海,远远地离开了长江口。因此,在1645年12月17日,多铎在他的定期军情报告中可以对多尔衮说:擒福王朱由嵩,前后战败水陆马步敌兵,凡一百五十余阵。江南、浙江等处悉平。招抚文武官二百四十四员,马步兵三十一万七千七百名。除了更南的地方以外,活跃的复明分子的抵抗运动看来是完全平息了。

                      遁世隐居

                      在1645年的抵抗运动中,一大批参加了战斗的士大夫复明分子被杀害了。对于其他死里逃生或身陷囹圄的人们,旧日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既是为了逃避清朝当局的迫害,也是为了表明对异族统治的消极抵制,避世之举在当时成了一种普遍行为。诗人阎尔梅写道:事已至此,更复何言。唯当披发入山,修省悔过而已。异日,以忧勤德业之劳,为发愤补愆之举。就像阎尔梅主张的一样,这种逃避经常采用了皈依佛教的形式。不必奇怪,像广东这样的一些省份,在被征服期间,学者身份的佛教徒成了那些寻求避难和慰藉的旧日复明分子团体的中心人物。江南也有像登尉的三峰和尚、华山的开元和尚这样的佛教徒,复明文人常常过“居士”生活;取一个法名,住在寺庙的附近,而同时又进行道家的玄修,一只脚还留在了文人生活一边。在松江起义中被捕并被投入监狱的万寿祺,就是这样一个人。多亏有人暗中相助,万寿祺在被捕两个月后逃出了监狱,并且离开了苏州地区,回到江北,在淮安找到了一个避难所。第二年,他想方设法回到了他的老家徐州城。他发现家宅和花园大部分已经被毁掉,大量地产也被征服者及其同伙占有了。一些房屋在政权交替之际被攻占了城市的土匪们占据过,很少的几幢矗立着的建筑物变成了统治这座城市的清朝官员的住宅。万寿祺的朋友、诗人阎尔梅在征服战争之后路过徐州,他在一首《至徐州过万年少故宅》的诗中描述了这片被毁坏了的家园。当世谁堪语,斯人复水违。生前家已弃,没后榇何归。荒草埋虚阁,秋风鼓败扉。多情惟燕子,还向旧巢飞。万寿祺想卖掉还没有被别人占夺走的几块贫瘠的田地,但是他这笔家产换来的钱寥寥无几。为了养活妻儿,他最初依靠卖字、篆刻和作画。随后,他买了一个菜园,在那儿种上了药材。居陋巷中,前后多牧啄人,剥啄者少。西邻普应寺,时时曳杖入退院中,与沙弥争余渖也。嗟乎,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所争者不知何许人。圣帝明王、忠臣义士,此时皆不知何往。在1646年初的某个时候,万寿祺决定“抛却浮世遁入空门”,并且起了一些佛教名字,如慧寿,沙门慧寿,还有明志道人。但是他皈依佛门并不妨碍他吃肉喝酒,他同时代的人视之为一个复杂的人物。徐州铜山的一个人写道:吾乡万年少先生,为有明名孝廉。国变后,隐居不仕,儒衣僧帽,卖卜佣书,逍遥吴楚间,与诸畸士遗老吊半壁沧江,续六朝之昔梦。一边穿着儒生的衣服,一边又戴着僧人的帽子,脸由于胡子而更显尖瘦。万寿祺这种不伦不类的外貌象征着那些在江南的征服中想方设法活了下来的大多数文人的命运。他的儒生装束使人想起了他曾经是明朝的一个监生、并为这个王朝揭竿而起的历史;他的僧人帽子表明了他目前的处境,以及他为自己的忠君行为付出的代价。就在1646年同一年,万寿祺以前的朋友李雯来淮安访问了他。在过去两年里,投敌分子李雯充当了满族摄政王多尔衮的幕僚,在1645年起草了许多针对复明分子的文告。现在,作为对他所做贡献的报答,他请求多尔衮同意让他请假回华亭老家去。途中,他在淮安停车去看望他忠于故主的朋友。因为,尽管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但是这两个文人并没有中断联系,特别是对他们来说清人的征服是大局已定之后。不过,对李雯来说,这是一次很难堪的见面,部分原因在于万寿祺的和尚打扮像是对他降清的一种谴责。当他与万寿祺相对而坐时,不禁泪流满脸,大声说自己好比就是投降了匈奴的声名狼藉的李陵。这意味着,他把万寿祺比作了为汉朝守节的苏武。当李雯在淮安离开万寿祺之后不久,又拜访了陈子龙。同样的场面又出现了。陈子龙在松江陷落后,离开了他在昆山病重的祖母,一直颠沛流离。当时博洛的军队正在扫荡浙江东部,如果有人留着长发,或者一副富有的儒生的样子,那就很难躲避逮捕了。陈子龙先是在嘉善的一个禅宗的寺庙中找到了避难的地方,后来他又搬到了附近的旧日学生家里,不久又搬走了。在这个时候,绍兴的鲁王和福州的唐王都任命他担任职务。在1646年4月或5月,他祖母去世后,他想去绍兴,但是他没有能穿过满人在杭州湾的巡逻线。他终于在夏初见到了鲁王,向他报告了钱塘江北面军事形势。随后他又绕道回到了松江,在1647年初李雯来访问他时,他正住在他的朋友钱漱广的叫做“天宁”的乡村庄园中的一个小屋里。尽管陈子龙热情地招待了李雯,而且他们的谈话也非常的亲切,但是这位降清人士——清政府的笔杆子——肯定再次强烈地感到了他这位旧日的学友和朋友,对他的无言的指责。他甚至可能又把自己比做了汉朝的叛徒,因为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后来把这次见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在这次访问后不久,李雯变得极为压抑,害了重病,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这一奏章在1645年12月。《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尽管一些清朝官吏认为,继续像明朝那样把南京作为首都是个好办法,但是陈名夏强烈反对这样做。多尔衮同意陈名夏的看法,只把南京作为一个省会。尽管后来更名江宁,但是这座城市还是以其旧称“南京”而闻名。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1页。直辖区南直隶正式划入了江南省。1647年江南、江西和河南只有一个总督,总督府设于南京。1649年以后河南从中分离出来,南京改称为“驻防”。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38—24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57—258页。1645年8月末,多铎把374名前明官僚和将领编进了八旗。斯特鲁弗:《南明》,第34页。?当然,并非总是如此。比如高进库在投降多铎以后表明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将领。他是陕西人,在进攻赣州中指挥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后又在洪承畴指挥下,在广东讨伐李成栋,被提升为将军,1652年他负责高州和雷州的军务。《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材料记于1646年10月8日。《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70页。?对多铎单独控制江南的能力的怀疑,见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材料记于1645年12月。?当然,也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清政府对此曾略作考虑,但没有实行:即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被剥夺的贫民一边,而不是向地方豪强提供支持。为此,朝廷上讨论过对没收土地进行再分配,从而实行“均田”的可能性。这个计划的反对者认为,这在北方或许可行,但在南方就行不通,因为那里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太大。据他们的测算,在松江地区,均田只能使自耕农的田产略有增加。刘重日:《明末“均田”口号质疑的质疑》,第120页。?满人最初极力宣扬其“代报君父之仇”的使命。这个口号在北方非常有效,但是在南方似乎并不受欢迎,就像一个肆言无忌的生员在南京对多铎所言:“闯贼破我北京,著称为我报仇;贼未尝破南京,若来何为?我昔仇闯,今仇若矣!若谓天下无能复仇者耶?”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4页。这样,清军就不得不为自己寻找新的堂皇借口了。这个任务由多尔衮的幕僚、中原人彭明较完成了,他强调了忠君之士的武装行动使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彭明较写道,所有的明军将领都在聚兵残害良民,所以清廷要派“六师”以讨灭之。“六师”一词是指远古时期帝王的一种正义征伐,见《孟子·告子》。?文秉:《甲乙事案》,第184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1页。?钱谦益后来确实帮助过一些忠君之士摆脱了政府迫害。比如,他帮助黄宗羲使浙江忠君之士王珝将军安全获释。S.K.劳:《东林运动的分裂及其后果》,第3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9页。这可能是为什么在黄宗羲的著作中会有称赞他的传记,尽管主要是讲钱谦益的事佛之事。此外,1655年,顾炎武因谋害家仆而受审讯时,也曾通过一个朋友请钱谦益帮忙,钱谦益确实帮顾炎武摆脱了监禁。?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8页。这种人殉难的情感也曾在法国维希时的投敌者中甚至是帕坦本人身上表现出来过。在最高法庭接受审

                        们扶着绳子前行永远也进不完。注意,中士继续告诫他们,现在他已经放下心来,因为盲人们全都到了大门里边,右边有三个宿舍,左边有三个宿舍,每个宿舍有四十张床,一家人不要走散,防止跌倒,上台阶要数清,请已经上去的人帮帮忙,一切都会顺利,请你们安顿好,放心,放心,食物随后就到。不顺利的事可以想象,这么多盲人往那边走,像一群羊走进了屠宰场,照常咩咩地叫,当然,还要相互推挤,这是它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皮毛蹭着皮毛,呵气连着呵气,气味混合着气味。一些人在啼哭,另一些因为害怕或恼怒而喊叫着,还有一些则高声咒骂起来,有个人发出一声骇人而无用的威胁,要是有一天我抓住你们,可想而知,他指的是那些士兵,非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不可。先到台阶下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停下来,用脚探一探台阶的高度和宽度,后边来的人往前涌,前边的两三个人向前倒下去,幸好仅止于此,只是胫部擦破了皮,中士的劝告无异于祝福。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已经走进天井,但是,二百号人要安排好谈何容易,前前后后都是盲人,又没有向导,状况已经相当艰难,再加上这是座古老建筑,布局不太实用,仅靠只懂得他本人职业的中士说几句话无济于事,每边三个宿舍,还得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一些门的过道很窄,像个瓶颈,一些走廊像住在这里的人一样怪异,人们不知道它们从何开始,又到哪里结束,甚至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盲人队伍的先锋部队下意识地分成两路,分别沿两侧的墙壁挪动,寻找进屋的门,假设路上没有家具阻挡,这无疑是个安全的方法。只要手脚麻利,不急不躁,新客人们迟早会安顿下来,但要等左边的先锋部队与住在这边的受传染者之间那场意料之中的战斗分出胜负之后。根据事先约定,还有卫生部的规定,这一侧归受传染者们使用,确实,可以预料,也非常可能,他们所有人最后都要失明,同样确定的是,按照纯粹的逻辑推理,在他们尚未失明时人们就不能肯定地说他们注定要失明。这好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尽管有一个个相反的先例,但他至少相信自己的病总会好,不料突然却看见一群他最害怕的人正号叫着朝他走来。一开始,受传染者们以为是一伙和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人数更多,但这种错觉没有持续多久,来的那些是真的盲人。你们不能进来,这一边是我们的,不是让盲人住,你们属于那边,守卫在宿舍门口的人喊起来。几个盲人试图向后转身找别的门,对他们来说左边和右边都一样,但人群继续涌来,无情地推着他们往前挤。受传染者们对盲人拳打脚踢,守卫着宿舍的门,盲人们也尽其所能还击,他们看不到对手,但知道遭到的打击来自哪里。天井里容不下二百人,他们都无路可走,所以没过多久就把通往围栅的那扇相当宽的门完全堵死了,像是堵上了瓶塞,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里边的人你挤我,我挤你,用脚踢着保护自己,用胳膊肘捅着身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人,有人大声喊叫,盲童们大哭,失明的女人们晕了过去,而更多的人还没有进来,他们被士兵们的吼声吓得魂飞魄散,更加用力往前推,而士兵们又不明白那些白痴为什么还停在那里。就在人们因竭力挣扎着脱离混乱的人群,脱离马上被压扁的危险而造成突然倒流的时刻,最可怕的情况出现了,让我们站在士兵们的位置上来看一看,猛然间发现已经进去的人群一齐往外涌,于是立即想到最坏的可能,盲人们要回来,我们还记得以前的事件,可能会发生大屠杀。幸好中士再次表现出驾驭危机的能力,亲自用手枪向空中开了一枪,只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接着他通过扩音器喊道,镇静,台阶上的人向后退一退,散开,不要推,要互相帮助。这一要求已属多余,里边的争斗还在继续,但天井里的人渐渐少了,许多盲人转到右侧门口,右侧的盲人们把他们领到现在还空着的第三个宿舍或者第二个宿舍空着的床上。此时似乎战斗将以受传染者们获胜而结束,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体更强壮或者眼睛能看见,而是由于盲人们发现另一侧的入口通行无阻,按中士在军营讲授基本战略战术时的说法,就是脱离接触。然而,受传染者们的胜利没有维持太久,右侧门口有人开始喊叫,说那里没有空余地方了,所有宿舍都已经占满,有些盲人就连推带搡地重新来到天井,正在这时像瓶塞一样塞住主入口的人群散开了,还在外边的许多人涌进里面,这里有屋顶遮挡,保护他们不受士兵们威胁,于是他们想干脆在这里住下来。一拥而入的人流重新燃起左侧门口盲人们的斗志,于是又开始动手,又开始喊叫,仿佛这还不够,几个发狂的盲人摸到并强行推开了天井直接通往内院的门,有人立刻喊起来,这里有死人。可想而知,引起一片惊慌。他们尽量往后退,那里有死人,那里有死人,好像接着轮到他们去死,在一秒钟的时间里,天井又成了愤怒的旋涡,随后人群又突然转变方向,绝望地朝左侧冲去,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了受传染者们的防线,他们当中有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受传染者,其余视力还好的人则像疯子似的奔跑,试图逃避最悲惨的命运。白跑一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失明了,眼睛突然淹没在可怕的白色潮水之中,这潮水在一道道走廊,在各个宿舍,在整个空间到处泛滥。外边,天井里,围栅旁,无依无靠的盲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着,一些人被打,一些人被踩,个个痛苦不堪,他们大多是老人女人和儿童,即使有点防卫能力也微乎其微,这次没有出现更多的死者要掩埋,确实是个奇迹。地上,除了丢了的鞋子,到处都是旅行袋,箱子,篮子,这是每个人最后的财富,现在也永远地失去了,回来拣丢失物品的人会说,谁拿走就归谁吧。一位一只眼戴着黑眼罩的老人从围栅那边走来。他两手空空,不是丢失了行李就是根本没有带。他是头一个绊在死者身上的,但没有喊叫,而是停在死者们旁边,等着恢复平静和安宁。等了一个小时。现在轮到他找住处了。他伸出双臂探路,慢慢地走着,到了右侧第一个宿舍的门口,听见里边有人说话,就问了一声,这里有张床让我住吗。8这么多盲人来到这里似乎至少带来了一个好处。仔细想想,是两个,第一个可以说是心理方面的,确实,随时等待新的房客来做自我介绍和整座房子全都住满,两者之间大不相同,住满之后就能建立和保持稳定持久的邻里关系,不必像以前那样屡屡被新来的人打乱,也不必被迫重新建立沟通渠道。第二个好处则是实际的直接的根本的,即外面的当局,无论是民事当局还是军事当局,他们都会懂得,向两三打人提供食物是一回事,而担负起供养突然增至二百四十人的巨大责任则是另一回事,以前那些人大都能够忍耐,容易对付,并且因为人数不多,偶尔食物没有送到或者送晚了他们也会忍气吞声,但现在这二百多人习惯不同,来历各异,脾气秉性也千差万别。请注意,二百四十人只是一种说法,因为至少有二十个盲人未能找到床位,只得睡在地上。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三十个人吃十个人应得的食物和二百六十人分二百四十人的食物不是一回事。这一差别不易察觉。正是由于意识到责任大大加重,也许害怕发生新的暴乱,这种可能性绝不可忽视,所以当局改变了做法,现在食物按时送到,并且数量准确。显然,自我们不得不目睹的那场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痛心的殴斗之后,安顿如此众多的盲人实属不易,难免引起小规模的冲突,只要想一想以下情况就会明白,不幸的受传染者们原来看得见现在看不见了,夫妇二人各在一处,并且孩子不见了,被撞倒和踩伤的人不断呻吟,他们当中有的被撞或被踩了两三次,有些人一直找不到失去的心爱之物,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对这些可怜人的不幸置若罔闻。不能否认,宣布送来午饭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让人舒心的喜讯。虽然不可否认,由于缺乏适当的组织和权威来让人们遵守必要的纪律,在这么多张嘴当中分配如此大量的食物曾导致某些不和,但我们也应当承认,气氛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好了,现在,在整座旧精神病院里只能听到二百六十张嘴咀嚼食物的声音。饭后谁去把这一切清理干净呢,这个问题暂时还无法回答,只能等到傍晚扩音器再次广播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大家必须遵守的行为守则之后,人们才能知道,新来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条款。右侧第二个宿舍的人终于决定掩埋他们的死者,这已是个不小的成就,至少人们能免受死人气味之苦,至于活人的气味,即使是臭味,倒比较容易习惯。至于第一个宿舍,也许由于这里的人来得最早,适应失明状态的过程也最长,因此在他们吃完饭一刻钟后地上已经不见一片废纸,一个忘记收拾的盘子,一个淌着液汁的容器。一切都收起来了,小东西套进大东西中,最脏的放进不太脏的里面,好像这一切都是按照合理的卫生规定做的,在收集废物时非常重视效率,非常重视节约进行这项工作所需的劳力。决定这种社会行为方式的思想不是临时形成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正在研究,在这一情况中,似乎睡在宿舍最里边那张床上的瞎眼女人做的教育工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是眼科医生的妻子,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生活,她说了一次又一次,宿舍里的其他人甚至把这些既简单又普通的话当成了座右铭,当成了警句,当成了学说,当成了生活规则。很可能正是这种易于谅解所处环境和各种需要的精神状态,使得戴黑眼罩的老人在门口出现时,问了声这里是不是有张床让他住,就受到了友善的欢迎。由于幸运的偶然性,这偶然性显然预示着未来的结果,宿舍里还有一张床,唯一的一张空床,谁知道经过那次所谓入侵之后怎么还空了下来,这张床原来属于曾遭受难以言状的痛苦煎熬的偷车贼,或许正因为如此,上面有一个受苦受难的光晕,人们都不愿意靠近。这是命运的安排,奥秘中的奥秘,不为人知,而这不是头一桩偶然事件,远非头一桩,只要注意到当时在诊所看眼睛的患者都来到了第一个宿舍就能明白,而第一个失明的人来到的时候人们还以为灾祸到此为止了呢。像往常一样,为了不泄露她没有失明的秘密,医生的妻子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或许也是你的病人,上了年岁,谢顶,白头发,一只眼睛戴黑眼罩,我记得你说起过他;哪只眼睛;左眼;大概是他。医生走到两排床中间的夹道,稍稍提高声音说,我想摸摸刚刚来到我们当中的人,请您朝这个方向走,我去迎接您。两个人在半路相遇,他们本应晃动手指,就像两只蚂蚁用触须相互辨认一样,但这次医生请求摸摸老人的脸,很快摸到了眼罩,不再有疑问,他是最后一个来的,我们在这里凑齐了,戴黑眼罩的患者,医生叫起来;这话什么意思,先生您是谁呢,老人问;我是,我曾是您的眼科医生,记得吗,我们约好了为您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日期;您怎么认出我的呢;主要是从声音认出来的,声音是看不见的人的眼睛;对,我也听出是您的声音来了,医生先生,谁想得到呢,现在不用给我做手术了;如果有治这种病的药,我们两人都需要;记得医生先生曾对我说过,手术以后我要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现在我们才知道这话说得多么在理;您什么时候失明的;昨天晚上;他们这么快就把您送来了;外面一片惊慌,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开始杀掉那些已发现的失明者;这里他们已经消灭了十个,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碰到他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平平淡淡地说;都是另一个宿舍的,我们马上就把我们宿舍的死人掩埋了,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仿佛他到此报告完毕。戴墨镜的姑娘走过来,您还记得我吗,戴着一副墨镜;记得,记得清清楚楚,我虽然有白内障,但还记得你长得挺漂亮;姑娘笑了,说,谢谢您,转身回到自己的地方,到了那边又说了一声,那个小男孩也在这里;我想找妈妈,这是小男孩的声音,好像遥远的徒劳无益的哭声,显得有气无力。我是最先失明的那个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和我妻子都在这里;我是诊所的员工,诊所的女接待员说。医生的妻子说,只差我自我介绍了,然后说了她是谁。这时候,老人像要报答所受的欢迎一样宣布,我有个收音机;收音机,戴墨镜的姑娘拍着手高兴地叫起来,听音乐,太好了;是啊,不过是个小收音机,用电池的,电池总有用完的时候,老人提醒说;不要以为我们会永远留在这里,第一个失明者说;永远,不会的,永远这个时间太长了;能听到新闻了,医生说;也听一点儿音乐,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同样的乐曲,但大家肯定都想知道外边怎么样了,最好还是节省着用;我也这样想,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他从外衣口袋里拿出收音机,扭开旋钮,开始寻找电台,但手还不够稳,刚刚调到一个台又很快错过去了,最初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音乐和讲话声,后来手终于听使唤了,能听出是什么乐曲了;听一会儿吧,戴墨镜的姑娘请求说;讲话声渐渐清晰;播的不是新闻,医生的妻子说,后来,仿佛她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现在几点钟,她问,但她知道谁也不能回答。指针仍然在动,从小匣子里调出的仍然是杂音,最后终于固定下来,正在播送一首歌曲,一首普普通通的歌曲,但盲人们慢慢聚拢过来,没有人互相推搡,只要感到前边有人就立刻停下来,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有几个人哭了,也许只有盲人才这样哭,眼泪像泉水般流出来。歌曲唱完了,播音员说,请注意,第三响是四点整。一个瞎眼女笑着问,是下午还是凌晨呢。好像那笑容刺痛了她的心,医生的妻子偷偷把手表校准,上好弦。是下午四点,当然对手表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从一点钟走到十二点钟,其余都是人们规定的。这是什么声音,轻轻的,戴墨镜的姑娘问,听起来像;是我,听见收音机里说四点整,就给手表上了弦,过去总是这样,成了习惯,医生的妻子赶紧说。她后来才想起来,无须这样冒险,只要看看今天进来的盲人们的手腕就行,他们当中肯定有某个人的手表还在走。戴黑眼罩的老人就戴着手表,这时她看了看,时间完全准确。医生此时开口要求道,给我们谈谈外边的情况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好吧,不过最好让我坐下,我不能站太长时间。这一次每张床三四个人,相互做伴,盲人们都尽量坐得舒服一些。安静下来以后老人讲了他知道的一切,讲了有眼睛时看到的事情,也讲了从这场时疫开始到他自己失明短短几天里听说的事情。如果流传的消息可信的话,他说,在最初二十四小时里出现的病人有几百例,同样的病症,表现也完全相同,瞬间发病,没有任何可见损伤,视野内一片闪亮的白色,得病前没有任何疼痛感,发病后也没有。第二天,据说新发病者人数有所减少,从几百人降到几十人,因此政府马上宣布,根据最合理的预见,很快就能控制局势。从这里开始,除一些不可避免的零散评论,戴黑眼罩的老人讲的原话将不再被逐字照录,他的口头叙述将被重组改良,以期通过正确和适当的词语使他提供的消息更有价值。出现这一不曾预料到的变化,是由于讲述者使用了控制局势这个绝对不地道的术语,用词不当几乎让他降为陪衬讲述者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个角色也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他作为陪衬,我们就无从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例如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而不论描述什么事实,只有用词恰当严谨才显得有声有色。现在言归正传,所以,政府排除了先前广为流传的假设,即史无前例的时疫在全国蔓延,它由一种尚未确定的病毒引发,即时发病,病前没有任何潜伏期的症状。按照科学界最新的看法和行政当局据此做出的最新解释,这是各种情况临时组合共生出的不幸现象,

                        这也叫人话?这样的人居然被派来当副帅,真不知道国君是怎么想的。他很严肃地批评夏阳说:“卫国因为对晋国信任,所以不对我们设防,如果袭击他们,是背信弃义,就算抓再多俘虏,却使晋国丧失了诚信,还怎么领导诸侯呢?”这件事被卫国人知道了。晋国军队自宋国返回,途经卫国的时候,卫国人都登上城墙,小心戒备着晋军。前面说过,自孙良夫当政以来,卫国一直是晋国的铁杆盟友,不但在战场上给予晋国支持,在外交上也是紧跟晋国的步伐。现在因为夏阳说的一个糊涂念头,导致卫国人心存戒备,与晋国离心离德——伯宗的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双重失利。在晋国群臣中,伯宗虽然受到晋景公的重视,但是地位不高,没有列入卿的行列,顶多是个上大夫。公元前585年的宋国入侵战,晋景公不派六军的正副元帅出战,而是派伯宗担纲,伯宗所带领的部队很有可能也只是晋国的杂牌军,攻不下商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实际上,晋景公此时也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宋国的战争上。自从去年梁山崩塌,他一直在酝酿一件大事,那就是迁都。关于新都的选址问题,他已经多次征求群臣的意见了。大家的意见在讨论中逐渐趋于一致,认为应该选在郇城和瑕城之间,因为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又接近盐池,“国利君乐”,不可多得。公元前585年三月,晋国就新都的选址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晋景公听完群臣的意见之后,当场也没有表态,只是向大伙拱拱手,若有所思地径直向后宫走去。韩厥此时担任新中军元帅兼仆大夫(宫中事务总管),他跟着晋景公走到了中庭,晋景公突然停下来,出其不意地问:“你有什么意见?”“我的意见和群臣不同。”晋景公往前踱了两步,转过身来,看着韩厥说:“我就是要听听不同的声音,你尽管说,没有关系。”韩厥分析:“郇城和瑕城之间,其实是土薄水浅,容易积聚污秽,百姓愁苦,体质羸弱,容易得风湿一类的病。不如迁往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民不容易患病,还有汾水和浍水可以去除污秽,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如果迁到那里,晋国至少有十代君主可以享受其中之利。”晋景公沉默不语。韩厥又说:“山、泽、林、盐,都是国家的宝藏。国家富饶,则人民骄奢淫佚;人民接近宝藏,则公室没有号召力,谈什么国利君乐?”韩厥这番话,乍一看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逻辑混乱不清。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他有一条思想主线,那就是“民富则国不强”,或者更通俗地说,老百姓手里有了钱,就不那么好控制了,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自然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这也是实话,以当今世界而言,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是被老百姓装在笼子里的动物,相当于业主请来的物业管理公司,是必须夹起尾巴做人的;独裁者们只要一看到美国总统被民众搞得头焦额烂的惨相,就会下定决心不让老百姓活得太舒服,让他们保持在赤贫至温饱之间,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不息,自然也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太多自由与权利的问题。晋景公是个聪明人,觉得只有韩厥的话鞭辟入里,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同年四月十三日,晋国正式迁都新田,也就是今天的侯马市。【千古疑案:赵氏孤儿的真相】公元1753年,法国大文豪、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伏尔泰偶尔看到一本名为《赵氏孤儿》的中国剧本,马上被其生动曲折的情节所吸引,更为剧本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儒家道德思想所折服,于是动手将其改编成五幕舞台剧,并于两年后在巴黎正式上演,获得空前成功。随后,英国剧作家默非又根据伏尔泰的剧本改编了《赵氏孤儿》,在伦敦公演,引起极大轰动,观众如痴如醉,文艺批评家也一边倒地给予好评,甚至有人将其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相提并论,可谓盛极一时。伏尔泰看到的《赵氏孤儿》,是中国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同名作品的法文译本。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题材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在司马迁的记载中,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晋景公即位的第三年,权臣屠岸贾阴谋作乱,想要铲除赵氏家族。屠岸贾原来受到晋灵公的宠爱,又在晋景公年代担任了大司法官(司寇),他将当年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在群臣中宣传说:“赵盾看似不知情,其实就是幕后主使者。他犯了弑君之罪,他的子孙却仍然在朝中为官,活得自在,这样怎么能够惩罚罪行?必须要将赵氏家族剿灭!”顺便说明一下,赵氏家族的祖上,与秦国公室的祖先原本是一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五帝中的颛顼。商朝末年,颛顼有一个叫蜚廉的后人,是当时有名的长跑健将(善走)。蜚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恶来,在商纣王手下工作,被周武王杀死,其后人建立了秦国;小儿子名叫季胜,季胜的后人中,有一个叫做造父的,因为善于养马,受到周穆王的宠幸,被赐封赵城,便以赵为氏,建立了赵氏家族。周幽王年间,王室政治昏乱,造父的后人叔带从镐京逃到晋国,为晋文侯服务,由此在晋国延续了赵氏家族的香火。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派大子申生讨伐霍、魏、耿三国,叔带的后人赵夙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参与了这场战争,并且在战后获封耿国,赵氏家族开始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赵夙的孙子赵衰进一步将家族的声望发扬光大,他一生追随公子重耳,不但帮助他登上君位,而且辅佐他建立了晋国的霸权。随着赵衰的官越做越大,赵氏家族的权势也随之急剧扩张,与狐氏家族(狐偃)分庭抗礼,成为晋国数一数二的权贵之家。赵衰有很多儿子,其中赵盾继承了家业,赵同、赵括、赵婴等兄弟也均有封地。晋襄公和晋灵公年代,赵氏家族的势力再度扩张,赵盾击败了竞争对手狐射姑,成为中军元帅,独揽晋国的军政大权。晋灵公对赵盾的飞扬跋扈极为不满,处心积虑想除掉他,结果赵盾先下手为强,纵容族弟赵穿刺杀了晋灵公。从史料上分析,赵穿刺杀晋灵公,显然不是赵盾纵容那么简单,而是受到赵盾的主使或唆使。屠岸贾将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倒也没冤枉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按照孔夫子的说法,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没有必要再来翻案。退一万步说,即便要翻案,那也只应该追究赵盾一个人的责任,大不了将他掘墓鞭尸,为什么要剿灭整个赵氏家族呢?屠岸贾权倾一时,而朝臣之中,早就看不惯赵家子弟的所作所为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基本上没有人对屠岸贾的提议表示反对。只有新中军元帅韩厥反驳说:“灵公被刺的时候,赵盾已经逃亡在外。关于这件事,连先君(指晋成公)都不追究赵盾的责任,现在诸位君子却想诛杀他的后人,这是违背先君的意志啊!”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小时候还被赵家抚养过,对赵氏家族的感情很不一般,因此站出来反对屠岸贾的提议。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很微弱,当时地位较高的郤克和栾书对于这件事都是持默认态度,甚至暗地里支持屠岸贾,所以韩厥的反对也就无效了。他只能跑去找赵氏家族的现任族长——赵盾的儿子赵朔,将眼前的危险分析了一番,然后劝赵朔赶快逃亡国外。赵朔不肯逃跑,他抱着韩厥的一条胳臂,说:“您答应我,不要让赵氏家族绝后,我就算死也没什么悔恨了。”韩厥坚定地点了点头。不久之后,屠岸贾果然发难,带领群臣向赵氏家族发动军事进攻,在下宫(地名)杀死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等人,并将他们的家人统统杀死。赵朔娶了晋成公的姐姐为妻。因为赵朔死后的谥号是“庄”,所以这个女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姬。赵氏家族被清洗的时候,庄姬已经怀孕,躲到晋景公宫中避难,侥幸逃过一劫。赵朔有个门客叫公孙杵臼,有个至交好友叫程婴。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大抵有些豪侠之气,将情义看得很重。公孙杵臼故意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你为何不追随赵朔去死?”言下之意,你程婴深受赵家恩惠,现在赵家有难,怎么好意思独活在这世上?程婴慢条斯理地说:“赵朔的夫人已经怀有身孕,如果有幸生个男孩,我要侍奉他;如果生个女儿,我再死不迟。”几个月后,庄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按照赵朔的遗嘱,这个孩子被取名为赵武。屠岸贾听到风声,带人闯入宫中搜查,扬言庄姬可以不杀,但赵氏遗孤一定要斩草除根。幸好庄姬提前将赵武藏起来了,屠岸贾才没有得逞。程婴火急火燎地找公孙杵臼商量对策:“屠岸贾绝不会善罢甘休,日后还会来寻找孩子,我们怎么办才好?”公孙杵臼没有回答,反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保护孤儿和死,哪件事难?”“自然死容易,保护孤儿难。”“既然这样,”公孙杵臼双手抚着大肚腩说,“赵家历来待你不薄,就请你担负起责任,做那件难事;我老了,精力不济,只好做那件容易的事,请让我去死!”按照公孙杵臼的计划,程婴派人去找了一个穷人家的婴儿(是偷是抢,或者是买,史上没有载),把他装在华丽的襁褓之中,由公孙杵臼带到山里藏起来。程婴则跑到屠岸贾那儿说:“我是个没有本事的人,没有能力照顾赵氏孤儿,我倒是知道赵氏孤儿在哪儿……”他瞄了一眼屠岸贾,“可能需要花费您一笔赏金。”屠岸贾很是高兴,当场应允了他一笔丰厚的赏金,带着人马跟着程婴到山里,果然找到了公孙杵臼和婴儿。公孙杵臼见到程婴便高声大骂起来:“小人啊小人!当日下宫之难你苟且偷生,骗我说要共同保护赵氏孤儿,原来是为了今天出卖我们。你就算不能保护赵氏后裔,你又怎么忍心出卖这孩子呢?”抱着孩子死死不放,向屠岸贾磕头说:“请您一定要高抬贵手,让这孩子活下去,我死而无憾。”见到公孙杵臼这副激动的样子,屠岸贾确信那孩子就是赵武无疑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程婴一眼,做了一个“杀”的手势,手下的武士一拥而上,将公孙杵臼和那孩子砍死。程婴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脸色变得煞白,仿佛灵魂已经出了窍,连屠岸贾扔在他跟前的一包黄金都顾不上捡。直到屠岸贾等人走远,他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公孙杵臼的尸体前,像个孩子般大哭起来。以上故事,基本出自于司马迁记述的原文,再加上本书作者的少许文学加工和背景介绍。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体上采用了司马迁的记述,只是为了加强戏剧性,纪君祥对故事中的人物关系作了一个小小调整——被杀的那个婴儿不是别人家的,正是程婴本人的儿子。为了报答赵家的恩惠,程婴不但背负了卖友求荣的恶名,还牺牲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赵武在程婴的抚育下长大成人。十五年后,晋景公得了疾病,药石无医,怀疑是宫中有鬼作怪,于是命人占卜,结果是颛顼的后人有不顺心的事情,因此作怪。晋景公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武还活在人间,对晋景公说:“颛顼的后人在晋国不就是赵氏吗?当年叔带离开周朝,来到晋国侍奉我先君晋文侯,世世代代都有功劳,未尝绝后。只是在您的统治之下,赵氏宗族才被消灭,连国人都感觉悲哀,所以有鬼作祟。”晋景公哀叹道:“那也不是我的意愿啊!赵家还有后人吗?”“有。”韩厥知道时机已到,便将程婴和赵武的故事讲出来。晋景公听了,大为感动,叫韩厥赶快找到赵武,偷偷将他带进宫来。晋景公命韩厥带武士埋伏在宫中,等到诸位朝臣进宫探望病情,将他们都软禁起来,让赵武出来和大伙儿见面。各位大臣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纷纷推卸责任说:“当年下宫之难,是屠岸贾主使,假传君命,要挟群臣,否则谁敢作难?听到国君生病的消息,我们便想到要替赵氏家族拨乱反正,现在只要您发话,我们便照办不误!”于是赵武与诸位朝臣结成了同盟,共同进攻屠岸贾,将其灭族,替赵氏家族报了血海深仇,恢复了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这就是故事的结局,符合中国人一贯的思维——奸臣作乱,忠臣受难,但是国君没有责任,最多是一时糊涂,被奸臣蒙骗。拨乱反正之后,忠臣沉冤得雪,奸臣受到惩罚,国君还是那个国君,君臣重新构建和谐社会,直到下一个奸臣出现。《赵氏孤儿》在中国流传甚广,也是中国戏剧史上被改编最多的故事,它不但感动了中国人,而且穿越了文化的障碍,感动了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大文学家伏尔泰看来,《赵氏孤儿》的主角不是赵武,而是公孙杵臼和程婴。他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一个以生命为代价,一个忍受着世人的误解和唾骂,保护了赵家的血脉,履行了“士”对主人尽忠的承诺。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敬佩的人是赵朔的老婆庄姬,她美丽大方、温柔贤淑、谨守妇道、三贞九烈,可谓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于一身,足以令巴黎上流社会那些装腔作势的贵族妇女和社交名媛黯然失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史实与戏剧有很大差异。就连司马迁的记载,也不过是根据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加工而成,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首先,屠岸贾这个人物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上名不见经传。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就把握在各军的正副统帅——也就是所谓的“卿”手中。晋景公年间,晋国曾经有过六卿,也有过十二卿,其中都没有屠岸贾这个人物,反倒是赵氏家族中的赵朔、赵括、赵旃三人位列十二卿之中,占了卿的四分之一名额,可谓根深叶茂,权倾一时。那么这位呼风唤雨的屠岸贾究竟是何方神圣呢?答案只能是:他是一个杜撰的人物。其次,赵朔的老婆庄姬也不是什么三贞九烈之辈,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很不守妇道的女人。《左传》明确记载:庄姬与赵婴有染。赵婴是赵盾的兄弟,也就是赵朔的叔叔。即使是在男女关系相对开放的春秋时代,这桩乱伦加偷情的风流韵事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更何况,赵朔虽然是赵婴的侄子,却又是赵氏家族的族长,这顶绿帽子戴在赵朔头上,如同戴在整个赵氏家族头上,搞得赵家人都脸上无光。为了挽回影响,赵同和赵括出来主持公道,决定将赵婴流放到齐国。赵婴向两个哥哥求情说:“有我在,栾书之流才不敢打赵氏家族的主意;我如果走了,两位兄长就很危险了。人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我虽然不能谨守礼法,但能保护赵氏家族。你们就算放我一马,又有什么害处呢?”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栾书与赵氏家族并无特别的过节,顶多看不惯赵家的飞扬跋扈和赵氏兄弟的狂妄无知。赵氏家族真正的敌人不在于外界,而在于他们自身。赵盾主政晋国的时候,赵家党同伐异,清除异己,胆大妄为,连国君都敢刺杀;赵盾死后,赵朔为人懦弱,倒也没树什么仇家,但是赵同、赵括、赵旃之流,个个桀骜不驯,不服从指挥,对公元前597年邲之战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早就引起了晋景公和多位大臣的反感。赵同和赵括并非认识不到这一危险。但是,赵婴所做的事情实在太荒唐,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无需外人动手,赵氏家族自身恐怕就要发生内乱了。公元前586年春天,赵婴做了一个梦,梦见有天使对自己说:“祭祀我,我将赐福于你!”赵婴不知道如何是好,派人去请教士会,士会推托说:“我哪里知道这些事啊!”但是后来又偷偷告诉来人说,天神赐福于有仁德之人,降祸于淫乱之人。做了淫乱的事,不受到惩罚就已经是福气了。如果再去祭祀天神,恐怕反而惹祸上身。赵婴没有听到士会这番话,为天神举行了祭祀,结果(‘第二天就被(‘两个哥哥(‘驱逐出(‘境。在宗法观念极重的封建社会,他受到这样的惩罚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是赵括和赵同顾及同胞情谊而网开一面。赵括和赵同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看似稳妥的做法,对于庄姬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她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赵婴了。后人很难猜测,庄姬和赵婴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肉体的愉悦,还是所谓的爱情?自赵婴走后,庄姬和赵朔的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她干脆和赵朔分居,带着儿子赵武住到了晋景公宫中。她既怨恨赵氏兄弟做事太绝情,又想念赵婴曾经给她带来的欢愉,日子一长,这种

                        昆都仑汗。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他是淑勒贝勒。从1607年到1616年,他被称作淑勒昆都仑汗。到1615年,随着其雄心与成就的不断扩大,他又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更好的权力标志,以便最终高居于他从未真正信任过的其他部落首领和自己的子侄之上。他在曾经统治过中原的本族祖先的历史中找到了这一新权力的依据。满族是通古斯人的后裔。通古斯人曾建立金朝(1115—1234),将宋朝赶到南方,而统治了中国北方大部地区。当时,金朝统治者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汗,不过是众多部落首领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因此,要实现建立帝国的野心,就必须仿效南宋制度,努力创造一种等级更为森严的君主权威形式,以便削弱其他部落首领的竞争力。如今,谋士额尔德尼——可能也是明朝的境外居民——又一再向努尔哈赤进言:1612、1614和1615年多次出现于夜空的虹光,都是天命将移的预兆。于是,努尔哈赤于1616年宣布建立后金王朝,向着征服天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努尔哈赤创立金国,并不意味着他对明朝已持完全敌对的态度。然而明朝早在他于建州、海西一带称汗之时,便已警惕起来了。曾于1608—1611年间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很快就意识到努尔哈赤的威胁,并于1609年建议朝廷同这个潜在的敌人进行谈判,以便争取时间加强东北防务。但熊廷弼因主张不得已时可对努尔哈赤作出暂时让步,而使自己陷入了与朝中“言官”对立的极大危险之中。后者认为,这一主张带有怯懦、绥靖的味道,只会鼓励而不能阻止努尔哈赤的入侵。两年后,熊廷弼被弹劾,调离辽东,努尔哈赤征服天下的势头则在继续发展。明朝非但没有同努尔哈赤谈判,还关闭了与满族的边市贸易;1613年,叶赫受到威胁时,明广宁总兵张承荫又出兵援助叶赫,要求努尔哈赤放弃攻打叶赫的企图。也许是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也许是由于明朝对叶赫的庇护,1618年,努尔哈赤决心进军辽东,直接与明军对抗。这年5月7日,努尔哈赤列述了对明朝的“七大恨”,次日便率领1万军队直扑抚顺。

                        吞并辽东

                        抚顺位于浑河岸边,西距后来的盛京(沈阳)约10公里,是重要的贸易城市和军事重镇。当时驻守抚顺的明朝将领是游击李永芳。在明与后金破裂前,他曾见过努尔哈赤。5月9日,努尔哈赤率军抵达抚顺城下,遣使致书李永芳说:“因尔明国,兵助叶赫,故来征之。”扬言若不投降就攻城。汝若战,则吾兵所发之矢,岂有目能识汝乎?倘中则必死矣。力既不支,虽战死亦无益。若出降,吾兵亦不入城,汝所属军民皆得保全。假使吾兵攻入城中,老幼必惊散,尔之禄位亦卑薄矣。反之,若举城纳降,努尔哈赤便禁止部下虏掠城中官员军民及其亲属为奴,也不要求李永芳及其部众改变汉族习俗,甚至可以不行满族剃发之俗。若不战而降,必不扰尔所属军民,仍以原礼优之。况尔乃多识见人也。不特汝然,纵至微之人,犹超拔之,结为婚姻,岂有不超升尔职,与吾一等大臣相齐之理乎?金兵只发动了一次进攻,李永芳便率所属千余户出降了,其中包括秀才范文程等一批辽东士大夫。李永芳的投降,有着不寻常的意义。一员明朝游击率所属军民将抚顺城献给了女真人。作为报答,他得到了这样一种待遇,既不是已被同化的境外居民,也不是受人役使的汉族奴隶,而是被接纳到金国贵族行列中的汉族边民。他娶了努尔哈赤的孙女为妻,被授予比以前更高的官职,获准保留原有部属作为家丁,后来又得到战时以副将身份随侍努尔哈赤左右,及参加1627年征伐朝鲜战役的殊荣。1634年,李永芳以三等子爵卒。其后,他的九个儿子又继续为清朝效力。抚顺陷落了,派去的援军也被击溃了,这对明朝真是莫大的耻辱。万历皇帝的大臣们为了挽回败局,起用了老将杨镐。此人以前的作战经历大体胜负参半。1598年,他在朝鲜大败丰臣秀吉,但不久以后,他的4万人马又被丰臣秀吉打得落花流水。尔后,杨镐一度失宠。1610年被召回,授辽东经略。他的上述经历,加上张承荫被革职,导致了朝廷再次将他起用,授以兵部侍郎之职,令其指挥辽东明军,抵御后金,收复失地。杨镐组织的战役也以惨败告终。1619年4月5日,明朝四路大军集结于沈阳,号称47万,实际只有约9万人。按计划,各路军队分头出动,10天后应在赫图阿拉(兴京)会合。但各路将领都没按预定时间到达。4月14日,杜松部提前一天抵达赫图阿拉,在萨尔浒一带被金军歼灭。第二天,马林部在尚间崖被击溃;4月17日,刘綎部及朝鲜援军也在布达里冈遭受重创。杨镐闻讯后,急忙率部撤回沈阳,才未受损失。这次战役,明军至少损失了4.5万人。自称公正无私的东林党领袖高攀龙,怀疑杨镐与努尔哈赤暗中勾结。于是,杨镐被劾革职,下狱处死。这时,朝廷似乎已无计可施,遂再次寄希望于熊廷弼,让他出任辽东经略。而熊廷弼则再次体验了左右为难的苦恼:一方面,辽东防线软弱无力;另一方面,朝廷的催促又急如星火。整饬防务需要时间和经费,而朝廷既无充分耐心,也无足够的财力来完成这项任务。由于受到朝中一些政治派系的攻击,以及1619年7月26日和9月3日开原、铁岭相继失陷,熊廷弼又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袁应泰。此后,局势进一步恶化。首先,看上去似乎坚不可摧的沈阳,在城内蒙古人的策应下,被金军攻破了。接着,1621年5月11日,袁应泰遣军出辽阳,随即被歼。两天后,辽阳便陷落了。袁应泰全身披挂,自杀而死。至该年夏初,辽河以东、明军重镇锦州以北的全部地区,都被金军占领了。后金吞并辽东后,又有许多汉人投入了努尔哈赤的怀抱,熊廷弼的好友马与进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马氏原籍山东蓬莱,明朝后期,马氏的一支到辽阳作官,从此便定居在辽阳了。该家族可考的最早祖先是马重德。他曾在江南作明朝的地方官,并因公正廉洁而深受百姓爱戴,被奉为当地神灵。作为明朝的将领,马与进也战功赫赫。1621年金军入侵时,他又积极投入了辽东保卫战。他的声誉确实很好,以至当其防区惨遭金兵蹂躏时,人们竟纷纷传说他已英勇战死。其妻赵氏在辽阳听到这一传说后,为表示对丈夫及其为之献身的大明王朝的无限忠诚,竟带领全家老小和家奴40余人集体自杀,并率先怀抱孙女投入井中。然而,马与进并没有英勇地战死,而是向敌军投降了。其子马鸣佩,数年后成了清朝驻南京的总督。努尔哈赤占领辽东的计划,不是没有遭到过一些女真贵族的反对。按照努尔哈赤1613年讨伐乌拉时所采取的步骤,应先对城寨周围的村落进行有计划的劫掠,使敌人无处觅食,进而将其击溃。这完全符合部落首领们的意愿,因为他们能分享奴隶、牲畜、粮草、钱财等战利品。当敌人的村落被劫掠一空,城寨也被洗劫之后,各旗贝勒便可率众返回远在东部山区的气候寒冷、牧草充裕的家乡了。而现在,努尔哈赤却打算带领他们久驻西部平原,并一个接一个地修建新的都城,不断向辽西汉族地区逼进。1619年,努尔哈赤下令于界藩修建宫室,为继续西进作准备。尽管努尔哈赤对众贝勒说,汉族地区照样可以放牧和狩猎,但他们仍不愿放弃自己原来的牧场和军事上的独立性。1619年9月,他们又跟随努尔哈赤离开界藩,渡过浑河,到达了萨尔浒,但反对他迁都辽阳的主张;努尔哈赤被迫惩罚了其中最不顺服的阿敏。1621年底,金军完全占领了辽东,努尔哈赤遂将都城迁到了辽阳。后金对辽东的吞并,导致了熊廷弼最后一次被起用。但他的谨慎态度又一次与急进派发生了冲突。在侯震旸(侯峒曾之父)等东林党人的支持下,熊廷弼同朝中宠臣、广宁巡抚王化贞进行了斗争。王化贞提出了一套精心设计的方案,主张沿辽河左岸设营,分兵屯戍,再雇用40万蒙古兵,并征募朝鲜援军,从侧翼攻击金军,从而一举收复失地。尽管熊廷弼坚持认为该计划过于冒险,但它在朝中仍获得了极大支持。1622年初,正当双方在朝中争吵不休之时,后金军队又一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一次,他们将越过辽河,直插明朝的屯田区。

                        满汉种族冲突

                        可能是出于建立帝国的雄心,努尔哈赤自吞并辽东后,便极力争取汉人的支持;他还向辽西的汉族人民明确宣布,若接受其统治,便可得到粮食和布匹。勿虑尔田宅“将非我有,尽入主人之家”。众皆一汗之民,皆得平等居住、耕作。他还利用辽西人民对贫富悬殊现象的不满,进行煽动。昔尔等明国富人,广占田地,雇人耕作,食之不尽,将谷出卖。贫困之人,无田无谷,买而食之,钱财尽后,则行求乞。与其令富人粮谷烂于仓中,财货山积而无用,何若揭杆而起。百姓闻风,必群起响应,后世遂得富足矣。最后,他向广宁等辽西城镇的军民许诺,若出城投降,便严禁手下将士抢劫、偷窃汉人财物,及离散汉人妻小亲属。1622年2月10日至3月11日,努尔哈赤挥师渡过辽河。明将鲍承先率军出广宁阻击,结果大败,只身逃脱。留守广宁的王化贞,放弃了全部进攻计划,退至大凌河,将广宁丢给了游击孙得功(辽东人)。努尔哈赤兵临广宁,孙得功立即献城投降;随后,鲍承先也投降了。两人都被拜为副将,为努尔哈赤效力,鲍承先还负责给其他明军将领写信,劝其归降。王化贞闻知广宁已失,便率其残兵败将逃回山海关,和熊廷弼部一起涌入关门。王化贞被劾下狱。熊廷弼也牵连入狱。但他是否有罪,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东林党(他们普遍认为熊廷弼无罪)和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他们极力指责熊廷弼)也卷入其中。三年后,熊廷弼正式被控犯有叛国罪。悉知辽东实情、1625年在魏忠贤支持下荣升内阁首辅的冯铨,促使朝廷作出了决定,将熊廷弼正法,并传首九边,以警告其他将领不得出卖朝廷。努尔哈赤占领了辽东和辽西部分地区,使大约100万汉人落入后金统治之下。其中许多人沦为奴隶,尽管后金奴隶的地位已获得较大改善,得到国家更多的保护。主人已不能随意惩罚奴隶;如果奴隶受到虐待,官府便会将其没收,转给别的主人。这一法律上的变化,也许反映出这样一种趋势,即后金征服辽东后,开始以拖克索(即田庄,将一定数量的庄丁束缚其上的土地单位)和奴隶作为官吏俸禄。当然,这种家长式的关怀,也表现在努尔哈赤作出的由国家对降金汉人实行恩养(乌吉黑)的决定中。事实上,他当时甚至否定了以往满族社会中自由人与奴隶的绝对界线。他说:吾国何故分别主人、奴仆,大人、小人?若有人怨恨其国,来投我等,且尽心效力,我等必不使其为奴仆、小人。虽然来自贫穷阶层的汉人最终沦为奴隶的可能性远大于成为自由人的可能,但降人的身份毕竟不是按其原先的职业或官位而直接授予的。事实上,李永芳等人只是例外。大多数降金后获得军政官职的汉人,职位都相对较低。努尔哈赤似乎相信,将汉人任命于下层,然后以功升迁,比仅仅因为某个降人原是明朝高官就直接授予高位,更为有益。彼等有功于(明)帝,或以贿赂升迁者,自以原系大臣,向来为官,不为我等效力……不论尔等昔日之功。若吾至辽东后,又立功劳,则记录之。同皇太极以后的情形不同的是,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汉族降人无居政府要职者。达海——可能曾是境外居民——于1623年被革职。范文程和后来显赫一时的宁完我等降人,在《满文老档》中皆不见记载。另一著名汉族降将爱塔(也是境外居民,原名刘兴祚),实际上又背叛了后金,于1627年投入明朝军阀毛文龙门下,后因叛逆被满族人所杀。一般说来,当时大量汉族百姓的归附——无论是自愿投诚者,还是强拉的“庄丁”——也未必是努尔哈赤吞并辽东的重大收获。后金大汗的职责要求他招纳辽西汉人,并将他们迁至辽东,同已占据了辽东但未完全恢复其稳定的女真人杂居。具体办法是令汉人与女真人合户,实际上是将满族旗人分置于汉人各户之中。照理,各户之满、汉成员都应从事耕作,而实际情形却是满人奴役汉人。汉族男丁承担了全部重体力劳动,汉族妇女则成了他们的奴婢。如此的不平等,加上缺衣少食,导致了1623年满、汉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许多汉人故意在食物和饮水中投毒,焚烧房舍,还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哨卒。努尔哈赤对这场种族间的骚动作出的反应,是收回满汉平等政策,而代之以种族歧视。他愤怒地责问八贝勒:“我等之兵去后,耀州之人即扬言杀我妇孺,其他各地之人亦毒杀我等之诸申,尔等知否?”又斥责各旗大臣对汉人过分宽容。汉官与我等之诸申,因何同等对待?若我等之诸申犯罪,则问其功劳,问其官位,稍有理由,即应赦之。若尼堪犯下死罪,又未尽心效力,复有偷窃之事,则应尽诛其子孙亲族,为何仅责打了事?合户制暂时仍予保留,但不再造成新的合户;迁入新都沈阳后,那些未合居的满汉人户,便被指定居住在按种族划分的区域内。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还规定汉人不得持兵器;而女真人则无论是不是八旗兵丁,都要随身携带兵器。这种旨在阻止汉人反抗的歧视政策,可能正是1625年汉人叛乱的导火索。这年秋,许多满族兵民被杀,据说还有汉人派人向附近的明军求援,希望重返明朝。11月,努尔哈赤采取了严厉措施。他认为汉族平民只是在一班明朝秀才的哄骗下才误入歧途的,遂令满族官吏进行彻底调查,清洗各村带头闹事的秀才:并非我等嘉善拔擢之官员,乃是昔为明国秀才、大臣而今无官者,听信奸细之言,煽动当地村民。凡此等人,皆检出诛之。究竟有多少秀才被杀,不得而知(显然也有幸存者,例如范文程)。但据明确记载,第二年,努尔哈赤将大量辽东汉人收归自己帐下,每13户编为一庄(拖克索),由一名庄头管辖,皆授以耕牛田地,令其耕作。于是,努尔哈赤趁种族冲突之机,控制了更多的汉族降人,其借口则是若将他们划归各贝勒,满人必然会进行报复,对其倍加虐待,甚至将其杀害。创建未久的后金政权,要消化吸收近百万汉人,是非常困难的,加上不利的战局,努尔哈赤遂于占领广宁后暂时停止了进攻。他曾宣布,要在1623或1624年打入山海关,进军中原。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大凌河、锦州、松山和山海关等坚固防线,仍然横在他的面前。广宁只是因为王化贞仓促退却和孙得功不战而降,才落入了他的手中。眼下,辽东地区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肯定已为驻守关外的明军将领所知,因而汉人大量归顺之事已不大可能发生了。此外,努尔哈赤的军队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坚,对明朝仿照欧式大炮制造的新式武器,也一无所知。

                        新式武器和进攻策略

                        这种欧式大炮的主要来源是澳门。那里有几家世界上最好的铸造厂,所铸“红夷”大炮在明朝人看来真是巨大无比,发射时则声闻数十里。最先使明朝政府注意到这种武器的,是基督教徒。1620年,利玛窦的教徒徐光启提出,可用葡萄牙大炮装备明军。其后,另一位教徒、南京礼部尚书李之藻,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于是,四门“红夷”大炮于1621年被运到了北京。不过朝廷内部对引进葡萄牙大炮并非全无异议。由于这种新式武器同万历、天启年间令人困窘的基督教有着某种联系,一些大臣对使用这些洋炮深感厌恶。例如,在天主教势力极大的福建,张赓等教徒就希望基督教能将中国社会从混乱中拯救出来。而军界官员则对西方国家的扩张忧心忡忡,并将基督教同这样一种罪恶阴谋联系起来,即企图侵蚀中国固有的儒家正统思想,而后者正是使中国保持强大的法宝。然而,反对派终于在洋炮

                        从蒋总司令指挥,否则视作反革命组织,严加取缔;其五,共产党暂停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接下来,汪精卫找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并告诫他:你一定要控制住你们党的活动,千万别给蒋介石挑事的机会。陈独秀此时也是进退维谷。就在前些天,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在上海等地发动工人运动收回租界,打击帝国主义,给蒋介石来些强硬的表示,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斯大林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他们对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保持目前国共合作的局面,不要把蒋介石逼向其他帝国主义一边(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陈独秀正为此事发愁之时,汪精卫就自己送上门来了。于是,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联合发表“汪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无产阶级是不会搞独裁那一套的,工农武装坚决服从政府管理,国民党也不要怀疑联共政策,关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说法都是谣言,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事业携手奋斗到底,绝不受任何不良用心者挑拨离间。这篇联合宣言实际上是汪、陈二人企图缓和局势之举。可二人高估了自己在党内同志们面前的威信,结果事情没办好反把自己搭了进去。首先是陈独秀。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越过他这个总书记直接给共产党发号施令,他手中根本没有实权。而在党内同志对蒋介石的排共政策生出诸多不满的时候,他却发表如此退让的声明,令其党内威信大为降低。至于汪精卫,其处境也好不了太多。国民党右派本来是既反对联共又反对蒋介石,结果看到汪精卫宣言中坚定的联共立场后,气急败坏,居然转而支持蒋介石。毕竟在右派眼里,他们和蒋介石毕竟只是党内矛盾,但和共产党却有着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此大为失望:汪精卫完全没有兑现承诺,不但没有暂停共产党活动的表示,居然还自作主张,保证国民政府没有制裁共产党的意图!看到事情偏离了预计的轨道,蒋介石下定了最后的决心。4月12日,蒋介石发布“武力清党”命令。这是血腥的一天,上海街头枪声大作。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数千人失踪,工人领袖、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牺牲,周恩来侥幸逃生。鲜血染红了上海街头,染红了黄浦江。4月15日,广东李济深起兵响应蒋介石,讨伐共产党。这次有更多的著名共产党人倒在枪口之下,熊雄、萧楚女等牺牲,黄埔军校数百名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同学被枪杀,省港罢工委员会被查封,工人纠察队被强行解散。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开始武力清党,白色恐怖骤起,无数人头落地。陈独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纷纷避往武汉。严格地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依靠的并不是他的基本部队——黄埔军。由于黄埔的政治教育已经根深蒂固,面对此种局面,连何应钦、刘峙这种蒋介石的铁杆心腹都有些不知所措,担心发生兵变,一度想辞职走人。而有的黄埔下级军官心灰意冷,干脆直接走人了。蒋介石当时依靠的还是答应跟他一起干的地方军阀,如李宗仁、李济深等,甚至连当年混江湖时的关系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麾下的上海青帮都用上了。“四·一二政变”中,虽然国民党左派也被杀了不少,但是毫无疑问,共产党方面流血最多,也最冤枉——我共产党人拥护“三大政策”,帮你国民党成就北伐大业,劳苦功高,现在你却过河拆桥,捕我的人,杀我的人,这笔账一定要算清楚!实际上这场纷争源于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以及国民党和苏联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真正的主角是国民党右派、左派和苏联顾问,是蒋介石、孙科、邓演达和鲍罗廷这些人。蒋介石利用了军队内部对工农运动的不满,成功地利用反共清党把军队团结在他的周围,目的其实是想打垮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消除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四·一二”的枪声击碎了国共携手前进的所有幻想和期待,从此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反动派”,蒋介石则叫共产党为“共匪”。远在武汉的汪精卫急坏了:咱们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吗,你蒋介石怎么背信弃义?于是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蒋介石的“武力清党”只是一种借口,是反革命,是丧心病狂,是自绝于党,是自绝于民众,罪该万死。汪精卫随即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所有职务,悬赏二十五万元捉拿蒋介石,杀之者亦奖赏十万元。武汉对蒋介石的攻击达到了炽热的程度,这使得身在武汉的蒋介石支持者无不噤若寒蝉,纷纷秘密出走。蒋介石看汪精卫已经撕破脸,也就干脆一路黑到底,在南京建了一个国民政府,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人选,他已经找好了,此人就是唯一资历能与汪精卫匹敌、因为“刺廖案”赋闲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由此,国民党一分为二,史称“宁(南京)汉(武汉)分裂”。北伐本来是要统一中国,结果打到半截,竟然出现了奉系北京民国政府、汪记武汉国民政府、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政府。蒋介石原以为“分共”后就可实现国民党内的团结,排除干扰,完成北伐。可他没想到,分共是实现了,可国民党也分裂了。政治上,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各有主张;军事上,蒋介石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攻伐不已,几乎无日不战。国家陷入了更深层的混乱。蒋记王朝第七章决裂

                        中东铁路

                        就在国民党内部一团糟的时候,远在北京的张大帅也干了一件“大事”。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将躲在里面的李大钊等人逮捕,旋即将李大钊处死,先于蒋介石跟苏联撕破了脸。他这么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向蒋介石释放一种“善意”的信号:咱们有共同的敌人苏联,不必互相为敌,从而缓解一下北伐军带给他的压力。至于蒋介石会不会领他这个情,后面再说。当然了,张作霖之所以决定跟苏联翻脸,主要是因为他本就讨厌俄国及其后来者苏联。张作霖年轻的时候,俄国人在东北杀了很多人,占了很多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他对俄国的态度不问可知。除开个人感情,他的事业发展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这事还得从一条铁路讲起。以前讲李鸿章的时候提过,沙俄为控制东北,修筑了一条几乎贯通东北的铁路,即中国东清铁路,简称中东铁路。从此,俄国人借由这条铁路对东北进行经济和军事扩张。后来,众多爱国人士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收回中东铁路。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倾听群众的心声意愿是必须的。在群众舆论的推动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利用苏联政府急于解决外交困境的心理,成功与对方达成协议:中国收回铁路的主权,铁路经营权则由中苏共管。应该说北洋政府表现得还不错。可问题是,以俄国、苏俄、苏联一脉相承下来的霸道,苏联人岂会真心交出这条铁路?实际上,这条铁路长春以南的路段,由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控制,一般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由苏联工人和苏联铁路驻军组成的“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控制着——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命令“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李嘉谷《十月革命后中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交涉》)。一直以来,苏联和日本没少围绕着这条铁路给张作霖父子下绊子,如拒绝张作霖使用中东铁路运兵攻打冯玉祥等,让老张和小张十分郁闷。鉴于自己和苏联的实力差距太大,只要苏联不触碰他的底线——推翻老张家在东北的家天下,张作霖对待苏联的态度一向是能忍则忍。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以往。因为苏联近期的动作越来越大,首都革命、反奉战争、北伐战争的背后都有苏联人的身影,简直就是不推翻他誓不罢休,所以张作霖决定挥手告别当“孙子”的生涯,给苏联人一些“颜色”看看。张作霖虽然不敢向苏联发起战争,但杀个把人警告一下对方还是敢的,而他计划要杀的这个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而且还是苏联、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国民党的中间代理人。对张作霖来说,李大钊就是反奉的枢纽,杀他完全可以达到警告苏联的目的。这就是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参与苏联的谍报工作,和苏联勾结出卖中国”的理由处死李大钊的根本原因。

                        分道北伐

                        张作霖跟苏联翻脸之际,南方国民政府的内讧也到达了顶峰。这是干掉国民党的最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见此良机,张作霖果断地决定先发制人。可当张大帅环顾左右时,惊奇地发现,可用的大将实在是捉襟见肘。郭松龄被自己杀了,姜登选被郭松龄杀了,墙头草李景林被自己解聘了,“五虎将”如今只剩下张宗昌和韩麟春。虽然缺将,好在士兵很富余。一番调配之后,1927年5月,他兵分两路,全力南下消灭闹内讧的国民政府。孙传芳和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进军安徽、江苏一带,对付南京方向的北伐军。张学良和韩麟春率奉军主力南下河南,配合吴佩孚反攻武汉。其实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是趁机进入河南,把吴佩孚的地盘给“和谐”了。可吴佩孚也不是傻子,他坚定地拒绝了张作霖的“好意”,但同时也表示,若张作霖愿意为他提供充足的武器弹药和资金,他是很看好双方的友谊源远流长和稳固发展的。这下轮到张作霖不干了,因为吴佩孚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一旦有足够的武器弹药和资金,就有可能东山再起,这是张作霖所不愿看到的。于是,张作霖决定霸王硬上弓,强制“扶贫”。由此,张学良率十万奉军进入河南,占领许昌、郑州,吴佩孚退往南阳。革命的对象张作霖都动手了,国民革命军岂能示弱。可问题是“宁汉分裂”后,武汉、南京都自称正统,互不相让。尤其是汪精卫,素来以正统自居,很是看不上蒋介石这个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他此时正打算出兵讨伐蒋介石呢,没想到被张作霖横插一杠,只好暂时放过对方。宁汉双方架是打不成了,但合作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两边都选择了单干——单独北伐。先说南京方面的北伐。蒋介石并没有理会张作霖之前的示好,毕竟大家都是玩政治的,这几招谁不会。他命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以第一、第七军为主力,分三路讨伐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三人干得漂亮,一路北上,在徐州击败孙传芳和张宗昌,取得“徐州大捷”,之后进军山东。但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情,迫使蒋介石暂停北伐,撤回主力以保卫南京。至于具体是什么事,一会再说。再看武汉方面的北伐。武汉方面的阵容很强大,一共四路大军。第一路,唐生智,主力为其嫡系部队。第二路,张发奎,主力为“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十一军,以及一支在北伐中表现还不错的湘军部队——独立十五师,师长是一名叫做贺龙的中华革命党党员。第三路,投降过来的军阀部队。第四路,冯玉祥,主力为其麾下的西北军(国民军)。前三路归唐生智统一指挥,他和冯玉祥刚好一南一北,南北夹击河南的吴佩孚和张学良的奉军。前期战事波澜不惊,北伐军势如破竹,齐齐奔向奉军的前敌总指挥韩麟春早就预订好的决战地点:临颍一带(今河南漯河附近区域),他已经在这里做好了万全准备。这里地势平坦,特别适合奉军的王牌——坦克部队(拥有近二十辆从法国进口的雷诺FT-17坦克)和炮兵部队作战。这里有强大的兵力,奉军七万主力全部在这里。这里已经建好了强大的防御工事。生死成败就在此一战!韩麟春有了战死的思想准备,但北伐军的指挥官唐生智却不想死,面对兵力强大、装备占优的强敌,他唯恐自己的身家遭受损失,于是改令张发奎率军顶上,把自己的部队撤了下来。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唐生智这么干是为了让“铁四军”里的共产党人去送死,是反共的表现。但实际上,这很可能只是他的习惯而已——便宜由他占,送死别人去。可以预料,这绝对是一场恶战。但谁也不会料到,开战的第二天,在攻打临颍城的战斗中,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陨落了。他就是时任第十一军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的“黄埔三杰”之首蒋先云。当时他身先士卒,策马冲锋,连续三次身受重创仍不下战场,三仆三起,坚持指挥攻城,不幸被敌人的流弹击中,壮志未酬!“黄埔第一人”居然以如此仓促的方式悲壮地离去,以他的大才,本来应该有更宽阔的舞台等他去泼墨挥洒!东南百战斗犹艰,剑气升腾武胜关。千古悲风临颍路,中原忍见将星残。不亦悲乎!同志们,踏着蒋先云的足迹前进!历经三天血战,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付出了高达数千人的伤亡,攻克临颍,击毙奉军万余,奉军主力被击溃。6月初,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胜利会师。吴佩孚成了潜逃的光杆司令,从此开始打酱油。张学良率残部逃向黄河以北。随后,集势利眼与墙头草的精华于一身的阎老西儿,眼见吴佩孚和张作霖相继完蛋,也就挂上了青天白日旗,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开始落井下石,痛揍落水狗张作霖。就在这时,武汉政府后院起火了,而且还是两把大火,唐生智被迫收兵回师。

                        “马日事变”

                        先来看第一把大火。这把火是在湖南长沙烧起来的,点火的人是唐生智的手下何键。何键本是唐生智第八军里的师长,后来成为扩编三十五军军长,属于武汉方面北伐军的高级军官。蒋介石清党后不久,原本在上海、南京等地工作的一些共产党人转而聚集在武汉国民政府周围,大力声讨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同时继续开展工农运动。汪精卫本人是坚定的三大政策的拥护者,自然也是赞成工农运动的,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前面讲过,农会运动比较过激,打倒“土豪劣绅”是主要的活动。而此时的国民革命军中的军官,包括来自黄埔军校的军官,大都是学历不错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来自“土豪劣绅”家庭——毕竟一般工农家庭很难有支撑孩子读书求学的经济实力,更别提贫农家庭。也就是说,来自农村的国民革命军军官多出身于富农和地主。当这些军人得知父母亲戚在家乡被揪斗乃至于处决时,自然义愤填膺:我舍生忘死为革命,你们却在背后革我的命,这算什么事?!何军长的老爸也是属于被打倒的“土豪劣绅”一族。何军长的父亲先被抄家,后又被绑游街。1927年5月21日,何键指使手下许克祥于在长沙发动兵变,捣毁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杀死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此事史称“马日事变”。由此,共产党人在长沙的活动变得尤为艰难。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也在1930年被何键所杀。但奇怪的是,长沙属于武汉国民政府治下,受汪精卫管辖,而汪精卫当前并未和共产党反目,何键和许克祥的大老板唐生智的立场也十分明显:拥汪反蒋,那么何键和许克祥为何要擅自行动?难道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行为属于造反吗?公正地讲,何键和许克祥的智商并不低,算是正常人。但以何键老爹受欺负的程度,似乎不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做出让全家人掉脑袋的事情吧?答案很简单,有人在背后推动。站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是他们的新老板蒋介石。证据相当明显,兵变当日,许克祥宣布拥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在原大老板唐生智的攻击到来之前,率兵投奔南京。至于何键,此后一直颇受蒋介石的重用,是其麾下“反共”的急先锋。“马日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向武汉国民政府申诉,要求惩办“不法军官”。但是,“利益才是硬道理”。工农运动的过激行为已经损害到了多数国民党人士的利益,导致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对联共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抵触之心,导致国民党内“反共

                        ,别的好说,比如各路兵马的任务,由谁去抄后路,由谁来打埋伏,由谁肃清开封周边的金军游骑等等军事调配,这是正常的军事任务,下令就是了。比较伤脑筋的是,哪天开始行动呢?要选一个良辰吉日才行,选……谁有资格选,谁懂呢,最后大家一致认定,要找专业人才。于是,一个江湖术士光荣中奖,由他来定这个无比重要的日子是哪天。术士说,二月六日好。嗯,宋朝官方全体同意,就那天了。时间还早,大家要耐心。在等待中,一个人越等越怒,越怒越急,越急越觉得命运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了。这人是姚平仲。姚平仲,字希晏,西军大将。翻开他的履历就是一部郁闷史。他很神勇,十八岁时参加了臧底河之战,杀敌无数,在军中声望鹊起,被称为“小太尉”,也就是无冕的节度使。这样了不起当然引起了上层注意,童贯一时高兴召见了他。本以为这会是一次愉快的、成功的、父慈子孝一样的见面,没想到姚平仲典型的恃才傲物,不把太监当回事。童贯大怒,能打是吧,有功是吧,资金扣发,赏一双小鞋穿穿。方腊起义,童贯率西军南下,他特意带上了姚平仲。这人是不识好歹,但真是能打,所谓光干活儿不给钱才是小鞋的王道,姚平仲不上前线谁上。战争打完,姚平仲的战绩再一次辉煌,童贯想了想,有点不忍心了。他把小姚叫来,摆出大笔金银,说都赏给你了。姚平仲却仍然冷冷地说他不要赏钱,他只想见皇帝一面。童贯大怒,给脸不要,你小子想报复是吧,想当面向皇帝诉苦是吧,偏不让你如愿。让王渊、刘光世等乖宝宝进京面圣出头露脸,姚平仲,你回边疆上继续为国立功!这次金军入侵,姚平仲积极响应勤王号召,带兵杀到开封城下,满以为立功的机会来了,却不料李纲定下的计策简直是量身定做一样的压抑他。这也太有针对性了吧,数遍开封城内外的宋朝主将,王宗楚是禁军大头领,金殿上的摆设而已,只配欺负平民;李纲纸上谈兵,再怎样也别想率军出战;种师道老得牙都掉了,据说来的路上还躺过一阵担架,只有他姚平仲战功赫赫,是主战型的、年富力强的战将。可李纲的计划偏偏就没有决战的环节,让他没有用武之地。尤其是最后一步,在黄河岸边解决完颜宗望,那时金军已经耗尽了锐气军力,宋朝二十多万兵马一拥而上,是个乱刀砍人的局面。他再神勇,能显出什么?不行,这太不公平了!姚平仲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摆上历史舞台的最中央,让闪光灯照耀自己,只照耀自己,把之前所有的亏欠不平都补回来!姚平仲在二月初一日夜间率领一万步骑出城偷袭金营。他想得很好,比如生擒完颜宗望,救回康亲王,这些都是不世大功,他必将从此登上宋朝军人之巅。这巅峰会高到何处,以“复燕云者王”为例,童贯一个太监都能做到郡王,他这时解京城之围,救亲王、解帝危,到论功行赏时只有一个可能——胙土分茅。当异姓王。他这样激动地冲了出去,迎接他的是等了很久的金军。完颜宗望居然早就派人在半路上截杀他了,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金军的掌握之中!消息走漏了,只有这一个可能。那么内奸是谁,隔着城里城外二十多万宋朝正规军,消息都能如此准确及时地送过去,这是怎样的手段……这个内奸又是个什么样的等级?这些在历史中没有记载,所以只能去猜,去愤怒,却无法分析得出。而当时姚平仲的命运也是这样,一万步骑去偷袭还勉强,夜间被对方反偷袭,只有迅速崩溃这一个结局。姚平仲没死,他逃跑了,这个逃跑是传奇级的,足以载入世界史册。他当晚马都丢了,骑着一匹青色的骡子狂奔,一昼夜间居然跑出去了七百五十里,到达了邓州,到这儿才吃着早饭。之后入武关、到长安,想进华山里隐居,但是想了想,华山太小了,不安全。他骑上骡子继续跑,跑进了四川,到了青城山的上清宫,到这儿他已经远离中原,没人认识他了。可他还是觉得不够远。继续跑,跑进了大面山,深入二百七十余里,连采药的人都见不着了,他才把那匹骡子放了,找个山洞开始以后的生活。这人活得挺好,过了几十年,到八十多岁时才从深山里走出来,他“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择崖堑荆棘,其速若奔马。亦时为人作草书,颇奇伟”。有传说,他在山里年久得道,是个仙人了。呸,说他是仙人,不如说那头骡子才是神骡。回到公元1126年二月一日的夜晚,姚平仲率军出击时,城里的人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人是李纲,他按照惯例在巡视城防。知道的人是皇帝赵桓,他得到消息后不是派人去追回姚平仲,而是紧急派人通知李纲,说姚平仲已经出击了,肯定成功,你马上亲自带人去封丘门外接应。李纲呆了,这是哪儿跟哪儿,他是城防司令,大将带人冲出去了,居然没有事先通知他。看命令,是钦宗亲笔写的,想犹豫吗,这样的命令一口气连下了三道,不容他不照办。于是,李纲率兵出城,事后证明这还是很必要的。金军在击败姚平仲后,立即向开封城推进,想在黑夜中乘乱攻城。李纲刚好在城外幕天坡附近迎上了金军,一通乱战,他在城外把金军打了回去。这一夜终于过去了,当他在黎明拂晓时分回到城里后,发觉城里比城外乱得还厉害。大宰相李邦彦怒了。首相大人暴跳如雷,什么偷营、截击、救人、救国,在他的心里都是犯罪,这会激怒金军,害了他的性命!他早就说过不能打,现在好了吧,谁说能赢的,输得人都跑光了。李纲也很紧张,姚平仲打乱了计划,让他的全盘布置都落空了,现在这样,怎样为继?关键时刻,种师道站了出来。老将的经验是无与伦比的,他根据这时的局面,提出了一个新的打法。——劫寨是个失误,但也可以转化为胜机。昨晚失败了,那么今晚再去劫,还失败的话,连续劫十天。十次之后金军必将疲惫,无法支撑,只有退兵一途。那时,李纲计划的后半部分仍然可以实施,黄河两岸仍然是金军的覆灭之地。这个计策好不好,相信只要脑子里稍微有点皱褶的人都能分辨出来,可惜的是,这时宋朝的当家宰相就是个没皱褶的……李邦彦拂袖而去。他下决心再也不跟这帮疯子混在一起了,为了身家性命的安全,这次必须把局面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里。毕竟,我才是首宰!李邦彦发怒的同时,牟驼冈上的完颜宗望也爆炸了。他跳到张邦昌、赵构的面前一通吼叫,痛骂宋朝背信弃义,一边说讲和一边来偷营,你们宋朝能不能更无耻一些?!为什么骗人呢?面对咆哮的完颜宗望,张邦昌、赵构的反应截然不同。张邦昌吓坏了,一摊泥一样倒在了地上,痛哭流涕请求原谅,再三向女真人保证,他是一个诚实的、柔软的、百依百顺的宋朝人。完颜宗望一见此景心情大好,提起全身功力加倍吼叫之后,决定把张邦昌牢牢地记住,以后当做重点培养对象使用。赵构却不动声色,任凭完颜宗望声情并茂哪怕飙出恐龙音都无动于衷。这让完颜宗望惊奇之余很怀疑,这是宋朝皇室的亲王吗?这和普遍意义上的宋朝上层人物反差太大了……不会是宋朝舍不得亲王,随便派了个小青年来冒充吧。完颜宗望决定退货,不管赵构是不是康亲王,都要求换人。让宋朝派个别的亲王来,换走这个表情痴呆症患者。张邦昌、赵构的命运就在这时决定,之所以两人以后的遭遇天差地别,说到底,完全是自己的胆识修养决定的,半点都不用怨天尤人。赵构被送回开封城里,这时开封城正在沸腾中,是千年以来,哪怕开封还叫大梁城以来,都没有过的新鲜热辣。北宋一代,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正在上演。民变!事情是李邦彦挑起来的,这位抓狂的首相很神勇,说到做到,真的在这种局面下的都城里搞事了。他以军事失利为由,把李纲、种师道罢免,全盘接收军权,废除了李、种之前的军事安排,全心全意纯洁剔透地向金军投降。赵桓麻木中,对李首相的举动不予置评不予支持不予反对。他只是希望再别有人去打扰他了,让他安静一小会儿就好。就在这时,金军使者送赵构回城,顺便要求宋朝解释。李邦彦立即就解释了,这和他没有关系,全是李纲、种师道干的,什么,你们愤怒,那好,我可以把李纲绑上交给你们,带回金营去好了。金军使者傻掉了,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宋朝人是不是在拿我开涮?面对此情此景,该使者决定镇静、淡定、从容,绝对不给宋朝人开涮的机会。他拒绝。李纲你们自己留着吧,想打想杀是你们自己的事。他留下了赵构,带走了越王赵偲,回营交差了事。金国人走了,李邦彦长出一口气,觉得还是不安全,他想到了之前被李纲扣下的三镇割让诏书,这是金军着重要求的,怎么能忘了呢?他派专人去金营交割这三镇的归属。这位专人在历史里还是很有名的,姓秦,叫秦桧。做完了这些,李邦彦才感觉应该休息一下了,他累得要死又轻松得要命地走出了宫门,刚要回家,迎头撞上了陈东。一千多名太学生在陈东的率领下向政府请愿,在他们的身后是十多万的开封军民。他们要求罢免李邦彦,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一致对外,停止内耗,给宋朝的百姓们一条生路。十多万人走上街头,相当于开封城里十分之一的居民总数了。他们忍无可忍,根本没必要再忍了,因为号称全世界最富裕最文明最平安的都市开封居民们已经一无所有,变成了赤贫。这根本不是城外的异族人害的,都出自于城里宋朝自己的官员之手。李邦彦、王孝迪甚至是新皇帝赵桓,他们一道道的命令,把他们的身家财产全都充公了!现在李纲、种师道也被罢免,这等于毁掉了他们最后的一丝生存的希望。到此地步,只有反抗!面对汹涌的开封市民,李邦彦的第一反应是可笑,这些贱民们真是发癫,这样有用吗,我是官你是民,只有被领导的命运!可是他错了,这个只会唱曲子耍把戏的无赖忘了这再不是蔡京、童贯的时代,他一个弄臣一个小丑的本质,再也没法压制民意。老百姓们一拥而上,板砖石块像雨点一样砸了过去,十多万人怒喝,你一个浪子怎么配做宰相?!李邦彦抱头鼠窜逃回皇宫。民变了,这个消息像飓风一样刮向开封官场,官方迅速做出反应,派开封市长去弹压。开封府尹王时雍赶到现场,他抓住重点,对太学生们说,你们这是在要挟天子,是在犯罪知道吗……王时雍迅速逃离,后面是无数的板砖石块。新任宰执吴敏出面,觉得自己是册立新君的有功之臣,有面子有影响,结果一样被赶跑。民潮进一步汹涌,他们到了皇宫门前,敲响了登闻鼓,要皇帝出宫来见面。出来的是十多个太监,都是些平时作威作福有头有脸的,他们想用皇帝的名义往外赶人,因为实在太不成体统了,连登闻鼓都敲破了……一会儿之后,这十多个太监成了一堆血肉模糊的碎肉。杀人了,局势升级,马上就要不可控制。军方终于出面,禁军殿帅王宗楚进宫面见赵桓,请示任务,是杀人还是妥协,哪个您快点选。赵桓选妥协。于是,以官方文件对外宣布李纲恢复原职。这个文件写得很快,派专人送出皇宫传达给李纲。到这步,民意胜利了,政府的危机也算过去了,可事情居然还是出了岔子。问题出在送信的“专人”身上,这是个叫朱拱之的大胖子太监。事隔几百年我都可以肯定,这一定是有人故意恶搞,皇宫里太监无数个,这样的急事居然派出个大胖子。只见这位巨胖,在万众瞩目下走出了皇宫,一步一颤一寸一挪,无比艰难缓慢地向李纲家的大门前进……直娘贼,腌臜泼才,忒煞欺负人!十万人一拥而上,朱胖子也碎了。官方被进一步震撼了,这次快马加鞭再没有半点阻碍,去宣召李纲上任,第一个任务是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安抚百姓。读史到这里,要注意。这不是什么胜利,更不是件好事。在民意来说,在看客来说,这很过瘾,真是出了口恶气。但对当事人来说,比如陈东,就危险之极了。官方的人不是白杀的,当时就有人劝陈东逃跑。陈东哈哈一笑,跑什么?现在我的头已经掉在地上了!只是为国为民,必须把这件事做彻底了,别的根本不去考虑,也没法考虑。对李纲来说更是这样,不说他在东京保卫战中得罪了整个官场,光是这时的民变就让他万劫不复。民心向李纲,致皇家于何地?!当李纲来到现场,接受百姓欢呼时,不知他是什么心情。李纲出现了,百姓们没有满足,还有种师道。大敌当前,他们最看重的是军方人物。官方百依百顺,派专车接来了种师道。当车帘掀起,露出种师道的满头白发时,开封城的市民们才放心满意。他们散了。这次民变的作用是伟大的,不仅一举让腐烂怯懦卑鄙无耻的宋朝上层屈服,连城外的金军也怕了。当李纲、种师道重新上任的消息传到牟驼冈时,完颜宗望下令撤退。宋朝终于爆发出了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气势,仅仅是气势,并且是民间的,金军就怕了。他们带着千万两白银,百万两黄金,数不清的珍玩玉器,向北方撤退。东京保卫战至此结束。但事情并没完。金军还在宋朝的境内,这一点在不同人的眼里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第一种,是首相李邦彦。这浪子还是首相,开封市民们太善良了,至少要让这个败类罢官才能散嘛。可是百密一疏,这人还是宋朝的顶级高官。金军在境内,他寝食难安,时刻紧张。他觉得无论再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要送走这批凶神;第二种是种师道。老种将军觉得这是机遇。他说,李纲的计划仍然是可以执行的,立即运动兵力到黄河两岸,无论在哪一端展开围攻,仍然可以全歼来敌。这事没有展开讨论。种师道被勒令回西北老家去,隐居还是当兵随他便,国家的事不必他操心。至于黄河两岸,李邦彦派人送了两面大旗过去,上面写着“有擅出兵者,并依军法”。军法,杀无赦。这样两面大旗在黄河两岸迎风招展,保佑着完颜宗望率领六万金军,拖拖拉拉带着无数辎重渡过大河,踏上了回家的道路。至此可以总结一下了,这一次所谓的东京保卫战的本质是什么。抛开一切的细节,看最主要的脉络,我们会发现,金军只是打了两次毫无效果损失惨重的强攻战,一次连开封城门都没能摸到的反偷袭,就得到了千万两白银、百万两黄金、亲王为人质、割让北方三镇的空前胜利。怎么得到的呢?全是宋朝自己拱手送上来的,不仅一定要金军收下,连回家上路时的安全都单方面保证了!这就是这次战争的本质。根本不是什么战胜战败,而是媾和!第二十一章钦宗式沉沦尽管是“媾”,宋朝的上层也很满意。金军围城长达四十余天,这时雨过天晴,怎一个舒爽了得!安心之后,大佬们开工,去收拾乱摊子。在这个过程里,宋朝上层显示出了非同凡响的行政能力,把想干的事有条不紊地一件件完成。第一件,清理开封城。这段日子实在太乱了,开封城自从姓赵以来,近一百八十年一直安静祥和,现在居然闹民变了。追究责任,都是太学生闹的。很好,秋后算账。其实,事发当天李邦彦等人就已经动手了,在李纲、种师道露面,开封市民逐渐散去之后,官方突然集结人力,抓捕了几十个“暴徒”,不经审问,直接斩首。这就是宋朝当局对民变事件的处理态度。这时金军退走,宋朝没有了外患,可以全力以赴地处理内忧了。李邦彦、李棁提议,把陈东等太学生领袖抓捕,擒贼擒王,直接快当。王时雍反对,开封市长认为这样太幼稚了,杀了一个陈东,还会有张东王东,这是不解决问题的,应该出兵包围太学,把所有的学生一网打尽,全部处死。这个提议太彪悍了,立即震动官场,万人传扬。想想连姚平仲夜袭都能泄密,这样的事能不飞出皇宫,传遍开封城里的大街小巷吗?太学院里一半的学生立即消失闪人,离校出走。这让王时雍非常扫兴,这样就没法做到规模宏大血流成河了。不行,太学院的官方要立即出面,去召集学生们回校等刀。国子司业,也就是现在的教育部副部长黄哲马上赶到了太学里,把剩下的一半控制住,并通过种种渠道向没走远的学生们讲话,快回来吧,再不回来的

                        那个讨厌的凯特,但是不是,这是吉尔。那么,到底是什么?我意识到我刚才真是笨。“对不起,是考试,是不是?考得好?”擤鼻子。擤鼻子。“是的,我确定。我准备得那么辛苦,小姨,我准备了。”“那就过来和我说说吧。”我心里没准备让她立刻就来,但口里却那么邀请了。她大喊:“耶,谢谢你,我下午就来,不过得迟点到,因为轮到我给邻居喂那几只猫了,她不在家,而妈妈去医院看贾斯珀了,他踢球的时候弄断了踝骨。”我让自己坐下来思考。我记得,吉尔向来不以成绩好著称。她痛恨考试,经常不及格。如今她考得好。她努力备考:为了简姨。她下定了决心要以好成绩通过:为了简姨。全家上下都参与了。有欢呼,有揶揄,幸福快乐的一家人。但是简姨说:“什么不错?”她来了,兴高采烈,容光焕发。她亲了我,不由自主地,然后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和我说说吧。”“我知道自己考得好。成绩还要好几周才会出来,但是我就是知道。”她叽叽喳喳地讲着,向我描绘了这些日子的情形,吉尔五点起床复习备考,整晚地复习备考,最后就是大奖了:在《莉莉丝》和简姨一起工作。“你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她问道,我意识到她指望我回答,譬如,“下周一”。我心中一惊,一时无语。好长一会儿。我想到了很多。她正期待着搬到这里来,和我一起过,开始在《莉莉丝》工作——期待着自己成人生活的开始。而我坐在那儿,看着——我自己,她那个年龄时的我。满满的欢乐,自信,兴致。吉尔,她没什么雄心壮志。只是想到能够把事情做好,成为这一切的一部分,她就满心激动了。她摆脱了照顾周到的家庭生活,照顾周到的家庭生活可打击人了:“可怜的吉尔,她考试可差劲了,可怜的吉尔,她可做不了学问。”她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她迫不及待地要施展拳脚。她现在还不清楚自己能不能做事。她只知道自己等不及要开始。突然,我意识到我一直没有真正消化这件事:吉尔,乔姬姐姐的孩子,要参与我的生活,要接手我的生活——我突然地、清楚地、彻底地明白过来,这是多么正确、多么恰当、多么合适,我放声大笑,坐在那儿哈哈笑着,停不下来,而可怜的吉尔坐在那儿,喜悦渐渐褪去,眼里涌起泪花。“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们大家?”她倒抽着气,“为什么,我们做什么了?你觉得我们都糟糕,觉得我差劲,哦,我知道!”“不,你不知道,”我说,“我在笑自己呢。是你城外的家人觉得我差劲,而吉尔,你知道吗,此刻我觉得他们没说错。”我望着她的脸,刚才情绪低落、一片惨白、皱成一团的脸慢慢又有了神采和自信;没一会儿,她就微笑起来。她循循善诱:“哎呀,简姨,你对我的认识不正确。我从来不大吵大闹,不摔门,不赌气,不把东西乱放,不指望人家伺候我……”我捉弄她:“这种话,由你妈妈的女儿说出来,谁信。”“我不是凯特。而且我一直在和妈妈说,为什么总是我们想怎么样你就让我们怎么样?你为什么随人踩?”“她给了个像样的回答吗?”她哈哈大笑。我哈哈大笑。“要想讨好我,你可以从不坚持喊我简姨或者小姨开始。”“没问题,简娜,就听你的。”“如果我姐姐的女儿允许自己称呼我简娜,那……”“哦,小姨,哦,简娜,是这样的,你不知道,我们还讨论来着……”“你们讨论了?不错的家庭讨论会?”“当然了。你肯定不会以为大家不谈论你吧?哎呀,你一直算得上是个焦点——呃,所有事情的焦点。家里因为你而产生分歧出现派系呢。”“是吗?”“是啊,而要我看,这事的起源,一定要倒回去到你和妈妈都还小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由于我们现在的行为,比如说十年以后吧,我们之间肯定要起矛盾。尤其是凯特和我。将来我们要肯见面就好了呢。她实在是烦人。”“那么,要是记得我们十几岁的时候都为什么吵架,这对你妈和我会有帮助?”“你们吵些什么?妈妈说你们从没吵过架。”“胡说八道啊。她把我整得够惨。你知道,那会儿是战争时期。所有东西都短缺。她偷偷拿走我那份口粮。我还得捡她的旧衣服穿。”“啊。”小心理学家回答。我告诉吉尔她自然是没法马上开始工作。她得等到有空缺,而且若是求职的人里有条件比她好的,她就得不到那个工作。“我不搞裙带关系。”我说。“我倒是希望你稍微搞一搞。”她诙谐地说,我知道将来她会用这种口吻来“对付”我。她离开以后,我瘫坐下来。我已经认了,这件事已是既成事实,是铁定要发生的事了。等吉尔搬进来,我就得和别人分享生活。美妙的独居生活就此结束。啊,啊,啊,我受不了,受不了。哦,我多么喜欢独自一人,多么喜欢独处的快乐……我和办公室的人说我要再休两周假。菲丽丝的表情。她嘟哝:“新主编来的时候你会在吗?”“我从现在开始休两周。他来的时候我就回来了。”她那表情的意思是,我搞不懂你。我做给她的表情意思是,我懂我自己,这就够了。乐事我早早醒来,太阳还没升起,灰色的天上,金色和粉色的小朵云彩等着阳光的沐浴。初夏,一个真正的夏日。我躺在床上,看着,听着,鸟儿们歌唱,奶瓶叮当响。我感受着自己强壮的身体,那里面充满健康和活力,那身体展开,伸着懒腰,把自己叫醒,然后我跳下床,记挂着《仁慈的女士》。我写啊写啊,乔伊丝打来电话,她正要上床。友好地互损。我说,外甥女吉尔要来接手我的生活了。她回答:“好极了,现在你真的是要有个负担了。含苞待放的年轻灵魂,要是走上歧途,那可是你的错。”“你的看法,不是我的。”“哦,也是你的,你不过是还没意识到罢了,这个游戏你赢不了的。不,不,简娜,歉疚是你的命运。”“不是你的?”“我解放啦。顺便问一句,把我那两个制造歉疚感的家伙接管了吧,怎么样?就我而言那是越早脱手越好。”“不,你知道,我对爱一无所知。你那两个由爱浇灌长大的子女就留给你啦,乔伊丝。”“我得说,这是你能想出的最巧妙的托词了。”“你什么意思?”“如果你把外甥女吉尔接来,你就没有你自己的生活了,没有私人生活了,至于情人,想都不要想。”“你认为我想要一个。”“你当然想要了。至少潜意识里是想要的。要一个是你的权利。鱼水之欢是我们的权利。你肯定知道的吧?”“但是我以前有过了啊。”“不,你有权一直享有。直到九十岁。”“随你说吧,乔伊丝。你的鱼水之欢如何?”“我在努力中。”然后我洗了个澡,很快就洗好了。我可爱、耗时的泡澡活动哪里去了,我的香薰、我的精油、我的香精哪里去了?我没有时间,就是这样。九点时我已经下了楼走在大街上,信步闲逛,以我的方式享受生活。哦,这个城市真是好脾气,多么讨喜,多么友好!太阳忽明忽暗,白云飞速移动,一会儿遮住阳光,一会儿又容它露面。温暖宜人。我走进那家既是精品店又是咖啡屋,还卖健康食品的小店,店里没客人,于是玛丽·帕金离开她的柜台坐到我身边,给我讲那篇长篇连载故事的最新一集,讲她和邻居之间的战争,那个坏女人待她的猫可不好了,她看不下去。我享用了健康、醇厚、美味的全麦蛋糕。然后我沿着商业街往前走,在报刊店里,我旁边有一个帅气的年轻工人在打趣柜台后那两位体面的中年妇女,因为她们卖的一本杂志给一个想重得丈夫青睐的年轻妻子提了个建议,让她把阴毛修剪成心形。他昨天给太太买了这本杂志,结果他们大笑了一场,而现在,他说,他实在是忍不住,要和玛奇和琼分享这个笑话。“啊,谁知道呢,”他说,“我们觉得有必要指出,毕竟,你也许没注意到,但你总不想任阴毛疯长而不加修剪吧,是不是?”“我觉得最近没什么机会注意到我的阴毛啊,”玛奇说,然后问琼,“你呢,亲爱的?”“我的阴毛大不如从前啦。”琼一边回答,一边把《太阳报》和《每日镜报》递给一位老太太,老太太听到了这番对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是莫迪或者伊莉莎·贝茨在,肯定也是这个反应)。“要是我没结婚,”小伙子说,“我还会考虑帮帮忙,不过既然我已经……呃,谢啦,帮我们留着《家居和花园》,莉莉说她既然没有钱重新再搞一次装修,就想至少读读这方面的东西吧。”他说着就走了。两个女人互相看看,一起笑了,那笑声的意思是,过去的好时光啊。然后又把注意力转回到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正在翻包找零钱。她们耐心地等着,知道她听了刚才的那番对话,心里不舒服,然后她们问候了她的丈夫。她和我同时踏上人行道。她那双震惊的眼睛直视我,悄声问:“你有没有听到?”我换了角色,回答:“不成体统。”我心里想着伊莉莎说到广播、电视、报纸上的东西时那种由衷的痛苦,她不解,大家都怎么了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是这个样子?但是琼和玛奇不年轻,这就是她为什么难受。我们一起走在人行道上,她轻声嘟哝着,慢慢地恢复平静。现在去坐公交。这个时间上班族都已经退出这片区域了,公交车上满是女人,简直是女人的共济会,她们身上堆了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挎着购物篮,放松地坐在那儿,享受着舒服的安坐和美好的天气。早上十点半的公交车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和上班高峰时间的公交车毫无共同之处。是这些女人使一切正常运转,我们参与的大事是由她们做的那些繁杂琐事支撑起来的,这些事儿如此微不足道,一天结束,问她们都做了些什么,她们可能——也的确经常——这样回答,哦,没做什么啊。她们要去三段车程[14]以外的一家店,买毛线回来给孙子孙女织毛衣,或者买扣子来配一条连衣裙或是短裙,再要么是去买一卷白棉布,这个东西手头总该备着点。她们要去超市,或者去交电费,或者去领养老金。家务女工们这时去为伊莉莎·贝茨、安妮·里夫斯、科尔斯太太、布伦特太太、霍奇斯先生等人取处方药。有些要去文具店买生日卡片,美国的伯蒂伯伯要过六十四岁生日了,家里人分别都要给他寄一张生日卡。她要寄包裹给移民去开普敦的侄女一家,因为侄女说要一种背心,这种背心好像在南非买不到。或者是寄一包自制饼干给威尔士的表亲。有的要去牛津街,这是一周或者一月一次的远足活动,是她的假日,一种休息方式。她们会花好几个小时试衣服,并且擦亮了眼睛留意有没有适合母亲、女儿、丈夫、儿子穿的衣服。在店里辛苦了好几个小时,她们回家,战利品是一条衬裙,两双尼龙袜,一个小钱包。这些都能在附近的商业街上买到,但那就没什么乐趣了。晚些时候,她们要去探望行动不便的亲戚,带去各种他们特别需要的东西,比方说牙粉,或者某个专门牌子的润喉糖;她们会去医院,陪奶奶、外婆坐上好几个小时;她们去串门,和女儿一起喝茶,或者带孙儿去公园。这些女人,她们整天就在忙这些事,事情做得得心应手,也就心平气和,宽厚温润。善意溢出来,洒在公交车里,于是大家互相点头微笑,聊着天气——换句话说,互相安慰或者互相打气——窗外人行道上发生的事,她们一眼瞥到,会就题发挥,诙谐地评点生活。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我用大把的时间研究着一把小椅子,十八世纪初期,木材如丝缎般光滑,它的一生、它经历过的时光给人的感觉是那么广博,包容一切,就像听莫迪说话,或是伊莉莎。它本身就是一句铿锵有力的话,矜持端庄地坐在那里,看着我!——我看够了,就去了一家餐馆,餐馆里有一位绅士,就是这个词,举止优雅,言语幽默。和我一样,他也愿意吃饭的时候友好地闲聊几句,于是我们坐在一桌,聊聊生活和时代,点到为止。真愉快。出了门,分道扬镳,我这次是坐在公交车上层,因为已经是下午,不再是女人们的时间了。我听着售票员和一名乘客抬杠,伦敦风格,冷嘲热讽,透着一股子超现实主义的味道。商业街上,我坐在咖啡馆里,以前偶尔我能挤出半个小时,就会在这里和薇拉一起吃午餐,但是现在我一坐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听邻桌两个失业青年谈天。一黑,一白。年轻人。打发时间,和我一样。我对自己说,这是出悲剧,你应该感到难过才是,但是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悲戚,有的是平和。是的,的确不能算是快乐,但绝没有绝望。他们开着玩笑,计划着上电影院去。我下决心不要难过,今天,如此完美的一天,不要难过。我和他们稍稍聊了聊,但我是那种不在他们经验范围内的人啦,在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看来,我很可能已经是个“老太太”了。他们态度很好,不过不准备和我推心置腹。他们离开时说:“那谢谢啦,再见。保重。”我去看莫迪,唉,不好,这是一天里糟糕的那个部分。莫迪病得那么重——但算啦。我离开她以后,去了戈尔德斯公园散步,身边有鹿、孔雀和山羊走来走去,我坐在公园的小露台上喝咖啡,周围是一群头脑精明、生活舒适、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他们一整个夏天都坐在那里,晒得黑亮黑亮的;露台上还有不少带着小孩的母亲。连绵的绿地上,一张张躺椅就像风帆,彩色的风帆,一望无际的蓝天,万里无云,人们三三两两,沐浴在阳光下。我踏着暮色回到家里,很迟了,已经过了九点,现在我坐在这里,坐在桌边,是记日记的时间啦。我努力把这一天描绘出来,这美好的一天,这样它就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去不复返了。它太宝贵,太稀有了。哦,我知道如何珍惜它,如此美妙的一天,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要多少时间就有多少时间——但仅此一天,没有我非做不可的事,没有我非见不可的人,除了莫迪,唉,可怜的莫迪,但是我今天不想她的事,明天再说。在伦敦的一天,伦敦这个大戏院,可爱的伦敦,它的特色是诙谐俏皮,轻松愉快,外加亲切善良。一整天都归我自己,就我一人。如此享受,堪称完美。两周过完了。那天是最好的一天,因为阳光特别明媚,不过每一天我都喜欢,一共十五天,漫漫长日,慵懒悠闲——除了去看莫迪的时候。我又开始帮她干这干那了。夏日已接近尾声。我一直在工作,工作,我工作得多卖力,我也多么喜欢能够工作——而当我不再做全职,不再需要工作得如此辛苦的时候,我该有多欢喜。快了,快了。吉尔住进我的公寓了,我的家,她住在我的“书房”里,那间房挺好,不是很大,但是她几乎没多少时间在房里。她喜欢待在办公室里——就像我过去一样。她喜欢上了菲丽丝,菲丽丝也对她有好感。她俩一起工作,吉尔充分吸收、消化一切。她同我对菲丽丝的看法不一样——同我以前对菲丽丝的看法不一样。菲丽丝变了,她的棱角都没了。她对吉尔很好,善解人意,慷慨大方。新主编。我没投票给他,他是理事会选出来的。我和菲丽丝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人会是个甩手掌柜,游手好闲,什么事都不做,实际上社里上上下下都一眼就明白了。菲丽丝觉得事情太不公平了,气得要死:她太年轻了,不能当主编,当然了,没人推选她当主编,因此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她的确能胜任那份工作。这下可好,她得通过他工作。我没法对她说,亲爱的姑娘,不要往心里去,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难过和烦躁上,没什么大不了的。旁敲侧击的指导。我所做的,是说了好多以前我和乔伊丝一起工作时的事,什么都管,所谓的主编只不过是随着我们的音乐跳舞吧。菲丽丝听着,脸上隐隐挂着一丝好看的笑,听得津津有味,眼里满是讥讽。吉尔现在还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是她如此专注地观察着菲丽丝,她很快就会懂的。我一次都没有贬过可怜的查理。我现在在“带”查理,这段时间一结束他将顶替我的位置。他人挺好,我喜欢他。六十年代的产物。一帮马虎散漫的家伙,他们的日子一直过得太舒适轻松。随和,头发渐白,稍微胖了点,几乎让你觉得他的翻领上该有食物留下的污渍。他心不在焉

                        秀了,名声在外,人们都争着买她。”秦惠王不禁点点头,似乎明白了点什么。陈轸又说:“有个楚国人,他有两个妾。他不在家的时候,有人勾引年长的那位,遭到大骂;勾引年轻的那位,年轻的就表示愿意。后来那个楚国人死了,有人问那个勾引的人愿意娶哪个,您认为他会怎么回答?”秦惠王想了想说:“年长的那个。”“对了!”陈轸说,“勾引别人老婆的时候,当然希望女人风骚放荡,可是到自己娶老婆的时候,又希望女人保守贞洁。楚王也不是傻瓜,如果我常把秦国的秘密泄露给楚国,您认为他会重用我吗?”秦惠王恍然大悟,赶紧向陈轸赔礼道歉,而且将张仪大骂了一通。可是,经过这件事后,陈轸对秦惠王的态度也变了。等到秦惠王任命张仪当了相国,陈轸便真的离开秦国,投靠了楚国,从此受命于楚王,来往齐、楚之间办理外交事务。公元322年,张仪相魏,曾经派人以魏惠王的名义到楚国去邀请陈轸,许诺委以重任,想引诱陈轸到魏国来就范。陈轸差点上当,幸好其子看出了端倪,极力劝阻,陈轸才没有自投罗网。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张仪对陈轸是颇为忌惮的。无论是作为同僚还是作为敌人,他都不希望看到陈轸这样一个人存在。如果把张仪在这世上的敌人排个队,排在前三位的必定是苏秦、公孙衍和陈轸。公元前315年,当楚怀王把当前的形势介绍给陈轸听,陈轸捋了捋下巴下面几根稀疏的胡须思索了片刻,慢条斯理地说道:“秦国想攻打楚国,蓄谋已久了。现在又将得到韩国的一座大城,很快就要与韩国一道挥师南下,其威胁不可小觑。您听我一句话,马上命令全国警戒,动员所有的武装力量,把战车都摆到道路上来……”话未说完,楚怀王心急火燎地打断道:“先生的意思,是要寡人全力一战吗?”他心里想,如果是那样,还要你来出个鸟主意,让将军们准备就是了!“非也!”陈轸颇为不屑地看了楚怀王一眼,“做好这些工作之后,派使者到各国去放风,宣称楚国要全力救援韩国。特别是对韩国,一定要多派人手、多带钱财去做工作,务必使韩王相信您的诚意。这样的话,韩国至少不好意思充当进攻楚国的先锋,楚国面临的危险就小多了。更大的可能是,韩国听信了我们,认为我们必定发兵相救,不再向秦国求和,而是死扛到底,我们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楚怀王听了,先是一愣,继而“嘿嘿”地笑起来,连说“你坏,你坏”,同意了陈轸的建议。于是楚国全国动员,将战车摆满了夏路(从楚国方城通往中原的大路),摆出一副北上救韩的架势。与此同时,楚怀王的亲信使臣来到韩国首都新郑,对韩宣王说:“楚国虽小,但已经做好准备与韩国共存亡,请韩国也全力以赴,共同抗击残暴的秦国。”战国时期开出的众多空头支票之中,楚怀王的这张最让人感到踏实——毕竟,楚国的军队已经整装待发,太像那么回事了!不由得韩宣王不信。楚国的使臣离开后,韩宣王赶紧让公仲朋停止活动。公仲朋大吃一惊,对韩宣王说:“侵略我们的是秦国,欺骗我们的是楚国。因为楚王的一句空话,就轻率地决定与秦国抗争到底,恐怕被天下诸侯嘲笑。再说,楚国和韩国又不是兄弟之国,互相之间也没有攻守同盟。肯定是楚国觉察到秦国的动向,才说要出兵救援韩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一定是陈轸的计谋。而且,大王已经派人向秦国表露过求和之心,楚国一鼓动,您又改变主意。秦王本来志在楚国,现在感觉受了韩国的欺骗,必然将全部怒火都撒到韩国身上。请您一定要考虑清楚再作决定。”韩宣王说:“你别再说了,我意已决。”命令加派人马,支援公孙衍抗战。公元前314年,秦军发动了一场攻势,在岸门(今河南省许昌)大败韩军,斩首一万,打得公孙衍弃甲而逃。与此同时,秦将樗里疾麾兵攻魏,再度攻取了魏国的焦(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和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西)。而传说中的楚国大军,仍然停留在夏路上,丝毫没有北上的动向。韩宣王撑不住了,赶紧派人向秦惠王求和,并将太子韩仓送到咸阳去当人质。公元前313年,魏襄王和秦惠王在临晋相会。按照秦惠王的意思,魏襄王立亲秦的公子魏政为太子,赶走了田文这个徒有其名的外来和尚,还是让田需当了相国。同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今山西省离石),俘虏赵将赵庄。至此,三晋两降一败,秦国控制了魏、韩,踢开了赵国,成功地在关东(函谷关和武关以东)地区站稳了脚跟,获得了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当年张仪提出的“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连横战略构想,正在一步一步得到实现。张仪戏耍楚怀王由于共同感受到来自秦国的压力越来越强大,齐宣王和楚怀王频频互送秋波。通过陈轸的穿针引线,两国之间的交往变得频密起来。为了威慑秦国,楚怀王还派大将景翠率领大军北上,驻扎在魏、韩以南一线;又派三位大夫(姓名不详)率领九支部队直逼曲沃和於中(今河南省西峡),而且在齐国的帮助下,一举攻占了曲沃。曲沃的失陷,给秦惠王敲响了一记警钟。他突然意识到,同时将齐、楚两大强国列为敌人是不明智的,必须先想办法分化瓦解齐、楚同盟,再各个击破。在这种情况下,张仪决定赤膊上阵,前往楚国游说。楚怀王见到张仪,倒也十分客气,安排他住最高档的宾馆,还亲自前去探望,问道:“先生不远千里来到这蛮荒之地,敢问有什么指教?”张仪说:“不敢。我是来为大王分析天下形势的。”楚怀王如果当场操起一根棍子打晕张仪,就清静了。要知道,所有的阴谋家、政客、传销者、基金经理、保险推销员跟你说的第一句话都是:“我来为您分析一下形势。”如果你不想上当,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一棍子打晕他。楚怀王显然不懂江湖险恶,颇有兴致地听张仪讲了下去。张仪说:“秦国,现在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土地占了天下的一半(吹牛!欺负楚怀王没有地理知识,天下最大的国家其实是楚国),兵力足以抗衡周围的国家,山河险固,地势易守难攻。秦王拥有雄兵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粮食堆积如山。秦军法令严明,士卒甘愿赴死(这确是秦国的可怕之处),将帅有勇有谋,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就会席卷常山,折断天下的脊梁。天下诸国,凡是不服者都将灭亡。那些主张与秦国对着干的人,就像是驱赶着羊群去斗猛虎。现在大王不结交猛虎却结交群羊,我是暗地里替您着急啊!”楚怀王真个耳根软,被张仪这么一吓,脑门就开始冒汗了。张仪偷偷瞟了楚怀王一眼,看到这副情状,心下便知道已经有三分成算,接着说道:“天下的强国,除了秦国就是楚国,除了楚国就是秦国。两虎相争,其势不两立。大王现在派兵北上与秦国争利,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后果?”“哦?”楚怀王眉头扬了一下。“秦国坐拥巴蜀之地,用大船装载士兵和粮食,每条船能够装载五十名士兵和三个月的口粮,顺长江而下,日行三百余里。到楚国三千余里,十日可至扜(yū)关。扜关一旦受到攻击,黔中、巫郡从此就不得安宁。秦国再挥师从武关出发,南下攻击楚国,楚国北部地区就会被隔断。可以这样说,秦国如果攻楚,不出三个月,楚国就会面临危难。齐国就算发兵相救,至少需要半年时间。我以为,您依靠齐国来对抗秦国,实在是大大的不明智。”如果是公元前316年之前,张仪绝对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现在可以说得理直气壮。这一切,要归功于司马迁的那位老祖宗司马错。楚怀王不禁“啊”了一声,眉头紧锁,略有所思。张仪紧接着问道:“大王可知道,秦王最钦佩的人是谁?”“谁?”“就是大王您啊!”“怎么会呢?”楚怀王连连摆手,脸竟然红了。“千真万确。”张仪说,“秦王最钦佩的人是您,最痛恨的人是齐王。他常说,楚王为人正直厚道,气度不凡,堪为天下诸侯之楷模。而齐王不过是个乘人之危的小人。他正打算派樗里疾将军讨伐齐国,救燕国于危亡,可是楚国正与齐国交好,让他十分为难呐!”“这……”楚怀王搓搓手,意思是,“我也很为难啊!”张仪觉得火候已到,抛出最后一颗重磅炸弹:“大王不是正在兴兵进攻於中吗?如果大王能够与齐国绝交,我马上回去向秦王请求,将於中……啊不,将商、於方圆六百里的土地统统献给楚国,还让秦王将女儿嫁给大王为妾,秦、楚两国互为婚姻,互派人质,永远成为兄弟之邦。不知您意下如何?”这颗炸弹将楚怀王所有的纠结都炸到了九霄云外,他赶紧问道:“此话当真?”张仪说:“在大王面前,怎敢有半句虚言!”楚怀王大喜。第二天上朝,他便对群臣说:“你们祝贺我吧,我刚刚得到了商、於之地六百里。”群臣听他讲完事情的经过,都向他表示祝贺。只有陈轸仰头望天,一言不发。楚怀王觉得很不爽,下朝之后将陈轸单独留下来,问道:“我不动一兵一卒就得到了商、於之地,你难道不觉得高兴吗?”陈轸说:“我只怕大王拿不到商、於之地,反而招来祸患,所以不敢高兴。”楚怀王说:“为什么这样说?”陈轸说:“秦王看重大王,不过是因为大王与齐王交好。现在您为了张仪的一个空口许诺,就要与齐国绝交,我没法不担心。张仪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含血喷人,也可以信口开河。他的话,基本上不可信。您如果实在要听他的,也要先让秦国交出商、於之地,再与齐国绝交。否则的话,楚国西有秦国为患,东与齐国绝交,马上大祸临头……”“你别再说了!”楚怀王打断他的话,“我意已决,你等着看我把好事办成吧!”又意味深地说了一句,“看来,你对当年和张仪之间的恩恩怨怨,还是念念不忘啊!”陈轸长叹一声,没有再说什么。楚怀王说做便做,马上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绝交信,派人送给齐宣王。使者尚未返回,他又写了第二封绝交信,再派人加急送往临淄。张仪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带着楚怀王送给他的几车礼物和一名楚国将军回到了秦国。而这位将军的使命,当然就是代表楚国接收商、於之地。没想到张仪回到咸阳的第二天,就从马车上摔下来,躺在家里养伤,一连三个月没有出门。楚国将军看到这种状况,也不好催他办理土地移交,只得派人将情况汇报给楚怀王。楚怀王的第一反应是,张仪该不会是以为我与齐国绝交的事办得还不够彻底吧?他不假思索地又派了第三名使者前往齐国。不过这回没有绝交信了。使者就是信。在齐宣王殿上,使者当着齐国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的面,操着抑扬顿挫的楚地方言,将齐宣王以及其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然后,他就被一拥而上的齐国武士拖到殿外,剁成了肉酱。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天下,当然也传到了咸阳。张仪听到这个消息,病马上就好了,主动约见了那位已经在咸阳休息了半年的楚国将军。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羊皮,羊皮上绘着一幅地图。张仪指着地图说:“从这里,到这里,方圆六里,是秦王赐给张某人的私人领地,本来想修个宅子养老的,现在我把它献给楚王了。”楚国将军大吃一惊:“我听说是六百里,怎么会是六里呢?”“什么六百里?”张仪摆出一副更吃惊的样子,“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怎么可能献给楚王六百里地呢?是您听错了吧?要不就是楚王听错了。”楚国将军交涉未果,只得拿着那张地图回到了郢都。楚怀王气得火冒三丈,一下子丧失了所有的理智。他当即下令景翠准备进攻秦国,又命将军屈匄(gài)率军北上支援景翠。大臣们都被楚怀王那张气得扭曲的脸吓坏了,谁也不敢劝谏。只有陈轸站出来说了一句话:“现在我可以说话了吗?”楚怀王说:“可以。”陈轸说:“事情到了这一步,进攻秦国不是一个好办法。您不如干脆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联合攻齐。这样的话,我们虽然失去一座大城,却可以从齐国那里得到补偿。最重要的是,天下人不会因此而笑话楚国。”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既然已经上了秦国的当,不如因势利导,化被动为主动,寻求一个体面的方式来借坡下驴。但是楚怀王第二次拒绝了陈轸的建议。他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复仇”两个字。郑袖的枕边风公元前312年,楚国兵分两路,大举北伐。一路由柱国景翠率军,围攻韩国雍氏(今河南省禹县);一路由将军屈匄率领,攻打商、於。秦国兵分三路反击。东路由名将樗里疾率领,兵出函谷关,进入到韩国的三川郡,协同魏、韩两军对围攻雍氏的景翠军进行反包围作战。中路由庶长魏章率领,从蓝田出武关,进驻商、於之地,以对抗屈匄军。西路则由后起之秀甘茂率领,兵出南郑,进攻楚国的汉水流域。三路军中,中路军兵力最强,但是总揽全局的灵魂人物还是有“智囊”之称的樗里疾。樗里疾的东路军一路疾进,与魏、韩两军会合,先是攻克曲沃,然后经过东周地界,在东周获得粮食补给后,便直扑景翠军,与守卫雍氏的韩军形成掎角之势。景翠严阵以待,准备与秦军大战一场。双方发生了小规模的接触,在感觉到对手实力不弱之后,又不约而同地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囤积军粮,准备打持久战。但这只是樗里疾的虚晃一枪。他让魏、韩二军打着他的旗号继续与楚军对峙,自己却率领秦军主力星夜南下,与中路的魏章军一道,在丹阳(今河南省西峡)前后夹击屈匄军,获得斩首八万的空前战绩,还俘虏了屈匄、逢侯丑等楚军将佐七十余人。这一战,史称丹阳之战。丹阳之战后,秦军士气大振。樗里疾借势杀回雍氏,又与魏、韩两军一道击破景翠军,取得了雍氏之战的胜利。现在可以解释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韩、魏两国会跟着秦国去攻打齐国了——雍氏之战后,樗里疾意气风发,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继续东进,大败齐军于濮水。魏章也没浪费时间。樗里疾向东救援雍氏,他便向西配合甘茂的进军。两军联合作战,一举夺得楚国汉中的六百里地,并在那里设置了汉中郡。至此,秦军一气呵成,连续在丹阳、雍氏、濮水、汉中四个战场上获得全胜。樗里疾因此声震华夏,被秦惠王封为严君。楚怀王输红了眼,干脆孤注一掷,增兵袭击秦国的关中地区。应该说,楚怀王这一招很漂亮。此时秦军樗里疾在齐,魏章、甘茂在汉中,战线拉得太长,国内相对空虚。而且秦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完全没有料到楚怀王会来这么一下子。楚军迅速攻克武关,直逼咸阳,一直打到蓝田。这里离咸阳只有不到一百里地了。但就是在这里,楚军也成为强弩之末,遭到了秦军的有力阻击,惨遭失败。魏、韩两国抓住机会主动南下出击,一路攻到了邓城(今湖北省襄樊)。而魏章也配合韩军攻楚,连克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和上蔡(今河南省上蔡)两城。就在这个时候,秦惠王主动伸出了橄榄枝。他派人对楚怀王说:咱们别打了,有事好商量。您想要秦国的商、於之地,没问题,可以拿楚国的黔中郡(今湖南省洞庭湖以西至四川省黔江流域一带)来交换。楚怀王一听“商、於”两个字就心里发麻,感觉那是个诱饵,碰一碰都会有危险。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换地,但是如果秦国可以将张仪交给我,我宁愿把黔中郡白送给秦国。一个郡换一个人,怎么样,干不干?秦惠王马上就动心了。他把楚怀王的话当作一个笑话讲给张仪听,然后说:“楚王也不想想,先生乃是寡人的肱股之臣,休说一个黔中郡,就算把宛郡、巫郡、新城郡统统给了寡人,寡人也不会拿先生去交换啊!”秦惠王言毕,发出一阵不自然的大笑。一丝悲凉掠过张仪的心头。他认真地说:“那就让我去吧!”“不行。”秦惠王说,“楚王最恨你拿商、於之地戏弄他,岂能轻易放过你?”张仪说:“秦强楚弱,只要有大王为我撑腰,想必楚王也不敢拿我怎么样。退一万步说,即便楚王杀了我,能够为秦国获得黔中之地,我也心甘情愿啊。”话说到这个份上,秦惠王只能“勉强”同意了张仪的请求

                        通过“专诸刺王僚”事件帮助公子光夺取了吴国的政权。二、子胥建都伍子胥画像伍子胥本是楚国人,在一场政变中他的父亲和哥哥被楚平王所杀。伍子胥身负血海深仇,投奔到吴国公子光门下。公子光弑兄夺位,成了吴王阖闾,伍子胥因策划政变有功被封为行人。一日伍子胥对阖闾说:“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于是,伍子胥上台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阖闾建造一座都城。王卫平:吴王阖闾委托伍子胥建造阖闾大城,也就是吴国的都城。据说,伍子胥在建立阖闾大城以前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所谓“相土尝水,象天法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在这个地方建立城郭,必须对这个地方的土质、水质详加考察,土质要细腻,水质要清甜,对所处的地理环境、城市生态都有一定的要求。条件完备后,才能建立阖闾大城。调研以后,他就建筑了一个周围四十七里的阖闾大城。一般来讲,这个阖闾大城在现在的苏州。成书于东汉时期的《吴越春秋》明确写道:“阖闾元年使伍子胥在姑苏建筑大城。”姑苏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另据唐代学者张守节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寿梦卒,诸樊南徒吴,至二十一代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千百年来,苏州人一直以苏州是吴国古都而感到骄傲。一直到今天,他们还在感念伍子胥给苏州带来的恩德。徐刚毅39:伍子胥的到来,对吴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他最先的表现就是建立城池。王鲁湘: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建一个城池是很重要的吧?徐刚毅:当然很重要。因为王室如果没有城池,也就没有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一切都是散漫的。王鲁湘:没有一个中心的概念,就凝聚不起来。徐刚毅:而且中国那时候有很多诸侯国,但凡稍强盛一点的,哪个没有国都啊。王鲁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在冷兵器时代,如果没有一个高大的城池,恐怕也不足以自卫。徐刚毅:除了建都之外,伍子胥还开拓运河,这是中国历史上运河的起源。应该说,中国现存的几条运河,都是伍子胥在吴国开筑的。王鲁湘:后来它发展成为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苏州市就是当年伍子胥建造的吴国都城阖闾大城,这种观念已经在苏州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但是它在近代受到了质疑,那么,是什么样的证据在撼动着苏州人的骄傲呢?徐良高40:2000年前后,就有学者根据考古的现象,对于所谓吴国的都城在苏州的说法提出质疑。因为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没有发现相当于先秦时期城市的建筑遗迹。王鲁湘:所以当时就有一些学者提出,是不是有可能在另外的地方?徐良高:应该在那个时期的遗迹分布比较密集的地方。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无锡和常州的交界处,发现并确认了春秋晚期的城墙。根据古城遗址的等级规模、年代布局,有专家初步推断为吴王阖闾的都城。这就对苏州古城的千载定论发起了挑战。春秋吴国的都城到底在苏州还是在无锡,一时间争论不休,而具有都城规模的木渎镇的发现,又是乱上添乱,似乎这三个地方都有可能是当年的“阖闾城”所在地。那么“阖闾城”到底在哪儿?伍子胥当年到底选择在哪里筑城?在更多更扎实的考古新证据出来之前,我们还是暂且搁置这个问题,先来看看木渎古城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历史价值。徐良高:我们认为这遗址非常重要,确认它是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城址,是在2010年。王鲁湘:发掘出土的哪些证据形成了证据链,证明这里是春秋时候吴国的都邑呢?徐良高:我们通过这一年多来的工作,发现遗址有至少南北两道城墙,北城墙一千多米,南城墙也差不多接近一千米,这个规模相当大。另外,我们发现南城墙有一条河,河道里发现有瓦。瓦也是那个时期特有的,即具有东周时期的特征。这些重要迹象结合在一起,我们就知道其重要程度了。王鲁湘:是一个大城。徐良高:是政治中心,有高等级的人住在这里面。灵岩山位于木渎古镇的北部,站在灵岩山的最高点“读书台”,我们可以看到被群山环抱的木渎盆地。这里河网交错,又与太湖水系相通,的确是一个交通便利、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灵岩山的东边,是现在苏州城的范围,遗址实际是在灵岩山西边的盆地里面。它的西北方向是穹窿山的范围,翻过穹窿山就是太湖。根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的记载,伍子胥所建的阖闾大城“周围四十七里。”而东汉《越绝书·吴地传》记载:“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这两本古书的记载基本一致。那么这个数据,与木渎古城遗址相吻合吗?王鲁湘:根据《吴越春秋》等一些文献记载,伍子胥筑的城是个重城,两层的。大城周回有四十里,再加多少多少步;里头还有个小城,是周回八里又加多少多少步。您刚才提到南边的城和北边的城有上千米,这么一说的话,四面一围正好是八里左右吧?徐良高:有人做过一个计算,根据南面、北面城墙的长度,把它封闭起来算面积,跟《吴越春秋》上的记载非常接近。有学者认为,苏州城区地势开阔平坦,在那个战争频繁的年代,把都城建在这里实在不安全,作为军事家的伍子胥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那么,当年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时,会把目光聚焦在木渎古镇吗?王鲁湘:伍子胥是一个军事家,他要给吴国建立一个都城,一定会先从军事上来考量。因为古代的城市主要是一个军事设施,其次才具有行政的作用。您从地形、地理上来比较一下,这两个地方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哪个更适合作为都城?徐良高:在东南这一片,木渎的地形确确实实是非常理想的。木渎盆地周围是非常典型的一圈山,只有大约四个可以往外的关口,而西边隔着山便通到太湖。王鲁湘:非常理想的地形。徐良高:这个地方又毗邻太湖,但是跟太湖又不是直接敞着面对。据文献记载,吴越之间的多次战争也都是在太湖发生。由此你可以看到,它的选址确实是很讲究。三、吴越争雄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木渎镇确实比苏州城具备明显的军事战略上的优势。战事频发的春秋时期,都城的第一要务是军事防备。因此,阖闾大城从诞生第一天起所担负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抵御外敌入侵。而当年在这座城的内外,就发生过很多与战争及军事有关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兵圣孙武的“吴宫教战”。孙子画像伍子胥的好友孙武原是齐国人,相传伍子胥曾向阖闾七次推荐孙武,都被拒绝了。不过阖闾对孙武所写的《孙子兵法》却十分欣赏,并问孙武,这些兵法能否用于实战,于是孙武就通过操练宫女,进行对抗演练,诠释演绎了他的《孙子兵法》。王卫平:吴宫教战的故事是这样的:孙武把吴国宫廷里边的180个宫女组成了两个队,分别由吴王阖闾的两个爱妃担任队长,组织她们进行军事操练。你想想看,这些宫女一天到晚生活在王宫禁院里边,难得出来见见世面,今天突然要把她们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进行操练,她们感到非常有趣,嘻嘻哈哈,不听号令。孙武非常生气,三令五申,要按照命令来执行,但是她们还是不听。在此情况下,孙武就严格执行军法,准备砍了吴王两个爱妃的头。她们毕竟是自己最喜欢的女人,所以吴王阖闾就派人向孙武求情,说杀掉她们,自己会吃饭吃不香、睡觉睡不着的。这个时候孙武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也就是我们平常耳熟能详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在军队里边治兵,执行军法,国王的命令我也是可以不听的。于是孙武就把两个队长杀掉了。这样一来,那些宫女当然害怕了,一下子就规矩起来了,认认真真地按照孙武的命令进行操练。《孙子演阵教美人战》图这个时候吴王阖闾非常不开心,因为自己最喜欢的二个妃子毕竟被杀掉了。所以当孙武向吴王报告说我这个部队现在训练得很好了,你如果叫她们去冲锋陷阵,她们都是愿意的,阖闾就对孙武不理不睬。后来经过伍子胥圆场,向吴王讲述以国事和大局为重的道理,吴王阖闾才转怒为喜,最后就任命孙武担任了吴国的将军。有了伍子胥、孙武这些人,在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上台九年以后,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公元前506年,孙武带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军,长驱直入占领了楚国都城郢。伍子胥鞭尸楚平王,报了杀父之仇。从此吴国消除了来自西方的隐患,国力走向鼎盛。然而,就在吴王阖闾的春秋霸业如日中天之时,南方的越国却成了他的噩梦,历史上著名的“吴越争霸”就此拉开帷幕,而上演这场争霸的中心舞台,正是吴国都城——阖闾大城。徐良高:木渎古城南面的城墙保存得非常好,我们调查的时候发现城墙中间有一个豁口,这个豁口不像是后来人挖的,有可能是城门。我们去年发掘的时候,就专门在这个豁口做了发掘,结果挖开以后,看到豁口中间有一条河穿过。王鲁湘:也就是那时候的水城门?徐良高:对,水城门。河底的淤泥里面发现了非常典型的春秋晚期的陶器、瓷器,还有铜箭头和瓦片,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发现。瓦实际上跟古代的高等级建筑有关,所以可以看出,曾有相当等级的人在这个地方生活过。《越绝书·吴地传》载,“吴大城,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这样的记载,对应木渎古城发掘出的水城门和建筑瓦片来看,使得人们对这座古城与阖闾大城的关系生出了更多的想象空间。面对今天的这一段段土丘,人们可能无法想象2500年前的这座城池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景象,但在考古学家们的眼中,看到的却是一座规模巨大,盛极一时的吴国都城。具有政治胆识的阖闾大力搜罗人才,采纳良策,听取民声,并修建城郭,设置守备,积聚粮食。经过几年的努力,吴国不断发展壮大,百姓丰衣足食,为称霸诸侯做足了准备。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所败。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立志报仇。为此,他特派专人驻守在宫门口,每当他进出的时候,便会向他高喊“你忘了越王勾践的杀父之仇了吗?”夫差则回答说“没有忘记”。阖闾死后第二年,勾践主动攻打吴国,在夫椒山被吴军打败。勾践向吴王夫差求和,与大臣范蠡一起到阖闾大城做了吴王的奴隶。越王勾践剑王卫平:越王勾践他们来到吴国以后,勾践的工作是当吴王夫差的马夫,帮他养马、铡草、喂马,他夫人的工作则是洒扫、织布、洗衣服等。勾践在吴国卑躬屈膝,任劳任怨。即使是这样,伍子胥还是一再建议把勾践杀掉,以绝后患。夫差或许是被勾践的忠诚所感动,没有采纳伍子胥的建议,并因为这件事跟伍子胥产生了裂痕。勾践在吴国忍辱负重,日夜期盼着回到越国的那一天。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王卫平: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吴王夫差生病了,这个病大概生的蛮重的,拖了好长时间。这个时候范蠡就给越王勾践出主意,说你最好去看望一下。勾践就通过伯嚭去求见吴王,正好碰上吴王夫差在大便,他就在外面等了一会。当伯嚭拿着大便桶出来的时候,他就上前去尝了一下吴王的大小便,然后跑进去向吴王夫差祝贺,说从粪便的味道来看是有一点苦,不过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过不了多久,你这个病就会好转了。这个事情弄的吴王夫差非常感动,于是就下决心把他们放回去了。勾践回到越国之后,卧薪尝胆,立志复仇,经过二十年励精图治,国力有了大大的增强。他还精心挑选了美女西施献给夫差,在迷惑其心的同时,也让夫差放松了对自己的警惕。于是,吴王夫差完全将注意力放在了和北方诸国的争霸上面,不管伍子胥怎样好言相劝,夫差还是一意孤行。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在一次与齐国的战争大胜而归之后,君臣关系终于走到了尽头。王卫平:夫差曾经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在出使齐国,就是送战书的时候,伍子胥把自己的儿子寄托给齐国的大臣,这被夫差怀疑为勾结外国,所以夫差就赐子胥宝剑让他自杀。伍子胥自然感到莫大的冤枉,临死以前和他的家人讲,我死了以后你把我的眼睛挂在东门上面,好让我看看越军是如何攻进吴国都城的。吴王夫差听了这个话很生气,后来就把他装进皮革里扔在了江水中间。四、废都之后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军攻破吴国阖闾大城,一举灭吴雪耻。在此之后,阖闾大城作为吴国国都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然而,一个疑问也随之而来,假设今天的木渎古城遗址就是当年的阖闾大城,那么,这座盛极一时的国都,又是如何荒废,并最终成为今天的这一段段残垣断壁的?而现在的苏州城区,又是何时开始出现的呢?徐良高:文献记载,越灭了吴以后,有一段时间是迁都到瑯邪。王鲁湘:迁到山东来?徐良高:迁到苏北、山东这一带。但是后来不行了,它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它也可能是利用了吴国的故城,文献对此记载得不是很清楚。后来楚灭掉越,文献记载春申君的封地就在吴的故墟,不过,后来春申君也很快被废黜了。王鲁湘:再往后这个地方可能就没有了?徐良高:我们现在在苏州城下面发现好多汉代的城墙,因此可以知道,汉代以后,主要的城市建筑应该是在现在的苏州城下面。1986年,就在距离木渎古城遗址不远的严山,一批采石工人发现了一大批春秋晚期的玉器。其数量之多,仅次于河南安阳的妇好墓,而其制作之精,规格之高,甚至超过了妇好墓。然而,等级如此之高的玉器,其埋藏地点竟丝毫没有墓葬的结构,埋藏方式也显得十分匆忙而草率。这批显得十分不合理的珍贵玉器,仿佛在预示着一个答案:这里可能经历过重大的历史变革。鹦鹉首拱形玉饰张照根41:玉器的种类非常多,有玉瑗、玉觹、长方形的勒子、虎形佩、鹦鹉首拱形玉饰等等。从雕工、纹饰的特征来判断,应该是吴国晚期的东西。你看这个鹦鹉首拱形玉饰,做工非常精美。据《越绝书》记载,公元前473年,勾践率军攻到阖闾城下,吴王夫差带着些兵马和财物从灵岩山突围。于是有人猜测,严山窖藏玉器有可能是当年夫差逃亡时留下的。严山玉器窖藏距离木渎不远,它和木渎发掘的古城遗址会有什么联系吗?张照根:玉器埋藏地点与春秋古城遗址相距不太远,大概有五公里,都在这个大型城市聚落群里面。古城的等级和这个玉器埋藏的等级之间应该有必然的联系。苏州考古工作者在上世纪末发掘的真山大墓和严山窖藏,是迄今为止苏州地区发现的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而这两座山所处的位置,恰恰在以木渎古城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中。2010年,苏州古城联合考古队对古城遗址周边群山进行了一系列探查,结果不出所料,春秋时期的墓葬在这一地区分布十分密集。无疑,这将是考古工作者今后工作的重点。虽然目前的证据还无法证明木渎春秋古城就是当年的阖闾大城,但至少给今人带来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还仅仅是个开始,在城墙遗址之后,古代都城所特有的宫殿遗址在哪里?贵族们的墓葬在哪里?象征着一个王国最高等级的吴王陵寝又在哪里?在今后的几年中,中国社科院和苏州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能否带来更大的惊喜,能否给《吴越春

                        。当然,要想重新诠释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比较中立比较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尽量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尽量对辛亥以来几十年中对历史人物的妖魔化有一个“去魔化”的功夫,以日常情理的平常心去观察去描写那些历史人物,就会得出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的观感。一部历史剧,如果没有不一样,或形态稍新的历史观,要想成功,估计会非常困难。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真诚期待能够有一部或几部接近于历史真实而又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剧出现,以反映和记录辛亥那个伟大的时代。其实我们不了解民国清帝退位一百年了,中华民国创建一百零一年了。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许多人、许多事似乎还没有走远,我们望着那些背影,不仅感到亲切,而且容易引起共鸣,毕竟我们就是从那里一步一步走来。只是从学术史意义上说,对于民国,我们其实很陌生。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民国,可能还是一个不太真实的传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如果从1912年中华民国开国算起,至1949年中华民国主体部分在大陆结束,中华民国的历史不过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沧海一粟,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三十八年历史的中华民国相当复杂,我们不仅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还没有办法与台湾学者取得共识,即便在我们的意识中,这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也如云如雾,因为我们不仅反对蒋介石,而且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我们唯一能认同的是孙中山和他的南京临时政府,而这个临时政府恰恰在民国法统中又存在许多争议。不将这些仔细梳理,我们或许真的相信有一个“民国范儿”,如果将这些都说清,那就真的分不清哪段正确哪段错误了。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至少应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样三个大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有着重大差别,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说是民国,但此民国非彼民国,因而各自的法统也就很不一样,所信奉所执行的政策也就有着很大区别。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弄不清孙中山为什么在中华民国开国后一再声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真实意思,一直以为这是孙中山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号。其实,如果将这句口号落到实处,孙中山表达了民国法统中的大问题。在1912年之前十七年,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组织革命呼唤救亡的同时,也在为中国未来设计政治路线图。按照孙中山的理论,满洲人是中国周边一个族群,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过去两百多年对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这个殖民统治的政府,“驱除鞑虏”;然后重建一个汉人的天下,“恢复中华”。只是孙中山毕竟不再是过去年代的草莽英雄,不再一味强调改朝换代,而是期待在这场种族革命的同时,一举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所以孙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论表达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目睹清廷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之耻的重要觉醒,也是此后十几年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凭借着这样的政治信念,孙中山“一个人的战争”终于唤醒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追随其革命的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至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中国革命至此出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潮。为了将中国革命向深度广度推进,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人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制定了革命方略,制订了军政府计划,制定了一旦清廷垮台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国家等一系列方针谋略。根据这些方针谋略,推翻清廷后的新政府应该以“五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个“五权宪法”就是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宪法的改良,增加了检察权与考试权。在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和同盟会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概念,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必须实现的三个基本目标。在革命步骤上,孙中山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构建“军政府”,显然蕴含着三阶段的意思。在对国内民主现状的估计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都是相当悲观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受到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的深刻影响,以为中国长时期处在君主专制下,人民的民主意识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觉觉后觉,先知启后知。所以等到革命告成,在孙中山的意识中依然是传统中国“为民做主”的意思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做主。孙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径的设计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问题。只是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十七年与国内政治几乎彻底隔绝,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开始政治环境略微宽松后,孙中山也没有办法踏进国门,实地考察国内政治实践,所以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也就必然具有相当误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国内政治进步,不知道君主立宪的进展,除了消息隔绝,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革命党的领袖,始终站在清廷对立面,始终用一种有色眼镜看待清廷的政治改革。不过,孙中山确实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人物,当1911年政治改革机会来临时,孙中山并没有教条主义地坚守先前的规范。为了实现推翻清廷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没有顽强地坚持“驱除鞑虏”的原则,反而同意对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给予优待和礼遇。这里面当然有许多不得不如此的压力,但孙中山走到这一步也确实不容易。南京临时政府因机缘巧合成立了,从这个政府实际运作情形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先前的那些理论设计似乎都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没有体现五权宪法的权力制衡精神,更不要说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了。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色彩确实强烈,比如对旧制度的改革,但在现实政治层面,临时政府其实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大致反映了时代思潮主流。袁世凯和民国法统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也确实不足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孙中山拥有新思想,革命党人拥有新精神,但这些都不足以将一个混乱的中国带上常态发展轨道。在当时国内外一切关心时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旧河山一统江湖的,还是政治强人袁世凯。这就是所谓“非袁莫属”的意思。袁世凯是晚清政治强人,他从甲午战后的维新走到戊戌年间的变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都是这一系列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内部旧官僚难得的新见解新思想,而且在过去十几年官场历练中,养成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凡高超的办事能力。他是光宣朝无人企及的能臣,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袁世凯在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突然去世后被开缺回籍,静养三年。把袁世凯开缺回籍的故事非常复杂,但袁世凯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改变对清廷的忠诚。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迅速启用袁世凯,袁世凯也最大限度争取南北和解重回君宪主义政治轨道。这在现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然而到了最后,依然因为满洲贵族在根本问题即国会构成上不愿让步,君主立宪在最后时刻还是毁于一旦。这确实非常可惜。君主立宪无法实现,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协达成后,清帝退位,颁诏宣布委托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商量共建一个新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遵守诺言将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权杖转移给袁世凯,是为中华民国正式开国。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接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思路往下走,更没有接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这是因为袁世凯毕竟是晚清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他的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与君主立宪并没有根本区别,除了一个君主必须废除外,共和体制下其实也应该是一种东西洋通用的代议制形式,而不是孙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中国已在晚清走了十年以上的民主道路了,各省咨议局的成熟度一点都不亚于东西洋各国,全部议员都是经过竞选产生的职业政治家,他们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议制政治的一般训练,熟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运行规则。这是一个现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没有必要绕开晚清十年民主政治的训练和成就,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而是接续晚清君主立宪往下走,将各省咨议局改造成各省议会,将各省巡抚和后来的都督改为省长;将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至于那个责任政府,不论是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还是在民主共和体制下,其实只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政府首脑过去对皇上负责,现在对议会负责,仅此而已。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这样的变通是合乎历史需求的,在当时在后世都没有引起多大问题。即便是1913年因“宋教仁案”引发“二次革命”,中华民国面临深刻政治危机,也没有人从体制上思考有什么不合适。问题在于,袁世凯没有始终如一坚持在民国政治架构中解决问题,没有将民主共和原则贯彻到底。随着内外危机相继爆发,国内的政治动荡和日本的“二十一条”接踵而至,再加上袁世凯骨子里的旧思想不断发酵,身边宵小之徒添油加醋,袁世凯踏上了“帝制自为”的不归路,不仅毁了自己,也坑害了国家,由此引发激烈的民国法统之争。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恢复“约法”,旧国会也予以恢复。然而为时不久,总统府与国务院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向德国宣战问题发生冲突,不可调解。段祺瑞力主参战,而黎元洪和国会对此有保留不愿参战。府院冲突最后演化为黎元洪利用大总统的权力罢免段祺瑞,并援引张勋督军团进京调解。结果辫子大帅张勋乘机复辟,拥立废帝溥仪,中华民国到了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张勋复辟为段祺瑞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段祺瑞马厂誓师,出兵讨伐,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拯救了民国。但旧国会已解散,中华民国原有法统至此不复存在了,南北各方开始对这个民国法统进行激烈争夺。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机会,召集国民党领袖及部分军政要员讨论重建共和,出师讨逆,号召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于是连续数年的南北战争由此拉开帷幕。这也为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找到了最合适的理由。孙中山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的分裂组织,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被外部世界所承认。但是南方革命政府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毕竟在那几年中,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办法一统江湖,吃掉这个革命政府,所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侥幸胜利需要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南北之间的和谈终于提上日程。在这个时间段,中华民国的主导者,确实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些“北洋军阀”,不论是接替袁世凯的黎元洪、段祺瑞,还是稍后的冯国璋、徐世昌,直至吴佩孚、曹锟等,大致都是北洋系的军人。对于这批人,我们过去真的不太理解,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不是来自史料和直接认知,而是来自他们的反对派,即南方革命党人的描述。所谓“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可是我们直至现在还在使用这个表述。北洋系军人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变革中都有相当成绩,基本上都是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像段祺瑞几次拯救共和,成为近代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并不像南方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他们在整个统治时期都努力遵循着民主共和的框架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对此还有什么疑惑的话,看看《建党伟业》就能够明白。不过,到了北洋系第二代比如曹锟等人,虽然民主的信念依然在坚守,比如他宁愿背负贿选恶名也不愿用武力夺取政权。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的民主素养确实没有办法与北洋第一代比,因而这就给南方的革命留下了一个重要契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北洋第二代领袖的退步和堕落为南方革命提供了契机,但真正使南方革命得以成功的其实还有另外几层因素。一是孙中山坚持不懈的革命意志,使南方革命获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同情和支持,南方逐渐成为大革命中心。第二,中国革命重新高涨还与当时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此时思想转轨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苏维埃社会主义激活了俄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苏联垮台而否定当时对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苏联当年的成就和气势,辛亥革命时期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旧有的民主共和模式感到失望,就像鲁迅那时所说,已有的中华民国不合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因为这个民国除了换个招牌,其他一切都没有变,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很可能昔日的奴隶成了主子,只是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到20世纪20年代,由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其实面临南北夹攻,孙中山和南方革命政府不断北伐,而来自北方的俄国不仅源源不断地向中国人传递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帮助中国筹建共产党,而且还源源不断向南方革命政府提供物质的和思想上的帮助。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到了20年代中期实际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至1927年蒋介石利用国共合作领导北伐成功,在南京重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迅即成为过去。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华民国的历史进入第三个阶段,其代价主要是国共由此彻底决裂,进入此后国共纷争的十年。但是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管控地区,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又是中国民族资本急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此后的历史我们大致都知道,国共十年分裂冲突因日本侵华而重新合作,八年抗战,接着就是四年国共内战。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后半程由于我们是胜利者,因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并不太清楚这段历史真相,我们对民国这一段历史其实真的很陌生。我们以为国民党是消极抗战积极摩擦,我们以为国民党腐败不堪,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经济。我们虽然已经胜利了六十多年,但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史观,没有能够从一个中立者的立场去看待这段刚刚消逝的历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写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历史。所以当“民国热”不期然兴起时,真诚期待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对这段历史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重构一个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民国史。我们不仅应该重估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贡献,也要重估袁世凯、蒋介石以及那些北洋和南京的军政要员,他们构成了民国历史丰富多彩的画卷,没有他们有血有肉的身影,书写的历史总是觉得有点苍白,有点不那么自然。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就历史背景而言,我们今天依然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今天的成就是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恩赐,我们今天还存在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大变革时代还没有走完。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历史三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中坚—士大夫—干部阶层应该拥有怎样的官范,信奉怎样的官德,崇尚什么样的官箴,确实值得我们重新思索。治人与治于人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积累了无以伦比的文明遗产,中国文明的奥秘我们至今或许都没有完全解读,但中国文明确实保障了这个国家从黄河流域向四面扩散,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明共同体。在中国与西

                        薄弱,这是日军被盟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了,这三位不认可中国的付出与努力也可以理解,毕竟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西方盟国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不满意,让一直盯着蒋介石犯错的史迪威逮到了机会。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告了蒋介石一黑状,大意是说:豫湘桂会战打得这么差,都赖蒋介石没有能力、瞎指挥,还不如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我,由我来领导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抗日,我会做得比蒋介石好!本来罗斯福是不喜欢配合史迪威搞这一套的,但是一来国军在广西战场表现得过差,二来罗斯福也想在中国推广一下他的民主和自由——扶植共产党,抑制蒋介石,实验一下美国式的多党派民主政治,避免中国走向独裁统治。因此便答应了史迪威的要求。1944年9月18日,史迪威十分兴奋地向蒋介石转交了罗斯福发来的指令:立即授史迪威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在史迪威的想象中,“花生米”作为一个失败者,此刻脸应该红得像猪肝一样,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怒不可遏地冲自己发泄,然后自己以胜利者的姿态再赶上去踩两脚。但这种场景并没有出现。蒋介石平静地接过指令,平静地转身离开,平静得让人窒息。但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个性倔强、自尊心极强的蒋介石,再度在小日记本上记录下了他此刻的真实心情——实为余平生最大的耻辱也!接下来的几天,蒋介石辗转反侧,深夜难眠,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个决定有可能会让中国失去美援,让中国重新陷入孤军奋战的绝境!蒋介石告知罗斯福:中国主权与尊严和个人人格不能损失和侮辱。国家与个人均不能在接受强制命令下合作,否则,任何牺牲均在所不恤。并要求罗斯福立即召回史迪威。也许有人认为蒋介石不放弃军权是为了一己私利。但军队是国家主权强有力的保证,在事关国家主权与生存的军队指挥权问题上,完全应该对外国人说“不”!罗斯福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做了一道选择题。这时,美国正值大选。罗斯福正为争取蝉联下一届总统而努力。如果在竞选前夕,罗斯福与他一手扶植的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决裂,无论存在多少理由,都会在美国民众中造成消极影响,从而失去宝贵的选票。显然选票是更重要的东西,这个选择题并不难做。10月19日,罗斯福同意将史迪威召回,由魏德迈继任。10月21日,史迪威返美。美国人史迪威走了,但苏联人斯大林来了。

                        “雅尔塔密约”

                        1945年2月,黑海北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这里签订了一个秘密协议——《雅尔塔协议》。协议主要有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大家都熟悉,就是成立联合国。在三巨头看来,德国快完蛋了,小日本的完蛋也就是时间问题,而战后的世界、国际秩序是需要有人来主导的,所以三巨头决定成立联合国。其中,美、苏、英、中、法是常任理事国,这五个常任理事国又称五大国。但实际上,中、法和另外三国并不在平等的位置上。法国刚开打六个星期就投降了,能捡个常任理事国的名号就躲在一边偷着乐吧。而中国这次能够跻身五大国之列,则可以认为这是盟国对中国千百万英勇牺牲的将士、普通国民表达敬意的方式。中国积贫积弱、中国一盘散沙、中国长于内斗,但在外侮面前,中国用打不死输不怕的坚韧表现赢得了尊重。任何组织都有带头大哥,更何况联合国?英国已经不当大哥好多年,因此带头大哥只能由美国和苏联来争着当。但当时恐怕没人能够意识到,这一争竟然会那么轰轰烈烈、那么意味深长!第二个决定是关于如何结束亚洲的战争,如何收拾日本。两个如何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如何——如何解决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美国地面部队直接加入中国战场与日军作战?苏联红军越过边境向日军发动进攻?英国人自顾不暇,就不用考虑了。此时美军还在东南亚、太平洋岛屿上与日军打仗,损失也很大。更何况,跟中国接壤的苏联跨境助战与美国空运或海运士兵来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相比,成本要低廉许多。但斯大林说:我可以答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本的战争,但是有三个条件。一、把日本名下的库页岛、千岛群岛“还”给我。二、外蒙古要维持现状(外蒙古的现状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三、“租借”中国的旅顺、大连港口和中东铁路(这一“租借”恐怕就不会还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罗斯福出于对中国在“豫湘桂会战”中的糟糕表现以及“史迪威事件”的不满,于是和丘吉尔一商量:只要你苏联肯出兵,替我们减轻压力,就这么定了吧。反正损失的也不是我们的利益。因为涉及战胜国中国的利益,所以协议签订了却秘而不宣,史称“雅尔塔密约”。

                        缪斌事件

                        蒋介石对雅尔塔会议的结果非常上心。他判定几大国肯定会联手对日开战,但同时他也担心:几个大国没带自己玩,会不会合起伙来欺负中国?蒋介石动用了所有可以动用的力量去探听消息。到4月,也就是雅尔塔会议后两个月,蒋介石虽未得到正式通报,但在美国人的有意放风之下,他已经逐渐了解到了此次会议的内容。已经58岁的蒋委员长,再度打开了小日记本,记下了自己的愤懑心情——“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我国弱不能自立自强,绝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蒋介石做了最坏的打算:宁可外蒙古、新疆(苏联扶持了一个叫盛世才的家伙搞分裂)、东北被苏联强占去,也绝不答应租借;被强占,还可以用不承认不签字来对抗,只要不签字,不给予法律上的口实,就可以等子孙恢复中华。而租借那是有辱国权的铁罪,绝对不能做这个千古罪人。蒋介石将希望寄托在了罗斯福身上,他想联美抑苏。在他的印象里,罗斯福这老头是比较讲道理的。他让宋子文转告罗斯福,任何将旅顺和大连租借给苏联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可惜,话还没带到,罗斯福就病死了,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于是,宋子文又代表中国政府向杜鲁门做了强硬表态: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让苏俄按照《雅尔塔协议》的规定,在东三省行使这样程度的控制权!中国一旦具有充分的力量,一定要以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争论,在今后五百年之内随时都可以这样做。杜鲁门说:当务之急是让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缩短战争时间,从而挽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生命。而且这是罗斯福总统生前办的事,我也不好办哪……杜鲁门就是在和稀泥,宋子文也没有办法,只好回国。私底下,蒋介石还在运作一个比较偏门的自救办法:釜底抽薪,也就是与日本单独谈和,让苏联没有出兵的理由。让蒋介石产生这种灵感的是一个叫缪斌的家伙,也就是那个北伐时和王柏龄一起逃跑的小子。这小子1937年主动投靠了日本,是一个比汪精卫资格还老的汉奸。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英联军打得节节败退,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可兵员不足是个问题。东南亚、太平洋上的海军撤不回来,中国大陆的陆军又不能撤。因此,当时的日本首相小矶国昭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想法:跟中国谈和。如果能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把驻扎于中国的近两百万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撤回日本,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小矶国昭急于向中国求和,于是让缪斌找蒋介石谈一谈。日本人所不知道的是,缪斌已被军统策反了。于是缪斌把消息告诉了戴笠,戴笠又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正为苏联出兵一事发愁,于是灵机一动,同意让缪斌担任中日两国政府的使者,两国秘密谈和。如果日本主动撤兵,中国不仅收复了国土,还能避免苏联落井下石。在蒋介石看来,没有比这更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小矶国昭的谈和方案遭到了日本军方的强烈反对。在日本军方看来,日本还能战斗下去,远没有到认输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蒋介石的帮助。小矶国昭因为此事办得不太漂亮而被迫辞职,缪斌也只能狼狈地回到上海。抗战胜利后,驻日美军在清理日本内阁档案的过程中,发现了缪斌事件的文本。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十分惊怒,当即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蒋介石矢口否认。蒋介石当然不会承认,因为同盟国约定各成员国不得与日本单独讲和。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蒋介石只好舍卒保帅,将缪斌处决。缪斌就此成为第一个在抗战胜利后被处决的汉奸,比陈公博伏法还早了十三天。

                        汪精卫死

                        说到缪斌和陈公博的下场,顺便交代一下他们的带头大哥汪精卫的下场。1944年11月,日本在中国的总代理、陈璧君的好郎君汪精卫病逝于日本,后归葬于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结束了他充满矛盾的一生。那个曾经哼唱着“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勇士,在很多年以后,留给后人的大约只有三样东西。一是万世骂名。二是伤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三是其写于病榻的一首诗《自嘲》: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抗战胜利后,陈璧君一直被蒋介石关押于苏州监狱。解放后,她仍然脱不了汉奸罪名,继续被关押。有史料反映,宋庆龄曾看在过去与汪氏夫妇相熟的份上,向毛泽东进言,劝说释放她。毛泽东表示同意,但前提条件是让陈璧君登报发表悔过书,进行自我批判,揭发汪精卫和她本人的汉奸卖国行为。陈璧君“冥顽不化”,宁可继续坐牢。直到1959年病死,陈璧君没写一个字揭批自己深爱了一世的汪精卫。如果不谈民族大义,汪精卫、陈璧君这对“神雕侠侣”的爱情毫无疑问是完美的。汪精卫没来得及接受审判就轻松地走了,可他的老朋友蒋介石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

                        诡诈的斯大林

                        1945年5月,苏联在欧洲战场解决了德国人。5月9日,德国正式投降。斯大林终于有空想一想日本人的问题了。他明白蒋介石已经知晓了“租借”一事,于是主动地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实现统一,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导人。但蒋介石的态度并未因为斯大林的许诺而软化,双方就外蒙、东北、新疆和中共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双方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完全不让步,而且要求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持新疆的盛世才作乱(《蒋介石至宋子文密电》)。蒋介石的言下之意,是“维持外蒙古现状”一事可以让步。针对蒋介石的要求,斯大林也亮出了底线:旅顺不用租借名义,但要将外蒙古“维持现状”解释为完全独立(郑会欣《“忍气吞声,负重致远”:从蒋介石日记看他对雅尔塔协议的态度》)——蒋介石你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不出兵。看来斯大林似乎打算牺牲中共和扶持多年的盛世才换取实际的利益。蒋介石开始犹豫了,外蒙古从北洋政府那会儿就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了,用它来交换实际的利益也未尝不可,但是怎样才能在名声上好听点?最后他的参谋团队苦思冥想出来一个名目——战后投票公决外蒙古前途,也就是由外蒙古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话说得好听,实际上蒋介石他们都明白——只要同意全民公决,就等于同意了外蒙古独立,因为外蒙古的政权实际是由苏联把持的。就在蒋介石和斯大林讨价还价的时候,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了四吨重的“小男孩”——一颗原子弹,一下子一座城市就没了。杜鲁门威胁日本:再不投降,就接着扔。日本军方拒绝投降:我们凑一凑还有几百万军队(疯狂扩编而来,质量非常差),你们都还没打到大日本帝国的本土,怎么可能投降?况且这么厉害的玩意儿你也不好制造吧。斯大林也震惊了:这原子弹太厉害了,只要再继续扔几颗,日本必将投降。到那时我就没机会出兵了,没有机会出兵就没有便宜可占!没时间了!两天后,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一百五十余万苏联红军杀入中国东北。同一天,斯大林警告赴苏谈判的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不答应条件,我就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同一天,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扔了一颗原子弹。同一天,毛泽东发表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文章,预测小日本就要玩完了,号召大家痛打落水狗。基于对小日本即将投降的预判,共产党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二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连续发布反攻命令,并限令敌伪向中共武装缴械投降。不得不说,共产党对形势的预判十分准确。几天之内,苏联红军如摧枯拉朽一般,将精锐师团早已耗尽(大都为新组建的新兵师团)、士气低迷、今非昔比的日本关东军斩于马下——苏联红军以约四万伤亡的代价,毙伤日军八万余(日本人认为只有四万),俘虏日军约六十万,报了四十年前“日俄战争”败于日本的大仇!国民政府在东北并无一兵一卒,而斯大林说把东北“让给共产党”也不是说着玩玩的。蒋介石不能再等了——如果苏联占据东北全境,借势南下,和西北华北的中共武装会合,整个北方就“赤化”了。事不宜迟。14日,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宋子文撂挑子了,怕挨骂)和苏联仓促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相关协定,如《中苏关于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等。上述条约和协定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内容:一、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二、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三、长春铁路在资产各占一半的基础上由中苏共同经营与管理,而经常管理权归苏方所有,期限三十年。简单说来就是外蒙古独立,旅顺、大连自由使用,只不过不叫租借了而已。但有一点要注意:斯大林并没有在条款中注明曾经承诺过的“不支持中共,不支持盛世才分裂新疆”!因为斯大林明白,一旦他的军队踏上中国领土,蒋介石就再没有回旋余地。正所谓实力之水一到,霸权之渠即成。玩心计也是需要有实力做靠山的,这时候的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绑一块儿也斗不过斯大林。8月15日,日本绝望了——不知道美国人还有多少颗原子弹——终于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说:正义终必战胜强权!我们胜利了!狂欢吧,全国即日起放假三天!不止中国,从亚洲到欧洲,全世界都在为战胜法西斯而欢呼,无数男男女女走上街头,相拥而泣。据说,这一天是人类历史上接吻最多的一天。两天后,“满洲国皇帝”溥仪退位,又两天后,被捕。9月2日,盟国正式受降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了如下语句——“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再到苏联觊觎中国的领土,老蒋的耻真是永无尽头……

                        我们赢了

                        八年全面抗战的故事结束了。故事的开始,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对垒钢铁洪流,惨败,但是他们不退缩,不投降,悲壮激烈。故事的结束依旧是轰轰烈烈,只不过与喧嚣交错的是国人落寞悲壮的身影,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日本轰然倒塌,却无力参与最后一击。尘埃散尽,美苏两强站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他们伸出援手,将中国人从日寇的铁蹄下拉了起来,在两大巨人的阴影下,中国人终于得以俯视日本这个昔日的对手。中国人真的胜利了吗?当然是胜利了,中国人的目标不就是要战胜日寇吗?现在日寇投降了!小日本帝国投降了!有人说,中国获胜是因为有苏联红军参战,有美国对日本作战和扔原子弹。说这

                        美女裸体无遮挡撰写。呜呼!卿虽死矣,死而不朽。死事重于泰山,豪气化为长虹;享俎豆(祭祀时的两种器皿)于百世,传今名于万年。魂其归来,尚飨!”在为洪承畴举行国葬进行到一半时,崇祯突然得到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于是异常尴尬,中断了葬礼。所以不可能有派洪承畴的家仆去找尸骨的事发生。综上所述,还是《清史稿·洪承畴传》的记载最为靠谱。烈士与汉奸只有一步之遥。一生有万念,而定平生善恶者,数念而已;一生读万卷,而使平生明道者,数卷而已;一生历万事,而证平生功过者,数事而已;一生遇万人,而称平生知己者,寥寥数人而已。其中最能为一个人的人生定性的就是这寥寥数念,洪承畴的一念之差最终使自己由烈士蜕变为汉奸,文武双全的洪大帅一朝叛变,无论如何,都令人唏嘘不已。至此,松山失守,锦州失守,辽东只剩宁远孤悬于外,洪承畴降清,祖大寿降清,卢象升战死,孙承宗殉国,除了孙传庭和吴三桂,已经再没有能打的将领了,崇祯坐不住了。巨大的恐惧感笼罩着他,从未有过的心虚的感觉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他的心上蒙着一层乌云,崇祯老是感觉自己像躺在一口棺材里一样。他眉头拧在一起,脸色像铅一样阴沉。崇祯经常悲从中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的君主,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局势面前,他无能为力,只能坐看江山废弛,神州陆沉,中原板荡。此时的崇祯意识到,必须与皇太极议和了,先把东北局势稳住,收拾了中原贼寇,再收复辽东不迟,不然,两线作战继续下去只会输得更惨。于是崇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也表露出自己想议和的态度,他说: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现在那些力挺清廷的历史学家说努尔哈赤、皇太极准备一统中原的雄才大略,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占着东北三省就足可以了,昔日金国何其强大,还不是被灭了,皇太极知道这个道理,物极必反,月满则盈,水满则溢,适可而止就行了,因此同意与明朝议和。对于明朝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都同意,而上蹿下跳反对的是汉人降官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议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先削弱,再在适当时机灭亡明朝。还好,皇太极比这帮汉奸强多了,他提出,让明朝承认自己这个大清国,自己可以当明朝属国,只要明朝每年给一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国界嘛,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皇太极很有诚意,他在写给崇祯皇帝的信中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从这些条件和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虽不富裕,出这些钱绰绰有余。眼看议和就要成功,明朝就可转危为安,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国内的各路起义军,但是,出事儿了!议和的时候,明朝使臣马绍愉把与清廷议和的详情写下来,秘报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接到密报后,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陈新甲家僮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在中国文人眼里,只要跟敌国议和,那就是卖国,就是汉奸,于是群情激奋,陈新甲就成了“大汉奸”。崇祯帝得知后,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他就下诏斥责陈新甲。如果陈新甲了解崇祯的心理,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摘出,说都是自己议和,肯定保命没问题,但是,陈新甲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于是上奏说自己议和有功,想让崇祯给自己说句话。结果,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帝大怒,将陈新甲斩首。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第五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皇太极得知这次议和告吹后,大怒,率军第五次南侵,进军路线跟第四次南侵一样,一直杀到山东,在山东馆陶,清军遇到很大抵抗,守军在每个垛口都准备了钩丁两把,砍刀三把,当清兵攻城时,守军就用钩丁把爬到垛口的清兵钩住,然后用砍刀将其砍死,清军死伤惨重,没有拿下馆陶。在打山东潍县的时候,清军也遇到了很大抵抗,清军打地道战攻城,在城角挖开一个洞,城墙塌了一段,守将张尔忠当时正在生病,仍亲自抗战,城内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搬砖石堵缺口,没出嫁的女人也来助战,保家卫国之志于此可以体现,守军不断开炮击杀清军,炮弹用光后,城内百姓把自家铁锅砸了,用作炮弹之用,潍县坚守七天,清军死伤惨重,潍县没被攻陷。当然,清军在山东其他地方那就是势如破竹了,清军共俘虏三十六万汉人,还好,没搞屠杀,但清军将这些人带回了辽东,作为奴隶。此次负责组织抵抗清军的总指挥是内阁首辅周延儒,然而周延儒“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有人作诗讽刺周延儒说:“虏畏炎镐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崇祯得知真相后大怒,将周延儒赐自尽。太监在向周延儒宣读圣旨时,故意在念到“姑念一品首辅大臣”时停顿,一听到“姑念”,周延儒以为崇祯能放了自己,于是叩首谢恩,此时太监接着念,“于寓处勒令自裁”,周延儒顿时失魂落魄。两名士兵逼周延儒上吊,周延儒平日养生有道,死后尸体仍如生人,怕有不测,于是士兵将铁钉钉入周延儒的脑袋,血流满面,然后才回宫复旨。此次南侵,清军共攻陷八十八座城池,杀鲁王、乐陵王等明宗室六人,虏获牲畜三十二万头,抢走金二百二十万两,珠宝无数。有鉴于此,皇太极得意地说:“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在皇太极眼里,取北京已是探囊取物,然而历史没有给他最终入主中原的机会,而皇太极不断在华北横扫之时,中原局势也彻底糜烂。第十九章大溃败1638年李自成被打得只剩十八人,张献忠也投降于熊文灿,李自成带十八骑前往谷城来找张献忠,张献忠设宴招待,他对李自成说:“李兄何不随我归降朝廷,还风尘仆仆的奔走干吗?”李自成仰天大笑,“不可!不可!”(谈迁《国榷》卷九七)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是诈降,张献忠也知道李自成不可能屈居己下。他给了李自成一部兵马,以便日后李自成能与自己遥相呼应。由于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都被调到北方去与清军作战,张献忠再不造反就不是张献忠了,在彻底准备好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发动反叛。在投降熊文灿一年的时间里,熊文灿手下的各级官吏不断敲诈勒索张献忠,张献忠反叛后张榜公布向自己敲诈的所有官员的姓名和索贿金额、日期,他还如实指出,不勒索自己的官员只有襄阳道王瑞旃一人。张献忠的宣传攻势非常奏效,令熊文灿手下大小官员无地自容,他们再也没有理直气壮的讨贼的资格了。崇祯得知张献忠反叛的消息后大怒,将熊文灿革职(最终将他处死),以杨嗣昌取代熊文灿督师。杨嗣昌任用左良玉围剿张献忠,崇祯钦赐左良玉“平贼将军”印,左良玉得到鼓舞,异常勇悍,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数万人被打得只剩两千多。张献忠的部下扫地王、走山虎、过江龙、飞山虎、过天蟒、扒山虎、上得天、下得海等人被斩杀,各部被歼灭,关索、十反王投降。一个月后,张献忠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两千多人投降。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杨嗣昌于是令左良玉彻底歼灭张献忠,左良玉虽连战连胜,但数月的激战也使得军士疲惫,而深山老林里搜人这种费力的活自然他不愿意做,于是只是把山围起来,没有继续追剿。杨嗣昌奸佞之徒,此前卢象升在抵御皇太极第四次南侵时就是他始终在作梗,此番他上奏将左良玉免去平贼将军的官职,以贺人龙取而代之。崇祯下诏准奏。但崇祯准奏后杨嗣昌又觉得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于是又上奏崇祯建议收回成命,如此杨嗣昌把左良玉和贺人龙都得罪了。左良玉恨他夺印,贺人龙恨他说话如同放屁一样。如此,张献忠就在明军内斗中从深山老林里杀出,与罗汝才汇合。两相商议,觉得左良玉在湖北太厉害,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四川没有剿贼的经验,张献忠在四川如入无人之境,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又杀回湖北,数年征战,使得张献忠发明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战术,此战术打仗时选一人在前,叫“领头子”,部下鱼贯而进,领头子就五六个人,有进无退,退者必斩,一个领头子战死,后面补上一个,如果有三个领头子战死就鸣金收兵。除正面冲锋外还有左右翼策应,他的部下穿特制绵甲,箭镞射不穿,这是他进攻时的战法,他防御时在阵前摆三万军马,称之为三堵墙,如果前面的马要跑则杀死,后面的补上,一旦抵挡不住明军进攻,张献忠就撤退,明军便追击,此时张献忠令精兵用长枪刺明军马腿,然后再合围,结果总能战胜明军,他的实力越来越强。张献忠率军杀到襄阳城下,他选二十人穿明军服装,持从明军处缴获的兵符印信进入襄阳。二十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放火,张献忠率大部队趁势杀进来,襄阳遂为张献忠攻陷,七十多岁的襄阳王朱翊铭被押到张献忠面前,连声喊道:“求千岁爷爷饶命!”张献忠:“明明你是千岁,反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人头一用!”朱翊铭哀求道:“宫中金银财宝随便千岁爷爷拿走。”张献忠狞笑着说:“说这些有屁用!事到如今你有何办法不让我把这些宝贝搬走?只要把你杀了,杨嗣昌就会以陷藩(导致藩王被害)之罪被杀。”说罢杀了朱翊铭。(吴伟业《绥寇纪略》、张岱《石匮书后集》均记载了此段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攻陷襄阳后张献忠做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件好事,下令开仓放粮,将府库的十五万两白银分给灾民。杨嗣昌得知襄阳王的死讯,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便服毒自杀,结束了可耻的一生。杨嗣昌葬于武陵,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鞭尸,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焚尸。在张献忠于四川、湖北攻城略地之时,李自成也没闲着,一开始听说张献忠进入四川,人马很少的李自成便打算去四川投奔张献忠,结果在四川梓潼被洪承畴打得大败,逃到鱼复山(重庆奉节),史称“鱼复山受困”。李自成觉得天要灭亡自己,便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能成就帝业,你去占卜一下,如果不是吉卦,就拿我的人头向官军投降把。”刘宗敏连占三卦,居然都是吉卦,于是他决定死心塌地跟随李自成,他向李自成表决心,杀死自己的两个妻子,更恐怖的是李自成的其他部下也学刘宗敏,都杀自己的妻子来表决心。在此期间,张献忠从四川杀回湖北,李自成则趁着官军在湖北围剿张献忠、罗汝才之际进入河南。李自成入河南时只有一千人,然而河南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穷人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李自成进入河南后数以万计的农民投奔了李自成,李自成重整声威。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率军攻克洛阳,俘虏明朝宗室福王朱常洵,朱常洵之子朱由菘侥幸逃出,他就是日后中国史上最奇葩的皇帝——弘光帝,他的问题我们下册书再谈。在洛阳福王府邸,珍贵红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具被当作柴火烧,烘烤着柴火上的一口“千人锅”,沸腾的开水中除了七八只梅花鹿外,李自成下令把福王也扔进去,福王挣扎着扑腾,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在大锅周围几个围观的士兵立刻用长矛戳他的胳膊,使福王不得不惨叫着松开手,重新在沸腾的开水中“游泳”。一个小时后福王和梅花鹿被煮熟了。然后农民军一起分吃这些肉。最后李自成还单独将福王的血放出,拿鹿血和着吃,还称其为“福禄(鹿)酒”。(吴伟业《鹿樵纪闻》)攻克洛阳后,李自成进围开封,他万箭齐发,城上明军用一种特质短箭回射,这种短箭射程三百步,李自成伤亡很大。他于是下令用云梯攻城,农民军像猴子一样攀缘而上,守军用炮轰远处要杀来的农民军,用火铳打死攻城的农民军,再近了用砖头猛拍,农民军纷纷坠落而亡。李自成于是打起了地道战,他让每人手拿铁锹,在城下凿几下就退出,然后再上第二批、第三批,谁如果凿下一块砖,赏一两银子,如此一块一块竟凿开一个洞,人可在洞里藏身躲避砖头。城上守军用铁杵对准洞穴位置向下捅透,捅到洞穴后,顺着洞口往下倒滚烫的沸水,或者投下“万人敌”。“万人敌”是什么东西呢?是明军的秘密武器,重四十公斤,是大型爆炸燃烧武器,皮为泥质,在明末发明出来。此外明军还用大木头制造一种悬楼,如同碉堡,明军可从悬楼发射炮弹,使农民军无法靠近城墙根。李自成攻城两月不克,他令手下在城下挖大坑,然后灌满火药,点燃导火索,准备攻城,只听一声巨响,火星四射,浓烟漫天。但火药却倒轰过来把农民军自己轰死许多。李自成大为惊恐,又令手下用红夷大炮轰城,把城门轰塌了半边,李自成下令攻城。开封巡抚高名珩让士兵放下城门的千斤闸,许多农民军被压死在闸下,有的头破血流,有的五脏迸裂,李自成下令撤退,他用鞭子指着开封城说:“我一旦攻克开封,一定要把你们杀得鸡犬不留!”就在此时,开封守将陈永福拈弓搭箭,飕的一声正中李自成左眼,李自成从马上栽了下来,于是撤军。李自成一打开封后,陕西巡抚汪乔年下令让米脂知县边大绶刨李自成祖坟,刨他爷爷奶奶的坟墓时,发现尸体上有一条鳞甲森然的似龙非龙的东西,头长双角,遍体金光,边大绶用烧红的铁钳子向此物刺去,只听一声响,随即直冒青烟,那东西飞跃起来,有十丈高,全身黑气四射,边大绶手下的人闻到气味,立刻死了七个人,众人刀剑齐上,才把这东西打死在地。边大绶在刨第二三四个棺材时里面全是清水,水里有无数条金色鲫鱼游动,边大绶把棺材弄破,水都流出,鲫鱼都干死了。在刨其他的李氏祖坟时,还刨出癞蛤蟆和孑孓,最邪乎的是一个棺材里刨出一对白色鸟儿,口吐白雾,从棺材里飞走。汪乔年急令用乱石击打,追了一百步,白鸟被飞石击中,翅膀折断后死了。汪乔年在一个棺材里发现小兔,大如野獾,刚出土时还能蹦蹦跳跳,转眼间自己撞死了。刨到最后一个棺材是李自成的曾祖父,棺材墓门一打开无数只白蚁纷纷飞出,再刨发现有木菌两朵,木菌上大火熊熊,如燃烧的一盏铁灯。汪乔年费了好大劲才把棺材刨出,只见棺材上趴着一条飞蛇,蛇突然腾空而起,汪乔年一箭射出,正中蛇的左眼,蛇长啸一声后转眼间不知去向。汪乔年下令打开棺材,见尸首完好,脑袋上有小洞,洞上有白翳(眼角膜病变后留下的疤痕),在空气吹拂中闪耀不定。汪乔年手执铁锥把白翳刺破,只听轰的一声响,汪

                        大铖传》,第69页。?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10—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钱第八章江南的抵抗运动乃清兵未至,而君相各遁,将士逃降,清之一统,指日可睹矣。至是而一二士子率乡愚以抗方张之敌,是以羊投虎,螳臂挡车,虽乌合百万,亦安用乎!然其志则可矜矣,勿以成败论可也。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52页从迎降的南明官僚手中接管了南京政府的大清官员发现,这座城市自身生计都很难维持,更不用说安顿一支庞大的占领军了。新任江宁(南京)巡抚毛九华向北京报告说:初改京为省,一切事务,皆属创始;而十室九空,库藏如洗,军需急如星火,料理维艰。虽然当局尚能为其在被分隔开的东北城区的部队借占到民房;但为那些在南京城外空地上放牧的军中牲畜寻找饲料,却极其困难,满汉旗军的马群,很快就把城周围60里的草地几乎都吃光了,骑兵面临马匹减员的危险。与此同时,清朝官员们还不得不供养一批南明降军的在籍官兵。当时南明卫戍部队总计有72卫,这就是说,有几百官员和几千士兵。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些降军:他们共包括165名各级各类军官和23.8万名士兵。这样,多铎就不得不为将近25万名北方士兵寻找粮食。就像洪承畴报告的那样,每一名宿营在朝阳门和太平门的南明士兵,都作为清军新兵登记入册了,然后每月发给一担口粮。不过军粮供应很快就会告罄,那时新政权就不能不考虑是否遣散这些士兵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降军的存在可以保证安全。只有到秩序充分恢复,他们已不能重新武装起来的时候,这些士兵才能被遣散回乡。然而,把他们留在军队里,又会使新政府负起庞大的财政消耗。而且,在征服江南和更南地区时,四镇的士兵被证明还是很有用的;而这些士兵却不同,他们对清军来说毫无用处。首先是军官过剩,许多军官又虚报兵员,造成官多兵少;其次,那些见于名簿者,也不是军纪严明的战士,看起来他们擅长的只是恫吓百姓,而不是战场拼杀:“不肯安分成法,每生事好乱。”因此,左右为难的是,满族征服者手里有大量的士兵,但同时又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有力地控制长江下游。像李成栋一类募兵组成的部队在进军中已经失去连连取胜的势头;而此时战斗部队变成了驻防军,负责统治江南的清朝官员们对其军阀同盟者抢劫和欺辱平民百姓的危险,便格外警惕。毛九华向北京送上了一份报告,撇开其中的官样文章部分(“民岌岌朝不谋夕,其望大兵也,如望云霓”)不谈,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在于“地方棍徒,四起抢劫。”在这样一场令人瞩目的军事胜利之后,如果他们的占领要想成功的话,大清统治者就必须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比如像刘良佐和李成栋一类难以管束的军阀的部队对平民的残害。他们必须转而依靠和平手段,特别是依靠地方绅士的自愿合作,以避免进一步的暴力破坏。这些是他们宣传工作的燃眉之急,因而也是满人要求正统合法性的主要凭借。满人已经掌握在手中的,是那些把南京献给多铎的官僚们,其中最重要的是钱谦益本人。其妾柳如是强烈反对他为清政府服务。她要求他三思而行,恪守名教节义,拒绝与敌人合作。尽管他对这个建议很生气,但是钱谦益对他自己另投新主显然也有矛盾心理;当他看到被拘押在多铎军营中的弘光皇帝时,他忍不住失声痛哭,在其故主面前一跪不起。但是他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那就是:只有他这样的大臣情愿不顾名节之累而与敌人合作,其他中国人才能得以保全。这意味着,一方面他相信投降使他能够保护那些被怀疑忠于明君的文友们;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他为非暴力平定江南付出的名誉代价其实是他自己的光荣。钱谦益和其他许多与征服者合作的南明文士,都用这种方式论证他们的变节行为,认为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不能不承受同代人一时的道德非难,以便在日后保护他们。钱谦益可能受到了一些以节操自诩的忠明分子的公开诽谤,但他一直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那就是正是由于他自己甘心忍辱负重,才使毫不必要的流血得以避免,许多人的生命得以保全。对钱谦益,这种羞耻与骄傲的复杂情感,还变成了一种对“以招抚江南为己任”的迷醉。他派其私人幕僚周荃去多铎那里,告诉他说吴地百姓一向驯顺,因此不需诉诸武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平定。此后,钱谦益向多铎提供了一些可以承担江南安抚使命的文士姓名。从1645年6月12日开始,300多南明官员被任命在江南担任职务,而且这批行政官员中的掌权者,不是属于赵之龙一派,就是属于钱谦益一派。他们随即就和各个江南中心城市的绅士领袖取得了联系。他们以钱谦益专门选定的“天与人归”为口号。他们许诺去阻止清军屠刀之下的成千上万的汉人被杀死,但前提是这些地方绅士必须保证老百姓的归顺,把赋税和户口的簿册交给新政府的使臣。正当一些大使被派往苏州和松江等要地收取赋税户口簿册时,钱谦益一伙发出了精心谋划的呼吁,要求江南绅士共同分担维持公共秩序的社会义务。比如,在上海,那里的沿海乡村遭到了海盗潘复的劫掠,为清朝接管行政的那些官员向这个地区的乡绅明确指出,新的秩序需要合作性的自卫。在召集起那些长老和宗族首领之后,那些清朝的合作者又特别强调,他们的社会义务就是使那些制造混乱的人归顺当局统治者。

                        乡绅们的矛盾心理

                        就某种程度而言,所有乡绅在社会秩序的稳定中都会得到好处。然而,在从特定阶级利益角度考虑通过与新政府积极合作而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同时,这些乡绅却仍然还保持着他们忠于前朝的传统,因为那个王朝使乡绅处于很高的社会地位之上。表达这种忠诚,并在同时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信仰之间的这种冲突,一个办法就是献出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江南是士大夫最为集中的地区,因此在1644年这里的自杀现象非常之多。几百名当地的士大夫当听到崇祯皇帝的死讯时,用投水、绝食、自焚、上吊等形式殉节。这个省的地方志里的一份材料很有代表性:许琰,字玉重,长洲诸生。甲申闻闯贼变,大恸哀。诏至跃入胥江,家人驰救之,遂绝粒。遗诗云:忠魂誓向天门哭,立请神兵扫贼氛。不时有这种情况:整整一个家庭都采用这种方式自杀了。一个亲人自杀了,那么父亲、兄弟或儿子的死亡,便又以新的悲痛刺激了其他家庭成员。他们不论是出于公或私的考虑,都会立即自杀。在一个事件中,13名家人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经常地,有一个立誓必死的家长安排这种自杀行为,有时是把全家人锁在住宅中,然后放火把房子点着。在华亭的一个事件里,一个执意要死的士大夫,让16名家庭成员一个接一个跳进了家里的水井,最后他自己跳到这些尸体上,也死了。集体自杀也发生在家庭以外。一个特别狂热的文士可能会决定自杀,而他的榜样又会鼓舞其他的人。当一个叫许王家的漳州年轻诸生听到皇帝的死讯时,他穿上学子的服装跳进了河里;其他人立即加以仿效。有时士大夫也采取很平静的死法。一个很知名的文人,听到李自成占领了首都以后,便穿上他的儒服,从此不吃不喝;此后的日子里,朋友、亲戚、同仁和学生们怀着敬意围坐在这位庄重的老学者身边,他一言不发,慢慢离开了人间,另外的人们则采取了更为冲动和更为壮观的做法,跑到附近的孔庙,或庄严地焚烧他们的学人袍服,或在殿壁上写下一首剖白忠贞的诗句,然后自杀而亡。有记载的殉难者除极少的例外都是士大夫。这种对灭亡了的王朝坚定不移的责任感,显然是社会地位所赋予的义务,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良知的问题。尽管这个时候有些人因为供养父母的考虑而没有自杀,但是像这样的自我牺牲,其道德意义是明确无误的。另一方面,成为勤王者并投入武装抗清活动,也是士大夫的一种政治和道义上的报恩之举。因为这些忠君之士反抗中央统治,因此他们很容易被混淆成农民起义军。与此同时,他们还把各种无法无天的人吸收到队伍中来了,士大夫本来是最怕这种人的。时间一长,这些忠君的文人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群与之没有共同价值观念,也不能容忍其行为的人中间了。清朝统治者显然很喜欢强调忠君分子队伍的社会成份乌七八糟,尽管这些官员完全知道强盗与义军两者之间的区别。政府文件照例把忠君义士称做“土匪”或是“强盗”,清朝官吏常常指责义军的士大夫领导人把命运交给了下层盗匪。忠君分子对此有过回答。一个出身官僚家庭的广东学士马应房,在被捕后受到清朝的一个刑部官员的审问:“若父为太守,若为诸生,何敢作贼?”这位忠君之士曾经帮助广东的义军领导人陈邦彦组织了一支土匪军队,他并不想否认他与一群亡命之徒有过联系。不仅如此,他还回答到:书生空拳,非藉彼事不集。独不见文丞相招合峒蛮,岳武穆指挥杨么军乎?这个时代确实需要像马应房这样的人:即擅长驾驭指挥那些市井无赖和雇佣军的热诚的文人。有时,这样的人出现在失意者之中。比如,1645年6月在浙江北部嘉兴抗清力量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做张叔菴的未得朝廷任用的诸生。他嗜酒性烈,在清军占领之前,一直是许多为谷物和财产权而械斗的“乡党”首领。张叔菴生性暴烈,甚至威胁到了他周围的那些人;但是在他的地方武装被打败以后,他没有逃避逮捕而赴死遇难,因此他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赞。即使是在包括了各地各种队伍的乡村抵抗力量高层领导人中,也仍然需要这样的人,他的学识的力量足以协调各个独立文人集团,其体魄膂力又足以震慑那些下层分子,把他们召纳为部属。比如,1646年广东抵抗力量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明代的举人和前阁部侍郎黎遂球。记载广东忠义之士的材料屡屡提到一个又一个由黎遂球推荐任职的人。他本人是这个省四个享有盛名的文人团体的成员:南园诗社,集中在骆宾王周围的番禹区文人团体,文社和白云山诗社。就像黎遂球把许多不同的文人团体集中在一起以保卫唐王一样,他亲自从广东海盗中为苏观生在江西南部的防线招募了一支援军。1646年10月6日赣州失陷时,他和这些人一起战死在那里。实际上,对于一个“领导”着一个抵抗运动的忠君文人来说,他常常会突然发现他招募到的士兵实际上不过是一些脱离了百姓生活的,因无以为生而铤而走险的罪犯。太湖地区的忠君之士要求杨廷枢加入他们的起义时,他问他们怎样得到给养,他们回答说“取自百姓”。杨廷枢说:那样的话,你们就是强盗,那还有什么正义可言?在这两个不同的事例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士大夫对最容易加入勤王运动的这一类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因为“文人赤手空拳”,只能靠忠诚和正义的信念去指导这种与下层人的联盟。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文人很快就失望地发现,这些近乎于罪犯和强盗的人蔑视那些有教养的学人,以及他们所珍视的社会良知,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忠君的信仰。因此,作为农民保护人的士大夫的理想化的责任,使他们在原则上不愿与那些无法无天的人结为联盟,他们总是把这种人看成是定居的农耕社会中靠抢劫为生的强盗。而且因为许多地方乡绅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责任,因此,他们很容易响应新政府的呼吁,以避免把自己及其举措与一种匪盗横行的状况联系起来。当然,这些士大夫同时也懂得农民制造社会动乱的能力,特别是在江南这样的地区,由于不断地社会分化,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彼此冲突的可能。

                        江南地区的经济分化

                        在中晚明时期,农业的商业化,相应伴随着一种复杂动荡的社会状态的出现。在经济上,随着地主和佃户将维持生计的谷物收成改变为植棉、养鱼和桔园、桑园的经营与茶的种植,新的农业形式在江南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管理技术发展了,常常需要使用雇工或是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劳动力。这种管理农业的新形式要求更多的资本投资,特别是要用于灌溉,并且日益集中在管理地主手中。然而,改善农业技术的所需成本,决不是导致土地集中的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农家变成了“富户”(这常常是依靠经商和公职来取得的),那么,与不够富裕发达的人家相比,它就更容易保护他的家族免遭赋税之苦。这在明后期江南赋税变得十分沉重时,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当地方的总的赋税负担之增加时,那些在当地有政治影响的人家便可以通过乡绅的掩庇或通过里甲制度来虚报土地。1567年,南直隶长官上报说,在苏州、松江、长洲和靖江四个府县,有1995470亩土地是托名假冒的,有3315560亩土地在许多里甲中被以欺骗手段分割开来。这种逃避了赋税的农业经营,显然可以使用更多手段应付自然灾害。比如,在1589年嘉兴地区的大旱中,这个地区一半以上的农民或是离开了土地,或是将其土地交给那些富户,自己则变成他们的“客”或佃农。越来越多的土地开始集中到富裕的地主家庭的手中。这些土地所有者的许多人也是官僚集团成员,他们可以利用免役权使其财产免征赋税。在农村土地资源的竞争中,这个社会阶层——在16世纪它被叫做“乡绅”——取代了在明初负责收税、分配徭役、决定司法、管理灌溉的粮长的位置。在15世纪30年代南直隶巡抚周忱的赋税改革以后,粮长在地方长官那里失去了一些他们的权势和威望,但是他们仍然是在乡村居住的“处士”,收买土地,高利盘剥。作为深深扎根于乡村社会的当地居民,这些处士粮长在理想上是宽仁的家长式的。在嘉靖时期,有一段时间曾经是终身任命、父终子继的粮长,开始变成为轮流承担的职务,常常指定大地主担任。这样当处士失去他们在本土的半官方地位时,官僚乡绅就越来越可以使用他们的免役权,使其土地免征赋税。而且因为他们大都住在城里,因此和处士不同的是,他们对他们的佃户和劳动力很少感到有家长式义务,这就可能导致了晚明时期阶级冲突的加剧。不过,许多乡绅,特别是那些致仕官僚,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田庄中,极认真地执行他们作为“士隐”的责任,帮助解决一些公共问题。江南大土地所有者的田庄,常常是一些十分多样化的产业,把畜牧(鱼、家禽、猪的饲养)和园林(漆树、蔬菜和桑林的种植)结为一体。到明代晚期,一个新现象业已出现,这就是士大夫官僚成了田庄经济的管理人。当时的很多材料表明,那些官僚从官场致仕归乡后,就专事农业管理;培育新的谷物,分派各种农活,督责女仆纺绩。家仆开始被认为是一种投资形式;我们也看到很多材料说,那些父辈的乡绅要儿子好好供养那些雇工和合同工们吃喝,以使他们能好好干活。退休的地方长官们现在发现,亲自管理家仆秋收,指挥他们建造房屋和整修水利,是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就像当地的一位贵妇人提醒她丈夫的话:你既然已身无官事,那么就该专心家事了。尽管这种农业管理趋于一种半庄园制度,甚至它还包括了直接由大地主经营的以牟利为目的的手工作坊,但是对中等和富裕的农民来说,还是有机会专务于土地的。常常是丈夫耕作,妻子蚕织。实际上,在晚明对妇女的日益重视(显然这也与她们文化知识的增长有关),可能反映了她们新的、更为重要的经济作用——许多时候她们为家庭带来的副业收入,要远远高出土地正常耕作所带来的收入。这样的家庭可以从丝棉制品的不断上涨的价格中获利,因此,许多中等农民家庭在这个时期变成了富裕农民,甚至成了管理地主自然,从小的地产扩展为大土地经营,依靠的是充分的劳动力,他们在明的中晚期也在增加。这种劳动力大军增加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价

                        之鞟。作为一个南京陷落时不光彩地怯懦出逃的大臣,马士英一直是弘光政权所有弊端的象征。思想家刘宗周后来评论道:“士英亡国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为宰相,弃天子,挟母后而逃者”。不妨说,马士英的行为是如此地不光彩,以至其后那些决定投降的人,倒像是合情合理的——他的行为既然如此卑劣,那么相比之下,他们投降简直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南京的投降

                        钱谦益是最早知道马士英出逃的高级官员。在路过马士英的住宅时,他看到大门洞开,守门的卫兵已无影无踪。于是,钱谦益、赵之龙和王铎组成了一个残缺不全的政府,他们在6月6日正式集会以讨论这个政权的命运。看来在人们心目中,他们会把这个城市交给清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唯一有争论的主要问题涉及到假太子。有一些官员想让他正式登基,做他们的皇帝。赵之龙(他曾从城外招进卫戍部队,估计一旦需要的话,就用以清除暴民的势力)直截了当地反对这个主张。他指出,如果在这个时候加冕一个新君,那么以后关于他们投降的外交谈判就要受到牵连。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这个假太子应允许留在宫中,每一个大臣应发表声明以安抚百姓,而真正的政府——由现在正在开会的官僚们组成的内阁——将继续致力于城中百姓的投降事宜。他们已经一致同意投降了。奇怪的是,竟然很少有人对这个决定表示异议。但可以肯定,当清军日益逼进、赵之龙正在安排欢迎多铎的正式准备时,还是有几个人被深深地激怒了。当赵之龙准备封检户部库房时,户部侍郎刘成治奋拳痛揍了他一顿。不过,在6月8日多铎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实际上整个南明政府都在那里迎接他。两个御史首先欢迎他,随后,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把人淋得透湿的暴风雨中,由赵之龙率领下的其他149名南明文官,在首府门外列队迎接那位径直扎营于城市主门前的清王。多铎受到的欢迎和多尔衮在北京受到的欢迎一模一样。双方的交谈仍是那一类话语,满人同样表示了对明帝皇陵的担心和对这个政府的关切。把账册交给多铎的赵之龙被封作“兴国公”,其他降员也被授予礼品和官阶。比如王铎进入清廷,后来他成为礼部郎中,司掌弘文院的工作,编写清太宗时代的《实录》,并主持1647年的殿试。就在多铎在军营里宴请南明高级官僚时,南京的小吏和平民正在聆听公告。公告谈到福王的盛宴狂饮,谈到他的内阁成员的贪赃枉法和仗势欺人,并说这些弊端现在将得到整肃,一个新的政权将保护百姓们的正当利益。就像在北方一样,满人军队给那些目睹他们接管城市的南明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满军入城之前,赵之龙已经命令家家户户准备好香炉,并把“顺民”、“大清皇帝万万岁”等字贴在黄色条幅上,挂在家门口。到6月16日这些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南京巨大的城墙中沉重的玄武门摇摇晃晃地打开了,在仍然身穿红色绸服的豫王率领下,满汉部队开了进来。不过在安顿士兵时也有一些小小的摩擦。有一条线,画在城市地图上的通济门与大中桥之间,把城市分为东北和西南两个部分。清军将驻扎在这条线的上方,而南京市居民住在这条线的下面。这很快就导致了很大的麻烦,住户们不得不打点他们的行装,穿过清军的防地,进入指定的居住区,而那里房价在飞涨。不过就像在北京时一样,居民迁移看来确实在满军驻扎区域减少了犯罪、特别是强奸罪。因为这支被人为地分隔开的部队受到约束,即对违纪行为加以严厉的军法惩处。这既是为了加强纪律,也是为了给南京市民留下好印象。6月16日多铎下令,将8名因为违纪抢劫而被逮捕的旗人公开处死。多铎入城之后,他首先向赵之龙询问的事情涉及到伪太子。满族上层人物显然把他当成了真正的王位继承者。次日,赵之龙带着一个人来到了多铎的总部,他向多铎介绍说这是王之明。没有关于此后谈话的记录,但是后来多铎告诉赵之龙说:我们一时不能确定真假,一切等我们回到北方以后就会清楚的。不过,此前多铎似乎已经认定,王之明是真的明太子。终于,在6月15日福王被俘并且三天后被带回其故都南京时,他作出了反应。福王的归来是不光彩的:五月二十五日(6月18日)丙午……弘光以无幔小轿入城,首蒙包头,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一进城,弘光就被带到了灵璧侯府邸,那里正在举行一个宴会。宴会的主人是多铎,客人有假太子和赵之龙等南明礼部官员,多铎让弘光坐在假太子的下位,又生怕弘光没有觉察到这种悔辱,便尖刻地指责他篡夺王位。为什么——多铎质问道——福王没有把皇位给名正言顺的太子?为什么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打大顺农民军?为什么满兵占领扬州的消息刚一传来他就逃离了南京?就连假太子也被这连珠炮般的质问吓了一跳,他试图为福王辩护,他说他最初还是得到了款待,只是由于奸臣干政才变糟了。不过,多铎还是不紧不慢地挖苦弘光说,如果弘光在清军渡黄河以前向清发起进攻,那么南明军队本是能够取胜的。接下来福王想替自己辩护,但却无言以对,而且已经汗流浃背了。他只有在众人面前难堪地低下头来,装聋作哑。宴后,他又被送到南京城外监禁。尽管多铎在几个南明官员的陪同下去看望弘光,但也只打听了一下马士英的下落,这位昔日的皇帝显然已经不再是一位公开露面的人物了。随后他被解往北京,在那儿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过,并且第二年就被秘密地处死了。接着,假太子也在清军一个无人知晓的营地销声匿迹了,从那以后,外人再也没有看到他。据说在北京当局的命令下,1646年5月23日他和其他一些名字被义军所利用了的明皇子们一道被集体处决了。

                        大赦

                        6月19日,多铎下令公布多尔衮对江南老百姓的一道特别赦令。赦令写道: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又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凡各处文武官员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顺者,论功大小各升一级。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为俘。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国诸王一体优待。其福王亲信诸臣,早知改过归诚,亦论功次大小,仍与禄养。除了当即同意大赦和许诺官职升迁外,多尔衮的这道赦令——它肯定是李雯写的——贯穿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口吻,似乎是要使人们更加相信此时满人统治这个帝国的决心。晚明社会复杂混乱,政局动荡不定,派系变幻,观念歧异,惶乱犹豫原是这一时代的特色;但正是清朝这类赦令文告中表现出的那种君临天下的口吻,大大消解了那种惶乱犹豫。尽管对南明官员的罪过施加了高压措施,这种声明中充分的自信却使许多人为之折服了。同一天,即6月19日,绝大多数南明朝廷的官员来到豫王的军营,把他们的名字登记下来供新政权任用。钱谦益和王铎拟就了一份在赵之龙签署后得以发表的公开声明。这份声明首先为他们与清廷的合作辩解,然后就向人们发出了归顺的号召。自辽金元以来,由朔漠入主中国者,虽以有道伐无道,靡不弃奸而构衅,问罪以称兵。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戴天之贼,报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对于这个冗长的、精心措辞的设问,其回答显然就是:从没有任何一个征服者王朝可以和清王朝相提并论。这份声明接着便以谄媚的口吻叙说道,清朝恢复了首都的秩序,重修了皇陵,安抚了皇帝的在天之灵,平息了官员们的悲愤,照顾了皇室,给百姓带来了和平,给官员以工作,继承了前朝旧制。当清军进入南明首都时,太阳突然普照中天。清兵受到纪律约束和限制,因而城里百姓又可以自由地赶集,“三代之师于斯见之”。毫无疑问,南明首都的官员们已经投降了这支正义之师。靖南(黄得功)复役,谁为一旅之师,故主(福王)来归,弥崇三恪之礼,凡我藩镇督抚,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

                        改换门庭

                        无疑,几乎所有的南明官员都投降了。后来在晚明历史中对此有一段不以为然的记载:国破,(高)倬投缳死。五月,南都破,百官皆好降。据人们所知,除了高倬之外,还有六个人(不算两三个没有留下姓名的自杀者)殉节。他们和国子监生吴可箕一样,其殉节是出于亡国之耻,而不是对皇帝投降一事引咎自责(福王毕竟抛弃过他们)。在南京关帝庙吴可箕自缢而死,他留下一首诗:蹇遇逃君臣,临危犹保身。操心死国难,恥服北夷人。曾经痛打过准备投降的赵之龙的户部郎中刘成治,也为这种在危险面前怯懦之行而羞愧。他凄楚地目睹了首都的官员们列队前往多铎军营的情景,对他夫人悲叹道:“国家养士三百年,岂遂无一忠义,以报累朝恩?”刘成治对此的回答是在家中自缢身亡。而黄端伯则选择了一种更为激烈的殉难方式,这位在礼部供事的姜曰广的学生,坚决拒绝了友人让他扮成老僧逃往深山的建议,而且还傲慢地拒绝了豫王的召见。这位满族亲王派士兵把他强行押来,但即使这样,黄端伯仍然拒绝在多铎面前戴上帽子或是驯顺地鞠躬。据说多铎为黄端伯的这种傲岸所动,愿意给他安排一个职务,但是黄端伯拒之不受。多铎问他,福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贤主”,黄端伯回答说。多铎又问他凭什么这样讲,黄端伯说,“子不言父过”。黄端伯甚至在多铎面前为马士英辩护,认为马士英至少没有投降,“不降即贤!”最后黄端伯被杀害了,但是他的傲岸不屈的故事,被那些希望找到一些在南京陷落后知识分子气节证明的历史学家仔细地保存了下来。忠君的历史学家们,对那些在南京陷落之后继续武装抗清的弘光大臣也奉献了赞颂:像朱继祚,他抗击了清人对兴化的进攻,在为鲁王政权效力时被杀害,像蒋若来,后来他在其盟军降清之后自杀了;像沈廷扬,他帮助把崇明岛建成了复明分子的海上基地,并且在唐王和鲁王旗帜下战斗;像郭维经,他是唐王的吏部和兵部尚书,后来死于赣州保卫战;像何楷,他是唐王的户部尚书,在1646年赣州失陷后抑郁而死。尽管有这大批光彩夺目的忠君英雄,但事实仍然是,几乎所有在弘光政权中任职的重要大臣,在城市最终陷落以后都欣然地接受了清人的统治。可以发现,满人自己在私下里对那些改换门庭的汉人相当地蔑视。一方面,他们的征服得到那些自愿投降的人的帮助;而且像多铎这样的人能极为熟练地运用礼貌的言辞来使那些降官们相信,他们的决定将得到敬重,他们个人也将受到礼遇。另一方面,满族首领对那种抵制投降的精神也表现了极大的赞赏。像黄端伯这样的人的故事,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舒慰了受到南京陷落打击的中国人的情感,而且某些史书自然也强调了征服者自己也对这种勇敢表示了敬意。不过有些故事(当然也可能是谣传)——像史可法会见多铎的故事——却也足以反映了满人对抵抗行为之赞赏的不情愿的一面,以及对那些迅速投靠新主者的难以掩盖的蔑视。这里,在多铎一份简短地叙述南进占领南京情况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它跟有关忠君之烈士的细节详尽的记载形成的强烈对比:它在叙述扬州毫无希望的抵抗时令人惊奇地简略,却把南京那些可耻的投降者尖刻地一一列举出来。我兵于四月五日自归德府起行,沿途郡邑,望风投顺。十三日离泗州二十里,夜渡淮。十七日,距扬州城二十里列营。十八日薄城下,招谕守扬州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胤文及二道四总兵降。不从。二十五日取其城。获可法,斩之,并戮其据城逆命者。五月初五日,至扬子江,陈于北岸。初九日,黎明渡江。初十日,闻伪福王率马士英及太监等遁去。命贝勒洪巴图鲁尼堪等往追擒之。十五日,我兵至南京。明忻城伯赵之龙,率魏国公徐州爵、保国公朱国弼、隆平侯张拱日、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淮城、灵璧侯汤国祚、安远柳祚昌、永康侯徐宏爵、定远侯邓文囿、项城伯韦应俊、大兴伯邹顺孟、宁晋伯刘允基、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安城伯张国才、洛城伯黄周鼎、成安伯柯永祚、驸马齐賛元、内阁大学士王铎、翰林程正揆、张居、礼部尚书钱谦益、兵部侍郎朱之臣、梁云构、李绰、给事中杜有本、陆郎、王之晋、徐方来、庄则敬及都督十六员,巡捕提督一员,副将五十五员,并城内官民迎降。其沿途迎降者,兴平伯高杰子高元照、庸昌伯刘良佐、提督李本深、总兵胡茂正等二十三员,监军道张健、柯起凤、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根据这份失败记录,实际上南京的整个复明政权和它在前线的大部分军队都这样投降了敌人,为他们的新主子将来征服江南提供了骨干和军力。不过,在南明政府之外,这种屈辱的投降深深地激怒了那些听到这个消息的文人学士,因而他们对前朝的忠诚反而相应地加强了。在一首叫做《赭山》的诗中,两位忠君殉难者潘柽章和吴炎写道:阮与马共天下,偏地职方司漫天。都督府金舆玉辇不知处,黄旗紫盖渡江去,赭山高兮无极,烈火烧空兮焦石,烛龙无光不照地,猩猩怒嗥向人立。我纵言之复何益,主失势兮恩为仇,客操柄兮羊化彪。总之,士大夫的卑怯归顺,也刺激了另外一些士大夫更强烈的抵抗。
                          1645年1月11日,多铎报告了北京城的投降,《世祖实录》第十二卷,第140页。李际遇的情况,见《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859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七卷,第30—31页;《清史别传》,第七十九卷,第15页。?史可法知道,大顺农民军已经全部撤到山西,因而他希望在尽可能偏北的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为向北发展做准备。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99—200页。?许定国投降满人是在杀死高杰同时还是在此以后,还有一些疑问。所有编年史都认为高杰是在1月8日夜晚被杀死的。许定国投降满人,看来很可能是在1645年1月28日到2月6日之间。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107页。?应廷吉:《青磷屑》第二卷,第11—12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413页(第二一二卷,第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87—88页。高杰部队在2月8日发起进攻,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1页。以后许定国帮助满人攻占江南。1645年他因为妻子病重回到了北方。1646年他在死前加入了镶白汉旗。《贰臣传》第七卷,第3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15页。多铎只有1万人的军队,由于许定国及其同伙的叛变而增加了4倍,见刘:《史可法》,第14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118—12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90页。许定国的叛变极大地影响了清的政策,促使多尔衮南下。“豫王(即多铎)渡河,兵不满万。合许定国军,声大振。先是定国杀高杰,杰妻邢氏请于史阁部,必报其仇。定国惧,乃纳款□□,请兵南下而己为向导。时摄政王初定北都,南下之意未决。得定国,乃决策南下。豫王以轻兵径行千里,直抵扬州,定国一人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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